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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论文:高等教育自然科学教材特点 1.界面友好,便于自学 这可以从下述几个事实看出来: (1)全书分上、下两册出版,文字和示意图占了绝大多数,公式很少。即使有,只是列出一些公式,绝少公式推导。 (2)行文更显散文味。如第7章第3节讲述“水波”。文中开头是这样写的:“水波是很容易看到的,当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你就在澡盆、湖和海里看到过水波了,毫无疑问,观看美丽而复杂的水波时,你一定体验到伟大的美的乐趣。现在我们希望享受理解它们的智慧的乐趣”。 (3)从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入手,引导学生逐步迈人探求智慧的抽象的王国。例如,在讲解驻波这个物理概念时,该书描述怎样用一个矩形金鱼缸或某种容器来形成水驻波并观察之,最后采用数学语言进行描述。 教材如上述组织和行文,给大学生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从实际生活中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进而作第一步抽象(用数字语言)定量描述问题的训练和启发。这才是科学研究所本应遵循的认识路线,因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既是科学研究的源头,又是科研为之服务的对象。如此编写大学低年级学生的教材,既能激发学生探求自然科学的强烈兴趣,又便于学生自学,有了探求钻研的兴趣,才有后续的艰苦科研的动力源泉。能够自学,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对教师授课的依赖性以及改变日积月累沉淀的思维定势和心理依赖,这样才能开启创新思维之门。 2.学以致用,激发学生探求智蔽的兴趣 例如,在第8章讲解光学的偏振概念时,则在课后补充了一个课外实验:“虹的偏振:它是偏振的吗?你可用花园水龙头中喷出的蒙蒙水雾来代替雨(做这个虹的实验)。”这样的课外实验其好处是明显的,既可以让学生真正掌握已学的书本知识,又可以从中发现新的问题,如是,则创新思维萌芽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即便是对于自然科学一加一只能等于二,教材如此处理,也能启发学生从各个角度和路径去体会一加一等于二的真理性。这样做既有利于培养发散思维,有利于摆脱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单一性,也有利于创新。论文百事通 3.破解神话,培养学生坚持科学反对迷信的科学素养 例如,在第8章讲述光的偏振时,引述了下面一个传说:“九世纪的北欧海盗既没有罗盘也没有偏振片可供航海导航。晚上他们用恒星。白天,当太阳不被云层遮蔽时他们用太阳。(该传说前面还附有一个说明:在高纬度区如北极圈内,磁罗盘不再可靠了。太阳也很难用于航海,甚至在中午它也有可能低于地平线)。根据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传说,北欧的航海者采用的是不可思议的‘太阳石’,甚至当太阳被挡在云层后面时,也总是能够定出太阳的位置。这种太阳石是什么?长期以来是个谜”。接着作者介绍了一个10岁的小孩,如何在父亲的帮助下,破解了这个谜。问题到此还没有完结,著书者又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传说中不管天气怎样,太阳位置永远可以被不可思议的‘太阳石’所确定。你相信这种说法吗?”。 写到此处,笔者有些感触,应该说中国政府和国内出版同仁在坚持科学、反对迷信、反对伪科学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和工作。但奇怪的是,居然会出现水变油的“发明创造”?该场闹剧牵涉范围之广也令人费解。或许国外同仁的做法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4.提示惯性思维的误区 例如,((光缆》一书(福富秀雄编著?李先源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1989年)在谈到光缆传输损耗时,“现在已经可以制作0.2dB/km的低损耗光纤,这一损耗值相当于能分辨100km远处的特体的大气透明度,即相当于从日本东京市看到富士山时的大气透明度。”国外教材一般在谈到一个抽象的概念时,总是想办法找到一个生活中的常识性知识以加深读者的理解,这似乎是他们的一个惯例。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人类第一次试爆原子弹时,物理学家费米向空中洒一些纸片,就粗略知道原子弹的爆炸威力相当于多少吨常规TNT炸药。新晨 引述这个例子,笔者更想描述当时读到这段文字时的感触: (1)原来大气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光传播媒介,物像能传播那么远! (2)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能够只凭肉眼就观察到许多天文现象。 (3)人类科技在进步在发展,但另一方面被污染的空气不但模糊了我们的视线,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形成了我们的惯性思维定势。 (4)为什么现代医生诊断疾病都越来越离不开仪器设备,有些本可以靠“望、闻、问、切”等传统手段就可诊断的小病,借助仪器设备却越弄越糊涂了。 乘坐过飞机的朋友可能会有这个体会:当飞机冲破云层,在蓝天白云之间飞行时,视野为之一新,心情为之一振。但愿读者诸君:即便在大多数情形下,天空上飘浮的是灰云,却不要错误地认为天空本来就是灰色的;而能够大胆地设想,或许其后面有一片无遮无挡的广阔的蓝天白云。 自然科学论文:性学习在自然科学教学中意义 【摘要】在初中自然科学教学中实施研究性学习,应结合实际,实施教育程序中要充分体现课题的开放性、实践性,注重实践与理论联系,充分发挥教师的角色作用。 【关键词】研究性学习自然科学教学 研究性学习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逐渐兴起的一门全新的课程模式。其内涵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学习为基础,从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并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从广义上讲,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主动探究的学习活动,是一种学习的理念、策略和方法,它适合于各学科的学习;从狭义上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教学过程中以问题为载体,创设类似一种科学研究的情景和途径,让学生自己去感受,通过探究,主动地获得知识。其意义在于改变学生单纯地按教师传授知识为主的学习方式,为学生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让学生通过亲身实践,从多种渠道获取知识,并将得到的知识加以综合应用于实践,使学生养成科学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策略,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这种方式具有综合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等特点,需要通过较高水平的思维来学习,既强调理论知识又重视社会实践,最适合未来与现代化社会的需要。 1研究性学习实施的要求 1.1教师要转变观念发挥其应有作用 研究性学习是师生共同探索新知识的学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权威,而是学生的平等学习者、组织者、指导者,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参与,带着各种疑问,怀揣各自兴趣,在教师的指导下彼此讨论学习,共同探索发现、解决问题。作为指导者,教师的作用应重新构建,教师要及时了解和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组织指导学生,了解学生在学习中的困难和对知识的需求,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提高学习积极性,为学生提供信息,启发思路,补充知识,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质疑、探索和创新。同时研究性学习对教师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随着研究性学习的不断深入,教师会失去对学生学习内容的垄断,且会使教师感到自身知识和能力的不足,再加上其他客观因素,将会使教师产生危机感,甚至会失去信心。因此,实施研究性学习,教师必须首先转变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这是推行研究性学习的首要条件。 1.2课题的选择 选好课题是研究性学习活动成功开展的关键。课题的选择,既要符合教材的特点、学生的兴趣爱好和认知水平,又要考虑对学生的发展和能力培养,特别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发展,为学生终身学习打下基础,同时还应考虑学校的研究条件。课题的选择难度应由浅入深,递进式发展,否则会影响学生的主动参与性,开始阶段由教师按学生的知识水平选择好课题,随着活动的不断深入,当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达到一定层次时,应鼓励他们自主选题,使学生的主动性得到更大发挥.选题时应着重注意如下问题。 1.3课题的选择应具开放性 研究性学习强调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学习为基础,其内容来源于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立足于研究、解决学生所关心的一些社会问题或其他问题,涉及的范围广且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教师在整个过程中是参与者,是平等的学习者、指导者。研究的内容和形式要突破现有学科教学的封闭状态,在开放、主动、多元、合作的学习环境中进行研究性学习。对同一课题,由于个人的兴趣、经验和研究条件的不同,研究过程的设计、方法、手段、结果等都可能不同。这一切都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思考问题、探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交往合作的能力,为学生和教师的个性特长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而形成一个开放的学习过程。自然科学教学中,可向学生开放实验室、图书室,深入社会调查,让他们自己设计、操作、完成实验,自己查阅资料,向社会选取研究素材。 1.4注重实践和理论的联系 研究性学习特别强调理论与社会、科学和生活实际的联系。初中自然科学本身来自于自然,研究自然界的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学科,研究性学习方式适合自然科学教学,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亲身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努力为学生参与社会活动提供可能条件。 2研究性学习的实施过程 2.1确定研究方案 学生在确定课题后,首先积极引导学生对课题进行认真分析,找出问题的所在,建立问题研究的基本框架,提出预期目标,进而组织学生通过查阅、访谈、请教专家等途径,有效地收集所需要的信息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析、判断、归类,得出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案。新晨 2.2进行探索研究 在探索性研究过程中,学生应根据个人或小组设计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进行调查研究,调查中要仔细观察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并作好调查记录,对涉及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分析,进而得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或观点,形成初步的研究成果。 2.3进行交流、评价 学生在分别收集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自己通过调查研究收集、整理的资料,以及初步研究的成果用书面材料或口头报告材料通过辩论会、研讨会、搞展板、编刊物等形式,在小组内或班集体上进行交流,发表各自的观点和见解,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价,从而形成报告。通过实践、交流、研究,逐步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流程和方法,锻炼与他人进行交往合作的能力,学会客观地分析和辩证地思考问题,养成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进而培养他们的创新思想和创新能力。 3结语 总之,研究性学习在自然科学教学中的运用,是符合课程改革发展的需要,响应了素质教学的要求。同时它更是一种学习理念的改变,这种改变会逐步融入学生的成长之中,是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必然选择。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性学习不同于传统的学科教学,它不必追求形式的完整性,只要达到探索的目的,能科学地解决问题就行。本文所论述的研究性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只有始终坚持学习探讨运用,才会真正起到学生学习观念的转变、教师教学能力的转变,最终为学生和教师的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内容 [摘要]地方文献资源是西部大开发中实现区域振兴赖以凭借的最具活力和最具潜力的信息支柱之一。西部地区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西部地区自然知识和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是地区文化战略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针对目前西部地区乃至我国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和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工作薄弱的状况,论述开展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并对研究的总体目标和主要内容进行探讨。 [关键词]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研究意义研究内容 在20世纪末,我国政府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这项宏伟的跨世纪工程,不仅关系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西部大开发,“资源”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信息资源”尤为重要,而地方文献资源则是西部大开发中实现区域振兴赖以凭借的最具活力和潜力的信息支柱之一。 西部地区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西部地区自然知识和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是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不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现实角度看,无论在西部地区还是在全国范围,地方文献研究和地方文献工作还主要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在地方文献研究领域,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专门性研究至今尚未有人问津,还没有真正纳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而得到普遍关注;在地方文献工作领域,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的力度、广度和深度非常有限,还没有完全纳入地方文献工作部门的重要议程而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由于我国地方文献领域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认识和重视不够,致使其理论研究薄弱,应用研究严重滞后,从而直接影响了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深入挖掘整理和广泛开发利用。这种现象的存在,既不符合地方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客观规律,也不符合区域开发建设和地方文献工作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严重制约了地方文献资源价值和功能的全面发挥。这是西部地区乃至我国地方文献资源研究和建设中的一个应该引起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 1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重要意义 自然科学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向来为我国国家领导所重视。早在1958年8月9日,总理在北戴河接见北京大学教授邓衍林时就指出:“图书馆为科学研究服务,除编印全国性的总书目外,还要根据科学家的需要,进一步把历史文献中的科学技术等重要资料,用最新最科学的方法,系统地迅速地整理出来,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1978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1988年,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地方文献资源是地区文化战略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纵涉古今、横跨百科的综合性地方知识宝库,地方文献资源记录和反映的内容范围非常广泛。西部地区的地方文献资源中包含有极其丰富的自然科学文献,在西部大开发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研究,实现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工作与西部地区开发实际的有机对接,进而有力地推动西部地区的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是地方文献领域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2.1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理论意义 2.1.1完善地方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建设目前,我国地方文献学的学科建设研究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重要发展阶段。在2007年国家图书馆举办的第二届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国著名的地方文献专家来新夏先生发表了“地方文献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重要演说,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关注。他提出了地方文献学“考究文献积存,辨识学术价值,力求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认为“地方文献目前已进展到可以建设专门学科的时机”①。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是以其研究对象的确立和学科体系的建构为内在要素和基本特征的,其研究对象是学科体系建构的逻辑基点,规定和制约着学科体系的内涵和边界。地方文献学是一门综合性质的学科,其学科建设的基础是由人文社会科学文献和自然科学文献共同构筑的庞大知识体系。地方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各个学科的地方文献,其学科体系是由地方文献学这个主体学科和围绕这个主体学科的若干分支学科组成的学科群体。从学科构成看,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不仅是地方文献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而且是构成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一翼。从学科分化的发展趋势看,未来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地方文献学”,将分别是地方文献学“半分天下”的两个重要分支学科。截止目前,我国已经出版了一些地方文献专著,如《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韩朴编著,文津出版社,1992年)、《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金沛霖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地方文献研究与分论》(林天蔚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中国西部地区地方文献资源论稿》(张利主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2008年,骆伟编著的《地方文献学概论》由澳门文献信息学会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地方文献学命名的专著。但从总体看,这些著作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内容均不同程度地有所忽略和缺失。 忽视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研究,对地方文献学学科建设的综合性、系统性和完整性来说,无疑是一种严重缺憾。因此,针对地方文献学学科建设的薄弱环节,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不仅可以为地方文献学的学科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且可以在理论上极大地丰富地方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对于完善地方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2.1.2促进地方自然科学的学术研究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科学具有继承性,任何科学研究必须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自然科学也概莫能外。 由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不同,所以其研究方法亦有所不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一般包括哲学方法、科学实验方法、数学方法、系统科学方法等,其中,运用科学实验方法是探索自然 ①来新夏地方文献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务组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萧山:内部印界奥秘和创造发明的必由之路,也是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手段,但这并不表明自然科学研究可以忽视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利用文献资料。牛顿说过:“如果说我比卡笛尔看得远一点,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牛顿之所以被人们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正是因为他在求知和研究过程中不断借鉴和修正前人的看法,使其达到更加完善的结果。我国古往今来的诸多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也无一不是在参考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和有所创新的。如我国传统的“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中医学萌生于原始社会,从现存最早的《黄帝内经》开始,通过几千年来历代中医学家不断地总结、借鉴和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才逐渐形成今天具有独特理论风格和诊疗特点的医学体系。 开展自然科学的学术研究,必须了解前人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凭借人类已掌握的各种实验和技术手段,这些主要通过研究过程中文献资料的调研和利用得以实现,其中包括研究选题调研、研究内容调研、研究方法调研、研究成果调研等。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是一个地区自然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总汇,充分利用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是了解和掌握地方自然状况与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的主要途径。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研究,不论对地区自然科学史的研究,还是对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和开发应用研究都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2.2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实践意义 2.2.1推动地方文献工作的全面深入发展系统深入地开展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研究,是全面提升地方文献工作水平的重要基石。众所周知,理论产生于实践,并用于指导实践。任何学科都有“学”和“术”之分,在地方文献领域,关于地方文献资源一系列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研究为“学”;关于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有关的技术工作为“术”。无“术”即无“学”,无“学”则“术”很难有突破性进展,两者相辅相成,关系密不可分。地方文献学源于地方文献工作,地方文献工作是地方文献学术研究赖以开展的基础,地方文献的学术研究则是推进地方文献工作科学有序发展的根本动力。 我国的地方文献源远流长,地方文献工作由来已久。可以说,自从地方文献产生之后,即有与地方文献相关的工作产生,但把“地方文献工作”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或作为一项专门工作来做,则为时很晚,且长期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最初明确提出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是在20世纪40年代,时任广东省图书馆馆长杜定友先生和国立西北图书馆馆长刘国钧先生,他们分别于1941年和1947年明确提出了地方文献工作在省级公共图书馆的地位、作用及工作内容,从而正式开拓了我国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处女地。1957年,杜定友先生撰写了《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利用》讲稿,就地方文献的基本理论和工作内容第一次作了全面论述,为我国的地方文献工作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地方文献工作的发展,我国地方文献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可喜的研究成果,对新时期地方文献工作的不断深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应该看到,目前在地方文献领域“重文轻理”和“厚古薄今”的现象普遍存在。从研究角度看,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学术研究成果非常稀见,其专门性和系统性的研究还没有开展;从工作角度看,无论在经费投入,还是在搜集整理和开发利用方面,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工作在实践中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在西部大开发中,只有进一步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学术研究,才能更加有效地发挥学科理论指导工作实践的作用。深入开展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不但有利于规范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业务工作,促进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与开发利用,而且对于推动地方文献工作全方位的深入发展,从根本上全面提高地方文献的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2.2.2促进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明和许多重大的科学技术发明,世界上有不少创造发明的源头就在中国,这些在我国的历史典籍中都有翔实的记载,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把它称作是“绝对的金矿”。西部地区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渊薮,其地方文献中蕴藏了丰富的自然科学信息资源,包括各地自然面貌的知识记录和古代的辉煌科学成就以及近现代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 这些资源有的以专著形式出现,有的则广泛地分布和蕴涵于大量的各种类型和不同载体的地方文献之中,如书刊文献、方志文献、档案文献、文物文献、少数民族文献、网络资源等。这些文献和信息,不仅详尽地记录了从古至今西部地区各族人民进行长期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丰富实践经验和科学成就,而且客观地反映了西部地区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在促进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如,据《白云鄂博矿区志人物传》记载,1927年,内蒙古白云鄂博铁矿的发现者,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年仅28岁的丁道衡先生,随同瑞典著名地理学家斯文赫定等人赴中国大西北科学考察后写出的《绥远白云脑包铁矿报告》一文(见民国22年《地质汇报》第23号刊),在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地质调查组赴白云鄂博矿区的考察中起到了重要的导示作用,如今的白云鄂博矿区已经成为占世界稀土储量90%的大型富矿,给地方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在于“致用”,开展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地方科学技术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是西部大开发中振兴地方经济、再造秀美山川、促进社会发展值得凭借的重要信息源,对于以区域振兴、科技强省(区、市)为主要目标的西部大开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西部地区的振兴与发展主要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既有赖于引进国内外的高新科学技术,同时也有赖于通过充分挖掘和利用自身本土化的自然资源,实现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和研究成果与生产力的转换。因此,努力拓展地方文献资源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新领域,不断加大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整合揭示和开发利用的研究力度,对于西部地区的建设与发展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3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75-文献资源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系统研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其中涉及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准确把握西部地区自然科学的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是促进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全面深入研究的重要前提。针对西部地区与我国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和工作的历史现状,当前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总体目标和主要内容应该是: 3.1总体目标 建立相对独立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地方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促进人们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关注,推动地方文献研究和地方文献工作从侧重人文社会科学向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者并重的方向转化。 对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基本状况及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现状进行客观的分析、总结和评介,从加强地方文献资源整体化建设的目标出发,提出建议措施,为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提供决策参考服务。 构建面向用户的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工作的知识技术体系,应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从知识管理和集成角度推动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工作的深入发展,更好地为西部大开发服务。 3.2主要内容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概念、科学内涵及其价值与功能研究。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概念、科学内涵及其价值与功能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但业界目前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确切概念和具体内涵尚没有比较精确的表述,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独特价值与功能的研究亦未涉足。因此,应通过自然科学与地方文献概念和内涵的分析,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概念及其内涵进行科学界定;同时,根据自然科学和地方文献资源的自身特质,结合西部大开发的实际,对其在区域振兴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的特殊价值、功能开展研究。 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特点、类型、分布研究。西部地区地域广袤、民族众多,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各具特色,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名目繁多,数量庞大,分布广泛。应围绕西部地区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从文献的记录手段和载体形态、编撰方法和出版特点、语种等不同角度,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科技馆、方志馆、专业科研机构及其它文献收藏单位等不同层面对其特点、类型和分布状况进行深层次的解析和研究,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科学管理、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奠定基础。 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基本状况及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现状研究。西部地区在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深度、广度非常不够,与其潜在的实际价值相比差距很大。应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调研,认真梳理,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基本状况,对前人特别是建国以来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的现状,进行历史性的分析、总结和评价,进而结合今天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和发展的趋势,从宏观和微观管理角度为国家和西部地区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管理和建设提供决策性参考意见。 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数字化集成和特色化建设研究。在当代信息环境下,加快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建设,是实现资源整合集成和开发利用的重要途径,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特色化建设则是充分发挥地区自然科学资源优势的必要举措。应结合西部地区网络化、数字化建设的现状和发展前景,针对各系统文献收藏机构特色化建设的基础和条件,开展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数字化集成和特色化建设的探索性研究。 西部大开发中用户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需求特点研究。实现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知识价值,最大限度地支持西部大开发中各种社会组织或个人的活动,是开展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基本目的。用户的信息需求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的原动力,是影响构建其管理模式、运作机制和技术路线的重要因素。应针对西部大开发中用户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实际需求,对用户的构成、用户的需求特征、需求规律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等开展研究,以真正建立面向用户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收集整理和检索报导体系。新晨 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的管理运作机制、方法研究。构建科学合理的管理运作机制,设计切实可行的技术路线和方法,是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取得实效的重要保证。在认真分析总结以往工作经验和问题的基础上,应深入研究和探讨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业务运作机制的构建、挖掘搜集的主要途径、集成整合的技术方法、开发利用的主要手段等。 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及共享服务平台建设研究。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及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有利于整合地方科技文献信息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激活资源存量、带动资源增量,形成良性互动发展,有利于打破条块分割的局面,实现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共建、共知、共享。应就如何构建西部地区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和网络服务体系,如何形成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自建数字资源为特色、以资源共享为优秀、以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整合和集成为主线的基础平台和共建共享运行机制开展研究。 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自然科学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研究。少数民族文献是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在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52个民族生活在西部地区。在浩如烟海的少数民族文献中(包括汉文文献和民族文字文献),蕴藏着大量的自然科学文献资源,如天文历法、医药医学等,都是颇具特色的一笔重要宝贵财富和民族文化遗产。开展少数民族自然科学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现状、对策等问题研究,是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4结语 自然科学是提高人类认识世界能力的源泉,是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建立科学世界观的重要基础,对人类思想文明的进步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是一个地域积累和创造的自然科学知识理论的结晶,是记录、保存和传承地方科技成果和科技文明的载体。在西部大开发中,不断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研究,必将对西部地区的经济振兴和社会发展,对西部地区的自然科学研究,对地方文献工作的发展,对我国地方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教学反思 教学反思是一种有益的教学思维活动和再学习方式,每一位优秀教师的成长都离不开教学反思。如果一个教师仅仅满足于获得经验而不对经验进行深入的思考,那么,即使是有“30年的教学经验,也许只是一年工作的30次重复”叶澜教授说:一个教师写一辈子教案难以成为名师,但如果写三年反思则有可能成为名师。“反思教学”就是教师自觉地把自己的课堂教学实践,来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总结教学的得失与成败,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回顾、分析和审视,形成自我反思的意识和自我监控的能力,不断丰富自我素养,进一步充实自己,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优化教学,不断对自己的教育实践的有效补充活动。简单地说,教学反思就是研究自己如何教、如何学;别人如何教、如何学;如何在教中学、学中教的问题,为此,怎样进行教学反思呢?,我想应从以下几方面重点去进行。 一、写成功之处 写自己的教学机智。一节课结束后,回顾教学过程,体会学生学习的成功之处,教师总有得意之处:或启发得当,或例证精辟,或情境创设成功,或过渡语言生动,或“灵感”顿悟……,不论是哪方面的收获,经过不断地积累和归类整理,势必对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将大有益处。教师一定能从中受到启发,总结成功的经验,如能及时记录,可作为日后教学工作的借鉴,有助于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能力。课堂教学中,随着教学内容的展开,师生的思维发展及情感交流的融洽,往往会因为一些偶发事件而产生瞬间灵感,这些“智慧的火花”常常是不由自主、突然而至,若不及时利用课后反思去捕捉,便会因时过境迁而烟消云散,令人遗憾不已。 写学生创新和独到之处。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生总会有“创新的灵感”在闪烁,教师应当充分肯定学生在课堂上迸发出的一些独特的见解、精彩的问答、创新的思维,这样不仅使学生的好方法、好思路得以推广,而且对学生也是一种赞赏和激励。同时,这些难能可贵的见解也是对课堂教学的补充与完善,可以拓宽教师的教学思路,提高教学水平。因此,将其记录下来,可以作为以后丰富教学的宝贵材料,供以后教学时参考使用,也可在此基础上不断地改进、完善、推陈出新,达到教学峰点。 二、记教学中的“失”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使是成功的课堂教学也难免有疏漏失误之处,何况教学过程是教师和学生双边活动的过程,教学中难免会出现教材因素处理不当、偶发事件估计不足、课堂气氛调控不好等情况。所以我们只有及时、客观地予以记载,系统的回顾、梳理,并对其作深刻的反思、探究和剖析,并分析出问题原因,研究解决的方法,才能避免在以后的教学中重蹈覆辙。因此,课堂教学中有所得也必定会有所失,学生的性格各异,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参差不齐,教师的教学设计与实际教学过程总会有不相适应的地方,如教法的运用,知识的讲解,例题的选择,板书的设计,学生的反应等方面,课后都会觉得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对于教学工作的不足,要反复思考,仔细琢磨,采取措施,及时补救。如课堂中问题情景的创设有没有给学生思考的空间?学习活动的组织是否有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小组自主学习有没有流于形式?有没有关注身边的边缘生?学生学习的兴趣是否浓厚?教学行为是否达到教学目标?教学活动是否“沟通”和合作?是否创造性地使用了教材?教学过程是否存在着内伤?教学过程是否存在“伪探究”和做秀现象。通过侧重审视自己课堂教学的失误之处,找到针对问题的解决办法和教学新思路,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和对策。 三、写出“再教设计” 一节课下来或一天的教学任务完成后,我们应该静下心来细细想想:这节课呈现的教学内容是否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认识规律,总体设计是否恰当,教学环节安排是否合理,教学方法运用是否得当,学生思维能力与动手能力是否得到了富有成效的训练,教学手段的运用是否充分,重点、难点是否突出;今天我有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教法上有哪些创新;知识点上有什么发现,组织教学方面有何新招;解题的诸多误区有无突破;哪些做得还不够好,哪些地方需要调整、改进;启迪是否得当;训练是否到位,学生的积极性是否调动起来了,学生学得是否愉快,我教得是否愉快,其成败得失的原因何在?还有什么困惑?等等。及时记下这些得失,并进行必要的归类与取舍,考虑一下再教这部分内容时应该如何做,写出“再教设计”,这样可以做到扬长避短、精益求精,把自己的教学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和高度。这样就为今后的教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经过长期积累,我们必将获得一笔宝贵的教学财富。 四、养成反思习惯 教师的成长过程也就是不断反思、重构自己对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基本掌握的过程。让教师真正意识到并切身体验到反思对其专业发展的作用,对于督促教师自觉进行反思、养成良好的反思习惯具有重要意义。教师自身也应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培养持之以恒的精神、创造良好的反思氛围,养成自觉反思的好习惯。因此,教学反思应贯穿于教师的整个教学生涯,而不是某一阶段的特殊任务。不单单是教学经验、教训的总结,它是伴随整个教学过程的监控、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活动。就一节课而言,教学反思应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而不应只是课后才做的事。课前反思可以明确目标,加强自觉实践;课中反思可以调控教学,提高教学效益;课后反思可以使教学经验理论化,促进教师专业可持续发展。一句话,时时、是反思之时,处处、更是反思之地。可见养成习惯在反思中的作用是如此之大。 自然科学论文:性学习自然科学教学 研究性学习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逐渐兴起的一门全新的课程模式。其内涵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学习为基础,从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并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从广义上讲,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主动探究的学习活动,是一种学习的理念、策略和方法,它适合于各学科的学习;从狭义上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教学过程中以问题为载体,创设类似一种科学研究的情景和途径,让学生自己去感受,通过探究,主动地获得知识。其意义在于改变学生单纯地按教师传授知识为主的学习方式,为学生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让学生通过亲身实践,从多种渠道获取知识,并将得到的知识加以综合应用于实践,使学生养成科学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策略,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这种方式具有综合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等特点,需要通过较高水平的思维来学习,既强调理论知识又重视社会实践,最适合未来与现代化社会的需要。 1研究性学习实施的要求 1.1教师要转变观念发挥其应有作用 研究性学习是师生共同探索新知识的学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权威,而是学生的平等学习者、组织者、指导者,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参与,带着各种疑问,怀揣各自兴趣,在教师的指导下彼此讨论学习,共同探索发现、解决问题。作为指导者,教师的作用应重新构建,教师要及时了解和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组织指导学生,了解学生在学习中的困难和对知识的需求,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提高学习积极性,为学生提供信息,启发思路,补充知识,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质疑、探索和创新。同时研究性学习对教师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随着研究性学习的不断深入,教师会失去对学生学习内容的垄断,且会使教师感到自身知识和能力的不足,再加上其他客观因素,将会使教师产生危机感,甚至会失去信心。因此,实施研究性学习,教师必须首先转变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这是推行研究性学习的首要条件。 1.2课题的选择 选好课题是研究性学习活动成功开展的关键。课题的选择,既要符合教材的特点、学生的兴趣爱好和认知水平,又要考虑对学生的发展和能力培养,特别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发展,为学生终身学习打下基础,同时还应考虑学校的研究条件。课题的选择难度应由浅入深,递进式发展,否则会影响学生的主动参与性,开始阶段由教师按学生的知识水平选择好课题,随着活动的不断深入,当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达到一定层次时,应鼓励他们自主选题,使学生的主动性得到更大发挥.选题时应着重注意如下问题。 1.3课题的选择应具开放性 研究性学习强调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学习为基础,其内容来源于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立足于研究、解决学生所关心的一些社会问题或其他问题,涉及的范围广且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教师在整个过程中是参与者,是平等的学习者、指导者。研究的内容和形式要突破现有学科教学的封闭状态,在开放、主动、多元、合作的学习环境中进行研究性学习。对同一课题,由于个人的兴趣、经验和研究条件的不同,研究过程的设计、方法、手段、结果等都可能不同。这一切都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思考问题、探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交往合作的能力,为学生和教师的个性特长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而形成一个开放的学习过程。自然科学教学中,可向学生开放实验室、图书室,深入社会调查,让他们自己设计、操作、完成实验,自己查阅资料,向社会选取研究素材。 1.4注重实践和理论的联系 研究性学习特别强调理论与社会、科学和生活实际的联系。初中自然科学本身来自于自然,研究自然界的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学科,研究性学习方式适合自然科学教学,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亲身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努力为学生参与社会活动提供可能条件。 2研究性学习的实施过程 2.1确定研究方案 学生在确定课题后,首先积极引导学生对课题进行认真分析,找出问题的所在,建立问题研究的基本框架,提出预期目标,进而组织学生通过查阅、访谈、请教专家等途径,有效地收集所需要的信息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析、判断、归类,得出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案。 2.2进行探索研究 在探索性研究过程中,学生应根据个人或小组设计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进行调查研究,调查中要仔细观察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并作好调查记录,对涉及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分析,进而得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或观点,形成初步的研究成果。 2.3进行交流、评价 学生在分别收集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自己通过调查研究收集、整理的资料,以及初步研究的成果用书面材料或口头报告材料通过辩论会、研讨会、搞展板、编刊物等形式,在小组内或班集体上进行交流,发表各自的观点和见解,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价,从而形成报告。通过实践、交流、研究,逐步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流程和方法,锻炼与他人进行交往合作的能力,学会客观地分析和辩证地思考问题,养成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进而培养他们的创新思想和创新能力。 3结语 总之,研究性学习在自然科学教学中的运用,是符合课程改革发展的需要,响应了素质教学的要求。同时它更是一种学习理念的改变,这种改变会逐步融入学生的成长之中,是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必然选择。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性学习不同于传统的学科教学,它不必追求形式的完整性,只要达到探索的目的,能科学地解决问题就行。本文所论述的研究性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只有始终坚持学习探讨运用,才会真正起到学生学习观念的转变、教师教学能力的转变,最终为学生和教师的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自然科学论文:性学习自然科学教学运用 研究性学习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逐渐兴起的一门全新的课程模式。其内涵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学习为基础,从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并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从广义上讲,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主动探究的学习活动,是一种学习的理念、策略和方法,它适合于各学科的学习;从狭义上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教学过程中以问题为载体,创设类似一种科学研究的情景和途径,让学生自己去感受,通过探究,主动地获得知识。其意义在于改变学生单纯地按教师传授知识为主的学习方式,为学生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让学生通过亲身实践,从多种渠道获取知识,并将得到的知识加以综合应用于实践,使学生养成科学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策略,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这种方式具有综合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等特点,需要通过较高水平的思维来学习,既强调理论知识又重视社会实践,最适合未来与现代化社会的需要。 1研究性学习实施的要求 1.1教师要转变观念发挥其应有作用 研究性学习是师生共同探索新知识的学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权威,而是学生的平等学习者、组织者、指导者,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参与,带着各种疑问,怀揣各自兴趣,在教师的指导下彼此讨论学习,共同探索发现、解决问题。作为指导者,教师的作用应重新构建,教师要及时了解和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组织指导学生,了解学生在学习中的困难和对知识的需求,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提高学习积极性,为学生提供信息,启发思路,补充知识,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质疑、探索和创新。同时研究性学习对教师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随着研究性学习的不断深入,教师会失去对学生学习内容的垄断,且会使教师感到自身知识和能力的不足,再加上其他客观因素,将会使教师产生危机感,甚至会失去信心。因此,实施研究性学习,教师必须首先转变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这是推行研究性学习的首要条件。 1.2课题的选择 选好课题是研究性学习活动成功开展的关键。课题的选择,既要符合教材的特点、学生的兴趣爱好和认知水平,又要考虑对学生的发展和能力培养,特别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发展,为学生终身学习打下基础,同时还应考虑学校的研究条件。课题的选择难度应由浅入深,递进式发展,否则会影响学生的主动参与性,开始阶段由教师按学生的知识水平选择好课题,随着活动的不断深入,当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达到一定层次时,应鼓励他们自主选题,使学生的主动性得到更大发挥.选题时应着重注意如下问题。 1.3课题的选择应具开放性 研究性学习强调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学习为基础,其内容来源于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立足于研究、解决学生所关心的一些社会问题或其他问题,涉及的范围广且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教师在整个过程中是参与者,是平等的学习者、指导者。研究的内容和形式要突破现有学科教学的封闭状态,在开放、主动、多元、合作的学习环境中进行研究性学习。对同一课题,由于个人的兴趣、经验和研究条件的不同,研究过程的设计、方法、手段、结果等都可能不同。这一切都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思考问题、探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交往合作的能力,为学生和教师的个性特长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而形成一个开放的学习过程。自然科学教学中,可向学生开放实验室、图书室,深入社会调查,让他们自己设计、操作、完成实验,自己查阅资料,向社会选取研究素材。 1.4注重实践和理论的联系 研究性学习特别强调理论与社会、科学和生活实际的联系。初中自然科学本身来自于自然,研究自然界的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学科,研究性学习方式适合自然科学教学,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亲身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努力为学生参与社会活动提供可能条件。 2研究性学习的实施过程 2.1确定研究方案 学生在确定课题后,首先积极引导学生对课题进行认真分析,找出问题的所在,建立问题研究的基本框架,提出预期目标,进而组织学生通过查阅、访谈、请教专家等途径,有效地收集所需要的信息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析、判断、归类,得出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案。 2.2进行探索研究 在探索性研究过程中,学生应根据个人或小组设计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进行调查研究,调查中要仔细观察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并作好调查记录,对涉及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分析,进而得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或观点,形成初步的研究成果。 2.3进行交流、评价 学生在分别收集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自己通过调查研究收集、整理的资料,以及初步研究的成果用书面材料或口头报告材料通过辩论会、研讨会、搞展板、编刊物等形式,在小组内或班集体上进行交流,发表各自的观点和见解,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价,从而形成报告。通过实践、交流、研究,逐步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流程和方法,锻炼与他人进行交往合作的能力,学会客观地分析和辩证地思考问题,养成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进而培养他们的创新思想和创新能力。 3结语 总之,研究性学习在自然科学教学中的运用,是符合课程改革发展的需要,响应了素质教学的要求。同时它更是一种学习理念的改变,这种改变会逐步融入学生的成长之中,是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必然选择。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性学习不同于传统的学科教学,它不必追求形式的完整性,只要达到探索的目的,能科学地解决问题就行。本文所论述的研究性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只有始终坚持学习探讨运用,才会真正起到学生学习观念的转变、教师教学能力的转变,最终为学生和教师的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自然科学论文: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 摘要:经验主义是近现代科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基础,正确理解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和人类认识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经验主义在哲学及科学史中的发展历程,在揭示其内涵的同时不断将内在矛盾和问题呈现出来,以便人类能正确认识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性质以及产生的正负面影响,从而更好的为科学研究服务。 关键词:经验主义;原则;科学研究 经验主义被认为是实证科学基础,它主要包括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感觉优先原则强调感官经验是一切认知活动的起点,拥有对认知活动、经验和理论的科学资格的裁判权;客观性的经验作为实证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是通过严格筛选及加工后获得的;经验证实原则是根据实验对理论的真理性的判定原则,由此对整个科学研究定性。正是如此,科学家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曾一度将经验主义当成从事研究的“神兵利器”,虽然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的历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纵观科学技术史,经验主义带有不可遮掩的片面性,给科学研究带来了重重阴霾,阻滞了科学研究的进程。 一、经验主义在科学史中的发展 1.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发生、发展 在欧洲科学技术史和哲学史上一直交织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斗争,它们就认识的来源和内容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进而成为欧洲哲学史上两个基本的认识论派别。在科学研究未形成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自古就有了,认识论一开始就包含着矛盾,它是经验的与超验的矛盾复合体。在古希腊早期,哲人们已经表现出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随着哲学的发展,这两种倾向的对立便逐渐展开,赫拉克利特的经验主义色彩比较突出,毕达哥拉斯派的理性主义色彩比较突出,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始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直接对立。亚里士多德等人虽看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的片面性,但也未能克服这种片面性,最终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在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到了欧洲中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在经院哲学中以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形式继续存在。从近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来说,力学、数学和天文学较其他学科发达,这就使得人们在用科学和理性认识世界时,必须付诸于当时的自然科学。不过当时人们并没有把经验和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认识论。一部分人注重力学的实验和经验归纳法,并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经验主义;另一部分人则注重数学的理性演绎法并也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理性主义。根据当时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以及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认识论上的两种比较典型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展开论争。他们在对认识论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自身严重的局限性。可以说16—18世纪是欧洲哲学史上一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的矛盾发展史。正是这两个认识论派别的哲学论争,也相应引发了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斡旋,从这个层面来说,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也是科学研究史上思维与方法论的斗争。厘清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史的脉络,有利于提升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能力。 2.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伸缩 经验主义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以及感觉优先原则。在培根那,经验论仅是一个认识论原则,它的意义在于确立不同于神学知识的科学知识的来源。宗教知识来自于天启,而科学知识则来自于人的感官经验。起初人们只是要求一个科学知识应该有其经验来源,后来这个要求就演变为判定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标准,即如果一个命题没有相应的经验背景支持,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个科学理论。到了洛克的时代,人们开始用科学知识来解释宗教知识。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经验论逐渐成为解释人类知识来源的唯一理论,“经验”也仅指人通过感官获得的经验。比如一个人说“看到”上帝或“感到”上帝就在他身边等相关经验,是不能被科学家承认的。科学会判定类似经验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异常活动的表征或是观念的非科学的排列组合而否定其合法性。在这种认识论原则下,上帝、灵魂这类东西就渐渐地丧失了实体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验论逐渐越过自己的疆域,获得判定存在者是否存在的特权。也就是说,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中作用与职能均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些非经验的素材将不能被其认可、真正的科学知识被拒之门外,阻碍了人类探索与认识自然的进程。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判定的是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资格问题,而不涉及是真假问题。但在现实研究中,经验主义却往往能根据经验给与那些理论以真假判断,扩大了经验主义的适用范围。且论按照经验论原则,凡是没有感官经验基础或来源的理论都不能认作是科学理论,故而在这里“科学”一词也不能称的上是真正称得科学上的正确或真理,而只能指一种归属性,隶属实证科学范畴之内的理论。 (2)就事物的存在性来说,经验主义原本并不具有直接判定事物存在与否的能力,一个事物是否存在和人们对它们是否有感觉是不能等同的,却在研究中或是生活中具备了这种“神力”,它对事物存在性的判定资格源于人们凭着个人经验主义或者大众认可的日常的朴素经验对其的误用。但抽象的反对并不能阻止人们日常思维中的“惯性错误”,人们在无意识中,依然很自然地用经验之有无来判断事物之是否存在,听到“这个那个不存在”之类的武断判断。所有这类断言都是与科学精神是不相称的。通俗点说,经验主义者只有断定某物存在的能力,而不具备断定某物不存在的能力。 (3)经验主义中的原则作为一个理论判定原则实质上是个程序原则,它重点关注的是认识事物的方式、程序,只有通过特定认知路径获得的经验、理论才能被承认,这无疑是抹杀了其他非经验等路径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哄抬了经验主义在获取真理中的作用。这也就是所说的感觉优先原则:即只有经过感官经验确认的事物才能被接受为客观的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对象;它要求感官经验在认识过程中或科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绝对的否决权,甚至一个理论或一组经验如果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感官的确认,它也不能成为“科学理论”加工的材料,进入科学领域。所以,感觉优先原则是个程序性的资格认定原则,仅仅针对一个知识产生的来源、路径进行判断。这就是经验主义影响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必要组成。正是由于经验主义酿成的恶果,才有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复杂坎坷的命运,导致中医的科学地位至今不能被完全承认的悲凉局面。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膨胀,指定特制的科学路径,导致“只手遮天”的科学结果,其实已经悄然违背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初衷。 二、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种种责难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强调经验的绝对“客观性” 以感觉优先原则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并不盲从直接的感性经验,它对“经验”有着特殊的要求,即必须是客观的绝对的经验。所谓客观的经验就是“可公共感知的”的普遍经验。 (1)在科学材料的对象选择上,经验主义设置外在的壁垒,对其加以筛选。“可公共感知性”是指某一经验必须是所有的人都可能感知到的,它强调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即如果某经验是某人用身体感官直接感知的,那么它必须是其他人用感官也同样能够直接感知的。否则,该经验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材料。如神话中的牛鬼蛇神的经验历来都属于个别人的经验,是不可公共感知的,是非普遍的,所以,它不能被科学承认为合法的研究材料,不能进入科学领域。即所谓的“可公共感知的”,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材料。只有这样的经验才能满足实证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可重复性”要求,并且成为最受实证科学欢迎的加工材料。这就是在实证科学中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中材料的外围限制。事实上一些“非可公共感知性”的事物依然可以成为科学青睐的对象,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已。(2)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在科学材料的处理程序上,经验主义强行添置复杂筛选工序,对其进行取舍。经验主义认为一个具有普遍感知性的经验虽然获得进入科学领域的资格,但由于经验的相对性,它还必须被进一步处理,把和主体有关的因素都过滤之后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必须依托具体主体的感官、凭借一定的感觉方式、依赖于主体的感觉能力。我们知道人的经验受人的身体和感官的状态、心理状态、观察视角等多种个体因素的影响,它导致人的经验具有“可变性”。在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物体的感觉会是变化不一的。如何使参差不齐的具体经验达到齐 一、使之能够相互交流、相会认可从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客观”材料呢?人们采取的方法主要通过对经验的非主体化或外在化处理实现的。通过设立一个外在于所有人的衡量尺度,比如人们用气压计来衡量对象或环境的气压大小,而不再使用和人体感觉有关的压抑和舒张这类主体性较强的概念。这种经验就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经验,而演化成一组数据。这样的数据既摆脱了具体个体,又可以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换算。这样的“数据”才是真正客观的经验。相关仪器以及参照系的发明成了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和成果。这正是经验主义对科学探究中科研工序的第二层限制。数据固然重要,固然客观理性,但理性的处理与非理性的遐想,也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必不可少的。 (3)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对科学或是经验主体的特殊处理。忽视特殊群体(如极少数感觉特别敏感的人、感觉特别迟钝的人)所获得的别人或非感官性感知能力获得的经验,假设人的感知能力相同,经验的来源、渠道相同。这实质上是把普通人的感官能力作为衡量一切人的感官能力的尺度。这样主体之间的差别以及个体的特殊性被抹平了。这也使主体的因素被从经验中抽出,从而也使经验成为“与主观主体无关的”成分。这是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体第三层限制。所以,在近现代科学和哲学的主体必然是以普通人为基准的抽象的人,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仅仅像一符号,经验的主体因素被彻底抽象掉了。实证科学中盛行的经验主义通过对科学和经验主体的限制,使普通经验论上升为科学经验论:实证科学所研究的经验是可公共感知的、与任何主观因素无关的被抽象的数据及符号。看似客观,却在无形中丢失了“被遗忘的角落”中的科学以及科研中关于人自身的意义。 2.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中诸原则的冲突与紊乱 作为一个判定原则,感觉优先原则不同于经验证实原则。经验证实原则是对理论或命题真理性的判定,并由此对整个研究的科学性做出判定;而感觉优先原则是对认识对象或认识材料的“科学”合法性或资格的判定,而不是“真理性”。在严格的经验证实原则下,一个理论如果它本身或其推论能够在实践或实验中获得经验证实,那么就可以确认它为科学研究,而不是伪科学等。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不是建立在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基础上的,他的“理想实验”是公然对感觉优先原则的否定。按照感觉优先原则它必然不能被科学所承认,因此它曾四处碰壁。随着现代科学提供相对论所使用的概念、公式的科学运用,以及后来相对论在各个领域实践的成功,它才慢慢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地接受。如果说人们基于感觉优先原则不能承认,人们却基于经验证实原则给予承认,相对论就只有在科学门外徘徊的份儿了。因此,经验证实原则和感觉优先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冲突与紊乱,影响科学研究中的定性和判断。 总之,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是科学经验主义,它表现为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实质上是要求作为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因“可公共感知的”而成为科学的材料。感觉优先原则具有对科学研究材料和理论“科学合法性”的资格认证权时,不能认证其真理性,是程序认证,当遇到“非可公共感知的”类的材料或是客观性经验时,难免会出现混乱;当遇到感觉原则自身无法认可而又被经验证实原则结果认证为具有真理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时候,这两种认证方式以及这三个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几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与紊乱,人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协调几者冲突的最佳方法。这不能不说是经验主义在实证科学运用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对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的批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对的经验批判主义,是以唯心地曲解“经验”这一概念为基础的。经验批判主义者把经验理解为与客实在无关的人类体验、人类感觉的总和,他们断言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世界的要素”或“经验要素”,每个物体都是“要素的复合”。马赫主义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经验主义,没有意识到即使是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然科学并不全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它迄今具有的不可靠性、可错性、局限性、片面性等缺陷,主要是经验主义的过错。自然科学的重担不能只让理性来背负,作为“大胆假设”,非理性也经常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后,一无所有的旧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获得辉煌的科学成果。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中国科学研究中,旧的经验主义始终笼罩着科学精英,束缚着他们的思想,阻碍着重大理论的构成的现状。事实上,科学史上但凡卓越的发明家和科学家都离不开对经验主义、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等的强烈对抗。特别是对经验主义,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进行了严厉批判。观察、实验若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非但不能获得科学真理,甚至会使科学家对经验的盲目崇拜,误入感性知觉的歧途,最终走向真理的反面。然而迄今在科学研究中,许多科学家依然一味地信奉经验归纳,较少注重各种非理性方法的应用。其实早自本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之后,研究中的经验主义和归纳方法就开始受到抨击。英国的罗素把一些科学家好比自作聪明的“火鸡”,仅凭经验归纳,常得出荒谬透顶的结论。库恩认为科学主要来自科学家的灵感和顿悟;而费耶阿本德则径直走向非理性和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使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由此在科学研究中一些典型的非常规的方法和思想势如破竹般地流行起来,并直接对传统的经验主义针锋相对。 传统经验归纳的给科学研究设置的重重障碍。科学史上,从培根起,直到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都认为科学理论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先是通过科学实验获取经验事实,后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筛选和分类,进而对筛选材料进行逐级的抽象和综合,直至得出一般的科学理论。而所有这些认识都不能超越经验范围,经验成了人类认识的惟一来源和界限。这种经验归纳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受到波普尔以及历史主义学派彻底否定。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科学哲学中影响最大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正是在这里存在最严重的经验主义。在他看来,认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觉和事实,即对着同一幅图像,由于不同的理论背景、文化经历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觉印象和经验事实。如古希腊的“地心说”事实,到近代就发生根本变化,同一“感官印象”变成完全相反的“日心说”事实。所以科学家的劳动都是作为一种在复杂社会和物质条件下的决心和行为的结果而变化着的。因此必须去除那些僵死的、无所不包的原则、术语、概念及解释。对于那些与旧的知觉、事实相对立的新的知觉、事实,必须采用新的术语、概念和范式。人们正是用广阔开放的感官和丰富旺盛的智力探索世界,且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现。费耶阿本德因此极力主张“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旨在摧毁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敦促人们锐意创新和采纳生动活泼的思维方法。经验主义推崇的经验的、固定的科学研究范式定位亟待变通。历史主义学派否定科学的经验性,企图用格式塔心理学和集体心理主义完全取代科学实在论。在库恩看来,科学家认识的世界内容是由科学家的共同信念所约定。既然范式的改变,不表明是人们对同一世界认识的加深,而仅是科学家心理信念的波动,新旧范式之间也没有通约和比较的必要了。美国科学哲学家范•弗拉森也从建构论的角度,否定了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认为科学实在论对理论术语所作的形而上学诠释,并不能保证构成的科学理论就是对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好的理论不一定为真,经验的真实性并不是衡量真理的标准;科学的证实也只是限于经验,不能说明经验之外的问题。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们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概念框架的‘透镜’来了解自然。这些概念框架以及嵌在框架之内的语言,可能给我们所认识的事物染上一种不可避免的‘色彩’”。经验的、固定的科学范式也失去了它亘古不变的重大作用,对它的定位亟待调整与变通。 四、小结 因此,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经验主义并非是追求真理、探究科学的唯一形式,不能仅立足于感性经验来否定某项发明创造或假说。在研究中,切忌因经验主义就错失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经验的不可靠性,早就给人类早早的上了一课。在一个由人为设置的理想世界里,人们可以将某个在探索科学奥秘时,也只能从尊重自然界本身开始,而决非人类的智力所能够完全办到的。科学具有可错性,即使卓越的科学家在下结论的时候,也不应该武断地下断语。即使在人们自以为已经完全掌控了必然性的时候,要懂得一切必然性和规律性都是在“茫茫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自然科学的揭秘过程,要正视经验主义的存在与内涵,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不仅只需要经验,更需要辩证思维、理性及非理性去综合推敲、把握,也需要那么一些特殊的顿悟和直觉,它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常常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自然科学论文:中等师范物理与自然科学教学论文 一、风趣讲课,创设轻松的教学氛围 教师是物理及自然科学教学的主导者,教师的一言一语都会受到学生的关注。教师只有提高自身的语言运用能力,采取风趣的讲课方式,才能营造出良好的教学氛围,减少学生上课的紧张感,同时也可以提高教材讲解的效率。如在正式开始上课前,教师可以问学生:“同学们,从古至今有三个有名的苹果,你们知道是哪三个吗?”大多数学生都摇头,纷纷说不知道。教师趁机解释:“第一个苹果,被夏娃和亚当吃了;第二个苹果,砸在牛顿头上了;第三个苹果,就是苹果手机啊!我们现在没有苹果,但是可以看看牛顿被苹果砸了之后,为物理及自然科学做了什么贡献。”教师的讲话会让学生觉得很有趣,同时对物理及自然科学课堂也有了更多的期待。这时,教师就可以讲解教材内容了。教师风趣的讲课不仅可以创设轻松的教学氛围,而且可以增加学生对物理及自然科学的喜爱之情,这都有利于物理及自然科学教学的有效开展。 二、实验导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好奇心 好奇心能够驱使人们积极思考,通过努力获得答案,从而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因此,在中等师范物理及自然科学教学中,教师应把握学生的心理特点,通过实验导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引导学生努力思考和认真听课。如教师可以问学生:“同学们,不同物体下降时的速度一样吗?它们会同时落到地上吗?”学生一时难以肯定地回答教师的问题,于是教师就可以做一个实验,选取几种不同的物体在同一时间从相同的高度抛下,然后与学生一起观察实验结果。当实验结果与学生的认知发生冲突时,学生一定很想弄清楚原因,这时教师就可以引入教材内容,解决学生的疑问,帮助学生学习和理解教材内容。 三、鼓励学生自己动手,加强对课本知识的理解 物理及自然科学教学之所以让学生觉得很难,主要原因是学生缺乏实践,难以验证和深入地理解所学的知识。动手实践有利于学生巩固课本知识,也有助于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加深他们对知识的理解。因此,在中等师范的物理及自然科学教学中,教师应当鼓励学生多自己动手。如在讲关于摩擦力的知识时,教师就可以鼓励学生动手,采用不同的物体做实验,通过自己的实践发现摩擦力的大小与什么有关,然后再根据教材内容的讲解验证自己的实验结果和猜想。亲自动手可以让学生充分参与到教学当中,不仅体现了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而且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在中等师范物理及自然科学的教学中,教师应多鼓励学生动手,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信心,强化学生对教材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四、总结 中等师范物理及自然科学教学的有效开展,对学生知识的增长和能力的提高都有重要意义。因此,在物理及自然科学教学中,教师应当运用风趣的语言授课,积极导入实验,鼓励学生多动手,从而降低教学难度,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促使教学的有效开展。 作者:缪彦单位:江西省上饶师范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公共管理论文 1前言 目前,进一步实现建设创新国家任务所需的我们中央地方各级政府都大力加强对科技管理。在那之前对政府科技管理研究中,我们发现,大部分的研究都是科学技术活动的角度出发,科研管理开始,然后过渡到科技管理的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中国茶。这样的话,就很容易产生的科学理论的科学结果不够宽广的视野中看待政府科技管理的角度。我只是因为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战略中的位置宏科技活动和科技管理活动很难实际操作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我们政府的科学技术管理作为政府管理社会问题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认识到政府科技管理工作的政府关系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影响力、渗透力;另一方面,政府将科技项目管理的内容设置科学技术管理范围内采取的管理方法,反而更像管理服务功能的公共管理的角度,政府科技管理活动进行重新定位,明确政府的新技术管理方式和新的内容有很大的意义。 2公共管理视野下的政府科技管理活动 2.1政府管理的内涵 公共管理的视野就是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公共事务的管理本身是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在一定的共同成员范围内对所相关的公共事务进行一定的管理,这是一种社会化的事务,也是一个社会化的流程,具体来讲就是要体现为一定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对群体内部的成员进行普遍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管理。公共事务的管理本身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特征:社会性,也就是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所针对的对象是一定社会范围内的公众利益共同体,是公共范围内的事物需求的产物;动态性,也就是在不同的地域范围内,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公共事务的服务范围也会有一定的差别,同样的公共服务活动再不同的时空范围内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层次性,也就是说根据公共事务本身与不同的利益共同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有相关关联性的,在纵向上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可以在社区性的地域范围内进行公共服务和地方性的公共事务管理;具有一定的公共利益外在表现性,也就是说公共事务本身是与一定的公众利益相互关联的,而且其本身也是公众所追求的共同利益的产物。 2.2以科技管理活动以及政府的公共管理 目前,我国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政府的管理手段和方法改善的重要方式,还可以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不断提高的趋势。社会转型。这不仅能有效促进当前国防发展国民教育水平???还可以再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同时国家文明建设,例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和国防建设事业等依赖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依赖性。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科学技术本身有很强的无法控制的有效性,消费社会,社会的发展也为比较大时,这样做,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提供主体,需要对科学技术进行日程管理,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有贡献的方向逐渐使得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事业中去。因此,渗透到各个方面的功能范围,政府管理的重要目标。所以科学技术管理都政府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3合理定位政府科学技术管理工作 3.1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科技管理平衡 政府与企业本身是科技活动的投资主体,必须要分清楚政府在科技管理工作中有效接入的范围才能够更好的发展科技。我们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可以从科技产品本身的属性角度区分两者之间的范围问题。科技产品本身可以划分为私人性的或者是公共产品型的。公共产品包含了基础性的,研究周期比较长,研究的收益比较小,研究的规模比较大的科技项目。所以,公共产品本身就是公共性投资产出的。在这个过程中就要求必须要进行公共决策和公共监督。政府在管理的过程中要表现出比较高的公正性和信息透明性。而反观私人产品,其本身是在科技领域的研究中为了能够使得企业获得更好的竞争优势的项目。这些项目主要包含了一些专利性的项目和专有性的技术。由于不同的科技研究项目的特点不同,针对的方向也不同。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必要针对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作出有效的划分和研究。政府不需要设计的范围,或者是政府可以涉及但是也可以不涉及的范围,都要交给市场去管理。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效的保证科技发展的自由度,也能够有效的提高科技发展的速度。 3.2充分明确科技管理工作在政府公共管理工作中的地位 在之前的科技管理工作中,其地位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类似于医疗卫生以及文化教育等的事业性质的分类。科学技术管理本身的社会事业管理的范畴。目前,随着科学技术研究和生产周期不断缩短科技活动的利益也越来越大的利益相关者也越来越多,而科学技术本身还不如区域内的融合活动更加强烈。科学技术已经在社会各领域不可缺少的部分。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为社会各部分???提供智力上并有效改善传统的运营及管理手段,提高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速度,也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一个国家的优秀竞争力的主要标志。科学技术不断地大范围,以便不不同农业科学技术、文化、卫生等领域独立性的综合发展领域的复杂系统,这种系统对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失去的管理效果。所以我们要明确科学技术管理在政府管理中的位置需要的话,政府的管理活动中,在宏观经济、财政等系统的综合管理系统,是一种单一行业的经营手段。然后各领域中有关政府机构设置,不断促进科学管理本部门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产业角度和社会角度不断促进政府管理科学科技提高政府科技管理的效果。 作者:胡庆红单位:鹤岗市科学技术局 自然科学论文:小析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系统的构建 1.建立单位信息及人员信息库。 在新管理系统中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单位信息数据,包括单位性质、单位名称、联系部门、联系人、联系方式、地址等信息,以便基金管理机构对全省110多家各类单位,包括高校、科研机构、医院、企业等进行分类管理。同时建立了依托单位管理员和项目负责人信息库.依托单位管理员账号由系统管理员分配,并由各依托单位自行完善单位信息。项目负责人账号由项目申请者自行使用身份证号进行注册,保证了每个项目负责人账号的唯一性。依托单位管理员和系统管理员可以对项目申报人员所有的项目信息进行管理,避免同一项目重复申报。 2.建立专家信息库。 建立了一套专家信息库,包括专家所在省市、所在单位,出生年月等,并按照国家基金代码的标准,为每个专家设置三个学科代码,并增加了一项专家当前主要研究领域的信息。并且每年在邀请专家进行项目评审的时候,会要求专家对自己的信息,包括最近的研究方向和擅长的领域进行完善和更新。在专家评审过程中,尽量使评审项目的学科与专家擅长的研究领域一致,做到评审的公平。当前的专家信息库已经收集了全国20多个省市的1000多名专家信息。 3.实现项目全程在线管理。 系统将一个项目从申请到结题的阶段分为项目申报填写、项目申报依托单位审核通过(未通过)、项目申报管理机构审核通过(未通过)、项目评审、项目评审通过(未通过)、项目结题等20多个状态,项目在不同状态下都只能进行相对应的操作。3.1项目申报。项目负责人在进行项目申报时按照国家基金的代码进行分学科申报,这样在进行评审分组按照研究领域进行科学分组。申请人在项目申请时,基本信息由注册信息自动生成,申请人只需要填写项目书的正文部分,并上传证明材料,之后由系统合成完整的申报材料文档。3.2项目评审。评审专家根据分配的用户名进入系统,查看申报材料文档,根据不同类型项目的评审标准,按照评审要求对项目进行网上评审。3.3项目立项。项目在经过相应轮次的评审之后,系统会将项目根据评审结果排序。确定立项项目后,申报人可以进行项目计划任务书的在线填写。系统管理人员可以设置项目计划任务书中的约束内容,比如项目执行起止时间,项目经费等内容。申报人填写完成后,经过依托单位的审核推荐后,再由系统管理员审核。3.4项目实施。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在线填写中期检查报告,以便管理机构了解其实施情况,根据项目实施情况,系统管理员可以对项目进行终止等操作。3.5项目结题。项目到期后,项目负责人在线填写结题报告,管理机构组织专家在线对项目结题情况进行评审,最后根据评审结果实现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等级评定,实现了项目从申报、立项、实施到结题的全程在线管理。 4.依托单位管理的完善。 新系统完善了依托单位的管理功能,依托单位可以对本单位人员和历史项目进行统一管理,从项目申报、立项、实施到结题全程管理。比如对本单位的申报项目进行审查,并可以对项目进行推荐或退回等操作,对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对项目结题进行审核。 5.系统管理的完善。 5.1按照学科代码对项目进行分组并匹配专家。在进行项目评审时,系统管理员按照项目申报人填报的学科代码进行分组。一级学科代码决定大的学科分类,之后按照项目的二级和三级学科代码进行学科内的分组。并根据相关研究领域进行评审专家的匹配,并遵循是每一小组的专家来自不同省市的原则。5.2根据不同类型的项目设置不同的评审方式。根据不同申报类型的项目,系统管理员可以自行设置不同的评审方式,比如打分、评等级和投票等,解决了原有管理系统评审方式单一的问题。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某些情况下评审意见为必填,以便专家对项目评价的书面意见,给项目管理部门提供参考。5.3建立信息统计功能。新的管理系统建立了信息统计模块,可以按照学科、依托单位等信息对所有申报项目和立项项目情况进行统计,方便管理部门从单位、学科等方面掌握申报情况。并可以从项目申报人及项目组成员的年龄、学历、职称等方面统计项目申报人和项目组成员的情况,为管理机构了解并分析项目承担人员的情况提供了依据。四、自然科学基金系统使用过程中的体会作为一个服务平台,新的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系统从最初的提出设计需求到实际投入运行,已经经历了近两年时间,在使用中不断听取用户的意见,针对用户普遍反应的问题,在一些细节方面进行了修改,尽量做到了为广大科研人员服务,在系统的可操作性、简洁性方面进行了完善。虽然在系统兼容性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尽量在技术条件许可的情况满足用户的需求。作为一个管理平台,新的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系统基于《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从项目管理的角度考虑了系统总体结构的构建,并针对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对一些模块进行了优化,使项目管理更高效更规范。但是随着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量的不断扩大,以及对项目管理要求的不断提高,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系统还有更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对于新的研究领域和交叉学科如何确定评审小组,项目结题后若干年后的社会影响的跟踪与评价等,都是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作者:谢敏檀朝满黄进单位:安徽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自然科学论文:诠释自然科学的经验基础与解释学 摘要:经验与陈述的关系并非归纳或演绎的逻辑关系,因此科学的经验基础就构成一个难题。仅仅把科学看作命题体系的观点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同时经验主义的平台也不能提供任何通道。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惟有语用学和解释学的平台才能为这个难题提供解决方案。科学的实践性、公共性、主体间性、情境性为理解库恩的范式理论提供了线索:自然科学具有解释学的基础。劳斯进一步主张:自然科学本身就是解释学的事业,科学是不断重构的叙事。科学的解释学与客观主义形成对立,而这并不必然使科学滑入相对主义。伯恩斯坦提出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方案:解释学本身就为这种超越提供了资源,解释学循环恰恰对科学范式的开放性提出了要求。 关键词:经验基础语用学解释学叙事重构 一、经验与陈述的逻辑鸿沟 自然科学被公认为经验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家对“什么是经验”、“如何进行检验”等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波普尔把经验基础问题界定为“关于个别陈述的经验性质以及如何检验它们的问题”。([1],30)经验基础问题涉及经验(或观察)与基本陈述(或观察命题)的关系、陈述与陈述的关系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它构成科学哲学的基础性的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预设了某种中性经验或者说无主体的经验以及描述这种经验的中性语言。逻辑经验主义处理经验与陈述的关系的典型方式是逻辑原子主义式的,基本经验或原子事实与基本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以此为前提,它用形式逻辑的方式处理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关系,提出其科学检验和科学划界的原则即证实原则,主张科学理论与基本命题之间存在着归纳证实的逻辑关系。作为其弱化形式的概率论仍然坚持中性经验和中性语言的设定。 波普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集中于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逻辑关系层面,他对归纳主义的证实原则的驳斥在逻辑上是无可反驳的:任何普遍的科学的理论命题都是不能由有限数量的观察命题得到证明的。经验与陈述的关系这一层面并非波普尔的主要关注点,但他对此也有所反思。他认识到经验与陈述之间并不存在类似于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经验与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个似乎不可跨越的鸿沟。经验并没有直接的证明作用,“陈述只能由陈述从逻辑上加以证明”。([1],31)“由于要求基本陈述和其它科学陈述具有客观性,我们将剥夺了我们自己本来希望把科学陈述的真理性还原为我们经验的任何逻辑手段。”([1],33-34)简言之,一切基本命题(或观察陈述)的真值是无法从经验上予以确证的,所谓科学的检验——基本命题对理论命题的证明或证伪——就丧失了原有的基础。 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一书中对经验基础问题作了富有启发的分析。他指出,独断证伪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的基础包含两个错误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理论命题和观察命题之间有着自然的、心理的分界。第二个假设是:观察命题是由事实得到证明的,正确的。实际上这两个假设对逻辑经验主义同样有效。拉氏驳斥了这两个假设。他认为,观察命题与理论命题并非如通常所以为的那样直接来源于中性的、纯粹的经验,观察渗透着理论预期,观察命题以更高层次的理论为背景。针对第二个假设,拉氏指出,“观察”命题的真值是无法明确决定的,“任何事实命题都有不能由实验得到证明,命题只能由其它命题导出;不能由经验来证明陈述,‘就象不能用敲桌子来证明陈述一样’”。([2],21)他进而断言:“因而,我们既不能证明理论,也不能证伪理论。软的,未经证明的‘理论’同硬的,业经证明的‘经验基础’之间的分界是不存在的:一切关于科学的命题都是理论的,而且都是不可避免地可错的”。([2],22) 科学的可错论无疑为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那么,如何实现可错论与科学合理性的调和呢?约定主义的策略似乎不可避免。波普尔既承认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又试图坚持科学的批判理性。他必须决定如何把受检验的理论与不成问题的背景知识区分开来,背景知识中的理论将获得“观察的”地位,作为检验其它可怀疑理论的基础。波普尔强调背景知识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并承认其约定性:“批判永远不会从无开始。…讨论问题时我们总是承认(但愿只是暂时地)各种不成问题的东西,它们暂时为讨论这个问题而构成我称之为背景知识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种背景知识很少始终绝对不成问题的,它的任何一部分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挑战”。([1],205)批判总以特定时空下的背景知识为前提,并保留着对这些背景知识提出上诉的权利。科学知识的增长就处于这种约定与批判的循环之中。但无论如何新理论总是以其真值不确定的理论为基础,因而这样建构的理论大厦归根结底是缺乏基础的。拉氏很幽默地表达了这种怀疑:“我们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者骄傲地拒斥了这种逃避主义:他敢于不减可错论之威,且又敢于以大胆的、冒险的约定主义政策毫无教条地避开了怀疑论。他完全知道所冒的危险,但他坚持人们必须在方法论证伪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作出某种选择。他提出了一场几乎没有希望赢得的战争,但声称说参加这场游戏比放弃这场游戏还是要好些。…有人甚至会说,方法论证伪主义与独断证伪主义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空讲可错论!”([2],41) 可错论、约定论和对背景知识的实用主义的强调都是由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导出的合理结论,是对科学的理解的一种进步。而波普尔之所以有“空讲可错论”之嫌疑,其根源在于他仅仅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证明(或证伪)层面,而放弃了对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作出合理说明。鉴于经验与陈述之间的逻辑鸿沟,任何回避而不予解释的科学合理性理论都是空中楼阁。 那么,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究竟能否被解决呢?答案是;在经验主义的平台上该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经验主义的根本性难题在于,它导致了唯我论的困境。经验主义所谓的经验不过是个人化、私人化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并非是主体间有效的:我的经验不同于你的或他的经验,所谓的经验检验也就不是主体间有效的。因此,摆脱该困境必须引入主体间性以及语言的公共性。当我用私人语言说“这朵花是红的”的时候,别人无法理解“红的”代表着什么感觉;而当我用公共语言说出这句话,并得到大家的认可时,这句话才变得有意义、主体间有效了。因此,惟有在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的平台上经验基础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或者说该问题不存在了。经验主义考查命题是否为“真”,而在新的平台上则考查命题是否“有效”。这涉及科学观念的根本性的转变: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其主体不是单个的科学家而是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是情境性的。 二、逻辑鸿沟的弥合: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 正如阿佩尔所言,“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3],108)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彻底地了转变了我们看待科学的方式,科学的实践性(活动性)、主体间性和情境性或者说局域性都能在语用学的平台上凸现出来。语用学把句法学与语义学纳入对语言的整体性的语用分析之中,分析对象由名词性的“语言”变成动词性的“言语”。“言语”是一种活动,奥斯汀说“说话就是做事”。把语言视为言语行为同把科学作为活动来理解是一致的,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由技术兴趣引导的介入世界的活动而非静态的知识。维特根斯坦明确指出不存在私人语言,语言总是公共的。同样,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总是在共同体中发生并获得有效性,科学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主体而是共同体。“真”为“有效”所取代,“有效”即主体间有效:在主体间得到一致认可。维氏的“语言游戏说”把语言、生活形式和世界理解视为一个整体,各个“语言游戏”只具有家族相似性而不可通约。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它同时还是在更广阔的日常实践的语言游戏中展开的。科学的情境特征和局域性可由此得到说明。以此为背景库恩也就好理解了。 如果说前库恩时代科学哲学的主流把科学作为既成的知识来考察的话,那么库恩的范式理论则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活动来考察的一座里程碑。他在《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一文中表达了这种取向:“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4],265),“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4],267)。 库恩对经验基础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对波普尔的证伪逻辑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波普尔所谓的认识逻辑名不副实,因为它只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关系而忽略了对陈述与观察之关系的探讨。在波普尔看来,理论要成为科学的,只能通过观察陈述而被证伪,不能通过实际观察。库恩认为,这种逻辑的证伪并不能给认识逻辑提供基础,而认识逻辑的规则及其逻辑要求“已不单是意义的符号关系。它要求认识论家和科研工作者把理论所导出的句子不是同其他句子相联系,而是同实际观察或实验相联系。这就是卡尔爵士‘证伪’一词必然引来的后果,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却始终保持沉默。…当一种业已公认的理论不是面对实验陈述,而是面对实验本身时,逻辑在什么条件下才要求科学家放弃这种理论呢”?([4],280)库恩很清楚,波普尔不能、他自己也不能为观察与陈述提出一种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在这个层面上,逻辑是无效的。他阐明,“提这些问题目的是要表明逻辑尽管是科学探索有力的、最后总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但人们也有某种可靠知识在形式上并不需要逻辑。同时我还要提示,逻辑证明的价值并不是为了逻辑本身,只是在条件需要而且需要到一定程度时才有。”([4],281)这乃是对科学理解中的逻辑迷信的破除。 那么库恩针对上述经验基础问题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他指出:“我曾引进‘范式’这个词以强调科学研究依存于具体事例,它可以跨越理论内容同理论应用之间的鸿沟”。([4],281)库恩强调范式作为范例的意义,他认为,科学共同体承认的合乎范式的范例是具体的题解。“共有事例即以发挥一般都归之于共有规则的认识功能。事例发挥这种功能时,知识的发展不同于知识在规则支配下的发展。”([4],313)作为范例的科学范式是一种具体的题解活动,科学家通过一系列题解活动的示范和训练而习得他所在科学共同体中科学活动如何进行的知识。科学的语言、概念和理论在具体的题解活动中、具体的科学实践中被赋予意义、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理论化离开了活动便无法理解。因此,经验与陈述的连结要在特定的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去寻找,唯有参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游戏,才能理解经验与陈述在该科学范式中的特定连结。归根结底,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不是一种逻辑关系,而是一种非逻辑的活动关系;经验与陈述间的鸿沟是靠“活动”来跨越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是连结二者的中介。 库恩的范式理论既不是指向单个科学家的活动,也不是指向无主体的知识增长的逻辑,而是考查科学共同体的实际活动。范式可以粗略地等同于科学共同体。科学有主体,但既非先验主体也非自我封闭的经验主体,而是现实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知识的有效性以能否在科学共同体获得主体间的认可为基准。而对于赢得这种认可来说,经验证实或证伪是不充分的,论辩、说服、修辞、宣传、权威甚至权力都在现实的科学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科学共同体首先是交往共同体,它是科学得以可能的条件,其中进行的意义沟通和理解使得科学语言和活动获得特定的意义。阿佩尔指出,“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共同体总是表现为一个指号共同体。而这种主题间性水平上的沟通决不能由某种客观科学的方法程序来取代,原因就在于这种沟通是客观科学之可能性的条件。”([3],71)“一个交往共同体的存在是一切在主体-客体维度中的知识的前提;这个共同体本身乃是对世界材料的客观描述和说明的主体间性元维度”。([3],73) 科学活动也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同特定的生活形式与世界理解相联系,科学范式之不可通约不过是语言游戏之不可通约的合理结论。科学的语言游戏植根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不存在中性语言,语言与经验世界相互耦合于特定的实践活动或者说生活形式中。逻辑分析在这个层面上是无效的,对这种经验与称述之间关系的把握需要深入地考查并理解特定的科学实践活动乃至作为其背景的更为广泛的生活世界。语言与世界的这种耦合关系可以说明科学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为什么理论之间或是语言之间的翻译如此困难?因为,正如经常议论到的,各种语言以不同的方式把世界说成各种样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道路去接近一种中性的亚语言的转述工具。…学习一种语言或一门理论就是学习描述世界,该语言就是随着这个世界而起作用的”。([5],362) 科学家总是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从事科学活动,总是从属于某个范式。库恩的范式由形而上学信念、理论框架、选择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标准构成,不同的范式中的科学家是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不同的范式构成不同的科学世界,其中的科学家面对着不同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及其相互连结。因此,科学家的工作本质上也是解释工作,其从属的范式构成他解释、理解世界的前见。范式是历史地形成的,既有的,构成科学家置身于其中的情境(当然情境不局限于自主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只有置于情境之中才能得到真实的理解。对库恩而言,不存在不依赖于特定的科学范式和文化的、所谓客观的事实的宇宙。实际上胡塞尔早就揭露过科学的客观主义假象,他认为关于表面上客观的、由事实构成的世界的知识,实际上先验地植根于前科学的世界之中。科学分析的可能的对象,是事先在我们原本的生活世界的现实中形成的。哈贝马斯指出:“胡塞尔正确地批判了客观主义的假象。这种假象用合乎规律的、结构化的事实的自在现象蒙蔽科学,掩盖这些事实的构造,从而使人们无法意识到认识和生活世界的利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6],123)世界如何呈现依赖于主体的特定的实践活动,依赖于主体所属的科学共同体和生活形式。 对科学活动的主体间维度、公共性、不可通约性、情境特征以及局域性的揭示,一幅新的科学形象浮现出来。科学的解释学维度昭然若揭。科学无本质。科学总是文化的、历史的产物,科学的形象并非静止的、普遍的。正如夏佩尔所言,“在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神圣的、原则上免受修改或摈弃的东西:所谓事实是如此,理论、概念问题、方法、思维方式,甚至包含在一些所谓免疫的‘元科学’概念群中的‘科学’定义也如此”。([7],446)库恩赋予范式过强的约束性,然而,即使在同一范式中也存在着不同解释之间的竞争。用解释学来区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还有意义吗? 三、作为解释学事业的自然科学 在伽达默尔那里,解释学经历了本体论转向,理解成为人之存在的基本状态,这样,解释和理解的普遍性得到了确认。自然科学同样是解释学的事业。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都揭示出了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维度。“科学的知识也像一切知识一样,涉及对某人揭示(诉说)某事。科学探讨意义,这些意义就是体现在语言中的、在经验中修改和实现的,并在实验室的特定的实践中和科学文献及文化中传递的社会存在物。…科学有某种与其自己的(历史的)令人信服的判断和论据有关有历史空间或‘此时此地’。解释学哲学为把历史和文化重新引入自然科学哲学提供了哲学基础。”([8],9) 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作为区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据。查尔斯﹒泰勒(Charls.Tailor)继承了这种区分,他坚持: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天然就是解释学的;自然科学的对象没有意义,对不同的文化是一样的,不依赖于人的解释,因而解释学在自然科学中是没有位置的。库恩的范式理论表明,自然这本大书并非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具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解释着自然界。在与泰勒的争论中,库恩表明了其解释学立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一样,其中没有某套中立的,文化中立的范畴,自然对象或行动能由这套范畴来描述”。([9],21)“我的观点一直是如此:任何时期的自然科学家乃是基于一套概念,当代的实践者从他们最近的先辈那里继承下这套概念。这套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包含在文化中,当前的实践者通过训练进入这种文化;对于非共同体成员来说,仅仅通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理解其它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技艺是不能进入这种文化的。同时,我已作为特定时期的科学的解释学基础提到过它。你们可能注意到,它非常接近于我曾经所谓的范式。”([9],22) 库恩强调了自然科学的文化历史性,科学范式是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相联系的,一种范式就是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对自然的一种解释。因此库恩反对泰勒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所作的简单区分:自然科学中没有解释学的地位。他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同样需要解释学的解释。不过,他仍然相信可以从解释学角度去区分这两种科学。他认为,范式更替确实意味着解释和理解自然的新方式,具备解释学的基础。然而,追求一种新解释并非促使这种转换的产生的研究者的自觉意愿。与之相反,新的解释却是人文科学游戏的自觉目标。因此,他坚持其早期的观点:自然科学区别于其它科学的地方在于,自然科学有支持常规的解题研究的范式,而人文科学不存在范式或常规科学时期。“自然科学尽管要求我所谓的解释学的基础,但他们本身不是解释学的事业。另一方面,人文科学通常如此,它们别无选择。”([9],23) 劳斯(Rouse)的解释学立场比库恩更为坚决和彻底。与泰勒相反对,在承认自然科学也是处于历史与文化中的需要解释的事业的立场上他与库恩是一致的。劳斯认为:库恩坚持,在遇到外来的、不熟悉的文化或本文时,存在着一种特征性的解释行动,而进入一种外来文化或本文的方式基本上不同于我们或多或少毫无问题地生活于一种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科学文化)中的方式。劳斯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即使在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熟悉的文化中仍然存在着竞争的意义解释问题。“传统是由对传统的不同解释的冲突构成的,这种冲突本身有着一个易受相互竞争的解释影响的历史。”([10],615)他认为,在库恩所谓的常规科学时期同样存在着经常的对范式的解释,常规科学的共享实践就包含着对实践的多元解释。劳斯在《科学的叙事重构》一文中指出,自然科学的历史演变总是伴随着科学的叙事重构。共享历史的科学共同体成员总是微妙地、竞争性地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以往的科学研究并筹划自己的研究工作,都希望自己的叙事能为更多的共同体成员所接纳,从而主导共同体的研究方向并确定自己的研究地位。“科学研究是一种社会实践,研究者由此构造叙事情景,过去的研究通过这种叙事情景被理解和认同,而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可能性被筹划。这个叙事领域展示了对该领域的连贯的、共享的理解和在不同的筹划、解释威胁下的不连贯之间的持续紧张。”([11],179)劳斯主张解释的普遍性,“以解释学循环为特征的解释,以及理解与自我理解的纠缠,并不划出一个行动或探究的特殊领域,而是使事物清楚的一个普遍特征”。([12],55)他坚持解释学并不构成区分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依据:“我主张,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不能形成一个天然的类别。...所有的学科为一个内在发展历史以及与其它科学领域和社会实践的互动的历史所形成。...不同科学的成功实践总是已经并将继续避开方法论者所施加于其上的限制和类型学(typologies),这些方法论者提供一门科学为了成功必须如何的最新描述。”([12],56) 劳斯坚持科学本身是历史的偶然的产物,并将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产生变化,科学没有不变的本质;他反对任何全球性的(global)、普遍化的科学合法化叙事,他坚持科学是局域性的(local),隶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阶段;科学的可靠性并不依赖于全球合法化,科学的局域性并不削弱科学的可靠性。 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反对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理解,尽管这种客观主义的自我理解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不过,反对客观主义是否必然滑向相对主义?如何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伯恩斯坦认为,解释学提供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途径。“伽达默尔提醒我们,在传统、历史和语言属于我们以前,我们便属于传统、历史和语言。我们无法摆脱效果历史的动力学力量,后者决定了我们将生成为什么。”([13],212)历史、传统和成见并非人类理性的限制,而是本质上理性有限的人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前提。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性并不意味着范式的绝对封闭和自主性,仅仅意味着不能把特定范式的标准强加于其它范式,因为不存在超越的标准。不可通约性恰恰要求开放性。对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隶属恰构成理解其它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可能性条件,构成这种理解的本质特征的是解释学循环。因此,解释学追求的并非是封闭和自足,而是开放性和相互理解。而惟有在与古老本文、外来文化的遭遇中才能促进自我理解和自我超越。“科学共同体使用的理性和论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并且指导科学活动的标准和规范从本质上说来是开放的。人们对于解释在科学活动的每个阶段的认识已经有所发展,并且在观察和理论之间的任一固定的分界上开始探询。” 自然科学论文: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论文 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在我国起步甚晚,1915年,一批年轻学者倡议成立中国科学社,发行《科学》杂志,是在这片土地上自主从事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开端。20世纪20年代,中华医学会的一些学术刊物问世。1928和1929年,先后成立了部级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1935年,国民党政府通过、建立了博士学位制度,但从未实行。 起步甚晚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又受到急功近利、科技混谈的政策影响,多次在似曾相识的压力下挣扎。其实,不同时期政策要求的相似性,跨越了意识形态和政权更迭的差异,反映了历史文化传统的沉重束缚。 1953年朝鲜停战之后,中国第一次有可能在较稳定的环境中全力从事经济建设,当时工业部门的研究力量几乎等于零,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研究所为工业部门解决过大量实际问题,以物理研究所(50年代初曾经称为应用物理研究所)为例,它承担过的任务包括:为黑龙江阿城仪表厂解决铝镍钴永磁合金浇铸余料的再利用问题,为鞍山钢铁公司解决延长耐火材料寿命问题,为建筑部门研究加速水泥凝固的方法,为飞机制造工业研究铝合金相图,为电机业研制单取向和双取向硅钢片等等,这些工作多数都没有总结成学术论文,留下来的完整记录很少。前辈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为冶金提出的连续轧钢中的钢锭冷却速度,专门解决了一个热传导问题。这篇文章30多年以后才发表在庆祝周培源先生80寿辰的文集中,可算是一个特例。总之,当时科学工作者们投身思想改造和经济建设,并没有十分强调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意义。1956年制定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也没有把基础研究置于特别地位。这是符合当时的国情、国力的。 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说:“在过去几年中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们在目前需要和技术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就看出来。正因为这样,有许多同志现在还有一种近视的倾向,他们不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经常要求科学家给他们解决比较简单的技术应用和生产操作方面的问题。当然,理论决不可脱离实际,但是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曾是何等清醒啊!然而,此后46年间,近视的倾向、简单的要求,何曾稍减。从积极的方面回顾,三年(1957~1960年)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在外国人和后人看来,近乎荒唐,却也反映着我们对于工业化、现代化的强烈愿望。毕竟中国科学院的规模是在那些年代奠定的,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机的发展是从那时开始的。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历了支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我国自然科学,确实到了应当作加大纵深的战备调整的时刻。然而,十年“”(1966~1976年)不仅耽误了时机,还对本来就很薄弱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进行了全面冲击。看一看这后面的“社会舆论”,是颇富教益的。我国理论物理研究在“”期间的经历,正好用以典型地说明传统的理论实践观的作用。理论物理研究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四个领域,粒子和场、原子核理论、凝聚态和统计物理、天体和引力。粒子物理研究由于主席1964年同坂田昌一谈话中所表现的重视以及与“一分为二”哲学命题的关系,得以保存队伍,并以70年代初杨振宁、李政道相继访华和1973年高能物理代表团访美为契机,有所复苏。核物理因为有国际背景和“核参数”任务的要求,基本维持原状,还得以在“工农兵大学生”中要求一定的培养数目。凝聚态和统计物理是四个领域中最接近实际的,却从哈尔滨到广州,全部解散改行。正是因为接近实际,自认为有发言权的批评家也多。中国科学院军代表向越南科委主任介绍物理所情况时说,“从前有一个理论研究室,理论脱离实际的典型,解散了!”与此成为鲜明对照,最为“好高骛远”、“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体和引力理论,在此期间有所壮大。那原因却也是理论联系实际。我国一些优秀的数学家转入这一领域,对“军宣队”这是联系物理实际,他们仍然可以作一点现代微分几何,同时训练了一些年轻人。工厂技术员到车间当工人,实验物理工作者下厂做技术员,理论物理人员去做实验,数学家来搞理论物理。这发生在“弯曲时空”中的“平移”,使许多人联系了“实际”。 我国目前经济繁荣的背后,存在着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其中一部分就涉及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完成人类基因组1%和水稻全基因组的测序,确是值得称道的成绩;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所用的自动测序机器全系舶来,还不必提及所用原理。研制出每秒万亿次以上浮点运算的大型并行处理系统,当然是重大科研成果;然而,也不要忘记关键芯片仍靠进口。技术引进,可以加速起步;然而,邯郸学步、履人后尘,总难以真正技超群雄,“领导世界新潮流”。只有浓厚、广泛而持续的基础研究才能孕育出异军突起的技术革命,建立起自己的支柱产业。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更不能靠别人的基础研究来实现自己的技术创新。 “基础研究要有国家目标”是堂皇而正确的提法,问题在于由谁来规定这个“国家目标”。一位年轻的管理干部曾对我说,你现在从事理论生命科学研究就是符合“国家目标”的。他不知道,我早在1985年在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问题中干得正欢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关于生物学发展战略的常委扩大会,此后就开始思考和准备向更为非线性、更为复杂的生命系统作战备进军。从1991年以来,我所在的研究组就不断学习生物学基本知识,全力以赴做生物问题,现在其实还没有入门。怎么能做到一旦“国家目标”下达,三年之内就出成果呢? “管理出效益”是搬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领域的另一种错误概念。生产企业、工程项目、技术攻关,理应加强管理。而不恰当的“管理”,正在妨碍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根本进步。应当撤销一批管理和评估机构,解放生产力。特别要让大批年轻有为的学者“沉”下去做事,而不是“浮”起来当“官”,去妨碍别人安心钻研。 科学管理部门忙于改组机构、评议课题,却很少对科学研究的支撑体系下功夫。仅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为例,它的读者范围远远超出基础研究。1980年订阅原版期刊5377种,买原版书7245种。到1991年,原版期刊数量砍到1277种,购入原版书降到642种,几年间期刊平均订阅价上涨8.6倍,平均书价上涨14.4倍,而该馆图书经费只增加了82%。多少高等学校图书馆停书保刊,还越保越少。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影印书刊全面停止,究竟增加了多少图书拨款以兹补偿?有些领导强调国际互联网上有大量在线期刊资料,却不提大多数有用信息乃有偿服务。全球同行中,很少有人像不少中国教授那样,不敢放手让学生上网,就是因为计算机网络收费不在高处统一解决,而是往下层层加码。学界多次呼吁,陋规至今未改。目前广泛存在于学术界中的浮躁情绪、泡沫科学乃至学术风气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急功近利的政策所引发的。一些管理科学技术事业的负责人士,总希望在自己的任期之内见到成绩;掌管经济预算的部门要听见金元宝落水的“响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要有队伍、有物质条件,还要有时间积累,才能“于无声处听惊雷”。共和国成立50多年了,从生孩子、抓教育做起,足以培育出两三代基础研究人才。提法不断更新,实质上总不敢在基础研究领域旗帜鲜明地放开步伐的科学政策,已经使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还应当指出,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许多方面,还未能摆脱一种半殖民地的心理状态。某些已经作了大教授的人士,开口闭口“我的老板”如何如何;还没有跳出原来所学课题,却学会了美国“老板”作风,经费多了花钱雇人为自己出文章。有些研究情况对内保密、对外开放,国内同行只能偶尔从国外访问者中了解一二。许多课题论证实际上也是引用外国已有的论据和“权威”言论。 我国在SCI收录的论文总数世界排名,已经由1995年的第十五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八位。然而,这里面有多少高影响力的文章呢?2000年,SCI的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做了一项统计。它把1981年到1998年发表的论文分为22个领域,每个领域内部比较,用计算机挑选出200篇“高影响论文”。扣除重复后,总计有76998篇文章入围。这些文章中213篇至少有一个作者的工作单位在中国大陆,占0.27%,即不到千分之三。有47篇论文的全部作者的工作单位都在中国大陆,占0.061%,即略高于万分之六。这些数字同论文总数呈尖锐对照。其实,大量发表低质量的论文乃是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却给某些科技界领导带来良好的自我感觉。 现在各方面都在强调“原始创新”。原始创新从哪里来?科学家同工人、农民一样,每天都要老老实实地劳动。没有持续不断的刻苦钻研,何来创新灵感?从1960到1980年,我们曾一直强调要保证科技人员每周要有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那是针对过多的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现在应当在新的意义下再次强调“六分之五”,把科学工作者从论证、检查、评估、考核等无休无止的非科学浩劫中解脱出来。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少一些不作研究的“研究员”,不讲课的“教授”,不从事科学的科学院“院士”,少一些把学生交给“保姆”而自己实际上不予过问的“博士生导师”,则科学幸甚! 科学和技术不是一回事。只抓技术,不促科学,是竭泽而渔。从科学到技术,从基础到应用,中间需要多少次接力、传递、反馈,有大量的中间环节。应用研究确实是我国目前情况下最需要大量人去做的事情。它决不可能由一个人、一个单位去“一竿子插到底”。只有重视和保护相对少数的基础研究,才能使从事基础到应用到产品的广大中间地带研究和开发的人们,专心致志地工作。几十年来的经验一再说明,凡是过分强调应用、冲击基础的时期(而这样的时期太多了)、首当其冲的正是最需要人的中间地带,而并不完全是纯基础研究。多数人转去谋求经济效益,少数人撤到更为基础的领域、或者滞留国外,最需要人的中间地带反而成为无人缺人地段,这是我们从建国以来的多次反复中总结出来的重要教训,希望在新的世纪,能做得好一些。 自然科学论文: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论文 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在我国起步甚晚,1915年,一批年轻学者倡议成立中国科学社,发行《科学》杂志,是在这片土地上自主从事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开端。20世纪20年代,中华医学会的一些学术刊物问世。1928和1929年,先后成立了部级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1935年,国民党政府通过、建立了博士学位制度,但从未实行。 起步甚晚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又受到急功近利、科技混谈的政策影响,多次在似曾相识的压力下挣扎。其实,不同时期政策要求的相似性,跨越了意识形态和政权更迭的差异,反映了历史文化传统的沉重束缚。 1953年朝鲜停战之后,中国第一次有可能在较稳定的环境中全力从事经济建设,当时工业部门的研究力量几乎等于零,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研究所为工业部门解决过大量实际问题,以物理研究所(50年代初曾经称为应用物理研究所)为例,它承担过的任务包括:为黑龙江阿城仪表厂解决铝镍钴永磁合金浇铸余料的再利用问题,为鞍山钢铁公司解决延长耐火材料寿命问题,为建筑部门研究加速水泥凝固的方法,为飞机制造工业研究铝合金相图,为电机业研制单取向和双取向硅钢片等等,这些工作多数都没有总结成学术论文,留下来的完整记录很少。前辈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为冶金提出的连续轧钢中的钢锭冷却速度,专门解决了一个热传导问题。这篇文章30多年以后才发表在庆祝周培源先生80寿辰的文集中,可算是一个特例。总之,当时科学工作者们投身思想改造和经济建设,并没有十分强调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意义。1956年制定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也没有把基础研究置于特别地位。这是符合当时的国情、国力的。 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说:“在过去几年中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们在目前需要和技术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就看出来。正因为这样,有许多同志现在还有一种近视的倾向,他们不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经常要求科学家给他们解决比较简单的技术应用和生产操作方面的问题。当然,理论决不可脱离实际,但是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曾是何等清醒啊!然而,此后46年间,近视的倾向、简单的要求,何曾稍减。从积极的方面回顾,三年(1957~1960年)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在外国人和后人看来,近乎荒唐,却也反映着我们对于工业化、现代化的强烈愿望。毕竟中国科学院的规模是在那些年代奠定的,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机的发展是从那时开始的。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历了支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我国自然科学,确实到了应当作加大纵深的战备调整的时刻。然而,十年“”(1966~1976年)不仅耽误了时机,还对本来就很薄弱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进行了全面冲击。看一看这后面的“社会舆论”,是颇富教益的。我国理论物理研究在“”期间的经历,正好用以典型地说明传统的理论实践观的作用。理论物理研究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四个领域,粒子和场、原子核理论、凝聚态和统计物理、天体和引力。粒子物理研究由于主席1964年同坂田昌一谈话中所表现的重视以及与“一分为二”哲学命题的关系,得以保存队伍,并以70年代初杨振宁、李政道相继访华和1973年高能物理代表团访美为契机,有所复苏。核物理因为有国际背景和“核参数”任务的要求,基本维持原状,还得以在“工农兵大学生”中要求一定的培养数目。凝聚态和统计物理是四个领域中最接近实际的,却从哈尔滨到广州,全部解散改行。正是因为接近实际,自认为有发言权的批评家也多。中国科学院军代表向越南科委主任介绍物理所情况时说,“从前有一个理论研究室,理论脱离实际的典型,解散了!”与此成为鲜明对照,最为“好高骛远”、“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体和引力理论,在此期间有所壮大。那原因却也是理论联系实际。我国一些优秀的数学家转入这一领域,对“军宣队”这是联系物理实际,他们仍然可以作一点现代微分几何,同时训练了一些年轻人。工厂技术员到车间当工人,实验物理工作者下厂做技术员,理论物理人员去做实验,数学家来搞理论物理。这发生在“弯曲时空”中的“平移”,使许多人联系了“实际”。 我国目前经济繁荣的背后,存在着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其中一部分就涉及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完成人类基因组1%和水稻全基因组的测序,确是值得称道的成绩;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所用的自动测序机器全系舶来,还不必提及所用原理。研制出每秒万亿次以上浮点运算的大型并行处理系统,当然是重大科研成果;然而,也不要忘记关键芯片仍靠进口。技术引进,可以加速起步;然而,邯郸学步、履人后尘,总难以真正技超群雄,“领导世界新潮流”。只有浓厚、广泛而持续的基础研究才能孕育出异军突起的技术革命,建立起自己的支柱产业。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更不能靠别人的基础研究来实现自己的技术创新。 “基础研究要有国家目标”是堂皇而正确的提法,问题在于由谁来规定这个“国家目标”。一位年轻的管理干部曾对我说,你现在从事理论生命科学研究就是符合“国家目标”的。他不知道,我早在1985年在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问题中干得正欢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关于生物学发展战略的常委扩大会,此后就开始思考和准备向更为非线性、更为复杂的生命系统作战备进军。从1991年以来,我所在的研究组就不断学习生物学基本知识,全力以赴做生物问题,现在其实还没有入门。怎么能做到一旦“国家目标”下达,三年之内就出成果呢? “管理出效益”是搬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领域的另一种错误概念。生产企业、工程项目、技术攻关,理应加强管理。而不恰当的“管理”,正在妨碍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根本进步。应当撤销一批管理和评估机构,解放生产力。特别要让大批年轻有为的学者“沉”下去做事,而不是“浮”起来当“官”,去妨碍别人安心钻研。 科学管理部门忙于改组机构、评议课题,却很少对科学研究的支撑体系下功夫。仅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为例,它的读者范围远远超出基础研究。1980年订阅原版期刊5377种,买原版书7245种。到1991年,原版期刊数量砍到1277种,购入原版书降到642种,几年间期刊平均订阅价上涨8.6倍,平均书价上涨14.4倍,而该馆图书经费只增加了82%。多少高等学校图书馆停书保刊,还越保越少。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影印书刊全面停止,究竟增加了多少图书拨款以兹补偿?有些领导强调国际互联网上有大量在线期刊资料,却不提大多数有用信息乃有偿服务。全球同行中,很少有人像不少中国教授那样,不敢放手让学生上网,就是因为计算机网络收费不在高处统一解决,而是往下层层加码。学界多次呼吁,陋规至今未改。目前广泛存在于学术界中的浮躁情绪、泡沫科学乃至学术风气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急功近利的政策所引发的。一些管理科学技术事业的负责人士,总希望在自己的任期之内见到成绩;掌管经济预算的部门要听见金元宝落水的“响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要有队伍、有物质条件,还要有时间积累,才能“于无声处听惊雷”。共和国成立50多年了,从生孩子、抓教育做起,足以培育出两三代基础研究人才。提法不断更新,实质上总不敢在基础研究领域旗帜鲜明地放开步伐的科学政策,已经使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还应当指出,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许多方面,还未能摆脱一种半殖民地的心理状态。某些已经作了大教授的人士,开口闭口“我的老板”如何如何;还没有跳出原来所学课题,却学会了美国“老板”作风,经费多了花钱雇人为自己出文章。有些研究情况对内保密、对外开放,国内同行只能偶尔从国外访问者中了解一二。许多课题论证实际上也是引用外国已有的论据和“权威”言论。 我国在SCI收录的论文总数世界排名,已经由1995年的第十五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八位。然而,这里面有多少高影响力的文章呢?2000年,SCI的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做了一项统计。它把1981年到1998年发表的论文分为22个领域,每个领域内部比较,用计算机挑选出200篇“高影响论文”。扣除重复后,总计有76998篇文章入围。这些文章中213篇至少有一个作者的工作单位在中国大陆,占0.27%,即不到千分之三。有47篇论文的全部作者的工作单位都在中国大陆,占0.061%,即略高于万分之六。这些数字同论文总数呈尖锐对照。其实,大量发表低质量的论文乃是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却给某些科技界领导带来良好的自我感觉。 现在各方面都在强调“原始创新”。原始创新从哪里来?科学家同工人、农民一样,每天都要老老实实地劳动。没有持续不断的刻苦钻研,何来创新灵感?从1960到1980年,我们曾一直强调要保证科技人员每周要有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那是针对过多的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现在应当在新的意义下再次强调“六分之五”,把科学工作者从论证、检查、评估、考核等无休无止的非科学浩劫中解脱出来。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少一些不作研究的“研究员”,不讲课的“教授”,不从事科学的科学院“院士”,少一些把学生交给“保姆”而自己实际上不予过问的“博士生导师”,则科学幸甚! 科学和技术不是一回事。只抓技术,不促科学,是竭泽而渔。从科学到技术,从基础到应用,中间需要多少次接力、传递、反馈,有大量的中间环节。应用研究确实是我国目前情况下最需要大量人去做的事情。它决不可能由一个人、一个单位去“一竿子插到底”。只有重视和保护相对少数的基础研究,才能使从事基础到应用到产品的广大中间地带研究和开发的人们,专心致志地工作。几十年来的经验一再说明,凡是过分强调应用、冲击基础的时期(而这样的时期太多了)、首当其冲的正是最需要人的中间地带,而并不完全是纯基础研究。多数人转去谋求经济效益,少数人撤到更为基础的领域、或者滞留国外,最需要人的中间地带反而成为无人缺人地段,这是我们从建国以来的多次反复中总结出来的重要教训,希望在新的世纪,能做得好一些。 自然科学论文: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影响分析论文 摘要:经验主义是近现代科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基础,正确理解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和人类认识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经验主义在哲学及科学史中的发展历程,在揭示其内涵的同时不断将内在矛盾和问题呈现出来,以便人类能正确认识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性质以及产生的正负面影响,从而更好的为科学研究服务。 关键词:经验主义;原则;科学研究 经验主义被认为是实证科学基础,它主要包括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感觉优先原则强调感官经验是一切认知活动的起点,拥有对认知活动、经验和理论的科学资格的裁判权;客观性的经验作为实证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是通过严格筛选及加工后获得的;经验证实原则是根据实验对理论的真理性的判定原则,由此对整个科学研究定性。正是如此,科学家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曾一度将经验主义当成从事研究的“神兵利器”,虽然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的历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纵观科学技术史,经验主义带有不可遮掩的片面性,给科学研究带来了重重阴霾,阻滞了科学研究的进程。 一、经验主义在科学史中的发展 1.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发生、发展 在欧洲科学技术史和哲学史上一直交织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斗争,它们就认识的来源和内容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进而成为欧洲哲学史上两个基本的认识论派别。在科学研究未形成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自古就有了,认识论一开始就包含着矛盾,它是经验的与超验的矛盾复合体。在古希腊早期,哲人们已经表现出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随着哲学的发展,这两种倾向的对立便逐渐展开,赫拉克利特的经验主义色彩比较突出,毕达哥拉斯派的理性主义色彩比较突出,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始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直接对立。亚里士多德等人虽看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的片面性,但也未能克服这种片面性,最终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在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到了欧洲中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在经院哲学中以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形式继续存在。从近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来说,力学、数学和天文学较其他学科发达,这就使得人们在用科学和理性认识世界时,必须付诸于当时的自然科学。不过当时人们并没有把经验和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认识论。一部分人注重力学的实验和经验归纳法,并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经验主义;另一部分人则注重数学的理性演绎法并也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理性主义。根据当时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以及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认识论上的两种比较典型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展开论争。他们在对认识论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自身严重的局限性。可以说16—18世纪是欧洲哲学史上一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的矛盾发展史。正是这两个认识论派别的哲学论争,也相应引发了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斡旋,从这个层面来说,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也是科学研究史上思维与方法论的斗争。厘清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史的脉络,有利于提升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能力。 2.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伸缩 经验主义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以及感觉优先原则。在培根那,经验论仅是一个认识论原则,它的意义在于确立不同于神学知识的科学知识的来源。宗教知识来自于天启,而科学知识则来自于人的感官经验。起初人们只是要求一个科学知识应该有其经验来源,后来这个要求就演变为判定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标准,即如果一个命题没有相应的经验背景支持,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个科学理论。到了洛克的时代,人们开始用科学知识来解释宗教知识。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经验论逐渐成为解释人类知识来源的唯一理论,“经验”也仅指人通过感官获得的经验。比如一个人说“看到”上帝或“感到”上帝就在他身边等相关经验,是不能被科学家承认的。科学会判定类似经验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异常活动的表征或是观念的非科学的排列组合而否定其合法性。在这种认识论原则下,上帝、灵魂这类东西就渐渐地丧失了实体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验论逐渐越过自己的疆域,获得判定存在者是否存在的特权。也就是说,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中作用与职能均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些非经验的素材将不能被其认可、真正的科学知识被拒之门外,阻碍了人类探索与认识自然的进程。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判定的是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资格问题,而不涉及是真假问题。但在现实研究中,经验主义却往往能根据经验给与那些理论以真假判断,扩大了经验主义的适用范围。且论按照经验论原则,凡是没有感官经验基础或来源的理论都不能认作是科学理论,故而在这里“科学”一词也不能称的上是真正称得科学上的正确或真理,而只能指一种归属性,隶属实证科学范畴之内的理论。 (2)就事物的存在性来说,经验主义原本并不具有直接判定事物存在与否的能力,一个事物是否存在和人们对它们是否有感觉是不能等同的,却在研究中或是生活中具备了这种“神力”,它对事物存在性的判定资格源于人们凭着个人经验主义或者大众认可的日常的朴素经验对其的误用。但抽象的反对并不能阻止人们日常思维中的“惯性错误”,人们在无意识中,依然很自然地用经验之有无来判断事物之是否存在,听到“这个那个不存在”之类的武断判断。所有这类断言都是与科学精神是不相称的。通俗点说,经验主义者只有断定某物存在的能力,而不具备断定某物不存在的能力。 (3)经验主义中的原则作为一个理论判定原则实质上是个程序原则,它重点关注的是认识事物的方式、程序,只有通过特定认知路径获得的经验、理论才能被承认,这无疑是抹杀了其他非经验等路径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哄抬了经验主义在获取真理中的作用。这也就是所说的感觉优先原则:即只有经过感官经验确认的事物才能被接受为客观的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对象;它要求感官经验在认识过程中或科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绝对的否决权,甚至一个理论或一组经验如果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感官的确认,它也不能成为“科学理论”加工的材料,进入科学领域。所以,感觉优先原则是个程序性的资格认定原则,仅仅针对一个知识产生的来源、路径进行判断。这就是经验主义影响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必要组成。正是由于经验主义酿成的恶果,才有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复杂坎坷的命运,导致中医的科学地位至今不能被完全承认的悲凉局面。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膨胀,指定特制的科学路径,导致“只手遮天”的科学结果,其实已经悄然违背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初衷。 二、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种种责难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强调经验的绝对“客观性” 以感觉优先原则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并不盲从直接的感性经验,它对“经验”有着特殊的要求,即必须是客观的绝对的经验。所谓客观的经验就是“可公共感知的”的普遍经验。 (1)在科学材料的对象选择上,经验主义设置外在的壁垒,对其加以筛选。“可公共感知性”是指某一经验必须是所有的人都可能感知到的,它强调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即如果某经验是某人用身体感官直接感知的,那么它必须是其他人用感官也同样能够直接感知的。否则,该经验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材料。如神话中的牛鬼蛇神的经验历来都属于个别人的经验,是不可公共感知的,是非普遍的,所以,它不能被科学承认为合法的研究材料,不能进入科学领域。即所谓的“可公共感知的”,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材料。只有这样的经验才能满足实证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可重复性”要求,并且成为最受实证科学欢迎的加工材料。这就是在实证科学中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中材料的外围限制。事实上一些“非可公共感知性”的事物依然可以成为科学青睐的对象,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已。(2)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在科学材料的处理程序上,经验主义强行添置复杂筛选工序,对其进行取舍。经验主义认为一个具有普遍感知性的经验虽然获得进入科学领域的资格,但由于经验的相对性,它还必须被进一步处理,把和主体有关的因素都过滤之后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必须依托具体主体的感官、凭借一定的感觉方式、依赖于主体的感觉能力。我们知道人的经验受人的身体和感官的状态、心理状态、观察视角等多种个体因素的影响,它导致人的经验具有“可变性”。在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物体的感觉会是变化不一的。如何使参差不齐的具体经验达到齐一、使之能够相互交流、相会认可从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客观”材料呢?人们采取的方法主要通过对经验的非主体化或外在化处理实现的。通过设立一个外在于所有人的衡量尺度,比如人们用气压计来衡量对象或环境的气压大小,而不再使用和人体感觉有关的压抑和舒张这类主体性较强的概念。这种经验就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经验,而演化成一组数据。这样的数据既摆脱了具体个体,又可以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换算。这样的“数据”才是真正客观的经验。相关仪器以及参照系的发明成了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和成果。这正是经验主义对科学探究中科研工序的第二层限制。数据固然重要,固然客观理性,但理性的处理与非理性的遐想,也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必不可少的。 (3)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对科学或是经验主体的特殊处理。忽视特殊群体(如极少数感觉特别敏感的人、感觉特别迟钝的人)所获得的别人或非感官性感知能力获得的经验,假设人的感知能力相同,经验的来源、渠道相同。这实质上是把普通人的感官能力作为衡量一切人的感官能力的尺度。这样主体之间的差别以及个体的特殊性被抹平了。这也使主体的因素被从经验中抽出,从而也使经验成为“与主观主体无关的”成分。这是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体第三层限制。所以,在近现代科学和哲学的主体必然是以普通人为基准的抽象的人,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仅仅像一符号,经验的主体因素被彻底抽象掉了。实证科学中盛行的经验主义通过对科学和经验主体的限制,使普通经验论上升为科学经验论:实证科学所研究的经验是可公共感知的、与任何主观因素无关的被抽象的数据及符号。看似客观,却在无形中丢失了“被遗忘的角落”中的科学以及科研中关于人自身的意义。 2.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中诸原则的冲突与紊乱 作为一个判定原则,感觉优先原则不同于经验证实原则。经验证实原则是对理论或命题真理性的判定,并由此对整个研究的科学性做出判定;而感觉优先原则是对认识对象或认识材料的“科学”合法性或资格的判定,而不是“真理性”。在严格的经验证实原则下,一个理论如果它本身或其推论能够在实践或实验中获得经验证实,那么就可以确认它为科学研究,而不是伪科学等。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不是建立在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基础上的,他的“理想实验”是公然对感觉优先原则的否定。按照感觉优先原则它必然不能被科学所承认,因此它曾四处碰壁。随着现代科学提供相对论所使用的概念、公式的科学运用,以及后来相对论在各个领域实践的成功,它才慢慢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地接受。如果说人们基于感觉优先原则不能承认,人们却基于经验证实原则给予承认,相对论就只有在科学门外徘徊的份儿了。因此,经验证实原则和感觉优先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冲突与紊乱,影响科学研究中的定性和判断。 总之,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是科学经验主义,它表现为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实质上是要求作为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因“可公共感知的”而成为科学的材料。感觉优先原则具有对科学研究材料和理论“科学合法性”的资格认证权时,不能认证其真理性,是程序认证,当遇到“非可公共感知的”类的材料或是客观性经验时,难免会出现混乱;当遇到感觉原则自身无法认可而又被经验证实原则结果认证为具有真理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时候,这两种认证方式以及这三个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几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与紊乱,人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协调几者冲突的最佳方法。这不能不说是经验主义在实证科学运用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对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的批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对的经验批判主义,是以唯心地曲解“经验”这一概念为基础的。经验批判主义者把经验理解为与客实在无关的人类体验、人类感觉的总和,他们断言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世界的要素”或“经验要素”,每个物体都是“要素的复合”。马赫主义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经验主义,没有意识到即使是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然科学并不全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它迄今具有的不可靠性、可错性、局限性、片面性等缺陷,主要是经验主义的过错。自然科学的重担不能只让理性来背负,作为“大胆假设”,非理性也经常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后,一无所有的旧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获得辉煌的科学成果。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中国科学研究中,旧的经验主义始终笼罩着科学精英,束缚着他们的思想,阻碍着重大理论的构成的现状。事实上,科学史上但凡卓越的发明家和科学家都离不开对经验主义、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等的强烈对抗。特别是对经验主义,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进行了严厉批判。观察、实验若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非但不能获得科学真理,甚至会使科学家对经验的盲目崇拜,误入感性知觉的歧途,最终走向真理的反面。然而迄今在科学研究中,许多科学家依然一味地信奉经验归纳,较少注重各种非理性方法的应用。其实早自本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之后,研究中的经验主义和归纳方法就开始受到抨击。英国的罗素把一些科学家好比自作聪明的“火鸡”,仅凭经验归纳,常得出荒谬透顶的结论。库恩认为科学主要来自科学家的灵感和顿悟;而费耶阿本德则径直走向非理性和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使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由此在科学研究中一些典型的非常规的方法和思想势如破竹般地流行起来,并直接对传统的经验主义针锋相对。 传统经验归纳的给科学研究设置的重重障碍。科学史上,从培根起,直到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都认为科学理论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先是通过科学实验获取经验事实,后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筛选和分类,进而对筛选材料进行逐级的抽象和综合,直至得出一般的科学理论。而所有这些认识都不能超越经验范围,经验成了人类认识的惟一来源和界限。这种经验归纳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受到波普尔以及历史主义学派彻底否定。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科学哲学中影响最大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正是在这里存在最严重的经验主义。在他看来,认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觉和事实,即对着同一幅图像,由于不同的理论背景、文化经历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觉印象和经验事实。如古希腊的“地心说”事实,到近代就发生根本变化,同一“感官印象”变成完全相反的“日心说”事实。所以科学家的劳动都是作为一种在复杂社会和物质条件下的决心和行为的结果而变化着的。因此必须去除那些僵死的、无所不包的原则、术语、概念及解释。对于那些与旧的知觉、事实相对立的新的知觉、事实,必须采用新的术语、概念和范式。人们正是用广阔开放的感官和丰富旺盛的智力探索世界,且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现。费耶阿本德因此极力主张“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旨在摧毁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敦促人们锐意创新和采纳生动活泼的思维方法。 自然科学论文:新课标理念引导下的小学自然科学教学 摘 要:新课改推广要求基层教育工作者积极践行,结合自身的教学实际情况,不断创新与发展。潜下心来认真研究新课标的优秀观点,并结合自身教学实际情况灵活运用。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经验,从“现代教育技术”“综合实践活动”及“开发教学资源”三个方面入手,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小学;自然科学;新课标;现代教育技术;综合实践活动;开发教学资源 新课改运动的普及与推广要求基层教育工作者积极践行、落实其大力倡导的先进教学观点以及理念,并要结合自身的教学实际情况,对所运用的理念进行不断创新与发展。这就奠定了各学科教师学习新课标理念、贯彻新课标理念、革新新课标理念的重要基调。笔者身为一线小学自然教师,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对如何更有效地运用新课标所提倡的优秀教育理论,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与实践,现结合具体的教学实践,将个人的一些认识与见解归纳、总结如下。 一、恰当、科学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信息化是现代社会最鲜明的时代特征之一,在此背景下,各行业各领域都对现代信息技术进行了最充分的运用。教育界也不例外。《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更是在其教学基本理念中明确指出:“现代教育技术为教育教学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天地,教师应当从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教学实践中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笔者认为,新课标之所以如此倡导,是因为现代教育技术在小学自然学科中的恰当运用,能有效拓宽学生的视野范围,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能有效兼顾学生的学习差异。以下的教学实践便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如,在教学“人的进化”这一内容时,笔者就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为学生出示了一组猫、狗、大猩猩等不同动物以及人的幻灯片,要求学生认真观察图片,并回答哪一动物与人的亲缘关系最近。通过观看图片,学生很快就能回答出:“大猩猩与人的亲缘关系最为接近。”在此基础上,笔者又通过图片对比的方式,比较了人与大猩猩外部特征的相似之处。例如,人与大猩猩都能直立行走、五官长相位置大致相同、都具有丰富的面部表情、都能灵活地用手拿东西等。借助现代教育技术,不仅有效扩充了课堂容量,大大开阔了学生的视野,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使学生对于“人的进化”这一知识点具有更为浓厚的探究兴趣,而这很显然为他们在高涨的学习姿态下积极、主动地融入“人的进化”的具体学习活动之中奠定了良好的感情基础。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现代教育技术在小学自然与科学教学中的科学运用具有良好的效果。 二、灵活组织丰富多彩的综合实践活动 现代素质教育理念提倡“学中做”“做中学”的观点,即鼓励学生在丰富的实践活动中夯实理论知识、提升实践技能。与此相适应,《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持有相类似的教育观点:“教师应用丰富多彩的活动充实教学过程,这些活动的开展既能使学生亲身体验科学发现、科学探究、科学创造的过程,同时更有利于学生在丰富多彩的综合实践活动中切实发展、提升自身的自然科学修养及综合素质。” 笔者认为,小学自然科学教师在践行这一先进教育观点时,应当从所教内容出发,从所教学生的兴趣爱好出发,精心选择那些与学生生活实际紧密相连、能充分诱发学生兴趣的活动,同时,又要与学习内容密切相关,这样才能确保综合实践活动的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对此,笔者感受颇深。例如,在教学了“种子植物与非种子植物”这一节的相关知识点之后,笔者就将学习的阵地由课堂转移到了校园这一广阔的空间,要求学生利用校园内丰富的植物资源,在认真观察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哪些植物是种子植物,哪些植物是非种子植物。 这一学习形式新颖别致,因此学生的参与热情格外高涨,他们全都自觉且积极地投入到了实践活动之中。在这一综合实践活动之中,学生既懂得了植物可分为种子植物和非种子植物纱罄啵同时,更是通过认真观察植物落在地上或者是长在树枝上的种子,对其属性进行了科学、正确的判断。例如,广泛分布在校园中的松树属于种子植物,而潮湿、阴凉处的苔藓则是非种子植物;除此之外,有些植物的种子是裸露在外的,像银杏、云杉等;而有些植物的种子外则有果皮包被着,像玉米、菜豆、向日葵等;有果皮包被的最大意义是能对植物的种子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进而有益于其传播……如此,通过这一综合实践活动,一方面学生的自主探究意识及能力得到了显著的锻炼与发展,另一方面学生在综合实践活动中对植物类别进行划分的过程,更是他们回顾、复习课堂所学理论知识,进而建立完善知识结构体系的过程。该项教学实践案例充分证明了小学自然学科灵活组织综合实践活动一举多得的良好教学效益。 三、合理开发一切可用的教育教学资源 《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强调:“各地区、各学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统一、划齐的要求显然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小学自然科学教师应当积极挖掘、合理运用一切可利用的教育教学资源。”笔者认为践行新课标这一理念的优势在于,能使得小学自然与科学教学变得更为契合所在地区、所在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而显著优化、改善最终的实际教学效果,学生的自然科学素养也能因此得到更好提升。 笔者自身的教学实践便可以充分证明这一观点。如,在教学“保护大气”这一知识点时,就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同父母一起,对平时生活中常见的大气保护标志、环境保护标志进行充分的搜集与整理,这一社会生活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既使得学生掌握了更多的环保标志,更使得他们深刻认识到保护大气、保护环境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教学反响异常良好。又如,“土壤的成分”这一内容涉及“土壤的保护”这一知识点,在教学了相关的内容之后,笔者就要求学生在课下自由结合成学习小组,并以小组为单位,利用互联网络技术对土壤遭到破坏的原因、土壤遭到破坏后的严重后果以及有效保护土壤的措施方法等进行相关信息的搜集与整理。这一网络资源的充分利用,既有利于学生信息搜集、归纳能力、问题分析、问题解决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切实进步与发展,同时,更能使得学生自觉树立起“保护赖以生存的土壤”这一端正的价值观念,而这恰恰正是“土壤的保护”这一知识点的教学追求所在。 一言以概之,小学自然与科学教师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应当多渠道、多途径地开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课程教学资源,这对于优化小学自然与科学的实际教学效果、真正促进小学生自然科学素养的更好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而言之,新课标的先进教育理念为小学自然学科正常组织教学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与发展方向。对此,小学自然学科教师必须潜下心来,认真研究新课标的观点,并结合自身教学实际情况,对其进行最大限度的灵活运用。这既是迎合新课改历史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又是切实优化、提升小学自然学科教学效率与质量的客观要求,同时,更是促进小学生自然科学素养显著进步的客观要求。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可能与限度 [摘要]在20世纪中史学走向现代的进程中,自然科学方法入史的命运几经沉浮环境史学是以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互动关系为鹄的新史学,从治史理念到研究内容,再到研究方法,均不啻为世纪之交中史学研究范式的一次重大革新,同时,环境史学的兴起为自然科学方法名正言顺地入史提供了可能。环境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由历史学的学科属性决定,自然科学方法入史在存在可能的同时又存在限度。 [关键词]环境史 自然科学方法 可能 限度 20世纪中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即是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出现。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现代史学从一诞生起就与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处于同步并行的状态,而且随着时间越向前推移,中史学自觉接纳其他学科渗透的步履频率就变得越快,以致于在当代史学所采取的各类‘方法’中,我们已经很难辨别清楚什么是纯粹意义上的所谓‘史学方法’”。此处的“其他学科”,恐怕还多局限于社会科学的范畴,而谈到自然科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毋庸讳言,即使暂且抛开历史学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一庞大的理论命题,我们也不难看出,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确实存在许多不易融合的地方。因此,由中史学的传统特点、治史理念等诸多因素左右,自然科学方法人史的命运在20世纪可谓几经沉浮。 环境史学是以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互动关系为鹄的新史学,自从西方兴起到现在已近半个世纪,然而从其传人中到获得长足发展却不过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情。但是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一批有志于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在积极译介外环境史优秀成果的同时,又力图去构建中环境史研究的学科体系。环境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一方面,其治史理念、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决定了自然科学方法在研究中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受制于历史学的学科属性,环境史研究在为自然科学方法人史提供可能的同时又存在限度。笔者将从环境史学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研究误区等三方面来探讨这种可能与限度。 一 环境史学的理论基础是生态学。生态学作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概念,是由德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首先提出的,大约在7年之后开始在英语世界传播,但是其真正“运用到对人的研究上,开始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联,从而获得超出自然科学范畴的现代意义”,则是距其产生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事情了。在这一时期的西方,人们开始积极运用生态学的逻辑去反思和拷问工业发展带来的日益凸显的生态危机。代表性作品即有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以及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等,与之相应。环保思潮迅速兴起。同样,我们说“职业历史学家一般都不能不受自己所处时代基本哲学思想和普遍思潮的影响,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而且这种影响还总会反映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而该时期史学研究方向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即是环境史学的兴起。 如今,最为我们耳熟能详的美两位环境史大家即是唐纳德,休斯和唐纳德?沃斯特,两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生态学对于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例如休斯在其三部著作《潘神的劳苦》、《世界环境史》和《地中海地区:一部环境史》中就一再强调生态分析作为环境史研究一个手段的重要性。在其新著《什么是环境史》一书中,休斯在(环境史)“与自然科学的关联”一节专门论述了生态学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启发意义。休斯认为:“人类文明不可能将其自身置于自然法则之外,即使那些拥有先进的技术文化的文明也做不到这一点。生态学将人类物种置于生命网络之中,仰赖它而活命、生存。你不能否认科学素养在原则上对于环境史的重要性:完全撇开显而易见的实际困难来说,这为环境史学家如何准备并不断训练指明了方向”。唐纳德,沃斯特同样也认为生态学对于环境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前,内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在尝试环境史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同样表达了对生态学的重视,并达成了以下两点共识:其一,生态学是环境史的理论基础,其二,生态学的分析方法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工具。 针对学者们普遍强调的生态学与环境史研究的密切关系问题,鲁奇、李恩军提出了质疑。他们坚持认为,生态学与环境史一样,都是重点研究人与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应该是平行的关系,而不能构成一个作为另一个的基础关系,并表达了一定的担忧:“在逻辑上,如果生态学可以成为环境史学的学科基础,那么就会出现以下的现象,环境史学反过来也可以成为生态学的学科基础,也就是说它们可以互为基础,轻易划分学科之间的隶属关系,就可能导致学科分类之间的混乱,从而阻碍学科的健康发展”。应该说,两位学者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对环境史的学科定位是有关系的。鲁奇、李恩军认为,“环境史就是环境史,它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而不是把它列为历史学的分支,所以才会导致他们对学科隶属关系的轻易划分表示担忧。而在我们看来,环境史仍属历史学的范畴,我们并无意于将生态学作为学科基础,而是要充分地吸取生态学的理论方法来建构环境史的理论,正如上文所述,历史学家不可能不受到其所处时代的基本哲学思想和普遍思潮的影响,环境史生逢其时,我们借助生态学来进行理论建构和展开研究是完全合乎时宜与情理的。 当然谈到这里,不得不提的是,最近一二十年来,生态学理论的转型给环境史带来的挑战。包茂宏和高荣都撰文谈到了这一问题,包茂宏指出:“现在崛起的、更强调对观察者依赖的混沌生态学和生态学多元主义或许预示着‘旧生态学的死亡’,因为它的诸如生态系统、平衡、演替等基本概念都受到强烈质疑。以生态学为基础的环境史自然也必须对这种‘不科学’的指控作出有效回应”。高荣亦指出:“90年代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则是生态混沌理论、盖娅理论等新的生态学思潮,它们强调自然的混乱与无序。依照这种观念,人类及其文明不必对环境问题负担全部责任。生态学思想的这种转变,使以之为基础的环境史学的批判锋芒在90年代以后明显弱化”。 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即牵涉到一个如何对待自然科学方法人史的态度的问题。我们在前文已经指出,既不能把自然科学方法看作洪水猛兽,同时也不能指望通过其建构一套颠覆既往史学思维的研究范式,同样,在环境史研究中引进生态学的理论方法亦是如此。我们不能指望照搬其理论方法来进行研究。一方面,直接运用导源于生物学的现代生态学方法来研究具有文化属性的人肯定存在问题,另一方面,一旦赖以“存活”的理论方法出现纰漏,将直接导致研究结论大打折扣,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够看到的不仅是前车之鉴,眼下的生态学理论转型所带来的挑战即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所以,生态学的理论方法固然要有所借鉴,但是如何将这一理论方法内化为可以供我们进行环境史研究的理论才是我们应重点考虑的问题。 笔者注意到,王利华在早期关于生态史学思想框架的探讨中,即充分论述到了生态学理论对于生态史学理论建构的重要意义。该文在2009年收入《中环境史研究》第1辑时,作者在文末作了一段补 充,而正是这一段补充,使其整个理论建构至臻完善。王利华指出:“在观察社会历史问题方面。现有生态学理论方法的解释力仍然有所不足,对于现代生态学概念、术语和技术方法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适用程度,不能期望过高,更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而应在认真选择其适用部分的基础上,努力构建符合中历史研究需要的新的理论方法体系。如果将人类社会简单类同于一般动物系统,而忽略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得出的结论将可能是十分荒谬可笑的”。伴随着对生态学理论的反思,王利华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又反思了引介西方理论方法与建构中环境史学的关系。他指出:“外的理论源于其自身的学术文化传统和生态环境现实,未必尽皆适用于中。我们应当鼓起勇气自行开展理论探索。一面向西方同行学习,一面从生态学等相关学科中直接借取,重要的是根据本的实际和史学传统提出‘中的’环境史学命题,创建‘中的’环境史学理论方法体系,从而向世界提供‘中的’环境历史经验”。 因此,我们只有合理地引人生态学的方法,并将环境史的研究与中的实际和史学传统充分结合起来,才能够在生态学的理论转型中“守得住”,才能够“走得出”,在际史坛发出中声音。 二 谈到环境史的研究方法,首先必须明确环境史研究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环境史的跨学科问题,表现为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个方面。在具体的研究和操作层面,社会科学的方法已无需多谈,而自然科学方法在环境史研究当中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关于这一问题,许多学者都谈了自己的认识,且已经达成了如下几点共识:其一,环境史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其二,在环境史研究中需要大量地借鉴其他学科的已有成果;其三,一个环境史家应该具备复杂的知识结构,甚至是文理兼备;其四,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存在相当的难度,在环境史的研究中应该开展多学科的对话与合作。 如何理解环境史的学科特点即被定性为跨学科的研究?如何看待自然科学方法在环境史具体研究中的必要性?如何克服跨学科研究中存在的难度?这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环境史之所以被定性为跨学科的研究,必须采用或者说无法回避自然科学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较之以往的历史研究,环境史的治史理念和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即“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首先,环境史既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又反对生态中心主义,所谓人类回归自然,也即在肯定人的社会属性的同时,又要充分地挖掘人的生物属性,“回归”即意味着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局面的结束。其次,既往的历史研究,基本上都是人的历史,而环境史则倡导把自然纳入到历史进程的研究中去,这是史学研究视野的一次重大拓展。综合以上两点,我们不难看出,从事环境史研究,如果不能深入地理解自然法则和自然特性将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换句话说,也即我们必须在研究中引入自然科学的方法。 关于目前众多的学者所谈到的跨学科难度问题,依笔者看,多局限在理论探讨的层面。因为讨论者都是基于一个基本前提――环境史是跨学科研究,需要这样那样的方法。也就是说,这些意见,多是在理论预设的范畴之内,而不是从实际研究中提炼总结出来的。这些探讨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认识环境史研究的特点和复杂性,但是过分渲染则无益。一下子把环境史研究可能要跨越的数十种学科都一一列举出来,除了令人望而却步之外,其他收效恐怕不大。关于如何应对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王利华总结了一句话――“取百科之道术”,笔者赞同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道出了环境史研究的跨学科特点,更重要的是它彰显了环境史学者应具备的学术气度。我们不妨将之称为当前学术研究中的一种“拿来主义”,也即我们要勇于探索和尝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自然科学方法,只要我们能够明确地界定自己的研究主旨和研究对象,不要过分自信宽泛地“插足”到本不属于我们的领域,跨学科方法运用起来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例如早期何炳棣的《黄土与中农业的起源》一书,即综合运用了气候学、植物学、地质学、土壤学等自然科学方法,被认为是“中环境史研究者的必读之书”。再如刚出版不久的王建革的专著《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运用生态史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乡村社会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较之以往的华北地域社会史的研究成果,该书以其崭新的理论视角,提出了许多富于启发性和建设性的观点,堪称一部生态史与地域史研究相结合的佳作。 当然,克服跨学科研究方法难度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即是展开多学科对话与合作。这一点不少学者已经提及。此处,我们不妨以Mark Elvin的新著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为例,包茂宏详细地评述了该书在开展多学科对话与合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此书在方法论上比较突出的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和综合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伊懋可受的虽然是历史学专业训练,但有足够的科学知识与专业科学家合作。例如与他合作研究杭州湾环境变迁的苏宁浒博士就是来自中西北地区的水利专家;与他合作研究结核病史的张宜霞博士就是曾在中结核病防治单位工作的实验微生物学家。他用现代遥感成像技术来研究古代中海岸线的变化,用现代人口学方法分析历史上人口的生育率和死亡率。由此可见,不同学科之间虽然存在差异而且随着学科分化越来越严重,但是这些差异和障碍并非绝对不可逾越,而是可以相互渗透的。交叉研究与固守一门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积极的探索学习优化知识结构或者通过多学科的对话与合作来突破跨学科的瓶颈。但是,依笔者所见,其实跨学科的方法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环境史学者的个人研究路径。对于一个环境史学者来说,要掌握所有庞杂的知识,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根据个人研究路径来自觉地选择不同的方法,这些研究路径可以是水利史、农林史、气候史、历史地理等等。正如当前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的,“在一份由环境史学者整理的论著目录索引中,论著的作者远不止是环境史家,他们很可能是历史地理学家、农史学家、生物史家、人类学家、地质史家、考古学家、社会史家……”,所以我们应当在尊重研究局面多样化的前提下,突出个性与特点,遵循不同的研究路径来有意识地补充相关知识和方法。 至于跨学科的培养模式问题,沃斯特曾经说过:“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鸿沟确实很难跨越。只有具备深厚的生物学与自然科学学科背景的学者,才可能在将来写出第一流的环境史著作”,“就培养学生而言,我总是认为他们需要更广博的历史知识,因为他们要在历史系求职。我总是想让他们更多地接触自然科学,参与跨学科项目,尽管这不是很成功”。由此可见,跨学科的培养模式在操作层面还是存在诸多问题,但它确实是我们造就环境史人才的必由之路。在中,这个问题尤为棘手和迫切,因为长期以来文理分科的教育体制使得大多数学生在进入研究生阶段之后才凸显知识结构的极大缺陷,而“例如在法几乎就没有分别,历史学家必须把学习地理学作为自己所受教育的一部分”,所以“补课”的任务 可能就会稍轻一点。当前我的环境史人才培养工作任重道远,但是我们应当积极地去探索和实践,只有通过培养储备人才,才能完善研究梯队。从而实现构建中环境史研究体系的学术愿景。 三 从环境史的具体个案研究和历史书写方式等角度来看,自然科学方法人史的限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科学方法不可滥用,否则会大大增加研究结论的危险性;二是在历史书写的过程中,我们要将研究旨趣和行文表达自觉地规范到历史学的范畴之内,防止历史作品的历史感被抽空。 在历史研究中引入自然科学方法,运用必须得当,否则将会得出极其滑稽荒谬的结论,从而使得研究本身变得毫无意义,乃至酿成严重的恶果。 首先,自然科学方法、规律本身存在问题或研究者对其理解不够,如果引入历史研究,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一方面,我们不能迷信自然科学方法,不加辨别即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如果理解不够深入,把握不好运用的尺度。同样无助于研究。例如,冀朝鼎在研究时发现,竺可桢的干旱与否的统计与其水利工程兴修频繁与否的结论并不一致,他指出:“虽然气候的变动可能会影响到某些灌溉计划的效力,但并不是说就不需要灌溉了,因为即使雨量的平均值很大,也还存在一个年际间的雨量差异问题,同时土壤的自然属性也不会因之而改变。所以,气候的变动,最多只能看成是一个使问题的研究复杂化了的因素,而不会严重地影响到现今研究结论的主要方向”。这是一个非常精辟的解释,得益于冀对自己大规模梳理方志资料得出结论的信心,另外,气候学上年际间的雨量差异现象很好地解释了“不一致”的情况。这就启发我们,要更好地研究环境史,就必须对所运用的自然科学方法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否则。即使自然科学方法入史不存在客观上的限度,我们也会在主观上给自己平添麻烦。 其次,史料本身存在问题或者误读史料,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在2010年《历史研究》组织的环境史笔谈中,钞晓鸿就环境史资料的解读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通过对比分析明清时期一些重要的环境史相关史料,指出:“关于环境的记录或隐或现于各种典籍之中,且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含有作者的主观臆测与倾向,有的存在错谬与疏漏。在环境史研究中,既需要广泛阅读查找,又需要审慎鉴别分析,然后才能根据文献是否适用研究对象而决定是否加以利用”。㈣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钞晓鸿所指出的史料问题绝不限于明清,而是存在于整个历史时期。因此,在史料的解读和利用方面一定要审慎。 再次,史料和方法都存在问题,结论自不待言。赵治乐在反思古气候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时指出,关于古代中气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方法上仍有不尽人意之处。梅花、柑橘等与人类行为密切相关的生物物种,被过分强调,而特殊小气候下的个别现象往往被放大为普遍规律。相反,对雨雪霜等物理现象关注不足。研究者经常有意无意地以冬季温度来代表全年温度,而忽略了其他三个季节;对史料的理解过于片面,在作气候对比时出现标准的游移变换,论据与结论之间缺乏严密的逻辑必然性,运用理论时亦有随心所欲之处。当然。我们说这些问题不一定是古气候研究领域所独有的,其他领域同样存在类似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因此,只有正确地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并对史料进行正确的解读,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历史书写的过程中我们还要考虑如何防止历史感被抽空。其一,环境史将“自然”纳入研究视野决不意味着对“人”的轻视,我们引进自然科学方法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然的目的还是为了探求人类整个历史活动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应当时刻把握好自然科学方法人史的限度,必须明确我们不是为了纯粹研究“自然史”。其二,一部优秀的历史作品要想让读者产生兴趣,生动的情节、优美的文字、精彩的论述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环境史著作同样如此。如果我们不加节制、一味地将自然科学的图表、公式、模型充斥全书,恐怕距离一部合格的历史学著作也很远。 关于环境史当中“人”的问题,王利华曾多次强调:“尽管环境史将众多自然事物和现象纳入研究范围,且过去几十年的工作是以此为主,但决不轻视对人的历史探讨,相反,它要比以往更加全面地讲述和诠释‘人类的故事’,只是讲述和诠释所采用的立场和方式与以往历史研究有着明显不同。如果将人类排除在外,环境史将失去灵魂”,“撇开人类生命活动来讨论环境的历史是没有意义的”。笔者完全赞同这些见解,也希望讲述历史上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故事能不断地涌现出来。 综上,我们以环境史为中心,探讨了自然科学方法人史的可能与限度问题。在跨学科研究已成为诸多学科发展趋势的今天,史学研究同样无可避免,我们在与社会科学的交叉中已经取得了诸多的成就,而自然科学方法入史还是一个有待继续检验和拓展的领域。综观当前环境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还多局限在理论层面。如果不进行具体层面的研究,我们就永远无法对自身的研究设想作出检验,也只有当我们运用跨学科方法作出经得起考验的环境史成果时,我们再回过头来进行检讨和反思,最终才能够建构起中环境史的理论大观。
艺术学毕业论文:浅谈高校艺术学院如何提高钢琴教学有效性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人们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眼光转向音乐。近年来,我国各大高校也相继设立了艺术学院,对高校艺术学院的学生来说,音乐对他们的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但是在音乐的学习中,他们会遇到很多问题,本文就钢琴教学为例,探索高校艺术学院提高教学实效性的方法。 关键词:艺术学院 钢琴 教学时效性 随着人们对音乐的重视,钢琴教学成为高校艺术学院的主要专业。众所周知,音乐专业的基础是钢琴教学,可见钢琴教学在音乐教学中的优秀作用。因此,教师要用独特而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了解到音乐的意义并真正从内心接受音乐,这就要求学生要有科学的学习方法,教师也要有富有特色的教学方法,本文从以下两方面展开论述。 一、培养学生科学的学习方法 人类自出世以来就有异同寻常的节奏感以及形象生动的律动感,但是这些都需要别人去挖掘、去发现。比如在高校艺术学院中的学生,他们拥有很高大的天赋,但是他们要想成功,也要经受千次万次的锻炼,对于教师来说,最重要的是让学生发现自己的潜能并发展自身的创造性思维,从而让学生学到真正的知识。对于钢琴教学来说,教师必须要求学生做到用眼睛去读谱、用耳朵去听声音、用心灵去感受音乐,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科学且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 (一)学生要认真读谱 作为音乐基础的乐谱,是学生在学习音乐时最先接近的东西,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熟练的读谱,这就导致学生在练习、表演时出现一系列的差错。因此,教师要教会学生熟练的读谱,让学生用眼睛去观察,用心去体会,这样,学生就能很快看到乐谱上的音符节奏。此外,还能看到很多的东西,比如各种各样的表情与符号,而这种表情符号能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音乐,让学生更快的树立音乐形象。 (二)学生要学会听声音 也许你会说,听力是每一个正常人都有的,但是对于钢琴,却不是所有人都会“听”,不可否认的是听力在钢琴的学习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在钢琴教学中,教师要求学生的耳朵能够扮演判别是非的角色。教师还要求学生不仅要能正确的辨别音准和节奏,还要求学生能够判断演奏时所需要的音频与音调,而这些的前提则是学生能够有效的运用自己的耳朵,同时做到多多练习,做到认真的听。 (三)学生要学会欣赏音乐 如果你要学好、学透一样东西,那么你就必须喜欢上这种东西,中国有句古话:“爱屋及乌”,可见,要提高高校艺术学院钢琴教学的效果,就必须让学生欣赏每一首音乐。因此,教师可以自己演奏一首曲子或者是让学校邀请有名的专业教师到学校弹奏,让学生能够在实际生活中接触他们的偶像,这样,学生在满足了自身需要后就会将注意力转移到音乐的欣赏上来,人类自古以来就有模仿的天性,但是每个人却也有无穷的爆发力,学校以及教师要做的就是不断激发学生的内在潜能,进一步展现学生惊人的一面。 二、高校艺术学院提高钢琴教学有效性的方法 (一)积极培养学生的兴趣,让学生找到音乐感 兴趣永远是最好的老师,只有激发学生对钢琴学习的兴趣,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提高教师教学的有效性。钢琴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音乐并认识音乐,而不是单纯的手把手的操作,为了让学生爱上音乐,教师必须帮学生选择好的教材,否则学生就不能将音乐表现出来。在高校艺术学院中,学生要学好钢琴课,就需要教师的帮助。首先教师所选择的教材必须在学生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如果教材偏难,就会导致学生浪费了时间却一无所获,久而久之,学生也就没有了学习的动力,也没有了学习的兴趣。其次,在钢琴教学中,教师要让学生学习各种各样的作品,因为不同风格、不同表达形式的音乐可以提高学生的演奏水平以及音乐素养,如果一个学生之专注于某一类型的作品,对其他的作品则视而不见,可想而知这类学生的表现力,毫无疑问,他们对音乐的认知也不会好到哪儿去。最后,教师要多多去了解学生,要多给学生表现自己的机会,学生是一个敏感的群体,他们爱好广泛,希望将最好的自己表现出来,从而获得大家的赞赏,所以,教师要做的是掌握学生在钢琴教学中的困难并帮助学生解决这些困难,帮助学生克服心理上的、知识上的、技术上的问题,否则学生就会走进盲区,而且很难再走出来。 (二)教师要采用富有特色的教学方法 当今世界,很多人都在说求同存异、创新以及创造性思维,但是却只有极少数的人了解它们,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中国各大高校都在推崇新的教学方式,令人遗憾的是很多教师没能将其落到实处。在我国各大高校艺术学院的钢琴教学中,教师一直延续着传统的教学方法,他们重视学生手指上的训练,却忽视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以及实践能力,最终使得学生的潜力被埋藏,因此,教师必须采用富有特色却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首先,要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作为高校的学生,他们有着别人没有的潜力,只是这些潜力还有待发掘,作为钢琴教学的教师,要从学生出发,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主体。为了让学生了解每一首乐曲的来龙去脉,教师要带动学生去阅读,尤其是那些与学生有着巨大联系的乐曲,比如学生自己演奏的乐曲,在阅读中,学生会了解到作品的时代特征、背景以及作曲的意义,最终发现乐曲内在的东西并将它表现出来。其次,要提高学生合作学习的能力,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自古以来,中国有这么一句话:“众人拾材火焰高”,可见一个人的力量远远比不上集思广益,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可以让学生多多练习联弹以及双钢琴,在不断的磨合与学习中,学生就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改变以往对钢琴教学的错误看法,最终提高学习钢琴的兴趣。 三、结语 人们认为艺术就是以人类的情感和想象为特征,通过审美创造出一系列表达自身情感理想的活动,让人们在审美中实现主体及客体的相互对象化,可见艺术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作为我国未来发展契机的各大高校,更是要将音乐教学放在首位,想尽一切办法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艺术学毕业论文:度艺术学理论类专业建设热点与难点调查报告 摘 要:本调查报告力求以2013年度艺术学理论学科整体发展为主线,着重选取本科教育教学以及研究生教育和学科建设状况为调查对象,依据调查事实、统计数据和文献检索等资料进行梳理和剖析,主要探讨了以下八方面的问题:一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各层次学位授予点及本科专业方向设置状况;二是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设置状况分析;三是艺术学理论专业本科阶段人才培养问题探讨;四是与本科教学相关联的研究生培养问题分析;五是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六是学术研究面临方向或探讨进路模糊的问题;七是艺术学理论学科与相邻学科边界模糊的尴尬局面;八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契机与挑战。 关键词:[HTK]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专业方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学位论文;学术研究;边界;发展契机;挑战 引言 2013年伴随着艺术学学科门类的升格,艺术学理论学科遂成为该门类属下的一级学科,其发展有着显著的改观。具体表现可以概括为:其一,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命名,避免了早先与学科门类艺术学同名所带来的混乱和麻烦,使学科定位和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尽管对这一学科命名及学科体系建构至今仍存有不同的看法,但在总体认知上学界还是能够求大同存小异,基本肯定这门学科命名的必要性以及存在的合理性,从而达成基本共识:艺术学理论学科属于人文学科,其设置遵循的原则,一是传统学科的定位原则,是对各艺术门类进行宏观、整体、综合的研究,旨在探讨艺术的一般规律及跨门类艺术的交叉规律,具有观照和解释人类社会所有艺术现象与艺术共性特质的学科特性,其基础研究包括史、论、评三个领域,这和相邻的哲学、文学等学科门类属下的一级学科定位相类似。二是现实原则,即学科定位与发展要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能够为国家和区域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服务。例如,艺术管理和艺术创意研究方向的设立,便是关注现代技术的新进展,适应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需要,从而使艺术学理论更具有多学科之间的渗透性,进而扩大其研究的范围。其二,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无论是研究生教育,还是本科教育在本年度里均有较大的发展,主要是硕士学位授予点和本科专业(艺术史论专业)申报的院校增加,使学科的覆盖面大幅度扩大,促进了研究生教育和本科教育的均衡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社会对艺术学理论学科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其三,从今年初开始,伴随着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人员人数的不断增加,相应的学术成果又有明显的增加,期刊数,截止2013年11月中旬统计,本年度约2200篇,论著约50部,教材约30部。从艺术学理论学科年度发展各项指标来看,有理由证明,2013年度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势头不弱于艺术学学科门类属下的其他四个一级学科。当然,在学科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时,也存在着新旧问题的交织,面临着学科持续发展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新形势下,提出加强和改进学科建设的明确思路,准确把握学科定位,在学科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的需要下,不断探究新思路和新举措。本调查报告力求以2013年度艺术学理论学科整体发展为主线,着重选取本科教育教学以及研究生教育和学科建设状况为调查对象,依据调查事实、统计数据和文献检索等资料进行梳理和剖析,力求概括本年度学科发展的热点与难点问题,揭示出艺术学理论的整体状态,为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年度咨询报告。 截止2013年11月底统计,2013年度全国高校及科研院所具有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有20个,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有69个。目前,以艺术学理论学科名义设立本科专业方向点的院校有50余所(主要是艺术史论、艺术管理和文化产业等大类专业方向)。另据不完全统计,明确以艺术史论或艺术理论方向设立本科专业方向点的院校有5所,即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史论(专业方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专业方向)、山东艺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院艺术理论(专业方向)、哈尔滨师范大学原艺术学院艺术理论(专业方向)和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系艺术史论专业。这里需要说明,以艺术学理论学科名义设立本科专业方向点的院校,是指依据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允许的专业范围内设立的专业方向。此外,从统计资料来看,本年度全国共有40余所院校的本科专业是以艺术管理或文化产业名目拓展专业方向,计有“艺术管理”、“艺术创意”、“艺术传播”、“艺术商务”、“艺术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如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管理专业、中央音乐学院音乐艺术管理专业、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专业、中国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策划专业、星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专业、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管理和文化产业专业等。此外,综合院校、师范院校、工科院校,如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也都设有艺术管理类本科专业方向。 二、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设置状况分析 针对艺术学理论学科设立本科专业方向点的情况分析来看,基于设点申请的现实状况,各类先行设点的院校均是以专业方向名义招生,直到教育部于2012年底正式颁布实施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之后方才开始有大量院校正式申请,这也是形成2013年度艺术院校、综合院校、师范院校和工科院校集中申报“艺术史论”本科专业热点效应的原因。由于所有申报院校获准招生计划需要等待至2014年初公布,故对于2013年度“艺术史论”本科专业的设点,只能根据全国各院校申请联络的信息进行预测,估计院校在30所左右。比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四川音乐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和南京艺术学院等院校,就是依托原有的美术史论本科专业或艺术学理论博士学位点、硕士学位点的基础上申请设置本科专业的。综上所述,表明两个特点:一是这些申请院校都十分看重艺术学理论学科的配套建设,希望完成从本科到硕士至博士学位点的整体建设,以推进学科发展,带动学科建设,进而提升学校的办学水平。二是从目前申请院校来看,还主要是偏向艺术学理论和美术史论或设计史论这几类专业领域,这类专业转弯幅度不大,基本治学思路、研究方法和教学方式有相近之处。相对说来,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等专业,则由于研究对象和治学方式的差异,导致来自这类院校的申请相对较少。关于艺术管理专业,从现状分析来看,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只能是以专业方向的设点形式存在。虽说艺术学理论学科二级学科拟设有相应的艺术管理或艺术跨学科研究这样的研究方向,但主要是在研究生培养层面,可供本科专业延伸的条件有限,其原因:一是教育部2012年颁布的新《目录》和新《规定》中没有确立为本科专业点,这样就无生长空间;二是管理学属于独立学科,对于艺术领域而言,属于跨界学科,艺术管理只是借力发展,学科生长空间同样有限。因此,这一专业点在本科阶段只能以借力发挥的状态存在。但现实状况是,仅以全国31所独立设置的艺术院校(包括解放军艺术学院)为例,均设有艺术管理类专业。如果再加上其他各类院校,保守统计其数目也在翻翻之上,这是一个庞大的教育领域。 三、艺术学理论专业本科阶段人才培养问题探讨 人才培养是本科专业学科价值最为显在的标志之一,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以往都是以能否适应和满足社会需求为导向,作为学科建设成功与否的“晴雨表”。这一评价指标的思想根源,究其依据主要是教育部历次颁布的本科专业《目录》和《规定》所言明的意图,即强调“本科学生能在相关专业领域从事应用开发与管理工作”。这样一来,针对艺术史论本科专业的申报,也引发了对其专业培养方向问题的争论,归纳意见,有一种意见认为,本科开设艺术史论专业是改变以往单科专业教育模式,重点加强以综合艺术史论为主的跨门类、跨领域专业教学,着眼于知识拓展及审美素质教育,着重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艺术创造能力,以适应全方位及可持续发展的人才需要。另一种意见认为,艺术史论只能是较高层次的教育,基础还是门类艺术史论,如果专业指导思想及课程设置不明确,很可能会影响对人才基础能力的培养,弄得大而空,缺乏专业的精深度,难有适应的社会领域。再一种意见认为,理论与实践对于任何艺术专业都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而目前艺术史论专业教学中的课程编制,或者说课程结构存在诸多问题,诸如两者难以有机结合,如果没有彻底改变的措施或策略,容易导致学生毕业时理论与实践能力的不足,无法适应社会对艺术学理论综合人才的培养要求。因此,许多院校建议召开全国性本科专业教育教学专题研讨会,就艺术史论本科专业的设点问题,诸如生源、招生方法、教学思想、课程编制、教材建设和师资队伍等关键环节组织论证,制定相应的教学指导标准,力求通过一系列教学改革使之尽快摆脱目前的困境,呈现生机和活力,实现其应有的重要价值。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对待本科生就业认识的误区。如果说考察现行择业去向,能够接纳艺术史论本科专业学生的机构主要是事业型文化艺术创意及行政管理单位,诸如出版社、报刊社、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或艺术馆及文化宣传部门(高校和研究院所基本不含对本科生的吸纳,故不在列);民营单位则为辅,如画廊、艺术社团或演出公司等。现在突出的问题是,无论事业还是民营单位普遍趋于高学历消费,原本较低层次的工作岗位最适合本科生就业,但统统提升为研究生,甚至连硕士生都排斥,要求博士生入职,这种势必造成本科生去向日益狭窄,这不仅仅是教育界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对人才结构合理配置使用的问题。那么,从另一角度来认识,将艺术史论本科专业当作是人文学科(即大文科)一部分来看待,培养目标可以认定是具有较为宏阔的视野和较为综合的素养,可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对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和艺术跨门类学科研究进行宏观认识和应用。作为吸纳人才的储备,本科生中的优秀人才明确就是为高一层次学科点输送合格人才,即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点培养高质量的基础人才,如同哲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等长线学科一样,是学术薪火传递不可分割的人才储备。据此,艺术史论本科专业培养目标和特征可以拟定为:本科生应具有较为宽阔的视野、较为扎实的艺术史论知识基础、较为综合的素养和较强的创造意识,能运用中文和一门外语进行文献阅读、资料查询和学术交流,掌握本学科学术研究前沿动态,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或创作与策划、管理实践能力,具有运用艺术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可针对某种艺术现象进行批评,可以从艺术跨学科研究中获得较为实用的知识,以服务于艺术和其他社会实践。本专业培养的本科生能够继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深造,或在艺术管理、编辑出版、新闻传播、艺术创作等部门从事策划、管理、编辑、评论、创作等工作。如上所述,艺术学理论本科专业的招生和培养,是学科建设的基础环节,而且是重要的学科生长链条。当前,艺术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塑造国家新形象以及国民艺术文化修养方面的作用,具有不可置疑的重要性,而这项工作的推进需要各个层面、各类专业人员的共同协作才能够完成。从艺术教育的角度看,国家在培养从事各门类艺术专业的人才外,同时也需要能够在宏观层面上对艺术加以认识和阐释的专业人才。如此说来,传统的门类艺术专业对应各个艺术领域,且偏重专才教育,而如今,艺术文化事业的交叉与综合发展,对于具有综合素质的艺术人才的培养就提出了新的需求,这一需求即构成了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培养的根本价值。此外,由于历史原因,艺术学理论学科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建立以来,主要是在研究生教育层次上推进的,因而学科建设的成熟度也主要体现在研究生教育,这就造成了教育教学在某种程度上的倒挂。而适度促进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的发展,也能够为该学科业已形成规模的研究生教育,储备、输送更加对口的人才,使得这一学科在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这两个层面上达到相对的平衡。就当前的状况而言,目前已经开展较为纯粹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方向的院校,在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其中,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在该院下设的艺术学理论系,本科阶段开设的专业主要课程有:艺术导论、艺术史(包括门类艺术史)、艺术哲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经济学、艺术管理学、艺术史学、艺术批评。从专业名称及课程设置来看,课程结构比较完整,尤其是在开设课程的思路上,与艺术学理论学科设立的初衷较为匹配,即这样的本科阶段教育尝试是有目的地按照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理要求进行探索和实验。另外,哈尔滨师范大学原艺术学院从2005年至2012年连续八年开设艺术学本科专业方向,以培养艺术学理论综合素质人才为目标。开设课程有艺术学概论、艺术史专题、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市场管理与策划,以及门类艺术理论的课程,诸如美术史、音乐史以及相关专业理论等。自该院于2008年划分为美术学院和音乐学院以后,逐步改为美术学和音乐学本科专业。加之,在教育部颁布新《目录》和《规定》之前,要求重新申报专业方向,故2013年艺术学专业暂停招生。山东艺术学院也属于国内开设艺术学理论本科专业方向较早的院校,该专业方向设立在该院艺术文化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内,名为艺术学专业方向,其本科课程有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以及相关的艺术经济、艺术产业、艺术管理等。培养目标定为,具备较高的艺术理论和策划创意方面的能力,能够在各类文化艺术机构、文化传播系统、文化企业等部门从事文化艺术研究与教学、艺术编辑与批评、艺术项目策划与运作等方面的高层次专门人才。相比而言,仍有多所高校开设以艺术学为名义的本科专业,其课程未能形成结构体系,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往往是以门类艺术的相关课程替代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必要基础课程。出现这种专业与专业方向不相配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地说,课程体系的不完备、师资配备的不对口、教材建设的缺失,特别是认识上的局限等,都使得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本科专业教育无法达到专业设置的根本要求。再从学科定位来说,艺术学理论在一开始已经明确其研究对象就是艺术,这可以称得上是先天的优势。事实上,美学、文艺学等文科专业也都给艺术予关注,对于艺术本身发展而言,这种关注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研究者及实践者的思路和视野。然而,美学、文艺学等专业的研究,仅从近年来发表的学术成果统计来看,他们关注的视域又大于艺术本身。试想,如果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已具备学科定位的天然优势下,还不能对艺术进行有效且价值凸显的研究,从而证明其无法取代的学科价值,那未免大大浪费了这样的先天优势。此外,从当下学科发展趋势看,美学及文艺学对于艺术问题的研究视域,实际上也在产生着某种转向,即逐渐拓展到更广的哲学、社会学等其他人文社科领域当中。这似乎暗示着,在艺术学理论学科建立后,美学及文艺学也在探寻着自己新的发展道路。在这样的学术相互推进、多元学科互渗互融的际遇下,艺术学理论学科如何能够既牢牢把握住自己的研究方向,凸显自身在艺术本体问题开展研究的学科价值,又抓住学术大发展的契机,着力明确发展方向,是本学科需要认真思索的命题。 四、与本科教学相关联的研究生培养问题分析 与本科专业教育相比,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研究生培养工作应当说是已有一定的历史积累,且成熟度要强得多,其原因是:一方面研究生培养历史较长,如东南大学艺术学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随后有哈尔滨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上海大学、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南京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四川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西安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学校相继建立自己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截止到2013年10月底,全国已有69家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开展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与培养。其中,具有艺术学理论博士学位授予点的单位达到20家,从数量上看远超其他门类艺术学科:音乐与舞蹈学12个,戏剧与影视学15个,美术学13个,设计学12个。至于艺术学理论硕士点,数目也远远超过其他门类艺术学科点。从这一点来说,艺术学理论学科丝毫不逊于艺术学学科门类属下的其它四个一级学科。然而,从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来看,不难发现,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二级学科点承担的研究生教育工作,在一定程度依然存在着杂乱现象。具体来说,许多院校并未按照既定的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美学、艺术管理或艺术跨学科研究等初步拟定的二级学科名目来规划专业方向。可见,关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设置,在全国范围内还未达成共识并形成一定的规范。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二级学科目前尚未明确学科目录和指导标准,从而造成各自为政的局面。例如,某些院校研究生培养不分专业方向,笼统称作艺术学理论学科,结果什么专业方向都往里放,既有美学、文艺学的研究方向,又有大量门类艺术的研究方向,甚至细划到水彩教学和钢琴教育,使得学科点及研究方向成了典型的摆设,挂羊头,卖狗肉。这种状况是需要在今后教育教学工作中引起足够的重视并着手加以解决的。同时,更要防止学科建设中抢山头、铺摊子、要指标的现象发生,为了达到招生数量增加的目的,全然不顾该专业的属性和师资条件。如果这样的问题不引起高度重视,及时加以调整和纠正,那么,艺术学学科门类升格的意义会全被串换、稀释,这对于学科健康发展有着极大的危害。由此可说,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由于规范缺失造成的诸多混乱,在一定程度上也将直接影响到本科专业的教育教学。况且,在研究生教育中,至今还缺乏对课程结构与课程体系的探究,所谓的优秀课程、通识课程以及各类选修课程仍处于缺失状态。至于研究生课程教材建设更是滞后,到目前为止还缺少学界认可的、规范的、通用的基础课程教材,诸如:艺术学导论、艺术哲学、艺术美学、艺术类型学、艺术学方法论、艺术价值论、艺术史学史、艺术经济学、艺术文献学、艺术学经典文献选读、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等。更不要说,尚未启动的事关提升学科研究水平专门化教材的编撰工作。此外,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问题也十分突出,仅从分类学角度来对近年来各个院校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进行评估的话,学位论文选题与学科立足研究方向的匹配就存在很大的不实。实事求是地说,这里列举的诸种现状问题,的确给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教育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阻碍,同时也引发了其他门类艺术学科,以及外界学科的非议。相对门类艺术学科而言,似乎并非缺乏明确的具体研究对象,而是对象太过庞杂,难以把握,以至于不能深入研究,因而使研究生教育方向显得空洞。归根到底,如果一个学科连内核问题都尚未解决,怎么能使其成为一个学科并且建立学科点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呢?这些质疑理应受到重视。不可否认,与本科教学相关联的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本科教育和教学,这也是本调查报告列出针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教育存在问题探讨的目的。由此看来,依据《目录》和《规定》,针对艺术史论本科专业明确培养方向和学科类课程建设问题的探讨已迫在眉睫,明确艺术史论本科专业方向,其教育教学必须在课程结构、教材建设和实践教学等方面深化改革,再需要从师资选配上着手启动,这样才能避免研究生教育的种种问题在本科教育教学中的翻版出现,进而促使艺术史论本科专业教育教学从课程开发、教学理念、学习方式等方面作出调整,呈现一系列崭新的、可行的、切实有效的变化。 五、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 艺术学理论学科在研究生培养阶段所存在问题,还首先表现在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始终没有明确的研究指向和学术积累。选题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本身的偏离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当然,造成这样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研究生的生源极其缺乏,基本上来自于各门类学科,造成学生将艺术学理论与门类艺术理论完全等同理解,从而在学位论文选题中表现出极为强烈的门类思维的倾向,这样的状况普遍存在于艺术学理论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过程。具体表现为,大量的门类艺术理论研究课题仍然作为艺术学理论研究方向的选题,稍好一点的是,研究视角有所转变,但这一点在门类学科的艺术史论研究中已多有体现,仍未构成选题上的实质性突破,更难有选题指向性的创建。其次,就其他人文学科或者理工科转入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生源来说,他们大多对于艺术的理解非常感性,但同时又非常片面,虽然较门类艺术出身的学生而言相对容易建立一种抽象的理解观念,并且能够站在门类学科之上较为整体的来看待艺术,然而,真正当他们开始进行艺术或者艺术学理论的思考和研究之时,他们的理解可能依旧会停留在对于“艺术”甚至“美学”等非常感性的层面上,仅仅认为艺术或者艺术学理论可能会和“美”密切相关,甚至理解它们之间就是某种意义上的等同关系。这样一来,他们对于艺术学理论的认识实际上就会被定位在一种局限与片面的抽象观念之中,从而导致学位论文选题停留在某种感性描述,深入不到艺术本体的研究当中。再次,由于指导教师本身来自于不同的研究领域,所以在指导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以及研究工作时,不免带有某种观念和认识上的局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没有帮助研究生对艺术学理论进行深入的探讨,甚至影响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中所谓“艺术一般”观念的形成和建立,更难以形成所谓的学术积累,有的学科点,十年甚至二十年也看不出对艺术学理论研究的体系脉络及升级研究的课题,从而导致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选题的重复乃至偏离。 六、学术研究面临方向或探讨进路模糊的问题 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科研成果统计,表现在学术论文上,归纳来说有这样几点特征:从综合性大学的学术刊物及学报(社会科学类)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科学刊物来看,此几类刊物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关注实际上是远远弱于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其他人文学科的。例如,就《中国社会科学》而言,截止2013年11月出版的期刊统计,并没有刊登一篇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论文。而这样的差距,一方面或许是由于综合类的人文社科类杂志对于艺术学理论类的科研论文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反思,艺术学理论学科科研水平的提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当然,也表明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领域还有比较大的上升空间。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各种文艺或艺术类的专业学术期刊,则又会发现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科研又有着多个研究方向或是探讨路径:一是从门类艺术切入,进而升华到“艺术一般”的层面,展开对艺术以及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二是借助于美学或美学方法论切入艺术的研究;三是从艺术史或者门类艺术史的角度对艺术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从而以“古”观“今”或从“今”观“古”,得出较有价值的理论认识;四是从文化、哲学以及社会学等角度对于艺术进行本体的思考。以上所述的研究方向或探讨路径大致概括了当今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的主体方向,必须承认这些研究,拓宽了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路径,但从中我们也应该反思艺术学理论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否只要拓宽研究的路径,以美学、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的视域对艺术进行观照,就意味着从门类理论上升到艺术学理论,从艺术个别抽象为艺术一般?方法的突破是否能够代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全部?艺术本体的探索是否就只能依赖于上述这几种路径?这是一个亟待探讨与追问的问题。 七、艺术学理论学科与相邻学科边界模糊的尴尬局面 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艺术学理论学科随之也从以前的二级学科艺术学被提升为现在的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在学科建制上确立了自己的栖身之地,拓展了自身的发展空间,理所当然能够获得极大的进步。然而,我们又不得不面对一大问题,就是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之后,所面临的与相邻学科边界模糊的尴尬局面。比如说,艺术学理论与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美学,以及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属下的二级学科文艺学之间形成学科交织,甚至相互研究领域覆盖的关系。又比如说,许多综合性大学,在学科申报过程中也是将美学和文艺学师资加以整合纳入到艺术学理论学科中来。所以说,艺术学理论学科与相邻学科边界模糊的尴尬局面的形成有着多重因素。当然,从学科发展和学科交叉角度来说,艺术学理论与美学以及文艺学共同面对艺术问题进行探究是大有好处的。也就是说,从不同学术观念、不同学术视角和不同治学理路探讨艺术问题,能够使得艺术理论建设更趋完善。然而,也出现一个不得不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这就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在这样的学术研究背景下,学科自身所面临的复杂局面。我们看到,美学、文艺学的研究中或多或少地都牵涉到了对于艺术诸方面问题的研究,尤其是美学,在20世纪以来的演变过程中已经越来越深入艺术的领域进行考察和探究,逐渐形成了艺术哲学、艺术美学等研究方向,其复杂性原因我们在此不作深究。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作为以艺术为其重要研究对象的艺术学理论,显得极为尴尬,如何建立起自身的学科优势?如何区分出与艺术美学或美学本身研究的差异?如果艺术学理论不能尽快建立起自身的学科优势,那么多足鼎立的态势又会让艺术学理论何去何从?我们在统计2013年度学术成果时不得不承认,实际上将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归属存在诸多难度,首先是分类,其次是方向,都有模糊不清的问题存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各个学科都会有一定的本位思想,美学、文艺学、艺术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归类认定不清,在艺术学理论的研究领域,会将美学以及文艺学的研究成果统计在内;而在美学领域,艺术学理论以及文艺学的研究成果也会被归入其中。江苏省2013年美学年会征集的论文就是这种状况,其中涉及艺术学理论研究的题目约占2/3左右。这一点实际上不论在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术交流中,还是美学学科的学术交流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而这样的学科胶着态势,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而言,就会产生学科边界模糊的状况。表面上看,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外延扩大了许多,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不论从方法上,还是涉足领域,以及学术成果上都趋于多样化。然而,我们却是把较为成熟的美学方法、美学的研究思路或者文艺学的研究思路拿过来为自己所用,甚至由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新生”,促使美学、文艺学的从业学者“转向”研究,从而谋求发展空间。艺术学理论学科外延被无限扩大的同时,其学科内涵正渐渐被弱化,导致学科边界越来越模糊不清。从历史上看,学科历史能够追溯到古希腊的美学,以及受苏俄影响在我国发展近百年的文艺学,在研究方法上较之艺术学理论要相对成熟。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站在艺术学理论学科本位上把对于艺术的研究当作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话,那么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内涵在研究方法上的话语权实际上毫无疑问被美学、文艺学或多或少地蚕食了。而照此下去,研究对象上“艺术一般”的明晰,也会因为美学以及文艺学研究对象的宽泛性而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弱化,这一切还有待进一步考察。但艺术学理论的先天优势或者研究对象上的纯粹性,即研究“艺术一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也会因此而慢慢消解。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发生,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而言,必将遭受严重的威胁。话说回来,我们可以理解原本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设立,可以理解为是狭义的“艺术一般”理论研究,即将过去分门别类的艺术研究打通提升,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进行观照,而现在似乎是广义“艺术学”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类似于广义相对论覆盖了狭义相对论,其研究性质发生了改变。在此条件下,我们也看到,全国多所院校申报设立艺术学理论学科博士和硕士学位点,就是将原有的美学及文艺学学科点经过整合申报。可见,美学及文艺学从业学者向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转向,正是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这种转向势必造成学科边界的模糊。举例来说,如果现在要统计全国美学及文艺学学科的研究状况,或是学科点的建设状况,那么艺术学理论学科点会不会被统计在列?反之,如果现在要统计全国艺术学理论研究状况以及学科点的建设状况,那么,美学及文艺学的学科点是否也在统计之列呢?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如果试图用科研成果来对全国各院校的艺术学理论学科进行排名的话,其结果一定会出现表里不一的尴尬局面。评估排列目的是什么?分类条件是什么?指标如何设立?当然,在此并不是要否认美学及文艺学对于艺术研究的学术贡献,美学及文艺学之所以能够强势进入艺术研究的领域就已经说明了它们在某些方面的优势。综上所述,艺术学理论学科目前面临的这种复杂状况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因为这样的复杂状况实际上已经给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区别对待,那么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势必产生另一种扭曲。艺术学理论学科具有自觉地从艺术(具体门类艺术)中来,形成一般层面的艺术理论,再转入到艺术中去加以实践指导或提升,这样的学术路径,实际上就是为艺术而“生”的学科。而当前如果因为其他学科的强势进入,使得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外延和内涵发生变化甚至慢慢消解学科设立的初衷,那么,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确实存在着问题。 八、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契机与挑战 综合考察艺术学理论学科(包括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在学科定位、人才培养、课程建设诸方面的现实状况来看,其存在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学科演进的历史问题,又有学科现实发展的困境。诚然,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仍然沿着过去的老路走下去,而不加以调整与改进,那么,积累的各种问题将会彻底否定一个学科存在的价值,这不是武断的推论,而是现实的昭示。诚然,任何一个学科的推进,直至成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需要经历一个曲折的建设和发展过程。本报告所指出的问题,只能说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成长还不够成熟,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事实上,任何一个学科的成长总是要经历从不成熟、不完善走向成熟和完善的过程,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成长当然也不会例外。以下就调查研究问题,从四个方面来探讨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契机: 1.厘清学理认识带给学科的发展契机诚如上述论及的人才培养以及学科定位问题,艺术学理论学科与其他门类艺术学科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界限不清,甚至在某些学者看来,艺术学理论可以直接等同于其他门类艺术的理论,甚至被其他艺术理论所取代。这种观点在很多由门类艺术研究转来的学者中间较有市场,这也是艺术学理论学科真实性遭受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这种现状及遭受质疑的境遇,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特质,它是融通了各门类艺术,是建立在一般层面上的艺术理论。这种从整体上去把握、研究各门类艺术的思路,使得人们实现了从一个切入点能够“观看”到所有艺术门类的可能性。换言之,“艺术”肯定不等同于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美术和设计,因而需要有一套理论从一般层面去认识它、把握它。但如果因为当前“艺术一般”的研究还不够成熟,还不足以令所有门类艺术研究者,甚至学界信服,就轻易否认这样的一门学问的存在,显然是简单粗暴的。即便是站在门类艺术的角度去思考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美术和设计的艺术形式,也是不能为艺术“代言”的。或者说,门类艺术之所以能够被理解为是一种艺术形式,而不是其他,必然有其内在的共性和联系。诸如,这样的问题放在任何一个门类艺术当中来讨论和研究都是不合适的,因为通过某个具体门类艺术的视角来把握其他艺术形式,无疑是管中窥豹,只能见其一斑。然而,被某些学者认为可以被门类艺术取代或消解到各门类艺术中的艺术学理论,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从学理上说,艺术学理论已然具备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同时也就形成了这一学科发展的契机。在现实层面,艺术学理论学科作为一级学科的设立,使得近年来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继续发展成为可能。随着艺术学理论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艺术学理论学科内涵和界限问题终将会清晰、明朗起来,可以说这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最为优秀的保障。 2.社会需求带来的发展契机如果说从学理上为艺术学理论学科正名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话,那么,当下的社会需求以及大众艺术文化素质亟待提高的现实,就从实践上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在当前文化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由此,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包括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繁荣、人民的精神生活更加充实健康等目标,成为党的十八大提出“文化强国”的方针和政策,使得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更为清晰,这也更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此说来,艺术文化的发展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更加凸显。正如本报告在“艺术学理论专业本科阶段人才培养问题探讨”一节中提到的,提高全民艺术素养,实际上重点并不在于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美术和设计门类艺术形式的专业表现技巧的提升,而是在于培养对于艺术审美中感性表现的接受、认知、传达的能力。而要实现这一艺术素质培养目标,既需要门类艺术方面的实践人才和理论人才,同时也需要具有综合性艺术素养的专业人员,甚至艺术领域跨界人才来共同合作完成。当然,艺术学理论学科除了理论研究外,还应有艺术实用人才的培养。诸如艺术与经济、艺术与科技等行之有效的促进社会艺术文化多方发展的艺术综合人才,这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3.学科博弈带来的发展契机目前,在人文学科中针对“艺术”这一对象的理论研究,实际上分散在多个子学科领域当中,主要是美学、文艺学、门类艺术学以及艺术学理论。其中,门类艺术学重点研究门类艺术方面的理论,而美学、文艺学以及艺术学理论则都在进行着艺术一般性规律的研究,只是各自选取的视角有些不同,但也有较多的重叠。在此,限于篇幅我们暂不涉及对美学和文艺学关于艺术理论问题讨论的评述,但美学和文艺学触及到的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既成事实,必然会引发各学科间的相互博弈。从现阶段来看,美学、文艺学、艺术学理论都对艺术理论有所推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三者甚至不太容易明确区分。如果功利地将研究艺术理论看作是一块“蛋糕”的话,那么,当下各个交织学科实际上就是在分这样的一块蛋糕。事实证明,学科之间的博弈导致不进则退,哪一个学科能够在艺术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展示出自身独特的价值,并且有效地把握艺术本体,甚至指导艺术实践,那么哪一个学科的研究就更容易为学界所接受,从而在博弈中占据上风。而一旦退却,其结果就是逐渐被其他优势学科所蚕食,直至替代。从学科定位来看,艺术学理论学科从一开始已经明确其研究对象就是艺术,这可以称得上是先天的优势。事实上,美学、文艺学对于艺术问题的关注并非坏事,对于艺术本身的发展而言,多种学科的关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研究者及实践者的思路和视野。然而,较之于美学、文艺学对于艺术问题的研究,如果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已具备学科定位的天然优势下,还不能对艺术问题进行有效且凸显价值的研究,从而证明其无法取代的学科价值的话,那未免大大浪费了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此外,从当下学科发展趋势看,美学及文艺学对于艺术问题的研究视域,实际上也在产生着某种转向,即逐渐拓展到更深广的哲学、社会学等其他人文社科领域当中。这似乎暗示着,在艺术学理论学科建立后,美学及文艺学也在探寻着自己新的发展道路。在这样的学术相互推进、多元学科互渗互融的际遇下,艺术学理论学科如何能够既牢牢把握住自己的研究方向,凸显自身在艺术本体问题开展研究的学科价值,是该学科需要着力强调和明确的方向;同时又抓住学术大发展的契机,是本学科需要认真思索的命题。4.艺术学科“空白”问题探究带来的发展契机除上述提到的诸多契机外,还可以看到一点,艺术范围内的诸多问题尚未得到研究者的足够关注,艺术学理论研究仍然有着多种路径与空间,如艺术伦理学、比较艺术学、艺术管理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等等,都是美学与文艺学研究少有涉足的领域,这些研究领域亟需一个学科对此进行专门的探究,只有努力将这些“空白”问题填补续上,艺术研究才能在一个更新的层次上获得发展。越来越多的艺术理论性问题,需要有一个学科去思考和研究。而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实际上又是不断引导人们从新的角度认识和把握艺术,从而为艺术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如此看来,以某种纵观艺术全局的观点、方法和路径,来对艺术中一些尚未明确的问题进行统摄研究,是获得新思维、新认识的途径。从这一角度来说,对“空白”问题的探究将成为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一个契机。 九、结语 总而言之,就艺术学理论学科定位而言,注重“艺术一般”的理论研究,探讨其本质与特征、功能与系统、审美与鉴赏等学科内涵,是其学科重要的基础所在。 众所周知,艺术门类很多,形式、样式、风格,以及题材、体裁的纷繁差异,决定了它的多样性,并不断地推陈出新。如何针对不同的门类艺术,把握其观念、形态、风格及表现等复杂现象,并作出整体性的观照,区别其个性与共性,将其共性归纳和构建成为完整的体系,解释艺术的性质与特点,艺术的发生与发展,艺术的功能和社会作用,艺术在文化系统中的定位,以及“艺术一般”的种种问题,使之纳入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轨道,可以说这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在相当长时间内的主要任务。 与此同时,艺术学理论学科与相邻的一级学科,即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更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它们是共同推动艺术学学科朝着新向度发展的主力军。这也表明,立足于艺术学理论基础和应用实践的贯通研究,为跨门类艺术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当然,也应当看到对于艺术学学科的认识还有许多亟待解决和完善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我们推论说当下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仍处于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契机与挑战共存。我们不能因为外界对于现阶段学科范围内暂时存在的种种不足和不完善的质疑而怀疑自身,甚至停下学科建设的推进脚步。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学理上,以及社会应用方面的价值是不容质疑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生及日渐增强的艺术文化大发展的需求,实际上已经印证了这一点。然而,学科价值的完全彰显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迅速完成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所需要完成的工作还有很多,尤其是学科的基本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实际上都处在机遇与问题同步增长的阶段。 于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价值与发展前景,不必急于用今天的显性成果去证明什么;关键在于夯实学科基础,厘清学科内涵,完善学科建设,并最终以丰硕的成果来证明学科价值。展望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必定会有美好的未来。 (责任编辑:楚小庆) 艺术学毕业论文:作为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 摘 要:文艺是一种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当前,应当把文艺作为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的范畴加以高度重视,提高它的社会地位。整个思想战线上的任务是如此,艺术学学科建设的任务也是如此。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人类的精神生产包括电影生产应该将价值导向放在首位,应该强调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导向。当下艺术的创作与鉴赏缺乏理论支撑,缺乏明确的价值导向,这是很值得艺术学门类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自身关注的。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历史学的基本观点在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在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四个讲清楚”,跟我们艺术学和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密切相关。作为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理应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党的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里面去,做出自己独特的思想理论贡献。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艺术学学科;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意识形态;价值导向 一、文艺是一种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应当把文艺作为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范畴加以高度重视,提高它的地位。整个思想战线上的任务是如此,艺术学学科建设的任务也是如此,要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2013年8月19日,五年一度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做了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按照小平同志当年的话,一百年不能变。接下去的一句话是,“意识形态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然后对党的意识形态这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 学习了总书记的讲话之后要重新思考文学艺术,特别是我们的艺术学、艺术学学科建设、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究特别是艺术学理论本身竟是人类的一种什么形态的存在?马克思的一个基本的观点,“人类愈文明,社会愈进步,人把握世界的方式就愈应多样化。”他论证了主要的几种方式,摆在最前面的是经济的方式把握世界,也即物质的方式把握世界。人之为人不能只是物质的方式,必须还要考虑到独特的精神家园的坚守,还要有精神的方式。后面的几种方式是政治的方式、历史的方式、宗教的方式、哲学的方式,还要有艺术的方式。艺术是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存在的。按照他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理论,文艺是一种悬浮在上层建筑之上的东西,什么东西呢?过去翻译的是叫人类审美的艺术形式,后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文学组里边引起争议了——人类审美的艺术形式能不能就过渡到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我觉得翻译问题,不要搞文字游戏,艺术形式不就是意识形态吗?《文艺报》刊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所长张炯同志的文章《论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他明确地支持文艺是人类的一种独特的审美的意识形态,文艺跟其他的意识形态是有不同之处的,但是文艺总体上是有意识形态性的。为什么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派生下来的结论、推论就是,既然承认文艺是一种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那么理所当然地文艺就应当进入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范畴而加以高度重视,就应该提高它的社会地位,特别是思想文化地位。这正是我们本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继承前几届学科组的不懈努力,最终终于实现了把艺术学升格为国务院学科目录的一个门类的最根本的理论依据。明白了这一点有什么好处?我以为才可能从理论根源上彻底地驳倒当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承认艺术的商品性,而否认和排斥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那种错误的思潮;才能进而驳倒肆意泛滥的过度娱乐化倾向甚至于娱乐至死的错误倾向;也才能从理论上、从根本上驳倒形形色色的戏说历史、消费历史、颠覆经典等等倾向。如果这一条不明确,艺术学的学科建设是很难实现8·19讲话中讲到的两个“巩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明确目标的。明确了这一点,才能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持续地健康地繁荣发展在一条正确的历史轨道上。在当代中国,整个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任务是如此,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任务也是如此,要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我历来主张高等学校是民族思维的先锋阵地,高等艺术院校是民族艺术思维的先锋阵地。先锋阵地是要搞理论建设的;是要密切地注视创作实践、进行理性抽象和科学概括的;要为整个民族的艺术创作和鉴赏提供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文化支撑的;是要提供正能量的。这一条必须旗帜鲜明。 二、人类的精神生产包括电影生产应该讲价值导向,应该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导向。当下艺术的创作与鉴赏缺乏理论支撑,缺乏明确的理论导向,这是很值得引起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关注的。[HT5”,5SS][KH*2] 不用否认,我联系实际讲给大家交交心,说点真话,诉点真情,求点真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最近,我有幸连续参加了电视剧作品的全国政府奖“飞天奖”的评审,接着又参加了电影作品的政府奖“华表奖”的评审工作,再参加了电影的学术大奖“金鸡奖”的评审工作。我们在艺术学的鉴赏活动、创作实践里面已经呈现了这种情况,不能不联系实际,而联系实际就必须旗帜鲜明的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理论立场。比如对最近上映的一部电影艺术作品《小时代》,我们面对这个作品的舆论导向是什么呢?因为票房收入很高,于是在我们党和政府的最大的机关报上就刊发了文章说,《小时代》展示了大意义,这个电影叙述了“90”后们的审美需求、文化需求。同时也是在这张报纸上的“文艺评论”栏里面,又发了另一篇文章《不能无条件纵容小时代2、3出现》,对此作了严肃批评,认为这部电影的价值取向有问题,对少年儿童成长不利,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说了一句非常尖锐的话,“不能无条件纵容《小时代2》、《小时代3》的出现”,这引起了有关部门的不满。这些有关部门说,国家审批不是你的权力啊,你们报纸应该发挥的是舆论监督作用,怎么能随便说谁在纵容啊?于是又在这张报纸的海外版上发了一篇文章《整顿世风不能靠打压〈小时代〉》,有这么一段话,“给一个拜金的人看100遍《焦裕禄》,他也不会变得省吃俭用;给一个不拜金的人看100遍《小时代》,他也不会出了电影院就去狂shopping。”这篇文章中,在汉语中夹杂使用了英文,这个文风就不对,不符合新闻出版法规,非常不规范。“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健康而斗争”,这是当年就说出的话,哪能用汉语表述祖国语言时就随便插入一句西文呢?而且,这句话从根本上抹煞了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抹煞了艺术教育、熏陶、提升人的灵魂的功能。这说明,我们艺术作品的创作与鉴赏缺乏理论的支撑,缺乏明确的价值导向,这是很值得我们引起广泛关注的。我们的高等学校不能说不发言。诸位去看一看那些电影作品,究竟包涵有多少文化含量和审美品位?但是因为它十几亿的票房,于是堂而皇之地就通过了电影艺术政府奖的初选,而且进入了最后的终评阶段。入选的理由是什么呢?说要由市场导向。这句话是由一位电影艺术政府奖评审的负责同志说出来的。那么我请问一下:人类的经济建设、物质生产需要市场导向进行资源配置;那么人类的精神生产包括电影生产能单一地讲市场导向吗?我看应该讲价值导向,应该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导向。为什么不能讲单一的市场导向呢?我建议我们都重读一下《资本论》,而且我是认真重读了的。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著作都很伟大。马克思是研究剩余价值的,他是第一个发现剩余价值的人,其理论优秀就是讲资本生产最大的原则只有一个——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他同时说,人是一种高级形态的理性的情感动物,不能够只追求经济效益,同时要坚守精神家园;因此,人类除了经济地把握世界之外,还须要艺术地把握世界。而实际上包括宗教地把握世界目标都是建设精神家园,都是要讲信仰的。因此,他就提出了需要艺术地把握世界,艺术地把握世界又是审美的把握世界。谁都知道,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从老子、庄子、孔子到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概莫能外,都承认人类审美的最佳境界——“超功利”。于是矛盾来了:资本运作即市场运作是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审美的艺术创作要追求超功利的思想境界。马克思说,“资本生产对于精神生产的某些部门说来,如艺术、诗歌相敌对”。有的版本、有些翻译家谨小慎微,在“资本生产”之间加了两个字叫“资本主义生产”。意思就好像是说我们今天搞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原理不适用。我当着中央编译局的领导说:第一,请问,马克思写《资本论》是研究资本运作规律,那个时候人类社会还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分,何来资本主义?第二,既然指出可以添上“主义”两个字,那么就要把此书叫作“资本主义论”,你敢吗?这肯定不行。恕我直言,近十余年来中国电影艺术创作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市场导向。今天的结果大家都可以看到。我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周星教授一起做“金鸡奖”评委时,我们在苏州艺术中心里面一看,成天排满电影放映室的影片,基本上是被《小时代》之类的电影作品被占满了,观看电影的大都是些文化素养还有待提高的谈情说爱的青年们,还有的带着未懂事的小孩儿的观众。所以,我曾经说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像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成长的时候,中国电影观众是争先恐后地去看《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看《野山》、《黑炮事件》;为什么到了今天《中国电影的市场报告》中客观反映的情况却是,观众们争先恐后去看《泰囧》、《小时代》之类的影视作品?还有一种说法——《失恋三十三天》是划时代的作品。这是一位中国电影学会一位领导同志的话,我下来就叫他“老划!”“你叫谁啊?”“你不是姓划名时代吗?……”这部电影在某些方面的成就我一点都不反对,但是不能把“划时代”乱丢啊。我看谁在“划时代”?钱学森先生在“划时代”:他进入21世纪提出了科学跟艺术不要在掐架了,要结缘复合,人类要高度重视艺术,甚至号召学自然科技的人也要学点艺术。这才是划时代的理论主张。 电视剧同样是这个情况。现在正在播的《大秦帝国之纵横》,他把那段时期围绕着赢驷跟张仪合纵造就大秦帝国的历史艺术地再现出来了,非常严肃。看看这样电视剧是需要历史文化的知识储备和理论修养的,看完了之后才会明白,哦,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原来在两千多年前的时候是这样统一起来的。从中吸取历史智慧、历史营养,乃至于上升到历史、哲学。那是非常有意味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更多的电视剧作品不需要文化,天天都是“婆婆妈妈”,今天好老公,明天好婆婆,后天又是好媳妇。这些需不需要?需要。但是,成天都是这些“婆婆妈妈”中,把整个民族观众引领在聚焦个人的小悲欢,你拿这些小悲欢当大世界,谁来把握历史的整体走向呢?民族的文明程度何以得到境界的提升呢?有许多问题是须要我们艺术学理论来回答的,需要艺术学理论来给予阐释的。比如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金雅教授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在艺术学理论自身的建设当中,要自觉地进行一种民族学理的建设。民族学理,确实要各美其美,先美自己民族以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艺术传统美的东西,然后再以开放的眼光美人之美,见好就拿,拿来就化,进而登上美美与共的台阶,从而去建设好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但是在实际当中,我们碰见了一些错误思潮,有一种是基本上把艺术非意识形态化了,说艺术有意识形态,太保守了太落后了,就把它排斥了。对西方的一些东西,没有做到李瑞环同志在20世纪90年代初所说的,对西方的文化、对古代的传统文化“见好就拿,拿来就化”。关键在“化”上,“化”就是与共,就是费孝通先生讲的“美美与共”;“见好就拿”,好是好,如何辨别,就要靠眼光。现在是不好的也拿来了,就是放在西方社会算是好的东西也要有一个结合中国国情、为我所用的现实问题。 三、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历史学的基本观点在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的“四个讲清楚”,跟我们当前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有紧密关系。 我们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历史学的基本观点在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的“四个讲清楚”,跟我们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有紧密关系。所以,我觉得在高校里面教书的老师们,在这些问题上有时候应该向新一代的党的领导集体的领班人、总书记的讲话学习。现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天天发学习体会。不要只讲套话,要联系点实际回答点实际问题。我个人觉得应该注意两个观点: 一个是两个“巩固”,“自觉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我可以旗帜鲜明地说,我主张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历史学的基本观点在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大家看看,现在博士学位论文引“马列”经典著作的不多了,通篇都是西方文论。对此,我不反对,但是有些问题明明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就好,就彻底。比如全国文艺界理论评奖理论类著作抱来一本,有一位大学老师写的著作,引了西方翻译的,唯独不引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的话“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就在这里,这是党章甚至宪法的定论;放弃了它就放弃了立国之本。讲了两个“结合”,我感触很深。一是“一定要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我们现在只讲“服务”,不讲“教育引导”,或者淡化教育引导。这很危险。最明显的是,电视只看收视率,电影只看票房,出版物只看码洋,都是只追求这些外在的东西。一部电视剧作品是否优秀,不能拿收视率来衡量;收视率高的未必优秀,收视率不高的未必这部作品就不优秀。以收视率统计本来就不是很科学,年年统计起来除了赵本山的,就是一些极其庸俗的娱乐节目高居榜首。 二是“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我们过去只讲“需求”,不讲“提高素养”。在讲话中讲,“要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我跟楚小庆总编说,你在《艺术百家》杂志社当主编就牢牢把握了这个思想舆论和知识理论阵地,这个文化阵地没有丢,坚持了正确地舆论导向跟你个人的努力也有很大的关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问过我,《中国电影年鉴》还是人民的吗?他感慨于中国电影有太多类似《小时代》这些,优秀的电影不安排,安排也到了深更半夜,因为没有票房收入。这还不叫丢了阵地了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了“四个讲清楚”,跟我们艺术学理论很有关。一是“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艺术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须要补这门课。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悠长艺术传统的民族,我们的艺术传统究竟是什么样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赞成金雅教授所说的,加强把民族学理的自觉意识注入到艺术学理论的研究里面,才能够把我们都艺术积淀讲清楚。我们有那么多画论、书论、印论,《文心雕龙》、《诗品》、《书品》等,都积淀了丰厚的艺术。北京大学编了二十本“美学资料汇集”,很有价值。二是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国古典戏曲有那么多优秀的戏剧,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这个民族的灵魂,而且各种地方戏曲都是地方之人用戏曲形式审美地把握世界的精神生态。美术、舞蹈也是一样,有很多宝贵的历史文化积淀在里面。三是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软实力在哪?现在盲目地叫“走出去”,走出去的都是糟蹋了传统的、颠覆了经典的,走出去的越多,其中涵盖的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软实力就越被人家看不起。报纸上有文章说,看完了《小时代》中国人的道德现在怎么会这样呢?所以才讲“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比如2012年度的艺术学理论年会上我曾经说过,元杂剧里面优秀的经典《赵氏孤儿》,提倡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然而电影《赵氏孤儿》却把忠诚的程婴的历史形象给矮化了。这就弱化了我们的文化软实力。现在有一部电影票房也很高,描写了一个中国的女青年在自己的国土上,道德懦弱了当了“小三儿”,怀了别人的孩子,然后混进西雅图海关到美国的国土上待产,这一切所发生的故事。简单说来,在那块土地上完成了道德的转化、灵魂的进化,找到了真正的爱情,最后屏幕上扬起了美国的国旗,完成了一个美国梦。我是理解和赞成新近被任命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的贾磊磊研究员的观点的,这样“造成了民族欣赏心理的健康的正能量的流失”。四是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最后落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上,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大家要看到除了过度娱乐以外,大量颠覆经典、戏说历史、消费历史的。这不外乎就两种形式,简单说来,一种是显性的表现出来的,用一种假定,说历史如果这样发展就不会怎么样。历史本来就这样发展过了,但是他假定一下,把历史的发展走向给颠覆了。比如说,如果“五四”时期如果如何如何,中国早就富强起来了。还有一种最通常的,专门去解构、矮化甚至于颠覆那些重要的、已有的历史经典作品的例子。这些不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去研究,而是有意反过来说。比如重庆教育台,从来都是说反抗侵略者,坚持了数十年,等等。现在坚持战争,灭绝人性,投降才是和谐,才是正确主张,才符合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追求。这些都是很明显的显性的。在艺术创作和鉴赏实践里面,都须要我们理性地分析和抽象。还有一种很明显的隐性的东西,这些发现起来还要靠一些理论功底的。最明显的就是打着写实招牌把历史碎片化,通过把碎片化的某一个历史细节无限扩大之后得出了一个与原先完全相反的结构。比如说,找一个在某个时期留下的表明他抗战主张的片段,最后的结论就说,抗日战争真正打赢是领导的国民党,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都是打游击战、东躲西藏的没有发挥多大的决定性作用。文学界在上个世纪有一段时间流行政治先锋格局,写出来的小说总是着意于形式上和语言上,这些探索了新的东西,有贡献。但是它的主要美学思想是形式美学。后来,主张生活的原汁原味、民众判断,取消了正确的价值判断。这其实就是含混美学。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讨论、认真开展文学艺术领域中的理论研究的相关问题的重要方面。[HT5H][KH*2]四、作为人类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理应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党的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里面去,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我坚持认为,作为人类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理应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党的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里面去,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艺术关照的对象里面有很多复杂的现实问题是需要我们进行抽象概括的,需要艺术学理论,尤其需要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来深入阐述和展开评论的。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所以,我的结论就是,作为人类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理应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党的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里面去,做出自己独特的思想理论贡献。当然,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是有特殊性的,我们要牢牢吸取过去把文艺完全意识形态化,从属于政治,驻足于意识形态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惨痛教训。但是,我们不能非此即彼,二元对立,从而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排斥和否认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片面强调文化艺术产品(艺术作品)的商品属性。 我们应当提倡坚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执其两端,把握中间,掌握好度,兼容整合,辩证思维地看待艺术学理论的生存状态和理论抽象,从而真正做好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建设和艺术学学科建设。(责任编辑:楚小庆) 艺术学毕业论文:少儿艺术学校音乐教学探讨 摘 要: 音乐是快乐的源泉,无论遇到多么不如意的事情,听一段优美的音乐,人们的心情都会好起来。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是人们精神家园的食粮,能够陶冶人的情操,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也具有重要意义。很多杰出人物,如李四光、爱因斯坦、袁隆平、格林斯潘等都有音乐才能,很多家长也意识到音乐才能对孩子的成长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但音乐课上学生却常常体会不到快乐,甚至觉得枯燥无味,作者对音乐快乐教学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少儿艺术学校 音乐教学 快乐教学 “每一个人都享有学习音乐、接受音乐教育的能力和权利,这是现代音乐教育中最基本的主张。不过,每一个个体潜在的音乐能力是有显著差异的”。一般来说,音乐能力包括音乐欣赏能力、表演技能、创作技能三个方面,老师必须进行细致的观察和了解,充分尊重学生在音乐能力方面表现出来的个体差异。如一个孩子歌唱时把握不好音准,并不意味着他就一定没有音乐才能,也许他有着出色的节奏感;一个孩子在学习舞蹈时动作若做得不够优美,并不意味着他一定缺少音乐天赋,也许仅仅是他的动作协调能力不够好,但这并不妨碍他对音乐有着不同寻常的感受能力;如果孩子有音乐方面的兴趣,就让孩子接受正规的专业培训,家长要确认施教者的相关资质,以确保孩子得到高质量的教学。 《音乐课程标准》提出音乐课程的基本理念是以音乐审美为优秀,以兴趣爱好为动力,面向全体学生。快乐何来?兴趣是最好的动力。我觉得首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喜欢学习才是快乐学习的前提。“阳光下,快乐唱歌,你笑得很甜蜜;希望中,快乐成长,你和我在一起,希望明天更美丽……”稚嫩嘹亮愉快的歌声响起,看着孩子们稚嫩快乐的笑脸,不但孩子们陶醉在幸福快乐的氛围中,就是老师也不由地沉浸在一片祥和快乐之中,快乐教学在音乐教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现在有些家长带孩子学习音乐的动力是考级,其对于音乐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技巧的掌握和提高上;把自己未实现的愿望强加到孩子身上,迫使其学习音乐,这些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用兴趣引导专业教育,让音乐走进孩子的心灵。 游戏中的音乐学习:“请你像我这么做,我就像你这么做!”这是小学生喜闻乐见的一种游戏方式。这些口诀短小精悍,朗朗上口,富有节奏,具有统一行动、便于记忆等特点,运用于音乐教学的节奏练习,学生喜欢念,兴趣盎然,一会儿就记住、掌握了。 为使学生对枯燥无味、难学难记的识谱感兴趣,我常把一些识谱知识编成儿歌。 张开小手掌,手心向外翻。 五个小手指,就是五条线。 四个手指间,就是四个间。 从下往上数,一二三四五。 线间向上数,越上音越高。 这样的儿歌,学生既动手又动脑,流畅上口,易懂易记,他们对识谱产生了浓厚兴趣,轻松愉快地掌握了知识。 从学生已知入手,引入到未知、后知中,降低难度:教一年级学生唱《洗手绢》的第一段:“红太阳,白云彩,妈妈洗衣,我也来。哎……”我从学生熟悉的画画手段入手,在黑板上画出一个红太阳、一朵白云,再画一个笑容可掬的妈妈头像,最后画一个可爱的小孩代表我。一年级小学生看着黑板上的画,开心地笑了,难度降低了,学生从解决难点中找到了乐趣,一会儿就把歌词背唱下来了。 从学生的思维特点出发激发学习兴趣:小学生正处于从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的阶段,生活阅历浅,经验积累少,要使他们真正理解音乐,达到陶冶性情、培养情操的目的,就必须根据他们的思维特点,通过形象活泼的画面、生动有趣的故事、简短的启发谈话等形式,运用听觉和视觉同步感知的方法帮助他们理解作品。图、讲、演结合,启发诱导他们的抽象思维,例如,在讲解顿音时,用一个乒乓球在桌上抛几下,让他们细心体会乒乓球落下的声音是“短促、有力、清脆、有弹性”,学生再唱就不难了。 投其所好,让流行音乐进课堂:流行乐简单易学,伴奏极具时代感,因此学生很喜欢,在课堂教学中,选择一些优秀的流行音乐让学生学唱演奏。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利用媒体辅助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倡学科整合是新的教学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教学辅助资源。利用信息资源丰富音乐形象,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展开联想的翅膀,通过多种方式感受音乐的美、理解音乐的美、创造音乐的美。 引导学生做表演,提高学习兴趣:表演与音乐是紧密联系的,表演是教学中备受学生喜爱的内容之一。学生常常会被一些漂亮的动作和优美造型吸引,教室里常常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台上的表演者也因此更加起劲,课堂气氛达到高潮。这样一来,不但培养了学生的表演能力,还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音乐教学中,教师要积极、努力地创设愉悦的学习情境,尽可能地使每一教学步骤都具有趣味性、启发性、创造性,着力激发学生的兴趣,让他们在欢乐活泼的气氛中积极主动地获取知识,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音乐是一种情感艺术,音乐的魅力在于给人们一个驰骋想象的空间。一首好的音乐作品或是蕴含着一个美好的寓意,或是抒发温馨的心曲,或是衬托出一个美丽的梦幻,或是展现一片灼热的情怀。这种立意与意境之美对人有着深刻的感染力,会在心灵留下美的烙印。 只有快乐教学才可激发出学生兴趣及无穷的艺术天赋,才可教育出优秀的艺术人才,学生才会在未来广袤无垠的艺术天空中自由翱翔。 艺术学毕业论文:少儿艺术学校声乐教育教学研究 摘 要: 儿童时期是人生中最快乐、最美好的阶段,孩子们常用唱歌的方式表达内心最直接、最真实的感受。目前,少儿声乐教学已经成为声乐教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儿童生理发育、知识水平、接受与领悟能力等诸多客观条件的差异,采用科学的教学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 少儿艺术学校 声乐教学 教学方法 一、激发少儿歌唱的兴趣 兴趣是指一个人力求认识某种事物或从事某种活动的心理倾向。它表现为人们对某件事物、某项活动的选择性态度和积极的情绪反应。兴趣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可以使人集中注意力,产生愉快的心理状态。它包括直接兴趣和间接兴趣。所谓直接兴趣就是人对事物或活动本身的外部特征产生的兴趣,是学生对新鲜的事物或内容在感官上产生的一种新异的刺激。这种刺激反应表现强烈但比较短暂。间接兴趣就是人对活动的结果及其重要意义有着明确认识之后所产生的兴趣。对于幼儿来说,由于心理发育、知识水平、接受与领悟能力等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教师应当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及方法。 1.赏识教育。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及时发现少儿在练习过程中的闪光点,不失时机的鼓励是孩子坚持学声乐的重要动力。 2.激发求知欲。可以不断为少儿设定学习目标,激发他们自身的求知欲望。求知欲一经激发,就会促使他们对学习声乐过程本身产生兴趣,从而提高效率。 3.新颖的教学内容和有兴趣的教学方法。少儿的兴趣转移很快,枯燥的教学计划会导致幼儿失去耐性。所以,一定要制订新颖有趣的教学计划,这样才能激发学生学习声乐的兴趣。 少儿声乐教学有别于成人声乐教学,教学中往往要针对他们的生理特点和心理特点,设置课程内容,逐渐激发他们对声乐的热爱。对少儿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在对声乐产生兴趣的基础上,才能通过切实有效的方法使他们在技巧及能力上有所提高。 前苏联心理学家克鲁切茨指出:“学习一定活动的爱好,导致能力的锻炼和相应的发展,发展了的能力在活动成功上有积极作用,而成功又反过来‘强化’爱好和兴趣。”可见,兴趣爱好能调动活动的自觉性,有助于个性心理特征在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发展。 二、注重氛围,因材施教 在声乐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引导、训练少儿唱出优美的歌声,而且要加强少儿在歌唱中表演和形体的有机结合,使少儿获得声、情、形并美的新体验。要想达到这种效果,教师就要进行严格的要求与指导,使他们逐渐达到声情并茂、尽善尽美的艺术境界。良好的歌唱前提是良好的精神状态,歌唱过程是以心理感受为基础,以心理状态引导和控制生理状态的运动过程。在不好的精神状态下歌唱最容易坏嗓子。由于歌唱器官是有机整体,任何肌肉只有在兴奋的状态下才能灵活自如,使不必要的部分保持松弛,形成紧张与松弛的平衡。这样可以培养歌唱者的耐力和持久性。在唱歌前,要营造良好的歌唱氛围和环境,让少儿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歌唱状态。在教学活动过程中,不断激励少儿,抓住他们点滴的进步加以表扬,让学生始终维持高涨的精神状态,调整到最佳的歌唱状态。要针对不同儿童,因材施教。 三、培养少儿体验音乐情感 目前的少儿声乐教学在半专业化的基础知识、技能技巧训练的基础上注重了儿童能力的培养和情感的陶冶。教师不仅要传授“声”的表达,更重要的是将情感教育积极有效地渗透于声乐教育之中,使他们在体验美的过程中引发内心的情感而全身心歌唱。匈牙利音乐教育家柯达伊主张:“不要从智能和理性的方面去接触音乐。”他认为音乐学习要让学生受到感染,而不是折磨,将情感培养融入教学,更易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少年儿童的年龄小、阅历浅、生活经验不丰富,情感内容较单薄,道德感、理智感和审美感都处于形成阶段,因此,教师必须结合教学内容,采取各种适合手段培养孩子的情感。 首先,通过讲解作品的创作背景和诠释作品的内容底蕴激发少儿的情感。每一首音乐作品总要揭示一个主题,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个侧面、时代精神。在声乐教学中,教师让学生演唱一首新歌之前,首先应当让他们了解该作品的风格、创作动机、创作背景、歌词内容、表达什么样的情感和音乐的高潮点,包括哪个地方旋律具有比较鲜明的个性特点等,让学生全面了解,培养对歌曲情感的体验和钻研精神。引导他们正确理解歌曲所要表达的内容,深刻感受歌曲所要抒发的情感。教师必须深入地分析和掌握歌曲的艺术形象,发挥艺术形象的感染作用。 其次,通过教师有感情的范唱和表演,进一步激发少儿的情感。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反复演唱要教授的歌曲,让少儿体会其中的感情,找出表现这首歌曲的唱法,通过范唱和表演引导少儿感知、享受歌曲中的美,激发想演唱的欲望。 最后,创设情境,通过特定的情感氛围强化学生的情感。在少儿声乐教学中,教师常用“以情带声”启发、指导学生歌唱。为了使少儿产生“情”,教师必须利用一切机会营造特定的情感氛围,强化学生的情感教育,让他们在真实的生活情感氛围中,直接体验特定的情感。 总之,少儿声乐教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教师只有在音乐教学实践中,不断运用声乐表现的新理念,发掘他们的潜能,并拓展他们表现的空间,让他们通过歌唱表达情感,使审美能力不断得到培养,才能实现声乐教学的实质价值,真正从声乐的表演中获得审美的愉悦,陶冶情操。 艺术学毕业论文:让学生做艺术学习的主人 摘 要: 文章认为,要较好地开展器乐艺术活动,促进学生审美能力的发展,培养他们健康丰富的情感世界,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发展。教师首先要重视学生在艺术活动中的需求,其次要尊重学生在艺术活动中的表现,再次要坚持在艺术活动中强化服务意识,最后让学生真正成为艺术活动的主人。 关键词: 艺术活动 重视需求 尊重表现 服务意识 成为主人 悠扬的音乐,充满震撼力的旋律能给人诉之不尽的美感。社会日益发展,器乐审美艺术活动已与现代文明结合,钢琴这门乐器更以其独具的艺术魅力吸引了无数热爱音乐的人们,人们争相地学习、了解、感受、体验。 如何能够较好地开展器乐艺术活动,促进学生审美能力的发展,培养他们健康丰富的情感世界,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发展呢?对此,我在钢琴艺术活动中进行了探索和总结。 一、重视学生在艺术活动中的需求 学生对艺术活动的需要、兴趣、发展是不一样的,教师只有充分了解每个学生,才能因人施教,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1.兴趣不同,切入点不同。 著名的音乐教育家詹·切德莱斯认为:对于大多数儿童来说,最重要的是音乐兴趣而非纯粹的音乐技巧。因此,在钢琴艺术教学中,不能单纯地教给他们弹奏、学习的技能,而更多的应是培养他们的兴趣。每个孩子的兴趣、爱好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通过观察,发现他们的兴趣点,然后从他们感兴趣的方面入手,尽可能为他们提供艺术学习的机会,这样,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才会很高。 2.需要不同,帮助指导的程度不同。 在钢琴艺术活动中,学生总会遇到许多困难,产生各种需要。我们要根据他们不同的需要,给予不同程度的指导和帮助,使他们克服畏难情绪,树立积极的学习态度。 3.发展水平不同,教育方法也不同。 在艺术活动中,同年龄的同学发展水平各不相同,教师应该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如有的同学唱谱识谱能力较差,就通过比赛、游戏等增强他们的识谱能力。有的同学节奏感稍差,速度不稳定,就让他们跟着老师或同伴进行一些模仿节奏动作和身体动作练习。选择难度较低的乐曲,由易到难,让他们享受成功和喜悦,并且积极投身到钢琴艺术活动中。 二、尊重学生在艺术活动中的表现 学生的艺术活动能力是在大胆表现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对于学生在艺术活动中的表现,教师应给予大力支持、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从而增强学生的艺术能力。我在教学中采取了以下做法: 1.创设宽松、自主的心理环境和活动空间。 学生在活动中有表现的自由,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大胆地抒发对音乐的感受,并能通过演奏表现出来。因此,我们要为学生创设自由宽松、自主的心理环境和活动空间,鼓励每个学生自由创造。 2.艺术表现没有对错之分。 在钢琴艺术和其他艺术活动中,尤其是低年级的艺术表现是没有对和错的。如在低年级学生欣赏《打鼓》之后,没有直接告诉他们乐曲的名称和内容,而是先让他们说说对音乐的理解和感受。 三、增强在艺术活动中的服务意识 教师的角色是激励者,更是服务者,服务于学生在艺术活动中所有的需求,给他们提供表现的舞台,搭建成功的阶梯,使他们在成功的喜悦中,在成就的体验中欣赏美、表现美、创造美,逐渐步入艺术的殿堂。在艺术教学中,要坚持以下原则使学生想学、乐学、学好。 1.情感陶冶原则。 艺术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健康的、积极的艺术教育对人的情感有动力作用。因此,我们应选择优秀的、健康的艺术作品感染、熏陶学生,充分发挥艺术的情感陶冶作用,在以美感人、以情动人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发展学生的艺术感受力、体验力和表现力。 2、游戏性原则。 对于低年年级学生来说,游戏也是一种学习,是一种更重要、更适宜的学习。由于音乐是一门听觉艺术,看不见、摸不着,低年级学生年龄小,控制力弱,思维具体形象,因此对声音的强弱、快慢、高低等抽象概念理解不深刻的。必须把音乐同他们的生活、玩融为一体,通过唱唱跳跳、动动玩玩的游戏活动轻松愉快地学习。 3.发展性原则。 这是指在艺术教育活动中应着眼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活动应适应学生的发展水平,所提出的要求要以学生身心发展的成熟度为基础。 四、让学生成为艺术活动的主人 在教育活动中,教师要通过多种手段和途径,让学生成为艺术活动的主人。 1.保护学生的兴趣,促使学生的兴趣转移到古筝艺术上。 学生对有兴趣的事物往往有较长的持久性,在保护好他们兴趣的同时,促使他们的兴趣慢慢转移到钢琴艺术上,从而形成稳定的兴趣。 2.家长的理解和支持是学生学习器乐艺术的保证。 对学生进行钢琴艺术教育,必须取得家长的理解和支持。家长可以带学生参加一些对外交往活动,让学生表演,观看一些演出活动,聆听著名的、优美的钢琴乐曲,等等,让学生多方面、多渠道地理解和感受音乐,从而积极地学习、体验钢琴艺术的魅力。 3.让学生生活在充满艺术氛围的环境中。 学生的艺术行为是受环境影响的。因此,我们创设良好的富有艺术气息的环境,让学生生活在艺术的氛围中:弹钢琴的小蚂蚁、花朵组合成的音符、小朋友坐在花上愉悦的弹奏、一串串美丽的吊饰……美无处不在,学生在艺术环境中感受喜悦、欢欣,情绪积极,并且产生良好情感,他们愿意感受生活,感受音乐,感受钢琴艺术中的美,并且积极地体验美、表现美。 总之,要让每位学生都成为艺术活动的主人,个性得到充分发展,在艺术这座殿堂里幸福、愉快地学习、生活。 艺术学毕业论文:谈提高艺术学院资料室管理水平 [摘要]资料室是艺术学院教学科研的平台和阵地,做好资料室的管理是提高艺术学院教学科研整体水平的基础性工作。本文主要从管理思想、藏书建设、全开架服务、规章制度等方面对如何提高艺术学院资料室管理水平问题进行探讨,旨在有益于提高艺术学院资料室的管理水平。 [关键词]艺术学院 资料室管理 图书资源管理水平 在开设有艺术专业的高校,对图书资料的高需求性和高依赖性是艺术教学的一大特点。所以,高等院校大多在成立艺术院系之时,同时设立资料室。艺术学院的专业性很强,而资料室作为艺术学院教学科研的第一线,不仅能够充分了解艺术专业的有关信息资源及教师科研人员的需要,而且能够及时收集艺术专业的最新文献信息,并能够将这些文献资料和信息资源以最直接和最快捷的方式提供给教师、科研人员和学生,以全面满足艺术学院师生教学和科研所需,使其能够以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收益,从而做到有效提高艺术学院的教学科研水平。艺术学院资料室往往具有系统、直接、集中、精深等特点,这使得其自身拥有了较高的专业性、较强的指导性和较深的研究性,因而,成为了艺术灵感的不竭之源和艺术发展的坚实之基。所以,做好艺术学院资料室的管理工作,可以有效提高艺术学院的整体水平。 一、做好艺术学院资料室管理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艺术学院资料室应该树立服务意识,将服务意识贯穿于艺术学院资料室的整个工作过程之中和资料室的管理之中。艺术学院资料室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满足艺术学院内教师和学生的需要。教师为了进行教学和科研的研究工作,需要查找大量的资料。学生为了学习需要查找资料。而资料室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通过收集和整理资料,形成资料的积累,最终为教师和学生的研究和学习提供保障和支持。因此,服务是资料室工作的最主要和最基础的部分。 服务就要树立一个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提供优良服务的前提和基础。一切服务都是为了人,为了使人在服务中更加便捷、快捷、舒适、安全等,令人产生满意和愉悦的感觉,这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优秀就是让服务和管理符合人的需要,适应人的习惯,顺应人的本性,最大程度使人满足。在资料室的实际运行中,资料信息量和阅读设施是资料室的硬件设施,而相应的服务是资料室的软件设施,更好的服务除了硬件设施的过硬,更主要的是软件设施的建设。在提高资料室的服务上要做到,首先,资料室的馆员在工作上要有服务意识。态度要温和,能够做到理解和尊重教师、学生,在服务过程中要做到耐心和细心,不带情绪和态度服务。其次,在资料的整理上,要做到及时更新信息,资料整理要科学化和人性化,要便于阅读者的查找和阅读。再次,在资料室要提供和保障优雅、安静、舒适的阅读环境,要保持室内的清洁和卫生,及时修补和更换破损的设施,例如座椅和报刊架等设施。最后,在资料室的服务工作人员要做到不迟到、不早退,严格遵守资料室的相关规章制度,并热情主动地对待读者。 二、做好艺术学院资料室管理应加强藏书建设 藏书建设是资料室的立足之基,加强藏书建设是做好资料室阅览工作的前提。当今时代计算机技术和网络传输技术发展迅猛,推动了资料室图书资源的建设,但数字化资源仍存在着色差、失真等问题无法解决。而对于艺术专业,尤其是艺术设计专业来说,这种差别影响了设计作品形体与空间组合的完整、准确再现,可以说是“差之毫厘,缪以千里”,因而,其更新速度较快,需要对图书资料进行不断的更新,以跟上时代的潮流。由此,经费不足就成为了艺术学院资料室藏书建设的主要难题。因此,艺术学院资料室在进行藏书建设时,要针对教学计划、科研任务、学生用书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及时充分地掌握师生需求,以“缺什么,补什么”为选书、购书原则,以艺术学院相关专业的有关文献收藏为重点,着力保证专业文献资源的完整性。并注意资料室的特色藏书建设,加深藏书的纵深方向,力争建设一个与专业教学相适应的藏书体系。 三、做好艺术学院资料室管理应实现全开架服务 传统资料室的闭架借阅方式不仅限制了图书的流通率和借阅率,也限制了藏书的利用率。艺术学院资料室应突破传统,采用开架阅览方式为师生提供文献资料,做到“藏阅统一”,使师生可以直接查阅书刊,并根据自身的需求在书架上自由选取,从而方便浏览、借阅。但资料室采取开架阅览方式,往往容易产生乱架、污损、丢失等问题,因此,必须对资料室加强管理。第一,资料室应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对违章读者予以严肃处理,以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第二,资料室应借助学校管理部门的力量,对读者进行道德风尚教育,使读者明白爱护图书,不仅是对资料室利益的维护,更是对全体读者利益的维护。还要让读者明白做好图书管理,不仅是资料室服务工作人员的责任,更是全体读者应尽的义务,更有让读者明白资料室的规章制度不仅是为了惩罚读者,更是为了更好地为读者服务。这样才能够使读者养成良好的借阅习惯,从而塑造读者的文明形象。第三,资料室应安装必要的防盗设施和监控设备,开架书库及阅览室的窗户应加强改造,以防止图书丢失,降低藏书的损失率。第四,资料室还应尽量配备先进的复印设备,使读者能够做到随到随印,同时适当降低复印费用,以做到方便读者,并满足读者的需求。 四、做好艺术学院资料室管理应完善规章制度 规章制度是资料室管理的依据,规范资料室管理必须从制定并完善规章制度做起,以制度来严格管理。在自动化、网络化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下,资料室需要制定科学、合理、完善的规章制度,这既是实现资料室管理改革的突破口,也是体现资料室管理水平的重要因素。要保证资料室的正常、顺利运转,一方面,必须对包括借还管理、电子阅览室管理、安全管理、艺术收藏作品管理、资料室管理等在内的各种管理制度进行完善,以提高信息资料的共享效率,节约师生的查询时间,从而提高师生借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人员管理的工作考核制度,并定期进行考核,实行奖优罚劣,从而保证艺术学院资料室服务管理工作质量的不断提高。在艺术学院资料室的日常服务工作上,对资料室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实施的目的在于,在外部动力要素的促进下,达到艺术资料管理和应用的最佳效果,不断推动资料室事业向前发展,从而为师生提供质量更优、效果更好的服务。 艺术学毕业论文:底特律艺术学院博物馆的纺织藏品将何去何从? 大家都听说了曾经繁华的底特律城所遭遇的财务困难问题,这实在令人遗憾,而我唯一担心的是底特律艺术学院(The Detroit Institute of Art),它是美国排名第六的博物馆,以藏有罗丹的雕塑《思想者》和梵高(Van Gogh)、委拉兹开斯(Velazquez)、勃鲁盖尔(Breughel)以及许多其他名人作品而为荣。 不要忘记其中也有一些纺织藏品,例如这个《帕里斯的裁判》(the Judgment of Paris)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镶板。所以我们既关心又担心这个博物馆未来的命运。从这个难得一见的镶板的反面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藏品原本色彩相当鲜艳。 当然,也请不要忘记该藏品中大量的美国土著印第安人的纺织品。这是一个1890年左右的苏人(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一支)娃娃,其重要性在于它是对当时的女性服装的直观记录。 这是一个1870年左右的帕塔瓦米挎包,用玻璃珠经过错综复杂的编织而成。它原本是正式礼服套装的一部分,背带交叉于胸前呈现出子弹带时尚。这些包在当时价格昂贵,每个单品都可以成交一匹马。 玻璃珠装饰技术是19世纪40年代五大湖地区的女艺术家们发明创造的。生产用的是梭箱织机,将玻璃珠子串到纬编线束上,然后固定到经编线上,这样每颗珠子都正好落在两根经编线之间。一旦固定好,纬编线被绕过到同一行的另一面,此时便位于经编线的下方了,这样就将整排锁定到位了。 这张图片展示的是19世纪90年代用平绒和玻璃珠制作的奥吉布瓦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的男式护腿。类似这样的护腿得以保留是因为它专用在礼仪场合穿着的。 其花卉图案与上文中提到的挎包上的抽象图案截然不同。这里的女人们说她们是从教会学校的教师那里学会这些花卉图案的,在那里,老师教她们用真丝线在桌布上做刺绣,目的是要努力培养年轻的美洲土著妇女成为基督徒们的好妻子。 然而,这些女性将所学图案应用到了诸如这种护腿的正式场合的特别服饰上,使用的是她们从其女性长辈那里学来的含有珠子的刺绣技艺。 艺术学毕业论文:皇家艺术学院时装作品精选 皇家艺术学院的知名展会已于六月底结束。与最近举行的本科生的作品展相映衬,该时装秀则是完全展示了硕士生的作品。这是一次才华横溢且美妙的展示,不仅能让你欣赏一丝不苟所锤炼出的技术试验,还能令你身临其境般体验该学科的博大精深。 他们既是毕业生又是设计师,正满怀期待地欲在某企业和品牌内谋得一席之地,以便其研究成果和专长得以用武之地;更乐观一些的话,他们会凭其所学独自创业。我更倾向于希望本文中四位独具特色的学生进入企业后,能在针织或者纺织研究的岗位上取得骄人的成绩,在那里有培养他们的实验室式的环境[因为我总能想起Nicola Ghesquière所描述的他是如何像经营一个科学实验室似的来经营他的巴黎世家(Balenciaga)工作室的],可以让他们任凭自己的方式去发挥创作,比如,他们或许会把皮革切碎,或许会在塑料制品中浸湿针织品,亦或是用硅胶作涂层表面。 Seiya Chen 皇家艺术学院系列作品中很少有“主题”鲜明的系列,Seiya Chen推出的作品便是其中之一,她展示作品的场地是一个碗状溜冰场,自己进入溜冰场后便围绕场地迅速滑动以此来展示其作品。 对于亚文化模式下高级时装的诠释已是数不胜数,但是却还未提及真正的滑冰者穿的制服。Seiya选择道路标志和箭头中的人字形图案来传递滑冰中的速度和动作,并展示出这些图案围绕身体旋转的方式。 将黑色皮革切碎后折叠成合适的结构是Seiya的中心主题,这些结构有时会出其不意地与暗粉红色或者大胆的黄色丝绸一并搭配使用,有时又会与缝制在皮革另外一面的金属薄片形成对照。它们经过精心设置后放在弧形肩部设计的长袖运动衫、裁剪不正的牧人衫和A字裙上合适的地方,一绕弯,身体上就仿佛呈现出数不尽的急转弯。 此刻,滑冰可能太热了,但是,Seiya作品的表面细节却绝对有更多值得观赏的地方。 Alice Gibberd Alice Gibberd推出的针织品的假象很容易让人误解,乍一看,很难搞明白。她的热压聚氨酯纱线编织意味着她能够在其衣服上切散口,仅凭这一点,她或许就已经在技术上赢得了第一。 Gibberd出身于建筑师家庭,长期以来一直迷恋光明与黑暗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由此创作出这一单色为主且富有控制力的作品系列。 她对作品创作的手艺和技能精益求精,技术过关后,她便集中精力对比服装中热压面料部分(看起来像皮革)与未做任何处理的自然面料部分。即使马海毛毛衣上有“针织痕迹”明显的地方,毛线也必定会被小心谨慎地梳理好,以确保服装能呈现出很强的控制力,这是Gibberd所偏爱的。 该系列作品真正掌握了面料质地组成和针织品中新技术的运用,这或许是得益于更深层次的研究,也有可能是来自某一大型企业的支持。 Ana Corina del Pinal Saenz Ana Corina del Pinal Saenz的作品呈现出更多的专业技巧。她希望创作出的服装具有最小的易用性,却有最大的视觉冲击力。T台上,她的作品在灯光下所显现出的轮廓真的是在随着模特们媚态十足的走步而“流动”。 很多人认为这是乳胶,但事实上是del Pinal Saenz所做的谨慎细微的试验。她用液体硅胶在不同的面料敷上涂层,并把液体硅胶在表面上摊开成薄薄的一层。这样一来,硅胶凝固后就能增加面料的重量,而且还能起到面料装饰的作用。另外,它也能对面料的边缘做些修饰,因此便无需再锁边。 涂层后的效果因所用底布质地和刷硅胶的方式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平滑的丝质面料和无纺布粘胶面料涂层后的效果便截然不同。比如,del Pinal Saenz会用一把金属梳子在液体硅胶中拖动制作出精致细排的块状表面。有时,她也会在硅胶中添加一些颜料,便可以得到不同颜色的效果。 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del Pinal Saenz的这一创意可以延伸至无穷大。 Xiao Li Li是这里唯一一个我跟踪其轨迹全程的毕业生,从她在伦敦时装学院的获得学士学位,到在中国的时装真人秀,到在意大利国际流行纱线展(Pitti Filati)上得奖,再到现在她最终的硕士学位系列作品的展示。这绝对是一个积极向上的轨迹,期间,她不仅已经获得了学科知识,而且还掌握了针织技术。 Li所采用的清淡柔和的色调的灵感来自于埃因霍温艺术的双重裸色泡沫雕塑。她期望用巨型亚光针织品创造出夸张的比例。 其针织品的平滑和几乎石膏样的质地是通过棉纱来实现的,然后用凹陷处设计有扭绳花纹针织图案的模制硅胶片或者把针织品本身浸入硅胶来进一步突出其效果。 然后,Li用铸硅首饰装饰她的针织品。如此一来,这些首饰就与服装融为一体,好似彼此缺一不可。 一个柔和色调的沉重网状物也是该系列特别的元素,除了看上去过度笨重之外没有什么意义。 Li热衷于做她自己的事情,而我个人却积极鼓励她加入到伦敦的针织品创作大军。 艺术学毕业论文:浅谈中职艺术学校计算机基础教学 【摘要】本文讨论就计算机基础教学相关问题,如何提高教学质量,采取有效手段,使学生学有所得,教师不断成长。 【关键词】计算机基础教学 多媒体技术 任务驱动 一、引言 目前中等艺术学校招生对象面向应届初中、小学毕业生,学生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大多学生入校年龄大多在12-15周岁,学生文化基础一般很差,理解能力较弱,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对新知识、新技术的学习有恐惧心理。加上农村生源占多数,大部分学生入校前没使用过电脑,操作能力为零。那么,怎样才能较好这些学生、较好的达到教学目的呢?笔者根据几年来的教学实践,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二、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不断丰富教学手段 (1)重视理论教学,丰富教学手段。 理论是先导,丰富的理论知识将引导学生步入科学的殿堂,为学生进一步学好这门科学技术做好铺垫。目前,教师在教学中更多的是强调计算机课程是一门实践课,在理论授课的过程中往往一带而过,学生不爱学,老师教着也费劲。教师在利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也往往是演示多,而缺乏对计算机课程知识点的讲解。学生最终的学习结果只是会了一些简单的操作,而失去继续学习的勇气和兴趣。在实践教学中学生往往要从头开始,老师要一步一步地教,这势必造成学生机械的学习,学习的积极性势必下降。如何把理论知识讲的和实践操作一样好,这是每一位计算机教师应该思考的问题。在传统粉笔加黑板的教学模式不能胜任的情况下,教师都在利用多媒体技术开展教学,如何用好多媒体技术将是开展好理论教学的关键,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学生和教学内容的研究:如讲计算机发展阶段,教师可以采用表格形式将四个阶段的时期、主要采用的原件、存储设备、存储容量、运算速度、编程语言进行对比讲解,讲解过程中给展示学生逻辑元件、存储器、电脑图片,更直观的是不同时期的电脑,通过体积的对比、速度的对比、耗能的对比等等给学生视觉和思维的冲击,使学生产生联想,势必调动学生的兴趣。而在计算机硬件组成的时候,将计算机的组成部件和工作原理通过动画的方式给学生展示出来,引发学生探索的兴趣。 诚然,计算机多媒技术是一种很好的学手段,但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教师才是关键,多媒体技术只是一种辅助的工具,它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任课教师必须在对自己授课的内容要有完整、透彻的理解,自己动手设计与教案匹配的电子课件,要切实结合学生实际,不断更新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最新知识。 (2)理论指导实践,任务驱动操作。 计算机实践课程的目的就是让学生验证和理解教师所授的计算机理论知识,学习和熟悉计算机的使用和各种操作技术,通过上机实践可以使学生消除对计算机的神秘感和距离感,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学习的信心,巩固教学效果,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实践教学:一是为加深学生对计算机的了解,教师可以在第一次上机之前,通过对计算机硬件的拆解和组装,使学生对计算机硬件组成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给学生演示操作系统、相关驱动的安装,使学生认识到学习计算机并不难,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二是根据教学的进程和所授课程内容,有针对性地布置上机实习内容,并要求学生独立完成。教学分三步走,第一步,按照理论授课内容和实验教程,学生独立完成相关操作知识点,教师耐心辅导学生完成基本的上机操作,学生在完成实验内容经老师检查合格后,教师根据学生的情况布置一些课外的学习,如美术学生可以学习Photoshop平面制作、音乐专业的学生可以学习一些音乐类软件,程度差的学生学习打字等,不断丰富实践课程内容,始终让学生处于一种我要学、我想学的良好氛围。第二步,小综合操作题练习,让学生通过做习题,把前期掌握的操作知识点融合掌握,并作为学生平时计算机上机成绩的一部分,使学生感受到教师对自己掌握知识的认可,不断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自信性。第三步,综合练习,将手抄报、明信片作为学生上机操作的内容,学生通过收集资料,课堂上将背景、表格、文字、图画融入一炉,亲自排版并打印出来,达到对应用软件的综合应用。使学生养成了自主学习的习惯,更为今后的实际工作铺平了道路。通过三步走的实践教学模式,循序渐进的引导学生掌握学习内容,达到了良好的学习效果。三是注重对学生学习成功的检验,把参加自治区计算机一级考试作为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有效手段,通过让学生做考试考级模拟题,为学生今后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积极引导,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教学中总会存在少部分学生反映比较慢,胆子小,不会也不问,如果老师不能及时地加以辅导,造成的可能不仅仅是这门课学不好,也可能造成他对学习失去信心。因此,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对他们多家关注,教一次不会,教两次,反复的指导,直到掌握为止,这次学会了,势必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多加关注,这个学生会慢慢变被动为主动,增强学习的积极性。同时,老师在个别指导不过来的时候,可以让学习好的学生参与指导,这样既可以保证教学不留误区,让学生感受教师上课的辛苦,增强对教师的认可感,同时也给学生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交流平台,增加学生相互之间的感情。更重要的是教师在计算机教学过程中要正确引导学生认识网络,现在,利用计算机进行网络行骗、犯罪不乏其人。对于在校学生来说,生活及学习环境单纯,年龄较小,是非分辨能力差,很容易被网络上的虚拟世界所迷惑,以致发生一些受骗、上当的事情,使学生在精神和物质上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教师在授课的同时,可以通过网络上发生典型案例,提醒学生加强自我防护和自我约束意识。 三、结束语 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这将对计算机基础教学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适应新形势,推动计算机教学向着“培养全面高素质艺术人才”的方向发展,为学生今后更好的学习和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我们教师要不断更新专业知识,通过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思路、不断总结经验,更好的服务学生。 艺术学毕业论文:广播电视艺术学概说 内容摘要: 因为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均系新兴艺术,所以广播电视艺术学也自然成为一门新兴的艺术学科。本文以广播电视艺术学的概念内涵、广播电视艺术学的价值意义、广播电视学的构成要素为三大理论层面,对于尚在构建之中的广播电视艺术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与论述。力图对于广播电视学的构建,提供理性思辨与研究实践的双重参照系。 关键词: 广播 电视 艺术学 概念 价值 意义 要素 因为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均系新艺术品种,所以研究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的学科——广播电视艺术学,也自然成为一门尚在构建之中的新兴艺术学科,对这门新学科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不仅对于广播电视艺术学本身的构建,而且对于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思考价值与实践参考价值。为此,本文专门对比发表若干探索性拙见,以期引起关注与讨论。 具体而言,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学科构建,可以分解为以下三大层面进行。 一、广播电视艺术学的概念内涵 广播电视艺术学是研究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的特点、性质、规律的专门学科,也是一门广播艺术学与电视艺术学的综合学科。 广播艺术是一门新兴艺术,它主要包括广播剧、广播小说、广播诗歌、广播散文、广播小品、广播音乐、广播曲艺(广播相声、广播二人转、广播山东快书、广播鼓词、广播评弹等)、广播话剧、广播歌剧、广播音乐剧、广播戏曲(京剧、评剧、龙江剧等等)、广播综艺节目、广播专题文艺节目、广播文艺谈话类节目等等。 电视艺术也是一门新兴艺术,它主要包括电视剧(连续剧、系列剧、单本剧、小品等)、电视综艺节目、电视艺术片、电视专题文艺节目、电视文艺谈话类节目、电视娱乐节目(游戏类、益智类、真人秀、新人秀、达人秀等)、音乐电视(MTV)、电视文艺晚会,以及直接或播映的电视文学、电视音乐、电视舞蹈、电视曲艺、电视杂技、电视魔术、电视皮影、电视木偶剧、电视戏剧、电视电影、艺术体操、冰上舞蹈、时装表演等等。 广播电视艺术学,作为专门研究广播艺术学与电视艺术学的一门新兴的综合学科,可见其研究的范围很广播,涉及的层面很深,要求的水准很高,是一项全方位、系列化、深层次、高水准的复杂系统工程。 二、广播电视艺术学的价值意义 广播电视艺术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作为一门艺术理论学科,广播电视学以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为研究对象,即以这两大艺术的具体艺术实践为基础,进行总结概括、提炼升华,形成一门系统化,高端化的新兴学科。它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指导思想,坚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理念。反转过来,作为一门重要的艺术理论学科,它又对于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的创作、表演、制作、欣赏等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与实践参考意义,也就是说,它既来源于艺术实践,反转过来又指导艺术实践。 三、广播电视艺术学的构成要素 广播电视艺术学作为一门系统化的新兴学科,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广播电视艺术的性质、广播电视艺术的审美特征、广播电视艺术的发展规律等等,其中尤以广播电视艺术的审美特征为重点与优秀。 具体而言,广播电视艺术的审美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技术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广播电视艺术是技术性与艺术性有机统一、完美结合的艺术。 众所周知,广播电视艺术的科技含量很高,其技术性特征十分鲜明。广播艺术通过把声音转换成电信号,再通过发射装置发送出去,供听众通过收音装置把电信号还原成声音收听。其科技原理是通过无线恨波或导线传送、收听声频。通过无线电波传送的,叫无线义广播;通过导线传送的,称作有线广播。不论有线广播还是无线广播,其技术性都很强。而电视艺术则是“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也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1]电视是同时传送声频与视频的电子技术,在发送前端,先由摄像机把图像发出的光信息——图像上各个画面上的亮暗、色彩不同的光点、逐点、逐行、逐帧转换成相应的视频电信号,与此同时,微音器也将与图像相关的声音(语言或音乐等)转换成相应的音频电信号。这些信号载荷在高频载波上,经放大后由天线辐射出去。电视接收机再将收到的电信号依次逐点、逐行、逐帧与发送端同步地还原为亮暗不同、色彩不同的光点,在显像管的荧光屏上再现出来,同时由扬声器产生原来的声音。20世纪90年代初,又出现了利用全数字压缩技术的高清晰度电视技术,称为“数码电视”,并通过卫星传送与接收,简称“卫视”,其技术性更强、更先进。 另一方面,广播电视艺术又是一门综合艺术,它完全符合艺术的本质,具有艺术的基本特征,即“人类以情感和想像为特性的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即通过审美创造活动再现现实和表现情感理想,在想像中实现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互相对象化。具体说,它是人们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形象反映,也是艺术家知觉、情感、理想、意念综合心理活动的有机产物。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艺术主要是满足人们多方面的审美需要,从而在社会生活尤其是人类精神领域内起头潜移默化的作用。”[2] 由此可见,广播电视学因为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所具有的技术性与艺术性统一的艺术基因,因此也自然以技术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作为重要的审美特征之一。 (二)传播性与欣赏性的统一 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都是大众传媒艺术,传播性是二者共有的特点。特别是电视艺术,比广播艺术更具有传播广泛、快捷、完整的特点。由于电视的崛起与普及,使得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鲁汉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认为电视与卫星技术的产生,使地球“愈来愈小”,人类已跨越时空的限制,信息可以在瞬间传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美国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则进一步指出:“从语言到文字,几万年;从文字到印刷,几千年,从印刷到电视和广播,400年;从第一次实验电视到从月球播回实况电视,50年。”[3]特别是电视与电子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的结合,构成了电子信息网——信息高速公路,更成为当今世界传媒的最大亮点。 与此同时,广播电视艺术又具有欣赏性特征,所有的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都是供人们欣赏的。正因为如此,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学科构建,才必须注意群众欣赏的主体地位的研究,注意与欣赏者的互动理论的研究。 (三)文化性与娱乐性的统一 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都具有文化的本质属性,它们都代表着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显著成就。 与此同时,作为艺术,它们又都具有娱乐性特点,即“寓教于乐”,传播文化要通过文化娱乐,文化娱乐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类文化的传播。 因此,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学科构建,也要注重这种文化性与娱乐性统一的理论研究。 艺术学毕业论文:浅析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建设 内容摘要: 广播电视艺术学是专门研究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的新学科。本文从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对象、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内容、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方法三大理论层面,对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理论建构进行了概要的论述。 关键词: 广播 电视 艺术学 研究 对象 内容 方法 广播电视艺术学,顾名思义,是专门研究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的一门新学科。广播电视学的理论建构与理论体系及其理论框架,到底应当涵盖哪些内涵呢?这是人们所普遍关注的,也是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建设的优秀与关键。本文就此发表几点拙见,以其引起关注与讨论。 一、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对象 广播电视艺术学是艺术学学科下属的二级科学,是艺术与电子技术结合而产生的新兴学科。广播媒介与电视媒介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20世纪后期已经成为可以影响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重要视听媒介,同时广播电视在发展的过程中同历史悠久的文学艺术以多种形式相结合,从而产生了丰富多姿的广播电视艺术。 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建设的第一个问题,是明确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对象。 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分解为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 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对象,包括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的一度创作主体(编剧、作曲、编舞、策划等)、二度创作主体(导演、演员、舞美设计与制作人员等)、三度创作主体(听众、观众)。 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的客体对象,主要指广播电视的作品与剧(节)目。具体来说,广播艺术的剧(节)目主要包括广播剧、广播戏剧、广播戏曲、广播曲艺、广播小说、广播诗歌、广播散文、广播音乐、广播文艺专题节目、广播娱乐节目等等;电视文艺的剧(节)目主要包括“电视剧、电视综艺节目、电视艺术片、电视专题文艺节目,以及音乐电视(MTV)、电视文艺谈话类节目、电视娱乐节目(如游戏类、益智类、乃至新近出现的真人秀节目)等等。同时,电视文艺还应当包括直播或播映的电视文学、电视音乐、电视舞蹈、电视曲艺杂技、电视戏曲、电视戏剧、电视电影,乃至于诸多亚电视节目如艺术体操、冰上舞蹈、时装表演等等。”[1] 由此可见,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是十分广泛的。 二、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内容 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建设的第二个问题,是明确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内容。研究内容是所有学科建设的优秀与支撑,也是学科内部诸要素的总和。具体来讲,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广播电视艺术学的概念内涵与重要意义 广播电视艺术学实际上是广播艺术学与电视艺术学的合称。广播艺术学是研究广播艺术的学科;电视艺术学则是研究电视艺术的学科。因为广播与电视关系十分密切,合称“广电”,故将这两门学科合在一起,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于:从学科建设高度来研究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可以以理论研究上起到系统化、综合化、概括化的作用,对于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可以提供理论思考与实践参考的双重重要作用。 (二)广播电视艺术的审美特征 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各自具有自身的审美特征,二者既有个性,同时又具有共性。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广播艺术是声音(听觉)艺术综合的艺术,即音画一体、视听结合的艺术。而二者的共同审美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1、科技性与现代性。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都是现代化高科技和电子技术的产物。广播是“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传送声音、图像的大众传播媒介。通过无线电波传送节目的,称无线广播;通过导线传送节目的,称有线广播。仅传送声音的,称为声音广播,简称广播;传送声音、图像的,称为电视广播,简称电视。”[2]我国权威工具书《辞海》对“广播”给出了上述广义的定义。而狭义的“广播”,则是“通常专指声音广播。把表达一定内容的声音(由语言、音响、音乐等编制的节目)转换成电信号,通过发射装置发送出去,供听众通过收音机装置把电信号还原成声音收听,”[3]本文所使用的“广播”一词,是狭义的概念内涵。而电视则是“同时传送声音与活动图像的电子技术。是广播或通信的一种重要方式,常用作新闻传播媒介。”[4]现在,卫星电视、高清电视等新族的出现,更成为现代化高科技的重要标志。可见无论是广播艺术还是电视艺术,均以科技性与现代性为共同的审美特征之一。 2、艺术性与传统性。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同时又都是艺术形式,又继承了传统艺术的精华,只不过插上现代化高科技的翅膀而已。例如广播音乐与电视音乐,都继承了音乐艺术的传统精华;又如广播戏曲与电视戏曲,也都继承了我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戏曲的艺术精华,彰显出民族文化之光。 3、大众性与接受性。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都是大众艺术而不是小众艺术。二者都借助大众传媒,表现大众的生活、情神、文化,体现出大众的审美需求与审美取向。 与此同时,广播电视艺术学还要把大众性与接受性有机统一在一起,进行同步研究。所谓“接受性”,即以西方现代接受美学的理论为视角,对广播电视艺术的观众学进行新研究。接受美学认为:“文学活动是作家、作品、读者三个环节的动态过程,作品的价值与地位是作家的创作意识与读者的接受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学作品用的是‘描写性语言’,包括许多‘意义不确性’与‘意义空白’,它们构成作品的‘召唤结构’,召唤读者以‘期待视野’云发挥想像力进行再创造。因此美学研究不仅以作家的创作意识为对象,而且应以读者的接受意识为对象。”[5] (三)广播电视艺术的心理特征 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内容,还要涉及到艺术心理学内容,主要是研究广播电视艺术从创作——表演——欣赏的心理过程、心理状态、心理特征。其中重中之重是感知、注意、联想、想像、理解、情感等等。 由此可见,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内容,也是十分广泛的。 三、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方法 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建设的第三个问题,是明确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方法。 方法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支柱就是世界观与方法论。具体来说,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实践第一的研究方法。要面向广播电视艺术的实践,立足于实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持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密切结合,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转过来又指导实践。 (二)系统论的研究方法。系统论是研究问题的的有力工具,它是一种综合性的科学方法,它是一种综合性的科学方法,主张把各种因素、条件、状况、结果和可能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和运用。所以要运用西方现代系统论的理论与方法,对广播电视艺术学进行全方位、系列化、深层次的系统研究。 (三)接受美学的研究方法。在艺术的发展中我们不能只借鉴、参考本国内的艺术审美水平,对于其他国家的成果我们要运用“拿来主义”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所以要运用西方现代接受美学的理论与方法,强化对观众学的新研究。 综上所述,广播电视艺术学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审美风貌,它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如今,多媒体技术、信息高速公路等新技术手段的发展与普及为广播电视文艺提供了发展空间,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广播电视文艺的发展将会更加的灿烂辉煌。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2011级研究生 艺术学毕业论文:谈时事政治与艺术学校思想政治课教学 摘要:艺术学校的思想政治课有其特殊性,承担着培养“德艺双馨”艺术人才的重任。增强思想政治课教学时效性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针对艺术学校的特殊性,将时事政治融入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将教材内容与现实问题有机结合,其教学意义深远并行之有效。因此,应探讨在艺术学校思想政治课中融入时事政治教育的方法。 关键词:艺术学校;时事政治教育;思想政治课 中等艺术学校是培养艺术专门人才的基地,思想政治课是艺术学校德育的主阵地,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承担着“引导学生如何做人”的任务。学好思想政治课对于提高艺术学校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塑造健康的个性都很有帮助。思想政治课在艺术学校整个教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做好思想政治课教学对培养“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至关重要。但是在教学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目标与实际教学效果却存在一定的差异,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期望和实际效果与社会现实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改进艺术学校思想政治课教学方法,激发艺术学校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果,就成为艺术学校政治课教师必须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笔者根据在艺术学校多年的思想政治课教学经验,认为将时事政治融入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将教材内容与现实问题有机结合,以时事政治激发艺术学校学生学习政治课的兴趣,是一条值得探讨的途径。 艺术学校政治课教学融入时事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据笔者了解,许多学校的时事政治教育往往流于形式,甚至完全是为了应付考试。笔者在教学中一直在思考:如果在日常的思想政治课教学中贯穿时事政治教育,将时事政治教育与政治课教学有机结合,恰当地引导学生,甚至于在学生课余时间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时事教育,这不是一条提高政治课课堂实效性的有效途径吗?其重要意义有以下几点。 有助于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具体化,更适合艺术学校学生的特点 由于艺术学校专业的特殊性,艺术学校招收的学生年龄大都在十一二岁到十六七岁之间,文化课课程跨初中、高中两个阶段,培养方向不仅是就业,还包括高考升学。因此,大部分艺术学校的思想政治课均采用普通中学的教材,但是授课课时却远远少于普通中学。再加上艺术学校招生主要强调专业特色,对文化课要求相对较低,造成学生文化层次参差不齐,慢慢也就导致艺术学校中普遍存在重专业、轻文化,忽视、轻视德育的现象。思想政治课的特点是理论性较强,一些基本概念、原理比较抽象。这些抽象的知识与艺术学校学生的年龄、心理有一定的差距。如果不能创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一味地照本宣科,很难吸引学生。将时事政治与政治课课堂教学有机结合,从学生关心的问题出发,有目标地引入时政教育,会使政治课教学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时事政治材料体现着基本理论,基本理论寓于时事政治材料之中。利用时事政治材料更易于将抽象的政治理论知识具体化,使学生感到更加直观。例如,在讲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时,教师可通过我国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成功举办国庆60周年庆典以及成功进行载人航天工程等时事材料,用活生生的事实感染学生,让富有时代感的知识占据学生的头脑,从而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掌握抽象的理论知识。 有助于艺术学校的学生更好地了解社会,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发展 时事政治知识是一种来自于生活的宝贵的课程资源,它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是让政治课堂更有生机和活力的重要源泉。实践证明,利用好时事政治,可以使政治课教学更加生动具体,把握时代脉搏,丰富教学内容。艺术学校的学生是极其特殊的一个群体,艺术专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要从小就进行专业训练,受专业影响,艺术学校学生普遍重技术性的东西、轻理论性的东西,重具体的东西、轻抽象的东西。他们更多地关心娱乐新闻、文艺界的事件,很少关心时政新闻。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不关心国家和社会,关键还是要靠正确的教育和引导。美国教育家布卢姆说:“一个常带着积极情感学习课程的学生,应该比那些缺乏热情、乐趣或兴趣的学生,学习得更加轻松、更加迅速。”现在的艺术学校学生思维敏捷,求知欲旺盛。当今时代,网络的发达,手机的普及,报纸和电视的司空见惯,使得如今的学生能够迅速了解国际国内的大事小事,关注好奇之余,他们也有自己的思考。教师如果恰当地将时政新闻联系到教学中,最能激发学生学习政治课的积极性,课堂气氛活跃了,学生视野开阔了,既可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社会,也有利于艺术学校学生的身心发展。 有助于艺术学校的学生准备高考 近年来,中等艺术学校的毕业生除少数就业以外,绝大多数的毕业生都要参加高考,升入更高的艺术高校继续学习。也就是说,现如今艺术学校大部分的学生毕业后要参加高考,政治也是他们参加高考必须面对的内容。怎样让艺术学校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顺利通过高考,取得政治课考试的优秀成绩是教师必须面对的问题。政治高考说明已经明确规定,高考试卷必然含有时事政治的试题,近一年来的国内外重大事件、社会热点,一直是高考试卷中的重要内容,时事内容占有几乎固定的分数比例。同时,试卷中各种题型的背景材料甚至选择题的题干,也越来越趋向于挑选能联系时事的漫画、文字和图形表格等。“得时事者得天下”,已经成为政治课备战高考的主导思路。所以,在教学中合理地安排时事政治教育的内容,在艺术学校政治课教学中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艺术学校思想政治课融入时事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 举行课前五分钟“新闻播报”活动 艺术学校的学生不是天生地不关心时政新闻,关键是要恰当地引导。教师要充分利用好课前的五分钟时间,开展“新闻播报”活动。也就是每节课在课堂上用五分钟左右的时间让学生播报最近发生的国内外重大时事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事前教师要明确“新闻播报”活动要轮流安排,明确一个人主讲,并准备资料,全班学生都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帮助主讲人提供信息和整理材料。这样一人播报,多人帮助,全班资源共享,全班学生受益。这种形式开放活泼,短小精悍,信息量大,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它就像是一个小舞台,可让学生在文化课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独特的见解,非常适合艺术学校学生善于表演的特点。举行课前五分钟“新闻播报”活动,不仅可开阔学生的视野,还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能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使师生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提高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果。 定期组织“时事政治专题课” 当国内或国外发生了重大事件后,当党中央了重要的政策后,思想政治课教师应当积极向学校申请开设专题讲座,对艺术学校学生开展时政专题教育。比如,2011年10月,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党中央做出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艺术学校的学生就是将来的文化工作者,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与艺术学校的学生是紧密相连的。学校可以针对艺术学校学生的特点开展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专题讲座。再如,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上海世博会的举行、载人航天工程的实施等,都可以通过时政专题讲座的形式,使学生及时领会重大事件的精神实质,同时深刻地体会到及时了解时事政治的必要性,彰显时政教育的德育功能。 开展“学生时事评述”活动 学生时事评述就是让学生针对十分感兴趣的新闻、热点开展评述,主要是学生阅读时事新闻、结合新闻背景尝试对时事进行深度讲解、点评。这种活动刚刚开始的时候难度可能会比较大,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针对刚入学的新生,可以不追求全面,重点在于将时事表述明白,只要求简单评述。而高年级学生经过多年训练,则要求评述不仅要全面,还要条理清晰,最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等等。这项活动可能会因为学生的素质、水平不同,导致时事评述的效果差异较大。这就要求教师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课下指导,课上补充,对活动的顺利开展进行正确的引导。实践证明,学生时事评述活动既有利于使学生关注社会生活,积极参与课程学习,也能够使政治课生动形象、充满活力。不仅能拓展学生的视野,给学生呈现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也可使学生具备比较健康的政治头脑,使学生终身受益;不仅可使学生学到和巩固课本知识,而且可使学生养成关心世界、关心社会、关心人类、关心身边事情的好习惯。学生越了解时政新闻,对国家前途和党的领导的认可度就越高;学生越了解时政新闻,越容易将眼前的学习生活与未来的国家建设联系起来。 作者简介: 王雷(1974—),男,北京市人,硕士,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讲师,公共教学部副主任,主要从事艺术学校思想政治课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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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学论文:档案学发展研究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档案学论文:档案学校和谐联系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加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客观需要;加强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提高档案部门为构建和谐校园服务的水平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档案信息资源是学校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建设校园先进文化的需要、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建设校园民主政治的需要、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完善校园法制建设的需要、更新观念,强化主动服务意识、加强宣传,提高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丰富档案馆(室)藏,提高馆(室)藏档案的综合质量和管理水平、深挖资源,加快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的步伐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本文围绕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特点,论述了其在构建和谐校园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构建和谐校园中如何更好地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 [关键词]档案信息资源和谐校园服务利用 档案信息资源是学校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其开发利用,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当我们把档案工作与学校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考虑时,我们就会看到档案与校园和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构建和谐校园与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息息相关。 一、加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客观需要 1.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建设校园先进文化的需要 档案信息资源,是人类生活、生产、思维方式和创造性活动及其产物的直接记录和结晶,是学校一项基础性信息资源,是宝贵的财富和资产,是特殊的文化资源。而档案部门则是汇聚、储存、加工整理这些特殊文化资源的基地,其通过加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不仅使文化资源得以传承,也为新时期的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了条件,学校的历史材料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模范读本,是培养优良校风,构建丰富校园文化的重要工具。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经济时代的来临,如何加强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全面提高人才质量,已是各高校乃至中国教育界共同面临的迫切任务,档案材料在这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档案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在建设校园先进文化的道路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2.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建设校园民主政治的需要 民主政治以信息公开为前提,随着我国政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的民主意识日益增强,对于平等占有信息资源的愿望也与日俱增,从而为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提供了政治层面的需求范围与发展目标。档案信息资源作为学校的优秀信息资源,是学校各项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信息支持与信息保障,只有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实现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广大教职员工才能真正了解学校正在进行和将要进行的重大举措和发展方向,时刻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群策群力,齐抓共举,在和谐的大氛围中,为学校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贡献力量。 3.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完善校园法制建设的需要 公平共享档案信息资源,确保应用者应有的知情权和了解权。在这些基本人权实现的过程中,也必然要求权力按照公开、公平的原则行使,从而有效防范权力腐败和权力不当行使,这样学校各项事业前进的步伐才能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有条不紊地快速迈进。 二、加强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提高档案部门为构建和谐校园服务的水平 1.更新观念,强化主动服务意识 高校档案工作者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对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进行改革,树立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思想,把大力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工作,放在促进档案事业在新时期的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为构建和谐校园服务的战略高度去认识,树立档案工作为学校的整体发展服务的意识和分工协作、资源共享的新观念,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克服“等、靠、要”的思想,破除“等待观望、坐而论道”的观念,改变“看门守摊,等人上门”的做法,以主人翁姿态积极投身到学校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中来,为促进校园先进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2.加强宣传,提高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 档案部门为构建和谐校园服务的效应要通过提高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来体现。档案信息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就必须加大档案工作的力度,提高档案服务工作质量。档案信息资源的数字化是提供优质服务的一项必不可少的环节和基础工作,是保证档案文献快速有效传播、方便使用、长期保存的一项重要手段,是高校档案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档案的提供利用不能只满足于一般的查阅档案,而是要进一步广泛地开发和传递信息资源,档案工作要建有自己的网站,提供更加快捷、方便的档案信息服务。 3.丰富档案馆(室)藏,提高馆(室)藏档案的综合质量和管理水平 构建和谐校园要有高质量的馆(室)藏档案和管理水平做支撑。这就要求我们要把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纳入科学化、规范化轨道,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共享。档案部门开展档案利用服务工作,必须要有门类齐全、内容丰富的档案资料做后盾,在多层次、多渠道地收集和征集档案资料,丰富馆藏的同时,档案工作人员要把精力集中使用到档案管理的关键上,使档案管理工作速度快、质量高,为档案的提供利用创造有利的条件;建立科学的、合理的室藏结构,注意收集不同载体的档案,不仅收集文字、图表形式的纸质档案,还要收集照片、录像、VCD、磁带等音像档案和牌匾、锦旗、奖杯、奖状、证书等实物档案,这些不同载体、不同门类、不同内容的档案作为学校发展的历史见证,它们之间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印证,更加完满地反映学校各个发展时期的历史面貌。 4.深挖资源,加快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的步伐 广角度、深层次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就是要开拓收集范围,积极挖掘现有的档案信息,搞好超前服务。档案馆(室)藏档案中不乏有教学、科研、调查报告、数据分析、规章制度等方面有用的信息材料,对提升学校管理品位、提高教学质量、科研水平都将发挥重要的参考作用,这些价值较高的档案按内容分门别类地编制成专题目录或专题资料,或者利用现代技术制成光盘收藏或做成专题网页,通过校园网供广大教职员工利用;编研是一项具有较高层次的信息开发工作,能够为教职工提供更好的服务,为领导决策提供准确信息。加快档案信息资源数据库和网络建设,信息时代逐步将所有的相关计算机数据库、通讯系统等连接起来,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学校档案馆(室)作为提供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就要逐步由人工分类、编目,过渡到运用标准机读目录,建立自己的馆(室)藏检索系统和能够发挥自己的馆(室)藏特色的数据库。可进入校园网和局域网,将学校的具有特色的档案信息提供给教职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档案资源共享。 总之,在构建和谐校园的进程中,档案工作者要加快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以科学的态度,把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构建和谐校园紧密结合起来,在实现学校的宏伟目标中发挥更大作用。 档案学论文:档案学发展论文 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学术规范问题的优秀是学风问题,而学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科的生死存亡。总的来说,档案界的学风是比较好的,大多数档案学者都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并自觉抵制学术腐败,这是我国档案学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不竭动力。然而,当前档案学研究中的确也存在着一些不良学风,如抄袭剽窃、自我吹嘘、互相吹捧、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我们不能像对一般商品那样对档案学术研究设计出一套可以量化的、方便操作的标准,但在科学精神、文风文德、术语概念、学术评论等方面为档案学者制定出一些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一)规范学术精神。鉴于档案学的学科特点,每一位档案学者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与档案部门合作,紧密联系档案工作实际,善于从鲜活的档案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透过纷繁复杂的档案工作表象抓住档案工作发展规律。力戒纸上谈兵、闭门造车,尤其要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字游戏和空洞说教。即使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我们也不能脱离档案工作实际,因为任何一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都包含着某种特定的应用目的。更何况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本来就互相渗透、互相交叉,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将其非常清楚地区分开来。研究档案史、评价历史上的档案工作现象、档案学思想和档案学理论,也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实事求是既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一种科学方法,彼此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二)规范文风文德。档案学理论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且被档案实际工作者所接受,才能发挥其对现实的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档案学研究者应努力培养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工作作风,不盲从、不迷信、不附和、不武断,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善于提出新问题,勇于开拓新领域,探求新知识,并大力提倡运用清新质朴、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剖析档案工作现状,揭示档案工作规律,预测档案工作发展趋势。切忌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故弄玄虚,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档案学研究者还应加强文德修养,自尊、自信、自强、自律,淡泊名利,谦虚好学,不抄袭剽窃,不,把做人与做学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三)规范档案术语概念。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专家对现有的档案术语概念进行审查清理,在词形、语义、专指性、配套性等方面严格把关,剔除那些内涵模糊、外延过大、语义陈旧、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所谓术语概念,重新建立一套符合档案专业特色的、符合档案学发展需要的术语概念,使档案学者们在统一的术语概念基础上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 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档案科研管理体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因此,适应社会和档案学发展需要,改革档案科研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要与我国档案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及档案工作改革的精神相一致,抓大放小,充分调动各级档案科研机构和档案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档案科研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国家档案学发展战略,确立档案科研布局,协调各档案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组织全国性档案学优秀成果的鉴定、转让、评奖工作。在此前提下,有计划地逐步改变我国档案学会条块分割的分布状态,使之完成社会化的转变,成为在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的非官方机构,并注重促进学术民主。 与此同时,要逐步改变目前的档案学研究方式,重建档案科研系统结构,实行档案学研究集约化,优化配置档案科研资源。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微观主体是以档案学研究者为最小单位的,档案学研究者的创新性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物质载体,其提高和改进的途径主要在于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档案科研人才的素质。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宏观主体是以国家为最大规模的,国家的档案学发展战略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优秀力量,档案学的整体水平能否提高,关键在于国家的档案科研政策是否正确。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就必须建立档案科研共同体,即建立以学术带头人为优秀的档案科研小组(课题组)或档案科研开发群体。通过档案科研共同体,将不同部门、行业、地区的档案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特别是将从事理论工作的研究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研究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集中资源,取长补短,高质量地完成档案科研课题,并可避免或减少低水平重复研究。档案科研共同体的大量出现是实现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基础和基本任务。 另外,要研究档案学学科发展政策,制定档案学发展战略。档案学发展政策研究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总体上对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进行考察,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合理发展,才能使其同档案工作实践相适应、相协调:二是针对档案学的具体领域或具体方面的发展,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该领域或该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活力。具体来讲,就是要研究各类档案学研究机构的协调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研究经费的划拨政策,档案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政策等。档案学的发展战略是档案学发展的长远性、全局性蓝图,是对档案学未来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规定和谋划。它以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规划当前的行动方案,要求既要重视对事关档案学发展大局的热点问题和重要领域的研究,又要注意档案学理论的整体发展。制定档案学的发展战略一定要结合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规律,紧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尤其要与我国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总体规划相适应。 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近20多年来,我国档案学术评论有了一定的发展,不少杂志都先后刊发了篇数不等的述评文章,其中不乏上乘之作。这自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档案学术评论所受到的重视与应受到的重视,还有不小的差距;档案学术评论所发挥的作用与应发挥的作用,也有不小的距离。也就是说,档案学术评论还没有被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水平还比较后,远远不能适应档案学发展的需要。 为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当前我们应下大力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提高对档案学术评论重要性的认识。首先,档案学理论研究者要正确认识档案学术评论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和范围,进而明确开展档案学术评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义不容辞的职责,切实加以重视。中国档案学会及地方各级档案学会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列入各自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召开包括档案学术评论在内的专题座谈会和学术讨论会。档案学会会员及其他档案工作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积极撰写档学术评论文章,藉此交流经验,逐步完善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分支学科来建设。第二,开辟档案学术评论园地。目前我国既没有档案学术评论刊物,也没有哪一种档案杂志设置档案学术评论专栏,这显然不利于档案学术评论活动的开展。从长远来看,创办一种以档案学术评论为主要内容的杂志是十分必要的。在当前,各级各类档案杂志应开辟学术评论专栏,增加理论研究的比重,这对提高刊物的质量,扩大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不无益处的。第三,建立档案学术评论队伍。这支队伍应以档案专业教师为主体,因为这部分研究者为了教学的需要,大都对档案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理论造诣相对较深。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档案实际工作者也要结合工作实践,积极参与档案学术评论,对档案理论界的一些观点和现象大胆质疑,发表自己的见解。档案专业学生是档案研究的后备军,应重点加以培养。各档案专业教学点应在课程设置时安排档案学术评论的教学内容。攻读档案学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更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专业主干课来学习、研究。 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泛指档案学研究系统之外的与档案学研究系统直接或间接发生联系的一切要素和条件,主要有:向档案学研究系统给予政策支持的政策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入科研人才的教育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划拨科研经费的经济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提供有用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知识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送组织与管理技术的实践环境,接受与检验档案学理论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以及普及与推广档案学研究成果的中介机制等。 应该肯定,改革开放以后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档案意识逐步增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已为不少人所接受。但是,不利于档案学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例如,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档案科研经费一直缺乏稳定的来源,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档案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宣传,深化研究,努力提高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不仅要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工作基本知识,而且要宣传档案学及其知识体系,使大家明白建立与完善档案学研究系统、优化其外部环境既是档案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生产力整体发展的需要;档案学的发展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社会各项工作的发展也需要档案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档案服务;档案学只有与经济、科技、文化协调发展,才能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以此唤起社会各界对档案学的理解、重视与支持。各级档案学会要积极鼓励、动员广大会员参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以扩大档案学的社会影响。档案学研究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不断深化档案学研究内容,努力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使档案学在现代科学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多方筹措科研经费,增强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活力。建议国家档案局在“科技三项费用”之外设立一种档案科研专向基金,或向国家科技部申请增加“科技三项费用”的额度,以资助重大或具有典型意义的档案学课题研究。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专业主管机关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划拨一定的经费,专门用于档案科研工作。各级档案学会也要通过各种方式筹集科研经费。此外,档案学研究者要认真组织力量,积极申请国家和地方社科、教委及其他基金项目,也可利用自己在专业知识、科研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与其他单位联合开展档案学理论研究,以缓解档案科研经费紧张的矛盾。 第三,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改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首先,要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使档案学理论能够快速、顺利地运用于档案实际工作,发挥其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档案教育培训,注重实效,尽快提高档案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及理论水平,增强其接受、消化、运用档案学理论的能力。 五、建立、健全文献检索体系。应该说,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界在建立文献检索体系方面确实已经做了较大的努力,如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编著的《档案学论著目录》将1911—1993年间出版(发表)的论著、教材以题录、书目的形式按专题汇集在一起;不少档案学期刊已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档案学》每期除了全文复印转载若干文章以外,还按专题公布有关论文索引。这些努力为档案学研究者查阅文献资料提供了一定的方便。然而,仅此还不能满足档案学研究者对文献资料的需要。我国现有各种档案学期刊100多家,而被《档案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建立、健全档案学论文检索体系,全方位、多角度地为档案学研究者提供服务。具体措施有:第一,定期出版《档案学论著目录》;第二,扩大《档案学》(复印资料)的收录范围;第三,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尽可能多的档案学期刊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第四,每年编制一套涵盖面广的档案学论文索引。 档案学论文:档案学术成果评奖分析论文 纵观几年来北京市档案学术成果评奖,既产生了一些优秀的学术论文,也涌现出了一批善于钻研、专心从事档案学术研究的人才。但是从总体来看,我市档案学术研究水平不高,在档案干部队伍中,能够在档案学术研究领域中作出突出贡献者甚少。我市档案学术成果评奖活动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我们共同研究和解决。 一、存在的问题 (一)、档案人员对于参与档案学术成果评奖活动缺乏积极性 1995年学术论文报送数量为303篇,到2000年仅有60篇,总体呈下降趋势。档案学术论文数量的减少,反映出档案人员撰写论文和参加学术评奖的积极性逐渐减退,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档案人员对学术研究重视不够。许多基层单位的档案人员因自身业务工作繁忙,如档案馆、室的达标升级以及本行业系统的业务指导任务较多,还要负责其它日常事务性的工作,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再者,很多单位处于机构改革时期,档案部门人员变动较为频繁,档案人员无法专心于研究工作。 2、档案人员缺乏自信心。有的同志认为撰写学术论文是一件很难的事,而参加学术评奖就更是高不可攀,于是不敢投稿;还有的同志虽然多次投稿,但因始终未能获奖,而逐渐失去了信心和兴趣。 3、档案学术成果奖自身缺乏激励机制。由于档案学术成果奖与职称评定不挂钩,不作为档案人员考核晋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定的依据,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档案人员参加学术评奖的积极性。一些同志认为,不写学术论文,不参加档案学术成果评奖对自己无任何妨碍,评奖活动对他们来说可有可无。有的同志认为档案学会要求会员写论文是-种压力,久而久之对学术成果评奖产生抵触情绪。 (二)、参评学术成果形式单- 北京市档案学会1996年2月实施的《北京市档案学术成果年度奖奖励办法》试行第二章评奖范围中的第五条规定参加评奖的档案学术成果形式包括三大类:档案学术论文、调研报告、实验报告类;档案学著作类;软科学研究成果类。而几年来的学术成果评奖所征集到的855项学术成果中,学术论文为841篇,占98%;调研报告14篇,占2%。其它形式的学术成果如:实验报告、档案学著作及软科学研究成果等则严重匮乏。 参评成果形式单一,反映出我市档案人员对档案学术研究的深度不够,涉及领域不够广泛。 (三)、获奖学术成果推广不够 其一,每年经过评委们精心评选出的获奖成果,虽然学会也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但时间明显滞后,读者不能及时看到获奖论文。二三年之后,当大家看到论文集时,文中的很多观点可能已经过时了。其二,大部分论文集只下发给学会的会员,而非会员则不知道学会出版论文集这一信息。因此,获奖学术论文无法得到广泛的传播。还有些论文,虽然不能获奖,但是论文中的一些很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值得提倡,但却也因为没有获奖而被束之高阁。 (四)、档案人员写作功力欠缺 1995年至2000年,档案学术成果评奖活动征集到855篇学术论文,而仅有119篇论文获奖,占论文总数的14%。多数论文质量不高,反映出大部分档案人员的写作能力不容乐观。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选题不当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进步。”①对于一篇档案学术论文,有没有提出新的论点和问题,对档案工作是否具有指导意义,选题则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在没有获奖的论文中,很多论文在选题上存在问题。有的论文作者将别人已经研究多年的问题作为选题,而自己又不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比如“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这一题目已经研究了好多年,如果不能有独到的见解则很难有所突破,而且容易出现抄袭的现象,让人一看便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还有的作者选题过大,在写作过程中往往不能坚持始终,无法驾驭全局。如一个基层单位档案人员的论文题目为《中国档案馆的演化及其依据》,这个题目需要作者对我国各级各类档案馆的起源、发展及其变化有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而这篇文章最终因作者的材料依据不足,而没有写作成功。 2、文章缺乏新意,论述不够充分 这方面问题在大多数论文中普遍存在,也是导致论文写作质量不佳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现象:一是文章缺乏独到见解,观点陈旧,信息量小;二是文章论述一般化,洋洋洒洒数千字,却都是泛泛而谈,浮语虚辞,空洞无物;三是论点与论据不相协调,论据不够充分,文章缺乏说服力。 3、档案工作经验不能上升为理论 “档案工作经验是档案工作者在从事档案工作的实践中,对档案工作过程的各种表面现象的初步认识。”②“经验不是科学,只是处于较低层次的感性认识,它代替不了理论的指导作用”。③ 档案人员所撰写的论文,都能将自己在工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叙述清楚,但是能将这些问题分析、总结并形成理论者甚少,因此许多文章缺乏理论深度,致使论文既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对档案工作实践也无指导意义。 笔者认为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基层档案人员长期在某一个单位从事档案工作,其工作经验不免带有-定的局限性,缺乏普遍意义;二是有些档案人员平时阅读档案业务书籍、报刊较少,对学术界发表的论文内容了解甚少,不能在较高的水准上作进一步思考;三是档案人员之间的交流较少,除定期参加协作组或学会组织的一些交流活动外,档案人员没有更多的机会就档案业务工作中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沟通、分析与交流。写作缺乏理论基础,也就很难将工作经验升华为理论。 二、几点建议 档案人员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需要档案人员、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档案学术团体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一)、档案人员应加强学习,勤于思考,勤于动笔。档案工作者应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多阅读业务书籍、资料,善于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哪怕是很小的一个问题进行深入透彻的思考,并加强对档案学术研究的新成果、新知识、新观点的学习与了解,掌握档案学研究发展动向及学术动态,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 (二)、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为促进档案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创造便利条件,协调、处理好有关部门之间的关系,让学术研究工作在全市档案事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果把档案学术成果评奖与职称评定联系起来,将会更有效地激励档案人员从事档案学术研究。 (三)、北京市档案学会应针对每年的学术成果评奖召开讲评会,邀请参加评奖工作的评委对论文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讲评,让作者知道自己的论文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从而能够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通过论文讲评会,档案人员可以系统地掌握如何选题,如何调研分析、如何谋篇布局等要领,逐步提高写作技能。 (四)、北京市档案学会要鼓励、带动我市档案人员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研究,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如制定课题,组织人员开展调研等,提高我市档案学术研究的层次和水平。 (五)、市档案学会及所属各学会、协会、研究会、学会分会及各专业学术委员会应充分发挥学术团体的作用,根据会员的知识需求,有针对性、目的性地组织学术研讨、学术论文交流、学术论文写作培训等活动,使档案人员有更多的机会学习交流,互通有无,博采众长。 (六)、市档案学会应加强档案学术成果的推广 首先要及时出版论文集,加强宣传。学术成果评奖之后,学会应及时将获奖学术论文出版发行,并将这一信息刊登于相关刊物上,让更多的部门和人员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有关档案学术成果的信息。其次要加强学术观点的交流与推广。对于那些虽然未能获奖,但是论文中包含一些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对工作实践有一定指导意义的学术观点,学会可以对其进行归纳、汇总,然后组织会员及档案人员围绕这些观点展开讨论,并可邀请档案界专家、学者参加研讨并及时解答档案人员提出的问题。 随着我市档案事业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档案学术成果评奖工作也需要不断完善和规范,从而为全市档案人员从事学术研究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 档案学论文:我国档案学发展论文 【正文】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档案学理论工作者、档案教育工作者和档案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现代中国档案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档案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档案学的研究内容逐步深化,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毋庸讳言,现代中国档案学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笔者认为,要想保持档案学的繁荣局面,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档案学的理论与学科体系,必须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学术规范问题的优秀是学风问题,而学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科的生死存亡。总的来说,档案界的学风是比较好的,大多数档案学者都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并自觉抵制学术腐败,这是我国档案学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不竭动力。然而,当前档案学研究中的确也存在着一些不良学风,如抄袭剽窃、自我吹嘘、互相吹捧、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我们不能像对一般商品那样对档案学术研究设计出一套可以量化的、方便操作的标准,但在科学精神、文风文德、术语概念、学术评论等方面为档案学者制定出一些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一)规范学术精神。鉴于档案学的学科特点,每一位档案学者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与档案部门合作,紧密联系档案工作实际,善于从鲜活的档案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透过纷繁复杂的档案工作表象抓住档案工作发展规律。力戒纸上谈兵、闭门造车,尤其要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字游戏和空洞说教。即使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我们也不能脱离档案工作实际,因为任何一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都包含着某种特定的应用目的。更何况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本来就互相渗透、互相交叉,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将其非常清楚地区分开来。研究档案史、评价历史上的档案工作现象、档案学思想和档案学理论,也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实事求是既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一种科学方法,彼此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二)规范文风文德。档案学理论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且被档案实际工作者所接受,才能发挥其对现实的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档案学研究者应努力培养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工作作风,不盲从、不迷信、不附和、不武断,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善于提出新问题,勇于开拓新领域,探求新知识,并大力提倡运用清新质朴、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剖析档案工作现状,揭示档案工作规律,预测档案工作发展趋势。切忌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故弄玄虚,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档案学研究者还应加强文德修养,自尊、自信、自强、自律,淡泊名利,谦虚好学,不抄袭剽窃,不,把做人与做学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三)规范档案术语概念。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专家对现有的档案术语概念进行审查清理,在词形、语义、专指性、配套性等方面严格把关,剔除那些内涵模糊、外延过大、语义陈旧、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所谓术语概念,重新建立一套符合档案专业特色的、符合档案学发展需要的术语概念,使档案学者们在统一的术语概念基础上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 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档案科研管理体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因此,适应社会和档案学发展需要,改革档案科研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要与我国档案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及档案工作改革的精神相一致,抓大放小,充分调动各级档案科研机构和档案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档案科研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国家档案学发展战略,确立档案科研布局,协调各档案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组织全国性档案学优秀成果的鉴定、转让、评奖工作。在此前提下,有计划地逐步改变我国档案学会条块分割的分布状态,使之完成社会化的转变,成为在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的非官方机构,并注重促进学术民主。 与此同时,要逐步改变目前的档案学研究方式,重建档案科研系统结构,实行档案学研究集约化,优化配置档案科研资源。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微观主体是以档案学研究者为最小单位的,档案学研究者的创新性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物质载体,其提高和改进的途径主要在于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档案科研人才的素质。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宏观主体是以国家为最大规模的,国家的档案学发展战略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优秀力量,档案学的整体水平能否提高,关键在于国家的档案科研政策是否正确。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就必须建立档案科研共同体,即建立以学术带头人为优秀的档案科研小组(课题组)或档案科研开发群体。通过档案科研共同体,将不同部门、行业、地区的档案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特别是将从事理论工作的研究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研究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集中资源,取长补短,高质量地完成档案科研课题,并可避免或减少低水平重复研究。档案科研共同体的大量出现是实现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基础和基本任务。 另外,要研究档案学学科发展政策,制定档案学发展战略。档案学发展政策研究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总体上对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进行考察,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合理发展,才能使其同档案工作实践相适应、相协调:二是针对档案学的具体领域或具体方面的发展,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该领域或该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活力。具体来讲,就是要研究各类档案学研究机构的协调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研究经费的划拨政策,档案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政策等。档案学的发展战略是档案学发展的长远性、全局性蓝图,是对档案学未来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规定和谋划。它以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规划当前的行动方案,要求既要重视对事关档案学发展大局的热点问题和重要领域的研究,又要注意档案学理论的整体发展。制定档案学的发展战略一定要结合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规律,紧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尤其要与我国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总体规划相适应。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近20多年来,我国档案学术评论有了一定的发展,不少杂志都先后刊发了篇数不等的述评文章,其中不乏上乘之作。这自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档案学术评论所受到的重视与应受到的重视,还有不小的差距;档案学术评论所发挥的作用与应发挥的作用,也有不小的距离。也就是说,档案学术评论还没有被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水平还比较后,远远不能适应档案学发展的需要。 为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当前我们应下大力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提高对档案学术评论重要性的认识。首先,档案学理论研究者要正确认识档案学术评论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和范围,进而明确开展档案学术评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义不容辞的职责,切实加以重视。中国档案学会及地方各级档案学会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列入各自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召开包括档案学术评论在内的专题座谈会和学术讨论会。档案学会会员及其他档案工作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积极撰写档案学术评论文章,藉此交流经验,逐步完善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分支学科来建设。第二,开辟档案学术评论园地。目前我国既没有档案学术评论刊物,也没有哪一种档案杂志设置档案学术评论专栏,这显然不利于档案学术评论活动的开展。从长远来看,创办一种以档案学术评论为主要内容的杂志是十分必要的。在当前,各级各类档案杂志应开辟学术评论专栏,增加理论研究的比重,这对提高刊物的质量,扩大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不无益处的。第三,建立档案学术评论队伍。这支队伍应以档案专业教师为主体,因为这部分研究者为了教学的需要,大都对档案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理论造诣相对较深。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档案实际工作者也要结合工作实践,积极参与档案学术评论,对档案理论界的一些观点和现象大胆质疑,发表自己的见解。档案专业学生是档案研究的后备军,应重点加以培养。各档案专业教学点应在课程设置时安排档案学术评论的教学内容。攻读档案学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更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专业主干课来学习、研究。 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泛指档案学研究系统之外的与档案学研究系统直接或间接发生联系的一切要素和条件,主要有:向档案学研究系统给予政策支持的政策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入科研人才的教育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划拨科研经费的经济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提供有用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知识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送组织与管理技术的实践环境,接受与检验档案学理论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以及普及与推广档案学研究成果的中介机制等。 应该肯定,改革开放以后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档案意识逐步增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已为不少人所接受。但是,不利于档案学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例如,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档案科研经费一直缺乏稳定的来源,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档案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宣传,深化研究,努力提高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不仅要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工作基本知识,而且要宣传档案学及其知识体系,使大家明白建立与完善档案学研究系统、优化其外部环境既是档案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生产力整体发展的需要;档案学的发展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社会各项工作的发展也需要档案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档案服务;档案学只有与经济、科技、文化协调发展,才能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以此唤起社会各界对档案学的理解、重视与支持。各级档案学会要积极鼓励、动员广大会员参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以扩大档案学的社会影响。档案学研究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不断深化档案学研究内容,努力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使档案学在现代科学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多方筹措科研经费,增强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活力。建议国家档案局在“科技三项费用”之外设立一种档案科研专向基金,或向国家科技部申请增加“科技三项费用”的额度,以资助重大或具有典型意义的档案学课题研究。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专业主管机关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划拨一定的经费,专门用于档案科研工作。各级档案学会也要通过各种方式筹集科研经费。此外,档案学研究者要认真组织力量,积极申请国家和地方社科、教委及其他基金项目,也可利用自己在专业知识、科研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与其他单位联合开展档案学理论研究,以缓解档案科研经费紧张的矛盾。 第三,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改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首先,要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使档案学理论能够快速、顺利地运用于档案实际工作,发挥其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档案教育培训,注重实效,尽快提高档案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及理论水平,增强其接受、消化、运用档案学理论的能力。 五、建立、健全文献检索体系。应该说,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界在建立文献检索体系方面确实已经做了较大的努力,如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编著的《档案学论著目录》将1911—1993年间出版(发表)的论著、教材以题录、书目的形式按专题汇集在一起;不少档案学期刊已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档案学》每期除了全文复印转载若干文章以外,还按专题公布有关论文索引。这些努力为档案学研究者查阅文献资料提供了一定的方便。然而,仅此还不能满足档案学研究者对文献资料的需要。我国现有各种档案学期刊100多家,而被《档案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建立、健全档案学论文检索体系,全方位、多角度地为档案学研究者提供服务。具体措施有:第一,定期出版《档案学论著目录》;第二,扩大《档案学》(复印资料)的收录范围;第三,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尽可能多的档案学期刊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第四,每年编制一套涵盖面广的档案学论文索引。 档案学论文:我国档案学研究对策研究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档案学论文:我国档案学研究对策研究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档案学论文:国内档案学研究与对策论文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档案学论文:档案学史研究论文 【摘要题】理论探讨 【正文】 中国档案学史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对中国档案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价,有利于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完善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丰富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同时,研究中国档案学史可以帮助我们反思我国档案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扬长避短,增强档案学理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更好地发挥档案学理论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从而加快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步伐,提高档案的科学管理水平,为社会各项工作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一、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 在长期的档案工作实践中,我国历代档案工作者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档案管理经验,为中国档案学思想的孕育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同时也为日后中国档案学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档案文献编纂方面。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孔子、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教育家在文献整理和史学研究的实践中,熔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历史编纂学及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和方法于一炉,对档案文献编纂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总结,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几位档案工作者(架阁官)还就档案管理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档案学文献。此外,在我国历代奴隶、封建王朝颁布的有关文书、档案工作律令、制度及当时的文书、档案工作实践中也蕴涵着一些档案学思想。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具有以下特点:(一)研究主体的非专业性。由于缺少档案教育,我国在封建社会始终未能建立起一支结构合理的档案专业队伍,因此这一时期档案学思想的形成主要归功于史学工作者和主管文书、档案工作的官吏。(二)研究行为的无意识性。我国封建社会的档案学思想是在史学研究和文献整理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形成的,是以其他活动的副产品的形式出现的,其提出者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在进行档案学研究。(三)思想资料的分散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还不是完备形态的科学,只是一些零星的档案学思想,且分散在法典、制度和史家著述中,没有专门的档案学论著,未能形成严密的知识体系。(四)思想内容的继承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前后相继,历代相因。(五)思想范围的狭窄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只是为(文书)档案管理学、文书学(史)、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等少数分支学科的创建积累了一些思想资料,而对科技档案管理学、专门档案管理学及档案学原理、档案术语学等绝大多数分支学科则少有贡献。(六)思维层次的经验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大多属于“就事论事”式的经验之谈,抽象性、概括性不够,思辨的成分较少,未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特点,是因为:(一)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档案数量较少且总体上处于分散保存状态,档案管理方法简单,对档案学理论的需求不甚迫切。(二)以史官为主体的档案工作者大多实行世袭制,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沿,因循守旧,传统经验根深蒂固。(三)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其档案大多是围绕着帝王将相的政务活动和饮食起居而形成的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和其他专门档案只占有很小的比例。(四)在封建社会,档案工作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一项独立的事业,一直是以文书工作的后缀部分存在的,“政治”、“存史”是其两大主要职能,机要性、保密性十分突出,因此,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只能局限于具体的档案管理方法和经验的总结,只是在与文化关系比较密切的档案文献编纂领域有所贡献。 孕育时期中国档案学(思想)的主要成就及其对当代中国档案学和档案工作的借鉴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提出了“述而不作”、“多闻阙疑”等一系列档案文献编纂原则和方法,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比较扎实的思想基础,为当代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二)提出了许多档案管理原则和方法,为我国档案管理学的创立准备了珍贵的思想资料。(三)对档案和档案史料汇编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奠定了基础。(四)在档案库房建筑及档案保护方面积累了许多足资借鉴的经验。 二、创立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辛亥革命以后,孕育于封建社会中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发展迅速,开始向科学形态演变。至20世纪30年代,近代中国档案学终于建立起来,其主要标志就是十三本档案学“旧著”的问世。这些论著对档案定义、档案的范围、档案的作用、档案行政、档案分类、档案立卷、档案的编目、档案的鉴定与销毁、档案保管与保护、档案的编辑与公布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 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一)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内在动力。(二)以文书档案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效率运动”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直接诱因。(三)大规模的明清档案整理运动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重要助推器。(四)档案教育的创办是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催生素。(五)国外档案学的发展经验为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创立提供了借鉴。(六)我国古代档案学思想为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创立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资料。 近代中国档案学呈现出以下特点:(一)研究主体的多元性。参与近代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既有档案工作者,也有行政界的官员,又有史学工作者,还有档案专业教师,研究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二)研究内容的系统性。近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的定义、范围、作用、文书与档案的关系、档案管理的组织形式与机构设置、档案的点收、登记、整理、分类、立卷、编目、排列、鉴定、销毁、保管期限、保管、保护、档案人员的素质与培养、中国档案史、外国档案史及文书档案连锁法等诸多问题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三)研究对象的模糊性。近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学的研究对象还不是十分清楚,大多把档案工作当作文书工作的一个部分进行研究。(四)研究方式的移植性。近代中国档案学大量地继承、借鉴了我国古代档案学思想及欧美档案学和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方法,真正属于自我创新的东西并不多。(五)研究范围的局限性。近代中国档案学基本上没有突破机关文书档案管理的界限,而有关档案馆工作、档案行政管理工作、档案教育工作、档案宣传工作以及科技档案工作和其他专门档案工作的研究成果则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近代中国档案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建立了早期中国档案学的基本体系,将档案学引进科学的殿堂。(二)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观点,深化了对有关问题的认识。(三)构建了档案管理学的基本框架。(四)摸索出一些好的档案学研究方法。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学科体系不健全。近代中国档案学者的理论建树主要表现在文书档案管理学方面,而对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专门档案管理学等其他档案学分支学科则少有贡献。(二)研究范围过于狭窄。近代中国档案学是以机关档案工作实践经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主要思想、观点、原则和方法一般都带有机关档案工作的烙印。(三)研究水平不高。近代中国档案学的研究成果一般表现为直接经验材料的堆积和局部经验的个人总结,缺乏高度的理论抽象与概括。(四)在移植、引进国外相关理论的过程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食洋不化”、“囫囵吞枣”的现象。 三、发展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档案学界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学本身的许多问题均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内容涉及档案学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及应用技术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一时期的中国档案学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指导思想的科学性。新中国档案学者们运用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和探讨了档案概念的本质、档案的作用、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起源、档案工作的矛盾和规律、档案室工作与档案馆工作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极大地丰富了档案学的研究内容,提高了档案学的理论水平。(二)研究内容的系统性。现代中国档案学者初步建立起一套基本符合中国国情、档情的档案术语、概念和统一自洽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并据此建立起相应的档案学分支学科。(三)研究范围的广泛性。现代中国档案学既研究机关文书工作和档案室工作,也研究档案馆工作;既研究文书档案管理的原则与方法,也研究科技档案和专门(特种)档案的管理原则与方法;既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也研究档案学自身。(四)研究成果的概括性。现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学自身的诸多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对蕴藏其中的本质和规律进行了深层次的理性思辨,其研究成果的概括性、抽象性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五)研究主体的群众性。从事现代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既有档案学理论工作者,又有档案实际工作者(包括各级档案部门的领导),还有史学(方志学)工作者。 发展时期中国档案学的主要成就有:(一)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得到明显提高,第一次以独立学科的身份屹立于科学之林。1956年4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和同年6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的《一九五六——九六七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都将档案学列为独立学科。(二)初步建立起现代中国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至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档案学界先后编写出版了《档案管理学》、《文书学》、《中国国家机关史》、《中国档案史》、《文件材料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公布学》、《技术档案管理学》、《档案学概论》、《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管理》等教材,一个由多门分支学科组成的现代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三)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批较有影响的现代档案学著作,如《档案管理法》、《历史档案整理法》、《档案学基础》、《档案管理学》等。(四)对诸多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增强了档案学的理论色彩。(五)极大地拓展了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六)档案保护技术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七)锻炼和造就了一支档案学研究队伍。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过分强调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阶级性,忽视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普遍性。(二)在“”时期,我国档案学界也犯了“冒进主义”错误。(三)在学习前苏联档案学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教条主义现象。(四)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不完整,整个档案学研究还显得比较粗糙。(五)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定量分析方法、比较方法、系统方法运用较少。 四、停滞与倒退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由于、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我国档案事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档案学研究也未能幸免,许多有志于档案学研究的档案干部或被赶出档案部门,或被迫害至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也被打成了档案界的“反革命”、“三家村”之一和“贩卖封资修黑货的大本营”,不少骨干和教师被打成“叛徒”、“特务”;国家档案局档案科研所被撤销。这一时期,档案学研究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 五、恢复与繁荣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结束以后,我国档案学研究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迅速地恢复、发展起来,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在我国档案学的发展史上矗立起一座新的丰碑。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内容极其丰富,几乎涵盖了档案学的所有领域。 恢复与繁荣时期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特点有:(一)研究范围的广泛性。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从档案到档案工作到档案学本身,从档案室工作、档案馆工作到档案事业管理工作、档案教育工作、档案法制工作直至档案科研工作本身,从文书档案工作到科技档案工作和其他专门档案工作,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都有一大批成果问世。(二)研究内容的综合性。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档案学者积极引进与移植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档案学研究,这不仅拓宽了档案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开阔了档案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三)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当代中国档案学者逐步摸索出多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基本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四)研究成果的时代性。新时期的档案学研究者密切关注档案工作发展的时代脉搏,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及档案工作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积极开展档案学研究,因而其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五)研究行为的组织性。1980年以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及一些专业系统相继成立了档案学会,国家档案局和部分省级档案局还先后设立了专门的档案科研机构,档案学研究主体的组织性和协作精神明显增强。(六)理论和观点的抽象性。近二十年来,我国档案学界越来越重视对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档案学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明显提高,思辨色彩日益浓厚。 恢复与繁荣时期中国档案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档案学学科体系走向成熟与完善。分支学科的纷纷创立,使现代中国档案学已经从单一的学科发展成为内容丰富、结构合理的学科群体,档案学的理论与学科体系也因此而显得更加丰满和健全。新时期的档案学建设已逐渐与档案专业的课程建设分道扬镳,已经从具体学科建设和档案教育的课程建设入手的自然建设发展阶段转入从整体系统上设计一个科学体系结构,并有计划地按照这个结构去进行建设的自觉发展阶段。(二)档案学的学科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档案学研究被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学卷的编写出版被纳入《当代中国》丛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的编辑出版计划当中;档案学的研究项目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立了图书情报档案专业评议组,负责图、情、档三个专业的硕士学位点、博士学位点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审批;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档案学的学科归属由历史学调整为管理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一起组成一级学科。(三)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全面推进,填补了许多空白。档案学界除了对前人已经探讨的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深化研究以外,还努力开辟新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对前人未曾涉及的诸多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其成果更为系统、深刻,更能反映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本质与规律。(四)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日益细化。我国档案学界一直非常重视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其成果在整个档案学研究成果中始终占有很大的比例。这一时期,档案学界除了继续深入探讨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及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的管理理论、原则和方法以外,还对各种专门档案的管理理论、原则与方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五)中外档案事业史研究不断深入。与前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更为深入、细致,不仅出版了档案专门史和断代史专著,而且研究的内容也更加全面,涉及档案、档案工作、档案机构、档案人员、档案教育、档案文献编纂、档案学思想与理论等各个方面,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富有创建性的成果,并且纠正了一些讹误。我国档案学界与国际档案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对外国档案学理论及档案工作实践的了解越来越全面,先后翻译、编写了一批外国档案事业史论著。(六)档案学应用技术研究成就喜人。在档案库房建筑、档案装具、温湿度控制、档案制成材料的耐久性、褪色档案字迹的恢复、机械化档案修裱、运用现代科技管理档案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有不少成果属于世界首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七)档案学术气氛更加活跃,档案学术评论健康发展。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档案学发展的方针、政策,倡导并鼓励大家开展档案学术讨论。学者们本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和“与人为善”的原则,心平气和地开展档案学术批评,大家互相探讨,互相补充,互相争论,互相商榷,或达成共识,或取长补短,或共同提高,或有所启迪。(八)建立了档案学科研课题的立项审批制度和优秀科研成果奖励制度。在科研课题的申请立项和优秀科研成果的评奖方面,档案学获得了与其他学科完全相同的机会和待遇。(九)档案学研究队伍进一步壮大。越来越多的人相继投身于档案学研究,档案学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这不仅表现为数量的增长,而且表现为质量的提高。从事档案学研究的既有专职档案科研人员、档案专业教师,又有档案实际工作者,还有来自于其他学界的研究者。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存在着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问题:(一)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程度低,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严重。(二)部分档案学术语(概念)、理论不严谨。(三)在移植和引进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食而不化”、“生搬硬套”现象。(四)部分档案学者对待外国档案学理论不够理智、客观,感情色彩浓厚。(五)故弄玄虚,隔靴搔痒。(六)在评价档案学遗产时,部分档案学研究者陷入了的泥潭。(七)定量分析法在档案学研究中的运用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鉴于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五)建立、健全文献检索体系。 六、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规律及其发展趋势 中国档案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除了体现出从无到有、从分散到系统、从低级到高级、从肤浅到深入、从简单到复杂等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外,还呈现出如下一些发展规律:(一)档案工作实践的需要是档案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档案工作实践不仅规定着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而且决定着档案学的发展规模、速度和水平;档案工作实践也是检验档案学理论正确与否的惟一标准;档案工作实践还是档案学理论不断补充、修正和完善的原动力。(二)结构合理的科研队伍是档案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开展档案学研究,铸造档案学的繁荣局面,离不开一支结构合理、精干高效的档案科研队伍。不同岗位、不同职业、不同学界的档案学研究者各有千秋,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着当代中国档案学快速向前发展。(三)稳定的政策是档案学发展的根本保证。档案学的兴衰、成败与国家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的直接关心、重视与支持更是档案学健康发展的政策保证。(四)经济、科技、文化是档案学发展的必要条件。经济是开展档案学研究的重要物质基础,对档案学的发展规模、速度和水平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科技的发展导致档案学研究范围的拓宽,并促使档案学界及时地进行理论补充、修正和完善。学术研究空气活跃,文化事业发达,就会推动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发展。(五)中外档案学术与业务交流是档案学发展的外部动力。国外档案学的传入对于我国档案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我国的许多档案学理论也因此而更加充实和完善。 中国档案学将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发展:(一)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将进一步拓宽。随着我国档案事业的不断发展,未来中国档案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扩大,许多目前尚未引起档案学界普遍重视的问题将成为档案学者们悉心探求的重要领域,并将涌现出一批新的分支学科。(二)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将逐步深入。随着定量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今后我国档案学界一定会在现有基础之上对档案学的众多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中国档案学的理论水平将会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档案学的史学研究也将朝着纵深方向发展,在断代档案工作史、专门档案工作史、地方档案工作史研究领域将会取得全面进展。档案学的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也将趋向专深,以档案工作各环节、各程序为依托的新的档案学分支学科也将不断产生。(三)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程度将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档案学者已逐步认识到开展集约化研究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并开始尝试通过组建科研共同体的形式来进行档案学研究,相信我国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程度将随着档案科研主、客观条件的日益成熟而不断提高。(四)档案学研究的综合性、系统性将更为明显。引进与吸收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使其与档案学相互渗透而形成交叉学科或横段学科,这是未来档案学分支学科产生的主要方式。定量分析方法将越来越受到我国档案学界的重视,含有定量分析研究成分的档案学论著将不断增加。(五)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互相交错、互相转化的趋势将日渐突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纯粹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彻底的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都是不存在的,二者从来就不是完全对立、截然分开、水火不容的,而是相互包含、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可以预见,二者之间互相结合、互相作用、互相转化将会更加紧密、更加迅速。(六)档案学研究将逐步融入国际档案学的洪流之中。在档案学研究中,世界各国之间存在着许多共性的课题,它们既包括许多应用理论与技术问题,也包括不少基础理论问题。不难想像,随着国际档案业务与学术交流的不断增多,我国档案学研究最终将成为国际档案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档案学论文:我国档案学发展趋势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档案学论文:档案学研究发展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档案学论文:基于CNKI的国内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研究 摘 要:本文以1065篇国内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为例,全面分析了学位论文的施引及被引信息,以管窥国内档案学博硕士的学术视野及其在学术界的影响。本研究建议各高校重视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问题及学位论文开放获取问题,同时建议国内档案学界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交流。 关键词:博硕士学位论文;档案学;引荐分析法;Dh指数;文献计量 作为博硕士多年学习成果的结晶,每篇博硕士学位论文或多或少总有创新之处,蕴藏着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思想。而且作为完整的学位论文通常须系统性征引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故经由众多博硕士集体鉴赏、评估的研究主题、参考文献等信息对我们探测学术前沿非常有价值。开发博硕士学位论文资源不仅能够揭示博硕士的学术贡献,促进学术界的知识交流与共享,也能够提升学位授予机构的学术影响力。本文以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为出发点,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法、引文分析法等多种方法,从施引和被引角度全面探析国内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 数据来源及方法 笔者于2016年6月8日在中国知网博硕士数据库中检索了有关数据,将学科专业名称限定为“档案学”,时间段为2004-2015年,共得到1065篇文章。在数据采集过程中,不仅采集了全部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以下简称学位论文)的题录信息,还采集了高影响力学位论文的被引信息及部分学位论文的施引信息。在采集题录信息的过程中,首先利用CNKI的文献导出功能采集了作者、篇名、导师、学校等信息,然后从网页上抓取每篇论文的被引次数、下载次数等数据,接引信息。在采集题录信息的过程中,首先利用CNKI的文献导出功能采集了作者、篇名、导师、学校等信息,然后从网页上抓取每篇论文的被引次数、下载次数等数据,接着用自编程序将属于同一篇文献的信息整合在一起。在采集引文信息过程中,共采集了被引次数大于等于5的学位论文的2389条施引信息,以及2014年的136篇学位论文的7632条参考文献信息。 本文通过分析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研究档案学博硕士的学术视野,通过分析引用学位论文的施引文献来观察学术界对有关成果的关注度,这两个角度有助于更全面地挖掘档案学博硕士的学术兴趣和影响力。分析高频引证行为可揭示施引者视角的学术交流图景,同时客观地评估被引对象的真实学术影响,故本文在挖掘引文信息时采用引荐分析法[1],将引荐阈值设为2,即施引者对同一对象的2次及以上引用方视为一次引荐。将《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中国档案》《兰台世界》《浙江档案》《北京档案》《档案管理》《档案与建设》《山西档案》等档案类北大版优秀期刊在CSSCI数据库中的被引数据进行整合,运用h指数批量统计法[2]得到档案学界全部主流学者的领域内h指数,以此作为表征作者学术地位的指标。在分析学位论文的学科影响力时,采用2014版北大优秀期刊的学科分类对有关期刊进行标注。 2 学位论文的施引和被引分析 分析学位论文的施引与被引情况可了解档案学博硕士的学术视野及被认可程度,本节从文献类型、引文文献的作者、期刊学科类型、学位授予单位等方面进行论证。 2.1 文献类型分析。提取2014年136篇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并统计其类型及次数,得到中文期刊(5109次)、图书(1225次)、英文期刊(832次)、学位论文(465次),这显示出档案学博硕士在消化吸收知识方面的文献类型偏好和能力。提取学位论文被引文献并统计其类型及次数,得到学位论文(1380次)、中文期刊(965次)、会议文献(43次),这揭示了学位论文成果的市场影响特征。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博硕士所引用的文献类型比较丰富,但中文期刊论文所占比重很大,同时也少量引用了博硕士论文、英文期刊和图书;而学位论文的消费者主要是博硕士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与情报类学位论文相比,档案学学位论文所引的英文文献数量明显偏少。 2.2 作者分析。本文以引文中的第一作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学位论文的引荐和被引荐情况,采用Dh指数标记其学术地位,以探讨档案学博硕士所关注学者与所影响学者这两类群体的学术影响力差异。 2.2.1 参考文献作者分析。为探讨学位论文作者的学术偏好,需对其引用学者的学术地位和被引次数进行分析。将样本中全部学位论文参考文献中的作者信息进行汇总,统计作者的被引次数和被引荐次数,用Dh指数表征其学术地位,最后得到样本(136篇)学位论文高度关注的学者名单,如表1所示。 据任红娟(2013)[3]利用2003-2012年CSSCI档案学来源期刊的被引数据进行的研究,被引次数在20次及以上的高影响力学者依次为:冯惠玲、何嘉荪、胡鸿杰、周毅、傅荣校、安小米、丁华东、何振、张辑哲、王英玮、张照余、周耀林。这与利用学位论文引证数据得到的表1榜单有较大差异,两份名单中的相同部分均以粗体标识。这两份榜单揭示了档案学高影响力学者群体在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中的影响力差异。结合表1数据和学位论文题录信息可知,由于论文选题等原因,博硕士引用较多的学者除业内高影响力学者外,还参考了其导师的有关成果。此外,表1所列学者大多与中国人民大学有较深的学术渊源,如冯惠玲、黄霄羽、邓绍兴、胡鸿杰、安小米、李扬新、张会超等,这印证了中国人民大学在档案学界的强大影响力。 2.2.2 施引者分析。为分析学位论文的影响力,需对施引者的学术地位和引证行为的有效性进行评价。本文用Dh指数表征施引者的学术地位,用引用次数不少于2次的引用行为界定高频施引者,即引荐者。表2列出了部分被引次数较高且被引荐次数≥2的学位论文所影响到的学者及其学术地位信息。 由于Dh指数与h指数一样都和研究者的资历正相关,我们借助Dh指数可知表2所列施引者的学术影响力较小且资历较浅。这说明即使是高影响力学位论文也尚未得到业内主流学者的重视。对比表1和表2数据可知,博硕士所引荐群体的学术资历要比引荐博硕士论文群体的深。这说明尽管博硕士在撰写学位论文时参考了许多高影响力学者的成果,但其产出的学位论文的影响力偏弱,仅能影响少数学术地位较低的学者。 2.3 学科影响力分析。对学位论文所引用期刊和引用学位论文的期刊进行统计,并利用自编程序按照2014版北大优秀期刊的学科分类对这些期刊进行标记,得到这些期刊所属的学科,所得部分数据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TOP10学位论文引用期刊全部为中文档案类期刊,其中8家期刊为2014年北大版优秀期刊。此外,分析全部引用数据可知,学位论文引用频次较高的其它期刊多属于图书馆事业、情报学。这说明档案学学位论文征引较多的是中文档案类论文,也参考了一定数量的中文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但对外文成果的关注不够。 从被引数据看,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主要被《兰台世界》《办公室业务》等档案类非优秀期刊引用,而来自本专业优秀期刊的引用相对较少。除此之外,学位论文还被图书馆事业、信息事业、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等领域的期刊少量引用。这说明学位论文的参考价值有限,跨学科影响力较弱。 综合分析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数据和被引数据,我们不难看出国内档案学博硕士在与其他学科的学术交流方面较为保守,学术视野不够开阔,需加强对其他学科成果及档案学国外成果的关注和利用。这与王新才[4]等给予档案学优秀期刊参考文献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2.4 学位授予机构分析。为探讨档案学学位授予机构的学术影响力,本文尝试分析学位论文广受关注的高校和重视利用学位论文成果的高校。汇总各高校2004-2015年的高影响力学位论文的被引信息(单篇论文被引次数≥5),得到各学位论文授予机构在CNKI数据库中展示出的学术影响力,如表4所示。为深入探讨各高校对学位论文成果的关注和利用情况,本文还从学位论文施引角度进行了挖掘。由于采集整理学位论文的施引信息相当于建立小型专题引文库,工作量很大,故本文仅整理了2014年136篇学位论文的施引信息略作示例,所得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4和表5可知,在某些高校缺席的情况下,安徽大学、黑龙江大学、山东大学、云南大学、南昌大学、辽宁大学、郑州大学、吉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苏州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学位论文在校内外均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且重视利用档案学研究成果的高校和受档案学界关注的高校重合度较高。这些在档案学博硕士中产生一定影响的高校均较为重视利用档案学学位论文成果。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学位论文的开放获取对提升学位授予机构的学术影响力有着积极影响。 3 分析与讨论 3.1 研究中发现的问题。 3.1.1 CNKI收录学位论文信息不全。从收录的院校来看,武汉大学有26篇,中国人民大学只有4篇,而南开大学的学位论文没有被收录。从收录的时效性来看,近两年的文章数有所下降,这与学位论文呈现上升趋势有一定的冲突,说明近两年的学位论文还没有全部上传。此外,本研究还发现CNKI所提供的学位论文参考文献有时要比原文少。 3.1.2 部分档案学学位论文的创新性较差。学位论文引用了大量的文献,其中不乏名家之作,但引用学位论文的文献多为学位论文,且施引者的学术地位普遍较低。这与杨奕虹等[5]认为我国博士学位论文的被引率普遍较低的观点是一致的。这说明档案学博硕士参考了大量文献撰写出的学位论文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这可能意味着很多学位论文缺乏创新,而这正是导致被引偏低的根本原因。 3.1.3 档案学学科相对封闭。学位论文所征引的期刊多为档案类期刊,而引用学位论文的期刊也多为档案学期刊。此外,关注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的高校与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影响到的学校高度一致。这说明档案学科相对封闭,很少参考其它领域的成果,其影响力尚未辐射到其他领域,而知识交流也主要局限在几所高校间。 3.2 对策与建议。 3.2.1 针对数据收录不全的问题,建议有关方面加大学位论文数据开放及整合力度。从本文的研究来看,不、延迟或仅少量学位论文会直接影响高校的实际学科影响力。从长远看,将学位论文深锁闺中不仅会降低学位论文的学术影响力,进而影响高校的学术声誉,同时也会由于缺乏外界的评判和反馈而导致学位论文质量的下降。因此,各高校应重视学位论文的开放获取问题,这不仅有助于促进学术交流,也能对广大师生进行有效的激励,从而提升本机构的学科影响力。此外,针对部分数据缺失问题,建议各方尽量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缩短数据更新周期,加强数据校验,减少学位论文数据缺失现象。 3.2.2 各高校应重视并加强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培养。各高校应加强对研究生的要求,导师也应在日常的学术研究中多鼓励研究生从事创新性探索,研究生也应有紧迫感,广泛阅读中外文文献,开阔视野,努力提升科研水平,进而从根本上提高学位论文的“含金量”。 3.3.3 档案学科应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国内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固然有其特殊性,较多地参考自身成果也属正常现象。但任何学科只有不断地从其他学科汲取营养才能发展得更好,因此档案学应加强与他学科的交流借鉴,提升本学科的可见度和影响力。正如卢小宾、高欢[6]所建议的那样,档案学需要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学科领域中相关学科的相互交叉、渗透,拓宽档案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提升档案学研究的综合性,此外还应当吸收社会学、 生物学与计算机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4 结语 本研究发现学位论文是否开放直接影响到研究生群体对朋辈学术成果的感知和利用,这无疑会影响其对各高校的专业实力和声誉的判断,建议各高校认清专业成果共享对推动学科发展及提升本机构专业影响力的重要性,重视学位论文及机构知识库的开放利用问题。本文还发现档案学学位论文的学术影响力偏弱且局限于档案学学科,建议广大博硕士加强对国内外档案学及其它学科成果的学习利用。 博硕士学位论文属于灰色文献,较难获取。目前国内尚无任何机构能够完整收录全部学位论文。限于目前的研究条件,本文利用收录相对较全的CNKI博硕士学位论文库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本文所采集样本中部分知名高校的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收录不全,如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且博士论文一共只有13篇,这可能会对研究结果的代表性有一定的影响。 档案学论文:关于档案学论文现状的几点思考 随着档案工作实践的不断深入,档案事业的逐步发展。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档案学论文作为档案理论成果的表现形式,其数量的增长、质量的优化直观地反映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据统计,目前我国各类型档案学期刊已逾百种,自2008年起,每年的档案学论文更是数以万计。然而在巨大的论文数量下,潜藏的问题却是档案学论文总体水平不高,理论研究僵化、缺乏思想创新。本文拟就档案学论文的现状进行分析,希冀档案学论文的现状能够有所改观。 1档案学论文总体现状 2002年,安素琴同志发表了题为《近年来我国档案学论文的分析与探讨》的文章,文章指出了我国档案学论文数量巨大、质量不高的现状,具体反映到论文内容上,表现为空论、泛论、追风论三种形式。当前,尽管涌现出一批高水平的档案学著述,然而低水平重复现象仍较为显著,空论、泛论、追风论依然客观存在于档案学论文写作中,并在新形势下,表现出了新的特征。 1.1论文总体比例失调 档案学的研究方向大致可以划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档案保护技术几个类别,档案学论文也基本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不同研究方向的论文之间,应当根据档案工作实践的需要,维系一个合理的比例,不能再某种程度上出现“短板”,否则必将阻碍档案学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的深化。档案学在我国创立伊始,学科架构尚不完备,在吴宝康、曾三等一批老同志的带领下,档案学者着力于从事基础理论研究,随着一批有影响力的档案学论文、著述的问世,我国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初步建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大力贯彻“双百方针”,档案界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评论,大大促进了基础理论的发展进程。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引入,跨学科研究趋势的兴起,档案学与经济学、法学、行政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产生了日益紧密的联系,人们将研究的重点由基础理论研究转为应用理论研究,一大批档案学分支学科纷纷建立,充分完善了档案学学科体系;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在档案保护方面的应用,也使得档案保护技术取得了极大的进展。 新形势下,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文件更新换代的节奏逐步加快,档案学论文的总体比例开始失调,应用理论研究成为了档案学研究的主流,研究方向趋于单一化,追风论初现端倪。时至今日,这一趋势不但未能得到扭转,反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中国知网对档案学论文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发现,档案信息化、数字档案馆、电子文件管理成为了近年来档案学研究的中心。在应用理论研究逐步升温的今天,与基础理论、档案保护技术相关的论文几近于无,具有理论深度的档案学术评论亦是乏善可陈,档案界整体学术氛围稍显沉闷。 应用理论研究对于提升档案学学术地位,拓展档案学研究领域大有裨益。然而,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是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过分重视应用理论研究,忽视基础理论研究无异于舍本逐末。档案学创立至今,很多档案术语尚未统一,部分领域仍存在空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任重而道远;应用理论研究与形势联系紧密,可以及时针对新问题展开论述。然而,一味求新,生搬硬套,亦略显牵强。当前,应用型论文占据了学术期刊的绝大多数版面,基础理论论文几无立足之地,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应当实现良性互动、相辅相成,解决档案学论文的比例问题,迫在眉睫。 1.2理论研究僵化、缺乏创新 科学的实践是孕育理论的沃土,任何档案学论文、著述的诞生,都是在档案工作实践基础上的总结、反思与升华。我国档案学建立时日尚短,诸多理论不够完善,因而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的引入,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束缚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深入的思想教条。吴宝康先生曾经说过:几年来我们在学习苏联先进档案学理论方面是有成绩的,但不可否认,也是有一些缺点的,这就是没有很好地从实际出发,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有机械搬用的现象。因此,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教训,否则,就会影响我国档案学的健康发展。对待西方的理论成果,我们应当主动去借鉴与融合,并结合实践加以创新。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引进中国伊始,引发了学界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讨论,学者们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档案工作实际,创立了“文件双重价值论”、“档案形成规律理论”,虽然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但仍未脱离原有理论框架。 随着国际档案合作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西方档案学者的观念和理论为人们所熟知。这些观点为国内档案学研究打开了思路,在此基础上,一批档案学术成果相继问世。然而,这些理论并非都能与我国档案学实践相适应,有些甚至可能与之相背离。档案学论文创作一片繁华之下潜藏的问题是:有代表性的原创理论成果不多,大多论文带有浓厚的西方理论色彩,本土理论创新少有建树。 1.3内容空洞、泛泛而谈 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曾经指出了党八股的危害: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当前,档案学论文写作中同样存在这样的不正文风。俗话说:深入浅出是好学问,深入深出是大学问,浅入深出是假学问,浅入浅出是没学问。当前我国档案学论文水平总体不高,归结而言,正是大量的低水平论文充斥其中,明明是“假学问”,却改头换面,冒充“大学问”。在学术期刊中,不难看到题为《大数据背景下的档案××分析》、《基于SECI模型的档案××探讨》这样类型的文章。光看题名,已然令人望而生畏,然而实际内容却并非如此。文章首先介绍何为大数据/SECI模型,接着论述档案工作本身,最后将二者结合,分析研究所能带来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文中不乏生涩难懂的字眼,让读者一头雾水,显得文章高深莫测;实际上,文章却对关键问题避重就轻,浅尝辄止,相关论据亦是一笔带过,缺乏说服力。例如,大数据时代下,将电子信息全面融入档案工作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条件是否完全具备?试点工作是否成功,有没有全面推广的可能性?SECI模型应用于档案学领域是否有生搬硬套之嫌?结合SECI模型的探讨对于提升档案工作效益是否具有显著的效果?带着这些问题去看待文章,不难发现:文章本身带有太多空话套话,却不涉及档案工作实践中的具体业务环节,空有理论,却又无法做出合理的推导论证,这样的文章对于档案工作实践几乎没有任何指导意义。 2档案学论文现状成因分析 档案学论文之所以出现上述状况,一方面是档案学者的主观原因,但更关键的是其背后蕴藏的客观因素。笔者针对档案学论文发展现状,现对其成因做出简要分析 2.1论文写作功利化 近年来,随着档案工作实践的不断深入,档案高校教育的显著发展,档案学论文作为学术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其与职称、职务、绩效工资的关系也日趋紧密。档案学论文能够在知名期刊发表,一方面是对学者理论研究成果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成为了提升职称、职务的敲门砖。相较于建国初期档案学前辈们致力于构建完备的档案学学科体系而从事学术研究,而今的档案学论文写作难免掺杂了一定的功利化色彩,也即“为了写论文而写论文”。近年来,电子文件管理、数字档案馆等问题是档案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与之相关的论文著述产生了较多学术成果,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我国对于电子信息时代档案管理新特点的认识,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档案界一窝蜂研究应用理论,忽略基础理论研究的恶性现象。 当前形势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与职称、职务关联十分密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情况,也成为了学术界研究重心的“风向标”。笔者通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类目下,以“档案”及“电子文件”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自1996年至今,档案共有122个项目成功立项,其中70%以上的项目为应用理论研究。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偏少,申请立项的学者不多。但这却向学术界传达了一个错误的讯号:从事应用理论研究更容易产生学术成果,基础理论研究很难通过审核,成功立项。因而引发了档案界大量学者热衷于从事应用理论研究,越来越少的人沉湎于档案学发展规律的推理与演绎,从而导致了论文总体比例失调的后果。 2.2缺乏学术评论与探讨 笔者通过对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将2000年至2014年档案学、档案事业学科专业目录下的文献记录,按照被引次数从高到低进行排序,选取了其中被引次数不低于55次的文献记录制作成表,如表1所示,这组数据如实反映了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略显僵化,有建设性的本土理论创见不多,缺乏创新的客观现状。 表1共记录了25条文献期刊。通过归纳不难发现,25篇文献的主题集中在数字档案馆、电子文件、档案信息化建设等问题上。这是近年来国际档案界研究的总体趋势,反映了中国近年来档案学研究国际化水平逐渐提高。以上文章都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完善和改进,但总体上仍然没有摆脱西方理论的烙印。表1所记录的各文献,由于被引频次较高,在学术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文章对西方的档案学理论做出了精要的解读,为大多数人认识和了解西方档案学理论构建了桥梁。但同时,这一系列文章也成为了束缚创新的思想教条。我国的档案学实践较之西方,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实践深度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想要建成数字档案馆并取得推广,并非一日之功。因此尽管档案学理论建设进行的如火如荼,实践环节却并非一帆风顺。 西方的理论观点在我国往往被奉为金科玉律,谈及电子文件管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学术界一片赞誉之声。诚然,西方的档案学研究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西方的电子文件理论对于我国的档案学研究的确具有借鉴意义,但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的具体实际,如果不能在档案工作实践中有所创新,对传统理论做出扬弃,显然会陷入教条主义怪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号召学术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致力于打造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然而当前我国的档案学论文却总是围绕西方的理论观点展开论述,学术界的整体氛围稍显沉寂,缺乏高水平、深层次的档案学术评论。档案学论文围绕西方理论展开,不能充分立足于本土实际,仅在原有理论基础上作出小范围修补,严重缺乏创新,这在客观上会引发本土档案学者的惰性心理和依赖心理,严重制约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进程。 学术界应该是一潭活水,学术界需要不同的声音。建国初期,我国曾全面照搬苏联的档案建设经验,没有充分考虑我国国情,使得档案事业走了很多弯路。列宁曾经说过: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同样的错误,不应该再次发生。近年来,档案学论文逐步出现了与档案工作实践脱节的趋势,这亟需高质量的档案学术评论加以规范和调整。关于西方的电子文件理论是否适应于我国的客观实际,学术界也应该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讨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缺乏学术讨论的规范与调节,理论研究必然会走入僵化。 2.3跨专业研究生成为档案学论文写作主体 我国十分重视档案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逐步建成了一支以高校档案专业教师为主、档案实际工作者、专职档案科研工作者和其他有关人员在内的档案学研究队伍。近年来,随着档案高校教育的不断发展,开设有档案专业的院校不断增多,档案专业的在校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人数上有了很大的增长,并逐步成为档案学论文写作的新生力量。自2008年起,我国档案学论文年发表数量突破一万,截至2014年底,论文年发表数量已接近一万五千篇。其中,研究生创作的论文占据了相当的比例。研究生创作论文比例的增长,是导致档案学论文质量良莠不齐,内容泛泛而谈的重要诱因。 曾经有学者对跨专业档案学硕士研究生的情况做过统计。作者选取了国内十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作为样本,统计了2009-2011年十所高校招生总人数及跨专业人数 的基本概况。统计结果显示,2009-2011年的跨专业学生占据了招生总人数的50%以上,部分高校的跨专业人数甚至超过了招生人数的70%,而跨专业学生的专业背景也十分广泛,横跨多个学科门类。从这个结果,我们不难发现档案学跨专业考研成为了新趋势,大部分的档案学硕士研究生本科属于其他学科门类。这为研究生跨专业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可能,但也意味着大量的档案学研究生专业基础极其薄弱,缺乏档案学理论底蕴,实际在论文写作中则表现为文章论述空洞,关键问题泛泛而谈,缺乏深入挖掘与探讨,倾向于 “炒冷饭” ,热衷于研究前人多次探讨过的问题,对于问题和对策的描述局限于前人的研究成果,论文本身仅仅是观点的罗列和拼凑,缺乏新意;或是将本科专业与档案学强行结合,生搬硬套,略显牵强。 跨专业档案学研究生逐步成为档案学论文写作的新兴主体,其创作的论文数量迅速增长,并占据了学术期刊的大量版面。受限于专业基础薄弱,跨专业研究生大多倾向于应用理论研究,而且热衷于探讨电子文件、数字档案馆等热门话题,受西方理论影响较为深远。跨专业研究生成为档案学论文写作主体,也是导致我国档案学论文质量总体不高的最重要原因。 3结语 尽管当前我国档案学论文写作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在前进方向上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但值得肯定的是,档案学者与档案工作者创作论文的初衷都是希望能够为档案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回首过去,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只要我们能够发现和纠正问题,不断总结经验,必然会有一批又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档案学论文相继问世,相信祖国档案学事业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档案学论文:我国高校档案学研究生统计分析 摘 要: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在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统计2008年~2012年档案学9种优秀期刊刊载的各高校研究生研究论文。从年度分布、期刊分布、主题分布与作者分布等方面,分析近五年各高校研究生的科学研究状况。 关键词:高校;研究生培养;档案学;科学研究;统计分析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和档案事业的发展,档案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不断增多,培养单位总体格局基本形成。目前,全国获得档案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院校有24所,占到开设档案学专业本科院校的70.6%。此外,山西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图书情报科学研究所和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设有“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也招收硕士研究生,同时,天津师范大学跨在情报学硕士点下招收档案学方向研究生。以上28所高校中的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和云南大学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1]对2008年~2012年28个培养单位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发表在9种档案学、档案事业类优秀期刊[2]上的论文,从年度分布、期刊分布、主题分布与作者分布等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大致了解硕士、博士研究生的科学研究状况,进而考察各高校教学单位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质量,以期对我国档案学研究生教育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有所参考。 1 数据来源 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源,选择《期刊全文数据库》,以“来源期刊”和“作者单位”为检索途径,分别以“档案学通讯”等9种优秀期刊和“中国人民大学”等28所高等院校的名称为检索词,检索时间为2008年~2012年。 2 统计结果及分析 为保证研究质量,对检索到的论文作如下处理:1.对于合著论文,只统计在校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所发文章,其他文章不在统计之列;2.只统计学术性较强的专业论文,不包括简报、随感、简介等;3.对一稿多投的论文去重。经汇总、核对后,共得到1342篇文章。 2.1 学校与论文年度分布。论文署名学校、发表年份和发文数量分布,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2008年~2012年我国高校档案学研究生发表的论文量呈现出稳定的态势,无大起大落现象。具体来看,中国人民大学的发文量最多,为169篇,其中,硕士研究生发文63篇,博士研究生发文106篇;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分别为上海大学和武汉大学,发文量分别是149篇和90篇。前三名的发文量总计为408篇,占28所高校总发文量1342篇的30.40%。同时,还有7所高校的发文量在10篇以下,这说明各高校档案学研究生的科研成果存在较大差距,也说明科研成果的多少与高校的科研水平、招生数量和是否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有密切联系。 2.2 期刊分布。研究论文的期刊分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研究成果的空间分布和科研水平。近五年研究生期刊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兰台世界》和《档案学通讯》的载文最多,分别为451篇和262篇,占总载文量1342篇的53.13%。发表在《档案学通讯》上前5位的学校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湘潭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和武汉大学,这反映出5所高校的研究生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南京大学总发文量为51篇,其中在《档案与建设》上发文17篇,占发文总量的33%,这表明发文量除与科研能力密切相关外,也受到各刊的办刊特色和地域特色影响。 2.3 主题分布。将检索到的1342篇文章,根据内容可以分为档案管理、电子文件、档案利用、档案馆等11个主题。论文主题分布,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与档案管理、档案利用、电子文件、档案学、档案馆和信息化6个主题相关的文章较多,发文量总计为976篇,占总发文量的72.7%。多数高校虽然对每一个主题都有所关注,但它们仍有各自重点关注的对象。 档案管理与档案利用是档案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各高校的研究生都对这两个主题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其中以中国人民大学和上海大学研究生居多。在电子文件研究方面,武汉大学的发文量十分可观;在档案学学科研究领域,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具有较强实力;在档案馆和档案安全研究方面,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发展势头较好;在信息化、数字化研究领域,南昌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郑州大学发文量较为可观;在档案网站和政府信息研究方面,上海大学、四川大学占据一定阵地。 2.4 作者分布与合作情况。分析高校研究生科研合作的程度,可以大致看出合作研究和学科相互交叉与渗透的深度和广度。将检索得到的1342篇文章分别按照单篇作者数为1人、2人、3人及3人以上的标准分类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 注:合作率为2人、3人及3人以上合著篇数占总篇数的百分比。合作度为每篇论文的平均作者数,即作者总数除以总计篇数。 由表4可知,1342篇文章共有2066名作者,合作率为41.95%,合作度为1.54,这表明高校研究生科研协作现象较为普遍,合作意识较强。吉林大学、浙江大学、河北大学、南开大学、湘潭大学、南京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合作度较高,均在2.0以上。排在最后三位的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苏州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合作度分别为1.20、1.17和1.00。可以看出,我国各高校研究生在科研合作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别。 在合著的论文中,以研究生和导师合著居多,这反映出导师对研究生的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3人以上合著的论文多为需要协同合作的调研报告,它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科学地分析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相关问题。此外,还有不同学科之间、不同院校之间以及研究生与档案局(馆)、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合作,这是顺应档案学学科协同发展的良好趋势,需要保持和发扬光大。 2.5 发文5篇以上作者统计。在检索得到的1342篇论文中,各高校研究生发文量以1篇或2篇者居多,因篇幅有限,表5仅列出发文5篇以上(含5篇)的高产作者。 7.四川大学;8.辽宁大学;9.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10.郑州大学;11.南昌大学;12.天津师范大学;13.黑龙江大学;14.福建师范大学。山东大学、苏州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南京大学、湘潭大学、河北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湖北大学、山西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无作者达到5篇。 由表5可知,发文量在5篇以上的作者有29人,他们拥有较强的科研能力,是档案学界的新秀,构成档案学、档案事业类优秀期刊的研究生高产作者群。他们的成长,将会扩大我国档案学研究的队伍,促进档案学术研究的持续发展。在29人中,博士研究生7人,占发文5篇以上高产作者的24%,其中赵生辉发文10篇,数量最多,这说明博士研究生拥有更强的科研能力。 3 总结 从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可知,我国高校档案学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在不断增强,高校教学单位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质量在不断提升。2008年~2012年高校研究生共发表1342篇优秀期刊论文,各高校研究生在9种优秀期刊上的数量存在较大差距。这一方面反映出档案学研究生在整体上具有较高的科研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少高校研究生还有扩大科研空间的余地和机会。高校研究生应全面关注9种优秀期刊的栏目设置和办刊特色,更加深入地把握档案学的研究现状和研究进展,以便更多地投稿和。研究生与导师之间、高校研究生之间、不同高校师生之间的合作研究程度在逐步加强,这是顺应学科协同研究趋势的良好现象。与此同时,高校研究生也应进一步加强与档案馆、档案室工作人员的合作,更多地发表与档案工作实际相关的科研成果,以便更好地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各高校教学单位需要继续加大研究生的培养力度,进一步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并积极争取获得档案学博士学位授予权。高校硕士、博士生导师和优秀期刊编辑应当及时扶植新秀,培养出更多的研究生高产作者,为促进档案学学科的稳定、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档案学论文: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引用情感类型分析 摘 要:基于引文内容分析的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引用特征研究方法,文章界定三种引用情感类型,实证研究基于引文内容的主题识别和情感类型识别。揭示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反映的引用主题和引用行为动机。 关键词:引用情感类型分析;档案学;高被引论文 1 引言 1927年[1],引用首次被用来对科研进行评价,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引文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体系逐步健全。然而,随着研究和实践应用的深入,引文分析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如,引用的规范性、引用动机以及只注重被引频次而忽视引文内容导致的引用不规范和引文评价的不科学等问题[2]。随着文本挖掘技术和全文提取技术的出现,基于引文内容分析是引文分析的新方向[3]。引文内容分析可以弥补单纯以被引频次数量评价的不足,将引文的数量和质量结合起来,更好地揭示文献之间的关联性。 虽然国外已经有关于引文内容分析的实证研究,但国内基于引文内容分析,尤其是基于档案学引文内容分析的研究目前还不多。鉴于此,本文以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内容分析为基础,深度揭示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反映的引用主题和引用行为动机研究,对于揭示档案学引文特征具有意义。 2 数据来源 本文以档案学高被引论文为样本,样本选择方法为:以CNKI数据库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数据源,选择“档案学、档案事业”学科领域,不设检索条件加以检索,检索结果按照被引频次递减排序,剔除非学术文献和不相关文献,得到档案学被引频次最高的前100篇论文。检索日期截至2013年底。百篇高被引论文分布于18种期刊中,其中《档案学通讯》最多,有51篇文章,占总数的51%。《档案学研究》12篇。 3 引文内容特征研究 引文内容分析指基于引文内容层面的语义关联,对引用句或引用上下文的内容进行关联性分析,以揭示被引文献对施引文献的作用。目前,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引文类型识别、情感倾向分析和引文主题识别。 3.1 引文主题识别研究。引文主题识别是从引文文本抽取代表引文的主题词,利用主题分布来揭示被引文献的被引原因以及被引文献对施引文献的主要作用或贡献。 本文主题识别是通过抽取高被引论文的关键词来实现。百篇高被引论文共有691个关键词,出现频次大于4的关键词有34个,累计频次277次,占总频次的40%。出现频次最高的档案工作者19次,档案管理18次,电子文件17次。 表1 高频关键词 利用共词分析方法将我国档案学高被引论文研究主题分为四个主题知识群,一是档案学基础研究与档案事业,包括来源原则、档案学、现行文件、人事档案、档案事业、档案管理、档案工作者、纸质文件、信息安全、文化、政府信息公开关键词。二是电子文件和文件运动理论,包括电子文件管理、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电子文件归档、文件运动和文件生命周期关键词。三是档案信息化与资源开发利用,包括办公自动化、数字化、档案信息化、信息化、数字档案馆、档案信息、档案信息资源、资源开发、利用、档案开放利用关键词。四是档案工作与档案馆,包括档案工作、虚拟档案馆、传统档案馆关键词。 3.2 引用情感类型研究。引用情感类型识别是通过对施引文献引用被引文献的文本内容,从引用动机和情感倾向分析挖掘施引文献作者对被引文献的观点、态度或立场,主要分为肯定、中立和否定三种基本类型。本文以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引用情感倾向识别档案学引用情感类型。 本文根据引用内容,将引用情感类型分为三类,正面引用、负面引用和中性引用。正面引用指施引文献中对引文的观点、结论或方法的肯定和赞同,还包括在引文基础上展开后继工作,或者应用引文中的理论方法和数据以及引用他人的方法或结论和自己研究进行对比等。 负面引用指施引文献对引文中的观点、结论或方法持否定态度。多是指有商榷性质的文章,或者指出引文研究的不足、缺陷以及目前没有涉及的而本文将要研究内容,主要表述两篇文章研究的不同。 中性引用指施引文献对引文内容没有表示赞同或反对观点,只做内容论述和在综述研究中出现的引用。情感类型界定如表2。 表2 情感类型及界定 由于百篇档案学高被引论文总被引三千多次,涉及施引文献数据量巨大,数据处理困难,本文采用分层抽样调查的方法,保证研究的可行性和科学性。在上述引文主题类型中,依据上述主题分类,在四个主题类团中各抽取一篇代表性文献作为样本研究。研究样本的选择具有代表性:一是涵盖了所有的研究主题,避免因主题不同而产生引文特征不同;二是选取不同作者,既有业界权威,也有不同身份代表,避免权威效应带来研究偏差;三是不同期刊和年代;四是不同层次的被引频次。 表3 抽样样本数据 从上述四篇不同主题的文章被引的情感倾向来看,档案学论文多是正面引用,占63%,不含感情色彩的中性引用占35%,只有不到4%的引用是否定性质的。说明在多数情况下,档案学界对所引用文献都是持肯定态度,或是对引用文献高度评价,或是应用引用文献的理论和数据,只有极少数是指出引文不足。 进一步分析正面引用大部分是理论应用、在别人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和利用别人的研究理论、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或者是自我对同一问题的深化研究。因此,理论性强的文章正面引用的可能性更大。如裴友泉[4]等在文章中引用“正如《刍议》所说,目前‘信息孤岛’、项目资金浪费等问题正面临深化的风险……笔者想说是:《刍议》是篇好文章,不仅较系统地梳理了我国电子文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人们以警示与反思”表明对引文的正面肯定。 实践性的文章和综述性质的文章多是在文章开头的理论综述和研究综述中引用,因此,中性引用的可能性大。如马海群[5]等在文章中引用“由图4可见,数字时代的档案信息资源管理已成为2006年~2007年学者们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冯惠玲(2006)从国家战略的层面上指出:我国电子文件管理战略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走上顶层设计、全面规划和集中控制的发展路径”表明对引文没有感情色彩的中性综述引用。 反面引用的文章很少,说明档案学界在理论争鸣和商榷中不是太活跃,而这仅有的几篇反面引用也不是对于观点的否定,只是指出引文和施引文献研究问题的不同,或者不全面。同时,理论性的文章由于有观点表述更有可能反面引用。如安小米[6]在文章中引用“第一篇《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刍议》,首次提出了我国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研究的问题……该文肯定了电子文件管理问题的严重性,但未对什么是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进行明确解释,由于缺少分析框架,对国外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的研究有待系统和深入”,文章指出引文的不足和缺陷,进而提出本文要研究的内容。同时,学位论文的引用会涉及施引文献对被引文献的多次引用,主要包括在文献综述中的中性引用以及在具体的问题和策略中的正面引用。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引文内容分析的高被引论文引用特征研究,并以档案学高被引论文为数据源,研究了基于引文内容的主题识别和情感类型识别。指出档案学高被引论文主题既有传统基础理论内容的继续研究,但更多地已关注网络环境下新的理论和应用。具体表现为:一是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依旧,新的应用理论逐渐增多。二是信息化催生的档案工作新变化,以及基础理论的应用得到拓展。技术催生电子文件产生、政府信息公开、电子政府、档案网站的建设和数字档案馆等。三是档案工作为社会服务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档案学的引用情感类型以正面引用为主,综述性和实践性的文章多是中性引用,而具有商榷性和争鸣性的反面引用文章很少。 虽然本文从引文内容方面研究了高被引论文的引用特征,但也存在局限。一是引文样本选择的局限。鉴于数据量大,在引文类型研究中,只选择了每个主题中的4篇论文进行研究。二是引文内容分析也只对主题和情感类型进行识别,况且主题识别只选择关键词,没有从标题、摘要甚至全文信息中提取主题标识。未来要在文本挖掘技术和大数据技术下,进行大样本引文内容分析和主题识别。同时,指出引文内容特征还具有学科特征。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来稿日期:2014-04-16)
我国档案学发展论文:我国档案学发展趋势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我国档案学发展论文:档案学研究发展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我国档案学发展论文:档案学管理发展 档案学是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规律的科学。主要研究档案的形成、发展以及档案管理、利用的规律和方法。包括档案学概论、档案管理学、文书学、档案保护技术学、中外档案事业史等分支学科。 中国档案学界对档案学的体系进行的研讨,代表性的观点把档案学分为理论档案学、应用档案学和档案管理技术三个部分: 理论档案学是从整体上把握档案学各门分支学科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在应用档案学基础上进行高层次的理论概括,揭示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和档案学自身的本质和一般规律,为档案工作实践和国家档案事业建设提供一般性理论依据。 应用档案学是档案事业管理、档案资源管理与开发、档案工作应用技术研究的总称。所属学科有:档案事业管理学、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统计学、档案目录学、档案保护技术学、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档案缩微复制技术等。 应用档案学的特点:一是实践性强,它所阐明的理论、制度、原则与方法,直接应用于档案事业管理实践和档案业务工作实践,具体原则和方法在学科知识中占很大比重。二是技术性强,它研究现代技术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解决档案保护技术现代化、档案管理自动化、档案复制缩微化、档案信息传递网络化等问题。 当代档案管理和国家档案事业管理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因此要求档案学也必须进行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理论档案学是应用档案学的高层次理论概括,对应用档案学起直到作用;应用档案学的研究成果或提出的问题将推动理论档案学的发展。两者相互协调,同步发展,有利于提高档案学的整体水平。 档案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或者说基本上属于社会科学,这是由档案学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档案工作是管理档案和提供档案信息为社会实践服务的一项社会活动。档案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即研究档案、档案工作运动规律及其与人们社会实践关系的学科,因此属于社会科学范畴。 总之,由于档案、图书、情报工作有许多共同之处,决定了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密切关系,这三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互相借鉴和参考,相互从对方吸取适合本学科需要的知识。 此外,研究档案学尚与其他一些学科发生密切关系,诸如采用数学的定量分析方法,运用系统科学、社会学、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利用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知识等等。 档案学的发展已有将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但还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和提高。当代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也正在向档案工作提出挑战,传统的档案管理方式,将向现代化的档案管理方式转变。 我国档案学发展论文:我国档案学发展论文 【正文】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档案学理论工作者、档案教育工作者和档案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现代中国档案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档案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档案学的研究内容逐步深化,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毋庸讳言,现代中国档案学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笔者认为,要想保持档案学的繁荣局面,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档案学的理论与学科体系,必须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学术规范问题的优秀是学风问题,而学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科的生死存亡。总的来说,档案界的学风是比较好的,大多数档案学者都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并自觉抵制学术腐败,这是我国档案学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不竭动力。然而,当前档案学研究中的确也存在着一些不良学风,如抄袭剽窃、自我吹嘘、互相吹捧、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我们不能像对一般商品那样对档案学术研究设计出一套可以量化的、方便操作的标准,但在科学精神、文风文德、术语概念、学术评论等方面为档案学者制定出一些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一)规范学术精神。鉴于档案学的学科特点,每一位档案学者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与档案部门合作,紧密联系档案工作实际,善于从鲜活的档案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透过纷繁复杂的档案工作表象抓住档案工作发展规律。力戒纸上谈兵、闭门造车,尤其要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字游戏和空洞说教。即使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我们也不能脱离档案工作实际,因为任何一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都包含着某种特定的应用目的。更何况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本来就互相渗透、互相交叉,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将其非常清楚地区分开来。研究档案史、评价历史上的档案工作现象、档案学思想和档案学理论,也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实事求是既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一种科学方法,彼此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二)规范文风文德。档案学理论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且被档案实际工作者所接受,才能发挥其对现实的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档案学研究者应努力培养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工作作风,不盲从、不迷信、不附和、不武断,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善于提出新问题,勇于开拓新领域,探求新知识,并大力提倡运用清新质朴、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剖析档案工作现状,揭示档案工作规律,预测档案工作发展趋势。切忌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故弄玄虚,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档案学研究者还应加强文德修养,自尊、自信、自强、自律,淡泊名利,谦虚好学,不抄袭剽窃,不,把做人与做学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三)规范档案术语概念。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专家对现有的档案术语概念进行审查清理,在词形、语义、专指性、配套性等方面严格把关,剔除那些内涵模糊、外延过大、语义陈旧、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所谓术语概念,重新建立一套符合档案专业特色的、符合档案学发展需要的术语概念,使档案学者们在统一的术语概念基础上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 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档案科研管理体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因此,适应社会和档案学发展需要,改革档案科研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要与我国档案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及档案工作改革的精神相一致,抓大放小,充分调动各级档案科研机构和档案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档案科研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国家档案学发展战略,确立档案科研布局,协调各档案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组织全国性档案学优秀成果的鉴定、转让、评奖工作。在此前提下,有计划地逐步改变我国档案学会条块分割的分布状态,使之完成社会化的转变,成为在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的非官方机构,并注重促进学术民主。 与此同时,要逐步改变目前的档案学研究方式,重建档案科研系统结构,实行档案学研究集约化,优化配置档案科研资源。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微观主体是以档案学研究者为最小单位的,档案学研究者的创新性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物质载体,其提高和改进的途径主要在于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档案科研人才的素质。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宏观主体是以国家为最大规模的,国家的档案学发展战略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优秀力量,档案学的整体水平能否提高,关键在于国家的档案科研政策是否正确。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就必须建立档案科研共同体,即建立以学术带头人为优秀的档案科研小组(课题组)或档案科研开发群体。通过档案科研共同体,将不同部门、行业、地区的档案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特别是将从事理论工作的研究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研究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集中资源,取长补短,高质量地完成档案科研课题,并可避免或减少低水平重复研究。档案科研共同体的大量出现是实现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基础和基本任务。 另外,要研究档案学学科发展政策,制定档案学发展战略。档案学发展政策研究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总体上对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进行考察,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合理发展,才能使其同档案工作实践相适应、相协调:二是针对档案学的具体领域或具体方面的发展,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该领域或该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活力。具体来讲,就是要研究各类档案学研究机构的协调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研究经费的划拨政策,档案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政策等。档案学的发展战略是档案学发展的长远性、全局性蓝图,是对档案学未来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规定和谋划。它以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规划当前的行动方案,要求既要重视对事关档案学发展大局的热点问题和重要领域的研究,又要注意档案学理论的整体发展。制定档案学的发展战略一定要结合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规律,紧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尤其要与我国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总体规划相适应。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近20多年来,我国档案学术评论有了一定的发展,不少杂志都先后刊发了篇数不等的述评文章,其中不乏上乘之作。这自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档案学术评论所受到的重视与应受到的重视,还有不小的差距;档案学术评论所发挥的作用与应发挥的作用,也有不小的距离。也就是说,档案学术评论还没有被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水平还比较后,远远不能适应档案学发展的需要。 为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当前我们应下大力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提高对档案学术评论重要性的认识。首先,档案学理论研究者要正确认识档案学术评论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和范围,进而明确开展档案学术评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义不容辞的职责,切实加以重视。中国档案学会及地方各级档案学会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列入各自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召开包括档案学术评论在内的专题座谈会和学术讨论会。档案学会会员及其他档案工作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积极撰写档案学术评论文章,藉此交流经验,逐步完善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分支学科来建设。第二,开辟档案学术评论园地。目前我国既没有档案学术评论刊物,也没有哪一种档案杂志设置档案学术评论专栏,这显然不利于档案学术评论活动的开展。从长远来看,创办一种以档案学术评论为主要内容的杂志是十分必要的。在当前,各级各类档案杂志应开辟学术评论专栏,增加理论研究的比重,这对提高刊物的质量,扩大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不无益处的。第三,建立档案学术评论队伍。这支队伍应以档案专业教师为主体,因为这部分研究者为了教学的需要,大都对档案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理论造诣相对较深。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档案实际工作者也要结合工作实践,积极参与档案学术评论,对档案理论界的一些观点和现象大胆质疑,发表自己的见解。档案专业学生是档案研究的后备军,应重点加以培养。各档案专业教学点应在课程设置时安排档案学术评论的教学内容。攻读档案学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更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专业主干课来学习、研究。 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泛指档案学研究系统之外的与档案学研究系统直接或间接发生联系的一切要素和条件,主要有:向档案学研究系统给予政策支持的政策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入科研人才的教育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划拨科研经费的经济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提供有用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知识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送组织与管理技术的实践环境,接受与检验档案学理论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以及普及与推广档案学研究成果的中介机制等。 应该肯定,改革开放以后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档案意识逐步增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已为不少人所接受。但是,不利于档案学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例如,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档案科研经费一直缺乏稳定的来源,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档案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宣传,深化研究,努力提高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不仅要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工作基本知识,而且要宣传档案学及其知识体系,使大家明白建立与完善档案学研究系统、优化其外部环境既是档案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生产力整体发展的需要;档案学的发展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社会各项工作的发展也需要档案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档案服务;档案学只有与经济、科技、文化协调发展,才能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以此唤起社会各界对档案学的理解、重视与支持。各级档案学会要积极鼓励、动员广大会员参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以扩大档案学的社会影响。档案学研究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不断深化档案学研究内容,努力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使档案学在现代科学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多方筹措科研经费,增强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活力。建议国家档案局在“科技三项费用”之外设立一种档案科研专向基金,或向国家科技部申请增加“科技三项费用”的额度,以资助重大或具有典型意义的档案学课题研究。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专业主管机关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划拨一定的经费,专门用于档案科研工作。各级档案学会也要通过各种方式筹集科研经费。此外,档案学研究者要认真组织力量,积极申请国家和地方社科、教委及其他基金项目,也可利用自己在专业知识、科研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与其他单位联合开展档案学理论研究,以缓解档案科研经费紧张的矛盾。 第三,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改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首先,要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使档案学理论能够快速、顺利地运用于档案实际工作,发挥其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档案教育培训,注重实效,尽快提高档案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及理论水平,增强其接受、消化、运用档案学理论的能力。 五、建立、健全文献检索体系。应该说,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界在建立文献检索体系方面确实已经做了较大的努力,如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编著的《档案学论著目录》将1911—1993年间出版(发表)的论著、教材以题录、书目的形式按专题汇集在一起;不少档案学期刊已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档案学》每期除了全文复印转载若干文章以外,还按专题公布有关论文索引。这些努力为档案学研究者查阅文献资料提供了一定的方便。然而,仅此还不能满足档案学研究者对文献资料的需要。我国现有各种档案学期刊100多家,而被《档案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建立、健全档案学论文检索体系,全方位、多角度地为档案学研究者提供服务。具体措施有:第一,定期出版《档案学论著目录》;第二,扩大《档案学》(复印资料)的收录范围;第三,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尽可能多的档案学期刊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第四,每年编制一套涵盖面广的档案学论文索引。
经济史论文:社会经济史论文 一、社会经济史的最初提出以及 《EconomyandSociety》,由其遗孀根据他1919—1920年在慕尼黑大学讲授“普通社会经济史概论”的讲稿整理汇编而成,这说明韦伯在1920年之前已经产生了社会经济史的理念。该书于1936年由郑太朴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年由中国法制出版社重版。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为“家计、氏族、村落、及庄园制度———农业状态”;第二章为“资本主义发展开始以前之工业及矿业”;第三章为“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财货及货币之流通”;第四章为“近代资本主义之起源”。书中重点考察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诞生的历史,及其产生的独特社会条件。另一位在这一学科领域具有开创作用的学者是俄籍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1870—1952)。他于1926年出版了英文本《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一书,1930年出版德文本,1932年出版意大利文本,1957年出版英文本第二版,影响广泛。他采用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碑铭、钱币、建筑遗址、器皿、苇纸卷等文物为依据,并利用古代罗马作家著述中的相关内容,阐述了罗马帝国时期意大利及外省的社会经济状况,对罗马帝国兴衰的原因提出了独到的看法。该书由马雍、厉以宁译成中文于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罗斯托夫采夫还著有《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等社会经济史的著作。第三位对社会经济史学科领域有重大影响的学者是美国的汤普逊(1869—1942)。他在1929年和1931年接连出版《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此二书的主要内容为欧洲中世纪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特别是后者较多着力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重点记述了在欧洲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如英法百年战争,德国城市同盟,意大利羊毛工业和教廷及其君主国的财经政策,行会、银行、商业、外贸,以及无产阶级的早期斗争。该二书的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61年和1992年出版。1929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吕西安·费佛尔和马克·布洛哈合作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这意味着他们开始提倡经济和社会历史的研究。他们的这一提法是针对以往历史研究限于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只是研究政治、军事、外交的历史,其用意在于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要把经济史和社会史特别是经济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法国年鉴学派的这一倡议,日益引起欧洲和日本历史学家的重视,到1930年代出现了一批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著作,由此社会经济史学科及其研究开始在欧洲和日本兴起。由中国学者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外国学者的相关著作主要有:英国学者亨利·皮朗(1862—1935)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原版1935年,中译本196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贯串着商业发展农业和农村阶级变化城市和市民阶级变化发展工业产生和发展国家新经济政策的研究路径。同时,又有日本学者的一些相关著作传入中国。如森谷克乇《中国社会经济史》、猪谷善《美国社会经济史》、崛经夫《英国社会经济史》、加田哲二《德国社会经济史》、伍纯武《法国社会经济史》、山口正太郎《意大利社会经济史》、内田繁隆《日本社会经济史》、小林良正《俄国社会经济史》以及佛尼威尔《缅甸社会经济史》等。统观这一阶段欧日学者这些著作的内容结构,从中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大多属于经济和社会,或经济+社会的历史,即韦伯所谓的“EconomyandSocie-ty”,其他西方学者所谓的“EconomicandSocialHisto-ry”,是经济史和社会史的机械相加,且大多内容结构不太完善;尤其是日本学者的著作内容更显单薄,大多只有100页左右。二是在称谓上有所不同,或称社会经济史,或称经济社会史。欧洲学者对这两种称谓都有采用,早期的主要称社会经济史,法国年鉴学派之后主要称经济社会史;日本学者则几乎都称为社会经济史。这可能与翻译上的不同习惯有关,或将经济放在前面,或将社会放在前面。这两种称谓虽名称各异,但内涵类同,即均是经济+社会的历史。至今,国外学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一直在延续和深入之中,但大多仍属于专题性的研究,通史性和整体性的研究尚属少见,而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则显得更为广泛而多样。就他们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而言,其广泛性和多样性显而可见。如美国学者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重点论述了20世纪前60年代中国农村集市、乡镇和中心城市三级市场的发展、变迁和现代化的过程;分析了市场与社会结构、市场与社会习俗、市场与交通、市场与地理状况的内在关系。美国学者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二书,在论述小农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中,既涉及了生产技术和规模的问题,也涉及了社会因素的问题;美国学者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在分析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和竞争时,涉及了企业家精神、组织技巧、国际环境等问题;美国学者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对比英国产业革命时期与同期中国江南经济发展的差距及原因时,着重论述了技术因素和资源因素;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涉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周边环境、商业网络、传统社会因素等问题。由上可见,社会经济史这一学科在西方国家已经产生、流行一百多年,并取得了许多力作,其中所包含的思维逻辑、内容结构、研究方法无疑是社会经济史学科内涵的重要元素,有待我们去提炼、总结和整合。 二、中国学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状况 在中国,就笔者所见,社会经济史这一名称的最早采用是在1936年,比韦伯《社会经济史》采用这一名称晚十四年。是年,王亚南署名王渔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纲》一书由生活书店出版。王亚南于1928年赴日本留学,阅读了大量马克思著作及欧洲古典经济学,该书以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讨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据作者自述,自第二编以下大体根据日本学者森谷克乇所著《中国社会经济史》编译而成。继王亚南之后,汪洪法著《中国经济社会概论》一书于1940年由四川曲江新建设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势概说、国人的观念与习性、国人的生活动态与劳动效率、历代货币、交通问题、商业组织、商业清算与度量衡等。汪洪法系民国晚期较为著名的经济学家,1930年前后留学日本,1937年曾出版《国民经济建设概要》一书。傅衣凌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公认的社会经济史专家。他从1940年代开始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1942年出版《福建省农村社会经济参考资料》,此后又相继出版《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1944年)、《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年)、《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1957年)、《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年)、《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年)。他主要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经济变动等方面来研究明清社会经济,以经济结构阶级结构阶级斗争为研究路径。他还于1960年在厦门大学建立了中国首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室”。社会经济史研究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即已出现,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对其学科概念的认识并不清楚,研究所涉内容也主要限于生产关系、商帮、行会、阶级之类。汪洪法著作虽涉及面稍宽一点,但仍显单薄。198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史开始受到重视,认同面逐渐扩大,有日益增多的学者开始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自1990年以来,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著作陆续增加。除了傅衣凌这样承前启后的专家继续出版著作之外,一些新学者的著作相继出版。如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1991年),显恩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2年),范金民等编《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1993年),陈桦《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6年),段本洛主编《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1997年),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2000年),张晓辉《民国时期广东社会经济史》(2005年),以及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2006年)等。这些著作显示了两个研究状态:一是以区域的明清时期的研究为多。即所涉及的空间范围大多是区域性的,涉及全国性范围的唯有《民国社会经济史》一种;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大多是明清时期,明确以近代为界的只有三种。二是在研究内容上,虽然仍以经济状况、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为主体,但有的亦兼及商帮、行会,还有涉及其他方面者,如人口、土地因素,这与此前的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相比,显然拥有较大的完整性。在普通经济史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朝着社会经济史的方向迈进。如汪敬虞主编、由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三册),与以前严中平、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相比,社会经济史的内容已有明显的增加和加强,其中能够体现这一特色的内容主要有:农业经济中租佃关系、雇佣状况、生产力及其改革,政府政策中的税收、财政、公债、工商政策和法规等,这反映了普通经济史学科内容体系向社会经济史扩展的新动向。此外,在专题研究中,具有社会经济史特色的内容和领域已有众多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和法规;企业制度、企业文化、生产技术;商会、农会、经济协会、同业公会等经济团体;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及其现代化改造等方面;还有一些论著着力于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融合,或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社会,或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经济,等等。 三、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 经济史概念和研究体系的讨论迄今为止,国内外社会经济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对于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范畴尚未形成明确的概念,尚处于混沌状态,有关的研究者只是界定了自己的研究内容,或因自己的研究内容超出纯经济的范围,故而称之为社会经济史,因此社会经济史的学科概念和研究方法尚待作进一步深入探讨。随着国内外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展,有的学者亦在探讨这一学科的概念含义和研究体系等问题。对此较早进行探讨的是西方学者,如成立于1956年的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经济社会史系于2001年提出了“什么是经济社会史”的命题,并认为经济社会史有三大特点:一是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即通过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来理解历史过程在长时段如何发生变化;二是整体的历史,即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三是普通人生活的历史,即人民日常生活史,也可以说是由下至上的历史。在中国,有原本从事普通经济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个人见解。最早对社会经济史学科含义和研究体系进行设计的是陆仰渊,他在《民国社会经济史·绪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中提出:“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反映两者之间适合或不适合,以及两者之间关系,就是社会经济史的全部内容。”所研究的内容,则“必须兼顾重视”影响经济变化的“各种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因素”以及政府的决策、政策,民族资本与官僚、商人和买办的关系。2001年,著名经济史研究学者吴承明在谈论经济史研究方法时也涉及了社会经济史的学科含义和研究体系问题。他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可以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一派重视从经济理论上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乃至计量分析。一派重视社会和文化思想变迁,自成体系。”并明确表示“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吴承明所说的第一学派也可以与第三学派归纳在一起,统称为社会经济史。关于研究方法,他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经济发展和制度革新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社会群体组织和行为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经济发展”。言下之意,经济史研究不仅要考察经济发展的现象,更要考察现象背后的社会制约因素,以及考察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一研究方法已不同于普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而应该说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除了经济史学家之外,社会史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行龙《经济史与社会史》(《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一文即专门探讨了经济史与社会史的关系问题。他指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深入。时隔四年,行龙又在其著作《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中谈及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研究体系。他指出,各行各业的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并强调“首先从区域史的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要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此外,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也对社会经济史学科有所采用。例如,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1992年)一书,虽为专题性研究,但视角颇为新颖。徐泓和邱澎生1998年编制的“明清社会经济史专题”课程,虽未成著作,但亦体现了他们对社会经济史构成体系的一种理解,不乏值得借鉴之处。其课程的内容构成包括:人口与耕地、田赋与徭役、政府的经济管制、农业生产力与土地经营制度、资本主义萌芽与传统工商业、市场扩展与商业制度、都市化的发展、人群的分野、家族制度与乡绅社会、民间社会的发展、政府政策与民间社会的互动等。体会和总结上述相关学者对社会经济史研究范畴的阐释,以及众多学者的各种专题研究,笔者觉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体系包含六个层面:一是思想观念层面,以能够影响国家经济决策的思想观念为主体,包括经济方针决策者的思想观念、资产阶级等社会群体的集体性经济主张;二是经济决策层面,以政府为主体,包括决策者的经济诉求、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制定;三是环境层面,以国外和国内的政治及经济影响为主体,包括国际关系与经济主权、外贸和投资状况,国内的制度变革和时局状况;四是经济活动承载层面,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包括他们的参与国家商政活动、组织状况、经济外交活动以及与政府的互动渠道;五是技术层面,以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为主体,包括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引进及创造、新产品的发明、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六是经济运行层面,即各部门经济的发展和变迁状态。 四、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未来之路 通过前述可知,与以往普通经济史研究体系相比,社会经济史更多地关注经济运行状况背后的社会制约因素,并对此两者的互动关系作具体考察和深入分析。笔者认为,从这一研究体系出发,结合目前学术界已有的研究状况,就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而言,今后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其一,突出经济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大致说来,社会经济史研究既要考察纯经济史所研究的经济发展的状态、现象和运行规律,更要研究经济发展状态及现象背后的政治和社会制约因素,而且要研究这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密切的互动关系。以往的有关研究虽已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这两方面的内容,但往往是两张皮,较少对互动关系的考察和分析,即使有所关注亦不全面。如在讲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往往是把两方面的情况各作论述,然后依据经济政策和制度的条文内容及同时期经济变化的统计数字,得出有没有作用和有何种作用的结论,缺少对这些经济政策和制度是如何发挥实际作用的考察及分析。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存在类似的欠缺。其二,加强对薄弱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外已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经济社团、社会动员、经济资源、国民所得、经济观念、管理体制、生产技术、经济教育等是没有或很少涉及的问题,而它们又是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内容。对这些内容应加大研究力度,努力构建一个内容和体系相对完整的社会经济史。其三,全面整理和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如上所述,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整体性研究成果虽然较少,但专题性研究成果已经很多,应对此作全面、系统整理,以利更好地总结和提炼出社会经济史的学科含义及研究体系,推动近代社会经济史的专题研究更加丰富多彩,整体研究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在上述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中,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具体问题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关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问题。关于1937年之前商人团体的经济外交观念和活动虽已有所涉及,但尚需做进一步全面系统的研究,它不仅可以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还可在资产阶级问题、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开辟新的研究视角。这是社会经济史外部环境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必将有助于考察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争取民族经济发展和平等互利国际经济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二是关于经济发展的国内环境和条件问题。应着重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各种制约因素,包括政治和制度环境,各种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其具体内容包括:由于帝国主义势力入侵而带来的国内政治环境变化;由于本国制度所造成的内在政治环境:包括资本的来源构成、融通渠道、数量状况的资本条件;包括燃料、动力、原材料等的能源条件;由交通运输、国内贸易、国际贸易、消费水平、人口状况所形成的市场条件;包括工业生产的工具设备、工艺技巧、产品开发的科技条件;包括劳动者的教育结构、来源结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劳动力状况;包括企业管理体制、工程技术人员素质、管理人员素质的企业管理状况,等等。三是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对此,不能只就资产阶级的数量,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或资产阶级参与政治活动的状况,从单方面作出论断,而应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阶级形成的理论,结合前述这些因素,以资产阶级的组织状况为优秀考察其形成过程和时间,并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对于资产阶级与近代历届政府的关系,不能笼统地一概论定其依附性,而是有一个从基本独立转向被迫依附的过程,即使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依附阶段中,也有依附合作与矛盾冲突两个方面,且不同类别的资产阶级有不同的现实表现。对于资产阶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要考察他们的经济发展思想和主张,如重商主义思想、实业救国思想、抵制洋货主张、提倡国货主张、经济体制改革主张、利用外资主张等;他们的经营管理理论和方法,如管理企业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各种方式和方法、推销产品的各种方式方法、与外资企业和外国商品竞争的各种方式方法等;他们的经济活动形式,如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同僚关系、官商关系等。以此揭示资产阶级是如何推进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及其不同遭遇和作用。四是关于科技因素问题。研究的内容包括生产上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理论两个方面,它们对于经济的发展变化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来说亦是如此。生产技术作用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变化;经济理论作用于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管理体制的发展变化。在生产上的科学技术方面,包括引进和自我发明先进技术,从生产设备、工艺流程、原材料到优秀人才、优良品种都有不同程度的引进和发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在经济理论方面,引进了不少外国的经济理论和学说,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创造了新的经济理论,尤以孙中山民生主义学说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最为重要,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制度变革的两种主导理论,并产生及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种经济制度。上述是笔者在学习已有社会经济史研究著作基础上提出的一个自认为较可操作的社会经济史体系,也是笔者即将完成的《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课题的研究思路,仅为一己之见,恭请学术界同人指教。 作者:左玉河 经济史论文:佉卢文经济史论文 一、佉卢文简牍所见鄯善国之农业 《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扞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辅国侯、却胡侯、鄯善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且渠、击车师君各一人,译长二人。西北去都护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墨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民随率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能作兵,与婼羌同”。这是传统史籍对鄯善国总体经济状况的大致描述。其中的细节只能用佉卢文简牍提供的信息来补充。佉卢文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土地耕作与农业生产方面的内容,兹略举数例于下:1.Kh.72是一份灌溉小麦次数的统计账目。绿洲农业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河流灌溉,是否得到良好灌溉对于耕地上农作物产量的高低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塔里木河流域的河水流量是有限的,所以在鄯善国进行灌溉一般是有计划进行的。2.Kh.83中有这样的内容:“至于汝有关马之命令,詹贝耶(Campeya)随后将马带去。汝已吩咐将其移交此地,万万勿忘办理。橐驼之租金为八掌长之布匹,余已交欢吉(Namtasrrma)送去。该布匹系白色。至于农耕、大麦、小麦和ad’imi之事,请汝等精心关照。汝之黎弗罗摩(Lyivrasma)也须精心关照。余等奉上礼品一件。沙毗那(Sarpinae)之礼品系……羊一头。无论彼等在农耕地播种多少谷物,汝都应该让黎弗罗摩记账。”3.Kh.292是一份国王谕令,其中有这样的内容:“必须给那些难民以田地和房舍……和种子务必发给那些难民(palayanaga或palayamne),以便彼等能耕种更多的更多土地”。佉卢文简牍提到的难民是鄯善国社会中的一个身份特殊的社会群体。贝罗和印度学者阿格华尔(R.C.Agrawala)都认为这个词指的是英语中的“fugitive”。他们的具体身份不详,可能是被流放或充军而又逃跑的人。看来鄯善国政府对农业很重视,连难民的耕作问题都相当关心。这可能和当地缺乏劳动力的状况有关。4.Kh.655中的僧人和其儿子将一块播种量为1米里马(milima)5希(khi)的土地卖给了另一个僧人。他们在官方的主持下签订了买卖契约。值得注意的是,所买地产中有一所葡萄园。希和米里马是鄯善国的计量单位,1米里马等于20希。文书中经常出现的价值单位是穆立(muli)。1穆立相当于1米里马谷物之价值。由上可以看出,鄯善国种植的农作物有大麦、小麦、葡萄等。政府对农业的管理也相当重视,谷物的播种和灌溉的次数都要登记造册。鄯善国还设有司谷(Koyimam)、谷吏(Tsamgina)等专门负责粮食的播种与收获。王国还设有司账(Maravara)负责有关账目的管理,从而形成由王廷到地方的一套完整而严密的粮食管理体系。Kh.655显示鄯善国的耕地是以种子播种量的多少来计算的,而不是用面积计算。由此可以推测,鄯善国各类耕地单位面积的产量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二、佉卢文简牍所见鄯善国之畜牧业 鄯善国的畜牧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在佉卢文简牍中也有所体现,其中频繁地提到牲畜。例如:1.Kh.4称:“威德宏大、伟大之国王陛下敕谕,致御牧(kori)卢达罗耶(Rutraya)谕令如下:本廷曾向汝颁发一道谕令,内具详情,命汝将十头橐驼送至且末。倘若橐驼尚未送出,汝务必速将这批橐驼交予黎贝耶(Lyipeya)送至且末”。2.Kh.39载:“威德宏大、伟大之国王陛下敕谕,致州长勤军(Samasena)和布伽(Pugo)谕令如下:今有黎贝耶(Lyipeya)上奏本廷,彼之女奴支弥伽(Cimika’e)擅自将女儿送与迦波格耶(Kapgeya)诸奴仆做养女。该养女由彼等抚养成人,抚养费用亦未支付。当汝接到此楔形泥封木牍时,务必亲自对此事详细审理。若其女奴确实擅自作主,给迦波格耶一养女而未付抚养费用,黎贝耶理应向迦波格耶诸奴仆索取三岁之牝骡一匹或三岁之牝马一匹,而养女则完全为彼等所有。”3.Kh.157提到“当这些人到汝处时,要在泉边将祭牛一头奉献给贤善天神。据贵人昆格耶(Kungeya)说:‘余曾得一梦,梦见天神未接受该泉边之祭牛。’贵人昆格耶还说,在尼壤之乌宾陀之牛栏中有一头两岁之牛。”4.上引Kh.83文书中还提到了作为礼物的羊。这些简牍告诉我们,鄯善国的牲畜种类有骆驼、骡马、羊、牛等,设有御牧等职官对畜牧业加以管理。《汉书·西域传》说鄯善国“民随率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佉卢文简牍的内容可与之相互引证。从文书的内容来看,驴马和橐驼不但是交通工具,也是重要的交易物品。这些牲畜常常充当货币的角色。Kh.157所见之牛还是重要祭品。 三、佉卢文简牍所见鄯善国之手工业 佉卢文简牍则提供了不少鄯善国手工业方面的信息。冶铁业方面,Kh.107称:“汝曾从余等之庄园派一人来此干活。现彼等正让其在此干活。但是又传闻,诸差役又派其到彼处……干铁匠活”。葡萄酒酿造业比较发达,Kh.637提到potgonena酒。这种酒就是葡萄酒。据考,汉时“蒲桃(葡萄)”二字的发音直接源于希腊文“Botrytis”。汉学家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篇》里认为葡萄一词是波斯语“Budawa”的对音。Potgonena的发音与这两个词的前半语发音基本是相近的,没多大差别。上引的Kh.655还提到了葡萄种植园。佉卢文简牍中关于葡萄和酒的内容非常多,证明鄯善国饮酒之风盛行,连僧人也普遍饮酒。葡萄酒酿制业十分发达。鄯善佛僧饮酒习俗在西域的遗风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吐蕃和敦煌的佛教界。此外,Kh.715还提到了制箭匠,文书记载,身为制箭匠的父子二人出卖土地,得到九岁骆驼一峰作为地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鄯善国的丝织业相当发达。如所周知,古代西域本不产丝,《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西域之丝是从中原传过去的。7世纪著名旅行家玄奘西天取经途次于阗,在当地听到一个有关蚕种西传的古老而动人的传说,大意是说于阗原来不知桑蚕,由于嫁于于阗的“东国”公主把桑蚕种子藏在帽子里带到了于阗,并在《大唐西域记》卷12中记下了这一生动的传说故事。从新疆出土的佉卢文简牍看,鄯善国不仅产丝,而且丝绸已成为当地非常流行的物产,丝织物是鄯善国考古出土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又以尼雅遗址出土的丝织物为大宗。当时常见的丝绸、丝绢、锦等织物及印染和刺绣等均有发现,品种丰富,应用广泛,而这些丝织品名在敦煌文书等各种文献中也可得到印证。斯坦因在鄯善国西境尼雅古城附近发现许多枯死的古桑树,故知3世纪鄯善国已经种植桑树,鄯善人植桑的目的显然是养蚕。敦煌出土有婆罗米文(Brāhmī)丝卷碎片,为公元1世纪之物,其中一片上写有贵霜婆罗米文,意为“短绸布(pata)46柞(gishti)。1928年,中瑞西北考察团之瑞方成员贝格曼在楼兰地区的一座汉墓中发现一片写有佉卢文的汉锦,经释读,这行佉卢文意思为“印度法师之绸缎(pata)40匹”。在尼雅出土佉卢文文献中,pata一词多有使用,如Kh.3记载:“国王陛下等等……顷据苏祗多向余等报告,彼已买妇女一名,名苏祗沙,买价为四十一匹绸缎(pata)。”类似记载又见于Kh.35:“待自汉地来的商贾抵达时,务必清查绸缎(pata)债。若发生纠纷,朕将于王廷亲自裁决。”Kh.225亦曰:“僧伽钵罗那之奴隶一名走近余家并(?)绸缎(pata)三匹。”最后,Kh.345还提到:“该僧人阿难陀犀那之奴,名菩达瞿沙又从余及鸠瞿钵之屋窃取绸缎(pata)12马身长……共计价100穆立。”鄯善国原本并不产丝,后由中原输入,并在鄯善国扎根、逐步发展,后来竟然成为当地向中原输出的主要物产之一。这一情况的出现,与鄯善国地处丝绸之路交通孔道及中原丝绸的西传息息相关。佉卢文简牍对鄯善国手工业的记载比较贫乏,其中可见的种类有冶铁、酿酒、兵器制造和丝织业等。这不但引证了史书中“能作兵”的记载,也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材料。 四、佉卢文简牍中的商品买卖和放贷 佉卢文简牍中有大量商品买卖和放贷方面情况的信息,毋庸置疑,文书的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鄯善国内商业经济的繁荣。 (一)买卖契约。 斯坦因所获佉卢文文书中属于契约类的大约有47件。这些文书均属于简牍,有相当严格的矩形双简之形制,其中属于买卖类的契约大约有30件。这些契约既是法律文件,又是经济合同,内容翔实丰富,涉及土地、人口和牲畜等多种商品的买卖,是研究鄯善国经济问题的宝贵史料。例如,1.Kh.589是一份保存得非常完整的买卖奴隶契约。内容如下:“此一关于女孩色迷蹉(Smitsae)之字据,由书吏罗没索蹉(Ramsotsa)妥为保存。兹于伟大国王、上天之子阿没笈伐迦(Amguvaka)陛下在位之11年2月12日,有一妇女,名莱毕没蹉(Lyipim-tsaae)及其子名钵祇多(Pgita)。彼等于饥荒之时愿将名色迷蹉之女孩一名买给书吏罗没索蹉。给价为价值40穆立之一岁骆驼一峰。莱毕没蹉及钵祇多现已收到该骆驼。另又给绵羊四头,作为头(?)价。故现罗没索蹉对女孩色迷蹉有权为所欲为。双方在执政官元老毕特耶(Piteya)及太侯迦罗没蹉(Karamtsa)之面达成协议。证人为司土凯地耶(Cadhiya),督军僧凯(Samca),税监鸠罗吉耶(Kurageya),阿钵吉耶(Apgeya),凯布伽(Capuga),莫伽多(Mogata),蒙吉耶(Mangeya),莱钵多(Lyipta),沙门达马陀罗(Dhamadara)及司税凯托(Cato)。此字据系由余、书吏耽摩色钵(Tamaspa)之子、书吏莫伽多奉诸执政官之命所写。其权限如生命一样长达一百年。督军僧凯断绳。该女孩色迷蹉身长4distis。莱毕没蹉得售价之一半,摩信那的司税支祇托耶(Cigitoya)得一半。”2.Kh.677是一份交换土地的契约:“兹于上天之子大王安归迦(Amgoka)在位之……年7月6日,妇女科瑟那耶(Kosenaya)用以地换地(namanagamuliyena)之方式,向尸伽夷多(Sigayita)购地一块。赠送给科瑟那耶土地一块。全部土地[能播]3米里马jhuthi籽种。该地现已成为妇女科瑟那耶之财产。她在各方面对该地有一切使用权利。该地既不交seni税,也不纳niciri税(harga)……关于科瑟那耶,余等现已提出。其诸子完全不赞成该项计算。[……其]诸子无权占有该地。该科瑟那耶对该地有所有权,可以播种、农耕……作为礼物送人……证人为……苏德罗内耶(Sudarneya)。此字据系由余,皇家司书,僧人……奉……之命根据妇女科瑟那耶之请求所写。其权限为一百年。”3.上引Kh.715也是一份以骆驼买土地的契约。其格式和所列条款与Kh.677基本相同。这三份契约的内容包括立约时间(以国王在位的时间为纪年方式)、立约双方当事人姓名、交易方式、买卖或交换物品性质、价格、双方的权利义务说明、证人姓名、时效声明、和经手书吏等重要信息。鄯善国官员对契约进行当面公证,这说明政府对经济活动相当重视,其监管也很到位。Kh.589甚至还写明了违约处罚和公证人姓名。如此内容详尽的记载是研究鄯善国经济史的第一手资料。Kh.677更是一个历史记载的孤证。它说明在魏晋时期的鄯善国内存在着以地换地的经济现象。在上述的契约中,僧人扮演了证人和书吏的重要角色。上引Kh.655中的僧人还直接买卖土地。佉卢文简牍频繁地提到出家人的各种经济活动。他们蓄养奴隶、置办田产、饲养牲畜,甚至参与妇女买卖,和俗人生活几无差别,乃当时鄯善国佛教戒律尚未形成所致。值得注意的是,佉卢文简牍频繁地提到了鄯善国的奴隶,特别是在契约中有不少买卖奴隶的契约。这些近似实录的记载几乎是现今研究鄯善国奴隶问题的全部史料。塔里木盆地诸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与鄯善完全类似,它们都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所以,魏晋时期鄯善国奴隶制度的研究,并非只是涉及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对天山以南的“城郭诸国”都有普遍的意义。 (二)放贷行为和货币的使用。 佉卢文简牍提到了谷物的借贷。例如,1.Kh.100是一份私人信件,其中有这样的内容:“汝处有余借贷出的谷物……但彼却说,汝处有两笔分期支付之利息,不得再拖延一年”。2.Kh.142是一道国王谕令,其中也提到了这种借贷行为:“黎贝耶(Lyipeya)曾借粮食一弥里码一硒。按惯例借一还二”。从以上的文书内容中,我们可以知道鄯善国内存在以谷物放贷收取利息的经济活动。这种借贷行为的利息与本金相等,而且似乎是以年为时间单位分期收取的。从“年利息100%”这点来看,这种放贷行为也称得上是高利贷了。鄯善国居民在买卖和借贷中通常使用的不是货币而实物。如前文所述,很多买卖和偿付行为都使用骡马和橐驼等牲畜作为等价交换物。它们似乎替代了货币的作用。看来货币的使用在这个绿洲国家并不是很发达。从佉卢文简牍中,我们可以知道鄯善国居民有时也使用希腊钱币金币(Sadera)、德玛克拉(Drakhma)、波斯钱币达尼(Dhane)和印度钱币玛莎(masa)、茹帕巴那(rupya-bhana)。但这种情况不是很常见。鄯善国的货币对后来新疆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17世纪南疆所铸的“普尔(pul)”钱应该是肇源于鄯善国的穆立(muli)。 五、佉卢文简牍所反映的鄯善国土地制度 很多佉卢文简牍涉及到鄯善国土地制度,其内容相当复杂。史籍提到鄯善国“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可耕地在这个绿洲国家是相当宝贵的。因此,鄯善国形成了有自身特点的土地制度。 (一)国王所有的耕地。 鄯善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是国王。他有时会把属于王室的田地赐给属下的贵族和官员。例如:Kh.160是写给州长黎贝耶(Lyipeya)的一封信,其中有如下内容:“莎阇地方的一块田已给州长黎贝耶使用,但未提供水和种子。该田地系天子陛下所赐,为汝私人所有。汝处若有关于水和种子之事的任何亲笔信,或有内具详情之谕令书,应找出送来。若无此类文件,汝得先交纳水和种子费用,才可在此耕种。此外,据诸长者所云,当年沙尔比伽(Sarpinae)在此居住时,由彼提供土地,由莎阇人提供水和种子,合作耕种。汝等可商议依此办理。”可以看出,国王赏赐田地的同时也可能给种子和水,而赐给下属的耕地是可以再收回转赐别人的。鄯善国的自然条件较差,可开发为耕地的荒地很少。王室唯有如此行事才能保证其所直接掌握的田地不会越来越少。 (二)私人的田地。 佉卢文简牍中多次提到私人拥有的地产。例如:1.Kh.37是一道国王谕令:“今有税监黎贝耶(Lyipeya)上奏本廷,关于土地一事,彼等正向诸司土(vasu)呈明左迪(Cedhi)、布罗(Pulpa)和司税(yatma)僧卢韦耶(Samluveya)三人之地界划分。此时……伏伽(Pugo)和黎贝耶业已挖成一条沟界。现在有人已经在叶吠县划分出地域。”2.Kh.187:“……鸠伐耶(Kuvaya)、莫伽多(Mogata)、支莫啰(Cimola)及莱迷没那(Lyimimna)四人有彼祖父和父亲所传之农场一所、葡萄园一所及耕地若干。现彼等已将遗产平均分配,包括衣被等细软。相关问题已经解决……”3.上引的Kh.677是妇女科瑟那耶(Kosenaya)买田的契约。其中规定“该地现已成为妇女科瑟那耶之财产。她在各方面对该地有一切使用权利……该科瑟那耶对该地有所有权,可以播种、农耕……作为礼物送人”。我们从以上这些文书的内容中可以了解到:鄯善国私人所有的耕地是个人私有财产,可以任意转让和买卖,可以世代继承;这些私人地产之间有地界和界沟;私人地界方面的纠纷是由司土等政府官员来解决的。 (三)佃农和雇农。 佉卢文简牍没有明确提到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可以推测,鄯善国王室、贵族和官员的土地主要是由佃农和雇农耕种的。贝罗认为文书中的kilme一词是指贵族的封邑和领地。而kilmechi指的是这些土地上的佃户。“所以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土地所有权和租赁关系问题,而是涉及到了封建制度”。佉卢文文书中有两件提到了劳动者的一些活动。其一,Kh.450是一封地主写给佃户的书信:“汝务必知悉余之书信所述。春天,汝绝不可借机在此地耕种土地。现系汝停止向余交税之第四年。汝之房屋和土地,余现允许出售。汝及汝之母亲、妻子、儿子和女儿应一起来此。务必来此地耕作。关于余之税务,仅茜草及curama必须带来,尚无其它税欠余。”这位在地主土地上耕作的佃户丧失了人身自由和经济自主权,还欠了地租和税款。佉卢文文书生动而真实地记录了这些农民的悲惨处境。其二,Kh.532是一件国王谕令,其中提到:“叶吠县领地有一人,名伏斯弥伽(Vusmeka),靠其母之权利迁居叶吠县。其实彼系精绝人。彼自精绝逃出,受雇于叶吠县。但是,唯有叶吠县人才能受雇于叶吠县”。这个人因不是当地人而不能在该地被别人雇佣做工。这种将劳动力固定在出生地的经济制度与中原王朝的户籍制度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值得注意。据此,贝罗提出了一个观点:“劳工或农奴出现了,并被或多或少地束缚在土地上,不能随便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阿格华尔认为:实行这种的规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增加当地农奴的数量;这样他们就会更忠诚,更能团结生产;这种与雇佣劳力相关的限制对这一地区平稳而又高效的生产劳动产生了较好的影响。总而言之,尼雅等地出土佉卢文简牍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绝大多数为传统文献所不载的第一手资料。汉文史籍对鄯善国经济问题的记载往往语焉不详。通过对这些佉卢文简牍的研究,可以重新构建魏晋时期鄯善国的经济史,对其中的很多细节问题也能进行比较深入的讨论。 作者:杨富学徐烨单位:敦煌研究院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经济史论文:近代乡村经济史和乡村金融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摘 要: 陈峥博士的专著《民间借贷与乡村经济社会研究――以近代广西民族地区为中心》,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民间借贷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该书的学术价值与贡献体现了近代乡村经济史和乡村金融史研究的新发展。 关键词: 近代 乡村经济 乡村金融 2016年1月,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陈峥博士的专著《民间借贷与乡村经济社会研究――以近代广西民族地区为中心》,全书40多万字,是一本颇具新意的学术著作,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民间借贷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作者以其独具的眼光、宽阔的视野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近代广西民族地区民间借贷的史实,论述了民间借贷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影响,体现了近代乡村经济史和乡村金融史研究的新发展,其成就颇值肯定与赞赏。综览全书,笔者认为,该书的学术价值与贡献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书结构合理,详略论述得当 全书分为八章,外加导言、结语,共十部分。该书在论述了研究缘起和近代广西的少数民族及分布地域的基础上,对广西民族地区乡村民间借贷总体状况、主要形式、盛行的原因、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阶层、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社会功能等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全方位研究,最后在综合比较的基础上总结了广西民族地区民间借贷的特点。 在研究中,作者在第二章对近代广西民族地区民族的负债情况、借贷的期限、利率与利息、债主与债户等略加论述,该书的第三章民间借贷的主要形式,作者将其分为一般私人借贷和非政府借贷两方面,所占篇幅不多。而在第五、六、七章则泼墨如雨,用较大的篇幅深入剖析了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经济、阶层、社会之间的逻辑关系,重点论述了民间借贷与近代广西少数民族民众日常消费、小农生产、乡村商业、社会阶层变动、借贷中的其他人群、社会问题、社会关系、民教冲突等问题。主题明确,重点突出,内容安排有条有理,中心突出,详略处理得当,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二、满足现实需要,弥补已有研究不足 乡村民间借贷是中国近代金融史和乡村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长期以来不仅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而且引起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的密切关注。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和成为一门显学,学术界研究重心的下移和眼光向下,为学术研究的创新注入新的活力,学人对乡村民间借贷的研究取得一批成果。如李金铮的《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对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借贷问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但从研究时段说,学人选题的时间段大多是民国时期;从研究对象的地域看,学者主要以华北和长江流域为研究范围,而长时段连续地研究全国范围乡村民间借贷的著作较少,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乡村借贷更是几近空白;从研究内容说,学者对乡村与乡村市场发展问题、民族之间的借贷问题、外国进入中国城乡资金放贷问题、民间借贷与乡村人口的流动问题、民间借贷与乡村陋习、民间借贷与乡村道德文化、民间借贷与乡村民众社会心理等研究不够,这不能不说是十分遗憾的。 三、思考未来研究方向,提出独到见解 该书在考察近代广西民族地区民间借贷问题的同时,还对民间借贷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思考,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如从研究视角与理论方法而言,该书指出,有关乡村民间借贷的研究,应从新的视角出发,如民俗、民间信仰、宗法制度等。研究者还应在发扬过去长处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如何结合中国乡村社会实际,既借鉴西方理论,又超越西方理论,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适合中国特色的乡村民间借贷的研究理论框架和话语系统,这是研究能否取得突破的关键。作者指出,研究乡村民间借贷时,应面向整体史,立足专史,把乡村民间借贷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面联系之中进行考察,既要从经济史、社会史等角度进行研究,又要从生活史、民族史、文化史、政治史等角度切入,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研究;既要从宏观上把握,又要从政治、社会经济、民族关系、思想文化等微观方面研究,进而了解民间借贷在社会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及民间借贷与乡村社会生活的关系。实际运用时,应注意运用联系的、整体的眼光审视民间借贷与其他经济领域的联系与互动,关注外部因素对民间借贷的作用与影响。应超越时段分割而从近代延伸到现当代的“长时段”,使民间借贷变迁的过程不再被人为斩断,从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起延续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见微知著”,真正体现整体史范式的研究宗旨和精髓,从而使研究更具现实价值。 三十多年来,尽管学术界对乡村民间借贷研究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创新无极限,前沿无穷尽,学术研究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挖掘新资料,利用新理论,采用新手段,革新研究方法,从新的视角继续拓展和深入对乡村民间借贷的研究,仍然是摆在学人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经济史论文:在初中历史课中加强经济史教学初探 九年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中指出:“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受经济发展,主要是受生产力发展制约的。人们的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历史教学中,如何能自然地灌输这一历史发展规律,以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高素质的后备军――这是义务教育教学改革的紧迫任务之一。为此,我们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加强了对经济史教学的探索,现就《三国鼎立》一课谈谈我们的一些教学做法。 义务教育教材把《三国鼎立》一课分为:“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三国的建立”、“曹魏重视农耕”、“诸葛亮治蜀”、“孙吴开发江南”五个子目。按过去传统的应试教学做法,一般把前两目作为教学重点,强调官渡一战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赤壁之战是三国鼎立形成的关键;而魏、蜀、吴各自经济发展的情况,往往只是轻描淡写,点到而已,好象是“三国鼎立”的赘述。这样做法,单就中考应试来说,无疑是没有错误的。但要培养具有历史思维能力、适应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高素质人才,那就相距太远了。 我们认为“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三国的建立”当然应作为本课的教学重点,而魏、蜀、吴的经济部分,对初一学生来说却是本课的教学难点(虽然这一部分文字表面无深奥之处,一看就“懂”),原因有三个: 其一,义务教育初中《历史课程标准》在“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第四条中要求:“历史教学应当重视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容”。 其二,教材在把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讲完后,又单列了三个子耳讲三国各自经济的发展情况,前后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这种蕴含在教材中的“看不见的结构”,恰是我们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切合点。 其三,以初一学生现有的历史知识层面及年龄心理等特点,对复杂的经济现象是较难理解的,更不容易理解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如果不辩证地对学生进行引导,学生势必把“三国鼎立史”学成“三国政治史”。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在搞好三国政治史教学的前提下,加强了三国经济史的教学,着重抓了以下四个环节: 一、南北方经济实力的大体均衡,决定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出现 军事斗争――赤壁之战固然是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关键,而战争所依靠的基础正是经济实力。在北方,从184年黄巾起义开始,长年战乱,中原地区给群雄“逐鹿”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北方经济几乎完全被毁了!而南方相对安定,并且经济有所发展。因为大批北方农民逃避战乱,流亡到蜀、浙、江淮一带,带去了先进的耕作技术,使南中国的山川土地得到开发,促成了南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因而,曹操在赤壁败于孙刘联军以后,暂时无力南顾,“不敢再轻易南下”,“鼎足”之势便趋于形成了。 二、三国各自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吴、蜀经济实力的增长.是三足鼎立局面得以维持数十年的基本原因 诸葛亮奖励耕织,设置堰官维护都江堰,西蜀的农业得到迅速发展;蜀锦驰名各地,成为蜀汉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今民困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诸葛亮)。 在东吴,江南地区得到开发,粮食产量增加了,青瓷制作和造船等手工业技术有很大进步;吴国还与南洋许多国家有着友好的贸易往来。 北方的曹操在赤壁之战后,更加重视农业,继续大兴屯田,“数年中,所在积粟,仑廪皆满。”(《晋书》卷26“食货志”) 这样,南北经济相互独立地发展起来,使三分天下的局面得以维持数十年。 三、三国经济实力的悬殊,最终导致了三国鼎立局面的结束 曹魏及后来取而代之的西晋,在中原经济恢复以后,国力强盛。作为生产力进步标志的生产工具――水排和翻车在中原的使用,无疑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水排:水力鼓风机,比欧洲早1000多年;翻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灌溉工具)。作为农业发达标志的水利工程设施,当时仅在淮河南北兴修的就有芍陂、茄陂、太寿陂、郑陂、夏侯渠、淮阳渠、百尺渠、沁水堰等等。这些水利设施不仅使中原的经济飞速发展,而且也使漕运交通空前地发展起来。 而这时吴、蜀的经济虽然也有很大的发展,但决不意味着它们已有充足的力量能与经济恢复后的中原相抗衡。 吴国除太湖沿岸及钱塘江流域的三吴一隅之地稻米生产相对发达之外,有特色的便只有造船了。而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人烟稀少的经济落后地区。 至于蜀国,在北方大举兴修水利的时候,他们还只是维护老祖宗留下的产业――都江堰,经济上最有成就的当推蜀锦了,但丝织业在那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主导产业,要振兴经济还得靠农业。 西蜀的经济基础落后悬殊,使得当时一流政治家诸葛亮的政治抱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难以实现。他五次兴兵主动出击曹魏,反倒把西蜀微弱的家底拼了个精光。灭亡的命运首先降临到蜀汉政权的头上了…… 西蜀灭亡以后,东吴与晋王朝的国力对比更加悬殊。一度在赤壁之战中所依赖的长江天险,此时也显得微不足道了,根本不能阻止晋军的攻势。最后,只落个“金陵王气黯然收”的结局――“三国鼎立”到此结束。 综上所述。经济是魏、蜀、吴各自的立国之本,它们经济发展得如何,最终决定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存废。 四、从历史的角度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读史使人明智”,“发展才是硬道理”。今天,我国正抓住机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这的确是集历史经验之大成的英明决策,是振兴中华之路的最佳选择。只有尽快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中华民族才能巍然自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今天的中学生,正是二十一世纪的建设者,只有今天学就一身高素质,明天才能担当起历史的重任,经得起新世纪的挑战。华夏腾飞的梦想,定能在我们几代人的奋斗中实现! 总之,我们这样注重三国经济史的教学,既让学生认识到经济的基础地位,理解了经济发展最终制约着历史发展的道理,又不失时机地渗透了国情教育,发展了学生的思维,顺利地突破了本课的教学难点,对学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的形成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经济史论文:如何突破高中经济史教学难的囹圄 【摘 要】高中历史教学内容中,经济史占据了较重的份量,而经济史主要涉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概况、我国不同时期经济发展过程,以及经济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所含内容跨度大,从古代经济体制、社会生活概况到现代经济构建过程,由于经济史内容与学生距离较远,多数学生在学习时较为吃力,加上教师教学方法有待改进,加大了高中经济史教学的难度,对此,本文将进行详细探究,以找到突破高中经济史教学难点的方法,从而提升经济史学习质量。 【关键词】高中经济史;教学难点;措施 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等联系紧密,对人们生活、学习与工作也产生关键性影响,鉴于此,高中经济史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经济价值观,熟悉当今社会运行的经济体制、经济理念、经济方式在不同时期对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影响,使其形成关注经济动态的良好习惯,在当今发展迅速的社会生活中,积累足够的经济知识,科学分析经济形式与个人成长、社会发展的之间的关系。然而,目前经济史教学效果不显著,学生对经济史内容掌握存在较大难度,高三由于时间短,任务重,更加大了学习难度,对此,下文将针对这一现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1.密切联系实际,优化教学内容 教师在设计高中经济史课程时,应当在初中历史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合理补充,结合当今社会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动与经济形势,为枯燥的经济史内容注入生活气息,以课堂模拟世界经济市场,实行分组角色扮演,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例如,在学习“大国崛起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展史”时,首先,教师可进行现场模拟,提问学生: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哪国?你认为她在哪些方面较为强大?她现阶段强大的原因是什么?她是借助哪些方式实现自身强大目标的等,在学生回答时,教师应根据其回答内容,引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新航路开辟的历史价值、殖民侵略历史进程、工业技术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这一教学任务,以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其次,分组进行角色扮演,认命各个小组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将“资本积累方式”、“工业发展过程”等搬到课堂中,以英国代表组为例,引导学生从世界市场形成原因、方式等进行陈述,同时允许其他小组进行辩驳,提出各个国家在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各种行为对其他国家与世界的影响;最后,教师对整个世界市场形成过程进行串讲,强调重点内容与标志性事件,并对各个“国家代表小组”进行点评;通过这种全民参与的教学方式,变教师主讲为学生主动探索经济史知识,既活跃了课堂气氛,提高了教学质量,又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记忆效果。 2.重视反馈,及时调整教学任务 教师应定期询问学生教学建议,包括教学方式,内容安排、互动活动效果、课后作业布置量等,从而获取第一手资料,并依据学生提出的建议,及时调整教学任务与课程安排,以提升教学效率,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例如,在复习古代社会经济内容时,例如,在系统复习中国不同时期的耕作方式时,教师可采用对比方法,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人民基本素质等进行对比教学,以时间为纽带,将整个发展过程融合为一体,探究耕作方式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形成的基本原因、具体耕作方式以及对当时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影响,讲解完毕后,应做好反馈信息调查,如果学生对某个知识点存在疑问,教师可实行“问题整理”,即设置答疑环节,在串讲时,号召学生指出不懂之处,在黑板框架上进行罗列,可先询问已经掌握的学生的看法,再结合教学内容,进行重点解释,争取让每位同学都能熟练掌握古代社会经济概况。 3.抓住关键,突破讲解难点 正所谓,打蛇打七寸,要想突破高中经济史讲解难点,也应抓住题目关键,能够透过现象分析事物本质,从而将题目进行及时消化与吸收。例如,在复习“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内容时,教师应突破常规“背诵复习法”,可事先向学生提问相关问题,了解学生的掌握程度,再结合复习计划,将重点、难点各个击破,然后找准切入点,带领学生进入历史学习状态,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教师:课文提到,鸦片战争后,较多的洋货涌入中国境内?这里的洋货都有哪些东西呢? 学生:西方国家所生产的产品。 教师:涌入中国,说明规模大、数量多,那么西方国家是怎么生产这么多产品的呢? 学生:运用机器生产。 教师:为什么洋货进入中国市场后,打击了我国原有的手工呢? 学生:洋货价格低,而且功能多…… 通过这样富有逻辑性的“雨点式提问”,使学生的思维跟随“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形成的关键原因,抓住该知识的本质内容,从而突破了教学的难点。 4.结束语 高中经济史教学最重要的是掌握灵活的教学方法,依据学生的兴趣、知识掌握程度,并结合多角度的反馈信息,做好课程设计、教学内容、教学措施的优化工作,合理安排教学活动,借助对比、时间关系、影响等对经济史实行专题讲解,找到突破其难点的关键,在教学中,教师应结合高三学习的特点,对经济史知识综合探究、分析对比,以实现“低投入,高产出”,提升经济史教学质量,帮助高三学子顺利通过升学考试。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江浦高级中学文昌校区) 经济史论文:中国古代经济史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摘 要】经济史所涉及的内容,纷繁复杂不好掌握,纵横交错不易分析,中外经济跳跃性大且丰富繁多,加上地域跨度、数字累计、类别琐碎,都使中学的经济史教学极为困难。文章试图以《原始氏族公社》、《春秋战国社会经济》、《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唐社会经济发展》、《明代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等课的设计和实施过程,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教与学进行探讨。 【关键词】古代经济;教学;实践;研究 一、中国古代经济史中所贯穿的基本理论 (一)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终极动力 如教材叙述原始社会发展时突出作为生产力的最活跃因素。即生产工具的变革,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北京人使用打制旧石器,山顶洞人开始使用磨制新石器,生产力有了提高,社会组织也就从原始人群转化为以血统关系组成的固定的集团。半坡时期是人类普遍使用磨制石器,石器种类不断增多。生产工具的进步,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革。原始农业、畜牧业使生活更为丰富。夏商时期铜器使用,使人类从无阶级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到春秋时期,铁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出现,促进井田制瓦解,中国进入封建社会。 (二)经济现象之间的纵横关系 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横的联系,这是指同一时期中各种经济现象(如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是纵的联系,指不同历史时期先后相承的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讲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是要让学生了解:社会经济是一个总体,彼此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只有让学生把握可经济发展规律,才能学好经济史。 在介绍经济现象横的联系时,要说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之间的联系。由于农业生产力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有剩余,使得部分人从农业中脱离出来,专门从事手工业、商业等。可见,农业是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础。反过来,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又推动农业进步。铁制农具的使用就是最好的证明。战国时期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铁制农具,促进手工冶铁业发展;冶铁业发展又为农业创造出大量更为先进的农具,为兴修水利、开坑种植提供便利条件,又推动农业生产;农业和手工业发展为商业繁荣打下基础。由此说明:在古代社会经济生活中,三种产业的发展相互促进、推动。 在介绍经济现象之间纵的联系时,要说明每一种经济现象先后相承、依次发展的演变过程。如井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制、大地主田庄、屯田和均田、租庸调制、两税法、一条鞭法、地丁银等经济现象。 (三)经济、政治、文化三者是密不可分的 经济、政治、文化密不可分。教师要通过具体的史实和有关材料,深入浅出说明彼此之间联系。各国变法运动是在奴隶制经济崩溃、封建经济出现的情况下而发生的(商鞅变法);于此同时,各国封建政权的建立和变法运动又给封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战国经济的发展)。而当地主阶级掌有政权后,新旧势力斗争依然存在,各阶级思想家从不同阶级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主张,于是在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化上的百家争鸣又影响和推动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韩非的主张对秦统一后的政治和经济产生的影响)。 二、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教学方法 (一)讲清经济制度演变的来龙去脉 中学教材中,经济发展史往往涉及土地制度及赋税制度演变,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状况。涉及面较广、内容较多、头绪繁杂,学生不易掌握,容易造成概念上混淆。在讲述时,应注意帮助学生弄清来龙去脉。认清发展线索。 我国土地制度演变过程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我国奴隶制度社会盛行的是井田制为主的土地国有制,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进入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出现土地国有、土地私有、自耕农土地所有三种形式。三者围绕争夺土地和人口展开激烈斗争。我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演变过程,实质上是封建大地主所有制不断发展和巩固的过程,封建大地主把国有土地和自耕农地变为大地主私有制的过程贯穿了整个社会历史之中。东汉大地主田庄出现,南朝大地主“封山占水”、唐朝后期贵族、官僚和大地主较普遍的建立庄园,明朝后期皇、庄园遍布全国,都是封建大地主私有制发展的具体表现。同时,同土地制度相联系的赋税制度也随着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而变化。赋税制度也存在演变过程:从春秋时期鲁国“初亩税”、唐朝租庸调制和两税法,到明朝“一条鞭法”和清朝地丁银制,清晰看出封建社会赋税制度发展的线索。这一线索贯穿赋税征收的根据从以人丁为主逐步转向以土地财产为主。赋税形式逐渐以劳役、实物为主转向以银钱为主。它反映封建社会农民在封建生产关系中身份地位的提高和依附关系的削弱。 讲述经济史,应适当引用一些生动、形象的历史材料,让学生在阅读相关材料的历史背景,并能据此勾勒出当时的经济生活场景。例如:在初中讲述中国古代灌溉工具时,我们在课前出了一道题:在我国唐朝,劳动人民创造了一种新的灌溉工具筒车。这一提水工具安置在田边小河里,史书记载:“水激轮转,众筒兜水,次第下倾与岸上...以灌稻田,日夜不息,决胜人力。”请根据上面的文字叙述进行想象,并画出这种灌溉工具(男生成绩更为突出)。给学生提供再现经济生活形象的材料,教师可从考古发现、史书、相关文献中去搜集,然后向学生展示,这样会更易于学生对某一时代经济现象产生想象,从而获得正确的历史概念。 (二)对教材中琐碎、零散的经济史进行整合,有助于提高建构知识框架的能力 教学中,教师要把知识进行排列组合,形成知识系统。在讲述中国古代农耕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的内容时,大家会感到内容庞杂、琐碎。教师可以从农具、耕作栽种、农作物、水里灌溉、对土壤的认识利用几方面发展线索,在宏观把握基础上,对有关内容进行恰当处理,使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结构。 作者简介:赵纯仁,副教授,白城师范学院历史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学历史教学法。 经济史论文:浅谈乡土历史资源在高中历史经济史模块中的应用 摘要:在新课程标准下,乡土资源有着其它历史资源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各省新课程高考命题凸显乡土历史考查。从中归纳乡土历史资源在新课程教学使用的原则。 关键词:乡土历史资源 历史教学 红帮裁缝 宁波商人 一、乡土历史资源在新课程教学中的作用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指出:高中历史课程,“应密切与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生活,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凡是对实现课程目标有利的因素都是课程资源。” 在新课程标准下,注意挖掘和使用乡土资源,对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领悟历史,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增进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都有着其它历史资源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各省新课程高考命题凸显乡土历史考查。鉴于此,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开发和应用乡土资源显得尤其重要。 二、乡土历史资源在新课程教学使用示例 宁波作为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近代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改革开放后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当代东方大港,乡土历史资源,特别是经济史乡土资源丰富。现以《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一课为例,谈谈乡土史资源在课堂教学中的利用。 教材引述: “西装在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民国成立后流行开来。……西装的传入和流行对中国服饰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山装就是在广泛吸取欧美服饰的基础上形成的。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综合了西式服装与中式服装,设计出了一种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饰,定名中山装……”――《普通高中历史必修第二册》 概括:服饰由长袍马褂向西装、中山装的变革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影响深远。并设问: 同学们知道是谁缝制出中国最早的西装和中山装吗? 出示材料: “乾隆六十年(1795),一场偶然的海难,把一位从鄞县茅山外出谋生的包袱裁缝张尚义送到了日本横滨。他在异国的港口帮助海员缝补救生衣和水手服中学到了西装的制作方法,在横滨开创了自己的成衣业……最早的红帮裁缝队伍就这样形成了。1905年,根据孙中山等人的意见,鄞县人张学诚设计出最早的一款中山装。” ――周时奋 《故土家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原来是宁波人缝制出中国最早的西装和中山装,学生赞叹不已,并为作一名宁波人而自豪! 教师追问,这批缝制出中国最早的西装和中山装的宁波裁缝为什么叫红帮裁缝呢?同学们热议起来,有的说是因为他们穿着红色服装吧?有的说大概与宁波的十里红妆有关吧?有的说他们是信奉共产党吧?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中国人认识西方文明从被称为红毛人的葡萄牙人开始,在宁波方言中,红毛一词是西洋的代称。” 三、乡土历史资源在新课程教学使用的原则 1、时代性原则。 历史教学讲求现实立意,从历史中探寻现实问题的答案,为什么宁波服装业发达,雅戈尔的渊源仅仅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乡镇企业吗?这些带有鲜明时代感的问题,可以成为乡土史教学选取的内容。 2、典型性原则。 红帮裁缝――既是宁波现代服装业的重要源头,又代表了宁波商人思想开放,眼光敏锐,勇于开拓的特点,具有典型性。不仅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当代宁波经济,又有利于学生理解宁波商人的特点。 3、趣味性原则。 缝制出近代中国第一件西装、第一件中山装,红帮裁缝以鄞南茅山人为发端,而鄞南茅山与我校毗邻,这一切极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了课堂气氛,使历史变得不再遥远,它从未与我们那么近切;历史也不再空洞,它真实地在我们身边存在。 4、探究性原则。 从服饰由长袍马褂向西装、中山装的变革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说起,联系红帮裁缝缝制出近代中国第一件西装、第一件中山装及原因,进一步总结宁波商人的特点,自然引申,步步深入。对于有些问题,既可以通过出示材料进行课堂探究,也可留给学生借助图书馆、网络等做课外探究,而这些正是新课程理念的应有之意。 经济史论文:财经院校中国经济史教学改革探讨 摘 要: 从课程的性质和内容来看,中国经济史本应在财经院校的本科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课程教学现状却不禁令人担忧,教学急需改革。要使中国经济史教学取得良好的效果,教师需明确定位经济史的学科性质,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发挥教师情感因素对经济史教学的影响,注重研讨式教学在经济史教育中的应用。 关键词: 财经院校 中国经济史 教学改革 目前,中国经济史是财经院校普遍开设的理论经济学系列课程之一。开设中国经济史课程,既是经济发展与教学的需要,又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的要求。经济史是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但与其他经济学学科相比,对于经济史尤其是中国经济史课程,不仅学生学习的兴趣普遍不够浓厚,教师教学的积极性亦逐渐减退,课程存在日益被边缘化的趋势,很多财经院校已将中国经济史调整为选修课。从课程的性质和内容来看,中国经济史本应在财经院校的本科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课程教学现状却不禁令人担忧,教学急需改革。如何有效组织教学,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经济史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笔者主要结合教学经验在中国经济史的教学改革上作了一些探索总结,供同仁参考。 一、明确定位经济史的学科性质 只有明确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才能更好地进行经济史教学。当前经济史教学深陷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专业教师没有从根本上明确经济史的学科性质。综合来看,经济史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经济科学,是一门兼有历史学和经济学两大学科特征的交叉性学科。首先,经济史是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的经济部分,是历史学科下属的一个分支学科(专门史)。但是,经济史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相比,还有明显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史具有独特的研究方法,其使用的研究方法既有历史学的方法,又有经济学的方法,尤其是经济学为经济史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使经济史具有明显不同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的最重要的方法论特征。其次,经济史是经济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的历史部分,是经济学科下属的一个分支学科(理论经济学)。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尽管划分学科或是确定学科性质的根本标准,是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定的研究对象,而不是它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但是,历史分析和经验归纳方法的使用,仍是经济史区分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的一个重要特征。经济史特定的学科交叉属性,决定了经济史教学方法的交叉性,即经济史教学需要历史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的结合。教师在讲授经济史时,单纯使用历史学方法或经济学方法教授,都会使经济史教学偏离应有轨道,导致课堂沦为单一的历史课堂或经济课堂,学生兴趣不浓厚在所难免。因此,明确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是搞好经济史教学的前提和出发点。 二、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 经济史一般分为实证性经济史、分析性经济史和经济史学概论三部分。实证性经济史侧重于对经济史实的叙述,分析性经济史侧重于对经济规律的总结,经济史学概论侧重于对经济史学这门学科的探讨[1]。基于财经院校的学科特色,中国经济史的教学至少包括实证性经济史和分析性经济史两部分,尤其要加强分析性经济史的教学。如果教师在授课中仅限于讲授实证性经济史,而不注重分析性经济史,一些经济类专业的学生就会抱怨。经济学理论是把分析性经济史条理清晰地讲授的重要工具,因此,一些中国经济史教师呼吁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实现经济史教学与经济学理论的对接,但现实是不少中国经济史教师在授课中仍倾向于使用历史学的教学方法,忽视经济学理论的应用。总体而言,目前国内的经济史教师在对历史学方法比对经济学方法知道得要多一些,运用得要好一些。只有把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教学有机结合,才能真正让学生体会经济史的学科魅力,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因此,注重经济学理论分析,尤其是加强统计方法、数学模型在中国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应成为今后努力改革的方向。 三、发挥教师情感因素对经济史教学的影响 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因素很多,教师情感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教师积极的情感投入是教学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是激励学生学习进步的动力,是发挥德育陶冶感化作用的催化剂”[2]。因此,中国经济史教学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必须充分认识情感因素在教学中的作用,并学会适时调控情感。为此,一要陶冶情操,保持良好的心境;二要提高个人修养,提高人格魅力;三要提高情绪涵养,保持良好的心理势态和情感势能;四要提高业务水平,切实领会教材;五要控制不良情绪,保持适宜的情绪状态。 四、注重研讨式教学在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 研讨式教学是一种将教师研究性讲授与学生研究性学习、规定教材与广泛查阅、教师指导与学生自学、课内外相互讨论等有机结合的一种教学方式。研讨式教育既能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又能使学生掌握系统扎实的学科知识,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3]。财经院校注重研讨式教学在中国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不仅有助于培养经济类专业学生的历史感,更有助于培养学生运用历史经验检验经济学理论的意识,这对经济史充分展现学科性质和更好地履行学科使命显然具有重要意义[4]。为在中国经济史教学中更好地开展研讨式教学,教师应积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键环节:首先,课前要选准问题,精心组织。在选择研讨的问题时,教师应做到“两要两不要”,即选题要紧扣教学内容,不要四处“海选”,选题要专、不要博。其次,课中要把握主题,做好“导演”。在研讨的过程中,教师应通过制定并执行研讨规则,提高“导演”能力等方式对研讨的进程进行调控,避免研讨偏离主题和出现冷场、偏激的尴尬局面。最后,课后要画龙点睛,精练得当。研讨会结束后,教师应以简练准确的语言对研讨会的情况进行点评,并以鼓励为主,提高学生后续研讨的兴趣和积极性。 经济史论文:关于世界经济史课程特性与开设现状的思考 摘要:世界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之源,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时序性与规律性研究,而且是研究经济学的必备基础,但是世界经济史在高校经济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中并未得到应有重视。本文从高校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理念、世界经济史课程定位、师资队伍欠缺和教学方法单调等方面查找原因,并提出正确定位世界经济史课程,培育世界经济学教学队伍,开展专题教学,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史 世界经济史 课程特性 世界经济史是一门反映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活动领域的一门科学,学习这门课程,不仅要了解人类经济活动的知识,更要培养深刻的历史理解力、洞察力和对历史发展趋势的预测力,进而对现实的经济问题有所指导和参考。经济学本科专业开设这门课程,将有助于学生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通过考察经济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更好的理解经济学理论和探究经济发展规律,对构建经济学专业学生完整的知识结构有着重要意义。 一、世界经济史的课程特性 经济史是一门伴随经济学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介于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在课程设置上,经济史分为中国经济史与世界经济史两个分支,中国经济史主要以中国经济发展演变过程为研究对象,侧重于探求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世界经济史则以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侧重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与地区人们经济活动的联系与相互影响,从地理范围上看,世界经济史即包括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也包括对中国以外其他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所以世界经济史具有和经济史一样的学科特性。 首先,世界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的源泉。世界经济史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之间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研究经济组织、经济制度和经济部门的发展演变过程,研究经济发展的结构和历史过程,研究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而经济学理论恰恰也是以人类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研究个人、组织和社会行为的学科。世界经济史为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大量历史事实,经济学理论就是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凝练和抽象出来的。世界经济史通过为经济理论提供大量证实与证伪素材,推动着经济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正如希克思所言:“为了不致使逻辑进程与最明显的事实发生冲突,我们应当回过头来看看历史纪录”。 其次,世界经济史注重时序性与规律性研究。世界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相似之处更多地体现在研究方法的趋同性,二者的考察对象都是以往经济、社会状况以经济发展轨迹,在叙述方法上都有用“史料说话”的特点,在研究过程中都重视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从而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指导当前的人类活动,并对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合理预测。但二者的研究任务却不相同,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任务在于通过对史料的发掘,以证实和证伪的方法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而历史学的研究任务则在于客观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探求事物发展规律。 再次,世界经济史是一种分析方法。熊彼特说过:“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多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法的欠缺倒是次要的”。由此看来,“历史感”和“历史经验”是经济学者研究经济学必备的基础。而所谓的“历史感”和“历史经验”其实就是思考和分析经济问题的历史自觉性,具体而言就是在历史中求解现实经济问题时,做到“以史为鉴”,在运用经济理论工具分析经济问题时,做到“史论结合”,在归纳总结经济问题,探寻经济规律时,做到“论从史出”。 二、世界经济史课程的开设现状 世界经济史在我国高校课程设置中,长期作为历史学专业的必修课。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传入中国,国内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以新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外历史中的制度(变迁)案例,并与中国当前的制度变革进行比较、印证,世界经济史开始成为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目前世界经济史课程的开设情况大致可归纳为三种情况:少数高校将其作为经济学本科专业必修课,部分高校将其纳入经济学专业选修课,还有部分高校并未开设该课程。 通过上述资料显示,在少数重点财经类高校经济学专业,基本都开设世界经济史课程,并多数作为必修课程。在综合类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基地班,在教学方案设置中,也都开设世界经济史课程,并作为必修课。而在地方财经类院校,将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学专业本科必修课程开设的则寥寥无几,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经济学本科专业设置中一度被边缘化了。当然,由于一些高校的专业设置及课程开设情况并未通过网络公开,为此只能通过不完全统计得出上述结论。 三、世界经济史课程未得到充分重视的原因 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史的一个重要分支,为何在课程设置中没有受到应有重视,国内多数高校的经济学本科专业为何没有将其列为必修课程,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探求原因。 首先,经济学本科专业人才侧重于理论逻辑培养的理念导致世界经济史课程未得到应有重视。自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几百年间,经济学理论先后演化出古典学派、边际学派、新古典学派、数理经济学、制度学派、福利经济学、凯恩斯学派、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基础、芝加哥学派等多个经济学流派,各学派在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上各有所长,共同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繁荣与发展,与经济学理论的多样性相适应,形成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创新经济学等许多经济学理论课程,而这些课程都是经济学本科专业必须开设的专业课,为此经济学专业本科教学则更侧重于对上述经济学理论课程的传授与学习,使学生掌握各种经济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此外受到总学分和学时的限制,经济学专业课的门数也存在界限。总体而言,在本科生培养过程中各高校更加注重对学生逻辑思维及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培养,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理论源泉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大多数高校并未将世界经济史列入经济学本科专业的必修课程。 其次,对世界经济史的课程定位影响了其作为经济学本科专业必修课程的开设。如前所述世界经济史在我国长期以来作为历史学专业必修课,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逐渐作为经济学专业课来开设,所以提到世界经济史,很多教师和学生并未认识到其在经济学理论学习过程中应发挥的证实与证伪功能,而仅将其列入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不仅如此很多财经类高校将世界经济史作为通识课程,意在扩展学生的知识面,所以仅作为选修课来开设。 再次,世界经济史课程师资培养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史教学。从教师知识结构上,讲授世界经济史课程要求教师既具备经济学专业素养,同时又具备历史学人文素养,并将二者融会贯通,授课时既能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经济问题,又能自如发掘经济史素材,让学生逻辑分析经济问题的同时又能以史为鉴,然而同时具备两种知识结构高素质教师队伍人数较少。 此外,世界经济史课程的教学方法也影响其对经济学功能的发挥。就目前来看,世界经济史课程教学多以课堂讲授为主,虽然在教学方法上采用了多媒体授课,但是课件内容以文字和授课大纲为主,视频和音乐运用较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免感觉枯燥、乏味,自然将世界经济史等同于高中时期的历史课程,重视程度也随之减弱。 四、加强世界经济史课程地位的建议 首先,正确定位世界经济史课程,加强对其重视程度。世界经济史不是一门历史课,而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强调历史与经济学理论相统一,培养学生以史的方法和视角,运用经济理论去分析经济问题,通过世界经济史的教学,实现学生对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在头脑中衔接历史与未来,而不是单纯学习各种经济学理论。因此应该重视世界经济史课程在经济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中的地位,将对世界经济史的学习作为经济学专业人才知识结构中必备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素养。 其次,培育世界经济史教学队伍,增强教学能力。世界经济史课程对教师专业素质的要求较高,需要教师同时具备经济学专业素养和历史学人文素养,因此要求本科高校重视该课程教师队伍培育,为教师提供多种形式的进修、访学、攻读学位、科研项目及精品课程申报等途径,促进教师队伍成长和成熟。 第三,开展专题教学,选择注重历史与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教学内容。目前大多数世界经济史教材均采用编年体例来设计内容,而这种设计与历史教材雷同,使学生感觉乏味,按这种方式编排教学内容,容易疏离世界经济史与经济理论和现实经济问题的联系。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如果以专题形式来讲授世界经济史的相关内容更符合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特点,容易吸引学生,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更好地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相结构,对能适当对现实经济热点问题进行分析。 第四,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趣味性。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教学手段,如果偏重于史实的介绍,很容易变成史料堆砌,如果偏重于理论和方法讲授,又容易枯燥乏味,因此有机结合多种教学方法,对于世界经济史教学非常重要。其中全面调动学生视觉、听觉和思考的多媒体教学、对经济热点问题有针对性的研讨式教学以及让学生直接参与的研究型教学是世界经济史教学值得尝试和实践的几种好方法。 作者简介: 董君(1980- ),女,呼和浩特人,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世界经济史。 经济史论文:新经济史学对于时间维度的认识和处理 内容摘要:较之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史学在对时间维度的认识和处理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福格尔创造性地使用反事实计量法来研究历史事件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诺斯关于制度变迁的研究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得了纵向的维度,格雷夫的历史制度分析则带来了动态的制度演化理论。 关键词:新经济史学 时间维度 福格尔 诺斯 格雷夫 传统的经济史学系属于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其对于历史过程中的经济活动的解释都是史学式而非经济学式的。在传统的经济史学中,很少会使用定量分析,历史数据的作用主要是作为定性分析的佐证。 从20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新经济史学蓬勃发展起来。新经济史学和传统的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历史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增长或者是衰退、增长或衰退与经济组织的相互关系(重点是制度)以及伴随着增长或衰退而发生的收入分配的变化。不同的是,在新经济史的研究中,定量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统计学方法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本质上来讲,新经济史学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非史学的一个分支。 新经济史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突破 根据诺斯在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演讲,纯粹的新古典经济学运用数学方法构筑了一个静态的和谐的世界。这种做法至少包含两个根本性的错误,一是忽视了制度的重要性;二是忽视了时间的重要性。 先看诺斯所说的第一点,一般的新古典增长模型都将制度看作是外生的,到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中寻找经济增长的答案。而新经济史学却认为制度性因素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比技术性因素更为根本性的作用。因为制度能够带来秩序、增进协作并降低交易费用。再看第二点,新古典经济学是一种关于存在(being)的经济学。它将时间视为同质的、对称的、可逆的实体,外在于经济行为。既然经济行为游离于时间之外,时间就不可能成为经济行为的一个内生的变量。新经济史学在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有关稀缺性和理性人的假设的基础上,引入了时间维度,将时间视为经济的内在变量。向新古典模型中引入时间与向新古典模型中引入制度是密不可分的,时间作为内在变量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于制度变迁的分析当中。从保留理性人假设和均衡分析这个角度看,新经济史学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但由于其优秀内容是以时间为自变量的制度的变迁和演进,因此,新经济史学又有演化分析的特征。 新经济史学一经诞生就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从开始时主要致力于对历史上的经济现象进行计量分析,迅速过渡到对于经济系统历史演变的理论构建,可以说,如今的新经济史学是一门以经济系统(及其置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系统)在历史维度下的发展与演进的全部内容作为自身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学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如今的新经济史学主要由三个部分的内容构成:以福格尔为代表的计量经济史学、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以格雷夫为代表的历史制度分析。 福格尔的计量经济史学与假设:演绎分析法 福格尔是计量经济史学的代表人物,致力于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经济史进行定量分析。由于计量分析依赖于数据,福格尔的首要贡献就体现在对经济史数据库的构建上。福格尔毕生致力于更正和补正历史档案数据,重建美国经济中重要经济指标的时间系列。但是,历史数据往往由于种种原因残缺不全,有些数据从未被搜集过,有些数据已经遗失。针对这个问题,福格尔创造性地运用了假设―演绎分析法。假设―演绎分析法也被称为反事实计量法,是指先假设出一种违背史实的条件,然后将在此条件下得到的结果与史实进行比较,从而得到该历史事件在经济增长史上所起到的作用的方法。 在福格尔之前,铁路对十九世纪美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一命题得到了广泛的承认。福格尔通过使用假设―演绎分析法,得出了与之不同的结论。在其所著《铁路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书当中,福格尔提出如果当时不发展铁路而发展运河的假设(这个假设明显是反史实的),在该假设下,通过运用计量模型进行计算,福格尔计算的结果是铁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超过3%,并进而得出了“铁路并不是绝对必要的”这样的结论。 福格尔对于假设―演绎方法的另一次著名应用是在其与恩戈尔曼合著的《不光彩的时代:美国的奴隶制经济》一书中对黑奴经济的研究。他先做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如果没有南北战争,奴隶制维持到1890年会怎么样?通过复原历史资料,福格尔发现当时奴隶的生产率比自由农高70%左右,高效率源自以奴隶为劳动力的大农场的组织方式。该书驳斥了有关奴隶制是无效率且无盈利的制度的传统观点,认为是政治力量而非经济力量导致了奴隶制的终结。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与静态均衡分析 (一)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是新经济史学福格尔之外的又一代表人物,他们二人曾因为对于新经济史学的贡献而于1993年共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与福格尔主要关注对历史进行计量研究不同,诺斯主要关注的是制度变迁。诺斯新经济史论的主线是制度、制度结构与制度变迁。制度是旨在约束理性人行为的一系列规则、程序和道德规范的统称,它规定了一种经济秩序以及这种秩序下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制度决定了受其约束的理性人能够得到的激励和收入。制度结构即制度框架,它静态地决定着经济系统的绩效,比如产量和分配情况。诺斯写道:“我把经济史的任务理解成为解释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和绩效”。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被打破的方式。在诺斯看来,制度变迁是经济能够实现长期增长的真正源泉。 在诺斯看来,制度和物质商品一样,其均衡同样取决于对它的供给和需求。制度(尤其是基本制度)的供给者是国家,国家同样具有理性人的特征;制度的需求者是具有理性的个人和团体,他们能够对所需要的制度进行理性的计算。如果在既定的制度结构下:首先各种资源所能带来的潜在收入全部实现;或者虽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但改变制度结构的预期成本超过预期收益,则可以认为制度结构处于均衡状态。当这种均衡状态无法继续保持时,就会发生制度变迁。 经济史论文:经济史研究的另一种视角 【摘要】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是一部有关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著作。其独特性在于从长时段的视角和经济学的背景中梳理了长达千年的中国经济史脉络。通过对该书内容及观点的初步考察,或许有益于为经济史研究的视角及方法提供新的启示。 【关键词】经济史研究;长时段;麦迪森风格 中图分类号:F09 一、作者及内容简介 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以下简称《长期表现》)一书是一部有关经济史方面的长时段的研究著作。其研究时段跨越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在当今的历史学研究中显为异类。而事实上,这或与作者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和从事工作相关。其本人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和从事工作均非历史学,而是经济学。而麦迪森最重要的工作或许就是曾担任了多国的经济政策顾问,这一点对其今后擅长宏观考察的学术风格有着很大的影响。他在导论中称:“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20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表现……今天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比以往远为重要的角色,而且它的重要性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在本书中,试图考察出现这种加速增长的原因和方式,从而理解中国未来增长的潜力。”①。 《长期表现》虽然年限跨度极长,却并非一本大部头的著作。全书除去导论,共有四章,每章述及一段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在第一章中,作者考察了宋朝作为集约型经济增长的例证,以及宋朝以后五百年的历史作为支持粗放性发展观点的一些依据。包括“从本质上探讨官僚行政管理体系如何在推动农业发展的同时,却抑制了其他方面的发展,以及它的制度架构如何限制了资本主义式的企业的发展,减少了国际贸易和知识交流的机会。”②而到了第二章,作者论述了晚清及民国两个时期中国经济相较于以前的衰退。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内乱造成人口减少了5000万,而中国在1890-1933年间实现的人均GDP上升7%也由于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半的解放战争“使得1952年的人均GDP退回到1890年的水平。”③在第三章作者论述了新中国的宏观经济记录、农村部门的经济表现、工业的政策与表现、服务业的表现、对外关系的变化及其财政和货币政策。作者指出:“在1952-1978年间,GDP增长了两倍,人均实际产出增长了82%,劳动生产率增长了58%。经济结构出现了转变。”而从1978-2003年间,中国的经济更是取得了“GDP增长将近7倍,劳动生产率增长了4倍。”④第四章中作者根据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情况,预测“中国可能在2015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⑤然而中国仍面临着包括能源与环境的紧张、地区间收入不平等、城乡收入差距、法制及私人财产权利的缺失等严重问题。在这四章后的附录中,作者又分别列举了中国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和农村副业的经济表现:1933-1995年;中国工业经济表现:1913-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规模;中国的人口与就业;对外贸易五方面的大量经济数据和表格。 二、观点评价及启示 关于麦迪森和他的著作,《长期表现》的译者伍晓鹰曾经用“麦迪森风格”一词对其进行了评价,认为“麦迪森风格”最大的特点“在于强调个别经济事件之间在当时历史和国际背景下的因果关系和它们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以系统地揭示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而不是逸闻趣事式地着重个别事件或人物的影响,更没有囿于任何有影响的学说或信仰。”⑥大体说来,麦迪森非常注重宏观的视角。这也就是为何其著作(如《世界经济千年史》)大多以相当长的时间跨度和广阔的空间跨度为研究对象。伍晓鹰还说到:“不知道是否有人思考过统计数字的饶有意味的性质:一方面,它可能被公认为是最枯燥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会使所有的说教黯然失色,苍白无力。历史可以被按照不同的需要编撰成绘声绘色的故事,只有可靠的数字可以使它恢复本来的面目。”⑦这里,伍晓鹰实际指出了麦迪森为何敢于进行如此宏观的研究的原因。因为相较于抽象模糊的文字,麦迪森是通过大量可靠具体的经济数据作为其研究的支撑,因此通过数据的比较和变化便得以获得相对客观的结论。 事实上,即使掌握大量严谨可靠的经济数据,也并不见得变能获得比文字更为客观公正的结论,这也正是麦迪森为何要费十分的心力在附录中重新检验和修正官方统计数据的原因。其实正如同历史学家即便掌握了反映历史真实的材料,但不同的解读和组合仍可能得出甚至全然相反的结论。《长期表现》更多仍然是借用了何炳棣、帕金斯、罗兹曼等人的研究,这似乎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大量严谨可靠的经济数据本身就非常不易搜寻。 但从另一方面而言,麦迪森长期的视角一定程度上也弥补材料不足的问题。正因为麦迪森所涉时间跨度极长,因而总可以获得几个关键时间点的数据,从而勾勒出了一幅人口增长图表,甚至很形象的反映出了增长的总体趋势。其实,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这样的宏观视角,确实有助于从宏观层面上把握一些在具体时段上缺乏材料的问题,正如李伯重先生所说:“要认识中国今天的经济奇迹,就必须对19世纪中期西方到来以前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作全面深入的检讨……只有从历史的长期发展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了解今天的中国经济奇迹。”⑧当我们从更长远的视角来观察时,或许更能获得一些平常无法获得的启发和认知。正如麦迪森的目标虽然是为了认知今日的中国经济和未来发展,但其研究却囊括了长远的过去。我想这正是麦迪森此书给予历史学最大的启发。 经济史论文:浅议高中经济史教学如何培养学生兴趣 高中历史新课改教科书加大了在经济史的方面的比重,使经济史成为独立的必修模块。应该说加强经济史的学习,有助于学生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更理解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脉络。但至新课改以来,把经济史独立编在一本教科书中又会使学生掌握起来颇感吃力,也使身在一线的高中历史老师感到经济史确实不好教,原因大致有如下三个: 其一,经济史的史实纷繁杂乱,学生学起来常常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恼; 其二,经济史尤其是越是离我们现时代比较远的史实,初中了解得比较少,学生比较陌生,也难以跟自己的生活挂起钩来,因此学起来比较枯燥; 其三,经济史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堆史实的堆砌,其实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由于许多文科生在读初中的时候,社会发展史掌握得也比较不好,因此要理解起来就比较吃力。 基于以上三个原因,高中生对经济史的学习往往感觉到繁、杂、难,一线老师们也感到经济史的教学枯燥无味,原理又过于抽象,因此也常常为此而苦恼。笔者从事高中历史教学十几年来,也时常思考如何在经济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兴趣,让课堂"活"起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老师能在历史课中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乐于学习,就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经过课改以来这些年的实践和探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帮助学生学习经济史,培养学生对学习经济史的兴趣。 1 注意梳理史实之间的逻辑关系,挖掘课本中的隐性知识,理顺历史的发展脉络 如《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这一课,是经济史中的重难点,该课讲述了中国古代从周到明清的土地制度演变,史实很多,但要让学生理解起来却也不那么容易,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如何从井田制到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演变,课本只是列了一些史料作为佐证,还牵涉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税制改革,如果我们的老师在课堂上没有讲透史料间的逻辑关系,学生读起课本的话还是感到一头雾水或者也是似懂非懂。为此笔者在课本表述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理解,整理出一条历史发展的事件逻辑链条: 铁器牛耕的出现(生产力的发展)个体家庭耕作逐步取代千耦其耘、人们耕作完井田后还能开垦荒地公田被抛荒、私田出现(公田要交贡赋缺乏积极性、私田不用)各国税制改革(不管公田私田都要交税)承认土地私有、刺激人们劳动积极性井田制瓦解、封建土地私有制形成,生产关系改变(有地个体小农交税,无地农民交租,租佃关系产生)。 这个逻辑链列出来后,一目了然。学生按照这个事件链加上老师的适当讲解,当场就能掌握这么一个较难理解的历史事件发展脉络。有理解,也就能把课本堆砌起来的史料化繁为简,记忆得到深化。 2 拓展课本知识尽量使史实与身边时事、生活联系起来 例如,在《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一课中有许多发明就跟我们现在的生活紧密相关。笔者在讲述引发英国工业革命的棉纺织业发展中,不仅梳理了人类服装布料的发展历程,从中国的麻布、丝绸到西方的呢绒、棉布和化纤布,而且还结合当代我们所穿各种衣服布料的优缺点,介绍了我们选择服装布料时应注意的事项,学生听起来才会感觉到历史就在他们身边。又如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子目,要理解起来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笔者在讲这个子目的时候,不仅讲述了人类货币发展的历史(贝壳、铜钱、白银、纸币),纸币赢得人们信任的价值依据,更主要是结合当前世界跟美元霸权和人民币汇改相关的时事,如煤炭和铁矿石谈判,我国是最大的煤炭出口国,又是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为什么不管出口和进口,中国都不能掌握定价权?华尔街引发的次贷危机为什么美国金融家闯出来祸却要全世界来帮他买单?而这一切都归于华尔街主导的美元霸权。将历史与时事结合理解,不仅使历史变得不再陌生,同时在拉近历史与现实距离的时候,学生就自热而然对历史有亲近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也随之增强了。 3 课堂上老师积极创设情境,让学生体验历史的味道 如《新潮冲击下的社会生活》一课,介绍了近代中国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的变化。该课趣味性较足,也跟我们身边的生活联系比较密切,为了加深学生对该课的印象,激发他们的兴趣,笔者在该课中设计了一些近代生活的情景: 在1916年的某一天,某个商人要从北京到上海洽谈生意,首先他在北京打电话给上海的朋友预约好到达的时间,然后穿上棉布做的中山装,坐火车到上海后,乘电车到外滩。当他到达外滩的公司时,已近日暮,看到大街上灯火通明。当天晚上他与上海的生意人一起去吃牛排,饭后就住在这个生意人自家的一座三层高的洋房里。第二天,他便搭乘飞机匆匆赶回北京。到达机场时,你的家仆开着一辆汽车把他接到家中。吃过晚餐后,他的妻子孩子们又热情地邀请他去看电影。闲聊中,他告诉妻子这次去上海洽谈的是一笔农业化肥的生意。如果做成,对方就通过邮局马上给自己汇款过来。 通过以上材料,复原当时中国社会的衣食住行,然后让学生判断以上场景哪些可能是真的,哪些不可能是真的。通过这样的情景创设、角色体验,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记忆得到提升,不仅调动课堂参与的积极性,还让他们感到历史不是冷冰冰的"事实刑场",而是活生生的生活,也就增强了他们学习历史的兴趣。 4 适当引导学生看一些历史课外书,也可以是一些专题纪录片 我们发现很多历史学习好的同学其实学得很轻松,他们真正花在历史单科学习的时间并不多,考出来的成绩却比经常在读、反复在读课本的同学好,这其中的原因难道仅仅是他们记忆力好吗?应该问题不在这,这种情况的发生绝大多数是因为这些同学从小阅读面宽,见识广博,理解力自然就强,理解力强也就记忆深刻。但对多数高中生而言,他们的学习时间节奏已经很紧凑,加上以前如果没有课外阅读的习惯,就很难啃大部头的名著和历史著作。因此我们老师在给学生推荐课外书目的时间是应该斟酌一下,既考虑知识性、 可读性,又应考虑有内涵有趣味。比如网络历史小说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等。电视纪录片可看《大国崛起》、《复兴之路》,还有老少皆宜的《百家讲坛》,这些都有助于学生理解历史,也培养他们对历史的兴趣。 5 开展研究性学习,让学生选择一些他们感兴趣的跟历史相关的课题 比如新课改以来,笔者曾经指导了一个研究性学习的课题是《中国古代一两白银相当于我们现在多少钱?》。这个课题名称原来是由一个对历史感兴趣的学生在课题讨论时当场提出的,笔者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回答,可笔者发现当这位同学问起这个问题时,其他同学都竖起了耳朵,可能由于课题名很吸引人,所以笔者就因势利导,经过讨论当场就定下这个课题。过后课题组的同学都很想了解到问题的答案,因此他们也都很积极投入到这个课题研究中。通过这个课题的研究,笔者发现凡是参加这个课题的同学,历史成绩普遍都有较大的提高。尤其是有两个女生本来是被动来参加这个组的研究性学习小组,平时的历史成绩很不理想,但通过这次研究,成绩上升特别快,原因就在于他们找到了学习历史的方法,领悟了历史的乐趣,因此历史对他们来说不再是枯燥的,而是"找到感觉了"。 以上五个方面的建议和做法是笔者在经济史的教学中思考总结出来的,其优秀就是一条,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加强历史教学的有效性。当然,老师给学生减负,老师自己反而是要加负,加负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在学"繁、杂、难"的经济史的时候,不再有畏难情绪,让学生感觉到经济史不再枯燥,更主要是有助于扩宽他们的视野,加深他们看待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又能让我们的学生真正做一个乐于学习的人,从而实现新课改的价值理念。 经济史论文:传统史家笔下的中国经济史 钱穆作为历史学家,其作品涉及经学史、史学史、哲学史、政治史、历史地理等分支领域,“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不过,稍显遗憾的是,在此前出版的著作中,我们未能看到钱氏关于经济史的系统论述。 实际上,钱穆有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史》,只不过它是以课堂讲稿为基础,后由学生根据笔记整理而成。 “经济”一词,在我国出现甚早,但多作“经世济民”之义。在古代,用来表达“经济”之义的词,是“食货”。故研究我国经济发展史,不得不读的,是各正史中的《食货志》与《通典・食货典》《通志・食货略》等文献。钱穆这本书的材料,亦多来源于此。 尽管《史记》中的《平准书》《河渠书》《货殖列传》已具备后世《食货志》之雏形,但真正将“食货”单撰一志,进行专题考察的,是班固的《汉书》。班固认为,“食”指的是生产范围内的事情,“货”则属于流通范围内的事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前者自以农业生产和田制为主,后者则以货币制度和手工业为主。 首创《食货志》,是班固的一大历史贡献,后世史书亦多遵循其例。自隋迄清,除欧阳修私修的《新五代史》外,历代正史都有《食货志》,这为后世考察中国历代经济带来了极大便利。 便利固然有了,但文献仍属浩瀚,而如何在众多资料中获得需要的史料,并从中筛选,最终成书,便是考验一位史家“史学”与“史识”的时候。钱穆在这本不到300页的书中,讲述了自上古至明清的经济及财政状况,既有通观全局的论述,又有微观细致的考证,大有“纵横古今”之气象。 所谓“纵”,即是他注重制度变化的传承性,将经济制度及财政政策的历史沿革梳理得非常清晰,如币制、田制、税制等,我们都可以从各个章节中轻松找到相关专题论述,进而单提出来,考察该项制度的发展史,甚至稍微扩展一下,即可成书;所谓“横”,则是他注重考察经济政策的制定与王朝之兴替、制度之行废、文化之盛衰、军力之强弱间的关系,能够在有限的篇幅内抓住要害,进行论述。 例如,在讲授三国时期的经济制度时,钱穆敏锐地发现这一时期最具时代特色的是屯田制度,将其分以曹魏前期、曹魏后期、孙吴、蜀汉四个专题加以评说。在这些专题中,钱穆细致考察了魏蜀吴三国屯田制度的缘起、发展,并与历史相结合,评价各国屯田之得失:曹魏屯田使得中原统一而稳定;东吴常将屯田赐与臣属,使屯田易于衰败;蜀汉自恃天府之国,屯田起步较晚,成效不著。读毕本节,读者自然会对魏国(西晋)能够统一全国在经济方面的因素,了然于胸。 值得一提的是,众所周知,《三国志》中并无《食货志》,故钱氏这一章节引用的材料,多散见于《三国志》《晋书》中。他对典籍的熟悉程度与“剪辑”史料的功力,可见一斑。 钱穆并非经济史专题研究者,而是具有“通史之才”的传统史家。故考察本书写作,与专题史学者相比,具有大视野、大气魄的长处,并且由于钱氏对材料的极大占有,故能做到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融会四部、举重若轻,进而切中肯綮,形象地对结论加以说明,以史实而非所谓的“逻辑”支撑论点。例如:讲井田制,他引用《诗经》《周礼》《左传》《孟子》;讲汉代制糖业,他引用《方言》《楚辞》《四民月令》《齐民要术》;讲唐代经济,他更是直接引用到李白、杜甫的诗作……要言之,钱氏特别善于从各种看似与经济史相关性不大的文献中发掘材料,见微知著,而这也恰恰是“通史之才”与“专史之才”的最大区别。 诚然,正如一些人批评的那样,钱穆不谙西方经济学原理,个别论断往往流于迂阔、偏狭,其写作手法、关注重点亦大体承袭了历代《食货志》等典籍。但长远来看,观念终将陈旧,方法亦会过时,唯有基于扎实材料得出的结论,才能历久弥坚。从《中国经济史》的体例与写作上看,其价值即在于,钱穆不是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讲经济史,而是站在整个历史的角度讲经济史。 经济史论文:从《新中国经济史》看改革开放的探索历程 【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指出,《新中国经济史(修订本)》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到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程,具体分为三个阶段。即:艰难的探索与成长阶段、改革开放的序曲阶段、改革开放的新篇章阶段。这三个阶段,反映着历史的积淀。尽管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但也不能忽视改革开放之前的艰难探索历程。 【关键词】 《新中国经济史》;改革开放;艰难探索;新篇章 苏星先生作为老一辈经济学家,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经过四十年的漫长积累,秉承实事求是的宗旨,写成了首部全面反映新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巨著《新中国经济史》。《新中国经济史》首次于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大庆之际出版,《新中国经济史(修订本)》于2007年出版。本书叙述了从新中国的诞生一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这段经济史。它具有经济研究的重要史料价值。熊彼特认为经济学分析的技术之一就是经济史,这是必备的经济学研究功底。有了经济史,有了翔实、丰富的史料,才能从中提炼出经济观点。《新中国经济史》的记述非常详细,很多资料来源于苏星先生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收集保存的一手资料。苏星先生力求用丰富的史料,让广大读者切身感受新中国经济史。 一、艰难的探索与成长 《新中国经济史》在新中国的诞生篇里,描述了中国人寻求救国真理的救国历程,到新中国建立时,是一幅经济薄弱的画卷,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也决定了以后发展的艰难。从社会主义改造到改革开放,这条路充满了荆棘、曲折,其间有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喜悦,也有的热情,更有十年的漩涡。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革命前辈的智慧在新中国的最初几十年中,都体现在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探索中。 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划分基线。在第一个时期,我国以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和计划经济作为社会变革的目标,向苏联的社会主义过渡,在1956年提前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后,单一的经济形式和计划经济并没有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发挥出它的优越性。在第二时期里,根据国家的大政方针,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国开始了从单一经济形式向多种经济形式转化和市场经济多元化发展,实行新的改革创新管理机制。在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我国在大力推进工业发展的同时对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是起到了推动的作用,终于让我们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建设的经济建设发展道路。 在新中国建立起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制度的完善程度是变化最快的一个时期。在短暂的几年时间里,平复中国大陆上动荡百年的战乱,又用三年的时间,从战后凌乱的废墟上逐渐建立新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逐步恢复经济建设,并且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距离。另一方面,这七年又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变化最剧烈的七年。 1958年是中国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我国摆脱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走中国自己经济建设道路的开始。而1978年,即在中国进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20年后,所经历的曲折、挫折、灾难、困惑,又开始孕育着一场新的探索。从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间,是中国共产党带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一五计划成功的喜悦开始,最后带着“”后的痛苦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困惑而结束的。就经济建设来说,这20年我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方封锁、中苏交恶的国际环境中,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除了在国防工业、尖端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外,还在改善基础设施、缩小沿海与内地差距方面取得很大成绩。总得来说,这个时期尽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算慢,但是经济建设是付出大于所得,挫折的痛苦多于成功的欢乐,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 二、改革开放的序曲阶段 改革开放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在这之前,可以从1972至1978年这段历史中看出,改革开放的序曲已经开始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序曲,是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的前奏,反映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内在驱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已经为新中国走向世界开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中国走向世界开拓了先行环境。从1976年12月到1977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一系列全国性的会议,目的是解决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使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正常。1977和1978年两年,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比较快。1978年7月到9月,国务院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问题,提出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冶金和化工部门计划大规模引进国外设备,拟建大量项目。在当时的国内条件下,政策并未充分符合现实,强调加快建设速度,加剧了原有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尽管如此,这样的思想还是反映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迫切要求。当时很多政府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的环境,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作了铺垫。历史是不断地成螺旋式发展的,是不断渐进的。这一转折时期的经济史也不容忽视。 三、改革开放的新篇章 在1979年之后,中国的发展速度就提升了很多,为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好的经济发展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书写了我国历史的新篇章。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30多年的经济改革,经历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国有企业从扩大经营自主权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经过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经过长期探索,我们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指明了方向。我国经济改革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了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其中包括:在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上,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既坚持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又坚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既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又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既注重提高效率,又注重实现公平;在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上,既促进国有资本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又保障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和发展壮大,既促进劳动力资源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又保障劳动者比较充分的就业和劳动关系的和谐;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既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又强调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走自主发展道路;在政府职能的改革上,既强调为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创造条件,又强调加强和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既坚持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权威性,又坚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改革方式上,既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大胆试验,又强调统筹兼顾、协调配套,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 一切当前的现状,反映着历史的积淀。苏星先生书写的《新中国经济史》,体现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不断改革探索的历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来之不易,经历了几代人的艰难探索。新中国走过的改革开放及其以前的路程,都需要从经济分析的角度进行分析。无论是社会主义改造,还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都需要用历史的视角看待。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不能忽视改革开放之前的艰难探索历程。 薛 睿(1984-)女,博士,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经济史论文:中国经济史中的人口发展与社会组织 提要人口数量的多寡往往决定着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进而也决定着不同社会组织形态和社会结构。人口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为了维持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中国古代就在广大农村建立了乡里基层组织,以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从而有效地组织生产和征收赋役。同时,受宗法观念以及社会分工与社会分配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形成等级明晰的阶级与阶层结构。 关键词:人口;社会组织;阶级结构 当前中国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更多地了解和学习一些经济的发展历史,以企在通古今经济之变的过程中获得教益,增强自身对复杂经济问题和理论的理性认识能力。 一、人口数量的发展 (一)人口数量增长的历史轨迹。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历代统治者往往将户口的多寡作为国力盛衰、社会治乱的重要标志。更为重要的是,户口是政府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对户口的统计和调查极为重要。 (二)人口数量增长的阶段与特点。中国传统社会人口的增长过程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商、周、秦至公元初西汉末年,人口增加到约6,000万人。 第二阶段:自东汉至8世纪中叶的盛唐,人口增加到约8,000余万人。 第三阶段:从中唐经五代,至北宋期间的12世纪初,人口突破1亿人,在13世纪初达到近2亿人。 第四阶段:明末清初人口的下降在17世纪初得到恢复,至19世纪中叶达到4.3亿人的高峰。 特点:1、人口自然增长缓慢;2、人口数量增长呈现大起大落的阶段性特征;3、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 二、社会组织与阶级结构 (一)家庭、宗族与聚落。家庭是基于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和收养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人口再生产的单位,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也是一种基本的经济生产单位。而宗族则是由若干个有父系血缘关系的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属于宗法社会,宗族血缘关系就构成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和主体。宗族作为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 (二)中国古代的宗族组织。殷商时宗族就已诞生,到周代宗法制度就相当完备和盛行,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建立自己的宗族组织。 周代宗法制度的特点是大小宗法制和分封制相结合,且大宗、小宗等级森严。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宗族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废除了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建立起中央集权制,这使固有的宗子宗族制不复存在,但在官僚体制下,一批世代为宦的官僚家族又逐步发展起来,经两汉时期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形成了士族宗族制。 东汉末年,豪族大姓已经空前膨胀,他们控制地方民众,左右中央政局。曹魏时代曾经推行强化政府对官员选拔的九品中正制,即郡置中正、州置大中正,中正由官吏兼任,其主要任务是评定人物,并以此作为政府用人的依据。 西晋政府还给予士族以一定的荫族、荫客以及免役等特权。士族以家庭为单位,拥有各种特权,中古时期尤受推崇。 东晋南朝时的谱牒之学极盛,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分辨族属支派分化之殊,以明亲疏贵贱、保障士族自身的特权为主旨。 宋代是我国宗族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即由门第等级型宗法制度向庶民型宗法制度过渡。 宋元时期宗族制的实践者主要是官僚士大夫阶层,到了明清时期才真正出现宗法理论庶民化,祭祖活动普及于民间。 清康熙九年(1671)颁布“上谕十六条”,前二条即为“敦孝第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以孝治天下的宗族政策十分明显。国家基层政权和族权渐趋合一,宗族逐步成为维系王朝统治的基层社会组织。 (三)聚落形态。一个血缘群体往往集中居住在一个点上,形成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这一现象自东汉以后已较为普遍。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这种聚族而居的风气更为盛行,清代张海珊在《聚民论》中说“今者强宗大姓所在多有,山东、西江左右以及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直到20世纪初,各地村落家族聚族的现象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观,可以说家族聚居是中国乡村居民的主要居住形式。 这种家族聚居的聚落形态是与特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相联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堡以及后来的山水寨等一般与社会动荡不安有关,宗族聚居便于保障本族人的安全,而承平之时的聚居则是受农耕经济、宗法观念的影响,这种聚族而居的聚落形态使得血缘与地缘达到统一,在增进宗族凝聚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宗族组织对族众的管理和控制,从而使家族组织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 (四)聚落与环境。聚落是人类聚居和生活的场所。聚落环境是人类有意识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创造出来的生存环境。早期人类的聚居地一般都选择在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比较优越、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地点。例如,我国陕西蓝田猿人的遗址,就在一条河流最高的阶地上,当时那里的气候温暖湿润,有较多的动物可供捕猎(仅考古发现被捕猎的动物种类就有42种)。随着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类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大,由热带、温带逐渐扩展至寒带,创造出各种形式的聚落环境。 综上所述,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的社会历史性决定了人与社会都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因此,需要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总体历史进程中考察人和社会,探讨人与社会交互作用、演化发展的规律性。聚落的外部形态、组合类型无不深深打上了当地地理环境的烙印。同时,聚落又是重要的文化景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风土民情等。当然,聚落也对地理环境和人类的经济活动发生作用,城市聚落对经济的发展和分布有着巨大的影响。人口数量的变化,往往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利用自然环境从事物质生产的能力。聚落作为人类适应、利用自然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 经济史论文:关于经济史教学中的若干思考 [摘要]经济史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史课程的学习能够给学生以思考、理解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方法,有利于经济专业学生史学思维的培养和完整知识结构的构建。然而,目前经济史教学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挑战,为此,应从经济史课程在经济学本科专业教学中的定位出发,从教材、教学方法等方面加以改革,以适应本科生的需要,提高教学的效果。 [关键词]经济史;教学;思考 [作者简介]侯燕,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经贸学院讲师,硕士,郑州450015 经济史是人类在一定时期经济活动的总称。作为经济学领域的一门基础学科,经济史研究的是以往的某个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历史。在教育部的规定中,将经济史课程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对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来说,通过对经济史的学习以及经济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的考察,可以为理解经济学理论和更好地探究经济发展规律提供历史学的方法,拓展其思路,也可以为其它应用学科的学习提供大量的经验和资料,对构建经济学学生的完整的知识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史的学科性质 经济史的研究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它不仅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的交叉,还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目前,经济史学科的设置存在两种体系,经济院系与历史院系都可以设置和教授经济史课程。但由于经济学中的经济史与历史学中的经济史对问题的研究方法、视角等有所不同,两者研究的侧重点以及研究结果的表现也存在着差异。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史与经济学和历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对大多数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对此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实际上,经济史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仅仅用经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仅仅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都是不够的,而是需要两种研究方法的有效结合,缺一不可。 1.与经济学的关系 有学者提出,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经济理论就是从历史的长河中凝练和抽象出来的,而任何的经济理论也离不开大量历史事实的验证。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诺斯曾指出:被认为是约束演进理论的经济史,不仅能解释过去的经济绩效,而且为现代社会学家提供了一个可以用以解释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绩效的日臻完备的框架…㈣”。 经济史研究的是以往某个时期的经济活动,探讨其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制度以及各种经济关系,并探索经济、社会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而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皇后的经济学是以人类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研究个人、组织和社会经济行为的学科。从研究对象上来讲,经济史与经济学大致相同。经济学研究中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是其两种基本的分析方法,而经济史可以看作是实证经济学的基础。经济史为现实经济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经验、事实,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其区别于西方的特色,因而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国经验的证实与证伪的检验。而经济史区别于一般历史研究的特点也在于经济史是运用经济理论去阐明经济规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具体作用。具体而言,是利用经济理论来考察历史上的经济活动,总结经验教训,供人们在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时借鉴和利用。 2.与历史学的关系 经济史与历史学的关系也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联系主要体现在经济史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两者的考察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比如两者都是考察以往的经济、社会状况和经济的发展轨迹等;在叙述方法上,两者都重视时序性,“用史料说话”的分析方法也是一致的。当然,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研究也存在较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者的任务不同,经济史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通过对经济理论的不断证实和证伪来推动经济学的发展,但这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却并非重点。再者,经济史需要在史学家的人性判断中,加入“经济人”的假设,因而两者研究的观念不同。此外,两者的研究方法也有差异,经济史在研究中一方面运用史学的方法和理论,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地借用经济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创新理论等和经济分析工具如数学模型、经济图表等来展开分析。 二、经济史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熊彼特曾说过,经济学家应该掌握三门知识,一是经济理论,二是统计学知识,三是经济史。如果三门中只能学习一门的话,情愿选择经济史,而放弃前两门。然而今天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经济史教学却越来越沦为经济学教学中的边缘学科。究其原因,既与当前全社会对于应用技能的重视和对基础学科教育的忽视有关,也与经济史课程的特点以及经济史研究与现实经济的脱节关系密切。可以说,在经济专业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并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心之一的今天,经济学专业的经济史教学面临更新的压力,也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经济史教学很难受到高校以及经济院系师生的重视,存在日益被边缘化的趋势。经济史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经济学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经济史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是经济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必备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素养。然而目前在全国众多高校的经济院系的教学中,开设经济史课程的还较少,而即便开设了类似课程的经济院系,大多数师生也是敷衍了事。 其次,经济史课程的师资培养不够,不能较好地适应经济学专业教学的需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史教学的效果。在学科设置上,经济学和历史学专业都可以独自地培养经济史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当然,由于两者各自所设置的培养方案以及知识结构的差异,不同学科培养出的师资在知识结构、研究方法、教学思路等方面也有所不同。经济学专业的经济史教师更倾向于利用经济理论、经济方法研究问题和教授学生,而历史学专业的经济史教师更倾向于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研究和教学。然而,无论是经济史的研究还是教学都需要两种方法的结合,而经济史课程的教学更需要同时具备两种知识结构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这些问题都给当前的经济史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挑战。 再次,缺乏适应本科生学习的较好的经济史教材。在目前国内经济史类的教材中,编年体体例的教材占了大多数,以中国近代经济史为例,大多数教材都将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的时间划分为清末、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抗战、解放战争等几个时期进行阐述。编年体体例的教材在史实的叙述和衔接上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但与现实经济的结合较少,也缺乏与本科生所学的经济学理论的联系,更未能很好地利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经济问题,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加上教材中的许多内容与中学历史教材多有雷同,因而在内容上很难吸引学生,不仅影响了教学效果,更严重的是使学生忽略了经济史与经济理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 三、对经济史教学中存在问题的思考 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根基,对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理解经济学理论与掌握经济发展的历史同样重要,而且,经济史的学习能够给学生以思考、理解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方法。比如熊彼特指出:我们知道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因而在考察经济史的过程中,势必会将某些并非是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原因体现出来,因此,它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而诺斯也曾指出:这些制度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建立和破坏,并不是发生在真空里,而是人民在历史上归结的机会和从价值准则中所引出的观念的结果。 具体而言,一是经济史教学的定位问题。在经济史教育教学方面,应当依据学生的不同层次采取不同的思路和教授的方法。对本科生教育而言,应以基础知识的学习为主,注重经济发展过程中基本史实的教授和经济发展历程的把握。而且对于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经济史的学习不仅仅在于掌握了多少经济史的知识,还在于培养其看待经济问题的另一种思路和史学的思维的培养,因而在教学中应注意引导学生运用历史的视角分析经济问题,并更加注重对于学生的史学研究方法的培养和学生素质的提高。 二是在教授内容的选择上要注重与经济理论结合,注重与现实经济问题相联系,提高学生的兴趣。在课程内容的安排方面,以专题的形式来讲授经济史中的相关内容更符合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特点,容易吸引学生,也能够更好地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相结合,并能适当地将目前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介绍给学生。以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为例,完全可以将其分为工业、农业、国际贸易、金融等专题来讲解,这样做既能区别于中学时所学习的经济史知识,提升大学学习的专业性,也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和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当然,在教材的选择上,也要注意与专题讲授课程的配套。目前,已经有学者在教材的编撰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如赵津在近代经济史的编撰中就撇开时间顺序的束缚,将近代109年的经济发展史的内容划分为工业、农业、金融、外贸、资源与人口、市场化、城市化、产业结构、政府职能、国民收入分配等12个专题。这种对经济史教材内容的设计与现实经济问题的关系更加紧密,更适合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也更容易给学生以研究方法和思路的启迪,提高教学效果。 三是注重思维方式的培养。对本科教育而言,注重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更是思维方式方法的培养。经济史是一门跨学科的课程,内容既涉及到如何运用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史,也涉及到如何运用历史的方法和视角来看待现实问题。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当今社会中遇到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历史累计而成的,而且任何经济问题的解释和解决都要受到政治的、社会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经济史的分析中势必会涉及到这些非经济的史实,因而在这方面,经济史可以为我们提供最好的方法去了解各种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比起具体的经济史知识的讲授,如何把史的方法和思维传授给学生更为重要。 四是采用教师讲授、课堂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趣味性。教师讲授是经济史教学中最基本的手段,但是偏重于大量资料的讲授很容易变成史料的堆砌,深度不够;而偏重于理论和方法的讲授又枯燥乏味,因而如何将两者有机结合对教师来说是一个考验。而采用课堂讨论,甚至是实践教学的形式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为学生选择适当的题目,要求学生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并运用经济理论分析问题,为今天提供借鉴。例如,当前中国经济正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也是学生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因而可以以历史上的几次经济危机为题目,带领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既可以让学生更深刻地接触历史资料,加深学习的印象,也能促进学生多角度地来看待历史问题和当前所面临的经济问题。 五是采用多种方式相结合考核学生的成绩。不同的考核方式侧重点不同,考试尤其是闭卷考试能够较好地考量学生对于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而论文的考查方式则更倾向于测试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和分析能力,检查学生笔记则能够对学生的日常学习起到较好的督促和检查的作用等等。因而应采用多种方式结合的办法来考核学生的最终成绩。当然,这里有个比例的问题。鉴于本科教育阶段的特点和经济史课程的考察重点在于学生的研究和思维方法的学习,笔者认为,应将论文作为主要的考核形式,并辅助以笔记检查、课堂表现考核等形式。这样做既可以兼顾到学生的平时表现。又可以使其主动查阅相关资料,并逐渐了解如何运用历史的方法来看待和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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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文化研究论文 1.作为一种新类型的课程 视觉文化研究课程带有学科的交叉性特点,这也是符合当今国际教育改革发展潮流的。因为目前的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即学科内部的专业划分过细,有的甚至在本专业内部也要划分出几个部分、阶段,并且各个专业恪守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不愿涉足到其他相关专业领域。这样做的结果,尽管可以把自己分内的专业问题研究得深入细致,但时间一长,极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导致视野狭窄而缺少宏观的见识。为了打破这种专业与学科的壁垒,国际教育界推出了一系列新兴的课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跨学科、跨专业,主张在一门课程中运用多门类知识来研究、解决问题。就文科而言,文化研究与视觉文化研究课程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具体来说,视觉文化研究课程的跨学科、跨专业特点表现在:它是以研究问题为优秀,这些问题一般不是关于所学学科的专业理论知识,而是当下现实社会出现的文化热点、文化事件,力求让学生学会运用多学科、多专业知识来透析、解决现实问题,也就是强调理论的实际运用。这一点就与传统授课方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这正如罗兰•巴特所指出的:“要从事交叉学科性的工作,确定一个科目(一个主题)并围绕着它设置两到三门科学,然而这还不够。交叉学科性的研究关键在于创造一个新的对象,这个对象不属于任何一门学科。”由于这种交叉性的特点,解读这些纷繁复杂的视觉文化现象与事件则需要借助诸种理论,如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就中文系学生的知识储备来说似乎很难承担起这一学科的学习任务。然而答案竟然是可以,因为他们所学过的文学理论知识就能胜任,这样的回答会使人感觉很困惑,为什么文学理论能够承当起阐释当下视觉文化现象的任务呢? 2.这是首先要给学生解释清楚的问题 概而言之,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理论,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传统的文学理论基本局限在文学的范围之内,基本问题是研究文学内部的发生、发展规律,如文学本质论、创作论、文学批评等,即便承认文学与社会存在紧密的关联,但主要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阐释社会背景对作家、作品的影响。而当下的文学理论由于受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双重影响,吸收进大量的非文学方面的理论,把符号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学科知识统统吸收进来,使得文学理论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自身的领域,在向后现代社会迈进的途中,文学理论就如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远远跃出自己的范围领域,积极参与社会的文化表意实践,把“文学场”置换成“文化场”,从而发挥其过去不可能发挥的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呈现出跨学科、跨文化的多元格局特征,研究对象几乎包含整个社会文化现象、文化事件的热点问题,在东西方世界的影响十分普遍。文学理论甚至有时被简称为理论,其含义即指其作用的广泛性。具体而言,当代文学理论的前沿部分主要包含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批评、后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文论、符号学批评、审美人类学、文化研究理论等,这些理论如何在视觉文化对象上灵活运用呢?这是视觉文化研究课程中最优秀的问题。比较好的教学方法是选择一些当代社会的经典个案来进行阐释分析,让学生注意什么样的个案应该用什么相关理论来解释,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举例来说,在分析《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罗拉快跑》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电影时,可引导学生回忆文学理论课程中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理论的内容部分,并加以适当补充,进而介绍什么是后现代艺术,它的特点有哪些,与现代主义艺术、传统艺术的区别,后现代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有哪些等。这样学习之后,学生不但对后现代艺术与理论有了基本的认识,而且还把现代主义、传统艺术都联系起来,对整个艺术史都有一个初步的把握,扩展了知识量。在介绍摄影与绘画的区别时,可以运用德国理论家本雅明的“灵韵”理论来讲解从手工业到机械大工业的时代变化,进而带来绘画艺术的衰落与摄影艺术的兴起。也可以运用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理论来解析一张黑人少年向法国国旗敬礼照片的深层含义,白人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心理的影响可以从这张照片见出。教师还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来讲授,比如在阐释大家都关心的时尚潮流文化现象时,围绕时尚与认同这一主题,来分析中产阶级的小资情调,并以村上春树作品的流行现象为个案,详细解读中产阶级的形成条件,及其在观念、行为、物质以及生活方式上所具有的特征,使学生对未来可能的生活状态有一个预先的理解。由于一个成熟的消费社会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而中产阶级又是指有文化修养,受过高等教育,至少掌握一门外语,经济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是城市人群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品质,都市化的浪漫情调都会对城市中的其他群体产生广泛的影响,又因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就是大学生,他们代表着未来与希望,所以讨论时尚、认同、小资情调这些问题对大学生们是十分必要的,能够使他们明确人生观与世界观。在对此类问题解读的过程中,主要运用的是齐美尔、波德里亚、罗兰•巴特等人的消费社会理论。 3.再以大学生普遍爱穿的牛仔裤流行风为例 解读其背后所包含的文化含义,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主体性的反思,即区分出自我与他者,从而明确自我是在社会中的独特存在;第二是归属感的要求,即从文化、信仰、共同体三方面来确定自我所归属的何种文化、何种信仰、何种社群共同体;第三是社会文化的整体层面,即从性别、族裔、种族、阶级、国家来分析个体自我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在此主要运用的有德国齐美尔的时尚社会学与罗兰•巴特的时尚符号学理论,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后殖民批评理论等。当学生们平时十分熟悉的视觉文化个案逐渐显示出背后那些丰富而复杂的含义之后,学生会非常震惊,进而对所学的文学理论产生深深的敬意,深入学习的劲头更足了。除了在课堂上讲授理论之外,在课堂教学中也应注意教会学生学以致用,把刚刚学到的新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例如讲授完戏仿、拼贴、反讽、真人与动漫的混搭、开放式结尾等后现代艺术手法后,就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如指导学生做后现代风格的拼贴艺术作品,可以用数码相机给每一位上课的学生照张标准相,然后将照片全部粘贴在一块比较大的白纸板上,这样做出来的效果的确与单张相片不同,看起来制作很简单,但却准确地展现出后现代艺术的特征来,学生很快就能领会。再如鼓励爱好文学写作的学生写一个后现代开放式结尾的短篇小说,来与传统封闭式结尾的小说作比较,明确传统小说的必然性特征,并体会可能性这个后现代小说的特征,从而对“文学的可能性”这一根本问题有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以上的例子可以说明,视觉文化与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确,在日常生活审美化日益普及的今天,在影像虚拟景观越来越充斥我们生活世界的今天,文学要想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跟上时代的巨变,调整自身的生存策略,走与视觉文化联姻的道路,避免自说自话,避免沦为小众文化,这也许是文学在当下的最现实的出路。把文学理论与当代视觉文化相结合,可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理论来分析和把握现实的能力,拓宽学生的文学与文化视野,并且为文学突破“文学的边缘化”困境寻找出一条现实的出路,实现文学与影视、广告、摄影、流行文化等的联姻,让文科学生恢复对文学的自信。 作者:金哲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之政治思想论文 一、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并不过时 教学中应当强调这一理论的经典意义,并用它来说明文艺的实践运动。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书中说:“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一卷648页)列宁这段经典论述的精神无非是一句话:无产阶级的文学应当成为社会事业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文学艺术是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应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那些主张“文艺的本性是审美”的人,那些认定文艺活动仅仅是人的主体性行动而否定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经济关系的理论家们,对列宁和文学党性原则大唱反调,在他们看来,文艺的根本使命只是“在想象和情感的虚构的形象世界中领悟人生之幽邃”。而所谓“人生之幽邃”的内涵,乃是在“人性描写深度和艺术感染力方面”。根据这一标准,他们把《白毛女》、《松花江上》这样优秀的作品,判定为“将文艺等于政治”的非真正艺术品(见《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历史无可避免》)。其实,这种理论并不新鲜,它只是三十年代梁实秋等人主张的“文艺人性论”的翻版而已,而那种理论在当时就已经被鲁迅驳得体无完肤了。文艺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给社会生活一定的影响,这是早已为人类数千年的文艺实践运动所证明,凡是历史上优秀的文艺作品,无一不是反映了先进人物的社会实践和思想。同时,无一不是对社会发展中最进步的阶级的肯定。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应反映人民的生活,帮助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列宁关于文学党性原则对于一切进步的作家都具有指导作用。列宁主张文艺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同时主张文艺本身应有独立自由活动的广阔天地。他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是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选集》一卷664页)在这里,列宁主义充分估计到文学事业的特殊性,反对这个领域中的公式主义。在教学中,列宁文学党性原则的两个方面的观点,应当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把它贯穿于理论的各个方面。笔者在多年教学中,认为蔡仪同志主编的《文学概论》及暨大、华东师大等院校出版的《文学理论》,都是思想性和知识性较好的书,其始终把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作为专节论述,而且全部理论都贯穿了这一精神。近几年出版的部分教材,未把文学的党性原则写进去,明显地淡化了这门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编写教材关系到争夺无产阶级思想阵地的大事,不能不严肃认真对待,编写教材如此,教学亦如此。文学理论教师本身就应当加强党性的修养和锻炼。 二、消除和防止崇洋偏见,弘扬祖国传统文学理论遗产,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意识 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高等教育不可忽视的任务。文学理论这门课程的教学,也应有这项教育任务在内。文学理论这门课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中国大学才开设的。最初全国各主要大学采用的教材,都是苏联专家依•萨•毕达可夫所著的《文艺学引论》。目前,文学理论的教材多至几十种,其中多数模式和体系基本上尚未跳出依•萨•毕达可夫教材的范围。应当指出,毕达可夫教材体系有它的合理性,主要是它的内容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当然其中也不免有庸俗社会学的成分,但非主要的),但由于它过于洋化,是一种舶来品,对于我们的国情并不十分适合。近年来编写出版的一些教材,力图在传统上有所突破,其中虽然也确实有独到的理论创见,但其中很多无非是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系统论、主体论、信息论,或弗洛伊德的性欲论之类的东西。当然,借鉴外国人的理论,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更应当打开闭锁的大门,把世界上一切进步的、于我们有益的东西“拿过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为人民群众享用。然而,借鉴外来的东西,不仅在质上要严格考究它的精华与糟粕,而且在量上应有一定的界定。因为一个民族,无论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一个民族自身的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它自己的内部,外来的因素只是提供一种条件。我们华夏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的文化遗产。仅仅是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就论述了各种文章,主要是文学与社会的、历史的、自然的、哲学的各种关系,并对文学的各种体裁的特点作了理论说明,对于文学的创作、文学的技巧、文学的鉴赏、文学语言修辞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其他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蝾的《诗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李清照的《论词》,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记》,刘熙载的《艺概》,等等,举不胜举,都是古典文论中最优秀的理论遗产,完全可以继承和发展。当然,文学理论不是文艺批评史,无须一一介绍古代的文学遗产。然而,既然我们自己有这么丰富的遗产,为什么不能把它们的主要精华融汇在文学理论教材中呢?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新民主主义论》)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整个民族的综合素质,从当前的实际出发,特别要努力激发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热情,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自强不息的民族信心,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为实现中国梦教书育人。因此,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弘扬民族的古典文论精华,使学生认识到在文学理论方面,我们祖先的成就并不下于西力,从这方面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爱我中华传统的爱国意识,不仅是在思想教育方面是必要的,就是在理论知识的传授方面,而且是必须且有益的。 三、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时,要尽量联系历史上和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中的进步文艺思潮和进步文艺作品,特别要突出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以此使学生受到进步思想潜移默化的熏陶 在文学理论教学中,与其他理论课一样,应当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应当用文学创作的实践情况说明理论,其中离不开具体文学作品的举例,这种举例,应当充分考虑到作品的思想教育的实际效果,进行有目的、有选择地举例。我们不能否认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我们只是承认这种教育作用有其特殊性,它是通过文学的艺术审美作用,潜移默化地对人的思想、道德情操起到熏陶作用。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存在各式各样的作品,历史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过的巨匠的名著,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然而,正如高尔基所说的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秀的作家,产生了大量的闪耀着伟大革命思想的文学作品。诸如中国鲁迅的小说、杂文,茅盾的《子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郭沫若、艾青、臧克家、闻一多的诗,等等,外国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绞刑架下的报告》、《真正的人》、《党的生活》,等等,都是不朽的名著,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出类拔萃的。令人遗憾的是,在近年来文学理论教学中,许多教师并不热衷于现代和当代的无产阶级的作品,而在许多人身上,厚古薄今、重洋轻中的现象很严重,西方的现代派、象征派、荒诞派,以一种特殊的优势,冲击着革命的文学家和作品。当然,我们也不一概排斥上述这些文学流派和作家。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评赞这些流派和作家作品。就拿徐志摩来说,他的诗,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压抑与苦闷,感情比较真实,诗味也浓,也体现了形式美,在文学史上有它一定的位置。然而,作为当时右翼小资产阶级代表的徐志摩,他作为《新月社》的负责人,对于当时蓬勃掀起的革命文学持攻击否定态度,这又是不能不严肃指出并予以批判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竟然把他的诗当做现代诗歌的代表,并且将他凌驾于郭沫若、鲁迅之上,岂非天大的笑话。而这当中、不能不说与教学有相当的关系,教师对于教育事业和学生,应当有强烈的责任感。对于作家作品的介绍与评价,应当从教育学生,有益于发展学生身心健康的实际效果出发,慎重对待,科学评价,决不能任意、不加选择地举例,甚至颠倒了美丑,给教育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文学理论是一门思想性、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在教学中如何把思想性和知识性统一起来,是艰巨的任务。在这里,正人必须立己。教师加强在文学理论和思想立场方面的修养,乃是决定性的一环。青年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新曲,历史地落在当代青年肩上。教师要把他们教育培养成为国家栋梁,勇敢承担重任。 作者:何先慧 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教学与学位论文写作分析 摘要: 中文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的写作普遍存在质量低下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开设《学位论文写作》课程,给学生以相应的理论知识,但同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这要在本课程知识教学的同时,有针对性地从理念转变、理论储备、文学作品写作、短文评析、长文试写等方面作出教学设计。 关键词: 文学理论;教学;学位论文;写作实践 一、学位论文写作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对于本科毕业生是否需要学位论文写作,一段时期以来一直是有争议的,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人才培养要求、学生能力、学生就业压力等方面。要求废止的意见认为,对学生的理论水平要求不应过高,只要学生把大学学习期间应修的课程学分修够,就应当允许其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相对于停废的呼吁,坚持继续保留的呼声更大,他们认为对本科生的教育是一种学历教育,根据国家1982年学位制度的有关规定,凡申请学位者都要提交学位论文,学生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申请的学位应在提交学位论文并经过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这一看法在国内很多高校中被认可,因此,就目前而言,绝大部分高校仍然都有毕业论文(设计)的要求。但毋庸讳言,本科生在学位论文写作上存在很多问题,这既表现在选题、论证以及结构等大的方面,也表现在题目名称、叙述方式、语言表达乃至标点符号等细微方面。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一般而论,主要是以下几点:一是对毕业论文写作(设计)的认识存在误区。学校和教师未能深刻认识到毕业论文在本科教学中的地位,大部分学生和一些老师都认为毕业论文可有可无。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学生没有尽心尽力去写作,指导教师在指导过程中也没有足够重视,有的教师只重视所带的硕士生,而忽视对本科生的指导,有些学校的某些专业存在一个老师指导十多个学生的现象,自然也拿不出应有的时间和精力去认真负责地指导。二是随着高校就业形势的严峻,毕业生忙于考研或找工作,用于写作毕业论文的时间和精力较少。三是写作课教学内容缺失。中文专业的写作课所讲内容多为应用文,而应用文中缺少学位论文写作这一内容,即使有这一内容,也是和其它公文写作一样仅仅是其中的一节,课堂上一笔带过,不可能展开来认真细致地讲解。更有甚者,一些学校在培养方案中没有写作课程,学生写作理论更是无处可得。另外,在大学学习期间,课程论文、学年论文等给学生布置得较少甚至没有,他们的社会实践报告和毕业实习报告等大多都是在网上粘贴拼凑的,写作训练几乎得不到实现。凡此种种导致了学生学位论文质量的低下。 二、《文学理论》教学与论文写作 受传统教学理念和既往教学模式的影响,毕业论文写作很少像专业基础课一样受到重视,教师也很少在基础课教学中有意识地渗透写作知识,即使是写作课程亦如上文所述,也没有加重学位论文写作的教学内容。对于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学生只要了解作品,背背笔记,就基本可以保障考试及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毕业论文写作和其它专业课程教学之间的内在衔接。我们认为,文科专业特别是中文专业,学位论文的写作与专业基础课之间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写作》课程自不待说,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本身就是作家作品讲析,而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也是语言方面的理论探讨、语法讲解和语感训练,这些都完全可以与论文写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专业课知识的掌握与理论思维训练和写作实践有效地统一起来,这就看授课教师有没有这样的意识。而在所有专业基础课中,《文学理论》与学位论文写作的关系更为切近。就中文类毕业论文的主要方向类别而言,学生写作主要是文学类选题,如作家评介、作品评介、作家与作品、作品与社会、作品与读者、文体风格研究、人物命运研究、人物性格研究、语言风格研究、人物心理与作者心理、作品所反映出的人性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种族和宗教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文论所包含的内容,必须以文学理论的相关知识来构思写作的。因而依据文论课程所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有计划地把写作教学同步起来,把相关知识渗透在全部学习过程当中,就会收到较好的效果。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样的教学设想呢?我们认为,应当采用如下基本方法。 (一)更新理念: 改变学生学习习惯在教授这一课程之初,要用至少两节课时的时间给学生灌输一种与高中时期不同的学习理念,要求学生尽可能地树立大学学习的新习惯———研究性学习。让学生做到三个转移: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文论课程的开设一般是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或二年级,这期间,学生的学习习惯还没有从中学应试教育的轨道上走出来,而一些大学里的奖学金制度的设置也使得唯分是图的学习目标不能及时改变。因此,有必要对学生的学习理念进行一次变革,尽管这种变革是不可能彻底的,但却是必须的。中学生的学习目的是应付各种各类的考试,尤其是应付升学考试,这就养成了一种应试学习习惯,只注意要考试的内容,在学习方法上多是死记硬背。对于这样的学生,革除应试教育的不假思索、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学习习惯,提倡自主研究性学习就是一项非常重要、非常及时的任务。我赞成我的老师张玉能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大学教师不去改变初入大学的学生的学习习惯,那么中小学所养成的应试教育的学习习惯会以极大的惯性力量把这些中文系大学生保留在旧有的应试教育学习的轨道上,对学过的知识只是死记硬背,自己不思考、不质疑、不辨析,那么,研究型、创新型的人才是难以产生的。[1]同样,以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和评论写作能力为旨归的学习习惯也是培养不起来的。因此,必须通过教育教导,让学生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 (二)同步教学: 实行的基本思路与步骤文学理论课程的基本内容是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文学接受论、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思潮等。[2]根据这些内容,在两个学期的时间内,在教授全部知识内容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渗透论文写作。可以分为以下几步: 1.理论储备。 按照一学期十六周计算,拿出来九周时间教授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这三部分内容。这三部分的学习目标是,使学生掌握有关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懂得文学基本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树立科学的艺术观和审美观。在这些理论当中,有些是学生在中学时略知一二的,如文学形态体裁等;有些是学生所不知道的,像文学艺术的起源、文本的层次划分等。这些理论的储备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构建学生的文学理论系统,在理论自觉的层面上接受和解读具体作品。如文本层次理论,过去在中学时期,语文老师在讲解课文时也会从艺术特色、中心思想等方面来描述,但这是笼统而不明晰的,在文论课程中深入了解语言层、形象层和意蕴层之后,学生就有了剖析任何一种文本的理论指导,有了实际操作的可能性。但仅仅课本理论是不够的,理论储备还要在课外同时进行,主要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指定书目,阅读中西方文论原著,每周做出读书笔记。第二,课堂前讲述与课堂外讨论相结合。即前一节课下课时布置任务,指定学生在下一节课上课前讲述自己的见解。第三,组织课外学习小组、举办小型学术讲座等。学术讲座主要邀请院系其他文学理论教师和现当代文学老师,每周一次。 2.文学创作。 用至少四周时间来讲授“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这两个章节,该章节学习目标是让学生能够深刻系统地了解作家的创作过程。在讲授课程中,要对创作过程的三个阶段逐一细致讲解,对素材准备、艺术构思以及物化阶段都要讲述较多的作家案例,让学生在具体案例中去除对于创作的神秘感,意识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学的创作者。在讲授完这些理论知识后,给学生布置作业,每人写一篇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均可,然后在下一节课堂上展示,好的作品给予表扬,并推荐到学校文学社团的杂志、校报的副刊或者其它高一级的刊物上,积极鼓励学生进行文学创作,并以此为契机在班级建立“文学创作者”小组,以他们为优秀把活动持久地开展下去。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培养未来的作家,而是让学生多练笔,熟悉写作的路数,从敢写到会写,再到想写、爱写,一步步建树他们写作的信心和兴趣。3.短文评析。这一步骤是在第二学期进行。与“文学接受论”教学内容同步,在经历了上一学期的学习和写作实践后,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储备和文学作品的写作经验,在此前提下,讲授“文学作品的接受”,指导他们欣赏和品评文学作品,打好小论文写作的理论基础。小论文写作应当从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和热播电影等文学体裁开始,选取小的角度,从某一方面切入评析。如清人李调元《咏麻雀》诗歌的生命不平等意识、刘庆邦短篇小说《小小的船》的人性美、电影《高考1977》观后感等,要求在1000字左右。在写作之前,教师要首先选择一些好的赏析文章,复印后分发给学生,让他们认真阅读,结合所学理论,熟悉掌握写作格式,使用合适的文学理论术语,尽量学术化。这一阶段应在本学期第三周后进行,时间约为两周。 4.长文写作实践。 这一阶段一般放在第二学期的第六到十一周。首先详细讲授“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文学思潮论”这些章节的内容,把形式主义批评、道德批评、新历史批评、性别观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社会学批评、神话批评、读者反应批评以及马克思主义批评、解释学、文化批评等具体内容讲解详细,着重教授批评的基本操作方式。如道德批评就是要阐释和评价文学文本的道德内容、考察作家与文本创作的道德关系、考察文本对读者的道德影响等。这些理论知识讲述完后,在第十二周让学生尝试写作长文。所谓长文,是与前期进行的短文评析相对而言的。这一阶段的写作要求学生在业已掌握短小评论文章写作的基础上,在观点提炼、题目审定、结构安排等方面作出突破,这也就要求文章字数要达到三到五千甚至更多。实际上就是学位论文写作的小型排练,写的好的话就是他们毕业论文的雏形。除了掌握以上的理论批评的基本原理外,每一种批评模式都要给出批评案例,让学生认真阅读体会,搞清楚其论证的内在逻辑思路,了解掌握基本架构,然后还要在写作上进行专门指导,帮助学生制定写作的步骤:了解对象———选点切入———确定要旨———布局安排———力求创见等。刚开始可以用命题作文的形式来启发学生,如《论席慕蓉诗歌的陌生化表达》《刘庆邦小说的儿童视角》《论路遥小说的苦难意识》《儒家思想在周大新小说中的体现》《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论“本事”与“情节”的关系》《论昆德拉的小说理论》《论赫什的“意义”与“意味”》等等,但不强制要求一定是本题目,学生可以举一反三,自己命题,自由写作。这一时间约为三周,通过三周的练习,学生要写出一至两篇文章。 (三)必要的延伸措施: 及时反馈评论必须说明,无论在文学作品写作,还是短文评析、长文写作期间,反馈评价机制要一直跟上。在学生写作后,教师要及时批阅学生文章,开始之时,应全部阅读,逐一写出评语,并在课堂上讲评,指出普遍存在的问题,给出解决的方法。这当然是一个费时费力的工作,但教师一定要认真对待,不可敷衍,否则会伤害学生的积极性,使课程改革试验起不到预设的效果。一段时间后,可以采用学生自评和互评的方式,而这里,学生互评的效果会更好。 三、不足之处与应对措施 毫无疑问,光靠专业课教学来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是不够的,这只是一种辅助方式,要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是要开设学位写作课程。这一课程可以在三年级第二学期进行,应由写作经验较为丰富的教师来授课。那么,包括中文专业在内的文科本科学生的学位论文写作指导应当教授什么内容、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呢?根据笔者的经验,课程内容应在查阅过去毕业学生的学位论文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并向学生做出调查询问的基础上设置。一般来说,主要是:(一)理论知识的讲解。这包括1.对毕业论文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2.了解论文类型和题目类别。3.选题的原则和方法。4.材料的搜集与整合。5.大纲与开题报告的写作。6.具体论文的写作与修改。7.格式规范。8.答辩准备等。(二)学位论文范文讲析。(三)实际练习。以训练学生列提纲为主要方法。 (四)讨论反馈等内容。 但也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有所删减,有所突出。总之,针对学生写作水平不高的现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进而整体性地提高毕业生学位论文的质量。 作者:石长平 单位:许昌学院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古代文学理论发展论文 (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和思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句出自《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可以看出,“乐”与“淫”、“哀”与“伤”是两对相近的词,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乐”至极为“淫”,“哀”至极则是“伤”;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则是讲感情不能太过,要适中,也就是后世所总结为的中和。当然,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这里的《关雎》不仅仅就《关雎》这一首诗而言,这里的《关雎》应该包括整个“诗三百”,只不过《诗经》之首的《诗经》表现得更加明显罢了,正所谓“哀乐并举,亦可使人体悟到一种性情之正,有超乎哀与乐之上者”。这种中和对应的正是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先进》),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也多有体现,所谓“允执其中”(《尧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即是如此,至于“礼,与其奢也,宁简;丧,与其易也,宁蹙”(《八佾》),“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虽看似有点不得已而言之,但其实还是体现了一种中和思想,后世对于文学思想的很多评论也延续了这种“A而不A”或“A而不B”的评判方法。这种中和思想发挥到一种极致,便成为了中正乃至纯正的思想了,这就涉及到对于《诗经》思想的解读了。 (二)思无邪———善?真?《论语》中的“思无邪”出自《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三个字本是《诗经•鲁颂•驹》:“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的一句。一般认为“思无邪”是说《诗经》的思想纯正,后世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不惜歪曲《诗经》中的某些篇章,譬如《毛诗序》将《关雎》一诗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即是此例。这种说法被引申开,即是说《诗经》中的诗意在劝善而惩恶。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诗经》中的“思无邪”本来是在歌咏马,马岂有邪正?而且,“祛祛”,是强健貌,而“徂”是行义;所谓“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说的是马直路行走;而其中的“思无邪”的“思”只是语助词,没有意思,“无邪”乃直义。也就是说“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丑男怨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饰,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台湾学者李炳南和唐瑜凌等人也认同这种说法,并且认为“邪”字念“虚”音。这样看来,将“思无邪”理解为思想纯正,大概并没有真正把“思”作一个助词来看待,但是这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读。这两种解释,一种偏向于思想的纯正,一种偏向于内容的真实。如果原意正是后者,那么,孔子在整部《论语》中不仅探讨了美与善的关系(所谓《八佾》中“尽善矣,又尽善也”所言),还探讨了真的问题。 孔子直接探讨《诗经》的言论其实不多,不过他与门人子弟对于《诗经》中诗句的问答以及其他一些与文学有关的言论则对于后世的影响较为深远,远远甚于孔子对于《诗经》解读的影响。 (一)实用上的断章取义《论语•八佾》篇中有言:“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诗经》中本无“素以为绚兮”句,子夏所说的几句是描述一个美女的,但孔子认为,一个纯洁的女子要先知礼才是真美。②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这章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澳》)来解释“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所谓“精益求精”。而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也意在让伯鱼(孔子的儿子孔鲤)领悟诗意而早点结婚生子,含蓄地运用了《周南》《召南》多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表层意义。可以看出,孔子以《诗》为修身之具,与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一样,是可以离开全诗的本来意义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加以发挥的。诚然,“唯其因为目的在于应用,所以孔门言诗往往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甚至只是作为一种语言材料来运用,阐说的对象和原诗的本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就开了后来经学家任意曲解诗义的先河”。后来的孟子虽然提倡“以意逆志”,其实也还是不免断章取义。而这种断章取义,在后世对于“经”的解读上显得更加显明,《诗大序》将《诗经》解读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怨刺功能即是此例,这种解读与孔孟为我所用的思想虽然不无继承关系,但是后者显然是一种歪曲,与孔孟的实用观相差甚远。 (二)寻章摘句所谓断章取义,可以说就是按照具体环境对诗歌的意思进行解读的意思,这在春秋时代比较普遍,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譬如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奔奔》以表达对于郑伯的不满,而原诗却是卫人讽刺其君上宣姜的荒淫无耻,显然,这里赋予了诗本没有的意思。而这种断章取义如果走向另一面,就是一种“寻章摘句”了。所谓“寻章摘句”,就是用摘取诗中的一些语句来对诗歌进行概括,当然,这种摘句,很可能运用了原诗句的意思,也很可能在对原诗句进行了改造,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只“突出了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从而形成不同的关注重心”。《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如上文所言,“思无邪”出自《诗经》,孔子用这三个字来概括《诗经》,很可能是在说《诗经》的思想纯正,也可能是在说《诗经》内容的真实;如果是前者,显然是在对原诗句进行改造,而后者则符合原诗句的意思。无论怎样,我们将这种摘句的传统归之于孔子,虽然显得唐突,但是仍然不无道理,因为后世的解经者或文学家都在先圣那里找到依据,以作为自己突破的勇气和决心。这在下面的德言之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德言之论所谓德言之论,出自《论语•子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种言论当然有轻言论重道德的意思,其实儒家的经典大都有这种倾向,譬如《左传》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就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的后面。这种重德轻言的思想为历来的治经者所接受,但是,将德言之辨提上日程却始于文道之争。“言”在渐渐演化中,成为了一个与“文”相提并论的概念;“道”本来是指前辈先哲们的大道,荀子、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即是如此,即使在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那里,其实还是在说先辈们的大道。不过在韩门弟子,即古文运动的继承者那里,则渐渐发生了分歧,本来在韩愈那里文道并重的思想分化为两派:一派重道,一派重文。重道的一派将古文道统与儒家道统合二为一,仁义与文章合二为一了,自然也就是提倡“有德”在先,即“有德者必有言”。宋代的道学家更是使其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朱熹虽然也重德轻文,但是他却对于“有德者必有言”表示怀疑。这涉及到文统与道统的关系等等。但如果引申言之,则可以发现,这个德言之论其实与人品—文品之辨有所重合,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其实,这个话题又牵涉到文质的问题。 (四)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本质。胜,多。文,是文采。野,包咸注:“如野人”。史,古注有两层意思:史书,史官。这句话的意思是:本质多于文采,则如野人,文采多于本质,则如史书。史书乃史官所写,不免有所偏废或言过其实。子贡也说过类似的话:“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这两处的意思本来与文学没有太大联系,不过后来被引入文学中,譬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就将文质与文章的内容—形式等同起来。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还是谈及到了内容形式的问题。比如“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不过孔子所说的“辞”到底还是偏重于政治外交辞令,几乎不涉及文学,并且这句话看起来说的是那样轻巧;即使《左传》中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也一样不属于文学,但是对于内容和形式并重的观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孔子之后,却有许多学者将“文质”“辞达”纳入到文学体系内进行阐释。 (五)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商朝的贤大夫。孔子自言只述而不作,《论语》即是秉持这种宗旨的结果,即使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不得已而作。孔子和老子都有一种向往恢复到古代那种社会的情结,孔子是想恢复到礼乐文化昌盛的西周时代,老子向往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其实,这都是一种复古的念头。这种复古的思想,其实在后来愈演愈烈:对于新鲜事物进行打压,而对于古代的东西都一味推崇。可是,新出现的事物,经过一段时间或历史,也还是会变成“古”的,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对于新的事物保持距离,使得人们无法认清新事物的优缺点;而几乎全盘接受旧的事物,也就把旧事物的一切视为精髓或营养而吸收掉,这就导致中国文学缺少当下的反思。这种复古思想历代都有,越接近封建社会晚期,这种思想也就越突出,比如明朝的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秦汉派等即是如此。而与这种思想相关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是古非今,历代都出现过这种声音,譬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在谈到文章流变时就认为今不如古,前胜于后。 (六)升堂入室所谓《论语》中的“升堂入室”,出自《先进》篇:“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其实无关文学,孔子只是在说子路入道虽然还不够深入,但是已经不浅,叫门人子弟不得小觑了子路。后来的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曹植陈思王时曾这样说道:“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钟嵘直接将孔子的“升堂入室”运用到对于人物的评论上来。唐朝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的诗人分为六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五等,虽有偏颇,但将钟嵘的这种做法更细化了。后来江西诗派的吕本中在《江西诗派图》将一个诗派的人物归入一类,也有这个意思在,而后来的方回,其在《瀛奎律髓》中为江西诗派重续家谱,提倡“一祖三宗”(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说,则更加明显。这种突出一个宗派之内的座次排名的做法,如果仅仅限于一个派别之内,而对其他门派不予借鉴,则很可能造成门户之见,这就是下面所要讲到的内容。 (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出自《论语•为政》。其实在孔子那里,诚如钱穆先生所解释的,“攻,如攻金攻木,乃专攻义,谓专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说攻,攻伐义”,“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但是也有解释说,反对圣人之道的都为异端,并且还举例,说释家、道家和儒家很多地方相互抵牾。虽然这种说法纯粹是歪曲,是无稽之谈,因为孔子时代,百家争鸣,根本还没有形成一个派别,道家和儒家还只处在形成中,而佛家还要等到西汉末年才传入中国。但是,这种说法还是被后世许多人所接受,他们拘于自己的小天地或派系之内,对其他派系进行攻伐,且常常引此言证明圣人孔子已有先见:攻于与自己不同的学问就要大家鞑伐。这显然是门户之见的缺陷了。 孔子对《诗经》的探讨,在其儒家创始者身份的影响下,后世对于《诗经》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并在西汉时代形成了以《诗经》为首的经学研究体系,从而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而《论语》中的其他言论,虽然已经超过了文学范畴,但是,由于孔子和《论语》本身的流传,后来的的某些见解则留下了孔子或《论语》的影子,将这些言论完全归之于孔子和《论语》的影响,虽然显得有点幼稚,但是,这可以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文化之间内在的联系。 作者:聂家伟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探究式教学的文学理论论文 一、问题主导,培养学生大胆质疑的习惯 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在强行灌输的过程中被迫接受枯燥的理论知识。探究式教学理论改变了这一传统教学模式,它主张通过问题的提出,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在活跃的思维过程中确认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循循善诱的引导中让学生在问题探究中感知理论的深度,拓展自己的认知。问题的提出意义重大,不仅可以诱发学生的思考,而且可以激发学生内在强烈的求知欲。有了问题才可以让学生深入思考,突破事物的表层与形式。在文学理论教学实际中,因为理论自身深度和难度需要老师在问题情境中引导学生,而且,老师不直接给出答案,这个过程需要贯穿整个课堂始终,在积极思考过程中,结合具体文本、具体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逐步让学生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通过问题的提出让枯燥的理论知识慢慢内化成学生的体验,在体验的过程中让学生从文学现象的感性认知逐渐过渡到深入的理性思考。问题主导式教学均是从同学们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关注热点、关注理论前沿与文学理论教学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不可等同。现实中,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文学理论未来发展如何?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不是理论教学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面临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文学理论教学如何通过可操作性的实践设计,将貌似枯燥、教条的理论和生活中的文艺现象联系起来,恢复其本有生命力。要求学生把讨论中的理论要点、基本观点形成文字,特别注意引导学生建立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论证结构,并学会对自己的论证进行概括和总结。主动思考问题是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能动性,让学生自主寻找和发现知识。相信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逐步扭转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错误认识,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起到真正训练学生理论思维、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从而使文学理论教学获得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合作与交流,开放探究环境 探究是一个过程,探究是一种行为,同学之间需要展开交流,这是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自己思想和倾听别人意见能力和态度的需要。使课堂教学真正成为既能让学生自主探究,又能促进师生、生生合作互动,以培养适应现代化社会生存发展的人的阵地,教师在教学中“教会学生合作学习”,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教育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文学理论教学不单要求学生掌握文学基本概念和文学理论基本知识,更善于引导学生进行理论思考,培养学生应用理论的能力和理论思维能力。理论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精神。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逐渐进入到自主学习氛围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尽力为学生营造深入学习理论的良好氛围,为学生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在合作性学习中,教师的功能在于设计教学方案,并以指导者和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到师生互动中,引导学生体会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之间的依赖关系。要求学生运用已有理论分析作品,或者就文学现象对文学的普遍规律进行归纳,如讲授文学活动时,对世界、作家、作品、读者之间的具体关系,需要学生在具体作品中认识到文学源于生活,生活是文学产生的源泉,这个认识是在就这个问题具体文本讨论过程中清晰起来的。就作家和作品的关系、作品及读者的关系同样需要从不同角度激发学生的兴趣,多角度地思考,呈现出思考的多维度,让学生对问题中彼此的关系有明确的认知。就读者和世界的关系,在读者接受过程中,每个学生都是接受者,就这个问题谈自己在阅读中的切身体会,在阐释与批评中理解和诠释读者对作品进行评价反馈的重要性。学生在合作与探究过程中深入理论学习,不仅是对以往文学认识的梳理和修正,更是对理论思维方式的切身感知,与此同时强化学生对文学理论本身的理解。在学生自主探究的基础上,课下可以组织学生组建各种学习团队,针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进行相互交流与探讨,在师生互动的氛围中培养学生理论学习兴趣,不仅对课堂教学起到辅助作用,而且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 三、引导探究,课堂教学可操作性实践环节设计 文学理论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需要系统阐述文学的基本知识、规律和理论,但是文学理论也是一门应用性课程。文学理论在理论指向和诠释方面具有多功能性,必须让学生清楚明晓文学理论的理论指向和最为合理、最适合的诠释方法。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沟通的关系,因而要让学生在理论视域方面认识到其交融互摄、旁通统贯、相浃相洽的思维脉路。文学理论具有广且厚的内容涵盖面和阐释的界域极宽的潜在理论因素。要顺利展开对一个理论问题的“探究”活动,仅靠课堂上三言两语的思考讨论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往往只能停留在问题表面,不能将理论深化。因此,注重课外资料收集,引导学生进行课外延伸思考是探究式教学方式的关键环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关注学术前沿,并及时把相关学术观点带给学生,让学生在文学理论应有的语境中审视文学现象,如果不站在当下文学发展语境下,那么学生始终都会把自己当做理论的外人,不能真正理解理论的发展状况。所有在探究理论发展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当下。教师在具体课堂教学中需要针对具体实际调整教学内容,灵活针对学生提出的关于文学理论认知的相关问题进行讲授,层层深入,理解理论精髓所在。大学教学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感知体验和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概念的接受、学科视角的形成、方法的训练和知识类型的再生产等。这些方面都建立在教学个体之间的感知和互动过程中。文学理论课程教学过程是一个在师生互动过程中推动学生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的认知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要求学生结合自身实际,加强逆向体验,增强学生解读文学与理解文学现象的能力。 21世纪以来,文学理论逐步形成形态多元、流派众多、体系变动不居的发展局面,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探究式教学法的使用不仅确立了教师的主导地位,而且明确了学生的主体作用,问题探究把文学基本理论和学生联系起来,不仅传授必要的文学理论知识,而且对学生思维能力起到培养作用。文学理论课程枯燥无味的传统教学模式在探究式教学的影响下会重新焕发出理论自身的魅力,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这对学生是受益终生的。 作者:吕佳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论文 一、文学理论教学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用文学经典作品,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 《文学理论》是一门理论性、基础性很强的课程,具有深奥性、抽象性、理论性、枯燥性的特点,现在的学生对纯理论性质的课程不感兴趣,即便学习了理论也不会应用于实践活动之中。文学理论的枯燥、难理解使得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学习提不起兴趣,不能把文学理论学到的知识很好的用于实践活动中,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其实通过对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研究发现,文学理论课程蕴涵丰富巨大的信息量且近来发展迅速。这就给文学理论的教学带来了难度。大众文化时代,是个开放彰显个性的时代,当代大学生们大多数是伴随着电子媒介、影视、网络成长起来的,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们对新艺术、新形式、新媒介有很强的适应力、亲和力、接受力,比如他们对网络文学、动漫作品、大场面大制作的奇观电影感兴趣,而对于传统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不感兴趣,甚至表现出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疏离,他们喜欢收看动漫作品、奇观电影,不喜欢阅读纸质文学作品,更不爱看同样是电视节目的京剧、越剧等表演艺术。当代大学生感兴趣的是一些形象的艺术形式,因此他们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知识,这样就很难适应由具象到抽象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因而学习文学理论这门比较抽象的学科就比较困难,感觉很难融会贯通,认为文学理论比较难学习难理解。因此,为了解决这种难接受、枯燥的理论学习,适应大众文化的时代特征,在文学理论的教学中,例证的选择、分析就举足轻重,在教学中所举的案例尽量适合大众文化时代的需求,尽量迎合学生的兴趣点。由此可见,文学理论教学中选择一个恰当的案例,既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也能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地说明一个原本十分枯燥、深奥的理论问题。翻阅多部文学理论教材发现,大多数教材多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证,这些例子虽然能够达到有效说明理论问题的效果,但是太古板、生硬,缺乏新鲜性、时代性、活泼性。与当代大学生们感兴趣的热点问题相差比较远,难以调动他们的兴趣。经过多年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我发现当代大学生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奇观电影、动漫、电子读物、网络文学作品等方面,如果将这些学生感兴趣的大众文化现象引入到文学理论的课堂教学中,一方面提高了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即巩固了大学生原有知识结构,又提升了大学生分析理论问题的应用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也提升补充了文学理论自身的涵盖力。例如在讲到“叙事结构”这一节叙述视角内容时,我选取了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加以分析,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打破了以往抗日片中人物形象模式化、平面、视角单一的叙述模式。放弃线性叙事手段、采用独特的叙述视角,将日军的“反角”作为主角,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角川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南京!南京!》虽然是历史片,但是视角很独特。把侵华日军还原成人,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以一个日本兵的视角,一个占领者的视角来叙述,比较独特,新颖,比较能让现代观众接受,这表现出中国人已经有觉悟从更高、更开阔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而不仅仅着眼于民族情绪。但处理起来也有一些局限。陆川把角川这个日本人描写得太有血有肉,整条脉络和整个形象通过种种优美的细节自然铺陈。总之,大众文化时代,文学理论教学所面临着枯燥的理论如何选择合理的论据加以论证的困惑,选择什么案例对于讲课效果至关重要。在传统的文学理论教学体系中,当老师试图讲解、说明某一枯燥理论问题时,大多数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论据。这样的论据用得多了,就不新鲜了,学生不感兴趣,另外有时举到的文学作品的例子,学生没有读过,感到陌生,起不到说明理论的问题。然而,在大众文化时代,作为文学理论教学授课对象的大学生,他们经常面对的、感兴趣的恰恰不是所谓“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而是“应运而生”的众多身边的大众文化现象。他们感兴趣不是审美活动,而是大众文化产品如何生产、传播和消费等环节。因此,他们的接受经验、接受能力大多数是由消费性、娱乐性、游戏性产品的讯息刺激而形成的。这样,当文学理论老师用“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来说明抽象、枯燥理论时,大学生因为缺乏体验,没有读过作品,具体情节不熟悉,始终处于隔膜状态,这样最有说服力的经典例子也就失去了说明理论问题的经验基础。因此,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引用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子,而且要大胆的引用当今热门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实例。这样不仅是为了适应当代大众文化语境的要求,尽可能地吸引当代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兴趣,关注大众焦点,而且也是为了通过对当代大众文化产品的解释、赏析,使文学理论知识在实际运用中变得鲜活生动起来,从而促进大学生对这些知识的理解掌握。 二、针对学生文学活动体验薄弱的情况,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反过来又去指导文学实践,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的就是文学实践,学生只有具备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的实践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知识。“实践出真知”,学生只有经过大量的文学活动的体验,包括文学创作、文学阅读等体验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中涉及的各种文学现象、各种文学原理。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审美体验教学模式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对于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情景模拟”就是讲到一些枯燥、抽象的理论时,通过设计一些直观、形象的情景,使抽象的理论尽可能的具象化,便于学生理解掌握理论知识,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调动学生掌握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学科的知识,给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展示自己的空间。比如我在讲到文学风格这一章时,为了证明有无文学风格,我就设计了“情景模拟”,即“一个小伙子遇到了一个彩票的漂亮姑娘,你模拟一下琼瑶、金庸、柯南道尔会怎么写。”我分别找了三个女生,三个男生,一个男生与一个女生自由组合成一组,让他们分别以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来模拟表演,学生调动了自己的想象力,生动演绎出了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由此得出不同的作家创作风格是不同的,学生兴趣很高,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表演力,活跃了课堂气氛,使枯燥的理论变得直观、形象、易懂。再比如讲到戏剧时,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戏剧作品,在此基础上学生自己评价,这样戏剧的特点、分类等理论知识学生就自己总结出来了。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多幕剧《抢坐》、独幕剧《电热棒的故事》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即在课堂上与学生平等对话、交流,采用启发性互动式教学方式。具体应做到:一、在教学中多使用疑问句,反问句等形式以启发引导学生对文学理论问题的积极思考,多给学生总结发言的机会,帮助他们养成边学边思考、边运用的良好习惯;二是课堂对话和课下对话同时进行,课堂对话是在教授文学理论的课堂中,老师围绕本堂课教学中的重要内容,精心设计一些环节引发学生深入思考,或根据课堂学生反应情况,即兴提出一些引导性话题与学生平等对话与交流,用以来培养大学生进行理论思考的兴趣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既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进行,也可以利用课外业余时间,课下进行,如采用电脑播放古今中外的经典电影,或播放当今一些学生喜欢的热点视频,组织学生观看,观看后安排学生讨论、对话交流,让学生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有直观的心灵接触,然后再布置学生去阅读相关的经典文学作品原著,了解文学经典作品的内容,通过比较文学经典与根据文学经典改编成的影视剧,学生发现文学经典作品一旦改编成影视剧后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蕴。这样提高了学生比较学习的能力,提高了审美趣味。课下“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就是下课后给学生提供适合对话的问题,引导学生在自己喜欢的场所,比如宿舍、餐厅、草坪自由结合畅所欲言地讨论,下次上课时再提供机会让他们阐述讨论的结果。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这样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要不断总结改进“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以适应不同阶段、不同基础的学生。全方位确立学生在文学理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传统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模式往往剥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存在只是单纯的灌输、单纯应试等多方面的弊端。“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把确立学生主体地位首先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学生主动、自主学习的能力,强调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的重大改革,它不但把课堂上与课堂下完美结合为互动状态,而且把审美教育、专业教育、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 三、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大力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 大众文化语境下,对文学理论的教学从对象到观念都提出了诸多挑战性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应用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的教学应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合理吸收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的优点,大胆使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的课程改革。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鲜活性和丰富性,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存在以下两点优点:第一,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有利于形声兼备的视像效果,吸引学生眼球,增加学习兴趣。例如在讲解“文学的形象性”内容时,我结合学生每天使用的手机,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手机》的精彩片段后,提出了一个问题:手机短信是文学吗?让学生踊跃回答,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我搜集了许多有关手机短信的视频资料,包括有审美价值的手机信息、手机短信连载小说《城内》、“全球通”短信文学大赛等,把这些资料做成多媒体课件,用以辅助课堂教学,使抽象的理论教学变得丰富多彩,吸引了学生的眼球,这一内容既在讲解的范围之内,又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相关,因而很具有现实意义,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大增,他们讨论热烈,各抒己见。再比如在讲解“文学意境”内容时,我结合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英雄》的精彩片段后,用张艺谋的话来说明意境的重要性,张艺谋曾经说过:过两年以后,说起《英雄》这部电影,你肯定把整个电影的故事都忘了。但是你可能永远记得一些有意境的画面。你会记得在漫天黄叶中,有两个红衣女子在飞舞;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有两个男子在以武功交流,在水面上像鸟儿一样的,像蜻蜓一样的。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理论认识水平,我搜集了一些有意境的绘画,如朱耷的《荷花水鸟图》用多媒体课件的形式展示出来,吸引了学生的眼球,激发起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第二,多媒体容量大、直观、形象。多媒体教学综合应用文字、图片、动画和视频等资料来进行教学活动,而应用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手段难以讲清楚,文学理论中一些抽象难懂的知识重点、难点,可以通过多媒体用直观、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采用鲜明的图片,生动动画和视频使原本抽象、枯燥的理论变得更直观更形象!这样课堂教学活动变得活泼,生动形象有趣,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单调的模式,从而活跃学生的理性思维,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增强了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了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 总之,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应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经据典,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建立一套适合于本校学生学习的文学理论体系。遵从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重点培养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尽量为枯燥理论注入鲜活生命,注重多媒体教学技巧的运用,使枯燥抽象的文学理论散发鲜活生动气息。 作者:王钦鸿孔莉李建春单位:山东济宁学院中文系 文学理论论文:翻译理念与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论文 新批评派不仅坚持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而且还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新批评派学者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提出对作品的认知要避免“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所谓意图,就是作者内心的构思或计划。他们认为作品的意义不同与作者的意图,探讨作者意图与分析文本无关。研究作品,没有必要去研究作者的意图,否则就可能导致作品研究的荒谬性,成为“意图谬误”。因此,新批评派极力反对在作品研究中受到有关作家的传记评介等先入为主的影响,新批评派强烈反对传统的对文学进行自传的和历史的阐释,因为“作品的真正意义存在于其内部结构,而与其创作者的传记或历史信息无关”(朱刚,2001:41)。“感受谬误”是说读者阅读作品时可能错误地认识和分析作品,片面强调自己的感受,而每个读者的感受各不相同,从而导致对作品阐释的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新批评派反对印象主义的批评,实际上是试图将读者的情感客观化和作品的价值永恒化。“意图谬误或感受谬误的结果都是使诗歌本身作为一个具体批评判断的对象趋向消亡”(朱刚,2001:44)。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通过对“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的论证,意在说明诗是自律的产品,虽然它是诗人心智的产物,但最终不由作者的意图或读者的个人反应所左右,诗的含义只能产生于诗本身。这种将作品与作者、读者和外部世界隔离的本体论诗学观,无疑也是理查兹的文学阅读班和后来的美国翻译研讨班所自觉或不自觉奉行的圭臬。 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选了13首诗印成卷子发给学生,这些诗的范围从莎士比亚的诗一直到E.W.威尔柯克斯的诗,但是不注明题目和作者,让学生读完后任意地写些评论。而结果理查兹颇为意外:著名诗人的作品不一定就得到好评,“二三流”诗人的作品反而被视为佳作。这一实验的影响广泛而深刻,“理查兹的教学实验,是新批评派的直接起点”(王锺陵,1998:163)。可以说,理查兹在文学阅读班上采用的文学教学方法和批评方法,造就了英美新批评派。如果从“意图谬误”的角度来看,这次实验似乎验证了:通常读者对作品的认识,容易受到社会对某个作家的既有评判标准的左右,从而导致理解的偏颇;但从另一角度来说,理查兹的实验似乎也说明了因为个体反应的多样性,读者仅仅从个体印象出发认识作品也容易导致“感受谬误”。但理查兹自己认为:“文本中应存在着一个‘统一意思’,读者也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判断系统’,并据此对‘统一意思’进行评价”(许冬平、王东风,2000:42)。这是理查兹开设文学阅读班的意图所在,这一设想也成为后来翻译研讨班的前提和出发点,因为原文本的统一意义才使翻译活动成为可能。 在一篇题为《翻译理论探索》的论文中,理查兹认为通过恰当的训练,达到对原文一致的、正确的理解是可能的,而这正是后来翻译研讨班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的翻译实践,正好成为这种训练的一种极好形式。也就是说,在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里,翻译活动被看作是理解和阐释的一种途径。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实际上是效法了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把文本与作者和社会隔离的做法,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所译作品的原作者本来就出自非英语文化圈,特别是一些中国古代诗歌作者的个人背景和社会评价不为英美人所了解,所以在客观上起到了理查兹在其实验中隐去作者姓名的效果。另一方面,研讨班通过对作品的集体阅读、研究、讨论、交流和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作品的个体印象所导致的片面和狭隘的误读,从而达到对原诗的统一意义、客观情感及永恒价值的探求。总之,这种翻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对原作客观阐释的干扰,在翻译研讨班上,甚至不懂原文语言和文化的成员也可以参加翻译活动,这更是加强了这种效果。 并且,新批评派的学者在“细读”过程中如何把握诗的意义和构成要素方面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布鲁克斯和沃伦所合著的《怎样读诗》是论述细读批评方法的代表作,他们主张从诗的整体意象和意义中把握每首诗的特点。在《诗的张力》一文中爱伦•泰特提出诗歌语言中,有两个经常在起作用的因素: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外延”是词的“词典意义”,“内涵”是词的暗示意义,张力是将这两个词的前缀去掉后的共核词:tension。它表示外延与内涵的协调,明晰和暗示的结合,意象和意义的统一,优秀的诗歌就是应该像这样富有张力,“诗的意义就是它的张力”(塞尔登,2000:300),退特在分析邓恩的一节诗时认为,“诗中的意义已完全融入“金子”这一意象之中,这里,内涵与外延是合二为一的,它们相互充实”(塞尔登,2000:301)。新批评大师兰色姆则将诗的构成总结为“肌质—构架”。“肌质”,就是那些活的、局部的细节,是诗的意象;“架构”是诗的逻辑优秀,是诗可以意释而转换为散文的部分。但诗不同于散文的独特性及其对世界本体的表现,都在于它的意象,可见兰色姆关于诗的结构的观点,实际上是偏重于肌质,即细节和意象的,兰色姆认为:“就现代诗人而言,他力求去达到意义的朦胧,通过众多意象去捕捉纷繁复杂、神秘莫测的世界,这也反映出诗歌的本体意识”(方珊,2000:181)。新批评的这几种代表性观点都不同程度地强调诗歌中的意象因素对把握诗的特征和意义的重要性,这对现代派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现代派诗歌就是要通过意象去表现一个与理性不同的世界,这些观点同样也深深地影响了翻译研讨班的翻译观,特别是诗歌翻译的理念。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把庞德的诗歌翻译方法作为他们效法的典范。 庞德不仅是意象派现代诗歌的开创者,并且也被认为是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庞德在诗歌翻译,特别是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延续了其诗歌创作的思想,他在诗歌翻译中对原文意象的刻意追求是和新批评派对诗歌内部结构的论述,特别和兰色姆对“肌质”的强调是不谋而合的。庞德认为:“一个“意象”是在瞬间表现智慧和情感的复合体”(塞尔登,2000:329),这一点和理查兹对诗歌意义的看法倒是基本一致的:“一首好诗传达给读者的是诗人对世界的独特体验产生的有益的心理效应”(方珊,2000:129)。换句话说,在译诗时抓住了原诗中的意象,也就传达了作者创作时的思想情感和独特感受,这正是译诗的真谛所在。由此可见,美国翻译研讨班的研究过程中受到了新批评派积极地影响和有力地推动,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新批评派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遵循了新批评派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同时,美国翻译研讨班形成了自身的翻译理念,进行了以诗歌翻译为主的实践活动,从而为美国文学翻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李丹单位:南京工业大学外语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论文:信息时代中的文学艺术展望 作者:银兴贵 单位:贵州师范学院 一、文学艺术的自律诉求 阿瑟•丹托进而也说道:“认识实现之际,实际上也就不再有任何艺术的意义和需要了。艺术是某种知识出现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2]98 但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涵义是发展的、开放的和复杂的,我们不能用恒定不变的观念去框定信息化时代下这种多元的文学艺术现状。“无论媒体如何变化,文学是不会消亡的。诚然,文学是永远变化发展的,但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还在于人类情感生活变化,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变化。”[3] 鲁枢元进而诘问:“米勒认定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将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进逼下覆灭,……然而我却怀疑,与人类生命、人类语言、人类精神同根并蒂生长着的人类的文学,竟会如此仓促地被尖端电子产品轻轻抹去。”[4]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从存在以来,它一直都在给人以心灵的安慰与生命的安顿,“而伟大的艺术给人的安慰更是无穷无尽。艺术在未来将以何种形式出现是谁也无法预言的,但没有哪个健全的社会希望自己的存在可以不需要艺术。”[5]433 文学艺术终结也就标示着人类精神价值与审美的消亡,亦即表明人类生存的无意义。 其次,无论是论及以往文学艺术堕落、滑坡与危机的问题,还是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终结的提法,在言说者们的头脑中都预设了一个衡量的尺度,说文学终结是因为把文学看成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从这个角度看,信息化时代人们已经可以用其他手段了。 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变化,改变了原有的文学艺术背景与知识谱系。文学艺术最优秀的精神本性在于它的自由性,而信息化媒介对自由精神的抒写与张扬,是文学艺术得以走进新媒介的前提条件,信息媒介为文学艺术审美的自由精神提供了又一个新颖奇特的理想家园。信息化时代,人们通过互联网来表白最真我的生命状态,让创作紧随信息化生存的情感现实,逼近鲜活的生命感悟,敦促文学艺术走向自我的真实表达,因为传统的文学艺术主要是精英艺术,它追求“畅神比德”、“文以明道”与“立言立心”进而“不朽”,它也要通过向善求真的审美化诉求来获得一种宗教式的精神信仰,而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它不是要济民救世而是要表现自我,不求崇高典雅与浑雄宏大,不企求终极关怀而注重兴致所至时的痛快淋漓,此时文学艺术的认同模式由社会性标准转向自娱而娱人的尺度。人通过言以不朽的目的消失了,言以自娱成了唯一目的。 再次,文学艺术所改变的是叙事模式,而不是它的主题,这就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生产的历久更新的问题。艺术生产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7]28 之后在马克思的众多论著中,都有精辟的论述。 众所周知,艺术生产思想,早在马克思之前就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萌芽、发展过程。柏拉图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曾把诗(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当成是一种模仿,“模仿确实是一种生产,只不过它生产的是影像,如我们所说,而非各种原物”[8]77 。柏拉图把诗等艺术产品当成人类以自身作为工具时所独具一格的一种形象的艺术生产。柏拉图已经认识到了艺术创造与生产制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柏拉图的这一见解是与其“理式”说紧密相关的。 柏拉图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也把艺术视为生产,但他更强调艺术家所特有的创造力和能动性,“一切艺术的任务都在生产,这就是设法筹划怎样使一种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东西变为存在的,这东西的来源在于创造者而不在于所创造的对象本身”[9]70。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技术都与生产有关,创造就是去思虑某种可能生成的东西如何生成,这就是意指艺术生产,它是通过人的思维将可能存在的也可能不存在的东西创造出来。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全面地考察了人类生产活动(包括艺术生产活动)之后,提出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一重要命题。马克思对生产(包括艺术生产)的看法,就是强调主体的人及其心理能力,人的这些本质力量就必然会在他的生产劳动中对象化出来,任何真正的生产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之后的本杰明等人也对艺术生产提出了他们的见解。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3)中,本杰明提出了他的艺术生产论的主要概念———机械复制,并以此为基点,来考察从古代艺术到现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以及艺术生产对物质———技术手段的依凭关系,最后得出结论说,人所制造的事物总是可以被仿造的,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是可以进行复制的。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生产是一种富蕴审美价值的精神活动,它属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10]484。这是因为,文学艺术的价值产生、存在于人对事物的审美需求之中,在人的形成及其社会发展中,审美需求作为情感化、诗意化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生存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学艺术的生存方式 信息技术的革新、进步带来了文学艺术传播方式的改变,而传播方式的改变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不只是载体上、形式上的,它同时也使文学艺术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因是科技的发展或多或少地总会带来文学艺术的新变革,促使文学艺术产生新的变化,文学艺术随着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的转变,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人的生命的体验与满足也应据此而加以调整:“生命追求与满足的内容,也就是艺术的内容;生命的感受器官所可能接受的色彩、音响和语言结构关系,才是艺术使人产生审美愉悦的表达方式。”[11]259 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每一次变革并不意味着是对原来的文学艺术生产的彻底消解与颠覆,而是以主流和非主流、大众与非大众的形式共存共生,毕竟文学艺术是在继承以往传统的基础上,才又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进而更加有力地抒写人类的现实生活。 第一,从纸质文本式微向“读屏”转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学艺术正在进入一个世界图像时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不如说,根本上世界变成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12]97 当然,“世界图像”的创制并没有改变文学艺术存在的基本前提,因为这个基本前提就是创造文学艺术和需要文学艺术的主体———人,毕竟人最终还需要语言的交流与交往,同时也需要具有以语言为媒介的审美意识与审美需求。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智慧的有力体现,自从文艺作品以文字作为载体进行传播以来,人类就习惯于使用其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然而到了今天,“读图”胜于读文,“读屏”多于读书,在文学艺术审美视界里,视觉文化己经创生出一种有别于传统文学艺术的审美范式:真实、自由和直观。这就是说,文学艺术的图像转向不但标示着是一种文学艺术范式的转化,而且还意味着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这是人类能动地掌握世界,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构的伟大壮举,也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确证,更是人的主体性的集中体现。我们认为,进入图像世界的文学艺术仍然是人的文学,它既是写人的,表现人的,又是为了人、写给人看的,因为人类看待世界的过程就是真理的开启过程。如果远离了人,远离了人类的生存状态,远离了人的思维与语言,而去研究信息时代的文学艺术能否存在的根由,那便丧失了人文传统与人文精神,那就必然会陷入技术至上论的怪圈,从而也就只会在信息数码图像这一时代幽灵面前麻木茫然,徘徊乃至悲观。 事实上,随着文学艺术的信息网络化,使得多种艺术形态得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声像互补、图文并茂的仿像艺术境域。而这“仿像”是一种“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13]199它和古希腊理论家所说的“摹本”是截然有别的:“摹本”是对原作进行的一种模仿、改编,原作具有真正的存在价值,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当然,摹本也有价值,但其价值是从属性的,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现实感,使我们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而“仿像”却不一样,它们是那些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仿像”虽然也必须经过人手,但却是没有原作,它是对非存在的模拟,它是从模型中产生出来的超真实,它是把一种不在场呈现为一种在场,把想象、虚拟的东西描绘为现实实在的东西。仿像瓦解、颠覆了与现实事物的任何比照,将现实事物吸纳进仿像之中。正如周宪所指出的:“仿像的生产必然导致现实和影像之间关系的颠倒。 ……人们不再是通过真实之物来理解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影像来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影像的极度真实取代了日常现实,我们的思想和生活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影像的制约甚至控制。”[14]133 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视觉空间正日益地被信息带来的图像所占据,人与现代世界正逐渐建立起新的关系,人类生存空间的现代生活节律被信息化波及,意识空间慢慢被信息所影响,人们的兴趣、需求、思考、判断、幻想,越来越多地围绕着信息媒介所形成的图像而展开,这一切变了,而表现人的文学艺术当然就不得不变。 第二,从单向阅读向互动交流转变。传统文学艺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相对固定的“书本阅读”形式,无论是以纸质形态存在的文学艺术作品,还是通过技术处理之后放在屏幕之上的影视艺术作品,读者仅能被动地单向“阅读”作品。而与此不同的是,在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与接受都转到了一个较为开放的领域,创作者不再受年龄、身份以及性别等差异的束缚,他们的写作更为随意与自由,只要其高兴抑或愿意,随时可以在网络上“灌水”或者“涂鸦”。而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而言,因为受众凭借了网络资源所蕴涵的极大的自主性与丰富性的审美空间,欣赏者充分获得了文本的选择权,因而不再被动、单纯地受传统媒体所钳制。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印刷媒介的不断变革也一直在不停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艺术生产的内容和形式。社会文明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异军突起的信息媒介快速地改变了当下文学艺术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伴随着传播方式的进化,而传播方式的变化又是促进文学艺术体裁随机演化的重要因素。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造纸与笔墨技术使原始状态之下的口头创作日落西山,从而转向了以书面创作为主体的文学艺术;印刷技术的发明与使用,又为文学艺术文本的广泛流通与传播提供了便利。而在当今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渐繁盛,文学艺术的发展又不得不面临着一个新的关口———超文本技术。人们通过这一技术实现“点对点”的实时交流,每一个人都成为潜藏着的交流对象,这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刷新了人际交流的模式。 时代在进步,媒介在更新,而文学艺术也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欣赏,通常是单向度的。欣赏者即使拥有充分的创造空间与艺术想像力,但是,其与所处于另一极的作者以及作品,他们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因而就不能改变原有艺术作品的形态。而在信息网络的空间世界里,文艺作品的欣赏却是双向度的,它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实现审美欣赏的互动性。作者可以凭借网络,对自己所创作的作品进行阐释,解答读者的疑问,并尽可能地提供其创作该艺术作品的创作动机与文化背景。欣赏者也可以直接参与到作品的创作当中,从而改变作品的人物命运、情节结构、事件结局与主题思想。在网络上,艺术作品真正的吸引力在于其互动性。这是因为,信息网络介入文学艺术作品之后,新的文学艺术作品样式层出不穷,它们借助网络技术,实现了不同于传统的写作模式,在网络媒介所提供的互动空间里,透射出了一种大众参与文学艺术创作的生命气息。正是由于这种别具一格的超媒体写作模式,不仅跨越了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和欣赏惯有的平面化单向模式,使创作与欣赏不断向立体化方向拓展,还进一步让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鉴赏与批评等众多环节融为一体。这是因为,在信息网络上,选取不同的链接路径,就代表着作品在另一个层面上重新整合,同时,在线阅读,其本身也就意味着是一种创作。自文学艺术栖居于网络之后,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欣赏以及批评,就有了一个可以即时、互动交流的审美平台,信息网络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信息资源共享和传递的即时性,文学艺术由单向阅读转向互动交流,文学艺术凭借着网络媒介实现了审美形态上的一次转换。 第三,从物质性向非物质性转化。在人工传统的书写时代,由于修改很不容易,创作者必须严格遵循文字所因袭的线性逻辑,这是因为,文字一经从头脑中的形象转化成书写形态,就会面目一新,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而电脑显示屏与手写的痕迹不同,电脑将创作个体的痕迹完全从写作中抹去,致使书写标记非个人化、私人化。我们可以将在电脑上写就的并且保存在软盘上的一部文本和人工手写的、甚而是打字的文本作个对比,人工手写体具有原稿价值,学者和研究者通过看原稿进而希望借此更能接近创作者的本意,或者可以从当中找到“真迹”,甚而推测出该文本的变化、演进过程,这些变化常见于抹除、替换、删除、眉批、添加等过程中,这或许就是图书馆与收藏家常常会花费大量资金来搜集这些代表真实性的手迹的根源所在。而电脑书写的情形是:其所书写的痕迹,已经非物质化了,这是因为,人们在敲打键盘的过程中,已将自己脑中浮现的语句录入电脑,这对于物质材料的依存程度而言,它仅存在于电脑中的存储系统中,这与人工手写时代的物质实存方式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信息化时代,即使是很有名的作家,如果其在电脑上进行创作,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一个收藏家或者文学博物馆绝对不会花钱购买存有创作者文档的光盘或磁盘,因为在这一载体上,创作者创作时的真实性与原创性的痕迹,已经被这种符号存在非物质化的媒介消除掉了。 另一方面,电子书写中产生的非物质化特性,是网络作为文学媒介得以存在的、具有大量空间的技术基础,正是由于电脑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许多以往需要面对面或面对实物时才能获得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其可以更快捷、方便地通过电脑网络来获取,进而减少了以往必须直接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繁复程序,真正应和了马克思所言:“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15]218电脑网络传输与处理信息快捷、方便,交互联系面广,存贮量大,这就在众多方面极大地延伸了人脑的功能,可以说,它不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生产工具,而且在人们的平常生活世界里也得到了更为普遍的应用,从而尽可能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这一切,使得人们通过电脑这一平台,让拼贴、复制简便易行。同时,由于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的手段超越了传统的信息传播形式所逼促的时空限制,人们可以简易、方便地获取信息,大众心理也就逐渐养成了追求简易、方便的趋势,一些网络上盛行的新闻炒作,其往往比较短小,容易获取,并且绝大多数是娱乐性质的,人们可以快速地获取、享受抑或忘却,并不需要做理性的反思,仅仅只注重追求一种感官上获得愉悦的快餐文化。 在信息技术所构成的生存空间里,传统的文学艺术观念、创作方式等均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此时的文学艺术,栖身于多元、互动的虚拟平台,不管其在内容上有何变化,它都以其独特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正在深刻变化着的人们的生活。文学是人学,是人的思想意识、情感的外化,因而,文学艺术的创作就应该是大众心灵化与个性化的抒写,也更应该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独特审美范式。基于此,文学艺术的价值在于,人类通过审美的独特方式来进行生命体验与追求生命的满足,进而对社会历史以及人类精神的深刻追问、感悟以及思考。 文学理论论文:师范学校文学理论课程探讨论文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高等师范院校;课程改革;中学语文课程改革 论文摘要:基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师院校中文系学生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调查显示,当前高师院校中文系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它要求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以及开设相应的课程以加强文学理论教学的实践性、时代性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文学理论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按照一般的观念:文学理论是一门“以美学方法论为总的指导,从理论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建立要以文学史提供的大量材料与文学批评实践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为基础,同时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直接关系着学生的理论水平,决定着学生能否以科学的方法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目标。现实中的情况如同相关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大学的文艺学研究与教学中,或者说在教科书形态的文艺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文艺学的危机就表现得尤其突出。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的文艺学教学知识僵化、脱离实际,它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也不能解释大学生们实际的文艺活动与审美经验。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教文论的不讲作品,讲作品的没有理论,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隔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文学实践也因为缺乏理论的引导而显得感性、随意。尤其是对于高师院校而言,人们往往对于那些玄奥、费解的理论观念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意义存在着疑虑,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相关课程的开设价值的怀疑。 这种状况的存在固然与人们认识上的某些误区相关,但它也与我们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围绕着“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面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探索”这一课题所展开的一项调查中,笔者曾向近十年来由各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学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毕业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回到高校中文系学习,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在问卷中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提高自己分析、阐释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然而,当在同一份问卷中问及他们:“你觉得大学中文系应当减少课时的专业课程是什么”时,许多毕业生选择了文学理论方面的课程。在这里,提高理论素养的要求与削减理论课程课时的希望之间的矛盾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一矛盾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在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理论诸多课程是否,充分地起到了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因而,对高师院校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学科反思,对其所涉及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清理,从而对文学理论课程在高师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的意义进行评价,这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在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由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文学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社会生活、吸收人类传统中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帮助他们培养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感,陶冶情操,发展个性。这种独特的学科价值,是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一般是规范、优美的语言,是理想的母语教育范文,中学语文教材中一般有一半以上的课文是文学作品,这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学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因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选读经典名著和其他优秀读物,与文本展开对话”fal。从这一要求出发,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用了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课程标准”还向中学生推荐了大量的课外经典读物,其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呐喊》、《子夜》、《边城》、《巴黎圣母院》、《复活》、《老人与海》、《变形记》、《西厢记》及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这些都说明了文学教育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学教育既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指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也就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师的一项基本职责。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语文教师对其理解不能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上,他应当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能够站在理性的高度对一定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作出理性的把握,这样,较强的文学理论素养就成为我们对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固然,中学语文教学不同于大学教育,它不要求向学生讲授系统的文学理论,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在阅读欣赏中,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并要求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文艺理论名著。另外,“课程标准”还要求教师“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里所要求的审美能力的提高、文化意识的培养,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以及对一定文化现象进行阐释的能力,实际__卜都是指向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的。中学语文教师承担着指导学生展开文学欣赏,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分析和阐释一定文化现象的能力的使命,这就对高等师范院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素质培养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固然与他们对文学史的学习、作品的阅读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对文学理论的全面、系统的自觉把握,是离不开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开设的。 就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开设的目标而言,它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素质的提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首先,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文学理论的一般知识,为他们能正确认识、分析文学现象奠定基础。作为一名合格的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生,应当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学素养,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不应当停留于感性的层面上,而应当对文学的性质、特点,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欣赏的一般规律有较为深人、全面的认识。只有如此,他们才可能科学地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现象,才有可能深人浅出地引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当前中学语文教材选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在对这些古典诗词的欣赏中,就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认识,特别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意境”的理论是我们解读这些作品的的关键。然而,我在围绕着本课题的相关调查中曾向毕业生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对‘意境’、‘典型’、‘灵感’、这些术语的熟悉程度如何”?约有60%的毕业生选择了“知道,但不太清楚其·确切内涵”。这一回答是很不能让人满意的,这些概念都属于文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缺乏对其内涵的充分认识显然是不利于他们对学生阅读的指导的。 同时,在调查中我还发现,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中,一些教师往往把重点放在字、词的解释和翻译方面,而忽略了引导学生进人到对这些作品的艺术境界的感受、体验之中,这与他们的文学理论基础方面的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实际上,中学语文教学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的,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诗是中学语文课外阅读篇目之一,对于这首非常晦涩、含蓄、“几同无字天书”诗歌,中学语文教师如果不了解中国古典艺术的一般审美特征,是很难说得上为学生的欣赏活动提供指导的。对于教师文学理论素养的要求是贯穿于中学语文教学之中的,它涉及到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的构成、文学的创作、鉴赏、发展等方方面面。再如,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取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作品,其内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类型。如何引导学生展开对这些作品的欣赏和阅读呢?这就离不开对各种文学样式、创作思潮的理论把握。对于诸如((祝福》、《我的叔叔于勒》这些作品的分析,也离不开文学理论中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相关理论,而对于《变形记》、《等待戈多》等作品,就离不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把握。 其次,文学理论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文学理论作为对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其根本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能力。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学科,不是仅仅介绍各种文学理论知识和各家各派的观点就行了,关键的是它必须阐明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理”,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阐发作家、作品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的能力,使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不至于停留于感性、直观的层面上。它当然要介绍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观点,但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知识介绍,更主要的是要为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一种认知方式。向研究型、学者型的教师转化,这是我们对中学语文教师的理想要求,我们很难想象一名基础理论匾乏,缺乏较强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的毕业生能够成长为一名研究型教师。因此,在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对各种理论问题的内在意义、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把握,最终都指向为学生提供一种理论思辨能力,引导学生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从理论的高度上展开思考,通过不断加强这种训练,逐步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再次,文学理论应当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的能力,培养他们能够面对现实进行思考的能力。”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人类生活状况的整体反映,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总是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等文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固然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但这种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它通过文学涉及人类广泛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当前文艺学领域正在发生的“文化论”转向就体现了这一内在要求,它强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价值阅读”,发现文学所承载着的文化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传授关于文学的一般知识,更要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教会学生如何面向现实进行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分析、评价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着的文化意义。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网络、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文化工业”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使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文学理论要取得鲜活的生命力,就不能忽视这一趋势的存在,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应当具有阐释文学经典的能力,还应当具有引导中学生面对现实社会中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思考的能力。 就高等师范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与研究的现状而言,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就是文学理论本身的实践性问题。在高等师范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体系主要是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美学、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马列文论为辅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结构方面来说,这一体系是无可非议的,它很好地涵盖了古今中外关于文学的一般观念,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一体系在强调了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相关知识的掌握的同时,却对文学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实践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一种现象:基础理论与文学实践相脱节,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课程各讲各的,文学史、作品选读的课程往往对文学理论问题缺乏充分的注意,而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往往与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相脱节,这种趋势在近年来尤其严重。理论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句空话。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大学文学理论课程往往无视这一变化:“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甚至连在西方已经经典化了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很难作为”例子”进人文艺学教材),并且坚持把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文学特征”当作文学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与标准,建立了相当僵化机械的评估一筛选一排除机制。这就日益丧失了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一艺术活动进行积极对话的能力”(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知识僵化,脱离实际,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文学问题。这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学学科的一个普遍看法。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人类丰富的文艺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较全面地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处于西方文化的绝对影响下,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观念的大量引人,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理论上的多元化成了文论界的一道基本景观,这些理论往往自成体系,在不同层面上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其加以整合,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这一间题突出地表现在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方面,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难度是困扰着文艺学界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说,二十余年来,国内文艺学研究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文艺学研究成果向教学领域、教材编写领域转化的效果却还很不尽人意,其中困扰着大家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对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也就是教材的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教材涵盖当代学术进展的客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 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在苏联文论模式的影响下,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文学观的基础之上。作为在八十年代以前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承认”万古不变的文学原理是不存在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川,但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教材却以反映论的理论模式代替了对古今中外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认识,观念严重滞后,知识老化、僵化。当前文学理论界对这一模式的不足是有着足够的认识的,也在突破这一模式方面做出过许多努力,近几年所出的几样教材的确有不少新意。但是,这些教材在注意到理论上的前沿性的同时,却又r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对各种理论观念的整合差强人意,特别是在本科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中,对于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的知识基础、文学素养考虑不足,教材涉及的理论问题往往过于宽泛、面面俱到,什么都谈,但什么都谈不透,整部教材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教师也很难取舍。 针对上述各种情况,对于当前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作出相应的改革。这主要涉及到优秀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加强,特别是应注意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性与时代性,加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联系,开设富于实践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课程,同时,作为对转型期时代文化状况的回应,把文化研究纳人到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系统之中。 教材的编写是文学理论课程建设的难点之一。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使我们从以往那种单一、封闭的环境之中走了出;来,地球上每一种创作思潮、理论观念都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多元化已经成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共同认识。表现在文学理论界,理论上的创新、学术观念方面的多元共存,不同的理论观念、审美取向各领风骚数百天。在今天,如何把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整合到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之中,使我们的理论体系有足够的覆盖力,从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又不.至于使文学理论成为各种理论观念的拼凑,而能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这无疑是高校文学理论教学中所巫待解决的问题。如同童庆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文学理论只关注现实主义,不关注现代主义。实际上现代、后现代都要关注,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样才完整”。然而,困难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之中,虽然理论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但面对丰富的文论资源,不同学者囿于教育背景方面的不同,学术兴趣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选择哪些观点、学说来加以介绍,如何依据教学的需要,把这些观念整合到教材自足的系统中去,这本身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即既要使教材能够体现出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又不至于使教材内容的普适性为编者本人的学术个性所掩盖。大学教材与学术专著有着很大的区别,优秀的学术专著往往带有著者鲜明的学术个性。而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它不应该只是讲述著者的一家之言,它应当客观地介绍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文学理论教材的个人风格,不应冲淡其理论的全面性、普适性,而应当综合本学科国内外主要的成果,特别是对于作为基础课程的“文学概论”课,它应具备较强的知识性,应当在综合整理前人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文论体系,而不宜过多的强调编写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其中应特别注意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如果我们缺乏对当代学者科研成果的吸纳,教材便往往缺乏时代感,与时代相脱节,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如果仅仅因为“创新”的原因而排斥前人的优秀成果,就会使文学理论失去丰富的学科资源而显得漂浮、浅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者应当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把历史上不同学者关于某一文学理论问题的优秀研究成果吸收到教材之中,而应避免把教材作为宣讲个人学术观念的地方。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间题是教材所涉及的理论的深浅程度问题。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界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对于全面地反映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对于《文学概论》这样的课程,在注意到人们关于文学的观念的多元化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考虑到其作为基础课程的性质,内容不应过于繁杂,以至于追求面面俱到,造成术语名词满天飞的局面。“文学概论作为讲授文学理论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知识的课程,是文学理论的初步。文学理论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它都概括地讲到,但它只讲最基础的东西,不涉及其中比较专门的复杂问题。它是概论,不是专论”。一方面,文学概论是为大学低年级学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这一阶段的学生文学方面的素养还相对不足,如果这一门课过于艰深,亦或面面俱到,必然影响到他们学习理论的效果,甚至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学理论的热情。另一方面,师范院校的文学理论课不是培养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在注意到引导学生了解文学观念的丰富性的同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学以致用问题呢?因此,对教材所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的慎重考虑是我们在教材编写中所必须注意到的。 就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而言,传统上分层开设课程的做法是值得继承的,在大学低年级以开设文学概论课为基础,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理论素养。在大学三年级以后逐渐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文学理论的分支课程,分别在相应的领域作进一步的深人学习。在此之后,可结合师资状况开设中国古典美学、文心雕龙研究、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等专业性较强的专题课程,对这类课程必须突出其选修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兴趣。 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是对每一阶段的具体某一门课程开设的价值、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从提高学生文学理论素养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课程分为三类: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文学概论”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其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历史上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它是文学理论的初步,基础性是其基本特征,它的开设一般放在第二、三学期比较恰当。 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是在学生学习了“文学概论”课,对文学的基本原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经过对文学史的学习、阅读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更进一步了解中国、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一般状况。它是在“文学概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人,如果说“文学概论”课是侧重于对历史上人们关于文学的本质、规律的综合性的介绍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课程则是深人到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具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家关于文学的认识发展过程。这类课程可列为专业必选课,放在三年级开设较为恰当。对于马列文论、美学原理这些以往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课程,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在内容、课程性质方面与文学概论课多有重复之处,将其作为必修课并无多大的意义,可将它们归人选修课的范围。专业选修课的开设对于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但在这一类课程的开设中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突出其选修的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兴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类课程为提高课,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的开设应当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而定,在此类课程的开设上,应特别强调教师的学术特长,以保证其学术性,达到引导学生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提高理论素养的目的。 在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建设中,对传统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加强文学理论课程的实践性,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相互脱离的现状。文学理论来自于对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源于实践而又面向实践,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超越具体的实践而存在。文学理论并不是以知识的传授为最终目的,它应当为学生提供理论思维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提高其阐释、分析具体文学现象的能力,这些能力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就可以实现的,而只能在学生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完成。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文学理论的教学往往成为抽象的理论灌输而与鲜活的文学实践相脱离,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脱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这正是导致学生一方面觉得自己缺乏阐释具体作品的理论素养,另一方面却认为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实际意义而应当削减课时的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加强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的联系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以往很多学校虽然也开设有文学批评课程,但也是偏重于批评理论的讲授,对于文学批评与鉴赏的实践性质缺乏充分的注意。与此不同的是,一些高校能够针对这种状况,开设文学文本解读、文学批评实践等课程,在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中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这是很值得借鉴的。 其次,注意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时代性,加强文化研究类课程的建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领域的激烈变革,我国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电视、网络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也造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同时,文艺活动前所未有的市场化,这一切“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审美’的经典定义”。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这一传统范畴与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使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呈现出较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何适应这一环境的变化而进行文艺学课程的改革呢?这里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来为众多学者所倡导的文艺学的“文化论”转向,文化研究是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打破原有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综合交叉,从而形成新的学术应对面的结果。当前大众文化的兴起,影视文化的普及,图像、网络文化代替了以往以印刷、出版为基础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些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固守传统上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为中心的文学观念,适应时展的需要,文艺学学科几年前已经:出现了“文化论”转向。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学语文教师,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引导中学生“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给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培养目标上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所培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应当具备剖析各种当代文化现象的能力,作为对时代所提出的这一问题的回应,在文学理论课程建设中,我们是否应当开设文化研究类课程?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可以作出这样的规划:可在一、二年级之间开设文学概论的专业基础课,为学生提供本专业的初步理论;在三年级重点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文本解读”或“文学批评实践”等专业必选课或专业限选课,强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在四年级则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开设中国古典美学、当代文艺思潮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文化传播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以及各种相关文化现象的专题研究等选修课程,更进一步深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及阐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的能力。在选修课程的开设问题上,不一定规定具体的课程,而应在考虑学校的师资条件、学生本身的兴趣、需要的基础上作出安排。 针对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中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现状,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是非常必要的,就其巫待解决的问题而言,一方面,它需要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应充分注意到文学理论学科的实践性特色,开设相应的课程,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出对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理论剖析的能力。 文学理论论文: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作品创作 论文提要:胡适在批判我国古代传记的缺点和吸收西方现代传记文学长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传记文学思想。他是我国最早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末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并以创建传记文学理论和努力创作两方面的实绩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显著而重要的地位。 胡适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要贡献。在传记文学方面,胡适是我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他大力提倡传记文学,开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理论之先河;同时还身体力行,积极创作,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范例。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作品,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显著而重要的位置。研究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正确认识和评价他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对于推进我国当代的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与创作繁荣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试根据胡适传记文学理论逐步演进的特点将其分为酝酿、成型、成熟三个历史阶段,并结合其写作实践作一综合考察,借以阐发胡适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贡献。 一、“传记文学”出台前的思想准备 在我国,传记是一种古老的历史体裁。早年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就对传记感兴趣,1908年在《竟业旬报》上曾发表过他最早写的《姚烈士传》、《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等短篇传记,并明确表明其写作目的在表彰豪杰,“使大家来崇拜”师法他们。1910年胡适去美国留学后,由于受西方传记的影响,对中国的传统传记作了认真反思。他于1914年9月23日写的一则札记(《藏晖室札记》卷七第一条),曾把中国传记同西方传记作了一番比较研究,认为中西传记存在明显的差异:“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在列举了东西方传记的不同体例后他又具体地阐述了两者的长处和短处。从这条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中国传统传记的否定多于肯定。其对我国传记存在缺陷的分析批评是深刻而中肯的,对于西方传记优劣的评析也是较为精当的。这种比较研究对他后来的传记文学理论构建及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之所以要提倡传记文学,到处劝老辈朋友写自传,主要动因就是对中国传统传记的不满和深感“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而另一方面他对西洋“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这一点则表示钦羡,他后来写作的传记文学也大抵是借鉴了西方长传的体例,如《四十自述》、《丁文江传》等。 虽说胡适留美时期写的这则札记与他后来的传记文学思想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但这还不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开始。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学术界都有学者把这则札记看作是胡适最早提倡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佐证,这实在是一个大失误。造成误解的直接原因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这条札记有个“传记文学”的标题。事实上《藏晖室札记》是胡适在留美时期的日记和杂记集,我们现在看到的“传记文学”这四个字作为分条题目,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这些札记交给亚东图书馆印行出版前,由胡适的朋友章希吕在帮助整理这批札记时拟加上去的。再从这则札记的实际内容看,其主题是比较东西方传记文体的差异,札记从头至尾并没有出现过“传记文学”字样,也没有对传记文学概念作任何阐释,很显然胡适当时说的只是“传记”而不是“传记文学”。而在胡适正式提出“传记文学”的名称之后写的有关文章或演讲中可以看出,他对“传记”和“传记文学”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有所区分的。因此,1914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还只能说是他传记文学思想的酝酿期。 二、“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和“传记热” 在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思想酝酿,到了1930年前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正式开始“亮相”。《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则是一个开篇。该文写于1929年末,序文开头说“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接着通过具体分析阐述这三方面的原因,对中国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作了深刻批判与否定,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说的“新体传记”的三个条件与写作要求:一是“爱敬崇拜”伟大人物,二是“纪实传真”,三是“传神写生”。这是胡适以文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古老传记文化作出的看法。虽说“最不发达”,但明确把传记说成是“中国文学里”的一门,这表明此时的胡适已有了将传记纳人文学领域的思想,这种看法可说是超越前人的。因为传记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历史的范畴,此前他的前辈朋友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和创作的“近代传记”,“属于在历史范畴中的内容和体例上的革新”。虽说胡适在这篇序文里还没有提“传记文学”的名称,但“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他以后谈论传记文学时始终坚持的,说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基石在这篇序言里已经奠定。 在时隔半年之后的1930年5月28日,胡适在给友人董授经先生的日记《书舶庸谭》作的序言中便正式提出了“传记文学”的书称:“日记属于传记文学,最重在能描写作者的性情人格,故日记愈详细琐屑,愈有史料的价值。这是胡适第一次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也是中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第一人。这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前的中国文坛有传记文学之实而无传记文学之名,“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使传记文学名正言顺地登上了中国文艺舞台,它标志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一个新的开端口从‘旧记属于传记文学”这一说法可以看出胡适所说的“传记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日记属于非正式自传,胡适后来说过他在美国留学时期的日记“就是我的留学时代的自传”,而在西方人眼里“自传是传记文学的嫡亲或特殊形式”,后来胡适也是把自传作为传记文学重要成员大力提倡的。在这篇序文里胡适虽然没有对什么是传记文学作具体阐释,但却揭示了传记文学的两个重要特点和条件:一是能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二是有史料的价值。这同上文说的“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传神写生”、“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原是文学的特长;而“纪实传真”才有史料价值。而历史与文学的结合,这正是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书舶庸谭·序》中还特别引述了日记作者做的情梦“柳丝一梦”,极富文学趣味,可见胡适对于传记文学在文学性方面的强调与重视。后来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又说:“我在这十几年中,……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这对前面“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的说法来讲,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的一个进步。而“传记的文学”正好是对胡适“传记文学”概念的一个简明解释。这里“文学”是中心词,“传记”是修饰词起限制界定的作用,“传记文学”也就是传记性质的文学,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胡适晚年在台湾作《传记文学》讲演中曾再次解释说:“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这是胡适把传记文学看成是一种文学门类的最直截的说明。 胡适是个实验主义者,在提倡传记文学方面,他也是一边进行理论构建,一边亲身投人创作实践。《四十自述》是他这一时期在传记文学上的又一个贡献。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说:“《四十自述》,只是我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而这场“传记热”的引发是:“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胡适劝告朋友写自传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用一种“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来“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即写出他所倡导的“自传文学”来。那么其意义不仅可以“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由此可见,胡适劝告友人写作自传(包括他自己写自传),有着历史与文学的双重目的和意义,即“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这是胡适对“自传文学”创作提出的两点希望和要求,也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根本目的。因为胡适对于传记文学所特有的史料价植和文学感化教育功能这两方面作用已有充分的认识和重视,所以他要大力提倡传记文学。 令胡适感到不幸的是,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动笔。于是他便身体力行,于1930年6月开始写了他的第一部正式自传《四十自述》。虽说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自传,但它作为胡适倡导传记文学的示范之作,体现了胡适的传记文学理想,既有“纪实传真”的史料价值,又有“写生传神”的文学特色,是值得重视和应该肯定的。关于《四十自述》的写作计划胡适在《自序》中作了说明:“我本想从这四十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的题目,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写我的父母的结婚。这个计划曾经得死友徐志摩的热烈的赞许,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可以看出,胡适在提倡传记文学,构想自传创作计划时是很注重“有趣味”这一特色要求的,这也是胡适在以后的有关文章和讲演中用来评判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如何实现传记文学的“有趣味”?胡适认为在确保“纪实传真”的前提下,“遇必要时”可以“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在追写传闻和某些记忆不清又没有法子证实的生活细节时也可以“用想象来补充”。因为这里出现一些人名地名的讹误和合理的想象虚构不影响基本史实的真实,相反还能够增添阅读的趣味。应该说胡适的这些想法和写作方法是可取的,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受到了友人的赞许。遗憾的是胡适上述的这种创作思想没有能够在自传写作的实践中坚定有力地贯彻到底,而是在“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网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刘一于这种“倒退”胡适自己是不满意的。从他本人来说,曾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是以破旧开新而闻名的;他自己动手写作自传本身具有“给史家做材料”和“给文学开生路”的双重目的、任务。因此这种“倒退”与上述思想是不相符合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胡适在倡导传记文学上存在着实践与理论的脱节。造成这种“倒退”和“脱节”有客观方面的凉因,最主要的还是作者的主观因素:“但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胡适的《四十自述》作为他的传记文学的实验之作还是比较成功的,它为我国自传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在我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三、传记文学理论的成熟和“创作无力” 在经过了30年代的郑场传记文学热之后,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已趋于逐渐定型,接下来是“退热”后长时间的“冷静”。到1953年初,已经步人晚年的胡适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作了一场《传记文学》的专题讲演,标志着胡适传记文学理论进入了成熟阶段。演讲是他提倡传记文学的又一重要方式和途径。从他晚年的这篇演讲可以获得以下几点传记文学理论演进的信息: 一是对我国古代传记总体评估由虚无悲观变得实在客观。胡适以前哀叹“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并说过“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的偏激之言,而在这篇演讲中,虽然仍坚持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但同时又从传记文学的角度对中国正史中的传记作了较为客观实在的评价:“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其中的传记有许多篇现在看起来仍然是很生动的。”在举例中还特别提到:《晋书》中“小说传记,给中国传记文学开了一个新的体裁”。过去胡适写《四朴自述》曾试图采用小说体裁给自传文学开辟一条新路子,但是中途给放弃了。现在直接把小说传记作为传记文学提出来,这确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新进步。 二是拓宽了传记文学的品种领域。胡适在以前谈的传记文学对象,主要是指文学性传记,包括自传、日记,而在晚年的这篇演讲中,又把《晋书》中的小说传记也列人传记文学范围,并说“《红楼梦》也是传记文学”,这是胡适经过考据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得出的结论。这一观点本身当然尚可商榷,但由此可见胡适在这里说的传记文学概念范围更为宽泛。他还说:“除了短篇传记之外,还有许多名字不叫传记,实际是传记文学的《言行录》。这些言行录往往比传记还有趣味。我们中国最早、最出名,全世界都读的言行录,就是《论语》。”从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健将到把孔子《论语》作为传记文学而加以高度评价和赞扬,这既是胡适文化思想的一种巨大转变,也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演进和完善。 第三,胡适在论述我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问题时对过去的三点看法也有所修正。主要是去掉了“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这一点,而改成了“缺乏保存史料的公共机关”。这样就显得较为准确客观。 晚年的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树方面已臻成熟,但其传记文学的创作却并没有什么大的“长进”。《丁文江传》是胡适步人晚年后又一项重要的传记文学活动。它写于1955年底,是胡适所写的最长的一篇传记文学作品。该传大体上是借鉴西方长传的体例按照年代的顺序,记述丁文江一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既写出了丁文江献身科学的精神和他对中国地质科学所作的重要贡献,又写出了丁文江“捧出心肝待朋友”的美好品格,通过各个侧面塑造出了“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形象。由于作者在作传时采用了严格的“科学方法”,尽可能地容纳了所找到的材料,使传记明显地体现出它的历史性和史料价值,但同时也因此而大大地削弱了传记文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这是胡适在传记文学创作上又一次与其理论的脱节,并且较《四十自述》更为严重和明显。胡适晚年在台北的另一次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讲演中说到:“我们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拿它来作为对胡适在传记文学方面的评语,也是颇为恰当的。 回顾考察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设及创作实践上所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是在批判否定中国古代旧式传记的缺点弊病,学习吸取西方现代传记文学的经验与长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并对传记文学的概念特征、范围种类、功能作用和创作原则、要求、方法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精到的阐述,从而形成了一种有着鲜明个性特色的理论系统。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在我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贡献,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历史,指导传记文学创作,正确评价传记文学作品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胡适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直到晚年在台湾去世,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可谓不遗余力。“在现代中国,各界知名人士开始逐渐形成写自传的风气,也在30年代,有关文献材料表明,这的确与胡适身体力行地倡导有关。”再有上世纪60年代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刊也与胡适的提倡有直接关系。这些都表明胡适提倡传记文学是“有心”而有功的。 三、胡适一生写的各类传记将近40部(篇),但在明确提出“传记文学”概念之后,自觉按照他的传记文学理论写的并不多,而且还存在较明显的实践与理论脱节的间题,真正符合传记文学条件、称得上“传记文学”的作品则是屈指可数。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传记文学创作又是“无力”的。但它给史家留下了有价值的材料,为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自传文学创作)开辟了新路,这一历史功绩是不能低估的。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批评探究论文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即:批判之风再起;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中国特色”研究得到了强化。下面分别加以考察。 1.批判之风再起 中国思想理论界是在全国又一次“拨乱反正”的新情势下进入9O年代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思想理论上的“乱”与“正”,尽管在一定时期与一定政治思潮有某种联系,但它毕竟是学理范围内的事情,必须按照思想学术的规则在深入地探讨与争鸣中,去鉴别,去矫正,而且还需经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然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影响学理的健康发展。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个突出的情况是,90年代最初的二三年间,一些占据有力地位的人,把某些比较敏感的学术问题政治化。并从政治的角度居高临下地开展批判。这一时期受冲击最大的有三个人∶李泽厚、刘再复、王蒙。批判的内容,是他们发表在80年代的有关专著和论文,主有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的历程》、《答问录》,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王蒙的《文学三元》(以及小说《坚硬的稀粥》)等。这些论著,在发表当时有的也有过不同意见,有些批评还相当尖锐,如陈涌等人对刘再复“文学主体论”的批评,但总体上还是在学术争鸣的氛围中进行的。然而同样的问题,进人90年代,骤然升级,本来正常的学术争鸣,一下子变成一边倒的政治性批判。 三人中又以李泽厚受力最猛。据有关统计,仅1990至1992年间即发表专题文章60多篇。50余万字,从哲学、美学、文学、政治等多角度进行批判。除此之外,还由有关部联合召开了两次专项会议,分别对他的“救亡压倒启蒙”、“新启蒙”、“西体中用”以及“主体性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等理论主张进行集中批判。会议强调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还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广泛的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覆活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极为突出。⋯⋯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李泽厚及其著作为什么曾一度在我国走俏。也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必须对李泽厚的政治、哲学观点开展严肃的,原则性的讨论和批评。”(见《文艺理论与批评》l991年第6期)可见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成为这次批判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对李泽厚的批判主要是在哲学界进行的。这里从略。 就文学界而言,首当其冲的是刘再复,不仅文章众多,而且抨击相当严厉。1990年11月,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等十多个单位联合举办的专题“讨论会”,对他的“文学主体论”做出如下的判定:理论上,宣传主观唯心论、历史唯心论和抽象人性论。把抽象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旗帜。用“眼泪”文学来批判社会主义现实。政治上,“文学主体性”的呼唤,直接与资本主义道路联系了起来,根本否定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和成就,否定了以《讲话》为优秀的文艺思想的历史贡献和理论价值。否定了“二为”方向,为“精英文艺”大造舆论;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损党对文艺的领导和否定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仅要消解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明显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进行了直接的攻击和根本的否定。其影响,不仅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界的泛滥,而且酿成了文艺创作的大滑坡大倒退。并认为,刘再复从反对文艺领的“机械反映论”、“庸俗社会学”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发展到比较系统、全面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说,蔑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近些年来文艺学领域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的言论的变化轨迹。实际上是政治化学术,或打着学术旗号的政治,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1期)这一判定不仅集中表达了当时批判意见的基本观点,而且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不容置疑的气势。对刘的“批评”还涉及他的散文创作。有一篇代表性的文章,题目是《“心史”唱出“杀伐之声”———评〈寻找的悲歌及其评论》。(同上刊,1992年第2期)作者得出结论:刘是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与个人主义人生观的理论家”,他“逆历史潮流的追求”站在错误的营垒里摇旗呐喊。其心灵的异常孤独、寂寞、痛苦,其发誓要进行绝望的寻找,乃是咎由自取的没落的悲剧。这恐怕很难算是学理的批评。 王蒙的《文学三元》被指认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观的“怀疑与否定”,“对西方文学思潮的首肯与宣扬”,必将导致“文学本质的取消论”①他的《坚硬的稀粥》被说成是篇“影射现实的政治”,“政治倾向有严重错误的作品”。②不仅如此,直到90年代中期,他还受到全面“批评”。两篇典型的文章是刊登在《中流》上的《王蒙其人其事》和《文艺理论与批评》(l995年第4期)上的《有感于王蒙的处世哲学》(山城客)。这题目立刻让人想起“”中的大字报,不用看内容便可知道它的政治分量。 李泽厚,刘再复,王蒙,一个主要在哲学界,一个主要在理论批评界,一个主要在文学创作界,理论上互相支持呼应,确实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理论(也包括创作)自然也有不足与失误,完全可以批评与商榷,但正常情况下,应该主要在学术的范围中进行,并且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也允许被批评者有反批评的权利。然而上述的所谓“批评”却基本是在政治的层面并且依托于政治而进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面倒的政治性的批判。这种政治性的批判之所以能够重新盛行一时,是同一部分占据有力地位的“批评者”的思想认识有关的。这些人实际上对于新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修正和调整始终没有想通,他们认为不提“三论”(即“从属论”、“服务论”、“工具论”)是一种理论上的失误。这种思想,在新的“拨乱反正”中找到了适应的气候。 1990至1992年间,资深理论家陈涌接连发表《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要恢复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与文艺》等三篇文章,③其中心问题,就是试图从理论上重新论证“文学———从根本上———是服从政治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认为,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是决定和被决定,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理论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有机部分,它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关于文学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以及文学应该为无产阶级政冶服务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关于“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论述,关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的论述,是他“根据现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丰富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理论至今并未“过时”,必须继续予以确认。这是一个“不能有任何模糊,任何模棱两可,任何折中调和”的“重大的原则问题”。与此相呼应,《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自1991年第5期起,开辟“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待文艺问题笔谈”,再度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西方文化的渗透和我们应有的对策”等问题进行阐述与探讨,要求“文艺应当帮助人民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基于上述理论,他们强调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我们正面临着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的严峻斗争,意识形态领域是这场斗争的主战场。这些年来,阶级斗争问题被人为地“淡化”了。但事实上,国内外反动势力正“勾结起来”,对我国进行所谓“攻心战”、“思想战”、“宣传战”,那些口头上最热衷于“淡化”阶级意识的文化“精英”,却一直在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着阶级斗争,对于这种现象,如果缺乏清醒的头脑,丧失必要的警惕,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我们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要在批判中建设,在斗争中建设,对一些重要的文艺思想、理论问题,既不能简单地贴上阶级的标签,也不能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能不问姓“社”还是姓“资”。现在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正本清源”,“任重道远,战斗未有穷期”,因此“必须长期不懈地进行顽强的韧性的战斗”,决不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④如此,为了完成“战斗”任务,集中而持续的批判便不可避免。 对于这种批判,学界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一直得不到发表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学术气氛开始活跃,10月赵士林主编的《防“左”备忘录》一书出版。该书收入了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对上述现象进行批评的文章,主编在“前言”中称,这一时期出现了“全方位”的“‘左’倾回潮”。对此,《文艺理论与批评》立即刊登文章予以反击,指认该书正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回潮”。很快文坛又归于寂寞。不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对文艺工作还是保持着积极慎重态度的。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央立即提出了“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方针;同时依据历史的经验指出,在整顿中必须注意把学术行为与政治行为加以区别。1990年元旦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即会见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及全国话剧戏曲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之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发表题为《繁荣文艺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讲话。讲话共四个部分:一、充分发挥文艺对稳定社会和鼓舞人民的作用;二、大力弘扬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三、积极借鉴一切对我有用的外来文化,着力讴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四、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造成重视民族文化的舆论环境。他重申要贯彻“双百”方针,并具体指出,“一要开展同志式的讨论。二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三要把握好‘二为’和‘双百’的辩证关系。四要尊重艺术的特点和规律。领导者应和文艺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防止简单粗暴地对待文艺家的艺术创造”。他特别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就要求我们努力为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民主、和谐、团结、奋进的环境。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和贯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繁荣兴旺,生气勃勃;什么时候放弃或背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枯萎凋零,冷冷清清。十年动乱中,十亿人民八个戏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见《人民日报》1990年1月12日)还有,当王蒙正被某些报刊点名批判的时候,一次由等中央领导人出席的元宵节接见会,一如既往地邀请他参加。李泽厚域外访学,也照样进出自由。所有这些,都明确地体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积极态度。虽然,这种态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有力的贯彻,但它确实使得火药味很浓的政治性批判未能造成对文艺更为严重的伤害。从而在后来(特别是1992年之后)得以实现艰难的调整与发展。 2.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 对于一门学科学术史的研究,不仅是该门学科整体构成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而且体现着它的深入与成熟。正因为这样,早在80年代中期,全国文学学科规划小组在审议国家七五科研课题时即提出了这一问题。当时认为,首先有必要通过对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等一些近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的个案剖析,探讨他们在借鉴西学和继承与发展传统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利今后研究的健康发展。并确定了由王瑶教授承担这一课题。其研究成果已经出版,即《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一书。但实在地说,关于学术史研究,80年代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注意。这是因为,那时的学者们大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报国情怀,孜孜以求的是自己的研究能更直接地为中国的现实改革与文化复兴贡献一份力量。这种热情一方面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悠久的爱国传统,同时也自然地使学术带有较多的功利感情色彩和浮躁气息,在学理探究上显得不够严谨与深沉。这其实是并不利于真正的学术建设的。但是在政治热情高涨的境况下,人们对此却无暇去进行反思。90年代初的一阵批判,促使学界冷静下来,重新清理思想,调整思路,寻找自己真实的位置。结果之一,就是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这一开拓,由于临近世纪末而进一步得到加强,以至成为90年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时尚。 有人将90年代初期的学界称为“学思不兴”的“冷冻”期。在这个时期,许多富于学术眼光和责任意识的学者,定下神来,收视返听,重读历史,如同发现了新的宝藏一样,“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晚清,关注起那一段长期被冷落了的学术与思想遗产。或许是此时此地的情境,使之产生了与彼时彼地互相沟通的“灵犀”吧,他们忽然都从那里感悟到一种有力的启发和鼓舞。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这样写道:“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辱,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路,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国学大师丛书·总序》)陈四益先生进一步说:“这一时期的杰出学者,大都是忧国忧民之士,推动他们辨章学术的,是救国拯民的动机。他们的眼界由于吸收了外来文化而大大开阔了,这样才能重估旧学,融会新知,成就一代新的学术风貌。他们在学术上虽然各有成就,但由于所走的道路不同⋯⋯可供人们咀嚼回味的东西正多”。⑤于是人们开始认真地“咀嚼回味”起来。最先显示这一征候的标示有两项。一项是《国学大师丛书》的策划与出版。一项是《学人》杂志的创刊。《国学大师丛书》策划于1990年,启动于1991年,l992年开始出版,现已问世28册。传主包括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熊十力、欧阳竟无、蔡元培、刘师培、汤用彤、胡适、钱穆、冯友兰、鲁迅、林语堂、郭沫若、顾颉刚、贺麟等等,都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史上的显赫人物。这些人,“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尽管所遵循的学术思想路向以及所经历的人生遭际不同,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奋斗做出了突出的成就,或开现代风气之先,或首创新型范式,而独成一家。在他们的学术思想历程中,两个共同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一个是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而这两个问题,不仅是影响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学术)建设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今天继续需要认真探讨和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有鉴于此,今天人们用大师评传的形式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确如陈平原教授所说:“必有深意在。”这种“深意”,从消极意义上讲,是借对逝者的追思,浇今人心中之块垒;从积极意义上讲,是通过对现代中国学术进程的清理和反思,从民族学术内部寻找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从而为新一代学人确立“跨世纪的文化选择”,“继往开来”,提供一种真切的历史镜鉴。这项工程首先由出版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发起和推动,很快得到学界的大力支持,由目前还健在的当代学术重镇如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周一良、殷法鲁、庞朴等出任顾问,又由亲历学术风云造诣颇深的中青年学者(主要是以后培养的研究生)担纲主撰,可以说是出版界与学界联手,老中青学人共同的创举。这个事实本身即说明此项选题深沉的时代内涵。正因为如此,作品一上市便大受欢迎,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一时间国人争相传阅,一读为快。 《学人》是以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青年学人为主体的同仁刊物,1991年正式开张。该刊第一辑便推出这批学人关于学术史研究的一组笔谈。这表明,他们在经历了一阵热烈的政治呼唤之后,已经冷静,决心更加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面对学术,并且首先从重审本民族学术史开始。陈平原在该期《学术史研究随感》一文中表达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说,学术史研究“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因为“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他选择的结果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⑥在这样的选择和坚持中,他一面开设中国学术史的课程,一面奋力读书研究,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该书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努力探源中国学术之“根”,用心感受并积极阐释中华民族的优秀学术传统。这批学人中葛兆光、汪晖等人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汪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研究成果,都能注意资料的详博,力避空泛,观念方法上多有开拓创新之处,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家樊骏认为,汪晖一向关注重要概念尤其是优秀概念的历史演变,和它们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不同含义。他的将“观念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研究,旨在辨析这些优秀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后的实际演变和确切内涵。这个工作,对于准确地深入地认识判断中国文学、思想、社会的现代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⑦《国学大师丛书》的编辑、发行,《学人》集刊的出版,推动了学术史研究的进程。此后,这一研究从各个层面全线展开,表现为如下特点∶首先是时域拉长了———从近现代直到当代新时期,即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涵盖了百年学术史。其次,视界更为开阔系统———举凡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如当代文学研究、近现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等等,都在其内。其三,大、中、小项目齐上,方式灵活多样———有的以国家重点项目,集众多精英分工合作,总揽百年学术史的回顾、清理与探讨;有的与出版社合作,另行组织队伍,分科进行百年学术史总结;有的以个人的力量,就某一 学科分阶段或分专题进行检视与反思;有的以理论思潮为中心,有的以主要观念、范畴的演变为中心,有的以人物为中心,有的以某一学派为中心;有的重在学术史实的梳理评述,有的更关注深层思想文化原因和学术发展内在规律的探寻,如此等等。各有所长。现已经出版的主要成果,除上述提到者外,尚有:《学术史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走出拟古时代》(李学勤),《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朱维铮),《清园论学集》(王元化),《释古与清华学派》(徐藻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周勋初),《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张海明),《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黄修己),《新潮学案》(夏中义)等丛书、论著,以及更多的专题论文,如聂振斌《试论百年中国美学》,刘纲纪《略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美学》,钱中文《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王元骧《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高楠《中国文艺学的世纪转换》,庄锡华《人性,人道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杜卫《世纪回眸: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文学审美论》,《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和意义》,宋剑华《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性质与特征》,胡晓明《二十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五个传统》,罗宗强等《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朱立元《反映论文艺观崛起的文化反思》,赖大仁《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转型与探索》,汤学智《影响未来的历史性变革———新时期文学深层透视》、《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述评》,朱寨《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评价问题》,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支克坚《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上、下),陈伯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之检讨》,樊骏《关于学术史编选原则的思考》,陈思和《20世纪文学史编写的三种对象和三个层面》,朱寿桐《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葛红兵《文学史学引论》,王岳川《20世纪西方文论思潮的反思》等等。同时,《民国学术经典》(东方出版社),《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包括文史哲各界卓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的学术自选集系列,以及新近问世的《跨世纪学人文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也都是具有学术史价值的重要的文献,同样可以视为这一时期学术史研究的一种成果。 就目前所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百年学术史”的全国重点科研项目,是属于多学科总体回顾的大型项目。他们力图以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视野和学术眼光,对百年学术史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检视与探究,着意寻求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学术演进的真实历史轨迹、独特规律和对于未来发展切实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其中的“文艺学学术史”为例,为了更好地从中国学术自身揭示文艺学走向“现代”的曲折复杂历程,以著名文艺理论家杜书瀛为首的课题组,经过多次研讨,在与“文艺学史”和“文艺学思想史”的比较中,确认了“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即:“文艺学的学术活动的运行过程,历史内容和发展规律”;进而确立了“长时段,大视野”,“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研究方略,即无论着重探讨近代、现代还是当代的学术史,都必须把它置于近代以来百年中国社会文化演进的整体背景之中进行观察、考量,将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与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文化氛围一并纳入研究视野。现在已经有了初步成果,个别片段已有发表,如杜书瀛对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回顾的文章,孟繁华关于文艺思想的重新探讨等。⑧杜文认为,新时期20年来,中国文艺学在基本观点、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学术命题、研究范式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深刻的变化,并对“拨乱反正”的意义与局限,认识论文艺学的功与过,接受西方现代文艺学资源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文艺学发展由“内转”而“外突”的总体趋势,进行了深入的评析。孟文则将文艺思想及其内部结构,置放在纵横交错的国内外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上,进行学理探讨,从而更冷静地论述了它的贡献、局限与内在矛盾。从这些文章的学术视野和所触及的深度看,人们有理由对这部学术史著作(多卷本)寄予较高的期望。据悉,上海徐中玉等几位著名教授也正主持编纂同类著作,但在体制上别出心裁,采用辞书结构,将以精心设计和组织撰写的自成体系的词条,实现百年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这两部大书,目标一致,又在结构功能上呈异态互补之势。必将受到后人的重视。发生在世纪末的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热潮,其重头成果也许要到下个世纪初方能问世。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确实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使中国知识界的大多数,在下面一些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首先,由于百年来的特珠国情,中国学术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始终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并且常常受到政治的强行干预,而实践证明,政治的干预往往对学术造成伤害。故欲求学术的健康发展,必须确实创建一个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在这个基础上,其次,要确认学术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必须从民族学术自身内部去探求其走向“现代”的可行之路,为此学术必须自立,学者必须回到学术。而真正“自立”的学术,决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因此,其三,必须言行一致地贯彻“双百”方针,鼓励“百家争鸣”。只有真正形成众多在理论上自成一体的“家”,中国学术才能在中西文论的冲撞、融和中,树立起自己的“现代”形象。百年的经验教训,足可以让我们聪明起来了。如果真能记取历史的教训,那么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使之形成更为完备的理论生态机制,从而逐步走向成熟,也必将为下一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正是中国学人所热切盼望的。 3.“中国特色”研究得到强化 80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与此前的30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相比,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的确有了深刻的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具有一定突破性的论著,但如果从时代的和世界的眼光来看,又的确如季羡林教授所说,“在近现代没有一个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东方文论·序》)。在整个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批评领域,还听不到中国独立的理论声音。(注:美国著名学者亚伯拉姆斯在谈到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时,曾列出20种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论潮流和主义,均与中国无缘。参见黄维梁《〈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这种状况,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无论有何种现实原因,都不能不是一个深深的遗憾。于是90年代,在新一轮的反思中,“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问题,被提到特别突出的地位。 自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并非始于90年代。还在50年代中期就有人指出:“近几年来,有许多人用教条主义的方式去学习苏联的文艺理论,而不顾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实际”,因此不能“成为中国的花朵”。(注:见应杰、安伦:《整理和研究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遗产》,《新建设》1957年第8期。)对教条主义的批评,激发和强化了民族主体精神与创造意识。在此基础上,周扬于50年代末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命题。此后乃有蔡仪和以群分别主编的《文学概论》和《文学的基本原理》。这两部著作虽然在质量和影响上居当时同类著作之首,在与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实际的结合上有所进步,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仍未能从体系上摆脱苏式理论的影响,完成质的突破。如此,当80年代有了相对宽松的时代条件之后,问题便自然地再一次提上日程,尤其80年代后期,讨论渐趋热烈,并产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成果,然就学界整体而论,那时还处在急于借鉴模仿的兴奋与浮躁之中,还不能更集中更踏实地就“中国特色”问题进行多方位的研究与探讨。这只能是90年代的事情。这一时期虽然失却了80年代的轰轰烈烈,但有关学者的精神更为集中,研究更为扎实。 什么是“中国特色”?目前学界仍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强调“民族性”,有的强调“社会主义”性,“马克思主义”性,也有的强调二者的结合,可谓众说纷纭。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特色”,归根到底,就是指由中国学者所创建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理论系统,关键是要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声音。这种理论应该具有原创性、体系性和普适性。所谓普适性,即是理论的先进性、超越性,它产生于中国,又有能量的强势,具有向外的辐射力,能在不同的民族地区进行传播,发生影响,获得世界性的认可。当世界学界谈起某一理论,共同指认它来自中国时,这一理论自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反之,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理论境界,而只是自我标榜有“中国特色”,那恐怕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依照这种观点,我认为90年代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设性探讨,主要表现为三种路向。 一路寻求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造性发展。 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文论现代传统继承、扬弃和重建的路向。在这个方向上,有两支人马在奋力前行。一支沿传统文论体系整体改造的目标推进,如钱中文,王元骧等。他们在80年代已经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90年代继续锲而不舍地努力。但由于问题难度甚大,未能取得更大的突破性的进展。他们所进行的主要工作,是对新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的回顾和总结,目的在于更好地探寻前行之路。 钱中文的《世纪之争及其更新之途》,《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注:分见《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1996年第1期;1999年第2期;《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是几篇分量厚重的论文。他把中国20世纪文论的演进,放到本世纪世界文化和文论发展的大背景上进行纵横观察,比较,反思,高屋建瓴,发人深思。他认为,对20世纪中国文论进行反顾与前瞻,不能离开“现代性”这一理论问题。所谓“现代性”就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推动自身不断地走向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现代性的策动下,中国文学理论必然走向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和哲学基础的多元化。有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有不断更新,丰富自己,才能获得不可替代的位置。他强调,20世纪的中国文论经过百年流变,实际上形成三种传统,即:古代文论、现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必须要面对这三种文论传统,并给出科学的定位与选择。而这种选择,只能从现实的传统出发,以现代文论为主导,充分融和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否则又会中断传统。这将是一种在长远时间里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体现现代性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在谈到文学理论现代性时,他又特别指出,要有“充分的人文精神”,要树立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他说,“这是从近百年来文学理论痛苦演变中凸现出来的一个思考”。他的识见,的确包含了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学者深沉乃至痛苦的历史思考。 王元骧的《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展的思考》,《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文学理论建设刍议》以及《艺术实践本性论纲》(注:分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5期;《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等论文,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何走向当代,以及作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逻辑起点、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通过“世纪回眸”,在比较已经取得的成果(主要是80年代以来的新成果)的得失之后,他深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最关键的环节”,是要形成和确立正确的文学观念;这样的文学观念,应该到科学与人文两种学科的结合部去寻找;在内涵和功能上,它必须充分反映时代要求,民族文化精神,并有能力整合与同化已经积累起来的一切理论资源。遵循这样的思路,他在坚持认识论的基础上,引入实践范畴,提出了“艺术实践本性论”。试图以实践为中介,将知识论、认识论与人生论、价值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阐释文学的“人学”性质,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发展。另一支是更年轻一些的博士,如许明、郑元者等。他们的兴趣,暂时似乎更在于某种重要的研究领域和专题上,期望通过这些关键性问题的突破,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现展寻求契机。 许明是已故著名美学家蔡仪的学生。他的博士论文《美的认识结构》,完成于80年代,修订出版于1996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的一部“具有高层次研究水平”的论著。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美学的最基本的合理内核——客体思想,同时又广泛吸收近百年来西方多种美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以哲学认识论——思维科学为方法论基础,以审美实践为出发点,整合客体、主体、动力、反应等因素,首次提出和论述了“审美思维结构”,并由此对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形成的逻辑过程,以及美感和性质等,进行了创造性的探讨,从而为认识论美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在长期踏步之后重现生机。许明认为,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首先要“重读马克思”。所谓重读,就是要恢复过去长期被误读和“弱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性”,“价值立场”,“人的解放”等重要内容,重新以“人”为优秀,张扬那些与人道主义等相联系的价值资源,以回应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与危机。他的研究新著《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起源》一书已经问世。其次,要关注现实。因为理论发展的契机,最终是要到现实中去寻找的,它的独特的内涵,应该来自时代的深处,来自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处,来自人性的深处,研究者只有融进这个现实之中去方能真实有效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为此,近年他主编并参与撰写了全面研究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问题报告》(丛书,20余种),《与总书记谈心》等很有影响的书籍,获益匪浅。第三,要有明确的理论目标。在环视世界理论思潮走向的基础上,他强调中国文论建设要“重返意识形态”(当然是开放的意识形态),要“建设新的人文精神”,即“以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为优秀的价值观、方法论、社会观所构成的新的意识形态建构”,从而使文学更好地担负起帮助民族实现“人格重建”这个时代性的主题。他曾发表《人文理性的展望》,《当今文学理论发展的十个问题》(合作)等多篇重要论文,分别收入《轻拂那新理性的风》,《人文理性的展望》等文集。在我看来,上述三项,确实从理论本源,现实需求和未来方向的结合上,抓住了今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的关键所在。目前,他正投入心仪已久的《意识形态笔记》的写作。这将是他为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所进行的新的理论探索。 郑元者师从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教授。他的博士论文题为《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已于1998年出版。关于艺术的起源,西方古今理论家曾经有过多种说法、多部论著,如劳动说、模仿说、游戏说、心灵表现说,《艺术起源》(格罗塞),《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原始艺术美学》(简·布洛克)等等。这些著作与见解,虽然各成一体,但往往视角比较单一,带有比较明显的局限。郑著则积极开扩视野,将艺术起源分解为艺术何时发生/艺术如何发生/艺术何以发生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互动层面,归结为一种规律性生成过程;同时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史前宗教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的有效理论和方法,既重实证考据,又有哲学思悟,在认识上突破了艺术起源“单数”论的传统见解,提出艺术起源于原初性的图腾观念以及它的特化形态的“复数”理论。其优秀概念是“图腾观念特化说”,其理论展开为“图腾观念特化树”。有关专家认为,“这种自成体系的崭新的观点,使艺术起源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为美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注:参见蒋孔阳:《艺术起源学研究的新创获》,《复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他的努力方向,是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的学科体系。他认为,“要改变传统美学的诸多重大失误,当代人类学美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它是‘新美学’的前导”(注:见廖明君《艺术起源学研究与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郑元者访谈录》,《民族艺术》(南宁)1998年第2期。)正是为了探寻“新美学”,他“甘于清贫,甘于寂寞,坚守学术阵地”(蒋孔阳语)。近年来又完成和出版了《崇高之始》(已出),《当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人类学美学与21世纪中国经济文化战略》等新著。目前正继续进行艺术起源学研究,埋头撰写计划中的其它几部论著。他的研究显示了一代新学人严肃负责的学术追求。可以预计,在理论建设的道路上,他将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他的导师高兴地说:“在元者身上,我看到了我国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确实,在新一代博士中,正涌现出一批具有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及现代科学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的新型人才。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民族文化建设的希望。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还有一些文章值得注意,如《文艺社会:结合部与生长点》(周平远),《文学理论与文学世界》(吴元迈)等。(注:前文见《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后文参见《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面对现实融汇中西》(徐新建、阎嘉)一文。)周文认为,文艺社会学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和精髓,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现代文论的主流,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也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强烈诉求和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文论/文化思潮,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和西方文论、马列文论中国化的结合部,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术生长点。吴文认为,20世纪以来,由于各门学科的独立发展及其相互渗透,文学边界内的“入侵者”越来越多,一方面文论变得越来越不像文论,另一方面文论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广,与此同时却似乎偏偏不关注文学现实本身。今日文论的发展,固然需要与古今中外种种学说对话,但最重要的是进行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对话。惟有这样,文论才能发展,惟有以实践为基础的文论才可获得生命力。此外,朱立元《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结构》(专著,1991),《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民族化的思考——力求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融通》(1990),狄其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形态》(1991),周来祥《辩证思维方法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理论体系》(1992),彭立勋《意识形态论与审美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设的思考》(1992),董学文《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1996)等也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一路寻求中国传统(古代)文化的“现代转换”。 这种“转换”,与古代文论的一般研究(如历史研究、专题研究、范畴研究等)不同,它是以这类研究为前提,谋求其与现代文论的“接轨”;也不是仅仅将个别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移接到现代文论的系统上,而是要在对古代文论根本精神特征深入把握的基础上,将其生命内能激活,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自然地与现代文论融和,形成独具特色的新体系。这可能是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但又确实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程。正如罗宗强所说,“借助于古代文论的‘话语转换’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必将遇到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或许正因其难,才更有吸引力。80年代后期,要求“转换”之声开始出现,进入90年代呼声日益高涨,到90年代末,以此为中心议题召开了全国性专门学术研讨会。同时,《文学评论》也为此开辟专栏,持续讨论达两年之久,一时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文坛热门话题。 尽管目前学界对于究竟如何实现这种转换,尚在讨论之中,实践这种转换的代表性著作暂时还无法产生,但这种呼唤本身却已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发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开始超越传统的“历史研究”、“阐释研究”,努力向古文论体系的深层和优秀部位掘进。这种研究的端倪初现于80年代末期。主要有五种方向:一、发生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如赵沛霖《兴的起源——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1978)等。二、本体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的本质、特征、构成等基本理论问题。如栾勋《现象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1988),李泽厚《华夏美学》(1989),潘知常《众妙之门》(1989),于民《气化谐和》(1990)等。栾文潜入古代美学的肌理,第一次对古人思维路线(由“两端论”而“中和论”而“神秘论”)和古代哲学——美学思想总体结构(由“思想环”、“宇宙环”、“现象环”连环交错构成)作出独到的揭示;李著认为,华夏美学从礼乐传统和孔门仁学开始,以儒学为主,同时包括道、屈、禅,其基础是以性情为本体的“心理主义”,它既超越又内在,既是感性的又超越感性,形成独特的“审美的形而上学”;潘著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意在揭示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秘密;于著借中西思维文化的比较,提炼出“气化和谐”说,由此阐释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特征。三、文化学方向——主要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中国古典美学与相关文化的关系。如漆绪邦的《道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论》(1988)指出,古文论中许多重要观念来源于道家思想,因此仅说“儒道互补”是不够的;张法的《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1989)着重从中国文化背景考察中国悲剧意识的性质、特征、类型及运行趋势。四、心理学方向——主要从心理学角度对古代文论作新的探讨。如皮朝纲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论纲》(1989),以现代审美心理学为参照,提出文气、才力、个性、养气、积学、研阅等六个范畴,试图建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五、发展论方向——主要探讨古典美学近现展的内在机缘。如潘知常的《美的冲突》(1991)通过对近现代美学曲折进程的分析,旨在说明其最终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归宿的历史“必然”性。 进入90年代,研究进一步深入和扩展。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1991),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1992)是继续总体探讨的两部论著。前者着重探析中国诗学的精神与原型,提出并论述了比兴、意境、弘道、养气、尚志五个优秀范畴。后者则认为中国诗学体系主要由志、情、形、境、神五个范畴构成。栾勋《人学、美学、道学》(1996)一文,超越一般的文论层面,立足于哲学,美学的高度,指出中国传统的人学、美学、道学,实际上以“人学”为中心,而在深层次上它们之间又是相通的,因而主张研究古代文论应从“人学”处入手。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1997)一文,对古代文论范畴的哲学基础,思辨特征,认知体性,传统文论范畴之知识类型,诠指方式,理论形态,以及它们的展开层次,相互结构关系乃至整个中国文论范畴体系的系统结构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的《传统文论范畴体系之现代阐释及其方法论问题》(1998)一文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优秀是范畴体系问题;这一范畴体系的基本结构是:以“道”为历史原点与逻辑起点(元范畴),根据天——地——人这一系统结构框架,依循气——人——文或物——心——文这一生成模式,由源到流,由体到用,由实到虚,由对立到统一,以范畴为基本单元,围绕着作为一种文化的或精神现象的文学艺术所涉及到的各个认知方面而具体展开,形成文源论、文体论、价值论、通变论、主体论、创作论、作品论、风格论、批评论等八个层面或曰理论专题,彼此之间的相互贯通,从而呈现出一种网状式的结构特征;而在“转化”过程中,又必须充分注意“视界融合”,“创造性阐释”以及“活化”问题,如此才能把握真谛,激活内能,自然地融入当代文论之中。毛宣国《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重要选择》(1998)一文,重点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如何“沟通契合”,并从人的关注,思维方式,范畴融通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释。张海明的《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文学评论》1998·1)也循这一方向进行了探讨,强调在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建设中,古代文论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是民族文化的“根本”,欲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必须在以现代意识完成“价值重估”的基础上,实现“现代阐释”。蒲震元的《现代诠释与微观考辩——再谈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转型》(《文艺研究》1998·3)则主要探讨在实现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扬长避短,为我所有,并逐步建立中国的当代诠释学理论。古风的《意境理论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社会科学》1998·3),专就“意境理论”的演进过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优秀范畴“现代化”的路向:其一,以现代思想“重写”传统,并在传统内涵的基础上增殖和发展;其二,以现代西方文艺美学思想进行阐释,给传统注入外来血液,使其内涵产生重大变革。该文认为,意境现代化的最高理想是对意境范畴的重构,并对这种重构提出了设想。关于意境的系统研究有两本著作值得一提。一是蓝华增的《意境论》(1996),一是蒲震元的《中国艺术意境论》(1995)。它们结合古今中外文艺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将“意境”提升为一个现代文论和美学的术语;尤其前著更受称道,被认为是意境理论现代化的“一个成功范例”。此外,余虹在《文史哲:中西叙事理论的内在旨趣与知识眼界》(1997),《中西传统诗学的入诗方式及其历史性建构》(1997)等论文中,通过中西比较,对中国文论的入思方式,历史性建构以及叙事理论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王齐洲的《中国文学观念的符号学探源》(1999)也以中西比较的开阔视野,从符号学的角度,详细讨论了中国文学观念发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文学观念所具有的原初意义,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文学观念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尽管这些探讨还只是初步的,但其攻坚的目标和力度,显然是前所未见的。 一路在继承的借鉴的基础上更注重独立的理论发现和创造。 在这一路向上可以举出杨义、叶舒宪、萧兵、蓝棣之、王一川等人。 杨义的长处在于对中国文学本体有比较扎实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他首先在现代小说史领域辛勤耕耘,以独具特色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立稳脚跟,进而由现代进入古代,在对大量古代作品的研读品评中,体味、追索中国文学的生命底蕴和民族特征。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中国叙事学》(注:见《杨义文存》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这部书与同期出版的叙事学理论著作不同,它不是对同类外国著作的综合性演绎,也不是对这类理论的创造性重构,如胡亚敏的《叙事学》,董小英的《叙事艺术逻辑引论》,罗纲的《叙事学导论》等。它是著者以西方叙事学理论为参照,用现代眼光(新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对我国古籍钩玄提要,梳理爬抉,细读精研之后的独立发现;第一次揭示了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叙事的文化密码,即叙事与历史结合的源起,提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叙事中的不同表现原则,发掘了中国叙事智慧之特征。(参见该著附录专家推荐意见)这样的研究,由于集现代人类文化之光凝聚于中国文学的本体,阐幽发微,综合提炼,自成一体,因之既充分显示了中国叙事学的特色,又具备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虽然不能说该著已经完美无缺,但可以说,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进程中,这确实是一项重要的创获。 叶舒宪和萧兵是八九十年代很有实力的两位学者。在研究领域上,前者神话与理论兼长,一部《中国神话哲学》体现了他的这一特长;后者则专注于神话研究,尤其楚辞神话研究成就突出,出版《楚辞与神话》等多部著作,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世界的眼光,做中国的学问;在方法上,更注重文化人类学和中国乾嘉学派的积极价值。近年来,他们合作主持并参与撰写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将这一特点进一步贯注到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探讨上,为了对古代文化更好地进行现代破译,他们一面积极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视界,一面努力继承和开掘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力求融汇中西古今,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理话语。他们的这种创造性追求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被称为“中国文化考据学派”。乐黛云认为,他们用现代的世界的眼光诠释中国文化,竭力使它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共享的思想资源,这种努力代表着我们学术的方向和未来。(注:参见《文学人类学走向新世纪》所记乐黛云的发言,《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二期。) 蓝棣之曾师从著名现代文学史家,鲁迅研究家唐弢先生。读书期间思维即有些“怪异”。他借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抓住文学文本的某些特殊情节,便不顾一切地向作品的背后深钻细探,必欲挖出其深藏的“秘密”而后快。此后,一直沿着这一思维方向充实丰富,深化发展,终于形成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正统的与异端的》(1998),《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1994),《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1998)等。其中后者影响最大,是他的代表作。该书用独特的精神分析解读中国现代小说、戏剧,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别开洞天,令人耳目一新。他所注意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形式与技巧,而是从文本的“疑团”(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等)寻找其作者的“症候”,再由“症候”寻踪探源,所要揭示的是:作品说了什么,一个故事下面还有没有另一个故事,哪是作者想讲而没有讲出来的,哪是作家要掩饰的,哪是作家没意识到而无意之中流露出来的,还有,作家之所以要讲故事的无意识动因是什么?(注:参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5月19日9版,梁妍:《深入到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中去——蓝棣之谈文学的症候批评》。)这样,如多节火箭一样,节节推进,使探究超越作品的表层、外层空间,进入作家心理和文本结构的深层,进而由作家的无意识动因的分析深入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这部书并不是系统的理论建树,但其中贯穿着独立的理论观念,形成了当今理论批评界难能可贵的“一家之言”。有人称他为“症候分析学者”,他认为自己属于心理批评派,而心理批评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补充。 王一川是一位很有个性的青年学者。90年代以来,他以“修辞论”为中心课题,但不满足对他人理论的一般移植与借鉴,而是在中外相关理论的辨析比较中,寻找建构自己的理论系统。他认为,既有的认识论美学、语言论美学和感兴论美学都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前者往往为内容、思想而牺牲形式、语言;中者在执著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时,常常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后者则又忽视了语言论美学的优长。为了走出这种美学的困境,他主张“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经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他认为,“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由此,他提出了与众不同的“修辞论美学”。(同名著作于1997年出版)这已不是一般的创造性借鉴,而是在借鉴基础上的一种独立创造,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提供了新的尝试。杜书瀛认为这是一种力图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的美学,力图建立一种既避免单一的“内部研究”的缺点,又避免单一的“外部研究”的缺点的美学。因此,是很有创见,也很有价值的。(注:参见《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学再反思》,《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就目前来看,以上三种路向的研究,都还未能形成更多更有分量的“拳头产品”,但可喜的是都已有先行者在奋力拼搏。经过二十年——也可以说20世纪几辈学人艰难曲折的探索,终于看清了的学术道路,我想,富有光荣传统和聪明才智的中国学人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新一代学者和论著一定会涌现出来。 文学理论论文: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分析论文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次革命性变化,与之相应,英美各高校也出现了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这些教材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理论与批评的全景,而且表现出与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尽相同的体例和风貌。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这些教材,特别是国外学者为解决“理论”危机而做出的种种颇有创意的努力,对于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目前收集到的近50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20本教材作为研究对象(见篇末附录),通过认真研读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思想和写作体例,并希望通过对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为我国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类型 导论型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不难发现其书名冠以“导论”、“引论”(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导论型教材,但这种导论型教材与国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国人看来,作为导论型教材,应该关注文学理论(Literarytheory)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优秀范畴等基本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理论建构和明晰的范畴界定,论述过程缜密,结构也应相对完整。而在英美高校,这种具有完整体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许受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当代哲学不再诉求宏大叙事的影响,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构普遍的理论体系。 就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是少数具有完整体系建构的教材之一。该教材涉及到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韦勒克试图通过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区分来界定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来寻找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并重点阐述了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分析了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该教材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影响颇深。卡勒的《文学理论》也属于导论型教材。如果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型体系的教材的话,那么这一本便可以视为“解构型”教材了。该教材对文学理论中的几个关键范畴均提出了质疑。其开篇标题为“理论是什么?”第二章标题是“文学是什么?”接下来则对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学是什么?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该教材通过分析历史上各种界定“文学”的说法,最后将“文学”理解为从五种视角审视的结果,从而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理论试图找到文学的普遍性本质的消解。这种解构方式告诉人们,对“文学”这一术语的界定的不可能与无限可能。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文学理论,是一本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教材。该教材首章为“哲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谈到了“客观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极端不确定主义”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以此为出发点,论及“诗学的形式与功能”、“变异、价值和文学理论”等文学理论的优秀问题,并探讨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及其意义与前景。这本教材可视为理论面临坍塌之际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学理论中特定范畴的专论性教材,我们也将它们归入导论型教材内。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斯·罗伊尔合著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就属于此类,该书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开端”、“读者与阅读”、“人物”、“悲剧”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这一方式。该书各章之间虽亦有参阅,但就总体而言,各章几乎全凭某一关键词而自成一体。此类教材因各章节之间独立性较强,所以在教学过程之中可以从不同的章节入手,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路径。 有些导论型教材则具有史论结合的特征,如查尔斯·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该教材既有对文学理论的优秀概念的质疑与界定,又有对自古希腊以来学科史的勾勒,包括对20世纪以来的主要理论批评流派的介绍。还有些教材主要通过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评述来结构全书,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它将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梳理出三条线索,从而引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与之类似,佛克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也是通过对各理论流派的选择性介绍和评价,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文学理论。 选本型教材选本型教材即选辑他人著述而成,一般为选家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选择编排一些理论或批评实践文本,其中大多为经典文本,偶尔也收录学生习作,用来作为课堂教学或学生阅读练习的实例。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的选本型教材不只是资料汇编,大多具有选家眼光和水准,大多在选编中有说明、指要或有一定篇幅的介绍。如诺顿出版公司的《诺顿文选理论与批评选集》,在前面就有长达28页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导引”,对“什么是阐释”、“什么是文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了概要的介绍。再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罗纳尔德·席勒夫编选的《当代文学批评:文学与文化研究》,该书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什么是文学研究”和“什么是文学理论”。这类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 根据编选标准和内容的差异,我们又可以将选本型教材分为三种。一种是依据历史编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该书有2600多页 ,遴选了自古希腊至今的文论家著作,按照文论家出生年代先后而编排。另一种是按理论批评流派选编,这类教材往往精选出文学理论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批评著作片段。例如安·杰斐森和戴韦德·罗比的《当代文学理论介绍》,选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批评、美国新批评、结构—后结构主义批评、阅读阐释理论、精神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等八种文学批评流派的代表性著述,勾勒出一幅当代批评理论之图。第三种则是前两种的综合,既根据主题或专题选择,又兼顾历史与流派的顺序。例如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全书共分为五大主题: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每一主题下又分为若干子题目。菲利普·莱斯和帕特里夏·沃夫编选的《当代文学理论读本》也与之类似。该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按照流派编选了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与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家的文章;后半部分则按照主体、语言与文本性、话语与社会、后现代主义等专题编选。 手册型教材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互为补充。相对于导论型教材和选本型教材而言,手册型教材是与前两种类型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这类教材又分两类,一类是辞典,一类是批评方法手册。手册型教材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或者初涉批评领域的人提供了获取知识的途径。#P#与导论型教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不同,手册型教材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普及。有些辞典收录的词条范围很广,如《韦伯文学百科全书》,该辞典言简意赅地介绍西方近几十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和术语。安约翰·派克和马丁·库勒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则仅限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这类辞典既可供初学者入门,也可作为工具书。 手册型教材与选本型教材也有差别,选本型教材虽然也辑录的是他人的文本,但重点在选,手册型教材则带有实践性质,重点在指导如何运用。该类型的典型例子是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编著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该手册介绍了数种批评理论,每章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介绍该理论的背景、性质与运用范围,第二节为经典批评文本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该批评理论本身的评价。比如该书第二章“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第一节介绍了形式主义理论的背景及分析方法;第二节为“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实际应用”,具体包括:①用形式主义方法解读《致他羞涩的情人》,②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③对立统一:《哈姆雷特》的形式,④形式中的意义等。第三节是“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局限”,对于只关注于文本内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编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而是要恢复文学跟生活和思想的联系”。这类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即在介绍使用各种批评理论的批评实践时,往往选择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对象,《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是用不同方法分析了《致他羞涩的情人》和《年轻的布朗先生》这两部作品。朱利安·沃尔夫莱和威廉·贝克合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也是如此,该教材收录了分别用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雪封》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这种编排可以使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各种批评方法的不同特色,同时也训练了学生阐释文学文本的能力。 教师用书教师用书严格地说不能叫教材,而是带教辅性质的参考书。这些用书对文学理论本身和教学方法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提示,迪安·F.萨多夫和威廉·E.凯恩合著的《大学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和麦克·肖特的《阅读、分析和文学教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有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还注意到了多种类型的教材配套使用的问题。如塞尔登的三本教材就是可以互相参阅和补充的。其一《当代文学理论导论》,主要评介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其二《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分主题遴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文学理论著述;其三《理论实践与文学阅读导论》是一本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批评案例分析。 二、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 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指编写者对文学理论性质的看法和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的指导思想。编写者的立场与其理论素养、文学观念特别是所属的理论派别有关,在教材编写中,往往表现为编者对各种文学理论观点或流派的取舍和评价,对具体的理论术语的界定和表述,以及对教材的逻辑思路及建构方式的选择和设定等。由于编写立场的差异,有些教材侧重于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阐释,有些教材则集中研究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使得英美的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导论型教材一般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立场,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从构架上看似乎是一种全面的文学研究,但在具体论述中,著者对文学研究中的传记、心理学、社会和思想等四种从“外部”切入的态度有所保留和否定,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忽视了语言符码的特殊性,将文学作品虚构世界的生成机制简单化了。实际上著者是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主张文学理论应立足文本,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立场与韦勒克相左,著者毫不回避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该书从“什么是文学”开始,在缜密的论证过程中否定了传统和当下社会的各种观念,在追问中得出结论:纯“文学”只是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给人造成的错觉,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佛克玛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虽然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范式,但纵观全书,他们是希望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为基础,同时吸收接受美学、符号学等相关成分来合成。卡勒的《文学理论》则通过一系列的质疑表现出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学派立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所表现的这种鲜明的 学派意识与编著者在编写教材时的文学现状及文化思潮有一定联系,而这些教材所坚持的指导思想通过被学生接受和掌握,又可推动某一学派和思潮的普及和发展。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起到了推动和传播新批评主张的“内部研究”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及文化的多元并存促使文学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反映在教材编写上则表现出综合性的倾向或采用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评述各派理论。正如朱利安·伍尔夫雷和威廉·贝克编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中所言:“没有一种理论是封闭或者自足的”,“批评、理论的写作和阅读已经泛滥,超出了‘理论’这一术语的同质性”。当今的许多教材往往不再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立场或是学派意识,而是囊括诸多文论观念,其框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凯思·格林和吉尔·列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就体现了这种特征。该教材全面阐述文学和语言、结构、历史、作家(主体性)、读者、政治和文化之间关系。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也是从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五个方面来编纂教材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则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中探询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各种意义斗争激烈的领域”,多种定义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教材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无不有一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提供任何简单的定义的答案,也许是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一个积极而非消极的特色。 需要提及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十分注重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资源,特别是本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情况,由此显示出一种本土立场。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选用了100多个文论家的著述,其中英国文论家占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一编第三章和第五编第二章,分别所选的五个文论家都是英国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第一章分析了英国文学的现状,针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提出现在到了强调理论的时候了,第二章又设一节专门探讨英国的文学传统。英国汉斯·伯顿斯的《文学理论基础》主要以英国近代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为例子作为演示。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开篇所选的范例就是“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些对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有启示意义。 三、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逻辑思路 清晰严谨的逻辑思路无疑是每一位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或描述理论现状时所遵循的,只有如此,教材中各方面的内容才能融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也才能让学生易于把握教材的内在线索,并藉此掌握相关理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大都具有相对清晰而又体例各异的逻辑结构。有些教材以问题为出发点,通过质疑某种观点来结构全书。如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是从对当时流行的“起因研究法”和“个性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发难开始的。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表现出对各种批评理论中自我中心主义的反击,因为那些理论“总是威胁要切断读者及其熟悉的精神支柱”,而对文学研究不是“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评价”,而是“发出绝望的呼喊或进行道德的讨伐”。由此这些教材形成这样一种思路:置疑现状否定传统提出新观点论证新观点。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有些力求在各理论流派之间寻找其内部的逻辑关联,以统摄整个教材。如凯思·格林和吉尔·利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编者首先介绍与文学的本质特征——语言相关的批评方法,然后一步步走向文学的外部,形成一个以文学文本为圆心的众多的同心圆,其结构方式是由内及外:语言符码结构含义历史生成作者主体读者接受政治意识文化解读,由此勾勒出各种批评理论的内在关系。有些教材集中围绕文学理论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显示各种文学理论批评的联系与发展。如汉斯·伯特斯的《文学理论基础》将各种批评理论聚焦在“阐释”和“阅读”上,关注各批评理论的阐释功能。他在序言中指出,曾经“有段时间里文学文本的阐释和文学理论似乎是两个不同而且毫无关联的物”,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阐释和理论彼此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事实上,对于当代的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来说,阐释和理论已无法分开”,由此该书便有如下章目:第一章:意义解读:实用批评与新批评;第二章:形式解读(上):形式主义与早期结构主义(1914—1960);第三章:形式解读(下):法国结构主义(1950—1975);第四章:政治解读: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从章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章关注的都是作为各种批评理论的共同功能,即如何阐释文学作品。还有些教材则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考虑,根据各理论流派本身的理论难度来结构全书。如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的结构方式。有些教材甚至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无论是全书的导论,还是每章的开始,都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讨论入手走向文学理论教学的。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中大多数章节的开篇便是一首诗歌或一篇小说的片断。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文本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初有一个比较生动或强烈的印象,从而产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和欲望。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编排上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如有些教材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为了更好地介绍当今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各种怪异理论,在第四版里把以前版本里涉及到的理论(包括1993年增加的新批评)压缩成一至六章,仅占整本书的一半,而用另一半篇幅论述各种后现论。有些教材在编排上更为前沿。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结构就彰显出一种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的色彩。全书分二十多节,既有传统的如“叙述”(Narrative)、“人物”(Chara cter)和“修辞和比喻”(Figuresandtropes),也有耳目一新的“笑”(Laughter)、“自我认同”(Me)、“上帝”(God),还有“意识形态”(Ideology)、“种族差异”(Racialdifference)、“怪异理论”(Queer)等,各节之间相互独立,亦没有偏重。 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排风格 从编辑学的角度我们还发现,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有诸多和国内大学教材迥异的特色。 英美教材的封面设计与国内教材相比,更具个性化。有的教材采用的是带有现代色彩的油画,如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有的教材则刊入一幅颇有意味的图片,如塞尔登和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的封面,画的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人端坐在一扇门前,他在思考什么,门里面又是什么?这些都给读者以遐想。此外,还有的教材封面居然是一幅漫画,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勒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封面,漫画中的教师西装革履面带笑容的拍着学生的肩膀,两位学生却被缚于木板上不能动弹,甚至连嘴巴也被封住,下面一行小字说明:“通常,艾德尔森特别恩典的给少数几位学生讲授关于当代小说的后结构主义分析”。 英美教材在目录的编排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劳拉·芬克编著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从古希腊到现在》,全书的编排顺序是按年代来进行的,但在后面又编排了一个按主题分类的目录。诺顿公司多人合编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更多达五个目录,分别按:著者出生时间;现当代流派与运动;文类;历史分期;论点与主题等五种顺序来编排。这种方式已接近计算机的链接,它提供了多个入口,给学生带来一定的便利。 英美教学非常强调课外阅读,因此它们的教材无一例外都附有指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的书目,并且书目的编排有多种方式。一般按照由易而难的顺序,这样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理论知识。也有一些编著者根据教材自身的内容安排阅读书目,如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由于各章内容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他的扩展阅读书目是按章来附录的。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由于专业性很强,因此在按章注释之后对一些参考书目还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的扩展阅读书目做得更为精致,分别标为文学理论的入门或普及性著作、一般导读性书目、接受理论书目和语言理论书目等四部分,并且每一部分的前面都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俨然一本课外自学指导手册。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也很重视附录,注意增加一些特殊的内容。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每节都附有批评实践的范本。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则在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的后面附有一篇学生的评论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该教材2003年版中第三到第十章的后面均附有与该章内容相关的网址。 顺便说一下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再版特色。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再版时往往有较大的变动,内容或增或减,顺序也多有调整,这样做也是与时俱进,使教材更具时代特色。查尔斯·E.布莱斯勒编写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1994年首版后,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再版,每版都有变化,不断加入最新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和彼得·布鲁克合编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也是如此。 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英美教材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一些偏颇之见。同时,很少有编纂者注意到东方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使它们所阐发的理论的普遍性大打折扣。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值得我国高校教材建设中借鉴的东西。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所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观念的多元和不断更新,教材体例和编写风格的丰富多彩,以及对选本和辅助教材的重视等等,都给我们诸多启发:文学理论教材可以有多种写法,也可以同时编写出多本不同体例教材,除具有导论性质的教材外,还可以有选本、有个案分析或手册。教材的表述可以严谨细密,也可以文采飞扬。总之,一本好的文学理论教材既能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又能在学习中发现理论的价值和思考的乐趣。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性成分研究论文 书名"理论留下了什么?"问的是:被称为"理论"的话语在今天占有什么位置,它如何既与自身的过去又与那些自称有权在政治领域占有一席地位的话语相关?作为今年英语协会会议上的第一位讲演者,我的讲演就是理论留下了什么的一个范例--一个活生生的余留物--一种理论的剩余,它的范例性将使别的讲演者摆正自己的位置而不至于对理论的遗产有太大的曲解,不用说,这样做的方式就是抓住理论与其过去的关系:理论留下了什么? 在1960年代,当我刚涉足我们的书名简单称之为"理论"(theory)的东西时,这一术语(如此怪异,它是关于什么的理论)的含义比今天宽泛得多。在结构主义风行的时期,出现了大量不断扩展的理论--从根本上看,它们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普遍化运用--这种模式自称将适用于全部文化领域。理论指一些特殊的结构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将阐明各种各样的材料,是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有文字书写和无文字书写的社会以及人类心理结构的关键。理论指具有特定的学科间性的理论:它激活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心理分析和文学批评论文。 不过,尽管理论具有广泛的跨学科目标,但在它的高潮时期,文学问题仍处于其规划的优秀: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尤其是对罗曼·雅各布森(它将列维一斯特劳斯引入音位模式,这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言--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激活思想的问题。理论试图将文化对象与事件当作形形色色的"语言"要素来处理,因此,它们首先与语言的性质相关,而当文学表现为最为有意的、最反常的、最自由的、最能表现语言自身的语言运作时,它就是本真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结构与功能最为明显地得到突出并显露出来的场所。如果你想了解语言的一些根本性的方面,你就必须思考文学。因此,在雅各布森所界定的一系列语言功能--指涉1、表情、交际、意向、元语言、诗性,这些功能分别突出或强调语境、说话者、联结、接收者、编码与信息本身--中,正是语言的诗性功能(用雅各布森的论说)"为信息而强调了信息"("信息"在此指说话样式本身)[1]。在众所周知的一道公式里,雅各布森说:"语言的诗性功能将选择轴上的对等原则投放进了结合轴。"[2]语言的诗性功能包含了语言两大基轴的重叠。 不过,即使在每位优秀的理论家都必须谈论文学的文学性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看,理论也显然在改变文学成分的地位,至少对所有攻击理论的人来说如此。这些人指责我们贬低了文学的价值,损害了文学的声誉和特性。叙述学家以同样的热情研究巴尔扎克和Io佛莱明(IanFleming)的叙述结构。众所周知,雅各布森为说明语言的诗性功能而选用的例子是政治口号"IlikeIke"而非波德莱尔的《猫》("Leschats")。在"IlikeIke"这个句子中,被喜欢的对象(Ike)与喜欢的主体(I)都包含在喜欢(like)这个行动中,因此,我喜欢Ike的必然性似乎就刻写在这个语言结构中[3]。文学作为优先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受到了很大损害,不过,这种研究的结果(这很重要)将"文学性"置入了各种文化对象,从而保留了文学成分的某种中心性。 对文学语言特殊性或文学特殊性进行理论概说的企图在早期对理论至关重要,但有时候它也并不是理论活动的焦点。应该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回答了文学的本性问题,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思路接近于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最初理论研究将文学看作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不过,有关文学性的每一种界定都没能对文学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往往是在别的文化现象(从一些历史叙述、一些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广告口号)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文学性。另一种研究提出文学不是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而是对语言的特殊使用,然而,不管So费什的努力如何大胆(比如,他试图证明写在黑板上的语言学家的名字表可以被读作一首宗教诗),还是不能提供有关文学性的满意答案[4]。 我想上述情形有两层潜在的意思。第一:文学正如意义一样,它既是文本事实又是一种意向活动,因而既不能按照上述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也不能通过将两者综合起来的方式对文学加以充分地理论说明。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交替变换,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成功地兼并另一方而成为综合框架。我们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是有特殊性的语言,我们也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语言在特定方式中的构成,但任何有关特性的说明或有关感知框架的说明最终都使我们走向另一模式。文学的品质似乎既不能还原为客观特性,也不能还原为一系列语言构造方式的结果。 我想第二层含义是:对文学性或文学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并不是要发现我们用以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以便将其适当归类的标准,相反,回答这些问题的企图最初只是引起我们对文学的某些方面的直接关注。通过谈论文学是什么,批评家们提炼了一些据说是最适当的批评方法,消除了人们对据说是文学之最基本和最特殊的那些方面(无论是将文学看作对语言的突出,还是将文学看作各语言层面的综合或文本间的结构)的忽略。问"文学是什么?"实际上关涉到应当如何研究文学的问题。比如,如果文学是一种高度模式化的语言,那么,研究它就是关注其模式而不是关注它可能表达的作者心理或它可能反映的社会构造。对文学性的追向似乎首先是探索批评方法的一些步骤。 正如我说的那样,最近,文学的性质或文学成分的性质已非理论关注的优秀,简单地说,我们称之为"理论"的东西显然已不是文学理论。1992年我为现代语言协会所编的《现代语言与文学学术研究导论》第二版写了一篇题名为《文学理论》的文章,此后我便离开了文学理论[6]。我忙于谈论种族、性别、身份、,被So纳泼(SteveKnapp)和WoBo米查尔斯(WalterBennMichalls)反-理论的理论之间的论争弄得糊里糊涂,忘了文学理论。我认为记住文学理论很重要:比如,叙述理论对各种类型的文本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低年级的研究生通常对基本的叙述学也了解不多(他们读了福科,但未读巴尔特或热内特,更不必说Wo布思了)。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辩认叙述视点,如何分析隐含的读者,而这恰恰是与其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的优秀,比如对被某一文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的分析。 为了弥补我为现代语言协会写了那篇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之后对文学理论的忽略,我写了一本小书,名为《文学理论:简要的导论》。这本书抛开了纳泼和米查尔斯,不仅提出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即题名为"文学是什么以及这一问题重要吗?"的那一章),还讨论了叙述、诗与诗学,以及身份确认、表行语言的问题。由此,我着手将文学成分保留在理论之中,我希望它留在那儿。 不过,Jo基勒瑞(JohnGuillory)以《后-理论之后的文学》为题要告诉我们什么?我将"后-理论"看作一种假定"宏大理论"死亡之后的理论,正如"后-理论"这一短语所示。如果你想了解这说法的具体出处,可见1982年由纳泼和米查尔斯写的一篇文章《抵抗理论》[7]。现在很多人都忘了这篇文章,它曾说理论论辩毫无结果,因此,理论毫无用处,应该结束。正如很多评论者所言,对理论的这种抵制性论说显然是理论的一种现象,它引发了很多枝蔓横生的回应,而这些回应本身也是理论的一些现象,因此,在我看来,这种状况就是"后-理论":由理论之死的诸问题激活的一些理论讨论。 如果这是我们的参照点,那么,尤为令人吃惊的是(我承认,对我来说它是某种恶意快感的来源)近年来传统理论研究之最纯粹的例子,即对文学性质的理论研究恰恰是理论之死的鼓吹者之一纳泼写的一本书,该书名为《文学兴趣:反形式主义的限度》。这本书重新提出了传统的文学理论问题:"有一种不同于别的思想和写作模式的特殊的文学性话语吗?有什么办法可以用来维护这样一种直觉:一部文学作品说出了用别的方式说不出的东西?"纳泼的著作对这些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答从而令人惊讶。与大多数同类研究相比,纳泼的研究在哲学的意义上更为严谨,应该说,它更为明智地没有以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些答案结束了这些追问)而告终--诸如文学是一个既定社会所赋予意义的东西--纳泼的追问以这样的结论结束:的确存在着一种文学的特性。的确,文学做特殊的事。 然而,纳泼是在不同的标题下处理和提炼传统的答案。在这篇反理论的文章中,他同意这一看法: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作者赋予它的意义(任何别的意图都缺乏内在的凝聚性)。他不是经由考察一部文学作品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类别(不存在这种类别),而是通过考察他所谓的"文学兴趣"来研究文学的特性。既然他承认我们对文学语言的兴趣超过了我们猜度文学语言的作者想用语言表达什么的兴趣,那可得的多余之物将被称之为别的什么,一种受洗之后的"文学兴趣"。 文学性成分的特性不在文学语言的特殊种类性之中。纳泼说:"我开始注意到,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有关文学语言的论述而加以维护的东西,却可以将其作为对某种表述的论述而加以维护,这种表述激发了某种兴趣"。文学是一种"使人们对表述本身感兴趣的语言表述;这种语言表述之能引起人们对其本身的兴趣,是通过对情感及其指涉物的别的价值进行具体个别的描述来达到的;它的描述方式是:将其指涉物插入与表述本身的特定语言叙述结构一体不可分的新的脚本"。对这种表述本身的特殊结构至关重要的是被别的理论体系称之为文学话语的自指层面与结构层面的同构,不过,纳泼将此说成是包含着不同层面的类似结构的关系:作者写诗这件事似于诗中发生的事吗?纳泼说:"这类重现--在此仿佛外在于作品的问题也出现在作品内部--结果使一种解释的难题成了文学兴趣之源"。当我们说解释的难题不仅成为兴趣之源,而且能引起对某种类似结构(这些类似结构的个别性和复杂性给作品以特有的文学地位)的兴趣时,我们正在谈论文学兴趣。 一个例子--这是我举的例子,而非纳泼举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十分简明--是K·弗洛斯特的两行诗《奥秘坐着》: 奥秘坐着 我们跳着园舞并猜想 而奥秘坐在中间并明白。[9] "诗人在此正在说什么或做什么?"当这一问题转换成这位诗人或这首诗正在做什么和这首诗内部的者-"我们"和"奥秘"正在做什么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人们可以说,这一解释的难题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兴趣的来源。这首诗将我们舞蹈并猜想与奥秘坐着并明白对立起来。我们可以问这首诗对这种对立或存在状态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这首诗是对人类行为之徒劳的嘲笑呢?抑或我们可以将舞蹈的公共猜想与阴郁确定的了知对立起来?不过为了探究这首诗所呈现的这些对立,人们必须问这首诗本身是否在舞蹈并猜想或者它是否坐着并知道。这首诗本身是以猜想或知道的方式存在吗? 答案有点复杂。的确,这首诗似乎有知道的意思,但作为一种动词结构,它可能不同于人类的猜想行为吗?如果我们追问这首诗中知的情形,我们能发现的是:被猜想为知的主体即奥秘是由一种修辞或猜想生产的,这种猜想使奥秘由被"知"的客体变为知的主体。奥秘是人们知或不知的某物。在此,诗将奥秘大写并拟人化了,此外,还通过换喻将它从被知的位置转换到知的位置。因此,这个知者被表述成了由一种修饰性猜想或假定所生产的东西,这种猜想或假定使知的对象(某种奥秘)成了知的主体(这一奥秘)。该诗说奥秘知道但却表明奥秘是一种修饰性猜想所做的表行言述的产物。 纳泼打算将文学兴趣放在的类比上,那么,他会在此说什么呢? 他的主张也许是:文学兴趣内在于弗洛斯特在诗中的行为和被表述的诸种行为的关系之中。弗洛斯特了知或猜想,跳着园舞或坐在中间,这有什么不同?要决定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很难,这一困难是由将诗中"我们"的行为和奥秘的行为之关系分门别类的困难所表明的吗?我认为这首诗也许为纳泼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虽然当他坚持我们应关注有关作者的之类比时,他会让我们问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而不是诗在做什么。我不相信这是有意的,更不用说是必要的。问诗人或诗正在做什么以及与诗中所做的什么之间的关系,比关注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以及它与诗中行为的关系可能更恰当,更有效。不过,这可能是另一个问题。我认为文学性的难题因纳泼的阐说更加尖锐化了。纳泼指出:就我们对文本的兴趣超过我们对猜度作者意图的兴趣而言,文本具有文学趣味。 纳泼力图借助这一术语重新解释通常被用来说明文学性之特征的结构复杂性。于是,他着手论辩道,虽然文学的确具有在当前被人们通常从一般政治立场出发(作为某种不合法的高高在上的精英话语)加以否定的特殊性,但它并无文学维护者通常所要求它的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因此,其如他在与米查尔斯合著的那篇反理论的文章中所言,他希望在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继续刺激每一个人。 不过,对留在理论中的人而言,也许几乎没有人会被以下结论所震惊与激怒,这一结论便是文学并不必然具有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为先锋的破坏性和解放性价值辩护总是要遭到要求文学规范化和正常化的主张的反对,对此我们也很清楚。然而不管怎么说,纳泼这一例子都明确说明了什么是当前思考文学理论的趋势,尽管他采用了非同寻常的传统方式。这一趋势便是:为文学要素及其特殊性辩护既相关到的表现又相关到另类性的约定,而不是将其与文学语言的特殊性问题或意义中断的潜在可能性联系起来[10]。纳泼的观点是:文学描述(它以类比的方式突出了对的复杂描述)并未告诉我们如何行动,而是有助于我们发现自己的评价倾向是什么,并提高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倾向中的复杂关系(也许是矛盾关系)的意识。他举的例子是Co阿克博(ChinuaAchebe)的《事物之崩溃》。在这部作品中,对伊博传统文化的殖民干涉既被描写成一种野蛮的侵略行为,也被描写成对极端不正当的伊博风俗(贬低妇女、遗弃双胞胎,如果有神谕则杀死收养的儿童)的反应。对读者而言,小说可能使他们原有的一系列价值产生冲突。纳泼写道:阅读这本小说,"一个女权主义的反殖民主义者可能发现她对宗教式风俗的反感远胜于她维护本土文化的冲动(或相反)(100-101)。"如果文学有助于使我们成为自觉的者,它的做法是:提高具体描述使其高于简化原则,以便使价值与原则间的潜在冲突得以呈现。洛克(Lock)将自由主体之自由说成是一种悬置决断的可能性,纳泼引用洛克的有关论述来仔细测试可选择的对象和它们的价值,他的结论是:文学趣味为自由之运作提供了范本。他提醒说:"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趣味会使某人作为较好的。"(他不相信自觉的是较好的。)不过,文学趣味的确会给出一种有关什么是较好的,什么是较差的的超常经验。(103) 包含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与文学理论称之为"具体的一般"的东西紧密相关,这是一种将个别性和普遍性合而为一的特殊结构,这种结构(比如)能使哈姆莱特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实体之人:哈姆莱特既具体体现在个别细节中,又以实在之人所不具有的方式带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的自我就是既要在由自己特定的过去所决定的具体情境中观察自己,又要想一想对某人来说在我的情境中他会做什么,他会因此作出什么样的对某种类型(我只是这种类型可能的例子之一)来说可能的选择,由此出发来考虑可选择的行动路线。由于真正理想的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结合--被决定的特殊个别之我可以有效地选择任何成为者的道路--,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正如纳泼指出的那样,遇到文学趣味"应该感到像看见了实际本身的理想条件"(140)。 这些观点多少解释了俗常的直觉:文学经验与判断有关。正如有的人常常说的那样,文学提供了一种健美体操,一种以方式进行的操练。[11]纳泼明确否定文学兴趣使某人成为较好的,但他的著作是新近理论中之一般趋势的标志:将文学特殊的品性置于者的表现和文学读者被带入的他者状态的关系中,而不是置于语言的特殊品质或对语言的特殊构造之中。我想,这样的文学效果有赖于文学中特殊的范例结构。 一部文学作品不只是用作例证的轶事或单纯的例子,虽然拥有细节并描述得很精彩的秩事成了文学性之条件的一部分。文学描述有较大的自主性,因此尽管有关举例说明什么的问题可能被悬置起来,但同时这一问题又与文学描述所具有的意义有关。正因为如此,所以多年来人们常常被引向去谈论文学的普遍性。文学作品的结构是这样的:它让文学作品告诉我们有关人的一般状况比让它们详细说明其阐述的较为狭窄的范畴要容易。哈姆莱特只是一个王子,或者只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或者只是一个好反省的年轻人,或者只是一个其父亲在荒谬的情境中死去的人吗?如果说,以上的回答都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对读者来说较容易的是不回答,默默地接受一种可能的普遍性。小说、诗歌、戏剧,在其各自的情境中都倾向于揭示它们力图举例说明的东西,但同时,它们也邀请读者进入叙述者的意识和进入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例证的角色的意识以及困境之中。 对文学与身份问题的关系而言,例子结构十分重要,而身份问题对当论又十分关键。自我是天生的抑或是被造成的,对它应从个体方面思考还是应从社会方面加以思考?文学总是与这些问题相关,文学作品提供了身份如何形成的大量潜在的范例。有关于身份在根本上是由出生决定的叙述:由牧羊人养大的国王的儿子从根本上看仍然是一个国王,并当其身份被发现之后他合法地成了国王。在另一些叙述中,人物随其命运的变化而变化:他们通过可能出错但却有力的识别而获得身份;或者在人生苦难中发现的个人品质成了确立身份的基础。 当前,文学研究领域中对种族、性别、性的理论研究迅速扩张,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也许是:对有关身份构成诸要素的功能所进行的复杂的政治社会性解说而言,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比如,我想到了Eo塞奇威克[EveSedgwick]和Jo巴特勒[JndithButler]对Wo戴瑟[WillaDather]小说中交叉性别识别的讨论--社会学家梦想不到的解说。)[12] 请考虑这一潜在的问题:主体的身份是既予的某物呢还是被构成的某物。在文学中不仅这两种情况都有,而且常常在常见的情节中向我们展示出复杂的纠葛。正如我们所说,在常见的情节中,人物不是经由了知他们过去的事情,而是通过他们变成其后转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天性"的东西的行为而"发现"他们是谁。对最近的理论而言,这种结构(在此你必须成为按推侧你已然所是的存在)是作为自相矛盾的东西或阿泼瑞亚(aporia)而出现的,但它始终在叙述中起作用。西方小说暗示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存在着在与世界相遇中涌现出来的自我,这种自我(从读者的角度看)又被作为使自我产生的行为之基础。西方小说以此方式强化了一种本质的自我内涵,人物的基本身份是作为行为的结果,作为与世界斗争的结果而呈现的,不过,这种身份转而又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基础,甚至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原因。这不是我们在有关本质主义的理论论争中正在与此斗争的东西吗? 可以说,大量新近的理论都企图整理那通常暗示了文学在谈论身份问题时出现的悖论。文学作品以特殊的方式描写个体,因此,有关身份的斗争是在个体内部以及个体与群体间进行的斗争:人物反抗或遵守社会规范与期待的斗争。然而,在一些理论著述中,有关社会身份的论争倾向于关注群体身份:成为女人,成为男人,成为男同性恋,成为男人是怎么回事?因此,在文学探索和批评或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紧张。文学描述的力量基于其对个别性和范例说明性的特殊综合:读者读到的是有关哈姆莱特王子、简·爱或哈克贝尼·芬的具体描写,通过这些人物而假定这些人物的困难具有典范性。然而,何谓范例性?小说并无回答,正是批评家或理论家必须面对范例性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这个人物是哪一群人或哪个阶级的范例:哈姆莱特的状况具有普遍性吗?简·爱的困境在女性中具有普遍性吗? 因此,与小说中微妙复杂的探究相比,有关身份的理论研究似乎是简约的,小说可以通过个别事例的展示并同时凭借潜在的概括力量(也许我们都是俄狄浦斯、哈姆莱特、爱玛·包法利或J·斯达克斯[JanieStarks])来有技巧的处理要求概括的难题。正因为如此,对文学范例性结构的理论思考,不仅对思考身份和问题十分重要,对任何将文学的特殊性与文学关涉到的问题联系起来的企图(正如在纳斯鲍曼[Nussbaum]和纳泼的研究中那样)都十分重要。 对理论来说,如果文学性成分的作用是对的范例性表达,那么,由于文学作品为理论论争提供了杠杆,文学性成分可以是理论中的来源。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巴特勒的《安提戈涅的要求》[14]在这部著作中,文学的作用被说得十分复杂且过份确定(因而也难以确定)。众所周知,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中安提戈涅提出了自认合法的要求(确切地说,这种要求是该剧接受史上的主要议题),因此,安提戈涅具有潜在范例性和关涉的文学描述。比如,Lo艾里咖瑞(LuceIrigaray)曾认为,安提戈涅可以为生活在今天的很多女孩和妇女提供自我确认的标准。不过巴特勒简洁的书名暗示安提戈涅--描述或文本--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如果在有关心理分析和政治学之间的关系的持久论争(这些论争关注如何在理论上述说亲属关系和家庭结构的问题)中,巴特勒运用安提戈涅的言行,这不仅因为安提戈涅这一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范例性的,更在于由安提戈涅的形象生发出一种从黑格尔到拉康到艾里咖瑞的有力的解释传统,这一传统已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关系概念以及家庭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概念。我们可以问:如果在突出范例性问题时,心理分析以安提戈涅而非俄狄浦斯为其出发点,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巴特勒写道: "注意这一情形是十分有趣的:安提戈涅结束了俄狄浦斯式的戏剧,她不能为俄狄浦斯式的戏剧提供异性相爱的结局,这可能为那种以安提戈涅为出发点的心理分析理论暗示方向……她拒绝做为海蒙(Haimon)活下去而必须做的事,她拒绝成为母亲和妻子,她那摇摆不定的性别使共和国震惊,她拥抱了作为其洞房的死亡,由此她破坏了异性相爱的习俗。"(《讲演三》) 安提戈涅的例子为西方文化已经采用的概念化路线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不过,更重要的是,有关安提戈涅的解释已经强化了有关亲属关系及其与政治结构关联的话语,这一话语在今日仍有其影响。正如巴特勒指出的那样,"她的行为既违反了性准则,也违反了亲属关系准则,尽管黑格尔传统将她的命运读作这种违规必然失败和毁灭的确定无疑的标志,但仍有另一种解读的可能,即她这一形象揭露了亲属关系的文化偶然性,只是为重新书写作为不变必然之偶然性提供了可重复的契机。"(《讲演一》)巴特勒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将安提戈涅的形象引述为一个作出某种选择或提出一些要求的者。他仔细阅读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安提戈涅》,以便暴露一些理论家阅读的简单,这些理论家将亲属关系(作为一种"自然关系"结构)与国家对立起来,将亲属关系理想化为一种可理解的结构性领域,因此而确立了某些可理解且合法化的亲属关系形式。将某种家庭结构假定为先于或外在于政治的东西并使之合法化的理想化做法利用了安提戈涅的故事,不过,当其这样做时,它已经否定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对其可理解性之专断的挑战。如果黑格尔注意到今日之语言揭示了安放在安提戈涅这个范例上的概念装置的不稳定性,转而注意她的行为而非言论,也许是另一情形。正是求助于这部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巴特勒以那些在今日企图建立另类家庭结构者的名义(比如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可以组成家庭)介入,在对据称是原始父亲和母亲的象征地位的精神分析理论、文化理论和政治理论中,这些人的行为被理想化了。 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对神话和图腾崇拜的结构主义研究中强调:由于神话"有助于思考",因此它乃是文化的中心。巴特勒用《安提戈涅》谈到亲属关系模式和政治模式的合法性时表明:文学较有利于思考,因为它的语言为批判用它来维持的结构提供了有力的资源,因此也为批判它协助巴博冷德(Bublend)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有力的资源。 到此,我已经讨论了新近理论对文学性成分的理论论述所采用的一些思路,由此我接近了理论中的文学性成分。不过,人们也可以争辩说在理论中文学性成分的状况已经由理论的对象变成了理论本身的品质:在美国我们称之为"理论"--毕竟,这是一种美国发明--的东西在别的地方是宽泛的现代思想运动,这种运动将工具理性与经验科学看作"另类",这个"另类"的其他名子是:狭义的实用经济学、装框逻辑,具体化逻辑与具体化理性,总体化的技术效率逻辑,在场形而上学的二元逻辑等等[15]。如果理论是以普遍化的思想方式对文学的剥离,那会怎么样呢?众所周知,弗洛依德说,诗人们早在他之前就存在了,他试图创立一种揭示文学洞见的科学,在今天,一些评论他的人差不多已成功地将他抛回到一种失败的科学家和成功的故事讲述者的位置。更概括地说,人们可以说,就思想试图超越熟悉已知和可算计之物而言,它与文学同类,至少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学效果同类。 有关这一点的一个突出标志是哲学文本已经变成了古典意义上的文学性的东西,即像诗一样,它们不能被释义:释义即会丢掉根本的东西。当然,人们通常会说到德里达这方面的情形,但是,在此我们看看阿多诺,一个通常不被认为与文学有关的哲学家,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写道: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首先不得不对哲学进行二度创作,而不是将其简化为一些范畴。哲学的道路必须凭借它自身的力量以及与它可能具有的任何标准的磨擦而不断更新。关键的是在哲学中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某一主题或某一命题;是文本结构,而不是由单向度心灵操持的归纳与演绎。因此,从根本上看,哲学是不可解释的。如果哲学是可解释的,它将是多余的;大多数哲学可以被解释这一事实与真正的哲学对立。"[16] 这是一种设想哲学的文学方式--哲学被设想为一种获得文学效果的写作。这并不是说对哲学文本的评注不必要,而是说对这些文本也必须从修辞的角度进行阅读和对此作语境分析,正如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惯常所做的那样,因此,文学性成分已进入了理论。 就理论是一种力图谈论非同一性、变化、另类、不确定性或超出工具理性之外的另类事物而言,它表明自己具有后-启蒙诗的文学血统。阿多诺在《起码的道德:来自被损坏的生活的沉思》中,有一段谈及思想任务的名言,将文学的目的和理论的目的合在一起。 "必须形成脱离这个世界的眼光,从而凭借它与世界的断裂和裂缝,将这个世界显示为它在救世主的光芒中所显出的贫乏和扭曲。思想独有的任务是:获得这种不带任何意愿和暴力、完全来自其与对象直接接触的眼光。这是最简单的事,因为这一情形急切地吁求这种知识,的确,一旦正面地看待彻底的否定性,它就会勾勒出其对立面的镜像。不过,要获得这种眼光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它先行假定了一个脱离生存世界(哪怕是一发之隔)的立足点,而我们很清楚,任何可能的知识都必须首先从存在的事物中强取(如果它必须被认识的话),不仅如此,这些知识还因此打上了它力图摆脱的歪曲和贫乏的印记。思想愈是情绪冲动地为了无条件地思想而否定它的条件性,它愈是无意识地、愈是如此不幸地被交给了这个世界。甚至为了思之可能它必须最终领悟到思之不可能。不过,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17] 这一设想的文学性显示在这个困难的结句之中: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正如在文学中那样,思想要有另类性。不过,我们将不再在救赎的幽灵出没的道路上冒险,而以另一种方式谈论文学性成分的弥漫。 在有关文学兴趣的讨论中,纳泼说:新历史主义卷入了文学兴趣从文学作品本身向在历史场境中把握的文学作品的转移:结果,事实上,作为文学兴趣之对象的新的结构是文本与语境相互间的复杂关系(当然,语境即更多的文本)。文学兴趣不来自于形式与意义的复杂关系,或者作品所言和作品所为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是来自于,比如,它激发并介入其中的颠复与遏制的辩证法。大量新历史主义者解释的含混性源于这一事实:他们的目的不是判定(比如说)"某种戏剧在某种特定时期是某君主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果呢还是原因",而是阐明一种像文学作品一样复杂的相互依存结构。纳泼写道:"关键是看戏剧(它处于与国家难以界定的关系之中)如何(对那些关注权力关系的人)变成了与国家相互暗示的东西"。(104)文学兴趣的对象--被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学结构而加以探究的东西--是处于某假定语境中的作品。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探究不是以对历史的解说为其目标,而是以对某种历史性对象的阐说为目标,这展示了文学兴趣的结构。 Do辛普森(David辛普森)在最近的一本著述《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这本书(应该说明的是)以一种批判和抱怨的态度争辩说:并非像一些保守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文学被忽略和被放逐到了大学的边缘。 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了别的样子。辛普森力图说明很多学者和学科为了描述世界而甘愿接受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术语。他指出历史著述曾认为自己已摆脱了人文性和文学性,然而现在故事讲述回到了历史著述的中心(辛普森谈到了"故事讲述的流行病"),他概说了这一现象的方方面面,在历史、哲学、女性主义和人类学中,对秩事和自传的求助,对"详细描述"和"乡土知识"的推崇,以及对"谈话"或修辞的使用。当前的知识采用了文学形式,这便是人文学科的变化。正如辛普森解释的那样,对具体性和历史特殊性的追求并不是新式经验主义的一部分,而是吁求文学特殊性之价值,吁求具有文学话语特性的个别中一般在场的表现。比如,Co吉尔滋(CliffordGeertz)的《乡土知识》并没有导致经验主义的统治,而是显示了全部知识要求的不完备性和不稳定性,它吁求以现实的生气勃勃替代经验主义的统治。文学性成分统治着。 不过,辛普森问:"当一些最敏锐的当代状况评论家(他引述F·詹姆逊和J·基勒瑞)正在描述一种远离文学成分的动向,而这一动向对后观代状况具有急迫的决定性时,我如何能提出这一看法。"[18](詹姆逊说:文学被电视所取代是一种后现代状况的信号,J·基勒瑞说:在人文学术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最特殊要素的文学已不再是文化中心),由于这些人是辛普森的朋友和同路人,因此,他礼貌地回答:"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他们看到了全副武装的文化现象)。但从根本上看,他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 的确,正如我们通常所说,如果文学是那种明知自己是虚构的话语,那么,就理论已告知诸学科其结构所具有的虚构性和须经再度创造才能实现而言,似乎存在着大量支持辛普森有关诸学科状况之说明的东西。就诸学科话语已经关注到自身的位置、境遇及其规划与结构性而言,它们有了文学性成份。 如果文学性成分如辛普森所说的那样已高奏凯歌(对他来说,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那么也许是重新给文学中的文学性成分以基础的时候了,也许是回到实际的文学作品以便察看后现代状况是否的确是可以从文学操作中推知的东西的时候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相当可能的:重给文学的文学性成分的基础也许有一个批评的限度,因为我们对文学作品所了知的事情之一是:它们有能力拒绝或胜过期望它们说的东西。辛普森相当明确地宣称:理论的遗留物是文学性成分。如果事实如此,完全有更多的理由为了批判地考察文学性成分而回到文学作品,而对文学性成分的批判性考察已历史地成了文学的任务之一。 文学理论论文:笔耕文学研究组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 80年耕文学研究组基本是从真实性问题、典型性问题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三方面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早在1980年2月,陕西《延河》文学月刊辟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专栏,当年刊出5篇文章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其中,畅广元在《发扬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指出,文学批评同文学创作一样需要发扬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不仅作家遵循,评论家也不例外。”[2]畅广元以鲜明而强烈的批评意识,针砭“工具论”的错误,批驳其伪现实主义的实质。尽管这种认识依然驻留于60年代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把握,即从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范畴内把握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然而,其包蕴着的自觉而独立的批评意识,表明文学研究者力求摆脱政治意识形态诸多非文学因素制约的努力。无疑,这为后来如火如荼现实主义文学讨论的展开起了好头。 第一,真实性问题。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艺术遵循的基本原则,求真实也是文学的根本命脉。但一个时期,我国片面地追求文学的政治性、党性原则与革命性,似乎文学的生命不在于真实,而存在于“革命的”倾向性之中,从而过分夸大倾向性作用。表现在创作上作家成为政治、政策、道德的化身,创作观念上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被割裂开来。1981年1月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第一次在西安举办学术研究活动,就文艺真实性和倾向性进行讨论。笔耕文学研究组首先梳理真实性与倾向性的概念,王愚认为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把握,而思想倾向是对生活真实的追求而不是作家主观注入到生活[3]。王愚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片面强调倾向性容易滑向公式化、概念化的路径;其次,大会厘清真实性与倾向性的依存关系,“作品的倾向性,即包含渗透在文学的真实性之中”。作家的倾向性是通过艺术作品流露出来的思想观念与情感态度,这种观念与情感判断本身源自生活,并经作家心灵化诉诸作品。因此,倾向性不可能离开真实性,寓于真实性中。费秉勋的艺术真实观颇有见地,他认为讨论真实性要注重艺术本身的规律,指出我国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存在严重问题,远离艺术规律谈真实,这对“文学真实性的讨论,对于我国文学的发展,并没有根本性的意义”[3]。建国以来,文艺一直提倡现实主义真实性原则,实践中却游离艺术本体谈真实,驻留于政治性、党性原则等环节。实际上,当我们以为抵达真实内核时,真实本身却隐匿起来、逃之夭夭,艺术真实性在不间断的追问中显得玄妙虚空、难以捉摸。这次真实性问题的讨论,首次展示了8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阵容。批评者根据创作发展需求深入思考,批评品格具有实践的针对性,不少观点不乏真知灼见。费秉勋回归艺术本体论,具有向内转的研究视角,这对长期囿于外部的文学研究来说具有反拨作用,虽则文学内在自律规律的研究在80年代初期的陕西文学研究界还未充分展开,限于研讨会的倡导,然而透露出研究者力图走出庸俗社会学批评的迷津,逼近艺术本体的价值诉求。以上从真实性和倾向性的关系进行讨论,蒙万夫从理论层面重提“写真实”。他认为“写真实”“首先要紧的是作家、评论家在生活和艺术面前的胆识和勇气”,作家应该“敢于把生活的全部音响坦陈在读者面前”,“敢于揭示重大的尖锐的生活题材的真谛”,“敢于为人民群众的历史命运挑担子”;反对那种“回避现实矛盾冲突,编造不合情理故事,粉饰生活的创作现象”[4]。这显示了批评者直面现实的勇气,其认识直逼文学本质。蒙万夫批评视野中的艺术真实是什么呢?他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阐述:“就是事物表现特征的真实和事物内在规律真实的统一。前者属于现象范畴,包括细节真实,是客观社会以具体感性形式呈现出来的‘本来’样子。后者属于本质范畴,是生活逻辑的真实,矛盾冲突发展趋势的真实,现实关系的真实。后者通过前者体现出来,或者说同时就包含、隐藏在前者中。”[4]这种认识立于现实基础,“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吧!”斯大林的真实观是抵达艺术更高意义的必经之路,蒙万夫呼唤作家和评论家对待生活的态度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这种文学评论渗透着浓郁的民本意识和敢于担当的社会情怀,反观今天日益疲软的文学批评,不无警示意义。 第二,典型性问题。典型性问题是现实主义理论范畴中又一重要问题。恩格斯曾在别林斯基“熟悉的陌生人”的观点上提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性外,还要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5]462恩格斯的典型性着眼于戏剧文学以及叙事类文学创作,通过生动的个性形象反映普遍的社会意义典型性的这一特征,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1981年,徐俊西认为典型论观点是“一种必须破除的公式”[6],一石激起千层浪,典型论争再度展开。经过讨论重新肯定了恩格斯的典型论观点。第一,“典型环境应该看作是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的统一,既不能只讲社会历史环境,也不能只看到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7]。第二,艺术形象是多样化的;第三,这次讨论厘清了理论上模糊不清的问题,如“一个时代一种典型环境”、“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甚至于“每个阶段只有一种典型人物”、“典型就是英雄,非英雄也就非典型”的僵化模式。在全国典型论谈论的语境下,笔耕文学研究组着眼于实现典型化途径的探索。1983年《延河》文学月刊开辟专栏“小说提高与突破的讨论”进行长达一年的讨论,李星认为进入艺术创造境界的标志就是实现典型化,京夫就是这样的作家。李星提倡作家“从更高的意义上把握了生活,再现了生活的本质规律”[8],他反感“逼似生活”机械式的写作,看好作家极大的概括能力和无边的想象能力。李星号中了陕西文学创作症结,作家胶着于生活,描摹生活太实。在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他敏锐指出艺术升腾力的重要性,呼吁作家注重艺术概括力与想象力的培养与提高,这种见地对胶着生活的陕西文学创作意义重大。如何实现典型化?肖云儒针对作家重视描写人物而忽视典型环境营造的现象,《在生活环境的典型化上下更多功夫》设计出实现环境典型的三个途径。其一“捕捉典型的冲突”,要求作家将隐藏在生活素材中的冲突,经过艺术的重组和虚构,焊接、铸造到震撼人心的程度;其二“设置典型的人物关系”;其三“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9],如果作品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浸染上时代的诗情意绪,作品的典型环境蕴藉的意趣由此得以显现。典型化途径提供了创作操作的具体方法,尤其“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对克服陕西及全国文学创作过“实”而缺乏艺术升腾力的状况有指导性。 第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我国流行了近20年。1958年3月,在谈到诗歌创作问题时说:“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周扬认为:“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10]郭沫若认为:“古往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茅盾觉得“两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从作家进步的世界观来强调“两结合”。但是,有人认为“两结合”是远远高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第三种创作方法”。王愚在《现实主义的厄运及其教训》中指出“两结合”并非最好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这 两种创作方法在反映生活上,“各有侧重,途径迥异”,一个依照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真实,一个通过夸大、变形反映生活;其次,两者并非水火不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非缺乏理想,恰恰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如《红楼梦》闪耀着理想之光;最后,正是不恰当地夸大浪漫主义,导致50年代后期虚假浪漫主义的泛滥,其恶果“不是推动文学更接近生活,而是助长了瞒和骗的文学”[11]。王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结合陕西文艺实际,希望陕西文艺研究能走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尊重艺术规律”的良性路径。陕西文学批评有关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讨论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论争,1978年9月16日至23日,《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就社会主义文学要不要揭示生活矛盾、暴露生活阴暗面组织展开讨论[12];1982年2月10日至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召开贾平凹近作座谈会[13],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的问题。 当代文学为什么会出现“两结合”的怪胎呢?回到“两结合”提出的历史背景答案自明,1958年“浮夸风”盛行,政治上我国与苏联分裂,虽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与苏联修正主义路线无关,但文艺上依然沿袭苏联口号总不如自己的口号更贴近形势。其二,像王愚提及的《红楼梦》这类优秀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闪耀着理想之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因素完全可以一体并存,把“两结合”作为一种生硬的创作方法倡导是没有道理可言的。其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在“两结合”中看起来并驾齐驱、不偏不倚,实质是“抽空了现实主义也萎缩了浪漫主义”[14]181。在当代文学史上,一边独尊现实主义,一边却极力反对写真实,文学一旦触及到真实,难免要揭示社会阴暗,而暴露阴暗就可能与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背道而驰,讲现实主义就可能演变为反革命的代名词;浪漫主义在当代文学中基本是被排斥的,浪漫主义本身具有的主观随意性、感伤颓废的意绪向来为无产阶级文学所不齿。然则浪漫主义的想象、理想色彩又是革命文学所需要的,也为政治政策的制定者、阐释者青睐不已。“两结合”创作方法既回避了现实主义“写真实”倾向的偏移,又保留了浪漫主义理想的崇高品质。揭开“两结合”真面目,术语背后暗藏的政治目的就很清楚。 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批评界还时有荆棘、险象环生,笔耕文学研究组不仅要对抗周遭环境,更需要批评者剔除多年自身的鬼气。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以自审的品格考量自我,以积极的参与意识跨入解冻后的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如重生的火凤凰振翮而起,引吭高歌,翩然翱翔于文学批评的天宇,对现实主义文学诸多理论进行身体力行的讨论,拉开了新时期陕西文学批评的序幕。 倘若将陕西文学批评置于全国文学批评的范围内进行评价,其理论探索的深广程度不太显着,多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作出应和的或镜子式的反应批评,批评者的思维模式、精神向度和批评方式浸染着批评的印迹,文学研究的理论原创力匮乏。其根由在于文学批评者无可逃避地成为“全景控制”活动中有效而可靠的实施者或受训者,其情感倾向、思想维度及精神向度受到革命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的双重挤压。福柯认为,人的“身体经验”受到认知意志和与之伴随着的道德意愿的排斥和遮蔽,同时,“身体”又成为权利意志实施的对象及不断争夺的活动场所,“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利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15]27。“身体”完全成为文明条律规训过的驯服存在,不仅不再属于个人,甚至异化为他者的影子存在,承载着他者的权利意志和社会的道德意愿。当然,这不仅限于陕西文学批评,在“全景敞视主义”控制下中国文学批评亦然。缘于陕西位居西北身居内陆腹地的区域位置,历史文化因素必然积淀深厚,文明条律必然更直接、深远地浸染着秦地人。这样,陕西文学批评应有的创造力和发现力相对薄弱,与全国文学批评相比难免显得守成滞后。尽管如此,在80年代,笔耕文学研究组展开的系列活动推进了陕西文学创作,取得的成果不容小觑。他们具体研讨柳青、贾平凹等作家数十部作品,从全省文学长远发展的至高点,在1985、1986、1988年多次讨论小说创作的提高与突破,为陕西文学发展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这是另一个话题,详述待另文探讨。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文学理论之问题和可能 一、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几乎是一个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隔绝的学科,它主要存在于大学讲坛上,其学科特点与形态、学科概念与范畴所指,又常常带着某些习惯性误解。长期以来,文学理论被等同于文艺学,表面看文学理论的学科范畴膨胀增大了,实际上却与为它提供材料与对象,同时也提供理论活力的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活动相分离。文学理论在学理意义上的空泛与孤立成为普遍现象。一个世纪来,中国文学理论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改变依附古代文论或西方文论的状态。这种努力,是伴随着现代大学教育的产生而产生的。自20世纪初至今天,各种各样的《文学概论》、《文学通论》、《文艺学概论》、《文学基本原理》等,几乎都是以讲义、教材方式出现的,其数量之多,难以尽数。但是,由于复杂的原因,文学理论的建构大都囿于文学理论自身范畴而不能在丰富的文学世界里寻找活力,少数民族文学更难进入到它的理论世界。 换言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总体趋近西方现当代文论,带着引进、学习、借鉴和生发西方文论的明显痕迹,其中虽也包含某些民族化选择与追求,但尚不足以达成总体建构和价值主流,因而在与西方当代文论的比较中优势不明,在对中国文学创作的阐释与导引中话语欠韦‘提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人们往往被刻板的印象所左右,用简约表象的文化符号替代了原本鲜活生动、意蕴深刻的内涵。”川甚至在文学史中也是这样,“中国文学史上,曾有不少虽不显赫但也并不默默无闻的地域文学,在今天的习见的文学史着作中,仅仅是淡淡一笔,有时甚至连一笔也没有。; 其结果,当人们使用“中国当代文学”一类概念的时候,所指其实并未真正涵容那些丰富多彩的文学状态,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对“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把握实际上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态度,它将精英化的汉语写作与区域化的“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区别开来,使人们心中形成一个传统化的既定的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学”概念,它约定俗成的内涵中一般并不包含多区域多民族文学实践。也就是说,由来已久的理解惯性已经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消减了理论应有的包容能力和普适渗比“中国当代文学”的所指范围因之缩小,结果致使中国多数民族文学分离而为一些孤立的文学范畴,一些与主流文学意识甚至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意识差异明显的文学范畴。 那么,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哪里,是从本土化的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构成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元素,还是继续在西化的理论思维中搬用现成的外来话语扩展理论领地?这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在文学日趋多元多样发展的今天,将文学的地域意义和民族意义放大,以审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及由来已久的观念规约,已经成为十分必要的行为。中国是幅员辽阔地域广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文学形态应远远超过现代以来的主流文学范畴,更不是单纯的精英文学意识所能涵容。在现代性进程中,与民族国家一道成长的,是56个民族汇聚的伟大阵容,民族文学的丰富意义正在于书写了共同目标下的不同心路。它们的审美选择和价值追求,它们的讲述方式和话语内涵,犹如它们所依傍并根植的美丽山水一样,魅力无限又意味迥然,并不服从于单一的欣赏兴趣和理解思维。在这里,需要的是“换一种方式”,甚至“换一种观念”,这样,另一种新的文学景致将会改变我们由来已久的视野,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也必将得到业已存在的多民族多区域的多样化写作的佐证与支撑。在理论层面,关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在两者的关系中发现可资运用的理论元素和规律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或可说,对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将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之中,是寻求当代文学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实际五“文化发展各具特点的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学在与汉族文学的接触和交流中,并不是仅仅体现为被动地接受汉族文学对自己的单向影响和给予,少数民族文学同样也曾经向汉族文学输送了若干有益的成分,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始终清晰地表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与情状。可以说,中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互动,早已形成了固有的传统。”因如果说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已经体现出积极意义,那么,从多民族多区域文学角度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尝试通过文学观念和实践姿态的调整来加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的联系,在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理论的本土特色与原创资源,以期拓宽文学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建设路径,必然要成为一个巨大的现实诉求和理论空间。 三、从理论走向看,重视多民族(或各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建设、创新,是当前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实践策略。人们置身于后现代文化大背景之下,传统思维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贝斯特和凯尔纳“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 具体而言,这是一个注重文化多元多样的时代,在《多元文化主义》中沃特森写道“‘多元文化’的这个词语和提及的其它词语的区别是什么呢?在于它不仅仅是造成一种差异感,而且认识到这些差异源于对一种文化普遍共有的忠诚和固有的对所有文化一律平等的理念的认可。”困与此相关的是“文化相对主义”,在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这个旨在强调西方文化优越性的概念被杜威·佛克马重新阐释,其基本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 时代的这一总体文化背景为我们思考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设置了一个必须尊重的前提,在这里有众多的理论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从国外看,雅克·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沃特森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着在哲学观念和总体思维层面上突出了当代多民族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联和价值;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与族群散居》、《多元文化问题》,乔纳森·弗里德曼的《文化认同与全球过程》,安东尼·D·史密斯的栓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乔治·拉伦的臆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的《文化认同性的变形》等着作从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入手,彰显了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和理解方式。美国学者洛德创立的比较口头诗学研究,则以口头史诗创造力量为起点,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把口头史诗提升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领域。普里查德、利奇、道格拉斯和科恩等学者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使多民族的不同区域的文学意义得到有力突出。在美 国,族裔和种族批评正是研究少数族裔文学的方法。边缘化文学批评理论从西方主流文论中逐渐浮现,使当代趋同、合流的文学理论研究不断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也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思路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关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思路,我们在特里·伊格尔顿的}}o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马克·柯里的垢现代叙事理论》,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怎样做理论》等着作中,可以明显看到多元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所具有的价值。 在国内,人们越来越多意识到多民族文学的重要性,这是中国作为地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决定的。因此,对多民族文学的研究与理论缺陷的反思越来越多,形成十分丰富的状态。像关纪新的忆。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曹顺庆的《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关纪新、朝戈金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刘大先的幻立缘的崛起》、《从想象的异域到多元的地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徐新建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认同》,李晓峰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姚新勇的《萎靡的民族文学批评》,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姚新建的《文化身份建构的欲求与审思》,赵汀阳的《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杨志明的《全球化、现代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宋炳辉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汤晓青主编的《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田泥的;佳在边缘地吟唱》等等,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为深入的探讨提供了前提。 四、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的创新是一个开阔的学术领域,可以作为的空间十分巨大。在当代中国,几乎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作品。自20世纪以来,我们发现,就整体构成而言,民族文学创作的成就与困惑共生,边缘化与主流化交织……每一种选择取向中似乎都包含着与之悖反的价值因素。也正因此,在我们反思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观念之时,中国多民族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我们深信,通过不断展开的意义追寻与审思,在其粗糙的硬度下面,必能发现精华与原创意味,一种本土化的理论成分,这将有补于过分西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使之展现出某些中国特色和本土意义。 以历史眼光考察,中国少数民族有丰富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较为突出的有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枪世纪》、彝族支系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布依族的《开天辟地》等等,中国56个民族中有近30个民族有创世史诗。它们发生于中国的自然山川,最为形象地保存了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具有宏阔而神奇的民族色彩,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铭〔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维吾尔族的坞古斯传》、傣族的目》 ,《兰嘎西贺》等几乎都是影响深远的宏大巨制,它们在绵延的传唱中不断吸纳时代意义而日臻丰美。 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众多抒情与叙事作品,长期以来被界定为“民间文学”而少有论者问津,但这些作品大多保留着特定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它们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视野迥然相异,可以为理论提供少数族群甚至个人化的生存诉求、价值追索和艺术理想的多样性文学佐证。实际上这类作品中的精粹之作,如彝族支系撒尼人的《阿诗玛》、蒙古族的螟达梅林》、傣族的《娥并与桑洛》与《召树屯》、维吾尔族的《阿凡提的故事》、苗族的《张秀眉之歌》、《仰阿莎》、回族的绿豆妹与马五哥》、壮族的《特华之歌》、纳西族的《人与龙》等等,无不以鲜活的民间想象展示了独特的生存与反抗、向往与回忆,其中艰辛与美好交织、朴素与浪漫共存,景象独特意蕴丰厚,历史演进的多样化方式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保存,这绝非主流意识与西方视点所能简单囊括或随意改写的。在现当代,多民族多区域文学更为丰富多彩,有许多主流化优秀作品如《白毛女》、《刘三姐》等也来自乡土民间传说。中国广阔的民间以原生态养分滋育了作家的灵感、想象与激情,使之找到民族化的写作之路。 现代性历程中成长期起来的一代代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写作虽然以不同方式体现了对主流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趋同倾向,但其作品中依然流动着少数民族的意识与激情,其独特的感觉、领悟与表达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艺术风格如群星闪烁,使我们得以领略到时代之歌的不同魅力。维吾尔族诗人铁衣布江、藏族诗人饶介巴桑、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和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彝族作家李乔、仇族作家董秀英、傣族诗人康郎英等等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今天,新的民族作家不断涌现,这个阵营在迅速扩大。 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民族国家通过发展民族文学艺术以塑造国家形象这一文化策略的实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发展迅速,成就斐然,其丰富的整体构成绝对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一片沃土,对它的沉潜与发掘,必能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在具体思路上,要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发展,应该主要针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情况进行广泛的阅读、思考。就媒介而言要关注当代图书、报纸、网络、电子出版物等主要传媒和文学载体;就材料类别而言要注意各类文学作品、文艺评论以及相关的文学、文化研究材料。通过这些材料,重点阐释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时间意义上的内在联系和空间意义的相互影响,探讨民族意识的内外成因,总结基本规律,彰显理论价值,最后归结到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建设高度,形成关于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发现与理论总结;在中国当代文化大背景下找到开展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建设的途径,形成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辨识、形态分析与理论定位。对其中的少数民族意识、汉民族意识,以及多民族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梳理,努力丰富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世界,我相信,这种追求一定会为文学理论形成一定中国化特色提供有益成分。 通过研究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内在联系,为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找到在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形态构成中的位置,和在中国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中的应有的地位,同时从民族的、区域化的文学研究中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有益的新因素,这是十分可行的中国化的文学理论建设方式。 文学理论论文: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 提要:本文以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两篇上个世纪初的文章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实现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的标志。提出并论证了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转型的四个维度:文学观念的转变,文体观念的转变,批判观念的勃兴,文论话语的转变。并认为这些变化说到底是价值和意义的转变。 作者:童庆炳,福建连城人,1936年生,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前讨论文化现代性转型的文章很多,歧见也很多。但是从一个学科角度来讨论现代性转型的文章还比较少。本文的立意不是泛泛地讨论一般的文化现代性问题,而是进入一个学科的语境中,力图揭示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现代性转型的发生和若干表征。 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时期。就文学理论角度看,在晚清时期,梁启超和王国维为现代学术转型所作出的贡献是特别大的。其中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1902)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家和美术家之天职》(1905)这两篇文章在观念上的更新可以视为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一种标志。 晚清时期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公然入侵,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的事情层出不穷,人民受苦受难,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的危机。出现如此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宗法政治制度和礼教思想在统治了中国二千年之后,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绳索,结果是固步自封,不能及时改弦易张,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它们成为了中国走向现代的阻力。和辛亥革命两次政治运动就是要从政治制度上解决解救这危难的局面。折射到学术层面(包括文学理论),就是要实现从中国古典到现代的转变。 我们说梁启超和王国维的上述两篇文章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转变的标志,其理由是什么呢?我们的看法是这两篇文章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下),但在观念上都是现代的,都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对现代性的基本理解应该是:现代性是相对于古代性而言的,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教制度以及思想、习惯、信仰等由于其在发展过程的僵化,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再发生作用或发生反作用,成为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因此中国现代性是对于中国古代的传统的制度、思想、风俗、习惯、信仰等的决裂,它强调的是当下的需要与发展及其条件。下面围绕着梁启超和王国维这两篇文章并联系相关的情况,简要地来考察一下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四个维度: 一 文学观念的转变 摆脱以君王一人为中心的封建正统观念,树立为民众为中心的观念。康、王在文章中透露出的思想,都力图摆脱封建主义的正统观念。封建主义正统观念的优秀是:君王就是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者,君王一人而已。天下都必须以君王的是非为是非,以君王的喜好为喜好,以君王的愤怒为愤怒,以君王的悲哀为悲哀,以君王的快乐为快乐。普天下的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都不算,普天下的人民群众都没有地位,唯有君王一人的喜怒哀乐才算,才有地位。反映到文学艺术上面,中国古典的文学基本观念就是“诗无邪”,“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怨而不露”,“哀而不伤”,“美刺”,“?美匡?骸保?爸魑亩?苴伞钡取N难У闹魈獠荒芾肟?庑┭到搿A?拼?按蟮氖?硕鸥σ卜⒆阅谛牡匦吹溃骸爸戮?⑺瓷希?偈狗缢状俊薄!耙⑺础本褪且磺校?⑺淳褪钦?鍪澜纾?ㄓ小耙⑺础辈庞幸庖搴图壑怠M砻魇逼冢??⑸?裘伤枷耄?缋铌薜热说睦刖?训溃?推笸几谋湔庵忠跃?跻蝗酥?欠俏?欠恰⒁?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 孔子一人之是非为是非的专制局面,可惜历史没有朝这个方向前进。整个清朝又回到儒家思想的统治上面。直到晚清时期开始,这种思想开始被突破。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他主编的《新小说》上面。《新小说》杂志提出了振兴国民精神为宗旨,所谓“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他认为“今日最重要者,?t制造中国魂是也。”[1]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再次提出了小说应“新民”的主张。所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小说的功能是要改良“群治”。从为“君”到为“民”,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用后来周作人的?来说:“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这是现代性思想的精髓之点。现代性思想的根本就是民主。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说了算,而是广大的国民说了算。王国维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t提出了走了另外一条摆脱君王的思路。他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美术家都硬要挤到政治家的行列里去,从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到诗人杜甫,都是如此。这样一来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独立,结果中国的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发展起来。王国维认为哲学和美术是“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即此神圣之存在也”,这里强调哲学与文学艺术的独立性、与一时一国的政治不相容性,也就意味着古典的那种文学艺术为君王一人的观点,是过时的,与哲学、艺术的性质不相合的。王国维虽然似乎在强调文学艺术的“审美自治”,实际上他的思想最终也是要利用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学艺术改变“国民之趣味”[2]。在这一点上他与梁启超的思想是相通的。所不同者,梁启超要求的是直接性的“开发民智”,王国维则是要求间接地改变“国民之趣味”。“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白话文主张,深受西方实用主义影响,目的是为了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扫除僵死的封建教条,其文学的功利性是很强的。与胡适同时的作为政治家的陈独秀,政治思想的革命性可以说是最强的一个,但他对于文学的观念,却另是一样。他认为文学艺术的“美感与伎俩”,具有“自主独立存在的价值”,他说:“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3],陈独秀的论点与王国维的论点很相近。鲁迅高举反封建旗帜,明确提出“暴露国民性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文学观念,他的文学观念似乎功利性很强;沈从文则要返回原始的民风民情民俗,似乎文学观念的功利性很弱,倾向于“审美自治”;其实他们的区别与康、王的区别是相似的。鲁迅在强调“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同时,在强调文艺是也不是不要审美与艺术,他说:“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4]他还认为若是文学作品“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要是追溯到鲁迅的早期,则提出过文学是“不用之用”著名观点。由此可见,鲁迅对于文艺具有一定的审美自治性也是赞同的。沈从文在追求乡土牧歌情调的同时,何尝不关心社会,何尝不关心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这是由他的《边城》等一系列作品为证的。他在《边城》的题记中希望小说的读者是有理性的,应该是“对中国现社会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他还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边城》所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从而“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说明沈从文的明净、隽永、优美的追求最终仍落实于社会和人性的改造与建设,只是他所采取的态度是间接的。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讲话》,虽然主题词是“工农兵”、“政治”、“武器”、“斗争”,但仍然要“艺术标准”,尽管这“艺术标准”只是第二位的。 回到梁与王。虽然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文学思想都是现代形态的开始,但是他们的文学思想又是不同的。梁启超的形态更多是吸收和改造了传统的“载道”论,文学要为维新政治的改良服务。当时的国家面临危机,面临“亡国灭种”,提出这样的服务论也是有他的充分理由的,这可以说是揭示了文学艺术在非常态下的功能的被借用。王国维的美术“独立”论和“超功利”更多是吸收了西方的现代传统。他的思想实际上与早期鲁迅的“不用之用”观念相一致,所表达的是文学艺术在常态下的功能。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家们从各种不同的渠道去寻找思想的资源,存在着多样的思想追求,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对于梁启超和王国维都应有同情的理解。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强调社会功利的文学观与审美自治的文学观始终并存着,只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状态,特别是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以及战时惯性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不正常的延续,强调文学功利性的文学观念占了上风。这种情况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新时期开始,才不再提“文学为政治”口号,而“文学是审美反映”、“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被鲜明地提出来。审美自治的文学观终于又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但不能不指出的是,80年代的文学审美特征论,在强调审美的同时,也是不忘功利的,只是这功利属于新时期的新的启蒙而已。 所以从文学观念的层面说,从上个世纪初文学现代性的追求,有两个鲜明的维度:改造旧社会、改造国民精神和审美自治、艺术独立。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包容了贯穿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常态下强调审美的特性,但不忘功利;在非常态下强调功利,但不忘审美。 二 文体观念的转变 摆脱小说等艺术创作为雕虫小技的古典看法,这是文体观念的一大变化,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重要方面。中国古代一直?诗文为正宗,连宋代的“?”也只是“诗之余”,只是“浪谑游戏”之作,北宋文人钱惟演自述:“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欲读小词。”(参见欧阳修《归田录》)这种轻视诗赋意外文体的思想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裨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元代开始兴盛的小说和戏剧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小说、戏曲的地位一直很低。当时《小说林发刊词》?人所说:“昔之于小说也,博奕?之,俳优?之,甚至鸩毒?之,妖孽?之,言不齿于缙绅,明不列于四部……”虽然私下读得津津有味,但在公共的场合则受到鄙视。我们只要看看曹雪芹的遭遇就可以想见了。曹雪芹创造了中国小说巨著《红楼梦》,在当时只能默默地在北京正白旗过着“举家食粥酒常?”的生活,除了敦诚、敦敏等几个朋友,根本没有人知道他。连他哪年逝世也要今人去反复查证。至今他的家世和经历仍是许多许学家考证的对象。但是到了晚清时期,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笔下,情况为之一变。小说被抬到比诗歌要高得多的地位。梁启超的文章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支配人道故。”梁启超详细论述了小说的“熏”、“浸”、“刺”、“提”四种力。能把这四种力发挥到极致的人,那就是“文圣”。最后的结论是“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这种矫枉过正的论点,彻底转变了那种鄙视小说文体的观念。王国维则对各种文体均不排斥。诗词小说戏剧,只要是好的,都认为表现了“天下万世之真理”。他评《红楼梦》,写《宋元戏曲史》,大大提高了小说、戏曲等文体的地位。那么,在梁启超和王国维提高小说等文体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呢?总的说是把下层人民开始看成国民,既然是国民,就要有国民的精神,那么真能改变国民精神者,是通俗的小说和戏剧,而非读不懂的古文诗词。这就说明文体观念转变的背后是现代观念的萌生,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萌生。 其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由于白话文体运动取得了胜利,由于平民主义取得了地位,小说、戏剧和新诗等文体成为了文学文体的正宗,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驱鲁迅以小说传世,而不以古代格律诗成名,就充分说明了小说、剧本、现代新诗、散文已经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鲁迅不去写中国古代诗歌史,却写了一部《中国小说史略》,也不是偶然的。从此,中国古代那种文史哲不分的泛“文”的观念开始淡化,古代诗文形式的至高地位也逐渐走低。西方的文学文体观念经过转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组成部份。 文体意识往往深入到人的无意识的层面,因此文体观念的转变是文学理论转型的深刻的表现。 三 批判意识的勃兴 批判意味着冲突、矛盾、不和谐、不稳定,意味着争论,意味着一方批判另一方,另一方也这样那样回应批判方。20世纪的中国作为追求现代化的曲折过程,这种基于冲突和矛盾的批判充满了整个过程。批判封建礼教,批判古典,批判帝国主义,批判日本侵略者,批判汉奸,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批判反革命,批判唯心主义,批判“右派”,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走资派”,批判极左思潮,拨乱反正,批判,批判贪污受贿,批判拜金主义……这里有批判对的,有时也有批判错的。批判错了,又有平反与反思,再回过头来批判当年的批判方。这些批判在文学理论上面都有回响,有时候批判就从文学理论开始,然后再进入思想批判和政治批判。 中国现代文学的前驱者始终认为,统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组织社会秩序的“礼教”思想,被认为是致使中国落后并受列强欺凌的原因。因此五四新文学运动批判意识勃兴,并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儒家思想。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离儒家之经叛封建之道,成为一种时尚。封建礼教吃人成为定论。最典型的批判就是鲁迅在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的描写:“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狂人心目中的几句疯话,比当时许多义正辞严的的批判都深刻有力。通过各种文学作品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成为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 为了批判要寻找批判的思想武器,这样就有向欧美寻找的和又向俄苏寻找的不同。如进化论就是欧美的时髦理论,可能是较早传进来的,用进化论来批判儒家思想,就认为儒家思想是过了时的东西,经不起“物竞天择”的过时货,是劣等的思想,应该加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全盘西化”;另一派的理论就是从俄国传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一个事实,从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论看来,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时期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把人分成“君子”与“小人”或“上智”与“下愚”,就是为地主剥削阶级寻找理论支持,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也应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论从哪种观念看,儒家思想一时间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由于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不同,导致了左右派的矛盾,互相又批判起来。 在其后的岁月里,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和许多运动,其中也充满了批判精神,如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都充满思想政治的批判,除了批判国民党的反人民反民主的专制之外,还在党内不断整风,不断搞运动,整风、搞运动也是批判。党内左右派的斗争,实质也是思想批判。批判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惯例,所谓“不破不立”成为一种模式。就是在80年代新时期开始之际,也是“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思潮,其后又批判“精神污染”,是为了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尽管批判的内容可能不同,但批判意识勃兴是中国整个20世纪的一个特征。 为什么整个20世纪批判意识会如此勃兴呢?这还是20世纪中国所处的境遇相关。20世纪的中国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发展的道路。不同党派、不同学派、不同人群的政治主张不同所信奉的思想不同所追求的理想不同。这种种意见分歧转变为矛盾与冲突,进一步演变为思想和政治的批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矛盾论》说:“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既然20世纪的中国自身充满这些矛盾,那么斗争就不可避免,批判意识的勃兴也不可避免。 这种批判意识折射到文学理论上面,那就是中国20世纪的文学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充满矛盾和斗争,论战和批判充满了20世纪的所有的岁月。举其大者如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派与保守的“论衡派”的论战,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家与“新月派”的论战,抗战前夕两个口号的论战,四十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争论,五十年代文艺界的反胡适唯心主义运动,“”时期的斗争,80年代、90年代也充满论战,只是不搞运动了。大家知道,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家都不能不在论战和批判的语境中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那些前沿人物,如胡适、鲁迅、梁实秋、周扬、丁玲等更是如此。前面所说这些论战的性质这里无法一一具体分析,但文学艺术的确是“时代的风雨表”,许多政治斗争都从这个领域开始。文学批判的背后是寻求。通过对某种文学思潮的批判,寻求文学观念的更新或变异。批判,斗争,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过程的一种表征。 四 文论话语转型 在反对封建的共同斗争中,和不断的论战过程中,文论话语开始转型。文论界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也是封建时代的僵死之物,已经无法用来解释中国现代的新文学。于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在批判意识勃兴的情况下,放弃中国古代的诸如“赋比兴”、“风雅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教化”、“礼乐”、“美刺”、“温柔敦厚”、“思无邪”、“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意在笔先”、“主文而谲谏”、“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春秋笔法”、“兴寄”、“天人感应”、“齐梁遗风”、“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等文论话语,吸收外国的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形象性”、“真实性”、“典型性”、“内容”、“形式”、“主题”、“题材”、“文体”、“风格”、“艺术性”、“思想性”、“倾向性”、“生活”、“反映”、“灵感”、“形象思维”、“审美”等等文论话语。到了上个世纪末,像“形式主义”、“文学性”、“陌生化”、“新批评”、“隐喻”、“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意识”、“无意识”、“接受美学”、“作品层次”、“艺术生产”、“艺术消费”、“后现代”、“后殖民”、“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以至于有人说文论界患了“失语症”。 但是,中国传统文论作为一种文化,并没有完全死去,也没有完全失去。原因是中国文论传统蕴含在风雅颂中,蕴含在汉?汉乐府中,蕴含在六朝诗歌中,蕴含在唐诗宋词中,蕴含在唐宋八大家中,蕴含在元曲明清小说中。只要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及其作品仍然有生命力,他们的鲜活的作品仍然被我们诵读,他们仍然作为文化传统被继承下来,那么从他们那里总结出来的古代文论,就仍然具有生命力。而且我们不但可以用古人的理论分析古人的作品,而且也可以用古代文论的概念分析现代的作品。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当然知道,古代文论属于古典,现代文论属于现代,他们具有不同的性质,但是古代文论中仍然有许多具有世界性的普遍的成分,这些成分可以作为资源之一“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来,现在有人说古代的文论与现代的文论不具有通约性,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在中国20世纪现代文论发展的过程中,许多著名的文论家为把中国古代文论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例如王国维从古代文论中提炼出来的“境界”(有时又称为“意境”)说、“出入”说,鲁迅提炼出来的“白描”说、“形神”说、“文人相轻”说,朱光潜提炼出来的“不即不离”说,宗白华的提炼出来的意境的“灵境”说、“虚实相生”说,钱钟书提炼出来的“诗可以怨”说、“穷而后工”说,王元化提炼出来的“心物交融”说、“杂而不越”说等等(这只是举其要者,其中肯定有许多疏漏),都进入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此外,还有不少古代文论的术语,根本不用特别提炼,就直接进入现代的文论话语体系中,举其要者,如“比兴”、“气势”、“气象”、“养气”、 “阳刚”、“阴柔”、“含蓄”、“自然”、“自得”、“灵气”、“胸襟”、“本色”、“童心”、“感悟”、“主旨”、“意象”、“性格”、“神似”、“形似”、“滋味”、“韵味”、 “知音”、“品味”、“豪放”、“婉约”、“谨严”、“衬托” 、“对仗”、“伏笔”、“直叙”、“补叙”、“插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托物抒情”、“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疏密相间”、“前后呼应”、“波澜起伏”、“言之有物”、“一唱三叹”、“声情并茂”、“知人论世”、“诗无达诂”、“文如其人”、“意在言外”、 “成竹于胸”、“胸中之竹”、 “中和之美”(这里暂举50条,实际上远比此多)。这些本来是中国古代文论、艺论中的概念、术语自然地融入现代文论,成为现代文论体系中的一部分,充分说明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是有通约性的。因为我们的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的转型是中国文论的转型,还因为现代性转型是具有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人在做的,它在无意识中就渗透了一些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其实,不单文学理论的转型中是如此,人文学科的现代转型无不如此。这说明了“现代性”本身是民主的科学的宽容的,在现代性的创造中,向所有的一切资源开放,因而现代性在拒绝传统中腐朽的成分的同时,也不完全排斥传统,一切人类优秀的成果都会吸收到它的熔炉里。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现代文论话语的确由古代的“点到即止”的“诗文评”转变为逻辑的系统的论文结构。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以及王国维的更早发表的《〈红楼梦〉评论》,都是逻辑性的论文结构。这种变化也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在这种变化的后面,意味着掌握世界方式的转变。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当然也不完全是诗文评,系统的文论著作起码有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寄》和叶燮的《原诗》)重在对作品的“体验”,现代的文论则重在“认识”,体验与认识是两种不同的掌握作家和作品的方式。体验总是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并直觉式地去把握,在点到之间就把本质揭示出来。认识则把对象进行分析,然后进行综合或者推衍。到了80年代以降,论文专著出版了很多,其中有见解的也不少,综合与推衍能力大为加强,这说明中国现代的文论开始走向成熟。 以上四点转变,说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在于重建世界的意义,重建文学艺术的意义。某些古代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被我们抛弃,认为它没有意义;相反过去认为没有多大意义的东西,被赋予了重大的意义。如过去认为歌颂帝王将相的作品是维护大一统,是有价值的,现在则认为这是颂扬专制,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只有负价值;过去自由恋爱是违背伦理的,现在则认为是有价值的,我们贾宝玉与林黛玉的自由爱情是有价值的,而贾母、王夫人的干涉是?价值的。价值观念完全颠倒过来。又如,按现代的观念,作为小说家的曹雪芹是伟大的文学家,是有价值的;而与曹雪芹同时代当宰相的人,则是封建帝王的走狗,是无价值的。……现代文论所导致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是如此全面而深刻,以至于我们无法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必须另外作一篇文章。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研讨会综述 由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首都师范大学美学所、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前沿》编辑部主办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暨《文学前沿》创刊座谈会,于1999年12月18日在京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40余人,就西方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历史、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及90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评价、文化研究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以及市民社会、知识分子角色等学术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一、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概况。王逢振认为:所谓文化研究,最好理解为一种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而不是属于少数人的或专门化的领域。文化是不同群体或民族---国家的象征行为的空间,文化研究必须考虑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各群体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张力,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孤立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从事文化研究应强调当前所在的语境,要从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及文化关系来考虑问题,必须关注社会文本与国际化的大背景。王宁认为:所谓"文化研究"在我们今天的理论讨论中并非其传统意上对精英文化的研究,而是特指当今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的一种反精英意识的文化理论思潮和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有着鲜明的反建制和反理论倾向,并有着跨学科研究的特色。文化研究至今仍是一门界定含糊的准学科批评话语,它虽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但是它的政治性并不能达到对文学艺术现象的美学批评和分析。但作为一门正在形成中的准学科,文化研究的这些局限已经得到一些著名学者和理论家的重视,他们中的一些有着良好文学修养和理论功力的人正试图把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使之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下得到观照。金元浦认为:文化研究在西方被作为一个准学科,有具体所指,包括文化诗学、文化批评还有文化唯物主义,等等。这种新理论的特点首先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超越。在本世纪西方理论界,文本中心主义与形式研究盛行了相当长的时期,作为对此的一种反驳、改造和容纳,文化研究应运而生。但是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对20世纪文本中心的反驳,另一方面又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成果进行保留、改造后的新理论。同时它也是对学术中心主义的改造与超越。西方长期以来学术化、专门化的发展方向在90年代走向文化研究时,实际上已从学术中心主义转向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罗钢认为:文化研究主要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批评运动。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接触到的有关文化研究方面的东西是很少的,一些研究范本我们都没有接触到。因此,应该对从伯明翰当代文化中心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自身的文化研究。西方文化研究始终贯彻着关怀政治的立场,这是从伯明翰开始的文化研究一直都有的倾向。中国的文化研究在吸取西方的经验时,能不能吸收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吴琼认为:文化研究应该是指一种方法的运作,是一种"症状分析"。它的优秀是运用这种"症候分析"方法动手去解构权力。这种对于权力的解构必须结合文化研究的本土性,而所谓本土性就是指我们所处的现实,它实际上是立场问题。我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什么?症状分析最后归结到权力问题。有权力的地方也必然存在解构权力的权力。在一个充满建制的社会,我们都处于无权者的地位,但我们也有一个出路,那就是解构权力。文化研究方法的运作就是要揭示权力背后潜在的建制化的层面,就是解构权力。 二、关于如何评价中国90年代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以及它与西方文化研究的关系。陶东风认为:90年代中国的文化批评,但说到底是当今中国本土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也应当在自己的语境中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与研究方法。西方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批判话语,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它的主流具有强烈的反思与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倾向;而在中国,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我们不能原样照搬。中西方文化背景既有相似也有错位,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我们建构自己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意义与难度同样巨大。一种特定语境中的批判理论在另一个语境中未必依然具有批判性,一种文化批判理论是否具有批判性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正确把握并正视具体环境中的具体的权力关系。温儒敏认为:文化研究这几年兴起有其必然性,值得我们关注、提倡。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势在必行。文化研究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视野,拓宽了我们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它要我们从事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从关注所谓"精英"、关注知识分子本身,转向关注民间日常生活的一些现象,这是值得提倡的。但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或学科分支,应有自己的目标、理路、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近几年的文化研究有一个泛化的问题,有的文化研究文章写得太空、太泛,连基本的概念、理路、学科规范都没弄清。在研究的目标、方法不是十分确定,而且研究的论题又搞得很大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学术论文质量下降的问题。温儒敏先生的观点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兴趣。黄卓越认为:应区别"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批评还属于泛泛而谈,文化研究则要具体落实。文化批评应该建立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在文化研究方面,我们应该参照西方发展得较好的学术经验,进入到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中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的文化批评。我们要了解大量的大众文化的产品,不仅阅读经典文本,还要进入大众文化的制作领域、市民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调查,这样的文化批评才能论之有据,才不至于泛泛而谈。盛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也对于现在有些人一窝蜂地追赶"文化研究"表示担忧。他认为:今天在这里讨论"文化研究"的转向,好像人家人人都在搞文化研究。从事介绍国外文化状况的学者,往往会把事情说成一股风,好像人家都在做同一件事。回顾80年论热以来我们对外界状况的介绍,就严重存在着这样一种一窝蜂扎堆的现象。现在有人告诉我们,搞"文化研究"已是大势所趋,其实也未见得。他同时指出:在目前的文化交流中,我们很有必要检讨一下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文化主体的。孟繁华与童庆炳等则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中国90年代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出现的必然性与正面意义。孟繁华指出:90年代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老是说没有读到一些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其实不是的。有很多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文化研究就是一个跨学科学的、反学科的、反机制的、反经典文本研究的,它给我们带来了宽广的视野。不能再用精英的立场、规范化的、中正性的对学科的要求来面对文化研究的现象。童庆炳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界搞文化研究不能一味地照搬西方文化理论,而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90年代中国的文化研究的突显,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是对于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的回应。文化研究的落脚点是社会政治问题。9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过几年发展以后,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时,文学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是很自然的,文学研究采取一种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视角也是自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是对时代说话,理论并不局限于解释作品,它是可以接过文学作品里面的许多问题,对"社会文本"说话。这种批评仍然是一种文学批评,是文学的文化批评。王德胜指出,今天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或文学研究者大多不再满足于局限在传统文学范围内,而是渴望把自己的身份社会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批评家的主体意识与批评过程本身都发生了改变,现在不从文学文本出发,而从社会文本出发,即借文学来说文化问题,或说借文学话语来说文学现象。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及其成果问题。王富仁结合新文学谈了自己想象中的文化批评。他认为,新文学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现在看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是文学革命。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的特征是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分离,它受到传统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压制,停留在个体才能或私人情感单向交流的层面。这样的文学不具有整体的社会性,用现在的话说,不是国民文学,而是知识分子这个特殊阶层的文学。"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把个体人和整体社会结合在一起,感受的是整体的社会,形成了朦胧的、不自觉的公民意识。这样,他们的文学活动就和他们的公民意识紧紧结合起来,在独立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个人与社会沟通的文学。但是这种文学受到两方面的压制。一是大众的功利主义的阅读态度,另一个是政治权力,现代文学就是夹在两者之间。袁济喜谈到了古代文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真正要把古文论研究激活,使它在当挥作用,文化学的解读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不在于具体的范畴与文本,而在于内在的文化精神。现在许多古代文论研究视野比较狭隘,注重具体的作品的欣赏点评,当谈到文化精神价值时就认为是空论。其实文化研究不存在空论,只要言之有据,就能对文化、文学作出回应。陈光炜从最近一二年文化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反应或动向,切入了同样的问题。他举例指出,钱理群、谢冕、洪子诚等教授最近的研究吸收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解决了一些过去很难解决或不被重视的问题。这种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扩大了文学研究的空间。过去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文本研究,文化研究使比较纯粹的文学和社会文化制度的关系开始受到了注意。但他同时指出,文化研究渗透到文学研究中,要处理好文化研究与文学性的关系。四、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化领导权以及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许明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就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文化态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葛兰西认识到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理解为只是运用暴力夺取政权,一定要注意在无形的思想文化领域中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承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公共空间,正因为存在这个公共空间,葛兰西才论证到文化空间的领导权问题。文化领导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和官方机构的支配权、统治权,不仅仅存在于政治机构的系统中,也存在于无形的民间生活空间中。不管在什么体制下,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能完全控制这个空间。这种领导权应该是由精英知识分子来掌握。面对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知识分子应肩负起这个历史任务,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显示出对文化历史的深层次思考。文化批评的意义就在于向这个空间渗透我们认为合理的价值体系,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的问题。马相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对许明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他承认知识分子没有进入巨大的公共文化空间,知识分子没有起到文化引导的作用。但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与政府主导机构对文化的领导有一个距离,其对文化的介入与领导应该在一个比较高的层面上,而不是直接充当一种政治化的文化角色。知识分子还是要通过自己的专业的工作影响文化、社会、政治,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角色。针对上述争论,傅瑾(中国艺术研究院)则试图通过个案研究来说明:如果精英知识分子掌握公共空间的领导权以后会出现很可怕的结果。他指出,知识分子可以用自己的艺术观和政治观来从事艺术批判,但是一旦他的艺术观成为意识形态,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只有存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公共空间的前提下才是有益的。 文学理论论文:现代文学理论创建与反思探索 “语言学转向”强调的是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语言符号之间的不断转换产生了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的产生不过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完成了语言对世界的编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经验和实体的世界,而是一个语言符号的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是由语言来塑造的,在语言的主宰下,语法、句法、语用、词汇、话语、语境、意义、文本、叙事、修辞等跟语言学相关知识被广泛运用到其它学科领域中,以至于语言学的模式和方法成为人文科学普遍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因此,“语言与存在”取代了传统的“思维与存在”的命题成为整个知识范式转换的重要表征,这也从根本上揭示了语言的本体含义,它远非工具,而被看作存在本身,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宣称: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3],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 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4]。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图文之争与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几点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一直存在论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在本质建构和拆解的论争中宣扬自己的文学理论观念。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在为文艺理论营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时,跳出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维模式,力求返回文学活动本身,沿着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的路线寻求“拯救文学现象”,这无疑将为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首先,文艺理论研究应从文学现实出发,避免抽象化。何谓文学现实?在我看来,其实质就是被文学本质思维模式所遮蔽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交织、文学本身新变的现实问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理论观念指引下,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抽象概念的演绎展开讨论,试图勾画出一幅以理念存有为深层基础的文学图景。这是一种本质先行的理论模式,此种模式直接规定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达到一种理论自身的自洽性和完美性,最终,文学现象被置换成一个抽象化、一元化的世界,文学活动的朴素性和现实性逐渐消失。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不同,它是当代传媒文化现实中文学发展出现的真问题,它带动文学活动各要素在传媒世界中发生了新变。比如依照新媒体观念,图像、语言和其他文本都混杂其中构成超文本文类,读者面对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文本世界目不暇接,此种变化打乱了以往文学理论设定和裁量文学的标准。因此,文学理论必须真正面对这些问题,从学理层面加以阐发,进而把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其次,回归文学本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文学理论问题。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注重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和永恒性。这是它的功绩,也是它的偏颇。因为,它在把文学的文学性研究推上高峰的同时忽视了语言以外、或者与语言相关的知识场域(比如,文学与其他艺术语言之间的关系)。当前盛行的文化研究,打破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界限,以超越文学社会学的姿态,把触角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文学研究的边界变得模糊,文学本身的问题几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话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文学基础理论知识体系的松散和脆弱。在两种研究方式面前,我以为,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学理论重新思考文学自身问题反弹的重要表现,它介乎语言和文化之间,寻找理解和阐发文学的新维度,同时这也是对强调文学性研究的形式主义文论和强调文化权力的文化研究的一种反驳和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语图关系研究意味着在经典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之外拓展出新的文艺理论研究思路。最后,应该提倡文学理论研究的多元主义理念。文学是复杂多元的,不同的阅读欣赏群体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精神需要和文化想象,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现实存在的特殊性、差异性和多元性,那么,文学本身就变成铁板一块。语图关系问题从一个现实的侧面证明了文艺理论研究应立足文学自身的多元关系研究,借助不同的艺术形态展开自身,并在各种关系的澄明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语图关系而言,这种关系指的是图像作为他者在场以及互动双方的意义建构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这种关系的存在并非局限于双方的认同和沟通的样式,它们在思维设置、知识分布、言说方式、审美取向等方面的配置过程中构成一种缠绕和错落的复杂关系,并常常以微观形式渗透、穿行在文学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因此,语图关系研究肯定了不同文化艺术形式之间关系性存在的价值合法性,它造就的不同媒介、不同艺术形式之间关系研究的理论范式,将为我们重新检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总之,语言与图像的关系问题给现存的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结构成分,它不仅引发我们对现存文艺理论研究范式的反思,同时警惕自己应保持一种建立在学术立场上的理论自反性,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文学理论不是思辨、玄想的知识生产场,也不是停留在责难层面上的集体“围观”场景,而是踏踏实实地解决问题的文学现实
社会学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论文 1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早在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西学,向西方寻求真理,并译介西方社会学著作的同时,有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平与救国救民思想的介绍和讨论也开始出现于中国思想界。1899年,《万国公报》4月号发表了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1919)节译的蔡尔康的《大同学》一文,提到近世学派中“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如德国之马客思”。这里的“马客思”即是Marx在我国的最早译名。[1]随后,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社会学说的介绍陆续出现在报章杂志和各类书刊。但这段时期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讨论还是零碎的。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瞿秋白、李达等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对以孔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论缺陷进行批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的历程。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准确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造性运用的重大成果。在1957年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系统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性质、特点、矛盾转化的可能性,以及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与发展,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奠定基础。邓小平社会学思想的理论优秀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形态方面,从宏观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学进行研究和论述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补课”论,为我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铺平了道路,而且还对我国改革开放、如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和全面的思考,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在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费孝通带领社会学学者开始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从而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推向新高潮。他主要从小城镇研究、家庭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发展研究等几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进程。 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展望 20世纪的最后30年间,全球政治格局进入了空前变动时期,现代世界体系面临着各种反体系力量的挑战。在当前社会实践发生结构性巨变的时期,理解并跟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展。当前世界和中国具有这样一些社会趋势: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更易形成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这些趋势表明,我们时代的社会实践结构正在或已经超越古典现代时期。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工程正是在这种极为特殊的宏观背景下展开的。[2] 这一时代性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考量。这类重大现象几乎都聚焦到一个问题上,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和当代形式。在这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视为许多复杂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基本分野。但是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与统一、冲突与整合的辩证思想,至今仍然是社会学理论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对于社会学来说,对立与协调、冲突与整合的研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对立和冲突之中寻求协调和整合,在协调和整合之中洞察对立和冲突;研究对立和冲突是为了促进协调和整合,反过来,探讨协调和整合是为了解决对立和冲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论对于把握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有着根本性意义,这本身也说明了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主要形态和形式。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新型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阶段,理念和思想是最为强大的利器。真正理解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是其本来意义,意味着把握了理解历史性转换的一个思维构架,使远大志向在实践向度上深入拓展。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以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社会学学说,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的社会学思想、社会学说,以及当代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所阐述的社会学理论和学说。本文梳理了马克思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论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学理论解释和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关键词:职业性别歧视 社会学理论 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摘要:职业性别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做了深入研究。职业性别歧视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政策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其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职责。 劳动力市场同样受“供需关系”的掌控,但现行中国显然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雇主的价值、偏好将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果。学者赵耀对雇主雇佣行为调查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坚持不选择女性,认为女性不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生育和照顾家庭会影响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调查者“同意”或“很同意”这种观点。还有部分对雇主对女性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工作内容和岗位变动的应变性表示担忧。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虽然每年的调查结果有所变动,总体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职业性别歧视,社会学以独特的视角弥补了经济学纯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释力。 一、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1.女性劳动就业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 2.个人偏见理论。该理论是由贝尔克(Becker)创立,是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建立的,用贝尔克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具有歧视的偏好”,那么他就乐于以某一群体替代另一群体并为此支付某种费用。他认为,这种偏见来自雇主、雇员、顾客三个方面。(1)雇主歧视。假设一些雇主对一部分人具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恶情绪,而与其技能无关。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对女性雇员抱有偏见,即使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他们也只愿雇佣男性,除非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到足以抵消对女性的偏见的程度,才会雇佣女性。(2)雇员歧视。这与工作职位的竞争、工作中的磨擦、人们对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等的认识的不同有关。例如,大多数白人对有色人种持有偏见,有些男性雇员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领导,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残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能够胜任。(3)顾客歧视。顾客有时对被服务的对象也会有偏见。如外科医生、机械工程师、司机顾客喜欢男性提供的服务;护士、导游、空中小姐,顾客喜欢女性提供的服务。 3.互动理论。斯坦福大学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释两性职业和报酬不平等的问题时提出这一理论,她认为,人们生活在互动的交往中,在求职、应聘、面试时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基于性别的显著差异,互动过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优于女性,更胜任工作的观念影响下,造成具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对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时,男性利用占据权威位置的机会,故意忽视或消除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评价职业报酬时,人们通常较少选择异性参照群体,更多的采用与同等任职资历的、同样性别的人相比较的方法。这种通行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社会网络的同性化和职业性别隔离。 4.激进女权主义的自行就业观点。激进女权主义从强调私生活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女性在社会劳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们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们提供的战略便是使女性与男性分离,鼓励女性去创建自己的产业,如商店、银行、企业、饭店、医院、书店等,以做到自行就业,免受社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二、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建设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女性就业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借鉴,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失业保险政策、职业介绍和指导政策、公共就业工程等政策。美国(“一揽子职业中心”)、法国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就业指导。很多发达国家积极介入女性就业,财政拨款补贴公立职业介绍所,为妇女就业和企业用人提供免费服务;大力兴办公共工程,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制订了明确的支持政策,这方面美国和欧盟都走在前列,取得显著成效。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我国社会需要制订《反就业歧视法》,依靠法律的强制来保证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实现同工同酬;当前,不少中小私营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不缴纳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五项保险的行为,严重损害女性劳动者,法律要制定细则予以纠正。第二,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家庭两大社会责任,女工生育保险应尽快转变为社会统筹,实现企业的成本向社会转移,由社会来承担妇女生育哺乳费用以及生育保险金。第三,应该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长期失业和下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级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帮助她们寻找就业机会,开展再就业服务,把保障和服务结合起来。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对象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女性从业人员,使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业女性的贫困状态能够得到缓解直至消除。 社会学理论论文:结构化现代性与全球化——试论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透视 论文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理论”大纲、“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研究,探讨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对他理论的某些偏颇,提出了质疑。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现代性;全球化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倡导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面对全球化,许多宏观社会学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伴随着这种呼声,各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理论也竞相登场,吉登斯结合其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分析紧密地连在一起,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维度在全球蔓延的结果,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中的时空要素的延伸机制将二者连结起来;吉登斯的这种全球化观,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转变论”。 本文试图系统评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他的理论有失偏颇的地方,也给予了几点相应的质疑。 一、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 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认识他的结构化理论之前,必须首先分析一下他的“双重解释学”——一种认识论,它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 1.“双重解释学”:它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双重解释学”的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和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关于“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2.结构、结构化、结构二重性、时空。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规则和资源,因为规则和资源本质上具有可转换性,所以在他的笔下,结构根本就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只是在人使用它们的时候才具有某种意义,这和帕森斯的相对稳定、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地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 为了让结构具有更强的伸缩性,解决日常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的构成问题,吉登斯将时空因素正式引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吉登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并未夸大这种能动性,他也认为,人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 3.行动、反思性、意外后果、区域化和例行化。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和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问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②,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了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4.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而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确进行了某种很有成效的理论综合,他敏锐地发现了位于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极的重大理论缺陷,可是他的理论综合最终化解了这种裂痕吗?①吉登斯回避了结构与能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主要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手进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二者是如何互动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吉登斯否认了外部客观世界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稳定性,那我们的外部世界又是从何而来,吉登斯似乎倾向于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时,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稳定性的“结构”的存在,那么他对现代性的几种制度维度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讲到)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结构性原则”或“结构性特征”能解释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那么这岂不是帕森斯的结构观的重现吗?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结构性原则”来代替原来的“结构”概念而已。②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他的理论的前后逻辑也存在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因此,吉登斯有没有解决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反思性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大纲之时,就试图融合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他的理论具体分析运用。吉登斯用制度反思性分析现代性,时空因素同时将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结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面貌凸现出来。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不过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他将反思性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特征,并且试图用反思性现代性来化解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现代性的断裂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吉登斯强调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是与他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即,要为解读现代性,特别是高度现代性,找到合适的理论思维支持,因此他在他的很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主流社会学的各种进化论思想。 2、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使用,日历在世界范围标准化,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了;与此同时空间与场所也出现了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空的分离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征符号,一类是专家系统。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3.多维度的现代性分析:作为对现代性的单一维度分析的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多维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或组织类型;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很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等,更重要的是间接的监督,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监督。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实现了在领土明确的边界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 4.现代性的后果:“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的改变。时空分离和脱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传统全面而快速地从现代生活中撤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不断被修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反思的中介,习俗和日常实践受到严重的改变,它们远离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场的抽离系统主导行动。同时,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地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主导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为主导的关系。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经济秩序的崩溃、生态的灾难性破坏、极权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爆发等。 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而且延伸到自我的优秀部位,带来自我认同的某些变化,“在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④自我反思也成为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指导和干涉。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大致解读,同样,笔者感觉到他的某些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们是:①将反思性的制度化看作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的特性似乎有点不妥,难道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反思性吗?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笔者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也有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的存在,这种区别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抽象系统的再生产在速度与强度方面优先于前现代社会。②对高度现代性的“断裂”特性的分析也有偏颇之处。依据吉登斯的社会变迁观,历史都是由一系列的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应该具有“断裂”性,既然如此,“断裂”也就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唯一特性了,历史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产物,而这很难解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③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中,吉登斯始终未对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进行分析,而这些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全球化不平等的扩大,这是事实,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也都扩大了。”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是从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起步的。他反对将历史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规律的推进结果,但是他将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是否也有重归进化论的嫌疑呢? 三、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吉登斯总结了两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一种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一种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前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之上,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及在世界的扩散,当欧洲的国家体系成熟起来,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彼此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迅速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种朝“一个世界”发展的运动;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仅仅涉及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把国家当作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关系。吉登斯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总结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吉登斯认为沃伦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吉登斯同样认为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正如其他一些学者指出来的,吉登斯将战争或暴力纳入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中,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将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触角伸向了更为直接和敏感的现实问题,使他的理论更具有立体感和现实感。 但是,他对全球化分析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们有下面几点:①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全球化”观点:从吉登斯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其全球化思路与现代性分析一脉相承的风格,甚至可以说他的全球化分析其实还是他的晚期现代性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吉登斯特别指出对现代性的分析是具有国别指向的,是以欧洲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思路,在这种分析范围上,他关于现代性本质特征的描述方面,我们还能接受,但是将一个范围有限的研究思路简单地推及到全球范围,有简单复制的嫌疑。②“民族国家中心论”范式的局限性:与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一样,吉登斯全球化的制度维度也包含了民族国家体系,将民族国家视为分析单元,他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如下假定基础上的:新独立的国家将开始某种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将经历欧洲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道路,并且全球化没有改变和超越民族国家体系。但是,全球化社会正在出现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过程的跨国化、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和某种“全球文化”,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新现象,西方国家以外的社会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来重新孕育现在的标准化民族国家,而很多学者也指出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特定的组合。 吉登斯关于全球化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大都是直接对应于对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围绕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概念,能否解释性质上属跨国现实和全球化现实的语汇,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比如属于民族国家的范畴的概念:主权、监控等,能用来对现在受到广泛关注的网络社会的分析吗?3.关于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吉登斯在《现代性后果》一书中,对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有简要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是:通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各种文化事实在全球化范围有了流通和透明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具体分析全球化会对文化的各种特质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冲击,比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全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使得他对全球化的分析显得很不完整,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软”的环境在很多时候都会影响甚至制约“硬”的制度方面。罗兰.罗伯森指出:“从特定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指的是不同生活形式得以结合;这一点无法通过简单主张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而准确把握,……在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中,文明的、社会性的、民族的、地区的、甚至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有所增强” 社会学理论论文:社会学理论的优秀主题及其古典传统的创新——兼论社会学理论中“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建立 内容提要: 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其理论研究的优秀主题与根本使命就体现为以“现代社会”为范本进行“现代性方案”的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推进。然而,随着当代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新的社会转型,并由此深刻地影响到了一贯以反映社会现实变化为特征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传统上。社会学要理解全球化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并对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就必须重新反思传统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在整合已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实现理论传统的重建与创新。 关键词: 现代性 全球化 研究范式 社会学理论 一、现代性: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优秀主题及其危机 笔者曾在《逻辑起点与优秀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现代性议题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社会学理论演进历史的系统梳理与考察,论证了作为现代性产物之一的社会学,其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是现代性。不仅如此,从其诞生之时起,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命运就与现代性紧紧拴在一起了。无论是古典社会学阶段,还是现代社会学或当代社会学研究阶段,其理论建设和目标取向的主旨都是围绕着现代性而展开的,其优秀主题与根本使命实际上都体现在建设现代性和推进现代化这一大的主题范围内。[i] 因此,围绕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这一优秀主题,从社会学诞生之时起,古典社会学理论中便产生了一连串的对现代性内涵不大一致的定义,最典型的如有马克思(K.Marx)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涂尔干(E.Durkheim)通过有机团结的定义、韦伯(M.Weber)通过对合理化的定义来理解现代性的主要内涵,[ii]而且每一个定义又都是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联系在一起的,如生产方式(马克思)、劳动分工(涂尔干)、理性化的多样性(韦伯),同时还包含了一系列方法论类型与分析方法:社会关系(马克思)、社会事实(涂尔干)、社会行动(韦伯)[iii]。上述三种对现代性富有代表性的不同界定中,恰恰代表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大传统,即批判主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理论传统。而且,从社会学理论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实际上一直是处于批判主义、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三种不同传统的张力之中。[iv]一方面,它注重对研究现象作实证的、经验主义的考察与分析,强调的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注重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探究。另一方面它又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强调的是人文主义、阐释主义的传统,关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v]而与此同时,它又意识到了任何研究都要受到一定政治、文化、性别和社会阶层的影响,注意研究中的权力关系以及研究对知识建构和社会改革的重要作用,因此,它同时又具有一种后现代式的社会批判意识,强调一种强烈的价值介入。[vi]毫无疑问,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向上的这一长期存在的分裂与对立的紧张局面业已造成了社会学领域内在“实质性”理论建构、具体的研究程序乃至学术共同体从业人员中潜在的或明显的分裂。尤其在当代,这一局面又与社会学知识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论题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更为错综复杂的情势。[vii] 但是,回归到整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优秀主题之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三种不同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尽管在形式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在最为本质的价值取向上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以现代性的内涵为坐标,以现代化的实践为尺度,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知识体系(无论是古典社会学、现代社会学还是当代社会学)在理论建构与目标取向上始终没有摆脱过建设“现代性”与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其所遵循的实际上都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基础之上的一种以西方中心论、民族国家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主要学术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而且,这种研究范式的优秀内容与方法在社会学理论的古典时期就已经基本上得以确立了。比如,从古典社会学开始,社会学就已基本确立了“秩序”、“进步”和“理性”这一现代社会最为优秀的价值主题,总是想为现代化实践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理论模型,并从社会之外对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各种制度、关系进行描绘、解释和说明(这一研究取向和传统可以说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古典社会学理论中的这种对现代性的论述以及基本理论的建构,虽然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研究在社会学理论中已趋完善,但它至少确立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优秀主题,并为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方向。 尽管人类对自身活动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及其后果的思考,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系统考察和论述的却是启蒙运动以后的事。社会自人类有群居生活起即已存在,社会思想也随此而产生,但社会学作为一种全面、系统研究现代社会的知识系统则到19世纪后才得以产生的。[viii]古典社会学体系中研究领域的形成、研究主题的选择以及适用方法论的发展都是以分析现代社会现象并赋予社会秩序,提供管理生活与理性控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技术为其目标取向的。古典社会学理论正是靠这些广泛的概念和预设,而在“现代性建设”和“现代化实践”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拥有“合法性”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社会学理论所开创的理论传统虽然在形式上曾被不同时期的社会学家吸收、借用或更新,但在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性的超越与创新。 现代性与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结合所产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意味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优秀主题,而且也从总体上规范了社会学理论研究所要运用的理论、方法以及价值取向。大凡现代性与现代化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如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人类主体中心论以及形形色色的二元对立等)也多半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品质和特色,同样现代性自身所具有的潜在危机也演变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潜在危机。[ix]尤其在新的社会转型之下,伴随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危机的日益显露和严重化,社会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也越来越大。正如现代性的危机只能用超越现代性的方式来解决一样,滞留于现代化研究范式之上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也只能用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方式来予以解决。 二、全球化:新的社会转型及其对现代性的超越 在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变化莫过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笔者称之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三次社会转型[x])。这次新的社会转型与现代性之间具有天然的紧密关系。正如吉登斯(A.Giddens)所指出的,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这在现代制度的大多数基本特性方面,特别是在这些制度的脱域与反思方面表现的犹为明显[xi]。从大约17世纪起,欧洲开始在思想意识、军事力量、航海技术和经济发展等方面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欧洲社会的这种惊人转型促使它把新的制度传播到全球各地,并且引发了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一种新现象,这正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逻辑起点[xii]。现代性的这种全球化趋势,本身就在其动力机制之中,时空的重组、抽离化机制和现代性的反思性都内在地具有扩张的趋势。因此,我们应该根据时空的延伸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的漫长变迁之间的发展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化蔓延。[xiii] 毫无疑问,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并让我们看到一个越来越有“共性”的现代性的涌现,即西方现代性或启蒙方案已在全世界许多地方获得体现。但是,现代性从其全球化的倾向来看,并不是一种特别的西化之物,因为无论是现代性的激进化还是社会生活的全球化都决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过程。当然,如果把“现代性”仅仅看作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状态,那么“全球化”则更像一种“理想类型”的概念,它不是指一种人类社会的终极状态,而是指一种不断变化的整体化趋势。在民族国家阶段,“现代性”与广义的“全球化”具有某种重合之处,即“现代性”的扩张过程实际上就是全球的现代化过程。但是,当“现代性”在某些国家得以成熟并获得充分体现之后,也就是在某些民族国家完成现代化以后,其所面对的可能主要不再是一个“现代性”与“现代化”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已经被加深化了的现代性的“全球化”问题[xiv]。犹如现代性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社会现实一样,全球化也正在改变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时至今日,现代性的近期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整体化方面,而且解构了秩序、进步、理性这些启蒙时代形成的经典信条,代之以机会、风险和更多的偶然性。因此,更准确地说,全球化进程现在并没有扩大现代性,而是成了其转变的加速器。而全球化本身“在许多方面不仅是新的,而且是革命性的”,它将“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xv]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现代性”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或“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况且,“现代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整体,那么对现代性制度做出多种反应就是可能的。事实也是如此,各种“超越”现代性的运动已经在全球体系中出现了。同时,现代性的全球化后果也不仅仅体现在它的影响之上,而且也体现在知识的反思性上,这种反思性对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新的社会转型也在不断加速,其中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正在变得日益跨国化和全球化,这使得一贯以宏观研究而称著的古典社会学理论传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正如费舍斯通(M. Featherstone)所指出的,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使得古典社会学理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无力解释新现象、新问题。古典社会学传统由于把社会等同于有边界的民族国家而无法全面理解全球化问题;现代化理论则由于长期使文化依附于结构性发展,并搁置了文化与能动者(agency)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对全球化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xvi]。那些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形成的社会学(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中的一系列概念体系、理论观点再也难以解释新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全球性现象了。社会学理论缺乏探讨跨国实践(transnational practices)和全球现实的语汇,人们继续依赖与民族国家相应的传统社会学术语、概念和经验数据,使社会学理论在全球化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因此,要理解全球化对现代性的超越及其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就必须对新的全球化时代和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并通过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把握新时代的本质。[xvii]因为理论作为对社会现实的反思性、推论性建构,它应该具有在指出过去的潜势并设想可供选择的未来的基础上,解读社会现实的特性。其实,一种社会学理论能否提供引导去进行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不全然在于此理论能否提供一个程序和规则,使之符合实证主义的“可重复性”与“可验证性”等原则,而也应该取决于此理论能否把抽象的理论转化成较为具体的架构,给研究者提供指引,把他要研究的对象概念化。主流社会学理论(即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失误就在于它从不同的理论基准出发去批评非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的有效性,因而忽视了深层理解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意义。[xviii] 其实,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展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也并不是要试图在当今庞大的全球化研究领域中创造出一种更宏观的社会学理论,并建立起所谓的全球化社会学(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体系,而主要是从反思传统社会学理论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出发,面对全球化所改变的社会学理论赖以立足的现实基础,探讨社会学理论该如何在理论和方法上应对这种变化,以建立起一种能够足够适应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社会学理论层面上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当前发生在社会世界中的社会转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在促使社会学反思的同时,也提出了社会学重新定位的要求。如果说过去几年来社会学知识的衰退是不够确切的,那么,为了应对社会世界的这种变化,社会学家当然要建构出新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模型来说明这一切。[xix] 三、全球化研究范式:社会学理论传统的重构与创新 当代全球化趋势的研究表明,我们应更加以积极的方式来检讨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工具及环境,以充分回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全球化不仅迫使现代人去反思其生活形式的转变,而且也同样促使学者去斟酌其研究范式的转变,两者都面临同等的焦虑与压力。其实,完整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本身就应该包括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等不同层次,不应像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那样只注重前面几个层次而忽略了全球层次的研究。今天,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与其它学科一样,社会学理论需要迅速地扩展它的地理和智识(intellectual)边界,即承认地方社区和民族社会的本质属性正面临着全球范围内深刻变迁的巨大挑战,而对这种挑战直接反映的结果就是要在重建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以适应新的社会转型的需要。 那么,如何实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创新呢?近20年来,各种对既存社会学理论传统进行多元综合的做法越来越多,其中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大致包括以下四种。一是重建。即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吸取其他理论的益处,重新构建原来的理论,使之更加完善。如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和多向度社会学(multidimensional sociology)、费恩(C.Fine)的新符号互动论、库克(S.Cook)的新交换理论等等。二是扩展。即扩展原有理论的传统界限,向新的领域发展。如文化社会学出现了从阐释学解释向社会学调查转变的动向,常人方法学也突破了仅仅分析日常生活的对话和互动的局限,将其领域扩大到分析社会制度、结构与个人的关系等主流社会学理论所关心的问题上。三是联结。即寻求某种途径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结构与行动等不同层次、领域的现象联结起来。如科尔曼(J.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就提出了以微观层次为基础建立起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理论途径,而亚历山大则主张以宏观层次为出发点来寻求微观与宏观的联结。埃利亚斯(N.Elias)的“构型社会学”或“过程社会学”也是将微观层次的个人行为与宏观层次的国家联结起来进行分析的典范。四是整合。即试图以超越“重建”、“扩展”、“联结”的辩证综合方式,来创立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语言,以整合了的理论来认识或重新解释曾被忽略、歪曲了的多维而完整的社会现实[xx]。如瑞泽尔(G.Ritzer)提出的社会学元理论化(sociological metatheorizing)就是对社会学多重范式的整合,[xxi]还有诸如女性主义社会学、后现代社会学等各种批判的社会理论(critical social theory)的兴起,其不仅整合了传统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种思潮,而且还充分吸取了政治学、人类学、历史研究、法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等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从而在整体上促使了批判理论从社会学理论视野转向了社会理论领域。[xxii] 通过对社会学理论发展史的系统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趋向总体说来是其研究范式的变迁,或者说是其方法论体系的变迁,而这种变迁的动力则来自其研究范式的分化与整合。社会学作为一门对社会实践和现实的结构关系与运行状态的理性反思的科学,理所当然地是随着社会现实的转型而不断变化的。由此,社会学研究者的理论视野、研究范式等等都应当随之而不断发展和调整,只有这样,社会学才能体现出其本身的学术活力及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在21世纪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领域中,笔者认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将逐步得到确立。这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整合的结果,它表明了社会学理论正处于一个解构已有的研究范式、重构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文化和知识境况中。正如当今社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一样,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也正处于其历史发展的转型期中。在这个转型期中,社会学理论面临着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境况。社会学是否有更辉煌前景,社会学理论是否比以往更有效力,就看我们是否能够不仅在理论视野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不仅在战略眼光上,而且在实际运作中能够适应社会学本身的发展逻辑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在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这种适应全球化趋势和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全球化研究范式”将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征: 一是“全球化研究范式”首先意味着对传统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超越与扬弃。以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各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与冲突,使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局限在一个个有限的民族国家之中,无法阐释和说明在全球层次上出现的大量跨国事实,而且在实践上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及人类内部的冲突、斗争、彼此消解的紧张状态,使不同主体处于严重的对立之中,从而给社会学理论研究带来了自身难以克服的危机。而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将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突破现代化发展内涵的“单一性”和指导思想的“非人化”所导致的“发展悲剧”,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和谐发展观,为社会学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支撑。 二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所体现的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其视野是一种多学科渗透和融合的学术视野。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特征就是知识交叉、信息爆炸、传播迅速,并构成了一个在学科上融合渗透、在时空上交叉蔓延的立体化、全球化知识语境,这就要求社会学理论研究者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调整自己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自己的思想深度。随着全球性社会和知识社会的大力发展,人类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和人类对自我生存意识的深化,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视界日益走向融合,更多的社会科学家开始认同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社会学家也逐渐放弃对绝对理念的追寻,日益表现出对其它知识的尊重。“全球化研究范式”特征显示出一个融合各种学科优势的知识时代即将出现。因此,社会学理论研究者就不能固步自封,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应该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拓深自己的思想维度,多一分知识的维度和多一点思想的深度更有利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有利于社会学理论整体性思维方式和多元价值取向的形成与确立。 三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表明了以往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些传统的研究对象和命题日益走向式微,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需要进行时代性的转型和变革。在过去,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是一些普遍主义的东西,企图以绝对、普遍的宏大理论框架来指导自己的经验研究。实际上,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主义的真理性和有效性都是极为有限的。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越来越显示,社会学理论应该从普遍主义的理念转向人所生存于其间的社会现实和个体化的人类存在,应该将宏观架构与微观事件、客观环境与主观行动结合起来,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本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所以,社会学理论研究在当今的发展更向具体实在的社会现实开放,实践性的社会现实始终是社会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点,多一点现实的关注,多一点实践的眼光更能使社会学理论充满发展的活力。 四是“全球化研究范式”更加重视本土化社会现实的研究。“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给社会学理论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社会学理论中具有权威性的许多经典命题不再是经典命题,那种囊括宇宙、贯通历史、解释一切也决定一切的真理意识不再成为社会学理论的主要目标。社会学理论一方面应具有世界性、全球性的思想眼光和知识视界,另一方面也应当立足于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的研究策略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口号,这正体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视野、研究对象和研究意识的转变。“重视理论研究,加强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策略也正在我们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兴起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给我们提供宽广深厚的学术视野,而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则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具有更明确的目标和更强烈的现实色彩,同时也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更具有实践的操作性、理论的开放性和学科的建设性。 五是“全球化研究范式”中各种“后学”(如后工业、后现代、后殖民、后马克思主义、后资本主义等)的出现弥补了传统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不足,也从一个方面大大丰富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内涵。全球化中各种“后学”词语的大量涌现已经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理论是一种终结,而更多的是一种开放性的重构,一种解构中的重构。当代社会学理论多元发展的事实预示着,社会学理论的地位不是越来越失去它的地位和作用,恰恰相反,它的地位和价值将日益显著,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随着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事业,社会学理论是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把社会学看作是一种发展性和开放性的事业,多一点发展和开放的眼光是极为必要的。 由此看来,我们必须从全球化趋势的客观事实出发,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动态而多维的社会现实,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全球化研究范式”。这其中包含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的统一,而这个统一的基础就是古典社会学理论家马克思所一再强调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正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个人与社会才得到体现,个人特征与社会特征才得到反映,也正是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才得以联结起来,双方的互动才成为可能,才在社会活动系统的整体中统一起来。如果我们把“宏观社会-微观个体”、“客观环境-主观认知”作为两对具有连续统(continuum)特征的坐标两极的理想类型,并以瑞泽尔已划分的三种社会学范式(即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作为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研究范式”不仅将具有整合这三种基本社会学研究范式的重要特点,而且,还能够较好地概括和包容“社会批判范式”的内容,因为不同研究范式实际上只是社会现实完整结构中的不同侧面而已。[xxiii] 总之,作为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社会行为范式和社会批判范式的多元整合,“全球化研究范式”实际上能够在纵向上整合从微观个体到最宏观的全球社会的所有层次的研究对象,在横向上整合从主观心理到客观环境的所有领域的研究。而“微观—宏观”、“主观—客观”又是两个不同维度上的动态连续体,它们能从纵横两个坐标维度囊括人类社会所有方面的所有行为,具有较强的融合性、开放性和动态性。因此,在具体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过程中,我们应该同时去理解社会与个体,使微观与宏观研究互补、主观与客观解释相互验证,从而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范式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和解释力。无论社会学理论家是否愿意,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理论的传统研究对象和能够运用的研究范式都将在“纵”、“横”两个方面得以深化和拓展。[xxiv]全球化及其所带来新的社会转型并不是让社会学理论走上终结的道路,而是给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前景,社会学理论的古典传统也将在整合以往研究范式和吸收新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迈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化的新时代。 。 社会学理论论文: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及其整合 内容提要: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范式的学科,但是它却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快速变化的种种社会现象。因此,其理论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摆脱彼此对立的范式危机并较好地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而这无疑需要对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范式进行整合发展。 关键词: 社会学理论 研究范式 全球化 一、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及其危机 范式(paradigm)的概念自1962年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提出来以后,已成为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按照库恩的论述,范式是由从事某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家们在这一学科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其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尤其是通过研究实践中的范例(examples)即“一组标准事例”来理解的共同约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二是共有的信念;三是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i]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观察对象、收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的过程。范式并不能等同于理论本身或科学的逻辑,[ii]而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在实际生活里,还是在认知逻辑上,范式都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围绕着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iii]没有范式,科学研究的语言游戏也就无从进行,我们只有依靠范式,才能确定各种事物或社会现象之间的共通或类似之处,并对循此而行的日常活动做出规定。[iv] 虽然库恩有关“范式”的这个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在对自然科学史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但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借用十分广泛,并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有关范式的大论战,以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来进行反省和审视。[v ]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其中包括社会学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所研究主题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观察和调查而对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然而,对社会学理论中是否存在多重范式的问题,社会学界似乎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是一种范式的科学,如在社会学的初创和发展阶段,绝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是以所谓“主体—客体”、“个体—整体”、“宏观—微观”等二元叙事为主题来研究传统社会是如何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多重范式(multi-paradigm)的科学,如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G.Rizter)根据指导社会学分析的元理论视角(the meta-theoretical perspective),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学范式: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范式、社会定义(social definition)范式和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范式,而且这三种范式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其关系是并列的,因而由它们引导出来的研究主题——社会事实、社会定义、社会行为——不仅没有优劣之分,而且都是构成完整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社会学多维研究中的一种,只是其选择的侧重点不同罢了。[vi]任何强调一个维度、一种范式的研究都有以偏概全之嫌,都不能达成对社会现实的有效分析。 尤其是作为社会学理论主流形态的实证主义范式排除一切主体性和意义、价值问题,不仅造成了人性的危机,也造成了科学自身的危机。[vii]库恩曾指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是要通过现在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的,但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viii]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之间做出的选择不能仅仅依赖于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基本准则,更在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共同范式,包括研究方法、理论传统、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综合因素。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变只是信念的转变,它是不能通过逻辑方式得以证明的,只有通过“说服的技巧”来达到,因为并不存在一套不同范式之间互相信服的客观充分的“元标准”。[ix]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这种范式分化与对立不仅造成了社会学理论范式难以消除的危机,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学陷入了混乱的局面。 但笔者认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主要不在于学科体系内部研究范式间的这种分化与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内部的这种分化局面不仅不妨碍社会学自身的发展,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促成了社会学的多样性),而是在于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无法从整体上解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一种理论范式中找到对现实社会的满意解释。也许社会学理论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由范式危机所带来的理论方法如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问题,而其中表现出来的关键问题又是社会学理论如何将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如果社会学家把自己作为可以解决任何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圣人”,那么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社会学理论至今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对象是多变的,而研究领域几乎是没有任何界限。尽管,新一代的社会学者所受到的学科训练中关于社会学的知识非常之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问是干什么的可能并不知道,这或许正是社会学五花八门的原因。一些没有受过一天社会学训练的人,只要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名称上贴上社会学的标签,便成了社会学家了。的确如此,我们回顾一下社会学160多年的发展史,社会学有知道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吗?如果一门学科始终无法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共识,那么,它的发展趋势就会变得非常模糊。 在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着许多范式的竞争: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宏观研究范式、微观研究范式;系统范式、冲突范式[x]等等。虽然这些范式是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的,但它们却是混杂在一起的。混杂的结果是无法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所以也才有社会学家难以取得一致的埋怨,这种范式混乱和范式过多的结果势必会造成社会学理论的无所适从。而导致这种范式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筹划不足,而是由于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及其主题的快速转换造成的,尤其在当今的全球化条件下,如果社会学理论还满足于以往现代化条件下形成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那么它将难以向前发展了。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长期以来的社会学理论危机虽然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却更加变得危险。因此,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对诸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主观研究与客观研究、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个体主义研究与整体主义研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多重研究范式实现整合,似乎将成为社会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社会学理论如果不再在全球化和新的社会转型中寻求出路,社会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学恐怕都将面临不亚于灭顶之灾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如果社会学理论既不能解释现实,又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也不能对现实的发展起到真实的批判与指导作用,那么,还要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家作什么? 二、多重范式的整合及其社会学意义 社会学理论中不仅存在有多重范式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学理论的不断丰富,范式变迁和范式的整合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其实,这一问题在库恩和瑞泽尔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库恩早就指出,学科内不同研究范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门学科成长及发展的表现,一个范式的学术发展,不会停留不定,它的生命是一种蜕变和更新的过程。在学科本身发展历程中会出现种种危机,由此也便会推新出新的理论与范式的诞生。因为任何理论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地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的,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就是范式变迁。[xi]而范式的变迁必然伴随着范式的整合,尤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企图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建立一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几乎是不大可能的。瑞泽尔的三种范式,在社会学理论认识上都有其合理内容,但又都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尤其在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现实社会中,三种范式对社会学理论认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不从每一种范式中吸取有益的方面,社会现实的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xii]因此,范式整合将成为当今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 首先,反映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从逻辑上来看,社会学之所以具有了独立性,是由于社会学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了社会现象是什么?即力图把社会规律逻辑地表达出来;二是对社会是什么进行为什么的解释,即力图把社会现实逻辑地表达出来。前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科学的抽象系统,后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解释系统,只有在具备了这两个系统之后,社会学才得以独立,而且科学的抽象系统居于社会科学方法系统的优秀地位。[xiii]社会学对社会的作用就在于它的能动作用,在于对实践的指导和解释作用,而这个作用离不开社会学方法上的抽象系统和解释系统的科学性。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现实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准确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实践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在社会实践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社会学理论显示出了它的无能为力,对诸如全球化、信息化等大量的社会新现象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各种解释不断出现于现代传媒,但是都有隔靴搔痒之嫌。这种状况的出现,使人们感到社会学理论的无用,现实社会学理论只是一种“空谈”。于是,人们就很容易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只具有事后的解释性的东西(即只看到其解释系统),而忽略其抽象系统的功能。 因此,对社会学理论的科学认识仍然要从社会学的两大系统的关系中去寻求,居于优秀的抽象系统是对社会现实大量纷繁的事物和事件进行认识的工具,每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加工、分析和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些结论如果存在逻辑上的强相关关系,就融合成为一种理论。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抽象系统可以作用于各式各样的具体情境,是“信任”的延伸。[xiv]但是,抽象系统完成的这种理论只是对实践的阶段性的理性认识,它并未终结实践,所以在一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会出现理论无法解释实践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抛弃理论本身,而是要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用更进步、更科学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再抽象,从而使理论得到提升,得到充实和更新。也就是说,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时候,不是不需要理论,也不是社会学理论无用,而是更加需要理论。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方法上的,或者是现实的阶段性的复杂使抽象系统发生了迷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对抽象系统进行反思,从而重构社会学方法的抽象系统,以使其能够得到更新,进行科学的再抽象,给实践以满意的解释,并在实践得到解释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给实践以指导。 但是,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和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对立,而且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传统长期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其实,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推崇的因果性说明与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提倡的意义性理解并非永远没有结合点,意义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虽属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但在社会认识上两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理解涉及到如何把握社会现象,而因果性关系则属于说明的逻辑结构,两者都有利于对社会现实的完整把握。因此,可以说,意义性理解是社会现象成为可能的条件,而因果性说明则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成为客观的科学知识之条件。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必将会获得更大、更多的发展空间,因为对一种未定的、难以验证或无法进行经验分析的社会发展趋势(如全球化趋势)的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一个致命弱点。[xv]但我们又不能因此完全拒弃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笔者不赞成过分贬低实证主义的倾向,因为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多样化的,我们很难用一种方法就能分析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点,同时每一种理论与方法都能为理解这个社会提供一把钥匙,我们没有理由用一种研究方法或理论去贬斥另一种方法或理论。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存在。正如波普尔(K.Popper)指出的,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xvi]因此,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研究范式的整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必将成为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其次,反映在社会学理论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就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运动,并形成了一种与帕森斯学派曾达到的“一元综合”态势完全不同的“多元综合”态势,这主要包括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科尔曼(J.S.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如在当今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理论之一的新功能主义,就是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 的基本特征和对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双向批判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冲突理论、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交换理论、批判理论等不同学派的研究主题及其思想观点,并将他们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具有“多维性质”的综合性一般理论。社会学理论的这种新的综合趋势,不仅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理论范式的整合,而且把范式整合推向了更深层次,从而使范式整合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其实,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整合本身就是一体的,它们都导源于社会实践的变革。而当今最富影响、最深入的社会变革莫过于全球化及其衍生结果。全球化不仅在一切社会领域型塑(shape)出一种新的形态,而且在社会理论层面将直接导致一种新的“全球化研究范式”的产生,使以“现代化研究范式”为优秀的古典与现代社会学开始转向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主体的后现代或当代社会学。因为理论首先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方法则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社会实践的变化会引起新的理论的产生,而这种新理论的产生首先得益于方法上的创新,它是在具体方法的指导下通过人类不断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同时,新理论的形成反过来又指导和约束着研究方法。因此,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实际上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们共同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中。 现代社会学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之所以存在危机是因为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处在变革过程中,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知识工具和新的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它。迄今为止,构成社会学优秀的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强调了现代性及其发展的思想并趋向于把社会的形成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Alain Touraine)所指出的:“无论从哪一点上说,现在流行的有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想象都已大大地丧失了其说明的价值,人们不再认为社会的进步或发展会趋向于现代西方的主导地位之确立,因为现在更强调的是稳定而不是变革,更强调所谓传统文化丰富的多样性,而不是现代文明日趋贫乏的同质性”。[xvii]当然,上述所说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并不是无所不包的,它也并不意味着后现代阶段或全球化社会的来临,相反,恰恰是全球化的思想被大多数社会学家看作既是超现代化的又是现展理论的一部分。现代性的危机既不是全部也不是最后,它仍然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尽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们已无法搬用那些社会进化论的概念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这种理性化过程已成为社会学理论争议的热点,人们把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分裂和解组、与文化多元性的销蚀并与精神和生态的受损联系起来了。 由此看来,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整合趋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以及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中进行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既然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用一种或某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去研究全球化这样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全球化这个研究主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要打破长期以来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范式,并把实证、描述的方法与人文的、理解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真正整合。既要能合理、恰当地解释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又要能准确、客观地把握它的发展态势。因为描述和解释、实证和理解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所谓经验描述必然包涵着解释,而解释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描述,实证也需要用观察来检验假设,而这个检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认同的过程。[xviii]因此,面对全球化的滚滚热浪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学理论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还必须对此加以认真研究,这无疑需要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与变革(即范式整合),而这种创新与变革的重任也无疑要落到我们这一代有幸融入并亲身感受全球化的学人身上。 社会学理论论文:试析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三人谈——关于加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理论 理论建设 理论思维 理论建构 论文摘要:对于如何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郑杭生认为,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的变革,社会在要求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界应当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刘少杰分析了经验描述社会学方法的形成过程及局限性,肯定了费孝通所创建的重视经验考察,同时又不忽视理论概括的社区人类学研究,认为应当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提升到理论思维的层面上。谢立中从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中,分析了五个具有明显理论自觉的研究范式或框架式理论雏形,认为这些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学“重经验、轻理论”的实用型面貌。 中国社会学兴起于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成长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之中,其学术发展和自身建设遭到了各种无法回避的冲击,于是,急于使中国社会摆脱困境的社会学研究,往往来不及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作出理论概括,便被卷入新的社会矛盾或社会冲突之中;引用或借鉴国外现成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常常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方便形式与快捷途径。特别是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美国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简单移植,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研究轻视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的经验化倾向。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曾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思考。 中国社会学自其发端之日起,不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热切地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以深刻的学术思考去建构对中华民族乃至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社会学理论。譬如,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论、严复的合群进化论、梁启超的化育新民论,以及、李达和等人阐述的历史发展理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等等,都是对世人产生强烈震撼、引起中华民族反省自强、掀开中国历史新篇章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以及孙本文、吴景超、陈序经等人的思想观点,在理论社会学的研究与建构方面都有重要的创新性贡献。正是这些社会学家立足中国社会实际,汲取古今中外的社会学理论成果,创造了内容丰富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使得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之林中争得了立足之地,并启发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去深入思考。 如今,中国社会学重建已经二十多年了,尽管我们开展了大量实地调查和经验研究,翻泽了许多国外社会学新近学术成果,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分化、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等重大现实问题上作出了一些原创性的理论概括。但相对于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对于国外社会学研究层出不穷的崭新理论成果,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表现出日渐明显的不足。 第一,对中国古代、近现代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理论挖掘和总结不够。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思考,先秦以来卷帙浩繁的中华经典文献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深入研究这些思想理论,不仅可以了解中国社会变迁和文化传统衍化的历史,而且对于了解蕴涵在今天现实中的很多深层因素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不仅没有编写出一部充分反映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或社会理论的著作,而且对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的总结整理工作也开展得很有限。 第二,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评介和研究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受简单化的实证社会学观念限制,我们通常把研究和介绍国外社会学的理论视野,限制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范围内,而把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的欧陆社会学理论称为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排斥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之外,把某些引入的国外社会学理论不加分析地应用于我们的经验研究中,导致某些经验研究成为国外社会理论观点的简单证明。这样一来,既降低了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水平,也限制了对不断创新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理解。 第三,把社会学简单地解释为经验学科,以为只要开展经验观察和事实描述就是在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或忽视理论概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生的社会学理解。而某些学术杂志却以此来决定稿件的取舍,在论文的评审中以此来决定分数的高低,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界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及其表达的严重失衡。这种观念和行为导致中国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很多表层化、平庸化现象。例如,课题立项多,理论成果少;经验事实描述多,深人分析少;热点问题多,学术积累少。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能够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上,那种仅仅进行经验研究而不上升为理论概括的研究,不能被视为规范的深人的社会学研究,这一观点早已为中外经典社会学家所充分论述。 第四,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其历史的深人研究。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展开的理论视野、思想内容和方法原则,毫不逊色于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等其他社会学传统。然面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至今尚未得到深入挖掘和系统总结,就连社会学的业内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也缺乏一定了解。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对社会学的狭隘理解。相当多的学者仅仅从实证主义原则理解社会学,似乎社会学只能是实证主义的一统天下,超越了实证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就不再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僵化理解。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的社会学思想和理论,仅仅被理解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的附带阐释,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有甚者,社会学还常常被归结为资产阶级的学说或伪科学。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消极影响,在我国则还要加上“”的消极影响,产生了“低潮综合征”。这一病症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偏见和片面理解。例如,似乎马克思主义没有社会学,要有那也仅仅是革命斗争型的,等等。综上所述,为了克服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局限,大力推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我们应当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第一,牢记费孝通先生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多次发出的呼吁:要突破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应当像费孝通谆谆告诫的那样,中国社会学既要重视科学精神,也要发扬人文关怀;既要开展客观性的经验研究,也要开展张扬主观性的价值评价;既要立足当下中国社会实际,开展参与性、对策性的现实问题研究,也要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思想精华,开展历史性、思想性的意义阐释;既要依据定性和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析问题、形成理论观点,也要利用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会意”、“将心比心”的理解和交流方法,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解释中国社会学所面对的各种问题。 费孝通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的呼吁,是他以深厚的学术修养、宽阔的理论胸怀,积七十余年社会学研究的深刻体会,高瞻远瞩地为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争取更大发展留下的重要嘱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中国社会学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像费孝通主张的那样突破保守而片面的传统社会学观念,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开拓社会学发展的新空间。 第二,根据当代国外社会学在思想理论上发生的重大变化,积极突破社会学传统观念,在崭新的思想境界中开展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一批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做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美国社会学界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等。今天的欧美社会学已经展现了一个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新局面。 为此,我们不能再用时过境迁的陈旧社会学观念看待国外社会学,特别是不能把我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了解或引入的一些实证社会学的枝节观念,当成是国外社会学的全部,用实证社会学的旧观念、旧原则限制我们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的社会学研究。我们应当像布迪厄和吉登斯等人论述的那样,既坚持社会学的理论观念和理论视野,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全球化、后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新时代,用能够真实反映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新思想、新理论指导对现实生活的新研究。 第三,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并以此为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对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型、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的各种丰富社会现象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提出有解释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当代社会学的视角,对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所需要的深层理念的更新、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功能的转换、社会矛盾的处理、社会信任的重建等重大问题,做出自己的社会学的回答。我曾在1989年指出:“社会学之引人中国,在我国获得较大发展,取消27年后又不得不重建,归根到底也是适应了我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需要。研究这个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可以说,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认识得越深入、越全面,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也就越扎实、越迅速,而成长了的社会学又转过来推动转型过程比较顺利、比较健康地前进。” 上述三点,归结起来仍然是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如何创造性地实践中国社会学百年历史所走过的道路,即“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总之,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变革,社会在呼唤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应当肩负起光荣的历史使命,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论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学理论解释和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关键词:职业性别歧视 社会学理论 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摘要:职业性别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做了深入研究。职业性别歧视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政策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其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职责。 劳动力市场同样受“供需关系”的掌控,但现行中国显然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雇主的价值、偏好将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果。学者赵耀对雇主雇佣行为调查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坚持不选择女性,认为女性不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生育和照顾家庭会影响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调查者“同意”或“很同意”这种观点。还有部分对雇主对女性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工作内容和岗位变动的应变性表示担忧。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虽然每年的调查结果有所变动,总体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职业性别歧视,社会学以独特的视角弥补了经济学纯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释力。 一、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1.女性劳动就业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 2.个人偏见理论。该理论是由贝尔克(Becker)创立,是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建立的,用贝尔克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具有歧视的偏好”,那么他就乐于以某一群体替代另一群体并为此支付某种费用。他认为,这种偏见来自雇主、雇员、顾客三个方面。(1)雇主歧视。假设一些雇主对一部分人具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恶情绪,而与其技能无关。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对女性雇员抱有偏见,即使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他们也只愿雇佣男性,除非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到足以抵消对女性的偏见的程度,才会雇佣女性。(2)雇员歧视。这与工作职位的竞争、工作中的磨擦、人们对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等的认识的不同有关。例如,大多数白人对有色人种持有偏见,有些男性雇员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领导,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残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能够胜任。(3)顾客歧视。顾客有时对被服务的对象也会有偏见。如外科医生、机械工程师、司机顾客喜欢男性提供的服务;护士、导游、空中小姐,顾客喜欢女性提供的服务。 3.互动理论。斯坦福大学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释两性职业和报酬不平等的问题时提出这一理论,她认为,人们生活在互动的交往中,在求职、应聘、面试时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基于性别的显著差异,互动过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优于女性,更胜任工作的观念影响下,造成具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对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时,男性利用占据权威位置的机会,故意忽视或消除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评价职业报酬时,人们通常较少选择异性参照群体,更多的采用与同等任职资历的、同样性别的人相比较的方法。这种通行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社会网络的同性化和职业性别隔离。 4.激进女权主义的自行就业观点。激进女权主义从强调私生活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女性在社会劳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们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们提供的战略便是使女性与男性分离,鼓励女性去创建自己的产业,如商店、银行、企业、饭店、医院、书店等,以做到自行就业,免受社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二、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建设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女性就业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借鉴,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失业保险政策、职业介绍和指导政策、公共就业工程等政策。美国(“一揽子职业中心”)、法国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就业指导。很多发达国家积极介入女性就业,财政拨款补贴公立职业介绍所,为妇女就业和企业用人提供免费服务;大力兴办公共工程,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制订了明确的支持政策,这方面美国和欧盟都走在前列,取得显著成效。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我国社会需要制订《反就业歧视法》,依靠法律的强制来保证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实现同工同酬;当前,不少中小私营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不缴纳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五项保险的行为,严重损害女性劳动者,法律要制定细则予以纠正。第二,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家庭两大社会责任,女工生育保险应尽快转变为社会统筹,实现企业的成本向社会转移,由社会来承担妇女生育哺乳费用以及生育保险金。第三,应该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长期失业和下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级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帮助她们寻找就业机会,开展再就业服务,把保障和服务结合起来。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对象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女性从业人员,使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业女性的贫困状态能够得到缓解直至消除。 社会学理论论文:祛魅、解构与大众文化的自主性——当代语境中的布迪厄美学社会学理论 【内容提要】 本文选取於梨华、白先勇、丛苏、聂华苓等作家作品为分析个案,探讨了冷战时期旅美台湾作家群创作中的华人认同问题。台湾作家群曾经构成了美华文学的主流,他们的很多作品有意味地表现了两岸分割状态下离散华人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绘描出海外华人在美国想象和中国想象之间彷徨忧郁的心灵图像。 一 在美华文学史上,曾有过早期华人过境处天使岛墙上屈辱血泪凝聚的汉语诗篇,也有过近代至五四留美知识分子文化盗火心态驱使下启蒙与救亡的文学行动,还曾出现过文化使者意义上“脚踏东西文化”的文学书写,以及40年代的华侨文艺……但真正以文学叙事形式形成一股耀人眼目的潮流,并分别反馈回祖国大陆和台港澳且拥有广大读者群的,当数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文群,他们以杰出的文学成就创造了美华文学史的第二个高潮,直至80年代后才退出美华文学主流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与美国分属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二者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自然也就杜绝了一方国民留学和移民另一国的可能性。此间台湾社会则出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二次留学和移民潮,初期的留学生以生于大陆随父母来台的第二代青年为主,后则扩大至个人条件许可的台湾青年。冷战期间台美有着特殊关系,台湾社会崇美意识盛行,美国政府修改移民律,取消旧的移民配额制度,种种因素导致美国成为台湾人出国的首选目标,相当长一段时期,留美移居被一般台湾民众视为一种世俗的成功标尺。这一时期台湾的“留学热”大多以离开台湾移居国外为目标,其直接结果就是留学带来了一大批华人知识分子移民。“在美台湾移民主要是留学人员及其眷属。从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将近15万台湾学生来美国攻读研究生学位。台湾大学……理科学生赴美留学者高达70%-80%。”②相关学者分析了这一现象的深层因素,“它一方面反映出台湾社会普遍崇洋迷外的殖民地意识;另一方面更突出地表现出一代知识分子对台湾政治前途和经济前景的不满与失望;同时,这种‘离去'情绪还积郁着他们流寓台湾的父辈渴望摆脱困厄孤岛窘境的心理要求”③。而这一分析在台湾文群的文学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留美学生,一般多以留居美国为成功目标,这与五四前后中国留学生的回归祖国意识并不相同。他们不再是匆匆过客。这就意味着他们多数人愿意或必须接受连根拔起移植异国的事实。作为少数族群置身于竞争性极强的白人主导的美国社会,台湾留学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应对生活和心理的不适。尽管许多中国人凭着勤奋和智慧获得了稳定的工作收入和不错的社会地位,逐渐融入美国社会;但不可否认,仍有不少人在美国强势文化面前产生主体性缺失的焦虑。在《中国人在美国》一书中,华裔学者李玫瑰(rosehumlee)提出“边缘人”概念,描述的就是中国人在美国的困窘境况。他们夹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受到双重甚至多重的文化冲击,产生认同的焦虑,成为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的边缘人。由于笔者要论述的50—70年代台湾留美作家中相当一部分拥有大陆和台湾人生经验,在异己的文化境遇中未改民族文化认同,即使拥有了美国国籍,其民族情感归属与文化归属依然是中国。这个群体的创作生命因此总是与台湾和大陆保持着难以分割的文化和精神联系。 二 所谓认同,简言之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斯图尔特?霍尔指出:我是谁?“真正的”我是在与多种异己的叙述关系中形成的。迄今为止存在着两种文化身份观,一种我们熟知的本质主义身份观认为,身份是一个民族的“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意味着一种集体性的真正自我,人们可以在所属民族历史传统中获得固定源头和自我感;另一种后现代身份观则主张,身份是一种不断流动、变化和建构的过程,因而它缺乏终极的结论④。这两种对立观念之间,还存在着游移、过渡、交叉、矛盾、浑融等认同状态。拔根移植新土的跨文化经验令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更形复杂。对于台湾留美作家而言,留学和移居过程的种种生活挫折和文化休克症是产生异乡人感觉的重要因素,个人的受挫感越强,就越是敏感于被排斥、被歧视等消极性经验,也越容易从昔日的故乡回忆和历史脉络中寻找认同皈依的方向;再者,赴美前的美国想象与亲历的现实美国图景之间存在着落差,也会导致认同的混乱;当然,家国意识与乡愁情感是海外华人保持中国认同的内在原因,如德国哲学家赫德所言,移居者(流亡者)的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民族的想象与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色、母语等密不可分,在部分台湾作家的心目中,“中国”与他们的个体生命有着与生俱来的深刻联系,规定了他们本能的乡愁方向,成为他们想象的共同体以及建构自我认同之重要依据。流散海外的境遇并未改变他们的中国人自我认同,异己的环境反而可能强化他们的文化回归意识。一些旅美作家长期在主观上坚持自己的中国作家身份⑤,从中国人的立场看,这种感情自然令人亲近;但是,毕竟他们已从地理、国籍、公民身份等方面逐渐脱离中国,与移居国社会的广泛联系成为他们必须正视的生存现实。因此,在早期留学生文学中,边缘人的痛苦和自我认同的困扰是相当普遍的主题,被视为“留学生文学”代表作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於梨华在小说中塑造了牟天磊这一边缘人形象。小说以牟的返乡探亲为叙事线索,交叉呈现了三个不同的叙述流程与画面:一是他在美国辛苦打工、寂寞苦读、失去台湾恋人、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生存现状;一是赴美前记忆中台北的淳朴、亲情的温暖和爱情的甜蜜:一是现实台湾社会崇美风气盛行,美国经济与文化的渗透无处不在,“唯有在食经方面,中国文化保留得住一座未倒的堡垒,未为美国的文化侵略掩盖”⑥。小说情绪强烈地表达了留学生在这三者之间的认同困扰和价值困惑。过去的十年他一直未能融入美国社会,现在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在台湾也同样感到陌生疏离。于是,他陷入了哈姆雷特式的孤独和矛盾:留下还是不留?由于邱尚峰这个理想主义气质的真率知识分子的直接影响,作品收场前把牟天磊迟滞反复的犹豫徘徊推进成为一个明确的决定:按自己的心愿留在台湾,尝试做一番有意义的事情,同时还要试试能否挽救爱情。在最后关头,人物终于从多余人式颓丧的自我沉溺中破茧而出,这一结局的安排表明,作者在宣泄了足够浓烈的失意情绪之后,由衷地需要堂吉诃德式积极明快的行动主义。牟天磊的台湾本土身份认同与中国身份认同完全一致,这一点不言自明,但不可否认的是,冷战时期两岸对峙的现状加剧了海外中国人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困境,内战带来的两岸分裂现实让那些自大陆流亡台湾以及放逐异国的中国人尤其感到困扰和痛苦,因为作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母国,只能存在于他们的个人记忆和缥缈想象中。故土难归的悲情,构成了台湾乡愁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结的优秀情感,直至80年代的两岸交流才使这种积聚数十年的情感得到疏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印刷媒体建构出来的“想象的社群”,但他也认定此共同体并非虚构,“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⑦。牟天磊正是倚赖昔日的记忆来想象中国,而他的个人记忆与中国现代历史水乳交融。 与於梨华相比,白先勇赋予人物更为强烈的悲剧宿命色彩以及更为深沉的历史脉络。他留美之后的“纽约客”系列大多讲述了受二战和内战影响的“流浪的中国人”的身世遭遇,他的小说亦触及海外华人的认同问题。 摩天楼是白先勇笔下有关美国想象的一个重要符号,它既有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文明的傲人光环,又闪烁着金属与玻璃的冰冷色泽。对于追慕美国文明的台湾留学生,它是一种高等文明范式的诱引与召唤;但临近它,也会发现它拒人千里之外的冷酷与傲慢。像吴汉魂,企图脱离自己族性文化负担(汉魂)来拥抱摩天楼,却只能在摩天楼的地下室里煎熬度日。《上摩天楼去》更是将台湾人对美国都市文明的急切向往开宗明义地显示在题中。白先勇小说善于营造一种幻象然后打破它⑧,这篇作品里的幻象包含两点:主人公玫宝与姐姐见面之前对美国的想象以及对姐妹情感的想象。但真实打破了她脑海中的幻象。玫宝的故事让人联想起白先勇三姐先明不如意的留美生活,也会想起肯尼迪被刺后白宫易主时那种在中国人看来冷酷无情的交接方式对白先勇的文化冲击⑨,相信这些事件与这篇小说有着内在的联系。总之,故事里的玫宝迷失在幻象与真相之间的灰色地带,也迷失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温暖亲情和美国理性文化的冷漠无情的两种文化感觉之间。 《谪仙怨》这篇书写中国姑娘海外遭际的作品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放弃中国身份与道德的堕落似乎都是无可奈何的选项,主人公以国别模糊的东方女性身份出卖身体就成为海外商业化体制里的一种平淡交易。如果说《谪仙怨》讲述了中国女性在异国的混世故事,那么《谪仙记》就称得上是一出离散华人自我放逐的深刻悲剧,它成功塑造了个性鲜明结局悲惨的女性人物李彤,她的个人命运也隐喻了海外中国人的自我放逐与内战历史的直接关系。火红旗袍的中国富家女孩的亮丽形象,以及她们在美国校园引人瞩目的青春风光,折射了抗战胜利之初中国的短暂欢庆景象和国际地位提升后的中国想象。然而国共内战爆发又一次将中国推向战火与离乱,李彤父母乘坐的逃往台湾的轮船失事,高傲的“中国公主”开始了浪迹天涯的自我放逐,最终投水自杀于威尼斯。她的悲剧,是铭刻在宏大历史浓重阴影下的一抹伤痕。 一般说来,中国认同在第一代华人移民身上根深蒂固,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历史纵轴,但是当移民从无根飘零转而落地生根之后,他们实际上已经基本弃绝了回归祖国的现实可能性,而立意在新土繁衍生息。他们必然会经历不同程度的美国化来适应新土生活,而他们的下一代则成为典型的abc(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这样,他们之间可能会因文化适应的程度差异而引起错位与矛盾,两代人在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就更可能出现较大差异和冲突。白先勇写于1964年的《安乐乡的一日》主要探讨了这一普遍存在于华人移民社会的问题。这篇小说前半部分细致描摹安乐乡里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华人移民家庭主妇依萍一天的日常生活和社区环境,并回顾与穿插这位主妇的家庭关系和人际交往内容,为后来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做足够的酝酿和铺垫。她无法融入社区,找不到在家的感觉,时刻意识到自己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境况。她的痛苦还在于,在中国人最重视的家庭中她同样是异类,丈夫伟成和女儿宝莉两人已轻松自如地美国化,这使得坚持中国身份和生活习惯的她不合时宜而分外孤独郁闷。作品前半部分为后文出现的冲突进行了充分铺垫和渲染,使得高潮即母女间的剧烈冲突变得水到渠成。这次冲突的导火索是宝莉与小朋友的争吵,孩子认为小朋友称她为中国人是对她的侮辱,坚称自己是美国人,母亲在向孩子灌输她是中国人而得不到孩子认同后产生了极端的情绪反应,盛怒之下打了孩子。丈夫批评她:“你怕孩子变成美国人,因为你自己不愿变成美国人,这是你自己有心病,把你这种心病传给孩子是不公平的。” 这个华人家庭的这场矛盾冲突不是孤立的事件,它形象地表明第一代华人移民彻底融入在地社会的困难。小说借此呈现了华人移民的两种认同观念:伟成以理性实际的快乐主义为生活准则,比较容易放弃自己的族性身份认同而建构新的认同,认为这样做物有所值;依萍则以较为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念面对移民生活,处理现实问题趋向情感化和保守化,因此对于丧失和改变自我的中国身份而焦虑不安,企图在异己的环境里仍然保全自己的文化价值。在此,自我意识的强弱影响了个人能否安然接受另一种身份取代原先身份的事实。伟成父女的自我民族意识相对较弱,比较容易归化为美国人;而依萍的自我民族意识较强,也就难以接受自己和家人不再是中国人、成为美国人这个事实,她是一个维护中国身份的“殉道者”。小说力图呈示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面对华人移民在美国繁衍生息过程中认同的自然变迁和其间的必然创痛。 丛苏是台湾文群中比较鲜明地坚持中国性民族认同并广泛关注美华社会问题的作家。70年代以后她的小说主要收入两个小说集子:《想飞》和《中国人》。她往往运用华人为叙述视角,敏锐观察美国社会多元民族的生活百态,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弊病如治安问题,女性、老人、同性恋、少数民族等弱势境遇问题,都进入了她的视野。比起早期留学生文学,她的题材有了较大拓展,但华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惑仍是丛苏最为关切的对象。令人深思的是,丛苏的多数小说展示的美国想象都是负面的:社会动荡,经济滑坡,治安混乱,道德失范,弱势群体自生自灭……以都市符号摩天楼为例,丛苏笔下的摩天楼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宏伟气派,倒呈现了破旧邋遢阴暗的景象。这与白先勇的描写存在着有趣的区别,白先勇并不否认摩天楼的现代气魄,只是反感它盛气凌人和冷漠异己的压迫性;而丛苏则对这现代都市符号外在面容的现代性也毫不留情地加以否定,这一方面反映了丛苏眼中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经济萧条滑坡的部分真实,另一面,也是丛苏内心浓烈的怀乡情感和坚定的族裔主体意识使然。她小说里,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都是亲切温暖的,有时几句爽朗的山东乡音就足以让祖籍山东的作者心动,族裔—语言的民族情感在家国之外显得更加珍贵;如《中国人》里的华大姐所言:“在一个过着漂鸟生涯的人来说,有朋友,有亲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是家。”小说集《中国人》清晰集中地表达了作者这种弥漫着民族意识的创作理念:“塑造某种典型——这时代里流浪的中国人。”⑩20世纪以来,“民族认同”开始变得混杂而矛盾,“它是一个由各种社会群体与个人讲述的故事 的集合作,尤其是边缘人与局外人、外来移民、前殖民地的人、流放者与低层人士所讲述的故事集”11。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民族融合的国家里,这种情况更是普遍存在。华人在美国是少数民族,这并未让所有华人都愿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他们拥有自己的神话、传统、记忆和梦。丛苏以小说形式表达了被美国主流社会忽略不及的中国人的少数话语,她描叙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和移居者在学习、工作、人际交往、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边缘弱势境遇,分析他们中的一些人坚持将民族情感当作他们精神寄托的社会原因,不断地铭刻富有象征性和神话性的族性记忆,并希望摆脱华人知识分子柔弱消极的乡愁梦呓,赋予海外华人的族性更为坚强的力量。 作者的认同倾向也深深影响了人物的塑造,《野宴》和《中国人》中其实也存在持另一种认同观念的人物,如顺利进入中产阶层的林尧成博士有一套自己的成功者生活观念,文超峰和沈梦不能丢弃的民族情感,在他眼里只是阻碍个人发展的情感包袱,但这个比较现实的人物在小说中被视为一种势利主义者,遭到华人留学生的鄙视。显然,在那一时期美华文学中,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丢弃民族认同的行为是不被鼓励的,而受到或多或少的批评和质疑。这一现象在六七十年代台湾作家群的美华小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美华的台湾文群中,聂华苓是相当令人瞩目的一位。赴美后创作的《桑青与桃红》堪称她的代表作,也是作者最具雄心亦最富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品。强烈的政治隐喻和性议题的率直表现让这部作品个性泼辣鲜明,叙事和结构的刻意经营也使作品亮点突出,而中国女子肉体的越界漂泊与精神的跨国流离更让作品意蕴深幽促人回味,因此一向受到华文学界重视,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亚裔离散文学(diaspora)、少数民族文学、女性文学与比较文学的重要范本。此作迄今依然不乏可以重新解读的丰富话题。《桑青与桃红》分为四部分,每部分皆由桃红给美国移民局的一封信和桑青的一段日记组成,桃红的信提示主人公当前在美国境内的流浪行踪,桑青的四段日记则记载桑青半生越界跨国无根漂流的人生经历。日记里的故事发生在四种不同时空:抗战胜利前夕的瞿塘峡、国共内战结束前夕的北平、50年代末期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台岛阁楼,以及六七十年代相交时的美国独树镇。桑青日记中有这样沉痛的自语:“中国人是没有地方递解的外国人。这是他们调查其他国籍的外国人所没有遭遇到的困难。”12人物宿命式的漂泊被渲染了一层家国政治悲剧意味和冷战时代色彩。聂华苓笔下的现实中国动荡而分裂,作家以明晰、感性而又有些诡异的叙述技法呈现了主人公经验中的时代乱像,并以女性的身心体验演绎诡魅的家国历史,传递有关家国政治的思考。如果把“流浪”、“逃”与“困”13作为界定小说女性主人公生存状态的关键词,不难发现作品有意识呈现人物的放逐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分割的联系。借用詹姆逊的说法,即《桑青与桃红》可以被视为一则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寓言。从这一角度看,女性人物“逃”与“困”的辩证也正对应了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困境:近现代中国受困并逃离专制落后的封建社会体制、频频受困于外侮与内战并企图挣脱、战后陷入两岸对峙与冷战格局而在不同的理念框架中建构各自的现代性……此外,作品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以及少数话语的反抗意识同样瞩目,在《桑青与桃红》里,民族国家寓言、性别政治因素和跨界少数话语被有机而策略地缝合于一体,这几种命题此起彼伏的交织绵延,使得作品具备了一种史诗性的女性叙事特质。 作品最为瞩目之处在于塑造了桑青/桃红这一人格分裂的疯癫之女形象。关于桑青、桃红的命名和意涵,存在一些解释:“桑是很神圣的一种树,中国人把它当木主,可以养蚕,蚕可以吐丝,丝可以纺绸子。青就是桑树的颜色,是春天的颜色……”14作者还有如下解释:“一个是内向的、忧郁的、自怨的、自毁性的,另一个个性是向阳的、向上的、有希望的,这个是桃红,前一个叫桑青,这两个名字我起的时候是用了一番心思的。”15以及:“桑青可以象征一种传统的文化,桃红是鲜艳的、奔放的,象征的是进发的生命力,就是这么一个对照。”16“桑青追求自由;桃红却在没有社会责任、没有伦理约束的自由中精神崩溃了。”17实际上,桑青与桃红的分裂是人物长期被外力压迫造成自我身份认同困扰的结果。桑青曾经是明朗的,有着鲜活的青春和朝气,但是战乱、婚姻、流亡、幽闭无情地吞噬着她的活力和希望,以至在极端异化状态中将她变成了桃红。从早期桑青的形象设计看,人物并不符合西方主流视野里中国传统女性的刻板印象:被动、柔弱、缺乏主体性。桑青的生命活力被老中国旧伦理和时代的困厄所遏制,但她一直没有放弃挣扎和寻找。逃往美国的桑青变异为桃红,是生存危机、认同混乱、精神崩溃的表征,也是桑青潜在叛逆个性的释放,于是我们看到了绝望和虚妄中诞生的嬉戏疯癫之女:桃红,这是桑青挣脱忧郁和恐惧化身为蝶的方式。与阁楼叙事中桑青的隐匿逃避策略完全相反,桃红自由随意地游走于江一波、小邓、移民局官员、美国警察之间。桃红的身体政治在作品中的价值显而易见。“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长期以来,妇女们都是用身体来回答迫害、亲姻组织的驯化和一次次阉割她们的企图的。”18以身体的裸露来戏耍戴墨镜的移民局男性,以身体的游戏自主让虚伪的江一波陷入尴尬,身体成为桃红颠覆权力话语的载体。桃红陷入身休的放纵,反得以跳脱权力话语的规训。在桃红狂放的身体表演面前,原本自以为是的移民局官员显得手足无措;在桃红嬉笑怒骂的身体操纵过程中,江一波作为两性主导者的男性权威地位受到了挑战。总体上,作者将自己对女性生命本质的自由主义理解融入了疯女桑青/桃红身上。 “楔子”与“跋”中女娲、刑天和帝女雀等中国神话人物意象颇为耐人寻味,也许可以解读出桑青/桃红的文化英雄气息,这一点一向被忽略。如果说刑天这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男神寄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猛志故常在”的不屈和勇毅,作者不乏以此寄寓家国情怀和族性精神想象的可能性19;那么女娲和帝女雀这两个女性神话人物的出场就不仅具有民族精神溯源的意味,还被巧妙地镶嵌进女性话语意识和策略。无疑,这两个女性神话形象及其衍生的中国文化想象在作品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分量。作为中国神话中最为古老的始祖母神、大母神、化万物者,女娲的非凡之举首推“造人”和“补天”。“楔子”交代了桃红与女娲之间的“母女”血脉联系,而“跋”则叙述了帝女雀填海即“精卫填海”的故事,提示桑青/桃红与帝女雀的内在关联。作者以精卫与女娲这样的神话人物,隐喻桑青的弱势存在现状和不屈的精神,以及桃红的自由意志和不羁反抗,其内在逻辑显示出作品不仅意在书写华人悲情的流浪境遇,还有意将人物想象为一个富有抗争精神和行动力量的女性文化英雄。桃红身上延续并改写了刑天、精卫等叛逆者形象的民族文化精神,融合了自信、疏放、反抗强权的自由意志。桑青/桃红的住宅墙壁上留下了混乱而大胆的留言:“女生须/男生子/天下太平矣……谁怕/谁怕/whoisafraidofvirginiawoolf……桑青杀父杀母杀女……”似乎混乱谵妄的言语却涉及始终困扰人物的国族政治和性别政治,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与成为小说解构的政治符码,西方女权主义代表人物vir-giniawoolf也成为作者汉语写作需要挑战的目标。正如福科所言:“在那种陷入疯癫的作品中的时间里,世界被迫意识到自己的罪孽。……疯癫的策略及其所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辩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20正是桃红的疯癫言行解构了美国移民政策的某些不合理之处以及政治偏见和种族偏见,同时桃红本人也因疯癫而放逐了无边的恐惧和黑暗。 三 冷战时期台湾文群笔下的海外华人形象群重复诉说着一种在路上的感觉,他们是无根的飘族,身心的离散构成他们生命的基本境遇。“离开了母土的流浪人是脆弱,无根的,无着落的……对于一个流浪人,土地和语言是他在流浪生涯里日夜渴望,不能忘怀的!土地象征着他和他的祖国的根源的关系,语言象征着他和他的同胞的联带关系。没有失却它们的人永远不会感到它们的可贵(正如我们不会日日赞美阳光和空气一样),而一旦失却了它们,那流浪的人却像脱壳的游魂,国际飘荡,日夜向风来的方向探寻故乡的信息。”21这样的表述说明,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明确无疑地保持着以共同血缘、肤色、语言、历史文化传统等为基石的民族身份认同。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陈若曦是台湾作家群中一个特别的个案,她将留美转化成重回中国大陆的契机,践履其左翼思想,亲炙母国土地。然而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行动主义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华人作家大多在异域经营文字中的故国之梦,表达他们哈姆雷特般的忧郁情怀。他们笔下的“流浪的中国人”常被寂寞、孤独纠缠,甚至走向疯狂和死亡之绝路,触目惊心地诠释了冷战时期离散华人的认同困境和精神悲剧。 作为中国留学生和移民,台湾文群的个人历史与生存现实都与中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他们又实实在在跨越了国家的地域和文化疆界,身在异乡,这就注定他们的人生形态和文学创作拥有基本的双轴:一是与自己有着深刻历史联系的故土;一是与自己存在现实密切联系的新地。前者牵连着离台前的个人生活和家族历史,涉及他们的情感记忆,后者则已经切入美国的商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生存现实。这样的双轴特性鲜明地体现在台湾文群的华文创作之中80年代初期,白先勇曾指出50—70时代美华台湾作家群的几个重要特征:第一,他们旅居海外,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政治潮流和历史变动,对他们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第二,他们的作品也热切关注中国民族和文化前途和命运;第三,他们置身海外,对海峡两岸都能采取独立批评的态度;第四,他们的创作对台湾和大陆的文艺思潮都有一定的贡献和影响22。这一看法基本符合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的创作主流,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般说来,留学和移居的华人接触异域文化时存在几种不同的认同反应特征,一是“工具性的因应”,即在某种工作接触中自然参与异域文化;二是“认同”,即乐于学习当地风俗习惯并作出重大转变和适应;三是“退缩”,即对参与异域文化感到失望,而退回原母国人际圈中,他们对异域文化抱有挑剔和消极态度,对故乡社团则有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四是“抗拒”:坚持自己的祖国认同,不愿改变这一观念23。观察六七十年代台湾文群的美华小说会发觉,这几种人物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其中刻划最为深刻、也最能引起作者情感认同的人物大多属于三四两种。对于第二种人物,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更能适应国外环境、不执念民族情感的那一类人,或许他们活得比较如鱼得水,但是他们却很少得到作家们的青睐。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一阶段台湾文群虽经历着强烈的认同危机(尤其是出国初期),但他们基本上未曾改变自己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他们在文学想象世界里辨析着这种认同带来的苦恼和困惑,但却并不赞成放弃这种认同而彻底归化,对于归化倾向的人物常加以批评和讽刺。徘徊在中国想象(台湾想象)和美国想象之间,冷战时期的台湾作家较多地塑造了悲剧性的“流浪的中国人”形象,铭刻并延续了梁启超、鲁迅、郁达夫、老舍、闻一多等中国知识分子的域外创伤体验,唤起了近现代中国屈辱苦难的历史记忆。这批来自台湾的华人作家以文学叙事寓言性地表明一个弱势国家在后发现代化的曲折过程中所遭遇的自我认同分裂的惨烈;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体味着第三世界弱势处境下海外华人自我的失调与失重,还深刻体悟到冷战时期的两岸分离与国家裂痕带给海外游子的无所适从之苦,他们从偏隅于小岛到蜉蝣寄身异国,强烈地体验到身份认同的困扰,台湾—大陆—中国,这种一体性中的历史裂痕令20世纪中叶的海外中国人对民族国家政治有了难言的痛切感受。 社会学理论论文: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及其整合 内容提要: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范式的学科,但是它却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快速变化的种种社会现象。因此,其理论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摆脱彼此对立的范式危机并较好地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而这无疑需要对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范式进行整合发展。 关键词: 社会学理论 研究范式 全球化 一、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及其危机 范式(paradigm)的概念自1962年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提出来以后,已成为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按照库恩的论述,范式是由从事某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家们在这一学科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其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尤其是通过研究实践中的范例(examples)即“一组标准事例”来理解的共同约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二是共有的信念;三是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i]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观察对象、收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的过程。范式并不能等同于理论本身或科学的逻辑,[ii]而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在实际生活里,还是在认知逻辑上,范式都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围绕着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iii]没有范式,科学研究的语言游戏也就无从进行,我们只有依靠范式,才能确定各种事物或社会现象之间的共通或类似之处,并对循此而行的日常活动做出规定。[iv] 虽然库恩有关“范式”的这个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在对自然科学史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但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借用十分广泛,并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有关范式的大论战,以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来进行反省和审视。[v ]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其中包括社会学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所研究主题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观察和调查而对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然而,对社会学理论中是否存在多重范式的问题,社会学界似乎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是一种范式的科学,如在社会学的初创和发展阶段,绝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是以所谓“主体—客体”、“个体—整体”、“宏观—微观”等二元叙事为主题来研究传统社会是如何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多重范式(multi-paradigm)的科学,如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g.rizter)根据指导社会学分析的元理论视角(the meta-theoretical perspective),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学范式: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范式、社会定义(social definition)范式和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范式,而且这三种范式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其关系是并列的,因而由它们引导出来的研究主题——社会事实、社会定义、社会行为——不仅没有优劣之分,而且都是构成完整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社会学多维研究中的一种,只是其选择的侧重点不同罢了。[vi]任何强调一个维度、一种范式的研究都有以偏概全之嫌,都不能达成对社会现实的有效分析。 尤其是作为社会学理论主流形态的实证主义范式排除一切主体性和意义、价值问题,不仅造成了人性的危机,也造成了科学自身的危机。[vii]库恩曾指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是要通过现在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的,但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viii]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之间做出的选择不能仅仅依赖于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基本准则,更在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共同范式,包括研究方法、理论传统、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综合因素。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变只是信念的转变,它是不能通过逻辑方式得以证明的,只有通过“说服的技巧”来达到,因为并不存在一套不同范式之间互相信服的客观充分的“元标准”。[ix]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这种范式分化与对立不仅造成了社会学理论范式难以消除的危机,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学陷入了混乱的局面。 但笔者认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主要不在于学科体系内部研究范式间的这种分化与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内部的这种分化局面不仅不妨碍社会学自身的发展,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促成了社会学的多样性),而是在于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无法从整体上解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一种理论范式中找到对现实社会的满意解释。也许社会学理论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由范式危机所带来的理论方法如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问题,而其中表现出来的关键问题又是社会学理论如何将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如果社会学家把自己作为可以解决任何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圣人”,那么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社会学理论至今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对象是多变的,而研究领域几乎是没有任何界限。尽管,新一代的社会学者所受到的学科训练中关于社会学的知识非常之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问是干什么的可能并不知道,这或许正是社会学五花八门的原因。一些没有受过一天社会学训练的人,只要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名称上贴上社会学的标签,便成了社会学家了。的确如此,我们回顾一下社会学160多年的发展史,社会学有知道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吗?如果一门学科始终无法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共识,那么,它的发展趋势就会变得非常模糊。 在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着许多范式的竞争: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宏观研究范式、微观研究范式;系统范式、冲突范式[x]等等。虽然这些范式是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的,但它们却是混杂在一起的。混杂的结果是无法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所以也才有社会学家难以取得一致的埋怨,这种范式混乱和范式过多的结果势必会造成社会学理论的无所适从。而导致这种范式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筹划不足,而是由于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及其主题的快速转换造成的,尤其在当今的全球化条件下,如果社会学理论还满足于以往现代化条件下形成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那么它将难以向前发展了。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长期以来的社会学理论危机虽然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却更加变得危险。因此,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对诸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主观研究与客观研究、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个体主义研究与整体主义研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多重研究范式实现整合,似乎将成为社会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社会学理论如果不再在全球化和新的社会转型中寻求出路,社会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学恐怕都将面临不亚于灭顶之灾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如果社会学理论既不能解释现实,又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也不能对现实的发展起到真实的批判与指导作用,那么,还要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家作什么? 二、多重范式的整合及其社会学意义 社会学理论中不仅存在有多重范式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学理论的不断丰富,范式变迁和范式的整合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其实,这一问题在库恩和瑞泽尔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库恩早就指出,学科内不同研究范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门学科成长及发展的表现,一个范式的学术发展,不会停留不定,它的生命是一种蜕变和更新的过程。在学科本身发展历程中会出现种种危机,由此也便会推新出新的理论与范式的诞生。因为任何理论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地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的,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就是范式变迁。[xi]而范式的变迁必然伴随着范式的整合,尤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企图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建立一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几乎是不大可能的。瑞泽尔的三种范式,在社会学理论认识上都有其合理内容,但又都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尤其在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现实社会中,三种范式对社会学理论认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不从每一种范式中吸取有益的方面,社会现实的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xii]因此,范式整合将成为当今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 首先,反映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从逻辑上来看,社会学之所以具有了独立性,是由于社会学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了社会现象是什么?即力图把社会规律逻辑地表达出来;二是对社会是什么进行为什么的解释,即力图把社会现实逻辑地表达出来。前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科学的抽象系统,后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解释系统,只有在具备了这两个系统之后,社会学才得以独立,而且科学的抽象系统居于社会科学方法系统的优秀地位。[xiii]社会学对社会的作用就在于它的能动作用,在于对实践的指导和解释作用,而这个作用离不开社会学方法上的抽象系统和解释系统的科学性。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现实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准确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实践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在社会实践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社会学理论显示出了它的无能为力,对诸如全球化、信息化等大量的社会新现象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各种解释不断出现于现代传媒,但是都有隔靴搔痒之嫌。这种状况的出现,使人们感到社会学理论的无用,现实社会学理论只是一种“空谈”。于是,人们就很容易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只具有事后的解释性的东西(即只看到其解释系统),而忽略其抽象系统的功能。 因此,对社会学理论的科学认识仍然要从社会学的两大系统的关系中去寻求,居于优秀的抽象系统是对社会现实大量纷繁的事物和事件进行认识的工具,每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加工、分析和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些结论如果存在逻辑上的强相关关系,就融合成为一种理论。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抽象系统可以作用于各式各样的具体情境,是“信任”的延伸。[xiv]但是,抽象系统完成的这种理论只是对实践的阶段性的理性认识,它并未终结实践,所以在一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会出现理论无法解释实践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抛弃理论本身,而是要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用更进步、更科学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再抽象,从而使理论得到提升,得到充实和更新。也就是说,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时候,不是不需要理论,也不是社会学理论无用,而是更加需要理论。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方法上的,或者是现实的阶段性的复杂使抽象系统发生了迷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对抽象系统进行反思,从而重构社会学方法的抽象系统,以使其能够得到更新,进行科学的再抽象,给实践以满意的解释,并在实践得到解释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给实践以指导。 但是,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和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对立,而且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传统长期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其实,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推崇的因果性说明与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提倡的意义性理解并非永远没有结合点,意义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虽属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但在社会认识上两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理解涉及到如何把握社会现象,而因果性关系则属于说明的逻辑结构,两者都有利于对社会现实的完整把握。因此,可以说,意义性理解是社会现象成为可能的条件,而因果性说明则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成为客观的科学知识之条件。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必将会获得更大、更多的发展空间,因为对一种未定的、难以验证或无法进行经验分析的社会发展趋势(如全球化趋势)的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一个致命弱点。[xv]但我们又不能因此完全拒弃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笔者不赞成过分贬低实证主义的倾向,因为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多样化的,我们很难用一种方法就能分析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点,同时每一种理论与方法都能为理解这个社会提供一把钥匙,我们没有理由用一种研究方法或理论去贬斥另一种方法或理论。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存在。正如波普尔(k.popper)指出的,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xvi]因此,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研究范式的整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必将成为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其次,反映在社会学理论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就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运动,并形成了一种与帕森斯学派曾达到的“一元综合”态势完全不同的“多元综合”态势,这主要包括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科尔曼(j.s.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如在当今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理论之一的新功能主义,就是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 的基本特征和对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双向批判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冲突理论、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交换理论、批判理论等不同学派的研究主题及其思想观点,并将他们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具有“多维性质”的综合性一般理论。社会学理论的这种新的综合趋势,不仅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理论范式的整合,而且把范式整合推向了更深层次,从而使范式整合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其实,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整合本身就是一体的,它们都导源于社会实践的变革。而当今最富影响、最深入的社会变革莫过于全球化及其衍生结果。全球化不仅在一切社会领域型塑(shape)出一种新的形态,而且在社会理论层面将直接导致一种新的“全球化研究范式”的产生,使以“现代化研究范式”为优秀的古典与现代社会学开始转向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主体的后现代或当代社会学。因为理论首先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方法则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社会实践的变化会引起新的理论的产生,而这种新理论的产生首先得益于方法上的创新,它是在具体方法的指导下通过人类不断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同时,新理论的形成反过来又指导和约束着研究方法。因此,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实际上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们共同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中。 现代社会学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之所以存在危机是因为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处在变革过程中,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知识工具和新的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它。迄今为止,构成社会学优秀的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强调了现代性及其发展的思想并趋向于把社会的形成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alain touraine)所指出的:“无论从哪一点上说,现在流行的有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想象都已大大地丧失了其说明的价值,人们不再认为社会的进步或发展会趋向于现代西方的主导地位之确立,因为现在更强调的是稳定而不是变革,更强调所谓传统文化丰富的多样性,而不是现代文明日趋贫乏的同质性”。[xvii]当然,上述所说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并不是无所不包的,它也并不意味着后现代阶段或全球化社会的来临,相反,恰恰是全球化的思想被大多数社会学家看作既是超现代化的又是现展理论的一部分。现代性的危机既不是全部也不是最后,它仍然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尽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们已无法搬用那些社会进化论的概念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这种理性化过程已成为社会学理论争议的热点,人们把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分裂和解组、与文化多元性的销蚀并与精神和生态的受损联系起来了。 由此看来,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整合趋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以及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中进行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既然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用一种或某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去研究全球化这样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全球化这个研究主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要打破长期以来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范式,并把实证、描述的方法与人文的、理解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真正整合。既要能合理、恰当地解释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又要能准确、客观地把握它的发展态势。因为描述和解释、实证和理解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所谓经验描述必然包涵着解释,而解释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描述,实证也需要用观察来检验假设,而这个检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认同的过程。[xviii]因此,面对全球化的滚滚热浪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学理论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还必须对此加以认真研究,这无疑需要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与变革(即范式整合),而这种创新与变革的重任也无疑要落到我们这一代有幸融入并亲身感受全球化的学人身上。 社会学理论论文:结构化现代性与全球化——试论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透视 论文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理论”大纲、“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研究,探讨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对他理论的某些偏颇,提出了质疑。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现代性;全球化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倡导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面对全球化,许多宏观社会学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伴随着这种呼声,各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理论也竞相登场,吉登斯结合其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分析紧密地连在一起,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维度在全球蔓延的结果,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中的时空要素的延伸机制将二者连结起来;吉登斯的这种全球化观,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转变论”。 本文试图系统评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他的理论有失偏颇的地方,也给予了几点相应的质疑。 一、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 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认识他的结构化理论之前,必须首先分析一下他的“双重解释学”——一种认识论,它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 1.“双重解释学”:它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双重解释学”的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和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关于“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2.结构、结构化、结构二重性、时空。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规则和资源,因为规则和资源本质上具有可转换性,所以在他的笔下,结构根本就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只是在人使用它们的时候才具有某种意义,这和帕森斯的相对稳定、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地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 为了让结构具有更强的伸缩性,解决日常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的构成问题,吉登斯将时空因素正式引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吉登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并未夸大这种能动性,他也认为,人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 3.行动、反思性、意外后果、区域化和例行化。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和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问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②,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了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4.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而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确进行了某种很有成效的理论综合,他敏锐地发现了位于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极的重大理论缺陷,可是他的理论综合最终化解了这种裂痕吗?①吉登斯回避了结构与能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主要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手进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二者是如何互动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吉登斯否认了外部客观世界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稳定性,那我们的外部世界又是从何而来,吉登斯似乎倾向于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时,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稳定性的“结构”的存在,那么他对现代性的几种制度维度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讲到)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结构性原则”或“结构性特征”能解释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那么这岂不是帕森斯的结构观的重现吗?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结构性原则”来代替原来的“结构”概念而已。②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他的理论的前后逻辑也存在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因此,吉登斯有没有解决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反思性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大纲之时,就试图融合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他的理论具体分析运用。吉登斯用制度反思性分析现代性,时空因素同时将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结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面貌凸现出来。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不过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他将反思性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特征,并且试图用反思性现代性来化解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现代性的断裂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吉登斯强调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是与他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即,要为解读现代性,特别是高度现代性,找到合适的理论思维支持,因此他在他的很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主流社会学的各种进化论思想。 2、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使用,日历在世界范围标准化,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了;与此同时空间与场所也出现了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空的分离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征符号,一类是专家系统。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3.多维度的现代性分析:作为对现代性的单一维度分析的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多维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或组织类型;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很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等,更重要的是间接的监督,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监督。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实现了在领土明确的边界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 4.现代性的后果:“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的改变。时空分离和脱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传统全面而快速地从现代生活中撤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不断被修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反思的中介,习俗和日常实践受到严重的改变,它们远离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场的抽离系统主导行动。同时,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地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主导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为主导的关系。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经济秩序的崩溃、生态的灾难性破坏、极权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爆发等。 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而且延伸到自我的优秀部位,带来自我认同的某些变化,“在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④自我反思也成为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指导和干涉。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大致解读,同样,笔者感觉到他的某些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们是:①将反思性的制度化看作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的特性似乎有点不妥,难道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反思性吗?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笔者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也有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的存在,这种区别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抽象系统的再生产在速度与强度方面优先于前现代社会。②对高度现代性的“断裂”特性的分析也有偏颇之处。依据吉登斯的社会变迁观,历史都是由一系列的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应该具有“断裂”性,既然如此,“断裂”也就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唯一特性了,历史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产物,而这很难解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③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中,吉登斯始终未对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进行分析,而这些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全球化不平等的扩大,这是事实,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也都扩大了。”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是从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起步的。他反对将历史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规律的推进结果,但是他将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是否也有重归进化论的嫌疑呢? 三、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吉登斯总结了两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一种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一种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前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之上,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及在世界的扩散,当欧洲的国家体系成熟起来,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彼此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迅速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种朝“一个世界”发展的运动;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仅仅涉及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把国家当作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关系。吉登斯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总结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吉登斯认为沃伦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吉登斯同样认为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正如其他一些学者指出来的,吉登斯将战争或暴力纳入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中,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将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触角伸向了更为直接和敏感的现实问题,使他的理论更具有立体感和现实感。 但是,他对全球化分析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们有下面几点:①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全球化”观点:从吉登斯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其全球化思路与现代性分析一脉相承的风格,甚至可以说他的全球化分析其实还是他的晚期现代性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吉登斯特别指出对现代性的分析是具有国别指向的,是以欧洲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思路,在这种分析范围上,他关于现代性本质特征的描述方面,我们还能接受,但是将一个范围有限的研究思路简单地推及到全球范围,有简单复制的嫌疑。②“民族国家中心论”范式的局限性:与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一样,吉登斯全球化的制度维度也包含了民族国家体系,将民族国家视为分析单元,他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如下假定基础上的:新独立的国家将开始某种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将经历欧洲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道路,并且全球化没有改变和超越民族国家体系。但是,全球化社会正在出现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过程的跨国化、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和某种“全球文化”,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新现象,西方国家以外的社会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来重新孕育现在的标准化民族国家,而很多学者也指出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特定的组合。 吉登斯关于全球化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大都是直接对应于对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围绕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概念,能否解释性质上属跨国现实和全球化现实的语汇,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比如属于民族国家的范畴的概念:主权、监控等,能用来对现在受到广泛关注的网络社会的分析吗?3.关于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吉登斯在《现代性后果》一书中,对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有简要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是:通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各种文化事实在全球化范围有了流通和透明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具体分析全球化会对文化的各种特质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冲击,比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全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使得他对全球化的分析显得很不完整,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软”的环境在很多时候都会影响甚至制约“硬”的制度方面。罗兰.罗伯森指出:“从特定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指的是不同生活形式得以结合;这一点无法通过简单主张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而准确把握,……在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中,文明的、社会性的、民族的、地区的、甚至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有所增强” 社会学理论论文: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及其整合 内容提要: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范式的学科,但是它却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快速变化的种种社会现象。因此,其理论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摆脱彼此对立的范式危机并较好地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而这无疑需要对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范式进行整合发展。 关键词: 社会学理论 研究范式 全球化 一、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及其危机 范式(paradigm)的概念自1962年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提出来以后,已成为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按照库恩的论述,范式是由从事某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家们在这一学科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其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尤其是通过研究实践中的范例(examples)即“一组标准事例”来理解的共同约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二是共有的信念;三是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i]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观察对象、收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的过程。范式并不能等同于理论本身或科学的逻辑,[ii]而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在实际生活里,还是在认知逻辑上,范式都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围绕着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iii]没有范式,科学研究的语言游戏也就无从进行,我们只有依靠范式,才能确定各种事物或社会现象之间的共通或类似之处,并对循此而行的日常活动做出规定。[iv] 虽然库恩有关“范式”的这个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在对自然科学史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但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借用十分广泛,并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有关范式的大论战,以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来进行反省和审视。[v ]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其中包括社会学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所研究主题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观察和调查而对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然而,对社会学理论中是否存在多重范式的问题,社会学界似乎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是一种范式的科学,如在社会学的初创和发展阶段,绝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是以所谓“主体—客体”、“个体—整体”、“宏观—微观”等二元叙事为主题来研究传统社会是如何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多重范式(multi-paradigm)的科学,如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g.rizter)根据指导社会学分析的元理论视角(the meta-theoretical perspective),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学范式: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范式、社会定义(social definition)范式和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范式,而且这三种范式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其关系是并列的,因而由它们引导出来的研究主题——社会事实、社会定义、社会行为——不仅没有优劣之分,而且都是构成完整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社会学多维研究中的一种,只是其选择的侧重点不同罢了。[vi]任何强调一个维度、一种范式的研究都有以偏概全之嫌,都不能达成对社会现实的有效分析。 尤其是作为社会学理论主流形态的实证主义范式排除一切主体性和意义、价值问题,不仅造成了人性的危机,也造成了科学自身的危机。[vii]库恩曾指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是要通过现在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的,但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viii]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之间做出的选择不能仅仅依赖于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基本准则,更在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共同范式,包括研究方法、理论传统、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综合因素。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变只是信念的转变,它是不能通过逻辑方式得以证明的,只有通过“说服的技巧”来达到,因为并不存在一套不同范式之间互相信服的客观充分的“元标准”。[ix]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这种范式分化与对立不仅造成了社会学理论范式难以消除的危机,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学陷入了混乱的局面。 但笔者认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主要不在于学科体系内部研究范式间的这种分化与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内部的这种分化局面不仅不妨碍社会学自身的发展,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促成了社会学的多样性),而是在于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无法从整体上解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一种理论范式中找到对现实社会的满意解释。也许社会学理论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由范式危机所带来的理论方法如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问题,而其中表现出来的关键问题又是社会学理论如何将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如果社会学家把自己作为可以解决任何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圣人”,那么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社会学理论至今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对象是多变的,而研究领域几乎是没有任何界限。尽管,新一代的社会学者所受到的学科训练中关于社会学的知识非常之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问是干什么的可能并不知道,这或许正是社会学五花八门的原因。一些没有受过一天社会学训练的人,只要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名称上贴上社会学的标签,便成了社会学家了。的确如此,我们回顾一下社会学160多年的发展史,社会学有知道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吗?如果一门学科始终无法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共识,那么,它的发展趋势就会变得非常模糊。 在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着许多范式的竞争: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宏观研究范式、微观研究范式;系统范式、冲突范式[x]等等。虽然这些范式是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的,但它们却是混杂在一起的。混杂的结果是无法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所以也才有社会学家难以取得一致的埋怨,这种范式混乱和范式过多的结果势必会造成社会学理论的无所适从。而导致这种范式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筹划不足,而是由于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及其主题的快速转换造成的,尤其在当今的全球化条件下,如果社会学理论还满足于以往现代化条件下形成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那么它将难以向前发展了。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长期以来的社会学理论危机虽然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却更加变得危险。因此,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对诸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主观研究与客观研究、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个体主义研究与整体主义研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多重研究范式实现整合,似乎将成为社会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社会学理论如果不再在全球化和新的社会转型中寻求出路,社会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学恐怕都将面临不亚于灭顶之灾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如果社会学理论既不能解释现实,又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也不能对现实的发展起到真实的批判与指导作用,那么,还要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家作什么? 二、多重范式的整合及其社会学意义 社会学理论中不仅存在有多重范式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学理论的不断丰富,范式变迁和范式的整合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其实,这一问题在库恩和瑞泽尔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库恩早就指出,学科内不同研究范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门学科成长及发展的表现,一个范式的学术发展,不会停留不定,它的生命是一种蜕变和更新的过程。在学科本身发展历程中会出现种种危机,由此也便会推新出新的理论与范式的诞生。因为任何理论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地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的,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就是范式变迁。[xi]而范式的变迁必然伴随着范式的整合,尤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企图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建立一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几乎是不大可能的。瑞泽尔的三种范式,在社会学理论认识上都有其合理内容,但又都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尤其在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现实社会中,三种范式对社会学理论认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不从每一种范式中吸取有益的方面,社会现实的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xii]因此,范式整合将成为当今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 首先,反映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从逻辑上来看,社会学之所以具有了独立性,是由于社会学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了社会现象是什么?即力图把社会规律逻辑地表达出来;二是对社会是什么进行为什么的解释,即力图把社会现实逻辑地表达出来。前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科学的抽象系统,后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解释系统,只有在具备了这两个系统之后,社会学才得以独立,而且科学的抽象系统居于社会科学方法系统的优秀地位。[xiii]社会学对社会的作用就在于它的能动作用,在于对实践的指导和解释作用,而这个作用离不开社会学方法上的抽象系统和解释系统的科学性。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现实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准确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实践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在社会实践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社会学理论显示出了它的无能为力,对诸如全球化、信息化等大量的社会新现象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各种解释不断出现于现代传媒,但是都有隔靴搔痒之嫌。这种状况的出现,使人们感到社会学理论的无用,现实社会学理论只是一种“空谈”。于是,人们就很容易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只具有事后的解释性的东西(即只看到其解释系统),而忽略其抽象系统的功能。 因此,对社会学理论的科学认识仍然要从社会学的两大系统的关系中去寻求,居于优秀的抽象系统是对社会现实大量纷繁的事物和事件进行认识的工具,每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加工、分析和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些结论如果存在逻辑上的强相关关系,就融合成为一种理论。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抽象系统可以作用于各式各样的具体情境,是“信任”的延伸。[xiv]但是,抽象系统完成的这种理论只是对实践的阶段性的理性认识,它并未终结实践,所以在一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会出现理论无法解释实践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抛弃理论本身,而是要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用更进步、更科学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再抽象,从而使理论得到提升,得到充实和更新。也就是说,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时候,不是不需要理论,也不是社会学理论无用,而是更加需要理论。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方法上的,或者是现实的阶段性的复杂使抽象系统发生了迷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对抽象系统进行反思,从而重构社会学方法的抽象系统,以使其能够得到更新,进行科学的再抽象,给实践以满意的解释,并在实践得到解释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给实践以指导。 但是,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和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对立,而且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传统长期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其实,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推崇的因果性说明与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提倡的意义性理解并非永远没有结合点,意义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虽属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但在社会认识上两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理解涉及到如何把握社会现象,而因果性关系则属于说明的逻辑结构,两者都有利于对社会现实的完整把握。因此,可以说,意义性理解是社会现象成为可能的条件,而因果性说明则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成为客观的科学知识之条件。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必将会获得更大、更多的发展空间,因为对一种未定的、难以验证或无法进行经验分析的社会发展趋势(如全球化趋势)的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一个致命弱点。[xv]但我们又不能因此完全拒弃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笔者不赞成过分贬低实证主义的倾向,因为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多样化的,我们很难用一种方法就能分析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点,同时每一种理论与方法都能为理解这个社会提供一把钥匙,我们没有理由用一种研究方法或理论去贬斥另一种方法或理论。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存在。正如波普尔(k.popper)指出的,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xvi]因此,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研究范式的整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必将成为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其次,反映在社会学理论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就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运动,并形成了一种与帕森斯学派曾达到的“一元综合”态势完全不同的“多元综合”态势,这主要包括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科尔曼(j.s.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如在当今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理论之一的新功能主义,就是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 的基本特征和对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双向批判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冲突理论、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交换理论、批判理论等不同学派的研究主题及其思想观点,并将他们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具有“多维性质”的综合性一般理论。社会学理论的这种新的综合趋势,不仅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理论范式的整合,而且把范式整合推向了更深层次,从而使范式整合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其实,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整合本身就是一体的,它们都导源于社会实践的变革。而当今最富影响、最深入的社会变革莫过于全球化及其衍生结果。全球化不仅在一切社会领域型塑(shape)出一种新的形态,而且在社会理论层面将直接导致一种新的“全球化研究范式”的产生,使以“现代化研究范式”为优秀的古典与现代社会学开始转向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主体的后现代或当代社会学。因为理论首先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方法则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社会实践的变化会引起新的理论的产生,而这种新理论的产生首先得益于方法上的创新,它是在具体方法的指导下通过人类不断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同时,新理论的形成反过来又指导和约束着研究方法。因此,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实际上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们共同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中。 现代社会学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之所以存在危机是因为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处在变革过程中,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知识工具和新的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它。迄今为止,构成社会学优秀的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强调了现代性及其发展的思想并趋向于把社会的形成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alain touraine)所指出的:“无论从哪一点上说,现在流行的有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想象都已大大地丧失了其说明的价值,人们不再认为社会的进步或发展会趋向于现代西方的主导地位之确立,因为现在更强调的是稳定而不是变革,更强调所谓传统文化丰富的多样性,而不是现代文明日趋贫乏的同质性”。[xvii]当然,上述所说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并不是无所不包的,它也并不意味着后现代阶段或全球化社会的来临,相反,恰恰是全球化的思想被大多数社会学家看作既是超现代化的又是现展理论的一部分。现代性的危机既不是全部也不是最后,它仍然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尽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们已无法搬用那些社会进化论的概念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这种理性化过程已成为社会学理论争议的热点,人们把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分裂和解组、与文化多元性的销蚀并与精神和生态的受损联系起来了。 由此看来,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整合趋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以及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中进行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既然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用一种或某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去研究全球化这样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全球化这个研究主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要打破长期以来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范式,并把实证、描述的方法与人文的、理解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真正整合。既要能合理、恰当地解释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又要能准确、客观地把握它的发展态势。因为描述和解释、实证和理解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所谓经验描述必然包涵着解释,而解释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描述,实证也需要用观察来检验假设,而这个检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认同的过程。[xviii]因此,面对全球化的滚滚热浪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学理论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还必须对此加以认真研究,这无疑需要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与变革(即范式整合),而这种创新与变革的重任也无疑要落到我们这一代有幸融入并亲身感受全球化的学人身上。 社会学理论论文:祛魅、解构与大众文化的自主性——当代语境中的布迪厄美学社会学理论 【内容提要】 本文选取於梨华、白先勇、丛苏、聂华苓等作家作品为分析个案,探讨了冷战时期旅美台湾作家群创作中的华人认同问题。台湾作家群曾经构成了美华文学的主流,他们的很多作品有意味地表现了两岸分割状态下离散华人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绘描出海外华人在美国想象和中国想象之间彷徨忧郁的心灵图像。 一 在美华文学史上,曾有过早期华人过境处天使岛墙上屈辱血泪凝聚的汉语诗篇,也有过近代至五四留美知识分子文化盗火心态驱使下启蒙与救亡的文学行动,还曾出现过文化使者意义上“脚踏东西文化”的文学书写,以及40年代的华侨文艺……但真正以文学叙事形式形成一股耀人眼目的潮流,并分别反馈回祖国大陆和台港澳且拥有广大读者群的,当数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文群,他们以杰出的文学成就创造了美华文学史的第二个高潮,直至80年代后才退出美华文学主流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与美国分属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二者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自然也就杜绝了一方国民留学和移民另一国的可能性。此间台湾社会则出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二次留学和移民潮,初期的留学生以生于大陆随父母来台的第二代青年为主,后则扩大至个人条件许可的台湾青年。冷战期间台美有着特殊关系,台湾社会崇美意识盛行,美国政府修改移民律,取消旧的移民配额制度,种种因素导致美国成为台湾人出国的首选目标,相当长一段时期,留美移居被一般台湾民众视为一种世俗的成功标尺。这一时期台湾的“留学热”大多以离开台湾移居国外为目标,其直接结果就是留学带来了一大批华人知识分子移民。“在美台湾移民主要是留学人员及其眷属。从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将近15万台湾学生来美国攻读研究生学位。台湾大学……理科学生赴美留学者高达70%-80%。”②相关学者分析了这一现象的深层因素,“它一方面反映出台湾社会普遍崇洋迷外的殖民地意识;另一方面更突出地表现出一代知识分子对台湾政治前途和经济前景的不满与失望;同时,这种‘离去'情绪还积郁着他们流寓台湾的父辈渴望摆脱困厄孤岛窘境的心理要求”③。而这一分析在台湾文群的文学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留美学生,一般多以留居美国为成功目标,这与五四前后中国留学生的回归祖国意识并不相同。他们不再是匆匆过客。这就意味着他们多数人愿意或必须接受连根拔起移植异国的事实。作为少数族群置身于竞争性极强的白人主导的美国社会,台湾留学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应对生活和心理的不适。尽管许多中国人凭着勤奋和智慧获得了稳定的工作收入和不错的社会地位,逐渐融入美国社会;但不可否认,仍有不少人在美国强势文化面前产生主体性缺失的焦虑。在《中国人在美国》一书中,华裔学者李玫瑰(rosehumlee)提出“边缘人”概念,描述的就是中国人在美国的困窘境况。他们夹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受到双重甚至多重的文化冲击,产生认同的焦虑,成为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的边缘人。由于笔者要论述的50—70年代台湾留美作家中相当一部分拥有大陆和台湾人生经验,在异己的文化境遇中未改民族文化认同,即使拥有了美国国籍,其民族情感归属与文化归属依然是中国。这个群体的创作生命因此总是与台湾和大陆保持着难以分割的文化和精神联系。 二 所谓认同,简言之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斯图尔特?霍尔指出:我是谁?“真正的”我是在与多种异己的叙述关系中形成的。迄今为止存在着两种文化身份观,一种我们熟知的本质主义身份观认为,身份是一个民族的“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意味着一种集体性的真正自我,人们可以在所属民族历史传统中获得固定源头和自我感;另一种后现代身份观则主张,身份是一种不断流动、变化和建构的过程,因而它缺乏终极的结论④。这两种对立观念之间,还存在着游移、过渡、交叉、矛盾、浑融等认同状态。拔根移植新土的跨文化经验令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更形复杂。对于台湾留美作家而言,留学和移居过程的种种生活挫折和文化休克症是产生异乡人感觉的重要因素,个人的受挫感越强,就越是敏感于被排斥、被歧视等消极性经验,也越容易从昔日的故乡回忆和历史脉络中寻找认同皈依的方向;再者,赴美前的美国想象与亲历的现实美国图景之间存在着落差,也会导致认同的混乱;当然,家国意识与乡愁情感是海外华人保持中国认同的内在原因,如德国哲学家赫德所言,移居者(流亡者)的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民族的想象与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色、母语等密不可分,在部分台湾作家的心目中,“中国”与他们的个体生命有着与生俱来的深刻联系,规定了他们本能的乡愁方向,成为他们想象的共同体以及建构自我认同之重要依据。流散海外的境遇并未改变他们的中国人自我认同,异己的环境反而可能强化他们的文化回归意识。一些旅美作家长期在主观上坚持自己的中国作家身份⑤,从中国人的立场看,这种感情自然令人亲近;但是,毕竟他们已从地理、国籍、公民身份等方面逐渐脱离中国,与移居国社会的广泛联系成为他们必须正视的生存现实。因此,在早期留学生文学中,边缘人的痛苦和自我认同的困扰是相当普遍的主题,被视为“留学生文学”代表作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於梨华在小说中塑造了牟天磊这一边缘人形象。小说以牟的返乡探亲为叙事线索,交叉呈现了三个不同的叙述流程与画面:一是他在美国辛苦打工、寂寞苦读、失去台湾恋人、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生存现状;一是赴美前记忆中台北的淳朴、亲情的温暖和爱情的甜蜜:一是现实台湾社会崇美风气盛行,美国经济与文化的渗透无处不在,“唯有在食经方面,中国文化保留得住一座未倒的堡垒,未为美国的文化侵略掩盖”⑥。小说情绪强烈地表达了留学生在这三者之间的认同困扰和价值困惑。过去的十年他一直未能融入美国社会,现在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在台湾也同样感到陌生疏离。于是,他陷入了哈姆雷特式的孤独和矛盾:留下还是不留?由于邱尚峰这个理想主义气质的真率知识分子的直接影响,作品收场前把牟天磊迟滞反复的犹豫徘徊推进成为一个明确的决定:按自己的心愿留在台湾,尝试做一番有意义的事情,同时还要试试能否挽救爱情。在最后关头,人物终于从多余人式颓丧的自我沉溺中破茧而出,这一结局的安排表明,作者在宣泄了足够浓烈的失意情绪之后,由衷地需要堂吉诃德式积极明快的行动主义。牟天磊的台湾本土身份认同与中国身份认同完全一致,这一点不言自明,但不可否认的是,冷战时期两岸对峙的现状加剧了海外中国人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困境,内战带来的两岸分裂现实让那些自大陆流亡台湾以及放逐异国的中国人尤其感到困扰和痛苦,因为作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母国,只能存在于他们的个人记忆和缥缈想象中。故土难归的悲情,构成了台湾乡愁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结的优秀情感,直至80年代的两岸交流才使这种积聚数十年的情感得到疏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印刷媒体建构出来的“想象的社群”,但他也认定此共同体并非虚构,“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⑦。牟天磊正是倚赖昔日的记忆来想象中国,而他的个人记忆与中国现代历史水乳交融。 与於梨华相比,白先勇赋予人物更为强烈的悲剧宿命色彩以及更为深沉的历史脉络。他留美之后的“纽约客”系列大多讲述了受二战和内战影响的“流浪的中国人”的身世遭遇,他的小说亦触及海外华人的认同问题。 摩天楼是白先勇笔下有关美国想象的一个重要符号,它既有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文明的傲人光环,又闪烁着金属与玻璃的冰冷色泽。对于追慕美国文明的台湾留学生,它是一种高等文明范式的诱引与召唤;但临近它,也会发现它拒人千里之外的冷酷与傲慢。像吴汉魂,企图脱离自己族性文化负担(汉魂)来拥抱摩天楼,却只能在摩天楼的地下室里煎熬度日。《上摩天楼去》更是将台湾人对美国都市文明的急切向往开宗明义地显示在题中。白先勇小说善于营造一种幻象然后打破它⑧,这篇作品里的幻象包含两点:主人公玫宝与姐姐见面之前对美国的想象以及对姐妹情感的想象。但真实打破了她脑海中的幻象。玫宝的故事让人联想起白先勇三姐先明不如意的留美生活,也会想起肯尼迪被刺后白宫易主时那种在中国人看来冷酷无情的交接方式对白先勇的文化冲击⑨,相信这些事件与这篇小说有着内在的联系。总之,故事里的玫宝迷失在幻象与真相之间的灰色地带,也迷失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温暖亲情和美国理性文化的冷漠无情的两种文化感觉之间。 《谪仙怨》这篇书写中国姑娘海外遭际的作品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放弃中国身份与道德的堕落似乎都是无可奈何的选项,主人公以国别模糊的东方女性身份出卖身体就成为海外商业化体制里的一种平淡交易。如果说《谪仙怨》讲述了中国女性在异国的混世故事,那么《谪仙记》就称得上是一出离散华人自我放逐的深刻悲剧,它成功塑造了个性鲜明结局悲惨的女性人物李彤,她的个人命运也隐喻了海外中国人的自我放逐与内战历史的直接关系。火红旗袍的中国富家女孩的亮丽形象,以及她们在美国校园引人瞩目的青春风光,折射了抗战胜利之初中国的短暂欢庆景象和国际地位提升后的中国想象。然而国共内战爆发又一次将中国推向战火与离乱,李彤父母乘坐的逃往台湾的轮船失事,高傲的“中国公主”开始了浪迹天涯的自我放逐,最终投水自杀于威尼斯。她的悲剧,是铭刻在宏大历史浓重阴影下的一抹伤痕。 一般说来,中国认同在第一代华人移民身上根深蒂固,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历史纵轴,但是当移民从无根飘零转而落地生根之后,他们实际上已经基本弃绝了回归祖国的现实可能性,而立意在新土繁衍生息。他们必然会经历不同程度的美国化来适应新土生活,而他们的下一代则成为典型的abc(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这样,他们之间可能会因文化适应的程度差异而引起错位与矛盾,两代人在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就更可能出现较大差异和冲突。白先勇写于1964年的《安乐乡的一日》主要探讨了这一普遍存在于华人移民社会的问题。这篇小说前半部分细致描摹安乐乡里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华人移民家庭主妇依萍一天的日常生活和社区环境,并回顾与穿插这位主妇的家庭关系和人际交往内容,为后来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做足够的酝酿和铺垫。她无法融入社区,找不到在家的感觉,时刻意识到自己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境况。她的痛苦还在于,在中国人最重视的家庭中她同样是异类,丈夫伟成和女儿宝莉两人已轻松自如地美国化,这使得坚持中国身份和生活习惯的她不合时宜而分外孤独郁闷。作品前半部分为后文出现的冲突进行了充分铺垫和渲染,使得高潮即母女间的剧烈冲突变得水到渠成。这次冲突的导火索是宝莉与小朋友的争吵,孩子认为小朋友称她为中国人是对她的侮辱,坚称自己是美国人,母亲在向孩子灌输她是中国人而得不到孩子认同后产生了极端的情绪反应,盛怒之下打了孩子。丈夫批评她:“你怕孩子变成美国人,因为你自己不愿变成美国人,这是你自己有心病,把你这种心病传给孩子是不公平的。” 这个华人家庭的这场矛盾冲突不是孤立的事件,它形象地表明第一代华人移民彻底融入在地社会的困难。小说借此呈现了华人移民的两种认同观念:伟成以理性实际的快乐主义为生活准则,比较容易放弃自己的族性身份认同而建构新的认同,认为这样做物有所值;依萍则以较为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念面对移民生活,处理现实问题趋向情感化和保守化,因此对于丧失和改变自我的中国身份而焦虑不安,企图在异己的环境里仍然保全自己的文化价值。在此,自我意识的强弱影响了个人能否安然接受另一种身份取代原先身份的事实。伟成父女的自我民族意识相对较弱,比较容易归化为美国人;而依萍的自我民族意识较强,也就难以接受自己和家人不再是中国人、成为美国人这个事实,她是一个维护中国身份的“殉道者”。小说力图呈示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面对华人移民在美国繁衍生息过程中认同的自然变迁和其间的必然创痛。 丛苏是台湾文群中比较鲜明地坚持中国性民族认同并广泛关注美华社会问题的作家。70年代以后她的小说主要收入两个小说集子:《想飞》和《中国人》。她往往运用华人为叙述视角,敏锐观察美国社会多元民族的生活百态,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弊病如治安问题,女性、老人、同性恋、少数民族等弱势境遇问题,都进入了她的视野。比起早期留学生文学,她的题材有了较大拓展,但华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惑仍是丛苏最为关切的对象。令人深思的是,丛苏的多数小说展示的美国想象都是负面的:社会动荡,经济滑坡,治安混乱,道德失范,弱势群体自生自灭……以都市符号摩天楼为例,丛苏笔下的摩天楼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宏伟气派,倒呈现了破旧邋遢阴暗的景象。这与白先勇的描写存在着有趣的区别,白先勇并不否认摩天楼的现代气魄,只是反感它盛气凌人和冷漠异己的压迫性;而丛苏则对这现代都市符号外在面容的现代性也毫不留情地加以否定,这一方面反映了丛苏眼中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经济萧条滑坡的部分真实,另一面,也是丛苏内心浓烈的怀乡情感和坚定的族裔主体意识使然。她小说里,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都是亲切温暖的,有时几句爽朗的山东乡音就足以让祖籍山东的作者心动,族裔—语言的民族情感在家国之外显得更加珍贵;如《中国人》里的华大姐所言:“在一个过着漂鸟生涯的人来说,有朋友,有亲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是家。”小说集《中国人》清晰集中地表达了作者这种弥漫着民族意识的创作理念:“塑造某种典型——这时代里流浪的中国人。”⑩20世纪以来,“民族认同”开始变得混杂而矛盾,“它是一个由各种社会群体与个人讲述的故事 的集合作,尤其是边缘人与局外人、外来移民、前殖民地的人、流放者与低层人士所讲述的故事集”11。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民族融合的国家里,这种情况更是普遍存在。华人在美国是少数民族,这并未让所有华人都愿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他们拥有自己的神话、传统、记忆和梦。丛苏以小说形式表达了被美国主流社会忽略不及的中国人的少数话语,她描叙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和移居者在学习、工作、人际交往、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边缘弱势境遇,分析他们中的一些人坚持将民族情感当作他们精神寄托的社会原因,不断地铭刻富有象征性和神话性的族性记忆,并希望摆脱华人知识分子柔弱消极的乡愁梦呓,赋予海外华人的族性更为坚强的力量。 作者的认同倾向也深深影响了人物的塑造,《野宴》和《中国人》中其实也存在持另一种认同观念的人物,如顺利进入中产阶层的林尧成博士有一套自己的成功者生活观念,文超峰和沈梦不能丢弃的民族情感,在他眼里只是阻碍个人发展的情感包袱,但这个比较现实的人物在小说中被视为一种势利主义者,遭到华人留学生的鄙视。显然,在那一时期美华文学中,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丢弃民族认同的行为是不被鼓励的,而受到或多或少的批评和质疑。这一现象在六七十年代台湾作家群的美华小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美华的台湾文群中,聂华苓是相当令人瞩目的一位。赴美后创作的《桑青与桃红》堪称她的代表作,也是作者最具雄心亦最富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品。强烈的政治隐喻和性议题的率直表现让这部作品个性泼辣鲜明,叙事和结构的刻意经营也使作品亮点突出,而中国女子肉体的越界漂泊与精神的跨国流离更让作品意蕴深幽促人回味,因此一向受到华文学界重视,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亚裔离散文学(diaspora)、少数民族文学、女性文学与比较文学的重要范本。此作迄今依然不乏可以重新解读的丰富话题。《桑青与桃红》分为四部分,每部分皆由桃红给美国移民局的一封信和桑青的一段日记组成,桃红的信提示主人公当前在美国境内的流浪行踪,桑青的四段日记则记载桑青半生越界跨国无根漂流的人生经历。日记里的故事发生在四种不同时空:抗战胜利前夕的瞿塘峡、国共内战结束前夕的北平、50年代末期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台岛阁楼,以及六七十年代相交时的美国独树镇。桑青日记中有这样沉痛的自语:“中国人是没有地方递解的外国人。这是他们调查其他国籍的外国人所没有遭遇到的困难。”12人物宿命式的漂泊被渲染了一层家国政治悲剧意味和冷战时代色彩。聂华苓笔下的现实中国动荡而分裂,作家以明晰、感性而又有些诡异的叙述技法呈现了主人公经验中的时代乱像,并以女性的身心体验演绎诡魅的家国历史,传递有关家国政治的思考。如果把“流浪”、“逃”与“困”13作为界定小说女性主人公生存状态的关键词,不难发现作品有意识呈现人物的放逐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分割的联系。借用詹姆逊的说法,即《桑青与桃红》可以被视为一则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寓言。从这一角度看,女性人物“逃”与“困”的辩证也正对应了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困境:近现代中国受困并逃离专制落后的封建社会体制、频频受困于外侮与内战并企图挣脱、战后陷入两岸对峙与冷战格局而在不同的理念框架中建构各自的现代性……此外,作品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以及少数话语的反抗意识同样瞩目,在《桑青与桃红》里,民族国家寓言、性别政治因素和跨界少数话语被有机而策略地缝合于一体,这几种命题此起彼伏的交织绵延,使得作品具备了一种史诗性的女性叙事特质。 作品最为瞩目之处在于塑造了桑青/桃红这一人格分裂的疯癫之女形象。关于桑青、桃红的命名和意涵,存在一些解释:“桑是很神圣的一种树,中国人把它当木主,可以养蚕,蚕可以吐丝,丝可以纺绸子。青就是桑树的颜色,是春天的颜色……”14作者还有如下解释:“一个是内向的、忧郁的、自怨的、自毁性的,另一个个性是向阳的、向上的、有希望的,这个是桃红,前一个叫桑青,这两个名字我起的时候是用了一番心思的。”15以及:“桑青可以象征一种传统的文化,桃红是鲜艳的、奔放的,象征的是进发的生命力,就是这么一个对照。”16“桑青追求自由;桃红却在没有社会责任、没有伦理约束的自由中精神崩溃了。”17实际上,桑青与桃红的分裂是人物长期被外力压迫造成自我身份认同困扰的结果。桑青曾经是明朗的,有着鲜活的青春和朝气,但是战乱、婚姻、流亡、幽闭无情地吞噬着她的活力和希望,以至在极端异化状态中将她变成了桃红。从早期桑青的形象设计看,人物并不符合西方主流视野里中国传统女性的刻板印象:被动、柔弱、缺乏主体性。桑青的生命活力被老中国旧伦理和时代的困厄所遏制,但她一直没有放弃挣扎和寻找。逃往美国的桑青变异为桃红,是生存危机、认同混乱、精神崩溃的表征,也是桑青潜在叛逆个性的释放,于是我们看到了绝望和虚妄中诞生的嬉戏疯癫之女:桃红,这是桑青挣脱忧郁和恐惧化身为蝶的方式。与阁楼叙事中桑青的隐匿逃避策略完全相反,桃红自由随意地游走于江一波、小邓、移民局官员、美国警察之间。桃红的身体政治在作品中的价值显而易见。“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长期以来,妇女们都是用身体来回答迫害、亲姻组织的驯化和一次次阉割她们的企图的。”18以身体的裸露来戏耍戴墨镜的移民局男性,以身体的游戏自主让虚伪的江一波陷入尴尬,身体成为桃红颠覆权力话语的载体。桃红陷入身休的放纵,反得以跳脱权力话语的规训。在桃红狂放的身体表演面前,原本自以为是的移民局官员显得手足无措;在桃红嬉笑怒骂的身体操纵过程中,江一波作为两性主导者的男性权威地位受到了挑战。总体上,作者将自己对女性生命本质的自由主义理解融入了疯女桑青/桃红身上。 “楔子”与“跋”中女娲、刑天和帝女雀等中国神话人物意象颇为耐人寻味,也许可以解读出桑青/桃红的文化英雄气息,这一点一向被忽略。如果说刑天这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男神寄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猛志故常在”的不屈和勇毅,作者不乏以此寄寓家国情怀和族性精神想象的可能性19;那么女娲和帝女雀这两个女性神话人物的出场就不仅具有民族精神溯源的意味,还被巧妙地镶嵌进女性话语意识和策略。无疑,这两个女性神话形象及其衍生的中国文化想象在作品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分量。作为中国神话中最为古老的始祖母神、大母神、化万物者,女娲的非凡之举首推“造人”和“补天”。“楔子”交代了桃红与女娲之间的“母女”血脉联系,而“跋”则叙述了帝女雀填海即“精卫填海”的故事,提示桑青/桃红与帝女雀的内在关联。作者以精卫与女娲这样的神话人物,隐喻桑青的弱势存在现状和不屈的精神,以及桃红的自由意志和不羁反抗,其内在逻辑显示出作品不仅意在书写华人悲情的流浪境遇,还有意将人物想象为一个富有抗争精神和行动力量的女性文化英雄。桃红身上延续并改写了刑天、精卫等叛逆者形象的民族文化精神,融合了自信、疏放、反抗强权的自由意志。桑青/桃红的住宅墙壁上留下了混乱而大胆的留言:“女生须/男生子/天下太平矣……谁怕/谁怕/whoisafraidofvirginiawoolf……桑青杀父杀母杀女……”似乎混乱谵妄的言语却涉及始终困扰人物的国族政治和性别政治,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与成为小说解构的政治符码,西方女权主义代表人物vir-giniawoolf也成为作者汉语写作需要挑战的目标。正如福科所言:“在那种陷入疯癫的作品中的时间里,世界被迫意识到自己的罪孽。……疯癫的策略及其所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辩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20正是桃红的疯癫言行解构了美国移民政策的某些不合理之处以及政治偏见和种族偏见,同时桃红本人也因疯癫而放逐了无边的恐惧和黑暗。 三 冷战时期台湾文群笔下的海外华人形象群重复诉说着一种在路上的感觉,他们是无根的飘族,身心的离散构成他们生命的基本境遇。“离开了母土的流浪人是脆弱,无根的,无着落的……对于一个流浪人,土地和语言是他在流浪生涯里日夜渴望,不能忘怀的!土地象征着他和他的祖国的根源的关系,语言象征着他和他的同胞的联带关系。没有失却它们的人永远不会感到它们的可贵(正如我们不会日日赞美阳光和空气一样),而一旦失却了它们,那流浪的人却像脱壳的游魂,国际飘荡,日夜向风来的方向探寻故乡的信息。”21这样的表述说明,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明确无疑地保持着以共同血缘、肤色、语言、历史文化传统等为基石的民族身份认同。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陈若曦是台湾作家群中一个特别的个案,她将留美转化成重回中国大陆的契机,践履其左翼思想,亲炙母国土地。然而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行动主义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华人作家大多在异域经营文字中的故国之梦,表达他们哈姆雷特般的忧郁情怀。他们笔下的“流浪的中国人”常被寂寞、孤独纠缠,甚至走向疯狂和死亡之绝路,触目惊心地诠释了冷战时期离散华人的认同困境和精神悲剧。 作为中国留学生和移民,台湾文群的个人历史与生存现实都与中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他们又实实在在跨越了国家的地域和文化疆界,身在异乡,这就注定他们的人生形态和文学创作拥有基本的双轴:一是与自己有着深刻历史联系的故土;一是与自己存在现实密切联系的新地。前者牵连着离台前的个人生活和家族历史,涉及他们的情感记忆,后者则已经切入美国的商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生存现实。这样的双轴特性鲜明地体现在台湾文群的华文创作之中80年代初期,白先勇曾指出50—70时代美华台湾作家群的几个重要特征:第一,他们旅居海外,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政治潮流和历史变动,对他们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第二,他们的作品也热切关注中国民族和文化前途和命运;第三,他们置身海外,对海峡两岸都能采取独立批评的态度;第四,他们的创作对台湾和大陆的文艺思潮都有一定的贡献和影响22。这一看法基本符合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的创作主流,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般说来,留学和移居的华人接触异域文化时存在几种不同的认同反应特征,一是“工具性的因应”,即在某种工作接触中自然参与异域文化;二是“认同”,即乐于学习当地风俗习惯并作出重大转变和适应;三是“退缩”,即对参与异域文化感到失望,而退回原母国人际圈中,他们对异域文化抱有挑剔和消极态度,对故乡社团则有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四是“抗拒”:坚持自己的祖国认同,不愿改变这一观念23。观察六七十年代台湾文群的美华小说会发觉,这几种人物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其中刻划最为深刻、也最能引起作者情感认同的人物大多属于三四两种。对于第二种人物,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更能适应国外环境、不执念民族情感的那一类人,或许他们活得比较如鱼得水,但是他们却很少得到作家们的青睐。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一阶段台湾文群虽经历着强烈的认同危机(尤其是出国初期),但他们基本上未曾改变自己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他们在文学想象世界里辨析着这种认同带来的苦恼和困惑,但却并不赞成放弃这种认同而彻底归化,对于归化倾向的人物常加以批评和讽刺。徘徊在中国想象(台湾想象)和美国想象之间,冷战时期的台湾作家较多地塑造了悲剧性的“流浪的中国人”形象,铭刻并延续了梁启超、鲁迅、郁达夫、老舍、闻一多等中国知识分子的域外创伤体验,唤起了近现代中国屈辱苦难的历史记忆。这批来自台湾的华人作家以文学叙事寓言性地表明一个弱势国家在后发现代化的曲折过程中所遭遇的自我认同分裂的惨烈;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体味着第三世界弱势处境下海外华人自我的失调与失重,还深刻体悟到冷战时期的两岸分离与国家裂痕带给海外游子的无所适从之苦,他们从偏隅于小岛到蜉蝣寄身异国,强烈地体验到身份认同的困扰,台湾—大陆—中国,这种一体性中的历史裂痕令20世纪中叶的海外中国人对民族国家政治有了难言的痛切感受。 社会学理论论文:结构化现代性与全球化——试论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透视 论文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理论”大纲、“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研究,探讨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对他理论的某些偏颇,提出了质疑。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现代性;全球化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倡导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面对全球化,许多宏观社会学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伴随着这种呼声,各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理论也竞相登场,吉登斯结合其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分析紧密地连在一起,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维度在全球蔓延的结果,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中的时空要素的延伸机制将二者连结起来;吉登斯的这种全球化观,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转变论”。 本文试图系统评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他的理论有失偏颇的地方,也给予了几点相应的质疑。 一、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 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认识他的结构化理论之前,必须首先分析一下他的“双重解释学”——一种认识论,它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 1.“双重解释学”:它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双重解释学”的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和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关于“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2.结构、结构化、结构二重性、时空。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规则和资源,因为规则和资源本质上具有可转换性,所以在他的笔下,结构根本就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只是在人使用它们的时候才具有某种意义,这和帕森斯的相对稳定、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地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 为了让结构具有更强的伸缩性,解决日常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的构成问题,吉登斯将时空因素正式引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吉登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并未夸大这种能动性,他也认为,人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 3.行动、反思性、意外后果、区域化和例行化。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和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问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②,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了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4.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而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确进行了某种很有成效的理论综合,他敏锐地发现了位于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极的重大理论缺陷,可是他的理论综合最终化解了这种裂痕吗?①吉登斯回避了结构与能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主要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手进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二者是如何互动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吉登斯否认了外部客观世界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稳定性,那我们的外部世界又是从何而来,吉登斯似乎倾向于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时,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稳定性的“结构”的存在,那么他对现代性的几种制度维度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讲到)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结构性原则”或“结构性特征”能解释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那么这岂不是帕森斯的结构观的重现吗?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结构性原则”来代替原来的“结构”概念而已。②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他的理论的前后逻辑也存在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因此,吉登斯有没有解决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反思性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大纲之时,就试图融合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他的理论具体分析运用。吉登斯用制度反思性分析现代性,时空因素同时将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结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面貌凸现出来。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不过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他将反思性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特征,并且试图用反思性现代性来化解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现代性的断裂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吉登斯强调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是与他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即,要为解读现代性,特别是高度现代性,找到合适的理论思维支持,因此他在他的很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主流社会学的各种进化论思想。 2、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使用,日历在世界范围标准化,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了;与此同时空间与场所也出现了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空的分离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征符号,一类是专家系统。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3.多维度的现代性分析:作为对现代性的单一维度分析的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多维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或组织类型;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很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等,更重要的是间接的监督,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监督。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实现了在领土明确的边界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 4.现代性的后果:“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的改变。时空分离和脱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传统全面而快速地从现代生活中撤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不断被修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反思的中介,习俗和日常实践受到严重的改变,它们远离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场的抽离系统主导行动。同时,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地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主导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为主导的关系。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经济秩序的崩溃、生态的灾难性破坏、极权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爆发等。 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而且延伸到自我的优秀部位,带来自我认同的某些变化,“在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④自我反思也成为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指导和干涉。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大致解读,同样,笔者感觉到他的某些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们是:①将反思性的制度化看作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的特性似乎有点不妥,难道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反思性吗?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笔者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也有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的存在,这种区别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抽象系统的再生产在速度与强度方面优先于前现代社会。②对高度现代性的“断裂”特性的分析也有偏颇之处。依据吉登斯的社会变迁观,历史都是由一系列的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应该具有“断裂”性,既然如此,“断裂”也就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唯一特性了,历史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产物,而这很难解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③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中,吉登斯始终未对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进行分析,而这些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全球化不平等的扩大,这是事实,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也都扩大了。”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是从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起步的。他反对将历史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规律的推进结果,但是他将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是否也有重归进化论的嫌疑呢? 三、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吉登斯总结了两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一种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一种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前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之上,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及在世界的扩散,当欧洲的国家体系成熟起来,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彼此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迅速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种朝“一个世界”发展的运动;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仅仅涉及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把国家当作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关系。吉登斯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总结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吉登斯认为沃伦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吉登斯同样认为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正如其他一些学者指出来的,吉登斯将战争或暴力纳入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中,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将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触角伸向了更为直接和敏感的现实问题,使他的理论更具有立体感和现实感。 但是,他对全球化分析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们有下面几点:①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全球化”观点:从吉登斯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其全球化思路与现代性分析一脉相承的风格,甚至可以说他的全球化分析其实还是他的晚期现代性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吉登斯特别指出对现代性的分析是具有国别指向的,是以欧洲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思路,在这种分析范围上,他关于现代性本质特征的描述方面,我们还能接受,但是将一个范围有限的研究思路简单地推及到全球范围,有简单复制的嫌疑。②“民族国家中心论”范式的局限性:与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一样,吉登斯全球化的制度维度也包含了民族国家体系,将民族国家视为分析单元,他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如下假定基础上的:新独立的国家将开始某种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将经历欧洲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道路,并且全球化没有改变和超越民族国家体系。但是,全球化社会正在出现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过程的跨国化、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和某种“全球文化”,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新现象,西方国家以外的社会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来重新孕育现在的标准化民族国家,而很多学者也指出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特定的组合。 吉登斯关于全球化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大都是直接对应于对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围绕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概念,能否解释性质上属跨国现实和全球化现实的语汇,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比如属于民族国家的范畴的概念:主权、监控等,能用来对现在受到广泛关注的网络社会的分析吗?3.关于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吉登斯在《现代性后果》一书中,对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有简要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是:通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各种文化事实在全球化范围有了流通和透明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具体分析全球化会对文化的各种特质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冲击,比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全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使得他对全球化的分析显得很不完整,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软”的环境在很多时候都会影响甚至制约“硬”的制度方面。罗兰.罗伯森指出:“从特定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指的是不同生活形式得以结合;这一点无法通过简单主张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而准确把握,……在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中,文明的、社会性的、民族的、地区的、甚至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有所增强” 社会学理论论文:经济社会学理论在经济法研究中的作用 一、什么是经济社会学 经济社会学是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需要明确的是,虽然他和经济挂钩,但是经济社会学内在的理论进路和分析理路仍然遵循了社会学模式,它不会将经济现象独立于社会结构去看待。这门学科特色在于,它是社会学家以社会研究的视角对经济学领域进行的介入,而这种介入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可以说经济社会学的出现,是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反思和挑战。熊彼特被认为是最早倡导“经济社会学”的人物之一,在《经济分析史》中他提出本文由收集整理了“经济社会学”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研究“经济制度”的科学。但需要指出的是,熊彼特倡导的“经济社会学”更多着眼于“经济”,这就与现今我们所言的经济社会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是最早对经济社会学学科地位的认定作出贡献的人,在其著作《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他对社会学进行了三大类的划分,分别是一般社会学、社会形态学和社会生理学,经济社会学就被他划分在了社会生理学之下,成为了社会生理学的一个分支。诚如前文所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思路和分析框架仍然是社会学式的,重点关注经济过程中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而经济学则偏重于研究这一过程中的经济因素。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尚无定论,一般认为经济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包括: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等。经济社会学对消费的研究主要沿着三个方向展开,一是侧重于研究消费者内在的购买行为以及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对于消费行为的影响;二是侧重于分析消费行为方式发生所依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环境;三是对于消费文化的关注侧重于研究符号的意义、消费文化的形成以及行为感受过程。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把社会学的分析方法纳入消费经济问题的研究过程中。较早时期对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建设作出贡献的学者就有韦伯、涂尔干、凡勃伦等,当代较有影响的经济社会学家则有帕森斯、斯梅尔塞、熊彼特、杜森贝利、西美尔、布迪厄、理斯曼和鲍德里亚和富永健一等。 二、主要研究方法与理论 作为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和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经济社会学的本身理论体系其实还尚无定论。有的学者将其理论体系概括为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几大组成部分。其中的经济行动是社会人一系列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并且这些行动的目的也并非仅仅着眼于最大利润的获得,而是一种对多层次需求的满足。社会经济结构论就主张作为社会系统子系统之一的经济系统需要同其他社会内部的子系统达到互助的满足效用,从而使经济发展水平同社会结构相适应。社会经济变迁论是当代经济社会学关注的重点,它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变迁所具备的心理特质、发展的指标体系、发展中的协调与失调等问题。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论则是社会经济变迁论的理论延伸,主要是运用长远的目光去分析一国经济发展应有的道路,以便在联系本国实际的基础上,为经济发展出谋献策。 从具体内容来看,各国关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其实是各不相同的,但依据其内在共性,可将其大致分为五个研究方面:(1)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一般认为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起着决定作用,不同的群体结构、活动会对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造成差异很大的作用。(2)经济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及发生这些影响的诸多社会条件,具体就是社会当中政治、文化、人口、地域等与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3)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主要研究支配人们开展一定经济行为的社会因素。(4)经济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包括对经济活动各环节的社会学分析,还会分析不同经济集团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5)研究经济政策的实施,主要是着眼于实施经济政策的社会依据和社会条件。 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基础理论有如下几种:(1)理性选择理论,即认为最大化的实现私利是决策者行为选择的标准,纯粹的理性在于人是为了目的理性的最大化而实现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2)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成本和时候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合同而发生的成本。(3)谈判理论,以传统的价格理论为基础,认为自愿合作可以使得一项资源从股价低的主体转移到股价高的注意中,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也提高了合作双方的福利水平。 三、对经济法研究的助益所在 1、有助于揭示经济法的社会性本质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它的首要价值目标是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而非个人或某一团体的利益。这种社会性是对普遍而非特殊的强调,也是对全局而非局部的强调,它突出的是一种大众性而非个体性。可以说社会性在经济法领域的凸显,既回应了现实经济生活的实际需要,又满足了法律本身不断分化和完善的要求。作为一门以社会学视角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交叉性质学科,经济社会学主张经济法研究中运用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对于经济法社会性本质有着很好的揭示作用。 2、有助于为经济法研究提供多种科学视角 经济社会学主要依托的还是社会学视角,这种实证的学科手段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前文中所提出的理性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都为经济法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法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可以说这些经济社会学基础理论为经济法研究积累了不少的理论基础与创新方法。 3、有助于经济法之经济目的的体现 经济法始终调整经济关系,调整的目的就是使社会的整体经济能持续、稳定的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而且其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纵向经济关系,但对横向经济关系会产生明显的影响;采取的手段既有惩罚性的,也有补偿性的,既有鼓励类的,也有禁止、限制类的,体现了明显的综合调整的特征。对于以研究经济现象为目的的经济社会学来说,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加以运用其理论与方法,对于经济法其本身经济目的的实现,是有着很大的助推作用的。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论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学理论解释和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关键词:职业性别歧视 社会学理论 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摘要:职业性别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做了深入研究。职业性别歧视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政策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其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职责。 劳动力市场同样受“供需关系”的掌控,但现行中国显然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雇主的价值、偏好将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果。学者赵耀对雇主雇佣行为调查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坚持不选择女性,认为女性不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生育和照顾家庭会影响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调查者“同意”或“很同意”这种观点。还有部分对雇主对女性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工作内容和岗位变动的应变性表示担忧。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虽然每年的调查结果有所变动,总体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职业性别歧视,社会学以独特的视角弥补了经济学纯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释力。 一、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1.女性劳动就业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 2.个人偏见理论。该理论是由贝尔克(becker)创立,是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建立的,用贝尔克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具有歧视的偏好”,那么他就乐于以某一群体替代另一群体并为此支付某种费用。他认为,这种偏见来自雇主、雇员、顾客三个方面。(1)雇主歧视。假设一些雇主对一部分人具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恶情绪,而与其技能无关。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对女性雇员抱有偏见,即使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他们也只愿雇佣男性,除非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到足以抵消对女性的偏见的程度,才会雇佣女性。(2)雇员歧视。这与工作职位的竞争、工作中的磨擦、人们对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等的认识的不同有关。例如,大多数白人对有色人种持有偏见,有些男性雇员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领导,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残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能够胜任。(3)顾客歧视。顾客有时对被服务的对象也会有偏见。如外科医生、机械工程师、司机顾客喜欢男性提供的服务;护士、导游、空中小姐,顾客喜欢女性提供的服务。 3.互动理论。斯坦福大学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释两性职业和报酬不平等的问题时提出这一理论,她认为,人们生活在互动的交往中,在求职、应聘、面试时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基于性别的显著差异,互动过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优于女性,更胜任工作的观念影响下,造成具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对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时,男性利用占据权威位置的机会,故意忽视或消除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评价职业报酬时,人们通常较少选择异性参照群体,更多的采用与同等任职资历的、同样性别的人相比较的方法。这种通行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社会网络的同性化和职业性别隔离。 4.激进女权主义的自行就业观点。激进女权主义从强调私生活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女性在社会劳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们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们提供的战略便是使女性与男性分离,鼓励女性去创建自己的产业,如商店、银行、企业、饭店、医院、书店等,以做到自行就业,免受社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二、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建设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女性就业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借鉴,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失业保险政策、职业介绍和指导政策、公共就业工程等政策。美国(“一揽子职业中心”)、法国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就业指导。很多发达国家积极介入女性就业,财政拨款补贴公立职业介绍所,为妇女就业和企业用人提供免费服务;大力兴办公共工程,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制订了明确的支持政策,这方面美国和欧盟都走在前列,取得显著成效。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我国社会需要制订《反就业歧视法》,依靠法律的强制来保证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实现同工同酬;当前,不少中小私营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不缴纳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五项保险的行为,严重损害女性劳动者,法律要制定细则予以纠正。第二,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家庭两大社会责任,女工生育保险应尽快转变为社会统筹,实现企业的成本向社会转移,由社会来承担妇女生育哺乳费用以及生育保险金。第三,应该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长期失业和下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级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帮助她们寻找就业机会,开展再就业服务,把保障和服务结合起来。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对象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女性从业人员,使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业女性的贫困状态能够得到缓解直至消除。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谈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的拓展训练分析 【摘 要】社会学理论主要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了由微观层级的社会行动或人际互动,至宏观层级的社会系统或结构。社会学领域理论是拓展训练中的团队学习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拓展训练操作技巧的理论指导,对于认识拓展训练中的现象和规律具有重要的作用。 【 关键词 】社会学;拓展训练;应用 一、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社会互赖理论的认知 社会互赖理论发端于20世纪早期的德国柏林大学。格式塔心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库尔特・考夫卡(KurtKoffka)于1935年提出:群体是成员间的互赖性,是可以变化的动力整体,这就首次提出了“群体动力整体性”的观点。 考夫卡的同事勒温(K.Lewin)在其基础上,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阐发,他认为群体的本质是其成员基于共同目标而形成的互赖,由此促使群体成为一个整体,若群体中任何成员或次群体的状态发生改变,将会影响其他成员或其他次群体产生改变;群体成员内在的紧张状态能够引发完成共同目标的动机[1]。 勒温的弟子莫顿・道奇(MortonDeutsch)于1949年首次提出了两种社会互赖: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互赖,从目标结构角度得出了合作与竞争的理论。最终莫顿・道奇的弟子约翰逊兄弟将这一理论进行统整与拓展,形成了社会互赖理论体系。约翰逊兄弟将社会互赖分为三种情况:积极的社会互赖、消极的社会互赖、没有社会互赖。社会互赖理论将合作和竞争作为关系变量而非个体变量来进行研究。它不仅关注在完成任务中合作和竞争的效果,而且对互动方式、心理过程、人际关系、对自我和工作的态度等也进行详细研究。在教育领域,社会互赖理论的运用和发展最成功的范例是合作学习的兴起与繁荣。 (二)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社会互赖理论主要研究个体间在合作性和竞争性的社会情境中相互影响时的行动效率、内在心理过程、互动方式及结果。虽然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单打独斗的年代,伴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已经逝去,团队合作在当今时代备受青睐。但是合作离不开竞争,没有竞争的合作是肤浅的、毫无生机的;竞争也离不开合作,没有合作的竞争,是孤单的、狭隘的。 拓展项目的设计更倾向于合作与竞争的相互依存。在拓展课程实施过程中,既强调学员之间的合作,又注重培养学员的有序竞争,最终达到一种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的培训效果。团队目标的达成,是学员间合作的结果,但是也离不开相互之间的竞争。合作的同时鼓励竞争,有助于提升团队个体的能力,进而提高团队整体的凝聚力和竞争力。而在鼓励竞争的同时,又要注重相互之间的合作。竞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更高的目标的手段,在竞争中合作应体现“双赢”原则。一个人再强大,只能超越自己,而一个强大的团队可以攻克许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难题,这就是团队力量的最好彰显。 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在完成拓展项目,达成团队目标过程中,学员之间容易相互诱导和影响。积极互赖使学员间产生促进性互动,如果学员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就会形成一种积极的氛围,可以感染到团队中的每位成员。这样不仅促进个人小目标的完成,而且加速了团队大目标的实现。消极互赖往往使学员间产生阻抗性互动,对困难程度评估过高,或者对自己的能力评价过低,都会使学员产生消极的互动,如果这种消极互动得到扩散,会对目标的达成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而没有互赖就意味着不会产生互动,目标也就肯定不会实现。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群体动力学理论的认知 群体动力学(groupdynamies)亦称“团体动力学”,试图通过对群体现象的动态分析发现其一般规律的理论。群体动力学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跨学科研究,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心理学的先驱―库尔特・勒温(KurtLewin)的“场论”。“场”是他借用物理学上力场的概念,其基本要义为:在同一场内的各部分元素彼此影响;当某部分元素变动,所有其他部分的元素都会受到影响。勒温采用格式塔心理学观点,将个体行为变化视为在某一时间与空间内,受内外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勒温认为[2],群体行为由构成群体的个体来执行,但群体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对个体具有很大的支配力。用公式B(f)=E×P来表示,即个体行为B是个体所处环境特征E与个体自身特点P互动的函数。 群体动力学主要研究群体的凝聚力(如决定群体凝聚力强弱的因素),群体压力和社会规范(如从众现象等),群体目标(如群体目标的有无对群体性能的影响)和成员的动机作用(如竞争与合作)等等。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拓展训练强调团队学习的氛围,整个过程就是帮助团队和每个成员不断发现团队和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断向好的方向改善的过程。拓展训练的各个环节都能体验到团队精神。在场地项目和情景项目中,目标的完成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在高空项目中,个人的成功挑战也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鼓励。 拓展训练课程中会形成以团队为单位的“场”,学员也会在这个“场”中体验项目,并在体验中促进个体的感悟的形成。虽然群体动力源于个体动力,但是群体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动力。由于每位学员在生活学识、经历等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所以他们对拓展训练的理解角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就导致学员在参加拓展训练过程中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当团队这个“场”形成之后,以团队的整体性来引导和影响学员行为,会使整个团队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团队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即使有个别学员存在消极的情绪,但受到积极氛围的感染,也会产生从众现象,融入到团队之中。反之,如果整个“场”的氛围是消极的,哪怕有积极的学员,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不利于团队目标达成的消极因素。 三、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符号互动理论的认知 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interactiontheory,又称象征互动理论),是与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有着密切关系的传播学基础理论之一,也是重要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米德(G.Mead),其优秀的三个概念是“符号”、“自我”、“互动”。虽然“符号互动论”是布鲁姆提出的名词,但符号互动理论是米德独一无二的思想,在其著作《心智、自我与社会》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达和呈现。这个具有开创性的社会学观点理论对社会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也受到其他许多 学者的影响,尤其继承了C・H・库利的“镜中自我”概念。 米德认为象征符号乃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他综合了新达尔文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将人类心智、社会自我、社会结构贯穿于社会互动之中[3]。他认为,人们具有独特的心智过程,他们通过“体味而理解他人的角色”就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行动者可以更准确地估计他们对他人的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并进而增加与他人合作性互动的可能。(下接49页) (上接53页)符号互动理论在后期的发展中分为两大学派,一派是由布鲁默领导的芝加哥学派,继承了米德的研究成果;另一派是以科学取向为特征的衣阿华学派,代表人物有M・库恩、卡奇等。两派的基本区别在于方法论,衣阿华学派采取量化的取向。 (二)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的课程,对拓展训练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符号是指传达信息的基本单元。它是对事物的表征,也是语言、动作、表情等的代码形式。而互动则是一种使对象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彼此发生积极的改变的过程。符号互动论强调人们在感受并理解他人角色的过程中自我概念在不断地成熟,使学生获得“镜中我”的感觉,视他人态度和意向而行动的能力也会不断地增强。 在拓展训练课程实施过程中,培训师要创设情境,通过精心设置的项目,利用模拟的环境,引导学员变换角色去体验他人的想法,理解他人的观点、价值观等。运用“成功导向”和“关系导向”的引导方式,适时加以鼓励并引导其以成功为目标,提高个体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那么在此过程中就存在着两大角色,即培训师与学员,那么也就存在着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则是通过项目导入及规则介绍得以体现。也就是互动情境“文本”的解读过程,师生通过对互动符号的理解与解释而达到互识和共识。生生关系则主要表现在学员之间为了完成团队目标,而进行的符号互动。 符号交互作用理论把社会相互作用解释为符号交换、直接沟通,人们能想象他人或群体怎样看待自己[4],即个体自己能扮演他人或群体的角色,相应地解释情境,并决定自己如何行动。符号交互作用理论现在拓展训练中得到广泛地应用。使用的较多的是莫利诺在1960年所创建的“角色扮演技术”。拓展训练过程中,主要采用角色扮演技术,让学员在一种特定的或创设的情境中扮演某一角色,使其认清角色的理想模型,了解项目对角色的期望和自己应尽的角色义务,从而有助于他们去控制或改变自己的态度与行为,以达到改善人际关系和提高工作或学习效率的目的。 四、结语 拓展训练打破了单一的说教与灌输的传统教学方式,以一种先行而后知的体验式学习方式倍受推崇。伴随着拓展训练的不断成熟和发展,其理论体系也得以充实。团队学习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课程,将学员放到一个团队的环境中去,在团队中与他人互动合作学习,共同成长。社会学领域中的社会互赖理论、群体动力学和符号互动理论都是拓展训练进行团队学习的理论依据。(作者单位:西藏昌都地区八宿县中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社会学理论构建 [摘要]文章在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构架的基础上,通过对当前高校场域与高校教师惯习之间的关系透析,提出应在薪资与福利激励机制、加强高校人文气息的建设、高校教师自主权利的构建、构建高校场域与教师惯习的良性关系五个方面逐步完善高校教师的激励机制。 [关键词]高校教师 激励机制 场域 惯习 教师作为高等院校教育最大的资源,是培养具备综合能力和身心健康的高素质大学生的优秀与支柱,是高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重要人力资源。如何充分调动教师在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建立一套管理高效、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成为当前高校进一步深化素质教育改革、机构行政改革和人力资源改革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本文从社会学的建构理论角度出发,以当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厄迪的场域理论作为方法论,旨在建立良好的教师激励机制和提升高校教师的整体素质提供合理的建议和方法。 一、布厄迪场域理论的概念与实践意义 布厄迪曾就场域(Field)这一概念说过:“所谓场域,意旨位置间的一个关系网络或者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存在某种客观限定的。”他的场域概念,不是一种被一定实在边界包围的空间领地,也不等同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领域,而是一个内部包含着力量的、生机勃勃的、潜能无限的抽象集合。在布厄迪的概念范畴中有很多场域,譬如美学之场域、宗教之场域、法律之场域、政治之场域、文化之场域和教育之场域等。每一个场域都是以市场作为纽带,以符号化的识别形式将场域中象征性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相互联系起来。例如,教育场域包括学生、教师、学校管理者、教育理论家、科学学者、科研人员等。在场域中的每一名活动者都是有主体性、有自我意识的个人,都有具有本我的“情感倾向系统”,布迪厄称这个系统为惯习(Habitus)。 在高校这个特殊的场域当中,课程教学、科学研究和教师的自身发展过程中有着诸如权利、制度、组织和管理之间形成的盘根错节的网格,它由教学资源、行政体制、管理制度等组成了具备客观逻辑性和共同趋向性的立体空间(符号性空间)。该空间具备以自身存在为必要条件的运作模式,体制内的参与个体及团体产生互联而生产出具有自为约束力的系统。高等院校教育教学的场域可作为整个大教育场域内包含的一个分支空间,是指参与教育活动的高校学生、教师和其他与之相关的参与者之间自发生产出的一种以知识能力和应用知识的技能之制造、撒播、复制和消费的基础,以大学生知识储备和应用能力的生成与发展而作为客观的关系网络。惯习则是在长期积淀过程中,教师逐渐形成的一系列具有一定程式化的教学模式、方法,以及衍生出的科研方法和自身发展趋向的总和。惯习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同时也具可变性,它既是具有客观性的共同趋向,同时也是具有主观性的个体选择,它是教师与高校主管部门、高等院校行政部门以及教师之间的深层互动体系。因此,场域理论在实践层面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高校教育师资内在的关系网进行社会学的构建。 二、场域中的教师主体动机 1.薪资和福利场域。教师作为社会的必然单元,要在社会中生存得有尊严有质量,首要的需求就是基本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紧接着就是社会地位和被他人尊重的需求,然后才是道德的需求。因此,要想让高校教师在职业道德上充分发挥自主性和自觉性,首先就必须满足其基本的物质需求和获得社会尊重的需求。过往的激励机制更多地强调精神激励。我国高校基本集中在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社会生活的成本必然相对较高,高校的教师同样面临家庭生活保障问题、子女受教育的费用问题,尤其是当代不断高涨的住房价格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会严重制约教师的需求层次向上发展。因而高校薪资和福利水平作为影响高校师资建设和职业水平发展中的第一场域而不可回避地存在于整个大场域当中。 2.绩效与责任场域。在资本全球化的当今社会,数字化评价方式成为各个行业重要的考核标准,因此,绩效往往作为政府、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对各高校的评价的客观要求。在当今就业形势仍旧严峻的情势下,高校大学生的就业率往往与高校的绩效相挂钩,这种单纯以就业率来评价学生是否成才的方式被大众简单地予以接受。在这样一种社会引导下,与就业无关的很多课程(例如体育课、文学欣赏课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教授该类课程的教师在高校中的地位和绩效相应得不到重视,责任感难以发挥,自我进步和远期发展的内在动力自然被遏制,从客观上反而不利于大学生形成身心均衡发展,打造健康的体魄和积极的心态。因此,绩效和责任场域本质上是牵动教育师资建设走向的动力性场域。 3.发展空间场域。发展的需要是需要层次中的高级需要,仅满足基本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远不能建立完整的道德人格,可持续的发展空间是高校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活动中所必需的,其深刻地影响到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手段的创新和教学效果的评价。一个自由宽松、发展潜力大和支持获得性强的平台对教师职业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此类空间可以更好地促进其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教学和科研活动中的成败。所以发展空间场域是高校外场域当中的可拓展场。 4.整体发展策略和教育理念场域。高校教育主管部门、教育系统及其下属主管单位对本校和本省教育的发展策略和理念方向对教师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升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不重视发展策略和教育理念的情况下,一味要求教师自我提升,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的。在高校教育的课程教学当中,“身心和谐”的理念和“终身教育”的大策略实质上囊括了对大学生身体素质、兴趣爱好、长远发展、综合能力、身心和谐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要想真正被予以实践,就要求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彻底摈弃灌输式的教学方法。那么,这必然对作为场域动力的高校管理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如何积极引导教师进行教学反思、改进教学手段、不断完善教育内容、持续提高教育水平都是作为管理方的高校管理者应当主动参与的。与技术性课程相比,人文类课程的多样、多元性使得这门课程的授课内容更加丰富,主题性也更强,如果相应主管部门在相关发展策略上有所缺失,就会导致很多教师停滞在自己业已形成的惯习当中,失去创新和变化的活力,进而产生僵化的模式教学。因而可以把高校管理层的发展战略和教育理念场归结为引导性场域或导向性场域。 三、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场域系统构建 在心理学意义上,激励指的是外界为主体心理所提供的一种外在驱动力,源于内外交互刺激而共同产生的动机激发、行为鼓励和动力形成。激励可以使人产生足够的心理应激去应对外部现实,这个外部现实就是场域,而本研究的场域即是高校,其内部惯习是教师的自身惯习。因此,高校教育师资的激励机制就是高校场域和教师惯习交互作用结果的客观实现。 1.薪资与福利激励机制。薪酬和福利待遇之所以能够作为提升高校教师工作积极性的重要方式之一,从人的正常需要范畴看,高校教师势必会追求高报酬以改变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由于目前高校在薪资和福利机制上各有其不完善之处,传统管理理念的惯性长期存在,与现代高校人力资源制度形成了一定的矛盾,致使现行的教师薪资激励机制形式仍旧比较单一化。这种单一化的模式,对教师的自主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调动力非常有限。所以,高校应着手制定教师工作的多元绩效考核模式,让该模式既充分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原则,又能够根据本校和各个分教学系统的具体情况来逐级放权,在不同的方面调整教师的收入结构,逐步建立一种以体现岗位责任心、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多元薪资评价体系。可以说,建立行之有效又不失人性化的竞争激励机制是当前让高校教师实现个人内在价值向外在价值转化的保障,以最终达到内外价值高度统一的目标。因此,应通过制度改革,在根本上为教师在教学实践、科学研究中发挥其潜能和创新精神提供优秀动力,想方设法为教师提供教学的各项保障,在这种大前提下,高校教师才可能真正有条件、全心全意地为高校教育事业服务、为大学生的未来负责。 2.加强高校人文气息的建设。如果说薪资和福利激励是物质的外在激励的话,那么,加强高校强场域内的文化内涵,为教师创造开放的思想文化环境和创新环境,关注教师自我实现的需求就是再激励的构建过程。高校应制定明确的短、中和长期发展规划,以此为背景来增强高校教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合理和科学的竞争氛围中,教师会自然地把高校自身的发展与其切身利益直接关联起来,如果每一位高校教师都能够充分意识到个人利益是建立在高校本身良性运转基础上的,就会真正把个人的价值与高校的整体价值联系起来。团队精神是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优秀动力,教育学科的建设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和开放的胸襟对待科研工作,以各个学科交叉融合作为突破点,更好地把握当代学术发展的脉络,才能够组建学术目标清晰、科研能力强的团队。共同价值目标和行为准则的作用是实现某些重要群体目标的根本,深入群体成员之间的场域研究,深刻认识人与人之间如何逐渐建立各种联系,并如何在相互配合和协调下,构建起一个紧密的教学集体和科研团队,才能够最终实现整体绩效的最大化目标。 3.高校教师自主权利的构建。对高校教师的评价包括正面、负面和辩证的形式,各异的评价方式必然产生不同的情感体验。主观幸福感就是以人性得到肯定为前提的心理机制,是主观心理体验与客观道德体悟的有机统一。因此,高校教师的幸福感即是教师因自身需要得到满足(包括各需要层级)的一种综合体现。譬如,让大学生掌握一门可以满足生活需要的手段和技巧,或者让大学生形成了一种从事各类社会实践的兴趣,或者让学生学会了如何体验健康的生活理念,这都会使高校教师在自身需要与理想的精神满足中得到实现,从而获得职业成就感和人生的快乐感,这是其他任何物质奖励都无法相比拟的,是高校教师实现自身幸福感的自发性动力。因此,作为高校管理者,应充分给予教师以相当程度的自主权,让教师在保障教学任务完成的基础上,充分体会教学、训练和科研过程中的幸福感。 4.高校场域与教师惯习的良性关系构建。高校场域同场域内的教师个体惯习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针对场域与教师惯习要有持续而深入地研究和细致入微地把握。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加强场域――惯习之间关系领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为高校师资建设铺设坚实、客观、翔实的理论基础,停留在宏观层面上的主观猜想应当坚决予以抛弃。另外,切实加强高校相关领导对教师激励机制的重视,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简而言之,加强高校管理理念改革力度,拓宽领导干部知识领域,挖掘教师教育潜能将是激励机制永葆高效的活力之源。
文学研究论文:乡土民俗文学研究论文 一、“风”与“俗”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强大塑造力 风俗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汉书》中记载:“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也就是说,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气叫“风”,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惯叫“俗”。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与精神意识的“塑造力”极其巨大和令人无法逃脱。民俗文化在人的俗常生活中,以其集体性、传承性、制度化、仪式化潜移默化地规约、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正因民俗文化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如此大的塑造力,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们在创作中都无法忽视它,而且会着力表现它。透过它展示人类生存的模式化、多样化,展示人适应社会中的妥协与抗争。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最富于魅力的艺术因素之一,就是民族生活之“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中外文学史上,有很多文学大师的创作堪称“风俗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被称为19世纪法国社会“风俗史”,通过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等的描写,全景式地展现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尚时俗”;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18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画卷”,它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语词典故、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俗、岁时、哲理宗教、诗歌韵文、戏曲、音乐、美术、游艺、地理等等风俗事象,为后人认识和了解这一时代风俗民情的全貌,提供了一面珍贵的“风俗宝鉴”。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历史往往只对轰轰烈烈的场面和突发事件感兴趣,而真正记录了风俗史的常常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文学家。 二、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结缘 审视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与民俗文化的结缘是作家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必然选择。近代以来,屈辱的民族历史深深印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西风东渐也逐渐唤醒了民族的自觉意识。当以科学和民主为主体精神的“五四”时代思潮风起云涌般席卷中国大地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者在关注乡土社会和人生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射到色彩斑斓的民俗文化上。乡土作家们将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作为独特的审美对象和表现中心,展现了“古老中国”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及命运变迁。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作家们走出了两条路径,一是由鲁迅开拓的“启蒙主义”路径:站在启蒙文化的思想高度,以现性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表现“人”和人的精神面貌,透视民俗背后历史积淀的滞重和国民精神的愚弱,以期改良人性,重铸国人灵魂;另一路径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文化认同”路径:站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既肯定原始文化的价值,又对本民族不无缺憾的历史文化积淀有所偏爱,希图在“固有之血脉”和并存的“历史惰性”之间找到一条重建民族文化之路。两条路径虽然使作品的审美风格迥异,但精神内涵是相通的:均指向国民性的改造与重构。 三、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密切关系 1.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与中国现代民俗学具有共通的审美品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俗事象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构成。民俗文化中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本身就极富审美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与“俗”往往成为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而唯其文学对民俗的描写最为传神。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描写中的风土人情正体现“民”与“俗”的辩证关系,并将“民”嵌入“俗”中,成为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共通的审美性,世界各国的民俗学研究,几乎都是从民间文学研究起步的。在相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基于现代乡土小说作家自觉的民俗审美意识和共通的审美品性,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呈现了鲜明的“文学化”倾向。 2.现代民俗学研究者的作家身份在现代文学与现代民俗学共同起步的阶段,很多作家一开始就成为民俗学的传播者和研究者。民俗学家钟敬文在《民俗周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数年来民俗工作的小结帐》中谈道:“……赵景深、郑振铎、傅彦长、张若尔诸君,对民俗学,都颇有相当的注意,虽然只限于民间文学和艺术方面。”一些现代作家以浓厚的兴趣开展了对民俗广泛、深入的研究,像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赵景深的《民间故事丛话》、《民间故事研究》、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郑振铎的《孟姜女》、《敦煌的俗文学》、台静农的《淮南民歌》等。对民俗学的深入研究,又有力促进了现代作家们对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及文学表现内容的拓展。鲁迅前期的一些著名小说,如《孔乙己》、《药》、《风波》、《阿Q正传》、《社戏》、《祝福》等,涉及众多民俗事象,是现代作家对民俗的清理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的最佳体现。 3.文学期刊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文学期刊参与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与传播,也为现代作家民俗文化视野的形成、创作视界的拓展提供了积极帮助。例如,《青年杂志》曾与《民俗》杂志合作开展风俗调查,并开辟“社会调查”专栏;《小说林》、《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月报》等都辟出一定的版面介绍民俗学;《野草》杂志推出了叶德均的“风俗专号”;《语丝》刊发了大量的民俗学文章。《现代评论》也十分关注民俗学发展的动向,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就发表在他主持的《现代评论》上。 四、结语 现代民俗学与现代乡土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良性互动,为从民俗文化视角研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从创作主体来讲,作为民俗个体,作家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民俗文化环境中。民俗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制约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且能够激发主体的创作灵感和审美激情。其次,对民俗文化的观照,也折射出现代作家多元的审美取向。从创作客体来讲,现代乡土小说的民俗描写大都与作家本人的民俗生活有关,民俗又成为制约和影响作家艺术构思及审美活动的重要因素。再看文本,现代乡土小说中描写的民俗事象会引导读者对文本进行深入的文化解读,例如展开叙事模式、叙事形态、叙述视角、叙事语言、原型意象等多层面的解读。民俗在参与提炼情节、塑造形象、刻画性格、营造氛围中成为独特审美创造的重要因素。 作者:刘晓华单位:贵阳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民俗文学研究回望与前瞻 本文作者:吴新锋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中文系 新疆世居各族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间文学作品凝固了各个时代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的历史文化记忆,体现着新疆“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是中华文化和新疆世居民族交流融合的最好见证;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可能从这“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中,发现和谐一体的“中国性”认同。在此语境下,“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应在未来的研究中关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创新,尤其在田野作业问题上更值得研究者反思,特别是对新疆本地学者而言,更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研究视角方面,研究者应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文化交流中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深入研究。新疆地处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地带,同时又是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与中原文明交流碰撞融合之地;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更能揭示其本质特征。以“阿凡提故事”为例,我们应从历史地理学派的角度考辨其源流和流布范围,在此基础上考察某类故事类型、母题的功能是如何在多样化文化交流视野中变化和形成的,并进一步考察这种变异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这一视角和方法同样适用于新疆移民民间文学的研究,特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移民民间文学,从那些老军垦人的传说、故事文本中,文化和精神的内在张力更能体现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和文明碰撞的特征。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我们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角度来理解、阐释这些文本。以《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为例,乌古斯是维吾尔族的神话英雄,我们能从这一神话文本中局部复原维吾尔族先民某些政治、社会、文化、习俗的历史,为我们理解当代维吾尔族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这还远远不够,在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也有乌古斯神话传说的流传,厘清乌古斯神话传说在几个民族中流传、演变、融合的情况,对我们重新认识多民族历史融合的情状具有重要意义。此类文本在新疆地区比较普遍。因此,我们从多样化文化生态背景中、在多民族交流融合视野下考察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应是新疆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重要学术课题。 (二)研究方法方面,应运用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深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并综合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诸方面问题。以新疆天池西王母传说故事研究为例,应该充分利用新近的历史考古学的报告,结合丰富的民俗学材料,在多样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从宗教文化交流与移民信仰变迁等多学科的方法和角度来进行综合的考量,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联系青海湟源、甘肃泾川等地西王母传说故事的流传情况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三)新疆本地学者更应该以全球的理论视野关注新疆多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问题,吸收学界在散居族裔理论、伦理批评、生态批评、创伤批评等方面的最新方法对个案进行深入阐释。我们可以在散居族裔理论的视阈下研究兵团民间文学,用伦理批评的方式研究各民族民间文学文本中的伦理问题,以生态批评的视角关注各民族神话、史诗中的生态意识,在创伤批评的背景下讨论锡伯族西迁之歌等文本。 (四)运用人类学、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基本方法,对新疆世居各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新的、科学的田野作业调查,实现历史文献文本与田野资料的结合。过去,新疆民间文学在田野作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培养了一批民间文学田野作业工作者和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者。在当前形势下,学界应当对过去的田野作业方法进行理论反思与总结,如忠实记录问题、文本与文化生态的综合记录问题、异文的取舍与比较问题等,开展客观的、有效的、深入的田野作业,等等。 综上所述,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置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视野下进行考察,通过基础研究和跨学科的综合考量,能够进一步厘清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多问题和历史情势,能够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视角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观照新疆世居民族社会历史变迁,能够为新疆世居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支持,能够通过深入的人类学、民间文学田野作业呈现客观、丰富的人文社会现实情状,能够为传承弘扬各民族优良文化传统、构建和谐新疆提供更多支持,最重要的是,这对当下和谐新疆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能够为认清新疆作为一个各族人民共同开拓、和谐共处的繁荣家园提供最直接的文本证明。 文学研究论文: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文 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研究的整体观 (一)接续传统以“现代性”为线索 首先,《史论》中文学研究的整体意识体现在其编撰以现代性为线索,对晚清文学的接续、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叙述、对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文学的重新阐释以及对地下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文学的挖掘,它非但没有否定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文学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割裂,反而以现代性为线索,重新发掘其内质使其回到五四文学传统的文学叙述历程上,这向全面的整体观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对黄、陈、钱三人的整体观是一种回应、补充和批评实践。林基成的《天演=进化?=进步?重读〈天演论〉》和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两篇文章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萌发定于晚清这个“移动时间坐标”上,若以此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起点,那么五四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制高点。之所以说它是制高点,其一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它基本上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致,文学史叙述有了一层保护色彩;其二它是现代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发展或者变异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脉络和影子,五四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的资源自不必说,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传统》中通过对《新青年》杂志和文学研究会的分析,我们认识到了左翼文学等现代性的变异也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也要反思下这个“整体”真的全面吗?陈、黄、钱三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通过选择、筛选,重视五四文学传统和新时期文学,力求达到的一种“整体”;《史论》也是通过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解读而使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成为一个“整体”,两者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整体意识的合理性而努力着,但那些被论者有意无意排斥在外的,例如“反共文学”“禁忌文学”的位置,这是不是值得我们深思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意识是否全面呢? (二)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求新互促 《史论》是在文学理论的更新的前提下、以新的视角和评价标准来与“重写文学史”相呼应,意在使“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支撑,从而达成一种整体意识。在文学理论方面,论者不是全盘以西方的理论为背景,更不是具有浓厚说教意味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程,把眼光向内发掘中国传统理论资源、向外吸收西方适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来进行阐发的。一个文学意象、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便可引发论者的议论,譬如刘呐的《望星空———一个文学意象的历史考察》,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中生多”“以小见大”“以微知著”;通过对作者的个人经历的介绍引发叙述。建构在这些文学理论之上的文学批评自然是论者充分发挥批评主体性,以新的视角和评判标准来重写而不是重复,“换剧本”而不是只换“演员和布景”,对传统文学的重新挖掘、对左翼文学的重新审视、对经典的确立和解构等都是在以新的思想呈现在我们面前,譬如王德威的《荒谬的喜剧?———〈骆驼祥子〉的颠覆性》叙述。作者认为,“老舍在描写祥子的堕落时,运用了一种很传统的喜剧模式,即经由某种机械力量的作弄,使得原本有活力的人或事物变成僵化的‘东西’”,王德威的这种见解是不是让我们大跌眼镜,是不是冲击着我们的传统思维,是不是启发我们转换视角产生新的想法呢?恐怕文学史中老掉牙的文字都被惊醒了……主编王晓明正是以修订版的《史论》对80年代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做出回应,使得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个部类相互连接,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观思想的发展。 (三)研究视域中世界视角的缺位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充满了理想主义、精英主义、乐观主义,文学现代性在20世纪80年代话语被打破的情况下成为知识分子急于阐释和追求的目标,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启蒙精神讨论中愈演愈烈。于是,用全新的眼光对传统文学加以重构,努力发掘其现代性因素成为文学界的自觉任务,从而来解构意识形态范式下的文学史研究,这适应了新的学术氛围、表现出追求现代性的努力,但在某种程度上步入了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追求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之中,那么这怎么能算上是一种“纯审美”的研究呢,这里或多或少都带点功利主义的意味,以至于编者在一副求新求异的眼光下而未能很好地用世界眼光去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所以《史论》的“整体观”还不能算全面的“整体观”,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应当以全面全新的眼光深入研究,在中国传统/世界两大背景下进行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述。 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内涵外延 1985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正式以文字形式出现,1985年正值“文化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整体观的研究范式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要与文化联姻,不仅要进行文学的内部研究,而且还要从更广泛的外部———文化来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不仅仅研究文学文本,还要更大范围地研究社会这个大文本。文化研究作为文学的一种外部研究是与文学的内部研究相互补充的,这也是一种“整体意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内涵的外延。文化研究作为外部研究不是简单的政治比附,它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是跨学科活动,从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都可以找到研究对象的切入点,大大拓宽了文学的研究视野。 (一)文化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首先,文化研究成为学者的一种共识,“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发起者、中国文化研究的中坚———王晓明在2008年的一个访谈中说道:“1985年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但是这个研究范式今天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可以说大多数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在这个框架里面展开的。如果说有什么新的研究范式可以冲破这种研究范式,我个人觉得就是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范式”。钱理群也曾说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的好些问题,从‘世界文化’的角度看可能比单纯从文学角度看更清楚些”。除此之外,王德威在接受访问时也说过这样一句话:“除了文学,跟文学相关的一些艺术媒介,我也希望都带到,比如中国书法的问题”[5]73,他的想法被采访他的李凤亮概括为“文化书写”。看来,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鸣,成为寻求新的批评视角的一个窗口。其次,从学科角度来看也有必要引入文化研究,曾经的文学尚未从“文化”这个混沌的状态中剥离出来,随着各学科的分工以及人们对文学“审美”“文学独立性”的自觉要求,文学渐渐从文化中独立出来了,人们愈来愈重视文学的“内部研究”,而如今科学应用技术的发展又带动了各学科的沟通使得研究视域不仅仅局限于本学科,文化研究又顺理成章地引入到文学研究领域之中,历史在这里又会心地一笑。再者,社交网络的发展、公共空间领域的扩大使得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愈来愈大,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承担批判功能的主体地位受到动摇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也与日俱减,这就需要从更广泛意义的文化领域来探讨文学与愈发复杂的时代关系。最后,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视角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范式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都是论者适应时代语境形成新的批评领域,是论者“主体性”介入的完美呼应,与“五四”文学开创性精神一脉相承。 (二)文化研究在《史论》中的初探及其发展 在中国大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运动晚于港台10年,开始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正是从文本以外的文学机制角度来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李今的《新感觉派和二三十年代好莱坞电影》是从电影角度来分析新感觉派的描写对象、主题内容及写作技巧;郑先的《未完成的篇章———为纪念〈今天〉创刊十五周年而作》也是围绕着《今天》这个刊物的发展过程来探讨我国新时期诗歌的发展历程。由此,王晓明通过《史论》来向读者和批评者展示了文化研究的批评视角,给予我们一定启发。《史论》毕竟不是一部文化研究的专集,不可能对文化研究做那么细致地描述,但却昭示出新的研究范式出现的可能,它仅仅是个“引子”,以学院文化研究为例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1999年上海部分学校开设了文化研究选修课,2001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文化研究机构———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文化研究热扩展到了全国许多大学,这股热一直延续至今,文化研究———这个从西方引入的理论术语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热潮,在这股热潮之后我们也要冷静地反思一下:如何衡量文化研究与文本细读之间的关系;怎样把握文化研究这个跨界研究活动的边界所在;怎样合理地利用文化研究这个“舶来品”,如何使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确认自己合理性存在等。 作者:邓菁菁 单位:安徽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唐声诗音乐文学研究论文 一、《唐声诗》研究理念 (一)“歌辞”总体观念 任半塘在《唐声诗•弁言》中,用“歌辞”这一总体概念,作为历史上音乐文学的统称,因此,就包括《诗经》、《九歌》、乐府、声诗、词、曲等音乐文学形态。“歌辞”总体观念的提出,意在梳理历史,探寻“歌辞”间的共性与联系。主要针对历史上“歌辞”各体研究不均衡的现象,造成千百年来,“唐声诗”概念无人问津,相关的认识更是误解诸多,甚至影响到后人对“词的起源”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如学术界曾流行着“诗体多病”、“词为诗馀”、“填实泛声”等观点,该认识在文学史界至今仍占据着支配地位,其影响之深远,可想而知。基于此,任半塘在《唐声诗•弁言》中,特别强调了建立“歌辞”总体观念的重要性,并将“依调填词”视为“歌辞”概念的总体特征,因此,在理解上就排除了较多的误会和矛盾。进而,对“唐声诗”体的确立,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对“唐声诗”概念的理解 基于“歌辞”总体观念,任半塘对唐代“声诗”概念,亦有独到的认识,即以配合着燕乐的齐言歌辞为研究对象,具体特点为,联系着辞、乐、歌、舞四事。[3]强调音乐对唐声诗构成的优秀作用,是任半塘《唐声诗》研究的重要特征。《唐声诗》著作的编撰,正是围绕着燕乐曲调名,对各方面材料展开的排比沟通。该认识将“唐声诗”概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关联着辞、乐、歌、舞四事,打破了唐诗研究,重文不重声的现状。任半塘对音乐文学的理解,无疑扩大了唐诗研究的范围,无论是对唐“声诗”概念的理解,还是对史料的搜集考证,都较以往的纯文学观察更为丰富、科学,也更接近历史原貌。 (三)对音乐文学的总体构想 《唐声诗》是任半塘唐代“音乐文艺”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在《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中,任半塘将唐代“音乐文艺”定义为,“结合音乐之词章与伎艺”,因此,相关的研究就包括,对声诗、长短句、大曲、变文、著词、戏弄之歌辞、舞蹈、表演等的分别研究和综合观察;该定义说明,“音乐文艺”这一大概念,包含着“音乐文学”这一分概念;唐代“音乐文学”的研究对象,乃是唐、五代结合着燕乐的歌辞,根据歌辞体式上的差别,任半塘将唐代“音乐文学”分为齐、杂言两大类,齐言指声诗,杂言指曲子,且二者同时并存发展,无所先后。因此,在《唐声诗》之外,任半塘还计划对唐代结合燕乐的杂言歌辞进行研究,即后来由其学生王小盾撰笔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齐言歌辞与杂言歌辞,是任半塘对唐代“音乐文学”的基本划分,因此,对《唐声诗》进行研究,应结合着《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这样将齐、杂言联系起来,互相关照,便能很好地理解唐代“音乐文学”整体。 二、《唐声诗》研究方法 (一)“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方法 《唐声诗》著作最大的特点,乃是对唐代歌辞及相关史料的广泛占有和运用。据统计,《唐声诗》中引用的国内古今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诗、词、文、曲集;二是历代诗话、词话、文论类;三是各种笔记;四是各种类书;五是各种史书;六是小学类。另外,还广泛引用了近人有关音乐文艺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除了对国内古今文献资料的广泛涉猎,任半塘还特别关注和引用到国外的一些文献。《唐声诗》是基于问题意识下的专题研究,它要回答,唐声诗是什么、唐声诗的构成特点、唐声诗与同时期存在着的杂言歌辞及大曲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他在史料的搜选上,能够避开传统的“雅正”观,进而能够从一个开放的学术视野,关注到与唐声诗问题相关的一切可得史料,即“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方法。该方法的运用,使《唐声诗》在史料数量上,较以往零星可见、不成体系的现状,有了很大的提升,扩增数倍;在史料类别上,也较以往更为丰富多样。 (二)“以唐证唐”的史料考据法 《唐声诗》考据工作的最大特点,是以唐代的原始资料来研究唐代的歌辞面貌,即“以唐证唐”的考据方法,这里是取其狭义解释,实际上,“以唐证唐”应理解为,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唐代诗乐的具体情况如何?唐诗歌唱时声、辞曾如何结合?词体的成因何在?宋以来文人“以宋喻唐”,臆断“唐人歌诗一字一声,因字少声多,余声难遣,惟有填字,变成杂言,以守一字一声不替”之说,该说有何充分依据?针对传统上习惯从成说中注目立说,从简册推实演的研究法,任半塘提出质疑,认为他们是典型的“唐头宋帽”逻辑,即引用宋及宋以来的资料,并用宋代的现象来逆推唐代的现象。该方法显然不科学,任半塘从正反两面证明了“唐代声辞结合一字一声”说是站不住脚的,进而,任半塘根据自己搜集所见的唐代乐谱的实际情况,来排解宋以来文人“以宋喻唐”,臆造出的“唐代声辞结合一字一声”之说。任半塘曾制作一表,将声诗《格调》后附见的各类声谱信息排比罗列,各谱分别指出其谱字数,及原举唐辞的字数,然后相互比较,得出结论,一字一声,实不可能。以此为基础,任半塘又进一步质疑建立在唐代歌诗声辞配合一字一声基础上,因字少音多,余声难遣,故而变齐言为杂言,即诗余词变的理论,拆穿宋人所谓,长短句皆由诗体填字而来的谬说,破和声、泛声、虚声之臆想及明清以来亲字、亲句之说,实在是一举多得,为唐声诗、宋词研究扫除了关键性障碍!任半塘“以唐证唐”的考据方法,为学术界提供了,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的研究模式的杰出范例,也为唐声诗、宋词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方便。 (三)统计学方法的应用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唐代的歌谱,我们今日已经很难求解,这无疑是对唐代音乐史研究、音乐文学史研究最大的限制和挑战。基于这一现实认识,任半塘决定决定暂时撇开传谱,转从传辞形式,对唐代歌辞声、辞结合关系进行试探性研究。具体为,借用统计学的方法,比较同调名声诗与词,句法变化的痕迹,即增字增句的规律,来探求诗调与词调之间的关系,欲探明,词调是由诗调转变而来,还是自发而生,独立循乐创新而来?进而杂言词是由齐言声诗填实虚声而来,还是有其自身产生的一条路径?任半塘统计了目前可见的,唐五代所有的长短句调,确定有传辞的,共131调;同时见于《教坊记》的,共75调;其中同调名或有关的调名原为声诗的,共21调;加上《教坊记》曲名之外的其他同调名的6调,共计唐人同调名声诗与长短句27调;任半塘用表格将同调名的声诗与长短句词相互对照,可以看出同调名的声诗与长短句词,字句上的变化规律,主要为,增字、增句、因亲字成定型、于和声上加亲字;但这类于声诗与长短句间确有关系的曲调,毕竟只占长短句词总数(131调)的十分之一,数量相较于通过其他途径而来的长短句词来说,只是小部分,不能算作长短句词产生的主流,因此,一举推翻长短句调多由唐人诗句变来的说法。进而确认,“齐言与杂言两种歌辞,实为兄弟关系。除小部分外,都难言父子关系。”因此,凡主张“词由诗生”者,必不能通。这是统计分析的方法应用到词源研究领域的一个极精彩的示范,它使得词的起源问题,从此寻得一个有客观、严谨的证据可凭的认知模式,摆脱了宋以来文人,对唐代歌辞实际不加考辨,凭空臆断捏造事实的认知模式,可以说是研究方法上一次质的飞跃。此外,《唐声诗》研究中还特别强调了民间文学、民间文艺的重要价值,以及唐代乐谱、舞谱对唐代“声”、“辞”结合规律解译的重要性,遗憾的是,终因专业所限,任半塘未能深入该领域,因此先生在书中,诚邀相关领域专家前来共同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并在书后附有自己搜集所得的唐代乐谱、舞谱资料,实为珍贵!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任半塘也还尝试“多重证据法”,多学科相结合等诸多方法的灵活运用,使得《唐声诗》著作,一方面,拥有较为丰富、全面的史料基础;一方面,在对唐声诗的理解认识上,也较为科学、客观,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三、结语 对唐代“歌辞”概念的科学认识,使得任半塘开创了一个别具风格的唐代“音乐文学”研究领域,即对唐代结合着音乐的歌辞的全面考察和综合分析。对唐代歌辞新的观察思考,使得任半塘构建出一套基于新问题体系下的,有别于传统研究模式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且在任半塘学术研究的中晚年阶段,得以向世人呈现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进而还吸引了一批研究者参与到该领域的研究中来,如王小盾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杨晓霭的《宋代声诗研究》等,他们自觉学习并发展着任半塘先生开创的唐代“音乐文艺”研究体系,为中国音乐文学史理论体系的发展,奉献出自己的力量。根据“科学学”的标准,即强调某一学科是否能够成立,要看它是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是否产生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否产生了建筑在有特性的研究方法体系上的一整套“科学范式”;是否形成了运用这一“范式”,且遵守共同学术规则的由研究者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我们可以认为,任半塘建立了一套唐代“音乐文学”研究的“科学范式”,《唐声诗》中所集中体现的科学的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值得音乐文学史、文学史、音乐史学界,不断地学习和借鉴。 作者:吕晓燕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文学研究论文:帝王文学研究论文 一、视角独特,视野开阔 以康熙为中心,并由此放眼清初文坛,就仿佛置身于宝塔尖,占领制高点,去俯视一切。就像康熙帝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一般,他在文坛上也有雄视一切之气势。这就是本书给读者的第一感觉。全书起点高,气势足,视角独特,视野开阔。研究清初文学发展,无论是以多么崇高的文坛泰斗为中心,或者是以某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为中心来研究,与之相比都会显得相形见绌。因为在清代任何个人的、集团的、流派的、地域的文学,相对于康熙帝来讲都是支派的。康熙帝站在制高点俯视着文坛,通过微妙的无形的方式影响着文人的心态,推动着文坛向着“合理”的方向发展。作者在文中即如此感叹:“帝王的观念、政策直接影响到他们所统治时代的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这几乎是几千年封建文化发展和文学嬗变的一个规律:周天子为‘观风俗,知得失’,而有十五国风;汉高祖创建帝业,故有《大风》之歌;汉武为润色鸿业、黼黻廊庙,而汉代辞赋昌;‘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建安文学因之勃兴;‘梁武尚文,简文、元帝为之羽翼,四声抑扬,新体是启’;唐宗好诗,故唐诗繁荣……”康熙如历代重视文治的帝王一样,以自己的权力话语左右着当时的文坛生态。可见,作者选择以康熙为中心来研究清初文学并辐射整个清代文学,确是高屋建瓴,匠心独运。 二、由源导流,纲举目张 作者研究康熙,不仅全方位地研究了康熙本人的诗、词、文、赋、曲等的文学特征,同时,特别注重康熙与当时文坛的内在联系。因为作者意识到:“这种系统性的探讨,有利于寻绎康熙与清初文学发展的有机联系,进而尝试归纳康熙与整个清代文学生态之关系。”笔者以为,这种内在联系的深入研究正是文中最有价值的地方。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康熙帝绝对不是当时一流的文人,但是,他的特殊身份对文坛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任何一个文学泰斗都无法比拟的。因为康熙帝是至尊,处于制高点,所以,作者在分析研究的时候,方式也显得与众不同,他是自上而下的,是俯视的。康熙本人勤于学习汉文化,在吸收汉文化精华的同时,融会贯通,然后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观点转而影响身边的文学重臣,文学重臣进而引导周边的文人并且由此而影响整个文坛。作者在研究康熙时,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一方向。具体地讲,康熙通过各种文艺政策及文学活动左右文人心态,规范文学生态,使文学朝着统治者设定的轨迹运行。这样,康熙通过自己的诗文交往以垂范士人,真正实现了其心中的“文治”,规划了清初文坛的纲领。比如王士禛,之所以位列六部九卿,主持风雅近五十年,这与康熙的幕后支持是分不开的。康熙通过与王士禛的交往,用自己的文学思想观念无形中影响着王士禛,而王士禛“与康熙的诗文交往不仅影响了王士禛本人的诗歌宗尚,更主要的是因为二人的特殊身份而决定了当时文坛的走向”。王士禛很好地诠释了康熙的文学观念,进而影响文坛。朱彝尊、査慎行、陈廷敬等无不这样。这种研究高屋建瓴,既直指源头,又由源导流,使整个清初文坛的发展脉络,让读者一目了然,从而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力。 三、考论结合,史实精当 康熙对文坛的影响,是通过与文人的交往来实现的,所以,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考证康熙与其身边文人交往的情形,这些文人主要有王士禛、朱彝尊、査慎行、陈廷敬等清初大家。众所周知,考证是一项很实在的研究,必须拥有大量的史料,没有足够的史料,就有如“无米之炊”。康熙的相关史料,不是不足,恰恰相反,而是浩如烟海,无怪乎作者感慨地说:“《南书房记注》、《康熙起居注》、《庭训格言》、《清实录》、《圣祖皇帝御制文集》等史乘、文集中,康熙有关文艺的谈话录比比皆是,但大多散布各处,金掩沙中。”由于学界对康熙的文学研究相对较少,书中相当一部分此类资料都是作者第一次挖掘整合的。要在茫茫史海中寻找相关的资料,爬罗剔抉,谈何容易,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细致而繁琐的考证,却为康熙与文人之间的文学互动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自然也为康熙影响清初文坛走向提供了最原始也是最有力的佐证。总之,《康熙与清初文坛》一书,不仅对康熙文学的特征有了全面的研究,同时,也基本上理清了康熙对清初文坛乃至整个清代文坛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对康熙文学的研究,更是当代学者对古代帝王文学的一次最为深入的研究,揭开了帝王文学研究的新篇章,同时对历代文学发展的研究,也是一种有益的启迪。 作者:黄彦弘 单位:邵阳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作品文学研究论文 一、文学研究之审美观 陈先生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最为集中探讨来自于其《论再生缘》一文,他认为“再生缘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陈先生主要从思想、结构、文词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论证。首先就文章的思想层面而言,陈先生断言:“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陈先生在这里所言及的“自由之思想”,大致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站在新时代立场上反对旧礼教、旧伦理等五四以来的基本理念。陈先生在详细考证了陈端生家世、社会背景、创作历程之后,便被这位女作者自由之思想深深折服,认为陈端生是“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此种思想最超越的表现在陈先生看来即是对当时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纲常伦理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是陈先生一再激赏、折节喟叹陈端生个人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促使陈先生效韩退之“发潜德之幽光”、使再生缘再生的最主要动机。“自由之思想”的第二个层面的内涵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运用一系列的手法把自己诚挚的情感准确地表达出来,给人以最大的艺术感染力。以陈先生最为称道的庾信的《哀江南赋》与汪藻的《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这两篇文章为例,他认为这两篇文章“词藻固甚优美”,但其最优秀之处便在于“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由此不难看出,在陈先生的文学观之中,优美文学的表现首先须是感情真挚,如《哀江南赋》一文,“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陈端生本人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及本人的际遇所发出的的呼号,更是给作品增添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如陈先生提到《再生缘》一书,“哀怨缠绵,令人感动,殊足表现女性阴柔之美”。此外,陈端生于《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五回中,“岂是早为今日谶”一语,陈先生在行文之中,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更是屡屡提及,对陈端生所言可谓是感同身受。此外,陈先生在论及元稹诗作中的“悼亡诗”之所以能够哀感动人的原因时,认为“直以韦氏不好虚荣,微之之尚未富贵。贫贱夫妻,关系纯洁。因能措意遣词,悉为真实之故”。正是因为是真感情、真性情的流露,“遂造诣独绝”。 此外,在陈先生看来除了感情真挚以外,还须把此种真挚的情感“融化贯通”灵活应用方能称之为大家手笔。从陈先生的相关著述中不难看出他所言及的“融化贯通”,大致就是“古典”与“今典”灵活运用。陈先生通过考察古人诗文中有关古典、今典的运用情况,不但使我们对古诗文进行深层次的了解,同时在他看来也是创作者创作能力的一种体现。在《柳如是别传》一书中,陈先生对著作者能够娴熟运用古典、今典更是屡表赞赏,如对时人宋徵舆所作《秋塘曲并序》中的“湘帘此夕亲闻唤,香奁此日重教看。乘槎拟入碧霞宫,因梦向愁红锦段”解读时,他认为,“则让木亦取卧子所梦之意入诗。此梦必为卧子平日或当日舟中与宋氏并其他友朋谈及者。古典今事融会为一,甚为精妙。”在论及柳如是在过访钱谦益半野堂有赠钱诗“江左风流物论雄”及“东山葱岭莫辞从”之语,陈先生认为这两句诗“以牧斋似谢安石,而自比于东山伎。盖牧斋此时以枚卜失意家居,正是候补宰相之资格,与谢太傅居东山时之身份切合也。由此言之,河东君不仅能混合古典今事,融洽无间,且拟人必于其伦,胸中忖度毫厘不爽,上官婉儿玉尺之誉可以当之无愧”。就诗文的结构而言,陈先生对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持两种态度。“综观吾国之文学作品,一篇之文,一首之诗,其间结构组织,出于名家之手者,则甚精密,且有系统。然若为集合多篇之文多首之诗而成之巨制,即使出自名家之手,亦不过取多数无系统或各自独立之单篇诗文,汇为一书耳。”由此可见,他对出自名家之手之短篇精制作品的结构非常满意,而对于长篇巨制的结构则不无非议,因其无系统、较枝蔓、无中心之缘故,如陈先生对我国古代小说的结构评价不高,认为其结构与西方小说想相比不如后者周密。当然在我国长篇巨制之中在结构上亦不乏优秀之作,如刘勰的《文心雕龙》、白居易的“新乐府”组诗等。我们以陈先生论述白居易的“新乐府”为例对其结构进行扼要探析。陈先生在其文学研究巨著《元白诗笺证稿》中对白居易的“新乐府”组诗给予相当高的评价,称新乐府为“文学巨制”,陈先生评价的着眼点就在于新乐府组诗的结构。“五十首之中,以七德舞以下四篇为一组冠其首者,此四篇皆所以陈述祖宗垂戒子孙之意……。其以鵶九剑采诗官二篇居末者,鵶九剑乃总括前四十八篇之作。……其全部组织如是之严,用意如是之密,求之于古今文学中,洵不多见。” 二、文学之文体观 陈先生对文学文体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新文体产生的社会原因及与其他文体之间的内在关联,而尤重视不同文体之间内在影响。对此他有具体阐释:“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借用摩尼教语)、犹物状有线面体诸形。其演变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对于唐代小说与古文运动之关系陈先生有着精辟论述:“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实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之中坚人物是也”。如韩愈创作的《毛颖传》、元稹创作的《莺莺传》,“毛颖传者,昌黎摹拟史记之文,盖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未能甚成功者也。微之莺莺传,则似摹拟左传,亦以古文试作小说,而真能成功者也”。两篇文章皆是当时文章大家模拟古文文体进行小说创作的尝试,此类新文体的的优点在于便于创造,而其特征则尤在文备众体。陈先生在其治学早期曾对佛典深有研究,对佛典与中国文学文体演变之间的关系多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佛教典籍的文体与后世的小说文学的演变有着直接的联系。明清时期盛行的章回体小说,其最明显的特征便是以散文为主要形式,杂以诗歌,而弹词则纯然是诗歌与散文相结合。陈先生由于精通佛典,通过详加考察,他认为上述两种文体是由佛经的“长行”与“偈颂”相间的体例演变而来。“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陈先生的论述对我们研究传统小说、弹词等通俗文学作品有着重要的启示。在对佛经传播时所用句式前后变化的分析后,他认为,“其偈颂在六朝时,大抵用五言之体,唐以后则多改用七言。盖吾国语言文字逐渐由短简而趋于长烦,宗教宣传,自以符合当时情状为便,此不待详论者也。”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在句式上亦明显受到佛经句式的影响。除此之外,为便于普及,白居易创作新乐府力求能够适应民众的阅读兴趣及取向,所以与佛曲的句式在传播中之所以由简及繁的演变是由受众的需要一样,白居易新乐府在句式上的变化亦是深受当时民歌之影响自不待言。四、文学研究之比较观比较研究历来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和方法。近代以降,一流的学者纷纷借此方法对文学领域的诸问题进行探讨。中西比较在陈先生的文学研究中也不乏其例,但是在中西比较的对象上,陈先生有着较为清醒的认知。“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敎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陈先生进一步指出,所有涉及到中西文化比较文体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概念。我们以陈先生用力较多的佛教故事及文学体裁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及演变为例,来探讨他在中外比较文学中获得的认识。 维摩诘经本及其故事在印度及中土广为流传,陈先生详细阐释了维摩诘经本在印度及中国传播之情况后认为,“原无眷属之维摩诘,为之造作其祖父及父母妻子女之名字,而与今日通行小说如杨家将之于杨氏,征东征西之于薛氏,所纪内容虽有武事哲理之不同,而其原始流别及变迁孳乳之程序颇复相似。……尝谓吾国小说,大抵为佛教化。六朝维摩经故事之佛典,实皆哲理小说之变相。”陈先生还根据诸佛典及相关作品的记载为我们详细勾勒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猪八戒高老庄娶妻、流沙河沙和尚等故事演变历程。这为我们了解西游记人物、故事的生成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此外在中外文学对比中,陈先生突出重视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对于在盲目的对比中丧失了自己的特色并由此产生的本末倒置、“认贼作父”的怪诞现象他更是痛斥不已。在陈先生看来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相较,前者最大特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因为这是中国语文的特性所决定,故他一再强调中国语文及文学的独特性及魅力。1932年陈先生受刘文典所托,为清华大学国文科目入学考试出题。借此机会他将自己对中国语文及文学的认知,以一种形式相对简单且又能体现汉民族语言文学特点的“对对子”这一独特的方式来考察学生的国文程度。因为在陈先生看来,我国语言学未能充分建立之前,“对对子”最能体现中国语言的独特性。此举在当时引起不少争议,因为在当时中国的语言学界,以《马氏文通》所展现出的运用西方语言学规律来研究中国语文是主流趋势。陈先生对被时人奉为圭臬的西方语言学中所谓普遍之规律的适应性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在他看来,根据一国语言所总结的规律,并不能完全体现另外一种文字的特征。故陈先生对当日中国语文界以印欧语系之文法来解读汉语之文法这一取向深恶痛绝,认为这是“认贼作父、自乱宗统”,属于盲目对比的“格义”之作。而对偶恰是中国语文特性之所在,由此我们就不难领会陈先生通过“对对子”的形式考察学生的国文程度之良苦用心了。作为史学家的陈寅恪,其文学史研究亦有着鲜明的史学特色,从对文学作品内容的解读到对作者生平思想的介绍,从对文学作品的品读到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比较,贯穿于其中一点便是深具历史的观念,正是在此观念的指引之下,陈先生为我们廓清了文学研究领域的诸多迷雾和障碍。不但对古代文学这一学科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陈先生深邃而又丰富的人文世界的认知。 作者:郭士礼 单位:四川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范式话语文学研究论文 一、“范式”话语充斥文学研究的原因 由“范式”所形成的各种理论表述或理论语词,使得“范式”成为目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话语资源。在当今文学研究多元化的时代里,原来所坚守的宏大叙事、本质论等话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定势思维及理论表述的局限,找寻新的但又不会造成束缚的文学研究视野和方法成为学者标举“范式”而较少使用“模式”的原因所在。程光炜在《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多样观察》一文中认为,传统的现代文学已没有空白,唯有文化研究、媒介等是文本意义新的增长点。欧阳友权也认为,新的电子媒介是文学研究新的增生点。两位学者都认为文学研究的方法或模式必须进行转换,强调从新的研究范式来研究文学。虽然在具体的应用中,范式与模式两个词在意义使用上的差异并不大,但我们还是预设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模式更在于模式的已然生成性,使用者处于不自觉的状态;而范式则强调自觉性,或者说使用者具有自觉的“范式意识”,且还具有革命性的内涵———托马斯•库恩在谈及范式转换时说:“当每次科学革命改变了经历革命的共同体的历史视角,那么,视角的改变将影响革命之后的教科书和研究著作的结构。”受思维习惯等因素所致,某种具有革命性的“模式”或方法我们会称其为“范式”。因此,我们在提到某种范式时多强调其“未生成性”,也即某种范式本身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和较强的生命力。这是“范式”成为学者语词新宠的一个原因。“范式”一词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话语,还与知识资源的更新方式有关。知识资源之所以需要更新,是因为原有的理论方法、思维方式、话语模式不能适应相应研究领域的发展需求。知识资源的更新最明显地体现在话语模式或者理论语词的更新方面。然而,知识资源需要得到一定“共同体”的认可,体现新知识的语词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因此,这些语词的内涵就需要从它最先使用的学科领域中延伸出来,成为诸多学科领域可以共享的语词,这就是语词的迁移现象。语词的迁移是当今文学理论跨学科研究中最重要的语言现象,当某一语词由某一领域迁移到另一个领域来使用时,该词的主要内涵不变,且与新领域的知识资源相结合,为新领域研究中的理论增生提供话语表述模板。比如,原本是心理学范畴的“精神分析”一词,被广泛运用到其他学科,形成了诸如精神分析社会学、精神分析文学理论、精神分析哲学、精神分析伦理学等学科或研究方法。范式也是这样的语词,与各种文学研究视角相结合形成了各种范式,具有一定的理论建构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尽管“范式”一词在使用中呈现出一定的随意性。 文学研究表述中“范式”话语的充斥,使得我们在文学研究过程中面临着一种范式语境的压力,即只要所强调的语词内涵类似于模式的话语都用“范式”来代替,无形中就形成了一种用“范式”话语表述的行文范式。这一范式的形成,体现并强化了这样三个意义:一是“范式”话语是我们现在标举研究文学新角度或新方法的语词表征,或者学术创新的语词表征。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指出了两种现代文学批评模式:语言学批评模式和心理学批评模式。但随着“范式”话语的流行,这两种文学批评模式被称作是语言学范式和心理学范式。诚如我们前面所说,范式与模式的内涵是有差异的,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两者之间的界限消弭了。因而,在文学研究范式的相关论述中,就可能缺乏真正的理论建树意义,而仅仅停留在语词的堆砌上,最终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些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论文或著作:到处都是“范式”。二是由范式所衍生的“范式转换”成为当前文学研究理论、问题、对象以及方法自我调节机制的明显表征。库恩认为,“范式”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这就强调“范式”本身的时效性,“范式”及“范式转换”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开放性的视野。范式转换是针对旧的文学研究模式不能适应新的文学现象的一种能动调节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文学研究可以突破原有的模式,为文学研究继续进行的可行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能让人们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层面对文学研究的现象、方法有动态的全面的把握。三是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在当前具有哲学意义和方法论的意义。文学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哲学性内涵是指范式可以是一种整体的把握方式,可以从形而上的层面对文学研究有一个宏观的认知;所谓方法论的意义是指文学研究范式具有形而下的层面,即范式可以作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手段或方法来解读具体的文学作品。所以,文学研究范式本身就具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意义,或者说文学研究范式可以既是微观的也可以是宏观的,可以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这是文学范式现在可以畅行的重要原因。上述的三个意义,其实都具有当下性,正如不同时期的文学研究中会出现新的理论语词一样,“范式”只不过是当今学术话语的新宠。当“范式”的革命性内涵渐渐趋于程式化,丧失了其陌生化效果的时候,有关“范式”的论文论著所形成的研究范式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范式功能。此时的范式只是理论言说者的一种无意识表达,其所具有的理论增生功能也将趋于消亡,“范式”话语可能会失去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当有关范式话语的理论表述处于自动化状态时,“范式”一词是否会真的消亡?“新近流行上帝死了,上帝死了的神学也被发掘出来,可是上帝死了之后更多的神再生出来,替代一神教的不是无神论,而是多神教。同理,小说死了以后,它留下来的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你争我夺,不断增生的一大群次生文类,每一个都在大喊大叫,要求获得承认。”这应该也是当前文艺学学科的生存状态:一种研究思路或者范式所造成的局限性日益明显时便会受到种种质疑,从而会有新的研究思路或方法出现,但先前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不会消失。因而“范式”一词在文学研究中被新的语词所取代,但范式所指的模式、思路或方法并不会消亡。我们知道,一种话语的使用代表着一种价值。“范式”这一话语也不能例外。那么“范式”究竟具有怎样的表征功能?张旭东指出:“文本总是会产生行话套话和新奇的流行说法来代替旧的说法。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症候,借以窥探某一历史时刻的集体性是什么,它的需求是什么,它的矛盾性何在,它的问题何在等问题———这些突然变得时髦的意识形态似乎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对上述问题给出解答。”“范式”的行话套话性的意义表征了文学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术语”压迫性,即每个观点的言说者都需要在一定的话语框架中表达自身的想法,这当然与我们的学术体制有密切的关系。而学术体制又是我们这个时代整个社会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反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一系列“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范式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借用范式话语而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这就需要对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表述的范式重新进行审视。 二、有关“范式”的反思 在我们强调差异性的时代里,追求多元化、非中心化也是文学研究努力的方向。在“范式”语词充斥的语境压力中,人们都试图依托“范式”这一话语共同体来争先表述自己的理论观点。诚然,理论观点不同,所形成的范式也就不同。因而,所强调的每一种范式并不必然是所有人的共同体,“艺术家永远不会停止互相反对,互相否定”,因此,文学研究的不同学者会立足于自身学科范式的基础之上,有可能造成对整体语境的忽略,这样也就形成了文学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叶舒宪《本土文化自觉与“文学”、“文学史”观反思》与雷世文《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原生态文学史图景》两篇文章,尽管分别是从人类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对文学进行诠释,探讨文学自身的特征以及文学史的构成方式,但他们都认为,对于文学的解读、对于文学史的重写都应该放在某一个视野之下来观照,从而建构既能还原文学现实又能探讨文学真正本质的文学研究范式。叶舒宪认为应该放在“文学人类学”的视野之下,因为“文学人类学的文学观是一种宏观的整合性的文学视野”。同样,雷世文则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认为“以单行本构筑的文学史至少掩盖了某些东西。作家选集作品所做的淘汰工作,使我们再也无法从单行本中看到其作品的原貌”。因而,文学研究必须考虑整个“复调的文化氛围”。其实,每个学者都认为自己站立在一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野,但终究只是停留在一种理论的建构与言说上,即便对文学的研究有一些本质的解释,但只能算是一种解释,是对文学现象诸多解释中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形成了一种立场。但这种立场并非完全不同于其他的立场。目前文学研究的诸种立场都是以范式为学术话语来涵盖其表述角度和表述方法的,这就导致表面上不同的范式表述最终却不过是一群家族相似的语词而已。也就是说,这些看起来多元性、互不相同的范式论,实质却是相通乃至相同的:这些貌似不同的范式都有共同的原型,都试图通过对自身的强调以便与以往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立场相背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谈论的范式与传统的是完全“隔”的,毕竟对于范式的过分强调可能会忽略新旧理论之间的承袭关系。我们现在所谈的范式多被认为是文学研究方法或者对文学解释的不同角度,那么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比如作者论、作品论乃至读者论等等概念虽然是从文学的本质为根本切入点的,但这些角度也是解释文学的角度。 从这一点来看,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的提法本身就忽视了转型前后两种范式之间的承继关系。并且,我们现在所谈的范式是作为文学研究逃离“文学本质论”的一种尝试,也使得“文学”这一至今仍在不断绵延的话语继续延展内涵。每一种范式也都是对文学涵义的丰富和继续阐释,每一种阐释都是对文学本质的一种预设,尽管那种本质中心论的文学研究模式已经受到了冲击,但对文学本质问题解答的雄心却从没有中断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各种范式论根本上可以被认定为是一种文学本质论的研究模式。以往的文学研究总是拘囿在对“文学本质论”的抽象解读中,强调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指导性、规约性,缺乏具体的实践模式,一旦将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文学批评关联在一起的时候,文学就成为任抽象理论随意宰割的对象。以“范式”为话语中心的文学研究,虽避免空谈文学的本质,却也会在“本质论”的无意识影响下,一方面试图找寻规制文学活动的本质理论,另一方面也试图对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提供方法。这是当今文学研究范式论极具意义的方面。也就是说,当文学理论向文学批评转向的时候,文学研究范式就负载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宏观规约和价值关怀。目前文学研究的范式比较注重把对文学现象的分析要与社会现实充分联系在一起,强调文学、文学批评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功能,把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来对生活中的各种象征物进行喻体化的展示,将不言自明的东西变得失去惯性,使得日常生活陌生化起来,使得文学研究能起到“熏”、“浸”、“刺”、“提”的功能。在多元化的社会里,价值观必然也是多元的,多元的价值观也会给人造成价值失范的印象。而目前的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范式话语及其形成的表述范式,可以认为是学者重建价值观的努力。阎嘉认为,“我们必须明确理论自身的使命,那就是它将以自己的方式来建构一种价值体系,而不是‘直接指导’什么创作实际,或者更糟的是给作家和创作以‘教训’”,并认为这是当今文学理论的“唯一出路”。当前,学者们不仅是在重建文学研究中的范式,也是在重建当今社会具有引领作用的价值观。而这也正是文学研究者的幸事和艰巨任务。 作者:毛郭平 单位:长治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历史文学研究论文 一、历史文学理论形态的体系化建构 在历史文学基本规律与规范的探索方面,吴秀明的研究显示出一种理论体系建构的特色,具体成果主要表现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的诗学》和《真实的构造》三部专著之中。《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属于文学本位立场的理论体系建构。作者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以一定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与一定史实具有异质同构联系的文学”,以题材的自然属性与审美超越这种双重性为出发点,展开了对历史文学本体的探索。作者首先以六章的篇幅,从真实性的内外在层次及其结合方式、历史感与现实感的关系及作家的自主调节功能、作家对历史题材进行艺术转化的特征与条件、创作方法的差异性和艺术表现的多元取向必然性等方面,论述了存在于历史文学创作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对其读者接受和语言媒介层面的独特性进行了分析。然后,作者又深入探讨了历史文学当代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各种重大理论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的独特内涵、历史文学的“翻案”与“影射”问题、历史文学的“现代化”问题等,都进行了史论结合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引导。最后,作者扼要地论述了“深入历史”这一历史文学作家独特的创作功力,并从历史文学产生与发展的高度,揭示了历史文学作为文学大家族一员的认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通观全书,作者所展示的实际上就是一部逻辑周密、规范初具的“历史文学原理”或“历史文学概论”。《历史的诗学》实为《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的逻辑呼应和内容补充之作。该书分为“理论篇”“发展篇”和“实践篇”三个部分。其中“理论篇”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历史”转化为“历史文学”的诗学基础与诗化路径,“本体论”“创造论”“形式论”则是其中具体展开的三个侧面。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以“历史”为本位,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第一至六章从文学本位角度论述历史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形成了一种思维逻辑上的映衬与呼应。《历史的诗学》的“发展篇”与“实践篇”则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表现出一种将自我理论建构贯彻到阐释中外历史文学实践之中、并从得到验证与丰富的学术意图。这些内容又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中有关创作现实中的理论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一种内容上的相互联系与补充。这样纵横交通的相互呼应,使得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显示出视角多维、层次丰富、逻辑贯通的学术特征。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搭建起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吴秀明又以《真实的构造》一书着力探讨了“真实性”这一历史文学的优秀问题与“斯克芬司之谜”。在上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系统考察”中,作者运用在1980年代后期处于中国知识界学术前沿的系统论原理,从历史事实转化为艺术内容、作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古为今用的需要和读者的认同接受这样四个方面,将“真实性”的系统构成分化为“映象性真实”“主体性真实”“当代性真实”和“认同性真实”四个要素。对每一个真实性要素,则先用一章的篇幅以学术界惯有的理论术语和思维逻辑进行阐述,紧接着再用一章的内容以学界前沿的理论知识和作者本人独特的思辨逻辑进行论辩。全书共分成八章,交叉运用经典理论思维和前沿知识思维,将历史文学的“真实性”作为一个立体多维的系统进行了逐层剖析。下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则分别探讨了艺术类型、虚构手段、审美关系、现代意识和形式规范对历史真实的艺术转化所可能起到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实际上是以“历史真实”为意义基点和逻辑枢纽,重构了历史文学的理论体系。上、下编之间,共同形成一种“整体系统分析和静态专题分析相结合”的逻辑结构。可以说,《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是从不同侧面建构起了历史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成功地勾勒出了历史文学作为一个领域或学科的“学术地图”;《真实的构造》则是耸立于这块学术地盘优秀位置的“地标性建筑”,属于对历史文学最基本、最优秀问题的系统化阐述。这三部著作合起来,就以点面结合的研究成果,层次丰富而体系相对完整地体现了吴秀明“将历史文学当作一种独特的学科形态”来对待的宏大学术构想。 二、当代历史文学审美格局的学理化考辨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环境中阐释历史文学创作,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从当代文学的全局出发,应该如何判断和阐述历史文学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独特价值,二是在当代历史文学内部,应该如何理解不同审美和观念形态的作品。对前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的专著《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建构起了一条有理有据的阐释思路,对后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则在他主编的《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问题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两部著作中,显示了一个能形成学术新空间、生发研究新论题的视野与框架。《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主要以采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古代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其学术思路的基本特征,是将历史文学的意蕴探究与文化溯源融为一体。作者走出纯粹的“审美场”,借鉴文化批评的理念,将历史小说置于一定的“文化场”中来解读,通过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及其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视点高远地展现出了当代历史文学的生态特征与意义格局。作者首先勾勒了历史文学在文化转型语境中的演变轨迹与创作群体,并从文化立场、现代意识、题材热点、主体精神、文体形态和另类写作现象六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历史文学的审美生态;然后,作者以姚雪垠、凌力、唐浩明、刘斯奋、二月河、杨书案等历史文学名家的创作为代表,分别对思想立场层面的历史主义典型化、女性现实主义、历史守成主义倾向和审美境界层面的文化意味、大众化、散文化倾向等方面,探讨了历史文学审美境界建构的文化路径及其价值底蕴。贯穿于全书的基本线索,则是对当代历史文学现代性内涵的丰富发掘与充分肯定。这种从思想文化高度、以现代性为线索审视历史文学创作的逻辑思路,既隐含着对当代历史文学内涵特征的深刻认知,也是对历史文学在整个当代文学格局中的意义和分量予以学术强化的具体表现,其中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以当代文学为本位来探讨和判断历史文学价值的学术逻辑。《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最为重要的主编思路,则是从当代文化整体格局的高度着眼,来体察各类历史题材创作的合理性、建构学术考察的视野与框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客观上存在古代历史题材和现代革命历史题材两类社会背景、价值基础都截然不同的创作。而且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历史题材,在史实‘演义’的基础上,都带有思潮性质地出现了纯虚构形态的‘新历史文学’。而影像和网络的出现,更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包含着审美与文化新质的新型内容载体。”于是,这两部学术著作也就将其全部纳入学术考察的范围,并以“历史题材创作”名之,以期“在更大的视野范围内对当代文学尤其是近30年来客观存在的多元复杂的历史题材创作作出回应”。在《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一书中,研究者致力于“对当代历史文学的生产体制、在该体制下派生的创作实践及表现形态,存在于创作实践中的历史观问题进行全面考察”。《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一书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首先从文艺论争中探讨当代“历史题材写作规范的确立”,然后勾勒了传统形态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发展概况,剖析了其中的认知境界特征与世俗化、史诗化等审美文化倾向;后半部分则通过对历史文学经典作品的文本解读,具体阐述了当代历史文学的审美建构与文学成就。相对于仅仅着眼于传统形态创作的历史文学研究,这两部著作的学术视野既有对历史文学研究框架与学术外延的拓展,又体现出一种排除历史与文学观念高下之分、以“历史”为本位的思想逻辑与文化气概,对于在相互比较中理解各类历史题材的复杂情形与审美得失,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吴秀明对当代历史文学从两个基本方面所展开的学术考辨,实际上是从学理化的层面,既为将历史文学纳入当代文学意义格局“开辟了一条道”,又为全方位地审视当代文化格局中历史文学的复杂情形“打开了一扇门”,其中所体现的,确实是一片“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有机融合起来”的“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三、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的探求 总体看来,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首先,在思想视野和学术重心的选择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全局性视野与问题意识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与历史具有“异质同构”关系的一种文学艺术形态,并以此作为全部研究的逻辑起点,这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历史世界与文学世界全面而透彻地理解的基础之上。他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探讨历史文学理论范畴的优秀问题,研究课题的选择也是基于对历史文学创作与研究状况的全局性把握。在选择和分析各种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吴秀明同样表现出一种以谙熟现实状况为基础的问题意识。论述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时,吴秀明着重分析了人民群众描写与历史记载中民众生活内容匮乏之间的矛盾;分析历史文学的语言时,他又对“非常态历史文学”的语言媒介特征进行了专门考察,这些都是发现和剖析历史文学“真问题”所获得的独特学术内容。吴秀明还特别注意到“找到了‘根据地’之后如何防止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实现理性的超越”,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深入探讨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如何继续保持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正是立足于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意识,为吴秀明研究的学术分量与学科意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在学术资源和理论依据的寻找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知识体系前沿性与人文意识真切性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研究,存在着1980年代后期的理论新思潮与1990年代后的文化多元化两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吴秀明进行历史文学理论研究正值20世纪1980年代中后期那“观念论”“方法论”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在操持传统的社会学、美学、哲学、史学批评方法的同时,也广泛地借鉴了心理学、文化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阐释学、接受美学、系统论等文艺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輯訛輥,来作为论证的逻辑和体系的基础,从而充分表现出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和多角度的思维逻辑。但饶有意味的是,吴秀明也高度重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命形态的人文性、创造性特征。当代历史文学研究本就以审美创造为研究对象,关注文本的人文内涵和作家的创造性特征自在情理之中。在历史文学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吴秀明也时时表现出对于文学作为人类生命形式的高度敏感。在《历史的诗学》一书中,吴秀明对历史文学审美创造的逻辑归结点,就是“艺术创造与作家的人格理想”;而对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辨析,作者也将“文体形式与生命形式的构造”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真切地揭示出学术问题中所包含的人文意味,并以之为阐释规律和指导实践的本源性依据,使得吴秀明的研究增添了哲学层面本体论的思想维度。再次,在学术内涵与意义指向的探求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规律论与方法论、理论体系建构与实践指导诉求的统一。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探究历史文学规律与规范的学术意图,在吴秀明的相关论著中显而易见。他同时又认为:“学术研究当然不能太功利,对‘有用’作片面狭隘的理解,但它确实也有个价值论和当代性的问题”,因而注重“所提出的问题,来自实践而又反作用于实践”“对中国文学文化建设是有现实意义的”輰訛輥。因此,他既坚持用前沿学术理论来推演历史文学个性、探究历史文学规律,又注重将研究思路切入历史文学的内在肌理与操作规程之中,甚至注重为创作与批评提供切实可行的运作套路。《真实的构造》一书的前四章,分别存在以“超历史性的深层规约”“文艺创作对历史事实的正确取向”“主体自我显现的方式与途径”“前在经验对创造心理的影响”为标题的小节,实践指导意义在其中就显得一目了然。 阅读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论著,我们甚至会产生历史文学可以当作一门“技艺”来看待的感受,作者仿佛是通过各种角度的“讲道理”告诉我们,在历史文学这门“手艺”中,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工具、采用这样的方法,而反对和拒绝另外的工具、技艺与方法。这种以人文感悟和规律掌握为基础的实践操作规范意识,使得吴秀明的研究有力地避免了人文学术常有的空泛、大而化之的思维倾向。第四,在学理境界与学术价值基点的自我确立方面,吴秀明的研究则表现出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特征。吴秀明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特别注重以跨学科的理论与知识来建构意义逻辑,在学术上“自成一说”;在学术框架的建构和论述重点的选择方面,他往往以既在历史文学研究领域显得优秀和重要、又在他自己的学术思路中自成体系为原则;在基本判断和最终结论层面,吴秀明则以不管“时宜”而遵循“规律”、深刻性与稳健性兼而有之为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以处于学术前沿的新理论和新思维,来阐释本质、精确的历史文学审美规律与创作规范。一种建构“公认定说”的学术价值倾向,就从中鲜明地体现出来。所谓“公认定说”,是吴秀明借用老一辈学者王瑶先生的话对自我学术理想所作的表达。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一书的《后记》中,吴秀明谈道:“王瑶先生曾有言:学术研究有三个层次、三种境界:一曰‘公认定说’,这是应当奋斗的方向;二曰‘自成一说’,这是努力实现的目标;三曰‘自圆其说’,这是必须达到的标准。至于‘人云亦云’,则是应该极力避免的不好的作法。”輱訛輥吴秀明所追求的,正是力争使学术研究中的“自成一说”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公认定说”。在当今中国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表面上看往往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寻求和持守“公认定说”并非容易之事。但吴秀明又坚持将“公认定说”境界的追求与吸纳多元价值取向的合理性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他的“公认定说”境界就建立在了视野通达、意义兼容的基础之上。在《真实的构造》“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部分,吴秀明分析“《故事新编》在真实类型上的拓新意义”、思考“如何看待艺术虚构中的非现实因素”、探讨“中西不同真实观之间的民族性渊源”,都是为了视野更开阔地揭示“四维一体”的历史文学真实系统与各种艺术表现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思路更通达地阐述历史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异质同构”特征的辩证性与内涵丰富性。实际上,吴秀明30余年间建立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根据地”、而又超越这一“根据地”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事实本身,又何尝不是在更大范围内的探讨、持守与反思、超越呢?这种将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学理境界,显示出一种既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而又不断探索新的事实、发现新的真理的思想道路,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相统一的哲学原则在学术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理论基础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即由此充分体现出来。 作者:刘起林 文学研究论文:文化研究文学研究论文 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一经戴上科学的桂冠,就意味着将永远陷入科学本质与文学本质之间的纠结与困惑之中。一方面,科学本质要求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实证方法来无限地接近真相。另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文学作品丰富的表现形式,复杂的内心情感,千差万别的经验和常识,理性和科学在进行简单的归纳时都常常显得无能为力,更何况要接近真相,达到真理!这是感性确定性的种类与个体的问题,种和类为第二实体,个体是第一实体。用第二实体把握第一实体是徒劳的、无力的。很多学者用《否定辩证法》来指导文化批评。任何一个概念中都蕴涵着概念性与非概念性的矛盾,也就是永恒的、普遍性的领域与流变的现象世界之间的矛盾。形而上学内部也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文学研究如何处理好这样的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出现这样的尴尬——与它的本质越走越远。文学与科学最容易沟通的恐怕是古典文献学,把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放在世界范围内考察,她也一直是优等生。 在传统文献学里,目录、版本、校勘、注疏、辨伪、辑佚等,被视为传统经史之学的门径和基石,历代先贤大儒在这方面下了苦功,我们所熟悉的民国大师,绝大多数在方面都是世界顶级高手。那么现在的文献学可能对古代文学典籍的重新整理、编纂、考辨、译注包括现代化传播等都有新的要求,其动态和流变也并不容易把握。既然处理科学本质与文学的鲜活生命之间的矛盾成为一种高难度的艺术,那么时至今日,又有多少人真正吃透了这门艺术?在严格的学术制度管制下的文学研究,难免生产出大量与文学实践严重脱节的“产品”,文学真正需要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在研究方法上采取拿来主义,忽略文学的本质属性,与其他社会科学等同,正是前文提到的照搬西方理论模式,才会出现僵化的学报体、新八股文现象。文学研究模式化的后果是,把鲜活复杂的文学框定在刻板的教条里,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与强调精细的科学精神也是背道而驰的。为了冲破这种令人窒息的牢笼,文学研究者中的一些活跃分子兵分两路,一路专事文化批评。文化批评不关注文本的文学性,倾心于文学作品以外的社会问题,作家的文本只是一个借口或者道具,六经注我,在诸如女性主义、生态批评、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历史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国家机器等等方面大做文章。近年来文化批评的“酷评”风潮逐渐流行,其中不乏投机分子,为了快速吸引眼球,来不及细读文本,不注重学理,懒得做功课,只要是文坛大腕的作品,不问青红皂白,先拉出来打他五十大板。批评家长期坐冷板凳,求关注、求疼爱,此乃人之常情。另一路则杀入“文化研究”这个广阔的荒原。广义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于文学这一特定的对象,而是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文学研究的“抱残守缺”相比,文化研究是一个全新的新生事物,它被高校文科院系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看作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比,有更美妙的前景,方法上也有诸多“野路子”。在格局上它打破了狭隘的学科化了的文学研究,在视野上也从文学转向了诸多边缘文化现象。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国际声誉日隆,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中国人都感觉到了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无论是中国目前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还自身发展的需要,文化研究被高度重视,政府机构的文化决策需要各大“智库”提供有力的研究成果。从事文史哲类基础理论研究的研究者纷纷转战文化研究阵地,各种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 与文化研究生意兴隆、人声鼎沸的场面相比,文学研究显得日益萧条冷落。基础理论研究投入大、回报低,其影响力无法预见,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应用研究收效快,几乎立竿见影。不排除科研人员有立刻套现的功利心理,因此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成为上下共谋的结果。实际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两者常常是难分彼此,互相包含,它们在分离与撕扯当中既互相拆台,也彼此成就。然而,被热捧的文化研究也并非一帆风顺,首先它要面临学科归属的尴尬,加上由于缺乏形而上的理论指导,其实践性与理论性严重脱节,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研究人员一窝蜂赶潮流,知识储备不够,即使在实践性研究这一块也无法有效地给党政决策部门提供急需的应用对策研究成果。“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文化研究”一开始就不打算把自己规定为对文化的研究,它带有一定的学理性和学科性质。正式的文化研究机构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其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R.Hoggart)与雷蒙德•威廉斯(R.Williams),被称之为“伯明翰学派”。由于文化研究在各学科之间处于摇摆不定的位置,一直缺乏理论支撑,西方比较早进入这一领域。马克斯•霍克海默(M.MaxHorkheimer)和西方奥多•阿多诺(TheodorWiesengrundAdorno)的《否定辩证法》,以及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的《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两部作品常被作为文化研究的理论骨架。广义的文化研究把社会学、媒体研究、文学理论以及文化人类学等搅拌在一起,对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关注非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亚文化。直到今天,文化研究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还处于模糊状态。目前国内的文化研究出于现实的需要,侧重于实践性研究,其文化立场、批判姿态都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到义理层面。通常情况下,社会总是尽量维护既定的文化机制,这是保障社会结构稳定的基本前提。对于文学研究这门学科说来,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教育体制使文学研究专业化,这门学科在社会关系架构中已经处于相对稳定的位置之中。高校的文学院(中文系)、外国语学院(外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大文学研究机构(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以及全国地方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有一支长期稳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这几年文化研究来势凶猛,它所带来冲击使得地方社科院的文学所研究方向和功能上发生了变化。地方社会科学院一般被定位为“思想库”、“智囊团”,由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某种内在的联系,从事文学研究的科研团队和科研人员的纷纷转行文化研究,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项统计表明,2014年全国31家地方社科院,有8个文学研究所改为文化研究所,三个文学研究所与历史研究所合并,两个所改为民族研究所(属于社会学)。北京、山东、浙江、河南这样的文学资源丰富的省份都改为文化研究所。 全国社科院很多文学研究所被撤销或者合并,合并后名称改为文史研究所。像湖北省,拥有屈原、孟浩然、公安派、竟陵派、闻一多等这样好的文学资源的省份都被合并,只保留一至两名文学研究人员。名称的更改决定学科定位和研究方向。有些文化研究所和文史研究所已经不再设置文学学科,如广东、重庆等。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一面方越来越精细化,但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属性又需要团队作战和跨学科合作研究,呈现高度综合化趋势。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定位主要是为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服务,在注重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相结合的同时突出应用性研究。后者是获得人才、资金和政策的支持的有力保障。基础学科在地方社科院一直很处于弱势地位,改行、合并常常并非出于研究人员的本意。文化研究可谓资源丰富、天地广阔,研究者大可信马由缰。排斥在主流之外的边缘文化,日益兴隆的影视文化,高度被关注的民间文化,亟待保护整理的传统文化等等。当年的伯明翰学派就直言不讳的宣称他们是以文化实践和社会关系变迁为主要研究任务,内容也主要是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包括影视、各种文化媒介、休闲方式甚至房屋装修,后来才转向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无论是伯明翰学派,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的研究人员学科背景大都是社会学、哲学、法学、历史学和心理学,鲜见有文学学科背景的成员。广义的文化研究与文学几乎没有什么交叉点,它本质上应该属于社会学。通常采用抽样调查、统计分析以及社区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试图通过精确数据和各种社会文化动态作为理论支撑。那么,狭义文化研究境况如何呢?文化皮书、文化发展战略一类的调研报告与文学基础理论也是毫不相干。出现这种现象与当今时代分工过细,行业壁垒有关。文学研究也是一门职业陷阱很深的行业,而文化研究处于草创阶段,有文学学科背景的人最容易入手。再者,社会科学未来发展趋势更加注重应用学科和局部研究,文学抢先占领文化研究阵地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然而,真正的文化研究其难度要远远高于其他纯粹单一的学科,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政治性、实践性、批判性,不仅需要极大的知识储备,还需要文史哲与自然科学融会贯通,最好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除此之外,还要有应用对策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两相兼顾的能力。 二、学术体制下文化研究的困境 文学研究纷纷转向文化研究,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学术体制下的人才培养问题。学术职业化和学术体制化的恶果是僵死的教条主义大行其道。国家现行的学术体制与人才培养是紧密相关的,由于前面提到的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边界模糊性,国家一级学科没有、也无法设置文化这一门学科。年轻学者的晋升常常遇到“技术性”障碍。如果一位年轻学者在他的学术规划中打算专事文化研究,那么,他的职称评定将严重受阻。在课题这一块,文学研究在国家一级学科里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课题申报严格按学科分类,除了重大课题有跨学科研究,部级、省级重点课题、一般课题、青年课题都只能一一对应。在重大课题的申报方面,青年学者在申报人资格这一栏就被拒之门外。文化研究要申报纵向课题,打个比方,就算某项文化研究比较靠近伦理学或美学,就意味着要跟思辨哲学或纯粹的伦理学、美学竞争哲学课题。又如,以神话传说为背景的江山胜景、历史遗存被纳入重点保护范围,那么在申请文化保护方面的纵向课题时,可能同时涉及到文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等,但它不好往其中任何一个专门的学科上靠,也无力与其中任何一个纯粹的学科竞争,因此,这类课题一是被地方政府作为横向课题招标,一是作为国家重大课题,年青学者既没有资格也不具备这种综合能力。方面更是重重受阻,国内目前没有顶级文化期刊,有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文化期刊,在考核机制中被排除在“权威”或“重大”刊物之外。各级职称评审成果量化标准具有稳定性和滞后性,很多评审机构还在沿用20年前制定的评审标准。职称评审规则的制定与国家学术体制下的学科分类严格挂钩。按照西方的学科分类将中国传统学术和知识文化逐个对号入座,学科的实用性得到彰显。中国传统学术文史哲不分,事实上,这种讲求博通的“通人之学”的学科分类与西方讲求实用的“专门之学”的学科分类根本无法实现对接,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两汉的经、史、子、集常常无法归类,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古代部分在这种分类法面前无可奈何,仍然沿袭传统的“四部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粗暴分类法可能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向,那么在振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国学的重要历史使命面前,各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始终处于纠结之中。青年学者在职称评定时,拿不出高分值的成果,制度不会对单个的人进行变通。这又回到关系论的问题,大的关于学科的关系论。某种事物之所以成其为某种事物,是在相对应的关系中成立。文化研究被人通俗地称之为“万金油”,其实对专业要求更高。文化研究一方面凌驾于各学科之上,另一方面又委身于各学科之内,在自己编织的蛛网式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迷失了自我。高调的文化研究者不在乎学科上的归属问题,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属性众所周知。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考虑,文化研究的发展还需要有配套的学术体制。当然,无论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只有不受制于体制后才会有真正的自由。科学研究到了无为的境界才有真东西。 三、结语 文史哲短暂的分家之后,信息化之后又进入“大学科”时代,学科的疆界再一次被打破,跨学科跨文体成为趋势。文化研究比文学研究更敏锐的观察到了这一点,它作为一个有旺盛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反衬了文学研究的衰落,它的反制度化、反学院化正是对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刻板学术制度的刺激,它密切关注风起云涌的社会文化运动,以实践的姿态干预社会文化。当然,文学研究处在一种稳定的学科关系中,结构牢固,分工明晰,不可能轻易地被遮蔽、被分散。虽然说文学的本质属性和它的永恒性是它存在的理由,但是面对当前危机,需要学界认真思考,重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作者:卓今 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文学研究论文:英美文学研究论文 一、 英美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 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在评估过程中,进一步淡化其艺术性及故事性的重要性,而是更侧重于作者的思想深度,以及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可以说,一个作品是否具有社会前瞻性在一定程度上标榜了其文学价值。比如《飞蛾:象征的创造性力量——论佛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中飞蛾的象征意义》和《大众的反叛》两本书,虽然一个是对社会现象的剖析和对现论进行补充,一个是对西方现代化历史的反思,但都是通过对一件小事或一段时期的分析,来对社会发展提出值得借鉴的建议,故而受到了专家的充分肯定与褒扬,在社会舆论上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就连各种奖项也对其抛出了橄榄枝。 二、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对我国文学的启示 1.研究英美文学现代化的原因 从五四时期开始,我国现代文学就涌现了大量的新作品,这些作品符合大众口味,不再像过去那样生涩难懂,同时,出现了职业作家、明星作家、业余等各种身份,这促进了我国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文学的发展孕育了新的体裁和思想方式,以及文学研究的变化,而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转变又反过来衍生出更新颖多样的文学形式。而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又是与这一系列的变化相辅相成的,文学的现代化为文学的现代化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促进着后者的发展,而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成果则可以给新文学更多的思想、手段,纠正文学发展中的错误,促进文学更好的发展。从胡适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开始,我国社会变革的步伐就一再体现在文学作品上,改良社会、教育人心的作品成了主流,又加之文学创作人一般也身兼这研究者的身份,对于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要求就更高。分析借鉴英美文化研究现代化的方法和成果,是加快我国文学研究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任务。 2.英美文学现代化的启示 自John教授因图书馆管理使用繁琐,而提出了以网络远距科技来解决始,文字的计算机化就开始深远的影响着英美文学的发展。让图书馆走进网络,不但使图书馆的存储空间无限扩增,也解决了它的取放问题。由此衍生的是,整个学术研究中的数据取放问题都得以解决,新形式的出现,也改变着文学研究的方法和习惯,可以说,以网络分析类化为主的科学思想主导了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无一不反映出人们的理性思考和科技发展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力。这表明作者更多的注意到了一种人文关怀,并且充分认识到了科技对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进而更是将计算机和网络及其相关技术全面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这些发展和对科技的敏感反映都是值得我国借鉴的,文字从文言文变为白话文,再变成数字化的文字,这才是应有的变革。我国学者一则对计算机网络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这一点的反映不够敏感,二则对运用方法也处于摸索之中,故而,发展空间还很大,一方面要培养懂技术的相关人才,另一方面就是要借鉴学习英美文学研究的成果,利用网络加强文学和科学的关系。同时最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学与科学相联系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性,只有将这个思想深植脑中,才能令我国的文学研究获得长足的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文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表达,而灵活的运用计算机和网络去进行文学研究则是对这种表达的检测、管理和促进,同时文学的国际化也是重要的发展趋势。 作者:陈萌 单位:河南教育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后殖民时代文学研究论文 一、后殖民时代概述 所谓“后殖民时代”目前包括了两种相对立的内涵,其一是指西方以英美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开始以各种无形的手段侵略他国,并借此控制他国人民的思想,从而达到他们在精神上殖民的目的;其二是指不少开明的西方民主人士,纷纷反对本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新殖民主义,并且以一种反思和批判的观点来痛斥殖民时代的血腥性。这二者都是相对于“殖民时代”来说的,他并不是意味着“殖民时代”的总结,因为新形势的“殖民主义”依然被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客们所鼓吹。目前典型的西方新“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有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输出文化产品,并且将这种文化不断渗透到落后国家人民的生活中去,并且将落后国家的文化逐渐改造成发达国家所希望的文化。 二、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困境的成因 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困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发展的形势是由多种原因推动而构成的。 (一)殖民时代的血腥 工业时代,由于资本积累的需要,殖民主义随之成为西方世界普遍认同的一种积累财富的手段。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不少文学作品都对殖民主 义的行为进行粉饰,甚至于为殖民主义摇旗呐喊。然而在今天,以世界的眼光来看,殖民主义是一种对落后国家人民的血腥压榨,但是从某些“精英”们的眼光来看,这种行为却是合理合法的。因此,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不少“精英”仍然坚信,只有“殖民主义”才能推动国家迅速发展,因此,这些“精英”选择了各种方法为新时代的“殖民主义”摇旗呐喊,而英国文学就成为了他们最喜欢的一种方法。因为通过文学将自己的思想进行传播,不仅具有隐蔽性的特征,而且能够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们的观点,从而实现“殖民主义”思想传播的目的。因此,这些“精英”往往不希望重提“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去唤醒人们的警惕,更遑论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了。 (二)左派文人的批判 由于在后殖民主义时代,英国都以隐蔽的方式对落后国家进行新型的“殖民主义”。为迎合这种政治上的需要,不少英国的御用文人们也将开始为“殖民时代”的行为作出各种冠冕堂皇的解释。例如,著名的文学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就仔细研究过英国文学研究传统的形成史,论证了这一传统紧抓不放的文化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嬗变之间的鸿沟。尽管不少反对者争相驳斥此类观点,但是依旧有不少英国学者对该类英国文学出现困境的缘由深信不疑。这就使得不少英国学者认为对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研究已经可以画上句号,从而在思想上禁锢了其研究英国文学的动力。 (三)语境的巨大变化 每一代人都会产生每一代人的文化,而大学生活和市井社会更是容易催生出新的文化,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一个尴尬的状态。因为即使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他们接受的语境文化也与许多经典的英国文学中的语境是完全不同的。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研究学者在研究英国文学时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切实领悟英国文学的真实内涵,甚至于可能出现理解上的偏差,最终导致英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受到阻碍。要知道“,殖民时代”的英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其公民的心理与思想与当今的英国人民相比远远不同,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一种断层的阶段。 (四)殖民地的觉醒 在“殖民时代”,英国以其先进的技术和强悍的武力为其推动其文学向世界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这种文学的传播其本质上是将英国本土适用的方法、理念甚至机构都原封不动地搬到殖民地推广实行。不难看出,这种行为其本质上是一种霸权主义,是对殖民地人民思想和政治的禁锢。然而,在后殖民时代,许多原本的殖民地纷纷脱离了英国的控制,其逐渐开始希望恢复本国家的文化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摒弃英国文学研究,改而研究本国家的文学,也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困境。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1968年10月肯尼亚作家、学者恩古吉•瓦•蒂文哥在内罗毕大学做题为《论废除英文系》的演说,旗帜鲜明地提倡用非洲文学取代英国文学研究,将非洲文学和语言中心化,英国文学边缘化。 (五)后殖民的文本政治 后殖民文本政治由于其强调文本作为优秀的作用,因此其希望用文学文本和文本解读介入到文化政治中去。这就使得后殖民文学研究成为了一种具有独特范式的文学研究,他的出现对于英国文学研究传统形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并且揭露了殖民时代权利与文学之间的共生关系。而传统的英国文学大多是以斯皮瓦克为代表的“话语暴力”,通过强调殖民地的从属关系,从而推断出殖民地对宗主国的干涉行为不具有话语权。然而在今天,这种“话语暴力”早已经成为“后殖民时代”所广泛抵制的文学行文,而英国文学研究也因此受到牵连,其文学研究也陷入了困境。 三、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的困境 随着“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不少国家的有志之士纷纷开始反思“殖民时代”的血腥与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老牌西方发达国家的英国,其文学的研究也随之陷入了一种困境,比较典型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一)印度:并立与继承 在印度摆脱殖民地的身份后,其国内的学者不得不开始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好本土文学理论和英国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经历长期的探讨与摸索,以罗伯特•弗雷德为代表的一批文学家提出了并立和继承的观点。在保持印度传统文化不变的基础上,也对英国文学进行有选择性地吸收继承。这样做不仅能够保留印度文学的传统性,而且能为后来者诠释印度今天的语言中为何掺杂着英语的原因。其遵循着“混沌”的原则,将印度的文学与英国的文学相互并立地进行研究,使得其国内的文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后殖民时代”的语言风格,即在其文学作品中往往容易看到印度梵语与英语同时出现的情况。例如,《帝国的反写》与《后殖民小说:类型问题》等书中都与传统的文学风格不同,呈现出一种在后殖民时代用处的新语境、新词汇和新美学等特征。参考皮埃尔•杜里克斯的归纳总结,我们可以得出“后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主要有这样两点共同点:(1)其包含了浓郁的“后殖民时代”的政治特征,而这种特征又被巧妙地融入到了文学写作的精妙语句中。(2)其必然存在着由“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转变的历史印记。 (二)澳大利亚:批判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今天的英联邦成员之一,澳大利亚对于英国文学的研究有着更为深入的探索。由于其有着与英国文化近乎相同的文化,其关注点也不同于印度的本土文学与英国文学关系处理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对于“殖民时代”存在的错误行为进行批判。其主要批判的对象有:强调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或地区文化的优越性,例如西方国家的文化总是优于东方的;强调种族的优越性或种族模式的优越性,例如白人的基因天生优于黄种人和黑人;强调殖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之间的比较;关注混杂、混合等现象更为复杂的比较模式。例如,比较典型的有阿尼亚•伦巴和马丁•奥尔金共同编撰的《后殖民莎士比亚》就将后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进行评点,并联系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在后殖民时代的新认识,分析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的困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后殖民时代”,更多的澳大利亚学者开始讲英国文学列入到他们的批判名单中。 (三)世界:独立的文学体系 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的世界上,英国文学不再是“殖民时代”一家独大的地位了,许多曾经的英国文学研究学者也都纷纷选择对其他国家的文学进行研究,而英国文学因其“殖民时代”所贯彻的“殖民主义”存在,往往受到了不少国家学者的抵制。而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与政治独立后,也纷纷迎来了文化上的独立,那些曾经被英国文学光辉遮盖下的本国文学纷纷浮出水面,对本国文学的研究也逐渐兴盛起来。这就使得原本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体系逐渐打破,而世界各国纷纷建立起了独立的文学研究体系。这些文学体系不仅有着对“殖民时代”罪恶性的讨论,也有着对本国语言、语境、词汇的深入研究。 四、结语 在今天,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困境其实质上是各国人民对于英国在“殖民时代”的行为作出的回应,也是对英国在今天依旧灌输在文学中的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有利回应。我们不能说英国文学的研究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往往文学的价值总是与政治思想的表达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文学的研究也离不开政治环境的支持,或许,这就是英国文学的研究为什么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吧。 作者:刘敏 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城市水文学研究论文 1城市水文学研究现状 1.1城市化的水文效应研究 综合已有研究,将城市化过程中对区域水循环和水文过程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水文现象称为城市化水文效应.从水文过程的本身来看,城市化带来的水文过程效应主要包括:城市降雨过程特征突变、城市耗散强度增大以及城市产汇流过程畸变等.对于城市降雨过程,众多研究表明,城市市区内的降水量显著高于郊区降水量,城市周围降水时空趋势性分布十分明显.其主要原因是城市化对水分和能量收支的影响,这些影响被称之为城市“热岛效应”、“雨岛效应”、城市“干/湿岛效应”等.其中,城市“雨岛效益”和“干/湿岛效应”与城市“热岛效应”密切相关.在城市“热岛效应”方面,Gedzelman等人、Champollion等人、Bottyan和Unger、Nadir基于城区和郊区的气温观测数据分别研究了美国纽约、法国巴黎、匈牙利塞巨(Szged)、苏丹喀土穆等城市的热岛效应,发现纽约城市热岛效应最强,城区和郊区的气温差最高可达8℃.张景哲等人、周淑贞对北京、上海的“热岛效应”做了系统研究.在“热岛效应”定量模拟方面,日本学者Kimura和Takahashi,Toshiaki和Kazuhiro建立了人工热排放(包括汽车尾气、工业废热、人工取暖等)的精细模拟模型,绘制了较为详细的逐日和年际人工热排放变化图.香港城市大学Chan教授建立了考虑热岛效应的城区温度变化修正曲线.在“雨岛效应”方面,黄国如和何泓杰,王栋成等人在济南的研究表明:“雨岛效应”导致城市增雨率约为10%;曹琨等人选取1959~2007年上海市龙华站降水、气温资料及青浦、嘉定降水资料,运用累积曲线、距平统计和相对偏差对比等方法对上海地区降水量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雨岛效应”主要集中于汛期5~10月,市区降水平均年增长率为郊区的1.6倍;目前,在国际上关于“雨岛效应”具有2个基本观点:一是城市化导致城区高强度降水增加;二是城市化及其工业污染产生的气溶胶导致城区降水减少.第一种观点的代表性研究在墨西哥城,Jauregui和Romales通过1941~1985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夏季城区“ 20mm/h”的高强度降水明显增加,而同时期郊区雨量站的降水没有显著变化.第二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Daniel,他基于NOAAAVHRR数据和历史降水数据分析得出“城市化和工业污染导致区域降水量减少”.这两派观点看似矛盾,实际具有科学上的内在一致性,城区点上极端(高强度)降水增加,是以面上其他区域降水的减少为代价的,因为区域水汽通量条件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点”上多必然导致“面”上少.在“干/湿岛效应”方面,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长时期、大范围气象观测资料的对比分析上,Katharine等人基于全球1973~2003年系列5°5°分辨率的逐月地表湿度分布数据分析发现,城市化及其他人类活动导致地表水汽含量(绝对湿度)明显增加.Brown和Degaetano基于美国145个气象站的逐小时湿度数据分析了美国1930~2010年的地表湿度演变趋势,发现绝对湿度普遍增加,相对湿度在城市和郊区表现不一样,东部、中部和西部表现也不一样,大体是东部城市呈现“干岛”,西部城市呈现“湿岛”.顾丽华等人利用4个气象站1961~2005年水汽压、相对湿度的资料,对南京市的城市干岛和湿岛效应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发现南京在平均相对湿度和水汽压上表现为明显的干岛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发展,南京城市干岛效应总体为增强的趋势;在浙江丽水和福建厦门,潘娅英等人和张少丽等人的研究也得到了“城市干岛”的结论.在城市蒸散发研究方面,已有研究认为,由于城市化进程使植被、土壤等下垫面条件被不透水硬地面替代,持水下垫面的减少会导致蒸发量的减少.倪广恒和敬书珍基于遥感技术研究了城市蒸散发过程与土地利用/覆盖的响应关系;吴炳方和邵建华基于遥感影响建立了区域蒸腾蒸发量的时空推演方法,该方法在流域大尺度范围内应用较好,但其空间分辨率较低,对城市区的模拟精度受到限制,而且也没有考虑城市人工取用水的蒸发耗散.Qin等人将下垫面分为5类(耕地、城乡居工地、陆生植被区、水生植被区、未利用土地),分别提出了各项ET的理论与计算方法,在城市耗水计算中综合运用了用水定额、耗水系数和水量平衡法.在耗水率计算方面,李彦东认为“工业和生活用水的蒸发耗水率不超过10%”.孟凡贵在博文“制度性干旱”的附文中()测算北京市区工业和生活蒸发耗水仅为133mm,由此推断城市单位面积水耗远比农田小,对水源的贡献远比农田大,这一计算忽略了城市中水回用及复杂的循环转化消耗过程,结果偏小.“制度性干旱”的观点一度引起学术界的争论.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张佳宝研究员()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孟凡贵)之所以能得出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结论,是因为该文在计算各项水资源消耗量时有一些问题”.以上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蒸发耗水的关注.总体来看,目前城市蒸散发对自然侧、大尺度的研究较多,对考虑城市耗用水过程的综合蒸散发过程的研究还比较少. 1.2城市化伴生的水环境及水生态效应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城市化和工业化往往导致城市环境恶化,生态受到较大破坏.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环境和生态质量逐渐成为制约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水环境和水生态是城市生态环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中国环境报告”指出,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环境质量水平大幅度下滑,“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近似”.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已有超过30%的主要河流、70%的湖泊和20%的沿海水域遭到严重污染,尤其是河流流经城市段的污染最为严重.同时,城市区域地下水污染问题不容忽视,地下水水质优良的比例仅占37.3%.水环境和水生态恶化不仅对居民饮用水安全构成威胁,也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稳定增长的绊脚石.因此,近些年来,城市化、工业化伴生的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相关研究成为城市水文学领域的热点之一.在城市水环境方面,以水环境承载力研究为着眼点,Zacharof等人,Schütze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水环境纳污能力计算、水环境过程演变模拟等模型和污水处理系统的实施监控方案.水环境纳污计算模型可以定量求解水环境承载力,对城市建设决策,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依据.郭怀成和唐剑武以山东临淄为例,建立了该区水环境系统动态预测与决策模型,由模型获得定量化水环境承载力,以研究城市水环境与社会、经济综合协调发展战略及对各协调策略进行评价.崔凤军采用系统研究方法,利用城市水环境承载力指数分析城市水环境,对策略变量做出预测、优化,并利用系统动力学模拟手段进行了实证研究.左其亭等人提出了计算城市水环境承载能力的“控制目标反推模型”(COIM模型),同时以郑州市为应用范例,介绍城市水环境承载能力计算模型应用及水环境调控对策制定.水环境和水质过程演变研究主要从污染物性质,污染事件的过程与方式等方面认识环境恶化与水质劣变过程的演化机理,同时提出相关防治对策.张学勤和曹光杰就城市水质问题提出了节约用水、控制点源和面源污染、加强城市绿地建设、生态修复城市水体等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的具体措施.任玉芬等人通过对不同城市下垫面的分析,研究了屋面和路面等不透水面以及绿地3类城市主要下垫面形式的降雨径流污染.Zheng等人通过动态建模方法,研究城市雨水径流多环芳香烃(PAH)的污染评估.Gnecco等人研究了在城市表面的降雨污染,分别调查了屋顶和路面污染情况.结果显示在路面径流中最显著的污染物为溶解形式的Cu,Pb和Zn的重金属;关于屋顶径流,锌浓度是非常高的.Vizintin等人使用结合过程的模型,测定考虑城市水循环的城市冲积含水层地下水污染.在城市水生态方面,相关研究结合城市生态建设管理实践,通过水与其他生态要素的统一分析,为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与科学建议.早期的城市生态建设规划主要考虑城市结构、形态设计等,忽视了能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城市水问题、水环境和水生态的研究才逐渐受到重视.Kattel等人认为,城市生态是一个联合的整体,是建筑、土地利用、城市绿地、道路、湿地、栖息地及岛屿等不同的组合聚集在一起形成的,维持城市生态,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Gbel等人提出了拟自然的城市水文生态管理方法,并评估了这种管理模式下城市地下水的响应规律.王沛芳等人提出了水安全、水环境、水景观、水文化和水经济五位一体的城市水生态系统建设模式.Wang等人研究了青岛崂山区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综合管理,对于城市居民区的废水排放,为预防水体富营养化和藻类的营养物质汇集,人工湿地和沿岸水生植物形成了缓冲地带.周文华等人以北京市为例,探讨了城市水生态足迹的内涵和4种典型城市水生态足迹的发展轨迹,提出了基于城市生态需水量的水生态足迹的核算方法.刘武艺等人定义了基于城市水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承载力,提出了“基于城市水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承载力-压力量化模型”,并根据理论模型设计了计算模型.综上所述,城市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研究不单单局限于水资源本身,需要结合城市整体建设规划,考虑经济和社会因素.在水环境治理方面,水环境承载力具备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今后主要的研究方向应该侧重于污染物的运移转化,以及污染事件和水质劣变过程机理的认识和模拟等方面.水生态研究作为城市生态建设的重要部分,则紧密结合了经济、社会等各类因素.城市生态需水量、城市生态承载力等研究都已开展.在城市生态建设日益得到重视的情况下,水生态学的研究将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为统筹规划、综合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1.3城市化水文过程机理研究 城市化水文过程机理研究是城市水文研究的另一重要分支,这部分研究可划分为“自然”和“社会”2个方面.“自然”方面重点研究天然降水在城市复杂下垫面上的运动转化和消耗过程;“社会”方面则集中于城市供用水方式和排水过程特征等领域.“自然”方面早期主要关注城市暴雨洪水及市政排水设计等工程问题,中国部分高校为此开设了“城市水利工程”专业.近期关注城市水文内在机理与模拟预测等基础科学问题,包括不同城市下垫面的降雨-径流关系、城市产汇流集成模拟、城市暴雨洪水的源头控制(Perrine等人),代表性成果包括Smith等人,Ragab等人,Amaguchi等人,Naftaly等人,Thomas等人,Yang等人,Ramier等人.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对天然水循环的影响作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化进程改变了天然的下垫面条件,隔断了地表、土壤与地下的水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的产汇流特性; (2)城市化进程破坏了已有的水文格局,改变了原有的水生态系统平衡,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3)城市化进程从整体上改变了城市水文系统的调节能力,增大了城市洪水内涝的发生风险.“社会”方面,已有研究重点关注城市供水安全,研究不同城市单元的用水量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城市水体水质劣变与驱动机制研究等.Mercedes等人对巴塞罗那居住区游泳池的用水量进行了分析,发现城市游泳池的用水约占了总用水量的10%,富人区游泳池相对较多,人均用水量也更高一些.Rachelle等人通过澳大利亚金海岸城132个家庭的用水观测和行为分析,研究了有无节水意识对最终生活用水量的影响.Peter和Denny对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城市资源消耗(水资源、能源、住房)的决定因素的半定量分析表明,用水量的决定因素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个人节水意识对片区用水量的影响较小.Angela和Thomas研究了西班牙马洛卡旅游度假区的用水量,指出高端旅游度假区人均用水量最高,其原因之一就是其私家花园的用水量占到了夏天总用水量的70%,大众旅游度假区的花园用水量占30%,城市居住区约占20%.刘家宏等人、左其亭剖析了中国城市生活用水指标的演变机理,建立了考虑气候、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城市生活用水指标计算模型.城市水质劣变和污染负荷驱动机制是“社会”侧的新的研究热点.Chebbo和Gromaire通过法国巴黎一个名叫“LeMarais”的城市试验小区的综合观测,定量分析了下水道系统的污染负荷,分别估计了径流,废污水和下水道的沉积物对总污染负荷的贡献.Campisano等人利用数学建模和实验观测,研究了下水道的冲洗脉冲波对管道沉积物的冲刷效应.李家科等人从机理模型、统计模型和概念模型3个方面进行了归类整理,梳理总结了城市面源污染估算的主要方法和模型,系统地阐述了城市地表径流污染的过程机理与描述方案. 1.4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 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产汇流与暴雨内涝过程方面,已有研究认为城市化导致城市产汇流机制和产汇流特性均发生改变.Urbonas等人绘制了城市暴雨径流系数与城市不透水面积比例的相关关系图,表明随着城市下垫面不透水特性的增强城市产流系数迅速增大.Brun和Band研究表明,城市不透水面增加0.1~1倍,产生的地表径流将增加2~5倍.Seth等人在美国对高度城市化流域和自然流域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城市化区域降雨径流峰值要比自然流域高出30%以上,同时,城市化区域径流衰退系数要比自然流域低40%左右.Mark等人和Schmitt等人解析了暴雨洪水时城市表面流和下水管道流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我国学者在城市产汇流和洪涝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对城市降雨和径流的预报上.许有鹏等人以我国南方城市地区为例,借助“3S”技术平台,对区域径流过程进行了模拟,结论表明快速城市化导致区域不透水率增加,河网滞蓄能力下降,区域径流深度和径流系数增大.由于水文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原型观测的难度较大.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学模拟技术的发展,借助区域或者流域水文模型对城市化过程中的水文过程进行模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Lhomme等人建立了基于GIS的城市地表产汇流模型.Vieux和Bedient用数值方法分析了人口稠密的城市化地区洪水预报的不确定性.Valeo和Ho分析了目前融雪模型的一些问题,建立了以野外实验得到的城市融雪参数为基础的融雪模型,解决了城市地区的融雪问题.Berthier等人用二维数值模型来确定土壤在城市集水区径流的形成中的作用,发现土壤出流的贡献可以占到径流总量的14%.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概念性水文模型; (2)物理性水文模型; (3)水动力模型.其中,水文模型将城市水循环系统看做一个“黑箱”或者“灰箱”系统,借助输入-输出响应关系或者具有一定物理机理关系的方程来描述系统的水文过程和水循环行为.此类模型结构简单,对输入数据和参数的要求不高,便于普及应用,缺点在于模拟精度受到一定的限制,模拟过程的时空尺度不宜太小.水动力学模型对城市水文过程进行了显式刻画,利用地表水动力学方程,管道流体运动方程等对城市水循环过程进行模拟计算,大大地提高了模拟精度,并且可以显著降低模拟的时间尺度.但是由于建模过程需要大量复杂的输入数据和参数,限制了模型的广泛应用.当前,城市水文和水动力模型层出不穷,但每一种模型都具有其独特的适用范围.这些模型在特定区域和特定工况条件下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总结来看,SWMM模型、InfoWorks模型和MIKE模型是应用成功的典型.SWMM模型的全称是城市暴雨雨水管理模型(StormWaterManagementModel),是由美国环保局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发的.该模型可以模拟城市区域次降雨径流过程,包括城市地面暴雨径流的过程响应以及在城市排水系统的水力运动过程等.模型问世以来,被广泛地应用于世界各地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中,在城市暴雨径流预报模拟、污水排放的环境效应分析以及城市雨水污水排水设计等领域均有应用.我国学者针对SWMM模型开展了广泛的应用研究,刘俊和徐向阳利用SWMM模型对天津主城区外环河以内的主要河道进行了建模计算,得到了研究区重要河道断面的流量过程.陈鑫等人对郑州市主城区的暴雨径流过程进行了模拟,并对研究区设计排涝标准和排水重现期进行了分析.InfoWorks模型由英国Wallingford集团负责研发.该模型的最大特点是可以仿真模拟城市水循环过程,对城市管网的水流过程模拟能力比较强大.我国学者近些年来也积极引进该模型.姚宇建立了城市工业园区排水网络模拟模型,仿真模拟城市排水管网的运行性能.张伟分析了城市排水管网的水力特性,并模拟管网水流的沉积规律,为城市管网防淤塞管理提供有力工具.MIKE模型是丹麦水资源及水环境研究所(DHI)的产品.DHI是非政府的国际化组织,基金会组织结构形式,主要致力于水资源及水环境方面的研究,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软件、领先的技术.MIKE模型家族中有一款专为城市水系统量身定做的模拟工具-MIKEURBAN模型,其前身为MIKEMOUSE模().MIKEURBAN是模拟城市排水,污水系统的水文,水力学和水质等集成工程软件,它集成了城市下水系统中的地表流,明渠流,管道流,水质以及泥沙传输等计算模型,具有强大的城市水循环及伴生过程模拟能力.文献检索显示,MIKE系列模型目前在国内已有广泛的应用,但是MIKEURBAN模型的应用还不是很多.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基于城市水循环调控与城市水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需要,MIKE-URBAN模型会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提升空间. 2城市水文学发展趋势 城市水文研究是通过分析城市化对于降水、城市下垫面产汇流规律、城市暴雨洪水以及供需水、水资源保障、水环境、水生态等方面的影响机制,来实现对城市气候成因分析、洪水预测计算、污染事件防控、景观生态系统建设、雨洪资源化利用等目的.通过以上国内外文献检索可以发现,城市水文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开展城市化的水文效应、城市水文机理与模拟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城市热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对产生“热岛效应”的机理认识也比较清楚.研究手段已从数据对比法(包括城/郊观测数据对比、城区长系列历史数据对比)上升到模型模拟和实验室模拟阶段,建立了一系列能够反演城市“热岛效应”的统计模型、能量平衡模型、数值模型、解析模型和物理模型.目前对城市夏季“雨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对“雨岛效应”的产生机理认识也比较统一.但对城市干/湿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在不同地区并不一致,这与城市水循环的复杂性、城市所在区域气候背景的差异性,以及水分相变过程与能量平衡(显热/潜热转化)过程的高度契合性密切相关.城市干/湿岛效应与城市蒸散发密切相关,欲从机理上阐释干/湿岛形成的原因,必先弄清城市蒸散发的机制及其各项水分来源.城市水文机理与模拟方面,“自然侧”的降水-产汇流研究比较系统,已建立了包括城市屋面、硬化地面、城市绿地等复杂城市下垫面的降水-蒸发-径流定量模拟模型.“社会侧”的用水规律和需求预测研究也比较多,剖析了收入水平、节水意识、生活习惯等因素对城市用水量的影响,建立了考虑气候、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城市生活用水指标计算模型.对城市人工取用水的耗水机理研究较少,在城市综合耗水强度“是高还是低”的定性认识上还存在激烈争论.目前对工业、生活及城市景观生态用水消耗的定量计算做了一些探索,定量方法主要是经验性的耗水系数法,尚没有建立具有物理机制的城市用水蒸发耗散模型.从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水资源消耗的空间分布,以及城市化对水分收支影响等关键科学问题来看,城市综合耗水的内在机理研究将是现代城市水文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该方面研究获得的城市蒸发耗水的定量计算成果,可以建立水分相变过程(蒸发)的能量吸收(潜热)与气温(显热)的关系模型,从而架起城市蒸发耗水与能量收支之间的桥梁,为解释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不同湿度条件下城市热岛效应的强弱奠定科学基础.理论上,蒸发耗散强度大(相对于郊区)的城市,其热岛效应弱,反之则强,因为蒸发吸收显热,对温度升高具有抑制作用.在应用方面,随着城市内涝问题的日益凸显,城市建成区短历时暴雨洪水的精细模拟预测、城市水文极值事件的定量描述、“海绵型”社区建设(低影响社区)模式及其水文响应规律等也是城市水文研究重要方向.城市水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目前国内在机理和模型上的研究还要朝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要重视水文效应机理研究.之前诸多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水文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性,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水文现象.把握城市水文效应的规律性并开发定量模拟模型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如城市暴雨产流过程的时空精细化模拟,重点要探究城市“雨岛效应”、“干湿岛效应”对城市局部气候的定量化影响,提高降雨预报精度和预见期.其次,要发展多学科交叉及应用研究.做好城市水文学研究必须涉及多个领域、学科的交叉合作,城市水文研究不仅与大气科学密切相关,还与环境科学、生态学及社会科学、城市规划等学科领域相互关联,只有协调好学科间的相互关系,领域之间互相合作,才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城市水文效应机制.最后,要把握好气候变化对城市水文过程的响应.全球变暖已经成为科学界不争的事实,诸多学者认为全球变暖现象对于城市水文过程及水生态系统存在一定的影响,相对于其他系统而言,城市系统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加脆弱,因此分析气候变化对于城市水文过程的影响十分必要. 3结论与展望 城市水文学是水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80年代正式独立成为一门学科,早期重点关注城市排水工程设计等水文计算问题.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水文学面临的问题更趋复杂,学科研究领域逐渐拓宽,囊括了城市化伴生的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城市水文过程机理解析和过程模拟等内容.近30年来,城市水文学在城市水文与伴生过程模拟、城市水资源配置与高效利用、城市防洪减灾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基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机理、模型和实验观测方法.但是,目前城市水文学还有诸多问题存在争议.随着气候变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些问题逐渐受到广泛关注. (1)城市区域局部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事件频发问题.目前,城市区域的“热岛效应”、“干岛效应”和“湿岛效应”受到学界广泛认可,但上述效应的产生机理以及定量表征方法研究还很不充分. (2)受到气候变化和强人类活动干扰影响,城市水文要素和自然流域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城市区域的综合耗水强度和蒸散发量显著升高.认识城市高耗水过程机理,实施ET耗水管理,控制城市高耗水对促进区域真实节水具有重要作用. (3)和天然水循环过程相比,城市区域人工取用水强度很大,成为城市水循环运动的主要过程.合理预测和控制城市社会取用水量,促进城市水循环、水生态和水环境可持续健康发展,是城市水文学的又一个重要任务.总的来看,随着城市极端天气事件和内涝问题的日益凸显,城市水文和天气极值事件的模拟、预测与应用是城市水文研究的重要方向.城市区域高耗水过程机理与城市水循环需要加强对城市人工取用水过程的机理认识,对耗水过程中的水分相变带来的能量转换进行深入研究.此外,城市发展已逐渐由点状分布演变为集群分布,未来城市群叠加水文效应的定量评估和预测将是城市水文新的发展方向. 作者:单位:刘家宏 邵薇薇 王建华 陈似蓝 高学睿 王浩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 水利部水资源与水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空间转向文学研究论文 一、空间转向 空间转向在颠覆传统的空间理论方面,并不是对其进行全面的否定,却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改造,在空间的转向理念中,空间和时间在世界中融为一体,共同存在,将时间、空间和存在连成一个整体,而在这一个整体中,空间和时间都并非是静止的,它们是不断在变化的。导致我们无法看见事物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并且对于当今时代的剖析,无论是从理论、政治或者是实践的角度,揭示空间的神秘的力量都是其关键所在。空间转向趋势理念中,经济、政治、阶级、文化、民族等各种力量集中在空间这种异质性的场所进行较量,而将这种存在于异质性空间中的各种力量的较量发掘出来则是当代的西方的空间理论的最终目的,进而批判资本主义,因此,在当代,空间成为了批判得以实现的新型的平台。 二、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范式转型 第一,文学与外部世界在传统的理论中的关系在空间转向理论中得到了全新的定义,在传统理论中文学是作为关照世界的一面镜子出现的,无论是哪一种叙述,都或多或少跟别的叙述空间产生联系,另外在传统理论中文学空间就是对某一固定空间中的时间进行相应的演绎,给人们的观念就是文学文本除了投身到空间没有其它选择,虽然在文学空间实际上就是从现实空间出来的,但是就文学本身来说,它就是构成社会现实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就是消费者的社会,就像有些专家所说的那样,它跟传统的消费根本区别在于,传统的消费主要是以“物”为中心而进行的,而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主要是一种“符号体系”或“影像”的消费,因此詹姆逊就将这种消费社会当成信息饱和的社会,也就是在该消费社会中虽然没有存在着真正的大自然,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信息都已经达到了非常饱和的状态,因此他就把这种复杂的商品网络当做成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文学。由此可以看出,现实空间跟文学空间经常会出现混杂的现象,这就使得某一种符号空间在该种信息化环境下还能不能以一种文学审美文本来对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看”者的眼光和态度来决定的,另一方面现实空间和文学空间之间的混杂现象,也使得人们将传统的文学研究不断朝着文化研究的方向拓展。 第二,就拿文学文本空间以及文学空间的生产这两者来说,在传统理论中,它更重视对文学作品是怎样产生主导力量这方面的内容,然后在对文学文本空间内部的是否和谐进行重视。然而,当前的空间理论确实这样认为的,皮埃尔布尔迪厄(PelrreBoudrelu’又译为皮埃尔布迪厄)所谓的“文学场”(hteraryfield)就是文学本身,而文学空间的生产本身也会构成相应的多元异质性的空间(场)。跟传统理论上的“环境”、“背景”相比,现代空间(场)有着很大的却别,当前的空间(场)主要是政治与文学、管理与被管理、先锋与保守等各种各样权力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体系,从而就会直接导致文学的文本空间不能以一个有机整体出现。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文学在阅读、解释以及研究方面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学文本空间由于自身原因所形成的一些异质性所导致的;而文学文本空间本身的异质性在另一方面,也使文学阅读和解释具有更多的重复性,所以现代的文学生产、文学文本、文学研究这三者都已经成为了一种互文性的空间结构。 第三,那些文本游戏中非常纯粹的解构主义式,他们的文本互文性空间结构是怎样将批判性使命以文学形式呈现呢?总的来说,“空间转向”形成的全新的文学研究理念主要表现在文学空间一方面反映的就是现实空间,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组成现实空间的重要部分,而现实空间跟文学空间之间的距离呈现出弥合态势,进而导致现代的文学研究对象不断向着所有的文化空间拓展,因此,无论是文学空间自身、文学空间的阐释还是文学空间的生产,这三者都能够将多元性、异质性、互文性很好地体现出来,所以文学常常会借助于文本的多次、多重阐释来呈现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力量。 作者:王增 单位: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苏格兰史蒂文森民族文学研究论文 一、《巴伦特雷的少爷》中的苏格兰民俗 《巴伦特雷的少爷》是史蒂文森所有作品中最出众的一部,被评为史蒂文森最优美、最成熟小说。詹姆斯•杜里,巴伦特雷的少爷,在1745年詹姆斯二世党人叛乱之后被宣称死亡,但实际上则隐匿于印度。后来因为一个女人———弟弟亨利的妻子以及一些遗产纠纷,詹姆斯跟亨利反目成仇。他们之间展开了多次争斗,但詹姆斯总是能凭借阴险狡诈的手段而占得上风,以至于最后亨利甚至以为詹姆斯是专门来迫害自己的“超人类”———归来者。两兄弟在印度时,他们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极点,亨利雇佣杀手企图暗杀詹姆斯。得到消息的詹姆斯便想到用假死的方法来躲避杀手,然后再让他的印度仆人塞贡德拉将他“救活”。小说的最后,当詹姆斯在坟墓里躺了一个星期之后被挖出来时,他死而复生的“奇异”现象却直接导致早已精神涣散的亨利被“吓”死了。小说里,詹姆斯能够屡次战胜亨利的关键,在于他对苏格兰民俗故事中迷信思想的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詹姆斯曾经给亨利讲过一个发生在詹姆斯的一位“伯爵朋友”身上的故事。詹姆斯说,这位德国男爵曾做过一个预感性的梦,在梦中看到伯爵朋友死了。之后德国男爵就跟这位疑心很重的伯爵朋友描述了这件事,随即按照梦中的景象,精心制造了一个与之极为相似的情景,最后果然不费力气地让伯爵朋友丧了命。亨利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故事中的“伯爵朋友”显然就是暗指亨利。而那位“德国男爵”毫无疑问就是詹姆斯自己。詹姆斯深谙亨利相信迷信的特点,才编造出这么一个故事来吓唬他。而这个故事很可能也是詹姆斯的“暗杀”计划中的重要环节之一。詹姆斯作恶多端,又加上他神秘复活的灵异事件,使他毫无疑问地成为吸血鬼式的可怕的归来者。而仆人塞贡德拉的角色更是有意地加重了詹姆斯的超自然的神秘形象。有人认为塞贡德拉也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理由是他指出并除掉了企图暗杀詹姆斯的雇凶,最终解救了詹姆斯。 但是,如果我们回头思考一下为什么塞贡德拉能够做到这些,就不难发现其实这些事件无不是在詹姆斯的精心策划之下进行的,而塞贡德拉只是詹姆斯意志的执行者而已,是詹姆斯吸血鬼形象的延伸。詹姆斯这个诡计多端的角色,给这部小说蒙上了一层帝国哥特式色彩。詹姆斯愤世嫉俗,并非常善于运用苏格兰民俗故事中的迷信思想,但在弟弟亨利眼里,他却与苏格兰文化格格不入。亨利与詹姆斯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在他们各自的语言上有清晰的体现。亨利是一个深深地扎根于苏格兰传统的人,因而他讲话时带有浓重的苏格兰方言。而詹姆斯对一切传统文化持怀疑态度,与此对应,他说得一口标准的英格兰英语。尽管詹姆斯十分擅于运用苏格兰传统迷信来调动亨利等人的恐惧心理,但他却从来不相信任何迷信。小说里还有这样一个情节非常值得注意:詹姆斯的朋友麦凯乐听不懂詹姆斯跟仆人之间的对话,因为他们的谈话从来都用印度语。学者彭妮•菲尔丁认为,类似的情节也出现在詹姆斯跟他的妻子之间,“他妻子的无理取闹往往破坏了男人之间的暧昧关系。”至于为什么史蒂文森如此注重表达男人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史蒂文森将国家认同与男人之间的爱与恨放在了一起,旨在表达他自己“既不可能又必须要”对苏格兰进行描写的内心矛盾。我们知道,史蒂文森是苏格兰人,他对苏格兰的感情自然不言而喻。而此时苏格兰正处于大英帝国的统治之下,民族认同感与国家认同感存着巨大分歧。“男人之间的暧昧”表达的正是史蒂文森深沉的民族认同感,但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却又不得不将之深藏在心底。一本正经的威廉姆的形象正是英格兰理性主义的象征,而相信迷信、害怕迷信的亨利,则代表了苏格兰的超自然主义世界观。在史蒂文森笔下,苏格兰和印度的超自然主义信仰与英格兰理性主义的鲜明对比,已然将具有异国风情的思想文化推到了大英帝国的中心位置,而不是再像以往那样,在边缘位置徘徊。小说里大英帝国统治之下的苏格兰和印度的民俗信仰的并列出现,也揭示了为什么表面上统一的庞大帝国文明已濒临崩塌:这个帝国的人民都根深蒂固地生活在本民族的信仰和文化当中。隐藏在这部跨文化背景的哥特式小说情节背后的,则是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的最后挣扎。在《巴伦特雷的少爷》中,史蒂文森成功地将苏格兰传统的超自然主义世界观与英格兰理性主义世界观映射到了亨利与詹姆斯两兄弟身上,并通过两兄弟之间尔虞我诈的斗争,将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的文化冲突展现得淋漓尽致。史蒂文森的民俗小说打破了国界,在给读者带来异国他乡的文化和风光的同时,也在检验着一直以来“英国文化统治世界”的观念的正确性。史蒂文森在太平洋旅行时所写的一些文章中也突出强调了大英帝国政府在殖民地与本土之间形成的内忧外患的不稳定格局。史蒂文森的文字透露出了一种迷信色彩,通过否定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表面上的团结一致性,侵蚀了英国坚实的统治秩序。 二、《金银岛》与苏格兰民族的“海盗情结” 苏格兰是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维京海盗”的故乡。苏格兰民族也因深厚的“海盗情结”而自然形成了以冒险精神为优秀的独具特色的“海盗文化”。直到今天,海盗生活依然是每个苏格兰人心目中向往的充满自由和奇幻色彩的生活。《金银岛》是史蒂文森的成名作。在这部作品中,史蒂文森借一个名叫比尔•彭斯的孩子之口,讲述了吉姆等一群人在前往金银岛寻宝的途中发生的一系列险象环生的故事,对航海生活与海盗文化进行生动、细致地描写,彰显了鲜明的冒险主义精神。小说的开端是少年吉姆发现了海盗比尔遗物中的一份藏宝图,并因此知道了海盗首领弗林特在一个孤岛上埋藏了大量珍宝。吉姆将此事告知乡绅特里劳尼和医生里弗西。两人决定带上吉姆等人一起出海前往孤岛寻宝。不幸的是,船行驶到中途,才发现船员中一大半人都是海盗首领弗林特为了夺取宝藏而招募的海盗。于是,船上分别形成了以医生里弗西为领导的善的一方和以海盗首领弗林特为领导的恶的一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最终善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并顺利探得宝藏,满载而归。《金银岛》开创了寻宝题材小说的先河。小说中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苏格兰人民对航海的热爱。老海盗比尔刚刚住进吉姆家开设的“本鲍”旅馆时,不仅要人们称他“船长”,而且每天早上起床一定要用他那沙哑的声音唱那首航海老歌:“暗礁上有十五个人,唷呵呵!来瓶甜酒吧!”平日里他也确实常常喝着甜酒给大家讲他年轻时的航海故事。而主人公吉姆则更是早在出海之前就多次幻想着自己出海时的情景。在乡绅特里劳尼的家里,吉姆虽然“在花匠雷鲁斯的监视之下,好像犯人一般”,但却“满心怀着航海的梦想,享受着神秘、奇幻的金银岛给他带来的种种快感”。不仅如此,吉姆还已经在梦中“神游”金银岛好几次了。“岛上到处是野蛮人,我们跟他们打仗;岛上还布满了野兽,它们经常追赶我们。”对老海盗比尔的描写和对主人公吉姆溢于言表的激动与兴奋的心情的刻画,无不在展现着苏格兰民族对航海的热爱。当然,除了置身于碧海蓝天的浪漫,“航海”特别是“做海盗”更是危险的代名词。与此相应的是苏格兰民族的冒险精神。在《金银岛》中,史蒂文森十分注重对海盗形象的刻画,以此来表现海盗们临危不惧的精神。老海盗比尔“灰头土脸上横着一道明显的刀疤”,主角弗林特则“左边小腿断了一半,左胳膊下面撑着一个拐棍,以辅助行走。”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一个“海盗”的身体是完好无损的,这足以表明海盗这一行当之危险性。 但是,就算有这么大的危险性,仍然难以阻挡苏格兰人民的冒险热情。冒险精神在小说的主人公吉姆身上有充分的表现。在“西斯博尼奥拉号”航船抵达金银岛之后,吉姆混在了海盗头子弗林特一行人中,跟着他们上了岸,随后又机智地摆脱了他们,孤身一人进入树林中探险。后来他又成功地从被困的木寨中逃脱出来,自己开着小船返回了“西斯博尼奥拉号”,杀死看守,将船成功抢了回来;整个过程都是机智勇敢的吉姆独自一人完成的,其中暗含的对冒险精神的褒扬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虽然小说叙述的是发生在主人公吉姆与凶恶的海盗之间的“博弈”,但文中却并不含有任何贬低海盗的意思,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就连吉姆自己也是人们心目中的海盗形象的化身。在《金银岛》中,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都来自于对财富的追求。纵观整部小说,我们发现,无论是医生里弗西代表的善的一方,还是以海盗首领弗林特代表的恶的一方,他们唯利是图、视财如命的心理却都是完全一样的。但在叙事过程中,作者有意模糊了善与恶之间的对立关系,而重点强调了追寻宝藏过程中的紧张与刺激。从最后的结局来看,海盗们虽然穷凶极恶,作恶多端,但史蒂文森却并没有让他们“不得好死”,而是给了他们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下场:让弗林特的手下留在了金银岛上,而弗林特本人也获得了一包金币。虽然《金银岛》并不十分“贴近现实”,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折射着现实的光芒。苏格兰民族历来有着深厚的“海盗情结”。在小说结尾,史蒂文森借吉姆之口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就是我们不远千里来寻找的宝藏啊,‘西斯博尼奥拉号’上已经有17人因此而丧生。可想而知,这些财富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血与泪的故事,多少船沉入海底,多少人随之丢了性命,多少残忍、龌龊的行为在背后发生,恐怕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讲不出。”这就是血淋淋的历史。 三、结语 史蒂文森非常擅于从苏格兰传统民俗故事中取材来进行创作,他的作品充满奇幻色彩。但史蒂文森并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只会写恐怖和冒险故事的所谓“童话故事家”,相反,他是一位十分严肃的、有着强烈民族感的作家。生活在大英帝国和苏格兰双重文化下的他,或许也只能选择以“童话”的方式来表达对残酷现实的声讨了。史蒂文森诗人般的气质和传奇的经历,已经并将继续感染着读者。 作者:徐小雁 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文学研究论文 一、内容及结构安排 基于以上诸多方面的考虑及对研究内容的把握,《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除“绪论”外共设八章二十五节,其中“绪论”部分主要讨论了选题的基本依据和研究的基本思路。接下来的八章是全书的主体,也是本项研究的优秀,其在结构安排上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1]4第一部分是对唐代御史制度及御史选任情况的研究,该部分研究在书中主要是通过第一章“唐代御史制度概述”和第二章“唐代御史的选任”来展开探讨的;第二部分主要对唐代御史台的文化氛围、唐代御史的政治、法律思维及心态进行研究,旨在全面、深入地把握唐代御史群体相对其他社会群体的特殊性,该部分研究在书中主要是通过第三章、四章来展开探讨的;第三部分是对唐代御史群体文学活动及其对中国文学贡献的研究,该部分研究在书中涉及到第五章“御史活动对唐代文学的影响”、第六章“唐代御史的几种代表性著述”、第七章“唐代御史的文学创作”以及第八章“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等相关的章节。毋庸讳言,不论是在结构的安排上还是在研究内容的设置上,《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都弥补了当前唐代文学研究中所出现的结构性缺失,因而使得全书取得了整体创新的原创性成就。 二、优点及特色 古语云:“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通读《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全书,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该书确有不少优点和特色,就起荦荦大者言之,约有如下数端:第一,立论坚实,论证有理有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南宋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朱熹说:“如人要起屋,须是先筑教基址坚牢,上面方可架屋。”这里朱子虽然谈的是为学与读书的道理,但用于学术研究同样有效。我们认为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还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研究者都应该努力做到立论坚实,论证有理有据,这是做研究最起码的要求。从《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的研究情况来看,作者始终以“文学是人学,文学研究无论出发点还是落脚点,都是对人的呵护与关怀。文学创作是建立在作家的精神生活、生命意识之上的,而其精神生活、生命意识又不能不受某一时期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为理论基点,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了唐代御史的监察、谏诤活动作为国家整个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其是如何影响有唐一代的文学生态,进而触及唐代作家的心灵建构,从而对作家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其立论可谓客观公允、坚实有力,论证也是条理分明、有理有据,因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通读全书,想必大家一定会有同感,并对此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兹不赘述。第二,视野开阔,能够始终把研究置于唐代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下,从文、史、法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展开,并力求做到会通。诚如作者所云:“目前的唐代文学研究中,由于学界相互间研究方法和认知标准的差异,研究中各自为政、融通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使得若干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的发生、演进的本质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不利于对唐代文学的正确认识。”有感于此,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努力从文、史、法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来展开,力图通过传统法律文化与文学相结合的方法解读唐代文学。 以此为基础,《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特别阐述了唐代弹文的审美价值及其生成机制,阐述了唐代御史法律思维与唐代公案传奇生成之间的内在联系。显然,这种研究视野是开阔的,方法是会通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其无疑能引导更多的学者将关注的焦点从文学文本外移至相关学科的视野中,努力寻求相邻学科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解决诸多在文本研究中难以说明的问题。《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可以说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面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其会通的特色为本领域研究的深入和进一步拓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第三,治学态度严谨,能够从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中细心爬梳收集材料,使结论更加可靠。征引广博,资料丰赡,是《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非常显著的特色。众所周知,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必须得有良好的文献功底,因为大多数的研究都得通过详实的文献材料来立论。从《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全书来看,不论是书稿的正文还是注释,几乎所有的文献材料都来自于研究者第一手的资料。据笔者粗略统计,该书援引古籍文献多达100多种,除常见的一些历史文献典籍比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之外,其中还包括了《唐代墓志汇编》、《全唐文》、《全唐诗》等一些大部头的典籍。正因为作者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故常常能烛隐发微,条分缕析。从其研究来看,《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能主要通过文献材料本身来说话,并且往往“在隐约不明之处有可贵的发现”就是这方面最好的明证。作者从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中细心爬梳收集材料,这不仅可以使其结论更加可靠,而且也足以反映出其严谨的学风。当然,作者在写作该书时,辛勤收集并且认真分析材料,其中的甘苦也是可想而知的。第四,锐意创新,能够将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地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19世纪西方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源于创新。”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也正在于能创新。正如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鲁国尧先生所云:“学术,唯有创新方有自家的灵魂。创新之中,最难的,也是最高的,是自主创新,亦即原始原创。”《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虽然不能说处处都是原创,但作者在研究中确实力图做到锐意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甚至可以说创新的理念是作者在一开始进行该项研究时就已经萌生并且贯穿始终的。在研究中,有感于当前唐代文学研究中所出现的一些缺失,作者努力将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地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因而取得了整体创新的原创性学术成就。总之,《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也可能还存在着些许还可以再讨论的问题,但其无疑是近年来唐代文学研究方面一部很有分量的力作,为深入进行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唐代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付乔 单位: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传播媒介和文学研究论文 摘要:世纪之交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主席、西方当代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黑洞》、《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论文学》等一系列论著中对传播媒介与文化文学的关系问题以及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走向问题作了专题性的论述,在国内外理论批评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文章以上述论著为根据全面阐发了米勒关于传播媒介与文学关系,关于人类文学符号及文学符号研究的发展变化过程和未来走向,关于西方现代和当代的文学符号及文学符号研究的具体形态、性质特点等问题的理论学说,为我们了解当代西方理论批评界关于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提供了一幅明晰而透彻的剖面图。 关键词:媒介决定论纸质媒介文学电子媒介后文学 一、媒介决定论 拿破仑说过:“三张敌对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曾利用广播煽动起了德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60年代肯尼迪曾利用电视赢得了美国选民的好感,在大选中获胜。人类的传播媒介,无论是纸质媒介如报纸、书刊等还是电子媒介如广播、电视、电脑等,都对社会文化有巨大的影响力,这是不言而喻的。 为其如此,西方的传媒理论家们便不约而同地指出: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文化活动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如20世纪20、3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媒介犹如枪弹,对接触到它的人会产生直接、迅速、有力的效果,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后来人们将此种观念称作是“枪弹理论”(bullettheory)。70年代西方著名传媒理论家诺利一纽曼(ElisabethNoelleNeumann)认为,媒介对社会观念的形成有强大的影响力:某一时期某一媒介宣扬某种观点,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人由于害怕被孤立而不愿表达他们的看法,这样在大众媒介的压力下支持异常意见的人越来越少,而媒介所宣扬的东西越来越有影响力,以至便变成了主导性的观点。纽曼将她的这种大众媒介强力影响公共舆论的理论称作是“沉默的螺旋”(spiralofsilence)理论。 与“枪弹”论者和“沉默的螺旋”论者一样,西方最负盛名的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也认为媒介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不过在他看来媒介的巨大效力不是由媒介所传输的内容引发的,而是由媒介的传输方式本身引发的。他在名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明确指出:过去人们只注意到了媒介的内容的作用,而没有注意到媒介形式的效力,事实上“媒介的塑造力正是媒介自身”,“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换句话说,媒介的效力主要发生在形式的层面上,主要源自它的运作方式本身对人们的“感知模式”或者说思想方式的“坚定不移、不可抗拒”的深刻影响力。历时地看,人类的传媒方式主要经历了口头语、书面语和电子媒介三大阶段。口头语发生得最早,是人类早期的基本传媒形式。口头语是一种用声音传达人的感知经验的形式,是一种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可以直接通达到人的内在生命经验中去的传输形式。正是这种直接的通感式的传输形式赋予了早期的人类以特殊的思想方式即“整体直觉”式的思想方式,赋予了他们以特殊的思想意识即将全身心完全融会到大自然中和社会集体中的神秘意识和社会集体意识,从而促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机制即“永恒的集体和谐与太平”社会。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部落社会”。书面语发生在口头语之后,是对口头语的超越。西方最典型的书面语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虽产生得很早,但在上古和中古它只是作为一种储存文献的手段而存在,直到文艺复兴后期印刷术出现以后,它才被人们当作一种传输感觉和思想观念的传媒方式运用,才变成了一种主导性的传播媒介。“拼音文字是形声分裂的特殊文字。”它人为地将文字与声音割裂开来,用视觉压制听觉,是一种分割肢解性的传媒形式。“拼音文字在使人脱离封闭的部落回音室而转入线形组织的视觉世界中的转换作用,是无与伦比的。”拼音文字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早期整体的立体的有机的直觉的即兴的思想方式,而赋予了他们以分析的线形的机械的逻辑理性的统一的思想方式。“西方的价值观念建立在书面语的基础之上。”正是基于这种分解性的线形的机械的统一的思想方式之上,西方人建立起了他们的线形的连续的机械的现代文化,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文明”状态。20世纪以来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电脑、因特网等电子传媒形式得到了广泛应用,逐步取代了书本、报刊等纸质媒介的主导地位。“过去的技术是不完整的、支离破碎的,而电力技术是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电子媒介是一种既有声音又有文字和图像的集合性的传媒形式,在它那里听觉、视觉、触觉等相互融会,混为一体,不可分离。正是这种浑一的多维的整体性的新媒介培育了人们浑一的多维的整体性的思想方式从而拓制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景观——即丰富、多元、整体、和谐的新社会机制,西方人又返回到了前书面语时期通感式的、整体化的、人的心理能得到全面释放的、部落式的文化状态中,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重新“部落化”状态。 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面世就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正像该著麻省理工学院版序言的作者拉潘姆所言:“只几个月工夫,该书就获得《圣经》那样的崇高地位,其作者就成为时代的先知。”它从出版之日(1965年)起一直到今天,曾不断被人们传阅、引述、讨论,在西方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传播媒介与人类社会文化形态的关系问题上希利斯·米勒完全沿承了麦克卢汉的这种媒介决定论观念。米勒在一篇讨论传媒方式与文学关系的专论《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吗?》中指出,世界是在人的意识中呈现出来的,表现为意识形态。关于意识形态,过去人们是从二元论的角度理解的,即把现实世界分为精神意识和物质存在两个层面,将意识形态置于第一个层面中。事实上精神意识是空灵的无形的,它们离开物质形态根本无法显现出来,根本无法存身,所以现实中精神意识一刻也离不开物质形态,而物质形态在它呈现出来的那一刻就已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人的眼光,就已包含了精神意识,精神意识和物质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二者谁也离不开谁。意识形态说到底即是那空灵的不可见的精神意识性的东西和那实在的可见的物质性的东西的混合体,说得具体些就是人们关于现实和自然的感觉、观念等精神性的东西和语言符号等物质性的东西的混合体,借用德曼的话说是:“语言与自然的现实以及相关的现象的混合体。”而在这种集精神意识和语言符号为一体的“意识形态”内部,精神意识是所指内容,语言符号是能指形式,精神意识被塑造成什么形态、它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出来,完全取决于它的表现方式语言符号,而语言符号则以什么样的形态去表现精神意识最终则取决 于传播它的物质媒介。所以米勒说:“创造和强化意识形态的,不仅是语言自身,而且是被这种或那种技术平台所生产、储存、检索、传送、接受的语言或其他符号。”“并非语言本身有那么大的力量可以形成意识形态错觉,而是受这种或者那种媒介影响的语言,例如嗓音、书写、印刷、电视或者因特网的电脑。所有这些技术都会利用那种奇怪的倾向以栖居于人人都拥有的想象或幻想空间。我们把身体委托给没有生命的媒介,然后,再凭那种虚构的化身的力量在现实的世界里行事。”意识形态是由语言符号塑造成的,而语言符号则受制于传播技术和媒介,所以传播媒介才是意识形态以至人类文化的最后的根据。 历史地看,西方的传播媒介主要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变革发生在文艺复兴后期,是印刷术和随之而至的书面语对手抄本和口语的更替,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中后期,是广播、电视、电脑等电子媒介对书本和报刊等纸质媒介的更替。西方从16、17世纪到20世纪前期期间的传播技术和媒介主要是印刷术和书面语,“印刷文化的特色都依赖于相对严格的壁垒、边界和高墙”,印刷术和书面语是一种肢解切割性的机械的传媒方式,它培育了人们线形的肢解切割性的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分离的分门别类的连续的一体化的现代文化。所谓分离,即是各种存在相互隔离,如人与人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自我”和“作者”概念),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民族国家意识)。所谓分门别类即是各个知识领域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所谓连续即是将不同的事物用时间序列、空间位置或因果关系连接起来,使之井然有序。所谓一体化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置于某一个统一的框架中,使之连成一体。“印刷术使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以及民族独立国家成为可能。”西方20世纪中后期的传播技术和媒介主要是电子技术和电子媒介。电子媒介是整合融会性的有机的传媒方式,在它那里“所有那些曾经比较稳固的界限日渐模糊起来。”它培育了人们的立体的复合型的思想方式。正是基于此复合型的思想方式之上,过去片面机械的现代文化形态自行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丰富复杂的后现代文化形态:如独立整一的自我被消解了,“自我裂变为多元的自我”;“民族独立国家之间的界限也正在被因特网这样的产业所打破”,整个地球连成了一体,变成了一个小村庄;哲学、心理学、文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也被打破了,不同学科相互交叉交融,进入学科整合状态。人类文化从过去分离的分门别类的线形的统一的现代形态转向了现在杂糅的整合的立体的矛盾差异的后现代形态。 二、纸质媒介与文学和文学研究 人类的传播技术和媒介决定和制约着人类社会文化形态,自然也决定制约着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形态之一的文学。从16、17世纪开始到20世纪前期这三四百年间人类的传播媒介发生了重大的转形,即从口头语转向了书面语。书面语或者说纸质媒介,如前所述,是一种肢解分割性的媒介。它在无形中促成了人们分析型的思想方式。而正是后者在无意识中给事物划界、分类、命名,将之抓捏成一个个界限分明、逻辑有序的、明晰可见的统一体。我们通常所说的现实存在如自我、国家、哲学、心理学等等都是被这样打造成的。文学也一样。 从所指内容的角度看,西方现代人首先用二元对立的方法将他们眼前的世界分成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然后用排他法排除其中的一个方面即物质、客观的方面,将“我思”、“先天综合形式”、“理性”、“意志”等精神、主观的方面视作是世界之根本。接着对人的主观精神世界作了进一步的分割,将之区划为认知、行为、情感等领域,认为文学属于最后一个领域,关涉的是人的主观情感,是用来表现思想情感的。 从能指形式的角度看,西方现代人首先将人类符号形式分为非语言的(如声音、图像、动作等)和语言的两类;然后再将语言符号分为感性形象的和逻辑抽象的两大类,认为文学语言是感性形象性的语言符号;最后进一步将感性形象性的语言符号分为抒情的、叙事的和戏剧的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由之引出了诗歌、小说、剧本三种具体的文学类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米勒说:“词语文学(literature)出自拉丁语,与罗马一基督教一欧洲词根不可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最早出现在17世纪后期的西欧。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仅指诗歌、剧本和小说,出现得很晚,……到了18世纪中期。” 从外部条件看,文学的发生则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自我概念的产生、作者和版权观念的出现等直接联系在一起,这些因素用米勒的话说是“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民族国家、自我、作者等文化形态如前所述无不基于西方现代人的分解性的思想方式之上,无不是印刷术和书面语的产物,所以没有印刷术和纸质媒介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无论是从所指内容的角度看、能指形式的角度看,还是从外部条件看,都基于西方现代人的分析型的思想方式之上,而后者则完全是由西方现代的传媒技术印刷术和传媒方式纸质媒介塑造成的,因而米勒说:“西方的文学总体上属于印刷书本以及其他的印刷品如报纸、杂志、定期刊物的时代。” 西方的现代印刷术和纸质媒介不仅决定着现代文学的形态,也决定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形态。由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人们在对现实世界进行细密的切割分离、摒除异质的东西、保留同质的东西的基础上打造成的,因而无不是单一的连贯的有机统一的。这就决定了西方现代的文学研究必然是求同式的研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现代人的思想方式是肢解分割性的,是二元对立的,是非此即彼式的,基于这种思想方式之上,西方现代人的文学研究理路自然非求同式研究莫属。 西方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文学研究虽然研究观念和方法上大相径庭,但研究理路和倾向都完全一致,都以探求文学作品的某种内在统一性或中心点为出发点,都是求同式的。加世纪前西方的文学研究主要有社会历史研究、人物形象研究、传记研究等几种类型。社会历史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所反映的某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内在统一性或者说社会生活本质,参照物是当时的社会历史状态。人物形象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物的性格的内在统一性或者说人物个性,参照物是生活中的真人。传记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所表现的作家的思想、情感或心理状态的内在统一性,主要根据是作家的生活经历、思想观点和情感状态。20世纪以后西方的文学研究主要有新批评、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等几种类型。新批评主要探讨的是作品的内在蕴含的矛盾统一性,参照系是文学语言的“歧义”、“反讽”、“悖论”等属性——具体指文学语言的集外在的字面义与内在的隐含义于一体的属性。结构主义主要探讨的是文学作品的结构法则或者说写作模式的普遍统一性,参照系是人类语言以及它的运行法则即语法规则。文化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所反映的人们的文化身份的内在统一性(如种族性、区域性、男女性别等),参照物是某种社会集团的文化属性。 从批评视野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各自只注意到了文学作品之内容或形式的某一个层面,而完全忽略了其他的层面,是瞎子摸大象式的,是狭隘的片面的。从批评思路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了探求作品某种统一性或某个中心点上,而完全忽略了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即它的形象大于思想的属性,完全忽略了它的矛盾性异质性和丰富多元性,因而它们只注意到了作品的明晰性和有序性的一面而摒弃了它的模糊性和丰富复杂性的一面,是肢解性的排他性的残缺不全的研究。从批评效果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都基于某种理论假定之上,都以某种非文学的东西为参照,都先有某种预设,然后再到作品中去寻找它、印证它,都是结论在先分析阐述在后,因而是同语重复性的,都在已知的东西中绕圈子,很少涉足于未知的领域,很难给人们提供新知新见。正因此,在米勒看来,这些形形色色的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在根本上都是揭示性的而不是开发性的,都是证明性的而不是发明性的,都是陈述性的而不是施为性的,是指向已知的东西的而不是指向未知的东西的,是不可取的。 三、电子媒介与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 西方的文学和文学研究完全基于现代传媒技术印刷术和传媒形式书面语之上,而现在“新的电信时代正在产生新的形式取代这一切”。现代的传媒技术和传媒形式印刷术和书面语正在被新型的传媒技术和传媒形式电子技术和电子传媒形式如广播、电话、电影、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激光唱片、VCD、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等替代。与肢解切割性的纸质媒介相反,电子媒介的本质特征是整合融会性。它“打破了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内在与外在二分法(inside/outside)”,突破了现代人的二元对立思想,拆解了基于此二元对立思想之上的各种二元对立概念如所指与能指、现实与虚构、文学与非文学等等,瓦解了作者、自我、民族国家等意识形态,消解了文学和文学研究得以存在的所有的前提条件。这样,随着电信时代的到来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消亡自然无法避免。所以米勒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米勒所说的“文学”不是指那种作为人类语言符号之一种形式的、超越时空界限的文学,而是指那种基于现代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之上、作为现代文化形态之一种形式的文学。米勒在后期的理论力作《论文学》中明确指出:文学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意义上的文学,作为一种西方文化机制,是特殊的,它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文学的历史性的特定的形式。在第二种意义上,文学是一种使词语或其他符号成为文学性的东西的一般倾向。”换句话说,“文学”概念有两种不同的所指:一种是指那作为现代人的文化建构物的现代文学话语,一种是指那超历史的普遍的作为人类语言符号大家族中的一分子的人类文学符号。米勒指出:“如果一方面文学的时代几近结束,那么另一方面文学或文学性则是普遍的永恒的。”“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米勒认为,虽然作为现代人的文化建构物的文学话语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文学话语研究将随着现代传媒技术和方式的消亡而终结,但是作为人类语言符号大家族中的一员的超历史的普遍的文学符号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符号研究将永远留存。米勒指出:“我认为这种数字化的东西将会多方面和以人们无法预测的方式改变文学和文学研究。我甚至要说它将会转变和已经在转变文学或文学性的概念,它正在逼杀文学,给它以一种新的存在形态。”这即是说数字化的传媒方式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文学符号以及人们的研究方式,赋予它们以“新的存在形态”、新的品格。那么数字化的传媒方式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它给文学符号以及文学符号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赋予它们以什么样的新品格? 为了论述方便,下面我们暂且将基于新媒介之上的超越现代文学话语的文学符号称作“后文学”,将基于新时代新思想方式之上的超越现代文学研究方式的文学符号研究称作“后文学研究”。 在西方传媒研究史上最早对数字媒介或言电子媒介做出全面深刻的阐述的理论家是被人们誉为“时代的先知”的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他在巨著《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明确指出:“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从文艺复兴后期到20世纪前期期间的各种传播媒介是人的肢体的延伸,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媒介是人的神经系统的延伸;前者是肢解的分割性的,后者是整一的混合性的;具体而言,前者是再现性的、重复的、线条的、连续的、统一的,而后者是构造性的、虚拟的、“非连续的、歪斜的、非线形的”。麦克卢汉之后西方科幻小说作家吉伯森(w.Gibson)推出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术语,传媒理论家尼尔森(T.H.Nelson)发明了“超文本”(hypertext)概念,哈拉兹(F.G.Halasz)阐发了“超媒介”(hypermedia)话语,他们从不同的方面进一步深化了麦氏关于电子媒介是一种构造性的、虚拟的、非线性的、非连续性的、立体化的传媒方式的理论,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电子媒介理论系统。现在“赛博空间”、“超文本”、“超媒介”已经被公认为是电子媒介(特别是因特网)的本质特征,它们差不多变成了电子世界的代名词。在电子媒介的性质特点问题上希利斯·米勒完全沿承了麦克卢汉等人关于电子传媒是一种整合融会性的传媒方式,具有构造性、虚拟性、非线形性、非连续性、立体性、歪斜性等本质特征的理论观念,并将之巧妙而机敏地贯彻到了对后文学性质特点的分析中。 在米勒看来,电子媒介与纸质媒介的本质差别在于:后者将文字和声音、图像、动作人为地隔离开来,抹去了后面三种因素,仅留下唯一的一种因素文字,是地地道道的切割分离性的传媒方式,而前者正相反,它将纸质媒介所抹去的声音、图像、动作等因素重新招揽回来,在文字中引入了声音、图像以至动作,在视觉中加进了听觉、触觉以至味觉等,是整体的混合的浑一性的传媒方式;后者培育了人们切割分离性的思想方式即二元对立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现代明晰的机械平整的审美话语形式文学,前者在无形中塑造了新的思想方式即整合性的多维的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新的混杂的能动多变的审美话语形式后文学。后文学的混杂性和能动多变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它突破了外在与内在、实在与非实在之间的界限,不再致力于再现或表现某种外部存在,不是再现性或表现性的,而将外在与内在融为一体,是构造性的,虚拟性的。在米勒眼里电子媒介本身就是一种集外在与内在为一体的构造性的媒介。他在专著《黑洞》中指出:“印刷品也是技术再生产性的一种形式——对这一点我们差不多快遗忘了,但也许再生产性的效力在照相机瞬间的一闪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它生产出了底片,将那刹那间已逝去的东西保留下来,赋予了它以幽灵般的无尽的生命。……那熔化了形象与文本之区分的数字化生产出了形象/文本,它们比照片更为短促多变和无所不在。它们彰显了本雅明意义上的作为瞬间性产品的照片的另一面:即它赋予那被人们拍过照的已死去的瞬间以鬼影般和幽灵式的永久存在、赋予它以无所不在的生命的方式。”这即是说照相机或摄像机等电子媒介是一种将事物从川流不息的现实时间进程中抽离出来、赋予它们以特殊的形态(即某种图像)的形式。在照相机或摄像机将外在现实事物转化成照相机中的底片或摄像机中的数字图像的过程中,被拍摄的现实事物已经随着时问的流逝而逝去了,留下来的只是它的仿像或者说它的影子,此“仿像”或“影子”完全有别于它的底本外在现实事物,它们是由照相机或摄像机等媒介制作出来的,是外在事物和照相机或摄像机等转换形式的结合体,是构造性的。这种由照相机或摄像机等电子媒介打造出来的电子世界是由数字或信息构成的,它虽源于外在现实,但已不是纯现实,而是被数字化了的现实,或者说是形式化了的现实,是一种介于实在与非实在之间的现实,是虚拟的现实,用米勒的话说,是“非现在的现在”,是一种“仿像”:“所有那些电视、电影和因特网产生的大批的形象,以及机器变戏法一样产生出来的那么多的幽灵,打破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区别,正如它打破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分野。人们常常难以分辨电视节目里的新闻和广告。电视或者电影形象属于比较奇怪的一类——非现在的现在,要想说清楚它到底是不是‘目击新闻’,即是不是所说的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是如他们所说的一种‘仿像’(simulation),也常常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与电子媒介的这种构造性、虚拟性性质特征相应,后文学也完全是构造性的虚拟的。总体而言,西方20世纪以后伴随着电子媒介而出现的新型的文学或者说后文学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直接由电子媒介承载的文学如影视文学、光碟文学、网络文学等,另一类是借鉴电子媒介文学的手法写成的纸质媒介文学。由电子媒介承载的文学完全是构造性的、虚拟的,这不言而喻。以西方当代的“第一部CD-ROM的轰动之作”《米斯特》(Myst)为例,它是由“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意象”构成的。它的作者兰德·米勒(RandMiller)和罗宾·米勒(RobynMiller)两兄弟先将现实事物转换成一连串的数码图像和声音,然后再将它们按某种方式集结到一起,最后组建成了这样一个似真而又非真的数字化的艺术世界。此世界完全是由数码打造成的,是虚拟性的。那些借鉴新媒介的方式方法而写成的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本质上也是构造性的虚拟的。以这种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的开山之作《追忆逝水年华》为例,它是由“记忆的巨大的数据库”构成的。作者普鲁斯特仿照电影、电视、照相机、摄相机的蒙太奇手法,首先将他记忆中的现实事物转换成无尽的意象或词语形象,就像照相机或摄相机将现实事物转换成一个个零散的镜头一样,然后再将这些意象或词语形象按一定的序列组合起来,从而组建成了一个虚幻的艺术世界。此世界,用米勒的话说,完全是由语言词语打造成的,是施为的(performative),它源于现实又不同于现实,是虚拟性的。 (2)它打破了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不同的传达手段和叙事、抒情、议论等不同的表述方式之间的界限,是超媒介、超文体的。米勒说:在数字化的电子世界里,“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也日渐消逝。视觉形象、听觉形象(比如音乐),以及文字都不同地受到0到1这一序列的数码化改变。像电视和电影、连接或配有音箱的电脑监视器不可避免地混合了视觉、听觉形象,还兼有文字解读能力。新的电信时代无可挽回地成了多媒体的综合应用。男人、女人、孩子个人的、排他的‘一书在手,浑然忘忧’的读书行为,让位于‘环视’和‘环绕音响’这些现代化视听设备。”在米勒看来,电子媒介本身就是语言、图像、声响、动作等不同的信息传达手段的混合体,它集视觉、听觉、触觉等于一体,是综合性的通感式的,是超媒介的。与之相应,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电子媒介文学也是超媒介的。以《米斯特》为例,“它有‘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意象’,外加‘声音轨道’和‘快速牌(苹果牌电脑的一个商标)电脑的图像和电子动画图片’。”“它是‘一个迷乱的盒子,盒子里头是小说,小说里头是绘画——并配有音乐,或其他东西。”’∞它是由语言文字、图像、声音等各种不同的传达手段共同打造成的,或者说是小说、绘画、音乐等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的混合体。电子文学文本是这样,那些以电子文学文本为模板的新型的纸质文学文本也不例外。再以《追忆逝水年华》为例,正像米勒所言:“小说充满了信件和电报。”其中既有叙事、描写,又有抒情、议论、说明、解释,是小说、书信、散文、议论文、说明文等各种不同文体的杂糅体。另外“普鲁斯特用很多重要的篇章借小说内部人物的状态刻划了《追忆逝水年华》的读者的状态。”小说将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巧妙地引入文学叙事中,是批评和创作两种完全不同的话语形式的混合体。(3)它突破了话语文本与话语文本的界限,是不同的话语文本的杂糅体,是开裂的、非线形的、非连续的、零散的。米勒说:“在电脑上写作与普通方式或打字机写作大不相同。由于能够很容易进行修改,所以文学研究的文本似乎永无止境或永远不能完成。它可以非常容易地扩展,重新安排,剪裁,进一步加注,等等。”电子文本不像文字文本那样一旦定稿、排版、付印就不便再压缩或扩展,它可以随时增删、修订,“永远不能完成”。正是电子书写的这种便于插入、删除、增补、缩减、编辑、修订的性能使各种不同的话语文本间的链接成为可能,从而使电子文本具备了文字文本所无法具备的独特性能即集各种各类不同的文本于一体的超文本性能。一种电子文本可以将同一个主题的所有的话语文本链接到一起,如可以将描述某种现象的元话语文本、评论这些元话语文本的文本以及对这些元话语文本和评论进行哲学思考的话语文本等等编组到同一个窗口中,也可以将不同主题的话语文本随意地陈列到一起,如“在电子空间中小说《艾亚拉的天使》与天象图、卫星形象、可以想得到的任何一种主题的简报、有关人类基因工程的最新的消息、从哈勃天文望远镜上得到的最新的图片、免费软件、各种游戏、农业信息、你来我往的千百万邮件短信,等等,以惊人的丰富性和无序状态堆在一起”。所以电子文本空间中,“任何东西都可以跟另外的东西,以乱糟糟的混合的方式重叠在一起”。 一般的电子文本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话语文本集结成的,是超文本性的,特殊形态的电子文本即电子文学文本不例外也是由多种多样的话语组合成的,是超文本性的。如《米斯特》就是由“5个有待拓展的完整的世界”构成的,由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零散的意象组构起来的,它是各种不同的数码或者说景象相互链接的结果。“此怪异的游戏或小说的目的是借打开呈现在电脑屏幕上的各种目标物以重新组建一个故事。此游戏是‘被设计出来让那些第一次玩游戏的一般水平的游戏者在40个小时之内完成的。’当40个小时用完时,小说的故事就会呈现出好几个不同的结局。《米斯特》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你可以选择你最喜欢的结局。”这即是说《米斯特》不仅是由各种不同的数据或景象组构成的,是立体的复杂多元的,而且还是动态开放的,它最终被建构成何种形态完全取决于欣赏者或游戏者如何处理它。 超文本不仅是电子媒介文学文本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以电子媒介文本为模板的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文本的本质特征之一。譬如《追忆逝水年华》就是“一个巨大的碎片集合体或不计其数的碎片的聚集地。”其中既有叙事又有议论,既有陈述又有说明、注释,它是由各种不同的话语文本集结而成的。它是“一个布满了无数小多边形的多边形”,是立体的。“马塞尔将他的记忆当作是他可以在其内部不停地穿行的超文本程序。在那记忆的巨大的存储器中,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始,而借一系列链接,最终可以被引向其他任何地方。”它既无确切的入口,亦无确切的出口,不是线形的连贯的而是非线形的不连贯的。普鲁斯特在创作它的过程中,不断地改变写作计划,不断地增添新的材料,不断地扩展它,“它是无尽的”,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电子媒介不仅赋予了新时期的文学符号以新的特性,而且也赋予了新时期的文学符号研究以新的品格。由电子媒介承载或仿照电子文本模式写成的后文学,如上所论,不再是被动再现或表现已有的精神或物质存在的形式而是主动构造未知的事物或境界的形式,不是记述性的而是施为性的,不是单一平面的、线形的、连贯的、透明的而是混杂立体的、非线形的、非连贯的、隐秘的,其中永远隐含着某种深不可测的迷乱怪异的东西或言“黑洞”(blackholes),压根就是“不可读的”,没有人能够完全穿透它。这样,人们在研究它时便不再将重心放在探求其中的某种统一性或中心点、以完全把握它上,而是把重心放在发掘其中的某种无法预见的怪异的东西、以深刻开发它的无限多样性上。这就决定了后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与文学研究完全相反的道路:即不是求同式的而是以求异式的。米勒将这种基于由新媒介引发的新文学之上的新研究称作是“修辞学”。另外从研究主体的角度看,在新的整合融会性的电子传媒方式深刻影响下新时期人们的思想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分割转向了整合、从单向转向了多向、从一维转向了多维、从集中转向了发散。人们用整体的目光,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审视无限丰富的文学文本,自然会更容易体察到它的复杂多元性以至不可穷尽性,更能意识到那种企图捕捉到文学文本的某种优秀、本质或言统一性以完全把握它的设想的空幻性。这样他们便自然而然地将批评重心从过去探求文学作品的某种统一性或中心点转移到了开发它的某种悖论、异质性或言“黑洞”或“他者”上了,便自然而然地走上了求异性的后文学研究之途。 20世纪60、70年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从其解构主义思想出发深刻发掘了西方现代哲学的基础性的话语“自我”之中不透明的层面或者说它的“黑洞”或“他者”,如无法为自我意识所掌控的无意识、为自我的精神心理所涵盖的物质形态如语言符号、文字等,为这种求异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树立了成功的范式。法国的另外一位哲学家福柯从其后结构主义思想出发进一步开发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石“理性”之中的不在场的一面——“疯癫”,以期将西方的社会文化引向一个新的境界,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求异性研究。美国批评家萨伊德敏锐地揭示了貌似公允客观的西方的“东方学”中不为人知的隐秘的一面即深厚的种族主义或言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将这种求异性研究扩展到了社会文化领域。俄国批评家巴赫金深刻揭示了陀斯妥也夫斯基等人小说中的某种统一的意识和声音后面的不一致的意识和声音或者说杂音,揭示了文学作品统一性之中的差异性,不知不觉中走上了求异性文学研究之途。美国“耶鲁派”的批评家德曼开发了各种文学文本之逻辑统一性之中的乖张差异性或者说语法层面背后的修辞层面,全面发展了求异性文学研究,将之推向了高峰。这种求异性研究所关注、探究和开发的是事物中的那种为既有的已知的在场的东西所无法涵盖和包容的未知的不在场的怪异的东西或言“他者”:如为我的民族所无法理解的思想或行为怪异的其他民族,为我所无法穿透的他人,为我的意识所把握不了的梦幻和无意识,为人类语言符号的语法逻辑的层面所无法涵盖的修辞悖谬的层面……等等。此种研究不像多元主义或对话理论那样认为千差万别的事物背后有某种普遍统一的公理、因而在强调这些怪异的东西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将它们归并到某种普遍性中,而是认为千差万别的事物背后仍然是千差万别的事物、因而始终十分看重和尊重这些怪异的东西,它以全面开发“他者”以开辟新的视野和新的人生境界为出发点,它不是兼并、同化、征服性的,而是发散、异化、开拓性的。它是将人类社会引向多元化、引向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平的唯一正确有效的方法。 随着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媒介的广泛运用和人们的思想方式向整合性多维性的急剧转变,这种力求把握事物中某种未知的不可预测的怪异的东西、尊重“他者”、开发新异的事物和新异的境界的求异性的研究日益变成了文化和文学研究中的主导性的方法理路。它正在蓬勃展开,代表着人类文学研究的光辉未来。 四、余论 西方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流变不居的。从总体上看,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显著的阶段:(1)古希腊至文艺复兴。此阶段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境界不在现实中,而在超现实的神灵的王国中(如在奥林匹斯山上空的神祗之乡中或伊甸园里)。此阶段文学符号的形式主要有神话、史诗、传奇、戏剧表演等,它们所创造的艺术境界大多是超现实的天外奇境,它们所塑造的形象主要是神、英雄、骑士等超凡脱俗的角色,此阶段的作品主要以神奇性和故事性取胜,文学符号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作品的情节结构问题(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布瓦洛的《诗的艺术》等都是围绕着此问题展开的),人们将这一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诗”,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诗学”。(2)16、17世纪至20世纪前期。此阶段人们将注意力从天外奇境转向了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生境况。此阶段文学符号的形式主要有小说、诗歌、剧本,它们所描写的是现实中的实实在在的人和事,表现的是人们的真情实感,作品主要以真实性、思想启迪性和情感震撼力取胜,文学符号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文学反映现实人生的广度和力度以及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的真实和深刻程度,或者说它的社会人生启迪作用,人们将此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文学”,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文学研究”。(3)20世纪中后期。此阶段人们不再认为世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由人构造成的,由于过去人们是用分析型的理性的机械的方式建构社会文化机制的,所以所构造的世界是单一化的平面的片面的不合理的,为此人类亟需改变思想形态、用新的方式即复合性的非理性的复杂多样的方式打造新的社会文化机制即无限丰富多样的文化机制、以从根本上改变既有的不合理的世界面貌。他们将文学符号当作是打造新世界的新方式的先锋实验性形式。正因此这阶段的文学符号不是以充分有力地表现某种外在所指为目标而是以革新和变异自己本身的艺术方式或者说内在能指、用非逻辑非理性的方式打造奇异多变的艺术世界为目标,它不是再现或表现性的而是构造性的,主要以虚构性、能指形式的变异性、艺术境界的迷离多样性取胜,此时期的文学研究把重心放在了细读文本、充分开发文学文本的异质多样性上。人们将此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文学性”或“可写性”文学文本,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文学性研究”或“修辞学”。 由于深深囿限于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思想模式中,传统中人们一贯认为文学符号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普遍永恒的东西,文学符号研究是一种探讨文学的普遍性或本质的普适性的学科,因而只注意到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共时性和亘古不变的一面,而完全忽略了它们的历时性和流变不居的一面。在世纪之交,当代杰出的理论批评家希利斯·米勒从其反本质主义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出发,不仅深刻意识到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动态变异性,而且参照人类传媒方式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传媒方式的历史发展过程、以之为根据深刻揭示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变化过程,展现了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别是16、17世纪至20世纪前期和20世纪中后期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不同的形态和性质特点,并得出了随着印刷时代的消逝、电信时代的来临,旧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文学和文学研究正在消亡、新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日益兴盛的惊世骇俗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空前独到深刻的,不能不说是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次重大创举。这也正是他近期的理论学说为什么会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会受到人们高度的重视的根本原因。 不过正像美国当代的批评大师德曼所言,任何洞见中都有盲点。米勒关于传媒方式与文化文学关系的理论学说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米勒虽然在理论上一贯反对本质主义和逻格斯中心主义,但在论述传媒方式与文化文学关系时却不知不觉地落入了传媒方式决定文化文学形态的一元主义、决定论或言本质主义的思想圈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误区。事实上社会文化机制和文学符号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由某一种唯一的因素促发的,而是多种因素的互动促成的,除了传媒技术和传媒方式外,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人的主观意识、人的综合素质、文化符号形式等都是决定和制约文化机制和文学符号的发生和发展的基本因素。希利斯·米勒在论及文化和文学符号发生发展时只注意到了传媒技术和传媒方式的巨大影响力,而忽略了其他各种因素的深刻的制约作用,无疑是狭隘的片面的。其次,他在传播媒介的发展过程问题上,一贯认同麦克卢汉的高级形态取代低级形态的线形发展模式论——即书面语取代口头语、电子媒介取代书面语的发展模式论,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色彩。从历史史实看,传播媒介的高级形态与低级形态之间的关系不是前者取代后者的关系,而是前者丰富和扩展后者、与后者构成多元互补局面的关系,如16、17世纪以后兴盛起来的书面语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传统的口头语传媒方式,与后者构成了二元互补的关系,20世纪中后期发展起来的电子媒介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了口头语和书面语等传播媒介,与后二者构成了三元互补关系。再次,基于媒介决定论和传媒方式单线发展模式论之上,米勒提出,与旧的书面语传媒方式日益为新的电子传媒方式所取代的历史趋势相应,基于旧的传媒方式之上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文学和文学研究日益消亡,基于新的传媒方式之上的新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日益蓬勃兴盛、正在全面取代旧的文学和文学研究。这很明显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当前在世界范围内用传统的方式进行创作和研究的作家和文学家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对的优势,而且他们的作品和成果的质量也是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无法望其项背的。跟书面语有巨大的潜力、没有也不可能消亡一样,文学和文学研究也有巨大的潜力,它们现在没有消亡,将来也不可能消亡。 总之,米勒关于传播媒介和文学关系的理论学说以及基于它之上的关于西方现代和当代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形态、性质特点、未来走向的分析论述等既有深刻独到之处亦有片面悖谬的地方。认真研究和总结它们,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传媒方式的历史过程和走向、深刻理解和把握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变化过程和历史形态、科学预见和策划它们的未来,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和镜鉴作用。
历史教学论文:问题引领教学与历史教学论文 一、认识中的失误与实践中的弯路 (一)认识中的失误 新课程改革初期,经过多次培训,笔者对新课程改革有了初步的认识,体会到改革的优秀理念就是让学生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以“学为中心”还是以“教为中心”是和的分水岭。“‘学’是成就学生的内因,‘教’是成就学生的外因。”当时对这一理念的理解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思考并解决了教师在学案中提出的问题,并将答案说一遍,就实现了由传统课堂向高效课堂的转变。这就形成了认识中的一个误区,学生思考分析的是老师发现并提出的问题,整个教学过程是老师牵着学生走。这个认识上的误区导致实践中的弯路。 (二)实践中的弯路 带着对新课程理念的肤浅认识,观摩了昌乐二中的“271高效课堂”,笔者开始了由传统教学向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转变尝试。从形式上来讲,高效课堂大体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教师准备的学案。学案中分为基础题(一般以填空的形式出现)、探究题(一般用于课堂上教师对学生的提问或学生小组讨论)以及巩固性习题。 2.学生以教材为依据,以学案为主预习相关的教学内容。 3.教师组织课堂教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将学生分为小组。小组数量不等。每一小组解决一到两个问题,每一个解决问题的小组还会对应一个评价小组。先是解决问题的小组分别回答相应的问题,然后由评价小组进行补充,最后教师小结,学生做巩固性练习,教师整合知识结构,教学任务就完成了。从形式上看,学生上讲台、站起来回答及分组讨论,使学生分析、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有效的培养与提高。课堂气氛也一改传统课堂死气沉沉的状态,变的很热闹。教学过程中学生忙得不亦乐乎,教师只是一个组织者、引领者。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样的教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每一小组只解决教师提出的一个或两个问题,教材中其他的问题,没有思考的时间,所以,学生参与教学的范围有限。(2)学生知识储备量及现有的思维能力,决定了学生能够自行解决的只是一些浅层的知识。重点和难点,无论是分析还是全面理解,都有些困难,这就需要教师帮助解决。由于学生的活动占用了大部分时间,教师的讲解一般很简单。这些知识点又是高考经常考查的,教师的讲解如果蜻蜓点水,那么学生对这些重点知识的掌握会模棱两可。(3)教学过程中,学生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自己发现的,而是教师提出的。所有教学环节都是教师思路的体现。从实质上看,这样的教学依然是教师将自己整合的知识以不同的形式传授给学生。学生解决的,是教师主观上认为学生不容易掌握的,而且为数不多。教材中,学生究竟有哪些、有多少内容不明白,教师并不知道。这就意味着,教师只是把自己理解的知识强加给了学生。就像是一个饥饿的孩子,你却给了他一个枕头,虽然也是满足需要,但不知道他真正想要什么。这样的教学模式,笔者认为是教师牵着学生走,学生没有成为教学真正的主体。 二、探索中新的认识 (一)从人的身体机能来看,各器官都参与活动,人才是该活动的主体 多次学习与尝试教学后,笔者体会到了新课程理念,即,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能够主动发现问题,并主动运用自己的各种器官解决,只有学生的各种器官都参与到问题解决过程中,各方面能力才能得到培养和提高,才能真正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正如李炳亭先生在《高效课堂解读》一文中所说,“唯有敢于把学习还给学生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我的课堂我做主,让学生去‘经历’并且‘经验’,学习的过程才充满生命的律动,因律动而感动,因情感的介入而生动和灵动,所谓主体,包括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性应始终在课堂上得到体现”。 (二)从人的心理发展角度来看,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众人的关注 教学过程中,学生解决的如果是自己发现的问题,当这一问题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时,问题的主体——学生,也就无形中成为整个课堂的中心。当学生希望被众人关注这一心理需求得到满足时,也就从课堂中找到了快乐。能够使人快乐的事情,谁都愿意去做。课堂能够让学生的自我价值得以体现,获得成就感,感到快乐,学生就会主动投入到学习中去。 (三)问题引领教学法的实践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尝试采用了一种新的教学方法。笔者将这种方法称为“问题引领教学法”。教学活动是“教”和“学”的双边活动,而“教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教师备课时的教学设计多考虑如何“讲”得好,极少或根本不考虑如何让学生“学”得好。而这种问题引领教学法,在备课的环节考虑的都是学生能怎样学到知识。基本思路就是,每个学生发现并提出自己的问题,学生个人独立解决,同时可以小组讨论集思广益来解决。如果学生能力范围内解决不了就应该是教材中的难点重点。这些要在课堂上提出,由老师来讲解。多次实践后笔者发现,问题引领教学法有优势也有不足。优势在于:(1)以往的教学模式中,学生思考分析的是老师发现并提出的问题,是老师牵着学生走,而这种模式下,从发现、提出、思考分析到解决问题,整个学习过程都是学生自主完成,学生是课堂教学主体,老师要讲的也是学生发现、提出、并解决不了的,是学生牵着老师走。(2)这种教学方法中,每个学生都是课堂教学的主体,学生提出的问题是不可预知的,这种方法对教师挑战性极强,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不足之处:(1)学生提出的问题杂乱无章,教师讲解时难以形成体系,结构不清晰,虽然教师最后的归纳与小结会解决这个问题,但在教学过程中,这样单个凌乱的问题会让学生思路不清,很难把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不利于从整体上掌握知识结构。(2)学生知识的有限性及思维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学生提出的问题较为肤浅,很难涉及实质性问题。(3)每个学生都会提出问题,虽然组内解决了一些浅层的,但留下的数量还是很可观,再加上学生胆怯或表达能力有限,几个问题上解决稍微慢一些,就会耽误时间。 (四)实践中不足之处的解决方法 针对“问题引领教学法”教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笔者及时总结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第一,安排学生预习,在预习的过程中将自己遇到的问题标在书上,深层次的问题写在问题本上。自己查阅资料能理解的问题,将答案附在后面,查阅资料也无法理解的留在问题本上。这样通过预习,学生已经掌握了浅层的知识。 第二,由科代表将学生的问题本在课前提前半天收上来,教师根据学生的问题准备教学内容。这样,既可以避免问题不可预知给老师带来的困扰与尴尬,又能有序的安排教学。 第三,教学过程中,教师将章节内容的框架结构列出,结构中所涉问题包括学生提出的。学生经小组讨论在黑板上补全知识结构。这样的教学,小组讨论的是学生自己发现并提出的问题;各持己见能够让每个人了解到其他人的想法,学到更多的知识;在黑板上写出答案使学生的分析、表达、答题的能力得到训练;还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分辨出教材中的浅层知识与重难点。 第四,教师根据学生答案可以详略得当地进行讲解,同时整理知识结构。 第五,教师讲评之后,每一小组成员如果还有问题,在课堂上提出。 第六,某一小组成员提出的问题,如果其他小组成员也回答不上来,教师再讲解。 三、实践中的反思 以问题引领教学法教学,课堂教学知识容量大,但学生没有表现出厌烦;学生的提问与回答使分析与表达能力得以锻炼;在黑板上写出答案,使书写能力有所提高;同时,学生的答案,又可以表现出知识理解方面的误区,教师可以根据答案中反映出的信息,详略得当地分析整合知识,有序地安排教学。既体现了教师的教与引导,也体现了学生的自主学习。不论是教师的引导还是学生的自主学习,在教学过程中所占的比例相对来讲较为适度。最重要的是,这种方法真正做到了学生是整个课堂的主体。所以,笔者认为它是课改以来教学实践探索中最有效的一种方法。 作者:邬玉娥 单位:乌海市第六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社会责任感历史教学论文 一、健全学校教育体制 教育体制是教学的前提和保障。完善的教育体制可以为各科教学提供制度和系统保障。作用到初中历史教学中,可以为历史教学和学生意识、品质培养提供正确引导。就目前来说,初中历史教育教学体制建设的主要内容有:建立健全教师工作、学习、管理机制,加强教师理想信念教育和教学能力培养,将能否做好本职工作、实施素质教育列为教师考评目标之一;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德育工作队伍,制定德育工作规章制度,有组织、有步骤地推进德育工作,营造浓郁的校园德育氛围;颁布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条例,将品质、道德、责任感培养当作历史教学的主要目标;生成初中历史教学实践机制,创新历史教学方法,提高历史教学学生品德、意识培养质量。在此基础上,教师要根据历史教材内容进行教学改革,变静态教育为动态教育,变灌输教育为形象教育,切实发挥历史学科在学生品质、意识培养方面的优越性。 二、因材施教,分类加强学生社会认知 教师按照一个标准要求所有学生,忽视学生个性差异和需求,是历史教学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新课改要求教师必须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根据学生年龄、认识能力、心智水平加强学生意识培养和品质教育。这就要求初中历史教师根据低年级学生盲从、自觉性差等特点,开展爱国主义道理、责任感说服教育、榜样典型示范教育和道德规范约束教育。而面对具有一定创新能力、辨别能力的高年级学生,历史教师可以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合作教学等方法引导学生进行历史知识使用锻炼,鼓励他们通过知识归纳总结形成正确的责任认知和价值取向,进而实现学生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目标。 三、立足教材,深挖意识责任培养的素材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优良的品质并非是生而俱来的,但是有效的后天教育却可以激发个体身上蕴藏的巨大潜能,使之成长为一个品质优良的人。鉴于此,初中历史教师可以采取一切有效途径去培养学生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对于处于心智发展时期的初中生来说,许多人都有英雄情结和英雄崇拜心理,因此,教师可以立足历史教材,深挖教材中有利于品德和意识培养的素材,用伟大人物的思想和事迹鼓励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培养坚强意志。如初中历史教师可用卫青、霍去病、岳飞、戚继光等人的英勇事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用勾践卧薪尝胆、司马迁著史、苏武牧羊等故事鼓励学生磨炼自己的意志,敢于同困难作斗争。当然,教师还可以运用现代网络技术进行历史影视资料、电子素材搜索和整合,丰富课堂教学内容,为学生历史情感养成和责任感培养提供有利条件。总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要强化课程资源意识,因地制宜开发和利用各种课程资源,深挖社会责任感培养素材,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四、多载体、多渠道培养策略 新课程背景下的历史教学不仅不能局限于课堂和教材,还要教师有效拓展、利用各种资源、各种渠道、各种载体向学生传递更多的历史知识,为学生情感和意志培养打下坚实基础。就目前来说,可以利用的历史教育资源有:历史教科书、图书馆藏、网络资源;社区和地方历史资源,如历史文化古迹、博物馆、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时事报纸、国内外时政热点、历史影视资料等。而行之有效的历史教育、学生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载体有:历史教学课件、历史图文资料、校园德育文化活动、校史剧创编、校园网络、板报、宣传栏等。常用的学生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渠道有:学生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合作学习等;开放性作业、课外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公益活动、勤工助学、志愿服务等。总之,教师要对初中生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问题有清醒的认识,能够运用各种方法和手段激励学生更好地学习历史文化知识,鼓励其树立报效社会、报效国家的理想。 五、结语 由上述可知,学生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是初中历史教学的主要任务之一。这就迫切需要初中历史教师将书本知识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关注学生实践能力和反思能力培养,引导学生知行统一、学以致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学生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养成的最终目标。 作者:刘红霞 单位:江苏省滨海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课题研究历史教学论文 一、课题的提出 首先,《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要求培养学生“:……注重探究学习,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养成独立思考的学习习惯,能对所学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概括和阐释。”以人为本,培养具有终身学习技能的人才。这一理念,无论是从眼前的教育内容,到未来社会人才的需求等都是无可厚非的。另外,美国认知心理学的著名心理学家布鲁诺认为,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一定的知识结构,知识的学习就是在头脑中形成一个知识结构,教学的任务就是让学生掌握学科的知识结构。他说过:教学与其说是使学生理解掌握学科的基本事实和技巧,不如说是教授其学习结构。多年来课堂教学的实践也证明:历史学科更是如此。教学实践中,将头绪繁乱的各部分历史知识,根据其内在联系,纳入一定结构,形成知识框架图,是学生在循序渐进中逐渐接受这一教学模式和思维模式,达到高效完成传授知识、发展学生思维的目的,这也是基于目前新课程高中教学现状问题的思考。 二、课题研究的目标 使学生重视知识结构的构建,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获取知识的能力,以适应新课改和高考的要求。同时,达到优化课堂效果的目的。 三、课题研究的方法和对象 方法:1、行动研究法:本着从教育教学的实际中发现问题,以创建实效教学的途径与方法为研究目的,以解决在实践中遇到的一系列实际问题为主要内容,进行动态性研究,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情况。2、活动实践法:教师、学生积极参与各项活动。以课堂引导构建、谈话、问卷调查、分析等方法进行探讨。3、经验总结法,对课题研究过程的感性经验和认识进行提炼和概括。对象:高三六班学生。 四、课题研究的实施过程、策略及阶段性成果。 本课题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从2013年9月份开始至2013年12月底结束,共分三阶段。第一阶段:(2013.9—10)课题的准备与申报阶段通过对现阶段中学历史的教学现状,尤其是学生学情的了解、分析,充分考虑后,我确定了小课题---《历史教学中思维导图教学策略建构与应用的研究》,认真完成课题研究方案的制定、申报,进行理论资料的准备、收集。如通过对高三六班78名学生的调查:他们困惑的问题是:第一,现在新教材使用专题体例的教材,时空跨越大,内容跳跃性大,时序性差,古今中外历史融于一本教科书,一下很难适应。第二,在初中阶段学的是通史体例的教材,学习方法上、思维方式上都是按时间顺序进行的,一直存在不能适应专题学习法。理论研究方面:认真研读《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阅读是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结构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布鲁纳的著作:《教育过程》、《论认知》、《教学论探讨》等,寻找课题的可操作性及理论依据。第二阶段:(2013.10—2013.11)素材积累与方案研究实施阶段本研究立足于我校的校情,学生的学情、高中历史学科的性质和特点,以课堂教学为载体,有计划,有目的的实施,结合教材内容,充分利用多媒体。为了更好的促进课题研究,与其他任课老师交流,认真总结,取长补短,探索出一种适合我校学生现状的有效课堂教学模式,以有助于提高学生对高中历史课程的自我学习能力和历史学科成绩。做法是:第一,结合所一轮复习册子《世纪金榜》,以“导学案”的方式指导知识结构的构建、理清线索,提高学生认知和自学能力。第二,根据必修一(政治文明)和必修二(经济文明)所授内容,引导学生每课、分单元及进行整个模块的知识梳理,并以表格或大扩号归纳的形式形成文字性的东西。再进行纠正、完善,同时好的作品在班级(张贴在公布栏或文化墙)、甚至是在其他班级予以推广。每次过后,积累与本课题相关的教育教学素材,解决课题研究中出现的相关问题,确定帮助学生构建科学知识体系的有效策略,并形成阶段性的研究资料。在教学过程中,重在学生动手总结一些典型的案例拍成了幻灯片,对存在的问题,老师及时点评总结。第三阶段:(2013.11—2013.12)研究成果的总结阶段对研究成果进行深化和提升,撰写研究报告,并形成与课题研究相关的文字材料,最后结题,完成课题研究结题报告。成果:在实际课堂教学中,采用多种有效策略,帮助学生构建科学知识体系,激发了学生求知兴趣,增强了学习能力,也提高了解题能力与技巧,如答题考虑:认真构思,理清解题思路。先在草稿纸上列出来,答案分几个要点,先答什么,后答什么,史论结合,言之有理。分析问题时要多角度,多层面,全方位等。通过本课题研究,使本人的教学能力和研究能力得以提升,更好的完善了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模式,提升了自己对教材的处理能力和对课堂的驾驭组织能力。 五、课题研究的反思 课题研究虽然结题,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也困扰着我:一是,新课程的教材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跳跃性也很大(时空跨度大)。在短短的45分钟内,对教材的处理很难到位,相比较于老教材来说有时很难把知识分析讲解完毕。二是,教学目标上的三个维度很难兼顾。三是,我的课题研究虽经过了不少理论学习和研讨活动,但是总觉得课题研究还很粗糙,缺乏厚实的理论底蕴。因此,加强理论学习,结合新课改高考的方向,向专家学者请教,向同科头老师讨教,仍是我今后努力的方向。 作者:杨粉红 单位: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彩虹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素质教育与历史教学论文 1初中历史教学中素质教育的体现 1.1发挥历史学科特点 初中历史教学中的素质教育表现在要求教师对教材中的深层含义进行挖掘,并对学生进行适当的道德教育。首先,可以结合历史教材中人物的生平事迹,在潜移默化中教导学生做人的道理。如在学禹治水时,就可以通过大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行为,教导学生学禹高度的责任感;在学习司马迁的生平时,挖掘出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人生价值观;学习诸葛亮的相关事迹时,可以挖掘出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教师对教材中历史人物的内涵进行充分挖掘,并且由此对学生进行启发和教育,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认识水平。其次,教师通过对教材中近代史的教学,使学生树立爱国主义思想。中国的近代史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历史。中国在近代相继遭受到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侵华战争等多次外国的侵略,中国人民也进行了相应的抗争,在抗争过程中涌现出无数的民族英雄和他们的英雄事迹,这些民族英雄和他们的斗争实际就是教育学生爱国最好的素材。另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还有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和辛亥革命,都没有带领中国走上新的道路。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才真正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才最终走向新时代。教师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讲解,使学生们深刻认识到共产党对新中国建立的重要性,能够更加热爱我们的党和祖国。 1.2教会学生独立学习 培养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也是素质教育的主要要求,只有拥有独立学习的能力,才能够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真正占有主动性,为学生以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学生应当是学习的主体,应该在学习过程中占据绝对主动的地位,只有让学生在开心快乐的状态下进行学习,才能够有更好地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将教和学的过程融为一体,在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下进行教学。比如,教师在讲解中国近代史中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时,可以引导学生自己来对圆明园为什么会被英法联军烧成一片废墟进行思考,还可以引导学生对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者为什么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国第一份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以及我国是如何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学生通过对这些课文的学习,心中的愤怒和痛恨不言而喻。中国近代史中这一段段残酷的史实教育了学生,也将是学生学习的动力。教师可以运用这种教学方式,培养学生自己教育自己,不仅能够学到课本中的知识,也能够对课文中蕴含的道理有自己的理解,学习效果比教师的一味说教要强得多。 1.3结合多种教学手段 多样化的教学手段也是素质教育中应当重视的。素质教育要求教师创造更好的教学条件,尽量对教学条件和教学手段进行改进,充分利用现有的电脑、网络等高科技技术,生动形象地再现历史场景,通过声音、光照形式与学生互动,使学生多方面地体会教学内容,增强课堂内容与学生的实时互动,更直观地展现出历史教学内容的直观性和生动性,促进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兴趣。如讲解二战部分的内容时,教师就可以利用投影或电脑,通过影片或历史图片,向学生们直观地演示希特勒是如何发动战争,日本如何突袭珍珠港,还有日本是如何节节溃败最终签署无条件投降协议的。这些场面真正地展现在学生面前,比起课本上枯燥的文字,学生更容易接受。而且学生通过这种教学方式,丰富了感性认识,对课本知识理解得更加全面,对学生的概括总结能力和独立性都能够进行有效培养。 1.4积极开展课外活动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也是素质教育中必不可少的。教师可以在课下时间,组织学生对历史博物馆进行参观,相比于课本上枯燥的文字,历史博物馆更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学生在参观过程中,由于自身的兴趣,就会向教师提出各种问题,教师解答问题的过程也就是教学的过程。此外,教师还可以在课下组织学生举行辩论赛,如在学习完鸦片战争后,教师就可以将学生分成两组,对“如果没有鸦片战争,清朝会灭亡么?”这一问题进行辩论,学生可以通过自己对课文的理解,借用网络和课外书等工具,对相关知识进行仔细研究,在辩论的过程中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充分阐述,最后教师对这个问题进行总结,说明清政府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政府的迂腐,封建社会随着历史的前行也必然会被取代。学生在辩论的过程中不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本节知识,还在搜集素材的同时锻炼了自学能力,在辩论的过程中也锻炼了学生的口才,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2结语 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的发展趋势,如何将素质教育真正结合到教学过程中,是每一位教师所重视的。教师应当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符合素质教育的教学方式,并结合学生自身的特点,充分运用到教学过程中,真正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作者:李守龙 单位:山东省平邑赛博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新课程历史教学论文 一、从教与学的角度看,历史教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化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 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根据实际情况,想法设法设计好教学形式、方法和手段,使教学过程学生能有很高激情的去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师指导学生充分利用学习资源,针对学生的学习内容,为学生设计恰当的学习活动过程。诚然,教师在整个的过程中的指导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从备课到教法的设计,真格的就是一个典型的“总导演”。 二、从教学组织来看,历史教师应由管理者转化为引导者,要营造民主,宽松的课堂氛围,激励学生独立思考。 鼓励学生针对相关问题多思考,勤动手,使学生的思维处于积极兴奋状态,鼓励学生积极发言,允许有不同的认识,允许分组讨论,决不可挫伤学生发言的积极性。当然教师要充分的驾驭课堂,不能忽视学生自主性和自律性弱的特点,使学生放任自流。还必须给予他们必要的约束,使之形成既严肃又活波,既民主又有限度的氛围。这样学生才能在教师这个“总导演”的有力指挥下,学到新知识,课堂教学才能有高的效率,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三、从师生关系来看,历史教师应由站在讲坛上的独角演员转化为学生学习的平等的合作者。 教师要放下架子,走到学生中去,参与、了解和指导学生学习的学习过程,使学生从心理上直接缩小与教师的距离。营造一个和谐、宽松、民主的课堂气氛,让学生在相关知识的探索中敢想、敢说,从而建立一种平等、尊重、发展的师生关系。针对不同意见的学生应以尊重、宽容和鼓励的态度对待,尤其对持有独特的新颖的见解和看法,有针对性地给予鼓励和赞扬。但切忌为了尊重学生而对于他们课堂上的任何表现或者所发表的任何观点都不置可否的予以表扬和鼓励,这样的课堂就失去了教育的意义,也会挫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教师要一视同仁,尤其是对学习落后学生,在课堂上有意和他们进行知识的交流和沟通,使他们体会学习的乐趣,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在课后可以帮助他们分析原因,找出结果。多给他们一点爱心,多帮助他们,和他们建立起良好地师生关系。这样对教学效果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四、从与课程的关系看,历史教师应由简单的执行者转化为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者。 例如,为适应新课程的要求,西安市几所学校的老师采用了学案教学的方式,尽可能的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蓝本;在课堂上,老师要多方创设情景、问题导学、分组合作、成果展示和民主讨论等多种方式来引导学生的主动参与,帮助学生完成学习任务,老师追求的不再是片面的所谓安静的秩序,而是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师生的合作学习中去。同时教师在处理与教材的关系时,则应由“教”教材转为“用”教材;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教”与“用”不可偏废,用教材是为了教,教材不是教的唯一可用材料,但是也不能否认教材的基础作用和地位,因此要用教材,更要用好教材。而用教材的目的就是为了教,但是也不能完全受制于教材,为教教材而教。教材是教师和学生所共同利用的最基本的教和学工具,因此教师在备课和讲课时,不但要考虑自己,而且也应考虑学生如何运用教材进行学习,并把学生运用教材也列入自己的教学过程和活动计划之中。如安排学生对教材的课文进行阅读、理解和分析,对书中的地图进行识别、运用,对补充的材料进行解释和讨论等。只有引导学生用好教材,才能实现教的目的和作用。 五、在对学生的评价方面,则应由单一化的考试成绩评价模式转向多元化的评价模式。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及时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客观有效的评价。评价可以分为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评价要既重结果,更重过程。这里的评价,不是单纯为了考核学生,更重要的是为了发现问题改进教学。因而,这种评价,评价的是学生的学,反映的却是教师的教。所以教师对于过程评价更要注意。结果是过程的积累,抓紧过程评价有助于教师不断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避免在结果评价中才发现不可挽救的过错。不管评价结果如何,教师对学生要多加以激励,并客观的指出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增强和保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对评价反映出来的历史教学中存在的不足,教师要努力改进,讲究教学效果,出色完成新课程规定的各项教学任务。当然新课程教学过程实现教师角色的根本转变,对教师素质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知识的储备要应更充足,备课要更加充分,课堂调控应更加艺术,讲授引导应更加精到等。 使历史教师角色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教师的角色定位好像球赛中的“场外指导”、“啦啦队长”、“随队医生”、“后勤部长”;电影拍摄中的“编剧”、“导演”; 六、结语 总之,教师角色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教学方式、教学效果,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历史教师要有正确的角色意识,正视现实,以开放的心态,尽快的适应并践行于教学之中,更要注意,新课程的改革也离不开传统教育的优秀成果,切忌“矫枉过正”和“邯郸学步”。教学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教学效率,使学生学会学习,因此,我们在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和新的教学理念的基础上,将传统的优秀成果进行完美整合,继往开来,实现历史新课程教学改革的总体目标。 作者:马银环 单位:白银市实验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阳光高效课堂模式下历史教学论文 1“1368”阳光高效课堂模式的概念 “1368”阳光高效课堂模式是在小组合作基础上,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有效尝试,主要特点就是教师尽可能的退出课堂教学,以学生学习小组为教学组织手段,小组成员合作探究共同完成学习任务的一种课堂组织形式。教师在课堂中既是学生学习的同伴,也是课堂活动的观察者,还是教学活动的研究者,强调课堂上生生、师生间的互动性与讨论性,使得整个课堂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它有以下几个特色:一个模式:倡导“自觉参与,自主体验,自信合作”。三研备课:研究教材与学生、方法与策略、导学案与教案。六步学案:导学案中严格按照学习目标、温故知新、自主研习、合作探究、拓展提升、感悟反思六步设置。八环课堂:课堂教学分八环节:目标解读,检查汇报,激情导入,提纲挈领,交流展示,合作提升,成果反馈,作业小测。通过这样的课堂模式的实施,实现让学生自信合作、快乐学习、愉快生活的目标,从而达到“阳光三年,照亮一生”的育人理念。 2“1368”阳光高效课堂模式在历史课堂上的应用 2.1科学分组,兼顾全体 科学地对学生进行分组,这是保证小组合作模式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取得成效的前提。教师要对班级学生进行分组和编号。一般坚持“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性格与兴趣、学习能力与行为习惯等。在每个小组中都要有一些学习实践能力比较强的学生,从而平衡小组之间的整体素质,也有利于发挥小组的集体智慧。另外,在遇到特殊情况时,可以灵活掌握,需要情景剧表演这样的活动展示时,就可以打破相对固定的小组,以原来小组为基础,适当的吸收其他组的学生,或者打破组的界限,由一些有表现欲望的学生来进行等。 2.2明确分工,责任到人 “1368”阳光高效课堂模式是一种互助性的学习方式。不管是课堂的讨论,还是课后小组实践活动,小组内的各个成员一般都要有明确的分工。每一个小组必须选出一位组长,组长负责小组成员的任务分配,以及组织小组成员进行交流与讨论。同时,在小组内要对每一位组员进行任务分工,如:记录员、汇报员、展示员、评价员等等,甚至连负责补充都有具体的人员。只有分工明确了,确保每一位小组成员都能各司其职,才能提高课堂的学习效率。 2.3制定学案,科学合理 结合学科特点,根据教学内容,学生实际来制定教学案是“1368”阳光高效课堂模式取得实效的关键。从学生要掌握的目标入手,在目标展示环节将所要达成的目标展示给学生;在自主研习中对基础知识要求学生独学完成,组内结对子进行检测;有一定能力要求的部分在合作探究中展示,由学生在自主研习过关后进行组内研讨,这个环节要求各组进行的同时由展示员把研讨的成果展示出来,以供各组之间进行评价和补充,有疑问的地方做出标记或者直接与老师探讨;对于本节课的难点部分一般会在拓展提升中出现,这个就要求学生在小组长的带领下,进行组间的讨论、整合,形成系统的知识网络,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真正的学为己用;达标检测部分是对学生本节学习程度的印证,能够做到正确率达到80%以上,就基本上完成了本节学习的目标。而这段时间的上课证实,学生大多数基本可以做到这一点,部分学生能够做到正确率在95%以上。另外鼓励学生学会在小组的合作交流中,将不同的知识内容进行交叉、渗透,这样学生的能力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提升。 2.4活动穿插,形式多样 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不断丰富学生的合作形式是有效调动学生积极性的好方式,如在课堂中穿插活动环节:视频欣赏、小品展示、历史重现等。通过丰富的合作交流形式,调动学生对初中历史学习的兴趣。比如在学习巴黎和会这段内容时,可以设计一个历史重现的活动环节。从班级中找出学生分别代表英、美、法、德、日、意五国,在请一位学生做中国代表,让他们感受当时的氛围以及体会当时各国的愿望和最终达成《凡尔赛和约》后他们的不同心境,从而轻松的让学生了解了当时的历史,并且对于突破本节的难点———如何评价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整个课堂气氛也达到了高潮。 2.5科学评价,激发兴趣 初中生的自制力不强,一些学生不认真合作,无所事事。因此,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1368”阳光高效课堂模式,要取得成效,就需要小组内的每个成员,齐心协力,向同一个目标前进。在教学中,可以通过加分的形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把合作小组的评价与个人评价相结合。这就促使学生团结合作,关注合作学习的过程。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良好的人际关系。结束语“1368”阳光高效课堂模式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运用到该模式,不仅培养学生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而且在教学效果上也已经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当然,在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中,还需要不断探索,不但完善,从而切实提高合作学习的效率,保障初中历史教学的质量,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素质。 作者:李淑英 单位:河北省唐山市迁安市第三初级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教师人格魅力历史教学论文 一、影响初中历史教学的背景因素是初中历史教师的人格修养 历史教师的人格修养不仅指人的文化水平还包括教师对相关文化的研究能力。历史学科对人类的文明、社会的发展,起着特殊的作用,这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比拟的。历史学科有着自身的特点,它的文化资源是取之不尽的,所以历史教师的人格修养,就应该首先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知识素养,再次是具有思考历史的思维能力。一个具有优秀人格的初中历史教师,本身要具有深厚的史学功底,而且更应懂得其他学科的知识;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应该有所研究;在政治思想上,要了解世界的形势,把握各种政策及其走向,能以自己独特的历史思维来解释和分析现代生活以及生活中的现象。因此,要想自己的历史课堂有实效性,自己应该多储备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够驾驭课堂,才能使历史教学得到升华。一位具有优秀人格的历史教师,他的知识水平是深厚的。底蕴深厚的初中历史教师,应该有着理想和抱负。有追求的历史教师展现出来的人格和形象往往都是完整的。精神焕发的历史教师,他的精力是充沛的,他的性格是坚毅的。遇到困难,他能够乐观向上;生活中处处给人以正能量。在这样的历史教师的影响下,他的学生也会不知不觉形成坚强的意志,因而更加善于思考,勤教师学苦练。 二、影响初中历史教学的基本因素是历史教师的良好史德 历史教师要抱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研究历史和尊重历史,所以他应该是一个为人正直、公正的教师。无论是谁都知道,过去的就是过去的,都已成为历史,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是真实存在的,即使有人想改变也是无法改变的。如果说有人发挥想象力,虚构人物情节,那这绝对不是历史,这是文学。历史是就是历史,不是任何人想象的,也不允许想象。我们都承认,实事求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历史学界的传统。因此,作为一名初中历史教师,要以求实的态度搜集史料,以公允的态度解释和运用史料,这样才无愧是一名真正的历史教师。历史教师面对的是活生生的学生,而且其可塑性强,那么初中历史教师就更应该具有良好的史德,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在评价历史的时候要客观公正,不能随便下结论。不能捏造历史,随心所欲地想当然,更不能用虚假的“事实”给学生讲解。另一方面,一个初中历史教师在真实地讲述历史的同时,自己对历史的感情也应该是真实的。历史教师的情绪,他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对历史中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流露。教师用自己的真实情感来感染学生,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陶冶,这对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和优秀的品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三、影响初中历史教学的主要因素是历史教师的博大情怀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爱心,有责任心。初中历史教师更应如此。在此基础上,初中历史教师还要有自己独特的人格,平等对待学生。平等、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孩子,这在孩子们的心中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初中历史教师不仅要有自己的历史眼光,还要有与时俱进的精神。在工作中要跟大家团结协作。万物不是独立存在的,历史学科也要与其他学科相整合,用自己远大的眼光和博大情怀同其他学科相结合,这也是自己博大情怀的体现,这样更有利于自己的教学。有爱心和责任心才有人格魅力,教师是这样,历史教师也不例外,我们要爱护学生,与学生关系融洽,愿意与学生经常沟通,更愿意与学生成为朋友,以心交心。初中生不是大人,更需要朋友,教师把他们当朋友看待,这就是一种博大的情怀的体现。这样的历史教师学生怎能不喜欢不爱戴?这样的教师的教学效果怎能不提高?一个博大情怀的历史教师,会表现在方方面面,把他的爱心和责任心无形融入课堂。历史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产生了正能量,它会使整个历史课堂生动起来。小而言之,提高了教学效果;大而言之,能让学生终身受益。 四、影响初中历史教学的优秀因素是历史教师的教学艺术 《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初中历史课程是门基础课程,它通过历史基本知识和技能,对学生进行多方面素质的培养,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打下基础。素质教育搞得轰轰烈烈,静下心来想,我们现在提倡的是主体性教学,不就是让学生真正的全面发展起来吗?那么,如何让学生真正的全面发展,如何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首先,历史教师要灵活教学,想方设法调动学生的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因为自己喜欢而去学习,才能收到最佳的效果。历史教师就要鼓励和激励学生主动地进行学习,达到最佳效果。教师可以在课上多增加历史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这就要求教师具有创造性的运用教材和处理教材的能力。再次,历史教师要提高历史教学的语言艺术。什么是因材施教,什么是教无定法,同样的课堂,不同的老师,不同的学生,那产生的课堂效果是绝对不同的。我们都看过《实话实说》和《百家讲坛》,他们的语言具有自己的特点,与众不同,这样深深地吸引着广大观众。作为历史教师,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艺术拿到课堂,一定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课堂效果。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也许很难,但只要我们讲究方法,一定会做到的。教无定法,只要教师多思考,总有艺术方法,应用于历史课堂的教学。历史教师的人格魅力影响着历史课堂教学。以上四点,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初中历史教师,一定要在教学活动中努力实践,踏踏实实地做,而不是空想。凡事都有自身的发展过程,慢慢来,一步一个脚印。我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去做,就一定可以做好。可以成为一名具有人格魅力的初中历史教师。 作者:王波 单位:长春市第二十八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高校教改历史教学论文 一、高校历史教学教改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方法陈旧单一和滥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这里包括两种僵化的教学模式。第一种是,有的教师授课,还在搞满堂灌,唱独角戏,不能开展活泼多样的教学方式,也不能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提高课堂效率。课堂上没有交流,没有讨论,没有互动,没有合作,感受不到学生的思维,把学生当成了简单的传声筒和教师话语的接收器。第二种模式是,片面地过量地依赖和滥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设备。认为不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就是保守,就不是教改。不管什么课程,都要使用电子课件。为此,教师都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心制作课件,但是教学效果并不理想。有的课件成了绘画绣花、课本搬家,画蛇添足,或只是起到了代替小黑板的作用;有的教师为了展示精心制作的课件而砍掉了本该由学生去解决的内容,使学生成了观众,难以把该学的知识和自己的学习有机地结合好。有的老师不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用课件代替了必要的讲解和内容推演的过程。学生想做个笔记都不跟趟;有的课件因制作粗糙,链接不好,弄得讲课教师在课堂上手忙脚乱,漏洞百出,甚至成为累赘。更有甚者,有些学校评选精品课,不是看实际教学效果,而是看你有没有电子课件。例如有的老教师教了三十多年的历史课,教学上很受学生欢迎,桃李满天下,却因为没有电子课件失去了被评为名师的资格。可见,这样的学校在教学评价体系方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和误导。事实上,在许多学校,虽然制作了许多精良的课件,但并没有也没有条件应用到实际教学中去,只不过把课件当做教师的一种表面的要求或作为评教条件的一种摆设而已,而实际上却根本没有应用在教学上。 教学方法与手段是服务于教学目标的,像以上这两种简单的教学方法都是违背教学宗旨的,起不到多少真正的教学作用。过后,没让学生学到多少有价值的知识。满堂灌式的教学给学生的感觉就像看了一场枯燥的独角戏,而滥用教学多媒体课件仿佛就像学生看了一场图片的流动展览。 (二)教学评价体系存在片面性和单一化 对学生学习成效的的考察,高等院校历史课的考试内容,多以学生死记硬背、不加思考的记忆性知识为主,缺乏对历史分析评价能力和唯物史观的考查;在试题设计上,一般只有填空、解词、简答、论述、判断等几种常见的题型,很少有分析活动与实践活动的考查。考试题目的设计日益趋向于简单化、公式化、程序化;评价模式仍以考试为主,不管是专业课测评,还是公共课测评,都是笔试。在确定学生的总评成绩时,往往是只以一次或两次闭卷考试的分数来做定论,看不到学生的潜在能力。这种考评体系不仅弹性小,不能全面反映学生的综合水平,而且学生还因在平时学习过程中得不到激励而使学习的积极性受到抑制。要想得高分,只能按老师讲课的内容或要点去做复习范围和答案。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阻碍了创造思维能力和主动学习的内驱力的发展。这样培养出来的“高分”学生,越来越傻,往往是知识面仅限于教材范围的缺乏独到见解的低能者。 教学评价体系涉及到学校的教学管理制度问题。什么样的教学评价体系就会引导学生怎样地去学习,单一化的考评体系束缚了学生思维的发展和潜力的发挥,误导了学生的学习方向和学习方法。高等学校要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陈旧一套的教学评价体系就必须做到稳健而深化地改革。 二、高校历史课教学教改的对策 (一)正确理解历史课的教学目标与宗旨,为社会培养有历史知识和正确历史观的人才 没有改革就没有教育的发展,没有改革就没有历史课教学质量的提高。改革作为一种教育的动力应始终是教学管理着和教师的不断思考的问题。作为教学设计者的教师,要改进教学质量,就必须根据现有的状况,思考出那些哪怕是比原先只前进一步或两步的想法。循序渐进,不断提高。高等学校校应加大历史课的教学改革力度。教师要克服以往过于强调知识深度、广度的偏差,彻底从应试教育转变为能力培养上来。在紧扣教学目标的基础上,注重学生的现实需要和能力素质的提高,实施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强化对学生的基本素质和能力的训练 高校历史课教学中要树立素质教育的理念,把思想道德、科学文化、情感态度和人生价值观等的培养放在首要位置。改革历史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重构教师课程内容体系,强化道德与素质教育,满足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渴求,以适应高校历史课教学目标的需要。高校历史课要适应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培养高标准、高素质的高素质人才,必须强化分析历史鉴别历史和应用历史经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应使学生掌握网络技术、多媒体课件制作等现代教学技能,为其将来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强化对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意识的培养 学生对学习历史课缺乏兴趣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有些学生本来就对这门课不喜欢,感觉没意思;二是头脑中对学习历史课的作用认识不清楚,认为所学的东西应用不到现实生活中去;三是教师的教学方法死板,不能激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所以,在教学中要提高学生的历史课兴趣,一是教学形式、方法要灵活,要设计好和应用好能使学生感兴趣的教学形式和方;二是要加强学习目的与作用方面的教育,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并使之内化为学习兴趣;三是要做好课程内容设计,讲课内容要少而精。对学生的培养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学习力、对历史问题的分析评价力。例如,在美国的某个大学的历史课教学中,教师向学生介绍大量的文献资料,而不是仅限于一本教材的内容。教师只起到指导答疑作用,告诉学生学习的方法和研究问题的重点,并要求学生写作出分析文章或研究论文。学生们通过自主的学习各种文献,从中了解到了各种事实和一些个人的各种观点,经过分析、判断、综合,从中得出有自己独见的结论。并通过这样的学习过程,提高了学习能力,熟悉了学习方法和和提高了研究问题的能力。我们亦应借鉴美国历史教学的经验,提倡学生的自主学习,探讨性学习,研究性学习。让学生主动去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这样才能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胜心理和学习兴趣。 (四)运用创新的教学方式强化创新能力的培养 中国的各方面的专家和科学家为什么不能获得诺贝尔奖?这跟中国的社会制度有关,也跟中国普遍的不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模式有关。教师要学习吸收和借鉴国外教育的长处,创造性地完善教学形式,改革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为学生提供创造和发展的空间。为此,教师在历史课教学中要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 1、做好教学内容设计,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 教师是教学内容规划者和学生学习的引导者。教学内容的选择根据培养目标的要求,本着强化基础、少而精、博而通的原则来设计。历史课就是要让学生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主要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的发展的主要特点,使学生能够对各种社会制度优劣加以鉴别,说明历史变革的原因与动力。要学会从历史经验中找出对今天社会制度建设有重要借鉴意义的东西。要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解读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的演变原因。教学时避免让学生记忆那些于能力提高无补内容。要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上动脑筋下功夫,要在坚持思想独立的原则下适当将一些有争议的热点问题引入历史课程,丰富历史课程的活力和吸引力,例如,学习中国当代历史时,对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原因怎样实事求是地评价问题,可以增加一些讨论的内容,让学生在了解史实的基础上发表各自的见解或写成论文。这样做,对学生来说,无疑起到了推动学习,激发学生研究问题的兴趣和养成科学的唯物主义态度。 2、有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与手段,提高教学效率 历史课程的教学目标不仅仅是掌握本课程的基础知识,也包括认知、兴趣培养和能力培养等多个方面,教学目标的多样性,决定了和要求我们在历史教学中采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或多种手段相结合。 目前大部分高等院校都有多媒体教学设备和各种教学设施。并有因特网还能搜索各种资料和传递信息,就连个人的手机都可以上网了。这无疑给教学手段的改革和教学模式的改变都创造了方便条件。教师应把现代化教学手段和传统教学手段有机结合,使二者相辅相成,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例如,在上中国近代史这课时,笔者着重介绍世界园林史上的明珠——圆明园。当看到八国联军焚烧圆明园时,同学们无不为之愤慨。这说明:学生对知识的认识深浅程度与课堂教学手段息息相关,教学手段越丰富,学生的认识就越容易深入,从而促进学生对历史课的兴趣,提高他们的理解能力。可以通过网络让学生进行具体问题的探讨与研究,网络具有传递信息方便、快捷、普及等特点,如,在黑板上难以布置大量的作业题,可以通过建立QQ学习群来帮助解决,网络不仅在密切教师与学生的联系,也可以利用来改进一些教学手段和教学活动。 3、改革考试方式方法,建立日常评价体系 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考核,也会影响到学生学习态度和能力的提高。历史课的成绩评定应把能力考核放在第一位。主要是考核学生对历史的的分析、评价和借鉴能力,其次才是考核学生所掌握的必要的历史知识多少。能力考本应以面试和论文答辩方式为主,满分可占总分数的60%以上。对必要的历史知识的考核可以采取闭卷的方式,闭卷考核成绩应占总分的40%左右。关于历史专业课成绩的考核设计,也可以分成过程考核和最后考核两部分。过程考核和最后的考核,其分数比例也应为6:4左右。过程考核主要是考核学生的分析历史问题和解决历史疑问的能力,即有无独立思考的能力。结果考核主要是考核学生的知识水平,也包括一定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即解释、分析、评价的能力和应用历史经验服务于现实的能力。使学生专业成绩的评定不局限于一次期末考试成绩。要把课堂上学生对历史问题的语言表述、对问题探究的深浅度等发言情况计入平时成绩;把学生完成的作业质量和课堂纪律状况计入平时成绩,最后得出全面、系统的学生成绩总评。这样,既可以克服一次考试带来的偶然性,又可以及时监控学生的日常学习,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严格学习纪律,激发创新意识。 三、结论 传统的历史教学方法的具有一定的不科学性,迫切需要改革。改革是在现有的条件下进行的,要扎扎实实讲求实效。过去好的和有用的东西还是保留和继承的。同时也要注意不要照搬有些不适用的东西和形式主义泛滥。改革要从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入手,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根本目的。教师要形成更具自身活力和特色的教学风格,就必须深化教学理论的学习和认真研究教学实践,并适当吸收外国一些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适当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和科学的评价手段,激励、引导学生学好历史知识和认真研究点问题,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史观独立地分析和评价历史做到到古为今用,成为有正确历史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总之,教学改革是要把提高学生的能力有所提高。事实上,不是每一位学生将来都能把老师在校教给他们的知识都能记得住和用得上,但老师会把他的品德、态度、方法和对学生能力的打造将深远地影响到学生的一生。 历史教学论文:多媒体历史教学论文 一、历史教学过程中多维历史资料的展示 历史教学是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脉络的整理,让学生实现其对人类社会发展轨迹和社会运动规律的总结。在历史教学当中,会涉及大量史料和历史人物,历史学习的难点在于对历史资料的记忆和整理。而多媒体技术则可将文字性的历史资料,通过声音、图片和影像的形式展示出来。在历史资料的整理中,历史人物是历史教学当中的重要内容。在课堂上,历史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为学生播放其个人的历史传记电影及相关视频。在传统教学模式当中,我们的课堂往往是基于对人物及历史事件的记诵。由于大的历史环境的缺失,学生往往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命运走向的认识不清晰。而这便无法实现其对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规律的掌握。而传记电影,往往是以历史人物的一生为主线,将历史人物放置到大的历史背景当中,通过对其一生的经历,展现其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发挥的重大作用。多媒体教学在历史课堂的运用,有效弥合了历史发展与现实环境之间时间的阻隔,实现了历史场景的再现。而这将能更好地促进学生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整体把握和感知。另外,通过多媒体技术,学生可以对历史文物有着更为直观的把握。在历史课本之上,往往以小面积彩图出现的文物图片,很难引起学生的注意。而历史教师通过多媒体教学系统,利用互联网从网络上下载大批清晰的图片和相关资料,这种视觉化效果更好的课堂效果,可以有效增强课堂气氛,大大提高学生对历史学科的喜爱之情。而多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迅猛发展,在另一维度上,也大大提高了课堂组织的效率和课堂效果。多媒体教学使得教学资源的广度和深度得以大大加强,丰富的史料和大量的更为详实的历史记录让本来扁平化的历史课堂和历史人物,凸显出其棱角,展现其个性。学生听过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社会背景和人物历史作业的把握,可以有效实现对历史发展轨迹逻辑和规律的把握。在多媒体教学的环境中,历史课堂由单纯的记忆性质的学科,变成内涵更为广阔具有深厚人文色彩、具有历史深度的科学。这一转变,也使得其内涵更加广阔。 二、多媒体环境下历史课堂知识结构展示的发展 历史学科的性质决定,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关键是对其历史脉络的整体把握。在这一主题之下,学生通过对史料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记忆,才能形成能够贯穿历史发展的整体架构与历史空间的构成。在多媒体环境下,历史课堂知识的总结,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予以更好的展示。 首先,历史教师通过对历史事件因果联系的把握,将历史发展的脉络与空间,进行综合整理。在教学提纲的整理中,教师可以以历史事件发展的时间脉络为主线,整理出一条线索,将全部的知识点纳入其中。而对于比较分析的题目,历史教师则通过对相同题材具有相似历史事件进行整合。对于相同主题的考点,比如以中国的税收制度为例,将不同历史时期的财政税收制度进行组合,让学生形成具有针对性的记忆。 其次,在历史知识结构展示的方式,也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历史教师将教学内容的知识点和相关考点,通过图表、表格、图像的形式传达给学生。学生在进行知识点的记忆时,其不仅仅再是对文字的记忆,而是对整个历史学科的史学思维和史学逻辑进行整合学习。而这对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历史空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再次,从历史课堂的记忆效果来看,学生对于多媒体所展示的知识结构和分类的知识结构,更容易记忆。这些分类的知识点,在记忆上具有相似之处,并且,历史考试当中,其考察形式也往往是进行发展脉络的相互比较,这对于提高学生记忆的针对性和提供学习成绩具有重要作用。 作者:完么叶忠 单位:甘肃省甘南州玛曲县藏族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合作探究高中历史教学论文 一、有效选择话题,促进学生的积极探究 在历史合作探究教学模式中,让学生对话题进行主动探究,要是这个话题和学习内容相互联系,并能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教师在选取探究的话题时,要从学生的历史水平出发,让这个话题作为学生合作探究的载体,能通过深入对话题进行分析和理解,来对历史教材中的内容进行掌握。在选择课堂学习探究的话题时,不是任何知识点都可以作为探究的话题,教师要深入研究教学大纲,按照教学大纲的学习目标和教材中的重难点进行话题的选择。选择的话题要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展开有效的探究。在历史合作探究教学中,要是课堂教学大大提高,学生充满兴趣地参与探究,需要教师在进行话题选择时注意以下几点: 1.选择的话题要围绕教材知识的重难点,使学生通过探究能有效理解教材内容,促进他们对知识整体把握。 2.话题要能体现教学目标,难易程度要符合学生实际的历史水平和能力。 3.话题的选择要具有开放性,能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发散思维,提高他们理解和探究知识的能力。例如,在教学“苏联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与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对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政策提出的原因和意义让学生进行深入合作探究,促进他们对知识的理解。此外,教师还可将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类似背景,设置类似于如下的题目来让学生去探究,如:在苏联内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对以后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在进行经济发展的政策定制时,应注意的方面有哪些?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发? 二、运用合作探究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合作探究是新课改过程中普遍运用的学习方式,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运用合作探究的模式教学,是为了激发学生的思维,使他们在分析问题和看待问题时能更深入,让他们能在合作探究过程中积极地对问题进行思考,并说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在合作探究过程中,既发展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让他们从多方面对历史问题入手,使学生解决问题的思维多元化,提高历史综合能力。在合作探究学习过程中,教师在课堂学习中起到的是引导者的作用,引导学生在探究过程中遇到问题时要不断地尝试解决,获得对课堂学习内容的有效理解。在探究过程中,教师注意引导学生在小组中的互相合作,认真倾听他人的分析和见解,并在其他同学表达完意见之后再提出自己的意见,不能随意打断别人的发言。在合作过程中,学生之间的交流增多,使他们学会了如何尊重别人,如何倾听他人的意见。例如,在进行“开辟新航路”这一知识点的教学时,针对“新航路”对世界经济的发展的影响,教师可做类似如下的教学安排与设计: 1.先让学生自主进行阅读与自主探究,并在理解教材内容的基础上进行表述。 2.让全班学生进行讨论:地理大发现对人类历史的进程、文明以及世界市场的出现有着怎样的作用与意义? 3.进行小组探究,让学生通过探究回答问题:地理大发现对西欧是否有影响?有怎样的影响?通过有效的合作探究,学生对知识点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在讨论过程中让他们把历史知识进行整理,使历史知识体系趋于完善。 三、激励学生进行积极表达,促进历史思维的发展 小组合作探究的结果需要学生表达出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提高学生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使他们能把自己的想法正确流利地表达出来,促进小组成员对知识的理解。通过在探究中让学生把对知识的理解表达出来,能有效提高他们的历史思维能力,在用语言表达的过程中,学生会先对语言进行组织和思考,使他们的思维更加活跃。在鼓励和激发学生进行积极表达时,教师要从以下几点进行: 1.鼓励学生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运用历史性的语言进行表述,提高他们运用历史知识的能力,促进历史思维的形成和发展。 2.引导学生按照教学目标的要求进行积极探究,并对他人的见解能勇敢地说出自己不同的意见,在矛盾的知识理解过程中通过探究,解决矛盾,促进对历史知识的掌握。 3.在探究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不仅要让学生能表达出对问题的看法,还要鼓励他们把自己对知识的深刻理解写出来,使学生能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探究学习提高历史学习能力。 四、结语 总之,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有效运用合作探究的教学模式,能使课堂氛围活跃起来,使学生在探究过程中能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在他们的积极发言中,使思维互相发生碰撞,激发学生思维的深刻性,使他们看到知识的本质。在合作探究学习过程中,学生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历史知识的学习和讨论中,使课堂在生动、充满活力的氛围中进行,促使学生历史思维的形成和发展。 作者:杨亚利 单位:河北省三河市第二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故事视域下高中历史教学论文 一、高中历史教学课堂中应用历史故事的作用 在高中历史教学课堂中应用历史故事,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一,在高中历史教学课堂中引入有趣的历史故事,能够活跃课堂气氛,改变学生被动的学习状态,促使学生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当学生对历史学习产生兴趣之后,便有了学习的动力,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兴趣是最好的教师,也是学生学习的最大动力,当学生发掘历史教学过程中的魅力和乐趣之后,其历史成绩一定会有所提高;第二,引用历史故事,能够强化学生对高中历史教学内容的理解,让学生寻找每个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每个时间段历史时间发生的关联,以优化学生的历史知识结构,加深学生对历史事件的认识程度;第三,应用历史故事,有利于感染学生,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培养学生良好的历史文化素养,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在高中历史教学课堂中应用历史故事所需要遵循的原则 在高中历史教学课堂中应用历史故事,要遵循一定的原则。首先,教师要保证所将历史故事的真实性,要确定其并不是虚构,不存在于历史长河中的事件,以使学生能够根据可靠的历史故事依据,来分析教材中的教学内容。所选择的历史故事要具有针对性,一定要服从于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不可完全脱离课本。其次,教师在选择历史故事的时候,要先全面来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根据学生的历史基础来讲述学生容易理解的故事内容。要尽可能的贴近于学生的实际生活,以使学生能够根据历史故事中的所体现的生活现状来感受当时的时代背景。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教师所选择的历史故事要具有趣味性,篇幅比较短而精湛。 三、应用历史故事改善高中历史教学课堂气氛的有效措施 (一)利用历史故事来开展趣味性导入教学活动 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采用趣味性导入法,有效的教学导入能够提高历史课堂教学效率,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教师利用历史故事的讲述,可以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对所要学习的内容产生较大的兴趣,从而在实施教学的时候其能够追随教师的思路,边听边思考,有利于发散学生的思维,促进学生学习效率的提高。要注意的是教师所采用的历史故事,篇幅不能过长,要选取最精华的部分,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时间。而且选择的历史故事要具有一定的趣味性,不可脱离高中历史教学内容,要将历史故事与即将学习的内容相结合,以保障历史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例如,教师在讲解《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建立》这一刻的时候,教师在课前可以先让学生谈谈自己对英国皇室的认识和印象,然后引出英国历史上的一位国王——查理一世,并将查理一世被处死的故事概括的阐述于学生。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学生便会对查理一世被处死的具体原因及当时的背景环境产生兴趣,为此教师则可引出所要学习的内容,进入教学正题。如此一来,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一定会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主动地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以此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 (二)通过历史故事来强化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 高中历史的学习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由于所学习的年代较为偏远,教学内容中的事件学生并未亲身经历过,还有大量需要记忆和背诵的内容,以至于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诸多困难,学生容易产生厌学的消极情绪,若不加以控制和改善,则不利于学生高中历史课程的学习。为此,教师在讲解教材内容的时候,对于一些较难理解的知识点,可以通过历史故事的讲解来强化学生的理解和记忆,以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发挥学生强大的记忆力。例如,教师在讲解《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这一刻的时候,为了让学生充分理解这三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内容和特点,则可以为学生讲述与周公东征相关的故事,以使学生全面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对西周所建立的分封制进行分析,以帮助学生理解夏、商、西周政治制度的形成背景、产生原因、具体内容和特点。 四、结束语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应用历史故事,是高中历史新课程标准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我国高中历史教学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使学生自觉投入到历史教学中,主动配合学生开展高效的历史课程教学活动。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引用历史故事,不可脱离教材内容,要根据教学目标和内容来选择合适的历史故事,以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为学生补充空白的历史知识,使其能够更为客观的评价历史、认识历史。总而言之,应用历史故事可改善历史教学课堂气氛,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历史学习环境,把握历史内涵,发现历史学习中的乐趣,从而实现寓学于乐。 作者:陈一平 单位:浙江省温州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新课程改革下高中历史教学论文 一、高中历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模式落后 虽然国家很早就开始提倡素质教育,但受当前考试制度的影响,大多教师仍在以分数论“英雄”,大多学校仍在把分数作为教学质量评定的唯一标准,很少把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学习能力作为考核因素。基于此,高中历史教学仍然是以灌输式的教学方式为主,课堂教学仍然以教师的讲解为主,不能体现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不可否认,历史学科确实有很多知识需要记忆,如历史事件、发生的朝代、年代、地点以及关键人物等,这些知识非常繁杂琐碎,有些知识记起来还容易发生混淆,由此导致很多学生产生了厌学情绪,感到历史学习枯燥乏味,为了应付考试只能机械地死记硬背,致使学习效率不高。 (二)课程设置不合理 高中历史与初中历史在课程衔接上不够紧密,在课程过渡上不够自然,给人感觉好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且从课程内容体系的设计和规划上来看,其教学目标以理论为主,缺乏实际操作环节,教学型的课程设置体系还没有真正形成。 (三)教学方法和教学观念仍需改进 尽管在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对传统的“以教师讲授和传达教科书为主”的教学模式进行了创新和改进,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正在逐步形成,且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更加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现代化教学手段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得到了应用,从而大大促进了高中历史教学的发展。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仍普遍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中历史教学的发展,在教学方法和教学观念上仍需进一步创新和改进。 二、改进高中历史教学的措施 新课程改革下高中历史教学要求,对照当前的历史教学实际,针对历史教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不足,现提出以下改进措施。 (一)创新教学观念 教学观念的落后必然会导致教学效率的低下,因此教师必须要深刻理解新课程改革的精神实质,领会新课程改革的精髓,及时更新教学观念,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采取多种手段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营造宽松和谐的课堂氛围,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思维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 (二)创新教学模式 在教学方法上,教师要改变过去那种以教师讲解为主的教学模式,不断创新课堂教学丰富的表现形式,采取多种教学手段;要结合教学需要,积极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形式,把启发式教学、多媒体教学、任务式教学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多种教学方式的优化组合,积极构建传统教学与现代教学相结合的综合教育模式。同时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还要积极创设情景,促成师生间的良好互动,使学生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锻炼他们的能力。 (三)创新教学目标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以历史课本为载体,实现高中历史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有机融合,把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根据教材内容、教学目标、课程改革要求和时展的要求,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把教学目标一一细化为可操作的具体目标,这样既有利于目标的实现,又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四)创新教学内容 因为历史课程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知识,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搜集多方面的资料,学习多方面的知识,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拓宽和充实自己的知识视野和信息量,把历史知识和其他学科知识结合起来,拓展历史学科的教学内涵,促使学生实现全面发展。 三、总结 总之,在我国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的今天,国家对课程标准进行了不断的改革和创新,使得高中历史教学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更大的挑战。为此,教师要以新课程标准为基础,对原有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等进行革新,积极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实现教学过程的转型升级,如此才能逐步提高教学效果,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作者:杨建军 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矿区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新课标下中职学校历史教学论文 一、从实际出发,整合教材 新课标教材共有七本书,三本必修,四本选修。光必修本教材,每本都在一百七十页以上。中职学校新教材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内容上都多于旧教材。中职学校素来以专业为主,文化课课时量少,有限的课时难以完成这么多的教学任务。另外新教材内容编排上有些地方详略不当。比如《列强入侵与民族危机》一课,把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帝国主义瓜分狂潮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放到了一起。像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只列在了简表里,没有战争过程的描述。 由于内容大幅缩减,再加上学生对初中历史知识掌握不牢固,在学习过程中有一种囫囵吞枣的感觉。另外教材还有多处重复之处,比如《古代政治制度》中教材第10页的内容里有“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采用皇帝称号,自称始皇帝,并确立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教材的第12页出现了类似的内容。知识的重复,会使学生产生厌烦心理,降低了学习兴趣。针对这些问题,要在全面把握教材的前提下,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对教材进行整合,精炼教学内容,突出教学的重点,使教材知识能够紧凑、简明、系统,便于学生学习、记忆。 二、从教材入手,科学设计教学内容 新课标新教材的专题体例把历史分成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三个部分讲述,使三者之间的联系割断了,不利于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所以要从教材入手,合理设计教学内容,比如讲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经济侵略方式发生变化时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做对比,提到两个概念,“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如果用书面语言来解释,学生难以理解,所以,要结合必修一的内容,通过把两次工业革命做对比,并使政治与经济相联系。不仅形象地解释了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的概念,让学生知道了资本输出的危害比商品输出更大,从而明白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加剧了。 三、从教学入手,培养学生探究能力 新课标教材注重学生探究能力的培养,对教师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往旧教材中对许多历史现象都有结论,老师教起来轻松,学生学起来容易。但长此以往会限制学生的思维,不利于学生长期发展。而新教材中结论性的内容较少,给教学留有很大余地,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能主动地参与到对历史现象的分析、讨论中来,更好地掌握知识,提高探究能力。但艺校学生由于知识基础较差,探究能力不足。 中职学校在课堂上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培养他们主动学习的习惯以及挖掘他们的学习潜力,是做好教学的关键。一是在教学中善于运用幽默的语言和形象的比喻,让历史课变得有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二是改变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更多地参与进来。这样使学生对知识的印象更深刻,学习效果更好。三是鼓励学生大胆探索,勇于质疑。在此基础上老师要巧于点拨,善于引导他们从多个角度对历史问题、历史现象深入探究,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和客观全面思考问题的能力。 四、总结 由于艺校学生文化基础薄弱,所以新教材对学生而言不易学习与掌握。笔者认为可运用以上方法在教学实践中,既发挥了新教材的优势,也符合艺校学生的实际,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听得有趣,学得省力,并在此基础上让学生更多参与到教学中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挖掘学生学习潜力,使学生在学习中能力得到全面发展,为今后的成长奠定基础。 作者:徐春利 单位:呼和浩特市艺术学校 历史教学论文:影视资源中初中历史教学论文 一、强化影视资源融入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必要性 历史教学中适当的引入影视资源对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强化学生的知识理解与记忆有极大的帮助,适宜更多的历史教师实践尝试。 1)影视资源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传统历史教学中教师以板书或讲述的方式将枯燥琐碎的知识全盘灌输给学生,容易使学生丧失学习历史的热情,影响历史教学质量的提高。新时期的历史教学中教师利用多媒体技术为学生播放各种与教材内容相关的影视资料,可以通过刺激学生视觉、听觉等感官神经来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使学生的主观学习历史的动机逐渐增强,最终促进了学生历史学习效率的提升。 2)影视资源能够帮助学生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相关研究表明初中阶段的学生在对知识的理解与消化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劣势,历史课堂教学中经常会涉及到很多较为抽象的知识,这些内容如果不能被学生及时消化理解,最终将会成为阻碍学生历史成绩提升的影响因素。而将具体的知识通过鲜活的画面演绎出来,可以使学生在融入剧情的过程中深化对历史知识的理解。例如,初二上学期第五单元的内容是《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其中便包含了著名的“三大战役”(即辽海、淞沪和徐州战役),很多学生在学习中容易将三大战役发生的时间、具体的地点、领导人、历史意义等发生混淆,因而教学中我便为学生播放《三大战役》的电影视频,让学生在具体的环境影响下加深对各个历史的知识的记忆。 3)影视资源是培养学生情感能力的重要途径。 新课程标准下将培养学生的情感与认知能力作为重要的教学任务,而中国古代史与近现代史的教学中恰好为培养学生的情感能力提供了一个平台,而影视资源的融入便进一步将这种情感的培养具体化。例如,初一的历史讲述的是中国古代史,通过给学生具体的展示四羊方尊、唐三彩、造纸术、印刷术等古明,有利于激发学生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而在初二讲授到屈辱的近现代史时,通过《甲午大海战》、《八国联军》等影片的播放更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思想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感。 二、影视资源的高效利用 当然,说影视资料可以融入到历史教学中并不是强调其会成为教学的主导方式,真正的教学方式仍以各种具体的教学模式为主,影视资源只是众多教学方法中的一种。如何实现对影视资源的高效利用已经成为历史教师教学实践中逐渐深化研究的问题,科学合理的方法更有利于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与消化。 (一)影视资源利用原则 1)严谨性。 历史教材中涉及的每个细节的知识点都是经过无数次的验证才得出来的教学内容,但有的影视资料中为强化某种效果而对真实的历史进行了一定的改编,因而利用影视资料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经过反复的验证,在确定所选用的影视资料与历史真实情况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进行播放,以免不正确的历史影视资料对学生的认知观念造成误导。 2)时间性。 影视资料有很强的时间性,每年我国影视行业出产的同一类型的作品会有很多,因而教师应该与时俱进选取最为新颖的作品,以调动学生的欣赏兴趣。很多教师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利用的影视作品的年份过老,其中没有一个人是学生所认识的,这样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观看热情,因而教师应尽量选取较为新颖的影视作品。例如,在讲到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与共产党进行和谈时便可以引入《建国大业》这部汇聚了众多一线明星的巨制,在积极调动学生欣赏兴趣的同时结合教材中的内容引领学生走进那个时代。 (二)影视资源利用时应注意的事项 1)严格影视资源的选取条件。 教师在引进历史影视资源时一定要结合影片与历史的真实性、教学的重点、对学生的积极作用等多个方面的知识对影片进行筛选。例如,现代电视上很火的《甄嬛传》等历史剧、《雪豹》等战争剧都与历史史实大相径庭,因而虽然这些作品更有利于激起学生的观赏兴趣,也不能使这些作品走入课堂。而在讲到八国联军侵华等历史史实时可以结合《十二生肖》这样的足够吸引学生兴趣的且与历史有一定关联性的影视作品,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影片中的兽首具体阐述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抢夺中国文物等历史恶行,从而更加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2)强化影视资源的整合与思考。 为强化影视资源在历史教学中积极作用的发挥,教师有必要在播放影片前对其进行整合与思考,在深入探究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融入到相应的历史知识学习。教师首先需要对选取的影片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从而能将历史知识与影片进行有效地融合。例如,我在选定一部影片后会综合分析其具体细节,并结合相关知识总结出一定的问题,让学生在欣赏影片的过程中进行思考,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分析、独立判断等能力,更有利于促使学生形成自己的学习框架,对其长远学习有极大的帮助。 三、总结 将影视资源融入到历史课堂教学中去极大的活跃了课堂氛围,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集声音与图像于一体的影视资源能够以更为直观的方式加深学生对知识的记忆,是重要的教学资源,值得更多的历史教师进行实践探索。 作者:蒋恭境 单位: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德化第六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最优化理论下高中历史教学论文 一、最优化的课堂情境创设 高中历史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以前,会给学生创设一个学习情境。这个学习情境是既给学生划定一个学习的范围,也是让学生对这一课要学习的知识产生一个初步的印象,让学生了解到自己需要探索的方向。同时教师创设的情境可以给学生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让学生愿意在这个学习氛围里自主地学习。要实现巴班斯基教学最优化理论,首先就要控制情境创设的环节,让最优的情境创设能达到以上教学的目的。以高中教师引导学生学习《哥伦布领航》这一课时,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以前给学生播放游戏大航海时代2的片头。这款游戏的片头以浪漫而激情的音乐展现哥伦布航海前欧洲人的精神风貌,用CG图展现出那个时期的时代背景。学生从片段中能看到那个时代,以葡萄牙、西班牙人为首,他们的贵族、商人、平民等各个阶层的人都致力于航海探险中,在航海中寻找自己的梦想。由于那么多人前赴后继进行航海探险的原因,一张能联系全世界的海运图逐渐完成。多媒体片段让学生能感受到那个时代人们的激情,他们对16世纪初哥伦布发现北美洲以后地理大发现的历史有强烈的好奇心。在学生的学习热情被调动时,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哥伦布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决定出航探险的?教师的多媒体背景燃起学生的学习探索心,教师的引导给予学生学习的目的,两者相结合,学生就能迅速地进入学习情境。 二、最优化的课堂引导实现 在课堂教学中,如果学生不能集中注意力思考这一课需要学习的内容,或者不能以科学的方式思考这一课需要学习的内容,那么巴班斯基最优化的教学理论就不能实现。为了让学生能迅速地理解这一课要学习的知识,教师需要选择一个教学切入点。比如以这一节课的知识为例,如果教师直接让学生思考哥伦布领航的原因是什么。学生就有可能找不到思考的方向,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郑和下西洋的事件,让学生横向地比较这两个航海的背景、动机、特点、影响等,学生就可以自己寻找思考的脉络。一名学生比较这两者不同处如下:背景———郑和下西洋的时代背景为明朝中央集权制度强化,封建制度衰落的时期;新航路开辟的时代为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当时资本主义迅速兴起,而奥斯曼帝国把持着地中海的东端,封锁当时的海运航道,西欧各国不得不寻找新的航海,寻找新的商机。目的———郑和下西洋时代,航海的原因是明朝为了加强自己的控制,向世界各国宣扬自己的强大和繁荣;新航路开辟的时代是为了实现海外殖民、掠夺财富,完成原始积累的过程。特点———郑和下西洋时代,当时郑和航海时间早、规模大、次数多;新航路开辟的时代,西欧各国是以殖民和掠夺为目的积极航海,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航海。影响———郑和下西洋的时代,郑和的航海行为成为当时积极航海探险的一项历史性的壮举,他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到了亚非国家,将亚非国家的信息传到了当时的明朝,让明朝了解到其他世界各国的情报。然而这种航海行为是以不计金钱收益为目的的航海行为,只要明朝不愿意再支付庞大的航海经费,探险行为即要停止;西欧各国是以经济发展为目的开始航海探险,它为西欧各国创造了大量的经济收入。教师给学生一个思考切入点,学生就不仅能思考这节课要学习的内容,还能总结出以后要以怎样的方法思考不了解的问题。 三、最化化的课后作业布置 教师给学生布置作业也是巴班斯基教学理论的重要环节,依这种教学理论,它要求教师精选课后作业,选择学生可能感兴趣又最有启发性的题目让学生研究。以这节课为例,教师可以让学生思考,在某电视剧里,一段场景描述说在哥伦布出世以前,某人在法国巴黎的餐厅点了以下的菜:番茄汤、炸牛排、煎土豆、四季豆、什锦面包(小麦、玉米、裸麦)。这个电视剧桥段在历史中有没有可能实现?为什么?学生在做这个习题时,能更深入地理解哥伦布航海对西欧各国带来的重大影响。同时学生在情感上也受到教育,学生能理解到,如果要拍历史剧,就要尊重历史事实,绝不可胡编乱造。 四、结语 从以上巴班斯基教学理论的实践过程中可以看到,教师从以上的环节进行控制,就可以达到巴班斯基教学理论的教学要求。这种教学方法能破突传统历史教学的弊端,高中历史教师可以使用这种教学理论引导学生学习。 作者:周华 单位:江苏省盐城市第一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史料历史教学论文 一、掌握获取史料的多种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新人教版初中历史课本中的史料比旧版丰富,但仅靠课本提供的史料往往不足以满足教学所需,也不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其好奇心,如学习八年级下册第12课“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时,课本用几段文字讲述了香港澳门“谈判———签约——过渡———回归”的历程,以及几组图片,目标是要学生掌握回归的基本情况、意义,并借此激起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只凭课本这些文图,会让学生觉得枯燥无味,难以激起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我课前让学生查阅相关史料“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以及上网下载“香港特别行政区划图”“澳门特别行政区划图”,播放“香港澳门回归政权交接仪式的精彩瞬间”(或视频)、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大大丰富了本节课的内容,让学生在欢歌、笑语中体会到了我国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很好地完成了本节课的教学目标。 二、恰当地筛选史料,培养学生良好思维品质 历史教材涉及史料众多,重在选出最为典型的,而又适合学生阅读水平的史料。课堂中切忌出现史料滥用,使学生“眼花缭乱”的情况,尤其是在复习课中恰当精选一些史料,能有效地整合教材突破重点、考点,再配以教师精心设问活跃学生的思维,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复习日本历史上的两次改革“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时,我主要选取了两则材料来帮助学生复习比较。材料一:“大化二年(646年)正月初一,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正式开始改革,这一事件又称乙巳之变,革新派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参酌日本旧习,从经济到政治方面进行了改革”。材料二:“政治方面,废藩置县,加强中央集权;经济方面,允许土地买卖,引进西方技术”。提问:材料一、二分别反映日本历史上的哪两次改革?改革者分别是谁?两次改革在性质上有何不同?两次改革对日本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什么重大影响?这样由浅入深的设问,引领学生积极主动去思考问题,既帮助学生比较了日本两次改革的“异同”,突破了考点,又锻炼了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总之,课堂中运用的史料要“精简”。 三、引导学生从史料中提取有效的历史信息,提高史料分析能力 新的课程标准强调教学中要突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教会学生自己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况且近年中考试题中都有相关的材料分析题,考查学生运用史料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运用史料教学,就是将知识学习与能力培养结合起来,对学生进行学法指导,将史料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与整理,从繁杂的史料中获取有效信息。如讲八年级上册第六课《洋务运动》,评价洋务运动时,可引用李鸿章:“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提问:材料反映的是李鸿章在什么事件后的自我反省?“我办了一辈子的事”具体指什么事情?纸糊的老虎……勉强涂饰,虚有其表又说明了什么?这样层层设问,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提取材料中的中心意思,就使学生对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如何评价洋务运动有了一个客观和科学的认识。有些史料生僻、难懂,初中学生有时难以从材料表面提取有效的历史信息,可以引导学生把握其中的关键词,如材料一:“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材料二:“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提问:这两首诗提到了我国历史上一位威名赫赫的皇帝是谁?材料一赞颂了“秦王”的什么功绩?材料二讥讽了这位统治者的哪一项统治措施?这一措施给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造成了什么严重后果?材料二的“山东乱”指的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这次起义爆发于何地?人物关键词“秦王”,地域关键词“坑灰”“山东”等,这样就将秦王嬴政灭六国、统一中国,焚书坑儒、大泽乡起义等这些有效信息提取了出来。总之,历史课涉及的史料丰富多彩,每节课的内容又很多,课堂上能展示的史料就很有限,重在结合教材的重难点、考点精心筛选,科学有效地加以运用,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前提下,掌握知识,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双赢”甚至“多赢”应成为我们历史教学永恒的主题。 作者:牛春玲单位:甘肃省嘉峪关市第六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比较法历史教学论文 就目前来看,比较法是比较适合学生思维的教学方法,因为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通过比较、分析,不仅熟悉了事物的表象,更了解了事物之间的差异,从而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及其一般规律,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历史意识。因此,历史比较法是从历史联系中考察历史现象的一种最好的方法,也是历史教学最常用的方法。那么,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应用好这一方法呢?下面,笔者以美国的独立战争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例作一下区别比较。 1.我们从社会性质和斗争对象方面作对比。独立战争前的美国是英国的完全殖民地,虽然作为资本主义的英国当时已经开始了它的工业革命,但仍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工厂制刚刚得到推广;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许多欧美列强,如英、法、俄、德、日等,此时的这些列强大多数已完成工业革命,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或者帝国主义阶段,侵略者在力量上的悬殊对比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人民的革命面临更大的困难。从历史上看,美国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没有封建制度的束缚,因此,推翻外来殖民统治成为首要的任务;而中国却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传统的文明古国,近代以来,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任务不仅仅是反侵略,而且还要反封建。 2.领导阶级和指导思想的对比。从领导阶级来看,美国的独立战争是由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和南方种植园奴隶主阶级联合领导的,他们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独立宣言》的发表成为他们共同斗争的旗帜。而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各个主要阶级先后登上历史舞台,每个阶级基于各自指导思想、理论的差异,对中国历史前途有着各自的理想目标以及与众不同的社会实践。如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渴望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所有的艰辛努力都最终由于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没能使中国社会得到根本的改观;以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要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探索。 3.从经济发展状况对比。美国独立之前,北美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流,因此,北美独立战争从本质上讲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即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而在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有多种经济成份存在:这里面有1840年以后伴随列强殖民侵略而传入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也有产生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还有1927年之后出现的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这些经济成份的不平衡性、不统一性,使各个革命阶级的力量不够强大,难以担当革命重担,因此,不可避免地也会导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4.国际环境的对比。美国所面临的环境相对有利,即18世纪英国在争夺殖民霸权的过程中与欧洲国家矛盾尖锐,特别是与法国的矛盾最为突出。美国独立战争正是利用欧洲国家与英国的矛盾,孤立了英国,取得国际上的军事援助和道义上的支持。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几乎是没有外援的,甚至遭到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国际环境极为险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得到了国际上爱好和平与进步人刚士的大力支持。 5.从革命的结果和前途来看。美国独立后建立起了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共和政体的国家,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处于封建制度的情况下,这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对后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建设起了示范作用。中国独立后很快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大鼓舞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有力地支持了世界各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同时,年轻的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团结世界各国人民,积极维护了世界和平与发展。 6.从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贡献来看。美国独立战争后于1787年颁布了近代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联邦宪法,在权力结构中突出体现了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之间的“制约与平衡”原则,在此基础上美国逐渐发展成为典型的民主共和制政体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典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英国一样成为以后许多国家学习效仿的榜样,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于1954年制定了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它以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为其基本原则,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更好地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成功总结,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通过上述有关美国独立战争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知识的区别比较,使学生能够透过这两个历史事件的表象去了解他们的本质,这样就有利于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了那段历史,也学会了客观地正视历史,正确地评价历史,从中感悟历史带给我们的精彩和人生智慧。 总之,“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就目前来看,很多学生因为知识面窄,阅读量小,导致在历史学科的学习中存在着不少的困难,所以教师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必须要结合学生实际开展教学活动。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有意识地引用比较法,便于学生系统掌握课本上的基础知识,从而不断提高学生学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能力,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学习的潜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学无定式,教无定法,运用比较法进行教学也要因事因时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不断调整,尽量采取最适合的方法进行历史教学,以达到最佳的理想教学效果。 作者:杨轶群单位:河北省邢台市第五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多媒体历史教学论文 一、利用多媒体手段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它不像其他学科可以去感受和体验,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历史文物和遗址拍成照片,然后运用多媒体技术使图画、声音、视频、文本等结合在一起,整理成课件,并利用这些课件辅助教学,通过声情并茂的图画让学生穿越时空,感受历史情境,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运用多媒体技术辅助历史教学,学生可以通过生动的画面和动听的声音获得感官上的刺激,更重要的是学生通过情境的感染,在内心产生了共鸣,受到了教育,产生了学习兴趣。所以,多媒体技术给历史课带了更多的活力,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比如,在教学历史地图的航线时,教师可以制作动画视频,使教学内容更加生动形象,在播放视频的时候还可以插入解说,这样会使整堂课的气氛活跃。如在讲抗日战争时,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播放和抗战有关的歌曲,学生听到激情悲壮的音乐,会感受到抗日英雄的顽强和勇敢,教师也能自然地导入到抗日战争的教学内容中。例如,在讲授《日本大举侵华和红军战略转移》这节课时,我运用多媒体播放有关会议的录像,一边播放录像一边解说,学生能直观地感受到画面的内容,他们会对左倾错误思想感到愤怒,对长征的胜利感到高兴,同时感受到了红军的不怕艰难险阻的精神,受到了良好的品德教育。 二、丰富历史知识点,引导学生自学 在历史教学中运用多媒体,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使学生乐于学习,多媒体技术还可以为学生提供大量的资源和信息,使他们积极探索,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历史具有真实性,它不是教师凭空想象的,需要大量真实材料让学生去认识历史,得出结论。和多媒体技术辅助的教学模式相比,传统模式只能运用一块黑板来展示历史事件,使教学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但是多媒体技术很容易就解决了这些问题,它可以快捷清楚地让学生去阅读历史事件并得出结论,节省了大量的时间,给学生留出更多的时间思考和复习,由此可见,多媒体教学的合理运用,会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三、利用多媒体技术 创设历史情境,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在历史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很重要,没有情感教育,就会使课堂教学枯燥,学生没有学习兴趣,教师也不会有教学激情,这也不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教师要以情感人,使学生受到熏陶和感染。爱国是一个民族团结和进步的体现,也是国家发展的前提,在历史教学中,这种情感教育尤为突出,因为很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可以作为这方面的教育素材。而在历史课堂中运用多媒体技术更有助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如让学生了解我国从汉代到元代的强大,科技文化的先进,从而激发学生的自豪感。另外,学生在学到外国的入侵,晚清的腐败无能,清政府的委曲求全时,会激发他们对侵略者的憎恨,树立要为祖国强大而努力学习的强烈愿望。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历史人物具有高尚的人格,教师可以运用视频、图画、解说相结合的方式,把这些人物形象生动地展现在学生眼前,使他们印象更加深刻,同时学生也会受到感染和教育。比如,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的辅助让学生了解为国献身的岳飞,勇敢坚强的狼牙山五壮士,舍身炸碉堡的,为国捐躯的刘胡兰等,通过播放这些人物的事迹,能够调动学生的情绪,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培养高尚的情操。 四、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启迪学生的思维历史教材中的内容比较分散,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很容易混淆,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课件,把知识进行总结和归纳,构建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知识体系,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掌握知识点。初中生的年龄较小,社会经验不足,他们看待问题比较片面,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所以,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弥补学生这方面的不足,使他们的思维得到发展。多媒体技术的合理利用,对提高历史课堂教学效果有很大的意义,这就需要每一位教师与时俱进,不断学习和探究,总结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的经验和方法,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作用,使它的优势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作者:高月梅单位:河北省沙河市赞善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创新能力培养历史教学论文 一、改进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新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教师要积极转变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优化课堂教学,运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手段,多角度拓展学生的思维,开发学生的潜力,培养他们的能力。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为了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我们可以采取各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比如,教师可以讲点课外知识,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讲点有趣的典故,以引起学生思考;讲点历史变化的原因;通过历史故事会让学生自己讲述历史;组织学生编历史剧等。这样可使学生始终保持高度的学习热情,积极思考,从而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在各个教学环节中,教师都要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们可以通过创设历史情境,让学生走进历史人物的内心,使学生如身处历史之中,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走进历史情境,体验人物心灵,思考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形成“言之有据,论者符实”的科学态度以及“理解偏见,容纳悖论”的人文精神。 二、建立新型师生关 系传统的师生关系中,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对学生进行严格的管理,学生处于被动地位,被动地服从。这种师生关系限制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师生关系紧张,有时学生会对教师产生抵触情绪,学习积极性不高。因此,教师要和学生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第一,新型师生关系中,教师与学生是朋友,教师和学生之间要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成功的教学依赖于一种真诚的理解和信任的师生关系,依赖于一种和谐、安全的师生关系。”第二,新型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学生和教师之间无论在课上还是下课都应该是互动交流、平等的关系,而不是管和被管的关系。首先,教师对学生必须做到一视同仁,坚信只有不努力的教师,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对学生要有足够的耐心。其次,教师一定要主动创造与学生交流的机会,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感。教师要允许学生犯错。谁都会犯错,何况是在学习阶段的学生。面对犯错的学生,教师一定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学生充分信任教师,走进他们的心里,了解他们在学习上的困惑和难点。只有师生之间构建起了平等交流的师生关系,学生才能更积极主动地学习教师教授的知识。最后,教师一定要经常激励学生,让他们有进步的动力。如此一来,学生就会渐渐产生学习的兴趣,乐于学习。在这种状态下,教学任务就可以更加轻松地完成。第三,新型的师生关系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活动应以学生的发展为优秀,使每一个学生的潜能都能得到充分发挥。教师应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发表独立见解,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总之,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不断改善师生关系,建立良好、和谐的新型师生关系,这样才能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 三、做创新型历史教师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已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此,教师必须树立新型的教育观、人才观,适应素质教育的新形势。然而,现今历史教学存在许多不符合素质教育要求、不能很好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现象。比如,有的教师采取“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只重视知识传授,缺少能力培养,一味地进行知识型考试等等。更有甚者,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只是讲讲、划划,学生听听、背背的现象还屡见不鲜。这样限制了学生的思维空间,抹杀了学生的思维个性,降低了教学效率。在素质教育大潮和严峻的教学“滞后”形势面前,历史教师首先应该转变观念,树立创新意识,只有树立了创新意识,才能进行创新教育。其次,教师要在学生学习历史的主动性、兴趣、学法、历史思维能力等方面下功夫研究和探索,锐意改革,力求有新的突破。总之,历史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应当把培养学生的个性、提高学生的能力放在重要位置,必须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学观,积极主动地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做创新型的历史教师。 作者:郭自贞单位:河北省平乡县第二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教学理念历史教学论文 一、历史教学原则 要创新历史和其他学科有所不同,具有层次性和联系性强的特点,其中包含了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联系、历史发展的起因和结果、中外历史间的关系、历史和现今的联系等。学生通过学习历史,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提高了自主分析历史和了解历史的能力。为了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历史教师在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让学生多角度、多方面地去了解历史、学习历史。历史教学的目的就是激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所以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思维,重视学生在分析问题、概括问题、比较问题等方面的训练,使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提高。 二、历史教学理念需要创新 要想创新教学,离不开教师新的教学理念,这是创新的前提。新的教学理念指导着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但是在当今历史教学中,还延用着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还是比较重视应试教育的,正没有真正落实素质教育。新课程标准提出,在教学中要重视学生历史素养的培养,所以,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以学生为主体,关注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体验和发展,运用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既教给学生知识,又培养学生的能力。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是主宰者,只强调自己的教,而不重视学生学习的方法和过程,这种教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的。为了学生将来的发展,作为初中历史教师,要尽快转变教学观念,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应该以学生为主体,把学生看作学习的主人,使课堂不再是教师的一言堂,而成为学生学习和活动的场所把课堂还给学生;注重传给学生学习的方法和技巧,不能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这样会给学生增加更多的学习负担,抑制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所以,新时代的教师要培养新时代的合格人才,要在教学中树立创新理念。 三、历史教学手段要创新 在历史教学中,教学手段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学生的情况和技术随时变化着的。现在的初中历史教材和内容都在不断地变化,这就要求教师要根据教材的需要不断变换教学手段,而这些变换都需要教师的创新精神和对教材钻研的主动性。在历史课堂上,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主要依靠学生探究的学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创新能力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所以,初中历史教师不管运用哪些教学手段,都要考虑到对学生思维的启迪。另外,课堂教学活动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合作、探究的过程,通过教师和学生的双边活动,可实现学生和教师的共同成长。所以,教师在课前要认真钻研教材,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工作,有效利用校本资源,激发学生学习的好奇心,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兴趣,从而使学生能进一步探究历史资源,达到历史教学创新的目标。 四、师生关系要创新 在以往的课堂中,教师占主导地位,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整个过程就是教师在不停地讲解,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这种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会使学生的思维受到限制,学生在课堂上感受到的是紧张和无趣,对历史教学毫无兴趣可言,甚至会产生厌烦心理。所以,教师要树立新的教学理念,和学生建立一种和谐的师生关系,拉近和学生之间的距离。首先,教师要做学生的朋友,在课堂上要鼓励学生、信任学生、尊重学生。其次,教师和学生要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不管是在课堂教学中,还是在课下和学生的交流过程中,都要体现民主和尊重,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了解,共同合作探究。最后,在教学中,教师要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的发展为教学目标,通过教学使每一个学生的能力都能得到发展。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探究、大胆想象、大胆发言,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总之,素质教育需要教师和学生建立一种良好的师生关系,这样才能适应新课程改革的要求。 五、培养创新型的教师队伍 只有具有创新精神的教师才能在教学中不断创新,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优秀人才。虽然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出,教师在教育创新方面通过不断努力和探索,已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成果,但是还有一部分教师不能满足教学创新的要求,这部分教师还需要继续学习和努力,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创新教学需要教师抛弃传统的教学模式,组织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性的教学活动,为学生营造一种和谐的教学环境,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在新课程改革下,初中历史教师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就需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和自身素质,以适应时展的需要。总之,初中历史教学创新是教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教学创新需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宽松的学习环境下愉快地学习和成长。因此,作为初中历史教师,一方面要不断学习、不断探索,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另一方面,学校还要为教师创造学习和进修的机会,为教师提供更好的条件,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提高历史教师的专业水平和创新能力。 作者:仇枫单位:江西省上饶市实验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问题引领教学与历史教学论文 一、认识中的失误与实践中的弯路 (一)认识中的失误 新课程改革初期,经过多次培训,笔者对新课程改革有了初步的认识,体会到改革的优秀理念就是让学生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以“学为中心”还是以“教为中心”是和的分水岭。“‘学’是成就学生的内因,‘教’是成就学生的外因。”当时对这一理念的理解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思考并解决了教师在学案中提出的问题,并将答案说一遍,就实现了由传统课堂向高效课堂的转变。这就形成了认识中的一个误区,学生思考分析的是老师发现并提出的问题,整个教学过程是老师牵着学生走。这个认识上的误区导致实践中的弯路。 (二)实践中的弯路 带着对新课程理念的肤浅认识,观摩了昌乐二中的“271高效课堂”,笔者开始了由传统教学向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转变尝试。从形式上来讲,高效课堂大体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教师准备的学案。学案中分为基础题(一般以填空的形式出现)、探究题(一般用于课堂上教师对学生的提问或学生小组讨论)以及巩固性习题。 2.学生以教材为依据,以学案为主预习相关的教学内容。 3.教师组织课堂教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将学生分为小组。小组数量不等。每一小组解决一到两个问题,每一个解决问题的小组还会对应一个评价小组。先是解决问题的小组分别回答相应的问题,然后由评价小组进行补充,最后教师小结,学生做巩固性练习,教师整合知识结构,教学任务就完成了。从形式上看,学生上讲台、站起来回答及分组讨论,使学生分析、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有效的培养与提高。课堂气氛也一改传统课堂死气沉沉的状态,变的很热闹。教学过程中学生忙得不亦乐乎,教师只是一个组织者、引领者。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样的教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每一小组只解决教师提出的一个或两个问题,教材中其他的问题,没有思考的时间,所以,学生参与教学的范围有限。(2)学生知识储备量及现有的思维能力,决定了学生能够自行解决的只是一些浅层的知识。重点和难点,无论是分析还是全面理解,都有些困难,这就需要教师帮助解决。由于学生的活动占用了大部分时间,教师的讲解一般很简单。这些知识点又是高考经常考查的,教师的讲解如果蜻蜓点水,那么学生对这些重点知识的掌握会模棱两可。(3)教学过程中,学生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自己发现的,而是教师提出的。所有教学环节都是教师思路的体现。从实质上看,这样的教学依然是教师将自己整合的知识以不同的形式传授给学生。学生解决的,是教师主观上认为学生不容易掌握的,而且为数不多。教材中,学生究竟有哪些、有多少内容不明白,教师并不知道。这就意味着,教师只是把自己理解的知识强加给了学生。就像是一个饥饿的孩子,你却给了他一个枕头,虽然也是满足需要,但不知道他真正想要什么。这样的教学模式,笔者认为是教师牵着学生走,学生没有成为教学真正的主体。 二、探索中新的认识 (一)从人的身体机能来看,各器官都参与活动,人才是该活动的主体 多次学习与尝试教学后,笔者体会到了新课程理念,即,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能够主动发现问题,并主动运用自己的各种器官解决,只有学生的各种器官都参与到问题解决过程中,各方面能力才能得到培养和提高,才能真正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正如李炳亭先生在《高效课堂解读》一文中所说,“唯有敢于把学习还给学生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我的课堂我做主,让学生去‘经历’并且‘经验’,学习的过程才充满生命的律动,因律动而感动,因情感的介入而生动和灵动,所谓主体,包括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性应始终在课堂上得到体现”。 (二)从人的心理发展角度来看,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众人的关注 教学过程中,学生解决的如果是自己发现的问题,当这一问题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时,问题的主体——学生,也就无形中成为整个课堂的中心。当学生希望被众人关注这一心理需求得到满足时,也就从课堂中找到了快乐。能够使人快乐的事情,谁都愿意去做。课堂能够让学生的自我价值得以体现,获得成就感,感到快乐,学生就会主动投入到学习中去。 (三)问题引领教学法的实践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尝试采用了一种新的教学方法。笔者将这种方法称为“问题引领教学法”。教学活动是“教”和“学”的双边活动,而“教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教师备课时的教学设计多考虑如何“讲”得好,极少或根本不考虑如何让学生“学”得好。而这种问题引领教学法,在备课的环节考虑的都是学生能怎样学到知识。基本思路就是,每个学生发现并提出自己的问题,学生个人独立解决,同时可以小组讨论集思广益来解决。如果学生能力范围内解决不了就应该是教材中的难点重点。这些要在课堂上提出,由老师来讲解。多次实践后笔者发现,问题引领教学法有优势也有不足。优势在于:(1)以往的教学模式中,学生思考分析的是老师发现并提出的问题,是老师牵着学生走,而这种模式下,从发现、提出、思考分析到解决问题,整个学习过程都是学生自主完成,学生是课堂教学主体,老师要讲的也是学生发现、提出、并解决不了的,是学生牵着老师走。(2)这种教学方法中,每个学生都是课堂教学的主体,学生提出的问题是不可预知的,这种方法对教师挑战性极强,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不足之处:(1)学生提出的问题杂乱无章,教师讲解时难以形成体系,结构不清晰,虽然教师最后的归纳与小结会解决这个问题,但在教学过程中,这样单个凌乱的问题会让学生思路不清,很难把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不利于从整体上掌握知识结构。(2)学生知识的有限性及思维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学生提出的问题较为肤浅,很难涉及实质性问题。(3)每个学生都会提出问题,虽然组内解决了一些浅层的,但留下的数量还是很可观,再加上学生胆怯或表达能力有限,几个问题上解决稍微慢一些,就会耽误时间。 (四)实践中不足之处的解决方法 针对“问题引领教学法”教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笔者及时总结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第一,安排学生预习,在预习的过程中将自己遇到的问题标在书上,深层次的问题写在问题本上。自己查阅资料能理解的问题,将答案附在后面,查阅资料也无法理解的留在问题本上。这样通过预习,学生已经掌握了浅层的知识。 第二,由科代表将学生的问题本在课前提前半天收上来,教师根据学生的问题准备教学内容。这样,既可以避免问题不可预知给老师带来的困扰与尴尬,又能有序的安排教学。 第三,教学过程中,教师将章节内容的框架结构列出,结构中所涉问题包括学生提出的。学生经小组讨论在黑板上补全知识结构。这样的教学,小组讨论的是学生自己发现并提出的问题;各持己见能够让每个人了解到其他人的想法,学到更多的知识;在黑板上写出答案使学生的分析、表达、答题的能力得到训练;还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分辨出教材中的浅层知识与重难点。 第四,教师根据学生答案可以详略得当地进行讲解,同时整理知识结构。 第五,教师讲评之后,每一小组成员如果还有问题,在课堂上提出。 第六,某一小组成员提出的问题,如果其他小组成员也回答不上来,教师再讲解。 三、实践中的反思 以问题引领教学法教学,课堂教学知识容量大,但学生没有表现出厌烦;学生的提问与回答使分析与表达能力得以锻炼;在黑板上写出答案,使书写能力有所提高;同时,学生的答案,又可以表现出知识理解方面的误区,教师可以根据答案中反映出的信息,详略得当地分析整合知识,有序地安排教学。既体现了教师的教与引导,也体现了学生的自主学习。不论是教师的引导还是学生的自主学习,在教学过程中所占的比例相对来讲较为适度。最重要的是,这种方法真正做到了学生是整个课堂的主体。所以,笔者认为它是课改以来教学实践探索中最有效的一种方法。 作者:邬玉娥 单位:乌海市第六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社会责任感历史教学论文 一、健全学校教育体制 教育体制是教学的前提和保障。完善的教育体制可以为各科教学提供制度和系统保障。作用到初中历史教学中,可以为历史教学和学生意识、品质培养提供正确引导。就目前来说,初中历史教育教学体制建设的主要内容有:建立健全教师工作、学习、管理机制,加强教师理想信念教育和教学能力培养,将能否做好本职工作、实施素质教育列为教师考评目标之一;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德育工作队伍,制定德育工作规章制度,有组织、有步骤地推进德育工作,营造浓郁的校园德育氛围;颁布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条例,将品质、道德、责任感培养当作历史教学的主要目标;生成初中历史教学实践机制,创新历史教学方法,提高历史教学学生品德、意识培养质量。在此基础上,教师要根据历史教材内容进行教学改革,变静态教育为动态教育,变灌输教育为形象教育,切实发挥历史学科在学生品质、意识培养方面的优越性。 二、因材施教,分类加强学生社会认知 教师按照一个标准要求所有学生,忽视学生个性差异和需求,是历史教学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新课改要求教师必须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根据学生年龄、认识能力、心智水平加强学生意识培养和品质教育。这就要求初中历史教师根据低年级学生盲从、自觉性差等特点,开展爱国主义道理、责任感说服教育、榜样典型示范教育和道德规范约束教育。而面对具有一定创新能力、辨别能力的高年级学生,历史教师可以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合作教学等方法引导学生进行历史知识使用锻炼,鼓励他们通过知识归纳总结形成正确的责任认知和价值取向,进而实现学生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目标。 三、立足教材,深挖意识责任培养的素材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优良的品质并非是生而俱来的,但是有效的后天教育却可以激发个体身上蕴藏的巨大潜能,使之成长为一个品质优良的人。鉴于此,初中历史教师可以采取一切有效途径去培养学生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对于处于心智发展时期的初中生来说,许多人都有英雄情结和英雄崇拜心理,因此,教师可以立足历史教材,深挖教材中有利于品德和意识培养的素材,用伟大人物的思想和事迹鼓励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培养坚强意志。如初中历史教师可用卫青、霍去病、岳飞、戚继光等人的英勇事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用勾践卧薪尝胆、司马迁著史、苏武牧羊等故事鼓励学生磨炼自己的意志,敢于同困难作斗争。当然,教师还可以运用现代网络技术进行历史影视资料、电子素材搜索和整合,丰富课堂教学内容,为学生历史情感养成和责任感培养提供有利条件。总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要强化课程资源意识,因地制宜开发和利用各种课程资源,深挖社会责任感培养素材,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四、多载体、多渠道培养策略 新课程背景下的历史教学不仅不能局限于课堂和教材,还要教师有效拓展、利用各种资源、各种渠道、各种载体向学生传递更多的历史知识,为学生情感和意志培养打下坚实基础。就目前来说,可以利用的历史教育资源有:历史教科书、图书馆藏、网络资源;社区和地方历史资源,如历史文化古迹、博物馆、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时事报纸、国内外时政热点、历史影视资料等。而行之有效的历史教育、学生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载体有:历史教学课件、历史图文资料、校园德育文化活动、校史剧创编、校园网络、板报、宣传栏等。常用的学生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渠道有:学生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合作学习等;开放性作业、课外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公益活动、勤工助学、志愿服务等。总之,教师要对初中生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问题有清醒的认识,能够运用各种方法和手段激励学生更好地学习历史文化知识,鼓励其树立报效社会、报效国家的理想。 五、结语 由上述可知,学生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是初中历史教学的主要任务之一。这就迫切需要初中历史教师将书本知识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关注学生实践能力和反思能力培养,引导学生知行统一、学以致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学生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养成的最终目标。 作者:刘红霞 单位:江苏省滨海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课题研究历史教学论文 一、课题的提出 首先,《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要求培养学生“:……注重探究学习,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养成独立思考的学习习惯,能对所学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概括和阐释。”以人为本,培养具有终身学习技能的人才。这一理念,无论是从眼前的教育内容,到未来社会人才的需求等都是无可厚非的。另外,美国认知心理学的著名心理学家布鲁诺认为,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一定的知识结构,知识的学习就是在头脑中形成一个知识结构,教学的任务就是让学生掌握学科的知识结构。他说过:教学与其说是使学生理解掌握学科的基本事实和技巧,不如说是教授其学习结构。多年来课堂教学的实践也证明:历史学科更是如此。教学实践中,将头绪繁乱的各部分历史知识,根据其内在联系,纳入一定结构,形成知识框架图,是学生在循序渐进中逐渐接受这一教学模式和思维模式,达到高效完成传授知识、发展学生思维的目的,这也是基于目前新课程高中教学现状问题的思考。 二、课题研究的目标 使学生重视知识结构的构建,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获取知识的能力,以适应新课改和高考的要求。同时,达到优化课堂效果的目的。 三、课题研究的方法和对象 方法:1、行动研究法:本着从教育教学的实际中发现问题,以创建实效教学的途径与方法为研究目的,以解决在实践中遇到的一系列实际问题为主要内容,进行动态性研究,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情况。2、活动实践法:教师、学生积极参与各项活动。以课堂引导构建、谈话、问卷调查、分析等方法进行探讨。3、经验总结法,对课题研究过程的感性经验和认识进行提炼和概括。对象:高三六班学生。 四、课题研究的实施过程、策略及阶段性成果。 本课题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从2013年9月份开始至2013年12月底结束,共分三阶段。第一阶段:(2013.9—10)课题的准备与申报阶段通过对现阶段中学历史的教学现状,尤其是学生学情的了解、分析,充分考虑后,我确定了小课题---《历史教学中思维导图教学策略建构与应用的研究》,认真完成课题研究方案的制定、申报,进行理论资料的准备、收集。如通过对高三六班78名学生的调查:他们困惑的问题是:第一,现在新教材使用专题体例的教材,时空跨越大,内容跳跃性大,时序性差,古今中外历史融于一本教科书,一下很难适应。第二,在初中阶段学的是通史体例的教材,学习方法上、思维方式上都是按时间顺序进行的,一直存在不能适应专题学习法。理论研究方面:认真研读《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阅读是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结构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布鲁纳的著作:《教育过程》、《论认知》、《教学论探讨》等,寻找课题的可操作性及理论依据。第二阶段:(2013.10—2013.11)素材积累与方案研究实施阶段本研究立足于我校的校情,学生的学情、高中历史学科的性质和特点,以课堂教学为载体,有计划,有目的的实施,结合教材内容,充分利用多媒体。为了更好的促进课题研究,与其他任课老师交流,认真总结,取长补短,探索出一种适合我校学生现状的有效课堂教学模式,以有助于提高学生对高中历史课程的自我学习能力和历史学科成绩。做法是:第一,结合所一轮复习册子《世纪金榜》,以“导学案”的方式指导知识结构的构建、理清线索,提高学生认知和自学能力。第二,根据必修一(政治文明)和必修二(经济文明)所授内容,引导学生每课、分单元及进行整个模块的知识梳理,并以表格或大扩号归纳的形式形成文字性的东西。再进行纠正、完善,同时好的作品在班级(张贴在公布栏或文化墙)、甚至是在其他班级予以推广。每次过后,积累与本课题相关的教育教学素材,解决课题研究中出现的相关问题,确定帮助学生构建科学知识体系的有效策略,并形成阶段性的研究资料。在教学过程中,重在学生动手总结一些典型的案例拍成了幻灯片,对存在的问题,老师及时点评总结。第三阶段:(2013.11—2013.12)研究成果的总结阶段对研究成果进行深化和提升,撰写研究报告,并形成与课题研究相关的文字材料,最后结题,完成课题研究结题报告。成果:在实际课堂教学中,采用多种有效策略,帮助学生构建科学知识体系,激发了学生求知兴趣,增强了学习能力,也提高了解题能力与技巧,如答题考虑:认真构思,理清解题思路。先在草稿纸上列出来,答案分几个要点,先答什么,后答什么,史论结合,言之有理。分析问题时要多角度,多层面,全方位等。通过本课题研究,使本人的教学能力和研究能力得以提升,更好的完善了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模式,提升了自己对教材的处理能力和对课堂的驾驭组织能力。 五、课题研究的反思 课题研究虽然结题,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也困扰着我:一是,新课程的教材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跳跃性也很大(时空跨度大)。在短短的45分钟内,对教材的处理很难到位,相比较于老教材来说有时很难把知识分析讲解完毕。二是,教学目标上的三个维度很难兼顾。三是,我的课题研究虽经过了不少理论学习和研讨活动,但是总觉得课题研究还很粗糙,缺乏厚实的理论底蕴。因此,加强理论学习,结合新课改高考的方向,向专家学者请教,向同科头老师讨教,仍是我今后努力的方向。 作者:杨粉红 单位: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彩虹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素质教育与历史教学论文 1初中历史教学中素质教育的体现 1.1发挥历史学科特点 初中历史教学中的素质教育表现在要求教师对教材中的深层含义进行挖掘,并对学生进行适当的道德教育。首先,可以结合历史教材中人物的生平事迹,在潜移默化中教导学生做人的道理。如在学禹治水时,就可以通过大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行为,教导学生学禹高度的责任感;在学习司马迁的生平时,挖掘出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人生价值观;学习诸葛亮的相关事迹时,可以挖掘出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教师对教材中历史人物的内涵进行充分挖掘,并且由此对学生进行启发和教育,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认识水平。其次,教师通过对教材中近代史的教学,使学生树立爱国主义思想。中国的近代史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历史。中国在近代相继遭受到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侵华战争等多次外国的侵略,中国人民也进行了相应的抗争,在抗争过程中涌现出无数的民族英雄和他们的英雄事迹,这些民族英雄和他们的斗争实际就是教育学生爱国最好的素材。另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还有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和辛亥革命,都没有带领中国走上新的道路。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才真正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才最终走向新时代。教师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讲解,使学生们深刻认识到共产党对新中国建立的重要性,能够更加热爱我们的党和祖国。 1.2教会学生独立学习 培养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也是素质教育的主要要求,只有拥有独立学习的能力,才能够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真正占有主动性,为学生以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学生应当是学习的主体,应该在学习过程中占据绝对主动的地位,只有让学生在开心快乐的状态下进行学习,才能够有更好地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将教和学的过程融为一体,在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下进行教学。比如,教师在讲解中国近代史中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时,可以引导学生自己来对圆明园为什么会被英法联军烧成一片废墟进行思考,还可以引导学生对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者为什么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国第一份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以及我国是如何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学生通过对这些课文的学习,心中的愤怒和痛恨不言而喻。中国近代史中这一段段残酷的史实教育了学生,也将是学生学习的动力。教师可以运用这种教学方式,培养学生自己教育自己,不仅能够学到课本中的知识,也能够对课文中蕴含的道理有自己的理解,学习效果比教师的一味说教要强得多。 1.3结合多种教学手段 多样化的教学手段也是素质教育中应当重视的。素质教育要求教师创造更好的教学条件,尽量对教学条件和教学手段进行改进,充分利用现有的电脑、网络等高科技技术,生动形象地再现历史场景,通过声音、光照形式与学生互动,使学生多方面地体会教学内容,增强课堂内容与学生的实时互动,更直观地展现出历史教学内容的直观性和生动性,促进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兴趣。如讲解二战部分的内容时,教师就可以利用投影或电脑,通过影片或历史图片,向学生们直观地演示希特勒是如何发动战争,日本如何突袭珍珠港,还有日本是如何节节溃败最终签署无条件投降协议的。这些场面真正地展现在学生面前,比起课本上枯燥的文字,学生更容易接受。而且学生通过这种教学方式,丰富了感性认识,对课本知识理解得更加全面,对学生的概括总结能力和独立性都能够进行有效培养。 1.4积极开展课外活动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也是素质教育中必不可少的。教师可以在课下时间,组织学生对历史博物馆进行参观,相比于课本上枯燥的文字,历史博物馆更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学生在参观过程中,由于自身的兴趣,就会向教师提出各种问题,教师解答问题的过程也就是教学的过程。此外,教师还可以在课下组织学生举行辩论赛,如在学习完鸦片战争后,教师就可以将学生分成两组,对“如果没有鸦片战争,清朝会灭亡么?”这一问题进行辩论,学生可以通过自己对课文的理解,借用网络和课外书等工具,对相关知识进行仔细研究,在辩论的过程中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充分阐述,最后教师对这个问题进行总结,说明清政府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政府的迂腐,封建社会随着历史的前行也必然会被取代。学生在辩论的过程中不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本节知识,还在搜集素材的同时锻炼了自学能力,在辩论的过程中也锻炼了学生的口才,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2结语 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的发展趋势,如何将素质教育真正结合到教学过程中,是每一位教师所重视的。教师应当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符合素质教育的教学方式,并结合学生自身的特点,充分运用到教学过程中,真正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作者:李守龙 单位:山东省平邑赛博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新课程历史教学论文 一、从教与学的角度看,历史教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化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 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根据实际情况,想法设法设计好教学形式、方法和手段,使教学过程学生能有很高激情的去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师指导学生充分利用学习资源,针对学生的学习内容,为学生设计恰当的学习活动过程。诚然,教师在整个的过程中的指导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从备课到教法的设计,真格的就是一个典型的“总导演”。 二、从教学组织来看,历史教师应由管理者转化为引导者,要营造民主,宽松的课堂氛围,激励学生独立思考。 鼓励学生针对相关问题多思考,勤动手,使学生的思维处于积极兴奋状态,鼓励学生积极发言,允许有不同的认识,允许分组讨论,决不可挫伤学生发言的积极性。当然教师要充分的驾驭课堂,不能忽视学生自主性和自律性弱的特点,使学生放任自流。还必须给予他们必要的约束,使之形成既严肃又活波,既民主又有限度的氛围。这样学生才能在教师这个“总导演”的有力指挥下,学到新知识,课堂教学才能有高的效率,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三、从师生关系来看,历史教师应由站在讲坛上的独角演员转化为学生学习的平等的合作者。 教师要放下架子,走到学生中去,参与、了解和指导学生学习的学习过程,使学生从心理上直接缩小与教师的距离。营造一个和谐、宽松、民主的课堂气氛,让学生在相关知识的探索中敢想、敢说,从而建立一种平等、尊重、发展的师生关系。针对不同意见的学生应以尊重、宽容和鼓励的态度对待,尤其对持有独特的新颖的见解和看法,有针对性地给予鼓励和赞扬。但切忌为了尊重学生而对于他们课堂上的任何表现或者所发表的任何观点都不置可否的予以表扬和鼓励,这样的课堂就失去了教育的意义,也会挫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教师要一视同仁,尤其是对学习落后学生,在课堂上有意和他们进行知识的交流和沟通,使他们体会学习的乐趣,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在课后可以帮助他们分析原因,找出结果。多给他们一点爱心,多帮助他们,和他们建立起良好地师生关系。这样对教学效果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四、从与课程的关系看,历史教师应由简单的执行者转化为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者。 例如,为适应新课程的要求,西安市几所学校的老师采用了学案教学的方式,尽可能的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蓝本;在课堂上,老师要多方创设情景、问题导学、分组合作、成果展示和民主讨论等多种方式来引导学生的主动参与,帮助学生完成学习任务,老师追求的不再是片面的所谓安静的秩序,而是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师生的合作学习中去。同时教师在处理与教材的关系时,则应由“教”教材转为“用”教材;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教”与“用”不可偏废,用教材是为了教,教材不是教的唯一可用材料,但是也不能否认教材的基础作用和地位,因此要用教材,更要用好教材。而用教材的目的就是为了教,但是也不能完全受制于教材,为教教材而教。教材是教师和学生所共同利用的最基本的教和学工具,因此教师在备课和讲课时,不但要考虑自己,而且也应考虑学生如何运用教材进行学习,并把学生运用教材也列入自己的教学过程和活动计划之中。如安排学生对教材的课文进行阅读、理解和分析,对书中的地图进行识别、运用,对补充的材料进行解释和讨论等。只有引导学生用好教材,才能实现教的目的和作用。 五、在对学生的评价方面,则应由单一化的考试成绩评价模式转向多元化的评价模式。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及时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客观有效的评价。评价可以分为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评价要既重结果,更重过程。这里的评价,不是单纯为了考核学生,更重要的是为了发现问题改进教学。因而,这种评价,评价的是学生的学,反映的却是教师的教。所以教师对于过程评价更要注意。结果是过程的积累,抓紧过程评价有助于教师不断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避免在结果评价中才发现不可挽救的过错。不管评价结果如何,教师对学生要多加以激励,并客观的指出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增强和保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对评价反映出来的历史教学中存在的不足,教师要努力改进,讲究教学效果,出色完成新课程规定的各项教学任务。当然新课程教学过程实现教师角色的根本转变,对教师素质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知识的储备要应更充足,备课要更加充分,课堂调控应更加艺术,讲授引导应更加精到等。 使历史教师角色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教师的角色定位好像球赛中的“场外指导”、“啦啦队长”、“随队医生”、“后勤部长”;电影拍摄中的“编剧”、“导演”; 六、结语 总之,教师角色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教学方式、教学效果,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历史教师要有正确的角色意识,正视现实,以开放的心态,尽快的适应并践行于教学之中,更要注意,新课程的改革也离不开传统教育的优秀成果,切忌“矫枉过正”和“邯郸学步”。教学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教学效率,使学生学会学习,因此,我们在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和新的教学理念的基础上,将传统的优秀成果进行完美整合,继往开来,实现历史新课程教学改革的总体目标。 作者:马银环 单位:白银市实验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阳光高效课堂模式下历史教学论文 1“1368”阳光高效课堂模式的概念 “1368”阳光高效课堂模式是在小组合作基础上,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有效尝试,主要特点就是教师尽可能的退出课堂教学,以学生学习小组为教学组织手段,小组成员合作探究共同完成学习任务的一种课堂组织形式。教师在课堂中既是学生学习的同伴,也是课堂活动的观察者,还是教学活动的研究者,强调课堂上生生、师生间的互动性与讨论性,使得整个课堂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它有以下几个特色:一个模式:倡导“自觉参与,自主体验,自信合作”。三研备课:研究教材与学生、方法与策略、导学案与教案。六步学案:导学案中严格按照学习目标、温故知新、自主研习、合作探究、拓展提升、感悟反思六步设置。八环课堂:课堂教学分八环节:目标解读,检查汇报,激情导入,提纲挈领,交流展示,合作提升,成果反馈,作业小测。通过这样的课堂模式的实施,实现让学生自信合作、快乐学习、愉快生活的目标,从而达到“阳光三年,照亮一生”的育人理念。 2“1368”阳光高效课堂模式在历史课堂上的应用 2.1科学分组,兼顾全体 科学地对学生进行分组,这是保证小组合作模式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取得成效的前提。教师要对班级学生进行分组和编号。一般坚持“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性格与兴趣、学习能力与行为习惯等。在每个小组中都要有一些学习实践能力比较强的学生,从而平衡小组之间的整体素质,也有利于发挥小组的集体智慧。另外,在遇到特殊情况时,可以灵活掌握,需要情景剧表演这样的活动展示时,就可以打破相对固定的小组,以原来小组为基础,适当的吸收其他组的学生,或者打破组的界限,由一些有表现欲望的学生来进行等。 2.2明确分工,责任到人 “1368”阳光高效课堂模式是一种互助性的学习方式。不管是课堂的讨论,还是课后小组实践活动,小组内的各个成员一般都要有明确的分工。每一个小组必须选出一位组长,组长负责小组成员的任务分配,以及组织小组成员进行交流与讨论。同时,在小组内要对每一位组员进行任务分工,如:记录员、汇报员、展示员、评价员等等,甚至连负责补充都有具体的人员。只有分工明确了,确保每一位小组成员都能各司其职,才能提高课堂的学习效率。 2.3制定学案,科学合理 结合学科特点,根据教学内容,学生实际来制定教学案是“1368”阳光高效课堂模式取得实效的关键。从学生要掌握的目标入手,在目标展示环节将所要达成的目标展示给学生;在自主研习中对基础知识要求学生独学完成,组内结对子进行检测;有一定能力要求的部分在合作探究中展示,由学生在自主研习过关后进行组内研讨,这个环节要求各组进行的同时由展示员把研讨的成果展示出来,以供各组之间进行评价和补充,有疑问的地方做出标记或者直接与老师探讨;对于本节课的难点部分一般会在拓展提升中出现,这个就要求学生在小组长的带领下,进行组间的讨论、整合,形成系统的知识网络,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真正的学为己用;达标检测部分是对学生本节学习程度的印证,能够做到正确率达到80%以上,就基本上完成了本节学习的目标。而这段时间的上课证实,学生大多数基本可以做到这一点,部分学生能够做到正确率在95%以上。另外鼓励学生学会在小组的合作交流中,将不同的知识内容进行交叉、渗透,这样学生的能力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提升。 2.4活动穿插,形式多样 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不断丰富学生的合作形式是有效调动学生积极性的好方式,如在课堂中穿插活动环节:视频欣赏、小品展示、历史重现等。通过丰富的合作交流形式,调动学生对初中历史学习的兴趣。比如在学习巴黎和会这段内容时,可以设计一个历史重现的活动环节。从班级中找出学生分别代表英、美、法、德、日、意五国,在请一位学生做中国代表,让他们感受当时的氛围以及体会当时各国的愿望和最终达成《凡尔赛和约》后他们的不同心境,从而轻松的让学生了解了当时的历史,并且对于突破本节的难点———如何评价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整个课堂气氛也达到了高潮。 2.5科学评价,激发兴趣 初中生的自制力不强,一些学生不认真合作,无所事事。因此,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1368”阳光高效课堂模式,要取得成效,就需要小组内的每个成员,齐心协力,向同一个目标前进。在教学中,可以通过加分的形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把合作小组的评价与个人评价相结合。这就促使学生团结合作,关注合作学习的过程。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良好的人际关系。结束语“1368”阳光高效课堂模式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运用到该模式,不仅培养学生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而且在教学效果上也已经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当然,在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中,还需要不断探索,不但完善,从而切实提高合作学习的效率,保障初中历史教学的质量,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素质。 作者:李淑英 单位:河北省唐山市迁安市第三初级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教师人格魅力历史教学论文 一、影响初中历史教学的背景因素是初中历史教师的人格修养 历史教师的人格修养不仅指人的文化水平还包括教师对相关文化的研究能力。历史学科对人类的文明、社会的发展,起着特殊的作用,这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比拟的。历史学科有着自身的特点,它的文化资源是取之不尽的,所以历史教师的人格修养,就应该首先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知识素养,再次是具有思考历史的思维能力。一个具有优秀人格的初中历史教师,本身要具有深厚的史学功底,而且更应懂得其他学科的知识;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应该有所研究;在政治思想上,要了解世界的形势,把握各种政策及其走向,能以自己独特的历史思维来解释和分析现代生活以及生活中的现象。因此,要想自己的历史课堂有实效性,自己应该多储备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够驾驭课堂,才能使历史教学得到升华。一位具有优秀人格的历史教师,他的知识水平是深厚的。底蕴深厚的初中历史教师,应该有着理想和抱负。有追求的历史教师展现出来的人格和形象往往都是完整的。精神焕发的历史教师,他的精力是充沛的,他的性格是坚毅的。遇到困难,他能够乐观向上;生活中处处给人以正能量。在这样的历史教师的影响下,他的学生也会不知不觉形成坚强的意志,因而更加善于思考,勤教师学苦练。 二、影响初中历史教学的基本因素是历史教师的良好史德 历史教师要抱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研究历史和尊重历史,所以他应该是一个为人正直、公正的教师。无论是谁都知道,过去的就是过去的,都已成为历史,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是真实存在的,即使有人想改变也是无法改变的。如果说有人发挥想象力,虚构人物情节,那这绝对不是历史,这是文学。历史是就是历史,不是任何人想象的,也不允许想象。我们都承认,实事求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历史学界的传统。因此,作为一名初中历史教师,要以求实的态度搜集史料,以公允的态度解释和运用史料,这样才无愧是一名真正的历史教师。历史教师面对的是活生生的学生,而且其可塑性强,那么初中历史教师就更应该具有良好的史德,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在评价历史的时候要客观公正,不能随便下结论。不能捏造历史,随心所欲地想当然,更不能用虚假的“事实”给学生讲解。另一方面,一个初中历史教师在真实地讲述历史的同时,自己对历史的感情也应该是真实的。历史教师的情绪,他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对历史中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流露。教师用自己的真实情感来感染学生,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陶冶,这对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和优秀的品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三、影响初中历史教学的主要因素是历史教师的博大情怀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爱心,有责任心。初中历史教师更应如此。在此基础上,初中历史教师还要有自己独特的人格,平等对待学生。平等、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孩子,这在孩子们的心中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初中历史教师不仅要有自己的历史眼光,还要有与时俱进的精神。在工作中要跟大家团结协作。万物不是独立存在的,历史学科也要与其他学科相整合,用自己远大的眼光和博大情怀同其他学科相结合,这也是自己博大情怀的体现,这样更有利于自己的教学。有爱心和责任心才有人格魅力,教师是这样,历史教师也不例外,我们要爱护学生,与学生关系融洽,愿意与学生经常沟通,更愿意与学生成为朋友,以心交心。初中生不是大人,更需要朋友,教师把他们当朋友看待,这就是一种博大的情怀的体现。这样的历史教师学生怎能不喜欢不爱戴?这样的教师的教学效果怎能不提高?一个博大情怀的历史教师,会表现在方方面面,把他的爱心和责任心无形融入课堂。历史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产生了正能量,它会使整个历史课堂生动起来。小而言之,提高了教学效果;大而言之,能让学生终身受益。 四、影响初中历史教学的优秀因素是历史教师的教学艺术 《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初中历史课程是门基础课程,它通过历史基本知识和技能,对学生进行多方面素质的培养,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打下基础。素质教育搞得轰轰烈烈,静下心来想,我们现在提倡的是主体性教学,不就是让学生真正的全面发展起来吗?那么,如何让学生真正的全面发展,如何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首先,历史教师要灵活教学,想方设法调动学生的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因为自己喜欢而去学习,才能收到最佳的效果。历史教师就要鼓励和激励学生主动地进行学习,达到最佳效果。教师可以在课上多增加历史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这就要求教师具有创造性的运用教材和处理教材的能力。再次,历史教师要提高历史教学的语言艺术。什么是因材施教,什么是教无定法,同样的课堂,不同的老师,不同的学生,那产生的课堂效果是绝对不同的。我们都看过《实话实说》和《百家讲坛》,他们的语言具有自己的特点,与众不同,这样深深地吸引着广大观众。作为历史教师,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艺术拿到课堂,一定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课堂效果。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也许很难,但只要我们讲究方法,一定会做到的。教无定法,只要教师多思考,总有艺术方法,应用于历史课堂的教学。历史教师的人格魅力影响着历史课堂教学。以上四点,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初中历史教师,一定要在教学活动中努力实践,踏踏实实地做,而不是空想。凡事都有自身的发展过程,慢慢来,一步一个脚印。我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去做,就一定可以做好。可以成为一名具有人格魅力的初中历史教师。 作者:王波 单位:长春市第二十八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高校教改历史教学论文 一、高校历史教学教改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方法陈旧单一和滥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这里包括两种僵化的教学模式。第一种是,有的教师授课,还在搞满堂灌,唱独角戏,不能开展活泼多样的教学方式,也不能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提高课堂效率。课堂上没有交流,没有讨论,没有互动,没有合作,感受不到学生的思维,把学生当成了简单的传声筒和教师话语的接收器。第二种模式是,片面地过量地依赖和滥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设备。认为不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就是保守,就不是教改。不管什么课程,都要使用电子课件。为此,教师都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心制作课件,但是教学效果并不理想。有的课件成了绘画绣花、课本搬家,画蛇添足,或只是起到了代替小黑板的作用;有的教师为了展示精心制作的课件而砍掉了本该由学生去解决的内容,使学生成了观众,难以把该学的知识和自己的学习有机地结合好。有的老师不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用课件代替了必要的讲解和内容推演的过程。学生想做个笔记都不跟趟;有的课件因制作粗糙,链接不好,弄得讲课教师在课堂上手忙脚乱,漏洞百出,甚至成为累赘。更有甚者,有些学校评选精品课,不是看实际教学效果,而是看你有没有电子课件。例如有的老教师教了三十多年的历史课,教学上很受学生欢迎,桃李满天下,却因为没有电子课件失去了被评为名师的资格。可见,这样的学校在教学评价体系方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和误导。事实上,在许多学校,虽然制作了许多精良的课件,但并没有也没有条件应用到实际教学中去,只不过把课件当做教师的一种表面的要求或作为评教条件的一种摆设而已,而实际上却根本没有应用在教学上。 教学方法与手段是服务于教学目标的,像以上这两种简单的教学方法都是违背教学宗旨的,起不到多少真正的教学作用。过后,没让学生学到多少有价值的知识。满堂灌式的教学给学生的感觉就像看了一场枯燥的独角戏,而滥用教学多媒体课件仿佛就像学生看了一场图片的流动展览。 (二)教学评价体系存在片面性和单一化 对学生学习成效的的考察,高等院校历史课的考试内容,多以学生死记硬背、不加思考的记忆性知识为主,缺乏对历史分析评价能力和唯物史观的考查;在试题设计上,一般只有填空、解词、简答、论述、判断等几种常见的题型,很少有分析活动与实践活动的考查。考试题目的设计日益趋向于简单化、公式化、程序化;评价模式仍以考试为主,不管是专业课测评,还是公共课测评,都是笔试。在确定学生的总评成绩时,往往是只以一次或两次闭卷考试的分数来做定论,看不到学生的潜在能力。这种考评体系不仅弹性小,不能全面反映学生的综合水平,而且学生还因在平时学习过程中得不到激励而使学习的积极性受到抑制。要想得高分,只能按老师讲课的内容或要点去做复习范围和答案。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阻碍了创造思维能力和主动学习的内驱力的发展。这样培养出来的“高分”学生,越来越傻,往往是知识面仅限于教材范围的缺乏独到见解的低能者。 教学评价体系涉及到学校的教学管理制度问题。什么样的教学评价体系就会引导学生怎样地去学习,单一化的考评体系束缚了学生思维的发展和潜力的发挥,误导了学生的学习方向和学习方法。高等学校要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陈旧一套的教学评价体系就必须做到稳健而深化地改革。 二、高校历史课教学教改的对策 (一)正确理解历史课的教学目标与宗旨,为社会培养有历史知识和正确历史观的人才 没有改革就没有教育的发展,没有改革就没有历史课教学质量的提高。改革作为一种教育的动力应始终是教学管理着和教师的不断思考的问题。作为教学设计者的教师,要改进教学质量,就必须根据现有的状况,思考出那些哪怕是比原先只前进一步或两步的想法。循序渐进,不断提高。高等学校校应加大历史课的教学改革力度。教师要克服以往过于强调知识深度、广度的偏差,彻底从应试教育转变为能力培养上来。在紧扣教学目标的基础上,注重学生的现实需要和能力素质的提高,实施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强化对学生的基本素质和能力的训练 高校历史课教学中要树立素质教育的理念,把思想道德、科学文化、情感态度和人生价值观等的培养放在首要位置。改革历史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重构教师课程内容体系,强化道德与素质教育,满足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渴求,以适应高校历史课教学目标的需要。高校历史课要适应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培养高标准、高素质的高素质人才,必须强化分析历史鉴别历史和应用历史经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应使学生掌握网络技术、多媒体课件制作等现代教学技能,为其将来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强化对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意识的培养 学生对学习历史课缺乏兴趣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有些学生本来就对这门课不喜欢,感觉没意思;二是头脑中对学习历史课的作用认识不清楚,认为所学的东西应用不到现实生活中去;三是教师的教学方法死板,不能激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所以,在教学中要提高学生的历史课兴趣,一是教学形式、方法要灵活,要设计好和应用好能使学生感兴趣的教学形式和方;二是要加强学习目的与作用方面的教育,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并使之内化为学习兴趣;三是要做好课程内容设计,讲课内容要少而精。对学生的培养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学习力、对历史问题的分析评价力。例如,在美国的某个大学的历史课教学中,教师向学生介绍大量的文献资料,而不是仅限于一本教材的内容。教师只起到指导答疑作用,告诉学生学习的方法和研究问题的重点,并要求学生写作出分析文章或研究论文。学生们通过自主的学习各种文献,从中了解到了各种事实和一些个人的各种观点,经过分析、判断、综合,从中得出有自己独见的结论。并通过这样的学习过程,提高了学习能力,熟悉了学习方法和和提高了研究问题的能力。我们亦应借鉴美国历史教学的经验,提倡学生的自主学习,探讨性学习,研究性学习。让学生主动去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这样才能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胜心理和学习兴趣。 (四)运用创新的教学方式强化创新能力的培养 中国的各方面的专家和科学家为什么不能获得诺贝尔奖?这跟中国的社会制度有关,也跟中国普遍的不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模式有关。教师要学习吸收和借鉴国外教育的长处,创造性地完善教学形式,改革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为学生提供创造和发展的空间。为此,教师在历史课教学中要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 1、做好教学内容设计,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 教师是教学内容规划者和学生学习的引导者。教学内容的选择根据培养目标的要求,本着强化基础、少而精、博而通的原则来设计。历史课就是要让学生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主要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的发展的主要特点,使学生能够对各种社会制度优劣加以鉴别,说明历史变革的原因与动力。要学会从历史经验中找出对今天社会制度建设有重要借鉴意义的东西。要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解读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的演变原因。教学时避免让学生记忆那些于能力提高无补内容。要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上动脑筋下功夫,要在坚持思想独立的原则下适当将一些有争议的热点问题引入历史课程,丰富历史课程的活力和吸引力,例如,学习中国当代历史时,对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原因怎样实事求是地评价问题,可以增加一些讨论的内容,让学生在了解史实的基础上发表各自的见解或写成论文。这样做,对学生来说,无疑起到了推动学习,激发学生研究问题的兴趣和养成科学的唯物主义态度。 2、有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与手段,提高教学效率 历史课程的教学目标不仅仅是掌握本课程的基础知识,也包括认知、兴趣培养和能力培养等多个方面,教学目标的多样性,决定了和要求我们在历史教学中采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或多种手段相结合。 目前大部分高等院校都有多媒体教学设备和各种教学设施。并有因特网还能搜索各种资料和传递信息,就连个人的手机都可以上网了。这无疑给教学手段的改革和教学模式的改变都创造了方便条件。教师应把现代化教学手段和传统教学手段有机结合,使二者相辅相成,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例如,在上中国近代史这课时,笔者着重介绍世界园林史上的明珠——圆明园。当看到八国联军焚烧圆明园时,同学们无不为之愤慨。这说明:学生对知识的认识深浅程度与课堂教学手段息息相关,教学手段越丰富,学生的认识就越容易深入,从而促进学生对历史课的兴趣,提高他们的理解能力。可以通过网络让学生进行具体问题的探讨与研究,网络具有传递信息方便、快捷、普及等特点,如,在黑板上难以布置大量的作业题,可以通过建立QQ学习群来帮助解决,网络不仅在密切教师与学生的联系,也可以利用来改进一些教学手段和教学活动。 3、改革考试方式方法,建立日常评价体系 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考核,也会影响到学生学习态度和能力的提高。历史课的成绩评定应把能力考核放在第一位。主要是考核学生对历史的的分析、评价和借鉴能力,其次才是考核学生所掌握的必要的历史知识多少。能力考本应以面试和论文答辩方式为主,满分可占总分数的60%以上。对必要的历史知识的考核可以采取闭卷的方式,闭卷考核成绩应占总分的40%左右。关于历史专业课成绩的考核设计,也可以分成过程考核和最后考核两部分。过程考核和最后的考核,其分数比例也应为6:4左右。过程考核主要是考核学生的分析历史问题和解决历史疑问的能力,即有无独立思考的能力。结果考核主要是考核学生的知识水平,也包括一定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即解释、分析、评价的能力和应用历史经验服务于现实的能力。使学生专业成绩的评定不局限于一次期末考试成绩。要把课堂上学生对历史问题的语言表述、对问题探究的深浅度等发言情况计入平时成绩;把学生完成的作业质量和课堂纪律状况计入平时成绩,最后得出全面、系统的学生成绩总评。这样,既可以克服一次考试带来的偶然性,又可以及时监控学生的日常学习,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严格学习纪律,激发创新意识。 三、结论 传统的历史教学方法的具有一定的不科学性,迫切需要改革。改革是在现有的条件下进行的,要扎扎实实讲求实效。过去好的和有用的东西还是保留和继承的。同时也要注意不要照搬有些不适用的东西和形式主义泛滥。改革要从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入手,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根本目的。教师要形成更具自身活力和特色的教学风格,就必须深化教学理论的学习和认真研究教学实践,并适当吸收外国一些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适当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和科学的评价手段,激励、引导学生学好历史知识和认真研究点问题,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史观独立地分析和评价历史做到到古为今用,成为有正确历史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总之,教学改革是要把提高学生的能力有所提高。事实上,不是每一位学生将来都能把老师在校教给他们的知识都能记得住和用得上,但老师会把他的品德、态度、方法和对学生能力的打造将深远地影响到学生的一生。 历史教学论文:多媒体历史教学论文 一、历史教学过程中多维历史资料的展示 历史教学是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脉络的整理,让学生实现其对人类社会发展轨迹和社会运动规律的总结。在历史教学当中,会涉及大量史料和历史人物,历史学习的难点在于对历史资料的记忆和整理。而多媒体技术则可将文字性的历史资料,通过声音、图片和影像的形式展示出来。在历史资料的整理中,历史人物是历史教学当中的重要内容。在课堂上,历史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为学生播放其个人的历史传记电影及相关视频。在传统教学模式当中,我们的课堂往往是基于对人物及历史事件的记诵。由于大的历史环境的缺失,学生往往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命运走向的认识不清晰。而这便无法实现其对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规律的掌握。而传记电影,往往是以历史人物的一生为主线,将历史人物放置到大的历史背景当中,通过对其一生的经历,展现其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发挥的重大作用。多媒体教学在历史课堂的运用,有效弥合了历史发展与现实环境之间时间的阻隔,实现了历史场景的再现。而这将能更好地促进学生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整体把握和感知。另外,通过多媒体技术,学生可以对历史文物有着更为直观的把握。在历史课本之上,往往以小面积彩图出现的文物图片,很难引起学生的注意。而历史教师通过多媒体教学系统,利用互联网从网络上下载大批清晰的图片和相关资料,这种视觉化效果更好的课堂效果,可以有效增强课堂气氛,大大提高学生对历史学科的喜爱之情。而多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迅猛发展,在另一维度上,也大大提高了课堂组织的效率和课堂效果。多媒体教学使得教学资源的广度和深度得以大大加强,丰富的史料和大量的更为详实的历史记录让本来扁平化的历史课堂和历史人物,凸显出其棱角,展现其个性。学生听过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社会背景和人物历史作业的把握,可以有效实现对历史发展轨迹逻辑和规律的把握。在多媒体教学的环境中,历史课堂由单纯的记忆性质的学科,变成内涵更为广阔具有深厚人文色彩、具有历史深度的科学。这一转变,也使得其内涵更加广阔。 二、多媒体环境下历史课堂知识结构展示的发展 历史学科的性质决定,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关键是对其历史脉络的整体把握。在这一主题之下,学生通过对史料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记忆,才能形成能够贯穿历史发展的整体架构与历史空间的构成。在多媒体环境下,历史课堂知识的总结,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予以更好的展示。 首先,历史教师通过对历史事件因果联系的把握,将历史发展的脉络与空间,进行综合整理。在教学提纲的整理中,教师可以以历史事件发展的时间脉络为主线,整理出一条线索,将全部的知识点纳入其中。而对于比较分析的题目,历史教师则通过对相同题材具有相似历史事件进行整合。对于相同主题的考点,比如以中国的税收制度为例,将不同历史时期的财政税收制度进行组合,让学生形成具有针对性的记忆。 其次,在历史知识结构展示的方式,也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历史教师将教学内容的知识点和相关考点,通过图表、表格、图像的形式传达给学生。学生在进行知识点的记忆时,其不仅仅再是对文字的记忆,而是对整个历史学科的史学思维和史学逻辑进行整合学习。而这对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历史空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再次,从历史课堂的记忆效果来看,学生对于多媒体所展示的知识结构和分类的知识结构,更容易记忆。这些分类的知识点,在记忆上具有相似之处,并且,历史考试当中,其考察形式也往往是进行发展脉络的相互比较,这对于提高学生记忆的针对性和提供学习成绩具有重要作用。 作者:完么叶忠 单位:甘肃省甘南州玛曲县藏族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合作探究高中历史教学论文 一、有效选择话题,促进学生的积极探究 在历史合作探究教学模式中,让学生对话题进行主动探究,要是这个话题和学习内容相互联系,并能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教师在选取探究的话题时,要从学生的历史水平出发,让这个话题作为学生合作探究的载体,能通过深入对话题进行分析和理解,来对历史教材中的内容进行掌握。在选择课堂学习探究的话题时,不是任何知识点都可以作为探究的话题,教师要深入研究教学大纲,按照教学大纲的学习目标和教材中的重难点进行话题的选择。选择的话题要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展开有效的探究。在历史合作探究教学中,要是课堂教学大大提高,学生充满兴趣地参与探究,需要教师在进行话题选择时注意以下几点: 1.选择的话题要围绕教材知识的重难点,使学生通过探究能有效理解教材内容,促进他们对知识整体把握。 2.话题要能体现教学目标,难易程度要符合学生实际的历史水平和能力。 3.话题的选择要具有开放性,能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发散思维,提高他们理解和探究知识的能力。例如,在教学“苏联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与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对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政策提出的原因和意义让学生进行深入合作探究,促进他们对知识的理解。此外,教师还可将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类似背景,设置类似于如下的题目来让学生去探究,如:在苏联内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对以后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在进行经济发展的政策定制时,应注意的方面有哪些?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发? 二、运用合作探究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合作探究是新课改过程中普遍运用的学习方式,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运用合作探究的模式教学,是为了激发学生的思维,使他们在分析问题和看待问题时能更深入,让他们能在合作探究过程中积极地对问题进行思考,并说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在合作探究过程中,既发展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让他们从多方面对历史问题入手,使学生解决问题的思维多元化,提高历史综合能力。在合作探究学习过程中,教师在课堂学习中起到的是引导者的作用,引导学生在探究过程中遇到问题时要不断地尝试解决,获得对课堂学习内容的有效理解。在探究过程中,教师注意引导学生在小组中的互相合作,认真倾听他人的分析和见解,并在其他同学表达完意见之后再提出自己的意见,不能随意打断别人的发言。在合作过程中,学生之间的交流增多,使他们学会了如何尊重别人,如何倾听他人的意见。例如,在进行“开辟新航路”这一知识点的教学时,针对“新航路”对世界经济的发展的影响,教师可做类似如下的教学安排与设计: 1.先让学生自主进行阅读与自主探究,并在理解教材内容的基础上进行表述。 2.让全班学生进行讨论:地理大发现对人类历史的进程、文明以及世界市场的出现有着怎样的作用与意义? 3.进行小组探究,让学生通过探究回答问题:地理大发现对西欧是否有影响?有怎样的影响?通过有效的合作探究,学生对知识点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在讨论过程中让他们把历史知识进行整理,使历史知识体系趋于完善。 三、激励学生进行积极表达,促进历史思维的发展 小组合作探究的结果需要学生表达出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提高学生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使他们能把自己的想法正确流利地表达出来,促进小组成员对知识的理解。通过在探究中让学生把对知识的理解表达出来,能有效提高他们的历史思维能力,在用语言表达的过程中,学生会先对语言进行组织和思考,使他们的思维更加活跃。在鼓励和激发学生进行积极表达时,教师要从以下几点进行: 1.鼓励学生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运用历史性的语言进行表述,提高他们运用历史知识的能力,促进历史思维的形成和发展。 2.引导学生按照教学目标的要求进行积极探究,并对他人的见解能勇敢地说出自己不同的意见,在矛盾的知识理解过程中通过探究,解决矛盾,促进对历史知识的掌握。 3.在探究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不仅要让学生能表达出对问题的看法,还要鼓励他们把自己对知识的深刻理解写出来,使学生能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探究学习提高历史学习能力。 四、结语 总之,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有效运用合作探究的教学模式,能使课堂氛围活跃起来,使学生在探究过程中能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在他们的积极发言中,使思维互相发生碰撞,激发学生思维的深刻性,使他们看到知识的本质。在合作探究学习过程中,学生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历史知识的学习和讨论中,使课堂在生动、充满活力的氛围中进行,促使学生历史思维的形成和发展。 作者:杨亚利 单位:河北省三河市第二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故事视域下高中历史教学论文 一、高中历史教学课堂中应用历史故事的作用 在高中历史教学课堂中应用历史故事,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一,在高中历史教学课堂中引入有趣的历史故事,能够活跃课堂气氛,改变学生被动的学习状态,促使学生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当学生对历史学习产生兴趣之后,便有了学习的动力,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兴趣是最好的教师,也是学生学习的最大动力,当学生发掘历史教学过程中的魅力和乐趣之后,其历史成绩一定会有所提高;第二,引用历史故事,能够强化学生对高中历史教学内容的理解,让学生寻找每个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每个时间段历史时间发生的关联,以优化学生的历史知识结构,加深学生对历史事件的认识程度;第三,应用历史故事,有利于感染学生,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培养学生良好的历史文化素养,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在高中历史教学课堂中应用历史故事所需要遵循的原则 在高中历史教学课堂中应用历史故事,要遵循一定的原则。首先,教师要保证所将历史故事的真实性,要确定其并不是虚构,不存在于历史长河中的事件,以使学生能够根据可靠的历史故事依据,来分析教材中的教学内容。所选择的历史故事要具有针对性,一定要服从于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不可完全脱离课本。其次,教师在选择历史故事的时候,要先全面来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根据学生的历史基础来讲述学生容易理解的故事内容。要尽可能的贴近于学生的实际生活,以使学生能够根据历史故事中的所体现的生活现状来感受当时的时代背景。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教师所选择的历史故事要具有趣味性,篇幅比较短而精湛。 三、应用历史故事改善高中历史教学课堂气氛的有效措施 (一)利用历史故事来开展趣味性导入教学活动 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采用趣味性导入法,有效的教学导入能够提高历史课堂教学效率,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教师利用历史故事的讲述,可以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对所要学习的内容产生较大的兴趣,从而在实施教学的时候其能够追随教师的思路,边听边思考,有利于发散学生的思维,促进学生学习效率的提高。要注意的是教师所采用的历史故事,篇幅不能过长,要选取最精华的部分,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时间。而且选择的历史故事要具有一定的趣味性,不可脱离高中历史教学内容,要将历史故事与即将学习的内容相结合,以保障历史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例如,教师在讲解《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建立》这一刻的时候,教师在课前可以先让学生谈谈自己对英国皇室的认识和印象,然后引出英国历史上的一位国王——查理一世,并将查理一世被处死的故事概括的阐述于学生。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学生便会对查理一世被处死的具体原因及当时的背景环境产生兴趣,为此教师则可引出所要学习的内容,进入教学正题。如此一来,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一定会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主动地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以此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 (二)通过历史故事来强化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 高中历史的学习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由于所学习的年代较为偏远,教学内容中的事件学生并未亲身经历过,还有大量需要记忆和背诵的内容,以至于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诸多困难,学生容易产生厌学的消极情绪,若不加以控制和改善,则不利于学生高中历史课程的学习。为此,教师在讲解教材内容的时候,对于一些较难理解的知识点,可以通过历史故事的讲解来强化学生的理解和记忆,以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发挥学生强大的记忆力。例如,教师在讲解《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这一刻的时候,为了让学生充分理解这三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内容和特点,则可以为学生讲述与周公东征相关的故事,以使学生全面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对西周所建立的分封制进行分析,以帮助学生理解夏、商、西周政治制度的形成背景、产生原因、具体内容和特点。 四、结束语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应用历史故事,是高中历史新课程标准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我国高中历史教学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使学生自觉投入到历史教学中,主动配合学生开展高效的历史课程教学活动。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引用历史故事,不可脱离教材内容,要根据教学目标和内容来选择合适的历史故事,以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为学生补充空白的历史知识,使其能够更为客观的评价历史、认识历史。总而言之,应用历史故事可改善历史教学课堂气氛,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历史学习环境,把握历史内涵,发现历史学习中的乐趣,从而实现寓学于乐。 作者:陈一平 单位:浙江省温州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新课程改革下高中历史教学论文 一、高中历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模式落后 虽然国家很早就开始提倡素质教育,但受当前考试制度的影响,大多教师仍在以分数论“英雄”,大多学校仍在把分数作为教学质量评定的唯一标准,很少把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学习能力作为考核因素。基于此,高中历史教学仍然是以灌输式的教学方式为主,课堂教学仍然以教师的讲解为主,不能体现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不可否认,历史学科确实有很多知识需要记忆,如历史事件、发生的朝代、年代、地点以及关键人物等,这些知识非常繁杂琐碎,有些知识记起来还容易发生混淆,由此导致很多学生产生了厌学情绪,感到历史学习枯燥乏味,为了应付考试只能机械地死记硬背,致使学习效率不高。 (二)课程设置不合理 高中历史与初中历史在课程衔接上不够紧密,在课程过渡上不够自然,给人感觉好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且从课程内容体系的设计和规划上来看,其教学目标以理论为主,缺乏实际操作环节,教学型的课程设置体系还没有真正形成。 (三)教学方法和教学观念仍需改进 尽管在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对传统的“以教师讲授和传达教科书为主”的教学模式进行了创新和改进,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正在逐步形成,且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更加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现代化教学手段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得到了应用,从而大大促进了高中历史教学的发展。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仍普遍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中历史教学的发展,在教学方法和教学观念上仍需进一步创新和改进。 二、改进高中历史教学的措施 新课程改革下高中历史教学要求,对照当前的历史教学实际,针对历史教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不足,现提出以下改进措施。 (一)创新教学观念 教学观念的落后必然会导致教学效率的低下,因此教师必须要深刻理解新课程改革的精神实质,领会新课程改革的精髓,及时更新教学观念,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采取多种手段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营造宽松和谐的课堂氛围,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思维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 (二)创新教学模式 在教学方法上,教师要改变过去那种以教师讲解为主的教学模式,不断创新课堂教学丰富的表现形式,采取多种教学手段;要结合教学需要,积极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形式,把启发式教学、多媒体教学、任务式教学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多种教学方式的优化组合,积极构建传统教学与现代教学相结合的综合教育模式。同时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还要积极创设情景,促成师生间的良好互动,使学生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锻炼他们的能力。 (三)创新教学目标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以历史课本为载体,实现高中历史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有机融合,把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根据教材内容、教学目标、课程改革要求和时展的要求,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把教学目标一一细化为可操作的具体目标,这样既有利于目标的实现,又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四)创新教学内容 因为历史课程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知识,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搜集多方面的资料,学习多方面的知识,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拓宽和充实自己的知识视野和信息量,把历史知识和其他学科知识结合起来,拓展历史学科的教学内涵,促使学生实现全面发展。 三、总结 总之,在我国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的今天,国家对课程标准进行了不断的改革和创新,使得高中历史教学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更大的挑战。为此,教师要以新课程标准为基础,对原有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等进行革新,积极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实现教学过程的转型升级,如此才能逐步提高教学效果,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作者:杨建军 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矿区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新课标下中职学校历史教学论文 一、从实际出发,整合教材 新课标教材共有七本书,三本必修,四本选修。光必修本教材,每本都在一百七十页以上。中职学校新教材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内容上都多于旧教材。中职学校素来以专业为主,文化课课时量少,有限的课时难以完成这么多的教学任务。另外新教材内容编排上有些地方详略不当。比如《列强入侵与民族危机》一课,把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帝国主义瓜分狂潮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放到了一起。像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只列在了简表里,没有战争过程的描述。 由于内容大幅缩减,再加上学生对初中历史知识掌握不牢固,在学习过程中有一种囫囵吞枣的感觉。另外教材还有多处重复之处,比如《古代政治制度》中教材第10页的内容里有“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采用皇帝称号,自称始皇帝,并确立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教材的第12页出现了类似的内容。知识的重复,会使学生产生厌烦心理,降低了学习兴趣。针对这些问题,要在全面把握教材的前提下,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对教材进行整合,精炼教学内容,突出教学的重点,使教材知识能够紧凑、简明、系统,便于学生学习、记忆。 二、从教材入手,科学设计教学内容 新课标新教材的专题体例把历史分成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三个部分讲述,使三者之间的联系割断了,不利于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所以要从教材入手,合理设计教学内容,比如讲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经济侵略方式发生变化时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做对比,提到两个概念,“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如果用书面语言来解释,学生难以理解,所以,要结合必修一的内容,通过把两次工业革命做对比,并使政治与经济相联系。不仅形象地解释了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的概念,让学生知道了资本输出的危害比商品输出更大,从而明白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加剧了。 三、从教学入手,培养学生探究能力 新课标教材注重学生探究能力的培养,对教师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往旧教材中对许多历史现象都有结论,老师教起来轻松,学生学起来容易。但长此以往会限制学生的思维,不利于学生长期发展。而新教材中结论性的内容较少,给教学留有很大余地,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能主动地参与到对历史现象的分析、讨论中来,更好地掌握知识,提高探究能力。但艺校学生由于知识基础较差,探究能力不足。 中职学校在课堂上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培养他们主动学习的习惯以及挖掘他们的学习潜力,是做好教学的关键。一是在教学中善于运用幽默的语言和形象的比喻,让历史课变得有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二是改变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更多地参与进来。这样使学生对知识的印象更深刻,学习效果更好。三是鼓励学生大胆探索,勇于质疑。在此基础上老师要巧于点拨,善于引导他们从多个角度对历史问题、历史现象深入探究,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和客观全面思考问题的能力。 四、总结 由于艺校学生文化基础薄弱,所以新教材对学生而言不易学习与掌握。笔者认为可运用以上方法在教学实践中,既发挥了新教材的优势,也符合艺校学生的实际,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听得有趣,学得省力,并在此基础上让学生更多参与到教学中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挖掘学生学习潜力,使学生在学习中能力得到全面发展,为今后的成长奠定基础。 作者:徐春利 单位:呼和浩特市艺术学校 历史教学论文:影视资源中初中历史教学论文 一、强化影视资源融入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必要性 历史教学中适当的引入影视资源对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强化学生的知识理解与记忆有极大的帮助,适宜更多的历史教师实践尝试。 1)影视资源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传统历史教学中教师以板书或讲述的方式将枯燥琐碎的知识全盘灌输给学生,容易使学生丧失学习历史的热情,影响历史教学质量的提高。新时期的历史教学中教师利用多媒体技术为学生播放各种与教材内容相关的影视资料,可以通过刺激学生视觉、听觉等感官神经来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使学生的主观学习历史的动机逐渐增强,最终促进了学生历史学习效率的提升。 2)影视资源能够帮助学生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相关研究表明初中阶段的学生在对知识的理解与消化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劣势,历史课堂教学中经常会涉及到很多较为抽象的知识,这些内容如果不能被学生及时消化理解,最终将会成为阻碍学生历史成绩提升的影响因素。而将具体的知识通过鲜活的画面演绎出来,可以使学生在融入剧情的过程中深化对历史知识的理解。例如,初二上学期第五单元的内容是《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其中便包含了著名的“三大战役”(即辽海、淞沪和徐州战役),很多学生在学习中容易将三大战役发生的时间、具体的地点、领导人、历史意义等发生混淆,因而教学中我便为学生播放《三大战役》的电影视频,让学生在具体的环境影响下加深对各个历史的知识的记忆。 3)影视资源是培养学生情感能力的重要途径。 新课程标准下将培养学生的情感与认知能力作为重要的教学任务,而中国古代史与近现代史的教学中恰好为培养学生的情感能力提供了一个平台,而影视资源的融入便进一步将这种情感的培养具体化。例如,初一的历史讲述的是中国古代史,通过给学生具体的展示四羊方尊、唐三彩、造纸术、印刷术等古明,有利于激发学生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而在初二讲授到屈辱的近现代史时,通过《甲午大海战》、《八国联军》等影片的播放更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思想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感。 二、影视资源的高效利用 当然,说影视资料可以融入到历史教学中并不是强调其会成为教学的主导方式,真正的教学方式仍以各种具体的教学模式为主,影视资源只是众多教学方法中的一种。如何实现对影视资源的高效利用已经成为历史教师教学实践中逐渐深化研究的问题,科学合理的方法更有利于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与消化。 (一)影视资源利用原则 1)严谨性。 历史教材中涉及的每个细节的知识点都是经过无数次的验证才得出来的教学内容,但有的影视资料中为强化某种效果而对真实的历史进行了一定的改编,因而利用影视资料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经过反复的验证,在确定所选用的影视资料与历史真实情况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进行播放,以免不正确的历史影视资料对学生的认知观念造成误导。 2)时间性。 影视资料有很强的时间性,每年我国影视行业出产的同一类型的作品会有很多,因而教师应该与时俱进选取最为新颖的作品,以调动学生的欣赏兴趣。很多教师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利用的影视作品的年份过老,其中没有一个人是学生所认识的,这样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观看热情,因而教师应尽量选取较为新颖的影视作品。例如,在讲到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与共产党进行和谈时便可以引入《建国大业》这部汇聚了众多一线明星的巨制,在积极调动学生欣赏兴趣的同时结合教材中的内容引领学生走进那个时代。 (二)影视资源利用时应注意的事项 1)严格影视资源的选取条件。 教师在引进历史影视资源时一定要结合影片与历史的真实性、教学的重点、对学生的积极作用等多个方面的知识对影片进行筛选。例如,现代电视上很火的《甄嬛传》等历史剧、《雪豹》等战争剧都与历史史实大相径庭,因而虽然这些作品更有利于激起学生的观赏兴趣,也不能使这些作品走入课堂。而在讲到八国联军侵华等历史史实时可以结合《十二生肖》这样的足够吸引学生兴趣的且与历史有一定关联性的影视作品,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影片中的兽首具体阐述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抢夺中国文物等历史恶行,从而更加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2)强化影视资源的整合与思考。 为强化影视资源在历史教学中积极作用的发挥,教师有必要在播放影片前对其进行整合与思考,在深入探究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融入到相应的历史知识学习。教师首先需要对选取的影片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从而能将历史知识与影片进行有效地融合。例如,我在选定一部影片后会综合分析其具体细节,并结合相关知识总结出一定的问题,让学生在欣赏影片的过程中进行思考,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分析、独立判断等能力,更有利于促使学生形成自己的学习框架,对其长远学习有极大的帮助。 三、总结 将影视资源融入到历史课堂教学中去极大的活跃了课堂氛围,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集声音与图像于一体的影视资源能够以更为直观的方式加深学生对知识的记忆,是重要的教学资源,值得更多的历史教师进行实践探索。 作者:蒋恭境 单位: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德化第六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最优化理论下高中历史教学论文 一、最优化的课堂情境创设 高中历史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以前,会给学生创设一个学习情境。这个学习情境是既给学生划定一个学习的范围,也是让学生对这一课要学习的知识产生一个初步的印象,让学生了解到自己需要探索的方向。同时教师创设的情境可以给学生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让学生愿意在这个学习氛围里自主地学习。要实现巴班斯基教学最优化理论,首先就要控制情境创设的环节,让最优的情境创设能达到以上教学的目的。以高中教师引导学生学习《哥伦布领航》这一课时,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以前给学生播放游戏大航海时代2的片头。这款游戏的片头以浪漫而激情的音乐展现哥伦布航海前欧洲人的精神风貌,用CG图展现出那个时期的时代背景。学生从片段中能看到那个时代,以葡萄牙、西班牙人为首,他们的贵族、商人、平民等各个阶层的人都致力于航海探险中,在航海中寻找自己的梦想。由于那么多人前赴后继进行航海探险的原因,一张能联系全世界的海运图逐渐完成。多媒体片段让学生能感受到那个时代人们的激情,他们对16世纪初哥伦布发现北美洲以后地理大发现的历史有强烈的好奇心。在学生的学习热情被调动时,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哥伦布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决定出航探险的?教师的多媒体背景燃起学生的学习探索心,教师的引导给予学生学习的目的,两者相结合,学生就能迅速地进入学习情境。 二、最优化的课堂引导实现 在课堂教学中,如果学生不能集中注意力思考这一课需要学习的内容,或者不能以科学的方式思考这一课需要学习的内容,那么巴班斯基最优化的教学理论就不能实现。为了让学生能迅速地理解这一课要学习的知识,教师需要选择一个教学切入点。比如以这一节课的知识为例,如果教师直接让学生思考哥伦布领航的原因是什么。学生就有可能找不到思考的方向,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郑和下西洋的事件,让学生横向地比较这两个航海的背景、动机、特点、影响等,学生就可以自己寻找思考的脉络。一名学生比较这两者不同处如下:背景———郑和下西洋的时代背景为明朝中央集权制度强化,封建制度衰落的时期;新航路开辟的时代为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当时资本主义迅速兴起,而奥斯曼帝国把持着地中海的东端,封锁当时的海运航道,西欧各国不得不寻找新的航海,寻找新的商机。目的———郑和下西洋时代,航海的原因是明朝为了加强自己的控制,向世界各国宣扬自己的强大和繁荣;新航路开辟的时代是为了实现海外殖民、掠夺财富,完成原始积累的过程。特点———郑和下西洋时代,当时郑和航海时间早、规模大、次数多;新航路开辟的时代,西欧各国是以殖民和掠夺为目的积极航海,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航海。影响———郑和下西洋的时代,郑和的航海行为成为当时积极航海探险的一项历史性的壮举,他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到了亚非国家,将亚非国家的信息传到了当时的明朝,让明朝了解到其他世界各国的情报。然而这种航海行为是以不计金钱收益为目的的航海行为,只要明朝不愿意再支付庞大的航海经费,探险行为即要停止;西欧各国是以经济发展为目的开始航海探险,它为西欧各国创造了大量的经济收入。教师给学生一个思考切入点,学生就不仅能思考这节课要学习的内容,还能总结出以后要以怎样的方法思考不了解的问题。 三、最化化的课后作业布置 教师给学生布置作业也是巴班斯基教学理论的重要环节,依这种教学理论,它要求教师精选课后作业,选择学生可能感兴趣又最有启发性的题目让学生研究。以这节课为例,教师可以让学生思考,在某电视剧里,一段场景描述说在哥伦布出世以前,某人在法国巴黎的餐厅点了以下的菜:番茄汤、炸牛排、煎土豆、四季豆、什锦面包(小麦、玉米、裸麦)。这个电视剧桥段在历史中有没有可能实现?为什么?学生在做这个习题时,能更深入地理解哥伦布航海对西欧各国带来的重大影响。同时学生在情感上也受到教育,学生能理解到,如果要拍历史剧,就要尊重历史事实,绝不可胡编乱造。 四、结语 从以上巴班斯基教学理论的实践过程中可以看到,教师从以上的环节进行控制,就可以达到巴班斯基教学理论的教学要求。这种教学方法能破突传统历史教学的弊端,高中历史教师可以使用这种教学理论引导学生学习。 作者:周华 单位:江苏省盐城市第一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史料历史教学论文 一、掌握获取史料的多种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新人教版初中历史课本中的史料比旧版丰富,但仅靠课本提供的史料往往不足以满足教学所需,也不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其好奇心,如学习八年级下册第12课“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时,课本用几段文字讲述了香港澳门“谈判———签约——过渡———回归”的历程,以及几组图片,目标是要学生掌握回归的基本情况、意义,并借此激起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只凭课本这些文图,会让学生觉得枯燥无味,难以激起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我课前让学生查阅相关史料“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以及上网下载“香港特别行政区划图”“澳门特别行政区划图”,播放“香港澳门回归政权交接仪式的精彩瞬间”(或视频)、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大大丰富了本节课的内容,让学生在欢歌、笑语中体会到了我国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很好地完成了本节课的教学目标。 二、恰当地筛选史料,培养学生良好思维品质 历史教材涉及史料众多,重在选出最为典型的,而又适合学生阅读水平的史料。课堂中切忌出现史料滥用,使学生“眼花缭乱”的情况,尤其是在复习课中恰当精选一些史料,能有效地整合教材突破重点、考点,再配以教师精心设问活跃学生的思维,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复习日本历史上的两次改革“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时,我主要选取了两则材料来帮助学生复习比较。材料一:“大化二年(646年)正月初一,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正式开始改革,这一事件又称乙巳之变,革新派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参酌日本旧习,从经济到政治方面进行了改革”。材料二:“政治方面,废藩置县,加强中央集权;经济方面,允许土地买卖,引进西方技术”。提问:材料一、二分别反映日本历史上的哪两次改革?改革者分别是谁?两次改革在性质上有何不同?两次改革对日本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什么重大影响?这样由浅入深的设问,引领学生积极主动去思考问题,既帮助学生比较了日本两次改革的“异同”,突破了考点,又锻炼了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总之,课堂中运用的史料要“精简”。 三、引导学生从史料中提取有效的历史信息,提高史料分析能力 新的课程标准强调教学中要突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教会学生自己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况且近年中考试题中都有相关的材料分析题,考查学生运用史料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运用史料教学,就是将知识学习与能力培养结合起来,对学生进行学法指导,将史料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与整理,从繁杂的史料中获取有效信息。如讲八年级上册第六课《洋务运动》,评价洋务运动时,可引用李鸿章:“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提问:材料反映的是李鸿章在什么事件后的自我反省?“我办了一辈子的事”具体指什么事情?纸糊的老虎……勉强涂饰,虚有其表又说明了什么?这样层层设问,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提取材料中的中心意思,就使学生对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如何评价洋务运动有了一个客观和科学的认识。有些史料生僻、难懂,初中学生有时难以从材料表面提取有效的历史信息,可以引导学生把握其中的关键词,如材料一:“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材料二:“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提问:这两首诗提到了我国历史上一位威名赫赫的皇帝是谁?材料一赞颂了“秦王”的什么功绩?材料二讥讽了这位统治者的哪一项统治措施?这一措施给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造成了什么严重后果?材料二的“山东乱”指的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这次起义爆发于何地?人物关键词“秦王”,地域关键词“坑灰”“山东”等,这样就将秦王嬴政灭六国、统一中国,焚书坑儒、大泽乡起义等这些有效信息提取了出来。总之,历史课涉及的史料丰富多彩,每节课的内容又很多,课堂上能展示的史料就很有限,重在结合教材的重难点、考点精心筛选,科学有效地加以运用,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前提下,掌握知识,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双赢”甚至“多赢”应成为我们历史教学永恒的主题。 作者:牛春玲单位:甘肃省嘉峪关市第六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比较法历史教学论文 就目前来看,比较法是比较适合学生思维的教学方法,因为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通过比较、分析,不仅熟悉了事物的表象,更了解了事物之间的差异,从而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及其一般规律,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历史意识。因此,历史比较法是从历史联系中考察历史现象的一种最好的方法,也是历史教学最常用的方法。那么,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应用好这一方法呢?下面,笔者以美国的独立战争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例作一下区别比较。 1.我们从社会性质和斗争对象方面作对比。独立战争前的美国是英国的完全殖民地,虽然作为资本主义的英国当时已经开始了它的工业革命,但仍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工厂制刚刚得到推广;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许多欧美列强,如英、法、俄、德、日等,此时的这些列强大多数已完成工业革命,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或者帝国主义阶段,侵略者在力量上的悬殊对比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人民的革命面临更大的困难。从历史上看,美国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没有封建制度的束缚,因此,推翻外来殖民统治成为首要的任务;而中国却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传统的文明古国,近代以来,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任务不仅仅是反侵略,而且还要反封建。 2.领导阶级和指导思想的对比。从领导阶级来看,美国的独立战争是由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和南方种植园奴隶主阶级联合领导的,他们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独立宣言》的发表成为他们共同斗争的旗帜。而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各个主要阶级先后登上历史舞台,每个阶级基于各自指导思想、理论的差异,对中国历史前途有着各自的理想目标以及与众不同的社会实践。如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渴望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所有的艰辛努力都最终由于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没能使中国社会得到根本的改观;以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要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探索。 3.从经济发展状况对比。美国独立之前,北美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流,因此,北美独立战争从本质上讲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即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而在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有多种经济成份存在:这里面有1840年以后伴随列强殖民侵略而传入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也有产生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还有1927年之后出现的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这些经济成份的不平衡性、不统一性,使各个革命阶级的力量不够强大,难以担当革命重担,因此,不可避免地也会导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4.国际环境的对比。美国所面临的环境相对有利,即18世纪英国在争夺殖民霸权的过程中与欧洲国家矛盾尖锐,特别是与法国的矛盾最为突出。美国独立战争正是利用欧洲国家与英国的矛盾,孤立了英国,取得国际上的军事援助和道义上的支持。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几乎是没有外援的,甚至遭到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国际环境极为险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得到了国际上爱好和平与进步人刚士的大力支持。 5.从革命的结果和前途来看。美国独立后建立起了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共和政体的国家,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处于封建制度的情况下,这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对后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建设起了示范作用。中国独立后很快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大鼓舞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有力地支持了世界各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同时,年轻的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团结世界各国人民,积极维护了世界和平与发展。 6.从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贡献来看。美国独立战争后于1787年颁布了近代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联邦宪法,在权力结构中突出体现了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之间的“制约与平衡”原则,在此基础上美国逐渐发展成为典型的民主共和制政体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典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英国一样成为以后许多国家学习效仿的榜样,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于1954年制定了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它以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为其基本原则,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更好地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成功总结,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通过上述有关美国独立战争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知识的区别比较,使学生能够透过这两个历史事件的表象去了解他们的本质,这样就有利于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了那段历史,也学会了客观地正视历史,正确地评价历史,从中感悟历史带给我们的精彩和人生智慧。 总之,“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就目前来看,很多学生因为知识面窄,阅读量小,导致在历史学科的学习中存在着不少的困难,所以教师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必须要结合学生实际开展教学活动。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有意识地引用比较法,便于学生系统掌握课本上的基础知识,从而不断提高学生学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能力,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学习的潜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学无定式,教无定法,运用比较法进行教学也要因事因时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不断调整,尽量采取最适合的方法进行历史教学,以达到最佳的理想教学效果。 作者:杨轶群单位:河北省邢台市第五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多媒体历史教学论文 一、利用多媒体手段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它不像其他学科可以去感受和体验,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历史文物和遗址拍成照片,然后运用多媒体技术使图画、声音、视频、文本等结合在一起,整理成课件,并利用这些课件辅助教学,通过声情并茂的图画让学生穿越时空,感受历史情境,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运用多媒体技术辅助历史教学,学生可以通过生动的画面和动听的声音获得感官上的刺激,更重要的是学生通过情境的感染,在内心产生了共鸣,受到了教育,产生了学习兴趣。所以,多媒体技术给历史课带了更多的活力,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比如,在教学历史地图的航线时,教师可以制作动画视频,使教学内容更加生动形象,在播放视频的时候还可以插入解说,这样会使整堂课的气氛活跃。如在讲抗日战争时,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播放和抗战有关的歌曲,学生听到激情悲壮的音乐,会感受到抗日英雄的顽强和勇敢,教师也能自然地导入到抗日战争的教学内容中。例如,在讲授《日本大举侵华和红军战略转移》这节课时,我运用多媒体播放有关会议的录像,一边播放录像一边解说,学生能直观地感受到画面的内容,他们会对左倾错误思想感到愤怒,对长征的胜利感到高兴,同时感受到了红军的不怕艰难险阻的精神,受到了良好的品德教育。 二、丰富历史知识点,引导学生自学 在历史教学中运用多媒体,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使学生乐于学习,多媒体技术还可以为学生提供大量的资源和信息,使他们积极探索,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历史具有真实性,它不是教师凭空想象的,需要大量真实材料让学生去认识历史,得出结论。和多媒体技术辅助的教学模式相比,传统模式只能运用一块黑板来展示历史事件,使教学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但是多媒体技术很容易就解决了这些问题,它可以快捷清楚地让学生去阅读历史事件并得出结论,节省了大量的时间,给学生留出更多的时间思考和复习,由此可见,多媒体教学的合理运用,会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三、利用多媒体技术 创设历史情境,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在历史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很重要,没有情感教育,就会使课堂教学枯燥,学生没有学习兴趣,教师也不会有教学激情,这也不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教师要以情感人,使学生受到熏陶和感染。爱国是一个民族团结和进步的体现,也是国家发展的前提,在历史教学中,这种情感教育尤为突出,因为很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可以作为这方面的教育素材。而在历史课堂中运用多媒体技术更有助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如让学生了解我国从汉代到元代的强大,科技文化的先进,从而激发学生的自豪感。另外,学生在学到外国的入侵,晚清的腐败无能,清政府的委曲求全时,会激发他们对侵略者的憎恨,树立要为祖国强大而努力学习的强烈愿望。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历史人物具有高尚的人格,教师可以运用视频、图画、解说相结合的方式,把这些人物形象生动地展现在学生眼前,使他们印象更加深刻,同时学生也会受到感染和教育。比如,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的辅助让学生了解为国献身的岳飞,勇敢坚强的狼牙山五壮士,舍身炸碉堡的,为国捐躯的刘胡兰等,通过播放这些人物的事迹,能够调动学生的情绪,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培养高尚的情操。 四、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启迪学生的思维历史教材中的内容比较分散,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很容易混淆,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课件,把知识进行总结和归纳,构建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知识体系,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掌握知识点。初中生的年龄较小,社会经验不足,他们看待问题比较片面,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所以,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弥补学生这方面的不足,使他们的思维得到发展。多媒体技术的合理利用,对提高历史课堂教学效果有很大的意义,这就需要每一位教师与时俱进,不断学习和探究,总结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的经验和方法,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作用,使它的优势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作者:高月梅单位:河北省沙河市赞善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创新能力培养历史教学论文 一、改进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新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教师要积极转变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优化课堂教学,运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手段,多角度拓展学生的思维,开发学生的潜力,培养他们的能力。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为了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我们可以采取各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比如,教师可以讲点课外知识,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讲点有趣的典故,以引起学生思考;讲点历史变化的原因;通过历史故事会让学生自己讲述历史;组织学生编历史剧等。这样可使学生始终保持高度的学习热情,积极思考,从而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在各个教学环节中,教师都要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们可以通过创设历史情境,让学生走进历史人物的内心,使学生如身处历史之中,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走进历史情境,体验人物心灵,思考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形成“言之有据,论者符实”的科学态度以及“理解偏见,容纳悖论”的人文精神。 二、建立新型师生关 系传统的师生关系中,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对学生进行严格的管理,学生处于被动地位,被动地服从。这种师生关系限制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师生关系紧张,有时学生会对教师产生抵触情绪,学习积极性不高。因此,教师要和学生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第一,新型师生关系中,教师与学生是朋友,教师和学生之间要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成功的教学依赖于一种真诚的理解和信任的师生关系,依赖于一种和谐、安全的师生关系。”第二,新型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学生和教师之间无论在课上还是下课都应该是互动交流、平等的关系,而不是管和被管的关系。首先,教师对学生必须做到一视同仁,坚信只有不努力的教师,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对学生要有足够的耐心。其次,教师一定要主动创造与学生交流的机会,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感。教师要允许学生犯错。谁都会犯错,何况是在学习阶段的学生。面对犯错的学生,教师一定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学生充分信任教师,走进他们的心里,了解他们在学习上的困惑和难点。只有师生之间构建起了平等交流的师生关系,学生才能更积极主动地学习教师教授的知识。最后,教师一定要经常激励学生,让他们有进步的动力。如此一来,学生就会渐渐产生学习的兴趣,乐于学习。在这种状态下,教学任务就可以更加轻松地完成。第三,新型的师生关系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活动应以学生的发展为优秀,使每一个学生的潜能都能得到充分发挥。教师应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发表独立见解,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总之,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不断改善师生关系,建立良好、和谐的新型师生关系,这样才能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 三、做创新型历史教师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已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此,教师必须树立新型的教育观、人才观,适应素质教育的新形势。然而,现今历史教学存在许多不符合素质教育要求、不能很好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现象。比如,有的教师采取“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只重视知识传授,缺少能力培养,一味地进行知识型考试等等。更有甚者,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只是讲讲、划划,学生听听、背背的现象还屡见不鲜。这样限制了学生的思维空间,抹杀了学生的思维个性,降低了教学效率。在素质教育大潮和严峻的教学“滞后”形势面前,历史教师首先应该转变观念,树立创新意识,只有树立了创新意识,才能进行创新教育。其次,教师要在学生学习历史的主动性、兴趣、学法、历史思维能力等方面下功夫研究和探索,锐意改革,力求有新的突破。总之,历史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应当把培养学生的个性、提高学生的能力放在重要位置,必须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学观,积极主动地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做创新型的历史教师。 作者:郭自贞单位:河北省平乡县第二中学 历史教学论文:教学理念历史教学论文 一、历史教学原则 要创新历史和其他学科有所不同,具有层次性和联系性强的特点,其中包含了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联系、历史发展的起因和结果、中外历史间的关系、历史和现今的联系等。学生通过学习历史,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提高了自主分析历史和了解历史的能力。为了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历史教师在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让学生多角度、多方面地去了解历史、学习历史。历史教学的目的就是激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所以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思维,重视学生在分析问题、概括问题、比较问题等方面的训练,使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提高。 二、历史教学理念需要创新 要想创新教学,离不开教师新的教学理念,这是创新的前提。新的教学理念指导着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但是在当今历史教学中,还延用着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还是比较重视应试教育的,正没有真正落实素质教育。新课程标准提出,在教学中要重视学生历史素养的培养,所以,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以学生为主体,关注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体验和发展,运用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既教给学生知识,又培养学生的能力。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是主宰者,只强调自己的教,而不重视学生学习的方法和过程,这种教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的。为了学生将来的发展,作为初中历史教师,要尽快转变教学观念,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应该以学生为主体,把学生看作学习的主人,使课堂不再是教师的一言堂,而成为学生学习和活动的场所把课堂还给学生;注重传给学生学习的方法和技巧,不能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这样会给学生增加更多的学习负担,抑制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所以,新时代的教师要培养新时代的合格人才,要在教学中树立创新理念。 三、历史教学手段要创新 在历史教学中,教学手段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学生的情况和技术随时变化着的。现在的初中历史教材和内容都在不断地变化,这就要求教师要根据教材的需要不断变换教学手段,而这些变换都需要教师的创新精神和对教材钻研的主动性。在历史课堂上,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主要依靠学生探究的学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创新能力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所以,初中历史教师不管运用哪些教学手段,都要考虑到对学生思维的启迪。另外,课堂教学活动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合作、探究的过程,通过教师和学生的双边活动,可实现学生和教师的共同成长。所以,教师在课前要认真钻研教材,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工作,有效利用校本资源,激发学生学习的好奇心,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兴趣,从而使学生能进一步探究历史资源,达到历史教学创新的目标。 四、师生关系要创新 在以往的课堂中,教师占主导地位,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整个过程就是教师在不停地讲解,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这种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会使学生的思维受到限制,学生在课堂上感受到的是紧张和无趣,对历史教学毫无兴趣可言,甚至会产生厌烦心理。所以,教师要树立新的教学理念,和学生建立一种和谐的师生关系,拉近和学生之间的距离。首先,教师要做学生的朋友,在课堂上要鼓励学生、信任学生、尊重学生。其次,教师和学生要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不管是在课堂教学中,还是在课下和学生的交流过程中,都要体现民主和尊重,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了解,共同合作探究。最后,在教学中,教师要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的发展为教学目标,通过教学使每一个学生的能力都能得到发展。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探究、大胆想象、大胆发言,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总之,素质教育需要教师和学生建立一种良好的师生关系,这样才能适应新课程改革的要求。 五、培养创新型的教师队伍 只有具有创新精神的教师才能在教学中不断创新,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优秀人才。虽然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出,教师在教育创新方面通过不断努力和探索,已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成果,但是还有一部分教师不能满足教学创新的要求,这部分教师还需要继续学习和努力,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创新教学需要教师抛弃传统的教学模式,组织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性的教学活动,为学生营造一种和谐的教学环境,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在新课程改革下,初中历史教师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就需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和自身素质,以适应时展的需要。总之,初中历史教学创新是教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教学创新需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宽松的学习环境下愉快地学习和成长。因此,作为初中历史教师,一方面要不断学习、不断探索,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另一方面,学校还要为教师创造学习和进修的机会,为教师提供更好的条件,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提高历史教师的专业水平和创新能力。 作者:仇枫单位:江西省上饶市实验中学
历史学论文: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历史学研究的论文 一百六十年前林则徐在中国发动了一场"禁烟运动",不仅在当时轰动世界,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林则徐也从此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而名扬中华,流芳百世。今天,一百多年后,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再度就林则徐当时的"禁烟运动"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有许多问题需要人们进行新的认识,特别把林则徐的行为完全称之为"爱国行为"有许多值得怀疑和商榷的地方。本文就此做分析,以引起人们争论。 一、林则徐"禁烟运动"前的中国 从十四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文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新航线的开通,现代工业的兴起,缩小了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的距离。古老的东方,特别是充满神迷感的中国,西方各国早就意欲打开闭关锁国的古老中国的大门。最早来华的是十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当时海上的强国,葡萄牙是自西而东,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印度,明朝正德九年到十一年间(公元一五一四至一五一六年)间到达广州沿海,在广州附近的一些小岛做一些中介商人,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年)有八条葡萄牙船来到广州珠江口岸。明朝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八年),在宁波,明朝官兵还与葡萄牙人发生武装冲突,据西方人记载,葡萄牙死于此役的有五百多人。一五六一年左右来华的葡萄牙人因船上货物湿水,需要"借地晾晒",重金贿赂广东地方官,租下了澳门,每年完纳地租银一千两,一七四0年减少为五百两,历来均向山县缴缴纳。 西班牙来华的方向则是自东而西,由南美洲到达菲律宾,一五七一年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帮助当时的明朝政府夹攻以林凤为首的中国海盗,这样便开始了与中国最初的关系,但是当时的交往只限于在福建海口进行通商,一五七五年西班牙首次到达了中国大陆,要求与中国通商,得到了明朝政府的允许。 继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荷兰也开始寻找与中国发生关系,荷兰是一个后起的西方强国,明朝万历二十九年(一六0一年),荷兰的商船首次来到了广州,要求与中国通商。但是未得到明朝政府的允许,以后荷兰人曾两次占领澎湖列岛,明天启四年,明朝官兵夺回澎湖列岛,接着荷兰人又占领了中国台湾,到了清朝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中国民族英雄郑成功从台湾赶走了荷兰人,荷兰人的"武力通商"的办法才告结束。 英国是从十六世纪开始,英国女王伊利莎白曾两次致书中国皇帝,要求建立关系,但都没有成功。一六三七年英国派了四只军舰来华,驶入珠江和广州,要求与中国建立关系,结果与中国发生了最初的冲突。一七九二年,英国又以补贺干隆皇帝八十寿辰为名,派遣马嘎尔尼为首的使团启程来华,九月在热河觐见了皇帝,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通商口岸,设立商馆等建议,均被干隆皇帝向英王颁发"敕谕"拒绝,马嘎尔尼被迫扫兴而去。一八一六年,英国又派遣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华,主要目的是谋求驻使北京,开放北方通商口岸及争取广州的的英商有更大的自由。但是,因阿美士德等人坚持不行跪叩之礼,同清延争执不下被逐回。一八三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一个名叫礼士的船主,带领广东商馆职员林塞,化名胡夏,及传教士郭士立,化名甲利,一行七十多人,对中国进行实地贸易考察。 法国一六六0年,成立了中国公司,一六八八年法王路路易十四派遣第诚、白普、洪若翰、李明、刘应等五名传教士到北京。一六九八年,第一只法国商船开来中国,从路易十四,路易十六,一直到拿破伦,法国曾多次派传教士商船到中国。 美国则是一个后起的经济强国,一七六八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次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到达了广州,商船在广州出售西洋人参,赚了三万七千多元,从而吸引了大批美国商人到中国经商。而美国则是后来者居上,在以后的发展中美国以自己技术,资源,资金等雄厚的力量,逐步取代一些"老牌"的西方强国。 历史学论文:高考历史学论文 一、要有正确的态度看待历史学科 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文化记载,是培养人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的重要手段,对人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有重要意义。培根说“读史可以明智”。唐太宗也说“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要以知兴替。”可见,学习历史可以加强个人的修养。除此之外,历史上高考中还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说白了,它直接关系着你的高考成绩,在当前情况下,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不管你对历史有无兴趣,但在主观上你必须重视它。 二、要认真听讲听课 在学习过程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老师一般都会把所学内容的精华在课堂上讲解,并集中解答同学们比较难理解的重点和难点,并形成体系和线索。这在高三尤为重要,因为高三课堂的特点就是容量大,速度快,而且极切近高考。老师往往会联系高考考点,考纲,和往届考题,所以在课堂上必须全神贯注,力求听懂老师讲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跟上老师的思路,积极思考,争取在课堂上留下知识的深刻印象,减轻课后复习的负担。 三、要善于把握 历史线索历史是一门线索性极强的科目,上条脉络清晰的线索可以使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我们可以把它分类,归纳成三条大线,即: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的反抗和斗争;中国的近代经济的发展。而在列强的侵略的这条线索下,可以归纳到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边疆地区的新危机,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及日本侵华战争等,这样就把分散的历史通过列强侵华这条线联系起来了,省下了我们很多工夫。还有,课本有些东西看似零碎,只要我们注意整理,还可以找出其历史线索,无论是时间线还是空间线。 四、要重视基础知识的落实 历史的高考题型,一般注重历史基础知识的灵活运用,所以要切实地注重课本上的基础知识,凡是书上的文字都应认真去看,还有书上的小字部分,每页的注释,也要做到一一过目。不要侥幸的认为这不会考,那不会考。要抓住考试重点的同时,全面地铺开战线。还要反复不断地看书,持之以恒,特别对重要的章节有强烈的印象,这样才能打好基础。“万丈高楼平地起”。只有基础好了,才能完成从“自由王国”的飞跃。最后做起题来,才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同时就有了心理优势,不至于在高考时过于紧张。 五、要重视对做题的训练 做题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我们在平时的一种能力的试卷上的反映。所以要特别仔细,对题要一字一句的读,扣住关键字词,并把它放到历史背景下分析,研究其具体的历史意义。不要审漏,审错漏了题,即使似曾相识,也要从角度、要求的不同来考查,一定要在审准题的前提下产生第一感觉,不要犹豫不决反复涂改。做问答题或材料题时,还要注意答题范围尽可能宽,但应注意条理清楚,层次分明,有所侧重,切忌含糊其辞,模棱两可。 作者:李梅兰单位:山西省运城市运城三中 历史学论文:胡服骑射历史学论文 1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代背景 赵武灵王改革的内部压力所谓胡服,就是北方游牧和半游牧民族的服饰,胡服较之当时的中原服饰,要轻便的多,而且更适于骑兵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想法尽管得到了大臣楼缓的明确支持,但在群臣中却招来了普遍的非议。主因是中原人身着胡服,首先就触犯了华夷之别的礼仪规范和传统,而采用骑射战术又有悖于通行中原诸国的军事战法和军队建制。这样,胡服骑射就不简单是个服饰着装的问题了。面对群臣的非议,武灵王并没有退缩。他又召见了心腹大臣肥义进宫商议,武灵王说“:作为一个贤明的国君,平时要教导百姓,要制定好的政令,打仗要超越古代,建立功业。我要开拓疆土,灭中山,并胡狄,要想用力小而收获大,就需要建立一支骑兵,学习胡服骑射,这必然要遭到流俗的议论和庸人的反对,怎么办呢?”肥义说“: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殆毋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合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与众。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欲以论德而要功也。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王其遂行之!”经过此次商议,武灵王又得到了肥义等大臣的支持,这就更加坚定了实施胡服骑射的决心。但当武灵王率先身穿胡服上朝之后,他的叔父公子成借口生病,不去上朝,为了争取这位朝廷重臣的支持,武灵王派使者前去游说,公子成却说:“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圣贤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对此责备,武灵王并没有生气,而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并结合赵国的实际,说明了实行“胡服骑射”的重要性,使得公子成“不敢不听”。其他宗室贵族赵文、赵造、赵燕以及大臣周袑也都表示反对。赵文进谏:“当世辅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礼之制也。修法无愆,民之职也。三者,先圣之所以教。今君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愿王之图之。”武灵王反驳说:“常民溺于习俗,学者沉于所闻,此两者,所以成官而顺政也,非所以观远而论始也。”并认为:时势在变化,所以,世俗也得跟着改变,这是圣人之道。在强邻压境,胡人猖獗的形势下,长袍重甲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已关系到赵国的存亡,在此种情况下,还死守陈法旧俗,无疑不是自寻死路。所以赵武灵王果断的说:“知学之人,能与闻迁,达礼之变,能与时化。故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针对以上观点,大臣赵造则曰“: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俗而动。因民而教者,不劳而成功;据俗而动者,虑径而易见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顾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礼也。且服骑者志淫,俗僻者乱民。是以莅国者不袭奇僻之服,中国不进蛮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且循法无过,修礼无邪,臣愿王之图之。”面对这样陈旧落后保守的传统观念,武灵王反驳“: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最后坚定地断言:“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也;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赵武灵王就是在此高压之下推行了“胡服骑射”,前后共经历了11年,卓有成效,不仅使赵国摆脱了过去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而且在军事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从公元前306年至前296年,先后击败了胡人,兼并了中山,开辟了广袤的土地。从公元前288年到前266年的22年中,虽遭秦五次攻击,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相反在前270年的阏与之战中大败秦军,使秦国在其称霸战争中受到了重创。 2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剖析 2.1胡服骑射的分析 “胡服骑射”是一场以军事改革为优秀的封建化运动,主要包括“胡服”、“骑射”两个方面,“胡服”和“骑射”彼此联系,不可分割。“胡服”是出于“骑射”的需要,为实现“骑射”目的所必须采用的手段。王国维亦云“:赵武灵王之易胡服,本为习骑射计”。赵武灵王把大力推行易胡服作为他实行改革方案的第一步。第一是“胡服”。赵武灵王首先是要求朝中官员改装,此后“邯郸命吏大夫迁奴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貂服”。在赵武灵王下达的命令中,只强调了这些人要穿胡服,是否其他百姓就不改装了呢?其实,上行下效,自古皆然。上层统治者崇尚胡服,百姓自然会加以效仿,更何况胡服确实便利。强制反而会产生逆反心理,赵武灵王就是利用百姓的心理作用很自然地把“胡服令”推行下去的。然后是官兵,“胡服骑射”前的赵军,官兵的衣服都是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拖拖沓沓、行动不便,影响了军队战斗力的发挥。相反,胡人都是身穿短衣、长裤,作战骑在马上,行动灵活方便。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年),赵武灵王正式下达“胡服令”,让男人改穿北方游牧民族的窄袖短衣。赵武灵王此举的目的有,一为组建大规模的骑兵部队作准备,因为身着传统的裘裳根本无法打仗;二为革除贵族大臣们的保守意识,强化改革精神;三为改良整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培养民众的尚武之风。第二是“骑射”。几乎与服饰改革同时,赵武灵王又开始“招骑射”,模仿“三胡”骑兵的装备和训练方法,大规模组建骑兵部队。赵武灵王二十年(前306年),赵国攻占原阳(今内蒙古自治区萨拉齐县境)变其为骑邑,主因是这里北部是群峰起伏的阴山,南部是水草丰茂的草原。这里的马,长得剽悍、善跑、机灵而有耐力,是战马的最佳选择。赵国骑兵的来源有三部分:一是从赵国本土招募及变车为骑。赵国原来的兵制是“国有固籍,兵有常经”,人民按固定不变的户籍,到一定的年龄就被征去服兵役,军队按地区编制。这是征车兵和步兵的方法。当时的骑兵需要具有难度很大的骑马射箭技术,从头训练很不容易,按原来的兵制就无法在短时间内建成一支足以抗胡的骑兵。但是在靠近胡人的地方,人民为了自身的利益,自发地“习骑兵”“、便其用”,有了骑马射箭的本领。因而国家就采用了打破“固籍”、不分地区的策略,以优厚的待遇招募会骑马射箭的人充当骑兵。二是“三胡”的骑兵,据《赵世家》载:武灵王二十年,命“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致其兵”就是招引、收编胡人补充骑兵。赵国用胡兵补充自己的骑兵,实行以胡制胡,不但扩大了自己的骑兵部队,也提高了战斗力。三是赵国代地的骑兵。代地边胡,近于游牧民族,其民尚气力,多习骑射,因此有组建骑兵的基础。 2.2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民族对比分析 2.2.1骑射文化对比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从匈奴以前的熏育、厥允、东胡、林胡、楼烦,到匈奴之后兴起的鲜卑、乌桓、敕勒、柔然、回纥、契丹、女真、蒙古等族,都是惯于马上生活,精于骑射的民族。在加上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然环境恶劣,资源贫乏,周边政治、军事形势变迁频繁,弱肉强食,此起彼伏的大环境中,个体部落的独立强盛,往往取决于军事实力的强弱,这就导致了游牧部落无一不重视在部落中进行军事教育。如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匈奴族,是河西走廊最早活动的游牧民族。《史记》中记载“: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力士能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功以侵伐,高气力,好射猎”。草原特有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古代的匈奴人游牧、涉猎的经济生活方式。从幼年便开始练习骑射,学射鸟鼠、狐兔,到成年时皆能开弓作战,骑射技艺超群,做到其马“日常驰数百里,有致千里者”,其人能达到“人不驰马、马不懈勒”的状态。匈奴族在冒顿单于时拥有控弦之士达三十至四十万人。之所以拥有如此强大的骑兵队伍,说明当时匈奴对骑射文化的重视和教育程度。而当时汉民族的骑射文化却不及北方游牧民族,汉民族多生活在中原地区,以渔猎农耕文化为主,生活环境相对平稳富足,他们的作战方式主要以笨重的战车和步兵为主。在此将中原骑兵与匈奴骑兵进行对比,可得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原之马不如也;险道倾,且驰且射,中原骑兵不如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原之人不如也。从一定程度上看,中原地区难免会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 2.2.2服饰文化小析民族服饰作为民族文化外在化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不同民族的服饰综合反映了不同民族生产和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生活水平、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宗教信仰以及民族之间的联系交往程度,是民族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是民族历史的沉淀,也是民族文化的创造,还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汉民族是以“服章之美”著称的,同时,与汉民族共存的还有其他许多民族,他们也有自己独特的服饰,这是不同民族的智慧创造,也是不同民族适应其生产和生活环境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也是不同民族文化大交流时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汉民族的“服饰创新”,这是汉民族在对其他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实现的。赵武灵王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实行了军服改革,采用了北方游牧民族“胡服”的样式,即短衣、窄裤、革带和长靴等,其特征是“衣长仅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改变了汉民族传统的上衣下裳的服饰格局,史称“胡服骑射”。这种改革,使赵国由弱国成为强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胡服骑射”被学者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饰飞跃”。因此,可以说是当时其他民族的服饰文化丰富了当时汉民族的服饰文化。同时,这种“服饰飞跃”充分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共享。 2.3胡服骑射的历史学价值 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对军事实行改革后,推动了整个中原骑射的发展。数千年来,他一直是我国古代练兵习武的重要项目。同时,这次改革以其独特的方式和价值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第一,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并不是以外部来刺激、强化军事力量,而是把着眼点放在改革军队内部的结构机制,改革传统的作战方法上。实施胡服骑射后,军队摆脱了笨重不便而又耗费巨大的甲衣战车,变得更加灵活机动而富有战斗力。国家民众由此而减轻了沉重浩繁的军费开支和赋税徭役,一则强兵,二则利国利民,这正是胡服骑射得以成功的基本因素。由赵武灵王所倡导的胡服骑射的战法,一扫以往中原车战的陈旧战法的束缚,开创了新的军事活动的场面。从此以后,以步兵、骑兵为基本力量的作战方式逐渐得以推行。这在中国古代军事战史上,也有不可低估的历史价值。第二,胡服骑射改革的推行,使人们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打击了“先王之道不可变”的保守思想,勇于革新的思想得到了确立,同时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为民族大融合和国家统一奠定了心理基础。第三,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结构。实行胡服骑射改革后对赵国的经济结构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使之更趋近于游牧经济,对游牧经济、骑兵生活熟悉的大量胡人精英通过选拔,进入到赵国的军政领导层,改变了赵国的权力结构。第四“,胡服骑射”是中国历史上服饰方面的一次巨大革命,对后世服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胡服骑射以前,统治者以严格的等级服饰来显示自己的尊贵和威严,也是区分夷夏不同民族身份的标志。“胡服骑射”之“胡服”首先是为便“骑射”,也便利了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这就强化了服饰的实用功能,同时,因其打破了服饰的民族界限,弱化了身份界限,使君臣、官民的服饰差别大大减小,自然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除当时楚、齐两国已有人效法外,汉代即以成为官定武服;北朝以后,文武官员皆为胡服,后来一般百姓,甚至妇女、儿童也逐渐穿上胡服。胡服的优越性日益被中原人民所接收“,习胡服,求便利”成为我国服饰发展的总体倾向。 3结语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历史上的影响,似乎不及吴起、商鞅、韩非子、王安石、张居正等人倡导的变法改革,但它提倡给历史的借鉴同样发人深省。这次改革是战国时期较为成功的封建化改革之一,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赵武灵王的改革没有能够继续深入,赵国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军事领域,综合国力的欠缺使得其无法改变在统一战争中被消灭的命运。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典型,“胡服骑射”在民族融合,服饰变化,军事改革等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改革的成功与得失对以后历朝历代的改革实践也是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作者:郭文兵单位:长治一中 历史学论文:民族史教学历史学论文 1民族史研究、教学的优秀内容 民族史是指民族发展的历史和对这一历史的记述与认识,是民族这一主体在客观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发展与变化的轨迹,也是民族发展过程这一客体在人们对全部历史认识中的反映和记述。民族史研究的内容应包括古今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政治、文化以及民族间相互关系的形成史、变迁史、发展史,包括各民族的起源史、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人口史等等,既有纵向演变过程,又有横向发展联系。从目前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对象来看,主要有各民族形成与发展史;各民族文化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各民族专史研究,如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宗教史等;中华民族形成研究;疆域史与边政史研究;民族语言文字和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民族史和史学理论研究等。从20世纪初,民族史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体系建立至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民族史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知识体系和理论支撑。以目前民族史教学的参考书,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为例,简要说明。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以汉文文献记述的材料与考古学、民族学、民族语言学等多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相结合,同时尽可能挖掘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记载与之相互印证,简明扼要地叙述、印证各民族历史发展和各民族的历史如何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各民族对中国历史所作的贡献,内容丰富而分量适中,既能较好反映民族史研究的优秀内容和重要成果,又能指导将民族史优秀内容在教学中实施、贯彻。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在借鉴有关教材的基础上,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博采众家之长,比较全面、系统、简要地阐述了自远古至民国时期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体现中国民族发展时序感,体现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值得在民族史教学中借鉴。从目前指导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来看,唯物主义历史观仍然是民族史教学必须坚持的根本理论观念。唯物史观对分析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宏观规律有着不可替代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把握民族社会发展趋势的一把基本理论尺度。在具体民族研究中,又有多学科理论,如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运用到民族史的研究中,也就决定着在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要在中观、微观层面进一步丰富,开阔眼界,将多学科视角引入到民族史教学中来。 当然,无论运用何种理论和方式对民族史进行研究,无论学科如何交叉,只能是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并不能改变民族史的历史学范畴,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在“在民族史教学中灌注‘通史精神’”,值得肯定。从具体教学实践来看,将民族史同区域史、地方史有机结合的方式,展开民族史的教学,既符合民族历史、现实活动的区域、地方实际,又利用了当地的民族文化遗存资源,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教学途径,值得借鉴。如西北师范大学田澍教授《以西北区域史教学为突破口,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西北师范大学生历史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实践》、罗彩娟《 中国少数民族史 课程教学方法探讨》等,是将区域史同民族史结合,运用到民族史教学中的范例。钱放《谈地方史、民族史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关系—中学 新疆地方史 教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是20世纪90年表的文章,谈中学历史教学问题,但对大学民族史教学仍有观念和方法上的启示。因此,民族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理论都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又有了大量的具体的民族史教学实践经验,为在历史学本科生中,普遍开展民族史教学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2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基本专业素质的培养 民族史教学是历史学本科课程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环节,但如何更加清楚看待民族史教学的价值与作用,仍然要放在历史学本科生专业培养与职业选择的这一整体过程中来考察。历史学科是一个传统学科,受这一学科体系特征影响,专业与职业问题,必然会受到目前“‘市场导向’所引发的‘史学危机’,已经深刻体现在高校历史学科的人才培教改教法养上”,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下面举两个地方高校历史学专业近年来毕业生就业流向情况案例作进一步分析探讨。从吉林师范大学2001至2010年历史专业毕业生就业总体流向来看,在中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学生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的67.9%,攻读研究生人数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8.5%,非教育部门就业人数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2.8%。宁夏大学2011年至2013年历史专业毕业生在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学生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30.7%,攻读研究生人数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9.3%,行政部门就业人数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2.3%,其他部门就业的人数占13.2%。这两个学校分别为地方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数据统计时间上有所差异,但仍能反映一些总体趋势。两校历史学毕业生职业流向中,在中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占有最大的比重;其次是考取研究生人数占比较大;在非教育部门就业人数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宁夏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生在行政和其他部门就业人数占有相当的比重。从两校的当年毕业生待就业人数来看,仍然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教育部门是历史学本科生就业的主要渠道,但每年补充因退休的中初等历史教师的缺口,在数量上,总体呈现一个稳定趋势,同时还有大量的历史学研究生来竞争这一岗位。因此,拓宽历史学本科生就业途径成为教育工作者探讨的主要问题。一些学者以全球视野进行综合考察,如姚霏《公共历史学与高校史学人才的培养》、张倩红《世界著名大学历史学本科生培养模式及其导向》等文颇具启发性。姚文列举美国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将史学人才分为具有学院历史学者和公共历史学者两种职业特征的培养模式:综合国内设有历史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情况来看,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为:为有关的教学、科研、编辑出版、图书情报、行政、外事、媒体以及文化建设等社会各领域,培养所需的历史文化专业人才。各院校在具体培养目标设定上,师范院校,尤其是地方师范院校,将“为中小学培养从事历史和历史综合类课程教学的专业教师”作为主要目标;综合类的大学则将培养目标设定的较为宽泛。如果按照美国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来划分,国内各院校培养的历史学本科生大多属于公共历史学人才范畴。因此,本科历史学人才从总体就业分布上看,同社会的接触面更为贴近和广泛,其历史学科素质及其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对社会影响也更为直接。所以,培养历史学本科生具有较系统的史学思维、综合分析能力、认同感、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民族间的理解与尊重等学科素质和正确的价值观,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来说,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专业素质培养和提升,有着非常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目前,各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史中留下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址、遗存,大多已被保护和开发,成为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学基地、影视商业基地等,并创造了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因此,加强历史学本科生的民族历史文化素养,既可以满足社会需求,又可以拓宽就业口径,可谓一举两得。其二,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人才,具有宣传民族团结的专业岗位优势。无论是历史教师、历史遗址、博物馆等工作人员,在同公众“亲密接触”的具体工作中,从专业视角,运用正确的民族观,对人们进行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民族间的理解和尊重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三,政府、服务管理部门中,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专业背景的工作者,因其具有较好分析民族历史信息的能力,可以帮助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减少工作偏差。 3总结 总之,民族史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的研究内容、成果、方法、理论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在历史学本科课程体系中,开设民族史选修或必修课,对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培养公共历史教育人才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作者:杨学跃单位: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历史学论文:大学资料室历史学论文 一辽宁大学资料室分馆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辽宁大学前期借助“文献保障数字平台工程”完成了全校资料室书目数据库建设,整合了全校的文献资源。同时,图书馆的自动化管理系统中相应增设了各个分馆的设置,并针对资料室进行业务培训和指导。这些工作的实施对各资料室的分馆化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但辽宁大学目前所实行的分馆化体制仍停留在形式阶段,面临着诸多问题。①传统的管理体制暂时难以突破,经费和人员的隶属关系短期内无法改变,导致总分馆间难以统一规划、密切配合、发挥各自的优势。②分馆是由资料室“改造”而来,数量过多,设置上缺乏统一标准,发展不均衡。③分馆的馆舍设置有困难。多数高校暂时不具备建设新馆舍的条件,而且分散的资料室也很难集中安置。④各分馆在馆藏规模、经费投入和业务水平等方面差距明显,部分资料室的合并意愿并不强烈。⑤各分馆在业务上难以与总馆保持同步,严重缺乏基于学科内容的专业化知识服务能力。 二辽宁大学历史学分馆的建设举措 1业务管理实行分馆化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资料室以“辽宁大学文献保障体系数字平台工程”项目为契机,与图书馆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力求改变历史学院资料室以往独立、封闭的运行状态。①在业务工作上接受图书馆的培训和指导,安排资料员参与到图书馆的业务工作中,培养其业务能力。②利用近一年时间回溯建库。在图书馆数字化小组的帮助下,实现文献著录的标准化和规范化。③部署与图书馆统一的自动化管理系统,设立历史学院分馆,完成馆藏地点、资料类型、编目模板、流通规则、读者信息等一系列参数设定。④日常的图书采访、编目、典藏、流通等业务工作应充分与图书馆合作,统一布局,在分馆的自动化管理系统中进行。在图书馆的大力协助下,历史学院资料室的业务工作实现了自动化管理,完整地揭示了文献资源,提高了工作效率,进而成为图书馆系统中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分馆”。 2文献资源建设 坚持专业化、特色化、系统化历史学院资料室以往的藏书准则就是专业化、特色化,是区别于图书馆的重要特征。为了迎合本专业读者群的需求,使文献更具专业性和特色性,在执行既有的采购、订阅方式外还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①与其他图书馆或档案馆建立合作关系,以交换形式获得文献。②专门收集、整理教师因出访或参加会议带回的文献资料。③接受相关专业的学者或著者的赠书。④定期举办选书会,让教师和研究生根据书单挑选图书。⑤重视收藏本院师生的学术成果,主要包括学位论文、专著、科研项目或课题报告等。 3拓展阅览空间 改善阅览环境历史学院资料室原有的典藏形式是将图书和现刊存放在一间阅览室,过刊、学位论文和其他资料存放在另一间阅览室,分类布局不尽合理,总体空间略显狭小,读者的满意度较低。宁静、优美、舒适的阅览环境,科学、合理、人性化的馆藏布局,容易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方便读者利用文献。历史学院资料室在原有基础上新开辟了一间阅览室,并对其进行了统筹安排和重新布局。①把所有图书放置于一间阅览室内,按照“中图法”分类排架,以方便读者查找。②把现刊放置于一间阅览室内,按专业排列,并标示出期刊的学术层次,供读者查阅。③把过刊、学位论文及其他资料放置于一间阅览室内,按照出版时间顺序摆放。④每个阅览室均开辟出较大的阅览空间实行开架借阅,最大限度地为读者提供自由舒适的阅读空间。 4创新服务功能 提升服务价值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创新资料室的服务功能提供了便利条件,针对资料室资源以纸质文献为主、更新速度较慢,技术服务手段缺乏等现实情况,历史学院资料室从计算机网络建设、数字资源开发、参考咨询服务等方面入手,进行了许多尝试。①每个阅览室内都开通了计算机网络并配有打印机、扫描仪、复印机等设备,为读者提供完备的科研辅助功能。②建立分馆网站,搭建网络服务平台。通过整理、归纳学校所购买的相关学科的数字资源,建立本学科的数字资源导航,填补了资料室缺乏数字化资源的不足。③定期开展各类文献资源的宣传活动,依据不同的服务对象和不同的信息需求,采取不同的服务策略。主要为教师推送了专题资料和相关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助力教师的教学科研活动;为学生提供了最新图书期刊目录、各类专题综述、书评等文献资源,使他们及时掌握相关专业的资源检索途径和最新研究进展。 三辽宁大学资料室分馆化建设展望 1资料室发展趋势 笔者认为应开阔思路,以学科大类为划分基准,构建“虚拟的总分馆”模式。资料室与图书馆各自的管理体制、组织形式保持不变;业务工作、资源建设、学科服务等方面统一规划、协调发展,按学科大类合并资料室,使之成为学科分馆,与图书馆一起以总、分馆形式存在,逐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分馆制。 2服务共建创新进行分馆化 建设中的资料室必须转变服务范围狭窄,服务手段单一的现状,努力提供高效、准确、人性化的信息服务。①创新服务理念。②创新服务手段。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拓展服务功能。③追求服务共建。依托自身的服务优势,联合图书馆及相关学科资料室共同融入服务对象的教学、科研和学习过程中,建立良好的互相协作关系,为建设真正的学科分馆做好准备。 3业务和资源的共建 共享既然资料室的发展趋势是建设成为学科分馆,那么实现共建和共享将是非常必要的。①将资料室纳入全校的文献保障体系当中,逐步部署统一的自动化业务管理系统。②业务上分工明确,设立统一标准,贯彻“总分馆”制。③做好各资料室文献资源的回溯建库工作,实现校内文献资源的统一检索,并制定合理的文献资源建设策略,减少重复建设,便于图书馆与各资料室形成各自的收藏特色。④转变资料室原有的封闭状态,探索可行的资源共享制度,推行校内资源的“大流通”。 作者:田瑞雪单位: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历史学论文:人才培养民族史教学历史学论文 1民族史在中国古代史中的地位问题 中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的共同史。从殷墟甲骨文研究来看,夏商周时期,就有夏、蛮、夷、戎、狄等民族集团。到秦汉时期,以华夏族为主体,融合了部分少数民族而形成汉族。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匈奴、羌、鲜卑、西域诸族,都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隋唐与宋辽金时期,突厥、回纥、契丹、党项、蒙古等民族的兴起,对古代中国产生了更为深远影响。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全国统一性政权。明朝时,北方的鞑靼、瓦剌与明王朝长期处于或对立、或交往的互动关系中。清朝则是由崛起于东北的满族人建立的全国统一性政权。因此,中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的共同史,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汉族同其他少数民族相互碰撞、融合、推进的一部发展史。因此,历史学本科生的中国古代史教材,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按照中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共同史的历史实际编写而成。 以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的古代史部分为例,总体上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发展进程编写。从内容编写主线来看,按照中国历史上,以时间为基本序列,在中原建立的王朝的形成、发展、更替为叙写主体,内容包括政治制度、经济、文化、阶层与农民运动、科学艺术、中外交流等。同时,《中国史纲要》对汉族建立的诸王朝史的叙述中,“边境各民族”的历史及汉族王朝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史都占有一定分量。十六国、北朝和辽、金、西夏是在中国历史不同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民族政权,《纲要》中也有相当的书写分量。元、清分别是蒙古族和满族建立的两个大一统的全国性王朝,其历史不仅是蒙古族和满族的历史,也包括在人口上占绝大多数的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的共同历史,其书写分量、地位同周秦汉唐史一致。从现在各高校使用的《中国古代史》教材来看,以在古代亚洲东部的黄河、长江流域为优秀地域,形成控制辐射周边广大地域的大一统或者局部统一的王朝为书写主体,同时兼顾周边少数民族历史的叙写方式,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演进规律,符合马克思主义史观,体现了中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共同史的历史实际。 在中国古代史教学实际中,有学者认为,“由于受各种教材的局限,教学过程中涉及的民族问题总是意犹未尽,加之教材编纂过程中太过强调汉民族的中央政权,故涉及民族史部分的内容总会让学生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与判断”,因此,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应适当增加补充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以及少数民族政权等内容。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观点呢?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要想在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中,将一部多民族史面面俱到,恐怕难以完成任务。同时,汉民族及其所建立的中央政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优秀凝聚作用,在多元一体格局中起到网络骨架作用,所形成的文明史不但具有象征性,也是记述历史发展的标杆,离开了这些,就连最基本的历史时序问题都难以厘清。因此,现行的中国古代史教材既尊重了历史实事,也是马克思主义史观指导下得出的正确结论。如果不坚持历史主义,不坚持中国历史实事来讲民族问题,反而“会让学生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与判断”。但这一问题的提出并非没有其讨论价值。中国古代史教学价值目标是:通过中国古代史教学,使学生掌握中国历史发展时序,掌握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培养历史学科基本思维方式,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培养国家认同感和爱国主义精神。正因此,中国古代史在书写时,“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少数民族政权”等都有相应分量涉及,但要达到深入探讨下去,仅靠中国古代史的教学难以胜任,必然会产生“意犹未尽”之感。同时,随着历史教学课程体系的改革,历史学本科教学中,已经将中国古代史的教学课时进行了缩减。一些重点院校将中国古代史教学“开设于大学一年级,分上下两学期讲授自史前时期至隋唐、五代至清前期的历史,共计144学时”,已经成为一种合理趋势。因此,在原有中国古代史整体编纂结构中,已经将少数民族史纳入到整体史内容中的现状下,再加大“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少数民族政权”等内容分量,从中国古代史的整体结构及教学实际等方面来看,都是难以完成的教学任务。因此,民族史在中国古代史编写和教学中占有相应的分量,并体现在教学过程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民族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如何进一步充分体现呢?本文认为,民族史除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按照教材编写规划进行充分讲授外,还应在历史教学过程中,设立专门的民族史课程,供本科生选修或者必修。唯此,中国古代史内容和教学所谓的“民族问题”也就不存在了,还可以深入对“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少数民族政权”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可谓一举两得。 2民族史研究、教学的优秀内容 民族史是指民族发展的历史和对这一历史的记述与认识,是民族这一主体在客观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发展与变化的轨迹,也是民族发展过程这一客体在人们对全部历史认识中的反映和记述。民族史研究的内容应包括古今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政治、文化以及民族间相互关系的形成史、变迁史、发展史,包括各民族的起源史、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人口史等等,既有纵向演变过程,又有横向发展联系。从目前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对象来看,主要有各民族形成与发展史;各民族文化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各民族专史研究,如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宗教史等;中华民族形成研究;疆域史与边政史研究;民族语言文字和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民族史和史学理论研究等。从20世纪初,民族史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体系建立至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民族史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知识体系和理论支撑。以目前民族史教学的参考书,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为例,简要说明。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以汉文文献记述的材料与考古学、民族学、民族语言学等多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相结合,同时尽可能挖掘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记载与之相互印证,简明扼要地叙述、印证各民族历史发展和各民族的历史如何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各民族对中国历史所作的贡献,内容丰富而分量适中,既能较好反映民族史研究的优秀内容和重要成果,又能指导将民族史优秀内容在教学中实施、贯彻。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在借鉴有关教材的基础上,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博采众家之长,比较全面、系统、简要地阐述了自远古至民国时期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体现中国民族发展时序感,体现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值得在民族史教学中借鉴。 从目前指导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来看,唯物主义历史观仍然是民族史教学必须坚持的根本理论观念。唯物史观对分析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宏观规律有着不可替代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把握民族社会发展趋势的一把基本理论尺度。在具体民族研究中,又有多学科理论,如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运用到民族史的研究中,也就决定着在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要在中观、微观层面进一步丰富,开阔眼界,将多学科视角引入到民族史教学中来。当然,无论运用何种理论和方式对民族史进行研究,无论学科如何交叉,只能是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并不能改变民族史的历史学范畴,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在“在民族史教学中灌注‘通史精神’”,值得肯定。从具体教学实践来看,将民族史同区域史、地方史有机结合的方式,展开民族史的教学,既符合民族历史、现实活动的区域、地方实际,又利用了当地的民族文化遗存资源,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教学途径,值得借鉴。如西北师范大学田澍教授《以西北区域史教学为突破口,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西北师范大学生历史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实践》、罗彩娟《 中国少数民族史 课程教学方法探讨》等,是将区域史同民族史结合,运用到民族史教学中的范例。钱放《谈地方史、民族史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关系—中学 新疆地方史 教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是20世纪90年表的文章,谈中学历史教学问题,但对大学民族史教学仍有观念和方法上的启示。因此,民族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理论都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又有了大量的具体的民族史教学实践经验,为在历史学本科生中,普遍开展民族史教学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3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基本专业素质的培养 民族史教学是历史学本科课程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环节,但如何更加清楚看待民族史教学的价值与作用,仍然要放在历史学本科生专业培养与职业选择的这一整体过程中来考察。历史学科是一个传统学科,受这一学科体系特征影响,专业与职业问题,必然会受到目前“‘市场导向’所引发的‘史学危机’,已经深刻体现在高校历史学科的人才培养上”,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下面举两个地方高校历史学专业近年来毕业生就业流向情况案例作进一步分析探讨。综合国内设有历史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情况来看,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为:为有关的教学、科研、编辑出版、图书情报、行政、外事、媒体以及文化建设等社会各领域,培养所需的历史文化专业人才。各院校在具体培养目标设定上,师范院校,尤其是地方师范院校,将“为中小学培养从事历史和历史综合类课程教学的专业教师”作为主要目标;综合类的大学则将培养目标设定的较为宽泛。如果按照美国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来划分,国内各院校培养的历史学本科生大多属于公共历史学人才范畴。因此,本科历史学人才从总体就业分布上看,同社会的接触面更为贴近和广泛,其历史学科素质及其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对社会影响也更为直接。所以,培养历史学本科生具有较系统的史学思维、综合分析能力、认同感、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民族间的理解与尊重等学科素质和正确的价值观,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来说,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专业素质培养和提升,有着非常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目前,各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史中留下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址、遗存,大多已被保护和开发,成为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学基地、影视商业基地等,并创造了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因此,加强历史学本科生的民族历史文化素养,既可以满足社会需求,又可以拓宽就业口径,可谓一举两得。其二,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人才,具有宣传民族团结的专业岗位优势。无论是历史教师、历史遗址、博物馆等工作人员,在同公众“亲密接触”的具体工作中,从专业视角,运用正确的民族观,对人们进行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民族间的理解和尊重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三,政府、服务管理部门中,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专业背景的工作者,因其具有较好分析民族历史信息的能力,可以帮助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减少工作偏差。 总之,民族史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的研究内容、成果、方法、理论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在历史学本科课程体系中,开设民族史选修或必修课,对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培养公共历史教育人才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作者:杨学跃单位: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历史学论文:民族传统体育历史学论文 随着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兴起,“小写历史”蔚然而成风尚,对于历史的表述也从以往的着重于大历史观的表述而转向于对特定问题的表述,从专注于精英人物的活动的历史研究转向研究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于是社会史、公众史和新文化史应运而生,并渐次成为史学的主流,这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民族传统体育传播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其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同步并互动,由此,考察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国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就成为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成为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新视野,如何在历史学视野中把握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走向就成为我们必须给予关注的课题。 民族传统体育首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所以,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有效研究能否进行,关键在于能否准确把握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历史走向。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文化形态,也是一个文化系统,在其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它的文化形态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将古代民族传统体育放在整个社会形态中进行研究,从而更清晰地表现出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真正面貌。并且,研究民族传统体育与其它文化形态及社会的关系,可以为我们准确把握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真正历史动力提供有益的思考。故此,我们对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在更大视野下的展开,首先要自觉地将武术作为中华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将其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只有真正将其置于全新的视野之下,才有可能对其展开全面研究。再者,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应与其它文化形态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我们在进行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过程中,应当对其特定社会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背景进行厘清,从而对民族传统体育在当时条件下的发展进行整体性研究,对民族传统体育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分析。事实上,这也才是目前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产生了许多值得我们尊敬的研究成果,这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基点,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的研究选择越来越难。研究的创新性是研究的基本要求之一,创新研究对历史研究而言,首先体现在材料的“新”上,拥有一些前人没有使用过的材料显然会使自己的研究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使自己的创新性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其次,在发掘新的史料很难的情况下,就需要我们在新的视野下,用新视角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研究结果。总之,无论是“新”材料还是材料的“新”用,都体现了我们对旧有研究的创新,都是我们不断创新的结果。随着历史研究和考古学发掘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展现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要着重于对“新”材料的使用。 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与史料的运用息息相关。长期处于社会文化结构的底层,导致许多民族传统体育料都不够真实,需要我们去甄别使用。但由于这样的史料太多,在许多的研究中还是难免将错误的史料运用进去。再加之,传统的宗法思想也给民族传统体育史料的搜集和甄别带来了困难,由于为尊者讳,在师徒传承方式为主的传授过程中,后学者往往会将许多真实的情况隐藏起来,而代之以虚假的史料,使我们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成为几近于神的人,并且使他们的行动变得只能隐藏在厚厚的帷幕后面,无法搞清。我们在研究中不得不经常使用的地方史志材料当中,由于历代修纂者对所修志地方的偏爱,也常常会有意无意地为我们制造一些不准确的史料。同时,由于近代以来,风云变幻,许多武林人士的个人行为很难被人称道,其后世及后学为了掩盖事实的真相,有意地为我们制造了层层迷雾。因此,要提高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水平,只能先从民族传统体育的材料的甄别和考证功夫做起。 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过程中,要注意理论研究和研究方法的使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与历史研究相同的地方,首先是材料的研究和梳理,但没有理论支撑的研究显然难以站得稳脚。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过程中,我们要加强历史理论学习,掌握中西方前沿的史学研究理论,使自己的研究能够建立在前沿理论的基础上。我们知道,方法是研究过程中必须予以关注的内容,尤其是随着跨学科研究的进行,我们对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也必须予以相应的借鉴。事实上,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许多研究者也大量使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新方法的使用可以使我们的创新研究成为可能,也为新成果的出现提供了支持。因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要着重于对跨学科的研究,使自己掌握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而使自己更好地对材料在分析手段上实现突破。 作者:田文波单位:上海大学 历史学论文:个人情感历史学论文 一、历史叙述的定义及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历史叙述不同于叙述历史,叙述历史可以包括文学、美术、影视等多种手法,历史叙述只是叙述历史时的一种手法。历史叙述专指历史学家如实记录历史的过程。历史学家一般都称自己著述时秉承“实录”“秉笔直书”“求真”等写作原则,这是历史学严格按照历史记录的学科属性决定的。然而,历史叙述是对客观历史进行著述的主观实践活动。历史是客观发生的事实,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时,则是一种主观活动,并且还带有爱憎等个人情感。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叙述时,是以史料为研究对象,以著作为最终产物的一个主体实践过程。历史叙述包括“历史学家主观选择史料”和“历史学家写作历史著作”2个步骤,是一个自始至终的主动性实践过程。在这个模型中,中国古代的私家修史,以及西方史学叙事传统都能够较好地解释“历史学家个人感情主导主观选择”这个理论。而对于唐以后的史馆修史、集体修史,以及近代以来西方的计量史学等则不太适合。因此,本文将主要考察个人撰写的叙事性历史著作。自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发表以来,学者们开始重视历史叙述的主观性研究。一是对历史叙事手法的研究,一般都在考察历史叙事的虚构性。如《中国历史叙事中的间接虚构叙事及其效果》《怎样看待历史叙述中的“虚构”》等。二是关于历史叙事和文学叙述比较研究,主要是谈区别。如《真与用:关于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问答》《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等。三是有关历史叙述意义的研究,主要是从哲学角度进行考察。如《叙述、解释与历史编纂》《历史叙述的客观与主观》等。从以上成果来看,对历史叙述中历史学家的主观性进行分析的较少,仅有陈新的《论历史叙述中的主观性与历史评价》一文,着重考察了历史叙述中的历史评价问题。对于历史叙述过程中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个人情感论述较少,对这种现象产生原因的分析较欠缺。总体缺乏对于历史学家在历史叙述过程前后的情感分析,以及由此构建的理论系统。历史叙述这种主体性的实践活动中,主体思想会不会影响历史的记述?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又会对历史叙述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历史学家在历史叙述中为何会有不同的情感?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二、历史叙述中历史学家的主观性 历史叙述这项实践活动的最终产物为历史著作。通过研读各种不同历史著作,我们可以看到,这项主体性活动隐藏着不同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故从历史著作出发,溯源探讨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个人情感最为科学。 (一)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激发写作历史著作在历史著作中,历史学家以客观历史为叙述内容,以读者为叙述对象。虽然历史学家一再强调“良史”,不“隐晦”,但是历史学家在写作历史著作之前,都有着写作的动因,而这种动因与个人情感密切相关。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陈述自己作《史记》的原因时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矢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外,他还在《太史公自序》中谈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种强烈的“意在斯乎”的个人责任意识激发了他写作的意志。希罗多德称自己撰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波斯人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至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在史学最初发展的过程中,中西方都是从个人著史开始的,而历史学家对自己所述历史的个人强烈情感激发了其写作的动力。无论是记载历史的光辉,还是记载历史的阴暗,都是历史学家努力展现给读者的内容,都表达了历史学家个人对这段历史的个人情感。 (二)历史叙述中的主观性历史写作虽然是以事实为基础的,但是在对事实的记叙中,作者到底将史料加工整理成什么样子,与作者自身的史学积淀及个人情感关系密切。史料浩如烟海,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能将其全部纳入到自己的著作中,这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威廉•德雷在《历史哲学》中提出:“任何历史学家都不可能把他所知道的一切研究对象统统塞入他的叙述。无论他试图通观罗马失陷后的西欧,还是简述鲁比肯河渡口的变迁,情况都是如此。确实,在需要选择时,一般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的是他认为有意义或重要的东西,其中就蕴含着某种价值标准。”历史学家所要告诉读者的“有意义或重要的东西”,正是他个人情感中最为强烈的部分。如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序言》中写道:“伟哉罗马,举世所誉,经此变革,虽毁犹荣。”吉本想将罗马帝国曾经的辉煌展现给读者,他说:“我选择了一个光彩的题目。罗马对于学童和政治家都很熟悉;而我的叙事文章,又是从最近时期古典著作的阅读中推演出来的。”推演的目标就是展现罗马帝国曾经的辉煌。作者曾游历罗马,看到历史遗址后,难以抑制写作的冲动,最终完成了这一巨著。历史学家选取一定的史料进行加工,如果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叙述,那么这些史料所推演的结论将是固定的答案。伯克霍福曾说:“如果我们可以询问谁为伟大故事的讲述者讲话,或者作为伟大故事的讲述者而说话,我们也就可以询问伟大故事是从哪种或谁的视角出发而被讲述的。历史学家必须同小说家一样,也选取一种与声音相伴随的视角。”历史学家选取哪些史料,是自由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学家的叙述也是存在主观性的,即便所述符合客观史实,在叙述哪些内容时,历史学家仍然有着一定的主动性。 (三)历史叙述的主观性表现为对同一史实的不同态度面对同样的史实,不同的作者在运用中可能表达不同,甚至出现相反的评价与态度以对韩信的评价为例,《史记•淮阴侯列传》末尾对韩信的评价为:“君臣一体,自古所难。相国深荐,策拜登坛。沈沙决水,拔帜传餐。与汉汉重,归楚楚安。三分不议,伪游可叹。”《汉书•韩彭英卢吴传》末尾则强调韩信没有忠于刘邦:“张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卢绾与两韩信,皆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称孤。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终于灭亡。”两书中对韩信的不同评价,表现出了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司马迁感叹韩信作为英雄的悲情结局,班固则指责韩信作为谋反之臣,应当受到惩罚。司马迁对韩信的态度是同情与惋惜,而班固则是对西汉帝国有着强烈的崇敬之心。历史学的求真原则,要求历史学家如实地记录历史。但在记录过程中,历史学家也有个人情感,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个人情感会通过历史叙述来表述。金圣叹曾感叹司马迁的《史记》是司马迁个人情感的表达:“夫修史者,国家之事也;下笔者,文人之事也。国家之事,止于叙事而止,文非其所务也。若文人之事,固当不止叙事而已,必且心以为经,手以为纬,踌躇变化,务撰而成绝世奇文焉。……马迁之书,是马迁之文也,马迁书中所叙之事,则马迁之文之料也。”在情感表达上,历史著作也是情感表达的一种,这与文学著作有着一致性。历史著作中,史料承载着作者的情感,承载着作者要向世人展现的历史。 三、历史学家在历史叙述中表达个人情感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将历史分为客观和主观2个层面:“在我们德国语言文字里,历史这一名词联合了客观的和主观的两方面,而且意思是指拉丁文所谓‘发生的事情’本身,又指那‘发生那个的事情的历史’;同时,这一名词固然包括发生的事情,也并没有不包括历史的叙述。”个人情感归属于历史学家的主观层面,历史叙述中充满了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个人情感。 (一)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来源于现实生活除了官修史学之外,一直都有大量的历史学家个人写作的史学著作。历史学家个人著史是一种顺应时代的现象。如抗战爆发前后,国内存在投降与抗战2种声音。范文澜感觉到现实缺乏抗战英雄,为了激励民众,写就了《大丈夫》一书,专门选取了从西汉到明代的25位古代“大丈夫”的英雄形象,“希望每个读者也都学做大丈夫。”历史学家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完全与现实隔绝。历史学是以过去为研究中心的学科,又只能如实记录,不能随意编造与杜撰。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来源于亲情、友情、爱情等现实情感与体悟。写作历史著作是个体参与的主体性实践活动,编史必然会与现实社会产生联系。陈新曾提出:“历史叙述是历史学家实践的途径,主观性参与其中的运作,自然而然,在历史叙述的产物即历史文本中,就会映照出一行行主观性的足迹。”这种主观性的足迹,尤其是在现实社会出现大变革时,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明史》的修撰、《清史稿》的编纂,都是在前朝灭亡后,一批文人(遗老)通过修史来寄托哀思、表达对前朝的依恋。如有外敌入侵时,历史学家往往通过历史上抗击外敌的史实来鼓舞抗战斗志,如《大丈夫》的编纂。如政治清平时期,大臣往往通过编修史书来警示执政者。如吴兢的《贞观政要》、司马光等人编纂的《资治通鉴》、张居正的《帝鉴图说》。 (二)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反映了其价值观念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是其价值观的生动表现,无论是喜爱、憎恨,还是惋惜、崇拜之情。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叙述时必然有属于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前,已经有了“模式”:“史学家通过确认支配着一组事件的规律‘说明’历史领域发生了什么。这些事件作为一种基本上是悲剧含义的戏剧被情节化了。或者,反之亦然,在他找到支配着情节关联次序的‘规律’时,他也可以发现自己加以情节化的故事的悲剧含义。不论哪一种情形,都必定会得到一种特定历史论证的道德蕴含,它出自史学家假定的关系。”因此,在面对历史记载的空白处时,历史学家大胆地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推测历史的空白,直接将历史人物的对话生动地写了出来。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彰显了其价值取向与情感认定。毛曦认为,历史认识活动受“生理条件和认识环境的影响”,以及“情感主体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等的影响。”应该说,在历史叙述中也存在客观和主观2个方面的要素,尤其是历史叙述更倾向于将个人情感传递给读者,使读者获得历史学家所要告诉读者的那些内容。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叙述的立场、对历史事件的感慨都属于主观层面的价值取向问题。历史事实是固定的,历史学家则存在个体差异。在历史事实向历史著作的转变过程中,历史学家起着优秀作用,其个人情感认定往往让读者受到教育,读者与历史学家在传播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形成共鸣。历史学家通过自己的价值观来选取史料,进而通过史料来教育读者。如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制》中曾谈到历史的作用:“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无论是“自省”,还是“劝善惩恶”,都是历史学家价值观的体现。记叙“乱臣贼子”警示后人,必然记载其惨痛下场。记叙忠臣的光辉,无一例外地记载忠臣死后受到后人的敬重。记述朝代的更迭,都在有意识地对比前后朝代之间的差异;记述某朝代的强盛,无一例外地强调君主励精图治。 (三)历史是无情的,历史学家面对历史时却是有情的时间、空间的一维性决定了历史事实的唯一性。后人在面对历史时,因为不是当事人,常常不断地追求真相,却只能越来越接近真相。历史都是远离现实的,人在回顾历史时,难以置身其中,只能靠着情感去接近真相。人们无法改变历史事实,却又常常心存历史的假设,这就是对历史事实无奈之情的明显表现。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一维性,让历史学家留下了无尽的叹息。于是在处理史料时,就有了文学与历史2种表达情感的方式。对客观史实的不同表达方式造成了文学和历史2种学科不同的叙述原则。在此,本文不探讨2者之间的差异,而是着重强调历史著作也存在主观性。曾提出在情感方面历史和文学的作用有着相同之处:“从情感方面说,史与诗(文学)有相同之用处,如读史读到古人当危机存亡之秋,能够激昂慷慨,不论他自己是文人武人,慨然出来,拯民救国,我们的感情都被他激发激动了,不由自主地感奋兴起,把这种扶持国家民族的免于危亡的大任放在自己的肩头。这是关于感情的。”面对相同的历史,在文学叙述和历史叙述的过程中,人们都是对客观历史表达无奈,发出叹息。如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末尾感叹道:“然羽非有尺寸,乘执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对“霸王”的功绩由衷地赞叹,也对“霸王”的悲剧有着无限的感慨:“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司马迁认为项羽败于“以力征经营天下”,且“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这个总结可谓客观。后代文人在叙述项羽失败时,则不再受史实的约束,大胆地创作。如杜牧的《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以及王安石的《乌江亭》:“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者截然相反的个人情感表达,均不再受史实的约束,主观大胆地假设结局。总之,无论哪种叙述手法,都是表达了对历史的无奈之情。 四、历史叙述中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的作用 历史学家通过记述客观史实,而将思想与情感融入其中,最终传递给读者。读者在阅读历史著作过程中受到教育,这就是历史学服务于现实的基本过程。因此,有必要从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出发,逐步推演到读者接受,看看历史叙述是如何影响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的。 (一)会影响主体对史料的选择历史学家在写作历史著作时往往都是在内心先有想法,然后才开始搜集资料。历史学家不可能随意选题,选题往往有现实意义,并且还需要有写作的现实基础(资料丰富、时间宽裕、经济基础)。选题的现实意义,往往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也就是时代背景。如范文澜曾在1944年撰写《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他曾回忆说:“《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是1944年我在延安时写的。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继承者人民公敌则把他推崇为‘圣人’,以为麻醉青年、欺蔽群众的偶像。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国藩这个汉奸刽子手本来面目的必要。”为了更好地说明曾国藩的刽子手面目,作者大量地运用了曾国藩剿杀太平天国运动的史实,范文澜撰写这部书时的史料明显有所选择,侧重于其勾结洋人剿杀农民起义的内容。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爱憎,主要通过史实来表达。为了表达某种情感,历史学家会有意地精心选择史料,让读者看到的是史实,接受的却是历史学家的情感。米塞斯曾认为价值是主观的、不断变化的、不同的:“价值之一切判断系个人的及主观的。价值判断不外宣称我偏好、我较欢喜、我心愿。任何人亦无法否认,各人的感情、趣味,及偏好都大有差别,而甚至本人在不同的时刻,对同一的事物,亦有不同的评价方式。”基于史实进行的价值判断,自然也随着主体、时间、角度的不同而迥异。如建国后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就存在着前后2种不同评价的现象,评价的不同正与改革开放政策出台的政治背景有关。因此,不同的价值判断正是受到时代主题的影响,历史学家置身于现实时代之中,自然会受到现实环境的影响。 (二)进一步影响主体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学从出现至今一直保持着实证的传统,即要求历史叙述严格遵循客观史实。通过寻找真相和真相之下的历史规律是历史学家公认的工作追求、价值取向。然而,仅靠部分史料推断的真相和真相之下的历史规律,能否经历时间的考验?在此,笔者不论述真相的真伪度,主要是要分析历史学家所发现的“真相”已经影响了对历史人物的评判。陈新提出:“历史叙述者不可能在他的叙述中避免做出历史评价,因为,即使他想拒绝自己的主观性与历史评价进入文本,这种拒绝本身也需要理由,它是建立在某个立场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主观性是历史学家无法回避的,因为历史学家所述对象往往距离自己较为久远,基于一部分资料之上的历史结论总会受到各种其他资料的冲击与质疑。即使是亲历事件的当事人,也仅是从个体出发,并不能将事件参与者(他人)的状况完全说清楚,这就制造了大量的历史疑案、历史反思与历史再现。历史叙述是如何影响主体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呢?托波尔斯基曾分析道:“历史的(历史编纂学中的)事实是建立在历史学家进行科学地再现过去时对资料源和非资料源材料的运用的基础之上的。但那种再现在所有历史学家那儿肯定不可能是一样的,因为历史学家即使仅仅就其非资料源知识而言也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历史学家是通过构筑历史事实来再现过去的,但从某一种观点来看,他又是历史事实的‘创造者’。”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面对多种声音时必须要选择其一。如历史上关于曹操和魏延的评价一直没有结论。这主要是围绕着曹操是奸雄还是英雄、魏延是否谋反展开的。吕思勉的《三国史话》有“替魏武帝辩诬”和“替魏延辩诬”2章。但自《三国志》以来,历史学家大多沿用曹操是奸雄、魏延曾谋反的结论。因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历史叙述中将疑问留给读者,只能是采取其中一种说法,并按照此说法填充史料。由此,许多历史学家沿用成说,最终进一步强化前人的结论,就出现了人云亦云的情形。 (三)最终影响读者对史实的接受读者接受的史实大多来源于历史叙述。广大的读者在接受史实前,一般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与判断能力。利科曾说:“我们从历史学家那里期待某种主观性,不是一种任意的主观性,而是一种正好适合历史的客观性的主观性。”读者与历史学家的交流是依靠历史叙述作为媒介的。情感在交流中属于传递的内容,也就是信息。历史学家依靠历史叙述与读者交流思想。历史叙述中历史学家隐藏的情感凝聚到历史著作之中,间接地传递给读者,这是一个主体参与的传播过程。读者在阅读历史著作后,逐渐分辨美丑、善恶,以反省自我、辨别是非。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遭李陵之祸,使得司马迁将情感凝聚于《史记》之中,“思来者”正是为了将情感传递给后来人(读者)。再如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对宋文帝说:“臣闻智周则万理自宾,鉴远则物无遗照。……将以总括前踪,贻诲来世。”“鉴远”“贻诲来世”都是裴松之作注时个人情感的写照。综上所述,历史学家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而产生各种个人情感。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叙述时,必然是主观行为。历史叙述是历史学家个人情感的载体,各种不同的历史叙述代表着历史学家不同的个人情感。读者通过阅读历史著作,最终领悟历史学家所要传达的个人情感。 作者:盛亚军单位:中共平顶山市委党校 历史学论文:专业选修课历史学论文 一、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设置情况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要求高等教育“加快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在这一文件精神的指导下,各高校重建课程体系,选修课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2007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要采取各种措施,加大选修课比例,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选修课的地位进一步凸显。随着学分制的推行,专业选修课设置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然选择,有学者说:“学分制与选课制紧密相连,学分制的优秀是选课制,离开了选课制学分制就失去了意义。”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各高校历史学系推出了一系列专业选修课。北京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要求总学分不低于141分,选修课不低于54学分,其中专业选修课不低于29学分,约占学分比例的21%,提供了71门备选课程,平均每门课程为2学分。也就是说,学生至少要修15门专业选修课程方能达到毕业要求。复旦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要求总学分为146分,其中专业选修课须达到26学分,约占学分比例的18%,共提供了11组总计99门备选课程,平均每门课程为2学分,即学生至少要修完13门专业选修课才能达到毕业要求。地方本科院校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开设虽然达不到复旦大学近百门的规模,但是也都有数十门之多。河北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总学分要求为159分,其中“学科基础选修”和“学术研究选修”须达到24学分,约占学分比例的15%,累计设置了26门备选课程。安徽大学历史学专业毕业最低学分要求为160分,其中专业必修课程为63学分,专业选修课程不低于32学分,约占学分比例的20%,备选课程33门。淮北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学生毕业最低学分要求为159分,其中专业必修课程为79.5学分,专业选修课程学分不低于15学分,约占学分比例的9%,所设置的备选课程有36门。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在专业必修课的基础上继续延伸,使学生进一步学习本专业更高层次的理论基础、更新的研究方法,了解掌握本学科、本专业较前沿的知识及动态,为以后的学习、研究和工作做准备。依据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和专业选修课的性质特征,一年级基本不设专业选修课程,二年级开始少量设置,更多的专业选修课程集中在三年级及四年级上学期,学者王乐忠在论及专业选修课的特点时说:“一般是在大学高年级开设,亦出现在低年级开设的尝试。”现将河北大学、安徽大学、淮北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选修课设置的时间情况列表如表1,从中可见,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确主要集中于第五、六、七学期。 二、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授课困境 经过几十年的摸索与实践,中国高校的选修课设置与教学取得显著成绩,就历史学而言,专业选修课程的设置蔚为壮观,上述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分别达到71种和99种之多,即使像淮北师范大学这样的地方本科院校,也能达到36门。各高校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程内容涉及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等诸多领域,既充分体现了不同高校历史学专业的特点,也满足了不同学生的兴趣和爱好。但是,与此同时,历史专业选修课也表现出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学校、教师和学生对专业选修课的重要性普遍认识不足,这一点得到一线教师、教学管理者以及高教研究者的普遍认同。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教师与学生一个共同心理是对选修课的重视程度不如必修课。”21世纪以来,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线教师张秀琴等说:“一些教师、学生对开设选修课的意义不够明确,或者说立足点太低。”教师李丽说:“学生普遍把它们看作是不重要的‘辅课’;又因为选修课属于考查科目,学生普遍不予重视。”教学管理人员曹树国指出:各高校学生对“选修课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选修只是为了应付学校对学生更有甚者,部分高校对专业选修课与必修课给予了不同定位,选修课在教师的工作量计算、职称评定、精品课程申报等方面的地位远不如必修课,甚至课时津贴也有所区别。对专业选修课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和定位欠妥必然导致一系列教学问题的出现,出勤率低是最直接的表现。近年来,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毕业生就业难的局面凸显,而对于历史学这样的所谓冷门专业来说,其表现要比热门专业更为直接。考村官、考编、考研、考公务员成为大部分历史学专业学生学习的中心任务,而历史学专业选修课不具备应对上述各种考试的直接功利性功能。学生在时间分配(尤其是在考前冲刺期间)难以协调的情况下,往往选择缺席备考。部分高校个别专业选修课程的出勤率甚至仅有40%;一线教师乔梅英、杨胜凯说:“大学生选修课逃课现象严重,令人担忧,部分选修课缺勤人数甚至超过了半数。”笔者所讲授的《徽商与儒学》曾获校级课堂竞赛三等奖,尽管如此,学生的平均出勤率也只有70%左右。专业选修课出勤率低的责任不能完全推到学生身上。专业选修课的性质决定了其对教师的教学要求比必修课教师更加严格,有学者客观地指出:“专业选修课作为专业必修课的补充,其内容涉及面更加广泛,这更需要专业知识扎实及丰富的专家来承担课程教学任务。”然而,在实际教学安排中,此类课程常由年轻教师承担。年轻教师虽然具有较高的学历背景,但是其专业知识体系尚未完善,缺乏教学经验,中国地质大学教师李胜利就曾论及这一问题:“一些教师(尤其是新教师)可能受到院系委托主讲一些自己并不擅长甚至并不熟悉的课程。”甚至还出现教师为了完成工作量指标,勉强任课的局面,有学者指出:“高校中某些专业出现了教师无课可上,特别是对于新进高校的年轻教师这种现象较突出,但又不得不完成学校规定的每年教学工作量,因此,一些老师抱着完成学校任务的需要而开设选修课。”草率任课无疑会影响到教学效果。历史学专业选修课教材建设严重滞后。教材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体现着教育的基本思路和培养目标。长期以来,教材建设集中于必修课程上,产生了一系列精品教材,如国家十五、十一五规划系列教材,面向二十一世纪系列教材等,历史学必修课代表性的教材有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李侃的《中国近代史》、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历史》等。而对于专业选修课来说,虽然学界在相关领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尚未转化为教材,如徽学、方志学、敦煌学等。目前,更多历史学专业选修课是教师自拟大纲和讲义,甚至还有部分教师不得已而借用学术专著作教材的情况。教材建设的滞后无疑制约着教学质量和效果。 三、建设历史学专业选修课教学团队 对于高校选修课普遍存在的问题,高教专家、一线教师和高校教育管理人员都曾从不同的角度探索过应对措施,取得不少成果。偶有学者探讨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教学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叶书宗曾阐述其讲授《苏联史》的体会;90年代,杨德华交流过大学《元史》的教学经验;近年来,一线教师姜朝晖和张立胜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两方面讨论了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研究性教学步骤;但是,很少有人言及建立历史学专业选修课教学团队的问题。无论是从所开设的年级(中、高年级),还是从课程内容以及所承担的人才培养功能而言,专业选修课对教师知识及能力的要求不是更低,而是更高。2007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本科教学团队建设,重点遴选和建设一批教学质量高、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建立有效的团队合作机制,促进教学研讨和教学经验交流。”就目前各高校的实际情况而言,必修课“形成团队,打造精品”的理念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和实施,校、省及部级教学团队层出不穷,而专业选修课教学团队建设尚未受到足够重视,有教师指出:“从师资力量来看,专业选修课没有专门的教师,每门课程也没有组建教学团队,专业选修课只好由专业必修课教师兼任。”选修课与必修课不仅仅是名称不同,其课程设置、教育目的、教学特点和所承载的人才培养功能与必修课都存在着明显区别,在历史学专业人才培养中,专业选修课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课程体系,教学实践中,如果单纯地把教授必修课的一系列理论与方法挪用到选修课的课堂上,势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选修课的课程建设、课堂组织、教材建设、教学方法改进、制度建设等归根到底要由教师来完成,而各项与专业选修课相关的改革并非个别教师凭借自己的理解所能胜任,教学团队的优势因此而凸显。另一方面,过去的教学改革在课程方面多强调单门课程的建设,但是单靠一门课程的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根本无法达到教学目标进而提高教学质量。为此,有学者提出“课程群”建设,对于历史学专业选修课来说,其本身就是一个课程群,而课程群建设必须依靠教学团队才能完成。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曾说过:“在一个紧密联结在一起的集体内,即使是一个最年轻的,最没经验的教师也会比任何一个有经验和有才干的,但与教育集体背道而驰的教师能做出更多的工作。”教师是提高教学质量,优化教学环境的最主要角色;教学团队建设是大学的主体工程,也是固本强基工程。在高校的必修课体系中,教学团队所发挥的优势已经充分显现出来。目前,专业选修课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创新空间。为此,已有学者呼吁建设专业选修课教学团队,闫怀义等就建议建立化学专业选修课教学团队,他说:“建立一支选修课教学团队,以多人授课代替一人承包,是确保专业选修课教学质量的必要条件。”同样,探讨与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相适应的教学理论与实践,亦离不开强有力的教学团队的打造。综上可见,组建历史学专业选修课教学团队既是课程性质与教学目标的需要,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需要,更是培养高水平专业人才的需要。历史学专业选修课教学团队可以借鉴必修课教学团队建设的经验,遴选优秀的专家作为团队带头人,成员以中青年骨干教师为主,由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及教辅人员组成,并充分考虑年龄、个性、职称、学历及研究方向的互补性。团队建成以后,开展多种模式的教学改革实践与理论研究,转变教育管理者、教师、学生对专业选修课的态度;鼓励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教授担任选修课教学,整体提升团队的教学水平;力争以团队的力量打造一批专业选修课的精品课程与精品教材,从多角度改变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教学现状,推进教学改革。 作者:熊帝兵单位:淮北师范大学历 历史学论文:课程建设历史学论文 一、课程建设的标准 1.教学条件。教学条件包括教学文件、教学大纲、教材以及教学仪器设备等。教学文件,如教学日志、教案、教学检查记录、成绩分析等,要完备、配套;教学大纲要能明确本课程的性质及其在专业教学计划中的地位和作用,阐明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基本内容、教学重点和难点,合理分配教学学时,反映本学科的最新成果等;选用教材要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学生使用效果好,同时要有辅助教材,如教学参考书、习题集、音像教材等。教学仪器设备能满足教学需要,利用率高,实验开出率达100%。 2.师资队伍。师资队伍是特色专业建设的重要保障。教育部关于加强“质量工程”本科特色专业建设的指导性意见(教高司函〔2008〕208号)文件指出:要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围绕特色专业建设需要,建设一支以学术带头人为骨干,教学和科研综合水平高、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要将优质教学与研究资源用于本科教学,鼓励教师根据教育目标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研究。教师是课程教学的组织者与实施者,教师的素质直接决定课程的教学质量,因此,切实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质量,是课程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师资队伍从数量上必须达到一定的要求,即一门课程至少有两位以上的教师讲授。师资队伍在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等方面比较合理,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这样,才能形成一支高质量的教学梯队,相互促进,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开展教学改革等。 3.教学组织管理。教学活动的组织管理包括教学环节、教学手段、教研活动等。要合理安排各教学环节,采用启发式、引导式教学,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要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如现场演示、投影、电化教学等;教研活动要有计划、有内容、有记录;以教研室为单位,坚持听、评课制度,每位教师要认真听取同行意见,及时总结、改进教学,有完整的听、评课记录;遵守教学纪律、教学法规,无教学事故,如上课迟到、提前下课、随意调课等,无违纪现象,如随意停课、考试漏题等。 4.课程考核。每门课程都要有试题库,且试题质量较高;试题内容体现教学大纲的要求,既要考查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又要考查学生的应用能力,试卷难易分布要合理。统一评分标准,由教师实行流水判卷,考试结束后要有总结与试卷分析。 5.教学改革。课程建设要有明确的教学改革计划,计划切实可行;在教学改革某一方面,如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考试方法、能力培养等,效果明显,并有与教学改革相关的教学论文、阶段性成果报告等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上发表。 二、科学构建课程体系 赤峰学院历史学特色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围绕构筑四大课程模块、优化课程结构、完善课程体系展开。随着历史学的发展,新理论、新方法犹如老树新枝,蓬勃兴旺,与多学科的关联性日益密切,因此历史学的课程体系必须涵盖多学科门类。基于这一基本原则,对原有课程通过增、删、并、减、压等方式,实现“强干减枝”,增设实践性、跨学科课程。通过“学科基础课”、“主干理论课”、“科学研究课”、“实践教学课”这四大课程模块的建设,构筑基础性、专业性、研究性、实践性为一体的课程体系。 1.基础性。要突破以往在该专业课程设置上偏重于传统的历史学基础知识课程的狭窄局面,拓宽专业课程的支撑面,以“宽口径、厚基础”为重点,以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课程为支撑,构成学科基础课课程模块。 2.专业性。以掌握专业基础理论方法为优秀,突出专业理论课教学,以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中国历史地理等课程构成专业主干理论课程模块。 3.研究性。以掌握专业基本研究方法为原则,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以中西文明比较研究、红山文化研究、契丹辽文化研究等课程构成科学研究课程模块。4.实践性。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导向,突出运用专业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本领,抓好实践性教学环节,继续坚持并不断改革“中学历史教学法”课程教学,以课程考察、历史专题调查、社会调查、学年实习、毕业实习、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多个环节构成实践教学课程模块。 三、建立课程建设评价体系 建立科学的课程评价指标体系,不仅是课程建设客观评价的依据,同时也是课程建设要努力实现的目]。把课程评价作为实施课程建设的措施与途径,使课程评价寓于课程建设之中。经过长时期的摸索总结,赤峰学院历史学特色专业课程建设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课程建设评价体系。课程评价体系由两级指标构成:一级指标有5项,二级指标是一级指标的细化,有17项。一级指标包括师资队伍、教学条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教学改革与教学效果等五项。二级指标具体包括学术水平、教学水平、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梯队规模、师资培养、教学文件、教学大纲、教材、教学设备、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改革、教学效果等。每一项二级指标都对应相应的评价标准,同时,划分相应的评价等级。评价等级分A级(优)、B级(良)、C级(中)、D(一般)、E(差)五等,不同等级对应不同的分值,各项得分之和为评价总分。评价总分≥85分的课程为优秀课程;评价总分≥60分且<85分的课程为合格课程;评价总分<60分的课程为不合格课程。四、课程建设的成效在课程建设标准的指导下,在课程建设评价体系的监督下,赤峰学院历史学特色专业的课程建设取得了显著效果。 1.促进了师资队伍建设。历史学专业通过引进具有博士学位且具有学术潜力的青年人才以充实师资队伍,并通过进修、访学、攻读学位等形式来提高•82•吕富华/论部级特色专业下的历史学课程建设———以赤峰学院为例现有教师的整体素质,做好教师的培养工作:(1)培育名师,鼓励科研水平高的教授为本科生授课,使科研和教学相融合。目前,本专业已有自治区级教学名师1名、校级教学名师1名。(2)注重教学、科研能力比较突出的青年骨干教师的培养。青年骨干教师在承担专业课程教学的同时,积极申报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近年来,本专业的青年教师2人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人获教育部项目,12人获自治区级科研项目。专业建设点还有计划、有重点地优先派遣青年教师外出访学和交流。目前,4位青年教师已先后到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内蒙古博物院等单位访学,其中2人顺利完成访学任务,并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鼓励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先后有7名教师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知名学府的博士研究生。不久的将来,这些学成归来的青年教师必定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发挥重要作用。(3)是探索学校与社会联合培养教师的新途径。鼓励校内专任教师到历史学相关产业领域开展产学研合作,同时聘请相关产业领域的优秀专家、资深人员到学校兼职授课,形成交流培训、合作讲学、兼职任教等形式多样的教师成长机制,建设一支熟悉社会需求、教学经验丰富、专兼职结合的高水平教师队伍。同时,结合特色专业建设的目标和要求,通过引进、培养、调整等方式,有意识构建具有专业特长的师资团队,逐步形成年龄结构合理、专业基础稳固、研究方向明确、具有专业特长和影响力的师资梯队,为今后专业的发展和凸显特色奠定基础。目前,以红山文化研究为优秀的红山文化研究创新团队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级科研创新团队;以契丹辽文化研究为优秀的契丹辽文化研究创新团队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级科研创新团队,契丹辽文化教学团队被评为赤峰学院2013年校级教学团队。 2.促进了精品课程和优秀课程建设。历史学专业已有两门课程建设成为自治区级精品课程,即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考古学通论,有多门课程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与优秀课程。同时,为突出地域特色,建设两门特色课程,即红山文化研究专题与契丹辽文化研究专题。 3.促进了图书资料建设。按照课程建设的总体规划,历史文化学院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资料室、实验室及校内外实习基地建设。依托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基地图书文献、期刊等现有资料基础,建立起一个与课程教学相配套的图书影像资料库,为课程建设提供资料支持。 4.促进了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针对教学研究项目少,教学改革不够深入的问题,特色专业的课程建设专门深入地开展教学研究、深化教学改革,要求教研室有计划地组织教学研究,建立了教学研究与改革课题立项制度,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鼓励教师开展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在此政策支持下,先后有《运用多种教学手段上好文献学课》、《依据特色专业优势,丰富开放型实践教学内容》等六项课题予以资助立项,有效地推动了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 5.促进了教学管理的规范化。历史文化学院加强了教学管理的规范化,认真做好教学文件、教学档案的整理归档工作;制定了教研室工作制度,明确了教研室一级的管理职责,要求教研室认真做好听评课的组织工作,每位教师认真做好教师听课记录,教研室认真做好教研室活动记录,并定期进行抽查,随时对课程教学质量进行有效监管,有力地提高了教学管理水平。总之,通过课程建设,历史学特色专业下的课程建设在教学水平的提高、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学手段的更新、教学效果的增强、教学特色的彰显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并以点带面,对其他专业课程建设起到了示范和带动作用,推动了赤峰学院各门课程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作者:吕富华单位: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学论文:研究型教学历史学论文 1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在研究型教学中的地位 历史学是典型文科专业,在其教学活动中存在诸多文科共性问题,如:课程体系设置不够合理,知识性课程较多,方法论的课程很少;教学手段单一,以课堂教学为主;教师多重科研而轻教学,教学内容陈旧等。这些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文科专业所具有的通病,近些年来常常为学界所攻诘。毋庸置疑,在这种僵化陈旧的教学模式下,人才培养质量很难保证,专业培养目标能否实现也极为堪忧。许多高校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不断通过推动教学改革来扭转这种局面,力图将研究型教学落到实处。总体看来,业已形成的规范性认识将“研究型教学”定位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要有课题(专题、问题),师生共同研究、共同讨论;二是强调学生的自主性,教师引导而学生自主钻研;三是实现知识的“内化”,通过体验,提升素质和能力。基于上述特点,很多高校围绕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两个层面展开了探索和改革,其中课堂教学改革是主要发力点。从教学氛围的培育到学习兴趣的培养;从教学主体的互动到课堂效果的评价;从教学过程的优化到教学手段的更新,探讨不可谓不全面,不可谓不细致。各高校管理者和相关研究学者,考古鉴今、兼收中西,形成了大量的极具智慧的研究和探索成果。 相较而言,对于课外实践这一环节却长期疏于关照。古语有“纸上得来终须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之说,特别是对于历史这门偏于理论和知识的学科,更是需要注重实践,否则所谓研究型教学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研究型教学强调学生的主体精神,自主钻研、自主创新,这种能力的培养只通过课堂是很难实现的,实践环节不可或缺。人的能力总是在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只有在实践中不断运用所学知识,方能实现“知行合一”。有研究表明,一个人对于听到的信息能记住25%,对于听且看到的信息能记住45%,而对于听到、看到且做过的事情则能记住70%。也就是说,虽然课堂有内外之分,但却不应割裂开来,唯有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教学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方能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对于学生来讲,课外实践活动的实现形式是多元化的,比如参加甚至主持课题研究,或者自发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即便是做一些兼职也可视为实践活动的一种。但上述方式均有局限性,课题研究从目前来看对于本科生而言机会还是比较有限,而自发参与社会活动或者兼职目的性不强且随意性很大,这都难以收到实效。在这种情况下,体现在专业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包括课程见习、综合实习、毕业论文等就显得尤为重要。 2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事实上,历史学专业的管理者和教师对于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是有清晰而明确的认知的。但是限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这种认知大都停留在理念上,以致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并没有落到实处,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按照培养大纲要求,历史学本科专业在课堂教学之余,还设置有固定时间安排的实习活动,包括课程见习和综合实习两个方面。课程见习,顾名思义是针对于特定课程所安排的实习,如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考古学通论、史学论文写作等课程,一般要安排至少两天的单科实习。综合实习,又称为综合认识实习,即提供给学生一个较长时间(一般为7天)去校外开展实践活动。无论是课程见习还是综合实习,其目的是相同的,就是通过重返历史现场、开展田野调查,将文本知识与现场实况互为映证,使枯燥乏味的文字变为立体形象的鲜活材料,从情感上和学理上更为深刻地感受历史背景、认知历史事件,进而将所学知识与身处的社会、自然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内化的体验。这样一种设置和安排,无疑是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具有开放性、创造性的一个平台。 这样一个平台如若搭建规范完备,就能够将合作性、问题性、实践性三个维度有机结合起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有助于其综合素质的提升。然而目前许多高校的实习环节操作往往是流于形式,几无效果。析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传统教学理念的惯性作用,“重理论而轻实践”,高校管理层面没有予以足够重视和支持,比如实习经费安排比较低难以有效开展活动;二是教师重科研而轻教学,“课题、论文”至上的倾向依然比较严重,不愿意投入精力于实践教学;三是院系在运作中对于师生安全顾虑过重,往往简化甚至改变实习形式,当下一种常见的做法就是将实习活动完全交由旅游公司打理,从而规避责任,但实践活动却变成了旅游观光。实践教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毕业论文写作,其设置的目的在于检验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学科知识、思维能力等各种综合素质,促进大学生将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学习的知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提高实践能力和水平。但是近年来关于本科毕业论文的声讨之声不绝于耳,有部分学者甚至提出废止这一规定,其原因就在于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的论文严重浪费了教育资源,伤害了本科教育的形象。教育部曾多次下达通知,要求各高校加强本科毕业论文工作,加大改革力度,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各高校也纷纷采取举措,力图改变这一现状,如进一步规范论文写作流程和制作要求,严格论文的考核和评估,加强对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管理等。 但从效果来看,似乎难尽如人意。就历史专业而言,本科毕业论文质量较低是有客观原因存在的。一方面专业课程设置偏重于知识体系掌握和理论观点介绍,而方法论课程设置较少,加之大学期间又鲜有机会参与科研活动、接触乃至写作科研论文,以致到大四阶段毕业论文写作时有手足无措之感,逻辑思维能力、创新意识严重不足,也就很难形成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另一方面,大四阶段正是学生面临择业的关键时刻,考研、找工作成为优秀内容,在目前的就业环境下,很多学生在重重压力下没有心思、也没有精力投入过多时间在毕业论文写作上,往往只是抽出几天时间就草草完成,其质量也就可见一斑了。 3研究型教学导向下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的思考与展望 研究型教学的宗旨是通过教学与研究、实践的结合,激发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勇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这就要求在课内教学活动和课外实践活动搭建一座桥梁,以问题为导向,在师生平等而又积极互动的基础上,给予学生充分而又自由的探索空间。正如前文所述,课外实践的全面开展和落实,主体环境尚不成熟和完善,目前有效的着力点就是抓好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活动。若要做好这一方面,需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合力。其一,高校层面。高等院校要自上而下重视实践教学活动,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扶持和激励机制。在目前实习补贴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高校可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免除师生后顾之忧;面对指导教师主动性不强的现状,高校可以将实践教学纳入绩效考核体系,或者可以通过课题等方式给予指导教师一定的物质奖励。针对于历史学的专业特点,高校应该积极引导具有丰富考古经验或者田野调查经验的高水平教师充实到指导教师队伍中来,以优化师资结构。 在毕业论文工作方面,高校要采取有效举措严把质量关,还可以结合实际进行适当变通,如将时间安排至学生在校的大四第一学期全部完成。其二,教师层面。无论是校外实习活动还是毕业论文写作,都需要指导教师与学生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互动,可以说实践教学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导教师的宏观调控和微观指导。这就要求指导教师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严谨负责的敬业精神。以田野调查为例,一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活动往往需要极为耐心和周全的准备工作。事先要有具体的运作方案,包括确定调查主题、遴选合适田野点、制定详细调查计划、准备充足经费、培训人员等方面都要面面俱到。调查期间,要结合实际情况把握好计划进展的节奏,耐心细致地进行指导,保护好师生的安全,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 调查结束后,要及时组织人员进行资料的汇总和整理,完成调查报告的撰写及后续的收尾工作。所以作为指导教师而言,既然承担了这样的角色,就要认真履行职责,不辱使命。其三,学生层面。实践教学环节的设置归根结底还是要由学生自主来完成,即使是方案和计划制定得非常完美,如果学生不积极参与进来,一切都只能是零。作为学生来说,应该珍惜每一次实践教学活动,积极走向田野与社会,确保教学“情境化”的生成。在经费相对有限、实习环境相对艰苦的条件下,学生要“吃得苦、耐得烦”,配合实习方案组织实施,积极参与互动,更要在这其中树立主体意识,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培养才干,增长见识,提升综合素质。 作者:邵侃单位: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历史学论文:高校教学历史学论文 一、历史学专业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建设的主要活动 通过长期摸索,我院已经认识到上述单一的实践教学方式和内容难以满足社会需求,不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此,以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建设为契机,我院以“多样性”和“循序渐进”为原则,合理安排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首先,在教学方面,我院充分利用校外实践基地的各种活动,促进学生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理解。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内容。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就是制造灾难的凶手之一。近年来,学院每年都统一组织历史学专业学生前往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参观,让学生近距离地、真切地感知日寇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深化理解理论知识。为了避免学生走马观花,学院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组织了各种形式的课外活动小组,鼓励各小组自行安排各种专题性的活动,包括参观展览、走访专家、担任志愿者、听取学术报告等。2012级同学就组织了多个课外活动小组,并充分利用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的资源自主地进行有效活动:他们自行组织了更为细致的参观活动,在参观过程中注意有针对性地记录相关资料、史实,为自己撰写论文收集材料;他们走访了展馆周围平房区的老居民,倾听这些老人们讲述七三一部队的累累罪行;他们还与陈列馆内的专家学者交流,了解相关研究现状和前沿问题。学院还将结合新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延长历史学专业学生的专业实习时间。届时,学生可以在更长的时段内、较为集中地在实践基地学习、工作。其次,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提高学生专业兴趣和技能。学院结合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分别组织不同形式的活动,循序渐进地推进学生的知识与能力的增长。针对大一学生知识储备相对较少的特点,学院主要组织他们参观考察活动,增强感性认识;对大二学生,学院推荐优秀学生定期到展馆从事讲解工作的学习,陈列馆根据学生表现选拔胜任者出任讲解员;对大三、大四学生,学院鼓励他们争取在更高的层次上发挥特长、锻炼能力、提高素质。比如,进行田野考察,跟随专家收集、整理文献资料,参与各种学术会议等。在“2013年世界犹太研究与大屠杀教育国际研讨会”七三一分会场的活动中,我院历史学专业的部分学生陪同参观,表现出了良好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再次,依托校外实践基地,积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院历史学专业学生结合陈列馆的展品资源,运用网络、展板、征文、报告会等多种形式,积极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和教育。近年来,我们先后邀请了多位省内外专家到我校讲学,内容包括侵华日军化学战研究、战后七三一遗址保护情况等。 二、实践教学活动取得的成果 通过历史学专业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的建设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实践教学活动,我院在历史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学生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通过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实践教学活动,促进了史实与实物、书本知识与实践活动、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结合,提升了学生对本专业的热爱,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往,很多同学对历史学专业有成见,认为它不如其他实用性强的专业,只能纸上谈兵,将来找工作也受局限。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很多同学们认识到,历史是人类知识宝库中的重要财富,是人类共同的记忆。在课外实践活动中,他们理解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以史为鉴”,懂得了“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很多同学摒弃了过去的偏见,学习兴趣提高了。一些同学还选择了考取历史学专业的研究生。近年来,我院历史学专业的考研率始终居于全校前列。更多的同学毕业后选择了从事历史教学工作。一些同学在学习世界史或考研的过程中,外语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实践教学活动还引导一些学生选择了自己的科研方向。在学习兴趣提高的同时,通过多层次的活动,一些同学对中国现代史、东北地方史的学习、研究兴趣渐浓。他们认识到东北地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看到了身处东北从事地方史研究的优越条件。在老师的引导下,一些学生在本科阶段就把学习、研究的重心向中国现代史、地方史领域靠拢。目前我院已有多名同学围绕这些领域成功申报了大学生创新项目。 每年学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中,这两个方向的选题总是占有比较大的比例。还有一些同学在此基础上报考、攻读这些方向的研究生,继续深造。在实践教学活动中,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达到了双重效果:其一,避免了枯燥、单调的说教,让学生潜移默化地增强了爱国主义情感。他们主动地向他人宣传,同时把自身的爱国主义情感转化为学习知识、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努力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其二,很多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都一反以往老师组织的自上而下方式,而是以学生为主体、由学生自主安排各项活动。这不仅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更体现了学生“以史为鉴”的人文情怀,用他们的行动彰显了史学研究的现实价值。在历次参观七三一罪证陈列馆的总结会、报告会、征文稿中,我们都能感觉到一届一届学生思想受到的触动。除了专业方面的成果外,实践教学活动还锻炼了学生沟通、语言表达等方面的能力,提高了综合素质。在担任讲解员、会议志愿者以及跟随专家从事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田野考察等活动中,同学们不仅提高了专业技能,而且在待人接物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很多同学认识到,要做好工作,不仅需要过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需要良好的综合素质,否则就会事倍功半。因此,他们在实践基地的活动中,向指导教师、专家学者、管理人员学习,在各方面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目前已有多名优秀毕业生被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选拔留馆就业。以上成果仅就本科教学而言。相信通过与校外实践基地长期、持续的合作,未来在教学、科研、研究生培养等方面的成果将会与日俱增。 三、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第一,应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进一步提高实践教学活动的层次、扩大教学对象的范围。目前实践教学活动主要限于本科学生。本科学生的年龄、知识储备、阅历都限制了他们参与的实践活动的内容、方式、层次。这必然影响实践教学活动的效果。本着实践教学活动和校外实践基地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将来应从大一学生开始到研究生阶段一条龙式地指导学生参加实践教学活动,从而保证参加实践活动的人员相对稳定、学生的研究范围相对固定、研究成果不断深化、层次不断提高。此外,还应积极推进合作培养研究生等方面的工作。 第二,应保证实践活动时间的连续性。目前我院历史学专业学生校外实践活动时间比较短且分散,导致学生的锻炼机会少。这主要是由于在目前教学培养模式下,课堂授课时间比例大、学生自主学习时间相对较少。在新一轮教学改革中,应适当延长学生自主学习特别是课外实习实践活动的时间,保证学生实习实践活动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增加学生轮岗的机会,促进能力培养。 第三,建立追踪与反馈的长效机制,保证校外实践教学活动的效果。校内、外指导教师应积极加强合作,有效指导学生的实习实践活动。对各批次参与校外实践活动的学生,都应设立专门档案,加强管理和引导,储备资料。学生毕业后,还应定期与其沟通,了解学生发展情况,更好地改进实践教学工作。 作者:杨超于琳琦赵景光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历史学论文:历史学科多媒体课件论文 一、多媒体课件的合理使用,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情感 知识很容易被学生遗忘,但是,学生在课堂上的情感体验则会对其产生持久稳定的影响。在授课伊始,如果教师能够合理地使用多媒体课件的话,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情感来。例如,我们在探究《甲午中日战争》这节课中的战争背景以及中国战败的具体原因时,其中《马关条约》的内容和影响是要学习的重点知识,这就需要学生能够在切实地感受带这段屈辱历史给中国带来的伤痛的基础上,才能更深刻地去理解其中相关的知识。为了促使学生形成这种情感体验,我结合了《走向共和》中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谈判的一段视频播放给学生们看,视频中的李鸿章痛苦的表情、步步退让的无奈和日方咄咄逼人的姿态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极大地刺激了学生的爱国情感。紧接着,在这个基础上,我抛出问题:“中国为什么会战败?《马关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危害和影响?”有了之前的情绪做铺垫,学生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也更加的积极、主动,课堂学习的氛围也异常的热烈,这样的教学效果也是极佳的。 二、多媒体课件的展示,能够生动地再现历史事实,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 历史学科是过去式的,学生在学习中,不可能对历史学科中的一些现象进行直接的观察,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历史学科的教学带来了困难,运用多媒体进行辅助教学,能有效地帮助学生建立起对历史知识的感性认识,并且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例如,我们在学习《红军长征》这一课的内容时,由于学生对红军万里长征知之甚少,如果单纯地让学生通过文本的阅读或者教师的简单复述的话,比较难理解红军长征的艰难,也很难真正地立即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于是,我在教学伊始,制作了一个课件,在上课前播放了一段电视剧《长征》里的歌曲《十送红军》来渲染课堂的教学氛围,在讲解新课之时,又播放了一个战斗片段:“湘江战役”惨烈的战斗场面。学生在观看视频后,也能够迅速地进入到了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当中,再结合课本内容,边学习边讨论,最后的水到渠成的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左倾冒险主义让红军面临着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关键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和中国革命,进而学生也能够很轻松的就理解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有效地突破了教学中的重难点内容。 三、多媒体课件的弊端 1.教育素材的整合不是很合理。在使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的时候,如何将来自不同途径的多种信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教师在使用多媒体课件中的一个常见的难题,特别是历史这种学科,要让各种素材有效地整合在一起是一个难题。很多教师在教学中,认为信息资料越多越好,这就导致了在制作课件的过程中没有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接受的信息量过多,没有突出重点,这也是不利于构建高效的历史课堂教学的。 2.在使用多媒体课件的过程中个,片面地追求表象,忽视了历史教育教学的效果。比如,有些课件热闹花哨,有图像、文字和声音以及动画等各种效果,过分地追求了课件的形象性和直观性,这就容易让学生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这就让教师在传授知识以及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等方面的教学目标淡化了。多媒体课件的使用本身就具有两面性,多媒体课件在给教学带来优势的同时,也对教学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双面性,科学合理地进行使用,让其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有效地促进学生素养与教学质量的双重提高。将多媒体课件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让多媒体教学成为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作者:吾甫尔 艾买提 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阿拉哈格镇中学 历史学论文:艺体生的历史学习现况简析 作者:宋继超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美术特长生历史学习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美术特长生对历史知识了解、学习、掌握的程度并未达到教育大纲的要求.通过笔者自身的调查了解来看,美术特长生历史学习成绩不理想,历史知识素养偏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学生的因素多出现在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习惯与方法不正确以及学习的动机不强烈;同时,也有来自于学校与教师等外在因素,如学校与教师对历史学习的重视不足,忽视对学生历史学习过程中监督与管理,导致历史学习与美术专业课程的学习出现矛盾,并不能妥善给予解决等等.以上的诸多现状,都是引起美术特长生对历史学习存有不同程度的忽视、厌学的主要因素.而存在的问题则有以下几方面.学习目标不明确、后劲不足每个学生都必须具有自己的学习目标.只有为自己树立一个明确的学习目标后,才可以更加自觉地、努力地进行学习;同时良好的学习目标还具有导向、激励、制约等心理作用,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经过笔者的认真观察、了解与分析,在美术特长生中,大多数学生对历史学科的学习目标不明确,甚至没有学习目标,只是随波逐流应对考试.他们没有认识到历史学习对其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从而放弃了对历史学习或是减少了对已学历史知识的整理与巩固.学习兴趣不浓郁、学习意志比较薄弱由于美术特长生大多数把其爱好、兴趣及学习时间放在了专业课程上,再加之历史学科需要大量的记忆,学习内容枯燥、乏味等等,这都是导致学生们对历史学习不感兴趣的因素.由于对历史课程没有足够的学习兴趣,导致学生们在历史课堂学习时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气氛不浓郁,甚至出现了历史课旷课的学生日益增多.当问及学生们为什么会对历史学科不重视甚至出现旷课的问题时,学生多表现出一种无奈,或是表示可以原谅的想法———我们对历史课学习没有兴趣,同时它对我们的未来发展没有太多影响等等.这些现象,完全可体现出美术特长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不浓,自身的学习意志薄弱,没有产生自主约束力.学生缺乏自主性学习能力及良好的学习方法学生的自主性学习,对其整个学习过程与学习效果的影响都非常巨大.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越强烈,也就能越加坚持学习,对学习成绩的提高也帮助极大.而美术特长生的历史学习的主动性与专业课程相比之下,其自主性学习能力就差很多.由于美术特长生基本都存在历史知识的底子较薄,以往的学习方法也多以死记硬背为主,加之缺乏对已经学习过的知识整理、巩固,没有系统地将所学知识进行全面理顺、贯通,只能死记硬背这些零散的历史知识,这就引发许多学生对历史学习产生一种畏惧心理.由于学习方法的不正确,导致对历史学习没有自信、学习态度消极、兴趣不高等. 提高美术特长生历史学习有效对策 明确历史学习目标,增强学习动力历史教师应让美术特长生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并树立目标,这样才可以使学生产生学习的动力,才会具有面对并战胜困难的勇气.历史教师要使学生充分认知、理解历史学习对其自身素质的提高与未来的发展重要意义.同时,侧重于学生们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爱好,引导、帮助学生们树立不同的、适宜的学习目标,要让学生们感觉不到学习目标的压力过大,经自己努力过,可以完成这个目标.这样一样,才可以增强学生们的学习动力.当学生们达到目标之后,历史教师则可以再适宜、适时的进行下一个学习目标的制定,以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提高目标的标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其学习积极性历史教师应该做好自己教学内容安排,最大程度地加强对历史知识的融合性、趣味性,以增加历史课堂的感情色彩与趣味性,提高课堂教学的吸引力.同时,还要侧重于发掘与美术相关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相关的历史知识,让学生们在课堂学习中可以从中更多地了解一些相关历史知识,提高其对历史的学习兴趣.再加上历史教师在课堂上充分将历史知识结合生动、幽默的教学方法,也可以大大提高学生们注意力,进而逐步达到使其产生学习兴趣的目的.与此同时,历史教师还要充分体现出自身的高尚情操、丰富的知识素养以及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将自身的活力与素养全面的展现给学习,让历史课堂充满快乐的因子,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与幽默及快乐的笑声.这样的历史课堂才是学生最需要的课堂,才会使更多的学生对历史学习产生浓郁的兴趣来,也才会使美术特长生对历史学习产生自主性的学习,以配合课堂上历史教师授课的生动、有兴趣的教学内容.培养学生们的正确学习方法,提高其自主学习能力学习方法是最重要的,是一个人能够主动获取更多知识的基础.良好的学习方法,可以令学生获得更大的成功,无论是现在抑或是将来的学习与工作之中.因此,我们历史教师有责任引导、帮助学生们掌握一种或是更多种的正确、良好的学习方法.首先,及时的对历史知识进行预习与复习.这也是实践证明后的成功学习方法之一,这也需要我们历史教师在学生们掌握此方法之前要进行督促、监督的重点,并使其形成一种习惯.其次,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对知识的自主探究式的学习习惯.任何知识在我们刚刚学习的时候,都会有一定的难度,这就需要培养学生们进行自主的、积极的去对未知知识的探究性学习,从多方面去了解、理解该方面的知识,同样,这种方法也适用于历史学科的学习.历史教师可以抓住教学内容的重点,以此给学生一个自主探究的题目,让学生们自主学习与之相关的知识.这样不但可以提高学生对此类相关知识的理解、记忆程度,还有助于让学生们产生更加浓郁的学习兴趣,从而丰富其历史知识.提高历史教师的自身综合素质历史教师的自身综合素质,对美术特长生的历史学习的影响极其重要.如果历史教师都没有继续学习、继续深造的兴趣与态度,没有一个良好、有效的教学方法与模式,也很难全面提高美术特长生的历史学习效果.因此,我们历史教师更要注重自身的综合素质的提升.首先要做到提高对新时期历史教学的方法与教学观念的转变.其次,丰富、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这样才可以真正发挥出教师的职责,提高教学质量. 历史学论文:在历史学科研究性课程中提高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能力 高校历史学科研究性课程的设置体现了对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注重和培养,是提高本科生专业素质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对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的指导意义十分突出。通过开设研究性课程可以培养学生对史学研究和史学论文写作的兴趣,提高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能力,避免学生写作毕业论文出现盲目选题、写作不规范甚至全文抄袭的现象,能够做到选题有所依据、写作有适当的指导、答辩有一定的提高,从总体上提升本科生毕业论文的质量。 一、高校历史学科研究性教学模式的构建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积极推动研究性教学,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在高校积极推广研究性教学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研究性教学模式通过研究性课程的设置得以实施和体现。 研究性课程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主地运用研究性学习方式,获得和应用知识、发现和提出问题、探究和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是在基础型课程和拓展型课程的基础上,体现知识的综合和能力的发展,注重体现专题性和综合性、开放性,加强实践性。课程理念表现为:关注学生兴趣,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优化学习方式,丰富学生学习经历;注重过程评价,促进学生不断发展;加强课程整合,充分发挥课程整体效益。着重在专题性和综合性的研究或探究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力,以及实现知识迁移和相应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学习主体应具备以创新精神进行探究、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能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学习与理解,具有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行为的能力。 高校历史学科研究性课程的设置可以搭建一个让学生充分发挥创造性能力的平台。结合历史学科的特点,通过研究性教学模式的实施,给学生提供思考历史和探究历史的空间,有利于学生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提高学生正确表述历史、对历史知识的综合理解能力,掌握初步的科学研究历史的方法,加强师生间的合作与交流,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研究性教学模式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围绕特定的历史课题,利用图书馆、互联网等多种途径获取材料,以科研的方式获取历史知识、解决特定历史问题的教学方式。它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培养其创新能力为宗旨和目标,其特点是教学过程中更加注重学生思维的展开、方法的运用和经验的积累,而不是对现成知识的死记硬背。提倡学生对教学的主动参与,强调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究性学习为基础,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积极性,使他们的自主学习、积极探究具有内在动力。 首先,课堂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教师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授课时间,既兼顾教材的系统性、全面性,还要适当介绍或探讨学科中比较深层次的或前沿性的问题。这种授课方式是学生比较欢迎的,能激发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教师的教学要围绕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来组织学生的学习活动。更加注重引导学生对历史问题进行共同探究,注重学生历史思维的培养和在教学中对史料的运用,加深学生对历史的理解,使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方法。教师抛出问题,学生带着问题积极思考、热烈地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开阔思路、集思广益,观点逐渐明晰,并进一步提出自己的疑问,实现课堂上教材内容的拓展延伸。 其次,教师要布置与本门课程相关的参考文献让学生课下阅读,并给予一定的指导。在阅读文献资料的过程中对学到的知识有更深切的体验和感受,使之真正成为自己的东西,综合已有的知识来解决正在研究的课题。学生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从多种渠道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资料,能对各种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整理、提炼并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能熟练地使用信息工具和各种相关软件,能了解科研的一般流程和方法,能规范地撰写科研小报告,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总之,研究性教学模式更加注重学习过程以及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其优秀是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通过主动探究式的学习,力求激发学生的主体创造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二、在研究性课程中提高学生毕业论文写作能力的方法及意义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指出:“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毕业设计(论文)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同时,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也是衡量教学水平、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 研究性课程有利于学生阅读、分析史料和探究历史问题能力的培养,使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功扎实、牢固,并形成初步的研究、写作的能力,为毕业论文写作奠定了良好的科研基础。强化研究方法及写作基本功的训练,应贯穿大学教学的每一个阶段。一、二年级指导学生撰写读书笔记、读书报告,写前沿性问题的学术研究综述、小论文;三年级,指导写学年论文;四年级,指导写毕业论文。 可以在毕业年级开设专题讲座课指导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专题课以中国史、世界史两大通史为选修课程,选择和通史课内容相关的史学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由各教研室集体研究确定题目,汇总后按照历史发展线索授课,要求所讲题目能够反映本学科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提供给学生一定量的学术信息、参考书目及相关因特网址等。学生通过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掌握比较丰富的资料,使研究课题具有扎实的研究基础,为顺利地开展后续研究工作提供保障。通过学生的讨论和教师的分析论证,使学生拓展视野、开阔思路,使学生初步了解史学论文选题的原则,掌握查阅史学信息与文献资料的方法,熟悉史学论文的基本格式和写作规范,培养对史学研究和史学论文写作的兴趣。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做好毕业论文的选题工作,写出初步的选题或开题报告,为该课程结束后进行的毕业论文写作做好准备。 完成一篇高质量的论文需要扎实、完善的知识积累和科研素养积累。通过平时量的积累最终达到质的飞跃,从总体上提高毕业论文写作的能力和质量。研究性课程对毕业论文写作的指导意义体现在论文写作的三个程序上: (一)开题。确定选题,制定提纲,理清思路,撰写开题报告。选题是专业论文写作的突破口,要求论题明确、立意新颖。研究性课程结合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在学生学会对专业基本问题的把握、分析和理解的基础上,介绍本学科的研究动向、最新的研究方法、观点和成果,使学生对某些研究领域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并对某些史学问题有所思考,具备了相关的理论、资料储备,做论文时能够从容面对。避免出现盲目选题、全文抄袭等不良现象。 (二)撰写。史学论文写作需要作者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创新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写作过程中应注意以下方面: 1.论证有力。论据充分,资料翔实。研究性课程指导学生进行课外文献的查找和阅读,既培养、锻炼学生查找、整理文献资料的能力,同时又能够开拓学生视野、拓宽知识面。学生利用网络查找资料,为论文写作提供较为丰富的资料引证。史学论文写作重在驾驭史料,对史料的消化与处理应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将史料转化为自己的语言,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杜绝史料的杜撰。 毕业论文写作所需要的研究方法以及基本写作技巧等内容的掌握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训练。专业课老师注意在教学活动中让学生勤思考、多动笔,通过读书笔记、文献综述、学年论文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通过循序渐进的写作实践,使学生写作水平逐步得到提高。既巩固了专业基础知识,又极大地调动了论文写作的积极心理因素,从而提升学生的科研能力,最终完成高质量的毕业论文。 2.格式规范。史学论文的格式应符合学术规范。论文的基本格式包括题目、摘要(中英文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毕业论文要求由学生独立按照学术论文规范进行排版打印。明确规范化的注释包含的要素:(1)作者;(2)论著名;(3)出版地;(4)出版社(或刊物);(5)出版时间(或发表期次和日期);(6)页码(或版次)。 3.修改定稿。学术论文修改的内容包括对观点、论据、结构、语言、注文的修正。指导学生在充分利用前人研究成果及资料的前提下,表达对某个历史问题的看法。并参照学术信息,考虑是否写出了新意;是否发掘新的材料或对材料进行新的解读。指导教师统稿时对课题研究的方法、论文的结构安排、逻辑层次,遣词用语的准确与规范给出修改建议、重点在于力求写出新意、提高质量。 (三)答辩。规范答辩程序,力求在规范中求进步、促发展。毕业论文答辩的功能在于考核论文质量与评定成绩、修补论文漏洞与完善论文、师生互相启发与学术切磋。在学生毕业论文答辩全面结束后要及时召开研讨会,总结经验和不足,并对以后的毕业论文工作提出建议。 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写作,是检验学生学习效果和培养学生科学研究、创新能力、自学能力的重要环节,可以反映出学生的学业情况和本科教学质量状况。通过研究性课程设置,教师对于学生科学研究和撰写论文都给予具体的方法论指导。在师生共同研讨过程中,培养大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使他们初步掌握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和方法。在学生写作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教师启发引导学生独立进行工作,注意发挥学生的主动创造精神,帮助学生最后确定题目,指定参考文献和调查线索,审定论文提纲,解答疑难问题,指导学生修改论文,使毕业论文的开题、写作、答辩各个环节都体现出开放性、探究性,从总体上提高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这对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艺术学类论文:作为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 摘 要:文艺是一种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当前,应当把文艺作为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的范畴加以高度重视,提高它的社会地位。整个思想战线上的任务是如此,艺术学学科建设的任务也是如此。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人类的精神生产包括电影生产应该将价值导向放在首位,应该强调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导向。当下艺术的创作与鉴赏缺乏理论支撑,缺乏明确的价值导向,这是很值得艺术学门类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自身关注的。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历史学的基本观点在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在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四个讲清楚”,跟我们艺术学和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密切相关。作为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理应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党的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里面去,做出自己独特的思想理论贡献。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艺术学学科;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意识形态;价值导向 一、文艺是一种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应当把文艺作为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范畴加以高度重视,提高它的地位。整个思想战线上的任务是如此,艺术学学科建设的任务也是如此,要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HT5”,5SS][KH*2] 2013年8月19日,五年一度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做了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按照小平同志当年的话,一百年不能变。接下去的一句话是,“意识形态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然后对党的意识形态这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 学习了总书记的讲话之后要重新思考文学艺术,特别是我们的艺术学、艺术学学科建设、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究特别是艺术学理论本身竟是人类的一种什么形态的存在?马克思的一个基本的观点,“人类愈文明,社会愈进步,人把握世界的方式就愈应多样化。”他论证了主要的几种方式,摆在最前面的是经济的方式把握世界,也即物质的方式把握世界。人之为人不能只是物质的方式,必须还要考虑到独特的精神家园的坚守,还要有精神的方式。后面的几种方式是政治的方式、历史的方式、宗教的方式、哲学的方式,还要有艺术的方式。艺术是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存在的。按照他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理论,文艺是一种悬浮在上层建筑之上的东西,什么东西呢?过去翻译的是叫人类审美的艺术形式,后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文学组里边引起争议了——人类审美的艺术形式能不能就过渡到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我觉得翻译问题,不要搞文字游戏,艺术形式不就是意识形态吗?《文艺报》刊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所长张炯同志的文章《论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他明确地支持文艺是人类的一种独特的审美的意识形态,文艺跟其他的意识形态是有不同之处的,但是文艺总体上是有意识形态性的。为什么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派生下来的结论、推论就是,既然承认文艺是一种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那么理所当然地文艺就应当进入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范畴而加以高度重视,就应该提高它的社会地位,特别是思想文化地位。这正是我们本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继承前几届学科组的不懈努力,最终终于实现了把艺术学升格为国务院学科目录的一个门类的最根本的理论依据。明白了这一点有什么好处?我以为才可能从理论根源上彻底地驳倒当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承认艺术的商品性,而否认和排斥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那种错误的思潮;才能进而驳倒肆意泛滥的过度娱乐化倾向甚至于娱乐至死的错误倾向;也才能从理论上、从根本上驳倒形形色色的戏说历史、消费历史、颠覆经典等等倾向。如果这一条不明确,艺术学的学科建设是很难实现8·19讲话中讲到的两个“巩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明确目标的。明确了这一点,才能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持续地健康地繁荣发展在一条正确的历史轨道上。在当代中国,整个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任务是如此,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任务也是如此,要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我历来主张高等学校是民族思维的先锋阵地,高等艺术院校是民族艺术思维的先锋阵地。先锋阵地是要搞理论建设的;是要密切地注视创作实践、进行理性抽象和科学概括的;要为整个民族的艺术创作和鉴赏提供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文化支撑的;是要提供正能量的。这一条必须旗帜鲜明。 二、人类的精神生产包括电影生产应该讲价值导向,应该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导向。当下艺术的创作与鉴赏缺乏理论支撑,缺乏明确的理论导向,这是很值得引起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关注的。[HT5”,5SS][KH*2] 不用否认,我联系实际讲给大家交交心,说点真话,诉点真情,求点真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最近,我有幸连续参加了电视剧作品的全国政府奖“飞天奖”的评审,接着又参加了电影作品的政府奖“华表奖”的评审工作,再参加了电影的学术大奖“金鸡奖”的评审工作。我们在艺术学的鉴赏活动、创作实践里面已经呈现了这种情况,不能不联系实际,而联系实际就必须旗帜鲜明的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理论立场。比如对最近上映的一部电影艺术作品《小时代》,我们面对这个作品的舆论导向是什么呢?因为票房收入很高,于是在我们党和政府的最大的机关报上就刊发了文章说,《小时代》展示了大意义,这个电影叙述了“90”后们的审美需求、文化需求。同时也是在这张报纸上的“文艺评论”栏里面,又发了另一篇文章《不能无条件纵容小时代2、3出现》,对此作了严肃批评,认为这部电影的价值取向有问题,对少年儿童成长不利,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说了一句非常尖锐的话,“不能无条件纵容《小时代2》、《小时代3》的出现”,这引起了有关部门的不满。这些有关部门说,国家审批不是你的权力啊,你们报纸应该发挥的是舆论监督作用,怎么能随便说谁在纵容啊?于是又在这张报纸的海外版上发了一篇文章《整顿世风不能靠打压〈小时代〉》,有这么一段话,“给一个拜金的人看100遍《焦裕禄》,他也不会变得省吃俭用;给一个不拜金的人看100遍《小时代》,他也不会出了电影院就去狂shopping。”这篇文章中,在汉语中夹杂使用了英文,这个文风就不对,不符合新闻出版法规,非常不规范。“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健康而斗争”,这是当年就说出的话,哪能用汉语表述祖国语言时就随便插入一句西文呢?而且,这句话从根本上抹煞了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抹煞了艺术教育、熏陶、提升人的灵魂的功能。这说明,我们艺术作品的创作与鉴赏缺乏理论的支撑,缺乏明确的价值导向,这是很值得我们引起广泛关注的。我们的高等学校不能说不发言。诸位去看一看那些电影作品,究竟包涵有多少文化含量和审美品位?但是因为它十几亿的票房,于是堂而皇之地就通过了电影艺术政府奖的初选,而且进入了最后的终评阶段。入选的理由是什么呢?说要由市场导向。这句话是由一位电影艺术政府奖评审的负责同志说出来的。那么我请问一下:人类的经济建设、物质生产需要市场导向进行资源配置;那么人类的精神生产包括电影生产能单一地讲市场导向吗?我看应该讲价值导向,应该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导向。为什么不能讲单一的市场导向呢?我建议我们都重读一下《资本论》,而且我是认真重读了的。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著作都很伟大。马克思是研究剩余价值的,他是第一个发现剩余价值的人,其理论优秀就是讲资本生产最大的原则只有一个——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他同时说,人是一种高级形态的理性的情感动物,不能够只追求经济效益,同时要坚守精神家园;因此,人类除了经济地把握世界之外,还须要艺术地把握世界。而实际上包括宗教地把握世界目标都是建设精神家园,都是要讲信仰的。因此,他就提出了需要艺术地把握世界,艺术地把握世界又是审美的把握世界。谁都知道,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从老子、庄子、孔子到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概莫能外,都承认人类审美的最佳境界——“超功利”。于是矛盾来了:资本运作即市场运作是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审美的艺术创作要追求超功利的思想境界。马克思说,“资本生产对于精神生产的某些部门说来,如艺术、诗歌相敌对”。有的版本、有些翻译家谨小慎微,在“资本生产”之间加了两个字叫“资本主义生产”。意思就好像是说我们今天搞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原理不适用。我当着中央编译局的领导说:第一,请问,马克思写《资本论》是研究资本运作规律,那个时候人类社会还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分,何来资本主义?第二,既然指出可以添上“主义”两个字,那么就要把此书叫作“资本主义论”,你敢吗?这肯定不行。恕我直言,近十余年来中国电影艺术创作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市场导向。今天的结果大家都可以看到。我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周星教授一起做“金鸡奖”评委时,我们在苏州艺术中心里面一看,成天排满电影放映室的影片,基本上是被《小时代》之类的电影作品被占满了,观看电影的大都是些文化素养还有待提高的谈情说爱的青年们,还有的带着未懂事的小孩儿的观众。所以,我曾经说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像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成长的时候,中国电影观众是争先恐后地去看《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看《野山》、《黑炮事件》;为什么到了今天《中国电影的市场报告》中客观反映的情况却是,观众们争先恐后去看《泰囧》、《小时代》之类的影视作品?还有一种说法——《失恋三十三天》是划时代的作品。这是一位中国电影学会一位领导同志的话,我下来就叫他“老划!”“你叫谁啊?”“你不是姓划名时代吗?……”这部电影在某些方面的成就我一点都不反对,但是不能把“划时代”乱丢啊。我看谁在“划时代”?钱学森先生在“划时代”:他进入21世纪提出了科学跟艺术不要在掐架了,要结缘复合,人类要高度重视艺术,甚至号召学自然科技的人也要学点艺术。这才是划时代的理论主张。 电视剧同样是这个情况。现在正在播的《大秦帝国之纵横》,他把那段时期围绕着赢驷跟张仪合纵造就大秦帝国的历史艺术地再现出来了,非常严肃。看看这样电视剧是需要历史文化的知识储备和理论修养的,看完了之后才会明白,哦,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原来在两千多年前的时候是这样统一起来的。从中吸取历史智慧、历史营养,乃至于上升到历史、哲学。那是非常有意味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更多的电视剧作品不需要文化,天天都是“婆婆妈妈”,今天好老公,明天好婆婆,后天又是好媳妇。这些需不需要?需要。但是,成天都是这些“婆婆妈妈”中,把整个民族观众引领在聚焦个人的小悲欢,你拿这些小悲欢当大世界,谁来把握历史的整体走向呢?民族的文明程度何以得到境界的提升呢?有许多问题是须要我们艺术学理论来回答的,需要艺术学理论来给予阐释的。比如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金雅教授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在艺术学理论自身的建设当中,要自觉地进行一种民族学理的建设。民族学理,确实要各美其美,先美自己民族以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艺术传统美的东西,然后再以开放的眼光美人之美,见好就拿,拿来就化,进而登上美美与共的台阶,从而去建设好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但是在实际当中,我们碰见了一些错误思潮,有一种是基本上把艺术非意识形态化了,说艺术有意识形态,太保守了太落后了,就把它排斥了。对西方的一些东西,没有做到李瑞环同志在20世纪90年代初所说的,对西方的文化、对古代的传统文化“见好就拿,拿来就化”。关键在“化”上,“化”就是与共,就是费孝通先生讲的“美美与共”;“见好就拿”,好是好,如何辨别,就要靠眼光。现在是不好的也拿来了,就是放在西方社会算是好的东西也要有一个结合中国国情、为我所用的现实问题。 我们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历史学的基本观点在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的“四个讲清楚”,跟我们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有紧密关系。所以,我觉得在高校里面教书的老师们,在这些问题上有时候应该向新一代的党的领导集体的领班人、总书记的讲话学习。现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天天发学习体会。不要只讲套话,要联系点实际回答点实际问题。我个人觉得应该注意两个观点: 一个是两个“巩固”,“自觉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我可以旗帜鲜明地说,我主张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历史学的基本观点在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大家看看,现在博士学位论文引“马列”经典著作的不多了,通篇都是西方文论。对此,我不反对,但是有些问题明明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就好,就彻底。比如全国文艺界理论评奖理论类著作抱来一本,有一位大学老师写的著作,引了西方翻译的,唯独不引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的话“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就在这里,这是党章甚至宪法的定论;放弃了它就放弃了立国之本。讲了两个“结合”,我感触很深。一是“一定要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我们现在只讲“服务”,不讲“教育引导”,或者淡化教育引导。这很危险。最明显的是,电视只看收视率,电影只看票房,出版物只看码洋,都是只追求这些外在的东西。一部电视剧作品是否优秀,不能拿收视率来衡量;收视率高的未必优秀,收视率不高的未必这部作品就不优秀。以收视率统计本来就不是很科学,年年统计起来除了赵本山的,就是一些极其庸俗的娱乐节目高居榜首。 二是“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我们过去只讲“需求”,不讲“提高素养”。在讲话中讲,“要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我跟楚小庆总编说,你在《艺术百家》杂志社当主编就牢牢把握了这个思想舆论和知识理论阵地,这个文化阵地没有丢,坚持了正确地舆论导向跟你个人的努力也有很大的关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问过我,《中国电影年鉴》还是人民的吗?他感慨于中国电影有太多类似《小时代》这些,优秀的电影不安排,安排也到了深更半夜,因为没有票房收入。这还不叫丢了阵地了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了“四个讲清楚”,跟我们艺术学理论很有关。一是“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艺术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须要补这门课。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悠长艺术传统的民族,我们的艺术传统究竟是什么样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赞成金雅教授所说的,加强把民族学理的自觉意识注入到艺术学理论的研究里面,才能够把我们都艺术积淀讲清楚。我们有那么多画论、书论、印论,《文心雕龙》、《诗品》、《书品》等,都积淀了丰厚的艺术。北京大学编了二十本“美学资料汇集”,很有价值。二是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国古典戏曲有那么多优秀的戏剧,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这个民族的灵魂,而且各种地方戏曲都是地方之人用戏曲形式审美地把握世界的精神生态。美术、舞蹈也是一样,有很多宝贵的历史文化积淀在里面。三是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软实力在哪?现在盲目地叫“走出去”,走出去的都是糟蹋了传统的、颠覆了经典的,走出去的越多,其中涵盖的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软实力就越被人家看不起。报纸上有文章说,看完了《小时代》中国人的道德现在怎么会这样呢?所以才讲“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比如2012年度的艺术学理论年会上我曾经说过,元杂剧里面优秀的经典《赵氏孤儿》,提倡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然而电影《赵氏孤儿》却把忠诚的程婴的历史形象给矮化了。这就弱化了我们的文化软实力。现在有一部电影票房也很高,描写了一个中国的女青年在自己的国土上,道德懦弱了当了“小三儿”,怀了别人的孩子,然后混进西雅图海关到美国的国土上待产,这一切所发生的故事。简单说来,在那块土地上完成了道德的转化、灵魂的进化,找到了真正的爱情,最后屏幕上扬起了美国的国旗,完成了一个美国梦。我是理解和赞成新近被任命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的贾磊磊研究员的观点的,这样“造成了民族欣赏心理的健康的正能量的流失”。四是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最后落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上,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大家要看到除了过度娱乐以外,大量颠覆经典、戏说历史、消费历史的。这不外乎就两种形式,简单说来,一种是显性的表现出来的,用一种假定,说历史如果这样发展就不会怎么样。历史本来就这样发展过了,但是他假定一下,把历史的发展走向给颠覆了。比如说,如果“五四”时期如果如何如何,中国早就富强起来了。还有一种最通常的,专门去解构、矮化甚至于颠覆那些重要的、已有的历史经典作品的例子。这些不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去研究,而是有意反过来说。比如重庆教育台,从来都是说反抗侵略者,坚持了数十年,等等。现在坚持战争,灭绝人性,投降才是和谐,才是正确主张,才符合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追求。这些都是很明显的显性的。在艺术创作和鉴赏实践里面,都须要我们理性地分析和抽象。还有一种很明显的隐性的东西,这些发现起来还要靠一些理论功底的。最明显的就是打着写实招牌把历史碎片化,通过把碎片化的某一个历史细节无限扩大之后得出了一个与原先完全相反的结构。比如说,找一个在某个时期留下的表明他抗战主张的片段,最后的结论就说,抗日战争真正打赢是领导的国民党,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都是打游击战、东躲西藏的没有发挥多大的决定性作用。文学界在上个世纪有一段时间流行政治先锋格局,写出来的小说总是着意于形式上和语言上,这些探索了新的东西,有贡献。但是它的主要美学思想是形式美学。后来,主张生活的原汁原味、民众判断,取消了正确的价值判断。这其实就是含混美学。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讨论、认真开展文学艺术领域中的理论研究的相关问题的重要方面。[HT5H][KH*2]四、作为人类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理应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党的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里面去,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我坚持认为,作为人类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理应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党的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里面去,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艺术关照的对象里面有很多复杂的现实问题是需要我们进行抽象概括的,需要艺术学理论,尤其需要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来深入阐述和展开评论的。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所以,我的结论就是,作为人类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理应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党的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里面去,做出自己独特的思想理论贡献。当然,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是有特殊性的,我们要牢牢吸取过去把文艺完全意识形态化,从属于政治,驻足于意识形态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惨痛教训。但是,我们不能非此即彼,二元对立,从而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排斥和否认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片面强调文化艺术产品(艺术作品)的商品属性。 我们应当提倡坚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执其两端,把握中间,掌握好度,兼容整合,辩证思维地看待艺术学理论的生存状态和理论抽象,从而真正做好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建设和艺术学学科建设。(责任编辑:楚小庆) 艺术学类论文:自省与突破:艺术学升门类后的艺术教育新思路 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是艺术教育界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自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了将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决议后,时至今日,诸多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文章,或阐述艺术学升门类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或思考艺术学科今后的发展走向。那么,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通过适应、调整与改革,各高校艺术教育部门该如何应对这一变化、艺术教育面临哪些新问题、艺术教育工作者又该如何转变心态等,都需要重新梳理与总结。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背景下,艺术学升门类后艺术教育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已经不只是理论问题,更是紧迫的实践问题,如何使艺术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是艺术教育工作者亟待思考与践行的课题。在2012年第七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召开之际,本刊针对艺术学升门类后艺术教育面临的新形势邀请业内专家学者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对今后高校艺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艺术院校自身规模的负重、学科设置的单一及滞后、与市场及行业的脱离等诸多问题日益凸显。”//“把本来让孩子自由发挥天性的艺术教育,又变成一种新的应试教育,很多孩子是被逼着去学艺术的,这样艺术教育就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 从专家开始呼吁将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至今已有10余年的时间,这期间业内学者对艺术学自身的学科地位、学科属性和学科方向等问题已进行多年的思考,而升门类后艺术教育及艺术学科内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彭吉象对艺术学升门类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 盲目扩招——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些学校艺术类专业为了收学费进行扩招,比如某理工大学的二级影视学院,每年招上千名学生,却没有一个全国知名的学科带头人,这种情况是必须制止的。目前全国在校艺术类本科生近100万人,约占中国高等教育的十分之一,数量太多,其实不需要这么多人考艺术,而且很多人学了艺术之后也没有从事与艺术相关的工作。 缺乏规范——艺术学升门类后,有5个一级学科,每个学科都需要理顺。一是艺术学理论升级为一级学科,但是里面有很多问题,这个学科到底应该怎么发展,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各个学校自行其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学校还比较好,而一些规模较小的学校完全随心所欲,甚至个别学校连一个搞艺术学理论的教师都没有,居然也有这方面的硕士点,这样教出来的学生能合格吗?再有,比如戏剧与影视学方面,问题更严重,现在影视热,一些学校便盲目扩招。升门类后,这5个一级学科,都有规范自身的问题。建议教育部组织每个学科的专家进行研究,比如艺术学理论,到底应该开哪些课?学生的培养目标是什么?课程设置有哪些?甚至每个一级学科里面有哪些二级学科也没有讨论。另外,还应该对师资进行培训,比如原来没有艺术学理论这一专业,教师是改行去做的,所以应该规范师资。 层次不清——现在艺术教育只是分门类,实际上还应分层次,比如在戏剧影视学里面,应该有少数是培养精英的,第二部分是培养电视台或电影的从业人员,第三个层次是培养技能型的人才。这样分出三个档次,一是精英型,二是一般型,三是大众型。很多学科都涉及这样的问题。艺术教育还是应该培养尖子的,比如像北京电影学院,重点就是培养电影演员。 定位不准——目前艺术教育往往是专业艺术教育,其实还有广义的艺术教育问题,比如现在各个学院都在招艺术特长生,艺术特长生在招生时会加分,这是应该的,但现在搞成了一种新的应试教育,有些家长逼着孩子从小弹钢琴、跳舞、唱歌等,不管孩子喜欢不喜欢,因为以后可以加分,这样艺术特长就成了上大学的另外一块敲门砖,把本来让孩子自由发挥天性的艺术教育,又变成一种新的应试教育,很多孩子是被逼着去学艺术的,这样艺术教育就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另外,目前还有一些学校没有真正进行艺术教育,甚至个别学校团委认为艺术教育只是搞活动,认为唱歌、跳舞等就是艺术教育,其实不是,真正的广义艺术教育,是要把艺术当成人们心灵的家园,这就是蔡元培讲过的以美育代宗教,这个宗教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家园,是精神的寄托。 吉林艺术学院院长冯伯阳认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在快速扩张发展的同时,高等艺术教育的办学格局也经历了一场令人始料未及的分化与重组,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变革的激流中,在各种观念的冲击下,在理想的坚守与利益的博弈的同时,艺术院校自身规模的负重、学科设置的单一及滞后、与市场及行业的脱离等诸多问题日益凸显。面对当下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形势,面对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的艺术学科建设,面对中国日渐融入世界艺术发展潮流的趋势,艺术院校能否尽快实现内涵的拓展及转型发展,抓紧构筑跨门类、跨学科专业和全口径、紧密服务于行业的艺术人才培养体系,重新进行办学定位,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 “艺术院校的竞争,从来就不是规模的竞争,各院校的生存基础,也不会绝对地建立在规模之上,对规模的限制,即是提升质量的前提,未来的社会发展对艺术人才的选择和需求,会永远是以质量作为考量人才的唯一标准。” 彭吉象教授在其代表作《中国艺术学》中用六个字概括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即道、气、心、舞、悟、和。把艺术的各个门类打通,它们的特点都是相同的。他认为艺术学这个学科,有很多种划分法,第一种划分法,比如艺术学理论,应划分为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这是参考文学的划分法。第二种划分法,是根据艺术概论,一是艺术创作、二是艺术作品、三是艺术鉴赏。第三种划分法,即在艺术学理论中,现在常用的划分不同门类的理论,比如艺术学理论包括音乐理论、美术理论、影视理论、戏剧理论等,把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抽出来进行研究,也是一种方法。第四种划分法,艺术学在西方发达国家,近一二十年来衍生出很多新的学科,比如艺术人类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文化学、艺术管理学、艺术传播学,还有比较艺术学,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比较艺术学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是因为以前在中国搞艺术理论的人非常少,各个艺术院校都重视创作和实践,艺术理论起步较晚。 与彭吉象教授关于艺术学学科建设及专业结构调整相呼应,冯伯阳认为,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背景下,在艺术教育使命的感召中,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艺术院校应尽快实现办学的内涵拓展和转型发展。他提出以下建议: 突破院校名称对办学内涵拓展的限制 我国目前的专业艺术院校名称多半是在上世纪计划经济时代确定而沿用至今的,其间,伴随着我国人口基数的不断增长,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末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各院校的办学规模都相应地扩大了几倍、十几倍,甚至数十倍,与此同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各类艺术人才的需求,以及艺术学科自身的发展已经悄悄地改变着艺术院校的办学内涵,然而,人们将艺术院校的名称与学科专业设置对应的观念,或多或少地限制着艺术院校的进一步发展。 目前,我国一些省份设置的几所综合性艺术院校均已处于超负荷状态,在此情况下,按行政大区设置的单科性艺术院校就更难满足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对各类艺术人才培养的需求,于是,在艺术人才培养被盲目分流的状态下,专业艺术院校的生源质量受到严重削弱,进而导致人才培养质量受到相应的制约和影响。有鉴于此,专业艺术院校理应主动突破院校名称的限制,大力拓展学科专业方向,整合艺术教育资源,在培养多学科高端艺术人才方面承担更多的重任。 突破学科专业设置对院校发展的限制 2011年,当艺术学上升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后,标志着专业艺术教育从此有了自己的学科属性,按照新的艺术学学科门类下设的五个专业类,从当下社会对艺术人才的需求和艺术院校的现状来看,在学科规划和建设方面仍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艺术院校在学科专业类别方面的跨越和突破,将成为艺术院校内涵拓展的途径之一。 在教育部2012年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规定,除了艺术学门类下设的五个专业类中所包含的29种专业外,在教育学、工学、管理学等门类中的若干专业也可授艺术学学士学位。此外,许多学科门类中的专业都具有与艺术学门类跨界的可能,尽快构建学科门类内部的学科群以及跨学科的学科群,将对艺术人才的培养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突破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限制 高等教育的扩招,曾一度使传统艺术教育模式陷入了严峻的困境,一方面体现在艺术教育规律对办学规模的制约,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办学规模对人才质量的制约,这几乎成了艺术院校面临的共同难题。近年来,随着各院校教学条件的改善,教学投入的增加,硬件条件虽然有所提升,但人才质量问题仍不容乐观。为此,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已成为大家共同寻求的改革目标。 自创新型人才观念提出以来,对传统型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已产生深刻的影响。创新型人才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在我国教育规模达到一个空前发展的阶段时,大家探讨创新型人才培养,实际上也是在寻找大众化教育背景下新的精英教育模式,也正是艺术教育在寻求的新的教育理念。 突破内部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方面的限制 作为公办艺术院校,一方面享受着政府主管部门在财政拨款及公共资源配置方面的巨大优惠,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多年来形成的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高校带来的冲击,艺术院校内部现行的人事分配制度已经不断地出现尴尬境况。近年来,被广泛关注的高校管理行政化的趋势,近期内仍难以转变,学术的力量、专家的声音还不足以影响和控制学校的决策。 艺术院校内部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与突破,既有待于国家政治体制与教育体制改革的逐渐推进,更需要院校自身的改革与创新,随着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进一步落实和强化,随着高校自身办学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对高等艺术教育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艺术院校必然会摆脱各种束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 突破单纯追求规模效益发展的限制 时至今日,如果不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招生计划的宏观调控,我国艺术院校的办学规模仍有扩张的空间和可能。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文化市场对艺术人才的需求以及大众对接受高等艺术教育的渴求是规模扩张的外驱力,而艺术院校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则是规模扩张的内驱力。然而,艺术院校的转型发展,必定要实现从规模发展向质量发展的转变。这不仅仅是对艺术教育规律认识的回归,更是对未来艺术人才社会需求的理性判断。 “多年来,由于诸多方面的需求及利益所致,‘艺考热’一直持续升温,丰富的艺术生源在支撑艺术类院校规模扩张的同时,也造成了艺术教育虚假繁荣的景象。而随着我国人口红利期的逐渐退去,尤其是当人们对接受艺术教育的动机逐渐趋于理性之时,艺术教育必将面临一次新的转型。我们应该看到,艺术生源数量的下降,将为艺术类院校寻求规模与质量的协调发展创造新的机遇。而且,近年来在高校提高办学质量呼声日益增强的同时,社会评价大学的视角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专业特色、学生就业、为社会服务能力等方面已成为衡量和评价大学办学质量和影响力的基本着眼点。”正如冯伯阳所说,“艺术院校的竞争,从来就不是规模的竞争,各院校的生存基础,也不会绝对地建立在规模之上,对规模的限制,即是提升质量的前提,未来的社会发展对艺术人才的选择和需求,会永远是以质量作为考量人才的唯一标准。” 要实现办学的内涵拓展和转型发展,从而进一步实现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必然涉及改革。针对教学改革,星海音乐学院副院长雷光耀提出教学中融合的必要性,包括:课程设置的融合,如合理合并一些相近的课程,如公共课程中的和声与曲式、乐理与视唱练耳等。教材的融合,指伴随着课程的融合而新编必要的教材。教学内容的融合,指教师有意识地加强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联系,改变由于过分强调完整性与系统性而造成的课程之间内容割裂的情况。雷光耀认为,无论是一类学科、一个专业或是一门课程,只有在有纵横发展坐标的参照下,才能明确自己的定位,也才能了解自己的发展方向。另外教学观念的转变也很重要。包括教学管理者的前瞻性:政策的制定方面,要发挥主导作用,引导教师转变观念,积极参与改革。因为在现行体制机制下,改革若没有广大教师的参与支持,是难以为继的。教师要能在大视野背景下做学问,搞教学。古人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即此道理。 “通过‘录音笔’工程,将教师授课中的精华记录下来,形成体系,提升至理论高度,这样做可以帮助艺术类教师从一点一滴抓起,提升理论修养。”//“树立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理念,强化民族音乐课程和地方音乐文化课程建设,实现知识结构的多元化和知识结构与地方文化的对接。” 在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后,各艺术院校及高校艺术院系均不同程度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对艺术学科今后的发展进行理性思考,也为学校的长远发展不断探索。 重视科研:调整理论与实践杠杆的平衡 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执行院长赵炳翔介绍说:“艺术学升门类后,学校召开艺术学科发展和建设研讨会,发现了很多不足,以前我们只重视艺术专业的技能性,而忽视了艺术类专业的理论性与科研方面,这些方面始终是我们的一个软肋,这对学校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梳理一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教师还是轻理论重实践,轻科研重技能,几乎所有艺术专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在这方面调整杠杆,包括科研的奖励力度、教师的考核机制以及一系列的规章制度,都做了调整,我们充分认识到,艺术学科升格门类后,我们应拿到一级学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几个艺术学院资源共享,同时加大引进人才的力度,加大对人才的投资。另外,从长远发展看,学科的整合,把每个学科的薄弱环节找出来,着重去加以弥补、修正,这时我们从本科专业开始梳理,严格按照教育评估的要求去做,至少理清我们还缺少什么,需要怎样去做,把艺术类专业抓实抓好。我们引进相关理论专家,辅导相关技能教师,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做到‘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调整奖励机制,另一方面引进理论专家,促进教师申报科研课题。另外,学院通过‘录音笔’工程,将教师授课中的精华记录下来,形成体系,提升至理论高度,这样做可以帮助艺术类教师从一点一滴抓起,提升理论修养。” 赵炳翔认为,通过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全国各高校管理者及教师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艺术教育的发展及未来,了解各高校的发展情况及问题,共同探讨策略,共商发展大计,非常有意义。同时传达了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的一些办学理念: 一是作为一所学校不可能所有学科都很成功,我们的原则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提出“1+X”设想,如将准备申报博士点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作为“1”,其他学科是“X”,成熟一个,支持一个,学校加大力度支持“1”,鼓励作为其他学科的“X”,这样就调动了所有人的积极性。 二是错位竞争,所谓错位,就是要比较同类院校有什么优势,相互取经,取长补短,这样就可以知已知彼,赢得一席之地,这样对学生的就业是非常有好处的。要看全国重点高校的长处是什么,作为市重点学校我们应该怎样错位,比如培养艺术类的师资,如表演师资,将来那么多高校总会需要教师,从2007年开始我们将表演分为影视戏剧表演和表演师资两个方向,这样就可以融入到师资队伍中去,几年下来,我们的很多学生毕业后进入高校做了教师。 整合资源:将校园文化与民族特色融为一体 湖南文理学院音乐学院院长吴修林介绍了湖南文理学院在教研实践中的一系列作法:一是整合资源,将民族民间优秀文艺纳入大学艺术教育课程讲台;二是精心编排,把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品搬上校园文艺舞台;三是策划创意,塑造具有地域特色、时代风采的文艺精品推上国家大奖台;四是服务社会,将校园文化与地方文艺融合为一体,高校师生浓情献演地方大舞台。 “在课程设置上,强化民族音乐课程和地方音乐课程建设,促使课程结构与地方文化的对接。学院的课程设置,强化在公共基础课程、公共选修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选修课程中民族民间优秀文艺的纳入。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努力形成音乐、艺术和文化三位一体的整体课程结构。树立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理念,强化民族音乐课程和地方音乐文化课程建设,实现知识结构的多元化和知识结构与地方文化的对接。将民族民间优秀文艺纳入大学艺术教育课程,其特色体现在多方面:一是指导思想明确。‘挖掘民族传统之艺术,围绕专业教学搞研究,立足学生成才重实践’一直是学院紧紧围绕的目标和动力。二是地方特点鲜明。常德丝弦、汉剧高腔、澧州大鼓等颇具地方特色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均纳入了课程。” 地方院校结合自身所处地理优势开展特色专业课程及教学研究,并非只是在艺术学升为门类后才开始的,但在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艺术教育的本土化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正如湖南理工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柳青所说:“从近年正式刊发的教研论文与教育新闻报道及地方高校专业建设数据可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意识的增强,国内不少地方高校的本土音乐教研意识明显提升,地方高校的音乐教育本土化办学特色日渐鲜明:福建泉州师范学院音乐学本科开设‘南音’方向,并申报成功‘南音’部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003),后又创立南音专业,成立南音学院等;评弹走进苏州大学的课堂;九江学院成立青阳腔戏曲艺术中心与青阳腔戏曲艺术教学实践基地;涪陵学院与长江师范学院开展乌江流域民间音乐的研究与教学活动;漳州师范学院成立闽南民俗文化研究所;安庆师范学院开展黄梅戏艺术教育,成立黄梅戏艺术学院;昆曲成功地走进中国多所高校;绍兴地方戏曲进入绍兴文理学院的音乐教学课堂等事例说明,不少地方高校在新时期努力履行地方高校音乐教育服务区域经济文化建设的高校职能的同时,逐渐彰显出了强势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态势与鲜明的地方高校本土音乐的教育特色。蓬勃的地方高校本土音乐教研教育势力,同时引领着地方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也将区域音乐文化的教育传统纳入到地方高校校园文化生活当中,大幅度强化了地方高校的本土文化特色。” “目前很多高校的公共艺术教育并不理想,也没有好的师资,很多高水平的艺术教师不愿意开艺术普及课,呼吁各位专家学者要给本科生上课,而不是只带博士生。高水平的学者要开一些普及课,要面向大学生讲课。” 今天的高等艺术教育在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格局中已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从高等艺术教育学科设置的覆盖范围、生源的数量、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可看出高等艺术教育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尽管如此,艺术院校在办学模式、招生计划、资源配置、管理方式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高等艺术教育乃至整个中国高等教育自主办学空间有限。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及管理者,如何在自己的领域里以改革的态度与创新的精神,在教学管理和教学实践中积极探索,更好地实现艺术学学科调整后对人才培养的优势效应,是当下需要思考的问题。 不可否认,艺术教育是提高人的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精英教育还是普及教育,要培养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加强学生的人文精神和提高其艺术修养尤为重要。采访中彭吉象再次重申艺术教育包含两个方面,即专业艺术教育和公共艺术教育,二者同样重要。他说:“目前很多高校的公共艺术教育并不理想,也没有好的师资,很多高水平的艺术教师不愿意开艺术普及课,而低水平的艺术教师又影响了学生的胃口,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呼吁各位专家学者要给本科生上课,而不是只带博士生。高水平的学者要开一些普及课,要面向大学生讲课。” 在艺术学升为门类后,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艺术教育构筑人类精神家园的旨归已经足够明晰,相信通过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通过高等艺术教育自身办学理念的完善,高等教育必将真正实现大学的理想和精神。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升门类后中国影视传媒教育发展分析 艺术学升为门类后,影视教育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如何培养新形势下的影视传媒高端人才,需要新的发展思路。回顾中国影视传媒艺术的发展历程,深切感受到坚守精神价值的意义。探究传媒艺术的新时展需要观念正确认知,也需要把握现实状况。 一、影视传媒艺术发展状况分析 毫无疑问,影视传媒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促发了快速发展现状。传媒艺术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当代文化构成的最为重要的对象之一,在影响人心、陶冶精神上举足轻重。而围绕传媒艺术的教育事业更是突飞猛进大规模扩展。按照原有学科门类,传媒艺术长期以来一直置身于文学门类中,分别驻足于文学门类的新闻传播学科和艺术学科中,其生存规则和发展所限也和其所依托一样得失相间。而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过决议,将艺术学独立为国家第13个门类,其中设立5个一级学科,“戏剧影视学”成为包容于传媒艺术的一个一级学科。这既和中国艺术文化的地位得到高度重视、社会对于艺术精神价值的更多认可息息相关,也是传媒艺术在新形势下跃升到新的平台与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的契机。随着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也伴随着艺术与传播文化的高速扩展,传媒艺术理应顺应时展需要成为一级学科来进一步建设。将视野放大到社会历史背景中看,传播的力量不亚于物质生存的力量,而随着国力不断增强,重视艺术文化和传播价值是衡量国家文化发展平衡与否的重要因素。可以说,中国艺术文化建设和传播力量的发挥顺乎自然,而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所迎来的新的契机,使得传媒艺术教育格局也将发生重要变化。 影视传媒艺术教育因为艺术学成为学科门类而获得新的发展生机,就艺术而言,是伴随人类精神发展史而存在的重要对象,更是人类情感抒发历史的主要呈现。艺术学是公认的独立研究对象的学科,但作为研究人类艺术思维和艺术表现形态规律的学科,从来就存在却并非被格外重视,在阶级纷争和艺术形态至上的年代,艺术只是修身养性和小资娱乐的对象,不登大雅之堂的意识也表现在艺术学不太为学术所认可。但传播的兴起改变了艺术学的地位,某种程度上,依赖传播而走出象牙塔的艺术,在社会的认可度大大提升,而随着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艺术传播也日渐具有影响,但限于旧有学科划分,其在众多学科中没有得到专业人士预期的高度认可,不断涌现的对于艺术学地位的议论就情有可原了。人们抱怨的只是被轻视的不满、被划归门类的错误、被另类要求的误解等,所以,合理性的学科门类定位的渴望滋生奔涌也是事理所然。如今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名分真正确立,接着需要的就不只是理论上成立与否,而是需要观念的进步和自身完善的支持,甚至需要在自立门户时让自身理论基业得到夯实,同时应当在自身独立的精神支柱上论证强化。 首先,随着艺术门类的独立建制,影视和新媒体艺术自身的独立性研究需要加强,确立自身独立身份和自有规律的意识需要强化。其次,有了自主掌握学科发展规律的可能性,对于影、视、广播、动画、新媒体等自身差异性与共通性的认识需要更为扎实的理论支持。接着,“传媒艺术”的综合性特征的认知需要梳理,学科包容了戏剧戏曲、影视广播、动画新媒体等,其相互影响使得艺术既有本质如何把握,传播导致变化的异同都需要更为深入的探讨。 二、新形势下的传媒教育认知 艺术学升级门类后,艺术传播教育所面对的现实也有了不小的变化,我们所应对的任务也随之而生。 (一)首当其冲的就是传统传媒的单一性教育面临综合性教育设置的问题。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直接带来学科教育影响的就是一级学科的大幅膨胀。此前,在2010年一次全国范围的一级学科调整中,原有文学门类下的整个“艺术学一级学科”增加了包括艺术学一级博士点和硕士点在内的130多所学校,其中包括电影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的艺术传媒学科。按照2011年新门类建立后相应对应调整的原则,这些刚刚获批还没有静下心来的学科迅速跃入快车道:2011年申报新的学科门类下的五个一级学科的学校猛增,一下子就有424个学科申报点,其中报一级学科硕士点356个,一级学科博士点68个。和传媒相关的一级学科申报超过100个学科,其中报博士点一级学科中的“戏剧影视学”有17个学科,报硕士点一级学科“戏剧影视学”的有89个。显然,过度增长的学科遭遇到共同的问题:如何适应获批后新的学科建设和方向调整,尤其是综合性的人才培养问题。比如,即将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目录中“戏剧影视学”初拟设定11个专业:表演、戏剧学、电影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录音艺术、播音主持艺术、动画、影视摄制等。其中几乎都涉及或包容影视传播。而研究生培养的二级学科目录初步确定为: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戏剧影视表演、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编剧、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戏剧影视摄影、戏剧影视音乐与录音、播音主持艺术、戏剧影视教育。其中也几乎都涉及或包容影视传播。影视传媒的时代需求不言自明,但综合性的传媒艺术学理建设还需要假以时日来巩固提高。 显然,综合性是时代走向,也是传媒更好发挥时代影响力的内在要求,而影视传媒在成为文化产业的先导定位上,不能不扩大自身的视野,而影视传媒教育的综合性设置变化无论是实际需要还是学科要求,都已经迫在眉睫。 (二)传媒的学术理论阐释需要加深。在综合性明显的趋向中,学科自身、学科与学科交融的机理需要更为合理的理论阐释。在电影与电视、传播与艺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之中的各自性状、交织可能都需要进行理论的探究。作为技术性强的已有学科,影视传媒学科在自身学科基础认知上一直有游弋和漂浮的成分,在艺术的精神性和传播客观性认识上都需要更为扎实的学理透视。实际上,艺术学科自身整体上也遭遇到门类建立后的理性认识矛盾,我们以往强调艺术门类确立对于艺术学科发展意义重大无可置疑,引起艺术教育界的不断研究也是必要之举。但5个一级学科的现有格局也未必被全部认同,主要原因在于艺术门类之间的差异性较大,而影视和戏剧在表现形态上也差异大于归同,但为了学科独立的大归类而聚合的格局基本合理,但回到自身的划分就难免凸显一些矛盾。尤其是戏剧戏曲与影视广播的分立要求明显,却需要合理联系的麻烦不小,而传播特性和影视艺术之间的关系梳理更为迫切。显然归类的学科建设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将来还将遇到如何考量一级学科的学术含量问题。理论如何梳理,理性如何对待技巧创作、学术理论和传播客观性的关系,正是影视传媒需要正视的问题。 (三)传媒学科教育的质量提升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尽管影视传媒迅猛发展是绝对的好事,但鱼龙混杂和缺乏明确门槛的问题也将凸显出来。不能不说,在此前原艺术学目录下放宽的一级学科点申报,也许在别的学科门类发展中比较自然,因为没有门类升格的新跃进,艺术学科在旧体制下的大膨胀和新规中的一级学科核定显然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却不能不交织而造就学理和逻辑的难题。传媒艺术也是如此,迅猛发展的需求与扎实学历的支撑之间还有不小的裂痕需要弥补。简言之,艺术学科和传媒学科的质量忧虑相伴而生。专家们一般都认为艺术学科需要发展,但质量跟进十分必要。由于上一轮的学科论证有归于宽泛之嫌,而且是准许在8个原二级学科划分范围中的三级学科方向上进行一级学科申报,要由此来进行归并复杂化的新一级学科在学科门类意义上的对应,其拔苗助长的一些渴望,就容易催生刚刚建立的艺术门类大膨胀的一级学科局面。传媒学科也难以避免。在传媒学科申报者中,一些学科学理基础不好,而学科拼凑现象明显,教学科研带头人学术影响力很弱,队伍的质量也不高。如此这般的学科发展不免影响着影视传媒学科的发展质量。严格新生学科的对应理应成为重要问题。而在审核程序和甄别步骤上,依赖学科评议组的学术判断,与制定有步骤的删选规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既有膨胀发展的不利因素,也为真正需要并且也有条件的学科上台阶提供机会。及早规范传媒艺术学科的入道门槛和学科建设规格已经迫在眉睫,实施必要的准入制与质量监督也势在必行。而关键是确立学科在人才艺术质量把握与传媒水准的衡量上,否则,我们一些学科教学基本准则就难以确立,人才质量也必然不能提高。 总之,传媒艺术学科教育在适应时展大局与学理规范要求之间,在传媒的客观规律把握与宣传的意识形态性之间,在理论要求和实践性之间,都有新的探究问题需要细致的质量把控。艺术学升门类后传媒艺术学科获得更为开阔的发展空间,意义不可低估,按照艺术传播规律进行学科建设,更多依赖行家来评判、推进发展学科,促进传媒艺术学理更为扎实的深度建设,都具有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独立成人”也就意味着更为宽广的心胸和视野。艺术学门类将要开始新的建设,必须从观念上重视学科门类是一个理论体系的建立,而不是简单的番号变化,艺术学科性质内容的介定,才是学科为自立门户建设的重要事情。艺术传媒的自身理论基础建设和学科定位将会是下一步重要的工作,我们期望在传媒教育中,中国特色的传媒学科和传媒教育经验将得到确立,独立精神的艺术传媒摒弃随波逐流的屈就市场和娱乐放纵,高扬艺术人文精神的高尚性和传播的客观公正精神,适应新背景下传媒艺术发展规律,造就健康发展的新局面。 三、新形势下综合大学复合型优秀影视高端人才培养构想 我们已经到了重新思考影视人才培养变化的新阶段,而其中电影成为国家文化产业的先导性对象,这里着重从适应时代需要的电影高端人才入手来窥视如何培养影视传媒人才,首先要对电影人才基本认识: (一)中国艺术教育包括电影教育经历着历史性的变化,包括观念变化和社会需求现实变化 一般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艺术教育,限于传统局限和艺术教育较为狭隘的局面,几乎等同于艺术技巧教育,艺术教育以培养专业艺术人才为唯一标准,以艺术表演对象和个人技艺突现为设置目标,课程体系基本沿袭苏式表演体系的路子。这是和物质基础条件薄弱相关的培养艺术专才的旧式路径,口耳相传的师徒教育和注重技巧忽略文化的教育成为简单精英教育的伴随物。包括电影教育在内,遵循的是艺术是个人技巧技艺的体现,看家的本领和吃饭的本事都在于技艺高低,于是推崇的就是艺术专一技巧教育。就整体社会形象而言,艺术也是高雅的代名词,专业艺术教育就是培养艺术专才的教育。这导致的是传统艺术教育成为精英艺术表演专才,技巧成为衡量标准,单一专才教育的时代必然性和人才培养必要性都无可置疑,以电影学院为代表的电影教育取得了门类区分、各自掌握专业分工的基本路子。其长处是以技能精到为目标分工合作的电影创作体制,保证了电影的综合性的聚合。但不能不看到其弊端可能是突现了在获得技巧专一的同时,其他关系到人的全面的价值的让位和文化素养的低落。电影人才适应少而精的专才教育也是时代之需,却不是长远之态。 近10年,被时展促发而逐渐醒悟的艺术教育开始观念和体系上的变化,综合性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凸显,具有人文素养的综合性人才在实践中凸显其价值。电影创作从单一性的电影学院分科教育到跨科类的创作(如摄影、美术系毕业生成为导演等),再逐渐扩展到戏剧学院等其他艺术门类人才崛起成为电影创作专才(包括在编剧、导演、表演人才上非电影学院分科培养人员成为电影创作崭露头角角色),综合性人才慢慢地从综合高校的各类学科学生中涌现成为电影创作的新生力量等。而这一新现象在电视台更为明显:越来越多非学电视人员成为创意主体的骨干。于是,时代需要高素养、综合素养艺术人才的趋势日渐明显。艺术教育对人的全面成长的要求,和电影创作需要综合型人才的期望,超越了仅仅是技能教育阶段,而引起大规模的综合性高校影视专业的发展热潮。综合文化进入电影艺术学科教育视野、技巧之外的文化素养的迫切性要求加强、认可培养艺术家需要综合功底的认识扩大等,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以艺术专才为唯一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国电影教育的多样化开始呈现。 而环顾国外,以电影教育发达的美国为代表的综合性大学(南加州大学、纽约大学等为代表)成为高端电影人才基地,跨学科人才深造成为美国电影创作主力、综合性大学培养电影出色人物的例子越来越明显,创作人才迭出于综合大学的现实,大大鼓舞了中国电影教育的综合性发展步伐。中国电影学科在综合性大学或综合性艺术学院发展迅速已经令人惊讶。 与此同时,综合大学的电影专业教育注重研究生层面的高端人才的优势得到展现,博士、硕士点的迅猛发展,改变了电影创作的技术型单一人才的景观。以MFA专业硕士人才为目标的电影艺术教育格局开始形成。中国电影教育已经走到专业院校和综合院校并驾齐驱的阶段,但专业分科性占据电影实践主力的长处和发展局限、与综合性人才增多却还不能影响创作大局的现象凸显出来。 (二)复合型高端电影人才培养的现实分析 综合性大学进入电影人才培养肇始于1993年,当时教育部批复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设立影视教育专业,这是综合性高校第一次染指电影教育。次年,北京师范大学被教育部批复设立了“影视艺术与技术”硕士学科,开始招收电影学硕士,后按照学科目录调整自然变成“电影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两个学科点。综合性大学的电影学科有别于专业电影学院的培养体系,在北师大教育教学实践中逐渐成熟,在2001年获得北京市教学成果奖。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获得中国高校第一个电影学博士点,随后以此电影学博士点为优秀,北京师范大学又获得中国第一批为数不多的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高端电影人才培养在研究生不同层面得到发展。 与此同时,专业艺术院校如电影学院也开始在研究生层面招收高端电影人才,开始转变电影创作只要分科性人才的观念,综合性意识逐渐渗入专业艺术学院。而综合大学的电影高端人才培养则驶向快车道。 在这里,重要的是艺术教育观念的变化:包括电影创作不仅仅是分科技术人才培养而需要综合性素养教育,综合院校的电影人才培养自有其时代需要和独特性,专业艺术院校的电影人才也必须在人文综合素养和超越技术技能培养上扩展。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数字技术的发展,DV影像创作的普及性时代到来,电影的技术创作门槛降低,而创意的文化水准越来越重要。社会需要更多的影视影像创作人才,更多跨专业人才进入影视创作,电影人才期望高端提升的愿望增强,几所重要的首批MFA培养高校的艺术硕士报名人数高涨,更多电影人才培育学校跟进,高端电影人才教育需求增加。 在包括《阿凡达》带来的3D技术的风行和乔布斯的苹果手机所引发的创意创造的现实面前,电影创造性思维的价值得到高度重视。随着视觉时代已经到来的现实,综合性电影创造人才的意义更得到广泛认同。中国电影教育迎来了综合性教育与专业性人才相互融合的时代。将专业性提升为综合性创造人才和综合性培养需要拓展跨学科意识,以及专业与综合相互为用的认识,促发电影培养新观念,恰逢其时人才培养意识促发了需要多校整合资源、联合培育电影人才的时代,复合型电影高端人才培养研究生学位计划肯定会带来电影高端创作人才涌现的新景观。 (三)如何创设复合型高端电影人才培养的思考 复合型高端电影人才需要强化理论观念和技能操作的结合,北京师范大学的电影人才培养除了前述的最早开设综合性大学电影在职硕士、第一个综合高校电影硕士点、第一个高校电影学博士点以及第一个开设高校电影制作专业(培养出如演员潘粤明、导演宁浩),以及创设至今的大学生电影节为电影多样人才实践打下基础等外,形成对于综合性复合型电影创作人才培养多层次培育的经验。其中,综合性电影人才培育观念的确立第一重要,而培育课程和方式成为实现的保障,理论和创作实践结合的实施要求是促发因素,以师资保证和教师素养提高来支撑也是必要的措施。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获得国家唯一的中国电影史重大攻关项目的资助,周星教授和于丹教授的电影与电视课程分别获得国家精品课程,周星教授还获得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多位教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培养计划,在电影历史与理论、纪录片理论、影视创作实践等方面获得突出成就。 由此,建立复合型电影高端人才培养机制势在必行。并由此提出如下贯彻设想: 在观念认知上:高端电影创作人才的概念,应该是具备综合人文素养又具有扎实的专业电影认知、理论思维观念先进和形象创作能力突出、把握综合性电影创作眼光又有操作动手能力的高端硕士以上人才。对象多样性:应当包括:A.现有艺术专业硕士;B.包括创设艺术专业博士和部分学术硕士在内的电影研究生培养对象;C.连通电影创作专业的5年制电影本科硕士连读培养对象;D.为在职电影行业人员专设的多校专修学位办在内的培养体制。在选拔方式上:A.以专设复合型电影高端人才培养指标和招收计划为主,兼顾从联合培养高校入学后电影专业学生中考核选拔结合的全日制人员;B.针对在职人员的选拔结合艺术硕士招生单独进行;C.针对已有成绩的从业人员培训学位班单独考核。在培养方式上:A.多校生源共同招收聚合、分阶段培育和分校综合培育结合;B.各校分别招生、多校交叉授课、集中优势专家讲授课程;C.分别培养小学期聚合交流创作研讨;D.各校分别和共同实践创作机构合作培养。关于毕业标准:毕业阶段多校互请专家答辩考核;创作作品需要校外专家参与评审;课程共同制定规定动作与各校自主设立差异性课程;毕业签章多校认可签署等。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 国务院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独立为门类之后的四个优秀问题 摘要:该文研究认为,当中国的艺术学科独立为门类之后,有四大优秀问题是必须尽快着手研究和解决的。即:新的艺术制度确立问题、艺术本土学理研究的问题、艺术教育规划问题、确立学术艺术观念的问题。 关键词:艺术学;艺术学理论;独立门类;优秀问题;学科建设;学术艺术 中国的艺术学科建设在2011年的春天具有了新的、历史性的起点。因此,如何适应和推动中国的艺术学科之整体、完善的建设与发展,当下有四大方面的问题亟需研究解决。 一、新的艺术制度确立问题 从艺术体制批评的视点看,当下中国如何构建确立艺术学科新的体制,是一项首要的工作。构建艺术学科新的制度及其体系,在当下是容易被人们忽视的现实问题。目前已经开始出现了——有人用习惯于原有学科制度来看艺术学科的新问题,长期如此是会极大地危害艺术学科的生存与发展的。 构建中国的艺术学科运行体制势在必行。这从2011年2月和3月国家有关部门相继颁发的学科文件之差异就可以证明。在2011年2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最新通过的将一级学科的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议案内容中,将“艺术学门类”下设了四个一级学科:1301艺术学理论、1302音乐舞蹈艺术学、1303戏剧影视艺术学、1304美术设计艺术学。而在2011年3月由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2011年3月8日起实施)中,艺术学下辖的一级学科不仅变更为五个,而且在名称表述上也有变化,即:1301艺术学理论、1302音乐舞蹈学、1303戏剧影视学、1304美术学、1305设计学(可授艺术学、工学学位)。因此,涉及中国艺术学科建设的根本问题——艺术学体制问题是当下和最近未来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首先,艺术管理系统的制度问题。在当下及最近的未来,中国艺术学界及其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行政学界等都应该好好研究中国艺术学科的社会地位和管理体系的问题。研究构建中国的艺术新管理体制的方法论是,在辨析原有合理内容的基础上,以调适和创立的方法予以完善建设之。比如:现有的“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管理模式是否有变化?按照现有学科逻辑,其理应该分出一个名为“中国艺术家联合会”的新机构。如果从学理逻辑上看,文学应该纳入艺术学范畴,继而,“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就应该变更为“中国艺术家联合会”。如此,涉及艺术学的相关协会、学会等组织机构,以及有关艺术的法律、政策等等都应该有新的调整、构建、补充和完善。诸如中国艺术市场法等法规制度就需要加快建设。2011年4月11日的《参考消息》(13版)就刊文说中国的《美术作品维权“任重道远”》①。 其次,艺术教育系统的制度问题。这是艺术学独立为门类之后最实际的一个问题。在学校艺术教育系统,如今,虽然教育部颁发了艺术学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但是,各个一级学科下设哪些二级学科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这是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比如:“书法学”是美术学的二级学科呢?还是三级学科?曾经一段时间,不少从事书法教育的人一直把书法学与美术学并列称谓,并由此认为提升了书法的学科地位。然而,从中国视觉艺术传统看,书画不分家。即,书法艺术是美术学科中的一个子学科,书法学最多与绘画学相并列。再从艺术学科学理看,书法这种形态的视觉艺术内在逻辑地应归属于美术学之中。在非学校艺术教育系统,目前更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比如,美术馆教育问题,在我国目前都是亟需完善的新问题。总之,这些关于艺术教育的现实问题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 再次,艺术传播系统的制度问题。艺术传播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它涉及艺术意识形态系统、艺术市场等形而下操作系统。艺术博物馆、影剧院、画廊、画院、大学、艺术品拍卖机构、艺术节等等的构建与传播的制度问题,在当下都是应该全面讨论的问题。 最后,艺术评价系统的制度问题。艺术批评关系到艺术创作、艺术历史书写、艺术文化传播等多方面的问题。然而,中国长期以来的艺术批评不说落后,至少是较为虚弱的状态。比如:艺术展览作品的评审标准问题、影视艺术作品的艺术审查标准问题、大众艺术评价观念引导问题等等。如今,应该趁着艺术学门类独立之机好好梳理性、原创性构建中国艺术评价系统的制度,以确保中国艺术学科的健康发展。 二、艺术本土学理研究的问题 目前,至少有三个现实的理由让笔者提出这个问题。一是,打开目前市面上流通的艺术理论著作中关于艺术起源论和艺术批评论等内容多是欠缺中国的艺术学说。二是,2010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美术卷》里没有收入一篇中国的艺术理论文献。三是,专门论述中国艺术理论及其体系的著作较少。尤其是缺乏20世纪以来的中国人自己建构的艺术学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及最近的未来,中国艺术学科建设的重任是要花大力气研究和构建中国自己的艺术学理。即,在艺术学独立为门类之后,如何有效构建中国的艺术学理是一个很急迫的现实问题。 首先,急需揭示总结出中国人自己完整的艺术学科理论。20世纪以来,如果说中国对于西方艺术理论、艺术历史、艺术批评等艺术学科的了解和认识还有盲区和不足的话,那么,中国人对自己的艺术理论、艺术历史、艺术批评的认识就更是盲区加误区了;如果说中国近现代以来艺术界有许多的创造贡献,那么,其主要是偏向于艺术作品的创作上。换句话说,当下一个准备去念大学的艺术专业的人,他接触的艺术内容基本上是非中国的艺术文化。比如,在绘画课上,首先是缺乏系统理论的教育,即使有一些零散的所谓艺术理论也是外来的。如,精神分析主义、符号学理论、接受理论、酷儿理论、结构主义理论等等。在美术史课上,基本不涉及艺术史观和艺术批评学说。即使有,也是人家的而非本土的艺术历史学说和艺术批评理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艺术、形式主义分析、图像学艺术史、社会学艺术史、经济学艺术史、体制批评、价值批评、社会批评、心理批评等等没有一样是中国本土的。然而,有一个事实是不可回避的,那就是:中国艺术学科的发展和厚实不能缺失中国自己的艺术学理。笔者在2008年出版的《审艺学》②,就是在研究总结艺术变迁历史和自己的艺术理解与艺术创作基础上,在期望形成本土艺术理论的理想牵引下完成的。总之一句话,中国的艺术学科应该有自己本土的“中国艺术芯片”。中国艺术学科如果长期没有本土厚实的“中国艺术芯片”,中国艺术学科的一切发展都将会出现贫血征候,那是令人可怕和沮丧的事件。 艺术学类论文:独立学科门类的学域扩张与学理建构 摘 要:艺术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是从“文学”这一学科门类中独立出来;促成这一“独立”的学科目录调整,是对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这是一场历时14年之久的“独立战争”。艺术学力争成为学科门类的“独立战争”,不是向统摄自己的“文学”开战,而是向“文学”与“艺术学”之间的逻辑关系开战。这场“独立战争”之所以历时弥久,在于“逻辑理性”的水到渠成,但并不意味着“学科实际”的瓜熟蒂落。艺术学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实施着学域扩张的业绩;而艺术学学理建构的成就,至少在目前就其主导方面而言,仍然是“文学”统摄的结果。探讨艺术学学理建构的独特性,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彻底摆脱所谓的“文学思维”。所谓“文学思维”是一个比拟性的词语。就文学与艺术的创作思维而言,我们通常称为“形象思维”,它以始终伴随着形象、充溢着情感、运演着联想和想象以区别于“抽象思维”。但实际上,形象塑造的材料成为思维运演的材料是“形象思维”更深层的本质特征。对于艺术学的学理建构,事关学科门类独立后的学科品质。艺术学各艺术样式学理建构的特质,在于其具有极高技术含量的实践性,如何将这种“实践性”上升为“实践理性”,是艺术学学理建构的优秀课题。应当注意到,艺术学近十余年的学域扩张主要是“解牛”之术而非“屠龙”之道的扩张,这是我国教育事业对职业教育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的结果。作为独立学科门类的学科建设,要重新审视和调整艺术作为职业教育的若干关系。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门类;独立;文学;关系;学域扩张;学理建构;学科建设;发展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了经过调整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这个“学科目录”的颁布顺应了我国艺术界长期的、强烈的诉求,因而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艺术界持久的、热烈的反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仲呈祥先生更是称“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史、学科建设史和人才培养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艺术自觉、艺术自信、艺术自强的一项重大举措。”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艺术学成为“学科目录”中第13个“学科门类”。 一、艺术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是从“文学”这一学科门类中独立出来;促成这一“独立”的学科目录调整,是对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这是一场历时14年之久的“独立战争”。 据我所知,14年前或更早些时候,艺术教育、特别是研究生层次的高等艺术教育是比较薄弱的。这个薄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普通高校除师范院校外,基本上没有高等艺术教育。师范院校的艺术教育由于定位于为中、小学培养音乐、美术师资,学科界域、学科层次都有所规限;而一些普通高校所设“艺术教研室”,基本上行使着开设美育共同课和课外活动课的职能。 其二,作为独立院校的艺术教育,其主体部分是培养艺术从业者的职业教育。这使得我们的艺术院校理所当然地把技能教育放在比学理教育更重要的位置,这也使得艺术教育在既定的“重道轻术”的教育理念中被“矮化”,特别对某些“早期专业型教育”(即在孩童时期便开始技能训练)的表演艺术更是如此。 其三,艺术教育由于艺术样式本身的多样性,各艺术样式的学理建设“存异”容易“求同”难,因而从各自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需求借助文学理论、美学理论(这已属“哲学”学科门类了)的“他山之石”。这一方面体现出艺术学学理建设对于文学、美学学理的“追随性”,一方面其实还体现出艺术学各艺术样式学理之间的“排他性”。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在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层次上,艺术学在“学科专业目录”中从属于文学,在当时不仅有其合理性而且有其针对性——针对文学学理在艺术学学理建设以及艺术学学科提升中的积极影响和实践意义。这是我们在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今天仍应铭记的一段历史。 二、艺术学力争成为学科门类的“独立战争”,不是向统摄自己的“文学”开战,而是向“文学”与“艺术学”之间的逻辑关系开战。这场“独立战争”之所以历时弥久,在于“逻辑理性”的水到渠成但并不意味着“学科实际”的瓜熟蒂落。 其实,早在1992年由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就确定中国学科分类的国家标准是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五大门类。在这个学科分类中,“艺术学”与“文学”是并列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 实际上,如果需要一个学科门类统摄并且仅仅统摄“文学”和“艺术学”的话,将原来统摄着“艺术学”的文学改称“文艺学”也未尝不可,只是本身还涵括着“语言学”庞大学科家族的“文学”未必愿意就范。事实上,“文学”作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不仅在于其数千年来可考可研的文献积累和有知有识的学理建构,而且在于其作为社会交往工具和思维编程语码的普遍性。 相形之下,在“艺术学”的各艺术样式中,许多久远的艺术形态(特别是表演艺术形态)一部分靠“口传身授”来延续,一部分在只鳞片爪的文献记述中难以复原;而那些依托科技进步出现的新兴艺术业态,一时半会儿似乎还难以为传统人文科学的话语体系所接纳。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艺术作为学科教育的迅速扩张和高速发展,对应的是一个“浅阅读”的读图时代,是一个“娱乐至上”乃至“愚乐至上”的接受境遇。成为独立学科门类的艺术学,在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之时应清醒地认识到,实施着广袤的学域扩张并不意味着实现了伟岸的学理建构。 三、艺术学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实施着学域扩张的业绩;而艺术学学理建构的成就,至少在目前就其主导方面而言,仍然是“文学”统摄的结果。探讨艺术学学理建构的独特性,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彻底摆脱所谓的“文学思维”。 艺术界在欢呼“艺术学”升格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之时,溢于言表的是自信、自尊和自豪(似乎少了些自觉和自强)。学者们似乎更乐意喋喋不休地去说艺术的发生早于文学的发生,说艺术的内涵丰于文学的内涵,甚至说《周礼·地官》便有“六艺”之说,而《汉书·艺文志》更把“艺”排在“文”之前……其实,这些说法都不是当下“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主打理由,其不容忽视的理由主要在于学科的学域扩张和学理建构。 顺带说一句,“六艺”的“礼、乐、射、御、书、数”并非今天意义上的艺,对它的言说只是比照出今日之“艺”的式微;而“艺文志”作为《汉书》的史述,关注的主要是“经史子集”中“集部”的文字而非“艺术”,《汉书》、《后汉书》另有“礼仪志”、“礼乐志”录述乐舞之类的艺术。 之所以提及这一点,是因为面对“艺术学”提升为“学科门类”,我们更需要的是超越自尊、自豪的自觉与自强。说到“自觉”,人们必然会想到“艺术学”旗号下各艺术样式的本体研究及学理建构,又必然会提及“文学”统摄时学理框架的借助和学理思维的限制。 事实上,从事艺术学学理建构的学者,由“文学”步入“艺术”领域者为数可观且成就甚丰。正如对于“美学”的研究有“自上而下”(自哲学领域走出)和“自上而上”(自艺术领域步入)之分,对于“艺术学”的研究也可以有文学学理的参照和艺术本体的升华。 艺术学类论文:文化视野中的艺术学门类建构思考 摘 要:艺术是否具有独立价值应当在文化精神层面上来认知,艺术学门类的建构同样需要文化视野的认知和阐释。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学门类的建立,不仅是翻身或者归位这样简单的问题,而是承认艺术精神是人类创造精神、艺术文化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要义。从艺术学一级学科到艺术门类的跨越,不仅是观念形态和等阶意义上的转变,其实还有文化构成的考量。从文化精神发展的角度看,艺术学科升为门类是中国文化建设的大事,给予艺术文化和艺术教育更为开阔的空间,是需要艺术人珍惜学科发展机遇而不是放纵乃至于泛滥学科扩展,这才是艺术文化成熟与否的标志。 关键词:当代中国;艺术学;门类建构;艺术学学科;文化视野;文化认知;文化建设 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文化不由自主地被裹挟入经济盘算的快车道似乎心安理得,人们计算文化指标也不可避免地用收益数据来证明,这里隐含了正常的不合理和合理中的不正常,因为,文化艺术另有精神层面的判定标准,是不是具有精神层面的价值才是艺术的最终判断指标。应当承认,艺术文化建筑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理所应当,因为从根本上而言艺术文化生存发展需要经济支撑推动。但更为根本的是艺术文化依存于超越物质利益之上自由畅快的跃进,艺术创造力和文化精神品格绝不取决于经济的赐予。所以,量化的增长需要辨析,而内涵的深浅更要澄清。就艺术学科而言,快速膨胀已经是事实,学科疾驰入快车道也不可阻挡,在2010年一次全国范围的一级学科调整中,原有文学门类下的整个“艺术学一级学科”从原本不过20多所学校,猛然增加了包括艺术学一级博士点和硕士点在内的130多所学校。紧接着,按照2011年新门类建立后相应对应调整的原则,这些刚刚获批不到3月还没有静下心来的学科,又一次迅速跃入高歌猛进的漩涡中:2011年申报新的学科门类下的5个一级学科的学校猛增,一下子就有600个学科申请报点,其中除了设计学170余个申报点外,报一级学科硕士点356个,一级学科博士点71个。按照基本对应标准,大部将得到批准,于是短短时间内,艺术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将猛增十倍以上,艺术学科的数量发展春天似乎到来。 但我们需要进行艺术文化视野的得失思考。 在中国文化的建构中,艺术文化始终是优秀所在,古代文人的文化标志除了科举就是书籍书写所代表的文化高下,而大众的有文化与否不是琴棋书画就是吟诗作对,能不能赏鉴词曲,会不会沉溺戏曲唱段都是一种判别的标志,孔子的成就包括有关对于六艺的注解和听了韶乐叹赏若干时光、李煜皇帝的误国也因为过于沉溺歌舞升平等等。艺术文化是文化含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认知延续不衰,一直达到当今创意文化的认可层面——因为创意文化的要害是艺术的观念形态的创造性认定。国家在2010年第一次将创意文化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几乎就是高峰之态的认识了。 在艺术认知的另外一端,也显然是充满了无关社会经济利益获取的文化推进的热情。艺术学科的增长是和以往所谓关涉无用、休闲之类认识相反的精神认知高涨相关的。这就是如同巴尔扎克所论述的:“帝王统治的人民不过一朝一代而已;艺术家的影响却能绵延整整几个世纪。”①艺术不是短期的效益增长而是世道人心的濡染,所以,在文化的历史观中,艺术不亚于物质财富的意义和艺术创造对于精神的影响作用巨大而深远。 一、文化视野的认知 艺术学门类建立标志着艺术学科发展进入文化建构的新阶段。我们谈论问题的背景已经今非昔比,艺术具有了独立的门类,可以按照艺术文化标准和发展独特性来建设,其认知的视野就不同以往。首先,艺术文化的蕴积其实不在于外在的变化,艺术的积累是渐进性的,大起大落未必是福音,也难免不会混乱,自然,艺术学门类建立绝对是大得——因为在国家文化层面认可和社会文化的认知上,艺术地位猛然上扬有利于站到进一步发展的新平台。但同时,艺术的精神性文化价值却还没有得到同步理解,数量的外在功利需要还影响着艺术文化内涵的发挥。于是,艺术是不是具有独立价值就应当在文化层面来认知。 在人类历史上,艺术的审美精神和价值一直是备受尊崇的,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②何等崇高的艺术价值认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以学术评价为标准的肯定却一直将艺术学作为边缘而漠视。艺术其实是独立而个性的精神创造对象,但艺术研究和艺术学术的被看轻,和艺术学没有独立门类、以及集中到艺术门类的被忽视的问题上却是事实。奈何如此?个中的历史文化和时代局限造就了缺憾的现状。艺术学一直屈居于文学门类中而缺乏昂首挺胸的气度。艺术与文学原本具有亲密关系自不待言,艺术和文学不仅是兄弟关系,按照艺术学家的认知,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包容了文学,至少应当说,艺术伴随着人类精神创造就得以出现,从发声而有歌唱、狩猎而有岩画,欢悦就有载歌载舞的肢体舞动开始,艺术已经成为与人类文化创造相互依存的对象。艺术精神是文化精神的重要标志,她的呈现兴旺与否也是文化兴旺几何的标志。 可惜,在艺术学被长期淹没在文学门类的不恰当时期,艺术的明显被忽视伤害了艺术学科的正常发展,只是到了最近这一局面才彻底改变。艺术一直是文学门类中的一个分支,无奈安分守己几十年后终于得以分门别类而独立成人,这无疑是和艺术自身的发展壮大、中国艺术文化的地位得到高度重视,和社会对于艺术精神价值的更多认可息息相关。艺术学门类建立是艺术学科2011年最为值得关注的大事,因为这一举措牵一发而动全身,从此开始的艺术将以独立身份开始自身的强身健体和布兵排阵的一系列工作。强调这一事件的背景,也不能不将视野放大到社会历史背景中来梭巡——随着国力不断增强,重视艺术文化建设成为衡量国家平衡发展的重要因素。由此,中国艺术文化建设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迎来新的契机有其应运而生的经济文化必然背景。2011年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将艺术学科从原隶属的文学门类中的一级学科,升格为独立的“艺术门类”——下设五个一级学科:1301艺术学理论、1302音乐舞蹈艺术学、1303戏剧影视艺术学、1304美术学、1305设计艺术学。从2011年起,占据全国招生人数超过5%大数的艺术学生,将迎来全新的“艺术学学士”,自2012年开始,研究生将按照“艺术学硕士”、“艺术学博士”等艺术门类学位招生。2012年艺术学门类下的艺术各类型学生将按照艺术的课程培养计划实施教育。按照惯例,编号为第13门类的艺术学成为最新的发展学科门类。在2011年5月开始的一级学科大调整中,艺术学科成为最大动态规模的调整门类,也向学术、教育界证明艺术学的重要地位。 放置在文化背景下看待艺术门类建立,不仅是翻身或者归位这样简单的问题,而是承认艺术精神是人类创造精神、艺术文化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要义。“人类,只有人类,能创造自己想要的环境,即今日所谓的文化。”③这当然意味着人类具有文化建设的独有品性,也因为文化才是人类独有存在的精神意义。艺术与人类精神创造的普泛性价值还包含了艺术的个性创造的独一性意义的认同。如果说,在生存意义上,人类是趋同的群体追求,而艺术的意义则是求异的个性追求,那么强调艺术不是经济盘算,也不是群体创作的趋同自有其道理。 艺术学类论文:关于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缘起\争议和一致意见的达成 摘 要:2002年,学者们呼吁将艺术学升级为门类。2009年,这种呼吁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支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开始组织讨论并草拟升级方案。2010年,升级方案在全国艺术学学科专家之间进一步得到论证,最后于2010年4月达成一致意见。这个方案就是把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下设5个一级学科(基础艺术学、音乐与舞蹈学、美术与设计学、戏剧戏曲学和广播影视学)的最终确定的方案。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升级;门类;基础艺术学 中图分类号:J120.0文献标识码:A 自2002年起,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届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于润洋教授为首的许多学者就呼吁把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门类来设置。这种呼吁持续了八年,期间,不少院校的学者都加入到这种声音中来。直到2009年下半年,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呼吁才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确定性支持,绝大多数国务院艺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也对这种支持作出了积极响应,并制订了相应的方案。2010年4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学科调整工作组成员、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教授在该院召集了全国具有代表性的艺术院(校)长和专家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绝大部分国务院艺术学学科评议组的新、老成员都出席并做了发言,大家就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基本方案达成了一致意见。 从学科升级动议的提出到国务院学位办对学科升级的实质性支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也是一个促进艺术学思考自身学科地位、学科属性、学科对象和学科方向的过程。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1997年颁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现文学门类下共有四个一级学科,分别是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艺术学目前隶属于文学门类,是文学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学科,共包含8个二级学科。最初把艺术学放在文学门类下,可以说是与艺术学的学科特征基本吻合的。因为学科是一个学术研究和研究生培养的概念,其主要作用还是体现在学术研究以及研究人才的培养上。此外,艺术学与文学相比影响也比较小。但随着艺术的快速发展,艺术学在文学门类下就受到了诸多限制。其最大的限制就是被“文学化”,其学科个性也进而受到文学门类学科制度的限制。其次,在近20年的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艺术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显,甚至从广度上已超越了文学。因此,再用文学的学科制度来约束艺术学,就必然会出现不少问题。譬如,对于学科的评价、对于学者的评价、对于学生的评价、对于学术成果的认定等等。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以语言文字为表达符号的形象,而艺术学所研究的对象则是以图像、声音、动作以及上述因素综合运用的形象。文学形象依靠人的想象在人的脑海中映现出来,而艺术的形象则是通过人的视听感受感觉出来。针对文学形象的研究可以大量依靠以语言文字表达的论文来表述,而针对艺术形象的研究则不仅仅依靠以语言文字表达的论文表述,许多通过田野调查所得到的图像资料、声音资料以及通过文物考古所得来的实物资料、通过艺术展演所得来的形象资料都能显示艺术学的学术成果。文学资料的种类相对单一,其研究过程相对短暂,而艺术学资料种类比文学要更加丰富,其研究过程也相对漫长。由此可见,不能将文学学者的研究成果与艺术学学者的研究成果放在同一个标准下用量化的方法来衡量。因此,学者们呼吁提升艺术学的学科地位,呼吁把艺术学从文学当中独立出来、升级为一个单独的门类,这样,既符合时代的要求,又符合学科特征的要求。 但在将艺术学上升为门类的过程中,艺术学自身的问题也同时涌现出来。这个问题源于国务院学位办对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下设的一级学科数量的限制。因此,原先设在艺术学属下的8个二级学科如何在升级过程中被体现出来就成为最大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最直接的做法有两个:一是删减,二是合并。学科制度是体现学科地位的重要标志,目前许多专业艺术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的艺术院系都是根据现有的学科目录来设置的,如果目录变化了,就直接影响到艺术院校和艺术院系的设置问题。因此,哪些学科可以被删减、哪些学科可以合并就在艺术学科自身引起了争议。 这场争议首先体现在被删减的学科当中。根据国务院艺术学学科评议组的初步方案,原先在一级学科艺术学下的、与一级学科艺术学同名的二级学科“艺术学”被率先删减。其次体现在学科合并中,原先各自发展的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被合并起来,成为美术与设计学;音乐学与舞蹈学被合并起来,成为音乐与舞蹈学;而戏剧、戏曲、广播、电视、电影被合并起来成为戏剧戏曲广播影视学。说实话,这种方案也是不得已的方案。但即使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案仍与目前的学科设置以及目前艺术院校、艺术院系的设置之间有着诸多矛盾。 二级学科艺术学自1997年设置以来,全国已有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6家培养单位培养博士,61家培养单位培养硕士。如果被删减,首先面对的就是这些学生怎么办、如何安置,其次面对的是要不要打破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要不要研究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关联性问题、要不要寻找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共通规律、要不要从宏观上来认识艺术现象等问题。而诸多相近学科的合并则使目前的单科艺术院校和艺术院系觉得尴尬,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培养单位没有完整的学科,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的学科与别的学科放在一起无法明确学科重心,在学科线路上显得不够清晰。 二级学科艺术学被删减所引起的震动最为明显。那么为何这个学科被删减呢?许多学者认为,每个艺术门类都有自己的历史及理论研究,因此就不需要一个涵盖所有门类的二级学科艺术学了;第二个原因是国外没有这个学科,中国的学科需要同国际接轨。但二级学科艺术学的学者们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 二级学科艺术学最初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原召集人之一、东南大学教授张道一先生号召并于1997年在东南大学率先设立的,这个学科的设立得到了当时全国约60位知名学者的支持,其宗旨是要打破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寻找艺术的共同规律、促进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互相影响。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二级学科艺术学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已取得了初步成效。虽然门类艺术学有自己的历史及理论研究,但长期以来,由于各自局限于自身的门类,许多问题都无法看清。至于国外有没有二级学科艺术学(德国、俄罗斯、日本均有),已不是中国该不该设置二级学科艺术学的理由。与国际接轨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到中国特色。如果单纯地认为国外没有,中国就不能有,就会使中国的学术研究失去自信。问题的关键在于该学科合理与否,有没有相应的学科可以替代该学科。事实证明,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尽管二级学科艺术学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其学科平台、学科成果都说明了设立这个学科的必要性。而在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过程中,人们对于学科删减与合并的思考其实也是一个十分现实的、属于二级学科艺术学的问题。因此,以于润洋教授、仲呈祥教授为首的部分知名学者都表现出假如把这个学科删减之后的焦虑。2010年3月初,他们在北京召集部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和专家进一步讨论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方案。这次讨论把二级学科艺术学纳入重新考虑当中。 2010年3月27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学科目录调整工作组秘书、中央音乐学院丁凡教授分别给东南大学凌继尧教授和笔者打来电话,征求对学科升级方案的意见,凌继尧教授和笔者都明确反对把二级学科艺术学删减的做法。因此,丁凡教授希望东南大学草拟一个将二级学科艺术学升级为一级学科的方案。事实上,在此之前相关方案已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南京艺术学院起草过,这次重新起草主要是鉴于东南大学的艺术学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笔者在征求了多位学者的意见后,起草了两个方案,两个方案在学科名称上都倾向于采用“基础艺术学”的称谓。因为“基础艺术学”表现出对艺术的基本脉络和基本原理进行研究的特点。作为针对所有艺术门类的最基本的脉络和原理进行研究的学科,“基础艺术学”从名称上可明显区别于门类艺术学。为谨慎起见,2010年3月31日,东南大学在北京召集全国十余所院校的二十余位知名学者针对这两个方案进行论证。经过大家论证,倾向于第二种方案。会后,笔者进一步吸收了专家们的意见,修订之后于4月6日提交给了丁凡教授。 2010年4月13日,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教授召集的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和专家的工作会议上,仲呈祥教授向大家通报了近期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尧学院士协商的结果,提出了把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下设5个一级学科的较为确定的方案。这个方案包含基础艺术学、音乐与舞蹈学、美术与设计学、戏剧戏曲学和广播影视学共5个一级学科。针对这个方案,虽然许多单科艺术院校代表提出了不同看法,但处于学科升级整体目标大局的考虑,大家通过了这个方案。会议委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曹意强教授牵头对这个方案进一步完善后上报国务院学位办。最后,于润洋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虽然许多单科艺术院校觉得学科合并会有不少问题,但总体上艺术学的学科地位还是提高了,相近学科合并后从原则上不会对学科发展产生负面效应,也不影响各单科院校建设自己的学科。他高兴地表示,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艺术学科升级为门类主要是考虑到维护艺术学科自身的特点。本项工作自2002年就开始努力,今天终于有了希望。艺术学学科升级为门类后将会大大推进艺术学学科的发展,也将会有力推动我国艺术事业的繁荣昌盛。本次会议之后,受丁凡教授叮嘱,笔者参照原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南京艺术学院起草的方案,并征求了张道一教授、凌继尧教授、黄教授、夏燕靖教授、李心峰研究员的意见,对方案作了完善(见附录),于2010年4月16日提交给了丁凡教授。这个总的方案就是把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下设5个一级学科(基础艺术学、音乐与舞蹈学、美术与设计学、戏剧戏曲学和广播影视学)的最终确定的方案。(责任编辑:楚小庆) 附录:基础艺术学一级学科设置说明 基础艺术学一级学科设置说明 方案草拟单位:东南大学 一级学科名称:基础艺术学(或一般艺术学、普通艺术学、宏观艺术学、理论艺术学、艺术学理论) 所属学科门类:艺术学 一、该学科简要概况 基础艺术学旨在打通各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构建涵盖各艺术门类的宏观艺术学理论体系。有关该学科的研究自我国的先秦时期和古希腊时期业已开始,分布于不同的学科当中。有关艺术学问题的研究在美学当中涉猎最多。19世纪末期,鉴于美学研究对象不能涵括所有的艺术现象,德国学者康拉德•费德勒主张把艺术学从美学当中划分出来。1906年,德国学者玛克斯•德索出版了他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并创办《美学与一般艺术学》杂志,从而确立了基础艺术学的基本地位。这种主张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响应。我国学者最早于20世纪初致力于该学科的专门研究,代表人物为宗白华、滕固、马采。该学科在原文学学科门类下的艺术学一级学科中属于二级学科艺术学,与一级学科同名,学科代码为050401,设置于1997年。1998年,东南大学率先设置该学科的博士点。迄今为止,该学科在我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已有61家单位设置硕士点,6家单位设置博士点,1个国家重点学科,13个省级重点学科,2个省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读硕士生和博士生约2000余人。 二、该学科培养目标 基础艺术学主要培养研究贯穿于各个艺术门类的艺术的总体规律的专门人才。与各具体门类艺术学不同的是,本学科培养的人才具有较为宏阔的视野和较为综合的素养,可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发挥作用。 该学科吸收的生源为具有较好艺术理论基础的学生。因此,可根据社会需要,选择条件优厚的学校和应用性较强的方向设置少量本科专业,如艺术管理、艺术产业、文化遗产保护等。该学科的人才培养应着重放在硕士生和博士生层次。 基础艺术学的主要方向为艺术史、艺术原理和艺术批评学。 艺术史主要培养研究艺术总体发展历史规律的专门人才。 艺术原理主要培养研究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关系进而研究艺术共通规律的专门人才。 艺术批评学主要培养针对艺术价值、艺术思潮、艺术流派、艺术家等艺术创作和其他实践现象进行批评的专门人才。 以上方向在硕士生层次可侧重于基础性教学与研究,在博士生层次则需要更深程度的教学与研究。 三、该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内容 基础艺术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史、艺术原理、艺术批评。 艺术史主要研究艺术的总体发展脉络和历史发展规律,如艺术的起源、艺术的形成、艺术的发展规律、艺术的发展过程、艺术的未来前景与走向等。与各门类艺术学研究艺术史有所不同的是,基础艺术学的艺术史研究着眼于带有普遍性的艺术观念和艺术形式的发展脉络。 艺术原理是基础艺术学的基础与优秀,针对艺术的各种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和各门类艺术共通规律,以及艺术学自身的发展与建构等进行理论探讨,如艺术的本质与特性、艺术创作规律、艺术作品的构成、艺术接受原理、艺术传播规律、艺术学自身的地位、作用与建构,以及艺术政策、艺术管理、艺术产业、艺术遗产等领域提出的各种基本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艺术批评学作为“运动中的美学”,主要着眼于艺术在现实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实际进程与发展态势,对现实中出现的各种具体的艺术作品、艺术现象、艺术思潮进行富有实践性的批评,引导社会的艺术鉴赏。艺术批评关乎艺术在现实中的健康发展及在社会中的影响与传播,其研究的对象十分广泛,如艺术鉴赏、艺术价值、艺术思潮、艺术风格、艺术影响等。艺术批评一方面针对存在于各个艺术门类中的普遍现象确立评价标准、适时进行批评,另一方面将这种评价标准与各个艺术门类中的具体现象有机结合进行批评。 四、该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基础艺术学一方面要以门类艺术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另一方面也要关注美学和文艺学的研究成果。基础艺术学从具体的艺术现象出发,主要采取自下而上、横向比较等方法,探究艺术的本质属性、总结艺术的共通规律。同时,基础艺术学还借助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管理学、经济学、宗教学、民俗学、教育学等学科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 基础艺术学下设的三个二级学科的优秀课程分别如下: 1、艺术史:中国古代艺术史、中国现当代艺术史、外国艺术史、艺术史专题、艺术史哲学、艺术史方法论、艺术史学史、艺术思想史、艺术考古学等。 2、艺术原理:艺术学原理、比较艺术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传播学、艺术教育学、艺术人类学、宗教艺术学、民俗艺术学、艺术管理学、艺术产业理论研究、艺术政策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艺术原理专题等。 3、艺术批评学:中国艺术批评学、西方艺术批评学、艺术批评方法论、艺术批评专题等。 五、社会对该学科的中远期需求情况及就业前景 在技术高度发达、社会结构趋于复杂、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艺术现象越来越纷纭多变,社会对于具有综合性素质的艺术研究、管理、教学和创作等方面的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广泛而迫切。单纯的美学人才局限于哲学,单纯的门类艺术学人才局限于各艺术门类自身。因此,在未来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当中,从总体上了解艺术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传播等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和熟悉各个艺术门类、懂得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关系、了解艺术的本质属性和共通规律的人才将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欢迎。尤其是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文化建设被提升到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地位,与文化建设密切相关的文化艺术产业、文化艺术管理、创意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领域,都急需从总体上谙熟艺术基础理论和共同规律的综合性艺术理论人才。该学科人才就业前景普遍看好,可到文化艺术研究、艺术教育、文化艺术管理、文化艺术遗产保护与管理、报刊杂志图书网络广播电视等各种媒体有关文化艺术的编辑采录等十分广泛的行业、部门就业。 六、该学科的主要支撑二级学科 1、艺术史(中国艺术史、外国艺术史、艺术史哲学); 2、艺术原理(艺术学基础、比较艺术学、艺术跨学科研究); 3、艺术批评学(中国艺术批评史、外国艺术批评史、艺术批评原理); 七、该学科与哪些现行一级学科密切相关 基础艺术学与美学和门类艺术学密切相关。 美学属于哲学范畴,基础艺术学与美学交叉的内容为对于艺术美感的研究。基础艺术学涉猎美学,但不止于美学。基础艺术学与美学互为参照,互为借鉴,互相促进。 门类艺术学分别是对各个艺术门类的研究。基础艺术学与门类艺术学的关系为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基础艺术学从门类艺术学中获得经验与实证的基础,门类艺术学从基础艺术学中获得原理与方法论等方面的理论支撑。 此外,基础艺术学与文艺学也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其交叉之处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文艺学主要针对语言艺术进行研究,基础艺术学则针对造型艺术、表演艺术以及与现代媒介相关联的新兴艺术进行研究。 基础艺术学与美学、门类艺术学、文艺学既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互为补充。 八、新增设一级学科请说明增设的原因和理由 增设基础艺术学主要有如下4个方面的原因和理由: 1、门类艺术学培养的人才往往以门类为界,拘于一隅、互不往来,无以从宏观上审视艺术、促进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增设基础艺术学可加强艺术宏观理论的研究,满足社会对于宏观艺术理论人才的基本需求,促进艺术创作的活跃与繁荣。 2、基础艺术学与门类艺术学之间可以建构起一个普遍与特殊相互依存、互相促进、共生共赢的科学合理的艺术学学科结构。 3、门类艺术学无以从整体上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社会形态之间进行对话,不利于促进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使艺术在国家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增设基础艺术学可以弥补此种缺憾。 4、基础艺术学便于从整体观念上使艺术与社会成员之间发生关系,增设基础艺术学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可对提高国民的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责任编辑:楚小庆)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学科的发展前景 艺术学科由文学下的一级学科升为与文学并行的门类,这种层面的学科调整,其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学科发展前景会越来越好。 一、促进戏剧影视学科发展 原来艺术学放在文学门类,艺术学是一级学科,戏剧影视是二级学科,比较而言,戏剧影视学科发展的空间受到一定限制。 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发展的空间增大了很多,促进了戏剧影视学科发展。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对戏剧影视学科目录、人才培养规模与层次,以及课程和院系设置带来新的变化。可以预料,各人才培养单位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点的主动性和规模会有所增加。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我国戏剧戏曲学科的发展和研究方向逐渐完备、完善,各高校在原有戏剧戏曲史、戏剧戏曲理论、戏剧戏曲美学、戏剧曲艺史论、话剧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拓展与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紧密关联的新的学科领地,又新增了比较戏剧、少数民族戏剧、戏曲创作、戏曲民俗学、戏曲文化传播等理论研究以及戏剧戏曲表导演等实践类研究方向,丰富了学科建设,实现了学科教育的全面培养。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电影电视学科主要发展和研究方向逐渐细化、多样化,并且向纵深挺进,例如中国电影艺术史、外国电影艺术史、非线编辑、摄像与实践、电视新闻与采编、大众传播、电视纪录片、电视剧研究、影视语言、电视频道及栏目研究、录音与剪辑、媒介传播、影视制片管理、照相与实践、摄像与实践、影视策划、电视艺术研究、港台电影研究、广告理论与实务、世界电影美学思潮、世界传媒发展研究、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运营与管理、中国电影现状研究、媒体发展策略研究、美国电影研究、网络电视研究等。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我国戏剧戏曲学科与电影电视学科的互动与融合会进一步加强,戏曲电影、戏曲电视会进一步得到重视。有关戏剧戏曲改编成电影电视,有关电影电视改编成戏剧戏曲,这种改编与融合的研究会得到进一步深化、细化。因此,戏剧影视学科内涵会变得丰富,外延也会得到拓展。 二、推动艺术教育发展 戏剧影视教育是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会促进戏剧影视教育的发展,也会推动艺术教育的发展。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中国戏剧影视学科会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随着国家艺术教育政策的力度加大和资金投入的不断增多,戏剧影视学科尤其是电影电视学科会进入全新的大发展时期。伴随着各地高校的电影电视专业或电影电视方向如雨后春笋般建立,电影电视学科在原有的业务教学、理论教学和素质教育的基础上,更拓展了产业发展、文化研究、数字技术等多个教育领域,以期更好地应对世界电影电视产业化、数字化、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全国数百所高校陆续加入电影电视教育的行列,或者创办专门的电影电视学院,或者将电影电视作为独立学科加入艺术学院的拓展范畴,或者在原有的中文系或文学院范围内将电影电视拓展成为全新的专业方向,形成了高校电影电视学科教育的新潮流。电影电视学科体系在专业内容、人才培养、教育层次等方面多元化建构,形成了专业教育、理论教育和素质教育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因此,会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戏剧影视人才。 在国民艺术素养和综合性人才的素质培养方面,戏剧影视教育越来越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电影课程已经纳入了从少儿到大学生等系统化的美育教育范畴。国家有关部门出台多项措施,下发多个文件,对影视教育提出具体要求,并以附件形式列出百部优秀影片推荐片目,进一步强化中小学和大学影视教育。2004年,电影频道增加了“少儿影院”节目时段,各地也把收看“少儿影院”播出的优秀影片与学校的德育课、艺术教育课等内容结合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专业艺术教育领域向纵深发展之外,在学科的普及教育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如京剧进中小学课堂、“教育戏剧”概念的推广等,使戏剧戏曲在素质教育和文化环境建设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 三、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 戏剧影视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有些高校对有关戏剧影视的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等方案进行了适当的调整,突出了信息社会和传媒经济时代对戏剧影视人才能力的新要求,与产业经济、新媒体和传媒文化有关的课程也成为戏剧影视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如世界传媒发展研究、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运营与管理、媒体发展策略研究等。 在一些影视艺术学院还新近设立了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该专业作为一个交叉学科,涵盖了管理学、影视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相关理论和课程,是对影视教育的一个有力补充,符合当下电影电视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也体现了我国影视教育发展的一个大方向――与产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融合越来越积极。 戏剧影视人才培养在戏剧影视学科稳定发展的大背景下,呈现出专业方向涉猎面越来越广、交叉性和文化内涵越来越强、与数字媒体交融逐渐增加的特点。同时,各类型和层级的戏剧影视人才培养各有重点,特色更趋明显。如师范类院校专业方向以培养戏剧影视教育方面的师资为主,专业院校和职技学校戏剧影视人才培养则多随戏剧影视市场上实际人才需求方向转型,更注重编导类、表演类与剪辑类等方向,专业的倾向性、应用性高于对其文化的要求。 当今的戏剧影视教育,基于戏剧影视的专门领域与信息技术,体现了戏剧影视在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即面向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代表了信息科技与文化艺术结合的新方向。从人才培养目标来看,戏剧影视教育注重学生艺术的原创能力、整合能力和策划能力,培养具有新的人文、艺术、科技观念和素质的综合型人才,体现了戏剧影视学科交叉发展和国际化的趋势,会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升格为门类背景下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今年的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有了一个新的、特殊的背景,这就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艺术学升格为门类。首先应该感谢文化部、教育部对艺术教育的领导和指导,同时也不能忽略我们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的功绩。我们的论坛,一届又一届地呼吁艺术学升格为门类,一届又一届地论证这个问题,终于获得了上下各界的一致认同。 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众所周知,十七届六中全会绘制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蓝图。 总书记在纪念党的90周年诞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面对当今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新形势,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我们要以此为着眼点,以提高全民族的美学修养和鉴赏素质,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氛围为出发点。艺术学升格为门类之后,党和政府为我们搭建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平台,为我们中华民族艺术地审美地把握艺术提供了新的时代条件,这是艺术教育的幸事,也是全民族的幸事。 我认为,所谓从文化自觉到艺术自觉,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第一,要自觉认识艺术和艺术教育在坚守全民族精神家园中的独特地位和重要功能。 孙家正同志再三讲,文化如水,滋润万物,悄然无声。艺术亦如水,是流淌在民族肌体里的无处不在的一种文化软实力。文化和艺术都要靠长期积累,水到渠成。艺术究竟具有什么独特功能?它与人类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宗教的、哲学的方式把握世界相提并论,成为一种独立的、不可或缺的把握世界的方式。 一个脱离了艺术教育正确轨道的民族,乃是一个不健全的民族;一个善于发挥艺术教育的作用,并且彰显艺术的自觉功能的民族,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我们应该站在新的时代高点上,特别是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重新认识艺术的功能和作用。钱学森是站在当代人类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交汇峰巅上思考人类面临的新课题的大师。他力倡学科技的人也必须学点艺术。这不仅在于艺术可以开启人类右脑的形象思维和想象能力,更在于可以培养每一个人的善良的人性和美好的感情,这是十分重要的。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潮流下,如果我们的国民缺失了善良的人性和美好的情感,那将是不堪设想的事。所以,每一个艺术教育工作者应该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该担当起时代赋予的使命,把艺术学科建设好。 第二,要自觉认识和把握艺术教育和艺术学科建设的客观规律。任何违背规律的做法,都是毁文化、毁艺术的。高等院校,是民族思维的先锋阵地;高等艺术院校,是民族艺术思维的先锋阵地。高等艺术院校的艺术学科建设要科学揭示艺术各门类的独特规律,要对形形色色背离艺术独特规律的盲目做法发出科学的批判的声音,这是极其重要的。艺术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艺术学科下支的5个艺术学科几个门类学科规律真实、深刻、完整地总结出来,然后变成广大艺术工作者的一种理论导向和创作指南。 恕我直言,时下打着创新的招牌违背艺术规律的现象时有所见。比如对待改变了自己民族命运的重要历史题材的艺术创作,是否严格遵从艺术规律?就很值得反思。一个敬畏自己民族重要历史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解构、颠覆、戏说重要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我们应以一种敬畏的心态,带领自己的人民小心翼翼地走进历史,认认真真地感悟历史,老老实实地从创造历史的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里获取历史营养,此乃正道。而万勿反过来借历史人物的英灵包装明星,通过炒作,赚取票房,堕入鲁迅先生当年所反对的“名人的遭殃,不在生前,而在死后,一瞑之后,注家蜂起,借死尸以卖钱”的泥潭。 第三,要自觉承担艺术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担当。作为高等艺术院校,面对纷繁复杂的艺术创作、鉴赏现状,不能没有科学指引。我们应在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理论联系实际,发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的科学声音,这是艺术学学科建设的题中之义。要倡导艺术家永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以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历史观、科学观和忠于人民的艺术家的良知和艺术操守,步步为营,扎扎实实地推进艺术学学科建设。 其次,在艺术自信上,我也体会到―― 第一,我们要坚持对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充分自信。我们从事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如何用简练的语言表述出来?这对我们艺术学科也是很关键的,社会主义的优秀价值当然提倡民主、和谐、公平、幸福,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论的指导,对中国特色艺术学学科建设是没有出路的。 第二,要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传统艺术永恒的魅力充满自信,有的人不仅不自信,反而自卑,千方百计地拾人牙慧,鹦鹉学舌。我们艺术高校的老师应充满自信感和自豪感,我们从事的是人类灵魂精神世界重要建设的一项工作。对我们先辈流传下来的经过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经典作品和经典艺术形象,万勿采用颠覆、戏说、解构的手段。所有的经典作品,我们都可以改编创新,但要有原则,必须是按照经过历史、人民检验的,由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有生命力的价值取向和人类道德准则,顺势方向丰富、深化发展,反对那种反方向、逆势方向的解构、颠覆和拆卸。如果那样做,中华民族就失去了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文化艺术之根。须知,民族的文化艺术大厦,是靠一部部经过历史和人民检验筛选的经典作品为支柱而矗立起来的。解构、颠覆、拆卸下这些支柱,大厦就会坍塌。这是对历史和人民的犯罪。所以,我们艺术学科建设应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艺术主张和美学理想。 第三,应坚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革命文化充满自信。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所领导人民创造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雷锋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都要充满自信。这是我们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红色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艺术学学科建设,不能也不应去颠覆、解构这种红色文化。 第四,我们要具有开放的视野,对别的国家、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为我所用,要充满自信,不能闭关锁国。而应该坚持费孝通先生的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美美与共的过程,就是将我们民族优秀的东西,与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营养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交融、整合、创新,从而创造出既富民族精神,又富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艺术学学科建设,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必须在坚守中华民族文化价值取向和仁义道德的底线的基础上来建构。 艺术教育和艺术学学科建设说到底,就是为现实社会营造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令每一国民身处其中,都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心灵滋润、灵魂提升、精神提高的文化环境和艺术氛围。环境塑人,氛围养人。所以,我要反复强调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只有靠文化把人的素质提高,搞艺术把人的心境养高,高素质高境界的人才能保障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如果以牺牲人的素质为代价,急功近利地让文化“化钱”,让艺术止于养眼甚至花眼乱心,那么低素质低境界的人就会把即便搞上去的经济也吃光花光消费光的!社会就会堕入精神生产和文化消费的二律背反即恶性循环,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我要恳切地呼吁,所有高等院校,团结起来,优势互补,共建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我们有三支大军。一支是我们的单科专业院校,如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他们对某一艺术门类本体和规律的研究最为深入,他们是中国特色艺术学学科的奠基者。第二支是以云南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等为代表的综合性的艺术院校,他们有他们的优势。他们的优势就在于打通了艺术门类下的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设计等一级学科,他们配备齐全。优长于从艺术各个学科的相同处寻找普遍的规律。第三支,如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综合性大学也有他们的优势,他们依托于相对广阔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背景,他们擅长从哲学思维的层面,提出高屋建瓴的贯通于各个艺术门类的艺术学的一些普遍的规律。这三支大军,应该各扬优势,互补生辉,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艺术教育的特色,大家都做了很多遵从规律的扎实工作,比如,东南大学就不断出版《艺术学》的不定期刊物,又如上海大学出版关于艺术学建设方面的丛书,同时我们还有很多学校都在做这些工作,如福建师范大学的《中国古典音乐文献集成》,这是件了不起的事。中国需要这种为了民族的艺术学术建设踏踏实实,做艰苦浩繁的、享受孤独的工作的人。他们把所有的古典的文献全部集成起来。这一群学者潜心治学,享受孤独。相比现在流行的所谓“学术明星”,我更崇敬这些学者。曹意强教授编的《美术》学刊,长期以来就在这方面进行学术积累;傅谨教授在中国戏曲学院,以一人之力团结了多少同仁,对中国的戏曲、中国的京剧事业做出了很多水到渠成的贡献。这种工作,才是真正的艺术理论,这样的学者才是真正的“艺术之星”。 我们从事文化建设,包括艺术建设各界的同仁,应该懂得,文化建设的规律在常态,而不在非常态。所谓在常态,就是要靠艰苦细致的日积月累的工作。正因为如此,我来到了云南。这次文化部委托我参加评审国务院出台的特需人才培养的博士项目,云南省委提出了“两强一堡”――文化强省,旅游强省,桥头堡。云南是面对东南亚的桥头堡。从这些特殊需求出发,他们研究少数民族艺术的传承与创新。《“两强一堡”与少数民族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就是一个课题项目,就是一种特需人才,这不仅对云南有益,对整个国家的文明发展、民族的团结都有意义。 此次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的工作非常细致,安排得井井有条,使我们在这样一个美丽的环境当中顺利召开此次论坛。让我们敞开我们的思维,为中国特色的艺术教育、艺术学科建设出谋献策。所以,我们更应该团结,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组团结,进而愿三方面的艺术院校团结,发挥各自的优势。尤其我们要尊重在艺术学科的建设中长期做出的重要贡献的一些院校。没有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艺术学升门类是不能实现的。这也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于艺术的一种高度自觉和高度自信。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所以,大家都围绕着提升民族精神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这个着眼点,把我们的艺术学学科建设既培养高端人才又能让民众都获得善良的人性、美好的情感,使中华民族富于想象、富于创新的思维传统在21世纪得到更大的发扬。 (注:本文节选自仲呈祥在2011’第六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上的报告) 作者系中国文联原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艺术学类论文:理工科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发展途径的探讨 摘 要:近年来国内教育体制的逐步转变促使综合类学科、交叉学科以及边缘性学科等新兴学科相继出现,随之而来的是我国各类大学相继设置了艺术类学科和专业。目前,综合性大学开设艺术专业课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其中又有不少理工类院校在原有强势学科的基础上衍生出相关艺术学科专业。然而,伴随近年来生源的减少以及人才市场的饱和,理工类院校背景下的艺术专业教育的发展整陷入了严重的困境。文章在此背景下,针对理工科类院校背景下的艺术学科专业的发展在定位发展、师资配备、教学管理等多个方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其未来的发展途径提供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理工科类院校;艺术学科;困境;发展途经 作者介绍:文雅(1986-),女,江西南昌人,华东交通大学艺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音乐学教育;杨婷(1975-),女,湖南长沙人,华东交通大学艺术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 基金项目:华东交通大学校立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对我国理工科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发展途径的探讨”(编号:14YS02),主持人:文雅。 近年来,国内教育体制的逐步转变直接造成了综合类学科、交叉学科以及边缘性学科等新兴学科相继出现,随之而来的是我国各类大学相继设置了能够与之相互支持的艺术类学科和专业。综合性大学开设艺术专业课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也成为我国现代大学发展的一大特色。在综合性大学中,不少理工类院校处于在原有强势学科的基础上衍生出相关艺术学科专业,其办学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理工类院校传统学科的专业教育对于解决现实的问题确实存在着很大的优势,然而,在面临出现知识体系无法解释相关问题的困惑时,艺术教育所培养的感性认知能力通常可以激发人的创造力。工科类院校开设艺术学科专业,从人的全面发展来看,是期望学生利用从艺术教育中获得敏锐的感受力和创造力为专业学习研究提供动力和源泉。其次,根据理工类院校自身发展的的学科特点和需要,开办艺术类学科专业在课程设置上可以对其他学科内容进行补充,从客观调整文理学科的比例,优化学科结构,形成学科之间的互补与交叉性。再次,工科背景下艺术学科的办学模式在专业教学、学科发展及建设等方面更易于开拓新的思路,创建学科品牌,为其在艺术教育领域争得一席之地。 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与培养方式根据时代的变迁正在发生转变,以往的应试教育体制已逐步向素质教育体制倾斜,在理工类院校开设艺术学科专业是我国对创新型复合人才的素质教育要求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必然结果。然而,目前虽然大部分理工类院校都成立了艺术学院(系),开设了相关的艺术学科专业课程,但是,随着近年来生源的减少以及人才市场的饱和,理工类院校背景下的艺术专业教育的发展正面临严重的困境。大规模理工科院校重复建设艺术专业,使其尽管在建设规模与教育模式上有所区别,但大多数的院校在学院系部设置、教学手段、师资来源、学科和专业发展方向、人才培养方向的定位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这些矛盾一方面直接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影响了学生的就业。如何探寻破解之道,走出理工类院校艺术专业发展所面临的尴尬困境是目前艺术学科专业教育相关人员急需思考的一个紧迫问题。 一、理工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发展面临的困境 我国现行的艺术学科专业教育体系目前基本上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自1952年全国进行一次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从综合性大学设置的艺术学院中拆分出来的单科艺术院校,如:中央美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另一种是改革开放以来,以1983年厦门大学设置艺术学科,开办艺术专业为代表的综合性大学成立的艺术学院。如:1997-1998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相继成立艺术学系或艺术学院,随后,2001-2005年,吉林大学、兰州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也陆续成立艺术学院。至今为止,除中山大学之外,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都成立了艺术学院或开办了艺术专业。 在上述的第二类院校中,不少综合性大学都是工科类作为强势学科的理工类院校。原本,在理工类院校开办艺术学科的初衷是处于学科结构优化及人才素质培养的需要,然而,由于理工科院校长期以来受到“重科学,轻人文”的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艺术学科的建设往往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在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方面,艺术专业的从属地位,直接影响了艺术学科专业的发展进程。目前,理工类院校背景下的艺术学科专业的发展主要面临以下几点困境。 (一)办学定位模糊不清 学科办学定位则与学科所在地域的相关资源、社会人才需求和所在学校师资特色、科研力量相关,它确立了学科培养什么类型人才、怎么培养、培养目标等。理工科院校开办艺术学科从动机上来看主要有两点:一是出于学科结构的优化,推动学校素质教育,二是“艺考”带来的丰厚利润可以作为学校增长经济收入的一种方式。对于理工类院校来说,艺术学科的建设首先是定位于为理工类专业服务的附属地位,其价值在于培养复合型人才,打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履行艺术教育的社会职责。 目前,国内大部分理工科类院校的艺术学院(系)的学科建设在实际的人才培养方案中与专业的艺术学院并无差异。比如:理工科类院校的艺术学院(系)课程设置的参照对象往往是专业艺术学院。这样直接的影响是使其学科专业很难依托于学校的优秀资源摆脱专业艺术教育体制带来的弊端,尤其在课程设置上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课程体系不合理,各门课之间难以形成一定的关联性,无法设立出属于本校特色的艺术学科专业。学校的办学定位与艺术学院(系)定位的不相一致性,是一些院校的艺术专业迷失办学方向的主要因素。 (二)专业发展受到限制 理工类院校开设艺术专业的动机及定位的困惑,直接反应在艺术学科专业的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国内理工科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的设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单一的艺术设计专业为主要学科专业所成立的艺术学院(系),一般来说,在专业的设置上通常由产品设计、环境艺术设计、数字媒体设计等专业作为主要专业方向。如:青岛理工大学艺术学院的室内设计等相关专业,他们最早源于学校原有的建筑学科。第二类是由综合性艺术学科专业所组建的艺术学院(系),如笔者所在的华东交通大学是一所以工、理学科为主的学校,2006年从原有土木学科分支出环艺设计等相关专业,与人文学院分支出的音乐学专业共同形成了艺术学院的主要学科专业方向。以目前艺术学科专业设置的比例上来看,相较于音乐学专业,由于艺术设计专业大多是从机械类相关学科衍生而来,因此,在各大理工科类大学的发展已形成一定较大规模。 事实上,艺术专业自开设于理工类院校之后,便受其院校和原有的教育体系的制约。一方面,在工科院校中,由于艺术学科专业不是传统优势学科,也不是重点专业发展方向,加上专业的设置常常由筹建艺术学科专业的专家根据自身所从事的学科角度出发进行建设和管理,因此在学生管理、教学管理、课程设置、教学评价及办公场所等诸多环节上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另一方面,社会认知度、师资来源及学生就业等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艺术科学专业的办学理念。从招生方面来看,理工类院校的艺术专业招生在生源逐年减少的状况下还要与专业院校争夺生源。而在就业方面,由于理工类院校艺术专业设置的社会认知度不高,难以与专业院校相抗衡,再加上目前市场的人才过剩的局面,使得艺术学科专业在人才输出上一开始就面临严峻的形势。这内外两方面因素正逐步影响其专业可持续发展。目前,大部分理工科院校,尤其是地方性院校开办的艺术学科专业在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后,由于无法形成具有专业特色的艺术学科,已出现了逐渐衰败的困境局面。 (三)师资配备结构失调 武汉大学表演研究所所长彭万荣先生在《综合性大学艺术教育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一文中对2008年重点综合性大学艺术师资做了一个初步的数据统计。数据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综合性高校的艺术学科专业教育师资在总量上存在这明显的不足,尤其是艺术学科带头人的普遍匮乏,严重制约了所在大学艺术专业的长远发展。实际教学需要与教学评估需要是目前理工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师资压力的主要来源。前者是为了保证教学的正常运作,后者则是从师资结构上来考核专业办学的规模[1]。 相对其他传统学科,艺术学科在国内的硕士和博士点为数不多。目前,大部分理工科类院校已成立了专门的艺术学院或机构,但是,在师资来源上与一般专业院校并无差异,并且在学历和职称上也普遍偏低,造成了师资配备在学历结构上的不合理。与此同时,作为教学的主力,年轻的讲师和助教在教育观点和意识上能够为艺术学科专业注入新鲜血液,可是,由于年轻教师大多数为刚走出校门的年轻学生,在教学经验上严重不足,而自身业务能力也难以担当与其他专业相匹敌的学科建设的重任,因此年轻的教师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内没有归属感,从而引发一些潜在的问题。 当然,为了完成教学评估或学科建设工作,大部分理工类院校也会对师资结构进行调整,通常采用的办法是高薪从兄弟院校引进与艺术学科专业相关的教授或专家,或者是直接将从事相关专业实践活动的专家经过岗位转换成为高级职称。这样的做法虽然扩大了高级职称教师队伍,弥补了师资年龄结构上的缺陷,但是,前者由于年龄偏大,容易产生对学科知识补充和缺乏热情与动力的问题,后者则是因为长时间的社会实践使得转岗教师无法短时间内适应新的工作性质,准确认识教育教学规律。此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由于长期以来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在艺术学科专业发展中具有强大的话语权,甚至可以左右着其学科专业的发展方向,也就为其长足发展埋下隐患。 (四)教学管理难以进行 由于学科背景不同,理工科类艺术教育与专业院校的艺术教育在办学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的办学形态和办学模式。理工类院校经过长期的积累,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管理机构和机制,同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学和管理体系。就艺术自身的创作和艺术教育而言,有其积极的意义。然而,由于艺术学科专业自身的特殊性,使其在教学管理、课程编排、教学评价等方面与学校自身的管理模式产生了矛盾和冲突。我国艺术学科专业长期以来所执行是专业艺术学院的教学和管理模式。如果硬性的将艺术学科专业的教学管理嫁接到理工类院校上,也就加大了管理机构的工作难度。 目前,虽然越来越多的理工类院校已经意识到过于理性的管理模式和政策在客观上对艺术学科专业的发展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同时也在努力探寻艺术学科专业特殊性与理工类院校原有的规范性相结合的教育管理,而至今通用的办法一般是实施院校两级管理,下放部分管理权力到艺术学科专业,同时给与一定的政策倾向性,但是,从目前所产生的效果来看,这种方法仍然无法从本质上解决理工科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在教学和管理方面的困境。 二、理工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未来的发展途径 加强艺术学科专业特色与创新教育是我国各大高校提倡素质教育发展的必然。作为理工类大学也必须同样思考如何利用自身办学的优势,改进和完善目前艺术学科专业教育的培养模式,形成学科专业品牌。笔者基于当前理工类艺术学科专业教育现状所面临的问题,结合当前艺术学科专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理工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未来发展途径提供几点建建议。 (一)明确学科办学定位 从现代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形势来看,艺术类专业只设置在特定的艺术院校内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已不利于多学科交叉和互补的办学思想。在理工科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的设立所体现的办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承担推动所在高校素质文化教育的角色,二是依托于高校办学特色,优化学科结构。 首先,从承担推动所在高校素质文化教育的角色来说,艺术学科专业的开设首先要突破传统的艺术教育观念。具体来说,一方面是大力开展公共艺术教育,本着培养高校复合型人才的理念,对理工类大学生进行艺术学科专业中的通识性教育。例如成立“大学生艺术教育中心”,针对全体学生在艺术设计或音乐审美等学科进行常识的普及性教育。另一方面依托艺术学科专业教育的平台,积极开展艺术技能培训,承办校园艺术文化活动。比如以艺术学院为承办方,艺术专业学生社团为主体,策划和举办类似于“艺术文化节”等相关艺术展演活动,既可以推动工科院校人文环境的发展,也可以锻炼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其次,从优化高校学科结构的角度来说,理工科院校艺术学科专业的设置实际上是国内交叉性学科兴起的必然产物。因此,在艺术学科的办学定位上,必须重视其学科的专业结构、层次结构、类型结构和地区结构,一定要依托于学校自身的学科优势,利用学科交叉的背景,培养创新型艺术专业人才以适应国内市场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具体的措施主要有:(1)专业设置以高校自身强势学科作为支持,创建学术品牌。如在交通类工科院校中,艺术设计专业的开设通常是源于土建、机械等工科专业(如作者本人就职的华东交通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最早源于土建),从学术积累和学识品牌的角度考虑,其学科建设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必须与交通领域紧密相连;(2)在教学体系中,不仅要重视艺术学科专业中,同时也要重视相关学科诸如:文学、美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应区别于传统艺术教育模式中单一的专业教育,强调其它交叉性学科的地位和作用,并将相关学科知识纳入必修课程体系。 (二)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艺术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一直受到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单方面的灌输式、示范式、教师主导教学模式已无法满足目前社会对复合型人才需求的要求。目前,国内高等教育将艺术人才的培养方向基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艺术表演和设计型,主要方向是培养艺术家,如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北京舞蹈学院及地方性专业的艺术学院开设的艺术表演和设计专业。第二类是艺术教育型,主要方向是培养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专业教师,如诸多师范高校所开设的艺术学科专业。第三类是消费市场型,主要是培养商业或市场流通领域的专业人才。在这三类人才培养方向中,第一种类型较为集中,第二种类型较少,第三种类型几乎是空白,而这一类专业的人才正是目前社会急需的,也是理工科类大学艺术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向。由于它主要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探索消费者、(艺术)商品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内容涉及经济、技术、社会、人文等方面,因此在专业设置及培养模式上必须区别于前两类。 理工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应该着重于两个方面:一是优化课程教学模式,依托于理工类院校科学研究的特点,在注重对传统文化继承的同时,积极借鉴和吸收先进的理教学理论、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避免传统夫的灌输式、示范式、教师主导式的教学模式,增加实践教学与课程讨论环节,形成教与学的互动。二是根据社会人才需求开设专业和设置课程。目前,国内市场对于艺术人才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例如技术型、管理型、交通型等等。因此,错位培养艺术学科专业人才,是理工类院校可以考虑尝试的途径。具体的途径可以是在尊重基本的艺术教学规律的前提下,将艺术策划、艺术传播、艺术营销等新型应用门类作为主要教学研究内容融入艺术学科建设,同时以案例调研、专业实习和媒体技术运用作为特色教学手段,依托于学校资源,与国内外知名学院、艺术团体及公司建立广泛交流合作,积极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部门,如各级政府文化芝术管理部门、各类艺术院校教育管理部门、各类表演艺术团体、设计公司、影视业、演出公司、群艺馆等部门输送优秀的复合型艺术人才。 (三)调整教师配备结构 理工科院校艺术学科专业教育大部分由于学校办学起步晚,经验不足,而在高校扩招的情况下,开设专业又较为全面,包括有艺术设计专业、动画设计专业、艺术管理专业、广告策划等专业同步进行使得师资队伍建设无法满足高校教学和科研需求。大部分理工类院校的艺术专业师资力量受到专业特点的限制在学历层次和知识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别。为了能在理工类高校艺术学科专业的建设中形成合理的阶梯式师资结构,必须在人才引进和培养两方面双管齐下。 出于实际教学和教学评估的需要,理工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教育的人才引进和培养一方面要着重于建设具有专业知识水平的专业教师队伍,保障教学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则是在师资结构的角度上考虑办学的规模和学科建设方向。因此,从兄弟院校引进具有高职称的教授、副教授,在职称评审政策上区别于工科专业要求,根据专业特色给予一定的政策倾向性,加大力度培养本校讲师、助教,使其合理师资年龄结构在老、中、青三个年龄层次上合理搭配等,都是调整师资结构的良好途径。 此外,根据理工科类院校的艺术学科专业特色的多元化特征,针对“本土”艺术教师,可以考虑采用跨学科的培养模式。一来在科研上易于形成综合性的专业团队,完善学科的发展;二来在教师实践教学中,利于培养学生触类旁通的的学习能力,使得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能够精密结合,发挥最大的作用。 (四)提高综合管理水平 这里所提的综合管理水平一是教学管理水平,主要体现在教学质量的保证方面,二是学科建设的科研管理水平,主要针对科研团队管理水平的提高对学科建设产生的影响。 艺术专业原本属于应用型学科,然而在理工类院校背景下其学科的建设是无法避免其教学型和研究型的特点。从教学管理上来说,长期以来,由于学科特性,艺术学科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在教学和学习中形成了自由化、随意化的倾向,教师教本的老旧,随意教授内容,更改教学时间,学生自由散漫,迟到旷课及上课睡觉等陋习已普遍存在。原本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教学活动,常常被分解为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两个单位。为保证艺术学科专业教学质量,在教学管理上,需要严格按要规章制度落实日常教师的上课、调课、听课和查课工作,对于教学事故要查明原由,公平处理。在教学活动中,教学管理与学生管理应该形成相匹配的联动机制,共同了解和管理学生的上课情况。例如:教师在课堂上需及时记录学生的考勤与课堂教学情况,并同时将相应问题反馈给负责学生管理工作的辅导员。针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辅导员及时对学生做相关工作。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相互协调,通过高效、严格进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确保教学质量的提高。 此外,科研团队的建设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对艺术学科专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近十年来,综合性大学在艺术学科建设领域的声誉和影响力日渐隆厚,甚至在学术研究领域可以与单科艺术院校并峙,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推出了不少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而越来越多的艺术界学术精品、学术大师相继在综合性大学中产生,从艺术学科专业建设的角度来看,取得这样的成果与他们学术团队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工科院校背景下的艺术学科专业建设可以借助其严密、规范、有序的学科,逐步由个体创作的状态转为集体合作的模式,以依托和抱团发展的方式提高科研团队的建设和管理水平,注重学术及品牌创立,并最终以团队的形式为工科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的建设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使其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艺术学类论文:理工类院校艺术学院教学管理探索 【作者简介】田颖颖,女,江苏沛县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研究实习员,主要从事高等学校教务管理研究; 韩帆,女,湖南长沙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数字媒体教学与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究; 朱珠,女,江苏南京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助教,主要从事插画教学与创作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受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13年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金(编号:13JY006)、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13年度高等教育调研及政策研究项目基金(编号:2013GJ01)资助。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很多理工类院校都陆续成立了艺术学院,开设艺术类相关专业,如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艺术与科技专业等。这有一定的办学优势,可将技术性与艺术性紧密结合,在艺术实践教学中更倾向于科学性,有利于开拓创新。然而就理工类院校而言,对艺术这个特殊的行业领域,在没有培养艺术类学生的基础和经验的情况下,如何培养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过硬的专业技能,更具备充满创造能力的艺术人才,是艺术学院教学管理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也是艺术学院的教学管理人员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一、艺术学院专业教学的特点 (一)艺术学院专业教学更注重实践教学环节 艺术专业教学是以艺术创作为载体,通过创作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设计理念及设计能力等,没有精湛的艺术技巧就无法表现高妙的艺术境界。因此,在艺术学院专业教学中,实践教学环节相对较多,包括上机操作、动手制作以及风景写生等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课堂教学中常常也是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相互结合,促使学生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转化为实际应用能力。艺术学院不仅要重视实验室建设,还要开拓社会实习实践教学基地,培养学生的市场意识,为将来走向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二)艺术学院专业教学更注重教学方法 理工科专业教学是运用统一的概念、定义、推理及运算方法传播知识,而艺术专业的教学是重视师生间的交流与互动,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播已有的观点和技法,更重要的是启发和引导学生求异创新、寻求新的设计理念和创意思路。艺术专业学生是大学生中的特殊群体,自我意识强烈,注重个性发展,重专业,轻文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发掘学生独特的个性,因材施教,促使学生标新立异,在已有理念和知识的基础上,通过思考和分析,产生新奇的创意构思。理工类院校要打破传统的学徒式的教育方式和管理模式,将艺术的本质规律贯穿于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艺术眼光和批判精神,把培养学生艺术思维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的目标。 二、艺术学院教学管理的特殊性 (一)艺术学院教学的专业属性 一般理工类院校经过多年岁月的磨砺和自身的沉淀,都积累了许多属于自己的规范化和模式化的东西,也形成了行之有效的适合理工科教育的教学管理潜在的标准。用这些标准来衡量艺术学科教育,却有着本质的差异性。对于新开设的艺术类专业,这些理工类院校也不可能很快地改变现有的教学管理观念和模式来适应艺术学科教育的发展,不得不使用非艺术类教学的管理模式。但是,艺术学科教育与理工科教育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甚至在授课地点、授课人数上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这种管理模式下,艺术类专业教学的专业属性被淹没了,没有形成突出的专业特性,并制约了专业的发展。 (二)艺术学院师资配备的特殊性 由于理工类院校往往过于重视教师的学历,招聘要求多为博士学位,但具备博士学位的艺术人才大多偏向理论方向,缺少实际动手操作等应用实践环节的相关能力。学校所设置的艺术专业(如数字媒体艺术、艺术与科技专业)应用性较强,这些高学历教师无法胜任技术性与实践性较强的艺术课程,譬如虚拟现实技术、数字合成、材料与施工工艺等。 (三)管理对象的特殊性 从艺术学院教师本身而言,多为专业艺术院校毕业,个性突出、情感丰富,在思维方式、工作方法等方面和其母校的教学体系和规律是一致的,对理工类院校的很多管理规章和要求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在工作上难免存在抵触情绪,在落实学校下达的有关任务和要求上常常拖拉、工作不严谨。 艺术专业的师生天性及专业性使其个性突出,他们比理工类专业的师生更富情感,工作学习易受情绪影响。艺术专业管理者在教学管理中,不仅要充当管理者、组织者,还要做协调者、服务者等多种角色,努力使教学管理与其它管理之间统筹安排,默契配合,协调一致。 三、理工类院校加强艺术学院教学管理的一些举措(一)根据艺术专业属性改变教学观念,合理安排教学 学校应根据艺术专业的特殊属性,从实际情况出发,适宜地制定出有助于专业长远发展的教学计划,合理安排教学,不能以理工类专业的教学管理模式来对艺术专业进行单纯的管理。例如,在时间安排和课程设置上不能全部按照理工类专业的形式进行,应以专业教学为主,公共课程或其它教学活动应在适当之时予以补充,甚至单独进行授课,形成以专业教学为主的良性教学秩序。 (二)建立有效的艺术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并切实落到实处 艺术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在整个专业教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建立有效的实践教学环节,是艺术学院及专业教师共同来完成的一件大事。首先,应该建立完善的校内实验室,合理进行部分专业课程的教学实践;其次,建立社会实践教学基地,学院要根据专业发展方向,利用各种途径联系公司或企业,签订实践教学协议。通过校内和社会双重的实践教学安排,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实施,同时也为学生将来的就业提供有力保障。 ・文化艺术田颖颖,韩帆,朱珠:理工类院校艺术学院教学管理探索(三)优化师资结构,提高师资综合实力 目前,国内理工类院校开设艺术类专业时间较短,教育水平与国外同类大学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因此需要利用好现有条件,采用多渠道优化师资结构,提高师资综合实力。1.培养在职在岗的教师。根据教师的教学科研成果,选拔优秀骨干教师进行重点培养,带动专业团队形成更好的教学科研氛围,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组织有潜力的青年教师出国培训学习,充实自身专业素养,力争专业教学与国际发展接轨。2.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吸收国外先进的艺术理念和专业水平。 (四)充分运用激励手段,创建良好氛围 艺术学院的教学活动是一种多样化和灵活性并存的活动,艺术教学的管理工作,在确保制度权威的前提下,要时刻注意遵守艺术规律的弹性原则,在“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下,创造宽松的教学环境和富有个性的艺术氛围。 良好的教风、学风不仅要靠监督管理,更重要的是靠引导和激励。完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教与学的积极性。对老师,学院要极力创造条件满足其在教学过程的合理需求,引导其将需求与教学目标相结合,从根本上提高教学质量;对学生,学院将其优秀作品展出和收藏,颁发优秀作品收藏证书,并要引导和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竞赛或展览活动,以开阔眼界。 (五)加强自主学习,提高服务水平和管理创新能力 教学管理人员必须围绕教学这一中心工作,最大限度地满足教师的工作需要,保障其最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也要为学生成才服务,为其终身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教学管理工作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工作能力要求越来越高。要想成为优秀的教学管理者,必须加强学习,探索新方法,勇于创新,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提高综合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 理工类院校的艺术学院正处在成长发展阶段,教学管理者必须利用合理的教学管理方式,严肃而灵活地处理好教学中的各种问题,力争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更要不断探索完善艺术专业教学,提升教学管理水平,提高艺术人才培养的质量。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升门类后综合艺术院校学科建设中的思考 【内容摘要】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为高等艺术教育在学科建设方面提供了机遇,同时也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一系列挑战。文章基于地方综合性艺术院校自身的特点,从学科建设在综合艺术院校发展中的重要性、发展中的现状分析,以及建设中的重点环节几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得出以下结论:艺术院校在学科建设中首先要发挥和调动自主发展的内动力,构建合理的学科组织结构;其次,借力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外动力,充分发挥艺术院校服务于地方的优势,找准自身在高等教育大系统中的学科空间定位,发展优势、特色学科,带动整体发展。 【关键词】综合艺术院校 学科建设 目标定位 随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的《关于下达按进行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结果的通知》(学位办[2011]51号)的公布,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后,名正言顺地成为第13个学科门类,下设艺术学理论、音乐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5个一级学科,标志着专业艺术教育从此有了自己的学科属性,同时也为学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学科门类的提升并不代表学科整体水平的提升,从当下社会对艺术人才的需求和艺术院校的学科发展现状来看,在学科规划和建设方面各艺术院校仍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在学科专业类别方面的跨越和突破,将成为艺术院校内涵拓展的途径之一。经过两年多的适应、调整与改革,各综合艺术院校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学科建设在艺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重要性,学科发展水平不仅决定着艺术院校的发展水平,还影响着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特色的彰显。如何在新形势下提升综合艺术院校的竞争力,如何在发展中保持自身的特质,如何使艺术类院校之间在艺术学升格后把握发展的机遇强强联合,形成合力,“突出重围”已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 面对当下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面对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学科的构架,面对中国日渐融入世界艺术发展潮流的趋势,作为综合艺术院校需要重新审视以往的办学定位、学科构架,并尽快地、有效地实现其内涵的发展,在提升本体学科的同时,拓展艺术类跨学科专业和交叉专业,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各艺术院校的重要任务。 一、学科建设在综合艺术院校发展中的重要性 “学科”在英文里的解释具有多种含义,包括学科、学术领域、课程、纪律、严格的训练、规范准则、戒律、约束、熏陶等。在《辞海》里解释为:“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学科是人类在认识和研究活动中针对对象,而将自己的知识划分出来的集合,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是指对同类问题所进行的专门科学研究,从而实现新旧知识的更替,学科活动不断导致某学科内现有知识体系的系统化和再系统化。学科建设是高校发展中的首要任务之一,同时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内容覆盖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实验室建设、校园文化等各个方面。协调可持续是关键,在不断深化和拓展中,任何一个环节的不协调都会影响整个学科的发展。 学科建设是艺术院校综合性和全局性的工作,学科发展水平是高等学校质量和水平的主要标志,也是实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为社会服务的基础,是社会衡量一所大学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学术地位等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它不仅直接体现艺术院校的办学实力和办学水平,更决定着学校的发展特点和优势。因此,学科建设始终是高校各项建设工作的优秀,是带动学校发展,提高学校教学与科研及社会服务能力和整体水平的基础。 21世纪高等艺术教育的竞争,其本质就是学科实力和学科水平的竞争。哪一所高校在学科建设中有一批高水平的学科群、高水平的学科研究成果,以及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立于不败之地。反之,就会被激烈的竞争所湮没。 二、综合艺术院校在学科发展中的现状 2011年,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大学校长全球峰会暨环太平洋大学联盟第15届校长年会上,来自五大洲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所大学校长齐聚清华园。“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成为中外校长热议的一个话题。艺术类高校同样要有这样的眼界与胸怀,能否将地方综合艺术院校建成国内一流、国际一流的艺术大学是各艺术院校的共同目标。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发展是长期的、脚踏实地的事业,浮躁、急躁是无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一流大学是长期而艰巨的过程,需要几代人锲而不舍的付出艰辛的努力。牛津大学用了800多年的时间才拥有目前的学术地位和国际影响。此外,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及英国剑桥大学等一批国际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均是历经数百年时间才建成的。艺术院校要抓住艺术学升门类的机遇,迎接挑战。 艺术学升门类后,地方综合性艺术院校学科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其一是综合艺术院校在激烈的竞争中学科发展不平衡、学科结构不合理、人才知识结构单一等诸多问题日益凸显。在学科建设中架构合理的体系结构是重中之重,在近几年的学科建设中,各艺术院校都有不同级别的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有的院校还专门成立了学科办,但在发展建设中宏观思考和整体布局,以及发挥重点学科的引领作用是不够的。重点学科与一般学科、学院整体发展与学科发展、学科办与学科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理顺。在学科建设中不是只建重点,不关注一般。而是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各学校可根据本校的优势和实际选择、调整学科方向,注重学科本体的发展,并利用综合性艺术院校的优势,构建各学科之间的联合与协作,优势互补,整体推进。 其二是来自部属艺术院校在资源等领域优势地位的压力和各类非艺术院校无序竞争、盲目扩招的生源与就业压力。首先,由于部属艺术院校先天的优势,在人才资源、学术资源以及国家的经费投入方面的保证,使得地方性院校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显得先天不足,后天乏力。有限的资源、有限的经费投入,留不住优秀人才,以及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都制约着地方艺术院校在学科发展方面的步伐。其次,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些非艺术类院校无序地抢占艺术生源,盲目扩招,使综合艺术院校的招生质量日益下滑,有的非艺术类高校的舞蹈学院在校生近两千人。还有的高校没有舞蹈专业的教师也在招收舞蹈硕士研究生。利益像被放出笼子的恶魔,破坏了大学之间平衡的学科生态环境。当然,没有哪一个高等学校是以规模取胜的。艺术院校之间的实力竞争,从来就不是学生数量的竞争,而是靠培养出优秀学生的质量说话,各院校的生存基础也不会只是建立在规模之上。任何一所高校发展的关键是学科建设水平,这是提升质量的前提,更是保证优质的基础。艺术类高校培养造就高水平的艺术人才并接受社会的选择和检验,唯一标准是学生质量。一所合格的艺术院校,培养出的学生要有学术发展的潜力或者要有社会职场的竞争力,因此建设一流的学科是艺术人才培养质量的有力保障。 其三是地方综合艺术院校师资团队领军力量不足压力。由于地方院校的先天不足,从外因看缺少使教师成长为学科专家的土壤与空间,缺少本学科高层次国内外交流的平台。从内因来分析教师比较安于现状,满足于在各类比赛中获奖或在刊物上,缺少对本专业教学、科学研究卓越追求的精神。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认为:“迄今为止,衡量大学状况最可靠的指标是该校教师队伍的优秀程度。这几乎能决定其余的一切,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能够吸引优秀的学生、基金以及校友和公众的支持,并能赢得国内国际的承认,保持和提高高校声誉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改善教师队伍的质量。”此外,教师、学生之间的缺乏纯学术交流和不同观点论战的文化环境,这与全国大的学术氛围和文化环境有关。艺术从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没有百家争鸣哪有百花齐放。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齐默说:“芝加哥大学崇尚激烈学术论战是高产诺贝尔奖得主的‘秘诀’,学生和教师团队始终在‘充满挑战性’的氛围中做学术,任何研究成果都必须要经受得起来自多方面的、激烈的论战才能‘站得住’。” 其四是优秀的、有影响的原创艺术成果缺乏。综合艺术院校教师来源――以舞蹈专业为例,主要源自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以及本校优秀的毕业生。相同的教育背景和学缘结构是导致优秀的创作成果缺乏的原因之一。因为相同或相近的学习背景、知识结构、人文环境会导致具有“同质性”的教学群体和相对固定的思维方式,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像父子、母女、师徒,学生对教师更多的是言听计从,很难产生彼此间不同思维方式的“撞击”,无法形成创新思维的火花。当学生成为教师后只会延续师父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无法挑战权威、挑战自我,无法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开放的平等交流的空间,更无法产生具有创新意识的优秀成果。 三、综合艺术院校学科建设中的重点环节 (一)准确的学科发展定位,逐步形成结构合理高水平的学科群。学科群是若干个学科间相互渗透,围绕共同领域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学科组合,学科间交叉、联合、协作,形成网络状学科结构。合理的高水平的学科群可以产生学科协同效应,其发展脉络是:学科点──学科系──学科群。综合性艺术院校可以有效地发挥若干个学科系有机结合而形成的跨学科群体,是学术领域的组合。在学科建设中注重学科间的联合协作,以发挥各学科互补的优势。这种联合有两种情况,一是以重点学科为优秀,带动其他学科。加强重点,突出特点,带动一般,由若干学科合理搭建组成学科群,这种联合的优点:1.集各学科的专长,取长补短、优势互补;2.在有限的资源内集中优势力量完成重大科研项目的突破。二是列入学院重点建设的学科本身是联合交叉学科,如艺术院校的音乐学与舞蹈学可以联合协作民族音乐学、民族舞蹈学、美术学和舞蹈学的联合等,这种联合有利于产生新的学科生长点,促进学科之间的科研、教学不断发展。 (二)凸显学科建设中的特色。艺术院校在学科建设中坚持各自独有的风格,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内涵,是存在的价值和水平的体现。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持续性,对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效果明显。全国五所综合艺术院校的巨大财富是在百年和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各自较稳定的发展方式,并具有被社会公认的、独特的、优秀的办学特色,并使之有别于其他院校。第一,特色凸显其学科建设中的优势,特色确定着在全国同类艺术院校中的地位与影响。著名的大学一定是具有特色的,但有特色不一定就能成为著名的大学。第二,形成特色的关键是在学科建设上注重特色、重视特色、体现特色;在本学科领域中努力处于知识前沿的方阵之中;在成果的转化中努力为社会的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在专业领域和社会领域中产生影响,从而提升学校的知名度。 各综合艺术院校还要充分利用各自所处的地缘优势,利用地域文化特色来加强学科建设,凸显学科优势。所谓地域文化,就是最能够体现一个区域、一个空间范围独特的文化类型。所谓独特,就是与众不同,跟其他区域、其他地方的显著区别。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文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传统性和独特性,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艺术院校的学科建设中地域文化是十分重要的教育资源,将本地区特有的历史背景、自然环境、民族结构、社会条件、人文精神下形成的地域文化与学科建设紧密结合凸显学科特色优势,这是综合艺术院校的地缘优势、资源优势。 在学科建设中要将地域特色体现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各项成果上。例如,新疆艺术学院地处素有“歌舞之乡”“丹青之乡”美誉的新疆,在古老西域文化的深厚底蕴衬托下,其对于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和保护成为显著的特色。舞蹈学科根植于丰富多彩的新疆各民族民间舞蹈之沃土,音乐学在古老的十二木卡姆的乐声中徜徉,美术学在中西交融的浓墨重彩中绽放,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氛围成为学科建设的特色,在50多年的办学历史中,各学科的发展始终将独特的地缘、民族、多元文化优势和艺术资源优势转化为教学和科研优势,在地域文化的氛围中显现自己的艺术品格。 (三)学科建设的关键是学科队伍建设。正如季羡林所说:“一个大学,人才不是在课堂中教出来的,而是在大师所创造的氛围中熏陶出来的。没有一流的大师,就没有一流的学生。”可见优质的师资队伍对打造优质学科建设的重要性。 首先,学科队伍是学科发展的主体,是学校发展的依靠力量。没有一流的学科队伍,就没有一流的学科,也就无法有一流的大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对学校而言是实力的象征、地位的象征。在艺术院校中大师体现着所在学科的学术思想、学术水平,因为大师的存在,学科发展才得以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其次,学科建设中合理的学科组织结构同教师成长为专家学者的过程相辅相成,学校应该对内搭建合理的学科组织结构,为教师的学术研究提供发展平台;对外搭建起一个通往国内外学科领域的桥梁,为教师提供交流、成长的土壤。两者之间互为条件,学科的发展、提升需要专家学者,而专家学者更需要具有优势的学科作为平台体现其学术的价值。 综上所述,艺术院校在学科建设中,从自主发展的内动力而言,要做到学科定位准确、学科特色凸显、学科结构合理、学科带头人及团队具有良性发展的学术空间;从社会发展的外动力而言,要做到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能够将学科建设的成果转化为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群众的有效资源,能够拓展出更为广阔的学科发展领域空间。 学科建设作为高校的基础性建设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方法多种多样。各个学校的学科基础不同,办学条件不同,运筹资源的环境和能力不同,学术底蕴、传统特色不同,因而需要因时因地制宜,寻找适合本校学科发展的最佳途径。在艺术学门类下,每一个艺术院校都有着自己的定位与学科生存空间,在各学校大的学科生态系统中准确有效地拓展自身的学科生态空间,合理科学地定位本校的发展目标,从而有效地推动学科建设进程,提升综合艺术院校的竞争力,是艺术学升门类后,综合艺术院校在我国高等艺术教育格局中可持续良性发展的首要任务。 作者系新疆艺术学院舞蹈学院院长、教授 艺术学类论文:“升门”后的艺术学学科与艺术分类 摘 要: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了经过调整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艺术学从文学学科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在新的学术视野下,艺术学理论建设面临许多新的任务,新的艺术分类理论呼之欲出。本文对当代应用较广泛的几种艺术分类方法进行了具体分析和再认识,并就此提出一种新的分类设想。同时还就新的艺术分类设想的内容、分类原则及其实践意义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艺术学;艺术学理论;艺术学门类;艺术分类;学科建设 艺术分类是艺术学学科基础建设任务之一。艺术学学科的分类理论因其内涵的丰富性、形象化和多元交叉等特点,要实现“多层多角”的分类理想,尚需时日。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经过调整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①,艺术学由此脱离“文学”学科门类,成为“学科目录”中第13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升门”后的艺术学,在“调整后”和“学域扩张”②的新的学术视野下,分类问题再一次成为学科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一、艺术分类所面临的基本形势 在艺术范畴中,音乐、舞蹈、戏剧、杂技、绘画、建筑、雕塑等传统艺术形式已经具有了广泛的影响力,电影、电视、动漫等后起形式更是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当下,艺术呈现出总体繁荣的趋势。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各种艺术形式在追求最佳艺术效应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追求艺术手段的综合性和多样化。原本意义上的单个艺术形式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存本能而发酵、膨胀和扩张,如:杂技戏剧化,器乐演奏歌舞化,声乐演唱伴舞常态化,戏曲表演话剧化,行为艺术的出现,新媒体的产生等。各艺术形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内涵和外延等方面都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随之产生了新一轮艺术形式的交叉与融合以及新形式的出现。艺术分类自然要直面如此多彩多姿的艺术形态。倘若照旧原封不动地以各艺术形式的名义进行分类组合,必然会遇到诸多新的问题。“升门”后的艺术学,首先需要迅速厘清文学与艺术的学术分界,更要在立足艺术现状,对既有的艺术分类做出新的判断、分析,并就此提出一种新的分类设想。 二、既有艺术分类方法分析 一般认为,在艺术学史上,首先提出依据某种原则对艺术形式进行分类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艺术是模仿,并根据模仿的媒介、对象和方式的不同,区分了绘画与音乐、悲剧与喜剧、史诗与戏剧等。我国先秦时期的《尚书・虞书・舜典》和汉代《毛诗序》中都涉及到对艺术分类的思考。20世纪以来,出现了真正具有现代形态的艺术分类学研究。 根据不同的分类原则和分类标准形成的,并在当代被广泛应用的艺术分类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依据艺术形象的存在方式可分为时间艺术、空间艺术和时空艺术。时间艺术如音乐、文学;空间艺术如建筑、雕塑、绘画、书法;时空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舞蹈。 依据艺术形象的审美方式可分为听觉艺术、视觉艺术和视听艺术。听觉艺术如音乐;视觉艺术如建筑、雕塑、绘画、书法;视听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 依据艺术的物化形式可分为动态艺术和静态艺术。动态艺术如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电视;静态艺术如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美术。 依据艺术分类的美学原则可分为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实用艺术如建筑、工艺,造型艺术如绘画、雕塑,表演艺术如音乐、舞蹈,语言艺术如文学,综合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等。 依据艺术形象的表现方式可分为表现艺术和再现艺术。表现艺术如音乐、舞蹈、抒情诗;再现艺术如绘画、雕塑、戏剧、叙事文学等。 依据艺术行为的表现方式可分为行为艺术、肢体艺术、语言艺术、表情艺术等。行为艺术是艺术家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通过某种行为方式展示其文化观念和美学态度的艺术;肢体艺术如舞蹈;语言艺术如文学,表情艺术如音乐、戏剧等。 从媒介的角度艺术形象可分为视象、听象、心象和视听形象。视象如绘画、雕塑等;听象如音乐;心象如文学;视听形象如戏剧、电影、电视等。 大体上看,上述分类方法中有些是按照“大艺术”的概念来分类的,譬如:“时间艺术”、“语言艺术”“心象”等类别,已把文学整体性的纳入艺术的范畴。这种大艺术观虽然从其实践的角度出发,但是作为更加精细、缜密的学科理论建设工程,不仅与“升门”后艺术学的独立学科思维相矛盾,也与早已成为独立学科的文学学科建设思想不相符。那么,如今做艺术的分类,首先,需要请文学③出局,并要对艺术中的文学元素如戏剧、电影、说唱艺术中的文学内涵做出新的恰切的阐释。再者,“听觉艺术、视觉艺术和视听艺术”之分与“视象、听象、心象和视听形象”之分显然有着异曲同工之趣,特别是在作为“心象”的文学出局后,两者已别无二致,两相存在则缺乏理论的独特性和实践意义。第三,“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与“行为艺术、肢体艺术、语言、表情”的两种分类方法即使在文学出局之后也还有相类和缺乏自洽之处,也需要再斟酌。当然,既有的几种分类方法在学科建设和艺术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是不言而喻的,这里意在立足于新的理论基点,发现和认识过往各种艺术分类方法的历史局限,从而为新的分类设想提供参考。 具体来讲,依据艺术形象的存在方式划分的时间艺术、空间艺术和时空艺术的分类方法所反映的是生活中最常见、应用最普遍的一种时空观,是基于人类生活经验的一种由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所构成并被人们所普遍感知的艺术存在方式。在特定的感知范围内,以这种时空形式解释艺术,把艺术的创作与审美过程置于一个与客观存在相一致的特定的界域来进行,不仅符合人们的生产生活习惯,也与人的认知能力相契合,是一种具有共识基础和便于应用的分类方式。然而,又不能不看到,科学体系中的时空观是多样的,是挣脱了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感知局限的对宇宙天体及其客观存在的创造性发现。譬如:以霍金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是用十一维空间来解释宇宙的。高维空间不会因为它不被人类所感觉而不复存在,就如我们人类听不到超声波、看不到红外线的客观存在。现代科学认为,宇宙的许多自然之谜如黑洞、超自然力、意志力、时空通道等,以更多空间的理论才有可能存在和解释。看一看时间的“穿越”理论,空间的一维、二维、三维……十一维……二十六维、N维等理论,就不能不说采用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为艺术分类或多或少地显得有些奢侈和粗疏。时空概念更多的应用于超越生活经验的天文物理科学,也适用于几乎所有客观事物,并且是多义的、相对的,其内涵远远大于人类的艺术生活。现代艺术正以开放的姿态在作品中表现科学的、更加多样的时空观。一句话,时空概念不是艺术所独有的,这样的艺术分类不易真正触及艺术的特殊本质。 依据艺术形象的审美方式将艺术分为听觉艺术、视觉艺术和视听艺术的分类方法,与上述的时空分类方法似乎有相应之处――听觉艺术对应时间艺术,视觉艺术对应空间艺术,视听艺术对应时空艺术。所不同的是,以人的视听功能作为艺术分类的依据,能够从人的感官感受出发,体现了人类感知外部世界的基本路径和人性特点。尤其是关于“视觉艺术”的理论和实践,已使绘画、书法、建筑、雕塑等依赖视觉而呈现的艺术形式有了坚实的理论支撑,进而在“读图时代”获得了时代认证和现代意义。与之相比,“听觉艺术”显得有些寂寥,其同类较少,并且,作为听觉艺术主体的音乐艺术只能依赖“音乐的耳朵”来感受,又大大减弱了它的接受群体及其影响力。作为分类结构中的一支,听觉艺术的提法虽然明白无误,但是结构性的支撑力还显得薄弱。对于“视听艺术”的框定似乎也有些笼统和松散,致使戏剧、电影、电视等所谓视听艺术形式无需借助其理论,甚至完全抛开视听艺术这个称谓而竟自发展。这不禁使人产生疑问:这种分类方法是否更偏爱视觉艺术? 依据艺术的物化形式将艺术分为动态艺术和静态艺术已然显得过于粗疏,因为世间万物无外乎动与静两种运动形式,并且,物质的动态和静态存在方式均具有相对性,这一分类方法对于认识各种艺术形式的艺术特性到底能有多大帮助? 依据艺术分类的美学原则将艺术分为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在去掉“语言艺术”之后,还应该看到,其中“实用艺术”与其他艺术种类的关系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关系。实用艺术确实有着十分广泛的实践意义和重要的历史价值。一般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上,最古老的原始艺术都曾是实用艺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类越来越追求实用物品的审美性质,致使一部分实用物品最终发展成为纯艺术品。这一变化过程还将继续。再者,从理论上讲,能与实用艺术并列和相对应的,也许只能是非实用艺术或纯艺术,而不是其细类。 表演艺术与综合艺术其实也是有交叉的,尽管类似的分类方法在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等一大批原理性著述中均可找到,即使在作为经典释义的工具书《辞海》(1980版)中,也在“艺术”一词的释义中作了类似的表达:“艺术”是“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由于表现的手段和方式不同,艺术通常分为:表演艺术(音乐、舞蹈)、造型艺术(绘画、雕塑)、语言艺术(文学)和综合艺术(戏剧、电影)。”不难看出这也是一种大艺术观。问题还在于,被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形式的戏剧,又何尝不是一种表演艺术?但是,无论如何本文仍认为,这是几种分类方法中的一种最为贴近艺术特性的分类方法。 依据艺术形象的表现方式将艺术分为表现艺术和再现艺术的分类方法也是值得慎思的。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与其说该方法所列举的表现艺术如音乐、舞蹈、建筑、书法,再现艺术如绘画、雕塑、戏剧、电影,不如说以上每一种艺术形式无不渗透着表现与再现的艺术手法。任何对生活的模仿和再现都反映着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和美学判断。尽管歌剧中含有主要用于叙事的宣叙调和主要用于抒情的咏叹调,舞蹈中有抒情性舞蹈和叙事性舞蹈,绘画有写实和写意、抽象与具象,但是,在操作层面上特别是在综合艺术形式里,表现艺术与再现艺术在同一形式乃至同一作品中的截然分离几乎是不存在的,每每使人难于分辨。表现与再现不过是艺术家艺术审美经验的主观倚重或曰同一形式的不同侧重而已。表现与再现作为一种艺术思维方式是有其特殊意义的,而将其运用于艺术分类则往往使各艺术形式和作品难分难解,以致不能真正实现其分类意义。 依据艺术行为的表现方式将艺术分为行为艺术、肢体艺术、语言、表情等的分类方法同样需要首先除去“语言”类。同时,其中的“行为艺术”与“肢体艺术”二者也存在矛盾,因为所有行为艺术都是通过肢体来完成的,有些肢体艺术本身就是典型的行为艺术。 尽管行为艺术不断地僭越艺术学学科规诫并获得新发展,但是它仍然“能够被匡正为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对象”,被认为是传统架上艺术形式(绘画、雕塑)的观念化移置或拓扩,尤其是抽象表现主义之“行为绘画”(Action Painting)和“无形式艺术”(Art informal)的延伸和变异。④由此,行为艺术被作为艺术分类中的一个大的类别会引起质疑。本文认为,它起码不适于位居艺术类别的第一层级。 该分类方法将行为艺术、肢体艺术之外的其他艺术形式均以“表情”来概括,其做法也同样值得商榷。一般认为,表达情感是艺术的基本特征,一切艺术形式都是表情的,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式。行为艺术、肢体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也有将表演艺术统称为表情艺术或单纯的将音乐和舞蹈称之为表情艺术,那么,这些基本特征也一定能够从行为艺术和肢体艺术中寻找到。可以说,这种分类方法没能在同一层面上进行。 三、新的分类设想、分类原则及其基本形态 受既有艺术分类研究成果的启迪,本文所要提出的新的分类设想立足当下,是从实践的、经验的、具体的事物出发,并力求对艺术学学科门类进行整体性思考,来寻找和思考各艺术形式间的同一性、关联性和方向性。新的分类设想遵循如下原则: 1.只适于艺术学特性,反映学科内在联系原则;2.顺应与其他学科的外部关系原则; 3.从艺术形式的主体出发,去表象化、综合化,力推原型、元素和基本特征原则;4.力求穷尽类项,规避将不易归类的或具有综合性质的现象归入“综合”类、“假设”类、“其他”类等把问题堆积一隅原则;5.兼顾新形式的归属和未来发展原则。 本文认为,在艺术学范畴里,在艺术学与音乐、舞蹈、美术、戏剧、电影、电视等具体学科之间,还实际存在着一个中间层级――它集中了某些艺术形式的共通特性,并使各艺术形式相互联系与区别。为此,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分类设想,即依据艺术呈现方式的介质不同分类,将艺术划分为动作艺术、声音语言艺术⑤、材料艺术、操作艺术、音像制作艺术。 第一,动作艺术。动作艺术是以人体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包括舞蹈(含戏曲舞蹈)、杂技人体技巧、哑剧等。其主要特征是:1.人的表演的本真性;2.人体技巧的真功夫;3.动作语言体系的特殊性和包容性;4.动作语言的民族性、地域性、传统性、时代性及个体差异。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一些重要艺术活动中,包括国家艺术学社科基金项目的评审工作,杂技是被放在戏剧类中进行评审的。这从一个角度充分肯定了杂技与戏剧都是以人的自然身体为媒介的基于身体表现的艺术,以及身体技能对于二者的重要性,也肯定了当代杂技与戏剧在戏剧性、情节化方面的相关性。但是本文认为,这种做法模糊了杂技与戏剧在主体方面的重要区别――杂技是一种以人体技巧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戏剧则是以声音语言为主、以对话或以歌舞演故事的艺术。从基本属性来看,杂技与舞蹈更为贴近,二者同为动作艺术。 第二,声音语言艺术。声音语言艺术是以人的声音和语言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包括话剧、戏曲、曲艺、声乐等。其主要特征是:1.由人的声音创造出的语言和音乐艺术形式;2.多以艺术中的文学元素作为创作的基础。正如曲艺形式被直呼为“说唱”艺术。话剧突出一个语言功能。尽管戏曲以唱、念、做、打著称,但是一般的剧目还是以“戏”甚至以唱念为主。即使是以武生、武净、武丑、武旦、刀马旦唱头牌的戏曲武戏,也还是以戏为主,以武为辅,如:《挑滑车》《伐子都》《长坂坡》等。为此,还出现了专供欣赏武功表演的折子戏,如:《三岔口》《挡马》《杀四门》等。 这里之所以把声乐与器乐分离开,是更加看重声乐和器乐的相对独立性。声乐是由人的发声器官――声带产生振动所产生的音乐效果,而器乐则是由人操作物,使物体发出音响、音律、音频等的音乐效果。二者的发声材料和发声原理明显不同。在艺术实践中,声乐与器乐也常常被分开来应用,凡单纯的人体人声艺术都是声乐的近亲或本是它的归属。例如:声乐训练被作为戏剧学院学生的必修课;民间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为载歌载舞。器乐学习和训练是另一套功夫,它是人与自身之外的其他器物共为介质的音乐艺术,当属于操作艺术。 第三,操作艺术。操作艺术是指由人操作物、人与物共同完成,乃至以物的某种性能作为主要审美对象的艺术形式。即:通过人的技能所产生的物理的艺术呈现。它包括器乐、木偶、皮影、魔术、驯兽等。其基本特征:1.人与物一同进入创作的共时性;2.始终在人的操控之中,使物的某种性能成为审美对象,“驭物为灵”;3.以人的艺术技能为主导,并由此决定艺术品水平的高下;4.离开人的操作其艺术效果便不复存在。操作方式一般有演奏(吹、拉、弹、打),耍弄(耍皮影、耍木偶、耍杂技道具),魔变(变魔术),驯化(马戏、驯兽)等。吹、拉、弹、打基本包容了乐器演奏中的所有管乐、弦乐、打击乐器;耍皮影、耍木偶、耍杂技、变魔术、马戏、驯兽……等,更是呈现出了人操作物的千姿百态和无限可能。 动作艺术中包含了杂技人体技巧。这里的杂技道具节目(如:手技、蹬技、顶技、走钢丝、抖空竹、舞流星等)和魔术、驯兽被作为操作艺术形式,在于着意强调人与物(动物、实物)在艺术呈现过程中的相互依赖关系,如实反映杂技艺术⑥所含纳的“杂”之属性和技术特点。 第四,材料艺术。材料艺术是物化了的艺术形式。包括绘画、雕塑、摄影、书法、建筑等。材料艺术是艺术家审美创造的一种可见形式,是艺术家将自己的艺术才华完全依托于物、显现于物的艺术。其基本特征:1.依材质、材料性能、形态等特性在材料上形成;2.艺术品是为审美对象,艺术家与艺术品分离。例如:绘画由水墨、水粉、水彩、油彩和宣纸、绢、画布、画笔等材料实现画家的创作。艺术家的审美创造一经凝聚于物,便就此形成一个艺术品实体而凝固不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材料艺术也是一种遗憾的艺术。 第五,音像制作艺术。音像制作艺术是指录音录像艺术形式。即:以镜头形式、录音效果等录制技术呈现的,对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各种活动影像、声音效果的摄录、创制及放映与传播的艺术形式。包括电影、电视、广播艺术等。其基本特征:1.跨介质⑦;2.技术的作用显著;3.艺术家的现场参与与艺术成品相分离,即“缺席的在场”;⑧4.具有音像记录、合成双重属性;5.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的制作;6.机构、团队形式的集体劳动。 音像制作艺术的跨介质性质不同于以往的综合艺术。它不仅是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形式的集合体,它还汇集了人、物、特定材料和技术设备等共同作用共同参与的艺术创作,突出了技术的特点。它是一种异质性综合媒介系统。 音像制作艺术与物化了的材料艺术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是先进技术引导下的成像方式和录音、传输方式,其物质介质本身均具有科技含量。譬如:当前影视技术已经出现了光-电子-数字成像方式,并有最终替代传统的光-化学成像方式和光-电子-模拟成像方式的趋势。由于人的审美需要,音像制作艺术还将继续积极引入高技术手段为之所用。 四、新的分类设想的实践意义 1.自始以来,宏观艺术学与各艺术门类之间缺乏理论打通与拓展,即缺乏对艺术总体的分解、分析,对艺术个体的归纳、综合。构建艺术总体与艺术个体之间的中间层级是艺术学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这为新的分类设想提出了学理性、实践性要求。 2.“要不要打破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要不要研究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关联性问题、要不要寻找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共通规律、要不要从宏观上来认识艺术现象”⑨等问题是当下艺术学的重要理论关切。新的分类设想具有建设性、创新性意义。 3.新的分类设想既是宏观的又是可以细致入微的,有望成为研究当前纷杂繁复的艺术现象的一个把手,把实践引向深入,具有基础性、工具性价值。 4.新的分类设想从艺术实践的、经验的、具体的事物出发,企望与既往的分类科学切磋、互补,所产生的科学价值和认识价值也不过是多一个看待问题的角度。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使命唯有――尊重过去,建设未来!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门类艺术教育路径探讨 摘要:自2011年3月,我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规定开始,艺术学就成为了我国第13个学科门类。艺术学升格为门类,标志着我国的艺术教育终于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性发展阶段。今天,本文主要就课程研究的基础进行了简要的阐述,而后针对艺术学成为门类后的艺术教育路径之思考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结合本次研究提出了相关的教育路径,最终希望借助于本次研究,能够为相关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内容。 关键词:艺术学门类;艺术教育;路径;思考 从2011年5月开始,一级学科的大调整中,艺术学科最为调动最大的调整门类,一共下设了五个一级学科,包括:艺术学理论(1301),音乐与舞蹈学(1302),戏剧与影视学(1303),美术学(1304),设计学(1305)(可授艺术学、工学)。这表明艺术学开始在中国教育界中得到正名,表明了艺术学的重要地位。但是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还是存在很多与取得的实际成果相矛盾的教学现状。足以证明研究艺术学成为门类后的艺术教育路径之思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课程研究基础 (一)学科门类的涵义 学科门类是对具有一定关联学科的归类,是授予学位的学科类别。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引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学位{2009}10号)的规定,学科门类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共同制定,是国家进行学位授权审核与学科管理、学位授予单位开展学位授予与人工培养工作的基本依据。 (二)我国的学科分类 2011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规定我国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13个学科门类。 二、我国艺术教育学的现状 (一)教学方法不完备 艺术教学一般包括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需要掌握技能知识学习的一门教育,一般对艺术生的教学也需要注重技术层面知识的传授。但是实际在我国的艺术教学体系中,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人们对艺术教学的敏感越来越多的来源于对生活的敏锐感知和创造性的表现,但是针对这类敏感、创新思维的体现,至今在对艺术学生的教育并没有找到一套比较完备,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在我国的艺术教学中,长期具体表现出一种招生比艺术教学的专业设置更为重要的局面,导致很多学生和家长都认为艺术教学就是“没文化”的“烧钱”教学。 (二)教学设备不健全 具体的艺术教学的设备不健全是指,由于艺术学科门类教学的特殊性以及专业设定的单一性。导致要想实现艺术教学,就需要对其进行很强的实践性教学。艺术教学往往需要专业的设备来进行实践,不能仅停留在课本和理论层面,不然在一定程度上,就会遏制学生的创造思维。但是由于很多不是专业类艺术院校的学校对艺术生的教学设备资金和师资力量投入不到位,导致很多学生在实现艺术创作的基础上,缺乏了专业的实践平台和足够的教学设备,因而使艺术创作得不到完善的发挥和体现。 (三)艺术生的教学质量落后 由于受到市场经济和社会文化产业的冲击,越来越多的高校在艺术生的文化教学上,将主要的精力和资金都投入到了招生和顺应市场需求的专项型人才的培养上。一味的扩大招生就招致出现了学生的数量上去了,但是质量却下降了的教育弊端;同时如果学校方面对于艺术生的培养仅将对学生的培养重点放在顺应市场需求的发展中,就会导致出现学生的教学质量过于表面,顺应市场的经济发展需求固然重要,但是大量低劣艺术产品的市场充斥,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学生对于艺术追求的审美品味,进而影响到国家的社会风气等,这种不重视培养高质量艺术人才的行为无疑是不利于建设我国的艺术文化发展。 三、艺术学成为门类后的艺术教育路径 (一)将艺术教育转化为理性教育 将将艺术教育转换为理性教育一方面,是指针对认为艺术教学就是“没文化的烧钱行为”的学生家长和学生而言得,引导学生家长和学生正确认识艺术学,将艺术教育作为一门传授特殊技艺的理性教育,来提高学生的审美修养和基本素质,进而引导人们正确认识艺术教育。另一方面,将艺术教育转化为理性教育,是针对一些高校出现的不重视培养高素质的艺术人才的行为,倡导高校理性教育,在顺应时展的同时,提高对学生素质要求,在充分引进学生数量的基础上,普遍提升学生高质量的艺术教育。 (二)对艺术教学做出适当调整 具体是指,在各有侧重的艺术教育中,既要将学生向更深、更高的专业领域进行纵向发展;又要打破现代艺术向传统艺术的明显界限。指导学生将单一的教学领域,不断扩充,向综合甚至混合的方向发展。充分在专业的师资力量引导和专业的教学硬件支持下,实现个人的专业突破。同时还要注意不断提升学生的自身素质,在提升学生专业能力的基础上,提升学生的品德素质教育,使学生在市场文化冲击的“诱惑”下,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依靠自身过硬的专业素养,创造更多,更好,更优秀的作品出来。 (三)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 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就应该具备国家对于专业学科门类相应的文化修养。不断提升艺术学作为学科研究的水平和实力,在培养学生艺术创作的同时,既要重视艺术作品,还要重视对作品的诠释,即培养学生浓厚的学科意识,改变艺术学“没文化”的恶名,大力加强艺术学生的文化课成绩。 四、结语 本文主要就艺术学成为门类后的艺术教育路径之思考,进行了相关的分析与探讨,首先针对此项课程的研究基础进行了简要的阐述,而后主要针对我国艺术教育学的现状展开了深入探究,并进而提出艺术学成为门类后的艺术教育路径,包括将艺术教育转化为理性教育、对艺术教学做出适当调整、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等一系列可实施的教育路径。最终希望通过对本文的分析研究,能够给予相关的研究学者一些更具个性化的参考与建议。 作者:王鹤 单位:太原市文化艺术学校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类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分析 摘要:艺术类跨专业毕业设计能够让作品更具实用性和特色,同时也可以让不同专业的学生通过团队合作进行交流和学习,加强团队的协作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都是现代社会对于高素质复合型艺术人才的要求。通过这种跨专业毕业设计活动,还可以为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以期今后为艺术类学生的毕业设计提供更好的指导和帮助。本文从艺术学类毕业设计教学模式的现状出发,着重探讨这类教学模式在艺术类毕业设计中的开发和运用。 关键词: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 毕业设计是本科教学各项环节的一个最后环节,是对学生四年学习的一个总结和鉴定,也是本科教学计划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实践环节,这一点在艺术类专业学生中体现的尤为突出。学生通过毕业设计,可以综合运用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结合自身专业发展和社会实际需求去完成,这样可以让学生在大学毕业之后更快地适应今后的工作环境和工作需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愈发的挑剔和严格,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并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这让传统的毕业设计教学模式不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需要及时对这些显现的弊端进行修正。因此,有必要对毕业设计教学模式进行不断的创新。笔者认为,通过运用跨专业毕业设计模式,能够对学生的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通过这种毕业设计模式,能够扩大学生的专业领域,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 一、艺术学类毕业设计教学模式现状 大部分高校采用的毕业教学设计过程首先是让学生从学院指定的题目中进行选择,或者自己拟定论文题目,然后通过文献法、调查法等对所选题目进行论证完成毕业设计;最后出具毕业设计作品或论文并参加相应的论文答辩。可是这种传统模式的毕业设计存在着以下几点弊端: 1.毕业设计选题方向单一,缺乏跨专业选题意识 不利于学生跨专业综合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在以往的毕业设计选题过程中,大部分专业的学生都会选择和本专业相关的题目去研究和创作,很少有学生进行跨专业选题。这样做导致学生的跨专业能力不足、创新精神缺乏,不利于学生对跨专业知识的融会贯通。 2.毕业设计的完成单打独斗,缺少团队协作意识 现在的大部分工作要求员工具有良好的沟通和团队合作能力才能够出色的完成。但是,以往的毕业设计很多都是学生自己个人去完成的,这种独立精神固然尤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也存在弊端:在毕业设计完成的过程中,学生单打独斗、孤军作战,使得学生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其作品设计也只能说是“闭门造车”。 3.学生专业知识狭窄,就业选择面单一 以往的毕业设计,关注面主要在学生对于本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掌握如何,忽视毕业设计中跨专业知识的运用,导致学生毕业后可选择的就业方向单一,影响到学生的就业质量。 二、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 针对艺术学类毕业设计教学模式现状,结合艺术类学生特点以及他们今后选择从事的职业进行针对性的专业能力培养,特别是在毕业设计的教学模式上,要进一步推进改革。 1.何为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 所谓团队教学模式是指在通过不同学科人员之间共同去参与涉及课程教学的一种合作模式。其中“团队”一词含义广泛,可以是教育者,也可以是受教育者。团队教学的最大特点是学科的融合、协作和传递。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则指的是在学生毕业设计过程中,去打破各自专业的隔膜,不同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各自组成相应的团队,教师团队去帮助和指导学生团队,完成毕业教学设计。 2.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实的施过程 (1)毕业设计的团队组成。从概念出发,这种团队教学模式首先必须打破各自的专业限制,由视觉传达设计、珠宝首饰设计、服装设计等不同专业背景出身的老师来组成一个指导团队,同时选择其中一名老师来担任组长。相应地,让不同专业的学生组成毕业设计团队,选定一名同学为组长。以小组为单位,去共同完成要给教学设计作品。 (2)毕业设计的选题确定。题目的选择可以让教师团队共同商量决定,其原则是毕业设计的选题无论从选题的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应该同传统毕业设计不同,应该更加突出综合性和融合性。只有这样的选题,才能提升学生的能力,达到拓宽学生知识面的作用和目的。具体应兼顾以下几点:①选题要求:以能体现视觉传达设计、珠宝首饰设计等专业的综合性和融合性为选题对象。②选题内容:以视觉传达设计、珠宝首饰设计、服装设计专业等的交叉点作为选题的内容。 (3)教学实施方法。首先由每组设计团队去顶一个题目,通过教师团队和学生团队的集体协作,共同完成这一设计创作。具体的指导与完成步骤如下:①将选定的题目按照不同专业分解为相应的子课题,由相应专业的老师分别给予学生指导;②指导老师将子课题继续进行分解,根据学生的兴趣特点和能力下达给每个学生,分别让他们去完成;③在这一过程中,要定期召集团队老师和学生进行交流和探讨,完善各自的设计任务;④学生根据计划完成各自的任务,撰写毕业设计说明书。 (4)毕业设计的成绩评定。学生毕业设计的成绩评定依据有四部分组成,分别是平时成绩、毕业设计说明书成绩、毕业设计成绩以及答辩成绩。 (5)毕业设计展览。毕业设计的展览是按照项目进行划分。同一项目的各专业学生再同一区域进行展示,确保展示的完成性。 3.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的管理 (1)指导教师的管理。在毕业设计过程中,管理至关重要。每组教师组长要根据毕业设计的时间来认真计划,并监督项目的整体完成进度,确保毕业设计的整体质量,并定期组织本组各专业指导教师见面讨论、汇报毕业设计进展情况等。 (2)学生的管理。在毕业设计过程中,每组学生组长要负责不同专业学生之间的日常沟通与交流,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随时同指导教师进行联系。教师应不断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维护学生团队合作、沟通的协调性,使学生在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各项能力。 作者:魏敏 单位: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中国电影史论文: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历史讲述方式的流变 [摘要]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对历史的讲述由外观描述逐渐走向深度反思,这在抗战题材影片中表现尤为突出。起初,影片多采用零聚焦叙述视角描绘宏大的战争场面及共产党人的浴血奋战,以确证共产党领导的合理性及新政权的合法性。进入90年代,受市场化趋势影响,我国电影多以戏讽之姿迎合观众而轻于历史反思。新世纪以来,我国电影终于站到人性高度反思历史,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类共通感来解读历史与战争。 [关键词]中国电影;抗战题材;历史讲述方式;流变 电影对历史的叙述主要通过影像来实现,但对历史脉络的把握仍具有鲜明的文学性,所以,我们可借用叙事学理论来讨论电影是从什么视角、以什么方式讲述历史的。本文主要以建国以来中国抗战题材电影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对历史的讲述主要采用过哪几种方式,讲述方式的改变是基于什么原因以及这种改变具有什么意义等问题。 笼统地讲,叙事视角有三种:全知视角(无焦点叙述视角)、内视角(内聚焦叙述视角)和外视角(外聚焦叙述视角)。全知视角,顾名思义,即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在作品中,全知视角下的叙述者所知所想范围要大于人物本身的所知所想。换言之,叙述者可以讲述故事中人物不知道的事情。古代话本小说中的说书人一般都采用全知视角来讲述故事。在内视角和外视角叙事中,叙述者不再全知全能。外视角视域下的叙述者“严格地从外部呈现每一件事,只提供人物的行动、外表及客观环境,而不告诉人物的动机、目的、思维和情感”[1]32。在内聚焦视角下,“每件事都严格按照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感受和意识来呈现。它完全凭借一个或几个人物(主人公或见证人)的感官去看、去听,只转述这个人物从外部接受的信息和可能产生的内心活动,而对其他人物则像旁观者那样,仅凭接触去猜度、臆测其思想感情”[1]27。理论上我们可以对三种叙事视角分别予以厘清,但在实际操作中,创作者往往很难一种视角一以贯之,而常常是多种视角交替使用。 尽管如此,受政治意识形态、主题类型及表现方式等因素影响,建国以来不同时期的影片在呈现历史事实时还是具有一些可供描述的共同特征的。具体而言,建国后直到90年代初期,我国电影多采用全知视角,穿插使用内外视角,如影片《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90年代之后,我国电影创作逐渐走向繁盛,不仅题材变得多样化,就是同一种题材也出现了不同的叙述视角及反映方式,例如,《黄河绝恋》《举起手来》《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影片都在叙述抗日战争那段历史,但由于叙述视角的不同,最终呈现的艺术效果便截然相异。对于这个问题,本文拟选取几部具有代表性的影片予以分别探讨。 一、《地道战》《地雷战》: 以宏大叙事高亮共产党战士建国后,我国出现了大批以战争历史为题材的电影作品,最具典型意义的当属《地道战》和《地雷战》。上映于1966年的《地道战》讲述了河北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地道战略战术击退日本侵略者的故事。追寻影片叙事节奏我们不难发现,冀中地区高家庄人民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利用地道战术成功突破日军的围攻,关键在于党支部书记高老忠和民兵队长高传宝的指挥和领导。通过一次次惊险的脱险场面,地道战的主要领导人物高老忠和高传宝的形象便脱颖而出,深深印在了观众的脑海中。与《地道战》相似,《地雷战》也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胶东抗日根据地旁的赵家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地雷战术打败日本人的故事。与此类影片相似的还有电影《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通过观察不难发现,这类叙事一般都以塑造共产党人英勇、光辉、高大的形象为旨归,所以又被称为“红色经典”。这些作品塑造的形象常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共产党人各个英勇无畏,国民党各个见敌鼠窜,日本士兵则各个凶狠、残忍,杀人不眨眼……总之,这类影片在塑造人物、重述历史时表现出了一定的程式化和规约性。这极大地钳制了作品对更鲜活内容的吸收,因而难以长时间吸引观众,对历史的表达也容易趋于程式化。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后尤其是十七年电影中对抗战生活的这种零聚焦叙述,有论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战争电影的叙事基本以零聚焦叙事为主,民族史诗般的宏大叙事、用电影来激励民族自强精神、来凝聚民族团结奋斗意识等,这些是特殊历史时期(战争、冷战)民族、国家,甚至个人的必然的选择”[2]。对于这种看法,本文不敢苟同。我们可以从创作时间上看一下,《地道战》上映于1966年,《地雷战》上映于1962年,当时,国内各种战争都已结束,新中国也已经建立起来,国家所面临的是整顿和建设,而非对敌斗争。不过两部影片的确取材于现实生活,据资料显示,《地道战》故事主人公高传宝,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原型的,该原型人物叫刘傻子,是一位农民,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略带鲁莽气的人物。所以,与其说十七年时期的影片,像《地道战》《地雷战》等,是为了团结人民、凝聚战斗力,不如说,是为了凝聚民心,提醒人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新生活,从而也给新政权唱起了赞歌。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影片极大地鼓舞了人民当家做主建设新家园的勇气和信心。在忆苦思甜中,共产党的合理性及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的合法性便得到了确证。 与《地道战》《地雷战》同时期,还有一种类型的影片,它们往往借助儿童视角来叙写战争历史,刻画儿童在抗战过程中的英勇、机智,如影片《小兵张嘎》(1963)和《鸡毛信》(1954)。儿童的参与及儿童视角的介入丰富了残酷的战争生活和场面的书写,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战争的残酷性,但是,细观这部分影片就会发现,影片中的儿童无一例外地具有超出其年龄的成熟、机智和勇敢,《小兵张嘎》中的张嘎子,不仅跟着抗日,还可以用自制的假抢缴获敌军的真枪;《鸡毛信》中的海娃利用身边的绵羊成功地掩护了重要情报。儿童天生的天真无邪褪去了,代之以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成熟、机智,而且,在建国后十七年电影中,几乎所有儿童都被剔除了那种年纪本该有的天真可爱、不谙世事。这种类型化的表现方式值得我们思考。 总之,本文以为,仍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人民对抗战历史的述说因为过分激动和兴奋而失去了合适的分寸,换言之,对那段艰苦的战争生活的回忆中已经加进了述说者当时的情绪和感情,从而免不了一定的夸张和虚化。加之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反映生活时本身也允许一定的虚化和夸张。另一方面,对于电影中儿童形象的处理,我们可归于宏大叙事使然。影片中情节的处理、人物的塑造都应服从于宏大叙事对新政权合法性及共产党领导权合理性确证的要求,所以,才导致儿童形象的类型化和过度成熟化。 二、《举起手来》系列影片: 外视角下戏讽日本士兵2005年,由冯小宁导演的喜剧电影《举起手来》多采用外视角,影片以小薇的口吻讲述了自己姥姥的抗战故事,这一叙述视角也就决定了小薇只能讲她曾听到的,她没听到的内容一律不能讲。而且,影片也只能聚焦于人物的动作行为,而极少展现其内心活动。讲述人讲述别人的故事,这样的叙事“带着一种展示的目的,要把一个引起叙事者兴趣的故事展示给观众,以引发观众产生和叙事者相同、相近的兴趣”[3]43。而且,这种叙事态度“意味着叙事者已经胸有成竹,因而他有意要把所叙述的那一段生活从总日常生活里挑拣出来,并有信心期待着观众和他一起肯定那段生活中不同寻常的一面”[3]44。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电影《举起手来》虽然讲述的是严肃的抗战故事,但却采用了喜剧手法。 与《红河谷》《黄河绝恋》对历史的深度反思不同,《举起手来》是冯小宁导演模仿西方现代主义“黑色幽默”的一部电影。影片中潘长江饰演了一位罗圈腿加外八字儿脚、斗鸡眼儿、个子矮小、蠢笨胆小的日本士兵。影片对这位呆傻士兵的塑造主要通过其外在行为动作来实现,他的滑稽、蠢笨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据统计,《举起手来》连续六年获全国放映场次第一名,可见其反响之不一般。大笑之余,我们不禁要问,创作者为什么会创作这么一部作品?其价值意义何在?如果只是像本片导演所言,“拍电影的初衷,不是为了获奖,不是为了大票房,为的是老百姓有个值得看的、开心的电影看”[4]。那我们不禁要反问,老百姓值得看的电影类型、题材有很多,为什么非得拿抗战题材开涮呢?抗日战争作为中国人民近现代历史上无法抹去的历史记忆,可以用来这样玩耍吗?正如有论者所言,“把凶残的敌人弱智化,这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种歪曲,既然敌人是那样的可以任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那样的不堪一击,那么我们为何用八年之久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土……”[5] 其实,对日本士兵形象的非真实描写在我国艺术中由来已久,文学中、电影中都不胜枚举,比较常见的是把日本兵描写成凶狠异常、杀人不眨眼,凸显其人性中“恶”的一面,这样的例子在我国的电影中有很多。20世纪30年代的《风云儿女》《热血忠魂》,40年代的《东亚之光》《日本间谍》,80年代《一盘没有下完的棋》,90年代的《红河谷》《黄河绝恋》等都是对日本人做这种处理的。在这种表现日本人凶残、险恶的描写背后,我们能够读出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情绪,而且,很显然的,抗战时期的中日力量对比中,日本明显居于强势一方,而我们则属于被侮辱、被损害的一方。对于受害者而言,施暴者形象往往倾向于凶狠、恶毒,毕竟,家仇国恨是深入骨髓的。 《举起手来》系列电影与上述影片对日本人的定位截然有别。在那些影片中,日本人的形象尽管可恶,但力量的悬殊让我们内心总觉得日本人形象是高大、彪悍的,是需要仰起头来看的,尽管我们并不乐意这样。而在《举起手来》系列影片中,日本人变成了身形越来越小、精神越来越猥琐、智商越来越愚蠢的呆傻之人,这样,在国人和日本人的对视中,我们就可以俯下身子观看,巨大的落差会给观看者带来莫名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对于我们抚慰战争造成的创伤、提升民族自信确实很有好处,它让我们暂时忘却那段屈辱的历史,而代之以自信和愉快。但是,这种处理方式却会扭曲大众对抗战的认知,消解民族的历史记忆。有学者针对这种现象说:“当代中国并不缺乏抗战文学,但言说对象的痛感逐渐被舌头的快感所取代,暴力、苦难和耻辱的内涵被抽空,成为到处可以飘扬的词语唾液,这种祥林嫂式的‘过度言说’不但无力呈现历史的伤口,反而稀释了其中的残酷性。”[6] 作为一个曾拍出多部深刻反映抗战历史题材影片的严肃导演来说,冯小宁为什么会接拍《举起手来》系列电影呢?难道只是为了拍出一部适合观众观看的电影?为什么非要以消费历史、消费国殇来向观众靠拢呢?本文以为,我们应从这两部影片拍摄的时代背景中寻找原因。《举起手来》拍摄于2005年,《举起手来(之二)追击阿多丸》拍摄于2010年,两部电影均诞生于新世纪电影市场全面勃兴之时,挣脱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国电影业由于实行了全面的市场化,所以,经济诉求成为支配电影创作的重要因素,在票房收入的牵引下,有观众有市场就是好电影的电影创作观念成为创作者的指导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举起手来》等戏讽日本士兵、调侃抗战题材等举动也就顺理成章了。 以《举起手来》为代表的一部分戏讽日本士兵、戏说抗战的影片虽然可能带来高票房,但是,毕竟回避了对历史的反思而显得缺少深刻性。历史成为过去,但对历史的反思却绝不能因此而停止,所以,这类因戏说而缺少必要反思的影片注定成不了主流。继《举起手来》等影片之后,出现了一批认真对待历史、反映抗战历史的影片,如《南京1937》《南京!南京!》《斗牛》等,在这些影片中,对历史的叙述往往由故事亲历者自己来完成,这样,叙述者与故事人物几乎是合二为一的,这种内视角的审视在还原历史的同时,更增加了一份历史的厚度和人性的高度。 三、《南京!南京!》: 内视角自审中尽显人性魅力 以对《南京!南京!》的分析为例。与以往讲述抗战历史的影片不同,电影《南京!南京!》主要通过战争亲历者的直观感受和内心世界的情感变化来显示战争给无辜百姓带来的灾难,在这里,不仅仅是中国公民,即使是日本士兵,心灵也经受着震惊、冲击甚至崩溃的起伏变化。影片中,日本士兵角川目睹了无辜百姓的惨死,在生杀面前,他选择依从自己的内心,放走小豆子等中国难民,并以自杀的方式完成了自身的救赎。 本文之所以选取《南京!南京!》这部影片作为勾勒中国电影书写历史方式流变中的一环,是因为它与之前反映抗战题材的影片在放映方式上有了新的突破。不同于十七年影片中对我军高大形象的过分塑造及日本人形象的丑化、凶残化,也不同于《举起手来》等喜剧影片对历史的戏说和对日本人的戏讽,《南京!南京!》开始抛开个人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情感,以一种更加公平、公正的心理、态度来对待抗日战争以及敌我双方,应该说,这是中国电影的一种巨大进步。 在电影《南京!南京!》中,不仅共产党的形象很正面:积极抗敌,浴血奋战,国民党的形象也得到了较为公正的书写,刘烨饰演的陆剑雄作为国民党军官,同样在浴血奋战、一致对敌,较为客观地看待国民党在抗战过程中的作用和努力。影片中的日本人,不再像之前影片所塑造的,是杀人狂魔、凶残嗜血的,而是将日本人还原为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会坚强也会害怕的活生生的人。角川在战争中也会因害怕杀人而感到恐慌,对慰安妇也会像对其他女性一样表现出男性应有的忠诚和关爱,对自己误杀的女孩也会感到犯下罪过而跪地谢罪。总之,一边是军国主义所鼓吹的推进文明、缔造繁荣,一边是无辜百姓惨死、横尸遍野,面对这样的惨状,日本士兵也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艰难抉择,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角川选择了用生命去捍卫正义和光明。 四、结语 总之,通过对几部抗战影片的具体分析,我们已经大致勾勒出了我国电影艺术自建国以来对抗战历史的书写轮廓,也许没有像电影年鉴那样精细,但至少可以表明,我国电影在抗战题材的表现上,已经开始学着用一种更加平和、公正的心态去看待那段历史,评判历史中敌我的是与非。 最后,笔者试图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我国电影中历史书写方式不同产生的原因。 建国后,十七年电影中共产党人之所以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技术过硬(精通战略战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思想立场坚定(誓死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完人形象,而日本士兵每每都是凶狠、恶毒、杀人不眨眼,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抗战时期日本人的确犯下了滔天罪行,八年的浴血奋战所积累起来的仇恨情绪不可能因为抗战的胜利而被瞬间抹消,电影对我军的美化及对日军的丑化符合当时人们普遍的心理预期。其二,本文所选取的影片都是建国以后拍出的,仍然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人们由抗战时期的自卑瞬间变得自恋起来,而且这种自恋是民族性的、国家性的。处于自恋中的民族对此事件的把握自然免不了一定程度的自说自话。再者,由于距离那段历史太近,因而尚且来不及反思,即使反思也很难达到一定的高度,毕竟,观念的转变是需要生活阅历的积累作为支撑的。 对于《举起手来》这些以喜剧形式反映抗战历史的影片,本文以为不需要探究太多,票房、经济利益是牵动此类影片创作的内在驱动力。 至于新世纪以来所出现的抗战题材影片,本文以为,经过时间的淘洗,对历史的把握相对来说就比较客观、冷静了。战争的创伤相对褪色了,人们逐渐能够暂时跳出个体性、民族性的伤痛,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分析敌我的是与非,从而也就抛开了正与邪、是与非这种大是大非的非此即彼式论断和想法,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类共同感来理解这场战争。应该说,这是比较可取的。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元素在中国电影中的应用 【摘 要】中国特色电影与国外电影的区别主要在于中国电影大块大块的文化空白现象,以及其造成的架空历史,失去历史本身的神韵。 【关键词】历史元素;中国电影;文化;内涵缺失 中国特色电影,尤其是富含中国元素的电影很大部分都会或多或少的与封建制度产生一定程度的联系,但优秀电影中的元素应用并不一定能够时常发生。电影中文化内容的缺失造成了中国电影大块大块的文化空白现象,越来越多的中国大片开始了对于空间的想象,但往往过于丰富的想象内容更易于架空历史,失去历史本身的神韵。 张艺谋曾表示,作为中国导演,拍摄武侠片是早有的梦想。“武侠”二字可以分开来解析。武,只要能够寻得一味动作指导,那么在电影中的武便可以淋漓尽致;但侠的概念处理却不能如武一样草率。侠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形象出现,起自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他们的最大特征,莫过于以民间身份和个人能力,表达对举凡官府、豪门、巨富等强势力量的反抗。荆轲的刺杀行动被后人赋予的侠义色彩,是因为他既受太子丹之托而带有政治动机,也不排除个人拼死一搏以拯天下的责任感使然。侠为何物?除了以武犯禁,更代表了一种个体对强势压迫的反抗,象征着一个民族精神得以延续的生命力。但电影中的荆轲的形象与行为已经逐步的被荒诞化了,到了张艺谋的《英雄》,刺杀计划竟然夭折了。不管是谁刺秦,都应该是一个反抗的故事,而电影一部又一部,反抗的精神内核被抽离得越来越少,直至张艺谋这里,反抗反倒成了反动。张艺谋的不少作品都围绕着“反抗”的命题,从《菊豆》到《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而在《秋菊打官司》里,“反抗”已在结局里背上了道德歉疚的包袱。张艺谋式的“反抗”,是注定无望的,图有其表的,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的。但是,《英雄》连反抗的合理性也做出了明确的否定,或许亦是张艺谋思想的发展必然。这样的精神境界,使得张艺谋的刺秦只有武,没有侠,这对于中国传统武侠片不得不说一块很大的遗憾。 在张艺谋的另一部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封建社会那种压抑人性的森严制度,每个人都在这种天方地圆的制度中喘不过气来,甚至如王后般被合理合法的杀戮,深宫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感情,爱情,但在那里不敢宣扬声张,只能隐秘的做别人眼中偷鸡摸狗的小人,他们都不敢反抗制度,也不会成功。最后他们要么在那种窒息的制度中苟延残喘,要么被扼杀。王后这个看似邪淫的角色,其实并不客观。深宫禁不住欲念,王后与巷陌市井的女子亦无差别,期待男人温厚的怀抱和家常的亲近。但在深宫之中的王后除去压抑什么也得不到。她用最近的水解最近的干渴,甘霖遍体之后才惊觉,一切濒于坍塌。她努力抓住一个希望,冀求要么和他冉冉升起,主宰命运和家国,要么和他倚靠一起,沉入命运的泥沼。女人固执的希望,有时候是巨大的灾难,尤其当她无法倚靠那个幻想中可能倚靠的男人。除了王后,还有宫外怨气深长的妇人内院俊俏机敏的宫娥,他们齐齐被命运扯住,狂暴地踩踏,最终留给王后的不过就是森严封建制度下的死亡而已。 关于中国传统历史元素,五花八门的应用层出不穷,其中不乏一些单纯利用历史背景做幌子来赚取票房关注度的片子,但终究这些片子由于其情节单薄,主题空虚而备受争议。追求商业化,影像、画面形式美,且明星云集,这些固然能够是一部好电影的必备条件,但仍然无法掩盖其内容主题的缺失和空白。“《英雄》故弄玄虚的讲述刺杀秦王的简单故事,《夜宴》太子向篡位娶母的叔叔复仇的故事,是《哈姆雷特》的翻版,《无极》王妃与北公爵、大将军、努力之间的爱情角力,演绎了一个馒头的故事,《十面埋伏》金捕头、刘捕头与飞刀门小妹之间情爱与捕杀的情节,营构了离奇的三角恋故事,《满城尽带黄金甲》以皇后与大王子的乱伦之恋,演绎了《雷雨》的古装版”等之类具有中国“古装特色”的评论屡见不鲜。如此单纯的借用历史的外衣,或者可以称之为“历史形式感”的手法,讲述发生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都“说的过去”但非常缺乏厚重感和传统文化吸引力的故事,对于中国电影,对于中国悠长历史都是一种滥用和亵渎。反观一些优秀电影如《后天》,表现了人类面对灾难时的勇气、《泰坦尼克》表现了一段感人肺腑的爱情和面对爱情追逐爱情的勇敢,这样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精心策划,主题深刻的。但反观中国所谓“历史形式感”的电影,大多华丽的画面,缺乏内涵和精神。诸如《赤壁》、《梅兰芳》之类的由原著改编的历史故事片,也似乎陷入了这样的一种完全混乱且尴尬的境地当中,若归类为盈利为主的商业片,那么作为冲击欧美电影市场的生力军,由于电影自身内涵的缺乏,未免会后劲不足,但作为一步优秀的纪录片,似乎他的制作精美程度与成本又远远超出了传统纪录片的范畴。最终不得不以“国内著名商业片”的形式展现给国人自娱自乐。 电影留给人们的更多的应该是对于价值观和人性的思考。东方电影、或者说中国特色电影,更多的需要留给人们的是一种中国特色“中国式”的价值取向。《十月围城》实际上讲述的是一种忠诚和气节。主仆、师生、夫妻、兄弟之间的忠诚、对朝廷的忠诚,以及所谓作为男人的气节。那些在片中牺牲的人,很大程度上,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保卫的是什么,他们仅仅是一味地相信,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每个人都终于该忠于的东西,即使清廷的暗杀者也算是精忠报国,之于道德并无不妥。这样的牺牲与后来各种内战里的所谓为了自由解放而让同胞自相残杀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一样地残忍。但最终他们还是走出了那一步,解开掩盖在事实真相上的那一层面纱,其实他们盲目而又执着的走向了死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其实就是所谓中国传统思想中所谓的忠诚其价值观的体现,这是一种东方式传统的表现,也是其独特于海外电影市场电影内容的一部分。“结义”这一特殊的仪式似乎只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才出现过,《三国演绎》中桃园三结义的情节至今读起来都会叫人荡气回肠,但在中国的电影中其实也有体现,陈可辛的《投名状》中的故事也起源自这样的一段“兄弟情”。似乎每一个个体都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却都纠缠了太多的不懂。在他们的人之中世界是简单的,庞青云认为只要有了朝廷的认可和地位便可以造福一方,为了这一目的可以不惜一切;二虎以为只要有了兄弟的情谊,就不再有天不再有地;午阳以为只要是对的事情,做了就是对的,就是理。不过,庞没有弄懂这个世界,二虎没有明白这个世界,午阳也无法判断这个世界。庞最依仗的朝廷害死了他,二虎最信仰的结义兄弟害了他,午阳还在做着他认为对的事情,只是永远弄不懂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道路。如此这般,整部电影给予观众的就是一种压抑的氛围,给观众一种混乱的感觉,混淆了观众的价值取向,造成了观众的善恶不明,同时电影还在渲染人性的丑恶与复杂暧昧,让观众感到绝望和幻灭。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学的历史 【作者简介】 法国电影史家、影评家乔治·萨杜尔 一、反思中国电影史研究 我国对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两部最初的著作分别是程树仁的《中华影业年鉴》(1927 年1月)、徐耻痕的《中国影戏大观》(1927年4月)。而以“电影史”为明确提法的著作则为谷剑尘著《中国电影发达史》(载《中国电影年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4年出版)和郑君里著《现代中国电影史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这两部史述专著。这些早期的电影史研究实践为后来的中国电影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但尚未在学术价值的高度上对后世的研究产生引领式的影响,历史研究的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在世界范围内,这种情况也很类似。在1937年,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乔治·萨杜尔向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亨利·朗格卢瓦透露打算写一本电影史时,“电影史基本上是一种从作者直接经验和亲身经历的知识产生出来的见解与判断……所有当时已经出版的或者正在编纂的电影史,都是对多年来观摩的影片和经历过的争论与看法的一个鸟瞰,或者更明确点说,是一个批判性的概述,旨在使人对电影艺术及其进步有所认识。一句话,电影史在1937年只不过是电影评论的一个派生物而已。”[1]相较电影批评和电影理论,作为电影诞生地的法国,电影史研究的起点同样是既晚且低。然而,仅仅十年之后,乔治·萨杜尔的宏著《电影通史》第一卷、第二卷就先后横空出世,将电影史研究推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其影响至今仍然辐射电影史学界。而中国电影史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结束时也没有出现可以与其比肩的研究著述。我们不禁思考,如此短的时间,西方电影史研究者何以出现如此大的变化? 关于电影史的研究,我国电影史学家李少白后来曾经指出,电影历史学应“作为电影学和历史学的一个交叉学科。” [2]历史学家汪朝光也提出“未来研究中应将电影史视为一般史学研究之一部分,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扩大研究选题”。作者又进一步指出,“研究民国时期的电影发展史”应当“为电影史和民国史研究所应为。”[3]我想,至此我们应该可以找到答案了。事实上,西方电影史研究产生如此之大的变化,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方电影历史研究者在研究进程中自觉地与西方历史学形成了联动,在西方历史学的视野下进行电影专史的研究。然而,尽管电影史学界和历史学界都已意识到电影史与一般历史的关联,但时至今日,“中国电影史研究还没有跟当前的史学研究建立起应有的关联性,也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的中国电影研究者大多无视,也无力观照历史研究的状况及史学范式的转换”。“努力倡导在史学视野里进行中国电影史研究”[4],将中国电影史研究纳入一般历史研究的视野,无论是对中国电影史研究格局的开拓、学术品性的提升还是对一般历史研究本身的完善都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如果说,早期的中国和外国电影史研究工作者一开始尚未找寻到电影史研究的方法的话,那么在较短的时间内,西方电影史研究者就通过对自身历史研究传统的梳理,迅速找到了参照系,从而将电影历史的研究大大的往前推进了。 二、西方历史学:沿革 西方古典史学传统源自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从被尊为“历史之父”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前484年-前425年)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前460年至前455年间—约前400年)开始,经历近千年的绵延,于公元5世纪前后经历了从传统的人本主义向基督教神学史观的转折。作为神学的附庸,史学的独立发展态势被阻断。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后,在人文主义的大背景下,人作为历史发展优秀地位的古典史学传统得以延续,人文主义史学得以发展。19至20世纪,在自然科学勃兴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在“求真”的渴望下,历史学得以高度专业化,以“近代史学之父”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e von Ranke,1795—1886)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历史研究者主张通过史料考证如实地再现历史的史学观念,确立了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建立并影响了近代历史学研究的范式①①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代表“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和技术手段等总体,并为其所拥护而共同遵守的准则。与进程。 20世纪上半叶,兰克的传统史学仍然具有活力。但其他史学思想也已逐渐开始对历史研究展开影响。如果说1917年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除前苏联的史学界以外获得广泛和深远的影响的话,“1929年的大萧条结束了无视或蔑视地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时期。”“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这时看来得到了证实。”“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5]随着二战结束,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源自20世纪20年代末的法国年鉴学派逐渐成为新史学的代表。以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在史学观念上注重分析,突出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在历史研究的中心地位,与传统史学家通过考证描绘来还原历史有很大不同。在研究范围上,新史学将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从政治史扩充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劳工史、妇女史、黑人史等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的领域。”[6]在研究方法上,新史学注重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借鉴引入其它学科的新技术和新方法。这种对现代科技和情报检索处理的依赖甚至改变了历史研究的工作形式,“正如布罗代尔所说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像实验人员那样‘依靠设备’进行工作,从事历史研究的机构与组织也随之增加,今天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史料太宏富了,学科门类又多繁复,那种靠历史学家个体单枪匹马地去操作,拒绝使用任何集体组织形式,已无力适应现时代史学变化的这种新情况。” [7] 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就在新史学依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科学化的进程上大步迈进时,具有自省性发展特性的西方史学又发现了新史学倾力研究大跨度静止不变的历史,过分追求深层分析而忽略人对历史能动作用的弊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新叙事史开始出现。与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的叙事式历史学相比,这种历史学往往包含有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往事”[8],其所涵盖的内容要比传统叙事史丰富复杂得多。还是在70年代,作为时代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波及了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它同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一道,影响了史学研究的格局。微观史、新文化史等开始出现,与后现代主义、传统史学、法国年鉴学派、新叙事史一道构成今天西方史学丰富立体的多层次多向度的研究格局。 三、乔治·萨杜尔:背景与标尺 一个富有科学精神的研究工作者无疑会受到当时科学思想体系的影响,并有意识地根据自己的工作范畴有选择性地接受这种影响。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的杰出就在于他接受当时各种史学观念的影响,积极地使电影史的研究置于一般历史学的研究背景下,其研究实践和理论表述终将电影史纳入了一般史学的范畴。因为他做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朗格卢瓦评价道:“正如电影有戈达尔之前的电影与戈达尔之后的电影一样,电影史也有萨杜尔之前的电影史与萨杜尔之后的电影史。” [9] 萨杜尔在《绪论:电影史的资料、方法与问题》中,他详细讨论了电影史学家所需要据有的三类资料:“一、书面的原始资料和参考资料,包括手抄稿或印件;二、口述的原始资料;三、胶片上的原始资料,亦即影片本身。”[10]萨杜尔详细讨论了每种史料的考证原则和方法,其对于史料完全占有与充分考证判断的治史理念体现出其对于兰克以来的传统史学理念的认同。其细致与繁复的考证颇似部分历史学界传统史学的怀疑者所诟病的“枯燥无味的职业作风”,“缺乏洞察力”,“迂腐穷酸地追逐细枝末节”[11]等。比如,萨杜尔通过研究胶片的化学结构来确定拷贝的制作日期和产地。指出“对它作国际性的系统研究,无疑可以确定那些缺乏说明材料的拷贝的产地和日期。赛璐珞片基的组成同乳剂的成分一样,在各个国家、各个年份是有极大变化的。根据已经鉴定其制作日期的影片,我们就可以制定各国的影片年表,这些年表向电影史家提供的资料,其准确性甚至比放射探测对史前历史学家和地质学家提供的数据更大。”[12]又如确定胶片制作的时间和产地还“可以根据拷贝两边孔眼的数目、形状以及在片底时常印上的胶片工厂的商标来研究,就像通过水印来辨认古代的纸张一样。”[13]其科学实证研究的态度表露无遗。作者还不厌其烦地通过对卢米埃尔那部经典的《工厂大门》的拍摄时间考证表明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对萨杜尔而言,“对书写材料、印刷品、手稿以及口述资料的评论,判断它们的作证价值,长期以来已成为史学家们研究的对象……在这方面,无论是电影史或是一般历史,都运用同样的方法。”[14]在萨杜尔看来,电影史的研究除了有些特定的研究对象外,在史观与研究方法上与其它历史研究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从而自觉地将电影史研究置于历史研究的背景与框架下。对于萨杜尔的电影史研究,朗格卢瓦非常清晰地明白萨杜尔的著作与其它“电影史”的不同,在他看来,电影史研究要“穿过那些使他看不清的阴影和虚假的前景去追踪过去,以便显示过去的面貌……而要深入了解过去,只有大量搜集资料,使用一些必不可少的鉴别、判断与考证的原则,才能办到。”[15] 正是这种将电影史研究置于历史研究大背景之下的治史理念与实践,使萨杜尔在历史观与电影史观、电影观的和谐统一上走得更远。萨杜尔撰述电影史的上世纪前半叶至中叶是历史学破立变革的时期,兰克传统史学在对萨杜尔电影史观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作为法国共产党党员,又是在有长期革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氛围的法国,上世纪30年代开始愈发产生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对他的电影观、电影史观产生了影响。他明确表示:“把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来研究它的历史,如果不涉及它的企业方面,那是不可能的,而这种企业又是与整个社会、社会的经济和技术状况分不开的。因此,我们的计划是把电影作为一种受企业、经济、社会和技术严格制约着的艺术来加以研究的。”[16]在萨杜尔的历史研究实践中努力地将这样原有的电影综合观、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社会和经济的关注及对作为整体的工业关系的关注融合到一起,进一步完善了其独有的电影史学观。对此,同代的电影史学家和理论家让·米特里评价道:“在我草拟的第一部电影史中,我完全忽略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研究。正是乔治·萨杜尔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了解,必须把电影放在与其相关的各种因素中加以考察。”[17]米特里的肯定是建立在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综合观这一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对大多数电影领域的研究者而言,非常清楚电影作为工业和艺术这一复合形态的身份。那么比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关注的其它领域,其对于电影的研究就先天地具有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的特征。这是萨杜尔实现的将原有的,主要是兰克历史观的电影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融合,也是电影史研究与整个西方历史学背景的第一次融合。 如果说这一次的融合实现得还比较迅速与便捷的话,原因恐怕在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除了研究领域从政治拓展到经济与社会,研究开始注重整体观,注重“非精英人物”的人民大众和注重阶级结构的概念以外,在观念本质上依然要求还原历史的真实,而在研究方法上尚未与传统史学有激烈的冲突。萨杜尔正好又从电影这一本身有着高度综合性的即是工业又是技术与艺术的领域切入,在电影史研究的实践中流畅漂亮地实现了兰克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学观的结合。这次结合既然如此完美,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萨杜尔采用了一种包容了兰克史学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在扩大了的传统史学研究对象范畴内从经济与社会、技术与工业的整体角度对电影历史进行了兰克式的考证研究呢?我们认为,这样理解是不完整的,至少没有概括清楚萨杜尔史学研究范式的完整向度和层面。 20世纪30年代以来,除了马克思主义,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也在日益扩大,面对年鉴学派要求历史研究领域从政治史扩展到广泛的人类生活领域的要求,电影史的研究从对象上一开始就应对了这一革新的呼声。但是,对于年鉴学派在历史观念上要变叙事史为分析史,突出历史研究者在历史研究中的主体地位这一大破大立的举动,萨杜尔显然无法做出更大的让步。虽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指南,没有对历史学研究的技术路径进行太具体的制约,但是在史学观念上强调一种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总体性要求,而且认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8]这种“人有目的的追求”和“揭示总体规律”的阐述实际上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叙事式的,这就无法与年鉴学派“人”的缺席的忽略叙事突出分析的史观相融合。尽管如此,萨杜尔还是在自己的范式中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工作形态上肯定吸收了年鉴学派的不少做法。例如他把世界电影史的范围拓展到了除欧洲以外的其他亚非拉和第三世界国家。在电影史这个研究对象上打破了传统西方历史叙事中的“欧洲中心”窠臼,而这个研究对象是从兰克传统史学的政治史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济、社会史可能都还不够广泛的。他还强调电影史研究过程中尽量利用现代化技术,如“照相复印”等并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中间机构进行国际间的广泛协作。萨杜尔于1967年逝世,他未能看到后来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们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间更广泛的跨学科研究以及充分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资料搜集与整理的研究方法。在可能的范围内,他的电影史研究工作体现了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的整个向度,为电影史学建立了影响深远的研究范式,影响了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电影史研究工作者。中国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就是这种影响的直接与明显的体现。 中国电影史论文:跨国合拍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历史与未来 [摘 要] 跨国合拍作为一种制片模式,经历了从早期中国电影“来料加工”的阶段到新时期以来可以提供部分资金但仍然缺乏技术优势的合拍阶段。审慎地观照历史与现实,这种资金的提供在大制作面前仍然显得捉襟见肘,合拍带来的产业经济效益的提升缩小不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当代电影技术上的差距。本文从合拍史的角度入手剖析一直以来存在于我国电影制作方的软肋即技术落后,优秀技术被外方占有,指出若要为我国电影产业发展带来强大后劲,合拍中我方必须明确自身的优秀利益。 [关键词] 跨国合拍;经济利益;技术提升;类型拓展 一、历史源流 1896年,电影传入中国后,大量欧美放映师和商人在推广影片时,也拍摄了一些电影,大部分是民俗风景短片,也包括一些新闻片。其中,拍摄带有一定情节内容的影片当属美国商人布拉斯基在上海创办的亚细亚影戏公司,该公司当时分别在内地和香港拍摄了《不幸儿》(1909)和《偷烧鸭》(1909)。后来,当时在上海做小生意的两个年轻的美国人依什尔和萨弗买下了布拉斯基的亚细亚影戏公司,同时决定同中国人合作,摄制紧扣中国现实生活的影片。机缘巧合,我国电影先驱郑正秋和张石川成为掀开中外电影合拍史第一页的人。 为便于合作,张石川、郑正秋、杜俊初等成立了“新民社”,承包了“亚细亚”编剧、导演、制片等全部工作。依什尔提供资金、设备并负责发行。具体分工是郑正秋负责编剧、挑选演员,并指挥演员的表情动作;张石川负责同依什尔联络以及指挥摄影机位置的变动;中国没有电影摄影师,依什尔擅长摄影,担任摄影师。1913年9月末10月初,合拍片《难夫难妻》在上海新新舞台首轮放映,反响热烈。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间(1949-1966),作为文化交往的一部分,我国也有过对外合作制片的实践经历。1958年,中、法两国合拍儿童幻想片《风筝》。1959年中、苏两国合拍的一部以表现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主题的故事片《风从东方来》。这些合拍实践虽然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但合拍策略尚未从宏观政策上加以明确,更未以一种产业运行的常态加以固化。 “”结束,“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词,经济、文化各领域开始展开与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电影也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979年,“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成立,标志着“合拍”开始成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阶段。作为跨国度合拍故事片的历史性创举,中制公司先后协助日本、意大利摄制完成了熊井启导演的彩色史诗片《天平之甍》(1980年)和朱安里诺·蒙塔尔多导演的彩色历史巨片《马可·波罗》(1981年)。另一部由中、日共同投资的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1982年)。可称作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合拍电影。“”结束后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引进外资,加速国内经济复苏与发展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线,电影业的合拍形式也因应了这一总体局面。事实上,合拍头十年中,由于中制公司经济实力不足,一般都较多采取协作摄制方式参与合拍,处于从属和附庸的地位,仅收取外方支付的设备、器材、场地、人员劳务等有限的协拍管理费用。合拍为中国电影带来的实际利益较少。 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4年后,随着国外大片开始以分账形式进入中国内地,这种我国提供协作拍摄的合拍片就开始陷入了低潮。“年产量从1993年57部的最高点逐渐滑坡,96年总产29部(含协拍片6部),97年总产25部(含协拍片3部),而到1998年,年总产仅为7部。”①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合拍片政策的再次放开,跨国合拍片再现高潮,如首部参与国际分账的中美德英合拍片《伯爵夫人》(2005年);中美合拍的《功夫之王》(2008年)、《雪花秘扇》(2011年);中芬合拍片《玉战士》(2006年);中澳德拍摄的《黄石的孩子》(2008年);内地、香港、韩国合拍《见龙卸甲》(2008年)等。 二、三次高潮 2011年6月,在第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产业论坛上,有媒体询问中美合拍片《雪花秘扇》出品人邓文迪为何外国公司看重中国市场。“便宜。”邓文迪一语道破天机,“这边的工作人员工资低,善于学习也没有工会。”② 平心而论,邓文迪的说法颇具代表性。早在中外第一次合作拍片的1913年,依什尔依靠郑正秋、张石川等人进行影片摄制就已经开始奠定了外国投资者对中外合拍的基本判断。追逐利润,永远是商业社会的不二法则。在电影工业的语境中,经济效益永远是第一位的,所有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成本,增加影片盈利的拍摄制作模式都是正确的选择。除此而外,依什尔最初的合拍还向我们昭示了境外资本青睐中国内地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对中国的自然地理、社会文化以及风俗民情的神秘感、陌生感和好奇心。如何把握中国题材、或者使东西方交融的题材更易于为中国内地所接受,境外投资者还需要中国电影人的帮助。 如此,后来的历史演进脉络就不难理解了。第一次短暂的合拍实践高潮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电影涌入中国内地市场,赚取了大量票房。因为观众众多,当时,设施完善的豪华电影院都上映西片,国产电影的市场受到抑制。如前所述,当影片可以长驱直入而没有其他利益可以追逐时,合拍的必要性在境外制片公司的眼中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市场的份额争夺主要是国产片与西片,合拍片模式陷入低潮。 新中国成立以后,除东欧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外,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在政治上处于孤立绝缘境地,仅有少数西方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或与中国关系密切。出于国际政治的需要,文化常常成为国家间相互交流的重要桥梁。电影作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被带上了国际政治舞台。于是,便有了1958年中、法两国合拍的儿童幻想片《风筝》③同稍后的中苏合拍故事片《风从东方来》。这一时期的合拍片更加突出的是文化交流的作用,其主观目的既未涉指产业层面,客观上也没有达成这样的效果。很快,作为“最重要的艺术形式”的电影,回归到意识形态宣教的文化事业路线上,合拍浪潮未能实现。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政策上为合拍片打通了道路,闭塞已久而又重新打开的国门令境外制作机构更加好奇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第二次合拍浪潮终于到来。观照这一时期的合拍实践,我国的经济实力不足,大多都是以协助拍摄的形式进行合作,而国外制作机构诉求的正是他们不熟悉的中国文化和以前不能涉及的题材内容。于是,“在合拍片初兴的头十年间,跨国度的合拍、协拍片,多半皆属历史题材。”④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当1994年第一部分账大片《亡命天涯》进口以后,内地电影市场被激活的同时,历史再次重演,合拍片进入了第二次低谷。一直以来,吸引外国制片商的就是中国内地广袤国土所具有的外景资源,文化、历史题材优势以及内地廉价的专业技术人员劳动力。然而,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利益的考虑。当分账大片可以长驱而入,市场充分时,对于国外制片方而言,合拍的意义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电影政策进一步开放。按照我国现行的合拍电影规定,合拍片可享受国产片待遇,包括参与政府“华表奖”评选等,合作方享受的市场票房分账比率高于进口大片,所得税只需缴纳10%,低于进口片应缴税额。能够比纯分账片带来更多的市场利益,并且还有众多政策优惠,新世纪十年来,合拍片掀起了第三次高潮。据统计,2001年时仅有10部左右,2005年已达37部。2006~2008年来,占全年电影产量总数10%~15%的合拍片的票房值已达国内票房总量的40%左右。⑤ 三、应对策略 在历史上最初的合作拍摄中,郑正秋、张石川等我国的电影工作者们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没有发行放映渠道,在电影产业的上、中、下游都没有任何资源,可谓一穷二白。这样的合作拍摄,我方自然处于弱势,仅仅成为外国资本的打工仔。在第二次高潮的80年代,虽然仍然比较落后,但我方已拥有了独立的传统电影技术能力。在第三次合拍高潮的新世纪,随着国力的增强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我方已经可以与外方共同投资,共担风险。 既然是合作拍摄就要互惠互利。在当前合拍模式下,我国制作机构应有清醒的头脑,简单地从“介绍中国”“有利于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⑥的角度与外国制片机构合作已不可取。合作就要有所得,经济利益抑或是技术提升。事实上,就我国电影产业目前的情况而言,取人所长,致力于技术提升才是当务之急,它关系到更加长远的经济利益。 在20世纪初电影初现的时代,操作摄影机并熟悉其机械性能的是电影优秀技术掌握的标志。1913年,合拍片《难夫难妻》的摄影师就是投资老板依什尔。快一百年过去了,2010年,《阿凡达》的出现揭示了这样一条路径:无论是声音进入电影还是彩色电影的实现,到3D技术、IMAX巨幕,电影艺术与技术发展的一个方向之一就是使得我们影像中的虚拟现实愈来愈似现实或是想象世界,要在银幕上实现我们未知的现实世界或真实的世界,更多的依靠电子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来加以实现。 由此,电影制作优秀技术已经从简单的操作熟悉其性能变为了利用计算机技术生成、合成富有表现力的影像和声音,拓展电影视听表现力方面。我国与国外电影制作机构的差距不但没有得到根本缩小,反而有拉大的趋势。针对这种情况,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模式,要瞄准未来电影发展走向,注重前瞻性的技术发展路线。在这方面,合拍模式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制作技术提升提供了可能。 为了达成技术提升的目标,我国在与国外制片机构合作时应该有一定的倾向性,明确我方的优秀利益诉求,直接的经济诉求必须要放在次要地位。我方要特别针对有较高技术制作要求,能训练提高我国电影制作队伍整体水平的合拍项目,努力拓展合拍中的科幻、魔幻和现实题材中大量需要先进复杂技术才能实现的电影类型。在对外学习的方面,我国的电影制作团队天然有着勤劳、肯吃苦的优秀品质。合拍模式30余年来,在同港台的制作团队进行的合拍项目中,有效习得了武侠片、动作片的制作经验,为我国电影整体制作能力的提升起到了突出作用。相信假以时日,我国的制作团队定能获得在技术提升的硕果。 四、结 语 取人所长,将是我们在下一阶段合拍制作中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未来电影的摄制,技术的进步程度将决定艺术想象力实现的疆界,从而制约电影产业链上游的质量。我们应该抓住并利用合拍模式的第三次高潮期,有系统有计划地锻炼队伍、培养人才,同时,加大自主创新力度,致力开发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技术设备和软件工具,以期与西方制作机构拥有平等对话的话语权,只有到那时才会真正实现强强合作,资源整合,最大化地赢取产业利益。 [作者简介] 黄鹏(1980— ),男,重庆人,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电影史、影视文化。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摘 要:1949-1966年的十七年是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业和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译制片事业从无到有,在极短的时间内成熟,并迅速地发展起来。本文尝试从历史研究的缺失、理论探索的传承、译制事业的展望等方面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电影艺术;电影译制片;艺术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麦克卢汉将电影比作是“拷贝盘上的世界”,他认为,“我们借电影把真实的世界卷在拷贝盘上,以便像会飞的魔毯似的把世界放出来。”①电影制作人的职责,就是将观众从一个世界即他的自己的世界,迁移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要完成这种“迁移”,译制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在中国,提到译制片,人们脑海中闪现的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创作的经典影片、经典人物和经典情节,却往往忽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译制片。诚然,对于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来说,它最初承担的主要还是政治任务,是教育民众、鼓舞民众的重要的舆论工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外国影片引进规模的扩大,电影种类的增多以及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影片的翻译制作,人们已经逐渐地接受并喜爱上了外国译制片,而译制片也从单一的政治教化功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如今,十七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无论是被淡忘,还是被遗弃,历史终究改变不了它的真实存在。可以说,没有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也就没有“”内参片的出现,更不会有新时期经典译制作品的诞生和辉煌。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我们认为,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对于评判译制片的生存价值,探究译制片理论的传承以及客观地看待译制片事业的发展前景等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历史研究的缺失 在新中国60年的电影历程中,译制片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之初,外国影片的引进、译制填补了当时国产电影严重不足的尴尬境地,满足了新生的中国观众在精神文化、娱乐生活方面的需求;同时,译制片的大量上映也适时地配合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策略,发挥了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功用。作为新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制片尽管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创作性质和生产方式,有关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始终没能进入电影专业研究的视域。进入新时期以来,研究中国电影史的专著颇多,如钟大丰、舒晓鸥的《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1905-200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王晓玉主编的《中国电影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佐藤忠男的《中国电影百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在这些电影史著作中,有关十七年电影译制片的文字寥寥无几,而系统地阐释、研究译制片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罗列一下涉及到译制片的电影著作,主要有:丁亚平在《电影的踪影――中国电影文化史评》中,提到过“翻译片”: 除纪录片外,东影还随着形势发展,在1947年底至1949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里尝试拍摄、编制了其他品种。如木偶片《皇帝梦》、科教片《预防鼠疫》、动画片《瓮中之鳖》、翻译片《普通一兵》、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长故事片《桥》等。成绩颇丰,充分发挥了作为解放区电影主要基地的重要作用。② 李道新在《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中对十七年间引进的苏联电影作了如下评介: 在电影领域,苏联电影史上的许多优秀影片,……不仅被引进中国,而且成为中国普通观众耳熟能详的精神食粮,成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研究的最好对象;正如陈荒煤在文章里谈到的:“新中国电影要成为党教育人民的得力的助手,要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电影来,我们必须很好地向苏联的优秀的电影艺术学习。” ③ 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中,也提到了苏联及东欧电影:……《大众电影》的创刊号,正好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我们就以前苏联影片《团的儿子》中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做封面,……当时夏衍、于伶等人认为有必要做一份新式的电影杂志,多介绍苏联及东欧兄弟国家的影片和我们自己的国产影片,面向广大群众。④ 吴贻弓主编的《上海电影志》是较早也较为全面地介绍上海译制片的专著。书中专门列出“译制片”章节,概述了从1950年到1995年上海译制外国影片的基本概况、译制方针和译制准则等,并选择5大洲较有特点、较有代表性的上海译制的故事片加以介绍。胡昶主编的《长春市志•电影志》则系统地介绍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从1949年译制第一部苏联影片《普通一兵》开始到1988年译制片创作的基本概况,其中包括各个阶段引进影片的国家类别、影片种类、主要翻译人员、译制导演、配音演员等,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长影厂40年译制事业的发展概貌。……与以上的电影专著相比较,由中国传媒大学资助的科研项目《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研究》算是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课题了。在2004年北京译制片研讨会上,这份有关《我国译制片的历史与现状》的报告明确地将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前1949年至1966年这十七年的创建和初步发展时期、1966年至1977年的十年“”时期、1976年“”结束以后,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25年大发展时期。 对于最初的十七年也就是译制片创业和发展时期,报告全方位概述了东影厂创办译制片的过程,袁乃晨如何译制《普通一兵》、以及上海电影译制厂创办译制片、改良译制片制作技术等情况,报告还指出了十七年间外国影片的大量译制和上映给中国观众的生活和观念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等等。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作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国家规划课题(部级)――“中国电影学专业发展史研究”课题组,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同立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省部级)――“中国电影学史论研究”课题组的最终成果,对各个电影专业学科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理论的总结,其中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声音、美术、理论、文化、教育、技术、音乐、动画等领域,但是,有关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历史同样没能进入这样的研究课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二、理论探索的传承 半个多世纪的电影译制事业,传达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饕餮盛宴,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领域的全新的转变。从根本上说,译制片的存在是中外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其根本的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可以这样讲,译制片是交流的需要,是传诵的必然,是跨文化传播的自然产物,或曰终极产品表现” ,⑤“透过它,国人看见外部世界的面貌:有历史的风云、现实的精彩、未来的梦幻。译制片成了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⑥吕晓明在《对“十七年”上海译制片的一种观察》中指出:“电影的跨国流传自然由商业动机驱动,却也是一种国际之间的文化交流。外国电影的引进除了满足本国观众的娱乐需求,也不可避免地会对该国的电影文化发生影响,即既影响到观众的观赏口味,也作为一种借鉴影响到本国电影的创作生产。这种情况尤其在电影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间表现得特别明显。”⑦麻争旗在《影视译制概论》一书中认为,译制片是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必然选择,是保护民族语言的有效手段,更是传播艺术的追求。 它(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兴衰沉浮,它的结构成分的变化生动地记录了新中国电影与政治和社会及国际形势的密切联系;而观众对译制片的态度(喜爱、冷落)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某种社会的潜在的情绪和欲望。⑧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译制,指的是将外国原版影片加工成中文配音的影片,具体来讲就是经过剧本翻译、配音、字幕、录音等加工手段,把一种语言的影片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从最初的“翻版片”到后来的“翻译片”再到“译制片”,有关译制片的创作理论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可以说,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创作为中国译制片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1949年,苏联影片《普通一兵》的译制成功,标志着译制事业的诞生,与之相应,电影译制创作理论也在实践摸索中逐渐形成。译制的过程是实实在在的艺术创作实践。每一个环节都是艺术家的活动:翻译视之为一种有特殊要求的文学翻译形态,导演视之为有特殊组织规律的艺术表演形式,演员则把配音看作是一门用声音进行表演的永恒艺术。可以说,一个译制班底就是一个创作集体,一部译制作品是整个集体的创造性的劳动结晶。⑨被誉为“中国译制片之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袁乃晨开创了译制片创作理论的先河。上海电影译制厂老厂长、译制导演陈叙一更是将译制理论推向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他提出“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并要求从翻译到配音,必须以“上天入地、紧随不舍、转弯抹角、亦步亦趋”的精神,忠实地再现原片在语言和声音上的艺术创造。十七年的译制创作实践开创了译制事业的不同艺术门类的个性和特点。伴随着翻译片种的出现,译制片翻译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翻译种类,需要“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应该说都需要达到信、达、雅。” ⑩译制导演是译制影片制作中的主要领导者,“主要任务是指挥配音演员,对照原版片画面反复进行排练,用逼肖的语调、口型重新配音,使译制后的对白、解说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与原片相符合。”B11而配音演员是“专事配录台词的演员,……配音演员要深入理解剧本,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准人物的语言基调、口型和气息状态。配音演员的台词处理必须与画面上人物的表演相适应,要忠实于原作,不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另行创作。”B12作为一种美的追求和艺术的创作,译制片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格,比如声画对位、性格再造、情感再现、口语会话、雅俗共赏等。新生代著名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廖菁认为,“翻译、导演、配音各显其能、相得益彰:翻译是基础,导演是优秀,配音是关键。”B13这一论断与半个世纪前的译制理论惊人一致。由此可见,译制理论的探索和形成离不开十七年以来的传承和发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我国的译制事业已经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市场,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专业机构、专职人员梯队、专门的学术团体(包括专门的网站)、大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发行销售网络,以及一大批支持、热爱译制片的观众群所共同组成的良性循环的有机的译制传播生态系统――这是一个有独立品味、独立思想、独立话语规则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体系,或可称之为一个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群体身份、共同价值取向的译制文化圈。B14 三、译制事业的展望 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过程。在走过了辉煌的1980年代后,译制片逐渐在1990年代中后期走向式微。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甚至有人认为外国原音原版电影时代的来临已经无可争议地将译制片这个“没落贵族”逼向了死胡同。著名学者、画家陈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年的中国人只能通过有限的译制片了解世界,所以当时译制片是全民热爱的,但随着时代变迁,今天的年轻人不会满足于看配音片,就今天的审美来看,译制片很难成为大众追捧的热点。”B15他认为,“译制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留下的只是美好的回忆,”并断言,“译制片一定是要死的。”持有相同观点的人认为,语言是理解文化的一把钥匙。经过译制的电影更多地损害了原声语言的神韵和意味,在引进外国影片时,“轻易地用本国语言去表达另一种语言传达出的意思时,在故事层面上可能损耗不大,但在文化意蕴上却是必然有所损失的。”B16其实,早在1953年,在北京的一次专门研究译制片的会议上,当时的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指出:“只要有语言差别,就有译制片的存在。”而当下对于译制片存亡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对译制片的理解并不准确。 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风解释说,并不是配音片才是译制片,字幕片也是译制片的一种。“虽然现在精通外语的观众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人还不能观看原版。原版片的确是原汁原味,但它们引进时通常没有字幕或者只有原版字幕,中文字幕是译制片厂制作的,也属于译制片的一种。上字幕的速度很有学问,现在一些盗版片把字幕一股脑全都打出来,很多时候破坏了剧情,而上译厂译制的影片绝对不会出现‘提前泄密’这种破坏欣赏情绪的情形。”B17但是,能够真正看懂原版片的毕竟是少数人,即使采用原声加中文字幕的方式,观众在欣赏影片时既要看文字,又要看画面,往往顾此失彼,因此完全理解原版影片的神韵也是客观存在的难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则认为,经过译制的影片不仅不会影响破坏原有的电影,反而会给电影增添新的价值,并指出:译制片与原版电影的关系是互利的、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互相排斥的,观众既可以看原文电影,也可以看译制片,只是增加了一种选择而已。B18“活着,还是不活?”这原本是电影《王子复仇记》中的经典台词,现在竟然成为译制片尴尬生态状况的真实写照。2006年,在中国译制片问题研讨会上,译制事业的发展前景成为与会者讨论的中心话题。 然后,不可否认的是,译制片的创作队伍、人员观念以及制作方式和流程等等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影视数量的增加,棚虫一族的出现,流水线式的制作方式、经济利益的驱动等等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经典译制片的创作理念和模式。人们在呼唤经典的同时,又不得不认同和接受译制片的创作现状和窘境。学者顾铁军指出,掌握电影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市场。市场是一只无形的巨大的手,在左右着电影,也左右着人们的收视习惯。“译制片是否该退出历史舞台,不是谁说了算,市场才是第一位的。”B19当然,译制片绝不像生存或者灭亡那样来得简单,要想解决问题或许还要从社会、文化、传统、传播等方面去找寻最根本和最内在的根源。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析中国电影史前史阶段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原因 摘要:抗战爆发之前,在中国电影业中一直屹立不倒的明星公司可以说是中国电影业中的一颗“明星”。但是,对比美国早期电影史,我们会发现包括“明星”公司在内的早期电影公司从未真正掌握过放映业,“明星”的成功也是充满了偶然的因素。本文即以此为线索,对中国电影史前史阶段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原因进行了一番探究。 关键词:中国电影史;民族放映业;明星公司 虽然直到1905年任庆泰的戏曲纪录片的拍摄才拉开了中国民族电影业的序幕,然而从1896年上海徐园“西洋影戏”的首次放映开始,电影在中国却已经有了长达10年的放映史。这十年的时间尽管只能算做中国电影的史前史,然而,当我们的目光游弋于有关其后中国电影史的各种史述中,当我们困惑于电影史上纷繁复杂的现象时,我们却不得不回头到史前史中寻找答案。 一、问题的起始 抗战爆发之前,在中国电影业中一直屹立不倒的明星公司也可以说是中国电影业中的一颗“明星”。但是,如果我们细细追寻明星公司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大叹明星成功的侥幸以及明星决策人的英明。 《孤儿救祖记》和《火烧红莲寺》在中国电影史上是无法绕过的文本,同时它们在明星公司的历史上也是无法被忽略的作品。 《孤儿救祖记》是明星公司在初创期一炮而红的作品。在此之前,明星公司拍摄过如《滑稽大王游沪记》之类的滑稽短片,然而对于市场,众位编导却不得要领。背水一战拍出的长片《孤儿救祖记》的成功挽救了本已山穷水尽、岌岌可危的明星公司,从此,明星公司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可以说《孤儿救祖记》是明星公司的第一桶金。 《红烧红莲寺》是明星在其最风光时期的一部作品。而之前,明星公司同样陷入经济困境之中,虽然于1928年在周剑云的主持下招股20万,但直到同年《火烧红莲寺》的上映才从根本上摆脱了经济困境,并从此进入兴旺发展的阶段。 此两部影片使明星的发展步步高升,但是我们也不应忽略在30年代初让经济再次陷入危机的明星公司雪上加霜的一部影片――《啼笑因缘》,这使得30年代初的明星濒临破产的边缘。 其后,1934年,仍然处于困境中的明星拍摄了郑正秋的《姊妹花》,才使长期限于困境的明星稍稍缓口气。 不难发现,明星公司的起伏与它拍摄的影片直接相关,甚至有“一片救命”或“一片送命”之状。所以,可以说明星公司的成功带有偶然的因素: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在制片方针上的策略,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往往一部影片就承担着覆灭或振兴的重担。 在美国早期电影史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八大制片厂中的环球、福斯、派拉蒙、华纳兄弟都是从放映业起家,积累了足够多的原始资本再向上垂直整合发行和制片,其间华尔街的资金不断注入。 而明星公司却未能掌握放映业。尽管明星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与其他制片公司联合起来组成六合公司,但是六合公司存在的时间很短,并且也只是少量地掌握了一些路线。 在民族经济发展整体羸弱的中国(更具体更准确的说是上海),电影业缺少像美国华尔街那样大财团的大量资金的注入,那么从放映业起家就成为一种有利于日后进行垂直整合的原始资本积累的可靠方式。 追溯到此,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存在放映史而不存在民族放映业的中国电影史前史阶段。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民族放映业没有在长达十年的时间中发展起来? 二、民族心理:实用 由于在1896-1905年期间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是上海,而一直到抗战爆发,中国的电影史实际上都是上海的一城史,所以本文主要以对史前史时期上海的分析为主。 一个是移民城市,一个是移民国家,上海与美国可谓颇有“共同语言”,但是这“同”中却存在着大“异”。美国的移民来自世界各地。派拉蒙的创始人楚柯尔和“福斯”的创始人福斯同为匈牙利同胞,环球的创始人莱默尔是德国人,华纳兄弟则来自波兰[1]。而上海的移民主体却全部来自中国国内,他们原先“都生活在封建小农经济的社会体制中,都生活在儒佛道传统观念的阴影下,都生活在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下,都处在与外部世界相隔离的状态中,也都是炎黄子孙。这些因素造成了他们对中国封建传统的普遍认同心理,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思想有许多相通乃至相同之处。”[2] 这些相同之处的其中之一就是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一种民族心理:实用至上。 中国人在办事之前总爱问“这有什么用”,这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处世行事讲求与追究实用性的特点。尽管自古以来在中国,关于为人应重义轻利的言论不绝于缕,但是这似乎从反面揭示出传统的中国人倒是相当重视“实利”的。[3] 这种重视实用性的心理在两个方面限制了中国电影史前史时期国人对电影放映业的投入。 晚清上海出现了一股重商主义的思潮。人们从各个方面论证了发展商业的重要性,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便是人们“把发展商业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认为重商是国家富强之道。当时上海报纸上的许多文章都指出:‘商固富强之始基而国民命脉之所系也。’”[4]而“洋务思潮的兴盛,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西方富国之道,强兵之法”[5]。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族经济初发展的上海滩,属于娱乐业的电影放映是不能与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行业相提并论的。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电影放映业是不能生产财富的,它既不能富国,也不能强兵,对于实用至上的中国人而言,它不是被优先考虑的行业。 此外,同为大众文化,电影在晚清的上海的待遇与戏曲是有天壤之别的。 晚清戏曲的地位在上海有明显提高。“在20世纪初年,戏曲在‘开民智’的口号下获得新生,被视为改良社会、教育民众的一个重要文化形式。报纸上经常发表文章,呼吁重视戏曲、改良戏曲。……一些青年学生和革命党人也组织起新剧社、剧团,开创戏曲新风。”[6]而此时期的电影,虽然已经摆脱时事风光片的模子,却又是一派滑稽喜剧短片的景象,在《孤儿救祖记》出现之前,电影在“改良社会、教育民众”的功能上还无法被社会舆论提到戏曲的高度。 此时的电影既得不到商人的重视,又得不到文化精英们的青睐,只能由雷玛斯等外国人占领放映市场。 三、城市化:商业性城市 我们知道电影是一种城市文化的产物,然而每个城市的城市化的过程却会有所不同。 比较美国电影史,我们会发现早期镍币影院发达的匹兹堡市甚至宾夕法尼亚州都是美国的工业集中地。聚居于此的新移民大多是体力工人,他们来自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他们不识字也不懂英语,社会地位很低。此时的电影内容简单粗俗,影院环境简陋,没有哪个上层人士会光顾这样的娱乐场所,而这样的场所却正合了这些需要低廉消遣的新的移民工人的胃口。 再看上海。前以鸦片战争,后以民国为界,在此两端之间的上海在经济构成上相当特殊。 1875-1910年间,上海先后设厂87家,其中59家是在1900年以后兴办的。[7]这说明近代机器工业在晚清上海发展缓慢。同样,另一组数据:在1885-1910年间,上海本地的原始出口商品的贸易值从未达到过上海贸易总值的15%,在1900年以前甚至未超过8‰。[8]这说明晚清上海的经济实力存在于流通领域,工业还没有摆脱对商业的附属地位。 而“在此以前,上海的经济有农业、贸易两个支柱;在此之后,上海又形成了工业、贸易两大经济支柱。可以说,这两个时期的上海经济都是生产、流通两面并重发展的,唯有晚清这段时期,上海的经济主要集中在商业贸易的发展上,生产领域则处于蜕变转型的时期,它在整个经济功能中的作用和意义都明显下降了。”[9] 很明显上海城市化的过程是作为一个商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而非工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商人阶层成为社会舞台中的主要角色。商人的谋生方式与工人不同,他们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他们通常多少有点文化和见识,并且为了生意场面上的需要,他们也不会去粗陋的场所宴请客户(关于商人的观影心态会在下一节有详述)。因此,早期内容简单粗俗、放映场所简陋的电影就不会吸引到作为当时上海社会主体的商人捧场。而此时可以成为电影观众的工人又数量太少。此后,当工人群体壮大起来的时候,电影消费又逐渐攀高(尤其是首轮放映)。 商业性城市还有不同于工业性城市的另一个特点,即服务业发达。 晚清上海人挥霍成习,浪费成风,除了在衣食住行方面要处处显现华贵之气,“玩乐”也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大众娱乐在晚清上海相当普遍,商人们挖空心思的发明出许多玩的方式,仅仅就狎妓一项最起码就有六种方式[10]。因此,在这样的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之地其他众多能极大刺激感官的娱乐方式的出现抢夺了早期形态还颇为简陋的电影的受众。 由以上可见,上海商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限制了史前史时期的电影观众数量。 四、受众:低层和中、上层市民 具体而言,哪些人有能力消费、哪些人愿意消费电影,也是我们从受众方面探询史前史时期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原因的因素。 按照谋生方式的不同,晚清上海市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第一类是靠赢取利润或收取佣金谋生的商人。这部分人经济活动能力强、门路多,因而收入可观,过着舒适生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构成了上海居民中的中上层。第二类人是靠领取薪金过活的一般雇员。他们靠微薄的薪金生活,生活仅能维持,而且很不稳定。他们构成了上海居民的中下层。第三类是个体劳动者,如车夫、挑夫、小贩等。他们终日辛苦而收入低下,社会地位极低。他们构成了上海居民的最下层。[11] 早期的电影放映条件十分简陋。“地方狭小,设备不周。场内外只隔着一个黑幕,有人进来的时候,黑幕一揭,光线一亮,那电影便一淡。门口站着几个不三不四的人,直着嗓子喊卖票,同庙会玩把戏的露天场子一样”。[12] 这样简陋的条件以及电影放映必须具备的漆黑一片的光线环境,很难让收入可观生活舒适的第一类商人到电影放映的场所谈生意或者娱乐,他们在谈生意或者娱乐的时候宁愿上酒楼、戏院或者到妓院喝花酒。他们是有消费能力但是没有消费愿望的一群人。 同样有消费能力的还有第二类人,但是这一类人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并不强。这一类人构成了晚清上海最普通的市民层。 晚清上海一般市民的家庭收入不过每月十五至二十元左右,而房租会花去少则三四元多则七八元,口粮又会花去十二三元(以五六口的家庭计),其他还有收租人小费、工部局捐项等各种开支[13],除去这些必要支出外便所剩无几。 然而对于浸淫在讲究挥霍与体面的社会风气中的晚清上海市民来说,他们总想得到办法把面子撑起来,典当、赊贷、漂帐都是支撑他们体面生活的手段[14]。既然要在外支撑“门面”,他们自然要选择他们还可以支撑得起的阔气场所来显摆一番,此时,虽然相对便宜然而寒碜的电影放映场所就被他们排除在外。 有消费愿望但无消费能力的是第三类人。他们收入低下,需要的是低廉的消遣娱乐方式,对于他们来说,脚踏实地的活下去才是要义。同时,他们文化层次普遍偏低,能够毫不犹豫的接受粗俗的文化方式。但是,他们却几乎没有多余的资金来作娱乐的用途,他们往往“一身以外无长物”[15]。 总的来说,晚清上海市民对于电影消费处于一种“有消费能力的不愿消费,愿意消费的消费不起”的状态。 本文的分析让我们粗略窥探到中国电影史前史时期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一些因素,这其中既有几千年来的民族心理造成的主观原因,也有上海这个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客观原因。一言以蔽之,我们认为,观众数量和对电影的认识不充分都限制了中国商人对电影放映的投入。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初探 [摘 要]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译制片发端于1949~1966年的十七年,这一时期,译制片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文尝试从电影译制片的内涵界定,译制片的文化属性、传播属性以及政治属性等方面就“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译制片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进行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 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初探 世界电影诞生于1895年12月28日。第二年,这一西方最新的技术成果就传入了中国。据《申报》记载,“1896年8月11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三)夜晚,在上海苏州河北的闸北西唐家弄(今天潼路814弄35支弄)的私家花园徐园内‘又一村’的游艺晚会上,法国文化商人放映了‘西洋影戏’,当时共放映《马夫失火》等14部短片。”①这是有史可查的上海第一次电影放映,也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伴随着电影的传入,中国电影译制片的雏形也逐渐形成。 在我国,早期上映的外国影片大都是无声片,即使到了有声片时期也都是原音放映。为了帮助观众能够更加充分地了解影片的内容,放映者往往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采用现场口译、打印中文字幕等,尽量达到翻译影片的目的。 解放战争时期,大量前苏联影片已经在解放区放映了,如《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夏伯阳》《十三勇士》《假如明天发生战争》《粉碎敌巢》等数十部。1942年后,又增加了一些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影片,如《虹》《保卫斯大林格勒》《奥洛尔大会战》《女战士》及一些新闻纪录片等。由于这些影片都是俄语原版片,观众听不懂对白,不明白剧情,因此,必须在放映时进行现场口译。 新中国的译制片工作开始于1949年。1948年,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厂长袁牧之提出并制订了“七片的生产计划”,其中,“翻译片”指的就是现在的译制片。1949年5月,由孟广钧、桴鸣、刘迟翻译,袁乃晨导演,张玉昆和吴静等配音,译制完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又名《一个普通的战士》)。 1949年冬,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组长的陈叙一,在获悉《普通一兵》译制成功的消息后,带着周彦、寇嘉弼、陈锦荣三位同伴去东北电影制片厂参观学习。回到上海后,陈叙一就借调了11个人,凭着一个旧话筒,一部报废的录音机,一台不带银幕的皮包机(放映时墙上挂白纸),在一间仅有20平米的小车间里,完成了上海译制的第一部外国影片――前苏联故事片《团的儿子》(又名《小英雄》)。 从此,长春、上海成为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的两大重镇。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我国共译制外国电影达到了775部,平均每年多达45部左右,其中,前苏联革命题材的译制片是影院里出现频率最高的,每年观众数以亿计。“译制片克服了外国电影和中国观众间的语言的障碍,很容易让普通的中国观众接受。此外,外国人说中国话显得很别致,与国产电影相比,外国电影有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亿万中国观众。”②可以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成为新中国电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观看外国译制片也成为人们最为常见的文化娱乐方式。 电影译制片的界定 关于“电影译制片”的定义,历来表述不一。《世界电影百科全书》对“影片译制”作了如下的界定: 把影片的语言部分从母语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创作过程。在根据工作台本译制影片时,要将对话逐字逐句地翻译,以表达对话的原义。……其目的就是创造一种准确的影片对话的翻译,使之在所有的方面(思想、风格、人物性格,等等)同原版片保持一致,并且与银幕上演员们的口型、手势和动作完全符合。③ 《中国戏剧电影词典》中对“译制影片”和“译制片录音”的概念作了这样的阐释: 译制影片,又称“翻译片”。把有声影片的对白或解说,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影片。译制影片是在有声电影产生之后,为了扩大各国电影艺术的交流而出现的。④ 译制片录音,亦称“翻译配音”。将原版影片的语言翻译成其他语种,录制成语言声带,再和国际声带混合的录音过程。这项工作是由导演、翻译的指导,配音演员的表演和录音师的配合来进行的。⑤ 《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配音”(dubbing)的解释论述是: 所谓配音是指在影片制作中给已拍成的影片另外配制对话或其他音响的技术,包括用另一种语言配制对话,或为无声电影镜头配加声音,或在原声带的声音之外另配音响效果或音乐。配音最常见的用途是翻译外国影片。用另一种语言配音时,对话的翻译必须与片中演员的口型动作严密吻合。⑥ 以上种种论述对电影译制及其相关的概念作了较为明确的阐释,尽管表述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对其客观存在形态及其创作过程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在中国,早期的译制片被称为翻版片,后来又称为翻译片或译制片,是一个特殊的电影品种。简单地说,译制片是将有声影片的对白或解说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再由配音演员重新配音复制,其目的是使得听不懂原版影片语言的观众可以充分了解和欣赏影片的内容。 “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探究 从1949年至今,中国电影译制片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历史发展。作为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容忽视的现象,电影译制片“为中国的亿万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艺术享受”⑦。 “十七年”间,我国曾从32个国家进口电影,这些国家遍及世界各大洲,其中既有前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日本、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资本主义国家。“译制片为中国人打开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面向全世界的窗口,一个活生生的世界摆在了几亿中国人的面前”⑧,而电影译制也已经逐步地成长为“一种文化事业,一种经济产业,一种艺术创造形式,一种大众娱乐方式”⑨。 众所周知,在当代电影创作历史的研究中,“十七年”有着特定的内涵,它指的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开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十七年”是新中国电影的初创和初步发展时期,是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重要的阶段,同时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发端。 纵观“十七年”,中国的文艺界一直处于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和浪潮当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指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提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新任务;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4年来的文艺情况,指出了文艺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和文艺批评中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1956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第一次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人民内部提倡和鼓励各种不同意见的发表和争论,发扬学术民主与艺术民主,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以迎接和顺应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而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以及文艺界的反右斗争和之后的“左”倾思潮的升级,等等,这些运动过度强调思想内容政治性,艺术原则退居其次。由此,“十七年”电影逐渐沦为政治宣传和教育的工具。而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十七年”电影译制片也顺应和强化了这一政治功能,在译制片的选材、创作上紧跟时代步伐,成为那个特殊时代历史画卷的真实写照。 作为中国电影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和电影品种,译制片的出现有着其必然的生态属性。 1.文化属性 人类的文化是在不断地交流和融合中得到发展的,这种交流与融合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重要的方式和途径。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不仅丰富充实了各自的文化系统,也开拓了人类的思维,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 作为特殊的媒介文化产品,电影译制是将一种语言的影片,经过剧本的翻译、导演、配音、录音等加工手段,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可以说,译制片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达到文化融合的结果,更是大众媒介跨文化、跨语言交流的表现形态和产物。“译制是跨文化传通的必要手段,其根本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⑩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不仅能够挖掘译制片的市场价值和创作特性,更重要的是能够折射出影响这种艺术创作的社会、文化、体制、政治等元素。 2.传播属性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之一的电影,译制片所传递的不仅是异域的风情、传统、民俗等信息,使个人和集体得到娱乐和享受,更主要的在于这种传播还促成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融合,更成为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十七年”电影译制片一方面使得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文化交往更加的频繁,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影片的引进和译制,使得新生的中国电影观众可以更为直接地去了解外国电影文化,客观上也促成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研究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无疑可以凭借更加广阔的视域去探求译制片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这对于译制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3.政治属性 新中国电影译制片作为文化交流是同意识形态、国家关系、对外政策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也在所难免地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译制片初创时期,我国进口的完全是前苏联电影,后来逐渐扩大到东欧国家,再后来扩大到整个欧洲和亚、非、拉、美等国,电影主题也大都是讴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革命战争的光辉历程以及揭露资本主义制度腐朽罪恶,等等。通过对“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明晰地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政治浪潮、电影政策及电影语言的特性等。 在“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指导电影创作和生产的年代里,这种改造决定了电影的命运和面貌。但是,毋庸置疑,“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不仅填补了人们日常的文化生活的空白,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更重要的是“为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为移风易俗,把人民培养成为具有崇高革命理想和健康审美情趣的社会主义新人,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发挥了强大威力”。 [作者简介] 李国顺(1971― ),男,江苏扬州人,电影学博士,南京艺术学院电影电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电影学。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反思与八十年代中国电影 摘要:历史反思是八十年代电影历史意识的重要内涵,从反思政治到反思文化,由当代现实延伸到更为久远的历史深处,是80年代电影历史反思的演变路径。作为一种与时代思潮紧密关联的电影现象,八十年代电影的历史反思也有其无法回避的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八十年代;历史反思;历史意识 八十年代中国电影对当代历史的深刻反思,其源头是“伤痕电影”。七十年代末期,以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涌现,开始了当代文艺对“”历史的控诉与反思,展示伤痕、舔舐伤痕也成了深刻影响八十年代文艺潮流的逻辑起点。所谓“伤痕电影”,主要是指以《泪痕》(1979)、《苦难的心》(1979)等为代表的一批旨在揭露历史伤痕的影片。在其后的理论探讨中,理论界对“伤痕电影”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轻视倾向,并有意无意地将其与“反思电影”区分开,认为其仅仅是一种精神创伤的展示,缺少反思的深度与广度,甚至只是一种廉价的情感诉求。 历史反思首先是从政治开始的。八十年代初期,痛定思痛的人们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终于意识到政治上的极“左”倾向和各种运动的反复,严重损害了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政治首先成为人们反思历史的对象。从文艺创作的角度来说,长期的政治封闭和混乱,在拨乱反正后,不失为极好的创作素材和资源。国家民族的苦难,在艺术家看来是极深刻的艺术素材。因此,谢晋在八十年代创作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一系列影片中,集中对当代中国政治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批判与反思。应该说,在前两部影片《天云山传奇》和《牧马人》中,导演在情节设置上作了些巧妙的设计,比如将政治事件置后为故事背景,对政治运动及其来临前的肃杀气氛不做太多的渲染,甚至没有直接地表现政治运动的场景和过程。到了《芙蓉镇》(1986),则作了较为大胆的艺术表现,影片也因此在发行时遭到了极大的阻力。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芙蓉镇》第一次将政治历史进行了长时段的回顾与反思。从五十年代的“四清运动”前,一直到“”结束后的1978年,这二十多年的政治风云的变换和社会现实的进程,透过芙蓉镇这个湘西小镇得到了全面的折射。谢晋通过对主人公胡玉音和秦书田、粮站主任谷燕山、镇支书秦满庚、“革命女将”李国香、流氓无产者王秋赦等一系列人物的塑造,结合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变迁和动荡,展现了这些小人物在政治风暴中的悲剧命运。 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对历史的反思,在现实层面上将历史悲剧的发生归因于当代中国的极“左”政治,那么,它又是如何转入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的呢?历史地看,这一反思对象的转变,与当时社会文化思潮的演变有密切关联。在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现代化,而“中国人走了三步才走到文化这个问题上来:首先是实行改革开放、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随后是加强民主与法制并进行大踏步地经济体制改革,因为没有相应的先进管理制度,先进技术有等于无;最后,文化问题才提到了整个社会面前,因为政治制度的完善、经济体制的改革,都直接触及了整个社会的一般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文化心理与文化机制”。因此,仅仅从现实政治的层面进行反思,固然能够总结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政治上争取不再走弯路,走错路,然而,要真正解决当下社会的问题,转变人们的思想与观念,投身到实际的现实中去,还必须要从文化观念和文化传统中找寻更深层的原因。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文化寻根的社会思潮出现了。1985年初,寻根思潮借《作家》《上海文学》等杂志浮出水面,随后迅速扩大到整个文学领域。一时间,“寻根文学”成为取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后的又一股文学潮流和思想潮流。“寻根思潮表现了中国文学界在一个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就文学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现代与传统等具有时代特色的问题,进行积极主动的思考,表现了文学精神的自觉,也表现了文学自我认识的觉醒,并且第一次把‘文化’作为一个基本视角引人中国文学的理论与批评中。”很快,文化寻根的思潮的影响也扩展到了电影、美术等其他艺术领域,并进而影响了电影创作。例如陈凯歌就曾谈到过他对中国文化根源的看法,“我认为西部是我国文化的发源地,我们就是要溯本求源寻找自己民族的根。在经济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找出一个民族观念形态上的历史继承。”将文化继承与经济振兴联系在一起,而不再是一味地反思政治,成为这一时期人们在思考中国社会问题时的最明显的特色。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中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寻找与反思,最典型的例子当数《黄土地》《孩子王》和《红高粱》。这些影片在面对与反思传统文化时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反思视角的宏大性与自觉的文化责任感。正如张艺谋所言,“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是甩不掉的。……只不过我们和第四代‘优’的角度和形式不同,我们这一代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发言,往往是远远地看,如《黄土地》;或者更超脱些,这就是《红高粱》。”从《黄土地》(1984)开始,《大阅兵》(1986)、《孩子王》(1987)、《老井》(1987)等一批影片的出现,标志着80年代中国电影在文化反思方面的发展与趋于成熟。在这些影片中,导演们试图去触摸这个民族积淀了数千年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思维定式,并由此对国民文化性格中的缺陷和弱点进行反思。在《黄土地》中,影片将镜头对准了贫瘠的黄土地,对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农耕文明进行了反思。中国社会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经济上以封闭的小农经济为主,社会制度方面则以宗法制度为主体结构,在文化上的特点就是由这种经济形式和社会结构决定了的封闭性。因此,在《黄土地》中,以大量的静止镜头拍摄那片土地,大片大片的黄土地占据了画面的绝大部分,天空留得极少,人物往往被放置在一个小角落里,如蝼蚁一般渺小、无助。封闭性的构图暗示的是文化上的封闭性与停滞性。黄土地虽然养育了这片大地上的儿女,但这种黄土文明的根深蒂固的习性,也使他们养成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习惯和文化心理上的自我封闭状态。“《黄土地》超越了创作主体个人有限情感的外射,而升华出一种社会情感和民族情感的超前意识。”如果说《黄土地》承载着导演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但与此同时却又保持着一份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的爱与眷恋的话,那么《孩子王》则借中国文字这个古老的文化意象,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更为激烈的反思和批判。文字是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产物,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文字有时也会成为人类悲剧的渊薮。古有焚书坑儒、文字狱,今有持续数十年的文字大批判和笔墨官司,这一切都与当权者的文治手段之残酷与狡诈,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见文化也可以轻易地成为一种批判的武器。在《孩子王》中,有一个场景的音响设计得极富文化批判意味:老杆在翻阅着字典,音响中传来各种人声和方言诵读《百家姓》和《九九表》的声音,混合着自然的音响、山民的野唱和庙堂的钟鼓乐。这一幕,无疑是导演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的外化。尽管《孩子王》最终 给出的结论很有些文化虚无主义的色彩,即要求字典也不要抄,把传统文字和文化彻底地扫进历史的垃圾桶,这无疑是有些矫枉过正了。但就文化反思和批判的力度而言,《孩子王》确实是前所未有地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审视与批判。再如影片《老井》,也以一种极为矛盾和暖昧的态度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愚昧的一面的反省。一方面,老井村的村民们为了寻找合适的水源,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坚持不懈地打了上百眼井,在与自然伟力的对抗中展现出一种坚韧执著百折不屈的民族品质和蓬勃的生命力量;另一方面,影片以大量篇幅表现愚公移山式的打井行为,在片尾却轻描淡写地交代了工业化机械最终打井成功,这一对比显然象征了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与只有几百年历史的西方工业文明之间的对立和差距。以农耕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其主要特征就是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人力的原始性和在科技上的蒙昧状态。 历史反思是八十年代电影历史意识中的重要内涵,从反思政治到反思文化,由当代现实延伸到更为久远的历史传统,体现了八十年代电影历史反思的主要方向与道路。有论者在总结新时期电影时认为,“新时期以反思电影为主要内容的电影创作,经历了政治反思――思想反思――文化反思三个阶段”,《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如意》《月亮湾的笑声》等影片作为思想反思的代表作“将镜头向历史的纵深穿透,把观众的视线引向‘’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包括三年困难时期,反‘右’斗争时期,,化时期,等等),甚至引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语义上说,不论是反思政治还是反思文化,从不同的角度反思历史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思想行为,因此没有必要将政治反思、文化反思与思想反思区别开,政治反思与文化反思的思想性是毋庸置疑的。其次,《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如意》等影片,从内容上看的确是将反思的触角推向了“”以前的中国当代历史,但这些影片要么是反思政治(如《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要么是反思文化(如《如意》),要么是既反思政治又反思文化(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并不存在只能归为思想反思而不能归为政治反思或文化反思的情况,因此,将这几部影片视为思想反思的代表作是不恰当的。最后,从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情况来看,政治反思始于对“”及“”历史的批判,但政治反思的思想倾向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的改革片里仍有其深远影响,具体表现为对政治教条主义和僵化的政治体制的批判与反思。在人们寻找经济改革何以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的内在原因时,文化的因素开始凸显出来,传统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机制对现代经济改革的阻碍作用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而这一切,都是在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之所以会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历史反思意识,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知识分子批判意识的恢复与重建。从社会阶层的区分来看,知识分子不同于其他社会阶层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他们是严肃的批判性话语的生产者和制造者。这种批判性话语“比较说来,带有更多的反思性,更带有自我批判性”。在“”期间乃至更早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不仅丧失了批判性话语的生产功能,连生产话语的机会都少得可怜,意识形态的严酷控制将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挤压得几乎为零,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地位也降到了空前的最低点。“”结束之初,意识形态的控制相较以往有一定程度的松动,因此,在整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话语力量总体上是逐渐恢复并慢慢得以增强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八十年代电影中历史反思意识的建立,与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意识的恢复与重建是分不开的。这种批判意识和力量,很快从文化界、思想界传到了电影界,影响了八十年代电影的艺术风貌。(2)八十年代是一个催人思考的时代,其时代性内容之一便是反思与批判。刚刚过去的历史亟待人们去总结,现实中的困难也需要人们去解决,未来的发展却似乎并不明朗。近30年的当代中国历史给身处其间的生命个体带来的精神创伤,是电影从政治角度反思历史的最初动因,随之而来的社会改革浪潮与人们的社会理想之间的矛盾以及飞速发展的市场化、商品化对人们的冲击,历史责任与道德理想的失落,迫使人们去反思自身的文化处境与文化生存方式。对精神价值的追寻,是八十年代中期的社会思潮逐渐转入文化反思的主要原因。(3)八十年代文艺创作环境的改变,给电影的历史反思提供了外部条件。与“”时期和“十七年”时期相比,八十年代的文艺创作环境是较为宽松的。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文化反思热,既是这种宽松的文化语境的结果,也为电影的历史反思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支持。(4)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人们得以走出周遭的小圈子,甚至走出国门放眼世界。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存在着显著的差距,这也给国人提出了与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的政治反思、文化反思的紧迫课题。因此,八十年代电影的历史反思意识,也是整个时代的发展所要求的历史反思与民族反思的要求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然,八十年代电影中的历史反思也存在着某种历史的局限性。不论是前期对政治历史的反思,还是后期转入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在反思的深度与合理性上都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政治反思的历史局限性在于,反思的主体与作为反思对象的历史之间的时间距离过近,“当局者”的视角限制了主体对历史的认识上的超越,而使一些影片的政治反思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和感性化特征。尤其是为人所诟病的“伤痕电影”,几乎是紧接着“”历史结束后就开始出现,这种快速反应,既表现了艺术家的艺术敏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艺术视野和艺术深度的开拓。黄修己先生在谈到历史事件的影响时曾指出,历史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直接影响阶段,指事变刚刚发生,直接作用于某一方面的社会生活,在社会上引起震动的幅度大,其影响显而易见。二是深刻影响阶段。历史事变于社会生活已无明显的影响痕迹,但由于直接影响的后果已积累了相当长的时间,负效应亦已渐显,要亡羊补牢都已不易,因而显出了历史事变的深刻性来。三是潜在影响阶段。事变已成遥远的历史,其影响已成为一种具有顽固性的传统,成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潜伏在民族的血管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中所呈现的对现实政治的反思恰恰是处于“直接影响阶段”。其最关注的是事件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最直接的影响,从而总结经验和教训。然而,由于历史才刚刚过去,其在创作者心中的印记还甚为明显,所谓“只缘身在此山中”,在这个阶段对建国后的政治现实本质要做出深刻的揭示,无疑是困难的,更无法超前地表现这段历史对其后的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潜在影响。至于八十年代电影在文化反思方面的局限性,则主要表现为在面对本民族文化传统时的情绪化倾向:要么走向文化的虚无主义(如《孩子王》),要么把文化传统中愚昧、落后的一面过分地美化和神秘化(比如《老井》和《红高梁》)。对于前者,海外学者余英时曾有过严肃的批评,认为“对于文化传统只是一味地批判,极少‘同情的了解”。这一观点对于我们认识八十年代电影文化具有启示意义,它提出了文化反思的边界意识问题。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其复杂性,恐怕不能简单地去全盘接受或彻底否弃,文化传统中既有值得抛弃的糟粕,当然也有现代人迫切需要的养料。因此,对于文化传统的反思和批判,必须要存在边界和底线。对于后者,将文化传统中的愚昧落后的一面加以美化和神秘化的倾向,在90年代后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中得到了更为全面而丰富的展示,以至于被一些理论家们批评为“伪民俗”,这种以丑为美或试图化丑为美的文化态度,同样是不足取的。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比较中,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怀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对民族壮大国家富强的迫切希望,使他们很难以冷静客观的姿态审视本民族文化,这既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文化反思问题上的成熟度不够的表现,也是八十年代电影文化反思的局限性所在。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谈中国电影美学研究的历史与展望 摘要 本文把国内电影美学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提出问题阶段、理论准备阶段和框架建设阶段。从1 980年开始为提出问题阶段,从1984年开始为理论准备阶段,从1993年开始为框架建设阶段。本文认为,由于有了前两个阶段,我们完全有理由、有条件立即开始电影美学理论框架的建设工作。这不仅是国内电影美学研究进程的一种期待和指向,而且也是中国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理论的一种期待。 关键词 电影,美学,研究 一、提出问题阶段 电影文学性的讨论可以看成是从另一个方面来呼应电影与戏剧关系的讨论。张骏祥在导演总结会(1980)上发言,并据此撰写成论文《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张骏祥从电影作品的艺术质量问题人手,提出: “导演又要在两个方面负责。一方面要力求体现作品的文学价值,另一方面要创造性运用好电影手段。归结起来说,导演任务就是:用自己掌握的电影艺术手段把作品的文学价值充分体现出来。”他的观点相当明确:“电影就是文学”,“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所以他说:“我要大声疾呼:不要忽视了电影的文学价值。”在他看来,许多影片水平不高,根本问题在于作品的“文学价值”不高。他还直接针对白景晟的“拐棍说”和钟惦的“离婚说”,提出,“‘戏剧性’这个拐棍恐怕就还不能不拄一个时候”,“我还是说,电影文学对叙事文学、戏剧文学、抒情文学,要兼收并蔷,就叫做‘一夫多妻’吧”。同样具有强烈现实指导意图的张骏祥的发言及文章抓住了电影与文学的瓜葛,引起了电影界的热烈反响,引发出一场涉及电影文学、电影的文学性、电影的文学价值等电影与文学关系的理论争鸣。 1983年6月郑雪来出版了一本题为《电影美学问题》的小册子。郑雪来的基本观点在1981年就已经发表了。很快邵牧君就写出了一篇针对郑雪来观点的争论文章《电影美学随想纪要》。随后,郑雪来又发表答辩文章,形成一次关于电影美学如何界定的争论。 这次理论争论之后,李少白并不是以论争的形式赞同了郑雪来的观点。他在1986年11月的一次会议的学术报告中提出了电影美学与电影艺术学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学科的设想。李少白提出:“从电影的艺术本体考虑。应当设立电影艺术学和电影美学。”“这是研究电影作为艺术现象所必不可少的两门学科。它们之间有关联又有区别。”李对电影美学的基本界定是:“研究电影作为审美对象基本规律;研究电影是怎样的而又如何成为审美对象的?”李少白对电影艺术学的基本界定是:“研究电影艺术的创作,理论、历史及其基本规律。”李还提到两者的区别:“至于电影艺术学,它与电影美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带有鲜明的基础性和应用性。如果说电影美学与电影艺术实践的关系具有高层次的抽象性质,那么,电影艺术学则富有中层次色彩。它是艺术实践直接的理论概括,是应用理论及其基础,它也是包括初层次的创作体验的归纳和总结。”郑雪来在《电影学及其方法论》一文中提出了电影学的问题,在论及电影学的六个新的分科时包括电影美学,但并不包括电影艺术学。 二、理论准备阶段 无论如何,电影美学在中国作为一个问题是被郑重地提了出来。但问题是,提出问题还不等于解决问题。早在1982年,陈荒煤就在一封关于电影美学的通信中提到, “我绝不否认,我们现在迫切需要有一本中国的电影美学,就是说,在总结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文艺方面有民族特色的传统的美学观点来写的一本电影美学。我深澡感到要给钟惦同志及其他对此颇有兴趣的同志以足够的支持,早一点把这本书搞出来。更不用说,也应该积极支持张骏祥同志把电影艺术概论早些写出来。”陈荒煤同志连写三封信,提倡进行电影美学研究。关于这本书的情况。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一份钟惦的《电影美学纲要》(1985)。既然问题已经提了出来,而且又确实具有迫切的现实需要,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电影美学还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呢?对此,我们今天可能看得比较清楚。因为,其中还有一个理论准备是否足够的问题,更不必说理论框架的问题。 接下来便是引进和借鉴西方电影理论和文化理论的翻译、介绍和研究著述工作。在理论专著和文选方面,李幼蒸编译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电影理论译文集》、李恒基和杨远樱编译了《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译了《电影理论文选》,张红军编选了《电影与新方法》,邵牧君和周传基都翻译介绍了不少西方电影理论论文。美国学者尼克・布朗的《电影理论史评》、达德利・安德鲁的《主要电影理论》和《电影理论概念》也先后翻译出版。国内的电影美学著述有了姚晓蒙的《电影美学》、李幼蒸的《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王志敏的《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和《现代电影美学基础》。 《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已经有了在电影美学研究的系统性方面进行努力的意图。与姚晓蒙的《电影美学》和李幼蒸的《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都不同的是,《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尝试着把对当代西方电影理论流派的主要观点和概念的梳理、阐释和概括,纳入到一个相对完整的电影美学的理论框架之中,并由此分析了形成电影作品审美特征的复杂机制和对电影作品进行美学分析的主要原理和程序。《现代电影美学基础》为作者继《电影美学分析原理》之后的又一部电影美学著作。这本书原定书名为《电影美学概论》。写成之后觉得仍与“概论”有较大欠缺。最后吸收了出版社的意见,加上了“现代”及“基础”的限定。与前书相比,这本书有两点突出之处,一是对于美学的基本原理(也适用于电影)作了简要的概括和阐述,提出了美学的三条规律和原理(即生理层面的穿透律、心理层面的关联律、社会层面的权重律)。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电影美学研究的主要思路,这就是电影美学分析系统。从某种意义来说,作者的两本关于电影美学的论著,填补了中国电影理论的空白。 三、框架建构阶段 1999年3月,北京广播学院召开了一次“面向21世纪的电影美学理论研讨会”。2000年第7期《当代电影》杂志宣布,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精选《当代电影》10多年来学术论文的《当代电影论丛》即将出版,在总共约300万字的八本书中就有两本是电影美学文选:《中国电影美学:1999》和《当代电影美学文选》。我把这两件事情理解为,国内电影美学研究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理论框架建构阶段)开始的契机。 胡克在《中国电影美学:1999》一书的导言中指出:“中国电影美学应该建立自己的完整体系,成为在国际电影理论界有影响的学术力量,但这需要几代学者的长期不懈地献身于电影学术研究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倪震说的“文化研究”,我理解,是包括电影美学研究在内的。倪震说的是“理论框架”,胡克说的是“完整体系”。在我看来,这两者之间也是有区别的。但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是,学术研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的行为,它 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群体性的和机构性的行为。对于电影美学而言,确立研究方向、研究目标和理论框架是有效地组织学术力量展开研究的最重要的一些条件,缺少这些条件就难以做到“在电影理论趋向多元化的时期,集中众多专家的智慧,细密分工,各展其才,紧密跟踪电影发展进程,从各个角度观照电影创作实践,拓展电影美学研究领域”。因此我认为,国内的电影美学研究,在经历了“提出问题”和“理论准备”两个阶段之后,建立中国的电影美学理论框架的时机和条件都成熟了。 条件之一是,关于电影美学的界定问题,现在已经到了研究者基本上可以达成共识的阶段。法国电影理论家米特里被认为是经典电影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其名著《电影美学与心理学》一书中曾指出: “电影美学就归结为确定一种形式由于某种内容和某种意图的关系,怎样和为什么优于另一种形式,换句话说,它要在特定情况下为这些形式确立其心理学的依据。”与此同时。我们还惊喜地发现,这样一位经典电影理论的人物在对电影美学的理解上,竟与英国电影理论家彼得・沃伦的理解是一致的。在彼得・沃伦看来。每个创作者或观众都会对影片做出或者好或者差的判断,或者还要进一步做出好在哪儿,差在哪儿的判断,这些“都离不开对影片的美学判断和美学质疑”。 条件之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电影理论界已经经历了一个对于世界电影理论的比较全面和比较系统的了解乃至实际运用的阶段。这其中包括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叙事学、意识形态分析,女性主义批评、第三世界理论等在电影方面的运用。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中国电影研究者,对于电影现象的了解,更全面、更立体化了,也更成熟了。这一点,对于电影美学研究来说是绝对重要的,而且也是毫无疑问的。就拿什么样的电影作品是“好作品”的这个最重要的美学问题来说(米特里所谓优劣问题,彼得沃伦所谓“好在哪”的问题,麦茨所谓“好的对象”的问题),麦茨就不是把它理解为一个简单的作品事实。当然新的方法论要还要经过一个不断地批判、消化和吸收的过程。 有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再加上中国电影理论工作者对于电影美学的热切期待,我们完全有理由:有条件立即开始电影美学理论框架的建设工作。因为,这不仅是国内电影美学研究进程的一种期待和指向,而且也是中国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理论的一种期待。 中国电影史论文:谢晋电影模式特点全视角及其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解读 纵览中国电影史,谢晋电影的影响面之广、时间跨度之大无与伦比,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奇迹。那么,谢晋电影中的哪些因素促成了这种成功?其电影的内在特点是什么以及对中国电影未来发展有哪些启示?本文作粗浅探讨。 一、谢晋电影模式的内涵及特点 谢晋电影在内容与形式的结构上、在思想与美学容量上、在所要表达主题的深刻程度上、在影像所构成的视觉冲击力上,都达到了中国电影的极致。从多维视角看,谢晋的电影具有民族性、世界性、重复性、累积性、预见性和怀旧性等特点。 1 电影内涵和特征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谢晋电影与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以及中国民族电影传统不可分割,诸多电影都是民族化语境和时代意识形态印记相结合的产物,形成了“戏剧化的叙事方式”、“民族化的道德价值观”、“忧国忧民的中国文人意识”、“在浓烈的悲剧意识中关注人物命运的变化”、“大众化的讲述方式”、“叙事的强化与影像的弱化”等个人风格。在谢晋电影中,还体现出“历史文化优先”的儒学思想和中国人审美体系中“整体性的诗乐精神”,特别是中国戏曲艺术对谢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取材于男女情爱和家庭伦理故事,戏曲大团圆的结局,两极鲜明的人物形象设计,审美倾向上强调写意性和抒情性等,正是凭借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有效汲取和有新意地重新阐释,谢晋电影创作体现出与中国古典艺术传统不可分割的历史承传性。 另一方面,对20世纪世界电影发展的两次新浪潮,谢晋都做了积极的回应。一次是五六十年代包括意大利、法国、苏联、日本电影界在内的更新换代浪潮,谢晋以《红色娘子军》对这次世界电影向现代形态的发展做出了中国式的回应。而80年代通过“反思三部曲”,又回应了世界各国尤其是苏联东欧等国电影界对本国体制的反思浪潮。因此,谢晋电影可以视作一种跨文化的情节剧,它表现了中国情节剧特有的美学风格,在全球化语境下也有其特殊的意义。 2 电影主题和图谱的重复性与累积性。 谢晋的电影中,女性题材和图谱不断重复。吴琼花、竺春花、邢月红、李楠、冯晴岚、李秀芝、胡玉音、粱大娘这些女性形象构筑了谢晋电影历程路线。1979年之前的谢晋电影,如《红色娘子军》(1960)、《舞台姐妹》(1964)、《啊,摇箍》(1979)等影片,这些女主人公都是深受旧社会的压迫,最后在党的拯救下重获新生。谢晋的这种女性被拯救的形象在1979年后完成了转变,从《天云山传奇》开始,谢晋电影中以往的这种被压迫被侮辱女性形象变成了具有一切中国传统美德的母亲形象。《天云山传奇》中的冯晴岚、《牧马人》中的李秀芝、《高山下的花环》梁大娘、《芙蓉镇》里的胡玉音、《清凉寺钟声》里的羊角大娘,这一类女性都以一种包容、默默忍耐的人生态度帮助男性主人公度过生命的困顿和磨难。再则是相类似的道德主题和叙事结构的重复。无论是早期的电影还是1979年之后的作品,都存在着类似的主题和结构,这些主题分别是“旧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受难女性的获救”、“女性的觉醒”,而且在大的主题“党的引导”范畴内展开,这些受压迫的女性总有一个父亲、丈夫或精神导师对她们进行解救;与这条拯救和成长平行的是另一条叙事线,恶有恶报,万恶的旧社会必将被推翻。 3 电影情节和题材的预见性与怀旧性。 谢晋电影叙事情节的封闭性和公式化,容易让观众得出一个永恒的结局,善必胜恶。在谢晋的电影中,无论恶势力多么嚣张,情节多么曲折,最终的结果总是被革命或正义战胜。《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和吴琼花在与南霸天的较量中,虽然困难重重,但这些不会妨碍观众对最终结局的猜测,南霸天终将受到人民的审判。《舞台姐妹》、《啊,摇篮》、《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影片的最终结局都是好人终得好报,坏人终得恶报,可以说在谢晋的绝大多数影片中结局都是遵循着这个公式。此外,谢晋电影的可预见性不仅体现在结局上,同时也体现在电影角色的塑造上。每种角色都和特定的性格紧密联系,演员代表着一种风格、一种气氛和一种人尽皆知的态度。在谢晋的前期电影中角色塑造比较典型的有三类:人民、共产党、反动派。这三类人分布在不同的影片中,但都存在着相似性。吴琼花、竺春花等人民的形象都具有倔强勇敢的性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洪常青、肖旅长等共产党人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对人民有深厚的情感;而南霸天等反面人物的形象总是丑恶而没有一丝善良的品质等。 二、谢晋电影模式在中国电影历史上的意义 谢晋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无疑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的影片既体现传统精神,又富有当代特征;不仅认真审视历史,又密切关注现实。他以自己的实力确立了“新中国电影的艺术大师”、“成就斐然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地位,被视为中国民族国家影像的一种标识。 1 谢晋电影是中国电影传统与创新有机结合的典范。 作为历经半个多世纪创作实践的老导演,谢晋在电影创作道路上总是不断探索,力求找出一条既符合民族化语境,既能透析时代脉搏,又能适合自己创作特性的电影表达策略。为此,他在电影的风格、叙事手法、视听元素构成、影像造型及蒙太奇技巧等方面做了多种探索和尝试。他在成功地拍摄了《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后,于60年代初拍了喜剧片《大李、小李和老李》的事实证明,谢晋也擅长拍正剧或悲剧影片。对于传统的戏剧化叙事乎法,他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但并不墨守成规,而是注意吸取电影新的表现力式,努力追求创新。摄制于1980年的《天云山传奇》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在这部片子里,以三个女性的视角,采用人物心理线索来结构影片,同时又引入新现实主义一些手法,是一次形式表述上的创举。在其后于90年代拍摄的影片《清凉寺钟声》、《老人与狗》以及当年引起很大争议的《最后的贵族》里,谢晋都在电影结构、叙事手法、新的电影语言和技巧的引入方面做了多种探索。著名导演谢飞曾言,在老一辈的电影导演里,谢晋以善于吸取新东西,勇于创新而著称。 2 谢晋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主流叙事体的当然代表。 谢晋的影片从一开始就以革命、政治、历史为突出表现的叙事话题,这一主题表现按年代和发展的顺序分为五个阶段。即第一阶段――磨合阶段,代表作有《女篮五号》(1957)、《红色娘子军》(1960)等,基本主题是歌颂新中国的光明,控诉旧社会的罪恶;第二阶段――吻合阶段,代表作有《海港》(1973)、《春苗》(1974)等,这些迫于高压政治形势之下的违心之作,基本的主题是追随主流政治所强调的阶级斗争,基本毫无艺术、情感可言,成了空洞的政治符号和路线代表;第三阶段――反思阶段,其代表作有《天云山传奇》(1980)、《牧马人》(1981)、《芙蓉镇》(1986)等,基本主题是在当时三部轰动的文学反思小说基础上,进行了独到的改编,融进了自己在“”中的切身经历和 体验,表达了对传统的极左政治的强烈批判和反思,每部影片在全国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关注,使谢晋成为80年代中国电影的大师级人物;第四阶段――疏离阶段,其代表作有《最后的贵族》(1988)、《清凉寺钟声》(1990)等,针对理论界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批评,谢晋对自己的创作思路开始有所调整,这一阶段的叙事主题开始有所游离主流政治的话题,而更关注对个体命运的探讨和表达;第五阶段――回归阶段,代表作品有《鸦片战争》(1997)、《女足9号》(2000)等,这两部影片是谢晋对其作品与主流政治关系的又一次调整和回归,更多的是从民族主义的精神、情感角度,完成对于主流政治的一种深层呼应和对接。 3 谢晋电影是中国悲剧电影的重要标杆。 20世纪50年代初,谢晋执导的淮剧戏曲片《蓝桥会》是一部封建时代的爱情悲剧,其后执导的《一场风波》、《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也包含若干悲剧性因素,但总体来说,谢晋早期并未形成自觉的悲剧意识。伴随改革开放以来,谢晋电影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社会悲剧意识成为这一阶段作品的基调,按照谢晋的电影文化观念,在思想解放大潮的激励下,关注与反思战争年代和建国后一段时间人们的不幸命运和精神创伤,是十分自然的,这并不是政治制度带来的,而是体制上不完善所导致的。《啊,摇篮》(1979)描写延安保卫战时一支保育院队伍撤退转移的故事,样式为“抒情正剧”,但表现儿童在战争中的不幸以及主人公们的苦难命运,已具备了悲剧性因素;1980年拍摄的《天云山传奇》直指“左”的政治路线所酿成的社会生活悲剧,后来谢晋又接连推出《牧马人》(1981)、《秋瑾》(1983)、《高山下的花环》(1984)、《芙蓉镇》(1986)。除了《秋瑾》取材于近代民主革命先驱秋瑾献身革命的事迹,其他几部都是触及现实尖锐问题的力作。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谢晋的影片发生明显的转变迹象。从《最后的贵族》(1989)到之后的《清凉寺钟声》(1991)、《老人与狗》(1992)呈示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情调,但这三部影片,仍然充满浓郁的悲剧色彩。李彤在威尼斯投水自尽;狗娃遁入空门;邢老汉和狗的生命相继归于寂灭,这些影片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生命悲剧成为主旋律。到1997年,谢晋推出《鸦片战争》,这是一部民族悲剧的力作,是谢晋创作历史上迄今最重要的成功。在悲剧意识的探求上,则是一次重要的回归与升华,这部大手笔的影片,是谢晋渴求多年的巨片意识与悲剧意识的成功结合。从另一视角看,谢晋还采用了一种家庭、言情情节剧的方式,使道德的苦难在家庭的天堂中得到化解,将悲剧置换为正剧。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晋电影所提供的并不是真正的悲歌,相反却是主流的、缝合的、抚慰的美学。但无论如何,谢晋电影中的社会悲剧意识、生命悲剧意识和民族悲剧意识等堪称是中国电影史上悲剧电影的标杆。 三、谢晋电影模式的当代启示 1 浓厚的背景意识是电影引起共鸣的首要因素。 谢晋电影具有鲜明强烈的政治思想,与时代背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取决于他的生活时代,也来自他对电影功能的认识。他始终沿着“文以载道”的主旨来选题,同时又坚持着电影“寓教于乐”的功能。在那些主题极富政治敏锐性的影片中,力避政治教化,但不脱离政治背景,力图用情感打动观众,感召观众;借助于爱情、婚姻、家庭,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从伦理道德角度切入表现他对社会、人生的见解,来展示中国政治历史的风貌,引发观众共鸣,这是谢晋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想。对于前进中的中国电影要获得观众的首肯,不脱离时代背景,使政治性主题获得“寓教于乐”的效果乃是基本的选择路径。 2 新颖的故事情节是电影捕获观众的基本构件。 对于情节、故事的钟爱,在中国早已形成一种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观赏电影普遍的审美需求。故事动人,情节曲折,结构完整,是中国传统主流电影共同的美学特征。谢晋电影在此基础上,把人物独特的命运和社会生活、时代剧变紧紧纽结在一起,构成强烈的矛盾冲突;他不是一般性地组织叙事,而是采用强化情节的方式,以情节为戏剧动力推进叙事,增强叙事的感染力和冲击力。对于今天的电影,要捕获观众也需要立意于现实主义基调,注重情节的戏剧性力度,重视情节的真实性。 3 深刻的人物刻画是电影走向成功的必要手段。 成功的人物性格刻画是一切叙事艺术、也包括电影的最高审美价值的所在。对于任何艺术家来说,其创造性劳动的第一目标就是刻画人。从20世纪80年代,谢晋电影迈上新层面,其重要的标志,是他为中国银幕塑造了生气淋漓的典型性格。对于今天的电影应同样如此,对人的探索,对人性的表现,一切关于人的主题,皆为古往今来艺术家们提供驰骋的广阔天地;也只有真实充分地刻画人,才能使电影与中国观众对话,甚至与世界对话。 谢晋是一代电影艺术家中的执大旗者,他与成荫、水华等第三代电影大师一起,共同向新中国电影史贡献了中国电影的政治修辞学之外,还以他浩繁的作品系列,性别、政治主题史诗般此起彼伏、珠联璧合的交响乐,为新中国电影史贡献了独特的历史修辞学。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于中国当代历史的完整表述,是独一无二的。无论在思想教育或情感宣泄方面,谢晋电影带给中国观众的欢乐都是无与伦比的,他的名字必将进入中国当代主导文化意识形态的一代巨人行列。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文学发展的历史回顾及当代中国电影文学创作浅论 [摘要]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尤其是电影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更加广阔、更加催人奋进的创作前景。本文在就中国电影文学发展历程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就入世后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及要注意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剧作家必须以时代的要求为己任,与时俱进,尽快提高自己的素质和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沉下心来研究市场、研究现众,才能创作出题材对路、观众喜欢,有市场竞争力的电影文学作品。 [关键词]电影文学;历史;创作 中国电影发韧于1905年摄制的《定军山》,20世纪的前30年是中国电影文学的萌芽时期。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电影文学发展成熟,其主流风格体现为理性的社会现实主义;50、60年代则体现为理想的浪漫现实主义;时期,理想的浪漫现实主义发展到极端,演变成伪浪漫主义和伪现实主义的合成;80、90年代,中国电影文学精神复归,并走向多元。显然,作为中国影视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探讨中国电影文学的发展历程及当代电影文学创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对入世后的我国电影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电影文学发展的历史回顾 中国电影的发韧之作是1905年摄制的京剧片《定军山》,而中国电影文学的现实主义之源则开始于《难夫难妻》(1913年)和《黑籍冤魂》(1914年)两部作品。《难夫难妻》是我国第一部故事短片,编剧郑正秋以家乡潮州地区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为素材,以乾坤二家操办子女婚娶大事为线索,采用社会讽刺剧的形式,描写了旧式盲婚的全部真实过程。由于郑正秋抓住了当时这一普遍存在的社会性问题,列举事实、指点弊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封建包办婚姻的买卖性、盲目性和不合理性,因此,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人们都一致公认它是一出彻头彻尾的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现实主义的进步戏剧。到了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电影文学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电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日渐深入。从1932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左翼电影运动蓬勃兴起,出现了《狂流》、《摩登女性》、《大路》、《神女》、《渔光曲》、《新女性》、《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一大批优秀影片。30、40年代中国电影文学较之以前相比,得到了长足发展,其关键就在于电影文化与新文化的合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年底,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表现的是工人阶级为支援前线而艰苦创业的事迹。《桥》第一次在银幕上塑造了新中国主人公的崭新形象。后来,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中,既有揭示社会矛盾的作品,也出现了讽刺喜剧等样式,现实主义的笔触涉及到一些十分敏感的领域。《洞箫横吹》批评了农业合作化中的官僚主义。《新局长到来之前》则讽刺了一个吹牛拍马的总务科长,在新上任的局长面前大出洋相的丑态。 然而,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及其扩大化,使稍有起色的电影文学创作半路夭折。接着,全国掀起的“拔白旗”运动,将一大批影片打入冷宫。作家被迫接受“思想改造”。与此同时,在“”的狂潮下,电影界也刮起了“跃进风”,出现了一批多快好省、内容雷同的作品。中国电影文学步入曲折发展的时期。到了60年代,电影界意识形态斗争频繁,《洞箫横吹》、《无情的情人》等现实主义作品更是成为这类斗争中的反面典型,电影文学创作举步维艰。“”后,中国的电影文学创作几乎陷于停顿,为数不多的作品又基本上都是“遵命”的“样板戏”。这些曾经轰动一时的电影,实际上是一批舞台艺术片。总体来看,中国电影文学50、60年代体现的是理想浪漫现实主义风格,歌咏时代的蓬勃气象,表现人民的安居乐业,颂扬现实英雄的高尚伟大,造就了崭新而奇异的电影表现规范。在类似“忆苦思甜”式的套路中,我们看到凡是旧社会的现实表现都是以阶级压迫的残酷和百姓愁苦哀怨无处诉说的悲惨为模式,而新生活的到来才有“变鬼为人”的欢欣雀跃。对于新时代现实的表现,强烈的歌咏态度突出的是社会主义新人的豪迈无私、战天斗地。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今天我休息》、《李双双》、《老兵新传》、《北大荒人》等。同时这一时期突出了对“英雄”的审美塑造,无论是古代英雄、革命战争年代英雄,还是社会主义时代英雄,多有动人超拔的形象刻画。如《林则徐》、《甲午风云》、《红色娘子军》、《青春之歌》、《风暴》、《》、《小兵张嘎》、《红旗谱》等。 改革开放使中国电影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中国第四代电影人历史地承担了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并将其发展深化的重担。他们以坚实的创作为电影文学观念打开通路,为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多种形式的电影探索作出了贡献。第四代电影人的现实主义是情感内敛,不动声色的,道义责任明晰可见,平民眼光和诗化意识相交融,构成中国电影文学现实主义写实中暗含抒情的倾向,80年代中期,伴随着第五代电影人的出现,写实主义有了某种变化,即不仅追求画面和事件的真实,而且追求升华性的生活写照,表现富有文化韵味的现实生活。其间个性化的精神张扬和哲理思考显而易见。在第五代电影人的创作中,看待生活多了冷眼旁观的味道,表现的真切是为了对现实予以重新注解。《人到中年》、《野山》、《城南旧事》、《人鬼情》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电影文学潮流呈现为纷乱嘈杂、幽默调侃、原生态展示和冷酷揭示是电影人看待现实的基本态度。《秋菊打官司》、《背靠背、脸对脸》、《站直喽,别趴下》、《埋伏》、《民警故事》、《混在北京》、《家事》、《红西服》、《有话好好说》、《甲方乙方》、《安居》、《没事偷着乐》等代表作品展现了当代现实主义的芜杂状态。 二、入世后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及要注意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电影是其中重要的领域,而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却与入世要求很不适应,悲观失望者有之,盲目乐观者亦有之。还有一些人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影剧本运作,远离电影市场的惊涛骇浪,难以将“入世”和自己的创作紧密地联系起来。剧本不是电影的一切,但电影的一切都需从剧本开始。入世后的中国电影要参与国际竞争,电影剧本的创作肯定要有一个大的转变。我们的剧作家对此务必要有清醒认识。否则仍然我行我素,很可能会南辕北辙。 我们决不拒绝任何外来的优秀文化,但也不能在关乎民族文化主权得失存亡的问题上掉以轻心。好莱坞的资金、技术、设备、国际化操作经验远远超过我们。美国影片的平均票房收人也比我们高得多,一部美国大片的收入往往能抵住我们几十部国产片票房收入的总和,中国电影人不能不正视这种严峻的现实。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在竞争中暂时处于弱势就没了骨气,就甘心被狼吃掉。我们也应看到我们自己的优势和所长。我们毕竟与美国国情不同,独特的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是好莱坞电影永远无法取代的。近年来所谓好莱坞大片并不是部部都能在中国市场上打响。有些在美国票房很好的影片在中国反而遭到冷遇。原因是中国观众对其影片中宣扬的外国传统文化那种格格不入的东西难以接受和认同,中国观众对民族文化的偏爱和喜好,无疑是国产影片赖以生存的土壤。另外、我们潜在的有待开发的国内市场和海外华语地区,泛华文化地区的电影市场,更是国产电影谋求发展的广大空间,政府对国产电影在政策、资金上的保护和支持、几十万电影从业人员的不懈努力,为中国电影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强大后援和有力保证。当前繁荣电影文学创作要注意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创作思想的问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得以在中国不断地发展壮大,一是要坚持,二是创新。对于电影文学创作而言,坚持导向性,说到底就是要继续坚持党中央提出的电影工作的一系列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在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的同时,还要以多样化的征服人的艺术精品唱响主旋律。我们还要辩证地处理好主旋律和多样化的关系,把握正确导向和满足观众需求的关系,立足中国和走向世界的关系。主旋律就是一个民族先进文化的一面旗帜,体现了一部作品的思想和精神,而不是指题材和类型。主旋律内涵丰富,形式多样,为电影创作提供了广阔天地。 而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更是艺术繁荣和发展的动力。繁荣是硬道理,创新是动力。创新,就是要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地提出符合实际的新思想、新措施。电影的创新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努力体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向上的创新,体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上的创新,要立足于中国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不断地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 电影的创新应该包括理论创新,思想观念的创新,艺术形式的创新,题材、类型、内容、风格、样式、手法的创新,人物形象创新,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管理模式、经营方式的创新等等。电影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群众性,二是综合性,而当代观众对电影的需求也有两个特点:一是多样性,二是选择性。 2.创作题材问题。 搞好题材规划,加强剧本创作的预见性、前瞻性和指导性。由于观众的选择性非常强,必须要努力提高对题材、对剧本的判断力和发掘力,把握三个要点很重要。 一是选材要瞄准市场、瞄准观众。现在的电影市场是买方市场,也是实现影片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舞台”,是观众自愿付费的文化消费,也是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必须强化三个意识:市场意识、观众意识、服务意识,实现市场规律和艺术规律的结合。比如假日市场:新年春节(贺岁)、“五一”、“十一”的长假、学生寒暑假(动画片)等;电影节片展市场: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金鸡、百花、长春电影节、上海电影节、农民电影节、国际电影节等消费市场不同观众的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当然促销手段也要多样化,目标化。凡是健康向上、丰富多彩、观众喜欢的作品,也必然是国家提倡的影片。 二是选材要拓宽视野,拓展空间。我国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革命斗争和改革开放的生活波澜壮阔。历史和现实、喜剧和悲剧、古典和现代、领袖和群众、中国和海外、都市和农村、爱情和友情、名著改编等等都应该进入我们创作的视野。反映历史的进步、人民的创造、英雄的美德、时代的发展;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塑造新的形象,展示民族的性格、民族的品格、民族的力量、民族的精神、民族的进步等等,也都应该成为我们创作的领域和重点。最关键的是选材一定要贴近生活、贴近人民、贴近时代、以真实吸引人、以真情感动人、以真诚鼓舞人。 艺术密切关注时代的发展,揭示时代的矛盾和时代的精神,这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更是当代电影人的责任。而当代观众最关注、最感兴趣、最为感动的还是现实生活。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和优势应该继续发扬和创新。 三是选材要严,角度要新,开掘要深。题材的大小、资源的丰富,素材的多少,并不决定作品的质量,关键还要在新颖性、故事性、戏剧性上开掘,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上开掘。写历史,就要尊重历史,找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以史为鉴、以史育人,把握未来。写重大革命历史,更要少而精,要对历史、对党和人民负责,处理好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写英雄,不应该“事迹化”,不是素材的堆砌,而应该“性格化”,努力开掘英雄人格的魅力、人性的思想的光芒,情感的朴实与升华。 结语 当前我们的电影文学创作可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为此我们的剧作家必须以时代的要求为己任。与时俱进,尽快提高自己的素质和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克服普遍存在的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的创作心态。沉下心来研究市场、研究观众,创作出题材对路、观众喜欢,有市场竞争力的电影文学作品。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发展史与电影传播的关系 《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于1963年,但早在1950年关于这本书的写作任务就已经被提出了。具体而言,是由当时担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陈波儿提出,此后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开始的这项写作任务。首先内因是当时整个大环境背景是需要培养新的电影干部,并准备办中国的电影大学。这就涉及到一些相关课程的设置,这样的课程需要电影史料书籍来做教程,但是陈波儿发现当时中国并没有系统完整的中国电影史料书籍,便有意开始实施编写中国电影史的工作。再加上当时苏联要出版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向中国征集关于中国电影的条目。于是时任陈波儿助手的程季华便开始查阅大量的资料,参考了20多个国家的电影史书籍目录并且根据苏联那边的要求,开始着手写提纲,整理出了一份中国电影简史性质的材料。②另一方面,夏衍、陈荒煤、蔡楚生等电影领导人在得知要开展此项工作之后,在当时严厉的政治氛围中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与保护。就是在这内外几个因素的作用下,以及在官方的组织下,从1950年开始,一个大规模的研究中国电影史的准备活动开始了。这本《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创作历经整整十三年。1963年,在这个“十七年”第二个意识形态宽松期快近尾声的时候,这部八十九万字,由程季华主编,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史巨著《中国电影发展史》诞生了。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创作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很好地说明了其与中国电影传播的关联。首先第一阶段便是以官方名义空前规模向全国征集电影史资料,报刊说明以及海报剧照等。第二个阶段是具体规划《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写作计划。第三阶段便是撰稿成熟的阶段③。需要着重提到的是第一阶段,因为这第一个阶段所展开的各项工作与电影的传播可以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也足以说明这本《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创作初期就形成了一种组织传播。在一篇采访记录中,程季华说道:收集资料是以文化部电影局的名义发信给全国各地的文化局的,于是有关电影的各种资料首先被集中地方的文化局,然后打包集中寄到我们这里(中央电影局)。因此那个时候收集电影资料是最完全的,四间大屋子里全是书架排满资料,甚至有些还有副本,为什么当时有这个条件写《中国电影发展史》,与资料齐全有很大关系。 除了这些书面资料以外,我们开始尝试做一些类似于现在“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找了许多当时还在世的中国电影早期的演员,派记者记述他们过去的情况,《中国电影》杂志专门有一个栏目叫“昨日银幕”刊登这些采访。另外,还约田汉、欧阳予倩、梅兰芳等早期电影艺术家写回忆录,后来也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来丰富电影史料方面的内容。④我们从程季华这段回忆记录中可以看出,《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当时的一个资料收集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传播过程,这个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是各个地方文化局,行为是大量收集各种电影资料,然后统一寄到中央来集中管理。这样一个从地方收集然后统一集中到中央的过程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全国范围内的组织传播,而这样的传播过程中还采用了口述采访记录,运用杂志专栏,写回忆录以及单行本方式出版的这些传播形式,以此我们能看出这本《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创作初期就形成了一个范围之广,形式丰富的组织传播。而当时收集的很多资料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史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其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创作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这也就注定这本书本身的性质就具有一定的历史特点。在1962年一篇为祝贺《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即将出版写的一篇评论员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这部著作在叙述中国电影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无论是萌芽时期、三十年代的革命电影运动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或解放战争时期时,都贯穿一条鲜明的线索——阶级斗争的线索”。这句话很明显地指出了这本书本身的一个性质,同样也是这本书存在的一个问题。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该书在作者立场以及书写角度方面带有极为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因此有着很明显的阶级斗争色彩。首先体现在资料筛选上,该书过于偏重左翼电影,并在行文中将左翼电影所承载的教化、改良等间接的社会功能予以无限制夸大;而对待当时以娱乐为主的商业电影,如神怪武侠片、间谍片等或者避而不谈,或者将其否定。⑥其次是阶级斗争色彩还体现在对个别电影的评判上,例如,在《中国电影发展史》有一个章节里讲到“中制”(中国电影制片厂)电影的两部电影《还我故乡》以及《警魂歌》,这两部电影都是中制于1945年完成的,但是《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本书给予了这两部电影完全截然不同的评价:《还我故乡》的优点是保持了人民抗战的思想,热情歌颂了坚持抗战的普通工人和农民……影片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即便是指出《还我故乡》有一些小错误,书中仍然写着它与《警魂歌》是不可同日而语。《警魂歌》这部电影在1945年再映的时候在上海是取得了很高的票房成绩的,但就是因为这部片子的剧本是经看后“手令”“中制”拍摄的,因此在《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本书给予了《警魂歌》可以说是彻底的否定,认为《警魂歌》实际上是美化和粉饰了国民党的警察从而维护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是无耻的讴歌了国民党警察的反动影片。 而对于同时期另外一部影响巨大的影片《天字第一号》,《中国电影发展史》给出过这样一句话的评价:“不仅内容极端反动,艺术处理也拙劣不堪,杂乱到无法再杂乱的地步”。⑦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很难想象这些如此带有主观色彩的话语竟会出现在一部史料书籍中,不能不说是对于历史事实的一种偏颇的评价。但是结合当时特殊的政治时期,这又显得合乎情理。现在我们只能是把这种受极强意识形态干扰所导致的史学著作看成是一种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 就《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本书而言,它是在官方组织下的一个写作行为,由此便掌握了极大的话语权,其中这样带有阶级斗争色彩的话语在书中比比皆是,也对后来很多关于电影史书籍的写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天字第一号》和《警魂歌》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影片,自从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被痛批之后,在内地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电影史中,已经很难看到,甚至也很难找到关于这些电影的相关资料。目前我们所能够见到的中国电影史的书籍,大致包括以下这么几类:按时间分类,按地域分类,按电影门类及电影类型、按研究角度分类等。这些关于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书籍在研究角度和书写方法上,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受到了程季华先生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影响。⑧应当予以承认的是,即便《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存在史学书写观念的问题,但是,作为我国第一部具有完整史学意义的通史性质的电影历史著作,它建立了中国电影史文本写作的一个经典范式。其电影思潮史的史学方法论和按政治事件历史分期的研究框架、对中国电影文本和电影作者的筛选和评价体系,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海内外中国史学者的写作理念。 作者:胡兰兰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教学方法认识探讨 [摘要]中国电影史教学不仅是向学生讲授电影的发展历程和代表作品,还应体现为对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入挖掘与思考,并以此培养学生对民族电影的审美情感,进而树立起民族电影意识。 [关键词]民族文化精神影戏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本思想 在影视艺术院校,中国电影史是一门传统的理论课程。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去那种单纯的以讲授电影发展史常识为主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学生、社会以及电影本身的需要了。尤其在市场经济下,当今的中国,商业文化大行其道,并形成了对一代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和改造,物质的获得变成很多人生活里唯一的追求。因此,当我们面对电影问题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应该是文化,包括教育在内,要让学生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与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有充分认知。北京电影学院的陈山教授曾经指出:当我们的电影走出国门时,我们有没有根基和世界对话?拿什么与世界对话?这不只是知识架构问题,更重要的是艺术家的价值取向问题。对此我们是非常赞同的。 在教学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作为一门史学课程的教学,以什么观念对知识加以梳理,以怎样的方式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在追逐商业利益的大潮中,还能保有一种独立的艺术品格,以艺术家的良知和爱国情操,对自己的民众投以深切的人性关怀。这是教学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从某种角度来说,一部电影艺术史,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象史和心灵成长史。因此,中国电影立足于世界影坛的根基应当是民族文化精神。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文化是以人心和人生为观照的,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和进取精神。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定的价值系统、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以及审美情趣等,构成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风貌。因此,把中国电影的发展进程放在民族文化精神和艺术传统的视野中来加以梳理,通过对中国电影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的分析与解读,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审美意味,阐释中华民族的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以求多层次、多元化地来关照中国电影的演变历程及其创作上的美学追求,便构成了我们教学的基本思路。 一、“文以载道”与“影戏”传统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其载体的结构与其所承载的内容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而电影的社会文化位置和内含与其所选择的艺术形式及其发展方向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是我们认识电影艺术史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出发点。 在儒家思想的哺育下,中国古代文论中产生了“诗言志”、“文以载道”、“乐以教化”等一系列艺术命题,强调艺术要为政治教化服务的宗旨。这种以服务社会为根本目的的致用精神在中国得以长久的延续,也同样体现在电影创作中。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郑正秋先生曾经说过:“戏剧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也;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导师也;可以左右风俗,可以左右民情。是故吾人于优伶一方面,不可轻忽视之,于戏剧一方面,更不可漠然置之。”[1] 回首中国电影的发展进程,其教化功能清晰可见。把电影看作一种社会教育的手段和工具,不仅是艺术家自身的追求,更是时代和社会对中国电影人提出的要求:电影成为他们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和社会理想的手段。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电影艺术家所关注的问题和影片所集中表现的题材内容,大多与这一时代社会政治的优秀话题直接相关。 在对电影本体的认识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是一种重整体、重体悟、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因此,早期中国电影人对电影的认识也更注重对影片的整体把握。从社会功能目的出发,以中国观众熟悉的戏剧化冲突原则为基础,利用传奇、巧合等因素以求故事以情节的曲折生动;在电影的时空表现上,则以较大的叙事段落的戏剧性场面中展开的故事来完成影片的表意任务。这种以叙事为优秀的电影本体论观念与电影的教化功能的结合,生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影戏”传统。 从郑正秋、张石川的《孤儿救祖记》、《姊妹花》到蔡楚生的《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从谢晋的《女篮五号》、《芙蓉镇》到吴天明的《人生》、《老井》;从张艺谋的《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到王小帅的《青红》、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几代电影人,都在传承着这种艺术追求。 作为一种电影观念,“影戏”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对艺术和电影的思维方法。它是在借鉴民族戏剧的娱乐因素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影像语言和中国式观影习惯特点逐渐建立起来的。“影戏”传统之所以能够产生并深广地影响着中国电影,正由于它是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电影的现实生存环境中。 然而,在当今中国电影该以怎样的姿态立足于世界的时候,作为年轻一代的电影人,该如何以富于国际化的视野来对“影戏”加以继承、改造,并实现新的突破呢?我们对学生提出了这一中国电影急待解决的问题。 二、“人本思想”与影像中的人文关怀 在对“影戏”传统进行阐释的基础上,我们又从另一层面对中国电影人既心存“兼济”天下之志,又洁身自好、守持心性真实、追求个性自由的价值观予以深入剖析:他们以发自艺术家内心的民族情感,表达着对平民大众深切的人性关怀。 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承载者是士。崛起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士,表现出博大的胸怀与开放的心态,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淑世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提出“天道远,人道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命题。这种热爱人生、以民为本的思想,代代相传,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积极入世的忧患意识和追求精神独立的审美品格。这一点,也同样支撑着中国电影的民族艺术影像,支配着中国电影主流形态的艺术走向。在教学中,我们以此为线索,深入探讨不同时期的中国电影人,在其作品中所体现的独具魅力的生命关怀与平民意识。 打开中国电影影像的记忆,一系列血肉丰满、性格鲜活的小人物跃然眼前。每一代电影人都在这些形象身上赋予了鲜明的人道主义立场和深沉的生命关怀:卑贱的妓女阮嫂首先是一个具有“伟大的人格”的圣洁的母亲;歌女小红和吹鼓手小赵的爱情在穷困的岁月里显示着中国百姓乐观豁达的情怀;天真善良、聪明可爱的三毛的不幸命运和“小广播”的市侩与心酸,都同样让我们在笑声里流下同情的泪水;张嘎子、、吴琼花在战火中追求着革命理想和自己的人格完善;李双双在集体化的道路上不断成熟;孙旺泉忍辱负重、执着地寻找着生命之水,成了一方水土中的平民英雄;翠巧为追寻光明而被黄河吞没;苏州河畔的女孩牡丹为纯美的爱情而付出生命;秋菊为“要个说法”历尽辛酸;做扒手的小武也有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贫嘴张大民在“与树同居”的日子里自得其乐;“三峡好人”们在时代的变迁中,思考着生存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 这些作品大多以平民化的视角,从日常生活中去挖掘中国社会的众生相,凝聚着中国电影人对现实民生的深切关怀以及忧国忧民的悲剧意识,构成了一幅中国电影的“清明上河图”。 教学中,我们还针对当前中国电影创作中人文关怀的缺失现象让学生展开讨论:面对“黄金甲”与“好人”在票房上的“胜负”,我们该如何评说与选择?艺术与技术,传统与现代、生产与消费、道义与利益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这都是学生们走上创作之路时所要面对的!中国需要有力量、有人性深度和历史深度的民族电影,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三、“天人合一”与电影的诗意品格 “天人合一”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神最根本的特色。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世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谐调。这一思想特征贯穿于中国文化艺术的各个层面,并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审美追求、价值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美学上,和谐化诗意关联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渍了中国古代审美境界论,使得中国人特别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于是,追求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意境之美,成为了中国艺术的终极目标。而中国人生于自然、取之于自然,仰赖自然的观念,也在电影创作中得以充分的延伸与发展,形成了中国电影艺术民族风格的诗意传统。 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电影人就开始有意无意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宁静、幽远、恬淡的审美意境渗入到电影创作中来,并开始从叙事和造型相结合的综合效果来探索电影的民族文化意蕴的表现。委婉含蓄的无声片高峰之作《神女》;完整体现中国美学特质的影片《小城之春》;“十七年”中寄景抒情的《早春二月》;80年代的散文诗电影《城南旧事》;充满东方韵味的武侠片《卧虎藏龙》,清新隽永的《那山那人那狗》……表现对名山大川、奇景秀地、边塞风光向往的风光片《刘三姐》、《五朵金花》、《林海雪原》、《庐山恋》;凭借大自然抵御政治压抑,升华生命诗情愿望的《牧马人》、《天云山传奇》等…… 结合这些不同时期的电影作品所呈现出的美学意趣,我们与学生共同探讨:尽管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倾向于急功近利、直奔政治性主题以及直白显豁的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原因,诗电影未能在中国获得长足的发展,但在传统美学的陶冶下,中国电影人一直在作品中努力营造具有浓厚民族意味的段落。他们融合中国诗歌、绘画、音乐等审美表现形式,通过空镜头、长镜头展现自然景观,借以抒发主人公的内心情感,表达创作者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试图运用视听造型来实现一种东方美学的表达,以写意的方式抒写恒久而普泛的人性主题,并形成了含蓄隽秀的诗意品格。这种美学气质是中国电影不能丢弃的! 四、“和而不同”与风格类型的多样化 在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基因。它是指在保持各种因素的本质的基础上,达到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彼此相容相通,是“求同存异”的升华。为使学生深入领会“和”的含义,我们对此作了多角度的诠释。 从历史角度看,正是因为有一种“和”的博大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对外来文化产生巨大的亲和力,才会吸收、改造其他民族的文化,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中国近、现代的进程,恰好是中西文化不断地“和”的过程;而从当前全球一体化的格局来看,“和”已成为世界文化交汇融通的潮流。 纵观中国电影的百年进程,在抒发爱国情感、讴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颂扬英雄气节、表达乐观豁达的心态、追求家庭和谐等民族文化精神的熏染下,一代代电影人,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电影作品。而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区域构成上“两岸三地”的特点,也使中国电影在“和而不同”的文化阐释上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侯孝贤、吴天明对现实的深切关注,李安、谢晋温柔敦厚的伦理情结,胡金铨空灵而富于禅意的武侠世界,冯小刚、周星驰富于平民意识的喜剧、贾樟柯长镜头里的尘世关怀等,其中都贯穿着浓郁的中国文化品格。而“华人电影”或“华语电影”概念的出现,也反映了当代人对中国电影多元构成特点的认同与关注。 据此考察中国电影可以看到:电影作为一种“舶来”的艺术,在进入中国文化视野和创作空间起,就体现了这种兼容并包的文化品质。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就是全新的电影语言方式,与最具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京剧艺术有机结合的产物。 尽管受传统艺术理论重感悟、轻理性的影响,中国电影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民族电影美学理论体系。但我们还是尝试着运用当前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中国电影在民族文化以及民族与外来文化结合下形成的叙事模式、风格类型进行了分析、梳理。以求给学生提供一个可借鉴的研究视角与今后的创作思路。 (一)主旋律电影 长期以来,电影在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中首先被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载体而不是文化‘产品’”,[2]因此,在中国电影创作中,主旋律电影便成为一个特有片种。在某种意义上说,主旋律是建国前“影戏”观念的延伸,并随着时代的变革,被不断地注入了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华女儿》、《白毛女》、《青春之歌》、《李双双》、《开国大典》、《生死抉择》、《张思德》、《云水谣》等等,都是各个时期具有影响力的作品。 教学中,我们结合今年的“金鸡奖”和“华表奖”的获奖情况,对当前的电影现状进行解读:在经历了大众文化形态的冲击后,近几年的主旋律电影在继续强调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始有意识地将娱乐性、商业性元素融入其中。《云水谣》就是成功地将爱情片的类型模式与主旋律形态相结合的代表。 (二)家庭伦理片 以家庭伦理为优秀的儒家伦理学说,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指向。对伦理秩序和伦理秩序中的个人及其职责的反映与思考,成为中国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母题之一。 在对中国电影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不断重复的叙事模式: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优秀,围绕一个家庭的亲情关系来反映道德问题;用巧合的情节表现人物的不幸,用不幸的事情来衬映出人物对家庭伦理观念的取舍,借此体现影片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孤儿救祖记》、《姊妹花》、《渔光曲》和《一江春水向东流》先后成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电影中最卖座的影片,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是从家庭伦理的角度,以最贴近中国人文化认知的方式入手的。这类影片靠情、理打动人,以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观众之间在心灵上的沟通和共鸣作为契合点。这是一种具有深层民族文化心理内涵的创作模式。 20世纪后半期,我们曾经对谢晋和李行等人的电影进行了有关恪守传统伦理还是实现人格现代化的讨论。80年代之后,有着国际背景,横跨中西文化的李安创作了“父亲三部曲”,他沿袭了家庭伦理的角度,但视野则是世界的、开放的,展现了传统伦理观念在现代社会悲喜交加的命运。教学中,围绕着李安的成功,组织学生展开讨论:一种从民族文化深处生长起来的叙事模式该如何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呢?关键就在于创造者在尊重艺术传统的基础上,能否顺应时代,赋予既有模式新鲜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因此,新一代电影人有责任将家庭伦理片打造成一种既能深入到民族生活和情感的内里,又能获得商业号召力的电影模式。 (三)武侠片 在世界电影类型片中,武侠片是少有的由中国人原创、探索和发展起来的类型电影,是比较纯粹的中华民族样式的类型片。它是以中国武术功夫及打斗形式、侠士形象和侠义精神作为情节类型构成基础的电影。 我们通过纪录片《功夫片岁月》,使学生了解武侠片在产生、发展、成熟的历程中,融入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多重内涵:满足老百姓良好愿望的侠文化、武侠小说的直接影响、京剧艺术的表演程式、武术功夫的表现形态、禅宗思想的渗透等。并以《火烧红莲寺》、“黄飞鸿系列”、《独臂刀》、《侠女》、《唐山大兄》、《少林寺》、《新龙门客栈》、《卧虎藏龙》等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武侠片为例,对这一类型特点进行分析:“侠义”、“自由”、“为民”的精神追求;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艺术表现;奇丽影像、壮观场面的营造;惊险动作的设计;传奇人物的塑造;全景、大全景镜头的运用……上述元素的有机结合,造就了影片慷慨激昂、感时伤怀、悲天悯人的审美效果,激发起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英雄情结,对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情绪感染力。 通过分析与学生进行交流:中国武侠片之所以长久不衰地立于世界电影之林,其根本原因在于其独特的民族文化气质。然而,武侠片创作现状却令人堪忧: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刻意营造华而不实的大场面、卖弄电影特技、故事情节粗制滥造以及对“暴力美学”的盲目追逐等等。这种顾了“面子”,丢了“夹里”的状况会将中国武侠片引向何处?这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四)西部片 20世纪80年代初,钟惦棐先生提出了拍摄具有中国特色的西部电影的想法。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吴天明导演以《人生》、《老井》为中国西部片奠基。与此同时,第五代的《黄土地》、《盗马贼》等也加入了对中国西部这片神奇而古老的土地的关注;其后出现了《野山》、《秋菊打官司》、《双旗镇刀客》、《美丽的大脚》、《二嫫》《一个都不能少》、《天地英雄》、《图雅的婚事》等一系列以中国西部地区为背景的电影作品。 或许“中国西部片”的概念还有待于商榷,因为它不是对美国西部片的机械模仿,而是作为当代中国极具区域特色的片种存在着。这类电影力求以新的视角对中国的西部生活作独特的观照和抒写,创造性地将当代人的思考融解于西部社会生活和自然景观之中。在艺术表现上,透过浓郁的乡土生活画面、民俗风情、宗教仪式以及独特的人文意象,捕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价值,对中国西部生活进行雄性精神的审美创造,给中国的民族精神、艺术意识注入了刚气和力度。而这种阳刚之美正是当下的中国电影所欠缺的。 (五)喜剧片 喜剧片在中国电影中发展比较缓慢。作为类型研究而言,最值得关注的当属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冯小刚的贺岁喜剧片。超级秘书网 这是一种带有很深的中国文化印迹的喜剧片。冯小刚以喜剧的超越精神和民间姿态,引发了中国大众的一次次“狂欢”!贺岁片不仅使“过年”有了民族本土意义上的电影文化载体,还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电影档期——贺岁档。然而,它尚处于起步阶段,还远不够成熟。由此对学生提出:在他们今后的创作中,是否应该对这一电影类型融入更丰富的民族文化意味? 在中国电影中,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样式,如反特片、戏曲片、动画片等,这些作品几乎无一例外的显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强大生命力。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国人骨子里所渗透的民族之魂从未改变过。正如张明敏在《我的中国心》里所唱的“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和而不同”、“多元向心”,这是中国文化、也是中国电影不变的灵魂。 五、结语 在中国电影史的教学中,我们深刻地体会到:盲目地用西方的电影理论来解读中国电影作品,很难准确地把握其内在的精神气质。对于中国电影人而言,树立起民族电影的意识,创作出具有中国民族文化价值的电影作品,创建具有中国民族审美特质的电影理论系统,对中国电影的创作及研究都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影视艺术院校的师生义不容辞地应该承担起这样的使命。 中国电影史论文:论《中国电影发展史》与电影文化思维 摘 要:《中国电影发展史》是程继华主编的权威电影史学书籍。本文通过对此书的研究试图探究特定历史时期文化思维模式,有助于找寻出一条更深层的中国电影史发展脉络。以批判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研究史学书籍,并在求证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同时深入读解本国电影文化。 关键词:文化思维;政治;电影运动;中西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思维方式都源自文化本身,而历史本身又具有些许主观色彩,导致政治因素在一段历史的存在中尤为抢眼,这是阅读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最大的感触,政治化的思维模式以及历史化的主线流程使我重新感悟了中国文化发展历史并对电影史学的研究有了初略的新的诠释。这是一本详尽的史学体系书籍,对于研究阶段的初学者来说,我们还需要反复阅读并正确理解理论历史化这个问题,以方便讨论中国电影理论中的一些优秀观念是如何发展的并以何种发展的眼光来阐释。对比不同版本的中国电影史学书籍并通过横向纵向分析,认知到中国电影理论应顺应电影文化思维,分为社会理论以及艺术理论,对史学的研究也应当在时间、空间的维度里找到正确的定位,以下简单讨论一下我个人阅读《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感触及对文化思维方式的思考。一、政治读解文化通读《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下两册,时间跨度从1896年影戏正式引进中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重新迎接政治、文化崭新时代。三编八章的时间切割上也是从中国历史、政治的分期上来划分的。从萌芽到党领导的电影文化运动再到新阶段进步电影与人民电影,都是在政治纬度上进行的,期间穿插中国历史各时期的战争结点,会议及斗争。时间上也划分为萌芽、发展、潜行、阶段、服务、斗争及成长,最终放在“成长”上也恰好契合了未来电影工作永不停歇的宗旨。《中国电影发展史》为代表的传统电影史的写作,更偏重于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对中国电影进行评价。它是通过政治解读文化的方式产生于大时代背景下的理论产物。尤其是第二编、第三编,基本在“党领导”的宗旨下进行各类电影文化运动。其中1934—1935年谈到“围剿”与“反围剿”斗争,包括在1937—1949这段整体带有民族拒绝性的时代,“抗战”变成主导思想。又例如“左翼电影”作为时代产物受到一切来自政治斗争的阻挠,而电影运动却如火如荼的在这样的斗争年代进行着。对于文化的公正性会由于政治的读解变得缺失,硬朗的政治斗争性超越了艺术体本身很柔和的因素。使本书带上了更重的历史、政治色彩,却缺乏真正的电影理论色彩。当然,政治主线下的电影史是有好处的,至少让我们更了解那个年代统治阶级的思维方式及行动趋势,对艺术文化把握有多少的强制性(包括各种高压政策对人的影响都避而不谈),这是最大的与当下各类中国电影史不同的地方。它更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具有强迫性和残忍性。相比政治比例合适的史学书籍我更偏爱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它将中国电影史看作是一部由电影艺术、电影工业等多维体系组成的综合史,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流变,分时期、分阶段地对中国电影史中的电影作品、电影现象进行细致入微的论述和阐释,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中国电影史发展脉络。史论结合,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把握评述的公正性。二、电影运动与派别斗争政治运动伴随电影运动,或者说政治与文化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本书主要谈到“左翼电影运动”与“孤岛电影运动”而“软性斗争”又导致文化派别与性质的斗争,从政治的定性到文化的定性再到电影的定性,从而导致一种过于偏激的理论体系生成,其中谈到在定性斗争中,将《小城之春》当作是一种消极颓废的感性电影,既不符合当时进步电影的需要,也成为“文华”公司消极倾向的典型代表来叙述。完全从政治立场分析文化的态度从而引发的斗争如同是******与共产党的内战,爱国的******军官与共产党员并不能完全站在统一战线上,是因为他们分别有着各自的阶级立场,这就不得不引发我们对文化立场和态度的思考。我个人是很喜欢《小城之春》这部电影的,不仅怀着对费穆导演的尊敬,更多的是他开创了中国“诗电影”的先河,这才使得后续导演如:贾樟柯能真正将“诗电影”概念推广并形成自己的一种创作风格,我认为这种带有派别之争的电影史书,必须同时客观的站在政治与艺术的双重宝塔上进行俯瞰研究,否则就有失公允性。值得肯定的是“左翼电影运动”及“孤岛电影运动”部分的撰写,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深刻剖析了各种社会因素对这种文化现象的形成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并生动的举例阐明观点。三、中西文化理论思维差提到中西方文化理论差,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电影史永远应该放在世界电影史这个广角的范围内去分析的。因此不能脱离世界格局的大环境,哲学上所谈到的“矛盾”与“联系”的观点也是渗透其间的。在这63年的史学研究历程中只少量的谈及香港电影,未涉及台湾电影,而在大谈政治的基础上主要攻击一些非主流电影(即:非政治、缺乏教育意义的及一些所谓的消极电影),是不符合电影史学的广泛性与客观性的,并未能真正分析其艺术文化价值性。单就这一点是与西方文艺理论史学书籍不同的。公正、客观永远是史学撰写者的信条,作为史评及文化研究人员也都应当在这种氛围中评说。值得肯定的是作为史学书籍,同期类比了大量的影片,并附着了电影剧照及比较详尽的内容介绍,对同时期优秀的影片及反面教材进行了对比,使得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方式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淋漓尽致的发挥。 说到中西方电影理论思维差,需要将世界范围理论指导模式应用在中国独具特色的文艺路线上,这是平衡思维差的最佳方式。我们需要史评,需要完整的史学体系,同时需要在一体化的大框架下延伸出我们自己的路。应该加强什么,应该剔除什么,应该补充什么,更应该创新什么,这是我们当下研究的出路。一方面考察中国电影理论与外国主要理论如何平行发展,另一方面,讨论中国与外国电影理论联系密切的部分,考察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中国对于世界电影理论中不同的理论体系、观念和流派取舍有何不同。这样编撰史学书籍会更有说服力和客观性,史学价值才能更高。 总的来说,《中国电影发展史》是细腻的政治的阶级性明显的时限性强的史学资料,对于63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历程而言,是详尽并清晰地。作为《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主编之一的贾磊磊在谈到《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的编撰时说:“我们希望对被忽略的历史进行重现和描述。” 要将电影看成是一种产业。《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要打破地域的局限,不再拘泥于行政区域划分的视野,将内地、香港、台湾统而观之,探讨在相同的文化传统中,由于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所产生的相同题材、相同类型的电影艺术作品所呈现的不同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方式。同时他表示“电影全史的 个人写作时代结束了,一个人要写一本中国电影史的时代结束了。”这更是验证了在全球一体化下分工更细化,内容更多样的文化理论体系整合的时代的到来。这不禁让我想到倪骏所编撰的《中国电影史》,虽有抄袭之嫌,可在内容和形式上却是集百家之长,全面的涵盖了中国电影史应涵盖的所有范围,虽然要批判的看待史学书籍,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拼接也是含有独特主观色彩的,也是中国电影史理论书籍发展的一个过度版本,它是有创新有发展的。我们要建立全局的电影思维模式,要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还能永远保持最新鲜的状态。
基础科学论文:农学报与农业基础科学在我国发展 上海务农会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1897年5月)创刊的《农学报》,是我国最早的农业专业科技期刊。它大规模地翻译西方以及日本的农学著作,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传人西方农学知识,几乎涵盖了现代农学学科中的所有门类。同时,国人在农学方面也有了自己的创造,对农学有了独特的认识,现代农学体系已初见端倪。以自然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西方现代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有着本质的区别。用科学改造农业,在农业史上是一次巨大的飞跃,是科学与农业生产力的一次完美结合。《农学报》的诞生对之后系列综合性农业期刊以及次生农业学科专业期刊的出现具有开拓性意义。有关《农学报》编辑出版或与中国近代史关系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本文拟运用科技传播史研究方法,揭示其在传播西方现代农业基础科学体系方面的贡献和创造。 1农业经济学 在农业经济学中,见载有: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7月)第36册藤田丰八译的《农工银行法》,后在第37册续完;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0月)第47册陈寿彭译的《农利丛谈》,后在第48册、第49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三月(1901年5月)第140册今关常次郎著,吉田森太郎译的《农业经济篇》,后在第141册、第142册、第143册连载。《农利丛谈》一文中指出,农业获利颇丰,鼓励人们从事种植业,并用实际调查数据来证实棉田之利,认为:“今试以二千万亩之棉子,计其每年所得之息,约可二千五百元。若他国棉田七千五百万亩,则每年裒积其出产利益,可得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五万元矣。 此中之益,所差净利,约至十万万元。惟是种植者,聚积如此之多,约估每年所运三百万吨之棉子,以出洋。其国应得厚利,亦将近于十万万元,岂不佳乎?此吾人所以少闻其农功失利者”。据此,农田之利已不言而喻,“农功失利者”更是闻所未闻。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O月)第47册《农业保险论》一文论述了保险事业的由起,天灾人祸不可避免,而保险业意在拯救人于殃祸之中,已成立的有“帝国生命保险公司”、“日本生命保险公司”、“明治火灾保险公司”、“职工保险公司”、“帝国海上保险公司”等。各种保险公司蔚然而起,看似保险之事业已完备,但作者认为,“余特以保险事业之最切急者,未起为憾焉。最切急者为何?农业保险是也”_6]。并且,对农业保险事业的重要性及迫切性作了阐述:“世之立说以农为重者,谓本邦以农立国。鉴于国家所由创建,与应朝理财之法,日不可不以农业建国本,余非偏重农业,而轻视他业者。然深知农业不可废弛,又国民之业农者居大半,故欲扶掖振作之,以裨国家,为之讲便宜保安之法,殆当今最急之务也。屋宇府库贾物,得托保险,而农人独无所托产业,以保安全。是余所以主张农业保险事业,而不已也”6。 文中所涉“农业保险”一词,中文前所未有,实为一次全新的突破,把金融领域的一种安全措施运用于农业之中,从而注入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拓新的理念。《农业经济篇》一文对农业经济学作了概述:“农学为应用诸种学科于农业之一种科学,世所已知,然则农业经济学,亦为应用于农业之一种理财学而已。农业经济之农业与理财学交涉,与农艺化学之农业与化学交涉,形同而旨异。农业经济学之发达,尚不如农艺化学,范围经界,分别术严。农业经济之本体,可分为二部:一属社会,主研究小作料地租等社会通行之原则;一属各人,主探求农场设备管理等各人营业之知识。 农业经济学有此二部,始得完全之组成”。由此可知,农业经济学尚属一门新兴学科,是农业与经济学交叉所形成的。这是之前综合性期刊所未曾涉及的。因此,“修农业经济学,必须有理财学之观念,以之审属社会之部”,而不只是“叙述属各人者为主”。除此,还对消费、价值、价格、劳力、资本、资产、生产要素等经济学概念作了详细的解释,并从生产、贸易、消费等经济学角度对农产品流通作了具体分析。这对转变传统农业形态,从自足性生产转向商品性生产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不无裨益。 2农业物理学与农业化学 在农业物理学方面,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1901年1月)第128册有藤田丰八译的《电气助长》;光绪二十八年四月(1902年5月)第178册有沈译的《光线与植物之关系》;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1906年1月)第3l5册有《渔业上电话机之应用》等。《电气助长》一文提及:“通电气于植物种子,则大助其生长云。今据俄国电气工艺会所实验,通电气之种子,比普通种子有二倍至六倍之收获,且通电气于地中之根,则胡萝卜马铃薯亦比通常者,可大数倍云”l_8。实验证明,电磁波有助于植物生长,能够增加产量。将电学原理运用于农业,是为一次全新的尝试。《光线与植物之关系》一文论述了日光对植物生长的重要作用:“植物必得日光乃能长养,此在稍窥植物学、气象学之门径者,无不知之原。夫光线之作用能在植物体中造生物质叶绿,因之而有分炭教养之机能。光线大宗固仰给于日,然月光虽微,亦为日光之助。若电光,则利大害亦大。惟日光中之中位波长者,即黄赤色为最宜于植物之生育也”9,指出光线的作用在于能在植物体中形成叶绿素,使之发生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在保持大气中氧气含量和碳循环的稳定等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并将日光与月光、电光相比较得知,惟日光最宜于植物生长。而且,法国巴黎对光线作用的实验成绩也表明,“凡植物受日光多者,收获亦多”。从中可知,日光是植物生长所必须的条件,与此同时,植物释放出大量的氧气,有益于人类。绿色植物光合作用是最为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农业化学方面,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1904年1月)第241册有《论农艺化学之进步》;光绪三十年四月(1904年5月)第254册有泽村真的《农艺化学实验法》等。《农艺化学实验法》一文介绍了各种成分的实验法,谈到植物灰分实验时指出:“农用植物之灰,通常成自硅酸、磷酸、硫酸、铁、石灰、苦土加里曹达盐素,含满俺者甚稀,欲验植物之无机分,即检以上之成分,先烧其植物为灰,灰之含量由植物而大异。故所同量之灰之植物量,由种类而不同。 依分析表,知植物之灰含量。据计算,采生五瓦灰之植物,干燥细切人坩埚,在灯上灼之。其初坩埚不掩盖,至烟不生乃施盖,时时开之,以换空气。因植物种类而灰色不白,宜将坩埚离熠放冷,滴下强硝酸石灰,更灼之,则酸化炭素灰为白色,灰粗白色则行次试验”l。植物之灰含有硅酸、磷酸、硫酸等无机化学成分,检验这些成分时,首先将其烧成灰,不同的植物,灰之含量不尽相同,而所含的无机成分也有所差异。依照文中所提到的实验方法,检验植物中的成分,对其成长所需补给的肥料进行核实,从而合理地施肥。同时,还对土壤、肥料、植物有机成分、尿、牛乳、酒类、水等物质进行实验,检验其各种成分,以有效利用。 3农业气象学 在农业气象学方面,光绪二十九年四月(1903年5月)第216册中川源三郎的《农业气象学》,后在第217册、第218册、第219册连载;光绪三十一年三月(1905年4月)第287册的《论农业天气预报之必要及霜害之预防》,后在第288册、第289册、第290册连载。《农业气象学》一文对农业气象学作了概述:“农业气象学者,所以考察气象,乃关于农事者之一分科也。其旨归在讲明外界现象之性质,及变化之定则,以究气象所及土地及植物之实效,兼示应用气象之方法”Il。将气象学作为农学学科中的一个分支,考究气象对土地、植物的实效,并指出气候是农业的制约性因素,“凡气候之于一切业务,甚重且大”_l,就中国农业,尤直受制于天候,不可须臾离。故“古来农家所当忧苦者,唯在天候良否。然则农产物之丰歉,唯气象为之,决非农家所能左右之者。故当气候不宜,虽穷培养之力,常获之半,且不可望,人皆知之。夫如是,则农事与气象,其相关也甚大矣。虽然气象之良否,人无奈之何,不得不委之天,但审此等所以关植物,其有益者,务讲利用之方,其有害者,必究防遏之策,是农家之急务”_l。 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作物的收成,人之力亦无可奈何,由此认为,“农事与气象,相关甚大”。进而,气象学成为人们迫切了解的知识,“气象学者,理学之一分科,专究大气之状态及其现象,则其学之所及太广,且施之农务。其要件亦甚多,气象元素,所附于地面及植物之效用。农产物基于气象变化之病害,随气节变迁,应气候变化,而变更耕作及植物之方法,及必用天气,与不用天气。预知之于未发之前各方法等,是也欲讲求此等事理,则农学之外,必须知气象学之大要”l}_一。气象学用之于农业,是农学与理学二者的结合,诸气象元素形成植物生长的自然条件,气候变化对农业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气象之农事”为论究农学这一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气象元素的性质、变化规律、对植物的影响以及气候与农作物的关系都作了详细的论述,并附之图表加以形象地说明,从而使农家深刻认识到气象学的至关重要性,并运用气象学知识更好地服务于农业。 《论农业天气预报之必要及霜害之预防》一文指出农业对于天气的依赖性,认为农业与天气关系尤为密切,大多受天然力的制约,植物生长的五要素,即空气、湿气、光、热、土壤,除土壤外,均变化无端,而又非人力所及,所以,农业受天气变化的影响较大,直接制约着农业的生产。此外,对天气之概念以及变化的原因也作了科学的阐释:“天气者,谓于一定时限,大气中之情态,大气中之情态构成天气者,主予空气之温度、风、湿度、雨雪量、晴晦是也。此等事项,时时变化,不知所及,而占大气中情态变化之一大原因者,空气之运动是也,而大气则常运动,其原因由于地球上所受太阳温热之分量各地不同故也”¨。并且,详细说明大气运动的原理,从地理学、气象学的角度,对天气变化、大气运动作了合乎科学原理的分析。基于天气变化无常,农业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故寄望于天气预报的产生,预测天气之法也逐步改进。“从来气象学上,预测天气,则以低气压为搅乱天气,乃变化之主因,故由此推察天气。 然近年德国气象学家芬别辨耳氏,则唱由低气压不如由高气压,视其配布以预测天气,其法更精确云。其说以为低气压部位之发生及进行,极不规则,其变化极剧且频繁,故以之预测翌日天气,甚困难。高气压则反之,变化少而运动缓,且常在低气压附近,故其势力及于低气压之运动,变化上不少可制定低气压及于天气上之影响,重视高气压部位之配布,较为精确又可预知数日间之天气”E12]。此处解释了天气预报的预测原理、方法,依据“高气压部位之分布”,即可准确预测未来几日之天气状况,并指出,“利用天气预报,于农业上利益甚多”_l。在霜害预防方面的论述尤为突出:“晦天则霜不结,故以人工作等于晦天之状态,即可御之,亦即结霜后,以人工使徐徐融解,亦可免害”l_l引。鉴于结霜之原因,提出了多种霜害预防的方法,如遮光法、洒水法、熏烟法等,并且给予具体指导。据此,天气预报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4农业生物学与土壤学 在农业生物学方面,光绪二十五年十月(1899年11月)第86册有佐佐木忠二郎著,山本正义译的《蚕体解剖讲义》,第87册、第88册、第89册、第90册、第92册、第93册均有连载,系统地介绍了蚕的身体构造,并对其各个部位作了剖析,不仅涉及眼、口、翅、听觉、视觉、嗅觉、呼吸等基本器官,而且对绢丝腺、神经、筋肉、神经、脂肪等组织也予以详细讲解。在谈及脂肪组织时,指出:“今解剖蚕体而捡之,有如木叶者,片片,是即脂肪组织也。其构造乃多角形之细胞,外有薄膜掩之,其一方有细柔如丝者,出而结着其体,又走有空气管。此管恒依其体之一定位置,与柔丝皆令其固结不动着也。如是形薄如瓣者,片片存于各部,脂肪所成之细胞中有核,寻常一核,亦有至二以上者。 此核之周围存脂肪,是核之内容,变化而为脂肪也”_l。对其形状、位置、结构作了剖析之后,又将其功用加以解释,“脂肪之用,乃食物消化后,以养其本体尚有余,则以此组织中,贮其养液,以供不时之用。故凡蚕及其他动物,果富此脂肪组织,即久不与食物,亦能生活。盖得于此组织中取养液也,若不与食物,即见衰弱者,必其体中脂肪减少故也”_】。由此可见,脂肪组织在动物体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将食物贮存并转化为能量,得以使动物维持生活。从生物学原理对动物的各种生理现象进行解释,对生物体各种器官的系统阐释是中国传统农学所无法企及的,其科学性、合理性、全面性均胜出一筹。在土壤学方面,光绪二十五年九月(1899年10月)第82册即有池田政吉著,山本宪译的《土壤学》,并在第83册、第84册、第85册、第86册、第87册、第88册、第89册、第90册、第9l册、第92册、第93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四月(1901年6月)第144册有藤田丰八译的《耕地整理法》;光绪二十八年二月(1902年3月)第172册有金福兰格令希兰著,卫理口译的《农务土质论》等。《土壤学》一文,对土壤的概念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土壤者,谓地壳所由成,盖岩石细末与有机物若干,混淆为一者。凡人生日用衣食居处所需之物,皆仰给焉。故审辨各事之关系土壤者。 为世间凡百作业之本。植物资大气与土壤以为养,然大气成分到处略同。故农家不必措意,土壤则不然。其成分性质及由来到处不同。母岩及其成生之形势亦大有同异。此农家精究土壤所以不可缓也。动物虽或食肉以生或食植物以生,或杂食肉与植物以生,族类不同。资生于土壤则一,而人亦然。土壤所含无机物质,生于岩石崩解”。对土壤的重要性以及成分、性质、来源均予以介绍,并对土壤作了不同的分类,依据土壤生成之状势分为原生土和输土两大类,输土又分为冲积地和漂转地。 由理学之性情将土壤分为砂砾、砂土、黏性土、壤土四类,进一步对土壤的性质、色泽及成质作了深入分析,并附有19张表,将不同土质的温度都作了全面的记载,除此,还对20种土壤作了理学及化学性分析,对农产物也有调查。其中,涉及了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等众多学科。光绪二十八年六月(1902年7月)第185册刊载的《土壤改良论》一文强调了改良土壤的主旨:“土壤虽有天然生产植物之力,而其于理学上性状与化学上组成,常不免有缺憾,如山林原野有自然发生草木者,然而其质坚硬不能亟取植苗。此外,或则湿气不足,或则水分过多,或则含有毒物,与夫黏重轻松为质各殊要,无有适合希望者,于是不得不加种种人工,使天然之土壤近于所望之性状,是土壤改良之主旨也。 法固不一,要不外化学的与机械的作用,其由化学的作用者,即所谓施肥法以俟肥料论说之”l。这实际上是意识到,天然形成的土壤成分、性质均有所差异,必须通过各种人工法进行改良才能弥补其不足,使之符合种植的条件,可以通过化学与机械两种方式对其加以改进,包括使用施肥、耕锄(犁锄、耕耙、镇压、中耕)、客土法(以理学的性状及化学的成分相异之土壤,取自他地而混入此地)、植树法、烧土法、排水法等,从而变“不毛之地”为“肥沃之区”。 5肥料学 在肥料学方面,见载有:光绪二十三年五月(1897年6月)第4册王丰镐译的《论粪田》;光绪二十三年八月(1897年9月)第10册古城贞吉译的《论肥料》;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1899年2月)第57册原熙的《肥料篇》,并在之后每期连载,直至第80册续完;光绪二十八年五月(1902年6月)第183册梅原宽重述,伊东贞元译的《肥料效用篇》等。其中,《论粪田》一文将粪田置以学术的角度做出解释:“天下弃物,皆可粪田。草木之质,人畜之矢,物之毛骨,无不供用。今则由学问以精求田事,若化学植物性理诸名家,教导农人,变通新法,多用金石类以为肥料。如镁氧铝二、氧三、氮气磷氧五及钾质等不一,而粪溺等质,用处亦广。因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与植物化合。若兽粪海草鱼秽等,皆为粪田第一层之用,又有烘法,近甚通行。其理以植物发荣滋长,根柢生结,最喜熟气,盖热气蕴藏炭氧二,暗使改变,犹如以金类粪田耳。古时粪田有用骨类,或块或碎,未有一定。旋有人考得磨骨成粉,生长较易,迨理弼搿创得新法。用骨与硫氧三相和。于是,化学之法兴,获利益宏……现肥田料,大都以钙氧氮氧、钾氧氮氧、氮氢硫氧等,而推氮氢五及含氮养五之质为最佳。他如钾氧盐类,粪田亦肥甚,凡泥地及近河之区,内多含钾氧,若中心松散之地,宜肥以钾氧,如氮氧五、硫氧三、氢氯等,多寡不一”。 在中国传统农业中,已将“草木之质”、“人畜之矢”、“物之毛骨”作为肥料,认为举凡废弃之物都可以粪田,这些经验是从长期农业耕作中逐渐积累而成的,也只看到其肥田效果,却没有认识到这些物质作用的具体原理,对其中所含的多种化学元素更是知之甚少。这里,从学理的角度解释肥料中所含的化学元素及其特性,指出钙、钾、镁、硫、氮、氧、氯等多种元素富含在这些物质中,具有良好的肥力效果,并把其作用原理归结为“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于植物化合”。除此,还介绍了各种肥田之法,并强调不同的土质所含的元素皆有差异,要因地制宜,施以相应的肥料。《肥料篇》一文对肥料作了系统的论述,将施肥之必要性加以突出,一为还植物所吸养料于土壤,以防衰乏。“如斯植物养料,资天然供给,故山林原野所生,天然植物,毫不仰藉人工,由天然养料,繁生不衰,此等植物,若其一部,及全部枯死,则不但还所吸收养分于土壤,又能加给自大气中所得者,加以有动物死体排泄物等,委之地上,是以土壤次第得增加养料,故虽垦新地,不须施肥,而多收获者,职是故也。寻常田圃与此异趣,不关土壤肥瘠,又不问植物种类,与产额如何,悉夺其所产物,无以还付,故其土壤渐次衰乏,为之疲瘠,是其常也。世之农家,欲维持丰饶,以御乏竭,须还补植物所吸夺养料之几分于土壤,是所以有施肥之法也”。二为增加土壤生产力,使之品质佳良。“农家不独患地力衰乏,又须增加其生产力,并望发育完全,品质佳良,如农家所培养数种植物,比之土壤自能给者,知养料更可加多。是亦须施肥料之理也”【17]。三为肥料功效有数作用,“供给必须之养分于植物;使土壤之化学成分,应植物需用,以得适当之比率;宜溶解土壤中不可溶之成分;宜讲求改良土壤之理学性状;宜使土壤中有害物化为无害”。另外,还对肥料成分、施用法、类别、各植物所需肥料加以介绍,并对肥料性质作了详尽的分析,将其分为动物性肥料、植物性肥料、矿物性肥料、杂肥、间接肥料等。这些方法贴近实际,可操作性强,易被农事者接受,也大大深化了中国传统农学的科学内涵。 6讨论与结论 《农学报》系统地介绍西方农学知识,把完整的西方农学体系经由日本引入中国,而自然科学知识的运用正是西方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最本质的区别,从而全面提升了农业发展的科学性,为实现农业科学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方农学知识之所以先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将数学、物理学、化学、气象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而中国地大物博,向称以农立国,如今农业地位却一落千丈,这种巨大落差使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用自然科学改造中国传统农业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梁启超在《农学报•序》中明确指出:“溉粪无术,择种不良”I18],是中国农业式微的根本原因,并提出解决之道:“中国今日之地,苟以西国农学新法经营之,每年增款,可得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万两,虽生齿增数倍,岂忧饥寒哉”¨副!因此,“西国农学新法”的引进已经势在必行。同时,也介绍了一些科学实验方法,以培养农事者的科学意识。《农学报》大量引进翻译西方农学知识,将农业基础科学与传统农学相结合,在中西方的农学知识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亦促进我国近现代农学体系的最终形成。 基础科学论文:基础科学研究的困境及资助 一、基础科学研究之困境 1.科学职业化后名与利的纠结十八世纪之前的科学研究均以业余爱好、个人兴趣为基础,学者(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下同)为了追求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之最高智慧,不以名利为目标。那时的科学没有今天这样高的社会声望,而且那时的学者主要是大学教师,学术研究满足的是教学需要———学生对人类理智事业的最高追求。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皆如此。十九世纪,皇家科学院及各国科学院诞生后,科学研究渐渐地成为一种职业,研究成就与名利收入挂钩;当启蒙运动把科学变成了实证的理性事业后,科学研究的职业化就是不争的社会事实了。罗伊•波特(RoyPor-ter)说,“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将物理学首先当作哲学分支的观点不再那么有道理了:到1800年,真正的物理学则意味着实验物理学。” 人靠工作养家生活,科学家也不例外。18世纪前没有职业科学家,人们都有确定工作,包括技术工作。人们凭借经验改进工作技术,包括蒸汽机也是通过经验的累积而改良的,热力学理论是在瓦特改进蒸汽机之后才产生的。人们出于好奇心、工作与生活需要及个人性趣,才去探索自然物象之奥秘的。罗伯特•金•默顿(RobertK.Merton)说:“在科学被当作一种工具有自身的价值而得到广泛接受之前,科学需要向人们表明它除了作为知识本身的价值以外还具有其他价值,以此为自身的存在进行辩护”。科学作为关于物象的经验知识,只有当它向技术、生产和生活领域展示其无蔽的真理时,纯科学理论的社会价值才获得了人们的认可。由于笛卡尔坐标系的诞生,数学与几何融会贯通,这种贯通使得实验、测量与科学理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检验的桥梁,经过启蒙运动的催化,纯粹的理论科学就变成了实证科学。原本以探索自然奥秘为目的的纯粹的理论科学被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打扮成了谋利的、经验的、实证的、可技术化的实证科学。英、法、德等国的科学院最初是由那些有探索自然奥秘意愿的科学家自发组织起来的协会。 前苏联以国家名义创立了科学院,新中国成立后仿效苏联,国家及各省纷纷成立了自然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但它们与英、法、德、美之国家科学院极其不同,前者是科学家自我组织的协会,不受国家控制,后者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贯彻的是国家意志。战后,因美国原子弹的功效,各国政府加大了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和资助力度,科学研究成了真正的职业研究。科学家从此陷入了为争取研究资源和最高荣誉奖而奋斗的名利战场。但创立深刻的科学理论是一项风险极大的事业,在短期内不能立竿见影地看到研究成果,而且以国家需求为目标的资助体系看重的是功利化的、实证的、有利于提高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实证和实用研究。战后风行世界的课题制资助方式把科学家推进到了一个争名逐利的战场,从此高尚的科学研究事业与世俗凡事一样肮脏。 2.国家资助体系的功利主义倾向国家资助体系必然贯彻国家之意志,以满足国家政治需要为根本之目的,这就决定了国家资助不可能向基础科学研究倾斜,必须向知识之流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倾斜。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国家资助的功利化取向是相同的。可是,基础科学研究以追求真理为最高之目标,它不管、也不问其理论的功用价值,甚至于他人理解或不理解,研究者均不在乎。学术研究不需要向人们证明其理论是否有用。严格地讲,一个思想是否有用,与思想之提出者无关,提出理论是一回事,应用理论是另一回事。所以,老子、庄子、柏拉图、康德、牛顿、爱因斯坦均不思考他们的理论对于人们是否有用这一愚蠢的问题。学者没有责任向人们证明其理论的功用价值;一个理论,有用与无用,与研究者和提出者无关,而与接受者的心智相关。学术理论、学术思想之意义不在其功用,而在于开启人们的心智。比如,老庄认为,天道之幽幽,人心难求,这样的思想,看上去毫无价值可言,可是它让人们明白,人们以感官之功能不能探知自然物象之真相,这一认知意义就是老庄关于天道思想之价值所在。学术思想的意义在于它的认知层面,但并非所有可认知的东西均能付之于人的行为实践,而且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一个思想是否具有行动的指导价值,责任不在于思想的提出者,而在于它的倾听者和接受者。比如,1930年12月W•泡利(W.Pauli)提出了中微子理论的原型构想,就连他自己本人都认为,无法找到相应的实验程序予以证实。1952年由其他科学家以精致实验验证了他的猜想。问题是,提出理论比验证理论更为重要。以课题制为优秀的国家资助体系很难资助大胆猜想的、无实用价值的学术理论研究。 3.意识形态的压制孵化科学的是文化,不是意识形态,科学是文化演进的产物;意识形态恰好是科学的“敌人”,是科学进步的主要障碍。意识形态是用来证明政治制度合法性的理论工具,是官道运行的“软件”。笔者认为,科学是研究天道的,文化是研究人道的,意识形态是研究官道的,天道、人道、官道虽有交汇点,但各行其道是必须的。十九世纪法国科学家拉瓦锡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砍头,前苏联的李森科借意识形态制造伪科学,历史斑斑血痕,意识形态与科学,尤其是与基础科学存在着深刻的对立与排斥,它是基础科学研究的“拦路虎”。科学不是任何单一主义的产物,任何单一主义都不能指导科学;科学也不是任何个人智慧的产物,尽管历史上许多卓越的个人对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从科学演进的轨迹看,科学从来都不是个人智慧发扬光大的结果,任何人指导不了科学。回顾人类科学史之历程,源起于希腊文化的科学,在雅典时期繁荣,到希腊时期达至顶峰,罗马人虽然征服了地中海三大洲,但科学在罗马时期“死亡”了。“罗马人只是为了完成医学,农业,建筑或工程方面的实际工作,才关心科学,他们只使用科学知识之流,而不培育其源———为学术而学术的源泉———,结果,不到几代人,源与流就一起枯竭了。” 从英、法、德、俄、日、美等科学强国的历史经验看,科学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上述诸国科学繁荣前先有一大批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甚至音乐家,而后才诞生一大批科学家。究其根本,乃是这样一个基本道理: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头脑发懵、智力尚未开化的人搞出惊天动地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西方著名的科学家首先是思想家,而后才是科学家,因为用他人之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强迫科学家接受意识形态的指导,不但压制了社会科学家学术创新的灵感,同样也压制了自然科学家学术创新的灵感。以意识形态为借口,压制学术自由,基础科学就繁荣不起来。基础科学研究在中国遭受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制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官方意识形态把科学精神解读为“求真务实”,事实上那是工业科学精神。基础科学只求真,不务实,牛顿、爱因斯坦从来不考虑他人如何运用他们的理论去获取最大限度的“社会效益”。“务实”是政治家的要求,职业化的工业科学家也追求应用技术之实利,但基础科学研究没法“务实”,除非改变现行的科学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第二,意识形态是国家资助体系的“风向标”,凡是符合并最大限度满足政治要求的科学研究项目就能得到很好的资助,否则,很难得到资助,因为研究项目填报栏里要求研究者必须填写有何“社会效益”。 4.课题制与基础科学研究不相适宜学界认为课题制度的优点,不外乎以下几条理由:l.合理配置科技资源,提高使用效率;2.引入竞争机制,适应并满足市场需要;3.打破单位限制;4.规范国家科研计划及管理制度;5.明确参与课题研究主体间的责、权、利之关系。这五条,除了第3条是针对当前体制弊端之外,其余4条均不成立。“合理”,合乎谁之理性?只是合乎国家作为出资方的理性,实则是政治决策者的个人理性,最大限度满足国家对科学技术的需要。国家的科技需要主要是应用科学技术、实用技术的需要,对于基础科学理论,它不需要。第2条,既然有市,何必国家资助呢?因为市场主体是企业法人或自然人,企业家需要技术,他可以从技术市场上采购而得,何必国家资助呢?国家以纳税人的钱去资助企业家对技术的需要,那不是相当于说用公共财政(众人的钱)去资助少数人发财。这不合乎正义。唯独第3条旨在打破现行科研单位权力的限制,有点道理。第4条是以国家科研计划为前提的,对科学研究进行人为的规划本身就是荒唐的,因为没有人是圣人,谁也不能事先预知研究从哪里取得突破,对科研进行规划,不合科学演化轨迹。第5条属于管理程序,姑且不论。总之,课题制度的优秀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对工业科学及其技术的实际需要,贯彻的是国家意志和政治决策者的政治意愿,但它与基础科学研究极其不相宜。基础科学研究满足的是国民对自然物象和社会现象的认知需要,这种需要是非功利导向的。国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机构,机构没有认知需要。政府作为国家的人,它不会出钱购买认知智慧。李兵、李正风二人对课题制度的批评角度仍然是工业科学研究观的立场,他们二人看不到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与取向是丰富知识之源,增加全社会的知识总量,而工业科学研究是截取知识之流以应用于国防、生产、环保和生活等诸多方面。 二、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与资助 从基础科学的性质上看,基础科学研究体现的是研究者之间的智力竞争制度,学者把对自然物象、社会现象的深层次的认知、达至顶峰的智慧作为自己的研究追求,以自己的智慧传之万代而不朽为著书立说之宗旨。这样的研究情怀,不仅仅是高尚的,而且是塑造本民族乃至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精神家园。基础科学追求的是人类认知万事万物的最高智慧境界,它不以功利和实用价值为其研究目标和追求;基础科学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来讲,是以开启民众和后代智慧为其终极目标的。追求人类的最高认知智慧是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独孤求败”是基础科学的真正精神,“求真不务实”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灵魂。启蒙运动之后,人们把“知行合一”看作是科学的标准,实际上这只是实证科学的标准,基础科学不能以此为准。人的认知层面与行为层面并非二合一的关系,许多精妙的思想暂时找不到它的实践路径,不等于说,它就是虚的、不真实的,如前所述,物理学史上相对论、量子论、中微子理论,起初均没有找到验证它们正确的实验方法,十年、二十年过后,人们才找到检验其真伪的实验方法。常人之思想,往往有很强的惰性,把自己一时不能理解的思想和理论斥之为“妄”,而那些肤浅、甚至是错误的思想则很受欢迎。人类最普遍的历史现象是:真正的学术思想精品,不为当时的世人所理解,历经数代人之后,人们才发现它们是有价值的,而且具有极高的认知价值和启发价值,而那些最流行的“时代精神”过了一代或两代之后,就被人们视之为垃圾,弃之于野。中国文化史上的道家、儒家、纵横家等学术流派就经历过“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而被后代人视之为宝”的遭遇。伯纳德•巴伯(BernardBarber)说,“科学不具有常识的局限性”。 基础科学的理论解释范围远远超出了常识和经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狄拉克(PaulAdrienMauriceDirac)的正电子方程、W•泡利的不相容原理、德布罗意(LouisdeBroglie)的物质波概念等,它们均以数学推导为工具,实验过程只是证明他们的推导结果是正确的。自然物象的本真状态处于人的感官范围之外,人们只能用仪器捕获其物象,以显示仪显示其存在状态,以数学为工具推导其变化过程。现代物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可以直接感知的,更谈不上经验,人们必须以常人无法直观的方式去研究它们,思想方法的独特性是其关键。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说,“新宇宙学的开拓者从开普勒到牛顿都把他们对自然的探索建立在他们的神秘的信念的基础上:在现象世界的混杂性之后存在着规律,世界是一个合乎理性的和谐的创造物”。故此,莫兰认为,必须保护越轨者。也就是说,必须保护那些有奇思妙想的怪才、不同寻常的奇怪理论和怪异思想。纵观整个物理学史,每个对物理学理论做出卓越贡献的物理学家都是以自己独到的思想方法而名垂于科学青史。所以如此,用他人的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思想方法去解决,捕鱼的理论指导不了打猎。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行的、普遍的思想方法。这正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生命所在。 基础科学研究之成果就是作为认知的科学理论、历史理论、人文思想、社会理论等。其最为重要之历史和社会价值是开启后代之心智,纯洁人们的灵魂、规范社会秩序,启发后人的交往理性。这是不能用实证精神和实验程序加以检验的精神价值。 1.基础科学研究资助的新思路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必须这样来构想:把资助与学术知识产权结合起来考虑,以学术成果(篇、著)为购买单位,针对每个基础学科,国家成立匿名评审委员会,建立采购制,而非申报制,对于在严谨的基础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纯理论研究成果,经学科专业委员会审定认可后,由国家出钱,“高价”从学者那里购买部分知识产权(主要是使用权,而不是占有权和所有权);从事工业科学和技术开发的研究者引用或应用某项学术成果(包括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内),必须向原本作者付费;对于特别优秀的、高水平的、可以传之后世而不朽的学术研究成果,国家采取匿名评审的办法,另外给予重奖;同时,放开对社会资助的控制和管理,鼓励民间机构、民间团体自行决定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 2.建立健全基于基础科学的评价制度目前全世界通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关键的评价指标是引用率这一概念。以引用率作为学术评价的前提是某篇研究成果必须得到同行的关注,有关注才有引用率,如果不被关注,或被关注得极少,引用率就为零或低。然而,学术思想史上不争的事实是:不被人关注的学术研究成果常常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实际的社会价值,只是当时的世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已。在人类智慧演进和思想史上,越是深刻、宏阔的思想体系,能够被同时代人所理解的极其罕见,相反,那些最容易被理解和引用的研究成果,不一定具备很高的思想及社会价值,10年、20年或一代人之后,它们或许就被人们扔进了垃圾堆,成为历史和思想史上的尘土。而那些不被当世人所理解的、高水平、引用率极低的著作,反而有可能是不朽的、世代都光芒万丈并且惠及万代的精品。纯粹的理论科学是少数人的事业,真正属于大众的科学只能是工业科学和技术开发,但不是基础科学。对于基础科学来讲,其研究成果,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引用率极高的东西,不一定是什么好东西,不一定是深遂而精妙的真知卓见;而那些真正的学术精品未必就是常人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的、引用率极高的研究成果。“引用率”概念,只能说明某个问题被同时代人思考和关注的程度,但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作者研究之深刻、思想之精致、智慧之高低的度量标准。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著作被埋没长达二千余年而不被人所理解,老子的《道德经》至今能够理解它也只是少数人。“引用率”概念类似于民主社会的得票率概念,政治家的得票率只是代表民众的支持程度,但不代表政治家的执政观念具有真理的性质;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真理性不能用赞成人数的多少来衡量,也不能以关注者和有兴趣者的多少来衡量。 适合于基础科学的评价制度只能是同行专家评议制度。该项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公正,坚持并忠于真理。赞成给光之波动说的贡献者菲涅尔(AugustinJeanFresnel,1788-1827)评奖的科学家毕奥(J.B.Biot)、拉普拉斯和泊松(S.D.Poission)都是光之微粒说的积极拥护者。同行专家评议,评价公正是最难得的,学派之间的认知分歧、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多重学派专家匿名评审是较好的制度安排,否则,难以保证评审和评价的公正性。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坚持并忠于真理是至高无上的科学信念,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可动摇。 作者:邓周平单位:江苏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基础科学论文:探究基础科学教育研究与建构主义中西方的差异 摘要:摘要:本文讨论了国内外教育界在理解建构主义与教育研究之关系问题上的差别,分析了“社会建构论”对于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意义,与存在的有关问题。 关键词:建构主义;基础科学教育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 1引言 目前,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的学术界,包括教育界,建构主义(或称“建构论”constructivism)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而且,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学术思潮。例如,用constructivism在网络上的搜索引擎在上检索时,有11万条结果。用constructionism检索时,也有1万6千条结果。在国外教育界,在科学和数学的教育领域中,建构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建构主义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英国利兹(Leeds)大学给出的一份1990年的文献目录中,就开列有1000多种著作。在90年代初,也有人估计,在教育类杂志上,当时差不多有2500篇受到建构主义启发的学术研究论文。[1]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据说在美国教育界颇为风行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思潮开始传入中国,并倍受教育改革者们的青睐,被当作一种向传统教学方式发起挑战的理论武器。[2]这种说法可以从中国教育研究者们发表的有关论文的数目得以验证。例如,在全国期刊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建构主义”作为关键词检索时,有结果670项,其中,除去极少数其它领域的文章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属于教育研究领域的。但是,在这些论文中,对于建构主义的理解尚有不够全面之处,基本上都是把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教育理论或学习理论来进行介绍和讨论,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它在此之外的其它含义与影响和建构主义学说的多样性,包括它给在学习过程之外的关于科学知识本身的认识所带来的影响,如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及建构主义科学史的影响等。本文,将就此问题在国内和国外的不同观点作一分析与评论。 2国内教育研究界的视野、关注点与认识理解 首先,在国内的科学教育研究界,在引进、介绍和研究建构主义学说时,有这样一种非常典型的观点,认为“当今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是皮亚杰等思想的发展,他们强调学习是建构意义的过程,它包含两方面的建构,并强调学习的非结构性和具体情境性以及学习中的社会性相互作用;他们提出了情境性教学、自上而下的教学设计、随机通达教学等教学进程设计思想;在发现学习、接受学习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支架式教学的教学模式;另外,他们重视通过合作学习和交互式教学而实现的相互作用在学习中的作用,对当今的教学改革很有启发。”[3]可以说,这确实是一种很典型的说法,一方面,它给出了在国内教育领域中研究建构主义的意义,即是把它作为一种可以用来改变国内教育现状和促进教育改革的理论工具,针对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的教学习惯,把它作为一种“解毒剂”,因为从这种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的观点来看,教师的教学过程虽然看起来是在“传递”知识,但实际上只是在有意无意地促进学生自己积极地建构知识,特别是“建构意义”的过程而已。另一方面,这种说法的典型性是在于对建构主义理解上的某种以偏概全。有人甚至以全称的描述明确提出:“现代建构主义主要是吸收了杜威的经验主义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与发生认识论等思想,并在总结60年代以来的各种数学教育改革方案的经验基础上演变和发展起来的。”[4]当然,以皮亚杰的学说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说确实在教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在如今形形色色的建构主义理论学说中,这种建构主义的理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支。虽然也有人在对国外文献的检索中注意到的一些涉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科学史中的社会建构论对科学教育之影响的文献,甚至注意到美国的科学教育的重要文献之一《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主要是以建构理论为其指导思想的,但也仍然在论述中没有将这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同,而只集中于关注建构主义在纯教学过程中的意义。[5]或者是,有人虽然注意到了主要的几种不同的建构主义流派,如认知的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激进的建构主义等,并有保留地指出了其对于我们教育改革的意义,但却几乎完全忽略了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以及相关的与科学史中建构主义的研究及其对教育的影响。而且在评论中,虽然也谈到建构主义与我们以往强调的客观真理的观念的不同,认为建构主义不再关心知识与客观世界是否一致,是否“真”等,但由于只是关注到了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依然把略去了在我们在教授要学习的知识之前人类对知识自身的“建构”。[6] 在这样的理解之下,有些研究者即使在谈到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activism)时,也多主要以俄国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S.Vygotsky)及其学派的学说为主要来源,认为“社会建构主义是指,个体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主动建构自己的认识与知识。与其他建构主义理论一样,社会建构主义也把学习看成是个体自己建构的过程,但它更关注这一建构过程中社会的一面。”[7]这种对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解显然也只是对众多社会建构主义在学习理论限制下的一种狭义的理解。在这样的理解中,自然会将诸多作为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中重要指导思想并富有成果的社会建构主义排除在外。当然,在国内教育研究者中也有极少的例外,像近来在《全球教育展望》上的一篇文章,就也谈到了在科学教育中科学的知识观问题,认为科学知识应当明确地和深信不疑地被看作是个人和社会建构的。理论需要被看作是临时性的,不是绝对的。这和在其它教学方法中把科学知识描绘为客观的,没有疑问的和一成不变的(常常出现在教科书或正式的讲义中)的观点相反,而是把科学知识看作是通过个人的经验探索发现的。[8]可惜的是,像这样的认识与声音实在是太少了。相反,在国内绝大多数研究者中的主流作法,却只是在前面提到的对建构主义片面理解下,将其应用于各种具体的技术性教学手段。 3国外的某些观点 在国外对建构主义这样一种热门的论题的研究中,与教育的相关同样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但却又不象国内教育研究界那样视野局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专门研究科学和数学的历史、哲学与社会学对科学教育之影响的刊物《科学与教育》(Science Education)在1997年所出版的建构主义专号。其中数篇文章就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了建构主义与科学教育的关系,是对科学教育中建构主义之当时的表现的哲学讨论。正如其由著名的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研究者马修斯(M.R.Matthews)在开篇的导论性评论中所言:“在当代的科学和数学教育中,建构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其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的观点中,它在文学、艺术、历史、社会科学甚至神学教育中有重大的影响。在其所有的变体中,建构主义都是被热烈争论的话题。”当然,重要的是注意到其“心理学的影响”以及建构主义的学习观。“这是建构主义最原初的优秀,即一种关于信仰如何被得出,而不是关于如何使信仰为真或将其解释为科学知识的心理学理论。从这一优秀出发,建构主义已经扩展到把关于认识论、教学、课程设置、教育理论、伦理学、本体论以及形而上学都包括在内的观点。”“但是,即使在其学习理论的优秀中,也涉及到认识论……因而从优秀出发,建构主义必然要涉及对哲学的考虑,不幸的是,这样的考虑正是科学教师因其训练而没有准备好的东西。当然建构主义有许多变体。为了方便的缘故,这些变体可以分成教育的建构主义、哲学的建构主义和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第一种变体自身又可再分为个人的建构主义和社会的建构主义。第二种变体在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的书中有其直接起源,并由近来美国科学哲学联合会的主席巴斯•范弗拉森(BasvanFraasen)对之做出了最有力量的表述。这种哲学的建构主义在贝克莱的科学哲学中有其根源,并可进一步追溯到古希腊的工具主义哲学。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这种传统就为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者所反对。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等同于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以及他们对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研究。在这种传统中,科学的成长,以及在其理论和哲学承诺中的变化,被人们用社会条件与社会利益的变化来解释,而认知内容和理性的推理的解释力量则打了折扣。这也就是说,某些真实而且合理的东西,并不被爱丁堡纲领的拥护者作看作是构成了一种解释,说明它为什么让人相信。”“需要承认,许多被用建构主义的名义来谈论的东西已经超越了其原来学习理论的领域……建构主义也有助于教育者们意识到科学的人性维度:它的易谬性、它与文化和利益的关联、在科学理论中约定的地位、理论的竞争性质,及其它更多的内容。”[9] 在另一篇文章中,吉兰(D.R.Geelan)区分了6种不同的建构主义形式,它们分别是:个人的建构主义(personalconstructivism)、激进的建构主义(radicald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onism)、批判的建构主义(criticalconstructivism)以及与境的建构主义(contextualconstructivism)。[10]吉兰还提到,这些视角的每一种,都为我们理解建构主义提供了不同的侧重点。正如有人比喻的,可以把建构主义描述为一个n边的多面体,它的不同的面代表了建构主义的不同形式。这些面中有些是相邻的、相容的,而另一些面则是对立的并处于张力中,但它们仍然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除了像马修斯和吉兰的分类之外,对于建构主义的谱系也还有其它众多的分类。 不过,不同的分类只是表明了一些国外的研究者并没有忽视在纯学习理论意义上的建构主义之外其它的建构主义。冯•格拉瑟斯费尔德(vonGlasersfeld)可以说是在其本人和他的学派中使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线索的建构主义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贯彻,但即使是对于以他为代表的与学习理论关系密切的激进的建构主义理论的分析中,人们也仍然会注意到其超越个人维度之外的社会维度的表现,因为“激进的建构主义并不否认学习中的社会成分”,而且“显然激进的建构主义确实把社会的成分看成是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只是“激进的建构主义的认知学习模式还没有对在学习中的社会-文化成分和个人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给出适当的解释而已”。因而这种相互作用需要进一步的研究。[11]这也正如奥格玻恩(J.Ogborn)在其“学习科学的建构主义隐喻”一文中所指出的,“关于学习科学和理解科学,建构主义非常有吸引力的图象,来自把科学知识的本质和学习的本质这样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联系起来。”“显然在知识的本质和如何最佳地学习和教授知识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但有一个明显的推论,即学习者需要被教授这种知识的本质。在对这两者应用同一隐喻的意义上,倡导恰当的学习方式的建构主义者经常把这种联系作为必要的东西来对待。”[12] 在科学教育的改革中,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只是一个方面,尽管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于科学知识的本质的教授也是必要的一项内容。但另一方面,像对于课程内容的选择与设置等,也同样是改革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与来自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的结果就关系极为密切了。而且,这种密切的联系在一些重要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文献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例如,1989年,在英国教育与科学部和威尔士事务部新公布的国家规定的中学科学课程设置中,科学史教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进展。这份法规性的文件,要求学生和教师了解“科学的的本质”。在国家课程设置委员会发表的相应的指南中,甚至出现了“科学是一种人类的建构”这样的典型带有建构主义意味的提法,这样,从法律上,便要求“学生应逐渐认识和理解科学思想随时间的变革,以及这些思想的本质和它们所得到和利用是怎样受到了社会、道德、精神和文化与境的影响,而它们是在这样的与境中发展起来的;在这样做时,他们应开始认识到虽然科学是对经验进行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却不是唯一的方式。”“科学的本质”就是此课程设置所要求达到的17个目标中的最后一项。[13]至于像美国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和“2061计划”这样的科学教育改革方案,虽然在叙述上出于某些原因回避了明确地提出“建构”这样的词语,但其中“科学的历史和本质”或“科学的性质”,都是其中重要的内容要求。在其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相近的含义。如在“2061计划”的科学素养基准要求中,就有像“科学的进步与发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其他部分的状况”这样的说法。 这种在基础科学教育中要求学生学习和认识科学的性质的做法,必然导致对科学与社会之关系、社会对科学发展之影响,或者更明确地讲,社会因素对科学之“建构”作用的关注。这也正如柯柏恩(W.W.Cobern)所说的,他就是要在讨论科学与科学教育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时引入社会建构的概念,并论证说,“无论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性质怎样评论,对科学的学习必定要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因而,任何科学课程设置都带有一种社会的视角”。而且,在一种文化研究的意义上,在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对科学发展的意义时,“科学的多元主义就是一种在对科学的社会研究中强纲领的逻辑延伸,它促进了对科学知识和方法的一种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看法。”[15] 简而言之,由以上并不完备的对一些国外的观点的介绍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国外的教育研究者们当中,无论是就看法上,还是就实际的教育改革行动中,都并不仅将建构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限于心理学意义上的学习理论,而是超出了这一界限,除了关注在教授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之外,也注意到与所教授的知识本身的形成和性质密切相关的另一种意义上的的“社会建构”。 4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与“社会建构论” 如果我们粗略地将建构主义分为以皮亚杰式心理认识理论为代表的个体的建构主义,以及以科学知识社会学为代表的群体或社会的建构论的话,那么前者主要强调的是在个体在学习过程中认识的建构是通过认识的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如知识)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而后者,则关注在人类知识本身的建构过程中社会因素的重要作用。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这里所讲的意义上的社会建构论开始在国际对科学的人文研究领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占据了主流地位。 如果略去更早些时期的背景,我们大致可以说社会建构论成熟于英国的科学社会学界的爱丁堡学派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或者至少它的“强纲领”几乎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或社会建构论的代名词。其代表人物布鲁尔(D.Bloor)提出的作为原则用来研究科学知识之形成的“强纲领”,主要有以下四个要点:即1,应当从因果关系角度涉及那些导致信念和知识状态的条件(因果性);2,应当客观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无偏见性);3,应当用同一些原因类型既说明真实的信念、也说明虚假的信念(对称性);4,应当可以把一种学说的各种说明模式运用于它自身(自反性)。虽然抽象地看上去,这四条信念并不复杂,不过如果暂时抛开为保证其学说本身免受质疑但又相对复杂和引起诸多争议的“自反性”之外,其它三条“强纲领”恰恰构成了对科学之研究的“社会建构论”的优秀主张。[16]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它修正了以往我们只用外部社会因素来说明科学认识的失败或谬误,而对科学“真理”的认识则只用内部史的方法即可说明的传统研究方法,并具有相当大的颠覆性。也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科学知识社会学迅速发展起来,并以大量的具体的历史与现实案例研究为基础,将其影响延伸到多个领域。“到80年代中期,它积累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经验性案例研究,并开始影响了众多带头的历史学家的工作。”这时,“建构论”这个标签,已经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受其影响的历史学家们的共同具有的观念。“这个术语把注意力引向一种中心的概念,即科学知识是一种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来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和独立于人类行动的自然秩序的揭示。”建构论“更像是一种方法论的取向,而不是一组哲学原则,它系统地将注意力指向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类在制造(making)科学知识中的作用。”[17] 因此,当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自身的大量案例研究以及在他们的观点对科学史家的影响下而带来的建构主义科学史的研究工作大量问世时,这些工作就从社会学与历史两个角度开始对以往形成的传统的科学观与至科学知识的看法提出了挑战与修正。由于建构主义科学史的具体成果与这些成果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大问题,笔者将另文论述而不拟在此展开讨论。但至少我们可以意识到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知识社会学最大的感染力,就是呈请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所有生活在科学时代的普通人,对已经习以为常了的科学观进行再思考。”[18]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社会建构论者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就需要彻底修改我们教给学生的那些有关他们正在学习的学科的系统条理的说法。物理学----以这个在其中争议更加尖锐地出现的学科为例----原来被描述成为是探索在预先存在的自然王国中可以客观地确定的性质与力的真实说明,这个先在的自然王国具有实在性,它独立于人类在任何特定的时代所相信的东西,这种探索是松散地由一种可以合理地捍卫的‘科学方法’所指导的。但现在就不应再这样描述了。”“如果这种或者种更为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说明被接受了,在我们的教科书和课堂上,物理学就不再被描述为一种寻求真实地说明外部实在的事业……”。[19] 这样一来,就使得教育研究者们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们知道科学史对于基础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多年以来,科学教育界一直在努力寻求将科学史引入科学教育,近年来,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内容也成为基础科学教育改革中人们努力要引入的内容。像那些著名的教育改革方案中设立的有关科学的历史或科学的性质等内容要求,就是这种努力的明显表现。但另一方面,近年来,虽然像有的人所说的,建构主义,或者说社会建构论的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史研究已经过了其最高峰、最狂热的时期,但现在毕竟它已在相当的程度上渗透到了对科学的人文研究的各个相关领域中,成为流行的观念。不过,关于建构主义的观点,在学术界又是有着相当多的争议的。特别是,“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看法明显地与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家们习惯采用的观点有严重的分歧。”“社会建构论的言过其实受到了科学家、哲学家和非建构主义社会学家们的严厉批评,他们论证说,建构主义的计划是荒谬的、自相矛盾的,或在经验上没有根据的。”[20]因此,如何,或者说在什么程度上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利用或反映建构主义的观点,也就成了有争议的问题。 不过,其实建构主义只是将问题更加极端化而已。在建构主义的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成为热点之前,有关传统的科学史在基础教育中的应用也并非没有问题。早在1974年,美国物理学史家布拉什(S.Brush)就曾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科学史教学的重要文章:“科学史应该被定为X级吗?”。布拉什指出,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科学家的行为方式可能不是学生们的一个好样板。因为这确实涉及到对学生进行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如果科学教师们想要利用科学史,并且如果他们想要从科学史家的当代著作中获得信息和说明,而不是从一代又一代的教科书的编者那里毫不费力地地获得神话和轶事,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要被这种对客观性的怀疑论所影响,而这种怀疑论当前是很流行的。他们将发现,很难抵制历史学家们的论点,特别是如果他们费心去检验这些论点的最初来源的话。”这样,“那些想要利用历史材料来说明科学家是如何工作的科学教师,确实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的建议是让那些想向其学生灌输科学家是作为中性事实发现者的传统角色的教师,不要去使用目前由科学史家准备的材料,因为那类材料不适合于他们的目的。[21]因此,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只是使类似的矛盾更加尖锐,甚至于将“不宜”的对象从原来仅仅是学生扩大到包括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家在内更大的群体。 5若干结论与分析 结合上述讨论,在这里,我们可以初步地得出如下的结论与分析。 1,在国内和国外,建构主义(建构论)都是在教育研究领域中被讨论的热门话题。 2,建构主义实际上包括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理论。 3,教育界对建构主义的讨论中,国内和国内的情况有所不同。国内教育研究者主要集中关注的是认知心理学类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及将这种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应用于各种具体的教学方法,而将另外一类来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并影响到科学史的社会建构论几乎完全忽视。比较之下,国外关于建构主义与教育之关系的研究中,则对于后一类社会建构论也有相当的关注。 4,就与基础科学教育的关系来说,第一类认知心理学类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主要与教师教授和学生学习已被设定要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知识的过程相关;而第二类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相应的科学史研究的社会建构论,则与对要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知识的性质的认识和理解相关,它密切地关系到教学内容的设置和对所设置的内容在更深层次上的理解。 5,在国际上,社会建构论已经成为在对科学的人文研究各个领域中颇具影响的主流观点之一,但对之也存在有广泛的争议。相应地,对于它在基础科学教学中的体现,也是一个很有争议但却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6,国内教育研究界对社会建构的忽视,也与国内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之普及的欠缺有关,众多的教育研究者并不了解这种在国际上渐成主流的在科学观上的变化与研究进展。与此同时,虽然近来国内的基础教育改革已经在强调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内容的引入,但传统的科学观仍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传统中强调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唯物主义仍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也在相当的程度上,使广大的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难以接受社会建构论的许多见解。 7,尽管有上述的困难与问题,但包括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以及在这些领域中体现出来的建构主义思想在内的STS,仍是在基础科学教育改革中需要注意的内容,问题只是应该深入研究怎样以适当的方式来引进和吸收它们,并使之成为理想的基础科学教育不过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基础科学论文:音乐基础科学研究的新成果 翻开中国、印度、阿拉伯或欧洲的音乐历史典籍,我们发现乐律学在其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从赫尔姆霍尔茨的《音感觉论》到王光祈的《东西乐制之研究》,近代西方和中国的音乐学也都肇始于所谓的音体系(Tonsystem)研究。可见这门以音乐构成的最基本单位――音程为探索对象的学科在古今中外的学术中都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可是当今绝大多数学习音乐的人却把律学视为畏途,认为它太抽象,数学运算太复杂、太困难了。殊不知当我们从事音乐活动之始实际上就已经与音律打交道了。当然在一般情况下律学所探讨的音程关系凭听觉也是能够“自在地”训练和把握的,但是作为一门“自为”科学的音乐学,如果没有一定的律学基础,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就将会受到很大的局限。 今年4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李玫博士的专著《东西方乐律学研究及发展历程》是这门多年来被音乐学界冷落的学科值得关注的新成果,它也是作者从硕士到博士学术上节节提升、多年耕耘结出的硕果。该书的上编“研究方法”以精练的、相对易懂的语言(约占全书1/8的篇幅)阐明了理论律学的一般原理,论述了乐音和音程的物理属性与数理规定性的相互关系,使具备高中数学、物理程度的音乐学子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掌握这门让许多人望而生畏的学科的基本知识。这一部分的阐释在继承缪天瑞先生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充实了赵宋光先生及作者的新探索成果和新提出的概念,例如“相对波长”、“跃迁算子”、“跃迁值”等。她还提供了运用这些新方法进行运算的实例,使读者可以将它们与传统的运算两相对照,明确彼此间的联系。作者在讲述一般理论的同时,也兼顾介绍了从古代各主要文化以长度比值、近代以频率比值、现代以周期比值来解释律学原理从宏观到微观的发展历程。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用三四万的文字把这门看似深奥的学科的基本原理向读者做了简明而清晰的交待,大大地拉近了律学与一般音乐学研究者和学习者的距离,也为未来在音乐院校开设相关的课程做了学术上的铺垫。 该书的下编“律学研究历史的发展与回顾”是这部著作的重心,也是其创新性和主要价值之所在。作者在第一、二章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律学实践与理论发展的沿革,让读者一目了然地了解从《管子・地员篇》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到朱载址⒚鞯摹靶路密律”这一不断深化的历史脉络,在第七章还总结了20世纪中国乐律研究新成果。同时下编还分别列举了除中国以外其他三大文明发源地印度、阿拉伯-波斯(古埃及和古两河流域)和欧洲不同时期的律学理论和运算原理,例如古印度的“22斯鲁蒂”理论、对维纳琴弦长进行分割的掐断率,古代阿拉伯世界的扎尔扎尔“中指”、乌德琴定弦法、萨菲丁的不平均十七律,欧洲拉莫斯和扎里诺的纯律理论、斯台文和梅尔桑对十二平均律的研究等,用丰富的实例证明了民族音乐学的创始人之一埃利斯在《论诸民族的音阶》中所得出的结论:“在全世界不是只有一种音阶,或只有一种自然的音阶,或必须以赫尔姆霍尔茨极为巧妙地设立在音响学上的构成原则的那样一种音阶,而是有着非常多的和各式各样的不同音阶。其中有些是极其人为的,甚至还存在着很随意地发音的音阶。”①此外作者还介绍了近代物理学和数学的新成果对律学发展的推动,也为后学指出了今后如何借鉴现代科技深化这一领域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 李玫博士的这部著作在强调数学和物理学对乐律研究的基础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人类丰富的乐器制作与演奏实践在推动认识乐律的规律的重要意义。例如作者十分重视中国琴律、笛律学的研究成果,特地介绍了印度拉玛马特亚以维纳琴作为实践物改造律制的过程、阿拉伯乌德琴的定弦法、乌德演奏时中指指位的变迁和扎尔扎尔中指指位的确立对阿拉伯律制形成的特殊作用。基于演奏演唱的实践和人类的审美听觉,作者特别尖锐批评了当今乐理知识讲授中把十二平均律作为世界通行的金科玉律,而对它违反自然规律的本质缺陷视而不见的现状,以充分的论据打破了多年以来国内外专业音乐教育对十二平均律的迷信。这对开拓和丰富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视野是十分有益的。 按照书名这本著作的研究对象应为“东西方乐律学”,但是在其中我们只看到对四大文明发源地律制的论述,而对于一些很有特点、民族音乐学家历来十分关注的其他特殊律制,例如泰国的七平均律、印度尼西亚的九平均律却没几乎有涉及,更没有从学理上加以解释,这让我们这些世界音乐后学者不能不感到有些遗憾。尽管如此,我们已经可以从李玫老师的这部书中获得了许多的启示和教益。 正如赵宋光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的:乐律学“曾以不可抗拒的规律性多源萌生存活,还将以不可磨灭的勃勃生机发育壮大,而且还将以自己抽枝放苞的强劲生命力注入未来的人类,煞住百年颓势。”我们有理由相信正在振兴的中华民族这个文化群体“有能力在21世纪引领人类音乐文化走出那‘法老称霸的疆土’”。② ①埃利斯《论诸民族的音阶》,见《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张伯瑜编译)第298页,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7月。 ②赵宋光“序言”,见李玫《东西方乐律学研究及发展历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7月。 林冰清 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讲师(责任编辑金兆钧) 基础科学论文:注重基础科学 促进应用技术创新 我阅读《环球飞行》已有多年历史,每次翻阅这本杂志总会获得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可能是由于涉及自己工作领域的缘故,我注意到《环球飞行》近年来发生的明显变化,尤其是《环球飞行》搭建了“科技前沿”专刊这一学术交流平台,这对于引领人们注重基础科学、促进应用技术创新具有深远意义。 科技前沿工作主要是从宏观、微观等多层面探索物质世界的本质、变化及其内在联系,建立起符合大自然规律的基础科学理论,进而创造出适合人类社会进步所需的种种应用技术。没有基础科学的支撑,就不会有真正的应用技术创新。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在应用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国人生活水平也普遍有了较大提高,但在基础科学领域对人类的建树,相对于科技发达国家我们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基础科研长期得不到真正重视,对科技事物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存在误区,急于求成,只看结果而不关心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形成技术的过程,各种所谓“模仿式创新”、“解决有无重于创造”的状况影响到对基础科技的投入。于是,当我们的社会进入到必须由制造向创造转型的历史阶段时,这种重技术、轻科学和“拿来主义”所导致的恶果,就会陆续浮现出来,表现为在应用技术上我们似乎不断缩短了与科技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实质则是我们的创造力可能会越来越落后于时代。 基础科研是应用技术创新的前导,从目前太阳能飞行器研制状况可见一斑。人类研制太阳能飞行器已有数十年历史,太阳能飞行器结构与布局也陆续出现了许多新方式,但受制于现有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瓶颈,太阳能飞行器难有突破性发展。太阳能飞行器能否实用,关键在于有否创新方法来提高近地空间单位面积太阳能的收集和转化利用效率,这就需要对阳光、太阳能和其他光现象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纵看人类了解光本质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过去和现在所采用的方法存在局限性。例如,尽管经过了数百年的反复论辩,人类对光本质仍然只有“共识”而没能得出充分证据,对光的理解还停留在基于假设的数理逻辑推理阶段,并长期陷入将光的波粒二象性当成光本质的误区,导致人类对光的认识难有根本进步。仅用数理逻辑方法来推定微观环境下物质的状况显然是不够的,在受认识与条件所限,因“测不准”而对微观世界用数理逻辑方法推测出种种“不确定性”的现阶段,即使“科学的主要目的是以最少数的假设,用合理的逻辑来解释最广泛的实验结果”已成为基础科学领域的主流共识,我们仍然不能因一些理论学说对光的描述得到学界广泛认同,而放弃对事物真相的继续探索。如果我们要继续深究光的本质,就必须寻求新的方法来接近和揭示事物真相,而不能停留在数理逻辑推理的局限上和人们的自由想象之中。 在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创造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尽管人类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往返火星,但在20余千米到100千米空气稀薄的临近空间高度,现有航空航天技术都显得无能为力。以火箭为推力的航空器还能勉强发射到这个空域作一个来回,航天器也只能往返“路过”而无法停留。高空气球倒是能够到达这个空域的中下层,但气球只能随风飘荡、浮沉而难于操纵。能否创造出有实用意义的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是能否有效弥合空天一体化作业缝隙的关键点,对人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人们曾提出过无数构想来试图解决这个世纪难题,平流层飞艇便是其中最有希望的典型代表。然而人类在平流层飞艇领域已经探索研究了近50年,世界上至今仍没有成功先例。一些科技发达国家所研制的、能够升到10余千米的“平流层飞艇”,实质上都仍是不能有效操纵、需要放气后才能伞降回收的飞艇状气球。现有科技能力显然已难解决创造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必须从头再来,由基础科研入手创建新的科学理论和创造出新的技术方法,如此才有可能让人类的平流层飞艇之梦成为现实。 航空航天科技的发展和工业水平的提高不仅让人类实现了自由翱翔的愿望,甚至将来移居到外星球也都有了可能。这一切,得益于前人为我们建立的基础和每一代人的开拓创新。在享受前人发现与发明来丰富现代生活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思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问题。 基础科学论文:以实践为基础科学分析社会矛盾 摘 要:自2013年初我国大部分地区遭遇雾霾气象灾害,河北地区更是列为“重霾”地区,对于雾霾天气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为此河北地方政府作出了各项治霾决策,河北地区针对该问题是如何以实践为基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处理相关社会矛盾的,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展开相关研究。 关键词:实践;发展;矛盾 一、导言 马克思曾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在社会生活中处处充满着各种矛盾,大部分都是利益矛盾,而矛盾又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目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但是当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发展产生矛盾时又该如何处理,追求经济利益、追求物质发展的理论在实践的检验下应该适时做出调整。河北地区在追求经济利益发展工业化的实践下基础下,生态环境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对此需要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分析方法来寻求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的平衡点。 二、发现问题,雾霾重袭河北地区 自2013年初以来,我国发生大范围持续雾霾天气,受影响面积约为14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重霾面积约为81万平方公里,包括华北平原、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区,主要集中在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辽宁等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20个城市发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受影响人口约6亿人,当然这些数据与日俱增。 “雾霾”严格意义上来说是“雾”与“霾”两个不同的概念,雾是一种气溶胶系统由微小水滴或冰晶组成,大量悬浮于近地面空气中,雾和霾同样会降低空气透明度使能见度恶化,但是雾主要是由空气中的水汽凝结升华而成,而霾则是由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等组成,这些污染性的有毒颗粒物与雾气结合在一起让空气瞬间变成灰蒙蒙的毒气,将阴霾天气与雾并为灾害性天气现象统称为“雾霾天气”。 三、分析问题,河北重霾灾害成因 对于“雾霾”究其原因概括为两点,一是有利于雾霾形成的气象条件,二是造成雾霾气象灾害的罪魁祸首也就是人为因素。之所以河北地区成为重霾之地,是由于该地区地势平坦,经济发展迅速,为追求经济利益,大片植被被砍伐开垦成农田,农田又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在这些改变的大环境和大气候的交互作用下河北省环境状况持续恶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荒漠化危害的面积大,2008年相关数据显示,河北省荒漠化土地面积272万hm2,占国土面积的14.5%;在全省138个县(市)中,有114个县(市)不同程度存在沙化现象。二是荒漠化面积增加的速度快,河北省土地荒漠化的面积已由建国时的122.6万hm2猛增到2000年的272.0万hm2,50年间增加了1.22倍。三是地类复杂、沙源丰富河北省是全国地类最复杂的省份,有高原、山区、平原和滨海。复杂的地类,除了带来迷人的景观,也存在发生荒漠化的潜在危险。 “两高”产业集中也是河北能够产生十大污染城市的原因。像钢铁、建材、石化等都是河北省的主要产业,这些产业大量排放出煤烟、颗粒物环绕河北地区上空,北方地区冬天几乎全民燃煤取暖,普通家庭一冬天就要烧掉将近两吨煤,一些家庭还使用燃煤炉做饭,单这一项一个冬天家庭日常使用燃料所释放的颗粒和废气也不得不引起重视。 可见河北地区成为重霾之地的根本原因是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和个人利益,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不断的发展工业,生产建设,河北地区的经济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趋改善。在尝到了经济利益带来的好处后,忽视了经济发展这把双刃剑也会带来伤害。 四、解决问题,河北狠抓生态建设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这是总揽国内外大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部署,更是当前应对雾霾气象灾害的必要保障与措施。经过多年的发展经验和如今的环境污染教训河北地区人民更加深切的体会到协调生态需要与经济发展需要的关系的重要性。经济发展和生态需要二者都既是现实需要也是长远需要,二者必须相结合相融合,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发展经济维护生态建设,然而个人认为当前情况下生态环境建设应该先于经济建设考虑,因为当前不仅是河北地区甚至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破坏问题。 河北地区为治理污浊的雾霾天气各级政府制定了各项政策,首先针对燃煤方面进行了一批煤改气工程,拆除了一大批小锅炉、茶炉、炉窑等,大部分居民小区的地暖和水暖都改造成气暖,新建的小区一律采用集体气暖供应。同时还要求完成除尘设施升级改造火电燃煤机组14台,共涉及19家36台燃煤机组的除尘设施改造。 作为全国钢铁产能最大的省份,河北今后5年内将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力度,全力防治大气污染。河北提出了5年内削减钢铁产能6000万吨的目标。着眼于削减产能、控制污染,河北在最新出台的《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中提出,到2017年,全省“减钢”6000万吨的目标,煤炭消费量比2012年净削减4000万吨。 治霾力度的加大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即民生压力和自身发展压力。就单从在线监测系统一项来说就耗费上千万元的建造费以及后期昂贵的维护成本,这让许多企业吃不消。庆幸的是压力也可以转为机遇,中央首次如此具体频繁的关注河北经济结构转型,也表示河北要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河北发展经济的主攻方向,做大做强做优先进制造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河北五年内削减煤,压减钢,任务极其艰巨,也是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河北应该胸怀全局,通过消化、转移、整合、淘汰等方式,打好调整经济结构、化解产能过剩这场攻坚战。因此如何在雾霾这把双刃剑下抓住机遇,也是河北地区需要思考和把握的。 五、小结 作为决策者要有科学的预见能力,对未来的预测、关注和把握需要从系统整体出发。“从这个系统的整体最优出发,既要考虑到组成这个整体的一切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还要考虑到这个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采用各种分析工具和方法,对系统整体与要素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在决策过程中不断调整、修正决策目标的偏差,达到整体最优。”对于河北省的相关建设发展出现的偏差,就是由于对整体把握的不足,没有权衡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 生态建设不仅是政府的职责更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责任只有全民努力才能真正有效快速的抗击雾霾,还我们碧水蓝天。因此为了提高民众的认识要加强宣传,普及生态意识,倡导生态价值观,使公众的观念转变过来,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让公众有自觉的生态文明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到低碳环保,绿色生活,也是我们作为普通民众的义务,河北地区发起全民抗霾活动,“五公里内不开车”“放下汽车,骑上单车”等生活理念,大力传播,希望更多的民众都加入进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基础科学论文:科技场馆针对不同人群开展的基础科学展品讲解 摘 要 科技场馆作为校外科学教育机构,主要是通过展览教育形式来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科技场馆的科学教育工作要取得成效,与辅导员的讲解质量关系密切。同时科技场馆是公众教育场所,因此区别对待参观群体开展展品讲解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论述辅导员如何针对不同参观群体开展讲解来实现科技场馆的科学教育功能。 关键词 科技场馆;展品;讲解 科技场馆的常设展厅一般都会展出一些演示科学原理、定律的基础科学类互动展品。这些展品通常是按一个主题或学科进行归类摆放布展,本文探讨的是单件展品的讲解也不是展品组合的讲解。 这些展品是立体的科学教材,观众在参观时能参与进来,他们推拉、吹吼,但是否会让他们去研究一些问题呢,又或者是有何收获呢?这就无从得知。科技场馆作为一个非正规科学教育场所,尽可能发挥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显得尤为重要,这是科技场馆的展品与游乐场的游乐设备之间的区别。科技辅导员针对展品的讲解及与观众之间的交流是发挥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的主要方式。不同年龄观众的认知阶段和兴趣点不一样,因此讲解起到的教育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辅导员在作展品讲解时,没有根据不同人群作出不同的讲解与交流,那么就很可能成为一次失败的讲解。本文主要探讨的是针对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群体的讲解,不涉及混合群体的讲解。严格来说,这三个群体还是可以细分的,但由于科技场馆不同于学校,辅导员难以准确判断观众的准确年龄,只能作一个大概判断和大概分类。 1 辅导员针对小学生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小学生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他们的科学兴趣与增加他们的科学经验。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创设情景,增加趣味性,通俗化。 小学生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按皮亚杰的观点,小学生群体的认知阶段基本上是属于具体运算阶段。在这一阶段,他们形成了初步的运算结构,出现了逻辑思维。但思维还直接与具体事物相联系,离不开具体经验,还缺乏概括的能力,抽象推理尚未发展,不能进行命题运算。 2)他们对周围事物有强烈好奇心,并渴望对这些事物寻求解释,已经形成了关于周围世界许多方面的 概念。 3)他们通过在校的科学课学习,开始对科学现象有所理解。 4)他们喜欢玩。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通过创设他们喜欢的情景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引导他们仔细观察展品呈现的过程与现象。辅导员可通过讲故事、展品拟人化、虚构事件、探讨他们感兴趣的话题等各种方法来创设情景。在情景中启发他们对展品现象的思考与交流。这样有利于增加讲解的趣味性。 2)辅导员针对这类群体的讲解语言要生动有趣、通俗化。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宁可讲解时出现论述不严谨、不全面,甚至出现错误。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名词、概括性抽象词语、公式。否则,对小学生来说,讲解已没有任何趣味性可言,根本就谈不上培养他们兴趣,保持进一步学习的动力了。例如,有件展示涡流现象的展品叫“摆动的环”,在讲述时不应该说“导体在磁场中作切割磁感线运动”,他们大部分人还没有导体和磁感线的概念。可以这样通俗化地说“小铝在磁铁旁边跑动”,显然,这样的表述是不严谨、不全面,甚至是错误的,但这样的表述能把事情说得清楚,让人听得明白且容易记忆。通过这件展品的讲解,他们能增加这么一个经验就可以了:铝在磁铁附近运动,会有电产生,电又产生了磁。 3)辅导员讲解过程应引导他们把展品的现象与他们已有的经验进行联系并思考。“科学的”概念常常与人的直觉相反,通过这种联系思考,使得他们的经验得到扩展。 4)讲解尾段,为了保持他们的好奇心,可以引导他们去探究其他展品,也可以引导他们回家做些跟这件展品有关的简单实验。 2 辅导员针对中学生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中学生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引导他们综合运用课本上的知识去分析研究一个系统(展品),从而增进他们分析研究自然事物的能力。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让观众达到专注的快乐。 中学生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按皮亚杰的观点,中学生群体认知阶段基本上属于形式运算阶段。这一阶段,个体形成了完整的认知结构系统,能进行形式命题思维,智力发展趋于成熟。 2)不同年级的学生由于学习的科学类科目结构内容不一样,因此掌握的科学概念与知识的程度不一样,运用科学方法与实验方法的能力也不一样。 3)他们比儿时积累了更多的生活经验,在校学习也积累了很多知识,能够对周围事物作出解释。 4)最新脑科学研究表明,他们这个阶段,脑会发生重大变化。这阶段是提高人的科学素质关键阶段。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很多展品展示的科学原理、定律,如果他们已经在课本上学习了。只要他们看了展品的说明牌,那么这件展品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立体的教材或示范性的实验,看不到虚假的线索、幻想的破灭和失败。因此,辅导员如果把讲解的重点还是放在讲述这件展品展示的科学原理、定律,那么估计难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也难以引起他们专注去思考。 2)辅导员讲解时,可以考虑把展品作为一个系统,引导他们把展品看成一个系统,综合运用他们学过的知识,补充他们没有学过的知识,和他们一起交流与讨论。通过这种较为深度的分析研究,引起他们专注地探究和分析,增进他们运用科学方法的能力。例如,展示涡流现象的展品“摆动的环”,辅导员和他们一起操作和观察后,引导他们分析展品的构造。展品主要构成:架子、带有铝圆片的单摆、磁体。这件展品是展示带铝片单摆在磁体旁运动的情形,因此可以把它按时间来分割,分析和研究一个运动周期。在整个分析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单摆周期运动、磁体特性、能量守恒、能量转换、电磁感应、楞次定律等知识。通过这样的讲解与交流,除了加深他们对已学知识的理解,增进他们没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领悟一些科学方法。 3)很多展品都趋向于掩盖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针对中学生的讲解与交流,可以适当增加一些这方面的介绍。 3 辅导员针对成年人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成年人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和他们一起重温学生年代课本上的知识并了解这些知识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应用。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让观众重拾在校时的心态和感受。 成年人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智力发展已成熟。 2)已经接受了较长时间的正规教育,如果不是从事专业工作,在校学到的很多知识已逐渐模糊,但没有消失。 3)积累了相当多的生活经验。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辅导员和观众一起回忆在校时学过的知识。 2)重点讲解展品展示的原理、定律在生活中的应用。例如上面所述的展示涡流现象的“摆动的环”时,可以介绍涡流制动、电磁炉、变压器为何要尽量减少涡流电流。 展品讲解方式多种多样,辅导员也应有各自讲解特色。一次成功的展品讲解就包括以下几个因素:1)这次讲解的教育目的是什么?2)分析观众特点再讲解。3)能否使观众心情愉悦。 基础科学论文: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历史演变 [摘 要]从军事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分析,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历经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即古代时期两者各自独立发展,近代时期彼此相互联系,现代时期的高度融合。关注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探讨,对我国依托基础科学推动军事技术创新,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基础科学;军事技术创新;历史演变 从军事技术发展史来看,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经历了独立发展、相互联系和高度融合的三个历史阶段,随着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日趋加强和军事技术体系错综复杂,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将更加密切。 1、古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初级阶段 在火药应用于军事之前,高频率的战争次数导致冷兵器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但这一时期的基础科学并不发达,军事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的经验积累和不断摸索。 就冷兵器的材质而言,冷兵器可分为木兵器、竹兵器、石兵器、陶兵器、青铜兵器和铁兵器,在这演变的过程中,冶炼技术起着主导作用。在冶炼技术出现之前,人们的武器一般都就地取材,使用木质或者石头打磨的工具,而金属铜的出现并有目的的应用战争则使武器装备有了质的飞跃。大约公约前1万年,石器时代的人们开始认识并使用铜,通过不断地艰难摸索,掌握了通过制造高温热源和去除杂质的冶炼技术。这一时期,化学等基础科学的知识根本没有系统的出现,武器装备材质的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不断的摸索实验,“最初控制燃烧温度的知识被看做一股神秘的力量,随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那些不过是知识和技术的应用而已。几乎可以肯定,同样是靠着运气和反复试验、反复失败,金属制造最终获得了飞跃式发展。”[1] 冷兵器性能优劣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制造工艺的高低,这取决于工匠技术的经验积累和技术的熟练程度。最初,工匠通过模仿自然界的实物形状来制造兵器,并不需要科学知识的指导,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人最初的认识是从模仿中得来的”[2],模仿在武器装备的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戈的形状丰本锐末而微曲,如同鹰嘴兽角,用以钩挽和啄刺敌人”[3]。通过模仿,工匠们可以制造出各式各样的冷兵器,而且由于工匠们的经验技术的不同,同等质料的兵器在性能上也会大相径庭。1965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虽埋藏地下2300多年,仍然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在《吴越春秋》中也有干将莫邪铸剑的记载:“干将,吴人;莫邪,干将之妻也。干将作剑,莫邪断发断指爪投入炉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可见,古代工匠的铸造工艺决定了武器性能的优劣。在基础科学尚未系统出现的古代冷兵器时期,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较弱,工匠的经验技术水平对武器装备的创新起到了主导作用。 2、近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中级阶段 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实验材料和逻辑推理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指导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探索事物的发展规律,数学、化学、物理学等基础学科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理论、新知识,这些基础科学的突破往往带来军事技术创新。 在近代科学形成之前,火药就已经被认识和使用,最早关于火药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8~9世纪,当时的炼丹家已经知道炭、硫、硝三种混合物的性质,并在宋代第一次运用于军事的记载。但是直到14世纪末出现的明火枪,也是因为射速慢、射程短和准确性差,没有产生重要的军事影响。从火药的发明到14世纪轻火器的出现,在将近6个多世纪里,火药的性能将一直没有显著地提高,军事效能并不理想,直到15世纪发明了粒状火药后,这种状况稍有改观。然而,真正满足军事需求的高爆炸药的发明,则是近代科学尤其是化学发展的产物。18世纪拉瓦锡氧化学说的提出,开启了化学革命的大门,使人们对物质和物质的变化从定性的朴素认识进入了定量的研究;19世纪初道尔顿的原子论阐明了化学变化的统一理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化学的新发展;19世纪60年代,门捷列夫创立的元素周期表不仅对化学理论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化学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兴起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18世纪到19世纪60年代,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基础化学取得的理论突破使化学工业蓬勃发展,火药由传统的黑火药变为硝化甘油、炸胶、无烟火药苦味酸和梯恩梯等强力炸药,使火药的性能显著提高,满足了枪炮对火药的性能的要求,奠定了现代军事工业的基础。 基础化学的发展为枪炮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炸药,解决了弹药动能和杀伤力的问题,但射击精度的提高还需要外弹道学理论的支持,这离不开数学、物理学等基础科学的发展。1546年,意大利数学家塔塔格里亚出版了《投弹技术》一书,发现了炮身在倾斜45°时射程最远。17世纪时,伽利略在大量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并结合惯性定律等物理学知识,导出弹丸运动的抛物线方程,并且以其为依据写出了关于自由抛射运动的著作,用科学的理论解释了射角为45°射程最远的事实,标志着弹道学的理论初步形成。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牛顿通过介质对运动物体的作用的研究,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四章讨论了外弹道学理论,确立了力学定律和微分学是外弹道学问题的理论基础,成为近代外弹道学奠基人。19世纪战争对枪炮技术的要求逐渐提高,枪炮的准确性、射程和威力要求及高精度的射表是外弹道学必须解决的课题,战争的现实需要极大的刺激了外弹道学的发展,使外弹道学理论出“井喷式”涌出,如西亚切近似法、弹丸运动微分方程的数值积分法等,这些方法的优秀就是微积分理论。微积分在外弹道学中的应用,使外弹道学摆脱了经验判断的局限,以“无限细分”和“无限求和”的微积分思想让运动弹丸的轨迹细分到静止弹丸点的集合。[4]通过研究每一瞬间弹丸的特征来归纳出整个弹丸运动规律,使枪炮技术成为一门以数学为工具的学科。 3、现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高级阶段 进入20世纪后,科学活动日益从个人或少数人的独立研究发展成为大规模、有分工,高度组织化的集体,从“小科学”逐渐发展到“大科学”。在科技体制化逐渐形成的“大科学”发展阶段,武器装备创新往往是涉及学科门类众多、工程技术综合、管理系统复杂、社会影响巨大的大工程项目,如“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和“星球大战”。1942年,美国动员了15万人员,耗费了23亿美元,动用了全国1/3的电力,实施了“曼哈顿工程”,制造了首批原子弹。[5]在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基础科学与武器装备创新的关系比以往任何阶段都要密切,二者相互融合,一方面表现在物理学基础理论的突破是原子弹研制成功的理论源泉,另一方面,在解决研制过程中的困难时,“曼哈顿工程”又极大的发展和丰富了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由传统的以基础科学推动武器创新为主的单向线性推动模式,转变为双向相互推动发展模式。 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了著名的质能方程E=mc?,解释了物质内部能量和质量相互转化的关系,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量子物理学家们积极探索原子内部结构规律,取得了一系列惊人发现,为原子弹的发明提供了理论基础。1919年,卢瑟福利用镭放出的“射线”轰击其他元素,实现了原子核人工嬗变,打开了实现人工核裂变的通道,为人们深入研究核反应,利用核能奠定了基础;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得威克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发现了中子,被当成轰击原子核的理想“炮弹”,人类找到了打开原子核内部的“钥匙”;1938年,居里夫人、费米和哈恩等著名的物理学家,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核裂变理论,为人类开辟一种新的能源。这些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的发现被誉为“通往核时代的三个阶梯。”[6] 正如“曼哈顿工程”的成功依赖于基础科学的突破一样,“曼哈顿工程”也极大的促进了量子物理学的发展,使人们对理论物理学的认识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使量子物理学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带头学科。“曼哈顿工程”集中了当时大量的顶尖物理学家,为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他们有时在国际会议上碰头,交换意见,有时在声望卓著的科学刊物上,介绍新发现。一大批这方面的科学家会聚在阿拉莫国家实验室,形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思想库”,7这些物理学家们在阿拉莫实验室进行问题探讨,学术交流,将观众的焦点集中到共同的目标,极大地推动了量子物理学在短期内的迅速发展。在研制的过程中,有政府出资建立的先进实验室,也为基础科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硬件设施。此外,从“曼哈顿工程”中总结出来的“大科学”管理模式,被成功地应用与其他基础科学项目的管理,间接地推动了其他基础科学的突破与发展,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高度融合。 基础科学论文:紧密结合中医临床,积极开展基础科学研究 “证”是机体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反应状态。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已被视为实现中医药规范化,客观化乃至科学化的重要环节。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刘建勋研究员首先提出了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拟临床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其研究团队以冠心病作为切入点,采用多因素、多靶点的方法干预模型动物的生理过程,建立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利用模型动物的特点和优势,深入分析疾病证候的现代机制和生物学特征,进行治疗相关病证中药新药的研究与评价。相关研究成果在本刊连续5期相继发表系列研究论文,得到了广泛的反响。以下是中医药学不同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分别表述个人观点: 王庆国(教育部“证候与方剂基础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市“证候与方剂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会长):中医疾病病机演化规律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它随着外界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对传统中医病机的认识逐渐向微观化方向发展;同时对病机的病理生理机制研究在微观上、深层次上认识机体生物活动特点,更加准确的揭示病机演化的本质,促进达到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统一。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3期发表的“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痰、毒、瘀”病机演变规律的实验研究”一文中,作者首先采用模拟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将高脂饮食与冠状动脉血管内皮损伤二者有机的结合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并进行病机规律的分析以指导临床诊疗。通过对血脂代谢、炎症反应、血液功能动态变化的分析提示,单纯的痰证、瘀证或毒证都不足概括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病机的发展规律。可以认为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的病机发展规律在于“由痰致毒、致瘀,痰毒瘀三者互结,损伤心脉,气血运行不畅,发为心痛”。扩展了中医胸痹的病机认识。此研究采用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从微观角度分析冠心病病理机制,并结合对中医传统致病因素的认识,提出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痰-毒-瘀”的病机演变规律,其思路和方法都值得借鉴。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所研究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病理生理及客观检查指标的变化应与临床相关病证密切相关,否则对病机的微观分析将毫无意义和价值。 史大卓(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转化或转换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是近年来国际医学健康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的学科,即从实验室到病床(bench to bedside),再从病床到实验室(bedside to bench),实现“基础-临床”循环往复的研究模式,简称为“B-to-B”。B-to-B模式不仅应用于疾病的诊断与机制研究中,同样也运用于新药研发过程。在转化医学过程中要求基础实验动物模型是有多个方面与临床相关疾病相似的病理改变,相似度越高则由实验室转化临床的效率就越高。因此,对实验动物模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第3,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功能的改善作用”,“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肌组织的保护作用”2篇论文,实验不仅采用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作为致病因素,并且在模型评价过程中以临床冠心病诊断的方法为中心,通过心肌酶谱、心脏超声、无创血流动力学分析观察实验动物冠心病心脏结构和功能的改变。这不仅为冠心病的临床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实验载体,同时也使中药新药临床前评价的数据和结论更有临床参考价值,缩小实验研究向临床转化的距离。因此模拟临床的动物实验研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在中医药领域。此研究所建立的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也值得推广和广泛应用。 吕爱平(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讲座教授):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医学对疾病诊断和处理的特点。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和中医临床实践的深入,如何将疾病证候的变化特征以更客观的现代医学实验室指标来阐述,还需要大量细致的工作。但是在基础实验研究中,通过建立与临床相关疾病证候相似的动物模型,并以病证结合动物模型为研究对象,分析证候发展过程中客观实验室指标的改变将有助于证候本质的认识,辨证与辨病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结合;同时也进一步提高基于证候分类的疾病治疗疗效。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中医证候评分的影响”一文中,实验的设计和思路比较新颖、独特,实验采用模型临床四诊辨证的方法并结合现代医学对中医致病因素的认识,从体重指数、脂质代谢、血液流变学,心功能和心电图改变等对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进行证候评价,并建立证候诊断标准,基本符合中医痰瘀互结证的特点。因此以临床病证特点为参照,根据实验动物病理、生理情况,将临床病证的表现通过适当的转变以应用于动物模型中进行评价,将有助于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发展。因此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的建立促进此方面的研究,而该模型的建立和发展同时也进一步促进疾病过程中证候变化本质的研究。 孙晓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将来的临床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而病证结合进行中药临床前有效性评价的方式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接纳。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建立要求具备现代医学病理学模型和中医证侯学模型两方面的特点。但是由于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目前存在的诸多不足导致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多采用西医疾病,或者单纯中医证侯的模式进行。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2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血液流变性及血脂的改善作用”和“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炎症反应的影响”2篇论著中,则克服了以上中医模型不足和缺陷,值得推荐。通过高脂饲料喂养和冠状动脉血管内壁球囊损伤双因素的刺激方法,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用于中药新药的临床前评价。在评价方法中,一方面围绕与中医证候相关的因素如血脂代谢的异常、血液流变学的异常等进行评价。另一方面以冠心病病理过程为中心,评价中药复方干预对心肌缺血过程的影响。通过以上两部分的密切结合,可以全面的分析中药复方的作用特点。同时也与当前中医临床辨证与辨病结合的发展一致,更加密切联系临床。不失为一项高起点、高标准的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研究工作。 基础科学论文:浅议新科技革命与基础科学人才教育发展问题 摘 要:当今世界正酝酿着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战略,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变革结合起来。发展科技依靠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教育担负着更加繁重的任务。当前教育要为人才辈出打下坚实基础,特别要关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教育问题,避免青年才俊因贫困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关键词:新科技革命 基础科学人才 教育 一、20世纪科学技术的积累 当今世界之所以会兴起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会长期持续下去。现在世界上有些地区存在动乱和武装冲突,但各个大国之间尚能和平共处,这就能稳定住大局,各国有条件致力于和平发展,为新科技革命创造出一个和平环境。第二,经济危机的压力。2008年由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中印等新兴经济体也受到拖累。至今,经济复苏仍然举步维艰。历史经验证明,当经济危机来临时,会形成一种压力,推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第三,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科学技术越积累越多,能量越来越大,引发一场科技革命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在20世纪前30年,发生了以量子力学、原子科学和相对论为标志的科学革命,同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忙于战争,除军用技术以外,无暇顾及其他用途。这就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二战结束,这些积累和储备的科学技术知识释放出来,引发了一场科技革命,带来了20多年的经济大发展。现在,有几十年未发生科学技术革命,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称之为“科学沉寂的60年。”科学技术的沉寂,标明其正酝酿着一场革命,称之为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 分析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首先要考察其起源。现在都是将科学技术连成一体,而在19世纪以前,科学同技术是分开的,二者有不同的源头。科学起源于人的智力。人从观察自然现象中搜集到信息,用大脑进行分析判断得到知识,知识经过系统化就形成了科学。这一精神生产过程与物质生产过程有相似之处。信息相当于劳动对象(原料),智力相当于劳动工具,科学知识相当于产品。科学起源于人脑(智力),技术则起源于人手(生产经验)。人在生产实践中,经验的积累就形成了技术。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技能技巧)有明显区别,古代技术以实物和人为载体,人不在光有实物也不行,技术随之消失。现代技术除了实物和人作载体以外,还有文字信息作载体,人不在,技术还能延续下来。技术与科学的区别,在载体上,技术有实物作载体,科学则没有实物载体,只有文字信息载体。在18世纪以前,科学和技术是分离的,如牛顿力学受到推崇,但在产生100多年时,尚不能用于生产技术。技术发明依赖生产经验,而并非按照科学原理,最有力的证明是蒸汽机的发明。1712年苏格兰铁匠纽可门制成了单式蒸汽机,这种机器热效率低,耗煤量大,只是在煤矿用。瓦特长期修理纽可门机,积累了经验,在1768年发明了复式蒸汽机,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项技术上的重大发明,全靠经验摸索,并不依靠什么科学原理。在蒸汽机发明和应用了几十年以后,法国物理学家卡诺于1856年从蒸汽机中总结出热力循环规律,称卡诺循环。蒸汽机的发明应用,是技术先于科学和科学技术分离的证明。发电机的创造发明,则是科学先于技术的开端。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于1837年提出了电磁定律,号称法拉第定律,在这项科学定律出现了30年之后,德国西门子公司按照这一科学定律,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电机的发明和电力的应用,是科学先于技术的证明,也是科学与技术结为一体的证明。进入20世纪,科学与技术更加紧密地结为一体,任何一项重大技术发明,都是遵照已有科学原理,再也没有全靠经验的技术发明了。同时,科学的发现和发展,也更加依赖于技术的支撑。以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例,当年居里夫人发现镭的放射性,揭示了原子核内部有能量释放出来。1916年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从理论上证明了原子核内部蕴含有巨大能量。这些科学发现只是证明了原子核内部有巨大能量,如何证明原子核内部有能量特别是如何利用原子能,就依赖于技术发明。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与1938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原子反应堆,是在原子能科学的指导下进行的,他证明了以前关于原子能的推论,并推动了原子科学的发展,由此产生了一门名为核物理学的新学科。原子能的利用,又产生了一大批新学科。由此可见,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并在实际中应用,会派生出一些新学科。两门以上科学结合会产生一门新学科,如分子物理学与生物学相结合形成了一门名为分子生物学的新科学和遗传工程新技术。还有从老科学中也能派生出新科学,如热力学是19世纪就有的老科学,在20世纪70年代,普里高津从研究热力学中开创了名为耗散结构论的新论说,又派生出专门研究模糊(不确定)现象的模糊数学。由科学与技术相互渗透与结合,不断分化与综合出新学科,使得科学技术滚雪球式的增多,到20世纪末,人类进入了知识爆炸时代。 科学技术能够以信息文字为载体永远存在下去,如两千多年来造的船,都是遵循阿基米德原理(浮沉原理),船早已消失,而阿基米德原理永存。科学技术还永不过时,永不减少。如18世纪发明的蒸汽机,到20世纪70年代已停用,从蒸汽机中总结出的热力学理论并未过时停用,至今仍在用,并由此衍生出耗散结构理论。200年来造出多少台蒸汽机没有统计,但总是用一台少一台,而热力学用的人再多,也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多,如20世纪首年(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就是从热力辐射中发现了量子,并由此开创了量子力学。20世纪初,出现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力学,号称物理学革命,这里讲的革命(Revolution)指重大变革,并非是否定了牛顿力学。实际上牛顿力学并未过时,仍然适用。而科学革命只是揭示了其适用范围:量子力学指明,牛顿力学在宏观物理世界适用,不适用于微观物理世界;相对论力学指明,牛顿力学对静止和低速运动物体适用,对高速运动(指接近光速)物体不适用。其实,任何科学都有其适用范围,举个简单例子,欧几里得几何学产生了两千多年,也用了两千多年,到19世纪末,俄国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创立了一套几何学,同欧氏几何大为不同,乃至相反,号称非欧几何学。如欧氏几何有条定理是: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180度;非欧几何证明三角形三内角之和小于180度。德国数学家高斯还在阿尔卑斯山设立了足够大的三角形,测量结果是等于180度,并宣称,在地球范围内,欧氏几何是完全正确的。直到20世纪中期,有了射电天文学技术,测量结果证明,在大于5光年的世界,即是远大于太阳系,三角形三内角之和方才小于180度。充分证明,欧氏几何定理在地球范围内是完全适用的。至此可以发现,科学技术以信息文字为载体,成为人类精神的遗传基因,只生不灭,越积累越多,而且科学知识的增多,会产生连锁反应,进一步的增多,使得科学技术加速发展,越走越快。恩格斯把科学的发展比作人口的增长,指出:“人口的增长同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而科学的发展同前一代人遗留下的知识量成正比,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是按几何级学增长的。”由于人的科学知识积累越多,这就形成了一座庞大的精神资源,并在不停的膨胀,且越用越多,而地球上的物质资源则越用越少,这就会陷入物质资源匮乏的困境。随着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进展,这一困境将会越陷越深,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就是发挥精神资源的优势,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时代在呼唤科学技术革命,当前,科学技术积累已相当深厚,也正酝酿着一场新的革命。 二、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 由于科学知识越积累越多,则学会已有的知识所需要的时间即受教育的时间就越来越长。同时,现代从事各种产业的工作,都需要掌握科学知识。同时,当今世界,科学知识变革很快,不断地出现新知识、新技术,要求人不断地学习掌握。古代近代社会,没有文化知识,照样可以种地、作手艺乃至打仗,现代就不行了。这样一来,教育就关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乃至国家民族的盛衰。在世界面临新科技革命来临时,教育就更加显得突出重要。在学习会上指出:“物质资源必然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才却会越用越多。”又说:“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靠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要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 中国一向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的传统。古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树谷;十年之计,在于树木;百年之计,在于树人。就是说,安排一年的生计,在于种好庄稼;安排十年的生计,在于种好树木;安排好百年的生计,在于教育培养人。可见中国古人已深深了解教育的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当代世界,科教与人才成为决定社会前进的首要因素,教育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远比古代为大,我们更有理由比古人更加重视教育。以往我们常以地大物博自豪,冷静的分析,我国人均占有的土地和矿产资源,在世界上都排在后面。最大的特色是人口众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的素质,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我们更有理由比世界各国更加重视教育。今后国家富强,民族的复兴,这一历史重任都落在教育上,中国的教育事业可说是任重而道远。 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经济落后是无可置疑的。说中国文化落后,颇有疑问。中国属于儒学文化圈,欧美属于基督教文化圈,即人们常说的东西文化。这二者不可比,正同中国的京剧与外国的歌剧、舞剧不可比一样。说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如同说京剧落后于莎士比亚剧一样,是讲不通的。因而不存在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问题。但教育是可比的,如文盲、在校学生、大学生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是可比的,同外国一比较,中国确实明显的落后,因此,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教育落后,而并非是文化落后。 中国的教育落后在满清时已经显示出来。到了19世纪,欧美国家兴办学校,教授自然科学课程,属于近代教育。我国仍然盛行私塾,全教人文科学,属于古代教育。到了20世纪初,才开始向近代教育迈进。 教育对各个领域都发生深层次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些是看不到的,但确是巨大而深远的。如许多地区,有丰富的资源,却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利用,依然处于贫困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有眼光、有创业能力的人才。想反,有了人才,就要资金有资金,要技术有技术,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样的外部环境与条件,只是由于管理人员的素质不同,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机关,竞争会有不同的结局。少年、儿童的成长和社会风气的好坏,极大地同家庭环境、幼儿园、学校和各种社会组织的熏陶有关,归结起来,还是人的教育问题。 从20世纪初中国才开始有了近代教育,比欧美国家落后了一个世纪。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急起直追,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三、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和运行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教育则是百年大计,着眼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和市场经济的目标存在差异。由于市场经济的原则是追求经济效益,因此,教育部门培养的实用人才,如会计、销售、法律、公关以及各部门应用技术的人才,很容易为市场所吸收接纳。对于基础科学的人才,如哲学、历史学等人文科学,理论物理学,理论数学等基础科学,从世俗的市场经济的观点看是效用不大的,不能立即产生经济效益的。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基础科学如同水,各门应用技术如同船,水涨船高,只有基础科学水平提高了,应用技术乃至生产和工作的水平才能提高。基础科学起到基础的作用,没有牢固的基础何以能建起高楼大厦。故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极其重视基础科学人才培养。政府应有远大眼光,不能局限于短期的功利目的,要高瞻远瞩,稳住基础科学学科专业这一头。 基础科学人才是学界的精华,在精而不在多。我国过去高等学校在学科设置上,基础科学偏多而失之于精。特别是文科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专业,每个综合性大学都设置,应用专业则设置的少。近年来,由于市场大潮的冲击,基础科学学科受到巨大冲击,以至于取消或改变专业方向。为今之计,应本着少而精的原则,稳住基础科学系科这一头,选择条件好的院校,设置基础科学专业,培养高精尖人才,为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造就一批学科带头人乃至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 科学界精英人才也是教育应当稳住的一头。特别是要关注底层平民家庭中有天赋、有潜能、有强烈的向上意识的子女的培养教育,使他们有机会、有条件得到更多学习深造的机会。由于这部分子女有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只要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求学条件,极有可能成为科学精英。因此,政府和全社会都要注视科学精英的苗子,对于那些勤奋而有天赋的学生,要在经济上予以大力支持,决不能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使其丧失求学的机会。 基础科学论文:正确认识基础科学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三年来,我国人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工作已经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忘我的劳动和兴奋的心情来迎接行将到来的国家建设的高潮。当我们面临国家建设高潮的时候,我们首先便感到现在我国科学技术干部,无论在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国家建设的要求。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成为当前的急务之一。今年暑假后,又将有几万毕业于中学的青年们走进高等学校学习科学技术,这将为我国将来的建设工作增加一支生力军。 有些青年,对于学习专门技术很重视,但对于进理学院,学习研究基础科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因而兴趣就比较淡薄。有的甚而觉得这可能用处不大,出路不广。这个问题是涉及到对国家建设,对科学的认识的,我们现在就对这个问题作些解释。 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文化建设。我们不能想像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丰裕的经济生活而可以不要健康充实的文化生活内的。在文化建设中,科学研究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由于有了科学的研究,使我们能够发见、掌握了自然规律,从而能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发展国家的生产力,推动了经济建设的进行。同时,由于科学的发达,我们加深了对自然界的认识,增进了控制自然界的知识,也就是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我们就不再是自然的愚味的奴隶而是自然的主人了。所以说“科学,按其本质来说,是精神文化的最重要的成分,它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服务。”(加马利、康士坦丁诺夫: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见学习译丛一九五二年第三号第五十四页)。我们如果把国家建设工作短视为只限于生产的改进与发展,而不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那是不全面不正确的。 再进一步看看,任何近代大规模的生产技术要是没有科学的研究与发明来作基础,那也是不能想像的。所以说“近代大生产是以自觉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为基础的,它要求人们研究物的机械、物理、化学等特性,科学地分析和综合工农业的一切生产实践。”(见前书第四十九页)。难道我们可以想像没有马克司威尔的电波学说便可以有近代的无线电的出现。没有门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律和原子分子的学说而可以有近代高度发展的化学工业,没有居里夫人关于放射元素的研究,也可以有近代原子能工业吗?再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苏联,因为有了巴甫洛夫在生理学上的成就——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于是在医学技术上,今天就有了基本的革新,甚至教育学和畜牧医学在应用上也都因为它的影响而有了新的进展。可见任何一种应用技术的革新没有不是由于科学研究上的发明发现而引起的。理学院中关于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基础科学的学习与研究,对于国家生产技术的发展与提高来说,对于国家全面建设来说,不仅是需要的并且是很为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青年对于投考理学院有顾虑,怕学了没有“用”,没有“出路”呢?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过去由于长期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动阶级的统治,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的。科学工作要是没有社会生产上的需要是不可能发展的。于是从外国移殖过来的一点一滴的科学工作,也由于得不着滋养而日渐成为脱离实践、日渐萎缩的东西了。毕业于理学院的学生和从事于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者们除了教教书外,就根本没有充分的条件,去很好地进行研究,以使自己对于国家、对于人民作出很多贡献;甚至有的由于“用非所学”“用非所长”,就不得不半路改行了。这样就自然造成所谓理学院没有出路的现象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今天我们祖国大地的一切是完全改观了。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没有出路的那种不合理的现象是随着反动统治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在经济建设工作中,要改进发展生产技术,立刻就需要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来指引、推进。而在文化建设工作中也更需要我们有更丰富更正确的控制自然的智识来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在的号召下,我国科学工作者们正在进行思想改造,克服了过去脱离实践的学院式工作作风,使科学工作更能指导工农业生产的实践,这就为我们学习基础科学的青年们准备了又一个更好的条件。 基础科学论文:制度建设为基础科学机制为保证不断提高组织工作的满意度 选人用人关系到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到人心向背,是干部群众和社会对组织工作关切的优秀所在。构建以制度体系为基础、以科学化的工作方式为保障的选人用人机制,是提高组织工作满意度的关键。 必须夯实制度规范这一基础 总书记指出:必须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中。制度是根本,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必须以健全的制度体系为基础。在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中,要准确地把握制度体系的点、线、面要素以及制度所覆盖的基本内容和制度运行的关键环节。 要把握制度体系的优秀点,关键是在制度之中能体现优秀要素选干部。一是思想品德、业务能力、综合素质构成的基本标准。德为先是思想基础,能为上是工作基础,学为重是素质基础。二是实际履历、个人情况、岗位需求构成的条件标准。真正注重实际工作表现,并与个人学识修养、岗位结构搭配相兼顾。三是群众认同、干部认同、上级认同构成的工作标准。能够将群众拥护和组织信任的人选出来。中央对干部选任有总体要求和《干部选任的条例》,需要在实践中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实施办法并加以落实,但必须准确掌握其优秀要素。 要把握制度运行的主要线,关键是在制度之中能体现规范环节选干部。一是制度体系的程序节点之间是连贯的。干部的选任,从群众测评、自荐和推荐、考试答辩、公推或竞聘,到组织考察、纪委反馈、差额票决、公示任用、廉政谈话等,必须保证确定的流程线都要有相应的制度约束。二是制度体系的主线是清晰的。如群众测评有分析,体现科学定性和定量;选任方式要公开,尽可能让大多数群众都能知晓;组织考察应全面,能够真实反映被考察者德、能、勤、绩、廉的情况、担任干部的适合度以及个人特质;会议决策需民主,党委在选任干部中实行差额考察和差额票决制等。 要把握制度覆盖的主要面,关键是在制度中能体现科学机制选干部。一是选人用人的工作机制有不同的层次。在总体要求上,制定既符合中央要求,又体现学校实际的有针对性、适应性的方案;在选拔方式上,采取进一步扩大竞争上岗范围和公开招聘的措施;在选任程序上,规范民主推荐、考评答辩、差额考察、纪委函复、任前公示、票决确定等要求。二是选人用人的机制有较宽的覆盖面。要完善干部在岗的学习培训制度,落实干部试用期、回避、报告事项、廉政谈话制度,落实干部履行职责的常态化考评机制,建立后备干部的培养机制。三是监督的配套机制。严格执行“一报告两评议”,做好干部述职述廉、离任审计等,将4项监督落到实处,并建立纪检、审计、财务等有关部门的联席会商机制,加强干部常态化监督。 只有按照中央要求,并将各个单位具体实施的方法以制度的形式予以确定,才能打牢选人用人的工作基础。 必须坚持正确导向这一根本 做好选人用人工作,要通过制度和机制形成正确导向,匡正选人用人的风气。需要我们思考的是,如何以制度和机制解决“怎样选人,选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选好人既要在制度层面保证选人的要求,也要在实际做法中体现选人的作风。中央提出,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有良好的选人用人风气,从干部角度讲,能够激励干部,让其工作感到舒畅;从群众角度讲,有利于增加群众对组织部门的信任和对干部的支持。在实践中要把握好5点:一是制度和机制要确保选人用人的正确导向,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干部选任原则,通过民主推荐、竞聘上岗、公开选拔、群众参与等方式,扩大选人用人的民主范围,拓宽选人用人的视野,摸得准、看得准、选得准。二是工作方法要确保选人用人的民意基础。让群众知情、参与,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落实到选人用人的实际工作中。加强民意测评,让民意反映干部的德才,让群众评价干部的政绩,将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作为干部履职评价的主要依据,作为选人用人的依据。三是监督体系要确保选人用人的公平公正。领导干部的提名权要有制度,组织、纪委部门要加强经常性沟通,确保投机者选不上以及防止干部带病上岗,严肃处理跑官、要官和拉票贿选行为。四是岗位任职中要体现干部的轮岗交流。干部轮岗交流,反映在高风险岗位规避、多岗位锻炼、干部的合理调整等几个方面。要注意把群众反映好、工作能力强、政治素质硬的干部选拔到重要岗位,也要注意与长期在弱势岗位工作的干部加强交流。五是组织干部自身要行得正。要思想上讲党性、工作上重品行、行为上作表率,深入基层、了解民意,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敢于坚持原则,真实反映情况,勇于抵制不正之风。 干部选任的导向,是群众和干部评价满意度的风向标,只有在选人用人的实际工作中,最大程度地依靠群众,才能风清气正,做到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 必须提高科学水平这一要求 做好选人用人工作,贯彻中央提出的坚持民主、公开、竞争和择优,必须落实在干部选任的整个过程,即做法要反映民主、过程要实现公开、选拔要体现竞争、目标要达到择优。只有延伸和拓展实际工作的每一环节,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民主、公开、竞争和择优,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提高组织干部工作的满意度。 客观地说,干部工作长期以来有一套严谨的工作流程,但在如何听取多数人的意见,避免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以及集中群众的认可度方面,尚需要提高科学水平。坚持民主,就要从初始的人选推荐、拟任干部的遴选到考察听取意见、干部任用的决定等,全面增加群众和干部的参与度,并实行干部选任差额票决制,避免以少数人意见取舍,制衡“一言堂”。坚持公开,就是让更多的群众从一开始就知道,缺什么岗、岗位条件和职责是什么、怎样选人等。对干部选任中的一些环节,要尽量多场合加以公开,可以借用媒体、内部信息渠道和一些现代科技手段,让本单位的大多数干部群众了解组织上选人用人的工作要求、工作步骤和主要信息,并建立畅通的意见反映渠道。坚持竞争,就是形成比较性选人。干部选任实行竞争上岗,实际上是改变了干部的提名权,让可能原本不在视野里的人和更多优秀的人参与。体现竞争,要将岗位公布,鼓励更多的人报名,进行差额考察、差额票决等。坚持择优,就是按照中央要求,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上来,这也是干部选任的最终目的。 基础科学论文: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对文学的利用 个人简介:刘兵,男,1958年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学术委员、兼职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是科学史、科学文化传播、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出版有《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等专著6种,《刘兵自选集》等个人文集7种,《超导史话》等科学史与科学文化普及著作4种,译著7种,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编有《科学大师传记丛书》等多种丛书、教材和读物。 摘 要:本文提出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可适度利用涉及科学问题的文学作品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落实新课标所倡导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一维度的教学目标,并例举分析了几部较有影响力的西方畅销小说,指出其中所涉及的科学问题,以及如何去理解和把握其中的科学理念。 关键词:科学教育;文学作品 在中学的基础科学教育中,为了实现新课标所提出的教学目标,特别是关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维度,可以利用各种辅助性的教学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教学。在这当中,一些在传统教学中不被重视甚至几乎被完全忽视的教学资源,如果恰当地利用起来,也可以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在科学教育中,对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教学,由于以往被强调不够,教师经常会感觉在教学内容和资源等方面有困难。就此来说,一些目前在国内已经出版了中译本的西方畅销小说,因其涉及到与科学有关的话题,而且,更多地反映了一些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对于科学、技术其及本质和与社会之关系的见解,就是一类既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又能满足特定教学要求的素材。倘能适当地在教学中引进、利用这样的素材,完全有可能让学生在愉悦的学习中,掌握一部分相关的知识并进行有益的思考。 这样做的关键,是对适当的文学作品的发现和对其有关科学之理念的理解与把握。在这样的基础上,可能的选择还是很多的。在此,可以例举若干部较有影响的作品作一简要的分析和讨论。 在一些早期的西方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举《美丽新世界》和《1984》这两本书为例。20世纪上半叶,科学在世界上还是突出地以非常正面的形象来传播,科学技术的一些负面的效应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作家非常难能可贵地表现出了先见之明,在其作品中讨论了相关的问题。 《美丽新世界》这本赫胥黎的经典作品,写于上个世纪30年代,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好几个中译本。在那个时候,赫胥黎就已经非常有先见之明地探讨了科学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另一种影响,即生育技术,这样的意识是非常超前的,甚至于我们现在激烈争论的生物技术的问题,在其书中就已经有了类似的影子。他利用当时可以得到科学技术的进展,构想了一个特殊的极权社会,这个社会把科学技术的各种先进手段都运用起来,在对其成员从出生起,就进行着有目的的培养,把人分成不同的阶层,如阿尔法、贝塔、伽玛。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不同的社会结构带来的冲突,作者设想这个社会还保持着文化专制。比方说,对一些传统文化像莎士比亚的戏剧等都是禁书……。在这本书中,就我们这里所关心的话题来说,最关键的是赫胥黎设想中,利用可以想象的科学技术手段来维持这样一个作者显然是对之采取批判态度的社会。作家所要反思的一种是社会体制,一种就是利用科学手段对体制的保证。 类似于这部反乌托邦的经典著作,另一部可以提及的小说,就是那本非常著名的写于1948年的《1984》。以往人们不会把它算作跟科学有关的书,而更多地放到政治幻想小说的分类中,把它作为一本政治小说来读。这部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当然首先的影响也是来自于它对于政治社会的构思。但是,这部小说在其精彩的描述中,其实也还涉及到对于那样一个专制社会的技术支撑条件的设想,甚至于带有了某种科幻的意味。比如说,人受到监视,所有的地方没有自由、没有隐私,甚至在自己的房间里都要躲着监视器(即小说中的“电幕”)。在1948年时,技术还不像今日那样发达,但作家在描述一种社会政治结构中发生的种种故事时,其实是很有预见地设想了可能利用的科学技术手段,即使当时这样的手段并不完善。作家的想象力和科学技术的思考和价值判断是非常值得后来人重视的。在当下,不是已经有人在讨论监视器这种技术手段的普遍应用与个人隐私之关系等伦理性的问题了吗? 除去这些较为早期的经典作品之外,如果我们直接跨入20世纪90年代,我们更会发现,一系列的小说更加有针对性地在思考着科学的问题。 很有代表性的美国畅销小说作家克莱顿的一系列作品,就是典型。其中,在公众中,其最有名的作品,就是最初以小说形式问世的《侏罗纪公园》了,当然,由于这部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其实他的每部小说几乎都被拍成了电影),由于电影的传播,其影响力超出了小说。后来沿着类似的思路、围绕着同样的主题的续篇《失落的世界》亦是如此。 抛开《侏罗纪公园》中那些至少在逻辑上似乎成立、与当代科学发展有某种关系的幻想性细节不谈,仅就其思想性而言,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背后,也有许多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内容。 小说的作者体现在其作品中的一个非常清晰的意识,即作者所要讲述的,实际上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问题。那个设想由人类造出并放养了恐龙的孤岛是一种自然,人们在这个孤岛上用人工的方式复原了几千万年前存在的恐龙,重新建造了一个人工的自然界。但作者又认为,这样一个自然界是不可能稳定的,虽然小说中的某些人以为可以控制这样的自然,但是这实际是一种幻想,而作者立论的根据,又放回到某种科学的逻辑里。在这本书中,作者大量采用了一些科学前沿的东西,典型的就是混沌理论。曾有人说这部作品所传达的混沌理论这样一些科学前沿概念,要比很多科普作品效果好得多。此小说中有一位主人公,是可以视为作者代言人的名叫马尔科姆的数学家,他就根据自己的研究而预言:这样一个人为的自然系统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从近代科学创立的时代起,人类有一种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从哲学家培根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后来有人重新解读,译为知识就是权力。人们一直有这样一种观念,一种所谓人类中心的观念,有一种人类对自己能力夸大的想象,认为人们可以控制自然、可以改造自然,可以把握人们创造的自然,这种认识是近代科学创立以来特别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一直不断地主流地所持有的一种看法,直到后来很多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开始反思,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过去我们在中国不是也有这种传统吗?的时候口号不是“人定胜天”吗?这种概念无论是基于想要依赖科学技术手段还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信念,都是认为可以由人的意志来改善自然界和控制自然界,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这样的信念也许是有问题的,或者说,对自然的控制有时候也是会出问题的。从《侏罗纪公园》到《失落的世界》,正是反映出这样的一种思想。 相应地,在当下我们的现实中,当我们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争论,为一些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事件或问题而争论,如像有关人类是否应“敬畏自然”的讨论,关于水利工程的讨论(在《侏罗纪公园》就真的提及到阿斯旺水坝的事例)等,如果把这样的小说结合在科学教育中,也许会提供给学生更多的一些话题、思路和素材。 在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个近来非常走红的典型的作家的例子,即著名的《达芬奇密码》一书的作者丹・布朗,他因《达芬奇密码》而知名,但其另外几本作品其实都是跟科学有关的,比如说像《数字城堡》、《骗局》、《天使与魔鬼》。 《数字城堡》涉及到的是密码、信息、超级电脑的问题,当然内容也包括恐怖主义、政府的电脑信息系统的研制开发等等情节,但关键在于,它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能够研制出万能解密机,那么,在这种有可能性的技术发达情况下,人类的隐私何在? 关于个人隐私,像这样的反思,或者是像生物技术的应用等所带来的冲突,在学术界也已有所讨论,此小说只是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把这样的科学发展的伦理性问题具象化。这里仍然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与人和社会的发展的冲突的问题作为关注的优秀。 在《骗局》这本书里,涉及到的也是一种科研伦理的问题。作者设想的情节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政府的有关机构和官员也居然会在科研的问题上作伪。像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关注科研道德的时候,当然也是有借鉴思考价值的。 在丹・布朗几部小说中,我更愿意强调的是《天使与魔鬼》这本书,因为这本小说把叙述的焦点放在一个科学与宗教的环境之中,在仍带有幻想性又有一定科学依据基础的故事情节里,反映了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书中,教皇内侍在危急的时刻的长篇演讲几乎就像是一篇在讨论科学、宗教和人性之关系的论文。其中提到的一些很有意味的问题就是,仅仅靠科学我们是否能够很理想的生存?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物质需求的前提下,科学是否能够同时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在我们掌握了非常先进的一种具有威力的手段和技术的前提下,我们的道德是否也已经进化到了有能力足以能够控制把握这样一种技术发展的相应的程度? 如果仅就近几年来被译成中文的国外畅销小说来看,其实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涉及对科学的反思这一主题的优秀作品,像《诺贝尔的囚徒》、《羚羊与秧鸡》、《猎物》,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再例举了。 总之,本文只是想提出这样一种可能的设想,即如果在学校的基础科学教育中,适度地利用涉及到科学问题的文学作品,完全是有可能在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更容易达到新课标所设定的某些教学目标的。 基础科学论文:科学、技术与社会和基础科学教育 一、何为sts 近几年,面对现行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我国基础教育界一直在呐喊要提倡素质教育,同时也在不懈地探索素质教育的方法。 近年来,国际上许多国家对其基础科学教育的内容与标准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改革。这些改革的特色之一,是将“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思想内容融入到基础科学教育之中,即在科学教育中增加人文思想、人文色彩。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的改革也已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中将sts与基础科学教育相结合,是最为值得关注和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由于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重视专门化的东西,使得大多数科学家也越来越重视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深了越来越专业化的教育带来的弊端。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学者斯诺也谈到越来越专业化教育带来的不好的影响。他认为,这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比如科学家很可能只了解专业很窄的范围,而不了解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等基本知识,甚至代表两种文化的双方互相认为对方的工作意义不如自己从事的重要,从而互相排斥。这种文化的分裂会带给社会损害、损失。斯诺提出要改变现有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以改变这种现状。 科技发展引起了许多新的问题,如是否应该发展核能,是否应该谨慎地加以限制基因工程的研究,应怎样控制世界人口,怎样控制非再生能源的消耗率,怎样避免战争、环境污染,又怎样防止或消除等等。科学技术革命,不断引起对人和大自然的关系的讨论,而人和大自然的相互关系本质上是社会过程。凡其结果会对广大群众产生影响的,群众都应参与决策和实施。科学技术对政治和道德的影响是公众的事情,外行也应介入。然而西方国家中社会和科学技术明显分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互脱节,而自然科学又占统治地位,这样就需要培养了解科学技术及其后果、能够参与涉及科学技术决策的公民,需要能给决策者提供新的信息和科学的分析等等。基于这些客观需要,逐渐兴起了一个跨学科的新的研究领域:sts。世界上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 对sts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一般认为,sts是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诞生于美国的一个新兴的学科。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sts研究。现阶段,我国专门研究sts的学者这样定义sts: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它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和社会其他子系统(比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因此研究科学、技术也应该研究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科学和技术的性质、结构、功能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其他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之间的互动关系;还要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在整体上的性质、特点、结构和相互关系及其协调发展的动力学机制。 在国外,学者们对sts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在广义的理解中,sts体现为一个学科群,是科学史、科学哲学等等(还包括技术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等)学科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的总称。在狭义的理解中,sts则是以传统的科学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学科为基础,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理论综合,而形成的融合了上述传统学科之基本内容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追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之相互关系的新理解。很自然,像这样的研究及其成果,迟早是要反映在教育,包括基础教育之中。 二、sts与基础科学教育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深入,一个相应的趋势是,科学教育也越来越专业化。这种向学生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的倾向将影响到所培养出来的一代人的知识、技能结构以及基本素质。在这样的目标下培养出来的,即使是很杰出的人才,也很可能大多数只是某个狭窄领域的专家而对其他领域几乎一点也不通。时代和社会并不要求人人成为物理学家,但要求人人都要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和对急速发展变化着的时代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教育的内容、方法、观念及人才的培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实际上,现代的社会需要更多的是有现代观念、有一定专长、也了解其他领域知识的通才。只了解很窄的领域,不论是领导科学工作,还是参与制定科学政策或政府其他政策的讨论等等,都是不够的。科学技术越专业化,越可能使得人们沉迷于技术的发展中,而只看到很窄的方面,甚至忽视了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当遇到由于科技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或应该做出决策时,很可能会手足无措。sts教育正是在出现了以上问题的情况下才逐渐形成的,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教育的不足。另外,只注重知识的传授,学生掌握了知识,并不代表就具备了独立思考、工作、研究、开创的能力。而sts教育可以使学生在更宽的视野中(比如历史的、哲学的、社会的、伦理的,等等)理解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思想、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怎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等等。 从近些年来国际上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总体趋势来看,在对sts内容的引入中,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优秀组成部分之一。当然,sts在基础科学教育中的内容绝不仅限于此。 首先,科学史教学对于科学教学本身具有帮助。通过科学史的教学,学生可以不仅学到具体的、现成的科学知识,还知道科学知识是怎么来的、科学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发展的、科学家是怎样思考的、研究科学的方法有什么等等。这样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使学生更具有科学洞察力。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科学动态的发展,在对科学概念演变的了解中能更准确地理解科学概念,并学会更好地利用已有的知识,而不是只学到 一些作为现成结论的知识片断。 其次,近年来出现的另一个趋势是,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将科学史同科学哲学结合起来(例如对于在历史上科学革命中出现的重大变革的本质的说明以及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问题的介绍),这尤其有利于培养学生批判的头脑,也有利于学生了解真正的科学精神。 再次,sts的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是一种文化。因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的活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人类的烙印。科学是无数科学家毕生辛勤工作的结果,是我们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现了我们最崇高的传统,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它可以使我们对未来满怀信心,可以使我们更聪明、更谦恭,甚至更为愉快。但科学毕竟只是一种文化,一个人大脑中具有了一定的科学知识,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从早期对引入科学史的专注,到更加泛化的sts,这样的教育可以说起到了某种沟通两种文化的“桥梁”的作用。 最后,sts教育具有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重要功能。由于sts在西方产生的特殊背景,这方面的关注更加集中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广泛应用科学技术的一些负面效应(如对资源的过分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与污染等)。利用sts教育,则可以使学生懂得科学并不只是象牙塔中的、和外界孤立的知识,而应该对科学技术有更全面的认识。这对于社会对科学应用的适当控制以及对未来的科学技术决策,以及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都具有重要的潜在意义。 三、sts与中国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 我国中学的理科教育,在单科的系统知识上,其深度、广度几乎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尤其是物理学和化学。但是放在今日世界激烈的经济、科技竞争环境中来分析,我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不仅需要科技精英,还需要具有较高科技素质的劳动大军。在中学理科教育中,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也是极其重要的。应该使受教育者懂得科学成就和技术革新应为社会的生产、生活和发展服务,为公众利益服务,对科学技术应用中各种社会问题持积极参与的态度,并尽可能提出合理的对策和行动。但是现行中学理科教育受制于升学的压力,教师为升学而教,学生为升学而学。这不仅使教学内容和方法围着应试转,而且使得科学、技术、社会三者的脱节。 科教兴国,素质教育兴国,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项目已全面启动。在未来将出台的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中,将体现国家对不同阶段学生在知识、能力、态度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将规定各门课程的性质、目标、内容框架、教学建议、评价标准等。按有关权威部门的说法,在课程标准的改革中,需要处理好现代社会科技进步与学生发展的关系;倡导从学生的兴趣和经验出发,结合社会、科技的发展,重组各门课程的学习内容,并体现综合性。相应地,在义务教育阶段理科课程共同基础中,内容将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理科课程、科学素养的养成、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及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理解等几部分。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在渗透人文因素方面长期的落后,以及相关学术研究进展的滞后,使得有时在教育中谈到要引入sts内容时,对于究竟何为sts以及如何引入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误用。例如,仅仅望文生义地将sts等同于实践、动手等等。因此,我们也应该更多地关注西方的科学教育中的新思想,这对于我国基础科学教育的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必须承认的是,与像英美这样的国家相比,在基础科学教学中结合sts的方面,我们国家显然仍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教育界不能和学术界脱离,而应该汲取学术界的观念、观点,请学术界人士参与到教育的改革中来。
科学理论论文:经济时代管理科学理论论文 【摘要】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呈现出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趋势,传统的管理理论、思想、方式、方法都将面临变革完善、创新发展的问题。因此,对管理科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客观分析与评价,并在分析论述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提高到哲学高度上来思考,创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管理理论、方法与技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发展趋势 一、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综述 在人类历史上,自从有了有组织的活动,就有了管理活动。管理活动的出现促使一些人对这种活动加以研究和探索。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总结,对管理活动有了初步的认识和见解,从而开始形成一些朴素、零散的管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管理理论。管理理论最早出现于西方,先后出现了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管理理论、数量管理理论、系统管理理论、权变管理理论和质量管理理论等许多对人类发展有重大价值的成果。 古典管理理论形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欧,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和以法约尔、韦伯为代表的组织管理理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古典管理理论对人类生产率的提高指明了方向。行为管理理论始于20世纪20年代,梅奥的霍桑实验揭示了人是社会人,除了物质方面的条件外,还有社会、心理方面的需求,因此不能忽视社会和心理因素对人积极性的影响。数量管理理论产生于第二次世界期间,它是以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最新成果为手段,运用数学模型,对管理领域中的人、财、物和信息资源进行系统的定量分析,并作出最优规划和决策的理论。系统管理理论是指应用系统理论的范畴、原理,全面分析和研究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重视对组织结构和模式的分析,并建立起系统模型以便于分析。权变管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它把环境对管理的作用具体化,并使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质量管理理论则出现在日本,它强调产品质量的不断完善和再造,从而实现企业的节约型生产。 二、知识经济时代更需要管理科学 知识经济时代,管理依然需要,甚至更加重要,只是管理模式必须改变;管理科学理论依然需要,但必须有新理论取代。因为管理科学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海外,都是现代国家的兴国之道。在科技兴盛之世,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企业乃至社会各系统都必须全方位管理,必须科学化,同时还将人性化。因为分散式的生产方式和资源配置本身就是一种管理的式样,有序则生气盎然、万事俱兴,无序则无以繁荣、发达。各国企业经营多角化的过度展开或收缩使企业界面临着不同的命运,IBM与联想的购并、波音与麦道、埃克森与美孚、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与美国及德国公司合作等新趋势,不仅强化了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也使人们到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管理问题的判断、决策、实施、反馈等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哲学思想来指导;越来越感到管理活动中不仅有着数理方面的科学方法问题,而且也还大量地存在着属于管理文化范畴的问题。我国日前要解决的不仅是具体方法和理论的问题,而且首先是管理的社会属性的各类问题。管理科学的哲学研究,为上述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如果说哲学本身面临着一场革命,那么,管理科学取得哲学的灵魂后也会发生一场革命。这种“双重革命”,将使管理科学变成具有“灵魂趋使”的巨大力量,变成有血有肉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的严密体系。知识经济时代呼唤管理科学的发展。 三、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的内涵 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科学是以自然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科学体系为母体和父体孕生出的子体科学。管理科学是充分运用两大科学体系的现有成果全面地转化为生产竞争力,通过管理科学的理论、方法、措施的优化,激励人们的行为优化,从而导致总体生产力的最大化与成本、质量、效益的最佳化。管理科学的现实价值更在于为解决各种社会提供有创新意义的、切实可行的科学管理办法。知识经济时代决定性的要素是人群的整体知识水平。“五商”素质和创新能力(“五商”指人的智商、情商、德商、性商、体商)。知识是寄生在人头脑里的最宝贵资源,而且是一种“绿色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无污染的、可再生资源),中国拥有大量的这种深埋在人力矿山里面的初级原料资源,管理科学就是从开掘人力矿到冶炼、加工、应用、输出高级人才并促其发挥巨大作用的现代科学手段。管理科学研究的范围很广,凡是有人群行为的地方,便应有管理科学的介入,以求得组织的科学化、行为适应化、内耗的最小化、产出与投入的比值最大化、错误与风险的最低化。管理科学是多层面的。 1.管理科学方面的能力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技能。管理科学的知识有助于大至政府小至企业的决策者们分析决策形势,防止出现难以应付的局面,识别新的机遇,经常能使政府和企业取得政治或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2.管理科学在适当条件下是持续性竞争优势的源泉之一,擅于运用管理科学的组织较其竞争者更能形成成本优势。 3.管理科学还是由成百个公司及众多个人组成的行业,他们给工商业、政府和个人提供管理科学服务。大至国家的科学管理,如政体、法治的演变与设计;研究各级政府、议会、司法、监督机构的设置、制衡、运行、反馈、纠偏、防腐;同时采用计算机网络系统与“专家程序决策系统”,“风险评估否决系统”建立起“电子政府”设立政府各级官员、议员、司法执法人员的资格标准与核查办法,候选人先通过公开资格选拔,然后竞选或任命上任,使权力处于相对透明被监督之中。管理的科学性就在于设立一套高效而完整的构架运行机制,不致衍生“制度性腐败”。 四、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 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和实践将在管理理念、管理对象、管理方式、目标模式、组织模式、效益模式等六个方面发生变革。 1.管理理念:从基础型、理性型转向发展型。管理理念是领导者在管理科学活动中所持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作为观念形态的管理理念,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知识经济的崛起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必然引起管理理念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英国城市大学罗尼·莱森首先提出了一种与传统的基础型和理性型管理理念不同的发展型管理理念。莱森把管理理念作为生长在不同土壤里的一棵大树来描述三者的区别:从生长的土壤来看,认为基础型管理生长的土壤是古典经济学,理性型管理的土壤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型管理的土壤是浓郁的人文思想。从三者的根来看,基础型管理的根是政治经济学,理性型管理的根是行政学、行为科学,发展型管理的根是发展生物学和社会生态学。从三者的枝干看,基础型管理的枝干是追求卓越,理性型管理的枝干是成效管理,发展型管理的枝干是发展中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学习型组织。从三者的结果来看,基础型管理的结果是最终导致经济的个人化;理性型管理的结果是企业组织化(发展型管理的结果是个人、企业和社会都获得了自我实现和发展。因此,发展型管理理念不再是表现为个人对财富、成就的追求,也不完全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强调科学和理性、硬性和数量化,而是在管理中加入非理性因素,强调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共同发展;决策的目的是引导企业与社会之间的交易行为,促进企业与全球社会的相互依存;决策过程的基本要素不再是传统意义的个人、信息、资本、设备,而是行动、思想和感情。这三个基本要素不断成长和组合的过程使决策不断优化,而承担这种成长和组合的载体是“学习型组织”。 2.管理对象:从有形生产要素为主转向无形生产要素为主。传统的决策主要是对劳动力和物化劳动(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等有形生产要素的管理。随着社会财富生产过程和结果的科技含量的增大,科技知识等无形生产要素对一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举足轻重,从而知识资源的开发与有效利用,逐渐成为重要的管理科学方面的课题。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价值和作用超过资本的价值与作用,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任何国家和企业都必须重视知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迅速将知识转化为直接生产力,才能适应知识经济的运行节拍,求得自身的发展。 3.管理方式:从传统管理转向综合集成管理。信息网络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使企业面对一个全球的竞争环境和经营形式。传统的依靠企业自身可利用的资源来建立竞争优势的决策方式,将束缚企业的视野,限制创新思维,从而影响企业的市场应用能力和经营活力。集成概念的提出可以认为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奠定了基础。集成管理实际上就是将集成的思想和观念创造性地运用于管理科学的实践过程。也就是说集成管理是以企业内外软硬资源要素为基础,以创新机制为动力,以实现社会责任为条件,以整体优化、优势互补、聚变换大为手段,兼容各种决策手段和文化,在集成对象连锁互动、共同得益、协同推进中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决策方式。 4.目标模式:从注重经济目标转向更注重社会目标,实现双重目标统一。在工业经济社会初期,企业管理的目标是赤裸裸地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主可以牺牲工人的利益、顾客的利益、社会公众的利益实现自身的利润目标。企业利润几乎成为企业管理的唯一追求。随着社会生产力进步,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对资源利用、生态平衡、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承担责任;如果不能对消费者的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承担责任;如果不能对部属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承担责任;如果不能为投资者带来应有的收益,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竞争中,就会被淘汰出局。追求企业利润和社会责任双重目标的统一,是22世纪企业管理科学领域的基本趋势。 5.组织模式:从纵向层次结构转向横向网络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的变革,是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网络化的必然结果。传统的组织形式一般是根据物流程序设计的。专业分工和职能部门是物流的基础和程序。在传统的金字塔型的分工协作关系中,分工越细、越专业化,企业协调监督就越复杂,导致了管理环节增多,管理成本增高,企业效益降低,官僚主义突出的问题。在信息化的知识经济时代,这种管理组织结构与信息开放性和企业快速应变的要求不相适应。信息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标准化的信息可以通过计算机进行适时处理和提供共享。因此,企业决策中凡是属于标准化的信息,如生产、技术、财务、劳动工资等都有条件实现电脑操作;而非标准化的信息,主要是市场信息和环境信息,则可以通过信息网络提供给人脑进行分析决策。这样,企业管理的部门和层次可以大大减少,使“企业流程再造”成为可能。 6.效益模式:从规模、质量型效益转向速度型效益。在工业经济时代,以规模求效益、以质量求效益,是企业管理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创新。规模和质量型效益模式虽然都是成功的管理创新,但它们毕竟是工业经济时代以企业为主体的管理模式。还不能解决在科技迅速发展和信息网络化条件下的市场需求个性化和对市场的迅速反映问题。因此,伴随知识经济时代的崛起,美国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创造了以迅速求效益的迅速型效益模式。速度型效益规模要求:第一,把效率作为衡量企业组织功能的首要标准-第二,提高企业的预测力、判断力、决策力,健全应变机制;第三,企业应在利润增长、市场份额、企业成长及社会责任三者之间实现动态平衡,在技术和市场双重驱动下实现效益增长。 可以预见,管理科学的任务更加繁重,管理科学哲学研究任重而道远. 科学理论论文:科学理论与企业管理论文 1行为科学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在组织行为科学中比较经典的激励理论是美国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美国学者赫茨伯格等人提出的双因素理论以及决策模型理论。首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的需求分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友好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5个等级。这五种需求的依次上升,呈金字塔式的结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企业可以建立灵活的激励政策,充分发掘员工的潜能。双因素理论是指“激励——保健”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影响人的工作积极性的因素有两类:一类是避免不良情绪的需要,一类是激励因素。前者与工作环境、人际关系、工作待遇等有关。如果没有这些因素,那么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会很低,但如果有这些因素,并不一定能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后者是指员工才能得到赏识、拥有较好的发展机会等因素,这些因素能够激励员工产生强烈的工作欲望。在决策模型中,目标函数采用效用函数形式,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如非物质因素等。另外,在决策方式上,采用满意准则。这比传统的最优化准则更具有人性化。企业的决策者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寻求满意解,而不是“最优解”,这样的决策更具有实用性。 2行为科学在现代管理中应用的误区 2.1企业不够重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 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国企和中小企业,进行现代化管理的起步比较晚,不够重视行为科学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很多企业依然采用传统的管理方式。例如,很多国企采用终生制的人事管理方式,员工一旦进入相应的单位编制,就不会因为工作绩效差而被辞退。这种终生制的方式对于员工没有激励作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差,因此企业的效益很差。传统的管理方式不能充分考虑到人的不同方面的需求,出现了企业提供条件与员工需求不平衡的现象。如岗位与员工能力不适应、晋升机制不完善等。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导致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下降,企业员工士气低落,严重的甚至出现了整个管理团队辞职的事情。不科学的管理方式为企业的管理带来严重的隐患,成为企业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2.2对行为科学理论认识不够深刻 行为科学理论引入我国已经有一段的时间,很多企业已经逐渐在利用这种理论来进行员工的管理,但是效果却一直不好。究其原因就是我国的企业对行为科学理论认识不够深刻、不够全面。行为科学与心理研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企业应用中需要咨询相关的心理咨询师。在中国,由于文化的特殊性,公众普遍对心理咨询师具有一定的偏见。很多人将心理问题与精神问题划等号。因此,很多企业没有借助相关心理咨询师的帮助,直接进行行为科学理论的使用。然而,要想获得员工的性格特质、倾向等方面的信息和结论就必须进行相关心理方面的调研。通过调研了解员工的性格、潜能等,然后企业可以实现岗位与员工能力相匹配。 3在现代化管理中应用行为科学理论的具体途径 3.1企业要重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 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是企业做好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通过行为科学理论的学习,企业的领导和相关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可以洞察到企业员工内心的真实需求,然后根据不同情况予以相应的满足。这样可以充分地发掘员工的潜能,进而提高企业组织绩效。因此,企业应该十分重视相关理论的应用。首先,领导层需要学习相关的行为科学理论。企业领导可以通过咨询、自学、参加EMBA班进行行为科学理论的学习。然后,针对企业员工,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员工,企业需要进行相关行为科学理论的培训。企业可以聘请相关的专家、学者对该种理论进行深入透彻的剖析。然后结合本企业的现状进行讲解、分析,使得行为科学理论由抽象变为具体。例如怎样在本企业内部具体应用的马斯洛需求理论,本企业的各种因素与双因素理论是怎样对应的等。 3.2企业要全面认识行为科学理论 由于对行为科学理论的片面认识,企业不能很好地应用行为科学理论。要想全面、深刻地认识行为科学理论,企业的相关管理人员需要进行踏实、认真的学习。然后,企业需要克服文化的偏见,正确地认识与行为科学相关的心理学以及心理咨询师。通过心理咨询师的分析,企业可以获得企业员工性格倾向,从而更好地进行岗位的分配。企业可以进一步建立员工的心理档案。由于现代生活压力很大,员工由于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等,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心理问题。这样心理咨询师通过员工的心理档案可以全面系统的了解员工的心理状况,然后进行及时地疏导,使员工摆脱压力的困扰,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来。全面地认识行为科学理论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做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全面的认识行为科学理论使企业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员工的真实诉求,主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提高了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例如,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发现某员工最近一段时间总是请假,并且闷闷不乐。针对这些问题,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合理的手段了解员工最近的生活状况。然后在企业内部尽全力帮助员工解决问题。 3.3以人为本 二十一世纪企业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因此,企业需要想尽千万百计吸引优秀的人才,然后创造良好的条件留住优秀的人才。要做到这些企业需要以人为本。首先,根据相关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企业需要制定合理的薪酬福利制度。使之能够满足员工不同层次的需求又能激励员工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企业和工作。然后,企业需要与员工之间进行良好的沟通,认真考虑员工提出来的工作中问题。这样长期以来员工就会与领导层建立信任。员工与领导层之间信任能够使员工对企业产生依赖感和归属感。这样有助于企业推行新的政策和管理模式,加快企业的发展步伐。例如,丰田生产方式(精益生产)这一模式的推进在一开始就需要员工与企业领导之间很强的信任感。这样,员工才能将基层存在的问题真实地、完整地反映给企业领导,然后通过企业整体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进而提高企业的现代化科学管理水平。 4结束语 行为科学理论为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根据行为科学的相关理论,企业决策者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员工的真正需求,然后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最大程度上鼓舞员工士气,创造优秀的企业文化。另外,组织行为学理论在管理中的应用使得企业更加人性化,更加关注企业员工的需求,并且尽可能满足员工的需求。这些作用使得企业现代 化管理受益。虽然,在实际应用还存在一定误区,但是为了能够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增大企业经济收益,企业领导应该充分重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应该踏实地学习这种理论,使之在管理中被很好地利用。 科学理论论文:民族声乐美声唱法科学理论论文 一、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 1、民族唱法 从广义上来看,我国的民族声乐相关艺术,主要囊括了曲艺说唱、民歌说唱和戏曲说唱这三种不同风格的演唱艺术,从这点上来看,我国的民族唱法指的就是在进行具有浓烈的民族特色的歌曲和演唱民歌时所运用到的一些声乐的技巧,主要涵盖了不同种类别的歌唱形式。在对传统的民歌和戏曲等之中精髓进行继承和发展的同时,又对西方美学唱法中比较先进的优秀的技巧加以和借鉴,这有效地集二者于一身。这样的唱法其特点就是在演唱时音色清脆明亮,语言准确,因此,深受人们群众的欢迎。 2、美声唱法 美声的唱法主要是从西欧中比较专业的且具有古典声乐特色的传统唱法中不断演变而来的,是在文艺复兴展开之后渐渐才形成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比较完备的歌唱体系,它对喉咙和气息都有较为严格的要求,音域比较开阔,同时各个声区之间的连接也比较自如灵活,在转音中也十分流畅且能够精准的协调发声器官,在此过程中,很多比较高难度的技巧都可以完成,进而使音色得到美化,因此,这种唱法普遍被认为是比较科学的一种歌唱方法。 二、民族声乐的传统韵味 我国地域十分辽阔,且有着56个民族,每个民族因所在的地理环境不一样,语言和风俗习惯等也都大不相同,因此各个地域的民歌都有着不一样的民族特色。有人曾说,韵味指的就是在演唱时存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族色彩。由此可知,在民族声乐当中,韵味充分体现了民族声乐中独特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它是声乐作品的魅力所在。因此,在我国传统的民族声乐中一般都是把演唱者在演唱时是否有“韵味”来判断其演唱水平。而润腔这一技巧就是充分地将“韵味”给表现出来的一种手段,其目的就是让演唱的曲目更富有表现力,让作者更有自身的感染力。润腔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运用哭腔,注重字的缓慢轻重等,也就是说,在演唱中加入润腔能充分的将韵味给体现出来,而韵味就相当于一部作品的灵魂,我们必须将其保留下来。 三、借鉴美声唱法中的科学理论 1、声部划分 这一理论在美声唱法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每个人具有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不只是因为演唱者声带宽厚度不同,也主要受到演唱者共鸣腔大小和体积胖瘦等因素的左右,这样每名演唱者都具有不一样的音域和音色。而美声唱法关于声部划分这一理论就是经过划分不同的人的声部,确定其各自的类型,再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也就是注重“因材施教”,让演唱者将自己的嗓音发挥到最好,因此说这一理论在美声唱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们的民族声乐中缺乏这一方面的理论,所以我们可以借鉴美声唱法这一理论来提升和完善我国的民族唱法。 2、科学且合理的发声体系 在美声唱法中其发声体系主要起着将演唱者的唱歌能力加以提高的作用,在这种体系中不但包涵了怎样训练声乐的方式方法,而且这也跟“由浅入深”这一原则相吻合。在进行声乐教学中将这一手段运用其中,可以使教学模式变得更加的丰富,同时利于将教学质量加以提高。在我国的民族唱法中同样也缺少这一理论的引用,因此我们借鉴这一理论在民族唱法中,就提高教学质量来讲无疑是十分有利的,与此同时,在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中其基本原理还有相通的地方,我们可以使二者互相学习各自的方法,进而将我国的民族唱法的理论体系不断地加以完善。 四、结语 总而言之,不一样的社会背景就会使中西方产生不一样的声乐艺术,进而形成二者各自独特的声乐文化。对于传统的民族唱法来说,将民族传统声乐中的精髓加以继承,同时广泛吸收优秀的外来声乐文化,也就是以我国传统的声乐美学思想为主,将西方声乐技术理论为辅,从而使其得到丰富和发展,进而促进我国声乐发展。 作者:王琨 单位:单位:山东大学(威海)艺术学院 科学理论论文:推进大众化科学理论论文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理论上的创新是最根本的创新。按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要求,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关键是抓好党员的理论学习工作和科学理论的普及工作。推进科学理论大众化工作是加强理论学习必然要求,它既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又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具体举措。 推进科学理论大众化,首先要清醒地认识肩负的责任。从政治层面讲,科学理论是我们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敏锐,自觉坚持党的领导,抵御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基础;从发展角度看,科学理论是我们明确发展方向,把握科学方法,坚定发展信心,推进企业科学发展的现实动力。同时,科学理论可以提升自身素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我们无论思考问题,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必须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必须做一个理论上的明白人,否则,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迷失奋进的目标。基层党组织与职工群众联系广泛,最了解职工群众的所思所想,最了解职工群众想听什么想知道什么。对此,各级党组织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切实肩负起理论大众化的任务,努力使科学理论成为指导我们实践的重要思想武器和理论武器。 推进科学理论大众化,优秀要在通俗化上下功夫。理论是一个科学体系,包含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自然科学等诸多学科。从基层职工队伍现状看,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接受能力各异,这是科学理论普及化大众化面临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科学理论一旦被职工群众接受,就能形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因此,我们普及科学理论,必须在通俗化上下功夫,这是我们必须树立和遵循的一个基本工作理念。要通过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语言、浅显直白的表述,深入浅出地阐述理论的深刻道理,使职工群众能够听得懂、听得进、记得住,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增强学习的吸引力。中央近年编发了大量适合基层职工群众学习的理论学习材料,如《理论热点面对面》、《六个为什么》等可读性强的学习材料。我们要充分运用好这些基本资料,大兴理论学习之风,切实形成职工群众自觉学理论、信理论、用理论的生动局面。 推进科学理论大众化,关键要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理论骨干队伍。理论骨干是普及科学理论的中坚力量,承负着重大责任,加强专兼职理论骨干队伍建设十分重要。因此,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把培养理论骨干摆上重要位置,从各个方面为理论骨干的成长创造良好条件,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使他们经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守得住阵地。“给人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各级专兼职理论工作者要加强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素养和理论水平,要系统地研究理论、掌握理论,切忌粗枝大叶,浅尝辄止,零打碎敲,一般性的了解。要讲究理论传播的方式方法。简单的道理讲复杂不是水平,深奥的道理变简单才是能力。这个要求看似简单,实际上难度很大、要求很高,它要求既要有很强的理论功底,又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理论工作者必须加强学习,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向人民群众学。 推进科学理论大众化,必须要坚持持之以恒常抓不懈。任何事物被认识和了解都有一个过程,必须持之以恒,常抓不懈。要把普及科学理论作为各级党组织的一项基本任务,大张旗鼓地讲,理直气壮地讲。要进一步创新方式方法,积极采取领导干部讲理论、送理论下基层、热点问题大家谈、理论知识竞赛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增强理论学习的吸引力。要提高理论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尤其在一些重要时期、重要阶段,对一些重要理论、重要论断,要有针对性地组织理论报告宣讲,使职工群众及时准确地把握科学理论报告的深刻内涵。职工群众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通过集中学习实践,普遍受到了一次科学发展意识的教育。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启示我们,对重大的科学理论,集中开展大规模的学习教育是一个十分重要而有效的方法。理论来自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在普及科学理论的过程中,还要注重理论研究,及时追踪最新的理论动态,搞好调查研究,使科学理论尽快与基层实际相结合,推进理论成果的转化。 作者:胡伟强 单位:哈尔滨铁路局 科学理论论文:从信息论到信息科学理论论文 (一) 在科学史上,对通讯的研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在牛顿以前,这类问题就在物理学中出现了,特别是在费尔马、惠更斯和莱布尼茨的著作中出现过。 然而,信息作为具有一般性质的科学概念的提出乃是近代科学史上的一个重大成就。它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世纪。随着奥地利物理学家玻耳兹曼把统计学彻底地引人物理领域,使物理学家对客观世界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不得不加以考虑,从而把研究偶然性作为一种科学方法最早引入物理学。玻耳兹曼把嫡(H)函数引人统计物理学,对嫡首先作了微观解释,指出墒是关于一个物理系统分子运动状态的物理量,表示系统的混乱程度,并且首次把嫡和信息联系起来。在物理学领域中,把研究偶然性作为一种明确的科学方法,并且把嫡与信息联系起来,就为信息的料学概念的产生、信息量的测度提供了方法与理论前提,虽然他们的研究在当时已经涉及到有关信息方面的问题,但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未能明确地定义信息概念。 在19世纪,除了物理学中引人统计方法外,在通信领域中,在处理编码问题上也包含有统计的思想,这就是1832年莫尔斯(5.F.B.M。rse)提出的点•划莫尔斯电码,当时有意识地引入一个新的因素,就是统计的观点。莫尔斯在设计他的电码时,将常用字的码编得短些,不常用字的码编得长些,这样可以节省传输时间,提高传输效率。不过当时未能对此进行科学的总结,未能应用相应的数学工具予以定量描述。 本世纪20年代奈奎斯特(H.Nyquist)与哈特莱(L.Hortley)最早研究了通信系统传输信息的能力,提出用对数作为信息量的测度。1924年,奈奎斯特发表了《影响电极速度的某些因素。。四年后(1928年),哈特莱发表了仅信息传输、,首次提出了消息是代码、符一号,它是具体的,代表着信息的具体方式。消息中载荷着信息,信息是包含在消息中的抽象量,从而区别出信息和消息在概念上的不同。并且提出用消息出现概率的对数来度量其中所包含的信息,如从s个符号中选出N个符号组成一则消息,则共有S”个可能性,其信息量用对数表示则为:H二NlogS。哈特莱的这一理论可以看作是现代信息理论的起源,从而为申农(c.sh。nn。n)的信息论奠定了思想基础。进人40年代后,随着雷达、无线电通讯和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相继出现和发展,以及防空系统的需要,促使许多科技工作者在各自的工作岗位_L对信息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正是由于实践的推动,使得许多科学家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对信息论中的一些概念和理论得出一致的结论。维纳在t控制论,一书中指出,单位信息量的思想差不多在同一时候由好几位科学家提了出来,其中有统计学家费希尔(R.A.Fisher)以及申农和维纳本人。可见,信息概念、信息量以及信息理论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 1948年申农发表了著名论文《通讯和数学理论》,1949年又发表了另一篇论文‘在噪声中的通信,。当时,申农在贝尔电话公司工作。在研究过程中,他为了对信息进行数学处理,就需要把通信系统中的信号、消息等等具体内容(如信息的语义)舍弃,把信源发生的信息仅仅看作一个抽象的量。同时,由于通信的对象—信息具有随机性的特点,因此申农把用于物理学中的数学统计方法移植到通信领域,从而提出了信息嫡的数学公式,从量的方面来描述信息的传输和提取的问题,并由此给出信息的定义,提出了信息量的概念。中农在,通信的数学理论》一文中,把信息定义为“两次不定性之差”,通信就是减少或消除通信者的某种不定性,而收信人被消除的不定性的大小就表示其所收到的信息量。对信源自身的信息量用什么名称表示呢?申农采用了嫡这一概念,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申农曾征求过著名数学家冯•诺意曼(J.v.Neumann)的意见,当时申农曾想把它称为‘不定性,,诺意艾建议可以称它为“嫡”,其理由之一是‘不定性,函数在统计力学中已经用在墒的概念下面。可见申农的信息嫡概念是从物理学中借用过来的。他用来表示信源信息量的墒公式与热力学嫡公式有一区别,在信息量公式中冠以负号,而热力学中则没有。维纳曾说过:“信息量是一个可以看作几率的量的对数的负数,实质上就是负墒。”①这一点恰恰说明,它与热力学公式所代表的方向相反,不是表示系统的无序状态,而是表示系统的有序程度,表示系统获得信息后,无序状态的减少或消除。除了上述贡献外,申农还提出了通信系统模型以及编码定理等方面有关信息理论的问题。申农的这两篇著作奠定了现代信息理论的基础,而申农也因此成为信息论的奠基人。此后,信息论就成为一门独立的边缘学科。 40年代通信工作所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怎样从收到的信号中滤除各种噪声,以及在控制火炮射击的随动系统中如何跟踪一个具有机动性的活动目标,而噪声的瞬时值或射击目标位置的有关信息都是随机的,这样,也就要求用概率和统计方法进行研究,用统计模型进行处理。维纳正是在研究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差不多和申农同时发表了两本著作:《控制论,(1948年)与。平稳时间序列的外推、内插和平滑化,(1949年)。维纳从控制和通信的角度研究了信息问题,主要是从自动控制的观点研究信号被噪声干扰时的信号处理问题,建立了“维纳的滤波理论”(通信与控制中的滤波问题,指的是从获得的信号与干扰中尽可能地滤除干扰,分离出所期望的消息)。接着在1950年发表了,人有人的用处》一书。在上述著作中,维纳提出了测量信息量的数学公式,叙述了信息概念形成的思想前提,同时把信息的概念又进一步推广,认为信息不仅是通信领域的研究对象,而且与控制系统有密切联系。维纳正是抓住了通信与控制系统的共同特点,站在一个更为概括的理论高度,揭示了它们的共同本质,即通信与控制的共同特点的关键并不是环绕着电工技术,而是环绕着更为旅本的信息概念。因此维纳把信息概念在更为一般化的形式中概括为“信息是组织程度的度量”,“是负墒”,“是我们适应外部世界,并且在使这种适应为外部世界所感到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交换内容的名称。”从维纳给出的信息定义中可以看出,维纳把信息的概念进一步扩大到控制论领域,把信息看作是人、动物或机器等控制系统与外界进行调节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交换的内容。控制系统通过与外界交流信息,达到实现最佳控制的目的,因此信息论成为控制论的一个基础理论。美国的另一名统计学家R.A.费希尔则从古典统计的理论角度研究了信息理论,提出了单位信息量问题。 由上可知,申农、维纳、费希尔各自从不同的方面(申农从信息编码方面、维纳从滤波理论方面,费希尔则从古典统计理论方面)研究了信息概念、信息量以及其他信息理论问题。虽然角度不同,但却有着共同之处:他们认为通信的对象带有随机性,通信的目的在于消除收信人的不定性,因此信息就是消除不定性,即负嫡,要对消息作定量的研究,就必须略去其具体质的方面和相应的具体内容,把信号的共同特征抽取出来,单纯从量的方面进行度量,为此就要用统计平均信息的概念来量度它的概率分布,从而提出用统计数学方法处理通信的理论问题。维纳和申农各自证明,如果某事件具有n种独立的可能结果:x,,xZ,“一x。,这些结果出现的概率分别为p(x:),P(x:),“一p(x。),且有艺P(x;)=‘,则该事件所具有的不‘。l定性数量H(x)(嫡函数)为:.H(x)(嫡函数)一艺p(x、)‘ogp(x;)1.1当对数底为2时,H(x)的单位为比特(Bit)a信息量等于被消除的不定性的数量,这是申农等人信息理论最重要的结果之一。从此,通信科学就由定性阶段进人定量阶段,并为信.良论及信息科学的研究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申农、维纳等所提出的信息、信息量的概念及信息理论,只能对某些信息作定量的描述,而对信息的质和其他方面则未予考虑。如信源所发出的信息,它的语义(意义)如何:怎样对它定量描述r信宿收到信息后的效用如何,价值如何,怎样定量?这些问题涉及意义信息、有效信息、相对信息、主观信息等等问题,这些正是申农理论不足之处。正如韦弗尔(w.weover)于1949年在,通信的数学理论的近期成就,一文中所指出的,申农信息论所企图解决的是技术问题,不涉及意义问题和实效性问题。1953年哥尔德曼(5.Goldmon)也曾经指出过申农理论的缺点,提出申农的信息理论并没有考虑信息的内容以及接受者对它的使用价值和重要性。这些问题,申农当时虽然知道,但限干历史条件,却未能加以解决。 (二) 任何信息都包含三个方面,即从客观描述信息量的统计模型、语义(意义)信息和有效信息(信息价值)。早在1949年,韦弗尔与申农曾经共同提出过信息问题可分为三级:第一级即申农所研究的向题,称通信的技术问题,第二级是信息的意义问题;第三级是信息的实效性问题。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申农的理论只是从通信的技术角度,解决信息的客观量度问题,而对第二级、第三级问题,即语义信息和有效信息,申农假定对任何观察者只是一个常数,未能予以研究。 进人70年代,申农的信息理论已经越过通信领域,而广泛渗人其他学科。特别是随着系统科学的进展,人们所研究的领域已经进入复杂系统、大系统、超大系统,如航天、人脑、社会经济、智能等各种复杂的大系统,这类系统不仅结构与功能复杂,涉及大量的参数与变量,而且具有模糊性,因而不能不考虑信息的产生、使用,从而涉及信息的语义和信息的效用,以及模糊信息等问题。所以仅仅研究给定的信源以及它所发出的信息统计特性是远远不够的。正是由于这种需要,即研究对象的扩张,因而对信息概念、信息嫡以及语义信息、有效信息等问题,要求有比以前更为确切的理解和更为一般性的理论,从而出现了信息科学。可见信息科学的提出是与大系统理论、系统工程的发展、系统科学的产生分不开的。它们在实质上都是以大系统和复杂系统作为研究对象。不过研究的角度不同,这意味着人类认识史和科学史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要求在新的水平上重新对整体性的对象加以研究。 正是因为信息科学是在新的水平上以整体性的复杂系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它所研究的范围不只是通信领域中有关信息的获取、变换、传输、处理等问题,它必须克服原有的局限性,以已有的申农信息理论为基础,并与计算机和自动化科学技术、生物学、数学、物理学等各门学科紧密联系,加以发展,所以它所研究的领域要比申农信息论的范围广;同时要克服申农理论的缺陷,研究申农理论中未能解决的问题,如语义信息、有效信息、模糊信息等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目前也有一些人在进行研究。 语义(意义)信息是指信源发出的信息所包含的意义。任何物体所发出的信息必须具有一定的意义。如用语言表述,则指信息的语义。从广义方面看,人、动物、机器的行为和动作都有一定的意义,如体育教员的示范动作,蜜蜂的舞蹈,昆虫分泌信息素的气味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含义。从信源发出的信息,如果只从客观的量的方面看,信息量可以相等,但是信息量相等的信息,其意义可以完全不同,比如人们发出“0”的声音,频率不变则没有意义;音调如有变化,当变成阳平(第二调)就表示“哦,怎么啦?”,这里带有疑问的含义,如再变为去声(第四调),那就表示“啊l我明白了l”,说明问题得到解决,同样三个“0”,其嫡(H)从客观方面看是相等的,但意义却不相同,而且这些不同意义的信息是否能够为信息接受者所理解,理解的程度又如何等等,也因信息接受者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关于信息的意义问题,涉及信息发送者发出消息的含义如何定量,同时也涉及信息接受者对发送者的意图的理解程度如何定量,因而涉及信息发送者与接受者双方的主观因素。 有效信息是指信源所发出的消息被收信人收到后所起的效果和作用(亦称信息、的价位)。同样的消息对于不同的对象,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其价值和效果可以完全不同,所以有效信息亦称相对信息。信源发出某一消息,其内容相同,信息墒(H)相等,但对不同的人具有不相等的价值。而同一条消息,对同一对象,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其价位也不一样。 1968年贝里斯(M.Belis)和高艾斯(s.Guia,u)①对信息的量和质(信息的效用)统一迸行考虑,首先提出信息的“量一质”统一量度。他们在已有的有关参量外引人新的参量,即在申农的信息结构中,引人表示实效性的“有效分布”u这一新的重要参量,U=(u、,u:”一u.),每一个u。是第i个事件出现的效果,有效信息的结构S为EUP。。。。。。E::::::…{E姚仇EulPIree..‘wesell‘﹄一一其中,E={El,E:,……En子代表抽象的随机事件集,p={pl,p:,上的概率分布。由此可以推导证明,得到有效信息I(P,U)为……pn蛋为遍于事件Em1(p;u)一k艺uip“ogp其中。会。,工p,一1,k的意义同于申农信息量公式中所用的,它是与选用的信息单位有关的常数,如取以2为底的对数时,单位为比特,则k二1o当系统对所有事件有效性之间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时,则u、=u(对所有i),就有:n1(p;u)一ku艺Pi‘ogPi==uHj=1该式表示这时的有效信息是“量”的信息u倍。当有效性都是1个单位,即u,=u=1(对所有i),则I(P;U)=I(P)=H该式表示还原为申农的负嫡,可见“量”的信息是有效信息的特殊情况。①后来有人把贝里斯和高艾斯二人所提出的量质统一量度信息称为“有效信息”。 1977年加拿大的詹马利(G.Jumarie)研究了“相对信息”,他把信息、信源和信息使用者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一地进行考虑,在数学上作为一个三元组进行处理,由此导出与观察者相关的四个变量以及相对于另一个观察者的相对信息。他认为,对于给定的某个实际总体U(它可以是生物总体、社会总体•一),给定的观察者R(即信息使用者),给定了观察者R的一个系统(SIR)—它是总体u的某个子集,系统(sIR)同它的环境(515)交换信息,可以由四个状态变量来描述:内嫡H;(sIR)一R拥有的关于s的内部结构的信息量,外嫡H。(sIR)一s拥有的关于它的环境(乳s)的内部结构的信息量,它具有相对论中的时间性质;目标V(sIR)一系统希望执行的目标,变换势W(SIR)一信息在系统内转换的效率。所有这四个变量都是相对的,因为它们都依赖于观察者R,被它所制约。这四个变量类似于相对论中的时空变量,因此可以对它们施行洛伦兹变换,由这个变换就得到另一观察者R‘的相对信息:内相对信息I,(SIRIR’)一由R提供给R’的关于s的内部结构的信息,外相对信息I。(sIRIR’)一由R提供给R’的关于S的外部结构的信息。同样可以进行多级变换,从而得到多级相对信息。他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申农信息是相对信息的特殊情况,而模糊信息也可以看作是相对信息的特例。这样,对相对信息的描述就可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语义信息和主观信息(它们随观察者不同而不同)进行研究。②关于语义信息、有效信息、相对信息的研究,虽然进行了一定的工作,取得了某些进展,但总的说来,还不够成熟,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模糊信息是指现实世界中有一类事物的信息其界限是模糊的,呈现出亦此亦彼性,没有明确的界限,如疾病信息:血沉快、心率慢、胆固醇高、血压低等等,这种快与慢,高与低的界限都是很不明确的。模糊信息对应的不定性是由消息本身内容与含义的模糊度的性质引起的,而模糊度则由模糊集的测度来定义。所以把建立在模糊集合论基础上,研究由于消息①王鼎昌:““量一质”信息与控制系统”,《信息与控制,,1981年第1期,第5一6页。②钟义信:“信息的现状与未来”,《北京邮电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第72一73页。本身内容与含义的模糊不确定性而引人的信息称为模糊信息。 1965年美国控制论学者(L.A.Zodeh)提出了模糊集的概念,开辟了模糊数学这一重要研究领域。1968年他在另一篇题为:《通信:模糊算法》中提出模糊数学可以用于信息处理。他说:“所要介绍的概念在性质上虽然是模糊的,而不是精确的,但最终将证明它在很多问题,例如信息处理、控制、系统辨别、人工智能,或是更一般地说,在包含不完全或不肯定的数据决策过程中都是有用的。”①以后不少学者对模糊信息进行了不少工作。1972年意大利人A.德路卡(A.Deluca)首先研究了纯模糊性所引入的不定性,将申农的概率嫡的概念移植到模糊集上,定义了建立在模糊集合上的非概率的模糊嫡。②由于模糊性与随机性在本质上是两类不同性质的不确定性,一般模糊性是指事件本身内容及含义的不确定性,而随机性则指事件是否发生的不确定性,在实际活动中,研究模糊信息是否发生,既要考虑消息本身内容的模糊不定性,又要考虑模糊事件是否发生的随机性上的不定性,有人把这种具有双重不定性的信源称为广义信源,其信源嫡称广义嫡,要用概率、模糊集合、模糊事件概率对其进行定量描述。③当然,在模糊集合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嫡”和信息概念,前正处于发展的初期,许多方面并不统一,因此,要建立系统的模糊信息论,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作者:周桂如 王雨田 单位:北京邮电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科学理论论文:基于先验性的科学理论论文 一、考察科学理论的两种哲学观念与共通的同构式表达机制 理论陈述的恰当性(尤其是它的真值)则取决于它或它的推论是否恰当地描述了这些事件,或者说我们可以对如何确定这类陈述的真值持有一种符合论或接近于符合论式的观点。这种直接的描述或间接的、通过对应规则和逻辑推理转换的描述都表明在理论的陈述观看来科学理论具有表达作用。而且,从语义分析的角度来看,用于表达的科学理论陈述诸成分与被表达项应该具有某种映射关系。还有,哲学可以进一步对理论陈述的被表达项的形而上学与认识论意义进行探讨。比如,我们可以讨论理论陈述中的名称是否可以指称实际存在的科学对象(特别是不可观察对象),理论陈述所描述的情况如何符合我们人类所观察到的经验现象,等等。而在另一方面,理论模型观提供了对科学理论的表达功能与表达机制的另外一种刻画。首先,理论模型观认为科学理论的本性就是一个模型族,而且这些模型一般都会被视为一种数学结构,这些数学结构相互之间至少具有部分的同构(isomor-phism)关系———大多模型观的支持者都追随结构主义(sturcturalism)的刻画,认为理论模型是一种集合-结构(set-structure)。于是,科学理论的表达功能就应该由这些模型来行使。比如,Sneed认为理论的表达就是以拉姆塞(FrankRamsey)式的方案通过集合论谓词的刻画来给出理论的经验性断言(empiricalclaim)。在他看来,理论所蕴涵的拉姆塞语句(Ramseysentence)就是它给出的一个经验性断言:对于一个包含两个部分的理论F(珔T,珚O)而言,典型的拉姆塞语句就是“tF(t,珚O)”。需要注意的是,与陈述观对拉姆塞语句的看法不同,珚O不是陈述观意义下的一阶语言中的可观察词项/谓词(相应的,珔T也不是单纯的理论词项),而是一个特殊的只含有经验性内容的集合论谓词(set-theoreticpredication),而这个集合论谓词其实就是对一个集合-结构或模型的定义。 因此,这个拉姆塞语句的意义事实上就是表明,对于该理论而言,存在一个特定的具有经验内容的模型,而且它与理论模型有重合的部分珚O,因此显然也与理论模型族之间具有同构关系。还有,因为集合-结构本身只是一个数学结构,由它刻画的“经验模型”就未必符合传统哲学对“经验”的理解,所以这种“经验模型”其实首先是一种数据模型(data-model)。从上述简要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理论观在表达层面上确实具有显著的区别。陈述观认为理论陈述直接就表达了某些特定的项,这些被表达项之中至少有一部分应该具有形而上学与认识论意义。而模型观则认为只有模型才能进行表达,而且被表达项仍然是结构化、模型化的,并不能刻板地采用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与认识论概念去刻画这些被表达项。不过,如果仔细观察两种理论观的表达机制,我们就会发现尽管它们有那些显著的差别,可是其机制仍然具有一种共通的特征———同构性。尽管同构性是模型观显明地引入的概念,可是根据陈述观的刻画,理论陈述在进行表达时,它的各个成分应该对被表达项形成进行某种映射,这其实就已经预设了在表达成功时理论与被表达项应形成同构关系:名称应指称实在的对象或至少指向某个语言实体,谓词应精确地描述对象、事件的状态与相应的现象等经验内容,由这两者组成的完整句子应该符合相应的事实并因此而为真。即使按照反实在论的观点,理论实体的名称并不指称任何对象,理论陈述也并不字面地为真———比如遵从范•弗拉森的看法它的真只表明陈述具有经验的恰当性,谓词仍然应该精确描述现象、实验观察结论等经验内容。这一点也仍然预设了它和经验内容具有同构关系。而在另一方面,尽管模型观有可能提供与陈述观不同的语义学-形而上学刻画方式,包括指称与相应的科学的对象/理论实体的实在性论断、以及对理论陈述真值的刻画,可是它更加强调了理论模型应同构于经验或数据的模型,这种同构关系也因为经验数据模型的结构化而显得更加清晰。而且,我们同样可以进一步地讨论模型自身的形而上学与认识论意义。也就是说,无论采取陈述观还是模型观的方式理解科学理论,也不管这种理解背后所遵循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立场,只要这种理解要求科学理论有所表达并且至少表达某种具有经验意义的事物,那么这种表达机制的基础就是同构关系。表达的恰当性标准其实就是理论与被表达项的同构程度能否达到预定的标准。 二、表达、科学理论的知识属性与怀疑论 无论理论的陈述观和模型观采取何种方式刻画理论的表达机制,我们都无法否认表达本身在对科学理论的哲学考察中的重要地位。“科学理论表达了什么以及它为什么能恰当地表达”这样的问题就相当于我们需要对理论的被表达项进行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刻画和阐释;相反,当我们需要对科学理论进行哲学式的阐释和刻画时,这种阐释和刻画通常都会和表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当科学理论被认为是一种知识的时候,它的理由通常都会被认为是科学理论必定在进行恰当的表达。传统知识论通常给出一个命题何以是知识的JTB(justifiedtruebelief)条件,即某个人具有命题知识P,当且仅当他相信P,而且P是被证成的真命题。在这三个条件之中,真值条件与证成条件是至关重要的,而且都与表达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对于科学理论而言,这两个关键条件其实通常都需要引入表达及其恰当性来进行刻画。如果我们以陈述观来理解它,那么一个科学理论陈述为真是因为它恰当地表达了某一类事实、因果机制、物质对象的性质、关系等等,而对它的证成则相当于以一种合乎理性的方式来论证表达的恰当性。这种论证即引入确证(confirmation)或证伪(falsification)等方法论,其原则都是根据理论陈述的某个逻辑后陈是否恰当地表达了某项事物(如特定的经验现象)来考察理论陈述本身的真值。这一点即使在模型观看来也不会有根本的转变———尽管在模型观看来理论陈述的真并不与表达直接相关,它也不可能被表达直接证成。可是如果把一个理论模型看作知识,那么引入、使用这个模型的合理性与适用性仍然被持有模型观的学者归为模型表达的恰当性,对这种合理性的论证同样也可以被看作一种基于表达恰当性的证成过程。总之,将知识与表达、尤其是将科学理论的知识属性实质性地归因于表达、而表达机制的基础是同构性,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直觉和传统,这一点不会由于我们将理论刻画为陈述还是模型而有所改变。在此之后,被科学理论表达的项通常被认为是处于物质和知觉世界中的对象、现象或经验、感知,或者是对上述事物的模型化刻画。 即使是物质世界中的对象也同样是那种只能通过观察与感知等经验手段为我们所知的对象。于是,基于表达的科学理论知识就是一种经验的或后验(aposterior)的知识,对它的证成自然也是一种验后证成。这最终还可以导出由科学理论知识所可能具备的其他特征也与表达有关,如客观性说明被表达项(对象、事实、经验现象或模型)在形而上学上独立于理论和对理论的认知、使用;合理性之前其实已经提到,说明理论应该通过对其逻辑后陈等表达的考察而得到恰当的证成;普适必然性则同样归因于被表达项的某种形而上学特征,而且理论应该试图表达出这种特征。尽管JTB条件因为盖梯尔问题等而受到挑战,可是回应这种挑战的方式其实并未实质性地超越这种将科学理论知识属性直接归因于表达的传统。典型的回应对JTB条件挑战的方式包括内部主义(in-ternalism)和外部主义(externalism)。内部主义的方案即修改JTB条件或在此基础上增加新条件,以更严格地刻画什么是证成。但这只是试图更加严格地刻画知识拥有者应该如何论证知识的表达恰当性而已,在科学哲学对确证理论的讨论之中也早有类似的方案。外部主义的实质都是将命题知识的真与证成诉诸于可靠的认知心理与神经机制。可是,这其实只是在直接使用特定科学理论知识去描述那些知识的发生学过程而已。它本身就是一种表达,于是就并不是一种对命题知识属性的辩护,更加不会实质性地挑战科学理论本身的知识属性与表达的关系。这就更能够说明科学理论知识与表达形成了看上去牢不可破并且非彼莫属的紧密联盟。正是在这样的传统之下,大量围绕科学理论的哲学争论都可以被重构为针对科学理论是否是符合表达恰当性要求的知识这一问题的怀疑论挑战,以及对抗这些挑战的相应辩护。这些怀疑论质疑的都是科学理论在进行表达时,被表达项是否具有客观性(如实在论-反实在论争论)、普适性(如关于定律的争论),科学理论的表达机制是否恰当、可靠、能够得到客观有效的检验(如关于经验对理论的非充分决定性问题)等等。因此,我们甚至可以直接认为,关于科学理论知识的各种怀疑论挑战其实都是对科学理论的表达能力、表达机制的可靠性与有效性的挑战。 三、成为对抗怀疑论根本困难的同构表达机制 事实上,知识与表达、同构如此的密切关系不仅提供了怀疑论得以产生的温床,同样也给对抗这些怀疑论设置了几乎难以解决的障碍。如前所述,由于表达机制的基础是同构性,评估科学理论的表达是否正确与恰当的方式无非就是确定那些理论可能表达的语义内容确实是否具有如同理论语言结构所给出的那些成分与结构。可是,那些语义内容的成分和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理论告诉我们的。比如,对于某个对象及其性质而言,我们确认一个理论恰当地表达到它的方式无非是确认到该对象与相应的性质造成了一些特定的、可以被观察到的经验效果。可是这个由对象、性质产生效果的事件中仍然包含理论试图表达的那个项,而且恰恰是这个理论本身告知我们这个事件确实是如此发生的,否则我们最多只能得知其经验效果。于是,以那些只能通过理论表达的方式提供的知识去为表达的恰当性辩护就成为了一种循环论证。面对这种困境的一个直截了当的反应似乎就是确定一些不需要通过表达即可以被“直接”获得的项(比如感觉材料sensedata)以作为表达的基准。这些被“直接”获得的项应该是足够清楚的,或者说即使可能不够清楚,对它的确认与辩护也与表达无关。于是,科学理论至少可以没有疑问地同构表达这些项。具备这一特征的最典型的项似乎就是人的知觉经验,即认为可观察现象等经验内容是认知者能够“直接”获得的,因此它很可能清楚而分明。 有些比较极端的论点甚至会认为科学理论最多只能表达它的经验内容。这也是科学哲学中的反实在论或科学理论语义学中的工具主义、建构经验论等观点的基础。不过,那些“经验内容”是否确实能够被清楚而分明地获得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首先,经验的本性是什么仍然需要关于心灵、感知与认识论之哲学的讨论;其次,由于科学知识和科学实践活动的某些特殊性,科学中“经验内容”与哲学传统中的所谓经验很可能有较大的差距,这就导致对科学中“经验现象”组成与结构的确认、辩护方式都需要新的理解方式(我们甚至可以根据这种新理解来重新刻画一般哲学中的经验是什么)。比如,认知科学与神经科学等已经试图对感知给予自然化的、甚至是基于特定神经机制的解释。如果这种解释能够彻底地刻画人的感知,那么所谓“经验”无非是那些神经机制在接收特定刺激时给出的输出而已。不过这样的解释恰恰在作为一种科学知识去同构地表达某一类特殊的因果事件,这种同构表达本身就需要辩护。即使感知不可能被完全自然化,可是科学中的“经验内容”严格地说并不完全是(甚至大多数都不是)人感知到的那些东西。比如一种特殊的仪器,它的液晶面板会显示红色的、被某些科学概念所命名的数字,于是使用这种仪器的实验者会感知到一些红色的具有特定形状结构的数字符号。可是任何实验者都不会将这种感知本身视为本次实验所给出的经验结果,有资格成为“经验内容”的只能是那个数字所代表的特定科学概念的值。而且,如果极端地强调任何经验内容都只能是人自身感知到的那些东西,那么关于科学的知识观将陷入主观主义的境地,“观察渗透理论”问题即反映了这一点。这一问题恰恰说明如果将被科学理论表达的项局限于人自身感知到的东西,那么其表达的正确性、恰当性将最多只有感知者自己才能确认,而且第三者了解被表达项的方式同样只能是借助于理论的表达。从而,基于表达的科学理论失去了可在第三人称下交流的客观知识属性,对它的辩护又只能是那种循环论证,这就正是怀疑论所希望造成的后果。如果科学中的“经验内容”只能是在特定的实验条件中特殊仪器的输出,这同样面临为科学理论同构表达提供辩护的困难。这种“经验内容”至少应部分脱离人自身的感知而受到实验仪器、实验观察手段等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一个实验观察结论等经验现象仅仅由一个孤立的科学理论表达。为了使理论能够正确地同构表达该实验观察结论,我们应该考虑到实验仪器、观察手段等对结论的影响以清楚地刻画实验观察结论的样貌。如果这种样貌本身是清楚的,作为表达项的目标理论当然可以很容易地同构表达这个实验观察结论。可是,对这种样貌的刻画本身就需要引入对实验仪器的工作机制、实验观察手段的工作机制的描述,而这些机制本身就很可能由另一种科学理论同构表达(尤其是那些精密、复杂的仪器)。比如上一段提到的那个仪器,它有能够显示红色数字的液晶面板。那么为什么它显示了这样的红色数字,并且可以认定这种显示就反映了实验需要获取的经验性结论?这就需要由液晶面板的工作原理和仪器的输入端经过一系列仪器因果机制链条的传递对液晶面板的影响机制来解释,而这种解释恰恰需要相关的理论表达。于是,这种对理论“经验内容”的理解同样不可能绕过如何辩护表达中的同构性这一问题。还有,从科学理论的模型观来看,将理论的“经验内容”局限于上面提到的哲学传统中的感知觉范畴并不恰当,甚至会造成很多混乱。之前已经提到,理论的模型观会认为理论的“经验内容”是一种特殊的(甚至是数据化的)模型,于是它不可能是那种由认知者直接获得的经验。 相反,考虑到两种理论观之间的差别,如果将理论的经验内容刻画为认知者直接获得的经验,那么其附带的后果就很可能是不得不只接受理论的陈述观———而且如果强行认定即使理论满足模型观,其“经验内容”的实质也是由认知者直接获得的经验,这也很可能相当于认为理论的模型观与陈述观没有实质性区别。可是,模型观本来就应该与陈述观有实质性的区别,而且相比之下模型观还有很多优势。例如,在科学实践中有大量模型事实上并不表达自然界中的对象或人的知觉经验,如质点、理想气体、经典牛顿力学下的黑洞等,可是这些模型依旧给我们提供或至少启发了大量的知识。而且如今的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已经高度数学化,而相对于陈述观而言,模型观能够从理论结构的方面更加恰当地刻画科学理论的数学特征,而且可以从这些数学特征出发更好地理解理论的变迁与发展。最终,在哲学上,前两点很可能说明从科学理论的语义学和解决科学统一、科学知识的积累与发展等问题的角度来看,模型观对科学理论的刻画是更加恰当的。比如,对于科学理论的经验证据是什么这一问题而言,模型观对所谓“经验证据”的模型化、结构化处理方式很可能比陈述观给出的简单表达关系更满足科学实践,尤其是更符合模型和实验设计、测量的实际关系。由于模型观已经将科学理论的语义(如它的“经验内容”)视为具有特定结构的模型,仅从表达本身来说表达中的同构关系是非常显明清晰的,可是为何其语义是这种结构的模型又成为了问题。尤其是理论的语义内容毕竟应该要么是某种客观存在,要么是某种心理内容,而不应该仅仅是一种纯粹数学形式的结构。因此,在波提迪斯看来实际中的科学理论模型和实验的关系要比理论模型观给出的数学形式刻画更加复杂。这就表明科学理论的模型化确实应该具有相应的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的根据和理由,而且这种根据和理由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理论模型在恰当地表达某些在自然界中存在的事物或人的知觉经验。否则,这就不但会重新混淆模型观与陈述观,而且仍然还是会引入表达及其同构机制,当然也就同时面临之前提到的所有相关辩护困难。总之,对科学理论知识的怀疑论集中于对设想中被理论表达的项是否含有与理论同构的组分和结构、以及理论是否真的与这样的项同构的怀疑。为了消除这些怀疑论,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说明被理论表达的项确实含有与理论同构的组分和结构。可是这就相当于我们需要获得关于被理论表达项的相关知识并用这种知识去证成科学理论知识,而且这种知识很可能来自于表达(甚至是与辩护目标理论直接相关的表达),也就是一种后验知识。论证的目标则恰恰都是为作为后验知识的科学理论知识提供合理性辩护(也就是证成),这最终都会导致循环论证。如前所述,即使通常被认为最基本、最清楚的所谓科学理论知识的“经验”内容都无法摆脱这种循环论证或者即使勉强摆脱也导致更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就只能认为:如果按照传统的方式将科学理论知识刻画为基于表达的后验知识并认为对科学理论知识只能给出验后证成,这在本质上将无法摆脱怀疑论的困绕。 四、超越表达:科学理论知识的先验特征和先验证成 如前所述,对科学理论知识的怀疑论在根本上都针对于科学理论知识作为一种后验知识和对它的验后证成的合理性、有效性、充分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本都在于以基于同构性的“表达主义”理解科学理论知识很可能是不充分的。我们可以给出这样的一组相互关联甚至等价的概念:同构性表达后验知识验后证成其中,同构性与表达是理解这个概念组的语义学角度,而后验知识与验后证成则是知识论/认识论的角度。而且对其中任何一个概念的怀疑都可以追索到对整个概念组的怀疑。如果要对抗这样的怀疑论,我们就不得不认为科学理论知识除了具有基于表达的后验属性之外还应该有另外一种属性。这种属性既说明科学理论知识在语义学上不仅仅是在表达,同时它应该有助于刻画、确认与辩护科学理论知识进行同构表达的恰当性。那么,这样的知识属性到底是什么?由于这种知识应有助于为理论能够有效地进行同构表达提供刻画、确认与辩护,那么它必定能够以不借助于表达的方式刻画被理论表达项的结构、组分,当然它同时也应该解释、确定为何理论能够和这样的被表达项同构。而之前已经提到可能满足这种要求的一个选项———“直接”的感知经验其实并不能满足进行这一系列辩护的最终目的,这其实也就说明直接借助于经验的其他论证都不能满足要求。于是,这种知识属性的唯一选择就只能是那些先于经验的即可成立的属性,并且这些属性应该成为论证理论进行恰当同构表达的前提、条件,其实也就是科学理论成为恰当后验知识的前提、条件。 这就说明科学理论知识应该具有先验的特征,这种特征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即理论应该具有并不需要被表达的语义内容。而且,这种特征也进一步说明除了对科学理论进行验后证成以外,还需要对科学理论进行先验式的证成,两种证成的结合才能够完整、充分地证成一项科学理论知识,甚至应该强调的是先验证成是验后证成的基础。如何刻画满足上述要求的科学理论知识的先验特征?根据上述提示,这相当于回答一个康德式的问题:“科学理论同构地表达某种语义内容是何以可能的。”我认为科学理论的模型观已经为回答这一问题给出了一定的提示。理论模型观的语义学实质就是将科学理论的语义内容进行结构化、模型化的处理,这本身即有助于确定理论和它表达的内容的同构关系。问题无非在于如何以先验的方式刻画、论证这种结构化、模型化的恰当性,从而避免仅仅将它们视为借助于数学的特殊形式化处理而已。而且可以注意到,理论模型观以模型和结构去刻画其语义内容,这本身就说明这种理论观并不完全遵从“表达主义”。那么,只要不将模型化的理论语义内容简单地视为物质世界的对象、性质或经验现象,这样的模型本身就很可能具有先验的特征,于是对这种模型化的恰当性论证也就成为先验证成。更具体地说,我们很可能在以下的两个方面发现理论模型知识所具有的先验特征:1.理论模型通常是数学结构或抽象的概念结构,如果它应该具有先验特征,就很可能说明这种数学或概念的结构是一种柏拉图主义意义上的存在;2.在第一种特征的基础之上,由于模型观中理论陈述的真值应满足模型论语义学的要求,这就说明我们应该对理论陈述的真与真值采取和“表达主义”并不相同的理解方式。 作者:谭力扬 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科学理论论文:初中英语科学理论论文 一、实施过程及效果 1.做好语音教学 要先让学生掌握好语音知识,这是基础中的基础。梁仪在认为,“语音是学习语言的基础。”英语语音是七年级第一学期的教学重点,在第二学期的期末阶段,全班应该有超过90%的学生能够将48个国际音标正确地读出来,而且还能够做到根据音标读准单词,还能根据所听到的读音来写出较为简单的词汇。在课堂教学中要有计划地落实语音教学:学26个字母时,教师可以先从归纳字母读音入手,能够将字母以及音标明确地区别开来,而且还要讲授部分比较简单的发音要领;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分解单词的音标,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开音节、闭音节,分清辅音以及元音,能够准确地朗读长元音以及短元音;而且还要尽可能地运用单元综合技能训练课,最大限度地配合教材的单元语音练习任务,有步骤地学习相关的语音、语调内容,例如,重读、连读、浊化以及字母组合和失去爆破等。从人教版《新目标》英语七年级上册第三单元来看,在“Isthisyourpencil?”这个语音教学片段中,要掌握的主要内容是辨别元音音素[i藜]以及[e藜]。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如下操作:首先教师讲解双元音[i藜]以及[e藜]的发音方式,然而开始相应的听辨音训练。它要求学生能够听辨音标,而且教师也要向学生朗读以下成对出现的单词:hair-hear,ear-air,dear-dare,fare-fear,beer-bear,chair-cheers,然后让学生能够清楚地分辨出所听到的元音,可以按照下面步骤进行T:hair;Ss:[e藜];T:hear;Ss:[i藜];然后让学生听辨单词,教师要随机地朗读以下的词汇:hair,hear,ear,air,dear,dare,fare,fear,beer,bear,chair,cheers,而且还要让学生能够根据所听的内容圈画出教师所朗读的单词。在此基础上,要开展相应的口头训练。要求学生熟练朗读下面的句子:(1)Dear,IhavetwoearsandIcanhearyou.(2)Pleasedrinkthebeeronthechair.Let’scheers!(3)Dareyoucutyourhairintheair? 2.善于复习 “艾宾浩斯遗忘曲线”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我们要在将记忆内容遗忘之前,尽可能早地、有规律地进行复习以及运用。教师和学生可以听、读,也可以写,还可以说出来,这样不断重复以及运用,就能够更好地掌握这些单词。例如,学生在学习单词apple时,可以说,Applemobilephone,也可以假想吃苹果时想起apple,教师也可以向学生讲授俗语,“Oneappleadaykeepsthedoctoraway.”这样以来,不仅掌握了知识,还想起了现代科技,还学到了如何养生。 3.语境学习法 在运用语境学习法开展词汇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对初中生的认知特点有清楚的理解与把握。在此基础上,教师要能够熟练地创设多种语境,这样就能够为学生借助不同的句式或前后文学习单词提供较好的语言氛围。例如,教师在讲到新单词water时,可以拿来水瓶浇花、也可以喝水等,这些场景都是学生们很熟悉的。教师要及时地向学生展示下列句子(1)Iwanttodrinksomewater(.2)Imustwaterthemeveryday.学生从这两句话中就能够大体上把握住(1)句中的water含义是可以喝的水,(2)句指的是动作“浇水”。在这种语境下,学生能够很好地接受water一词的用法以及词性。 4.开展实物、图片、游戏教学 考虑到初中生的认知特点,他们更能够接受实物以及图片。那么,运用这些方式,可以让学生学会更为丰富、生动、形象、直观以及立体的词汇,学生也会牢记这些单词。从初中英语来看,绝大部分名词以及动词都是用来表示非常详细、具体的时间、人物、地点、事物以及动作,如watch,clothes,cup,smile,jump,run等。这些单词相对比较简单,因此可以最大限度地运用场景、实物或多媒体等丰富多彩的方式来进行教学。这样不仅充分发挥了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而且还刺激了学生的诸多感官来感知词汇,从而加深对词汇的印象。因此,教师在备课过程中,要最大限度地搜索、选取和教学内容密切相关的素材。例如,在教授七年级下Unit11Whatdoyouthinkofgameshows?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浏览当地影院首页的相关内容,学会talkshow,soapopera,sportsshow,sitcom,gameshow等词语,这样不仅很好地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而且还较好地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 5.教授构词法知识 初中阶段很多英语词汇的构成和含义有着较强的规律性。因此,如果教师能够向学生教授一定的构词法知识,就能够很好地扩充学生的词汇量,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学生在猜测词义方面的技能,从而不断提升学生词汇学习时的自信。比如,可以利用已经学习过的单词health来推断出healthy、unhealthy的含义,也可以根据teacher推测出teach、teaching等派生词的含义;利用非常熟悉的meeting与room,class与room,让学生推断出meeting-room以及classroom的含义等,这都能够很好地让学生迅速而有效的掌握相关词汇。 6.让学生自由交流 从英语学科来看,它属于语言学科,不仅要听读、写译,而且最重要的是说,也就是交际。交际是语言学习最为主要的目的之一。因此,人教版教材仍然坚持了“交际教学法”。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采用Freetalk的教学模式来引导出一些生词。例如,在教授七年级下册Unit9Howwasyourweekend?时,教师可以采用以下方式来询问学生:“Didyouplaysportslastweekend?”“Whatdidyoudolastweekend?”“Whatdidshedolastweek-end?”学生往往就会脱口而出一些词组,例如visitaperson,gotothebeach,stayathome,dosomereading,studyforatest,playbasketball,cleanherroom等。通过此过程,就能够很好地引导出本节课的一些生词,而且也能够引导学生在自由交流中学会流利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二、总结和反思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在初中英语教学过程中,有科学系统的理论支撑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词汇教学却又不仅仅是需要理论支持,而且还要依据学生的认知特征、学习能力、学习态度、教师科学的方法和指导等相关因素。因此,对广大初中英语教师而言,为了更好地实施初中英语词汇教学,要尽可能地丰富自身的理论知识,而且还要在课堂教学中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更好地提升学生英语词汇学习的实效性。当然,广大教师要结合本地区、本校、本班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的具体情况,做好针对性分析与调查,从而采取切实可行的词汇教学方法。教师也一定要勤写教学反思,分析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教学方式、手段以及途径等是否能够真正帮助学生迅速地掌握词汇。如果效果好则要发扬下去;如果效果不好,则要分析其中的原因,并采取针对性措施,以便更好地开展初中英语词汇教学。 作者:钟灵娇 单位:广东省紫金县附城中学 科学理论论文:病例导入式科学理论论文 1病例导入式教学法基本概念及在内科学理论教学中的应用 将生动形象的典型内科病例应用于理论课教学,有助于抽象的医学理论具体化,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强烈的学习动机,改变既往“灌输式”教学中单纯理论知识的堆积,使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教师在病例导入式教学中,结合代表性病例适时提出问题,可引导学生查阅资料并分析讨论,做到医学基础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有效启发了学生的临床思维,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处理问题能力。 2病例导入式教学法在内科学理论教学中的具体实施 2.1精心选择案例 典型病例准备是病例导入式教学法成功实施的前提和基础。教师选择病例时,必须紧紧围绕教学大纲和教学目标,充分考虑病种、发病机制和诊治的典型性、针对性,精心选择合适的病例。按学生现有知识水平,如有一定的临床知识积累时,可以适当选择一些稍难的病例,给予学生一定的临床思维训练,有助于其理清疾病的诊治思路,提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2.2合理准备问题 问题的准备与设计既需要考虑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又需有一定的发散性与挑战性,注意问题的难度与知识掌握之间的平衡,使其有助于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学生刚接触内科学时,可以设计基础问题帮助其熟悉临床诊疗程序与思路;而后,随着临床工作的逐步开展,可以设置一些复杂或疑难病例,使学生通过主动学习与思考,达到深入理解疾病发生发展机制的目的。 2.3理论实践相结合 单纯病例介绍与理论讲授难免枯燥乏味,因此在理论课讲授时,要让学生有由理论到实践、再结合理论的过程。因此,在课堂讲授中,教师应首先给出典型病例、提出问题,再对疾病的发生机制及临床诊治予以深入阐述;随后,在教师带领下,让学生接触代表性病例,在临床实践中针对教师提出的问题,整理疾病诊治思路,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展开讨论;最后,学生分组总结该病种的基础知识与临床诊治要点,分享学习体会,教师在此基础上,对学生发言加以点评和归纳总结,并对疾病的研究进展进行阐述,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2.4课后案例提高 理论授课的完成不代表教学任务的完全结束,给学生布置课后作业有助于其对学习内容的强化,有助于学生巩固已学知识,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既往多布置选择题、名词解释和问答题,注重知识的记忆,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以及临床思维的培养。为此,我们建议在课后布置思考题时,设置简单案例,并将教学大纲所要求掌握的内容结合案例设置为问题,促使学生将分散的理论知识进行系统有序的梳理和应用。这样既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与分析问题能力,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3病例导入式教学法实施经验总结 病例导入式教学法对教师与学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教师必须对所提供的病例有全面深入的理解与掌握,并且能够引导学生对疾病本身以及疾病背后隐含的知识加以思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使其形成解决问题能力,而这对于病例导入式教学法的开展非常重要。其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对重要理论概念的讲述不能忽视,不能光讲临床诊治而忽视教学大纲的要求,必须注重基础知识和临床知识的结合与融会贯通,因此,合理的教学计划至关重要,必须兼顾理论讲授与病例讲授。 再次,在实施过程中,教师的引导非常关键,病例导入式教学法能否成功,关键在于病例问题的创设和课堂讨论的开展,病例讨论有时没有标准答案,很多问题目前还存在争论或尚未阐明之处,这就需要教师把握好问题讨论的具体环节和进度,在讨论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 最后,师生的共同协作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需要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包括理论学习、接触患者以及探寻病例所涉及问题的解决方法等,从而由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探索学习;另一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引导学生思考,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使学生不断地调查研究、释疑解惑,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与创新意识。 4结语 总之,在内科学理论教学中引入病例导入式教学法,可使学生在学习中变被动为主动,并在教师的引导下,将基础知识与临床实践有机结合,从而系统学习临床医学知识,培养临床思维,形成创新能力与科学精神。 作者:蒋炜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科学理论论文:中医系统科学理论论文 1系统科学概况 系统的概念最早来源于古代人类的社会实践经验,自人类有生产活动以来,就无时无刻不在同自然系统打交道;在人类知道系统科学之前,就已经在进行辨证的系统思维了;我国古代的农事、医药、天文、工程等方面的成就,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朴素系统科学思想的自发应用。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结构体系中的系统科学,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总结概括已有科学技术分支并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提出和创立的。他从三个层次概括了建立系统科学的重要意义,一是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指导;二是为工程技术直接提供理论基础;三是在技术科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概括为认识、揭示客观事物规律的基本理论。系统科学的学科结构包括一门基础科学,即系统学;三门技术科学,即控制论、运筹学和信息论;以及一门工程技术,即系统工程。总体而言,系统科学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对象十分广泛,从研究物质运动规律的自然科学,到研究人类社会活动规律的社会科学,只要具有系统的特点,均可作为研究对象。 2中医理论与系统科学理论的契合点 系统是指由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一些部分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总体,其共性特点可以概括为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有序性和预决性。而中医学理论具有强调整体观念、遵循阴阳五行规律、重视脏腑经络联系等特点;因此,体现我国古代医疗实践经验和规律的中医学完全具备系统的特点,可以成为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就理论实质而言,两者亦十分相似。 首先,就系统的整体性而言,是指系统具有其组成部分所没有的功能,即“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中医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所构成,各部分有机配合,共同实现人的形体完整和功能正常。并且,人体还与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构成一个系统,从而影响人体的健康。 其次,系统的关联性,是指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以及系统和其环境之间具有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并且这种系统的关联性决定了系统整体性的存在。不难理解,人体五脏六腑的功能都不是独立的,比如脾与肝虽功能各异,但相互影响,情志不遂,肝气郁滞乘脾,形成肝郁脾虚证,就是很好的例证。人体中的气、血、津液等物质可以将各组织器官有机地联系起来,相互联系、促进和滋生,共同决定人体的整体功能水平。 再次,系统具有动态性和有序性的特征。动态性是从时间的维度来观察系统,其每时每刻都在运动变化,不存在绝对的静态;而有序性则是系统关联性在空间上所表现出来的结构层次,以及动态性在时间上所表现出来的演化方向,使得系统具有在空间、时间和功能上的有序性质。总结起来,即是系统的整体和各个部分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且这种运动越是有序,其组织化程度也就越高。人体的生理功能变化和病理演变过程都充分体现了这种动态性和有序性的特征。比如,中医理论中有“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的描述,充分体现了人体的动态特性。而根据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人体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都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则是人体有序性的真实反映。 最后,系统的预决性表现为系统的有序性能够使其自动导向它的终极状态,这一特性在生命和生物系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生理学中的正反馈概念,就是对人体系统这一特点的真实反映。不仅如此,人体的预决性在中医学理论中也有充分的体现,比如"久病入络"的理论,就描述了人体久病必然导致病邪逐步由外向里,由浅入深,最终导致络脉损坏、脏腑衰竭的病理变化规律。从以上阐述,可以看到中医理论中的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藏象学说和经络学说,六淫、七情致病理论,以及中医的辨证论治思维过程,这些都无不强调了人体的整体观和人体与环境、社会的整体观,也就是系统的观点。因此,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开展中医学的结构化和规律性研究是可能的。前面提到,医案是中医名家临床经验的结晶,是传承中医学术思想和经验理论的重要载体;因此,医案的系统研究就是应用系统科学开展中医研究的重要内容。系统科学理论的引入,使我们能够从宏观的角度,透过极其复杂的医案信息表达,把握中医辨证论治的总体发展变化趋势,以及医案中各要素间的内在有机联系;从而能够确定宏观的医案结构,并且细致地描述医案中各信息的发生规律;因此,系统科学思想为中医医案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3展望 迄今为止,中医医案的系统研究方法还处于起步阶段,如何更好地改良以适应中医医案研究的需要还应不断探索。通过分析,我们认为运用系统科学建立医案结构化模型并进行规律性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开展这一研究,能够使我们从宏观上把握医家的学术思想和理论风格,充分展示其临床辨证论治的丰富内容和思维特质;亦能够变革中医医案的现有形态,使医案的研究和学习真正成为与中医学性质相一致的系统工程。总之,这种研究方法能够集中医专家、系统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的共同智慧,为医案研究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前景和余地,也为医案研究同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的有机结合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综上所述,系统科学对思维科学的深入认识,将有助于将医案研究引向更深的层次,运用系统科学理论的原理和方法研究中医医案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 作者:熊丽辉 单位:长春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科学理论论文:科学教育的现况和教育理论简述 作者:冯羽 单位:上海科技馆 HPS教育理论 H(HistoryofScience)指科学史,P(PhilosophyofScience)指科学哲学,S(SociologyofScience)指科学社会学,HPS教育旨在扩展科学教育的视野和科学教育的内容,提倡从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史学等多个视角来筛选、编排科学教育内容,以期使科学教育能真正地、有效地、全面地提高国民的科学素养。HPS教育的三个维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裴新宁认为:“缺少了史学和哲学,不会形成完整的科学概念,我们接触科学,一定要看到科学的真实”。科学最起码可以从三个纬度去解释,作为知识的科学,作为探究的科学和作为社会交往的科学。第一个维度,科学不仅仅是静态的知识,它还包括认知的过程。要想真正理解科学知识,必须知道它是什么,同时也知道它怎么来的,这就是哲学,科学哲学(P)就是认识论方面的问题。第二个维度,科学需要探究,需要花时间,甚至五年八年二三十年进行研究都是可能的,这样一个探究就是史(H)的维度。现在中小学强调科学探究,就是为了探究这个知识怎么来的,科学家当时怎么研究的,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去再现这个过程。第三个维度,科学是社会对话的结果,是共同体,这就是科学社会学(S)的维度。一个成果为什么二十年后才能得到诺贝尔奖金?这是因为科学是与社会不断对话的结果。比如,虽然我们现在科学非常发达,iPhone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快,但是这个和大众的距离似乎并没有缩短,为什么?就是科学与社会的对话没有做好。我们不懂为什么要iPhone4S,不懂每个技术背后都有哪些创意的历史和文化,而事实上法国人、美国人在用iPhone的时候不只在用技术,而是让技术真正成为生活中潜在的一种工具和文化。 HPS教育如何推进科技馆科学教育 我国的展览往往是单一强调Communication(互动性)、Scientific(科学性)或Philosophy(哲学性),很少有一个整合在一起的展览。那么我们究竟该怎么用HPS教育理念才能推进科技馆科学教育呢?第一,内容策划方面。科技馆里任一展示主题的说明和展教功能的实现,都需要人们了解过去、认识当代和思考未来,所以做一个展览内容策划,一定要有科技史的展教内容,只有做到以史为荣、以史为鉴、才能激发人们对未来科学发展的深入思考和智慧启迪。展览中孤立的知识点的解读和实物的展示还不如翻阅资料或网上查询更方便,因此,我们在做内容策划上要紧紧围绕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三个维度来阐述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建立用三维的角度去看科学、看世界的方法。第二,教案编写方面。要打破科学教育长期以来只关注“科学知识的结构和逻辑”的这样一种封闭的学科本位思想,提倡从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史学等多个视角来筛选、编排科学教育内容,提倡在科学教案编写中适当加入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史学等科学元勘的内容,使学生能够学习到完整的科学,真正理解科学的本质,提高科学素养。在科学教案中融入HPS教育理念,不仅可以使学生了解概念形成的过程、背景,学到科学研究的方法,从而对概念有更深刻地理解;而且有了人、事、情感的参与,使科学教育沐浴在人文关怀之中,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拉近了学生与科学以及科学家之间的距离,可以使学生对“科学的仰慕”变为对“科学的投入”。第三,科普老师培养方面。科技馆里的科普老师对科学的想象可以直接影响学生到科技馆参观学习时对科学的理解。高水平的科普老师队伍是普及科学教育、提高科学教育水平的前提,科普老师也是HPS教育引入科学教育的重要传播者。因此,我们科技馆管理者要把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与培训科普老师教育思维方式和观念等紧密相连起来。四、结语HPS教育基本思想就在于:坚信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对科学教育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只有这些学科的有机融合,才能使科学教育变得更有效。我们用HPS教育的方法来推动科技馆的科学教育建设,不是单纯欣赏或是崇敬科技工作者那些建树当代惠及后代的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在科技发展的足迹中去体悟他们艰苦卓绝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精神以及科学探索的智慧和方法。回望和审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发展源流,特别是在源头,科学、哲学和社会学是不可分的。 科学理论论文:科学理论与企业管理论文 1行为科学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在组织行为科学中比较经典的激励理论是美国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美国学者赫茨伯格等人提出的双因素理论以及决策模型理论。首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的需求分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友好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5个等级。这五种需求的依次上升,呈金字塔式的结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企业可以建立灵活的激励政策,充分发掘员工的潜能。双因素理论是指“激励——保健”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影响人的工作积极性的因素有两类:一类是避免不良情绪的需要,一类是激励因素。前者与工作环境、人际关系、工作待遇等有关。如果没有这些因素,那么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会很低,但如果有这些因素,并不一定能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后者是指员工才能得到赏识、拥有较好的发展机会等因素,这些因素能够激励员工产生强烈的工作欲望。在决策模型中,目标函数采用效用函数形式,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如非物质因素等。另外,在决策方式上,采用满意准则。这比传统的最优化准则更具有人性化。企业的决策者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寻求满意解,而不是“最优解”,这样的决策更具有实用性。 2行为科学在现代管理中应用的误区 2.1企业不够重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 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国企和中小企业,进行现代化管理的起步比较晚,不够重视行为科学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很多企业依然采用传统的管理方式。例如,很多国企采用终生制的人事管理方式,员工一旦进入相应的单位编制,就不会因为工作绩效差而被辞退。这种终生制的方式对于员工没有激励作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差,因此企业的效益很差。传统的管理方式不能充分考虑到人的不同方面的需求,出现了企业提供条件与员工需求不平衡的现象。如岗位与员工能力不适应、晋升机制不完善等。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导致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下降,企业员工士气低落,严重的甚至出现了整个管理团队辞职的事情。不科学的管理方式为企业的管理带来严重的隐患,成为企业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2.2对行为科学理论认识不够深刻 行为科学理论引入我国已经有一段的时间,很多企业已经逐渐在利用这种理论来进行员工的管理,但是效果却一直不好。究其原因就是我国的企业对行为科学理论认识不够深刻、不够全面。行为科学与心理研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企业应用中需要咨询相关的心理咨询师。在中国,由于文化的特殊性,公众普遍对心理咨询师具有一定的偏见。很多人将心理问题与精神问题划等号。因此,很多企业没有借助相关心理咨询师的帮助,直接进行行为科学理论的使用。然而,要想获得员工的性格特质、倾向等方面的信息和结论就必须进行相关心理方面的调研。通过调研了解员工的性格、潜能等,然后企业可以实现岗位与员工能力相匹配。 3在现代化管理中应用行为科学理论的具体途径 3.1企业要重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 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是企业做好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通过行为科学理论的学习,企业的领导和相关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可以洞察到企业员工内心的真实需求,然后根据不同情况予以相应的满足。这样可以充分地发掘员工的潜能,进而提高企业组织绩效。因此,企业应该十分重视相关理论的应用。首先,领导层需要学习相关的行为科学理论。企业领导可以通过咨询、自学、参加EMBA班进行行为科学理论的学习。然后,针对企业员工,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员工,企业需要进行相关行为科学理论的培训。企业可以聘请相关的专家、学者对该种理论进行深入透彻的剖析。然后结合本企业的现状进行讲解、分析,使得行为科学理论由抽象变为具体。例如怎样在本企业内部具体应用的马斯洛需求理论,本企业的各种因素与双因素理论是怎样对应的等。 3.2企业要全面认识行为科学理论 由于对行为科学理论的片面认识,企业不能很好地应用行为科学理论。要想全面、深刻地认识行为科学理论,企业的相关管理人员需要进行踏实、认真的学习。然后,企业需要克服文化的偏见,正确地认识与行为科学相关的心理学以及心理咨询师。通过心理咨询师的分析,企业可以获得企业员工性格倾向,从而更好地进行岗位的分配。企业可以进一步建立员工的心理档案。由于现代生活压力很大,员工由于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等,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心理问题。这样心理咨询师通过员工的心理档案可以全面系统的了解员工的心理状况,然后进行及时地疏导,使员工摆脱压力的困扰,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来。全面地认识行为科学理论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做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全面的认识行为科学理论使企业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员工的真实诉求,主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提高了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例如,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发现某员工最近一段时间总是请假,并且闷闷不乐。针对这些问题,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合理的手段了解员工最近的生活状况。然后在企业内部尽全力帮助员工解决问题。 3.3以人为本 二十一世纪企业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因此,企业需要想尽千万百计吸引优秀的人才,然后创造良好的条件留住优秀的人才。要做到这些企业需要以人为本。首先,根据相关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企业需要制定合理的薪酬福利制度。使之能够满足员工不同层次的需求又能激励员工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企业和工作。然后,企业需要与员工之间进行良好的沟通,认真考虑员工提出来的工作中问题。这样长期以来员工就会与领导层建立信任。员工与领导层之间信任能够使员工对企业产生依赖感和归属感。这样有助于企业推行新的政策和管理模式,加快企业的发展步伐。例如,丰田生产方式(精益生产)这一模式的推进在一开始就需要员工与企业领导之间很强的信任感。这样,员工才能将基层存在的问题真实地、完整地反映给企业领导,然后通过企业整体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进而提高企业的现代化科学管理水平。 4结束语 行为科学理论为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根据行为科学的相关理论,企业决策者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员工的真正需求,然后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最大程度上鼓舞员工士气,创造优秀的企业文化。另外,组织行为学理论在管理中的应用使得企业更加人性化,更加关注企业员工的需求,并且尽可能满足员工的需求。这些作用使得企业现代化管理受益。虽然,在实际应用还存在一定误区,但是为了能够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增大企业经济收益,企业领导应该充分重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应该踏实地学习这种理论,使之在管理中被很好地利用。 作者:王曰飞单位:光大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科学理论论文:科学理论指导民俗研究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中国民俗学的历史回顾;中国民俗学的现状及其学科危机;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前景展望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当时的民俗学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俗学作为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适时地总结自己的不足、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被引入中国、从1918年到1949年的30余年间,民俗学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基础、民俗学已经登堂入室,被确立为社会科学大家庭里面的一门独立学科、民俗学对于学科名称的争议,不利于民俗学在当前学术界的顺利发展、民俗学优秀概念——“民俗”一词内涵的扩展,与学科外延的无限膨胀,会给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民俗学从业人员学术素养的欠缺已经成为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民俗学爱好者众多,但专业研究人员不足、学科地位的确立为民俗学会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必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影响等,具体请详见。 把民俗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研究,并进而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对民俗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这是本世纪初才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当时的民俗学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登上中国现代学术殿堂的。80多年过去了,民俗学虽然没能像其他人文学科那样在中国得到迅猛发展,在社会上受到广泛重视,但民俗学的发展还是有目共睹的。尤其可喜的是,在1997年国家对社会科学学科进行调整时,民俗学取得了独立学科的地位,在国家的学科目录中终于占有了一席之地,这为民俗学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21世纪的来临,许多人文学科面临着新的挑战,“反思”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话题。 民俗学作为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适时地总结自己的不足,根据学术发展的规律及时调整本学科发展的战略,也属于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本文就民俗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民俗学界的同仁。 一、中国民俗学的历史回顾 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被引入中国,肇始于1918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歌谣征集活动。10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从此揭开了中国民俗学的序幕。此后,1922年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本办的《歌谣周刊》,在其创刊词中更明确提出了民俗学的学术目的:“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以不各尽一分的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歌谣》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11月。)历来为精英们所不屑一顾的民间俚俗歌谣,如今竟然刊登在堂堂国家最高学府的报纸上,并进入了学生的课堂,这在当时被看作是石破天惊的事情。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0年代末,除北方的北京大学外,广州的中山大学又成为民俗学发展的另一个中心,1928年成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并创办《民俗周刊》,出版了一批民俗学调查与研究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山大学时期出版的著作中,以顾颉刚的《妙峰山》影响最大。妙峰山调查是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1925年组织的一次考察活动,当时的调查文章在《京报·副刊》上以“妙峰山进香专号”的形式分六期刊出,1927年顾颉刚把这些文章汇集成册,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的一种出版。妙峰山调查在学界影响颇大,何思敬在读到“妙峰山进香专号”后,曾指出:在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中存在一种对于民众生活知识缺乏和态度冷漠的“暮气”,妙峰山调查是对民间文化、民间宗教“科学的调查是第一次,并且这第一次的调查已经得到很好的成绩”;并称赞说:“妙峰山专号就是打破这种暮气的一个霹雳。”(《民俗》第四册,上海书店影印本第一册,1983年12月。) 北京大学的民俗学活动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战爆发,中山大学的民俗学活动持续到40年代初期。其间,20年代末到30年代后期的杭州、抗战时期的西南、三四十年代的陕北等,都有一些属于民俗学方面的活动,并出版有民俗调查和学术研究的成果。 从1918年到1949年的30余年间,民俗学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这种基础对于一个新兴的学科来讲,还是相当不牢固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没有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占有稳固的位置,如建立系科、培养学生等;其次,它没有以此为生的学者,民俗学在中国最早的提倡者大多数都没有成为民俗学家,或者本来就是把民俗学作为自己专业的副产品。如顾颉刚提倡民俗学最为用力,但终其一生始终是一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时期的民俗学会会长容肇祖后来也是以哲学、历史而享誉学界的;至于北大时期的周作人、刘半农,中山大学时期的杨成志等,也都不是以民俗学而立足于学界,后来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钟敬文,在30代也是以散文而闻名于国内的,但他与其他学者不同,当时他已经立志要以民俗学为自己的学术目标。因此;我们认为,本世纪上半叶,民俗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进入中国,并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独立的学科,民俗学在当时的中国还远没有成熟起来,以后要走的路程还很长很长。 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本来就没有显赫过的民俗学更加寂寞。在这期间,由于社会的、政治的原因,民俗学中的民间文学受到特别重视,得到了突出的发展。民俗学研究的部分内容也在其他领域得到了应用,如在五六十年代的民族普查与民族识别工作中,对于调查者而言,民俗学成为必不可少的知识,而民族的风俗习惯也成为识别区分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志。 1979年至今,民俗学从呼吁恢复到学科地位的最终确立,又走过了20年的历程。如今的中国学界,民俗学已经登堂入室,被确立为社会科学大家庭里面的一门独立学科,民俗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步入正规,民俗学的学术组织纷纷建立,民俗学的学术著作不断面世,全国各地建起了许多规模不等的民俗博物馆,民俗、民俗学、民俗文物这些过去不被人们所重视的名词.现在也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黄金时期。 二、中国民俗学的现状及其学科危机 中国民俗学经历了近20年的恢复和发展,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但是,居安思危,当前的中国民俗学仍然潜存着一些不可忽视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俗学对于学科名称的争议,不利于民俗学在当前学术界的顺利发展。 民俗学虽然已在中国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们是,对于将本学科定为何名仍然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现有的论点中就有“民间文化学”、“民俗文化学”、“民俗学”等几种不同的观点。主张用“民间文化学”为学科名称的学者认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现在已经扩展到整个民间文化领域,原有的民俗的概念已经不能涵括现在的研究内容。因此,要用“民间文化学”来取代“民俗学”。若依此说,同样以民间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类学似乎也应改名。“民俗文化学”的出现是近年来流行的把一般性概念套用“文化”一词的结果,持此说者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定为民俗文化,认为“民俗文化”一词的内涵已经超出了原来“民俗”一词的范围。至于用“风俗学”替代民俗学,这已经不是什么新论,早在30年代就有学者坚持这种主张,但并没有在学术界流传开来。类似的名词概念的争论还有,如“物质民俗”、“阶级性”、“阶层性”等等。 对于民俗学的学科基本概念展开争论,确实有助于学术的发展,也可以进一步促进学科的规范化。现在国外民俗学界也有关于民俗学改名的争论(李扬、王钰纯:《Folklore名辩》《民俗研究》1999年第3期。),其起因主要是民俗学不光彩的历史和民俗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问题。但是,这种对于民俗学名称的争论,在当前的中国却会对学科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民俗学是近几年才被国家承认为独立学科的,国家确认的学科名称就是民俗学。现在连自己的学科名称都需要重新讨论,这很容易被那些对民俗学怀有不良用心的人所利用,用以作为打击稚嫩的民俗学的借口。笔者认为,对于民俗学这个学科到底使用什么名称是可以争论的,但从大局出发,在现阶段应该努力维护“民俗学”这一已经被本学科和学术界普遍接受了的学科名称,以利于学科的连续发展。 2、民俗学优秀概念——“民俗”一词内涵的扩展,与学科外延的无限膨胀,会给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当前民俗学受到重视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许多人文学科的学者开始关注民俗学,甚至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展到民俗学的领域中来。说明了民俗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已被广泛认识,固然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还有种倾向却不利于学科的发展,甚至会对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带来负面影响。这就是,民俗学的优秀概念——“民俗”的内涵在被人为的扩大,致使人们误认为什么都是民俗,民俗无所不包,同时,民俗学学科的外延也在膨胀,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分支学科。 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它的范围确实比较广泛,民俗事家与其他许多学科领域、具体行业都会发生联系,如饮食民俗之与烹饪、食品业,居住民俗之与建筑学、勘舆学,服饰民俗之与服装行业,交通民俗之与交通、旅馆、道路管理等。尽管如此,当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出现交叉的时候,民俗学是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现在有些学者的做法却是将某一类民俗事象与其他领域硬性结合,便创造出一种所谓的民俗学的新的分文学科,而这种分支学科的学术框架往往又没有什么创新,几乎是完全套用现有的民俗学理论框架,其基本模式是在民俗学理论框架中填充一些某类民俗事象的例子。民俗学的分支学科应该有,而且分支学科的出现也标志着民俗学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不过.现在出现的民俗学的分支学科,存在的一个最普遍的问题就是失去了作为民俗学的学科特性,即没有体现出是民俗学的分支学科。我们读一些分支学科的著作,总会把这个分支学科和与它相临的学科(如饮食民俗学之与烹任、食品,民俗语言学之与社会语言学等)混淆起来,或者,读分支学科的著作与普通的民俗学概论类的著作区分不开。 与此类似,关于民俗概念内涵的无限制扩大问题同样应该引起民俗学界的重视。民俗的内容涉及面非常广,但民俗学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并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主要研究属于民俗观念性的现象。早在民俗学的初创时期,曾担任过英国民俗学会会长的博尔尼女士(CharLotteSophiaBurne过去多译为“班尼”)有段非常著名论述:“民俗包括作为民俗精神秉赋(theMentalequip)的组成部分的一切事物,而有别于他们的工艺技术,引起民俗学家注意的,不是耕犁的形式,而是耕田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和渔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祖以及建筑物使用者的社会生活。”([英]查·索·博尼尔著,程德祺泽:《房俗学手册》,第一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同样是一件民俗物品,作为手工艺人会从制作技艺、用料、实用价值等方面去考虑问题,文物工作者会考虑它的文物价值,而民俗学者需要研究的是通过这件物品所反映的民俗活动(仪式)和民俗观念。尽管我们现在也非常重视物品在民俗研究中的作用,甚至出现了“物质民俗”、“民俗文物”等名词。但我们绝不能就物论物,必须看到物品后面的民俗意义。民俗物品的研究如此,其他方面的民俗学研究也是这样。这个看法可能会被许多人认为太保守,笔者觉得即使保守一些,也比失去了自己固有的研究领域,最终成为一门没有确切研究对象的学问要强得多。 3、民俗学从业人员学术素养的欠缺已经成为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前面已经说过,在民俗学发展的前30年中,真止以民俗学为自己专业的学者几乎没有,多数学者是在民俗学的行当里“客串”。对于这类学者来说.民俗学只是他们所研究专业知识的补充,并非是必须具备的知识。近20年来,出现了部分民俗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对于这些专业研究人员而言,从事民俗学的调查与研究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学术素养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我们现在民俗学的专业研究人员,大多数是文学(主要是民间文学)出身,这与近50年民间文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有关。1979年以后,在中国有了恢复重建一些以前被取消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可能性时,当时就是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最早认识到民俗学的重要性,而倡议恢复建立民俗学的。因此可以说,民间文学学者对于民俗学学科的提倡与重建功不可没,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民俗学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归属方面依附于民间文学(或者是文学)。 如果说,在学科恢复的初期,这种主要由文学出身的学者组成的民俗学的队伍,基本上还能够适应学科初创阶段的需要的话,那么,随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从业者知识结构的欠缺而对学养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的问题就越来越突出,如今这种不利影响已经不只是学者本人的问题.还影响到了对下一代学术接班人的培养。这突出地表现在民俗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上面。过去,民俗学不属于独立学科,我们只能借鸡下蛋,利用文学的硕士、博士点培养民俗学的高级人才,由于是文学的学位,所学的课程自然以文学为主,只是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上略有侧重。如今,民俗学已经成为独立学科,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可是,我们面临的难题是,有许多民俗学专业的学生必修的课程(如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原始社会史等),指导教师本身就十分缺乏,致使教师必须与学生一起进行补课。 作为一个民俗学者,除了牢固掌握本学科的知识以外,还要对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并且能够熟练运用田野作业和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只有这样,民俗学的整体学术水平才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民俗学才能够在社会科学之林中扎好根、发好芽。 4、民俗学爱好者众多,但专业研究人员不足;民俗学群众性学术组织虽多,但专业研究机构不健全;社会上民俗活动不少.呈现出的却是一种虚假的学术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民俗学潜在的诸多问题。 现在,全国有省市级的民俗学会近3O个,地县级的民俗学会则更多,尽管相当一部分学会有名无实,根本不搞学术活动,但每年全国各地组织的民俗学的会议也在十几次。而且近几年地方性学会动辄组织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学术会议,声势浩大,规模不小,确实也在社会上为民俗学制造了一定的影响。除了学术组织举办的民俗学的活动以外.一些政府部门,其他的社会团体也利用民俗或者打着民俗的旗号举办一些活动。诸如此类,都造成了在社会上民俗学似乎十分繁荣、十分走俏的现象。 但从学科发展和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对上面所说的这类民俗活动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许多学术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参加人员虽然不少,论文数量也很可观,但学术水平不高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造成学术水平不高的原因固然与我们学科尚处于初创恢复阶段有关,更重要的还是由于民俗学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不高,学术水平较差。我国民俗学的队伍中,大约80%以上是在基层从事群众文化或者地方史志工作的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在政府部门的业务人员或管理人员,他们涉足民俗学的原因,是由于所从事的工作与民俗相关;在大学或科研单位中进行民俗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在整个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大约不足10%。基层的研究人员受条件所限,主要是进行一些地域民俗的调查和研究丁作;政府部门的民俗学研究者,主要是利用民俗学的现有成果为时政服务;因此,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任务主要是由在大学和科研部门从事民俗学专业研究的人员来完成。而这部分专业人员的状况又是如何呢?民俗学在多数大学里,过去都依附在文学等其他学科之中,缺少起码的资料、教学、办公条件等各方面的积累,起步就处于劣势;而且,现在多数大学里的民俗学的教学或行政,仍然没有摆脱受制于其他学科的状况,没有取得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至于民俗学在科研机构中的处境更是不容乐观。至今在国家科研机构中(如社会科学院)尚没有民俗学的位置,科研机构中研究民俗学的学者一般分布在文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机构里,大多是以其他专业为主,兼营民俗学。这些,都是不利于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因素。 至于地方政府或其他社会团体组织的一些民俗活动,其动机就不是为了发展民俗学,而是利用民俗,以民俗为媒介企望能够创造经济效益。近些年各地搞的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许多活动,其中的“文化”的内容,主要指的就是民俗的内容。实事求是地讲,这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民俗学应用研究的活跃;同时,通过这类活动民俗学的学术研究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这类活动中也存在着歪曲民俗、制造假民俗,甚至破坏民俗的现象。对此,民俗学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以免造成社会上的民众对民俗学产生不好的印象。 民俗学界的学术活动虽多,但水平不高;社会上的民俗活动不少,但只是片面利用民俗。民俗学表面上的繁荣潜伏着学科的更大危机.这也是当前民俗学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 三、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前景展望 中国民俗学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许多不足,甚至是致命的缺陷。但学科的发展前景并非是一片漆黑,展望即将到来的21世纪,民俗学的发展仍然充满着机遇。 一、学科地位的确立为民俗学会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7年,民俗学在传入中国80年之后,终于在高等院校中堂而皇之的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民俗学取得了独立学科地位。这意味着,今后民俗学可以培养自己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而不必象以前那样,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力量培养民俗学人才(所谓“借壳下蛋”)。截止到1998年底,在全国高校中,共有8所院校被国家授予培养民俗学博士、硕士的权力,其中博士点一个,硕士点8个。1999年秋,中国第一批以民俗学的名义招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进入高校,这标志着我国在民俗学高级人才的培养方面已经步入正规,在三五年之后,将会有一批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民俗学人才进入社会的实际工作部门,民俗学将会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下个世纪,中国许多行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大发展,将会为民俗学的生存创造良好的环境,为民俗学的应用研究提供广阔的天地,为民俗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提供就业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将会促进民俗学整个学科的发展。 中国的产业结构在下个世纪仍然会有较大幅度的调整,民俗学将会在这种调整中成为获益者。像旅游业就必定会有在今后的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为民俗学人才提供用武之地,应用民俗学、旅游民俗学等与实际应用有密切关联的一些分支学科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必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影响,对此,民俗学将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在保护本民族文化、了解异族文化,促进全球贸易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 民俗是一个民族的基础文化,在民俗文化中最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因此,民俗学通过对本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揭示民族文化的真谛,总结民族文化的精华,这在保留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抵御外来文化的侵入等方向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跨地域、跨民议跨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行为将越来越多,对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民俗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将成为经济活动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民俗学在这个领域内的研究将会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对经济的发展带来直接效益。 四、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将带来文化教育的大发展,这在发达国家已经得到了证明。我们国家的经济将会在下一个世纪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届时,人们的文化意识将会普遍提高,对于民俗文化的重视程度将明显加大,民俗学将会在未来社会科学发展中受到应有的重视。 科学理论论文:科学理论评价标准分析论文 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问题,迄今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大凡卓有成效的科学家,都十分关心这个问题。爱因斯坦就是一位对科学理论评价问题有独到见解的科学大师,他关于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的论述,即使今天看来还是那么引人入胜。本文主要就爱因斯坦的有关见解作一阐释,也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两个评价标准——“外部的确认”和“内部的完美” 晚年,爱因斯坦把自己在科学实践中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加以思考和提炼。在“自述”(1946年)这篇有名的回忆录中,他在开始批判那个作为物理学基础的力学之前,论述了批判各种物理学理论的普遍观点。爱因斯坦明确提出,评价科学理论有两个标准。他认为:“第一个观点是很明显的:理论不应当同经验事实相矛盾。”它“所涉及的是用现成的经验事实来证实理论基础”。“第二个观点涉及的不是关于(理论)同观察材料的关系问题,而是关于理论本身的前提,关于人们可以简单地,但比较含糊地称之为前提(基本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作为薹础的关系)的‘自然性’或者‘逻辑的简单性’。”爱因斯坦分别称这两个标准为“外部的确认”和“内部的完美”。它们可以看作是评价科学理论的外部标准和内部标准。 爱因斯坦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写道:“虽然概念体系本身在逻辑上完全是任意的,可是它们受到这样一个目标的限制,就是要尽可能做到同感觉经验的总和有可靠的(直觉的)和完备的对应关系;其次,它们应当使逻辑上独立的元素(基本概念和公理),即不下定义的概念和推导不出的命题,要尽可能地少。”(pp.5~6)就这样,爱因斯坦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评价科 学理论的外部标准和内部标准,而且认为内部标准从来都在选择和评价各种理论时起着重大的作用。在科学史上和哲学史上,像这样径直从两个方面提出评价科学理论标准的,恐怕很少有先例。爱因斯坦的这些观点对当代科学哲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代科学哲学文献中所谓的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后验标准和先验标准,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与爱因斯坦的外部标准和内部标准有相通之处。 二、两个标准在评价科学理论中的地位 爱因斯坦曾多次论述过两个标准在评价科学理论中的地位。像所有的自然科学家一样,爱因斯坦也十分重视对理论的“外部的确认”。他认为,即使观念世界是不能用逻辑的工具从经验推导出来的,而在某种意义上是思维的自由创造,但这个观念世界还是一点也离不开我们的经验本性而独立,正像衣服不能离开人体的形状而独立一样。他强烈反对那些先验论哲学家,他们把基本概念从经验领域里排除出去,而放到虚无缥缈的先验的顶峰上去。他并不认为思辨比经验高超,并明确指出:“一个希望受到应有的信任的理论,必须建立在有普遍意义的事实之上。”(p.106) 在爱因斯坦看来,评价科学理论的外部标准是最高标准和最终标准。他这样说过:“物理学中没有任何概念是先验地必然的,或者是先验地正确的。惟一地决定一个概念的‘生存权’的,是它同物理事件(实验)是否有清晰的和单一而无歧义的联系。”(p.118)我认为,这里的“惟一”,无疑是就最高标准和最终标准而言的,它并不排斥作为评价科学理论的内部标准的地位和作用。爱因斯坦认为,经典力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如绝对同时性、绝对速度、绝对加速度等等,在相对论中之所以被抛弃,正因为它们同实验之间不可能有单一而无歧义的联系。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平面”、“直线”等概念,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原则性的命题:理论体系所具有的真理性取决于它同经验总和的对应可能性的可靠性和完备性(p.6)。他后来还说过:“只有考虑到理论思维同感觉经验材料全部总和的关系,才能达到理论思维的真理性。”(p.523)这说明,理论的真理性的确立必须在实验检验之后,它是一个后验问题,而不是先验问题。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一些科学理论在提出(未受实验检验)时不具有真理性。试问,难道麦克斯韦1864年提出的电磁场方程不具有真理性,而只是赫兹1887年的电磁波实验才使它具有真理性?难道狄拉克1928年预言正电子的理论不具有真理性,而只是安德森1932年通过实验在宇宙线中发现了正电子才使它具有真理性?这些科学理论在提出时本身就具有真理性,它们只是不具有所谓的“现实的真理性”。与此相对,我们不妨称科学理论在未受实验检验时本身所“固有的”真理性为“潜在的真理性”。通过实验检验,这些潜在的真理性就转化为现实的真理性,从而使科学理论焕发出它的现实性和力量。也许可以说,“内部的完美”标准,恰恰就是用来评价科学理论的“潜在的真理性”的。 外部标准固然是评价科学理论的最高标准和最终标准,但它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对于这一点,爱因斯坦是了如指掌的,这也是他相当重视内部标准的原因。综观爱因斯坦的观点,内部标准在评价科学理论中之所以必不可少,概括起来,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引起的。 第一,理论不应当同经验事实相矛盾,这一要求初看起来似乎很明显,但应用起来却非常伤脑筋。爱因斯坦敏锐地觉察到:“人们常常,甚至总是可以用人为的补充假设来使理论同事实相适应,从而坚持一种普遍的理论基础。”(p.10)爱因斯坦认为,理论物理学的完整体系是由基本观念(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以及由此用逻辑推理得到的结论构成的,前者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在用外部标准对理论进行评价时,常常可以引入人为的补充假设把反驳事实变成非反驳的事实甚或有利的证据,从而保持理论基础不变。这正如迪昂(P.Duhem,旧译杜恒)早在本世纪初就指出的,预言出现某一现象涉及到若干个假设,即使这类情况的先行条件陈述无误,未能观察到所预见的现象,也仅仅是否证那些假设的合理。为了恢复与观察的一致,科学家可以随意改变出现在前提中的任何一个假设。拉卡托斯后来在他的“研究纲领”方法论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观点。研究纲领有内部结构即“硬核”,它对应于爱因斯坦的基本观念;研究纲领的外部结构即“保护带”,它由各种辅助性的理论假设构成。因此、当经验事实与理论不相容时.人们可以通过调整辅助性假设来使理论适应经验事实,从而使“硬核”免遭否证。例如,斐兹杰惹和洛伦兹针对迈克耳逊-莫雷实验的否定结果提出的收缩假设就是这样的人为的辅助假设。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判决实验”。我在一篇短文中通过历史事实表明,就连许多人认为是判决实验的迈克耳逊-莫雷实验,当时既没有驳倒一般的以太理论,也没有驳倒流行的静止以太说。奎因也认为,科学是一个由许多相互联系的命题和理论组成的大网络;这个网络的四周是具体科学和应用科学,它们与经验事实直接联系;而处于网络中心的是高度抽象的数学和逻辑,它们一般不受经验事实变化的影响,尽管它们并非绝对不可修改。这就给直接应用外部标准检验科学理论带来极大的困难。 第二,爱因斯坦发现:“对应于同一个经验材料的复合,可以有几种理论,它们彼此很不相同。但是从那些由理论得出的能够加以检验的推论来看,这些理论可以是非常一致的,以致在两种理论中间难以找出彼此不同的推论来。”(p.115)例如在生物学领域,在达尔文关于物种由于生存竞争的选择而发展的理论中,以及在以后天获得性遗传这一假设为根据的物种发展理论中,就有这样的情况。以牛顿力学为一方,以广义相对论为另一方,又是两种理论的推论非常一致的实例,它们都受到同一经验材料复合的支持。尽管这两种理论的摹本假定完全不同,但是要从广义相对论中找出能加以检验而为相对论以前的物理学理论所得不到的推论,为数还是很少的。显而易见,这不仅对理论形成中的“归纳万能论”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也为依据外部标准评价科学理论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第三,要用外部标准评价理论,首先必须确定这个理论的经验内涵,即确定该理论可用实验事实证实的命题.然后才能着手进行实验,对命题进行评价。但是,这井非总是立即可以实施的,科学家当然也不能为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而把理论思维停顿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内部标准就能够发挥它的特殊作用。诚如爱因斯坦所说:“只要数学上暂时还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不能确立这个理论的经验内涵,逻辑的简单性就是衡量这个理论的价值的惟一准则,即使是一个当然还不充分的准则。” 第四,当基本概念和公理距离直接可观察的东西愈来愈远,以致用事实来验证理论的含义变得愈来愈困难和更费时日的时候,“内部的完美”对于理论的选择和评价就一定会起更大的作用(p.12)。例如,牛顿力学中的许多基本概念都与日常经验相一致,它们距离那些可否证它们的直接可观察的东西相当遥远。但是,当人们用内部标准来衡量它们时,却会发现它们是不自然、不简单的。面对牛顿力学,善于深思的科学家都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绝对空间是力学过程的无所不在的积极参与者,而它自身为什么不受物体及其运动的影响呢?惯性参照系为什么比其他一切刚性坐标系优越呢?为什么速度是相对的而加速度却是绝对的呢?运动定律中出现的惯性质量也在引力定律里出现,但为什么不在其他各种力的表示式里出现呢?把能量划分为本质上不同的两部分(动能和势能)是自然的吗?爱因斯坦正是从这些问题入手批判牛顿力学的,而不是主要依据实验事实进行评价的。这是他创立相对论的思想基础。 第五,用外部标准评价理论,必须把理论同观察到的实验事实进行比较。在这里,恼人的问题出现了:观察并非是中性的,事实也不是赤裸裸的。观察者是能动的主体,他的观察不可能对所发生的一切现象一览无余,而是有目的、有选择的;观察是受理论指导的,不同知识背景的人观察同一现象,也会看到不同的东西;观察到的事实要用语言陈述才能与理论比较,才能进行交流,观察陈述本身就包含着理论。这就是当代科学哲学所谓的“观察渗透理论”的命题。因此,用外部标准来评价科学理论,实际上并不是把理论同赤裸裸的实验事实进行比较,而是把理论同通过渗透理论的观察所得到的、包含着理论的观察陈述进行比较,这势必造成了运用外部标准评价科学理论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爱因斯坦也是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他在同海森伯的一次谈话中承认:观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实际上是理论决定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在我们能够宣称已经在最低程度上观察了任何东西之前,我们必定能够说出自然界是怎样起作用的,必定至少用实践的语言知道了自然规律。只有理论,即只有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才能使我们从感觉印象推论出基本现象。当我们宣称我们能够观察某种事物时,我们实际上应当是说:虽然我们就要提出同旧规律不一致的新的自然规律,可是我们仍然假定,这些现存的规律——包括从现象到我们的意识这整个途径——以这样的方式起作用,使我们可以依靠它们,从而才可以谈论“观察到的结果”(p.211)。 第六,实验的检验当然是任何理论的有效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但是一个浅显的道理是:一个人不可能什么事都去试一试;由于材料、技术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并非所有设计好的实验都能在短时间内付诸实施。这也是科学家对“自然性”、“简单性”等内部标准感兴趣的原因。 在科学实践中,爱因斯坦十分看重评价科学理论的内部标准,而且也善于运用这个标准,无论对别人的理论和自己的理论都是如此。前面已谈过,他用这个标准评价和批判了牛顿力学,下面再谈谈他运用内部标准对自己的相对论的评价。 谈到广义相对论时,爱因斯坦说:“这理论主要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逻辑上的完备性。从它推出的许多结论中,只要有一个被证明是错误的,它就必须被抛弃;要对它进行修改而不摧毁其整个结构,那似乎是不可能的。”(p.113)这种说法也完全适用于狭义相对论。由于爱因斯坦深信相对论在逻辑上的完整性,即相对沦的逻辑前提的“自然性”和“简单性”,因而他在提出相对论时,就对自己的理论满怀信心。1905年,德国实验物理学家考夫曼(W.Kaufmann)完成了关于高速电子(β射线)的质量与速度相依关系的实验,他于1906年宣布,他的实验数据支持亚伯拉罕(M.Abraham)和布赫尔(A.H.Bucherer)的刚性球电子论,而同洛伦兹和爱因斯坦的基本结论(电子在运动方向的直径会随速度的增加而收缩)不相容。当时,早在1902年就明确提出了相对性原理的彭加勒马上动摇起来,认为该原理并不具有我们先前赋予它的那样重要的价值(他在1904年把相对性原理作为物理学的六大基本原理之一)。洛伦兹更是十分悲观失望,他在1906年3月8日给彭加勒的信中说:“不幸,我的电子扁缩的假设同考夫曼的新结果发生了矛盾,于是我必须放弃它。因此,我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我看来,不可能建立起一种要求平移对电学和光学现象完全不产生影响的理论。”面对考夫曼的实验否证,爱因斯坦并不以为然。他在1907年发表的长篇论文中表示,考夫曼的实验数据同相对论的“这种系统的偏离,究竟是由于没有考虑到的误差,还是由于相对论的基础不符合事实,这个问题只有在有了多方面的观测资料以后,才能足够可靠地解决。”他进一步指出,亚伯拉罕和布赫尔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偶然碰巧与实验结果相符,因为他们关于运动电子质量的基本假设不是从总结丁大量现象的理论体系得出来的。”事实果然不出爱因斯坦的预料,1916年,两位法国物理学家指出考夫曼的实验装置是有毛病的。对于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在实验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也是十分自信的。他曾这样说过:“当1919年日蚀证明了我的推测时,我一点也不惊奇。要是这件事没有发生,我倒会非常惊讶。”(p.284)转三、“内部的完美”标准的丰富内涵 作为内部标准的“内部的完美”,在科学理论的评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外部的确认”所无法替代的作用。爱因斯坦虽然赋予内部标准以前提(爱因斯坦又称其为逻辑前提、理论框架、理论基础、公理基础等,它包括基本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作为基础的基本关系;爱因斯坦又把基本关系称为基本假设、基本原理、基本定理、基本公理;他有时又把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统称为基本观念)的“自然性”或者“逻辑的简单性”的含义,可是他并没有把它确切地表达出来(他认为这样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这里的问题不单是一种列举逻辑上独立的前提问题(如果这种列举竟是毫不含糊地可能的话),而是一种在不能通约的性质间作相互权衡的问题”(p.10)。爱因斯坦在“自述”中承认,我们不能立即或根本就没有能力用明确的定义来代替这些提示,但是要作比较明确的阐述还是可能的。遗憾的是,爱因斯坦在“自述”中并未对作为内部标准的前提的“自然性”或者“逻辑的简单性”怍明确而详尽的阐述。因此,在下面我们拟从爱因斯坦在其他各处的言论以及他的哲学思想和科学实践出发,结合自己的一些思考,探讨一下“内部的完美”的丰富内涵。 在爱因斯坦看来,前提的“自然性”即是“逻辑的简单性”,而他使用最多的字眼还是后者。所谓“逻辑的简单性”,爱因斯坦的意思是“指这样一种努力,它要把一切概念和一切相互关系,都归结为尽可能少的一些逻辑上独立的基本概念和公理。”(p.384)显而易见,爱因斯坦的逻辑简单性是对科学理论形式体系的基础的要求,而不是对形式体系本身的要求;它既不是指理论内容的简单性(相对论的内容是深奥的),也不是指数学形式的简单性(广义相对论用了连爱因斯坦起初也不甚熟悉的绝对微分和张量分析)。爱因斯坦惟恐一般人误解他的意思,因而曾直率地表示:“我们所谓的简单性,并不是指学生在精通这种体系时产生的困难最小,而是指这体系所包含的彼此独立的假设或公理最少。”(p.299)他在对玻恩的《关于因果和机遇的自然哲学》的最后一章所作的批注中写道:“惟一事关紧要的是基础的逻辑的简单性。”(p.442)爱因斯坦在“基础”和“逻辑”二词上加有着重号,其目的正是为了强调他的本意。 爱因斯坦在创立和评价新理论中,十分注意逻辑的简单性。霍耳顿(G.Holton)曾经指出,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代表了一种要把基本假设限制到具有最大普遍性和最少数量的企图。在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论文中。除了通过被提高为公设的两个“猜想”(即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以外,只作了四个另外的假定:一个是关于空间的各向同性和均匀性,另外则是定义钟的同步的三个逻辑性质。而洛伦兹1904年的论文尽管声称是以“基本假设”,而不是以“特殊假设”为基础的,事实上却包含了十一个特殊假设。最近.霍耳顿的学生米勒(A.I.Miller)指出,爱因斯坦不需要把两个观察者A和B的公共“时间”tB-tA=t’A-t’B称为定义,因为它们是相对论两个公设的结果。同样地,对于光传播来说,惯性参照系空间的各向同性和均匀性也是相对论两个公设的结果。假如空间对光传播来说不是各向同性的,那么某些方向就会是优越的;假如空间对光传播来说不是均匀的,那么某些点就会是优越的。从逻辑基础上看,广义相对论比狭义相对论更简单,但是它的包容量却更大。在广义相对论中,狭义相对论中的不变的平直时空度规失去了独立的逻辑元素的地位,而成为由物质分布的引力场所决定的相对论可变量;狭义相对论中的两个基本原理也不再是独立的逻辑元素了,而成为引力场效应可以忽略不计、黎曼时空过渡到欧几里得时空的特殊结果。爱因斯坦说:”一个理论的前提的简单性越大,它所涉及的事物的种类越多,它给人们的印象也就越深。”(p.15) 正由于相对论在逻辑上的简单性,从而使爱因斯坦深信它的正确性。爱因斯坦甚至把逻辑简单性看作是理论物理学和科学的目的之一。他说:“理论物理学的目的,是要以数量上尽可能少的、逻辑上互不相关的假设为基础,来建立起概念体系,如果有了这种概念体系,就有可能确立整个物理过程总体的因果关系。”(p.170)他还说:“科学的目的,一方面是尽可能完备地理解全部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通过最少个数的原始概念和原始关系的使用来达到这个目的。”(p.344) 爱因斯坦的方法在本质上是美学的,他本人也经常谈到科学美,并把美学标准作为评价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标准,我们不妨称其为准美学标准。实际上,美也是简单性,只不过美是从美学角度来讲的,简单性则是从逻辑角度而言的。罗森在谈到爱因斯坦的这一特点时说得好:“他采取的方法与艺术家所用的方法具有某种共同性;他的目的在于求得简单性和美。而对他来说,美在本质上终究是简单性。当衡量一种理论的要素时,他总要提出尖锐的问题:‘这是理智的吗?’一种理论不管取得了怎样的成功,如果在他看来不是理智的(他使用德语中Vernunftig这个词),那么他便认为这一理论不可能对自然界提出一种真正是基本的理解。”爱因斯坦是科学家,更是科学的艺术家。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说,对于一个独立的逻辑元素最少的理论,他从科学家的眼里看到的是简单性,而从科学艺术家的眼里看到的则是美。 有理由认为,爱因斯坦也读过彭加勒的名著《科学与方法》。在该书中,彭加勒集中论述了科学美。他认为自然美在于其“深奥的美”,即“潜藏在感性美之后的理性关”,也就是与科学有关的美。彭加勒虽未对科学美的含义做出十分明确、十分肯定的回答,但他把“统一”、“和谐”、“对称”、“简单性”等内容赋予科学美。彭加勒还认为,科学家研究自然,是因为他喜欢它;他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它是美的;科学家投身于长期艰巨的劳动,也许为此缘故甚于为人类未来的福利。彭加勒的这些看法在爱因斯坦思想上引起了共鸣,他说:“科学家的目的是要得到关于自然界的一个逻辑上前后一贯的摹写。逻辑之对于他,有如比例和透视规律之对于画家一样;而且我同意昂利•彭加勒,相信科学是值得追求的,因为它揭示了自然界的美。”(p.204)爱因斯坦也同意彭加勒赋予科学美的内容,这有大量的言论和事实可以佐证。 爱因斯坦渴望看到自然的先定的和谐,孜孜不倦地追求科学理论的统一。对于没有任何经验体系的不对称性与之对应的这样一种理论结构的不对称性,他是无法容忍的。他把逻辑简单性视为科学的目标。就其本质而言,它们都是从不同角度对科学理论的探索与评价,实际上说的是一个意思。“和谐”、“统一”似乎是就理论的内容来说的,“对称”似乎是就形式而讲的,至于“简单性”则是针对逻辑前提而言的。例如,在1905年的相对论论文中,爱因斯坦从麦克斯韦电动力学应用到运动物体上就要引起并非现象所固有的不对称入手,把相对性原理从力学推广到电动力学,不仅达到了逻辑的简单性,而且也使力学和电动力学两个理论体系之间达到了统一、和谐。在构造狭义相对论时,爱因斯坦主要用的还是定性概念形式的抽象对称法。此后,尤其是在闵可夫斯基的工作之后,他已逐渐从定量数学形式的协变对称法看待问题了.这就是要求普遍的自然定律对于洛伦兹变换是协变的。这是他能达到广义相对论的关键之所在。 其实,作为“内部的完美”的逻辑简单性标准或准美学标准也不是没有一点客观基础的。爱因斯坦就曾明确表示:“自然规律的简单性也是一种客观事实,而且正确的概念体系必须使这种简单性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保持平衡。”(p.214)他还说过这样的原则性的看法:“逻辑简单的东西,当然不一定就是物理上真实的东西。但是,物理上真实的东西一定是逻辑上简单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在基础上具有统一性。”(p.380)。海森伯在同爱因斯坦的一次谈话中,曾说他和爱因斯坦一样相信自然规律的简单性具有一种客观的特征。如果自然界把我们引向极其简单而美丽的数学形式,即假设、公理等等的贯彻一致的体系,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些形式是“真”的,它们显示出自然界的真正特征(p.216)。事实上,真理是与客观逻辑体系一致的。在数学中,这是显而易见的(非欧几何和数理逻辑就是明显的例子,它们刚出现时,被许多人视为荒谬的东西,但后来却分别在广义相对论和电子计算机领域中找到了用场)。在与经验材料密切相关的其他学科,也常常出现类似的情况。爱因斯坦的“内部的完美”标准,实际上也是前人的以及他本人的科学实践的经验概括和理性升华。说爱因斯坦 的内部标准相当于当代科学哲学所谓的主观标准或先验标准,并不意味着它是主观主义和先验论。其实,主观标准或先验标准的意思也不是那样。例如,先验标准和后验标准之说是针对评价在实验之前和之后的时期而言的;主观标准也是就实验检验这一客观标准而言的,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客观标准也有主观因素的介入,主观标准也有一定的客观基础。爱因斯坦的评价科学理论的内部标准,正反映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真理与客观逻辑体系的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爱因斯坦还在“自述”中把他的评价理论的内部标准(逻辑的简单性)进一步加以引申,提出了两点原则性的意见。其一是:“在几种基础同样‘简单’的理论中,那种对理论体系的可能性质限制最严格的理论(即含有最确定的论点的理论)被认为是比较优越的。”(p.10)其二是:“从逻辑的观点来看,如果一种理论并不是从那些等价的和以类似方式构造起来的理论中任意选出的,那么我们就给予这种理论以较高的评价。”(p.11)我们不妨称前者为“限制的严格性”,称后者为”构造的确定性”。 像“逻辑的简单性”一样,作为对“内部的完美”标准的补充的“限制的严格性”和“构造的确定性”,也存在着在不可通约的性质间作相互权衡的困难。因而在用内部标准评价科学理论时,难免带有较多的心理因素和人为色彩。所幸的是,“预言家”们在判断理论的“内部的完美”时,他们的意见往往是一致的,至于对“外部的确认”程度的判断,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尽管“外部的确认”是评价科学理论的最高标准和最终标准,但它毕竟不能代替“内部的完美”这样一个辅助标准的特殊作用,更不应排斥后者而“惟我独尊”。一个明智的科学家.应该在探索科学真理的过程中,清醒地看到外部标准和内部标准的应有地位,充分发挥二者的有效作用,使之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把科学认识推向前进。 科学理论论文:科学理论的简单性分析论文 摘要:简单性是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本文探究了简单性的内涵、分类、简单性不是什么、简单性和经济性的关系、简单性与科学美、简单性原理的功能、简单性与真以及是否存在本体论的简单性等重要问题,并对简单性的功能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科学理论简单性功能 简单性是科学理论的一个突出特色,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简单性原理贯穿在科学的整个历史中。卡西尔开宗明义:“科学开端于对简单性的追求。简单标志真理似乎是它的基本意愿之一。”在前科学时代,就有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奥卡姆的剃刀——“如无必要,毋增实体”。此后,牛顿的节约原理、莫佩尔蒂的最小作用原理、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彭加勒的力戒特设假设、爱因斯坦的逻辑简单性原则、惠勒的质朴性思想,就是绵绵不绝的简单性思想潮流中的有代表性的浪花。在19和20世纪之交,简单性观念在科学中相当流行,乃至成为一种智力时尚,这种遗风一直绵延至今。数学家外尔这样说过: 在自然定律中,正如我后来将要更精确地确立的,简单性是本质的。如果我们不添加在数学上受简单的定律支配的陈述,那么自然受严格定律支配的断言就缺乏一切内容。这件事类似于化学中的倍比定律:除非我们添加组合以相对原子量的小整数倍数发生,否则它就丧失了一切内容。莱布尼兹在他的《论方法》中已经指出,当容许任意的复杂性时,定律的概念就变成空洞的。因此,简单性在自然科学中变成工作原则。 叫人匪夷所思的是,科学中的简单性本身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它到底意指什么,它的内涵都有那些东西,也许在运用和鉴赏它的个人的心中也不是十分清楚的。下面,我们将集中诸家诸派之洞见和智睿,尽可能地厘清简单性的内涵。 简单性的一种比较简洁、比较直观的涵义是,理论中包含的假设、概念、关系、实体、属性等在数目比较少。例如,赫兹所谓的简单性意指,在同样适当和独特的两个理论中,“包含较少数目的多余的或空洞的关系那一个图像更简单”。彭加勒和爱因斯坦对简单性的理解大体上亦是如此;他们的高明之处在于,要求作为理论的逻辑前提的假设是基本的、普遍的,并且在数量上尽可能地少。当今有人认为,O-R简单性(奥卡姆剃刀简单性)比若干其他类型的简单性较少规定性,而且较多地与我们的许多直觉协调。也就是说,给定两个与事实一致的可能的假设或理论,当一个假设或理论比另一个有较少的原理、定律、属性或实体时,则说它是较为O-R简单性的。 不少学者对简单性的特征和标识罗列得比较详尽,使我们能够领略简单性内涵的多义性和丰富性。N.麦克斯韦认为,简单性显然意指定律或理论的形式的简单性——理论的函数、方程简单的程度。但是,它也意指这样一些东西的程度:理论是非特设的,或说明的,或雅致的,或统一的,或在概念上融贯,或具有爱因斯坦所谓的内在的完美,或在另外语境中的美,或可理解性,或明白易懂。他特别提及目标取向的经验论(aim-orientedempiricism)对简单性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物理学中的基本理论Tn是被接受必须满足的非经验要求的更强的统一理论。因此,关键的概念是统一——基本动力理论的全体内容的统一。给出两个竞争的总括理论Tn和Tn+1,Tn+1比Tn简单,当且仅当Tn+1比Tn更好地作为物理主义的例子,即Tn比Tn+1更不统一。麦卡里斯特同样也强调这一点: 简单性概念与统一能力的概念密切相关:科学理论可以在这样的程度上称为简单的,即它们确定了原先认为不同现象之间的统一。 他还说:“科学家希望理论显示出的简单性的最简要的可能说明,必定固定在两个参量的值上:他希望在理论中看到简单性的形式,以及理论应该显示出那种简单性的形式的程度。这两个参量是相互独立的。”拉德纳(R.Rudner)则把理论描述的简单性分为:从一个理论使用概念的特点如概念的个数来判断的客观记法的简单性;依概念的优雅、我们对其熟悉的程度、操作的有效性、方便和其他美学特征来判断的主观记法的简单性;人们主要讨论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的简单性,后者是人们对理论逻辑结构是否简单的主观评价。记法简单性是因人为的记法不同而造成的表面的简单,逻辑简单性是理论由其内容决定的较深层结构的实质的简单。再则,古德曼从计算谓词的复杂性值,凯梅尼从陈述或陈述的逻辑测度出发,探讨了理论的简单性问题。 还有一些学者对简单性的指标列举得相当具体。雷舍尔表示,当各个理论的其他情况等同时,对简单性的偏爱是建造科学理论的普遍实践。例如,一维的描述模式优于多维的描述模式,定量的特征描绘优于定性的特征描绘,较低阶多项式优于较高阶多项式,线性微分方程优于非线性微分方程。总之,x比y简单,如果它们相互之间处于如此这般的描述种类的关系中。撒加德(P.Thagard)提出衡量理论T的简单性的定量量度:T的简单性=1-(T的共存假设数/被T说明的事实数)。两个例外是,理论的共存假设(cohypotheses)数目比它说明的事实多(在这种情况下该理论的简单性规定为零),理论未说明任何事实(该理论的简单性未确定)。他把共存假设定义为要完成对该理论的说明必须联合到T中的辅助假设。从这个公式得到的简单性的度量能够给已有的理论排序——排序是客观的——而不依赖于科学家的审美情趣。还有人概括了科学中的简单问题或一种理论所确定的简单现象的七个特征。 为了对简单性的内涵有进一步的了解,我们不妨涉及一下简单性的分类。邦格把简单性分为四种:句法的(syntactical)、语义的(semantical)、认识论的和实用的简单性。他进而又把实用的简单性细分为算法的(algorithmic)、记法的(notational)、心理的、实验的和技术的简单性。句法的简单性把我们带入语法领域而非韵律领域,即考虑形式的而非内涵的要素。邦格本人称此为形式简单性。在科学中,线性定律在句法上比非线性定律简单。语义的简单性实际上是理论的能力,即预设的经济,因为比较普遍的命题自然地经济,它把线性的几个无明显联系的陈述浓缩为同一线性的一个陈述。然而,最终的能力寓居于这样概括正常承担的说明和预言的范围之广度。于是,狭义相对论在语义上比电磁理论简单。很清楚,我们在这里处理的不是形式的要素而是内涵的要素。认识论的简单性并非总是可以达到的或称心如意的,因为它有时导致肤浅。事实上,物理学家常常选择在认识论上是复杂的(和在经验上达不到的)术语,像弯曲时空,因为它们具有语义的简单性。认识论的简单性把现象还原为违反我们通常理解的概念和理论,同时它向我们提供知识的更确定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认识论的简单性向我们提供比较简单的答案,以回答我们对科学的终极题材的疑问。实用主义简单性的算法方面可以等价于理论的雅致的一个方面,因为算法的简单性或计算的容易属于理论的风格。在这里,我们有形式的要素,该要素未谈到理论的较大意义。记法的简单性同样是这样,它往往有助于理论的雅致或(形式的)简明。它不是具有基本重要性的要素。实用主义的简单性的心理方面是最难对付的,也是最主观的要素。心理的简单性或同化(assimilation)的容易已经在18世纪就被克鲁萨(Crousaz)避开,他相信在某些场合,我们的情绪变活跃,以致能享受不同的观念或命题的阐明的乐趣,从而引起审美的愉悦。我们能够把心理的简单性的特定要素这样描绘:它不需要增加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但至少符合我们对(假设或定律或)理论的正确性的直观感觉。它也包括与理论的适意与和谐地生存的能力;因为在这个要素中,主观的东西如此突出地显露出来,以致它实际上近似地落入内涵的要素之内。至于实用主义简单性的实验和技术方面,望文即可生义。邦格还认为,不存在总括的简单性,因为意识几个方面根本不能相互共存,也不能与科学的某些必要因素共存。麦卡里斯特的分类比较简明,他以物理学为例,认为科学理论的简单性有四种形式: 一是像狄拉克希望的,由于赋予系数和指数以简单性而表现出数字方面的简单性;二是像信奉牛顿学说的物理学家希望的,由于广大范围的现象引用同样的解释性定律而表现出解释方面的简单性;三是像马赫期望的,由于只要求数目很少的不同物质实体而表现出本体论上的简单性;四是像爱因斯坦期望的,由于只以数目很少的独立公设为据而表现出逻辑上的简单性。 由以上关于简单性的内涵和分类的考察,我们对简单性的面目已经大致有所了解。但是,要严格界定其中每一个的确切含义,要断定它们的主次和整体结构,依然是比较困难的。况且,关于简单性还存在诸多有待进一步思考和澄清的问题,从而大大增加了处理的难度。鉴于这种状况,我们不可能充分和准确地肯定简单性是什么,但是却能够以否定语句说出简单性不是什么。其一是,简单性不是形式简单得容易记忆和书写。广义相对论描述引力场要用10个位置和时间函数,而万有引力理论仅用一个;爱因斯坦的场方程比牛顿的反平方定律繁杂得多,难以记住和写出。但是,前者还是比后者简单。这是因为,在牛顿理论中,惯性质量和引力质量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即有两类质量;可是在爱因斯坦理论中,二者的区分从未出现,即质量的概念是统一的,这实际上也包含在该理论的两个公设即广义相对性原理和等效原理中。也就是说,广义相对论具有逻辑简单性。其二是,简单性不是内容简单得容易理解和学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确实比牛顿理论难以把握。狭义相对论在1905年发表后,遭到许多物理学家的反对,人们对离奇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感到莫名其妙,甚至掀起了一场“保卫以太”的运动,直至1911年该理论才越出德语国家的国界。广义相对论在问世后,情况更为糟糕,据说当时全世界只有三个人懂得它(除了两位作者之外,连验证光线弯曲的爱丁顿也不知道第三个人是谁);著名的物理学家劳厄承认,他直到1950年前后才真正掌握了广义相对论。由此可见,科学理论的简单性并非日常意义上的简单性。 在讨论科学理论的简单性时,人们往往把把简单性和经济性等同,或作为类似的东西相提并论。雷舍尔就持有这种观点:“简单性偏爱经济原理。”在他看来,经济和简单性的观念是归纳推理的指导原则。其程序是理性的基本规则的程序:“用与供你支配的信息之恰当使用相容的最简单、最经济的方式,解决你的认知问题。”我们对简单性的爱好容易立足于经济的根据加以辩护。他甚至用纯粹的经济学术语说:“我们并不是为简单性——因为事物的美学——而追求简单性,而是因为作为解决问题的战略,这是而符合成本-效益的。”他的结论是: 我们偏爱均一性、类似、简单性等等,因为这减轻了认知努力的负担。我们避免了无论何时都困难的不需要的复杂,因为这是努力的经济进程。归纳的辩护恰恰在这里,因为就其真正的本性而言,归纳向我们提供了完成必不可少的认知任务的满意手段。 其实,思维经济原理(简称思维经济、经济原理等)的滥觞是马赫,马赫的这一原理可以理解为简单性思想的体现。马赫认为,“科学可以被视为最大值或最小值问题”。他反问道:“用尽可能少的工作,在尽可能少的时间内,以尽可能少的思维,获得尽可能多的永恒真理部分,难道不是科学的任务吗?”他还说:“可以把科学看成一个极小值问题,这就是花费尽可能少的思维,对事实做出尽可能完善的描述。”马赫思维经济原理的内涵包括思维的经济、精力的经济、功和时间的经济、方法论的经济、作为数学简单性的经济、作为缩略的经济、作为抽象的经济、作为抽象的经济、作为不完备的经济的逻辑、本体论的经济、自然界中没有经济、语言的经济。思维经济原理的功能可以概括为:思维经济是科学的目的、方法论的原则、评价科学理论的标准、反形而上学的武器、关于知识(认识)的生物经济学。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涵盖广泛、内容丰富、意蕴深远、真谛微妙,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简单性的内蕴。就连马赫本人也强调:“思维的经济、和谐和有组织被认为是生物学的需要,这种需要远远超过了对逻辑连贯性的要求。” 批判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推崇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并在某种意义上把它视为简单性。彭加勒说:“著名的维也纳哲学家马赫曾经说过,科学的作用在于产生思维经济,正像机器产生劳力经济一样。这是十分正确的。”“这种思维之经济,劳力之经济是科学的永恒趋势,同时也是美的源泉和实际利益的源泉”,“应该是我们对准的目标”。这是因为, 每一个命题都可以用无限的方式概括。在所有可能的概括中,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只能选择最简单的。因此,我们被诱使如此行动,仿佛简单的定律——其他事情都相同——比复杂的定律更概然一样。 迪昂指出:“有助于构成理论的抽象和概括的双重工作导致双倍的思维经济;当它用定律代替众多事实时是经济的;当它用少数假设群代替庞大的定律集合时再次是经济的。” 简单性不仅与思维经济有重合之处,而且简单性与科学美也往往被等量齐观。爱因斯坦这位科学的艺术家在构造理论时,倾心追求简单性和美——在他的心目中,美在本质上终究的简单性。米勒在谈到这一点时写道: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就像当年的哥白尼和伽利略一样,美学就是数据。他对美学十分敏感,以致他把与美学冲突的东西藏在心底。1905年,他对当时关于电磁感应的不同解释变得实在“难以容忍”,“被迫”提出了一个推广了的相对性原理。1907年,他选择了一个统一的质量定义,而不是牛顿运动理论里假设的两个定义。对于爱因斯坦而言,极简主义是一条美学原则——一条公理。自然界不是冗余重复的;因此我们要揭示自然法则就得消除冗余重复。解释中的冗余重复掩蔽了相对性原理,而质量概念中的冗余重复模糊了重力和加速度之间的等效。美学和自然的基本法则之间有一种联系。许多哲学家对简单性也是这样理解的。石里克表明:“简单性是这样一个概念:在它表示的选择性质上,部分地是实用的,部分地是美学的。”他还说,即使我们不能解释简单性的真正意思是什么,但是当科学家成功地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式来描述一系列观察时,他立即确信,他已经发现了一条定律。麦卡里斯特甚至断定:“简单性形式是一类审美性质。特定的简单性形式,例如本体论的节省,是理论可能显示出的审美性质。” 对简单性与经济性、科学美之间的关系的了解,毕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简单性的认识。但是,这三个本身并不十分明晰的概念纠缠在一起,更增加了我们准确把握它们的困难。尽管如此,科学家在实践中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利用简单性(以及经济性和科学美)作为他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原理,充分发挥简单性原理的功能。外尔一言以蔽之:“简单性问题对于自然科学的认识是重要的。”若格则具体地揭示出简单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功能: 简单性原则表现了科学知识的系统性,简化形式的多样性乃是认识活动的必要条件。在科学理论中,各种不同的简化类型的存在,体现了通过比较求简化的要求;这种要求在寻找数学公式时,在表述科学理论的基本内容时,起着启发性的作用。简单性运转经历过一定的进化:起初对科学理论简单性的分析抱着朴素实在论的态度(用自然的简单性来论证简单性理论的作用);现在则把简单性理解为一条有启发作用的方法论原则,简单性表现为要求用实验来论证科学知识中的理论原理。现在,简单性原则最普及地出现在数学简单性这个概念之中。 尼采这位哲学怪杰甚至把简单性视为思想家的“本能”:“他是思想家,这意味着:他善于简单地——比事物本身还要简单——对待事物。” 可见,简单性成为科学理论的禀性,显然与科学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作为科学的追求目标密切相关。这种禀性和追求实际上是一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的关系——为了达到科学理论的简单性则必须追求简单性,追求简单性的结果即可达到科学理论的简单性。现在我们要问:这样的简单性原理的功能究竟有那些呢? 首先,它是评价科学理论的标准之一。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上,一些学者相信,理论主张的简单性是理论未来经验成功的征候,因此应该把简单性的考虑看做是理论选择的经验标准。另一些作者坚持,理论的简单性与它的经验完成不相关——这自明地为真。其中有人认为,由于简单性是与观察者有关的特性,不同的观察者将在不同的程度上发现它存在于理论之中。也有人认为,理论的简单性是它的审美特性,因此科学家求助于简单性的考虑相当于诉诸审美标准。也就是说,关于简单性标准流行三种观点:作为理论的经验适宜性的征兆,作为与观察者有关的理论评价的标准,作为审美标准。依我之见, 严格地讲,简单性标准不是经验的或实证的标准——尽管它可能显示出在经验上成功的征兆以及似律性或规律性的迹象——也不是逻辑的或传统理性的标准。它是科学共同体共有的理智价值标准或价值理性标准之一,可以视其为一种美学标准,因而是评价科学理论的辅助标准——它无法断然地和惟一地决定理论的是非正误,却可以估量理论的长短优劣。 其次,它是启迪科学发现或科学发明的源泉。在科学发现或发明的关键性时刻,对简单性或科学美的鉴赏和感悟,往往能使科学家突破平素难以逾越的壁垒,进入柳暗花明的胜景之中。从哥白尼、开普勒到彭加勒、爱因斯坦以及其后的科学大家,对这一点无不有浃髓沦肤的感触。爱因斯坦就是在追求科学理论的逻辑简单性的激励和伴随下,一步步走向狭义相对论,并一鼓作气攀登到广义相对论的颠峰的。施雷德-弗雷谢特使用了三个论据证明,“O-R简单性”没有为接受或拒斥科学理论提供认识论的基础,但是能够用它产生假设和理论。它的作用与其说对辩护的上下文,还不如说对发现的上下文更合适——O-R简单性能够给予我们以良好的基础,朝着科学进步的方向急剧前进,它是发现的逻辑的良好运载工具。 最后,它使科学理论更接近实在。科学的理论体系并不是各种大小、各种深浅的理论的杂乱堆积,而是有等级秩序的。具有更大简单性、特别是具有更大逻辑简单性的理论,则处于更高的水平。这样的理论具有更大的统一性,更多的经验涵盖性,更强的理性说明能力,在形式上也显得更雅致、更优美。一言以蔽之,这样的理论更接近实在。诚如爱因斯坦所说,逻辑前提愈简单的理论虽然愈远离感觉经验,但是却能更深刻地揭橥实在。若格也指出:“简单性意味着理论能够解释一系列现象,因而可以把它比作已经解释清楚了的东西。相应地,复杂就意味着在简化世界图景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碍。” 关于简单性,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必须涉及,这就是简单性与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美与真——的关系问题。在这里,我们暂且在下述意义理解真或真理:理论与经验事实在某种程度符合或对应,理论没有逻辑矛盾而且是合理性的。当然,有人否认简单性与真有关联。例如雷舍尔认为: 我们把简单性、融贯性等当作较好理论的有效的因素和对其的巨大优先和偏爱,这不是因为我们获悉,较简单的理论是较真的或更可能真的理论,而宁可说因为我们通过经验获悉,这种实践对探究行为来说是充分的(合乎成本-效益的)。 他还说:“简单性不是真理不可避免的标志(简单是真的印记),而仅仅是探究的方法论工具——程序的指导标杆。当某种简单的东西像某种比较复杂的、可供选择的对象一样完成了手头的任务时,采纳后者就是愚蠢的。”“我们在探究中选择简单性(一般而言系统性),不是因为它是真理的指示,而是因为在比较有效地实现探究目标方面,它在目的论上是符合成本-效益的。”考尔丁也坚持,简单性与真理不同,它甚至不是真理或精确性的检验。例如,爱因斯坦的行星轨道公式比牛顿的更精确并且更复杂。科学中的简单性观点可以远离正道。简单性在科学系统中是优点的理由,是因为它方便核验理论和设计新实验去检验它。它在把握一个已知理论上是有用的,但是它不是判断两种不同理论精确性的直接工具。 然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具有简单性的科学理论有可能为真,但是并不能保证它必定为真;也就是说,简单性充其量只是科学理论为真的某种若隐若现的征兆。赖兴巴赫对此的看法是:“在归纳简单性的案例中,决定我们选择的不是经济。……我们做出假定:最简单的理论提供最好的预言。这个假定不能用方便来辩护:它具有真的特征,要求在概率论和归纳之内辩护。”麦卡里斯特则从目标分析和归纳投射为之辩护: 简单性的程度标准或形式标准应该被看做是理论的经验适宜性的征兆。有两条路线能用来辩护,特定标准可以促进具有高程度的经验适宜性的理论的选择。一条路线是目标分析:经验适宜性概念的逻辑阐明能够揭示,理论的某些性质能够有助于它们具有高度的经验适宜性。第二条路线是归纳投射:一旦我们拥有挑选好理论的标准,我们就能够归纳地识别其他特性,这些特性的存在与理论是好的相关。 爱因斯坦就是一位善于“到数学的简单性中去寻求真理的惟一可靠源泉”的大科学家。对于简单性预兆真理,他有一段原则性的经典论述:“逻辑上简单的东西不一定都在经验到的实在中体现出来,但是,根据一个建立在一些具有最大简单性前提之上的概念体系,能够‘理解’所有感觉经验的总和。”他进而提出一个原则性的命题:“逻辑上简单的东西,当然并非必须是物理上为真的东西;但是,物理上为真的东西是逻辑上简单的东西,即是说,它在基础上具有统一性。” 其实,要真正理解简单性与真的关系,必须回答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否存在本体论的简单性?换句话说,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界是否是简单的?若回答“是”,则具有简单性的理论为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若回答“否”或“不确定”,这就是一个需要仔细思考和认真讨论的问题。 科学家牛顿和菲涅耳对此做出肯定的回答。牛顿在他的伟大著作《原理》中开门见山地写道:“自然不做徒劳的事,解释多了白费口舌,言简意赅才见真谛;因为自然喜欢简单性,不会响应于多余原因的侈谈。”菲涅耳也认为:“自然并未因分析的困难而烦劳,它仅仅避免手段的复杂性。它似乎已经决意以少做多:物理科学的完美不断地以新的证据支持的正是这个原理。” 第二种回答的人也许要多一些:自然在本体论上不是简单的,简单性是我们的心理的需要和科学的需要。简单性思想的滥觞奥卡姆的威廉反对把简单性思想置于自然界中的倾向,他认为,坚持自然界总是遵循最简单途径这一点,就是限制上帝的力量。上帝很可能选择用最复杂的道路来达到这些结果。由于这个理由,奥卡姆把简单性的重点从自然过程转移到所提出的关于自然过程的理论上。他利用简单性作为形成概念和建立理论的标准。他认为,应该淘汰多余的概念,并建议在说明某类现象的两个理论中应该选择更简单的(后来的作者常常称这个方法论原理为“奥卡姆剃刀”)。雷舍尔自问自答:有任何理由认为比较简单的理论具有实际为真的更好的指望吗?很清楚,在这里存在着困难。自然显示出简单性的爱好吗?确实没有。我们不能说,仅仅在某种一般原则的基础上,这个世界——实在世界本身——必然地必须是简单的世界。也不存在如此做的任何需要。巴什拉直截了当地断定:自然界没有简单的事物,只有被简化的事物。 当今的学者也持有与奥卡姆的威廉大致相同的观点:简单的不是自然界而是科学理论,简单性作为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原理是行之有效的。考尔丁表示,简单性是一个有名的误导概念:仿佛我们能够先验地确定,自然的行为必须是简单的,最简单的定律必然是真的定律。事实上,我们没有这样一种观点的理性基础,似乎很可能,像科学中显示出来的简单性,是由于科学家自然地把他们的注意力首先转向相对简单的对象。雷舍尔这样写道:偏爱简单性是否合法?或者,有什么健全的理由认为自然倾向于简单性吗?人们对此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但是,当人们从方法论的观点而不是从真实存在的观点趋近该问题时,它就变得不怎么成问题了。我们确实应该容许对问题的最简单的可行的解决占优势——无论如何可以暂时占优势——直到它明显地站不住脚、复杂被迫强加于我们之时。在简单的解决能够容纳资料的情况下,没有充足的理由转向其他地方。在各种其他方面同样完好的的事物中进行选择时,我们应该选择最简单的——这是理性程序的基本原则。不管自然可能还是不可能喜爱简单性,作为一种合理性的程序,我们肯定应该这样做。他进而表明:简单性偏爱基于严格地方法取向的实践考虑:对于在我们的意图的与境中,使用简单的假设最方便、最有利。因此,不存在求助于自然简单性的实质性的(或在描述上构成的)公设。求助于手段经济的规则性的(或实践的)方案足矣。因为归纳系统化的参量——简单性、均一性、规则性、常规性、融贯性等等——都表示认知经济的实践原则。在我们努力实现探究目标的过程中,它们避免复杂的、不节省劳动的设计。简单性偏爱的基本原则是径直的。它在于一个词——经济。 彭加勒这位超级哲人科学家对“自然界是否简单”持审慎态度:他对这个问题似乎没有直接做出断然的回答(不承自然界本身简单但又有部分保留),而是强调对简单性的偏爱和追求是人的心智需要和科学需要。在他看来:“半个世纪之前,人们坦白地表明了这一信仰,并且宣布自然界喜欢简单性;从此以后,自然界十分经常地指责我们说谎。今天,我们不再承认这种意向,我们仅仅保留必不可少的那么多的意向,以使科学不致变得不可能。因此,在相对少量的、表现出某些偏差的实验的基础上形成普遍的、简单的和精确的定律时,我们只不过是服从了一种需要,人的心智不能使自己摆脱这种需要。”他明确指出:如果我们的研究方法变得越来越透彻,我们便会在复杂的东西之下发现简单的东西,然后在简单的东西之下发现复杂的东西,接着再在复杂的东西之下发现简单的东西,如此循环不已,我们不能预见最后的期限是什么。然而,“我们必须停止在某个地方,要使科学是可能的,当我们找到简单性时,我们就必须停下来。这是惟一的基础,我们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我们的概括的大厦。”在此处,彭加勒提出了一个必须研究的问题:这种简单性仅仅是表观的,该基础将足够牢固吗?他对该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好像并没有完全诉诸本体论的自然简单性为之辩护。 综上所述,也许可以说:我们就科学理论的简单性大体可以做出判断,因为它或多或少具有某种客观性和价值理性,是能够进行理智评价的;相反地,自然或自然秩序的简单性也许是一个主观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实证的和理性的方法证明这个形而上学论题,它至多只能算做一个准科学预设。尚须注意的是,我们没有必要在科学中把简单性和复杂性对立起来。实际上,这二者在科学发展中是交替出现或交织在一起的——科学的发展呈现出分化和整体化、简单性和复杂性对立统一过程。只是在科学的结果中,我们应该在其他条件等同时尽可能选择简单的理论,否则就是不可理喻的了。还有一点也务必引起注意: 要把手段的经济与成果的经济区分开来,即把方法论的经济与实质内容的经济区分开来。简单的工具或方法在合适地应用时创造复杂的结果。简单的认知方法诸如“试错法”,最终能够产生对困难问题的复杂答案。反过来,简单的结果有时是用复杂的方式产生的。探究或解决问题的复杂方法可以产生容易的和不复杂的问题解。在科学探究中,我们对简单性的信奉归根结底并未妨碍我们发现无论多么复杂的东西实际存在着。 这七个特征是:(1)简单现象必须是在自然界可实现的现象。(2)简单问题必须是能够用简单方法回答的问题,也就是说简单回答的实际计算必须能够用一个容易而实际可行的方法来完成。(3)简单现象的实验认识必须是容易实现的。(4)容易的问题必须是在科学实践中常常发生的那些问题。(5)容易的问题应该是对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也是有兴趣的那些问题。(6)容易的问题应该是那些对科学以外的东西有意义的问题。(7)简单问题的界限应该是实现能限定的,这是一条特别重要的标准,甚至需要在该理论的实验检验之前就要实现。复杂问题的性质有两项标准:(1)理论中的复杂问题至少在原则上是能够解决的,或者至少在原则上理论能够提出回答困难问题的一种方法,否则这种问题就不能被看做是完全的。(2)或许通过大型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复杂问题应该在实际应用中有一个过得去的精确度的回答。参见莫拉夫希克:科学中的简单问题和复杂问题,岳效竹译,北京:《科学与哲学》,1982年第6期,第160~165页。 N.McMorris,TheNatureofScience,FairleighDicknsonUniversityPress,1989,pp.86~88. 麦卡里斯特:《美与科学革命》,李为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36~137页。 N.麦克斯韦举出了“简单性是什么”问题的不同方面。(1)术语问题。理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似乎依赖于理论是如何被阐明的、阐明它使用的术语或概念。但是,这样的依赖术语的简单性概念在科学中如何能够扮演有意义的方法论或认识论的角色呢?什么决定“正确的”术语呢?——借助这样的术语理论必须如此阐述,以便它们的简单性可以被称赞。如何能够存在像“正确的”术语这样的事?如果不存在,理论的简单性整个概念崩溃了吗?一方面,理论的简单性或复杂性看来必须依赖于阐明它所使用的术语,但是另一方面,这看来不能是简单性是否作为真理的指示是否有意义的案例。(2)简单性的程度问题。理论如何按它们的简单性程度整理?(3)变化的简单性概念问题。简单性随时代的不同而变化。(4)简单性的多面本性问题。“简单的”是一个普通词语,科学哲学家倾向于把它用于整个家族概念,而科学家求助它估价理论的非经验的优点。可接受的简单性理论应当恰恰选出一个概念作为基本的,但是同时要公平对待在评价物理学理论时其他概念所起的作用。(5)意义不明确问题。一个理论在明显的方面比另一个复杂,但是同时在更为重要的意义上却更简单,这从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的比较可以看出。合适的简单性理论必须解决这种令人困惑的事态。(6)公正对待物理学家的直觉问题。物理学家就理论的简单性判断绝不是一致的,但是存在显著的一致水平。可接受的简单性理论必须公正地对待这样的一致的直觉。(7)物理学家的直觉的改善问题。可接受的简单性理论应该在物理学家的直觉方面能够有所改善。 科学理论论文:科学理论的简单性分析论文 摘要:简单性是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本文探究了简单性的内涵、分类、简单性不是什么、简单性和经济性的关系、简单性与科学美、简单性原理的功能、简单性与真以及是否存在本体论的简单性等重要问题,并对简单性的功能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科学理论简单性功能 简单性是科学理论的一个突出特色,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简单性原理贯穿在科学的整个历史中。卡西尔开宗明义:“科学开端于对简单性的追求。简单标志真理似乎是它的基本意愿之一。”在前科学时代,就有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奥卡姆的剃刀——“如无必要,毋增实体”。此后,牛顿的节约原理、莫佩尔蒂的最小作用原理、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彭加勒的力戒特设假设、爱因斯坦的逻辑简单性原则、惠勒的质朴性思想,就是绵绵不绝的简单性思想潮流中的有代表性的浪花。在19和20世纪之交,简单性观念在科学中相当流行,乃至成为一种智力时尚,这种遗风一直绵延至今。数学家外尔这样说过: 在自然定律中,正如我后来将要更精确地确立的,简单性是本质的。如果我们不添加在数学上受简单的定律支配的陈述,那么自然受严格定律支配的断言就缺乏一切内容。这件事类似于化学中的倍比定律:除非我们添加组合以相对原子量的小整数倍数发生,否则它就丧失了一切内容。莱布尼兹在他的《论方法》中已经指出,当容许任意的复杂性时,定律的概念就变成空洞的。因此,简单性在自然科学中变成工作原则。 叫人匪夷所思的是,科学中的简单性本身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它到底意指什么,它的内涵都有那些东西,也许在运用和鉴赏它的个人的心中也不是十分清楚的。下面,我们将集中诸家诸派之洞见和智睿,尽可能地厘清简单性的内涵。 简单性的一种比较简洁、比较直观的涵义是,理论中包含的假设、概念、关系、实体、属性等在数目比较少。例如,赫兹所谓的简单性意指,在同样适当和独特的两个理论中,“包含较少数目的多余的或空洞的关系那一个图像更简单”。彭加勒和爱因斯坦对简单性的理解大体上亦是如此;他们的高明之处在于,要求作为理论的逻辑前提的假设是基本的、普遍的,并且在数量上尽可能地少。当今有人认为,O-R简单性(奥卡姆剃刀简单性)比若干其他类型的简单性较少规定性,而且较多地与我们的许多直觉协调。也就是说,给定两个与事实一致的可能的假设或理论,当一个假设或理论比另一个有较少的原理、定律、属性或实体时,则说它是较为O-R简单性的。 不少学者对简单性的特征和标识罗列得比较详尽,使我们能够领略简单性内涵的多义性和丰富性。N.麦克斯韦认为,简单性显然意指定律或理论的形式的简单性——理论的函数、方程简单的程度。但是,它也意指这样一些东西的程度:理论是非特设的,或说明的,或雅致的,或统一的,或在概念上融贯,或具有爱因斯坦所谓的内在的完美,或在另外语境中的美,或可理解性,或明白易懂。他特别提及目标取向的经验论(aim-orientedempiricism)对简单性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物理学中的基本理论Tn是被接受必须满足的非经验要求的更强的统一理论。因此,关键的概念是统一——基本动力理论的全体内容的统一。给出两个竞争的总括理论Tn和Tn+1,Tn+1比Tn简单,当且仅当Tn+1比Tn更好地作为物理主义的例子,即Tn比Tn+1更不统一。麦卡里斯特同样也强调这一点: 简单性概念与统一能力的概念密切相关:科学理论可以在这样的程度上称为简单的,即它们确定了原先认为不同现象之间的统一。 他还说:“科学家希望理论显示出的简单性的最简要的可能说明,必定固定在两个参量的值上:他希望在理论中看到简单性的形式,以及理论应该显示出那种简单性的形式的程度。这两个参量是相互独立的。”拉德纳(R.Rudner)则把理论描述的简单性分为:从一个理论使用概念的特点如概念的个数来判断的客观记法的简单性;依概念的优雅、我们对其熟悉的程度、操作的有效性、方便和其他美学特征来判断的主观记法的简单性;人们主要讨论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的简单性,后者是人们对理论逻辑结构是否简单的主观评价。记法简单性是因人为的记法不同而造成的表面的简单,逻辑简单性是理论由其内容决定的较深层结构的实质的简单。再则,古德曼从计算谓词的复杂性值,凯梅尼从陈述或陈述的逻辑测度出发,探讨了理论的简单性问题。 还有一些学者对简单性的指标列举得相当具体。雷舍尔表示,当各个理论的其他情况等同时,对简单性的偏爱是建造科学理论的普遍实践。例如,一维的描述模式优于多维的描述模式,定量的特征描绘优于定性的特征描绘,较低阶多项式优于较高阶多项式,线性微分方程优于非线性微分方程。总之,x比y简单,如果它们相互之间处于如此这般的描述种类的关系中。撒加德(P.Thagard)提出衡量理论T的简单性的定量量度:T的简单性=1-(T的共存假设数/被T说明的事实数)。两个例外是,理论的共存假设(cohypotheses)数目比它说明的事实多(在这种情况下该理论的简单性规定为零),理论未说明任何事实(该理论的简单性未确定)。他把共存假设定义为要完成对该理论的说明必须联合到T中的辅助假设。从这个公式得到的简单性的度量能够给已有的理论排序——排序是客观的——而不依赖于科学家的审美情趣。还有人概括了科学中的简单问题或一种理论所确定的简单现象的七个特征。 为了对简单性的内涵有进一步的了解,我们不妨涉及一下简单性的分类。邦格把简单性分为四种:句法的(syntactical)、语义的(semantical)、认识论的和实用的简单性。他进而又把实用的简单性细分为算法的(algorithmic)、记法的(notational)、心理的、实验的和技术的简单性。句法的简单性把我们带入语法领域而非韵律领域,即考虑形式的而非内涵的要素。邦格本人称此为形式简单性。在科学中,线性定律在句法上比非线性定律简单。语义的简单性实际上是理论的能力,即预设的经济,因为比较普遍的命题自然地经济,它把线性的几个无明显联系的陈述浓缩为同一线性的一个陈述。然而,最终的能力寓居于这样概括正常承担的说明和预言的范围之广度。于是,狭义相对论在语义上比电磁理论简单。很清楚,我们在这里处理的不是形式的要素而是内涵的要素。认识论的简单性并非总是可以达到的或称心如意的,因为它有时导致肤浅。事实上,物理学家常常选择在认识论上是复杂的(和在经验上达不到的)术语,像弯曲时空,因为它们具有语义的简单性。认识论的简单性把现象还原为违反我们通常理解的概念和理论,同时它向我们提供知识的更确定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认识论的简单性向我们提供比较简单的答案,以回答我们对科学的终极题材的疑问。实用主义简单性的算法方面可以等价于理论的雅致的一个方面,因为算法的简单性或计算的容易属于理论的风格。在这里,我们有形式的要素,该要素未谈到理论的较大意义。记法的简单性同样是这样,它往往有助于理论的雅致或(形式的)简明。它不是具有基本重要性的要素。实用主义的简单性的心理方面是最难对付的,也是最主观的要素。心理的简单性或同化(assimilation)的容易已经在18世纪就被克鲁萨(Crousaz)避开,他相信在某些场合,我们的情绪变活跃,以致能享受不同的观念或命题的阐明的乐趣,从而引起审美的愉悦。我们能够把心理的简单性的特定要素这样描绘:它不需要增加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但至少符合我们对(假设或定律或)理论的正确性的直观感觉。它也包括与理论的适意与和谐地生存的能力;因为在这个要素中,主观的东西如此突出地显露出来,以致它实际上近似地落入内涵的要素之内。至于实用主义简单性的实验和技术方面,望文即可生义。邦格还认为,不存在总括的简单性,因为意识几个方面根本不能相互共存,也不能与科学的某些必要因素共存。麦卡里斯特的分类比较简明,他以物理学为例,认为科学理论的简单性有四种形式: 一是像狄拉克希望的,由于赋予系数和指数以简单性而表现出数字方面的简单性;二是像信奉牛顿学说的物理学家希望的,由于广大范围的现象引用同样的解释性定律而表现出解释方面的简单性;三是像马赫期望的,由于只要求数目很少的不同物质实体而表现出本体论上的简单性;四是像爱因斯坦期望的,由于只以数目很少的独立公设为据而表现出逻辑上的简单性。 由以上关于简单性的内涵和分类的考察,我们对简单性的面目已经大致有所了解。但是,要严格界定其中每一个的确切含义,要断定它们的主次和整体结构,依然是比较困难的。况且,关于简单性还存在诸多有待进一步思考和澄清的问题,从而大大增加了处理的难度。鉴于这种状况,我们不可能充分和准确地肯定简单性是什么,但是却能够以否定语句说出简单性不是什么。其一是,简单性不是形式简单得容易记忆和书写。广义相对论描述引力场要用10个位置和时间函数,而万有引力理论仅用一个;爱因斯坦的场方程比牛顿的反平方定律繁杂得多,难以记住和写出。但是,前者还是比后者简单。这是因为,在牛顿理论中,惯性质量和引力质量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即有两类质量;可是在爱因斯坦理论中,二者的区分从未出现,即质量的概念是统一的,这实际上也包含在该理论的两个公设即广义相对性原理和等效原理中。也就是说,广义相对论具有逻辑简单性。其二是,简单性不是内容简单得容易理解和学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确实比牛顿理论难以把握。狭义相对论在1905年发表后,遭到许多物理学家的反对,人们对离奇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感到莫名其妙,甚至掀起了一场“保卫以太”的运动,直至1911年该理论才越出德语国家的国界。广义相对论在问世后,情况更为糟糕,据说当时全世界只有三个人懂得它(除了两位作者之外,连验证光线弯曲的爱丁顿也不知道第三个人是谁);著名的物理学家劳厄承认,他直到1950年前后才真正掌握了广义相对论。由此可见,科学理论的简单性并非日常意义上的简单性。 在讨论科学理论的简单性时,人们往往把把简单性和经济性等同,或作为类似的东西相提并论。雷舍尔就持有这种观点:“简单性偏爱经济原理。”在他看来,经济和简单性的观念是归纳推理的指导原则。其程序是理性的基本规则的程序:“用与供你支配的信息之恰当使用相容的最简单、最经济的方式,解决你的认知问题。”我们对简单性的爱好容易立足于经济的根据加以辩护。他甚至用纯粹的经济学术语说:“我们并不是为简单性——因为事物的美学——而追求简单性,而是因为作为解决问题的战略,这是而符合成本-效益的。”他的结论是: 我们偏爱均一性、类似、简单性等等,因为这减轻了认知努力的负担。我们避免了无论何时都困难的不需要的复杂,因为这是努力的经济进程。归纳的辩护恰恰在这里,因为就其真正的本性而言,归纳向我们提供了完成必不可少的认知任务的满意手段。 其实,思维经济原理(简称思维经济、经济原理等)的滥觞是马赫,马赫的这一原理可以理解为简单性思想的体现。马赫认为,“科学可以被视为最大值或最小值问题”。他反问道:“用尽可能少的工作,在尽可能少的时间内,以尽可能少的思维,获得尽可能多的永恒真理部分,难道不是科学的任务吗?”他还说:“可以把科学看成一个极小值问题,这就是花费尽可能少的思维,对事实做出尽可能完善的描述。”马赫思维经济原理的内涵包括思维的经济、精力的经济、功和时间的经济、方法论的经济、作为数学简单性的经济、作为缩略的经济、作为抽象的经济、作为抽象的经济、作为不完备的经济的逻辑、本体论的经济、自然界中没有经济、语言的经济。思维经济原理的功能可以概括为:思维经济是科学的目的、方法论的原则、评价科学理论的标准、反形而上学的武器、关于知识(认识)的生物经济学。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涵盖广泛、内容丰富、意蕴深远、真谛微妙,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简单性的内蕴。就连马赫本人也强调:“思维的经济、和谐和有组织被认为是生物学的需要,这种需要远远超过了对逻辑连贯性的要求。” 批判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推崇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并在某种意义上把它视为简单性。彭加勒说:“著名的维也纳哲学家马赫曾经说过,科学的作用在于产生思维经济,正像机器产生劳力经济一样。这是十分正确的。”“这种思维之经济,劳力之经济是科学的永恒趋势,同时也是美的源泉和实际利益的源泉”,“应该是我们对准的目标”。这是因为, 每一个命题都可以用无限的方式概括。在所有可能的概括中,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只能选择最简单的。因此,我们被诱使如此行动,仿佛简单的定律——其他事情都相同——比复杂的定律更概然一样。 迪昂指出:“有助于构成理论的抽象和概括的双重工作导致双倍的思维经济;当它用定律代替众多事实时是经济的;当它用少数假设群代替庞大的定律集合时再次是经济的。” 简单性不仅与思维经济有重合之处,而且简单性与科学美也往往被等量齐观。爱因斯坦这位科学的艺术家在构造理论时,倾心追求简单性和美——在他的心目中,美在本质上终究的简单性。米勒在谈到这一点时写道: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就像当年的哥白尼和伽利略一样,美学就是数据。他对美学十分敏感,以致他把与美学冲突的东西藏在心底。1905年,他对当时关于电磁感应的不同解释变得实在“难以容忍”,“被迫”提出了一个推广了的相对性原理。1907年,他选择了一个统一的质量定义,而不是牛顿运动理论里假设的两个定义。对于爱因斯坦而言,极简主义是一条美学原则——一条公理。自然界不是冗余重复的;因此我们要揭示自然法则就得消除冗余重复。解释中的冗余重复掩蔽了相对性原理,而质量概念中的冗余重复模糊了重力和加速度之间的等效。美学和自然的基本法则之间有一种联系。许多哲学家对简单性也是这样理解的。石里克表明:“简单性是这样一个概念:在它表示的选择性质上,部分地是实用的,部分地是美学的。”他还说,即使我们不能解释简单性的真正意思是什么,但是当科学家成功地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式来描述一系列观察时,他立即确信,他已经发现了一条定律。麦卡里斯特甚至断定:“简单性形式是一类审美性质。特定的简单性形式,例如本体论的节省,是理论可能显示出的审美性质。” 对简单性与经济性、科学美之间的关系的了解,毕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简单性的认识。但是,这三个本身并不十分明晰的概念纠缠在一起,更增加了我们准确把握它们的困难。尽管如此,科学家在实践中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利用简单性(以及经济性和科学美)作为他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原理,充分发挥简单性原理的功能。外尔一言以蔽之:“简单性问题对于自然科学的认识是重要的。”若格则具体地揭示出简单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功能: 简单性原则表现了科学知识的系统性,简化形式的多样性乃是认识活动的必要条件。在科学理论中,各种不同的简化类型的存在,体现了通过比较求简化的要求;这种要求在寻找数学公式时,在表述科学理论的基本内容时,起着启发性的作用。简单性运转经历过一定的进化:起初对科学理论简单性的分析抱着朴素实在论的态度(用自然的简单性来论证简单性理论的作用);现在则把简单性理解为一条有启发作用的方法论原则,简单性表现为要求用实验来论证科学知识中的理论原理。现在,简单性原则最普及地出现在数学简单性这个概念之中。 尼采这位哲学怪杰甚至把简单性视为思想家的“本能”:“他是思想家,这意味着:他善于简单地——比事物本身还要简单——对待事物。” 可见,简单性成为科学理论的禀性,显然与科学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作为科学的追求目标密切相关。这种禀性和追求实际上是一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的关系——为了达到科学理论的简单性则必须追求简单性,追求简单性的结果即可达到科学理论的简单性。现在我们要问:这样的简单性原理的功能究竟有那些呢? 首先,它是评价科学理论的标准之一。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上,一些学者相信,理论主张的简单性是理论未来经验成功的征候,因此应该把简单性的考虑看做是理论选择的经验标准。另一些作者坚持,理论的简单性与它的经验完成不相关——这自明地为真。其中有人认为,由于简单性是与观察者有关的特性,不同的观察者将在不同的程度上发现它存在于理论之中。也有人认为,理论的简单性是它的审美特性,因此科学家求助于简单性的考虑相当于诉诸审美标准。也就是说,关于简单性标准流行三种观点:作为理论的经验适宜性的征兆,作为与观察者有关的理论评价的标准,作为审美标准。依我之见, 严格地讲,简单性标准不是经验的或实证的标准——尽管它可能显示出在经验上成功的征兆以及似律性或规律性的迹象——也不是逻辑的或传统理性的标准。它是科学共同体共有的理智价值标准或价值理性标准之一,可以视其为一种美学标准,因而是评价科学理论的辅助标准——它无法断然地和惟一地决定理论的是非正误,却可以估量理论的长短优劣。 其次,它是启迪科学发现或科学发明的源泉。在科学发现或发明的关键性时刻,对简单性或科学美的鉴赏和感悟,往往能使科学家突破平素难以逾越的壁垒,进入柳暗花明的胜景之中。从哥白尼、开普勒到彭加勒、爱因斯坦以及其后的科学大家,对这一点无不有浃髓沦肤的感触。爱因斯坦就是在追求科学理论的逻辑简单性的激励和伴随下,一步步走向狭义相对论,并一鼓作气攀登到广义相对论的颠峰的。施雷德-弗雷谢特使用了三个论据证明,“O-R简单性”没有为接受或拒斥科学理论提供认识论的基础,但是能够用它产生假设和理论。它的作用与其说对辩护的上下文,还不如说对发现的上下文更合适——O-R简单性能够给予我们以良好的基础,朝着科学进步的方向急剧前进,它是发现的逻辑的良好运载工具。 最后,它使科学理论更接近实在。科学的理论体系并不是各种大小、各种深浅的理论的杂乱堆积,而是有等级秩序的。具有更大简单性、特别是具有更大逻辑简单性的理论,则处于更高的水平。这样的理论具有更大的统一性,更多的经验涵盖性,更强的理性说明能力,在形式上也显得更雅致、更优美。一言以蔽之,这样的理论更接近实在。诚如爱因斯坦所说,逻辑前提愈简单的理论虽然愈远离感觉经验,但是却能更深刻地揭橥实在。若格也指出:“简单性意味着理论能够解释一系列现象,因而可以把它比作已经解释清楚了的东西。相应地,复杂就意味着在简化世界图景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碍。” 关于简单性,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必须涉及,这就是简单性与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美与真——的关系问题。在这里,我们暂且在下述意义理解真或真理:理论与经验事实在某种程度符合或对应,理论没有逻辑矛盾而且是合理性的。当然,有人否认简单性与真有关联。例如雷舍尔认为: 我们把简单性、融贯性等当作较好理论的有效的因素和对其的巨大优先和偏爱,这不是因为我们获悉,较简单的理论是较真的或更可能真的理论,而宁可说因为我们通过经验获悉,这种实践对探究行为来说是充分的(合乎成本-效益的)。 他还说:“简单性不是真理不可避免的标志(简单是真的印记),而仅仅是探究的方法论工具——程序的指导标杆。当某种简单的东西像某种比较复杂的、可供选择的对象一样完成了手头的任务时,采纳后者就是愚蠢的。”“我们在探究中选择简单性(一般而言系统性),不是因为它是真理的指示,而是因为在比较有效地实现探究目标方面,它在目的论上是符合成本-效益的。”考尔丁也坚持,简单性与真理不同,它甚至不是真理或精确性的检验。例如,爱因斯坦的行星轨道公式比牛顿的更精确并且更复杂。科学中的简单性观点可以远离正道。简单性在科学系统中是优点的理由,是因为它方便核验理论和设计新实验去检验它。它在把握一个已知理论上是有用的,但是它不是判断两种不同理论精确性的直接工具。 然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具有简单性的科学理论有可能为真,但是并不能保证它必定为真;也就是说,简单性充其量只是科学理论为真的某种若隐若现的征兆。赖兴巴赫对此的看法是:“在归纳简单性的案例中,决定我们选择的不是经济。……我们做出假定:最简单的理论提供最好的预言。这个假定不能用方便来辩护:它具有真的特征,要求在概率论和归纳之内辩护。”麦卡里斯特则从目标分析和归纳投射为之辩护: 简单性的程度标准或形式标准应该被看做是理论的经验适宜性的征兆。有两条路线能用来辩护,特定标准可以促进具有高程度的经验适宜性的理论的选择。一条路线是目标分析:经验适宜性概念的逻辑阐明能够揭示,理论的某些性质能够有助于它们具有高度的经验适宜性。第二条路线是归纳投射:一旦我们拥有挑选好理论的标准,我们就能够归纳地识别其他特性,这些特性的存在与理论是好的相关。 爱因斯坦就是一位善于“到数学的简单性中去寻求真理的惟一可靠源泉”的大科学家。对于简单性预兆真理,他有一段原则性的经典论述:“逻辑上简单的东西不一定都在经验到的实在中体现出来,但是,根据一个建立在一些具有最大简单性前提之上的概念体系,能够‘理解’所有感觉经验的总和。”他进而提出一个原则性的命题:“逻辑上简单的东西,当然并非必须是物理上为真的东西;但是,物理上为真的东西是逻辑上简单的东西,即是说,它在基础上具有统一性。” 其实,要真正理解简单性与真的关系,必须回答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否存在本体论的简单性?换句话说,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界是否是简单的?若回答“是”,则具有简单性的理论为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若回答“否”或“不确定”,这就是一个需要仔细思考和认真讨论的问题。 科学家牛顿和菲涅耳对此做出肯定的回答。牛顿在他的伟大著作《原理》中开门见山地写道:“自然不做徒劳的事,解释多了白费口舌,言简意赅才见真谛;因为自然喜欢简单性,不会响应于多余原因的侈谈。”菲涅耳也认为:“自然并未因分析的困难而烦劳,它仅仅避免手段的复杂性。它似乎已经决意以少做多:物理科学的完美不断地以新的证据支持的正是这个原理。” 第二种回答的人也许要多一些:自然在本体论上不是简单的,简单性是我们的心理的需要和科学的需要。简单性思想的滥觞奥卡姆的威廉反对把简单性思想置于自然界中的倾向,他认为,坚持自然界总是遵循最简单途径这一点,就是限制上帝的力量。上帝很可能选择用最复杂的道路来达到这些结果。由于这个理由,奥卡姆把简单性的重点从自然过程转移到所提出的关于自然过程的理论上。他利用简单性作为形成概念和建立理论的标准。他认为,应该淘汰多余的概念,并建议在说明某类现象的两个理论中应该选择更简单的(后来的作者常常称这个方法论原理为“奥卡姆剃刀”)。雷舍尔自问自答:有任何理由认为比较简单的理论具有实际为真的更好的指望吗?很清楚,在这里存在着困难。自然显示出简单性的爱好吗?确实没有。我们不能说,仅仅在某种一般原则的基础上,这个世界——实在世界本身——必然地必须是简单的世界。也不存在如此做的任何需要。巴什拉直截了当地断定:自然界没有简单的事物,只有被简化的事物。 当今的学者也持有与奥卡姆的威廉大致相同的观点:简单的不是自然界而是科学理论,简单性作为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原理是行之有效的。考尔丁表示,简单性是一个有名的误导概念:仿佛我们能够先验地确定,自然的行为必须是简单的,最简单的定律必然是真的定律。事实上,我们没有这样一种观点的理性基础,似乎很可能,像科学中显示出来的简单性,是由于科学家自然地把他们的注意力首先转向相对简单的对象。雷舍尔这样写道:偏爱简单性是否合法?或者,有什么健全的理由认为自然倾向于简单性吗?人们对此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但是,当人们从方法论的观点而不是从真实存在的观点趋近该问题时,它就变得不怎么成问题了。我们确实应该容许对问题的最简单的可行的解决占优势——无论如何可以暂时占优势——直到它明显地站不住脚、复杂被迫强加于我们之时。在简单的解决能够容纳资料的情况下,没有充足的理由转向其他地方。在各种其他方面同样完好的的事物中进行选择时,我们应该选择最简单的——这是理性程序的基本原则。不管自然可能还是不可能喜爱简单性,作为一种合理性的程序,我们肯定应该这样做。他进而表明单性偏爱基于严格地方法取向的实践考虑:对于在我们的意图的与境中,使用简单的假设最方便、最有利。因此,不存在求助于自然简单性的实质性的(或在描述上构成的)公设。求助于手段经济的规则性的(或实践的)方案足矣。因为归纳系统化的参量——简单性、均一性、规则性、常规性、融贯性等等——都表示认知经济的实践原则。在我们努力实现探究目标的过程中,它们避免复杂的、不节省劳动的设计。简单性偏爱的基本原则是径直的。它在于一个词——经济。 彭加勒这位超级哲人科学家对“自然界是否简单”持审慎态度:他对这个问题似乎没有直接做出断然的回答(不承自然界本身简单但又有部分保留),而是强调对简单性的偏爱和追求是人的心智需要和科学需要。在他看来:“半个世纪之前,人们坦白地表明了这一信仰,并且宣布自然界喜欢简单性;从此以后,自然界十分经常地指责我们说谎。今天,我们不再承认这种意向,我们仅仅保留必不可少的那么多的意向,以使科学不致变得不可能。因此,在相对少量的、表现出某些偏差的实验的基础上形成普遍的、简单的和精确的定律时,我们只不过是服从了一种需要,人的心智不能使自己摆脱这种需要。”他明确指出:如果我们的研究方法变得越来越透彻,我们便会在复杂的东西之下发现简单的东西,然后在简单的东西之下发现复杂的东西,接着再在复杂的东西之下发现简单的东西,如此循环不已,我们不能预见最后的期限是什么。然而,“我们必须停止在某个地方,要使科学是可能的,当我们找到简单性时,我们就必须停下来。这是惟一的基础,我们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我们的概括的大厦。”在此处,彭加勒提出了一个必须研究的问题:这种简单性仅仅是表观的,该基础将足够牢固吗?他对该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好像并没有完全诉诸本体论的自然简单性为之辩护。 综上所述,也许可以说:我们就科学理论的简单性大体可以做出判断,因为它或多或少具有某种客观性和价值理性,是能够进行理智评价的;相反地,自然或自然秩序的简单性也许是一个主观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实证的和理性的方法证明这个形而上学论题,它至多只能算做一个准科学预设。尚须注意的是,我们没有必要在科学中把简单性和复杂性对立起来。实际上,这二者在科学发展中是交替出现或交织在一起的——科学的发展呈现出分化和整体化、简单性和复杂性对立统一过程。只是在科学的结果中,我们应该在其他条件等同时尽可能选择简单的理论,否则就是不可理喻的了。还有一点也务必引起注意: 要把手段的经济与成果的经济区分开来,即把方法论的经济与实质内容的经济区分开来。简单的工具或方法在合适地应用时创造复杂的结果。简单的认知方法诸如“试错法”,最终能够产生对困难问题的复杂答案。反过来,简单的结果有时是用复杂的方式产生的。探究或解决问题的复杂方法可以产生容易的和不复杂的问题解。在科学探究中,我们对简单性的信奉归根结底并未妨碍我们发现无论多么复杂的东西实际存在着。 科学理论论文:科学理论实在基础论文 近代是在唯名论的旗帜下从实在论中挣脱出来获得其独立的,它在本质上是反实在论的。然而随着人类的视野向着微观和宇观两极领域的不断拓宽,科学日益远离人的感性经验而不得不极其明显地依赖于人的理性建构。这种状况不仅使传统的唯名论、经验论和实证论具有的内在缺陷暴露无遗,而且由此引发了古老的理性主义的再度复兴。为了重振唯物主义雄风,形形色色的科学实在论应运而生。不过这种所谓科学实在论从其诞生以来,虽然前赴后继、声势浩大,却总是抵挡不住反实在论的进攻。其中的原因当然各种各样,然而有两个根本的缺陷则是在这些科学实在论中普遍存在的:其一是不了解实在观念的认识论根源及其超越本性,没有从终极意义上去把握实在观念从而难免流于肤浅;其二是囿于具体的殊相层面,没有能够到抽象的共相层面从整体上把握科学,结果是发现科学理论的多少构成要素就创造多少实在论。本文针对这两个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相统一的基础上阐述一种彻底的反实在论科学观。 1 实在论的复兴同“实在”本身的破碎与失落结伴而生,是康德以后西方的一大景观。一方面,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自在之物”,把感性世界中的“现象”作为实在;另一方面,人本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现象”,以人的某些非理性心理要素取代“自在之物”作为实在。于是有多少哲学,就有多少实在论,人人都可以称为实在论者,而“实在”本身则不知所去。为了重新整合这破碎了的现代哲学,人们必须唤醒理性,返回到实在观念的原点处发掘其真义。 然而严格说来,“实在”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范畴,也不是宗教或神学中的名词术语,当然更不会成为科学中的概念。通常它只是日常语言中的一个谓词而非主词,用以表示主词存在的虚实状况及其性质。不过无论哲学、科学,还是宗教、神学等,大凡以探索客观真理为宗旨的意识形式,都不能不首先去直接地面对它。因为“实在”与“真理”密切关联在一起,它根源于人本身所固有的一种“形而上”的冲动,是人的思想超越感性世界的产物。人们通常总是要割裂本体论和认识论从单方面孤立地讨论实在,然而事实上,无论是从思想的语言逻辑方面,还是从其方面分析,“实在”的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分割的。或者至少是就把握实在观念来讲,本体论同认识论必须统一起来考虑。 从语义学方面来分析,“实在”一词复合了两个不同层次的意思:其一是“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存在”,它是相对于“不存在”而讲的,是指作为殊相处于时空之中的、原则上可以感知的具体的存在,它是人们把握“实在”一词的一个辅助性条件,构成“实在”的现实层面;然而,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实在”的内涵,还必须充分注意到它的“实”,即“真实”,它是相对于存在本性中可能具有的“虚”或“不真实”而讲的,是对存在的一种质疑,并构成“实在”的“超越”层面,这是“实在”一词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的深一层涵义。一般说来,它总是要指向某种终极的、不能被感知而只能被推论的、作为共相的抽象的存在。显然“实在”并不是指称通常意义上的那些存在,而仅仅是指称某种作为存在“根基”的本原性存在,或者说第一性的存在,它构成所有其它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实在”所以能够如此迷人,也恰恰是根源于它对感性具体的现实的这种超越。 由此看来,实在观念应当起源于人们对现实的、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的怀疑和否定中。早在人类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中,人类精神就已经开始了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这种超越为人类以后理性地建构理想世界与批判现实世界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不过当时还没有触及到感性世界的实在性问题。 最早明确表示怀疑和否定物质世界的,是古印度的婆罗门教。早在公元前10世纪至5世纪古印度所流传的《奥义书》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思想。根据婆罗门教的说法,印度神话中的创造神“梵”是物质世界的始基和宇宙万物的本原。它没有形状、没有大小、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气味,广阔无边、无处不在,既看不见、听不见,也摸不着,仿佛老子所说的“道”。不同的是,印度的“梵”具有某种意识,被称为“自我”。“自我”和“梵”一体两面,只是由于它具有意念,才使得混沌破裂变现出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不过这个破裂的混沌仅仅是由“自我”的意念产生的,因而被称为“假梵”。由假梵化生出来的宇宙万物是虚幻不实的、有限的和暂时的。唯有真梵才是真实的、无限的和永恒的。人们只有透过假梵认识了真梵,才能够超脱无尽的生灭轮回,复归宇宙本体〔1〕。 到了古希腊时期,巴门尼德首次从哲学上触及到实在观念。他把现实世界感性具体的物质性存在称为“非存在”,而把人们精神世界那些抽象化的思辨性概念称为“存在”。柏拉图进一步把人们所生活的客观世界明确区分为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他认为人们的感官所能够感受到的只是现象世界,而真实的世界是理念世界,它隐藏在现象世界的背后,是人们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它是本原的、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现象世界只是人的一种幻相,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正实在的世界。亚里士多德虽然用质料与形式的结合取代了柏拉图那抽象空洞的理念,不过他还是承认存在一个没有质料的纯形式,这就是神。而且晚年的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一般形式就是事物的本质,它先于具体事物存在并决定具体事物,因而是第一本体。 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吸取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实在论思想,认为只有天国是真实的存在,也只有人们对于天国的认识才是真实的认识,现实世界不过是上帝的创造物,它只是人们感性知觉的对象,在那里是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的。根据安瑟尔谟等极端实在论者的观点,共相作为殊相的本质,不仅独立于作为殊相的个别事物、而且先于它们而存在;个别事物则不过是由共相所派生出来的偶然现象,它们是不可能真实存在的。这是实在观念和实在论的哲学发轫处,从此以后人们超越感性世界的本能冲动借助于基督教的经院哲学最终以实在论的形式正式进入了人类认识的视野。 综合以上简要的逻辑分析和历史考察,我们不难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实在观念和实在论是以真假两个世界的分辨作为思想前提和基础的,它内在地包含着由此岸的幻相世界向彼岸本体世界的超越。否则的话,如果有人指着他面前的一张桌子说:“这是实在的”,我们就一定会感觉到莫名其妙。要合理地理解和解释这句话,就必须首先设定一个辅助事件作为前提,这就是有人否定这张桌子的实在性,也就是说,必须先有了实在论。然而一旦实在论把人们的思想引向桌子的共相或理念,那时再有人回过头来强调说眼前的这张桌子是实在的,他显然不能够再被称为实在论者,而只能被称为唯名论或经验论等。这是正确把握实在观念和实在论首先必须澄清的问题。实在论领域中的各种混乱大都是由于忽视了这种超越而引起的。 第二、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家也曾主张超越现实世界,泰勒士的水、阿那克西米尼的气、赫拉克里特的火等、尤其是留基伯和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也都是人类精神超越现实世界的产物。然而这种超越并没有涉及到彼岸世界,它们纯粹是在此岸世界内部发生的事件,是人的思维对自身感觉器官的超越,只要人们设法拓宽自己的视域就会发现,它们并没有超出现象世界之外。因此,这种所谓超越只不过是从具体的作为殊相的质料到质料的还原,它同抽象的理念、形式或共相无关。所以它就只能是被称为唯物论或原子论等,而不能被称为实在论。这也是正确把握实在观念和实在论时应当非常明确的,否则诸如科学实在论这类怪胎就会由此而产生。 第三、新实在论与批判的实在论也同样是以理念与现象、形式与质料、共相与殊相这样两个不同的世界的分别作为思想基础的,同理念论或实在论相区别的是,它们同时赋予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以同样的本体论地位。这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折衷主义方案。它虽然避免了大量停留在哲学原点的原始纠纷,促进了现代分析哲学的发展,然而哲学中的本原问题毕竟不会因此而被消解。就对“实在”本身的认识而言,它们几乎没有增添任何新的。所以尽管哈特曼把本体论和认识论统一起来把握实在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然而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毕竟存在着质的不同,从而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或像罗素等热衷于从逻辑、数学方面进行抽象分析的多数新实在论者那样,从本体论上返回到柏拉图主义那里;或是像普拉特等热衷于从经验方面进行具体分析的那些批判的实在论者一样,从认识论上走向康德的不可知论;再或是像桑塔亚那那样,最后不得不把外部世界的存在当成一种动物式信仰来捍卫等。至于其它那些五花八门的实在论则大都不得要领。 2 明确实在观念与实在论的真实涵义后,倘若主张实在论,则将意味着:首先,在本体论上预设或承诺一个在感性具体的事物之外的超验和永恒不变的理念、形式或共相世界;其次,在认识论上主张科学正是对这样一个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再次,在论上也相应地追求某种能够把科学导向这个实在世界的先验逻辑,从而可以使之同实在论内在地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显然这只是一种基于语义形成的科学实在论。虽然它仅仅是纯思辨的产物,却相当准确地体现了本来意义上的科学实在论,不妨称之为科学实在论Ⅰ。不过人们通常已经习惯于把这种实在论称为形而上学实在论,并认为它同科学无关或者对立。然而事实上,这种长期被作为形而上学加以拒斥的实在论,在科学中已开始凸现出来。这是一个不容当前各种现实的科学实在论Ⅱ忽视的重要事实。 爱因斯坦的科学,作为传统宗教的一种替代品,显然是对于他所信仰的和谐的宇宙的描绘。的绝对性、形式体系的相对性、数学物理化与物数学化等〔2〕,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相统一的基础上忠实地继承了柏拉图主义的科学传统,从而构成一种真正的科学实在论。尽管这种科学观在科学史上不占主流。然而随着现代科学向两极领域的不断扩张,这种观念的市场似乎是越来越大,甚至连实证主义的追随者海森堡等人,也明显感觉到现代物理学正在向柏拉图主义复归。只是何以证明这样一种描绘恰恰就是宇宙的本来面目,在认识论范围内是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的。 科学实在论Ⅰ预设或承诺一个理念、形式或共相世界,并要求科学理论描述这个实在世界。既然现象世界受外在于自己的理念支配,科学要解释和说明现象就必须准确地把握理念,而这样的科学显然是不可能在现象世界中纯逻辑地归纳,它必须到精神世界中纯理性地建构。科学实在论Ⅰ的方法论基础是理智的直觉、思辨与审美能力,包括科学创造中的直觉、猜测、想象和推理,理论评价中的简单性等,在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性实在论。然而何以保证科学理论所描绘的正是实在世界,在方法论的范围内也是无法解决的。所以这样的理论与其说是科学,还不如说是或神学。不过爱因斯坦事实上也正是一个融神学、哲学与科学为一体的奇才。他的相对论巧夺天工居然没能获得诺贝尔奖,也说明了科学界对于“科学究竟是什么?”,还是具有自己的内在尺度的。 从上看,以实验作为特征的近代科学是在唯名论的旗帜下兴起、在经验论的传统中获得大踏步、并在实证论的怀抱中走向成熟的。同科学实在论Ⅰ相比,科学实在论Ⅱ更好地继承并体现了这样一种哲学的和科学的传统。它所关注的始终都只是现象、质料或殊相等现实的和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近现代科学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物质世界中展开的。只是这个世界还存在着复杂的结构和层次。从人类自身的时空尺度看,它至少可以被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人们借助于现有的技术手段可以感知的,不妨记为A;另一部分则是在原则上应当能被感知而借助于各种技术手段尚未被感知的,也不妨记为B。从认识论的层面看,人们既可以用A解释B,也可以用B解释A。大凡是从现象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层次出发对其相邻层次所作的各种因果解释,都可以直接地构成现实的科学实在论Ⅱ的思想基础。不过从当代科学实在论发展的实际看,它们大都是以还原论作为其方法论基础的。 近代科学是在从A到B进行还原的,它以B作为A的内在原因和根据。具体说来,一个科学理论要想正确解释和说明A,就必须首先如实地描述B。近现代科学主要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层层还原、并最终从原子走向夸克的。极端的还原论总是要在本体论上预设一种实体,并在认识论上要求科学理论描述这种实体。它们认为成熟的科学理论中的所有名词术语及其中所包含的理论实体应当在现象世界中有确定的指称。W.塞拉斯和普特南的逼真实在论就是以此作为蓝本建构起来的。温和的还原论通常只是在本体论上承诺一种实体,夏佩尔的科学实在论、杰利的建构实在论和哈金的实验实在论等大体是属于这种类型。它们没有预设或承诺超验的实在,却预设或承诺了超感的实体,并且坚持认为科学理论或科学实验中所反映的就是真实的存在。 随着现代科学向纵深发展,尤其是伴随现代系统科学的兴起,整体论正取代还原论而成为一种新的科学范式。丰富多彩的现象世界实际上也绝没有还原论者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人们在其中发现了自然界的层次结构并揭示了它非同寻常的意义。整体论以A作为B的外在原因和条件,从而使“关系”取代“实体”而成为科学解释和说明的基础。它是现代科学正在摆脱古希腊自然哲学传统走向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一种进步。现代西方哲学中亚里山大的突现进化论、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哈特曼的批判实在论、拉兹洛的系统哲学和邦格的科学唯物主义等,也都具有这样一种极为明显的思想倾向。 科学实在论Ⅱ本是在反实在论的框架中建构起来的。它是以现象世界中各种感性具体的属性作为经验基础的理性实在论,在本质上是反柏拉图主义实在论的。近代科学以还原论作为方法论基础,试图将属性归结到物质实体上;现代科学则以整体论作为方法论基础,试图将属性归结到关系中并从而完全消解物质实体。这种实体的淡出和关系的凸现使形形色色以还原论作为蓝本的科学实在论Ⅱ普遍陷入困境。科学实在论Ⅰ预设或承诺实在,却无法保证科学正确地把握实在;科学实在论Ⅱ放弃这种实在而执着于描述现象,却最终连现象也把握不住。这就难怪现代科学哲学中现象主义、约定主义、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要非常盛行。马赫、阿芬那留斯、彭加勒、迪昂、布里奇曼、奎因、拉卡托斯、库恩、费耶阿本德、劳丹、范·弗拉森、詹宁斯、黑崎宏等人都是颇有的反科学实在论者。即使是始终以科学实在论著称的普特南,到后期提出的所谓内在实在论,实质也是反科学实在论的。科学实在论不仅在逻辑上困难重重,而且在历史上也漏洞百出。倘若从整个科学发展的历史看,无论古代的托勒密,还是近代以来的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玻尔和海森堡等一流的科学家,虽然说不能完全抗拒科学实在论的诱惑,然而他们总体上似乎都是在从事一种拯救现象的工作。 3 科学理论是人类认识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认识论的观点看,它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中必然内在地凝结着根源于客体、然而却是由主体来规定、并因而具有主体间性的客观性现象,以及根源于主体、却必须由客体来规定的主观性理念。所以撇开它的语言、逻辑、数学表述形式就其经验来看,科学理论显然是由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这样两大类知识构成的。前者从现象世界出发,是人类关于物质世界感性具体的经验知识的归纳和,是实在论一直试图超越的“虚”与唯名论极力维护的“实”;后者从理念世界出发,是人类关于精神世界理性抽象的经验知识的反思和概括,是实在论始终所向往的“实”与唯名论坚决拒斥的“虚”。它们分别凝聚和体现了历史上能工巧匠的技术传统和人文学者的思辨传统。科学理论正是人类在这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中所积累起来的两种类型的知识在一定的语言、逻辑、数学形式构成的框架和体系中同化与融合的产物〔3〕。 近代科学是从现象世界中展开的。物质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是科学理论中所涉及到的主要经验内容,它构成了科学理论中最为重要的外部经验基础。按照唯名论的观点,现象世界中这些感性具体的东西正是唯一真实的存在。然而从现代哲学和科学认识发展所获得的结论看,实在论否认它们的真实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首先,从哲学认识论方面看,现象作为从属于主客体关系的范畴,是不可能脱离主体来规定的。既然主体是人,现象也必然是属人的。倘若把主体换成某一微生物,现象也必然要属于这种微生物。事实上,人类迄今为止所获得的全部认识成果,都始终是以人类自身的存在尺度作为基准的。罗素当年曾经谈到过这个。卡尔纳普、刘易斯和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理论也都涉及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现实的现象世界其实只是无数逻辑上可能的世界中的一个。实际上它完全是人类按照自己特殊的生理构造选择出来的。也正是这种特定的生理构造把“自在之物”拒斥到自己的视野之外。人类要把握这种自在之物,必须根本改变自己的生理结构和时空尺度,以便把多种可能世界同时纳入自己的视野。这恐怕只有上帝才能做到。 其次,从科学认识论方面看,人们对于微观世界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着人类认识活动的烙印。人们不可能观测到所谓微观客体的本来面目,而只能观测到微观客体同测量仪器发生相互作用的整体效应。并且观测结果是呈现为粒子还是波,还要取决于人们所设置的观测条件。具体说来,人们带着粒子的眼镜观测,客体呈现为粒子,带着波的眼镜观测,客体则呈现为波。真实存在的或许既不是粒子也不是波,而是某种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也就是说,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仿佛盲人摸象,我们永远看不到大象的本来面目,而只能通过彼此的触摸建构一个适合于主体间的大象。这里自在之物虽然也不可知,然而却并不在彼岸世界。它作为现象的总和或整体构成人类认识的极限。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和互补原理在微观世界里深刻地揭示了这种隐藏在人类客观性科学认识深层不可消解的主体性。 再次,从现代科学所获得的具体结论看,作为现象世界载体的“物质”在微观世界中不断地化“虚”。近代物理学把实物还原为原子,现代物理学进一步把它还原为亚原子粒子、夸克、甚至亚夸克等微观粒子,最后发现这些充当宇宙砖块的所谓微观粒子原来只不过是一些根源于数学方程式的虚构。狭义相对论以连续的场取代作为普遍基质的以太,量子场论的发展把现象世界中的实物粒子归结为空间中能量集中的区域,靴袢理论甚至把强子等实物粒子归结为与其相沟通的反应道中的束缚态。广义相对论中作为引力场载体的似乎不再是质量而变成了能量。系统科学更是强化了这种非实体化的倾向,从而使关系实在论逐渐取代实体实在论成为一种现代思潮。与此同时,现代宇宙学也在大尺度时空范围内解构了宇观天体的实体实在观。 实在论所以要否定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显然是因为它开始就已经发现这个世界仅仅是“人”的世界。它要超越这样一个世界寻求某种适合于所有不同生理构造和时空尺度的非人的认识,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神目观。科学实在论把科学当成这样一种尺度,把所谓“科学的影像”看成真实的存在,也显然是忽视了科学的属人属性。从现代认识论的观点看,包括科学认识在内的人类一切思想认识,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都具有属人性。甚至于连日常语言中所谓的“虚”与“实”,也都不存在任何可以脱离人的纯客观的绝对尺度。所谓客观世界中唯一能够确定的,只有由人的感觉器官所选择的这个现象世界。人类在两极世界中所获得的一切认识结论,最终都必须能够被直接或间接地还原到人的感性世界中。即使主张“科学是万物的尺度”的W.塞拉斯,也并不否认“常识的影像”的基础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讲,现象世界不仅是存在的,而且必须重新回返到常识中,把它权且看成是终极的和实在的。中世纪唯名论的思想价值正在于此。 科学理论中不仅有根源于物质世界中的现象知识,而且具有大量根源于精神世界中的理念知识。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也是科学理论中不可抗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理论中不可缺少的内部经验基础。从唯名论的观点看,它们大都属于应当从科学中清除出去的形而上学因素,而实在论的科学观总是要把它们看成某种真实的存在。实在论关于现象世界的虚无主义思想是人类认识超越自身感觉器官的必然,它体现了人类理智发育的成熟和完善,对于人类快速高效地拓展自己的生活世界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并非它们在这个超越的世界中所获得的任何结论都有价值。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实在论在理念世界中所构筑起来的各种“实在”,远远不如唯名论在现象世界中直接感知到的那些现象更为可靠。近现代科学中所预设或承诺的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虽说有像原子论这样一些极为成功的假说,然而更多则还是像以太和燃素这样一类失败的猜测。 既然现象世界中的物质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是由人的感觉器官直接规定的实在,那么它显然是用不着分有所谓实在世界中的理念。相反,理念世界中所形成的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倒必须返回到现象世界中才能最终确定其真伪。正是近现代科学中的这样一种现实,使科学实在论Ⅱ误以为现象世界构成了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它主张把抽象的理论实体还原为具体的物质实体,把以理论实体为载体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还原为以物质实体为载体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而科学实在论Ⅰ坚持理念世界的实在地位,其实质上是要把精神世界中所形成的某种抽象关系客观化,把各种实体归结为这种绝对和永恒的关系,从而企图在这种关系中来俯视整个现象世界。然而无论是科学实在论Ⅰ还是科学实在论Ⅱ,都无非是来自哲学家的一厢情愿。科学史上那些一流的科学家大都坚持一种反实在论的科学观。人们所谓“牛顿不是牛顿主义者”〔4〕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事实上,无论现象世界还是理念世界都是属人的,它们都不能构成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只有人本身才能为科学理论提供现实的基础,尽管它也未必是实在的。只可惜在整个科学哲学中,它始终都没有在场。 4 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的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经验知识,而且还包含着语言、逻辑与数学这样一些极为典型的人文知识。它们构成科学理论同化和融合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的形式框架,是科学所以为科学的内在根据以及衡量科学阶段、水平及其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科学理论正是同化和融合在这样一些“先验的”形式框架中的人类经验,是以人类特定的生理结构作为基础的人类实践和智慧的重要结晶,集中体现了人类理智、情感和意志的内在统一,充分展示了人性中所蕴涵的无穷魅力。 语言、逻辑与数学是构成科学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形式知识。同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中的经验知识不同,它们是关于现象和理念的元经验,是特定的主客体相互作用方式在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向主客体内化与外化的产物。其中语言是基于人类特殊的实践活动在主体内部地形成的某种“约定”,它具体体现了人类社会活动的个性色彩,为古今人文主义者竭力张扬。逻辑是基于人类起源和发展的进化过程在主客体间自然历史地形成的某种“约定”,它抽象地反映了人类共同的生理结构,是不同语音、语形、语义、语用和语法结构的语言之间能够相互翻译的客观基础。数学则是人类在语言和逻辑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某种人工“约定”,它是人的思维基于语言和逻辑基础的进一步发现和创造,是这两种约定的丰富、深化和自我发展。 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约定,人类才能首先通过主体内部的某种语言约定规则,揭示出隐藏在主客体之间的逻辑约定法则、以及各种形式的数学约定定理,并以此为中介最终发现作为科学理论客观基础的、客体内部的、自然历史的“约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然。当然这种自然规律也是基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的产物,它不仅必须通过人的特定生理结构及其延伸来感知,而且还不得不通过语言、逻辑与数学这样一些典型的人文知识形式来表述,因而它的客观性也就只能被解释为主体间性。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以及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互补原理和宇宙学中的人择原理等,也都从科学内部的不同领域和途径具体地展示了科学理论从形式到的这种广泛意义上的约定性。 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首先必须明确作为科学理论的理性基础〔5〕的语言、逻辑与数学等形式知识的人文属性。近代以来,随着以数学和逻辑为基础的近现代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成功,以非理性为特征的反科学主义逐渐把对科学的社会批判引向认识论层面。它们把作为科学理论的理性基础并在科学实践中得到广泛的数学与逻辑理性简单地指责为工具理性大张挞伐,仿佛在数学与逻辑理性之外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某种可以同所谓工具理性对立起来的纯粹价值理性。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有悖于文艺复兴以来启蒙运动的历史事实,本质上是蒙昧主义在现代社会的沉渣泛起。实际上,作为科学理论理性基础的数学与逻辑,绝不会只有工具的属性,它还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属性。近现代社会中人的内在价值的空前高扬正是在启蒙运动弘扬理性的过程中才得以实现的。倘若再返回文艺复兴所向往的古希腊思想文化中,则语言、逻辑与数学更是极为典型的人文学科。即使在古代科学的荒漠中,数学也依然被列为“六艺”之一。 实际上,同语言完全一样,逻辑与数学也是人们修身养性、陶冶性情、完善自我所不可缺少的重要人文内容。至于现代社会中逐渐暴露出来、并为人文主义所强烈谴责的许多社会现实,科学主义早已有警觉。它们决不能被简单地指责为工具理性的结果。事实上,这恰恰是某种虚妄的伪人文主义剥离工具理性肆意张扬所谓纯粹价值理性的结果,是现代社会中缺乏一种健全的理性的恶果。其实语言、逻辑与数学绝不只是什么工具理性,它作为人类走出愚昧、摆脱神权束缚的思想基础和理性根据,恰恰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尺度和重要标志,是处于价值优秀地位的人本身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较之作为纯粹主体内部约定的语言,逻辑与数学更能体现出人的创造性本能,并具有更为浓厚的人文色彩。追求剥离了逻辑与数学内核的所谓价值理性,只能使人类的认识滞留在永无休止的形而上学思辨中,而主张从数学与逻辑退回到语言或前语言的所谓“诗”与“悟”的世界中,则不仅是神秘主义的,而且是非常典型的现代蒙昧主义。 其次,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还必须明确共同构成科学理论经验基础的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的互补属性,及其同逻辑与数学理性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关系。近代科学根源于古代能工巧匠的技术传统与书斋学者的思辨传统,它们到近代融合在特定的数学逻辑框架中,形成一种体现人的“类”特征并且根本不同于传统理性的科学理性。这种科学理性以逻辑与数学理性作为基础,吸取了技术理性内容与思辨理性形式的确定性,克服了技术理性形式与思辨理性内容的不确定性,从而不仅使技术理性中蕴涵的个人狭隘的直接经验获得一种人类可以共享的形式并得以广泛传播,而且也使形而上的思辨理性获得某种现实的依据与意义。近代科学产生以来,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分别以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形式主宰了关于科学理论的阐释。然而,无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演绎主义,都不能从单方面完全解释科学理论。只有使二者互补与融合起来,才能合理地说明科学理论。因为科学理论虽然是关于外部客体的描述,却毕竟是根源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它是由主体来描述的,尤其是在形而上的理念知识中,凝聚了古今中外极为丰富的人类智慧。它不同于能工巧匠个人的具体经验与才能,具有超越个人的、抽象的“类”经验特征。也正是由于这种特征,它必须同时接受直接来自客体的现象知识约束。极端的科学主义以现象知识拒斥理念知识,狂热的人文主义则始终以理念知识贬低现象知识,它们都是哲学家们误读和曲解科学理论的产物。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技术理性与思辨理性,绝不是某种剥离了逻辑与数学理性独立存在的理性形式,它是以逻辑与数学作为基础的理性在不同领域中的不同体现。没有人类的技术与思辨活动,逻辑与数学就不能得到外化和发展;脱离其中的逻辑与数学约束,技术与思辨也就根本无所谓理性。事实上,无论现象知识还是理念知识,都是人类以语言、逻辑与数学等形式知识分别作用于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产物。剥离逻辑与数学这些所谓工具理性,片面夸大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反对另一个方面,都不仅无益于人类认识的健康发展,而且最终会危及到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再次,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必须从总体上正确解决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问题。同科学实在论对现象知识进行客观化与本体化阐释的理性主义倾向恰恰相反,在现代哲学中,始终还涌动着一股对理念知识予以客观化和本体化阐释的强烈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科学主义以理性为尺度抛弃康德“自在之物”走向现象世界的同时,人文主义则以非理性为尺度把它又重新捡了回来。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尼采的“强力意志”、柏格森的“生命之流”、鲍恩的“人格”等,都是从康德的所谓“自在之物”中演化出来的。它们抛弃子虚乌有的彼岸世界,以非理性取性,在此岸世界中继续着自己的超越之旅。这是古希腊理念论与中世纪实在论的现代翻版。至于马利坦复活的所谓“存有”、海德格尔在非理性直觉、领会和体验中所把握到的“存在”,更是把思辨的理念知识客观化与本体化的典型。 实际上,无论是科学主义所感知到的现象,还是人文主义把握到的所谓自在之物,都决不是可以相互分离的两种不同实在。它们是一体圆融、内在统一的整体。如果说科学主义专注于物质世界,人文主义则钟情于精神世界,然而它们都没有触及到现实的实在世界本身。因为这两个世界在本质上是以人为基础的统一的世界。倘若一定要真实地描绘出这样一种实在,则它既不是传统实在论所痴迷的理念、形式或共相,也不是古今唯名论所执着的现象、质料或殊相,而只能是参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且处在实践活动中的人本身。正是人的出现使现象与自在之物呈现分离,也只有人才能够把它们重新整合起来。科学理论作为人类精神“自由”创造的产物,不同于形形色色人文主义说教的地方,正在于它经受住了现象世界的严峻考验,它是理念知识与现象知识相融合的产物,其中的魅力显然是那些生活在文明的边缘为原始思维笼罩着的土著居民所无法想象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论文 [摘要]瑞典学派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派之一,其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就瑞典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进行评述,并对成因加以分析。 [关键词]瑞典学派;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是对当今西方世界尤其是北欧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流派之一。该学派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已经建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十分尖锐,又爆发了给资本主义世界以毁灭性打击的1929~1933年大危机。面对长期的经济萧条和严重失业,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予解释,又不能提出相应的对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瑞典学派形成了,并且在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瑞典学派的创始人是威克塞尔、卡塞尔和戴维森,为该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贡献的代表人物是缪尔达尔、林达尔和俄林,作为后继者的第三代主要代表是林德伯克。瑞典学派既不同于新古典学派,也有别于凯恩斯学派,有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色。该学派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有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它们是瑞典学派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宏观动态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起源于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后经林达尔和缪尔达尔等学者不断加以修正和完善,为瑞典学派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瑞典学派鲜明的理论特色。 瑞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克塞尔(1851~1926年)所处的年代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严重困扰西方世界。威克塞尔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性波动总是与价格和利息率的波动相伴。于是他提出积累过程原理,试图通过对利息率和价格运动的研究,给经济危机一个合理的解释。 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是在批判旧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首先将利息率分为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前者指借贷资本的市场利息率,即实际利息率。后者指在假定没有货币参加的实物经济中,借贷资本的供求相一致时的利息率。其次,威克塞尔认为自然利息率和货币利息率的差异对价格起着渐进的和累积的影响。当货币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时,由于生产资料的需求和生产扩张、信用膨胀、投资大于储蓄、货币所得增长,从而导致物价水平累积性上涨的经济扩张过程。反之,则出现物价水平累积性下降的经济紧缩过程。当自然利息率与货币利息率相一致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此时的自然利率也称正常利率或均衡利率。因此,只有使两种利率保持一致,才能实现物价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最后,威克塞尔认为货币利率对于价格变动的影响要大于自然利息率,因此主张政府应通过利息率的调整来干预物价变动和经济波动,从而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当然,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积累过程原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只强调货币因素对经济周期运动的影响,完全忽略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一根本因素的作用,因此,无法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加以科学的解释。其次,受传统经济学的影响,将充分就业作为假设前提,进而把经济危机看作是价格波动,而不是就业和产量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针对威克塞尔理论的上述缺陷,林达尔(1891~1960年)和缪尔达尔(1898~1987年)不断对其加以修正,为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瑞典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了贡献。(1)林达尔在把失业均衡当作“特例”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了总量分析法。他一方面指出消费品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变化决定物价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还考察了物价、就业、产量和利息率等的一些社会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 虽然林达尔并未试图解释产出和就业的变化,但他的综合分析所取得的成果对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2)将时间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将静态均衡理论发展为动态均衡理论。缪尔达尔提出了时点和时期分析方法。他认为时点分析是围绕一个均衡点展开的分析,它对于研究静态均衡是重要的。时期分析是对两个时点之间的间隔的分析,它着重研究的是动态发展问题。缪尔达尔还提出了“事前”和“事后”的概念,从而为解决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纷争提供了简单的途径。很多人认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提出的储蓄与投资相等之所以令人费解,就是因为凯恩斯没有明确说明储蓄与投资虽相等,但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间隔,才能达到事后均衡。后来,林达尔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序列分析法,使经济分析更接近于现实。(3)进一步提出新的货币政策目标。林达尔认为威克塞尔的货币政策目标不易实现,他主张将调整物价使其与生产力的变动成反比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缪尔达尔认为应该将完全消除或者最少是缓和价格、产量和就业等经济因素的波动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这是从否定威克塞尔的充分就业假定得出的必然结论,标志着瑞典学派宏观政策的新发展。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传统经济学把货币视为覆盖在经济活动之上的“面纱”,将货币因素排除在实际经济运动的分析之外。威克塞尔将货币利率的变动和经济均衡联系起来,将传统的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融为一体,弥补了传统理论的缺陷。(2)瑞典学派注重时间因素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克服了静态研究的局限性,使经济分析更接近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现实。但其动态均衡理论仅注重经济运动扩张、收缩时序先后的数量分析,忽视对运动过程质的分析,这是片面的。(3)传统经济学信奉“萨伊定律”,认为总需求永远等于总供给,因此只注重研究微观静态均衡,无从建立宏观经济均衡体系。威克塞尔的积累理论认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以及价格的震荡是常态,从而将微观静态均衡分析转为宏观动态均衡分析。但由于威克塞尔的宏观分析只说明了生产的扩大和收缩的趋势问题,没有阐述总产量和就业量的变化及决定问题,因此只是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体系的雏形。(4)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占主流的条件下,瑞典学派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 1890年以后,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已取代劳动价值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迎合这种“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俄林在综合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陶西格的比较成本学说的基础上,在老师赫克歇尔(1879~1952年)的鼓励下,创立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又称作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俄林也因此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生产要素禀赋论理中,俄林认为贸易的首要条件是商品在地区间存在价格差异。这种价格差异从需求的角度讲,由消费者的欲望和生产要素所有权(这影响消费者的收入)来决定;从供给的角度讲,由各地生产要素的生产规模决定。在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和各地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俄林认为区域贸易的‘充足’条件是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平等。由于每一地区的出口商品中含有较大比例相对丰裕而廉价的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变得比以前稀缺了。而进口中包含着很大比例的稀缺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就变得不那么稀缺了。因此区域贸易的后果是使商品价格均等化,生产要素的价格也有趋向均等化的趋势。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开辟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开端,后来很多经济学家对要素票赋理论不断进行验证和发展,出现了里昂惕夫之谜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一)里昂惕夫之谜 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美国应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里昂惕夫运用投入产出法对此进行了验证。他于1947年和1951年先后两次借助于200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对价值160万美元的出口商品和进口替代商品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的比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美国出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低于进口替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即出口商品是劳动相对密集型的,进口替代品是资本相对密集型的,与俄林的理论正好相悖,这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夫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美国劳动者素质较高,单位时间的劳动是其他国家的若干倍,若经一定的折合计算,结论应与俄林的理论相符。里昂惕夫之谜引发了人们对人力资源问题的广泛关注。凯南根据这一理论对美国进出口商品的资本与劳动的比率重新进行计算,结果发现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完全正确,里昂惕夫之谜根本不存在。 (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虽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格局,但无法解释战后工业品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格局。林德尔从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需求结构也相似,成为贸易伙伴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战后工业品的贸易主要在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展开。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俄林只从供给角度解释国际贸易问题的不足,但林德尔只从需求的角度或者说仅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说明问题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一国的需求结构,除了受人均收入的影响,还受风俗习惯,产业结构和生产的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此外,美国的经济学家弗农还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放弃了俄林学说中关于各国生产技术水平都相同的假设,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技术进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俄林的学说。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提出对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俄林继承和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李嘉图认为最有效和最合理的贸易原则是各国只生产自然条件较为有利、成本较低的商品并进行交换。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各国的比较成本具有差异,在理论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其次,俄林认为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弥补了各国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先天不足,使双方在贸易中获利。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俄林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国际和国内市场均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等假设与现实相距甚远,使理论不能真正地解释现实世界;只强调供给因素,忽视需求的作用,导致该理论无法解释二战后出现的工业品的贸易格局,降低了该理论的应用价值。 三、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混合经济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瑞典学派从威克塞尔到林德伯克都十分注重对混合经济理论的研究,林德伯克的研究尤为深入。 林德伯克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当时美国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新左派思潮。林德伯克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立场上,首先从经济制度的分析开始,对新左派思潮进行评论。林德伯克反对把经济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方法。他将经济制度定义为为完成生产、投入和消费决定而实行的一整套的机制和组织机构。林德伯克之所以放弃传统的经济制度的划分方法,而将经济运行的方式,即经济模式称为经济制度,将瑞典的混合经济模式称为混合经济制度,目的在于从更深的制度层面为瑞典的“第三条道路”寻找理论依据。 林德伯克根据上述标准,将所谓的经济制度(实际是指经济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以瑞典为代表的西方混合经济模式、以原南斯拉夫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中央集权经济模式。林德伯克对混合经济模式表示赞同。他的混合经济理论主要内容有:(1)保持权力分散化和集中化两者平衡的决策结构。(2)保持市场调节与中央计划结合的资源配置机制。(3)坚持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4)强调经济刺激与行政命令相结合的激励机制。(5)各个不同决策单位应保持竞争与垄断同时并存的关系。 混合经济理论对瑞典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该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实行部分国有化。这一理论是国家作为资产阶级总代表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瑞典在50、60年代摆脱了贫困落后,并一跃成为西方“福利国家”的典范就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也应该看到,混合经济理论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瑞典70年代出现的“瑞典病”即高通胀、高税收和低效率就是明证。 四、瑞典学派理论贡献的成因初探 瑞典学派的三大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瑞典学派成为当今西方世界主要经济学流派奠定了基础。瑞典学派为什么能在经济学理论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出现和时代潮流的发展呼唤新理论的出现。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是在新古典学派面对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无能为力的条件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俄林的生产要素理论是在均衡价格论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为迎合“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展开说明。总之,正如戈登所言:历史事件的结果常常向理论家提出挑战,并将理论推翻,从而导致新理论的出现和发展。 第二,瑞典具有特殊国情,为瑞典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瑞典经济对外高度开放,国际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当世界性经济危机或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时,瑞典经济在劫难逃。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应对这些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因素创立起来的。同时瑞典又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家,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是瑞典三大权力中心,同时作为长期执政党的社会主张经济平等和民主,致力于消除贫富差距。这些为瑞典推行混合经济模式,即以私有制为基础,实行部分国有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三,瑞典学派注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三大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无不集中了几代人的智慧和努力,使得理论的研究具有继承性,也可能向纵深推进和有所创新。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者是威克塞尔,林达尔和缪尔达尔对威克塞尔的理论从假设到分析方法都加以修正,尤其是对动态分析方法的不断完善,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是在对瓦尔拉斯-卡塞尔模型加以修正的基础上提出的。林德伯克也是在继承瑞典学派传统理论的基础提出混合经济理论的。 第四,瑞典学派重视与政府部门合作,使彼此理论和实践优势互补。他们注重从理论分析中引出政策建议,供政府部门参考,其主要成员还直接参与瑞典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工作,从而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互动的良性循环。 瑞典学派理论成就的取得对我国的理论发展不无借鉴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加之中国国情复杂,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均衡,这些既给理论创新带来挑战,也给理论发展带来机遇。希望经过中国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创立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派和经济理论。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的制度变迁探索论文 制度的功能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中个人遵循的一套行为规则。不幸的是,经济学教科书中讲得最多的故事是关于鲁宾逊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说明了每个决策者面对的选择和约束,但用它作为探究经济行为的起点却会把人引入歧途。鲁宾逊世界不需要制度,但人从其历史起源来看却始终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并且不得不和其他人发生关联。传统观点也说人是“社会动物”,或称人们具有一种加入团体的“本能”。这两种说法都没有增加对制度的认识。与其说因为人必须在团体中生活才需要制度,不如说是以物换物、易货贸易和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的需要才使得制度不可或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与其他人交换货品,那么一般来说每个人的结果将不仅仅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且还取决于其他人的行动”(参考书目69,第11页)。因此,要使交换成为可能,就需要有管束个人合作和竞争方式的行为规则。本文将在制度功能和制度决定因素范围内进行研究,但首先有必要对导致制度出现的个人行为特征以及环境特征作一专门的说明。 制度需求 要解释为什么制度对人是不可或缺的理由,必然要依托人能力的有限性和人生活环境的特征。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人是理性的。”所谓理性,经济学家指的是当个人在交换中面对现实的选择时,他将挑选“较多”而不是“较少”。按贝克尔的说法,这种分析人的行为的方法把经济学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区分出来(参考书目7)。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经济学上大多数的进展都可以归因于对这种解释的再解释,以及把那些过去认为是“非理性”和超出经济学探究视野的行为并入理性分析构架的做法。这种再解释通过引入信息费用和执行费用等而得以完成。仿效贝克尔的方法,本文假设个人具有稳定的偏好,“它们由生活的基本方面,如健康、声望、官能快乐、仁慈或忌妒来决定”,这些基本方面可表示为商品(参考书目7,第5页)。个人可以用买来的货品,以及用他自己的时间来生产这种商品以求他自己偏好的最大化。因此,个人并不只关心物质收益和货币收入。对健康、声望、快乐以及其他非物质商品的追求,可能诱致个人摒弃他可得到的最大物质收益。个人并不一定是利己的,然而,只有在他的利他主义的报酬超过他作为利他主义者的费用时他才利他。理性并不意味着个人不犯错误。尽管如此,理性人在发现错误,并发现改正错误的费用小于改正错误的收益时,他将不会再犯同样的措误(参考书目19,第9页)。虽然个人是理性的,但他的理性受到接收、储存、检索以及处理信息的神经物质能力的限制,也受到让其他人理解他的知识和感觉的语言能力的限制(参考书目70)。由于有界理性的缘故,个人偏好的全局最大化在复杂环境下将得不到保证。不能达到全局最大化的另一个原因是信息费用昂贵。需要时间、努力,有时还要花钱才能获得数据资料并充分理解它们的含义。因此,如果额外信息的预期收益低于获得额外信息的费用,那么不拥有完全信息是理性的。 光有有界理性并不构成制度不可或缺的充分条件。鲁宾逊在进行他的生产和消费决策时也是理性的。一方面,个人的生命周期、健康和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以及自然灾害;另一方面,技术规模、经济效益和外部效果也都是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由于人的生命周期和他面对的不确定性,也由于人“局限于知识、预见、技巧和时间”(参考书目62,第199页),人需要用制度来促进他与其他人的合作,从而为确保年幼和年老时的安全作好准备,拉平随时间而变化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并获得对风险和灾难的保障。本文称这些功能为安全功能。制度存在的另一个理由是来自规模经济和外部效果的收益。作为生产单位的个人是太小了,以致于他不能把这些经济中的大部分内在化。为开拓这些收益需要有集体的行动,这些功能本文称为经济功能。正是出于安全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人们才需要彼此交换货品和服务并使制度成为不可或缺。 制度的经济学研究 在作进一步研究之前,有必要把涉及制度的两个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讲清楚。 制度安排的定义是管束特定行动模型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制度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不正式的。正式的制度如家庭、企业、工会、医院、大学、政府、货币、期货市场等等。相反,价值、意识形态和习惯就是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例子。经济学家用“制度”这个术语时,一般情况下指的是制度安排。第二个概念是制度结构,它被定义为一个社会中正式的和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总和。本文下一部分将说明制度变迁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指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不变),而不是指整个结构中每个制度安排的变迁。由于没有搞清楚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在论述制度变迁作内生变量可能性的文献中曾引起过一番争论(参考书目23)。 安全和经济是制度安排,从而也是制度结构存在的两个基本原因。出于安全目的而存在的制度安排有家庭、合作社、保险和社会安全项目。实现经济功能的制度安排有公司、灌溉系统、高速公路、学校和农业试验站。以上所列只是制度安排中的几个例子。应该指出的是,像家庭和合作社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同时实现多种功能。 制度安排是获取集体行动收益的手段。由于个人理性并不必然暗含着团体理性,个人会为自己的利益去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因此有可能产生利益冲突。个人常常不得不对其他人的工作质量或贡献作出评价。在很多情况下,有关质量的信息是昂贵的、不确定的或甚至是不可能得到的。集体行为因而会产生某些当个人单独工作时所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欺骗、“磨洋工”、搭便车以及道德危险。产权经济学家、交易费用经济学家以及公共选择经济学家都强调了这些问题(参考书目2,18,26,49,70)。为了减轻这些问题的影响,产生了一些制度安排以实现监督、强制执行等功能。等级、合同和法律都是这方面的制度安排。磨洋工、搭便车和道德危险问题也增加了供给基本的制度安排服务的费用。因此也有某些制度实排,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供给基本的制度服务的费用。私人产权、货币、合同、习惯、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就是这些制度安排中的几个例子。私权、法律系统、货币等制度安排的存在都以假定国家的存在为条件。没有一个国家理论,对制度的讨论是不完整的。然而,本文在第四部分之前暂不考察国家问题。 意识形态的制度性作用 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心的主题。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注意这一问题。然而,正如阿罗所指出的那样:“雇员听从命令和市民服从法律的程度,远大于以控制机制为基础所作的解释”(参考书目4)。为了弥补这一不足,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实证理论。 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正如诺斯简洁的概括那样,意识形态具有三个特征: 1.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 2.意识形态是与个人对其所领会的关于世界公平的道德和伦理判定纠缠在一起的; 3.当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意识形态上的看法。实际上,他是试图发展一套新的、能更好“适应”其经验的合理解释。然而,重要的是要强调一下……在个人改变他的意识形态之前,必然有一个经验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积累过程(参考书目44,第19页)。 文献中提到意识形态大多是因为它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结构合乎义理或凝聚某个团体的功能。确实,一个社会或一个团体,如果它成员中的大多数对系统的公正原则不具有相同的感觉,那么它就不能长久地存在下去。一个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如果足够大,那么有可能会引起革命。形成社会或组织可以开拓个人不可能获得的收益,但是,对个人行为理性的假设中也暗示着:任何大组织生来就受到搭便车问题的困扰(参考书目49)。因此,成功的意识形态也必须能克服搭便车问题。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认识世界的费用的工具,所以为了使意识形态有效率,它必须相当好地合乎个人对世界的经验。随着世界的改变和个人经验的积累,个人对公平世界的认识也会改变。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足够地灵活,使它不仅能赢得新的团体成员的信赖,而且也能保持老团体成员的忠诚(参考书目44)。 意识形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世界是复杂的,而人心的理性是有界的。如果世界是简单的或个人的理性是无界的,那么个人也不会抄近路用意识形态这种形式来评判他周围世界的公平性。意识形态最初的功能因而可视作节约信息费用的一种工具。但意识形态是凭借什么机制实施检查搭便车和减少强制执行法律和法院决议的费用呢?本文认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给个人提供有选择性激励来实现这些功能。正如贝克尔明确指出的那样,个人用市场货品及服务、自己的时间、人力资本以及其他投入品来生产一整套被定义为生活的基本方面的商品,其目的在于使他的偏好最大化。虔诚——被边沁认为是十五种简单快乐中的一种——应该是那些进入个人偏好函数的商品之一。生产虔诚这种商品的能力,相比其他而言尤其依赖于个人的意识形态资本。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ideologicalconviction)强,说明他的意识形态资本大,因而生产虔诚的影子价格低。他配置到虔诚上的时间边际效用高,为此他会配置较多的时间来消费虔诚。奥尔森曾指出(1965年),对任何大组织而言,它都应该能向它的成员提供一些有选择性的激励。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但是,奥尔森对效用函数的定义较窄,所以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参加投票。诺斯指出,大多数人投票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但他未能认识到投票是一种生产个人消费商品的活动。个人投票是因为投票能生产他所看重的某种虔城商品(Pietycommodity)。然而,只有在他的收益超过费用时,他才投票。这正是为什么下雨时投票人数大大减少的原因。 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关于意识形态的人力资本理论具有如下内容: 1.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因此个人搭便车或违犯规则的可能性较小,而他对周围的制度安排及制度结构是合乎道德的意识形态信念较强; 2.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收入分配、劳动分工或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并不立即引起个人意识形态的变迁。这是因为个人不能立即说出这种变迁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这种变迁是永久的,对个人而言也需要时间以剥除旧的意识形态资本; 3.如果发生永久性变迁,青年人会比老年人更快地投资来获得新的意识形态(即使他们的偏好相同),原因如下:第一,一般来说老年人具有较多要剥除的意识形态资本,这需要时间和努力;第二,他们在投资方面的激励较少,因为剩下来积聚报酬的年数相对较少; 4.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义理性(Legitimacy)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按权威们的观点,意识形态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为此,任何政府都通过向意识形态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然而,与广告相类似,它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并不是通过改变口味而是通过改变相对价格来实现的(参考书目66)。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对任何想要得到的制度性服务而言,总有许多制度安排能实现这种功能。因此制度安排的选择将包括对费用和效益的计算。传统的费用-效益分析只考虑生产费用。只要每一种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相等就可得到最优。但是在选择制度安排费用中还包括组织费用、维持费用以及强制执行这种特殊制度安排所包含的规则的费用。第二种范畴的费用指的是交易费用。除了技术要素,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还取决于这种制度是否已被认为是合乎义理的(Perceivedlegitimacy),这一点在讨论意识形态时曾提到过。撇开国家的作用,很容易从理论上认为,在生产和交易费用给定的情况下,能提供较多服务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换句话讲,如果两种制度提供的服务数量相等,那么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见,影响制度安排效率的因素有两种。第一种因素影响生产效率。另一种因素包括那些决定交易效率的因素。从根本上讲,这两种因素都是技术的函数。然而,在现实中评估制度安排的效率是极其复杂的。因为制度安排“嵌在”制度结构中,所以它的效率还取决于其他制度安排实现它们功能的完善程度。例如,在以货易货制中,不方便程度以及搜索那些具有你所想要货品和想要你所具有货品的人所花的费用都很大。尽管如此,即使仅就不方便程度而言,也不见得它必然无效率。因为要找出一种大家意见一致的商品(agreed-oncommodity)当作一般意义上可接受的交换工具来使用的费用,或者创立和维持某种货币权威的费用都很高,所以当人们难得交换货品时,以货易货制可能比货币交换制更为有效。原始社会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挑出某个特定的制度安排并绝对地讨论它的效率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研究制度安排需要具有对历史时间及地区的专门知识,并需要专门了解该制度安排在制度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如何。缺乏这种了解,对特定制度安排效率的讨论也就不得要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规模不是随机的:可以对它们进行严密的经济学分析。为此,比较有益的做法是研究一种新制度安排为什么被创新以及如何被采用。 有两种类型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然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纯粹因在不同选民集团之间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虽然在自发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中,往往也需要用政府的行动来促进变迁过程,但本文为了方便起见还是将这两种制度变迁分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讨论要推迟到第四部分才进行。 制度不均衡的原因 一种制度安排是从一个可供挑选的制度安排集合中选出来的,其条件是,从生产和交易费用两方面考虑,它比这个制度安排集合中的其他制度安排更有效。如前所述,特定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还取决于其他诸如法律、习惯、意识形态等制度安排;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函数,尤其是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的函数。要发生锈致性制度变迁必须要有某些来自制度不均衡的获利机会。也就是说,由于某种原因现行制度安排不再是这个制度安排选择集合中最有效的一个了。 从某个起始均衡点开始,有四种原因能引起制度不均衡:①制度选择集合改变;②技术改变;③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④其他制度安排改变。这四种原因中的每一种原因本身又由几个不同因素组成。 1.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 可行性生产技术集合,是我们在物理、化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知识的函数。同样,提供特定制度服务的可行性制度安排集合,也取决于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拉坦曾明确指出,对经济学、其他社会科学及其有关职业(如法律、商业和其他社会服务业)方面的知识需求,其最初的诱发原因是制度变迁以及对制度执行所实现的改进。社会科学的进步能改进人心的有界理性,因而不仅能提高个人管理现行制度安排的能力,而且还能提高他领会和创造新制度安排的能力。 正如与其他经济接触能增大适用性技术选择集合一样,与其他经济接触能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波尔在广泛研究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后强调指出,农村地区流动个体商贩在传播新技术和新制度安排方面,因而也在鼓励人们“对现行习惯和道德提出疑问,并促成那些与物质进步不相宜的态度和习俗的非强制性消蚀”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参考书目5,第12页)。通过借用其他社会制度安排来完成本社会制度变迁的可能性,极大地降低了在基础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投资费用。然而,制度移植可能比技术移植更困难,因为一个制度安排的效率极大地依赖于其他有关制度安排的存在。席勒报导过这样一个情况:缅甸政府曾经派遣一些人去以色列集体农庄接受实践训练。一年后这些受训者得到一个结论:这种集体主义极端形式对他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需要那么多的公共精神和自我约束(参考书目55,第7章)。已经移植过来的制度安排要实现其功能,则需要作更大的适应性调整。 最后,制度选择集合还可能因政府政策的改变而扩大或缩小。由于某些原因(下一部分将讨论)政府可能将某些制度安排从制度选择集合中剔除出去。因此,取消一种带有限制性的政府政策的效应,相当于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中国政府在农村地区实行的农业作业制度的改革。在最近发生的这一制度变迁之前,家庭农作这种制度安排是被禁止的,集体农作制是唯一可接受的模式。然而,由于政府政策的改变,中国约95%的家庭在1980-1983年间转到了新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参考书目32)。另一方面,当政府在制度选择集合中建立某种新的限制且这种限制又是有约束力时,就可能产生制度不均衡,而且原先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可能在这种有限制的选择集合中成为占优势的制度安排。菲律宾转租现象的出现,就是法对地租加以限制的结果(参考书目28)。 2.技术的改变 马克思认为,社会制度结构基本上以技术为条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序言中,马克思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技术变化除了在制度结构方面起决定性作用之外,它还能改变特定制度安排的相对效率并使某些其他的制度安排不再起作用。技术变化的影响可以从它对生产和交易的作用来进行分析。 从生产方面看,新的制度安排往往需要利用新的潜在外部效果,或者需要修改要素所有者和经济部门之间新收入流的分割。制造业中现代企业相对家庭工场而言已占支配地位,这是第一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它是生产过程中机器使用需求在规模问题上的响应(参考书目12)。第二种情况的例子是:菲律宾由于引进现代化高产水稻和可用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加玛(gama)合约替代传统的佛纳桑(hunasan)合约。按佛纳桑合约规定,所有的村民都有权参加收获并可得到所收产量的六分之一,而按加码合约规定,只有那些不领工资而参加除草的工人才有权参加收获并可得到所收产量的六分之一,加玛合约授予不领工资除草的工人以收获独占权(参考书目28)。显然,加码制的创新是由修改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新收入流的要求而诱致的。 技术的变化也可能影响交易费用并使得原先不起作用的某些制度安排起作用。私有产权的确立特别需要的条件是(指与其他条件相比时):产权所有者得自产权的收益要大于他排除其他人使用这一产权的费用。当费用过高时,财产将成为共同所有。例如,一般来说,牧场由于围栏费用方面的原因可以属于共同所有。然而,用带铁蒺藜的铁丝构成的低费用围栏的创新,却引起美国西部公共收场中出现私人所有和牧场出租(参考书目3)。拖拉机和其他农作机械的创新极大地降低了监视费用,因为监视一个驾驶员比监视许多手工劳动者更容易。结果出现了一种由“分享收成”转到土地所有者自己操作,或由“分享收成者”变为工资工人的趋势(参考书目8,17)。 3.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 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是历史上多次产权制度安排变迁的主要原因之一。某种要素相对价格的上升,会使这种要素的所有者相比其他要素而言获得相对更多的利益。某种产品价格的上升,也会导致用来生产这种产品的要素的独占性使用更具吸引力。发生在中世纪欧洲的从对人的产权到对土地的产权的转变,按诺斯和托马思的观点是人口和土地稀缺性增加导致土地相对价格提高的结果(参考书目46)。费尼也发现,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泰国发生的从对人的产权到对土地的产权的转移,也可以用那个时期人口和稻米出口需求的增加来解释。在英国,食品价格的提高使得把开放地带和共同牧场圈为私人经营单位有利可图。据麦克劳斯基估计,尽管围栏的费用很高,但圈地所产生的年收益率达17%。 4.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 如前所述,某个制度结构中制度安排的实施是彼此依存的。因此,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可能引起对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需求。正如刘易斯所说的那样:“一旦制度开始变迁,它们会以一种自动强制实施的方式发生变迁。老的信念和制度在变化,新的信念和制度彼此之间,以及新的信念和制度与相同方向上的未来变迁之间都逐渐变得调和一致”(参考书目31,第146页)。波士纳认为,荣誉感在原始和远古社会显得如此突出,可以用当时缺乏正式的法律执行制度安排来解释。荣誉感增加了报复的可能性,因此它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参考书目52)。在现代化国家中,荣誉仍是有价值的;然而,国家成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唯一制度安排。报复和决斗被禁止了。前工业化社会出现“生存伦理观(Subsistenceethics)”,可以解释为农业生产率水平低下和潜在市场规模受限所致。“主从关系(Patron-clientrelationship)”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它代替了劳动力、土地、保险、信贷等一系列专门的市场(参考书目28,第2章)。而市场的扩张弱化了互相帮助以及这种“主从关系”(参考书目51)。在中国最近发生的农村农作制变迁之前,农村要素市场的存在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从集体农作制到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的转变,导致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土地和信贷市场的重新出现(参考书目33)。 诱致性制度变迁动力学 以上所讨论的制度不均衡将产生获利机会。为得到由获利机会带来的好处,新的制度安排将被创造出来。因为制度结构由一个个制度安排构成,所以一个特定制度安排不均衡就意味着整个制度结构不均衡。许多制度安排是紧密相关的。一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也将因此引起其他相关制度安排不均衡。如果人心的理性是无界的,且建立制度安排是不花费用、不花时间的,那么社会在对制度不均衡作反应时,会立即从一种均衡结构直接转到另一种均衡结构。然而,人心的理性是有界的。领会所有必要的制度变迁并在同时设计所有最佳的制度安排,已超出人心容量的范围。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安排是一个消费时间、努力和资源的过程。而且,具有不同经验和在结构中具有不同作用的个人,他对不均衡的程度和原因的感知也不同。他还会寻求分割变迁收益的不同方式。要使一套新的行为规则被接受和采用,个人之间需要谈判并取得一致。因此,当发生不均衡时,制度变迁过程最大可能是从一个制度安排开始,并只能是渐渐地传到其他制度安排上去。这种过程是在一个由历史确定的制度结构中发生,并以这个现行的制度结构为条件。所以,某些制度安排从抽象的理论观点看可能是有利的,但由于它与制度结构中其他现行制度安排不相容,因而是不适用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大多数制度安排都可以从以前的制度结构中继承下来。虽然某个制度结构中的基本特性,在个别制度安排变迁累积到一个临界点时会发生变化,但制度变迁的过程仍类似于一种进化的过程(参考书目1,43)。 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社会将从抓住获利机会(它由制度不均衡产生)的制度安排创新中得到好处。然而,这种创新是否发生却取决于个别创新者的预期收益和费用。创新者的收益和费用计算比社会收益和费用的计算更复杂。不同的制度安排有不同的问题。本文将制度安排分成两种,即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正式的制度安排指的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或修改,需要得到其行为受这一制度安排管束的一群(个)人的准许。也就是说,无异议是一个自发的、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的前提条件。因此,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需要创新者花时间、花精力去组织、谈判并得到这群(个)人的一致性意见。菲律宾农村转租制的出现以及从传统的佛纳桑合约到加玛合约的转变,就是这种制度安排变迁的两个例子(本考书目28)。与此相反,非正式制度安排指的是另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和修改纯粹由个人完成,它用不着也不可能由群体行动完成。最初,个别创新者将被其他人认为是违犯了现行规则。只有当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放弃了原来的制度安排并接受新制度安排时,制度安排才发生变换。这种制度安排的例子有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习惯、意识形态等等。 一般来讲,改变一种正式的制度变迁会碰到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产生外部效果的原因,是因为制度安排并不能获得专利。当一个制度安排被创造出来后,其他群(个)人可以模仿这种创新井大大降低他们组织和设计新制度安排的费用。因此,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这个问题暗含的意思是,正式制度安排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最佳量。因此可能会持续地出现制度不均衡。“搭便车”问题可能会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产生。一旦制度安排被创新和被建立,每一个受这个制度安排管束的个人,不管是否承担了创新和初期的困难,他都能得到同样的服务。如前所述,个人意识形态信念能弱化“搭便车”问题。如果新的制度安排与个人关于公平世界的观念相一致,那么他“搭便车”所需要的加价将更大。“搭便车”问题的严重性还取决于一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如果群体中成员流动性大,那么由于个人行为被发觉的可能性较小因而“搭便车”问题更容易发生。另外一个考虑因素是看群体结构的紧密程度如何。在一个结构紧密的社区内,速水佑次郎认为,“人们个人主义较少并会严格地遵从社会规范”(参考书目28,第36页),因而“搭便车”问题不会太严重。 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政治或制度企业家的作用在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中就尤为重要。政治企业家是这样一种人,“他受到普遍的信任(敬畏),或者他能够猜出谁在讨价还价中弄虚作假,或者他能够用简单的办法节省讨价还价的时间,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制定出一种制度安排,它对所有有关者来说比任何没有政治企业家领导和组织时可能出现的结果更好”(参考书目49,第176页)。制度不均衡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的人。因此,一个政治企业家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他分割潜在利润的设计能力,它似乎能使每一个人的境况更好并使成员们确信这种分割与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如果政治企业家相信对他来说收益大于费用,那么他会努力把新目标描述清楚,并建立起新规则。收益不一定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诸如社会威望或政治支持等(参考书目20,21)。对政治企业家来说,如果他能够从政府机构内动员政治支持或者与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结成联盟,那么他的费用将较小(参考书目28,第2章)。然而,这种考虑还暗示着新的制度安排可能会损害某些个人,因为一旦运用了强制性力量,意见一致就不再是创新的必要条件了。 非正式制度安排创新过程所产生的问题,与正式制度安排创新过程所产生的问题在特征上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非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不包含群体行动,所以尽管它还有外部效果问题,但却没有“搭便车”问题。新规则的接受完全取决于创新所带来的效益和费用的个人计算。而且这种创新费用并不取决于创新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努力和资源等形式。因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执行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所以创新者的费用主要来自围绕着他的社会压力。如果获利机会不是在社区成员中平等分配,那么这种费用是极高的。对落在后面的人来说,他们会感到神圣的道德受到冒犯、习惯的权力受到剥夺。接着可能会出现说闲话,甚至出现暴力行为。这正是市场制度渗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时经常出现的情况(参考书目61)。由于害怕受到社会的耻辱和排斥,尽管得自违犯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收益看起来非常之大,个人还是不情愿违犯非正式制度安排。正因为这个缘故,非正式制度安排显示出一种比正式制度安排更难以变迁的趋势。即使有政府行动,发生这种变迁也不容易。 尽管如此,非正式制度安排变迁的标准和特点并不因此而有改变。在人类历史过程中,价值观、习惯和社会道德,与意识形态一样都已经发生变迁并且正在发生变迁。创新者面临的严峻问题与其他经济决策者一样。当制度不均衡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大到足以抵销潜在费用时,个人会努力接受新的价值观、道德和习惯而不管这些规则着上去是如何的根深蒂固。 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执行主要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因此,一个团体或社区中成员的流动性越大,这种执行机制的效率也就越低。因此,流动性越高,一个团体或社区中成员就越容易放弃传统制度安排和接受新制度安排。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价值观和道德,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中不断流变而在传统经济中却凝固不动。市场经济中的青年人相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更可能成为创新者,相同的原因在意识形态变迁的讨论中已提到过。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代沟”。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 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搭便车”问题又是创新过程所固有的问题,所以,如果诱致性创新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国家干预可以补救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由于国家干预会同时引起国家的费用和效益,所以国家是否具有采取适当行动的激励,可能是经济分析中要碰到的一个问题。本部分提出了国家的一种经济模式。国家的决策将从统治者的观点来讨论。统治者可以是国王、主席、内阁总理或当选总统。我们将会看到,理性的统治者必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其原因将在“政策失败”一节中进行讨论。 国家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按韦伯的定义,国家是一种在某个给定地区内对合法使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由于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所以国家属于自然垄断的范畴。作为垄断者,国家可以比竞争性组织以低得多的费用提供上述制度性服务。因此,当存在国家时,社会的总收入将大于个人不得不自我提供服务或从其他竞争性组织得到这种服务时的社会总收入。从规范的角度讲;可以认为最理想的国家是那种“局限在防范暴力、偷盗、欺诈并保护履行合同等等狭窄功能”上的最小国家(参考书目48)。然而在现实中,这是不切实际的。作为一个合法使用强制力的垄断者,国家可以扩张它的影响范围,使之远大于最小国家的影响范围。虽然国家不能决定一个制度如何工作,但是正如穆勒所说,它却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将存在”(参考书目40,第21页)。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国家是否有激励和能力去设计和强制推行由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所不能提供的、适当的制度安排。 已经有人提出好几种研究国家决策的分析方法。第一种分析方法把国家看作一个有组织的主体。按这种观点,国家被人格化了。它具有它自己的价值观、动机和目标,它们独立于构成国家的个人所具有的价值观、动机和目标。而成为国家的整合细胞后,个人便失去了他自己的身份和特征。国家发挥作用的目的就是把它的福利或效用最大化。虽然这种观点从方法论上看很简单,但它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因为正如当斯对它的评论那样,“它建筑在一个虚构的主体基础之上:国家是一种可以和个人分开的东西”(参考书目19,第17页)。第二种由布肯南和托拉克提出的分析方法走了另一个极端。这种分析方法把国家想象为一种实现集体行动的工具。它仅仅是一种加工工具、一部机器,个人可以用它来满足他的某些欲望。个人从它那儿购买服务并只对他接受的服务成本付费。这种观点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忽略了实际决策和操纵国家机器的人的激励。第三种分析方法是当斯在研究政府过程中提出来的(1957年)。这种方法从政党的观点来考察国家的决策,而政党的定义是:寻求用法律来控制管束工具的一队人。政党的成员被假设为对他们所有的、而不只是一部分的目标都意见一致。因此政党被看成为一个具有一致性偏好序列的单个的人。这种分析方法也是非现实主义的,当斯自己也承认:“在现实中,甚至是政府的主要官员,他们也不完全具有相同的目标。”(参考书目19,第26页) 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国家的最大权威是操在一个政治家手中,他或多或少不受公民偏好和压力的影响,所以,比较令人满意的一种分析方法是把国家的决策过程看作是通过国家政治者的行为来完成的过程。这个统治者可以是国王、总统、首相或幕后最高领导人(参考书目24,25)。和任何一个具有有界理性的个人一样,统治者也关心他自己的生存、威望、权力、健康、历史地位等等。另外,国内还有可能发生叛乱,国内或国外还有潜在的统治者,这些都给他以威胁或使他有压迫感。统治者想做的一切,都是在他看来足以使他自己效用最大化的事情。然而,统治者至少要维持一套规则来减少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这些规则包括统一度量衡和解决不利的司法系统。统治者的权力、威望和财富,最终取决于国家的财富,因此统治者也会提供一套促进生产和贸易的产权和一套执行合约的执行程序。统治政治系统的费用取决于统治者被承认的合法性,因此,为了使选民们确信他的权威合法性,他会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进行投资。 经济增长时会出现制度不均衡。有些制度不均衡可以由诱致性创新来消除。然而,有些制度不均衡将由于私人和社会在收益、费用之间有分歧而继续存在下去。只要统治者的预期收益高于他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费用,他将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尽管如此,如果制度变迁会降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那么国家可能仍然会维持某种无效率的不均衡。也就是说,统治者只有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才会采取行为来弥补制度创新的供给不足:即按税收净收入、政治支持以及其他进入统治者效用函数的商品来衡量,强制推行一种新制度安排的预计边际收益要等于统治者预计的边际费用。没有人可以保证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会有激励去履行那些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以达到使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最大化。 作为实证研究,下一节将集中讨论国家不能建立符合社会需要的制度安排的原因。这种实证研究包含的规范性内容是:只要能消除政策失败的这些原因,强制性变迁的有效供给便可改进。 政策失败的原因 维持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和国家不能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这二者都属于政策失败。政策失败的起因有以下几种: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1.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 制度安排的效率由它对国民总财富的影响界定。如果统治者是一个财富最大化者,而且他的财富正比于国民财富,那么统治者会在他权威限度内具有建立最有效制度安排的激励。然而,如果新制度安排带给国民的收入较高而带给统治者的收益较低(由于统治者交易费用的缘故),那么在和原先制度安排进行比较时统治者可能会发现,建立这种新制度安排并不是他的利益所在。而且,财富仅仅是被统治者所重视的许多商品中的一种。例如,如果统治者更为关心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那么他可能牺牲国民财富而建立强化军事力量的制度安排。根据统治者效用最大化模式,我们也可以预言,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统治者将更为关心他的威望。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如此之多,以致于用不着再举例来支持这一观点了。最后一点要说明的是,即使统治者是一个财富最大化者,由于他的有界理性和认识、了解制度不均衡以及设计、建立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复杂性,他仍然还是不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 2.意识形态刚性 如果选民们对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较强的确信,那么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将下降。因此,统治者将发展一种服务于他的目的的意识形态,并投资于教育使人们能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谆谆教诲。因而统治者个人和他所倡导的意识形态是被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制度不均衡的出现,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缝隙在增长。然而,为了恢复均衡而强制推行新制度安排、并改变原来的意识形态,很可能会伤害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因此,统治者可能不是去创造新的制度安排,而是去维持旧的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并为纯洁意识形态而战,他害怕如果他不这样做,他的权威可能被动摇。因此,新的制度安排往往只有在老的统治者被新的统治者替代以后,才有可能建立。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从集体制向家庭农作制的变迁,邓是毛统治下的一名受害者(参考书目33)。 3.官僚机构问题 根据定义,统治者必须拥有一些官僚机器来按照他的意图执行法律和维持秩序、征集税收、惩处罪犯、保卫国家主权和提供其他服务。政府机关中的每一个官僚机构本身都是理性的个体。它的利益从来就没有与统治者完全吻合过。当然,统治者会试图监视他的人的行为,实施一种能促进他们忠诚于统治者的奖励制度,并反复向他们灌输诚实、无私、尽职的意识形态。然而,这些官僚机构并没有被统治者完全控制住,官僚自利行为也没有彻底消除掉。结果是设计成统治者偏好最大化的政策,却扭曲成使官僚机构本身受惠。统治者效用最大化以及建立有效制度安排的能力,取决于有多少个官僚机构把统治者的目标视作它们自己的目标。官僚机构问题恶化了统治者的有界理性并增加了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如果建立新制度安排所能带来的额外利润被官僚自利行为滥用掉的话,那么新制度安排就建立不起来。 4.集团利益冲突 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那样,“处于统治地位的个人在政治上依赖于特定群体集团的支持,这些集团使政体生存下去。经济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讲是维持政治支持的手段”(参考书目60,第10页)。制度安排的变迁经常在不同群选民中重新分配财富、收入和政治权力。如果变迁中受损失者得不到补偿(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确实得不到补偿),他们将明确地反对这一变迁。因此,如果制度变迁中受损失者是统治者依赖其支持的那些集团,那么统治者会因为害怕自己的政治支持受到侵蚀而情愿不进行这种制度变迁。兹尼发现,1880-1975年间泰国,由于其社会精英认为从技术和制度变迁中得不到什么东西,所以政府就没有采取必要的行动,结果是农业发展减速(参考书目22,第7章)。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也可能促进那些有利于这个集团收入再分配的新制度安排,尽管这种变迁将损害经济的增长(参考书目42,49)。不仅如此,统治者的垄断权还受到国内外能提供相同服务的潜在对手的制约。与统治者的对手有较多接近机会的集团,其讨价还价的力量较大。统治者因此将给这些集团提供较多的服务。如果变迁会把这些集团驱向统治者的对手一边,而且统治者从剩下的人民那里得到的好处不能补偿由于失去这些集团而使统治者蒙受的损害,那么变迁就不会发生。 4.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制度安排选择集合受到社会科学知识储备的束缚。即使政府有心建立新制度安排以使制度从不均衡恢复到均衡,但由于社会科学知识不足,政府也可能不能建立一个正确的制度安排。50年代初期,许多不发达国家采用了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很难证明这种政策有多少是当时流行的社会知识的直接结果。然而,正如波尔总结的那样(1984年),战后初期发展文献的主要内容强调的是全面的政府计划在实现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时的必要作用。而舒尔茨根据近三个世纪以来英国和其他西方经济的历史发现,一个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的变动和确立,都是由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诱发和塑造的。从以下这种意义上讲,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可能并不是“正确”的思想:即体现在这种思想中的解决方案,将导致更高的收入增长速度和更合乎人们理想的收入分配。从根本上说,社会思想也受到人们有界理性限制。尽管如此,以下预言仍不失稳妥:如果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是在一个范围广泛且受过不同训练的社会科学家之间经过充分的相互作用和商议的结果,而不是一小撮权威人物谋划的结果,那么它的危险会较小。 结束语 在结束本文之前,有两个问题尚需说明,一个是文化素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问题。 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与它的价值观和习惯一样,都是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正式制度安排一样,它们都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人造”工具。在静态经济学中,文化素质处于均衡状态并往往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来制度安排中的一些会变得过时,其原因在于人们为了从能提供更多服务或降低交易费用的机会中得到好处而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虽然制度创新过程会受到外部效果问题的折磨,但只要预期的利润增长超过费用,那么制度企业家终究会出现,有效的新制度安排也会被创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价值观、习惯和文化素质中的其他成分都是中性的。这并不是说民族的文化素质不重要,而是说它们不决定一个民族的未来。就经济增长而言,一个民族不能指靠它的文化素质(不管这种文化素质是如何地有利于增长)。一个民族也用不着等到确立了一套适合于增长的价值观或道德之后再来发展它的经济。民族文化素质会改变(一旦这样做有利可图时),而且实际上它们正在改变。今天,日本工人努力工作的态度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受到称赞。然而,引用一位应日本政府邀请前去访问日本的澳大利亚专家在1915年写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就足以证明以上观点: “当我看到你们的人干活时,我对你们廉价劳动力的印象很快就幻灭了。毫无疑问,付给他们的钱很少,但收益也同样很少,看你们的人干活使我感觉到你们很知足,悠然自得,缺乏时间观念。当我和一些经理谈及此事时,他们告诉我,要改变这种民族承袭的习性是不可能的。”(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然而,仅仅经过一、两代人之后,这种与工业社会水火不相容并被假定为不可改变的民族习性,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改变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使努力工作并创造新工作态度、价值观以及其他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个人得到好处。文化素质没有束缚任何一个人去寻求改善他自己的命运,束缚他的只是在承受变迁时有希望得到足够多好处的机会的缺乏。 对一个民族的经济增长来说,比文化素质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由于政府提供的是经济剩余赖以建立的秩序构架,而如果没有由政府提供的这种秩序稳定性,理性行为也不可能发生,所以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的。然而,正如刘易斯所说(参考书目31,第376页):“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这么多由政府弄出来的祸害,以致于很容易就训戒政府参与经济生活一事写上满满的一页。”那么,明智的政府和不明智政府的区别是什么呢?答案或许在于政府如何引导个人激励。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在寻找使他自己获得好处的机会。然而,为了一个经济的发展,有必要冒超一般化的风险去建立一种鼓励个人生动活泼地寻求并创造新的可获利的生产收入流的系统,和一种允许用时间、努力和金钱进行投资并让个人收获他应得好处的系统。具有这种特征的制度安排——更确切地讲,在产品、生产要素和思想方面清楚界定并良好执行的产权系统——本来就是公共货品。它不可能由诱致性制度创新过程建立。没有政府一心一意的支持,社会上不会存在这样的制度安排。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史与经济学理论研究论文 研究经济史要有历史学修养,又要有经济学的基础。我写过一篇《论历史主义》,是谈历史学理论的,可作为我以前所写《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的续篇。[1]本文拟谈经济学理论,可作为《方法论》一文的另一续篇。 经济学成为系统的科学,始于17世纪出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本文所称经济学理论亦自此始。但不是说,在此以前的经济思想就不重要。尤其象富国、富民思想,田制、赋税思想,义利论、本末论、奢俭论等思想,在研究中国经济史中无疑是很重要的。本文自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是因篇幅所限。也因为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是随着古典经济学的建立出现的;又是从方法论着眼,因为经济思想成为系统的理论之后,才具有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本文中,“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为同义语。 一、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 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他都属方法论。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就象不能从“义利论”中还原出一个“君子国”一样。马克思说过:“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2]这话也许有点过份,不过,“方便”可理解为方法。 J·M·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3] 我在上述两文中都提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J·A·熊彼特说: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如果我们使它只起工作假说的作用”,按即方法论的作用,“那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强有力的分析上的成就”。在经济理论上,“马克思的分析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唯一真正进化的经济理论”。[4] 熊彼特极有远见地把他那部空前繁浩而又缜密的经济学说史定名为《经济分析史》,因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他还指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由于“理论的不可靠性,我个人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说,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的方法。 下面举两个例子。西方经济学有两次“革命”,即边际主义革命和凯恩斯主义革命。19世纪七十年代的边际革命,由于其奠基人采取主观的效用价值演说,与古典的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直接冲突,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和全面否定。但是,在后来的边际理论中,效用价值说已逐渐淡化,在洛桑学派中乃至成为影子,在其他学派中被成本价值说所代替。而边际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却广为流传,至今不息。原来,边际分析作为方法只是微分数学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李嘉图的地租论乃至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增量的分析实际已有“边际”的概念。在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垄断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边际值就不能用平均值来代替了。因而,边际分析方法不仅在西方被普遍采用,在前苏联和我国也已被采用了。 20世纪三十年代的凯恩斯革命,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它曾经煊赫一时,为许多西方国家所采用,但不过20年,即为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剑桥学派等学说所代替。凯恩斯学说本身,对于研究从来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中国的经济史可说用处不大。但是,作为方法论,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分析,其国民收入、总需求、总供给、储蓄和投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等,则不仅为后凯恩斯主义者所继承,也为非凯恩斯学派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所取用。更有,因此而兴起的经济增长理论,包括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作为方法论,也已为我国所取胜;[5]我提到它,因为在经济史研究上有重要性。 二、怎样选用经济学理论作为研究经济史的方法 “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因而,恩格斯提出创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命题。[6]但迄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我前面所说的各种经济理论,都是西方的而且都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怎能(即使作为方法)用于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呢?这就是我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所说的“统一性”问题。[7] 其义有三: 第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有统一性。例如“资本”,在奴隶社会就有了;但在分析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全形态后,马克思才概括出资本的初始形态的发展轨迹。解剖现代社会是解剖古代社会的钥匙。 第二,迄今人类各种文明社会都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前资本主义的遗存和未来的因素。如J·C·L·西斯蒙第所分析的七种农业经营方式,至少有六种在中国历史上都存在过。[8]¯ 第三,我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出一个结论,即不管在“经济学对象”上有多少理论争论,实际上前资本主义的、西方的和当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都主要是在研究那种或这种经济是怎样运行的,它的机制如何?而这也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课题。 任何社会经济都是在一定的机制下运行的,否则不能持久。各种社会形态的机制不同,但都有再生产问题,都有增长(负增长)的模式问题和发展周期性问题,都有主权者干预问题,等等。这其中,有些运行规律是共同的,有些可互相参照。在经济史研究中,是把现有的各种理论,特别是对经济运行和其机制的解释,作为方法,尤其是思考方法和分析方法,加以运用。至于选择哪种理论,则如我在《方法论》一文中所说,“史无定法”,主要根据其理论对我们所研究的课题的适用性和史料的可能性来决定。可以选用某种理论中的某一点,也可在一个问题上选用几种理论。要之,选用某种理论,主要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在经济史论文中,时见“根据某种理论,应如何如何”语式,这是最笨的用法。 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一文中,作为举例,我曾提出魁奈(FrancoisQuesney)和重农学派的经济运行理论,D·李嘉图、杰文斯(WilliamS·Jevons)等的地租论在研究封建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再如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以及他的增长理论,也是有用的。斯密的增长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但他所谓“资本”是以上一年度的谷物收获量为基数,如果不取其工资基金说(上一年收获的谷物用于支付雇佣劳动工资部分),这一思路是适于农业社会的。[9]就是说,对于现有经济理论,可以加以“改造”来利用。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重要的一段是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换的历史。这种转换,过去强调工业革命,如今不同了。以西欧说,思想转变始于14世纪以来的文艺复兴,经济变革始于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马克思指出,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在16世纪即已建立,工业革命还是二百年以后的事,是市场扩大的结果。代表这种亲史学思想的巨著是C·M·奇波拉主编的六卷本欧洲经济史,[10]它运用了当代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凯恩斯学派的经济理论。这种转换,在中国相当于明、清、民国以至当代的五百年间,时间很长,所可选用的经济学理论是很多的。 在学派林立的西方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不外亲古典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以A·马歇尔为代表的亲古典主义吸收了边际分析方法,以P·A萨谬尔逊为代表的亲古典综合派又吸收了凯恩斯经济学,积累和日亲月异,这就给我们选用提供方便。经济史主要研究宏观,但分析中离不开微观,尤其市场理论,因为宏观经济学是以微观理论为基础的。在研究落后国家经济时,刘易斯(W·ArthurLewis)主张用古典经济学模型,舒尔兹(TheodoreW·Schultz)主张用新古典模型,二人同时获诺贝尔奖。我看各有短长。古典主义的人口与土地的悲观论调,历史上是存在的,但不能强调。新古典的乐观主义更符合中国历史,但过份强调竞争和均衡价格,就难找历史根据了。 我以为,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或衰退,最终是看生产资源的利用或配置是优化了还是劣化了。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资源配置被归结为劳动时间(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节约和在各部门间的分配。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尤其物化劳动,是不能计量的,“抽象劳动”在经济史上更无法描述。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把资源配置归之于市场调节,新古典更引进边际分析和导数方法,比较精确。但在新古典模型中没有土地和资源变量,而是归入“资本”,这在经济史研究中是难于处理的。 新古典模型,根本不谈制度、经济结构、社会背景以及文化习俗等问题,而经济史要求整体观察,这些因素都很重要。因而,也要涉猎制度学派、结构学派等理论。我觉得,德国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对研究中国经济史仍是有用的。又所谓资源配置,并不完全决定于市场机制,近年来已有非市场机制、非价格信号的研究,历史上,在市场不发达、没有生产要素市场的情况下,经济仍可以有进步,更不用说重大政治军事活动以及殖民、移民、水利等对资源利用的影响了。我曾见到一些对明清时期江南特别是苏南农村的研究,说明在不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传统技术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因素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资源配置或资源合理利用。[11]这也是经济史研究对经济学的贡献。 当代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R·M·索洛写过一篇《经济史与经济学》。[12]他不满于这两个学科的现状:“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习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他主要是批判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但也指出当代经济史也象经济学“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他说,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的一碗粥”。这对当代西方一些“新经济史”的批评是很中肯的。的确,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 三、经济学中的经济史论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编“论不同国家财富的不同发展”是一篇经济史论。他先从利润和风险研究提出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顺序”,即首先发展农业,然后发展工业,最后是国际贸易。但详细考察了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经济变化后,却得到相反的结论,因而他慨叹欧洲是“反自然的退化”。可是,这种考察证实了斯密在《国富论》一开篇就揭橥的论点:人类社会的进步归结于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分工是由交换引起的,“分工度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而,在他的经济史论的最后一章,就转而讨论“都市商业对农村改良的贡献”了。[13] 作为一种经济史观,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经济发展阶段论。F·李斯特把原始、畜牧以后的经济发展分为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这初看与斯密的自然顺序一致,但其论点是,一国在第一阶段应以自由贸易为手段,力求发展农业;在第二阶段,要用“限制商业政策”,按即保护关税,来促进工业的发展。到第三阶段即农工商业时期,如当时的英国,可“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的原则”,“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14]B·H·希尔德布兰德是按交换方式提出三阶段论,即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第一阶段是农民民主社会;第二阶段是自由经济。他的第三阶段带有理想味道,使交换不依赖于货币,以克服货币经济带来的贫富悬殊。[15] K·毕歇尔批评了以上两种观点,提出自己的三阶段论。第一阶段是封闭的家庭经济,包括各族社会和中世纪的庄园,是内部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毋需交换。第二阶段是城市经济,指中世纪包括郊区农业的城邦经济,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换的经济。第三阶段是“国民经济”阶段,开始于中世纪晚期,这时生产者为市场而生产,消费者自市场购买商品,商品要经过许多流通环节达到消费者手中。毕歇尔实际上已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了。[16] 到20世纪初期,经济学家对经济史的最大影响,当推J·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了。他在《经济发展理论》[17]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内在因素的创新过程。即由引进新产品、引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新来源、企业新组织形式所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新的组合所推动的,而“企业家”是执行这种新组合的人。不过,熊彼特明确指出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专指资本主义时代的。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并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将导致“非人身化和自动化”,“革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企业家”失掉作用,资本主义将自动地进入社会主义。不过他所谓社会主义,“不外乎是把人民的经济从私人领域移到公共领域”而已。[18] 六二年代W·W·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对经济史学也有广泛影响。他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但把工业化以前的几千年统归入“传统社会”,所论实际是工业化的阶段论,即为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19]最受人注意的是他的“起飞”理论和“主导产业”理论。起飞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投资净值由占国民收入的5%增至10%以上,同时有一个或几个主导制造业迅速发展,带动其他产业跟进。他认为中国经济的起飞始于1952年。各国由起飞到成熟约需60年。 领域十分广泛的当代经济学家J·R·希克斯于1969年出版一本《经济史理论》。他说,世界经济史可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具有一个可以认识的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这就是由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新石器时代的和中世纪初期的村社经济都是由习俗支配运行的,酋长或王只是传统本身的东西。命令经济常是由军事统治建立的,而由官僚制度完成,具有支配经济作用。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实际是这两种经济的。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是渐进的、各地区不同步的、曲折乃至有反复的,但总要发生。这种转变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专业商人的出现。他们要求保护财产权和维护合同,这是旧制度无能为力的。于是,重商主义时期在欧洲出现了城邦制度。城邦和商业竞争,导致殖民主义扩张。接下去,就是“市场渗透”阶段。钸克斯用历史回顾法从四个方面详述了这种“渗透”,即:适应市场经济的货币、法律、信用制度的确立;政府财政和行政管理的改造;领主制破坏、货币地租和农业的商业化;自由劳动代替奴隶劳动、劳动力市场的出现。这一切,导致工业革命。[20]希克斯是在经济史理论上首先全面论述市场经济的。不过,他只是偶尔使用“市场经济”这个术语,而更多是用“商业经济”。他还用他在《价值与资本》(该著作使他获得诺贝尔奖)中提出的理论解释工业革命:其性质不过是资本由在商业和手工业的流动状态进入固定状态。 八十年代兴起产权制度学派[21]的经济史理论,D·C·诺斯于1981年出版《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22]他并以此获诺贝尔奖。诺斯认为,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增益,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模型都是建立在分工和交易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产权是交易的根据。国家给谋求收益最大化的个人和团体设定产权,用以交换后者提供的税赋,以实现国家岁入的最大化。制度则是实施产权、约束个人和团体的行为、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则,包括认可规则和约束行为的道德观等意识形态。这种产权和制度结构的有效与否,是决定经济兴衰的关键。由于人口、资本存量、知识存量是增长的,加以其他原因,导致结构的变革,促使经济向进步方向发展,这就是经济史。但制度本身有保守性,而产权往往效率低下或失效,加以其他原因,经济史上往往是增长时期少,停滞或衰退时期多。 诺斯指出,目前用于研究经济史的经济理论不外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强调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得出一个悲观模型,但它“不失为一种探讨19世纪中期以前一千年间人类经验的颇有裨益的出发点”。新古典经济学以储蓄率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通过市场调节,达到新的均衡,并注重知识积累和边际替代能力,是一种乐观模型,可以解释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经济的发展。但它完全忽视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而没有这些,单凭市场上相对价格的变动是不能解释历史上的重大变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新古典模型漏掉的东西全部包括进来了。它强调所有权和国家的作用,强调技术发展引起所有制的矛盾,“堪黍是一项重大贡献”。不过,马克思经济学过于理论化,而新古典模型拥有机会成本、相对价格、边际效益等远为精确的分析方法。新古典模型的最大缺陷忽视了交易费用,以为不花成本就能实施所有权,以至“个人和社会的收益相等”。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诺斯反复论证交易费用的重要性,并且,“专门化的增益越大,生产过程的阶段便越多,交易费用也就越高”。他在结论中说,“专业化增益和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不仅是经济历史上结构和变革的基本原因,而且是现代政治经济绩效问题的优秀”。[23] 综观上述经济学家的经济史观各有特色,但大多是以交换关系的扩大作为历史发展的线索,亚当·斯密的分工和专业化理论普遍受到尊重,并以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或者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论述现代化过程。众所周知,马克思曾提出人类社会相继出现的五种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中,马克思是十分重视商业和市场的作用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篇题为“交换与生产力”的经济史论。[24]它讲欧洲商业脱离行会手工业。竞争导致商业政治化,出现保护关税、贸易禁令、殖民主义以至战争。而其最后结果是大机器工业的建立(马克思和19世纪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不曾用过“工业革命”一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业资本是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支配着产业”,因而,“它在封建生产的最早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25]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各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26]根据这一理论,我在1986年写了一篇《试论交换经济史》。[27] 我是用广义的分工和广义的交换概念,并把交换这个“纵坐标”理解为历史。原来,人类在学会“生产(指变革自然)150万年以前就有交换了,交换的发展谱写着人类编年史。现在我想补充说的是:马克思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是历史哲学的命题,不是经济史的命题。在经济史上,没有奴隶制者有之,没有封建制者有之,越过“卡夫丁峡谷”者更有之。[28]¯中国实际上就是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的。但是,资本主义可以超越,市场经济却不能超越,如果一个国家想现代化的话。我们曾经想超越,现在还得回来补课。至于我在《试论交换经济史》一文中的分析,今天看来有一点还是有用的,即它可说明,历史上的商业发达,不一定是市场发达;历史上的商品经济,不等于就是市场经济。这里,J·R·希克斯的“市场渗透”说,D·C·诺斯的“结构变革”说,值得我们注意。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与改革开放研究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优秀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经济学理论论文:对行为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论文 [摘要]行为经济学由于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在兴起之后就一直受到关注,频频被用于解释相关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就从介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出发,进而论述行为经济学的相关延伸理论,并展示了行为经济学被借鉴来解释现实中一些传统经济无法合理解释的问题。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理论延伸行为金融 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及相关原理与现实的偏离,催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均衡产出等标准经济理论内容构成了挑战,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在市场竞争行为、劳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有利于解释很多复杂的社会现象。 一、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其主要观点综述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假设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则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无法通过检验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这种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转变。莱布森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行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行为论者并没有抛弃主流理论,而是赞同其注重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他们坚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他们认为,经济人也对具有偏见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毁灭的行为和种种其它人类缺陷和长处做出反应。行为经济学理论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传统假定进行修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马修•拉宾(mattewrabin)及已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tvesky)是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富有创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概括来讲,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预期效用理论;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离理性的特征分析这三类代表性观点。 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延伸范围及领域 行为经济学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其敢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更因为是行为经济学能够自圆其说,其一些假设和理论观点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为经济学在现实中的理论主要延伸到以下领域: 1.当今市场竞争行为的心理特征 标准经济理论描绘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需求规律的适应条件非常有限和严格。而向当今全球市场新格局和竞争合作新特点,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及电信市场、网络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引起了消费选择行为新的变化,频频表现出明显的偏离价格需求规律的现象:降低价格未必能保住市场占有率,屡屡奏效的一些非价格竞争策略和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供应和秩序、收入和社会则富分布、消费观念和习性、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水平处于相对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消费选择行为与标准的理论描述相距就史远。无论是消费行为、企业经营行为和投资行为等,市场竞争行为选择中心理因素的影响特征非常明显。 2.劳动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业——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业率和工作变动时的摩擦失业)?原有理论对此给出了一个“公认”的理由,假定工资是在市场出清水平上预先给定的,以此为标准若劳动力过量供应,就会造成失业。但工资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还是刚性的呢?为什么有人频频跳槽,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终生厮守一个单位?这些不是能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简单解释的。“有效工资理论”、阿克洛夫(2001)的“交换礼物”等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理论和实践似乎证明了在工资和努力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在长期内是很稳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供应增加这一规律。如出租汽车司机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老师让一些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学生们不会仅根据报酬或津贴的高低做决定;幼儿园制定罚款制度是为了让父母亲及时地接孩子,但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是因为当工资与价格变化的行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时,标准经济理论中的价格交换效应就应予以修正。因为劳动者对劳动与休闲的价值判断是因人、因行业、因时点不同而异的。另外,行为经济学还研究指出,承担风险、经营管理等活动也是一种类型的付出和劳动。 3.行为金融学 行为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金融学中,有效市场假设的作用是奠基性和举足轻重的。资产定价的标准均衡模型假定投资者仅仅关心资产风险,并利用公共信息尽可能准确地预测股票收益。这些假设在某些时候确实能做出确切的预测,但当价格变化的自相关性近似为0时,证券市场上却出现大量异常现象。这些不规则现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设的资产投资者的“行为金融”(behavioralfinance)论应运而生(Baker,etal.,2004)。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异常现象是“股票收益之谜”:股票的平均回报要比债券收益高得多,为什么高收益对应高风险,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理论。为了说明其中的缘由,行为经济学假定投资者具有损失规避的行为偏好,这能更合理解释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验不足的经纪人的反应如何迟滞,而长期操盘手的反应为何又过于敏感。行为经济学还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实例来研究资本市场规模问题,关于个体股票交易行为的数据表明,部分投资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股票市场规模的极度膨胀,股票市场上的许多现象都与投资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有直接的联系。 行为金融学的迅速发展,是由于金融理论把“宝”都压在“有效市场假设”上了:投资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够观察和利用历史资料。有人曾将有效市场假设美誉为:社会科学中认识最完善的一种规律性,然而,股票价格波动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内在的真实情况。行为经济学发现了一种基于人心理活动的过度反应效应,客观、深入地研究一系列异常现象,有助于用事实更精确地检验市场有效性假设。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行为经济学也迫切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心理学的内容,正在努力探讨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 三、行为经济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1.民工短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打破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理论界纷纷对此问题发表看法,并对民工短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综观这些分析,人多是运用市场、结构、信息、制度等分析力一法,基本没有涉及民工的心理与理性,民工是该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在分析民工短缺的成因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主体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要素以及劳动环境的认知而采取的相应的经济行为。 经济学理论论文: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迟暮探讨论文 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协调”角度,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重新解读之。笔者所指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限于一个时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为“极端和激进学派”之外的、一切曾经在西方占据过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样式,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从“个人至上”的角度和不变的精英主义立场出发的。 一、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基础 迄今为止,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都是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历史。而且可以预料,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仍然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和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的过程。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还停留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赖矿物能源。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国工业产值的71.3%是来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国总人口为6.73亿,消耗能源59.96亿吨标准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这一年中国的消费总量为13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1083公斤,约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国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对资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越巨大,则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对资源利用数量越少,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准就贫穷。1995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按标准煤计算为1055公斤,美国的相应数字是11312公斤,与此相对应中国就穷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如果以中国庞大的人口达到美加两国的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十倍达到130亿吨以上,该年度世界能源总供应量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富裕和现代化不是不需要资源支持的,也不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优良制度”的结果和巧妇的“无米之炊”。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迟暮 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日益脱离经济资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过程,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数据的解释学,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是诸如多和少、增加和减少、总量和增量等等。虽然把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资源的经济流转过程,尤其是谁能获得和依据什么获得稀缺资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满足这个关键问题。 发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日益被证伪,其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日益彰显。当代所有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等,都无缘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不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足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压力大,资源分配的部分倾斜就足以导致对弱势阶层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因此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前尤其经不起检验。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整体协调”的层面上来解决,没有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措施能够奏效,这在西方“个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经济学立场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面试图解读中国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的一些理论基石: 1、“经济人”在现实中的存在范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流转过程中,却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诉诸常识和感觉。例如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基石“经济人假定”,中国高人就把资本家追逐利润与小孩子吃奶的欲望放在一起做类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能和从属于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假说蓄意混淆起来,为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寻找普遍意义的注解。正是在这样的本质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心虚和反人道本质,因为正当的行为和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词的。 在社会现实中,最适合成为经济人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因为每个学生都面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学习已经被界说和接受为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习显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个人利益的投资,因此学习对学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经济人目标也会是最重要的经济人选择目标。而且学习具有天然的平等适合于个人努力的性质,不受工艺分工和等级关系的制约,具备最理想的经济人成立条件。因此经济人假说下的学生学习应该都是竭尽所能地努力,为将来在社会上扬名立万、追利逐益做铺垫。但是实际中学生努力学习的比例甚至称不上很高,这只有一个原因: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是违反经济人假定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协调人”,即个人的行为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理性)之外,还要为许多非经济目标所制约。一个学生可能乐于花时间去享受恋爱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较舒服的某种方式来处理生活和学习的关系,学习目标在许多目标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行为方式最终就是在多个目标的相互协调和中和的实践结果。 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原子化或机械化的努力过程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会取得完全成功。 2、竞争和市场带来效率的谎言 竞争和市场能够带来效率,最终能够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结果上有利于所有人,从而具有结果公平的性质。竞争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被认为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所以其等价命题是私有制将最后有利于所有人,从而把私有制作为追求“结果公平”的不可动摇的过程和手段,过程和手段高于结果,这就是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的逻辑。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证,精英们乐于证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场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从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痴经济学理论那里,中国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就是技术落后,缺乏技术进步动力的结果,而不与低水平的消费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现实发生联系;要求产品高档和现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阶层的消费主义而是全民(包括穷人)的需要,在精英主义者那里,根据理论需要穷人永远是做白日梦好高务远的阶层,不满足“人是理性的”这个基本经济学前提(林毅夫),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将如何被满足而只知道越先进越好,这与精英阶层的消费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现实出发选择“有比无好”。中国人均产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经济学精英们说唯一的原因是企业效率不高,而完全不与中国经济底子薄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发生联系。 3、个人激励决定作用的谎言 在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励手段就是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报酬,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整合社会前进的价值了。但是与精英主义者断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国20年的观念变化和严重的社会行为失范,恰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实际中没有道德自觉精神的个人是无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与此相联系,现代的知识精英愿意把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求生谋职和回馈社会的基础。实际上知识如何任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驾御知识任用方向的只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由于一个人的创造力有限,同时他的破坏力却要高出数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监督一个人的行动往往十个人还不一定管用,因此社会监督并没有一个在低成本上实现的方法,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都没有低成本实现方法,所以个人行为不能不主要归结于个人的自主选择,道德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必须要取得多数人的主动认同。否则管理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标落空。个人的报酬只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物质激励措施在利益关系互为消长的前提下不仅难以确立合适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证个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认同的建立决不是一个激励措施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进行真诚的协调和让步。无限制地高估激励作用最终是服务于一个理论目标就是---抨击集体主义精神,为私有化正名和开道。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成功历程,恰恰说明了物质激励因素作用的荒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结果就是---以被物质充分激励的精英阶层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中国的精英阶层理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试图忘记血的教训或者想方设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状况是精英阶层自己认识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优势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这样一种结局,学会并真诚地与弱势阶层做好利益协调,向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就是向精英阶层自己的长远利益让步。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热门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芝家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授。据称“可能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据称“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1、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理论 在垄断价格的盘剥之下,打破技术垄断的价值有多大?技术能力仅仅靠购买专利就能够获得?开发的投入与技术能力的形成,加上垄断价格被打破的价值几何?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靠引进技术与靠发明来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较的。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就是买专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过是原来人家发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买了专利,一定是成功的专利才买。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变迁的话,这个成本与自己做RND来比的话,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定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对我们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国不愿意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到那时候的话,我们人均收入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5倍,假如说美国拿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搞RND的话,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来搞RND的话,我们RND的规模是他的2.5倍。你创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时候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比他还快。”按照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今天的美国还是相当情愿地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而不是在执行技术封锁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是靠什么支撑的,如果是靠技术支撑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傻到培养竞争者,以至于丧失垄断地位、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要西方企业发扬雷锋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当牧师,到西方去传经送宝。建议林博士还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学机构供职比较好,这样才能够造就“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条件。 “关于技术变迁研究,我的两个贡献是:(1)对拉坦--速水假设做了扩展,证明了诱导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因是要素的相对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受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方向仍然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变化的诱导,这一工作大大扩展了诱发性制度变迁假说所适用的范围。(2)在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引入市场规模,即当技术类型相同时,技术变迁将首先发生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技术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比较大,那么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比较大,这就会使更多的资源被用于该项技术的研究,因而这项技术的创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较大。”根据中国的市场规模,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计,不知道还有没有发展技术的必要空间。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赞同林博士的这一高见,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发展地位;中国人均资源短缺,所以中国应该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技术;中国资源分配应该首先向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高档消费品不能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先地位。 “一个就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积累。比如说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能增加的话,经济就能增加。当然我们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如果觉得土地太少,还可以到国外拿个殖民地,现在是不行的。再就是劳动力会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劳动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一般来讲,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资本积累速度是不是快。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如果你能够改变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从一个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的部门的话,那这样经济也可以增长,所以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转移。第三个是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同样的生产结构,假如我能用比较好的生产技术的话,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三方面。但这三方面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技术不创新的话。我们读经济的人都知道,技术不创新的话,不断积累资本就会面临所谓边际效益递减。在这样的状况下,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资本也不能增加生产,也不能增加产出。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积累的积极性就很低,资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资本增加的速度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技术变迁的速度。同样的情形也在生产结构中。假如说技术不变化的话,就不会有新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个产业部门里面,也就不会有生产力比较高的环节。要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其实主要看技术变迁速度是不是快。归结起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技术变迁,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因为已经遇到资源短缺,已经是土地报酬下降而且农业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中国农民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种田。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上的或经济上的),借助于发展这种优势,就可以追求到一种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我国近10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因为在产业发展上较好利用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劳动力。他说,改革与曾推行多年的‘赶超战略’相配套的宏观运行机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尽快进入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充分转移之前是不会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否则的话供应的增加会导致收益的实际下降,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据什么断定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现实的情形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头撞上了“西墙”,受到西方国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管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声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所谓的“敏感型产品”,认为对国内就业冲击很大,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就业---相冲突,早就签署了诸如“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戒律,对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出口数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什么样的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使得“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得以执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业上问题丛生,农民负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必须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又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用多给不发达地区补贴和把发达地区的财力转移到不发达地区的办法都不合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及其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个地区就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东部资金、技术相对丰富,重点发展资金较密集的产业;中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农业;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矿业、畜牧业。东部缺地,粮食生产成本高,有了统一市场,自然会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使中部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经济越发达,对西部资源的需求就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也会上升。这样一来,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动力,东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统一市场中共同发展。”因为中国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根据林毅夫博士的推演,这是需要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实际上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以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林博士的铺子既出售“无坚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实在是了不起。 2、农业问题是劳动投入不足?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8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在时代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新修了2亿亩梯田,并使中国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万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国农业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出现根本进步,并一举扭转了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态势。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国处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过,哈尔滨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汉南京于1931年,广州于1915年;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没有被淹过。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溃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溃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经有50年没有溃口了,根据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生发出来的“林氏理论”,这样的成就竟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毫无积极性和消极怠工的条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氏理论,只要是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就永远不会发生饥荒。可是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水灾1096次,比较大的旱灾1056次,都是平均两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灾,在旱灾的中心地带人口饿死比例高达80%,由于没有统计数字,详细的饿死人数永远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少的也有十多条,而且越到北方地区这样的记载就越多,根据林氏理论哪个时代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后完全归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说饥荒的年景不要说穷乡僻壤,就是诨名“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哪一年没有“路倒”哪一年不饿死人。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的控制下,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分散的小农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和改善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时代的农业体制下,农民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力量动员来进行大规模地改善农业条件的努力,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摊上也相对容易得多,实现管理目标得成本也极为低下,这才是中国农业条件改善在30年内超过3000年积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才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据实用主义“流行就是真理”的理论,“林氏理论”明显也具备成为真理的条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与中国人没有关系。 3、监督困难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仅仅因为监督困难就断言管理制度需要变更,那么除了小国寡民的时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应该存在的经济制度了,精英主义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说道“关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而一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性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取决于社员是否拥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日本企业中比较具有敬业精神的员工大约不到1/3,另外有1/3的员工能够在管理之下顺利完成作业任务,另外还有1/3的人是始终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企业就已经是非常好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中国农民是基于“绝对公平”原则才能组织的,否则他们必定会因为“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恶性发展到粮食极度短缺并大量饿死的地步。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不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 作为社会学上一个公认的结论,农村社员由于长期共处在一个稳定的社区环境里,个体比较注重以长期考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非常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声誉,在调节相互关系时,无经济成本的舆论监督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最为有效的。只有在远离这样的社区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才开始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的个人行为模式,与农村社区个体行为模式构成根本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人们开始主要依赖法律和契约来调整相互关系,舆论调节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监督的成本急剧上升。 4、西方白痴经济学中国人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特点,中国对西方白痴经济学的信奉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在学术特征上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日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对纯粹理论的兴趣远远多于对经济现实的兴趣,对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比对照现实应用来检验更为看重。总而言之,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为精英主义化的制度建立和维护其稳定而“忘我”工作。经济学方面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按照明显的梯度理论分布,在国内的高人主要是抨击“旧体制障碍”,香港高人张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则直接诉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行”。 这些人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中国人对“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标准,能够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才能称为“家”;在时代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条标准,“家”成为代表理智与良知相统一的一个指标,是对知识精英摆脱精英主义惯性倾向平民主义的奖掖,从而具有褒扬和接纳的双重涵义。 美国白人民兵小布什称中国是“竞争对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对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极受欢迎,号称是“在中国以外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国有关机构的青睐,“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相关机构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欣赏原产台湾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败者,绝对没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为一个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国外,充其量会成为一名教授、学院派学者,而在国内却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从影响层面来说,我想在北京大学影响会大得多。”林毅夫的能耐不是没有代价的,不过不由他本人来承受而已。至于说到“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一定会产生那种人,中华学术的复兴也一定能够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相应的地位,但是我决不相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在“炒别人的剩饭”过程中产生,“炒别人剩饭”的人永远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可能成为大宗师的。 四、中国在西方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回顾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定和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单回顾,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1、资源报酬递减所发生成本如何摊平 中国农业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达到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带的国家,这只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资源的短缺,资源开发的成本也一定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开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东高出5倍。中国铁矿石95%以上是贫铁矿,而且伴生共生矿多,选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国的资源,改而进口,那么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迅速被打破,在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没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成本顺利转嫁?还有资源长距离输送成本如何在竞争性价格中被补偿? 所有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都对此一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2、工业技术的边缘化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没有独立的国际营销能力,实际上无法实现我们的工业发展目标。盲目发展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是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为作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撮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实际上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对等,产品出厂定价完全由外方控制,经营结果不仅没有正常的利润,而且对工人也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条件,在免税政策的关照下对国家也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投资者也无法实现正常的资本积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远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所服务的企业本身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企业、个人包括国家(不能不执行免税政策),都不能从这些企业乃至行业兴起中获利,虽然这些外向型行业的总产值规模已经极其巨大。 中国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获得收益的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完全无法体现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最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叛卖行为,国家和社会还要承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后果,再接再厉发扬雷锋精神,为跨国公司擦屁股。这样的后果却被精英主义者当做成就来吹嘘,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笑话奇谈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发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们对未来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样的依附性经济还是有必要的,顺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外企利润汇出为几十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之巨,再过5-10年就可能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中国拿什么来支付外企的利润呢? 3、门槛价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缩减作用 目前,外资企业在国内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不同,具有一种稳定不变的特征---成为一种门槛价格,这种门槛价格依据的是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和理想的市场份额,不与市场的潜在需求和发展的普及化目标相联系,排除和消减了市场的潜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数人最后具有消费能力的可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水平的决定性障碍,兼且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做不过本地工厂,所以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竞争维持或明或暗的垄断价格同盟(即卡特尔),其结果是消费者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中国就是这样成为跨国公司“发洋财”的乐土。 在1995年,广州宝洁公司的利润率高达50%,而且是在巨额广告投放,在管理、市场营销、人员高薪等这一切大手大脚政策下的成果。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竞争力和成本优势所能够解释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违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公平交易法则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国家法律严厉管制的价格不法行为,也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成功,不是因为技术先进,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好制止了浪费,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脚下的成功,这是韩非所说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资金实力上的优势发挥。跨国公司能够集中足够的资金来排除竞争者,无论排除竞争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时间多久,它们都有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耐心等候竞争对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垄断优势地位的建立之后,再消费者身上捞回当初的“竞争排除成本”,坐收垄断利润。中国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不是不清楚这些,但是他们与这些企业具有天然的利益联系,他们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经为可口可乐公司充当吹鼓手,费心研究“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类高级高薪问题。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功,是以中国竞争者消失和中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国家经济规模达不到潜在规模为外在条件的。 4、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7年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演示版,今天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是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结果是促使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国际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下文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五、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适度发展经济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需要走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第一个走这一道路,因为中国最缺乏资源的支持,同时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经迅速逼近自然资源所能够容许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人与自然在整体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而且刻意回避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问题。一味地张扬个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编造“私恶即公利”的谎言,为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寻找借口和说辞。以管理困难来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讳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经济人”前提下,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事实,以管理困难来反对非精英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逻辑。 1、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 社会管理是没有根本出路的,人们必须长期不断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主动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以求避免最坏的社会局面出现。其中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 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是因为技术垄断地位决定的资源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外围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优秀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51%,富裕和发达不可能不以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基础,毕竟“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还不能被突破。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优秀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优秀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优秀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优秀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可以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国防和外交问题。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走适度发展之路。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适度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适度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终结探讨论文 [摘要]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其理论生命已经终结。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已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但正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却能发挥其诱惑和拉拢之力,将中国等资本不发达国家圈进资本全球化的陷阱和虚拟经济的漩涡。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大危机,更以鲜活生动的事实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没落。 [关键词]资本腐败性;经济危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 资本作为经济关系和制度已经四五百年,它驾驭着工业化的战车驰骋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不仅陆地、海洋、天空,就连太空也都在其势力控制之中。资本不仅在“地球化”,而且正随其驱使的航天技术实行“月球化”、“火星化”、“太阳系化”、“宇宙化”。资本成了实在的、唯物主义的上帝,不仅人类,全部物质资源都是它的统治对象。正是在资本统治和扩张过程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无限辉煌和荣耀。它的原理、范畴、公式、模型被说成“自然规律”的真理表述,不仅被资本所有者奉为金科玉律,还被他们并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政府、大学、媒体、研究咨询机构宣传成“普世价值”和“大众文化”,淋漓尽致地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物极必反。正当资本统治于20世纪末期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并全面推行“全球化”,其政治经济学堂而皇之地成为“主流”以后,不到20年时光,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爆发,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按苏联教科书所划分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不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而是以资本所有者阶级为主体,以这个主体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一大派别。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它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的基本观念出发,论证人类只是物质世界中动物的一部分,是以动物性为人性的,因而是自私的,遵循“丛林法则”而自由竞争地占有物质财富,以对物质财富的所有量界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正是依据这个观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资本规定为“自然规律” 的体现,资本所有者是人类的精英和主宰。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自形成以来的四五百年,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分成众多学派,纷争不断,但所有经济学家都把为资本服务,探寻利润最大化的途径、手段作为基本宗旨和原则,都在努力为其代表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从而也就将资本导向更广泛更细致的空间,并无所不用其极地榨取剩余劳动和资源,引发了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矛盾,这些矛盾又导致国际矛盾,不仅体现于经济上,还体现于政治,并激化为战争。即令在“和平”时期,资本统治及其国际间矛盾也会以军事实力的竞赛、威慑相对抗,致使今天的人类每时每刻都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资本及其包含的社会势力迅速地增长着,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中占绝对优势的统治力量。然而,以不断增殖为本性的资本的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只要是资本,就必须获利,就必须将其货币投放到能够营利之处。从最初的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是资本直接以货币形式来谋利,由此生出了虚拟资本,即不直接投资于产业的资本,甚至只在金融领域流动的资本,这个资本量愈来愈大,它们也要获利,而且要获取比产业资本更多的利润。虚拟经济成了与实体经济并存的又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形式,虚拟资本的利润在货币金本位制的条件下,还只能来自产业(三个产业)资本,是对产业利润的瓜分,这无疑会挤压产业资本,制约实体经济,但也要受实体经济制约,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中的危机。当虚拟资本越聚越多,进而形成了独自存在和运转的虚拟经济以后,货币金本位制就成了虚拟资本连带产业资本获取利润的障碍。毕竟黄金不是虚拟的,不可能满足迅速膨胀的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的实现,同时也制约了产业资本利润的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和产业资本的产业利润是有同等地位的,甚至说虚拟利润的获取要比产业利润更为便捷。于是,经济矛盾加剧,危机爆发。 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之所以如此,自由竞争的资本在投资、生产、经营上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原因,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又是一个原因。危机是资本利润不能实现的集合,并导致资本的利润进一步不能实现,于是就不能积累,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但虚拟资本却可以在虚拟经济中炒作,并获取利润,其结果,虚拟资本反倒日益积累,并吸收了一部分产业资本加入虚拟资本的行列。这样,虚拟资本量不断增加,而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利润远不能满足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欲求的利润,于是就与货币制度、金融体制和实体经济相冲突。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这种冲突的总爆发,是以前若干次危机积累矛盾的集中体现。 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各学说面对如此尖锐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体制的矛盾陷入了崩溃边缘。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迫使资本主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冲破依据自由竞争体制规定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货币、金融等的教条。凯恩斯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他以当时苏联和德国经济制度与货币制度为依托,参照美国罗斯福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承继历史上已有的货币国定论观点,提出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其中基本有两条,一是废除货币金本位制,由国家根据需要发行货币;二是以财政手段参与和调控经济。总之,国家不仅应该干预经济,而且要作为经济生活和关系中的重要一方从总体上参与经济活动。这是对斯密以来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从理论上为从自由竞争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提供了依据。这种体制的转化被凯恩斯的继承者称为“革命”。 但它只是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性质的阶段性改革。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由国家干预、参与并制定规则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二战之后至今。 凯恩斯的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以不同方式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并因此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尖锐矛盾。然而,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有不可解脱的矛盾,其关键就在国家。虽然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可以掌控政权,并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但由于其改良主义路线不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而为了拉选票和稳定政权,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妥协,因此这些政党的活动并不能扭转资本演化的大趋势,有时甚至在它们执政期间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特别是国家货币发行权,促进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的转化。 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冲破了金本位制,凯恩斯的“革命”从理论上使国家成为货币的生产和供给者,并以此来参与、干预经济。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以后,也就等于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按其需要生产仍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用以换取国内国外的各种实际商品和服务,同时扩大“流动性”以满足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也就是说,当资本不能从实体经济中通过占有并实现剩余价值来增殖的时候,政府就印制大量钞票以财政方式或贷款来救援,促使剩余价值实现并积累再生产。这样做势必导致更多的虚拟资本虚拟。虚拟资本构筑了一个以各种金融衍生品为内容并自成系统的虚拟经济,那里也有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但却不像实体经济那样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是雇佣一批金融精英,设计各种衍生品,吸纳实体资本和居民的财产,提供形形色色可以满足利润最大化欲求的服务,由此来获取利润。 由于美元已经虚拟化,而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仍由高技术及其体现的军事力量所保卫,美国政府以增发货币和大量举债(美国国债是债务人没有还债义务的特别债务,必要时可用印制美元来使其贬值)的方式,保证了庞大的虚拟资本的利润,并使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内容。 美元的国定和虚拟化,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使美国资本财团从全世界攫取了巨额财富,也迫使各国货币的虚拟化,导致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无限制扩张,从而使人类陷入一个以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主导的病态的经济场,政治、文化也随之演变。由此引发了各种尖锐的矛盾,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过是其突发形式。人本质的进一步异化,人性的歪曲,人与人关系的矛盾,人类与其生存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些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解决的,以资本所有者为主体,以资本统治和增殖为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不能产生像凯恩斯那样的“革命”者。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步入一个必须进行变革的时期,这种变革绝非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退回到自由竞争体制,时下凯恩斯主义追随者们以指责自由主义导致这场危机的作法,并不能掩饰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而他们主张用大印钞票方式救危机的作法,只是饮鸩止渴,可能会缓解矛盾,而且在没有强大的变革势力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拖得了一时,拖不得久远。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可能逾越其历史的局限性,正是在其理论与现实的对立中,在各“权威”的主流经济学家对矛盾的掩饰和对资本腐败性的辩护中,体现着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缺陷。 资本是劳动的异化,也是对人本质的异化。劳动作为人本质的优秀,是人成为人的根据,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根据。阶级统治的实质,就是非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劳动的支配和劳动成果的占有。 为了论证这种支配和占有的合理性,历代统治阶级找出了神、上帝、天命等外在于劳动的观念,将它设定为实在的主宰。资产阶级思想家找到了物质的自然规律作为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虽然也承认劳动是物质财富生产的“要素”之一,但他们却将资本、土地等物质形式也规定为与劳动同样的“要素”,并和劳动同样分别获取新增财富。进而把不论何种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规定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并按财富占有量来界定个人社会地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基本点上就是背离人本质的,是人本质异化的理论表述。当其因反封建、反专制而具有的历史进步性随历史的进步消失后,当它不仅为资本占有利润辩护,还为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辩护,为虚拟经济和虚拟利润做以高等数学为主要方法的“科学、精确”论证时,它对人本质的背离,它的反人性的属性就日益突出。它已经不仅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而且是为虚拟资本服务的庸俗的虚拟经济学。当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以后,对劳动的控制已不仅是对无偿占有的劳动价值的积累,还包括由国家和资本联合生出的虚拟货币及其形成的虚拟资本,它既要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又要侵吞实体经济中资本的利润,在深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的同时,也引发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两个矛盾都要掩饰,在庸俗化方面“与时俱进”了一大步,从而也就迈进了覆灭的泥潭。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对于这些因资本对人本质的异化而体现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资本主义形成期所依据的“物质自然规律”来解释,表明了它作为资本所有者阶级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已经成为阻碍历史发展和人性升华的反动学说体系。人类发展的根据和动力都是劳动,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取代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就在于能够规定劳动者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并在这个基础上购买并支配劳动力使用权。但这种进步性是阶段性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当资本不仅增长到成为对全人类的控制手段,而且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直接生产货币和虚拟资本及其利润,并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立,不断侵蚀实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也就完全丧失了。资本(包括虚拟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今天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还包括对今后几代、几十代劳动者的预先剥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物质自然规律”来论说资本和剩余价值表现的利润,显然是与实际相脱离的。而资产阶级内各阶层、集团的矛盾,国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是当今世界矛盾的重要根源,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或知而不论,依然高调鼓吹着资本统治、合理与和谐的神话。 资本的增殖与扩张不仅造成人类社会的尖锐矛盾,还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总是泛泛地归因于“人类的活动”,进而把责任推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即中国、印度等国众多的人口。这是典型的掩饰实质的辩护性手法。造成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原因,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奉行的“利润最大化”宗旨,则是其理论的依据。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为了实现追逐利润、增殖资本的目的,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必要的。廉价地使用劳动力“资源”,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将这两者“合理配置”,就可以生产财富,实现效益。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为资本所有者及其政府出谋划策,以技术和暴力为先导,向全世界扩张,每到一处,就把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强行配置起来,进行财富的生产,而其所谓“合理”,只是“利润最大化”,并非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对“人类活动”的指责,不过是在掩饰其真相,推诿罪责罢了。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内容和体系。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为基本点的。这个假设将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设定为财富所有者,都在依据“丛林法则”自由竞争增长财富的所有量。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而也是相互敌对的。社会以契约和国家来制约个人对财富的竞争,个人则以理性约束自己行为。在这个基本点上,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出发点,整个体系也由此展开。体系构建者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经济的基本和优秀,是“经济人”占有物质财富,“经济人”不仅要生产,还要交换。交换使财富的价值得以实现,即货币化。每个“经济人”既是供给者又是需求者,由他们共同构成的社会经济,就是供给与需求双方对立而又联系的市场,从个体的经济行为,到总体的市场经济,都是供给与需求矛盾的具体形式,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些具体形式及其必要条件的论证。所谓“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前者是从个体、个量对供给关系的分析,后者是从国家、总量对市场的论证。“微观”部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包括个人和厂商)如何处理供求关系,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宏观”部分则以国家如何从总量把握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而运用国家权力,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制定相应市场规则和产业政策,以保证总体经济环境,为个体利益最大化提供必要条件。 这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体系,也是具有其不可克服缺陷的体系。其理想就是每个“经济人”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且这个体系所要求和设计的经济过程都是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而其缺陷,首先就是以理想掩盖现实经济矛盾。为了保证理想的实现,它把在现实中存在的阶级、阶层、集团,乃至国度、区域的矛盾统统排除,设定其不存在。其次,就是脱离实际,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将其学说描绘成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除否认阶级性,还把其作为根据和对象的财富所有权及保证所有权的制度也在理想化后作为前提,不予论说。这样的体系,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而是对资本所有者和想成为资本所有者的“经济人”的利益和意愿的概括。 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或是已经将所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或是时刻准备成为资本所有者。“经济人”的理性就是资本的理性。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体系,但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者却将它说成是“密切联系实际”的体系。之所以如此,一是在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根据的苏联教科书作底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丧失了它揭示经济矛盾的功能,二是中国深重传统中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基本观念上的相通。“发财致富”作为官方倡导的主流观念,使受小农意识影响的人从这个体系看到了自己理想的概述,真的将自己想象成资本所有者并掌握了“致富”途径。第三,为迎合资本家和政府的需要,不计后果,急功近利,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而其实用的标准,就是使资本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为此,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榨取剩余劳动,而且肆意开采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特别是“创造”出虚拟货币、虚拟资本、虚拟经济这些怪物,使全人类经济生活陷入全方位的矛盾。 第四,虽然极力掩饰,但却不能摆脱其作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本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极力在标榜他们是在进行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与政治脱离的“纯经济”的研究,但实际上则是资产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他们编写的教科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宣传品。 他们所说的“纯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政治在经济中的存在与作用。 而他们所设定的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都可以获取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背离的。第五,也是其理论生命终结的重要原因,就是在方法上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三、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开始因庸俗化而失去了理性思维的观念和能力,演变至今,更为彻底。庸俗化的方法主要特点就是辩护性,辩护性也就是欺骗性。号称对“纯经济”进行科学研究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已不再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家,而自称“经济学”家,以此表明是超乎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但实际上他们要比其前辈斯密、李嘉图更加“政治化”,他们的学说更为实用地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其内容也更具政治性)将辩护性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其要点是:(1)把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将每个个体人都视为资本所有者,进而从“经济人的理性”立论。(2)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社会形式,相比传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他们在这一点上更加确定和绝对化。(3)以现象描述代替本质规定,以片面的一般性抽象表述代替特殊性矛盾的分析,如将供求关系说成经济乃至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此掩饰阶级关系和矛盾。(4)片面地强调数学化,将数学的使用程度等同于科学研究的程度,以数学公式的推演代替经济矛盾分析。进而以数学,特别是高等数学的设量推论来设计、论证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设计,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危害。有些人甚至将经济问题的研究变为数学的习题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然要应用数学,数学是必要工具,定量分析对规定经济矛盾的意义是明确的,设量推论也有一定价值,但将数学,特别是设量推论作为主要方法,势必导致脱离实际,在“科学”的假象之下,包含着对经济矛盾的无知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退化。(5)庸俗的实用主义,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既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也没有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欲望,绝大多数从业者都只是把它作为谋生手段,从而也就势必唯雇主意愿行事,或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或是为资本寡头集团的基金会做课题,或是在媒体发表言论。 为了让雇主满意,竞相采取实用主义方法,不求探索矛盾,只顾讨主子欢心。 现今正在肆虐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没落,更暴露出其方法的低俗无能。不妨看一下十年以来的著述,对于这场孕育已久的大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几乎毫无觉察,反而大唱“资本主义好”的高调,对早已暴露的危机的态势,推波助澜,极力鼓吹以虚拟资本为优秀的“市场经济”,不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追随者,实则都是这场危机的推动者。正是他们以其庸俗的方法掩饰矛盾,或是主张私人资本企业的无限自由扩张,或是不顾后果地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特别是危机爆发后的疯狂“救市”,都表明其理念的险恶和方法的贫乏。虽然在金融资本和买办官僚的保护支持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z还会在人类思想界占据一定时段的“主流”地位,但已经没有理论生命的学说,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和应声虫,是思想史上的僵尸,虽然还能骗人,却不能在科学上有任何作为。如果说它还有意义的话,那就是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批判的材料。 经济学理论论文:两淮盐业的经济学理论探讨论文 关键词:文化经济学两淮盐业经济扬州盐商本土化 摘要:经济学虽成为当代中国显学,但理论建树同西方比起来仍有很大差距,文化经济学理论研究尤显薄弱,这同作为文化大国的中国很不相称。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业有其辉煌的历史,尤其在18世纪,两淮盐税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P4,它同时孕育出扬州书院、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扬州园林等世界级文化品牌,这些文化品牌又铸造了扬州盐商的人文精神,推动了盐业经济的增长。对这些文化与经济的奇迹进行认真研究,探寻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将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体系。 经济学虽然成为当代中国各门学科中的显学,但其理论建树同西方比起来还有很大差距,文化经济学理论尤显单薄。纵有论者,也往往作为产业经济学的一个很不重要的分支,或作为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若干例证。此状况对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是很不相称的。中共十六大号召“发展文化产业”、“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其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文化产业理论,这就把建设文化经济学理论的任务严肃地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外来再好的理论也得同本土实际相结合,接受本土实践的检验,才能全面反映经济规律,成为对发展本土经济有用的东西。立足本土,探寻规律,借鉴国外,进行理论概括,当是建设文化经济学的正道。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将有助于经济学总体理论体系的建设。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盐业经济绵亘2000余年,代有奇迹出现,甚至领导全国商业革命,创造辉煌的商业文化。若以此为切入口,探寻总结,很可能会得到若干启迪。 一、动关国计的千古产业自春秋管仲“一总盐铁”,我国历朝历代直至今日皆长期实行盐业专营专卖制度。其间虽有几度争论,小有反复,但大体上还是坚持下来。汉、唐、宋、元、明、清的江淮地区乃是最重要的盐产区,而其中心城市扬州则是盐业重镇。公元前2世纪,吴王刘濞在广陵开海煮盐,开山炼铜,从而使扬州第一次走向繁荣,成为文景之治下盛世经济的最亮点(至于如何评价七国之乱,则可另行探讨)。唐初扬州盐业再次成为贞观之治下的一个亮点。安史之乱后,山河破碎,民生凋敝,漕路不通,奸吏中饱,盐业经济下滑,国家财政窘迫。朝廷屡有诏令惩治腐败,希冀堵塞漏洞,拓展财源。可是,禁而不止,愈演愈烈。理财家刘晏来到扬州调研后采取三项改革措施:(一)疏浚运河,打通漕路。(二)改革制度,源头防腐。(三)设置常平,加强调控。刘晏发现,在原来食盐的官购、官运、官销体制中,有关官员若从中贪污,国家很难对其督察。与其惩办于后,不如防患于前。于是,将此体制改为官购、商运、商销,从而在制度上对官员贪污的可能性作了防范。同时国家设立常平仓,由常平粮扩至常平盐,再扩至常平“万物”,调节各地余缺,防止大贾操纵市场。十余年间,盐税收入从原来的40万缗增加到600万缗,增幅达15倍之多。在不增加老百姓负担的前提下,通过制度改革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成为经济史上佳话。宋代在江淮地区设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以后常在两淮合设一转运衙门管理盐务。名臣范仲淹走上仕途的第一站就是任西溪(今属江苏东台市)盐官,所做第一件事就是改革盐政,修筑捍海堰(今称范公堤),从而开庆历新政之先河。其后欧阳修更是著名的扬州“文昌太守”,他提出著名的理财三术:通漕运、尽地力、权商贾。 扬州人筑范公祠、欧阳祠纪念两位先贤,范公祠一直保存到20世纪,欧阳祠及欧阳修所筑平山堂至今仍屹立在蜀冈中峰之上,成为扬州重要的人文景点。清代两淮有30个盐场,所产之盐集中到扬州,行销苏、皖、赣、湘、鄂、豫六省,皆富饶地区。扬州位于长江、运河交汇点上,清廷设两淮巡盐御史衙门和两淮盐运使司衙门于此,前者由皇帝心腹主持,后者由三品大员开府。据《两淮盐法志》,乾隆间两淮每年食盐吞吐量为1525900余引(每引一般为300~400斤)。在食盐产地每引值银0164两,加上课税和费用,共值1188两,运至内地可卖10余两银。如是,两淮盐商每年可赚银1500万两以上,上交盐税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课60%左右。当时全国地丁收入约2600万两,最盛时3300万两,盐课数约占1P2,扬州数百户盐商上缴的盐税则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6%,故“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陈去病《五石脂》),成为康乾盛世最重要的经济支柱。扬州盐商的私人财产亦很庞大,堪称富可敌国。盐商大户主要有陕帮、晋帮、徽帮,并在清代组成新的扬帮(又称淮帮、两淮帮、扬州帮)。今有姓名可考者,约二三百人。当时有“八大盐商”、“八小盐商”之谓,大盐商之首则称之为“总商”。“徽州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陈去病《五石脂》)。另有朝鲜人安三随贡使入京,充权相明珠家仆。明珠伏法后,其孙安岐到扬州业盐,“富甲天下”,“声势赫奕”。(《清稗类钞•农商类》)安徽祁门马曰、马曰璐兄弟,积资千万,儒雅好文,声望遍及东南。歙县江村缙绅大族江氏在扬州称雄数世。江演“担囊至扬州”,“以盐荚起家”。(《橙阳散志》卷3《人物》)其孙江春(1720~1789)乃“总商”之最显赫者,领袖两淮盐业近半个世纪。他练达精明,才略过人,六次迎驾,“以布衣上交天子”(道光《歙县志》卷9)。高宗目睹江春实力,惊叹:“盐商之财力伟哉!”(《清朝野史大观》卷11)其时 “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谓之小商”(同上)。乾隆三十七年国库总资产为7800余万两白银,两淮盐商的总资产,亦达7000~8000万两。(汪喜孙《从政录》卷2《姚司马德政由叙》) 事实上,17~18世纪的中国已发生了一场以两淮盐业经济为代表的商业革命,而这次商业革命与西方世界的商业革命几乎是同步的。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威廉•配第(1623~1687)已敏锐地看出,工业利润比农业利润多得多,商业利润比工业利润多得多。扬州盐商所获利润超过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财团,所占市场份额的比例至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城市的行业可与之相比。两淮盐商创造的辉煌和积累的经验还为西方经济的发展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建设作出了贡献。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发生空前经济危机,美国农业部长华莱士为了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便向中国取经。他吸取刘晏改革盐运提出的常平制度,提交国会立法,从而为美国经济复苏立了大功,被选为副总统。他还把“常平”翻译为“ever2normal”,至今“ever2normal”一词仍常在美国经济法规中出现。英国亚当•斯密完成其代表作《国富论》初稿,乃在1773年,相当于中国乾隆三十八年。他曾拜访过被称为欧洲孔夫子的德国经济学家魁奈,也曾拜访过法国大僚杜尔格。拜访杜尔格时,杜尔格正接见两个中国使者。斯密从他们那儿了解到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因而在《国富论》中多处提到中国经济,尤其欣赏中国先贤的自由放任学说和经济的市场调节功效。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后来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来源。 二、盐业经济与文化事业清代盐业经济发展到最高峰,支撑国家财政,造就了巨大的儒商集团。他们通过建书院、筑园林、贮图书、行善举等方式支持士人读书,通过组戏班、开诗局、收字画、办文会等方式开辟文化市场。吴、皖、浙诸派巨子皆得其惠,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更因之而异军突起,树帜艺林学苑。同时,两淮盐商自身也创造了别具特色的商业文化,以自己的才智、见解和价值取向影响士人的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创造出清代学术文化的辉煌。胶州高凤翰、上杭华、淮阴边寿民、宁波陈撰、钱塘金农、宁化黄慎、兴化郑板桥等人到扬州卖画,扬州盐商则成了他们最大的买主,从而培育出巨大的文化市场,郑板桥等人则成为画坛一支异军崛起于扬州,被后世称之为扬州八怪。盐商又延请艺术家住于自己的家中,艺术家为他们设计出精美的园林。扬州盐商又兴办书院,给教育以很大投入,提高了市民的总体文化素质,造就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旧时书院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场所。一般情况下,掌院由地方政府聘任,经费由地方财政拨付。扬州书院在管理体制和经费来源上异于他地:“皆隶于盐官,藉其财赋之余以为养育人才之地,故饩廪之给视他郡为优”(李斗《扬州画舫录》卷5)。安定、敬亭、维扬、广陵、虹桥及仪征乐仪等书院,生员经费亦很优厚,除正项开支由盐政拨付外,盐商个人亦时有资助。如马秋玉于雍正十二年(1734)助建梅花书院,筑讲堂5间、号社64间。汪应庚于乾隆元年(1736)捐资5万金重修学舍,并以113万金购学田,岁入归学宫。江春也“加意于书院、养老院、育婴堂诸事,每发一言,画一本,群商拱手称诺而已”(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 由于经费充足,待遇优厚,知名学者纷纷前来讲学。王步青、姚鼐、厉鹗、赵翼、杭世骏、全祖望、蒋士铨、王乔林等人先后任各书院掌院。名师执教,高徒辈出。生徒助学经费丰厚,更为其他书院所莫及。据《两淮盐法志》载,“在院诸生分正课、附课、随课。正课岁给膏火银三十六两,附课岁给膏火银十二两。”当时府学教官俸银仅31两多,书院奖学之举确实给有志之士提供了难得机遇。兴化贫士顾九苞入安定书院,专攻《毛诗》、《三礼》,成为扬州学派起首人物。九苞的表侄任大椿亦入安定书院,业满后考中进士,任礼部郎中、监察御使,协修《四库全书》。江都汪中生于“酷贫”之家,后入安定书院,与掌院杭世骏论学,得其褒奖,终博通《书》、《礼》、《春秋》、《尔雅》,成一大家。江都焦循本极贫寒,亦入书院,终淹通于易学、历算、声训、诗文、戏剧,有“通儒”之誉。“海内无匹”的文字学家王念孙和经学家刘台拱等人亦出于安定、梅花二书院。“安定、梅花两书院,四方来肄业者甚多,故能文通艺之士萃于两院者极盛”。任、顾、汪、焦、王、刘皆为扬州学派重要成员,阮元更成为一代儒宗、扬州学派集大成者。其他著名学者如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王应馨等皆曾于诸书院就读。 扬州盐商对书院教育事业的投入,结出丰硕的成果,至今被人们所称道。此外国家每有重大军事行动,或大灾大赈,或河防工需,或巡幸典庆,盐商就捐输报效,乾隆间捐输额高达3826.6万两。其中江春助修河、赈灾以及朝廷在台湾设防军费等七项捐输即达1120万两。盐商对文化事业的支持,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此看作经济对文化的赏赐,或经济的额外负担。清初扬州城里充满秦音歙语,陕商、晋商、徽商鼎足而三。康熙以后,陕退晋转,徽商几乎独占扬州市场。这当中有很复杂的原因,但徽商重文可能是个重要因素。其时商人在经济上支持文人,文人也在内功上支持商人,强化商人的竞争能力。扬州书院为盐商子弟培养出一批经世致用之才,有的成为儒商,有的步入仕途。扬州八怪的书画创作、叠石造山,美化了盐商的居住环境,提高了他们的文化品位、社会地位。八怪的代表作家郑板桥在穷困潦倒之时得大盐商马秋玉资助,从而在扬州立足。 他看到工商业者的社会作用,便大胆提出改变“士农工商”的社会成员排列顺序,说:“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为四民之末”。(郑板桥《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载《郑板桥集•家书》)后来他到山东做官,出告示保护各烟行商人的合法权益。阮元遍校群经,任两广总督时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开启洋务之先河。高宗看到他的才学,曾高兴地赞叹“不意八旬外又得一人”。焦循研究南北商务物资流通,提出在镇江、扬州间“架一浮桥”。他们的学说,在理论上支持和扶持了盐业经济的发展。 三、奇异的对联式悲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赞叹中国经济文化的辉煌,同时作为旁观者也看到中国千年以来变化无多,积弊已深。西方商业革命伴随文艺复兴很快引入工业革命,而中国商业革命却没有引出同样的结果。当两淮盐业经济发展到巅峰时,西方工业革命已经展开。富极一时的盐商们几乎没有一个意识到,西方与他们的差距正急剧缩小,并迅速形成对比。首富江春突然败落,被籍没家产,偿还欠款。嘉道间扬州能运销四五万引的盐商只剩十余家,销盐量不及乾隆时的十分之一,总资产也只有五六百万两。道咸间继续下滑,只有十余家能运二三万引,几乎失去了销售市场。两淮盐业的衰败,标志着清室一大财政支柱倾倒。盐业经济下滑,书院财源无以为继。书院的山长们更没有意识到西方的现代式大学已崛起。扬州八怪以敢于创新、敢于突破传统著称,打破了正宗画家“四王吴恽”的一统天下,占领了文化市场,成为文化市场的获胜者。可他们在获胜之时却没有看到,西方古典写实的技法已传入中国。意大利画家郎士宁、捷克画家艾启蒙、德国画家贺清泰等人都已进入中国宫廷,直接为康雍乾三代皇帝及后妃们作画。他们依西方透视解剖之法,同时吸取中国工笔画之长,画人物肖像、花木山水、飞禽走兽,呈现崭新的风貌。可中国画家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市场已遭西风侵袭,更没有取彼之长以充实自己、保护自己的措施。扬州学派博通诸科,系统整理传统文化,探微勾玄,弘扬精华,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章。可他们没有看到西方人已换一个角度总结历史,探索规律,试图构建通向未来的理论。于是悲剧出现了:中国的位置同西方的位置奇迹般地互换了。 马克思在谈到中国社会转型时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1](p.716)两淮盐业经济和扬州文化的盛与衰不正是最典型的“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吗?正因为其典型,为我们研究文化经济的盛衰规律提供了最好的参照物。四、仍须在本土找出路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2](p.186)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在研究彼时彼地经济规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亚当•斯密审视了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继承和发扬了威廉•配第以及布阿吉尔贝尔、约翰•洛克、达德利•洛思、大卫•休谟、斯图亚特等人的成果,从而建立自己的体系。到大卫•李嘉图则宣告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 从此斯密、李嘉图的学说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想。华盛顿大学教授诺思本为计量经济史学派的一个学者。他在研究17~18世纪美国海洋运输时发现既有的模型不能满意地解释经济效益的增长,于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说明同样的经济政策,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中对经济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效果,从而创造了制度变迁理论,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理论建树成了美国政府新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对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并深深影响着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史学界和经济理论界。两淮盐业经济在公元前就有惊世的起点,在8世纪、11世纪产生过辉煌业绩,17~18世纪发展到顶峰,19世纪出现“奇异的悲歌”。它在世界经济发展长河中的典型意义绝不亚于18世纪的美国海洋经济。这当中许多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值得探讨。例如:盐业经济上升时,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如何?当其衰弱后,它所曾支持的文化事业为何还能继续发展?乾隆南巡,宣布“每引加斤”(实际是在税收总额不变的前提下增加盐商的销售量),这对其他商品的价格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否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用函数进行表示?对其解读,寻其规律,无疑有助于文化经济学理论的建立。盐业文化的积淀已不是盐行业的专利。从其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将会对整个经济界、文化界有所启益,对我们的总体经济建设有所启益。 如果我们以研究扬州盐业文化为契机,建立文化经济学的理论,其意义不会亚于诺思的制度经济学理论。那么,文化经济学应以什么作为研究对象呢?我认为,至少应含有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经济运行,其中包括文化事业的战略管理、经济成本、经济效益和文化产业的组织理论、经营业态、市场开拓、绩效指标等等。第二,文化市场的开拓、建设及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接受者研究。第三,文化理念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其中包括文化对经济结构、经济政策、经济产业的影响及文化对经济作用的机理 。第四,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包括互动的内在机制、环境条件、滞后效应、组织协调等等。应在对历史规律的总结中,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探寻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在物质生产领域探寻其文化力量,在精神生产领域考量其物质成本和物质效益。可见,文化经济学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搞清这些问题,揭示其中规律,无疑有助于新时期的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启迪我们确立科学的发展观,进一步搞好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决不是简单地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几个字就能概括的。盐业经济对学术文化的支撑,学术文化对盐业经济的哺育,许多内在规律尚需我们探讨。不妨穿越时空隧道,以18世纪扬州盐商文化为支撑点,放眼古今中外的文化经济现象,进行理论概括。 相对于物质资源配置研究而言,目前国内理论界对这四个层面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研究文化经济应尽量吸取人文科学(尤其是文艺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现有成果,但文化经济学并不是文化学与经济学的简单糅合。就学科分类而言,它仍从属于经济学。我们要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文化这一特殊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与接受,研究物质生产的文化支撑。立足本土,其意义决不止在本土,而在全世界。正如西方经济学家总结西方经济规律抽象出来的理论可能对西方和东方都适用,东方经济学家总结东方经济规律抽象出来的理论也可能既对东方适用,也对西方适用。当然,所有理论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与充实。文化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将为当代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发展战略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经济学理论论文:生态经济学理论下环境恢复与重建论文 生态学是由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于1861年首次提出,并于1886年创立了生态学这个学科。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包含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进化生态学、地理生态学、生理生态学、应用生态学。生态学不仅是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学科之一,而且与农、林、牧、副、渔、医都有密切关系的应用基础学科之一。 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科学的总称。包含理论经济学、技巧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数量分析和计量方法、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生态经济学是从生态学系统来看待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生态变化的经济因素。包含部门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经济学、专业生态经济学、地区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的抵触运动发展规律及其应用的经济学分支。 生态学与经济学两个名词同源于希腊字母(Oikos)。分辨是指有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问题与管理。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生态学和经济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与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科。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战略性和实用性特点。 在中国它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至今只有20多年,在此期间,生态经济学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旨在整合生态与经济系统,供给新的思考方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许多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及时投入这一崭新的学科研究与应用。研究成果中部分内容。在推动建立全民生态意识和用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取得令人瞻目的成就。 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学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耦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在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价值流循环与转换。生态经济系统划分范畴可大可小,从层次上看,有由地球表层的生物圈和经济界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系统、国民经济总体生态经济系统、部门生态经济系统、行业生态经济系统。按地区大小分:有国土生态经济系统、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庭院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组成包含人口、资源、环境、科技四大要素。 “现代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不可分割的生态经济统体,因而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有机整体。按照这个理论,中国现代经济不是个封闭系统,而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之上的宏大开放系统,这个开放系统就是生态经济的有机整体”。生态经济学包含生态经济和谐发展理论、生态经济有机整体理论、生态经济全面要求理论、生态经济生产理论、生态经济价值理论、生态经济循环理论。生态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生态学理论为基础,运用现代系统理论的分析方法,从结构、功效、平衡、效益、调控高度揭示生态经济系统这一客观实体的运动发展规律。 经济学理论论文:城市经济学理论论文 【摘要】本文从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渊源、发展和变迁这一视角,梳理并评价了经济学说史上有关城市经济学的演进脉络,总结了城市经济学发展进程中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并展望了未来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可能的新方向。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经济集聚城市化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时候,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关注城市经济问题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城市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高潮,当时不仅有城市“劳动分工”说(AdamSimth,1776),而且还盛行另一种可用以解释城市的经济学说——古典区位理论(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后,城市经济学不仅没有在马歇尔天才的综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却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徘徊。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多次试图推动城市经济学的勇敢的努力,但它们最终均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到了199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经历了一番反思和调整之后,终于涌现了两股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参见图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之后,城市经济学却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具备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诞生。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为什么却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相对沉寂,甚至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曾经出现了几次试图将城市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为什么它们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再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再次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回答,本文将按如下顺序组织:第二部分回顾并评价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简评以屠能为代表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及其与城市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对新古典时期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的种种努力进行评述;第五部分对近年来十分盛行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进行评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对城市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二、“古典劳动分工”说——最早的城市经济学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有关城市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无疑是城市出现的先导,而专业技能的提高和产品开发无异于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很显然,这已经是最早的有关城市的经济学说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380年)则遵循着色诺芬的这一思想路线,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柏拉图写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种对劳务的相互交换,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们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图的这段话为城市产生于专业化和分工确立了经济基础,并奠定了交换理论的基础。很显然,在柏拉图那里,是专业化创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确立了互惠的交换,在这当中,城市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的相当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专业化有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又提高了这里的工人们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17世纪、18世纪,“古典劳动分工”说在解释城市问题时仍然占据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认识到,大城市与劳动分工的内在关联以及专业化的好处等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只有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独一无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方面,“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这里,分工的结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都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地谷物的全部价值。此外,他们还节省了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 在这里,斯密不仅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好处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进行了阐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页)的一个简单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则更为直观,其中,k代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p代表劳动生产率,w代表实际工资率,g代表物质增长率。很显然,在实际工资率w给定的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城市的经济或财富增长便主要取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比率k和因分工扩大而导致的生产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来,k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由此看来,斯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统地从劳动分工角度来论述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经济学家。 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优点在于:它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的好处、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等看法均颇富创见性,但由于这些阐述比较零碎、散乱、没有模型化,因而其内部组织和架构颇为散乱,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传播。 三、古典区位理论——城市经济学的摇篮 进入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在当时的后发展中国家——德国——萌发,工业革命的迹象已经凸现,但农业经济仍占据德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对城市周围农业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定程度上的接纳。虽然屠能(VonThunen)开创的理论(TheIsolatedRepublic,1826)阐述的是农业土地利用和地租问题,但从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力作。 在屠能的理论中,一个孤立的城市(镇)作为整个农业生产布局的中心事先给定,在它的周围布满了为它供应农产品的农户;同时,每一种农作物的产量和运输成本也各不相同,相应地,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着农户与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并且每一个体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农户之间相互竞争土地的结果,将使地租从中心向外围由高向低依次递减,直至为零。由于每个农户将面临地租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并且不同作物的运输成本和产量也各不相同,因此,农作物的生产将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给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观的结果。该图横轴代表距离中心城镇的距离,纵轴代表租金。图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竞租曲线”(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给定的距离时农户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实线组成的包络线定义了租金级差。该线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者愿意比别人出更高的地租,结果便会得到图下半幅同心圆式的种植圈层。越靠近最里层,土地的租金就越高,运输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为零,但运输成本最高。 从上看,屠能的理论似乎仅能对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化的解释,比如,它能解释不存在李嘉图式肥沃程度差异条件下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释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农户售卖农产品所得的价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然而,该模型在多方面的扩展也使得它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的一块理论基石,比如,该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问题,这构成了后来的“新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时期,通过建立有关集聚经济的模型,该理论又可以被扩展到探索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内生形成问题(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农业时代,当时盛行所谓“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经济,这也许正是他的模型能够与以竞争范式为特征的诸多新古典应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与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用劳动分工解释城市经济问题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的实质则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作为分析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所谓“离心力”。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的所谓“向心力”,他的模型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释,这样,有关城市为什么形成以及怎样形成的关键思想便被他人为地假设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区位理论形成了两个基本分支:第一个分支是要考察:在给定所有其他“经济人”区位的情况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经济人”的成本问题,也即“最小成本区位问题”。该分支主要由韦伯(Weber,1909)、艾萨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萨卡世塔(Sakashita,1987)、贝克曼(Beckmann,1987)、师叶和麦(ShiehandMai,1997)等继承和发展;另一分支则要考察:在给定厂商相互直接竞争的条件下,厂商们如何寻找最佳的区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条件下控制它们的市场区域问题,也即“中心地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该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纳(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经济问题的某一方面,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能够解释厂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趋势,克里斯蒂纳的“中心地理论”能够解释城市体系在具有不同区位的市场区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们在解释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时均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们在解释城市区位问题时大多借用了物理学、几何学而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结果便在客观上限制了它们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中运用了“物料指数”、“位置权重”和“劳动系数”三个工具来解释工业区位中的最小成本问题,但该决策问题中的决策者到底是谁,是一家工厂还是企业主?如果是厂商,它是私人厂商还是其他?韦伯对此并未给予任何交代,换句话说,韦伯所说的最小成本问题既不是关于理性决策者如何做出合理决策的问题,也不是这些决策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问题,因此,严格地说,韦伯的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没有多大关联(Krugman,1995)。还有,克里斯蒂纳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论”讲述的是在权衡了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后,生产者决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结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提供产品,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个体相互影响的决策问题,但是,它没有给出明确的决策者是谁,也没有言明决策者决策时的市场结构或者厂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问题,因此,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心地理论提供的是某种纲要,一种可以把你对城市系统的思想和数据结合起来的方法,而没有提供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结构的经济模型”。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中的很多变量均表现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区在空间上是不连续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规模后可能会停止增长并在它的周围产生出更多的中小卫星城,还有,由于外部性的影响,一定量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经济活动具有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难完全体现在商品的买卖价格上,这样,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便无能为力,而应该用专业化和分工的方法来求解。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古典区位理论均在一个轻松的假定中将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总之,古典区位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时调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础上,它所作的假定与农业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小城镇经济相匹配,但是,当工业经济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识、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优势日益彰显的时候,它难以对城市经济的优秀——城市形成——做出解释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结果,古典区位理论便走进了其理论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时期的城市经济学——无能而无奈的努力 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基本处于沉寂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区位理论一样,均与完全竞争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相容,这就决定了它难以对城市经济活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人理性,对价格和彼此之间的活动具有完全知识。企业被假定为规模较小、不能行事其权力的价格接受者;生产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场上交易,因之生产者能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支付全部费用,而消费者除非得到合理补偿,否则不会被强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极小的数量进行生产和消费;最终所有的经济活动在价格机制下均达致最优的均衡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经济是个非常不完善的领域,也即它以广为分布的外在性为特点,因此,客观上看起来比较理智的资源分配事实上很难办到,此外,城市的投资和生产倾向于“大批量、大规模”,这很难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相容(参见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以空间上的集聚为主要特征,这样的客观现实均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报酬递减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马歇尔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界流行的数学方法是所谓的“微积分法”。微积分法对于处理完全竞争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传统新问题得心应手,可对解释地理空间、城市等具有非线性特征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用于处理城市和空间问题的数学工具——非线性规划、库恩—塔克条件等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先后出现,这样,在经济学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好满足于现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构筑城市经济学的大厦,结果便导致了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时期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演进:第一条路径主要是继承所谓的“马歇尔传统”,将城市经济问题放在“外部经济”这一黑箱中来处理,从而演绎出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的诸多文献;第二条路径便是对屠能的理论进行简单地扩展和修补,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新城市经济学”的工作。 (一)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城市 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现象的始作俑者是马歇尔,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而且首开了运用“外部规模经济”解释空间集中和厂商相互接近的优势,“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区位时,他会是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相互从临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得到良好的市场”。 更一般地,马歇尔所说的同一产业的厂商相互毗邻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以支持专业化的投入品生产者;第二,雇佣同一类型工人的厂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劳动市场蓄水池的作用,也即当一个雇佣者的经营不好时,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类似的工作,反之,当他经营好时,又可以雇佣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厂商之间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马歇尔对城市或工业集中问题的处理法,给那些试图进行正规模型化的后来者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术方面的,还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则它会通过直接影响个人的效用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其作用,从而它与竞争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将影响以价格机制作为交易中介的厂商、工人和消费者,比如,厂商相互临近可以相互借债、融通资金,但是,当他这样做时,一定会与整个经济的微观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的程度、厂商垄断权利的强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金融外部性与完全竞争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实也许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所说,正是由于技术外部性与竞争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定集聚来源于技术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临的模型化难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此后的城市经济学在劳动分工之外的另一条道上越走越远。 比如,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为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例如,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两难冲突,其结果是最优的城市规模由此给定。如图2所示,该外部经济的净效应产生的城市规模与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现实中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规模的城市?亨德森争辩说,不同产业的外部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经济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城市规模,与具体的产业关系不大,比如,钢铁产业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经济的回旋余地也大,轻纺城市则相反,最终,轻纺城市的最优规模在O点,金融城市在P点,但不同类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将达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他通过假定将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布局在中心商业区来论述城市集聚现象。也就是说,他不能真正从微观主体相互逐利的结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诉诸于一个人们其实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匣子——外部性——来解决问题。比如,他在论述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时,依赖一个假想的大型开发商或者城市发展商来解决问题。从现实和理论来看,发展商或城市开发商均有内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趋势,这一点肯定是对的,因为内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让开发商或者发展商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该大型发展商或者开发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又来自哪里?作者对此含糊其词,并没有给予多少解释。因此,尽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几者均多前进了几步,但他在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时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经济学模型一样的错误。 (二)“新城市经济学” “新城市经济学”(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其经典模型是一个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该中心被假定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该城市拥有一个事先给定的中心商业区(CBD),它规模既定,从每一个方向远离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外围是土地和居住区,居住区被假定为一维空间;该城市地区人口给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业;唯一的交通成本发生在居住区与中心商业区之间,中心商业区内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义为对中心商业区复合商品的消费和土地的消费;均衡时,消费和价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结果,城市的规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条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时间以及农业对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内生决定,土地价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区位等均由模型内生决定。 虽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经济学前进的征程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也产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见,比如,比如,它运用了经济学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将厂商、消费者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看待,又如,它的结论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优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与中心商业区的距离的函数,而该密度问题很可能与交通体系的拥挤有关;还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经典模型和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单中心城市(mono-centric)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解释:在工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城市为什么会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会形成很多居住区和农业区。换句话说,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样,均不能将城市的形成作为一个变量而内生决定,而中心内生这一点在工业经济时代却变得比农业时代越来越难以回避。尽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成了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此之前,城市经济学零星、散乱、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释力差、适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经济学开始拥有较为完整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分析工具较为先进、模型内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释力和适用面大大扩展。很显然,城市经济学在“新城市经济学”之后作为一门具备较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真正诞生(Mills,1998,pp.1-11)。 总之,如前所述,传统城市经济学只提供了经济活动如何在城市周围扩散开来的有关理论,而没有提供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城市集聚起来,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正构成了传统城市经济学的共同缺陷。毫无疑问,对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区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讨无疑将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优秀问题。 五、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两股试图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联系和互动大大加强,这样,以研究单个厂商乃至一个行业的规模和资源配置问题为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难以适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个以空间上的集聚、交易成本节约、分工和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城市化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主载人类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能深刻、完整地解释和分析城市内生演进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经济学已成为时展的客观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有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等,所有这些发展均在客观上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为例,在该模型出现之前,城市经济学在“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视野内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在该模型解决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以后,有关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经济问题变得可以处理了。因此,该模型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鲁格曼和维纳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们的学生等为代表,其主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城市中心的内生性,还有,为什么在特定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福基塔和欧格华(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论证说,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区位同时决定的话,就必须在一个没有外生给定中心的区位上进行研究。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决定城市区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弃完全竞争而采用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投入会带来网络正外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外围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新经济地理学所说的“城市中心的内生性”就是“集聚经济”的另一侧面。那么,集聚经济的源泉又来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释说:第一是非市场相互作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知识的共享,这会产生区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邻效应”(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垄断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其中厂商生产差别化的产品,而消费者则偏爱多样化的消费;第三,由于相互竞争的厂商在地理上的毗邻,便会产生所谓的战略外部性。正像一个铜板有两个面一样,集聚经济既是中心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由于集聚经济在产生正外部性的同时会带来两个“冲突”,第一是集聚带来的效率的提高与相应的内部运输成本的提高之间的两难;第二是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与其他城市之间的集聚的两难。总之,当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达到饱和时,它便会让位于拥挤、污染等“集聚不经济”,从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开始占主导,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网络化的城市体系会形成。 “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这样一些优点:首先,它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城市经济学优秀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地解决;其次,它运用了非常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假设,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合理地解决了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空间外部性之间的古老难题;最后,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更高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低程度的差别化与城市分散对应,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高程度的差别化与集聚对应,这些结论大多已得到实践和现实的检验。然而,它也存在缺点,比如,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和生产者截然两分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虽然恰当地降低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但是,因为城市经济活动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事实,而使它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种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经济很可能与多种因素的集聚相关;最后,它不能预见很多与城市化进程共生的现象(杨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该模型能将地理学的生产布局理论、主流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结合在一起解释城市的出现和城市化进程,所以,它却为以后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线索和参考素材。 (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主要有这样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这些模型虽然数目较少,但内容丰富,且隐含了很深的政策和应用意义。 (1)从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经济的独特角度解释城市经济现象。在这些模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虑了不完全竞争和分工经济,从而内生化了城市的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交易效率优势、城乡低价差别以及与城市化进程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在这些模型中,第一,专业化经济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则它的报酬便是递减的。而专业化经济的报酬是递增的,它不仅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能内生出产品的多样性。第二,每一对“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将会引起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自发演进到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状态。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能通过缩小“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而使市场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第三,在新兴古典城市经济框架中,市场的功能将更加复杂,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这个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不仅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商业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化本身不过是专业化和分工程度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发生变化和改进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产力就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正是这个正反馈机制不断推动城市和城市化的进程。 (2)这些模型的内生程度更高,解释力更强。第一,它合乎逻辑地解释了城市的出现。在城市起源说中,既有“军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说,也有“社会分工说”,还有“私有制说”和“集市说”乃至“阶级说”和“宗教说”,但是,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相结合来解释城市的出现既能从整个社会分工网络的角度解释城市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又能从个人自利决策的角度解释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经济根源,因而,该说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说”更具说服力;第二,这些模型可以解释与城市化进程中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比如,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在城市生产的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相对比率的提高、每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职业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场范围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的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和每种产品生产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鲁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虽然也能解释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因为这一点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给定。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恢复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思想零碎模糊、体系组织性、逻辑性差、难以模型化等内在缺陷,能在一个具有严格组织体系的框架内将过去城市经济学的很多优秀思想组织起来,此外,它的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很多现象能给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复杂程度较高,还有,很多人批评它的假设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比如,程炼,2002),另外,它的相关经验和政策分析还很少,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在经济学界的传播。 六、结论与展望 一部城市经济学的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失败的累积史。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洞见就是劳动分工对经济发展、城市和国民财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么重要的思想却在马歇尔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遗弃。同样的是,以屠能等人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尽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现实,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漠视”;在此之后,虽然也曾有些经济学家拿着锐利的分析工具,试图为将城市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不懈努力,但无情的现实却将他们远远抛弃;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痛定思痛的城市经济学家们终于抓住了城市问题的症结,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经济学的锐利武器,于是,过去几个时代的陈旧思想似乎一下子复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们去做的也许只是记取这些经验和教训,保持一个清醒、理智的头脑。 首先,简洁的数学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学科的共同特点,要想使一门学科步入科学的殿堂并成为后人传承的经典,模型化也许是不多的几条出路之一。因为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不仅能为给定的理论模型提供从假设到结论的最简捷和有效率的逻辑链条,而且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多次的反复假设和检验来剔除模型中非本质的因素,并更快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大大提升一个理论或者模型的严格和内洽程度,从而加速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很显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关城市与劳动分工关系的学说尽管颇富原创性和说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进行严格的定义,且其理论没有用数学逻辑很好地组织起来,所以,它们只能是一些缺乏内部组织和秩序的理论片断的集合体,结果,在马歇尔对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这一缺陷便在客观上阻碍了古典城市经济学说的发展;一个可作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经济学”理论,虽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时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业区外生给定,但是,由于它拥有较为系统、严格的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基础,并且其模型均从“经济人”自利行为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导而出,所以它反而成为城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其次,一个理论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标多么宏伟,也不管它的假设是多么地不符合现实,但是,只要它能预测和解释现实,它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时代是典型的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时代流行的是所谓的“报酬不变规律”,城市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论虽然在解释城市形成时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现实,因此它是那个时代最具解释力的模型;与屠能相比,“新城市经济学”似乎显得比较幸运,因为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分析工具在那个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没有观察到现实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多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没有把握住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结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而未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笔者之所以相信“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可能有较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把握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报酬递增——以及相应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竞争、专业化和相应的数学工具。 再次,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质问题、根本问题,也是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寻找并把握优秀问题,把握其规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视次要问题。古典和前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分工与城市关系的学说以及古典区位理论被时代遗弃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因为他们观察到了一个当时时代里并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并且当时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当时的人们关注的优秀问题;而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的兴起则是时展的必然,因为当代的社会已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城市已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而理解城市的内生形成已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优秀和重点。同样的是,新古典时期用外部性来解释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经济学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区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将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放进一个人们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箱中而试图掩饰自己对城市经济学问题的无能和无奈。 最后,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综合、调整和融合的新时期,一方面,过去的传统理论不断在新的躯体上复活,比如,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就借用现代的分析工具——超边际分析——将前古典和古典时期的城市与劳动分工的理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再现在世人面前,新经济学地理学则在屠能的地租理论、缪尔达尔“循环累积”(Myrdal,1956,1957)、马歇尔“外部性”、赫希曼的“产业关联”(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城市经济学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断涌现,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将计算机模拟、演化经济学以及动态学来描述城市的演进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论则借助于非线性规划和库恩-塔克条件甚至计算机模拟等来建构起理论模型。还有,不同理论之间已经在某解关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均看到劳动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将主要由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组成:第一,两者均有一个比较接近现实的分析框架作为支撑,前者以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集聚经济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劳动分工、专业化和不完全竞争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两者均拥有一个具有相当高级的数学工具作为支撑,前者以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后者以超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第三,两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同时这两个学派又均熟知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演进路径。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城市经济学派的复兴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某种回归,而且是对过去的古典区位理论、新城市经济学、以亨德森为代表的用外部性对城市的解释、经济地理学经验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的总结,同时也是对过去城市化理论的某种综合和超越。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管理模式研究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等进行讲述,包括了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等,具体资料请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优秀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经济学理论论文: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促进企业市场营销发展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马克思关于交换的理论;马克思关于产品实现的理论;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的理论三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马克思经济学,对交换做了较多的阐述、马克思经济学特点是产品必须满足市场的需要、生产者要从满足市场需要出发、竞争是商品经济规律的要求,不是人们的主观想象、市场经济是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的、一种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相对于竞争者的同类产品而言的、企业本身的资源也在发生变化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文章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学关于交换理论的研究、关于产品实现理论的研究和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理论的研究,指出了马克思市场营销思想要比现代西方市场营销学者的论述更深刻、更全面。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市场营销交换竞争 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1999年,马克思被英国BBC评为“千年伟人”。作为一代伟人,马克思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对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整体。马克思经济学有别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更加明确地是指马克思本人在其有生之年确立的经济学基本范畴、方法和结构的总和。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不仅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为我们留下珍贵遗产,而且还形成了马克思市场营销思想,这对市场营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一、马克思关于交换的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对交换做了较多的阐述。马克思指出:“分工和交换是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作为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明显外化的表现。”这表明马克思对分工有足够的认识,因为分工的不同产生了交换。在存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交换是可能产品向现实产品转化的基本途径。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产品是作为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为等价物来生产的,不再是为了它同生产者直接个人关系而生产的。”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对交换的重视,因为交换是经济社会中最普遍的现象,这种物与物或通过货币为媒介的物与物的交换,都是劳动交换。而交换是市场营销的优秀内容。马克思还指出:“一切商品对它们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这种转手就形成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使商品彼此作为价值发生关系并作为价值来实现。”在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条件下,任何商品生产商和经销商,都是为他人需要而生产和经销商品的,都要通过交换实现价值增值和经营目的,以保证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实现。 二、马克思关于产品实现的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产品必须满足市场的需要。马克思指出:“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这表明,只有消费才能使产品最后完成,才能使潜在产品或可能产品变成现实产品,这个过程是一个由商品变货币的过程。马克思的论述指出了企业市场营销活动必须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调研,根据消费者需求来设计产品,组织产品生产,这样才能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同时也为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指明了方向,使人类社会做到可持续发展。马克思还指出:“要生产商品,它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所阐述的使用价值,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是否有用,商品质量好坏,而是产品的整体概念———消费者购买产品所追求的利益(优秀产品)、产品的物质形态(形式产品)、消费者得到的销售服务与保障(附加产品)、消费者在购买该产品时期望得到的与产品密切相关的一整套属性和条件(期望产品)以及消费者购买产品包括所有附加产品在内的可发展成为未来最终产品的潜在状态的产品(潜在产品)。也就是说,生产者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还要生产满足市场需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实际就是市场营销观念的问题。即生产者要从满足市场需要出发,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安排产品的生产,合理配置企业的资源。只有生产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才有可能使生产的产品具有一定的价值,进而实现其价值。 三、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的理论 马克思指出:“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马克思的论述表明,竞争是商品经济规律的要求,不是人们的主观想象。因此,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要有适当的竞争。马克思还指出:“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在这里,马克思着重强调了市场经济是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的,一个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迟早会被淘汰。在市场经济中,没有竞争也就无法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调控经济运行过程只有在竞争前提下才是有效的,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竞争经济,竞争是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基本制度原则。竞争本质上体现的是竞争者相互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经济利益关系。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这表明,一种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相对于竞争者的同类产品而言的。今天你生产的产品能比竞争者的产品更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明天可能竞争者生产出了更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这样,你生产的产品就被排挤掉了;再有,企业本身的资源也在发生变化,今天的资源生产的产品,明天可能就被新材料、新技术生产的产品所淘汰。值得指出的是,经济环境的变化也会引起消费者消费倾向的变化,从而引起消费者需求的变化。由此,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要使产品符合日益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就必须研究市场,研究消费者的需要,不断进行市场创新,产品创新。综上所述,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论述,对准确理解市场营销理论,唤起企业、政府对市场营销理论的研究与重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市场营销”这个术语,但他对市场营销理论的认识,对其重要性的阐述,要比现代西方市场营销学者的论述更深刻、更全面。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是创立市场营销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发展问题研究论文 迄今为止,学术界缺乏对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原因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很少将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素质作为人力资本或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方面,缺乏对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素质与家庭收入、贫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反贫困实践中,缺乏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反贫困或非物质扶贫措施(如思想反贫困或思想扶贫)的应用。探索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非物质原因,既是重大的学术关怀,又是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思想原因 (一)思想 人的经济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受其思想观念支配,受其思想心理驱使。思想是中性的,先进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反之则反。发展经济学家的论述已经涉及到人的思想观念及其转变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其“研究项目把‘发展’和‘不发达’的现实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佩雷菲特指出:“贫穷国家赶上富裕国家是可能的。追赶,首先是思想上的追赶。日本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转变,还会是一个被贪婪的西方蹂躏的封建社会”,尤其是“竞争信念的思想主导着日本的发展。”而“满清的墨守成规、固守传统、敌视创新,无政府主义,内战使中国在3/4的世纪里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失之交臂。但在10年或20年之后,随着国民思想的解放,轮到把中国奇迹列入经济发展的历史不是不可能的。”刘易斯也认为,思想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于物质的力量并指出:“人是由他们应该如何生活的思想所激励的,这些思想能影响社会经济变化,并且是社会经济变化的首要力量。”“在不发达国家里,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通常是,这些国家如同缺乏资本和自然资源一样,在社会领域里缺乏各种思想以及实现这些思想的人。”赫希曼指出,思想观念的转变成为经济变革的障碍,经济发展需要转变思想观念。吴碧英指出:“扶贫要先扶思想,改变观念,在制定扶贫方针政策时重在唤起贫困者脱贫意识”。叶普万认为思想观念贫困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众多国内学者揭示了解放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国民从“左”的、姓“社”姓“资”的、姓“公”姓“私”等思想困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 (二)新思想 刘易斯认为,新思想是人们对创新、冒险等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具有某种新思想的人即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经济机会,在影响经济增长变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第一,经济增长源于经济机会,“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或者“新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是抓住机会。因此,经济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第二,经济机会又源于冒险、创新等新思想。“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冒险思想,要求有适量的创新者”。因为,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将永远激励人去奋斗,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经济机会和新思想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的”。刘易斯接着指出,企业家具有风险和创新等市场经济新思想对于企业经济和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同样,经济增长的滑坡、“繁荣的毁灭可能仅仅由于人们接受了与经济扩张不一致的旧习惯或旧思想”。企业家承担风险思想情况决定了其收入差别,“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货币很容易流向土地、贸易、放债和城市住房,人们不愿意承担开发新生产线的风险,不愿意投资于矿业、公用事业、商业性农业,或者制造业。因此,这些领域的盈利机会留给了外国人。而外国人之所以被吸引只是因为他们敢冒风险的思想,相信能比把货币投资于国内得到更多的利润。除非能充分提供追求新思想并愿意承担引进新思想风险的企业家,否则在以家庭规模为基础的农业范围之外,经济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业家,或者如果实业家不愿意承担风险-无论造成这种情况的是由于他们无法增加资本,由于他们受本性思想胆怯所限,或者是由于承担风险的报酬差别不够大-私营企业经济都将受到限制。”格林菲尔德在论及低地国家荷兰经济崛起时,也指出,虽然初始条件不利,但具有新思想的少数“精明的商人敏于察觉新的机会,不怕风险,开辟金融通道而致富。佩雷菲特指出,墨守成规、固守传统,敌视创新和新生事物乃经济不发达的原因之一。 刘易斯还指出,具有新思想的总是少数人,因而,只有少数人能抓住经济机会。“统治阶级很少能成为抓住新经济机会的人,他们由于传统思想偏见,一般都满足于现状,不必去寻找新经济机会,传统思想以各种方式限制机会,现在有害于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就是传统的偏见思想。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可能受到奴隶制、农奴制或等级制度的折磨,不能去抓住新经济机会;或者,他们非常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缺乏勇气和创新传统。因此,新人来自于各中间社会阶级”。城市人处于中间地位。由于环境不同,城市的气氛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态度与思想观念,城市人比农村人思想更开放,更少猜疑心,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从而能更好地从事引起技术改进的科学研究。城市人奋进的态度与先进的思想观念使得其比农村人更富有创造性,更能抓住经济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 (三)传统思想 英格尔斯在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坎坷道路时深刻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也是一种国民思想心理状态。国民的思想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思想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思想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张培刚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未在近代初期经历一场原始工业化的变革,传统乡村工业并未获得根本的转变,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现实渗透力与约束力颇强的非宗教传统思想观念是一种无形的习惯力量,是经济发展的精神桎梏,对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传统乡村工业发展构成阻碍”。他还认为,东方传统思想对工业化的限制主要是:(1)农本主义传统思想巩固着落后的自然经济,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产生发展。(2)“天人合一”的整合思想意识只能使人消极地适应自然,使人采取错误的行为,不利于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生产力的提高。(3)重道德实践、轻真理或事实的非理性思想认知阻碍了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4)狭隘的家族思想观念阻碍了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社会分工的发展。如果国民的思想还禁锢在传统之中,不破除那些过时的、与新生产力不相适应的传统思想观念,那么经济发展永远只是海市蜃楼式的幻景。在经济发展中,必须促使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化。柳玉芝认为,“冲破传统小农经济思想观念的束缚,树立现代商品经济思想意识,融入市场经济大潮是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 二、精神原因 在经济起飞时期和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究竟哪些精神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各国情况不尽一致,对精神因素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发展经济学家对精神因素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奇迹中的作用却是认同的。 (一)民众精神潮流 佩雷菲特认为,经济奇迹的产生,除了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即人的各种精神气质因素。“这是一种质量型的看不见的标志,它将激发或者抑制、孕育或者扼杀前两种要素,即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看得见的数量型的物质因素)。能够改变一切的,或各种派别的经济学家们长期忽略的-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或凯恩斯,正是这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因为这个因素看不见,抓不着”。“经济奇迹首先是依靠国民精神因素的动员,也就是‘竞争信念的社会属性’,从而使他们能够日积月累地持续地增加其总的实际收入。”自然条件可以开辟一些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或制造某些经济发展,但不能产生文明,文明纯粹是精神的产物。“各种民众精神潮流成了影响发展和影响现代化的一个障碍。它与地理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是水火不相容的,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或积极向上或消极被动,既可以启动也可以遏止教育的、商业的、金融的、工业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因此,发展的历史往往在各种不同的人类精神面貌下展开。以往论述经济增长问题的各种模型都是建立在仅仅把资本与劳动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上,也显示出其弱点,精神是创造经济奇迹的关键”。西尼尔指出:“决定国家财富的,并不是土壤或气候的偶然性,也不是生产的有形手段的现有积累,而是这种无形资本-民众精神的普及程度。爱尔兰物质上的贫乏是由于它精神上的贫乏,是由于它在精神上没有获得充分发展。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和非洲北部沿海一带一度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地区,而今却要算是最困难的地区,这只是由于掌握着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没有足够的无形资源以保持有形资源。” (二)企业家创新精神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总会给企业家带来一种“战斗的冲动”。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对日常极小的行动也愿意花费庞大的精神去努力,就是这种精神为社会不断地创造着新的财富,为一个沉闷无生气的社会经济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熊彼特、刘易斯等用企业家精神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是个别企业的垄断利润和超乎利润观的出于事业心的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机制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职能的实现,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因此,企业家精神的优秀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熊彼特进而指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实现生产方法的新组合,从而充分利用生产要素的作用,提高生产效率;尤其是创新先发生于个别企业,可以产生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企业家之所以崇尚创新,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创新可能为自己带来盈利的机会,或使潜在的盈利机会变成为现实的利润,企业家创新精神就是对经济机遇的一种“创造性反映”。因此,创新、新组合就是经济发展。在静态经济社会里,企业的运营总是局限于陈旧观念的轨道之内,不会遇到崭新的方法,不能孕育出企业家的经营能力。企业家要将创新推向成功,仅有渊博的知识是不够的,必须有坚强的精神意志,有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决心,有先见之明,能在社会传统思想习惯普遍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情况下,顶住传统思想习惯等方面的压力,说服大众,解放大众思想,使其支持创新。 (三)城市精神 厉以宁通过对欧洲经济史的考察指出,城市精神是导致西欧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城市精神是随着西欧城市的产生发展及西欧城市居民生产经营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封建时代,西欧以外的其他地区也有城市,但那里的城市不同于西欧的城市,它们不是封建势力的对立物。而中世纪西欧的城市,从开始建立之时起,就表现为一种同封建势力相抗衡的力量。西欧城市居民包括手工业者、帮工、学徒、商人、小贩等,他们不同于生活在城市的贵族和教士,因为他们没有贵族的门第和特权,也没有教士的特殊身份和权利。这样的社会背景孕育了独特的西欧城市精神,这就是市民力求摆脱封建领主的束缚和统治,能自由支配他们的财产,并获得一些与财产有关的特权;然后建立自己的行会、商会等同业协会,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最后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生产经营积累财产,要求市政当局通过制定规章和制度变革对自己的私有财产予以确认并得到相应保护。城市精神反映了城市普通居民共同的要求和愿望,其实质是市民理性化的行为目标,市民“一旦行为目标理性化了,精神动力就产生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正是在市民精神起作用的条件下,城市中那些普通的居民,逐渐凝聚在一起,有了明确的一致行为目标,终于形成一种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开辟道路的力量。把城市精神或市民意识的形成和发挥作用视为推进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符合西欧历史。西欧之所以是资本主义经济发源地,正是因为西欧同其他地区不一样,在这里最早产生了城市精神或市民意识。(四)民族主义精神 格林菲尔德指出,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是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固有的集体竞争意识的经济表象。而民族主义是一种国民爱国情感或精神,是民族国家成员对国家尊严或威望的情感投入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源头,是现代经济发展背后的精神驱动力”,“冒险者”、“竞争者”或“投资者”被认为是爱国者和最具公民美德的人。民族主义具有巨大的民族凝聚力、责任感和使命感,它使广大民众为了民族的声望而义无返顾地参与了无止境的经济竞争,鞭策着自己的国民为争取国家经济的巨大发展而不懈奋斗,使得国民变成了工作狂,因此导致了经济奇迹的发生。“凡是在民族主义接纳经济竞争的地方,其起飞到持续增长可望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民族主义的经济精神解释了各国经济奇迹之谜,现代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背后的精神动因就是民族主义,“只要英国、德国、日本和其他将经济民族主义成分融入民族意识的国度因其民族情感而保持活力,这些经济活跃的地带将保持增长势头并维持其经济竞争力”;反之,民族主义者衰减的热情会导致经济停滞。刘易斯指出,不论是殖民地国家还是主权独立国家都有民族主义情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促进了经济增长。外国的冲击,无论是战争还是贸易,有一个间接影响,即民族主义的增长,而民族主义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后果,就是促进了经济增长。” 三、宗教伦理原因 韦伯、厉以宁认为,新教伦理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韦伯指出,与资本主义理性经济行为相配合的是一套独具特色的精神气质(即“资本主义精神”),合理地有计划地持续追求预期利润的态度,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恰恰产生在西欧?在资本主义精神和宗教伦理之间是不是存在某种内在联系?韦伯通过历史考察,揭示了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精神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正是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例如,新教禁欲主义和在生活消费上的节俭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长,也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勤勉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从事某种职业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的心态,有利于社会合理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讲究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盈利是现代企业的目的;反对特权和垄断,有利于市场的自由交易等。这样“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与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同一批人身上。”韦伯认定,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始发机制”,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韦伯一再强调:“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厉以宁指出,“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新教伦理的影响下,16-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的新教徒们工作勤奋,生活节俭,积累财富,创造事业,以尽‘天职’,这就是行为目标的理性化。一旦行为目标理性化了,精神动力产生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 为了论证其结论的正确性,韦伯开展了庞大的世界宗教比较研究,其关注点开始反向转为:为什么欧洲以外的地区没有产生现代资本主义?韦伯认为,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中国、印度等古老民族的宗教与西方新教格格不入,无法提供一套类似于新教的宗教观念,无法产生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精神动力,因而,对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可是,近半个世纪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对韦伯“儒家伦理妨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论断提出了有力挑战,人们重新认识东亚经济奇迹之因。金耀基、杜维明和勃格认为,科技、政治、宗教等多因素共同推动了东亚经济增长。艾勒塔斯、米策泽尔、金日坤认为恰是儒家伦理从根本上造就了东亚经济奇迹。余英时对“儒家伦理阻碍和促进东亚经济发展”的障碍论和有利论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究竟儒家伦理中的哪些具体成分与现代经济发展有彼此配合、相互诱发的功用?哪些具体成分没有发生过作用?我们不能轻率地对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下任何断语”。余达淮、银娟认为,韦伯的“儒教、道教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的生成关系”只说对了其中一半,其另一半“错误在于,恰恰没有看到儒、道思想也内含着这种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的生长性因素。那些认为儒、道思想对东亚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持怀疑态度的人看到的更多的是儒、道思想与资本主义的过去相悖的因素,而看不到儒、道思想中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相协谐的因素,看不到儒、道思想也有促进经济发展或维护经济秩序的一面。 四、价值观原因 1.价值观本身。钟阳胜指出,价值观是经济持续增长的社会精神条件,如果没有价值观的更新和现代化,就必然要影响社会经济的增长。他指出了价值观在经济增长中的认识、刺激、调节作用和功能,以及价值观转化为影响经济增长力量的途径和环节-社会实践。 2.作为价值观总和的态度。缪尔达尔通过对南亚地区长达十年的调查研究,写出了长达2300页的研究报告《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的研究》。在该书第三章“价值前提和价值判断”中,论述了作为价值观总和的态度在南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说,“我们必须考察决定南亚人行为的一切精神倾向。对于这个更广泛的范畴,我们将使用普遍接受的术语‘态度’,意指促使行为成为现实的价值观的总和。”他所说的“态度”可以理解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群众对制度在内的某些经济社会问题的偏好,可以理解为受到已经确立的制度的支持。他认为,社会制度和态度应该改变,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有效竞争,促进发展。南亚国家现代化理想的轮廓包括改善制度和态度等方面,其中态度包括下列单个项目:(1)效率;(2)勤勉;(3)守纪律;(4)准时:(5)节俭;(6)非常忠诚;(7)行为决策的理性;(8)准确改变;(9)密切注意在变化的世界中出现的各种机会;(10)旺盛的进取心;(11)正直和自力更生;(12)合作;(13)愿意采取长期的观点。缪尔达尔发现,南亚地区实现现代化困难重重,仅态度的改变就如此困难,因此,南亚地区想迅速实现现代化,似乎是一种戏剧性的变化。 3.人的自由和发展。阿马蒂亚·森阐述了人的自由既是发展首要的终极目标,又是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发展的原因就是扩展人的自由。阿马蒂亚·森所研究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等在内的广义的发展。阿马蒂亚·森的“自由”概念是在“实质的”意义上定义的,即人们享有按照自己有理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包括使人们免受饥饿饥荒、贫困危机、营养不良、疾病、不能识字算数、无文化、过早死亡之类的困苦,以及消除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民主政治参与、缺乏各种平等法制权利和社会保障等状况。“消除使人们几乎不能有选择、而且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其理性主体的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构成了发展。”他还用大量证据说明,“自由如何促进发展,而缺乏自由、压制自由如何阻碍发展,排除严重的不自由对发展是有建构性意义的。 马克思早就指出,“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佩罗认为,一切个人的发展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佩罗新发展观的真谛是,如果没有与发展休戚与共的所有人的参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如果发展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发展就不可能发生。陈春花指出:“尽管发展经济的途径各不相同,解放生产力的具体方式互有迥异,但它们最终总要归结到一点上,这就是对个人的发展,对个人的解放。无论生产力在今天的内涵多么丰富,外延多么广泛,它的主体始终是人。一切财富都不过是个人创造性天赋的发挥;任何时代的社会生产力,都只是这个时代所有个人的创造性天赋发挥程度的总和。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就是发展人;反过来说,每个人天赋的发展也就能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搞活,发展科学技术、发展教育文化等措施,之所以最终能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究其原因,不是由于它提高了个人的才能素质,就是由于它调动和激发了个人的创造积极性。” 五、意识形态原因 库兹涅茨、舒尔茨、诺思、林毅夫认为,包括道德和伦理等在内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调节机制,其本质是每个人的行为受一整套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调节,它影响个人行动和交易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缺乏远见,看不到不受约束的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他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用以约束这种行为,并把它作为一个变量引入交易费用分析中,用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在诺思看来,一套完整的正规化制度固然对经济发展有利,但若没有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补充,经济发展效果是否理想就颇成问题了。因为,任何正规化制度都不是绝对完善的,尤其在一个博弈的社会里,尽管有整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在限制个人行为程度上仍存在相当的可变性,经济主体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依旧广泛存在。诺思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有一种获得某种好处而不付费的“搭便车”行为动机。若社会成员都想成为或都等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创新活动的激励。因此,一个社会需要通过意识形态力量来有效克服“搭便车”问题。因为,意识形态使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引导,而使其行为决策过程简单明了,减少了社会的交易费用。总之,一个社会若要得到长远的经济发展,必须致力于建立一个交易费用低廉的制度环境,在这过程中,作为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尤为重要。 诺思还认为,对制度公正与否的评价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有效率的意识形态能减少现行制度运行的成本,从而贡献于经济增长。一种制度能否诞生、诞生后能否在低成本状态下运行,与人们对该种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的理解高度相关。 因此,意识形态是个人与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一种节约机制。意识形态正是通过影响机会主义行为及交易费用、制度执行费用及制度力等途径来影响资源配置及经济增长的。“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等意识形态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要素。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动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 罗雪尔等力图从心理上和道德上对引起国民经济衰落的内部原因作出解释。在他看来,那些在历史上消亡了的国家,其灭亡确切地说并非因为它们遭到外来力量破坏,而是因为它们丧失了其原有的国民性,即国民道德素质受到损害。在国民道德素质较高的国家,衰落的过程会推迟。一国国民构成愈是以道德和技能高的人居多,衰落就愈是不会急促地到来,新的发明和创造只会来自那些在道德和智力上没有出现衰退的国家。 经济学理论论文: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探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文关怀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明确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回顾马克思如何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说,马克思首先发现的是历来为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说明什么呢?那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二)马克思主义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劳动者的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必须在根本上造福于广大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谈到理想的生产时认为“这种生产,是以满足社会以及每一成员的需要为目的的”;“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造福于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及其满足。不断创造日益富裕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实现这一人文关怀所必需的条件。二是人的精神生活潜能及其需要。三是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的根本体现,人的社会性在人类本质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人类本质得以形成和实现的必备条件。要满足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就必须自觉地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制度安排,适时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所以,搞好人类的制度文明或广义的“政治文明”建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必然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完整的人且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人是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而存在。作为主体的同作为客体的人的统一,或者说,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人的完整性。在唯物史观中,一方面,人是一个客体化了的主体,也就是说,当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创造着社会历史的进程时,他们是受着客观制约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规定性的主体,他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这种客观规定性的范围内或前提下进行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因而他们的活动才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人又是一个主体性的客体。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它“将使它的社会成员能够充分发挥他的各方面的才能。”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发展本身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客观趋势”。当今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物质生产力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础的,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人文关怀思想的极大提升,也是马克思人文关怀经济思想的优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一)注重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始终占据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优秀位置。在马克思那里,追求人本身的全面发展是人全部历史活动的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由此,马克思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建未来社会的本质要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继承、坚持和发展这种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就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中关心人、尊重人、依靠人,把人看作是一切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的主体、目的、基础和希望,改变在理论及实践中存在的单纯关心经济客体状态,而忽略对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目的的人的关心。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被无止境地放大,导致经济活动中以人为本的价值矢量被倒转,主体被客体所湮没,目的被手段所代换。人逐渐变成了经济活动的工具,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聚敛成为人所争相追逐的目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人的需要满足的价值主旨日渐远离,甚至两相悖逆。经济活动由人是主体的价值实现过程,异化为人被当作客体和工具手段受到支配和驱使的过程。结果人的发展和人的本质实现问题淡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把人只当作经济发展的手段或者把经济发展中的物质价值放在人的价值之上,都是发展观的偏颇。要坚持科学的发展,就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正确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即创造力的充分体现。从根本上说,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的需要。一般来说,低层次所需要的一定程度上的满足是高层次需要产生的基础。而低层次需要,尤其是物质享受需要的满足程度,是因人的价值观而异的。只有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下,转变人的价值观念,提高人的素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从根本上遏止恶性消费和恶性开发,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和非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所以,要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在人的深层意识上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承认人类是自然界的普遍成员,承认自然界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承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财富,承认人类在环境问题上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从而建立起一种既符合人类持续发展的主观需要,又符合生态环境自然客观规律要求的、现代的、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平等、和睦、协调、统一、相互尊重。这应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要坚持科学发展,就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从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视角理解人类生存,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获得自身比较满意的存在和持续发展。 (三)正确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有机结合了起来,强调人类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目的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但必须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强调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马克思的这些重要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有指导作用。人文精神强调人之为人的尊严,其优秀是对人的尊重,把人作为评价价值的尺度和标准。科学精神尊重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把人的认识看作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科学精神重在“求真”,人文精神重在“求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二者是互相统一而不是互相排斥的。要坚持科学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就既要提倡人们对人生终极目标的追求,又要大力宏扬科学的理性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就要努力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使得求真、求善、求美之间走向一致和融合,使我们的社会不断完善、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国际经济学理论论文 国际经济学研究国家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它也分析一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间商品劳务和资金的流向,分析直接约束这个流向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国家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1]国际经济学理论渊源久远,对国际经济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说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其比较利益的思想是现代国际经济分析的起点,古典经济学说之后的“边际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际经济学形成提供了重要方法。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斯蒂德曼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与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特别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工资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自然不同。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思想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产业内贸易带来的社会净福利将抵消收入分配(要素价格)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2]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与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允许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二)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3]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4] 1、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与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如果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优秀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将其研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考虑战略互动作用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市场力量,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寡占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出口补贴促进进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强了出口税收鼓励进出口的作用,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探讨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影响。 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讨政府政策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幼稚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 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与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研究与开发、学习效应与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10]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差异产品征收最佳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与福利。他与詹姆斯·布兰德合作发展了国际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11]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二、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跨国银行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高潮,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与全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主权 首先,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主权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国际金融一体化加深了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内的相互依存,各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和国际储备的管理营运,都将对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已经成为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共同处理的问题。其次,国际资本力量的强大于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冷战后,国际市场的统一、金融自由化的加快、技术革命的促动,使国际资本空前扩张。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下,资本力量已经超越了国家力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巨额资本高速游走,瞬息万变,资本的扩张和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改变了政府发挥作用的环境,增加了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被严重削弱(如国际资本流动的“溢入溢出效应”对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这些巨额流动资本完全是在任何单个民族国家的管辖的范围之外发挥作用。而民族国家,包括是最发达的国家,无论从实力、理论、法律还是从技术上都无法做到防范于未然,都无从控制国际游资的冲击。最后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升了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地位,在特定的时期对于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提出了挑战(如IMF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由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别化之间的矛盾加剧,呼唤全球性的金融体制,监管体系与风险预警系统的建立,这必将导致各个民族国家金融决策主权的某种弱化,必须肯定,从长远看来,这种弱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是这种主权的让渡必须是相互的和对等的,不能被某种强权,尤其是金融霸权所利用和滥用。
法律史论文:应该抢救中国的法律史等 应该抢救中国的法律史等 q:我是一名法律人,虽从事法律工作也有十来年的历史,但却从未听说过“陈卓”这个名字。读了方圆5月上的封面报道《陈卓往事》,使我又了解到一个应该铭刻在法律史碑上的人。 这几年,很多法律界的老人去世了,马克昌、陈桂明、张宇霖、邓正来等等。他们中有一些因常常在媒体露面而被大家所熟知,更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多的一些却只是在学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因为,现代法律在中国的历史实在是不够长,以至于我们忽略了很多重要史料的记录工作。应该趁着这些法学巨擘还在的时候多请他们谈一谈,这也是在抢救中国的法律史。 a:小编也觉得,我们总是在有人逝去的时候,才后悔什么事情还没有做。趁着历史的当事人还在的时候,保留真实的历史给后人看,是年轻法律人应该重视的问题。 洗浴中心盗窃频发, 检察官给提个醒 q:编辑老师,您好!日前,我所在的河南省内乡县检察院审查了这样一起案件:打工青年、无业游民、大学学生、未成年人等4人,从结识到被抓获,短短5天时间,从甘肃到西安一路向南到南阳辗转7个地方,在洗浴中心盗窃作案5次。 近年来,发生在洗浴中心的刑事案件越来越多,我们想给大家提个醒。发现被盗后,第一时间搜集相关证据,即使公安机关破获不了,洗浴中心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规定,顾客在洗浴消费的过程中,其随身携带的财物交由洗浴中心保管,或自己存放于洗浴中心提供的衣箱内,店方都承担有看管的义务。(文/李玉军) a:很多人丢了东西找店方都面临索赔难的问题,看来还是应该举起法律武器啊。 国家政策变化导致无法贷款, 开发商该退回首付款吗 q:因为母亲多病,身体一直极差,东北的冬天很寒冷,母亲气管疾病,天天在家不能外出!兄弟姐妹凑钱给父母打算在北海贷款 买一套房子供父母休养之用。 2009年年底,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在北海定了一套房子,交了2万订金,当时说是首付2成就可办理。但等到2010年让我们去办理贷款手续的时候,说首付最低3成,当时为了贷款容易批下来,我们凑到了4成的首付在楼盘销售公司的带领下交给了开发商,开始办理贷款手续。结果在贷款还没有审批下来的时候,国家政策调整,外地人不允许贷款,导致这次买卖无法进行了。现在开发商拒不退还首付款,一直给我们的答复是:等有下家买的时候再退。请问我们该如何做? a:因为国家政策导致的无法贷款,属于不可抗力,您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由开发商退回首付的,这与开发商是否再次卖出房子没有关系。面对这种情况,您一是可以向当地建委部门投诉,看是否可以协商解决问题。否则可以委托律师,直接向房产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返还首付款。 法律史论文:近代法律制度建构的历史观照 原文作者:张松 摘 要 自清末至民国,通过全面学习移植西法,建构起一个与西方大陆法系相似的“六法体系”,而另一方面,却是人们生活实践和司法实践中的传统依然,形成制度与实践相背离的吊诡状态。归根溯源,乃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变”与“常”二者的张力结果。变与常,既是近代中国法律转型的社会现象和“辨证规则”,也是其中存在的问题,更是近代中国法律制度建构的历史观照。 关键词 变与常 近代中国 法律制度 历史观照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从公议到公断:清末民初的商事公断制度研究”(11yjc820168)及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清末民初的商事公断制度:建构与解读”(2011sjb820013)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张松,法学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研究方向:近代中国法律史。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14-02 关于“变与常”,无论古今中外,都有着莫名的热衷,但却聚讼纷纭,未有定论。如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即说过“一切皆流,一切皆变”,孔子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叹,老子却有“不知常,妄作凶”、“知常曰明”之论。除却哲学与文化,其他学科也有变与常之分,如数学上的“常数”与“变数”。可见,变与常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存,互相纠葛在一起。 传统中国,伦理等级分明,社会秩序井然,多数时期呈现出稳定和谐的局面,因此在古代中国,“‘和’、‘均’、‘安’才是常道,冲突与矛盾则属变道。”但历史车轮行驶至近代,西方的强势入侵,迫使中国不得不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洪流,从传统的“千年不变”突转为“十年一变”,中西文化冲突成为时代的突出内容,“这是一个变的时代:从社会到个人,从制度到思想,都在剧烈地变动着。”正是由于社会形势的日新月异,一个多世纪来的史学界和法学界大都侧重于近代中国社会趋变的一面,褒之扬之,即使间或有论述不变的一面,也是基于批判的立场,贬之抑之。无疑,这一研究取向既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表象相契合,也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大势相一致,但却有意或无意中引导人们认为“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唯一面相,从而对近代以来中国的认识陷入一种单一的平面景象之中,忽视了一直隐藏于社会实践中不变(即常)的一面。 在强势的西方文明面前,中国本土文化与中国意识处于弱化和简化的状态,失却了以往包容万象、吸纳异域文明为己用的雍容气度;而自上至下、急功近利的富国强民意愿更是生硬地将一个截然不同的异质社会和文明插入进来,一个西方模式的“新社会”已初步成型。然而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并未因此而被截断,传统文化精神仍牢牢地扎根于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从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的“大变法”,到沈家本的制订新律,再到清末新政、共和民国的建立,以及南京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六法全书”体系,无不是以“变”——即学习西方、移植西法为主导,从而形成一个双重结构模式的社会。即一种西方的法律体系和司法模式已在明面上建立,而人们的法律意识、法律的实际运作方式仍深受传统法律文化精神影响,从制度到实践,整个法律的运行环境仍深受传统制约,形成一个“制度与实践相悖离”的吊诡状态。 以商事法律制度建设为例,无论是商事裁判机构,如大理院、商事公断处等的构建,还是一系列商事法规,如商法总则、商事程序法、商事单行法等的草拟与出台,其中无不饱含着浓郁的传统法文化元素。大理院乃是由传统的中央司法机构——大理寺改制而来,商事公断处则建基于以往的行会及其行议机制,而固有的商事习惯如合伙、担保、借贷、居间等,均可以在有关商事法规中发现端倪。一言以蔽之,在近代中国商事法律制度建构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变”道占居主导地位,但“常”道仍或显或隐地对其不断产生影响。这种现象不仅仅见之于商事法律制度建设,也同样见之于其他部门法制建设。从某种角度来说,近代中国的法律制度建构是仿效西方移植而来一个庞大的西方法框架,而在框架内却是中西杂糅,新旧混陈,且一直影响至今。譬如当前仍有所留存的传统风俗习惯,国人的一些习惯性思维等则是有力佐证。 [论文网] 制度建设如此,司法实践亦然。从官方司法机关到民间裁判机构,无不在司法实践中重视援用本土法律资源。以民初大理院为例,大理院通过颁布判决例和解释例的形式来弥补法律法规的匮乏,将本土民商事习惯导入司法审判之中,与法律条文形成互补,从而使得近代民商事习惯与西方法律精神文明初步融合,构建起独具特色的商事裁判机制。官方如此,民间亦相若。民初的商事公断处在裁处商事纠纷时,所依据的仍以本土商事习惯为主,以东渐而来的西法为辅,甚至二者综合为用。这一情形,恰与官方行为相呼应,形成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正如苏力所言:“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的相互沟通、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妥协和合作将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并且必然是一种渐进式的制度创新。”而民间商事裁判机构——商事公断处,虽然其存在与民族国家追求司法统一的目标及社会发展大势相悖,并因此受到政府的挤压和抵制,但鉴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其存在却是有着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这从当时商事公断处的理案效果就可以看出来。以致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民间裁判在今天的中国仍有其生存空间。 清末民初,正是我国近代法律制度的草创时期。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为习惯法的存在和实施保留了一定的法律空间,一大批行之有效的商事习惯被引进法律条文、导入司法实践等,不仅弥补了法律法规的不足,而且增强了现行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实践证明,商事习惯在司法实践中的广泛运用,商事法规对商事习惯的吸收,不仅丰富了商事司法裁判的法律渊源,推进了社会对法律本土资源的认识,而且为法律的继受提供了一个相对可行的途径,为以后制定更加完善的法律创造了条件。这无疑是“常道”对“变道”的具体影响。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清末民初的法律继受,是一个多方面参与、全方位移植西法的过程,是国人在内外交迫的情境下做出的选择,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理性化的过程,意即科学化、知识化、专业化等的过程,并伴随着一个法律人阶层的递嬗代换、新的专业法律人取旧制度下的法律人而代之。”从1904年清政府颁布近代中国第一部商法——《商人通例》开始,到1928年民国南京政府建立时止,晚清政府与民国北京政府拟订和颁行了多个商事法规,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囊括了商事主体法、商事行为法和程序法,基本上建构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商法体系。而近代商事法律制度建设所取得的成绩,近代商事法律制度传统和现代并存、东西方法律精神共生的特点,既有政府的功劳,也有社会的贡献。近代商法的变迁发展过程,表征了法律继受的长期性,“也许只有在中国人整体的法律生活(由活生生的法律到国法)找到一种与外来法律较少隔阂冲突的融合方式时,继受成功的可能性才会加大。”正 如王伯琦先生的分析:“第一,从新法律的内容而言,这原本不是本土的产物,这与西洋新法产生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他们是所谓‘观俗立法’的。新法的创制是受了自己社会情况的逼迫。我们的新法是舶来的,主要是受了国际环境的逼迫。另就法律的执行而言,问题更为严重。在我们的传统思想上,只有具体道德规范的实践体会,绝少抽象法律原则的逻辑推演。这是中西文化极显著的鸿沟。他们在历史上已经过数次严格法的训练,我们自秦汉以来就从没见过。这是在中国当今法律上的二个基本问题,到今天,须要切切实实地检讨一番才是了。” 自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进入社会转型的“历史三峡”时期,法律制度的重构是其中重要内容。不可否认,仿效西方移植而来的法律制度有水土不服之嫌,而中华法系因此趋于解体也是不争之事实,法律文明的消亡与重生始终是相伴相随,未曾割离开来。德国法学家维亚克尔曾在其巨著《近代私法史》中批判了将近代德国法制建设诉诸继受带来的同化或抵抗的危机,认为这将会使研究者的眼光陷于偏颇,应用近代的发展趋势来解释,将可更明确、有创意地说明这些创新事物。他认为:近代德意志在继受罗马法的过程中,始终都有法条制度为因应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本身的进展——被创造出,乃至继续演变,它们既不是“罗马的”,也不是“(古)德意志的”法制,毋宁是新法制。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审视近代中国的法律继受(或近代中国的法律生活),视其为中国法律的近代自然发展。虽然这种发展是在外力的诱发下而发生、发展的。 自晚清迄至民初,一个与已施行两千余年的传统法律制度迥异的新法律制度渐趋成型,而新的法律意识也随之悄然在国人心中养成。毋庸置疑,无论是法律制度,还是法律意识,在其建构养成的过程中受外力因素影响较大,带有明显的西法印痕,但如果进一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既无法将其与传统中华法文化相隔绝,也不能忽视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法文化因子。换言之,即近代中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意识乃是一个东西法文化共同构成的混合体,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既有别于传统,也有异于西方的新事物。而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则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代表保守力量的“常道”和代表变革力量的“变道”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变道和常道并非固守不变或泾渭分明,而是互相纠结不清,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今日的变道将会成为明日的常道。“变与常不是相对立、相排斥的,而毋宁是相反相成的。……常中有变,变中有常,这才真的接近了真理的边缘。” 史家唐德刚先生认为,“一部‘中国近代史’,实在是一部从中古东方式的社会型态,转向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型态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史’,也可叫做‘中国现代化运动史’”。近代中国的法律制度变革亦如此:它既是中国传统法律文明的近代转型,也是中国传统法律的现代化。但如何转型、如何现代化的问题却一直迁延至今,未有定论。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到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等的“打倒孔家店”,从陈序经、胡适的“全盘西化”到近年苏力的“本土资源论”,我们与其认为其是中国学者面对西学的态度及认识上的变迁,不如说是对中国(包括法律)现代化路径的艰难抉择。 梁任公曾言:“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非吾之所敢言矣。”“变”和“不变”(即“常”)既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为艰难的抉择,同时又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种真实写照。一百多年来,“变”的形式和内容始终居于主流与主导地位,从而遮蔽了那些退隐幕后的相对“不变(常)”的东西。“变与不变是研究中国历史与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把钥匙。用这把钥匙可以打开许多至今仍紧紧关闭着的门。”而前文王伯琦先生所言的两个问题,以及张之洞、陈独秀、胡适、苏力等数代人的歧异主张,其实都可以说是衍生于“变道”与“常道”的博弈,是各人对社会中变与常的认识态度的外在反映。变与常,既是近代中国法律转型的社会现象和“辨证规则”,也是其中存在的问题,更是近代中国法律制度建构的历史观照。 法律史论文:谈史上最牛彩票所涉法律问题 谈史上最牛彩票所涉法律问题 公众知情权与中奖者隐私权,文明社会应该注意双方面的保护 网友:公开中奖者的信息,涉及中奖者的隐私权和公众的知情权,显然,彩民隐私与公众监督应在博弈中平衡,那么这平衡点在哪儿呢? 张树国:任何一个走向法制的国家,在社会的进化过程中,都应该注意双方面的保护,寻找更为合适的结合点。广大公众特别是广大彩民比较关心直接参与事情,充分的了解有关信息,是他们的权利。就个人隐私权而言,我国的《宪法》、《民法》都有相关规定;对于大众知情权,所有法律也都有明确的规定。依照法律满足双方的需求,是要建立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前提之下,因此在这个时候无论是个人,就是中奖信息持有者,还有广大公众都应该相互理解。 《国务院彩票管理条例》原则上保护了中奖者和公众双方权利 网友:您参与过彩票管理条例的起草,请问我国2009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彩票管理条例》,只保障彩民的隐私权,而不涉及公众的知情权? 张树国:彩票管理条例既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同时保护中奖者个人隐私权,保护中奖者个人的信息保密权是在第三章27条,发行销售代销以及其他业务职务便利知悉中奖个人信息的人员应当给予保密,这是针对有关人员、有关机构对中奖者个人信息进行保密。第4条规定,彩票发行机构、销售机构在发行、销售开奖过程中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公开是全社会公开应该公开的信息,这是保护公众权益最基本的东西。第20条规定,彩票发行机构应及时将彩票发行情况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公众监督,这也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基本规定。所以,双方面的权益在保护,对于双方公众和个人,对于双方权益保护,从立法层面来看,划定了个人信息和中奖信息、中奖结果三者不同的关系。中奖者个人信息保密,这是法律规定。但是中奖信息和中奖结果必须向社会公开。因此我们说《国务院彩票管理条例》原则上保护了双方权利。 杜绝“非法操控”是体制问题,不是法律能解决的 杨再昌:请问张树国委员,如何加强彩票发行的法律监督,从根本上确保中奖的公证性,杜绝“非法操控”? 张树国:关心法律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国家彩票发行历史并不悠久,但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出台了《国务院彩票管理条例》。无论是体育彩票还是福利彩票,体制机制的问题仍然存在,这个问题更多的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体现在事业单位企业经营,这是体制的问题,不是法律能解决的问题。尽管法律规定由财政部进行监督,有社会公众监督,但是怎么监督?监督的程序是什么?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细化、明确。 网友:请问张律师,如果有人对最牛彩票提出司法控告,是否可以引进司法介入调查? 张树国:这涉及到一个公益诉讼的问题。我们国家对于权益受到侵害公益诉讼由谁提出来,现在的规定不明确。像你刚才说的彩票、彩民,就是关于彩票的问题,我认为有问题我提出诉讼,可能是彩民也可能不是,如果是彩民、当期彩民可能还要考虑如提供证据证明他的中奖是非法的、无效的。比如说湖北事件,摇奖过程中里面放了一个小钉子,假如说是小钉子不应该是6号,而是5号掉下来了,你侵犯了我的权利可以诉讼。退一步说你不是彩民,我是社会公民,我当期没有买彩我要提出诉讼这就很难。 抢劫彩票、抢劫彩票资金都可能被处于极刑 网友:张律师,彩票作假算不算一种抢劫行为?数额巨大的,可不可以处以极刑? 张树国:按照我们国家相关的法律,对于彩票涉嫌犯罪的行为,应该包括几个大的罪名,比如说第一个是抢劫罪,抢劫彩票、抢劫彩票资金都可能被处于极刑。第二个是诈骗罪,用虚假彩票骗取获奖资金,那么可能以诈骗罪论处,虽然不是极刑但是很重。还有侵占罪和贪污罪,这可能涉及到彩票发行人员。 在我们国家往往一个大的事件出现会推动进步,我相信河南3.6亿彩票中奖事件通过我们广大的彩民、广大公众的普遍关心,那么必然会引起立法机构、彩票发行管理机构的高度重视。通过我们媒体不同角度的宣传和报道,把不同的声音推向公众,推向我们的立法机关,推向我们的管理机构,必然会对国家的彩票发行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我所说的推动作用更多的是在规范的范畴。所以这个事件出来说它是可喜可贺的,这个事件的出现,彩民、发行机构、管理机构、立法机构通过媒体关注,会对我们国家整个彩票发行和将来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帮助作用,使之更加完善、科学。 福利彩票本着扶贫济困的原则,甚至在某些层面上平衡均富 xzjuli:请问张律师,通过电话、手机及其他媒体购买彩票时,彩民们要注意些什么? 张树国:这是常识性的问题。我们通过电话投注的形式买彩票,应当说程序上还不是十分完善。这里面涉及的法律关系相对比较繁杂,作为彩票的购买者,它通过银行结算,通过电话程序,来买彩票就涉及到一个双方授权的问题。我们知道任何彩票发行机构都是单位,金融系统是属于彩票资金结算的机构,这个时候我们用电话投注的方式就将金融机构推向了接受委托和资金结算的双重身份中。简单地说,过去买彩票你到投注站买传统的彩票,然后彩票投注站把这个钱通过银行存到彩票中心账户里面去,完成了买奖和付款的程序。我们现在通过电话进行投注,首先就要由银行确认你的投注成功了,第二你需要支付的资金已经划付了,同时银行担任了银行确认你彩票是 否在他这一阶段完成交易的委托。同时他还有义务像彩票中心用程序来报告这个人买了彩票完成了交易程序。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如果银行因为金融系统的程序问题或者跟彩票发行系统连接问题,导致虽然对你确认,虽然买彩的资金确认,但是没有在当日发给彩票中心,所以当期就没有你的彩票。怎么办?在我们国家对电话彩票投注还有一定的争议,在全国也出现了个案。所以在电话投注、短信投注还没有十分完善的情况下,我建议彩民从个人财产权益的保护上考虑,还是尽可能不要过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多使用这种方法,采取传统的方法更安全。 xzjuli:请问张所长,电话购买彩票后,因没及时去拿彩票,开奖后卖彩票人将中奖彩票占为己有,此时该怎么办? 张树国:这个问题无论是电话投注还是普通的方式投注,结果都是一样的,买彩票的人买了彩票以后,没有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去兑奖领奖,由于各个彩票中心有不同的规定,可能作为弃奖装入投奖池继续来做。但是如果彩票站因为别人没有领奖而将奖金据为己有,就是犯罪了。彩票投注站的工作人员、管理人员,采取这种方式取得他人彩票资金最终要受到刑事处罚。 彩票给我们广大彩民带来了实惠,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挪用公款、导致购票综合症,有的越陷越深,甚至不惜抵房子卖地,丝毫不顾及自己的生活状态,这会给家庭带来不和谐,也可能给某些小范围的地方带来不安定。但是加强引导、加强疏导,这些弊端是可以解决的。 茫茫人海,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我们看问题从利弊双方来看,更多的是看主流,引导走向和谐。同时我这里要提醒,不要把改变人生命运寄托在购买彩票上,我不反对购买彩票,如果我们把精力和财力都赌到彩票上去,那不是一条很好的路。 法律史论文:试析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恶法非法”之争及其影响 论文摘要 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两大命题之对立是自古以来法学界的一大重要争论点,这个问题贯穿了几乎整个西方的法律思想史,围绕着这一争端,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法学观点或法学理论体系。而其中的许多理论至今依然极具法学理论研究价值。甚至可以说,由于对这一法学理论问题的争议引导了很大一部分当代主流的法律思想的产生。本文拟通过西方思想史上“恶法非法”之争的几个发展阶段、代表人物及其观点、立场的简要介绍,对这场至今未有确定结论的争端对当代社会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带来的巨大影响做出简要评析。 论文关键词 恶法非法 自然法 分析法学 法律实证主义 历史法学派 一、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 古希腊智者克里克勒,最早提出了法有良善之分的观点,并将良法的确认标准归之于自然法。 即不合乎自然法之法。自然法是西方法律史上的一个重要法律概念,它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各个时代的法学家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阐发出自己心目中的自然法理念。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将之称为“全人类平等遵守的自然理性”,中世纪神学家认为它是“神的理性和智慧在人间的反映”,而黑格尔称之为“绝对精神”。但总体而言,自然法总是相对于实际制定的实在法而言的,具有能够衡量实在法是否具有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法的价值的功能的某种特定标准。与“恶法非法”相对的自然是“恶法亦法”,顾名思义,它强调即使不符合自然法的标准,实在法依然应该为人们所遵守。他们认为:法令条文本身作为法律形式应有其权威性。法律既然被颁布,就应当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然而,“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之间的对立也是相对意义上的,“恶法非法”强调的是法的内容的“正当性”,而“恶法亦法”强调的是法的形式的“合法性”。按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1)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2)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也即良好的法治应当是法的内容的“正当性”与法的形式的“合法性”的统一。正如我国学者刘杨所说:“应从统一性的方面理解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学派的关系,二者的对立只具有方法、策略、手段的意义,在根本目的和宗旨上二者完全一致,它们共同构成了法治的两块基石。可以说,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派是流淌在同一条河道上的思想之流。” 二、“恶法非法”之争的历史进程 纵观西方法律思想史,如同罗斯科·庞德认为法律的历史始终在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同坚持细致的规则之间摆动一样,法律的历史也长期在“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的此消彼长之间摆动。且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出来, (一)萌芽阶段的宗教法与君王法令的对立 在荷马史诗和海希奥德的诗歌所描绘的古希腊时代,法律被认为是由神所颁布的,而法律和宗教之间密不可分,人们认为宗教仪式是神祗之命令,即使是国王的权力,也是神所赐予的。当王权与宗教仪式产生冲突时,宗教法占据更高的地位。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就反映了这一情形。安提戈涅的弟弟他生前违反了国家法律,克里奥的国王禁止安提戈涅给他举行葬礼,但安提戈涅依然按宗教仪式的规定埋葬了自己的弟弟。因为按照古希腊人的看法,葬礼是神圣的法律命令。 在王令与神之法对抗时,他们选择适用了非实在法形式的神之法,这也是“恶法非法”之争的最早体现。 (二)自然法、神法与唯名论者的对立 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芝诺认为“自然法就是理性法,在宇宙中普遍有效”,西塞罗认为“智者的理性是衡量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五大法学家之一的盖尤斯认为:“具有普遍意义,反映所有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共有成分的万民法,即自然法。这一时期的自然法思想,基本反映在《查士丁尼法律汇编》、《法学阶梯》等官方学术著作中,按此观点,不合于宇宙普遍有效的自然法的实在法,当然要作为“恶法”加以摈弃了。 中世纪最早关于自然法的论述是在圣保罗致罗马人使徒的书信中,指出自然法是“刻在人心中的法律”。教会法的代表人物圣·奥古斯丁认为“自然法即是上帝之法”,而圣·托马斯·阿奎那将基督教义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巧妙结合,把法律分为永恒法,自然法,神法,与人法四类。自然法作为神的领域的永恒法在人间的反映,地位高于人法。此种位阶高下之分亦表明法学学者们对于恶法的否定。这一时期,只有少数不可知论者们或曰唯名论者们如约翰·邓斯·斯各脱等认为上帝的自然法是不可认识的,因而否认自然法的存在及其实际适用。这一观点虽然在当时尚未产生重大的影响,后来却客观促进了19世纪的伦理相对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发展。 (三)永恒的自然法与现实的君主特权之间的对立 文艺复兴后,资产阶级为提高自身地位,获取更多经济利益,一方面要求限制君主专权,另一方面又提倡新教改革,希望脱离基督教会对人们意识的掌控。同这一时代特征相对应的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特点是:反对教会的专权,要求将神法与人法相分离,但是又要求对君主的权利有所限制。其主流观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阶段,分别有着不同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1)受重商主义和开明专制主义思想所影响,早期的资产阶级法学家们重点关注对腐朽的宗教制度的反抗。作为早期资产阶级法学家的代表人物,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承认永恒的正当,理性的命令——即自然法的存在,但同时却并不承认自然法同宗教中上帝的联系。德国的塞缪尔·普芬道夫在格老秀斯的思想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更为详细的自然法体系。但由于缺少对王权的限制,这一时期实施自然法的最终保证只能是统治者的自制和智慧。(2)1649年英国清教改革后,政治、经济,哲学中自由主义思想盛行。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洛克、孟德斯鸠等,他们更强调人对自然法的支配及相应的分权理论,如洛克认为:每个人都可执行自然法,处罚违反自然法,侵害他人自然权利的行为。(3)在资产阶级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其代表人物卢梭却提出了与以上学者们相反的观点,在坚持人民主权和社会契约的基础上,他要求人民必须绝对遵守主权者的命令。并认为这种做法才能真正体现人民的主权,然而托克维尔却称之为“多数人的专制”,博登海默也认为,这种依多数人意见做决策的方式易导向“绝对的民主”。 无独有偶,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也提倡议会至上原则,认为“议会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受控制的。” (四)自然法学派与分析法学派的对立 1789年法国革命的失败,欧洲大陆形成了一种反理性主义的倾向,强调普遍理性、各民族之间的共同的公平,正义的自然法理论逐渐式微,学者们更加关注各民族,地区法律制度、法律思想的自身特征。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继受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更注重民族精神在法律制度中的作用,“法律是内在地、默默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它深深地扎根于一个民族历史之中,而且真正的源泉是普遍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 这种对民族法律文化个性的关注深深影响了之后的法学理论研究。而这一时期真正与自然法学派在“恶法非法”问题上展开激烈争论的是分析法学派,也即法律实证主义。发源于中世纪的唯名论,在20世纪的维也纳发展成为了逻辑实证主义及它在法学界的分支——法律实证主义,他们摈弃一切哲学中的教条和纯理论主张,蔑视所有的伦理,社会因素对法律实践的影响。认为只有建立在经过检验和证实的知觉经验基础上的关于现实的主张才是正确的,正义即合法性。其代表人物约翰·奥斯丁创立了分析法学派,强调实在法的影响和“主权者的命令”。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纯粹法学派则更加彻底,如汉斯·凯尔森就要求清除法律科学中所有评价标准和意识因素,单纯注重法律的形式和结构。“法律的概念没有任何道德涵义,其决定标准乃是‘强力因素’”。因此,这一学派自开创伊始就同自然法学派就“恶法非法”问题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但是,20世纪下半叶以h.l.a.哈特为代表的新分析主义运动却缓和了这一矛盾,他们修正了奥斯丁等人的一些过激观点,承认社会学的解释方法和自然法哲学的方法的合理性,同时也坚决捍卫实证主义“忠实法律”的基本原则,“尽管其中有些规则可能和该社会的道德意识明显不相符合”。 自反对提倡实在法律制度的绝对完善的概念法学和形式主义的利益法学运动和自由法运动在欧洲大陆兴起以来,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来研究法律的新兴法学流派不断涌现,使得本世纪的法学理论建设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也因此,现时的法学学者们不再单纯关注法的内容的“正当性”与法的形式的“合法性”某一方面。现时的法律实践也往往是多种手段的结合,既强调法律本身的权威性,又伴随着对利益,目的,价值等各种因素的综合衡量。在这种状况下,关于“恶法非法”之争亦逐渐式微。 三、“恶法非法”之争带来的影响与反思 自古希腊时代开始,这场实然法与应然法之争贯穿几千年,对法学理论和法学方法论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围绕着这一争端,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法学观点或法学理论体系。法学学者们观察,研究法律问题的角度、方法,手段也愈加多样化。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恶法非法”之争,其巨大作用和影响是令人深思的。笔者在此提出自己的一点浅见,以期收到抛砖引玉之效。 首先,就司法实践而言,“恶法非法”之争必然对法律解释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争论带来的“恶法之恶”与法本身的安定性之间的矛盾,在实践中往往大量借助法律解释的帮助,以获得个案的衡平。如杨仁寿教授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所说“对于恶法,应作合理的阐释,使之合乎法的目的性”。 各民族各地区的司法实践中所长期采取的这种作法,使得法律解释体系更加完善、严密。 其次,就这一命题本身而言,前人的各种著述令我们明白,要想达到“良法之治”的效果,就要实现法的内容的“正当性”与法的形式的“合法性”的统一。良善的法律不应该仅仅是符合道德,符合自然公正,符合自然法;法律的形式是否合理、程序是否正当、主体是否适格等问题也同样重要。 法律史论文:我国全日制法律硕士的历史、现状、问题 1995年4月11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13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置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的报告”,这标志着我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正式设立(1996年6月5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通过“关于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更名的通知 学位办便字第960602号 ”,“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变更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法律硕士(jurismaster,以下简称jm)创立的大致进度是:“1993年研究,1994年论证,1995年批准,1996年试办jm研究生教育,1998年开展在职攻读jm学位教育。”2006年,我国全日制法律硕士进入正式举办阶段。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展开描述我国全日制法律硕士的发展历程,最后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概述。 一、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目标的历史沿革 培养目标直接体现了一个学位的类型和定位,通过考察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目标的历史变迁,可以进一步了解全日制法律硕士性质的变化过程,如表1所示。 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目标历程在两个方面出现了变化。一个方面,是职业道德要求上的变化,即由不强调德育到强调德育再到注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转变;另一个方面,是能力要求上的变化,即由“高层次专业人才”到“高层次复合型实务型人才”的转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律职业道德”与“高层次复合型实务型人才”将继续成为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的基本目标。 二、全日制法律硕士生源结构及考试科目的历史沿革 全日制法律硕士生源结构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及考试科目的变化反映出了我国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内容的变化,如表2所示。 全日制法律硕士生源结构与考试科目变化可以区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0年前法律硕士实行单独考试,全日制法律硕士不限制往届法学本科毕业生的报考,考试科目从统一走向分类,又从分类走向统一,并且考试难度不断加大。第二个阶段是2000年后法律硕士实行全国联考,全日制法律硕士从限制法学本科生报考到2009年开始放开法学本科生报考,且同年考试科目分为法学卷和非法学卷。同时在2003年,考试科目由5门减为4门,最终考试科目确定为政治、外语、专业基础、专业综合4门。 三、全日制法律硕士教学方法的历史沿革 全日制法律硕士的教学方法历来重视以课程教学为主,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同时强调从重视案例教学到实践形式教学的转变。具体到我国全日制法律硕士的教学实践,采取比较多的教学方法有:课堂讲授法、案例教学法、情景模拟、现场实习、法律诊所、模拟法庭、小组讨论等。近年来,法律诊所教学日趋得到重视。法律诊所教学方法是指“让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为处于困境的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通过真实的案件,使学生亲自参与诉讼活动,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法律。”它有角色模拟和真实案件的重要特征,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同时它没有利益驱动,也可以锻炼学生的高尚法律道德情操。 四、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规模的历史沿革 截止目前为止,法律硕士培养单位已完成第八批审批,院校总数增至115所,如图1所示。 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单位数量的增长经历了两个重要的时间点:一是2000年法律硕士培养试点单位完成全国布局,二是2006年法律硕士开始进入正式招生。图1的数据正反映了这种趋势:(1)1995-2000年(布局阶段),增长维持在9所/批以内;(2)2000-2006年(稳步发展阶段),增长维持在11所/批;(3)2006-2011年(大规模发展阶段),增长维持在30所/批以上。 五、全日制法律硕士存在的基本问题 (一)法律专业教育不够突出 当前,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目标重在突出复合型、实务型,然而强调法律硕士的专业教育不够突出。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不同,它是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它的目的是通过系统的讲授某一学科专门知识,培养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的人才,为未来的职业做准备。” 霍宪丹教授曾指出,“jm教育也必须建立在基本掌握法学专业主体知识的基础之上,这一点,也正是美国jd教育制度的基石。” (二)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不够重视 全日制法律硕士在创设之处就已经强调把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放在首位,然而15年来,法律职业道德课程还没有进入必修课。欧美一些法律教育很出色的国家,都把法律职业道德课程放在必修课里面,耶鲁大学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优秀课程包含了“律师执业道德”。 (三)政治外语考试没有突出法律硕士特色 目前法律硕士的政治和外语入学考试采用与其他研究生相同的试卷,入学考试实行“2+3”模式,而不是mba、mpa采取的“1+4”模式(即政治由各试点院校自行命题,英语和其他3门专业课由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织命题、联考)。2001年,由李有根副教授执笔的专题报告“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jm)招生考试改革研究报告”就已经指出了这个问题。报告认为,“无论是从遵循专业学位的本身特点,还是实现专业学位统一的考试模式角度,jm的考试模式均应进行改革,采用''1+4''模式。” (四)教育质量有待提高 法律硕士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其培养规模基本上满足了社会的刚性需求。法律硕士的培养应该从注重规模转向注重质量。2011年4月11日,“首届全国高校法律硕士精英论坛”在厦门大学举行,会上代表们基本达成共识,“我国法律硕士教育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重点是如何提高法律硕士的培养质量,而不是扩大法律硕士的招生规模。法律硕士的招收不应该成为各高校创收的工具,国家及各高校应该重点提升整个法律硕士培养的质量,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高层次的复合型的法律人才,才有利于我国法律人才队伍的壮大和素质的提高,才有利于法硕共同体的长远发展。” (五)法律硕士与行业准入挂钩不强 目前我国法律行业的准入门槛是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而当前国家司法考试的报名对象包含了没有受过专门法律教育的人员,很多考生经过两三个月的突击考试就能顺利通过司法考试,这对整个国家的法律教育有很大的冲击。加强法律专业教育与国家司法考试之间的联盟,取消非法律专业人员的报考,这对建成最低限度的法律职业统一性有重要作用。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2004年,日本模仿美国法学院教育模式建立了新型的法学教育机构“法科大学院”(lawschool)。日本法科大学院是建立在大学院(大学的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和法学部(大学法学本科)的基础上,它与我国的法律硕士十分相似。法科大学院学生毕业后可直接取得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在日本,除极少数情况外,只有法科大学院毕业生才有资格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法律史论文:黄宗智法律史研究范式中“第三领域”的学术贡献 黄宗智先生所提倡的结合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经济史、利用诉讼档案来研究清代以来的法律制度的进路,是享誉史学界的法国年鉴学派开辟的总体史研究方式的一个体现。总体史包含了整个人类的生活,进行总体史研究,必须打破所有学科和领域的严格界限和分离的状态,对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因素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学科的专业化趋势,其实是人为地制造研究的封闭格局,形成一种互不往来的闭塞状况。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宗智先生的著作及其试图综合社会史、文化史和制度史的努力,不仅构成某种智识上的挑战,更获得了某种智识之外的意义,因此,黄先生的著作似乎可以称为一种“总体性”的法史学研究成果。 一、主题意义上的“第三领域”范式 《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中,黄宗智先生充分利用了《满铁惯调》村级民事纠纷的实地调查材料、重建了这些材料中628件民事案件发生的社会背景,阐述了民间调解作为纠纷处理非正式系统的构成、作用和实际运行,认为清代民事审判并非州县长官的“教谕式的调解”,而是根据法律频繁并且有规则地处理民事纠纷。628件案件中,126件是告诉后由庭外民间调解处理的,264件记录不完整的案件中,应有半数左右属未经堂审即得以调解的,因此。通过半正式途径解决争端的可能达到258件,这些案件的处理方式,即为清代纠纷处理中介于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之间的“第三领域”。 从对诉讼档案的量化分析,不仅体现对个案处理细致入理的观察,也以定量研究的方法,提出了普遍性的问题。如县官是不是偏向道德训诫而非法律条文、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他是否更像一个调停者而不像是一个法官?如何理解诉讼档案与传统观念间的差距?从区分清代民事调判制度的形式、诉讼的规模、民事诉讼费用、“衙蠹”及当事人的抉择与策略分析等事实角度,揭示了不同社会背景与结构下的民事诉讼形式——小农社会背景下的宝坻、巴县形式,复杂社会结构下的淡水、新竹形式,并将之视为由社会结构的变迁导致的历史的纵向变化。 黄先生也从阐释学的角度,提出清代民事诉讼实际并非是传统观念中设想的走极端,比如无讼与滥讼、清官与衙蠹、良民与讼棍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认定模式,而是从场境和具体实践的角度,证实了律文正史与法律运作现实的差异和背离,指出了州县官们的活动中德治文化与实用文化的双重影响,即秉持“实用道德主义”原则处理案件的真实动机。将清代法律界定为实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矛盾性结合,并将之放在“世袭君主官僚制”的政治制度背景下理解,认为清代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可以看做是“世袭君主——实体的”表达和“官僚一理性的”实践的一个结合,德治主义和实用主义纠结在清律、县官和地方政府的实践中,权利在理论上被否定但在实践中得到保护。 黄宗智的理论创见是提出了一个介于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之间的清代纠纷处理的“第三领域”。在黄宗智的解说中,第三领域内,纠纷是在当事人及有关调解人员对县官批词中难得见到官方律例的表达。这涉及到黄先生提出的一个对“法律”概念解释的问题,即采用规范法学意义上的界定,认为规则的法律只存在于大清律例中,在黄宗智的第二领域(民间调解)与第三领域中,出现的裁判依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法律及其组织体系,而是为一定群体所共享、共守的一套规则知识和观念组成。“第三领域”运行的前提是存在两套知识系统,官僚阶层共享的关于儒家经典及官方表达(律例)的知识,民间调解中的“地方性知识”。“第三领域”是上述两种知识系统相互冲突、平衡、妥协、吸收的空间,或者是两者关系作用的一个结果或者构成。 《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更能够充分体现黄先生从经济史、社会史到法律制度研究的学术旨趣转向。因为“法律制度的研究结合了社会史与文化史。过去,社会经济史和文化史学者多分道扬镳,互不过问。但在法律领域中,两者是不可分离的。”这种转向的主题揭示意义,还在于“法律史促使我们不仅对待行动还要对待表象,不仅要对待现实还要对待理想。比起其他的材料,法律文件更能阐明习惯性实践和官方意识形态二者的逻辑,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逻辑。它们本身尤其便于寻找一些隐含的原则和遵循的逻辑。”这使法律制度的研究获得了跨学科的意义,并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主流问题发生关联,对于改变“幼稚的法学”的尴尬局面,不无裨益。 作者运用了一些地方诉讼档案,除了前面提及的四川巴县档案、河北宝坻县档案、台湾淡水分府和新竹县档案以外,还包括一些民国时期的诉讼档案。这里,也揭示了法律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对于史料的整理与系统化,以及新史料的发掘与使用,是否仅仅停留在论据层面就达到了学术上的创新。我认为,史料的运用和整理在达到“充分化”的程度时,它的学术贡献才是独具价值的。这不仅依赖于对史料的系统化工作,更依赖对于这些史料的阐释并挖掘其中的内在联系,以及与其他史料相互佐证,贡献于“总体事实”和理论构建。诉讼档案不仅在史料的使用上较少,它“同时包含有关表述和有关行动的证 据,意识与行为的分别研究不可能像诉讼案件的研究那样显示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这里存在一个学术研究在保持自身独立品格的同时,与何依存、为何服务的问题。该著作偏向讨论中国法律历史中的现代性的方面。黄宗智关心的始终是清代法秩序与中华民国法秩序,以至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化以后的现代中国法秩序之间的历史继承关系。从近百年的法律实践来看,可以看出现代中国法律已经初步成形,既有明确的道德价值观念,也有实用的认识方法,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和理论。 二、比较方法意义上的“第三领域”范式 笔者的理解是,将两本书相互渗透,全面理解作者的系统思路和理论构设框架,体会贯穿其中的论证线索,获得一种无偏颇的认识。同时,这种安排也暗含了方法论上的提示,由于民国法律制度和现代法律制度在性质和实践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通过对于民国与清代法律制度和实践的对比,可以间接得出关于清代法律制度和实践的看法。法律史中以今析古的比较研究方法,昭然若示。所阐述的清代法律和习俗有关民事的概念结构和逻辑、案件记录中透露出的清代司法实践、20世纪立法者对法律中现代概念的追寻、国民党法院如何于立法者的意图与当时的社会风俗之间斡旋。体现历史变迁的动力和型式的内容连贯一致的学术史命感。 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二元结构分析模式影响下,屏蔽了关于变化与连续的过程中多侧面的相互作用。黄先生将比较的原则和方法贯穿于三个层面:即成文法、民间习俗及司法实践。认为对于清代与民国时期的确切比较不能仅以成文法为基础,因为那样会夸大实际的变化;清代与国民党法律不同的指导意识形态与社会取向的确重要,但它们的不同也可能掩盖了习俗的基本延续及法典的实用条例与法庭的实际行为对习俗所作的重要让步。通过以上三个层面之间相互作用的考察,才有可能了解自清代至于民国间民事法律制度的变化与连续。 贯穿于《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的主线是表达和实践的比较,《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的主题则涉及到清代、民国以及过渡时期的关于法典、习俗和司法实践三个层面的比较,比较的难度愈发增大。黄宗智先生秉持超越价值评判进行比较的学术自醒。在第三领域的比较研究方法中,阐明了超出现代主义假设看问题的学术理路,目的在于阐明两者经过明言以及未经明言的合理性,没有认为此优于彼。通过把每一方都当作另一方的澄清性陪衬而把两者概念化和相对化。从这点上看,这种研究的精神和旨趣接近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要求,具有新文化史的范式特征。 三、研究所得到的启示 (一)法律史研究中的立场以及方法论问题需要获得应有的重视。 在保持自身的独立研究品格的同时,也需要对研究场境中的“总体事实”做全面深入观察,并有助于现实问题的认识和理论体系的发展。 (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客观主义与文化分析主义可以获得结合,并相互应证。 无论是“实践逻辑”还是“现代传统”,都促使研究关注社会事实,既不将事实化约为“表象”,也不忽略理论提炼,在认识问题复杂性的同时,致力于理论发展的努力。科学对待理论与实践、应然与实然的关系问题。 (三)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很重要。 问题的提出与展开,在学术传承和学术创新方面的价值,更甚于一些具体的论断。法律史研究中,常遇到材料不足的问题,而这种缺欠其实更多是缺乏问题意识的结果。历史材料本身是沉默无语的,如果缺乏问题意识,再勤奋的努力也可能局限在零散的整理工作之中。 法律史论文:浅议中国法律史教学的困境和出路 浅议中国法律史教学的困境和出路 中国法律史是教育部规定的普通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学生的十五门优秀科目之一,但作为理论法学基础法学课程,即使在专门的政法类院校中,这门课程也是一直处于相对落寞的地位。本人作为政法院校的中国法律史任课教师,结合一线教学实践,发现该课程教学的主要困难有: 一、课程安排的限制。主要体现为课时量的缩减和课程授课年级和具体时间的不妥安排。以西北政法大学为例,中国法律史作为十五门必修课之一,课时从过去的80个课时减为最近的68个课时(每周4个课时),每个学期的实授课时通常在60个课时左右(除去十一假期和考前总复习),中国法律史课程的全部内容在有限的60个课时内,实际上无法完成正常的教学内容,据不完全统计,我校的中国法律史任课老师授课只能勉强讲至清朝部分,近代法律史部分压根没有时间讲授;中国法律史课程安排在大学三年级第一学期讲授,三年级的学生比之一、二年级的新生,临近毕业,尤其法科的大学生紧迫任务很多,如司法考试复习、考研、考公务员及就业准备。这个时候开这门理论法学课程,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的。这也是中国法律史到课率不及民法、刑法、经济法等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中国法律史课程具体授课节次安排最多的是早上第一、第二小节或下午最后的两小节,无论对于授课老师和上课的同学来说,这两个时间段都是不折不扣的“垃圾”时间,学生或困或饿,严重影响了上课的效果。 二、优质教材的缺乏。《中国法律史》教材编撰的不少,这些教材基本上都是按照朝代顺序一气排下来的,各部门法分散在各个不同的朝代中。这种纵的编撰方式,优点是条理清晰,便于同学记忆,不足之处在于内容史料成列感强,显得枯燥,教学中明显缺乏对学生发散思维的引导。反对这种教材编撰的学者认为这种编撰方式是历史的方法,缺乏法学的元素,不利于法学专业学生的学习和训练。我认为,编出《中国法律史》的优质教材关键在于如何综合历史学和法学的方法,并结合本科学生实际。切不能为了追求法学元素做成部门法史的总和,也不能为了追求普遍性做成法律历史故事集成。 三、《中国法律史》教学最大的困难是现有的课程分科中的不利局面。21世纪初,中国法律史就被硬生生地分割为“制度”和“思想”两块。如今在全国所有开设法学的院校中,《中国法律思想史》在本科的教学中为选修课程。按照马小红老师的观点:如果学生只“必修”了中国法律史,而没有“选修”中国法律思想史,也就是说只知中国法律史的“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学生对传统法的了解无法做到全面真实。这种“学科”的分野,也为学生带来了极大的误解,如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法律制度而无法律思想,中国古代就只有专制皇权没有民主元素,中国古代自始至终都是人治等一系列误会。 直面以上三点主要困难,如何使中国法律史这门古老的学科散发出青春的活力,如何最大限度地呈现课程的魅力,给学生以专业知识和历史启迪,在我看来应该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 一、中国法律史教学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荀子说:“有治人无治法。”法律史教学的基础在于中国法律史优秀教师的培养,基础法学在各个法学院校均不是“大热”,基础法学的任课教师因为授课内容不直接与司法实践相关,所以受学生们关注程度也是很有限的。在21世纪终身学习的背景下,我们的法律史教员如何在立足讲授基本课程内容的前提下,完善发展自己的各方面素质,包括文化修养、外语能力、社会知识、政治常识等。只有出现大量优秀的法律史教师,才会有优秀的、受学生喜爱的中国法律史课程。 二、教学内容需要改革,教学内容应避免简单重复。除了增加思想史的内容,还需要补充特色鲜明的 地方法制史。在法制史的传统教学中只讲授国家法,随着法制史研究领域的拓宽和深入、区域经济的发展,我们应当增加地方法制史、民族法制史等内容,使法制史拓展为多元化的体系,体现学科的融合性、多元性。这一点的教学实践做得比较早的是黑龙江大学的“中国法律史”课程组,他们目前已在课堂上讲授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黑龙江流域金代法制的特色”、“哈尔滨沙皇俄国领事裁判权问题”和“东北解放区法制建设研究”等专题,这些内容不仅学生们喜爱,也已得到了教育行政部门的认可。西北政法大学法律史团队是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传统三强之一(另二强是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科院),学科中边区法制史研究最新成果如果加入到本校的中国法律史教学中,就能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三、持续创新教学方式。广泛开展研讨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研讨式教学,教师要有意识地提出问题,突出对立的学术观点,组织学生进行辩论,以此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案例教学使学生了解当时的立法背景,加深相关法律知识和重点问题的掌握;播放法律史相关的影片,如本人在中国法律史课堂上就播放了电影《孔子》,它吸引了同学的注意力,激发同学的法律史学习热情。丰富多彩的课堂符合学生学习的心理要求,在法律史的厚重中平添了一份青春元素。 法律史论文:中国法律史学名家张晋藩 中国法律史学名家张晋藩 2008年1月16日,北京飘着细碎的雪花,记者赶往张晋藩先生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办公室,终于得见这位中国法律史学界的名家,开始了长达两个小时的采访。张先生学识渊博、真诚洒脱,使采访工作顺利进行。 记者(以下简称“记”):张教授,您好!很荣幸能够这样面对面地采访您。我们都知道您在中法史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但是我们了解到您本科时读的是文学专业,那为什么后来弃文学而从法律呢? 张晋藩(以下简称“张”):是的,我本科时在国民党的国立长春大学攻读文学专业,我读法律是受我姐姐的影响。1949年,中国政法大学刚刚成立,我姐姐被保送到中国政法大学。我当时在外事学校,就是现在的外国语学校读书,因为她去中国政法大学了,我也就转去了。我和姐姐在旧大学时就在一起读书。 记:在1952年就开始改造司法机关和改造旧法人员,就这个情况您能不能作一介绍? 张:当时我不在司法机关工作,而是在人民大学法律系工作,情况知道得很少。1953年进行了一次司法改革,这次司法改革,主要是批判旧法观点,整顿司法队伍,改造旧法人员,大体上是这样的。首先,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批判旧法观点。当时人民大学的系主任叫何思敬,是党内的老法学家。在延安时期,他翻译了《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国共谈判时期是中共代表团的法律顾问。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彻底清算旧法观点》。当时专门召开了学术讨论会(科研报告会),有些所谓旧法先生也来听了,影响很大。那时候人民大学法律系是很有权威的。其次,改造队伍。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包下来的政策,将旧法人员接收过来后进行改造。当时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报道,揭露旧的必须加以整顿的司法官站在剥削阶级立场来处理问题。最后,少数改造好的旧法人员可以继续从事司法工作,多数旧法人员不能做司法工作了。司法队伍如何充实呢?就是调干,调干培训。那时候有短期的调干培训班,也有长期的。长期的是在大学法律系读四年。至1965年,法律系的学生全部是调干来的,没有青年学生。调干学习以后充实司法队伍,继1953年之后,1958年又整顿司法队伍,但已经与1953年有所不同。 记:您学法制史是组织上分配还是自己选择的呢? 张:那时候没有选择专业的自由。当时有两个准备:一是参加军干校,抗美援朝;二是被调作研究生。后来调我去读研究生,调就要服从,分配什么专业就学什么专业。当分配我去学法制史,很多同学都为我感到惋惜,因为他们觉得法制史很没意思、枯燥。我却十分高兴,因为和历史有关,很感兴趣。研究生期间都是读世界法制通史,由苏联专家讲课。毕业后我被分到中国法制史专业做教员。我们共有四个研究生,两人研究外国法制史,两人研究中国法制史,我研究中国法制史专业,从1952年一直到现在。 记:1950年您就开始在人大读研究生,那时正值苏联专家来华之际,那请您介绍一下苏联专家的授课情况,以及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情况。 张:当时人民大学派来一个苏联的总顾问,负责人民大学的全面建设。各个系、各个专业都派苏联专家。招收研究生事实上也是苏联专家的建议,这在今天看来是相当有战略眼光的。当时人民大学一期招了两百多名研究生,法学有二十几名,都是从本科生或干部中挑选的。1950年7月份人民大学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研究生的培养计划是苏联专家制定的,研究生要学两门大课:马列主义基础和政治经济学。我们法制史专业苏联专家来得晚,所以一开始是何思敬何老给我们上课,何老很有学识,世界史的知识非常丰富。苏联专家来了之后就由苏联专家给我们上课,大概上了一年多时间。开始我们觉得苏联专家简直是高不可攀,很有学识,后来逐步发现苏联专家实际上是在照本宣科,讲的都是苏联教科书,如:《国家与法权通史》、《苏维埃国家与法权通史》等。苏联专家从教学计划、到辅导、到课堂讨论、到毕业论文、到考试都参与了。师生相处比较和谐,限于语言,交流不多。 记:当时中国法制史是由谁授课的? 张:没有人授课,前面说了研究生期间是苏联专家授课,毕业以后我们以苏联的教科书做范例,自己找材料,编写成书,进行教学。非但那些老法制史专家不能授课,连他们的书都不许看,以免中毒。所以我们学中国法制史就是以苏联的教科书做范例,自己找中国的材料,进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无师自通。 记:中苏友好时期,关于我国学生赴苏留学的情况您了解吗? 张:选派赴苏留学生对发展我国经济与科技起了很大作用。1954年的时候,我已经做教员了。组织上找我谈话,告诉我想送我去苏联留学。知道后很高兴,那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赴苏留学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身体检查。政治审查涉及个人问题、家庭问题、社会关系问题。政治审查通过后检查身体,检查身体也非常严格。在检查身体时我被怀疑患有风湿性心脏病,转到同仁医院复查,最后体检勉强合格了,但最后因为身体原因还是没有去成苏联。身体检查之严格到有一点鼻炎也不行,因为苏联气候寒冷。 记:1957年反右开始以后,反右的情况以及法学界中被打成右派的人员的情况,请您跟我们谈一谈。 张:1957年反右一开始,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我当时做团支部书记,到底怎么把握,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有疑问的。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开始反击右派。当时法学界被划为右派的人很多,这和法学界“左”的思潮是分不开的。当时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和老师共被划了六十多个右派,而法律系总的人数也不过几百人。我们毕业的四个研究生中,三个都被划成右派了,就剩我一个,即75%都被划为右派。那时候有些批评是不讲科学、不讲道理的。法学界比较“左”,不少老法学家像钱端升、楼邦彦等都被划成右派了。依法治国在当时也是典型的右派观点。 记:1958年的运动您了解吗? 张:1958年的是全面,也包括法律。法律的结果就是不要法律,只要政策。政策就是法。这个观点影响很大。在这个过程中,司法机关缩减合并,因此“”期间的无法无天,并不是凭空来的,有一个发展过程。 记:在反右以及时您的个人经历是怎样的? 张:反右期间在校内参与运动,期间学校全部下乡,基本上没有人。当时是公社化、公共食堂、大讨论的时候,我都参加了。1958年从南到北全面大丰产,但丰产却不丰收。首先是因为农村公社化后,人们没心思干活。其次,公共食堂大浪费。我所在的大队队长曾讲道:“从古到今,哪有吃饭不要钱的?现在吃饭不要钱了。”下面就有一个老农偷偷地讲:“是啊,吃饭是不 要钱了,可干活也不给钱了。”老乡吃饭都是带着情绪,馒头隔墙就扔出去了。有一次公共食堂包饺子,老乡们把家里的菜板都搬出来了,场面十分壮观。这顿饺子从早上八点钟吃到晚上8点钟都没吃完。因为小孩先吃,小孩吃完后玩一圈又回来吃了,这顿饺子吃得真是漫长。 那时候的大讨论,讨论的内容很难以想象。譬如欠债要不要还钱,男女要不要分开居住。事实上就是太平天国时期的男有男营、女有女营。年终结算时,当年农民一分钱也拿不到。公社化、公共食堂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益处。1958年的共产风实际上是农民的空想社会主义,人的认识水平依然停留在《天朝田亩制度》那个阶段。 记: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您的经历又是怎样的? 张:这期间的经历十分糟糕。基本不讲社会发展的规律,“左”上加“左”。到60年代初,来临。那时候因为粮食不够吃、饥饿引起全身浮肿,整个学校80%以上的人都浮肿。人民大学让每个职工打十斤树叶交到食堂,磨碎了和到面里头,窝头都是绿的,叫做叶绿素窝头。到1961年高级知识分子给糖给豆了,情况才稍微好转。天灾乃实,但浮夸风造成的人祸也不可低估。 1958年以后教学内容简单了,主要讲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很多课程都取消了。像民法、合同法、行政法、劳动法都取消了。法理、法制史、刑法的课程还能保证。这段期间,教学秩序时断时续。在我的印象中,“”前十几年中,只有1956年和1961年没有搞运动。 记:在那样一个学术氛围不正常的情况下,您是怎么写出那本讲义的? 张:我写讲义是从1953年开始的,主要是现代的讲义、国民党时期的讲义和抗日民主政权的讲义。因为当时没有力量写古代的讲义。从1961年开始才真正地写讲义了。1961年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社论,这就意味着运动不搞了,一切恢复秩序,学校也恢复秩序了,教学科研都走上正轨。这时候我开始写了古代部分讲义,叫做《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第一分册,古代部分。后来我于1982年出版的《中国法制史》第一卷就是以那本讲义为基础的。所以说1961年,一切都恢复正常,开始认认真真做研究。 记:那么就是说从您毕业开始做教员一直到1978年这段时间,中国的法学研究一直处于停顿状态对吗? 张:运动是波浪式的,一起一伏,运动一开始,学术研究就要停止,所以中国法学在这段时间一直处于不正常的状态。 记:您刚刚提到1962年又开始运动,那后来的运动中您的经历是怎样的? 张:1962年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再次掀起政治运动。先是“五反”。1963年调我出去“五反”,我十分不情愿,因为我的讲义刚刚出版,接下来要写近代中国国会史。可是因为组织调你出去“五反”是对你的信任,不能不去。我要求去图书馆参加“五反”,学校同意了。在图书馆“五反”期间,我把图书馆的藏书大体浏览了一遍。“五反”后紧接着就是“四清”运动。“四清”时我被分配在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社。等“四清”完了,紧接着批海瑞罢官,“”来了,所以运动基本没断。 记:您上面提到您读研究生的时候是不能接触民国时期的法学著作的,那么您在图书馆“五反”期间接触到过那些法学著作吗? 张:在“五反”之前也偷着看,那时候和图书馆的管理人员比较熟悉,先看《九朝律考》,后来陈顾远的著作也有所涉猎。对我们那个年代来讲,做学问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我1963年带了一个研究生,叫刘海年,曾任社科院法学所所长,是我最早的研究生。他常跟我的学生讲:“当时去图书馆都是偷偷摸摸地去。”依常理学生去图书馆是天经地义之事,但当时在搞火热的群众运动,谁还去图书馆。我1954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当时不到24岁,发表文章后十分高兴,但由此背上了一个罪名:名利思想。当时一方面提出向科学进军,另一方面又不鼓励。当时我发表文章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一则以喜是因为我的文章毕竟受到了社会的承认,一则以惧是又加重了名利思想。1958年我发表一篇文章后,我们的支部书记对我讲了这样一句话:“你现在还写文章啊?”这话在当时分量相当重。 记:在“”期间您有没有受到冲击? 张:“”前,我和另外一位教授合写了《科举制度史话》,是吴晗编的历史小丛书当中的一本,这本书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1966年5月横扫牛鬼蛇神的社论发表之前,《人民日报》点了两本书,一本是《科举制度史话》,一本是《南京史话》,整版批判。虽然没点人名,但点了书名。说《科举制度史话》是宣传入党做官论,这就等于是被党报揪出来了。但是“”期间都没有让我站起来过,十分少见。我多次准备站起来接受批斗,但一直也没有批斗我。只有六份大字报,有三份是批历史小丛书的,有三份是批所谓的新生力量的。说到底我认为还是跟学生关系好,学生那个时候是真的保护老师。后来我做研究生院院长的时候,就放手让学生脱颖而出,培养他们当尖子,两个研究生发一台录音机,让他们好好学习外文。那时候的论文调查费四百元,全部发给研究生,那时候四百元可以周游全国。 记:最后请您就中国法制史这门学科的发展作一整体 评价。 张:法制史学的真正发展还是在1979年以后。1979年成立了中国法律史学会,在那个会上大家痛定思痛:没有法治何来人权?必须要建立一个法治国家。我在那个会上提出了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的设想。中国法制史是以中国为摇篮的,但研究中心当时却不在中国,这对中国学者来讲无疑是巨大的挑战。我们要通过编写多卷本,把法律史学的中心牢固地树立在中国。1979年大家一致同意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1980年1月4日开会时,却没有足够的人力开展工作,直到1985年才重新提上日程。1998年这套书终于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全书十卷,共五百余万字。这套书是七十余位学者坚持不懈的成果,所以法制史学的发展需要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一个稳定的政策,一个老中青衔接的队伍。而且还要强调踏踏实实做学问,这样才能发展起来。回首过去,感慨良多,我们一定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发愤图强,让中国法制史这门学科越来越有生命力,能够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 法律史论文: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文化保守情结 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文化保守情结 一、一个响亮的口号——重塑中华法系 张晋藩先生在2000年曾写了一篇大手笔文章,题目是“重塑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这篇文章向学界抛出了近年来法史学界最为响亮的一个口号:重塑中华法系。法史学界不见这样的大文章,久矣。那么,这一举动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知道,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法律史学研究复苏以来,从事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研究的学者大部分都埋头于认知性的具体研究,以弥补学界一直以来对本国传统法制认知不足的缺憾。由于自知对传统把握不够,所以他们一直比较低调,比较谦虚,一直在心平气和地相互切磋对传统法制的特点、成因等的研究心得。没有人想到要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上悬置一个高大的目标,因为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任何高大的目标都离他们太遥远。如今,我们的老辈法史学家张晋藩抛出“重塑中华法系”这个响亮的口号,它无疑在宣告:中国法史学界已经成熟,提出自己的宏伟目标的时刻己经到来。“重塑中华法系”就是张晋藩提出的目标。他先后在后多个场合发出了他的号召。 《重塑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篇文章最先发表于2000年12月出版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一书中?①,接着又发表在2001年3月出版的《政法评论》?②上。前者是法史学界庆祝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20周年并召开1999年学术年会的成果结集,后者是中国政法大学校庆征文结集的续集。接着,据2003年中国法律史年会论文结集——《中国法制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中的年会综述所说,“张晋藩在会上提出了‘重塑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主题,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认可”。这是又一次的号召。此外,2005年,他又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张晋藩提出了‘重塑中华法系’的新命题”的文章,亲自鼓吹他的“重塑中华法系”主张,并称“为了这一信念(即重塑中华法系),从1980年开始,张先生连续发表了《中华法系特点探源》、《再论中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华法系的若干问题》、《重塑中华法系的几点思考———三论中华法系》、《重塑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多篇论文,系统地总结了中华法系的特点及其近代转型,提出了重塑中华法系的科学路径”?③。这以上的证据表明,“重塑中华法系”是张晋藩心中一个深藏已久的愿望,而且他非常希望自己的这一号召被学界接纳。 学界如何回应他这一号召的呢?查看2000年以后发表的论文和法史著作,除了2005年以张晋藩为带头人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组申请的一项名为“中华法系的复兴与和谐社会构建”的科研课题,仍在贯彻张晋藩的精神外,没有一篇论文对“重塑中华法系”这一口号做出回应,没有一本法史著作提及与这个“宏伟目标”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整个学界对张晋藩的号召表示了沉默。为什么学界诸公未能“心有灵犀”,领会张晋藩的苦心呢?我们还是来看看张晋藩那篇文章在说些什么吧。 二、为了民族复兴,还是为了保守传统 《重塑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篇文章中(以下引证文字均出自这篇文章),张晋藩主要阐述的是重塑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联系,以及重塑中华法系的基本纲领。在他看来,重塑中华法系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再生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支点,而民族文化的复兴又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因此“重塑中华法系”最终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见得“重塑中华法系”是多么“重要”、多么有“使命性”的一件伟大工作! 可是我们稍稍推敲一下张晋藩的论证逻辑就会发现,“重塑中华法系”根本不是要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是为了满足一种文化上的保守情结。虽然从英语reserve一词翻译过来的“保守”一词,本来是一个中性词,意为“保留”。但我要明确地表示,我这里是在我们最熟悉的带有贬义的那个层面上使用它的,意即对落后的老古董的极力保留。其实张晋藩完全没有必要打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招牌,来为中华法系研究张目,来给它贴金。中华法系研究,或者说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研究,自有它的学术意义,但没有必要给它上纲上线。硬是要上纲上线,拔高意义,恐怕就别有隐衷。我将要指出的就是,在张晋藩这篇文章的背后潜藏的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 首先我们来看张晋藩提倡“重塑中华法系”是不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他在这篇文章开篇便说,“一个民族的复兴是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其意思很明显是说,中华民族的复兴包括了文化方面的复兴。他给出的理由是,“如果文化水平、道德水平低下,缺乏进取精神、创新精神,没有民族认同感、向心力和凝聚力,这个民族也很难走上富强之路”。言下之意,文化的复兴能提高人民的文化道德水平,增进人民的进取、创新精神,增强民族认同感、向心力和凝聚力,这些好东西当然是中华民族复兴所必需的。 那么他所说的“文化的复兴”是什么呢?我们发现,他在谈“文化的复兴”时,虽然也表现得很“维新”,但却一直强调的是要继承传统的民族文化,保持文化的民族特质。也就是说,在他那里,“文化复兴”被转换成了“传统文化的复兴”或“民族文化特质的继承”。 他紧接着说,“因此,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除致力于实现经济、政治发展的条件外,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德国以及韩国、新加坡的社会发展都说明了这一点。只有立足于传统文化而又能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文化建设,才能为广大人民提供改造社会的巨大能动性的精神资源。” 这里他本该论证的是“文化复兴”的重要性,但他论证的却只是“传统文化的传承”的重要性,却绝口不提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后面补充的“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文化建设”这一句话不过是掩人耳目之辞。 他又在接下来阐述文化的重要性时说: “文化的根基在于它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民族文化不仅是产生民族凝聚力的内核,也是该民族生命力的源泉。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该民族文化的衰亡,亦即其文化特质的消失。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既是民族文化的特质和继承和发展,而更重要的是努力寻求与现代文明结合,即依据社会的现代化需求,对传统文化加以必要的改造和重建,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使之成为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力量。” 请看,他拐弯抹角说了“文化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这种客观现象,又说了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命力的源泉这种大方向正确的道理,最终落到“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该民族文化的衰亡,亦即其文化特质的消失”上面。这显然是一种偷换概念的逻辑,在“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命力的源泉”这个命题中,“民族文化”指的是“民族的全部文化”,而不是单指“民族的传统文化”。但在“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该民族文化的衰亡,亦即其文化特质的消失”这个命题里,“民族文化”却显然指的是“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张晋藩这里把“民族文化”概念偷换成了“民族的传统文化”,目的是要为继承传统文化张目。故而,他的论点最终落脚于“民族文化的特质和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然而,对近百年来形成的中国现代新文化,他却只字不提,似乎完全无视百年来中国文化发生的变化。 一旦把“文化的复兴”转换成“传统文化的复兴”,那么在张晋藩那里,复兴传统文化也就获得了“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崇高意义,保留传统文化就获得了正当性。他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重塑中华法系”也是一项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了。因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与改造就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支点,而传统法律文化的再生集中体现在重塑中华法系上”。这就是张晋藩打出“重塑中华法系”口号的整个逻辑。由于我们说他在这一逻辑过程中,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所以“重塑中华法系”根本就不能抵达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价值目标,而只能止于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这样一个文化保守主义的目的。所以说,张晋藩提出“重塑中华法系”不是为了民族复兴,而是为了保守传统。 其次,为什么说他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是不健康的,为什么我要在贬义的意义上给他戴一顶“保守”的帽子?在要不要继承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所有人都有一个共识:传统当中的东西只要它对我们今天有用,我们就保留它。张晋藩在文中也有这种认识,他说“当然,重塑(中华法系)也决不意味着简单再现,而是在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中华法系几千年形成的、合理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与当代中国社会之间找出适当的切合点”,他也知道要使用修饰语“合理的”来限定继承传统的范围。但是他在论证“传统文化的复兴”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之间的关系时,提出的理由却是“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该民族文化的衰亡,亦即其文化特质的消失。”由于他这里所说的“民族文化”指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传统文化衰亡了,其特质消失了,那么中华民族也就要衰亡了。言下之意,中华民族要复兴就要保留这种特质。 这一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从历史上看,一个民族走衰亡往往是因为受了具有民族文化特质的旧文化的束缚。中华帝国在近代之所以走向衰亡、危机重重,也是因为代表着中国文化特质的传统纲常伦理和法律制度在毒害他,因此想要中国再次强大起来就必须对它们进行改革,丢掉那种特质,重建另一种特质的新文化,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鲁迅曾引用朋友的话来批评“保存国粹”派,“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热风.三十五》)我想说,倘若有民族特质的传统文化阻碍我们进步,我们当然要抛弃它,而去培育崭新的民族文化。哪怕别人说我们中国今天己经西化了,已经失去传统中国文化的特质了,但洗心革面后有尊严的活着,总比躺在装满老古董的棺材里死去的要好。我很奇怪,为何张晋藩要拿“保留文化特质”这种盲目追求文化的民族特色的情结,来做最后的立论基础,这不是僵化的、生病了的文化保守思想又是什么?可以预见,这种思想引导下的“重塑中华法系”最终将只会是保守了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质,从而阻碍中华民族更进一步的强大。 三、一块可怜的招牌 张晋藩的那种文化保守情结,并非今天才有的新事物,而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未去掉的一种心病。因为这一心病,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法律史学界就出现了“建设中国本位的新法系”、“中华法系与民族之复兴”的口号。七十年后的今天,“重塑中华法系”的口号又再次响起。“中华法系”一词成了中国法史学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一个常用招牌。 我们知道,最早提出“中华法系”概念的人是穗积陈重,他所说的中华法系指的是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而不包括清末法律变革至今逐步走向完善的中国现代法律制度。中国的法史学者们,首先也都是在“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意义上使用“中华法系”一词的。这样,在他们看来,中华法系在近代已经走向全面瓦解,现实当中它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可是,由于中国读书人那根深蒂固的“续统”观念的作祟,“中华法系”一词一再被有意扩大外延,试图包揽古今所有的中国法律,一次又一次地充当“续统”的招牌。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20世纪三十年代和近年出现的现象。但是不管唱着“复兴中华法系”高调的人如何辩护,说“中华法系”没有消亡,它还活着,都没能博得人们的同情和共鸣。这是因为,中华法系已经死去是铁的事实,而他们的辩护又常常自相矛盾。张晋藩这篇文章为了使用“中华法系”这个招牌所作的辩护,同样是自相矛盾的。 他在文中说, “到了近代,由于国情条件的巨大变化,中华法系受到异域文化的强烈冲击,逐渐解体。中华法系中固有的专制主义、皇权思想、宗法关系等成份,由于失去了她所依附的载体而退出历史舞台。但就中华法系的总体而言,她凝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而不仅仅属于封建社会的法文化现象,实际上并没有消亡,只是处于艰难的蜕变、转型、更新、与重塑的特定阶段。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中华法系理解为只是个历史现象,或者是失去生命力的僵化的概念。” 请看他这里对“中华法系没有消亡”的辩护是多么可笑,他一面承认“中华法系逐渐解体”,另一面又说中华法系“总体而言”没消亡,世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逻辑吗?他为了保留中华法系这个招牌,便强行扩大中华法系的外延,称它“总体而言”,“凝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而不仅仅属于封建社会的法文化现象”。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总体而言”?凭什么说“中华法系凝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难道今天中国人的精神也包括进去了?至于说什么已经解体的中华法系,“处于艰难的蜕变、转型、更新、与重塑的特定阶段”更是让人不知所云之语。 从这段话来看,张晋藩之所以这么处心积虑,最终都是为了“证明”中华法系没有失去生命力,并非僵化的概念,还可以用来做招牌。他想以此为“重塑中华法系”这一口号寻找依据。但已然解体的“中华法系”显然承受不了张晋藩命题之重,因此我们只能说,“中华法系”是一块可怜的招牌。他的“重塑中华法系”在学界得不到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四、一种虚幻的民族主义情绪 当我发现张晋藩的“重塑中华法系”主张的根基处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情结之后,我又禁不住要想另一个问题:他这一主张所仰仗的“民族复兴”价值目标,与他所追求的“继承传统的民族文化,保持文化的民族特质”这一实际目标,它们之间是否有着共通之处? 当我读到张晋藩关于其“重塑中华法系”事业之背景的陈述时,我确信找到了答案。这两种目标有着共通之处,它们的背后都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在起作用。张晋藩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中这样说道, “中国近代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榨下,国力孱弱,民族危难,严峻的形势使民间革命和官方改革平行发展,但所追求的大都是西方式的,而不是中国化的。……经过百年法制改革的艰苦实践,中国已经具备了了参酌外国法律的同时走自己改革创新之路的条件。因此,21世纪应该是中华法系重塑的时期。” 原来张晋藩是不满于近代中国法律改革的西方化模式,耿耿于怀于改革未能走自主的中国化模式。在他心里一直憋了一口气,他觉得中国近代走西化的法制改革道路是被逼的,这是一件很丢中华民族的脸的事情。因此,在“时机成熟”的今天,就要提倡“重塑中华法系”,呼吁“继承传统的民族文化,保持文化的民族特质”,以免继续“西方化”而不能显得“中国化”。其实,近代全盘西方化的法制改革道路,何尝不是中国人的自主选择?之所以要全盘西化,也都是因为中国人觉得那样好才做的,这又何不可?我们对待改革,只需看这么做是否于中国有利,大可不必意气用事,定要去争个“中国化”的名目。张晋藩这番话表明,“重塑中华法系”不过是要争个“中国化”的虚名,这不是虚幻无用的民族主义情绪又是什么? 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价值目标。我们不禁要问张先生,法史学界有必要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吗?现在的中国不是已经复兴了吗?回顾近百年的中国史,中华民族在列强相逼的20世纪初生存了下来,后来又打退了日本的侵略,接着成立了新中国,香港、澳门主权的收回进一步标志着中国主权上的完全独立,这不正是一部民族复兴的历史吗?环顾今日世界,中国今天需要的并不是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务实求进的稳健发展之路。过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只会分散我们的向前看的注意力,浪费我们来之不易的、稳定的、埋头发展的机会。政治如斯,学术界亦是如此。张晋藩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口号,来给另一个口号“重塑中华法系”拔高意义,依赖的就是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成熟有如张晋藩先生的学人来说,这是不应该的。晚清以来的文化自卑情结当休矣。 法律史论文:中国法律史上的民间法——兼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多元格局 1962年,一位名叫sybille van der sprenkel的英国人类学家出版了一本关于清代法律的书,这部书虽然也谈到地方衙门,谈到大清律例,但是更多的篇幅被用来描述和讨论普通的社会组织和日常生活场景:村社、亲族、家户、市镇、会社、行帮、士绅、农民、商贾、僧道、婚姻、收养、继承、交易、节日、娱乐、纠纷及其解决,等等。[1] 如此处理法律史,显然是假定,法律并不只是写在国家制定和施行的律例里面,它们也存在于那些普通的社会组织和生活场景之中。所以,尽管van der sprenkel重点讨论的只有宗族的、行会的以及地方习惯性的法律,她这部小书却表明了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研究视角的转换。借用人类学家的术语,她使 竟有无宗教?在今天,这类疑问多已经不成为问题,应当弄清的只是 在 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下面就根据现有资料和研究,对明清时期的行会稍加介绍。 大体上说,会馆乃是建立在异地的同乡组织,其主要功能是联络乡情,兼营善举。会馆亦称公所,皆有自己的馆所以为居住、集会和日常各种活动之用。会馆的类型依其性质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为同乡士绅官宦提供往来便利的行馆、试馆,系由公众筹捐,各省公立;另一种则是商人或商帮组织的会馆,即所谓货行会馆,系由私人合资。不过,这类会馆不单是同乡商人间的组织,也有些是同业组织,或者二者兼有。行馆、试馆类型的会馆明代即已出现,至清代数量大增,多集中于京师,亦分布于省城。货行会馆则遍布全国大小商埠,其数量更远过于前者。[21] 二者之中,行馆、试馆功能比较单一,尽管如此,它们都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财产,有管理甚至经营的需要,有为满足这些需要和维持其团体而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及对犯规者的处罚办法。至于货行会馆,它们更主要的功能是管理和调节行内生产或经营上的各个环节,如生产组织的形式和规模、原料的获得和分配、产品的数量和品质、业务的承接、销售的范围、度量衡的标准、货物的价格、结帐的日期,以及同行之人的行为、福利和相互关系,等等。由于工商活动中关系的复杂性和利益的多样性,也由于相近行业之间的竞争,各工商行会的行规自然也都细致、具体和相对完备,其对违反行规者的处罚,从罚钱、罚戏、罚酒席,直到逐出本行。[22] 需要说明的是,也像宗族法一样,行会法同样是一种习惯法,只考察行规并不能使人们了解行会法的全部,因此,广泛利用其他文献资料和碑铭器物等也是必要的。[23] 上面讲明清会馆组织时提到商帮,实际上,“帮”也是行会上通用的一种名称,不过,在很多情况下,“帮”被用来指无须某种专门训练,单纯从事体力劳动的职业组织,如挑夫、河工、码头工中的组织。换言之,“帮”往往与社会下层组织有关,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帮”转义而指以社会下层人士为主要分子的秘密组织,因有“帮会”一词。最典型的例子是 和组织,小如各种诗文社、怡老会、学会、书院,大到团练、义社、善会、乡约,都是民间社会秩序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些会社,虽然其名称、性质、功能、规模等各不相同,但通常都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名之为会约、约法、盟词、课程、规条、章程、科条、条例等,以规范其组织,约束其成员,明确其界线。对违反社规会约者的处罚通常包括规劝、训诫、记过、罚酒、罚钱,而止于开除。[31] 这里可以顺便指出,表面上看,许多会社组织尤其是文人会社的内部规范远不如家族或者帮会的规约来得严厉和细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缺乏足够的凝聚力。由于我们所讨论的这类组织的自愿性质,也由于这些组织置身其中的社会的性质,它们那些看似温和的规约所具有的约束力量当远超出现代人惯常想象的范围。三 通过对民间法上不同源流的梳理,我们已经粗略地勾画出了 者即是子民,整个帝国则是一个大家庭。这里,上与下、治与被治、公与私以及国与家的界线都是相对的、变动的。[42] 因此,中国古代的法律多元格局就呈现为一种多元复合的统一结构:它既是杂多的,又是统一的;既是自生自发的,又是受到控制的;既有横向的展开,也有纵向的联系;既是各个分别地发展的,又是互相关联和互相影响的。这些彼此对立的方面,一方面包含了造成动荡的因素,另一方面也蕴涵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创造性力量。正是因为同时存在着这些不同的方面,也正是通过这些不同方面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帝国秩序才可能在长时期的变化当中保持结构的平衡。 法律史论文:技术变革与著作权法之间的关系 以法律史为基础的理论思考 关键词: 著作权法 技术变革 印刷技术 传播技术 内容提要: 著作权法的产生、发展与技术变革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作品传播技术,它既是著作权制度产生的技术因素和客观条件,也是推动著作权法发展和完善的重要保障。从法律史的角度看,先是印刷传播技术导致了著作权法的产生; 后来随着复制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类进入电子时代、网络时代以后,著作权法的发展出现很多新的特点。新技术变革带来了著作权法中一些制度的变革,如私人复制等。著作权法能够适应技术变革而不断完善。 著作权并非自始即有,而是随着复制传播技术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著作权的英文是“copy-right”,而“copy”即复制之意。故著作权最初是指与复制有关的权利,由于复制技术的发展,需要法律来对相关的复制行为进行规制,才产生了“copyright”。随后,著作权与复制传播技术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没有隔断过,正如英国著作权法委员会主席沃尔曾指出: “著作权法从产生之日起就一直不断地对录音、摄影术、电影摄影以及广播领域的革新做出相应的反应”[1]。著作权法“做出相应的反应”,是因为随着技术( 尤其是传播技术) 的发展,使用者和权利人之间就复制技术发展带来的利益分割一直无法形成稳定的标准,即在复制传播科学技术进步的背景下,使用者和著作权人试图最大化各自的权益,使得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益更多地归属于自己,这就需要著作权法对其进行协调。知识产权的二重属性( 产权、信息) 使其在理论和实践上一直面临着限制使用和信息共享的矛盾。网络技术所具有的大批量复制潜力等新的技术特征使上述矛盾进一步复杂化。 自将近三个世纪前始有著作权法以来,著作权这个术语的意思就如同其名所示: 指对某一特定作品加以复制——最初仅限于文字作品——以及未经许可禁止他人复制的权利[2]。著作权法并没有因为人类创作出第一部作品而产生,而是在印刷术得以广泛应用之后才逐渐发展建立起来的,可见现代著作权制度与作品的传播和复制技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可复制性( duplicability) 原则是构筑著作权制度的理论基础之一[3]。“在著作权保护的历史上,复制权即作者自己复制和授权他人复制其作品的权利 一 直 是 著 作 权 人 所 享 有 的‘核 心’权利。”[4]329著作权制度起源于复制权,同时复制是使作品得以传播的重要手段,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也集中体现于复制权[5]。一部著作权法的发展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复制技术发展的历史。因此,透过复制权的发展,我们可以窥见著作权发展的脉络。在著作权发展过程中,关于复制的法律规制是对社会公众使用作品影响最大的制度内容,因为其涉及到具体每个个体的作品使用。从法律对于复制的调整则可以看出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保护的基本立足点,以及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与作品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的基本态度。 一 著作权法与技术变革的关系:法律史视角 理解著作权法与技术变革的关系,是认识著作权法中复制与复制权的理论前提,因为“在版权保护历史上,版权制度始终伴随着复制技术的发展而发展”[6]。“自始至终,复制作品的权利都是影响出版行业的决定性因素,复制权也因此成为著作权法的基础,不管是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是如此。”[7]从复制权的产生我们可以窥见一些端倪。在著作权法与技术发展、变革的关系上,印刷技术的出现与传播具有基础和决定性的意义。 ( 一) 印刷技术的出现与著作权法 1. 印刷技术前作品的复制与传播。在印刷技术发明和推广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作为著作权保护的客体——作品即已存在,但著作权保护却是在印刷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在活字印刷技术发明以前,智力作品的保护是根据财产法来调整的。那时作品被视为一种有形的私人财产,可以和一般财产一样被自由买卖。但是,由于缺乏复制技术,作品的传播和使用方式均极其有限。复制的基本手段是手抄,而由于抄本数量很有限,这种复制对作者的利益几乎不会构成任何损害。相反,那时的学者为宣扬自己的思想观点,一般欢迎别人抄写其作品,甚至不惜雇人抄写。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可能产生著作权保护的需求。如果从经济学上的“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在印刷技术前时代,由于复制成本的高昂和传播的限制,作品更多地体现为“私人产品”的属性,只是在下述印刷技术出现和应用后因为复制成本降低和传播的便利,作品逐渐凸显其“公共产品”的属性,需要法律的专门调整。 2. 印刷技术的出现与著作权法的产生。著作权法是印刷技术发展的产物,印刷技术本质上是复制传播技术。从这个角度而言,著作权被称为“印刷出版之子”。前述英文中的著作权“copyright”,体现了著作权与复制( copy) 之间的渊源关系,即早期的著作权立足于复制权并且复制权是其优秀内容。事实上,复制是最古老的使用作品的方式之一。 在 1455 年德国人古登堡将活字印刷技术传入欧洲,大大促进了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印刷技术的采用,使作品可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复制,作品的传播速度也大大加快。印刷技术的发展也造就了一个出版市场。据资料考证,到 1500 年,从斯德哥尔摩到巴勒莫,有 245 个城市出现了印刷机。随着印刷图书的便利,印刷业逐渐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业,智力创作的作品就成了商品,并能给作者带来利益。 我国虽然是印刷术的发祥地,最早的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都出现在我国,但以手工操作为特征的活字印刷术在实践中并没有太多优势可言,直到清代,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印刷技术并不是活字印刷术,而依然是雕版印刷术。古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以机械印刷取代传统的手工印刷,大大提高了印刷的质量和速度,使得大众文化产品的复制和传播成为可能,最终促成了出版业的诞生[8]。 在利益驱动下,早期从事出版业的印刷商和书商印刷得最多的,是各种宗教书籍,其次是古典著作、教材和法律典籍。这些作品多与在世作者无关,因此从一开始,作者的利益就不在印刷商和书商的考虑之中。这些出版者所关注的是如何防止任意翻印,以保护其投资和获利机会。早在印刷机被引进英国之前约 100 年,英国出版商就组织成立了行会,行会制定规则确保出版复制特定图书的权利由特定的出版商专有,其他出版商不得擅自翻印。但这些规则只能约束本行会的成员。由于行会规则的这种“私”法属性,仍然不能排除不属于行会会员的出版商复制行会会员已经出版的图书的威胁,此时利益受到侵害的出版商不能采取任何针对侵权者的行动,因为后者并非行会会员,不受行会规则的约束[4]26。于是,出版商们不得不进一步寻求公权力对自己印刷复制作品之权的保护,这样就产生了出版印刷书籍的特权制度的需要。这种情况也使得作品的公共产品属性被暴露无遗: 作品虽然可以低成本复制和传播,但印刷商和作者却无力控制作品的传播。有趣的是,当时的欧洲统治者和教会也意识到图书的传播对其思想控制的重要性,因而也主张赋予特定的印刷出版商印刷出版图书的专有权。 这种特权制度起源于威尼斯共和国,随后很快普及到欧洲其他国家[9]。据考证,15 世纪威尼斯共和国印刷商冯·施贝叶在威尼斯印刷出版的专有权,是欧洲第一个由统治者颁发的保护翻印权的特许令。16 世纪欧洲各国的皇室也纷纷为印刷出版商颁发印刷特许证。例如,1556 年,英王玛丽批准成立出版业公会,该公会是一个包括印刷者、出版者和书商的行会。1662 年,英国议会通过《许可法案》,进一步加强了对出版业公会印刷特权的保护。公会被授予出版和销售图书的垄断权,在约 150 年时间中控制着英国的图书贸易。该法还规定图书须呈送官方审查,并在公会登记注册才能出版。 17 世纪以来,英国出版商为控制和垄断英国图书市场,采取了一些阻止自由复制和翻印的手段,包括通过游说,说服英国皇家取消图书进口的自由,说服英国皇家给予英国印刷、发行者更多的特许等[10]。从 1556 年到 1637 年间,英国先后颁布过四个《星法院法》,旨在授予印刷出版商印刷出版的特权。印刷出版商通过印刷图书的特权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在印刷特权的背后,事实上还存在着王室希望通过授予出版业公会审查书刊的权利来禁止敌视政府和教会的书籍传播的用意。两者可谓各得其所,使印刷特权制度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到 17世纪末,印刷出版物的种类和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7 世纪以前的相当长时期内,古典作家的著作在印刷品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17 世纪后期,出版当代作者的作品数量剧增。同时,符合印刷出版业的市场法则的竞争机制也逐步建立起来。在这种状况下,书籍检查和对作者利益毫不关心的出版商著作权开始受到公众的反对。1694 年,印刷特权所倚仗的《许可法案》终于被废止。 当然,上述对特定出版商授予的专有出版权还不能和现代的著作权制度划等号。抛开行会规则不具备法律上强制执行力的缺陷,除去套在特权制度之上的图书审查等形形色色的枷锁,“准著作权”其实是一种更为单一的印刷出版之权,也就是复制权[9]。这种印刷特权就是被学者认为最早出现的著作权——出版商著作权。这种权利实质上是出版商的行业垄断与王室对思想言论进行监督和审查相互利用的产物,从它的主体到内容都与作者毫不相干。但是,由于它奠定了著作权保护的基础,通常被视为著作权制度的雏形。 此后,在出版商公会的极力游说下,英国议会终于在 1709 年通过了一项保护著作权的法律——《安娜女王法》,首次从法律上认可了作者对其作品享有排他性的权利,标志着现代著作权制度的诞生[11]8 -20。该法序言部分指出: 鉴于近来经常发生印刷商、书商和其他人未经作者或所有者之授权,擅自印制、翻印和出版图书,使图书作者或者所有者深受其苦,而且经常使其家庭破产; 为杜绝以后发生此类事情,鼓励学者撰写有用的图书,特制定本法。该序言鲜明地表明了其立法宗旨。《安娜女王法令》是一部旨在“授予作者、出版商专有复制权利,以鼓励创作”的法令。《安娜女王法》的划时代的变革,是将作为行业垄断和钳制言论的出版商特权改变为鼓励学术和阻止出版商垄断的贸易规则。它使著作权不再属于出版商公会的会员专有,任何与出版有关的人,不论是作者还是出版商,都可以取得作品的著作权,这大幅度地改变了原本存在于作者、出版商以及读者之间的利益分配状态。同时,著作权不再是永久性存在,而是被限制在 14 年内,只有作者可以再申请 14 年的保护期,如果作者在第一个 14 年内去世,其作品就进入公有领域[12],从而建立了著作权保护和公共利益的分水岭,划定了一个知识的公有领域。《安娜女王法》规定对已出版的作品,自法律颁布之日起 21 年内享有重印该书的独占权。饶有趣味的是,该法的出台与出版业公会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游说有关。当为印刷特权撑腰的《许可法案》被废止后,出版业公会在一再要求恢复图书贸易垄断权的主张得不到肯定后,便改变策略而以保护作者的名义希望通过新的法律。 当然,与当代着重保护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利益的著作权法相比,《安娜女王法》在保护作者方面并不彻底,因为对出版商的保护仍然是该法的主要内容——出版商对于依法印刷出版的书籍享有翻印、出版和出售的专有权。 3. 著作权法的发展。《安娜女王法》的基本理念被植入了美国《著作权法》。1790 年美国第一部著作权法只对新创作的书籍、地图和图表授予著作权,权利内容为印刷、重印、出版和销售。这一有限的保护范围主要缘于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对书籍的商业利用以印刷为主,甚至对作品其他方面的保护也都取决于能否进行印刷和重印。那时,摘录、删节或者翻译被认为是与著作权无关的行为,就是因为它不需要印刷、重印或出版。这一时期,复制权是著作权的优秀,同时也是涉及面最广泛的权利,几乎所有的作品都享有复制权。 法国虽属作者权体系(注:当今全世界的著作权法可以分为“版权体系”和“作者权体系”。“版权体系”以功利主义哲学和商业版权为哲学基础,版权法是全社会与作者的社会契约; “作者权体系”以自然法哲学为哲学基础,作者权法仅仅是对作者的应有权利进行了确认。在“作者权体系”中,著作权的本质是人格主义; 著作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著作权与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权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著作权的归属应该以创作者为优秀。参见张昱《著作权理论》,内蒙古大学 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 冯晓青《著作权法》,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2- 14 页。)国家,但其著作权法的历史根基和英国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与英国一样,法国也同样经历了印刷特权与国家审查制度相结合的时期。根据学者所作的历史考察,在法国,承认作者权利的过程源于出版业者之间的纷争。当时,享有印刷出版特权的书商和出版商主张延续印刷特权,而没有特权的书商和出版商反对延续这种特权。在辩论过程中,如同英国的印刷商一样,法国的出版商和印刷商也是假借维护作者利益之名,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的。双方的分歧最后由政府颁布法令而得以化解。1777 年法国颁布了六项法令,这些法令承认作者因其创作作品而享有权利,还创设了两类不同的特权: 一种是出版者特权,有期限限制并与其投资额成比例; 另一种是作者的特权,它以创作和作品为依据,因而没有期限限制。1789 年起,制宪会议决定废除所有特权,包括已经授予作者和出版者的特权。1791 年至 1793 年的法国革命法律承认作者享有保护其作品经济利益的权利,保护范围先是戏剧作品创作者的表演权,后扩大到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显然,早期的这种著作权是鉴于出版商的动议作出的,其目的是反对其他出版商随意复制已经与他们签订合同的作品。因此,这种作者权被指为“是由法国图书出版特权的享有者精心编织、用以消除人们对垄断特权的批判从而保护自身利益的一个幌子。”[13]反对者也以作者权这一概念作为攻击出版商垄断权和高额利润的手段。 以上考证和论述表明,无论是以英美为代表的版权体系国家还是以法德为典型的作者权体系国家,最初的著作权保护都是出版者之间为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而产生的,甚至没有赋予作者任何权利;而后作者权的确立,也是出版者们为维护利益而作出的某种妥协。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著作权法,不可能平等地保护作者和作品传播者( 出版者) ,利益的天平向出版者倾斜是必然的符合逻辑的结果。 从上述关于印刷术发展与著作权的关系还可以看出,在印刷技术发明之前因为复制作品的困难与高成本,复制本身缺乏独立的经济意义与法律保护基础。印刷技术发明和传播后,图书复制成本的降低与便利逐渐造就了图书出版市场,也催生了保护作者利益的需要。著作权制度就是在复制技术发展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就私人复制而言,由于它一般涉及非商业性目的,对著作权人利益损害很小,私人复制尚不具备受复制权保护的基础。 ( 二) 从复制技术的进步看技术变革与著作权法的关系: 以电子时代复制为例 1. 电子时代之复制。这里的电子时代是指 19世纪末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这一期间。这一时期,依赖于无线电技术,首先产生了电报、电话和留声机;随后,随着无线电技术的新突破和发明又诞生了无线电广播和电视。这些电子技术和电子媒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著作权制度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革命。 留声机、收音机和电影放映机的发明标志着 19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复制传播科技进步的起点。20世纪最初的 10 年,留声机和唱片很快普及,当时留声机公司的广告语是“请您在家中欣赏歌剧”。留声机技术的出现也促成了一个新的产业——唱片业的诞生。20 世纪初期,无线电广播从实验转向正式营业,成为一种新的复制传播媒体。与印刷复制技术相比,广播以其独特的声音复制技术优势对大众娱乐和信息复制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20 世纪 50年代以后,电视台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从此,广播和电视相映成趣,成为继印刷复制技术之后又一重要的声光复制传播媒体。 广播电台、电视台成为音乐等声光作品的最大复制传播者,广播电视组织大量利用唱片等声光复制品作为节目内容,而播出的节目又可被继续复制转播。所有这些复制技术和媒介的结合无疑为信息传播和大众娱乐提供了更为宽广的空间,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首先是表演者的职业活动受到影响。表演者并不是一开始就对留声机、唱片、电影和无线电广播等复制传播媒体抱有敌意,他们曾对新发明表示欢迎,因为新复制技术的发明使得表演活动能够获得更为广泛的受众。但表演者后来发现这些科技发明扰乱了他们的职业活动方式,技术复制的便捷性导致表演者的市场被较少优秀表演者占据,而其他表演者演出机会减少,经济收入降低,甚至失业。随着唱片业和广播电视业的持续发展,一个涉及表演者共同利益的要求被提了出来——分享唱片业和广播电视业因复制传播表演作品而产生的利益。此后,国际劳工组织和伯尔尼联盟一直努力,争取在《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以下简称《伯尔尼公约》) 中增加表演者的权利。在表演者团体争取权利的同时,录音制品制作者、广播组织等复制技术的掌握者也要求对其复制作品享有专有权,录音制品制作者要求与广播组织分享利益和控制录音制品的复制。广播组织希望得到的保护是保障其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技能和资金而制作的节目不被随意复制转播。经过 30 年的利益协调和立法博弈,三个各自独立又相互依赖的利益团体的权利要求终于得到承认。这一组权利被命名为邻接权,并于 1961 年写进与《伯尔尼公约》相联系的《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国际公约》( 即《罗马公约》) 之中。依照该公约规定,表演者享有对其表演的支配权; 录制者享有对其录音制品的支配权; 广播组织享有对其节目的支配权。至此,在国际层面上,一个与作者权利平行的权利内容被确定下来: 对作品的权利由著作权人享有; 因作品的传播而产生的权利则由作品传播者享有[11]85。以邻接权保护表演、录音制品和广播电视节目,是作者权体系的大陆法系各国独有的处理方式。面对复制传播科技的产物,作者权体系国家不得不设立邻接权,这缘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 惟有自然人可以成为著作权人。邻接权可以说是著作权法在电子复制技术环境下适应社会需求的结果,是利用特定复制技术固定现有的作品的专有权。 版权体系的英美法系没有邻接权和著作权之分。以实用主义为中心的美国著作权制度,并不区分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而只问著作权是否有存在的必要,以便保障信息和文化娱乐产品能够不断地被生产、复制和传播。美国 1976 年《著作权法》中受保护的客体中有一类特别的作品——“录音制品”,它是指对音乐及其他声音加以固定形成的作品。依照作者权体系国家作者权的理念,录音制品是不能获得作品的资格的,因为对音乐的录制属于通过技术设备和录音材料的运用复制表演作品的行为,录制品并不构成对作品的创造性贡献。但是,对于旨在“保护著作权持有者免受作品物质材料的任何复制,更甚于保护创造”的版权体系国家来说,一切文学艺术创作都可以纳入著作权的保护对象之中,录音制品因其不同于其他作品的固定形式而和文字、音乐、戏剧作品一样被列为著作权客体,著作权人对其享有复制权、演绎权和发行权等。在美国《著作权法》中,没有区分 “制品”和 “作品”,也没有区分享有权利的主体是作者还是表演者、录制者,所有的权利都称为 “著作权”。在立法者看来,所谓邻接权,实质上就是传播者对传播媒介的复制专有权[11]50 -52。 综上观之,在电子时代,复制技术的电子化、声光一体化化使得作品复制的方式和手段进一步增多,作品复制传播者在著作权法中的独立性也进一步增加,体现在法律上,就是两大体系都增加了作品复制传播者享有的权利种类和内容。尽管两大体系在赋予作品复制传播者权利的立法模式的选择上有所不同,作者权体系国家在原有的著作权之外赋予作品复制传播者与著作权平行的邻接权保护,而版权体系国家则将作品复制传播者的权利纳入原有的版权体系,给予作品复制传播者与作品作者一样的著作权保护。但不管怎样,录音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等作品复制传播者在著作权法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2. 从复制技术变革看著作权法与技术变革的关系。著作权法是印刷技术发展的产物。自世界第一部著作权法诞生以来,人类技术的发展已经过了印刷技术、电子技术和数字技术(注:三次技术发展构成了现有作品传播的技术基础。依照传播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将作品传播划分为不同的时代: 印刷时代、电子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印刷时代和电子传播时代又可以统称为大众传播时代。)等三次飞跃。著作权法的产生与发展一直与复制技术紧密关连。第一次飞跃在 19 世纪末,此时的印刷技术与之前的手工抄写技术相比有了质的不同,反映在著作权法上,文字作品占绝对优势。第二次飞跃为 19 世纪末到20 世纪 70 年代的电子模拟技术时代,录音录像制品的出现和广播电视组织的发展为著作权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反映在著作权法上,就是作品类型增多、作者权利扩大、生产了现代意义上的邻接权。第三次飞跃为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到现在尚未完成的网络传播时代( 也可称为数字技术时代) 。由于这次技术革命尚未最后完成,因此关于著作权法的变革尚处于大讨论阶段,不过总的趋势是向着著作权人权利扩张的方向发展。上述三次飞跃也可称三次大的技术浪潮,其中每一次浪潮都对著作权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一次浪潮是印刷技术发明,它催生了版权制度。第二次浪潮是电子化浪潮,它使版权制度内部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第三次是数字技术和网络化浪潮,它给版权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并且正在持续当中”[11]31。 著作权法与技术发展和变革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技术发展为著作权立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变革又促使著作权保护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增多,著作权立法则是对技术发展和变革在法律上的回应,正如前所述,著作权法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一直不断地对录音、摄影术、电影摄影术及广播诸领域的革新作出相应的反应[1]。随着印刷技术的产生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著作权制度得以产生。技术的发展变化则一方面使作品的利用和传播形式大为增加,为著作权人实现自己的权利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则也使得作品因使用和传播方式的增多而越来越难以控制。在这种“两难”处境中,著作权法在不同的技术发展阶段总是面临新的挑战。 考察著作权制度的历史可以看出,著作权保护范围随着技术发展而不断被扩张,著作权法的发展史也就是著作权的扩张史,其中以复制权的扩张尤为明显。著作权扩张,就著作权的内容来说,从最初的主要是对复制权的保护扩大到现代技术条件下利用作品的各种权利。《安娜女王法》主张作者是第一个应当对作品享有无形财产权的人,该法被认为实现了由主要保护出版商到主要保护作者的历史性飞跃。该法授予作者的著作权是对特定的作品制作印刷复印件的权利,以及阻止他人擅自印刷、翻印或出版作者的印刷复印件的权利,即所保护的权利限于复制权。其后各国著作权法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充实了著作权保护的内容。正如郑成思教授所指出的,著作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新的著作权权能,如音像复制权、播放权、制片权、邻接权;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的著作权有改编权、发行权、追续权、连载权等; 随着国际交往,扩大了著作权的范围,主要有翻译权和最终使用权[14]。上述著作权的扩张是作为技术变革的反应和体现,原来建构的在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被不断打破,需要在新的技术条件下重构。这最终体现为著作权立法的不断修改与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印刷技术的发展最根本地体现为作品复制技术的发展,因而著作权法与技术变革的关系也主要反映于其与复制技术发展及变革的关系。有学者考察指出: 复制作品的权利自始至终都是影响出版行业的决定性因素,复制权也成为著作权法的基础,无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是这样的(注:参见 ferando zapata lopez,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publishingcontracts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in the digital enviroment,35 copy-right bulletion ( 2002) 。)。还有学者认为,复制技术的发展通常是促使著作权法修正的关键因素(注:参见孙铁成《计算机与法律》,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22 页。)。这些观点都体现了复制技术与著作权法之间的辩证关系。 二 技术发展与著作权保护的冲突与协调:理论思考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决定意识的哲学原理来看,复制技术发展引起著作权变革具有必然性。其一,复制技术的发展改变着作品的表达和载体形式。在印刷技术时代,作品主要表现为文字作品,其载体为书籍等。随着广播技术时代的产生,作品类型增多,由文字作品扩展到音乐作品、电影作品等,也增加了磁带、唱片等作品的载体形式。到现在人类进入数字时代,增加了数字形式的作品,并通过网络传播。其二,与第一点相关,复制技术的发展决定着著作权的内容。随着一种新的复制技术的产生,由此而出现的作品形式应否受到保护便成为讨论的对象,如果给予保护,就必然产生相应的权利。很显然,对这些作品享有的权利是和原有作品不同的。如音乐作品的播放权,针对数字作品的传输权等。其三,复制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作品的传播日益简单,给著作权法带来了公认的难题,如果不扩大著作权的范围,著作权人将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但扩大著作权保护范围,又可能造成著作权壁垒,阻碍信息交流与创新。这就需要法律通过修改权利义务设置来重新平衡著作权权利人与作品的使用者以及其他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 ( 一) 技术发展与著作权保护的冲突 1. 私人复制技术的发展为著作权侵权提供了便利。著作权保护源于复制技术的发展,而复制技术不断创新的过程却是一个不断突破著作权保护的过程。可以说,没有复制技术的发展,就没有著作权法。印刷术开启了著作权保护的端倪,从录音录像技术到无线电技术乃至现今的数字技术,每一次复制传播技术的进步,都会影响著作权法: 因为原有的著作权保护无法覆盖新技术环境下的复制行为,法律不得不为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创新。 印刷术的发展是复制技术第一次突破性发展,但与此同时,由复制带来的作品的利益分享成为复制技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特别是打击盗版问题。在复制者取得作者复制其作品的授权后( 通常这种授权的取得需要支付一定的代价) ,复制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会通过广告等形式对作品进行宣传,以获取更多的市场回报。但当获得授权的复制者开拓市场以后,一些未经作者授权的其他复制者会争抢该作品的市场份额。在此种情况下,著作权保护应运而生。最初是特许权的授予,由国家管理者与投资者分享著作权利益。从特许权保护到私权保护是著作权保护模式的一个质变。这一质变源于资本对权利的稳定性的需求。 20 世纪电子传播占据重要的位置,录音录像制品、电视和广播出现,其通过声音和图像进行传播,直接作用于人的听觉和视觉,弥补了抽象文字的不足,使文化传播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消除了文字符号对普通大众的限制,使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得以共享信息,在技术上保证了文化传播的平等性和民主性[15]。但是,由于作品本身的社会性,不可能完全由著作权人享有权利; 同时复制技术相对来说不够成熟,复制作品与原作品还有一定的差距,不能达到与原作品完全一样的效果,且个人复制成本高,因此大量的私人复制行为还不普遍。在社会需求和复制技术发展状况的约束下,私权保护划出一部分公共领域来满足社会信息交流和文化发展的需要,这就是合理使用制度规定的范围。 数字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完全颠覆了传统复制技术条件下传播的单向性。自印刷术出现以来甚至更早,由于技术投资成本高,作品的复制传播实质上掌握在少数资本拥有者手中。他们掌控复制技术并通过这种技术掌控来决定复制的内容,他们选择社会管理所需要的作品加以复制传播,对这些作品的复制进行解释,并单方面决定自己的复制行为。数字技术的发展破除了作品复制的单向性,使得作品的复制成为复杂的甚至难以控制的行为。数字网络技术给人们复制作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人们可以无限制并且无差别地复制自己能够在网络上获得的各种作品,也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将自己拥有的作品复制传播到网络空间。这种复制行为的不可控给传统著作权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传统的私人复制行为、合理使用行为的正当性受到强烈的质疑。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指出: “如果说以媒介制作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三足鼎立、径渭分明为第一媒介时代的基本特征,那么,所谓第二媒介时代就是以互联网为代表、以介入融合为模式、以无作者权威为特征的双向互动的媒介时代,它在本质上区别于以单向播放模式为特征的第一媒介时代。在这个可以自由地穿越两种不同世界,即一边是监视器以外的牛顿式物理空间,一边是数字化网络空间的今天,观念的变革与文化的重组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16] 数字技术极大降低了复制的成本,使得作品复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而非以往的专业技术行为; 复制的时间限制和地域限制几乎不存在,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随心所欲地复制自己想要的作品; 复制的效果几乎与原有作品没有任何差别,这就使得复制与原创无法通过作品的载体加以区分。更为关键的是,在数字技术环境下,传统著作权法关于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等限制权利人权利的规定将使得大量作品几乎无法再获得市场利益。“网络空间不仅改变了复制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它还改变了法律对非法复制的遏制效果。这两种改变是同时发生的,也是迅速发生的。网络不仅实现了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就能对数字化作品进行高质量的复制,而且使法律的实施成为了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对著作权人来说,网络空间是两种特征的最差组合: 复制的能力好得不能再好了,法律的保护弱得不能再弱了。”[17]数字网络环境下,作品信息的复制与传播已合二为一,法律对复制的约束直接影响作品信息的传播,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在网络环境下平衡作品使用者与权利人的利益。 2. 合理使用范围的缩减侵害了民众学习和创作的自由。为了保护作品的市场价值的实现,各国的著作权法陆陆续续针对数字技术的发展做出相应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于传统著作权保护模式中的权利限制制度加以调整,以降低作品使用者利用合理使用权或者法定许可制度侵害著作权人市场利益的可能性。二是通过著作权保护的技术措施、著作权权利管理信息的规定,强化网络空间的著作权保护。其中合理使用范围的调整是争议较多的一个问题。涉及合理使用制度的争议主要体现在该制度设计初衷所关注的社会公众作品信息获取的平等和自由与作品著作权私权保护之间的冲突。 前人的知识是后人创作作品的基础。任何著作权人的作品都是在公共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智力创作和加工的成果。对社会公共领域知识信息的使用,是进行人类智力生产活动的基础,作品的创作无不是来自对已有作品的学习和利用,因此有必要对获取公共领域知识进行保护。 知识的学习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而作品正是知识的最基本的载体。1790 年华盛顿总统就著作权法立法的讲话中说: “没有什么比促进科学和文化更值得你们去保护了。在每一个国家,知识都是公众幸福的源泉。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措施迅速收到了社会效果,那么知识一定占有重要的比例。为了捍卫自由宪章,知识正以各种方式作出贡献:……”[18]社会的进步需要知识的尽可能普及,教育的平等正是体现出社会对平等的追求。但著作权保护会增加知识获取的成本,使得基于知识学习的生存发展以及言论表达的自由都会受到威胁。在著作权制度中对此的矫正就是合理使用制度。通过设定合理使用的范围,保障教育和知识信息获取的基本平等,保障表达自由和创作自由。 21 世纪是信息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信息的获取不仅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生存发展所必须的。学习和创作的自由是人作为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作为人权的一部分,应当得到法律的维护。数字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技术措施无法区分作品的使用是侵权使用还是合理使用,事实上排除了合理使用,这是对于学习和创作自由的侵害。通过著作权保护技术措施的使用排除合理使用会提升人们学习的成本,限制更多创作的产生。创作的基础是建立在对前人知识的吸收和借鉴上,对于合理使用的技术措施排除,会影响到民众对于知识的合理获取和利用,使得创作者无法在已有的成果基础上进行创新,提高了创作的成本。数字技术的发展目的就是信息的共享和交流的便利,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知识信息的平等获取,以及各种思想观点的平等交流及互动。但著作权保护技术措施的规定显然在自由的网络空间设置了一道道屏障,妨碍了数字网络技术发展的目标的最大限度的实现。在数字技术产业发展和著作权保护之间,法律需要做出选择: 是否能够利用其他的方式来协调学习和创造自由与著作权保护之间的矛盾? 3. 复制技术发展带来的利益应当由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共享。科学技术的发展的本质就是为了促进社会的进步,复制技术发展带来的利益应当是由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共享,而非哪一方独享。在利益共享的过程中要注意如何对利益进行分配。“每个社会秩序都面临着分配权利、限定权利范围、使一些权利与其他( 可能相抵触的) 权利相协调的任务。‘共同福利’或‘共同利益’这一术语是一个不无用处的概念工具,它意味着在分配和行使个人权利时决不可以超越的外部界限,否则全体国民就会蒙受严重损害。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乃是有关正义的主要考虑之一。”[19]324技术发展之所以被国家所鼓励、被社会所支持,是因为它能够为全社会带来福利。具体到复制技术的发展,它是一个技术改进的过程,也是一个公众对复制技术需求和利用的过程,需求带动了技术的进步,因此复制技术发展带来的作品信息交流的低成本高效益不应当被某一个群体独享。 事实上,在复制技术不断创新的状况下,著作权人在创作作品时能更为方便快捷地利用现有的资料,能在前人知识基础上节约更多的时间进行创作,其创作出的结果本身就包含了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作品使用者通过复制技术获得了作品信息,而使用者的作品创作正是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们的复制学习行为实现了他人作品的社会价值,同时在使用过程中进行创作而成为自己作品的著作权人。可见,著作权人与作品使用者并非严格对立的两类主体,在现实中他们的身份经常互换,复制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利益是两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这种利益应当由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共享。 ( 二) 文化传播与著作权保护的冲突 1. 作品的传播是作品价值实现的前提。作品的价值体现于作品的社会认可度与接受度等方面。作为思想的载体,没有社会的认可,其价值无法体现。在哲学上,价值首先是一个关系范畴,其所表达的是一种人与物之间的需要与满足的对应关系,即事物( 客体) 能够满足人( 主体) 的一定需要。任何一种事物的价值应包含着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一是事物的存在对人的作用和意义; 一是人对事物有用性的评价。在关于价值的理论探讨中,有观点认为: 信息才是价值的真正源泉。劳动之所以被确认为价值的唯一源泉,并不是因为抽象意义上的定义,而是因为劳动在信息( 包括人类机体的生物信息) 的形成、传播、处理和运行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可以说劳动创造了所有价值,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20]。传播是指人类通过媒介利用特定符号交流信息、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所有的传播都是建立在对现有作品( 包括语言和文字作品) 的复制基础之上。作者将自己的思想诉诸作品之中,作品通过传播,在不同方面体现其价值,包括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作品的传播活动增加了知识的利用率,使得作品所载知识的认同度更大,从而使得相关知识的价值得以更为广泛地实现。作者将自己的思想表述在作品之中,不仅仅是为了自我欣赏,更多地是为了加入到公众的视野中,参与社会生活,进行思想的交流与文化的沟通,最终实现自身与他人的信息交换和思想交流。当作者的思想附着于作品时,只有通过作品的传播能够达到这一目的,而信息交换与思想交流恰恰是作品社会价值的体现。各种信息的交换能够使得人们掌握更多的技能、获取更多的机会,而各种思想的交流是社会发展和创新的基础。可见,没有作品的传播,作品本身无法体现出其社会价值。 在现代社会,作者创作的动力除了实现其社会价值以外,经济价值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文化已经成为市场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影视出版等都是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而作者就是文化产业的工作者。电子前线基金的创立者巴隆认为: “一个人不能为了思想而得到报酬,而是为了能将这些思想向现实世界中而得到报酬。”[21]作者通过作品的创作而获得报酬也是对作者的一种激励方式,而要获得这种激励也必须将作品进行传播。作品本身是不直接产生经济价值的,只有在作品的传播使用过程中才能够产生经济价值。因此,作品传播是作品经济价值实现的前提,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 2. 著作权保护刺激创作,但可能阻碍作品传播。著作权保护是通过对其他人传播作品的限制,给著作权人划出特定的市场范围,从而奖励著作权人的创作行为。著作权保护对作品传播设置了屏障,减少了作品传播者的数量,可能阻碍作品的传播。 庞德认为法律是满足社会需求的一种社会制度,著作权法律制度也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产生,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利用法律来对著作权进行保护目的就是为了平衡著作权人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私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关系,旨在维护一个平稳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以促进文化的进步、社会的进步。著作权法对著作权进行保护是为了维护著作权人创作的自由环境以刺激其创作作品的热情。自由是法最本质的价值,对于自由的追求是人最本质的追求,也是人性最深刻的需要。人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中才能体会到稳定、舒适及安全。然而,自由并不是绝对的,任何自由都容易为肆无忌惮的个人和群体所滥用,因此为了共同福利和共同安全,自由必须受到限制。如果对自由不加限制,那么任何人都会成为滥用自由的潜在受害者,法律对某一制度进行保护也是为了维持某种秩序与平衡。试想,如果法律不对著作权进行保护,那么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地利用他人的作品,作品所有人就没有激情进行创作,而那些“拿来主义”的使用者就只需坐享其成。这样的状态不是一种自由的状态,而是一种无序的状态,因此需要利用法律对著作权进行保护,以此鼓励作者的创作,使得其创作有意义、有价值甚至是有存在感。 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的权利进行保护也就意味着对其他权利人的权利进行限制。著作权法实行思想、表达二分法,对于寄予了作者思想的作品形式加以保护,这样对于以前被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形式就不能再被创作或者被保护。但著作权法对思想是没有规制的,很可能出现思想一致的情况。为避免产生侵权就需要用另一种形式进行表达,这其实也是对其他人作品传播的限制,限制其他人用同样的形式进行传播。这是两者权利进行取舍的结果。 但是,随着著作权法的日益发展,对著作权的保护的日益扩大使得对传播的限制也日益加大,这就相当于著作权保护与作品传播是在同一个空间范围内,著作权保护加大了,其所占用的空间变大了,作品传播所占用的空间就变小了。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复制技术发展,著作权法中一些新的规定如著作权保护的合理使用制度范围的缩小,对作品采用技术保护措施,这些都不利于作品的传播,也不利于文化的交流。作品的传播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人类有自我发展的自由,就需要获得丰富的信息资源以求得发展,不能为了保护著作权而限制人类基本的自由和权利。这样一来,需要平衡著作权保护及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 3. 著作权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作品社会价值的实现,因此必须要维持作品传播的基本自由。约翰·洛克认为: “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22]著作权对作品的保护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文化更好地交流、传播,让人们能平等地交换思想和获取知识以实现作品的社会价值。要形成井然有序的社会氛围和文化环境需要对传播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才能达到保护著作权的目的。但这种社会的秩序应当接受“正义”的规制,不能剥夺人们应享受的基本自由,因此必须要维持作品复制传播的基本自由。一定范围内的私人复制自由是保障信息传播自由的基础。尤其在数字网络技术环境下,复制和传播是同步进行的。没有私人复制的自由,网络传播自由将被著作权人消除掉。 著作权保护会形成一种稳定的秩序,但是这种秩序必须是符合最基本的正义需求的,“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具有确定性的一般性规则的制度,还要求该制度中的规则以正义为基础,换言之,是以对人性的某些要求和能力的考虑为基础。否则,这个制度就不具有可行性; 并且由于它违反了根深蒂固的判断倾向和标准,它可能会不断地被人们所违反,进而它也不可能提供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则正是该制度存在的理由。”[19]332 在著作权保护的制度中,由于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不能利用限制使用新的技术或者限制人们最基本的自由来换取。如采用技术保护措施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时,有的技术措施使得不能对原作品进行复制,用技术来控制技术,造成了技术的倒退,限制了人们最基本的传播自由。时光流走到 21 世纪之当今,为了维护著作权人的权利我们对于原件反而不能进行复制了,这样的发展趋势值得我们去思索。 在著作权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着多种利益之间的权衡,面对着多种价值的选择。要形成一个有序的著作权保护环境必然会对相关人的自由权利进行限制,但是某些最基本的自由权利却不能被剥夺,无秩序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无自由的秩序是非正义的秩序,在追求有秩序的自由的环境中,我们可以舍弃部分自由以换取正义的秩序,但是这种秩序却不能限制我们最基本的自由。著作权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得作者作品的社会价值得以实现,因此必须要维持作品传播的基本自由。数字技术带来的私人复制问题使得著作权人要面对的是大量的社会公众的侵权,因此需要进行调节的是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权益,对于作品传播的基本自由则不能给予限制,这样会导致社会公众的“革命”。因此,应思考一种制度使得在作品传播基本自由的状况下,协调好著作权人与广大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形成一种有自由的秩序。 法律史论文:司法档案、史料与中国法律史研究:以傅斯年“史料学”思想为基本视角的略述 司法档案、史料与中国法律史研究:以傅斯年“史料学”思想为基本视角的略述 (一) “史料学”为傅斯年所重视。他主张对史料的“来源”、“先后”、“价值”乃至“一切花样”进行比较,强调欲得“深切著明”之见,几于每一历史事件均需“用一种特别的手段”。〔1〕在“见诸事实”的意义上,其“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著名论断倒也未显绝对。若将史学研究的对象定义为史料,那么史料即是史学的基础,而史料的发现、整理、比较和应用就是史学研究进步的推动力量。近年来,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也明显受到了“史料学”的影响。从法律制度史的研究视角看,一方面随着史料的不断考订,促成了对某些重要法律典籍的探佚与复原;〔2〕另一方面,随着对既有主要法律史料“律”文的理解之加深,有学者认为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史料应“不能局限于‘律’”。〔3〕 也有学者在挖掘、整理和运用法律史料上做出了有益尝试。黄宗智及其领导的学术团队利用以巴县档案为代表的清代档案进行了意义深远的研究。?①上述为代表的一大批研究成果的出现,除研究者自己的深刻着力以外,尚有中国(包括台湾地区)从中央(包括宫藏档案)至地方(巴县、宝坻、淡新以及南部县等等)各级司法档案的公开作为因缘时节。这的确为大量国外汉学研究者涉足中国法律史研究提供了条件,也就难怪有学者将之称为“天赐良机”。〔4〕在国内学界,里赞率先运用清代南部县档案展开法律史研究。参见里赞《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侧重四川南部县的实践》,法律出版社,2010年。该书系国内第一部系统利用清代南部县档案研究中国法律史问题的专著。此外尚有系列论文,如《司法或政务: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晚清州县审断中的“社会”:基于南部县档案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5期,等等。此外还有学者提出,法律史研究的对象应“不仅仅限于法庭案卷和地方档案等官方文本”,〔5〕徐忠明则着眼于对更加丰富多样的法律史料进行挖掘、整理与研究。参见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众声喧哗:明清法律文化的复调叙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相关论文有《雅俗之间:清代竹枝词的法律文化解读》,《法律科学》2007年第1期;《杨乃武冤案的平反背后: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的考察》,《法商研究》2006年第3期;《娱乐与讽刺:明清时期民间法律意识的另类叙事》,《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5期,等等。 既有成果极大发挥了各种法律史料特别是司法档案的整理运用对法律史学研究的推动作用,但也在史料学的意义上引起了相关论争。例如,就中国法律史研究中“史”与“论”的关系问题,曾有学者指出:“法史学者不仅要注重理论探索方面的评论,而且要注重史料引证方面的评论,特别要注意对著者原作史料引证特点的追问”。〔6〕这就是说,法律史研究当重视“史”“论”结合,且倾向于以“史料”为基础。然而颇有意思的是,该学者又强调史料引证及其运用的逻辑前提,并非基于对“史”的强调,而是直接将法史学定位为“相当于法哲学”。这大致仍是从法学内部视野观照的结果。 虽然对以司法档案为代表的史料加以运用业已成为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一种学术典范,但法律史学界对史料学问题的共识尚在建立之中。除此之外,亦有前辈学者因史料的真伪问题产生了分歧。参见田涛《虚假的材料与结论的虚假——从〈崇德会典〉到〈户部则例〉》,载倪正茂主编《批判与重建:中国法律史研究反拨》,法律出版社,2002年,203页以下。综合看来,史料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的瓶颈。〔7〕结合对司法档案及其他史料的运用,就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史料学问题进行一个基础性的思考和梳理则尤显必要。傅斯年曾为研究史料提供了“直接”与“间接”、“官家”与“民间”、“本国”与“外国”、“近人”与“远人”、“经意”与“不经意”、“本事”与“旁涉”、“直说”与“隐喻”、“口说”与“著文”等观察视角。〔8〕今日用以审视司法档案的运用,除了感到上述视角之“深切著明”外,亦有重重兴味。 (二) 从直接与间接的角度看,法律史研究中的司法档案大抵均属直接史料。以司法档案研究法律史、特别是法律运行的具体面相在某种意义上属实证研究,史料对问题的“直接”切中本身就是其有效性的保障。而在傅斯年看来,是否“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才是判别直接与间接史料的标准。〔9〕此标准原本清晰,但结合法律史研究中的司法档案看,却仍有值得注意之处。在司法档案中,有相当比例的内容经代书者、书吏甚至审判者本人“修改或省略或转写”,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则难免隐没于削足适履的“官样”文书之中。故对通过司法档案对当事人诉讼心态等问题进行的研究而言又只是间接史料。这些来自间接史料得出的结论,大致还尚属“做个轮廓,做个界落”的阶段,不能因其“直接”源自司法档案就简单断定其当然正确。因为即使“假定中间人并无成见,并无恶意,已可以使这材料全变一翻面目;何况人人都免不了他自己时代的精神:即免不了他不自觉而实在深远的改动”。〔10〕由此看来,判断法律史料的“直接”与“间接”,既要看史料的来源,亦要兼顾所研究的具体问题。就法律史关心的某些问题而言,有许多是间接的,这就要求研究者“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在法律史研究之外,也有因对象的广阔,以及资料搜集中可能的困难而以司法档案之“镜”观察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思想等问题的研究,〔11〕则更是要注意司法档案作为间接史料的特性。 因司法档案的形成、搜集、整理与保存大都经由官方,研究者容易将其视为“官家记载”,而在运用时亦预设其确实可靠。然而,实际上司法档案所记载的审判过程可被解读为官方与民间共同参与的纠纷解决活动,其中来自民间的因素不可小觑。例如,诉状虽经官代书,但其基本意思特别是实质性诉求大致不会偏离当事人的主观意图;又如,民事法律程序虽是“官家”制定,但若无民间兴告之举,何来司法档案的记载?因而司法档案的中“官家”更多提供“形式”,其“内容”尚需“民间”填充。故将法律史研究中的司法档案视为“官家”与“民间”的共同记载似更合适。傅斯年曾提示说,“官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讳”而“民间的记载时而失之诬”。〔12〕具体到司法档案的记载而言,审判者对纠纷解决的希求、因“父母官”而产生的某种“教谕”或“作圣”的心态、对地方势力的妥协、对自身仕途的考量乃至对整个官箴文化的习得,和法律规范为审判者形式或实质(柔性或刚性)的制约,大致均属其“讳”;而民众的“厌讼”、“惧讼”或“好讼”、“缠讼”乃至具体案件中当事人为“打赢官司”而采取的种种谋略或手段,亦难逃“诬”的嫌疑。前者,尚可以“间接的方法”“风闻一二”;〔13〕后者,则需要研究者在重述史事的时候在“同情”的基础上认真对待了。 转贴于论文联盟 // 如此看来司法档案均是“经意”作成。审判者“经意”于纠纷的解决,也“经意”于审断过程中的说理或“教谕”;〔14〕而当事人则更多“经意”于诉讼目的实现。然而,司法过程中确有“不经意”的重要处值得注意,民国新繁县司法论文联盟//档案所载离婚案件中就有例证。22岁的夏陈氏状告只有17岁的丈夫夏福廷,希望丈夫不要与自己离婚。审判官邓载坤问夏福廷,“你现在还要她不哟”?夏答道:“家还是想要她,愿意领她回去”。〔15〕在另一起涉嫌家庭暴力的离婚诉讼中,双方和解了案,审判者王鸣阳批“被告既自愿领回和好为初,当以和解宣次?”〔16〕,亦用了一个“领”字。在姜吉发离婚案中,审判者王鸣阳就直接问作为被告的丈夫:“你今天愿意将原告领回家吗?”被告答:“愿领她回去”。〔17〕不同的审判者,前后八年的时间差距,不同的案情,人们却共同使用了“领”字。在民国,“新”制赋予离婚诉讼中双方当事人以平等的主体资格,然而“领”字这一“不经意”的习惯表达却抖搂出一个真相:至少司法过程中妇女的主体资格是受到怀疑甚至限制的。 曾有研究尝试从“口述史”、“法律人类学”的意义上解读和研究司法档案,〔18〕这在丰富学术向度的意义上,对司法档案的整理和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法律史的研究都不无裨益。然从口述史概念的角度分析,似有问题值得注意。在口述史史料的选取上,虽不完全排斥档案材料或其他未正式出版的图书资料,但历史事件亲历者于事后之“口说”则更为习见。笔者推测,经过时间对记忆的模糊,亲历者多年后的“口述历史”会与其在经历事件时的所见难免有所差别;更为重要的是,“口述”者在描述“所见”中含藏的“所思所想”则定与事件肇始时大有区别,此种区别既是经由亲历者随人生阅历的逐渐丰富和对历史事件不断反思而“创造”的,也不排除亲历者经年后因“分享光荣”的心理需要而“流露”出的。这正是口述史的特点,亦是其魅力所在。与口述史史料相比,司法档案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从档案记载的内容来看,其来源大致可以包含“口说”和“著文”两大类。前者源于审判活动参与者的口说,如庭审对话、辩论等等;后者则更多源于审判活动中程序性、规范性内容,如各种“状”、“票”,乃至存于档案中的法律文书的格式安排等均在此列。从档案产生的具体过程来看,不仅来源于著文的档案史料有其严格的且普通人不能掌握的格式要求,就连来源自口说的记载亦是“经意”而为。而司法档案中“口说者”的“经意”大抵攸关于讼争胜败,与口述史史料产生中“创造”和“流露”的情形似有较大差别。此外,口述史史料与司法档案的研究者也存在一定差别。目前进入学术界视野的司法档案大都早已作成,其格式、内容乃至编排体例不会随法律史研究者的不同而变化。而口述史史料的采集者,却会因其专业素养、知识背景乃至价值关怀影响到甚至创造出所采集史料的形式、内容。不仅如此,口述史史料的采集者有相当比例可能会涉及同一批史料的研究,法律史研究者却没有机会参与到史料的“创造”过程中,更多是“被动地”运用司法档案。故而在中国法律史研究过程中,笔者大致倾向于在兼顾部分材料“口说”来源之特征的同时,将司法档案视为“著文”的史料。 (三) 在中国法律史研究的理论视野内,严格考量乃至区分作为史料之司法档案的“直接”与“间接”、“官家”与“民间”,“经意”与“不经意”和“口说”与“著文”虽已经显复杂,但经研究者细致耐心的努力确有完善之可能。而若论及司法档案记载中“本国”与“外国”、“近人”与“远人”的关系,因中国法律史研究所涉之价值立场或“史观”,已无法使相关学术讨论在纯粹“史料学”的范畴内展开,因而问题似乎又复杂许多。 若将1840年以降中国社会的变革从表面上或形式上简括为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型,那么在这个传统文化极其深厚的社会产生“今古之争”的思想现象就并不足奇。然需注意的是,由于从“古”至“今”的社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的影响或为以“西方”影响为诱因,关于解释中国近现代法律转型(乃至社会转型)动因的学术典范,在类型划分的意义上大致有二:将之归于外因,即外来影响的,习惯上称为“冲击-回应”理论;将之归于中国社会内部动力的,被称作“中国中心观”。参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就此种类型划分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影响及反思,参见刘昕杰《“中国法的历史”还是“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再思考》,《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4期。然而这种理论分野既非本文欲关注之主要话题,亦非影响本文论点的主要因素,故暂采存而不论的办法悬置之。“今古”论争则常带有“中西之辨”的意味。因法律概念大多是在翻译引进的意义上被输入或引进中国的,故而在法律史论域内,此种“代换”尤易发生。有研究就指出:“法律近代化的中西冲突已由中国内部与外部(西方)的冲突逐渐演化为中国内部之间中央法律与地方司法的冲突。”〔19〕而“中央法律”大致是民国政府制定的“现代”法典,而“地方司法” 则更多代表了“传统力量”。颇有意思的是,即便主张与外国文化“抱而与之接吻”以“振起吾国文化”的张君劢,〔20〕亦只将读外国书视为了知国之“旧事”的途径,未有学“西”以致“今”之意,更遑论将“西”等同于“今”。若在“具了解之同情”的意义上审视,今日所谈之“西”亦并非“铁板一块”。法律史学家伯尔曼就曾慨叹“西方”是一个无法用罗盘定位的概念, 〔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1-3页。作为中国近代法学最早的标志性人物,梁启超亦有比较明显的“社会进步”思想,降至“五四”,社会“进步”的理念更是蔚成大观。但梁启超敏锐地提醒到,“经济史与文化史不能完全‘随政治史的时代’进行分期,而应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之见解。〔21〕此种见解之于中国法律史研究亦复如是。观照司法档案及其他史料中的“远人”与“近人”,不能简单依据时代“远近”判断其“进步”与否。 民国基层司法档案绝大多数出自中国人的手笔,因而将之视为“本国的记载”并无不可。然而若将问题追溯自何谓“本国”、何谓“外国”时,答案却不甚清晰。近代以来关于“中”、“西”之间关系的讨论不绝于史,其原因在于外来文化对本国文化的巨大冲击与深刻影响。就中国法学史而言,无论是从传统史学开出中国近代法学的梁启超,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袭西方学术传统的陶希圣、瞿同祖,都深受“西学”影响。梁启超虽曾言:“我之法系,其最足以自豪于世界也”,〔22〕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逮于今日,万国比邻,物竞逾剧,非于内部有整齐严肃之治,万不能壹其力以对外。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立法事业,为今日存国最急之事业。”〔23〕不仅在思想上,就连法律术语亦由西方辗转而来。如此一来,本国人记载的民国司法档案,实则是用外国的思想和工具谱就的;且外国的思想和工具尚不一定为如其所是的“本来面目”,而很大程度上是本国人理解的外国人。傅斯年在讨论本国的记载与外国的记载时说,“一个人的自记是断不客观的,一个民族的自记又何尝不然?本国人虽然能见其精要,然而外国人每每能见其纲领。显微镜固要紧,望远镜也要紧。测量精细固应在地面上,而一举得其概要,还是在空中便当些”。〔24〕傅斯年对“本国”与“外国”的这个比喻,并非率性而为,大概与其希望“著史的事业”“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25〕的初衷一脉相承。然而,中国人学习近代西方法律的过程,又何尝不是一个在“望远镜”中“得其概要”的过程?中国人学到手的乃是“望远镜”眼中的“望远镜”,它能否在本土、特别是基层社会发挥“显微镜”的作用,实值得怀疑。民国基层司法档案的实际作者们,在使用这种“洋道具”的时候会否与“土办法”相结合,而在“洋道具”大行其道的时候,“土办法”会不会成为官方记载者之“讳”或民间记载者(或口述者)所行之“诬”,以及他们又是如何这样做的,实际上考验着法律史研究者的眼光和素养。笔者并非意欲否认“中”“西”交流的可能性,实际上也早有先驱在思想上窥得交流的门径。如严复曾注意到:“西文‘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义”,〔26〕而张君劢也相信,“多通外国语多读外国书,其用途不徒可以多听外事,并可兼通本国旧事”。〔27〕在思想上读外国书而“兼通本国旧事”已属不易;在实践层面上,“中”“西”交流在基层社会中、在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的长期性和曲折性,以及这种长期性和曲折性对民国基层司法档案的形式和内容产生的影响,就更需要强调和注意。 (四) 从《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看,傅斯年因想超越中国学术系统而融入西方现代学术系统,而欲将凡可称“学”者视为甚至建成一种“科学”,于是其“史料学”将史学的进步寄希望于放弃“人文的手段”。〔28〕但通过上文的回顾不难看出,近世中国虽深受西方近现代学术的影响,却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中国的传统。将“中”“西”学术谱系之间的关系通约为“人文”(“诠释”)与“实证”,亦不免失之简单。 为达至对史料的了解,传统史学强调阅读者“虚其心”,大致是研究中“无我之境”;而法律史研究却必须是“有我之境”。事实上,为了防止一般历史或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变成“一堆杂乱无章的原始资料”,学术研究应该有必要地“预设和假定”。〔29〕如果可以将法律史研究的内容简单概括为描述法律史实、评价法律现象两个基本范畴,那么前者意味着“实证”而后者意味着“阐释”。“阐释”或“评价”需要标准,而现代西方法律中自由、秩序、平等、公正等等价值标准均是今日法律史研究者的基本依凭。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关系,严格意义上能做到“了解”材料作者的主观意图已非易事。罗志田就曾发明杜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之意,意指著文者的“旧心”似需等待千年才能得到真正可以理解其本意的读者,〔30〕足见“实证”研究史料之难。更为复杂的是,法律史研究尚有其“阐释”或“评价”的一面。仅用近人习于西方之法学标准“评价”某一传统“现象”就已颇显困难,遑论用之“评价”中国古人内心的“评价标准”!用康德式的话语设问,即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阐释”如何可能?此外,在现代法律概念下,今人的主观标准也往往并不一致,这让法律史研究显得更具随意性。当 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虚无主义的观点,但却着实向中国法律史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余英时说:“通过‘实证’与‘诠释’在不同层次上的交互为用,古人文字的‘本意’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为后世之人所共见的。”〔31〕笔者以为,“‘实证’与‘诠释’在不同层次上的交互为用”就意味着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使用司法档案或其他史料时,几乎时时处处均有需要“灵活处理”的地方。也难怪有学者指出:“中国法律史的论文联盟//史料范围基本上取决于学者研究什么?怎么研究?以及如何理解法律?”〔32〕这就难怪庞德也曾注意到,化境中那种既能不悖法律发展之规律,又能为人们的“创造性能力”预留空间的“法律史解释”必须具有如下因素:一则“探寻并调适”法律史料的人,二则被处理的法律史料,三则“他们工作的各种情势”乃至“他们为之工作的各种目的”。〔33〕 单从逻辑上讲,“研究对象变了,史料会跟着变”〔34〕本无可厚非。然在“史料学”的意义上,如何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选择史料则是一个关乎研究成败的课题。近世以来各种史料已是汗牛充栋,若研究者预先设定“结论”或“价值追求”,那么几乎围绕每一命题(哪怕是全然矛盾的一对命题)都会获得丰富的史料。如果用如此得来的史料研究问题,恐陷循环论证而不察!这就提醒中国法律史研究者,“预设”或“阐释”似不宜轻易置于通盘搜集、了解史料之前,否则法律史研究的“实证”难与“阐释”互动,司法档案和其他史料的“本意”自不易见。穷尽史料中的“一切花样”原非易事,也难怪傅斯年解嘲并喟叹道:“天地间的史事,可以直接证明者较少,而史学家的好事无穷,于是求证不能直接证明的,于是有聪明的考证,笨伯的考证。聪明的考证不必是,而是的考证必不是笨伯的。”〔35〕 (五) 在学术史的意义上,学界对司法档案为代表的法律史料的“价值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论争大致是过去法律史研究典范的一种矫正,〔36〕亦是传统中国“见之于行事”的史学传统的回归。〔37〕然而一切“旧”的学术典范都曾是“新”的,当对司法档案的研究已为人常见之后,研究者则应关注此一典范所要求的研究方法以及其后更深远的问题。 傅斯年是近现代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史料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然经由他的分析典范和前文的简述,可以发现中国法律史研究不易似也不可绕开“史观”。在史学、特别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中,单纯强调“史料”或“史观”都难免偏颇。余英时就曾说:“史料学与史观根本是相辅相成,合则双美,离则两伤”,〔38〕故兼美二者才臻化境。当然,在司法档案的使用在中国法律史研究甫成风气之初,重提傅斯年的史料学及其所倡的对史料的严格拣择、考据和规范性使用无疑更具意义。这是因为,司法档案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出场,并不意味完全“进步”的结果。黄宗智在大量使用司法档案后曾注意到:“法律档案记录为我显示了表象的重要性,但是它也提醒我注意真实的证据和虚假的证据、真相和虚构之间的关键性差异”。〔39〕这确属经验之谈。对新的发现和研究,往往在带来新材料的同时也意味着新的研究方法和典范。至于具体运用档案的方法,大致属于“文无定法”之类,只有在长期的整理和研究过程中也许才能逐渐掌握需得之“法”。
西方经济论文:结合西方经济学发展本国经济论文 论文关键词:中国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目标;发展趋势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优秀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西方经济论文:产业结构西方经济论文 一、供求-价格理论(模型)基本模型 1、供求模型中的要素(1)需求曲线:需求是消费者在一定价格基础对商品和劳务所选择购买的数量。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对商品和劳务的需要和愿望;另一个层面是购买力。需求通常与价格成反向变化。一般来讲,商品的价格升高对导致消费者对商品需求的下降。从图形上看是下行的曲线。(2)需求曲线的移动:当价格不变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因素的出现也会导致需求量的变化,即价格稳定但是需求曲线会向左会向右移动。例如相同市场条件下,随着养生观念宣传力度的增加,人们对保健品的需求会提高,此时,价格不变,而需求曲线发生了向右平移。需求变化等于市场买家的边际效用改变。(3)供给曲线:供给:指厂商或家庭在一定价格下愿意并能够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数量。通常将,价格的升高会导致该种商品或劳务的供给量增加。从图形上看是上行曲线。首先供给指有意愿出售商品;其次是指供应商有供应能力。供给量既包括生产出来进入市场的商品也包括生产出来的库存和待销的商品。(4)供给曲线的移动:假设市场供给曲线中的其他条件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曲线不一定是稳定的,如果某种因素改变了任何一种既定价格水平下的供给量,供给曲线就会移动。例如同种市场条件和相同价格下,随着人们对养生问题的重视,养生产品的供给会增加。(5)供求规律是指商品的供求变化引起价格的变化,供求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包括以下内容:供不应求,价格上涨。有三种情况导致供不应求。第一种是需求量不变,供给量减少;第二种是供给量不变,需求量增加;第三种是需求量的增加超过了供给量的增加。这些情况都会导致商品价格的上涨。供过于求,价格下降。同样有三种情况造成供过于求。第一种是需求不变,供给增加;第二种是供给不变,需求减少;第三种是供应量的增加超过了需求的增加量。 2、价格变动引起供求的变动首先价格与需求成反方向变动。价格上涨,导致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减少;价格下跌,需求增加。同理,价格与供给成同方向运动,即价格上涨,供应商会增加供给量;价格下跌,供应商会减少商品供给。最终价格的涨落会调节供求的平衡。 二、基于供求模型的人力资源需求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人力资本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具备商品的基本属性,从这一角度来分析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也就是研究人力资源供给和需求的关系问题。探讨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源需求的关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分析:第一阶段,由于我国人力资源成本低廉,在这一区间,对低端操作工人的需求将持续增加,大量农业劳动者进入城市补充了这部分用工需求,反应在需求曲线上,体现为需求曲线右移且趋于平缓。 我国人力资源产业需求结构的演变规律:一次产业的社会劳动者总数的比重呈下降趋势。1952:83.5%;1992:58.5%;2008:39.6%二次产业绝对增加与相对增加并行1952:7.4%;1992:21.7%;2008:37.2%三次产业绝对增加与相对缓慢增加并行1952:9.1%;1992:19.8%;2008:33.2%第二阶段,大量的持续性的用工需求将推高人力资源成本,比产业继续转移,而原有产业将面临产业升级的需求,产业升级将导致二次产业低端人才需求逐渐降低,高端人才需求增加,人力资源向三次产业转移,三次产业崛起。反应在供求模型上表现为需求曲线上为高端人才需求右移。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三大产业比重:一次产业:1.8%左右二次产业:22%左右三次产业:76%左右何文章等2012《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需求规律及趋势研究》高技能人才获资格证书人数随自然年时间的变化规律,即高技能人才获资格证书人数随着自然年时间的变化呈增长的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了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规律与趋势,结果表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增加,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明显增强。假如GDP每增长1%可为我国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需要高技能人才9-10万人。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的升级导致高技术人才需求曲线右移,需求量增加引起劳动力价格的上升,由于需求量增而引导了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向,造成市场劳动力供给的上升,中长期看,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又导致了人力资源价格的下降。因此,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中要具有前瞻性和规划性,同时增加人才培养的边际附加值,从而决胜于劳动力供给市场。 作者:王辉单位: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西方经济论文:欧盟西方经济论文 一、美国模式的困境 1.政府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市场间接调控,对资本和劳动相互作用方面政府作用极其有限:政府行为局限在创造良币,防止垄断扭曲市场和自由贸易,提供公共产品等,都以服务市场为中心,对消费品制造的产业政策自由主义观念较重。2.收入分配上差距悬殊,社会矛盾尖锐。在金融、电子、医疗等高薪行业与其它行业收入差距大,并且低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下,退休职工等没有很好的福利补贴,对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发展没有足够的政府政策支持;3.美国失业率降低幅度有限。高技术产业给美国创造的很多就业机会,但失业率的下降幅度有限,因为生产管理电子化,非熟练劳动力和不能适应该方式人会失业,并且失业率受通货膨胀率制约。 二、欧洲模式 (一)欧洲经济模式特征欧洲共同体经济模式是内部成员国合作和妥协后实现的多个子模式的结合,形成如下特点:(1)欧盟形成严格法律体系规范经济活动。欧盟现行法规关联统一货币政策、市场结构和社会保障体制,成员国必须遵行欧洲法院判决;(2)竞争政策在经济秩序政策中占首位。竞争政策是欧共体施行的第一个共同的经济政策,至今仍是欧盟一体化的程度最高的经济政策之一,其反垄断规则是欧洲很难形成垄断性企业的重要原因;(3)经济政策导向是稳定。稳定货币是共同货币政策的唯一、首要的目标,其市场结构和劳动力的相关政策也以稳定为前提;(4)市场自由和社会平衡有机结合。欧盟社会政策还没有达到经济政策高度一体化,但由于成员国中很多推行高福利政策,良好的社会政策为良好经济环境创造条件达成共识。 (二)欧盟经济发展模式的困境1.分散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间的矛盾。货币统一背景下,成员国有扩大内在财政赤字的激励,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就业增加,本国政府也可以获得国民支持,由欧洲央行承担通货膨胀责任。2.欧盟经济结构失衡。欧盟成员国各自经济的结构、周期和发展水平有差异。中欧和东欧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外债过高以,其中德国过度依赖出口;南欧国家经济过度依靠消费,储蓄低,公共财政相对弱,需要外来资本来弥补。3.部分成员国对周期性产业过度依赖。如冰岛主主要依赖金融服务业,希腊高度依赖海运、旅游和农业。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重创这些国家的支柱产业,导致经济持续衰退,失业率攀升。4.西欧和东欧经济发展水平失衡。东欧国家、南欧部分国家劳动力成本较低、资本相对匮乏,多为债务国;德国、法国、荷兰等西欧国家劳动力成本较高、资本相对充足,但金融危机背景下,西欧银行资产严重缩水,东欧获得信贷额大幅下降。5.社会保障制度福利过高,但降低福利会激化国内矛盾。金融危机后,欧洲高福利国家面临政府财政收入远低于福利支出的困境,而国内失业人数增加,简单削减福利支出将激化国民和政府矛盾。6.失业率高。首先,高福利社会保障给企业解雇职工的激励,其次欧洲产业结构中传统工业占的比重大,发展空间有限,高技术产业相对美国、日本落后,提供新就业机会相对少。 三、日本模式 (一)日本模式特征日本模式的特征包括:(1)市场性与非市场性并存。日本政府通过经济计划和政策进行资源分配,通过法律和行政指令落实对重点扶持产业的倾斜性经济;(2)产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二战后日本政府选定汽车、家电等战略产业进行重点扶持,形成以制造业和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3)以技术引进为主的科技发展策略。日本确立了积极引进外国实用性强的先进科技成果并学习、吸收的科技发展战略;(4)企业布局和治理。日本企业是金字塔式布局,大企业处在塔尖,其子公司处于中部,其它中型企业和众多小企业在底部。其股东力量相对欧美弱。大部分日本本土企业实行雇佣终身制;(5)出口型国家。由于受国土面积和人口限制,日本国内消费市场的潜力有限,政府鼓励出口贸易。 (二)日本模式困境1.政府行政指导和市场机制并存矛盾凸显。政府过多干预市场制约了经济进一步发展,比如产业政策方面向金融、财政、外贸倾斜,破坏了市场价格机制形成的投资规律,损害其它产业利益和也剥夺了消费者部分利益,也引起和国际同行业摩擦。2.产业结构失衡。制造业和重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比重过大,农产品自给率较低。更重要的是,知识经济要求产业结构、经济管理模式随技术、经济环境变化而调整,产业结构比重失衡使日本在知识经济时代难以及时进行经济转型。3.基础科研的创新力低。吸收型科技发展策略过于依赖技术引进,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在基础科学研发上较为薄弱,受到来自欧美基础技术研发能力强的国家的科技方面制约。4.市场封闭性的弊端。日本商品流通领域规制繁琐,交易习惯较为复杂,给市场公平竞争设置障碍,使外国许多企业难以适应和接受,形成日本封闭的流通市场。5.雇佣终身制的弊端凸显。终身雇佣制度要求企业应避免解雇工人,一方面工人劳动强度相对大,另一方面企业在经营恶化时工资负担重而不利于企业转型,特别在信息技术为中心的产业革命时期,工人被束缚在夕阳产业,阻碍新产业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西方发达国家三大经济模式在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企业格局和公司治理结构、公正和效率的关系、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关系、经济和军事实力关系上均有差异,这和一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有重要关系。中国应结合自身特点,将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调控有机结合,发展多元化企业格局、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积极发挥工会作用,建立合理的社会福利保障机制,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保持均衡的国际贸易收支,同时发展巩固军事国防建设。 作者:肖瑶孙彤单位:河北金融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西方经济论文:论西方经济学教改的实施措施 一、应用型本科院校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学内容不合理。《西方经济学》教学主要偏重于西方经济理论的讲述,这些理论不仅抽象,而且多包含大量的图形分析和数学演算推理,加之当前经济学和管理学科研越来越注重实证分析,考研试题愈加偏向更多的数理推导,也使得在该课程的教学上数学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理论的定性分析。这就使学生普遍感到《西方经济学》内容繁杂,理论深奥,从而产生了极大的畏难情绪,该现象在文科背景下的学生尤其突出,大大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陈旧。《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类学科的专业基础课,各高校基本在大学一、二年级开设,即使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教学上仍多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即围绕经济理论进行填鸭式的数理推导,图形分析,从而忽视了应用型本科的办学实际和学生特点。这种模式下,学生缺乏主动性,只是被动的接受理论知识,尤其是本科生自身没有太多的经济社会经验的储备,只能死记硬背理论、囫囵吞枣,很难理解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内涵,随着课程的推进,所学经济学理论的增多,往往出现前后章节知识无法很好融会贯通,甚至“一锅粥”的现象。 3.考核方式单一,缺乏激励性。以我校为例,对《西方经济学》学习效果的考核是通过总评成绩反映的,总评成绩有两部分构成,即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其中平时成绩包括作业和考勤,占总成绩的20%,期末成绩占总成绩的80%,通过闭卷考试方法考查。由于期末成绩占得比重大,很多学生平时课前不预习,课后也不及时复习,做不到查缺补漏,作业也是互相抄袭,应付了事,寄希望与期末“临阵磨枪”式的突击复习,因此教学效果不理想。 二、《西方经济学》教改的具体实施措施 1.明确教学目的,调整教学内容。经济学是一门以“经世济民”为己任的应用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应在灌输给学生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的同时,着重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培养学生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要避免将经济学学成是“黑板上的经济学”。因此,该课程在讲授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同时,要提示学生制度的差异,国情的不同,甚至社会文化的不同,都会带来经济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启发学生比较研究的兴趣,强化对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问题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共性和特殊性的认识,增强对经济学理论的把握,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述供求定理时,鼓励学生观察某种商品价格的变动情况,并根据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讲到市场论时,可以引导学生结合价格弹性理论,分析不同商品,不同商家的市场营销战略存在差异的原因;又如在讲到恩格尔定律时,启发学生思考恩格尔系数能否作为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黄金指标,如果不能,与学生探讨恩格尔系数在我国出现“水土不服”的原因。通过对该问题的思考,一方面使学生准确掌握经常被人们忽视的恩格尔定律成立的前提条件和准确含义;另一方面使学生明白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有适用条件的,经济学定理不是经济学公理,这就更突出了分析经济问题时“中国国情”的重要性。在教学目标明确的基础上,应根据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特点,采取“重点各异”的理论教学。如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需要系统、全面的掌握经济学理论;而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工商管理专业在微观经济学部分侧重供求理论、消费者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和市场理论的相关内容,宏观经济学部分重点讲授国民收入核算理论、简单凯恩斯模型、IS-LM模型、通货膨胀理论以及简单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理论。对于西方经济学教学中遇到的数学工具问题,应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和自身情况来定。如管理学学科下的很多专业,文科背景的学生较多,在讲课过程中,尽量只使用图表等简单的数学工具,着重对经济理论的定性分析,避免繁杂的数学推导;而金融学、经济学等专业,其后续专业课以及职业特点对数学工具要求较高,要求学生能熟练的运用数理推导和图表分析问题,因而应在教学中适当增加数学工具的分量。 2.丰富教学方法,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目前,大多数高校采用多媒体教学。《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大量使用图表和公式,相对于传统的黑板教学,多媒体教学能够增大课堂信息量,提高教与学的效率。但如果只是单纯的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讲授,往往忽视了教与学的互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不足,体会不到《西方经济学》的实用价值,对该课程的学习产生惰性。因此,应在传统课堂讲授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教学方法,提高学生获取知识的效率,满足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的培养目标。 2.1引入模拟实验教学。可以借鉴管理学、市场营销学,国际贸易学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的经验和方法,将课堂模拟实验引入教学过程中。课堂模拟实验是使用计算机软件模拟现实经济社会的某些经济活动,通过收集数据、归纳整理、观察趋势、进而结合理论进行分析,最后总结规律。课堂模拟实验对师资、设备和学生的要求比较高,在本科阶段的教学上,可以由浅入深,从简单的场景入手,随着学生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丰富 ,慢慢增加难度,从而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原理,训练学生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的分析能力和应变能力。 2.2加强案例教学。多媒体的使用为案例教学和学生分组讨论带来了便利,因此应加强案例教学。但应当明确的是,案例教学不是简单的举例说明。案例教学是从案例的讨论中得出概念、原理、理论等。而我们以往在概念、原理、理论讲解完毕后,通过某些例子来说明这些理论知识的应用的做法,只是举例,而非案例。案例教学法是187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兴起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英文中,“案例”与“例子”是有明显区别的。“案例”为“CASE”,其重要的理解在于“SITUATION”,是情形,是一种情形的例;而“例子”为“EXAMPLE”,是指代表同类的另一种样式的例,强调了同类和不同样式,所以举个例子说明之。案例教学要求教师做到精心选择案例,积极、有效的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并指导学生制作ppt在课上进行展示、辩论,最后认真客观的总结评述。首先教师要对大量的案例进行不断地筛选、更新与精炼,使选取的案例具有典型性、时效性和综合性。根据教学需要,案例可以是现实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也可以是学生普遍关注的经济问题。这就要求教师要先“吃透”案例,以便在案例讨论时可以引导和启发学生的思维,使学生的学习处于“问题——思考——探索——再思考——解惑”的积极状态中。其次,案例教学与传统课堂讲授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很强。案例讨论是案例教学的中心环节,为保证学生较好地发挥在案例教学中的主动性,应在课前将案例素材教给学生阅读,准备。最后,要注意把握案例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在以往的传统课堂讲授中,“满堂灌”式的讲述使教师处于主动,学生因机械地接受而显得较为被动。而在案例教学中,教师扮演的是指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主要是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辨别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学生是案例课的积极参与者,从最初的案例阅读、对问题的思考、分析,PPT的制作,到课堂陈述自己的结论、辩论,以及最终对案例的再思考、观点结论的再修正,均要求个人或小组各成员参与其中,共同努力达成。因此,案例教学对教师、学生以及西方经济学教学体系的要求较传统教学模式要高,能够更有助于实现“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通过案例教学,有助于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加强了学生对经济学概念、原理和研究方法的把握,并达到融会贯通的目的。同时,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及其团队合作意识。 2.3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实践教学。目前,绝大多数高校年轻教师是毕业后直接进入高校教学,“出高校,入高校”就造成这些教师理论知识扎实,但实践经验不足,无法完全胜任全部的实践教学工作。而且,很多教学性的实践活动在课堂和实验室中无法完成,这就要求教学要“接地气”,必须要“走出去”,也就是要与企业开展定期的多层面的交流。企业可以为学生提供实践场所和实践指导,学校也能利用自身的人才优势和智力资源,为企业提供专业的理论指导和咨询服务,达到“双赢”的效果。此外,在教学中还可采取“引进来”的方法,聘请高级管理人员,为学生讲解实践工作,以开拓学生视野,激发学生学习动力,使学生尽早接触实战,参与实践,为将来毕业走上社会尽快成为一名应用型人才打下基础。 3.完善考核内容和考核方法。对一门课程学习效果的考核不应是“一张试卷定输赢”,要综合评价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和成绩,尤其是在平时课堂发言、讨论、案例分析、实践中所表现出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这就需要进一步细化考核指标,建立以经济学基本知识和理论为基础,以综合能力为重点,以学习态度为参照的综合评价体系。在考核指标的设计上,降低期末考试的权重,将目前普遍占总成绩80%的期末闭卷考试成绩的权重降低到50%,其余的50%由出勤率、平时作业成绩、课堂发言情况和案例讨论课成绩组成。为保证期末试题的科学性、出题的稳定性,应加强对西方经济学试题库的建设,并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确定不同的主客观题比重和难易度;为保证成绩的公平、公正和客观,对课堂发言和案例讨论的分数应建立量化评分标准。 总之,通过《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使学生能够比较系统地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能够联系实际分析当前经济社会出现的经济问题,提高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西方经济论文: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与特点分析 一 可以说,在关于经济人的理论中,功利主义思想包括了,自由、平等、效率和自由放任的思想,这是近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遗产。而当代西方的经济伦理思想又主要是在上述思想的社会实际运用过程的矛盾冲突中发展和衍变的。具体地说,在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中,表现出以下突出的矛盾。 (一)经济人假设的立论基础——“利己”与“利他”、“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矛盾 经济人假设的历史背景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文明的出现。这一假设首先肯定了两个伦理前提:一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正义性,因而肯定人们遵守这一制度是所谓理性的表现。二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正义性,因而肯定人们在道义上追求自身满足的天性。 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人”假设下的“利己”准则与“利他”,个体效用最大化与社会整体效用最大化是统一的。到了二十世纪,人们开始对经济人出于自私的利益最大化追求问题提出质疑。反对者认为,追求最大利润这一假定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可能实现。1947年,西蒙在《管理行为》中对经济人的假设提出更强烈的批评,他认为,与其说经济人的自私出发点和理性规定是人们真实行为的写照,还不如说它只是“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学魅力”(注:[美]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杨砾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的形而上玄想。 自从七十年代琼·罗宾逊宣布“第二次经济学危机”以来,在重建经济学基础的争论中,经济人的立论问题又引起人们的关注。保罗·斯诺维克(Paul Slovic)和萨拉·利切坦斯泰因(Sarah Lichtenstenion),通过“偏好颠倒”(perference reversals)企图证明即使在最简单的人类行为中,也不存在任何最优原则。尼尔森和温特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阿马蒂亚·森则在八十年代指出,如果重新考察亚当·斯密讲述的屠夫和面包师的故事,就发现古典经济学从未单独把自利作为经济人的立论假设,他说:“亚当·斯密恰恰明确地站到了另外一边,他并没有满足于把经济拯救建立在某种单一的动机之上。”(注:[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页。) 由经济人的争论还衍生了制度经济学关于人们接受经济伦理规范的个人主义或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基础的争论。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是指人类个体行为是社会行为的前提和出发点,所有社会或集体现象,诸如制度,都有待内生制度和制度变迁。与此相对照,整体主义关注对个人行为发生的社会影响。个人被看成社会化的人,已经将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内生化。整体主义者集中考察社会“力量”(制度、社会惯例)如何制约个人行为。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将个人行为摆在第一位,而后者认为社会或制度整体高于一切。 尽管波普尔通常被看作是个人主义者,尽管他对整体主义的其他方面也有批评,但他仍指出,“社会群体大于其成员的单纯加总,也大于其任何成员任何时刻存在的诸多个人关系的简单总和……成员的个性可能对群体的历史和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群体有它自己的历史和结构。也不妨碍该群体对其成员的个性产生强烈影响。”(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页。)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塔尔科特·帕森斯声称:“个人主义者”“要么根本不承认,要么从未公正对待过”下列事实,即经济行为发生“在一整套规则框架之内,不依赖于签约各方直接的个人动机。”(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而海萨尼则反驳道,帕森斯的立场意味着“放弃根据个人目标和社会个体成员的利益来解释这些社会规范自身存在的任何可能。”(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当然,这种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布坎南曾说:“在作为一种推导出社会组织原则的方法的个体主义与作为这种组织的一个描述性特征的集体主义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不一致。……给定一些有关人类行为模式的基础性假设,以及一种特定的道德伦理立场,即可以根据个人选择的计算而将集体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理性化。”(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页。) (二)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诸正义形式伦理的矛盾 功利主义是经济学说史中最重要的伦理基础。熊彼特曾指出:“首先,它是一种人生哲学,展示了有关‘最终价值’的图式。……功利主义,特别是边沁的功利主义,是某种新东西,与旧体系是根本对立的。……其次,功利主义是一种具有强烈法律倾向的体系。……在这一原则中,平均主义要素与幸福要素同样重要。”(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204-205页。)在熊彼特那里,功利主义受到了批判。他说,“第一,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经济史,对于解释经济的推动力毫无价值。第二,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所有涉及实际动机的问题,例如对于解释遗产的经济影响问题,要比没有价值更糟糕。第三,功利主义的假设实际上只对经济理论的一部分即通常所谓的‘福利经济学’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第四,在最狭义的经济理论领域内,功利主义的假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206-207页。)熊彼特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并非是全盘否定福利主义的经济伦理观念,而是认为这种功利主义过于工具理性化,并没有明确指明一种社会形态的合理的经济伦理理想。 功利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表现为集合理论。为了使总体行为正确,不同的个人利益必须以产生全体人员的最大幸福或满意为目标而叠加到一起。功利主义者时常指出这一点作为其理论优越性的一方面。它所运用的是一种实践合理性的简单模式,由于这种模式是我们在个人层次上自然而然地接受的,所以可以恰当地转换到社会层次上来使用。 但是,批评者认为这种推论是荒谬的。罗伯特·诺齐克指出,“因为并不存在为它自己的利益而愿承担某种牺牲的有自身利益的社会实体。只有个别的人存在,只有各不同的有他们自己的个人生命的个人存在。”(注:[美]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如果一个人决定牺牲某些自己的利益,那是因为他能够从中受益,因此这种牺牲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然而,在功利计算中被弃之不顾的个人的利益只是一种牺牲,牺牲者往往得不到任何补偿。“人类”或“社会”并不是做这种决定的单一行为者,不是牺牲或受益的承受者。这样决定的结果只是一些人受损而另一些人受益。用罗尔斯的话来说,“功利主义观点的突出特征是:它直接地涉及一个人怎样在不同的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关心(除了间接的)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以罗尔斯一贯的观点,他认为功利主义无法最大限度地弥补社会个人由正义原则导致的差别,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论既损害了社会正义的本质,又损害了个人的利益。 从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矛盾冲突中,还衍生了对福利经济伦理观点的批判。福利主义经济学并非没有确立伦理的基本出发点,问题在于福利目的的伦理出发点,反而损害了与经济学的结合,并由此忽略了伦理学,影响了自身的发展(注:[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9页。)。 尽管福利主义思想受到抑制和批评,但它却还在顽强地发展和发生影响。其中帕累托学派的福利经济伦理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取得了重要的地位(注:[荷]汉斯·范登·德尔、本·范·韦尔瑟芬《民主与福利经济学》,陈刚 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4页。)。然而,即便是在适合帕累托最优实现的条件下,这一支撑福利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也忽视了公平。因为这里不考虑收益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状态,更不涉及公平与效率间的相互作用。正是这种传统与公平目标之间发生着深刻的冲撞。 (三)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的矛盾 1926年,凯恩斯发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批判了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主义的哲学基础——“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他在批评自由放任的经济伦理原则的同时,又提出了国家干预的新主张。他说,“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在高度有效的管理下,与我们目前为止所看到的任何别一制度比较,的确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经济目的;不过就这一制度本身看来,有许多方面是极端要不得的,是应当反对的。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努力设计出一个社会组织,与我们所满意的生活方式的观念既不致发生抵触,而效能则可以尽可能地提高。”(注:[英]凯恩斯:《劝说集》,谢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42页。)除了凯恩斯之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也津津乐道着这样的一种理性假设:即“由于私人市场经济呈现不完善的特性,所以从效率的意义上说,中央计划经济能够对资本主义做出改进。”(注:[英]J.R.沙克尔顿、G.洛克斯利编著:《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1页。) 尽管自凯恩斯以来,国家干预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它却受到哈耶克、斯蒂格勒等人的强烈反驳。哈耶克提出,“中央计划者没有得到必不可少的信息。为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所需要的价格和成本信息,只有通过市场过程本身的运转才能获得。实际上,在奥地利学派‘市场过程’模型中,‘成本’是主观的东西:它不是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看得见的货币支出,而是被放弃的从同样的资源的其他可选择的使用中生产出的价值。但是很明显,在经济过程中,只有行为者才知道这种选择。竞争市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优点在于,在这样的市场上,每个人仅须意识到影响他个人的事情;而从个人行为中产生出来的‘制度’不带有任何个人的意图,这种市场制度是未经设计而产生的社会制度的典范。”(注:[英]J.R.沙克尔顿、G.洛克斯利编著:《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2页。) 信奉国家干预者的理由是,一切完美的经济秩序必定是设计的产物,是理性合理化的过程。哈耶克则反驳说:“如果我们想取得进步,我们就必须为不断改进我们的观念和理想留出空间。”(注:[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0页。)进步是不能事先进行计划的(能够进行计划的信念,正是理性主义狂妄态度的极端事例),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肯定也是一个建立在自发秩序上的自由社会。 (四)经济公正与政治公正的矛盾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规范、制度和原则构成的契约组织。这些规范、制度和原则中包含了法律的、经济的、文化的和道德的要求,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人类的传统、历史和发展。所谓公正,是指等利(害)交换的行为,公正一开始就是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相关联的,是人们经济利益分配的基本要求,罗尔斯反复强调:“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社会制度安排。我们知道,这些原则要在这些制度中掌管权利与义务的分派,决定社会生活中利益和负担的恰当分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经济学家往往就事论事,他们所言公正和平等,可以是一次经济活动中的交易价格和交易机会,或者是由此在统计上归纳出来的制度和规则。但是哲学家往往反驳道,把公正定义为等利(害)交换,岂不将公正局限于经济领域,因而定义过窄?公正作为人与人平等的一个原则,只有当他得到他应得的、或别人欠他的,或他有权利索要的东西时,才算公正。 关于经济公正与政治公正的矛盾冲突,可以从罗尔斯和诺齐克的理论中窥见一斑。根据罗尔斯的看法,“社会是一种对于相互利益的合作的冒险形式,它却不仅具有一种利益一致的典型特征,而且也具有一种利益冲突的典型特征。”(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不平等在任何社会的基本结构中都不可避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问题在于明确这些不平等怎样才算是公正的,或是否能够做到公正。罗尔斯认为绝对的平均是对效率的极大损害。但是他苦心积虑建立的公正原则,是想在一般经济公正的基础上设定一些特殊的或优先的或称之为差别原则的前提;罗尔斯认为虽然经济不平等不可避免,但是公正的不平等则可以做到。因此,只有当更有能力的人也让更不幸的人获益时,他们从这种能力中获益才是公正的。 诺齐克则对罗尔斯公正的不平等提出质疑,他认为:“任何国家制定的外在的规范必然侵犯人们的道德权利,因此,本质上说是不道德的。”(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他反对那怕是最小国家(minimal state)实行富人对穷人的再分配,认为那样侵犯了个人的权利。他的论证可以称之为经济公正论(the theoy of economic justice),也称之为“资格理论”(entitlement theory)(注:[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39页。)。诺齐克从维护自由的伦理原则出发,强烈反对罗尔斯的正义补偿的预设性伦理原则。与罗尔斯相比,诺齐克的观点,表现了对资本权利和效率的更多的维护。 二 如果说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学科形式的经济伦理学在欧美诞生,它的研究范围基本界定在经济学意识到在经济行为的伦理、文化的观点消失之后,因市场失灵而带来的道德限度问题,那么,二十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企业伦理的社会契约论的问题,经济主体的超规范和道德自由限度,全球化和普世伦理的可能性、现实性,生态伦理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扩展了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研究范围,使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固有矛盾冲突得以在更宽泛的社会现实背景下展开。 总体来说,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在上述矛盾与冲突中体现了如下突出的特点: 首先,上述矛盾冲突更明显地体现在企业这个经济主体层次上。在经济主体问题上,西方经济学作了拓展研究,由对狭窄的人、集团、阶级的研究发展到企业的研究。就企业而言,经济伦理学指的是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换过程中的适当行为确立界线的原则。作为经济主体,企业的伦理特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一是在社会契约中显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二是企业的道德自由空间的限度。这一经济主体的拓展不仅仅带来固有矛盾范围的变化,同时也带来相应的道德冲突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发现,要想出一种能够明确地解决企业的伦理两难问题的办法十分不易。 其次,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在更宽泛的背景下展开,常 常与法律、政治、文化的冲突交织一处。最近几十年,西方探讨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往往在综合的背景下展开,如贝克尔对家庭、婚姻、性别歧视等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布坎南的立宪民主的经济学研究,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中的伦理规则的研究和方法论基础的研究,伦理学家对伦理法的研究,罗尔斯、诺齐克等人的政治伦理思想在经济活动中的拓展研究,西蒙、福山等人对文化因素、管理因素在经济伦理思想冲突中作用的研究等等。尤其是文化沟通与文化信任问题,日益成为跨国公司的经济伦理战略组成。企业家和学者们都认识到文化差别造成经济主体遵守信用以及其展示道德自由空间的方式上的差别,例如弗朗西斯·福山看出,一个社会中的信任水平与积聚资本和有效地发展技术之间存在一种关系。他论证说:“由于不信任而造成分裂的社会,以阶级、种族、亲属或其他因素为基础,在采取新的组织形式时会遇到额外的障碍。”(注:[美]托马斯·唐纳森、托马斯·邓菲:《有约束力的关系》,赵月瑟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值得一提的还有经济伦理思想与法律的相关影响的研究,正如法律对伦理行为和道德准则的进化有明显的影响一样,有关道德的态度也可能经常间接地、有时甚至直接地影响法律准则的进化。 第三,虽然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但仍运行着社会普遍遵循的经济伦理规范。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普遍经济伦理规范之上,在经济政治全球化的视野之下,西方社会有一种强要发展中国家认同的超规范理论倾向。而这些超规范说白了,就是所谓跨越主权的人权思想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等。比如说关于剥削,西方经济学家仍然回避或淡化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结论,他们对于贫困线和贫困度量的研究,只是用人的生命权、自由权等抽象概念做一些超规范的警示。再比如效率超规范,它被用来指导现代企业面对的诸如环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以及贿赂问题等,其中最明显适用的一个是环境问题。历史上对环境关怀感觉迟钝的企业,被保罗·斯泰德尔迈耶称为“前生态经济主义”,其特征在于相信技术,以及认为在生态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无法解决的冲突。这种态度把生态放在第二位考虑,显然与效率超规范的含义不符。前生态经济主义认定的正是效率超规范正式驳斥的东西,即效率仅仅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高度来衡量。相反,效率超规范意味着,在我们把供不应求的自然资源的价值计入经济大方程之前,我们对社会效率的衡量都是不充分的(注:[美]托马斯·唐纳森、托马斯·邓菲:《有约束力的关系》,赵月瑟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换言之,效率不仅仅要置于公正及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伦理规范的权衡之下,而且要在更宽范的超规范的普世伦理及可持续发展的视野之下。 三 从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角度来分析,首先,西方当代经济伦理思想依然具有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辩护的基本特性,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依然适用于当代西方经济学,马克思说:“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教条式地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3页。)资产阶级企图用一种超越性的同一关系解释经济伦理关系,似乎已有的伦理关系已经天然合理了。马克思批判道,“堕落的最新经济学,……它企图证明,经济关系到处都表示同一些简单规定,因而到处都表示交换价值相交换的简单规定中的平等和自由。……这种归结法是把包含着发展的差别抛掉,使一切都归结为一种现实的经济关系,单从这点来说,它至少在形式上也是不科学的;何况它是时而抛掉这一方面,时而抛掉那一方面,以便时而从这一方面,时而从那一方面来制造同一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203页。) 其次,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方法论有着明显的形而上学倾向。马克思虽然认为,在商品经济中,买卖双方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私人科益;但是马克思反对经济人的假设。在他设想的未来社会所有制形式下,人们之间的经济生产活动根本不受这种利欲之心的驱使。无论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还是整体主义,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理论基本点是,由约束、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活动和交往关系等组成的制度是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这与韦伯将资本主义宗教伦理精神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一样,都有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中反复批判的“头脚倒置”的嫌疑,与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有着根本不同。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往往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过是体现一种“历史主义”或“经济决定论”;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恩格斯的话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制度的产生及形成,不仅有经济发展本身的因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观念以及道德文化传统等也是促成其变化的重要原因。 第三,当代西方经济伦理的终级关怀和理想,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李普森曾说:“这两个理想是我们的基本观念,其重要性凌驾于其他任何理想之上。将生气勃勃的精神注入我们的民主政制,使它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以及使它与其他制度不同的,主要就是这两种价值观。如果要将民主制度的特征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可以这样说:民主制度就是尽可能使其人民同时获最多的自由和最多的平等的政治制度。”(注:[美]李普森:《民主的基本原理》,引自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22页。)马克思经济伦理理想并未排斥自由、平等,但与资产阶级相比,前提是不同的。马克思的经济伦理理想是建立在“重建个人所有制”基础之上的人的全面发展,这是自由、平等的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基础。不揭示自由、平等的阶级立场,其图景必然是迥异的。 西方经济论文: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 一、通俗式教学 从专业知识的角度来接触西方经济学,对大多数学生都是第一次,因此,“术语陌生症”时有发生,学生不能在第一时间理解术语的经济含义,由此,老师可能已经讲到下一知识点,而学生还在理解前一句话的含义,信息的传递和接收不同步。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采用通俗的、非专业化的语言为学生打开经济学的大门,使初学者能克服生涩的术语工具,顺利进入经济学的宫殿。 例如,在讲解弹性的概念时,除了强调弹性是自变量变动1%时,因变量变动的百分比,笔者还特别总结为弹性是百分比与百分比之比,只要找准自变量和因变量,所有经济学中的弹性概念都迎刃而解。分析需求的价格弹性和厂商的销售收入之间的关系时,笔者针对农历新年刚过去这一特点,先设问“过年前,为什么超市中的年货如瓜子、糖果不降价促销,而衣服皮具等却会较大幅度降价?”,然后再讲明各种商品弹性值不同的道理。瓜子、糖果作为年货,为应景和待客,一般家庭都必备,而衣物任何时间点都可购买,不必局限于某一时点。也就是说,在新春前,年货的购买是弹性值较小的,而衣物类商品的弹性值却较大。为达到销售收入的最大化,对于弹性值小商品,提价(至少不降价、不打折)会增加销售收入,而弹性大的商品降价会增加销售收入,提价会减少销售收入。如此一来,弹性对价格策略选择及销售收入的影响之间关系就不再是生硬的纸上谈兵。 二、案例式教学 与传统教学法相比,案例教学法更注重事实,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案例进行讨论分析,使知识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得到激发和升华。案例教学以学生为主体,迫使他们不能只带眼睛和耳朵来听课,必须开动脑筋,必须在课下充实自己,课上积极参与,否则只能停留在记住知识的层次上,而达不到学以致用的目的。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案例是不可或缺的。实际上,各类西方经济学教材或专着中也不乏非常经典的案例。有些原理通过这些案例的分析,变得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例如,着名的科斯定理,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牛群到毗邻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来阐述;公共物品则可以通过“灯塔”的故事来阐述。这些例子已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经典的例子,具有了不可替代性,给经济学留下一个永恒的传统,使西方经济学诗意盎然。但是,仅仅分析这些经典案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把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本土经济相融合,适当地引进一些现实中的案例以及贴近现实生活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解释,这是因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会运用所学的原理来分析解释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并帮助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或者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政策建议。这样可以使学生在感性上更容易接受这些抽象的概念和理论。 三、提问式教学 提问式教学就是由教师根据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的要求,事先设计出要学生理解的问题,由学生解答,教师做点评,以了解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促进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例如,在讲授消费者行为理论这一章时,老师提出“钻石对人的用途很有限而价格昂贵,生命必不可少的水却很便宜。请运用所学西方经济学原理解释这一价值悖论。”显然要回答这一问题必然要了解前一章供求理论与本章消费者行为理论。 采用提问式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在设计问题时,要有针对性和启发性,且难易适中,回答量适当,既要有让学生口头回答的问题,又要有让学生书面回答的问题,以增加这种方式的教学量,保证教学内容的完成。对学生口头回答的问题要当堂予以点评,分析学生出错的原因,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对学生书面回答的问题,要在课后阅评,对阅评中发现的问题要在下堂课进行分析讲解。这种方式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也有利于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做到因材施教,同时教师也可有针对性地安排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四、讨论式教学 讨论式教学是教师指导学生以班级或小组形式,围绕某一课题各抒己见、相互启发并进行争论、磋商,以提高认识或弄清解决问题的方法。讨论式教学法有助于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在讨论式教学中,学生不只是被动地接受教师讲授的教科书内容,而是带着问题进行思考、辨析,每个学生都可以主动行动,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疑问,即时地成为主导者。例如在讲解了西方经济学的某一理论后,可以结合我国当前经济改革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价格的作用、规模经济、垄断的利弊、寡头之间的依存性、失业与下岗、宏观经济政策等现实经济问题,收集信息、数据、案例,组织学生围绕老师给定的思考题进行课堂或课外讨论。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运用讨论式教学法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教师角色的定位。首先,教师在整个讨论中,始终起到一个“暗线引领”的作用。课堂讨论的内容一般是通过教师命题来引发的。教师论题出得好,才能激发学生研究问题的兴趣,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其次,教师在讨论中必须当好讨论的引导者,要向学生提出讨论的具体要求,讨论中要以适当的方式参与其中,并适时给发言的学生以启发、引导;对学生在讨论中可能出现的离题现象和理解上的偏差等,要及时加以纠正,而不是提出问题后就袖手旁观、放任自流。最后,教师对讨论要做必要的归纳、总结、评价,使问题的结论更加明确,更有条理。还可结合学生的讨论,对所讨论的问题作必要的扩展和延伸,以加深学生对问题的理解。 2.问题情境的设置。教师在确定讨论问题时应注意:学生应紧密围绕某一问题,从多侧面、多方位进行思考。把那些容易产生模糊认识的问题让学生来讨论,可以使他们在讨论中相互启发,得出正确的结论。 3.讨论的时间。讨论有它特有的功能,但只有在足够的时间里,讨论的意义才能得以体现,功能才能得以发挥。既然组织讨论,教师就应该保证学生主动参与的时间,否则,就成了为“ 讨论”而“讨论”的形式主义。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运用以上的教学方法很好地调动了学生课堂学习和参与的积极性,增强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以及口头表达的能力,提高了学生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使教师自身的能力与素质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达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西方经济论文:综述和借鉴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解决我国就业矛盾 摘要: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了我国当前所面临就业矛盾突出的问题,进而强调了要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两个“突出”表明现阶段对我国就业矛盾要高度重视,它关系到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调发展,需要全体社会的共同努力。本文将从理论上回顾西方经济学对就业问题的论述,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加以深化认识和借鉴,进而寻求解决我国就业矛盾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非自愿失业 摩擦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 隐性失业 一、西方经济学中的就业理论 萨伊(J·B·Say) 最早提出了“充分就业论”。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述》(1803年出版)中提出了“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论断,被后人概括为“萨伊定律”。该定律认为一种商品的生产、销售必然为其他商品的生产、销售创造条件,商品的供给与需求总是趋于均衡,不会出现生产过剩。而且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是理性的,都会尽力扩大生产、销售,这样社会的生产、销售就能达到最高水平,就能实现充分就业。 继萨伊之后,马歇尔的学生庇古(C·A·Pigou)在《论失业问题》(1914年出版)提出了“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就业理论。庇古认为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要不要劳动,能不能就业,取决于对劳动者的需求方和劳动者的供给方。从劳动者的需求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在生产中能给企业家带来利益或者他带来的利益至少等于他的实际工资时,企业家才雇佣劳动;从劳动者的供给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得到的实际工资能够补偿劳动者劳动的负效应时,他才肯从事劳动。按照庇古的就业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如果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存在失业的话,那么只会存在所谓的“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庇古所谓的“自愿失业”是指工人不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率而宁愿不工作;“摩擦性失业”是指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而引起的失业,即由于经济在调整过程中,或者由于资源配置比例失调等原因,使一些人需要在不同的工作中转移,使一些人等待转业而产生失业即“摩擦失业”。人们从一种工作到另一种工作,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学校或家庭到工作的正常流动将造成失业;工人寻找工作不可避免地需要时间,同时,企业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寻找过程,如寻找“适当人选”。 萨尔·D·霍夫曼在《劳动力市场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9页。)中把这种摩擦性失业的基本原因归结为:“工人同工作的不适应”,“信息不充分(或换言之,获取信息的成本太高)”,“无论是企业还是工人都不能迅速流动”。 凯恩斯 (J·M·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出版)中,在评析庇古的“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基础上,提出了“非自愿失业”论。首先,他说庇古的就业理论奠基于两个基本假设前提之上:“1.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2.当数量为既定时,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数量时的边际负效用”。他进而分析到第一个假设会由于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二者的相等会受到破坏;第二个假设不仅会由于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而受到限制,而且还会由于劳动者联合成为工会组织而遭受破坏。所以“非自愿失业”是存在的。其次,凯恩斯还从总量分析的角度论述了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必然性,即由于投资需求不足,就不能使得由于消费需求不足而产生的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这样就会产生“非自愿失业”。“非自愿失业”就是劳动者愿意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都找不到工作,其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即缺乏足够的需求来吸收全部劳动力就业。当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资本家不仅不能按照预期的最低利润出售商品,而且会有大量的商品卖不出去。资本家因得不到利润而减少产量,解雇工人,从而带来失业人数的增加。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是决定社会总就业量的关键性因素,“有效需求”就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就是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时的社会总需求,也就是预期能为资本家带来最大利润的社会总需求。因此,凯恩斯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与总产量,而不是像萨伊所说的“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二是充分就业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特例”,“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的极限点”,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从而否定了传统经济学所说的宏观经济只有在充分就业上才达到均衡的观点。凯恩斯关于减少“非自愿失业”的主要政策建议是:刺激消费,扩大有效需求,鼓励投资(包括提高人们的投资信心和降低利率等),增加就业等。 托宾、杜生贝提出了结构性失业理论,“结构性失业”是指因经济结构变化而发生的失业,一种情况是,“某些具有劳动能力的工人,由于他们工作的产业进入萧条,而失去工作机会”(路易斯·所罗门:《经济学入门》,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97-98页。),但是从旧工业部门被排挤出来的工人,不一定适应新工业部门的技术要求,因而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发展迅速,有的地区发展缓慢。落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因地理位置的限制,不能迅速流动到发展迅速的地区,因而也有一部分劳动者失业。”(《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简言之,结构性失业产生的一种形式是某些产业部门的产品因市场需求的日益减少而进入萧条期或衰退期,而劳动力素质不适应新的就业标准所形成的失业,另一种形式则表现为地区之间的供求结构不平衡。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隐蔽失业”问题作了以下论述:“在穷国,特别在农业国,人力资源的很大部分往往几乎什么也不干,因为无活可干。”“同样的隐蔽的失业也可以在先进国家看到,不但存在于人们仅能维持最低生活的农业地区,而且也存在于城市街道上。”(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189页。)这里,他所说的农业国和先进国都是指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些国家由于人口迅速增长而存在隐蔽失业。他特别强调落后的农业国和先进国的落后的农业地区,是因为经济越落后,人口增长越快,因而造成隐蔽失业。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相反,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迅速,并且经济越是落后,人口增长越快。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因为经济不发达。 与“隐蔽失业”相类似的一个概念“隐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于1936年提出的,原意指城市工人在危机期间为避免失业而被迫接受一些知识、技能和经验都得不到充分利用的工作。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他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用隐性失业来描述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那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过剩劳动力,探讨了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下的失业问题。“二元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是传统农业部门,二是现代工业部门。刘易斯等人认为,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甚至为零或负数,这里有大量的非公开性失业,而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但从业人数较少,其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可以吸引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刘易斯等人强调现代工业部门资本积累对吸纳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和最终解决二元结构失业问题发挥重要作用。纳克斯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做出的解释是指那些可以从农业部门抽走而不致于影响农业总产量的多余劳动人口。(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另外,托达罗在刘易斯等人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探讨了劳动力转换下的失业问题,他强调了收入预期在农村人口转移中的重要作用。托达罗还看到了解决发展中国家失业的艰巨性和困难性。他断定,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失业和乡村中的过剩劳动力或非公开性失业会长期存在。 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W·phillips)把就业与通胀联系起来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根据90多年的资料分析(1861年~1957年),提出了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的理论。他指出失业与通胀是可以并存的,而且是能够被替代的,即通货膨胀率上升,失业率下降;相反,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这一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基本上符合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但是到了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滞胀”现象,即一方面经济停滞,失业增加;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因此难以再用“菲利普斯曲线”去解释。 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M·Friedman) 提出了“自然失业率”假说。他认为在考察通胀与失业的关系时,要把“自愿失业”与“非自愿失业”区别开来,在考察是否充分就业时要把“自然失业率”排开,也就是说,只要在总劳动人口中一切愿意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而都找到了工作机会,就算充分就业了。“自然失业率”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劳工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厉以宁、吴世泰:《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8-69页,第72页。)正如弗里德曼所言:“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与实际工资率结构相适应的某种均衡失业水平。” 这种均衡失业水平就是“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弗里德曼还把“心理预期”纳入了就业与通胀的研究中,认为实际生活中之所以存在失业,是由于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有“偏差”。他认为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状态下,实现充分就业是一种长期的趋势,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代关系只有在短期内存在,长期不存在。弗里德曼关于失业的政策建议是:主张发挥市场自发调节作用以解决失业问题;反对最低工资率的规定和工会对工资率的干预。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提出了“技术失业论”。他认为,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必然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因为随着新技术、新设备的投入使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的技术构成不断提高,必然要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说明了生产自动化是局部失业产生的原因。他还在1972年出版的、与他人合写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提出了“零度增长”的概念,意思是说要解决失业问题,有必要放弃经济增长。与此相对的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得出了技术进步不会导致工人大量失业的结论。如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就指出,只要保持投资的稳定增长就能减少失业,“因为对于个别企业来说,投资意味着较多的资本和较少的工人,但对于整个经济(作为一般情况)来说,投资则意味着较多的资本而工人并不较少。”(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4页。)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布鲁克斯作出的具体分析是:技术进步不仅可以节约活劳动,而且也节约了能源和原材料。与劳动力价格相比,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更高。如果把节约的物质资料用于其他方面,就会创造更多的产值和就业岗位。(H·布鲁克斯:《技术、竞争和就业》,《经济学译丛》,1985年第6期。)如果说技术进步还是会产生排斥活劳动的现象,那也只是一种结构性失业。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罗伯逊所分析的那样,技术进步减少的主要是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但熟练工人和职员的人数则会增加。(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 二、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的重要启示 首先,根据西方经济学把失业分为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两大类来看,只有非自愿失业才是任何一个国家对失业现象所真正关心的。因为自愿失业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自我选择,它意味着就业的机会成本更高,例如闲暇对某些人而言更珍贵。自愿失业往往是建立在个人拥有一定的财富积累的基础上,因此还可以促进消费的增加和缓解劳动力市场不断膨胀的供给量。从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可知,充分就业并不意味着全部就业,适度的失业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例如它可以提高就业者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综合西方学者的论述,非自愿失业包括了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需求不足的失业(周期性失业)三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看,结构性失业就是长期的摩擦性失业。经济结构的变化伴随着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快,如劳动者离开原来工作后立即可找到同样类型的工作,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失业就是摩擦性失业;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慢,如劳动者需要重新训练以适应新工作的要求,这种情况下的失业就是结构性失业。因此解决这类失业的关键在于:一是加速劳动就业信息的传递和流通,二是加速劳动力在不同地域、产业和行业之间的就业转移,三是相应地实现劳动力的知识、技能、素质等的快速更新、培育和提高。而需求不足的失业即周期性失业与其他种类的失业之间的区别则是判断整个劳动市场状况的关键。因为“即使整个劳动市场是平衡的,高水平摩擦失业或结构失业也可能发生。周期失业则是在整个劳动市场趋于过剩时出现的。”(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页。)而解决周期性失业的关键就在于增加有效需求,也就是要加快经济的发展。 作为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共性问题,我国也并存着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一是在双向选择的就业制度下,必然有一部分劳动者在正常的流动中,滞留于劳动力市场一段时间,造成摩擦性失业;二是由于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必然会出现某些产业(如纺织工业)和某些地区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或相对不足,出现结构性失业;三是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呈周期波动的,生产投资的扩张或收缩必然伴随就业量的扩大或减少,扩张时期就业量大,收缩时期就业量少,从而存在周期性失业。所不同的是我国的周期性失业一直属于隐性失业,而没有外露。(张烈军:《西方失业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7.8。)从西方学者关于隐性失业的论述,可以明显看出隐性失业意味着人均产出率的低水平,经济效率的低下和产品成本的增加,因此它是与劳动生产率的停滞或下降紧密相关的,呈现出一种两者相互排斥的关系。而要减少隐性失业人员,就意味着显性失业率上升;而显性失业率上升,则有利于减少多余的劳动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失业率的高低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替代关系即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显性失业率的高低成正向替代关系,而与隐性失业率成反向替代关系。隐性失业正是我国失业的独特实现形式,它是传统就业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和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必然结果,制约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劳动者的素质,阻碍企业经营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我国要稳步实现隐性失业的显性化。另外,西方经济学家还揭示了人口、就业及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人口增长过快会使劳动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形成隐形失业,降低劳动生产率。因此我国要继续有效控制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 其次,对技术进步及其运用对失业的影响看,新技术的应用只是造成局部失业的技术原因,局部失业的根源应当是市场经济本身。而且,只有当产品因生产自动化等新技术的应用所引起的大大增加了的产量,超过了扩大后的市场需求仍有富余人员时,才有必要减少工人,进而造成失业。长期看,技术进步不仅不会减少工作,而且还会创造很多新的工作岗位,因为技术更新换代可以引导新的消费需求出现。因此,根据技术进步在长期和短期带来的不同影响,可以由政府进行政策协调,减少其短期内的负效应,如通过引导消费观念的改变,进行劳动力培训,缩短劳动时间以便使劳动者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消费新产品和新服务等方式,最终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再次,对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交替关系的认识上,可以说在一个静态的市场中通货膨胀能够减轻失业,但在动态市场中这一关系就未必存在,因为企业的理性预期对通货膨胀已经有了经验,单纯理论分析并不能回答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失业之间的作用关系。在实践上依靠这一理论来治理失业和通货膨胀也只能起到应急的作用,而从较长时期看,以增加失业率来抑制通货膨胀或者以提高通货膨胀率来降低失业率都会使问题更加复杂。而且,失业更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失业率的上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干扰大于通货膨胀率增大的干扰;失业和通货膨胀都是全局性问题,“两害相衡取其轻”;就业优先就是发展优先。(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西方经济学也不再用通货膨胀政策来医治衰退和失业,解决中国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吴敬琏:《论通货膨胀政策之不可行和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改革》,1994年第2期。) 最后,对解决失业问题,西方经济学总的来说可分为两派:萨伊、马歇尔、庇古、弗里德曼等崇尚市场行为,主张让市场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而凯恩斯、汉森、菲利普斯则推崇政府行为,主张靠政策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事实上,这两者不能割裂开来,尤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同时又要“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 三、解决我国就业矛盾的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带来的企业亏损破产和行业萎缩衰败,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失业工人;我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职工下岗分流;乡镇企业资本深化,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业不断产生剩余劳动力;机关事业单位、军队人员精简等等,这些都进一步加大了我国的就业压力。而失业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它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生产设备的闲置和当事人收入的损失;失业而且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既使个人与家庭生活水平下降,又使家庭关系与其它人际关系受到损害,并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现阶段就业矛盾突出的问题还关系到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我们要加强重视,努力缓解我国的就业矛盾。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我们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必须保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劳动力要素更是首当其冲。坚持市场化改革就要保证劳动者自由流动和平等就业的权利。我国长期以来实行户籍管理制,带来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造成农民在进城谋生时遭遇普遍性的就业歧视,而且使已经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的农村人口也面临许多城市人口所没有遇到的困难,如子女的上学问题等。与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是资本的天然特性,许多用人单位为降低成本而有着使用外来劳动力的强劲动力。外来人口进城工作是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有效补充,而不是竞争伤害。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建立和全面落实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首先是改革户籍制度,放开城乡户籍迁移限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以至定居,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取消城市对雇用农民工的限制性规定,保证城市居民和农民拥有公平竞争就业岗位的平等合法权利,保证城乡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此同时,还要保证和鼓励劳动力在不同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包括不同省份之间、东中西部之间、沿海和内陆城市之间等等,减少和消除行政、制度和观念上的壁垒,加快人才顺畅流动,这样有利于及时满足不同区域在不同时期对各种劳动力的特定需求,进而解决劳动力供求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实现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不断丰富就业机会和拓宽劳动者的选择范围。 第二,我国农村存在着大规模的隐形失业,有学者曾指出这是中国潜在的最大危机。研究表明虽然城市自身就业形势趋于严峻,但并未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减少,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村蓄积的劳动力总量过大。因此首先要继续严格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控制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和规模。同时,继续加快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加快小城镇建设,提高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另外,为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现阶段要特别重视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我国农业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粗放性的经济增长方式,一味地通过资源数量上的增加投入获取收益,并且只重视农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忽视农产品的深加工以及市场营销环节,进而造成农业生产的盲目性和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我国加入WTO后,传统农业又进一步受到外国质优价廉产品和新型品种的强烈冲击,因此要调整农业内部生产结构,延伸农业产业链,加快形成科研、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加强农产品供需之间的紧密联系使之形成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最终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农村就业机会,减少农村隐形失业。这就要求广大农民要尽快改变只顾农业生产环节的传统观念,要主动地、及时地发现和捕捉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变化以及新的市场需求,如绿色食品,健康作物和各种新品种等,进而及时调整种植结构和产品结构,并加大对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的投资,加快农产品创新和实现市场细分以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从而迅速提升经济效益。同时,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发展农产品的加工和营销,产生一批专门性的、专业化的加工和销售企业,进一步推广公司加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从而开辟农业、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第三,不仅要在数量上控制人口增长,更要在质量上改善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我国劳动力素质一直很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84.27%以上,与技术要求日渐提高的就业岗位不相适应,因此要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增强其就业能力,减少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同时提高在职职工和后备劳动力的素质。首先,我国要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要构建起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培养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性社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国家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确保义务教育的全面实现,特别是要普及农村学龄人口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要控制教育收费水平与人们的收入水平相适应,始终坚持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的并重。其次,我国要加强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在此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在日本,它主要通过函授形式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合格者发给“技能工”证书;德国把职业培训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柱石和民族生存的基础,采取企业为主、学校为辅的培训方式;东南亚国家则普遍重视高能技术培训。我国可实行以中、初级职业技术培训为主、高等职业培训为辅的方式;对新生劳动力和后备劳动力要做到“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对在岗职工采取分期分批培训、函授培训和联合培训等多种方式;同时要抓好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的继续教育工作。总之,要努力把我国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第四,为加快就业信息的流转,减少摩擦性失业,我国要进一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我国现有的就业服务组织数量不多,而且普遍存在规模偏小、功能不全、服务手段落后、信息容量不大、相互封闭的问题。借鉴威廉·哈伯、丹尼尔·H·克鲁格在《美国就业服务在变化经济中的作用》(1964年,第31-40页。)中谈到的公共就业服务理论,“公共就业服务”是充当劳动力和雇主相互联系的媒介,具体的方法包括找职业服务,就业咨询,对特殊劳动力提供就业帮助,收集、研究和劳动力市场信息,为劳动需求方、雇主服务等。因此,我国政府要建立更多公益性的就业服务机构,同时加强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的建设和管理,通过举办经常性的招聘会以及在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各种媒体上的信息公布,及时、全面、便捷地向劳动者提供各种就业信息,增加其就业机会,还要注意使信息获取的费用控制在广大劳动者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范围之内。另外,还可以加快建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就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服务功能、改进服务手段,保持信息更新,给劳动力的供求双方提供高效率的服务和帮助。 第五,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对预期的重视(如弗里德曼的“心理预期”,托达罗的“收入预期”等)看来,我国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失业保障制度,以避免人们对一旦失业所面临的经济状况的恶化做出过分消极的心理预期,同时消除不必要的心理恐慌而造成对消费和社会有效需求的抑制作用。因此,我国要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失业保险制度,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为员工提供更高水平更加全面的补充保险,并将其作为对企业综合评价的重要指标。二是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的养老保险要以家庭为主,并加强与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的结合。总之,要扩大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的覆盖面与社会化程度,提高人们对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心理预期,进而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促进充分就业的实现。 另外,还要通过结构调整培育长期的就业增长点,开拓新的就业空间,使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能够维持较快的速度。一是要调整我国所有制结构,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各种非公有制发展,注重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二是要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充分发挥其大量吸纳劳动力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在发展中求稳定,以发展保稳定,建立起“就业市场化、失业公开化、劳动有保护、失业有保障”的新型就业制度,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 西方经济论文:为什么说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的经济学 在西方经济学日益流行的时代,说它是庸俗的经济学似乎有些不合潮流。我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指的是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它既指新古典综合派,也指新制度经济学。(当然,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的范围很宽,见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第一页,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西方经济学由于可以解释一些现象,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如果你不做进一步的思考,你会认同西方经济学对一些经济现象所做的解释。比如消费、投资、出口、政府支出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加政府支出。再比如消费者为什么会受欺骗,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如果信息对称,消费者是不会受欺骗的。 经济学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它们分别是经济现象、操作、理论。经济现象是我们天天能够看得见和体会得到的,比如鸡蛋多少钱一斤,上海股票多少点,某公司雇佣多少员工。操作则是我们需要思考才能够感觉得到的,比如企业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它们为什么大多数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方式。理论则是看不见感觉不到的,比如什么是货币,货币是怎样产生的。 经济现象、操作、理论在经济学中的角色是不一样的。经济理论是基础,经济现象则是丰富多彩的,经济操作是根据经济理论而形成的。经济操作赖以存在的理论,既包括书面的理论,也包括实际中应用,但没有在书面上出现的理论。由于有一部分经济理论是在书本上找不到的,这就会使经济现象和经济操作在一些时候被认为没有理论依据。经济理论是以经济现象和经济操作为原料的一种逻辑思辩,它既包括书本上的经济理论,也包括非书本上的经济理论,如散落在普通人观念里的经济理论。 1、经济现象。 在经济现象这个层次,西方经济学是很有欺骗性的,因为西方经济学就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以西方微观经济学为例,它是以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西方微观经济学开始分析构成市场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以供给为优秀的理论是生产、成本、利润理论,以需求为优秀的理论是效用理论、预算理论及收入理论,最后对市场的类型及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从而得出局部均衡、一般均衡的结论。这些理论,表面上都有道理,因为人们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是单个的、割裂的、片面的经济现象,这和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正好一致。 我们都熟悉需求曲线,它描述的是商品(或产品,下同)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同样的钱,如果价格越低,买到的东西越多。而需求曲线告诉我们的是:在一般情况下,价格越高,对该商品的需求量越小;价格越低,对该商品的需求量越大。至于需求量为什么会随价格的高低发生变化,西方经济学有一个解释,说是边际效用递减,比如吃一个苹果觉得很过瘾,吃10个苹果就难受,因为第10个苹果的效用是负效用。由于每个苹果的效用不一样,自然它们的价格也不一样,由此,消费者可以得到好处,这个好处叫做消费者剩余。 我现在要问的是:消费者买商品的钱是那里来的?是赚来的?借来的还是其他人给的?我假定钱是赚来的,消费者赚钱的过程,就是商品形成的过程,钱和商品有一种天然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存在在简单的数字里,比如8=2*4,8=2*2*2等等。我设商品是M,钱是N,如果要让商品和货币相等,我只要在商品的前面加些系数就可以了。我要加的这个系数,在微观经济学里叫价格。至于价格的涨跌,是拥有商品的人和拥有货币的人斗争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在这一点上,利用逻辑分析方法的缺陷及人们熟视无睹的数字之间的关系,片面地把需求仅仅看成是需求,而无视经济学的最基本问题,生产与分配的层次问题,更无视生产与分配存在的制度基础。在货币制度的基础上,生产的过程也是分配的过程,消费者赚钱的过程,同时也是产品形成的过程。钱不能吃也不能穿,它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分配产品的工具。 货币作为分配工具,它是通过一系列的交换来完成的。如果我们把交换的过程断章取义,那有什么意义呢?需求和价格的关系,在人们购买之前已经存在,因为你赚钱的时候,你已经为给你钱的人生产出了产品,你去买产品的时候,只是你凭“钱”这个凭证去把你的东西取回来而已,至于你取回多少,就要看产品的价格了。 我们再来看看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数学和经济学两个方面来看。从数学方面来看,一个平面上的两条直线有三种关系,它们是平行、重合、相交。在一个坐标系里的供给曲线(直线,下同)和需求曲线,它们相交、重合或者平行都是很自然的。因为,你想要它相交,你就可以把它画成相交。从数字的角度来看,任何数字都可以分解为一组数字的加、减、乘、除。西方经济学就是用这些数字和图形来证明均衡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西方经济学没有把货币和以货币表现的产品分开处理,所以才会有萨依“供给创造需求”、才会有重农、重商主义关于财富的不同认识的争论。其实,产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只要你系数给得对,就可以相等。它们的实质是产品的循环运动和货币的循环运动。至于市场均不均衡,已经变成了经济学家的一个游戏。 我们再来看看生产、成本和利润。日常生活中,生产、成本、利润是普遍使用的概念,比如养鸡的成本、养牛的成本、做假奶粉的成本,与之相对应的是养鸡的收入和利润、养牛的收入和利润。生产的过程就是分配的过程,它既包括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也包括生产者之间的分配。就生产者之间的分配而言,在使用货币的情况下,分配的一端是产品,另一端是货币,付出货币的一方是成本,得到货币的一方是收入。收入和成本是一样的,它们之所以叫收入、成本,仅仅是因为分配的主体的差别而已。利润是收入减去成本,它反映的是两次分配对分配主体的影响。 从经济学的现象来看,由于西方经济学所要解释的就是经济现象,按道理它在这个层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经济现象不是自然现象,用分析自然现象的方法来分析经济现象,就有可能出问题。比如,某个自然现象受N个因素的影响,为了分析每个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在分析经济现象时,这样做就有问题。比如,我们分析价格的变动的时候,我们假定其他影响价格的因素不变,而只考虑需求的变化,最后的结论自然是需求与价格之间的关系。由于在产品生产出来的时候,需求已经以货币的方式存在,而西方经济学将这个“二次分配”的闭路循环切割成一个个小片段,它怎么可能正确呢?它怎么可能不庸俗呢? 2、经济操作。 经济现象是在一定的经济操作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说的生产、成本、利润一般来讲,指的是企业的生产、成本与利润。那么企业是怎样产生的呢?是专业分工的结果?是节约“交易成本”的结果?还是一系列契约的结果? 按照交易成本的理论,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使用市场机制是要付成本的,而企业由于内部没有交易,所以企业的组织形式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取消市场机制,消灭资本主义,交易成本不就不存在了吗? 其实,企业的存在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从产品循环运动来看,环境要素转化为产品为企业的存在提供了基础,没有产品的循环运动,你怎么也不会有企业。当然,有产品的循环运动也不一定会有企业。从货币的循环运动来看,货币的循环运动是企业存在的条件,因为货币可以把不同的环境要素“粘合”在一起,另外企业要生存下去,它吸收的货币必须大于或等于它释放的货币。最后,任何组织都是由人设立的,人设立企业是因为有限责任公司有“期权”的特点,风险有限,收益可以无限。 在宏观经济方面,西方经济学有所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些政策现在在我国也开始使用.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政府可以通过松的财政政策,如减税、扩大政府支出等,以此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进而扭转经济衰退的局面。就减税而言,由于它是属于分配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判断的是经济的衰退是不是分配的问题引起的,如果是分配的问题引起的,我们还要搞清楚是那个层面的分配问题引起的。在现实生活中,减税是不能刺激经济发展的,因为减税对穷人没有什么帮助,能够帮助的只是富人,而富人是不会购买力不足的。如果政府通过扩大支出来刺激经济发展,这样的发展也难与维持,因为政府支出的扩大,从产品的循环运动来看,是企业的存货转移到政府手中的过程,从货币的循环运动来看,政府要么增加债务,要么减少自己的货币结余,政府的债务最终成了企业的利润,富人手中增加的财富。为什么没有什么用的财政政策会被各个国家的政府采用呢?因为政府需要这么做。 财政政策没有用,那么货币政策呢?同样没有用。比如提高贴现率,货币的使用者完全可以通过价格的方式,将提高了的利率转移出去。 3、经济理论。 如果说西方经济学在现象层面还可以解释一些经济现象的话,在理论层面,西方经济学就没有什么解释可言了。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由于它们没有把市场看成是供、需对接的一种可能选择方式,从而美化和神秘化市场。我们知道,供、需的对接方式可以是价格,也可以是非价格因素。供、需的对接方式既有所有制的因素,也有技术的因素,所有制的因素是基本的因素,而具体的对接手段则是技术的因素。 再比如价格的作用问题,西方经济学认为,价格可以用来配置资源。价格为什么可以用来配置资源?理由是,价格高的产品,由于利润丰厚,可以让更多的资源流入到这种产品,相反,价格底的产品,由于没有利润,资源会逐渐流出这种产品。资源流入或流出某种产品,是价格的分配作用的结果,它是以当时的技术和所有制为基础的。配置资源的直接手段是技术,间接手段是技术发展的所有制。 对于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有效用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这些理论,马克思已经作了很深刻的批判,这里就不再重复。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分析商品的价值呢?我们首先要区分产品和产品的载体。产品是一种功能,一种能够满足人需要的功能,这种功能是需要载体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单位产品的载体会越来越少。产品的功能有的存在在自然界,有的则是通过人的生产活动而获得,劳动是产品价值的主要来源,但不是唯一来源。产品价值存在的基础是所有制,所有制通过集合人的要求权是产品有价值,随着所有制的灭亡,产品的价值也将随之灭亡。 西方经济论文:非理性的西方经济学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理性人假定,而且是作为所研究对象的重要的基础性质的假定。但是,认真分析起来,以具体的人为对象的西方微观经济学中重要的理论几乎都是反理性的,并没有遵循这个所谓的基本前提而展开。 一、非理性的需求理论 1.非理性的需求量概念 之所以说西方经济学需求理论违反理性人假定,是基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需求种类的决定;其二是需求量的决定。 这个问题在其它贴在里已经多次提到了。人的需求是自古一来就有的,最基本的需求都是天生的本能,然而经济行为是人类存在历史上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儿。以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理性人的一切行为都应该是有动机的,反过来说,有动机的行为的人才能算作理性人。从2+2的理论分析,经济是交换的集合,交换不过是满足人的需求的可选方法之一,尽管现在人们选择了这种方法为主,但是丝毫不表示经济行为是人类行为的全部。 既然如此,我们就知道,需求是基于经济之外的东西决定的。价格是交换的比例是经济行为的表述,故而价格不可能是决定需求的一个原因。我们吃饭,是因为我们饥饿而不是因为食物便宜;我们穿衣是因为我们寒冷或者爱美,而不是因为衣服昂贵或者低廉;我们乘车而不是徒步是因为我们要以较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我们住房是因为我们在其中可以感到安全,所以我们不愿意谁在露天野地…… 因此,我们需求的量也不可能是由价格这种玩意儿决定的。2+2的经济学理论从心理学的层次需求理论出发导出“需求量”是一个基于需要而事先确定的、稳定的量,在数学表述上视为常数。“一个人只能同时开一辆汽车;不会有人一天到晚坐在餐桌边暴食面包;游泳池或公共厕所不收费也没人整天蹲在里面;一个客人也不会同时租住两个房间;你不会因为向西边去的汽车坐着舒适而不去东边办事;乘飞机比坐火车过瘾,你也不会呆在天上不下来……”(《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P48) 正因为我们理性,我们才可以基于我们的需要而确定我们需求什么需求多少;正因为我们理性,我们才会在需求被满足即解欲之后停止行为,而之所以需求可以被满足即解欲首先就要有一个有限的需求量。我们不会把一个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要多少的人看作是理性人,如果一个人是因为价格来决定自己的需求,我们恐怕只能将之视为傻瓜或者神经病人了。 而西方经济学的需求理论恰恰是以价格决定需求量的理论,以坐标轴为渐近线的需求曲线告诉我们,当价格水平足够低的时候,需求量可以为无穷大。 同样,西方经济学的供给理论也是反理性人假定的,和需求者的需求量对于的供给者的供给量或者说产量也被认为是可以无穷大的。现实中并没有供给存在,供给不过是自我需求的一种表现形式,供给是由需求决定的,任何厂商的产量都来源于对市场需求的预测或者清楚的订单,没有一个厂商会从事一个没有订单计划的生产,没有一家厂商在没有客户需求的情况下可以维持生产下去。同样,因为需求不是由价格决定的,所以基于需求的生产也不可能由价格所决定,价格高低和接到的订单数量没有什么逻辑关系。如果厂商像供给曲线所描述的那样产量随着价格升高而增加,他就是十足的傻瓜,何谈理性?惟有依据订单和市场需求生产才称得上是理性的厂商。 2.非理性的价格概念 如果没有交换就不会有价格这回事儿,因此价格由交换者决定是显而易见的。西方经济学价格概念的非理性表现在价格不是由交换的参与者决定的,而是由市场之外的东西决定的。瓦尔拉斯将这个交换双方之外的第三方的东西即价格确定机制叫做“拍卖师”。 西方经济学价格理论的非理性的另一点表现是,价格并不是我明确界定的“交换的比例”的概念。从古典到现在,价格都被看作是商品自身的某种属性,即和价值是同一范畴的概念。这样一来,价格概念并不涉及到第二种商品和第二个人,自然就和交换割裂开来了。我们也可以找到价格和交换比例不是一个概念的论述,比如马歇尔的论述。如此一来,经济学就变成了对交换者最为关心的“交换的比例”漠不关心的自言自语。而如果经济学的对象(经济人)作为交换者连交换比例都不关心,自己手中的东西随便什么比例都可以交换出去,他就太不正常了。 二、非理性的效用理论 1、荒谬的效用无差异分析 效用是满足需求的消费行为实施之后消费者需求得到的满足的结果。既然西方经济学需求理论是违反理性假定,以需求定律为基础的效用理论也同样就是非理性的理论。在效用学派看来,经济人不是以自身需求决定自己行为的,而是以无差异作为行为原则。 人的一生当中有许多需求,一项需求满足了,他就会追求下一个需求,这就是心理学的需求层次发展理论。人的不同需求之间,必须需求是不可替代的,而非必要需求除了因为偏好不同导致在需求序列中的排序不同之外,并没有什么消费量上的相互影响和关系。比如,人不会因为效用的原因改变穿一件上衣、一条裤子和一双鞋这样的消费量比例,更不存在彼此之间的一个无差异效用关系。效用是消费后的一个结果,是满足,是需求量达到时的解欲,而不是决定需求量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因为达到了那个需求量才解欲才有效用,而不是因为解欲了有了效用才需要这个量。 效用学派通常认为不同需求的效用不是相加关系而是连自己都说不出的某种函数关系。因此,消费两种物品的效用函数被表述为五花八门令人匪夷所思的函数关系(参见//.cn/news_detail.jsp?keyno=6257)。但是,通常趋向于认同是某种和量正相关的乘积(包括乘方)关系。若果真如此,这类函数就是单调递增的函数,总效用的值一定会在需求被满足时达到最大,即最大值在函数图形的右边界上,根本无须考虑相互的影响问题,即每一种商品都达到各自的需求量时,多种商品的总效用自然会最大。 其实,如果边际效用递减成立或者说无论是否递减只要具有最大效用点,就应该导出需求量是有限的这个结论,否则就意味着有一直需求下去的可能即效用曲线没有最大点。理性人的特征就是行为截至于效用最低点,如果效用达到最大后继续需求,就是非理性的了。这一点显示出了效用理论和需求理论之间的、在理性人意义上的严重内部矛盾。 所谓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不仅仅将各自独立的需求项目拉扯在一起,还试图给出有规律的限制,即增加一种商品的消费量需要减少的另一种商品的消费量会递减。这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原来的总效用是最大,说明消费者的每一种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为何他要增加已经满足的需求量呢?已经满足的需求如果再增加,岂不是要获取负效用?自愿获取负效用的人还是理性人吗? 西方经济学中的无差异曲线是向两端无限延伸的。无限延伸就表示商品X、Y的量可以是无限的,这显然是因为忽略了需求量是有限的这个事实的结果。 “一个跟帖达15页之多的经济学故事”一贴中(链接阅读//.cn/news_detail.jsp?keyno=6014)用“无法退货”来嘲讽效用学派的这个人为捏造的所谓规律。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一个非理性的、如同神经质般的怪人。 2、艾奇沃兹的非理性box 无差异分析方法中被广泛采用的一个被誉为“巧妙”的工具就是艾奇沃兹盒式图。但是,这个分析工具完全沿用了需求理论中需求量是无限的思路,因此承袭了效用理论和需求理论之间的矛盾。 效用学派压根没有想到,即便是假定存在的无差异曲线,它也应该是有边界的,边界以外的区域是没有行为的因而也是无定义的,用数学语言讲就是自变量定义域是有界的,而且效用函数的值域也是有界了。 但是,艾奇沃兹继承了错误的无差异理论,在构建方块盒的时候,用物品的自然存量作为盒子的边长,这样一来,两个需求者的需求量就不是由需求本身决定的,而是由自然存量决定的,自然存量大,它就需求得多,自然存量小它就需求得少,不要说理性连简单的主动意识都没有了。盒子有大小,乍一看似乎一个需求有限论者,但以对角点作为最大点实则是因为自然总量的缘故,而非需求量有限。 奇怪的一点就是,艾奇沃兹盒中的两个需求者的需求总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偏好没有任何差异。这就是说两个人如果面对水和面包的时候,是要渴一起渴要饿一样饿。这种需求者的理性表现在何处实在是想象不到。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指出,艾奇沃兹所研究的对象从理论上不能说不存在,但是这种情况是极其少见微乎其微的特例,用它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就太过勉强了。更一般的要素分配已经在《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列举出来了。 三、非理性的生产理论 西方经济学生产论中的非理性观点,除了上面所说的关于产量的观点之外,就是由生产函数引出的要素决定问题。当然,归根结底还是需求量无限论的问题。生产论不过是错误的需求理论和效用无差异理论在生产领域的套用而已,既然根子上出错了,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正确的应用。 这个问题在//.cn/news_detail.jsp?keyno=6047“调整什么?谈技术水平和生产函数”一帖中已经提及。在生产论中,西方经济学不是依据技术水平和市场需求量(即订单)确定一组要素需求量,而是反过来根据不知从何而来的要素量决定产量,考虑劳动量时不考虑已经由技术水平限定的资本品对劳动的容纳能力,似乎可以使用任意量的劳动。在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论中,总是包含着一个生产能力无穷大的企业这个潜在假定,因为只有这种企业才会考虑产量如何调整的问题。但是,厂商为何要建立过剩的生产能力?仅仅为了产量调整吗?这种厂商很难说他是理性人。 厂商对要素的需求就是一个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需求,同样当一项需求被满足之后会将多余的资金用在其它地方,而不是一直购买某一种要素。采购经理手中的采购单都是有数量的,不会因为某一项材料的价格便宜而增加购买,因为生产就需要那么多,多买回来也没有用而且无端占用资金。如果采购经理因为某种材料便宜而将资金都用在其上却忘记采购其它材料,等待他的就只有炒鱿鱼了。 四、有限理性论的偏差 现在有一种苗头就是针对现有理论的百无一用,将之归罪到理性人假定之上,于是一种有限理性的论调便产生了。其实,所谓的有限理性无非是说行为人并不精于计算利润最大化或者效用最大化,而是凭感觉行事,而感觉被默认为是非理性的。 其实,利润是相对成本费用而言的,利润最大化就意味着费用最小化。精确的计算和感性的感悟,只是追求利润或效用最大化的手段之差。计算和计划,是要有费用产生的,是要消费时间的,比如数据采集、计算方法合理性及计算原则设计等等。而凭经营和直觉的判断往往节约计划工作的费用,因此,有时以经验直觉判断替代精确的数学计算恰恰也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方法,因为它减少了许多费用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假如完全不考虑计算的费用和时间成本,本身就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而理性应该是通盘运筹的全面理性,而全面的理性由于处理的因素太多,往往是片面的计算所无能为力的,往往要依赖更有效的思维方法即直觉和经验。一味追求精确计算、只知道用数据说话的人,只能被看作是“书呆子”。因此,现实中的以经验判断替代数学计算,并不违反理性人假定,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地引入一个“有限理性”的概念。 理性人就是正常人,正常人不是书呆子,正常人往往会无意识地符合趋利避害的理性原则。 西方经济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与此相联系的,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运行问题。因为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一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和运行,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就不会发生,生产力只有在适应它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的问题。譬如,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管理者、科学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还有部门、行业之间,三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显然,必须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产。但是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际的,只能是一种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有奴隶社会生产、封建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这里明确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恰恰是把生产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实际上他们是在生产一般的掩盖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乘机作为一般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引导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合理的、永恒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经济学怎样研究物质生产 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对物质生产有正确的认识。物质生产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的总体,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方式,后者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里包括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方式,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现在都是从 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生产力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成果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表现为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其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生产力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丝毫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的。 在物质生产中,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出现了协作、工场手工业,以后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等这些新生产技术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作一个统一体来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动关系,才能科学地揭示物质生产和整个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学问,他一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工艺学,而是研究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他对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的研究,只限于在说明它怎样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它发生怎样的影响时,才引入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极端厌烦那些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一般作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们。马克思为此批判一位俄国经济学家说:“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事情正是这样。如果不能在思维中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区分开来,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已经极严格地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法律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只是一个成千上万个消费者、工人、发明家、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决定着稀缺资源的使用,这里涉及的只是市场机制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的,政府在这种选择中又起哪些作用。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的问题,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回避分析这些“选择”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才能够发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种庄稼的土地改变为在土地上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必须以这种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为前提,即剥夺小生产者的一切生产资料,一边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货币,一边是失去所有生产资料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他们对此都讳莫如深。 因此,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属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者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者属于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或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一般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决定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这就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以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实现。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造成了与小私有制商品经济不同的运行状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它从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欲望大大增强,同时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又使这种积累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破坏加剧,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工人群众收入的增长受到严重遏制,从而造成国民经济不良的运行状态:失业、生产过剩危机、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等。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导致其不良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就难以得到科学说明,这样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提出根治这些弊病的良策。 四、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深层的、中间层次的和表层的关系。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剩余价值生产是深层的优秀关系,利润和平均利润属于中间层次的关系,它是深层本质关系的外部表现,商品关系则是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表层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市场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农业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把握住研究对象将会引导我们努力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深层本质关系,揭示本质关系又是怎样地采取了外部表现形式,并和最表层的市场经济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弄清这些关系,将使我们能够更自觉地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推动的辩证关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更迅速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奋斗。 一些人可能没有很好地研读《资本论》,从它出版的年代上来否定它的意义,说它是一百多年前写的著作,因而已经过时了。实际上这样说的人正是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年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资本论》并不是要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理论,强调他们只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斯密是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国富论》是在1776年发表的,但是他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为今天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奉为圭臬,坚持它,完善它,新制度学派还在继续探讨它发挥作用的新领域。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年代,而在于是否是科学真理。简单地用这种“年代法”来否定《资本论》基本理论的指导作用,是在误导青年人,懂得科学的人是不会认可这种说法的。 有人说马克思只是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而忽视了资源配置问题,因而缺乏现实意义,这是极大的误解,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看法的。资源在各种生产之间的配置是生产的要素,是它的前提和条件,把物质生产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要重视资源配置。但是马克思把它看成一个普通常识,他曾说每一个小孩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紧密地结合资源配置这一物质内容揭示其得以实现的资本主义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却抛开它的资本主义形式,只把它作为自然规律和一般市场规律来研究,这等于阉割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灵魂。这也就决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除了提出一些资本运行的理想模式和改善运行状态的方法及其对策外,在理论上不可能有新的建树。 西方经济论文:有关劳动价值理论的三个通约——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 论文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尺度;资本;时间;技术 论文摘要:我们从劳动、自然、资本生产三要素之间通约的角度,沿着经济思想史的脉络,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排除自然对价值体系的影响,集中分析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复杂劳动之间的通约系数应该考虑它在再生产中的地位,按照它在下一生产周期生产的产量来进行近似折算。人力资本和复杂劳动之间有互相通融的地方,它们都含有时间和技术的因素。衡量价值的量纲应是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在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不能单纯用劳动时间计量价值。 一、自然之物与劳动、资本的通约——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 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是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层面。马克思经济学和以正统自居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经济理论体系的搭建。两者都遇到了同样的技术性间题:为使交换成为现实,必须构造出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除去两者所被赋予的不同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劳动才是有关财富形成的终极要素。 认为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虑价值量的决定时企图把土地和劳动通约,他用土地的面积、自然年生产力和劳动者的谷物工资及劳动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土地之间的换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没有解释作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与劳动之间的通约。为克服这一间题,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产出来的,即A商品的价格由生产A的劳动以及为生产A所耗用的B,C,D……Z商品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一个方程;同理B商品的价格又由生产B的劳动以及为生产B所耗用的A,C,D……Z商品来决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的投人一产出方程组。加上劳动变量,消去一元,求解该方程,就得到了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川也就是李嘉图苦苦追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理论完美地实现了劳动与物质的通约。斯拉法通过“标准生产体系”,用数学证明了利润与工资分割经济剩余的比例不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约后的价格体系可以换算成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不再受资本构成的干扰。这就提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纯洁度,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难题。但是斯拉法的生产体系是线性的,意味着这种价格体系只是在固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在一个动态的技术可以变化的社会里,价值尺度将会受到影响。 斯密面对这一难题,干脆抛弃了自然之物。而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之物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他批驳了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唯一生产出来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物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通过定义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价格对劳动形成的价值量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自然与劳动,而不可能分解为单一的劳动。那么这个“终极之物”是如何定价的呢? 人类社会之初,假设自然资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阳光与空气,必定没有价值和价格,因为它们不是交换的对象。一旦出现了稀缺,就会有先占权或暴力创制的种种产权。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隶属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些产权的取得,显然是来自于先于生产和交换的非生产的制度因素,它赋予自然资源以垄断价格,使“不具价格的东西也获得了价格”。简化掉开采成本的影响,它是权力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决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维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费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从而获得地租的过程。所以诺思称赞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资本定价理论是由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索罗较早提出的。他试图深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资源视为资本,扣除开采成本和供求的影响后,当预期的资源市场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利率时,业主就倾向于较早开采,反之亦然。这样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所达到的均衡,按照现实的开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现存资源的价值,完成自然资源与资本的通约。然而资源存量的勘察开采和转换替代取决于不确定的技术条件。一般来说,资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价格体系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用现金流资本化的方法把资源与资本通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不仅要假设利率不变,还必须假定现金流是永续和稳定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和租金在长期中不可能保持稳定。不确定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将对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 两大经济学范式都试图把自然之物通约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一切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东西统统资本化,是为了论证给这种现金流带来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要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增殖的社会过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须把规模报酬递增内生化。报酬递增的规律只有在价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质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约,不可能产生报酬递增,所以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影响。无论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约掉,可以使我们集中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个更为优秀的问题。 二、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实践尺度与理论尺度的背离 劳动价值论必须解决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之间的计量及可加性的通约问题。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同质的抽象劳动,但对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的换算通约却没有过多涉及。 马克思排除了劳动者的察赋差异,认为人类抽象的劳动是同质的。斯密也是这样。他认为:“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到了壮年,分别选择不同的职业,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资,但在多数场合,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们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厂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制度”。 马克思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来说明不同等级的具体劳动之间的通约,“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至于这种换算所必须的自乘系数又是什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庞巴维克对此进行质疑:“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它只是实际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结果。”这个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要把现实中不断生成变化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用简单倍乘系数固定地表达出来,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对此,希法亭辩护说,庞巴维克把揭示价值规律的“固有性质”的“理论尺度”同作为“实际结果”的“实践尺度”混同起来了。在希法亭看来,理论尺度似乎没有必要和实践尺度相吻合。希法亭为马克思的辩护,如同麦克库洛赫为李嘉图的辩护,并没有为劳动价值理论增添有分量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尺度的两分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两种尺度之间的背离。要想取得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尺度,使之与实践尺度相符合。 对于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理论来解释,认为劳动力等级和工资体系,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均衡的结果。但是结构上的均衡无法解释总体上的非均衡—失业。虽然凯恩斯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他却站在西方经济学立场上第一个从总量的角度上思考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的问题,用失业的现实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从而与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凯恩斯写道:“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次性,后者可变为齐次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报酬之大小加权。在凯恩斯看来,构成总量的不同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这个通约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的劳动时间来作为劳动就业的基本计量单位;二是利用市场上形成的报酬体系作为加权来换算不同种类的劳动。以“新剑桥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是使得工资率围绕一个基准上下波动,而工资率的决定力量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寻找,从而把目光转向习俗、历史、法律等长期社会因素,以及劳资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不自觉地涉及了价值的“绝对尺度”,猛烈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是沿着这些观点可以找到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关于价值理论的融通的线索。 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层含义上,就连以研究劳动价值论著称的米克也写道:“(各种不同的劳动)在理论上必须换算,在实际上换算不是根据准确的尺度,而是根据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米克认识到了不同劳动之间通约的理论困难,却又试图用理论和实践两种尺度进行调和。这个做法不过是对希法亭的回应。 三、劳动与资本的通约—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资本与劳动是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奥复杂。资本在不同语义里歧义颇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本文认为,资本定义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体物质的内容,我们已讨论过对“终极之物”的通约问题。第二,包含有时间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息的时间性质。第三,包含有生产力的技术性因素。这是资本的传统语义里的基本内容。 最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是实物资本,是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具或是过去积累的物化的劳动。这显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一。认为资本是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总和等观点,虽侧重历史的演化,但是内涵过于宽泛,无法做时间上的分析,不能说明利息的产生,不满足条件二。西尼耳的“节欲论”是纯心理的概念,节欲一年与一个月显然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时间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质因素。但是单纯的“节欲”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储蓄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所以,他的观点不满足条件三。庞巴维克的“迁回生产”是最接近满意程度的资本概念。他的迁回生产过程又是和时差利息论密切相关,迁回生产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按照他的定义,资本是一种迁回的生产手段,所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等级排序,处于迁回生产顶端的是高级资本。 虽然庞巴维克极力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迁回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定义也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可变与不变资本,其实质功能却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继承了欧陆哲学的思维传统,在资本定义中彻底排除了实物概念,重视时间和技术的因素,强调再生产循环的社会过程,认为资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更大产量或价值,而不是对已知的过去的盘点。 于是,迁回生产和复杂劳动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劳动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能量的转换,最鳖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人类使用实物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复杂劳动,也是迁回生产的开始。复杂劳动与经验、技能、知识、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的知识越多,操纵的资本越高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对此有所认识,他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与实物等同的资本;而舒而茨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贴近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它们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其目的都是为了递增的报酬或增殖的剩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迁回”,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大,“整体工人”的劳动程度也越来越趋于复杂,社会生产力也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紧密结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这种延长了的肢体,或者说,由人类所掌握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外在地转化的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就成为社会平均的复杂劳动程度的标志。不仅如此,个别劳动越是复杂,所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也越高级。这里的操纵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处于迁回生产过程中的较高地位,掌控着所有下游的低级实物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再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和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担负着进一步技术创新的任务,使得迁回生产的链条继续延伸。因此,复杂劳动通约为简单劳动,应该按照它们在迁回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系数折算。 至于系数折算的具体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浅的尝试。如果按照复杂劳动所掌控的实物资本量进行折算,存在着上文讨论过的实物资本的加总悖论,使得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尝试按照复杂劳动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所带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进行折算。产量和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加总,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预期。通过技术上的统计,就能为实际折算提供现实资料。当然这只是近似地换算,是价值决定因素中的实践尺度。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量决定价值量,归根到底,这个系数是在迁回生产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的特性所决定的。诚然,产量和使用价值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目标,理论尺度与实践尺度仍然有偏离;但是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实践尺度,比在市场中形成的尺度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论尺度。 有人用复杂劳动所耗费的时间和培训、教育等费用为基数来进行系数折算。这些时间和物质耗费是一种沉没成本,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对复杂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够揭示动态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类的学习、技术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变迁过程,复杂劳动的折算不仅仅是简单的倍乘,而是非线性累积的指数乘积。也只有在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依据未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才能够反映这种系数的指数特征。 复杂劳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迁回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反映了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性和劳动对资本(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是劳动与资本通约的桥梁。所以,价值量是对复杂劳动的计量。对于同等程度的复杂劳动,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对于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必须先折算它们的换算系数。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个系数必然也包含了技术的因素。所以说,时间与技术是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四、通约的量纲——一种新的理论尺度 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矛盾不能依靠单纯的时间标准来解决。如果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则人寿期百年,所有人创造的价值就大致等同,这与现实显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并且不受技术变动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不能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如果要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就要折算它们之间的技术含量,承认技术对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利用综合时间和技术的复合单位来定义价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顿在自然哲学里对质量的定义表述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价值的量纲应该表述为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庞巴维克的话:“马克思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即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换的场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权的变化为结束。这宁可表明存在某种导致变化的不均等和优势。当某些复合体彼此密切接触时,就会产生某种新的化学组合..…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古代经院学者关于被交换商品中存在某种等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庞巴维克的原义是批评马克思逻辑“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换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质。他的意思是说,商品的交换,就像是能量的流转,总是由“不均等和优势”肇始,并且终结于这种“不均等和优势”的消洱。这个说法是有启发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术和察赋差异,从而具有了李嘉图式的“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同样可以解释国内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流通,正是基于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买卖双方有利可图。 这样,价值的复合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找到根据。在交换中,出于对相对优势的衡量和比较,人们一方面需要计算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相互之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比。马克思写道:“不同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较。我们不能因为生产一盎司金与生产一吨铁需要同量劳动时间,就说金的生产力低于铁。可见,时间与技术因素必须综合地考虑在一起才能在交换中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当金与铁交换时,生产铁的工人会计算在自己现有掌握的技术下生产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生产金的工人也会计算由自己来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时,交换就发生了。估算中依据的时间和技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 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供求的数量、讨价还价的势力等等。但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能够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而生产费用,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显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条件结合考虑,才能判断出一宗交换“值不值得”,判断出该商品的价值能否保证它的再生产。 马克思定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构造一种标准的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对于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来说,这是合理的,而对于资本构成不同的众多品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说,就不太现实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斯拉法的“标准生产体系”一样,排除了技术变动的可能性,不能够反映动态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也需要综合考虑时间和技术。 时间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哲学家思考的对象。伯格森区分了“真正的时间”和“科学的时间”,认为人类生命延绵的真正时间是不可衡量的。至少,这句话启示了单纯用钟表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困难性和复杂性。过去一小时的劳动与现在一小时的劳动即使在生理上是无差别的,在社会意义上也会有极大的差别。时间并不是均衡的流程,因为社会进步和技术发展总是加速度的。如果说价值量是单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这个时间是过去生产该商品的时间还是现在再生产同种商品的时间呢?可见,时间和技术关系的理解是本文的关键所在。等量劳动时间创造等量价值,是在不变的技术条件下起作用的规律。当社会呈现整体的技术进步,或者个别劳动中所包含的技术因素起了变化,价值的衡量就要考虑重新计算。 从两大经济学范式相互通融的角度来理解价值理论,不仅解决了复杂劳动的通约问题,而且长期困扰劳动价值论的其他难题也都迎刃而解。同时,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两大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它们各自坚持了价值尺度的时间维度和技术维度,“新的理论尺度”为它们的通融搭建了桥梁。 西方经济论文: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比较研究——兼谈双重缺陷理论在我国的可适用性 摘 要:本文基于历史的视角,以分析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程为切入点,揭示了中国经济法生存及成长土壤的一系列特性。但缘于中西方经济体制的共性及经济法本身显著的科学精神等因素,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于我国亦有可适用性。 关键字:经济法,产生发展,适用性 法律的产生根源于社会的客观需求,经济法的产生亦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及其历史必然性。法的本原是经济关系,因而,要考察经济法的产生,必得从分析其经济基础入手。 一、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史回顾 (一)从自由竞争到自由竞争之扼杀:市场失灵需要国家干预 18世纪到19世纪末的西方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刚从封建专制和教权中摆脱出来的资产阶级,出于对封建主义的恐惧和痛恨,强烈要求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以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放任经济学理论,适时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要求,而广为资本主义社会所接受。“亚当斯密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 [1]“他的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在经济学的领域中抓住了牛顿在物质世界中所观察到的东西——即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2]应当说,其“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与当时生产力还不甚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是相适应的,其为市场调节功能的充分发挥创造了条件,最大限度的释放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极大的推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繁荣。市场万能也一度成为坚不可摧的神话,被各国奉为神明。 然而,这只“看不见的手”并非总是神奇美妙的,事实上,亚当斯密的理论是以没有垄断、没有外部经济效果、没有信息失灵、没有公共物品短缺等为理论预设的,而现实中,这种完美的市场模式并不存在。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不断集中并最终走向了垄断。垄断组织的竞相出现扼杀了自由竞争,扭曲了价值规律,市场调节遭遇到了严重障碍而不能发挥作用,社会矛盾也随之激化。垄断——这个自由竞争的孪生兄弟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使自由放任经济倡导者们所梦想的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天堂,被绝大多数人日益贫困化的现实所代替。而1929年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则更进一步显性地暴露了市场机制所固有的唯利性、盲目性、滞后性等隐性弊端。市场失灵使自由放任主义陷入了理论困境。 (二)从乐观主义国家职能说到怀疑主义国家职能说:政府失灵需要法律规制 为解决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各国纷纷抛弃了夜警国家信条,一改零调控的传统做法,向市场伸出了干预之手。凯恩斯主义也应运而生了。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其传世杰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此书中,凯恩斯对传统的经济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提出要建立一个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解决就业问题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给西方经济学带来了一场革命。凯恩斯对国家干预职能持乐观主义态度,他坚信:“只要资本主义采用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资本主义依然是传统经济学所颂扬的理想社会。”[3] 当时各国或急于保证战争胜利或困于经济危机或急于加速战后经济恢复,凯氏理论无疑雪中送炭,为各国开出了一剂良药。故在其诞生后不久就一举取代了自由放任主义而占据了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并迅速转化为各国的经济政策,大量国家干预经济的立法纷纷出笼。具现代意义的经济法由此产生了,凯恩斯也被奉为“战后繁荣之父”。 然而,凯恩斯理论也同样的并非尽善尽美。首先,其理论具有明显的危机对策性色彩,这决定了其意义的历史时限性。其次,其虽认识到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却忽视了国家权力具有天然的膨胀欲望,其亦存在天然缺陷,亦有失灵的危险。“当社会寄希望于政府时,它实质上放弃或削弱了对政府谋私行为的监督。”[4]事实上,其理论也存在一预设前提:即政府是完全理性的,其是由“完全道德人”所组成的。但这种完美政府同样不具现实性。对政府的过于信任,使凯恩斯理论滑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也为其失败埋下了隐患。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政府干预的恶性膨胀,给西方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和随后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学术神话走向了幻灭。国家干预论失宠,新经济自由主义卷土重来。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新经济自由主义并非是亚当斯密理论的重新回归,而是在吸纳亚当斯密理论及凯恩斯理论合理因素基础上一种扬弃。其推翻了政府道德人的假定,主张对国家干预职能应持怀疑态度。其对国家更为理性客观的认识使其进一步认为应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保持有足够的警觉,社会经济的运行需要政府干预,但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必须具有自身的限度,过多的干预会异化、背离干预的初衷,不仅在经济上会导致浪费与低效,同样也可能造成专制的政治后果。 新经济自由主义突破了用市场的缺陷性来求证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这种两者必居其一的思维模式,将自由放任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有机地科学地结为一体。受此思潮的影响,各国经济立法逐渐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功能,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干预,且其具体手段也日益市场化和多元化。至此,经济法在经历了浅表层次的初级经济法(战争经济法)、消极被动的危机应付经济法之后,最终完成了向自觉主动维护经济协调发展的现代经济法的转型,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渐趋其本质。 二、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概述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政治、经济、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我国基本上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否认商品经济的存在。在法制方面,1949年中共中央的《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开始了新中国法制建设以零为起点的历程。而对旧法制的全面否定和对新法制的重视不足及理解偏颇,再加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治因子及苏联“革命的法”(具片面强调阶级意志的法本质观、纯粹工具论的法功能观及国家主义倾向等特点)的影响,一时间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论主义盛行。在这样的经济及法制背景下,关于经济方面的法律不仅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低位阶状态,且呈现出强烈的计划性、行政性、临时性,带有浓厚的的行政法色彩。市场经济是经济法生存的根本和背景基础,在完全依靠国家之手单一进行调节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是不需要经济法也不可能产生经济法的。即使有,也是有名无实,而为行政法而已。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被强化的国家和被国家集中控制的社会曾经达到高度的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然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弊端也日益显露:对商品经济的断然否定,使中国横向经济关系极度萎缩;而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忽视和对国家机器的过于强调,使决策权高度集中,以行政指令代替市场的做法风行,这些不仅剥夺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权致使激励机制严重不足,约束机制的乏力也使政府自身缺陷被无度放大最终致使产业结构扭曲、经济效率低下。既有的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历史转折发生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拉开了序幕。同年,党内著名的理论家胡乔木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明确提出发展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之后,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也陆续指出要制定各种经济法和其他法律。体制的改革为经济法的产生创造了经济基础。在对经济体制改革手段的认识仍处朦胧阶段、社会公众对法制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强烈期盼及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推动的社会背景下,经济法开始成为法学研究和教育的热点,迅速成为显学。随着人们对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认识的不断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一步步实现了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相应地,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及学科建设也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经济法也稚嫩渐退,成熟渐显。但毕竟其在我国仅有20多年的经历,较之西方一百多年的发展,其理论空白多、权威观点少,还不尽成熟完善。 三、比较之下的几点启示 由上观之,可知,与西方经济法的产生发展相比,我国经济法历经的完全是一道逆向行程: 首先就经济背景及启动因素而言,我国经济法并非脱胎于自由竟争的经济环境,其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水到渠成的产物,而是政府在推行体制改革与改革开放过程中作为‘法制工程’的一部分,同时亦是国家作为主体在应对外部挑战与时代要求时的一种积极回应。”[5]所以其启动因素并非社会内部自发产生,而是政府这一外部力量的直接推动,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实际上是政府自身自觉地从漫无边际的管理不断放权的过程,属于政府推进型。而西方经济法则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向垄断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经济条件不断成熟的背景下产生的。至于其具体途径,则为市场失灵——民商法无以弥补——为限制自由主义国家进行干预——经济法产生,其为市场经济内部不断完善的产物,属于自然演进型。 其次,法制环境也大相径庭。中国历史上过于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及相应的自给自足封闭的经济形式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市场经济的扼杀以及受苏联否认私法存在观念的影响,我国市场经济基础薄弱,横向经济关系萎缩,反映在法律上,即为民商法缺位,相关立法几近空白。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微观经济日渐放活,政府职能也不断转变。民商法、经济法等几乎同时上马,这也是导致后来各部门法之间脉络不清及地盘之争的原因所在。而西方的市场经济由于是不断发展逐渐自然成熟的过程,故与此相对应,各种调控经济行为的法律制度也不断孕育、分离、独立、成熟。在继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充分发展之后,经济法也自然分娩了。 再次,理论渊源不同。由于中国经济法历史遗产及学术传承的缺失和建国初期对西方经济法理论的有色眼镜之下的盲目排斥,以及中苏两国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及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意识形态(均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质性及当时国际环境的压力等等因素,中国经济法曾对苏联经济法予以了未分良莠的全盘继受吸收,甚至连分歧都如出一辙。可以说,苏联经济法对中国经济法有着渊源性的影响,纵横统一论在中国的盛行即为典型一例。而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则为经济法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国别之间的学说继受也多因学术力即学说的卓越性和实用性所致。 另外,文化底蕴差异明显。我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自然经济、宗法专制和人治传统比较发达的国家,历史缺乏法治的传统及相应的法律文化氛围,以至近代公民法律意识仍很淡薄,控权观念薄弱,仍处培育时期的权利观念更是无法对抗国家本位观念。这些都注定了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之途充满了坎坷。而西方则有一个良好的经济法成长的法律文化基础和生存环境,其不仅有着良好的法律传统、完备的法律制度框架,几百年法律浸淫培养的公民良好自觉的法律意识、权利观念、法律信仰等习惯,也为经济法的正确定位、顺利实施及监督政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 四、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在我国的可适用性分析 正是基于以上相异处,有学者对市场和政府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对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法的现实适用性提出了质疑,认为“按照这种模式建立的所谓包治百病的法制,极可能导致立法的低效或失效,甚至压制在中国正在或将要出现的一些新的并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模式和理论构建”。[6] 这些担忧虽不无道理,但法律是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提炼和抽象,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必有什么样的法律。这决定了“法律在反映一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同时,还具有一些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差异背景的共同的价值”,[7]法律是具有超越国界、超越意识形态、可以为全人类所共同享用的共性的。 具体分析到经济法,首先,随着市场化体制的跨国建立,市场机制成了统合世界经济的最主要机制。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会流露出一些不同的特点,但其运行的基本规律由于其内在固有和客观性,而无疑会冲破这些地域和国别的限制:只要存在市场机制,其固有缺陷就必会显露从而产生导入国家干预以图弥补的需求;而只要存在国家干预,其自身理性局限和扩张倾向也必会招致法律的规制。这些是无国别之分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构筑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相同或相似的桥梁,“这种市场经济与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或者说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与调节方面是相同的……”。[8]因而,作为对经济学理论法律化的形式——经济法,有关其本质方面的理论也是同样适用于我国的。毕竟“凡属于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法,其法的社会本质大体上是相同的,”[9]尽管由于国家制度、历史传统、民族特点等,其具体渊源和形式,可能存在差异。并且,由于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我国的市场经济尚未完善,这恰使该理论于我国现实具有了一定的超前性和前瞻性,从而也更具生命力。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0]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先行具有的那种社会基础或迟或早或多或少地会为其他后进国家所具有,既然其今天的经济、政治制度可以是正在确立或试图确立市场经济国家明天的经济、政治制度,则取法于外也是自然之举,其有助于缩短博弈过程减少试错次数,降低社会运行成本,这不失为法律后进国家法律发展进步的捷径之一。 其次,正如前所述,经济法与经济学理论之间存在紧密的勾连性,在某种程度上,经济法只不过是把关于实现一种良好经济活动的整体秩序所需条件的翻译和法律化。而经济学是一门高度理性化的科学,与数学、物理学最为接近,故较之其他易受文化差异左右的社会科学,其极少涉及文化因素。作为一种科学叙事,其更强调科学精神。不可避免地,经济法中也必然会有此种精神的自然彰显,[11]此亦为经济法可于不同国别之间相互借鉴的原因之一。 综上,“中国经济法的现代化主要应以西方现代经济法作为自身发展的目标视域”,[12]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也同样适用于我国,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程所昭示的经济法本质亦可作为我国经济法的衡量标尺。 西方经济论文:吸收与互动:西方经济社会史学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 20世纪世界与中国的经济史学界,在打破研究官经济的桎梏之后,都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流派。西方世界以法国费弗尔和布洛赫在1929年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为标志,把经济社会史写在年鉴学派的大旗上,中国则在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之后,创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1938),萌生了社会经济史学。两者使用的经济、社会两词易位,但其本质特征都是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结合,学术渊源上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研究方法和手段都是借助其他人文学科,关注下层群众的社会生活和“私经济”,挑战当时流行的事件史、政治史的叙事模式,其发展都构成“新史学”的动力。六七十年间,它们在不同的文化土壤、政治社会环境中生长,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学术文化的沟通和传播是不分国界的,这两个存在于不同文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学派也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吸收与互动的历程。这里,我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发展谈谈我的认识。 一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是继承传统学术,接受西方经济学、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为起点的。它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以梁方仲(1908—1970)和傅衣凌(1911—1988)为杰出代表,都以明清社会经济史为园地,探讨建立本土的学术意识。1996年11月,我在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班上课时,在介绍他们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成就之后,曾说: 梁方仲和傅衣凌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经历,具有一些共同点,即 (一)都有很深的国学造诣,学术功底深厚,掌握史料丰富,常能发人所未言,起发凡起例的效应。 (二)和传统史学的治史者不同,都受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训练,思路比较开阔,故能注意相关学科的移植和整合。 梁方仲的研究特色,是把典章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考察,他对田赋制度的研究,注意名物术语、史料考订,又做到本末兼备,源流兼探,既继承了传统制度史的成果,又具社会经济史的特色。 傅衣凌的研究特色,是注重私经济的研究,发掘大量前人所不重视的契约、族谱、墓志铭、乡规民约等资料,以民间文献证史,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 这两种研究路径不同,由殊途同归。现在看起来,傅衣凌先生的研究方法更接近于法国年鉴学派的经济社会史。傅先生在成名作《福建佃农经济史论丛》(邵武,协和大学,1944)的题记中说: 我常想十数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至今尚未有使人满意的述作,其中的道理,有一大部分当是由于史料的贫困。……因此,大家尽管在总的轮廓方面,颇能建立一些新的体系,惟多以偏概全,对于某特定范畴内的问题,每不能掩蔽其许多的破绽,终而影响到总的体系的建立。所以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颇积极地提倡经济社区的局部研究,以为总的体系的鲜明的基础。本书即是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考察福建农村的经济社区的一个尝试。这一块园地,目前虽尚在试作期间,不过我相信当不会使大家感到完全失望的。 本书的内容,虽侧重于福建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然亦不放弃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的说明,尤其是对于中国型封建主义特点的指明的责任。譬如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分期和氏族制残余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史所发生的作用这一些问题,从来论者都缺少具体的说明,故本书特搜集此项有关资料颇多……其中所论,虽不敢说有什么创见,但为提醒国人的研究,亦不无些微意义。…… 谁都知道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注重于民间记录的?燃?K?越??芳叶杂谒匚?怂?坏赖纳痰暾什尽⒚窦淦踉嫉榷颊渲氐乇4妗⒗?茫?┪?芯康乃夭摹T谕夤?矣行矶嗟淖?叛д撸?袷子诖讼钭柿系乃鸭?驼?恚?瓿善涿?蟮闹?鳎??谖夜?蚍秸??济妊俊1臼槎杂诖说阋蔡丶幼⒁狻??庖桓鍪妨纤鸭?ǎ??平?泄?缁峋?檬返难芯克坪跎兄堤岢? 他所指的“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其意应包涵年鉴学派及受其影响的史家,但傅先生并非直接取法于年鉴学派,而是根植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后的中国学术文化土壤,学习和吸收苏联和日本学术界不同流派的研究方法而作出的反思。本土的学术渊源,则有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胡适的历史考证文章、顾颉刚的《古史辨•序言》、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他在《治史琐谈》中提到从中得到的启示和影响。他把重视历史的共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关注自下而上的群众史和区域研究,利用草根社会的史料,用中国的历史语境来表述,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成为本土一学术动源,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正因为如此,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中国抗日战争中所作的论著,在战后成为日本、美国重建中国学方法论的一个来源。这一时期研究成果后来修订为《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7)、《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成了五六十年代日、美汉学家和研究生的案头必备之书。记得有一次,傅先生和我谈及,五十年代郭沫若率领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时,一些日本历史学家和他谈到傅衣凌的研究贡献,打听傅先生的研究近况。八十年代,我在日美英等 国访问时,认为学者都提到他。由此可见他在国际上学术威望之隆。 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梁方仲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傅衣凌在厦门大学历史系任教,建立中国社会史研究基地,培养了一批人才。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以资本主义萌芽大讨论为契机,出现繁荣的学术局面。傅先生是主张十六七世纪前后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代表。 关于这个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存在许多议论和评价。我无意对此说三道四,只想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作点说明。 近来有一种说法称中国社会史是1986年前后重建的。林甘泉先生有一个中肯的批评: 有的人批评说,解放以后把社会史的研究砍掉了,这种说法是不够准确的。什么是社会史?应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心理等等。这里面如社会生活(包括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解放后确实注意不够,但是在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方面,如阶级结构、宗法势力等就不能说都被砍掉了。傅衣凌先生在解放后一直很注意农村宗法势力和乡规民约的研究,而且作了不少成绩,他和他的学生可以说就是社会史的学派,怎么能说解放后没有社会史的研究呢?[1] 大家都知道,傅先生的研究既是经济史的,又是社会史的。从社会史方面看,他研究乡族势力——地缘与血缘联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江南市民运动——即今所谓“第三领域”,村社制和奴隶制残余在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及其运作的地位和作用,领主制在秦汉以后地主制封建社会中的复兴和余绪,从社会结构探讨社会变革的动乱,从李贽、郑成功、顾炎武的思想看十?世纪的中国社会,从《红楼梦》看清代社会的性质,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从各个角度反复论证、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并长期迟滞问题,是他一贯的研究中心。他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弹性论”、“早熟又不成熟论”、“公私体系论”,都是从研究新旧两种因素的矛盾变化来把握社会经济的实质,把社会经济构成和阶级构成、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察,关注经济的变迁、社会制度的变迁、群众运动的变迁、社会生活和习俗的变迁、思想文化的变迁所作出决定的理论升华。他和年鉴学派一样,都是“社会学化的历史学家”(),拷问的是“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他们研究的具体领域完全不同,研究方法由是相似的。杰克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一书中介绍说: 费弗尔坚持认为,新历史学必须从文字档案和由文字档案造成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他必须利用人类的一切创造物——语言、符号、农村的证据、土地制度、项圈、手镯——以及任何其他可利用的资料。简言之,他必须广泛吸收其他学科——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现和方法。[2] 傅先生则多次申明: 历史是一种综合的知识,任何文字记载、口碑传说、实物资料、正面记载和反面记载,包括一些破铜烂铁的东西,都是有用的。……记起梁任公先生早就指出方志、族谱、帐簿、契约都是研究历史的很好史料,我们为什么不可从中利用呢?古代史家掌握的史料,有不少是从个人的耳闻目见,实地调查得出的,这就教导我必须深入社会,处处留心,广收博采,到处皆是学问。 我一向以为史学研究是各种知识的总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循此推之,我们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人,对于现存实物的调查,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项目……此外,我每于下乡时,在和本地人的访问谈话中,也常常得到文字上所无法得到的材料,足以引人思考,从中得到启发,我也认为这是我们史学研究者应该注意的事。 我总觉得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能单纯的从历史谈历史,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大量史料,广泛的应用史学以外的其他科学知识,参考外国的历史进行比较的研究。[3] 借助其他人文科学的知识,扩大历史学的视野,傅先生在这一时期进行总体性研究的成果,是对中国社会史的一大贡献。吴承明先生指出: 这个总体性研究是自梁启超提出“近世”这个概念以来对近世(16世纪以来)史最精辟的观点,这种博大精深的历史观是前无古人的。[4] 因此,尽管和年鉴学派在欧洲史学取得主导地位的发展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显得沉寂,和外国人也缺少交流,但上述事实是不应该被抹杀的。 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史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似乎可以这样说,以1982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创刊为标志,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在中国历史学界和经济史界占有了应有的位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两大中心。 林有能先生说: 80年代,活跃的经济史研究曾孕育出一个“闽粤学派”(有此一说),指的就是福建和广东两地的经济史研究者,他们所以会被冠以“学派”的雅名,主要原因就是前辈学者——福建的傅衣凌先生和广东的梁方仲先生分别在两地培养了一批学有所成的弟子,从而使他们的研究方向和学术风范得以传承和弘扬。[5] 更确切地说,梁方仲先生逝世以后,以福建广东学者为主体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是在傅衣凌的旗帜下集结的。林甘泉先生把它称为傅衣凌学派: 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学术风格独特,有成果,有传人,其弟子是沿着先生的足迹走的。……傅衣凌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果是学术界的共同财富,不管是不是他的亲传弟子,不管是否属于他的学派,都会从他留下的珍贵学术遗产中得到教益。[6] 傅衣凌先生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带头人的作用,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建全国第一个中国社会经济史博士点,作为该学派高级人才的培养基地。1988年厦门大学专门史(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被评为首批部级重点学科。 二、创办新中国第一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杂志,迄今已连续出版了77期。 三、改革开放后,最先走出国门,把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介绍给世界,抢运中外同行的交流和互动。 四、组织和完成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取得创新性成果。 关于傅先生晚年主持科研项目的成果,外国人所知不详。我协助傅先生主持工作,故有些稍作介绍: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国家“六五”、“七五”社科规划的重点项目),从1983年起,课题?成员和研究生在闽南、闽西、闽北展开大量的社会调查,获取了许多民间资料。在史料整理方面出版了《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至1988年第3期连载),《闽南土地文书综录》(杨国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在在论著方面,出版了《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傅衣凌、杨国桢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和文化》(陈支平,上海三联书店,1991)、《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杨国桢、陈支平,台北,国学文献馆,1993)、《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郑振满,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福建手工业发展史》(曾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则是作者参加调查研究后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 《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国家教委“六五” 社科规划博士点项目),成果有《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傅衣凌,人民出版社,1989)、《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杨国桢,人民出版社,1988)。 《明清东南区域山区与沿海经济的比较研究》(国家教委“七五” 社科规划博士点项目),成果有《明清东南区域的平原与山区经济专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这些科研项目凝聚和锻炼了厦门大学的学术群体,也是傅先生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得以传承和宏扬的重要原因。 傅先生逝世后,分散各地的学生继承他的遗志,光大他的学术,并有新的发现和跨越。近十余年来,他们走在社会经济史学科发展的前沿,出现如下可喜的新动向: 思维方式的转换和研究方向的多样化。在学术史回顾和对自身学派的反思中,发挥傅先生的学术勇气,改变固有的研究模式,实现从陆地史观到陆海互动史观的转换,从中国视角到世界视角的转换。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借助和应用更加熟练和深化,由于“科际整合”的方式不同,形成向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分支发展与向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历史人类学综合发展并存的多元化局面。 参预国际学术合作和学术思想的对话和互动。一批傅先生的学生和再传弟子走出国门,传播傅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也把国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带回中国,应用在学术实践中。其中有李伯重借鉴国际中国史研究的成果,反思资本主义萌芽,对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出色研究;在我和博士生们借鉴国际海洋史观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开拓;有?支平、郑振满的福建社会文化史研究,等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与人类学的合作与互动。1989年起,经国家教委批准,以武雅士(Arthur P. Wolf)、庄英章和我为主持人,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研究所和厦门大学的历史和人类学者联手开展闽台社会文化研究。我们用三年时间在福建省的12个县做田野调查,搜集了32个村的民族志资料,并在台北举行了3次“闽台社会文化研究工作研讨会”,出版了3本《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庄英章、潘英海编,台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1994—1996)。1994年起,又增加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历史和社会学者参预,开展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在上海、福建、江苏、浙江四省市调查了14县16个村的民族志材料,举办了了一次工作研讨会,出版了《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庄英章、潘英海编,台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1998)。郑振满又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合作,开展“仪式、地方文化和中国近代化”研究在莆田建立了“莆仙文化研究中心”,对莆田地域社会与文化作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出版了《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郑振满、[美]丁荷生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山大学与英国、美国、香港的历史与人类学者联手开展华南地域社会研究计划,在福建、江西学者的参与下,结合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从闽粤赣地域研究入手,探讨宏观的文化中国创造过程。建立华南研究资料中心,1996年起,在香港科技大学出版《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至今已出版24期。在学术实践过程中,开始从区域社会史向历史人类学的转变,并于今年成立“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是傅先生和我指导的陈春声博士。 在国际学术界,“科际整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边界更加模糊,在互相渗透和融合中产生了许多新兴学科生长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这一变化,受到人类学的影响,也可以说受到年鉴学派从经济社会史向历史人类学转向的影响;而人类学、特别是美、加和港台的一些人类学家,也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影响,注重民间文献的解读和阐释。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新动向,反映了分化与重组的新格局。这一趋势还将继续下去。我以为,无论偏重于经济史或社会史、文化史,还是历史人类学,只要坚持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就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发展。这“似乎是对经济史的背离,窿对经济史的发展是有好处的”[7] 。 在中国学术界,参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已远远超出历史学界和经济史学界的范围,扩大为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法学、地理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专家参与的领域,他们都从不同的方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对他们抱有深深的敬意和钦佩。因论题所限,恕不一一介绍。 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面临诸多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我相信,当新一代学者接过接力棒后,一定有一个更广阔、光明的未来! 西方经济论文: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比较研究——兼谈双重缺陷理论在我国的可适用性 摘 要:本文基于历史的视角,以分析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程为切入点,揭示了中国经济法生存及成长土壤的一系列特性。但缘于中西方经济体制的共性及经济法本身显著的科学精神等因素,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于我国亦有可适用性。 关键字:经济法,产生发展,适用性 法律的产生根源于社会的客观需求,经济法的产生亦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及其历史必然性。法的本原是经济关系,因而,要考察经济法的产生,必得从分析其经济基础入手。 一、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史回顾 (一)从自由竞争到自由竞争之扼杀:市场失灵需要国家干预 18世纪到19世纪末的西方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刚从封建专制和教权中摆脱出来的资产阶级,出于对封建主义的恐惧和痛恨,强烈要求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以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放任经济学理论,适时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要求,而广为资本主义社会所接受。“亚当斯密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 [1]“他的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在经济学的领域中抓住了牛顿在物质世界中所观察到的东西——即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2]应当说,其“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与当时生产力还不甚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是相适应的,其为市场调节功能的充分发挥创造了条件,最大限度的释放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极大的推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繁荣。市场万能也一度成为坚不可摧的神话,被各国奉为神明。 然而,这只“看不见的手”并非总是神奇美妙的,事实上,亚当斯密的理论是以没有垄断、没有外部经济效果、没有信息失灵、没有公共物品短缺等为理论预设的,而现实中,这种完美的市场模式并不存在。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不断集中并最终走向了垄断。垄断组织的竞相出现扼杀了自由竞争,扭曲了价值规律,市场调节遭遇到了严重障碍而不能发挥作用,社会矛盾也随之激化。垄断——这个自由竞争的孪生兄弟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使自由放任经济倡导者们所梦想的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天堂,被绝大多数人日益贫困化的现实所代替。而1929年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则更进一步显性地暴露了市场机制所固有的唯利性、盲目性、滞后性等隐性弊端。市场失灵使自由放任主义陷入了理论困境。 (二)从乐观主义国家职能说到怀疑主义国家职能说:政府失灵需要法律规制 为解决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各国纷纷抛弃了夜警国家信条,一改零调控的传统做法,向市场伸出了干预之手。凯恩斯主义也应运而生了。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其传世杰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此书中,凯恩斯对传统的经济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提出要建立一个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解决就业问题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给西方经济学带来了一场革命。凯恩斯对国家干预职能持乐观主义态度,他坚信:“只要资本主义采用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资本主义依然是传统经济学所颂扬的理想社会。”[3] 当时各国或急于保证战争胜利或困于经济危机或急于加速战后经济恢复,凯氏理论无疑雪中送炭,为各国开出了一剂良药。故在其诞生后不久就一举取代了自由放任主义而占据了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并迅速转化为各国的经济政策,大量国家干预经济的立法纷纷出笼。具现代意义的经济法由此产生了,凯恩斯也被奉为“战后繁荣之父”。 然而,凯恩斯理论也同样的并非尽善尽美。首先,其理论具有明显的危机对策性色彩,这决定了其意义的历史时限性。其次,其虽认识到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却忽视了国家权力具有天然的膨胀欲望,其亦存在天然缺陷,亦有失灵的危险。“当社会寄希望于政府时,它实质上放弃或削弱了对政府谋私行为的监督。”[4]事实上,其理论也存在一预设前提:即政府是完全理性的,其是由“完全道德人”所组成的。但这种完美政府同样不具现实性。对政府的过于信任,使凯恩斯理论滑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也为其失败埋下了隐患。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政府干预的恶性膨胀,给西方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和随后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学术神话走向了幻灭。国家干预论失宠,新经济自由主义卷土重来。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新经济自由主义并非是亚当斯密理论的重新回归,而是在吸纳亚当斯密理论及凯恩斯理论合理因素基础上一种扬弃。其推翻了政府道德人的假定,主张对国家干预职能应持怀疑态度。其对国家更为理性客观的认识使其进一步认为应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保持有足够的警觉,社会经济的运行需要政府干预,但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必须具有自身的限度,过多的干预会异化、背离干预的初衷,不仅在经济上会导致浪费与低效,同样也可能造成专制的政治后果。 新经济自由主义突破了用市场的缺陷性来求证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这种两者必居其一的思维模式,将自由放任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有机地科学地结为一体。受此思潮的影响,各国经济立法逐渐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功能,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干预,且其具体手段也日益市场化和多元化。至此,经济法在经历了浅表层次的初级经济法(战争经济法)、消极被动的危机应付经济法之后,最终完成了向自觉主动维护经济协调发展的现代经济法的转型,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渐趋其本质。 二、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概述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政治、经济、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我国基本上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否认商品经济的存在。在法制方面,1949年中共中央的《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开始了新中国法制建设以零为起点的历程。而对旧法制的全面否定和对新法制的重视不足及理解偏颇,再加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治因子及苏联“革命的法”(具片面强调阶级意志的法本质观、纯粹工具论的法功能观及国家主义倾向等特点)的影响,一时间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论主义盛行。在这样的经济及法制背景下,关于经济方面的法律不仅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低位阶状态,且呈现出强烈的计划性、行政性、临时性,带有浓厚的的行政法色彩。市场经济是经济法生存的根本和背景基础,在完全依靠国家之手单一进行调节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是不需要经济法也不可能产生经济法的。即使有,也是有名无实,而为行政法而已。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被强化的国家和被国家集中控制的社会曾经达到高度的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然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弊端也日益显露:对商品经济的断然否定,使中国横向经济关系极度萎缩;而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忽视和对国家机器的过于强调,使决策权高度集中,以行政指令代替市场的做法风行,这些不仅剥夺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权致使激励机制严重不足,约束机制的乏力也使政府自身缺陷被无度放大最终致使产业结构扭曲、经济效率低下。既有的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历史转折发生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拉开了序幕。同年,党内著名的理论家胡乔木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明确提出发展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之后,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也陆续指出要制定各种经济法和其他法律。体制的改革为经济法的产生创造了经济基础。在对经济体制改革手段的认识仍处朦胧阶段、社会公众对法制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强烈期盼及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推动的社会背景下,经济法开始成为法学研究和教育的热点,迅速成为显学。随着人们对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认识的不断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一步步实现了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相应地,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及学科建设也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经济法也稚嫩渐退,成熟渐显。但毕竟其在我国仅有20多年的经历,较之西方一百多年的发展,其理论空白多、权威观点少,还不尽成熟完善。 三、比较之下的几点启示 由上观之,可知,与西方经济法的产生发展相比,我国经济法历经的完全是一道逆向行程: 首先就经济背景及启动因素而言,我国经济法并非脱胎于自由竟争的经济环境,其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水到渠成的产物,而是政府在推行体制改革与改革开放过程中作为‘法制工程’的一部分,同时亦是国家作为主体在应对外部挑战与时代要求时的一种积极回应。”[5]所以其启动因素并非社会内部自发产生,而是政府这一外部力量的直接推动,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实际上是政府自身自觉地从漫无边际的管理不断放权的过程,属于政府推进型。而西方经济法则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向垄断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经济条件不断成熟的背景下产生的。至于其具体途径,则为市场失灵——民商法无以弥补——为限制自由主义国家进行干预——经济法产生,其为市场经济内部不断完善的产物,属于自然演进型。 其次,法制环境也大相径庭。中国历史上过于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及相应的自给自足封闭的经济形式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市场经济的扼杀以及受苏联否认私法存在观念的影响,我国市场经济基础薄弱,横向经济关系萎缩,反映在法律上,即为民商法缺位,相关立法几近空白。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微观经济日渐放活,政府职能也不断转变。民商法、经济法等几乎同时上马,这也是导致后来各部门法之间脉络不清及地盘之争的原因所在。而西方的市场经济由于是不断发展逐渐自然成熟的过程,故与此相对应,各种调控经济行为的法律制度也不断孕育、分离、独立、成熟。在继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充分发展之后,经济法也自然分娩了。 再次,理论渊源不同。由于中国经济法历史遗产及学术传承的缺失和建国初期对西方经济法理论的有色眼镜之下的盲目排斥,以及中苏两国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及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意识形态(均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质性及当时国际环境的压力等等因素,中国经济法曾对苏联经济法予以了未分良莠的全盘继受吸收,甚至连分歧都如出一辙。可以说,苏联经济法对中国经济法有着渊源性的影响,纵横统一论在中国的盛行即为典型一例。而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则为经济法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国别之间的学说继受也多因学术力即学说的卓越性和实用性所致。 另外,文化底蕴差异明显。我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自然经济、宗法专制和人治传统比较发达的国家,历史缺乏法治的传统及相应的法律文化氛围,以至近代公民法律意识仍很淡薄,控权观念薄弱,仍处培育时期的权利观念更是无法对抗国家本位观念。这些都注定了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之途充满了坎坷。而西方则有一个良好的经济法成长的法律文化基础和生存环境,其不仅有着良好的法律传统、完备的法律制度框架,几百年法律浸淫培养的公民良好自觉的法律意识、权利观念、法律信仰等习惯,也为经济法的正确定位、顺利实施及监督政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 四、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在我国的可适用性分析 正是基于以上相异处,有学者对市场和政府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对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法的现实适用性提出了质疑,认为“按照这种模式建立的所谓包治百病的法制,极可能导致立法的低效或失效,甚至压制在中国正在或将要出现的一些新的并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模式和理论构建”。[6] 这些担忧虽不无道理,但法律是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提炼和抽象,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必有什么样的法律。这决定了“法律在反映一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同时,还具有一些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差异背景的共同的价值”,[7]法律是具有超越国界、超越意识形态、可以为全人类所共同享用的共性的。 具体分析到经济法,首先,随着市场化体制的跨国建立,市场机制成了统合世界经济的最主要机制。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会流露出一些不同的特点,但其运行的基本规律由于其内在固有和客观性,而无疑会冲破这些地域和国别的限制:只要存在市场机制,其固有缺陷就必会显露从而产生导入国家干预以图弥补的需求;而只要存在国家干预,其自身理性局限和扩张倾向也必会招致法律的规制。这些是无国别之分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构筑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相同或相似的桥梁,“这种市场经济与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或者说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与调节方面是相同的……”。[8]因而,作为对经济学理论法律化的形式——经济法,有关其本质方面的理论也是同样适用于我国的。毕竟“凡属于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法,其法的社会本质大体上是相同的,”[9]尽管由于国家制度、历史传统、民族特点等,其具体渊源和形式,可能存在差异。并且,由于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我国的市场经济尚未完善,这恰使该理论于我国现实具有了一定的超前性和前瞻性,从而也更具生命力。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0]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先行具有的那种社会基础或迟或早或多或少地会为其他后进国家所具有,既然其今天的经济、政治制度可以是正在确立或试图确立市场经济国家明天的经济、政治制度,则取法于外也是自然之举,其有助于缩短博弈过程减少试错次数,降低社会运行成本,这不失为法律后进国家法律发展进步的捷径之一。 其次,正如前所述,经济法与经济学理论之间存在紧密的勾连性,在某种程度上,经济法只不过是把关于实现一种良好经济活动的整体秩序所需条件的翻译和法律化。而经济学是一门高度理性化的科学,与数学、物理学最为接近,故较之其他易受文化差异左右的社会科学,其极少涉及文化因素。作为一种科学叙事,其更强调科学精神。不可避免地,经济法中也必然会有此种精神的自然彰显,[11]此亦为经济法可于不同国别之间相互借鉴的原因之一。 综上,“中国经济法的现代化主要应以西方现代经济法作为自身发展的目标视域”,[12]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也同样适用于我国,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程所昭示的经济法本质亦可作为我国经济法的衡量标尺。 西方经济论文:有关劳动价值理论的三个通约——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 论文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尺度;资本;时间;技术 论文摘要:我们从劳动、自然、资本生产三要素之间通约的角度,沿着经济思想史的脉络,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排除自然对价值体系的影响,集中分析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复杂劳动之间的通约系数应该考虑它在再生产中的地位,按照它在下一生产周期生产的产量来进行近似折算。人力资本和复杂劳动之间有互相通融的地方,它们都含有时间和技术的因素。衡量价值的量纲应是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在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不能单纯用劳动时间计量价值。 一、自然之物与劳动、资本的通约——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 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是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层面。马克思经济学和以正统自居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经济理论体系的搭建。两者都遇到了同样的技术性间题:为使交换成为现实,必须构造出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除去两者所被赋予的不同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劳动才是有关财富形成的终极要素。 认为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虑价值量的决定时企图把土地和劳动通约,他用土地的面积、自然年生产力和劳动者的谷物工资及劳动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土地之间的换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没有解释作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与劳动之间的通约。为克服这一间题,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产出来的,即A商品的价格由生产A的劳动以及为生产A所耗用的B,C,D……Z商品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一个方程;同理B商品的价格又由生产B的劳动以及为生产B所耗用的A,C,D……Z商品来决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的投人一产出方程组。加上劳动变量,消去一元,求解该方程,就得到了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川也就是李嘉图苦苦追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理论完美地实现了劳动与物质的通约。斯拉法通过“标准生产体系”,用数学证明了利润与工资分割经济剩余的比例不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约后的价格体系可以换算成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不再受资本构成的干扰。这就提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纯洁度,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难题。但是斯拉法的生产体系是线性的,意味着这种价格体系只是在固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在一个动态的技术可以变化的社会里,价值尺度将会受到影响。 斯密面对这一难题,干脆抛弃了自然之物。而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之物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他批驳了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唯一生产出来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物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通过定义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价格对劳动形成的价值量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自然与劳动,而不可能分解为单一的劳动。那么这个“终极之物”是如何定价的呢? 人类社会之初,假设自然资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阳光与空气,必定没有价值和价格,因为它们不是交换的对象。一旦出现了稀缺,就会有先占权或暴力创制的种种产权。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隶属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些产权的取得,显然是来自于先于生产和交换的非生产的制度因素,它赋予自然资源以垄断价格,使“不具价格的东西也获得了价格”。简化掉开采成本的影响,它是权力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决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维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费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从而获得地租的过程。所以诺思称赞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资本定价理论是由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索罗较早提出的。他试图深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资源视为资本,扣除开采成本和供求的影响后,当预期的资源市场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利率时,业主就倾向于较早开采,反之亦然。这样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所达到的均衡,按照现实的开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现存资源的价值,完成自然资源与资本的通约。然而资源存量的勘察开采和转换替代取决于不确定的技术条件。一般来说,资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价格体系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用现金流资本化的方法把资源与资本通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不仅要假设利率不变,还必须假定现金流是永续和稳定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和租金在长期中不可能保持稳定。不确定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将对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 两大经济学范式都试图把自然之物通约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一切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东西统统资本化,是为了论证给这种现金流带来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要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增殖的社会过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须把规模报酬递增内生化。报酬递增的规律只有在价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质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约,不可能产生报酬递增,所以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影响。无论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约掉,可以使我们集中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个更为优秀的问题。 二、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实践尺度与理论尺度的背离 劳动价值论必须解决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之间的计量及可加性的通约问题。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同质的抽象劳动,但对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的换算通约却没有过多涉及。 马克思排除了劳动者的察赋差异,认为人类抽象的劳动是同质的。斯密也是这样。他认为:“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到了壮年,分别选择不同的职业,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资,但在多数场合,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们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厂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制度”。 马克思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来说明不同等级的具体劳动之间的通约,“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至于这种换算所必须的自乘系数又是什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庞巴维克对此进行质疑:“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它只是实际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结果。”这个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要把现实中不断生成变化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用简单倍乘系数固定地表达出来,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对此,希法亭辩护说,庞巴维克把揭示价值规律的“固有性质”的“理论尺度”同作为“实际结果”的“实践尺度”混同起来了。在希法亭看来,理论尺度似乎没有必要和实践尺度相吻合。希法亭为马克思的辩护,如同麦克库洛赫为李嘉图的辩护,并没有为劳动价值理论增添有分量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尺度的两分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两种尺度之间的背离。要想取得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尺度,使之与实践尺度相符合。 对于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理论来解释,认为劳动力等级和工资体系,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均衡的结果。但是结构上的均衡无法解释总体上的非均衡—失业。虽然凯恩斯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他却站在西方经济学立场上第一个从总量的角度上思考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的问题,用失业的现实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从而与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凯恩斯写道:“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次性,后者可变为齐次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报酬之大小加权。在凯恩斯看来,构成总量的不同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这个通约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的劳动时间来作为劳动就业的基本计量单位;二是利用市场上形成的报酬体系作为加权来换算不同种类的劳动。以“新剑桥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是使得工资率围绕一个基准上下波动,而工资率的决定力量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寻找,从而把目光转向习俗、历史、法律等长期社会因素,以及劳资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不自觉地涉及了价值的“绝对尺度”,猛烈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是沿着这些观点可以找到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关于价值理论的融通的线索。 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层含义上,就连以研究劳动价值论著称的米克也写道:“(各种不同的劳动)在理论上必须换算,在实际上换算不是根据准确的尺度,而是根据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米克认识到了不同劳动之间通约的理论困难,却又试图用理论和实践两种尺度进行调和。这个做法不过是对希法亭的回应。 三、劳动与资本的通约—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资本与劳动是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奥复杂。资本在不同语义里歧义颇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本文认为,资本定义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体物质的内容,我们已讨论过对“终极之物”的通约问题。第二,包含有时间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息的时间性质。第三,包含有生产力的技术性因素。这是资本的传统语义里的基本内容。 最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是实物资本,是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具或是过去积累的物化的劳动。这显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一。认为资本是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总和等观点,虽侧重历史的演化,但是内涵过于宽泛,无法做时间上的分析,不能说明利息的产生,不满足条件二。西尼耳的“节欲论”是纯心理的概念,节欲一年与一个月显然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时间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质因素。但是单纯的“节欲”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储蓄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所以,他的观点不满足条件三。庞巴维克的“迁回生产”是最接近满意程度的资本概念。他的迁回生产过程又是和时差利息论密切相关,迁回生产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按照他的定义,资本是一种迁回的生产手段,所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等级排序,处于迁回生产顶端的是高级资本。 虽然庞巴维克极力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迁回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定义也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可变与不变资本,其实质功能却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继承了欧陆哲学的思维传统,在资本定义中彻底排除了实物概念,重视时间和技术的因素,强调再生产循环的社会过程,认为资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更大产量或价值,而不是对已知的过去的盘点。 于是,迁回生产和复杂劳动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劳动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能量的转换,最鳖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人类使用实物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复杂劳动,也是迁回生产的开始。复杂劳动与经验、技能、知识、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的知识越多,操纵的资本越高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对此有所认识,他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与实物等同的资本;而舒而茨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贴近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它们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其目的都是为了递增的报酬或增殖的剩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迁回”,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大,“整体工人”的劳动程度也越来越趋于复杂,社会生产力也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紧密结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这种延长了的肢体,或者说,由人类所掌握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外在地转化的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就成为社会平均的复杂劳动程度的标志。不仅如此,个别劳动越是复杂,所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也越高级。这里的操纵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处于迁回生产过程中的较高地位,掌控着所有下游的低级实物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再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和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担负着进一步技术创新的任务,使得迁回生产的链条继续延伸。因此,复杂劳动通约为简单劳动,应该按照它们在迁回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系数折算。 至于系数折算的具体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浅的尝试。如果按照复杂劳动所掌控的实物资本量进行折算,存在着上文讨论过的实物资本的加总悖论,使得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尝试按照复杂劳动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所带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进行折算。产量和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加总,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预期。通过技术上的统计,就能为实际折算提供现实资料。当然这只是近似地换算,是价值决定因素中的实践尺度。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量决定价值量,归根到底,这个系数是在迁回生产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的特性所决定的。诚然,产量和使用价值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目标,理论尺度与实践尺度仍然有偏离;但是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实践尺度,比在市场中形成的尺度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论尺度。 有人用复杂劳动所耗费的时间和培训、教育等费用为基数来进行系数折算。这些时间和物质耗费是一种沉没成本,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对复杂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够揭示动态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类的学习、技术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变迁过程,复杂劳动的折算不仅仅是简单的倍乘,而是非线性累积的指数乘积。也只有在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依据未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才能够反映这种系数的指数特征。 复杂劳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迁回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反映了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性和劳动对资本(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是劳动与资本通约的桥梁。所以,价值量是对复杂劳动的计量。对于同等程度的复杂劳动,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对于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必须先折算它们的换算系数。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个系数必然也包含了技术的因素。所以说,时间与技术是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四、通约的量纲——一种新的理论尺度 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矛盾不能依靠单纯的时间标准来解决。如果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则人寿期百年,所有人创造的价值就大致等同,这与现实显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并且不受技术变动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不能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如果要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就要折算它们之间的技术含量,承认技术对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利用综合时间和技术的复合单位来定义价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顿在自然哲学里对质量的定义表述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价值的量纲应该表述为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庞巴维克的话:“马克思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即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换的场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权的变化为结束。这宁可表明存在某种导致变化的不均等和优势。当某些复合体彼此密切接触时,就会产生某种新的化学组合..…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古代经院学者关于被交换商品中存在某种等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庞巴维克的原义是批评马克思逻辑“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换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质。他的意思是说,商品的交换,就像是能量的流转,总是由“不均等和优势”肇始,并且终结于这种“不均等和优势”的消洱。这个说法是有启发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术和察赋差异,从而具有了李嘉图式的“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同样可以解释国内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流通,正是基于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买卖双方有利可图。 这样,价值的复合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找到根据。在交换中,出于对相对优势的衡量和比较,人们一方面需要计算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相互之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比。马克思写道:“不同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较。我们不能因为生产一盎司金与生产一吨铁需要同量劳动时间,就说金的生产力低于铁。可见,时间与技术因素必须综合地考虑在一起才能在交换中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当金与铁交换时,生产铁的工人会计算在自己现有掌握的技术下生产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生产金的工人也会计算由自己来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时,交换就发生了。估算中依据的时间和技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 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供求的数量、讨价还价的势力等等。但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能够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而生产费用,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显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条件结合考虑,才能判断出一宗交换“值不值得”,判断出该商品的价值能否保证它的再生产。 马克思定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构造一种标准的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对于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来说,这是合理的,而对于资本构成不同的众多品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说,就不太现实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斯拉法的“标准生产体系”一样,排除了技术变动的可能性,不能够反映动态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也需要综合考虑时间和技术。 时间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哲学家思考的对象。伯格森区分了“真正的时间”和“科学的时间”,认为人类生命延绵的真正时间是不可衡量的。至少,这句话启示了单纯用钟表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困难性和复杂性。过去一小时的劳动与现在一小时的劳动即使在生理上是无差别的,在社会意义上也会有极大的差别。时间并不是均衡的流程,因为社会进步和技术发展总是加速度的。如果说价值量是单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这个时间是过去生产该商品的时间还是现在再生产同种商品的时间呢?可见,时间和技术关系的理解是本文的关键所在。等量劳动时间创造等量价值,是在不变的技术条件下起作用的规律。当社会呈现整体的技术进步,或者个别劳动中所包含的技术因素起了变化,价值的衡量就要考虑重新计算。 从两大经济学范式相互通融的角度来理解价值理论,不仅解决了复杂劳动的通约问题,而且长期困扰劳动价值论的其他难题也都迎刃而解。同时,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两大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它们各自坚持了价值尺度的时间维度和技术维度,“新的理论尺度”为它们的通融搭建了桥梁。 西方经济论文:为什么说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的经济学 在西方经济学日益流行的时代,说它是庸俗的经济学似乎有些不合潮流。我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指的是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它既指新古典综合派,也指新制度经济学。(当然,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的范围很宽,见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第一页,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西方经济学由于可以解释一些现象,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如果你不做进一步的思考,你会认同西方经济学对一些经济现象所做的解释。比如消费、投资、出口、政府支出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加政府支出。再比如消费者为什么会受欺骗,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如果信息对称,消费者是不会受欺骗的。 经济学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它们分别是经济现象、操作、理论。经济现象是我们天天能够看得见和体会得到的,比如鸡蛋多少钱一斤,上海股票多少点,某公司雇佣多少员工。操作则是我们需要思考才能够感觉得到的,比如企业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它们为什么大多数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方式。理论则是看不见感觉不到的,比如什么是货币,货币是怎样产生的。 经济现象、操作、理论在经济学中的角色是不一样的。经济理论是基础,经济现象则是丰富多彩的,经济操作是根据经济理论而形成的。经济操作赖以存在的理论,既包括书面的理论,也包括实际中应用,但没有在书面上出现的理论。由于有一部分经济理论是在书本上找不到的,这就会使经济现象和经济操作在一些时候被认为没有理论依据。经济理论是以经济现象和经济操作为原料的一种逻辑思辩,它既包括书本上的经济理论,也包括非书本上的经济理论,如散落在普通人观念里的经济理论。 1、经济现象。 在经济现象这个层次,西方经济学是很有欺骗性的,因为西方经济学就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以西方微观经济学为例,它是以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西方微观经济学开始分析构成市场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以供给为优秀的理论是生产、成本、利润理论,以需求为优秀的理论是效用理论、预算理论及收入理论,最后对市场的类型及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从而得出局部均衡、一般均衡的结论。这些理论,表面上都有道理,因为人们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是单个的、割裂的、片面的经济现象,这和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正好一致。 我们都熟悉需求曲线,它描述的是商品(或产品,下同)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同样的钱,如果价格越低,买到的东西越多。而需求曲线告诉我们的是:在一般情况下,价格越高,对该商品的需求量越小;价格越低,对该商品的需求量越大。至于需求量为什么会随价格的高低发生变化,西方经济学有一个解释,说是边际效用递减,比如吃一个苹果觉得很过瘾,吃10个苹果就难受,因为第10个苹果的效用是负效用。由于每个苹果的效用不一样,自然它们的价格也不一样,由此,消费者可以得到好处,这个好处叫做消费者剩余。 我现在要问的是:消费者买商品的钱是那里来的?是赚来的?借来的还是其他人给的?我假定钱是赚来的,消费者赚钱的过程,就是商品形成的过程,钱和商品有一种天然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存在在简单的数字里,比如8=2*4,8=2*2*2等等。我设商品是M,钱是N,如果要让商品和货币相等,我只要在商品的前面加些系数就可以了。我要加的这个系数,在微观经济学里叫价格。至于价格的涨跌,是拥有商品的人和拥有货币的人斗争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在这一点上,利用逻辑分析方法的缺陷及人们熟视无睹的数字之间的关系,片面地把需求仅仅看成是需求,而无视经济学的最基本问题,生产与分配的层次问题,更无视生产与分配存在的制度基础。在货币制度的基础上,生产的过程也是分配的过程,消费者赚钱的过程,同时也是产品形成的过程。钱不能吃也不能穿,它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分配产品的工具。 货币作为分配工具,它是通过一系列的交换来完成的。如果我们把交换的过程断章取义,那有什么意义呢?需求和价格的关系,在人们购买之前已经存在,因为你赚钱的时候,你已经为给你钱的人生产出了产品,你去买产品的时候,只是你凭“钱”这个凭证去把你的东西取回来而已,至于你取回多少,就要看产品的价格了。 我们再来看看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数学和经济学两个方面来看。从数学方面来看,一个平面上的两条直线有三种关系,它们是平行、重合、相交。在一个坐标系里的供给曲线(直线,下同)和需求曲线,它们相交、重合或者平行都是很自然的。因为,你想要它相交,你就可以把它画成相交。从数字的角度来看,任何数字都可以分解为一组数字的加、减、乘、除。西方经济学就是用这些数字和图形来证明均衡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西方经济学没有把货币和以货币表现的产品分开处理,所以才会有萨依“供给创造需求”、才会有重农、重商主义关于财富的不同认识的争论。其实,产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只要你系数给得对,就可以相等。它们的实质是产品的循环运动和货币的循环运动。至于市场均不均衡,已经变成了经济学家的一个游戏。 我们再来看看生产、成本和利润。日常生活中,生产、成本、利润是普遍使用的概念,比如养鸡的成本、养牛的成本、做假奶粉的成本,与之相对应的是养鸡的收入和利润、养牛的收入和利润。生产的过程就是分配的过程,它既包括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也包括生产者之间的分配。就生产者之间的分配而言,在使用货币的情况下,分配的一端是产品,另一端是货币,付出货币的一方是成本,得到货币的一方是收入。收入和成本是一样的,它们之所以叫收入、成本,仅仅是因为分配的主体的差别而已。利润是收入减去成本,它反映的是两次分配对分配主体的影响。 从经济学的现象来看,由于西方经济学所要解释的就是经济现象,按道理它在这个层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经济现象不是自然现象,用分析自然现象的方法来分析经济现象,就有可能出问题。比如,某个自然现象受N个因素的影响,为了分析每个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在分析经济现象时,这样做就有问题。比如,我们分析价格的变动的时候,我们假定其他影响价格的因素不变,而只考虑需求的变化,最后的结论自然是需求与价格之间的关系。由于在产品生产出来的时候,需求已经以货币的方式存在,而西方经济学将这个“二次分配”的闭路循环切割成一个个小片段,它怎么可能正确呢?它怎么可能不庸俗呢? 2、经济操作。 经济现象是在一定的经济操作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说的生产、成本、利润一般来讲,指的是企业的生产、成本与利润。那么企业是怎样产生的呢?是专业分工的结果?是节约“交易成本”的结果?还是一系列契约的结果? 按照交易成本的理论,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使用市场机制是要付成本的,而企业由于内部没有交易,所以企业的组织形式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取消市场机制,消灭资本主义,交易成本不就不存在了吗? 其实,企业的存在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从产品循环运动来看,环境要素转化为产品为企业的存在提供了基础,没有产品的循环运动,你怎么也不会有企业。当然,有产品的循环运动也不一定会有企业。从货币的循环运动来看,货币的循环运动是企业存在的条件,因为货币可以把不同的环境要素“粘合”在一起,另外企业要生存下去,它吸收的货币必须大于或等于它释放的货币。最后,任何组织都是由人设立的,人设立企业是因为有限责任公司有“期权”的特点,风险有限,收益可以无限。 在宏观经济方面,西方经济学有所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些政策现在在我国也开始使用.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政府可以通过松的财政政策,如减税、扩大政府支出等,以此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进而扭转经济衰退的局面。就减税而言,由于它是属于分配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判断的是经济的衰退是不是分配的问题引起的,如果是分配的问题引起的,我们还要搞清楚是那个层面的分配问题引起的。在现实生活中,减税是不能刺激经济发展的,因为减税对穷人没有什么帮助,能够帮助的只是富人,而富人是不会购买力不足的。如果政府通过扩大支出来刺激经济发展,这样的发展也难与维持,因为政府支出的扩大,从产品的循环运动来看,是企业的存货转移到政府手中的过程,从货币的循环运动来看,政府要么增加债务,要么减少自己的货币结余,政府的债务最终成了企业的利润,富人手中增加的财富。为什么没有什么用的财政政策会被各个国家的政府采用呢?因为政府需要这么做。 财政政策没有用,那么货币政策呢?同样没有用。比如提高贴现率,货币的使用者完全可以通过价格的方式,将提高了的利率转移出去。 3、经济理论。 如果说西方经济学在现象层面还可以解释一些经济现象的话,在理论层面,西方经济学就没有什么解释可言了。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由于它们没有把市场看成是供、需对接的一种可能选择方式,从而美化和神秘化市场。我们知道,供、需的对接方式可以是价格,也可以是非价格因素。供、需的对接方式既有所有制的因素,也有技术的因素,所有制的因素是基本的因素,而具体的对接手段则是技术的因素。 再比如价格的作用问题,西方经济学认为,价格可以用来配置资源。价格为什么可以用来配置资源?理由是,价格高的产品,由于利润丰厚,可以让更多的资源流入到这种产品,相反,价格底的产品,由于没有利润,资源会逐渐流出这种产品。资源流入或流出某种产品,是价格的分配作用的结果,它是以当时的技术和所有制为基础的。配置资源的直接手段是技术,间接手段是技术发展的所有制。 对于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有效用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这些理论,马克思已经作了很深刻的批判,这里就不再重复。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分析商品的价值呢?我们首先要区分产品和产品的载体。产品是一种功能,一种能够满足人需要的功能,这种功能是需要载体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单位产品的载体会越来越少。产品的功能有的存在在自然界,有的则是通过人的生产活动而获得,劳动是产品价值的主要来源,但不是唯一来源。产品价值存在的基础是所有制,所有制通过集合人的要求权是产品有价值,随着所有制的灭亡,产品的价值也将随之灭亡。 西方经济论文:综述和借鉴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解决我国就业矛盾 摘要: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了我国当前所面临就业矛盾突出的问题,进而强调了要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两个“突出”表明现阶段对我国就业矛盾要高度重视,它关系到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调发展,需要全体社会的共同努力。本文将从理论上回顾西方经济学对就业问题的论述,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加以深化认识和借鉴,进而寻求解决我国就业矛盾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非自愿失业 摩擦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 隐性失业 一、西方经济学中的就业理论 萨伊(J·B·Say) 最早提出了“充分就业论”。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述》(1803年出版)中提出了“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论断,被后人概括为“萨伊定律”。该定律认为一种商品的生产、销售必然为其他商品的生产、销售创造条件,商品的供给与需求总是趋于均衡,不会出现生产过剩。而且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是理性的,都会尽力扩大生产、销售,这样社会的生产、销售就能达到最高水平,就能实现充分就业。 继萨伊之后,马歇尔的学生庇古(C·A·Pigou)在《论失业问题》(1914年出版)提出了“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就业理论。庇古认为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要不要劳动,能不能就业,取决于对劳动者的需求方和劳动者的供给方。从劳动者的需求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在生产中能给企业家带来利益或者他带来的利益至少等于他的实际工资时,企业家才雇佣劳动;从劳动者的供给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得到的实际工资能够补偿劳动者劳动的负效应时,他才肯从事劳动。按照庇古的就业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如果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存在失业的话,那么只会存在所谓的“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庇古所谓的“自愿失业”是指工人不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率而宁愿不工作;“摩擦性失业”是指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而引起的失业,即由于经济在调整过程中,或者由于资源配置比例失调等原因,使一些人需要在不同的工作中转移,使一些人等待转业而产生失业即“摩擦失业”。人们从一种工作到另一种工作,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学校或家庭到工作的正常流动将造成失业;工人寻找工作不可避免地需要时间,同时,企业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寻找过程,如寻找“适当人选”。 萨尔·D·霍夫曼在《劳动力市场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9页。)中把这种摩擦性失业的基本原因归结为:“工人同工作的不适应”,“信息不充分(或换言之,获取信息的成本太高)”,“无论是企业还是工人都不能迅速流动”。 凯恩斯 (J·M·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出版)中,在评析庇古的“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基础上,提出了“非自愿失业”论。首先,他说庇古的就业理论奠基于两个基本假设前提之上:“1.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2.当数量为既定时,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数量时的边际负效用”。他进而分析到第一个假设会由于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二者的相等会受到破坏;第二个假设不仅会由于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而受到限制,而且还会由于劳动者联合成为工会组织而遭受破坏。所以“非自愿失业”是存在的。其次,凯恩斯还从总量分析的角度论述了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必然性,即由于投资需求不足,就不能使得由于消费需求不足而产生的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这样就会产生“非自愿失业”。“非自愿失业”就是劳动者愿意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都找不到工作,其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即缺乏足够的需求来吸收全部劳动力就业。当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资本家不仅不能按照预期的最低利润出售商品,而且会有大量的商品卖不出去。资本家因得不到利润而减少产量,解雇工人,从而带来失业人数的增加。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是决定社会总就业量的关键性因素,“有效需求”就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就是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时的社会总需求,也就是预期能为资本家带来最大利润的社会总需求。因此,凯恩斯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与总产量,而不是像萨伊所说的“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二是充分就业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特例”,“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的极限点”,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从而否定了传统经济学所说的宏观经济只有在充分就业上才达到均衡的观点。凯恩斯关于减少“非自愿失业”的主要政策建议是:刺激消费,扩大有效需求,鼓励投资(包括提高人们的投资信心和降低利率等),增加就业等。 托宾、杜生贝提出了结构性失业理论,“结构性失业”是指因经济结构变化而发生的失业,一种情况是,“某些具有劳动能力的工人,由于他们工作的产业进入萧条,而失去工作机会”(路易斯·所罗门:《经济学入门》,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97-98页。),但是从旧工业部门被排挤出来的工人,不一定适应新工业部门的技术要求,因而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发展迅速,有的地区发展缓慢。落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因地理位置的限制,不能迅速流动到发展迅速的地区,因而也有一部分劳动者失业。”(《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简言之,结构性失业产生的一种形式是某些产业部门的产品因市场需求的日益减少而进入萧条期或衰退期,而劳动力素质不适应新的就业标准所形成的失业,另一种形式则表现为地区之间的供求结构不平衡。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隐蔽失业”问题作了以下论述:“在穷国,特别在农业国,人力资源的很大部分往往几乎什么也不干,因为无活可干。”“同样的隐蔽的失业也可以在先进国家看到,不但存在于人们仅能维持最低生活的农业地区,而且也存在于城市街道上。”(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189页。)这里,他所说的农业国和先进国都是指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些国家由于人口迅速增长而存在隐蔽失业。他特别强调落后的农业国和先进国的落后的农业地区,是因为经济越落后,人口增长越快,因而造成隐蔽失业。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相反,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迅速,并且经济越是落后,人口增长越快。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因为经济不发达。 与“隐蔽失业”相类似的一个概念“隐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于1936年提出的,原意指城市工人在危机期间为避免失业而被迫接受一些知识、技能和经验都得不到充分利用的工作。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他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用隐性失业来描述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那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过剩劳动力,探讨了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下的失业问题。“二元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是传统农业部门,二是现代工业部门。刘易斯等人认为,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甚至为零或负数,这里有大量的非公开性失业,而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但从业人数较少,其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可以吸引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刘易斯等人强调现代工业部门资本积累对吸纳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和最终解决二元结构失业问题发挥重要作用。纳克斯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做出的解释是指那些可以从农业部门抽走而不致于影响农业总产量的多余劳动人口。(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另外,托达罗在刘易斯等人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探讨了劳动力转换下的失业问题,他强调了收入预期在农村人口转移中的重要作用。托达罗还看到了解决发展中国家失业的艰巨性和困难性。他断定,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失业和乡村中的过剩劳动力或非公开性失业会长期存在。 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W·phillips)把就业与通胀联系起来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根据90多年的资料分析(1861年~1957年),提出了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的理论。他指出失业与通胀是可以并存的,而且是能够被替代的,即通货膨胀率上升,失业率下降;相反,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这一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基本上符合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但是到了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滞胀”现象,即一方面经济停滞,失业增加;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因此难以再用“菲利普斯曲线”去解释。 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M·Friedman) 提出了“自然失业率”假说。他认为在考察通胀与失业的关系时,要把“自愿失业”与“非自愿失业”区别开来,在考察是否充分就业时要把“自然失业率”排开,也就是说,只要在总劳动人口中一切愿意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而都找到了工作机会,就算充分就业了。“自然失业率”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劳工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厉以宁、吴世泰:《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8-69页,第72页。)正如弗里德曼所言:“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与实际工资率结构相适应的某种均衡失业水平。” 这种均衡失业水平就是“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弗里德曼还把“心理预期”纳入了就业与通胀的研究中,认为实际生活中之所以存在失业,是由于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有“偏差”。他认为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状态下,实现充分就业是一种长期的趋势,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代关系只有在短期内存在,长期不存在。弗里德曼关于失业的政策建议是:主张发挥市场自发调节作用以解决失业问题;反对最低工资率的规定和工会对工资率的干预。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提出了“技术失业论”。他认为,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必然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因为随着新技术、新设备的投入使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的技术构成不断提高,必然要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说明了生产自动化是局部失业产生的原因。他还在1972年出版的、与他人合写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提出了“零度增长”的概念,意思是说要解决失业问题,有必要放弃经济增长。与此相对的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得出了技术进步不会导致工人大量失业的结论。如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就指出,只要保持投资的稳定增长就能减少失业,“因为对于个别企业来说,投资意味着较多的资本和较少的工人,但对于整个经济(作为一般情况)来说,投资则意味着较多的资本而工人并不较少。”(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4页。)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布鲁克斯作出的具体分析是:技术进步不仅可以节约活劳动,而且也节约了能源和原材料。与劳动力价格相比,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更高。如果把节约的物质资料用于其他方面,就会创造更多的产值和就业岗位。(H·布鲁克斯:《技术、竞争和就业》,《经济学译丛》,1985年第6期。)如果说技术进步还是会产生排斥活劳动的现象,那也只是一种结构性失业。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罗伯逊所分析的那样,技术进步减少的主要是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但熟练工人和职员的人数则会增加。(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 二、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的重要启示 首先,根据西方经济学把失业分为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两大类来看,只有非自愿失业才是任何一个国家对失业现象所真正关心的。因为自愿失业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自我选择,它意味着就业的机会成本更高,例如闲暇对某些人而言更珍贵。自愿失业往往是建立在个人拥有一定的财富积累的基础上,因此还可以促进消费的增加和缓解劳动力市场不断膨胀的供给量。从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可知,充分就业并不意味着全部就业,适度的失业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例如它可以提高就业者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综合西方学者的论述,非自愿失业包括了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需求不足的失业(周期性失业)三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看,结构性失业就是长期的摩擦性失业。经济结构的变化伴随着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快,如劳动者离开原来工作后立即可找到同样类型的工作,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失业就是摩擦性失业;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慢,如劳动者需要重新训练以适应新工作的要求,这种情况下的失业就是结构性失业。因此解决这类失业的关键在于:一是加速劳动就业信息的传递和流通,二是加速劳动力在不同地域、产业和行业之间的就业转移,三是相应地实现劳动力的知识、技能、素质等的快速更新、培育和提高。而需求不足的失业即周期性失业与其他种类的失业之间的区别则是判断整个劳动市场状况的关键。因为“即使整个劳动市场是平衡的,高水平摩擦失业或结构失业也可能发生。周期失业则是在整个劳动市场趋于过剩时出现的。”(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页。)而解决周期性失业的关键就在于增加有效需求,也就是要加快经济的发展。 作为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共性问题,我国也并存着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一是在双向选择的就业制度下,必然有一部分劳动者在正常的流动中,滞留于劳动力市场一段时间,造成摩擦性失业;二是由于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必然会出现某些产业(如纺织工业)和某些地区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或相对不足,出现结构性失业;三是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呈周期波动的,生产投资的扩张或收缩必然伴随就业量的扩大或减少,扩张时期就业量大,收缩时期就业量少,从而存在周期性失业。所不同的是我国的周期性失业一直属于隐性失业,而没有外露。(张烈军:《西方失业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7.8。)从西方学者关于隐性失业的论述,可以明显看出隐性失业意味着人均产出率的低水平,经济效率的低下和产品成本的增加,因此它是与劳动生产率的停滞或下降紧密相关的,呈现出一种两者相互排斥的关系。而要减少隐性失业人员,就意味着显性失业率上升;而显性失业率上升,则有利于减少多余的劳动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失业率的高低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替代关系即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显性失业率的高低成正向替代关系,而与隐性失业率成反向替代关系。隐性失业正是我国失业的独特实现形式,它是传统就业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和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必然结果,制约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劳动者的素质,阻碍企业经营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我国要稳步实现隐性失业的显性化。另外,西方经济学家还揭示了人口、就业及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人口增长过快会使劳动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形成隐形失业,降低劳动生产率。因此我国要继续有效控制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 其次,对技术进步及其运用对失业的影响看,新技术的应用只是造成局部失业的技术原因,局部失业的根源应当是市场经济本身。而且,只有当产品因生产自动化等新技术的应用所引起的大大增加了的产量,超过了扩大后的市场需求仍有富余人员时,才有必要减少工人,进而造成失业。长期看,技术进步不仅不会减少工作,而且还会创造很多新的工作岗位,因为技术更新换代可以引导新的消费需求出现。因此,根据技术进步在长期和短期带来的不同影响,可以由政府进行政策协调,减少其短期内的负效应,如通过引导消费观念的改变,进行劳动力培训,缩短劳动时间以便使劳动者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消费新产品和新服务等方式,最终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再次,对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交替关系的认识上,可以说在一个静态的市场中通货膨胀能够减轻失业,但在动态市场中这一关系就未必存在,因为企业的理性预期对通货膨胀已经有了经验,单纯理论分析并不能回答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失业之间的作用关系。在实践上依靠这一理论来治理失业和通货膨胀也只能起到应急的作用,而从较长时期看,以增加失业率来抑制通货膨胀或者以提高通货膨胀率来降低失业率都会使问题更加复杂。而且,失业更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失业率的上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干扰大于通货膨胀率增大的干扰;失业和通货膨胀都是全局性问题,“两害相衡取其轻”;就业优先就是发展优先。(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西方经济学也不再用通货膨胀政策来医治衰退和失业,解决中国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吴敬琏:《论通货膨胀政策之不可行和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改革》,1994年第2期。) 最后,对解决失业问题,西方经济学总的来说可分为两派:萨伊、马歇尔、庇古、弗里德曼等崇尚市场行为,主张让市场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而凯恩斯、汉森、菲利普斯则推崇政府行为,主张靠政策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事实上,这两者不能割裂开来,尤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同时又要“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 三、解决我国就业矛盾的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带来的企业亏损破产和行业萎缩衰败,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失业工人;我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职工下岗分流;乡镇企业资本深化,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业不断产生剩余劳动力;机关事业单位、军队人员精简等等,这些都进一步加大了我国的就业压力。而失业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它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生产设备的闲置和当事人收入的损失;失业而且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既使个人与家庭生活水平下降,又使家庭关系与其它人际关系受到损害,并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现阶段就业矛盾突出的问题还关系到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我们要加强重视,努力缓解我国的就业矛盾。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我们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必须保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劳动力要素更是首当其冲。坚持市场化改革就要保证劳动者自由流动和平等就业的权利。我国长期以来实行户籍管理制,带来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造成农民在进城谋生时遭遇普遍性的就业歧视,而且使已经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的农村人口也面临许多城市人口所没有遇到的困难,如子女的上学问题等。与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是资本的天然特性,许多用人单位为降低成本而有着使用外来劳动力的强劲动力。外来人口进城工作是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有效补充,而不是竞争伤害。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建立和全面落实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首先是改革户籍制度,放开城乡户籍迁移限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以至定居,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取消城市对雇用农民工的限制性规定,保证城市居民和农民拥有公平竞争就业岗位的平等合法权利,保证城乡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此同时,还要保证和鼓励劳动力在不同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包括不同省份之间、东中西部之间、沿海和内陆城市之间等等,减少和消除行政、制度和观念上的壁垒,加快人才顺畅流动,这样有利于及时满足不同区域在不同时期对各种劳动力的特定需求,进而解决劳动力供求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实现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不断丰富就业机会和拓宽劳动者的选择范围。 第二,我国农村存在着大规模的隐形失业,有学者曾指出这是中国潜在的最大危机。研究表明虽然城市自身就业形势趋于严峻,但并未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减少,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村蓄积的劳动力总量过大。因此首先要继续严格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控制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和规模。同时,继续加快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加快小城镇建设,提高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另外,为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现阶段要特别重视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我国农业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粗放性的经济增长方式,一味地通过资源数量上的增加投入获取收益,并且只重视农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忽视农产品的深加工以及市场营销环节,进而造成农业生产的盲目性和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我国加入WTO后,传统农业又进一步受到外国质优价廉产品和新型品种的强烈冲击,因此要调整农业内部生产结构,延伸农业产业链,加快形成科研、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加强农产品供需之间的紧密联系使之形成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最终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农村就业机会,减少农村隐形失业。这就要求广大农民要尽快改变只顾农业生产环节的传统观念,要主动地、及时地发现和捕捉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变化以及新的市场需求,如绿色食品,健康作物和各种新品种等,进而及时调整种植结构和产品结构,并加大对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的投资,加快农产品创新和实现市场细分以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从而迅速提升经济效益。同时,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发展农产品的加工和营销,产生一批专门性的、专业化的加工和销售企业,进一步推广公司加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从而开辟农业、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第三,不仅要在数量上控制人口增长,更要在质量上改善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我国劳动力素质一直很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84.27%以上,与技术要求日渐提高的就业岗位不相适应,因此要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增强其就业能力,减少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同时提高在职职工和后备劳动力的素质。首先,我国要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要构建起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培养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性社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国家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确保义务教育的全面实现,特别是要普及农村学龄人口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要控制教育收费水平与人们的收入水平相适应,始终坚持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的并重。其次,我国要加强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在此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在日本,它主要通过函授形式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合格者发给“技能工”证书;德国把职业培训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柱石和民族生存的基础,采取企业为主、学校为辅的培训方式;东南亚国家则普遍重视高能技术培训。我国可实行以中、初级职业技术培训为主、高等职业培训为辅的方式;对新生劳动力和后备劳动力要做到“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对在岗职工采取分期分批培训、函授培训和联合培训等多种方式;同时要抓好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的继续教育工作。总之,要努力把我国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第四,为加快就业信息的流转,减少摩擦性失业,我国要进一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我国现有的就业服务组织数量不多,而且普遍存在规模偏小、功能不全、服务手段落后、信息容量不大、相互封闭的问题。借鉴威廉·哈伯、丹尼尔·H·克鲁格在《美国就业服务在变化经济中的作用》(1964年,第31-40页。)中谈到的公共就业服务理论,“公共就业服务”是充当劳动力和雇主相互联系的媒介,具体的方法包括找职业服务,就业咨询,对特殊劳动力提供就业帮助,收集、研究和劳动力市场信息,为劳动需求方、雇主服务等。因此,我国政府要建立更多公益性的就业服务机构,同时加强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的建设和管理,通过举办经常性的招聘会以及在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各种媒体上的信息公布,及时、全面、便捷地向劳动者提供各种就业信息,增加其就业机会,还要注意使信息获取的费用控制在广大劳动者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范围之内。另外,还可以加快建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就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服务功能、改进服务手段,保持信息更新,给劳动力的供求双方提供高效率的服务和帮助。 第五,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对预期的重视(如弗里德曼的“心理预期”,托达罗的“收入预期”等)看来,我国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失业保障制度,以避免人们对一旦失业所面临的经济状况的恶化做出过分消极的心理预期,同时消除不必要的心理恐慌而造成对消费和社会有效需求的抑制作用。因此,我国要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失业保险制度,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为员工提供更高水平更加全面的补充保险,并将其作为对企业综合评价的重要指标。二是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的养老保险要以家庭为主,并加强与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的结合。总之,要扩大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的覆盖面与社会化程度,提高人们对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心理预期,进而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促进充分就业的实现。 另外,还要通过结构调整培育长期的就业增长点,开拓新的就业空间,使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能够维持较快的速度。一是要调整我国所有制结构,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各种非公有制发展,注重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二是要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充分发挥其大量吸纳劳动力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在发展中求稳定,以发展保稳定,建立起“就业市场化、失业公开化、劳动有保护、失业有保障”的新型就业制度,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 西方经济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与此相联系的,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运行问题。因为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一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和运行,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就不会发生,生产力只有在适应它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的问题。譬如,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管理者、科学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还有部门、行业之间,三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显然,必须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产。但是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际的,只能是一种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有奴隶社会生产、封建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这里明确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恰恰是把生产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实际上他们是在生产一般的掩盖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乘机作为一般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引导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合理的、永恒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经济学怎样研究物质生产 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对物质生产有正确的认识。物质生产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的总体,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方式,后者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里包括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方式,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现在都是从 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生产力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成果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表现为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其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生产力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丝毫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的。 在物质生产中,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出现了协作、工场手工业,以后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等这些新生产技术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作一个统一体来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动关系,才能科学地揭示物质生产和整个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学问,他一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工艺学,而是研究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他对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的研究,只限于在说明它怎样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它发生怎样的影响时,才引入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极端厌烦那些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一般作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们。马克思为此批判一位俄国经济学家说:“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事情正是这样。如果不能在思维中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区分开来,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已经极严格地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法律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只是一个成千上万个消费者、工人、发明家、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决定着稀缺资源的使用,这里涉及的只是市场机制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的,政府在这种选择中又起哪些作用。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的问题,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回避分析这些“选择”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才能够发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种庄稼的土地改变为在土地上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必须以这种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为前提,即剥夺小生产者的一切生产资料,一边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货币,一边是失去所有生产资料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他们对此都讳莫如深。 因此,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属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者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者属于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或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一般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决定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这就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以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实现。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造成了与小私有制商品经济不同的运行状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它从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欲望大大增强,同时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又使这种积累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破坏加剧,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工人群众收入的增长受到严重遏制,从而造成国民经济不良的运行状态:失业、生产过剩危机、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等。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导致其不良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就难以得到科学说明,这样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提出根治这些弊病的良策。 四、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深层的、中间层次的和表层的关系。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剩余价值生产是深层的优秀关系,利润和平均利润属于中间层次的关系,它是深层本质关系的外部表现,商品关系则是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表层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市场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农业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把握住研究对象将会引导我们努力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深层本质关系,揭示本质关系又是怎样地采取了外部表现形式,并和最表层的市场经济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弄清这些关系,将使我们能够更自觉地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推动的辩证关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更迅速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奋斗。 一些人可能没有很好地研读《资本论》,从它出版的年代上来否定它的意义,说它是一百多年前写的著作,因而已经过时了。实际上这样说的人正是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年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资本论》并不是要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理论,强调他们只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斯密是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国富论》是在1776年发表的,但是他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为今天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奉为圭臬,坚持它,完善它,新制度学派还在继续探讨它发挥作用的新领域。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年代,而在于是否是科学真理。简单地用这种“年代法”来否定《资本论》基本理论的指导作用,是在误导青年人,懂得科学的人是不会认可这种说法的。 有人说马克思只是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而忽视了资源配置问题,因而缺乏现实意义,这是极大的误解,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看法的。资源在各种生产之间的配置是生产的要素,是它的前提和条件,把物质生产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要重视资源配置。但是马克思把它看成一个普通常识,他曾说每一个小孩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紧密地结合资源配置这一物质内容揭示其得以实现的资本主义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却抛开它的资本主义形式,只把它作为自然规律和一般市场规律来研究,这等于阉割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灵魂。这也就决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除了提出一些资本运行的理想模式和改善运行状态的方法及其对策外,在理论上不可能有新的建树。
图书馆学论文:本土化图书馆学论文 1社会因素影响着图书馆学的发展 1.1网络化的社会发展20世纪末,新技术革命引发了网络化,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现代通讯技术支撑着现代信息的网络化,现代人们的社会生活正处于向网络化、数字化转换的过程.信息知识的交流传播是人类的重要活动,广泛普及的网络化信息处理与新的传播方式,对社会状态与运行带来了全方位的、综合性的改变.以数字化网络为基础,以计算机技术与通讯技术为工具的新型社会呈现出以下特点:一、网络空间的虚拟实在使人类实践活动的范畴得到了扩大;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呈现出“对话性”是互联网的特点,以前的主客对立式变成了现在的主体际式,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三、人们通过互联网带来的海量信息资源,能全面地获取所需的信息知识;四、网络技术使电子商务得到普及、产品与服务越发倾向于个性化,社会生活、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并呈现虚拟化、数字化趋势.网络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如信息知识变得越来越无序和难以控制,社会结构越来越脆弱,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逐渐加大等.第一,从研究手段上来看,电脑写作、网上讨论的方式,为社科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写作方式,而且使其能及时获取新的观点和材料,同时也为学术批评提供了新途径;第二,从研究条件来看,互联网为社科研究提供了海量的信息知识,为了有效利用这些信息资源,研究人员必须探寻使用信息的新策略,学会新的技巧;第三,从价值上来看,它既强化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也强化了人们对技术的崇拜,使技术力量在短期内形成聚合与裂变.如“学术共同体”近几年在图书馆学中表现出对技术的极大热情,然而他们却很少顾及技术的后果.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价值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被忽略的现象. 1.2全球化的社会发展具有共性的经济、文化模式渐渐普及,各国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了解、相互影响日益增强,逐渐成为全球化相互通行的金钥匙.二战后,国际物流、金融在国际贸易的促进下规模不断扩大,并且从经济领域逐步向思想、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渗透、扩张.跨国公司、国际市场、世界经济组织纷纷涌现,资本、能源、劳务、商品、技术等经济因素在全球范围内被自由配置,这种全球化科技进步给交通和通讯带来了革命性飞跃,为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往打破了障碍.社会科学研究也受到了全球化社会发展的影响.首先,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思维整体化、复杂性理论的出现是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所导致的.盘根错节的整体化结构、人类依赖感的加强、军事集团等的不断出现致使世界历史、全球意识的形成.其次,从研究对象来看,世界性问题的出现,如世界金融一体化、环境保护、人类共同遗产的确定等都拓宽和加大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深度.社会科学将为图书馆学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目前,这一趋势已初见端倪,国际间的一些图书馆合作项目已经形成了服务平台,供读者参考和咨询.因此,社会科学必须要从全球的广度去思考这些问题,承认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差异与互补,强调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例如全球图书馆,虽然在网络技术与虚拟空间上消除了地理界限,但各国的人文界限却始终存在.为探索世界各国通融的方法和理论需要我们做出不断的努力,这一重大课题需要各国图书馆学研究者们继续共同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 2图书馆学的发展 2.1研究重心向知识领域转移由于图书馆学的社会发展与自身“知识基因”的推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重心开始向知识转移.知识是文献的本质,古代图书馆的知识体系产生于文献整理和文献积累的活动中.因此,图书馆学可以看作是以人类知识活动为基础而演变来的,它的原始基因来源于知识的存贮、排序、加工、整理、提炼、传递等活动范畴,这个活动范畴有时又被称为“知识域”.而早期社会知识的生产、使用范围太小,仅限于上层社会,在图书整理基础上所形成的图书馆知识体系就不可能扩大并渗入民间,只是被一小部分人使用.近代以来,社会实践中科学技术被不断物化,知识的积累与传承效率越来越高,到了后现代社会,知识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并开始向社会群体、日常生活靠近.受知识规划的作用,人类必与知识权力交往.因此,知识的价值和作用不断得到扩大与提高,研究主题从图书“整理时代”转向了“经营管理时代”,在“知识域”不断变化的同时,图书馆学的研究主题又转向了“信息技术时代”,而且这种转移正是对图书馆学自身出发点的更高层次的回归. 2.2学科发展从细化走向整体在形成之初图书馆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早期的图书馆教育更倾向于培养学识渊博者;二、内部知识体系的细划不明显.这两个特点在图书馆学形成发展之初就表现出来了,但在日后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这些特点将逐渐消失.然而客观世界是一个整体,人类知识也是一个整体.社会科学不断得到分化,分成多门独立的学科,学科又分成了多个领域,在大学的教育分科的制度支持下,包括图书馆学在内,很多社会科学学科都变成了拥有众多分支的大学专业学科.图书馆学的操作性、精确性和体系的完整性,细化了学科内部,而且使其研究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知识化、网络化、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了社会科学前进的步伐,降低了学科整体研究的效率,跨学科研究使学者之间的合作逐渐普及.可以看到,图书馆学经过细化发展之后会逐渐向综合化、整体化方向转变,并将呈现出以下特点:一、与同族学科进一步融合;二、一些重大课题将吸引众多学科汇聚一点,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三、内部分支学科将在新的研究角度与方法的支持下出现整合趋势. 2.3学术理性逐渐由技术倾向于人文技术进步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从工业革命时代开始就已显示出巨大的威力.技术力量推动着图书馆学的发展,搜索引擎、电子文献、网络咨询等新概念的出现让人应接不暇.可以看到,技术进步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是改善生产关系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先导动力,但技术本身具有双刃剑效应.信息技术缩小了我们的空间距离,促进了人们更加快捷的进行交流.技术使社会发展的同时又给社会带来了新的威胁与危险.要想解决新出现的问题,需要到技术以外的因素中去寻找解决方案.因此,社会进化既要靠硬的动力———技术,也要靠软的动力———价值观,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最终会协调发展.图书馆学具有人文主义性质,图书馆是一个人文主义事业,其最大限度地使知识发挥作用,最终目的是让社会个体获取知识,使人与社会的发展更为合理.图书馆学在技术和服务方面日益向自然和社会靠近.但要始终记得,人文主义的基础始于图书馆学.否则,人文主义价值,就不会在获取知识的个人及需要这些知识的社会个体中得到体现.未来图书馆学在技术理性方面有哪些特点?①从研究范畴上来看,图书馆学既要研究知识也要着重研究知识如何被大众所接受.②从学术检验标准上来看,衡量未来学术研究成果的基本尺度是社会人群的知识和信念得到了公平、协调发展.③从研究方法上看,图书馆学不但从经验化向科学化转变,也更加注重从科学化向人文主义文化方向转变. 2.4研究的特点是理论与应用并重图书馆学的分类方法是将学科内容分为了理论与应用两个部分,这种分类方法对知识科学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作用.古希腊时认为学术研究就是纯哲学探索,是与实用技术相分离的;19世纪初,虽然德国成为世界科学研究的重镇,但学术界仍弥漫着纯科学与应用技术是相分离的观念;19世纪后期,大批的美国人赴德留学,将德国的图书馆学思想与教学模式带回了美国.从此,图书馆学理论与应用的两分模式,自始至终贯穿于美国图书馆学的研究中.现代中国图书馆学主要来源于美国,因此,中国图书馆学的内容就有了理论与应用两部分的架构形式.到了20世纪末,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未来图书馆学将呈现理论与应用并重的发展趋势:①理论与应用的研究将通过前沿课题进行有机融合,互相促进,共同发展.②理论与应用变成人们主动获取知识的方法,不仅促进了图书馆“馆内”科学的发展,也能走向“馆外”.③理论通过对真实问题的研究能逐步纠正长期以来形成的浮浅化倾向,而实用研究能为理论创新提供原料和动力. 2.5学科建设更加注重本土化进入21世纪,中国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也存在着如何本土化的问题.本土化是指学科发展符合本国国情.图书馆学本土化是图书馆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只有加强本土化建设,中国图书馆学才能走出一条“和而不同”的发展道路.图书馆学在本土化的建设中,将在以下几方面的研究中寻找突破:①重视和加强与本国国情的联系.②加强对传统学术资源的挖掘继承,为公民提供学习知识的工具与方法,在当代社会条件下重新发扬优良传统.③借鉴、学习、吸收国外图书馆学的优良传统.总之,作为图书馆的一员,我们应在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中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为想要获取知识的人群提供有效的知识帮助. 作者:吴瑞珍单位:赤峰学院 图书馆学论文:问卷调查法图书馆学论文 1各期刊发表问卷调查法文章的情况 从各期刊2013年发表的问卷调查法文章在本期刊本年度发文总量中所占的数量和比例可知,问卷调查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已得到一定程度的使用,但使用比例仍然不是很高 2问卷与量表的文章在问卷设计和统计分析指标上的差异 2.1问卷与量表在问卷指标上的使用情况问卷是否需要含有量表,主要取决于研究的主题内容和想要得到的研究结果。工具的选用适用于研究就好,但越来越多的研究为了得到更加深层的数据挖掘,更加客观科学、有说服力和预测性的结果,都在采用量表式问卷。量表的理论结构更强,数据模型更深入准确,只要严格按照程序标准化和规范化的编制与使用,量表式问卷可使研究更加深入且有价值。从问卷和量表在编制指标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出,量表比问卷在指标的出现率和统计方法的使用上都高出很多。除了一篇文章是采用了别人设计使用过的问卷之外(即没有对问卷进行任何修改),其余的文章全部都是自编问卷。在自编问卷中,无量表的问卷占54.5%,有量表的问卷占45.5%,无量表问卷居多。量表在是否进行了预测试、信度与效度检验、采取何种抽样方式等指标上说明程度明显高于问卷,这说明通常使用量表的文章在研究标准性和规范性方面优于使用问卷的文章。一份问卷在编制完成后并不适宜马上投入使用,预测试可以检验问卷的信效度和其它适用性问题,能揭示出研究者编制过程中忽略的实际应用障碍。问卷可以通过预测试看出题目的语言歧义、语言组织、内容重复等方面的问题,而量表型问卷的预测试对于理论构架整合拆分、操作性定义的修改、语言的准确化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预测试是信度和效度检验与修改的必要步骤。问卷预测试率为2.4%,占到全部预测试的6.3%;量表预测试率为42.9%,占全部预测试的93.8%。问卷编制的标准化和规范不会因为问卷是否含有量表而有所改变的。问卷虽然没有准确理论框架和操作性定义,但这不是说它们不需要信效度检验和预测试。信度是问卷所必须达到使用标准的指标,直接影响测验结果的可靠性,信度不达标的问卷不具备施测条件。显示9.5%的问卷进行了信度检验,占全部进行信度检验文章的13.3%;74.3%的量表进行了信度检验,占全部进行信度检验文章的86.7%。效度依据研究需要和问卷设计的不同,可以检验不同类型的效度。问卷多检验的是内容效度,而量表则需要检验种类更多的效度,如内容效度、结构效度、校标效度等。7.1%的问卷进行了效度检验,占全部进行效度检验文章的10.3%;74.3%的量表进行了效度检验,占全部进行效度信度检验文章的89.7%。问卷的抽样方式应该做到费用与精度相平衡,并且得到调查对象认可,在实际操作中应采用正确的抽选样本的方法,使样本能真正代表总体,并恰当地确定样本的数目,以便在符合调研要求的前提下降低费用。而问卷发放时选取何种抽样方式也需要在文章中体现出来,以便读者判断结果的准确性。4.8%的问卷写出了抽样方式,占全部注明抽样方式文章的15.4%;31.4%的量表写出了抽样方式,占全部写出抽样方式文章的84.6%。量表在测量时犹如一个评分的量尺,因此,量表的计分方式需要在文章明确提出来。量表型问卷需要明确指出本问卷的计分规则和评分规则,问卷则需要提及是否含有多选题等情况。11.9%的量表写出了计分方式,占全部的16.1%;74.3%的量表写出了计分方式,占全部的83.9%。 2.2问卷和量表在统计方法上的使用情况通过表3可以看出,问卷在统计方法上全部使用了描述统计,占到了全部描述统计的60%,其它统计方法使用率明显下降,假设检验不足10%,其余方式不足5%。量表由于问卷本身具有指定的理论框架,较多的量化,在统计方法的使用上更为多元化,高级统计方法的使用明显增多。统计分析并不是一定要追求高级统计方法,统计方法的选用应该符合研究需要,达到研究目的才是最根本的。即便是不含有量表的问卷,也有多种统计方式可以深入挖掘数据所隐含的意义。不含量表问卷数据的计分方式,决定了问卷可以使用什么样的统计方式。 2.3问卷和量表在问卷设计和统计分析指标上的差异从问卷和量表在问卷设计和统计分析指标上的差异,可以看出除了假设检验这一项以外,其余各项均存在显著差异。当然,这一研究差异性只能代表2013年的问卷调查法文章的情况。这说明在对待问卷和量表上,研究者还是存在学术严谨性区别的。虽然二者同属同一事物,应该遵循同样的规范行操作,但问卷是否需要严格的按照量表的规范去编制和使用,本身也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而在文章中也呈现显著的差别体现。假设检验这一项上没有存在差别,这是2013年文章的情况,还是长久的普遍现象,需要持续对年度文章进行分析、研究。 3结论与分析 3.1结论 (1)问卷调查法在当今图书馆学研究中已得到一定程度的使用,但使用比例仍不是很高。 (2)使用量表比使用问卷的文章略多,问卷编制和使用的标准化、规范化程度较低。相较而言,量表比问卷要高一些,并且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需要指出的是,有的研究者对问卷的标准化与规范性持不同意见,认为问卷的编制和使用过程,部分步骤不一定严格需要。这一问题尚未有定论,本文中暂以最严格的规范标准来进行分析。 (3)使用量表比使用问卷的文章在统计方法的使用上更多元化和高级化。除了假设检验之外,量表和问卷在统计方式的使用上也存在显著差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一味追求统计方法的高级化、复杂化,统计方法的选取与研究本身相适应是最重要的,应该符合研究需要,达到研究目的。通常情况下,统计方法的多元化和高级化更可以从不同角度解读数据,深入挖掘数据的含义。 3.2分析 一篇有科学精神的论文应当是秉承实证主义认识论的研究论文,即站在研究对象之外,客观中立地观察和描述研究对象。可大部分研究者对问卷调查本身作为一种方法重视不够,认为问卷调查法是一种普遍使用的、简单而随意的方法。使用者对问卷调查法的认知偏差,忽视了问卷调查法的技术内涵,对问卷调查法的方法论背景没有准确的理解与定位,并且没有将该方法视为本质上是一种实证方法的社会调查工具,使用者对问卷调查法方法论背景的认识偏差,会导致对该方法的不合理定位,最终使得研究者忽视了具体方法、程序的掌握与运用问题。另外,问卷调查法本身也存在区别对待问卷和量表的态度,量表的编制和使用,规范性标准化显著高于问卷;在统计方法使用上,问卷的统计方法使用描述统计过多,深入分析太少。但在理论上,问卷和量表只是同一种测量工具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而已,准确的说,量表是问卷这一测量工具的一种更科学更精确的形式。但只要是问卷,都需要严格的编制程序和规范的施测过程,问卷虽然没有度量单位的计分值,但也有许多适用于问卷的统计方法。研究者的态度不仅影响到社会调查研究的具体效果,还影响到被调查者对问卷调查法的学术信任感和尊重感。只有使用者自身的方法规范和对方法尊重,才能树立问卷调查法的学术公信力,增强公众对问卷调查法的信心。 作者:李媛杨明张言单位:河北工业大学图书馆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图书馆学论文:发展史下的图书馆学论文 1对中国图书馆学理论进行历史分期的意义 历史分期,顾名思义,指的是对历史采用分阶段的手段进行研究,这是研究一段历史或者某段历史最简单易行的办法,也可以看做是研究历史的“入门”方法。由历史主义出发,着重分析历史的发展变化,站在历史主义的观点之上看待问题,是研究历史学的着眼点,更是研究历史学的基本要义。古语有云:治史所以明变,前一时期历史与后一时期历史之所以不同,就在于“变”。对于历史学的划分,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历史分期正是历史学划分的重要手段。众所周知,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社会阶级划分的不同,各段时期的历史也体现出不同的特征与性质。因此,我们必须仔细研究,找出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变化,基于“变”的基础之上,总结变化规律,分析变化特点,将具有统一特质或相似特征的历史时期划归一类,以便于更好地完成历史分期工作。与研究社会历史相似,对待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史的分析问题,采用历史分期的手段,不仅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类文明史与现存记载的图书馆发展史之间的关联,分析不同时期图书馆的不同特征,进而做到从大体上掌握并预测图书馆的未来发展趋势,而且也能够通过对于图书馆的历史划分,达到阶段性的研究图书馆学的目的。此外,合理地、有规律地对图书馆历史进行分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繁复的图书馆整理问题,图书馆的发展历史由来已久,其中包含很多纷繁复杂的图书馆发展事迹,以及很多相关的,在图书馆发展史中做出贡献或造成影响的历史人物及其事迹,如果不能较好地做到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史的分期,就很难将这些事迹与人物理清,进而得到一条清晰简明的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史主线。然而,一条清晰简明的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史主线,对于研究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史的研究人员而言,又是极其重要极其不可或缺的,它不仅能够体现图书馆发展事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经历的变迁,变迁的特征与联系,更能够帮助我们挖掘以及把握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特征及其规律。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做到更好地认识、评价各阶段图书馆发展事业,揭示发展背后所体现的历史本质和指导思想,进而做到利用常规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手段对于图书馆事业史进行系统化的研究。从某些角度看来,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史的划分与社会发展史的划分手段近似,例如对于新时期历史阶段的划分,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切入,如划分的意义,不同历史时期的概念,各个时期之间的时间跨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所存在的不同的指导思想,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历史分期的依据与手段。两者从划分的意义来讲也是有所相似的,如果不将新历史时期与旧历史时期进行划分,就无法展现出新时期所体现的进步,总结进步经验,进而取得更好的发展。因此,无论是从前瞻性还是回顾性来讲,对于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史的划分,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现有历史分期方法举例 迄今为止,对于什么是中国图书馆学这一概念,我国图书馆学界尚未统一。鉴于此,对于如何对中国图书馆学进行历史分期,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2.1周文骏的划分方法周文骏认为,中国图书馆学的由来已久,但是在我国古代历史时期,并没有对于该领域给予足够的重视与记载,因此对于中国图书馆学而言,萌芽期很难确定。他将现代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史划分为两部分,将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之前视为建立期,1949年之后至今视为发展期。2.2谢灼华的四阶段划分法与上文不同,谢灼华认为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形成中国图书馆学,因此他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划分为汉魏六朝酝酿期、隋唐五代形成期、宋元体系建立期、明清体系完善期4个阶段,而20世纪之后,则划分为近代图书馆学时期。 2.3四时期划分法杨建东、罗德运将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划分为4个时期:一是孕育时期,封建社会时期;二是萌芽时期,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产生时期,辛亥革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发展时期,1949至今。 2.4黄宗忠划分方法黄宗忠的观点认为,在图书馆学历史划分问题上,中国应与世界同步,即采用统一划分标准。孕育时期:奴隶社会时期—19世纪初;建立与发展时期:19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前夕;成熟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后。由此可见,在黄宗忠、杨建东、罗德运的图书馆学历史分期划分方法中,分期标准是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演变,这种划分方式是被“萌芽建立”“发展壮大”“成熟繁荣”这一主流思想意识形态所束缚。谢灼华的划分观点则是单纯地以历史时期不同进行划分,对于20世纪以后的中国图书馆学发展时期,统一地划分为一个时期,并没有根据各个阶段历史性质的不同,对其进行历史阶段性的划分。这种划分法并不能展现一个世纪以来学科的发展变化情况。周文骏只是对于20世纪之后图书馆学的发展经过进行了比较恰当的划分,并且在划分方法中,将1949年之后的历史时期均视作发展期。这种观点虽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伴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划分方式将不再能够包含并体现中国图书馆学内在所发生的变革和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于1949年之后的中国图书馆学学术发展情况进行细致的分析,并且提出正确的分期意见。除此之外,上文所述各位的观点中,多数都将古代中国图书馆学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时期,划分为中国图书馆学的萌芽时期或者孕育时期。这种划分方法也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严格意义上来讲,我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与20世纪之后的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不存在学术性质上的继承,现代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并不是基于古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古代中国图书馆学不应属于中国图书馆学范畴,也不应被划入其中。对于中国图书馆学历史分期问题,各位专家所给出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取其糟粕,吸收其精华部分,做到求同存异,建立一套系统的、科学性强的中国图书馆学分期理论。 3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史划分依据 一般来讲,学术历史的划分常以社会政治历史发展和学术思想史发展两种线索作为主线,在以社会政治作为历史发展主线的分期方法中,我们常常将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作为学术上历史分期的依据。笔者认为,在中国图书馆学历史分期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够简单地采用意识形态更迭作为划分的依据,而应该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一般来讲,主要包含哲学依据、社会依据、学术发展内在依据等。 3.1哲学依据内因作为引起事物变化、发展的内部矛盾,是事物进行变化发展的首要因素,也是导致其变化的根本原因,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与趋势。外因是决定事物发生变化发展的外部条件,且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事物在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下,进行量的积累并且不断地发生细微的质的变化,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质变,即物质性质的转变。对于中国图书馆学历史分期的划分亦可以此作为哲学依据,当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会发生质的转变,即前文所提及的“变”。 3.2社会依据众所周知,图书馆学是依附于社会历史环境所产生发展的,因此其与社会历史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历史环境包含社会政治、经济、技术与文化,都与图书馆学的产生与发展息息相关,特定的历史环境背景下,其图书馆学必然带着与其相关联的历史阶段特征。因此,我们在进行中国图书馆学历史分期问题的处理时,必须综合考虑其背后的历史背景与社会背景,要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味盲目地照搬照套,也不能对于社会环境进行绝对排斥甚至是不作参考,我们应当对于那些对图书馆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的社会事件予以足够重视。 3.3学术发展内在依据虽然在进行图书馆学历史分期时要综合考虑社会依据与哲学依据,但在划分问题上主要还是取决于图书馆学本身的研究情况,即我们通常所讲的按照研究深度、广度与图书馆学进展速度进行划分。其中影响因素很多,主要包括:图书馆内学科分支数量,学科体系构成,研究人员数量、质量,馆内各类文献数量,以及图书馆自身对于社会文化的接纳程度。 4基于以上观点所提出的图书馆学划分方法 基于上文中所介绍的内容,本文对于图书馆学历史分期的划分,给出了如下的观点及看法。 4.1形成时期20世纪初期,由于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大量输入,中国兴起了近代图书馆,图书馆学的思想也开始植根于中国学者的思想中,20世纪30年代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的创办,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开启立下了里程碑,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由此正式诞生。同一时期,很多的图书馆学专著、专业期刊纷纷问世,受此影响很多高等院校开始设立图书馆学专业,随之产生大量的图书馆学家。在不断地学习国外图书馆学理论,深入研究并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图书馆学的历程中,中国图书馆学初步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研究对象以及学科体系。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受到抗日战争与国内革命战争影响,我国刚形成的图书馆学研究被迫中断。因此,将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作为中国图书馆学形成时期。 4.2曲折发展时期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长年的战乱与动荡,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得到了恢复,随之而来的,对于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也得以再次展开,并走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学术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也引发了中国图书馆学的学术变革。因此,考虑到社会因素对于中国图书馆学的重大影响,我们将此时期划分为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新时期。“”开始之后,受其影响,图书馆学研究内容变得单一,受主观意识影响大,缺乏理性因素,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虽然并未中断,但也受环境因素影响,在曲折中前进,发展很缓慢。因此,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划分为中国图书馆学的曲折发展时期。 4.3理论变革时期“”结束之后,禁锢的学术思想得到了解放,我国图书馆学也在此时走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一改曾经单一批判的局面,开始呈现生动活泼的势头。最初的体现是学者开始不满足于从前所采用的图书馆学直观描述式研究方式,纷纷开始学习吸纳国外先进思想,急切探索更高深的理论。80年代中后期,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又开始转于研究宏观现实问题,一时间图书馆学文化空前繁荣,经典图书馆学理论被推翻,现代图书馆学理论正式确立。因此,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划分为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变革时期。 4.4平稳前进时期作为信息管理的集纳场所,图书馆的优秀任务即为采集、整理、组织、检索、传递和利用文献信息。而图书馆学所研究内容的优秀,正属于信息管理分支的子集。20世纪90年代伊始,图书馆信息管理也发生了质的转变,由单纯的技术管理转变为全面系统的信息资源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的思想也给图书馆学的研究带来重大影响,信息资源管理的不断发展成熟,也使得图书馆学的研究不断深入深化。因此,将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划分为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变革中平稳前进时期。5结语中国图书馆学自诞生之日起,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历史,对于这段历史进行合理的历史分期,不仅有助于我们研究过去图书馆学的发展历程,更能够展望未来,对于未来的中国图书馆学事业进行合理的规划和更好的建设。 作者:杨道伟单位:长春图书馆 图书馆学论文:发展趋势下的图书馆学论文 一、“技术”与“人文”并重的趋势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图书馆工作带了巨大冲击,人们对于图书馆学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技术层面上,不难想象,技术对图书馆的发展至关重要。当然,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并非能解决图书馆所遇到的一切问题,由于“人文精神”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剥离了原本统一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比如:在图书馆的发展中,出现了“重先进技术,轻人文关怀”的倾向。当前,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图书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他们试图改变现状,并努力从理论高度上寻求指导,于是呈现出了呼唤图书馆学“技术”与“人文”并重的研究趋势。一般来说,图书馆人文精神包括两种:一是对读者的尊重,也是图书馆人文精神的优秀;二是以读者满意为管理目标,体现“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因此,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以人文精神为基础,先进技术才能得到持续发展;也只有在科学技术的支持下,人文精神才能发扬光大。 二、“数字化”的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经实施了数字化图书馆建设计划,尤其是近几年来,许多图书馆学专家都把数字图书馆纳入了现代图书馆学研究的理念体系中。比如:1999年,在《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中,余引篪、霍国庆把网络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等同为一个概念中的资源共建与共享、存在与拥有的关系等问题;2002年,在《图书馆学概论》中,吴慰慈、董焱编著也专门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信息高速公路与数字图书馆建设等问题;2003年,在王子舟的《图书馆学基础教程》和于良芝的《图书馆学导论》中,虽然未开辟专业的数字图书馆章节,但是在所有内容中都对数字图书馆进行了讨论。可见,现代图书馆是传统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的复合形态,同时随着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图书馆学的发展环境也将不断呈“数字化”发展趋势。 三、“图书馆联盟”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通过各类型的图书馆工作实践,为了适应用数字化和网络的发展环境,图书馆联盟活动十活跃,它已经成了一种时代的自觉,常常以地域、类型、学科为基础而建立,目的是为了帮助各个成员减少成本,提升服务质量,更好地共建、共知和共享信息资源,从而深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不断满足用户的需求。具体地讲,图书馆联盟活动的合作内容主要包括六种:一是联采统编;二馆际互借;三是集团购买;四是参考咨询;五是系统共享;六是项目开发。当然,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信息环境也逐渐走向成熟,图书馆联盟将面临着更加广泛的发展空间,其发展的可行性是不言而喻的,即图书馆联盟是未来图书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四、多元化学科的发展趋势 图书馆学是一门发展的、开放的学科,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图书馆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种种联系,它们共同组成了完整的学科体系。现阶段,图书馆学的相关学科不再局限于同族之中,而是更多地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同时在相互交叉和融合中,图书馆学也产生了新的理论和新的研究方法,甚至形成了新的学科。比如:徐引篪、霍国庆认为,与图书馆学关系密切的学科主要涉及到信息资源管理学、大众传播学、博物馆学、档案学等等。吴慰慈、董焱也把图书馆学科划分两大类,一是直接关联的学科,包括同族关系、交叉关系、应用关系等等;二是间接关联的学科,包括哲学、数学,以及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系统性较强的科学,即多元化学科已经成了当前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重要趋势。 五、结束语 总之,图书馆学的相关学科有二十多种,逐渐成为科学体系中一门十分活跃的综合性交叉学科。毫无疑问,伴随着时代的进步,技术在不断革新,观念也在不断改变,这就决定了未来图书馆学研究既面临着机遇,又面临挑战。不过,通过深入探讨现阶段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新趋势,我们有理由相信,图书馆学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图书馆学研究者们一定会迎来图书馆学事业发展的新辉煌。 作者:高岩单位:长春大学旅游学院图书馆 图书馆学论文:医学图书馆学论文 1医学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现状 1.1医学信息学专业教育发展迅速国际上比较重视医学信息学教育,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已开展医学信息学教育工作,而且起点高、发展快、层次高。我国的医学信息学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有统计表明,2000—2008年在教育部备案或批准设置的面向医药卫生“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和“医学信息学”专业高等院校达到39所,设置“卫生管理”专业的高职高专达44所,已遍布24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医学信息学教育呈现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1.2教育内容向现代医学信息学教育调整转化由于我国的医学信息学教育是在医学图书情报专业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所以在教育内容上侧重于医学文献型信息的管理和分析研究。目前,以医学文献信息系统为主体的教育模式,事实上已经成为由医学图书情报学、文献学教育延续和发展起来的基础框架和学科特征。我国医学信息学教育的内容具体可从医学信息学教学的课程设置上得到体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产业、计算机技术在我国的蓬勃发展,传统的图书情报学专业课程逐渐向信息学、信息管理学变化发展,并且计算机的课程一直处于递增状态。医学、医学图书情报学、计算机、外语四部分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交叉学科课程体系,构成了我国医学信息学专业的课程范式。 1.3以本科教育为主的多层次的医学信息学教育体系逐步形成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主要采取的是以大众化、普及性教育为主的教育模式,我国医学信息学教育也构成了以本科教育为主体的专业教育架构。随着以本科教育为主的高等教育模式的奏效和社会对人才需求层次的不断提升,以往以本科教育为主体的专业教育架构在许多学科领域已难以为继,发展精英教育———即开展硕士学位乃至博士学位教育已是必然趋势。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末期,军事医学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第二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先后创办了情报学或图书馆学专业硕士点,开设医学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为培养高层次医学情报研究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 2医学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发展 第一,要重点突出和强化医学图书馆学教育的专业背景与特点。医学图书情报工作的专业性决定了其人才培养必须具有自己的特点,仅有图书情报专业知识或仅有医学知识对从事医学图书情报工作均是不理想的。医学图书馆学教育的开办初衷就强调学生的专业背景与特点(医学、药学),使学生达到理解医学(或药学)学科体系及思想,熟悉医学(或药学)学科前沿的发展动向及水平,这样将极大提高毕业生日后在医学图书情报工作岗位上的适应性。不管医学图书馆所处的内外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突出、强化医学图书馆学教育的专业特点都是医学图书馆学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基础,也是区别于普通图书馆学教育的标志。 第二,设置优秀课程,构建合理的医学信息学课程体系。医学信息学专业教育应该是在构建自己优秀课程的基础上发展特色。在蒋葵、练晓琪所写的《我国及欧美的医学信息学现状及发展趋势》一文中,对我国开设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医学)专业课程的体系作了调查研究,认为医学图书馆学专业的优秀课程设置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医学课程;二是计算机科学专业课程;三是医学信息学专业课程,此外还包括数学、医院管理等其他课程。尽管各医药院校开办医学信息学专业的基础和背景存在差异,办学方向和专业培养目标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是由于医学信息学的学科定位、人才培养目标、总的教学原则是基本一致的,这就需要在医学信息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上应该构建共同的优秀课程,然后在此基础上结合各自实际,突出特色。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我国医学信息学发展实际的医学信息学教育体系。 第三,稳步发展本科教育,提升办学层次,建立多层次的医学信息学教育体系。要在继续稳步发展本科教育的基础上,发展我国的医学信息学硕士生教育,应努力实现下述4个转变:一是实现从本科教育的普及化、大众化教育理念向研究生精英化教育理念的转变,这是做好研究生教育的基础前提。二是实现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向的转变,以使医学信息学硕士教育适应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适应信息化社会对高层次医学信息学人才的需要。三是实现由统一化、综合化的教育模式向个性化、专深化教育模式的转变。与本科教育强调拓宽专业领域或淡化专业界线不同,研究生教育必须强调专业化、专深化、个性化,因为它是作为专业定向教育的高等教育的延伸层面,而非基础层面。四是在教育内容上,实现从注重知识结构的构建到注重能力素养的提高转变。本科教育以构建知识结构为主旨,研究生阶段应以提升能力为优秀,这是医学信息学研究生教育在培养目标的定位上与本科教育的本质区别。 作者:符晓丽王景文单位: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河北联合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学论文:本土化透视图书馆学论文 1图书馆学本土化的含义及特性 图书馆学本土化,概括来说,就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将产生于西方的图书馆学体系,通过引进、消化、改造、创新变为适合我国文。图书馆学本土化并不仅仅是我国图书馆或其他发展中国家图书馆所独有的,它是所有图书馆所共有的一种发展模式。从涵盖的范围来看,本土化涉及的学科范围极广,涵盖的领域宽泛,具有涵盖广、内容多的特性;从发展过程来看,在整个本土化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本国哲学、宗教、社会习俗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具有较强的地域性特点。本土化受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程度和开放程度的影响,社会进步程度越高,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度就越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 2图书馆学本土化应用对比 纵观我国图书馆学的本土化,主要是从引进图书馆学新理论、吸收图书馆学新技术、形成图书馆学新学科这3个方面全方位地进行。 2.1吸收先进的理论 (1)组织结构的划分。国外图书馆的组织结构通常是两分式、三分式或是多分式。其中,三分式较两分式多划分出一个行政部。两分式的结构划分适用于小型图书馆,三分式在中、大型图书馆中较为常见,多分式则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配置。由于国内图书馆的规模、人员配置等各不相同,因此,一般采用多分式组织结构划分模式。 (2)馆员素质培养。国外较为重视人才的引进、图书馆岗位的创造和重新定位,如数字项目协调员、馆藏与学术资源协调员、数据库编目员等。同时为了留住人才,常常派遣馆员出国访问和学习,到国外图书馆进行定期的进修,或安排馆员到大学继续深造。在国外,馆员有很高的薪金和社会地位,甚至可为国会写报告,德国和日本图书馆员可以通过国家考试获得资格。我国目前已经非常重视馆员素质的培养。通过定期的馆内培训和不定期的馆外参观学习,图书馆员的个人素养及业务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一些大型图书馆的馆员也有机会远赴国外学习国外图书馆先进的技术和工作理念。 (3)成本管理。国外图书馆普遍重视成本核算,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成本管理。成本效益分析是国外图书馆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通过成本计算,如果发现图书馆某项产品的成本高于市场,图书馆就会考虑外包。同国外相比,我国图书馆缺乏全面系统的成本管理实践和意识,技术层面还停留在传统的会计体制下,依靠经验而不是科学的数据,缺乏成熟的成本核算方法。对此,我国可以借鉴国外普遍采用的分级采购管理制度,让各部门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眼光,采购所需的高质量文献,既保证了文献的质量,又节约了采购资金。而借鉴国外图书馆成熟的成本核算技术,提高既有资源的使用效率,保证新资源的采购质量。 (4)多样化的用户服务。国外的服务方式多种多样,服务渠道不断创新。随着新技术的应用、新传播媒介的开发,服务方式和渠道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而国内的服务方式多受外来影响,个性化服务创新少,偏重于提供服务,关注用户需求变化的少。 (5)多元化的图书馆宣传活动。国外十分注重与读者的互动交流,并设有专门的对外宣传员,他们要采用读者年度聚会,各种单项活动的宣传材料,采用的方式有通过网站提供服务,特别是利用Facebook、Twiter网站开展服务,博客服务等方式进行宣传。国内目前也充分采用多媒体手段进行图书馆宣传,通过网站宣传,而开展丰富的读者活动,通过广播和电视等媒体进行宣传等。虽然图书馆宣传的活动已经开展,但从宣传的渠道及宣传的力度来说,还远不及西方发达国家。 2.2新技术的引进我国图书馆不断引进国外新技术,建设了数字图书馆,开展了联合实时数字参考咨询服务,开通了博客和播客等服务新渠道,应用了移动阅读技术,彻底改变了图书馆的传统服务模式和方法。 2.3学科理论的新发展随着图书馆信息论、图书馆控制论、图书馆系统论等新兴的理论的引进,推进了图书馆事业飞跃式的发展,拓展了国内图书馆学理论发展空间,促进了图书馆学与数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更多学科的结合,形成了崭新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 3图书馆学本土化的成果 近些年,随着图书馆学本土化的发展,我国图书馆在新媒体服务等方面具有同国外图书馆不分伯仲的服务能力。如:移动阅读方面,手机图书馆可以同国外手机图书馆一样提供移动阅读服务、移动流通服务、信息咨询服务、语音导览服务、通知提醒服务等。我国的手机图书馆还具备借阅查询、续借、文献检索的功能。除此之外,我国很多图书馆还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数字电视等新媒体,为读者提供数字化服务。 4本土化创新服务的远景设想 4.1自动化的图书馆通过对系统的操作,实现全自动图书借还服务。读者借书时,通过图书的标志码选择需要的图书;读者还书时,自动将读者归还的各类图书通过识别图书的分类标志,用传送带传送到各个书架区。在未来图书馆的发展中,将减少或取消人工劳动,更多强调馆员的知识服务和智力劳动。瑞典查默斯理工大学图书馆正在应用这种自助系统。我国部分大型图书馆也相继引进了自助借还系统,但仍处于试验阶段,不能够完全脱离人工的监督和维护。而少数社区设立了全自动借还的社区图书馆设备,真正实现了图书的全自助借还服务。 4.2纯数字化的图书馆数字图书馆是图书馆馆藏储存形态变化的发展方向,纸质文献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馆藏以纯数字化信息和电子出版物为主,各种介质的信息都通过数字化形式采集、加工、整理、储存和传递,电子阅读器为纯数字化图书馆提供有力支持。未来图书馆只需提供阅读器终端、电子参考桌、电子期刊检索工具和数据库,即可向读者提供服务。我国图书馆馆藏建设模式也在逐步向数字化馆藏倾斜。数年之后,纯数字化图书馆也可能将相继出现。自动化的图书馆和纯数字化的图书馆是图书馆发展的新趋势,未来图书馆将以崭新的面貌、更快捷的资源获取方式向读者提供服务,图书馆本土化的进程也将更趋完善。 5本土化过程中应坚持的转换原则 本土化过程中要坚持批判的吸收其合理成分,摒弃其中存在的弊端,避免不加分辨的照搬照抄;要坚持发展和创新意识,不断进行自我素质的提高,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学习其先进的发展经验,结合自身的发展特点,因馆制宜,不能完全把自身发展维系在国外图书馆的发展上,要创造性地发展新思维、新理论和新服务方式。 6结语 总之,作为图书馆界的一员,不能回避的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方面存在诸多的问题,学术界理论研究成风,严重忽视现实中存在的实际问题,造成我国图书馆界没有自己的实际创新发展,只能被动地跟在国外图书馆的后面,没有自身的实际发展。反观国外图书馆,注重研究实际问题,研究方法多元化,多采用实验、访谈、问卷、案例等方式实施。对此,我们要充分结合实际的研究方法,并借鉴国外成熟的实验研究方法,完善和丰富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改变空泛的文风,真正发挥图书馆学本土化的意义。 作者:孙晓红单位:长春图书馆 图书馆学论文:中医药图书馆学科化服务营销论文 1学科化服务营销的意义 学科化服务营销是让医学科研用户广泛了解学科化服务的有效方式。科研人员已经习惯于到图书馆或图书馆网站寻求服务,而学科馆员主动了解需求、主动为用户设计服务、上门服务、主动配合科学研究提供知识化服务是大多数科研用户所不了解的,要让科研用户知道、认识、接受并依赖学科馆员的服务,从而提升信息资源的利用。因此,建立一套适合科研用户的学科化信息服务营销策略具有深远及其重要的意义。 1.1突出中医药图书馆在科研、医疗和教学中的支撑作用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各种信息源也呈现爆炸式增长。面对当今这样信息泛滥、供过于求的环境,用户对信息的需求虽然强烈,但是却不知从何入手,鉴别、组织、利用有效信息的能力明显不足。因此,图书馆必须转变以往传统的服务观念,充分推销自己,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主动了解科研人员的信息需求,为之提供学科化信息服务,加强信息资源利用,主动引导用户使用有效信息,以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使中医药图书馆真正发挥在中医药科研、临床及教学中的支撑作用。 1.2提高用户对专业图书馆的认知度,以提升图书馆在行业中的优秀地位 由于目前信息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各种网络搜索引擎和检索工具的快速发展,使很多用户已经将搜索引擎作为信息获取的首选,结果导致用户与搜索引擎的关系日渐密切,使图书馆失去了很多用户。因此,中医药图书馆要想在竞争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发展,就必须创新服务方式和服务手段,采取学科化服务营销,加大学科化服务的力度,让科研用户广泛了解并接受学科化服务,以提升图书馆在行业中的优秀地位。 1.3深化图书馆学科化服务,提高信息资源利用 图书馆拥有海量的信息资源,包括各种馆藏资源、中外文文献数据库等。学科馆员要不以盈利为目的推荐宣传使用,提升这些资源的利用价值。在新的信息环境下如何进一步深化学科馆员的服务,真正满足科研用户对中医药信息的需求已成为图书馆努力的方向。实施学科化服务营销,是和科研用户进行有效沟通,便于科研用户更好地了解图书馆所提供的各种信息资源和各种服务的有效手段,也是深化图书馆学科化服务、提高各种信息资源利用的需要。 2学科化服务营销策略 中医药图书馆实施学科化服务营销,其优秀内容是资源营销和服务营销,资源营销也是信息营销。拥有众多的信息资源是我们营销的基础,加强信息资源的利用,促进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提升学科化服务质量是我们营销的目的。 2.1资源营销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是中医药医学文献信息中心,拥有众多的信息资源,包括图书、期刊、数据库等。我馆馆藏图书32万余册,其中中医古籍5千余种6万余册,约占存世中医古籍的50%;中医珍善本为1300余种1.6万余册。1911年以后出版的图书5.8万余种,其中中医药图书达2万余种,外文传统医学图书3000余种。另有馆藏中文期刊1867种,现订阅中文医学期刊650余种;馆藏外文传统医学及相关期刊过刊280余种,现订阅期刊180种。还有近百个专题文献数据库,以及声像资源、电子全文数据库等。下面将我院图书馆的主要电子资源进行简要介绍。 2.1.1电子图书 超星电子图书,读秀学术搜索,方正电子图书,EBSCO(艾博思科)外文电子图书,中医药古代文献知识库,中医古籍全文数据库,信息科学与信息技术辞典数据库,期间中草药实用手册。 2.1.2中文文献数据库 中国中医药期刊文献数据库-文摘型,中医民国期刊文献数据库-题录型,《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中医药专题(1949年以前)-题录型,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中文库)-文摘型,中国生物医学期刊引文数据库-题录型,CNKI中国医院数字图书馆(1994年以后)-全文型,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世纪期刊,1993年以前)-全文型,CNKI期刊、论文、会议、报纸、生物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资源库群(镜像库)-全文型,万方数据资源库群(远程访问)-全文型,维普医药资源信息系统-全文型,中国引文数据库-题录型。 2.1.3外文文献数据库 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CI-Expanded)、外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情报服务系统(FMJS)、OVID循证医学全文数据库(EBMR)、OVID药物信息全文数据库、OVID国际药学文摘数据库(IPA)、EBSCODynaMed(循证临床信息数据库)、EBSCOAltHealthWatch(补充替代医学)、EBSCONatural AlternateTreatments、EBSCOMedline1400种全文期刊、PubMed、HighWirePress、NSTL(NationalScienceandTechnologyLibrary)提供的外文现刊数据库、NSTL提供的外文回溯期刊全文数据库、FreeMedicalJournals、Socolar、《医师信息和教育资源》(Pier)、InfoSci-OnlinePremium数据库、冷泉港实验室实验方案、F1000Posters壁报文献开放获取数据库等。通过上述介绍,便于科研用户更好地了解我院图书馆可以提供的信息资源,使之能够有效地被利用,从而满足医学科研、临床及教学对信息的需求。 2.2服务营销 2.2.1加强宣传 图书馆现在虽然拥有众多的信息资源,但是在使用方面尚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图书馆还未建立一站式检索,所以文献查找比较繁琐,并且大部分用户缺乏相关检索知识,对图书馆拥有的电子资源和馆藏纸质资源不甚了解。因此学科馆员应该走出图书馆,面向广大科研用户加大宣传力度,制作《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信息资源与服务指南》宣传手册,向各科研单位发放,让广大科研用户真正了解和学会使用众多的信息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2.2.2挂牌建立学科化服务站 在我院各二级院所挂牌建立学科化服务站。与各临床院所的图书馆配合,服务站就设在二级院所的图书馆。学科馆员通过宣传、培训、拜访研究所领导与科研人员等方式,主动开展信息资源与服务宣传介绍,通过这一系列活动使科研人员开始认识并逐渐接受学科馆员为科研用户提供学科化的知识服务。在我院各二级院所挂牌建立学科化服务站是我们实施学科化服务营销、加强学科化服务的重要举措。 2.2.3建立学科化服务平台 学科馆员以科研人员需求为导向,以满足科研用户需求为目标,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主页上建立学科化服务平台。一是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建立资源链接,以提升信息资源的利用价值。二是科研用户通过平台与学科馆员进行实时沟通,科研用户提出学科化信息服务需求,学科馆员根据科研用户的信息需求,提供有针对性、具有使用价值的学科化信息服务。或通过飞鸽、飞信、微信、QQ、MSN等网络工具与科研用户建立交流沟通渠道,学科馆员可以不受时间、不受地点制约,随时掌握科研人员的信息需求,提供实时的学科化信息服务。 3小结 中医药图书馆通过实施学科化服务营销,可以和科研用户建立、保持和维护良好的互利互惠关系,可以面对用户多样化、个性化的信息需求,开发出新的服务产品,最大限度满足科研用户的信息需求,同时也能够给图书馆带来新的服务和利益增长点,使图书馆的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使学科化服务更具有挑战性。通过营销,使图书馆的理念、使命、资源、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传递出去,让更多的用户认知并接受学科馆员所提供的学科化服务,从而树立中医药图书馆在行业中的社会形象,实现学科馆员在社会的生存价值。 作者:尚文玲张华敏段青康小梅苏大明李莎莎蒋丁苾孟凡红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 图书馆学论文:中职图书馆学论文 一、心理表现 1.爱面子心理。一年级的学生即刚入校的新生。这部分学生初中毕业考入了中职,正处在由初中到中职生的转折阶段,他们在初中时期由于应付中考,很少有机会来阅读课外读物,有些地区的初中甚至没有图书馆,即使有很多的学校也怕耽误学生学习,根本不对学生开放。因此入学后,这部分学生就有一种强烈的阅读愿望,当他们拿到借书证、阅览证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图书馆借书、看书,然而对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和检索系统却不知从何下手。借阅需要是一种社会交往、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高层次的需要。由于陌生和性格内向等原因,他们就不好意思向别人请教,还担心别的同学和图书馆工作人员批评自己,为什么在介绍图书馆知识时不认真听讲,连借书的方法都没有掌握。由于受这种爱面子的心理状态的支配,他们对图书馆望而却步,失去了许多利用书刊汲取知识营养的机会。 2.盲目心理。这类读者大部分来自农村,由于长期接触不到丰富的图书,因此也缺少必备的图书知识,他们面对学校图书馆的“书海”,不知借什么好。他们常常在书架、检索机前徘徊,由于对检索方法不了解、不熟悉,不会用或不会正确地使用,东翻翻西找找,花费了许多精力和时间,还是不能查到自己所需图书。最后不是凭有趣的书名借书,就是向老生打听什么书好看,或者是看别人借什么就借什么,所以涉足图书馆的兴趣就不大。 3.阅读情绪变化不定。从中学进入职校,是青年学生学习求知经历中的一次飞跃。新生年龄一般在14~19之间,年龄较轻、单纯、求知欲望强,但自尊心也比较强。由于他们缺乏对图书馆基本知识的了解,缺乏对利用图书馆重要性的认识,因而在借阅过程中容易碰到困难和问题。其中有些学生面对借阅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不知所措,有的则在书库里徘徊,不知所需专业书籍在哪个架位,从书架上抽取的图书又不知如何归架,只好随意乱插,又担心或不愿意接受工作人员的批评或帮助。任何一个人的阅读活动都是在某一特定环境中进行的。因而,图书馆的这种令人感到不安的环境就会使他们本来挺好的阅读情绪产生波动变化,影响他们到馆利用书刊文献的积极性。多年工作实践证明,光分析读者阅读心理还不够,要做好读者服务工作,这就需要图书馆工作人员做大量的引导辅导工作。 二、配合教学,开展课外教育 1.帮助学生提高检索文献的能力。中职图书馆在履行自己的教育职能时,除了搞好藏书建设。提供健康、丰富的文献外,重要的是把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交给读者。根据中职图书馆学生读者的特点,在他们入校后,首先应当对他们进行图书馆基本知识教育,举办“如何利用图书馆”、“工具书使用方法”等讲座,参观图书馆建筑及服务部门设置情况等等。有条件的还可以开设“文献检索课”,培养他们的情报意识,提高他们对图书馆的认识。 2.采取多种形式的辅导活动,使学生尽快具备优良的心理品格和心理素质。 (1)图书馆要利用各种形式对学生进行指导、辅导。如口头介绍、书面报道(黑板报、宣传栏)编写各种利用图书馆方面的知识,开展对学生的阅读辅导活动。在目录厅等场所,对他们进行检索辅导,使之尽快熟悉查目、查索技能,举办参考工具书介绍的讲座等等,通过各种形式来进行利用图书馆的辅导。图书馆还需在利用图书馆教育的同时进行读者调查,及时收集反馈信息,不断改进与完善利用图书馆的教育与利用图书馆方法指导,使学生能及时、正确地掌握利用图书馆一切服务的具体方法。只有这样,图书馆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读者才能从图书馆获得更多的知识,从而进一步发挥图书馆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2)一个图书馆工作人员首先应该热爱自己的事业,有献身图书馆事业的精神,树立知读者、爱读者、全心全意为读者的崇高思想。从事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对学生更要热心接待,直接指导。新生来到图书馆,面对书架上排列的各种专业类的图书,作为一名学习特定专业的中职学生,借阅什么书呢?必须有所选择。书库工作人员就要一方面热心接待他们,另一方面要利用自己掌握的图书馆的各项业务知识与技能来辅导新生。例如深入了解他们所学的专业、开设的专业课程以及具体的要求,掌握他们的心理特征启发指导他们,针对他们所学科目推荐所需图书,主动与各任课老师取得联系,及时了解课程动态。 (3)在学生中组织科学利用图书的活动,组织各种形式的读书会或读书小组,利用多种渠道展开不同内容读书、求知活动。如举办系列讲座,定期或不定期地聘请专业教师,密切结合专业课程,讲解如何查找和利用馆藏的专业书刊。适时组织他们开展生动活泼的活动,彼此探讨交流如何树立正确的读书以及做好有序的读书安排,如何优化读书心理素质,提高阅读能力的经验。对教师指定的必读专业参考书组织书评活动,以此培养他们创造性地应用书本知识的智能。 三、总结 总之,如今的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不仅需要图书馆馆员分析掌握读者心理,还需要用贴心的服务消除同学们的心理障碍,运用心理学换位思维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搞好图书馆的读者工作,使图书馆在教育教学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作者:邢建萍单位: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 图书馆学论文:美国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教育论文 美国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教育认可标准 1.认可标准重量更重质。认可标准不仅对受评院系的各个方面做出了定量的规定,如教师、设备,毕业要求学分等,还侧重于对受评院校的教育效益的评估。早期的美国图书馆院系重视对技术而非专业的教育和要求。在《1951年认可标准》被采纳之前,对图书馆员的技术教育秉承的是19世纪学徒式的教育方法。这段期间的图书馆学教育相对比较死板和单一。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开始转变。《1972年认可标准》明确了以“质的评估”为基本原则;《1992年标准》和现行的《2008年标准》均按照此原则来制定。这种认可标准制定原则的变革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教育质量与水平的改进。 2.从“图书馆学”到“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从《1992年标准》开始,认可制度的学科范围确定为“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并延续至今。这种变革源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图书馆中的不断推广与应用。自1954年电子计算机技术在美国首先应用于图书馆后,1958年美国图书馆学院开始开设信息科学课程,1967年被ALA认可的44所学院中设有一门或一门以上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方面课程的有25所学院,1968年增加到35所,未经认可的55所学院中设立此类课程的有l2所。到1982年10月,ALA认可的69所学院中有37所更名为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研究生院或图书情报管理学院,有的甚至更名为情报学院,或电子计算机与情报科学系。 3.从‘图书馆学院”到“图书馆信息科学硕士”。早期的认可对象包括各类型图书馆学院,分成3个等级:第一级包括5所大学: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西根大学、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大学,各大学都提供图书馆学硕士学位,芝加哥大学并设有博士班;第二级的图书馆学院提供大约一年时间的课程,毕业时颁发图书馆学理学士(BS)学位;第三级是在一般大学的课程中安排图书馆学科目,授予文学士(BA)或理学士(BS)学位,图书馆学课时累计要有一学年以上。后来随着美国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图书馆学院培养出的图书馆员的数量逐渐超过实际需求量;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社会大众对图书馆提供的服务在方式与范围上要求越来越广,在质量上要求越来越高。于是,从1951年起,许多美国高校取消了4年制的图书馆学本科教育,进入以培养图书馆学硕士研究生为主的阶段。从《1951年认可标准》开始,ALA只认可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院系。 4.认可标准的基本条款 (1)“任务与目标”条款:1972年、1992年和2008年的认可标准均确定了如下任务和目标:①本学科专业组织认可行政管理和教学中使用的政策与文献;②响应学校、社会等多方面的要求;③容纳和吸收相关新兴思想;④注重该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应用。《1992年标准》和《2008年标准》做了更为详细的阐述,列出了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的研究范围,指出要应用专业领域中的哲学、原则及理论来促进本领域教学及服务的发展,强调任务和目标要体现本专业学科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各专业课程应配合图书馆与信息服务业的要求。 (2)“课程”条款:《1972年认可标准》规定:“课程体系要体现图书馆学和相关学科的基础及应用研究的成果,应具有创新性并要受到持续的审查和修订”。《1992年标准》更加详细地规定了课程内容体系,如,信息和知识的创造、交流、辨识、选择、征集、组织与描述、储存与检索、保存、分析、解释、评估、综合、传播、管理等。 (3)“教师”条款:要求学院要有一定数量的且稳定的教师队伍,以满足教学和研究的需要和实现图书馆学院的任务及目标。要求教师具有高等学历和不同的学科背景,来自不同的学术机构,具有制定教学计划、规划和进行教学评估的能力。鼓励教师积极加入学术组织或参与相关学术活动,开展本领域的学术研究,并同本专业领域保持密切的联系。《1972年认可标准》规定了教师的资质,如教学兴趣与能力、教学效果、学术研究能力等。《1992年标准》和《2008年标准》对教师具有更强的指导性,要求教师应与其他学科人员进行沟通交流,努力营造优良的教学环境以实现专业课程的教学目标;对教师的评估包括其在专业教学领域及研究领域的实践和创新的能力。 (4)“学生”条款:《1951年认可标准》与《1972年认可标准》着重针对学生的录取做了规定,强调从申请入学者的智力、自我调节能力、对专业的认识及职业目标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l951年认可标准》明确提出了5年教学计划的早期学习要求,并对最后一年进行专业课程学习的学生资质做了规定。《1972年认可标准》要求学院制定完善的招生政策和程序。《1992年标准》和《2008年标准》要求学院制定学生录取、入学许可、学费辅助、就业指导等政策,及时公布相关教学信息及计划,为学生提供学习交流和参与政策或规定制定、修订的平台等,还对学生的录取资格、学习计划、学习成果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5)行政管理与经费支持条款:①图书馆学院或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在其所属教学单位中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学术单位,并可获得持续的、足够的经费支持;②对系主任的任用资格、管理职能做了规定,在要求其具有学术研究能力的同时,也要求其具有较强的行政管理能力;③强调行政人员及其他非教学人员在人数和能力上要达到要求。 (6)硬件资源及设备条款:《1951年认可标准》提出要为图书馆学院开展行政管理及教学提供足够的场地,包括教室和用于行政管理、具体工作、举行会议等的房间以及足够的图书馆设施与服务。《1972年认可标准》对行政管理和教学的场地、图书馆中的图书馆学相关文献资料、多媒体资源和多媒体设备管理人员做了规定《1992年标准》和《2008年标准》指明了相关的硬件资源及设备,如视听中心、多媒体资源检索服务中心、电脑及其他信息设备、支持独立研究及辅助媒体制作的设备等,强调对硬件资源及设备的不断更新以确保图书馆与信息学院的管理和教学质量得到不断改善。 美国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教育认可标准给我国的启示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为适应时代的发展、满足社会的需求,在学科体系、课程设置、教学评估等方面都做了一定的调整,但仍存在一些问题。美国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教育认可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其变革可以为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如下几点启示。 1.注重和发展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的大力发展是美国图书馆服务能力在国际领先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生教育中硕士及博士的培养点少,招生比例也少,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数量上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我国图书馆界应该大力发展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努力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以及学术研究能力,以适应社会需求。 2.构建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一体化学科。自199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率先改为信息管理系后,国内几乎所有的图书情报教育机构都在90年代先后更名为“信息管理学院(系)”或“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系)”。然而,在一些更名后的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基本上还是在招生、教学组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上都自成体系,虽然有些院系为两个专业设置了若干共同的平台课程,但距离整合的要求还相差甚远。构建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一体化学科可从调整培养目标、整合学科名称、改革课程设置和融合教学内容等方面着手进行。 3.提高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教育的质量。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课程中存在内容陈旧、脱离实际、偏重理论而忽视方法技术教育、学生的相关学科知识缺乏等弊端。为提高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质量,可以借鉴美国成功经验,对教师学历、学科背景、教学能力、研究能力等做出明确规定并不断进行考核和评估;增设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课程,强化课程内容的实用性,避免课程设置与实际需求相脱节;还要在教学方式上努力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和实习平台,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4.制定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教育认可标准。为保证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可持续地健康发展,应当建立我国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教育认可标准。明确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教育的任务、目标以及应达到的最低要求,在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师队伍素质、学院办学条件、学生入学条件与毕业条件、教学经费、教学资源与设备等方面做出具体的要求与规定。 作者:王智博 盛小平 图书馆学论文:军医大学图书馆学校管理论文 1高校管理部门信息需求特点 信息活动贯穿管理的全过程。高校管理部门对学校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担负着制定教学、科研等方面的发展策略及中长期规划任务,引导学校今后发展的方向,因此需要不断掌握最新的、尽可能全面的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科学、合理地制定重要决策,保证决策的正确性与可行性。高校管理部门的信息需求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1信息需求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 高等教育要适应社会不断变化的人才培养需求及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出现。科研人员的研究方向比较固定,信息需求较为稳定,信息的收集、整理以及信息推送等工作较为系统、稳定。教学、科研等方面的管理活动是富于变化的,受突发任务、行政命令等的影响,所需要的信息相对较散杂,对信息的需求是随时变化的和不确定的。 1.2信息表达方式客观、简洁 信息不足会使决策缺乏依据,但信息量过载同样会影响决策。高校的正常运转与管理工作的有效组织和执行密切相关。管理工作琐碎、繁杂,日常工作中有大量的事务需要处理,管理者最需要的信息不是从各种途径搜集来的大量原始信息,而是经过系统加工处理的。特别是管理工作中需要的各项数据,要求经过处理后的信息,直截了当的信息可直接为学校管理工作者做出决策或调整决策内容提供依据。 1.3信息内容宏观、综合 高校的管理工作内容丰富,涉及到教学、科研、人才建设等。与科研、教学人员的需求不同,管理人员的信息需求并不要求高、精、尖,大多需要宏观的、综合性的各类信息。如教学管理人员的信息需求涉及国内外同类院校的专业和课程建设、教材建设与管理、教学组织及评价方式等;科研管理人员的信息需求涉及国家、地方科技政策,前沿学科的发展,各类科研活动的组织、协调和管理等。 2我馆为学校管理部门服务的实践 2.1为教学管理提供事实参考 未来十年我国高等教育将进入发展模式转变、体制机制改革和教育质量提升的新阶段。实现高等教育发展理念战略性转变,必须把提高质量作为优秀任务,深化体制改革和教育教学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近几年,我校教学管理部门开展了一系列教学改革,在计划及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信息。在与教学管理部门交流的基础上,我馆组织人员对其所需信息进行了搜集、整理。如在课程设置、教材选择等方面,我们在搜集国内医学院校相应信息的基础上,通过图书、期刊及网络信息,查找了哈佛、剑桥、麻省理工、约翰斯霍普金斯等世界著名大学医学院的课程设置信息以及教材选择情况,整理并撰写了调查报告。我馆还通过多种途径搜集整理了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军医学院的管理、课程、训练等基本情况供管理部门参考。这种具有较强针对性的信息服务,受到了教学管理人员及部门领导的欢迎和好评,为他们制定和实施教学改革措施提供了依据。 2.2为科研管理开展主动服务 高校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科技创新与推动国家科技发展进程的重任,是国家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中的主体力量。科研管理对于高校科研工作的开展、科研目标的完成与科研战略的规划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校图书馆与科研管理部门联系极为密切,已持续开展了20多年的查新工作,早期图书馆是被动接受任务,现在图书馆通过与科研管理部门的沟通,提前掌握重大科研项目立项及成果评价方面的信息,预先做好准备,使查新高峰期工作高效有序,为科研管理工作提供了及时有力的保障。此外,为使我校科研管理部门及时了解国内外科研动态,我馆利用SCI、ESI、F1000等数据库,统计我校各科室及科研人员论文数量,并列出同期北大、复旦等地方医学院校以及第二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军队院校的情况,同时精选ESI及F1000中较有影响的、高质量的热点论文以及科研管理方面的论文提供给科管部门配合翻译Nature、Science、Lancet、NEJM等权威医学期刊每期重点内容的摘要,编制成册,每月1-2期,为科研及管理人员及时提供最新医学研究热点和前沿。最为突出的是为管理部门的临时应急任务提供及时的信息保障。如2010年11月,我校医疗队参加了我国与秘鲁在利马开展的为期13天的“和平天使-2010”人道主义医疗救援联合作业。我校医疗管理部门在任务开始前一周联系我馆,要求提供有关秘鲁当地的医疗情况及流行病等方面的资料,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我馆组织人员精心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进行了综合比对分析,及时将相关信息提供给管理部门。 2.3为人才管理提供学术依据 引进一些海内外高水平专家学者成为学校的学术、学科带头人,从而进一步带动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无疑是高校向前发展的强大助力。高校对于人才的遴选一般包括政治素质、学术素质和发展潜力等方面,其中学术素质主要是通过量化指标评价测评的,如中科院、中国人民大学等都要求其论文被SCI、EI、ISTP等收录,这些工作也正是图书馆信息服务的主要内容之一。2010年以来,我馆承担了学校引进人才、职称评审、导师聘任等教学工作中学术成果的核实任务,有力地支持了学校人才队伍的建设。此外,从2012年起,我们还根据人事部门的要求,为更合理地评价不同学科领域人员的学术水平,在参照中国科学院、浙江大学等单位制定的SCI期刊分区表的基础上,协同多个部门的专家,以JCR学科分类为参照,以我国国家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为框架,结合我校学科建设实际情况,对生物医学相关SCI期刊进行学科分类分区,形成了符合本校特色的《生物医学相关SCI期刊分级分区排序目录》。该目录每年更新一次,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为学校管理部门进行人才评价提供了参考。 3改进措施 为了更好地为管理部门提供信息服务,发挥高校图书馆在在学校管理决策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信息服务能力,高校图书馆需要在资源建设、服务方式等方面进行相应调整和改变。 3.1拓宽管理类信息资源的来源途径 丰富的信息资源是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的基本条件。管理类信息来源较为广泛,包括报纸、图书、期刊以及网络资源等,对于多数高校,特别是学科较为单一的学校而言,在购买图书、数据库等资源时主要侧重于与其专业设置相关的内容,管理类的相对较少,无法满足管理类信息的需求。为更好地为管理部门提供信息服务,图书馆应不断拓宽管理类信息资源和来源途径,在管理类信息资源的建设中,除了常规的采访工作外,还应开辟多元化的管理类信息源。例如建立管理类网络资源的导航系统,加强对网络上管理类信息的收集、组织和保存;建立管理类网络信息的自动采集系统,针对本校管理人员需求特点,进行有序组织和加工整理,使管理人员能够快速便捷的利用网络资源。此外,图书馆有限的经费不可能满足全面的资源,需要借助馆际联盟,走资源共享之路。 3.2树立主动服务意识 在为学校管理部门服务时,要提倡“走出去”的主动服务,不断进行知识挖掘和整理,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知识化的高质量信息服务。针对高校管理部门信息需求的特点,一方面要主动与有关人员联系、有效沟通,了解管理人员及领导的信息需求,并将针对用户需求整理完成的服务成果及时反馈,提高信息的实用价值;另一方面要根据前期用户的需求习惯、学校发展方向等信息,开展跟踪服务,对一些经常性、阶段性的信息需求,主动定期搜集、整理分析,以最短的篇幅反映尽可能多的信息,形成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深层次的信息产品,使管理人员能够以较少的时间获取更为系统全面的信息。 作者:耿鹏 单位:第三军医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学论文:图书馆学知识管理论文 一、知识管理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影响 1.对知识管理与图书馆学关系的探讨 英国研究者DellisF·Reanlon在《Knowledgemanagement:thedisciplineforinformationandlibraryscienceprofessionals》一文中指出,我们所说的图书情报人员其实就是知识管理者,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也应该在知识管理学研究的范畴内;在就业市场的变化来看,知识管理中的很多重要岗位(如知识主管、知识管理系统主管、无形财产管理主管等)正在被管理、财务和信息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员所占据,所以我们应该加快速度把知识管理方面的课程引入到图书情报专业教育中;中国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两人对书目的整理,其实就是对知识的一种管理。笔者认同这一观点,从广义上来讲,知识管理内容包括对知识、知识设施、知识人员、知识活动等诸多要素的一种管理;可是从狭义方面来讲知识管理就是对知识本身的一种管理,这和通过运用知识进行贮存、优化控制,为了全体人民的自由、平等进行检索和获取知识而提供服务的图书馆极其相似;另外,知识管理是在信息管理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新的事物除了继承旧事物已有的特点之外,必然包含新的的特点,不应该把它们分开看待。故知识管理应该属于图书馆学的范畴之内。 2.图书馆知识管理的含义和内容的探讨 (1)图书馆知识管理的含义不同于企业方面的知识管理,图书馆知识管理并不强调竞争能力,而是侧重于怎样发掘知识,怎样组织知识,怎样方便用户的使用。但是,图书馆员对知识管理的理解并不相同。DavenPortandCronin指出,大量信息专业人员没有很好地区分知识管理和信息管理两门学科[5]。Holsapple和Joshi提出的定义是:知识管理是组织实体为完成目标和规划,以增加自身价值的方式,系统的、有目的拓展、开发与应用可用知识的努力及活动[6]。郑州大学图书馆馆长崔波认为:图书馆的知识管理,是指应用知识管理理论与方法,合理配置和使用图书馆各种资源,充分地满足用户不断变化的信息与知识需求,并提升现代图书馆的各项职能和更好地发挥其作用的过程[7]。目前这个定义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图书馆可以以这个概念做借鉴来开展管理的有关活动。(2)图书馆知识管理的内容对于知识管理的理解,国内外图书馆学家都有不同的阐释。英国图书馆学者Lee和Hwa-Wei认为图书馆知识管理的内容包括:知识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技术发展,用户服务,资源共享与联网。Holsapple和Joshi都认为知识管理研究与发展应包含:个人知识管理、组织知识管理和跨组织知识管理以及国家知识管理等4个层次方面的内容。对于图书馆来说,从自身发展而言开展知识管理应该归为组织知识管理范畴,而从职能来讲又包含了为个人、组织和国家提供知识管理服务的性质。我们既然把图书馆知识管理放在更高的目标来进行定位的话,那么就必然要求它的管理内容具有独特性;而在国内有部分学者提出知识管理应该包含有:知识管理员、知识组织、虚拟知识资源、知识服务资源管理、应用理论,同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其内容应该包括:知识创新管理、知识传播管理、知识应用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四个方面。笔者赞同这一说法,它以知识资源为基点,以创新(包括理论创新管理、技术创新管理和组织创新管理)为手段,兼顾知识创新的应用进而系统而有科学的构成了知识管理的内容。、 二、对图书馆学研究具体内容的影响 图书馆从图书收藏机构转换成为公众服务的信息管理机构,现在正向知识管理机构逐渐转变。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实业及其相关因素的科学。既然图书馆发生了变化,图书馆学研究的具体内容也就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图书馆学研究的内容将会涉及很多领域,例如图书馆本身知识管理的有关内容、图书馆提供的知识服务如何能够满足读者需求、有关知识流的问题如何在网络环境下进行管理等。为了能够使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和实际操作经验,同时能够适应未来的发展趋势,图书馆学研究的内容也要随之进行相应的变化。 1.加重管理学的色彩,建立新型的图书馆学知识管理 图书馆学属于管理学学科。随着知识管理在图书馆的应用,图书馆不能仅仅只运用管理科学理论和方法对图书馆的内部知识进行有要的科学管理,也要研究其他组织机构中的知识管理问题,如知识管理模式、知识管理平台建设、知识管理措施和知识管理文化等方面,进而探求出更好的方法为图书馆服务。 2.做出适时调整,建立新型图书馆服务机制 图书馆现已从为读者提供信息服务过渡到为其提供知识服务,因此要对知识进行有效的组织———不但要广泛的搜集各种载体的文献,将其有关的内容收集整理,并分析、开发、组织甚至是重组进而得到所需要的知识,将其以合理快捷的方式传递给用户,以促进客观知识的有效利用,推动社会知识创新。在这个因特网逐渐普遍的时代,由于文献载体形式的多样化,特别是信息资源的不断数字化,缩微信息、音像信息、电子文献、网络文献、多媒体文献的大量增长,数字化知识资源正在逐步成为图书馆藏书的主体内容,因此知识管理也将成为图书馆管理的优秀内容。另外,因特网上出现了海量的信息,隐性知识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为了能够给广大读者提供周到的知识服务,我们将利用知识编码和知识服务的方式将隐性知识最大限度地进行显性化,通过组织知识管理的方式来实现“知识挖掘”目标以及科学的知识管理的方式来实现“知识导航”目标,以便进一步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当前信息资源的飞速发展,对有效地对文献信息的进行检索并挖掘出有关的知识能力提出了要求。图书馆学应将有关方面的知识纳入到研究之中,使图书馆馆员能够有效地与读者、用户进行过沟通,由此也为图书馆专业知识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从而可以进一步完善服务内容。 3.增加知识,扩展图书馆学教育内容 图书馆学的教育是为图书馆培养专业人才的重要手段。图书馆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就会影响图书馆工作的质量。随着涉及多学科多技术的知识管理渗透到图书馆学中,在图书馆学教育方面有了新的要求。首先,在课程设置方面,在原有本学科的内容的基础之上,开设有关知识管理方面的其他学科的课程,如企业知识管理、政府知识管理等,这样有利于扩宽图书专业人有关知识管理的知识面,提高他们对知识管理的敏感度;其次,在培养模式研究上,更加注重实践和理论相结合,就21世纪以前的中国而言,图书馆学教育总体来讲是侧重于对理论的学习,但是,在进入到图书馆知识管理时代后,能够在海量的信息资源中,快速的提取出隐性知识、连接显性知识,有理论是不够的,对其实践要求更高;再次,有关文献检索课等有关有网络信息系统的管理知识的学科有所增加。图书馆知识管理主要是运用于网络环境下,运用于隐性知识管理的知识重组管理、在信息搜集和预处理基础上,运用知识进行信息的精选、挖掘,从中感知、获取有用的知识单元,对其进行重新组合的只是组织管理、既要充分开发馆藏资源,对其进行数字化处理,建设馆藏书目数据库,实现其网络资源共享;又要积极挖掘网络资源,由专业人员对庞杂无序、鱼龙混杂的网络资源进行鉴别、加工、整理,使之优化有序的知识资源管理以及使读者或用户能够快速的获得所需知识的知识传播管理和包括知识的理论创新管理、技术创新管理、组织创新管理、知识创新的知识创新管理,这些都要求有关学科的逐步进行开设。 4.广涉内容,扩大图书馆学成果的适用范围 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而扩大。随着知识管理在图书馆学中渐以成体系,与其学科属性———管理学相融合,以涉及多学科、多技术的知识管理就会对图书馆学产生相应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加强管理学思想,积极参与有关知识管理的研究内容,这些研究成果不但能够解决图书馆机构内部的知识管理问题,而且也可以解决社会上一些机构中或者个人的知识管理问题。在知识管理环境下,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去寻找所需的知识,有可能使用网站查询也可能登陆数字图书馆。而数字图书馆面对多层次的用户的不同需求做出适时的服务,就如同仁们随身携带的百科全书。于是,图书馆学研究就有可能融入更广泛的知识经济活动中去,不仅可以在实践的基础上汲取学科养分,进而不断发展图书馆专业知识;而且图书馆学研究成果的适用范围也将会不断扩大,从而产生更加可观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三、图书馆学发展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1.重视隐性知识的开发 隐性知识是把人的智力和创造性视为管理的对象和组织的重要资源,再先进的技术也无法代劳。而知识管理的关键是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相互作用。作为研究怎样把知识客体中的知识因子和知识关联提取出来,供人们识别和理解的方法理论的图书馆学应该把重点应放在有效地提取和组织隐性知识,加快隐性知识的显性化,积极实现两者的转化。 2.重视用户的研究 随着知识增长速度的加快和知识服务机构的迅猛发展,衡量一个图书馆的优秀标准已经从拥有馆藏信息资源的数量多寡逐步转化为是否具有创造性地运用知识能力的高低,也就是说能否及时解决读者提出的问题并创造一定的价值。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用户问题的知识内涵、了解解决问题所需要的信息,挖掘出相关的知识以及传递知识的方法和途径。因此,图书馆学重视对用户的研究,可以借鉴信息咨询机构为用户服务的做法,如建立合理的用户服务档案、专家档案、专题知识库等。 3.重视知识管理相关信息技术的研究 信息技术是知识管理的主要工具,专门的知识管理信息技术的研究更是知识管理的有力保障。图书馆必须在信息技术的知识管理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建立起属于图书馆自身的支撑知识管理的技术设施,才能为知识信息组织传递、交流以及共享提供捷径。其实专门的知识管理信息技术已经在图书馆中有所运用,如:微软的Exchange,Lotus的Notes和Tag的应用等,但是,这些软件并不是完美的,仍有必要进一步改良或者研制出一套专用的知识管理软件,构建图书馆专门的知识管理系统,进而实现经过网络搜索、原文导入的知识自动采集,对文档进行编辑、自动转换的知识加工、对文档进行分类、标引的知识内容管理、自动新知识资源、进行智能化得知识推送、知识检索的知识传递等功能。此外,加快图书馆网络化建设,同样非常重要,也是实施知识管理的最基本要求,建立一个能为公开交流知识资源,提供完善基础设施的网络,能够实现知识资源共享,达到研究图书馆学的目的;同时网络也可推进图书馆学对创新知识信息资源组织和知识重组以及知识创新管理等方面的研究。结语知识管理从以人为本出发,扩大了知识的内涵,设立创新为目标,在企业中已成功的被引进,现已被视为一种新型商业管理手段,但事实上,知识管理对所有的组织变革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图书馆学也毫不例外。图书馆学应当顺应图书馆知识管理的需求、重视知识管理对其的影响,并随时间的发展,按照一定的逻辑路线,逐步引进知识管理理念、改革现有的图书馆学。 作者:屈华 单位:漯河市图书馆 图书馆学论文: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建设论文 1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概念及其制度的产生和沿革 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1981年,美国卡内基要梅隆大学图书馆为了更有效地服务专家学者的教学科研工作,委派熟悉本馆馆藏结构,并能熟练掌握文献资源获取手段的资深图书馆员,与对口专业的专家学者建立专门联系,为他们提供相应的信息咨询和检索服务,以便更好地满足专家学者的文献资源需求。这便是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形成的雏形。中国的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开始于20世纪末,1998年,清华大学图书馆在国内率先建立学科馆员制度,紧接着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十余所重点大学也都引入了这一模式。进入21世纪,学科馆员制度更是在高校图书馆界遍地开花。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7年,全国已有56所高校引入了学科馆员制度。 2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产生的背景 学科馆员制度之所以会产生并逐渐在高校图书馆界得到广泛认同和采用,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背景是分不开的。伴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资源数量的增长速度也是前所未有,而且出现了各种不同载体形式的信息资源,这就是所谓的信息爆炸。面对这样纷繁复杂的信息资源海洋,信息用户想要检索获取教学科研所需的文献信息资源,必然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和困难。而一直以来,作为学校教学科研工作信息保障重要部门的高校图书馆,如果仍然沿用过去的信息服务方式,肯定是不能满足学校各院系的专家学者的教学科研要求的。高校图书馆必须从海量的信息资源中,有针对性地找出读者所需的专业信息,从而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这就需要有一种新的信息服务制度模式产生。可见,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要求高校图书馆建立学科馆员制度。 3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建设的意义 学科馆员制度建设对提高高校科研水平,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有利于高校图书馆自身服务水平的提升。 3.1学科馆员制度有利于提高学校科研水平 高校图书馆作为信息保障机构,担负着为学校教学、科研工作提供信息服务的任务,服务对象主要是各院系专家学者。服务对象层次较高,他们的信息需求同一般读者相比,也更加专业、准确、深入、有时效性。针对这部分信息需求,图书馆必须改变过去被动的服务方法,主动出击,全面深入地了解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情况,听取他们的信息需求曰然后有针对性地对各类型的学科专业文献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及时反馈,以保证他们的科研工作顺利进行。因此图书馆必须建立学科馆员制度。 3.2学科馆员制度有利于提高图书馆信息服务水平 以往高校图书馆侧重于文献的收藏和保管,信息服务方式也趋向被动,一般只有在读者有了信息需求,主动找到图书馆寻求帮助的情况下,才提供信息服务,而且服务内容也只是查找文献,电子资源使用培训等初级服务,并没有达到主动、深入了解读者信息需求,分析研究,提供信息服务的水平。而学科馆员可以深入各学科了解各院系教学科研对专业文献信息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对学科专业文献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分析研究,并主动提供高水平、专业化、深层次的服务。学科馆员的建立,成为院系与图书馆沟通的桥梁,通过直接倾听读者意见和建议,有针对性地主动为教学科研提供深层次的服务,为学科建设提供文献保障。 3.3学科馆员制度建设有利于提升图书馆工作人员素质 一直以来高校图书馆人员结构都比较复杂,其中既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出身的工作人员,也有通过其他渠道进入图书馆的人员,因此整体素质参差不齐,知识结构也不合理,服务水平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证。图书馆即便想为教学科研工作提供更好更专业的信息服务,也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图书馆通过建设以人为本的学科馆员制度,对图书馆工作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有助于在馆内建立良好的学习氛围曰图书馆馆员为适应工作需要,必须加强自身的学习,特别是英语、计算机,以及学校专业方面的学习。这样一来,将会大大提高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 3.4学科馆员制度建设有利于提升高校图书馆地位 图书馆在高校中长期处于比较低的地位,不被学校所重视。出现这种情况有一定的客观外部原因,但更大的原因还是在于高校图书馆本身信息服务工作没有得到读者的认可,特别是没有得到掌握话语权的学校各院系专家学者的认可。传统的高校图书馆只重视馆藏资源的建设和保存,重野藏冶轻野用冶,服务上也只是被动地等待读者上门,不能主动地与读者特别是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专家学者交流沟通,带来的结果就是图书馆在读者心目中印象不够深刻,读者、特别是这些从事重要教学科研项目的专家学者们,在遇到文献信息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不会想到通过图书馆来获取他们所需的文献信息,而是习惯于通过自己查阅工具书,网络检索等方式解决信息需求问题。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是高校图书馆不能很好地参与到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中去,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文献信息保障作用,导致图书馆在学校内部影响力日益下降,地位也相应降低,并出现逐渐被边缘化的趋势。学科馆员制度的建立,能够建立起一座连接图书馆与读者的桥梁,使高校图书馆能够主动了解、倾听读者需求,密切跟踪专家学者的教学科研进度,了解掌握其信息需求,并根据需求收集整理相关文献信息资源,加以分析研究,有针对性地为学校重要教学科研活动提供文献信息保障,在学校学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样才能使得学校领导和广大读者充分认识到图书馆在教学科研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扩大图书馆在学校的影响力,提升图书馆在学校内部的地位,争取学校对图书馆建设增加投入,在政策资金等多方面加大对图书馆的扶持力度。 4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建设具体举措 4.1加强人才培养,建立学科馆员人才储备 学科馆员制度建设的优秀问题是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学科馆员不同于以往传统的图书馆工作人员,传统的图书馆馆员更多倾向于文献资源的建设与保管,对其自身的要求也只是需要了解、熟悉本馆馆藏资源,能够在读者利用图书馆查找文献信息资源的时候,迅速准确地为读者找出所需相关文献资源。这样的工作任务决定了传统的图书馆馆员只需要掌握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相关知识就可以了。而学科馆员因其担负的工作任务不同,对其自身素质要求和专业教育背景也不同于以往。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学科馆员,除了具备图书馆学专业知识以外,还应该具有图书馆学专业以外的其他专业教育背景,另外也需要具备一定的外语读写能力,掌握一定的计算机技术,网络技能。图书馆应当通过多种方式来培养符合学科馆员要求的人才队伍。首先,从外部引进具有其他专业教育背景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跟学校重点建设学科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以往图书馆引进的应届毕业生大多都是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这样往往造成图书馆工作人员对本校各个学科专业不熟悉,不了解,无法做到很有针对性地为学校教学科研工作提供所需的文献信息资源。今后图书馆在引进人才时,除了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毕业生之外,也应当考虑引进一部分具有其它专业教育背景的人才,比如计算机相关专业、外语专业、以及本校所开设的某些专业的毕业生。其次,高校图书馆也应鼓励并开展继续教育,目前各高校人事编制都比较紧张,单纯依靠增加编制,引进人才来建设符合要求的学科馆员队伍存在一定困难,因此图书馆必须重视继续教育,鼓励原有工作人员,继续加强学习其他专业知识,为馆内工作人员继续深造创造良好的氛围和条件。从馆内培养出一批既有图书馆学专业背景,又对学校相关专业非常熟悉的学科馆员人才队伍。 4.2调整部门结构,适应学科馆员制度建设 传统的高校图书馆部门结构一直以来都是按照图书馆学业务流程划分的,基本都是按照对文献资源的处理过程来设置各个部门,野采、分、编、典、流冶。这样的部门划分是符合传统的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的。但是如果要建立学科馆员制度,就必须对传统的部门结构进行调整,这是由学科馆员的工作任务决定的。学科馆员工作的重点在于主动了解读者特别是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专家、学者对文献信息的需求,进而根据需求收集整理相关专业文献信息资源,并加以分析研究,提供给相关的专家学者,以保障其信息需求。这样的工作任务,要求图书馆内部打破过去传统的部门划分,建立一个由图书馆领导指挥下的,各部门一起参与的学科馆员服务机构,例如像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学科馆员组,或是像河南理工大学图书馆成立的学科馆员管理委员会等。这些组织机构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是由图书馆领导牵头成立,统一协调部属曰其次成员涵盖全馆各个业务部门,通力合作。这样的组织机构有利于及时了解学科建设信息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文献资源建设,缩短特定文献资源从采访到流通的时间周期,更好地为专家学者教学科研工作提供信息保障服务。 4.3建立完善评估体系与激励制度 提高学科馆员工作效率为了更好地衡量、判断学科馆员为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服务的能力和工作业绩,图书馆应该建立完善服务质量评估体系,制定任务目标,明确学科馆员的责任划分,规范学科馆员的管理体系,这样才能够让每一名学科馆员清楚地了解他所需要做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目标,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和工作职责,从而更出色地为专家学者的教学科研工作提供信息保障服务,完成图书馆赋予他的学科服务任务。在建立目标评估体系的同时,为了激发学科馆员工作热情,鼓励学科馆员不断提升个人服务能力和水平,图书馆也应当建立完善合理的激励制度。对工作认真负责,学科服务成绩显著的学科馆员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奖励,以调动大家工作热情,奖励先进,带动整体共同提高,使学科馆员队伍形成野比学赶超冶的良好氛围,不断提升自己服务能力。 4.4加强宣传推广学科馆员制度 作为一种新的图书馆信息服务形式,广大的读者特别是专家学者在一开始对学科馆员制度肯定是陌生的,也就谈不上利用了。因此图书馆必须加强学科馆员制度的宣传和推广,学科馆员应该主动与学校各院系专业取得联系,了解他们在教学科研工作中的文献信息需求,积极向他们宣传推广学科馆员制度这一新的服务形式,使广大图书馆用户了解熟悉学科馆员制度,并逐渐习惯于利用这种形式来获取所需的文献信息资源,应用于其自身的教学科研工作中。学科馆员制度在国内高校图书馆界近20年的发展历程证明,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提升高校图书馆服务水平有很大的帮助,有助于扩大图书馆在学校的影响力,提高图书馆在高校内部的地位,同时也有助于高校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工作的开展。 作者:郭效单位:大连交通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学论文:独立学院图书馆学风建设论文 1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文化研究 信息网络时代,图书馆文化内涵从技术层面是利用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进行信息资源的管理服务,融入网络化以提高管理服务质量和效率;从管理层面是利用网络环境实现对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咨询工作、互动协调等共享式服务,拓展图书馆文化内涵与管理服务方式;从服务层面则是利用高校特色馆藏利用网络技术开展个性化信息服务,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学习风气。 2网络环境下独立学院图书馆文化与学风建设 2.1图书馆文化与学风建设关系探讨 学风建设是独立学院办学发展的关键,是培养高校优秀竞争力和综合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图书馆文化对学风建设中的作用研究文献中,JonR.Hufford探讨了图书馆对学风建设的功能价值,通过对图书馆文化中的教育职能、信息服务职能及其管理文化等几方面的研究阐述了图书馆在高校学风建设中对学生思想道德、人生价值观、创新学习和学风管理的重要影响,能够对学风建设起着主导作用。中国学者朱以斌、黄英源指出高校图书馆扮演的角色决定了其在学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探讨了高校图书馆与学风建设的关系,指出主要通过突出图书馆文化教育职能、体现信息服务职能发挥作用。 2.2图书馆文化对学风建设起着引导作用 (1)图书馆环境文化主要是利用网络技术为学生的培养提供一个良好的图书馆学习和服务环境,是提高学习积极性的重要条件。独立学院图书馆利用网络技术通过丰富图书馆馆藏资源、满足学生多样化要求、个性化的需求等为学生学习提供优质环境,从而为学生学习提供良好教育资源。如一些独立学院通过构建学习型图书馆组织、资源共享空间、参考咨询服务等网络化学习资源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并接受新的文化知识,从而对建立良好的学习风气,对促进学风建设起着引导作用。 (2)图书馆精神文化是长期工作实践中形成的图书馆文化的优秀,图书馆精神文化具有引导学生学习主动性、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的作用,通过良好“馆风”弘扬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和刻苦拼搏的精神引导学生建立良好的学习氛围。特别是通过引入新的网络技术,为学生创造独立思考的空间,以时展的眼光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更新和深化所学知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创新学习的能力。 (3)图书馆制度文化主要是通过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技术调动学生的学习创新性。图书馆文化具有整合功能和导向功能,图书馆可以通过网络征文评比、信息素养教育、读书报告会等活动,以新知识为动力,开展学术创新、科技创新和创业活动,鼓励学生个性发展。 2.3图书馆文化在学风建设中发挥教育和信息服务职能 图书馆文化在学风建设中的作用主要是以学风建设为基点,突出教育职能,如网络环境下,独立学院图书馆文化建设可以引入知识素养教育、多媒体知识拓展、智能化技术等突出教育职能,进行知识传播、智力开发、心理优化和技能培训,培养学生学习新技术的爱好与动力,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 2.4图书馆文化与学风建设的良好互动效应 独立学院图书馆作为学生的第二课堂,图书馆文化建设是促成良好学风形成的重要平台,为优良学风建设提供有效载体。如图书馆教育职能定位、图书馆馆藏资源以及图书馆管理服务模式等都对学生的学习起着重要影响作用,只有良好的图书馆文化,才能促使优良学风的形成。而良好学风的建设也促进图书馆文化建设的发展,优良的学风使得学生具有知识获取的期望与渴求,对图书馆馆藏资源、管理服务等提出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在网络环境下,读者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这就要求图书馆文化建设在技术、管理、服务和教育等方面进行不断改革与完善。 3发挥独立学院图书馆文化促进学风建设的措施 3.1图书馆技术文化提供学风建设平台 在技术文化上,独立学院应通过网络通信技术和数字化技术为图书馆向数字化和信息服务空间共享方向发展提供技术保障,建立安全可靠的图书馆网络体系。图书馆通过建设特色数字馆藏与虚拟馆藏形成具有本馆特色的馆藏资源和特有的馆藏结构,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的最大化,从而为学生学习提供一个虚拟的信息共享空间,构建学习型图书馆组织,为学风建设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和信息资源平台。 3.2图书馆服务文化深化学风建设层次 在服务文化上,独立学院应发挥图书馆服务机构功能,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并将其发展为图书馆优秀价值;开展多元化服务和个性化信息服务,拓展独立学院图书馆的服务方式,形成馆际互借、网上传递文献、在线培训、专题服务等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来满足不同水平、不同兴趣和不同需要读者的需求,深化学风建设的层次,在学风建设中构建学习型图书馆组织,从而推进学风建设的不断发展。 3.3图书馆教育文化拓展学风建设内容 在教育文化上,独立学院应通过多媒体通信网络,构建强大教育信息网。如利用虚拟参考咨询服务、网上实时咨询服务和联合咨询服务等方式加强图书馆服务教育职能。图书馆发挥对学风建设的教育作用应以学风建设为基点,突出教育职能;以馆风建设为重点,体现信息服务职能;充分发挥图书馆现代化教育、创新教育、情报教育和综合教育职能,从而达到服务育人的效果并激发学生的求知的欲望,促进良好学风的形成,为学风建设提供教育保障。 3.4图书馆管理文化规范学风建设制度 在管理文化上,独立学院应培养科学和人文精神,增强图书馆馆员凝聚力,在服务过程中利用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等先进的技术条件来提高工作效率;注重科学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培养,以满足读者的需求体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还要创新制度,营造人性化的制度,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和引导;总之,图书馆管理文化的形成对学风建设管理具有较强的规范作用。独立学院要注重提升学风制度的执行力和实效性,通过管理文化为学风建设提供政策支撑。 4结语 学风建设是独立学院发展的生命线,而图书馆文化建设是学风建设的有效载体,对学风建设起着引导、激励和规范作用,两者只有通过良好互动效应才能相互促进和发展。学风创建绝不仅仅是停留在制度层面的对教与学的规则的简单执行,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图书馆文化将良好的学风化为师生共同价值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独立学院对图书馆文化的营造和构建,也自然成为学风建设的有效途径。反之,良好的学风建设也促进图书馆文化建设的不断完善。 作者:郭静邱静静单位: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图书馆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图书馆 图书馆学论文:图书馆学校德育论文 1图书馆工作在学校德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学校德育工作的途径有多个方面,图书馆的工作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图书馆是学生接受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场所,是进行德育的潜在课堂,图书馆对学生的无形教育比有形教育更容易被接受,具有不可替代的德育功能。图书馆的主要属性是教育性,学生可以在图书馆内通过浏览和阅读古今中外各种书籍,学习现代科学的前沿知识,了解当今时展的最新消息,在图书馆安静的读书氛围中,阅读可以使学生的情操受到熏陶,使学生热爱生活、热爱校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从而使学生树立文明、健康的思想道德意识,以正确的道德准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健康有益的图书是学生健康成长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读一本好书可使学生终身难忘,受益无穷。一本优秀的图书,不仅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更能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操,净化学生的心灵,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开拓学生的思维眼界,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学生健康成长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2优化馆藏图书,为学校德育打好物质基础 高职学校的学生层次差别很大,对图书的需求也有所不同。作为图书管理人员,就要研究学生的心理和现状,研究他们的需求,为学生选购适合学生阅读、顺应时展的优秀书籍。可以通过读书联系卡、图书调查问卷、学生平时借阅记录分析等形式,了解学生对图书的需要。同时,做为图书管理人员,要紧跟时代步伐,掌握国家的政治方向,了解教育的新思想、新思路、新做法,掌握学校学生所学专业的最前沿信息,开列出书目,并在师生中征求意见,确定新购书目。要多购进思想健康、观点正确、格调清闲、学术性强的图书。对图书馆的馆藏图书,要认真进行清理,建立详尽的图书目录,建立电子图书目录,方便学生借阅时进行检索。对新进书目,要通过新书介绍、内容概述等方式,精心做好导读工作,让学生对其进行了解,向学生推荐既开阔视野,思想性强,又能帮助他们提高思想修养的图书。把人类历史上最有价值、最能感动人的著作推荐给学生,把富有时代气息的书推荐给学生。同时与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密切配合,充分发挥班级图书管理员作用,通过教师的介绍、同学间的相互转告,使这些健康有益的图书能让更多的学生阅读。 3开展有益的读书活动,让图书馆成为学校德育不可或缺的战场 “书籍是全人类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莎士比亚对图书的引领作用给出了最好的解释。但随着科技的发达,学生人手一部手机,上网、聊天、玩游戏占据了学生的大部分业余时间,学生大多不愿走进图书馆,看这些无声的图书。要想让图书吸引学生,就要开展有益的读书活动,让学生乐读书、读好书。在日常的工作中,多开展以“走进书世界,书香满校园”、“与好书做伴,与经典同行”、“读书好,读好书,好读书”等为题的主题读书活动,从而促进校园内热爱读书的良好风气的形成。可以通过在校园醒目的位置张贴创建“书香校园”的宣传画、警示语;利用业余时间开放学生阅览室,为学生提供良好的阅读环境;充分发挥学校广播站、电子屏的作用,向学生展示新书、读书的益处等方式进行宣传。还可以通过召开主题班会、制定相应的制度、班内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督促、激励学生积极读书;开展“课外阅读比赛”活动,让学生将读书活动中读到的精彩片段、好词好句、名言名句、心得体会等记录下来。另外,还要每学期对“走进书世界,书香满校园”等活动进行总结、表彰,使学生对图书更加感兴趣,使图书馆的德育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4充分发挥电子阅览室的引领作用,拓展德育平台 为顺应时展的要求,有条件的学校图书馆先后建立了电子阅览室,为学生提供另一种更加快捷、时尚的阅读方式。电子阅览室的主要服务功能在于进行馆藏资源的开发与宣传,为学生提供电子读物的阅览与下载、网络信息资源的检索和查询、读者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等。为提高电子阅览室的使用价值,图书馆还可以利用建立自己的网站,制作出学生喜爱的、有特色的网页,为学生提供讨论交流的平台,分享读书的乐趣与收获,并积极给学生推荐一些好的网站,介绍一些好的信息,避免他们盲目误人不良网站。通过这些活动来增强学生网络道德防范意识,提高学生思想道德上的免疫力。由于网络资源的良莠不齐,有的内容对学生的思想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因此,电子阅览室管理人员要引导学生用好网络,对读者进行正确的引导,对学生的上网活动进行必要的监控和检查,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技术上的筛选和过滤,建立安全屏障,最大限度地防止有害信息的侵人和无聊游戏软件的泛滥。让电子阅览室扬长避短,尽量减少对学生的负面影响。 总之,学校图书馆应当主动参与、配合学校各种德育活动,积极配合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吸引学生热爱读书,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为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促进学校的德育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陈静波单位:吉林师范大学辽源分院 图书馆学论文:中美早期图书馆学教育论文 1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状况 1.1美国图书馆学教育起源 1914年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的创办人之一沈祖荣先生最早到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学习、在此之后,洪有丰、胡庆生、李小缘、戴志骞、袁同礼等一大批中国近代图书馆界先驱人物几乎青一色的毕业于纽约州立图书馆学院。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威廉森(1877-1965),他是继杜威之后,致力推动美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图书馆学家。1918年,威廉森受卡耐基特聘开始开班培训图书馆员,他加入卡耐基基金会,专门从事图书馆学教育研究。威廉森先后于1919年,1921年和1923年写出了三个著名的美国图书馆学教育调查报告。他提出图书馆学校应当象其它专业学校一样设在综合性大学内而非图书馆内,并且应该授予毕业学生大学学士学位。1926年,哥伦比亚大学聘请威廉森担任教授,筹备成立第一所四年制的图书馆学系,并同时成立研究所。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从奥尔巴尼再次搬回纽约市,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成为图书馆学学院,学院属于“graduatelibraryschool”当时是美国图书馆协会认证的15所图书馆学校中级别最高的学院。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立的图书馆学系有四个特色:第一,图书馆系的学生除了本系的课程之外,还需要修一个外系当辅系,以具备不同的专业;第二,对于不同的知识领域,有广泛的入门课程介绍;第三,需要到图书馆内进行实习;第四,了解资讯在社会中的传递途径与展示方法。这些做法后来都成为图书馆学教育的基石。威廉森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系当了18年的系主任[4],被后世尊称为美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威廉森对于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思想提出是美国图书馆学专业化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分水岭,通过调查,他明确的提出图书馆职业训练和专业训练的区分,促成了图书馆学教育专业组织图书馆教育委员会(BEL)的成立,开始对图书馆学教育进行评估和认定,并制定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标准。他的关于在综合大学系科下设置图书馆学系,图书馆学系毕业生应该获得学士学位的思想,成为影响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特别是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重要源头。 1.2美国图书馆协会支持下美国图书馆学教育 美国图书馆协会(ALA)是美国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组织,也是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资格认定机构。1876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建立,ALA是一个自愿参加的非官方协会,它的经费主要是会员交纳的会费、出版刊物所得的稿酬和举办会议所得的会费组成。此外,还得到美国政府或基金会以及一些财团的资助。[5]美国图书馆协会不仅是美国图书馆事业的优秀组织,更是致力于世界范围内图书馆事业的推广和促进。1926年,正值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50周年之际,卡耐基财团宣布资助400万美元来发展图书馆教育,并将美国图书馆协会置于一个坚实的财政基础之上,在之后的20年中,图协的主要任务是成人教育、图书馆教育、提高图书馆专业水平、图书馆立法、和赋予知识的自由权。同年卡耐基基金会出资144万美元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图书馆学研究生院,于是图书馆学教育界第一次有了一所供图书馆员进行深造的有学位的专业学院。学院也设立了一个系进行学术研究活动。[6]ALA一直注重图书馆学专业教育。1903年成立的图书馆培训委员会标志着ALA开始着手领导专业教育:这个委员会主要负责随时调查所有图书馆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进程,并报告调查结果。另外,ALA还设立了图书馆学专业组,作为研究专业教育的专业部门。1915年美国图书馆学校协会(AALS)成立。为了提高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质量,有系统的组织各种图书馆学校,夏季培训班,学徒班等。1923年ALA临时图书馆培训委员会TLTB成立,其主要的工作是调查专业需要,找出专业教育的不足,并提供其他专业在标准化、结构化方面的经验。这个临时的图书馆培训委员会,最终更名为图书馆教育委员会(BEL),负责图书馆学教程的评估和认可。[7]并于1925年公布了图书馆学教育标准,开始进行逐校鉴定。1932年有25所图书馆学院通过了资格鉴定,图书馆学教育委员会的创立成为美国图书馆学专业化的制高点之一。[8]1.3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史实20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状况,可以在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报告中作大致的了解。在1926、1927的年度报告中,了当时美国图书馆学校的宗旨和状况,以及开办的条件,和教学的具体要求。并公布了美国图书馆协会所认定的图书馆学校开设的针对学校图书馆专业课程最低标准和师范院校开设的学校图书馆专业教育课程最低标准。[9]将图书馆学教育具体创办的资格和条件,作了详细的要求,包括入学要求,学习时长,基础课程以及证书的类别等等。为了便于掌握概貌,笔者将具体要求简要分类,列于下表:ALA要求有资格的师范学校,学院和大学应该为在学校图书馆兼职工作的图书馆员开设专门的图书馆学课程。 2中美图书馆学教育比较分析 2.1图书馆学教育展开背景和规模的比较 美国正规图书馆学校毕业学生一年就有五百多名,加上非正式的图书馆学生馆员培训的人数,一共有4000多名。[11]金大图书馆学教育开创之时,全国正式的图书馆学校只有文华图专一所,刚成立的中国图书馆协会虽然也有图书馆教育组,但还未制定标准课程,而每年毕业的人数,大约在20人以内,每个图书馆学教育单位的毕业生几乎都是个位数,加上暑期学校的人数也不超过100名,教员人数屈指可数。在背景和规模上,美国远远走在前面。 2.2教育模式和方法的借鉴 美国的图书馆专业教育有开设专门的图书馆学校,或在师范院校开设图书馆学课程两种方式,也就是说,实施教育的两个组织。一个是图书馆专门学校,另一个是师范院校,还有就是暑期课程,这三种方法正是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展开的三种方式。金陵大学虽然不是师范院校,但是将图书馆学系设于教育系下,并且从事教学工作和图书馆工作的骨干,洪有丰,陈长伟也都是金陵大学的师范学生,创办人李小缘则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社会学硕士。可见在教育系下设置图书馆学系不无渊源。 2.3教学内容和要求的比较 从表3不难看出,在主干课程上,中美几乎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课程中间,金陵大学的图书馆学系开设的课程在数量上多于美国;在内容上,美国的课程设置注重实践和社会调查以及教授方法等,金陵大学的图书馆学系则明显更偏重学术内容,最具特色的课程有:目录学,中国重要书籍研究、书史学和印刷术。并有图书馆学大纲。从课程来看,当时的中国图书馆学专业思想已经和美国有了较大距离,美国的专业教育,其职业化的色彩依然浓重,偏重实用性,注重图书馆的教育功能,对图书馆员的教员气质较为注重。而金大的图书馆学教育虽然在主干课程上继承了美国的设置,但是金大的学程要求更长,在体系构建上,有其专门特色,较为注重图书馆的馆藏内容研究。 3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特色分析 从以上的比较分析中,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的轮廓更加清晰,既是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学习和借鉴,又因为当时中国图书馆事业状况,以及金大的学校背景,走出了一条自身的图书馆学教育道路。 3.1辅系设置强调教育属性 金大的图书馆学系在系科设置上,是在文学院教育系下设辅系,添加特有的专业课程,这是对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有益借鉴,强调了图书馆专业的教育性质,系主任李小缘提出的“图书馆即教育”,图书馆教育可以“辅佐学教育之不及”[12],将图书馆学系作为教育系的下设辅系,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 3.2注重学术研究 与美国图书馆学课程的对比中不难发现,金大的图书馆学课程带有浓重的学术内涵,将图书馆学作为一门专深学术进行了系统的整理,自行编制了《图书馆学大纲》,这是当时美国的图书馆学校里没有设立的课程种类。在分类法方面,有刘国钧先生编著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将美国的杜威和国会分类法与中国传统的四库分类法进行了综合与对比,最后糅合中西,编制新法。刘国钧在分类法中,实际上已经将图书馆学作为一种“学术之宗”[3],安排在总类之下。在目录学方面,系主任李小缘先生,一直将目录学作为图书馆学系的主干课程之一,他本人也在金大的中国文化研究所从事目录学的研究,“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得其门而入”,将目录学作为图书馆学系的必修课程,同时特设的“书史学”、“印刷术”等课程,突出的显示了金大的图书馆学教育的学术性研究方向,特别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国学的整理和研究,使得金大的图书馆学教育带有强烈的学术研究气息,在图书馆学的课程安排上中西并重,成为一种糅合了中西特色的创造性的图书馆学。 3.3开展学术服务实践 金大图书馆学系的另一大特色就是“破天荒”的开设了《索引与序列》的课程,研究索引与序列的原理及方法,整理编辑各类学术索引。意在为各类学者的学术研究服务,编制索引是美国图书馆先进方法的引入,李小缘除了开设索引课程外,还积极参加“索引运动”,向中国图书馆协会提出《通知书业于新出版图书统一标页数法及附加索引案》、《编纂古书索引案》、《编制中文杂志索引案》以及《中华图书馆协会应设法编制杂志总索引》等多项索引议案,长期支持我国索引事业,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索引课程的设立,是对学生学术基本功的锻炼,用西方的学术工具和研究方法,编制检索实物,服务于传统学术,使得教学过程就成为学术服务的实践过程,这不仅是金大图书馆学系学术性又一表现,更体现了一种学术服务的精神。 3.4注重学术人才的培养 金大的图书馆学教育属于金陵大学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培养了学贯中西的图书馆学家,史学与国学家,为我国传统文化学术的发扬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在就读于金大文学院,选修图书馆学课程的学生中,就有享誉海内外的图书馆学家:钱存训、卢震京、吴光清等。 4结语 早期的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在课程设置和入学要求等各个方面都几乎从美国的图书馆学教育模式中套用,其目的是要满足当时正大力发展的图书馆的人员需要。套用美国的教学模式的原因,首先是得益于教会大学的教学环境,美国图书馆学者的直接传输;其次是图书馆学的教育者也都是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实践的毕业生。开办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李小缘1921年赴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1925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社会学硕士学位,1922年至1924年,连续三个暑假都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做中文编目工作,他本身就是美国图书馆协会会员。但是在开展实际的教学活动时,和具体的图书馆调查实践与社会现实相接触,我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必然在我国本土的图书馆事业发生的各种状况和问题中逐渐的形成自己的特点和方法。 作者:曾果果单位:泸州医学院图书馆 图书馆学论文: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研究论文计量分析 [提要] 对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类文献的发文年代、作者分布和发文期刊进行统计分析,揭示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基础研究现状,强调加强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基础性研究的重要性。 关键词:学科馆员;论文分析;地方高校图书馆 “学科馆员”是指图书馆里既具有一个或多个学科专业背景,又具有图书情报信息专业知识和技能,向一定学科领域的读者提供专业化、深层次、个性化信息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学科馆员制度,即馆员专业化制度。我国从1998年清华大学图书馆率先引进学科馆员制度至今,北京大学等许多高校图书馆都相继建立了学科馆员制度,在学科化服务实践中进行了很多切合实际的探索,且成效显著。 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发展进程极不平衡。目前,国内多数地方高校图书馆尚未实施学科馆员制度,已实施学科馆员制度的地方高校图书馆,诸多方面仍处于摸索尝试阶段。因此,如何深化对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的研究,深入认识学科馆员制度,并有效地应用到地方高校图书馆的建设和工作中,是地方高校图书馆创新、发展和提升服务水平进程中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为了解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的相关研究状况,本文以CNKI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数据统计源,对以“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为主题发表的论文,从发表的年代分布、期刊分布、作者机构分布三个方面进行统计及分析。检索以“全部期刊”为查询范围,以“2002~2011年”为时间区间,匹配“模糊”。共检索出发表的文献65篇,剔出其中的篇名索引和重复报告的论文后,最终核审确定研究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的学术论文为58篇。2012年8月下旬完成统计。 一、统计与分析 (一)论文年代分布与分析(表1) 1、2002~2011年间的总量不多,只有58篇。 2、2002~2004年3年间发表的论文每年只有1篇,共3篇,发文量只占总发文量的5.17%。表明这期间对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的研究未得到应有关注和重视。 3、2005~2008年,4年共发论文18篇,发文量上升到总发文量的31.04%,相对于前三年,不但年均发文量从每年1篇增加到了4.5篇,而且每年发文量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表明相关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的研究在此期间得到的关注和重视有所上升。 4、2009~2011年发文篇数最多,共有37篇,发文量进一步上升到总发文量的63.79%,而且每年发文量均在10篇以上。在这一时期,相关的研究文献数量进一步增多,表明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但2009~2011年各年发文量有回落的趋势。 5、从发文量的角度看,2002~2011年十年间,地方高校图书馆建立学科馆员制度受关注程度及受重视程度不高,相关基础性研究较为欠缺。虽然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善,但总体研究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二)论文作者分布分析 1、通过对发文作者机构进行统计,发文的46位作者全部来自高等学校,发文数量分布为:高校图书馆56篇,占总发文篇数的96.55%;高校计算机系1篇,占总发文篇数的1.72%;音乐系1篇,占总发文篇数的1.72%。 2、高校图书馆的作者发文量和作者人数比例都占绝对优势,表明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研究获得高校图书馆较高的关注度,高校图书馆馆员是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相关研究的主要力量。但高校图书馆发文总篇数也仅有58篇,且发文3篇的作者只有1人,发文2篇的作者有5人,其余作者均发文1篇,表明高校图书馆对该项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入性仍然较为欠缺。 (三)的期刊分布与分析 1、58篇论文分别发表于45种期刊上,其中《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发表5篇,《情报探索》、《农业图书情报学刊》各发表3篇,《现代情报》、《河南图书馆学刊》、《湖北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内蒙古科技与经济》各发表两篇,其余各刊均发文一篇。每刊发文数较多的期刊主要集中在图书情报和大学学报两类。 2、图书情报类期刊发文26篇,占总发文篇数的44.83%;大学学报类期刊发文22篇,占总发文篇数的37.93%;科技经济类期刊发文5篇,占总发文篇数的8.62%;教育类期刊发文2篇,占总发文篇数的3.45%。其他期刊3篇,占总发文篇数的5.17%。的主要期刊为图书情报类和大学学报类。 以上两点均表明图书情报和大学学报两类期刊较为关注和重视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的相关研究,这两类期刊是该项研究的主要情报信息源和重要研究平台。 此外,在发文的45种期刊中有9种是北大2008版《中文优秀期刊要目总览》优秀期刊,其中7种是图书情报类优秀期刊。这7种期刊占发文总刊数的15.56%。共发文7篇,占发文总数的12.07%。由此也表明了国内图书情报界对地方高校学科馆员研究的关注度正逐步提升。 二、讨论与分析 上述统计分析表明,近10年来涉及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的研究相对不足,虽然近年来发文总量和优秀期刊发文量有所上升,但总体来看,研究者对此项工作的关注度仍然偏低,尤其是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更加欠缺。 虽然如此,相关研究的内容还是涵盖了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服务现状调查分析、学科馆员制度建立、学科馆员队伍建设、学科馆员与地方经济建设的关系、学科馆员与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关系、学科馆员与科技查新服务的关系等多个方面,对地方高校图书馆建立学科馆员制度的具体实践和理论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地方高校图书馆建立学科馆员制度,实施学科化服务,事关地方高等教育和地方经济建设的发展,势在必行,但相关实践却相对滞后。如贵州遵义市5所地方高校图书馆,近年来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在文献专题检索、文献传递、定题服务等方面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探索,但至今各校均未设立学科馆员制度。这样的现状,与地方高校师生读者学科指向越来越精、专、深的信息需求极不相适应。因此,地方高校图书馆的学科馆员队伍建设状况、学科化服务现状,及其相关基础性研究的进展,理应获得图书馆界更多的人士及机构的关注和重视。 三、结语 随着地方高校图书馆事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地方高校图书馆的学术性服务功能不断拓展。强化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的相关基础性研究,将有效促进地方高校图书馆建立学科馆员制度,同时促进学科化服务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生眼中的中学历史学业评价 【摘 要】学业评价在中学历史教育中起重要作用,维持教育系统平稳、有效的运转。但实际层面上的学业评价与新课程改革、素质化教育的主流要求脱节,没有摆脱传统评价体系的固化与单一,忽视多维评价形式的综合运用;忽视对评价结果的综合性、阶段性分析比较。本文以大学生的视角,分析当前中学历史学业评价的现状,指出存在问题,揭示产生问题的原因,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中学历史教育学业评价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关键词】大学生;历史;学业评价;新课程 教育是一个系统,学生学业评价好比是系统运行中的齿轮,维持教育系统平稳、有效的运转。每一阶段教学任务的完成都需参照教育目标和计划,对教育效果予以测量评估、价值评判,并将评价信息如实反馈给教育者、学习者以及有关教育决策者,发挥测量评价导向性、激励性、考察性、反省性的实践功能,以保障学生的基础学习,指导教师教学策略的调整与完善。中学生正处思维活跃,健全人格发展,主观能动性提升的关键阶段,所以适时、适量、适法的测量评价发挥重要的价值。 虽然新课程改革与素质化教育办法已实施多年,以培养综合能力全面发展的“四有”型人才和关注学生价值观与世界观为目标,将学生从“被教育者”转变为“受教育者”,教师为教书育人的点拨者与引导者,将学生置于主体地位。但是,就实际操作层面而言,一方面是社会保障改革的机制与条件不完善,没有量化;其次,大多数中学特别是县镇级中学,鉴于高考模式与生源压力,在传统教育理念与模式上改良不明显。单单就学生学业评价办法而言,笔者认为并没有摆脱传统评价体系的固化与单一,达到以学生为基准的内在性评价和以多元为手段的发展性评价。这样的学业评价更多成为束缚学校教学工作的樊篱,以评价为评价,评价方法单一,过于注重量化和传统的纸笔测验,忽视多维评价形式的综合运用;忽视对评价结果的综合性、阶段性分析比较。 就中学历史教学为例,随堂默写的方式加以贯穿奖惩措施,成为许多中学历史教师惯用的阶段性评价方式,根据其知识点掌握的多少以此来判断学生某个专题的学习成效。不难否认,学生可能对“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及思想”、“美国三权分立政治模式中总统、议会、法官的权利”这类问题对答如流,甚至接近标准答案。但是,抛开这种机械性的评价方式会给学生带来压迫感,成为“被评价者”的现实漏洞,历史的学习也应该是体现纵深感与思考力,注重与现实的结合,关注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史料探究素质的提升,在学习阶段中的考察并非单纯拘泥在书本教材中零散的知识点,学生学业评价的内容和形式并非是局限在知识性的问答式考察。笔者认为初高中历史教学夯实基础知识固然重要,人曰“读史使人明智”,史学的宏观性把控与反思对于处于思辨能力、身心健康发展的关键性时期中学生“三观”的形成尤为重要。在现行条件中,可以开展历史课本剧角色扮演、活动结果报告、学生学习效果自评、历史专题沙龙等多样化形式展开,立体化呈现,使定量评价与质性评价相结合,单项评价与综合评价相得益彰,以帮助学生不断地调整、梳理学习内容,培养历史的眼光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贯彻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学目标,促进了学习与教学方法的创新。 或许有些读者会反问,就历史考卷而言,题型的确定、提干的编排更多会考察学生在知识应用、分析史料、对比研究方面的能力,那为什么会说中学历史学生学业评价的滞后呢?笔者认为忽视评价结果的综合性、阶段性分析构成一大因素。中学课程安排注重“语数外”,对历史这一科目的关注度不高,故而历史教学常常存在“任务紧,时间急”的窘境,一味的赶进度,对测量评价结果的分析讲解只是一带而过,教师忽视对学生整体在能力应用方面的评价,而学生更是忽略将自身的阶段性评价结果作阶段性比较。这样的学业评价,在内容方面关注学生的素质发展,尤其是学生潜能的开发和个性的张扬,包括学生在道德品质、文化与情感、合作与交流、以及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但是缺少最后分析环节,对学生能力的提升和潜能的挖掘无法巩固,事倍功半。 新课标下的教育评价既是素质教育“目标――实施――评价”这个循环节上的终结,又为下一个循环提供反馈信息,注入新的活力。学生学业评价应遵循“以学生为本”的原则,推崇多元智能评价法,开发多向,多层次的评价方向与手段,关注评价评价结果的综合性、阶段性分析比较,启发学生自我监控和反省意识,建立有利于实施素质教育,发挥教师创造的、多元的、新型的中小学教师评价体系。 作者简介: 曹阳,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在校本科生。 大学历史论文:关于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作者简介:余林(1983―),男,苗族,贵州雷山人,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近现代地方史,西部少数民族文化。 摘 要:高校教学改革已成为高等学校的立校之本,也是发展之基。只有办出有特色、高水平的教学,培养出真正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高质量人才,学校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名校。为了促进大学历史教学中教与学的高效性,大学历史教学方式改革势在必行。 关键词:大学;历史教学;改革 引言 在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不仅要求教师要更新教育观念,而且要求教师转变角色,《新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学习的组织者和引导者”。为了适应当前的教育改革,更好地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发展,教师要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善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新一轮历史教学课程改革中,教师角色必须转变,才能适应新形势下教育的发展与要求。 一、大学历史课程教学改革的背景、指导思想和基本目标 (一)改革背景 大学历史课程是高等文科院校各专业培养计划中重要的课程,其目的在于文科人才所必备的历史素质,为培养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服务。在高等文科院校,大学历史的学习,不仅使学生的知识结构扩充,更重要的是,对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抽象概括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自学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对开阔学生思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等都有很大地帮助。因此,大学历史教学一直深受重视并且不断提出高要求。 (二)指导思想 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遵循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全面贯彻落实教育部于2002年启动的“质量工程”计划的精神,以传统大学历史教学内容为主线,辅之以历史训练、历史讨论、历史考察和历史素质培养四条支线,启蒙学生的创新意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逐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应用历史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基本方向 其基本方向是以精品课程建设为目标,以教学内容改革为动力,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根本,以建设教材优质为优秀,以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为突破口,以教学理论研究为保障,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不断深化大学历史教学改革,构建并逐步完善符合高校高素质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的大学历史创新教学体系。 二、大学历史课程教学改革成果主要内容 (一)积极开展教学研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大学历史教学团队紧跟教学要求的新形势,积极开展不同形式的各类教学研究活动。特别是实行了新的分级教学模式以来,不断完善适用于不同层次的历史班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并把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建设作为教学改革的重点。 (二)实施并不断完善具有特色的探讨教学模式 大学教学团队在教学思路上的改革体现在对新形势下的教学新模式的不断探索,这种教学模式在内容上不仅重视基本知识的讲授,更侧重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的启迪,培养学生对学术的旨趣,注重在教学中体现研究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引导。 1、修订教学大纲 修订的教学大纲应当更加注重基础理论、方法的教学,突出重点内容的理解,注重学生应用能力的提高,使其更能适应高等教育在新形势下向“大众化教育”转变的需要。 2、制定教学计划,调整教学内容 根据新的教学大纲,依照不同分级层次,制定新的教学计划,适当调整教学内容。对历史综合知识底子好的学生,教学内容适当加深加宽,教学进度适当加快,以保证学生有扎实的历史功底、较宽的知识面和较强的分析能力,特别是着重增加有关历史讨论和历史考察的教学内容,为学生后续专业课学习打下良好的历史学基础。 3、制定并实施后续精英培养计划 针对提高班和部分基础较好的学生,从第四学期开始,增开历史训练课程,连续四个学期,不间断对学生的历史素质进行专项训练。 4、教学方法改革 教学方法的改革与使用的前提是首先要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是学习的主动参与者与积极探索者,在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的同时,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为学生的积极参与创造条件,引导学生去思考、去发现、去创新。为此,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坚持多样化的教学方法,采取课堂讲授、课堂练习、启发式提问、讨论、介绍有关学科的科研动态或实际应用等多种教学形式,吸引学生参加教学,实现师生互动,活跃课堂气氛。 三、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主要方法 (一)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法 过去传统教学方法,是重视对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我们要更新教育观念,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积极性,不能把学生当作灌输“知识容器”。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既要指导和帮助学生掌握知识,又要培养学生获得情操的陶冶、智力的开发和能力的提高,同时还要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 要改进教学方法,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既是培养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又是培养学生身心发展、潜能开发的过程。通过教学活动,不仅让学生掌握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从心灵深处激发出对优秀历史人物的崇敬,从而受到历史人物的优良品质的熏陶和感染,以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修养,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健全人格。历史教育不仅是让学生学会记住历史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而且是为了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不断地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发展学生的智力潜能。因此,把过去重视传授知识为主,转为重视发展学生能力为重点的教育方向。 (二)倡导教师的“教”是为了学生的“学”。 在传统的教学中,总是由教师牵着学生鼻子走,学生要围绕教师的指挥棒转,实行以“教”定“学”的模式,让学生配合或适应教师的教,使学生被动学习,造成学生的主动学习性丧失了。因此,这种以教师的“讲”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处于被动状态,不利于学生潜能开发和身心的发展。例如,在分析历史事件的产生原因和影响时,如教师过多地讲解、分析,让学生被动地听说,这样就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不能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 新课程的倡导教师的“教”,是为了学生的“学”,就是要求教师在上课时,注意学生的反应,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而不能只顾自己滔滔不绝地“讲”,不管学生是否接受,在课后还要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辅导,与学生进行交流,要把学生适应教师,转变为教师要关注每个学生的发展。认真研究如何引导和启发学生学习,接受教师传授给学生的知识,以提高学习效果。 (三)由重教学结果,转向重教学过程的转变 传统的教学方式,是“重结果,轻过程”,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教学弊端。它是让学生走向死记硬背的科学知识,把学生推向应试教育的死胡同角落里,不能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因此,我们要重视教学过程,让学生明确学习历史的目的和意义,注重培养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要让学生通过学习历史,能亲身经历或体验历史发展的过程,培养学生的思维方法,是历史教学的重要目标。如果强调重学习历史的结果,只会把学生的思维引向一个共同的标准答案的方向,不能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而重视教学过程,则要求教师在教学设计中,揭示历史知识的发生过程,也就是历史的思维过程,让学生在思维中得到训练,既长知识,又能增进才干。 我们学习历史科学知识,是经历“(具体)感知――(抽象)概括――(实际)应用”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则有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感知――概括”,让学生的认识活动,在具体感知的基础上,通过抽象概括,才能得到历史的结论。第二次飞跃,“概括――应用”,就是把掌握的历史知识的结论,应用于实际的过程。教学实践证明,学生只有在学习历史过程中,真正实现了这两次飞跃,才能实现历史教学目标,更好地完成历史教学任务。 (四)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学校开展素质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而不是要让学生在每一个方面都按照同一规格平均发展,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和特长,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能按照统一模式进行教育,既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也不符合时展对教育的要求。因此,要求教师在教学形式上,可以综合运用集体授课与活动、分组讨论或互相交流、自学与辅导,搜集历史资料与独立研究等多种学习形式,实行不拘一格的学习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要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在每堂历史课都应按照实际的需要,设计教学内容与方法,以满足各层次学生的需要,要认真了解分析学生的差异性,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措施和方法,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才能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发展学生的各种各样的潜能,以提高历史教学效果。 四、大学历史教学改革具体推进策略 (一)制订强有力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制度环境。从制度上,针对历史学科的特点和学术发展的需要,进行专业建设,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和教师考核评估制度。学校要营造重视本科教学、培养创新人才的氛围。一方面,通过宣传使教职工能够切实转变观念,树立精英教育的理念,对学校人才培养的目标有充分的认识。另一方面,学校需要制定政策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制度环境。如教师晋升中的考核指标体系应充分体现对本科教学的重视,设立优秀课程教学岗位,对教师进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探索的鼓励措施等。在制度环境的营造上,学校、职能部门应做好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设计、实施保障工作。 (二)建设一支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教师队伍。培养创新人才,关键在教师。如果教师没有创新意识,不了解学术前沿,没有创新的科研成果,就不可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师资队伍建设上,一方面要使教师树立起本科教学中心地位的意识,鼓励教师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把学生带到学科的前沿,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对教师要进行教学方面的系统培训,使教师能够了解教育理论的新成果,并运用到教学中。学校、学院应建立本科教学的激励机制,在政策上、资金和资源配置上对教学适当倾斜,鼓励教师教学投入,开设新课,改进历史教学方法。 (三)先试点,后推广。鉴于历史教学改革内容复杂,具体情况各有不同,应当首先进行小范围试点,“精耕细作”,找出具体改革途径和方法,再进行大面积推广。试点中首先应当针对学生培养的全过程提出总体培养目标,包括知识结构、综合能力、思想品德、体质状况、艺术修养等方面。对于各方面的培养进行分解,通过不同手段和途径实现培养目标。分解之后应对每一门课程、每一个环节进行具体设计,主要是要对照总体目标进行设计,形成综合总体效果。课程目的的实现手段应当多样化,除了课堂讲授,应当更加注重学生的自我学习和实践环节,对于社会科学类的课程,应当把社会实践作为课程设计中必备的内容。课程设计应当有助于综合利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训练,最终考核也应当采用更加灵活的方式,主要考核学生是否达到了培养目标中规定的目标,也应考核学生是否增强了各种综合能力。在试点过程中应当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检验具体课程和培养环节的效果,不断进行修正和改进,以期达到总体最佳效果。 (四)充分发挥基层学术组织在教学改革中的积极作用。在历史教学模式的改革方面,学校应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在这方面,学校是主体。学校在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实施上要发挥主要作用。在课程内容的改革上,系是主要的力量。在政策方面,学校有进行教学改革的主动权,根据每个学校的具体情况,每个学校都可以做改革的试验田,如在理顺研究所、系、教研室之间的关系,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考试方法的改进方面,学校层面可以做很多工作,给予政策上的支持。教师是人才培养的决定性因素,教师的职责是积极进行历史教学研究,在历史教学模式上进行探索和尝试。学校的职责是负责历史教学改革的思路和总体设计,制定制度和政策来规范教学工作,建立健全教学激励机制,做好历史教学的组织协调与服务工作,负责营造重视历史教学、积极倡导历史教学改革的整体氛围。 五、大学历史教学改革与建设的效果 (一)学生学习评价 结合各学期教学检查的结果、听课情况、学生的反映情况和其他教师的评议,从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教学环境等多个方面对担任高等历史课程的教师授课情况进行评教。 (二)教学督导评价 教学督导对学校所有担任大学历史系列课程的教师授课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好的监督和促进作用。 (三) 后续课程的学习效果 大学历史是重要的课程,对学生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具有重要作用。从学校和各个学院反馈的信息看,由于学生历史素质的不断提高,使得各学院专业理论和讨论课的教学质量得到了保障,学生的专业素质和技能不断提高,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脱颖而出,他们凭借扎实的历史基础在各种历史竞赛胜出。 总结: 总而言之,大学历史教师要在新一轮的历史教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使自己的教学观念与教学方法,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要求教师要随着新课程下的课堂教学方式的改变,重新形成自己的教学方式,顺应时展的要求,做到“随机应变”,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不断地创造佳绩,提高教学效果。(作者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文化系)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的现状调查与反思 摘 要: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多媒体技术已在社会、生活、教育等诸多方面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教学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非常实用的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以其特有的直观性与趣味性,在大学历史教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多媒体历史教学取得巨大成绩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不能忽视的问题与不足。本文通过对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的现状调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些反思,提出一些措施,促使历史多媒体教学能够有良好的发展。 关键词:大学历史 多媒体教学 现状调查 反思 1 历史多媒体教学的现状调查 1.1 历史多媒体教学环境下学生学习情况的调查 对于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的现状调查,是通过发放问卷的形式进行的。这种方法相对于一些网上调查虽然繁琐一些,但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表明结果的真实性与代表性还是可以参考的。由于调查人手与时间的有限,所以笔者只在自己所在城市及周边城市进行了调查,选取了一些大学发放了适当数量的问卷,虽然范围没有特别大,但也能代表一定空间的水平。 1.1.1 学生对历史多媒体教学的整体评价 在对历史多媒体教学的看法上,有81%的大学生表示适应这种教学方式,而对这种方式表示不适应或者有些不喜欢的占到7%。其他学生保持中立观点,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这说明了大部分的大学生对于多媒体教学还是持支持与喜欢的态度的,这也充分体现出了多媒体教学的优势是很大的,而且很受大学生喜爱。而少数大学生的不赞成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现今的历史多媒体教学中还存在需要改善的问题。 在历史多媒体教学的利弊评价上,有57%的大学生认为利大于弊,有27%的大学生认为利弊平衡,有16%的大学生认为弊大于利。由此可以看出,超出半数的大学生对历史多媒体教学是持肯定意见的,在历史多媒体教学中应该发挥其优势来辅助教学的完成。 在历史多媒体教学的重要性上,有20%的学生认为非常重要,38%的学生认为比较重要,两者百分比已达到半数以上,充分说明大学生对历史多媒体教学的认可与接受程度是比较高的。 在历史多媒体的满意程度上,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据了55%,24%的学生表示一般满意,剩下的学生持保留意见。这表明大学生在认可历史多媒体教学的同时,对其还有一定的期待。 1.1.2 大学生对历史多媒体教学的效果评价 此次研究将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关系作为一个重点。传统教学的重要特点就是将教师的讲解与板书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便于记笔记。同时在教师的系统讲解下,学生能形成较为清晰的思路,但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就无法体现。而在多媒体教学下,学生的主体地位虽然显示出来,但大部分学生反映难以记笔记,从而理解起来有困难,认为更好的方式是将多媒体与板书相结合。这样既可以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又能够将知识形象直观地表现出来。 多媒体辅助教学的效率也是一大研究重点。多媒体教学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但超过半数的学生表示多媒体课件的信息量太大,课上根本不能完全接收。由于信息量大导致教学速度快,以至于学生思维跟不上,这就使学生在上课时缺少必要的思考时间,更没有多余的记笔记时间。这是多媒体教学的一大问题。 1.2 历史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教师教学情况的调查 对于历史多媒体教学教师情况的调查,是通过访谈的形式进行的。虽然数量不多,但从调查结果来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与可信度。访谈内容主要是针对历史多媒体教学下教师的感受。笔者通过面对面交谈、电话访谈、网上交流等方式,对20多位教师进行了访谈,大致了解了他们对历史多媒体教学的体会与思考。以下是对访谈结果的分析与思考。 1.2.1 历史多媒体教学基本情况 在接受访谈的教师中,有87%的教师经常使用多媒体,而在这些经常使用多媒体的教师中,又有75%的教师每节课都会使用多媒体。只有极少数教师不习惯使用多媒体,而年轻教师使用多媒体的频率相对高一些,甚至有一部分年轻教师表现出对多媒体教学的依赖,没有多媒体就会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这种情况一方面体现了年轻教师对多媒体技术的熟练运用和学校多媒体设备的完善,但同时也体现了年轻教师传统教学能力的退化。从整体来看,单纯地依赖多媒体并不好,因为并非所有的教学内容都适合用多媒体来完成,有些教学内容需要传统教学方式的介入才可以达到完善。而且,多媒体只是教学过程中的一种辅助工具,并不能在教学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能忽视师生、生生之间的交流以及学生的主体地位。 1.2.2 历史多媒体教学中教师的备课情况 在多媒体的备课情况上,教师的差别很大。备课时间包括教师熟悉教材、分析教材的时间,通过各种途径搜索资源的时间,多媒体课件制作时间等。访谈结果表明,教龄越长的教师,一般备课时间越长,他们对教材更加熟悉,但备课却更加用心踏实。因此,他们在教学目标的完成上,更容易达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者的完美结合。而一些较年轻的教师的备课时间与准备程度就差一些。他们在备课中遇到最多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搜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但利用课上的50分钟时间根本不可能全部讲完,因此材料的取舍很困难。这也是多媒体教学中很多教师面对的一大问题。 2 对历史多媒体教学的思考 通过以上对历史多媒体教学现状的一些陈述,表明在历史多媒体教学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如对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功能认识不足,现代教育技术理论与水平有限,多媒体课件制作水平有待提高,教师角色定位不够准确等,这些都是当前历史多媒体教学中不可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更需要相关教育部门的重视,而且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潍坊科技学院,山东 寿光 262700)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的利弊及对策研究 摘 要:我国传统的课堂主要是使用一本书、一本教案、一块黑板、一盒粉笔等工具进行教学,教师通过使用这些工具向学生传授知识。然而在现代社会,网络技术的不断应用和多媒体技术的出现给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时代的不断进步,人类教育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目前大学使用最多的就是多媒体教学。本文主要讲述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带来的利与弊并分析其弊端的修正对策。 关键词:大学历史 多媒体教学 教学策略 1 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带来的益处 1.1 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 在以往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比较重视历史知识的逻辑性,而对历史的形象性有所欠缺,这样容易使学生只学习了知识,思维方面却处于休眠状态,这样只会让学生觉得课堂枯燥无味。多媒体教学可以从各个方面开发学生的感觉器官,促进大学生在思维能力方面的发展,使学生的整个大脑都可以活跃地运动起来,通过这种思维的促进和感性的理解,学生在课堂上的思维状态将会变得更加积极,很好地培养和提高了学生的思维能力。 1.2 节省教学时间,扩大课堂容量 大学历史课的课本信息容量非常大,主要提纲也是繁多,如果采用原始的口述教学只会让师生之间厌倦疲惫,课堂效率较低,而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例如,教师在讲述中国近代史不平等条约时,如果是原始的口述教学,那么教师则是按照每个条约在课本上出现的先后顺序开始讲述,当要拿来比较时,还需要又重新返回查看,如果采用多媒体教学,那么可以在屏幕上直接列出各个不平等条约,学生可以清楚地看出每个条约的主要内容和差别,对知识的印象也更加深刻,同时也节省了教师的教学时间。 1.3 营造历史氛围,提高学生兴趣 在历史课堂上,营造历史氛围,激发学生兴趣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方式。多媒体可以播放许多形象生动的画面,感人肺腑的配乐,恰当的解说,鲜艳的色彩,可以直接刺激学生的大脑皮层,引起兴奋,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更加深刻。学生要想掌握好知识,就必须在课堂上集中注意力,并对知识点产生浓厚的兴趣。原始的教学模式就是教师讲述,学生听课,虽说这种教学模式已有很悠久的历史了,但是它毕竟也是有弊端的。历史本身是十分漫长且复杂的,仅靠教师的讲述与学生的想象,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通过多媒体这个教学工具,将书本上静态的知识转为屏幕上的动态画面,使学生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1.4 提高记忆效率 多媒体可以刺激学生的视觉和听觉,学习历史知识,需要对知识记忆进行巩固,不能学了前面忘了后面,所以巩固知识和掌握知识非常关键。经心理学家分析,多个感觉器官一起工作会提高记忆的效率。在历史教学课堂中,利用多媒体播放多姿多彩的历史视频画面,直接在学生的大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加上一些视觉和听觉的刺激,更是加强了记忆效果,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2 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给大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 2.1 不利于师生间直接交流 在科技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要。原始的教学方式就是教师面对面地跟学生教学,互相交流和沟通知识,学生在学习的时候,通过教师的阐述,也知道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做些什么,明白自己要如何让去学习历史这门课,学生只有知道了学习这门课的主要目的,才能将其恰当地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大学的历史教师必须跟学生清楚地解释这些内容,并给予指导。如果通过多媒体历史教学方式,让学生与计算机打交道,缺少沟通,师生间面对面交流的时间也少了,师生关系越来越疏远。 2.2 教师的教学主导地位被削弱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是占主导地位的,而在多媒体教学课堂上,网络已取代了教师的地位,成为了教育界的主角。有部分大学历史教师,直接就将自己放在次要地位,而将播放多媒体视频作为整个课堂的优秀,这就完全颠倒了主次,毕竟多媒体只是教学的一个辅助工具,根本不可能取代教师的工作。历史教师不仅要交学生学习历史知识,还要教会学生学习的手段和方法,教学生如何正确地思考和观察问题,规范学生的价值观,而多媒体不可能教会学生这些课本以外的知识。 3 完善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的对策分析 大学历史教师应该把传统的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结合在一起,多媒体教学生动形象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学习兴趣,再结合历史教师的口头讲述,中间还可以参杂小组讨论等教学环节,有利于师生之间沟通交流,提高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效率。另外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必须精细,内容简单明了,有针对性,学生一眼就可以看懂,对于不同的历史知识点,应该采取不一样的多媒体模式,不能古板不变,应该因课而变,像逻辑不强的知识点可以通过一些讲述一句带过,而对于逻辑性比较强的知识点,就可以加入一些视屏播放,增强记忆。例如,当讲到《北京条约》这种逻辑不强的,就可以直接将条约内容列出,像《重庆谈判》就可以加入相关视频,为学生播放视频,使学生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整个历史内容,同时也加强了学生的记忆力,学生的眼界得到了开阔,激发了学生对历史这门课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4 结语 大学历史多媒体具有形象生动的特点,学生能够直观地看出历史的画面,通俗易懂,它打破了原有的黑板粉笔式的教学模式,使用多媒体可以使历史场景更加生动,通过一些图片更是渲染和营造历史氛围,大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通过直观的观看图片可以节约教学时间,从而扩大了教学课堂的内容。与此同时,多媒体虽然给教育界带来了飞快的进步,也出现了一些弊端,毕竟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会带来利与弊,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多媒体教学的弊端,不能过于盲目地追求多媒体教学,要做到扬长避短,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学的历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潍坊科技学院,山东 寿光 262700) 大学历史论文:从大学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反思中国大学之魂 摘要:纵观我国大学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大学之魂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学之魂,即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在我国教育改革不断推行却不见明显成效的今天,从大学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反思中国大学之魂,对于端正当代大学生的学术态度、净化学术氛围具有实用意义,同时能为高等教育改革深化提供思考方向。 关键词:大学之魂 学术自由独立 兼容并包 德育 大学人 高等教育改革近年来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人们也一直在思考钱学森老前辈留下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众所周知,大学精神是大学之魂,是一所大学得以立足并持续发展的源泉。为适应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对大学转型及其精神重建问题的合理优化以及创新的解决就显得极其重要。本文将从中国大学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及其主要精神,大学精神的重建两个方面来反思中国大学之魂。 一、中国大学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及其主要精神 (一)古代 古代中国虽无大学之名却有大学之实。古代大学一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提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强调的是实干精神,即对待学术问题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无论是学者名人,还是文人骚客,他们无不认同实干对于获得真知的重要性。诚意,正心,修身,译为现代文即提升自我思想道德修养。因此,高等教育教学在重视专业知识训练的同时应强调德育的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当代中国,德育的教化功能以及对人们的德育评估就显得尤为重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三者注重的是做大事,而非做大官。我国近代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在视察山东时也指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二)近代 近代中国大学数量少,但质量高。鸦片战争后,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我国高等教育开始了向西方全面学习,逐渐建立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制度。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是我国现代意义大学的开端。前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教育主张是兼容并包。网罗百家,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到现在还是我们的愿景。西南联大时期,冯友兰曾代表西南联大校方致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一封信。在信中,他指出:“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这些伟大的教育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教育之道在于让受教育者自由思考,鼓励创新。 (三)现代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国家把精力主要集中在经济建设上,但大学教育仍未中断。“”时期,大学教育被迫中断了。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我国大学教育才出现了中兴。当时的学生,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关注现实,勇于批判,学校的社团特别活跃。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的学术努力向世界前沿接轨,老的学科出现了新的观点,被取消的学科迅速恢复,涌现了新的学派。这样,大学站在了社会进步的前沿。然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国大学精神再度进入误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等教育受教育者的目的性越来越强。很多高校亦顺应时代的潮流,在招生、教师评估、大学发展目标等方面越来越经济利益化。虽然国家极力推进高等教育改革,推出“211”“985”等高校人才培养计划,但收效甚微。 二、大学精神的重建 面对经济全球化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大学精神该如何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更好地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呢?这个问题可从以下三个视角来分析。 (一)大学精神重建应重视德育工作 自古以来我国就强调以德治国,以礼兴邦。大学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精神重建时重视德育是毋庸置疑的。要想建设大学精神,践行德育使命,我们必须认识到德育的四大功能,即规范导向功能、凝聚感召功能、驱动激励功能、熏陶营造功能。规范向导功能即大学精神能为大学人行为思想是否合理提供标准。凝聚感召功能即大学人能在大学精神的号召下聚集在一起从事一些对社会发展有意义的活动。驱动激励功能即大学人会被大学精神所鼓励,奋发图强。熏陶营造功能即大学精神在无形之中对大学人的思想道德行为有影响。这种影响如流水般无痕,却深远持久。另外,践行德育使命,我们必须重视校风、教风和学风,同时还要注意文化育人、环境育人、精神育人。校风是一所大学的名片, 良好的校风既是教育和管理的成果之一,又在教育和管理上具有特殊的作用。它有一股巨大的同化力、促进力和约束力,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优良传统。而良好的教风是一个学校基本特征的体现,浓厚的学风则是学校精神的体现。因此,重建大学精神理应高度重视精神文化这些软实力的作用。 (二)大学精神重建,政府应该放权,尊重大学教育的独立性 这里所说的大学独立性提倡大学人的理性批判。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外来文化对我国文化的冲击越来越明显,大学人唯有始终秉持理性批判精神,方能弘扬与发展我国先进文化。1998年,在巴黎总部举行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仅要求大学用创新的教育方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而且强调大学师生应当完全独立和充分负责地就伦理、文化和社会问题坦率地发表意见,通过不断分析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趋势,增强批判功能和前瞻功能并成为预测、警报和预防的中心[1]。大学只有远离行政化,尊重学术独立性,让自由之风在大学里盛行,大学精神的重塑才有意义。也只要这样,大学精神才能持久,影响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 (三)大学精神重建,大学人应主动承担大学责任 大学精神的重建,说到底还得大学人自己来建设。大学人主要包括三类人,第一类是大学领导者,他们是大学精神构建的倡导者与创造者。如蔡元培于北大“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梅贻琦于清华“与时俱进,重视做人”;竺可桢于浙大“实事求是”。第二类是大学教职员工,他们是大学精神构建中的传播者与实践者。第三类是大学生,他们是大学精神构建的继承者与辐射者。他们在大学中修养的大学精神精髓在他们步入社会后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他们的生活与工作,同时还会感染身边的人。因此,增强大学人对大学精神重建的责任意识,对于大学精神重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大学历史论文:论大学历史专业课堂教学与爱国主义教育 【摘要】爱国主义教育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大学历史专业课堂教学是对大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培养良好思想品德的重要阵地。文章探讨了在历史专业课堂教学的同时,如何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试图开创出一条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的有效的途径。 【关键词】大学历史专业 课堂教学 爱国主义教育 德国著名的教育家赫尔巴特说:“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道德教育如果没有教学,就是一种失去了手段的目的[1]”。这就揭示了教学与德育之间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教学不是单纯的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另一方面,思想道德教育也不能脱离科学文化知识而进行空洞的教育。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完成教学任务,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在历史专业课堂教学,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的课堂教学中,传授历史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非常必要和有效的。只有这样,才符合教育家赫尔巴特的教育目的,真正做到既教书又育人。 列宁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2]”。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培养其良好思想品德的重要途径,中国古代史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非常丰富。在长期的课堂教学实践中,把爱国主义教育寓于历史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中,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尝试: 一、讲述中国古代悠久灿烂的文明史,以培养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从旧石器时代的元谋人算起,我国已有一百七十万年以上的历史。距今7000到5000年,在黄河流域,半坡的先民们,就开始种植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粟的国家。在距今7000到6000年,在长江流域,河姆渡的先民们,开始种植水稻,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之一。可见,我国的农业文明已经超过七千年的历史。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先民们种的植粟和稻,至今,依然是人类的主要粮食品种。先民们还发明了原始的畜牧业和手工业,尤其是他们发明的蚕丝织布,使中华民族被誉为“丝的国度”和“丝的民族”。四五千年前的尧、舜、禹时期,是我国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这时我国已开始迈向人类文明的时代。 中国文明历史源远流长,从来没有间断。我们是世界上唯一古老而历史又从未中断过的国家和民族。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说,曾经辉煌一时的古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于两千年前趋于黯淡;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化被来自中亚的亚利安人扫灭;创建过太阳金字塔的玛雅文化,也衰败于中美洲丛林;光焰万丈的希腊文化,则被罗马所取代;罗马文化又因日耳曼蛮族入侵,而毁灭殆尽,……唯有中国文化,却于坎坷跌宕中延绵发展,始终未曾中绝,成为世界史上“连续性文化”的典范[3]。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夏商周三代,中经春秋战国、秦汉隋唐,到宋元明清,上溯几千年甚至百万年都可以找到历史的依据和根源。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具有文字的国家之一。至今,中国的古文字并没有变成死文字,它一直绵延流传下来,演变成现今通行的汉字。 中华文化在无数个世纪当中连续辉煌,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具有无与伦比的延续性。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的文化,都出现过大幅度“断层”,甚至盛极而亡,唯有中国文化,历尽沧桑,饱受磨难,于起伏跌右中传承不辍。这是一种“自强不息”的文化,值得我们为之骄傲,为之自豪。我们应当珍惜这份文化遗产,并让她发扬光大。通过讲述,激发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帮助他们树立起“爱我中华”的坚定信念。 二、讲述中国古代的辉煌成就,以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信心 中华民族是对世界文明发展产生过极为深远影响的民族。中国的文明在世界遥遥领先,我国长期以来是对世界文明作出贡献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在创造灿烂文明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其内容包括了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成就。古代中国不仅孕育了无数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艺术家、科学家、史学家、军事家等等,而且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古迹、经典著作,这份丰富的文化遗产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财富。 指出:“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4]”。上述四项,世界上称之为中国的“四大发明”。充分说明中国古代曾经是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其实,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浩如烟海,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的远不止四大发明。例如,我国古代以计算为主的数学成就,被马克思称为“最妙的发明之一”。《九章算术》已被证明在当今现实生活中仍然具有巨大的科学推动作用。它的计算方法,不仅能证实世界上许多新的科学成就,而且还是一些新的学科的促进力量。科学家们正在重新认识我国古代人民建筑长城和修筑大运河的建筑技术,得出它们的许多方面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的结论。其他方面,如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医药学、交通、冶炼铸造、酿酒、制漆等等,都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就。 中国古代的辉煌成就还体现在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方面,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我们的祖先在世界上最早培育了水稻、粟等农作物,并于春秋战国时形成农家学派。公元前256年,李冰修筑了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此后,出现了郑国渠、六辅渠、白渠、芍陂等许许多多的水利灌溉工程。古代的农具多种多样,并且不断得到改进。农业从粗放向精耕细作转化,产量不断提高。古代史上,还出现了贾思勰等著名的农学家和《齐民要术》等不少的农学专著。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一直领先世界。三千七百多年前,中华民族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商代司母戊大方鼎的铸造,表明我国古代的青铜制造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至迟在春秋中期开始采用的冶铁技术,比欧洲要早一千五百年。商朝时,我国就出现了原始瓷器。随着原料和烧制技术的不断改进,到汉代时,瓷器生产已进入成熟阶段。以后,出现了柴、钧、汝、哥、定等五大名窑,以及瓷都景德镇。中国瓷器大量外销,我国因之被誉为“瓷器之国”。 中国古代的精神文明,同样辉煌灿烂。劳动人民和无数的哲人先贤,以其丰富的精神文明成就,不断充实着世界思想文化宝库。例如,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博大精深,春秋战国时期即出现百家争鸣,儒学在与佛学、道家思想的对立与融合中,历经二千多年不衰。中国古代教育事业兴旺发达;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精粹宏篇不胜枚举,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异彩纷呈;中国古代艺术美不胜收,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书法等优秀作品,在世界上享有盛名。 三、讲述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光荣的革命传统,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力量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先进人物总是起着重要作用。在封建社会,人民处于无权地位,他们的爱国愿望和要求,往往通过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先进人物的活动反映出来。马克思主义历史教育观,历来重视把先进人物史迹的记述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含起来,从而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特别是国家面临存亡废兴的历史时刻,不同阶级和社会势力的代表人物,总要在爱国与卖国、革命与反动,进步与落后等重大原则问题上发生严重的分歧和斗争,而这种分歧和斗争,则往往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通过正反两方面历史人物思想与活动的对比及其荣辱褒贬,是非功过的评述,不仅可使学生别善恶,明爱憎,烘托爱国主义者的高风亮节,并在思想上引起共鸣,而且可以从历史的启示中悟出做人的道理,激发他们继承前辈的爱国主义传统,为民族兴旺,国家富强,社会进步而献身的精神。为了更具体、有效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课堂讲授必须适当充实史料,丰富内容,增强说服力。这样才能以增强教学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中国古代有崇尚气节的优良传统。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无不流露出令人敬仰的气节。苏武、张骞、岳飞、文天祥,一个个正气凛然的英雄,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千秋功臣。 中华民族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我国历史上有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那些不怕死的农民起义的英雄,敢于同封建统治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推动了我国社会的进步。 中华民族历来不能忍受外来侵略者对我国领土的侵犯。明清时期,我国人民进行了反抗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反抗倭寇侵略我国东南沿海、反抗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等斗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和意志,使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传统得到进一步发扬。 上述中华民族崇高的民族气节、富于革命的传统和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都是激发大学生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宝贵资源。 大学历史论文:美国大学历史系用什么教材 历史是人文学科中最为重要的基础学科之一。我在美国大学历史系学习的几年,体会到人们教授历史的理念和角度却各不相同。有些老师倾向于选择大部头汇编的全史作为必读教材,把历史当成一幅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组成的全景图,以帝王的更替作为索引,带领学生“观图评述”,以图使学生对宏大的历史进程拥有比较全面的认识。而有的则对第一手资料极为看重,近乎偏执地追求接近所谓的真相,并通过对“历史真相”的了解,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寻找避免人类悲剧重演的可能性。 从文学著作看历史 文理学院是美国高校中以通识、小规模、高质量著称的本科教育。老师在教授历史的同时,将其与文学和哲学联系在一起,当成所有本科学生的基础教育。文理学院的学生在选择科系之前,都要经历大学一年级的摸索和通识教育。专供大一学生选修的讨论课有许多不同专题,但无论你选择的是“印度女性”、“经济走势”还是“新能源”等等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题目,老师都会采用同一种教学模式。学生要学会:如何在讨论中表达意见;如何规范地论证自己的观点;如何架构一篇论文;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幻灯报告;如何区分各个科系的脚注格式(由于我是历史系的学生,所以很快就被迫学会了熟练地使用历史系标准的“芝加哥式”脚注);甚至还有如何适应机械性的大量阅读……如果学生不能以合格成绩完成专题讨论课,就无法正式进入自己选择的专业学习。于是,专题讨论课常常会成为文理学院淘汰学生的第一个“鬼门关”。当时,身为大一新生的我并不知道,大三那年会有急剧攀升的海量阅读等着我。我自然也不会想到大四那年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中,从大一一路积累的基础训练和阅读能力会成为一切研究的基石。毕业时,我才懂得和那些学术训练相比,大一讨论课所学习的具体专题内容其实微不足道。 大一选定历史专业后,我有整整三年的时间通选学校开设的几乎所有历史课。而无论是哪一国、那一段的历史,我们总会被老师要求阅读一些看似与历史本身并无直接关联的文学甚至哲学作品。他们坚信追寻同时代人身临其境的“生活体验”会让学生对大时代有着更为直观立体的感受。 大二的时候,对俄罗斯历史几乎一无所知的我选修了俄罗斯文明史。出乎意料,拿到手中的第一本教材竟然是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一部诗体爱情小说。由于语言的隔阂,我只能囫囵吞枣地咽下书中的诗意。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19世纪初俄国农奴社会的现状却跃然纸上。我从字里行间看到了当时俄国的乡村和莫斯科,认识了平民与贵族,了解到源自西欧的传统在19世纪初已经成为俄国贵族争相追逐的时尚。正如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所说,《欧根・奥涅金》足以称得上是 “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 通过勾勒一位标准上流社会青年的形象,普希金细致地描写了奥涅金的所有细节:英伦范儿着装、流利的法文、优雅的谈吐和“玛茄卡”的舞蹈。这些都是19世纪初俄国年轻贵族身上特有的标签。普希金把奥涅金形容成“外国的古怪思想新的化身”, 却说奥涅金拒绝的女孩达吉亚娜“有着俄国人的心灵”。这固然是他们的爱情关系,但谁又能说普希金不是想通过他们的爱情和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抛弃影射大时代呢?奥涅金对上流社会浮华生活的从容和厌烦,一如其他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年轻贵族一样。如果联想到当时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就会发现,这来自上流社会的起义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一群受过启蒙教育,在思想上与世界同步的俄国人,在面对落后祖国时的深深无奈和抗争。 也许当时老师并不曾期待作为学生的我们能从这本文学著作中了解多少历史史实,但是文学著作能够给人带来的全局立体感却是历史读物不能代替的。 经典读物《了不起的盖茨比》 随着历史学习的深入,高年级的历史课程越来越倾向于从笼统的历史学习转向对某一个特定时期甚至是某一个特定事件的学习。大三的时候,我选修了20世纪美国史。这是美国史里我最钟爱的时期,因为这里面有让人热血沸腾的20年代――繁华的爵士时代,也有奠定现代国际关系的两次世界大战。《了不起的盖茨比》作为美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一直被美国的高中及大学奉为历史教学和英语教学的双重经典,它自然也成了历史专业老师给我们定下的必选读物。 对于不了解“美国梦”实质的人来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只是一个落了俗套的爱情悲剧:一个怀揣美国梦的贫苦少年盖茨比,在自身的努力和好运的眷顾下终于得偿所愿,过上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当他试图用金钱重温旧梦,迎娶曾经因为贫穷而失去的“女神”黛茜时,等待他的却是死亡和梦想的幻灭。他每晚从自己居住的纽约长岛“西卵”望向对面“东卵”黛茜豪宅旁的灯塔绿光。他不断举办最奢华的派对只为以此吸引黛茜的注意。最终,他奢靡的生活俘虏黛茜成为他的情妇,却仍然无法得到他心底所希图的认可与尊重。 作者巧妙地将看似完美的女主角赋予美国梦的意义之后,原本平常的爱情悲剧忽然显得意味深长。在小说的最后,盖茨比替黛茜顶罪,并因此命丧黄泉,而黛茜却和她丈夫一起重新躲回他们的上流社会。当读者和书中的人物一起参加完盖茨比冷清的葬礼时,或许才能领悟到盖茨比这个名字所隐含的嘲讽意味――Gatsby,“门边”。金钱最终没能为他买到通往上流社会的门票。尽管拥有巨额财富,但他与上流社会之间的距离,却如他和那道绿光一样,时时相见却遥不可及。百年前靠传统行业致富的老贵族――也就是所谓的“老钱”,与新兴致富的一代――即所谓的“新钱”中间巨大的鸿沟,不是任何后天努力可以填补的。而当读者把盖茨比与情敌的对决联想到美国的老钱与新钱之间的互相倾轧时,这部小说自然而然便具有了厚重的时代意义。 一个作家最好的作品,往往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对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来说更是如此。几乎他所有的优秀作品(如《天堂的那一端》 (The Side of Paradise)、《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以及《最后的大亨》 (The Last Tycoon))都是他各个时期的自传。将这些小说按照创作的时间顺序一字排开,就是菲茨杰拉德的整个人生。而如果横向罗列它们的共性,便是美国爵士时代迷惘而炫丽的绝唱。他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对于美国梦的失望和对于“老钱”的怨恨并不是刻意强加于作品的“立意”,而只是他悲剧人生的亲身体验。然而作为学习历史的学生却可以通过他的个人悲剧,体会一个时代的无奈。当学生合上《了不起的盖茨比》,老师无需再赘述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是何等繁华,学生似乎也能从书中感到贯穿始终的幻灭感,隐约站在历史的角度“预感”到大萧条的到来。 教学重在启发学生 美国文理学院甄选的历史教材所专注的不仅仅是生动还原和解析历史本身。像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一样,美国的历史教育和教材拣选,同样承载了价值观传承的重任。作为另一本堪称美国历史教材宠儿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在这方面显然比《了不起的盖茨比》要更加严谨和厚重。 在选修了许多难度适中,教材以文学作品为主的课程之后,大四的我鼓起勇气选修了学校以阅读量大和难度高著称的“法国大革命”。这也是第一次有机会从头至尾,仔细研读托克维尔的大作。 几乎在所有提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课上,老师都会把《旧制度与大革命》当成不可替代的经典教材。他关于革命起因的论述,是对喜欢想当然的学生的一记当头棒喝。托克维尔提出“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前20年中那样发达迅速”。也就是说,所谓的经济并不是大革命爆发的始作俑者。这句话所代表的普遍规律不仅仅针对法国大革命,事实上,历史上所有的重大革命对于广大民众来说首先是一场浩劫,而非新生。革命之所以爆发,有时也并不完全归因于底层民众的生活窘境。爆发时更不是社会最贫瘠的时刻,相反,正是波旁王朝革命前的一系列改革和经济的复苏刺激了民众的期望。尽管物质生活正在缓步提升,但民众的幸福感却日渐低迷。几乎所有的阶层都对自己的现状不满。“30年前对同样的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对此却忍无可忍了”。托克维尔认为人们心中的不平衡才是大革命发生的内在基础。他对旧的政府既不同情,也不厌恶,在他看来革命无非归于两方共同的推动。“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 在通篇论述中,托克维尔几乎不对任何集团和阶级做道德审判。这也代表了现今美国大学历史专业的一种普遍的客观态度。在历史教学中,老师很少对某一个人或某一类人的好坏善恶进行评论,而是着重分析导致这一结果的内在逻辑。比如,托克维尔将法国大革命前贵族对农民的剥削归咎于心灵上的“不在地主制”。托克维尔注意到,中央集权政府必然导致贵族的大范围聚拢。像巴黎这样的大城市势必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有钱人。这个问题早在亨利四世当政时就已经被人察觉却始终找不到解决之法。因为这是集权国家的无法避免的副产品。等到路易十六当政时,“农村里几乎只剩下家道小康、无力脱身的贵族……他们也不像昔日那样有心照顾、帮助和领导农民;另一方面,既然不像农民一样承担捐税,他们就不会对农民的凄楚抱有满腔同情,因为他们没有这种经历。他们也不会分担农民的苦衷,因为无切肤之痛。这些农民不再是他们的臣民,而他们也未成为农民的同胞”。正因为这种心理和客观上的高度分离,使得贵族对农民的压榨毫无节制。“农民”作为社会的根基,同时成为人们竞相撇清关系的孤立群体。这是专制体制造成的无奈,如果历史课本仅仅站在道德的高度批判贵族,那么这段历史的借鉴价值将荡然无存。 也许是因为托克维尔尚未完成他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通篇找不到他对于法国革命的直接评价。托克维尔仅仅提供一个平台给人们思考,罗列关于同一事件来自各个角度的观点,却从不直接把抒发自己的判断放在首位。例如《旧制度与大革命》曾大段引用了保守主义奠基人埃德蒙・伯克的著名观点却并不对此做任何实质性评述。但对如此强烈的措辞不加以抨击,却也证明托克维尔下定义似的观点已经藏在伯克的总结里:“从这座被谋杀的君主制的坟墓中,却走出来一个丑陋、庞大、超出人类全部想象力的可怕怪物。这个丑陋的怪物径直向目的地奔去,不为危险所惧,不因悔恨却步;它无视一切固有的准则,无视一切常规的手段,谁要是对它的存在不理解,便被它击倒。” 通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后,学生会从心底对于混乱的、盲目的暴力产生一种警惕和厌恶。曾有人戏称这本19世纪的著名史学著作是经典“维稳”读物。的确,这种客观的、唯物的、引导式的观点论述比不由分说的填鸭更容易在心中生根发芽。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大革命在摧毁了政治机构以后,又废除了民事机构,在变革法律以后,又改变风尚、习俗,直至语言;摧毁了政府结构之后,又动摇了社会基础,似乎最终要清算上帝本身”。读到这里,学生自然不禁要问:难道我们真的要清算上帝吗? 如果说,提供多方位的思考角度、启发学生是教育的最终目的。那么当学生问出这样的问题,这本教材的拣选就已经成功了。 托克维尔的理念和美国文理学院的历史教育不谋而合。所有的老师都有着相对独立却基本认同的价值判断,他们的观点就隐藏在为学生尽心选择的“教材”里,对下一代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洗脑也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从大一开始让学生慢慢了解、适应、认同老师们的价值观,等到离开学校时,才恍然大悟。学校在培养我们独立思考习惯的同时,我们也已对学校、或者说对美国的价值观产生了认同感。 大学历史论文:开放式教学理念在大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传统的历史教学方法已不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必须打破这种课堂教学模式,变学生单纯地接受知识为学生主动探求知识;变学生单纯从教师或书本上获取信息为从各方面获取有效信息;变学生单纯在学校、阶段性学习为向社会学习、终身学习,这才是新形势下的教学要求。 大学历史; 开放式教学; 教学策略 开放式教学提倡学生主动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式学习,它是新课标所倡导的课堂教学的一种发展趋势,下面结合自己的课堂教学实践,对开放式历史课堂教学谈几点认识。 1“开放式教学” 的特征 1.1它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学生是教学的主体,但传统教学往往以“教师的教”为立足点。“教师的教”是在备课中设计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而教学实施过程基本上是不变的、 封闭的,很容易忽视学生实际的发展需要;开放式教学以“学生的学”为中心,真正关心学生的实际需要,关注每个个体的发展。我们强调以人为本,在学校就是以学生为本。大学生朝气蓬勃,敢想敢说,求知欲强,勇于探索。尤其是大学阶段,是学生独立认知、独立思考、独立践行的关键时期。如果在教学工作中忽视学生的主体性,仍以“教师的教”为主,那么,这些学生就不可能拥有创新能力,他们也就不可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1.2它是一种开放性的自主学习。在开放式教学中, 教师给学生提供了许多自主学习的机会, 有助于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发现者、研究者和探索者。大学期间, 学生自主支配的时间很多,开放式教学可以使学生充分利用这些时间。历史学科的学生,除专业知识学习外,还可以广泛涉猎文学、哲学、社会学、民俗学、教育学、心理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各个领域, 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料室、档案馆、博物馆等资源。这样一种课堂之外的自主学习,才能对历史、对社会得出更真、更新的认识,才能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 1.3它是一种创新性的存疑求索。学起于思, 思起于疑。质疑是思维的“启发剂”,也是开启创新之门的钥匙。“创新的教育价值观也提到,教学的根本目的不是教会解答、 掌握结论, 而是在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锻炼思维、发展能力、激发冲动,从而主动寻求和发现新的问题。”传统式教学只是知识的灌输,教师设疑,教师解答,对所有问题都给出定论。其实, 随着史学理论的发展和新材料的发掘以及人们观念的更新,对某些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的诠释和评价也在相应变化,因此,要有一个开放的认识环境,不束缚于前人的定论,才有助于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开放式教学就是要从学生好奇、好问、求知欲强等特点出发,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标新立异,学会带着问题进行学习,学会通过主动的尝试和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1.4它是一种着眼于应用的实践性探索。历史学科研究的对象是过去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交往等活动,目的在于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客观规律。其最终目的是对现实的关怀, 是对构建未来社会的种种设想,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现实性与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所关注的问题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因此,应该是让学生的学习活动同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而这正是开放式教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开放式教学注重培养学生主动地运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一次次良好的体验,进而爱学习,善于学习。 2 实现历史学科开放式教学的途径 2.1确定开放的教学目标。在前文所讨论的开放式学习方法中可以看出,学生所获得的认知,是由学生体会、归纳出来的,学生所掌握的知识不是灌输的死知识,而是能力性知识。这种知识不但适应了学生求知的基本需要,而且也有助于他们形成理性的探索精神和拓展思维的品性。所以能力性知识的培养,就要作为开放性教学的重要目标。如学习“德国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农民战争”,按教材要求,以基督教在欧洲中世纪的地位、影响为背景,介绍马丁·德宗教改革的内容;介绍“人民的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的性质、意义。教师把基本知识在课堂上介绍给学生后,就可以根据学生个人能力以及个人兴趣、爱好、着眼点的不同,有针对性、有启发性地设定不同的能力目标,培养学生各方面能力以及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学习这部分内容,有的学生主动去查阅资料,了解了欧洲民众的信仰,认清了宗教在欧洲中世纪民众生活中的作用,从而拓展了知识面;有的学生则对教材中说路德是农民的叛徒、“抛弃运动中的下层人民,倒向市民、贵族和诸侯一边去了”的说法提出异议,发展了辩证思维……学生通过查找相关资料和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互抒己见,激烈辩论。这个问题就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又培养了查寻、组织、分析资料,独立思考,形成思辩并系统阐发观点的能力。 2.2采用开放的教学形式。教学实施由教和学两部分组成,其优秀应该是学生的学,在教学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恰当的教学形式以利于学生大胆的学习和探究。近年来在教学改革中涌现出的许多新的教学形式,不仅打破了以往定式,而且这些形式各具特色,教师可根据不同的教学实际在教学实施中加以选择和利用。比如:分组讨论式是强调学生合作、共同解决问题;情境复现式是由教师运用现代多媒体手段复现历史情境; 自主学习式是以学生带着教师展示的问题自主学习。此外,组织历史辩论会、故事会、举办历史讲座、编演历史短剧、观看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等,也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形式。与传统封闭的形式相比,这些形式灵活多样、自由开放,无论是给教师还是给学生都留有很广阔的发挥余地。它们都已远远超出了课堂教学的限制,是历史知识学习与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桥梁, 为每个学生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机会。 2.3采用开放的教学评价。评价的目的是要全面考察学生的学习状况,激励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评价也是教师反思和改进教学方法的有力手段。而传统的评价方式形式十分单一,且一直以教师为中心,不仅不能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也不能准确、客观、全面地将学生的学习情况反映出来。所以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优化评价机制、实现全面开放的目标,目前最有效、最可行的是改革考试形式。考试形式应采用“闭卷 +开卷”的组合评价方式。闭卷部分在减轻负担的前提下,力求以反映学生价值态度、学习技能和基础知识相统一的学科教育内容为评价指标,通过笔试完成;开卷部分让学生在较长的时间跨度上根据个性特点自主定题、选择完成方式来完成相关任务。此外,对于考试题目的设置宜采用开放式试题,留给学生更多的发挥余地。比如,分析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学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答思路:可从当时政治体制入手,可从中国传统经济管理体制入手,还可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入手;可从家庭伦理包括婚姻、继承方面的因素入手,可从古代法律生活入手,还可综合各种因素……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没有标准答案。它锻炼的是学生的开放性思维能力,这种考核方式,才能积极有效地激发学生主动思考,真正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 总之,实行开放式教学,只要应用得当,是行之有效的。首先,它调动了师生两方教与学的积极性,在指导学生写作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学生的写作过程也是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探求知识主体性的体现。第二,它激发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我们通过教师评点论文,举办小型论文会,优秀论文装订成册在年级组内交流等形式,树立典型。被作为讲评、交流的文章作者深受鼓舞。第三,这种教学方法变学生被动学习为自主学习,主动探求知识,学会学习的方法,这对学生以后终身学习是有帮助的。 大学历史论文:开放式教学理念在大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传统的历史教学方法已不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必须打破这种课堂教学模式,变学生单纯地接受知识为学生主动探求知识;变学生单纯从教师或书本上获取信息为从各方面获取有效信息;变学生单纯在学校、阶段性学习为向社会学习、终身学习,这才是新形势下的教学要求。 大学历史; 开放式教学; 教学策略 开放式教学提倡学生主动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式学习,它是新课标所倡导的课堂教学的一种发展趋势,下面结合自己的课堂教学实践,对开放式历史课堂教学谈几点认识。 1“开放式教学” 的特征 1.1它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学生是教学的主体,但传统教学往往以“教师的教”为立足点。“教师的教”是在备课中设计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而教学实施过程基本上是不变的、 封闭的,很容易忽视学生实际的发展需要;开放式教学以“学生的学”为中心,真正关心学生的实际需要,关注每个个体的发展。我们强调以人为本,在学校就是以学生为本。大学生朝气蓬勃,敢想敢说,求知欲强,勇于探索。尤其是大学阶段,是学生独立认知、独立思考、独立践行的关键时期。如果在教学工作中忽视学生的主体性,仍以“教师的教”为主,那么,这些学生就不可能拥有创新能力,他们也就不可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1.2它是一种开放性的自主学习。在开放式教学中, 教师给学生提供了许多自主学习的机会, 有助于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发现者、研究者和探索者。大学期间, 学生自主支配的时间很多,开放式教学可以使学生充分利用这些时间。历史学科的学生,除专业知识学习外,还可以广泛涉猎文学、哲学、社会学、民俗学、教育学、心理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各个领域, 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料室、档案馆、博物馆等资源。这样一种课堂之外的自主学习,才能对历史、对社会得出更真、更新的认识,才能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 1.3它是一种创新性的存疑求索。学起于思, 思起于疑。质疑是思维的“启发剂”,也是开启创新之门的钥匙。“创新的教育价值观也提到,教学的根本目的不是教会解答、 掌握结论, 而是在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锻炼思维、发展能力、激发冲动,从而主动寻求和发现新的问题。”传统式教学只是知识的灌输,教师设疑,教师解答,对所有问题都给出定论。其实, 随着史学理论的发展和新材料的发掘以及人们观念的更新,对某些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的诠释和评价也在相应变化,因此,要有一个开放的认识环境,不束缚于前人的定论,才有助于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开放式教学就是要从学生好奇、好问、求知欲强等特点出发,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标新立异,学会带着问题进行学习,学会通过主动的尝试和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1.4它是一种着眼于应用的实践性探索。历史学科研究的对象是过去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交往等活动,目的在于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客观规律。其最终目的是对现实的关怀, 是对构建未来社会的种种设想,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现实性与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所关注的问题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因此,应该是让学生的学习活动同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而这正是开放式教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开放式教学注重培养学生主动地运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一次次良好的体验,进而爱学习,善于学习。 2 实现历史学科开放式教学的途径 2.1确定开放的教学目标。在前文所讨论的开放式学习方法中可以看出,学生所获得的认知,是由学生体会、归纳出来的,学生所掌握的知识不是灌输的死知识,而是能力性知识。这种知识不但适应了学生求知的基本需要,而且也有助于他们形成理性的探索精神和拓展思维的品性。所以能力性知识的培养,就要作为开放性教学的重要目标。如学习“德国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农民战争”,按教材要求,以基督教在欧洲中世纪的地位、影响为背景,介绍马丁·德宗教改革的内容;介绍“人民的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的性质、意义。教师把基本知识在课堂上介绍给学生后,就可以根据学生个人能力以及个人兴趣、爱好、着眼点的不同,有针对性、有启发性地设定不同的能力目标,培养学生各方面能力以及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学习这部分内容,有的学生主动去查阅资料,了解了欧洲民众的信仰,认清了宗教在欧洲中世纪民众生活中的作用,从而拓展了知识面;有的学生则对教材中说路德是农民的叛徒、“抛弃运动中的下层人民,倒向市民、贵族和诸侯一边去了”的说法提出异议,发展了辩证思维……学生通过查找相关资料和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互抒己见,激烈辩论。这个问题就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又培养了查寻、组织、分析资料,独立思考,形成思辩并系统阐发观点的能力。 2.2采用开放的教学形式。教学实施由教和学两部分组成,其优秀应该是学生的学,在教学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恰当的教学形式以利于学生大胆的学习和探究。近年来在教学改革中涌现出的许多新的教学形式,不仅打破了以往定式,而且这些形式各具特色,教师可根据不同的教学实际在教学实施中加以选择和利用。比如:分组讨论式是强调学生合作、共同解决问题;情境复现式是由教师运用现代多媒体手段复现历史情境; 自主学习式是以学生带着教师展示的问题自主学习。此外,组织历史辩论会、故事会、举办历史讲座、编演历史短剧、观看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等,也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形式。与传统封闭的形式相比,这些形式灵活多样、自由开放,无论是给教师还是给学生都留有很广阔的发挥余地。它们都已远远超出了课堂教学的限制,是历史知识学习与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桥梁, 为每个学生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机会。 2.3采用开放的教学评价。评价的目的是要全面考察学生的学习状况,激励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评价也是教师反思和改进教学方法的有力手段。而传统的评价方式形式十分单一,且一直以教师为中心,不仅不能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也不能准确、客观、全面地将学生的学习情况反映出来。所以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优化评价机制、实现全面开放的目标,目前最有效、最可行的是改革考试形式。考试形式应采用“闭卷 +开卷”的组合评价方式。闭卷部分在减轻负担的前提下,力求以反映学生价值态度、学习技能和基础知识相统一的学科教育内容为评价指标,通过笔试完成;开卷部分让学生在较长的时间跨度上根据个性特点自主定题、选择完成方式来完成相关任务。此外,对于考试题目的设置宜采用开放式试题,留给学生更多的发挥余地。比如,分析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学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答思路:可从当时政治体制入手,可从中国传统经济管理体制入手,还可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入手;可从家庭伦理包括婚姻、继承方面的因素入手,可从古代法律生活入手,还可综合各种因素……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没有标准答案。它锻炼的是学生的开放性思维能力,这种考核方式,才能积极有效地激发学生主动思考,真正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 总之,实行开放式教学,只要应用得当,是行之有效的。首先,它调动了师生两方教与学的积极性,在指导学生写作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学生的写作过程也是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探求知识主体性的体现。第二,它激发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我们通过教师评点论文,举办小型论文会,优秀论文装订成册在年级组内交流等形式,树立典型。被作为讲评、交流的文章作者深受鼓舞。第三,这种教学方法变学生被动学习为自主学习,主动探求知识,学会学习的方法,这对学生以后终身学习是有帮助的。 大学历史论文:浅析剑桥大学历史系美国史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 摘 要 剑桥大学历史系美国历史研究中心是全世界最负盛名的美国史研究机构。该中心有着广泛的课程供博士生选择,博士生以三年为期,主要任务是研究一个崭新的课题,并撰写学术论文。博士研究生以自学为主,导师的任务只是帮助学生澄清某些思想,而不是包办一切。 关键词 剑桥大学,美国史,博士生培养模式 剑桥大学的美国历史研究中心是全欧洲最著名的国别研究机构,在全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近十年来,它培养了为数众多的青年学者。据统计,全英大约有一半以上的美国研究学者(Americanist)毕业于剑桥大学。①除此之外,它还吸引了大批美国学生。2009年10月至2010年10月,笔者在剑桥大学历史系美国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学习。结合在此期间的学习,本文将介绍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历史博士生的一般培养模式及其启发意义。 1.培养目标:在未来成为一名历史学家 按照剑桥大学的规定,博士生的培养主要是造就各专业领域的专家。为了将博士生们培养成未来的美国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中心为所有的博士提供了一整套严格的学术训练。从课程的设置到论文的写作,从学术交流到实践能力的培养,无不体现了这个总的培养目标。总之,打造专业的学术水平,为美国历史研究的薪火相传培育“下一代”,是中心的目标。 2.课程设置:课程多样化,以自学为主 美国历史的基础知识教学主要集中在本科阶段。有志于攻读美国历史研究的博士申请者必须在本科阶段选修与美国历史相关的课程。 本科美国历史课程包括两部分,分别是PART I和PART II。PART I以时间为轴,对美国的历史做一个全面的、综合的概括。美国通史、美国史学史、美国断代史等都属于这一类。PART II则以专题为线索,突出课题研究特点,内容涉及美国黑人史、美国经济史、美国政治制度、美国外交史、美国性别史、罗斯福新政研究、冷战研究等等。所有课程皆由美国研究中心的老师负责讲授。 然而,课程讲授只占学习过程的一小部分。由于每次授课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教师往往根据课程需要,只概括主题与线索,或者针对某一问题,概括研究现状,而不会详细的讲解每一个问题。因此,学生必须在课后阅读大量相关书目,才能真正理解整个课程优秀内容。针对每一门课程,负责讲授的教师在学期初会开列出一个参考书目,学生们会根据课程安排和自己的兴趣,选择若干书目精读。阅读相关参考书也与期末测评相关联。每一门课程结束后,教师会列举十几个题目,由学生自选其一,撰写学年论文。教师根据论文质量给出成绩。这个成绩既是对该学生学习效果的评定,也是该学生在申请攻读博士时的重要依据与参考。 对于中心的博士研究生来说,课程安排则主要以讨论课为主。博士生的讨论课包括两类。一类是专题讲座讨论会(seminar),一类是研究生论文讨论会(workshop)。专题讲座讨论会由中心负责人主持,聘请世界著名美国史研究学者为博士生做专题报告。这些学者大多来自美国的知名大学,也有来自英国本土、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高校的知名专家。讲座的题目是精心设计好的,与博士生所研究的课题有很强的关联性。在笔者学习期间,专题讲座讨论会一共进行了20次(每周一次)。题目涉及跨国美国史研究、美国选举与人权、美国宗教思想、美国经济与社会正义研究、美国南方研究等等(具体题目参见表1)。在每位专家做完演讲之后,博士生们要针对其演讲内容进行讨论,提出问题或者给予评价。通过这种训练,学生们的知识广度得到了扩展,与世界各地知名学者的联系也得到了加强。这些都为美国史研究的后备力量进入国际学术圈做了准备。 相对于专题讲座讨论会,研究生论文讨论会则相对灵活,没有固定的题目。研究生论文讨论会完全由博士生组织,由中心指定专门的教师负责主持。按照要求,这类讨论课也是每周一次。每次由一位博士生向其他学生宣读一篇论文,论文基本上是他们博士论文的一部分。针对宣读的文章,其他学生可以在论文结构、资料和选题方面提出建议或者批评。通过这种交流,学生们在不仅可以尽早发现自己论文中的不足与问题,并及时予以纠正,而且还可以提高自身发现问题的能力,锻炼自己口头表达的能力,为以后的论文答辩打好基础。 3.博士论文:博士生的主要任务,考核制度严格 按照剑桥大学研究生院的要求,博士学位是一个研究型的学位,需要学位申请者在规定的时间内从事一个有价值的、原创性的课题研究。因此,博士研究生从一开始就需要将主要精力放在撰写博士论文上。 之所以把论文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是因为以论文为主的学术训练有助于培养研究生独立从事研究的能力。通过这种培养,博士生们才能够构建一个持久的学习和研究,并获得必要的技能,才能在自己的科研领域不断地发现新思想、新方法和新知识,为未来的学术工作提供必要的基础,以承担更为复杂的研究。 在论文题目的选择上,导师从来不包办,题目完全由学生自己提出,与导师商量后决定是否可行。确定好题目之后,学生们会主动地搜集各类资料。为了帮助学生搜集相关的资料,导师们通常将学生介绍到美国某些档案馆、资料室和研究中心。这极大减轻了学生们搜集资料的艰辛,为博士生们更好从事研究提供了莫大的帮助。因此,对于中心的学生来说,资料不是制约他们学术研究的难题。近年来,中心的教师强调学生要尽量从事小切口、大思想的个案研究(case study)。因此,选题大有越做越小的趋势。2005—2009年美国史专业博士生论文题目参见表2。 中心对每一位博士生论文的要求非常高。一篇合格的博士论文必须达到三个要求: 第一,创新是中心对博士生的最高要求。博士生所提交的论文必须“对知识界有重要的贡献,比如揭示一部分新的知识,将过去无关的事实联系起来,创建一种新的理论或者修正过去旧的理论”。 大学历史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学毕业论文写作质量改进途径的探索 摘要:为了提高大学生的毕业论文水平,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出台了《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过程化管理细则》,实行论文指导导师制——本科论文写作四年的论文指导模式。这一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学生论文选题不当、论文抄袭等,因此,学院需要进一步地改进,如,在论文选题、论文写作标准上加强规范,完善对毕业论文写作的监督等。 关键词:毕业论文;质量改进;规范 大学生毕业论文写作是高校教育工作的重要环节。它既是大学生大学阶段学业的总结,又是大学生社会实践和思维活动的成果展示。因此,提高大学生毕业论文写作质量,无论是对大学生个人的成长,还是对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内蒙古师范大学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存在着很大问题,一般在大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期间,学生的学习时间基本被课堂教育所占满,到了四年级期间,许多学生又忙于求职、报考研究生,对于本科生重要学习阶段的毕业论文写作难以重视,再加上学校只将毕业论文写作安排在四年级期间,无论精力和时间,大学生们都难以做好毕业论文。于是,许多学生往往采用网站上下载、书本上摘抄等方式来拼凑论文,再加上论文写作时间短促,毕业论文的格式规范不受重视,使得毕业论文的质量往往难以保证。这些行为谈不上对大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相反,还会严重败坏学风。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内蒙古师范大学,而且,在其他高校也是一种普遍现象。 一、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论文写作指导方案 针对大学生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各高校也采取了不少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有些高校从本科一年级起,就要求学生练习写作专业理论知识方面的论文,每学期一篇,完成七篇后,始得申请撰写毕业论文,实为提高毕业论文写作水平,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的一项有力措施[1]。作为内蒙古地区一所培养师范学生的本科院校,内蒙古师范大学对于如何提高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质量问题,也摸索出了不少有效途径。以该校历史文化学院为例,要培养一名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除了要求学生掌握扎实丰富的专业基础知识和系统的专业理论外,还要求学生具备初步的学术研究能力,即能够完成一篇高水平的毕业论文。2006年,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出台了《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过程化管理细则》,对历史学专业大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实施过程化训练,具体做法就是实行论文指导导师制——本科论文写作四年的论文指导模式。这一模式的含义是指学生从入学后的第一篇学年论文到毕业时的学士学位论文都由同一位指导教师相对稳定地进行指导,实行四年不间断的指导模式。具体做法是:第一年学年论文:论文索引。导师根据学生的兴趣与学生共同选定研究方向,确定论文题目,并指导学生做好论文资料搜集工作,写好索引。第二年学年论文:撰写研究综述。在做好索引的前提下,通过阅读材料撰写研究综述。内容包括该论文的研究现状、不足、研究思路和基本内容。第三年学年论文:选定题目撰写专题论文。在研究综述的基础上,选定学年论文题目,撰写论文。第四年专业毕业论文:把三年级的专题论文深化成专业毕业论文。通过进一步地搜集资料充实内容,反复修改,深化成专业毕业论文。以2010届历史学汉班一名学生的论文写作为例,该生于一年级写了题目为《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的雪灾对经济的影响》文献索引;二年级写了题目为《近二十年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雪灾研究综述》;三年级写了《1947—1987年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雪灾及其对畜牧业经济的影响》;四年级的毕业论文为《浅析1947—2008年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雪灾对畜牧业经济的影响》。从论文的题目可以看出该生四年的论文基本围绕着同一课题撰写,很有连贯性。这些规定的出台目的就在于培养学生严谨的学术作风。因为,要做好一篇论文,学生们必须要有高深的专门知识。这就促使他们从大学一年级开始,专心地学好本专业的知识,根据论文研究的方向,有意识地搜集资料、分析资料。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阅读大量相关文献,运用自己所学的本学科的知识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这样能够使学生受到系统的完整的科学研究训练,同时,也达到教学与科研的结合。对于这一改革及其效果,历史文化学院教师的认识是肯定的。据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55.5%的教师认为这项改革很有必要,效果很好。另外45.5%的教师认为这项改革是必要的,效果良好。[2]经过几年的实践,“本科生论文写作四年的论文指导模式”得到了良好的效果。这一方案也相继被该校其他院系所采用。实践证明,论文写作过程化比学生在四年级一年仓促撰写毕业论文要好得多,既减轻了学生做毕业论文的困难,也降低了教师的指导难度,是循序渐进的模式。 二、历史学专业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这一模式效果明显,但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改进。由于时间较短,许多问题并不会得到彻底的解决。不少学生在写作论文时仍旧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 1.论文题目选择不当,造成论文写作的困难。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每学年第二学期时,就要求一年级各班级学生报送自己的论文选题方向,不少学生由于专业知识不够充实,选题仓促,所选题目要么过大,要么空泛,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困难重重,不得不中途改换题目,浪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影响了毕业论文的质量,甚至无法完成论文写作,只得延期答辩。 2.导师对论文指导不够精细,一些论文仍存在抄袭现象。一般情况下,历史文化学院教师每人指导各年级学生的学年论文总共6~10篇(还不包括毕业班学生的毕业论文),负担比较重。而且,每个教师的研究方向各不相同,无法同学生选择的论文研究方向完全一致,教师本人还有课业、科研负担,甚至,一些正高和副高职称的教师还有研究生的论文需要辅导,由于精力有限,不少老师无法精心辅导本科学生的论文,对一些学生的论文写作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不少学生论文出现问题时,教师却往往没有发现。 3.不少学生学习态度不够严谨,对毕业论文写作采取应付措施,论文粗制滥造。目前,由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非常激烈,不少大学生在入校之初,就开始谋划自己未来的就业方向,对于大学的课程学习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往往对计算机、英语,甚至驾驶等技能方面的学习投入了很大精力,本专业的学习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这样的结果使得学生专业知识浅薄,对于反映本专业素质和科研能力的毕业论文,采取东拼西凑甚至抄袭的方式来完成。学校为了毕业生就业率考虑,没有对学生严格要求,往往对于这些行为睁只眼闭只眼,使得一些粗制滥造的论文顺利过关。 三、毕业论文指导方案的改进措施 对于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历史文化学院也不断采取一些新举措,试图纠正这些不良倾向。为此,2011年11月,历史文化学院召开教师工作会议,商讨历史学专业论文写作的改革问题。不少教师提出了新的建议。笔者就此提出了一些对策。 首先,毕业论文选题所具有的可行性原则,要求学生所选题目要专业对口、可控性要大。因此,对于一些学生在大学一年级期间选择毕业论文题目有一些盲目性的问题,学院可以提供给学生一些选题方向,就如同科研工作者在申报国家或省部级课题时,都有一定的选题方向一样。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为一些没有确定研究方向的学生提供一个参考,同时也不限制学生自由选题,可以避免学生选择毕业论文题目时陷入误区,增加了写作的难度。其次,在学生初步确定论文方向后,根据学生的选题,结合教师的教学研究方向,给每个老师分配与其教学研究方向大概一致的学生毕业论文,做到教授中国史的教师能指导有关中国史的论文,世界史教师指导有关世界史的论文,近现代史教师能指导近现代史的论文。在此基础上,再根据每个教师负担的论文数量多寡进行调剂,做到平均分配。教师在指导学生的论文时,在学生的论文方向与自己的研究课题一致的情况下,也可将学生纳入自己的课题组中,教师根据研究需要,可分派学生一些任务,如查阅搜集资料等。这样,通过课题研究实践,既培养了学生的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又可高质量地完成学生的毕业论文。再次,学年论文与学生的各项荣誉以及就业、升学挂钩。作为毕业论文一部分的学年论文,学校可考虑提高学年论文的学分值,计入学生每学年的学习成绩之中。在评选各项奖学金中,也应将学年论文成绩作为参考标准,促使学生重视论文的写作。同样,学校也应考虑到学生的现实需求,毕业论文成绩与学生的就业和深造结合起来,毕业论文成绩可在评选优秀毕业生等各项荣誉中作为参考标准,成绩优秀者在报考本校研究生时可免试推荐。最后,学校需要完善对毕业论文的规范管理。主要是规范有关论文的写作标准,杜绝论文写作中的弄虚作假现象。在此方面,不少高校采取了措施。“北京化工大学探索构建了大学生论文写作‘三位一体’措施性保障机制,包括构建论文写作学术委员会、论文写作指导中心和论文写作标准化参照体系对学生进行论文写作诚信教育”[3]。这一措施关键在于使学生们端正论文写作的态度,这也可作为其他高校参考的一种管理方式。就内蒙古师范大学而言,各学院也应建立论文写作委员会,委员会的工作除了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之外,主要是监督检查学生的论文,凡是发现有抄袭现象的,要有相关的纪律处分,做到及早预防。 总之,毕业论文是培养大学生科研能力最主要的环节。通过学校各种有效的改革,不仅提升大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质量,更重要的是能改变学生只重视考试,敷衍论文写作的态度,使他们认识到论文写作也是认识问题、参与实践、培养能力的一个有效途径,更能在高校大学生中创造一个良好的科研氛围。 作者简介:王利中(1971-),男,祖籍天津,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 大学历史论文:台北市社区大学历史及现状概览 摘 要:为满足社会需求,台北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支持创建社区大学。台北市社区大学的发展经过萌芽期、试点期、创设期和发展期4个阶段,在课程开设、经费来源、课程规划以及参与社区活动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示范作用,其发展与运行对我国大陆城市社区学院的创办、建设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台北市;社区大学;历史;现状 1998年3月,由台北市民间人士组成的社区大学筹备委员会在我国台湾地区大力推动社区大学的创设。台湾地区第一所社区大学——文山社区大学于1998年7月在台北市设立。目前,台湾地区已有81所社区大学,其中,台北市已成立12所社区大学。台北市作为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社区大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示范意义。 一、台北市社区大学的发展历史 台北市社区大学发展过程分为萌芽期、试点期、创设期及发展期4个阶段。[1] (一)萌芽期(1998~1999年) 为响应社会对社区大学的需求,台北市教育局在1998年7月启动了设置社区大学计划,以委托研究并合作试点的方式,委托财团法人人本教育基金会进行台北市设置社区大学规划研究暨试点文山社区大学计划委托研究。台北市教育局于1998年9月在木栅国中开始试点台湾地区第一所社区大学——文山社区大学。 (二)试点期(1999~2002年) 1999年3月,台北市成立社区大学推动委员会,着手进行行政法规、创办计划等与开设社区大学相关的议题的研讨。 台北市教育局最初只计划在市内南区与北区各设置一所社区大学,分别是文山社区大学和士林社区大学。2000年,又增设了南港社区大学和万华社区大学,完成东、西、南、北4区均衡设置的目标。但是,社区大学的数量仍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因此,教育局又于2001年9月增设大同社区大学和信义社区大学,达到每两个行政区就有一所社区大学的目标。截至2002年,台北市已创设6所社区大学。 (三)创设期(2003~2005年) 为了让市民能方便入读,台北市教育局采取小幅度增加经费、降低主管机关委托办理事务经费和课时费以及提高学费等财政手段,到2003年将原来的6所社区大学增加至12所,达到每个行政区设置一所社区大学的目标。2003年2月,台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务委员会根据《原住民政策白皮书》成立台北市原住民部落社区大学推动小组,并于2004年4月19日正式成立台北市原住民部落社区大学。 (四)发展期(2006年起至今) 目前,台北市每所社区大学都具备至少4年的实际办学经验,在行政管理、师资建设、课堂教学、课程开发、学生服务以及社区参与、社区经营等方面,都在向制度化及规模化的方向发展。 二、台北市社区大学的创办基础 (一)社区大学设置的制度基础 根据台北市政府于1999年7月制定的《台北市政府试办社区大学实施要点》,社区大学在台北市以试点计划的方式于1999年9月正式开始试点实施,具有实验性质,并无法律依据。2002年6月,台湾地区《终身学习法》实施,其中第9条规定,台湾地区的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为推展终身学习,提供国民生活知能及人文素养,培育现代社会公民,得依规定设置社区大学或委托办理之;其设置、组织、师资、课程、招生及其他相关事项,由各级政府自定之。社区大学的设置具有了法律依据。之后,台北市社区大学设置计划依据经历了几次修订(见表1),目前实施的是2007年8月公布的《台北巿社区大学设置及管理办法》。[2] (二)公开评选须知及合同书范本相关规定 台北市社区大学以公办民营方式运行,由台北市政府采用公开评选方式委托公(私)立学校、依法登记的财团法人或公益社团法人运作。目前受委托经营机构为一个社团、三个学校法人和八个基金会,为了引导社区大学朝正常与专业的方向发展,公开招标及与承办单位签订合同的相关规定及合同范本非常详细,便于承办机构严格遵守(见表2)。 台北市社区大学的公开评选须知以及合同书范本主要按《台北市政府试点社区大学实施要点》的修订而修改,并伴随相关主管机关委托办理事务经费与约定事项的调整而进行修订。 (三)课程开设及其他规定 社区大学提供的课程主要分为学术性课程、生活艺能课程以及社团活动课程3大类。其中,生活艺能课程开设比例较高。在社区大学试点初期,台北市教育局在相关文件中规定了社区大学的开课原则、课程申报及审核要求。2001年3月,台北市教育局首先公布《台北市社区大学开课课程规范及注意事项》,目前课程开设依据是2008年10月最新修订的《台北市社区大学课程开设要点》。与开办社区大学相关的其他规定如社区大学收退费标准、社区大学教学点等也分别有详细的规定(见表3)。 三、台北市社区大学的经费来源 目前,台北市社区大学较为稳定的经费来源主要有3个:学费、台北市教育局预算内补助和台湾地区教育部门的补助。[3][4] (一)学费收入 根据《台北市社区大学收退费标准》,社区大学按照授课时数收费,每期18周,每周3节(每节50分钟),每门课学费为新台币3000元(注:本文提及的“元”均指新台币)。这项收入是目前社区大学维持运行的主要来源。 (二)台北市教育局提供的补助 台北市教育局每年提供一定的预算来支持社区大学运行,每年预算经费稳定、充足。台北市教育局1998年至2008年资助社区大学经费见表4。 (三)台湾地区教育部门的补助 从2003年起,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公布《教育部门补助及奖励社区大学及其相关团体要点》,在原本补助要点的规定中加入了奖励要点,并重新界定了补助与奖励对象及标准,其要点如下。[6] 1.补助及奖励对象 (1)补助对象:①台湾地区直辖市、县(市)政府(以下简称各县市政府)自行设立的社区大学,但不包括乡(镇、市)政府设立者;②各县市政府委托依法登记的财团法人、公益社团法人或大专校院设立的社区大学;③以推动社区大学相关业务为设置目的,并依法登记的财团法人或公益社团法人,且未设立社区大学者。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教学改革刍议 摘要:本文通过介绍历史的重要作用,指明了进行历史教学改革的必要性,提出将历史与文学相联系、将讲历史变为说历史、进行启发性学习三种历史教学的重要形式,最后呼吁新时期历史教学的改革,实现历史教学的新发展。 关键词:大学历史;影视教学;学习方式 自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以来,历史课就一直是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旧唐书?魏徵传》中曾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史为鉴,是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十分重视的传统之一,由此,中华民族形成了历朝历代重视修史的惯例。目前国内的大学也非常重视历史的教学,一些大学还专门设置了历史系或者历史学院,历史的教学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教学也逐渐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对于一些学生来说,历史是史书上那些干巴巴的名字,距离他们很遥远,听上一节课还可以,一直听下去便会觉得索然无味;其次,虽然高校的历史专业教材在不断地推陈出新,但是也只是版本不同、时间早晚而已,在其内容设置、体系编排等方面都没有什么明显变化,教师也不容易提起激情。最后,历史教学的方法基本上维持在满堂灌的形式,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老师在上面写,学生在下面记,等到下课老师走了,学生也合上笔记不再翻看。这样必然导致大学历史课堂学习效率的低下,学生历史综合能力的降低,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 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多媒体进入教学,大大丰富了大学课堂的形式。对于历史学科的教学来说,多媒体引入教学,可以改变以往死气沉沉的教学模式,实现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的突破,最终促进历史教学效果的提高。 一、 历史与文学相联系,活跃课堂,掌握多种知识 在教学工作中,教师们一直就有一个共识“文史不分家”。然而,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往往是语文老师将文学的教学与历史联系起来,通过历史背景来讲授文学,使学生们更好地理解文学,而历史老师则很少在讲历史时提到文学,就是提到也是在讲该历史时期所取得的文化成就。笔者认为,在历史的教授过程中,适当加进一些文学作品的熏陶,可以增强历史课程的效果。例如在讲授世界历史时,提到欧洲,教师就可以适当介绍一些当时的文学作品,文学与历史是相映发展的。在介绍中世纪时,由于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中世纪的政治特点就表现为,政教合一、神学取得万流归宗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进行禁欲主义,与之相应,此时的文学就表现出四种类型,即教会文学、骑士文学、城市文学、民间英雄史诗,中世纪的文学除了但丁的《神曲》之外,就没有其他可圈可点的了,由此可见中世纪的黑暗。再如讲到轰轰烈烈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教师就可以将启蒙运动、浪漫主义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相关文学作品进行介绍,将雨果、司汤达以及他们的文学作品进行相关介绍,使同学们在欣赏影视作品的同时,可以在视觉上对此有一个更为宏观的把握。这样相互借鉴,既可以使历史的把握更准确,也可以使同学们欣赏一些世界名著,拓宽视野,同时,也可一改过去历史课堂死气沉沉的场面,使历史课堂变得生动有趣。 二、 讲历史变为说历史,历史人物走下来 历史人物在大多数同学的心目中一直是躺在历史书中的名字,毫无生气,让历史人物从冷冰冰的书本上走下来,走到学生们中间,这样就可以激发同学们学习历史的兴趣,这样历史也就成为了活着的事物。采取这种办法教学可以减轻老师的负担,同时可以使学生在学习时轻松很多,现在就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百家讲坛》最初就是由厦门大学历史教授易中天的《品三国》而被观众迅速熟知的。《品三国》的出现,使得一些普通人也对于三国时期的故事日渐熟知。再如被誉为“史上最牛历史老师”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历史老师袁腾飞,通过他之口,两宋风云被缓缓讲述了出来,学生们不用埋在故纸堆里读《宋史》,就可以得知宋代的风云风貌。由此可见《百家讲坛》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的强大魅力。通过这种方式,历史人物从死气沉沉的书本上走了下来,带着历史的厚重感走到了普通人的身边,这也使历史走向了大众,不再呆在厚重的书本里。又如,借助博客讲明史的当年明月,洋洋洒洒七本书,将明朝的历史通过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讲了出来,在他的笔下,历史人物一个个向我们走来,向我们讲述着他们经历的一些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一直不被普通人了解的大明王朝逐渐向我们揭开了他神秘的面纱。在这种方式之下,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就会随之而来,他们在闲时娱乐的时候就可以掌握自己本该掌握的知识,既放松了心情,又学到了知识,可谓一举两得。 三、 启发性学习,以专题进行演练,进行研发性教学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历史课的习惯认识是历史就是死记硬背,并且要背过这些大量的、无聊的东西。其实,在世界上,许多国外的大学,背诵几乎就从来不是历史系学生们的一个基本功课。学生们更多的时间是围绕一些历史专题在图书馆里查资料、写论文。在他们看来,历史学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探索和进行实践的过程。历史系的学生们所要做的,实际上就是围绕一个个专题,去寻找相关的信息资料,进行梳理,然后再写成一个个可以给读者看的东西。这就是说历史的事实虽然很重要,但是毫无疑问历史的方法更重要。笔者十分赞同国外同行的观点。在将以上两部分内容落实好后,学生们会对于历史学有一个宏观而全面的把握,这时就需要教师根据学生们的总体状况来设立一些专题进行训练。比如将全班同学分成几个小组,再让小组决定要研究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时间就可以交给同学们自己来支配了,由于大学生们的空闲时间相对更多,他们就可以利用课外时间去图书馆查资料,制作课题。等到教师约定的时间,学生们就可以拿着自己的研究成果,走上讲台,将自己小组的研究状况向同学们进行展示与讲解,运用这种教学方法既可以锻炼学生们自己的讲演能力、组织能力,也可以促进老师和同学们之间进行学术交流,同时还可能会让老师学到不少,所谓教学相长应该就是这个道理。 同时,为了进一步拓展历史学学生们的知识面,历史系的教师们还应当充分利用自身的科研优势,来为学生们开设一些相关历史选修课程,如《四大家族专题》《中国婚姻家庭与社会》《中国文化专题》《世界文化史》等课程,使得学生在学遍必修之后,利用选修来调节学习状态。 总之,大学的历史学习是一个更为放松、更为开放的课程,可以利用各种合适的方法来探索历史学科的教学方式方法,将历史与文学相联系、将讲历史变为说历史、进行启发性学习都是探索新时期历史教学的重要形式。我们呼唤新的历史教学方式,我们期待着高校历史教学的改革,由此来培养出既具有深远的历史眼光同时又具有宽广的世界眼光的历史学本科毕业生,使他们能够经受住市场经济的挑战。 大学历史论文:提高师范大学历史教育实习效果的探索 [摘要]教育实习在师范大学未来教师的培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据实施半年制教育实习的经验,各个实习基地的情况差别很大,实习生的历史课堂教学效果差别也很大。为提高教育实习质量,师范大学应该加强教师教育类实践教学课程建设,强化学生教育教学能力培养,同时应加强师范大学学院层面对教育实习的指导。 [关键词]教育实习,实习生,教学效果 教育实习是高等师范院校的一门必修课程,是实现高等师范院校培养目标、体现师范特点的一个重要实践教学环节。以往师范大学教育实习的时间一般为六周。2007年,国务院决定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要通过部属师范大学的试点,积累经验,建立制度,为培养造就大批优秀教师和教育家奠定基础”。根据免费师范生培养方案,教育实习为半年。2009年起,教育部决定扩大招收以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主的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范围,逐渐将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转变。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实习也是半年。延长教育实习时间是为了强化学生的教育教学实践能力培养,尽快实现他们由学生向教师角色的转换。然而,仅仅增加教育实习时间并不必然提高实习的效果。本文分析了当前教育实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解决问题的途径作了一些探索。 一、教育实习的现状与问题 根据最近几年指导历史教育实习的经验,我们发现各个实习学校的情况差别很大,实习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在一些实习学校,特别是名校,学生授课的机会很少,有些甚至只上过一节新课。而教学实践能力要经过反复操练才能获得。把教育实习时间增加到半年,就是要给学生反复实践的机会。如果只上一两节新课,尽管学生作了充分的准备,老师进行了细致的指导,也很难在教学上有大的长进。还有一些实习学校安排的课则太多,有些学校把课全部交给实习生上,实习生没有充分的备课时间,有时候来不及备课就上讲台,无法得到有效的指导。在这类学校,学生实践的机会非常多,但是缺乏充分的准备,缺乏有效的指导,即便上再多的课,也未必能够提高教学水平。 实习生的教学本身也有一些问题。根据我们现场听课观察和对指导老师的访谈,归纳了实习生教学中的主要问题: 第一,对教学内容不熟悉,也不会组织教学内容。一些实习生对所教的历史史实、历史概念理解不透,把握不准确,给学生的讲解也不清楚。教学内容的组织缺乏内在联系,知识与知识之间没有逻辑关系。 第二,大部分初上讲台的实习生对重点和难点把握不准,不会根据一节课的重点和难点取舍教材内容。有些实习生虽然补充了很多材料,但只是文字的堆砌,像流水账,主线不突出。 第三,在授课过程中,很多实习生过分依赖多媒体,离开多媒体设备,就不会讲课。讲课用书面语言,缺乏生动性,不能吸引学生。 当然,每年的教育实习,也会有不少教学效果非常好的实习生,有些实习生比指导老师上同一节课的效果都要好,但这毕竟是少数。 二、问题原因分析 上述教育实习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实习学校的问题,另一类是实习生的问题。对这两类问题出现的原因分析如下: (一)实习学校 有些学校给实习生安排的上课机会少,有些学校给实习生安排的上课机会太多。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是由实习学校的客观条件造成的。在实施半年制教育实习之前,我们曾经在北京的各个实习基地做过调查。67%的教师认为,一个学期的教育实习,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影响中学教学质量,学生和家长会反对。另有28%认为会影响中学正常的教学秩序,学校领导不同意。在与中学校长的访谈中发现,重点中学的校长多不愿意接受半年教育实习,如果一定要安排,就要对每个月上课的数量有限制。而在对欠发达地区中学的调查中,校长却希望一学期的课都能让实习生上。据了解,凡是师资力量薄弱的学校,会希望实习生顶岗实习,发挥支教的作用。半年制教育实习开始实施以后,实际情况与事先调查的结果相似。有一部分实习生在中学的两个月中,只讲了一节课。而另有一部分实习生一进校就开始上课,基本上是顶岗实习,没有机会听实习学校老师的课。实习生上课的机会少,有个别是因为指导老师的课少,无法给实习生安排。大部分是因为实习生教学效果不好,指导老师不敢让他们多上课。特别是一些名校,学生、家长对教学的要求很高,学校不可能以牺牲教学质量为代价,给实习生提供充分的上课机会。而有些学校让实习生顶岗实习,确实是因为学校师资力量薄弱,需要实习生分担教学任务。 (二)实习生 实习生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表现出来的很多问题,如对中学历史教材内容不熟悉,对一些历史知识把握不准确,语言表述能力欠佳等等,这些与学生的备课情况、综合素质有关,也与师范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有一定关系。历史教学的原则、要求,历史教学方法、技能,以及如何备课等等,大学教学论类课程里面已经有过比较系统的学习,也做过一些实践练习。通过在中学的教育实习,学生可以把大学所学理论和方法用于教学实践,通过实践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提高教育教学实践能力。但是从教育实习效果来看,似乎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例如对教学内容的组织,语言表述等等,尽管中学指导老师也反复指导,但是实习生上讲台讲课后,还是有很多问题。这说明教学能力的培养,需要长时段的训练,不是通过在中学上几次课就能够培养出来。而要延长训练时间,除了增加在中学上课的次数外,还应该加强大学的实践教学类课程。前面提到中学由于各种因素制约不可能完全保证实习的数量或者质量。对于师范大学来讲,要解决问题,关键是完善大学教师教育类课程,加强实践环节,提高实践教学的质量。如果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通过适当训练获得基本的教育教学能力,到中学实习的时候,能够把一节课的内容准确、清楚地表达出来,基本完成教学任务,中学指导老师就有可能让实习生多上课,使他们得到更多的锻炼。一节成功的课,优秀是对教学内容的处理。如果讲课的时候内容重点突出、条理清晰,表述正确清楚,基本上就成功了。如果语言再生动一些、形式再活泼一些,就是一节好课。而对于教学内容的处理,以及语言、教态等等,完全可以在大学的课程中进行训练。总之,教育实习中与历史教学相关的很多内容,都可以在大学课程中提前做好准备,在中学实习的时候可作进一步提高。 三、解决问题的探索 根据对教育实习现状与问题的分析,笔者认为对于师范大学来说,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实习生。如果实习生能够在进人中学实习之前做好相关的知识、技能准备,进入中学后能把第一节课上好,实习学校方面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即便在名校,只要指导老师发现实习生上课效果还不错,也会放手让他们上课,锻炼越多,效果越好,形成良性循环。在普通学校或师资缺乏的学校,实习生如果本身能力强,则可以独挡一面,真正发挥顶岗实习的作用。而要解决实习生的问题,关键在于完善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类课程,特别是要提高实践教学环节的质量。为此,我们做了如下探索: (一)加强教师教育类课程的实践教学 目前北师大历史学院与实践教学相关的课程主要有师范生的《历史教材分析》《历史教学技能训练》,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历史课程与教材分析》和《历史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历史教材分析》课有48学时,课程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教材分析的理论与方法,约16学时,主要向学生介绍如何做历史教材分析,以及教材分析须具备的相关理论知识;第二部分为教材分析示范,约9学时,请中学老师给学生做教材分析,让学生对教材分析的方法有直观深入的认识;第三部分为教材分析练习,约23学时,老师确定课题,让学生自己做一节课的教材分析。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教材分析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熟悉中学历史教材的内容,为学生独立完成一节课教学设计,写出教案打下基础。《历史教学技能训练》有16学时。在学习过《历史教材分析》之后,与《历史教学概论》同时开设。“概论”主要由老师讲历史教学的理论、教学方法和技能、如何备课、如何做教学设计等等,“技能训练”则主要让学生进行试讲,实际操作《历史教学概论》中介绍的教学方法、备课方法等等。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比师范生的要求有所提高。《历史课程与教材分析》有48学时,分为知识讲授和实践练习两大部分,每部分大约各占24学时。知识讲授向学生介绍历史课程的沿革、历史课程改革的理念、历史课程的目标、课程内容体系、教材体例结构,各种版本教材的特点,历史教材分析的方法等,实践练习让学生选择中学历史教材中的一节课做教材分析,老师进行点评。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让学生对于中学历史课程和教材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熟悉中学历史教材中的内容,掌握分析处理教材内容的方法。《历史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分为知识讲授、案例分析和实践练习三大部分。知识讲授约8学时,向学生介绍历史教学设计的基本概念、理论依据、教学设计的主要模式等。案例分析约20学时,精选中学历史教师的课堂教学录像,先观摩,然后分析研讨,学习中学历史教师教学设计的经验。实践练习约20学时,由学生自己选择一节中学历史课做教学设计,到讲台上试讲,然后师生共同点评。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让学生初步掌握历史教学设计的理论与方法,进一步熟悉中学历史教材的内容,并能自己独立进行教学设计,完成一节课的教学任务。 (二)创新历史教育见习模式 历史教育见习分为中学现场观摩、校内远程视频观摩和录像观摩三种形式。现场观摩一般是先听课,然后再和授课教师以及该校历史教研组的教师一起研讨。校内远程视频观摩是利用网络技术将中学历史课堂教学即时传送到大学的教室,学生在大学教室同步观摩中学历史老师的课程。还可以通过网络互动,进行讨论。录像观摩主要是选择一些中学历史课堂教学录像进行观摩,研讨。目前我们采用较多的是后两种形式。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设计出“优秀中学历史课观摩研讨”的基本模式:同学课前预习,写出教学目标和讲课思路一观看优秀课录像——授课教师说课一中学特级教师或历史教研员评课——大学历史专业课教师评课一回答同学提问。同学们的预习和听课记录是教育见习成绩评定的主要依据。这种观摩课师范生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都可以参加。经过几轮尝试,同学们反响热烈,认为这种形式的观摩研讨非常有效,收获很大。当然,这种观摩研讨要动用大量人力,组织起来有一定难度,不可能每次见习都采用这种形式,一般是和其他见习形式穿插进行。 (三)实习的集中指导 由于各个实习学校情况不同,对实习生的指导力度也有差别。为了保证教育实习的基本要求,有必要加强学院层面对教育实习的集中指导。根据我们指导本科生教育实习的经验,实习期间,可以每一周或两周召集实习的同学开一次交流会,介绍自己在实习学校学习的经验和遇到的问题。每组可以选一节课进行试讲,各组同学之间互相点评。中学实习结束后,进行教育实结时,也可以安排各组同学汇报交流实习期间的收获,播放实习期间的教学录像互相观摩,请中学老师和大学教学法老师点评。 (四)对实习学校选择的一些思考 由于各个学校的学生学习态度、已有知识基础等情况差别很大,所以教师针对本校学生实际所采用的教育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也会各有特色。普通中学能够锻炼实习生的教育能力,因为普通中学的教师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把一些不爱学习的学生转变为爱学习的学生。重点中学则对教师的历史专业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类学校的学生往往不满足于教科书中的内容,教师要补充大量课外知识才能满足学生的求知欲。实习生应该对这两类学校都有体验。可以让实习生分段在两个中学实习,一段在示范校,一段在普通校。以四个月的实习时间为例。第一个月在师范大学校内进行教育实习的各项准备工作,第二个月在示范校实习,第三个月在普通校实习,第四个月返校做教育实习成果汇报,交流实习经验。这样能够让实习生更好地了解不同中学的学情,体验和实践因材施教的原则。 [作者简介]郑林,男,1966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历史课程与教学论。 大学历史论文:基于GIS的武汉大学历史校园景观研究前瞻 摘 要:目前基于GIS的景观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领域,对于GIS应用于中微观的景观研究探讨的研究成果仍然少见。本研究通过把GIS分析技术应用于武汉大学校园景观分析,在GIS技术应用于中微观景观分析层面做出贡献。本文主要内容为前期准备工作与相关成果。 关键词:GIS;武汉大学;景观分析 1 引言 武汉大学校园景观环境有着独特的魅力,尤其是围绕着珞珈山与狮子山为主体的校园景观环境代表着武汉大学悠久的校园历史与独特的人文环境。两座山周围有着武汉大学的早期建筑群,如老图书馆、老文法学院、樱花古堡、理学院、行政楼等。这些建筑之间形成了独特的景观与交往空间。珞珈山与狮子山所围绕的武汉大学历史校园景观环境,有其可分析与利用的价值。 传统的景观分析是一种基于人的主观认识的分析,是一种对环境的感性认识。而GIS强大的空间及属性数据管理与空间分析功能为实现数字景观规划、量化分析、三维场景下的可视化景观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通过建立GIS的景观要素库、三维景观模型库等,结合遥感影像,景观规划工作者可以在较真实的、较直观的三维景观环境下进行景观规划与量化分析。 以往的基于GIS景观分析多为宏观层次的如景观斑块分析、景观指数分析、景观指数分析、景观生态分析等。张林艳等(2008)对景观格局分析指数的选取进行了研究,“在简要阐明构建景观格局指数中颇具代表性的理论基点(如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景观镶嵌模型)的基础之上,针对普遍存在的混淆和误用景观指数的事实,叙述了合理选用景观指数的基本原则。最后,引介国外Ritters和O’Neill等人所推荐的具有广泛应用价值的5个景观指数:平均斑块边缘一面积比、蔓延度、相对斑块面积、分维数及斑块类型/景观类型/土地覆盖类型”①, 为广大景观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参考。张永达等(2004)进行的以GIS为优秀的昌平区景观生态分析与规划信息系统研究,采用COM 组件技术建立一个通用的GIS 平台,并在此平台基础上开发景观指数分析与景观规划等模块,主要为景观指数的分析与景观规划研究提供参考;②蔡明玉等(2008)进行了基于3S 技术的城市辐射效应景观分析,采用了3S 技术进行缓冲区分析,并以蓬莱市为例从景观与斑块两个层次对城市辐射效应与景观结构关系进行了研究;③贾维花等(2011)进行了基于TM 影像的曲阜市农村居民点空间景观分析;严登华(2004)进行了东辽河流域景观格局及其动态变化研究;刘国海等(2011)进行了基于GIS 技术的森林景观空间格局分析(以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为例);王彬等(2007)进行了基于GIS 的广东地名景观分析;郝彩莲等(2011)进行了滦河流域景观格局变化及其驱动因子分析;Ruedisser,J等(2011)利用GIS 技术在澳地利进行了生物多样性研究;Carver,S 等(2011)利用GIS技术提出了一套可反复利用、可借鉴的方法支持测绘以保护自然景观,并在苏格兰的两个国家公园:Cairngorms 公园与Trossachs 公园进行验证,支持景观特征的评估、发展与控制……由此可以看出,以GIS技术为平台进行宏观层面的景观分析论述十分常见,但是对于中微观层面的景观分析的论述却比较少,因此,在这一领域急需做出理论与实践性的探讨,为中微观层面的景观分析与规划提供参考。本研究试图在GIS环境下对武汉大学校园景观进行分析,探索中观层次的景观分析方法。 2 研究目标 研究从三个方面展开,具体目标如下: 1)校园景观GIS建库 根据对珞珈山与狮子山的调研,结合武汉大学地形图,构建景观分析原始数据库。建库的主要内容包括:地形、现状建筑、现状交通、现状绿化、现状水域,形成数据库,全面反映校园景观的真实情况。 2) GIS环境下的景观分析方法探索 根据建立的GIS校园景观库,对现状景观要素进行分析,得出现状结论与问题,以及对以后的景观规划设计提出一些建议。如,地形分析(坡度、坡向)、建筑物分析、绿植分析、水域分析、道路分析、日照分析、天际线分析、节点分析、视域分析、视线分析、视点分析、高程分析、轴线分析等等。 3 )三维景观可视化研究 结合三维建模软件,通过建立景观要素三维模型,实现校园景观的三维可视化浏览与动画等功能,将武汉大学历史校园景观展现出来,让规划师、公众与决策者能够对武汉大学历史校园景观有一个详尽的理解,为以后的校园景观规划提供参考。 3 研究内容 3.1校园景观GIS建库 关于校园景观GIS建库,研究需要实现的目标如下: 1)真实再现现状。通过对地形、属性的描述、照片及简介链接等多样化的手段,还原一个丰富、真实的现状环境(如图1、图2、图3、图4所示)。 2)能够支持空间、景观分析,数据结构和数据内容要能够支持后续的空间、景观分析。进行的空间与景观分析能够为后期的景观规划提供所需求的数据与信息,能以量化的方式为后续规划与管理做出指导,形成关于武汉大学校园历史景观的珍贵资料。具体而言,研究需要完成以下建库内容: ①地形数据库:对所选片区进行地形TIN模型建立,形成高程数据库。 ②现状建筑数据库:对片区内约千栋建筑的普调数据,进行信息入库,包括建筑名称、建筑结构、建筑层数、使用单位、建筑风貌、建筑质量、建筑功能及年代等,同时建立武汉大学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模型,纳入到GIS数据库中。 ③现状绿植数据库:对现状绿植进行两个层级分类,一类是沿道路的行道树划分为带状要素,二是片区的绿植划分为点状要素,点状要素可以分为大型点状与小型点状要素。 ④现状交通数据库:对现状道路的调研数据进行GIS建库,建库内容包括:道路名称、道路类型、道路宽度、服务对象、人车流量、畅通情况、路面质量、铺装类型、历史价值、照片链接、道路断面、校门、交通标志等。 ⑤现状水域数据库:对现状的水域进行数据统计并进行GIS建库,建库内容包括:水面面积、形状、水面周长等等。 3.2 GIS环境下的景观分析 地形坡度与坡向分析:数字高程模型(DEM)是GIS技术的关键数据库之一,通过建立武汉大学珞珈山与狮子山的数字高程模型,进行三维地理空间模拟,产生出坡度、坡向、平面曲率、汇水面积等等,通过这些因子在地貌形态模拟与生态环境研究上的应用,可以为后期景观分析(景观视线分析与天际线分析)与规划提供依据。 建筑分析:对于建筑的分析主要是对武汉大学现存的老建筑进行建设年代、建筑层数、建筑风格与使用情况等进行分析。对于老建筑的分析有利于形成历史建筑保护与后期景观保护规划,例如根据GIS分析的建筑年代在校区的分布情况进行建筑分类保护,根据分析的建筑层数控制后期规划与建设。 绿植分析:对于绿植的分析可以深入到绿植的面积、绿植的种类、绿植的生长规律,乔木的生长年龄、冠径大小。根据绿植的生长规律预测武汉大学历史校区绿植未来变化情况,指导未来绿植规划与建设。 交通分析:对于交通的分析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交通的可达性、交通与景观空间的联系性、交通对于景观视线的引导性等等。景观分析中的交通分析是关键点,交通分析可以为后期的景观分析中的交通规划提供量化的依据。 水域景观分析:武汉大学历史校区中的水域只有未名湖与月亮湖,武汉大学历史校区外围有着东湖良好的水域景观,对于水域景观可服务的范围与可视性进行分析,指导后期水域景观规划。 轴线分析:轴线是景观规划设计中重要的元素,武汉大学老校区在进行规划时严格考查了轴线关系,合并校区后也存在着明显的轴线关系,对老图馆—工学部一号楼轴线、理学楼—行政楼轴线、人文馆—卿体育馆轴线三条轴线进行分析,研究景观轴线规划景观丰富度与景观缺失,为未来的景观规划与建设提供建设性方案。 4 关键技术与技术路线 本次研究的关键在于对现状景观环境的分析,因此关键技术在于如何使现状的环境在GIS环境下再现,并对各类景观要素进行定量性的分析。 本研究首先从国内外已有的基于GIS的景观分析入手,收集武汉大学历史校区的景观要素数据,把相关数据输入到GIS研究平台,形成GIS基础数据库,以此为基础完成坡度/坡向、现状容积率、绿化率、水体面积、道路可达性、现状天际线、现状轴线、景观节点、景观视域、景观视线、景观视点的分析,形成现状景观图纸;完成前期分析后,根据景观规划要点:地形、建筑物、绿植、水域、道路、天际线、节点、轴线等进行GIS景观规划数据库的建立;最后形成GIS景观规划总数据库,实现景观规划设计数据查询与景观规划管理(技术路线详见图5)。 5 总结 基于GIS的景观规划研究是对传统景观规划研究的批判性提升,既吸取传统景观规划研究中的相关要素,又利用GIS分析的先进技术实现传统景观规划研究中不容易的量化分析,是景观规划研究质的升华。本研究目前已完成武汉大学历史校区相关景观要素的前期数据调查与收集,并进行了GIS基础数据库建立,初步进行基于GIS的景观分析。当然,在研究中有着许多技术难题需要解决,希望得到更多专家与学者的指导。 大学历史论文:浅议大学历史教学中如何贯彻德育思想 摘要:古今中外史学思想都渗透着道德史观。本文结合教学实践,提出了大学历史教学中贯彻德育思想的思路:历史学科的的德育思想要结合现实,并与大学生的人格修养、人生观与职业观的培育密切结合。 关键词:德育思想;大学历史;教学过程;人格修养;人生观;职业观 大学历史课程承担着向大学生传授历史知识的重任。史实是客观的,历史课程往往意味着对史实的传输与复述。但是,大学历史课程不能简单地满足于知识的传授,也应该成为大学德育思想的重要载体,使大学生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放眼世界,鉴古知今,从而更加珍惜现实,热爱生活。古今中外的史学思想也都体现了这种既尊重史实、又不拘泥于史实的现实主义思想。 中国古代的史学思想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说文解字》日:“历,过也。”“史,记事也。从右持中,中,正也。”大意为历史就是记录过去的事件,记录历史要保持中正。但中国古代哲学文化的特殊性却使先人的历史观很早就突破了客观记事的意识。 首先,古代学科体系尚不健全,造成文史界限不清,文史著作一起承担着记载当时几乎所有文明成果的重任。中国古代历史著作和史学论述就不局限于对史实的记载和考证,还承担着今天地理等自然科学、时政等社会科学的重任。所以中国古代的史学意识能轻易地突破纪实性的藩篱,以开阔的眼界、博大的胸怀服务现实。 其次,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中“德性”意识根深蒂固。与西方传统中崇尚智慧的“智性”文化相比,中国古代文化是不折不扣的“伦理道德型”文化。儒家思想曾充当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其根基也在于对史学的阐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其记载鲁国史实的《春秋》一书体现了褒善惩恶的春秋笔法,这为后世史学思想作了奠基,并使儒家道德伦理型文化深入人心。“《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西方史学界的道德意识同样源远流长,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奠定了道德史观的基础。“史学目的论上,中国古典史学从惩恶扬善、鉴诫资治到经世,与西方古典史学的垂训目的相同。”古希腊的伊索克拉底很早就提出了“历史是道德范例”的观点。吉罗马三大史学家之一的李维著有《建城以来史》,体现了史学教育功用的倾向,“把罗马史家的垂训思想发展到他那个时代的水平。李维对罗马人的精神风貌的称颂是多具深意的,这就涉及他的道德史观。在他看来,罗马的兴衰存亡,可以从道德的演变来作出解释:罗马先人崇尚清贫节俭、英勇奋斗而使国家日益强大,后来因奢侈贪婪、不思进取而使国家日益衰退。总之,国家随道德的力量而日益发达,又随道德的沦丧而腐朽衰亡。道德似一把无形的尺子,可以衡量出罗马国家历史演变的状况,史学的鉴诫作用及道德的教育力量于此可见一斑。” 历史教育本有的德性意识却在新时期受到严峻挑战。新世纪的中国处于转型期,曾被视为象牙塔的大学校园也不再单纯。大学生面临着更多的诱惑,日益功利化的大学排名也使得教育管理者和工作者不再把育人放在重要的地位,以教书育人为第一使命的大学校园就这样把自己的使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面对这种岌岌可危的形势,教育工作者亟须改变思路。在大学自然科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上,要摆脱“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惯性思维,重视人文素质和德育的培养。无论从事什么专业,大学生都要在加强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注重自身的德育修养,以过硬的人格魅力提升竞争力。大学历史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更应以历史责任感,把专业知识的讲授与德育结合起来。基于此,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略述一管之见。 首先,历史学科的德育思想要与大学生的人格修养密切结合。中外历史上的道德楷模层出不穷,教师应充分利用课堂实例,向学生加强正确的思想引导。如儒家思想的创始者孔子极为重视君子的道德修养,他在《论语・公冶长》有这样一句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意思是,决不能为了现实的功利放弃道德原则,从而形成了超凡的人格魅力,影响后世。在《论语・季氏》中孔子又谈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意思是高雅的追求可以培养出君子彬彬有礼的气质和举止。同样道理,不学历史也无从找到定位人格魅力的坐标。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更透彻地映照出自身的不足。 其次,历史学科的德育应该与大学生的人生观密切结合。人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现实的功业很重要,但成就功业的主体――人本身必须首先有正确的人生追求,否则,再大的理想都会成空。古今中外不乏这样的实例。如唐太宗善于纳谏,重视听取反面意见,即便名臣魏徵再激烈的诤言他都能接受,最后终于创造了“贞观之治”的盛世。他本人也以一代明君的正面形象彪炳史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秦始皇与隋炀帝二人的暴政,他们在国家一统、繁荣富强的背景下迷失了人生的方向,把放纵欲望视为人生追求的目标,最终都因穷奢极欲、忽视民生,使国家走向衰落,其自身也留下了暴君的千古骂名。 教师在讲述这些历史事实的时候,决不能只满足于史实的灌输,更要把道德教育的目标体现出来,提醒大学生在走向社会之前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在正当的人生追求下才能有光明的前途;否则,如果一味地通过不择手段来达到成功,即使一时得志,但在下一步的高层次竞争中最终还会遭到失败。大学历史课程如果没有德育的熏陶,学生就会只重视专业知识的学习,不会举一反三,不会从历史事实中真正汲取经验教训。如果大学历史教师一味地把渲染血腥的史实和花边传说视为吸引学生的手段,最终也会使学生迷失人生的方向。 再次,大学历史教学中的德育教育还要与正确的职业观培养密切结合。在大学不断扩招的背景下,大学生的择业问题日益成为社会难题。在这种背景下,很多学生心灰意冷,不但在最终择业的时候无从下手,就是在平时的学习中也不知道如何作准备。他们往往盲目从众,见别人考各种资格证自己也考,见大家涌向竞争公务员的千军万马中,自己也毫不犹豫地追随,完全不考虑自身的实际。面对这种难题,德育主导的职业观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职业观教育看似与历史教学毫无关联,实则不然,历史教学完全可以承担一部分正确的职业观的教育。当今社会竞争激烈,人们面临各种压力,尚未立业的大学生精神压力更大,往往感到迷茫,在各种负面新闻的影响下,更容易形成消极心态,放松道德追求。其实,负面新闻频出并不能代表社会更加不公,只是从侧面说明现在信息更加透明;微博等代表社会舆论的先进网络手段加强了对尚不完善的社会制度的监督,这样公众的良知会有更多的表达手段。所以,大学生在择业中也不妨把网络监督等手段与职业选择结合起来,在以德立身的基础上再以德立业。 另外,现在传统文化复兴满足了很多人的求知欲,尤其是很多因各种原因错过高层次教育的大众更加渴求补上传统文化这一课。大学历史系学生完全可以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优势,结合现在先进的网络手段,开设各种知识讲座,以平易近人的手法向大众传播历史知识,引导人们的道德观。在这个变化越来越快的现实社会中,没有绝对的冷门学科。大学历史教师应该以自己的专业优势,高屋建瓴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引导学生形成这种德育主导的职业观。 总之,历史教学关注史实,史实应客观,但认识历史、评价历史的动机和心态不能冰冷无情,应多以道德的血液净化之,这也是古今中外历史研究者的共识。基于这个理念,大学历史教学就应贯彻德育理念,以期对受教育者的人格修养、人生观、职业观都能产生健康向上的影响。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糊涂”教学法探讨 摘要:“授――受”教学模式在历史教学中一直占据着垄断地位,这种历史教学模式的主要缺陷在于“去问题化”。教师通过“糊涂”教学可以变“去问题化”的灌输式教学为探究式教学,其优秀在于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激活学生的思维,引导他们自己去探索问题并解决问题,从而把历史学习从“接受式”学习转变为主动探究和积极建构式学习。 关键词:历史教学;去问题化;探究式学习 历史教学中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一直受广大师生的诟病,被认为是“去问题化”的“授――受”式教学,扼杀了学生的质疑精神和探索热情。但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在大学,这种教学模式在历史教学中都一直占据着垄断地位,课堂教学的基本方式是单向的“刺激――反应”。以大学历史教学为例,大学历史教师喜欢以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学养使课堂教学成为教师的“独舞”。有研究表明:知识不是通过教师讲授获得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并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来获得的。大学历史教学如何体现这种理念,超越传统教学的困境,突破灌输式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潜能,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作为一位大学历史理论课教师,笔者深刻理解问题意识、独立思考、意义建构等对于学生成长的意义。在大学历史理论课教学中,笔者试图尝试一种与“授――受”式教学不同的教学方式,即变“去问题化”的灌输式教学为探索研究性的“糊涂”教学。 一、大学历史教学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差异 传统的历史教学模式是典型的“去问题化”的“明白”教学,即教师通过教学让学生弄清历史发展,解答学生的疑问。学生的历史学习越“明白”,教师的历史教学越“成功”。在中学阶段,历史教学的目的是为学生打下历史知识基础,对学生进行历史教育启蒙,所以基础性和确定性是中学历史知识的基本特点。历史知识的基础性决定了其确定性,对学生来说,知识的范围是确定的,知识的性质也是确定的,因为具有争议的历史问题是难以进入中学历史课本的。这种确定性对学生来说就是一种权威,留给他们思考与选择的空间很有限,所以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与记忆。 在中学历史学习中,跨越知识的边界去探索新知被认为是多余的,挖掘知识背后的问题被视为“钻牛角尖”。很多中学历史教师在教学中经常问学生的是“知识都掌握了吗”“内容都理解了吗”等问题。学生带着问题进教室,带着知识出教室,“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以转化为知识而结束。在这样的教学中,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探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促进学生形成对问题的独立见解成为“副产品”。尽管中学历史新课程对内容的编排与教学要求有了很大改变,但由于教学目标的艰巨性和学生历史知识基础的薄弱、学习时间有限等,教师在教学中很难真正解放学生的思想,仍然是以“授――受”式教学方式把历史知识灌输给学生。这样,学生的接受能力与思维空间都被限制了。 大学的历史教学与中学的不同。中学历史教学以打基础为主要目的,以边界明确、内容确定的知识为教学内容,重在让学生受到历史启蒙教育。大学历史教学以学生独立思考为主要目的,重在帮助学生拓展历史视野,开拓自我发展空间。因此,突破中学历史教学局限性,改革“授――受”教学模式,激活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探索、独立解决问题,成为大学历史教学的重要方面。 二、“糊涂”教学法在大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糊涂”教学法是指教师在教学中让学生从“明白”到“糊涂”,再从“糊涂”到“明白”的一种教学方法。首先让学生认识到在“已掌握的”“没有问题的”知识背后存在着巨大的“没掌握的”空间,存着无限“有问题的”视角,变“我明白了”到“我糊涂了”。其次要让学生从“糊涂”中明白过来,积极探索通向“明白”的途径与方法。学生在质疑状态下积极探索学习,独立思考,用心论证,形成自己的见解。 “糊涂”教学法的第一步是帮助学生突破中学历史知识的界限,把学生大脑中封闭的历史知识“外壳”击碎,变封闭的知识体系为开放的结构优秀,即变“明白”为“糊涂”,变“已知”为“未知”。大学历史教学已突破了基础性的局限,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具有了巨大的发挥空间。一方面,教师通过扩大知识量突破学生大脑中历史知识的边界,让学生认识到历史的无限丰富性和无限复杂性,引导他们理解历史世界对每一个人来说永远都是无限的,因此在历史学习与探索中永远不存在“我已经掌握了”,只存在“我又进步了”。大学历史教学要帮助学生突破原有知识的界限,引导他们积极探索无限的历史空间。另一方面,教师在教学中要把阐释不同的学术争议作为重要内容,把相互冲突的观点与认识展示给学生,让他们认识到历史知识不存在绝对的确定,只有相对的确定。在探索历史过程中,无论是深度的拓展还是角度的变换,都可能影响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确定性认识,因此,培养学生多层次、多角度思考历史问题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大学历史教学的基本要求。 “糊涂”教学法的第二步是教师在教学中要“授人以渔”,即引导学生在“糊涂”中去追寻“明白”,这是“糊涂”教学法的关键环节。当学生固有的知识结构和体系被打破后,必然会出现一定的“糊涂”时期。在这一时期,学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相互矛盾的。这些问题对于有一定知识基础和强烈求知欲的大学生来说是求知与探索的诱因。面对这种情况,有些大学教师习惯于在学生面前展示其较高的知识水平和良好的口才,把学生的疑问置于其“权威”论断之下,在“解决”学生疑问的同时也击垮了学生的质疑精神。这样的教学仍然是中学“明白”教学的延伸,学生依然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在能力上难有大的提升。 “糊涂”教学采取的策略是:当学生“糊涂”时,教师对学生的问题也采取“糊涂”策略,即不直接以知识传授的方式解答问题,而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和寻找答案。教师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帮助学生寻找解决问题的切入口,教给学生怎样形成假设、怎样查找资料,然后尝试论证,形成自己的观点。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必然会接触到其他人的思想与观点,教师则引导学生学会吸收但不盲从、尊重但不迷信,坚持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见解。 敢于承认“糊涂”,勇于面对“糊涂”,是科学探索的前提。大学教师常会把自己的探索成果拿出来与学生分享,这样学生不仅能从中获取丰富的知识,也能受到学科前沿研究的启发。教师正在探索的问题往往是学术前沿问题,与学生一起分享可以把学生的研究触角带进学科前沿。教师提出问题后,可以与学生共同探索,而学生在与教师共同探索中也可以学到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步骤,学会查阅资料、收集有用信息,学会提炼观点和论证方法等。 三、“糊涂”教学法在教学实践中的运用 下面笔者介绍一个运用“糊涂”教学法的案例――“亚细亚生产方式”教学。 在大学历史教学中,教师讲授唯物史观历史规律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难以回避的教学内容。从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算起,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含义的争论已逾百年。在20世纪,中国学者也曾对此展开过三次大规模争论。一大批著名的学者都曾参与争论,提出的观点非常丰富,涉及的理论基础与政治现实也极为复杂。教师在教学中很难通过讲授把问题讲透,而学生仅听教师的讲授也很难真正理解问题。对师生来说,最困难的还在于有关争论最终没有一个统一结论。面对这样一个理论问题,笔者在教学中采用了“糊涂”教学法。 在上课之前,笔者首先引导学生回顾他们在过去的历史学习中了解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他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然后,笔者按时间顺序分三个阶段分别讲述了中国学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随后,笔者打破时间顺序,把各种观点进行归类。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阶段论,即把它定位为五种生产方式的一个阶段,或是原始社会,或是奴隶社会,或是封建社会等;二是特殊论,即把它视为特殊的东方社会形态;三是放弃论,即把它视为马克思后来放弃了的一个不确切的概念。讲述完之后,笔者开始接受学生提问。不出所料,学生对于如此众多的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解释与论述感觉“糊涂”,于是疑问也就随之产生。 当笔者停止讲授时,学生立即踊跃提问。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可以看出,学生们是想从笔者这里直接获得一个确定的答案,这显然是他们常用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于是,笔者告诉他们笔者自己也还在探索与思考之中,没有形成最后的看法。对于笔者的“糊涂”,学生们显得很诧异。 也许是笔者的“糊涂”让学生失去了“说错”的压力,也许是这样的确刺激了他们的思维。笔者期待的情景出现了:学生们开始踊跃地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令笔者感到兴奋的是,有学生提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追寻马克思的本义;还有学生提出,理解各位学者的观点不仅要看他们立论的理论依据,还要看他们提出这一观点的时代因素……为了不使问题过于宽泛,笔者引导学生们集中精力探究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义。这样,笔者和学生们一起思考进一步探究的方案。 笔者告诉学生,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起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的一段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五个时代。”学者们对这句话的不同理解就成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争的理论源头。有学生立即提出,序言是对正文的说明,要理解序言的内容,首先要看正文,即查阅《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笔者和学生们都认为这是个正确思路,于是就确定了探究的第一步。在探究过程中,学生们很快发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写作前后,还发表了关于东方社会(主要是印度和中国历史与社会)的多篇文章,他们认为这些文章也是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关键。 在共同探究过程中,笔者提醒学生:《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是《资本论》第一卷的底稿,应把《资本论》也联系起来看。19世纪70年代后,马克思对社会所有制进行了大量研究,晚年他还写了大量“人类学笔论”和“历史学笔记”,其中关于公社的论述也是理解马克思晚年“亚细亚生产方式”思想的重要参考。 学生们的探究热情超乎预料。大部分学生都认真查阅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形成了自己的认识。最后,笔者组织了一次课堂讨论,让学生积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在学生讨论过程中,笔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学生还与笔者一起讨论。当然,这正是笔者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糊涂”教学法作为大学历史探究式教学的一种尝试,在学生中的反响是超出预期的。从学生们的课后感想中,笔者发现他们对历史学习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一是他们不再把记忆视为学习历史的唯一目的;二是他们开始认识到历史学习是需要探究与思考的,真正的收获来源于探究与思考;三是他们不再迷信权威的观点和结论,开始学会独立探究、自我论证,从而形成自己独立的见解;四是他们对研究性学习有了深刻体悟,逐渐学会了研究问题,学会了分析与鉴别问题。 综上所述,“糊涂”教学法的优秀在于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激活学生的思维,引导他们自己去探索问题并解决问题。这样,学生把历史学习从“接受式”学习转变为主动探索、积极建构的学习。 大学历史论文:中学历史教育改革下的大学历史教育 自上世纪末,国家开始在中学进行历史科课程改革后,中学历史教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教学观念变化的指导和带动下,国家教育部也放宽了在教材方面的束缚,先后出现了几个版本的教材,如人教版、北师大版、华师大版等,还有一些地方性教材,使教材变得越来越丰富。教材的内容也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以前大学历史教材的缩写,变成了适应当代形势发展变化和中学生心理发展阶段的新版教材。与大学历史系教材有了较大的差异。因此,大学历史教师,必须深刻认识这种变化,并思考在教学中如何适应这种变化。 新形势下的 大学历史教师必备的思想素质 传统的大学对历史教师一般的素质要求是:对于所担负的某一段历史的教学,只要熟悉此段历史的体系结构,和基本的历史史实,给学生讲清楚也就可以了。较为负责任的教师再深入地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增加一些教材以外的知识也就足够了。无论是中学教学适应大学教学,还是大学教学适应中学教学,都没有考虑学生发展的因素。实际上,这种大学历史教育是脱离中学历史教育培养精英的一种教育模式。 如今,中学历史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是以育人为主。新形势下的大学历史教师所具备的素质应作重大的调整。 首先,以较高的教师德性从事教学。实际上,高校教师德性是培养中学教师德性的关键一环,虽然不能说高校教师的德性决定了中学育人的水平及效果,却可以对将来中学历史教学的主体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大学教师的德性越突出,那么这种影响力也就越强大。 大学教师德性的构成可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教师心理上高度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包括对国家、对社会、对学生个人的高度负责精神。中学时期正是一个人内心世界形成的关键期,他(她)们所受到的影响主要来源于社会、家庭、学校和教师。社会的复杂性造成了对中学生影响的不确定性,面对正处于心理发育叛逆期(或逆反心理期)的孩子,家长对孩子的影响也主要以社会性影响为主,思想与品德的教育为辅,容易使中学生的心理产生偏差。学生一天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学校渡过,与教师接触最多,教师也最了解学生,能够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实施正面的、正确的国家观、社会观、人生观及道德观的教育。在这种教育过程中,除了历史学科有其自身优势外,历史教师的德性就成为了关键因素。在现今,大学教师除了要拥有敬业精神及高度的责任认同外,还应具有平等精神、关爱精神、人格尊重等德性,把内在的善良动机和情感付诸教育活动之中,通过这种活动使学生感受到什么是教师之德,潜移默化,培养出德性较高的中学教师。 二、教师的公正德性。教师针对学生所体现出来的公正自古就有,孔子在教育实践中对不同的学生所实施的教育方法,实际上就是教师公正德性的完美表现。首先,孔子倡导举办私学,使不同层次的人都能够接受教育,打破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实现了一种社会性的公正,它是教师公正德性的最高层次。现今在许多大学里,许多贫困学生面临的辍学、欠费退学或不能正常学习的情况,无疑是教育公正德性的严重危机。折射在教师身上是对物欲、金钱的狂热追逐,从而多方面丧失了教师的道德和良心。虽然是少数现象,但是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广泛的。其次,是孔子在具体的教育实际中,因材施教,使每个受教育者得到合理的需要和合理的评价。这种教育可谓尽善尽美。所以,当代教师应该像孔子那样,用心去体验教育的公正性而不仅仅是停留在遵守教师的公正德性,把公正真正落实到不同材质的学生身上,正大光明、质朴、公道,把无私、关爱的“仁”的品德在教学中展现给学生,才能发挥教师德性的效力和作用。 其次,以职业为美点燃自己教书育人的生命之火。人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教师来传承的,特别是历史教育,在知识传承、文明传承和精神传承中居于主导地位。历史教师职业不是热门专业,但是它在社会精神文明及价值观教育方面又是其他专业所无法取代的。因此,对于选择了历史教师这一职业的人来说,要建立以职业为美的心境,超越纯粹物质欲望的追求,把自己所做的平凡工作与新一代的成长、人类生命的延续联系在一起,与个人收获的快乐、自我价值的实现联系在一起,从而获得心理上美的体验与意识,形成以职业为美的内心情感。当达到这种境界时,就不再把历史教师这一职业当作对社会的一种牺牲或付出,而是对社会的一种创造,它创造了年轻一代的灵魂,创造了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是人类美的最高境界。具备了这种情感,历史教师职业就不再是枯燥的、贫穷的、冷门的职业,而是愉悦的、高尚的职业,是能够体现自己生命价值的职业。 新形势下 大学历史教师专业结构必须发展 以往,大学历史教师的专业性非常强,排斥了其他相关学科在历史教育中的作用,对社会的解释与理解是单线条的,无法发挥历史学在认识社会时的优势。自八十年代以来,大学历史教师虽然在历史研究方面拓宽了渠道,但在教学上变更较少。自上世纪末中学教学以面向生活为主,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主,以智力开发为主,使中学教材的内容失去了系统性,知识结构不再具有体系性,而趋向于知识以历史为优秀的综合性。它基本涵盖地理学科、政治学科、法律学科、心理学科、经济学科、社会学科等多种学科的内容。虽然学生在校学习时接触过某一单一学科,距离中学历史教学内容的要求仍较遥远。为培养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高校历史教师在坚持本专业知识体系的同时,必须扩展单一的历史知识结构为复合的知识结构,以便于运用综合知识为学生做出认识社会、解决问题的榜样,使学生逐渐地学会一种新的教学方式。实际上,在历史教材内容中就已经包含了多种学科的知识,若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历史教师,必然要对这些学科的知识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学习其中几种知识的体系,并将其融入到教学之中即可。这样既可以增强教学的艺术性的吸引力,又可以使学生形成知识的综合意识,而且为将来驾驭变化了的中学历史教材奠定了坚实的意识基础。 在知识结构之外,专业结构还包括能力结构、专业服务精神两个方面。能力结构可以包括教师的审美能力、语言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组织能力、与学生的沟通能力等等。教育与教学过程并非仅是用语言传授知识的过程,而是需要达到多种目标的过程,并且每一种目标则需要一种或几种能力来完成。专业服务精神是历史教师对历史专业的执著,包括上面所谈及的思想素质和对社会价值取向的抵抗能力。 大学历史教育教学方式的变革 中学历史教育方式的变革开始极大地促进大学历史教育方式的改革。在中学历史教材变革的同时,其教学观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大学历史教学也不得不适应国家教育理念的发展和中学教师的需要而进行必要的改革。 教学观念的改革。以往大学历史教育和教学培养的目标是历史精英型的人才,在历史学科方面拥有完整无缺的知识体系和较深的历史理论水平,也就是说是培养历史研究型的人才。中学历史教学的培养目标是具有民主、平等精神、创造精神和遵守法律的现代社会的公民,中学历史教学实际上是大学历史教学的缩影。大学历史教育承担着培养实现这一目标的教师队伍,就要首先使这支教师队伍具备民主平等精神、创造精神和遵守法律的现代社会公民的素质、意识和能力。改变单一的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势在必行,其培养方向首选复合型人才,其次为能力型人才,再次为观念开放型人才。 教学方法的变革。为适应多种人才的培养,也必须改革过去那种完全的教师讲授的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为主,根据学生参差不一的情况,采用分组讨论、师生主题对话、不同层次的作业、指导问题的研究、撰写论文、社会调查、资料收集、专题讲座等多种方式方法,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能力,达到综合发展的目的。 教学手段的改进。利用现代化的声音资料、影像资料、图片资料以及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实地情景教学等多种多样的手段,加强教学效果。 教育教学综合环境的改革。历史教育主要以思想教育、精神教育、价值观教育为主,单凭几个教师或单个的历史系来努力是无法取得较好的效果的。应该创设良好的校园环境,实现教师在教学中所描绘的那种环境和理想,使学生受教于其中,乐在其中,树立牢固的信念于其中。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课堂教学的减法与加法 摘要: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存在多种弊端,知识在讲授与接受过程中总处于不断减损的状态,是大学历史课堂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各种弊端的症结集中体现在教师的教法与学生的学法方面,为使知识能够在被学生获得与掌握的环节中取得一种增量,需要教师在教法上与学生在学法上都同时作出改进。 关键词:课堂教学;讲授与接受;减法与加法 我国大学教学与科研关系失衡。这与特定历史时期国家对大学科研的侧重有关。如职称和薪级标准制定上偏重科研量化而轻视教学过程,重科研轻教学也成为大学历史教师普遍的思维方式,又有观点认为“学问大了,教学自然会好”。在这样的观念下,大学历史课堂教学存在众多弊端,如历史学科本身重独立与完整,忽视相关学科之间必要的联系,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学生知识狭窄,思想单一。又如教师偏重教法轻视学法,重结果轻过程,重知识传授轻思维、轻能力发展的传统教学模式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学生积极思考,发问、质疑的自由时间与空间小。学生学习通常只停留在背诵知识的层面。理论思维、创新能力的训练相对缺乏等。 多种弊端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应试教育向来以传授知识为主,而缺少关于创新能力的锻炼,这在高校历史课堂教学上有突出反映,“在教与学关系上只重视教师灌输而忽视大学生独立学习活动”,教学方法多为灌输式,缺乏启发式。但是,素质教育这种以提高学生基本素质为目标的教学活动,旨在提高学生素质,大学历史教师之间也曾多方研讨,力求改进。但是各种弊端仍未能有大的改进。一个原因是缺乏好的教材。教材编写仍然沿用应试教育的思维模式,各类教材大同小异,千人一面。其次是课堂教学仍以讲授为主。有时老师提出问题要求学生回答,启发学生讨论,可是无法形成热烈的讨论。 要想解决大学历史课堂教学的弊端,需要同时从教师的教法与学生的学法两方面分析。从教师“教”的方面说,教师通过日常积累获得的创新与理论思维,有时并不能达到自觉的运用,很难拿来启发学生。自己理解的东西未必能让学生理解,想和说是两回事。从学生“学”的方面说,高校的考试体系大多偏重对知识内容的考核而轻视学生多种能力的检验,学生进入大学后学习仍然以记诵知识为主,未能有效地自主学习。 其实,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关系,从知识传播学的意义上看,是一个有关减法与加法的问题。一般而言,教学活动从教师课前对教材的熟悉时已经展开了,而教师对教材的理解不可能完全复原教材的全部内容,受限于教师的知识水平与理解能力,设计教案的过程又经过教师有意的剪裁,教师理解所得的知识做的是在对教材全部内容做减法;而教师在课堂讲述中,同样受限于主体意识与客观条件,讲述的知识又是自己理解所得知识的减法。学生在听教师讲授的同时又是对知识进行理解与消化吸收的过程,则是在做着对教师讲述部分知识的一个减法;最后,学生在课堂教学活动结束后。真正记忆到的知识更是自己在课堂当中掌握部分的减法。至此我们看到,从教材所含知识到学生最终的获得知识,一直处在不断减损的状态当中。知识减损直接产生的结果是,学生获得的知识不全面;老师在知识掌握程度上无法逾越前人的教材。直接一些说,学问到最后,便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俗语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作为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如何超越自己的老师?这个问题的解决,要求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做好加法,目的是使学生对知识信息的获得形成某种增量,这也是根本解决课堂教学各种弊端的关键所在。无论是时下的多媒体教学、情景教学、兴趣教学、情感教学以及对学生主动学习意识的提倡方面等等,都是希望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尽可能多地获得知识增量,这样做一方面弥补了知识在传授过程中产生的减损。另一方面,创造出更多额外部分的增加。 课堂教学中做加法,需要在教师的教法与学生的学法方面做出改进。历史课堂教学应当强调个性化教学风格。突出“教学相长”的教学理念。教师的教学,应具有自己特殊的风格,尽可能多地学习掌握与教学相关的知识信息,努力提升自己的理解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减少各类知识信息在讲授过程当中的减损,由以教师为中心向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相结合转变,着力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使学生能够根据课堂教学内容能“举一反三”的获取知识。学生的学习,也应有自己的特点,培养自己的自主学习能力,重视课前的准备和课后的复习,学生要成为真正课堂的主人,能够根据提出的问题,开展深入的细致思考,并寻求分析与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除此之外,大学应该有一些规范,保证教学的进行符合自己的特点,但更应该有相当自由的空间,使教师和学生发挥自己的教和学的主动性。
法律实践论文:法律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研究 法律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研究 一直以来,我国法律教学过于倾向理论教学,忽略了实践教学,造成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相脱节。应该认识到,法律理论教学与实践密不可分,应从教学形式、教学评价、师资力量等多方面加快改革步伐,以培养一批社会学要的法律人才。 一、当前法律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现状 (一)实践教学重视度不足 目前法律教学中多以理论教学为主,教学内容多是法律基本原理概念等内容,而教学过程则是“教师机械地讲、学生被动地接收”,教学方法仍以“灌输”为主,考核则采取期末一次性闭卷考试。另外,在法律教学中,缺乏基本的服务于实践教学的法律职业道德、法律职业技能及法律方法论等课程。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应更加注重以学生为主体,开展与实际需要相符的实践式教学。 (二)实践组织不合理 当前法律理论教学中缺乏对实践教学的统筹规划,造成实践教学流于形式。例如在模拟法庭教学中,主要适用于具有一定法学实践经验、法律知识储备以及审判能力较高的高年级学生,如果学生从大一就开始参与模拟法庭,而他们缺乏一定的专业知识与实践经验,很难获得良好效果;另外,有些模拟法庭的组织多按照事先排练的模式开展,只是表演形式,严重挫伤学生积极性。还有些毕业实习安排在大三下学期,而此时毕业生正面临毕业论文和找工作的压力,没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最后只是实习单位盖章了事,毕业实习流于形式。 (三)实践教学缺乏必要的评价与激励体制 在法律理论教学中,对教学大纲及教学规划有明确反映,对撰写教案也提出明确要求,并通过一定激励方式促进教师不断改革教学方法、完善教学方案等。而相关教育部门也以随堂听课、教学检查、召开教师交流会、网络测评等多种方式进行教学评价和激励机制。但是针对实践教学来说,却缺乏具体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要求,而由于实践教学需要教师的亲临指导,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教师应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实践教学中,但是学校并没有将此纳入教学评价与考核的范畴内,更缺乏相应激励机制,所以很多教师缺乏实践教学的动力。另外,对于学生来说,也缺乏参与实践教学的积极性,再加上没有强制的学分要求与奖惩机制,实践教学质量不高。 (四)实践教学投入力度不足 当前法律实践教学的投入力度不足,主要体现在资金和人力两方面。一般学校没有设置专门的经费投入实践教学,如果需要校外调查、旁听、咨询或者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学生只能临时报告校方批款,而更多时候需要学生单方面承担费用,影响了学生的积极性与实践兴趣。另外,实践教学对高水平、高素质的教师提出了全新要求,他们既要具备扎实的法律理论功底,也应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开展实践教学。同时在实践教学中,需要教师对学生进行系统化、全面性的指导与评价,这就要求加大师资的投入与培训力度,建立一支“双师型”教学队伍。 二、构建法律实践教学的几点建议 (一)突出实践教学的重要地位 由于传统的法律教学中注重理论教学,因此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激励和教学评价等教学体系,因此可参照理论教学体系模式,建立一套完整、独立、平行的实践教学体系。在实践课程设置方面,应整合现有的理论课程,并以实际需要增加实践课程,既要保留过去直接服务于法律实践的课程,如证据学、法律文书等,还应加设如司法过程、法律职业技能等实用课程,并以必修与选修相结合的方式,实行强制学分制。同时围绕这些实践课程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结合当前法制现状,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正面引导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职业道德感,实现良好的法治理想。 (二)完善“法律诊所”教学模式 “法律诊所”教学模式源于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标志着判例教学法的产生与发展。这种校外课堂形式,效仿了医学院中利用诊所培养实习医生的方式,而是在校内以某种形式建立“法律诊所”,通过这种实践教学模式,在教师的指导下,参与到真实的办案过程中。这样,既可培养学生运用法律的实际能力,也可让学生深入了解法律理论,减少知识教育和职业技能之间的差距。 从国外大学的法律教学实践来看,“法律诊所”的教育目标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培养学生的专业技巧与职业技能;二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帮助学生树立正义感、责任感、职业荣誉感。因此,通过“法律诊所”的建立,可让学生接触更多实际调解、诉讼案件,真正像律师一样处理案件,同时提高学校的社会效益影响力,参与法律诊所的学生既巩固了理论知识,也学到了课堂以外的能力、技巧,更好地将抽象的法律条文应用到具体案例中。 (三)由模拟法庭转为实战法庭 模拟法庭作为实践教学的有效方法之一,最终目标还是转向实战法庭。主要注意以下三方面问题: 1.在模拟法庭准备开庭之前,仅对外公开法律案件的基本情况以及参与者名单。而法庭中的陈述意见、辩护意见、法官主持及判决结果等都是未知。因此在开庭之前,学生应寻求专业司法人员或者老师、同学的指导,并独立分析案情,大量搜集材料,准备论点证据,并分析对方可能指出的论点论据等,全面做好自身角色,争取更好的实战结果。因此,在模拟法庭中,学生应明确自身定位和观点,并随着诉讼过程的深入,不断应对新情况、新问题。 2.应确保模拟法庭的“实战”效果。只有真正对抗,才能确保模拟法庭的实践效果。为了避免同班学生之间相互熟悉,而每次模拟法庭缺乏新鲜感,因此模拟法庭应尽量安排不同班级、不同年级的学生担任不同角色,且每次开庭的案例有所区别。如果在同一班级或者同一年级开展模拟法庭,就应该安排不同组、不同班级的同学分别承担控方、辩方及审判职能,只有确保法庭对抗性,才能真正确保实战效果。 3.提高模拟法庭的真实性,注重树立庄重感、严肃感。在学校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可在每次开庭时准备审判器物,提高审判的真实性,让学生更多感受法庭文化,为走上社会奠定基础。 (四)开展有针对性的专业实习 专业实习主要由见习与毕业实习两部分构成,但是从实习内容上来看,二者没有任何区别,因此可将二者合并。针对当前法律专业实习存在的各种问题,如实习流于形式化、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实习单位不重视、实习时间短等现象,应不断完善实习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分阶段实习,确保实习效果。首先,针对过去学生实习中自由懒散的现象,应统一安排学生实习单位,进行集中实习。对于要求自己解决实习单位的学生,或者可以保证实习和就业挂钩的学生,应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并定期向指导教师汇报情况。其次,应尽量灵活安排实习时间,如在大二暑假和大三上学期分别进行,既能满足学论文联盟//生的实习需求,也可减少实习单位的接收压力。再次,加强校方与实习单位的沟通,一方面应尽量安排实践性较强的工作;另一方面则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习环境。如果在实习中,学生仅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去看、去听,或者仅协助法官、律师处理杂事,而没有真正接触案件的机会,就不能顺利实现实践目标。最后,注重实习管理,在学生实习期间,应定期汇报实习情况,教师也要积极与学生交流实习情况,必要情况可做好现场指导;另外,应注重实习单位的多元化,综合考虑公检法等相关部门,还可考虑在相关企业、组织、社会团体及金融机构等建立实习基地,为社会输入更多法律人才。 (五)加快完善实践教学的考评与激励制度 相对于法律理论教学,开展实践教学,应不断加强对外联系及教师指导等工作,这都需要教师付出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因此可根据不同的实践教学内容,将实践教学纳入统一安排中。根据不同指导教师的专业特长,再加上实践内容方式的区别,应确保每个教师都需承担一定的实践教学任务,并制定教学考核标准。另外,还应根据实践教学的开展情况,设立奖励基金,如果在实践教学中取得良好成绩或者重大突破,应给予教师一定的物质奖励,调动教师开展实践教学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对于学生来说,应该将证据学、法律职业技能、法律文书制作等作为必修课,并以学分制加强考核。每完成一项实践活动,应由学生提交实践总结与自我评价,开展教师评价与学生互评相结合,对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予鼓励,如果不能按时完成实践任务,则不能获得相应学分,甚至对毕业造成影响。 (六)建立“双师型”教师队伍 对于法律专业教师来说,上好一门课,不仅是理论上的要求,让学生获得更多的法律基础、概念、理论,更重要的是告诉学生怎样将知识应用到实处。因此,教师除了具备基本的理论能力,更要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建立一支理论和实践双结合的教师队伍,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完善理论。主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开展各种教育和培训,不断完善教师的知识结构,提升学历水平;二是鼓励教师积极“走出去”,做好模范带头作用。到社会上兼任律师、志愿服务者,或者到法院与检察院定期学习,不断提高教师业务水平与综合素质;三是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司法考试,或者到更高学府深造;四是加强与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及律师事务所的沟通与联系,以各种形式促进与律师、警察、检察官及法官之间的交流,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才能更好地带领学生参与实践。 由上可见,法律实践教学作为与理论教学相连接、相支撑的互补性教学模式,对培养法律应用人才至关重要。但是由于实践性教学刚刚起步,在教学大纲、课程设计、教学内容及教学手段等多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本文针对当前实践教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建立科学化、系统化的法律实践教学体系,遵循与技能实践目标相符、与人才培养相统一的原则,促进法律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提高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法律实践论文:法律知识教学实践及效果评价 【摘 要】 目的 探讨法律知识的教学内容、方法及其效果评价。方法 在护理实习教学中增添有关法律知识,并依此指导其临床行为,追踪测评培训后学生在工作中对有关法律知识的掌握情况。结果 护生注意了自己的行为,掌握了有关知识,出差错明显减少。结论 对护生进行法律知识培训可减少护理差错,达到降低护理风险的效果。 【关键词】 护理;学生;法律知识;教学实践;效果评价 随着我国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病人的自我保护和法律意识逐渐增强,护患纠纷也呈现逐年递增趋势。由于护理职业的特殊性、疾病的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以及医学技术的局限性,使得风险无处不在[1]。 在护士这个高风险的职业中,护生是高危人群,据调查护生护生法律意识淡薄,执操作规程不够认真,实习期差错发生率为2.47%[2]。护理管理者应考虑这一环节,对护生采取适当的教育措施,以减少差错,降低护患纠纷的发生。由护理部组织并指定在我科对2007年1月至2009年7月我院实习人员进行轮流培训,把临床常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列为必教必考内容,并跟踪调查他们培训后的表现,效果良好。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护理实习学生392名,女生356名,男生36名。其中04、05、06 级三年制中专生151名,大专生143名,女生263名,男生31名;03、04、05 级四年制本科生98名,女生93名,男生5名。 1.2 方法 1.2.1 教学目标 每组来我科实习人员经过带教老师讲解、自学指定材料达到以下目标:①熟知相关法律、法规;②明确自己的法律身份 ③ 尊重病人的隐私权、知情权;④执行医嘱时有证据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⑤严格执行各项制度及操作规程;⑥事实求是,有差错时及时补救及时报告;⑦同情、理解病人,不在言语上与病人发生冲突。 1.2.2 教学内容 采用自编讲义,内容涉及8方面内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管理办法》、《药品管理法》《麻醉药品管理法》《山东省医疗护理文书书写规范》《消毒管理办法》、《传染病法》《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 1.2.3 教学形式 采用专题讲座及自学的形式。带教老师先向各组学生布置自学教材,并督促学习,然后组织2次专题讲座,2次护理差错分析会,分析会上学生互相讨论,指出差错发生的原因及违规违法点。 1.2.4 教学评价方法 学生在本科室实习结束时,做一份与以上内容相关的试卷,得分与专业考分平均为出科成绩。出科后追踪调查这些学生,对他们所轮转的其他科室逐一发放2张调查表,①表1从护生的临床行为判断他们对有关法律知识的掌握应用程度,测评总分100分,?80分为了解,81~90分为熟知,91~95分为掌握,?96分为熟炼掌握。②表2调查培训后护生差错发生率。由护士长、带教老师、实填写。 1.2.5 统计处理 应用spss1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学分析。采用频数、百分比、均数等方法描述调查结果。 2 结果 2.1 护生掌握了有关法律知识 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增加了法律意识,将自己的各种行为框在法律范围内。收回的调查测评表,护生成绩均在90分以上。见表1。 2.2 护生差错发生率明显降低 培训后的护生在临床护理工作中主动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各种规则,发生差错现象减少。差错发生率1.28%,见表为2,比2.47% [2] 降48.18%,具有明显效果。 3 讨论 3.1 对护生进行法律知识教育是安全管理值得重视的环节 目前护理专业在校课程几乎没有相关法律的专门教材,学生仅能从“思想品德”或其他教材零星学到一小部分相关知识的,据调查这些仅占学生获得法律知识的11.1%[3],说明护生在实习前未接受相关知识的全面教育,而他们是参与临床护理病人的重要群体之一。在医疗护理风险无处不在已成为医疗界共识的今天,广泛而深入地研究护理风险是当务之急[1],那么对护生进行相关法律教育应是临床安全护理值得重视的环节了。我院护理部与临床联合进行的这项培训尝试,对护生起到了增强法律意识,规范行为,减少差错,降低风险的作用,也对护生将来成为更合格的护士,为病人提供更安全的护理产生深远影响。 3.2 对护生进行法律知识教育的效果 通过教育培训护生们明确了自己的身份,不再像实习前那样与周围的关系大多的是师生、同学关系;在护理岗位上,与病人之间多是法律责任、义务、权利等严肃的关系。表1是通过护生行为来调查对相关法律掌握程度的,从结果可以看出护生有了法律意识,在临床实践中注意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认真查对医嘱;热情接待病人,维护病人隐私;有差错是能够及时补救及时汇报,与病人有争议时,有证据意识,注意保护自己及院方的合法权益。表2护理差错发生减少,是护生注意将自己的行为框在法律、规则之内的结果,这对全院护理安全管理有着重要作用。 3.3 护生发生差错与护士类同 据调查护士发生风险事件多集中在给药、抽血、执行医嘱等方面[4],表2可看出护生与护士类同。这主要是这些工作项目出现的频率多,出错的几率相对高;护生年龄小不够成熟,有时有浮躁情绪,如在执行“三查八对”时过于自信;临床经验少是,各项技术均不够熟练,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因此,就保证护生及其所护理的病人安全来讲,应提高护生各方面能力,才能实现。 法律实践论文:以转型中的中国为出发点 o 引子 法哲学是一个表演场,在上面一直上演着何谓法律的没有终场的话剧。何谓法律,说到底是要回答人们行为和判断究竟以什么为根据。以往的大部分主角要么戴着一副死气沉沉的预设规范之面具,要么有着一张活生生的经验事实之脸谱,前者主张绝对从预设的规范出发,这种教条主义不免遮敝、压制甚至切割了生活世界,后者关注未包含在预设规范中的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以求就事论事的恰与其份,但它对规则的怀疑及至虑无态度不仅使预设的规范失去意义,且易走向由判断者操控的相对主义甚至任意。对于这种事实与规范不可调和的两端对立,即二元法律观,也有一些人试图超越,如行动法律观,诠释法律观,但声音弱小,远未形成主流。而且在这个表演场上,中国角色大部分时间不在场,使何谓法律的道白与中国问题若即若离。 拉德布鲁赫曾有言:每个时代必须重书它的法学,处在转型的当代中国也必须重塑自己的法律观。本文无意对前人的法律观作思想史式的考究,也不仅仅作应当重书的演绎推理,而是首先要以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条件为限,从经验的中国问题出发,同时要反映出问题的普适性,本着既要顾及事实又要关照规范,打通事实与规范的关系之主旨,在前人的法律观基础上,力图开扬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法律观——实践法律观,并探讨如何实现这一主张的途径。 1.在何谓法律上的中国问题 对何谓法律这个法哲学的最基本主题,在今天不可再单作形而上的追问和体系的建构,而应像波普尔所言:一切生活都是解决问题(alles leben istprobleml ouml;sen),[1]直面所遭遇的挑战来回答,因为我们置身于一个问题时代,无论情愿与否。倘若要从种种挑战或现实难题抽象出法哲学理论问题,一言以敝之,就是围绕事实与规范的紧张关系而展开的何谓法律问题,从中又生成无数论题和流派。这一紧张关系对当代中国而言又具有双重性: 1.1认识论上的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 所谓事实与规范关系的不对称,是指预设的规范不能满足事实的需要,通俗地讲,指无合适的法可依。因事实总是在规范之后发生,债务人不是在读了民法后才去借钱,罪犯也不是按刑法来犯罪,立法者的预识世事的能力总是有限的,故称之为认识论上的不对称性。社会生活变幻无常,法律的调整不可能毫无疏漏。立法史表明,主要基于过去经验的立法者,不可能全部预见到法官可能遇到的法律颁布之后的问题。例如条文如蜜脂的普鲁士一般邦法(preussischesallgemeine landrecht),洋洋17000多条,[2]却也未能自如应对社会生活,相反,其开中药铺的方式反遭无抽象理性的讥讽,后无承袭者。 诚然,也有人以为,法律的不完善不是什么缺陷,相反,一个自身封闭的、无懈可击的、清楚明了的法律也许会导致法律停滞不前,法律不被明确表达,反倒能满足事实的无限多样性。[3]这里不去争辩法律的不完善是否为缺陷,而是从实然状态上看这种不对称性的表现,如果以事实的大小范围为标准,可分为: 1.1.1个案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 在此,个案事实指实际发生的个别事实,它包括当事人对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发生争议的纠纷,违反法律的行为和有待确认的诉求。规范指以制定法为主的法律,对它们进行处理旨在作出一个具体的法律判决,即确定人们的个别行为准则。生活世界的无常和多样性使许多案件、事实不能对规范之号入座,这在今天已是几成公认的“常态”,曾经在中国热议的“黄碟案”、“葡萄案”不过是其中的两例。“黄碟案”因观看黄碟的场所集住宅和诊所于一身,难以直接适用宪法第3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在这一场所观看黄碟应受处罚也缺乏明确的法律,[4]“葡萄案”因三名民工所偷47斤葡萄是投入了40万元研究经费的科研产品,而相关司法解释只规定了流通和生产领域的商(产)品如何定价。[5] 新近又有“手术签字案”,医院因家属不签字而未进行手术,结果母子双亡,手术签字的意义是体现医院告知义务和患者知情权,还是医院可以免责,此情况是否属于法定的不得拒绝急救处置的“特殊情况”,均存有很大争议。[6] 实际上,大部分规范,不论何种表现形式,是制定法还是习惯法,都面临如何应用到事实上的难题。制定法尚且如此,自然法因其过度抽象更不能提供确定的准据,如依“当为公正,当弃不公”,“避恶行善”并不能判断在商住两用的场所观看黄碟是否不公或恶,偷葡萄倒是不公或恶,但是否为达到刑法所惩罚的程度不能依此两原则直接得出。按习惯法中的“偷一罚十”可以惩罚民工偷葡萄的行为,但先要确定“一”是按市价还是按科研价值来算,[7] 然后才能决定惩罚的轻重,还有由谁来罚,也无从得知。至于对观看黄碟,手术签字,在习惯法中甚至连“偷一罚十”那样的相关的惯例也发现不了。换句话说,在各种预设和发现的规范与生活事实之间,都存在着适应与否及适应程度的问题。生活世界中的具体人永远大于法律上的抽象人,个别永远大于一般,哪里也不是例外。 1.1.2 社会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 规范不仅不能全适应个别的事实,同样也不能完全涵盖社会事实。所谓社会事实在此指现存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在当代中国,静态上看,存在着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种社会形态,其中前现代又在向现代急剧转变,流变性特征明显。当然,这种情况不是非中国莫属,但中国为甚是不争之事实。发达国家也正在发生从民族工业社会向全球化的生产网络体的社会结构变迁,欧洲日益走向前所未闻的超国家状态。而地理上东中西三部分结构的悬殊差别更是具有中国特点。这一多样态的社会事实与制定法规范存在多重的不对称: a. 制定法的国际性与国内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外部的全球化浪潮,内部的对外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加入wto的压力,使中国的制定法迅速与国际接轨,实际是与主要西方国家趋同,尤其在金融、保险、证券、反垄断、破产、公司、贸易等经济领域,大规模的立法复制,令人回味的是,立法属尖端社会知识,集全民之智力,却无人指责中国侵害他们的“知识产权”,反而以被他人仿造为荣。但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否与这些国际化的法律的要求相应却颇有疑问,以人们争辩不休的知识产权的立法为例,加入wto前后的几年里,中国立法机关先后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作了修正,使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准基本上达到了国际水平。然而在实施trips上,虽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设有5年的过渡期(最不发达国家为11年),但显然不能在过渡期内使这些国家如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与trips的要求相应。如此一来,为达到国际社会的要求,研发水平低下中国的企业必然要面临跨国公司的垄断、提高药品和食品的价格,增大技术转让和技术开发的成本的局面,从而对国内公众的福利产生不利的影响。 b. 制定法的现代性与国内各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 在制定法规范中,大部分是针对现代的统一的和稳定的结构而设计,可是,我国的地区的发展极不平衡,特别在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差距巨大。适用具有高度一体化的制定法,而不分各地的具体情况,势必会造成许多困难和负效应。如在既有金融监管体制下,以资本实力、技术水平和从业资历等为内容的现代性行业准入门槛非常高,所设金融机构放贷条件严格,如要求贷款人提供抵押物或担保,而在农村,农民没有房产证因而住房不能作抵押物,承包的土地及经营权也不能抵押,这致使贫穷的农民很难得到银行的资金支持,民间借贷又被禁止,所以孙大午之类的集资必然为非法行为。[8] 再来看司法人员准入制,自2002年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四级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要通过同一套题目的考试,意味着对基层法官检察官的要求与对中级、高级甚至最高一级法官检察官的要求一样,而他们所处理的案件大不一样,如在西部基层,“80%都是离婚案件,财产分割就是几头牛、几只羊。本票、支票是什么都没听过没见过。”[9] 又以10万人口/律师数为例,2004年全国为8.7,北京96.2,东部12.4,中部6.3,西部6.8,贫困县1.7,而在374个贫困县中有51个县无一律师。[10] c. 制定法的前现代性与社会形态的流变性 规范中也有一部分仍停留在前现代设计,未反映出变动的社会关系,如对城乡二元结构的确认,形成了长达50年的户籍、住宅、燃料供应、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劳动保护、司法资源分配、表达机会等10余种不平等制度。例如表达机会不平等,全国人大代表,城市人口是每24万人选举产生一个代表,农村人口是每96万人产生一个代表,4个农民等于1个市民,而且工人代表和农民代表的比例在不断下降。还有大城市和发达地区获取更多大学入学名额,均使农民处于二等公民的不利地位。而在这些方面中国己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常用对正式体制的变通方式去实现,在变通过程中,新的体制因素往往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出现,且发生在正式体制运作当中。如户籍在多个地方早己变通了,如新生婴儿可随父落户,老人可投靠子女落户,以投资为条件的移民,专业人士居住证(绿卡)等等。 总之,尽管这是一个貌似商谈时代,在这个商谈时代,人们可以例如借助互联网就立法等问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总是言不及意,言尽而意不尽。法律规范作为一种语言的存在,无论书面或口头,常常只顾及有限的优秀而留下无尽的边缘。 1.2 伦理上的事实与规范的对立 与词物不一的认识论差异相对,伦理上的事实与规范的对立是指由于不同伦理观,导致对规范的不认同,结果是大量的生活事实未进入制定法规范,规范显得普遍失效,这样的对立同样可分两类: 1.2.1 积极对立 积极对立指对制定法规范的明确违反,使法律不能贯彻于生活,这几乎存在于当代中国每一个领域,近年来突出表现在土地征用、矿藏开发、工程承包上。以土地征用为例,2006年6月18日,国土资源部向各地方政府发出《关于严明法纪坚决制止土地违法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违法占地在一些地方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土地违法越来越多。新近公开披露的广东省开平市政府违法审批占地近三万余亩便是其中一例。[11] 又有法院的判决执行率,这是衡量法律的有效性的重要指标之一。2001年至2005年各级法院收结案560至590万件,受理申请执行的案件为200万件左右,其中80%为民事案件,这意味着有三分之一的生效判决未履行。而在法院发出执行通知后,自动履行义务占80至85%,另有15至20%为强制执行。[12] 法治方略自1997年提出己达十年之久,实际生活中,法律还多是超级纸上秀,私利才是硬道理。法律至上,信任法律,仍是看上去是理想中人。怪异的是,法学界批法条主义的声音却不绝于耳,在此禁不住要问一声,法条都置之一边,哪来的主义。这样的主义,之于当下的中国,实是多多益善。 1.2.2 替代性对立 与明确违反制定法规范的积极对立不同,替代性对立使生活事实未进入制定法规范而被纳入另一套治理术中,它们主要是: a. 土政策之治 土政策相对于法律和国家政策而言,指各基层地方组织制定的较为具体的行为规则,它或是法律和国家政策的具体化,或在与法律和国家政策没有根本冲突的前提下,规定本地本单位的特殊利益,还有的土政策则直接有悖于法律和国家政策。土政策既有普遍主义的成份,但更多反映出特殊主义;其适用领域广大,灵活多变;实施上具有极强的行政性和圆通性。此为当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调控运行方式。 b. 思想政治工作 它包括道德教化,政治信仰,心灵抚慰等内容,所依据的主要是官方意识形态,主流的道德规范。虽然其有效性较前下降许多,但仍经常被正式强调并还有一定功效。这种方法的主要承担者为各级党组织,共青团,工会,妇联,行政组织时而参与其中。其运行形式多种多样:谈心,家访,奖励(评先)与惩罚,通讯,板报,演讲或报告,知识竞赛,文艺体育活动等。 c. 新闻舆论 在中国,新闻自由的状况虽还有待进一步改善,但新闻舆论一直直接影响甚至改变着社会的进程和人们的行为,其作用超过了在西方国家。尤是90年代中期以来,以批评和揭露重大和普遍性社会问题为主要任务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及《南方周末》是先锋,其作用和受信赖的机制为:批评文章发表——重要领导人读后拍案而起并作批示——有关执法司法部门迅速调查——很快有一个令大众比较满意的处理结论。另外,新闻舆论可使案件加速变成“事件”,一旦案件成为“事件”,获得公正处理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重庆钉子户案是为典型。 d.关系规则(熟人主义) 这是素来重视人事人际关系的中国传统文化留下的最大遗产。它以与己的亲疏关系程度为标准来决定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和行为,从对己身,至亲,近亲,远亲,至交,朋友,邻人,同乡,同事,熟人,到对陌生人,各有一套标准,看菜吃饭,差别对待。它不仅常有悖国法,且也绕过土政策,行政命令,一般道德。现实的表现为“肥水不流外人田”,遇事首先想到找亲朋故旧。熟人主义的制度体现为家族企业,以地方命名的“xx村”,同乡会,它们尤在改革之初和难办的事上作用显著。 这四种方式均为正式或半正式的制度安排,其中,土政策之治本身具有官方性,只是在与上级,尤其是与中央相抗时才受到抑制;思想政治工作有较长的历史传统;新闻舆论效果最好,最得民心;只是最后一种——关系规则近几十年来一直受正式制度的排挤和打击。这一对立属于当代中国的特殊问题。 1.3 事实与规范的紧张关系对何谓法律的挑战 这两类事实与规范的关系紧张问题同时指向何谓法律且有关联。就中国而言,在认识论层面,就个案事实与制定法规范的不对称性而言,由于既有制定法规范不能满足事实的需要,行为者失去明确的行为指南,裁判者没有明确的裁判依据,而一般又不可拒绝裁判。既然如此,法律是行为规则这种一般界说的绝对性必然受到质疑,引发出究竟何谓法律的问题,社会事实与制定法规范的不对称性带来的后果是,超前(国际比较和国内区域比较)使规范被束之高阁、规避、空转,滞后使规范遭弃用。在发达国家,统一的、形式的、静止的法律观受到挑战,纠纷多样而解纷规则相同的观念遭到质疑,由资本决定的法律不可能维护受资本驱使的人的权利,这导致法律多元、法律微型主义的主张日盛,法律应用也走向能动的多样化。[13] 在伦理层面,主要于中国存在的这一种事实与规范对立带来的后果是,虽有规范存在,但个案事实未进入规范,即存在通常所说的“令不行、禁不止”的问题。由于制定法的大量失效,使制定法还是否为法律遭到严重挑战,缓和一些的说法是,当代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律。 2.既有解决方案及法律观 2.1事实法律观对规范法律观的挑战 上述关系紧张问题,尤其在认识论层面,显然从规范本身难以完全解决,于是许多人转向非规范的因素,人们以事实称之。先来略回首一下以往的法律观,以对规范与事实的不同态度,以往的法律观大体可划分为规范法律观与事实法律观。[14] 它们在主要依据什么来作出判断上,或在判断的形式标准与实质根据上显现对立或不同。 2.1.1规范法律观 规范法律观指以预设和发现的规范尤其是制定法为判断准据,即便不免削足适履也在所不惜,因其重外在形式标准,也称形式法律观。规范性不指既存的,而指应然的;它是规定性的,不是描述性的;是目的性的、普适的、权威的、有约束力的,故称规范法律观。虽然自然法学与法律实证主义在法的渊源上不同,但都致力于客观的认识概念,实体本体论的法律概念,概括的意识形态和封闭的体系的理念,尤其是统一的规范标准,均属规范法律观。它们对法律的认识,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 a.实体本体论。其最基本的特点是追求现象背后的纯粹本质,因为与“实体”世界相比,人的现实生活是不完善的,实体为现实生活提供超历史的永恒价值。法是一些固定不变的、先验或后验确定的类似实体的东西。 b.公理化倾向。它们认为法是一个合适的、精确的知识之封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切个案事实都能得到满足。它总是企图寻找一种决定着全部生活的终极性实体,并从这种实体出发,来阐释现实生活的全部内容。 c.演绎方法。由于它们关注的是生活背后的实体,亦即事物的“原型”,以为从这种“原型”出发就可以推演出现实生活的一切,因此,依唯理论的自然法学说,实证的法律规范来自绝对的法伦理原则,又从实证的法律规范中推出具体的法律判决,“春秋”决狱也为其属;据逻辑-规范法律实证主义,具体的法律判决,同样是不考虑经验纯演绎地、“严守逻辑”地出自凭借立法者命令的法律(法律材料);据经验-过程法律实证主义,习惯法虽是活法,但作为判断依据时是死法;据法学实证主义,法可从历史、概念中演绎出来。 d.规则与事实两分,不考虑实践。它们遮蔽和遗忘了现实生活,不关心应用法律中的创造性,法律人犹如复印员,判决是法的复制品。 当然,规范法律观也有其明显的优长,如自然法学说的优长是:强调法的内容正确性,价值优先,具有强烈的判断功能;法律实证主义的讲求法的形式合理性,使国家意志、政治斗争合法化,法律的边界也比较清楚;社会法学、历史法学的重视法的实际有效性,法应与生活事实配匹,应有存在的合理理由。 2.1.2 事实法律观 规范本体论对规范的对象——事实的漠视,规范对事实显出的僵硬为20世纪诸多法学家看到,他们放弃寻找普遍的规范,而认为每个事实都有一个自己的规范,并从非规范角度提出种种命题。总体上看,事实法律观认为形成判断要考虑诸多非规范因素,如未包含在规范中的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甚至还有法官的经验、是非感、心理状态等,这些因素相对于预设的规范,是事实的存在,如谢罪坦白从宽处罚,是东亚法律文化传统,这一传统的“存在”构成了判断的实质根据,故称事实法律观。这些因素虽是事实的存在,但它们同样包含着价值判断,只是不存在于预设的规范之中,如泸州情妇遗嘱案的判决理由是,因立遗嘱人将财产赠予给与其有同居关系的人是不道德的,所以遗嘱这一法律行为因违反社会公德而无效。由于它们也追求判断的实质合理性,而实质只能是具体的,具体的又是有差异的,故又可称“差异法律观”。 必须注意的是,事实在本文中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规范的对象的事实,指实际发生的个案和规范面对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一是作为法律观的事实,指预设规范中未包含的作为实质判断根据的各种因素。事实法律观就是要用规范中未包含的各种因素,去解决规范对个案和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显出的不适应性。 以前后继起为序,属于这一派系的有:利益法学使法律面向生活,其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法律而是利益,利益本身又是法律的目的;自由法运动反对对生活的概念式切割,强调法官据直觉的自由造法;现实主义法学以为法律不外是法官的预测,而非先定的规则;批判法学说法律充满意识形态,是政治立场的反映;后现代主义法学基于社会尖锐对立的判断,完全反叛了统一的法律的立场,而眼里只有分散的碎片式的法律。还有哈特规则的含义受制于语境的语境论;维特根斯坦规则只有在使用中才可确定含义的规则使用论;德沃金的原理形成于日常实践,随生活变化,方法为解释,等等。 由于制定法的大量失效,中国学界一些人也走向非规范的考量,或作文化的解释,或褒扬民间法,结果是不约而同地一致抑贬国家法,以法渊转换是秩序形成的第一要义,它们大体都可归于这一事实法律观派系。当然,转换的原因还有西方法律话语的强势地位引起的反弹,同时西方法律话语无法对中国经验现实有全面的观照。 2.2 比较与总结 规范法律观与事实法律观这两者在无论是法的价值,还是制度设计,及至司法实务等方面显出不同,为明确起见,故以图表形式分列出各自的主要倾向:[15] 虽然上列指标与特征并非十分完整与准确,清单是否够长还可讨论,关键词是否关键尚待斟酌,且也未作惯常的概念辨析,但不难看出两者的立场还是泾渭分明的。至于国别举例,只能说英国和二战前的德国更倾向规范法律观,而当代美国和二战后的德国则偏重事实法律观,这里决无意作全有全无的判断,仅是言说或多或少的程度。 上述两种方案主要是西方的,中国只是一种伴唱者。西方的两种法律观均发生在西方早已确定了法治的治理方略的背景下,事实法律观主要解决认识论上的尤其是个案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且又有规则怀疑及至虚无倾向。中国的伴唱主要涉及伦理上的事实与制定法规范的对立关系,部分关系到认识论上的社会事实与制定法规范的不对称性。而当代中国还刚踏上法治之路,事实与规范的紧张关系既有与西方相同的,如个案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也有西方所没有的,如伦理上的对立性。而社会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与西方既相同又不同。 因此,在法律观上会出现中国与西方的不同,这样我们不仅是要沿着上述法律观的思路前行,而是更要去创立一种新的法律观,它既要能回应认识论上的也可回应伦理上的事实与规范的紧张关系问题,既能普适于中西,又能照料中国的特殊。总之,它要超越事实与规范不可调和的两端对立的二元法律观。 3. 实践法律观 实践法律观的理论来源是实践哲学,它在西方从亚里士多德经由康德、伽德默尔、阿伦特、布迪厄、到哈贝马斯形成了体系性的理论,中国哲学更是以关怀人生实践著称,也构成来源之一。这里不去梳理实践哲学的源流和体系,[16] 而是本着实践的精神,借重亚里士多德传统强调人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调整能力的实践观,从实践哲学中提取实践的两大特性:践行,行动;反思,开新,反思性地应用到本文所提出的认识论和伦理方向的问题上,在两个方向上展开实践法律观。也即,认识论上的实践法律观关注反思,开新,而伦理上的实践法律观则强调践行,行动,它们构成了实践法律观的两个维度。 3.1践行和行动:回应伦理上的事实与规范的对立关系 以当代中国所存在的问题的严重程度来决定展开的次序,伦理上的事实与规范的对立关系是实践法律观首先要回应的。在此要强调实践法律观中实践的动词意义,即去实践法律,实践法律本身就是一种立场,一种态度,“实践即美德”。要确立这种实践法律的立场,有三种关系不可不略辩: 3.1.1. 知与行——知易行难。知与行,谁易谁难,不可一概而论,关于自然,知难行易,发明计算机不易,而使用非难事。关于社会则相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妇孺皆知,又有多少人能把别人的父母当作自己的?制定法的大量失效是伦理问题而非认识问题,今天出现的违法早己不是不知法而违法,而是明知故犯。所以,以解决知识问题的普法宣传和法制教育收效甚微,必须变法律知识教育为认同法律教育,有了认同法律的意识,法律知识多寡无关紧要。意识重于知识。 3.1.2. 实践与认同——在实践中认同。如何使人们认同法律及具有认同法律的意识,之于中国人,的确不啻是一种文化的转换,实现转换的最重要途径是实践。也许人们会质疑,伦理上的事实与规范的对立正好是对规范的不认同的结果,实践是建立在认同的基础上,只有先认同方才可后行动,这正好是本文力图破除的一种思维定势。与之相反,本文认为,认同源于实践,惟有不断地践行方能生发出认同感。经验业己作出了证明,大至30年前中国对外开放,小至国民穿西服,之初又有多少人认同,今天又有多少人怀疑,再清楚不过了。 3.1.3. 权利与义务——维权是义务。对于公民个人而言,由实践达至认同的有效方式是在个案中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也看到,中国的法治是在个案诉讼声中成长起来:由黄碟案而知公权力的边界,由孙志刚案而导致的法律重大改革——先是《收容遣送办法》废止,而后是《居民身份证法》出台;由佘祥林案而引发的对《国家赔偿法》的检讨,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的规制,对刑讯逼供的遏制,等等。鉴于我们常常分裂成理论的巨人,行动的侏儒,必须要像耶林在百多年前所做的,为了伸张权利,他不惜颠倒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常理,课以权利人以义务,把为权利而斗争看作是权利人对自己的道德义务。这是我们今天中国人最缺乏因而是最需要的一种义务感。 实际上,对于实践法律观中实践的动词意义作再多的诠释,意义总是有限的,因为践行在根本上就不是一个理论理性问题,而是实践理性问题,坐而论道,不如起来行,“朝着炮声响起的地方驶去”,这是行动者永远的“军规”。 3.2反思和开新:回应认识论上的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 反思和开新意味实践不仅是践行既有方案,而还指去发现解决问题的新的可能性,并在众多可能性中作出抉择。之于法律观,反思和开新是以预设的法律的未完成性这一判断为前提的。由于人的理论理性的局限,总会给非科学、信仰留下一些地盘,预设的法律也不例外。它更像一份音乐总谱,一幅工程蓝图,总谱仰仗演奏获得韵律,蓝图须在施工中完善。预设的法律的未完成性在制定法中一目了然:一是存在较大扩张或缩小及自由裁量的例外,如诚实信用、情势变更、罪刑法定等法律原则规定;二是合理期限、合理注意、显失公平、恶意串通、公共利益、内容适当等价值评判规定;三是情节严重或轻微、重大损失、严重后果、数额巨大、必要限度、重大误解等程度规定;四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内容具体确定等确定性规定;五是;保管不善、不可抗力(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明知、危险方法等其他规定。[17] 这些规定在制定法中为多数情形,均无法直接应用到确定的事实中,多数既有规范只是一个框架,一个待具体化甚至可修正的大前提。由此也可见,规范法律观将法看作是一个合适的、精确的知识之封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切个案事实都能得到满足,只是一个公理化之梦。所以,人们在指南、准则意义上定义法律不无准确,指南只指明方向,要到达目的地,尚有不少岔路口需试探判明。但也不能像事实法律观连这一指南也不要,那会极易误入歧途,走上不归之路。 如前述,事实法律观主要解决认识论上的尤其是个案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纠正规范法律观包打天下之致命的自负,但它具有的规则怀疑及至虚无的倾向必须修正。实践法律观要解决这种不对称性,需平衡好事实与规范的关系。为了方便理解,先须表明,本文所用的法律指预设的规范,与事实无关,而与事实发生关联后形成的规范称为法,以体现法律观的实践性,也因此法是行为的理由。下面以六个命题展开论证。 3.2.1.法是关系的本体 规范法律观把法律被当作一个物质对象,一个相对于人们思维而存在的外在“客体”和实体,“主体”能不掺入主观成份地把握其纯客观性,这是一种受导于自然科学思维的实体本体论,人们使用的方法是发现。如以自然法学为代表的客观存在论,自然法学视野中的法虽形态各异,如逻各斯,上帝法,理性法(人的理性可认识),但都属于“预先给定之物”,它们像客观规律一样,为预设的、不变的,客观的,不证自明的,具有公理性。事实法律观又脱离了一般的“法”,预设的法,去发现具体的适合某个问题的根据,不承认法之本体,因为本体是统一的,所以也就不承认法是统一的。 实践法律观承认法有本体,但这一本体不是外在于主体的实体,而是打上法律寻找者的印记,创造的成份在寻找法律的过程中一直起着作用。人们现在甚至发现,即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不可能处处排除知识的主体性。即便将法看作是客体,也被主体化了,一切法不过是对人的行为之价值判断,如损害要赔偿,杀人者死,禁止民间借贷,行为与结果之间并不具有如天下雨地就湿的必然联系,并不存在损害要赔偿的客观规律。 但仅强调知识的主体性,客体的主体化,容易走向价值相对主义,因为主体具有历史性,其价值判断也具有历史性,法便显出异质,法的统一性丧失,出现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主意。要克服这一上帝既死,元规则不再,是非难定的纷争,不仅要像德沃金那样,坚定唯一正解的信念,以发现人类共同生活的基础,更需要知道如何获得唯一正解。这就是要把握主体的关系性,主体是在关系之中,必须在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之中发现法之本体。发现的方法是实践,在实践中通过获得唯一正解。因此,法的本体是关系的本体,具有主体间性,这尤体现在“契约即法”及以意思自治为基础的私法中。像康德在力图调和形式与内容时曾言“概念无内容是空洞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目的,” 法的是关系的本体这一命题着力使主客一体,法之统一,至少在底线规则上。 3.2.2 法是规范与事实相互关照的续造性结果 我们己知预设的法律是未完成的法律,那么,如何使预设的法律变成具有完成性的行为理由?这要对规范与事实进行处理,实际是发现规范与事实是否存在意义的同一性。这一发现过程就是等置,等置就是要将事实一般化,将规范具体化。事实总是表现为个案,将事实一般化就是把个案向规范提升,看其是否存在规范中行为构成规定的要素。而规范总是表现为一般,将规范具体化就是把规范向个案下延,看其是否能满足个案的要求。这一过程体现出事实与规范相互关照,法律者要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来回审视,因为既有规范改变着事实、改变着世界,事实和世界也在影响既有规范。这就赋予了等置的性质不是按图索骥,不是决定和推论,也不仅是解释,而且也是积极的续造性行为。这种续造性行为未抛开既有规范,而是在其基础之上,但又不固守既有规范;这种续造性行为以事实为对象,但又不倒向事实,成为事实的记录。 因此,真正的法,即作为行为(包括裁判行为)的理由的法,是对事实与规范进行处理的结果,是应然与实然的对应。既有规范不论何种表现形式,是制定法还是习惯法,只是未与事实发生联系的行为的准则,只有外在的指导力而无内在的约束力。在前述“黄碟案”中,法律规定的住宅或公共场所均未预设集住宅和诊所于一身的场所,只有联系到这一公私混合地带之事实,依“有疑从轻” 原和适用于公民的“法不禁止即为允许”的原则,使用限制解释方法,将之从公共场所中排斥出去,或使用扩大解释方法,将之归入住宅。经此解释与选择,预设的法律才蜕变成了具有完成性的行为理由。 3.2.3 法是一元的 法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形成的,但如果应然中没有实然的成份,应然不对实然开放,实然中不包括应然的成份,实然不对应然开放,如果在应然和实然之上不存在一个共同的上位概念,何以使应然适应实然,使实然适应应然,何以能将规范适用到事实上。事实法律观与规范法律观无法回答,它们均是以事实与规范两分为基础的二元方法论。二元方法论的要义之一是,事实是事实,规范是规范,二者分属不同领域,前者为外在的、客观的实在,可感觉,可测度,后者为内在的、主观的评价,可体验,可领悟。因此,二元方法论的要义之二是,事实与规范不可相互推导,如从损害中推导不出赔偿,要不要赔偿是人为的设定,正如拉伦茨指出的:“当我们将该案件事实理解为法律构成要件所指涉的事实时,已经带有价值判断的性质或已然是一种有评价性质的归类行为。”[18] 那么,事实与规范能相互关照的根据究竟在何处呢? 据考夫曼,应然和实然在结构上是纠缠在一起的,具体为,事实与规范共有一个上位概念,它就是“根本之存在”(sein uuml;berhaupt),它既“是”事实上,也“是”规范上的东西。或者说,案件与规范虽不相同,然而却相似,即在法之意旨(ratioiuris)或事情的本性(natur dersache)这个具体点上是相似的,规范与事实,必须存在意义关系中的同一性。[19] 这就化解了二元方法论的事实与规范不可相互推导的难题。化解的方式是对规范与事实进行等置,找到两者是否存在意义的同一性,如在旅客列车厕所中抢劫现金若干、手机一部这一个别事实与中国《刑法》第263条第一款的一般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存在意义的同一性,即抢劫财物。[20]对这一个别事实与这个一般规范进行等置,便形成了在旅客列车厕所中抢劫现金若干、手机一部属于抢劫公私财物的判断。对规范与事实进行等置所形成的判断是法,这种法溶规范与事实于一体,当然是一元的,同时,法的这种一元性是在等置实践中产生的。 3.2.4法是具有说服力的意见 预设的法律只是一个指南,经过对规范与事实进行等置后而形成的作为行为理由的法,是否就成为具有绝对合理的知识,即真理,也不可作肯定回答。借用柏拉图对“知识(episteme)与意见(doxa)”的区分,他认为知识是人类理性认识的结果,是对事物本质的反映和表述,不同于人类感性认识所产生的“意见”。[21]本文并不站在柏拉图的立场上,而以为意见的特质是可能性大于确定性;怀疑大于确信;选择大于服从;创造大于因循。[22] 就法是意见而言,理由如下:首先,因为在等置中主体不可能价值无涉,解释者均有是非感,是非感存在先见、前理解之中,解释者的立场偏向,就决定了不存在能普遍接受的要么对要么错的判断。其次,我们处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极端的怀疑论者甚至认为,连数学都属于意见,比如,几何体系也只是建立在武断的假设基础之上。再次,每个人都有资格发表他的意见,互联网给发表意见提供了便利。无论人们意识与否,各国诉讼程序上的二审三审终审制,有的终审之后还可申诉,法官是裁判者,但其立场不外也是意见,如英美法院的法官意见分为:一致意见(per curiam opinion)、多数意见(majority opinion)、相对多数意见(plurality opinion)、附和意见(concurring opinion)、反对意见(dissenting opinion)或少数意见(minority opinion)、附带意见(obiter dictum),对法是意见的论断,这些均是极好的制度证明,所谓“铁案”只是相对而言的。 将法说成是意见,并非意味法律人可以任意,反倒加大了法律人的责任。因为你不是真理在握,不可轻下断语,对假设(判决、判断)要小心求证。要常感如履薄冰,如坐针毡。不能直奔结论,开门不见山之于法律人不是坏事,要让人望山跑死马。意见是通向唯一正解的正途,唯一正解虽不能得,但心应向之,这才能使结论更具说服力,更有可接受性。法是意见,那么,相形之下,预设的法律是知识,区分的根据是,预设的法律关联着过去的定型事实,是对过去的事实的知识,知识具有可应用性,法关联着当下的新事实,是对当下的事实的意见,意见具有创造性。 3.2.5法是实践智慧 法是意见也暗指法是智慧。所谓智慧指不拘教条的辨析和创新能力,智慧具有因时空而异的历史流变性,非知识所能逮。拉丁文jurisprudentia本意为法的实践智慧,关于它的学问称为法学,所以乌尔比安说“法学(jurisprudentia)是神人之事,公正非公正之艺术”。这与今人将法学看作知识不同。法学经历了从智慧到知识的变化,以德语为例,在德国自然法学家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christianthomasius,1655-1728)以前,德语中法学一词为jurisprudenz,它直接采自拉丁语jurisprudentia,仅在词尾作了些微变化。托马修斯以后,法学又有一个新表达rechtswissenschaft,它由recht(法、法律、权利)和wissenschaft(科学)合成而来,直译为法律科学,通常也可称法学,它是jurisprudentia和英语及法语jurisprudence的德语对译,[23] 显然,这是受当时日益兴盛的科学的影响所致。后来rechtswissenschaft一词日益取jurisprudenz的地位代法学之谓,法学也从智慧变为知识。当然,互换使用的情况仍存在,但jurisprudenz现只更多指rechtswissenschaft出现以前的法学,和今天狭义的法学,即法律教义学(rechtsdogkatik),意为有关现行法律的学说。为与rechtswissenschaft区别,也为了准确反映了从前法学的实践智慧(prudentia)的品质,我常将jurisprudenz译为实用法学。 这里将法不仅视为是智慧,还看作是实践智慧,参考了智慧的特征和当代实践哲学的主旨:提倡反思,反对科学主义使人丧失自主性和行动自由,这可从以下五点来进行理解: ——法不是指预设的知识,而是形成于应用预设的法律的活动中;法的具体此在形式,法律人将如何言说,总是存在于法律应用之中。 ——在法律应用中要联系具体的情境,要考虑个案事实及变化,随历史变迁而动; ——要重视判断者的反思和自我调整能力,个人的经验,而非完全从预设的法律的规定性出发; ——这一反思和自我调整的能力不是像知识那样,可以通过教育而获得,而是既不可学也不可教,是在法律应用中逐步获得的。实践出能力,“草鞋无样,边打边像”; ——法律应用追求的目标为恰与其份,个别正义。 总之,法是一种去实践才能领悟和获得的智慧。 当然,在实践中需有方法的技艺,法律是“什么”有赖于“如何”应用法律。方法具有两个功用:应用和续造预设的法律。应用预设的法律之方法有法律解释,法律推论(演绎),法律论证。对预设的法律进行续造之方法包括:客观目的探究(目的论限缩或扩张);法律修正、正当违背法律;法律补充、反向推论;归纳、设证、类比;论证、诠释。法作为实践智慧,是通过后一类方法续造预设的法律的结果。[24] 3.2.6 预设的法律是一般准则,法是具体理由 至此,本文实践法律观下的预设的法律与法显出区别。作为行为的准则或指南的是预设的法律,预设的法律是一般规范,是一个待具体化甚至可修正的大前提。对一般规范与个别事实进行等置后而形成的作为行为理由的是法,法是个别规范,直接约束人的行为。法在预设的法律是精确的情形下与后者一致,但这为少数情况,多数情况是法律不能直接应用,只是作为形成法的材料,正是由于此,我们遂将未与事实发生联系的法律称为法的渊源或法的材料,意为可以基于那些渊源或材料去寻找理由,但它们本身不是理由,就象木头与木桌的关系,木头可制成木桌,但木头本身不是木桌。因此,作为判断根据的不是预设的一般规范,而毋宁是被判断者“主体化”了的个别规范,任何的判断都不是直接依据预设的一般规范的判断,而是依“被正确理解的一般规范”或“被正确续造的一般规范”的判断。 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38条,中国民法通则第七条均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不得违反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这是道德的法律化,是“以礼入法”。但什么是善良风俗或社会公德,这两条本身未指明,因此,它们还只是法的渊源或法的材料。由于法律给了法院将道德具体化的合法权力,法官依职权可以在个案诸如情妇遗嘱案中赋予其具体的内容,这一具体的内容,如将财产赠予给与其有同居关系的人是不道德的/道德的,是判定遗嘱是/不违背善良风俗或社会公德的个别规范或理由,只有个别规范或理由才对案件有决定意义,有决定意义的才是法。 当然,这不排斥人们在日常语言中法律与法不分,将预设的法律看作是法,有直接的约束力;也不排斥学界关于法与法律在抽象与具体上的区分习惯。这里将预设的法律与法分别开来,是以是否对人们行为和判断有实质性的直接约束力为标准,应用性更强。必须指明,这里的法律与法的两分也有别于法律现实主义的偏激立场:只承认判决为法,否认预设的法律的意义。它不仅使立法成为多余,更使人们手足无措。本文将预设的法律在总体上看作是一般行为准则,就是承认其对人们的行为有一般指引作用,法是对预设的法律“续造”的结果,“续造”一词点明了法律与法由蛹至蝶的羽化关系。易言之,这里的法律与法类似存在与存在者人的关系,存在只有通过存在者人才可问,才显现,法律只有通过法才可行。这正应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的精义:惟有对总体的具体化才赋予所谓的应当以其确定的内容。 3.3 反思与开新的可行性 论证完此一反思性法律观生成的必然性之后,还必须讨论其应用的可行性。正如前述,在法治国家,百年来人们一直关注着事实与规范的分裂,并试图弥合之,只是欠缺一种居主流地位的有说服力的理论,而司法走得更快一些,但并未因反思与开新而导致普遍的任意裁判,或产生什么“司法不公”、“执行难”之类的问题。任意裁判的避免或恰与其份的实现,有赖于裁判者道德与技艺俱佳,两者相得益彰,否则便是:道德无技艺空乏,技艺无道德可怕。之于中国,要令裁判者兼具道德与技艺,尚需大量时日,任意裁判与恰与其份又常常仅一步之遥。对易于误识甚至故意走错这一步的忧虑,是本文思路见于四年前的一次学术报告,优秀命题多次在博士生研讨课上被讨论,及至今天才成完整文字的原因。但愿这是对理论在实务界的效应的高估和对裁判者道德与技艺水准的低估,无论如何,避免任意裁判,实现恰与其份是反思与开新必须直面的,也是人们要努力奔向的至高境界。鉴于这一本领是在践行中练就的,同时考虑到能在更大范围内讨论这一法律观,遂暂时置这种忧虑于不顾而将之和盘托出。 另外,法律约束的对象(主体)具有中间性,法律的约束力形式上达及所有主体的行为,但法律上的行为标准以中人为基础,理由在于大多数人可及,便于形成社会秩序。因此,不能完全实现实践理性追求的对每一情况都处理得恰与其份,达到个别正义,玩美女人广告一案便是证明。[25] 4. 结语:看山是山与看山不是山 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创参禅的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略加改造用于理解何谓法律就是,在伦理上,欲消除事实与规范的对立,一定要看法律是法律,虽对法律懵懵懂懂,但应执着地相信法律是真实的,并对法律有种信徒般的崇拜。当我们在应用法律的过程中,由于与事实的隔阂,便对法律产生了怀疑,在认识论上,就要看法律不是法律。最后,经过在规范与事实之间的辗转往复,累积到一定程度,这时,看法律有了新得,这法律已与事实结合,羽化成了法。 质言之,实践法律观力倡先践行法律,以反对有法不依,对法律的忠诚感,法律教义学的方法,缺一不可;再在践行中反思法律,以反对法条主义,这要兼具法哲学的批判和创新精神;最后形成新的法,达至合理的秩序。实践法律观以践行法律,应对中国成就法治的特殊使命,以在践行中反思法律,满足世人追求恰与其份的创造之普适要求。 法律实践论文:论民事法律行为在司法审判实践中的意义 论民事法律行为在司法审判实践中的意义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是民法学理论的一项基本内容,它是联结权利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这三大民法理论的纽带;是客观权利义务向主观权利义务跨越的桥梁;是法制度向法现实转化的接口。民事法律行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人们应商品经济发展规范化、简约化的要求,而对纷繁复杂的各种具体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进行的抽象和概括。可以说每一项民法基本精神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无一不依赖于民事法律行为作用的发挥。所以对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考察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历史沿革,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为原称为法律行为,起源于德国法学家贺古所著的《日耳曼普通法》一书中。法律行为原有意义含有合法性。既为合法表意行为,这在逻辑上显然存在着矛盾,于是引起了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以合法性为要件的争论,学说理论莫衷一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在立法上,一方面肯定了民事法律行为专指合法行为,一方面特创“民事行为”这一新概念,从而结束了争论。《民法通则》的这些规定,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理论上的矛盾,但从另外的角度,又制造了新的矛盾和混乱,使民法学理论处于潜在的困境之中。 第一,在理论上,引起理论的冲突和认识的混乱,导致民法学理论整体上的不协调 首先,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这一规定与具体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理论产生了冲突。例如:合同是一种双方民事法律行为,而无效合同也是合同,也应是民事法律行为,但无效合同却是不合法的法律行为。同样在婚姻关系中存在“无效婚姻”,在继承关系中存在“无效遗嘱”等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来法律行为是从合同、遗嘱、婚姻等行为中抽象出来的概念,理应反映它们的共同特征和一般本质,从逻辑学上讲,其外延应比合同等下位概念要大,所以仅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违反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其次,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与法理学关于法律行为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法理学认为法律行为是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或能够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包括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并不仅指合法行为。因而,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在整个法学系统中也存在不协调、不一致的问题。再次,民事行为的独创,由于《民法通则》未作明文规定,使得人们在对其含义的理解上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民事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法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的属概念;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能够产生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或具有民事法律意义的行为;甚至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统率民法上所有行为的总概念”,从而造成对民事法律事实理论内部结构认识上的混乱。 以上看法实际上也恰恰反映了立法者内心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引进了“民事行为”概念,概括一切合法、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解决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不舍得放弃民事法律行为的统率性,因为它具有很丰富的历史传统和对所有意思自治领域民事活动强大的示范力量。同时这也向我们的民法学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今后对于民事主体意思表示行为的一般模式研究,是从民事法律行为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民事行为的角度出发? 第二,在立法价值上,没有必要独创一个民事行为 首先,分析《民法通则》中民事行为和民事法律行为的关系,我们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为只是一种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用合法有 效的民事行为作为民事行为的一个分类概念来取代民事法律行为。正如人可以分为正常人和病人,却没有必要将正常人用一个莫名其妙的概念,来代替“正常人”概念,然而用取消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代价来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却也并非我们的本意。 其次,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前,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以合法性为要件是存在争论的,有的学者早已指出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必备要件。如:“法律行为,是权利主体所从事的,旨在规定、变更和废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法律行为,指能够发生法律效力的人们的意志行为,即根据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形成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可以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由此可见,为了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学者们并未仅仅把眼光局限于“法律行为是合法表意行为”上来考虑独创一个新的概念,而开始考虑“合法性”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地位了。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将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和有效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认为合法性只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6]。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完全可以将民事法律行为划分为成立和生效两个阶段,将合法性从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中剔除,从而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实际上,《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民事行为,只不过是包括合法行为和不合法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即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状态的换种说法而已。至此可见,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特别地创立“民事行为”这一新概念。而应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进行重新改造,取消其合法性。 总之,每一项民法基本精神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无一不依赖于民事法律行为作用的发挥。所以对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法律实践论文:简析远程教育法律专业社会实践模式的构建 论文摘要:实践性教学环节的缺位,一直以来都是实行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教师集中面授为辅教学形式的广播电视大学远程开放教育整个教学过程中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而实践性很强的法学学科,实践性教学环节的缺位,更是电大法学专业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和就业能力的诟病。对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实践性教学现状进行了分析,对法学专业实践性教学改革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 论文关键词:远程开放教育;法学实践性教学;缺陷;实践实习模式 一、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特点及法学专业实践性教学的现状和缺陷 作为成教学院的广播电视大学,具有许多与普通高校不同特点。首先,在校学生大多为在职成人,实行的是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教师集中面授为辅相结合的教学形式。学校与学生、教师与学生之间,基本上处于准分离的状态。其二,在校学生之间因各自的工作学习时间的不一致,学生学习时间与公检法等部门工作时间的冲突,导致学校无法按照既定的教学计划,组织和安排学生在固定的时间内参加集中的实践性教学,即社会调查各类实习、见习等相应的社会实践实习活动,实践性教学活动无法落实到位,整个实习环节形同虚设。因实践性教学环节的缺失,学生毕业前的作业,如社会调查报告往往是,虚拟、摘抄一个案例分析,随便找个单位盖章了事;论文也多般是没有任何社会调查事实的基础和自己独立的观点,东抄西凑他人作品的敷衍结果。其三,法学专业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的定位存在极大的缺失和反差(错位)。法学专科开设的18门选修和必修课程中,只有律师实务,法学本科20门课程中,也只有法律文书这二门与具体法律实务有关的课程,而以培养和训练学生实际操作能力为主要目的的实践性课程几乎就没有开设。课程的设置仍然是以通识教育为主,缺乏实践技能的训练和应用性的考虑。通过在校期间的学习,学生最大收获就是拿到了预期文凭,而没有学到多少东西。专科的学生毕业后,连起码的法律文书都不会制作,更谈不上“熟练掌握法律辅助岗位所需的技能”了。非法律专科的法律本科生毕业后,连起码的诉讼流程都不了解,就更谈不上熟练操作和运用了。这样的学生毕业后,普遍缺乏实际操作能力,无工作的在就业时处处受阻、困难重重,已经在职的也因缺乏实践技能和竞争力,压力巨大,危机四伏,难以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故现行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实践性教学的现状,既不适合远程开放教育状况和特点,又不适应电大学生个性化的需求,存在严重的缺陷及弊端。 二、探索实践性教学改革,培养和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和专业素质的必要性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这决定了其从业人员必须具备很强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我国无论是哪种高校的法学教育,均存在着学校教育与职业教育脱离的弊端,至今仍未有较大的突破和改观。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法律职业者必将成为一个专业化的职业群体,专门的法学教育也必然成为通向这一群体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教育的任务,必然要由高校法学教育来承担,法学教育向职业化转型势在必行。以笔者所在的课题小组,对本校08秋至11秋三年七届的学生的调查研究为例,其中有85%以上的学生为在职人员,且大多数已经在本单位从事与法律事务相关的具体工作。这部分学生将获取文凭和学以致用或现学现用,为主要追求目标。他们多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往往都带着在工作中遇到的具体实际问题来学习,把学习过程看作是一个能迅速提高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并发挥其潜能的过程。希望所学知识与对提高其本职工作技能有直接的效果和作用,并且能迅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践中的能力。理论知识的掌握,实践操作能力的提高,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和生活条件。另外15%的学生,也大多都抱有将来从事法律方面工作的择业期待,选择了法律专业,希望通过学习获得入职的学历条件和竞争就业的基本技能。他们在实践性教学过程中既不缺乏学习能力也不缺乏参与热情,其缺乏是参与锻炼的条件、机会和场所。“重理论,轻实践” 或者说实践教学环节的缺位,一直是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学生较为明显的缺陷,也是造成学生“学无所获”、“学无所用”的主要原因之一。故在进行理论基础知识传授和学习的同时,将能力的培养提高到与知识的获取具有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是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学校不仅要传授给学生必要的、精深的法学原理和基于现行法律规范的法律知识,而且要使学生掌握现实生活中灵活运用法律的各种技巧、方法、能力的能力和素质,学会如何与各种人物和机构打交道的能力,学会如何分析、查证事实的能力。构建一种既能适合远程开放教育状况和特点,又能适应和满足电大学生个性化需求,培养和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和专业素质的法学专业社会实践实习模式,注重学生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的培养,成为推动电大法学教学改革的深化,弥补电大远程开放教育法律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的不足,提高教学效率,实现教育部提出的构建“专业学习与法律服务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课题和必经之路。 三、实践性教学模式的构建和应用 实践性教学指的是培养和训练学生运用法律知识和技能解决社会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法律问题的专业素质和专业技能能力的活动。学生在此过程中必须完成由一个被动的听课者到一个主动的办案者的身份转换,通过对具体而实际的问题的解决,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并在此过程中获得技能的提高。 (一)根据人才培养定位的要求,调整法律专、本科实务性教学课程的设置和安排。我国法律教育目前存在的框架为:专科、本科、研究生、博士生等四个层次。为社会提供了从事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的学术类法律人才和包括律师、法官、检察官等应用类法律人才、和以辅助律师、法官、检察官工作为职责的法律辅助类应用人才等三个类型的法律人才。法学专、本科教育在上述格局中位于应用类法律人才、初级应用人才和法律辅助人才培养的底端。据此,电大法学本科的人才培养定位应该是:有必要的法学理论基础知识和较强的法律应用能力,熟练掌握各岗位所需的专业技能,有良好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和初级应用人才。法学专科的人才培养定位则是:辅助律师、法官、检察官工作为职责的法律辅助类人才。但现实中电大法学专、本科与法律实务有关的课程的设置和其法律人才培养的定位却存在着较大的反差。 司法考试改革后,所有法学专科毕业生都被排除在了司法考试的门槛外,这一变化对我国原有的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的格局形成了强大的冲击。法学专科毕业生如不继续深造,提高自己的学历,则无法参加司法考试,无法获得律师资格,更不可能去从事律师工作。故全国各类高校法学专科在此变化后,都纷纷取消了《律师实务》这门课程。而笔者所在省的电大系统,在司法考试改革实施多年后,在法学专科仍然沿袭老的教学计划,继续开设本应在本科开设的《律师实务》专业课程,这显然是与其培养目标和专业定位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差。经学校领导同意,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笔者结合电大法学专科人才培养定位和需要,开始在本校着手对法学专、本科《律师实务》和《法律文书》课程设置和具体的教学内容及方式等进行了改革尝试。将《律师实务》调整到法学本科,取消法学专科《律师实务》代之以《法律实务》,增开法律文书和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加大了实践教学的比重。这样更便于专、本科的学生,根据其择业和职业发展的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实践锻炼,更好的掌握基本技能。 (二)根据教学计划在基础性阶段对规定的课程,在制作多媒体课件中同步推出手机课堂和网上模拟法庭。根据教学计划学生在入学的第一学年,主要的学习任务是通过对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掌握系统的理论知识的基础性阶段。笔者所在的课题小组成员,在基础性阶段对规定的课程,除举办案例设计、法律文书制作等多种竞赛外,还在所教学科的多媒体课件制作中同步推出便于学生学习的手机课堂和网上模拟法庭的设置。课件中设有课程介绍、课程学习、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和经典判例、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规章,法律文书样本,常见合同范本,国际条约与国际惯例,等参考资料、在线作业、网上模拟法庭、课程日历等18个栏目,同时还导入了中央大电、省电大、南昌电大学习平台和在线课堂的链接,同步推出的手机版移动课堂和网上模拟法庭,拓展和延伸了传统实践性教学活动的空间和实训模式及条件,拓宽了学生的学习渠道和视野,便利了学生的学习,促进了教学方式的改革,创设了一个具有学习设备小巧轻便、资源传输方便灵活、物理空间布局自如、人际交流直观真实等特性的实践性教与学的环境,将原来集中进行的实践教学活动,分化穿插融入到了学习过程的各个环节中。 (三)构建了以校内模拟法庭为主,校外实习基地为辅的实践实习的模式。如前所述,在固定时期内到法院进行旁听,到相关单位去走访,到公检法等单位去实习等传统的社会实践教学形式,与电大学生的特点和状况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为解决这一矛盾,笔者所在的课题小组,制定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模拟法庭教学制度和操作规程。在学校建立了相对固定和规范的“模拟法庭”教室,购置了法槌等相应道具和服装,设计制作了与教学计划和进度相吻合的各类案例,邀请了公检法部门的专业人员,选择节假日学生休息的时间举办模拟法庭。模拟法庭教学就是以模拟法院开庭审理的方式,通过学生亲身参与,将课堂中所学到的法学理论知识、司法基本技能等综合运用于实践,活学活用,以达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教育目的的教学模式。我们在非毕业班,组织学生分别结合所学知识,举办班级模拟法庭,由任课教师担任审判长,其余角色分别由本班学生担任,庭后由任课教师和邀请的公检法部门的专业人员进行点评,并就相关问题展开互动和交流。在毕业班举办由法学专业全部学生参与观摩的公开的模拟法庭活动,之前在学校进行公告,并要求全校法律专业的师生进行观摩。模拟法庭审理的案件,律师(各方人)、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各方当事人、证人等全部角色均由学生担任。通过模拟法庭的教学使学生的学习状况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参与,学生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体。学生不仅能将书本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庭审中,还能够进一步加深书本知识的理解,熟悉法庭审判的程序各个步骤和环节,并掌握了举证、质证、辩论的技巧。通过模拟法庭中的学法和演法,充分满足了学生的好奇心,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参与和求知的欲望,且充分调动了教师与学生两大教学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尤其是最大限度调动了学生的主体意识。模拟法庭的实际操作训练,使学生学到的知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和锻炼,成为学生进行实践性作训的主要渠道和场所,毕业班学生在个中的表现则作为其“社会实践”课程的主要考核依据。 本课题小组将第二学年作为实践性教学的拓展性阶段。在拓展性阶段,小组在本校举办模拟法庭的同时,着手与律师事务所进行商谈,在律师事务所共建了固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在完成教学计划课程的同时,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到校外实践基地进行对应课程内容的见习,让学生接触真实案件参与具体的法律实务处理,拓展学生的实习内容和实训空间。学生在校外实践基地从所接触的真实案件的零散案件材料入手,学习进行分析、归纳、筛选,找出有关的法律要点、寻找适用的法律规范、形成自己的辩护或意见。学生通过校外实习基地实践实习活动的锻炼,在接触具体、真实的当事人和处理真实的案件过程中,巩固了所学的法律基础知识,掌握、学会了法律技巧的运用,积累了办案的实战经验,培养和提高了学生的合作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满足了学生的需求和社会对法律辅助人才和初级应用人才的要求。 法律实践论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实践教学探析 摘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实践教学有利于该课程目标的实现。文章通过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实践教学的必要性进行分析,正视其存在的问题,选择恰当路径,以期提高该课的实践教学实效。 关键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实践教学;路径 近年,“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课实践教学虽获得一些经验,但仍存在不少问题,这直接影响了教学效果。笔者认为,要达到实践教学效果,必须对实践教学的必要性进行审视,正视其存在的问题,选择恰当的实现路径。 一、“基础”课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第一,“基础”课实践教学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等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撑。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1]“基础”课实践教学是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体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 第二,“基础”课实践教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在规定。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要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真正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2]“基础”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出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要求在进行理论教学的同时加强实践教学,增强大学生对课程理论知识的理解,实现思想道德和法律素养内化与外化,达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的。 第三,“基础”课实践教学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方法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基础”课实践教学就是谋求大学生各方面协调发展,使大学生知行统一,平衡发展。它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以培养学生“实践体验”与“内化践行”的学以致用的能力为目标指向,引导学生努力把道德、法律认知转化为道德、法律实践。 二、“基础”课实践教学的现状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实践教学环节的作用日益凸显。但由于受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许多高校“基础”课教学中出现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长期“脱节”的现象。 第一,认识不足,导致组织脱节。基于认识上的偏差、重视的程度,导致了在实践教学组织上的脱节。主要表现在:一是学校重视不够。虽然为了落实国家政策,许多学校从“形式”上制订了相应的实践教学计划,但实质却不能落实到位。二是教师认识不足。一些“基础”课教师没有转变教育观念,认为只要课堂理论灌输好就能达到教学目的,忽视了实践的作用,阻碍了学生的知行转化。三是大学生参与意识不强。许多大学生把实践看做“额外”增加的一个负担,“被迫参加”,没有认识到实践教学的作用。四是社会认识不足。很多单位担心会带来麻烦或不便,不愿意本单位成为大学生实践的场所。 第二,形式单一,导致活力不够。“基础”课实践教学在内容设计上一般能够结合时展和学生实际进行安排,但在形式上表现单一,如一味地开展校园文明调查、各种主题校园辩论、演讲、志愿活动等。虽然这在深化理论认识上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活动一过,又回到“从前”,与开展实践教学的本质要求尚有很大差距,实践教学活力不够。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实践教学活动缺乏有效管理。没有形成有效的管理模式,没有夯实有效的实践教学载体,为了完成实践教学计划而完成。二是实践教学途径创新不够。实践教学是一项极富创造性的活动,应充分利用课堂、校内、校外资源,创新实践教学模式。 第三,流于形式,导致实效缺乏。在“基础”课实践教学中,不管是社会、学校、教师、学生都认为实践教学的目的很好,但效果很差,实践教学往往流于形式,缺乏成效。主要原因:一方面,实践教学虽然已经纳入了教学考评,但是其科学性值得考证。有些学校简单地将“基础”课实践教学划做教学的一部分,没有具体的办法,如做与不做、做好与做不好没有标准。另一方面,把实践教学当做一个短期的教学任务来实施的行为,忽视了实践教学的主题选择、运行监控和效果反馈,造成很多实践活动流于形式。 第四,保障不力,导致机制不畅。“要建立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围绕教学目标,制定大纲,规定学时,提供必要的经费。加强组织管理,把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实习等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到基层去,到工农群众中去。”[2]这充分表明,“基础”课实践教学,是一项系统工程。而“基础”课实践教学在学校往往表现为“单打独斗”,校外也是“只身投入”。主要原因:一是协调机制不畅。学校教学部门之间,学校和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沟通不畅的问题。二是保障体制不全。“基础”课实践教学需要的必要经费投入,学校往往在支持上大打折扣。 三、“基础”课实践教学的路径选择 “基础”课实践教学的路径选择,就要针对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从认识和目标、内容和形式、机制和方法、评价和考核等方面,构建一个较为系统、科学的实践教学体系。 (一)更新观念,提高认识 提高对“基础”课实践教学的认识的前提是更新教育观念。“教学观念是关于教学的看法和思想,更确切地说,是人们思维教学问题获得的结果;转变教学观念是指转移或改变原先对教学的看法、思想、思维结果。”[3]教学观念决定教学行为,转变教学观念有利于教学行为目标的实现。要转变“基础”课教学观念就是要树立新的教学观念,如教学质量观、教学质量效益观、教学价值观、教学过程观、教学评价观等。首先,管理上,学校领导集体应将实践教学放到与专业课教学同等重要的地位,加大教学投入、科研力度,丰富教学资源,有计划地开展教师培训。其次,教师应树立新的教学观念,一要充分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地位,有强烈的职业光荣感与社会责任感;二要系统学习和掌握思想政治理论,用科学的理论来武装自己和学生;三要掌握现代的教育理论;四要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开展多媒体教学,开设“立体”课堂。总之,转变教学观念有利于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也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适应能力和竞争力。 (二)创新内容,丰富形式 “基础”课的基本教学内容包括坚定学生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的教育,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民主法制的教育,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教师要不断突破教材框架,修正补充教学内容,进行动态的教学。在整个实践教学过程中高度注意教材的内容与学生的思想和社会状况的结合,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社会和学生现实的思想中去,以适应学生发展的需要。一是教学内容应以职业为导向,提升学生的劳动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实践教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学生更好地获得职业岗位所需的基本素质和实际能力。这种职业导向性应贯穿于实践教学的全部过程。二是实践教学内容应坚持理论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大学生,也要结合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对社会热点、难点进行分析,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紧密结合。“基础”课实践教学应在课堂、校园、社会三个渠道中开展丰富的教学活动。在课堂实践教学中,任课教师根据教材内容和学生实际设计实践主题,可采用研究讨论型教学、讲演辩论型教学、情感体验型教学等。在校园实践型教学中,任课教师有意识地布置与大学生校园生活密切相关的主题,开展主题活动,如参观校史馆、举办各种纪念活动等。在社会实践教学中,让学生带着问题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单位等。 (三)健全机制,创造方法 创新“基础”课实践教学,要在不断完善领导机制、运行机制、保障机制、评价机制中,运用新方法,达到教学实效。首先,完善领导机制。实践教学体系建设,领导机制的弱化会影响“基础”课实践教学的效果。一是党政挂帅组成实践教学领导小组,党、政、工团等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二是明确分工、职责,保障实践教学的落实。其次,完善运行机制。实践教学主体涉及教师、学校各部门、学生、社会各单位,保证他们之间的通畅,需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一是形成协调机制,定期召开专门工作会议,商讨实践教学的总体部署和具体安排;二是形成沟通渠道,设立实践教学办公室,专门负责协调、落实、联系等常规工作。第三,完善保障机制。建立课程实践教学项目申报、立项、评估和考核制度,将其纳入学校正常的教学管理,保障实践教学正常运转。加强学生活动场地、基地建设,为学生参加实践教学活动创造良好的条件。加强工作队伍建设,组成实践教学导师队伍。第四,完善评价机制。加强实践教学的过程监督,将实践教学效果作为教师和学生考核的重要指标。将教师实践教学工作纳入年度考核,在政策上给予倾斜,鼓励青年教师、专家积极参与到实践教学指导工作中。将实践教学过程、结果与学生成绩、综合素质测评衔接起来,在评优评先、推优入党、就业推荐等方面给予考虑。 同时,还必须运用创造性的方法。具体方法有以下几种可供借鉴:首先,基地化建设。基地是实践教学的重要载体。我校在校内建立了如大学生素质拓展、科技文化、教学团学一体化、学风建设等10个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基地。在校外根据农村和社区需要,建立了15个结对共建单位,建立了110个实习实训基地。这既有利于实践教学长效机制的建立,又满足了基地发展的需要。其次,项目化建设。项目是获得支持的根据,也是达到效果的保障。我院将实践教学项目化管理,根据实践的总体要求、活动内容、规划和方案,予以审批。不同的实践教学规划、要求、方案,审批的结果也不一样。第三,制度化。实践教学要做到规范、科学,正常化运作,就要制定囊括管理、机制、人员、考核等在内的《实践教学管理办法》、《实践教学项目管理办法》等制度。第四,特色化。实践教学实效提升还必须考虑“专业化”道路,立足各专业学生专长,结合学生和社会需求,选准活动载体,扎实推动实践教学特色活动的开展。 法律实践论文:对资本自由流动与所得税的协调研究,以欧盟的法律与实践为例 摘要:欧盟成员国所得税法的协调对于欧盟内资本自由流动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欧盟部长理事会颁布了数个旨在协调成员国所得税税制的指令。欧洲法院通过解释共同体法有关服务和资本自由流动的规则来消除成员国国内所得税法中阻碍共同市场发展的因素。但是,由于共同体缺乏协调直接税的专有权限,欧盟层面上的所得税法发展缓慢。欧元的启动对欧盟成员国所得税法的协调提出了新的要求。 关键词:欧盟所得税法;资本自由流动;共同市场;欧洲法院 引言 建立一个货物、服务、人员 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共同市场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目标。从共同市场的发展来看,资本自由流动远比其它三个自由发展缓慢。在《欧洲联盟条约》生效后,《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改为《欧洲共同体条约》(以下“《共同体条约》”),有关资本流动的条款作了有利其发展的改进。欧元的启动也加速了欧洲资本自由流动的发展。但是,税收依然是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 欧盟层面上所得税法的发展愈发 迫切。本文拟结合欧盟的相关法 律与实践,分析所得税协调与资 本流动的关系。 资本自由流动对所得税协调的要求 1.资本自由流动规则的特征 《共同体条约》关于资本自由流动的法律规定主要在第四章,该章共5条(第56条至第60条)。 第56条是资本流动的优秀条款。该条禁止在成员国之间、成员国和第三国之间实施对资本和支付流动的任何限制(restrictions)。需要说明的是,第四章的内容不仅仅限于资本流动,还包括支付自由。限于篇幅,本 文只就欧盟成员国间资本流动的 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从第56条的措辞来看,成员国禁止限制资本流动的义务比原《欧洲经济共同体》第67条的条文更明确。原67条虽然要求成员国逐步取消资本流动限制,但这只限于保证共同市场功能的必要程度,而现第56条下成员国的义务则是清楚和无条件的。因此,欧洲法院在sanz de lera案(case c-163,165 and 250/94)中裁定第56条具有直接效力。 此外,由于第56条没有将取消限制资本流动的义务只限定在成员国政府,它也约束非公共机构的行为,比如金融机构不能采取限制成员国间资本流动的单边措施。 2.资本自由流动对所得税协调的要求 所得税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1)税收增加资本流动的成本。一国居民在另一国的投资所得一般会面临双重征税:来源地国对利息、股息征收预提税,居住国对本国居民的境内外全部所得要征税。(2)税法对居民和非居民的差别待遇。“居民”和“非居民”是所得税法的基本概念,非居民不能享受一国给予居民的税收优惠是普遍承认的。 为了消除上述税收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一般作法是签订双边税收协定,这些协定一般以oecd范本为基础。税收协定对于消除双重征税和保障税收无差别待遇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对于欧盟来讲,单纯通过成员国间的税收协定来促进资本流动显然不够:(1)税收协定是双边的,而欧洲需要建立多边的法律体制。(2)税收协定以承认缔约国的征税权为前提,其具体实施依赖缔约国的国内法。共同体法则希望其规则能够超越成员国国内法并直接适用。事实上,在共同商业政策方面,欧共体已经享有专有权利,而成员国不再享有 主权。(3)国际税收协定虽然有“税收无差别待遇”的规定,但仍承认“居民”和“非居民”的划分。欧共体希望消除基于国籍的限制,而居民与非居民的划分基本是与本国人和外国人的划分吻合的。 根据《共同体条约》的规定,所得税领域的立法依然是各成员国主权之内的事情。因此,在承认成员国享有独立的财税主权的前提下,欧盟层面上所得税法的协调是借助于共同体机构的二级立法和欧洲法院的判例来推动的。 所得税协调对资本自由流动的推动——立法层面 《共同体条约》第94条规定:“理事会根据委员会的建议,应当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在会商欧洲议会以及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后,为共同市场的建立和市场功能的需要,颁布协调成员国法律、法规或行政措施的指令”。据此,在促进资本流动的税收方面,欧盟颁布的指令主要有:(1)共同体理事会第90/434号指令(合并指令)。该指令适用于涉及2个或2个以上成员国公司之间的合并、分立、资产转让或股份交换的税收问题。所有成员国 应当通过国内立法保证指令适用的交易免除任何的资本利得税。 (2)共同体理事会第90/435号指令(母子公司指令)。根据该指令,一个成员国的母公司从其在另一成员国的子公司得到的股息,该母公司所在的成员国应当给予免税,子公司所在国对子公司支付给其他成员国的母公司的股息不得征收预提税。 因此,上述指令有助于消除阻碍资本流动的某些税收。不过,借助指令协调成员国所得税法的 作用有限: 首先,欧共体不具备协调成员国税法的专有权限。在成员国仍享有制定本国所得税法的主权 的前提下,只有在成员国行动的 规模或效果不能充分实现目标,而由欧共体行动能更好实现目标的情况下,共同体才能行事,并且共同体的行动不能超过实现《共同体条约》目标的必要程度。 其次,按照第94条的规定,理事会颁布指令应当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由于税收涉及到成员国的财政利益,因此取得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是很困难的。另外,共同体机构根据第94条可以颁布的二级立法只限于指令,而指令这一立法形式也有其自身的不足。指令只在其要达到的目标上对收到指令的成员国有约束力,成员国仍有权自行决定为实现指令的目标所采用的方式或方法。也就是说,指令的实施依赖于成员国的国内法措施。 这样,欧洲法院通过司法判例来协调成员国所得税法的作用就非常重要了。 所得税协调对资本自由流动的推动——欧洲法院的司法实践 在《共同体条约》缺乏统一成员国所得税法的直接条文的情况下,欧洲法院通过解释资本自 由流动规则使成员国所得税法不成为共同市场发展的障碍,这主要体现在: 1、广义解释第56条中“限制”的含义 根据欧洲法院的判例,“限制措施”的范围比直接限制资本流动的外汇管制法规要广。由于税收能够影响对资本流动,税收本身是否属于“限制”之列呢? 在sandoz案中(case c-439/97),奥地利法律规定,奥地利居民获得贷款时有书面贷款合同的要缴纳印花税,没有书面文件则不需缴纳。但是,奥地利居民从境外非居民获得的贷款,即使没有书面合同,只要奥地利居民的账簿中有记载也视为书面文件, 应当纳税,而奥地利居民从获得境内贷款,没有书面合同但在借款人账簿记载时却不纳税。欧洲法院认为,奥地利的作法具有阻碍奥地利居民从境外借款的效果, 违背了《共同体条约》关于资本自由流动的规则。 因此,税收本身并不一定就会被认为是阻碍资本流动的限制,欧洲法院是看税收的效果。也就是说,税收仍然属于成员国主权范围,但是征税不能构成歧视,不能因此阻碍资本流动。事实上,《共同体条约》第58(1)(a)条也承认成员国税收立法的适用,但其适用有严格的限制。 2、严格适用第58条第1款(a)第58条共3款,第1款(a)规定,第56条不损害成员国实施关于依据居住地或投资地不同而区分纳税人的税法的权利。 表面看,成员国税法的适用不受资本流动的限制。但是,第58(1)(a)条的适用要结合《欧洲联盟条约》的第7号声明,即第58(1)(a)条所指的适用仅限于截至1993年底合法的税法。所谓合法是指符合共同体法。也就是说,某些成员国的税法如果违反了共同体关于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的规则,也不能适用。 在第58(1)(a)条能够适用的场合,即成员国税法的某些规定不在共同体法管辖的范围内,其作法不基于国籍而是针对纳税人的 居住或投资状况适用不同规则,也应当遵循第58条第3款的规定,即不能构成对资本自由流动的歧视或伪装的限制。如何判定某种作法是否为“歧视或伪装的限制”呢?对此,欧洲法院对《共同体条约》第30条的解释理念可以借 鉴。第30条是允许成员国背离取消货物贸易数量限制的规定。欧洲法院对该条进行狭义解释,限制其适用范围:成员国要举证其限制措施能够为共同体法支持;如果存在限制性更小的措施,成 员国就不能采取限制性大的措 施;如果未对国产品采取相同措 施,成员国也将败诉;在有共同体立法的情况下,就不应以国内法的理由援引第30条,等等。 3、借助服务或开业自由来消除成员国税法中的歧视,进而促进资本流动。 第58条第2款强调,资本流动规则不影响与共同体统一相符的开业自由限制的适用。也就是说,如果其它自由流动规则要消除税收歧视,就不能根据第58(1)(a)条采取限制。 开业自由是服务自由的延伸。事实上,“资本”和“服务”有时很难区分,比如一国在另一国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属于开业范畴,也是直接投资,而直接投资又涉及资本流动。由于欧洲法院在服务自由流动方面有成熟的判 例,这些判例原则就可起到间接 促进资本流动的效果。 比如,在commission v. france 案(case 270/83)中,法国给予本国保险公司和其他成员国保险公司在法国的子公司归集抵免的税收优惠,但不给予其他成员国的保险公司在法国的分支机构。欧洲法院认为法国作法具有歧视外国保险公司在法国分支机构的效果,剥夺了外国保险公司的开业或服务自由,违反了《共同体条约》关于开业自由的法律规定。 事实上,如何成员国税法同时涉及到服务和资本流动规则,根据欧洲法院的判例,只要成员国税法违反了服务或开业规则,欧洲法院一般就不再审查其是否违反了资本流动规则。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共同体条约》缺乏协调所得税的直接法律条文时,欧洲法院的解释权仍受到限制,仍不能涉及成员国所得税税制的基本问题。 因此,欧盟层面上所得税法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欧盟所得税法的发展 相对于欧盟在消除货物自由流动的间接税方面的成就,欧盟所得税的发展是缓慢的。欧盟所得税发展缓慢的现实反映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统一与分权”的矛盾。 在欧元成为欧元区12国的单一货币后,上述矛盾将更加突出,因为使用单一货币的欧元区成员国国民要面对15个国家的不同税法。这与共同市场追求的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的目标是相悖的。 理论上讲,影响资本流动的因素主要有:外汇管制、金融服务法规和税收。欧盟国家已经取消了外汇管制,金融服务也有了共同标准,只有税制尚未统一。由于欧洲中央银行负责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欧元区国家就不能再借助于利率和汇率政策影响资本自由流动。这样,成员国就只有利用财税政策了,但成员国的不同税制和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的将对资 本流动产生扭曲。因此,协调成员国的所得税法,使资本自由流动 最终实现,是欧盟所面临的问题。 从成员国角度看,在成员国保留税收主权的前提下,成员国仍然有在税收领域合作的必要。 比如,成员国如果为吸引资本而竞相给予税收优惠,就会形成有害的税收竞争局面。因此,欧洲理事会通过了“商业税收行为守则”(code of conduct on business taxation)。该守则本身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欧盟成员国表示将不采 取新的有害的税收措施并将审查现行立法,开展成员国间的税制磋商。因此,该守则的颁布也是欧盟在共同体立法框架之外寻求新的协调成员国所得税法的机制的尝试。 法律实践论文: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实践研究 一、高校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现状 当前,我国部分高校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课堂内容难以满足大学生实际需求。在很多与法律知识相关的公共课程方面,我国虽然实施思政理论新课程方案,但其中《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却是由“98方案”《法律基础》《思想道德修养》结合的课程。从课程设置来看,相较而言,大学生通识法律课程显得不够充足。而部分高校虽有开设辅修或选修法律课程,不过在课时方面却仅考虑到教学内容与大纲的完整性,很少会重点讲授创业法律风险。另外,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规划课程中,我国高校普遍重视就业素质、技能和创业精神、品质、素质、意识等内容,相关法律内容却少之又少。因此,从各类型课程来看,我国高校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课程都没有系统全面的创业法律知识内容,所以无法满足大学生创业实际需要。 二、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建构 1.建构原则。 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建构须遵循四大原则: (1)针对性。 在规定时间范围内促使创业法律教育达到预期结果,促进大学生创业法律意识、修养、能力的增强。 (2)配套性和相对独立 创业法律教育课堂体系在当前各高等院校中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法律课程与其他创业教育课程之间应当相互配套,以便形成完整综合的课程体系,而不应独立于其他课程体系之外。 (3)实践结合知识性。 开设创业法律教育课程其目的在于让学生全面理解法律知识,为学生树立法律意识,并通过各类活动让学生逐渐形成各种外显操作行为,帮助学生累积法律知识和能力。 (4)多样性。 高校创业法律教育课程活动性、综合性特点,直接决定创业法律教育课程组织方式的灵活多样性,所以课程体系建构必须具有弹性和选择性。 2.体系建构。 遵循以上四大原则,高校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构建分三部分完成: (1)创业法律能力培养类课程。 创业能力极为特殊,它具有极强实践性、综合性、创造性,创业能力优秀即智力;创业能力是自我谋职能力,是转化自己或他人市场创意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其包括综合性、经营管理和专业性能力。大学生创业所必备能力之一为法律能力。针对以上能力设立相应培养的实践和务实类课程,如法律谈判、企业或商法务实等课程。同时,教授这些课程时要改变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多采用案例教学法、讨论教学法、情景体验、课文训练以及创业基地参观等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多质疑多思考,促使学生化被动为主动,化接受为探究,发挥出创业法律教育的真正效益来。 (2)创业法律意识增强类课程。 法律意识是高校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课程开设的基本目标,其主要培养大学生守法知法、依法办事、尊重交易规则、诚实守信的意识。所以,该类课程教学内容即懂法、知法、守法,主课程以法理学为主,法律方法学、逻辑学等为辅。通过这些课程帮助大学生全面理解法律,强化大学生法律意识,正确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和作用。 (3)创业法律知识了解类课程。 现有法律体系中许多法律法规都与大学生创业相关,但大学生却并非全部了解。大学生创业选择企业组织形式是首要问题,因此了解企业法是基本,才能帮助其选择与自身实际相符的企业组织形式。按照各种出资人责任形式企业分为公司、独资和合伙三类。自1999年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正式出台,到2005年和2006年我国分别对《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进行修订,明确区分出各类企业创建要素的不同,以及《中小企业促进法》等,都是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重要教学内容。企业经营的过程即依法交易办事的过程,所以,大学生创业还需要了解《民法》《合同法》《产品质量法》《劳动合同法》《会计法》《专利法》《所得税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保险法》《劳动法》等一系列法律。最后,创业过程避免不了纠纷争议,大学生还应了解《诉讼法》。由于高校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的庞大,知识内容的繁杂,对于非法学系的学生而言讲解重要概念和制度即可,且介于高校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实践来看,主辅修或双学位形式是解决法律教育现状的较好办法。 三、总结 综上所述,我国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在课程设置上还尚存不足,高等院校还应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摸索,进而促进其课程体系的完善。而笔者认为主要完善思路,可从创业法律意识增强、知识了解及能力培养三方面出发,结合大学生创业实际需求,构建针对性具有实际效益的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 作者:董万伟 魏家琴 单位:六盘水师范学院 法律实践论文:研讨国外法律教育的实践与课题 一、法律教育实践 法院。最高法院以《法律教育研究会的报告书》向全国的法院颁发,以使其知晓法院参与普法教育的重要性。为促进学生对法院与裁判制度的理解,为参观法院的学生(特别是小学生)制作浅显易懂的宣传录像,向全国的法院发放。法务省。作为普法教育政策的一环,其与日本最高法院、日本律师联合会、文部科学省共同举行法律教育探讨会。在法务省的主网页上登载有关的宣传小册子。日本律师联合会、各地方律师联合会、各律师协会,在日本律师联合会内,设置市民法律教育委员会,力图在全国推进开展法律教育,在对各律师协会的法律教育活动进行支援的同时,进行有关法律教育信息的收集与交换,开发与研究针对教员的教材。另外,每年针对教员设施夏季培训讲座,与教育相关者进行意见交换。 在各地的律师协会中,有七成的协会开始设置分别承担法律教育的窗口以及委员会等活动。日本司法代书人联合会、司法代书人协会,其举办以成为生存力的法律教育为主题的市民公开研讨会,与教员、法律实务家等协助授课,进行讨论等,利用大学的校园机会举行法律教育研讨会、研修会等,以法律教育为主题进行演讲。在学校教育实践中也有不同声音。首先,“应该培养法律不是作为规制、约束的东西,疏远的东西,而是为了使社会更加美好,应该亲自主体性地制定的意识”,这种着眼于法律本来存在意义的努力更加重要。其次,“对于基本的理念、法律的主旨,法律与规则的形成过程,带着实感进行理解的指导尚未充分进行”。在实践方法上,作为实施法律教育的前提,是培养提出自己的意见,听取别人的意见,在商议的基础上得到结论的能力。这方面比较欠缺。为普及法律教育,有效地实施教育,在学校里,有必要根据儿童学生的成长阶段,切实编著法律教育的课程,并且在教材的充实与指导方法等方面下功夫。由法律实务家进行的实践,在使学生理解司法制度的主旨等方面的努力不够充分,对于实践的方法,法律实务家与教员的协助不充分。 二、法律教育的发展方向 培养支撑自由且公正的法律思考方法。日本的法律教育要达到的目的是:每位国民在进行自由活动的基础上,加深对法律以及司法应发挥的效果的理解,掌握预防纷争的发生,并且为切实解决纷争所必要的、基本的素养;与此同时,培养学生作为自由且公正社会的承担者,主体性地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法律作为社会共生的相互尊重的规则,保护国民的权利,明确国民的责任,促进各人自律的活动,使其生活丰富多彩。因此,法律教育是让人们充分理解个人的尊严与法律的支配等宪法以及法律的基本原理,作为自律且有责任的主体,养成为参与自由且公正的社会运营所必要等资质与能力,并且认识到法律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抱着充分的法律意识行动,培养主动利用法律的能力。 法律教育涉及的主要内容:1.为使学生认识到,法律是为共同生活和相互尊重的规则,目的使国民生活更加丰富,主体性地学习是如何制定规则的,根据规则如何解决纷争等;2.在规定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私法领域,力图充实学习机会;3.为使学生认识到每个人都作为无可替代的存在,要互相尊重,以及作为自律且有责任的主体参与自由且公正的社会管理,同时为培养参与社会的必要的素质与能力,需要进一步理解个人的尊严、国家的主权、或者存在于法律支配等宪法与法律的基础的基本价值与国家以及个人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存在模式;4.使学生认识到,司法通过依法救济被侵害的权利,处罚违反规则者,力求维护、形成法律秩序,同时将所有的当事人都置于同等的地位,由公正的第三者经过适当的程序根据公正的规则进行裁判。 三、对应儿童成长阶段的法律教育 考虑儿童成长与发育的过程,根据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儿童的判断除自身的欲求以外,通过第三者的观点,对社会的理解,对象客观化的深化,从主观性向客观性发展。因此,儿童理解规则和判断的意图及动机的能力,以及由自身制定规则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儿童的判断标准,可以分为因为权威说了所以正确;对自身有益;为了应对周围人认为好的期待;认识到法律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所必要的;社会契约式的观点;任何社会人类都存在普遍性原理、根本性原理。 所以,日本中小学校的法律教育的展开,包括:1.中小学校的法律教育,不仅强调遵守法律与规则,使其理解法律与规则的必要性。通过作业性体验活动,掌握学生资质与能力的基础。在日常生活与游戏中制定规则的实践很重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行动,养成公德心等道德性也是中小学法律教育的基础;2.对普遍性原理的理解,具体是指理解宪法与法律的基本原理很重要。在社会科的课程中,使其理解到个人的尊严与法律的支配等基本原理,法律不单是规制国民的,而是使国民生活更加丰富的内容,是每个人共生的相互尊重的规则,理解市民社会的契约的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基本原则,以及司法的内容,从而培养判断的能力与感觉;3.高中的法律教育,在此阶段,以可以进行高度的理解为前提,在使其考察法律各种问题的同时,使其基于切实的证据进行公正的判断。在进行公正的判断之际,首先自身进行判断,并对其判断附加有说服力的理由,与此同时,使其认识到学习别人的判断及其理由,再构成自身的判断的必要认知。 四、普及法律教育课题 在学校教育等普及法律教育时,首先以教育相关人与法律实务家为中心,使其广泛理解法律教育的重要性。最高法院、法务省、文部科学省等相关官厅、日本律师联合会与日本司法代书人联合会等相关团体,从各自的立场,在协助的同时进行积极的努力。文部科学省利用各种机会,向教育委员会与学校,宣传法律教育的重要性。在普及法律教育之际,各学校根据儿童学生、学校、地域等的实际情况,考虑如何充分发挥创新办法。在学校教育中,法律教育的担当人是学校的教员。为有效进行法律教育,以由教员创意办法的指导为中心,进行关于法律以及司法的思考型教育,属于新的创意。所以在促进教材开发与指导方法等实践研究的同时,法律实务家为首的各个相关人的支援非常重要。这些相关人包括:法院、法务省、日本司法援助中心、日本律师联合会、各律师会联合会、各律师协会、日本司法代书人联合会、法学研究者、教育研究者。 在日本,如果把法律教育视为培养民主立宪主义国家中国民所必需的教育,与读、写、算相同,法律教育应该是参加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教育内容。要掌握这样的教育,学校教育是理所当然的。 除此以外,在一个人度过人生大半的家庭、地域社会、单位等也需要进行。例如,在家庭中,儿童经常会接触到消费问题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问题。因此,在家庭的日常会话中,所谓保护生活的智慧,展开法律的话题,对儿童而言,会让他们感觉到法律教育是非常接近的教育教学。 作者:李璋 法律实践论文:法律实践本体论分析 本文作者:黄竹胜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 形成法律理论并通过法律理论来描述、解释和批判法律实践、进而推动法律实践、指导法律实践,是法理学的基本工作方式和工作目标。但是,在何为法律理论、其存在形态为何、有什么内在的规定性等本体性的问题上,法学界并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妨害了法理学的学术交流和法学工作者创造、传播和应用法律理论的自觉性和有效性,同时也妨碍了法律理论对法治实践的功能发挥。因此,从法律理论的生成过程、存在方式以及作用机理对法律理论进行本体性的分析,以提高对法律理论的理性把握程度和应用法律理论的自觉性和有效性,就成为法理学未竟的、有学术价值的一项理论工作。 一、何为法律理论 虽然对法律理论这一概念人们耳熟能详,但是进一步追问法律理论的规定性、法律理论存在方式、法律理论的表现方式等深层次的问题时,人们马上就会陷入失语的尴尬状态。究其原因,与法学界对法律理论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有关,也与法律理论表现方式的复杂性和形成的根据的多样化有关。就国内学者来说,比较习惯于应用法学理论这个概念来表达,其含义有时被作为法理学的同义词[3],偶有学者应用法律理论这个概念[3],并将其与法学理论作出区分,但是法律理论与法学理论的差别何在,语焉不详,深入论证的也不多见。国内学者对法学理论的理解[4]比较宽泛,其基本的含义:一是指称与法律实践活动相对应的、作为法律思维成果的系统化、一般化的法律陈述、法律说明和阐释模式,是法学工作者经过对法律现象的高度抽象后所形成的认识成果;二是从法学学科和法学知识的分类的意义上来称谓与法律实践活动所不同的抽象化了的法律知识系统。[1]从第一层意义上看,法学理论是作为一种法律思维和法律思考的结果所表达出来的,是意识层面上的东西。它与法律理论存在着基本含义在内核上的共同性,也即是对法律现象的一般性、系统性的概括和总结,两者的差异在于法学理论包括的范围大于法律理论,前者除了包括法律理论外,还涉及到法历史学理论、法社会学理论等并不是直接以法律规范为描述对象的理论形态,甚至还包括以哲学理论、政治理论、道德理论来概括法律现象所形成的法学理论[1]。从第二层含义上理解的法学理论实际上与法律理论是同义词,学者们对两者并不作严格的意义上的区分[3],两者是同一回事。 就国外学者的观点和主张而论,对法律理论的理解则存在着不同于国内的认识和观点,特别是在德国的法学家中,法律理论的界限并不是清晰的。有的学者是从法学学科的意义上来分析法律理论这个概念的。考夫曼教授在辨析法哲学、法律理论、法律教义学三者的关系时,就认为法哲学是将法学中的基本问题以哲学的方式加以探究和回答的,它是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法学,它与法律教义学的区别在于对象的不同[5],法哲学没有具体的实义客体,而是以法的整体为思维对象,而法律教义学[6]总是在体系范围内论证,它以未经检验即视为真实的条件为前提。[7]法律教义学以处理规范性视角下的法律规范为主要任务的法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以其司法适用实践为考察中心,来解释法律规范中的概念和规范的意义,同时为具体案件的解决提供理论、理由和原理的学问[8],法哲学与法律教义学两者并不相同,无法相互取代对方[6]。对法哲学与法律理论的关系,考氏认为两者的区别很不明确,无法得出精确的区别,两者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动机,法律理论是从法哲学中解放出来的理论努力,他们试图从法律人哲学的方式来回答与法律有关的哲学问题,“因为至今尚未有一个可将它们区别开来的标准,充其量,人们只能确立它们各自的重心:法律理论的兴趣,主要在于形式和结构上,而狭义的法哲学更关注内容,所以不做区分。”[5]从以上的引述中,可以看出,在考氏的理论视野中,实际上是从法学知识和学科分类的角度来界定法律理论在法学中的地位,并将其与法律教义学、法哲学、法社会学等作为法学的学科,这种看法在德国的法学家的理论体系中似乎是比较普遍化的观点①。 有的学者对什么是法律理论,则有不同的论述。如德国学者霍恩教授认为[1]:“法律理论产生于这样的需求,即法律可以用一般形式从理论上来解释,而不必讨论正义问题这一法哲学的基本问题……法律理论或多或少的是剥夺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法哲学,只限于从中度抽象层面上对法律及其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产生条件和作用方式,适用的方式和法学论辩的结构作一般性的论断,”法律理论由关于法律的一般性的陈述构成,法律理论的客体是对法律的一般理论性的描述[1]。很显然,霍式把法律理论作为法学认识的一种结果状态,区别于法哲学所探究的抽象的正义理论问题,它以法律的过程作为理论概括的对象,以形成服务于法律现象认识、法律工作者应用法律、适用法律的一般性、应用性理论为主要的理论工作目标。在他看来,法律理论与法学理论是存在差别的[1]。虽然作为学科意义上的法律理论不同于法哲学、法学理论,但是我们对作为法学范畴意义上的法律理论的界定还是可以从学科意义上的法律理论的演化和发展中获得有益的启示。首先,法律理论是学者们试图摆脱法学研究中过于抽象化、哲学化的法律问题的思考方式所作出的学术努力,是对法学研究对象自我限缩的结果,它将理论的目光和视野从无限的法律世界回归到比较具体的法律生活和实践领域;其次,这一路向也开辟一条通往法律实践、回归法律实际生活的理论路径,是学者提升法学理论影响法律实际的尝试,它试图建立法学与司法实践沟通的理论管道,有助于法理学形成对法律实践的影响力;第三,预示着法学家形塑法学理论从哲学、道德、政治等领域到司法过程的转向,从关心法学理论的体系性、抽象化程度向科学性、应用性的回归,它的理论目标、构造方法、获取理论论证资源和表达方式与法哲学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也是形成法律方法论与法学方法论差异的法认识论上的原由;第四,在理论的表达和表述上也实现了根本的变化。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法律理论进行如下的界定:法律理论是法学理论的一种理论形态,是对法律应用过程进行一般性概括和描述所形成的系统性论述,它是围绕着实证法和法律应用过程而形成的具有直接的应用目的和实践指向的法学理论。首先,法律理论也是法学认识过程的结晶,脱离法学认识过程,就不可能形成法律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理论也是法学理论的一种,是具有普遍性、概括性和抽象性的知识体系。但是,与其他的法学理论进行比较,法律理论是偏向于从规范性意义下的法律规范以及应用过程的主要环节和法律实务来形塑它的知识结构②,如法律结构理论、法律方法理论、法律解释理论等,都是直接从法律体系和司法过程提炼出来的。其次,法律理论以客观性和科学性为理论建构原则,排除价值判断、伦理思考和哲学思辩等形而上学的理论思维方式,与追求规律性的、应然性的法学理论在理论旨趣上存在较大的差别。第三,法律理论是直接或者间接以司法上的应用性为理论目标的理论,带有比较明显的实践指向性,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为依归,这与偏向正当性、价值性论证的法哲学的理论或者偏重于法律经验的归纳和总结的法律社会学的理论是不同的。诚如学者所言“:哲学家、伦理学或政治学家的法学,也可以说是专业法学以外的法学,这些法学所关注的问题、运用的语言以及知识追求与法学内的法学有所不同,其采取外观的立场而又企图深入法律之内在的根本问题……故此,法学与法学外的法学之间常常处于格格不入的关系状态。”[9]该论述实际上道出了抽象法学理论与应用法学理论也即是本文所言之法律理论的差别。#p#分页标题#e# 二、法制实践结构转型与法律理论的法治意义 然而,在法理学的视阈中,法学理论与法律理论的概念区分有意义吗?这种区分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在当代的中国法理学发展的境遇中,被抽象的法学理论折磨得很是疲软的学者和心灰意懒的读者,面对法理学所贡献出来的法学理论已多有指责,从小处来看,指责法学理论脱离实际,无法指导法律实践[10]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言说,从大处看,则指责法学理论无力提供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法律发展的作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11]。中国当代法理学所处于的这种内外交困的情景,催生了许多有学术责任和使命感的法学理论工作者的学术焦虑[12],同时也推动了摆脱困境的种种理论努力。如孙笑侠教授所倡导并践行的返回形而下的法理学研究[13],陈金钊教授所追求的“上可着天、下可着地”法律方法论研究、谢晖教授所追求的民间法研究、葛洪义教授所追求的地方法制研究等法学理论研究路径和研究范式都走出了摆脱形而上学法理研究传统套路,其回归法制实践的理想和追求,其推动法理学的实践转向的学术努力都反映了中国法学理论界对抽象法学理论的不满和变革的姿态,他们的实践性转向的立场对整个中国法理学的发展方向的选择无疑是具有启示性、引导性、前瞻性和革命性的。在中国法理学目前的这种状态下,特别是在中国的法制实践结构从立法向司法的位移背景下,重申法学理论对法律实践的理论回应、凸显出应用性法学理论的研究也即法律理论路向的研究,显然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具体说来,应用性法学理论也即是法律理论研究的特殊意义在于: 第一,满足法制实践结构转型的理论需求。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因此对法学理论的需求也带有时代性。受时代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推动的法学理论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法学理论的研究者不能摆脱现实条件对其在视域、问题意识和理论建构上的规定和影响。“困境推动着法理学的发展……法理学是处理法学、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新的危机的工具”。[2]就当代中国法制发展的状况而言,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法治实践的结构发生了从立法向司法的位移,这种结构上的变化不仅仅表现为法律制度建设重心的变化,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对法学理论的新的渴求和期待。诚如德国学者魏德士所言“人们对法哲学和法理学的深入和全面的思考总是紧跟社会灾难、制度危机和政治变革。”[2]。 因此,法学理论能否适应这个法治实践结构的转向、提出有解释力的理论命题和为法治建设提供确实的理论指导,便成为法理学能否再生和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法学理论无论是创新还是继续沿革已经存在的理论资源,需要通过法学方法论的重新选择来为司法时现、创造和提炼有效的法律理论提供方法论的支持。这意味着盛行于立法时代的法学理论,需要按照司法时代的理论需求重新考量原有的法学理论的价值,选择和确定契合时代的法学理论,这样一个吐故纳新的理论结构转换过程是法学理论发展和创新的必要代价和基础。因此,司法时代的到来,既是一个法学理论发展的新的时期,也将是社会重新选择引领法制实践的理论、以及原有法学理论的重新定位和功能整合的过程。在立法时代,法学理论的重点一方面是清除极左的政治话语、拨乱反正,从政治上为法治的正当性进行理论论证,因此法学理论主要探究的是法律的本质、法的本体论、民主与法制、人治与法治的关系、法律与政策的关系等这类现在被称为大司法学、政治法学之类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立法增多、法律职业共同体基本形成,对具体的法律制度和技术问题的关注成为法学理论的另一个增长点,法条主义和概念法学遂得以盛行。整体说来,在整个立法时代完成了在政治上为法理学的正名的工作,使法学理论获得了独立发展空间。但是,这个阶段的法学理论无论在内容上、体系上还是研究方法论上都存在许多的不足和缺陷,因此面对法治重心从立法时代向司法时代的转移,以论证立法的正当性为优秀的法律理论逐步暴露出理论的社会不适应性。 立法时代的法学理论功能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论证”功能有余而指导功能不足。作为对法治现象进行理论概括和学理升华的法理学,对法治实践发挥指导性功能是其学科自主性的表现,也是其基本的价值之所在。但是,从法理学所提供的理论和知识来看,似乎对法治实践的指导作用并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例如,在九十年代初期,我国的法治已经凸显出司法、执法的大量问题,但是就司法、执法过程所存在的随意性和非合理性,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多少严格意义的理论反思和建树,司法、执法理论在法理学的理论框架内即使不是空白也可以说是薄弱的,它不能提供司法、执法所需求的方法。第二,对法治实践的理论解释力不足。法学理论的学科完整性表现在对所研究对象具有的理论解释力上。所谓的理论解释力是指理论对所研究的对象的产生、变化、发展的过程能够做出系统化的说明和符合逻辑的归纳和论证。一种具有解释力的法理学,必须是为从事该门学科研究的行政法学工作者所共同接受,对所应用的范式获得学者的认同,研究者根据该范式提供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以及基本框架来解决研究中的难题,解释实践中的现象。然而,我们目前不仅没有真正形成大家所共同接受的法学范式,法学理论工作者所借以解释法律现象的基本理论和框架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对法的实际运作过程,现在的基本“范式”也关注得非常的不够,面对半数以上的行政法规得不到有效执行,我们的理论又有什么能力开出有效的“药方”呢?虽然我们不缺乏对策性的理论研究成果,但是转化为实践行动的研究成果确实不多,这其中有体制上的困难,但是与所提出的对策的有效性不足、可操作性差、理论论证不充分不能说没有关联。具有理论建构能力的法学理论不仅应该具有评价、分析法治现象的理论功力,而且应该具有前瞻性的导向作用,指导法治的发展方向。要具备这样的品质,法学理论首先必须具备创新的机制和开放的理论视野,对法律过程和法治中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能够及时地进行理论上的升华,提出预见性和指导性的新观点和新思想,保持与时代同步的理论创新意识和理论能力,使理论具有开拓和发展的结构。其次,法学理论必须具有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也即能够运用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和观点来剖析现实、找出症结、开出解决办法。#p#分页标题#e# 第二,克服政法法学、文本注释法学和社科法学等类型的法学理论的局限性的需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法学理论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按照苏力教授的分析和概括,转型时期的中国法学包括法学理论从研究方式、问题意识和思想理论资源上,可以区分为政法法学、诠释法学和社科法学三种法学流派[14],三种流派所形塑的法学理论各有不同,所发挥的理论功能也各不一样。政法法学虽然推翻了法学的政治话语的支配,从政治上为法学的存在和发展构造了正当性,但是并没有确定法学理论构造的法律平台,不得不与其他的学科分享共同的理论话题,法学理论也就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而注释法学虽然将理论的视野集中于法律的文本世界,专注于法律的专业化知识的生产,但是这类法学停留在对法条的解释和注释上,没有形成普遍化的理论内核,而只能停留在部门法的低度抽象的法学理论构造上。特别是由于自身的理论创造力有限,移植外域的部门法理论成为主要的理论制造方式,其与中国本土的契合性和理论解释力都存在着问题。社科法学主要是借助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资源和方法来发展法学理论,这些理论虽然扩大了法学理论思考问题的视野,形成了多法律的多角度的认识,但是它不可能形成从法律制度切入的一般的社会里或理论命题[14],它与法律实践的距离也是越拉越远,理论的效用性也越来越差。三种理论路向的法学或者法学理论存在着明显的特点,就是离开法律和法律生活这个中心而借助法律以外的元素来创造法学理论,所以导致了法学理论的专业性降低,与司法过程的理论需求不相吻合,与法律职业工作者的理论期待差距越来越大。 第三,实践哲学以及思维方式的启迪。实践哲学是任何把实践作为基本范畴并从实践出发所建构的哲学,它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关于意义的整体论;二是关注具体实践和这些实践所处环境的重要性的强调[15]。实践哲学虽然没有承诺特别的理论方法论,也没有形成比较确定的理论范式,但是它对于解释这个世界以及解释人们的知识形式和思想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推进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形成对社会生活的新的理解却很有价值。实践哲学对于法学研究和理论建设过程的哲学启迪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形成一种开放的法律思维方式,破除对立化的法律思考,形成以追求实践智慧、培养法律实践理性能力为目的的理论追求;其次,立足法律的生活世界,而不是从抽象的或者虚假的原则出发来构建理论命题。回归法律的现实生活世界,走向人们的日常法律生活,从司法过程的实际状况来建设法学理论。第三,法律理论的建设以实践为归宿,以满足实践的要求来检测。只有这样,所建构起来的法律理论才能获得实践过程的接受,理论也由此发挥出它应有的功能。 三、法律理论的构造 以实践哲学为导向的法律理论,要克服抽象法学理论对实践诉求的疲软状态,形成自己的理论说服力和解释力,提高自己的理论应用性能,就要对自己的理论品质和性格进行全面的改造,使之获得与抽象法学理论不同的理论结构和方法能力。具体来说,法律理论的理论特殊性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解析: 1.法律理论建构的基础:实在法及其过程 法学理论建够的基础不同往往会形成不同偏向的法学理论,以价值追求为目标的法学理论以理想的法律图景为目标,以法律体系为基础的法学理论则以形成静态的法律逻辑关系规则为旨趣。这些不同倾向的法学理论实际都承担着自己的理论职能,满足不同的社会需要,因此,就理论形态的价值而言是无所谓优劣之别的。而就法律理论而言,它所选择的是实践法学的理论建设之路,它的理论对象世界是实在法的世界、法律过程的世界和日常法律生活世界,这三个世界成为法律理论形塑的基础,也成为法律理论的基本应用领域。在这三个对象世界中,实在法世界是依附在以司法为中心的司法过程中的,日常法律生活世界也以法律过程世界为依托,因此司法过程世界实际上成为法律理论的根据地,以此为基础所建设起来的法律理论才能回应当代的中国法学、从政策定向的法学经由立法定向的法学走向了司法定向的法学所形成的理论需求。[16] 2.法律理论建构的理论对象 既然以法律实践场域为理论的对象,也就决定了法律理论的目标只能定位在比较实在和可能的范围内,而不能祈求太高的目标。首先是法律理论需要与一般的法哲学理论如法律价值理论、法律正义理论保持距离,法律理论不是规范性的理论,不对法律问题进行规范性的判断和前景性的描述;其次,它也需要与作为经验科学的法社会学保持距离。虽然法社会学也会对经验事实进行理论加工并形成一般性的陈述,但这与主要以法律过程为中心进行理论概括和描述的法律理论至少在侧重点上是存在差别的。第三,法律理论的理论建构目标“:只限于在中度抽象层面上对法律以及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产生条件和作用方式、适用方式和法学辩论结构做一般性的论断”[1],这从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法律理论的论域范围保持在法律产生到法律适用之间,并凸显出法律应用理论、法律方法理论、法律体系理论、司法理论等在法律理论的中心地位。 3.法律理论的构造方式 构造方式是法律理论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两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作为手段的构造方式包括法学方法和理论形式结构两个方面。由于法律理论的对象的规定性,决定了价值分析方法、社会实证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文化学的方法论等都不能在一般的法律理论建构中发挥太多的作用。其次,由于用以构造法律理论的材料和资源主要是来自于法律实践的法律规范世界、法律事实世界和司法的过程,所以,其主要的理论构造方式,就是通过对规范和事实的法律解释和逻辑分析来形成规律性的陈述的,法律解释方法就成为主要的法学方法论,成为构造法律理论的基本手段。
社会科学论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合 1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应建立在多层次多角度的基础上 在某种意义上说,两者统一的难度实质是统一标准严重不一致,有的主张以方法论为标准,有的主张以科学语言为标准,有的主张以可预测为标准等等,但是无论以哪一种为标准,都难以统一两大科学。因为这种统一往往或者以自然科学单方面的特点为标准片面地评判社会科学,或者以社会科学的标准去片面地评判自然科学。实际上,两者在这些方面确实存在着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有各自的理由。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而不是回避或者无视它们各自的特点。那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该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统一呢?笔者认为两大学科的统一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多视角的统一,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下面笔者将主要从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三个方面进行说明。(本体论层次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理论层次即方法论、科学语言等、还有应用层次) (1)在本体论层次上主张弱自然主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所以难以统一,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人们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根本的区别。笔者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固然存在区别,但是这个区别不能被无限夸大,以至影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如前文所说,大多数的意见认为自然界是无意识无目的,而人类社会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人自己单方面的看法,我们并没有征求动物界的看法。常言道,“狗眼看人低。”但是谁能保证不会出现“人眼看狗低”的现象呢?事实上,至少在高等动物中,少数动物的社会化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人类却单方面地贬低它们为群体性。这种人类种族优越论的预设实际上是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思想的一种表现。人类把本来浑然一体的世界人为地分割成两个决然对立的部分,并以此为基础把人类的认识也相应地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分。如果人类出于认识的需要,对世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本来是人的认识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不能把认识中的二分反过来当作本体论的二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和人是一个有机体的思想,水平反而更高超,它们可以为两大科学的统一提供坚强的本体论基础。如果我们愿意调整自己的本体论的看法,那么相应地在认识论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分法就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且所谓对自然界应该采取说明的方法,而对人类活动的意义必须采取解释或理解的方法,这看法的基础也就不再牢固。 (2)从科学方法论来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各自内部的特征也不是完全一致或一成不变的,这既为两大科学的潜在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又说明这种统一只能是多样性基础上的历史的动态的统一。首先,从历史上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是到一定发展阶段后才分开,而在分开之前它们已混在一起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特别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辩证哲学思想至今仍然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是可以一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主要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而现在不仅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运用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叉性学科,这更是它们直接统一的例证。随着时间的延续,这种相互渗透性也许会更多。其次,自然界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特征也有不太一致的方面,因而才有有机物和无机物、动物和植物、生物和非生物、人类和非人类等的区分。相应地,物理学和生物学存在着很多不一致的特征。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否定自然科学内部的统一。同理,我们也不应该否定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但是这是一个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不需要把人类社会完全还原为生物的强自然主义。 (3)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也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虽然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自分开以来,各自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人类发展科学的最高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人类自身。当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自然产生着日益严重的冲突,这固然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但是也与片面的自然科学观有一定的关系。而生态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和科学发展观等学科和思想的出现说明了人类已经开始在思想观念和实践活动层面上对两大科学进行整合。如果说近代工业革命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地迅速发展及其与传统社会科学的分野,那么如今工业发展及其被滥用的恶果又促进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 2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质疑很多,不过主要是两大类型,一是科学方法类型的,二是有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区别问题。这是两大相关联的问题。涉及到科学方法类型的主要是,很多人仍然认为自然科学的理论具有逻辑性强、可预测性和清晰性的特点,因而它们可以采用数学工具和实验检验的手法,客观性似乎更强。而社会科学的理论则不具备上述特征,特别是人文科学更差些。笔者认为这里首先应该搞清楚方法的三个层次,一是具体学科的方法,二是一般科学方法,三是哲学层次的方法。具体学科的方法最具有个性,它可能只是被某个学科所特有,企图在这个层次追求统一确实比较困难,所以应该在后两个层次去追求统一要相对容易些,比如前文所说的中医学中的中国古代哲学理论基础,它为中医学既提供理论基础,又提供哲学层次的方法,这种哲学方法就具有相当高的普遍性。系统论等一般科学的方法几乎可以为所有自然科学和大部分社会科学提供方法论的支持。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系统论最初只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而后来才被人们发现是一个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的方法,所以我们还应该用发展的观点看待统一。其次,人文科学的可预测性和逻辑性确实要差些,这是一个事实。不过,由于自然科学率先走向了科学化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远比社会科学大的成就,因而人们已经形成了对科学形象的思维定式,似乎逻辑性和可预测性等只有达到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程度才能称为科学。事实上,即使在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的可预测性也不一样,甚至连物理学内部也做不到同样的可预测性,不然就不会有几率论和决定论之争。当然科学正是为了寻找规律,规律要求有可预测性,否则不成其为规律。我们只是要求改变对规律的机械看法,允许不同的事物在规律的可预测性上稍有区别。另外,必须指出的是,两大科学的统一问题,既涉及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又涉及到认识意义上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规律和人们对规律的认识是不同的,人们只能得出对规律的近似的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本体论上虽然同属物质世界,但是两大物质系统的确各有个性,因而我们既不能要求两大物质系统的规律在某些性质上完全一样,也不能要求在认识方法上完全一样。此外,关于说明(explain)方法适用于自然科学,理解或解释(interpret)方法适用于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的问题,这只能是相对而言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观察渗透理论,任何自然科学的认识活动同样必然具有前见,同样拥有解释学循环,这和人文社会科学是一样,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且说明方法不为自然科学所独有,理解方法也不为人文社会科学所独有。总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是辩证的历史的统一,是在多层次多视角上的有差别的统一,是一个相互渗透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完全吞并另一个,也不是完全等同。 作者:沈云龙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科学论文:现代化视域中的社会科学研究 一、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应有不同的思想理论 它们为现代化进行辩护、论证,提供思想理论的支持,或为现代化进程出谋划策,规范典章,或对现代化进行批判抨击,揭示其弊端。西方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既有快速发展,也有危机滞缓。西方民主政治和法制的理论和实践对西方经济现代化起着关键作用。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问题是互动的。人文社会科学在现代化的实践中不断积累、发展。17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洛克等提出了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理论以及各种民主政治体制的学说。18世纪席卷欧洲的启蒙运动,延续至19世纪初(法国、英国、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尤为凸显),不断激励人们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1860-1894)”,但被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所中断。康梁变法(1895-1898)实际上是一次推动现代化的维新运动,但被封建王朝扼杀。20世纪初辛亥革命(1911)之后,中国再次面临现代化机遇,但是,内忧外患,连绵不断的战争,特别是日本侵略战争再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下半叶,在经历一系列的探索、挫折、失败之后,中国实现了从封闭型的计划经济到开放型的市场经济的转折,走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已名列世界前茅,政治和外交能量已使中国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的现代化成就举世瞩目。现代化使中国在世界上迅速崛起,是当今世界发展中最耀眼最引人瞩目的亮点。 中国的现代化历经被侵略被奴役到独立自主,从被现代化到自觉主动现代化,经历了推翻封建专制王朝、新文化运动、反侵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花了整整一个世纪(19世纪中下叶至20世纪中下叶)。此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已经发展成熟,而中国周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竞相实施现代化,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全球化的实质还是现代化,全球化是由现代化引起的,没有现代化也就没有全球化。中国的现代化已不可能孤立地实施,不可能与全球化分割开来。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接受国际经济秩序,受制于种种规章制度的约束,而这些规章制度又都是由现代化先行一步的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当今,中国国际关系的错综复杂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另一方面,中国又决不追随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当然也决不重蹈苏联的现代化道路,明确提出并且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发展道路,因而具有极大的探问求索的需要。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现代化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而其代价也是巨大的,其中有两方面最值得重视,一是大量资源的消耗,一是众多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价值的低廉。对资源的索取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对资源(如油气、矿产、木材等)的需求也加剧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劳动力的低廉导致相当多民众(特别是农民)的贫困、缺少甚至没有社会保障,贫富两级分化日益明显,种种社会问题凸显,恶性事件频发。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突出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显然都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现实性。中国和世界各国为实现现代化所进行的变革及其所产生的种种尖锐的矛盾、严重的危机、错综复杂的问题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机遇和任务。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实现现代化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探索和实施现代化的进程和道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肯定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因为后者是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实施的现代化,而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并重)。所有制是社会最基础的部分,不同的所有制必定派生出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等一系列制度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观念,相互之间必定发生矛盾冲突。然而,双方又处于同一经济环境之中,遵守共同的规则,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存在着互利双赢的可能。因此,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合作共赢与对抗冲突乃至兵戎相见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是应当探索以私有制为基础和以公有制为基础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道路的相同和相异之处。长期以来我们惯于把矛盾双方看作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一方吃掉另一方。但是,现实生活中无数事例表明,矛盾双方并不都是这样,如果处理得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互利共赢的结果。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长期以来西方社会被种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所支配,将西方文明、欧美的生活方式看作最先进的,应当取代其他文明。这种历史观文明观的优秀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自由民主是天赋人权。在西方文明观价值观支配下,对中国在实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充满着种种疑虑乃至反对和敌视。中国开创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成功的先例。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路还很长很远。从历史久远和实力、经济发达程度来讲,欧美现代化无疑占据优势,然而其弊端和矛盾危机的深刻程度也更突出和严重;中国的现代化还处在初始阶段,在力量、发展程度上远不如前者,而其展现的勃勃生机让前者无法比拟,但迄今中国依然未能避免类似欧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譬如,欧美国家从现代化开始就高喊公平正义,历时数个世纪也未真正达到;中国的现代化也强调社会公平正义,迄今也未完全做到,就此而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越性远未充分体现出来。中国的现代化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不同于西方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应该有不同于西方的思想理论。当前,我们不仅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现代化先行的国家,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远远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任重道远。 二、现代化展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域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以往的历史是这样,现当代同样如此。从宏观层面看,现代化的道路以及经验和教训就值得我们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去研究探讨。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方法,既有共性更有个性。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方式,这与各国的政治体制、自然资源、周边环境、文化习俗等都密切相关。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现当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以前那样用侵略掠夺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可是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资源(包括自然资源、资金、人力)和市场,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肯定是不行的。这就是说实现现代化必定是在一个国际关系之中,决不可能在一国之内实现,因为资本和市场按其本性就是要增值,要扩展,决不限定在某一点上。现代化已经形成了“全球化”的态势和格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这里涉及大量重要的国际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我们记忆犹新的美苏争霸,苏联解体,其中的许多前因后果、内在的外在的条件、偶然的和必然的联系等都还有待研究分析,揭示真相。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国家继续寻求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美国的霸权,欧洲的一体化(欧盟),中东的战乱,国际恐怖主义,民族主义,等等。这些问题都与当今全球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有关,又都是我国实现现代化不能回避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上所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又要利用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所积累的经验和方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并没有现成的模式,需要通过实践去求索。现代化进程不仅有经济方面的种种问题,还有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中的大量问题,两者是紧密相关的。这里不可能一一讲述人文社科在各个领域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只能从宏观角度,先就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两个层面,再从中提出当代世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来谈人文社科研究所面对的问题域。 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开发索取利用自然界,更要治理保护培育自然界,还要防范大自然对我们的侵害袭击。当前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灾害频仍。联合国论坛专家疾呼发展绿色经济,称“气候变化危害远超金融危机”。联合国报告称:全球3千多城市面临海平面上升威胁。(《文汇报》2009年10月28日)我国并不能幸免。一方面是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迅速而神奇,另一方面却是陆地、海洋、天空全方位地出现危及人类发展乃至生存的严重灾害。一方面是高新科技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无论无机界还是有机界,植物、动物、人类,不断面临新的威胁。在科技得到高度重视并快速发展的今天,必须同时重视科技的正确应用,否则,科技成果给人类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科学社会学、科技伦理等人文社会科学必须与科技同行。撇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单凭自然科学技术是不可能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各种问题的。在人际关系层面上,人文社会科学显得更为重要。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人化自然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扩展和加深,社会生活的外延和内涵也愈来愈宽广和深化。一方面个人的能动性、能量和作用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人的个性得到超过往常的发展;另一方面个人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也比以往任何时代和社会要高得多,个人的社会性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现代人一方面提倡个人自由,个性发展;另一方面又被现代科学技术和各种规章制度连结在一起,须臾离不开社会。现代社会是个体和整体相关联的有机体。为使这个整体、这个社会健康协调地运作和发展,现代人制定各种各样的制度、规章、法规、条例等,遍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和角落。现代人生活在由制度和法规交织而成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个网络是否合理完善、是否现实可行,对于个人和社会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为编织好这张网络服务,从各个方面为这张网络论证辩护。任何社会制度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决不可能是永恒的万能的。 论证辩护一种制度既不是单纯的颂扬,也不是简单的否定,而必须判明其合理与不合理,现实与非现实,利与弊,正面与负面,等等,进而划清真善美与伪恶丑,并为人们的行为方式确立价值标准和观念体系。任何规章制度的制订都有其合理性、合法性、可行性的问题,既要考虑动机、理由、原因和可操作性,也要考虑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影响、效果。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国内情况往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许多界线常常模糊不清,法情理,真善美,并非都一目了然。现实生活经常要求人们作判断分界线,否则将迷失方向。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说到底就是要寻求真善美的统一。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把真善美的养料渗透到社会成员的心灵之中,凝结为社会成员的内在的素养和能量,表现为人们观察问题、分析情况、作出解答时的一种立场、观点、方法,或者一种思路、途径、态度,一种分析思考的视角和思维能力。社会成员的这种内在素养和能量的高低优劣对于社会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发展至关重要。由此可以看出人文社科研究的重要性。我们认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对人的素质、修养、品格、能力等方面的要求,比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对人的要求更高。特别是对各级政府官员、管理人员、执掌权力的人员的要求必须更高。因为任何所有制必须有载体,在公有制条件下,掌权者和管理者实际上成了公有资产和财富的代表,对于公有资源(资产)和财富的分配、调节、管理起着关键性作用。他们的政治、业务、道德、思想、文化水平和素养直接关系着他们执掌和运用权力的水平和状况。无数事实表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与人的素质问题密切相关。提高人的素养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我们现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最重大的问题应该是如何提高全社会成员尤其是掌权者和管理者的政治、道德、思想、文化、教育水平,以及各种素养。权力的运作无疑是贯穿于现代化各项事业的优秀和关键,与此紧密相关的则是财富和性欲,它们构成当代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大问题。 权力、财富和性欲自古以来就是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当代世界它们显得格外突出和重要。这是因为现代化给社会带来的巨大财富是以往社会所没有的,如何分配和利用财富成为突出显要的问题,由此也使权力和性欲问题凸显出来。处在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能看到这三大问题的浮现。西方社会对这三大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曾作过探索、研究,但均未达到成功解决的地步。在中国,这三大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缺乏探索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未敢正视这些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直面人生、直面社会,揭示和探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权力、财富和性欲三大问题各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但又是彼此密切关联的。如前所述,现代人生活在由各种制度和法规交织而成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些规章制度也正是权力的体现。因此现代人也可以说是生活在由各种权力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力的改革和转型,就是使权力的运作能推进而不是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权力从本质上说应体现公共利益和意志。权力及其运用首先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权力由谁来执掌和行使及其是否正当合理公正的问题。权力的确定和运作的范围、限度,它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的确立和实施,是当代权力问题中最重要最紧迫的优秀问题。当代世界普遍采用民主制度来规范、健全权力的运作和使用。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都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文化传统的特点,确定自己的民主制的形式,这是一个漫长的艰难曲折的过程。强制推行某种形式的民主制会引起或激化社会矛盾。在国际关系领域、国际社会中,同样要确立以民主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防止或制止霸权、强权等不正当不公正权力的实施。 财富分配的方式和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从理论上说,公正合理应是财富分配的最基本原则。但是,怎样才能公正合理,如何做到公正合理,即使在理论上也未能有一个满意的回答,至于在实践上公正合理只能是一种愿望或理想。现实是:在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日趋悬殊。据报载,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与最贫困的1/5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7年的74∶1;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拥有的财产已超过了48个最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国际金融报》2000年8月30日)在各国内部因财富分配而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同样十分严重。有数据显示,“最富有的5%的美国人拥有全国72%的财富”。在金融危机复苏期的2009-2010年,“美国新增财富中的93%被1%的最富有人收入囊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状况正在削弱美国中产阶级,财富向顶层集中正在改变美国引以为傲的梭子型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家庭的比例已从70年代的65%下降到了44%。”(朗咸平《谁来拯救世界经济》,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7页)中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中国社科院《2011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反映社会不均衡差距的指标)达到0.5,这“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均衡已经成为极其危险的社会问题”。(同上书,第17页)财富分配制度首先取决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一般来说,个人获得财富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凭借劳动,包括体力或脑力、知识、技能,等等,按理,这是最公正合理的获取财富的方式。问题在于在衡量不同性质的劳动的价值上能否真正做到公正合理。另一个是凭借资本,在市场经济日趋发达的今天,凭借资本获利尽管有一定风险,但其获利量要远超过凭借劳动所得;而且凭资本获利已不限于“资本家”,因为凭资本获取高额财富在许多情况下是与新知识和高科技结合在一起的。在此情况下,凭资本获取财富是否公正合理就显得更为复杂。除此之外,凭借政治、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权力谋取社会财富,即“以权谋利”、“权钱交易”,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极为普遍的客观事实。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的谋财途径最易遭到民众的反对和愤恨,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乱。财富和权力之间的这种关系无疑是最值得重视和研究的课题之一。财富分配制度中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个人)与政府(国家)之间究竟如何分配。 应该说无论偏重哪一方都各有利弊。从理论上讲,富国与富民应该统一,但在实践上达到两者一致并非易事。藏富于民可以说是普遍的共识,因为民众的财富可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可以兴办各种社会事业(包括教育文化等),而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成员富裕起来,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但是,注重富民而忽视了富国,那么,必定会削弱社会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的建设,削弱军警等治理社会的力量,难以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反之,聚敛财富于政府,可以克服上述弊端,使城市出现崭新面貌,取之于民的财富可以返回来服务于民,利于民。但是,政府利用财富兴建各种“项目”,也往往成为不良分子腐败的良机,尤其在缺乏严格而科学的管理、监督、检验的情况下,这些工程项目的效率和质量更是令人堪忧。市场经济要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政府的开发项目如何确立、权力的行使如何顺应和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都不是靠官员的意志愿望能解决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其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不可或缺。所谓性欲问题,指的是合法婚姻之外的性要求、性活动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婚姻制度是人类得以健康地可持续地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的社会制度之一。随着文明的发展,婚姻制度也有很大的进步。 但性欲及由此引发的性暴力、性犯罪、性疾病和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却有增无减。在现当代社会,性欲活动商品化市场化倾向日趋严重。在有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性交易的红灯区已成为合法的商业区。是否允许性交易成为合法的经营,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看法做法不一,无法达成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回避或掩盖这个问题,用空泛的话语代替切合实际的措施,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和复杂。更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是性欲问题与财富、权力问题的密切关联。性活动日益商业化,已成为谋取财富的手段,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畸形的产物。性欲与权力的关系古已有之,少数统治者曾经利用手中权力在性欲方面享有种种特权。随着社会的进步,虽然这类特权已被取消,但性欲与权力的关联并不因此而终止,而是变得更为密切而广泛,使得性欲问题具有了政治、经济的内涵和特点。利用两性关系争权夺利贯穿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当今世界出现的女性主义、女性运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社会中权力与性欲的关系。 三、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思潮: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 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伴随有相应的社会思潮,包括各种理论学说等。西方自现代化以来,出现过各种思潮,其中最重要的、从走上现代化道路开始就出现而至今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具有重大影响的当属“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19世纪中叶诞生并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至今它们依然是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两股最强大的思潮。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不过那时的“自由”思想还未成为“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16世纪的宗教改革开启了人性解放、自由的理念,为自由主义的形成产生作了充分的酝酿和准备。现代的自由主义是随着西欧社会推翻封建专制、建构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而产生形成的,源于17世纪英国革命时代的霍布斯(1588-1679)和洛克(1632-1704)的“自然状态说”(“自然权利说”)和“社会契约说”。同时代的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1632-1677)也是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国家是建立在个人的自然权利基础上的契约,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人的天赋权利。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休谟(1711-1776)、亚当•斯密(1723-1790)、柏克(1729-1797),德国的康德(1724-1804),法国的启蒙运动思想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由主义理论,为西方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孟德斯鸠(1689-1755)的“三权分立说”,卢梭(1712-1778)的人类平等自由说,孔多塞(1743-1794)的人类历史进步的历史哲学,等等,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18世纪80年代美国革命(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民主派领袖杰斐逊(1743-1826)的《独立宣言》(1776)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联邦派领袖汉密尔顿(1757-1804)设计制定了美国宪法和宪政之路。他们把欧洲思想家们的自由主义传播到美洲,并且从理论变为了实践。 19世纪堪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现代化呈现繁荣兴旺发展的局面,自由主义从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民主解放的思想武器,成了为现政权和现成政治秩序服务、辩护的思想工具。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1805-1859)于1831年到美国考察并总结了民主制,提出民主制国家如何保障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问题,指出民主制条件下对自由带来的新问题。他所提出的“多数的暴政”、“多数的意志”、“多数的权威”尤为引人关注。他强调要防止民主国家借多数之名扼杀个人自由;指出绝对权威无限权威都是危险的,一种权威拥有无限权力,就会对个人自由构成巨大威胁。他的观点影响至今。当然,19世纪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表现为功利主义,最著名的思想家是英国的边沁(1748-1832)和密尔(1806-1873)。他们打着“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旗号将功利主义式的自由主义推向高潮。功利主义与社会契约论具有不同的理论前提和内涵,但都趋向政治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即个人自由是社会的最基本出发点,是社会政策和立法的基础,虽然不排斥集体和社会,但强调保护个人的生命、财产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认为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政府,要以社会制约政府,不能让政府主宰社会,社会人群是主人,政府是公仆。提出对权力进行限制、牵制、制衡。主张人格平等,宗教宽容,多元文化,等等。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5)提出国家干预主义,终结长期居主导地位的放任自由主义,形成著名的“凯恩斯主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12-2006)提出了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的主张。强调“货币最重要”的理论,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主要是控制货币的发行量,而不是凯恩斯主义那样要求政府进行更多的干预。批评20世纪近数十年间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日益扩大,构成对自由的威胁;坚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认为市场机制可以保障并促进人们自由的天然权利,自由市场经济促进机会平等,使用强力推行平等将毁掉自由,一个社会把自由放在首位将得到最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弗里德曼将古典放任自由主义转变为新自由主义。20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发展,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等诸多实践哲学蓬勃兴起,涌现出许多有影响的代表和著作。诸如哈耶克(1899-1992)、奥克肖特(1901-1990)、阿伦特(1906-1975)、波普(1902-1994)、伯林(1909-1997)、布坎南(1919-2013)、罗尔斯(1921-2002)、德沃金(1931-2012)、诺齐克(1938-2002)等等。其中尤以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最为出众。罗尔斯并不认同功利主义,而以新社会契约论为基础阐释正义原则。他强调正义的至上性,称正义是法律和制度、政治和道德的最高标准。达成正义原则的“原始协议”是人们在“无知之幕”的后面选择出来的。原始协议下的“起点平等”是一种假设,而现实社会中的人生来就处于特定社会的特定地位,经过“审慎思考”,通过对各种正义观的“反思的平衡”,形成道德和正义判断。他强调法治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法治与自由密切联系,形成“秩序良好的社会”是“正义论”的基本前提。他在晚期针对西方多元社会和文化的现实,提出正义是合理而广泛包容的各种学说“重叠(交叠)共识”的焦点,以此来解释社会正义和自由民主。自由主义自产生起还不断遭到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批评和挑战。早在18世纪末英国思想家柏克(1729-1797)就从保守的立场攻击法国大革命,反对平等和抽象的天赋人权,是典型的保守的自由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卡尔•施密特(1888-1985)和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也是20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的保守派思想家。晚近30多年来,麦金太尔(1929—)、查尔斯•泰勒(1931—)、桑德尔(1953—)等在道德、政治、社会等领域以“社群主义”向自由主义发起挑战。但自由主义依然占据主流地位。当代美国思想家弗莱西斯•福山甚至声称,历史终结于自由主义的民主理想。这种看法遭到各方面的尖锐批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我国是有影响的。 20世纪初,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中6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三大思潮,这三者之间相互矛盾、冲突又相互渗透融合,是20世纪、21世纪乃至以后更长时期我国社会生活、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内涵。笔者曾把这称之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三角”(《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当然,不能将这三者等量齐观。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被中国共产党用于进行一场极其艰难复杂的社会革命、改造和建设,并且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在人类社会历史、思想史上确实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就意识形态而言,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我国一切事业的指导思想;而从学术研究方面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也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和思潮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依据。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这是时代赋予人文社会科学的使命和职责。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目标是反对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目标则是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两者无疑是根本对立的。从现代化的视域看,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同为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产生演化而来的两种思潮。数百年来,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论证、辩护、谋划,其中也包括尖锐的批评、抨击;马克思主义则肯定现代化而反对、否定资本主义的制度和道路,提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制度、道路和目标。历史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而资本主义的体系、制度出现了严重深刻的矛盾和危机,前景黯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经历种种挫折失败之后,终于在中国生根结果,并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旺盛的生命力,然而也遭遇到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至今尚未克服的问题和矛盾,道路和途径还在探索之中。因此,我们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口号式的概念性的条文中的词句,而是适应国情世情的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当然有不同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必须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但决不能因此而蔑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简单否定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和优秀是历史唯物论、历史辩证法,面对现实面向实际,用辩证的眼光观察世界研究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同一星球上的两大历史潮流,两者在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思想方面既有不同的制度、体制、发展方式、途径、目标,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历史观,乃至相互矛盾冲突,但同时又有着共同遵循的规则,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思想理论,积累了数百年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时作为重要的参考。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不是某个国家、民族或某种文化、理论学说的专利品,而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逐渐产生形成的思想、概念。它们的含义和意义、内涵和外延,它们的表现和实施,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演化发展的,因不同的空间、时间、地域、人群、文化而具有不同的形态、方式,不是用统一的模式铸造出来的,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强制推行。它们是否正确、得当、合理、合情、合法,不是凭借权威、权力、强力,归根到底要由人类生存实践的历史来检验。 作者:黄颂杰单位: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中的政治性分析 一、社会科学论文具有政治性 同志、同志和李长春同志的讲话表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把好政治关是我们党对思想文化战线的基本要求,也是对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的基本要求。社会科学论文具有政治性,因此要求我们把好政治关。但体现在论文主题上的政治性问题大家都警惕性比较高,政治性问题也多能被发现。而分散在论文中隐匿的或非直接点题的政治性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也就更容易造成政治性问题。目前我们对这种隐匿性问题的研究讨论恰恰是最不够的。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复杂变化,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任务十分繁重,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任务十分繁重。在这样的形势下,处理好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更加重要,因此我们应该对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各种形式的政治性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并谨慎把握。 二、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及其分析 (一)有关主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资本主义国家做一些介绍,包括它的文化、条例规定等,这时可能会出现无意识地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的褒扬倾向。社会科学论文中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一项条例或规定可以提出参考借鉴的意见或建议,但参考借鉴意见或建议不能等同于对资本主义整体社会制度的褒扬,这时的话语、用词要特别注意掌握分寸。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有鲜明的主旋律立场,应该多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正面宣传,应该传递正能量,应该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体现我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办刊宗旨。因此,社会科学论文的主旨应该是歌颂党、歌颂人民的,应该是歌颂社会主义的,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应该是否定的。对此,编辑人员要懂得“讲政治”,要学会“讲政治”,要有正确的信仰,要有政治责任感。 (二)有关引用中央领导人讲话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进行引用,甚至是使用引号的引用。引用时有的出现与原话或原文不完全相符的情形,这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因为这不但是有关尊重的问题,而且涉及意思表达的准确性、完整性问题。通常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词一句都有深刻的含义,甚至贯穿了政治思想、政治方针和政策,引用有误就可能引起原意的改变,造成误解或被敌对势力所利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和发表,一定要确保其引用的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字字准确无误,这就对写作者提出了做事要特别认真的要求,编辑人员也要养成做事认真、一丝不苟的好作风。 (三)有关政治口径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政治上的重大问题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例如有一篇论文使用了“统治时期”的说法。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人民民主政权,不存在个人统治。“统治时期”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而造成不好的影响。对待此类问题,要做到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除去主观意愿以外,写作者以及编辑人员还要不断地加强政治学习,多读书看报,了解、掌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这样才能保持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 (四)有关台湾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些涉及台湾,把台湾无意识地划到国际或国外范畴。有的在按国外、国内分标题讨论问题时,误在国外标题下讨论台湾。有的在提到国际问题时,错误地包括台湾。例如谈到国际交流时,包括了与台湾大学的交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社会科学论文在进行文献综述的时候,把文献分为国内、国外文献分述,这时若含有外文文献,很容易就把台湾作者的外文文献划到国外文献中。通过对社会科学论文的不断总结,本文建议对这个问题,可以回避国内、国外的划分方法,代之以采取中文文献、外文文献的划分方法。这样可以确保划分无误,也不会影响学术研究与表达。台湾问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的党和国家一直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因此社会科学论文涉及台湾时应做到表述严谨,这就需要写作者及编辑人员加深对台湾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时刻绷紧这根弦。 (五)有关传统文化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但说法上却仍然停留在过去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对孔子持批判否定的态度等。社会科学论文应该受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约束,必须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要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我们应该坚持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这样做不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且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态度,符合历史潮流的态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态度。因此,写作者及编辑人员要知道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及思想,要知道应该歌颂什么、应该反对什么,通过“三贴近”提高自己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水平。 (六)有关网络材料的使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使用非我国官方网站下载的资料,甚至包括涉及国家边界的地图。由于这些资料或地图不够准确,有时会使论文出现严重的政治性问题。使用资料时,最好选择我国的公开出版物或政府有关部门的官方网站,这样才能做到资料翔实可靠。因此编辑人员对论文的重点,包括关键的语句或图表,要做重点的核对,有疑问时要向作者问明出处,要有不厌其烦的精神,同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编辑业务水平。 三、结语 同志在2013年3月17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同志的讲话为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开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为实现“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要做到上述几点,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就应该确保不出现政治性问题。本文提出的目前常见的几种政治性问题还很不全面,研究也还不够深入,需要大家更多的讨论及关注,并需要大家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相关研究。 作者:王俊和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转型与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一、社会科学是社会变迁或现代性的产儿 如果我们将围绕上述两次革命性事件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迁视为社会学诞生的动力的话,那么就可以将社会学的缔造者们提出的各种理论和他们所作的不同努力,视为对人类尤其是西方世界在18-20世纪的转折时期所遭遇的社会危机或文明断裂做出的种种回应。具体说来,马克思和迪尔凯姆意识到他们生存的时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但他们又都对未来抱以乐观主义的态度。马克思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和崩溃的必然性,但他设想将有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并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见的物化和异化现象;迪尔凯姆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和马克思、迪尔凯姆不同,滕尼斯、齐美尔、帕雷托特别是韦伯,则以一种悲观主义甚至绝望的心情来对待上述断裂或危机。 比如,在韦伯眼中,现代西方世纪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在这里,人类社会要想取得任何物质方面的进步和扩张,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与个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天然不容的作为“理性化”象征的科层制“铁笼”的不断扩张。进而言之,既然欧美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直接孕育了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在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叙事逻辑中,从一开始建立在单线进化论基础上的有关传统与现代的讨论就会成为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ideatype)。如此,在经典社会学的文献中,几乎随处可见“传统-现代”这对二元模式变项的各种变式。比如曼恩的身份社会-契约社会、斯宾塞的尚武社会-工业社会、马克思的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腾尼斯的共同体-社会、托克维尔的贵族制-民主制、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以及韦伯的宗法传统经济-理性资本主义经济,等等。瑣事实上,经典时代有关“社会”的所有“乌托邦”想象,说到底都不过是站在“传统”的此岸向“现代”的彼岸所作的理论眺望。导源于西方文明转型而带有的这块天生的“胎记”,使得“十九世纪在欧洲和北美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由此西方的理论家们无论从认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都会自然地站在西方主位的立场上,用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和西方的经验来看待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变迁,即形成了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或东方学视角。在这里,我们这样论证起码想说明这样两个问题:其一,以西方为叙事主轴的社会科学理论,最初也是一种建立在特殊性的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话语体系,它只是随着从西方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向全球推进而开始获得某种普适意义的;瑦其二,正因为西方社会科学家精心研究了在自己的特殊场景下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必然性,最终不仅使得他们的研究在揭示人类社会结构与行为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普适意义,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理论或学术的转换使得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最终获得了精神意义或文化价值,即我们所说的避免了将西方世界的发展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 二、社会转型:理论蕴含和学术意义 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18-19世纪这一朝向现代性的力量对一门后来影响越来越大的知识体系的破土或催生作用,也同样表现在对其后继形态、分支学科乃至具体理论的不断革新和塑造。鉴于西方的社会转型即所谓现代化进程一直持续绵延,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并未有任何停滞的迹象;加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1960年代以来,随着拉美、非洲以及东亚国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下也步入了社会转型或现代化的进程(当然,我们一会也会说到,共产主义文明及其实践是现展的另一主轴),变迁或社会转型的新趋势和新经验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充实、修正和再造。最近一百多年来,现代社会科学分支越来越庞杂、理论越来越繁芜、方法越来越精当,庶几正是变迁或社会转型的普遍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所造就的。还是以社会学为例。继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和齐美尔这些经典大师之后,继续凭借变迁或社会转型之主题锻造自己的理论之矛的社会学家不胜枚举。以直接诉诸变迁或广义的社会转型为主题的发展社会学为例,它的两种主要形态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就分别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变迁和拉丁美洲、非洲及东亚模式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和分析对象的。事实上,虽然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都是在社会学及经济学内部成长起来的,但在战后“这两种理论几乎在全世界占据了社会科学的主导地位”。现代化理论作为发展社会学的最初形态,形成于冷战时代开始的1950年代。从理论脉络上说,构成现代化理论的基础是此时如日中天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而更为深远的渊薮则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出的“理性资本主义”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推演问题。而从现实挑战上说,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显然是为了与此时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相竞争,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之外,为欠发达国家确立一条以美国为标准的发展之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它是一部标标准准的“非共产党宣言”。瑨虽然现代化理论涉猎广泛,但其基本的理论主张不外这样几条:(1)从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出发,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化过程;(2)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单线的,现代化只有一种模式,即西方或美国的模式,由此进一步推导出现代化的趋同论;瑩(3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所以未能实现现代化,在于这些国家的内在制度结构或文化传统不利于现代化;因此,与西方的接触或西方文明的传播是不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唯一路径。自1960年代末开始,经典现代化理论及其上述主要信条因多种原因受到广泛的批评并陷入困境。借用美国社会学家赵文词(RichardMadsen)的观点,学术范式的更替,是流行理论、可获得的经验性数据和社会舆论三者互动的结果。就现代化理论所面临的困境而言,此时,在理论上,伴随着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失势,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大行其道;就经验数据而言,拉美、非洲和东亚的发展为新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资料;而就社会舆论而言,美国卷入越战及其对这样一个弱小民族的狂轰滥炸,不但导致了战后“美国梦“的破灭,也使得其所推行的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广受质疑,一如韦伯斯特所说,对“现代化理论最激烈的批判,是指责它完全无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自196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化理论开始受到包括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在内的发展理论的强有力的挑战。依附理论主要导源于拉丁美洲的学者对自己国家现代化的研究,他们认为在现今的世界系统中,存在着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中心国家”和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边陲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困境,就是发达国家利用不平等的经济贸易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控制,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技术依附。如此,正是西方国家的发达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而现代化理论所提倡的“西化”过程,自然也就是不发达国家不断被纳入“中心-边陲”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依附过程。 同依附论者大多为拉美国家的学者不同,世界体系论的首创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来自世界体系的中心美国。虽然和依附论一样,世界体系论也是对现代化理论的回应,但与依附论不一样的是:(1)它的分析单位不是国家,而是作为一个单一整体的世界,这个世界由“中心”、“半边陲”和“边陲”三个等级构成;(2)现代世界体系分为三个维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多民族国家体系和多元文化体,其中世界经济体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经济功能体,是政治体和文化体存在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3)世界体系的三级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边缘国家可以通过结构位置的流动而上升到半边陲甚至中心的位置,因此“发展的意义主要就在于如何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发生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巨大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继续为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灵感和想象空间。不仅像伊利亚(GilEyal)和赛勒尼(IvanSzelenyi)等人尝试着通过对匈牙利和前苏联等国的社会转型的研究,建构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而且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有关中国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学术文献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原先处于边缘地位的当代中国研究进入欧美社会科学的主流学术圈,从一个单纯的学术“消费领域”开始逐渐成长为一个“生产领域”。鉴于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中国,都既是人口众多的世界性大国,又都在20世纪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实验中做出过令人惊讶的尝试,同时还构建并逐渐固化了与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庞大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与前述拉丁美洲诸国相比,其所经历的变迁或社会转型过程不可能不更为复杂、更为触目惊心。正是如此,自然使人们深信,“我们有理由认为,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对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尽管中国与前苏联、东欧的社会变迁或转型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根本性的差异。除了政治体系在前苏联发生断裂而在中国依旧延续以外,“在俄罗斯,这一过程是自发的……在中国,这一调整则直接来自上层,因此更为稳健并富有连续性”。虽然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转型吸引了包括伊利亚和赛勒尼在内的社会学家的高度关注,也产生了诸如《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这样的名篇巨制,但从某种程度上说,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尤其是经济独一无二的高速增长,更是成为推动社会科学进步的强劲动力。认真分析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上述历史上每一次巨大的社会变迁一样,具备着普遍的理论蕴含和独特的学术意义。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之所以会具有普遍的理论价值,是与我们一再论述的变迁与社会科学的天然联系决定的。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这种普遍性或普适性:首先,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虽然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运作逻辑,但与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种种大变迁一样,依旧是一种朝向现代性的运动,一如其转型的起点高度计划和集权的苏式社会主义也同样也是对现代性的反应一样。 换言之,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就是与整个世界文明进程背道而驰的“对向车”,中国也并不是整个世界文明的“他者”。考虑到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中国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转型社会”,瑑我们更有理由同时也有必要申明中国社会的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甚至人类文明进程的某种普遍价值。如果这种普遍价值不能获得有力的证实,中国的转型及其经验就只能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例外”,从根本上说我们也就无法真正消解西方文明所鼓吹的绝对普世性。其次,对那些和中国一样具有相似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遭遇的东方世界的各个民族和国家来说,13亿中国人民当下所经历的复杂而剧烈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或许可以为他们未来所经历的嬗变提供一种借鉴或参照。当然,我们申明当今中国所经历的这场大变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变迁可能具有某种普遍意义,并不意味着要用中国人的转型实践代替其他国家的发展实践,也不意味着要在其他国家推广中国转型的经验(就像西方新老殖民者曾经以及还在做的那样)。鉴于发展和转型的多样性,每一个国家哪怕与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相似的国家,在与中国转型或变迁的相似性之外,也一定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因此我们申明中国转型的普遍意义是以承认这种特殊性为前提的。但显而易见的是,申明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或普适性,才能确立这种转型的正当性,并真正破除绝对意义上的普世价值。进一步,中国社会转型所具有的普遍的理论价值,是以这场大转型对社会科学所具有的独特的学术意义为前提的。我们曾经论述过,今天盛行于世的西方文化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多少具有普适价值的流行话语,正是由其所率先经历的那场绵延数百年的独具特色的现代化进程所决定的。 问题只是在,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主义或东方主义,在过度彰显自己的普遍性或普世意义的同时,都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自己所走道路的特殊性。由此,我们不但不回避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而且意识到,如果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没有自己的独特性,它只是西方世界或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过的转型实践的一种变式或重演,那么这种转型也就不会有自己的独特意义,所谓“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也就成了一个伪命题。事实也是这样,在这个世界上不乏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印度),也不乏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的国家(如前苏联和东欧),同样不乏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国家(如印度和埃及),当然它们也都无一例外处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中。但是,既历史悠久,又人口众多,在面对共时态的全球化冲击之时,也在经受历史态的社会转型,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国家,大概只有一个中国。“这种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广泛而深入的变迁,不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独特的,是他们先前五千年的历史中不曾有过的,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也是独特的,是其他民族或国家未曾经历的”。能够想象,以中国社会转型为朝向的社会科学,自然能够从这种转型的独特性中获得同样独特的学术意义。 三、理解变迁: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在论述了现代社会科学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以及中国社会目今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发展的理论蕴含和学术意义之后,接下来我们有必要去说明,如何理解当下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如何通过对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独特解释,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尤其是推进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近年以来,人们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目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深远意义,并且力图通过对“中国经验”的研究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价值和实践品质。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也进一步提出,总结所谓“中国经验”只是这种学术“转换”的可能路径之一,“转换”的另一路径是关照“中国体验”———即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13亿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巨大的震荡,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变化。在我们看来,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应该成为社会科学家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的双重视角,或者说,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经验”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边界清楚的概念,与这一概念具有相似内涵的术语包括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奇迹……,而最初的源头则是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虽然中国学者广受雷默之启发,意识到这有可能是在以资本和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华盛顿共识”之外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但鉴于中国的一切远未定型,因此他们最初相对谨慎地选择了“中国模式”来表述与雷默同样的发展内涵。瑑瑨接着,在进一步的疑虑和批评之下,瑑瑩最终产生了更为中性和谨慎的“中国经验”这一替代性概念。在“中国经验”的概念形成和内涵讨论中,人们逐渐将其视为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的新的发展经验的一部分,而其基本的内涵包括:(1)它不仅仅指“成就”,也包括“教训”,包括走过的发展路程的一切特殊经历;(2)它特别指一些因为中国的特定人口规模、社会结构、文化积淀特点而产生的新的发展规则;(3)它是开放的、包容的、实践中的、没有定型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经验,他尊重其他经验的选择,它不是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建构的,它也不强调自己的普世性,它的存在只是说明统一律与多样性完美结合的可能性。 一句话,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视为,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社会近十几年来在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的发展与教训。如果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转型相比,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所积累的所谓“经验”起码有这样一些特点:(1)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及在其领导下的权威政府;(2)具有较大柔性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因此许多重要的转型或制度变迁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实现的;(3)经济改革的“理性超前”和政治改革的“理性滞后”,也就是说,在市场发生巨大转型的同时,居于主导地位的却仍然是先前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4)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又警惕和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 简单一些,也可以表述为,:“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比较而言,“中国体验”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说“中国体验”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并不意味着要用这一概念代替先前的“中国经验”或其他相似概念。“中国体验”的概念之所以具有新颖性,一方面是指它和“中国经验”一样,也是中国社会这30年的急速变迁或社会转型的结果,因此先前的社会科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关注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则是指虽然它和“中国经验”一样都是变迁或转型的结果,但和“中国经验”相比,“中国体验”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中国社会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人的微观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同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作为1978年开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赋予我们这个独特的时代以完整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如果单单总结“中国经验”而忽视“中国体验”,我们就不可能发现在这场涉及13亿人口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现代化之主体的中国人的精神起了何种作用,他们的欲求、愿望和人格在改变中国的同时又发生了何种改变,表现他们喜怒哀乐的社会心态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潮起潮落,最后,他们的精神世界遭遇过现在又在面临何种困窘和茫然?在近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我们多次陈述了“中国体验”起码应该具备的基本内涵:(1)“中国体验”不同于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它不是中国社会在最近30年中发生的那些结构性或制度性的宏观变迁,而是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2)“中国体验”既包括积极的心理体验,也包括消极的心理体验,前者诸如开放、流动、竞争、进取、平和、包容……,后者诸如物欲、拜金、浮躁、冷漠、缺乏诚信、仇富炫富……,人格的边际化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恰是中国体验的最重要特点,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中国体验本身就是变迁的一种精神景观;(3)“中国体验”虽然是一般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社会都可能出现的人格和社会心理嬗变,但却因为中国特定的人口规模、转型前后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差异、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变迁的速度之快而带有一般的精神嬗变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社会心理学家对人类精神世界嬗变的研究具有了全新的意义;(4)虽然中国体验具有独特性,但并非就不具备某种程度上的普世意义,也就是说,这一“体验”对其他民族或国家尤其是剧变中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具有借鉴意义,一部分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复制,而反映到社会科学中,即能够像石之瑜所说将中国研究之成果与“人类普遍性的行为律则相衔接”。 如果确实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而对变迁的理解又与社会科学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就是关注变迁的路径及动因分析的社会科学本身,那么通过对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的研究就不但能够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而且从根本上说也是实现社会科学中国化的一次天赐良机。众所周知,有关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努力并非始于当代。早在上个世纪20-40年代,中国第一代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如孙本文、吴文藻、潘光旦、陈达和费孝通等人,在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时,就产生了使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适用于中国社会即使之中国化的具体设想,他们并且为实现这一设想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可以说,当时提出中国化的设想,既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且不断接受西方文化后产生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又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包括社会科学知识在内的西方文化、作西方文化传声筒的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这种设想的提出前提是,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两面性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既不但了解了作为西方现代性产儿的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普适性的一面,同样也了解了它的非科学性和特殊性的一面。此后,在1970年代因反对美国学术霸权而兴起的“本土化”浪潮中,台港地区的社会科学家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并因此影响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的走向。 尽管我们承认今日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运动与上述中国化或本土化运动有着某种前后一致的学术继承关系,今天讨论的诸多主题如社会科学知识中国化的必要性及基本路径在1930年代和1970年代也都已有所涉及,但我们还是需要说,由于1980年代以来席卷整个世界的全球化运动和中国社会独特的转型实践,既加深了社会科学中国化的紧迫性,也为最终实现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先来看全球化浪潮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影响。就紧迫性一方而言,尽管100多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在接受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西方文化的时候,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研究的主体性问题,但显然1980年代后当人们面对以中国为客体或知识构成的海外中国研究时,这种主体性或对主位立场的欲求会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如果说30年前台湾的叶启政教授就直言不讳:“中国社会学所具有的‘移植’和‘加工’性格,就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那么,今天像刘东所说的“读着‘洋书’去认识中国的场景”自然更令人难堪。而就可能性一方而言,由于全球性的生产和市场体系的形成,促进了不同国籍的研究者在全球范围内的“跨界”流动,这不仅“动摇了原本欧美学者观察中国时为自己所预设的客观基础”,而且也有可能使中国学者通过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研究,了解社会科学知识的非普适性的一面,这都有利于社会科学及其知识体系的中国化。 再来看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影响。就紧迫性一方而言,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涉及面广,原有体制的刚性十足,现行改革的均衡性不够,中国的改革或社会转型已经进入矛盾多发期或“深水区”。我们曾经论述过,因为人口众多和素质不高、基础设施落后、资源有限以及政府管理能力欠缺和执政理念落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所遭遇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比如人口膨胀、贫困失业、贫富差距、环境污染以及越轨与犯罪)与西方世界曾经遭遇的问题相比,在性质上是相似的,在程度上可能更为严峻。现在,无论是巨大的成功还是严峻的现实,都向社会科学提出了挑战,要求这样一种现代知识体系能够解释中国经验的利弊两面。同样,就可能性一方而言,也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以及某种程度上对与我们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的普适意义,第一次赋予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以现实的可能性。我们以为,无论在1930年代的大陆,还是在1970年代的港台,两度社会科学中国化或本土化运动所以最终都未能成功,并不是倡导者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社会的传统与西方世界现实的巨大差异,而是受单线进化论的影响,研究者们根本上都以为中国的发展进程就是不断克服这种差异、最终实现西方已经实现的现代化的过程。如此,几乎所有的讨论者都着眼于如何用西方的“普适”理论去说明中国的特定“异例”,而很少有人去思考如何用中国的“异例”去修改西方的理论,或者从中国的“异例”中挖掘带有某种普适意义的新的理论。正是从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其对人类社会所可能具有的独特意义而言,对转型的学术关照不仅为锻造中国社会科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而且或许也能够使这场转型避免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或GDP堆积,从而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提升这场巨变的精神意义。 作者:周晓虹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类社团的管理 一、运用和谐管理理论加强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意义 (一)和谐管理理论概述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为了应对组织内外不确定性的环境,1978年以来,我国学者席酉民及其研究团队对和谐管理思想进行研究,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和谐管理理论已经逐步构建为以和谐主题、和则、谐则等为优秀概念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1.和谐管理的含义管理活动总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或者为了完成特定任务,特定的管理问题或者任务受到组织目标、资源、成本与时效要求等内外环境的约束。和谐管理是指组织为达到其目标,在变动的环境中,围绕和谐主题的分辨,以优化和不确定性消减及利用为手段提供问题解决方案的实践活动。其中,和谐主题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中,在人与物要素的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组织问题。在这一新认识论的指导下,和谐管理将放弃传统管理理论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的基本框架,而成为紧密依赖于环境的“围绕和谐主题的问题解决学”。2.和谐管理的基本内容(1)和则与谐则和则与谐则是和谐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则”是从“和”概念派生出来的一套人嵌入组织的规则或主张。它们是用来应对组织中“人的永恒的不确定性”的专门装置,以调整人际间的“共处”,人群间的共处,乃至组织间、组织与社会间的共处。“规则、契约、文化、舆论、社会观念等等”是这些装置的现实对应物。“和则”主要是为了不确定性的消减。“谐则”是指任何可以被最终要素化的管理问题,都可以用“数学模式/方程”在给定的资源约束条件和目标下去追求结果的最大化。它可以是结构,也可以是过程或流程,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其主要特征在于确定性中的效率问题(即优化性)。和谐管理理论的双规则,是指“优化设计”与“人的能动作用”。“优化设计”是通过设计符合系统内在规律的人的行为路线,物的有效配置,使得系统更为协调与匹配,表现出更高的秩序,类似“谐”。组织中人的“和睦、融洽、同心共济”是发挥“人的能动作用”的前提,类似“和”。因此,和谐管理理论把“优化设计”对应“谐”,把“人的能动作用”对应“和”。于是,把“谐则”界定为“优化设计”的机理、规律、主张等,把“和则”界定为“人的能动作用”的机理、规律、主张等。(2)和谐机制和谐机制是指“和则”与“谐则”围绕和谐主题的机制,是“和则”与“谐则”耦合后形成的能反映组织内在规律且具有对环境应变能力的机制。“和”是指人及人群的观念、行为在组织中的“合意”的“嵌入”;“谐”是指一切物要素在组织中的“合理”的“投入”。只有当两者的共同作用构成“为实现组织目标而进一步确定性和优化性”的必要时,“和谐主题”才成为具有真正意义的管理问题,如图所示。在这一过程中,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均会或应该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和则、谐则变化可能是阶段性的;和则、谐则曲线表示,和则、谐则无论如何变化一定是围绕“和谐主题”的变化而变化。图1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关系图 (二)运用和谐管理理论加强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意义 和谐管理理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对于组织管理的认识途径,不是已经疲于解释管理现实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而是组织在“和谐主题”下的“问题的解决”,而“优化”和“不确定性消减”的并置,使和谐管理理论解释力的广泛性达到了传统理论所没有的高度,因而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它对于社科类社团管理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是社科类社团创新发展的需要。面对当今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性的和知识类组织自身发展的不确定性。如果社科类社团要发展,就必须从现有的管理思维、方法和机制上予以突破。2004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要“转变管理方式,增强活力,壮大实力,形成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强的运行机制”,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要求,“和谐管理”理论是在当前形势下提出来的经实践证明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是综合普适性和局部性管理原理的管理理论,运用和谐管理理论是社科类社团管理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发展。二是发挥社科类社团自身优势,激发活力的需要。大多数社科类社团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多年来社团组织领导和活动计划开展已形成了依靠业务主管和管理单位的惯性思维,独立自主能力差,活力不强。面对复杂多变化的外界环境,利用和谐管理“和则”原理,才能充分调动社团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起“和谐管理机制”,形成管理效率和绩效,激发社团活力,提高应变能力,才能迎接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挑战。三是优化社科类社团发展环境的需要。社科类社团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当地党委、政府的智囊团和思想库,成为公共事业管理的主力军,成为社会压力的“减压器”和“缓冲阀”。但自身各项服务社会功能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适应社科类社团发展的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只有通过和谐管理的“谐则”原则科学建章立制,才能充分激发社科类社团活力,为构建和谐社会作更大的贡献。 二、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球性社团革命”,各类社团迅猛发展。受其影响,我国各类社团曾出现快速发展的态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6年底,在民政部登记的全国社科类社团数为68639个,其中:部级社团557个,省级社科类社团4842个,市(县、区)级社科类社团63240个,占全国社会组织总数的26%,占全国社团总数的48%。社科类社团发展规模与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社会科学的强与弱密切相关,其占社会组织总数的比例不尽相同,大体在20%-30%之间。从中央、省、市、县社科类社团分布情况来看,是呈金字塔状态,越往下社科类社团数量越庞大。但是,由于过去一段时期内,我国社科类社团重数量扩张、轻社团质量提高,重发展规模、轻监督管理,重业务联系、轻法规培训,致使社科类社团出现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 (1)社科类社团对党委、政府和业务主管单位有依赖性思想。改革开放后,党委、政府逐渐从一些具体的社会事务领域退出,鼓励和支持一些社团建立和并承担一部分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由于这类社团是由上而下从原党委、政府部门中分离出来的,原来的行政性运作方式的惯性作用太大,致使一些社科类社团保留着较浓厚的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社团行政化”特征仍然相当明显。一是社科类社团有的是原党委、政府的翻版机构,承接着某些政府工作职能,对所属成员有强制性的管理权;二是社团大多数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其正式工作人员基本来自党委、政府部门,有国家公务员的身份和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三是经费来源于原党委、政府的拨款或行政性收费,其业务多来源于指定,其活动宗旨主要是对党委、政府负责,而不是主要为其成员提供服务。如一些地方的一些政法或司法系统的学会或协会就是如此。正是这些“社团行政化”特征,导致社科类社团对党委、政府和业务主管单位产生了依赖性思想,也不利于社团学术研究独立性的发挥,其先天的不足十分明显。 (2)社科类社团干部思想观念习惯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团运行方式开展工作,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办社团的办法不多,思想不解放,自我发展能力不足。 (3)社科类社团联合攻关能力不强,学术资源、人才资源整合不够;精品力作与传世之作不多,学术成果转化性差;围绕中心,把握大局,服务当地党委、政府决策力度不够。 (4)社科类社团干部队伍建设滞后,部分社团存在人员结构不合理、素质不高、后继无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从事社团工作的专职工作人员和有能力推动社团工作发展的高级人才。 (5)有些社科类社团背离学术性社团宗旨,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出现经济方面的问题。 (6)社科类社团组织管理工作不到位,自律性差。有的社团内部议事规则不完善、财务管理不规范、章程履行不到位,存在无章可循、有章不循的问题;挂靠单位对社团的管理和指导不力,社团活动随意性较大,存在管理弱化的问题;社团凝聚力不强,过分松散,社团业务主管单位对其管理不严,存在管理失控的问题。 (7)管理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由于法律上没有明确各级社科联对社科类社团的管理地位,国家没有成立中国社科联,地方社科联尤其是县级社科联组织不健全,部级社科类社团和一些市、县级社科联分散在多个不同的业务主管单位,一些业务主管单位因为忙于自己的主业,往往没有精力或不愿意对挂靠的社团进行监督和管理,从而造成一些社团各成体系、独自活动、管理不到位、违法违规问题时有发生,这种对社科类社团的方向把握、科学管理、组织协调、学科建设、整合资源是极为不利的。 (8)社会支持不力。社科类社团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应有认可,社团得到社会资助和捐赠不多。更缺少像国外一些由具有雄厚经济基础的基金会支持的有重大成果和影响力的社团组织。从以上情况综合来看,社科类社团发展面临着主要是自身发展思维有待进一步改变和制度、机制有待进一步建立健全的问题,可见,要实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远景目标,应该根据当前形势和要求,运用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提高认识,加强党对社科类社团的领导,进一步规范社团管理,整合人才资源,促进社科精品成果产出,为繁荣发展哲学社科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三、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我国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做了出一系列战略部署。中央接连下发了多个重要文件,推进科学管理,健全完善包括组建县(区)社科联组织等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强调要进一步“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坚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发扬学术民主”等方针,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抓机遇,转观念,夯基础,求发展”成为了当前社科类社团发展的和谐主题。如何运用和谐管理理论特别是“和则”和“谐则”思想规范我国社科类社团管理对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工作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和则”的分析及对策建议 1.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和则”与“和谐主题”一致性分析“和则”与“和谐主题”具有一致性。“和则”适应“和谐主题”是其内在的要求。目前,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中的“和则”主要体现在:一是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各级省委、市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战略部署,各级社科联领导班子得到了优化、社科类社团活动经费得到了补充,“两会”委员的社科专家代表数百分比得到增加,党委、政府的决策也注意听取和采纳社科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二是社会学术氛围日益浓厚。中央一些新闻媒体、网络,纷纷开设学术专栏、专版;在网络媒体上开设学术理论网站,如:中国社会科学网、人民网理论频道、求是理论网、新华网理论频道网等。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术研讨会、咨询论证会比较“热”,广大社科工作者积极参与学术观点、学科体系、科研方法讨论与创新。一些高校在开设公共管理课程中,将社团问题作为专题进行研究,一些有关社团管理的教材相继出现。三是社科人才不断涌现。一些中青年学者积极参加社团活动,越来越多的实际工作者、青年理论人才加入到社科类社团,其中不少教育科研单位的党政领导和企业家也直接参与社团的领导工作和学术活动。 2“.和则”适应“和谐主题”发展要求及对策建议“抓机遇,转观念,夯基础,求发展”的和谐主题对“和则”要求是:党委、政府重视,社会扶持,自我发展和自律意识强,活力旺盛。“和则”的现状和前面提到社科类发展存在的问题来看,社科类社团要适应新形势发展,必须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建立激励机制,形成团结和谐、开拓进取的发展局面。一是形成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文化氛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对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支撑与引领作用。社科类社团是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又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战线。社科类社团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以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创新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二是树立大局和时代意识。(1)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各级党委宣传部要将各级社科联工作纳入宣传思想战线工作之中,总体规划社科联的工作,加大对社科联工作的指导力度。社科类社团在开展学术研究、理论研究、科学普及过程中,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自觉用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思想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自觉抵制意识形态渗透,防止发生色变,成为主流意识的捍卫者。(2)按市场规划营作意识。社科类社团必须要抛开依赖政府、行政化发展思想,创新思维,独立自主,运作市场化。社团要正确处理好营利与非营利的关系,防止别人打着社团旗号谋取私利,严重违法违纪。三是建立建全激励机制。设立“国家最高社科奖”及相应省、区级奖项,填补社会科学奖励体系的空缺,进一步激励广大社科工作者勇攀社科研究高峰。各社科类社团也从自身特点出发,进一步设计和形成学术成果转化、评价、奖励机制,鼓励多出人才和精品。 (二)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谐则”的分析及对策建议 1“.谐则”与“和谐主题”的一致性分析“谐则”是“和谐主题”实现的重要形式。“谐则”是“和谐主题”发展的对策性要求。目前,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中的“谐则”主要体现在:一是实行分级、双重负责管理体制。社科类社团既有全国性(中央级)的,又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级的、地市级的,更有县(市、区)一级的基层社团。各级社科类社团在法律上各自独立,不存在隶属关系,各自接受业务主管部门的管理,但在工作上,上一级社科类社团对下一级有指导关系。(1)分级管理体制。部级社科类社团分别归口各自的业务主管部门,地方社科类社团则在归口各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时,按行业统一归口到各级社科联,成为社科联团体或直属会员。(2)双重管理体制。即是登记管理机关与业务主管单位采取的双重管理体制。业务主管单位侧重日常业务管理,登记管理机关主要进行登记管理和执法监督。从各省、市、县社科类社团运行看,各级社科联是各类社科类社团的业务主管部门。二是建立了章程和制度。社科类社团《章程》规定,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是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领导本社团开展日常工作。一些理事人数较多的社团还设立了常务理事会。一些大型社团还设立了分会、办事机构。制定了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如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民主议事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年检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绝大多数社科类社团能够坚持依法办会,按制度办事。三是形成了学术理论研讨、课题研究和服务社会氛围。社科类社团成立的宗旨一般是以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学术活动为己任的,把学术性是社科类社团的首要任务。随着学科分类不断丰富,社科类社团学术研究成果益见丰硕;开展公益性的科普、政策咨询、扶贫帮困活动,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素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做了很多工作。 2“.谐则”适应“和谐主题”发展要求及对策建议我国社科类社团的发展还处在初始阶段,还没有进入全面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社会各界对社科类社团的认同也还处于较低认知阶段。这种情况恰恰反映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的社科类社团与发达国家的社科类社团相比,还非常稚嫩、非常弱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的非营利组织也曾经历过这一阶段。以美国为例,依然有大约31%的非营利组织是在政府的财政扶持下开展各种活动的。尽管我国社科类社团的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但随着社会组织结构的深刻变化,社科类社团的发展是呈上升趋势的,发展的空间日益广阔,前景看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及时跟踪社科类社团发展态势,切实从体制、机制入手,坚持培育发展与管理监督并重的方针,将党和国家关于社科类社团建设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一是建立健全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工作机制。(1)学术研究和交流机制。营造科学发展良好的学术环境,吸引、凝聚不同学科领域专家学者为当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服务。(2)服务民主决策机制。各社科类社团要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大局,整合科研资源,组织重点攻关,抓好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课题研究现实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也要积极面向企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开展咨询服务工作,增强社团发展后劲。(3)服务公共文化机制。社科类社团要常态化的组织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参与公共文化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食粮,充分分享文化建设成果。(4)学科管理体制。重视学术型社科类社团在推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吸收具备条件的社科类社团中(会长)知名专家学者进入国家学科建设管理体系,组成建设委员会,通过组织学术研究活动,组织重大课题研究,开展优秀成果评奖,推动学科发展。二是组建国家社科管理系统。实行统一管理,将社科类社团登记管理和业务指导职责由各级社科联统一组织实施。法律应明确授予各级社科联组织对本级社科类社团的管理权限,具体负责社科类社团的申请登记和业务管理,。要适应形势发展成立中国社科联组织,具体对部级社科类社团实行统一管理,具体指导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科联的工作,统筹规划社科类社团的发展,形成自上而下的完整组织管理体系。三是实施精神产品购买政策。政府要加大扶持社科类社团力度,出台购买精神产品的具体措施,比如:实施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购买政策,主要用于社科类社团组织的公益性讲座、政策咨询、社科普及、研究成果评价、扶贫帮困等;实施重大课题招标购买政策,鼓励社科类社团参与竞标,对中标者给予资金支持等等。四是完善社科类社团政策法规。比如:实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制度,褒扬社科类社团的真善美,揭露违法违规行为;允许和鼓励公民、特别是捐赠人对社科类社团的章程、组织机构、活动情况和财务管理等相关情况进行了解。增设“监事会”,负责监督社团资金运行情况,使社会团体活动设计、活动开展严格在法律框架内运行。出台《我国社科类社团管理办法》单行法规,围绕社科类社团的目标定位、财务管理、人才培养、税收政策、社会捐赠、社会保障、监督惩罚等具体问题,制定配套的法规体系,使社科类社团尽快融入法制社会轨道,依法依规规范运行。 作者:廖翔单位:桂林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中的评价意义 1语料与方法 本研究使用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方法,结合样本定性分析方法,具体操作步骤如下:(1)收集2008年至2010年3年间来自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应用语言学4个学科的社科论文30篇,组成字数约30.9万字的小型语料库(其中教育学8.09万字;心理学7.41万字;社会学7.21万字;应用语言学8.19万字)。论文收集主要根据学科内部专家推荐在本学科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刊载实证性研究较多的学术刊物。这些论文均为实验性报告论文,由简介、方法、结果和讨论4部分组成。然后,对论文进行必要的加工,删除有关作者的信息以及论文的附属部分,如摘要、致谢、作者简介、参考文献、注释等。另外,用EXPRESSION代替论文中的公式;图和表用CAP-TION代替。最后将每篇论文中的简介、方法、结果和讨论部分剪贴组成新的语料库(其中,简介部分7.31万字,方法部分5.29万字,结果部分7.09万字以及讨论部分11.21万字)。(2)运用软件AntConc3.2展开词频统计,生成出现频率大于(含等于)60的词汇(这意味着这些词汇在每篇论文中出现的次数大约为60/30=2次),最后所得词汇总数为401个。(3)对上述词汇逐条分析,剔除不包含评价意义的词汇(如一些介词、代词和冠词等),最后得出含有评价意义词汇128个。其中主要为形容词,兼顾其他词性如名词、副词和动词等,形成了语料库中出现频率大于(含等于)60的评价词汇表。(4)运用评价参数方法,对上述词汇进行分类,具体情况参见表1。我们重点考察总频率数最高的4种评价类型,即优劣性、相关性、新颖性和规模性评价。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考察所有的评价词汇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因为所涉及的语料库数据较大;其次,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比较不同学科和论文内部的评价特征,使用出现频率最高的4种特征也是可行的,因为前4种类型的评价占所有评价频率的54.46%,超过一半。前4种类型的评价词汇及其出现频率参见表2。表2中的词频是指该词在语料库中出现次数,而“频率”是指该词在语料库中充当评价意义的次数。 (5)对表2中的词汇进行同义和反义词转换或者词性转换,生成表3。这里,只需对表2中部分词汇进行转换,因为表2中有些词汇本身具有同根、同义或者反义特征,不需要进行此类转换。之所以要生成表3,是因为这样能够更为全面地收集语料中所包含的4种类型的评价词汇,而这些词汇可能没有出现在表2中。(6)运用语料库软件中的语境共现(concor-dance)和搭配(collocation)功能,结合定性分析,对表2和表3中词汇的上下文进行细读,删除评价词汇的非评价功能的实例,如词汇new如果出现在NewOrleans中,就不具有评价功能。主要包括:1)专有名词,如NewJersey,GreatBritain;2)惯用法或固定短语,如oldword,generalmanager,aswellas;3)同(多)义词,如keytothelock,thisno-vel.所得部分词汇充当评价功能的频率,见表中的频率栏。(7)排除非评价意义词汇现象之后,逐一统计各种评价类型在不同学科和学科论文内部不同部分(IMRD)中的分布,比较4个学科中评价类型分布上的差异;比较论文内部4个组成部分评价类型分布上的差异。所得结果参见表4和表5。 2结果与讨论 我们将表4和表5中4类评价词汇在学科论文和论文不同部分中所出现的频率与各个部分的词汇总数结合起来,得出4类评价词汇在各个学科和论文各个部分中的万字比率,参见表4和表5的万分比栏。然后,我们依据两个表中的万分比数据生成图1和图。可以看出,4种评价类型在4个学科中出现的频率各有不同。其中,使用评价最多的是教育学,其次分别是应用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这可能与学科本身内在属性、研究对象和知识结构有关。一般说来,如果一个学科的理论比较成熟,研究范式或者分析方法比较一致、规范,那么该学科的学术论文中使用的评价手段或者说评价词汇的频率较低;否则,则相反。如自然科学论文中所使用的评价词汇和手段要低于社会学或者人文科学,就是因为后者研究对象更为复杂,而且学科内部理论知识尚不稳定,尚存争议,研究界限尚未完全厘清,仍然存在很多探索性和未知性,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得不通过各种评价手段来达到说服读者或者同行作者的目的。Cole曾经指出,一个学科内部一致性越强,所使用的评价或者评价词汇越少(Cole1983)。图1说明,相对来说,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比教育学和应用语言学更为稳定,也就是说,它们的知识界限更为明晰,研究范式更为成熟稳定,所使用的理论更为成熟。 另外,从这4种类型的评价分布来看,社会科学论文中的相关性评价和优劣性评价要远远多于规模和新颖性评价。这表明,社科论文作者更加愿意对于研究的质量和研究的重要性或相关性进行评价,而不是过多地评价研究的规模和研究的新颖性。这体现了学科论文所倡导的价值观,学者更为看重的是学术中的质量,而不是开展研究的规模。从词汇出现的频率看,社会科学中4类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大约为每一万字50个左右,与Giannoni的研究比较,他得出的数据要略大些,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所考察的词汇数量较少。Grape&Kaplan认为,“作者在学术论文语篇中使用多种方式来表达礼貌,已经达到说服和评价的目的”。这些不仅可以与学术论文的权威建立稳定关系,而且可以预防来自同行研究者的批评和攻击。 从学术论文内部看,讨论和简介部分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要高于方法和结果部分,这也正好体现出这些次语类本身的交际目的。对于学术论文中这4种次语类的特征,Hyland指出,对简介部分的研究表明,简介部分的3个目的分别是建立研究领地,指出研究空白,占领研究领地。这就意味着,学术论文作者将会充分利用各种修辞策略来避免对他人的研究提出挑战,或者尽力维护语篇社区同行的面子,评价他人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对讨论部分而言,Hyland也指出,这一部分将对结果部分的数据进行解释,也是学术论文中最具说服力的部分。讨论部分始于对结果的陈述,接下来将会对结果进行评价,其目的是从结果中小心谨慎地提炼出论文的主要观点,并试图从其他文献研究中寻找支持其观点的证据。至于结果和方法部分,方法部分只是直截了当地描述数据的收集过程、实验使用的材料以及程序,为的是其他研究者可以复制研究过程。结果部分是论文的优秀部分,它主要通过所获得的数据来说服读者接受数据的有效性;当然,有时也对数据进行必要的陈述和解释。因此,这两个部分在社会科学论文中使用的评价词汇相对较少,评价特征相对不明显。用Swales的话说,“对作者来说,简介和讨论部分是论文中最容易产生麻烦的部分,主要原因就是这两部分所具有的人际特征、所具有的阐释性特征”。 3结束语 评价体现社会科学论文中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情况,劝说同行专家接受其观点,同时避免冒犯前人研究的一种努力。借助建立小型语料库和相关语料库语言学方法,本文描述了4种社会科学论文中的评价意义特征。从评价词汇的使用来看,教育学和应用语言学评价词汇频率明显高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从学科论文内部来看,简介和讨论部分的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也高于方法和结果部分,这样正好体现了各个部分的交际功能和语类特征。本研究无疑为学术研究人员和学生的论文写作提供语言学理论指导,加深其对科学论文的理性认识,提高其写作能力。当然,后续的研究还须要增加更多的学科,扩大语料库的规模。另外,对评价的研究也应该结合评价对象、评价来源进行细致描写,当然也可以从积极和消极评价的角度进行进一步的区分和比较。 作者:郝向利单位:宁夏医科大学 社会科学论文:高校在社会科学普及中的作用 一、新媒体时代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 1.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幸福观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社会转型、经济转型和各项改革开放事业深入推进,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等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消极、抱怨的声音不绝于社会各个层面,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就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时期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直面和解决这些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发挥自身学科优势,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针对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拿出有针对性、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为百姓解疑释惑,使全社会建立起符合我国社会主义要求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 2.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的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要实现文化强国之梦,不是依靠少数人就可以将国家的文化做强,而是要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础性、优秀性的因素。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始终坚持“普及人文知识、传播人文思想、弘扬人文精神、提升国民素质”的科普工作宗旨。 二、新媒体环境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新特点 1.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互动性、开放性和平等性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信息传播过程中的选择性和匿名性大大增强,使社会科学普及对象的主体性凸显和理论权威性弱化,交互性成为社会科学普及的显著特征,受众不但随时收听、收看传播内容,而且能够通过新媒体技术随时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与传者或其他受众产生互动,因此其开放性、平等性更强。 2.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广泛性和辐射力新媒体技术可以海量存储,所以它的传播内容信息量大且丰富。如登陆国家图书馆在线视频就可以随心所欲观看828讲座,内容涵盖哲学、文学、历史、经济等许多方面。而且,新媒体的超时空、全天候性,有利于社科普及工作的经常化;新媒体的等时共享性、即时播发性和快速传播性,也将大大提高社科普及工作的效率和辐射力。 3.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针对性传统的社会普及工作由于社会群体存在不同的学习需求、不同的阅历和文化水平,所以无法有针对性地开展社科普及。而新媒体技术使受众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爱和感兴趣的内容进行学习,可以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要,这样社科普及的针对性更强,普及效率更高。 4.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大大降低了社会科学普及的社会成本传统社科普及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普及对象的范围还有限,普及时效性也较短,同样的普及内容面对不同的对象还需要重复组织、社会成本高、效率低下。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社会科学普及效率大大提高,成本却大大缩减,而且通过新媒体技术还可将普及内容反复使用,扩大了传统社科普及成果的影响范围。当然,新媒体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社科普及工作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第一,新媒体增大了舆论管理、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控制的难度;第二,新媒体传播方式对社科普及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第三,新媒体传播方式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转变传统的普及工作理念和思维。 三、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在社会科学普及中的作用 1.高等学校有着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所需的丰富资源在人力资源方面,目前高等学校仍然是我国科学研究的主力军,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和立项数分别为28678项和3826项,其中高校系统均占比86%。高校除了拥有强大的社科研究师资力量,还有朝气蓬勃、富于创新的年轻学子。带有科学普及性质的开放、多元的泛科技兴趣社区,并提供负责任、有智趣的科技主题内容的网站———果壳网的创始人姬十三,在2004年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开始撰写科普文章,2008年在复旦大学读博士期间即创办了果壳网的前身科学松鼠会,果壳网目前开设了MOOC学院、流言百科等栏目,涵盖了科技、人文、娱乐、生活等多方面的科普网站。到2012年11月,该网站每月有600万用户访问,拥有1000名科学作者,在新浪微博拥有近60万粉丝。在物力资源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65所高校拥有自己的博物馆,还有众多的科技馆、文化馆。如大连大学博物馆是大连大学实现多学科文化素质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促进人文素质教育与科学素质教育的有机结合的重要载体。博物馆于2004年9月正式挂牌开馆以来,现已分别被辽宁省、大连市认定为“辽宁省科学技术普及基地”、“大连市优秀科普教育基地”,2006年10月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高校虽然拥有开展社科普及活动的优势,但普遍不够重视,因此需要处理好社会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的关系。社会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科学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产品的供给端,处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上游。社会科学普及则是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处于社会科学研究下游,是消费端。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方式主要有:第一,公开,出版著作,在报纸、网站等发表文章,通过读者的学习而吸收转化。第二,为政府、企事业单位等提供资政报告、研究决策等。这两种是目前高校主流的科研绩效考核评价指标,专家学者普遍重视。而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在高校中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很多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没有被公众了解和掌握,科学研究的价值无法最终得到实现。由于社会科学的价值主要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来实现,所以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具有长期性,并且是不可或缺。只有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的科研工作不断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我们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才能欣欣向荣、永葆生机。 2.高校有着开展社科普及工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交锋之际,中国的大学也应该拥有自己的声音2010年11月1日,网易推出了“全球名校视频公开课项目”,首批来自于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内容涵盖人文、社会、艺术、金融等领域共1200集课程上线。用户可以在只要有网络的地方随时随地免费观看这些世界级名校的公开课课程,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这些集西方发达国家最高水平的哲学社科类课程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意识形态的烙印,在这个平台上,作为我们国家社科研究工作者有义务和责任来展示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 3.各级政府和教育、宣传主管部门应加强对高校开展社科普及工作的引导和支持力度在传统观念中,高等学校开展科普宣传工作有大材小用之嫌,教授、专家更多关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开展有深度的科学研究,认为科普更多则是科普工作者的事情,他们只是偶尔为之。而从民国时期的张元济、叶圣陶、丰子恺等大师亲自参与撰写的小学课本至今畅销不衰可以看出,用最浅显的文字写最重要的文章,很多时候是非大家所不能为的。从2012年开始,教育部社科司面向全国著名学者、教育部社科委委员、承担过部级及教育部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等知名专家设立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两年来先后资助了75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厉以宁、温铁军,顾明远等耳熟能详的专家学者的名字。辽宁省、大连市社科联从2004年起组织在连高校、学会等单位,于每年五月举办“社科普及周”宣传活动,已成功连续举办十一届。各级政府部门适时调整相关政策,鼓励高校的教授、学者走向社会,为人民群众普及社科知识。这些政策包括借鉴教育部社科普及专项基金的办法设立省、市社科普及专项课题,选取对此工作有兴趣的教师,在其研究的专业范围内、在课题进行阶段完成一定量的讲座等科普活动。另外,在省市各级社科进步奖的评选中,也可专门划出几个名额向优秀的社科普及读物倾斜,鼓励教师在这方面能出精品。 4.应充分调动社会中的社科普及资源,利用高校优秀人才,结合新媒体技术,创新社科普及新模式如,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国图讲座,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文津街七号,一流学者的公益性学术讲座,就启迪了众多年轻学子,使他们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现在国家图书馆利用国图网站开设了在线视频讲座,主讲人或为德高望重、岳峙渊清的学界前辈,或为风华正茂、学术精到的学术中坚,均为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深入浅出地讲授他们毕生研究的菁华。截止目前,已推出文津论坛、中国典籍与文化等系列讲座共828部,其水平之高、范围之广,使如此优秀的文化盛宴为大众所共享。又如,大连图书馆的白云书院,从2000年8月创办至今已有13个年头,截止2013年8月底,已经成功举办了传统文化、寻找大连记忆、“开卷”市民读书会、市民文化系列、视频讲座5个系列一共75场讲座。再如,大连市甘井子区图书馆利用其先进的设施条件也定期开展外语角、文化大讲堂等活动,尤其是针对少年儿童和家庭教育的热点专题开展了系列讲座,深受家长和学生欢迎。 5.新媒体也应与传统媒体相结合,优势互补做好社科普及宣传工作媒体不仅仅是信息,还担负着宣传的任务。因为新媒体技术具有传播迅速、信息量大、交互式等特点,而传统媒体则能够提供足够的信息源,两者可以形成互补。目前,包括中央电视、各省级电视台都拥有了自己的微博、微信和客户端。曾被称为弱势媒体的广播媒体现在因为利用新媒体技术,不再靠单一声音传播,也不再“稍纵易逝”了。由于借助新媒体非但能够与其他媒体竞争,而且还有一定的优势。如大连广播电台的“爱家新主播”,是一档以健康营养和医疗服务为主,以科学合理的方式引导公众理性消费的生活服务性节目,兼顾家庭生活、社会心理、教育成长、人际关系等内容。该栏目就充分利用微博、微信和微信平台等新媒体技术,广泛与听众互动,及时了解听众动态和社会热点,同时定期邀请高校、医院等专家学者举办听众见面会,使该栏目办的有声有色,成为大连早间最受欢迎的生活资讯类节目。 作者:李杰罗洪单位:大连大学人文社科处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图书馆服务的建议 1构建图书馆联盟走共生发展之路 我国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大都隶属于不同的社科研究机构,着力于为本单位的社科研究提供信息服务及保障,而不面向社会。加之受条块分割的体制制约,图书馆各自为政,馆际间缺少必要的协调,致使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表现出小、散、弱的整体特征,其目前的实力状况与高校系统图书馆和公共系统图书馆相比较均差之甚远,面对当前信息环境变化以及用户信息服务需求的提升,图书馆大多强调提升竞争实力,以实力促发展。然而,基于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现实状况,如果单纯地着眼于增强本馆实力,期望通过提升本馆绝对竞争能力满足读者需求,实现事业发展,理论上有其合理性,其目标和结果却难以在实践中得以实现。共生(Symbiosis)原是生物学的概念,指不同种属按某种特质联系而生活在一起。1998年,袁纯清将生物学的共生学说创新成为社会科学的共生理论,他将共生定义为: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共生的本质是共生单元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以弥补单一单元在功能上的缺陷。在互惠共生关系中,各共生单元之间产生能量和利益的交换并实现能量增长与共同进化。图书馆联盟是指以若干图书馆为主体,联合相关的信息资源系统,根据共同认定的协议和合同,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工作程序,通过一定的信息传递结构,执行一项或多项合作项目的联合体。资源共享、利益互惠是图书馆联盟所要达到的目的。图书馆联盟作为一种合作性组织,正是众多原本分散自治的个体图书馆(共生单元),为适应今日社会生存环境的改变而选择的一种最佳共生模式。通过联盟的建立,形成图书馆之间以及图书馆与相关知识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实现互利互惠的共赢策略,致使联盟成员的竞争实力得以整体提升。 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生物圈中的一员,从直观上看,他们之间必然也存在着共生关系。因此,基于共生理论的基本原理,联系当前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现实状况,我们认为,在图情服务事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大背景下,面对科研创新的全方位、高品质信息需求,我国的社科信息服务应尽快打破馆际壁垒,谋求构建区域性图书馆联盟,走信息服务事业共生发展之路.通过馆际合作、资源共享,利用联盟优势最大限度地满足科研需要,实现事业发展。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谋求构建互利互惠的图书馆联盟,走共生发展之路,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发展困境,同时亦可与其他共生单元(参与联盟的其他类型图书馆)一起更加有力地推动我国信息服务事业的整体进步与发展。 2设计合适路径以践行信息服务的先进理论研究成果 作为我国科学与专业图书馆的成员之一,开展文献信息理论、方法和现代化手段的研究也是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一项重要任务,带头践行与推广这些先进的服务方式自然也是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天,面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文献信息工作理应走在科研工作的前面,有效发挥耳目、尖兵和参谋的作用,广、快、精、准地提供信息服务。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需要认真分析、研究自己的专业化特点,适时推出适应时展、符合创新需要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利用先进的服务手段和服务措施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建立更为强大的信息服务支撑。近10多年来,有关信息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创新的研究不断迈向深入、走向高潮。虽然各种观点见仁见智,但现代化图书馆的建设方向、服务内涵、服务特征、服务目标已基本清晰,学科馆员制度、个性化服务、虚拟馆藏建设等先进服务方式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然而,综观全局,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服务创新实践却远远落后理论研究的进程,例如,特色化馆藏建设、学科馆员制度等一些早已为实践证明适应于研究型专业图书馆服务特点和服务需求的新型服务方法和服务内容,目前在绝大多数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中还仍然停留在计划中、放置于空中楼阁的地位,极少付诸实践。因此,我们认为,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要尽快提高服务质量、服务水平,当务之急是要抓落实、抓践行,要设计构建合适的路径,让近年来一直提倡的,在理论上已经思考得很周全,操作性也很强的先进信息服务方式尽快付诸实施,早日发挥实效。 3研究和探索社科信息服务新方式和新手段 面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伟大实践,社科信息服务机构同样需要凝聚精神、砥砺图新,发扬改革突破的锐气,深入了解和掌握科研创新动向,抓紧研究探索符合科研创新信息需求特点的新型服务方式,通过特色鲜明、针对性强的业务创新,切实提高工作绩效,努力开创社科信息服务新局面。 3.1确立服务重心和开展新型对口服务王伟光同志指出“:实施创新工程的关键是制度创新。”他强调“:实施创新工程,就是要在用人制度创新、科研组织方式创新、机构设置创新、科研资源配置方式创新上做好文章。”为了改进科研管理与资源分配方式,目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实行的是通过课题形式重组资源和人力,借以充分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实现科研体制机制的合理化。社科信息服务部门为适应当前科研创新的这种新动向、新特点,应将“课题”服务确立为当前服务工作的重点,针对“课题制”设计开展专门对口的课题服务。开展课题服务需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认真开展课题调研。全面掌握本单位申报以及在研课题基本情况,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原则,主动深入重点课题,分析研究其信息需求,指定专人全程参与到重点课题当中,为课题研究提供点对点的信息服务。第二,满足课题研究不同阶段的信息需求。课题申报阶段,提供查新服务;课题在研阶段,做好课题信息跟踪服务;课题结题和申报奖励阶段,提供查新及成果引用检索服务等。第三,将重大课题服务成果转化成专题数据库资源。课题服务的过程中会积累大量专题文献信息资源,尤其当某个重大课题服务项目完成后,其本身就会形成一个专题资源库。图书馆应将这些形态各异、无序的课题服务资源进行有序整合,并进行规范化处理,形成专题数据库,以丰富本馆特色馆藏资源体系,并形成课题资源利用的良性循环。 3.2针对跨学科研究引进新型服务内容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复杂而多样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而越来越多的问题又难以在单一学科领域寻找到彻底解决的方案,如果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去研读它们,却又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似乎都有其局限性。因此,目前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将其作为解释和解决自身发展中不断涌现的各种新型挑战的重要研究模式,我国也早有学者提出:“社会科学的未来是跨学科研究”。最近,中国社科院领导在分析当前科研工作与创新工程的主要差距时,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较为薄弱”列入其中。“LivingLibrary”起源于欧洲,是一种基于“对话”的图书馆新型服务方式。与传统图书馆搜集、整理、提供信息资料供人参阅不同,“LivingLibrary”被译作“图书馆借人活动”,就是因为在这项服务中,图书馆所推出的是被模拟成书的人。图书馆创造机会,让形形色色的人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与交流,读者通过借阅“真人图书”,相互借鉴,消除隔膜,增加理解和包容。如果从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角度来解释,其实质就是开发与利用储存于人脑中的智力资源供他人分享并造福于人类。针对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发展的需要,社科信息服务可以尝试开展“LivingLibrary”(图书馆借人活动)。发挥图书馆的中介作用,以问题为导向,根据读者档案,为需要提供跨学科服务的科研项目发掘合适的对话与交流对象,创造条件让不同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士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组织、整合与利用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智慧,跨越学科界限,帮助研究者获得创新性研究成果。 作者:白云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思考 一、打造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队伍 构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长效机制要求必须打造一支社科普及工作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队伍。一方面,应该强化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专业队伍建设,培养选拔品德好、专业精、水平高的研究者从事科普工作,以科普课题立项、科普成果评奖、科普能力培训等吸引专家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参与;③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志愿者队伍建设,构建遍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兼职人才网络。只有通过专兼职相结合的方式,才能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长效性提供人才保障。 二、创建丰富多样的巩固活动机制 创建丰富多样的巩固活动机制可以从三个方面努力。第一,实施重点计划和品牌战略,全力打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社会科学普及精品。各个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和社科联可以依托图书馆、博物馆、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科普阵地,针对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和个性特点,制订具体的活动计划,开展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活动,争取打造社会科学普及精品。如重庆市设立的“三峡大讲坛”,电视台设置的“人文天下”“重庆掌故”等④已经成为重庆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品牌,同时《改革》《探索》《现代法学》《西南大学学报》(哲社版)、《重庆大学学报》(哲社版)等学术期刊也成为社科普及重要品牌载体。第二,探索多种渠道和活动形式,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建设社会科学普及网络,利用网络平台整合社科普及资源。第三,坚持社会科学普及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积极培育新的水平高、影响大的活动形式。比如可以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周”“专家义务咨询”“科普读物展示”“重庆历史文化行”“中国梦重庆梦”“重庆青年人才论坛”等活动,还可以与出版社、重庆报业集团、广播电视网络等合作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形式,形成强势的普及效果,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科学化、现代化、常态化和长效性。 三、完善科学合理的评价激励机制 要构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必须重视对社科普及工作成效的积极评价,完善定向资助和表彰奖励相结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评价激励机制。首先,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相关部门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量化考核制度,制订相应的考核评价标准,为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及时进行奖励提供制度依据。其次,完善多种奖励方式,可以根据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大小,分别采取定向资助和表彰奖励相结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激励方法,形成系统的奖励体系。再次,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纳入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评奖范围和精神文明创建评价体系,改变和完善科普工作表彰方法,变“软指标”为“硬任务”。⑤每年都要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而且把社会科学普及读物和学术著作都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成果同等看待,可以设置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设置单独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奖,通过多种方式奖励,充分调动各学会、协会、研究会、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参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良好环境的形成,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 四、建立多种渠道的经费保障机制 为了推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顺利开展,还必须建立多种渠道的经费保障机制。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社科普及工作正常的经费投入机构,中央和各级政府都要建立以政府拨款为主渠道,社会筹资、单位自筹、利用外资等多渠道的投入体系,不断改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条件。⑥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建立专门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经费财政拨付机制;二是中央和地方宣传部要建立相应的年度重大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经费划拨机制;三是社科联建立相应的社科普及经费筹集机制;四是各高校、党校、图书馆、博物馆、广播电视报刊、出版社等各界社科普及单位也要完善经费自筹机制,形成一个多种渠道的经费筹集保障机制,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的构建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五、创建系统协调的法制保障机制 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的构建,还必须建立完善的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相适应的法制保障机制。《科学普及法》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将自然科学普及纳入法制化轨道,也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立法提供良好的契机。⑦为了推动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有效开展,确有必要把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基本原则、组织管理、社会职责、保障措施与法律责任⑧等一系列问题通过立法程序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立下来。建立以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为载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普及法》,国务院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建立相应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构建一个上下统一、左右衔接的法律保障体系机制,为社会科学的全面普及提供法制保障。除此之外,还应该提高认识,牢固确立社科普及工作的战略地位,努力构建社科知识教材体系,⑨架构省市之间以及与外国之间的社科普及工作经验交流机制等。 总之,要确保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实现长效化,就必须从完善领导组织体系机制、培养专业人才队伍、探索巩固活动机制、完善评价激励机制、建立经费保障机制和完善法制保障机制等方面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上下协调左右衔接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科普及工作之路,才能让社会科学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朱华光单位:重庆旅游职业学院思想政治教研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现代性理论 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重建社会科学理论的用心良苦,也可以明确地看到在吉登斯的研究生涯中,他对社会科学现代性这个问题的重视,可以说社会科学现代性问题是贯穿吉登斯思想的主线。吉登斯为什么这么看重社会科学现代性问题,并且在研究它之前,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反思和重建工作。在吉登斯的眼中,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存在着很多问题和危机的失控时代,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人们对工具理性的过度崇拜和张扬。科学的快速发展,知识的高速膨胀,使得人们的内心也变得极端自负起来,人们相信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些都与启蒙思想家们原先预想好的美梦背道而驰。他们原本坚信,随着人类掌握越来越多的社会和科学知识,就能越好地掌控它们,然而危机四伏的社会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他们的预想在尖锐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得苍白无力。 (一)社会科学现代性 在吉登斯的著作中,现代性这三个字到处可见,使用频率颇高,究竟何谓现代性,吉登斯有他自己的理解,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曾经提及,“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在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在往后的岁月里,程度不同的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我们现在正处于高度现代性时期。”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他认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 (二)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特点 吉登斯反对将社会科学现代性和传统承接起来,他也反对社会是持续进化的,这就是吉登斯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第一个特点,他坚持非持续性的现代史观,也就是所谓的断裂的现代史。在他看来,社会科学的一些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独特的,是任何传统的社会模式中所没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科学现代性发展史明显是断裂的,这也是社会科学现代性最基本的特征。同时,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变革也更加具有内在和外延的意义,从内在来看,它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不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生活态度;从外延来看,整个世界的联系变得紧密起来,这也就引出了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第二个特点: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紧密,事件造成的影响的范围也日益扩大,出现蝴蝶效应,或跨区域影响。就像吉登斯所认为的那样,远在异地的事件在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且这种影响在不断扩大和加强。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社会科学现代性也不例外,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它为我们营造出更舒适、安全的生活状态,人们在享受这一切的同时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双重性,人类要做好心理准备去面对现代性所伴生的种种恶果。吉登斯在研究现代性的时候也非常重视探讨现代性的阴暗面。面对各种危机和风险,吉登斯认为不要对这些风险麻痹不仁,相反,人类应该更加积极承担,将风险和危机转化成一种动力。 (三)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维度 吉登斯反对用单一的维度去阐释社会科学现代性,他认为应该多元化地看待这个问题,所以他认为现代性有四个制度性维度。首先是资本主义,它是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雇佣和劳动的关系为优秀所构成的一种商品生产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和企业本身的发展壮大需要技术层面的支持和创新,经济的发展成为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基础因素。其次是工业主义,它是指人们通过自身劳动,借助技术和工具,生产商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机械化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再次是政治领域中的监督,是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基础,这种监督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并且建立在信息控制的基础上。 最后是对暴力工具的垄断,吉登斯对国家统治和军事两者之间关系的分析,填补了过去社会学领域过重关注经济而忽略战争的空白,在现代社会中,暴力工具和工业的结合,使得战争的规模和影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造成的后果和威胁也在增多和加剧。社会科学现代性的这四个制度性维度,虽然相互独立,有着自己的特性,却又彼此联系,不可或缺,他们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完整的社会科学体系和现代社会。 作者:刘琳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詹森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詹森主义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带来的具体影响:首先,统治地位的政府迫于无奈开始不断地革新,维持自身通知的法律法规,在维持统治不断适应社会需求的同时,为新兴的思想带来了默许式的承认。但是最终都无法阻止自身灭亡的趋势。然而各种法规的提出从侧面给社会科学现代性带来了新的曙光。 其次,18世纪是启蒙思想深入人心的时代,而由詹森主义带来的论战过程中,公众舆论开始逐步地在我们上层建筑中扮演不可或缺的作用。公众舆论打破了长期以来以王权和教会为优秀的绝对权威,从根本上动摇了王权和教会的统治根基。公众舆论称为一种新的思潮和人们心中向往的新权威。公众舆论代表了国民正当的、无上的需求,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发展的奠基石。公众开始不断坚信自己是社会和自身生存的主宰者,新的解放式的思想在人们心中开始沉淀,使得社会科学兴起和现代性的形成更顺应潮流。 第三,随着詹森主义带来的争论不断地深入,政治层面的术语开始在公众面前大肆传播,一种政治氛围不断形成,政治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中不可阻挡的力量。新兴起的政治学开始不断地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在吸收中不断壮大,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现代性的一个显著趋势(各学科开始逐步繁荣,并且交织着发展)。最后,由詹森主义带来的各种思潮对于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形成也是十分重要的: 一、由于基督教神学是存在着一种主宰和被主宰关系的,它长期阻碍了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不断向前。受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广大民众在面对宗教和专制皇权的严密统治,开始逐步寻找契机去改变现状,詹森主义(运动)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大众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自由作为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重大区别,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形成带来了思想的拓展力量。 二、社会科学兴起时期,詹森主义和王权的论战,演变到最后,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法则,这使得各个学科的规律和法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三、“宽容”在詹森主义的影响下,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性信念。由于人们思想性的不断解放,新兴的学科也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理解,“宽容”成为不同目标或者不可能达成一致的目标之间的最好的处理方式,正是由于“宽容”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四、在詹森运动过程之中,“社会”概念不断在人们心中滋生、发展,“社会”概念开始超过国家的范畴。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审视他们所生活的环境,这样一来,人们对社会科学现代性的需要就显得那么迫切。 综上所述,起源于17世纪,在18世纪得以迅速发展的詹森主义,打破了原有人们对王权和神学推崇至上的社会发展模式,詹森主义所以起的争论最终进入公众领域,从而使得人们的思想开始更具现代性,为社会科学现代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新型的思潮在人们生活的构建,也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发展营造出一个更为广阔的思想氛围和平台。詹森主义所带来的与其说是一个宗教的革命,毋宁说是个社会的革命,社会科学现代性的革命。 作者:陈昊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探究 一、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 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横向拓展、细分:另一种是纵向挖掘、深化。 1.横向拓展、细分。讲这个问题,要提到一个新的概念,即“研究板块”,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研究板块。既然是板块,就可以分割,或者叫细分。所谓“细分”,就是把一个研究领域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并将这些分割出来的部分当做独立的研究对象。细分不仅仅分一次,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细分下去。比如,经济学首先可以分成三大块:工业、农业、服务业。这三大块中的第一块当然还可以再分,比如,工业可以再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重工业可以再分为汽车制造业、工程机械制造业、矿山开采业等。矿山开采业又可以再细分为铝矿开采业、铜矿开采业等等,依此类推。随着工业生产实践的发展还可以细分下去,分得越细,选题就越多,创新性也就越强。所以,只要你时时关注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研究领域进行细分,找到具体创新性的选题是不难的。 2.纵向挖掘、深化。研究领域既然有横向,当然就有纵向。通过横向的拓展和细分可以找到创新性选题,当然也可以通过纵向的挖掘、深化获得创新性选题。所谓纵向挖掘深化,就是对一个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别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不够透,而自己可以对它再进行深化的研究。比如对国有企业的研究,最先是研究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其实是国有企业经营权的问题,当时学术界强调要政企分开,给企业松绑,给企业自主权,于是国务院就出台了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条例,给了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十四项权利,这十四项权利后来又通过立法出台了《国有工业企业法》将其法制化固定下来。后来,由于国有企业负责人权力过大,企业内部没有制约,厂长经理以权谋私的现象十分普遍,实际上,谁当上了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这个国有企业就是谁的,他也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的支配者,从而使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发生大量的腐败性流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术界又将国有企业研究深化到所有权问题上来,开始讨论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和错位问题。所谓缺位,就是国有企业所有权名义上是国家,但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没有人也没有哪个部门行使这个所有权,出资人的利润支配权,资产监督权没有到位。所谓错位,就是企业的负责人本来是个人,只有经营权,但实际上他们行使了出资人所有权的各种权利。这就造成国有企业利润和资产原值大量腐败性流失的原因。于是,学术界就对如何构建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机构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本人是赞成和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要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机构,也就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机构,今天的国资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于国有经济的研究,最先是从经营权不足的研究开始,深化到所有权缺位的研究,再从所有权缺位的研究深化到建立国有企业的出资产人代表机构从而解决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错位问题。今天的国资委,从国务院国资委到省(直辖市)自治区再到地市的国资委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3.追踪学术前沿,发现理论问题,确定争论式的创新性选题,这种方法就是要高度关注学术前沿动态。有很多研究成果,如论文、专著虽然选题很新,立意很新,但其理论观点有些不一定准确,或不与实际情况切合,甚至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选一个题目,写一篇论文,与其进行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想出很多其他创新性的思想观点来。比如,关于法律是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个问题,是值得争论的。因为它与我们当今的司法实践不是很融合。因此,有争论是正常的。前几年我也编发几篇这方面的争论性文章,有的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 4.紧跟实践前沿,找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确定应用研究性的选题。比如,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费用体制改革的思路及建议”,这个选题就是我调到南宁后,发现不同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差距很大。某校我有一位同学,我跟他是同一个级别,但他的月薪比我高了3倍,他的财政性工资与我是差不多的,但他的补贴比我多5倍,因为该校的门面收入每年600多万,而我们单位的门面收入才10多万。这就是说,哪个单位争取到政府的钱就能买更多的地,起更多的房子,其财政收入就更多,工资报酬就越高。这种收入分配不协调会带来很多弊端,如腐败,并影响低收入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高收入单位工作人员也无心做好本职工作,而是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现有的资源去搞创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矛盾问题。于是,我当时提出就此问题申请一个课题立项,我这个提议被一些人嘲笑,认为搞这么个课题会把单位变得更惨。但我当时已经看到不单单是广西的问题,而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还是自费做了一些调研,然后发表了3篇系列论文,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作用。最初,南宁市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把所有党政机关多余的办公楼和门面统统收归由威宁公司统一经营,然后将利润上缴财政,由市政府统一按不同级别的标准发放津补贴。在实行两年后,区党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调研组对威宁的做法进行调研和评价,我被邀请参加这个调研组。在调研报告写完后,召开了征求意见会,自治区财政厅苏厅长也参加了这个会。我在会上对苏厅长提出:“自治区政府也应该这样做。”后来,我写了《关于广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在内参《社会科学与决策》上发表,得到郭声琨书记的指示和采纳,从而推动了自治区对这方面的改革。到现在,全国都实行公务员阳光工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行的,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实践效应最大的一项科研成果。它的选题也是出于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搞应用对策研究必须高度关注实践。 5.做学问的学问———博与专的哲学———知识更新与主研方向的定位。上面讲了那么多选题方法,涉及方方面面太宽泛了。如果每个人都全部照搬这些选题方法去找研究课题,那么,他的研究领域必然很宽。这就涉及一个叫“做学问的学问”的问题。现代科学太发达了,做什么都讲学问。做官的有做官的学问(领导科学),送礼有送礼的学问,交际有交际的学问(关系学),做人有做人的学问,喝酒有喝酒的学问(酒文化)。当然,做学问也会有做学问的学问(研究学在西方叫科学哲学)。做学问最主要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大学问,出经典性成果,不能就在一个研究领域中沉浮。要多搞几个领域,扩大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后根据你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找准各个领域的交汇点,作为突破口,从而更新你的知识体系,开辟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样,你就会搞出可以让你留名千古的经典性成果来,从而成为千千万万学者中可望不可及的经典作家,至少是某一个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家。 二、应用性选题的研究方法 (一)调研方法1.正面调研方法。这种方法很简单,但用处不大。该方法就是先与调研对象联系,并给对方寄去调研提纲,让其做好准备,若干时日后,就到这单位去,调研就进入三程式的过程中。第一程式就是单位领导带着调研组参观需要调研的单位,包括参观厂房、车间,有讲解员陪同。这就是所谓先给你有个感性认识吧。第二个程式就是开座谈会,听汇报,听介绍。调研组的成员们都成了上级领导,认真地听单位领导的介绍、汇报,不断记笔记,听完介绍、汇报后,调研组的成员就有关问题进行提问,这时也到吃饭时间了,然后进入第三个程序。边吃饭边聊,并探讨一些具体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三程序调研方法。如果我跟随领导干部出去调研一般的都是这样三个程序。但如果是我做课题负责人的,我决不这样搞。因为这样搞调研绝对搞不到真实材料,都是假的东西,不可靠,而写出的研究报告也不客观,向领导提出的建议也不可行。我总共搞了22年的国有经济研究,调研了119个国有大中型企业,我一般采用的是侧面调研和非正式调研。2.侧面调研。所谓侧面调研,就是尽量避免与调研对象直接面对面的座谈,也不提前寄调研提纲给他们,也不预先通知他们要什么材料,而是与调研对象周围相关的人接触,交朋友、聊天,从而了解研究对象的情况。比如,在我搞国有经济学的调研中,我不找国有企业家的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而且,当我刚开始搞国有企业调研时,只有经委,没有国资委和工信委,也不直接找国有企业负责人交谈,而是找一般员工,或者找被置换了国企员工身份的自谋职业的人,或者找破产后的国企留守人员,因为这些人都可以说不是既得利益者的圈内人。因此,他们说真话道真情的可能性比较大,你会得到所需要的真实材料。这样,写出的调研报告才有客观性、真实性,给领导提出的建议才有可行性,才容易得到采纳,才会在实践中产生效应。3.非正式调研方法。所谓非正式调研,也称随机调研,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正好遇到与自己的调研项目相关联的人。比如,坐火车,与你同坐在一起的,有一两位刚好是你的调研项目所需要调研的对象,你就想办法,与他搭话、聊天,从中了解你需要了解的东西。比如我在搞国有企业研究时,在坐火车时也跟至少20位左右的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人聊过,其中得到不少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有时候,在开会聚餐的时候,如果同桌一起吃饭的人有国有企业的,我也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为了尽量多地利用非正式研究方法,我经常以教师的身份(我曾在百色学院当过14年教师)到其父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学生家进行家访。在吃饭时,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通过这种调研方式,我得到了很多真实的有关国有企业的情况,为我研究国有经济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二)调研材料的加工分析前面说过,调研方式分正面调研、侧面调研、非正式的随机调研,这三种调研材料肯定是各不相同,即真实程度不同、客观性不同、涉及面不同,甚至对相同的事实进行评介和分析也不同,那你相信哪一种声音,在撰写研究报告中采用哪种调研方式得来的材料呢?这就需要对调研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筛选过滤,判断真伪,决定取舍,做到所说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这番工夫,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客观可靠的调查报告,但调查报告还不等于调研报告。研究报告一般分四个部分,即基本情况、存在问题、问题的原因分析、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调查报告最多能用在调研报告的基本情况这部分上。因此,写出调查报告后,还要进行下面几个步骤的工作。从调查报告中找出若干关键问题,并对这些关键问题召开小型研讨会,从而形成若干专题的调研报告。从调查报告一般不能直接提升到调研报告,必须经过小型研讨会形式形成专题调研报告这个环节。因为调查报告纯粹是属于感性材料的东西,不能反映出深藏在事物内部的问题,更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原因。因此,按照常规的做法,必须召开若干次小型研讨会,找各个方面的专家参加研讨会,让方方面面的专家来讨论这个调查报告,找出调研对象的问题所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然后结合有关专家的意见,拟出撰写研究报告的提纲。 (三)研究报告框架的构建分析起点与研究框架的确定。通过若干次小型研讨会,了解各方面专家意见后,我们就要着手撰写研究报告或专著了。专家的意见有各种各样的,都是针对不同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教你怎么写研究报告、怎么写专著,这得靠我们自己去做。你要写一个研究报告或一本专著,首先就要在脑子里有个写作思路,这个写作思路怎样去勾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分析起点的问题,分析起点定位不好,就有可能要走多次的回头路。如果分析的逻辑起点选对了,写起来就会顺利很多。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写《资本论》的过程很值得我们学习。《资本论》是分析、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趋势、结局以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发展规律以及危机周期性交替出现的一部社会巨著。马克思在撰写这部不朽巨著时,是怎样构建其分析框架的呢,又是怎样定位逻辑分析起点的呢?我们知道,《资本论》的第一章就是商品,所以,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起点就是商品。由于篇幅关系,要讲清楚《资本论》的整个分析框架是不容易的,我在此描述一下《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框架。我刚才说过,商品是《资本论》整部巨著的分析起点,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起点。马克思在分析商品这个概念时,最初引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劳动。他指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劳动这个概念就被引申出来了,在分析劳动和商品关系时又引申出“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概念,又引申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又称为社会劳动);在分析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时,又引申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结成商品的价值;在分析什么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马克思指出:“在当时平均的生产力水平和平均技术水平下,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要的时间。”这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比较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尺度。在分析这个问题后,马克思又指出另外一个问题,工人的工资是否等于他们生产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呢?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收入是不是他们付出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作了否定性的回答。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他的衣食住行和养育后代,从而形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时间,这部分叫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在生产过程中就形成了劳动力价值。这部分劳动时间形成的价值,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要求并不满足于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如果满足于这一部分的话,他就赚不到钱。资本家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让工人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被延长的劳动时间被称为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力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资本家以工资形式回报给工人,而剩余价值则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 从上述马克思的整个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商品”开始到“剩余价值”结束,总共出现了11个概念,而哪个应该最先出现,哪个在第二,哪个在第三,哪个在第四、第五,哪个最后,体现了一种严密的内在的逻辑排序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无懈可击的逻辑分析框架。按这个逻辑分析框架思考形成的剩余价值理论,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完美程度。《资本论》面世以来,没有人能找到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论据批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起点的定位和分析框架的构建对学术专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起点选对,分析框架完美,符合逻辑排序,写起来就非常顺当,否则就会反反复复走弯路。 三、激发灵感的三种方式 (一)头脑放松法所谓头脑放松法,就是当你对某个学术问题绞尽脑汁想不通、百思不解时,你就不要再呆在书房苦思冥想了,到户外去散散心,迈步山水田间,或昂首看看蓝天与白云,或听听树林里的百鸟鸣叫,或看看农田里的庄稼长势,放松放松。啥都不想,这样,灵感的火花就会突然爆发出来。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学术问题就会在瞬间想通了。为什么在书房里思考了那么久的问题一到户外放松一下就有了答案呢?连你自己都不理解,从而感到惊讶!我有很多这种经历。但原因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的。我想,大概要用脑科学的某些原理解释吧。原因不清楚不要紧,但这方法谁都可以试一试,我保证绝对有效。 (二)头脑风暴法所谓头脑风暴法,就是当你遇到某个学术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你不妨提出来与同行讨论,甚至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你的灵感就很容易激发出来,从而得到答案。在争论过程中,不仅可以解决你想了很久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可以引起你一系列的学术假想。这些假想又会成为你感兴趣的新研究对象或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坡尔在与爱因斯坦争论广义相对论时,引发了他对原子模型的假想,从而在对原子模型的研究过程中,创立了一门新的理论物理学———量子力学。而他在创立量子力学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科学问题,都是在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时受到启发想通了的。 (三)醒后晨思法这个方法很有效,就是在你甜睡了一夜,清晨睡醒后,不要急于起床(当然我不鼓励睡懒觉),而是躺在床上想想你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因为早晨头脑最清醒,思维效率最高,也就是最容易产生灵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灵感易发的时段。 四、做学问的平台 老鼠哲学与金子哲学。老鼠哲学是秦朝丞相李斯提出来的,实际上是说从政的平台,是关于厕鼠与仓鼠的关系问题。李斯发现,粮仓里的老鼠比厕所里的老鼠长得大而肥,他认为:这是环境不同。仓库里都是粮食,所以,老鼠吃得好、吃得饱,当然要比厕鼠大而肥。做官也一样,在京城做官比在县乡做官,容易升得快,做得更大,因为京官容易靠近皇帝,容易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的才华。金子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来的,意思是说:只要你是一块真的金子,放在哪里都闪亮,放在牛粪上也闪闪发光;如果你是一块铜或一块铁,就是把你放在火堆中,也很难让你发光闪亮,这就是金子哲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师经常对大学毕业生讲金子哲学,鼓励毕业生到边远山区、落后的地方去工作,要服从分配,不要总是想往大城市跑。他们是这样对学生说的:只要你有能力,在哪里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来,而且,越是艰苦的地方,越容易干出成绩。这两种哲学,用来分析做学问的平台,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我认为,老鼠哲学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金子哲学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因为自然科学研究要出成果需非常先进的实验设备,因此,在实验条件好的地方搞自然科学研究比在实验条件差发地方搞研究,出成果就容易得多。而社会科学则不同,社会可要出真理性成果必须靠近实践,关注实践,还要有好的研究方法,设备条件不起实质性作用。在北京搞社会科学研究,效果并不比在县城搞优越多少,关键在于思考方法,在于实践的介入程度。 作者:周志华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社会科学论文: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1如何寻找对话点 笔者评论过的一篇文章以重大体育赛事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正的或负的为对话点,从方法学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争论源于计算经济影响的方法不同,解决了为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王岩的博士论文《职业联盟的经济分析》以前人用交易费用解释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存续及发展问题为对话点。作者提出交易费用的理论将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一切关系都视为一种“交易”关系,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去讨论职业体育联盟源起涉及到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交易费用是职业体育领域内参与职业体育活动的人与人之间交易产生的成本;第二个原则是,为使交易费用达致最低,参与职业体育活动的各方会寻找产生最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组织)形式。根据此逻辑,由两家职业体育俱乐部共同组成的联盟并向消费者提供体育产品其制度运行的费用较低,因此会形成联盟。但实际上这样的联盟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应如何理解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和发展?作者认为,联盟的组织形式除了受到“交易费用”的影响外,还涉及到“联盟剩余”问题。所谓的联盟剩余,是指职业体育联盟产生后给联盟带来的价值和财富。联盟剩余正是在交易费用一般化前提下具体替代交易费用的因素,也正是理解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存续、发展及扩张等问题的关键所在。尽管以联盟剩余补充或替代交易费用的解释的尝试的论述尚有待完善,但是这种对话对知识积累是有益、可取的。 2问卷的信度问题 问卷的信度往往是研究结果是否合理的前提基础。它是指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进行测量时,其所得结果相一致的程度(风笑天,2001:109),并可具体划分为再测信度、客观性、内部一致性等多项内容。在目前体育社会科学的领域内,一些相关研究并没有对问卷的信度进行考察与验证。例如,2005年《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研究居民体育参与的一篇文章没有做信度检验。2013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一篇研究锻炼与心理健康的文章运用折半信度(Cronbach’s)进行信度检验,做得不错,但仍然不够充分。因为折半信度仅为衡量问卷内部一致性的指标,信度的测量还包括前述的多项内容,以多重的指标反映问卷的信度更为可靠。 3抽样方法的选取 社会科学研究要从样本推断总体,抽样方法的选取十分重要,只有运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才能知道每个个案被抽中的几率,并据此推算总体情况。可能受制于调查成本和追求操作便利或对抽样知识的把握不够,一些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并没有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至少在文章叙述中并无交代调查的抽样方法。例如,2013年《体育科学》中研究运动员心理和2008年《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中研究大学生体育兴趣的两篇文章便存在这样的问题。不是随机抽样,研究的结论只适用于样本,不能推论到总体。更进一步的要求是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者需要根据自己的研究目标和总体特征,慎重地选择适当的随机抽样方法,例如,当组间差异大,组内的差异小时,选用分层抽样方法更恰当;当组间差异小,组内差异大时,选用集体抽样方法更适合。最后,样本获取后需要评价样本的代表性,分析样本与总体的吻合程度。研究者可以根据总体的某项指标,诸如年龄、性别等常见的人口特征变量,来检查样本与总体的情况是否一致。在已发表的涉及抽样调查的体育社会科学的文章甚少见到有评价样本代表性的环节。 4统计推断的谬误 统计推断谬误主要源于混淆研究的分析单位,错误地将某一层次的行为模式和研究结果推广或嫁接到另一层次。其中,根据集合单位的分析结果作关于个体的断言,被视为生态学谬误(郭志刚,2009:11)。这些统计推断的错误在于将宏观层次的分析结果运用到微观层次上。例如,如果我们通过对不同省份的统计年鉴数据分析发现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公众的体育消费呈现正向关系,研究者因此得出“个人的收入水平越高,他们花费在体育方面的消费也越大”的结论,就有可能产生生态学谬误。虽然我们不排除宏观层次的现象与微观层次的行为模式出现一致的情况,但由于我们没有证明解释宏观与微观层次的连接路径和通道,这种根据宏观统计结果推断微观层次的行为是有风险的。如果以低层次研究单位的分析结果推断较高层次单位的运行规律,则是还原论谬误(郭志刚,2009:12)。这种情况在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并不少见。例如,2003年《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和2013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的两篇文章,就将片面地将某个区域大学生余暇体育现状和大学生运动员应对压力方式的研究结果推广到更高层次、更大层面,产生还原论的谬误。 5统计方法的运用 社会科学的研究可分成三类: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探索性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研究者对现象与问题有一个初步了解,并为今后的研究打下基础;描述性研究经常用于描述某些现象,并试图从杂乱的现象中找出一些事物联系的特征。解释性研究通过严密的归纳和演绎过程,挖掘行为、认知以及现象发展的深层原因,寻找影响事物关联性的因果规律,是社会科学最高层次的研究。(风笑天,2001:66-67)遗憾的是,目前体育社会科学解释性研究尚不多见。例如2012年《当代体育科技》和2004年《天津体育学院学报》研究大学生休闲体育和居民体育消费的两篇文章只是描述现象和问题的表征。并未深入探究影响事物发展的关键实体。即便部分学者试图寻找事物的发展的规律,但也并未运用科学的方法,更多是基于个人的主观臆断。例如,2012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研究网球运动的文章,作者有探索因果关系的意识,然而,在分析网络运动对完善体育管理制度的影响时,单靠询问被访者的认识感知,而不是通过建立两个变量的分析模式,从统计角度加以考察与验证。此外也有学者运用相关分析来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2004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研究大学生体育大学学生生活满意度的文章做了两变量的相关系分析。社会现象是错综复杂的,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李沛良,2002:211)。单纯的相关分析只能确定两个变量X和Y之间相关程度或正负,在没有控制任何变量的情况下,仅仅运用相关分析无法判断和排除变量之间是不是虚假相关。如果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够在条件的情况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和因子分析模型,甚至结构方程、路径分析等方法,我们的研究才会更准确和客观。 6迈向综合性的分析 个人的认知与行为受制于个人本身以及外在的环境。一方面,外在环境是先于任何个人而存在,并是既定的社会事实,所以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均生活在一套难以改变的约束系统下。另一方面,个人的自主性也决定着人们绝不是任由环境、秩序和结构摆布的“机器”,行动主体的认知观念和意义建构影响和形塑着行为本身。这种融合了个人特征与社会因素的分析视角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的研究思路和分析路径(吉登斯,2003;杜瓦斯,2011)。目前体育社会科学采取综合的分析视角的研究难得一见。多数的研究要么偏重于从个人的人口特征、社会特征的归因,要么单纯从宏观的制度背景、结构因素和文化影响对个人的体育认知与体育行为进行分析,并且往往忽视了诸如组织、社区和家庭等中观层面的因素。假如我们认同上述的趋势和主张,则可以考虑搭建一个整合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框架供研究者参考。以体育锻炼为例,在微观层面,个人从事体育锻炼有可能出于自己的喜好,并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个人人口社会特征密切相关。在中观层面,选择体育锻炼也有可能受到同辈群体、家庭环境或者学校规定等影响。在宏观层面,国家提倡的“全面健身运动”与学生升学、毕业相挂钩的体育政策也会促使个人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研究框架如下上述的分析、观点和主张只是一家之言,受个人的训练背景、研究经历的影响,带有个人的经验色彩,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律则,仅供参考,敬请批评。 作者:丘海雄于永慧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社会科学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思考 一、高校社科处与早期科研处的异同 大多数高校早期在科学研究管理工作中并无文理之分,统一由学校科研处执行管理。因此,早期的科研处同时兼顾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科研管理工作,如笔者所在高校江南大学即是如此。但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从根本上就是大相径庭的,管理工作也就有必要区分开来。并且高校可谓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最密集、力量最雄厚、学科门类最齐全、承担科研任务最丰富,科研处在文理皆管的情形下无法做好细部管理,社科处的成立意味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工作的规范和进步。尽管自然科学与哲学社科独立管理,但社科处亦延续着早期科研处基本的、有效的管理方法,并在时代的步伐中不断创新。如在管理过程中通过规划指导、组织协调、监督激励等措施服务于学校教职工和科研人员,做好管理工作,达到管理目的,确保高校科研事业全面健康发展。 二、优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模式 要实现管理模式进一步优化,社科处与各学院需做好协同管理,首先学院需明确其不足,如江南大学的文科学院已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仍存在的诸多问题:(1)过于依赖学校科研管理部门,主动从学院角度出发对科研项目进行管理的能力不强;(2)科研秘书未做到专岗专职、专员专用,导致在努力配合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开展工作的同时,不能发挥自主工作效能:(3)重于对申报立项环节的管理,弱于对过程环节及结项环节的监管,课题不能按计划时间完成;(5)不关注对研究成果的转化,服务社会的效果不明显。这些问题,并非学校职能部门单方面能改善的,在此谈谈作者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想法。 (一)培养竞争意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经济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已成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并且已逐步沁入和影响到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中引人市场化机制,建立竞争意识,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属性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反映,或者说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必然要求(王宝民.论科研竞争与激励机制的若干问题[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4,(1):35)。为了使学校社科工作能获得整体性与持续有效性地发展,加强学院间的竞争意识是科研管理工作中的一项必修课。以江南大学为例,在调动各学院竞争意识方面有以下措施:(1)每学期定期召集各学院书记、院长、负责科研副院长开科研工作会议,通报相关数据及工作,使各学院始终保有良性竞争意识;(2)将各学院月度科研数据汇成报表,将月报表上传公布至校内办公系统网站,传送电子档月度报表给各学院分管科研的院长及科研秘书,通过开放环境与公共舆论,使压力转化为动力;(3)年度数据排序,经过一年的努力与沉淀,社会科学处将各项数据进行整理排序,如学院年度立项数、年度科研经费值、年度优秀论文数、年度著作数等,并计算出与上一年的增长比,通过办公网络与印刷成册等开放平台,激发各学院的自省意识与竞争意识。 (二)协力监管执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主要以项目管理为主,因此社科处与各学院应做好对项目的全过程协力监管。申报立项环节,应首先掌握平衡,即质量与数量的平衡,各学院可先行申报预审,把关质量提高中标率。其次是需做好协同工作,一是形式的协同,学院先对申报书形式做预审,社科处再审;二是内容的协同,社科处与学院尽力协助申报人员围绕或契合学校重点研究方向开展申报工作,借助前期成果和研究团队取得优势。再次是可设立重点研究配套基金,社科处或学院对符合重点研究方向的申报课题择优扶持,立项课题给予配套奖励。执行环节,通过在学院范围内组织关键项目的中期评审会,使流于形式的中期检查实际化,且能借助评审会使项目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不至于拖沓到最后。在上级部门无法集中各地在研人员开展中期评审会的情形下,各学院小范围内部组织,同时邀请社科处、校内外专家、承担同类项目的其他研究人员参加,集中对项目进行到中期阶段的情况结合整体计划进行评估分析,有利于下一阶段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结项环节,科研项目不提倡申请延期,既影响学校及个人声誉也不利于结项后新项目的申报立项,更不利于良好学术风气的形成。学院可先组织院内预结项,在规定结项时间的前两个月向项目负责人发出结项提醒,要求项目组准备好结项材料。项目结项并非最后的终结,在教育部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中提到“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应用,强化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大力开展决策咨询研究,积极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体系,全面提升社会服务水平。”由此可看出成果的转化应用是需加强重视的一个环节,也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之间的一道桥梁。 (三)建立奖励机制以江南大学为例,社会科学处是在学校党政相关负责人的领导下负责具体执行管理工作,各文科学院有分管科研的院长并多数配备有一名科研秘书,可见层级结构比较健全,为金字塔式管理层形。管理各层级的运行状态取决于制度的建设,奖励制度不可或缺。从奖励机制的本质来看,需依凭一套完善的效能评价体系,综合管理工作中必需的各要素:人、财、物、空间、时间等发挥的效能,以“人”为优秀要素,人的效能评价就是对各层级的科研管理人员、科研人员或教师个人根据其劳动性质与劳动内容进行相应的效能评估。从奖励机制的内涵来看,建立集体奖励机制和个人奖励机制,不但要表达对集体的肯定,而且要逐层奖励分管领导、科研秘书、科研人员或教师个人。从奖励机制的意义来看,是一种能更好地调动工作积极性、向心力的管理辅助机制,强调人及人的劳动价值(范俊英.构建高校科研管理和谐机制之我见[J].科技管理研究,2008,(1):125)。 如江南大学近年来一直执行对年度科研教学优秀成果进行一次性奖励,奖励范围为学校在职教职工及各学院、部门,主要负责部门为人事处。根据教职工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和管理工作中作出的贡献进行分档奖励,同时按照工作完成量给予相关集体奖励。评奖程序公开规范,首先由个人申请,学院核实后,向教务处、科学技术研究院、社会科学处等职能部门推荐申报,并提交成果材料;人事处再同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初审并公示;最后由人事处将公示结果汇总报学校考核聘用委员会审定并发奖。奖励机制也顺应时势不断做出修订,以支撑管理水平逐渐完善,管理目标共同实现。 作者:邓理单位:江南大学社会科学处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 一、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开放与内生化 在理论研究中,愈是具有公理性和规律性的事物,愈是具有普适性、兼容性以及共享的特征。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之所以能够成立,以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就是遵循了“三大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即遵循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市场经济”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非具有制度的排他性的一般规律。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或许有学者基于一脉相承的思维定势会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即这一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是具有排他性的;但是,如果在理论研究中,对不断发展的事物要使用“最终”这样的终极判断命题,从方法学的角度看,或许要首先破解一个前提性假设,那就是:人类社会“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本质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是否只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或某一社会形态;另一方面,发展的“过程”是否存在“最终”这样的终极判断命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是这样的判断:“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另外,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内生化还是一种多维现象:如一些学科特别强调自身话语方式的特殊性,尤其是强调以西方的或古人的理论逻辑来规制和证明今天中国的现实主题;又如,有些学术期刊在编审稿件时,若不见其有各种数据、模型的累积,便以为缺少学术真谛;再如,在我们每年大量产出的程式化、格式化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究竟有多少能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当理论研究的内生化已然成为一种惯习,并且进而结构出一种强大的理论情境和逻辑语系时,不仅将对后学者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视野形成束缚,进而弱化理论的创新,而且将限制理论研究中多学科的交叉,甚至削弱理论体系自身在创新中的科学性与说服力。 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全球化与时空维度 有学者认为,提出“全球化”概念的是日本学者大前研一。但笔者认为,最早揭示全球化趋势及未来特征的是马克思。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全球化”概念,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发表时就作出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的趋势性判断;并强调,“过去那种地方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在理论研究中,身处特定社会发展场域(场域是各种关系的总和)中的研究者的价值向度,必然要影响其对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即个体的价值向度与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且还是其开展理论研究的重要前提。虽然任何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都会面临价值向度、理论视角以及方法应用的差异等问题,但也有共性的基元是可以探寻的。今天的全球化,既是一种发展趋势、同构环境,更是一种社会存在。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历史的时空维度时,由于历史不能假设,人们的基本价值向度首先是恪守,并在强调历史传承性的基础上,进而主张坚持是发展的基础。但是,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应用在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实践命题中时,就意味着要思考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谱系和逻辑传统的突破问题。正如,当我们都逐渐认同市场经济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共性手段和路径,并且由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而逐渐培育出一种具有开放和共时特征的发展场域,并培育出崇尚合作、互促、共赢的过程时,从方法学的角度思考,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基于商品生产和市场竞争,基于对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必然产生剥削的理论分析,是否也适用于我们今天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所有市场经济做更深入的理论研究。笔者以为,历史既给人启示,也给人们警示;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看历史有多深,看未来有多远,是为深远。 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现实的时空维度时,研究者的价值向度,通常要强调各国、各地实践条件和环境的差异,强调从国情出发的发展主题的时代性(机遇)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践性。但是从发展趋势看,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体,当其都不能规避全球化的共时性场域和同构、互促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时,其对经济危机性质的认定,以及分析和研究全球经济危机的方法等等,是否存在首先设定各国基本制度作为研究经济危机前提的理论区分的方法,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基于高度分工而相互依存的今天。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未来的时空维度时,理论是一种指导、一种预期或假设,其价值向度既包括坚守制度的阶级性和对理想的追求,又包括坚持理论应由实践来检验和修正的方法。因此,一方面,从理论研究的未来趋势看,当全球化逐渐培育出共时性的同构现象和趋势,而且“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时,除经济全球化以外的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社会生活全球化的互融方式以及程度等问题,都应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关注的;另一方面,从研究未来发展的方法学角度思考,由实践检验理论的“结果”或是或非,都应当被视为一种常态。然而,在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人们不仅很难看到本应同样常态化的“证实”与“证伪”的互验研究,而且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都少有对实践检验不成功的理论,再做进一步的理论检讨的研究。笔者提出这一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在研究中经常面临的困惑,或者说是中国学界长期面临的困挠,是因为这未必只是方法学上的问题,未必只是理论研究者个人的偏好问题,未必只是这个研究群体在理论素养方面存在某种缺失的问题。 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共性寓于个性方法的深化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发展观的基本方法是把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而且纵观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通常都是基于本国国情而采用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即使当年那些提出“依附论”的国家或民族也是如此。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与实践建构的基本路径,就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即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寓于中国国情之中。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当人们强调从实际出发并运用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时,值得注意的是个性不等于共性,这是因为二者的内涵和外延的逻辑边界可能存在不对称的情况。正如,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和逻辑理路,对应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及实践时,或许会产生出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正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而言,与时俱进的方法和路径是“社会主义”寓于“市场经济”之中,还是后者寓于前者之中?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制度命题,那么就需要研究它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它在人类社会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历史方位、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等等;因为这涉及到讨论“寓于”和运用“寓于”时将产生的一系列关于体制和机制创新的“底线”问题。又如,如果“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个命题都是共性的,只是有理论层次上的区分,即其中一个是制度问题,一个是手段和方法问题,那么就需要研究二者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交叉、重叠的历史区间、历史阶段问题,因为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实行有计划生产是历史的必然。再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手段、路径和方法的市场经济的自身规律,如何在我们的特定制度中得到遵循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间潜在某些冲突既是常态的,也是客观的。由此,笔者以为,共性寓于个性的思维方式,以及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应用,应是有条件的;而且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未必适用于对各种发展关系的解读。因而共性寓于个性的研究方法需要深化。为此,笔者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同源性与非同源性”一文中提出并论证了理论研究的同源性和非同源性命题、视野及方法,进而提出的思考有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当我们今天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多元交换和多元分配关系时,要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不是简单地基于共性或个性的视角就能回答,而是在研究方法上要突出现实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的非同源性。但即使如此,从类比研究方法来审视,新困惑又在于:我们或许还需要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恩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同源性或非同源性问题。当我们基于全球化的共时性场域和同构趋势做理论研究时,尤其是把“全球化”视为不同制度发展和同构的某种同源性条件与环境时,我们是否需要思考马克思主义剖析各种生产方式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源性问题。虽然从方法论的角度讲,研究“方法”有宏观的和技术的区分,而且这种区分为研究者提供了走出某些研究困境的选择;但是,研究“方法”本身的同理性和适用的普遍性,是应当受到理论研究者的遵守和依循的。 四、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 解放思想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推动理论与时俱进的重要社会机制。然而,“解放思想”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破与立”两个方面和两种功能,那就是:破除旧思想、旧观念、旧的思维方式和旧的行为方式,树立新思想、新观念、新的思维方式和形成新的行为方式。应当说,“破”是“立”的前提,“立”是“破”的目的。因此,就整个社会而言,包括理论研究中的解放思想,其实质是要在“破”的基础上树立新思想、新观念和新的思维方式,进而形成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在理论研究中,当人们强调“一脉相承”的理论创新方法时,既是在强调理论与时俱进的前提,也是在强调理论创新中解放思想的“底线”;而且强调“一脉相承”通常是指对原有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但笔者以为,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本身也需要与时俱进,因为“生活之树常青”。由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之间,有一系列的关系值得认真思考。彼如,一种理论体系在与时俱进中,自身是否会发生理论产生的前提、社会条件和价值系统“一脉相承”的和谐与否的问题;如一种理论体系在创新发展中自身的和谐问题,是否要影响到理论指导实践和与实践相结合的和谐问题;如理论在指导实践中的和谐与否问题,是否要反映在人们的实践结果上……如此等等。其实,当实践的结果产生出“三农”这类“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社会问题时,基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方法,或许首先应当检视的就是理论或政策(政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 在理论研究中,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思想、观点、立场和方法,人们通常视为“真理”;但研究者在面对“真理”并以此作为再研究的论据时,其学术态度和方法,是应当恪守而不越雷池一步,还是应该把“真理”再视为“理论”,由实践再检验?这里提出的并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恩格斯1886年在《致爱德华•皮斯》的信中强调,“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而列宁在强调的真理不能跨前“半步”时,并不仅仅指“历史事实”,而是同时针对了“发展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当政策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在面对实践基础和实践环境存在巨大差异时,一线实践者的角色紧张(rolestrain),在于难以把握“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坚决贯彻”之间的关系;而理论研究者的角色紧张,在于难以把握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之间同源泉性和非同源性的关系。或许有研究者认为,从实际出发去贯彻或基于同源性开展非同源性研究,就体现了二者的统一。但无论是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的困惑依然: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实践创新的尺度、底线和权限在哪里的问题。人们都知道,“授权”是开展各种“改革试验”的前提(行政免责),但哪一行政层级的创新需要授权,而且理论研究是否也需要授权?这里要顺便指出的是,有些人把“双百方针”中的“百花齐放”解读为“理论研究无禁区”,其实这是一种无知的臆想;因为“百花齐放”本身就是标准,即绝不等于“百草随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形”的目标。因而解放思想无论是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还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否需要思考其如何走向制度化的问题,即鼓励全社会解放思想所要崇尚和追求的,是理性、科学、规范、秩序乃至法治,还是其他?纵观改革开放35年的历程,以整个社会为对象的解放思想,通常都涉及到国家意识形态、生产关系的调整甚至变革,如否定“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这与强调社会个体、单位组织的所谓解放思想显然是不同层次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不仅要考虑研究主题和内容所涉及的层次,而且要考虑理论成果联系实际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否需要授权的可操作性问题。另外,当研究者在推动一种理论创新时,通常会借助从其他理论体系中抽离出某些思想、观点、方法和具有共性的原理,来嵌入其创新的理论体系中。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从其他理论体系中抽离出来的“东西”,如果脱离了那些“东西”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发展基础时,其理论创新的科学性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另一方面,当一种理论体系具有持续的与时俱进的空间、具有巨大的逻辑张力能够兼收并蓄其他理论体系的成果时,除了说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之外,这种情况还同时说明了什么? 五、社会科学研究中“基本原理”的坚守与应用 我们熟悉的研究范式是把基本原理作为理论研究的前提和公理。但什么是“基本原理”,或许理论研究者有不同的认知。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任何基本原理本身也要发展。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践中,被多数研究者和官员所认同的基本原理通常有三大类:其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方法。对实践者和研究者而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客观上存在差异性判断和多样性选择,而且在现实中,研究者是否有权认定哪些基本原理已经过时、哪些不过时。如果说,没有过时的就是“基本原理”,过时的就只是“一般理论或观点”,其实这样的解释不仅牵强,而且没有说明任何问题。其二,把某一时期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视为“基本原理”。这类基本原理通常具有很强的时期特征和所指对象的特定性。因此这类基本原理的应用,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发展环境和条件,如1989年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的“稳定压倒一切”;同时,在某一时期提出的新理论或政策,既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而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而所谓超前性的部分,恰恰是需要通过新的实践去检验和求证的。 当一些研究者把本身就需要由新的实践去检验和求证的东西也视为不可讨论的“定律”,并作为论据使用时,是一种怎样的学术态度和研究方法?从方法学的角度看,这种将抽象的概念视为真实存在,并以其为真实存在来对待的理论研究过程与方法虽类似于“实化”(reification),但应用实化方法的重要前提,是对事物发展时空维度的选择和符合于差异性的具体实际。其三,一些研究者把某级领导的个人认识、看法和观点当作“基本原理”。这种情况值得思考的问题更多:对基层实践者和研究者而言,谁能区分哪些东西是某领导个人的思想和观点、哪些又是代表地方党委和政府?如当一些地方把主要领导的思想作为“基本原理”,特别是当一些地方的高级主官频繁更替甚至极个别出了问题,而后续领导的一些基本观点与前任者又不一致时,无论是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都会面临诸多的困扰。 理论研究中对于基本原理的应用,在于基本原理揭示了事物的阶段性本质和与之对应的规律。但事物的本质又是抽象的,人们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只能通过该事物的外部特征去认识;同时,事物的“本质”是该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即倘若某一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发生了改变,那么该事物就演变或改变为他事物或新事物。按照这一基本原理,对于身处一线的理论研究者而言,研究者是否能以此作出自己在研究中的判断和作出的判断是否有价值。理论研究者都知道,反映事物本质的外部特征和特点通常是多元的,而且这些多元要素之间又是互促、制约和关联的,并与事物发展的阶段紧密联系。在通常情况下,事物发展愈是走向高级阶段,其多元外部特征的关联度既可能提高、又可能发生分化,甚至一部分外部特征或特点还可能开始消失、一些新的特征和特点又会呈现出来。这一过程与事物以“量”的变化为基础而使然的“质”的局部变化相关联。这意味着人们在某一发展阶段揭示并形成的基本原理,客观上都潜在某种历史的局限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坚守基本原理固然重要,但发展基本原理更为重要。 理论是政策的基础,政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并对未来新的实践起指导作用;这也是政策在实践中接受再检验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把需要求证的“东西”作为经验论据,还是作为衡量新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尺度,都是需要进行科学严谨思考的。对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当我们坚守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惟一标准时,理论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既要由昨天的实践即历史来检验,更要由现实的“发展过程”即新实践说了算。诚然,笔者知道这不仅会使理论研究者产生新的困惑,如实践检验理论的周期有多长?生产力作为检验事物发展标准的应用周期如何选择等等?而且实践者的困惑也是存在的,如在实践中我们很难建立追究非科学发展政绩者历史责任的机制。但笔者坚持认为,只有建立起对为政者历史责任的延伸追究机制①,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作者:戚攻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多元化原则的探讨 一、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依据 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必然造成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历史过程,它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其中包括有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民族、习俗、社会心理等因素或者子系统,并且,这些因素或者子系统还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每一个因素或子系统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并由此产生出一些特定的研究方法。此外,上述因素或子系统又不是平行发展的,而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于是就成为多种交叉学科的研究对象,产生出各种类型的交叉学科的方法。由此可见,社会科学只有凭借各种各样的具体研究方法,才能1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7页2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4页揭示出社会历史过程及社会历史现象的复杂性。 二、社会科学研究主体的差异性依据 黑格尔指出:“方法就是逻辑内容的内在自我运动的形式之觉察。”也就是说,对象的内容本性、客观规律要成为思维方法、研究方法,首先要为研究主体所认识和把握,并且要经历由客观到主观的转化、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和建构的过程。客观规律只提供了形成思维方法的客观基础,但不能提供人们思维和实际活动的现成规则和手段。客观规律只有内化于人的头脑中,并转化为思维活动的内在规律,它才能成为科学的思维方法,才变成人们思考问题的规则和手段。所以,思维方法尽管有其客观基础,但绝不是纯客观的东西,而有其主观的因素、主观的特征。 由于研究主体在政治立场、利益需要、知识水平、研究能力、兴趣爱好、情感意志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无疑会影响到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程度,会造成对于思维方法的不同选择和应用,形成不同的思维视角和研究风格,从而形成不同的学风和流派,造成宏观上方法多元化的情形。如培根重视归纳法,而笛卡尔、斯宾诺莎则推崇演绎法;罗素强调逻辑和理性,而叔本华、尼采则提倡直觉和直观,突出强调反理性主义方法的作用;贝塔朗菲对事物善于作整体性、综合性的系统思考,而实证主义者却更强调分析的实证的研究。 三、社会科学研究实践活动的多样性依据 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黑格尔也认为:“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也就是说,方法是主体从事实践活动、达到预定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桥或船。实践是有对象有目的的,不同的实践活动的不同对象和目的就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方法,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就必然要求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工作方法等等的多元化。 四、结束语 随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深入,形成了“方法论热”,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多元化已成为了一种现实的趋势,我们在以后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要重点把握方法的多元,以多元的方法来进行我们的学习研究。 作者:陈凯单位: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科学论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探微 一、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 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横向拓展、细分:另一种是纵向挖掘、深化。 1.横向拓展、细分。讲这个问题,要提到一个新的概念,即“研究板块”,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研究板块。既然是板块,就可以分割,或者叫细分。所谓“细分”,就是把一个研究领域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并将这些分割出来的部分当做独立的研究对象。细分不仅仅分一次,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细分下去。比如,经济学首先可以分成三大块:工业、农业、服务业。这三大块中的第一块当然还可以再分,比如,工业可以再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重工业可以再分为汽车制造业、工程机械制造业、矿山开采业等。矿山开采业又可以再细分为铝矿开采业、铜矿开采业等等,依此类推。随着工业生产实践的发展还可以细分下去,分得越细,选题就越多,创新性也就越强。所以,只要你时时关注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研究领域进行细分,找到具体创新性的选题是不难的。2.纵向挖掘、深化。研究领域既然有横向,当然就有纵向。通过横向的拓展和细分可以找到创新性选题,当然也可以通过纵向的挖掘、深化获得创 新性选题。所谓纵向挖掘深化,就是对一个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别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不够透,而自己可以对它再进行深化的研究。比如对国有企业的研究,最先是研究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其实是国有企业经营权的问题,当时学术界强调要政企分开,给企业松绑,给企业自主权,于是国务院就出台了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条例,给了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十四项权利,这十四项权利后来又通过立法出台了《国有工业企业法》将其法制化固定下来。后来,由于国有企业负责人权力过大,企业内部没有制约,厂长经理以权谋私的现象十分普遍,实际上,谁当上了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这个国有企业就是谁的,他也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的支配者,从而使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发生大量的腐败性流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术界又将国有企业研究深化到所有权问题上来,开始讨论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和错位问题。所谓缺位,就是国有企业所有权名义上是国家,但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没有人也没有哪个部门行使这个所有权,出资人的利润支配权,资产监督权没有到位。所谓错位,就是企业的负责人本来是个人,只有经营权,但实际上他们行使了出资人所有权的各种权利。这就造成国有企业利润和资产原值大量腐败性流失的原因。于是,学术界就对如何构建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机构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本人是赞成和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要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机构,也就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机构,今天的国资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于国有经济的研究,最先是从经营权不足的研究开始,深化到所有权缺位的研究,再从所有权缺位的研究深化到建立国有企业的出资产人代表机构从而解决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错位问题。今天的国资委,从国务院国资委到省(直辖市)自治区再到地市的国资委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3.追踪学术前沿,发现理论问题,确定争论式的创新性选题,这种方法就是要高度关注学术前沿动态。有很多研究成果,如论文、专著虽然选题很新,立意很新,但其理论观点有些不一定准确,或不与实际情况切合,甚至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选一个题目,写一篇论文,与其进行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想出很多其他创新性的思想观点来。比如,关于法律是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个问题,是值得争论的。因为它与我们当今的司法实践不是很融合。因此,有争论是正常的。前几年我也编发几篇这方面的争论性文章,有的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 4.紧跟实践前沿,找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确定应用研究性的选题。比如,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费用体制改革的思路及建议”,这个选题就是我调到南宁后,发现不同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差距很大。某校我有一位同学,我跟他是同一个级别,但他的月薪比我高了3倍,他的财政性工资与我是差不多的,但他的补贴比我多5倍,因为该校的门面收入每年600多万,而我们单位的门面收入才10多万。这就是说,哪个单位争取到政府的钱就能买更多的地,起更多的房子,其财政收入就更多,工资报酬就越高。这种收入分配不协调会带来很多弊端,如腐败,并影响低收入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高收入单位工作人员也无心做好本职工作,而是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现有的资源去搞创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矛盾问题。于是,我当时提出就此问题申请一个课题立项,我这个提议被一些人嘲笑,认为搞这么个课题会把单位变得更惨。但我当时已经看到不单单是广西的问题,而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还是自费做了一些调研,然后发表了3篇系列论文,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作用。最初,南宁市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把所有党政机关多余的办公楼和门面统统收归由威宁公司统一经营,然后将利润上缴财政,由市政府统一按不同级别的标准发放津补贴。在实行两年后,区党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调研组对威宁的做法进行调研和评价,我被邀请参加这个调研组。在调研报告写完后,召开了征求意见会,自治区财政厅苏厅长也参加了这个会。我在会上对苏厅长提出:“自治区政府也应该这样做。”后来,我写了《关于广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在内参《社会科学与决策》上发表,得到郭声琨书记的指示和采纳,从而推动了自治区对这方面的改革。到现在,全国都实行公务员阳光工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行的,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实践效应最大的一项科研成果。它的选题也是出于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搞应用对策研究必须高度关注实践。 5.做学问的学问———博与专的哲学———知识更新与主研方向的定位。上面讲了那么多选题方法,涉及方方面面太宽泛了。如果每个人都全部照搬这些选题方法去找研究课题,那么,他的研究领域必然很宽。这就涉及一个叫“做学问的学问”的问题。现代科学太发达了,做什么都讲学问。做官的有做官的学问(领导科学),送礼有送礼的学问,交际有交际的学问(关系学),做人有做人的学问,喝酒有喝酒的学问(酒文化)。当然,做学问也会有做学问的学问(研究学在西方叫科学哲学)。做学问最主要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大学问,出经典性成果,不能就在一个研究领域中沉浮。要多搞几个领域,扩大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后根据你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找准各个领域的交汇点,作为突破口,从而更新你的知识体系,开辟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样,你就会搞出可以让你留名千古的经典性成果来,从而成为千千万万学者中可望不可及的经典作家,至少是某一个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家。 二、应用性选题的研究方法 (一)调研方法 1.正面调研方法。这种方法很简单,但用处不大。该方法就是先与调研对象联系,并给对方寄去调研提纲,让其做好准备,若干时日后,就到这单位去,调研就进入三程式的过程中。第一程式就是单位领导带着调研组参观需要调研的单位,包括参观厂房、车间,有讲解员陪同。这就是所谓先给你有个感性认识吧。第二个程式就是开座谈会,听汇报,听介绍。调研组的成员们都成了上级领导,认真地听单位领导的介绍、汇报,不断记笔记,听完介绍、汇报后,调研组的成员就有关问题进行提问,这时也到吃饭时间了,然后进入第三个程序。边吃饭边聊,并探讨一些具体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三程序调研方法。如果我跟随领导干部出去调研一般的都是这样三个程序。但如果是我做课题负责人的,我决不这样搞。因为这样搞调研绝对搞不到真实材料,都是假的东西,不可靠,而写出的研究报告也不客观,向领导提出的建议也不可行。我总共搞了22年的国有经济研究,调研了119个国有大中型企业,我一般采用的是侧面调研和非正式调研。 2.侧面调研。所谓侧面调研,就是尽量避免与调研对象直接面对面的座谈,也不提前寄调研提纲给他们,也不预先通知他们要什么材料,而是与调研对象周围相关的人接触,交朋友、聊天,从而了解研究对象的情况。比如,在我搞国有经济学的调研中,我不找国有企业家的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而且,当我刚开始搞国有企业调研时,只有经委,没有国资委和工信委,也不直接找国有企业负责人交谈,而是找一般员工,或者找被置换了国企员工身份的自谋职业的人,或者找破产后的国企留守人员,因为这些人都可以说不是既得利益者的圈内人。因此,他们说真话道真情的可能性比较大,你会得到所需要的真实材料。这样,写出的调研报告才有客观性、真实性,给领导提出的建议才有可行性,才容易得到采纳,才会在实践中产生效应。 3.非正式调研方法。所谓非正式调研,也称随机调研,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正好遇到与自己的调研项目相关联的人。比如,坐火车,与你同坐在一起的,有一两位刚好是你的调研项目所需要调研的对象,你就想办法,与他搭话、聊天,从中了解你需要了解的东西。比如我在搞国有企业研究、在坐火车时也跟至少20位左右的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人聊过,其中得到不少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有时候,在开会聚餐的时候,如果同桌一起吃饭的人有国有企业的,我也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为了尽量多地利用非正式研究方法,我经常以教师的身份(我曾在百色学院当过14年教师)到其父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学生家进行家访。在吃饭时,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通过这种调研方式,我得到了很多真实的有关国有企业的情况,为我研究国有经济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二)调研材料的加工分析前面说过,调研方式分正面调研、侧面调研、非正式的随机调研,这三种调研材料肯定是各不相同,即真实程度不同、客观性不同、涉及面不同,甚至对相同的事实进行评介和分析也不同,那你相信哪一种声音,在撰写研究报告中采用哪种调研方式得来的材料呢?这就需要对调研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筛选过滤,判断真伪,决定取舍,做到所说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这番工夫,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客观可靠的调查报告,但调查报告还不等于调研报告。研究报告一般分四个部分,即基本情况、存在问题、问题的原因分析、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调查报告最多能用在调研报告的基本情况这部分上。因此,写出调查报告后,还要进行下面几个步骤的工作。从调查报告中找出若干关键问题,并对这些关键问题召开小型研讨会,从而形成若干专题的调研报告。从调查报告一般不能直接提升到调研报告,必须经过小型研讨会形式形成专题调研报告这个环节。因为调查报告纯粹是属于感性材料的东西,不能反映出深藏在事物内部的问题,更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原因。因此,按照常规的做法,必须召开若干次小型研讨会,找各个方面的专家参加研讨会,让方方面面的专家来讨论这个调查报告,找出调研对象的问题所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然后结合有关专家的意见,拟出撰写研究报告的提纲。 (三)研究报告框架的构建分析起点与研究框架的确定。通过若干次小型研讨会,了解各方面专家意见后,我们就要着手撰写研究报告或专著了。专家的意见有各种各样的,都是针对不同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教你怎么写研究报告、怎么写专著,这得靠我们自己去做。你要写一个研究报告或一本专著,首先就要在脑子里有个写作思路,这个写作思路怎样去勾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分析起点的问题,分析起点定位不好,就有可能要走多次的回头路。 如果分析的逻辑起点选对了,写起来就会顺利很多。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写《资本论》的过程很值得我们学习。《资本论》是分析、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趋势、结局以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发展规律以及危机周期性交替出现的一部社会巨著。马克思在撰写这部不朽巨著时,是怎样构建其分析框架的呢,又是怎样定位逻辑分析起点的呢?我们知道,《资本论》的第一章就是商品,所以,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起点就是商品。由于篇幅关系,要讲清楚《资本论》的整个分析框架是不容易的,我在此描述一下《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框架。我刚才说过,商品是《资本论》整部巨著的分析起点,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起点。马克思在分析商品这个概念时,最初引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劳动。他指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劳动这个概念就被引申出来了,在分析劳动和商品关系时又引申出“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概念,又引申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又称为社会劳动);在分析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时,又引申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结成商品的价值;在分析什么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马克思指出:“在当时平均的生产力水平和平均技术水平下,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要的时间。”这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比较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尺度。在分析这个问题后,马克思又指出另外一个问题,工人的工资是否等于他们生产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呢?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收入是不是他们付出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作了否定性的回答。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他的衣食住行和养育后代,从而形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时间,这部分叫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在生产过程中就形成了劳动力价值。这部分劳动时间形成的价值,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要求并不满足于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如果满足于这一部分的话,他就赚不到钱。资本家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让工人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被延长的劳动时间被称为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力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资本家以工资形式回报给工人,而剩余价值则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 从上述马克思的整个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商品”开始到“剩余价值”结束,总共出现了11个概念,而哪个应该最先出现,哪个在第二,哪个在第三,哪个在第四、第五,哪个最后,体现了一种严密的内在的逻辑排序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无懈可击的逻辑分析框架。按这个逻辑分析框架思考形成的剩余价值理论,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完美程度。《资本论》面世以来,没有人能找到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论据批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起点的定位和分析框架的构建对学术专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起点选对,分析框架完美,符合逻辑排序,写起来就非常顺当,否则就会反反复复走弯路。 三、激发灵感的三种方式 (一)头脑放松法所谓头脑放松法,就是当你对某个学术问题绞尽脑汁想不通、百思不解时,你就不要再呆在书房苦思冥想了,到户外去散散心,迈步山水田间,或昂首看看蓝天与白云,或听听树林里的百鸟鸣叫,或看看农田里的庄稼长势,放松放松。啥都不想,这样,灵感的火花就会突然爆发出来。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学术问题就会在瞬间想通了。为什么在书房里思考了那么久的问题一到户外放松一下就有了答案呢?连你自己都不理解,从而感到惊讶!我有很多这种经历。但原因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的。我想,大概要用脑科学的某些原理解释吧。原因不清楚不要紧,但这方法谁都可以试一试,我保证绝对有效。 (二)头脑风暴法所谓头脑风暴法,就是当你遇到某个学术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你不妨提出来与同行讨论,甚至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你的灵感就很容易激发出来,从而得到答案。在争论过程中,不仅可以解决你想了很久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可以引起你一系列的学术假想。这些假想又会成为你感兴趣的新研究对象或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坡尔在与爱因斯坦争论广义相对论时,引发了他对原子模型的假想,从而在对原子模型的研究过程中,创立了一门新的理论物理学———量子力学。而他在创立量子力学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科学问题,都是在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时受到启发想通了的。 (三)醒后晨思法这个方法很有效,就是在你甜睡了一夜,清晨睡醒后,不要急于起床(当然我不鼓励睡懒觉),而是躺在床上想想你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因为早晨头脑最清醒,思维效率最高,也就是最容易产生灵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灵感易发的时段。 四、做学问的平台 老鼠哲学与金子哲学。老鼠哲学是秦朝丞相李斯提出来的,实际上是说从政的平台,是关于厕鼠与仓鼠的关系问题。李斯发现,粮仓里的老鼠比厕所里的老鼠长得大而肥,他认为:这是环境不同。仓库里都是粮食,所以,老鼠吃得好、吃得饱,当然要比厕鼠大而肥。做官也一样,在京城做官比在县乡做官,容易升得快,做得更大,因为京官容易靠近皇帝,容易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的才华。金子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来的,意思是说:只要你是一块真的金子,放在哪里都闪亮,放在牛粪上也闪闪发光;如果你是一块铜或一块铁,就是把你放在火堆中,也很难让你发光闪亮,这就是金子哲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师经常对大学毕业生讲金子哲学,鼓励毕业生到边远山区、落后的地方去工作,要服从分配,不要总是想往大城市跑。他们是这样对学生说的:只要你有能力,在哪里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来,而且,越是艰苦的地方,越容易干出成绩。这两种哲学,用来分析做学问的平台,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我认为,老鼠哲学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金子哲学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因为自然科学研究要出成果需非常先进的实验设备,因此,在实验条件好的地方搞自然科学研究比在实验条件差发地方搞研究,出成果就容易得多。而社会科学则不同,社会可要出真理性成果必须靠近实践,关注实践,还要有好的研究方法,设备条件不起实质性作用。在北京搞社会科学研究,效果并不比在县城搞优越多少,关键在于思考方法,在于实践的介入程度。 作者:周志华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社会科学论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术文献探新 一、数据采集与文献计量数据库结构设计 (一)期刊文献数据源及学科文献检索范围。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文献计量分析系统,以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总库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的人文社科类期刊论文为数据源④,机构文献数据通过中国知网“机构指标索引系统”采集获取⑤,学科文献分类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目录为标准⑥。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民族学、文学、历史学、公共管理等27个学科方向。文献题录信息类聚以2000—2012年间,甘肃省内15所高等院校及4所省属科研机构第一署名作者在CSSCI期刊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文献为数据源。通过文献计量分析系统,实现对学术文献从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分析到报告的网络化、一体化、集成化数据处理与加工,从而为机构用户和科研人员获取学术研究动态资讯构建一个开放式文献计量共享平台。 (二)文献类聚数据库设计与信息加工处理。文献信息类聚和结构化数据存储是文献计量系统建设的基础,要对海量的文献信息进行有效组织和后期处理,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必须借助数字化信息处理软件,构建一套集分类存储、加工处理、计量运算、冗余剔选、检测功能于一体的文献数据管理系统。甘肃省人文社科学术文献计量分析系统,是在设计构建机构信息库、作者信息库、文献题录库、词频关联库、引证频次动态库、学科信息库基础上构建的文献计量数据库集成系统。文献检索表达式采用SQL结构化查询语句设计,包括参数查询、交叉查询、类聚查询等人机交互式功能模块,将文献类聚获取的大量期刊文献信息分类导入对应的结构化数据库,然后利用数据验证规则对文献信息进行初始化清洗剔选,进而利用结构化SQL语言创建查询输出功能模块,实现对重复题录、一文多发、同名作者等冗余数据的批处理加工,为提高文献数据库建设效率和保证后期文献计量分析结果的客观真实奠定了基础。 (三)文献计量分析平台应用功能实现。基于网络环境下的期刊文献资源共享,不仅为文献的社会化传播和学术性引用开辟了开放式资源共享平台,也为文献计量分析及学术评价结果的共享开启了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文献计量分析不再局限于学术期刊载文、引用和作者分布特征等有限的应用范围,而是更广泛地应用于学科评估、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基金资助项目评审和学术成果评估等领域。成为人文社科领域推行科学评价、决策和管理的重要参考资讯。源于数字化期刊资源库的文献计量数据库,其文献题录信息包含了机构名称、作者姓名、学科方向、文献题目、期刊来源、发表时间、全文链接、引证图谱、被引频次、下载频次等文献评价动态指数,这些指数是文献发表以后在其传播过程中形成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固态及动态指标,形成文献计量分析中极其主要的评价依据。 (四)文献计量分析系统网络共享策略⑦。甘肃省人文社科期刊文献计量分析系统与共享平台框架体系,采用Asp互动网站信息管理系统和独立服务器(VPS)云计算空间平台构建而成,利用VPS云平台安全、稳定、高效的运行特点,实现对期刊文献数据的量化计算和分析评价,最终实现计量数据和分析结果的开放式共享。通过(图1)系统结构图,可以直观揭示文献计量分析系统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流程,以功能完善的Access作为后台数据库,集数据存储、综合查询、分析计算、报告输出、网络功能于一体,实现对期刊文献动态数据的自动类聚采集和计量分析。开放式期刊文献计量分析平台的构建,不仅方便科研规划、决策和管理机构自主调用相关学科动态信息,也为专家学者自助式获取文献引证图谱、学术发展趋势预测、学术热点追踪等信息资讯提供“一站式”保障服务,有利于提升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文献资源利用和学术资讯共享水平。 二、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文献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资源总库,我们检索采集到2000—2012年间,甘肃省内15所高校及4家省属科研机构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文献15469篇,通过数据格式转换并导入文献分析数据库后,利用数据库过滤功能,从中筛选出符合第一署名机构的4849位第一署名作者发表的论文14172篇,数据有效率为91.62%。通过学科类聚法整合处理,最终生成了机构文献分布计量结果。(图2)2000—2012年CSSCI期刊机构发文量分布表征结果显示,在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期刊文献产出主要源自省内高校及独立科研机构且期刊载文量与机构文献分布之间呈现出高、中、低三级阶梯状分布特征。其中,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文献数占总量的64%,属于机构文献高密分布区;兰州商学院、西北民族大学、甘肃政法学院等6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文献数占总量的25%,属于机构文献中密分布区;兰州交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天水师范学院等6所高校的文献数占总量的9%,属于机构文献低密分布区 。(一)文献高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5000至40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9067篇。其中,兰州大学4803篇,年均369篇;西北师范大学4264篇,年均328篇,占发文总量比率依次为33.89%和30.39%。在省内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因其学科结构完善,学术积累雄厚,科研实力突出而占据明显优势,呈现出传统学科厚积薄发,新兴学科开拓创新的发展现状。 (二)文献中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900至3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3475篇。包括3所高校及3所科研机构,依次为:兰州商学院830篇,西北民族大学691篇,甘肃政法学院648篇,敦煌研究院524篇,甘肃省社科院482篇,甘肃省委党校300篇。位居该区块的几所省内高校和科研机构,既有其各具特色的传统学科优势,也有学术文献资源积累丰富,机构岗位编制空间较大,学术环境良好等特点。随着这些机构近年来一系列人文社会学科的创建和与之配套的学术平台的构建及相应学科人才的引进培养,必将在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拓展出更大的学术发展空间。 (三)文献低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300至1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1332篇。其中,兰州交通大学279篇,兰州理工大学275篇,天水师范学院260篇,河西学院228篇,兰州城市学院186篇,陇东学院104篇。在这6所高校中,兰州交通大学和兰州理工大学素以理工类学科为主体,近年来,在文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人文学科建设中坚持“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和谐发展”的办学理念,积极引进众多省内外高学历人才,文献产出上升势头强劲。在我省“专升本”的6所高校中,天水师范学院位居前列,该校借鉴和吸收省内外高校的成功经验,制定和完善科研绩效考核办法和学术成果奖励措施⑧,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 三、机构文献年度分布特征分析 甘肃省19所高校及科研机构在CSSCI期刊的年度分布态势,通过(表1)所列8年来各机构CSSCI期刊载文年度分布表可知:机构文献年度总量变化呈现出逐年同比增长的发展态势。2005—2006年,年均发文1080篇;2007—2012年,年均发文1272篇。2005—2012年,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总量9793篇,年均同比增长率为5.45%。值得关注的是,随着2006年年底省内各高校及科研机构制定和实施岗位绩效考核制度和科研成果超额奖励办法以及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社科规划项目资金投入的逐步增长,高校自筹配套支持经费等措施的落实,充分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学术论文产出总量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势头,有力地促进了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 四、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文献作者分布特征分析 (一)一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2806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3.23篇。其中,兰州大学1601人,西北师范大学1205人,文献篇数分别为4803和4264,分别占作者总数的33%和25%,分别占文献总量的34%和30%。一线机构中,仅有教育部属兰州大学和省属西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作者密集度高,文献产出量占全省总量的64%,呈现出学科结构完善,学术平台较多,学者容量较大等特点,从而形成学术影响力广泛,传统学科竞争优势明显等特点。但是,随着作者密度增高,机构岗位编制满额,致使人才储备和吸纳空间缩小。加之具有较强科研实力的高水平人才不断外流,势必影响到相应学科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我省高校和科研机构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二)二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1707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2.65篇。机构及作者分布状况依次为:兰州商学院331人,西北民族大学327人,甘肃政法学院204人,敦煌研究院133人,天水师范学院128人,兰州交通大学123人,甘肃省委党校123人,甘肃省社科院119人,兰州理工大学118人,河西学院101人。该层级中包括7所高校和3所科研机构。虽然在作者规模和发文总量上与属于一线机构的两所高校存在较大差距,但是,随着这些高校近年来创办的人文、经济、管理、传媒等新兴学科的不断发展,教学科研平台更加完备,具有较大的人才吸纳空间。同时,随着省属科研机构学术功能不断强化,科研团队结构稳定等优势潜力的不断发掘,将为专业科研机构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拓出全新局面。 (三)三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336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1.75篇。机构及作者分布状况依次为:兰州城市学院96人,甘肃农业大学76人,陇东学院53人,甘肃省图书馆39人,甘肃民族师院34人,甘肃中医学院21人,兰州工业学院17人。属于三线机构的7所省内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包括近年才完成从专科升格为本科的4所高校,“专升本”为这些高校的学科建设和科研人才引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只要抓住机遇,在建立行之有效的学科发展规划体系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和学术成果激励政策,充分调动现有人才队伍的学术积极性;积极营造良好的人文社科学术环境,积极构建和拓展学科平台,吸纳和引进高水平人才,坚持多学科优势互补综合发展的办学原则,必将较快提升其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整体竞争实力。 五、发文总量排名前30位作者分布特征分析 2000—2012年间,甘肃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在CSSCI期刊以第一作者发文总量排名前30位的高频作者共计发文698篇,分别占作者总数和发文总量的0.62%和4.9%。高频发文作者所属机构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两所高校中,其中,西北师范大学18人,兰州大学12人,这些作者大多是我省高校及科研机构中的学科带头人,他们不仅是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而且是我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思想的开拓者和学术精神的引领者。其中,高新才、包国宪、王鉴、赵逵夫、王沛、郑炳林、杨恕、王嘉毅、田澍、万明钢、田中禾、李国璋、聂华林等著名学者分别在经济理论与区域经济、公共政策与战略管理、先秦文学与古典文献学、敦煌学、教育理论、课程与教学论、公共危机与信息管理、明清历史、区域经济、中国古代史、文化人类学、民族教育等人文社科领域,以其丰硕的学术成果奠定了他们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在促进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事业繁荣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学科带头作用。 六、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期刊文献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对2000—2012年间甘肃省19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第一作者的CSSCI期刊的计量统计,总计发表14172篇学术论文,分布在467种CSSCI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上。载文频次最高的11种期刊均属甘肃本地版期刊,发文总量6902篇,占49%。其中,《甘肃社会科学》1309篇,占15.7%⑨;《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176篇,占14.1%;《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946篇,占11.3%;《开发研究》744篇,占8.9%;《敦煌研究》688篇,占8.2%;《科学经济社会》428篇,占5.1%;《敦煌学辑刊》416篇,占5.0%;《电化教育研究》403篇,占4.8%;《甘肃政法学院学报》394篇,占4.7%;《图书与情报》200篇,占2.4%;《西北民族研究》198篇,占2.4%。高频载文期刊特征表明,甘肃本地版学术期刊不仅是我省人文社科界专家学者发表学术论文的主要平面媒体,更是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原创性学术成果和前沿性学术思想的重要传播平台。 七、基金论文分布特征分析 基金论文是获得各类科研项目经费资助而产出的学术研究成果,基金论文产出总量直接反映着一个机构科研综合竞争整体水平。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获取各类基金资助是推动学科建设和支撑学术研究事业持续发展的主要经费来源。通过对CSSCI期刊发表的基金论文的计量分析,可以追溯推算出2000—2012年间,甘肃省高校及科研机构获取社科研究经68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费的主要来源包括国家基金、部委项目、省市项目和国外基金。通过对各类基金论文分布情况进行统计,2000—2012年间,甘肃省上述高校及科研机构在CSSCI期刊发表各类基金论文2727篇,占机构发文总量14172篇的19.24%。主要基金来源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50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57篇,国家教育规划项目191篇,位居各类基金论文前3位。从基金论文的机构分布来看,兰州大学984篇,西北师范大学962篇,名列前茅,与上述各项计量指标相一致,依旧保持着明显优势。 八、结语 机构文献和作者分布计量分析结果说明,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主流作者群分布严重失衡,主要作者集中分布在省内的两所高校中,由于人才密集度过高和岗位编制有限,必然导致内部竞争十分激烈。但是,在位居二线、三线机构的十多所省属高校中,人文社科类人才缺口较大,文献产出量较低,学科竞争力不强。因此,人才分布失衡的现状也是造成省内高水平社科人才不断外流的主要因素之一,其结果必然会削弱相关学科的竞争优势。从文献年度分布特征同样可以看出,近5年的文献产出总量虽然处于高位,但一直徘徊在1300篇以下,年均增长率趋缓甚至降低。从我省人文社科学术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角度考量,完善省内社科人才调配机制,建立行之有效的省内人才资源共享流动体制,真正留住和用好人才,不仅是高校和科研机构必须直面的难题,也是值得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 作者:张伯阳张科王钢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省社科联学会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探析 一、研究自身文化的价值取向问题 研究者研究自身文化时,同样受到研究者长期习惯的价值和文化的影响。但不同于研究异文化,研究自身文化时不存在沟通和理解上的障碍。其实,自身文化的理解和诠释就是自身文化的直接表达。自身文化的表达本身就是一种诠释,此时不存在“为什么”的问题,因为这里表述本身就是终极答案。但其仍然受到自身价值的影响并且难以避免,对此我们只能以无限接近“零价值取向”的态度,做到“相对价值中立”,进而用“假想”的办法来加以把握和操作。关于自我的理解在著名社会学家库利的“镜中我”思想中找到理论依据。在库利的自我意识形成的三阶段里,“将设想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行为方式;设想和理解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以及根据自己对他人的评价的想象来评价自己的行为,并据此做出下一步反应。”研究自身文化时为自身价值所受影响降到最低,做到相对价值中立,可以把研究者自己“假想”成异文化的人,用外面的眼光和视角,进行比较、观察和分析自身文化。这样,既能够摆脱自身文化的影响圈套而扩大研究者视野,又能够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分析,有助于研究的全面和客观。 二、讨论与结语 第一,在研究中为什么同一现象不同学者得到不同的结论,这是否归因于社科研究中研究者能否做到价值中立的问题;社科研究中价值取向的影响难以避免,但影响过多是不可取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能否价值中立的问题上,众多的自然科学及社会实证主义者、诠释主义者都主张价值中立。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可以完全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同属科学不应由研究者主观判断和价值倾向左右。甚至诠释主义者虽然承认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同自然科学研究有差别,但价值取向上仍主张中立。对此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的结论是很好的实例。用弗里曼的话来说,“由于其带着很深的文化决定论的信念和个人的价值取向去研究,因而其得到的结论也是不可信的”。 另外,批判主义者则认为在研究中不主张价值中立。最近国内不少学者不主张社会科学的研究持价值中立的原则。如社会学家郭星华在《也谈价值中立》中说:“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虽然在自然科学里,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也不是截然分离的,但在社会科学里,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互动更为密切。在考察社会发展、变化规律时,在观察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众多的社会科学家由于各自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他们的思想和所建构的理论无一不打上历史时代和价值观念的烙印,要想排斥价值做到‘价值中立’无异于天方夜谭。” 总之,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这是不争的事实。研究者价值取向对研究的影响是之所以同一现象不同的学者得出不同结论的原因。 第二,在研究异文化时对研究者价值的影响应如何把握和操控。由于社科研究难免受研究者价值影响,当研究异文化时,只能以追求相对价值中立为目标,运用理解和诠释的方法予以解读、分析异文化。 第三,在研究自身文化时研究者价值的影响持何态度,理解和诠释如何加以运用。与研究异文化不同,研究自身文化不需要过多的沟通和语言媒介,其不仅受研究者价值取向的影响,甚至更多。故而,依然以相对价值中立为追求目标,运用照镜子式的理解法,即库利的“镜中我”作为基本方法来研究。 综上所述,首先,在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正因如此,产生了对同一个现象不同学者得出不同结论的现象。其次,无论异文化的研究还是自身文化的研究,研究者价值影响上,以“相对价值中立”的态度,运用理解和诠释的方法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因此,基于人类现有条件下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这一事实,选择尽可能地把研究者个人价值取向的影响降到最低,进而依靠理解和诠释法,追求相对客观、相对公正的研究结论。 作者:多杰热旦单位:西藏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式论探新 一、方法论创新:学科交叉与学科融合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社会科学研究面临以下几个挑战[3]:(1)研究目标是探索未知领域;(2)研究对象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环境或者是人类社会,而是由人类、社会与自然构成的复合系统;(3)研究组织越来越复杂,随着大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研究组织已由单一科研机构或科学家组成科学研究群体;(4)研究问题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例如,重大工程管理问题中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常因所研究的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数学模型或无法求解。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问题面前的“窘迫性”。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单纯利用某一门学科知识不能很好地、甚至不能够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科学问题。 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两个有紧密关联而侧重点又有一定区别的概念。交叉,主要指汇集,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集成”思想;融合,更强调相互渗透、合为一体,更多的是在化学层次、生命层次、质变层次上的结合,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综合”思想。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背后隐藏的是普遍性的哲学规律,即世界万物都是相互融合与相互作用的。在科学目标、科学价值以及科学组织管理层次高度统一的“大科学”时代,学科交叉与融合实现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层次以及基础和应用层次的相互融合,打破了传统学科的划分,使社会科学研究者获得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从而在方法论上实现创新。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对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既包括宏观问题,也包括微观问题;既包含结构性问题,也包含非结构性问题;既包含可定量的问题,也包含难以定量的定性问题;即使一个领域的同一类问题,也有研究目的不同、研究视角不同、研究者学术偏好不同的差异性,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能只依一个理念、从一种角度、用一种方法、使一种工具就能解决问题,特别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面对的社会现象与问题较为复杂,这就更需要在研究过程中,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科学理论与实际经验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人与计算机相结合,并使这些结合相互渗透、合为一体,即形成“融合”,融合不仅能涌现出新的前所未有的研究能力,还能涌现出前所未有新的学科分支与学科领域。随着社会科学研究中大量复杂性、跨领域性和综合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在进行前瞻性探索时往往需要借鉴于其他相关科学领域。这种借鉴,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科学领域内,通常还会涉及自然科学、科学技术,这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典型特征。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大力推动学科融合与交叉,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单纯的研究技巧,而是因为只有通过学科交叉与融合才能产生新的认识与分析复杂社会现象的能力,增强对社会问题研究的精细化与准确度,进而提高对社会问题复杂性的预见性和驾驭力,因此,学科交叉与融合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取得创新性成果的一条重要途径,许多成功案例表明“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边缘发现科学问题,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过程中解决科学问题”已成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研究运用学科交叉与融合,充分体现了系统科学思想中集成与综合,在集成之上综合,在综合之上集成,即运用综合集成思想。系统科学中的综合集成思想是我国以钱学森为首的系统科学家历经几十年探索提出的认识、研究和处理复杂系统问题、体现东方哲学智慧与文化特征的方法论。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开展学科交叉与融合需要充分运用综合集成思想,以“定性定量、科学实验、虚实结合、综合集成”为指导原则。当前,实现交叉与学科融合主要有两种途径:(1)以解决某一特定问题为契机而将多种学科聚集在一起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模式;(2)通过开设多课程知识点的综合课程来实现学科交叉与融合的高校交叉学科教育模式。 二、实践体会: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原则 自上世纪末,学者们在研究工作中就不断发现和体会到所研究的社会科学问题日趋复杂,如大范围环境治理问题、重大工程管理问题等都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常因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问题的数学模型,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社会问题研究面前的“窘迫性”。近年来,国内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以复杂系统为基本理论,综合博弈论、运筹学和统计分析等数学方法、人工社会、元胞自动机、多主体系统、心理学、行为科学、文化基因等多学科交叉的计算实验方法开展对复杂社会系统多要素行为、宏微观层次之间相互影响以及系统整体状态演化规律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经济系统演化、公共管理、环境综合治理、重大工程管理等,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回顾和总结多年来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探索,本文形成了以下几点建议。 (1)从现代“大科学”时代的高度来认识基于学科融合与交叉的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重要性,要认识到学科交叉与融合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总体上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推进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学科领域看,它既涉及对社会系统与社会科学问题的科学认识,又关系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当代大科学时代的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动力学机制,还关系到现代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模式及知识结构设计等;从政策角度看,它涉及发展和繁荣社会科学的战略思考和安排,又关系到相应的政策设计与落实,还关系到能充分体现这些战略与政策的具体规划与执行,更要创造有利于学科交叉与融合和有利于多学科人才协同工作的文化氛围。 (2)要深刻认识到,在综合集成思想指导下,大力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创新,并形成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新的方法论体系,它不仅包含着对社会科学研究问题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还要求研究人员在方法论创新的基础上形成具体的研究方法、手段、技术、工具的“落地”,实现方法论到方法的转换,以及新的方法在解释现象、揭示规律和指导实践等社会科学研究实际应用中的成功应用,很难讲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是成功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其实质是关于科学哲学的多层次、整体性的反思和变革,而不能仅仅认为是一些研究方法的改进和新技巧的采用。 (3)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当代社会科学问题的系统复杂性。正是这种系统复杂性,使得社会科学问题既有结构性又有半结构或无结构性、既有同构又有异构、既有同步又有异步、既有静态又有动态、既有稳势又有演化、既有物理又有事理还有人理,因此,必须要区分不同场合、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主体,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才能更准确、更透彻、更精细地揭示社会科学问题的本质、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 (4)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不是个别问题的研究“技巧”,而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大趋势,因此,需要有宏观上推动这一大趋势的战略思考与战略安排,以逐步形成促进、鼓励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大气候、大环境、大制度和大文化。 (5)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关键是人才。这样的人才除了要有“大科学”理念外,还要有较广阔的知识面并掌握跨学科研究问题的技术与方法,如果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在整个受教育阶段仅仅接受传统的“文科”知识教育与训练,对文科之外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特别是对现代系统科学、信息科学基本不知或知之甚少,那他必然很难在一个复杂社会科学问题面前能够产生跨学科研究的联想,更无力运用多学科手段来分析、解决问题。应该说,目前现状不容乐观,现在大学的社科人才培养还较严重地表现出学科割裂现象,相比而言,现在的理工科专业倒比较重视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相反,人文社科专业很少开设理工知识课程,如果这样的情况不加改变,大量年青的人文社科新生力量在学科交叉与融合问题上必然“先天不足”,一谈学科交叉与融合就容易“心虚”与“乏力”,这一状况应引起有关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6)应当建立若干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并不意味着任何单位、任何团队、任何个人在研究工作中都必须运用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这要看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需要,但从整体上讲,在我国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选择若干有基础、有能力、有经验的单位和部门,建立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主要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让他们专注地、持续地开展相关研究是必要的,这些基地既能够成为我国跨学科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基地,又能够起到重要的推广和示范作用。 (7)大力营造有利于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文化氛围。跨学科研究是一件创新性极强的工作,首先,跨学科研究的问题一般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本身就具有研究的难度。另外,跨学科又涉及多方面的系统整合,又有一系列新的复杂问题要解决。因此,从事跨学科研究必然有较大的风险,取得创新性成果的时间一般也较长,因此,如果研究价值观不科学、不辩证,在衡量科学成果的指标时唯论文数量、或过于短视或急功近利,都容易使人浮躁、逼人追求“捷径”,而使人不愿意作艰苦的跨学科的创新性研究,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出现,需要我们对研究人员的业绩考核、对研究成果的认定以及对研究中出现的失败都要有更科学、辩证、宽容的态度,真正让跨学科创新文化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得以体现并蔚然成风。 三、结语 当前,我国的社会科学事业有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但同时还要看到,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包括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手段研究社会科学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在以多学科为基础构建当今大科学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方面,在相应的人才数量和能力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应该在中央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指引下,“下定决心,急起直追”,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开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丁翔盛昭瀚单位: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计算实验中心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教师教育论文 一、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课程改革具体做法 1.整合音乐史学与音乐名作欣赏类课程 形成《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外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等课程,在了解中国、国外音乐各个历史时期的音乐特征、成就的同时,对于中外音乐作品的美学特征、音乐表现手段进行分析理解,为更好理解音乐、表现音乐奠定基础。以往欣赏类教学不是仅停留在“讲作者、听作品”的孤立的“点”式教学层次,就是欣赏教学和音乐史教学采用同样的体例——从古到今,让学生感觉学了两遍音乐史,无法调动学习积极性。而音乐史教学由于教学内容多、课时紧张等原因,基本上停留在“重讲理论,轻与实际作品相联系”的窘境。这两种课程的整合充分体现了当今社会对于综合性人才的需求标准,有利于将理论与实际作品相联系,但随之也产生了相应的问题,如以往欣赏类课程与音乐史类课程均设置一学年的课时,而现在整合后形成了两门课程共用一学年课时的问题。再进一步分析后,我们可以从《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和《外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两门课程中找到了重新组合的解决方案。即将原《音乐名作欣赏》课程中的中国部分强化,归入《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将原《音乐名作欣赏》课程中的外国部分强化,归入《外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这样基本解决了《音乐名作欣赏》与《中外音乐史》两课程整合的弊端,突出了感性认识与理性思考的协调统一。 2.整合音乐基本理论与听力训练的《乐理与视唱练耳》。 这种课程设置的方式在之前已有实践,很多教师在传统视唱练耳课程授课过程中其实也在不断强调两课程间的关系,是两者紧密结合。 3.将和声、曲式、复调、配器等四门作曲技术理论课程合而为一 成为《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目的旨在完成对于音乐作品创作完善过程中所需要的基本技巧的学习,而非培养一个作曲家。 4.新开设《外国民族音乐》等新型前沿课程 一方面获得对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音乐主要体裁、形式、乐器、乐曲和音乐形态等方面的基础知识,提高学生对于音乐的分析、鉴赏能力,培养探索精神、创新意识。另一方面,扩大学生的音乐视野,明确人类音乐的多样性,人类音乐文化、音乐行为的普遍性。懂得理解和尊重多元音乐文化,明确中国音乐在世界音乐中的特点和位置。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注重将此课程与音乐理论其他课程的联系与对比,突显出音乐世界的丰富与广博,大大提升了学生对于音乐观念的认识层次。 5.根据《教育部教师教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要求 将中国、外国乐器演奏成为有选择的必修课程,即中外乐器必须各选择一件进行学习,目标是了解相应乐器的基本知识,赏析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掌握乐器演奏的基本方法、基本技巧。 6.将原有的《音乐教学法》拓展为《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 新课程属于音乐学科教育学的范畴,具有音乐教育基本理论与音乐教学实践相结合的课程特点,可以更加系统、完善地引导本科教育专业学生适应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大方向与新要求。 二、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课程改革的积极意义 1.密切了学科关联的系统综合性。 以《多声部音乐分析与习作》课程为例,将以往《和声》《曲式》《复调》《配器》等作曲技术理论整合,去除过于专业培养作曲家的艰深部分,充实与实际作品相联系、实践能力相适应的使用技巧。本课程在非试点院校没有开设,传统院校仍采用专业化而非实用化的四门课程、分别授课。 2.强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协调统一性。 以《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课程为例,将旧有的《音乐教育学》《音乐教学法》整合拓展为《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更加系统、完善地引导学生适应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大方向与新要求。本课程在非试点院校没有开设,传统院校仍采用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的教学方式。 3.体现了与国际接轨的前沿性。 以《外国民族音乐》课程为例,可以获得对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音乐主要体裁、形式、乐器、乐曲和音乐形态等方面的基础知识,提高学生对于音乐的分析、鉴赏能力,培养探索精神、创新意识。此类课程除以往在各大音乐学院、艺术学院及福建师范大学等院校全面系统开设形成了示范效应外,教育部试点院校也随之全面系统开设,除此之外的传统音乐学科学校开设尚不普遍且不够系统。 4.强调了实际工作能力的教学适应性。 以《中外乐器演奏》课程为例,了解掌握相应乐器的基本知识,赏析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掌握乐器演奏的基本方法、基本技巧。适应当今中小学课外趣味活动建立军乐队、民乐队的实际能力需求。本课程在非试点院校一般只以选修课的形式开设,且只针对某一类乐器。不具备普遍教育意义。 5.拓展了从欣赏到鉴赏的广泛性与专业性。 针对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各试点院校适时开设了《声乐名作与演唱赏析》《器乐名作与演奏赏析》两门课程,将以往《音乐名作欣赏》课程统一授课的方式打破,更具针对性与专业性,同时突出了对于学生演唱、演奏方式、状态的提升作用。这样的课程在以往有音乐学院系统有类似课程开设,如《歌剧艺术赏析》《弦乐艺术赏析》,但相较于前述的《声乐名作与演唱赏析》《器乐名作与演奏赏析》范围相对偏小,不够全面。 6.明确了专业通识体系的渗透性与交叉性。 音乐学院针对与音乐相关的姊妹艺术的渗透性与交叉性开设了以下课程——《中外美术简史与名作鉴赏》《影视艺术简史与名作鉴赏》《舞蹈名作鉴赏》。这些课程目前在省内其他同类院校中都是没有开设的,这一点与国家对于人才培养的综合素质能力要求十分不协调。 三、结语 综上所述,教育部正在完善的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对于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良性发展是具有重要的积极促进作用的,突出体现了素质教育对于艺术综合能力培养的目标。同时应该将试点院校的经验进一步推广,引导其他未改革院校顺应教育发展改革的潮流,促进素质教育的进一步完善。 作者:延劭楠 单位:兰州城市学院音乐学院 音乐学论文:高校音乐学专业钢琴教学论文 一、教学目标要更明确 (一)注重对学生学习观、人生观的培养 每位教师在钢琴教学的初期就应该注重对学生学习观、人生观的培养。教师应该有计划的、有方向的对学生的思想进行引导,使学生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学习上都能明确自己究竟怎样做才是正确的,帮助学生树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以及学无止境、知难而进的学习态度,从而逐渐地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学习观、人生观。 (二)注重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 培养高校音乐学钢琴专业学生的审美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仅可以让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得以提高,还可以使学生们对钢琴艺术更加热爱,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使学生的心灵得到净化。因此,一方面,高校钢琴专业的教师在授课时可以适当的插入历史知识、文化知识、舞蹈知识等,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让学生明白钢琴艺术与其他学科是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而不是单独存在的。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课余时间阅读文学名著、参观艺术展览,鼓励学生多亲近自然,寻找灵感,使学生在知识、艺术与自然的熏陶下渐渐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 (三)注重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 兴趣可以使学生在钢琴学习过程中表现的更加积极、主动和认真,教师应该加强对学生兴趣的培养。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言传身教必不可少。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全面展示作品的内容,积极表达对钢琴音乐的热爱,以此来感染学生,让他们对钢琴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第二,聆听优秀的钢琴音乐很重要。为了提高学生对钢琴艺术的兴趣,教师应组织、鼓励学生多听一些优秀的钢琴音乐,多参加音乐会,多了解音乐家的人生经历。以此使提高学生对钢琴艺术的兴趣。第三,学以致用是关键。教师要合理引导学生们应用课堂所学知识来分析理解钢琴音乐作品,培养学生对音乐作品的感受力和想象力,让学生在实际应用中体会到钢琴音乐的魅力。 (四)注重对学生音乐才能的培养 学生的各项能力是建立在高超的钢琴才能的基础上的。教师在钢琴教学中要注重对学生以下几方面的培养:首先是培养学生的节奏感。节奏是组成音乐的主要部分之一,教师在教学时要引导学生细心体会节拍的律动,指导学生正确认真地弹奏乐曲。其次是培养学生的音乐感。教师在钢琴教学的过程中要充分展示作品的内容,带领学生感受作品的意境,引导学生运用想象力想象作品描述的内容,体会作品的内涵。最后是培养学生的记忆力。教师应鼓励学生注重乐曲弹奏的连贯性,鼓励他们多做练习,多弹奏、背诵一些名作,增强学生的记忆力。 二、教学内容要更完善 完善高校音乐学专业钢琴教学的教学内容是高校钢琴教学改革的重点。 (一)教学内容丰富多样 为了让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高校的钢琴教学不能只注重教授知识,传授技术,这是十分片面,十分单一的。高校应结合社会要求以及学生特点完善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巴洛克时期的优秀钢琴作品内容丰富,结构系统,对提高学生对钢琴作品的理解十分有帮助,高校可以多引进这一时期的作品;高校可以建立一个数据库,收藏大量与钢琴艺术有关的资料供学生们下载使用;高校还可以使用钢琴教学法,让学生了解钢琴教学,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二)钢琴技巧与理论相结合 首先要引导学生认真学习各种有关钢琴的知识及技巧,为学生将来的钢琴演奏技能打下夯实的基础;其次要泛弹精弹相结合,提高学生的视奏能力和实践能力。这样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让学生在理论中学会知识,在实践中理解知识。 三、教学模式要创新 高校音乐学专业钢琴教学教学模式的创新是高校钢琴教学改革的关键。 (一)钢琴教学的针对性要增强 了解学生个体的差异,针对不同的学生个体确定不同的教学内容是增强钢琴音乐教学针对性的关键。教师应在日常教学中细心观察和了解学生所存在的问题,对读谱有困难的学生应帮助其学习谱号、音符等,使其学会正确读谱;对触键有困难的学生应帮助其学习触键准则,学会触键方法;对不会指法的学生要指导其进行正确的指法练习,帮助其进步。 (二)钢琴教学的灵活性要增强 高校可以通过不定期开设讲座等方式向学生介绍钢琴音乐的最新动态;通过组织学生参加高水准音乐会的方式让学生们领略钢琴艺术的魅力;通过组织学生开展学生音乐会的方式让学生得以展示自己的才华,增强他们的信心,使他们更加热爱钢琴艺术。 (三)钢琴教学的互动性要增强 教师应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合作意识,引导他们参与到钢琴教学中来。一是高校钢琴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尽力营造和谐民主的课堂气氛,告别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模式,让每个学生都能在师生共同探讨中学到知识,实现师生之间的互动;二是教师可以将学生分成不同的学习小组,让学生在小组中合作学习,互相帮助,共同探讨,实现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 四、结语 改革创新对高校音乐学专业钢琴教学教学质量的提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改革过程中明确教学目标可以使学生的审美能力、音乐技能和学习钢琴的兴趣都得到提升;完善教学内容可以使学生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创新教学模式可以提高钢琴教学的效率,增强师生间的互动。 作者:郑雅丽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 音乐学论文:高职音乐学前教育论文 一、高职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程现状 1.生源现状与课程开设目的。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生源为普招中文理兼收学生,与高等师范类院校音乐学院或音乐系招收的专业考生相比,没有相关的艺术经历,专业基础薄弱,但学习热情高、职业理想高尚,对今后所要从事的工作有坚定的信念。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相关音乐课程的开设目的也与音乐学院有所区别,是为了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感知能力、一定的欣赏和简单的创编能力,对这门特有的听觉艺术有一定的了解,且为胜任今后的工作打下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 2.课程设置现状。师范类院校在音乐课程的开设中具有课程细分化、学科专业化、培养形式多样化等特点。高职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程的培养目标虽然与师范类音乐学院或音乐系不同,但在课程设置中有诸多相同,例如钢琴、器乐作品鉴定、即兴伴奏等课程,学科专业性很强,虽然是根据幼儿园音乐教育所需的音乐能力(如音乐技能、音乐基础知识等)进行设置,但对于毕业后教学来说,实用性体现不够,不能充分体现学前教育专业音乐教育的特色。课程的设置忽视了音乐课程内容的相通性、实用性,只注重音乐知识本身的系统性、专业性。 3.课程内容现状。首先,在声乐课中,过多注重发声位置、气息控制和咬字吐字等专业性很强的问题,虽然最终目标是让声音通过腔体共鸣更加美妙丰富,但要结合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工作的实际情况,幼儿演唱需要用最自然的声音表达心中的感受和美,如何引导幼儿用心聆听、感受和实践音乐以及幼儿嗓音运用和保护等问题更加重要。目前,对幼儿唱歌中教学问题的解决和嗓音保护方面的知识,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其次,是器乐课程,钢琴和即兴伴奏对于学前教育专业的重要性已经被逐渐认识,但对即兴伴奏能力的调查结果是很不乐观的。钢琴学习是循序渐进的,从最基本的节奏、弹奏技巧到练习速度来安排课程,从学生的实际情况来看是科学的,但与社会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基本要求不相符。即兴伴奏要求手、眼、嘴的密切配合,而弹唱脱节一直是学生到幼儿园进行音乐教学存在的问题。 二、高职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程存在的问题 1.课程设置不合理。高职学前教育的音乐课程设置中,参照音乐院校中技能技巧的课程设置,强调对学生理论、技能、实践的严格培训。而学生所学的知识没有为毕业后音乐教学工作做好充足准备,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严重脱节。此外,音乐学科之间相通的知识不能根据专业特点编排,忽视学前教育专业特色,课程设置过于专业化、细分化。学前教育专业开设的课程有乐理与视唱、声乐、钢琴、舞蹈、集体电子琴演奏等课程,这些课程专业特点体现不够明显,同一知识点在不同的音乐课程中重复讲解,造成了教学资源的浪费。 2.课程内容过于专业化,授课内容简单化。现行的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程内容,多以本课程重点知识讲授为中心,围绕重点知识进行教学内容设计、讲授。乐理与视唱、钢琴、声乐、舞蹈、即兴伴奏、音乐欣赏等课程分科开设,就重点知识系统性讲解来说效果显著,但就学生自身的专业基础程度来看,学生的学习难度偏大,效率不高,这对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持续保持且日益增温形成很大的挑战。同时在授课过程中,也存在着音乐院校课程内容简单化的现象:在课程目标上降低教学要求,在教学内容上减少重点难点,学前教育专业的职业技能特点不明显。教师在授课中注重单一的技能技巧,忽视音乐素质和音乐教学能力的培养。 三、高职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程的设置构想 音乐课程的设置应在高职学前学生的自身特点和原有理论的基础之上,树立正确且符合现有状况的教育观:如依据学生音乐能力的个体差异,以及课时少、学生多、教学任务繁重的特点,对相关的音乐课程进行合理整合。 1.课程整合。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强调综合性、实践性,并且要与新的学前教育课程设置和课程改革同步发展。首先,必修课程要突出综合性。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按照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并结合教育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要求,对分配过细的必修音乐课程教学进行系统、科学的整合,时刻与学前教育专业教学要求相一致。第一,声乐课程。声乐课程包含发声技巧与理论基础、歌曲演唱技巧、童声合唱训练等内容,在课程共性分析的基础上,尝试进行相关的资源整合,课程可分为两个重点:一是根据幼儿成长过程中对语言、生活、节奏、兴趣以及不同年龄阶段的具体需求,建立优秀幼儿音乐歌曲库,让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增加对音乐风格的了解和不同歌曲题材的大量积累,以适应今后幼儿教育中各个教学环节中对音乐的不同要求。二是声乐教学法。示范演唱和歌曲的情景表演相结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指导幼儿有目标地参与活动并演唱,在幼儿园唱歌教学中还应注意幼儿的发声方法、嗓音保护等。第二,器乐课程。器乐课程包括钢琴、即兴伴奏、幼儿歌曲编配与弹唱、乐理与视唱、幼儿打击乐等内容,也可以进行相关整合。自弹自唱在学前教育的音乐课程中应用最多。需要具备以下能力:根据学生不同嗓音条件,进行移调伴奏的能力;视奏能力,即快速地读谱并演唱儿歌;为歌曲配置伴奏的能力;自弹自唱的能力。这些能力决定着自弹自唱的效果和水平。当然弹奏钢琴正确的坐姿、手型、放松与手指的独立性以及乐曲演奏的基本技术要领等是自弹自唱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准备。第三,关于乐理中的内容,可以在弹唱课或者鉴赏课中进行实践教学,专业性很强的内容可以删去。其次,选修课程应该突出实用性。为了适应市场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要求,根据学生的不同优势、才能,为学生提供具有实用性的选修课,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在必修的基础上,设置电子琴、手风琴、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幼儿园音乐活动设计、0~3岁早教课程等选修课程。其中部分课程针对有专业基础的同学和对本门课程兴趣相对浓厚的学生,使他们在原有基础之上,继续向更高的层次学习。 2.教材建设。教材建设要突出学前教育专业特色,充分考虑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现实情况,并贴近幼儿教育的职业特点。首先是声乐教材,应该选择不同国家、民族、地区、风格的艺术歌曲,时代感强、现代气息浓厚的歌曲,能增强学生学习的热情,展开联想、想象,拥有歌唱欲。增加中外经典歌曲和中外优秀幼儿歌曲,让学生为以后工作积累音乐元素。加入幼儿声乐教学法,了解幼儿的嗓音特点及正确的幼儿发声方法,为以后幼儿园的音乐教学活动顺利开展提供保障。其次是器乐教材,应该分为乐曲弹奏和歌曲编配两部分。乐曲弹奏涉及坐姿、基本手型、音阶训练、琶音以及不同节奏、不同风格的乐曲和相关的乐理知识。歌曲编配涉及简谱、指法设计、伴奏编配以及弹唱的内容,加入幼儿打击乐训练与奥尔夫音乐的节奏训练等。 通过对课程整合和课程结构的调整之后,设置能体现学前教育专业特点的课程,使所学专业与音乐素养和专业技能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更加突出充满艺术人文性的教育。 作者:张蕾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音乐学论文:民族音乐学发展历程探讨论文 【内容提要】:民族音乐的重要性;民族音乐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形成与发展;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世界民族音乐之林中的一棵古老而长青的参天大树,是我们华夏子孙的骄傲。它以丰富璀璨的繁花硕果,深广久远的历史传统,独特而多样的色彩风貌,巍然挺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的民族音乐是当今世界上溯源最久远而又长流不绝的东方古老音乐,它渗透在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民族音乐学是音乐下属的一门音乐理论学科,在未使用这一名称之前,它曾被广泛地称为“比较音乐学”,至本世纪50年代初,作为学科名称的“比较音乐学”开始被“民族音乐学”替代。“民族音乐学”是一个复合词语,它是由“民族学”和“音乐学”两个概念复合而成。 1、民族音乐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形成与发展 民族音乐学在本世纪50年代前称“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作为一门年轻的音乐理论学科,大约萌芽于18世纪中叶,它的产生与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关。从字面来理解,它似乎是一种将“比较研究的方法”作为学科研究基本手段的音乐理论。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国家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们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洲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感受到异国的新奇的音乐文化,并极力想把这些音乐传统的,不为欧洲人鲜见的音乐文化模式公诸于众。18世纪末叶,他们之中的部分学者对所到地区的音乐开始进行音乐性质的考察和资料搜集。调查者本身带有“西方音乐中心论”的文化偏见,因此,调查的内容很肤浅,但是也有一部分著作例外。如:比利时作曲家,音乐学费蒂斯,在他的著作《音乐通史》中,就较公证的和客观的论及了中国、日本和印度等非欧洲国家及其有关民族的传统音乐。 19世纪,英国和法国大肆对东方进行军事侵略和殖民扩张,英法两国对东方音乐的研究也随之发展起来。其中较为重要的著作有基泽维特发表的《阿拉伯音乐的起源说》等。由于没有音乐学家到他所研究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欧洲人对非欧洲民族音乐的描述和分析都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因此,这些研究还不能构成一个学科。19世纪中期,这一“低劣”“肤浅”的比较音乐学研究状况开始出现明显的转机,首先提到的是英国语言学家埃利斯,在他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论诸民族的音阶》,才是在真正理解、认识非欧洲音乐的道路上跨出了第一步,从而向当时开始滋长起来的欧洲音乐中心论发起了第一次冲击,它为后来比较音乐学的迅速发展,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比较音乐学”的提出是由奥地利音乐学家阿德勒在《音乐学季刊》提出了把“历史音乐学”和所谓“体系音乐学”加以区别的构想,并把非西方音乐文化的研究列入“体系音乐学”的范围。他认为这是一门“根据民族志和民俗志进行比较研究”的学科。当时,阿氏把这门学科称为“音乐学”,就是后来说的比较音乐学。从188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比较音乐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德国的音乐学家施通普夫于1902年在柏林大学建立了研究室,之后与在研究室工作学习的萨克斯等人形成了比较音乐学的柏林学派。 柏林学派的音乐学家们站在欧洲音乐文化的立场上进行音乐形态的比较,认为欧洲音乐文化的形态高于其他地区的音乐文化。导致学术研究的绝对性、武断性。但是,柏林学派也有它的优点,这一学派通过欧洲音乐和非欧洲音乐的相互比较,打破了音乐学历来只重视研究欧洲音乐的局限,从而强调了音乐学研究的全面性、完整性和科学性,它所起到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鲍亚士学派又称历史学派或批评学派,当时是既反对进化论又反对传播论的一个新的民族学学派。此学派主张文化相对论,认为世界上各种文化是一律平等的,没有优劣之分。人们不应当用自己的一套标准去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这一学派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独特的性质和各自的价值。这些思想对后来的民族音乐学的建立有很大的影响。美国学派和柏林学派相互融合,同时,音响和录音及其摄影技术的进步,对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民族音乐学界兴起了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分析模式的潮流。它源自结构主义语言学,而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学派有瑞士音乐学家索绪尔所创立。20世纪50年代末,法国人类学家借鉴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开创了结构人类学派。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高科技的兴起,信息技术的革命,西方世界进入了后工业阶段,西方文化也随之进入了后现代时期。这一时期在文化方面的特点是:消解中心,复苏边缘,反对同一,追求多元。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在东欧,巴托克的《匈牙利民歌》,柯达伊的《论匈牙利民间音乐》是东欧国家比较音乐学的代表著作,为这一音乐学科的发展筑造了一块块坚实的科学基石。在东亚,中国音乐学家、音乐活动家王光祈,最先系统的采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首开了东方比较音乐学之先河。日本音乐学中的比较音乐学亦开始苏醒,音乐学家田边尚雄作为日本比较音乐学的先驱者,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为日本比较音乐学的兴起准备了早期条件。本世纪五十年代后,虽然“民族音乐学”以被多数国家的音乐学学者们公认,从而取代了以往的“比较音乐学”名称,但是,“比较研究”作为一种不可取代的音乐学研究方法,保留在民族音乐学的总体研究方法系列之中,并在比较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目的方法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开放和多样。80年代后半期,民族音乐学家们开始批评西方思想体系和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反对音乐文化的全球同一化,强调各种音乐自身的特点。从那时到现在,以下课题成为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热门话题:音乐的认同作用;他者的音乐文化;音乐传统的变化;音乐工业与大众媒体;城市民族音乐学和流行音乐;不同音乐的商业销售额,不同题材音乐作品在不同阶层中流通的比较和如何通过音乐建立人际关系等不同的问题;民族音乐学在音乐教育中的运用。 2、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最早把民族音乐学介绍到中国来的是王光祈先生,他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中把中国、希腊、波斯阿拉伯分为“世界乐系”的三大类。王光祈先生不仅是第一位把比较音乐学介绍到我国的音乐学家,也是把这门学科从西方介绍到东方来的第一位学者。从王光祈先生把民族音乐学介绍来的第一天起,就是想用一种新的方法研究自己的传统音乐,使中国音乐能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1927年在上海出版了《东方民族之音乐》,之后中国的音乐学家们一直在“救亡图存”的基础上去做中国民间音乐的调查工作,而并不是在用看世界音乐的眼光去研究音乐,当然也取得了很伟大的成绩。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工作却为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全面地推广民族音乐学打下基础。1939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了“民歌研究会”,1940年改为“中国民歌研究会”,1941年改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间音乐研究,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这种做法和实践,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有很大的影响。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爆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从总体上看来,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时期继承了第一时期的做法,在大量搜集中立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20世纪60年代是民族音乐学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迅速发展的时期。进入80年代初,“民族音乐学”作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理论”、“民族音乐研究”、“民间音乐研究”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在中国音乐学领域逐渐确立了它自身的分支学科地位。至80年代末,中国民族音乐学无论是学科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建设,还是具体的调查采集及各种专题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80年在南京召开了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自论坛会之后,民族音乐学便在中国逐渐地确立了自身的地位。超级秘书网 中国音乐学家借鉴国外民族音乐学理论、方法及最新成果,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国外民族音乐学论著的编译和出版、就民族音乐学学科界定的争论和对学科建设的建议、民族音乐志的编辑和出版、音乐文化区划性质的研究、音乐文化历史性质的研究、跨文化的音乐比较研究、对外国音乐文化的研究、民族音乐学的教学、现代科学技术的采用等。随着民族音乐学的逐渐形成发展,它形成了它特有的研究方法。民族音乐学分为田野工作法和案头工作法两个阶段。田野工作又称为现场工作,指的是为了获得研究资料,亲自到某一特定音乐文化发生的环境中去做调查,案头工作则包括对搜集来的音乐资料进行记述、分类、分析、研究及结论或论文的撰写。田野工作之前的准备工作包括思想、资料、技术能力、器材等方面的准备及杰作调查提纲等方面的内容。案头工作可分为四个阶段:对调研对象进行描写和记述;在描写和记述的基础上分析、解释;在分析、解释的基础上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民族音乐学发展至今与社会科学领域非音乐理论学科之间有很多的联系。如: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地理学、语言学等。民族音乐学是发展时间很短的学科,从民族音乐学发展来看,民族音乐学是一个包容面很广的音乐学分支学科,它以后的发展面积将会更广,内容会更加博大精深。 音乐学论文:幼儿生理特点与音乐学习分析论文 【摘要】文章概述了音乐教育对幼儿的重要影响,阐述了我国目前音乐教育所存在的问题,重点分析和说明了幼儿的生理成长特点以及针对这些特点采取的相应教育方法。 苏霍姆林斯基说:“音乐乃是一种使人迷恋善良、美丽和人道主义最美妙、精细的手段……”。音乐是人类生活的反映,也是人们抒发情感的方式。用音乐愉悦生活,使人们获得高尚的情感。音乐有集中注意﹑激发思维﹑发展语言﹑丰富想像的作用,可以促进幼儿智慧发展;音乐有调节情绪的功能,能给幼儿美的享受,美的音乐能够使幼儿情绪高昂地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活动中去…… 音乐有其独特的特征,因此对幼儿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幼儿音乐教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意义深远的新型课题。“幼儿音乐教育”是对幼儿进行的音乐启蒙教育。它采用生动活泼的教学内容和形式,培养和发展幼儿对音乐的兴趣。音乐教育不仅能培养和提高幼儿的音乐能力和增强幼儿的审美能力,还能够使幼儿在音乐活动中通过感受﹑体验﹑表现“美”的内涵,从而使幼儿获得身心发展的“和谐之美”。幼儿只有学会认识音乐﹑驾驭音乐﹑学会寻找和体会音乐之“美”,才能进入音乐的天地并借助音乐获得积极的人生体验。从而促进幼儿全面、健康的成长。所以,幼儿音乐教育是幼儿能否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目前,我国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任教内容和任教方法这两个方面: 一、任教内容方面 在音乐教育中,教师一般都侧重于对幼儿技能的训练,忽视了对幼儿审美能力的培养。当然,教师对幼儿的技能培训在教学实践中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音乐教育中需要突出如何让幼儿在潜在的美感中体会到音乐的节奏、旋律、音色以及乐曲的整体结构。培养他们把美感辐射到音乐教育的各个环节之中去。使审美教育在循环反复中得以提高和发展。从而提高幼儿的心理审美素质。例如:演奏《泉水叮咚响》时,一般来讲教师主要注重孩子如何去唱好这首歌曲,而没有依靠让孩子体会曲目的音调、节奏来吸引他们对音乐的浓厚兴趣。而我则用一个水壶装上水放到教桌上,再用吸管吸上水,从很高的位置往水壶里滴水。同时让孩子们闭上眼睛仔细去聆听水壶里发出的”叮咚”声,引导他们去想像这个声音发出时歌曲里面的环境,声音之间的快感和音符,然后再叫他们去模仿这个声音,去幻想在这个幽静的环境之下音乐所辐射出的内涵和潜在的微妙感觉……这样会使教育内容更丰富、得体。 二、在教育方法方面 在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模仿性成分太多﹑教具的陈旧﹑教材内容呆板等问题上。 1.模仿性成分太多。包括音乐题材,表演的动作,游戏的主体内容等。很多教师都是复制原有的音乐游戏,而且在教导的方法上都是按照原来的基本要求去实施和开展。比如按照教材里的所有内容原本的予以辅导或者大量模仿别人的教材,这样取得的效果是不明显的。 2.教具的陈旧。教具就像教师手里的魔术棒。如果发挥的淋漓尽致则效果事半功倍,反之则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容易使孩子产生抵触情绪。因此,选择具有生动、新颖对孩子具有吸引力的教具将对音乐教育的的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3.教材内容呆板。幼儿对新鲜事物较感兴趣。如果教材内容呆板,孩子们会表现出的漠不关心的样子和淡然情绪。这种模式会削弱幼儿对音乐的探索性和创作性。因此,在教材的内容上下功夫也是幼儿音乐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针对现在音乐教育的状况,结合自己多年的幼儿音乐教育的一些探索、实践和经验,大胆思考、改变教育思维与模式,旨在通过音乐教育激发幼儿对音乐的兴趣,提高幼儿的审美能力和健全他们的启蒙思维。让“音乐”成为儿童生活的灵魂。那么,幼儿有什么样生理特点?我们又该如何针对幼儿的生理特点采取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呢?这是开展幼儿教育是否成功的优秀内容.根据幼儿的的生理特点和个性,以及对幼儿教育的见解,综合自己的实践经验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剖析如下: (一)以幼儿对新生事物具有“趣味性”的特点,采取“以趣引趣”的教育方法 兴趣是幼儿产生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幼儿从事活动的内在力量。因此,我用幽默的语言、生动的比喻使音乐活动充满情趣,从而激发幼儿的学习激情及动力。主要在体现于教材趣味化﹑设计趣味化﹑教法趣味化三个方面: 1.教材趣味化。我在选择教材时,总是尽量选择从歌词到旋律,从体裁到形式,从结构到风格,都能贴近幼儿生活的教材。体现儿童情趣的教材,同时根据相关的题材加以改编,体现生动、活泼、趣味性。如歌词“汽车”演变成“汽车,嘟嘟嘟”;“流水”演变成“流水,哗哗哗”又如歌曲《走路》,小兔走路蹦蹦跳跳,“蹦蹦跳跳”的旋律平行,节奏短促跳跃,表现小白兔跳的生活特点;小花猫走路静悄悄,“静悄悄”旋律下行,渐渐减弱,表现小花猫的生活习性。这样就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这些动物的动作特征。比喻贴切、生动有趣。孩子易记、易学、易懂,适合幼儿的兴趣爱好。 2.设计趣味化。音乐教育活动设计的好坏,往往决定了音乐教育的成败。因此我对每一个音乐教育活动都要根据教材对结构内容进行精心设计。使之情节化、承上启下、自然过渡。这样就能使幼儿从一个陌生的主题走向一个熟悉的、感知的、进程性的意境。在这个意境中不仅让孩子感受音乐,而且让孩子表现对音乐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以使音乐活动顺利有序的进行。通过老师的精心安排,使幼儿感到音乐活动的趣味性。比如教孩子唱《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曲时,我自己充当孩子们的妈妈,让孩子们充当歌曲里的那个孩子,在唱歌的过程中我用双臂去和孩子们拥抱……把亲情和故事的情节化为一体,把这首歌曲设计成一个动人的故事。而且根据故事的气氛引导孩子的表情,从而把教材设计得趣味化、条理化、结构化。 3.教法趣味化。“好奇”是幼儿的心里特征。“形象”是幼儿的思维方式。幼儿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心理,与此同时他们也善于用”形象”的思维去对”好奇”的事物加以思考、想像、揣摩。我利用这两个特征抓住幼儿的心理把音乐题材的内容变得“好奇和形象”,充满艺术色彩。我把同样的题材“趣味”化之后变得引人入胜,新奇和形象﹑生动。幼儿便于接受并积极参与到音乐活动中去。我对这个方法体会尤为深刻。比如教孩子们做“猫和老鼠”的音乐游戏。我用相应的乐器作背景,用道具比作猫和老鼠,再结合动画片《猫和老鼠》的内容,让孩子去想老鼠本来怕猫的,为什么猫老是被老鼠弄得晕头转向?让他们去模仿猫和老鼠的动作,用自己的形象来融入到这个游戏中去,利用他们”好奇”的心理把音乐游戏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二)以幼儿情感化为特点,采取“以情动情”的教育方法 达尔克有句名言:“对音乐的理解,与其说是一种智力过程,不如说是情感过程”。因此对音乐教育的重点应该着眼于引导幼儿对音乐情感因素的体验。那么,怎么利用音乐感受达到情感交流,让幼儿轻松愉快地投入到音乐活动中去呢?我得出的经验是由“情”转变成“爱”。只有用“情”去打动幼儿;以“爱”去温暖孩子;用强大的感染力去体贴他们;用微笑去抚慰他们,他们才会在“爱”的情感氛围下茁壮成长。 另外还应加强师生的情感交流,努力创造一种平等、宽松、和谐的气氛,以此来激发幼儿对音乐活动的兴趣。因此,教师的情感、气质在教育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教师要以自己在审美欣赏中的情感表现出感染力。另外教师对音乐也要有敏感性,具有善于发现、捕捉、审美的能力。教师加强与幼儿心与心的沟通与交流。采用以“情”动“情”的教育方法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形体训练《花儿笑》进行时,我让孩子意识到眼前就是一片花丛,然后再引导孩子们一起表现出惊奇、喜爱,然后想去闻花的香味,也想去摘美丽的花朵,又怕别人看见的表情。但又要让孩子们知道假如去摘花的话则是损坏自然的一种不良行为。让幼儿从心里变化中和老师一起去体会、寻找、去看、去闻、去摘然而又没有去摘等一系列动作化情感。同时在语言、体会、表现都恰到好处时结合题材,把情感融入到每一个细节的音乐活动中去,让幼儿在情感的底蕴中去领会每个动作的情感内涵。 还有就是要求教师在教育的同时让幼儿和音乐产生共鸣。如乐曲《欢乐的牧童》,教师不仅要引导幼儿去体验牧童欢乐的心情与感受,还要让他们联想到辽阔的草原,蓝蓝的天空,引导幼儿去体会和感受草原的美丽。描述时要有激情,形象的表现高兴的动态细节,让孩子说出内心的情感体验,情感的表达会逐步的变得细腻、深刻。 (三)寓教于乐是幼儿音乐教育的又一特点,采取以“乐”为教的教育方法 音乐艺术有娱乐的特点,这是吸引幼儿积极参与音乐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利用音乐娱乐性的特点,引导幼儿在玩乐中学习、在快乐的气氛中体验生活。把音乐教育寓于愉快的音乐感受和音乐表现之中。引导幼儿在愉快的,富有艺术特点的教育活动之中受到教育。以“乐”为教的教育方法促使幼儿变得活泼、开朗,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和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 (四)幼儿具有潜在创造力的特点,采用“以新带新”的教育方法 奥尔夫体系的优秀观念之一就是在不断的创新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在大力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要培养幼儿在自我探索中获取知识,在自我探索中增强创造力。教师是幼儿创造力的挖掘者。因此,我较注意启迪幼儿的形象思维来创造表达歌曲的音乐形象。比如改变歌曲的格调。本来用小提琴演奏的曲目,我用钢琴来演奏。改变了原有的格调,再结合教具,采用生动、形象的表达方式发掘音乐活动中幼儿的潜在思维和创造力。比如和孩子们做《乌鸦喝水》的音乐游戏时,我把《乌鸦喝水》这个故事的内容用简短的歌词和轻快、明亮的的歌调编写成一首儿歌。再用相应的教具来让孩子加入到乌鸦喝水的音乐游戏活动中去,根据这个故事的构思引导他们去表演,使孩子们在轻松而快乐和充满稚气的童声环境中动动脑筋,开发潜在的智慧和创造力。其次,也根据这个故事的内容让孩子去发挥自己的想像力,让他们自己去唱,去演。这就需要教师去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善于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去发现,鼓励和培养孩子们如何去创新。以”以新带新”的教育方法促进幼儿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超级秘书网 (五)针对幼儿的个性和优势采取”因人施教”和”灵活运用”的方法 每个幼儿会因成长的环境差异而产生不同的个性,不同个性的幼儿对音乐的领会和敏感程度是有差别的。因此,针对个性不同的幼儿采取”因人施教”和灵活运用”的方法也是很重要的。因此,在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在教学中发挥幼儿的积极主动性,使幼儿成为真正的主人。 2.要针对他们的不同特点和需要,让每个幼儿都得到美的熏陶和培养,对有艺术天赋的幼儿要注意发展它们的艺术潜能。而且不可以整齐划一。 3.积极发挥教师的的指导作用,为幼儿提供”自由表现”的机会。 4.尊重每个幼儿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分享他们创造的快乐。 综上所述,我们要在实际的幼儿教育实践中善于抓住幼儿的生理特点,对这些特点加以分析、总结而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法是现在幼儿音乐教育的优秀和重点。让幼儿在音乐教育中享受到音乐带来的乐趣,并将这种乐趣加以巩固、发展、成为终生的一种需要。 音乐学论文:中职音乐学前教育论文 一、解决策略 1.明确教学目标,制定教学方案 生源较差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因此,中职学校应该通过努力来全面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促进学生往更为全面的方向发展。音乐教师在教学中必须明确自己的教学目标,在帮助学生掌握音乐理论、歌唱技巧等专业知识的同时,应该注重学生音乐学习兴趣的培养,从而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综合音乐能力。只有这样,学生才会更加愿意投身于音乐学习中,从而为学生往后的幼儿音乐教学工作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2.合理设置教学课程 因为教学时间是有限的,因此,教师应该合理地划分音乐知识的重要性,将教学重心着重讲解,而对于其他内容可以简单的概括一下,让学生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就行,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大大缩短教师的教学时间,还可以提高教学的效率。实践教学作为中职学校学前教育专业音乐教学的重要环节之一,教师应该适当地增加实践教学的实践,让学生拥有更多的机会亲自进行体验,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3.及时更新教学设备 教学设备是教学活动的辅助工具,它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因此,中职学校应该加强相关的维修和更新工作。要及时解决教师在设备上反映的问题,对破旧的乐器应该及时更换,确保教师能够顺利地开展音乐课堂教学。同时,教师也要充分利用学校的各种资源,让学生在课堂上更多地接触不同的乐器,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4.教学方式 教师在进行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堂教学时,不仅要结合学校的办学特点和实际情况,而且要通过各种方式来提升课堂的趣味性,从而促使学生更为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例如,在声乐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让学生根据歌曲所塑造的情景进行表演;也可以比赛的方式让学生进行演唱,这样可以很好地调动学生的热情。而且,教师应该提醒学生在进行幼儿园音乐教学时要注重幼儿的发音方式,以确保能够保护幼儿的嗓音。而在声乐教材的选取上,应该选择各式各样风格、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的歌曲,从而激发学生进行音乐学习的欲望,彻底打开学生的思维。 二、结语 总而言之,正因为在中职学前教育专业音乐教学中存在不足的地方,因此学校和教师更应该想方设法进行优化,应该树立一个正确并且明确的教学目标,制定一套完善的教学方案,合理地设置教学课程,及时维修和更新所需的教学设备,对教学方式不断进行改善和创新。这样才能提高教学水平,培养出更为全面的幼儿教育人才,帮助学生今后更为顺利地进行幼儿的音乐教育工作。 作者:吴旋芳 单位:广东省连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科建设论文 一、专业音乐学院音乐学科的发展 在2000年,我国各个省会就开始对电脑专业进行规划与建设,在这一背景下,音乐学科开始实现自身与电脑的结合。在2001年,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教授庄耀提出了师范院校开设计算机音乐课程的畅想,其观点在国内音乐学界得到了强烈的反响。在国内经济形势的好转下,国内各个院校在音乐学科建设上投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多,添置了大量的设备,但是,由于人才的缺乏,部分学校音乐学科的发展速度依然迟缓。总之,音乐学科的发展属于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不仅需要学校的努力,更加需要政府、社会的支持,只有团结各方力量,才能够真正促进音乐学科的良性循环。 二、对我国音乐学科专业发展的思考 (一)音乐学科专业发展现状 在科技水平的法发展下,音乐学科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也实现了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与教会,开始渗透到了研究、生活、工作、艺术、生产等领域之中,综合各方的思想,音乐学科在我国有着如下几个方面的需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各个发达国家的音乐学科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音乐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化艺术作品了,开始具有理工科性质。在新社会下,各类新设备与新技术的应用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改变看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工作方式,在这一环境下,音乐学科开始与科技得到了结合,音乐创作、音乐制作、音乐表演与音乐传播得到了极大的转变。在科技水平发展的社会环境下,多学科交叉发展已经成为了一个发展趋势,在科技水平的发展之下,应用科技成果来促进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传播、音乐教育、音乐研究领域的发展已经成为必然需求,在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下,不仅有效深化了音乐学科的内涵,也为音乐学科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纵观我国音乐学科的发展,虽然引进了大量的先进设备与仪器,但是这些高科技设备多来自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科技水平之所以更加先进,其根本原因就是有庞大的研发人才与专业的研发队伍,在音乐学科的发展之下,我国已经成为音乐科技产品需求大国,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相关的生产企业数量也越来越多。此外,社会需求对于音乐学科专业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但是,从我国音乐学科专业人才的规模与培养模式来看,人才的数量与素质是很难满足国内音乐学科发展需求的,因此,发展音乐学科不仅是培养综合性人才的客观需求,也是促进我国音乐学科的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音乐学科专业发展基础 近些年来,我院国内音乐学科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音乐学科研究的个人与单位数量很多,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广泛的学科基础。我国有着丰富的教育资源,从上世纪80年代音乐学科建立伊始,各个高等院校、师范院校的音乐学科就开始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虽然我国音乐学科的发展与欧美等发达国家还存在一些差距,但是依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就现阶段来看,以中央音乐学院等为代表的音乐学科专业发展思路已经形成,也出现了电子音乐、音乐科技以及录音艺术等音乐科技专业,这些专业的发展为音乐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有效促进了音乐学科的发展。第二,人才与技术潜力。音乐学科是一门交叉性的综合学科,其发展需要有一定的人才技术与技术基础,在信息工程、计算机、电子工程等学科的发展下,人才与技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积累,在国家的支持下,大量的人才开始投入到音乐学科领域之中,这就为音乐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三,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在改革开放的深入下,我国经济环境与社会环境得到了有效的发展,这就为音乐学科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一定的社会保障。 三、21世纪我国音乐学科发展的思路 21世纪,我国经济与社会水平的发展为音乐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为了实现音乐学科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充分发挥出我国音乐学科的优势,克服人才方面存在的不足,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加强国内外的交流与协作 发达国家政治水平、经济水平、社会水平的发展为其音乐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经历了长期发展阶段之后,这些国家音乐学科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成就。要想促进我国音乐学科的发展,国内专家必须要深刻的认识国外音乐学科的发展实质,把我好国外音乐学科的内涵,将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与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机结合,加国内外交流和协作,扩大合作的广度与深度。这需要注意到几个问题: 1.注重音乐学科史的研究国外音乐学科在长时间的发展之下,已经开始与其他的学科得到了有效的结合,从这一层面而言,全面把握好国外音乐学科的发展历史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好音乐学科的发展历史,还能够从中得到启示,促进我国音乐学科的发展。分析国外音乐史的发展历史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到国际音乐的发展动向,要对音乐学科又系统全面的把握,就需要深入的去分析、去观察,获取到最真实的资料,这也是发展我国音乐学科的必由道路。在把握好国外音乐史的发展动向后,再与我国音乐学科的实际情况相机和才能够真正促进音乐学科的发展。 2.注重音乐人才的交流和引进在进行对外交流与协作时,还必须要注重音乐人才的交流与引进,这也是我国音乐学科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途径,这对于促进我国音乐学科的发展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加强对内交流与协作 在未来阶段下,需要加强各个音乐学科发展单位的交流与协作,国外音乐学科的发展经验电视,跨学科协作是音乐学科发展的重要渠道,电子科学、计算机科学、声学的发展的合作有效促进了音乐学科的发展,而我国音乐学科内部沟通不足是影响其发展的重点因素。此外,音乐学科发展单位与研究单位需要加强协作,为新型人才的培养提供必备的支持,这也是促进我国音乐学科发展的有效保障。 (三)形成特色音乐学科 从现阶段我国音乐学科的研究领域来看,具体的内容包括理论研究、音乐创作、项目试验、技术推广、成果产业化,这些具体的领域在长期发展阶段之中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方向,继而构成了完整的音乐体系。国外音乐学科的发展经验显示,如果失去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音乐学科的发展是无法走远的,在下一阶段下,需要夯实音乐发展技术,成立专业的研究中心与实验室,促进科技创新。在研究音乐史,这些研究中心与实验室还应该与国外大学的研究中心建立其协作关系,努力丰富自身的研究成果,加强高端科技人才的培养。此外,政府还要加强对这些研究中心与实验室的扶持力度,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些研究中心与实验室属于国内音乐学科发展的风向标,只有有着风向标,国内的专家学者才能够更好的把握住国外音乐学科的发展动态,及时来调整我国音乐学科的发展方向,这样才能够有效促进我国音乐学科的良性发展。综上所述,从以上几个方面出发,能够让音乐学科形成一个发展有序、层次分明、体系完整的新型综合性学科,该种模式是值得进行广泛的推广与使用的。 (四)做好学术队伍建设工作 建立起优秀学术队伍,发挥出学科带头人的作用对于促进音乐学科的发展十分有益,学科带头人既可以在学术上带头,也有着良好的协调能力与组织能力。因此,做好音乐学科学术队伍与学科带头人建设工作是促进音乐学科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这不仅需要选择好带头人,还需要选择出学术骨干,形成一种年龄、职称、学历科学合理的学术队伍,这种带头人需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创新性。学科带头人是音乐学科的代表,能够在实践与探索的过程中把握音乐学科的前言理论知识,创造佳绩,为音乐学科的发展奠定基础。第二,领先性。学科带头人无论是在教育观念、理论知识还是思想形式上,都必须具有领先性,充分发挥出对音乐学科的领导作用。第三,标志性。学科带头人需要有开拓的眼界,成为国际上与国内的音乐学科先锋,作为音乐学界的学术权威。 (五)明确教学计划,合理安排教学 结合教育部门的教育方针,我国音乐学科专业的育人目标是输送专业的音乐人才,根据该种教学目标,学校方面必须要合理的安排教学,积极的借鉴其他学校的先进教学经验,并根据本校音乐专业的实际特征,制定出适宜本校音乐专业的教学计划,合理的安排课程改革,进一步的改革教学内容,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此外,在教材的选择方面,应该充分的尊重学生的个体化原则,在现有教材基础上不断的筛选,以便能够重组出一套适宜本校音乐专业的教材。 四、结语 总而言之,虽然我国音乐学科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而言,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人才的匮乏、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缺乏广泛的交流与协作。为了促进21世纪我国音乐学科的发展,需要加强与国外发达国家的交流,成立专门的研究中心与实验室,只有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才能够促进我国音乐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刘宇统 单位:宜宾学院音乐与表演艺术学院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习中学教育论文 一、初探中学音乐走过场的原因 学生对于音乐课程学习主观能动性不强,重要性认识存在偏差一方面是由于以上两点潜移默化影响的,另一方面也与音乐老师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有问题有关。目前,中学音乐教学要么理论性较强,难度较大,学生无暇顾及和深入学习。此外,对于鉴赏部分的内容又过于陈旧,不符合学生日常的审美习惯,导致授课内容吸引力不强,学生兴趣不足。 二、学校和家长转变观念,重视对学生音乐素质的培养 音乐作为熏陶美感和提高审美能力的最佳方式之一,是提高青少年音乐修养和艺术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作为家长,要为学生的长远发展做考虑,不但要重视孩子语数外等主课学习,还应重视孩子艺术体育等副课学习,努力为孩子打下全面发展的素质基础。当然,对于音乐的重视并不一定是强令式和压迫式的,笔者多年教学体会是,生硬的报辅导班增加学生学习负担,反而不利于其学习兴趣的培养。此外,对于学校来说,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站在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角度上,重视音乐课程管理。加强对音乐教师培训工作,尽快制定相应绩效考核办法,努力提升音乐课程质量。更为重要的是,学校要从更大的视角审视中学音乐教育,推动音乐教学走出教室,走出课堂。举例来说,学校可以鼓励学生在校内建立音乐兴趣组,在各种节日上组织音乐活动,推动学生团体以音乐表演的方式进入社区,服务群众。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学校要积极同其他任课老师沟通,争取其理解,还要给予学生必要的资金、乐器设备和指导教师上的协助。 三、学生合理安排学习时间,平衡各科学习,努力做到全面发展 新课标明确指出:中学音乐教育要注意与其他学科知识间的综合。站在学生自身角度来说,这也对当代中学生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学生合理安排学习时间,平衡各科学习,努力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体来说,一方面,学生要充分利用学校安排的音乐上课时间,积极同老师配合,提高课堂学习热情,以一种愉快的方式进行课堂学习,提高上课效率;另一方面,课下学生也要积极走入音乐世界,多一些积极向上的音乐,这样既可以提升学生认识音乐的广度,培养自己对音乐的兴趣,又可以放松身心,缓解疲劳,为其他学科的高效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四、教师重视音乐教学方法与学生特点 教师是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音乐知识输出的重要任务。因此,要想避免中学音乐学习走过场,作为中学音乐教师首先需要重视对音乐教学方法与学生特点的研究。正如笔者前文所说,时代和社会环境决定了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是接触流行音乐,对于传统古典音乐认知较少,兴趣不足。此外,学生课业繁忙,很难抽出大部头时间和精力进行过分理论性的学习。给予这样的学生特点,音乐教师要采用合理的教课方法才能在平衡其他学科学习的前提下,提高学生对于音乐的兴趣和学习欲望。具体来说,教师可以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正确组织课堂音乐教学,通过现场表演,视频音频欣赏,互动讨论等方式启发学生,激发中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此外,我们知道对于音乐学习和鉴赏能力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教师要注意根据不同学生特点并结合其音乐特长,扬长避短,多从鼓励角度给予学生帮助和提示,增加学生对于学习音乐的信心。最后,教师可以以流行音乐为切入点,通过对一些励志流行音乐曲目的鉴赏和学习,降低学生对于音乐学习理解上的难度。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还能够弘扬正气,帮助学生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五、结语 社会在发展个人也要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然而,目前我国对中学音乐教育普遍重视不足,学校的音乐学习课程成了走过场,学习效果不尽如人意。面对这一现状,笔者认为需要社会、老师、学校、家长、学生共同努力,转变认识观念,积极面对中学音乐学习,努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水平的提高。本文就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探析了中学音乐教育走过场的几大原因,同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以期我国中学素质教育,尤其是音乐教育可以得到良性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输送合格人才。 作者:张荣芹 单位:沭阳县庙头中心小学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院钢琴教学理论论文 一、关于研究性教学应当注意的问题 笔者也作了一些参考,从西安音乐学院的具体实施过程来看,在开设课程之前教师一定要树立一个明确的研究型教学理念,要明确学生在研究性教学方法中的主体地位,不能在实施过程中继续走程式化的老路。在课程进行的过程中,教师应注意要鼓励学生大胆参与,不怕学生出错,同时要充分利用课程资源,要在钢琴教学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完善教学评价机制,不能不顾学生的个性特点将学生的课堂表现一概而论,避免打击学生参与积极性的提高。研究性教学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学生的学习由被动变成了主动,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同时还加强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这对于我国培养创新型人才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次是用建构主义理论完善传统教学理论中的不足。建构主义理论是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的一种学习理论,这种理论最基本的观点在于,认识的获得是对既有知识和认识的主动建构,自从皮亚杰这一理论提出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有关建构主义理论的探讨与研究,在这样一种理论指导下,世界各地的教育教学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变革。在此笔者要指出的是建构主义理论对于钢琴教学的影响。在运用建构主义理论进行钢琴教学时,教师应当特别注意课堂气氛的和谐与自由,为学生搭建一个充分表达自己见解的平台,设定合理的培养目标,充分利用支架式教学、随机访问教学等多种方法对学生进行授课,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课程进度设定不同的音乐情景,利用情景再现的方式让学生参与到钢琴学习中来,同时还要充分利用学校的设备资源,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从实践中探索钢琴教学的具体方法。利用教育心理学理论促进钢琴教学也是当今国内外钢琴教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尤其是进入到新世纪之后,随着教育心理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高校的钢琴教学理论研究开始从教育心理学着手分析钢琴教学的重点。教育心理学种类和内容比较繁杂,在此,笔者主要介绍其中几种重要的理论以及该理论在西安音乐学院钢琴教学中的具体实践情况。多元智能理论是教育心理学中一项十分重要的理论,它从人类智能构成的多元化出发,认为学生作为一个智能个体有着充分的学习潜能和创造力,西安音乐学院的教师根据这一理论探索出在课堂上重视学生参与,为激发学生思维而教学的教学方法,如此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也为钢琴教学探索了新的方法与实践经验。迁移理论也被广泛用于教育教学当中,对于高校钢琴教学的开展,教师也可以利用迁移理论进行教学,这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知识体系的优化,教师通过合理安排教学内容顺序,注意发展学生的理解与概括能力,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二、在当下高校课程开展中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不能恰当而精准地对学生的学习行为作出客观的评价,发展性评价就是针对这一问题而提出的新的教育评价理念。以往的教学评价,教师往往只是看到学生的最终学业成绩,以分数作为学生学习成绩的唯一评判标准,而发展性评价则是终结了这样一种不客观的评判标准,以高校教师的钢琴教学课程评价为例,钢琴教师首先从观念上对该课程的内容作出大致的衡量,通过实施中的具体情况作出客观性判断,不再以学生单纯的钢琴考试成绩作为最终评判标准,而是重视学生作为学习个体纵向发展的具体实际,从学生个体身上看到每一个学习个体的优势与不足,从而针对性地对其进行分析评价,使学生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在发展性评价教学理论中,教师、学生与教材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他们相互依存而存在,作为一种处于动态趋势的评价标准,发展性评价不论是对于教师来说,还是对于学生而言都是促进其共同进步的良好教学策略。 三、针对以上几种钢琴教学理论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西安音乐学院对于国外钢琴教学的理论方法有着十分活跃的应用与实践,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通过借鉴和学习国外钢琴教学的相关理论研究,并且运用到我国高校钢琴教学实践当中来,这对于发展我国钢琴教学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还展现了我国高等教育与时俱进的时展精神。高校利用自身的科研优势,同时依托多学科的教育环境有利于对钢琴教学展开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理论研究。从高校钢琴教学改革这一单一性的学科理论建设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正呈现出整体性全方位的深化与改革,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到来,我国需要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人才,这也是我国实施素质教育的根本。第二,钢琴教学的对外借鉴反映出了目前我国钢琴教学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多层次、多角度的教学改革正是我国教育教学深化改革的一个缩影。不管是建构主义理论的研究,还是教育心理学的有关理论指导,我国钢琴教学从点到面、从理论指导到具体实践都作了相应的改革与探索,正是由于在这样一个广阔的视野下我国钢琴教学才得以向前迈进,才能有了明显的深化与发展。第三,钢琴教学理论的对外借鉴也显示出我国的钢琴教学正处于一个走出国门迈向国际化的趋势。国际化趋势不仅是当今教育面临的一个重大趋势,同时也是经济、文化等发展共同面临的大问题,钢琴教学理论的对外借鉴是顺应了全球化的趋势,是我国发展成为教育强国的必然走向。在对外借鉴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时刻注意不能盲目崇外,在吸取和借鉴国外优秀教育理论的同时要不断创新我国传统教育理念,在与世界接轨的同时要不断思考如何将国外理论充分为我所用,只有充分将借鉴与继承相互结合才能够提高我国教育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蒲红伟 单位:陕西学前师范学院音乐系 音乐学论文:民族音乐学之音乐研究论文 (一)传统音乐的文化现象 研究中国传统音乐一般只着重研究传统音乐的文献和典籍,且研究的重点是旋律节奏、曲调、曲式结构、韵律、节奏、调、演奏演唱形态等音乐形态,缺乏对音乐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整体人文环境、文化习俗、社会背景的研究,使得研究成果没有完全呈现出传统音乐的文化底蕴。随着我国音乐理论中的民族音乐理论的发展,且民族音乐的研究体现了民族音乐学文化和民族整体文化,使得研究传统音乐的研究人员开始将传统音乐的发展和传承结合文化背景来研究,即将传统音乐研究立足于传统文化角度和文化价值体系中,并视传统音乐为一种音乐文化现象。因此,在之后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要基于整个文化背景框架下进行。 (二)传统音乐呈现多元性的认识 我国长久的音乐发展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几乎都是汉族音乐,即便是后来的其他民族统治时期,发展的音乐也受汉族音乐影响巨大,多数是对汉族音乐的学习和模仿,或者融合汉族音乐创作新曲风,但融合的成果仍然是汉族音乐居首位。从研究的中国传统音乐可以看出,我们基本上集中研究汉族音乐而缺乏研究其他民族的音乐,使得我国传统音乐呈现了一元化模式。后随着不断发展的各民族,和不断出现和更新的民族音乐理论,冲击着我国的传统音乐,使得我国传统音乐从一元化研究模式逐步转变为共同研究汉族音乐和其他各民族音乐的多元化道路上,避免了只研究汉族音乐造成的研究范围狭隘问题,丰富了我国的传统音乐。 (三)重视民俗文化及民间社会中的音乐等实地考察 我国研究传统音乐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参考文献资料和音乐文化史料,基本上限制在室内进行研究,而没有在音乐起源处进行实地考察研究。这种研究方式可以看出是闭门造车,降低了音乐研究的准确性,且与实际音乐联系不强,使得研究存在一定的出入。直到以后,我国很多音乐研究人员开始进入民间进行实地考察音乐起源地的民俗文化及民间社会中的音乐等,促进了我国传统音乐质的飞跃,并对传统音乐研究产生了大批珍贵文化资料。人们喜爱音乐、创造音乐、研究音乐,最根本的原因是音乐能给人带来精神层面的享受,能抒发人们最真实的情绪。而深入民间去亲身体验音乐形成的特殊文化环境,置身所处当地人们的内心感受,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传统音乐所表达的内涵,明白音乐所具有的意境及特有的感情,从而产生共鸣,获得精神上洗礼和陶冶。 (四)中国音乐研究成果显著 研究民族音乐学理论,使得我国对音乐形态的研究从单一化转变为多元化,且更加重视与音乐产生因素相关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等,学会了在不同的地域和文化中分析不同的音乐,感悟音乐本体,提高了音乐研究水平。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会根据我国少数民族特点,专门成立了不同的研究会进行不同领域和对象的研究,如侗族音乐研究会、满族音乐研究会等可以针对本民族的民族文化、音乐风格等进行本土化交错研究。 (五)结语 综述以上,可以看出民族音乐学理论对中国传统音乐在很多方面都有较大影响,而正是这些影响促进了我国传统音乐的发展。而对民族音乐和传统音乐的研究,都是为了促进世界音乐文化的发展,并促进各界音乐之间相互交融和交流,求同存异,促进音乐文化的整体发展。 作者:杨金梅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音乐学论文:民间音乐学前教育论文 一、政府层面 以教育法规保障南通民间音乐在学校音乐教育中的基础地位。南通民间音乐特色鲜明,是我国民族音乐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护这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陆续颁布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年)等法律法规,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保障,也显示了政府捍卫民族文化的决心。政策法规具有强制性,在政策法规的引导下,学校民族音乐教育工作将会事半功倍。1932年,国际著名音乐教育家柯达伊主导制定了以原始民间歌曲教学为基础的匈牙利音乐课程教学大纲⑤。从1945年起,柯达伊一直承担领导制定匈牙利音乐教育规划的任务,推行民间音乐的各种举措,从根本上保证了匈牙利学校音乐教育不断地向着更具有民族性的方面发展⑥。我国的《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提出了“弘扬民族音乐”的基本理念。然而,在多次访谈中,当我们问起孩子们是否会唱南通的民歌时,回答会者寥寥无几。现行的学校音乐教学体系使用的是统一教材,这样的教材更注重普遍性,难以兼顾地方民间音乐。因此,就出现了南通孩子不懂南通音乐的怪现象。如果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出台一些针对性的政策法规,用教育法规的形式保障南通民间音乐在学校音乐教育中的基础地位,必将大大促进南通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创新多层次的民间音乐传承机制。近年来,南通对民间文化的保护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南通市在民间文化保护工作方面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保护工作卓有成效。(1)充分展示民间文化。南通先后成立了南通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等7个部级、省级项目的专题博物馆,每年吸引数十万人前来参观。(2)研究挖掘民间文化。2006年,南通大学创建了民间音乐研究室,致力于研究本土音乐文化,并出版了《南通民间音乐精选》等论著。(3)传承发展民间文化。自2009年以来,为了给民间文化传承人和非遗项目建立传承平台,南通市连续免费开展了24个班次的非遗传习班,累计培训3600人次⑦。这些举措为南通民间音乐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为了顺应时代的飞速发展,实现民间文化的活态传承,需要超越“博物馆”式的传统保护方式,改革“口口相传”式的传统传承方式。因此,必须扩大南通民间音乐的普及面,尤其要重视其在少年儿童中的传承。让南通民间音乐走进幼儿园和小学的课堂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一方面,孩子们通过传唱民间音乐能够更加了解本土文化,热爱家乡,培养乡土之情;另一方面,南通民间音乐能够在下一代的启蒙阶段播下种子。让南通民间音乐走进幼儿园、走进校园,都离不开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大力引导。如果能以政府为主导,鼓励民间的口传身授式传授,促进专家艺人的研究发展式传承,推进学校的普及式传承,创新出一种多层次的传承机制,必定能使南通民间文化得到长效发展。文化和教育部门牵头编写园本教材。目前,相关文化部门已经搜集了不少材料,如《南通地区民歌集》、《通州民间山歌集》、《中国海门山歌集》等,但是这些材料专业性较强,不适合在幼儿园使用。幼儿园民间音乐教育作为民族音乐的启蒙阶段,应该让幼儿学得轻松、快乐、有趣,切忌晦涩难懂。选好音乐素材就等于成功了一大半⑧。在政府的牵头下,教育和文化部门可以组建一支由民间音乐艺人、高校民间音乐研究者、幼儿音乐教育专家,以及幼儿教师共同参与的队伍,结合幼儿的生理、心理特征,对民间音乐素材进行筛选、加工、改编。如根据幼儿的审美特征,选择情绪鲜明、旋律优美、节奏工整的作品;根据幼儿以具象思维为主的认知特点,配上渔民撒网、农夫挑担、广场打麦等鲜明图片;根据幼儿的注意力特点,缩短歌曲长度,选唱朗朗上口的副歌部分或者主题部分。 二、幼儿园层面 由表及里,提高幼儿教师的南通音乐文化修养。教师是幼儿园民间音乐的具体实施者,提升幼儿教师的南通音乐文化修养至关重要。首先,激发幼儿教师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强烈的责任感。教师只有自己喜爱民间音乐,才能把这种情感延续到儿童身上。其次,通过集体培训、小组传授、个别指导、组织观摩、民间采风等多种形式,提高幼儿教师的音乐知识与技能。音乐是表现的艺术,教师对民间音乐的歌唱、表演是最基本的传递方式。再次,引导幼儿教师阅读文献,仔细体味南通民间音乐的内涵文化。比如,教唱如皋民歌《担旦号子》“你不来呀让我来呀,姜太公独坐钓鱼台啊”,教师如果只是设计哼唱旋律,模仿律动,让孩子体验挑担,了解挑担的步态和身法,未免肤浅,应进一步引导幼儿看到如皋人彬彬有礼和敢于争先的风气。创新教法,打造多通道的“生态”集体活动。幼儿园的集体活动是实施南通民间音乐的主要途径,结合幼儿的心理特点,对于民间音乐的教学采用多通道教学法最为适合。从幼儿的心理审美特点上看,“学前儿童的审美知觉表现出多通道性,这种多通道性来源于幼儿的通感,表现为语言与非语言的动作、表情等身体活动的结合,以及不同感觉之间的联觉。”⑨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极其有限,需要用动作、表情、图画等予以辅助。由此,教师应该引导幼儿通过视、唱、赏、动、画、演、奏等多种教学方法,调动其语言、动作、想象、情感等多通道参与,投入审美体验、情感表达。例如,对于海安花鼓可以通过“赏-敲-创-演”的模式进行学习。先通过多媒体欣赏海安花鼓队在天安门前的表演视频,引导幼儿仔细观察演员们是如何敲鼓的;然后出示道具,让幼儿用自己的方式“敲”花鼓,探索花鼓的敲法,感受花鼓的音色;接着,与幼儿一起创编最基本的花鼓敲击姿势与节奏;最后,创设情境,把教室想象成天安门的广场,列队表演,模拟演出。这样,幼儿对民间音乐的感知更深刻,表达也更丰富。本土化环境布置,将民间文化渗透到幼儿园的每一个角落。幼儿园环境是隐性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处可见的本土文化更容易激发幼儿的欣赏、探究欲望,所以应从多角度、多方位传递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幼儿的认知和情感。幼儿园本土环境的创设首先包含空间环境的创设。如在主题墙上陈列民间建筑、田野生活、民俗演出等图片,通过折、剪、画、粘等展示南通音乐文化。区域里可以摆放南通的民间工艺、民间乐器、民俗道具等,引导儿童操作体验。 三、结语 音乐是音响的艺术,幼儿园环境创设还包括音响环境的创设。可以在晨间活动、午睡之后、离园时播放南通有趣的传统童谣,如金沙童谣“大(念duo)头,大头,落雨不愁,人家有伞,他有大头!”通州童谣“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东大仓西大仓,东西大仓堆东西”等,还可以在春节、端午、中秋、重阳等特定节日播放相关的民间音乐。家园共育,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幼儿园民间音乐教育利用社区资源,可以扩大教育空间,丰富教育资源,使民间音乐教育立足当地,形成特色。维果斯基的社会建构理论强调,儿童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社会情境在儿童的认知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社区资源指“学生家庭乃至整个社会中各种可用于教育教学活动的设施和条件,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⑩。幼儿园可以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引进来、走出去。南通民间音乐的传承人是宝贵的人力资源,如海门山歌传承人崔立民、海安花鼓传承人杨培杰等。幼儿园可以邀请这些民间艺人到园里教孩子们唱歌跳舞,给孩子们讲述发生在祖辈身上久远的故事。还可以利用市区以及市郊的文化环境资源,定期有计划地组织幼儿参观南通市博物馆、民博园、美术馆、如皋木偶剧团、海门山歌剧团等,进剧院欣赏观看各类民间文艺演出,到乡村田间参与劳动实践,感受鲜活的民风民俗,体验多姿多彩的民间生活。“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们相信:丰富的民间音乐文化教育将会在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心里,种下美好的幸福之梦、富强之梦、复兴之梦! 作者:韩恬恬 单位: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音乐学论文:学生音乐学前教育论文 1聆听的习惯 (1)生活在音乐中。 环境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给学生创设一个良好的音乐环境,让学生先在无意识中聆听,再通过教师的引导主动聆听,逐渐培养聆听习惯。课外时间,可通过学校的广播站播放音乐,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和地点播放,如除校园以外,还可以在餐厅、宿舍、教室楼道甚至卫生间。音乐是可以舒缓心情的,如果能够随时随地让学生在音乐的环境中,学生的心情常处于愉悦的状态,久而久之,内心会越来越柔软和敏感。 (2)音乐内容的选择。 学生多接触的是通俗音乐,如果强迫他们直接接受更有内涵和高雅的音乐,因为其欣赏层面未达到,会产生抵触心理。课堂上,可先从他们喜欢的通俗歌手和作品中选择内容,如周杰伦作品中不少具有中国文化和教育作用的作品,通过不同通俗歌手作品的介绍、聆听、引导,学生会逐渐明确什么是通俗唱法并会获得好音乐好作品的判断标准。等学生明白什么样的音乐是好音乐的时候,当学生对美的感觉逐渐提高的时候,可适时地加进对世界流行音乐的欣赏,以开拓学生的视野,使其明白音乐风格的多样性,对音乐多样的聆听可以开拓学生的思路,提高学生对音乐的包容性和理解性。当学生见识了不同风格的世界音乐后,再回到本土音乐上来,更深刻地去感受中国本土音乐的风格特点,领会中国本土音乐的魅力,让学生理解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道理,从而逐渐形成对中国本土音乐的喜爱和欣赏,引领学生由被动感知到主动探寻中国音乐学习的道路上来。 2发现美的习惯 音乐是开启人心灵的,闭合的心灵无法感受到音乐的魅力。我发现,不少学生对生活中的美有些熟视无睹,这种闭合的心灵很难感受到生活的丰富,也无法感知音乐的美好。我们可以通过音乐鉴赏的方式来启迪学生,引导学生提高其审美能力。例如,当学生欣赏中国民族音乐的时候,很多人会以为现在的中专学生一定都不喜欢,其实不然,关键要看如何选择作品和如何引导学生。例如,欣赏视频民歌手张燕的作品《月亮女儿》,那美轮美奂的MTV画面,优美的风光环境,美丽的主人公,极具中国特色的造型设计,加上甜美的声音和优美的旋律,无不让学生赞叹,学生一下就对中国的民族音乐有了一个新的感受。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在专业学习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对专业性的声乐作品有了一个理解,再加上这些优秀作品的欣赏和引导,极大增强学生对专业学习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学生会带着一种对美好的直观感受,在一种新的审美标准下去努力。而这种审美的引导和审美价值判断的标准是在长久的引导下实现和建立的,触动学生的内心并建立长久的对美好事物的感受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音乐教师不断地挖掘和发现优秀的作品,并一点点地帮助学生去发现其中的美。比如刚才的《月亮女儿》,不仅仅从整体上去感受作品,更要从每个细节去分析,让学生明白如何来发现和评判美。再如宋祖英的《飞》是一个很好的引导学生欣赏并理解民通唱法作品的例子。学生一旦在长期的引领过程中建立了某种对美的判断标准,就会潜意识地将对美的感受和领悟贯穿到实际的学习中来,当他们再来演唱、演奏和表达作品的时候,音乐的生命力就能从这些学生的身体里显现出来。而这种美的引导并不仅仅在课堂的音乐作品欣赏中,要通过作品延伸到实际的生活中来,对自然、对身边的人、对一个东西、对一件事情…… 3表达的习惯 经常听见有人说,对这件事情我有感觉但说不出来。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毕业要成为幼儿园的教师,语言表达能力是作为教师的基本能力,对音乐而言,更是有太多的人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感受,但如果能够尝试用语言来表达内心的情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是真的对音乐有了理解,这种理解会直接改善学生对音乐的学习能力。如果直接让学生去谈对某个音乐作品的感受,学生很难去回答,因为不知道该从哪些方面去回答。我们可以利用学生发现美的眼睛去问他们,“你觉得他哪里最美?”“你觉得他善良的表现在哪里?”“你觉得你比较欣赏他的哪些方面?”“你觉得这种颜色代表了什么意思?”等一些具体的问题,让学生从具体的事情上来锻炼表达能力,并试图让学生从几个字回答,到一句话回答,到两句话回答……逐渐增加语言的表达内容。当学生能够对具体的内容有了表达的勇气和能力时,我们可以借助音乐作品逐渐增加这种表达的难度,比如你听到这首作品,情绪是怎样的?你觉得他想表达什么?表达能力的培养,首先要鼓励学生敢于讲话,这个过程的提问不能创设有固定答案的问题,要让每一次学生的回答都尽可能得到认可,以树立其回答的信心。其次,要由易到难,问题由易到难,字数由少到多。最后要引导到学会对音乐作品的表达分析上来。这些习惯的培养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关键并不在于这些习惯有多难,而在于持续的坚持过程,在每一次与学生的接触过程中,在每一节可中如果都树立这种习惯的培养意识,学生耳濡目染,势必会得到提高。 作者:张静 单位:河南省财经学校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教师教育论文 一、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课程改革具体做法 1.整合音乐基本理论与听力训练的《乐理与视唱练耳》。这种课程设置的方式在之前已有实践,很多教师在传统视唱练耳课程授课过程中其实也在不断强调两课程间的关系,是两者紧密结合。 2.将和声、曲式、复调、配器等四门作曲技术理论课程合而为一,成为《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目的旨在完成对于音乐作品创作完善过程中所需要的基本技巧的学习,而非培养一个作曲家。 3.新开设《外国民族音乐》等新型前沿课程,一方面获得对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音乐主要体裁、形式、乐器、乐曲和音乐形态等方面的基础知识,提高学生对于音乐的分析、鉴赏能力,培养探索精神、创新意识。另一方面,扩大学生的音乐视野,明确人类音乐的多样性,人类音乐文化、音乐行为的普遍性。懂得理解和尊重多元音乐文化,明确中国音乐在世界音乐中的特点和位置。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注重将此课程与音乐理论其他课程的联系与对比,突显出音乐世界的丰富与广博,大大提升了学生对于音乐观念的认识层次。 4.根据《教育部教师教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要求,将中国、外国乐器演奏成为有选择的必修课程,即中外乐器必须各选择一件进行学习,目标是了解相应乐器的基本知识,赏析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掌握乐器演奏的基本方法、基本技巧。 5.将原有的《音乐教学法》拓展为《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新课程属于音乐学科教育学的范畴,具有音乐教育基本理论与音乐教学实践相结合的课程特点,可以更加系统、完善地引导本科教育专业学生适应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大方向与新要求。 二、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课程改革的积极意义 1.密切了学科关联的系统综合性。以《多声部音乐分析与习作》课程为例,将以往《和声》《曲式》《复调》《配器》等作曲技术理论整合,去除过于专业培养作曲家的艰深部分,充实与实际作品相联系、实践能力相适应的使用技巧。本课程在非试点院校没有开设,传统院校仍采用专业化而非实用化的四门课程、分别授课。 2.强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协调统一性。以《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课程为例,将旧有的《音乐教育学》《音乐教学法》整合拓展为《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更加系统、完善地引导学生适应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大方向与新要求。本课程在非试点院校没有开设,传统院校仍采用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的教学方式。 3.体现了与国际接轨的前沿性。以《外国民族音乐》课程为例,可以获得对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音乐主要体裁、形式、乐器、乐曲和音乐形态等方面的基础知识,提高学生对于音乐的分析、鉴赏能力,培养探索精神、创新意识。此类课程除以往在各大音乐学院、艺术学院及福建师范大学等院校全面系统开设形成了示范效应外,教育部试点院校也随之全面系统开设,除此之外的传统音乐学科学校开设尚不普遍且不够系统。 4.强调了实际工作能力的教学适应性。以《中外乐器演奏》课程为例,了解掌握相应乐器的基本知识,赏析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掌握乐器演奏的基本方法、基本技巧。适应当今中小学课外趣味活动建立军乐队、民乐队的实际能力需求。本课程在非试点院校一般只以选修课的形式开设,且只针对某一类乐器。不具备普遍教育意义。 5.拓展了从欣赏到鉴赏的广泛性与专业性。针对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各试点院校适时开设了《声乐名作与演唱赏析》《器乐名作与演奏赏析》两门课程,将以往《音乐名作欣赏》课程统一授课的方式打破,更具针对性与专业性,同时突出了对于学生演唱、演奏方式、状态的提升作用。这样的课程在以往有音乐学院系统有类似课程开设,如《歌剧艺术赏析》《弦乐艺术赏析》,但相较于前述的《声乐名作与演唱赏析》《器乐名作与演奏赏析》范围相对偏小,不够全面。 6.明确了专业通识体系的渗透性与交叉性。音乐学院针对与音乐相关的姊妹艺术的渗透性与交叉性开设了以下课程——《中外美术简史与名作鉴赏》《影视艺术简史与名作鉴赏》《舞蹈名作鉴赏》。这些课程目前在省内其他同类院校中都是没有开设的,这一点与国家对于人才培养的综合素质能力要求十分不协调。 综上所述,教育部正在完善的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对于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良性发展是具有重要的积极促进作用的,突出体现了素质教育对于艺术综合能力培养的目标。同时应该将试点院校的经验进一步推广,引导其他未改革院校顺应教育发展改革的潮流,促进素质教育的进一步完善。 作者:延劭楠单位:兰州城市学院音乐学院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专业钢琴教学改革论文 钢琴教学是高校音乐学当中一门较重要的课程。对于钢琴教学的模式一直在研究和探索。努力实现完善的教学课程系统话,丰富课程内容。使这门课程具有科学性,实战性。随着新时期的到来,社会需求的日益加大。逐步反映出现在如今的钢琴教学还是按照传统的思路来学,忽视学生对钢琴技能的实战。高校音乐学专业其特殊性,使其在教学过程当中占有既特又重要的地位。由于素质教育重要组成部分是音乐教育,其专业的重要职能是向社会输送音乐教育者。这就要求合格的高校音乐学专业师资必须要有好的钢琴基础。高校音乐学钢琴改革,会影响到音乐学的前途和发展,会对今后的钢琴事业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钢琴教学的改革是在新的体制下的必然产物。教学应向多样化发展趋势进行。在改革的同时也要同步发展,既要有扎扎实实的基本功,还要有一定的即兴伴奏能力,同时还要学以致用,这些也是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去考虑的。在这就钢琴培养的目标,钢琴教学的内容,钢琴教学的理念来浅析高校音乐学钢琴改革。 一、钢琴培养的目标 当下,学钢琴的学生越来越多。喜欢的钢琴的学生也多。原来传统的钢琴培养目标是就是单一的练好钢琴作品。随着时代不断进步,社会上需要大量的可以即兴演奏钢琴的人员。而目前培养的学生中大多数都不太会弹奏即兴这部分,这就使得大多数学生不可以积极适应社会,不能够很好的融入社会。这就使得我的钢琴培养目标该进行调整,在保证正常的钢琴作品的演奏情况下,也熟练掌握即兴的演奏.以便更好地服务社会。按照《新课程标准》的要求,音乐学专业最终目标是为了培养合格音乐教师。《新课标》要求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钢琴上要好的演奏教学能力,同时还要有好的钢琴教学能力。而学生到今后的工作岗位上缺乏实践锻炼,心里素质差,一上台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毛病。更多的希望学生在校期间大好良好的基础。音乐学的学生必须要会往实践中走,而后又返回学习当中去,不断的提高自己。我国一直都在开展素质教育,大大地增加了音乐学科的课外活动。为了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在培养音乐学学生在钢琴方面的登台表演经历和艺术实践活动能力,那音乐学专业钢琴教学必需作出改革。改革的目标就是让每一名学生都参加艺术实践活动中,多去校外实践基地实习。 二、钢琴教学内容 传统的钢琴教学当中,大量的都是世界名家做的钢琴作品。比如有拉赫马尼洛夫音画练习曲,柴可夫斯基的四季等。更具不同人的喜好有些同学喜爱巴洛克时期的作品,有的喜好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有的喜好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那有些学生喜好拉格泰姆,爵士,布鲁斯等黑人音乐风格音乐元素的借鉴。在音乐学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即兴伴奏的强与弱,对学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在钢琴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有钢琴的课程,更开设即兴伴奏这门课程。但是这门课开设,在这些年也反应出。由于学生钢琴基础水平的高低不一样,使得教师在实践中遇到很多难题。即兴伴奏是钢琴技能,基础课程融合的一个综合性科目。在学之前应该要学生具备车尔尼599,849水平,学习内容该重点强调说有大小调音阶琶音和弦。同时还要求学生具备很好的和声基础。在钢琴教学内容中多多了解内容,情绪,风格。好的伴奏能力是通过多次的实践长期练习获得的。学生该主动多完成谢曲目,在完成老师留作业以外,还要多去找比较生疏的曲目进行练习,这样可以提高识谱能力。生选用的教材上太单一化。可以通过改革实现巨大的包括性,把钢琴基本的弹奏技能知识与即兴连起来,进行重新编写。那这样的教材也大大提升的教学效果。授课时时会对学生进行集成练习部分,有音阶,琶音,和弦以及哈农还有各种练习曲以外,可以加入伴奏音型,和弦的连接训练。这样使我们学生在刚刚开始学习内容中就得到丰富。同样要严格要求学生弹奏内容同时,更该让学生多多弹奏乐曲的伴奏部分。让学生多听旋律和声以及伴奏织体。例如学生弹拉赫马尼洛夫的作品时,就应该注意多多分手练习,多体会和领悟旋律的走向。 三、教学理念 破原有思维模式,敢于创新。音乐学的学生是要求钢琴,即兴伴奏,艺术实践活动三个大方向合成的。这三个部分是依托关系,缺一不可。虽然在学习过程当中这三课程由不同主教老师分开教学,但是为了学生能够更好的将这三门课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三个课程的老师应相互协商,相互探讨。如何让这三门课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就需要突破我们教师原有的教学理念,使更多的教师参与进来,多交流,多合作。并长期教师之间形成很好的交流,大大提倡教师之间的合作交流。三门课程的教师该多多找找科目的通性,及不同的地方一并解决。在基础和的同学生身上要多多发现好的学习方法,也可以让老师和同学共同总结和完善教学方法。这样会有利于学生的学习进度。同样在每个学期中,举办组织学生进行教学观摩。根据音乐课的特点,定期开展以系部,班级为单位的教学观摩,同时也较强的促进学生之间的学习,以提高他们学习积极性。对于考核我们要多样性发展,把艺术实践的成果也计算学生的成绩之内。这样学生会更主动的学习。对于高校的音乐学钢琴的改革,必学坚持以科学为主导,主动放弃陈旧的课程观念,使钢琴这个大学科能够互相促进,这样才能使这一学科培养更多的人才高校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考虑的面广,量大。应该从实际出发,克服困难,勇于突破和大胆创新。这样的音乐学钢琴教学的实质发生了改变。才可以真正推动我国高校音乐学钢琴教育事业的发展更稳,更科学,更有活力。最终使学生好老师都满意,社会高度认可的改革。 作者:方飞 单位: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音乐学论文:幼儿音乐学习教育论文 著名教育学家陈鹤琴先生曾经说过:“我们应该重视幼儿的音乐教育,用音乐来丰富幼儿的生活,陶冶儿童的情感,使儿童的性情通过音乐的洗练,而达到至精至纯的陶冶,以至于引导儿童以快乐的精神来塑造自己的生活。这种“情感”牵动着无数颗童心,使他们感受到音乐的快乐,在唱唱跳跳中受到美的熏陶、形成活泼开朗的个性。让幼儿在喜闻乐见的教学活动中情趣盎然地学习,具体的有下面几点: 1引入情景故事激发幼儿学习音乐的兴趣 兴趣是指一个人经常趋向于认识,掌握某种事物,并具有积极情绪色彩的心理倾向。达尔文曾说过;“就我记得,在学校期间的性格来说,其中对我后来发生影响的,就是我有强烈而多样的兴趣,沉溺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深入了解任何复杂的问题和事物。”可见,兴趣对学习是很重要的,语言在音乐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音乐艺术的造型基础与创造优秀。如果在音乐教学中失去了优美、生动的语言、就会使其变得枯燥、无味,失去了艺术的魅力。俗话说“言为心声,音为心语。”。如:《抬花轿》这首歌用的是流行歌曲的旋律,我们给它配上一个有趣的故事,歌词是“八只小狗抬花轿,老虎坐轿把扇摇,一只小狗跌一跤呀,老虎狠狠踢一脚……小狗抬轿到半山腰呀,……一二三,向上抛,老虎跌个大老跤……”孩子们边听故事边学歌曲,学的可认真了,并且孩子们自发的加上了相应的动作,很快的就学会了这首歌曲。 2设计打击乐伴奏促进幼儿学习 教完歌曲的词曲后,我一边让孩子们演唱,一边用打击乐器伴奏。这样增强了幼儿的参与意识,不但能主动地去参与音乐实践,去直接感受音乐,并克服了音乐课以唱为主的枯燥乏味,使活动氛围生动活泼;同时也巩固了节奏概念,增进了幼儿对音色的了解,掌握了乐器的使用方法,增强了音乐的表现力;如中班活动《加油干》中,孩子们学完这首歌后,重点让孩子们用铃鼓、碰铃、圆舞板合奏这首歌,孩子们兴趣十足,在愉快地劳动中都能较熟练地掌握节奏,并引导幼儿不断地完善创新,幼儿在探索的过程中,会初步感知节奏、音色、情绪的不同变化,进而把这些体验逐步升华并加以理解。幼儿从内心品味着成就感,渐渐对用打击乐来为歌曲伴奏更有兴趣了。 3歌曲表演激发幼儿情感表达、体验 幼儿天生好玩好动、好奇心强、想象力丰富,他们对音乐的感受往往是喜欢通过各种动作表现出来。所以,要提高音乐活动的质量,就应根据孩子好动好游戏的心理特点,把孩子的音乐学习与游戏、舞蹈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孩子通过自身的活动,在音乐世界里蹦蹦跳跳、轻轻松松的获得知识、技能。如《找小猫》是小班幼儿非常喜欢的音乐游戏,在游戏中我扮演“猫妈妈”、孩子们扮演“小猫们”,躲的时候提醒他们可以躲在小椅子后面。而当游戏进行的时候,我发现孩子们不满足于仅仅藏身于椅子后面,有一部分孩子一唱到“找个地方躲躲好”的时候,就已经往边上的小桌下、钢琴后面躲藏了。见此状况,我也未加阻止,依旧扮演妈妈吗“镇定地”去找小猫,而被我摸到头以后,小猫们也乖乖地回到了座位上。可见孩子们在游戏中会有自己的想法和创意,他们的兴趣很可能会转移到躲藏的地点上去。针对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可以适当满足孩子们的需要,让他们在遵守规则的情况下,有所创意的游戏。通过有趣的“找小猫”游戏,培养了幼儿听声音迅速躲藏保护自己的能力,幼儿在愉快欢乐的游戏中学习音乐,发展音乐听觉能力和节奏感。 4通过创编歌词激起幼儿创编兴趣 让幼儿给熟悉的歌曲增编新的歌词或改变部分歌词,这既能提高幼儿唱歌的兴趣,也有利于幼儿创造力的培养。在活动中,我把注意力放在保持和增强幼儿对创造型活动的兴趣方面,如小班音乐《小手爬》里唱“爬呀爬呀爬呀爬,一爬爬到头顶上;爬呀爬呀爬呀爬,一爬爬到小脚上”。这首歌曲的音乐以它特有的活泼、轻快的节奏深受孩子们的喜爱,活动中采取边唱边和幼儿一起玩的形式,幼儿在不知不觉中就学会了歌曲和动作。在我发出“我们还可以把什么变到歌里去?”的问题后,孩子们的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孩子们大胆地创编:“脸蛋、辫子、肩膀、膝盖、小背、小腿”等都跑到我们的歌里来了,孩子们越唱越高兴,都愿意到前面表演给大家看了。这个活动在孩子们愉快的情绪体验中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这首趣味无穷的歌既激发了幼儿对音乐的兴趣,又开阔了幼儿的眼界,还打开了幼儿思维的窗户,充分发挥了幼儿的思维想象能力。因此在大量的音乐活动中,幼儿的智力得到了很大地发展。 5音乐在一日活动中的渗透,让幼儿潜移默化受熏陶 我将音乐渗透在幼儿一日生活之中,早晨来园时,播放一些轻松活泼的音乐,让孩子们高高兴兴地来园,使孩子一进园就进入一个快乐的氛围中;在每次集体活动前我都会弹一首小律动歌曲,让孩子们做律动安静下来,告诉孩子们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在午餐时轻声播放一些悦耳的世界名曲,给孩子一个安静、舒适的氛围,陶冶幼儿的情操,丰富幼儿的生活内容;组织幼儿洗手时,一边放《洗小手》歌曲一边组织幼儿排队,“伸出小手比一比,看看谁的最干净”,既杜绝了等待的现象,又达到了培养良好生活卫生习惯的目的。 总之,幼儿能从音乐的学习中受益,音乐不仅可以陶冶儿童的情操,更可增强其学习能力,协助其建立情绪技巧。在教学实践中,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音乐的独特的教育效果,它在促进幼儿心理健康发展方面,有着其他教育手段所无法达到的效果。希望孩子们能在跳动的音符中,丰富更多音乐经验,健康快乐的成长!! 作者:高丽娜 单位:山东省莘县实验幼儿园
教育哲学论文:通识教育哲学基础论文 一、信息时代的通识教育 在现代科学哲学中,“物质”、“能量”和“信息”是最重要的哲学范畴。如果说“物质”是对现实的自我组织和某种长期存在的能力属性的描述;“能”所描述的是物质运动的能力,“能量”这一概念描述了关于物质运动的强度;那么,信息所描述的则是有组织的物质或能量系统的复杂程度,它可以对系统的复杂性程度进行定量评价。21世纪以来,我们所处的时代被称为信息时代。在现代文明的浩淼烟海的信息资源的总量中,如何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获得有效的信息资源,并对这些信息进行科学的加工与处理、创新与应用,以及对其具体的内容进行解释等,这不仅是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解决人类现在所面临的许多复杂性问题的需要。为此,高等教育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知识信息量以几何倍数量级增加且不断变化和更新,无论你怎样用知识去填充学生的头脑,都无法适应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用科学哲学的观点转变我们的教育理念、改进我们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提升高等教育系统课程教学的内容和评价体系。于是,主张开展通识教育,回归教育的真正本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培养目标的“全人教育”,作为一种对现代教育“非人化”回应的教育思潮便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二、通识教育的内涵和本质 通识教育的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的“自由教育”,第一个把它与大学教育联系起来的是美国博德学院的帕卡德(A.S.Packard)教授。目前通识教育已成为当代国际教育领域的一大潮流。究竟什么是“通识教育”?英语中有两个词:liberaleducation、generaleducation可译为“自由教育”、“博爱教育”,“普通教育”或“一般教育”,现在所说的“通识教育”大致包含这两个方面的涵义。了解通识教育的内涵和本质,成为我们认识所面对的客观世界的基本问题之一。一般说来,通识教育从性质、目的和内容等各个方面都有别于传统的知识传承和狭隘的专才教育。首先,从性质上来说,通识教育被定义为“非专业、非职业性的教育”,其本质是对自由和人文精神的传承;其次,就教学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是培养健全的个人和自由社会中健全的公民,“造就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才”,因此,更加注重人在生活和情趣、道德和理智、性格和情感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再者,从教学内容上,通识教育不再局限于对单纯专业知识的传授,而是追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与统一。 三、通识教育的特征和属性 通识教育的基础性和多元性乃是不同的教育理念、教育环境以及教学实践活动的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碰撞的具体体现,也决定了通识教育的特征和属性。 1.基础性。通识教育既不是专业教育也不是精英教育,而是面向全体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具有完善的知识结构、完备的人格以及拥有正确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全人”。因此,也决定了通识教育的基本属性。 2.多元性。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非职业性的教育,其内容涵盖德、才、学、能、识等多个方面,是一个多种元素、多重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矛盾统一体。 3.自主性。作为古典“自由教育”的延伸,通识教育继承了自由教育的注重理性、有修养和主体能动性的思想,突出学生的主体特征,尊重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给学生自主选择的空间,促使学生的全面发展。 4.开放性。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多元性决定了教学过程的开放性,不再局限于以教师讲授和课堂教学为中心的传统、单一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根据学生的特点开展灵活有效、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 5.发展性。学生是发展的人,学生身心的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通识教育注重每个学生的发展,且教育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动态的过程,充分相信每一个学生,努力激发学生的潜能。 四、通识教育中的多重关系及矛盾统一性 1.教学实践中的主体与客体。通识教育既是一种教育理念,更是一种认识和实践活动。传统的教学过程把教师作为实践的主体,形成“以教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学生成为被动的、接受教育的对象。比如在课堂上,基本上是教师讲、学生听,师生之间的对话、交流和互动很少,课堂气氛也显得比较沉闷和松散。另外,教师的讲课往往很满,现成的结论和定理较多,未能给学生留下太多思索的空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主体施与和客体接受的关系,而不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现代教育则更注重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让学生真正成为教学实践中的主体。也就是说,他们不再单单是教育的客体和对象,而是学习的主动进取者,构建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主导—主体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教师和学生一起,共同参与和完成对教学规律的认识活动。然而,由于历史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教学活动中要真正实现主体与客体、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良好互动仍然是今后教改中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2.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客观世界具有二元论的特征,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是密切相关的,它们之间可以存在非常明显的相互影响。通识教育没有专业的硬性划分,旨在拓展学生视野、培养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专业教育则依托特定的背景,重在培养学生的专业思维与技能。但通识教育并不排斥专业教育,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作用、互为支撑、对立统一,作为一对矛盾体共同构成整个高等教育的架构。传统的专业教育往往局限于狭窄的专业范围和单纯的知识传承,抑制了学生的创造潜能;通识教育虽能较好地弥补这一点,但过于空泛的通识教育又往往因缺乏明确的应用背景和专业支撑,也会使学生感觉学无目标和无所适从。因此,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3.通识教育与哲学教育。通识教育是“全人”教育,因此应重视哲学教育在育人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其原理和规律可渗透到教学活动的各个方面,如通识教育中的对立统一规律、认识和实践规律以及对事物的批判性思维等。(2)哲学教育可有效地将传统教育中的单纯知识传承转化为通识教育中的智慧建构。哲学教育与科学教育、情感教育、艺术教育和公民教育等有机地融合,能促使学生思想、人格和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如在新生研讨课和专业课中适时地将赫拉克利特的“性格就是命运”、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苏格拉底时代的“知识与德行合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美是道德善的象征”等充满智慧和理性的哲学思想与学生一起分享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4.通识教育与人文教育。在现代社会中,一种不包括人文教育,对社会科学和艺术科学也十分漠视的自然科学教育是不能被接受的。虽然具有人文精神的人并不一定完备,历史上也不缺乏有教养的坏人,但人文教育对于个人性格的塑造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其价值都是无法否认的。人文教育作为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使学生了解不同学科的智慧境界和思考方式,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批判思维能力以及文化鉴赏力。在通识研讨课《工程科学与力学文化》教学中,我们就力学的发展简史、科学家的求真精神、工程结构的美学欣赏、力学的文化价值等进行的研讨对学生智慧的启迪和人文精神的熏陶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五、通识教育的地位和相对性了解通识教育在培养人才中的作用、确立通识教育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是一个客观需要。通识教育成为高等教育的基础,并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教育方面具有独特的科学价值和意义。相对性是通识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特性。就哲学的认识论来说,当我们观察到物质和能量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布的差异性时,这就意味着我们通过了某种关于差异性的参考集,并进行了比较性程序的运用。因此,当我们强调通识教育的时候,是相对于传统的单纯知识传承和过于狭窄、单一的专业教育作为参考样本的。通识教育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内赋予学生全面的知识结构和完成人格塑造之过程,也不会取代相关的专业基础和技能,但比较而言,它更加注重于教育的基础性和人本性。然而,由于不同的观察者所处的环境和对问题的视角不同,所以,在对同样的对象、过程进行观测时,便可能获得彼此不同的信息。这也正是对同一现象,人们所感知的信息和结果具有相对性的原因。 作者:朱怀亮 单位:上海大学 教育哲学论文:音乐哲学教育学论文 中国音乐学院谢嘉幸教授做了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全球多样化音乐社区》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为什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哲学意蕴?并从民族音乐传承三个标志性阶段说起,深入剖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哲学意义。并提到:“朝向全球多样化的音乐社区,在哲学意义上多样性的概念突破唯一性或两极论的宏观表述。社区则澄清这一概念在具体时间层面上的存在。哲学观念并不完全是形而上的,它是和具体时间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动态的、多样化的、在具体时间中体现的哲学观念在这个时代是有生命力的。”马达教授从近10年三次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看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10年,通过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其他多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围绕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音乐教育哲学观讨论”、“有关如何建立中国特色音乐教育哲学体系的讨论”五大部分代表性文献的分析与述评,梳理出这期间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特点。此外,管建华教授《新轴心文明时代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文明复归》也极为精彩。 在大会史学板块部分,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马东风分析了中国音乐教育史学的发展态势与趋向。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褚灏从社会转型与文化思想转型,教育转型与音乐教育重新勃起,近代音乐教育思想主体及特征与意义等角度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思想进行述评。中国音乐学院余峰教授作了题为《中国音乐教师教育的苦命与使命》的发言也极为精彩,现场掌声不断。在专题报告会议上,哲学组张业茂、黄剑敏、吴跃跃、周世斌四人了报告。张业茂《音乐教育哲学的“身体”转向:身体哲学的思考》从当今音乐教育哲学“身体”的转向,探寻音乐教育中自在之身体与自为之身体的哲学意蕴,对身体哲学进行思考。黄剑敏《孔子与老子音乐教育思想比较研究》从乐教的对象、方法、准则、优秀、目的和社会功能轮六个方面对孔子和老子音乐教育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吴跃跃《音乐材料、存在方式、音乐释义、主客关系———对音乐欣赏教学的哲学思辨》站在音乐哲学、音乐美学的高度,从音乐材料的特殊性、音乐作品存在方式的特殊性、音乐释义的特殊性以及审美主客体关系的特殊性四个方面对音乐欣赏中的诸多要素进行分析、论证,以哲学思辨的方式帮助人们处理好音乐欣赏教学中的一些问题,探讨审美主体重要性的理论根源。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周世斌作了题为《21世纪中国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回顾、反思、创新探索与实践》的发言,回顾了中小学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的研制与实施,反思了中国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版和修订版存在的问题,对中小学音乐课程改革理念与高师音乐人才培养改革理念与实践进行探索,并应用于北川中学支教和北京农民工子弟校援助。史学组崔学荣、马骁、杨健、陈永四人做了发言。鲁东大学艺术学院崔学荣作了题为《中美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发言,以中美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从培养类型与目标、招生考试与培养方式、课程设置与教育资源、教学方式与管理制度等方面对其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培养模式各自特点,为我国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进与提高提供借鉴。马骁《中国近代女子音乐教育发展述评》通过对近代女子音乐教育进行梳理,探寻历史根源,从中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当代女子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途径。 陈永《中国音乐教育制度史研究构想》对“中国音乐教育制度史”这一学术对象的理论基础、学术现状和研究设计等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构建有关音乐教育制度史的学科体系,探究音乐制度在各种外生性志愿影响下的动态形成机制与功能机制。此外杨健对当前高师音乐教育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对策。音乐教育哲学分会场由吴跃跃、柳良、李嘉栋、吕屹主持,全国音乐教育史学分会场由刘咏莲、徐旭标、黄剑敏、冯巍巍主持。期间每个会场的讨论都十分热烈,众多同学老师云集对话,碰撞出多重智慧火花。研讨会期间,曲阜师大音乐学院师生还为与会人员精心准备了专场音乐会,音乐会上集中展示了富有日照地方特色的岚山号子、夹仓锣鼓、鲁南五大调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音乐学院近几年的教学成果。“第三届全国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第二届全国音乐教育史学研讨会”会议的召开对于音乐教育史学和音乐教育哲学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音乐教育史是音乐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是教育史与音乐史相互交叉、融合的一门新兴学科,是音乐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史学的视角探索音乐教育思想、音乐教育与教学的理论与实践规律,为当代音乐教育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而音乐教育哲学是一门研究音乐教育的本质和价值的学科,是音乐教育学的基础理论。音乐教育哲学对一切音乐教育教学现象进行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揭示音乐教育的基本规律,对各种音乐教育实践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作者:颜妍 单位:中国音乐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哲学教育生活化马克思主义论文 1.树立哲学教育生活化的教学理念 哲学教育生活化的理念的实质是人的本性,要使得哲学教育发挥其帮助学生形成科学思维方式的功能,促进学生自由、全面的发展就要通过教学活动来使哲学在学生的发展中掌握认知、评价和实践的功能。简单来说,就是要通过哲学教育来提高学生的生活境界,使得学生在实际的生活中做到真善美。提倡哲学教育生活化的教学理念要求教师转变原来的教育目标,从以往政治塑造转为全人教育。全人教育是教育生活化的基本要求,全人所指的是具有健全人格、全面发展、自由的人。哲学教育虽然不能保证实现全人教育,但是通过哲学教育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提高学生的思想素养,同时为培养学生的政治素质打基础。因而,理解哲学教育的性质,落实好其对学生立场和方法的教育,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间思维培养是必要的。其次,通过转换哲学教育目标,实现预成性目标向生成性目标的转化。预成性目标是知识论的产物,受到知识主义价值和分析论的影响。这种目标对于学生的知识习得虽然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对于帮助学生建构和转换思维却无法实现。而生活化的哲学教育的关键是对学生学习过程以及现实生活中生成目标。 2.探索哲学教育生活化课程模式 改变教学方式也是实现哲学教育生活化的要求。信息化的语境和学生自主社会化的现实促进了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动,使得教学气氛愉悦。哲学教育要向现实生活迈进就要探究可以优化教学环境的课程模式。第一,研究学生的系统目标,创设哲学思维训练平台;第二,为学生提供诸如网络环境、学界论坛、课外活动等哲学教育场域,延伸哲学课堂教学的场所。 3.建构文本与生活融会的教育话语 教学是学生和教师对教育文本解释和理解的过程,教育文本中包括教材、辅导资料和教案等。而教材是教育文本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我国的哲学教育改革过程中,是以传统的哲学教材反思和建构实施的。我国使用的马克思主义教材是来自于20世纪30年代的教科书,要想解放思想就要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因此,教师要正确对待哲学教材在学科和课程的地位,应当把其看成是学习哲学的平台。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还应当吸收学界中的优秀成果,包括教育文本的设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此外,还应该实现哲学教育文本和生活教育话语的互通,使得教育文本话语可以和现实生活话语实现对接。 4.教学内容要体现哲学历史感和现实感 作为人类历史升华,哲学是在成就基础上的理论思维,也就是说哲学是具有历史性的思想,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哲学是对人类、自然、社会问题的关注。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当容纳哲学史,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思想史演进当中加以观照,促使学生了解思维的历史、哲学的发展以及各个时代的中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地位。同时,哲学教育内容还要加强和哲学历史之间的对话,批判地接受以及借鉴有价值的思想。 5.教学方式要适应哲学学科特点 哲学思维属于创造性的思维,其本质是具有批判性的,在各种理论的批判中,使得哲学思维得以发展。因此,哲学教育的过程应该是激发学生进行思维创造的过程,其教学要以提高学生创造思维为要求的。同时引导学生进入批判和反思思维状态,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在哲学教学实践中,教师要为学生营造教学环境,让学生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养成学生追问的习惯。 作者:李小俊 单位:石家庄铁道大学四方学院人文社科系 教育哲学论文:高职学生哲学教育马克思主义论文 一、加强高职学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意义作用 (一)培养高职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 哲学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学说,是对世界、人生和价值等问题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相结合的世界观,既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持的态度和采取的方法最终是由世界观决定的。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可以为人们的活动提供正确的方法,错误的世界观则会给人们的活动带来失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武装学生的头脑,解决好如何做事、如何做人、如何创业等等一系列问题。充分认识到,技术技能是一个国家创新创造力不竭的源泉。劳动创造财富,技术技能创造社会进步,从而做到“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更加深入、科学地学习专业领域的知识技能。学会做人,学会做事,为顺利地走向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培养高职学生客观、全面、深刻地看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方面促使学生(包括90后的高职学生)逐步树立起独立、自强、成才、创业等意识,另一方面却也促使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念出现矛盾性、复杂性和多变性,以至于部分学生滋生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求用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要求善于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这可以培养学生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社会生活现象,学生只有确立了辩证思维方式,掌握了正确的思维方法,才能独立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复杂问题,对此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确立正确的人生道路和人生目标。 (三)培养高职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 90后的高职学生不满足只接受现成的理论知识,而是希望具有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能力。而创新的希望正是在青年,也是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基本要求和必备的重要品质。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缺乏哲学思维的民族就是一个盲目、冲动、脆弱的民族。而缺乏哲学修养的人也必定是非常浅薄、浮躁、柔弱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能够使高职学生进行两种思维方式的互补、交差训练,培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养,为创新思维的培养和开展创造性活动打下坚实的根基。 (四)提高高职学生的精神境界和人文修养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哲学教育是一种人文修养的熏陶教育,这既包含了对科学知识的探索、追求及思维能力的培养,又包含了对学生的人格、个性以及人文修养的教化,当马克思还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时就说过,“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在把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技知识融合的培养中,促使高职教育由培养技能型人才向培养综合素质型人才转变。 二、加强高职学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方法、途径 (一)思政课堂教学的主渠道,渗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 思政课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而“05”方案,高职高专院校思政课程设置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这就需要思政课教师吃透、挖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两课教材,渗透、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课堂教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讲透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则要深挖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如“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这一专题的教学,要系统讲清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观。它包涵相互联系、不断升华的三种境界,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历史价值,体现着价值观三种境界的有机统一。个人价值的实现,是在个人实现社会价值过程中得到实现的;个人价值不是否定社会价值,而是社会价值实现的基础;历史价值不是否定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而是个人价值、社会价值的历史延伸,它是个人价值的最终完成。当今中国社会,分化日益剧烈,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成为共识。教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是个人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统一,有助于学生把个人的自我实现与个人的社会责任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 (二)校园文化建设,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内化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是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更是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主旋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精神的教化功能,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是其它校园文化不可替代的。校园文化建设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通过多姿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培育学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素养。同时学生的人文素养的提升还要经历自我的感悟及积极的行动。引导学生理解包蕴在校园的人文环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素养,使之感动于自己置身的环境,就会更加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从而努力从中汲取营养。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熏陶,给予学生更多的是智慧型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态度,这是助推“中国制造”走向“优质制造”和“精品制造”的有效途径。 作者:池秋平 单位:辽宁职业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哲学视域职业教育研究论文 一、职业教育的技术哲学研究综述 (一)经典思想回眸:阐述职业教育思想中的技术哲学因素 1.关于马克思的综合技术教育思想研究 宋仲夏分析了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演变。马克思认为劳动是有技术参与的劳动,技术与劳动结合才得以存在,技术是体现人类本质力量的活动。[2]技术在揭示人类本质力量的同时改变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技术实现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技术实践活动要合目的、合规律,人类才能最终与走向与自然的和谐。技术的异化导致人的片面化、社会发展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技术异化的克服仍然需要技术自身,技术的合理发展能够创造出丰富的生产生活资料,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基础,最终克服与扬弃技术异化现象。基于技术哲学思想,马克思结合社会的发展与教育现状提出了综合技术教育思想。程敬宝在《马克思综合技术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改革》中分析了综合技术教育思想的提出背景、主要目的以及主要内涵。他指出,马克思所提出的综合技术教育旨在使学生了解整个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特点,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工具的基本技能。它既不同于学徒制的技术教育与单一的技术教育,也不同于普通教育的教育形式。综合技术教育反映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在本质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综合教育作为实现途径。在劳动变换、职能更动和全面流动的生产实践与生产关系(即全面而自由地发生交际关系)的社会语境下,劳动者需要接受综合技术教育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进而创造美好生活。 2.关于杜威的职业教育思想研究 盛国荣在《杜威实用主义技术哲学思想之要义》一文中对杜威的技术哲学思想进行了总结:(1)技术是一种经验,是制造人工物的过程。有形的人造物与无形的人造物都属于工具的范畴,工具的意义只有在实践应用中,通过劳动者的劳动才能够被检验。[3](2)技术是一种人性解放的力量。他反对技术控制论与技术决定论,提倡技术的社会建构论。(3)技术活动同样存在着负面效应,通过民主手段来进行技术控制具有重要意义。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渗透在其职业教育的思想主张之中。徐平利指出,实用主义技术哲学赋予了劳动者及其劳动哲学的哲学意义。在杜威的思想中,职业教育不仅仅意味着模仿和训练,而是通过劳动等技术实践活动,获得人性解放的力量,找寻”相对真理”,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职业教育的目标是通过确立合目的、合规律的技术活动,进而创造美好的职业生活。职业教育的教学任务是给学生提供学习技术知识的实践环境,不能只对学生进行单一的技能训练,技术知识的学习必须与完整的工作过程联系起来,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经验与理性相互交融,不断探究的过程,实现对于工作过程知识的“内在性控制”或“确定性把握”。职业教育的教学过程是教学、工作过程、评价和学生成长统一的过程。必须将教学与工作过程整合起来,实现评价的及时性和针对性,以此促进学生知识学习、技能提高、心智的成长。 (二)宏观影响探究:论述技术哲学对于职业教育研究的总体意义 技术哲学则是对现代技术的总体反思,这为理解技术进而读懂职业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梁卿则认为,职业的技术性决定了职业教育的技术性特点,而技术哲学则是对技术本质特点的深刻揭示,因此,技术哲学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哲学基础之一。马君明确指出了技术哲学与职业教育的共同的研究点,如“技术是什么的问题”“技能是什么的问题”等问题。高岩认为,技术哲学关于技术、技能等观点的阐释与分析,能够为职业教育中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提供重要的理念支持。他指出,当前我国技能人才培养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技能与技能人才认识的偏差与落后。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其对于技能的要求发生很大改变,对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必须紧跟时代的要求,因此,职业教育研究必须对技术哲学投以足够的关注。徐平利在《职业教育的历史逻辑和哲学基础》中分析了工程主义技术哲学、人文主义技术哲学以及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不同的研究旨趣,认为只有实用主义技术哲学才可以真正的成为职业教育的哲学基础。因为作为一种纲领性的哲学,实用主义技术哲学阐释了劳动等实践活动的哲学意义,拓宽了职业教育的意涵,表明它不仅仅是具有训练性的价值,更具有教育的意义。他指出,由于有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的理论支撑,职业教育可以得到更多的认同,“职业教育已经作为一种教育类型而与自由教育并驾齐驱,而且,在教育的本质意义上,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是一致的。”[5] (三)内在联系分析:从技术哲学的具体问题出发探讨与职业教育的契合之处 技术哲学的优秀问题包括技术本质、技术知识、技术价值、技术伦理等不同的领域。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也从不同的侧面出发,探讨与分析了技术哲学与职业教育的内在联系。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职业教育的基本构成因素如教育、技术、职业、人等的彼此内在关联。如傅朝鼎在《论技术教育的实施》中指出“技术是内容,教育是形式,技术教育是技术继承(技术的横向传播)和技术传播的主要途径。技术教育是技术时代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现代教育的内在要求。”[6]李艺认为,教育与技术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技术进入教育意味着它就不在是单纯的手段而是蕴含教育意义的“教育的技术”。“一种发展成熟的教育的技术事实上已经进入教育过程的每个环节,贯穿于教育的各要素中。”[7]现代教育与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对象,而是相互渗入的一体。王玲则认为,技术与职业教育存在价值互指,双方互为存在与发展的条件:一方面,从历史来看技术的发展依赖职业教育,从现实来看技术的发展需职业教育的价值导引;另一方面,技术是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深刻影响职业教育过程的各个环节。左明章指出,技术与教育的影响是互动式的交融而非单一方向的制约。技术对教育的影响体现在技术对教育目标、教学手段与方法、教学形态、教学过程及教学模式等确立的导向作用。教育对技术的作用体现在技术在进入教育的过程中,首先要遵循教育的发展规律,还要面临不同教育目标的选择,更重要的是还要经历一个被改造的过程。有学者则从技术认识论的角度,探讨对职业教育的积极影响。陈向阳在《技术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及其对技术教育的影响》中分析了技术认识论的内在意涵,认为技术认识论的研究将从三个方面对教育产生影响,即技术知识类型的确立将改变技术在教育中被忽略的地位,技术认识论的范畴的确立将带来教育内容的改变,技术认识模式研究为教学模式提供依据。 如果说以上研究,侧重的是从“技术性”的维度进行研究,那么还有些学者则关注到了技术哲学的另一研究维度———“人文性”研究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意义。陈向阳的《试论高职院校中的技术伦理教育》一文通过对比国外技术院校技术伦理教育的开展情况,从三个方面指出开展伦理教育的必要性:“经济的迅速发展需要培养具有技术责任感的公民;职业技术教育自身本质回归的需要;培养完整的‘技术人’的需要。”[8]他认为,技术伦理教育的内容应该包括增进学生对技术相关伦理问题的理解,反思现代技术带来的诸多问题,确立技术应用应该对社会、自然负责的态度等。徐平利在《职业教育的历史逻辑和哲学基础》中考察职业教育的历史逻辑之后指出,职业教育过程凸显着“训练性”特征,但职业教育本应有的“教育性”特征却在现实的学校职业教育中被严重忽视。实践层面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学校顺应趋势片面看重技术训练;理论层面原因在于,职业教育研究还没找到可靠的哲学基础,理念的落后很难对不完满的现实状况有更多的指引作用。技术哲学对于技术的系统反思则可以为职业教育研究提供哲学理念支持。 二、反思与展望:已有研究评价和未来研究趋向 (一)在宏观理念上,从技术哲学视角诠释与反思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技术哲学与职业教育的联系方面,从技术哲学视角分析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是之前的研究未曾触及的领域。这些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指的是职业教育本体、认识论、价值等本源性问题,必须对它们从理念上予以阐明,才能使人们更好的理解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所出现的其他问题。未来的研究将以技术哲学作为基本分析工具诠释与反思这些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以使职业教育这些“隐而不显”但却极其重要的问题得以“敞亮”与“澄明”。从技术哲学视角反思职业教育的本体将涉及以下问题:从逻辑上看,职业教育的本体与本质的区别是什么?技术哲学视域中的职业教育的本体究竟是什么?在职业教育的历史发展中,能够探寻到的职业教育本体是如何呈现的?从技术认识论视角审视职业教育,主要探讨如下问题,技术认识论如何为化解职业教育的“合法化”危机提供理论支持?技术与科学、技术知识与科学知识到底有何区别,职业教育课程的内容选择应该如何平衡这两类知识?技术哲学家们提出的技术认识模式对于职业教育教学逻辑的启示是什么?从技术哲学视角探讨职业教育的价值,将立足于职业教育与自然、社会、文化等领域通过技术这一中介性要素所产生的紧密联系,未来的研究将深入分析在这种联系中职业教育所展现出特有的伦理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等内在和外在价值。 (二)在教育实践方面,深入探究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对职业教育的现实影响 1.培养目标设立的影响研究 职业教育培养的不应是单面的工具人,而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人。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确立可以从技术哲学的价值诉求中找到思想依据。技术哲学中关于技术本质、技术与科学、技术知识等的研究,提醒职业教育应在实践中正视技术知识的独立性、明晰技术自身的逻辑,改变传统的学科教育方式,凸显职教的“技术性”特点。技术哲学关于技术伦理的反思,能够引发职业院校对于技术伦理教育的重视,增强对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凸显职教的“人文性”内涵。未来的研究将在技术性与人文性统一的职业教育目标确立方面做出更加深入的研究。 2.对课程内容选择和确立的影响研究 当下,职业教育界对于职业教育课程主要内容的选择与确立方面达成了基本共识,即反映工作过程的知识,以技术哲学的视角来看,可以称之为技术知识。而具体应该选择哪些知识作为课程的主要内容,决定于不同的工作类型,更依赖于对技术知识的深刻认识。未来的研究将对技术知识的基本特点、技术知识与科学知识的不同等问题做出更全面的研究,为职业教育课程主要内容的选择与确立提供理论依据。技术伦理也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基本内容。这方面的教育在我国各类职业教育院校中很少涉及,因此,职业学校学生的技术责任意识与技术伦理意识的培养现状令人堪忧。为了培养学生的技术伦理与技术责任意识,是应该选取具体的技术伦理内容渗透到日常的专业教学当中,还是单独的设置技术伦理课程,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3.对教学过程的影响研究 当下的职业教育一般是按照先理论后实践的顺序来展开教学。它的背后逻辑是科学理论居于先在重要的地位,技术活动是科学理论的现实应用,掌握好基本的科学理论,技术活动就变得很容易了,但技术哲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技术活动的逻辑不同于科学活动。技术活动指向现实目的,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科学活动则指向思维目的,重视理论推进。学科化的教学严格按照学科体系并遵循思维演绎来展开,注重前后教学的逻辑衔接。技术教育以现实的实践目的为指向,并不严格强调理论的深度,但重视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技术活动与科学活动不同的目的指向、不同的认知逻辑决定了二者必须依循不同的教学顺序、教学方式才会取得最优的教学效果。未来的研究,将深入探讨一些技术认识模式的基本特征和过程,提出更加合理的、符合技术认识特点的教学过程。 4.对教育评价的影响研究 职业教育评价必须与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相呼应。为了培养技术性与人文性兼备的技术人才目标的实现,职业教育评价必须综合考虑学生的技术能力和技术伦理意识。任何单方面的评价结果,得出的只是对学生的片面判断,不利于对于学生的综合素质的认识。职业教育的评价既要注重学生的技术能力评价,也不能忽视对学生所展现出的技术责任意识与技术伦理意识的评价。具体到技术能力评价与技术伦理评价的指标体系的确立、反馈机制的设立、质性评价还是量化评价、以及其他重要的问题,未来的研究将会给出进一步的解答。总之,职业教育的技术哲学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的研究将不只停留于对职业教育与技术哲学关系的浅层次分析,将会更深入、更全面地探讨技术哲学研究成果对职业教育的影响和指导意义,为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提供思想动力。 作者:徐宏伟 庞学光 单位:天津大学教育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音乐教育下哲学基础论文 一、中国传统音乐的教育现状 中国传统音乐教育随着西方音乐的不断渗透,已经丢失了属于中国特色的韵味,越来越多的中国传统音乐知识被更替,“宫、商、角、徵、羽”五音的应用越来越冷门,中国传统音乐知识逐渐被淡忘。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文化的泱泱大国,其特有的文化艺术性应该被积极弘扬而不是被抵制。现如今崇洋媚外的现象显著,学生更乐于接受钢琴、吉他、小提琴等西方乐器,对于中国古代乐器所知甚少[1]。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山歌民歌不被新一代的青年们接受,他们拒绝学习古老的音乐文化。因此,为了防止中国传统音乐被历史遗忘,我们应积极弘扬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知识,鼓励学生学习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乐器,继承和发扬记得住时间考验的中国传统音乐。 二、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与哲学的关系 1、教育目的。中国古代将音乐教育作为学堂正式授课的内容之一,将音乐作为传扬道的一种方式,要求音乐服务于政治,规范道德,以求和平的社会氛围。所谓“致乐以制心”、“乐者乐也”就是这个道理。儒家认为,音乐可以塑造品格,培养情操,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在进行音乐创作时音乐也一定高雅脱俗。 2、教育过程。中国古代对音乐的教育在“体悟”上,一个人通过自身的实践经历和前人留下的规律进行学习。这种学习是讲究含蓄、暗示,强调激发个人潜力。这种抽象的“体悟”学习过程,更注重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创新能力。教学中以“举一反三”的教育模式为主,实现自我修炼。中国古代进行传统音乐的教育中,教师在教育过程中采用点化式教育,让学生自己体会情感,在有形到象有了质的飞跃[2]。 3、教育方式。中国传统音乐的教育方式具有一定的特性,大多采用“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传统音乐的教育。这是因为一方面,传统音乐的琴谱是以简洁为主的古老音谱,在琴谱上没有显示旋律的强弱,没有规定的节拍,在增强韵味的指法上没有特殊标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理解曲谱中的意境,才能弹奏出有韵味的琴音,这就需要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进行相应的点拨;另一方面,流行于民间的唱本和曲谱没有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只是在一辈辈人中进行传唱,口耳相传,家中晚辈从长辈那里获得传承,再一代代传下去。 4、教育价值。儒家强调“礼乐治国”,其中音乐作为实现“礼”的必要手段,“乐”是作为“礼”的教育手段应运而生。传统音乐强调自我调整,锻炼心性,磨练意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讲究“和”,注重音乐的意向,在音乐聆听过程中体会“弦外之音”,认为音乐引导人们产生无限遐想,“留白”的寓意就在于次。 三、基于哲学基础传统音乐教育的反思 1、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在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中发现,由于现在很多音乐学院采取西方客观认识论来进行中国传统音乐的分析,这就造成传统音乐的分析脱离了人物的“人格世界”,使音乐的研究只是重在音乐自身,而忽略了音乐所赋予的情感。而对于音乐的学习,如果脱离了传神的根基就使音乐本身的魅力大打折扣。同时,中国传统音乐创作是以地区或民族等集体的方式进行表达缔造的,因此带有中国传统民俗风格。在传统音乐研究中应坚持中国的特色,注重音乐创作过程和目的,接受产生音乐的意义,而不只关注曲作本身。 2、传统音乐教学的反思。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主要采用西方的音乐逻辑形式和方法,在教学中以逻辑讲解为主,忽略了语言的地域风格和中国的哲学艺术,使中国传统音乐教学如浮萍般没有根基。现在的中国音乐教育都以“哆、唻、咪、发、嗦、啦、啼”为主,丢掉了中国原有的音乐唱名。传统音乐讲究韵腔、润腔等具有传统特色的音乐风格都被西方音乐替代。中国古代乐论中,庄子曾说过:音乐可以分为三类,“天籁、人籁和地籁”,天籁是最自然悦耳的声音,如:风声、鸟声等;地籁是指地下的音声;人籁是人歌唱的声音。而佛教中讲究音乐可以”明心见性”,是指以琴音来看一个人的心性[3]。中国的传统音乐艺术是气韵出于自然,根据不同的地域特色,产生不同风格的音乐艺术。北方的音乐刚硬强烈,带有粗犷悲壮之情;南方的音乐柔美婉转,意在清淡细腻。中国传统观音乐教学更应该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中国的哲学思想,在创作和学习上才能具有中国特色,真正将中国传统音乐继承下去。 四、结论 中国传统音乐教育是基于中国哲学思想的特殊文化教育形式,中国特有的儒家、道家、佛家思想贯穿于传统音乐教育之中。研究传统音乐教育的哲学基础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一定的推助作用,帮助我们理解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作者:孔好文 单位:江西省鹰潭市一中 教育哲学论文:教育思想政治哲学论文 从贾谊对早期教育的论述上,我们可以发现,他不止是强调了胎教的问题,还涉及如何为未来的孩子选择优秀的母亲,甚至包括考察母族的家风,即所谓“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如是则其子孙慈孝,不敢淫暴,党无不善,三族辅之”(《胎教》),这种注重超前教育的理念极好地反应了贾谊考虑问题之深人与周密。既然贾谊强调在婴儿未出生前就要进行胎教,而胎教的实施者主要是孕妇,所以,他认为孕妇应该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他以“周妃后妊成王”的事情为例加以说明:“周妃后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胎教》)现代医学研究认为,胎儿在味觉、听觉听觉、视觉等方面已有不同程度的感知能力,所以,孕妇良好的言行举止确实能对胎儿产生积极的影响。贾谊认为,人的本性是相似的,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会有巨大的差别,在于后天所受的教育不同。他以殷周两朝的君主和秦二世所受到的教育为例加以说明。殷周两朝的不少君主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因而长大后成为治国有方的明君;而秦二世胡亥所受的教育不当,结果成为恶君。贾谊说岂胡亥之性恶哉,其所以习导之者非理故也”,认为胡亥成恶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本性恶,而是“习导之者非理故也”。 一、贾谊论教育与政治的关系 贾谊之所以重视太子教育,是因为太子是储君,是国家命运的未来主宰者,因此,太子教育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福祉。就此而言,教育必然与政治存在密切的联系。在贾谊的思想里,最理想的教育既能培养出优秀的未来君主,又能对普通民众进行良好的道德引导。因为,在贾谊看来,人民是国家的根本,“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大政上》)人民关乎着国家的安危、君王的威侮、官员的贵贱,人民的地位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对人民进行良好的道德教化,将直接有助于政局的稳定。由此可见,无论是注重教育太子还是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贾谊都是把教育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贾谊的礼治思想对后世的教育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成了后世精英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广泛开展。“礼须通过教育;对太子的礼教而言,贾谊提出了‘五学’的构想;至武帝而有太学之设。对社会的礼教而言,便成为推动社会教育的要求,在景帝时,巳有郡学的出现。由贾谊所代表的理想,也未尝不发生若干实际上的影响。”②时至今日,社会教育已广泛普及,从理论上来说,关于礼教与德教方面的内容也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重视,这些都将有利于良好政治局面的形成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也进一步说明了教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二、贾谊教育思想的政治哲学基础 贾谊的这段话,高度概括了“民"、“教”、“政”、“道”四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处理好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国家良好的政治局面形成的根本。其中的“教者,政之本”,主要道出了教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教育对政治的重要性;而“道者,教之本”’则让我们看到了贾谊教育思想的本体论依据,一方面告诉我们教育的根本是要达“道”,另一方面告诉我们教育一定要依道而行。由此可见,贾谊的教育思想有其深厚的哲学基础,这主要体现在贾谊以“道”为本的政治哲学思想上,它对贾谊教育思想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引领作用。政治哲学思想是定位于价值世界而作出的价值判断,可以为具体治国思想的设定提供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它的中心关切是政治应当如何的问题,而不是直接制定相应的政治策略。“政治哲学不是哲学在政治领域中的应用,而是哲学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是解决哲学根本问题的一种特殊方式……是通过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人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③贾谊的政治哲学思想也不例外,他构建了一个以形而上之“道"作为其本体论依据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在这个思想体系里,基于大道的完满性,他设定了这样一个美好的社会格局——“天下不乱,社稷长安,宗庙久尊”(《五美》)。应该说这个格局体现了和谐社会的理念,包括了民本、仁爱、休战、隆礼、尚德、大一统等美好的社会愿望。“贾谊的政治哲学思想表现在当时的现实中,就是想建立一个统一、文明、和谐的国家,巩固社会的安定团结,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其政治哲学充满了理想性,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社会发展的要求。”④而这些美好愿望的实现,当然离不开贾谊颇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它将直接有助于良好政治局面的形成。贾谊以“道”为本的政治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道术》、《六术》、《道德说》等中。其形而上之“道”的本体论思想的主旨是:“物所道始谓之道,所得以生谓之德。德之有也,以道为本”(《道德说》),艮P“道”是万物的本原德是禀“道”而生的,德以“道"为本。也就是说,“道”是本原性的东西,其他一切事物都是从“道”中派生出来的,或者说是以“道”为终极依据的。所以,在对待万物和处理事情时都必须依“道”而行;而“德”是以“道”为本,并且包含在万物之中的、与“道”密不可分的东西。 作者:冯国利 教育哲学论文:哲学视域下的科学教育论文 现代科学教育忽视实践,更缺乏正确哲学思维指导之下的实践。学生在学校教育中,学习的直接目标是为了获得高分数,很少把所学知识运用于生活实践,更无论教会学生用正确哲学思维指导学生实践。“高分低能”,是对这一学生群体的称谓。长此以往,现代科学教育将会丧失存在的现实基础,不可能真正推动其继续发展。总之,现代科学教育中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要想解决这些不足之处。笔者认为可以从哲学视域角度,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具体如下: 一是重新建构哲学在科学教育中的独特的理论指导作用。哲学思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是经过数代人打磨锤炼后经过实践证明正确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对各门学科的发展有极大的理论指导作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无不是在先进哲学思维指导下发展的结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指导科学教育,会使得我们的科学教育更加理性,发展的更加快速有序。无论是过去的实践,还是现实的我国科学教育的现状,都呼唤马克思哲学等先进哲学思想的回归。我们要重新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共生关系。 二是用哲学思维重建科学教育中的人文关怀。哲学思维是启迪人智慧的思维,是不断打造一个完善人格的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国的指导理论,在这一方面作用更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要求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要求我们树立实践第一的观点,树立正确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更是要我们学会用联系、发展、全面、创新的观点看待自身和社会;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更是强调人的价值是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更鼓励人们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在砥砺自我中实现人生价值等。 三是在哲学视域下,真正践行现代科学教育中的“三维目标”。人的发展目标应当是全面的,绝不是偏失的,只注重实现知识的传输的教育科学目标的做法,必将会使得我们最终自饮苦果。因为,现代科学教育的目标应当更高,更远,而不是如此的狭窄偏失。用科学的哲学思维指导人们真正的践行现代科学教育理论,并最终实现教育上的“三维目标”,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四是用哲学思维指导现代科学教育“接地气”。 现代科学教育要紧紧与现实结合,教育的目标是实现受教育者素质和能力的提高,更是要他们学会把所学应用于实践之中,学以致用,进而反过来推动现代科学教育的再发展。用马克思哲学等先进哲学思维指导现代科学教育更加“接地气”。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是推动人是向前发展的最终动力。马克思哲学本身就非常强调实践第一的观点,用它指导现代科学教育的实际应用,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现代科学教育的出现来源于教育者最初的实践,完善于后来教育者不断的实践,他进一步的发展亦离不开现代教育者的再实践。 作者:肖颖秋 单位: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教育哲学论文:现代教育目的的哲学基础论文 教育现代化不仅仅是实现教育现代性指标的静态概念,也是对传统教育创造性地转化、并使之顺应社会现代化进程而向未来持续整合的动态过程。在新型社会形态初现、人类文明逐步进入更高阶段的时代背景下,教育现代化将被赋予新的内涵和意蕴。在教育学中,教育目的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对于教育现代化而言,确立现代教育目的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伴随着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教育目的观逐步趋向多元化,不再受传统哲学中“二元对立”思想的桎梏,将社会本位和人本位的教育目的观对立起来,而是趋向于建构一种具有整体合理性的教育目的。笔者通过对主要的两种教育目的的哲学基础的探讨,对我国当前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应建构怎样的教育目的观这一优秀问题进行论述,尝试为更为科学、合理的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的确立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 一、现代教育目的观的哲学基础 1.人本主义教育目的观人和社会是教育的两大出发点。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本主义成为西方教育的一面旗帜。人本主义教育目的观强调以人为中心,确立了以人自身的完善与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教育目的观,永恒主义和存在主义是其哲学基础。人本主义者认为人性是美好的,并且这种美好是永恒不变的,培养人性是教育本质和教育目的,教育使人性的美好得以不断展示和发挥。人的理性超越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是人性中最宝贵的财富。因而,教育的终极目的就是培养和发展人的理性,这不但是使人类世界具有理性的前提,也是从根本上保证了人获得理想生活。人本主义突出强调个人价值,认为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个人的自我完善和实现是最高层次。个人应追求完善的人性和美好的精神生活,而不是局限于个人谋生手段的获得和物质生活的满足。人本主义主张,社会只有在有助于个人的幸福时才显得有价值,人类的任意活动,包括教育活动,衡量其价值的最高标准,取决于它是否有助于增进个人价值。 2.社会本位主义教育目的观社会本位主义教育目的观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科学功能的日益凸显而逐步产生发展的,它以科学为中心,将社会性需要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实用主义是这一教育目的观的哲学基础,认为教育目的必须具有灵活性,以客观的事实和相应的价值观为依据;人性是可塑的,教育必须使个性得以完全发展。学校教育必须更加突出应用性能力,要扩展更多的活动,设置更多的职业技术类课程,培养学生社会能力和职业能力。首先,重视科学教育。数学及自然科学要成为优秀课程,将培养科学人才作为教育的重点。其次,重视社会适应性的教育目的。要使教育尽可能适应社会变化,只有当教育同社会变化联系起来时,才可能消除旧教育与社会脱节的弊端。再次,重视社会功利性的教育目的。使教育更多地关注现实人,而不是抽象的人。 二、现代教育目的的局限性 纵观人类教育史,不论是“个人本位”的教育目的,亦或是“社会本位”的教育目的,教师个人与社会集团作为“教者”构成了教育目的制定的主体,而学生则仅为教育目的的局外人。在这类教育目的确立的过程中,教者掌握了“话语”霸权、学生处于“失语”状态,这体现了教育目的制定的特点及其局限性。从传统哲学“二元对立”的观点来看,人本主义与社会本位主义是完全对立、不可融合的两种关于教育目的的哲学思潮。在传统的教育目的观中,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上局限于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它们在教育史上相互对立,各执一说,始终致力于澄清各种教育目的价值观的对与错、好与坏,试图在肯定或否定的基础上进行选择。这导致教育目的价值取向陷入两难困境,左右摇摆、非此即彼,形成了教育实践中的“钟摆”现象。当科学、技术在人的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时,教育目的的思维模式就会逐渐地、不由自主地向科学、理性主义倾斜,用精确的、因果性的、科学的、实证主义的方法来解决一切教育问题。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保证教育目的系统的稳定和高效,但是却极大地限制了教育目的的开放性,僵化了思维的广阔性,缩小了人们的生态空间。教育生活如人生一样,是丰富多变的,人的存在使得世界充满了不可预测性,教育目的必须要适应当前这种日益突出人的价值,注重社会责任,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状态。近年来,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进入了我国教育研究的方法论领域,它在教育目的上主张:重视个性多元而非本质权威一元;主张消解中心与边缘的界限,使得两者之间对话;关注人的不确定性,反对对于个人的各种形式的预设,反对“给定”的东西和大一统的局面对人的异质性的压迫。它批判现代主义的完人教育,认为完人教育把教育过程看成“喂食”一样,将功利主义课程作为主食,而把人格教育和人生教育课程当作维生素。完人教育目的观不但难以实现,而且在造就封闭的教育过程中,人仍然是可以在各方面达到均衡发展的认识假设等方面产生危险,导致虚伪、内心压抑与痛苦、无法与他人真正沟通和个性压抑等危害。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忽视了人作为教育主体的意义,没有将人看作充满无数可能性的存在,因此才有了比尼采的“上帝死了”更震撼人心的话语“人死了”。 三、我国现代教育目的的建构 无论是从“二元对立”桎梏的角度还是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到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存在的局限性,但这些局限性并不意味着应该放弃现代主义而追求一种完全解构的社会状态。而这些局限性也成为建构新的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的切入点。首先,要培养具有主体性的人。在未来教育目的建设之路上,我们必须反对“工艺论模式”和“有机体论模式”的教育,必须把人作为教育的主体,强调人的选择能力和自我完成能力,赋予个体以自由、和谐、全面的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重视人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去教师中心主义、摒弃忽视人的个体差异的统一化教学,重视人的自组织性对教育非线形性和动态生成的影响,通过民主化、个性化、主体化和人性化把教育从传统的“制器”转化为现代的“育人”,把“选拔适合于教育的学生”转变为“造就适合于学生的教育”。 其次,要培养现代化的人。人的现代化是“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化的过程,现代教育的目的的优秀就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根据现代化理论:现代化就是一个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的过程,即一个社会如何基于自身传统而获得现代性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以科学技术发展为先导和纽带,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工业化为动力,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主体,涉及诸多领域的整体性、长期性、革命性和全球性的发展与变迁过程。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有的发展最终都要服务和归结于人的现代化,从本质上来看,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以人的现代化为主体的社会整体性变迁。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也必须顺势发展,现代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关注人的现代化。再次,要注重培养认同多元文化的人。要肯定个人经验及其代表的特殊文化,将教育目的从由优势文化决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同时,认同多元,把多样性作为真正体现人类文化的本质。这样,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就不会是优势中心的附庸,他们既具备了批判能力,也在这个能力培养过程中了解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不仅要认同自己的文化,也要认同不同文化背景下价值各异的他人。这既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需要,也是适应全球化要求的。 最后,要培养具有独立个性的人。要将个体差异作为出发点,努力建立一种多元的、开放的教育模式,将学生塑造为具有自由个性和丰富内涵,具备多种行为方式、多种思维、多样化个性特点的能动的主体。这就意味着必须将教育从依附于其他社会力量的工具地位中解放出来,成为自主教育,成为学生个性自由发展的真正解放过程。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自产生以来,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思想理论,它以深厚的哲学理论为基础,产生出了不同价值取向的教育目的观。通过从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思考,可以看到它的基本理论主张的闪光点,同时在其他哲学流派的批判中也可以意识到它的局限性,因此我国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要实现教育目的观的现代化,就必须将它看作是一个活的理论,不断用合理的理论来改造它,使其为我国教育的发展指明正确的道路。 作者:李艺 单位:济南职业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论文 引言 笔者从事思政教育数十年,对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工作进行了深入研究,深刻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对于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分析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现状的基础上,试图剖析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为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1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现状及原因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在坚持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引导人们主动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高职院校的学生大部分是理科出身,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习在基础教育阶段非常欠缺,进入大学之后也是以专业技能的学习为主,学生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摄取不受重视,甚至被忽略,人文素质的培养和塑造对于学生成才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认为,造成目前这种状况具体原因如下: 1.1社会因素:哲学社会科学教育遇冷 近年来,在高职教育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违背教育规律,急功近利发展的现象,突出表现为高职院校不断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一味加强学生专业技能的训练,忽视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在学生职业道德以及人格的养成过程中的熏陶教化功能。我国高等职业院校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应运而生,目前又普遍面临着学生就业困难以及社会对人才专业技能要求较高的严峻挑战。因此,从“实用”角度出发,校方纷纷加大了对学生专业知识技能的培养力度,在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实训设备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再无精力顾及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再者,高职教育学制短,专业教学任务重,校方更重视实训课程的质量,技术理论课次之,而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基本流于形式,出现“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查起来非常必要”的状况。 1.2学生因素:素质堪忧 目前,高职生源大多列在第四、五批中录取,生源的教育背景不同,文化理论功底较薄,甚至大多数理科学生基本上没有学过哲学常识,无法适应起点较高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较多学生反映难以理解其基本内涵,理论学习上通常表现为放弃,进行“学职业技术不需要社会科学理论”之类的消极宣传。全球化的浪潮带来西方各种思潮和价值观的涌入,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与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无一不猛烈冲击、影响和改变着高职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泥沙俱下,由于过于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忽略精神文化方面的内涵建设,致使某些学生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远远多于对精神信仰的追求,对现实主义的关注极大地超过了对终极价值的思考,导致学习动力不足,学习目标不明。 1.3师资、教材因素:师资力量欠缺、教材脱离 实际高职院校大多数由以往的中专院校“升格”、“整合”而来,本来哲学社会科学师资力量就普遍薄弱,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教学科研骨干数量极少,大家、名家更少。办学规模急剧扩充,更导致师资严重不足,以往的小班授课不得不改为大班开讲,或者非思政专业背景或非哲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客串,课堂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极少数教师还没能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懂、真信”,在教育教学中忽略对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对一些西方学术观点缺乏正确地分析和批判,把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只是当成纯粹的知识传授课程来对待。当前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因为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思想内容单一、是非标准简单,割裂了厚重的理论与鲜活的实践之间的血肉关系,变成了干巴巴的教条,空洞无力的说教对高职学生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教学效果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 2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的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社会人”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要求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帮助学生明确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远大的理想、陶冶高尚的情操、强化良好的公民道德意识、锻造坚强的意志品质;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人文素养;教导学生立足现实、放眼未来,遇事客观理性、不轻率、不浮躁、不盲从、不走极端、不急于求成;引导学生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把握时代脉搏、正确把握自己的人生道路,对现实社会作出正确的思维判断和价值选择。理工科专业的高职学生同样应当且必须具备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政治法律素质,才能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增强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自觉性,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坚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信念。而优秀的人文素质、健康的人格情操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品质是自然科学教育无法实现的。当前我们生活在气象万千的网络时代,各种文化思想的激荡、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青年学生的影响都不可低估,价值观念的碰撞、行为准则的差异,导致学生的诚信缺失、心理失衡、道德失范、精神失落等。在协调社会环境变化与个人行为习惯的矛盾中,哲学社会科学倡导的科学认知方法、科学精神理念,对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平等与公正等方面的研究和在文化生活、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及人生态度等方面的关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确立了精神支柱,营造了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氛围。 2.2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聪明人” 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与自然科学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具有揭示自然、社会、思维发展规律的作用。高职院校通过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充实学生的文化理论知识,不断更新和优化各类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能力和处事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增强学生的创造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有利于高职学生思辨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提高:一方面,鼓励高职学生延伸科学思维的空间,扩展辩证思维的跨度,培养学生整体把握客观世界的全局意识和辩证思维能力;另一方面,激励学生敢于打破传统思维的定势,开阔知识视野,拓展思维领域,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质疑,激发学生丰富大胆的想象力,突破所学专业领域的限制,了解和掌握其他专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更好地适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需要。近些年来实施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颇具成效,验证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有着自然科学教育不可比拟的独特功能。因此,高职院校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力促社会人文教育与自然科学教育的结合,才能培养学生勇于实践、不断创新的时代精神,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自主创新的能力。 2.3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职业人” 任何实践活动都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正确理论的引导,高等职业教育将迷失方向。高职院校应意识到高职教育的目的并非“制器”而是“育人”,过分强调专业教育、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和专业技能的训练,轻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精神的陶冶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会导致学生人文底蕴的欠缺和人文素质的低下;会导致学生在思想道德、文明礼仪等方面不能达到相应的要求;会导致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差以及道德失范等严重问题,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就业和进一步发展。高职院校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才能使学生在人文精神的熏陶下,成为以德为先、以俭为本、爱岗敬业的人才;成为吃苦耐劳、脚踏实地、开拓创新、学以致用的人才;成为视野开阔、素质全面、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兼备的人才;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和满足就业市场的需求。高职院校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注重理、工、文的相互渗透,才能使学生一方面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拓展能力,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提升自身的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具有对工作对社会的高度责任心,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3结束语 综上,哲学“智慧”之学,引导道德判断,塑造“社会人”;引导求真判断,塑造“职业人”;引导审美判断,塑造“聪明人”。因此,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的作用,有助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接班人。 作者:汪丽 肖晓斐 汤晓文 单位: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哲学思想音乐教育论文 一、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的“课程”观 对课程的概念或定义,目前尚存在一些纷争。一般而言,课程是指学校学生所应学习的学科总和及其进程和安排。广义上是指为了实现学校培养目标而规定的所有学科的总和,狭义上是指某一门学科。所在的音乐教育研究组织“五月组”确立了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的七大行动理念其中包括“课程”,并指出“在促进音乐教育的任何努力中,课程都占据着基础的、优秀的和决定性地位,应该优先考虑教学和研究的技巧、方法、材料和评价”。应该说,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视野下的音乐“课程”有着更为丰富而特别的内涵: (一)音乐课程是“实践性”的 实践的音乐课程最大的特征在于它的实践性,这一点毫无疑问。在《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中指出,“所有的音乐教育课程应当被当作思想深刻的音乐实践来进行组织和教学”。看来,音乐是实践性的,音乐教学也是实践性的,音乐技能教学更是实践性的,因而倡导一种全面的,以实践为主的音乐教育,重视专业实践能力和教学能力的培养。较之传统音乐课程而言,“实践性”音乐课程能够在实践中检验学生的知识和技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更有利于学生专业能力和教学能力的培养。 (二)音乐课程是“情境性”的 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反对既定不变的课程模式,认为实践的音乐课程具有很强的灵活性,音乐课程教学所包含的“目标定位、准备和计划、教和学、评价”四个阶段都是“情境性”的,因此,它是一种生成性的实习课程,能随时根据情况作出调整。指出,“由于音乐与其他学术科目迥然不同,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假设普遍应用于科学、历史或数学教育的课程制作和程序对音乐教育也完全适用,那一定是唐突之举。”可见,“情境性”课程更尊重音乐学科特征及学生的个性,对于改变当前音乐技能教育中“一套教案针对众多学生”的不切实际的做法具有重要意义。 (三)音乐课程是“多元”的 “如果音乐存在于各种各样的文化中,那么音乐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的,如果音乐本身是多元文化的,那么音乐教育从根本上也应该是多元文化的”。音乐课程的“多元”性是由音乐的多元文化本质决定的。指出,“支持音乐教育实践学说就是坚持音乐和教学是多样性的人类实践活动”。笔者认为,“多元”的音乐课程观是从多角度去看待和理解音乐,发现音乐价值,并寻求多种实现这些价值的途径,培养学生在区别和差异中宽容而有效地学习,培养出认同和共享群体的兴趣和思考的批判性视野。 二、实践性哲学视野下的音乐技能课程改革模式 (一)技能课程的“实践化”改革模式 音乐课程就是要“让学生参与音乐实践”。目前我国音乐教育专业的实践课程主要是毕业前夕短暂的实习,时间一般安排在毕业前夕,且时间短,模式单一,效果十分有限。笔者认为,应将各种形式的实践有目标、有计划地纳入课程管理,并计入学分。一是实践课程常态化。即从学生进校到毕业,每学期都有一定学分的实践课程。二是实践课程多样化。包括课堂实践、艺术实践、社会实践、音乐实践、教育实践等,不局限于传统的教学实习。三是课程设置和比例搭配灵活化。学校应对学生学习情况、实践能力等进行科学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在不同学期对学生的实践课程类型及学分比例进行合理调配;甚至可以针对就业倾向,对部分学生个性化设置实践课程。同时,学校要根据实践课程所反映的问题,及时调整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增强课程的针对性,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减少和避免高分低能。 (二)技能课程的“情境化”改革模式 “特定教学——学习情境被称为课程……课程是教师和学生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的经历。”他指出,“作为实践课程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将学习语境化或情景化……这样一来,学生们不仅能全方位地学习,而且可以学习如何教学。”笔者深信,正如所言,“情景化”课程模式是教会学生如何教学的最佳途径。实践中,一是要将“培养基础音乐教学师资”这一目标定位作为实施“情景化”课程的基础和前提,课程的设置和实施应当将学生带入真实的,或类似真实的中小学音乐教学工作场景,通过与场景直接接触与互动,提高学生音乐技能、教学技能和解决教学中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在课程设置上,可以开设中小学音乐课堂观摩、课堂教学、课外活动等情景模拟课程,如定期组织学生实地观摩中小学音乐优质课;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组织模拟中小学课堂教学及课外活动;与教学实习有机结合,将情景化教学场景延伸到真实的中小学课堂等。三是在技能课程实施中可以灵活创设场景,如安排学生观摩教师为其他学生上课;在教师的指导下,安排学生为学生上课;针对学生中普遍或个别存在的问题,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等。总之,要改变以往的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技能课程模式,将原本枯燥乏味的音乐技能课程变得活跃、生动,让学生在学习技能的同时学会如何教学。 (三)技能课程“多元化”改革模式 1.课程内容设置多元化——即本土化与多元文化相结合的技能课程改革模式。一是本土化音乐技能课程设置。承认音乐教育的多元化,其实也就接受了音乐教育要融入本土化元素。“任何一种课程理论必须适合我国教育教学实践,否则,其价值只是理论模型的推导”。我们学习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就是为了借鉴吸收其合理因素,实现其理论的“本土化”,并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理论。所以,音乐技能课程本土化,就是要将中国式唱法、中国式演奏融入课程,如开设民族戏曲唱法课程、民族乐器演奏技法课程、本地区特色音乐技能课程等,让音乐教育专业同时肩负起传承和光大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使命。二是多元文化音乐技能课程设置。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认为,“只有承认和面向当代多元音乐文化,才能为音乐教育的课程建构、教学实践建立更为开放和宽容的出发点。”技能课程要充分体现音乐多元化的特征,这是由教育专业学生适应未来音乐教育工作需要,培养在不断变幻的社会中所应有的应变能力和创造能力而决定的。学校可以开设诸如中外歌剧和音乐剧体验、流行唱法、爵士钢琴等等之类课程。同时,还可以一种更加灵活的课程实施方式来促进技能课程的多元化。当然,这些课程的设置不是要穷尽世上所有的音乐种类和风格教给学生,而是引导学生建立更宽广的音乐视野,塑造更加宽容的音乐态度以及多种音乐感知和表现能力。 2.课程形式设置多元化——即分科设置与综合化相结合的技能课程改革模式。对于音乐教育专业而言,一味强调课程分科设置则背离了“师范性”的要求;而一味强调“综合化”又将背离音乐的学科特性。应统筹考虑,在保留必要的技能课程分科设置同时,设置若干综合课程,构建一种既不失专业特性,又照顾科际联系的课程设置模式。一是必要的分科技能课程设置。这是由音乐的“实践性”和“表演性”特点决定的,以至于多年来,无论教学和课程怎样改革,音乐技能课程分科设置方式也不曾被其他形式所替代。因此,保留演唱、演奏等优秀专业技能课程是必要的,其作用是,使未来的音乐教师掌握必要的音乐表演所必需的专业技能技巧。二是音乐技能综合课程设置。利用音乐学科内部各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将声乐与合唱整合,合唱与指挥整合,钢琴与即兴伴奏整合,声乐、钢琴与自弹自唱整合,充分考虑各种音乐技能的综合运用,使学生在学习中能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如,可以开设自弹自唱训练课程、即兴伴奏课程、合唱指挥课程等,并逐渐增加其比重。三是技能与基础理论综合课程设置。如将声乐技能与声乐理论、钢琴技能与钢琴理论相整合,开设声乐理论与演唱技能训练、钢琴演奏与演奏技法、民族歌曲欣赏与演唱等课程,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四是技能与教学理论综合课程设置。将教学法的内容渗透到专业技能课程实践当中,如开设声乐演唱及教学理论、钢琴演奏与教学理论等课程,将演唱、演奏技能实践与技能教学理论有机融合,使学生在学到音乐技能的同时,通过直接体验掌握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三、结语 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的系统理论和观念为我国广泛熟悉和接受尚需时日。本文仅从音乐教育专业技能课程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初步探索。就音乐教育而言,对实践哲学思想的研究和吸纳还远远不够,音乐教育要做的事情还很多。“音乐教育并不只关注音乐,它还关注学生,关注老师,并关注我们希望共同构建的社会形态”。即必须探讨我们希望通过音乐教育培养何种人。这一点值得我们在音乐教育专业课程(包括技能课程)设置和实施中深入思考和研究。 作者:龚永红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人生哲学与思想教育论文 一、弗洛姆人生哲学的思想基础 弗洛伊德关心人,从人道主义出发做出了伟大探索。郭沫若正是用他的理论指导创作,把性升华为人的正当情爱,写真的人,真的性情。他的剧作《屈原》中如果仅写传统的忠奸斗争,历史上写得清清楚楚,也没新意;他的独特和伟大就在于塑造了真实可爱的人物和真的性情。比如南后迫害屈原,是因为她深爱屈原:爱他的南国才子风度,爱他的高洁品格,爱他的铮铮铁骨,而屈原又那么骄傲,南后爱之不得遂转为刻骨铭心的恨;婵娟敬爱屈原,她说“我愿用我的微躯换得先生的存在”,她对屈原的爱,既是钦敬之爱,又有男女之爱;屈原也不是一个干枯的人物,剧中他有这样的台词“南后,你有许多地方值得我的赞美,你有许多地方令我们男子有愧须眉。我是时常得到这些感觉,而且把它化成了诗的。如果我的诗还有些可取的地方,恕我冒昧吧,南后,这多是你给我的。”这包含着多么丰富的情感!他对婵娟何尝不是深深的眷恋,他是用人格和责任压制着这情感。这样,郭沫若就把人的主题提了出来,引导我们更好地活着,做有价值的人,做有意义的事,有人的可贵的性灵。弗洛伊德也正是在关心人,他确实是一位关心人类命运的伟大学者。弗洛姆研究马克思主义有三个原因:一是1931左右他进入法兰克福社会学所,并担任讲师,对工人阶级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又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广泛接触,加深了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二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很流行。三是他是犹太人,而当时德国迫害犹太人,马克思的理论主张消除种族歧视,倡导人类和平,这无疑令他感到亲切。后来苏联弊端显露,资本主义也有危机,弗洛姆更加积极研究马克思主义,探索人类命运。弗洛姆对马克思评价很高,认为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同是现时代的设计师,而马克思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远超过弗洛伊德。弗洛姆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贡献集中于两点:一是人道主义,二是思想与经济政治联系。关于人道主义他提到了三点:第一,马克思主张超越国家集团利益维护世界和平,这和平又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人和人之间交往应平等相待,国家间关系也应如此,这种要求国家、社会如兄弟般相待的真诚,很令弗洛姆振奋。第二,马克思提出人的异化的命题。异化,这里指工业化社会中人的病态,异化摧毁一切人的价值。比如卡夫卡《变形记》借人变成昆虫,警示人世的冷漠,人的异化到了何种程度。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借军规的荒谬性,指出规则不过是权势阶层的利益保障,也是平民人性异化的根源。其实异化应有更广泛的理解,比如梁山好汉赤裸裸的暴虐杀戮,正常人是不会这样执迷于暴力的,不正常的社会,恶劣的生存条件造成了他们人性的极端扭曲;再如《儒林外史》中,终生在科举路上徘徊的人们,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上双重窘迫,这也是人的异化。第三,马克思提出健康人的标准。健康人就是独立自主,有创造精神,富有的人。富有不是经济的富有,而是精神的富有。马克思指出占有感与存在感的差别:人们拥有了物质财产,但并没有使人道德富有,反而使人如此愚蠢而片面。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的解放,也就是重视人个性和精神的解放。关于思想与经济政治联系:传统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现象决定精神现象,马克思重视人的活动,把它发展成真正能动性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社会:通过建立更理性更有创造性的经济组织方式,使人摆脱了经济利益的束缚。总之,马克思的贡献和精髓在于人道主义,关心人的生存质量和最终解放。 二、弗洛姆的人生哲学 弗洛姆关注人生存的两个概念:自由和异化。现代社会人自由了,有努力就有机遇。然而人在自身强大过程中日益孤独,迷失自我。比如当代大学生从不自由的高中进入自由的大学,反而不知道该干什么了,进入社会这批大学生更是感到迷茫、孤独。这就需要孔子的一个词“克己复礼”,这礼不是周礼,以孔子的伟大不会去追寻早已死亡的制度,应理解为人内心的道德自律,人只有内心精神家园牢固,才不会迷失自我。讲到异化,现代人像逆子对待慈母一样过度掠夺自然,对自然失去敬畏,也就失去了仁爱之心。人日益孤独却信奉“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利己哲学,人和人之间缺乏真情,只剩下了交换关系,自然会孤独冷漠。这种状况也许也适于中国的都市,但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尤其重视家庭亲情,也许中国的家庭人情是抵制异化的最坚固的堡垒。弗洛姆认为爱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爱的本质是给予而不是索取,是强烈肯定他人价值的品质。总之,弗洛姆的学说建立在尊重人、关怀人、希望人类幸福的基础上。 三、弗洛姆的人生哲学对当代大学教育的启示 近500年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自然科学在带给人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人类的精神出现了危机。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弗洛姆的人生哲学给当代大学教育以重要启示。怎样才能做一个如弗洛姆所说的尊重人、关怀人的幸福的人呢?这就给当代大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弗洛姆人生哲学对当代大学教育的启示在于,大学教育不仅要传授给学生知识,更要注重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导大学生努力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国家层面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是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制”,个人层面是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当代大学生必须牢记的。想起了郭沫若,他一生潇洒磊落,遵循本真性情,在他86岁高龄临死时,牵着妻子的手连声说“舍不得呀舍不得”。正因为他活得有价值,有光彩,临死才不后悔,才会舍不得。因此,当代大学教育一定要注重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导大学生努力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从而使当代的大学生能够沿着弗洛姆的道路,学着郭沫若,做个尊重人、尊重情感,爱自己、爱他人的人,做个热情活泼的人、真诚可爱的人,做个无悔于人生的人。 作者:雷宏谦 潘爱军 单位:邢台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教育功能的哲学思考论文 一、教育家对教育功能认识的代表性观点 到了20世纪,“教育万能论”演变为“环境决定论”。“环境决定论”以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为代表。华生认为,行为是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加以控制的,只要确定了刺激和反应(即S-R)之间的关系,就可以通过控制环境而任意地塑造人的心理和行为。他在《行为主义》一书中有一句名言:“给我一打健康的婴儿,并在我自己设定的特殊环境中养育,那么我可以担保,在这一打婴儿之中,我随便拿出一个来,都可以训练其成为某方面的专家———无论他的能力、嗜好、才能及父母的职业和种族怎样,我都能够任意训练他成为一个医生,或一个律师,或一个艺术家,或一个商界领袖,甚至也可以训练他成为一个乞丐或盗贼”。“环境决定论”否认人性的存在,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仅仅源于所受的教育和待遇的不同。此外,以优生学创始人英国的高尔顿和美国儿童心理学家霍尔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先天遗传对人的发展的决定性作用,部分乃至完全否认后天教育所起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一种“教育无能论”观点。 二、对“教育”的理解和剖析,决定对教育功能的判断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对于“教育”,论述颇丰。儒家思想家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原北大校长蔡元培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近代教育家陶行知主张,教育是依据生活、为了生活的“生活教育”,培养有行动能力、思考能力和创造力的人。外国对“教育”也有许多精彩、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教育是促进“个人的独创的自由发展”;康德认为,教育是由个体自我设计、自我选择、自我构建、自我评价的过程,是自我能力的发展,它体现着社会意志和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平等自由地、审慎严肃地共同探究的机理,不是“指令”,不是“替代”,更不是让茧中的幼蝶曲意迎合或违心屈从;蒙台梭利主张,“教育就是激发生命,充实生命,协助孩子们用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并帮助他们发展这种精神”。概括起来,中外学者对“教育”的认识,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首先,“教育”的主体和对象都是“人”。其次,“教育”的手段是“帮助、培养、促进、激发”。再次,教育的优秀在于“思想、人格、精神”。其四,“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人的发展”。据此,我们对“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做出如下剖析。 1.“教育”是一个贯穿人的一生的活动,教育具有终身性。 我们惊奇地发现,古今中外大多数思想家、教育家,都把教育的对象,定位于“人”,而非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所认识的“青少年学生”、“孩子”。这无疑是符合“人”身心发展基本规律的。因此,“青少年学生”、“孩子”,只能说是教育的重要对象;学校教育,仅仅是整个“教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2.“教育”是一个贯穿人的一生的充实精神、活跃思想的过程,教育具有塑造性。 中外教育学家,都主张把人格塑造、能力发展,作为教育的首要任务。在如何正确处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人格塑造三者的关系上,大多主张以知识传授为载体,以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人格塑造为目标。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什么是教育?当你把受过的教育都忘记了,剩下的就是教育”。这里“忘记的”,就是知识;“剩下的”,就是思维方法和个体人格。 3.“教育”是一个贯穿人的一生的由引导帮助,到自我认识、自主发展的过程,教育具有自主性。 教育者对被教育者的引导和帮助,最终需要被教育者个体,从其生活环境和生活实践出发,转化为内在的、自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4.“教育”因其终身性、塑造性和自主性,而具有极端复杂性。 “人”,本身就是拥有复杂思维(逻辑思维)和丰富情感的高级动物,再加上每一个个体的“人”,遗传基因的根本不同,生活环境的千差万别,生活实践的经历迥异,生活状态的不断变化,因此,“教育”,体现在每一个被教育者个体身上,就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复杂甚至是对立的结果。教育科学是世界上最难把握的科学,这绝非孤芳自赏。综上所述,我们对教育的本质概念,得出如下结论:教育,是贯穿人的一生,由外界力量、外部环境引导、帮助、激发、影响,进而到由个体的人自我感悟、自我引导、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极其复杂的思想活动和行为活动过程。 三、站在哲学高度,客观看待教育功能 1.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功能。 人类,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的,人是高度智能化的动物,这是近代遗传生物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代表性论点。任何种类的动物,其知识和经验的获得,都离不开学习。而学习,则主要通过行为模仿来完成。著名的“印度狼孩”案例,是这一论点非常有力的佐证。一个毫无任何教育背景的婴儿,常年在成年母狼的呵护下成长,其学习模仿的最终结果,就是食生肉、饮兽血,就是狼嚎和爬行。行为学习模仿的过程,就是接受教育的过程。然而,人类毕竟是与其他动物有着本质区别的高级动物。我们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能否通过复杂的抽象逻辑思维,认清客观世界的规律,并根据规律制定出若干行为规范,且以此约束自身行为。抽象逻辑思维,其成果主要表现为语言和文字。因此,人类获得教育的渠道,除了行为学习模仿,还有语言和文字。我们可以作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把一名新生婴儿置于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中,仅仅供给其生长所必需的食物和饮料,没有任何行为学习模仿的对象,也没有任何文字和语言,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必定是一个毫无思想、毫无情感的“植物”和“工具”。教育,包括行为模仿学习和语言文字学习在内的教育,对“人”的发展、“人”的塑造,无论是积极的、正面的,还是消极的、反面的,其作用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 2.教育功能的实现过程,充满了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的矛盾。 在实现教育功能的整个过程中,有三对天生的、不可分割的矛盾体,一是教育主体(教育者)和教育客体(受教育者)之间的矛盾;二是教育主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与教育客体(教育环境)之间的矛盾;三是教育主体(自我教育者)与教育客体(教育环境)之间的矛盾。在第一对矛盾中,教育者,主要借助语言和文字的方式,引导、帮助、启迪、激发受教育者的思想和情感。因此,教育者是教育主体,受教育者是教育客体。这一对矛盾的根本冲突,在于理性化与人性化的矛盾,即人性本能与对人性本能约束的矛盾。相对于后两对矛盾而言,解决这一对矛盾的方式方法较为简单。教育者,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威,以及被大量教育科学实践所证明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对受教育者施加足够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不敢说是万能,至少也是有能的。在第二对矛盾中,我们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看作一个整体,即教育主体,而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看作教育客体。在第三对矛盾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是同一个对象(自我教育的教育对象),我们称其为教育主体,仍然把自我教育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称之为教育客体。第二、三对矛盾的根本冲突,既在于理性化与感性化的矛盾,也在于语言文字教育,与行为模仿学习教育的差异矛盾,即理想化与现实化的矛盾。距今100多年前,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心理学,有一条著名的“思行不一规律”。心理学研究认为,人的知、情、意、行,有时是统一的、一致的,但更多的时候是相悖的、矛盾的。因为“知、情、意”,大多是后天教育,尤其是语言文字理性教育的成果;而“行”,则有相当一部分,是出于一种先天的动物本能。当“知、情、意”,处于一个与外界隔离的理想状态时,对“行”的影响,作用是巨大的。然而,人具有社会性。生活在并非真空的社会之中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有意或无意,对教育客体(社会环境)现象,进行模仿学习,而这种学习,又往往与先天的动物本能有关。这个时候,感性的、本能的行为模仿学习,其作用力,就往往大于理性的、科学的语言文字学习。“行”,反过来对“知、情、意”,产生巨大影响。当代教育学上著名的“5+2=0”和“7+7=0”两个等式,就充分说明了这一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不能说是无能的,至少也是无奈的。 3.教育功能的实现,既有可知性,也具有不可预知性。 作为一门有明确研究对象,且有规律可循的科学,教育的功效如何,是可以部分预知的。换一种说法,如果一个人,从小生活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中(家庭环境和可以感知的周边社会环境),长期接受良好的语言和文字教育,那么,教育功能的实现,再差也有三分。然而,作为对教育功能产生重大能动作用的环境(受教育者的模仿学习对象),是有可能发生巨大变化,甚至是沧海桑田变迁的。环境的巨大变化,生活状态的巨大落差,完全可能颠覆受教育者的心智,极大地影响教育的功效。由于环境的变化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教育的功效如何,具有一定的不可预知性。 4.受教育者的社会和生活实践,是检验教育功能的唯一标准。 当前,对受教育者的考试评价制度,是一种“非科学”的科学评价方法,是“无可奈何”的科学评价体系。一方面,考试,只能考出受教育者,在某一个阶段知识掌握和部分能力发展的状况,而不能“考”出受教育者整个人生的知识掌握和能力发展状况,更不能“考”出受教育者的“人格”和“道德”。因此,现行的考试评价制度,是“非科学”的。另一个方面,以我们当代人的智慧,又很难找到一个比现行考试评价制度更为合理、更加科学的,评判教育功效的科学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现行考试评价制度,又是科学的。我们暂时做不到科学评价教育功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意识到,检验、评价教育功能的科学态度和标准?答案是肯定的。检验、评价教育功能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受教育者终身的社会实践和生活实践。也就是说,我们评价教育功能,不是看受教育者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写”,而是看他(她)怎么“做”,“做”的效果如何;不是看受教育者在某一阶段、某一时期怎么“做”,而是看长期乃至终身怎么“做”。盖棺定论,以受教育者的社会实践和生活实践来定论,是理想状态下检验评价教育功能的最科学方法。 作者:孟延风 彭举鸿 单位:重庆市北碚区档案局 重庆师范大学 教育哲学论文:民办教育视域下经济哲学论文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迷失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生源已经成为教育市场的主体,而河南民办高校招生工作依然停留在简单化的操作层面,民办高校招生人员和创办者日益被人诟病为“逐利者”。造成这一现象的实质是作为民办高校的管理和招生人员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迷失,缺乏以经济哲学的视角思考民办高等教育营销理论的战略价值。其主要表现为: 1.大多数民办高校招生人员的理念还停留在“招生就是要多招学生、多赚钱”的层面,学生成为其“牟利”的工具。 在招生实践中,由于这种工具理性思维的放大,客观上造成教育价值的偏移,招生人员往往认为,招生任务的完成要靠与高中班主任教师的交易、广告宣传和搞好方方面面的关系来完成,因此多采用“买卖学生”的隐性腐败、多渠道宣传推销和无所不用其极的公关营销手段来开展工作。事实上,宣传、推销仅仅是营销手段,不是营销的全部。 2.民办高校招生人员多由学校的行政、后勤等人员组成 缺乏教育教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对教育教学的价值纬度缺乏认知,造成招生人员教育营销价值理性的先天不足,导致其缺失对优质师资、特色专业建设、重点实验室等教育营销“软资源”和“硬资源”的深度挖掘。对于民办高校来说,招生工作解决的是生源数量问题,教学质量解决的是生源质量的问题。笔者认为,民办高校忽视对教学质量价值属性纬度的营销属于不完全营销。具体而言,民办高校忽视了教育营销的精髓,即民办高校必须把教学和科研工作作为教育营销价值的优秀内容,必须全程监控教育产品(学生)的塑造和社会对教育产品的认可度,而这些才是有效教育营销价值的基础。 3.从目前河南民办高校招生工作的现状来看,民办高校教育营销的策略主要停留在功利性的战术层面而不是促进民办高校大发展的战略层面 教育营销目标只是停留在扩大生源、实现“以学养学”的工具性层面,而没有上升到促进民办高校发展的战略层面。更为严重的是,民办高校的个别领导也不具备教育营销价值理性意识,对招生工作的重视只是出于生源危机的本能管理动机,而其他职能部门、院系从教者往往更不善于对教育营销理念做深刻思考,这既不利于民办高校教育营销实践的深入探索,也不利于其良性、持续、健康的发展。 二、教育营销是对高等教育市场化的理论创新 1.教育营销理论的提出 改革开放之初,市场营销作为外企开拓中国市场而引入的一种营销模式,其市场趋利动机明显。伴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国际化和市场化的浪潮已经不可逆转,我国逐渐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理论已成为共识。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发挥教育价值功能,提高教育质量和效能的教育营销理论应运而生。教育营销从工具理性层面来看是手段,而教育营销价值本身隶属价值理性范围,其价值导向上归于传播和推广等目的,两者之间的辩证结合有助于指导民办高校教育机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效发挥民办教育的价值功能,提高民办高校的教育质量和效能。 2.河南民办高校招生工作引入教育营销理论的必要性 伴随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化政策的持续,民办高等教育将会成为教育产业化的主战场,民办高校的发展将始终伴随着生源的激烈竞争,在招生工作中引入教育营销理论将成为民办高校生存的必然选择。我省民办高校引入教育营销理论既有现实生存的需要,也有内涵式发展的需要。伴随着河南民办高校发展的双重需要,把教育营销理论提升到民办高校招生工作的战略高度,是保障民办高校在招生战场上生存下来的重要支撑之一。笔者认为,从教育营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综合上提纯教育营销理论是经济哲学思考的切入路径,教育营销理论贯通于围绕教育市场优秀而展开的一切实践活动,应当植根于教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生成过程之中,民办教育机构有义务将社会需要的产品———人才与科研成果输送到有关的社会生产部门或机构,其指向是教育目标价值的实现。教育营销理论在民办高校招生工作上具有价值先行性,其应用则集中体现在民办高校招生工作教育营销策略的路径选择。 三、河南民办高校招生工作教育营销策略的选择 1.进行招生市场调研,实现生源目标细分和准确定位。 事实上,在招生工作教育营销的实施中,首先要重视对生源市场细分找准生源目标,比如在学生入学前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调研掌握学生学习基本情况及报考意愿,在学生到校学习之后对入学新生进行为期半年的跟踪服务,然后根据调研信息寻找民办高校可供给教育产品与生源目标之间的契合。 2.宣传学校特色专业,提高学校品牌声誉。 民办高校要根据自身办学定位,准确把握自身办学特色。办学特色主要体现在办学的定位、办学的价值理念、学科的水平、课程体系的构成、人才培养目标、管理方式和效能、校园文化的建设等方面。以特色吸引学生、培养学生、成就学生是保证学校声誉的基石,民办高校学生的质量要接受教育市场终端的检验,教育品牌的优劣取决于学生培养的质量。因此,招生工作上的宣传推广要重点从民办高校的特色专业等方面做文章,以提高学校品牌声誉为导向。 3.树立教育营销战略意识。 教育营销意识应该放在民办高校招生的战略层面来凝聚和推进,民办高校应该选拔专业教学人员参与招生工作,淘汰冗员,要在民办高校内部建立专门的招生工作教育营销办公机构直接与学校教学和行政部门对接,通过招生工作会议、招生工作文件、各教学单位招生工作网站等使全体教职工都全员认同教育营销且愿意为教育营销做出贡献。教育营销理论的引入对指导河南省民办高等教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发挥功能,提高民办高校教育质量和效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民办高校作为河南省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承担着为河南省由人口大省向人才大省跨越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责任。随着市场机制在高等教育产业中的深度发展,以教育营销为导向的教育运行机制其优劣得失会进一步显现出来,作为民办高校的招生工作人员应该具备教育营销理论素养,成为构建新型教育经济关系的“哨兵”。因此,笔者再次强调教育营销理论的经济哲学思考十分必要,它对民办高校招生工作的指导有切实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构建学生、民办高校和社会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新型教育经济关系,有助于民办高等教育的健康、良性发展。 作者: 胡朝阳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教育实践下的教育哲学论文 一、“教育哲学”辨 为了更好地辨明“何为教育哲学”的问题,可以把它一分为二:“什么是教育哲学”与“教育哲学是什么”。前者考察教育哲学的历史形态;后者考察教育哲学超历史性的本质。 (一)什么是教育哲学 教育哲学主要有三种传统:形而上学教育哲学、规范教育哲学、分析教育哲学。②形而上学教育哲学也可以称为思辨教育哲学,其典型代表人物为柏拉图。在他所著的对话录中,苏格拉底不断以“什么是”和“是什么”的方式追问诸如“正义”、“德性”、“美”等事物的定义,以便在“人事”上获得一种超越习俗、流变事物的确定性知识。在这种教育哲学中,主要表达的是教育即“灵魂的转向”③,即让灵魂从观看习俗幻象转向洞外真理之光。规范的教育哲学的“规范性”来源于其对哲学方式的辩护,而非一种宗教信仰或政治权威。因此它往往与思辨的教育哲学相生相伴。规范的教育哲学主要关涉三个问题:何为人类的卓越与优秀的德性,这些德性为何是卓越的,如何培养卓越的德性。④分析教育哲学以分析作为工具,探索语言使用过程中概念间的联系,以便发现和澄清理解过程和知识话语中的混乱。⑤分析教育哲学反对从哲学原理简单地演绎到教育问题上来的做法,认为这是一种由哲学强加给教育的做法。吊诡的是,对分析教育哲学的有力批判主要来自分析教育哲学的内部。①上述三种教育哲学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教育哲学样态,是对“什么是教育哲学”问题的回答。然而这并不能排除在一种新哲学方法兴起之后,还会出现多种新型教育哲学形态的可能性。任何一种教育哲学历史形态都只是一种“偶在论”存在样态。对教育哲学确定性、本质性特征的考察则应该通过回答“教育哲学是什么”来进行。 (二)教育哲学是什么 教育哲学并不只是用哲学的方法来解释教育。它是以哲学的思维方式来探寻教育的真理。教育哲学相较于实践教育学与教育科学而言,具有更长远的“目的论”的关怀。它关怀的是三个整全:整全的社会、整全的教育、整全的个人。具体而言,教育哲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定性。1.追问教育“自然”教育哲学追问“教育是什么”,更为准确地说追问“正确的教育是什么”。它不同于教育科学旨在揭示“教育事实是什么”。教育哲学是一种探寻教育“本性”或“自然”②的尝试。具体说,教育哲学是这样一种尝试:旨在了解教育的本性并为之辩护。之所以需要辩护,就在于其本身是一种对教育的“本体”追问,从而显得“不合时宜”、“不接地气”。它本身并不考虑教育的具体情境与特殊性,而是对纯粹的教育“自然正确”③追求。教育哲学并不关心其能否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现实化与技术化操作。如何操作是个实践教育学的问题,实践问题是技术性问题。教育哲学是关于“是什么”的绝对知识,而非关于“如何做”的相对知识。2.探寻教育“理性真理”教育哲学是对教育“理性真理”的承诺。所谓教育理性真理是以人的纯粹理性探寻教育的“理性事实”。理性事实只存在于人的言辞中,教育哲学需通过言说的方式去探寻。与此不同,教育科学追求的是“事实真理”,即教育在现实中事实上是怎样的。它以价值中立的态度把教育现状中的事实从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剥离出来,并加以鲜活地呈现,就已经达到目的。它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科学事实”。教育哲学探寻理性真理是为作出健全的判断提供评判标准。因为教育科学恰恰只是“价值中立”地不断展示事实,而无法让我们作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的判断。而教育哲学的首要问题就是何谓教育真理的问题,是评判现实教育对与错、好与坏的依据问题。它寻求回答的优秀问题是:什么是正确的教育?只有符合自然或本性的教育才是绝对正确或正当的。教育自然正确是人类教育的终极价值标准。教育哲学就是在言辞中构建以美好生活为中心的符合“自然正确”的教育。3.关涉“善好生活”在理论上可以把生活分为两类:现实的“纯然生活”与理想的“善好生活”。现代社会对人的管理已经不可能细化到个体内在德性的考察,只要个体不违反大规则,就被认定为合格公民。在这种粗放式的国家治理模式下,人们日益关心自己纯然生活的生存处境,变得更为“现实”。教育科学与实践教育学正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境况。它直接扎根于教育的现实,以求获得人的生存条件的改善,以便满足生存之需,而实践教育学正是通过指导教育行动直接促成纯然生活的现实化。然而二者倾向于使人精神忙碌于现实而“两眼看地”,往往忽略了“头上的星空”。教育哲学正是要使人仰望星空———超越现实,追求那个高于现实的善好生活。教育哲学是以“人应该如何生活”、“什么是善好生活”为根本主题。纯然生活与善好生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后者是自洽的:不以其他目的为目的。教育哲学关涉的善好生活是“自然好”、“自然正确”的生活。①形而上学教育哲学、规范教育哲学、分析教育哲学都试图追问教育的本性,把教育引向“至善”。②这个至善就是教育的原型。“哲学决不会超出商讨或争论的阶段,决不会达到决策的阶段。”③教育哲学只对“正确的生活方式”和“正确的教育”进行辩护。实践教育学可能对现实的教育政策感兴趣,或基于某种世俗立场而为之辩护,但教育哲学只对教育真理感兴趣,并不依附于当下的某种秩序,更不为其合理性辩护。教育科学以揭露事实为天职,而教育哲学试图超越事实探寻“美好生活是什么”。 二、“教育实践”辨 教育理论可以三分为教育哲学、教育科学与实践教育学,因此不能笼统地谈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二者的关系。在论及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时,人们往往把“教育的实践性”、“教育哲学(学)的实践性”与“教育实践”三者混为一谈。 (一)“教育的实践性”、“教育哲学的实践性”辨 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活动,不管是个人的、家庭的还是社会的行为,显然都具有实践性。实践是指教育主体把教育理念付诸实际行动。“教育的实践性”这种提法在语法上犯了近似同义反复的错误,因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活动、行动或行为。教育的实践性这种提法如果尚存在一点意义的话,就在于它强调了教育的现实操作性与技术性。若把教育的实践性理解为教育内容与方式的实践性,则此问题就完全成了一个技术性问题。对“教育哲学的实践性”的理解涉及对教育哲学的理解。教育哲学作一门探寻教育本性的学问,本身具有实践的“意向性”。亦即教育哲学所探寻的理性真理,对教育实践本身构成了一种规范和引导。“自然正确”与“善好生活”本身就是对教育实践在方向上的要求。从根本上说,教育哲学想脱离教育实践都是不可能的。“教育的实践性”与“教育哲学的实践性”是指二者具有指向实践的属性。前者是指教育活动内在地具有实践性,后者指教育哲学本身在理论的最高层次上始终关怀教育的行动和现实。何为教育实践也可以区分为两个问题:什么是教育实践与教育实践是什么。 (二)什么是教育实践 在教育实践的理论陈述中,存在两条基本话语路径:亚里士多德式的教育实践话语与马克思式的教育实践话语。1.亚里士多德式的教育实践观实践哲学并非与哲学同时诞生,而是开端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将人的活动分为理论、实践与创制。①这种三分法凸显实践的特殊性。首先,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在他看来,理论作为人性中最高的部分———理性的沉思活动,代表着人最为自足、完满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人可以像神般沉思世界的原因,实现人最高的幸福,即沉思生活。但是人除了自足的沉思生活,还追求完美的贤人生活,成为一个有道德德性的绅士。因此,亚里士多德并不同意苏格拉底将人的德性等同于知识的看法,因为人具有了道德知识不一定会自动成为好人。想要成为一个好人就得“做”好人。因此,与人的理论活动相比,实践主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学概念,包括伦理与政治活动。实践与理论一样,是一种自成目的性的活动。它是因其自身而值得欲求的东西。所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与实践之间并非一种原理与应用的关系。理论与实践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领域,并非内在演绎关系,而是一种具有等级性的外在并列关系。这种等级性是指理论高于实践。②其次,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创制与实践概念。与创制相比,实践自身就是目的。亦即一个高贵的道德行动本身就是人的目的,而人的创制活动指向的是创制之外的产品、成品。这种创制活动仅仅相关于人类生活中的某一领域,而实践活动相关于美好生活的全局。亚里士多德强调伦理学作为研究人的实践的学问,并不能要求其确切性,只能是大致地、粗略地说明“真”。③他试图用实践智慧来应对生活中遭遇到的特殊性问题。他认为,理论指向普遍必然性,而不能解决行为的个别性问题,因为个别之间存在异质性差别。亚里士多德通过二分的形式解决这个问题,即理论解决普遍性问题,而实践和创制解决特殊性问题。总而言之,在亚里士多德实践意义上使用教育实践概念关键点有三:第一、把创制活动排除于教育实践活动之外。教育实践是一种自足的目的性活动。第二、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之间是一种并列的关系,但这种并列并非内在并列关系,并不存在相互推演的关系,而是一种外在并列关系。第三、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等级次序,教育哲学高于教育实践。2.马克思式的教育实践话语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既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又包括其创制概念,并且倾向于后者。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是一种以自身为目的活动,因此是以非生产性为特征的。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在马克思那里通过对劳动的重新理解而得到改造与贯彻。马克思把劳动看成人的本质,④理解为一种人的自足的活动,即人的劳动本身不是达到其他活动的手段,特别是不能成为资本增值的手段。如此,马克思成功地把劳动实践化了。而亚里士多德的创制却是以生产产品为直接目的,这种产品包括物质性产品,也包括诸如诗的创作等精神性产品。马克思通过把这个创制概念糅合进他的实践概念,从而使实践概念生产化。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以生产性为特征的。它最大特点在于实践已经完全超出了认识论的范围,成为生存论的本体论概念。⑤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实践自为性和目的性的解释,即把实践看成因其自身而存在,但它又包括创制活动,因此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已经突破了伦理与政治活动的范围,达到了康德所说的价值原则的普遍性。而亚里士多德在强调实践的自足性和目的性的同时,多次强调实践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了他的实践纲领:“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实践在马克思那里成为一个终极价值的概念———将人的自由生产性活动,即实践,作为人的终极价值。 (三)教育实践是什么 亚里士多德式的教育实践把指向目的之外的产品为目的的创制活动排除在外。教育创制活动是一种明确以实效为目的的教育生产活动。教育的优秀问题被理解为使人“活得好”与“做得好”。②马克思式的教育实践观恰恰把教育创制活动包括在内。不仅如此,它还包括教育理论生产活动在内。因为马克思通过把劳动抽象化之后,从事教育理论活动依然是“劳动一般”。③劳动生产化,生产实践化,如此马克思完成了实践观的改造。亚里士多德式的教育实践概念,使得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出现了分离,从而在二者之间留下了鸿沟。马克思把哲学与实践理解为原理与应用的关系,通过“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弥合了这条鸿沟。亚里士多德式的教育实践代表一种古典式的实践理解方式,其形而上学基础是宇宙目的论。而马克思式的教育实践代表着一种现代性的实践理解方式。它是以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为哲学基础的。两种实践观存在巨大差异,但是在自足性的认识上是相通的。教育实践最终要指向人的生活本身。然而,由于人不可能完全把握对象的整体,人在实践中人所面对的是特殊性与个别性的情境,所以教育实践并不能操作对象的整体。这正是教育实践与教育哲学的区别所在。教育哲学可以通过理论理性从整体上把握教育的本性。哲学是一种跳跃式、攀爬式的思维方式,它抽离教育具体情境,在概念上对教育进行考察,从而达到对教育和人的整体性把握。而教育实践必须直面教育行动中所遭遇到的所有细节,但由于人的有限性,诸如人的现实欲望和世俗立场,人所运用的只能是以一变应万变的实践知识。概而言之,教育实践是对教育哲学所探寻的教育本性的“模仿”。这种模仿并非在最佳的状态中进行,而只能是在次等(好)的状态下完成,它不可能达到教育真理的完全复制,因为它要面对双重诱惑:政制的挤压与人性的感性欲求。在被迫权衡诸多条件的际遇中,教育实践像一只背负众多包袱的雄鹰一样,已然失去了“搏击长空”的梦想,平稳而安全地飞行成为其现实的目标。教育实践就是在种种遗憾中,步步妥协地应对“杂多”的现实,在诸多权衡中通过运用技术化手段把教育理想降格地展开的过程。 三、“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关系辨正 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之间并非理论与应用的内在推演关系,而是外在并列的关系。教育哲学的逻辑理路决定着它应该超越教育实践。教育实践理应联系教育哲学。 (一)“教育实践应联系教育哲学”的三重理由 1.教育哲学的逻辑在先性教育哲学追问的“自然正确”并非与人的教育行动无关,只是离具体指导稍远一些而已。再抽象的教育哲学也意向于“实践”,虽然它可能不具备实践可操作性。这正是“教育哲学的实践性”。教育哲学的实践性并不能否定其逻辑在先性。这个问题的理解涉及对“本质”的理解。在柏拉图那里,“相”(理念)在逻辑上先于现实中分有“相”的事物。教育哲学作为探寻教育的“相”的一种尝试,它所探寻的“理”当然可以先于或超越具体的教育而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直到近代,“本质”被理解为是从具体事物当中抽象出来的。基于这种理解本质不再像柏拉图的“相”那样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只是被当作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理性思维产物。然而,教育哲学作为一种研究教育的纯粹状态的自然本性的学问,不仅仅是从教育实践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它更是逻辑在先地先于教育实践,并为教育实践的展开提供本体论依据。在这种意义上,不是教育哲学要走向实践教育学,而是教育实践要联系教育哲学。不是要责怪教育哲学脱离教育实践,而更应该反思教育实践脱离教育哲学。2.哲学逻辑与现实逻辑之别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二者分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逻辑。教育哲学是属于哲学逻辑,而教育实践是属于现实逻辑。哲学逻辑是规范性的,现实逻辑是操作性的。处于现实逻辑中的教育,必须要经过理性的跳跃才能达到哲学逻辑中绝对正确的“教育的相”。正如哪怕是看尽天下所有的(有缺陷的)圆,都未必能把握几何学意义上“绝对的圆”,因为从现实之物到思想之物需要理性的“最后一跃”。这种跳跃仅仅站在实践的层面是做不到的,必须站在更高的理性层面即“灵魂的看”才能实现。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二者逻辑虽异,但二者在相互“流动”中可以相通:教育实践通过理性的跳跃“自下而上”地通达教育哲学,而教育哲学从纯粹理论理性出发进行教育真理的探寻,“自上而下”地对实践进行规范与指导。然而在现代社会,人们已经不再相信教育原型的存在,更不相信“目的论”的价值秩序。在这种际遇中,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二者在否定自身逻辑的同时,相互僭越。教育哲学丧失哲学的纯粹性与普遍性,而教育实践失去行动操作性与个别性、具体性。3.教育哲学的超越性在教育理论研究中学者易于承认“事实真理”,却不关怀甚至否定“理性真理”。理性真理是一种指示性真理,它为现实路径的选择提供了一种参考和指导。按照古典教育哲学的理解,现实中的事物都是不完满的。日常生活中存在某种缺陷的圆,必然要趋向于完满的圆。同理,现实中的教育也是不完满的。它只是对教育的“相”或自然(本性)的摹仿。因为教育受制于现实多种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出离自身的“本真”和“真实”。教育的“相”是教育的逻辑开端。它的正确性的根据来自于其自身的完满性,并为现实中的教育提供了评判的标准。教育真理并不能自己显现出来,而要靠人去探寻和用语言去表达才会显露出来。①教育真理是一种“存在”,只存在于言辞之中。通过“对现实的真正原型的深刻把握,从而越来越接近真正的真理。”②简言之,教育真理是需要通过人的理性去言说、辨明或指明。由此,追求教育真理的教育哲学,会表现出超越或“脱离”教育实践之感。这种脱离感来自于教育实践的“向上看”,即站在现实立场上观看教育哲学,使人产生一种仰望的“高处不胜寒”之感。然而如果站在教育哲学的立场上“往下看”,即站在哲学的立场上观照教育实践,则并无脱离感。反而由于自身的高度而对实践有更整体更长远的指引作用。因此,教育哲学在最抽象最纯粹的意义上最高地指导着教育实践。③ (二)重申教育哲学的普遍性、纯粹性与高贵性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只有普遍才能认识。④这也是教育哲学的方法论总纲。教育哲学所能把握的是教育的普遍性。而教育实践是针对情境性与个别性的教育问题。所以,那些教育中的特殊性与个别性的问题,应该放在教育实践中解决。教育哲学是从教育的整全性来研究问题,它根源于教育哲学的目的,即通过整全的社会和整全的教育绽出整全的人。这种整全性标识着教育哲学的纯粹性与高贵性。被“祛魅”了的现代人,一谈及哲学的高贵性就嗤之以鼻并大加讨伐。人们往往把哲学的普遍性、纯粹性与高贵性等同于哲学的专制。似乎哲学的普遍性是导致二战惨绝人寰的犹太人集中营的罪魁祸首,仿佛哲学的高贵性要为二战后的全球核威胁负责。这种对哲学高贵性的拒绝心态,正是教育在全球失效、人类心智不健全的现实表现,也是现代教育为了实现大规模的大众教育而把教育水准拉平从而使教育降格的结果。在现代所谓民主的渲染中,人们已经把自己的头脑交给了舆论主导者或民主选举出来的平庸首领。人们不再通过自己的理性来区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人们以为民主表决出来的,或多数人所持的观点,就是对的。人们在这种所谓的民主气氛中变得划一、平庸,不再追求高贵。哲学源于惊异,没有不断追问的理性攀爬精神根本不会有教育哲学。真理就是真理,而不是意见,真理就是高贵的。教育哲学作为一种探寻教育真理的学问,它不会因为教育实践者觉得它难以在实际中操作化,而变得妥协与脆弱。教育哲学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真理,是对人的整全人生、整全幸福的探寻,它不会纠缠于现实可操作性的细枝末节。在这个功利的消费时代,虽然教育哲学在追问教育真理的同时,还负有为其存在合理性辩护的任务,但这无损于反而更加彰显其高贵性。 四、结语 教育不仅在于教给受教育者什么,更为重要是的培养他们追求真理的心性。一种理论或思想,它的真正价值在于让人们在某个方向上引起思考,成为探寻真理的“药引”。为教育哲学的纯粹性辩护,并非要贬低教育科学与实践教育学的价值,更不是忽视或否认教育实践的存在。毫无疑问,教育实践的好与坏不仅关涉到整个教育的命运,更深层地关涉到整个人类的幸福。教育哲学有其自身独立的逻辑理路,它具有普遍性与超越性,它可以为教育实践的展开提供本体论依据。教育哲学试图辨明除了眼前的一抹功利,还有更有意义的东西值得人们去追求:教育根本上要引导人们思考“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以及“什么才是正确的教育”,并且为正确的教育、值得过的生活辩护。教育哲学从整全性出发探寻具有普遍性的教育真理,表面上看它不顾教育实践,实际上教育哲学在一种更高层次上关怀着教育实践。 作者:吴元发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讲师
法制史论文:谈外国法制史在我国法学体系中的地位 论文关键词:外国法制史 法学体系 地位 论文摘要:外国法制史和中国法制史一样,在我国法律学科体系中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法律制度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都有自己产生、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研究,都应当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历史的分析。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考察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在法律学科体系中,外国法制史同各个部门法如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的关系,是历史和现实、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今天的法律是昨天法律的发展和继续,为了更好地了解今天,就有必要研究昨天。因此,每一个法律部门都有自己的专史,其任务在于阐明各自领域的基本内容、原则和制度及其发生、发展、变化的具体规律。然而,外国法制史不同于这些专史,它并不是各个法律部门史的简单拼凑,而是从总体上对各个法律领域的基本内容、原则和制度进行研究,提示它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及其相互之间的影响和联系,从而为各个法律部门专史的研究,理出一条基本线索。毫无疑问,部门法的专史也会不断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充实外国法制史。 外国法制史与法学基础理论有着直接而紧密的关系。法学基础理论根据法制史和部门法学提供的历史和现实材料,抽象、概括出普遍适用于法学的概念、原理和规律。研究外国法制史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法学的基础理论为指导;研究法学基础理论也必须以丰富的、具体的史实为依据。恩格斯曾说过呆若木鸡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呆若木鸡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一精辟的论述,科学地阐明了历史和理论的关系。外国法制史与法学基础理论的关系也是如此。 外国法制史与西方法律思想史的联系,是与思想之间的联系。法律制度的创建、发展经常体现了某些法律思想家的理论和思想;而一定时期的法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也离不开法律制度实践的检验。这方面的例子,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外国法制史正是一门研究外国法律制度基本内容、基本特点和发展规律的学科,在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和当今世界各国法制建设经验方面,大有“用武”之地: 第一,它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提示历史上各种类型的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展示出一幅贯穿古今的外国法制史发展的绚丽多彩、生动活泼的历史蓝图;从而开阔人们的视野,给人们以启迪,增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理论的理解,正确认识法律这种社会现象,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 第二,它可以帮助人们从法律制度的沿革和变迁的起因及结局中,系统地总结历代统治阶级运用法律实施统治的经验,从中比较鉴别,批判地利用和吸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利于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三,它从总体和具体方面介绍世界上一些有影响的法律制度和原则,提供外国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的最新信息,使我们能够知己知彼,在对外交往中更有力地维护我国人民的权益,加快我国法律科学和法律制度改革和建设的步伐。 法制史论文:清朝法制史的学术价值研究 原文作者:贾晓兰 摘 要 中国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丰富的历史与文化,现如今对我们仍然有着重要的学习和借鉴的价值。在那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清朝犹如一朵奔腾的浪花,而清朝的法制历史则是汇成浪花的小小水滴,由此可知,清朝的法制史何其重要!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在如今,在这个更加强调法治社会的今日,我们有必要借鉴清朝的法制,那个离我们最近的那个朝代的法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步伐。本篇就结合清朝法制史的阶段性特点进行一下探究,论述了清朝的法制史发展历程,从而为今日的法治国家建设提供经验。 关键词 清朝 法制史 阶段特点 学术研究 作者简介:贾小兰,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二语习得、法律语言。 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12-02 随着中国社会法制化的进程逐渐加快,法制问题越来越受到全社会人民的广泛重视。如何处理好多民族地区的社会问题,建立和健全多民族地区的民族、宗教立法和司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是政府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清朝时期的法律制度内容丰富,涉及民族、宗教立法,深入探讨清政府统治多民族法制方面的成败得失,对于我们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法制建设,推动民族地区法制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清朝法制史的时期特点 (一)法律关系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具有过渡性 满族生活在关外期间,还在原始社会末期生活的他们直接过渡到了封建社会的初期,由于社会急剧变革,从而便推动了立法的发展,因此决定了法律关系的繁杂多样。在当时,一方面奴隶仆役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可以随意倒卖,并且和马、牛、羊、驴等一样进行收税。另一方面,奴隶仆役还有告主的权利,一旦告准,就会恢复自由身份,或者脱离旧主、更换新主。而根据唐明法律,奴婢控告主人,就犯了“干名犯义”罪,至少仗一百、徒三年。由此便可以看出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其法律关系具有过渡性的特点。 (二)把法制建设当做立国的根本 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他们都是通过采取军事行动的方式统一女真各部和蒙古地区,进而强攻大明朝。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注重用非常严明的法律来管理和约束军队,以此来稳定后方,从而调整不断变动中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特别的是采取向蒙古等外藩地区宣布盛京定制的方式,从而维持了国家内部法制的统一,为之后的进军全国提供了十分重要且必不可少的条件。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政权的不断努力之中,逐渐认识到了法制是立国之道,他教导国人、牢记法令。直到逝世前夕,仍然殷切教导其八旗子孙:“继我之后,亦如是严法度,以效信赏必罚。”直至皇太极即位,仍“宣布法纪,修明典章”,尤其是在统一立法权和划一执法上做足了文章。关外时期的法制时期,历时虽不长,但内容十分丰富、特色也十分鲜明,给以后的法制建设提供了成功的经验,积极的促进了满汉法律文化上的大融合、大发展。1644年入关之后,便把其法制推广至全国。 [论文网] (三)与汉民族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原则相结合 努尔哈赤建国之初,对汉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还不是很强烈,正如《清太宗实录》中所记载的:“初,我国未深谙典故,诸事皆以意创行……因心肇造。”到皇太极的时候,就已经从实践中认识到应该吸收前朝的法律建设的经验,因此形成了“参汉酌金”的方式,“渐就中国之制”的立法路线。其中,“参汉”就是根据前朝的封建法律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创立满清自己的法制,“酌金”就是适当考虑女真族的原有的习惯的法律规定,两者相得益彰。在二者交相辉映之下,翻译了前朝法律,比如《会典》之类的,从而将以唐明法律为代表的汉民族法律意识与原则吸收到满族相关的法律之中。可以说当时的法制建设为以后各民族文化、法律的融合提供了非常系统的资料、非常清楚的演变过程、以及瑰美炫丽的画面。 (四)可汗的意志与国家法制直接结合 在努尔哈赤时期,家族的血缘关系依然有着很强的纽带作用,努尔哈赤既是后金的可汗又是女真族的族长,他拥有着最最崇高的王权,他既拥有政权又拥有族权,两种权利互相支持,以至于可汗的意志与国家的法令界限毫不分明,其实当时可汗的意志是国法的基础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到了皇太极时期,封建法制进一步加强,国家立法也日益增多,但是满族的家法与国法依然保持一致性,调整着国法所不及的行为。 (五)满清通过法制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关外时期形成正式文献的法律是社会上层建筑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崭新的法制,它对中国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早在努尔哈赤时期,便十分注意用法律来保护新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到了皇太极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日益法制化,保护农业的法令迅速增多。比如:农耕时节,不能因为天气原因的而耽误播种,也不能因为农忙而滥用农夫、劳动力。“有滥役民夫,致妨农务者,该管牛录章京,小拨什库等俱治罪”。与此同时,允许粮食自由买卖,并且实行纳粟赎罪之制,从而鼓励农业发展。这就是社会大变革的产物,它展示了封建经济关系的具体要求,体现了法制对封建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 (六)颁布盛京定制,用法律来调整满清和蒙古的关系 自天聪三年到崇德三年,皇太极多次遣人到外藩蒙古宣布谕旨和敕令,从而强制外藩蒙古接受自己的统治,以便更好的巩固与蒙古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同盟关系。颁布盛京定制是满清法制重要的举措之一,无疑起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它在贯彻执行满洲法制的同时,充分考虑到了蒙古的传统与习俗,致力于创造满蒙法制为一炉的蒙古法。这条成功的经验,在以后大清对待少数民族的法律制度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七)综合前朝法制建设经验,建立多种形式的法制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上的最后一个统治的王朝,历朝历代从未间断的法制建设为清朝提供了全面的法律建制经验。清朝统治者在关外时期时,就非常注重以前朝为鉴。入关以来,为了适应满清统治的需要和满足重新立法建制的迫切性,在汉官的积极建议下,迅速把“参汉酌金”的立法路线迅速推广至全国。随着历史条件的不断变化,“参汉”已由参考明代法制,发展为以明为主,溯及历代法制。清朝入关以后的立法活动,以《大清律例》为代表,而清会典是中国封建时期上的行政立法总汇,还是清代法制史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在清朝法律体系当中,宗族法也有着一定的作用。宗族法虽然不是国家制定的,并且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但是它却对维护法制的社会秩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清政府利用宗族法,推行并且贯彻封建统治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使得政权与族权、宗法与国法紧密结合,以此来维护满清的统治。 (八)维护封建家族主义制度 封建家长主义制度是清朝专制重要的基础和支柱,许多的政策法令都是靠着千千万万个家族系统来维系和贯彻实施的。 清朝为了强化专制主义,进一步用法律强制维护封建家族主义的统治。由于清朝族权与政权界限也不是十分分明,所以国治也等于家治,家治亦是国治,家国不分也是清朝的致命之失。为了更好的加强清朝的专制统治,清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法和手段。维护至高无上的王权;加重了对反叛谋逆之罪的处罚;屡兴文字狱,推行文化高压政策。 二、研究清朝法制史的学术价值 清朝是中国封建史上最后一个统治中国的王朝,历经267年的风风雨雨,由盛到衰的历史发展历程。在这267年的时间里,清朝把封建的经济推向了鼎盛,法律制度也超越了前朝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所以,清朝法制史的学术价值研究,对我国现代的法律的完善有着极大的积极作用。 第一,清朝的封建法制是承接前朝,逐渐完善的。清朝的法制体系是相当的完备的:由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经济法等各个执法部门组成清朝完备的法律体制;在理发的内容上,也内容广泛,并且更加符合清朝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在司法制度上,程序是非常的严格地,审查机关也有明确的工作任务,在会审和死刑的审核上更加的制度化、法律化。不得不说的是清朝为了加强其统治地位,针对少数民族也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法律,更好的统一了多民族的中国。所以,对清朝的法制史研究,有助于了解封建法制历史的基本规律性。 第二,清朝是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王朝,清朝的法制史是以满足满族贵族的基本利益为目的。1644年清朝入关以来,清朝第一个正式皇帝—顺治登基以后,满族就和汉族进行融合,即是汉化。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古代的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也是由这些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上也有其他王朝对中国的封建法制建设做了贡献,但因为年代比较长远,或是其统治的时间比较短,好多少数民族的王朝的法制史缺失、不完整,只有清朝以满族为主的法制史比较繁盛,法律资料比较完备,脉络清晰,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法制是的重要依据。 第三,1840年以后,也就是道光二十年,中国的社会正处在巨大的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外国法律、文化、精神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传入中国,最初是以随着外国侵略者的武力入侵的。这样的压力导致清王朝本成一体的法制体系遭到了破坏,各种思想冲击着中国国人的大脑,随后各种洋务运动的大肆开展。外国的法律思想输入中国后,封建专制思想对人民的束缚开始有所松动,法律逐渐被人民了解、掌握。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排除外国法律文化是先进的,它的输入中国古老落后的封建法制体系中,就像给病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新的活力。 第四,清朝建国时间距今天不远,满打满算也就400年,它在法制上的建设历史成为很好的依据,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 第五,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王朝,遗留的书籍、档案、资料多如牛毛,我们可以认真的整理、总结、学习,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继承清朝法制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研究清朝的法制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对我国现代法治社会的建设也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正是因为如此,清朝的法制史学术价值研究才被世界各国的法制史学家广泛关注。 三、结语 历史好比一艘船,装载着现代人的记忆驶往未来。历史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令人销魂,它比其他学科更具有想象力。 满族从偏安一隅到最后统治整个中国,靠的是什么?我想说一个蛮荒之地的民族能由北向南统治全国,难道没有法制的巨大作用吗?难道不是和其兼容并包的民族政策相关吗?道光二十年,中国正处于社会大转折时期,封建法制正在逐渐解体,外国的法律、文化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我国,研究清朝法制史不仅可以了解我国的封建法制是如何消亡的,还可以了解到我国近代法制是如何开端的,从而借鉴经验,更好的发展当今法治国家。清朝开国以后的法制建设逐渐完善,内容也慢慢丰富,对于统一中国有着重要的作用,清朝的法制特色和时代特色十分明显,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清朝法制史的发展即是中国一段历史的运行,它为现如今的法治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验和教训,从而使当今社会的法制建设如流淌的江河,奔流不息,滚滚向前。 法制史论文:论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建设 论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建设 一、“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体系建设现状 “中国法制史”课程是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优秀课程之一,属于法学基础理论课,也是必修课程。但在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学实践中,由于教材体系的不完善,直接影响了“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效果。 (一)教材过于厚重,有待进一步改善 近几年,为突出法律职业教育,应用型本科院校各法学院系纷纷修订教学计划,将理论课程教学时数大为削减,中国法制史课程的理论课程教学时数被压缩到最低限度。然而,由于中国法制史知识点众多,与之相应的教材内容过于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厚重,绝大多数教材均在40万字以上,在有限的教学时数内,全面讲授必然不深不透,学生也难以系统掌握。 (二)体系存在缺陷,形式僵化,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目前,中国法制史教材大多采用按照朝代分编的编排方式,比较而言,这种体系便于学生以时间为线索掌握每个朝代的法制建设成就。然而,这种体系只是从整体上介绍中华法系的发展演变历程,但对于具体制度的变迁却缺乏系统的阐释,导致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无法掌握具体法制的发展演变。 另外,由于中国法制史教材内容文言文较多,文字生疏,缺乏必要的图示或文字解释,并且对一些法律制度产生发展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识介绍,导致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无法马上理解,重点难以掌握,达不到立竿见影的教学效果。 (三)教材版本繁多,没有自身特色 在中国法学教材过度“繁荣”的大背景下,中国法制史教材也同样版本众多,仅在当当网搜索到的各种“中国法制史”教材就有30余个版本,虽然,其中不乏精品,但多数教材内容重复,从篇章体例到形式、内容毫无新意,还有一些版本教材之间内容相互矛盾,导致各种版本的教材权威性不强。 (四)缺乏现代化手段支撑 多数中国法制史教材只满足于文本的撰写,至多附有powerpoint制作的文字讲稿形式的多媒体课件,既缺乏丰富的表现力,也缺乏良好的交互性。这样的教材,无论是文本,还是多媒体课件,只能静态的反映中国法制史的知识内容,无法实现动态并及时更新。缺乏网络技术的支持使教材存在天然的缺陷。 可见,现今多数中国法制史教材从编排体例的组织上,到知识内容含量、文本形式及信息含量和网络技术手段的应用均存在一定缺陷,导致其既无特点,又无新意,甚至于无法满足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的需要。 二、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现行体系改革的必要性 (一)改革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体系是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 “中国法制史”课程类型属于理论课,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传统的中国法制史教学模式采取满堂灌式板书教学,由于教学时数和板书速度的限制,教师只能讲授书本上的一些主要内容,讲授的知识量有限。同时,教学方式单一呆板,容易使学生产生烦躁感,从而影响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降低了教学效果。① (二)改革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体系是夯实学生理论基础、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需要 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法学专业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法学教育体系既要求夯实学生的法学理论基础,又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中,结合教材的基本知识的学习,提高部分学生的科研思维和学术能力,实现素质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学生依赖于教材的提示与指导下参加一些科研项目,培养学生从事科研的意识和动手能力,从而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② 但目前现有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则无法完成夯实学生理论基础,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任务。 三、“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体系建设的几点建议 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体例,主要应在确定的原则基础之上,从文本教材、cai 课件及教材的网络支撑等方面进行。 (一)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体系应遵循的原则 为了适应应用型本科院校法律职业教育与法学专业教育并举和现代学生渴求知识的需要,在设计教材体例和内容时,主要应考虑教材结构的科学合理性、内容的时代性、知识性与趣味性,使中国法制史教材无论在体例形式上,还是在具体内容上都应该是比较科学,吸取了新的公认的研究成果,具有知识的新颖性、学术的前沿性和预见性的符合教学要求、适应人才培养模式的教材。③为此,在建设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体系时应遵循如下原则: 1、基础性。立足应用型本科院校法学教育的现实需求,在内容编写上,注重阐释中国法制史中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基本史实、基本制度,要求知识内容的阐述简明扼要、中心突出、概念准确、条理清晰。 2、实用性。在应用型本科院校文本教材编写上应注重剖析法律制度产生的历史演进过程及该制度在实践中的运用效果和对后世的影响等。并在教学过程中适当引入司法考试内容,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学习,培养学生对问题的分析能力。 3、创新性。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的现有教材大都体系陈旧、形式僵化,已经影响到实际教学效果。因此,对其体系进行开拓创新已成必然。在每章中应设计形式新颖的各种栏目,如“引读案例”、“背景知识”、“罪名演化”,拓展学生学习视野,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4、现代技术性。考虑到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知识更新速度较快,课程所需相关信息量极大,仅以静态的文本教材为载体,难于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为此,应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中大量使用网络作为载体,以配合文本教材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二)文本教材体系建设 文本教材即以纸质的材质为文字载体的传统教材。文本教材是教学的主要依托,也是提高课程 教学质量的先决条件。“中国法制史”教材通常在体例设计上采用通史形式或专门史体例进行撰写,但这两种方式各有局限,笔者认为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教材应采用以通史为主,并结合专门史来进行体例安排。在具体章节安排上,每章应当包括如下内容: 学习目标:学习目标是分析教材和指导学生行为的依据,对学生了解预期结果,具有明确的导向和激励作用,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学习目标的实现与否是对教师教学效果评价的主要内容和标准之一,也是对学生学习情况评价的主要内容和标准之一。为此,每章均设“学习目标”。 案例导读:每章设案例,教师运用中国古代法制典型案例,引领学生进入特定事件,激发学生参与分析、讨论、表达等活动,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理论学习的热情。 背景知识:对一些重要知识内容应辅之以背景知识的介绍,这样有利于学生理解该法律制度或事件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便于更好的识记,同时也进一步强化学生运用背景知识分析问题能力的训练。 理论知识:每章的单元内容主要阐述基本理论知识,并与本章实践技能操作相对应,学生可以以最短的时间掌握“3基”(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并将所学的知识转化到实践领域。基本理论知识要求内容阐述简明扼要、中心突出、概念准确、条理清晰,同时,还可以适时的添加一些趣味性知识。 知识掌握反馈:每章均应设置“知识掌握反馈”。课堂教学中,教师将“中国法制史”的有关知识传输给学生,知识技能掌握情况反馈能有效调动、激励学生和教师两方面的非智力因素,使教与学达到最佳效果。 (三)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与教学改革 1、cai 课件的使用 将cai 多媒体课件引入到教学中,有利于直观、生动、有效地将教学内容传输给学生,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教学中引入cai多媒体课件,更能提高学生对理论研究的兴趣和学习热情,充分利用被缩减的课时④,以最少的时间将最多的知识和思想传达给学生。 2、网络平台的建设与利用 现代教学缺乏网络支撑是无法设想的,“中国法制史”教材体系也同样如此。由于文本教材与cai 课件载体的有限性和静态性无法满足现代信息社会教学的需求,借助于网络成为丰富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内容的重要手段,所以,在满足文本教材建设的同时,应强调网络建设。 法制史论文:教学中西南少数民族地方法制史内容初探 教学中西南少数民族地方法制史内容初探 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虽远离国家政治中心,但两者之间的往来未尝不其来有自。而刑法作为古代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国家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征服与统治所赖以借助的手段。同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也因是人类发源地之一而成为早期人类活动较频繁的区域,使习惯法从其内部产生具备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由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刑法便产生了两条相互依存又相互抗拒的语脉:即国家刑法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践行与刑事习惯法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使用。与习惯法在早期社会活动中就已产生一样,国家刑法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作用自先秦时期就已产生,到唐宋羁縻制度盛行之际,国家刑法的践行已有较大的起步,但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直到元代及其后的明清时期,随着土官制的确立与发展,国家刑法才开始展开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全面的社会控制,使国家刑法的一体化进程得以顺利进行。在民族法史教学中,可以围绕以下内容进行初探。 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早期刑法的起源与发展 西南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早在国家政权建立以前,其祖先就已与中原发生着以战争为主要形式的往来。作为内因的西南少数民族公共权利组织的产生催生着该地域内刑法规范起源的同时,战争也作为外因成为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刑法起源的常规途径。公共权力组织的产生主要通过部落首领、军队与奴隶制所具有的诸多社会现象,及宗庙的设置、城廓的修建和礼器的使用等多种特征来表现,成为刑法产生之内部因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素的有力证明。“刑起于兵”是刑法起源的外因,其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体现这一论点:一是战争的物质见证与刑罚工具具有高度的类同性;二是战争中的盟誓与刑法的渊源具有高度的同一性。自秦建立大一统国家后,中央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则纳入了垂直领导的行政体系。中央设立了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同时朝廷也委派官吏赴少数民族地方担任行政长官,直接管理其地方的行政司法事宜,使秦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职官制及相应的刑事管辖权逐步凸现出来,国家刑法也随之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进。这一时期,国家刑法实践也通过对西南少数民族酋长的规定、国家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犯罪行为的规定及国家官吏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刑事司法状况三个方面展开。而这一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刑法发展的另一特征则在于地方刑事法律制度的出现,即夜郎法规与滇国可能存在的刑事法律。此外,西南少数民族其他地区也存在刑事习惯法,因历史记载不详尽而显得较为式微,但其始终表明,秦汉时期该地域的刑法较先秦时期有了明显的发展,且呈现国家刑法与地方刑法并行使用的特征。 二、羁縻制度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刑法的兴盛 唐宋时期,在羁縻制度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同时,与之并列的另一种地方制度成为这一个阶段的特色,即地方政权的产生和发展,使这一阶段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刑法因多层次的政治文化圈而呈现出比较复杂的面貌,也正因为这种繁复的局面,促使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刑法的兴盛。首先,在国家刑法的实践方面,主要有国家刑法对少数民族反叛行为的适用、国家刑法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汉官犯罪行为的适用等。其次,国家刑法的实践还较前时代有了更多的表现形式,即国家刑法效力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其他领域的延伸、国家刑事政策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延及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成为国家刑罚的流配之地等方面。同时,汉官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刑事执法状况,如羁縻州县和四川地方政权的执法状况也成为唐宋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刑法文化圈层的内容。与秦汉时相似,这一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同样有地方法律制度产生,即唐朝的南诏与宋代的大理国,其国内刑法制度的系统化已严然可以与国家刑法相媲美。此外,西南少数民族其他地区也仍存在习惯法,并已具有实体与程序方面相应的记载,成为唐宋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刑法兴盛的见证。 三、土官制下国家刑法的制度化实施 元朝大一统的建立,土官制作为国家官僚体系的一部分正式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土官所治地区也相继进入了国家纳税范围,如此,地方政治与经济权力向国家政权的双向回归,为国家权力的深入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与政治条件,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入国家法律控制系统具备了首要前提。随着国家刑事管辖权推进的是国家刑法效力的扩张,多数刑事案件尤其是关于土官的刑事案件开始进入国家司法程序。于是土官行为被国家法规制,土官又因其特殊政治地位被赋予的“因俗而治”权在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纵深化入侵的情况下,其刑事管辖权逐步遭遇削弱而最终呈现国家刑法的日益式强与习惯法的日渐式微相并存的特征。元明时期,国家刑法效力的扩张已开始全方位起步,即向伦理、地方政治、经 济、军事及科考等领域扩张,国家刑罚实现制度化运行,并通过乡约与保甲制发挥的规训功能、风俗的强制功能和天罚观念的警示功能向基层社会推进,如此,国家刑法的制度化实施,使这一时期习惯法及其功能开始遭到弱化。 四、改土归流进程中国家刑法的全面推进 基于土官制度的流弊,改土归流在清代得以大规模实施,使土官原有的地方治权被流官所取代,国家刑法的适用得以顺利地进行,从而为国家刑法的全面推进预设了可行性前提。土官法律特权的逐步消解,为国家刑法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推行排除了政治性壁垒,在对其犯罪行为的认定和惩罚上,土官的法律地位开始与土民相似,国家刑法的一体化进程在此阶段更为加剧。一是国家刑事管辖权的推进已显示出强烈的一体化特征,即省级司法机构之间的协作化加强、府州县司法机构的分工化明确与基层组织的司法职能凸显;二是国家通过剥夺土官刑事管辖权进而向基层社会直接推进外,已开始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刑事立法,从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角度规范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秩序,形成一系列集案件管辖、司法审判与行刑制度为一体的特别法规。国家刑法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犯罪行为的实体规范上,也主要从犯罪主体和犯罪客体上增强国家刑法效力。主体上,除了历代国家刑法规范中不可疏忽对流官的制约外,这一时期还较全面地规范了土官和苗民的行为,犯罪客体也如内地一样具有了普遍性。另外,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刑法的程序规范上,也逐步向内地靠近,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刑法逐步走向完善。 法制史论文:浅谈《中国法制史》的教学改革 浅谈《中国法制史》的教学改革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14门必修课中教学难度较大的课程之一。从纵向看,其包括奴隶制时期、封建时期、近现代等四千多年的法律知识;从横向看,其囊括了刑法、民法、商法、行政法、司法制度等内容。因此,要学好这门课程,除了必须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储备,还应该具备一定的历史、文言文基础。 一、《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手段单一。 作为理论学科,《中国法制史》一直以讲授为主,形成了教师说、学生听的填鸭模式,这直接影响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以及求知的欲望。同时,因为教师自身条件的有限性,如部分教师缺乏历史学的基础或者实践性经验,因此讲授的内容主要局限于枯燥的教材,但法学毕竟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尽管法制史属法学基础理论课,但它依旧具有实践意义。倘能联系实践中的案例,或者利用多媒体课堂播放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新闻类的视频,增强师生间的互动,即兴引导学生了解法制史各种制度延续的意义,如“回避”制度自古有之,在今天的民事、刑事诉讼中依旧具有重要地位;引导学生思考制度演变的原因,如古代普遍存在“亲亲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相为隐”制度,但今天却不允许,刑法为此规定了“窝藏、包庇罪”,其适用对象即包括亲属。一言以蔽之,《中国法制史》在教学过程中可适当并且系统地将古今联系起来。 (二)学生学习被动。 《中国法制史》课程的理论性特征使得学生学起来显得较为被动。以笔者所在的高校为例,《中国法制史》在大一上学期开设,此时学生没有任何的法律知识储备,也尚未从对高中老师的依赖中走出,因此普遍存在着缺乏问题意识、学习上极其被动的现象,学生不知道学什么、怎么学、问什么、怎么问;其次,学生对该门课程存在着错误的定位,认为法制史不过是一门历史学科,是简单的史学材料的机械堆积,相比于民法、刑法等部门法,法制史没有多大实际用处,这种功利性的定位使得学生学习法制史纯粹是应付考试;再次,作为一门具有历史特征且时间跨越较大的学科,该课程不可避免地需要一定的文言文基础,譬如《唐律疏议》、《宋刑统》等古代律法,没有一定的古文基础,很难读懂;最后,该门课程生僻字多,如古代各种刑罚“劓”、“刖”、“醢”等,学生学起来容易产生挫败感,同时专有名词也多,如“官当”“重罪十条”“八议”等,需要重复记忆,而大学盛行自学为主的学风,学生容易懈怠,恶性循环的后果便是愈发排斥这门学科,没有学习热情。 二、《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改革的建议 (一)转变教学理念。 所谓转变教学理念,即须引导学生从被动转为主动,改变“赶鸭子上架”的教学模式。首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对此可在教学过程中从学生熟悉的地方入手,激发其求知欲,譬如讲解商朝的刑罚如“醢”“脯”时,笔者会引入众所周知的小说《封神榜》;讲解西周的婚姻制度时笔者则引入文言文《氓》,比照古诗告诉学生“六礼”是什么。同时针对学生对司法考试的需求,在讲课过程中穿插该学科在司法考试中的要点和热点。其次,引导学生阅读适当的通俗易懂的史类书籍,如《万历十五年》等,“攻读法律的学生如果对其本国的历史很陌生,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该国法律制度的演变 以及该国法律制度机构对其周围的历史条件的依赖关系。” 再次,辅助学生掌握本学科的学习方法,学习《中国法制史》必须了解各朝代的法律思想、了解各朝代的立法概况、掌握各朝代的刑事立法与原则、掌握各朝代的刑罚方法、掌握各朝代的司法制度,在学习过程中主动分析比较、融会贯通,比如隋唐两个朝代各自的法律思想、各自的刑罚政策,其有何异同,唐代从隋代继承了什么,创设了什么,又有什么新的发展。最后,指导学生正确认识《中国法制史》的地位,其作为一门学科,尽管其没有诉讼法、民法等具有强烈的实践意义,但可从历史角度为现代法学研究提供借鉴,同时其在司法考试中也占有相应的分值。 (二)丰富教学方法。 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可以改变教师主宰的课堂模式,真正做到教学相长。首先,尝试讨论式教学,这是实现教学互动的重要手段。以笔者为例,在教授《中国法制史》时,笔者通常会适时引进社会热点,由学生根据古代的法律条文进行断案,并共同探讨古今判决的差异。譬如药家鑫案,古代存在“存留养亲”制,但当今社会“法不容情”,因此,虽然药父只有药家鑫一个儿子,但故意杀人的药家鑫却无法逃脱死刑的处罚,在这种激烈的对比性碰撞中,学生会逐渐找到学习的乐趣,也会主动挖掘知识点后面的背景。其次,引入案例教学,可在教学过程中介绍古籍案例,通过故事性的叙述,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在关键处点拨出相应的知识点,此时让学生记忆法制史中的抽象知识点则较为容易。但案例教学存在一个问题,即中国文化丰富多彩,历史书籍卷帙浩繁,要寻找到合适的教学案例并非易事,对此,笔者认为《折狱龟鉴》是本较好的参考书籍。最后,灵活运用多媒体教学,通过图片、视频再现中国法制史的内容,在对视觉与听觉的刺激中,学生将更形象、生动且及时地掌握相应知识点。 法制史论文:论素质教育与《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改革 论素质教育与《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改革 《中国法制史》在法学专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长期的教学实践来看,由于教学方法的原因,一般很难达到让学生充分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教学效果,从而造成《中国法制史》作为一个法学基础学科的地位、作用也难以体现和发挥出来。有鉴于此,笔者结合当前我国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的时代背景,对《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的改革进行探讨。 一、《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现状与素质教育对《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改革的要求 作为一个历史概念,《中国法制史》指的是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本身;作为一个学科概念,《中国法制史》指的是研究中国历史上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传播法制史知识的现代专门学科。《中国法制史》具有时间跨度长、涵盖内容广、专有名词多、所涉典籍资料丰富等特点,在教学中有一定的难度。同时,与部门法教学方法改革力度不断加大的形势相反,《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长期停留在“讲授教学法”上。尽管就目前而言,“讲授教学法”仍然是我国法学教学中不可或缺的教学方法,被全国各高校大部分教师广泛应用着,但它所显露出来的问题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例如:教师以自我为中心,讲授时间过长,学生缺少独立思考的时间,其主体地位体现不出来;过多地强调教材知识点,缺乏生动直观的教学资料和手段,课堂气氛沉闷,学生感觉压抑,学习积极性不高;仍以应试教育为主,死记硬背多,灵活运用少,体现实际能力的少,学生的创造性不强;教学方法较单一,大部分仍是以黑板加粉笔为主,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不起来。传统教学方法显露出的上述种种弊端,迫使我们不得不对《中国法制史》的教学进行重新审视和修正。 1999年颁布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全面阐述了素质教育的思想,指出素质教育是“为实现教育方针规定的目标,着眼于受教育者群体和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注重开发受教育者的潜能、促进受教育者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这为深化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改革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即《中国法制史》教学必须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根本性原则。 二、素质教育背景下《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的改革 1.以身作则,树立科学的法学教育理念 传统法学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地改革与调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法律理念、法律价值观的培养。教育部出台的《21世纪中国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指出,法学教育应当重视素质教育的理念,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思想素质。培养追求真理、维护正义的崇高理想,培养“崇尚法律、法律至上”的坚定信念,培养具备法律职业伦理、恪守法律职业道德的精神品质。二是法律素质。培养法律思维能力、法律表达能力和对法律事实的探知能力。三是人文素质。培养学生具备广泛的知识背景,掌握工具性技能,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为了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教师就需要采取课堂讲授、案例教学法论文联盟//、课堂讨论法、“诊所式”教学法等。因此,教师应从自身做起,树立科学的法学教育理念,不断改革教学方法,用实际行动来实践法学教育理念,注重培养法学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 2.因势利导,激发、培养学生对《中国法制史》学习的浓厚兴趣 《中国法制史》具有双重性的特点,它既是法学基础学科,又是历史学中制度史的一部分,是一门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历史沉积的交叉学科。但是,千百年来中国法律制度呈现的纷繁复杂的特点和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的兴趣,甚至使学生对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意义感到困惑。那么,如何才能激发、培养学生对《中国法制史》学习的浓厚兴趣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1)教师自身应端正认识。当前,在法学教育上存在着一定的功利主义倾向,尤其是《中国法制史》作为一种“过去的东西”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犹如坐上了冷板凳,以至于即使是这门课程的任课教师也难免会动摇研究《中国法制史》的信心,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因此,要想让学生对《中国法制史》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教师就首先应端正认识,全身心地投入《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和科研之中,以满腔的热情面对学生。 (2)对学生因势利导。教师在对《中国法制史》充满热爱的同时,还要向学生阐明这样一个道理:历史学习者之所以关注过去,是因为他们更热爱现在和未来。进而因势利导,让学生明白,中国法制的历史源远流长,了解和研究它不仅在于它能为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提供诸多借鉴,还在于它能让我们了解中国法制文化的传统,扩大视野,开拓思路,提高分析和研究问题的综合能力。 (3)利用现代化多媒体制作各种生动的教学课件。比如,讲授中国法律文明起源时,教材比较有代表性的统一说法是“中国法律制度起源于中国古代祭祀的礼仪”和“刑始于兵”,因此,教师就可以查找古代史料或现代影像资料,向学生展示古代祭祀的程序或部落征战的场面,那些严格的礼节、繁缛的仪式、战后对战俘惩处的方法和性质在给学生留下生动、直观印象的同时,还能使学生深刻地理解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起源。 3.师生互动,引导、启发学生积极地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1)师生互动。教师应努力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如向学生提问,与学生平等交流,组织学生展开激烈的讨论,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日常教学活动之中,及时反馈教学效果,促使教师及时调整教学方法,有效提高教学效果。 (2)积极启发。教师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必须向学生讲授法律制度背后的深层次的东西,如某一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直接及间接原因,这一制度实施的效果及时代价值。如果以启发式教学为基本教学方法,采取步步设问、环环相扣的方式向学生提问,启发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就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也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 4.中外比较,注重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养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和思想情感等的综合反映。法律制度作为人类文化成果中的一种奇特的精神创造,以一种最强烈的方式集中而突出地表达一种体制,体现一种观念,作出种种要求。自国家形成以来,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都曾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最鲜明的价值观念熔铸到法律制度之中,由此形成了人类社会色彩斑斓的法律文化体系,法律文化又构成了民族精神的载体,体现了民族的价值准则和价值追求。因此,在讲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过程中着力培养大学生的民族精神,理应成为《中国法制史》教学的重要目标。 在日常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渗透民族精神的内容,如古代德治所包含的恤刑、矜老恤幼、慎刑、法官责任等,都是中国古代重德精神的重要产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再比如,无讼、息讼思想的出现和调解制度的确立反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对“和为贵”精神的向往,是中国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 在渗透、强调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性的前提下,教师还应引导学生纵向宏观地比较中西方法律文化传统,分析中西方法律文化之长短,在突出法律文化的鲜明特性的同时激发大学生的自信心、自豪感。比如,在讲授“中国法律文明起源”这一节时,就可以通过讲授部落征战对中国古代法的影响告诉学生,部落征战使法律与暴力联系在一起,中国古代法律因而具有集团性、血缘性和军事独裁性的特点,并最终形成血缘集团压迫的法;而古希腊法是在氏族内部斗争中形成的,是贫民与贵族的斗争直接导致了罗马早期法的形成,这些事实成为西方法律具有社会性、开放性、民主性特点的重要原因。分析中西法律文明起源的不同方式,有助于学生了解中西方法律为何走上不同的法律发展道路,并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法律文化。 法制史论文:《中国法制史》教学与案例教学法 《中国法制史》教学与案例教学法 《中国法制史》是历史学与法学的一个交叉学科,它既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法学专业中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但也是一门很难讲授、很难掌握的交叉学科,因此这就要求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尤其要注意教学方法的运用。 一、案例教学法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的作用 (一)案例教学法弥补了传统教学的不足 当前,《中国法制史》课程传统教学仍采用教师讲授为主的“粉笔+嘴巴+黑板”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造成的一种现象就是自始至终只是教师一人在讲台上授课,学生总是处于被动的状态。台上教师讲得唇干舌燥,台下学生埋头苦记,教学效果不明显。如果能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加以案例教学,学生就会由被动变为主动,让学生参与具体案例的讨论和分析,以此提高学习效率,最重要的是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弥补传统教学的不足,为今后走上社会奠定基础。 (二)案例教学法可激发学生学习中国法制史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如何使学生对课程产生兴趣,是学好任何一门课的重要前提。《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内容起自夏朝,讫于当今,时间跨度长,涵盖内容、专有名词多,所涉及历史典籍、数据浩繁久远,加上与现实的距离感,很容易使学生对学习的意义产生困惑。如果还采用传统方式教学,有些概念老师讲得唇干舌燥,学生仍可能云里雾里,不得要领,要不了多长时间学生的兴趣就会荡然无存,从而影响其学习的动力。而这时引入案例教学分析的方法并且经常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对学生了解当时的立法背景,加深理解相关法律知识和切实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掌握重点问题非常有帮助。尤其在网络课程中,案例教学可以使用多种传输技术,比如声音、图片、flash动画等,大大地激发学生的兴趣,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中国法制史学习,提出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以促进学生展开积极的思维活动,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创新精神,真正体会学习中国法制史的乐趣。[1] (三)案例教学法促使教师不断充实自己,最终提高素质 我们的老师多数是从高校毕业又直接进入高校教学的,实践经验几乎为零,在教学过程中很难从法律职业化的角度组织教学活动,尤其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法更是难上加难。为了上好案例课,对教师的知识结构、教学能力等等提出了比传统教学方法更高的要求,既要求教师具有渊博的中国法制历史的理论知识,又要求教师具有较强的历史案件的分析能力及课堂驾驭能力等。这就要求老师要不断学习充电,扩充知识面,课前认真地选好备好案例教学内容,通过一次次案例教学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教师素质。 (四)案例教学法增加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关系,最终使教学相长 传统教学中学生对教师除了尊重外,还有几分畏惧,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很少。案例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师生互补、教学相辅”。这种教学法将使得学生积极参与,在阅读、分析案例和课堂讨论等环节中发挥主动性。教师在案例教学中则始终起着“导演”作用,既要选择好的“剧本”,即符合教学需要的案例,又要在课堂讨论中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让每一个学生充分地发挥,获得最大的收效。案例教学加强了师生交流,活跃了课堂气氛,老师的亲和力、感召力激励学生全力以赴,启发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敢于发表与教师不同的观点,打破千百年来师生之间的“不平等”,使师生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而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示教师要不断学习,提高自己,为终生学习奠定基础。最终达到教学相长的效果。[2] (五)案例教学法可以加深学生对中国法制史知识的认识和理解 案例体现了法律规则在实践中的应用,对法律规则的内容和法律精神做出了最好的实际阐释与证明。恰当地引入案例会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化抽象为具体,容易接受和理解。通过对古代具体案例的研究和分析,老师可以让学生们明白从理论到实践过程中法律规定和法律精神的变化;从文本到社会理解立法与司法二者间的差距,从而引发学生们深究导致二者差距的诸多社会历史因素的兴趣,也使学生们得以从中探寻到法律发展的一般规律,加深学生对中国法制史知识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在理论层面为今天的法制建设的完善提供借鉴。 (六)案例教学的使用促进中国法制史教育改革 以往的《中国法制史》课的教学与学生将要从事的司法实际工作基本脱节。而案例分析教学法可以非常好地实现中国法制史教学过程中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师通过对古代的案例分析,可以使学生与“古代的法制”这个“实际”、“实践”有机地联系起来,可以使学生明了历史上办案的方式、分析案件的思路与方法、适用法律的过程、支持判决的理由以及案例的意义等等,养成学生良好的法律思维方式和善于、勇于分析解决法律问题的思想。[3]为此,在课堂教学中采取案例分析教学方法可以锻炼学生的敏捷思维能力和流畅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培养学生具备从事法律工作的必备素质,培养出大批高质量的、适应地方需要的应用型人才。所以,采用案例教学法将更加有力地推动教学模式的改革,从而推动中国法制史教育改革。 二、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应注意的事项 (一)案例教学所选案例应该具有典型性和系统性 鉴于中国法制史纷繁众多的过去,为了提高学习的有效性,我们精心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件,一类理论问题用一个或者若干个案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共同加以说明,力求达到举一反三的学习效果。比如在讲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这个问题时,无宇追逃案就是一个很具有代表性与典型性的案例。在收集这个案例时,考虑到目前学生对于古汉语的掌握能力,在收录原文的同时,也要收录对它们的白话文解释。 (二)案例教学所选案例应当有一定的疑难性 案例太难或过易都不好。案件太难学生不知从何分析,从而丧失参与的兴趣。相反,案件太易会使学生一猜便知,引不起学生的求知欲,达不到教学目的。所以,案例难易要适度。比如在讲到魏晋时期法律的儒家化问题时,有的老师就会讲到费羊皮卖女葬母案。其实这个案例不仅涉及儒家关于服制制度的态度,还涉及其“尊尊亲亲”思想。费羊皮卖女确实罪不可恕,但卖女是为了尽孝,符合儒家思想,最后免除了刑事处罚。只要配之以白话文解释,这就是一个成功的教学案例。 (三)案例教学要调动绝大多数学生的积极性,使更多的学生得到锻炼 教师要尽可能多采用如小组发言、限时发言、扮演案例中角色等不同方式来授课。其中由学生扮演案例中角色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这种方式需要很多学生参与。比如,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明朝情理法司法审判精神,可以依据史料记载案例,由学生积极参与扮演,完整再现当时的审判场景。学生在模仿古人判案过程中,以古人的心态和思想支配自己的言行,故能深刻体会古代法官兼顾情理法的司法审判原则,感同身受中理解了相关法制史知识。 (四)在案例教学的课堂上教师需具备案件推理能力和一定的组织应变能力,以灵活驾驭课堂 一般来讲,教师在全面地介绍案例后,可以分组讨论,然后在讨论的基础上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判断,最后教师必须对案例进行集中讲评。对学生容易出现错误的地方重点讲解,分析其错在哪里,为什么错,如何才能避免出错,真正做到答疑解难。另外由于学生理论知识不扎实,故对案例的分析往往更多是从直觉、情感上去理解,这样容易背离法学理论的基本要义,缺乏应有的“法言法语”。故教师如何引导学生从法学的角度分析案件就显得尤为重要。以上所述对一个合格教师的推理能力和应变能力、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故教师要注意丰富自己的知识,尤其是要注重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法学修养,这样才能提高分析案件的能力,进而提高教学能力。[4] 总之,中国法制史教学课程的设计是法学专业一门比较复杂而又艰难的工作,教师只有具备扎实的功底并能在传统教学基础上多在案例教学方法上下工夫,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索奥妙的求知欲望,才能既达到教学目的,又使中国法制史的教学效果更好。 法制史论文:关于《中国法制史》开放教育网上考核课程辅导的几点思考 关于《中国法制史》开放教育网上考核课程辅导的几点思考 本学期我校选择了《中国法制史》作为中央电大网上考核的试点课程。课程试点给我在教学中很多启发,本文就如何更好地完成该试点课程的教学辅导工作谈谈自己的一些做法和想法。 一、前期调查分析工作 中央电大《中国法制史》课程网上考核的内容包括教学过程中的形成性考核和期末终结性考核。形成性考核从原来的四次作业占总成绩的20%,增加到六次作业占总50%,这就要求我们要更好地了解学生,了解课程。通过调查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 (一)电大学生的调查分析结果 通过调查分析,我们了解到渝中区电大分校法学专业的学生大都是社会在职人员,特点也相当突出:(1)他们在电大学习中压力大、时问紧,读书断断续续。(2)他们学习欲望也比较强。(3)功利色彩较明显,学习的内在动力不足。(4)渝中区电大分校地处重庆中心城区,一般家庭或单位都配备有电脑并且学生本身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计算机操作技能和基本的网络知识。 (二)《中国法制史》课程的分析结果 中国法制史课程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试点法学专业本科阶段的必修课,讲述的中国自夏商以来至新中国以前近4000年的法律制度的发展历史,时间跨度大、所经朝代多、内容繁杂,是一门非常重要的法学基础课程。本课程的学习目标和任务是通过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和近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历史,领会中国法律文化和法律传统,为学习现行法律提供理论基础,以古鉴今,以古论今。所以,学习中国法制史,只言片语地记忆某个历史人物说过的话、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朝代的法律规定或者只关注于某个部门法的历史发展,都是不可取的。通过学习中国法制史,要培养学习者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来俯视当今的法律制度。所以,知识点的堆积和记忆不是本课程的学习目标,而是要通过无数的知识点构筑学习者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刻理解。 学生对这门课的学习普遍感到课程难度大,学习积极性不高。为了应付考试,学员常常将注意力放到考前的猜题押题和所谓的“重点复习”上。产生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古代的法律知识浩如烟海,识记困难;二是感到除了应付考试,所学无所用。 (三)对以往网上考核课程学生情况的分析结果 学生对开放教育课程网上考核认识的不足,在学习过程中存在各种问题:一是学生在思想上存在畏难情绪。片面认为增多作业次数就是课程难度加大的表现。二是第一次接触试点课程的学生对电大要求的计算机操作也存在问题。三是学生对个人论文联盟//学习和小组学习这些形式的认识不够,造成学习时流于形式,没有落到实处。四是形成性考核时间有较为严格的限制,致使一些学生错过提交时间,影响成绩。五是由于形成性考核已占50%,部分学生对终结性考试的复习缺乏重视。 通过以上调查分析,为了更好地把考核与教学过程紧密结合起来,使学生学习过程落到实处,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和方法。 二、辅导教师的具体措施与做法 (一)准备工作 1.针对学生的工作。一是向学生灌输自主学习的意识。从学生一入学开始,就要不停给他们灌输开放教育形式的学习主要是以自学为主的学习的意识,激发学生参加此项试点的热情。二是网上学习能力的培养。从技术方法上入手,指导学员们熟练地掌握现代化的学习手段。三是帮助学员组建学习小组,包括创建和帮助学生加入学校的法学qq群和班内的学习小组。 2.教师自身的工作。开放教育的辅导教师不再是一般意义的知识传授者,他应该是学生学习观念的转化者、学习信息的提供者、学习过程的指导者、学习需求的服务者。对教师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笔者主要从这几方面对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巩固专业知识功底,特别注重了对教材处理能力的培养;二是丰富的相关学科的实践经验,以适应成人教育学生的要求;三是训练自己捕捉学生小组互动时的精彩讨论、创新之点、异议之处等的能力及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探讨的能力。四是提高驾驭网络技术进行导学的能力,包括制作网络课程、利用网络操作教学资源、运用多媒体上课等能力;五是提高与现代远程教育技术相适应的科研能力。 3.整合资源的工作。信息时代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资源十分丰富,除了以往的文字教材、光盘和参考资料以外,网络资源主要还有中央电大和地方各级电大提供的电视直播课堂,有关课程说明、教学大纲、教学辅导资料、课程学习线索、ip课件、自检自测、重难点辅导等;法学院校相关网站和法学专业网站可获取最新的资料。面对如此海量的资源,学生常常感到无从下手,因此我们以分校平台为基础整合了各种资源,特别是在首页建立了开放教育学习导航栏目,方便学生进行网上学习。 (二)课程教学 1.提高面授辅导课质量。《中国法制史》原计划教学课时为90学时,现在面授课时只有24课时,算上小组活动的时间,也只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强。而本课程内容庞杂,时间跨度大,学生很多问题的理解和记忆中就有困难。如何有限的时间内提高面授辅导课质量,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和方式进行改进:一是在吃透教学重难点的基础上,多联系实际进行对比分析。比如在讲到“官当”的时候,我们可以与现代社会的以党纪代国法,以行政处分代刑事处罚的情况相比较;讲到中国古代法律重刑轻民时,可以提出中国民法典何以“难产”的问题,让同学们进行思考。二是联系网络环境下的资源,特别是网上形成性考核的资源进行面授辅导。比如在讲授重难点的过程中提出可以参考哪些资源,加深学生对重难点的理解,也能提高网上资源的利用率。三是在面授辅导中,注意知识点的前后联系。针对学生课后学习时间少的情况,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课堂时间。比如在每一次讲授“刑名”这一主题时,我们就要复习以前学习过的刑名。四是利用多样化的教学媒体。比如,在宋元的法律制度讲授中,我们利用了两段视频来解释赵匡胤的登基之路(黄袍加身和杯酒释兵权)。短短几分钟的视屏,既让学生们理解了宋朝立法指导思想的由来,又活跃了课堂氛围。 2.合理安排教学各环节的比重。在教学组织管理过程中,注意合理安排自主学习、面授辅导、小组学习、形成性考核作业、终结性考试等主要教学环节的比重。教师在课堂面授时讲得“少而精”,从导学入手,精讲重点、难点和方法,同时利用电话、电子邮件、网上讨论、答疑等形式加强对学生自学的指导,各教学环节相互协调和补充。 3.有计划指导学生及时登录形成性测评系统完成形成性考核任务。根据学生的情况,我没有按照每一次形成性考核任务的时限要求,安排学生完成作业,而是每次课后留出一定时间让学生完成作业,已经完成了的可以先离开,没有完成的就在学校完成,也可延后离校。在每一次形成性考核任务的时限要求前,对学生完成作业的情况进行复查并通知学生完成。经过这些步骤后,体现出了三点价值:一是每次按时完成作业的学生可以提前离开,学生在心理上得到了被认同的满足感;二是解决了一些学生不能每次到校参加面授辅导,在课堂上不能完成形成性考核的问题;三是经过几次清理,本学期基本杜绝了错过时间提交形考作业的事情发生。 4.指导学生开展合作与协作学习。协作学习主要是采用一种小组学习的方式,给学习小组一个专题,让其成员共同研讨。在《中国法制史》课程形成性考核内容中,第五次作业明确要求学生进行小组学习,辅导教师有必要协助学员合理地组建学习小组,培养学员形成群体学习、相互合作的学习习惯。学习小组指派一名组长,实行组长负责制,负责督促、检查组员的学习。由于学员的年龄不同,知识结构不同,经历、经验不同,能力水平不同,虽然各自自学教材,但是各有所得,体会各异。对于同一个问题,彼此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会产生不同的意见,可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协作学习法是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指导学生对某一具体事实中的争论性问题的思索、辩论来增强学生识别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并能给学生提供较大的交往活动空间。 (三)课后督导及意见反馈 1.及时回复学生问题。网络环境中的师生交互是否成功,取决于教师是否及时回复学生的问题。学生通过电话、邮件、qq、论坛等各种手段都可以实施提出问题的行为。教师处理学生问题的时间,对学生的心理,对学生对于网络的接受程度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老师回复的时间越短,教学效果越好。在师生准分离的状态下,如果一个学生在提出的问题久久得不到教师的响应,其失望程度就可想而知,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学生失去对于网络教学的信任,甚至动摇其学习信心。而及时处理,回复学生问题,学生觉得老师时时在关注他,重视他的问题,就会重视网上学习,逐步养成网络学习的习惯,乐意与老师进行交流,从而培养起人气,形成师生交互的良性循环。因此,教师及时回复学生问题,是师生交互成功的关键,这既有助于调动学生参加网上学习的积极性,也是使网上师生交互这一比较特殊的教学活动产生效能的根本保证。及时回复,也是我们增强师生情感、吸引学生的一个重要方面。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缺少人文化的关怀,学生与冷冰冰毫无感情的机器打交道,如果提问得不到及时回复,一次两次可以,长期这样,学生必然失去对网络教学的信任,失去网上学习的积极性。 2.及时对形成性考核任务进行评定。《中国法制史》课程的形成性考核任务,贯穿学期始末,分别在限定的时间完成六次测试任务,并且对学员形成性测试成绩的要求是只有及格,终结考核成绩才会有效。这样,对于学员来说,促进他们平日认真学习,加深理解课程内容。网上讨论就是这一形式的很好体现,网上讨论是针对教学中的重、难点和案例布置的实时性或非实时性讨论,这要求学生必须对知识加深理解,深刻领会课程内容,才能完成任务。因而有利于培养学员对知识的分析归纳和综合应用能力,也有利于减轻学员期末复习的负担,尤其是减少了大量机械背诵的负担,有利于发挥正常应试水平。对于成绩评定教师来说,就要按照这个限定进度对学员网上形成性测试任务的完成做出批改,以便更好地了解学员在学习中的疑难问题,并给予个性化的评语及今后学习的建议。学员也会及时掌握自己的学习状况,为终结性考核奠定基础。 3.批改学生完成的作业之后,教师及时总结。教师对作业不应简单做结论,而应就整个情况做出评价,指出作业中涉及的理论问题及缺点和不足,并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一步引导其深入思考,这是保障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 4.进行效果测评,动态调节教学进程。教师和学员在经过一定阶段的教与学后,要根据多向的反馈信息,定期进行互动的测试与效果评价,分析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教学行为、改进教学方法。如,通过口头询问、讨论交流、调查表等方式调查研究学员对教学的直接反应和反馈意见,探讨教与学过程中的不足,以作为下一步教与学改进的依据。同时,利用网页、bbs论坛、e-mail等多种手段对学员的学习效果进行及时评价与回馈。主要包括:教师对疑难问题的解答,对课程作业和各种形式讨论的提示和讲评、对课程实践环节成绩的评价,学习小组成员之间的互评,学员自己通过阶段性的在线测试题进行的自测自评等。通过测评与效果评价,不断调节教师的教和学员的学习过程,使之更加合理,达到教学模式的动态优化。 三、思考 本课程的考核改革目标是“以考促学”,这里的“考”不是一次性的期末考试,而是多次、分阶段、多形式的考核,其内容由分散到整合。考核成绩不是目的,而是要通过合理的考核促进学习者主动地阅读相关教材、掌握重要的知识点,从而对本课程产生兴趣、形成自己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认识。通过这几个月的工作,本人对《中国法制史》开放教育网络试点有一些自己的思考: (一)要进一步引导和培养学员主动参与学习活动的精神 教学活动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员的价值取向,他们的需要、兴趣、情感、信念等非智力因素是衡量这种价值观和价值标准的内在尺度。当某事物符合或者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时,他们才会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才会把它作为学习活动的对象。因此,深入了解学员学习需求,努力转变学员的学习方式,积极引导和培养学员主动参与、乐于讨论、勤于实践的意识和习惯,将是今后课程改革的重点和亮点。 (二)对辅导课的时间不能机械地理解为1/3 应该根据课程的性质和难易程度,来确定课程的辅导时间,有的课程应突破1/3的界限。《中国法制史》 这种课程内容庞杂,又是在第一学期开设的统设必修课,就可以适当加大面授辅导课时间。在学习理念、学习方式、学习要求等各个方面给学生一个循序渐进过渡的过程。 (三)关于作业提交时间的思考 《中国法制史》第五次和第六次作业可以不设提交时间的规定,只要在本期内提交即可。根据作业的内容来开第五次作业是小组讨论,15个题目分别涉及到全书的内容,要求提交300字的个人发言提纲和500字以上的其他人员发言摘要。第六次作业撰写800——1200字的学后感。这类题目不仅题量大,而且要求高,综合性强。在几周内完成确实有些难度,是否可以考虑在本期形成性考核结束前随时提交,不设规定期限的方式进行。 (四)进一步进行教学总结和探讨 本人准备采取的做法是:在每次作业结束后,把本次作业的涉及知识点做一个系统总结,形成一套知识体系,归纳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提醒学员应注意的问题,并将这些内容上传至本专业bbs和qq群组的共享中。在学期课程学习即将结束前,还将采用作业讲评归纳方法对本期知识进行梳理。评讲有利于它们巩固加深各知识点,增强实际运用能力和思考分析能力。本次期末考试后,笔者还将对终结性考核成绩进行分析,找出不足,进一步改进教学模式。 总之,开放教育网上考核课程是电大实施素质教育的一种举措,需要结合具体的课程来寻求具体的教学方式。课程实行网上考核尤其是加大学习过程的考核比例对于开放教育学员是值得尝试的。我们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其规律,也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自己的认识。 法制史论文:浅谈中国法制史的教学方法 浅谈中国法制史的教学方法 《中国法制史》作为法学十四门专业课程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从其内容和实践指导作用来看,其地位又略显尴尬,尤其是同刑法、民法等法学优秀课相比较,学生对中国法制史的重视程度和学习兴趣明显较低。因此,如何讲授好该门课程、加强学生对该门课程的重视便成了讲授该门课程的教师关注和思考的问题。笔者在教学工作中尝试运用了一些不同的教学方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强化意识,引起重视 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是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命题,具体到实践领域,要加强对意识的能动作用的认识,发挥意识的重要作用。学生之所以不重视中国法制史学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法学是一门应用型学科,而中国法制史则侧重于理论方面,其实践应用作用不大,是一门可学可不学的课程。以这样的思想观念先入为主,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效果显然不会很好。因此,笔者会在每学期的第一堂课跟学生强调该门课程的重要性,首先从思想上厘清他们的观念,再通过理论讲授、举例、辩论、聊天等方式告诉他们民法、刑法等优秀课程固然重要,但是学好这些的课程的前提是对中国法制史、法理学等基础课程有最基本的把握,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以此加强学生对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的重视。 二、以史带法,互利互导 由中国法制史的学科性质决定,该门课程必然与中国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对象既是法学,同时也是史学,这就为我们上好中国法制史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可以结合法学和史学的特点,将二者进行融会贯通。基于中国法制史教材内容的理论性较强、文言文较多、内容相对枯燥等特点,笔者在法制史的讲授过程中以中国法制发展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同时辅以不同教学形式加强学生对中国法制史的重视,培养他们学习该门课程的浓厚兴趣。 (一)借助历史名著带动对中国法制史的学习 以中国古典名著,尤其是四大名著为重要的辅助材料,搜寻其中与中国法制发展重合的部分,以史学与法学的契合点为突破口,加强学生对法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例如,在讲到西周"七出"的"妒忌"之条时,笔者引入了《红楼梦》中王熙凤虽然"妒忌"贾琏娶了尤二姐为妾但为避免犯"七出"之条,以迂回战术逼迫尤二姐吞金自杀的事情,在讲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八议"之时,则引入《水浒传》中"小旋风"柴进属于"议宾"的例子,通过法史结合讲故事的方式,学生的积极性顿时被调动起来,很多同学参与到课堂讨论当中,课堂气氛很活跃。这种方法,一是可以将法制史的内容简易化、通俗化、趣味化;二是可以强化学生对法学知识的理解和吸收,通过这种方法,很多教学内容学生可以当堂吸收消化,事后的复习也只需要花费少量的时间;三是可以引导和强化学生对古典文化知识的学习,诸如四大名著等古典名著学生一般都有涉猎,从而利用他们对这部分知识理解的前提条件,结合法制史的内容,可以让学生在短时间内将课堂知识变成自己的知识,达到史学知识和法学知识双管齐下的效果,与此同时也可以激发一些史学知识储备不足的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通过"名人效应"加强学生对法学知识的记忆 "名人效应"在很多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法学教学过程中同样如此,具体到中国法制史的课堂讲授过程,利用"名人效应"可以强化学生对知识点的把握和记忆。教师一般都会跟学生强调不要死记硬背,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任何东西都不是绝对的,具体到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而言,它有自身的特点,有一部分内容要求的就是纯粹的记忆,要求"死记",可见任课教师应该做的就是想办法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强化学生对这部分知识的记忆,利用"名人"的影响作用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例如,笔者在给学生讲到"五刑"中的"宫刑"之时,就是以西汉的司马迁作为例子。对于司马迁其人,学生大部分都有所了解,因此,通过对司马迁的人生经历的简单评述,重点结合其受"宫刑"的历史原因及背景,学生基本上在课堂上就能将"宫刑"这个知识点消化吸收,事后检验,这样的教学效果比较明显。 (三)结合当前热播的历史剧和流行的历史小说,使法制史的课堂教学融趣味性和知识性为一体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大众普遍认为大学生应该或者已经具备一些基本文学常识,包括历史常识,但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学生的知识储备是参差不齐的。虽然同是大学生,但一本院校同二本院校、独立院校学生的差距仍然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本科生和专科生也不能相提并论,甚至同一个班级的学生水平也存在相距甚大的情况。 三、置换角色,加强互动 换位思考是现在我们常用的一种思考方法,这种方法也可以很好地在中国法制史的讲授过程中利用。笔者要求学生在学习中国法制史的过程中,要将自己置身于不同的历史阶段,甚至具体到某个朝代某个人,再结合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法制背景,去理解、分析、把握当时的法制状况,并通过提问、讨论的方式来评价具体法制措施的优与劣,以期达到让他们"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的效果。 上述方法在实践教学中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方法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要真正上好中国法制史这门课,还要求任课教师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法律素养和历史素养,增强自己的知识储备,真正做到"学为人师,行为示范"。 法制史论文:试论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改革 试论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改革 我国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步伐突飞猛进。,高校法学教育在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办学模式诸方面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作为法学教育14门优秀课程之一的中国法制史,应建设一套科学的适应现代形势的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模式,使之为培养法学创新型人才发挥效力。 一、课程改革的原因分析 中国法制史作为一门学科存在已达百年,但教学并没有改变原来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其教学改革的现状仍有严重的“滞后”状况,不能完全适应21世纪法学教育发展的总趋势。? (一)教学内容与现实结合不够?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发展成熟,这就使我国教育必须迎合市场经济需要,进行新的社会定位。因此,中国的法学教育也必须适应这一要求,加快改革步伐。然而,经过若干年的教改,虽然有不少成功经验,但仍然存在较多问题,或理论肤浅,障碍畸重,依旧习惯于套用“阶级斗争”、“阶级分析法”等观点分析理论问题,不能与活生生的法治现实紧密结合。凡此等等,严重制约了中国法制史教学的深入开展,不利于人才市场所需要的法学专业学生。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 (二)教学方法依然沉闷,难以调动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在大学法学诸课程中,由于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内容起自夏朝,讫于当今,上下纵横几千年,时间跨度长,涵盖内容广,专有名词多,所涉及历史典籍资料浩繁久远,对学生来说,内容驳杂看不懂,重点问题抓不住。因此,这种情况客观上造成教师在教学方法上难以突破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时下所进行的种种改革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教师讲课仍然过于追求“系统”,追求“完整”,没有给学生留下充分的思维空间和余地,仍然习惯于把知识讲解给学生听,然后通过考试来验证。这种过于呆板、枯燥的教学方法难以引起学生的求知兴趣和思考,难以唤起师生的共鸣,也压抑了学生的学习激情。? (三)教学内容依然守旧,与现实结合不够?众所周知,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发展成熟,这就使我国教育必须迎合市场经济需要,进行新的社会定位。因此,中国的法学教育也必须适应这一要求,加快改革步伐。然而,经过若干年的教改,虽然有不少成功经验,但仍然存在较多问题,诸如教学内容仍然守旧,依旧习惯于套用“阶级斗争”、“阶级分析法”等观点分析理论问题,不能与活生生的法治现实紧密结合。凡此等等,严重制约了中国法制史教学的深入开展,不利于人才市场所需要的法学专业“精品”学生———“有文化,有修养,有学历,有技术,有底蕴,有创新”的法学人才的培养。? 二、课程教学改革中的应对策略? (一)教学理念要与时俱进?大学应该提供这样一种教育:“这种教育不仅赋予它们较强的专业技能,而且使他们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塑造健全完善的人格。”“教育应把社会的发展和人的潜力的实现作为它的目的。”法制史的教学应尽可能激发每一个学生的潜能,使之对于法制史的认识达到更深层次,以更好地承担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任。法学本科学习阶段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是什么”的这个问题,只有全面了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法律制度,才能深刻理解法律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为学习各部门法学奠定一个良好的理论基础。在法制史的课堂上,教学者在传授法学发展历史进程的同时,也应非常注重培养学生将历代法制的成败得失与现代社会实际联系起来,从中发现二者之间的关联以古为今用;并以教学者的人格魅力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在其性格中注入法的理性、史的厚重。这个学习过程与研究生教学的接轨,这使学生在法学本科的学习过程具有了多重意义,也符合经济学中“收益最大化”的原理。不仅对部门法有所认知,同时培养学术思维,使学生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看待各个部门法。向着培养个性化思维方式、创新型理论思考的方向发展,以提高本科阶段教学的整体水平。尽量消除本科生注重单纯积累知识的方式与研究生对知识的整合运用的要求之间的差异,促使学生探索中国法制史中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而觉得本科学习已经不能满足需求,进而报考研究生。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学从单 一的“要我学”变成了“我要学”,从单一的讲授变成了讲授与讨论结合的方式,提高了学生的学术意识、学术素养,更充分的调动了同学地自学情绪。? (二)教学手段要新颖?以研讨式教学带动学生自学兴趣;以课堂教学为主线,课外教学为辅,带领学生从课堂中、校园里走出去,参观历史博物馆,进行社会实践等;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发挥多媒体技术的优势,融合多种手段进行课堂讲授。实行研讨式教学方式,激发学习主动性,注重培养学生从事司法实际工作的能力。以往的中国法制史课及法学专业基础理论课的教学,与学生将要从事的司法实际工作基本脱节。如何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法学专业人才的特殊能力,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这是教学改革中一直探索的问题。为此,在课堂教学中,采取了多种形式来锻炼学生的敏捷思维能力和流畅的语言表达能力,培养学生具备从事法律工作的必备素质。开展研讨式教学,是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提高敏捷思维和流畅的语言表达能力的有效方式,深受学生的欢迎。这其中包括讨论式提问、讨论课、当堂讨论、学生讲课等内容。 (三)优化教学内容?根据对学生知识、能力结构的要求优化教学内容,其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必需”、“够用”为度,对教学内容实行合理的“保”、“删”、“增”。“保”就是保留教材内容的基本体系,不损伤知识的系统性;“删”,就是压缩、删除教材中重复或陈旧的内容;“增”,就是增加社会迫切需要的知识,增加教材上没有讲透但又必须掌握的内容。正确处理好传统内容与现代内容、继承与发展、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使课程教学内容具有“新”(体系新颖)、“精”(内容精练)、“强”(实践性强)、“宽”(适用面宽)的特点。? (四)更新教学方法?传统的教学方法严重阻碍学生自主思考的养成,影响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因此,必须更新教学方法。更新原则是将“讲”与“不讲”、“粗讲”与“精讲”、“多练”与“不练”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教学时间要精简,教学内容要精练,教学过程设计要精心,教学语言要精彩。尤其是,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要注意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科学把握中国法制知识层次和法制理论阐述的深浅度,注重中国法制规律性的教学;二是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教学的实践性,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还要处理好“四个相结合”:一是课堂讲授与课堂讨论、课堂辩论相结合;二是系统讲授与专题讲座相结合;三是课堂讲授与观看相关教学录像片相结合;四是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学生从这些教学活动中受到启发,得到满足。? 总而言之,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要跟上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较短的时间内将内容庞杂,承传几千年的中华法制讲授给学生,把“死东西”“活”现,引起他们的兴趣,开阔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这是一种任重道远的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想使这种工作,这项系统工程实现其整体的最优发挥,达到最佳效果,就必须在上述教学理念和改革原则指导下,实行教学体系系统构件的最佳组合,因地制宜,灵活多样,“改”出特色,“教”出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学专业学生能够全面和谐地发展,才能培养出新一代法学专业应用型、复合型的高级人才。 法制史论文:思考背景下的中国法制史教学模式研究 思考背景下的中国法制史教学模式研究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专业的十四门优秀课程之一。自2003年起,中国法制史就列为国家司法考试的必考科目,分值一般为10分左右,题型一般为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时而亦有不定项选择题。可以说,题在国家司法考试中是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不可轻忽。学好中国法制史这一理论法学课程,有助于学生适应司法考试理论性考核增强的趋势。通观法学学科体系,学好中国法制史,的确有助于学好法理学,也有助于学好刑法学、行政法学乃至宪法学等部门法学。正因为如此,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践教学、教学测评等各方面推进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模式的革新与改进、不乏现实意义。 1. 司法考试背景下的中国法制史教学内容的组织 如何组织好中国法制史教学内容,是创新中国法制史教学模式的首要环节和主要环节,攸关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的全局。 1.1锁定基本内容和重点内容组织教学 中国法制史教学内容的组织,关键在于锁定基本内容和重点内容,引领学生加强对基本内容和重点内容的记忆和理解。综观近年来的司法考试中的中国法制史的考试内容,注重考点知识,强调精确记忆,这就要求我们带动学生熟读理论教材,对重点内容作重点讲解。 1.2把握学科间的联系,多作专题教学,一石多鸟 为了因应司法考试的实际需要,主讲教师在讲授中国法制史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应该善于归纳总结相关的知识点,对知识点多作比较和分析,包括作跨朝代的比较和古今比较。而为达成上述目标,最宜以专题作为切入点,强化学科间的联系,帮助学生加强记忆的精确性,扩大记忆的覆盖面,并构建完整、有序的理论体系。 中国法制史与法理学同为理论法学课程,内在关联密切,可以说“法理是骨,法史是皮”,开展统合教学,着实不难。法的演进理论与中国法制史的关联,更是密切。此外,中国法制史与各部门法学的联系,也有待主讲教师把握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以融会贯通地开展教学。 2. 司法考试背景下的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的运用 在当前司法考试的背景下,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的运用,应该有所坚持,有所创新,并且日益多元。 毫无疑问,讲授法依然是中国法制史教学的基本方法。在一个学期之内,主讲教师系统讲授了夏商法律制度、西周时期的法律制度、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秦代的法律制度、汉代的法律制度、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制度、隋唐的法律制度、宋辽金元时期的法律制度、明代的法律制度、清代的法律制度、清末的法律制度的变化、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律制度、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法律制度,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法律制度、革命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的法律制度等。对中国古代各朝代的法律制度,重点讲授刑事法律、行政法律、民商经济法律、司法制度(含司法机构、诉讼制度、监狱制度、监察制度)等。对中国近现代法律制度,则突出讲授宪法性文件。 依笔者看来,讨论法亦应成为中国法制史教学的重要方法,以促师生互动以及教学相长。以清代民族法律为例,主讲教师可先介绍清代民族法律的发展概况,讲授《理藩院则例》、《钦定西藏章程》、《回疆则例》的基本内容,然后引领学生讨论清代民族法律的特征,并探头清代民族法律发达的原因及意义,教学效果应可乐观。事实上,在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中,适于课堂讨论的议题很多,如古代中国的反“黑”刑法及其借鉴价值、公务员退休制度额古今比较、王安石与张居正的税法思想之比较、古代中国合同(含买卖合同、借贷合同、租赁合同、租佃合同、典当合同、运输合同、雇佣合同)制度的演变规律之探究等。 案例分析法在部门法教学中的运用是相当的广泛的,民法学、刑法学以及诉讼法学课程的教学尤是如此。对于中国法制史教学而言,案例分析法也是有益的教学方法,应有其一席之地。主讲教师可以根据课堂教学的进展情况,从古典文学作品或历史档案材料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案例,介绍几本案情,点评诉讼程序及审判结果,帮助学生更好地识记法律制度以及更深地了解法律文化。 3. 司法考试背景下的中国法制史实践教学的开展 长期以来,中国法制史的实践教学显现为空白状态。在笔者看来,对中国的法制史课程也应该且能够展开实践教学。虽说中国法制史实践教学不宜采行模拟法庭实践教学、法律诊所实践教学等形式,但并不等于说其就是没有操作的空间。 笔者倡行专业性质的辩论赛,并以此作为中国法制史实践教学的主要形式。可以由法律院系的学生会来组织这种专业性质的辩论赛,并邀请中国法制史课程的主讲教师来予以点评。辩题的选定,至关重要,应请有关专家、学者把关。除了专业性质的辩论赛,还可以组织学生参观狱政博物馆、考证中国法制史问题、调研中国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事习惯等,以全面激活中国法制史课程的实践教学。 4. 司法考试背景下的中国法制史教学测评的实施 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测评,分为平时考核和期末考试,而平时考核多体现为平时的作业,期末考试则采行闭卷考试的形式。无论是平时考核、抑或期末考试,均应面向司法考试,不能脱钩。司法考试的偏好,亦是我们平时考核与期末考试的偏好。 题型方面,主要采用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不定项选择题、案例分析题、论述题等五种题型。对于填空题、判断题、名词解释、简答题等老旧题型,基本上废弃不用。题量方面,较往昔有所增加。至于题目难度,则是明显加大。如果题目仅涉及到个别知识点,更要加大难度,以促学生深入把握有关的知识要点。 如我们所知,论述题是司法考试中规模最大、分值最高的一种题型,是对考生法学理论修养、法律思辨能力、逻辑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等各方面能力的综合考核。论述题在内容上有专业化的要求,在形式上有准作文化的要求,体现了司法考试对理论水平考查力度日益加大的趋向。中国法制史作为一门理论法学课程,在其教学测评中应重视论述题题型的运用,平常作业中更应布置适量的论述题。 法制史论文:中国法制史课程多元化教学方法探析 中国法制史课程多元化教学方法探析 《中国法制史》作为大学法学专业课程,在法学教育中占据一定的地位。但是由于中国法制史具有史学的“务虚”特征,因此在以追求“务实”的法学教育环境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已经成为一门渐趋弱势化的学科。笔者从教以来,一直担任《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工作,对该门课程所面临的困境有着深刻的认识,如中国法制史教材以断代史为体例的模式令学生感到内容繁杂且重复枯燥,该学科涉及大量文献典籍及生僻字词让学生望而生畏,中国法制史缺乏实用价值而使学生产生传统法律虚无主义的错误观念等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教师应当采用多元化教学方法,以讲授教学法为主,适当辅以案例教学法、比较教学法和多媒体教学法,从而增强课程吸引力,加深学生对古代法律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达到改善教学效果和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本文将以《宋代法律制度》的教学为例,对中国法制史的多元化教学方法略作探讨。 一、运用讲授教学法,系统传递优秀知识 由于中国法制史这门学科是以中国法制发生、发展为基本线索,以大量史料为理论来源,具有时间跨度长、涵盖内容广泛且零散、文字艰深晦涩、专有名词难以理解等特点,因此教师在采用讲授教学法时,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一)优化教学内容,做到详略得当,重点突出 在讲授宋代法律制度时,教师先简要介绍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使学生初步了解宋代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位,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不仅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提高、文化教育的兴盛和思想观念的更新,还使得宋代法制文明依然居于世界的前列。随后教师以重点和难点为主线系统讲授优秀知识体系,在两宋法制指导思想方面,应重点讲授程朱理学和永嘉功利学派对宋代立法思想的影响;在立法活动上,主要讲授《宋刑统》、编敕、编例和条法事类;在行政法律制度上,应着重于两府三司的中央行政机构、由御史台和谏院组成的中央行政监察机关、宋代科举制度改革和历纸、磨勘等职官考课制度;在刑事法律制度上,应把重点放在《重法地法》等刑事特别法和折杖法、编配法等宋代独具特色的刑罚制度上;在民事法律制度上,教师讲授的重点是,宋代因佃户、雇工、婢女等有了民事主体资格而扩大了民事权利主体范围,婚姻制度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而进一步强化了夫权,宋代物权体系以所有权、典权、永佃权等为主要内容,契约制度以担保制度、契约中介制度和竞标缔约制度为主要特色,继承制度主要是宗祧继承、户绝继承以及女性、遗腹子、私生子、义子、赘婿等的财产继承;宋代经济法律制度可结合王安石变法讲授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和市易法等,此外还有独具特色的禁榷律法;在司法制度方面,重点介绍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刑部和审刑院,宋代临时审判机构——案议、制勘院、推勘院,还应结合《洗冤集录》、《折狱龟鉴》和《棠阴比事》等著作讲解宋代证据制度。 (二)从学生熟悉的背景知识人手,激发学生的浓厚兴趣 很多学生在学习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时,认为该学科难度高且不容易理解,因此逐渐失去兴趣。但是笔者发现,学生们对他们所熟悉的的背景知识却很感兴趣。因此,教师应尽量以学生熟悉的背景知识为切入点,由此展开知识点的传授。在讲授宋代婚姻制度时,可以引领学生赏析宋代词人陆游的著名作品《钗头凤》。宋律明文规定,尊长对卑幼有主婚权和干涉他们婚姻的权利,因此尽管陆游和唐婉“伉俪相得”,但是“二亲恐其惰於学,数谴妇,放翁不敢逆尊者意,与妇诀”。在讲授宋代良贱制度时,通过介绍抗金英雄岳飞父子被害后,其亲属遭到流放而没籍为官奴婢,揭示籍没罪犯为奴婢的制度在南宋遭到废弃。在讲授刺配刑时,结合《水浒传》第二十七回的记载,刑部官将武松杀潘金莲、西门庆的行为定性为“斗杀”,遂得减死,判“刺配二千里外”之刑,揭示宋代以刺配刑惩治凶徒已是司法中的普遍现象。以苏轼通判杭州时在风流和尚杀人案中的判词为例来阐释宋代法律与文学的关系,苏轼的判词是:“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兮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二、运用案例教学法,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 在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具有现实意义,通过对中国历代具体案例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从理论到实践,得知其间法律规定和法律精神的变化;我们可以从文本到社会,理解立法与司法二者间的差距。从而激发我们深究导致二者间差距的诸多社会历史因素的兴趣,也使我们得以从中探寻到法律发展的一般规律。 中国法制史案例浩若烟云,主题多种多样,难度参差不齐,涉及的法律问题各有不同,案例情节长短不一,如何根据教学目的有针对性地进行选择并合理运用案例,是成功进行案例教学的关键。 (一)案例所概括的法律原则和精神应有现代意义 曾经有学者提出,中国法制史“固然让今天的法学院学生们领略到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博大精深,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无法与他/她们在法学院中接受到的其他主流知识对接”。这样,学生不可避免地对务虚的中国法制史缺乏兴趣。针对这一点,教师选择的案例所概括出来的法律原则和精神应尽量与部门法有所对接,使学生深刻体会古代法制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在宋代法律制度的案例教学中,可以选择北宋元绛书证定案的案例,在该案中,永新县土豪之子龙聿盗用同乡少年周整之母的手印,订立契约蒙骗对方田产。县官元绛根据契约上的年月写在手印之上这一不符合客观事理的现象,判决归还对方田产。该案反映出口供的证据地位在宋代进一步下降,其他证据如证人证言、物证、书证及检验笔录等越来越受到重视。再如南宋典主迁延人务案,阿龙将田地出典给富户赵端,八年后的正月,阿龙想回赎田地,但赵端以田地正在耕种为由,要等到秋收后再还地。阿龙见回赎不成,便将赵端告到了官府。宋代法律中有诉讼时效制度即务限法,每年二月初一开始“人务”,即进入农忙季节,直到九月三十日为止,属于务 限期间,官府停止受理民事案件。到十月一日“开务”,直至次年一月三十日为止,才受理民事词诉。审理此案的地方官认为,赵端要等秋收后还地,以至于阿龙在长达八个月的务限期内无法起诉,而且阿龙很可能在这段时间内花掉收赎的资本,因此赵端“迁延”的目的就是想霸占该田产。依法应对赵端“杖一百”,但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本案就此封止,只勒令他在收到赎田款后退还田业给出典人。该案就涉及宋代特有的不动产制度典权、体现诉讼时效的务限法和刑法中的恤刑原则,这些法律原则和精神在当今法制中仍有体现。 (二)案例应当具有典型意义 学习中国法制史的目的之一,就是让学生体会古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法律本身等各种因素对不同时期法制的影响,因此教师应当选择能充分反映当时社会本质和社会意义的典型案例。如北宋时期的阿云一案:“初,登州奏有妇阿云,母服中聘于韦,恶韦丑陋,谋杀不死。按问欲举,自首。”登州知府许遵认为阿云订婚之时,服丧期未满,故与韦某的夫妻关系不能成立,应以普通人处理,并将此案上报朝廷。这个案子送到大理寺以后,大理寺按照“谋杀已伤”的罪名,判处阿云绞刑。但许遵不同意大理寺的判决,他说:“阿云在衙门里接受审问的时候,刚一开始讯问,她就马上全部交代了作案的事实。因此,应当承认她有‘自首’的事实,属于‘按问欲举’,要减二等论罪处罚。”宋神宗就把这个案子交到刑部处理,刑部的官员认为许遵的理由十分荒唐,大理寺的判决是合法的。此案经刑部复核后,奏请皇帝裁决。最后,宋神宗特颁敕令,免除了阿云死罪。尽管这个普通的刑事案件事实清楚,但是涉及很多复杂的法律问题,如宋代对疑难案件的司法管辖、对该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争议、敕和律的关系等等,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引起激烈争论,争论范围之广、时间之长、涉及朝臣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通过对该案例的讨论和分析,学生可以了解到北宋法制和司法运作方面的丰富信息。 教师在精心收集和选择案例之后,通过预先布置案例、组织学生分析讨论、总结解析案例三个步骤,将案例应用到教学之中。如果条件和时间允许,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以古代法律规定为基础,以当下法律热点问题为契机,以学生现有法律知识为背景,让学生对案例角色进行分配,参与进来自行断案。 三、运用比较教学法,实现古今融会和中西比较 中国法制史无论作为通识课程还是专业课程,都有必要引入比较教学法,既包括中国古代与现代的比较,也包括中国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的比较,以拓宽学生的视野。 (一)中国古代法制与现代法制的比较 中国法律文化是中国古代几千年文明积累和沉淀的产物,有其自身的延续性与继承性,至今仍深刻影响着现代法律文化,因此有必要进行古今对比以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现代法治状况。教师在讲授宋代登闻鼓机构时,可以把击登闻鼓这种宋代进京上访的主要形式与当今存在的进京上访进行比较,使学生认识古代的“越诉”和“京控”与今天的上访从历史根源上是一致的,进而认识现今上访形成的原因并深入理解法律文化的继承陛。教师在讲授宋代科举制度时,可以把它与现代的高考制度和公务员考试制度相比较。宋代科举中的别试制度、封弥誊录制度、锁院制度、殿试制度等所规定的闭卷、密封、监考、回避、入闱、复查的方法至今还为现代高考和公务员考试所沿用。 (二)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 在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中,还应当进行中西方法律文化的比较,既有助于增进学生对西方法律文化的了解,又能突出本国法律文化的特色,从而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以宋代相邻关系的法律规定为例,《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之二十八》载:“地原从官地上出入者,买者不得阻碍。宅舍亦开。且新旧间架丈尺阔狭,城市乡村等紧慢去处,并量度适中,估价务要公当,不致亏损公私。”又:“居住原有出入行路,在见出卖地者,特与存留。”在法国,直到约700年后的《拿破仑法典》第682条和683条才有类似的规定:“自己的土地被他人的土地围绕,且并无通道至公路时,土地所有人得为自己不动产的便利,要求在邻人土地上取得通行权……”;“通道一般应在被围绕的土地与公路间距离最短的线上开辟”。再如,对12世纪、13世纪产生的中国讼师和英国律师进行比较。大约在北宋仁宗之后,民间纠纷日益增多,好讼之风初露端倪,到了南宋逐渐盛行。随着民间好讼风气的兴起,一种专门教人打官司的学问“讼学”与职业“讼师”便应运而生。但是在中国士大夫特有的无讼理想法制观念下,讼师遭到宋代官府的抑制和打压,因此讼师无法完成向现代律师身份的转换。而同时代的英国政府则对处于萌芽期的律师持一种保护的态度,将律师纳入到法制的轨道,对其在职业道德方面提出较为严格的要求,对其人数予以限制,对其不当行为加以规范,等等。这些措施使得英国早期的律师得以存活并不断发展。通过中西对比,能使学生客观认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 四、运用多媒体教学法。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中国法制史的多媒体教学形式主要是使用power point制作课件,其主要内容包括:课外必读与参考书目、授课进程中必要的引文和注释、授课要点与难点、课后作业点评等等。教师在制作课件时,可以适当配合使用图片、漫画、历史故事视频、讲座视频、电子书、word文档等, 但不宜过多和繁琐,以免过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而扰乱正常的思维和思路。在讲授宋代法律制度时,通过展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使学生直观地感受到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通过展示《宋兄弟争财图》,帮助学生理解儒家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在宋代受到严重冲击;通过展示宋宁宗嘉泰四年诏颁的《验尸正面人形图》,使学生感受宋代检验制度的完善程度;通过播映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视频《解密大宋法医宋慈神奇验尸奇法》,让学生形象地了解宋代法医宋慈在《洗冤集录》中详细记述的验尸方法。 当然,多媒体教学并不局限于教师在课堂上放映和讲解power point课件,它还包括课外资料的提供、课后的问题解答、讨论等内容。教师还应当利用互联网的便利为学生提供网上课件和教学录像,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和学生进行资料交流和观点论争。 五、结语 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中国法制史》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学好中国法制史,不仅可以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而且还可以启发他们思考法制转型和法律移植的一般规律,从而探索出一条更加适合中国的法治建设道路。作为中国法制史的教师更是任重道远,一方面,教师要在才智和品格上不断完善自我,增加知识积累,既从整体上通晓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法律文化传统,又能以法学的眼光对其中的事件进行分析与评判;另一方面,要把教学活动看成一门艺术,探索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展开多层次的教学模式,通过中国法制史的教学活动,激发学生的深厚历史感和强烈现实感,从而使学生全面领会中国法制史的精髓,喜欢并认真学习这门课程。 法制史论文:中国法制史教学中的困境与对策 中国法制史教学中的困境与对策 一、课程性质 中国人向来具有崇古的传统,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对法律历史进行研究自是其中应有之意,而对于本国法进行追溯更是由来已久。 中国法制史具有交叉性,它既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一门专史,同时也是法学领域的—个基础学科。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的历史系并不开设的中国法制史课程却是自1997年以来法学本科阶段的14门优秀课程之一,“全国所有的法律专业,如果没有或不能开设中国法制史课程,就要取消其办学资格。”同时也是法律硕士和大部分综合性重点高校法学硕士综合考试的重要内容,2003年该课程内容又被纳入到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之中。这一硬性规定使中国法制史在各法学院(系)中争得了一席之地,但在越来越以实务性和技术化为追求的法学教育中,中国法制史的学科地位与发展问题始终困扰着教研人员,有时理论与现实的对峙甚至十分尖锐。 二、中国法制史教学中的困境 (一)缺乏正确的认识,重视程度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不够 中国法制史虽然是法学本科教育必修的14门优秀课程之一,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首先,自近代以来,为了改变法制落后的状况,从政府到学者大规模学习、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受此影响,中国法制史的教学、研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泊来的西方理论和价值体系诠释、衡量、评判中国传统法制及思想,始终未能摆脱以国势强弱论文化优劣的束缚。在此背景下,对西方法的推崇和对中国传统法制的贬损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内容与司法实践距离遥远,很难学以致用,所有这些都使得学生对学习法制史的价值和意义产生困惑。 最后,中国法制史是法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文化观念。这样要求教师既需要具备扎实的法学理论和部门法知识,同时也需要具备一定的史学功底。这无疑增大了教师的教学难度,也容易使学生产生畏学心理。 博登海默曾说过:“如果一个人只是个法律工匠,只知道审判程序之方法和精通实在法的专门规则,那么他的确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法律工作者。” (二)教材体例僵化和内容单一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学本科阶段的《中国法制史》教材体例和内容趋于定型,至今鲜有变化。在体例上,表现为史学上的“断代体”编排;在内g-~,限于历史上国家法的“静态”介绍。 其一,体例上的“断代体”。基本上都是采取以朝代为单元和线索。这种编排体例,在目录中,既体现不出法律制度的传承关系,也不能突出其发展演变,更无法显示小国法制史的阶段性和整体性特征。 其二。内容的单一性。从中国法制史教材内容看,偏向于制度性史实,即从夏商开始以朝代为单元分别设置立法、行政法律、民事法律、刑事法律、司法诉讼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到近代后增加立宪及宪法内容。这难道就是中国历史上法制的全貌吗?相信就连教材的编纂者也一定会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以下方面:“(1)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立法活动、立法成果;(2)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司法状况;(3)中国各个时期内各种类型政权的宏观法制状况;(4)各个时期法律制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哲学思想、政治法律思想和学说;(5)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内社会各个阶层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以及宗教等传统。”但实际上,教材的以后各章节几乎不涉及以上后四个方面。 (三)教学手段单一 如前所述,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内容起自夏朝,讫于 当今,纵横几千年,所涉及的历史典籍资料浩繁久远,长期以来的中国法制史教学实践都是以传统的讲授为主,制定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方法、进行课堂教学都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讲解事无巨细,强调知识的完整与系统;而学生也习惯于被动地接受。这种“老师讲、学生听”的基本教学模式,在现代教育体制之下显得单调、枯燥,难以引起学生的求知兴趣和深入思考,也难以唤起师生间的互动与共鸣。而且在有关中国法制史的各类考试中,出题重点偏向于识记,集中于较为客观的概念和制度描述,而忽视对中国法制史的宏观把握,致使学生难以对中国法制史的精神实质作出正确地理解。 (四)教学方法缺乏灵活性 一个世纪之前,蔡枢衡先生即说过“大学法律学系中的中国法制史科目,常常不易找到一个主观上兴味浓厚、客观上胜任愉快的教授。目前高校大学生是20世纪90年代的“新新人类”,要使中国法制史这门带着厚重历史色彩的理论课程对他们产生吸引力是—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相对于部门法学而言,它的知识点零散,史料的罗列多于理论的综合分析,缺少案例的润色,实用性不明显;语言上,古汉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晦涩难懂,这些足以拒人于千里之外。 三、中国法制史教学应对策略 (一)更新教学理念,务实与务虚相结合 中国法制史应当是一门兼具法学的“务实性”与史学的“务虚性”的学科。前者是指现代法学知识体系的最终取向是实际运用,目标是培养具有实践能力的法律职业者;后者是指史学的目标在于追求历史的真相,与实务并不直接相连。而中国法制史则游走于务实与务虚的边缘,它必须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左右逢源。 务实途径有二:一是服务于司法考试。这是一条通往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在一些国家,司考已经成为法律教育的指挥棒,大多数学生只对司考要考的课程感兴趣,而司法考试不考的课程,除非教师特别有魅力,否则课堂上就是门可罗雀了,上课对学生和教师来说都是一种折磨。”自2003年中国法制史列入司法考试科目,其重要性在学生的心目中凸现。而作为教师也应以此为契机,认真梳理知识点,上课时对于重要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的制度做到有的放矢。二是加强对中国法制史近现代部分的教研,因为它直接与当下相关联。中国今天的法律体系在知识层面上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末变法修律,那一套直接从日本、问接从德国移植过来的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体系构成了当今法学教育、立法、司法的基础;在实践中,除以上外,还包括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形成的“政法”传统,两者对于今天的法制实践有着最为直接的意义。但遗憾的是,在教研中对此投入十分有限。 务虚可能是大多数教学者正在进行的工作。这不仅是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弘扬,而且“由于历史,包括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研究有着其他专业无法取代的功能,它的存在与发展是不言而喻的。而且,社会愈走向文明,人们对传统的兴趣就会愈加浓郁,愈是民族性强的东西,就愈能走向世界,这是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法制史的教学。 博登海默说:“攻读法律的学生如果对其本国的历史很陌生,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该国法律制度的演变以及该国法律制度机构对其周围的历史条件的依赖关系。” (二)优化教学体例和内容 优化教学内容需要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发展、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使课程教学内容具有“新”(体系新颖)、“精”(内容精练)、“强”(实践性强)、“宽”(使用面宽)的特点。 其一,构建新的教学体例。在目前的本科教学大纲中,中国法制史的时间跨度是从约公元前21世纪夏朝法制创建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在这一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礼与法的关系构成最为重要的主线,而划时代的四次法制变革皆围绕于此。其分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礼法之争、秦朝的弃礼任法、汉至明清的礼法合流、清末的第二次礼法之争。据此,我们可将体例划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礼治时期的中国法:夏商周时期的法制;第二章是第一次礼法之争: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制;第三章是弃礼任法:秦朝的法制;第四章是礼法合流:汉——明清的法制;第五章是第二次礼法之争:清末变法:第六章是法制现代化:民国时期的法制与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值得一提的是,第四章原是传统法史教学的重点,篇幅较大,但无需——展开,可以采取先概述基本特点,再设计专题分述。如传统民事法律,在形式上,既有国家法,也有民间法,而后者更为发达;在内容上---包括财产、婚姻、家庭、侵权行为等专题,可采取先总结立法特点和演变历程、再附以司法判例和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制度解析的做法,使学生由面到点、深入透彻地进行了解。其中要突出制度的变化性、比较性以及法律的“表达”与“实践”的差距,而并非以往材料的重新组合与编排。 其二,重新选择教学内容。这里存在损益的问题。从教材看,其内容重复较多,满足于点到即止。在课时已大为缩减的情况下,对于绝大多数以务实取向为主的法学院,本科法制史教学必须突出重点,讲授传统法律中最基本的内容,让学生把握其根本特点和代表性制度,同时必须补充一些新史料和新观点,介绍学术界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和创新性思维。比如,关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诉讼观念,过去我们认为由于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诉讼成本的高昂、司法的黑暗及诉讼程序的复杂等原因,使得古代中国人在面临纠纷时对于诉讼与否顾虑重重,而最终更多地采取了和解的方法或回避、忍让的态度,在不同程度上实践着“无讼”的理想追求。但从目前大量发现的明清州县诉讼档案来看,这一传统观点值得商榷。 (三)改革教学手段 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手段把本来应当有机结合的教与学非常不科学地分割开来,这种“一言堂”“满堂灌”的教学手段会使课堂气氛非常沉闷,老师和学生没有沟通和交流的平台,最终的结果是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因此我们应当使教学手段多样化,并且根据教学内容、学生的反馈将这些手段灵活转换。 首先,随着教学现代化的进程,大多数高校都能够采用多媒体教学,一堂课的信息量大大增加,而且也使习惯了“听”的学生有机会“看”。这对我们法史学的课程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机。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制作直观并且美观的幻灯片、点缀图片或者动画必然会使课堂增色不少。此外,我们还可以充分利用国内近几年来的“讲坛热”,例如央视的《百家讲坛》,其中于丹老师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王立群先生的《王立群读史记》,易中天先生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等都可以穿插在相应的教学内容之中播放给学生看,使我们的课堂声情并茂。 其次,我们还应当适时地为学生提供一个畅所欲言的空间,即安排课堂讨论或者让有兴趣的学生自己当一次老师。走上讲台讲上一段。这种手段最好安排在课程的后半段,例如讲完唐朝法律制度之后,那时学生已经学习了大部分课程,对已学的课程可能已经产生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而对未学课程的框架有了一定的把握,那么组织一场讨论或者学生的小讲座既是给学生一个表达观点的舞台,又是对教学效果进行的检测。 (四)丰富教学方法 “教学有法而无定法”指的是在尊重教学规律的前提下,应追求方 法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传统的中国法制史教学大多采取“灌输式”,因为课堂仅有45分钟,而教学内容量大且十分琐碎,如果不抓紧时间,教学计划都无法完成,效果更是难以顾及。这无疑与大学素质教育的目标 背道而驰。因此,要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采用最合适的方法,精心设计,灵活运用,以教促学,教学相长。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讲”与“不讲”、“粗讲”与“精讲”、“多练”与“不练”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教学时间要精简,教学内容要精练,教学过程设计要精心,教学语言要精彩。综合利用比较法、案例法、延伸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做到在教学过程中动静相宜、纵横交叉、融会贯通。做到课堂讲授与课堂讨论相结合、系统讲授与专题讲座相结合、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法律人才并非只是熟悉法律适用的法律工匠,而是具备深厚法律素养的社会精英。博登海默说得好:“研读法律的学生如果对其本国的历史相当陌生,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该国法律制度的演变过程,也不可能理解该国法律制度对其周遭的历史条件的依赖关系。”“—个只懂法律的人,只是—个十足的傻汉而已,并极易沦为社会公敌。” 法制史论文: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一方面,历代王朝均面临着十分复杂的民族问题,从而根据当时的民族构成及其特点,制定和形成一整套调整民族关系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就势在必然。民族法制的成败得失,对历代王朝的兴衰存亡,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进步,对民族地区的安定,对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与和睦相处,起着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民族多元的格局,产生了一些少数民族政权或割据政权、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或少数民族中一些族群势力集团,他们有的建立了自己独具一格的法律制度,有的日积月累、约定俗成了许多有本民族文化积淀的法律规范,这些法律制度或法律规范,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各具特色,是我国传统民族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民族法制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其内容大致体现在四个基本方面:一是夏、商、周以来历代主干王朝为民族统治和管理的需要对各少数民族制定和形成的调整民族关系的法律规范;二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割据政权所制定的法律规范;三是从属于中央政府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根据本地、本民族需要制定的地方法律规范;四是少数民族自己逐渐形成和普遍适用的少数民族习惯法。这些民族立法基于中国特有的文化基础、民族构成、族际关系和民族特点而产生,它们共同构成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古代民族法制,为今天的民族立法留下了无法替代的宝贵历史经验和制度财富,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借鉴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年,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已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在民族法学研究体系中,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与民族法制的研究、民族法基本理论的研究三足鼎立,已成为民族法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律史学中,少数民族法制史成为研究的热点和创新点而备受关注,原创性成果连绵不断,层出不穷,值得欣慰。 一、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的主要研究业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与民族法制史相关的研究内容多散见于民族学、民族历史学、民族政治学著述中,而法律史学界则重视对中央王朝立法的一般性研究,对民族法制和少数民族法律关注不足。以中国民族法律史为对象且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一批法学、历史学和民族学学者通过辛勤耕耘,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一)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法制的研究 对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法制的研究,可以将其研究成果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对民族法制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研究者或将汉文古籍中与民族法制相关的内容加以点校、汇编,或将少数民族语言记载的法律文献进行翻译、汇编,主要成果如下: 1、1994年史金波、聂鸿音、白滨的汉文译注本《西夏天盛律令》被编入“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五册,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译注者除进行翻译整理外,还刊布了由苏联刊本翻拍的西夏文原件。该书较好地整理和保存了《天盛律令》这一珍贵的法律文献,汉文译注使《天盛律令》的可读性有了进一步的增强,为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西夏法典提供了前提条件,随后出现的一系列对西夏法律的研究成果都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2000年《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汉译本,与《唐律疏议》、《宋刑统》、《大元通志条格》、《大明律》、《大清律例》被列入中华传世法典,由法律出版社同时出版,从而提高了《天盛律令》的法典地位,扩大了《天盛律令》的影响。 2、方慧主编的《中国历代民族法律典籍:“二十五史”有关少数民族法律史料辑要》。正史中研究少数民族法制史的史料是可信的、主要的,但散见于浩瀚的史料之中,给引用者带来较大的麻烦。该书按照中国历史进程分为:先秦一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西夏、元明清五篇。每篇由概说、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的治理、少数民族法制状况等章节组成。此书所收的内容:一是历代中央王朝对民族地区的治理,包括武力镇压、怀柔和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统治,同时各代一些典型的治理思想也在其中;二是“二十五史”中所载当时各少数民族政权及族群的法制状况,各少数民族的习惯法、法律文化,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政权组成,各项政治、经济制度和一些颇具特色的社会规范。 3、杨一凡、田涛主编,张冠梓点校的《中国珍惜法律典籍续编·少数民族法典法规与习惯法》(上、下)。根据内容的不同,该书将民族法律文献资料分为法典法规篇、地方法规篇、乡规民约篇、习惯法篇、司法文书篇。许多散见于各种文献的珍贵的民族法制资料都被收罗于此,不失为学者们进行相关研究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除此之外,还有刀永明、刀建民、薛贤整理的《孟连宣抚司法规》,周润年与喜饶尼玛译注、索朗班觉校的《西藏古代法典选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杨选第、金峰校注的《理藩院则例》,等等。民族法制资料整理工作志在先行,并初具规模。 少数民族法制史料的收集整理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实践表明,凡是某一方面的材料收集整理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地方,随之进行的研究也就生机盎然,成果累累;凡是某一方面的材料收集整理不足,这方面的研究就举步维艰,甚至半路夭折。 另一类则是针对民族法制史的专门研究。这类著述中,有通史性的研究,即对中国历代民族法制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总结民族法制发展、演变的一般性规律,在宏观把握、整体展现、描绘全貌的同时,凸现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少数民族法制的各自特色,如徐晓光的《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此书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详细阐述了历朝历代的民族法律制度。既重视国家制定法,同时也关注民族习惯法;突出民族法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标志性立法成果;并对许多学者的学术贡献作集中呈现。该著作复原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法制发展历史的原貌,使民族法制的内容从历史的暗淡中凸显出来。 而更多的著述则是针对某个朝代的民族法制、某个民族的民族法制或民族法制的专门问题进行研究,起到了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填补空白的作用。 1、邓奕琦的《北朝法制研究》。该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北朝法制的源流、发展、成就和历史地位,探索了北朝法制从初建到完成的演变规律。作者注意学习并继承乾嘉学者注重实证的优良学风,一方面广泛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在对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充分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对北朝法制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 2、吴海航的《元代法律文化研究》。该书从法文化的角度检视元朝法律现象,不仅不忽视其表现在实体范畴、程序范畴的诸多内容,而且还以其作为切入点,探讨这些表象背后的文 化动因,解释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以全面凸显元朝法律自身的特性和积极意义。 3、刘广安的《清代民族立法研究》。清朝的民族立法是最丰富、最完备的民族立法,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体系,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该著作系统地阐述了清代民族立法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深入地分析了清代民族立法的发展趋势和特殊作用,认真总结了清代民族立法与实施的经验,特别是在民族法规性质的认定,民族立法内地化等问题上,阐释了独到的见解。 除此以外,这方面的著作还有吴永章的《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胡兴东的《生存范式:理性与传统——元明清时期南方民族法律变迁研究》,娄云生的《雪域高原的法律变迁》,杜文忠的《边疆的法律:对清代治边法制的历史考察》,等等。 这类研究以法典和各类史料的文本为基础,主要运用法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对相关文本进行考释,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分析和论述,着重阐释少数民族法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的同时,揭示少数民族对中华法制文明的贡献。在各类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不断被发掘,各种少数民族文献不断被整理、编译,而民族法律史学的研究方法又不断更新的背景下,少数民族法律史研究的许多空白被填补。 (二)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中国民族法制的重要内容,它非由国家政权制定,而是产生于各民族的经验生活之中,其主要的表现形式也非成文法典,而是口耳相传。习惯法是与国家法相对应的另一个范畴,对它的研究代表着对民族民间“自生自发”的规范和秩序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迅疾变迁并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与此同时,法学研究的视野也不断开阔,法学家在“眼睛向上”、“眼睛向外”的同时开始“眼睛向下”,从社会实际出发,在重视国家法研究的同时,非国家法的功能、地位也逐渐受到关注。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对于民族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深入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社会与传统规范,应当是国家和民族自治地方开展民族立法、执法与司法工作的基础。同时,对于习惯法的重视和利用,也有利于少数民族权利的保障及社会的治理。 由于习惯法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特殊性,相关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路径较为广泛,其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为资料整理和田野调查报告类,此类成果多以规则汇编或案例汇编为表现形式,具有习惯法研究的基础性价值。 1、张济民主编的《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资料集》。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课题组从1988年到1993年,收集、整理、翻译了大量的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资料。该书分为四个部分:一是青海范围内的法规资料;二是邻省区的对比资料;三是案例汇编;四是词语解释和相关法律文献资料。该书既有法规,又有案例,资料真实可信,涉及面广,全面反映了藏族习惯法丰富的内容和对现行法律多方面的影响。 2、海乃拉莫、曲木约质、刘尧汉的《凉山彝族习惯法案例集成》。该书研究突出如下特点:彝族学者调查彝族,贴切详实,没有语言障碍;宏观着眼,微观人手;从现实出发,追溯古代。凉山彝族的社会秩序是按照传统的习惯法维持,传统习惯法是一组成员统一的、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该书收集了“德古”经手的案例,上篇为原始习惯法案例,下篇为父系氏族奴隶制的习惯法案例,并在序篇对凉山彝族习惯法作了总体的介绍和初步的研究。 此类成果还有广西民族研究所编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编辑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碑文、契约资料集》,杨锡光、杨锡、吴志德整理译释的《侗款》,黄钰辑点的《瑶族石刻录》,周相卿主编的《融水苗族埋岩古规》,徐晓光主编的《法律多元视角下的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来自黔东南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陈金全、巴且日伙主编的《凉山彝族习惯法田野调查报告》,等等。 第二类研究成果是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概述性研究,这类研究通常建立在对实地调查资料的分析之上,从总体上对中国的少数民族习惯法进行了全面介绍和法理分析,奠定了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理论基础。 1、范宏贵的《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该书是全面、系统研究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第一部专著。该书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概念、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发展变化、少数民族习惯法涉及到的基本内容、少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等重要命题都有一定的论述,从而确立了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涉及范围。 2、高其才的《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该著作秉承法律多元主义的理念,在分析了习惯法和少数民族习惯法概念的基础上,探讨了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中华法系中的重要地位,分析了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意义;对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产生发展脉络、主要内容、特征、功能、现实表现等问题作较为全面的探讨,讨论了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 此类研究还有徐中起、张锡盛、张晓辉主编的《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夏之乾的《神判》和《神意裁判》,钱宗范、梁颖的《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等等。 更多的学者则以某个少数民族为单位开展研究,深入对这个少数民族的习惯法进行具体的剖析,以展示其独特的内容和风格。相关著述如邓敏文、吴浩的《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冉春桃、蓝寿荣的《土家族习惯法研究》,杨士宏的《藏族传统法律文化研究》,杨经德的《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研究》,马克林的《回族传统法文化的研究》,等等。 与上述成果相比,第三类研究则更偏重于理论建构,研究者试图通过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解析,探讨诸如法的起源和发展,法的本质和作用,纠纷的解决方式,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关系等法理学命题。 1、王学辉的《从禁忌习惯到法起源运动》。该书根据从民族地区实地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出发,参照对古籍文献资料的分析考证,以边疆少数民族习惯法为切入点,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系统论述了中国法的早期形态和起源、发展的轨迹。作者认为:民族禁忌是中国早期法起源的源头和种子;民族习惯法是原始社会的基本法,是现代法律的前身和萌芽。酋邦战争是推动中国法起源的重要途径。由于历史、地理、交通等原因,西南各民族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形成了各民族不同的法文化,并分别处于不同的法文化圈,这些不同的法文化圈,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活生生的法产生、发展演进的历史图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文化价值,以及民族习惯法与现行国家统一法制的冲突及消融等问题。 2、张冠梓的《论法的成长——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民族法律民族志的诠释》。该书运用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南方山地少数民族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的特殊背景及其具体条件的考察,对什么是法、法是如何演变的、法及其变迁的文化背景等一系列法学的基本问题作了具体的说明,以便探寻有关法的起源和演变的普遍性因素,将其从个案分析扩展到一般性结论:法的成长是一个文化上的命题,民族法文化不同,法的成长模式也就不同。该书对法律史和法理学研究都有拓展创新的价值和意义。 此类研究成果还有龚佩华的《景颇族山官制社会研究》,师蒂的《神话与法制——西南民族法文化研究》,杜宇的《重拾一种被放逐的知识传统——刑法视域中“习惯法”的初步考 察》,方慧主编的《少数民族地区习俗与法律的调适》,等等。 学者在调查、收集、整理、分析、总结和研究的过程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得到了很好的发掘、保存和传播。人们还从这些丰富的社会法律现象出发,对社会法律有了更具体的感受和更深刻的理解,以促进其对法制及其法理有更深入的思考。 二、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特点与经验 三十年来对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具有自身突出的特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权威性的专门研究格局基本形成 许多学者在长期积累和长期关注中,对某些研究领域或某些专题形成了权威性成果,从而成为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例如,于豪亮对秦代民族立法的研究,曾代伟对金律的研究,史金波对西夏法典的研究,张晓辉对南诏国与傣族法制的研究,张晋藩等对清入关以前法制的研究,王东平对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的研究,等等。在历史长河中,每一历史阶段的民族法制都有人做专门研究,学者们各有专攻,独树一帜,他人难以顶替,更难以超越,大有雄踞一方、彼此关联、遥相呼应之势,共同形成了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风云际会、有声有色的可喜局面。 (二)该研究领域学术质量和学术品位大幅度提高 博士论文、国家课题成为该领域的学术创新点,是该研究领域学术质量和学术品位大幅度提高的两大标志。研究少数民族法制史的博士学位论文不断出现,质量上乘。如那仁朝格图的《蒙古法制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3),官波的《法律多元视野中的少数民族习惯法》(云南大学,2006),李剑的《论凉山彝族的纠纷解决》(中央民族大学,2010),等等。这些博士学位论文是优秀的科研成果,也是年轻学者成才的标志性作品。研究少数民族法制史的国家课题逐年增加,出现了一批创新性成果的同时,也培养了一代学术新人。如兰州大学刘艺工的“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藏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律关系研究”(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广西师范大学周世中的“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司法审判中的使用研究”(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等。另外,关于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发表在中文优秀期刊上的论文和正式出版的专著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让人开卷有益,百读不厌。 (三)民族地区的学者和少数民族学者积极参与 民族地区的学者和少数民族学者深受本民族和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熏陶,熟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宗教习俗,从而使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自然而然,合情合理,生动贴切,鞭辟入里,一语中的,受到少数民族的普遍接受和认同。如陈庆英的《藏族部落制度研究》、奇格的《古代蒙古法制史》、内蒙古典章法学与社会学研究所的《 成吉思汗法典 及原论》、邓敏文的《神判论》。事实证明,如果没有民族地区的学者和少数民族学者参与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虽然不能说这种研究是不真实的,但至少可以说这种研究是不完美的,是不尽如人意的。 (四)跨学科各具特色的研究和综合性研究并重 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属于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学科交叉的性质,它与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上述不同学科的学者都积极介入到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中来,大家在一起不分彼此,积极参与,共同研究,密切交流,互相切磋,取长补短,不断进步。近年来,各学科都有研究少数民族法制史的成果问世,其研究角度、学术风格、表达方式又有所不同,从而繁荣、促进了这方面的研究,也使这方面的成果具有因研究者学术背景不同而造成的自身独特性和创造性,并预示着该领域研究潜力的深厚和长久。有的学者在自己的专业知识背景研究的同时,还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研究有了新的感受和新的收益。 (五)多种研究方法的大胆尝试 在研究少数民族法制史的过程中,根据研究对象具体情况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力图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本质。以下研究方法得到恰如其分的运用: 其一,历史叙述的方法。根据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在甄别史料的真伪的基础上,对民族法制形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基本理论和决策,立法成果、司法实践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全面展现中国民族法制演进的历程。并从民族法制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着手,仔细分析中国民族法制产生的因果关系,认真总结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阐述民族法制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当今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 其二,比较分析的方法。以史料为依据,广泛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既可以将中国古代民族法制与近代、当代的中国民族法制作不同性质的比较研究,也可以将古代不同政权的民族法制作不同类型的比较研究,还可以将同一政权的民族法制在不同时期作不同现状的比较研究,又可以对不同民族的习惯法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作比较研究,从中找出差异、发现问题、总结规律,经具体分析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其三,田野调查的方法。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了解真实情况,收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通过典型个案调查,准确把握民族法制运作过程中的实际情形,得出近于正确的结论。 其四,注释分析的方法。对历代中央王朝针对少数民族的立法或少数民族建立的割据政权的立法,都要在全面收集整理有关法律条文的基础上,条分缕析,客观评述,了解其真实含义及其社会影响。 其五,个案分析法。以典型案例为基础,以小见大,揭示其蕴含的丰富而重大的社会法律命题。 由于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内容的丰富和问题的复杂,决定了采取多种方法的研究才容易多途径认清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 (六)探讨了一些学术难题 如习惯法是不是法的问题,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如何产生和发展变化的问题,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概念问题,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功能是什么的问题,国家统一法制如何在民族地区实施的问题,处于不同社会形态的各少数民族习惯法有何共性和差异的问题,如何消融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制冲突的问题,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文化价值的问题,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地方自治的异同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明了和解决,为该领域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观三十年来的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总的趋势是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理论深度不断增强、研究方法不断更新、研究品位有所提高,各类研究越发强调“问题意识”,主张模糊学科界限,打破学科壁垒,广泛综合、借鉴多种理论和方法来分析问题。这些成就的取得,一方面说明学术研究要经世致用,要得到社会的承认,迎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说明学术研究自身要日积月累,永无止境,不断创新。 三、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的不足与思考 三十年来对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取得诸多成果,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这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研究布局不均衡。有的课题门庭若市,趋之如鹜;有的课题门可罗雀,无人问津。二者 形成较大反差,一边是重复性研究在所难免,有的课题却闲置一边,无人承担。如对西夏法典的研究,成果累累,仅学术专著(包括博士学位论文)就有近十部,相关论文更是纵横交错,数不胜数。但对卫拉特法典的研究则仅有一部专著,相关论文也不多见;对图们汗法典、阿勒坦汗法典几乎就没人做专门研究,这不能说不是一种缺陷。 2、原始材料的挖掘整理不够。目前研究少数民族制度史的主要资料,一是中国传统的传世法典,二是“二十五史”等正史的文献资料,而对民族地区司法档案资料收集整理利用不够,对诸如《明实录》、《清实录》中大量的民族法制史料也挖掘整理不够。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田野调查所收集到的资料也十分有限,大家运用得最多的还是1956年至1964年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情况调查时收集到的资料和特殊的风俗习惯并经过整理、编写后正式出版的资料,这批资料十分丰富、具体,但与保存在民族研究机构的原始资料相比仍有较大的距离。1982年以后民族地区编写地方志时收集整理的一批资料、本世纪初云南大学等组织的少数民族新田野调查收集整理的一批资料等,被用于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则不多见。资料的单一、陈旧和短缺,限制了对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向纵深推进。如果缺少民族地区第一手材料,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就会装腔作势,空洞无味。 3、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存在某种隔膜。有的研究者对少数民族法制的了解比较肤浅或相关知识积累储备不够,研究只能泛泛而谈,面面俱到,浅尝辄止。按照自己的思维习惯进行客观叙述者居多,淡化研究者自身民族的主体意识和中心地位,深入分析、归纳总结、突出重点的研究者太少。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的制度文化既缺乏一种理论上的升华,又缺少一种文化上的继承和弘扬。 这些不足的存在,说明我们对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刚刚起步,要走的路还很远,要面对的困难和挑战还很多,必须脚踏实地,坚持不懈,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提高研究水平,使研究工作上一个新的台阶。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多元一体法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格局,决定了少数民族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在中华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做出过自己突出的贡献。我国的少数民族都有着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其法律文化也各有特色。如何全面了解、真实把握、继续弘扬各民族的法律文化,是长期困扰民族法学界、法律史学界的重大科研难题。虽然有的学者长期关注,用功甚勤,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由于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极其有限,研究的方法与途径过于单一,研究的视野不太开阔,取得的进展与这一课题的重要性相比,极不相称。在我国大力加强民族立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需要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准确把握少数民族法制和中华法系的关系 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华各族从来没有孤立地发展过其文化,在历史长河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交流与融合。各族作为中华民族这一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是由于所处的地域不同,民族共同体的不同,各自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民族特色,才形成了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中华法系作为中华文化的一种,由各民族的法律意识、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点滴融会而成,自然和中华文化一样,是多民族法律文化密切相关、交融与共的具有文化多样性的统一体。博大精深的中华法系是各族人民共同开创的,凝聚了各族人民的法律智慧,是各民族的法律文化与法制建设经验相互交流与吸收的结果,因而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伸展性。因此,在中华法系的总体关照下,去深入研究作为多元因素的少数民族法律文化,解释其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价值和作用,是民族法学和法律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因为,如果缺少了少数民族法制史,就不是一部完整的中华民族的法制史;但如果不弄清少数民族法制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价值、作用和历史贡献,既无法对少数民族法制进行准确的学术定位和客观评价,又无法把握中华法系的全貌和最具各民族特征的组成部分。 (二)理顺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 一个社会的控制机制不仅仅局限于国家机制,还包括习惯机制,国家机制只是从整体上进行把握,而习惯机制却是通过风俗的统治使人们服从于稳定的社会秩序之中。习惯法作为实现习惯机制的手段有着巨大而深厚的力量,它被特定的群体所选择吸收,并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得以延续,从而具有了高度的稳定性和群体认同性,因而更容易得以贯彻实施,也更容易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十分明显,习惯法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丰富和弥补了制定法的不足,成为一种有效的补救手段和协同方式,它独立于制定法之外,效力、范围、作用都自成体系,真正是一个具有自身独特地位和价值的法。国家法与习惯法,既存在时间距离的纵向关系,也存在空间距离的横向关系。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制定法往往是从习惯到习惯法再到制定法,习惯法是制定法产生的法律渊源,是本土化的法律渊源。从地理的横向考察,国家立法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强调法律的普遍适用性,习惯法从特殊群体的局部利益考虑,突出法律因地制宜、缘俗而治的特性。二者比较而言,国家制定法占主导地位,习惯法是一种有效的补救手段和协同方式,可以在特定区域里、特定人群中、特定时间段丰富和弥补制定法控制机制的不足,因此,在国家制定法面前,习惯法切忌不可喧宾夺主,更不能越俎代庖。目前,我们应该着手的工作,不是要简单地归纳总结特殊群体在特定领域的习惯法,而是要让习惯法尽量靠近国家法,并使二者相互渗透,彼此关照,良性互动。 (三)强化对相邻地区不同民族共同法律生活的研究 有些少数民族长期共同居住在同一地区,彼此之间有一定的交往,他们的习惯法有哪些相同的因素?他们是运用什么样的法律规范来解决民族问题,化解民族矛盾的?国家对相同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制定了哪些统一的法律法规,其统治效果是否一致?这些问题都需要作具体分析和解答。另外,还需要对不同民族相同习惯法规定作诠释和理解,如藏族、羌族、彝族等民族的“赔命价”制度,蒙古族、羌族、满族等民族的“收继婚”制度,羌族、土家族、苗族等民族的“舅权”制度,羌族、侗族、苗族等民族的“议话”制度,等等。挖掘其中的民族精神和法理涵义,以及给我们留下的文化启示。 (四)注重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转型和传承 研究少数民族法制史的任务,在于科学总结历史上法制建立和实施的经验教训,弘扬包括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在内的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作为民族地区社会法律的一种本土性资源,应当得到珍惜和合理利用。《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我国现行的基本法,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离不开具有民族性、区域性的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支撑,少数民族习惯法是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重要法源,也是民族地区村民自治制定乡规民约的可利用的制度规范。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有浓郁的保护意识和执行机制。少数民族习惯法在禁毒、戒毒方面,有积极地心理暗示、群体关怀和监督制约功能。特别是在多元解决纠纷机制中,少数民族习惯法有明显的优越性和独特之处:其程序灵活、费用低廉、节时省力、当事人意思自治,民间权威的参与与主持公道,有利于维护甚至促进当事人之间关系的修复,促进社会和谐。 (五)注重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与构建“法治”社会的联系 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并非就史论史,自娱自乐,而更应该关注现实“法治”的进程。在研究少数民族法制史的过程中,记载、讲述法制的历史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现实有启迪意义的。但是,不要只注重古代,认为年代愈久远的事物愈珍贵,而对相距今天较近的近代、当代民族法制的研究很少,甚至不去过问。其实,少数民族法制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常变常新的。应结合时展的需要,不断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研究一些对现实有影响的课题,使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立足现实,不断推陈出新。要特别关注国家法在民族地区的实施问题,研究者应站在法律多元的立场,检视国家法的实效,反思国家法的运行困境,思考国家法与习惯法的“调适”等问题,既要促使国家法在民族地区强势推进,又要保证少数民族习惯法有限制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六)关注世界各国民族法制的进程和经验教训 民族问题是世界范围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问题。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多民族状况及其民族问题的表现形式和复杂程度的差异,决定了这些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构建、政策取向和法制设立既有共同关注的前景目标,又有不同的视角和路径。因此,总结世界多民族国家民族法制的经验教训,不仅有利于世界民族法律文化的积累与繁荣,而且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和推动世界民族的平等团结和进步发展。特别要在比较和鉴别中,突出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中国式的路径和贡献。 对于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的回顾与总结,让我们看清了继续前行的道路,增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信心和决心。笔者坚信: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的使命不仅在于对中国当下的民族法制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还在于通过研究各民族的法律经验和智慧来深化人们对于法律的演进、法律的本质、法律的存在方式等法理学优秀命题的思考和认识,以促成对现行法治的健全和完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反思 摘 要:通过回顾两个世纪以来世界比较文学经历的三次危机,“窄化”、“泛化”、“浅化”三种对“比较文学”的错误理解是导致该学科命运重大转折的根本原因。“窄化”体现在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可比性的过紧限制和狭义理解上;“泛化”体现在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的进攻以及对“比较”方法论的妥协性放弃上;“浅化”体现在“X+Y”式浅层比附、话语独白,以及缺乏对“世界文学”在新语境下作为学科理想和研究方法论的双重认识上。 关键词:比较文学危机;“窄化”;“泛化”;“浅化” 作者简介:卢 婕,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225) 引 言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学界承认已有两个世纪的历史。从第一阶段法国学派基于实证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到第二阶段美国学派对跨国与跨学科文学的平行研究,再到目前第三阶段中国学派对跨文明文学作品与理论的变异研究和总体研究,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几经沉浮。然而,每当这门学科被各种危机逼入死角,它就积极地自我诊断,为自己开出治病药方。总的说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遇到过三次大的危机,包括由克鲁齐(Croce)对该学科的比较方法论和缺乏科学性的指责而引发的第一次危机、由对比较范围过度限制和过分强调“国际文学关系史”而引发的第二次危机以及由目前的文化转向和泛文化研究引发的第三次危机。为了应对第一次危机,法国学派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加以严格限制,但却因此使其陷入“一潭死水”的第二次危机中。然后,为了解决以法国学派压抑和狭隘的学科格局为特征的第二次危机,美国学派提出对没有实际关系的文学进行平行研究,打破了原来法国学派画地为牢的人为设限。但是,众所周知的是世间没有什么处方可以永保安康,也无包治百病的灵药。虽然美国的解药成功地缓解了该学科的一时之疾,但是,它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引发了新的隐疾。虽然,必须承认,在韦勒克(René Wellek)诊断出该学科“旷日持久的危机症状” [1 ]之后,他在1958年《比较文学的危机》(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中所开出的解药――“文学性”――的确将这门学科从第二次危机中拯救出来,使比较文学研究不久恢复健康并砸断“关系”这个脚镣手铐而发现一片更自由且生机盎然的处女地。然而,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肆意发展之后,这个曾一度恢复健康的学科变得臃肿不堪,甚至因超出其学科框架而导致了第三次危机:一次由学科范围过大和规范过于松弛而引发的危机。事实上,目前的第三次危机来势汹汹,其威胁丝毫不亚于之前的两次危机。该学科的许多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了这次危机:1984年,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提出比较文学身处“永恒的危机” [2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中提出比较文学“气数已尽” [3 ]。1995年,伯恩海默(Charles Bernheimer)在《多元文学时代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中的序言标题名为《比较的焦虑》(The Anxieties of Comparison) [4 ]。2003年,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出版《一门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 [5 ]。同年,苏源熙(Haun Saussy)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提交第四个“十年报告”,报告名为《噩梦醒来缝精尸:论文化基因、蜂巢和自私的因子》(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Of Memes,Hives,and Selfish Genes) [6 ]。从顶级比较文学学者的口中和笔尖涌出的“危机”、“焦虑”、“死亡”、“尸体”等词语听上去如此令人震骇以至于不久就引发了全球范围关于比较文学命运的又一次大讨论。在最近二十年里,国际比较文学学者就比较文学的第三次危机表达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作为危机与批评的加拿大比较文学:朝向比较文化研究》(Comparative Canadian Literature as Crisis and Critique:Towards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Cavell,Richard A,1994)、《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危机》(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Crisis of Literary Studies,Moser,W,1996)、《比较文学身处危机中吗?》(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 Crisis?,Miroslav Beker,1998)、《比较文学准备好迎接21世纪吗?》(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ad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Kushner,Eva,2000)、《失败的预言过时的药方》(Failed Prediction and Outdated Prescription,Cao Shunqing Wang Lei,2009)、《永恒的危机,比较文学能否或应该在历史、理论以及区域研究中继续存在?》(The Permanent Crisis,Or Can,Could or Shoul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Survive? Between History,Theory and Area Studies,Pospisil,I,2009)、《对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Liu Xiangyu,2010)、《危机或未来?德国比较文学》(Crisis or Future? The Germanic Compared Literature,Roloff,HG Pabisch,P,2010)、《比较主义与文学研究的危机》(Comparatism and the Crisis of Literary Studies,Pokriv■ák,Anton,2013)等文章。W界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命运的讨论不仅广泛而且经久不衰。 从以上例子来看,国际比较文学学者明显地分成了两大阵营。部分学者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命运持悲观态度,另一部分则相反。有趣的是,还有些学者在这两大阵营中改变立场或游移不定。比如,在其异见者的启发或压力之下,2006年,危机论首倡者之一的巴斯奈特写了一篇名为《21世纪比较文学的反思》(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论文。她在文中承认其先前断言比较文学将被翻译研究取代是不妥的 [7 ]。最近,她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了她观点变化的原因:“变化总是令人不解,有时还令人痛苦。但是没有变化就没有成长和进步。” [8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是否正濒临死亡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时代而异,也因个人而异。就比较文学学科而言,“警钟为谁而鸣”这个问题无疑值得学界三省其身。回顾比较文学研究在过去的发展和总结不同学者对该学科前途命运的看法有助于我们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而通过鉴古知今和贯通中西我们可以看到警钟正为三种错误理解比较文学学科含义的研究者长鸣:那些将比较文学研究“窄化”、“泛化”与“浅化”的人。 一、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窄化” 众所周知,尽管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被公认为是比较文学的第一阶段,事实上这门学科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当由英国学者波斯奈特(Posnett,H.M)撰写的第一部比较文学专著《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于1886年出版时,他详细地从氏族文学、城市文学、世界文学以及国家文学等角度阐释了他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他以宽广的胸怀和自由的心态容纳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两种范式,外部和内部文学特质两种研究对象。可见,这门学科的理论在史前史阶段是相当自由开放的。 不幸的是好景不长。在意大利学者克鲁齐对该学科比较方法论和缺乏科学性发起猛攻之后,法国学派中的一些著名学者,比如巴尔登斯伯格(Baldensperger)、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基亚(Guyard)率先扔掉比较文学实践中倍受诟病的“任意性”而试图获得当时在所有学术领域都倍受推崇的“确定性”与“科学性”。这门学科因此开始从原先广阔的研究领域撤回而退缩到一个狭窄的封闭小圈子里。法国学派放弃了开放自由研究的良好开端和研究对象多样化的优秀传统,把自己投身于“国际文学关系”的研究中。研究对象的窄化成功地使该学科避开了克鲁齐的攻击,却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对研究对象的过紧控制极大地限制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尽管作为老牌文学强国的法国在影响研究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这种研究模式对于其他在文学方面而言相对不那么强大的国家来说得益不多。尤其是对于当时在政治经济领域已经崛起但却并无傲人文学传统的美国而言,这种研究模式更无任何可取之处。把研究对象窄化到仅仅包括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实际影响与关系,令该学科很难在法国以外的地方繁荣,这引起了美国学者的极大不满。除此之外,对比较方法论的抛弃又使该学科与名称不合,导致圈外人的误解。还有,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获得了“科学性”,但却剥离了这门学科的文学性与审美性,而这正是文学相关学科的本质以及韦勒克“内部研究”中的优秀元素。当韦勒克在《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批评史》(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中所提出的文学性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文学艺术的本质” [9 ]这一说法被广为接受时,法国学派仅以实证的外部关系建立学科理论和对研究对象的人为设限就日益让人难以忍受。除此之外,巴斯奈特的观点也颇具代表性。她在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时曾研究过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对伊塔洛・斯韦沃(Italo Svevo)的影响。在最近谈到影响研究时她直言:“作者的话并不可靠,他们都是一些观点的表达,有时还存在刻意的欺骗。影响是可以被加工改良的。” [8 ]在从对“文学性”的重要性的提升与对“实证性”的可能性的质疑两个方向发起的猛追猛打之下,法国学派基于实证范式的影响研究最终被从比较文学研究的王位推翻而结束了它的专制。法国学派比较文学研究的命运为那些试图对该学科研究对象不当设限的人提供了教训:对研究对象的过度窄化无疑会导致学科的发育不良。 事实上,窄化不仅只存在于法国学派,尽管美国学派的研究对象比起其前辈更为宽泛,它同样也犯过窄化的错误。就研究范围而言,法国学派的民族主义爱国热情不可避免地导致其有意或无意地把法国文学对他国文学的无处不在并持续长远的影响研究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类似的情况在美国也有发生,尽管表面上看来美国学派的研究脱离了民族主义偏见,但不容忽视的是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所提倡的平行研究虽看上去是把被比较的双方毫无倾斜地放于天平的两端,但被称量的对象却仅限于西方文明圈中的文学。换句话说,它只关注欧洲和美国的文学,西方文明圈之外的文学并不在其视野之内。甚至连韦斯坦因这样有洞见的学者都曾质疑过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学的可比性。他说:“我对于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 [10 ]我们需要认识的是,把研究范围仅仅局限于西方文明圈同邮且恢直J刂饕遄龇ā6美国学派的做法实际上只不过是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之窄化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变体而已。将比较文学研究局限于西方文明圈背离了1827年歌德(Goethe)所设立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学科目标。事实上,1993年,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en)就呼吁在“超国家”领域(“supernational” realm)内进行文学研究。他所言的超国家文学概念是超出国家甚至国际文学以推翻欧洲中心主义所体现的沙文主义 [11 ]。在21世纪之始,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也借着重新定义“世界文学”而倡导比较文学突破原有的局限:“这个从文学视角和新的文化意识凝结而成的术语是一种由歌德所预言而我们正身处其间的年代所正在形成的全球现代性意识。” [12 ]他的评价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21世纪的比较文学的目标不仅仅包括研究西方文明中的文学或以西方视角研究文学,还包括研究非西方文学和以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视角研究文学,以及以宽容之心接纳全世界的文学作品和理论为研究对象。换言之,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全球化新纪元中,被窄化的学科视野是与当前现实格格不入的。只有从“世界文学”这样的宏大视野中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才能使这门学科跟上时代,得到国际学者的尊崇。 除了对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窄化之外,比较文学研究的“窄化”还体现在对该学科基石之一的“可比性”这个问题的理解上。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建立在“同源性”这一可比性上。如果没有不同国家文学所共有的相同文学渊源这一假设,流传学、媒介学、渊源学就如无本之木无法存在。因此,法国学派的主要成就都是通过对同一起源的母题、主题、情节、人物等探索而取得。没有了“同”这一前提,影响研究将不复存在。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是建立在跨国、跨语言、跨学科的文学作品或理论的“类同性”之上的。“平行”这个词本身就蕴含了“类比”――相似对象之间的比照或对比――的意蕴。然而,在目前这个全球化时代,尽管文学作品和理论展现出不少共同之处,但更常见的是它们呈现出引人注目的差异性。根据美国学派所建立的学科体系,既然世间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完全相同,因此差异性是不可比的。他们认为可比性应依附于同质性而不是异质性,这也解释了为何美国学派对于将研究范围从西方文明圈扩大到东方文明圈感到迟疑不决的原因。但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中的一些比较文学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证明:那些顽固地将自己局限于“同质性”研究的人很少能在自己所在的文明圈之外产生影响。而那些将目光投向与自身文学传统截然不同的异域文学的研究者则越来越获得国际性声誉。从这一方面来看,一些欧洲和美国的汉学家为他们的追随者树立了楷模并铺平了道路。在其所付出的努力的鼓舞下,在其所取得的成就的启发下,中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论创建者探索出一条放弃过时的“简单求同”模式而创建基于异质性为可比性的比较研究之路。2013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教授所著《比较文学变异学》(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引发了国内外对该学科新动向的广泛讨论。在书中,曹顺庆教授充满信心地宣称:“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基于实证的影响研究新视角。它客观地研究文学的动态发展,以变异来贯穿文学发展,把法国学派的实证研究与变异相结合,这可以校正法国学派的缺点,可以使影响研究的模式得到丰富和补充,也可以极大地推动比较文学的发展。” [13 ]佛克玛(Douwe Fokkema)在为此书作序时坦言:“变异学是对之前存在于法国学派单方面强调影响研究和受新批评启发的美国学派关注美学阐释的研究范式中的问题的解决之法,此二者都很遗憾地忽略了非欧洲语言文学。” [13 ]2015年,斯文德・艾瑞克・拉森(Svend Erik Larsen)在《世界文学》(Orbis Litterarum)发表书评:“这本书是对业已确立的西方比较研究方法发出对话的邀请。” [14 ]他还在书评结尾处补充到“由于世界文学研究、翻译研究、文类研究、政治研究、后人类研究、数字媒体和文学研究等部分研究的兴趣交叉重叠,对话的时机已然成熟。变异学可谓正逢其时” [14 ]。独特而新颖的变异学理论是基于全球范围内的比较文学学者对异质性文学研究的实践之上而建立的,它正吸引着许多比较文学学者的关注。同时,反过来,它的建立又可以为全球这一研究的实践指引方向。另外,除了一些中国学者的发现之外,一些西方学者也已经关注到异质性这一可比性。比如,韦因斯坦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1973)中就提到:“文学模仿的例子可能比起创造性嬗变或多或少更为少见。” [9 ]曹顺庆认为这里所说的“创造性嬗变”其实“接近于变异这一概念” [15 ]。2006年,托马斯・多彻蒂(Thomas Docherty)在评论佛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用“树”和“波浪”来隐喻性地阐释比较文学其实是过分强调了“同一性”之后,他质问道:“然而,如果比较文学的任务本身就是生产差异性那会怎样呢?如果如其所是地接纳现实的多样性可能那会怎样呢?如果有一种多样性无法被规范在某种统一的标记之下那会怎样呢?” [16 ]显而易见,中西学者都日益认识到了由跨文明文学交流带来的“异质性”可比性问题。建立一个既基于同质性又基于异质性可比性的完备的比较文学研究是东方和西方比较文学学者共同的最终目标。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泛化” “比较文学”这个名词词组是由中心词“文学”和修饰语“比较”构成。但是随着“文化转向”的出现,20世纪晚期的人文研究学术潮流中出现了一种“泛文化研究”的现象。当比较文学学科被裹上“文化”这件大衣之后,文学曾经拥有的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开始江河日下。由于“文化”的含义如此广泛,几乎所有被一个社会所共享的知识与价值都可以被囊括其中,这导致“文学”这个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备受青睐的研究对象在与性别、政治、后殖民和意识形态等别的研究对象并列时显得相形见绌。伯恩海默(Bernheimer)就倡导在多元文化主义时代要把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从文学转换到文化上去 [17 ]。用安东・伯克利瓦萨克(Anton Pokriv■ák)的话来说,伯恩海默是提出一种与韦勒克完全不同的解决危机的方案――放弃文学的内部世界,让比较进入传媒、经济和政治等领域 [18 ]。不过,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中,还仍有一些对此保持警惕的学者。比如,2006年,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比较文学何去何从?》(Whither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文中指出:“比较文学把自己从渊源与影响研究中解放出来而加入到互文性研究这个更广阔的天地――广阔但却界限不明。” [19 ]卡勒对于把比较文学研究扩张到全球文化研究将招致新一轮危机的警告并非夸大其词。2009年,捷克学者伊沃・波斯皮西尔(Ivo PosPí■Il)在其论文中总结到:“比较文学研究,可能会比以前更加被其他学科所消解,或者在更广泛的文化和区域研究框架中作为一个被紧缩的学科而发挥作用” [20 ]。抛却其论证的过程不提,仅就他的结论而言还是有些道理的。正如以上分析,如果比较文学用更宽泛的“文化”取代“文学”作为其研究对象,这门学科可能被其他学科消解的预言听上去是站得住脚的。2010年,张隆溪也表达了和卡勒同样的焦虑。他说如果没有文学,“比较文学”将失去其特性而遭遇“身份危机”。在《世界文学的来临》一文中,他断言在经历了文化研究的喧嚣与骚动之后,“回到文学去”是文学研究往后发展必须踏出的一步 [21 ]。同年,王宁也注意到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研究的侵略性,他说:“许多原来属于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领域现在要么被文化研究学者要么被文化批u家所占领。” [22 ]2013年,安东・伯克利瓦萨克否定了用意识形态作为文学研究的手段,他认为“文学性”才是找寻在“仍然意识到文学的制度化定义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术语的文学情境化”中的平衡的可能途径。他建议如果研究文学的学者不想“自寻死路”,不想把对人类生存中的艺术手段从严格的批评中剥夺的话,“文学性”这个僵化的术语最好还是保留下来。而且他还建议如果比较文学要保留其比较的精神,并且不愿在对普世性的研究中放弃特殊性研究的话,有必要把“文学性”发展为“文学间性” [18 ]。从克劳迪奥・纪廉、乔纳森・卡勒、伊沃・波斯皮西尔、张隆溪、安东・伯克利瓦萨克等学者的观察与反思来看,被泛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打乱了“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平衡,由于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日益威胁和粗俗化具有特殊性的“文学”,后者在前者的阴影笼罩之下有消失不见的可能。因此,比较文学学者应该意识到文学与文化之间微妙而脆弱的平衡关系,避免由泛文化研究所带来的新危机。另外,尽管像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和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等学者通过将文学研究融入更广泛的文化研究这一范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比较文学研究既不可能在完全抽离文化、社会或意识形态的真空环境中进行,也不可能在被剥离了文学的状态下进行,文化与文学研究这种相生相克的“共生”现象的复杂性导致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否属于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仍然被不少国际比较文学学者悬而未决。所谓的“界限不明”或“被消解”的新危机其实就是泛文化研究过度渗透到比较文学研究的后遗症,而这一危机绝非危言耸听。 以中国的接受研究为例,由于一些明显的历史原因,从18世纪初以来中国长期在文学“交流”的过程中自愿扮演着倾听者的角色,甚至在倾听和模仿日本、前苏联、美国的“独白”的过程中患上“失语症”。中国学者王宁最近的发言表达了对独白式影响研究的不满。他说:“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始终笼罩在西方理论的阴影之下,西方的理论可以通过翻译的中介长驱直入进入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中。虽然理论的旅行会发生某种变异,但这种旅行和变异长期以来却一直是单向的,也即从西方到东方。” [29 ]显然,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这种独白式研究模式在大多数中西方比较文学研究者那里都不受待见,尤其是当一国的文学随着其在国际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而崛起之际。 另一种“浅化”是把“比较文学研究”等同于它的方法论“经由比较进行文学研究”。事实上,任何特有学科的研究把自己降级到其方法论都毫无意外地会导致“浅化”的恶果。就算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无论它多么强调科学性,都还仍然会保有其学科的一些浪漫主义理想。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比较文学当然不能被剥夺其理想――“世界文学”。如果比较文学者只沉浸于琐碎繁杂的比较研究而无一个实现“世界文学”的远大理想的话,他就会像书斋里的浮士德一样为自己书虫的可怜命运哀叹,就会难以坚持自己的学术生涯,就会丧失探索和在其研究领域创新的热情。“世界文学”,在歌德时代还仅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而现在随着文化垄断的解体,第三世界在政治上的崛起,经济的全球化,交通的便捷与信息的轻松获取,这一理想正变得越来越可以触及。如果没有“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理想,比较文学学者将沦落为迂腐的书呆子而鲜能为人类的精神做出贡献。那些对比较文学学科命运感到悲观的人就部分地是由于缺失了“世界文学”这一盏指路明灯。 在20世纪中叶,中国比较文学先驱,钱钟书的《谈艺录》序言有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30 ]。他的话表达了对于发现指导人类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共同的“诗心”的坚定信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也宣称:“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31 ]。21世纪初,佛朗哥・莫瑞提在他的著作《世界文学的猜想》(2000)中认为世界文学不能看成是文学,而是更大:“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世界文学不是对象,而是问题,需要有一种新的批评方法。因为还没有人通过大量阅读文本而找到一种方法。这不是理论形成的途径。理论需要超越,需要假设――从假想开始。” [32 ]显然,莫瑞提已经把“世界文学”从一种简单抽象的理想塑造为解决目前全球后工业时代文学研究乱象的具体范式了。捷克学者埃娃・库什纳(Eva Kushner)观察到“在整个历史中,比较文学已经内化为它自身目标的一部分,这给我们指出一个挑战:有必要重新认识它错综复杂的问题和更新课程设置来应对文化中与生俱来的文学多样性问题。” [33 ]她开始注意到学界有把“世界文学”作为一种比较文学研究的潜在材料的趋势。最近,2003年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出版的《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2007年杜威・佛克玛(Douwe Fokkma)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2009年戴维・戴姆拉什的《如何读世界文学》(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2010年王宁的《比较文学危机与世界文学的崛起》(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Rise of World Literature),以及2012年西奥・旦(Theo D’haen)与凯萨・多明戈斯(César Domínguez)的《世界文学:读者》(World Literature:A Reader)都思考了由歌德所造的这个古老词语所具备的解开作为比较文学学科死结的可能性。现在,“世界文学”被比较文学学者作为握在手中用以加速分解“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利器。这种对“世界文学”的全新理解将使比较文学研究拥有强大的武器以击退狭隘的地方主义和虚无的普世主义的进攻。 结 论 尽管早在三十年前,季羡林就认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34 ],十几年前,苏源熙也宣称它在西方具有了不争的合法性并扮演着“为乐队的其他乐器定调的第一小提琴的角色” [6 ],但是我们仍有必要居安思危。回顾比较文学研究在过去的发展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认识它的过去与现状,预测它的未来与发展。警钟长鸣,正鸣响给误解了“比较文学”含义的人和不能在新时期跟上这门学科发展的人听:他们是从研究对象、范围与可比性三方面“窄化”该学科的人,以泛文化研究取代比较文学研究或抛弃比较方法论而“泛化”该学科的人,以及把这门学科等同于“X+Y”的简单比附、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文学的“独白”,或者丧失“世界文学”作为学科理想,不能把“世界文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使这门学科长存的人。在这些错误认识与不当尝试的警醒之下,国际比较文学学者需要从以下几点来避免陷入危机:首先,打破旧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把研究对象从过紧限制中解放出来,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全世界的文学以使这门学科具备真正的世界性眼光和国际性胸怀。第二,承认异质性的可比性,采用变异研究展现跨文明文学传播的巨大研究价值。所谓“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阳而异品”,通过挖掘中西文明在文化模式、民族品格、思维方式、审美心理、政治、经济以及地理条件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同性而异品”以增进双方的理解和共识。第三,用跨文化研究取代泛文化研究,避免比较文学被更广泛的文化研究所吞没而陷入身份危机。第四,回到“比较”中去并丰富它的内涵。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定义关键词的“比较”不应被轻易放弃。我们应该遵循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学科理论建设的“涟漪式”发展的良好传统,在其原来包含的“类比”和“对比”的含义的基础上丰富它的内涵。第五,在影响研究或接受研究中以对话取代独白以彰显被比较双方的平等地位,改变以西释中、以中就西、以西彰中等单向阐释的研究范式,真正做到中西文学交流的互释互证和互补互动。最后,用“世界文学”作为学科理想和研究方法论高屋建瓴地解决学科中的争议。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导致传统比较文学研究的“确定性”和“中心”被消解,而“世界文学”恰好能以其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化解目前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引发的危机。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作者简介: 赵真华,女,1985年4月17日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吉林农业科技学院韩语系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优秀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优秀,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优秀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19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20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优秀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优秀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著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著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著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著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著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著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著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著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著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著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著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著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著者在新小说的优秀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著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著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 鬼之声 序》(1907年),《 行乐图 后记》(1912年),《 碧芙蓉 后记》(1912年),《 明月亭 后记》(1912年),《 江上月 后记》(1913年),《 云外运 后记》(1914年),《 金刚门 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著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著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著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著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著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著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著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著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著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著“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著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著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著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著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著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著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著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著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著”(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著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著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著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著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著,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著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著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实施了一系列的保障机制:〈一〉世贸组织规则的透明度要求它要求各成员国应迅速公布有关法律、法规等,无法公布时,必须提供公众可以获得的条件。旨在使各成员国及贸易者对成员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行政决定及相关的其他国际协议有充分及时的了解和熟悉,为贸易机会提供可靠性和预期性。〈二〉通知要求其要求成员国向世贸的有关机构通知其法律法规的情况,通知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成员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与世贸规则的一致性。通知的事项既包括现有的规定,也包括对现行法律规章的修改和新颁布的规定。〈三〉贸易政策评审制度该制度是“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新协议。贸易评审机构每隔一段时间对成员的贸易政策进行审查,审查的频率依据成员的贸易量确定,贸易政策制度是确保透明度和一致性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虽然评审结果和提出的建议对被评审方没有约束力,但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监督和反馈的机会,有助于其他成员利用争端解决程序提出指控。〈四〉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是保证成员的国内法律法规与世贸组织规则要求一致的最有力的措施和制度。争端解决制度将成员间的贸易争端解决置于多边制度的约束之下,成员在寻求解决违反义务和利益损害途径时,应诉诸并遵守争端解决体制的规则和程序。对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和建议,申诉方可请求赔偿或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授权中止对有关成员的减让或其他义务,甚至采取“交叉报复”的手段。 世贸组织协定是各成员机构依宪法程序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各成员国的立法机构在批准这一协定时也应承担使国内立法同世贸规则接轨的义务。任何国家的经济立法与世贸规则相抵触,就可能被裁定违背世贸规则并受到制裁。《世贸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项协议规定的义务。这也表明世贸组织成员有义务使其国内立法与世贸协议相一致。④ 我国加入WTO后,可以享受一系列权利,但同时,我们也要承担相当的义务。而在法律上,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我国法律法规和WTO的系列规定不相抵触。人们常常把国际法称为“软法”,因为国际法的遵守主要是通过国际社会舆论形成的,依仗人们内心的信念、道义力量来实现,是一种不确切的规范。此外,各国为了彼此尊重,交往方便和友好合作,往往相互之间也采取各种国际礼让。但这些一旦与某个国家的实际利益相抵触,那么利益至上的原则,就会阻挠国际法效力的实现。同时,当事国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就这一方面而言,它不像国内法那样具有强制实施的保障和有力措施,确实是“软法”。但实际上,从上两个世纪以来,国际法一直在作为国际交往中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而不断发展的。各国不但通过其议会和政府宣示愿意遵守作为国际行为规则的国际法,而且各国为了使国际法更好的在国内有效的加以适用,不是采用“转化”的方式使国际法变成国内法的具体规则,就是采用“并入”的方式直接在宪法里承认国际法的效力。我国的做法就是“转化”法和“并入”法兼用。我国的宪法虽然没有就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和地位做出一般性的规定,但在若干部门法中已为此设有专门条款。如《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外,为了履行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还制定了一些专门条例,以便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我国为履行有关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两个维也纳公约而制订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⑤显然,我国是遵守国际法的规定的。WTO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其制定的规则也是我国所尊重和执行的。实际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与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目标是相一致的。只是加入WTO对我国现行法律的修订、补充提出了更快更全面的要求。 中国在改革不断深化之际,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长期实践中,已深刻的认识到了反倾销法的必要性:1、自从1948年总协定文本的生效以来,反倾销措施已被现行国际贸易制度确认为一种合理合法的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手段。2、反倾销法作为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保护国内产业的一种合法手段,与其他同样被认可的反补贴法、反托拉斯法、保障条款等相比较,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3、反倾销法的实施可以有效的防止和消除倾销造成的侵害。它使进口商品在没有倾销性影响的前提下,进入中国市场。使进口商品真正体现市场价格,参与市场的公平和正当的竞争。4、在反倾销生效期间,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客观上,国外进口商品因其被征有反倾销税,而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这对倍受损害的中国国内产业来说,给了它们一个喘息和调整的时机。⑥ 三、完善我国反倾销法的建议 《反倾销条例》的出台,是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加入WTO后对我国法律逐步进行修改的一个方面,是我国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的一个证明。应当说,反倾销法的制定非常有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囿于我们反倾销的实践不多,还有其他诸多的现实问题,新颁布的反倾销法仍有很多的不足。可以想象,随着我国进入WTO,外国的企业与我国各个领域的企业面对面交锋的机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反倾销法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也会日益暴露它的不足。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积极着手反倾销法的修改工作。在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 1、提高反倾销法律的“档次”。如前所述,我国《反倾销条例》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这种行政法规效力毕竟不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鉴此,结合我国几起反倾销调查案件的实践,在现行《条例》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和制定一部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反倾销法律,对于促进我国反倾销法的不断完善和趋势稳定,并与国际接轨都十分重要。 2、配套法规的完善。我国除了出台专门的反倾销条例,还应该考虑到法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我国对《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外贸易法》和《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等法条也要做相应的修改。譬如,在《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就要充分补充对低价倾销产品的企业的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对出口企业相互倾轧,低价竞争的做法给予严厉制裁,以维护出口秩序,打击倾销行为。而在完善《价格法》时,就要调整关于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在全国或一省制定统一的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使其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⑦ 3、因果关系及附加条件。GATT《1994年反倾销协议》对与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采取了列举式和排除式相结合的做法,即应当审查提交给当局的所有相关证据,并排除倾销产品外的、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如非倾销价格出口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国内需求的减少或消费模式的变化等。这些都是值得在修改我国反倾销法中予以借鉴的。而对于附加条件,笔者则认为,必要的附加条件,诸如对国家总体利益的考虑,国内消费者可能因该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而增加的负担与国内产业所受损害的程度相比较等等,有益于:(1)增加有关调查当局实际操作中的灵活性;(2)避免因片面保护某一产业部门而招致国家总体利益、对外贸易大局以及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巨大损失;(3)有利于我国加强对外贸易经济谈判,因为征收反倾销税并非唯一的、最优先的抵制倾销的方法。当然,对“附加条件”必须严格加以限制,以防止有关调查部门的主观随意,增强反倾销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反倾销调查程序。(1)明确规定“申请人”、“国务院有关部门”、“利害关系方”等规定;(2)依照《协议》的规定,完善我国反倾销复审与审查制度;(3)在调查程序中,主管当局要向当事人披露重要事实,使当事人有充分的时间发表意见,陈述看法,提供相关的资料以求的最大程度的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各国规定,我国亦如此。但我国对何为“重要事实”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反倾销法对此应有具体的操作标准。(4)参照《协议》第10条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追溯征税的效力、期限、程序及限制等;(5)进一步明确规定反倾销案件在调查过程中的期限,各部门调查和做出初步裁定的期限,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贸部的建议做出是否同意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的期限,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调查或做出裁定的阶段的规定,中止或终止反倾销调查的效力期限,复审和审查以及多征退税的期限等等。 5、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 (1)、合格的诉讼主体。一般而言,原告是指反倾销诉讼中“利害关系方”。虽然我国《反倾销条例》也有“利害关系方”的概念,但是却没有对其做出明确界定。从现行《条例》第19条的规定来看,所谓“利害关系方”似乎仅限于反倾销调查对象——被控告倾销产品的出口商及其进口经营商以及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产业,而并不包括其他各方。笔者认为:“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应当包括现行《条例》第11条之反倾销调查案的申请人所包含的“有关组织”,因为从利害关系角度考察,一个反倾销案件不仅事关该产品的出口商、进口商与国内同类产品产业的利益,而且也同我国各产业部门公会、工会以及消费者密切相关。而在当前我国国内产业与企业法律意识不强,市场本身尚缺规范的情形下,尽可能地拓宽“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则更加有利于尊重和维护各方利益,保护我国市场。同时,鉴于我国的行业组织的发展还不具备一定规模,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经济,我们还可以规定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有权提起反倾销诉讼。 (2)、管辖法院。参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条、17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受理反倾销调查案件之诉的法院应当是被告所在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机构所在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有权对反倾销调查案进行二审的就理所当然地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了。我国《反倾销条例》对反倾销调查案的管辖法院没有规定成为一大缺憾,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这种管辖也令人质疑。由于反倾销调查是技术性强、专业化要求高、程序复杂的工作,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普通法院处理可能有时间和精力乃至能力上的困难;况且,地方中级人民法院和中央部委地位上、权威上的实际反差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下,也难免影响国内外当事人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准确性的信心;再者,所有对国务院部门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都由北京的某一中级人民法院初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那么,这两级法院将会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也难免会影响到司法效率。鉴此,有必要在反倾销立法中建立我国反倾销诉讼制度,包括管辖法院。参照各国经验暨我国实践,比较理想的法院管辖模式为: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法院——国际贸易法院,由该院受理反倾销调查案的初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贸易庭)负责二审即终审。这样设置的优点在于集中专业法官审理技术性强、影响性较大的反倾销案(实际上,国际贸易法庭不仅审理反倾销调查案,还可以审理涉外贸易的其他案件),更加体现效率与公正。 (3)、法院的受案范围。参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关立法实践和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规定,笔者以为我国的反倾销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是以下几项:反倾销调查申请做出的不立案调查决定;对倾销和反倾销幅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损害和损害程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做出的最后裁定等等有关的具体行政行为。⑧同时,我国也应该参考欧洲国家的做法,不允许对我国的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这是对我国法律尊严和国家主权的维护。 四、基本认识 反倾销具有两面性,它既有制止倾销达到公平贸易的目的,但它又有可能因被滥用而成为另一种非关税壁垒。因此,我国应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法律框架内构筑反倾销机制:一方面,利用贸易组织法应对外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努力消除外国对我国的歧视性待遇,以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应该修改、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并据此对外国产品在中国的倾销采取措施,以保护我国的民族产业。而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依据WTO的有关规定修改和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首先,符合WTO反倾销规则的反倾销法是我国善意履行国际条约、承担国际义务的体现,可以避免因为国内立法与WTO规则不符引发的贸易争端——协商、调解、仲裁、专家小组直至报复和制裁。其次,科学、完善和高度透明的反倾销立法、司法体制有利于树立和维护我国反倾销法律与实践的公正和权威性。其三,明确详尽、易于操作的反倾销法可以促进我国反倾销实践的规范化,以适应可能日益增多的反倾销案件。其四,修改和完善反倾销立法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反倾销法的宗旨,有效地保护国内市场,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最后,它还可以为我国产品打入和扩大国际市场争取更为公平有利的环境,促进我国对外贸易。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会论文 WTO规则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WTO规则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 国际法学论文:法学教学中的国际法论文 法学教学中的国际法论文 一、法学教学采用实例教学法的必要性 在法学教学中,我们耳熟能详的是案例教学法,实例教学法则较少提及。那么,实例教学法与案例教学法有无区别?两者之间关系如何?所谓案例教学法是指采用真实的或者虚构的案例来展示各种实体性或者程序性规则运用的教学方法。①而实例教学法是指在教师指导下,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需要,通过典型实例的分析和讲解完成教学。②从概念的表述可以看出,两种教学方法中所选取的示例存在范围大小上的区别,即案例教学法中所采用的示例有可能是现实中发生过的真实案件,也可能是教师为了对某个知识点做更具体、形象阐述而虚构的案件;但实例教学法中所选取的示例则为现实中发生的案件。如此看来,实例的范围应该小于案例的范围,即实例包含在案例之中。时至今日,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运用已经相当广泛,几乎所有部门法的教学中都辅之以典型案例来对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做更加具体、详细的阐述,而且实践也证明,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但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大多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案例教学法时,经常选用的是虚构的案例,真实案例选用的情况相对较少。其实,与虚构的案例相比,真实案例即实例在法学教学中有其采用的必要性:首先,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使学生深刻了解到法律的发展变化。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因此受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较自然科学而言更为显著,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使学生对一些法律原则、法律规则的历史发展变化有着更为直观、深刻的了解。例如,先占原则是传统国际法中国家领土变更方式之一,是指国家有意识地取得无主地的领土主权。③但随着“无主地”被帝国主义国家掠夺殆尽,十八世纪后半期,以先占原则判断国家是否对某一土地具有主权时,标准已由原来单纯的发现“无主地”即可,演变为还须同时对该“无主地”实行有效控制,在“帕尔马斯岛归属争端仲裁案”中独任仲裁员胡伯认为,西班牙仅仅是发现帕尔马斯岛,而荷兰却从1677年直至争端发生的1906年一直对帕尔马斯岛行使国家权力,据此,仲裁员裁定帕尔马斯岛是荷兰的领土组成。在国际法国家领土变更方式先占原则的讲解过程中以“帕尔马斯岛归属争端仲裁案”为教学实例不仅可以使学生对先占原则内涵的历史发展变化有一定的了解,同时还能使学生从胡伯仲裁员的裁决意见中领略到著名法学家对法律原则深刻的理解和精辟的阐述,借此提升学生的法律文化水平。其次,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法学不仅是一门社会科学同时也是一门应用科学。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学教育从她问世之初就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即法学教育应当成为培养未来的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法律职业者的职业教育,还是应成为一种培养国民素质的通识性教育或培养学者和法学专家而教授法学理论和系统法律知识的研究教育。④尽管关于我国法学教育目标定位至今仍有争议,但笔者认为,在目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法学教育职业化已经成为趋势,这一点已经在法学家中获得了一定的共识:孙笑侠教授认为,法学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职业知识体系。①苏力教授也认为,法学是一种社会化的实践,一种职业性的知识。②既然法学教育是职业教育,那么提高学生职业技能、培养学生从业能力就成为法学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采用实例教学法将真实案例交由学生解决,通过与法官的判决相比较不仅可以让学生检验自己在解决案件时理论知识运用是否正确,也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公正的判决不仅仅是理论知识正确运用的结果,同时还需要考虑诸多因素,例如在刑事案件的审理、判决中,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社会对犯罪嫌疑人的态度等等也是需要考量的因素。可见,实例教学法可以通过让学生身临其境到真实案件中的途径达到进一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目标。最后,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很多部门法因为理论性较强而难以在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法理、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由于缺乏学习兴趣,学生对过于抽象的理论知识不仅接受的被动,而且缺乏理解的死记硬背也使得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是短暂的,更易发生知识点运用的错误。尽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都会配以案例以达到对知识点形象、具体的阐述,但学生往往对为讲解知识点而特意虚构的案例不够信服,而且大量使用虚构的案例进行教学还会在一定程度上让学生感到教学的知识点在实践中毫无用处,学与不学并无区别。相反,如果在教学过程中能选择典型的实例进行知识点的说明,则可以让学生意识到知识点在实践中的重要性,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例如,“法律规避”是国际私法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基本制度,但如果只是单纯的从理论上介绍“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③,学生会觉得晦涩难懂,听课兴趣自然不高,但如果授课教师在这个知识点地讲解中引用发生在1878年法国的“鲍富莱蒙离婚案”,则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在这个实例中,教师通过分析法国王子鲍富莱蒙的妻子为避开法国不允许离婚的强制性规定,为达到离婚目的而人为将其国籍国从法国更改为德国的案情及法院最终的判决,不仅能向学生形象地展示“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也能因案件的真实性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制约实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运用的因素 尽管实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有其必要性,但是在教学实践中实例教学法使用的普遍性却远不如案例教学法(此处的案例教学法指的是运用虚构的案例进行教学),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制约因素:其一,采用实例教学法会在相当程度上增加教师备课的工作量。人们常说,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就得有一桶水。也就是说,针对所要讲授的知识点教师在备课时应做充分准备,所具备的知识量要远远大于学生已经掌握的程度。这一点对于法学学科的教师来说尤为如此。法学教师在备课过程中通常要做三项准备工作:(1)对将要讲授的知识点的理论内容做充分的准备,理解、吃透知识点的理论含义;(2)将讲授的知识点涉及到的法条进行整理、归纳,授课过程中通过法条来佐证理论知识在立法中的运用;(3)选取或构造案例,通过案例对知识点作直观、具体、形象的阐述。看似简单的三项工作,实则要花费法学教师大量的时间,而如果采用实例教学法的话,所需要的备课时间又将大大延长。为了了解、掌握所授部门法中与所讲授知识点相关的最新、最典型的案件,教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通过多种渠道查找案情、分析案件中的法律适用。目前,便捷、准确获取实践中典型案件的主要渠道之一是网络资源,通过法制网、中国法院网、中国律师网等官方网站教师可以选取与所讲授知识点相关的案件。可见,采用实例教学法要求教师经常关注媒体及相关部门的最新案件信息,此外,在大量的案件中选取与讲授知识点密切相关的案件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其二,采用实例教学法对授课教师自身的司法实践水平要求较高。在法学教育专业化观念占主导地位的大环境下,学术经历、学术成果成为高校录用法学教师的主要标准,而司法实践水平并不在标准之列。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大多数高校的法学教师一般都会有较高的学历,登录各大专业法学院校以及综合大学的法学院网站,在师资力量介绍中基本都会介绍该院校具有博士后、博士学位的教师人数,高学历的教师往往都会占到总人数的较高比例。高学历的法学教师对于提升院校整体科研水平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客观而言,学历水平较高的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因其自身大量的时间在求学,与其获取的丰富的理论知识相比,司法实践经验就相当欠缺甚至是空白,而采用实例教学法需要教师拥有较为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笔者认为,法律作为社会科学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人文情怀,所以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能仅仅依据法条规定就作出判决,还需要考量当事人作出行为时的社会环境、受其行为影响的其他人的感受与反应等等。如此看来,教师要想对选取的教学实例作出正确、恰当的分析必须要有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而这一点正是目前高校中相当一部分法学教师所欠缺的能力之一。 三、法学教学推进实例教学法的路径针对目前法学教学中制约实例教学法的因素,笔者在结合自身教学实践感受的基础上提出以下推进实例教学法的设想。 (一)建立教师实践机制,提高法学教师司法实践能力,丰富其司法实践经验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目前高等院校的法学专业大都设有学生的实践项目,主要的方式是要求学生在大学二年级或三年级的假期到法院或检察院等相关的司法部门进行见习或实习。笔者认为,除了设置学生的实践项目外,也应建立教师尤其是针对年轻教师的实践机制,要求教师形成经常、主动到司法实践部门学习的意识,借此积累实践经验,提高实践能力。为了避免实践机制流于形式,建议将该项制度纳入到教师学年考核标准之中并制定量化、硬性的考核标准。例如,要求教师一学期到相关实践部门学习三次、形成实践工作心得等等。 (二)建立校外辅导机制,扩大学生了解实践中发生的案件信息的渠道虽然,教师可以通过网络资源、报纸、杂志等多种途径搜集、获取实践中发生的可以用作教学实例的案件,但是,众所周知,为了获取高点击率、突破一定数额的发行数量,网络以及报纸、杂志刊发的通常是一些大案、要案,很多普通案件因为不能过多地吸引公众眼球而无法通过这些途径被报道。针对这一状况,笔者建议法学院校建立校外辅导机制,聘请实务部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定期进入校园,通过开设讲座或者设立辅导岗的形式向学生介绍一些发生在其工作过程中的有代表性的案件。这种做法不仅能让学生了解到实践中的普通案件,而且也能接触到有地方特色的案件。例如,福建省在对台案件的审判中建立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地域性的制度,作为身处福建各个高校法学专业的学生不仅应当了解、知晓这些特色的规定,更应该掌握这些规定在实践中运用的情况,而通过实务部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深入校园的介绍可以使学生获取这方面相关的案件信息,还可以就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向法官、律师进行咨询。 (三)运用模拟法庭教学模式,让学生身临其境案件的审理,进一步提高学生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目前很多法学院校都有建立模拟法庭教学模式,笔者认为,这种教学模式能将案件进行情景还原,将学生分组、分角色置于案件审理过程,通过情景再现让学生以法官、公诉人、律师的身份针对案件作出不同立场的分析。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法学教学中模拟法庭教学模式的运用,却能让学生通过角色的体会切实感受到庭审现场的氛围,在控辩双方直面的论辩中能激发学生思维的火花。如果只是采取教师讲授,学生听讲的教学模式,学生感觉自己永远都是一个旁观者,对于案件中控辩双方的论辩只是被动的接受,面对教师“你是否同意本案中的审理意见”的提问,大部分同学因为没有自己思考而只能简单的回答“同意”,即使有持反对意见的同学,也无法详细陈述其反对的理由。可见,将实践中发生的案件引入模拟法庭,通过让学生身临其境的处理问题,可进一步提高学生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 (四)建立实训基地,加强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的衔接,增强学生实践能力 虽然目前很多法学院校都建立了实训基地或实习基地,但从现有的情况来看,学生实习的效果并不理想,并没有达到增强学生实践能力的目的。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有: 1.现有的实习时间较短。为了不影响教学安排和教学秩序,大部分法学院校只是要求学生在假期时进行实习,假期有限的时间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实习效果。很多时候学生进入实训基地时,案件已经进展到即将结束阶段,即使一个案件刚刚开始立案,但现实中鲜有一两个月就能审结的案件,案件还没有审结而学生实习时间已经届满,这就造成学生在假期实习过程中很难对于一个案件完整的进行全程学习,无果而终的实习自然也就制约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 2.没有进行专业对口的实习分配。笔者曾在暑假指导学生的实习,切身感受到学生实习过程中按专业实习的必要性。由于每个法庭的受案数量不同,实习单位通常只是将学校报送的实习学生简单地按人数进行分配,忽略了实习学生的专业需求。以笔者指导实践遇到的情况为例,经常有学生反映,自己实习的部门与所学的方向不一致,有学生就说“我的专业方向是企业法务,我更想到民庭去实习,可实习单位却把我分到了刑庭”。由于实习部门与所学专业不对口,自然也就难以发挥学以致用的效果。针对上述两点目前实训基地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建立实训基地应重视学生到实践部门实习的长期性,不应简单以实习时间来作为实习任务是否完成的衡量标准,主要的判断依据应是实习内容是否完成;另外,在实习过程中实习单位应在不影响其正常工作的前提下,考虑学生的专业方向,最好能按专业方向分配实习部门,充分发挥理论与实践的衔接的作用。四、运用实例教学法的注意事项制度实施的效果除了取决于制度的本身设计外,还受影响于制度实施的方法。对于实例教学法而言,也是如此。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实例教学法的预期作用,笔者认为,在运用实例教学法时应注意以下事项:首先,应注意因材施教、因地制宜。按照教育部的要求,目前法学专业的学生在入学之初已经不设分具体专业,统一为法学专业,当进入大学三年级时按照学生的选择并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再进行专业方向的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三年级的法学学生由于专业方向的不同,课程设置的具体要求也就有所不同。针对这种状况,笔者认为,教师在实例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方向的学生选取的实例应该有所区别。以笔者所在高校为例,法学专业学生在大学三年级时分设了企业法务、律师、涉外法务、行政法务四个具体的方向,由于专业不同,授课的内容自然应有所区别。例如,国际经济法课程是企业法务方向的选修课程,但国际经济法中的各个部门法却都是涉外法务方向学生的专业课,在授课过程中笔者针对同一个知识点在不同专业的学生中做出了难易程度不同的要求,选取的教学实例也因此有所不同。判断“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以下简称ICSID)对于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是国际投资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但对于企业法务方向的学生,笔者在教学过程中选取的教学实例是“南太平洋(中东)房地产有限公司诉埃及案”,这一教学实例无论是案情还是案件争执的焦点都比较简单,解决问题只需要依据ICSID管辖权确立的标准直观进行判断即可,并无其他相关知识点的运用。对于涉外法务方向的学生,教学过程中笔者选取的实例是“阿姆科(亚洲)公司诉印度尼西亚案”,这一教学实例虽然案情并不复杂,但是案件争执的焦点涉及到的问题的解决因ICSID没有明确规定而变得错综复杂。实践中,ICSID仲裁庭在运用法理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对相关公约的规定进行了理解、分析,最后形成仲裁意见。术业有专攻,专业方向的不同要求学生对同一个知识点掌握的程度是有所区别的。企业法务方向的学生我们只要求他对于国际经济法有初步的了解,而涉外法务方向的学生则要求具备扎实、丰厚的国际经济法理论知识。因材施教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其次,应注意经典和现实的结合。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中均有一些经典实例,这些实例在教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前文所介绍到的“帕尔马斯岛归属争端仲裁案”、“鲍富莱蒙离婚案”、“阿姆科(亚洲)公司诉印度尼西亚案”,教学过程中选取这些实例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可以使学生从仲裁员、法官字字珠玑的裁决、判决中感受法律的魅力。但是,如果教学过程选取的实例仅仅为这些年代久远的经典实例的话,难免会有过时之嫌同时也会让学生产生国际法各个学科距离现实太远,是高、大、上学科的错觉,因此,选取教学实例在保留经典的同时也要注意与时俱进。例如在国际税法国际避税这一知识点的讲授中,笔者选取的实例是“美国总统布什避税案”,由于当事人是学生所知晓的公众人物,笔者在刚引出实例时就引起了学生了解案情的兴趣,通过案件的介绍、分析,不仅让学生对于国际避税方式有了直观的了解,也让学生感觉到国际法的各个学科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领域,相反,现实生活中也有国际法各个学科知识点的运用之处。 最后,应注意教学相长,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主动学习与被动接受在学习效果上有着巨大的差别,因此,在采用实例教学法时应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最大程度提升教学效果。在实例教学法中具体运用的方式可以是教师事先将下次授课要用到的教学实例提前告知学生,要求学生对该教学实例进行搜集、整理、归纳出案件争执的焦点、对既有裁决和判决作出分析。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可以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 作者:刘冰 国际法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法学对国际法研究影响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法思想中所体现的法学研究方法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学领域内主要表现为: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决定不同性质的法,经济制度的变迁决定法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及各阶段主要的性质和特点。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近代国际法就是随着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而形成的,并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国际法作为资产阶级进行世界扩张的工具和幌子越来越偏离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轨道,早已失去其调整正常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促进和平的应有目标。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彻底抛弃和否定国际法,而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预测当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剥削和压迫将退出历史舞台,“和平”、“私人间的道德和正义原则”将成为国际法的主要原则。② (二)阶级分析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阶级性质决定了法的阶级性质。法的阶级性就是法的社会属性,亦即法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所表现出来的最终利益归属。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法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以阶级斗争来观察一切事物和一切过程的始终,并将尖锐的阶级矛盾外化为对抗的形式。而法的阶级性则是强调法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特定利益归属,强调通过法将阶级斗争控制在一定秩序的范围内,使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际法也有鲜明的阶级性的特点。国际法调整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主要由国家来制定和发展,国家的阶级性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没有超阶级的国际法。在他们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为追求剩余价值进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扩张,使其压迫和剥削具有了世界性,因此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分层现实,这种国际关系的结构形式呈现出西方与非西方,世界范围内的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不平等国际秩序特征。国际法的制定和发展主导权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因此这种国际法必然反映和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三)批判的方法 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着批判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国际旧秩序,揭露了西方列强之间的秘密外交和政治同盟的频繁变换使国际关系充满了欺诈和变数,批判了近代国际法的局限性。批判的观点贯穿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看待法律现象的始终,在批判和阶级分析的过程中,他们提出要以公平和正义为国际法的宗旨和价值目标,恢复国际法的尊严与权威。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批判方法与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批判法学思考问题的角度上有相同之处,如批判法学也持批判的观点,从最坏的方面透视法律,揭露实质性的阶级矛盾,但批判法学在批判的同时并没有进一步提出可以操作的改革法律制度的方案,也没有提出对批判对象实行革命性改造的主张,因此它的批判缺乏持久的力量,仅仅靠否定性的批判并不能从根本上破坏它所批判的对象,因此批判法学派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法学的范畴。①二、当代外国国际法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周鲠生、刘丰名等老一辈国际法学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来研究国际法,其成果对于我国建国后对外政策的开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但苏联解体一度使马克思主义受到质疑和批评,加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等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导致在当代中国法学领域内,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否认法的阶级性的观点日益增多,在国际法研究领域内更是普遍存在否认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指导作用的倾向。相比之下,国外国际法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在国际法领域内的运用却保持了勃勃生机,一批国际法学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国际法的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代表学者有印度的B.S.契姆尼,英国的苏珊•马克斯,芬兰的马尔蒂•科斯肯涅米等人。下文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方法为线索对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发展史 学者们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密不可分,而国际关系则取决于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对比状况。各国的外交政策与其国内政策密切相关,都由建立在特定生产方式上的社会经济决定。国际法的发展阶段是与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相契合的。资本主义学者将世界经济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1600~1760年,旧殖民主义发展阶段;(2)1760~1875年,自由资本主义时期;(3)1875~1945年,帝国主义时期;(4)1945年~,新殖民主义时期。②无独有偶,英国著名国际法学者布朗利也将国际法发展阶段分为1648~1750年,1750~1850年,1850~1950年,1950年~。B.S.契姆尼也认为世界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产生了相应的国际法律体系,具体可以划分为:(1)1600~1760年,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由封建国际法发展为资本主义国际法;(2)1760~1875年,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国际法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际法;(3)1875~1945年,在帝国主义时期,国际法主要体现为帝国主义国际法;(4)1945年~,国际法经历了从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到资本主义帝国国际法的转变。③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西方国家相互之间、西方国家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国际法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资本扩张的趋势打破了东西方之间完全隔绝的状态,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以征服和被征服的形式开始了不平等的交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呈现为对外剥削和征服,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特点决定了国际法由调整欧洲封建国家关系的封建国际法发展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国际法。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进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利用国际法作为幌子,该阶段的国际法呈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的色彩。在帝国主义时期,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进行资本输出和对外剥削也影响到国际法,该阶段的国际法中出现的大量不平等条约就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特点。1945~1975年间,二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国内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享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并在国际舞台上享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新生民主力量的加入使该时期的国际法具有了一定的民主性,因此该阶段的国际法被称为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却改变了这一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世界经济的发展使跨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地位上升,他们拥有世界范围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拥有跨国公司和全球化的金融机构,控制着世界上的大部分财富,甚至影响到不同国家的主权行使,在这些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影响下,当代国际法处于从资产阶级民主国际法向资产阶级帝国国际法转变的进程中,致力于推动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国际法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也是有阶级性的,国际法所要实现的抽象的国家利益事实上是特定团体和阶级的利益。作为国际法的社会存在基础的国际社会分层的现实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国际法由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主流国际法学者也代表着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当代国际法主要是服务于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 1.国家及国际法的定义和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主流国际法学者关于国家的定义主要围绕国家的四要素而展开,关于国际法的定义方面,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主流国际法学者总在谈“国家利益”,试图掩盖国际法所代表的特定阶级利益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指出,资本无限扩张的欲望是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僵化的、受权力驱使的国际法的渊源,是国际法民主化的内部制约因素。主流国际法学者主张当代国际法的主要渊源包括条约和习惯。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条约是特定社会秩序的表达,反映集团利益的一定程度上的平衡。这一条约的定义揭露了条约的阶级利益的本质。习惯法的构成要素包括各国反复一致的实践和法律确信,大国的一致实践则往往被要求作为构成国际习惯的必要要素,加之国际法富有弹性,因而更能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国际组织的决议等“软法”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而具有民主化的因素,更能反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利益,但主流国际法学者则认为“软法不是法”。①这种国际法渊源的界定方式剥夺了低层阶级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使国际法完全受制于跨国资产阶级。② 2.国际法具体制度中阶级性的体现 由于代表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发达国家把持着制定国际法的主导权,为了保障跨国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多的利益,国际法的各个分支中都体现了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的倾向。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健康权之间的冲突、东西方国家关于征用时的赔偿标准界定的冲突、对于东道国的义务规定等都体现了跨国资本的利益。自由贸易体系不是服务于低层阶级利益的,其所倡导和推进的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了低层阶级的抵抗,①就是这一结论最有力的证明。一些当代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没有阶级性,因此,没有必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国际法的研究。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阶级性的科学论断,主要是针对国内法讲的,而国际法是无法用阶级性去分析的。②还有学者认为,国际法的阶级性很难论证,国际法律关系并不直接表现为明显尖锐的阶级对立。③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法的阶级性实质是在分析法的社会功能和法所最终体现出来的社会某一团体的利益。国际法是由国家制定的,主流国际法学者宣称国际法反映的是国家利益,但国家利益太过空洞和抽象,因为国家意志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此,国家利益实质上反映的仍是特定阶级的利益。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主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层无一例外地是跨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这些发达国家主导之下所制定的国际法规范也反映着隐藏在国家的“面纱”之下的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点在上述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的观点的论述中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通过国际组织而形成的国际法也同样体现着阶级利益,因为国际组织同样是由国家所创建和主导的,除了极个别的第三世界国际组织外,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绝大部分的国际组织并将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渗透其中。当代国际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民主化的因素,如国际强行法的出现和普及,对一切义务等新概念的出现等,有人提出这些民主化的因素突破了国际法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统治,总是会作出一定让步从而把阶级冲突控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之内。④但更多的是被统治阶级的让步,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法的阶级性并没有变化。国际法也是一样的,跨国资产阶级进行资本扩张、实现其经济利益也需要有一定程度上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反映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贸易自由化趋势需要建立在一个相对和平和平等的国际社会的基础之上。同时,低层阶级的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跨国资产阶级的行为,因此,国际法体系中的国际强行法、对一切的义务等民主因素并没有消除国际法的阶级性。⑤ (三)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 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有助于纠正主流国际法的不公正和盲目性,有助于让低层阶级认识到当代国际法的性质和特点,有助于国际法的民主化、合理化发展。事实上,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批判的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正是通过批判当代国际法的不公正进行阶级分析的过程。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要求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其他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共同形成对主流国际法学派的批判和监督。在当代国际法的研究队伍中,具有左倾倾向的学者正是以批判的方法来分析和看待各种国际法现象,对国际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西方国际法学的主导地位及其对第三世界的渗透,以批判的精神进行国际法的研究可以使国际法在批判中前进。B.S.契姆尼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方法。①但要注意在批判主流国际法时,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主张和理论,否则容易重蹈批判法学派的覆辙。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用于当代国际法研究的时代意义 (一)有利于当代国际法朝着民主化的方向改革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在分析国际法阶级性的基础上,批判了大国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主导权和控制权,指出跨国资产阶级利益在背后的操纵是当代国际法偏离公正和正义价值的主要原因,而大国对国际法的违反是当代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真正障碍,有助于引导低层阶级、第三世界国家认清当代国际法的性质,鼓励第三世界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法的制订过程,抵制霸权主义,促进国际法的公正合理和民主化发展。 (二)有利于对国际法理论进行反思与审视 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观点,其批判的研究方法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助于揭露当代国际法的实质和价值追求,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国际经济体系的变迁与国际法发展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揭露了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在近代国际法与当代国际法中所产生的影响。这些与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给国际法理论研究带来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可以启迪学者们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法进行国际法的分析研究,并促使主流国际法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反思和审视。 (三)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法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着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倾向,国际法领域的研究最主要的趋势是追求与西方接轨,西方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和观点被大量地引进和宣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将阶级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引入中国国际法理论研究中可以让中国的国际法学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立场,让中国的国际法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更有力地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和低层阶级的利益,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是与主流国际法学流派截然不同的一种流派,不同声音的呼喊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和改革。但现阶段,将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用于国际法研究仍有许多局限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进行国际法研究的队伍势单力薄,其研究成果也仍处于分散的、非体系化的阶段,一些概念的界定仍不太明确,对于国际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对于各个部门法的研究都不够充分和完善,在批判主流国际法的基础上进行的构建新的国际法理论体系的努力仍不够充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还要警惕过于“左”的倾向,否则无异于作茧自缚。 国际法学论文:浅析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方法论领域的每一次突破与创新对于法学的成熟与发展都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这一点对于国际法学而言亦是如此。同对各种具体方法的简单描绘和罗列不同,方法论侧重的是揭示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各种具体认识方法的方法,是“方法的方法”或者说是方法论原则。由于“方法论”一词在我国法学领域本就属于一个“时髦”的词汇,如何界定国际法学方法论国内目前尚无权威、一致的结论。但是,从方法论的本质不难看出,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是关于国际法的本质的抽象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包含国际法的性质、渊源、效力依据、运作模式等基本内容在内的综合性方法体系。与法学其他部门法的方法论相比,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既含有法学研究方法的普遍性,又具有相对于其他部门法认识方法的特殊性。具体而言,这种“普遍性”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和一般方法论相同,主要涉及研究者思考问题的立场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研究途径的科学考量等内容;而这种“特殊性”则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内容体系的上述三个主要方面所呈现的国际法学科专业特色。 一、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如上所述,国际法学方法论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结合的综合性体系,而对于这一复杂综合体的理解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展开: 1.国际法研究的主体立场———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 方法论作为研究者论理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和程序的体系,不仅无可避免地受制于研究者的主观思维,并且深刻反映着研究者的思想活动。从研究者所持立场划分,对国际法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实证主义研究与价值主义研究两大类。 其一,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是指在对国际法规范、国家实践、国际司法判例等素材进行价值无涉地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客观、中立地描绘出某一国际法问题“是什么”的方法论体系。它强调事实与价值、法律因素与非法律因素的严格区分,强调以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等实际的国际法制度为研究对象,从而有效排除道德、正义和价值等自然法要素对于国际法研究的干扰与渗透。普遍认为,实证主义方法的研究对象———“实然法”,起源于边沁对“实然法”和“应然法”概念的区分;而就实证主义方法本身则根植于以奥斯汀、哈特、凯尔森为代表的实证分析法学派的研究。具体到国际法学领域,以宾刻舒克、奥本海为代表的实在法学派(Positivist)是实证主义方法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自17世纪首次被提出至19世纪占据压倒性优势,实在法学派自产生至占据主流地位经历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发展。在实在法学派看来,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来自于体现各国共同意志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他们肯定“公认”是国际法的唯一基础,强调法律只能是被创制出来的,不存在人定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如自然法。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将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在对大量的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和司法判例进行客观中立的解释的基础上,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国际法的本质属性。主张实证主义方法论者的主要理由在于:“第一,国际法的研究如果不基于实证,会让国际法看起来不像‘法’,而更像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第二,国际法研究如果缺乏实证,会使结论缺乏说服力。”[3]51-52 其二,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是指在以价值批判为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国际法的正当性和价值取向以及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否符合正义标准的基础上,带有主观性地解决国际法“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同实证主义不同,价值主义认为法律应建立在“理性”、“正义”、“道德”等抽象的概念之上,强调法律的合理性。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根植于16世纪摆脱基督教神学束缚的自然法学派(Naturalist)。关于国际法的效力根据,以普芬道夫、维多利亚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学者认为国际法是自然法的一部分,其效力来自于人的本性、理智,因而不承认实在法规则及其效力。然而,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际法体系不禁使人疑虑重重:一项国际法规则,怎样证明其体现了人类理性?国际法中“正义”的标准又为何?这些通过演绎方法推导出的自然法规则,给人以空中楼阁的感觉,使国际法体系岌岌可危,因此自19世纪开始,自然法学派开始逐渐衰落,并最终被实在法学派所取代。 价值主义的研究方法侧重于通过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寻找国际法规则有效之“理性之命名”。而对于国际法本身,价值主义更是认为需要从国家的本性或国家存在的目的上去推求。尽管主张价值主义的自然法学派已经衰落,但是价值主义本身仍然是与实证主义相对应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范畴。价值主义的拥护者认为:“首先,‘事实’的丰富性或者说现实世界人们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迫使研究者或立法者不得不选择一些关系进行研究或规范,而选择总是与选择者的价值取向有关;其次,观察者和等待解释的客观事实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为人们能够观察到什么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和拥有的理论结构。”[4]47因此,通过价值主义方法研究国际法时,就同一法律制度,不同学者往往会站在不同的立场进行分析,如对WTO体系的理解和评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因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除了分析现行的国际法外,价值主义还着眼于对当下的国际法进行反思,提出批评和改进的建议,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其典型代表为:如就国家间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遵循价值主义的学者在总结当下制度存在的缺陷的基础上,往往也会探讨其相应的解决策略,例如将其纳入WTO机制解决的可行性等。 2.国际法研究的素材客体———学说研究、规则研究与实践研究 “进行国际法领域的各项研究,首重资料。”[5]74因此,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价值主义方法论,除了确定研究者的主观立场外,还需要根据学科特点明确把握国际法的主要研究对象。 其一,学说研究。学说或学说史研究,是研究该学科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学问,体现了以历史视角把握该学科发展脉络的内在要求。[6]13在国际法领域,许多权威法学家的学说都曾经在历史上对国际法规则、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例如,在国际公法领域,欧洲近代国际公法的奠基人格老秀斯的著作《战争与和平法》就曾对近代国际公法的整体发展产生过突出影响;又如“在条约解释上,瓦尔特的‘无需解释的事项不须解释’的学说竟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并且也成为《维也纳条约公约》第31条解释通则的组成部分”[7]78。而回顾国际私法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从没有一个学科像国际私法一样创造出如此多的学说和理论,例如就一国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何以适用外国法这一国际私法优秀问题之一,自12世纪以来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及其学说,这其中包括巴托鲁斯及其意大利法则区别说、以胡伯为代表的国际礼让说、萨维尼及其法律关系本座说以及里斯提出的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等等,可谓数不胜数。至于学说能否作为国际法渊源的问题,《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权威公法学家学说只能作为确定法律原则的补充资料,其本身并不是法律渊源,不能产生法律拘束力;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学说也被普遍认为一般不能成为国际私法的渊源;在国际经济法领域这一点更是没有争议。尽管学说一般不能被视为国际法渊源,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学说无论是对国际法的规范体系建立还是对国际司法实践都曾发挥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一些普通法国家,学说甚至是法官据以裁判的根据。因此,对于学说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在重新审视历史的基础上,将国际法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其二,规则研究。对于国际法规则的研究,既包括对国际法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则的研究,也包括对国际法“软法”的研究。就研究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而言,需要从法律渊源角度入手。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国际公法的渊源包括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以及作为辅助性材料的公法学家学说和司法判例。国际私法的渊源,一般而言,除了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外,还包括国内立法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内判例,其中国内立法不仅是国际私法规则的最早表现形式,也是迄今为止国际私法最主要的渊源。比较而言,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则主要包括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以及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的有法律拘束力的裁决。以上这些构成了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的基本内容,在具体研究这些规则时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1)鉴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其规范呈现出的各自特点,在研究国际法规则时,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它们之间的共性与特性,不可一概而论。以国际习惯和国际惯例为例,前者常出现在国际公法的概念中,要求必须是国家实践的产物;而后者则常出现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常常指向国际民商事私主体实践的产物。在国际公法中,习惯只要一经证实,即可直接作为法律执行;而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惯例只有在经当事人选择或法律和法院认可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法律执行。(2)即使是已经明确的国际法渊源本身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则模糊性,这无疑给研究国际法规则造成一定的困难。以国际公法中的国际习惯为例,如何确认某一事项构成国际习惯,需要考虑两个因素,即国家的确信和国家的实践,而这两项标准往往不能轻而易举就得出结论。除此之外,即便是得到缔约国共识而广为使用的国际条约,也可能会表现出模糊性,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由于各国无法在实际履行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因此对于合同的效力、合同的转让、营业地在非缔约国的当事人能否通过意思自治选择适用公约等重要问题,CISG都没有涉及。(3)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以及国家和跨国民商事主体的实践累积,国际法在不断发展,而国际法规则也始终处在变动之中。以一直不断更新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为例,尽管这些改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国际法规则的不稳定性,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些更新后的惯例因切合国际商事交往的实际需要,不仅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认同和接受,而且也不断完善着国际经济法的规则体系。所谓国际法上的“软法”,是指不具有强制力的某些宣言和国际组织的决议,以及尚未生效的国际法公约等等。这些“软法”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渊源,但是他们在调整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也不容忽视。如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尽管该公约目前尚未生效,但是通过该公约,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在国际民商事管辖权方面表现出的加强司法合作的意图,而这一意图又充分反映了该领域的最新立法成果。由此可见,国际法中的“软法”为处理国家关系、国际民商事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原则和磋商基础,以联合国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为例,尽管其内容多为建议性的规范,但是其仍然可以称得上是国际经济法的辅助渊源或准渊源,理所应当纳入国际法规则研究的范畴。 其三,实践研究。通常而言,国际法中的实践包含司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大类。其中一国的国内司法判例因体现的是一国的国家意志,因此除具有判例属性外也是国家实践的一种具体形式。由此,“国际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个概念便在“国内司法判例”领域存在内容上的重合,其具体关系。 有鉴于此,关于国际法的实践研究,笔者也将按照图1所示,将其划分为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的判例、一国国内判例和非判例的国家实践三部分展开分析。 (1)对于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作出的判例,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理,它只对个案当事人和当事国有效,对其他案件或当事人和国家并无拘束力。但是,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司法判例在国际法上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国际公法领域,尽管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和第59条的明确规定,司法判例只是辅助性渊源,但是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在判案时还是会经常援引先例,其中以1949年“科孚海峡案”和1953年“诺特鲍姆案”最为典型。此外,除了为法院今后审理相似案件提供可援引的依据外,某些判例甚至创造出新的国际法规则,并且这些规则为一般国际实践所承认和遵循,例如领海直线基线的确立就来自于1951年“英挪渔业案”的判决。除国际法院、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外,一些准司法机构的实践也越来越受到理论和实践界的关注,这其中以解决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ICSID)和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最具代表性。就ICSID而言,其仲裁裁决本身并不存在遵循先例的原则,如就两国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包含对ICSID仲裁的同意的问题,ICSID先后裁决的“玛芬兹尼诉西班牙案”和“普拉玛诉保加利亚案”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然而这两个案子最后都得出ICSID享有管辖权的结论又反映出它们在扩大ICSID管辖权方面起到的先例指导作用。如果我们研究WTO框架内的争端解决,我们会发现它更是如某些学者所言“明显地表现出了案例法的方法或特点”。[8]123以1995年至2001年7月为例,DSB形成的54个专家组报告和38个上诉机构报告中,阿根廷鞋保障措施案、日本酒税案、美国汽油案、美国羊毛上衣案和欧盟荷尔蒙案在40个以上的报告中被引用,欧盟香蕉案和印度专利案被引用的次数也超过30次,而美国虾案、美国内衣案和澳大利亚鲑鱼案也被引用过20多次。[9]276由此可见,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不仅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法领域的经典案例,而且为DSB处理以后相关的争议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2)一国国内判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在国际法实践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国际公法领域,国内司法判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国际习惯法的证据,尽管其证据效力与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作出的判决相比要小得多。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国内判例对于国内法院审理案件更是具有重要意义,在秉承“遵循先例”的普通法系国家,国内判例更是重要的法律渊源。除此之外,一国国内判例同样有助于促成国际法新规则的形成,这方面的例子有:181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斯库诺交易号案”开启了美国历史上坚持“绝对豁免主义”的时代;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判决的“鲍福莱蒙案”引起了人们对法律规避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1926年英国法院审理的“安斯利继承案”正式确立了双重反致原则,等等。 (3)非判例类的国家实践既包括单一的国家实践也包括国际社会的共同实践。研究这些国际实践的意义在于,它们深刻地反映着当前一些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国际关系的最新趋势,表明着某些规则正面临的挑战或者在某一领域出现新规则的可能。一方面,需要肯定的是有些国家的单一实践已经形成了新的国际规则,典型代表如“即时国际习惯法”(in-stantcustomaryinternationallaw),与通常意义上的国际习惯法强调国家的长期反复实践和各国的内心确信不同,即时国际习惯法只需要一国采取一次性的国家行为,如果没有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其合法性一般就会得到国际法的承认,如某一国家向太空发射卫星的行为便是即时国际习惯法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一些国家的实践由于不符合当前的国际法规则,非但无法构成新规则反而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制定新规则加以规制的对象,例如“预先性自卫”。所谓预先性自卫是指一国对其主观认为即将来临的攻击率先采取军事打击的行为。近年来,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采取了许多预先性自卫行为,对此,各国普遍感到不安,不仅强烈反对这种扩大自卫权范围的主张,并且希望能够在联合国框架内利用一切办法应对这一国家实践。[10]51 3.国际法研究的阐述路径———单独研究与比较研究 在进行国际法的阐述时,有两种可遵循的研究路径: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前者的优势在于这种研究方式能够有效把握问题的优秀,始终围绕问题本身分析,不会造成思维和叙述上的混乱;而后者的优势则在于发散思维,通过比较从不同侧面分析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更为全面的认识。支持单独研究的学者认为:国际法具有自成一体的特征,注定与国内法或一般法学有所不同,比较方法并不适用于国际法。事实上,国际法中的“联合国”、“WTO”等概念及制度确实与一般法学或国内法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在研究这些国际法特有的制度上,有必要通过单独研究展开具有针对性的讨论。与之相反,支持比较研究的学者则认为,国际法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其概念本身都是在和国内法进行关系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比较法更适合说明国际法问题。而事实上,这两种研究路径由于侧重不同,在不同的国际法问题研究中都各自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单独研究。通常而言,单独研究可以划分为对某一制度整体进行的宏观研究和对该制度中某一个体进行的微观研究。以WTO为例,作为当前国际社会协调和约束各成员贸易政策、法规、措施等关涉多边贸易关系的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WTO在性质上的唯一性决定了对其从宏观角度进行单独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WTO的机构设置、法律体系、争议解决机制以及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参与成员等客观现实又天然地要求对它的研究必须着眼于微观。因此,如果说宏观的研究模式使人能够对WTO有一个全面的、综合的认识和把握的话,那么,微观的研究模式则使人能够更加深入理解WTO的各项具体规则,更有助于实践操作。 (2)比较研究。“早在1900年,就有学者指出比较法的两大作用:它既是‘解释法律的宝贵工具’,又是‘立法进步的有力工具’。”[11]54在笔者看来,用这句话来说明比较研究对于国际法的重要性也同样正确。由于国家法本身的国际性和多元性,国际法学比较研究本身也具有多种形式。例如,在研究作为国际私法渊源之一的国内法时,常会涉及各国国内法之间的立法比较,而由于各国语言的不同,立法比较又会建立在对各国立法文意和对国际私法规则理解的比较基础之上;在研究海上货物运输的相关规则时,我们总是会将调整提单运输的国际公约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鹿特丹规则放在一起进行前后比较,以便思维得到清晰的梳理;在研究国家责任时,历史比较的眼光又会使我们充分了解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责任对传统国家责任的补充和完善。总之,比较式的阐述方式早已深入国际法研究的各个领域,成为国际法学方法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之我见 关于方法论对于法学研究的基础性地位及重要意义,拉伦茨教授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曾经给予高度评价———“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12]21。笔者认为,这些评价也可以适用于国际法学和国际法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自奥本海在1908年撰写《关于国际法的任务与方法》[13]313的论文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国际法领域正在发生的两点根本性转变:“第一,国际关系尤其是新生领域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法规则和制度的制约和影响;第二,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为解决以上新生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14]291这种转变在笔者看来,深刻地展现着国际法学方法论对于国际法发展的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关于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尚不够成熟,未形成任何研究体系,而就其发展笔者愿意提出自己的拙见,即:从方法论角度研究国际法学,应当在坚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基础上辅之以价值主义,并且结合多种方法选择合适的阐述路径展开分析。 其一,面对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之争,纵然有学者认为价值主义的意义在于:“法学中弥漫着意识形态,并在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一直哺育着法学理论,事实上不受意识形态约束的实证法学根本上不存在。”[4]47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国际法学本身方法论上的特殊性:一方面,国际法规则大多是国家间利益妥协与平衡的产物,是国家的现实实践,在研究时不应涉及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清国际法的发展并非是普通人甚至专家学者可以预测的。仅以国际公约为例,很多时候只要符合公约要求的缔约国之间同意,随时可以修改公约,但是缔约国家间在什么情况下会达成一致意见则涉及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在研究国际法时,笔者认为最好将其限定在当下的国际法框架内,坚持实证主义的方法,既不对现行有效的规则作过多的“善恶”判断,也不要动辄就修改国际规则或预设国际法的发展方向。但是,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放弃价值主义的立场,相反,在坚持实证主义的前提下,国际法的研究也应当适当考虑价值主义的方法,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把握“适度”原则合理批判,准确理解国际法学的现在和未来。 其二,在具体研究国际法问题时,应注意灵活运用多种方法,选择合适阐述路径。(1)以现行国际法为优秀展开的国际法研究,要求我们观察、分析实际的法律制度及其运作,而且必须注重采取规则研究、实践研究等多种方法。这种围绕国际法规则、案例等法律因素展开的讨论和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所倡导的。(2)除了现行国际法外,研究者还应当以动态的历史眼光审视国际法的过去,建构国际法的未来,因此除以上方法外还有必要对国际法展开学说研究。尽管学说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而且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实践的积累,以学说作为国际法的证据或者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依据的情况正在日趋减少,然而权威的国际法学者提出的理论学说仍然为我们研究现行国际法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路与可靠的资料,而且近些年出现的独具视角的新国际法学说也为我们解决当下国际法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应当善加利用。(3)在前两点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注意分析所研究问题的特性,在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中选择更有利于清晰阐述观点的方法,从而完成揭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过程。 因此,尽管国际法学方法论涵盖内容之广泛不是一时一刻就可以罗列完全的,而我国国际法学研究方法及其方法论体系“先天不足”的缺陷也不是短时间可以弥补的,但是从现在起不断完善我国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架构却是可以做到的。鉴于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其他国家比我国开展的时间要早得多,甚至有些国家已经在大学开设了具体的国际法学方法课程[16]388,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一方面对国外学者成熟的理论加以借鉴移植,另一方面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国独有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体系。总之,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际法学方法论作为今后国际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为我们开启了研究国际法的一扇新的大门。相信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其必将为我们研究国际法拓宽思路,使国际法的研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作者:刘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论文:论国际法学教育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朝阳大学、东吴大学、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法学教育中似最具规模、影响力最盛。节取上述各校的课程设置,以及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所修正的法律学系科目表,可有如下观察: 首先,国际法课程在得到一如既往的重视的同时,也在教学上有了更为精细的授课安排。除在课程中普遍将国际法区分为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独立授课外,一些学校也进一步将国际公法区分为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在不同学年各自讲授。虽然这种课目划分并非此阶段的新兴现象,但更多学校对这一国际法课程设置的采用,既是国人对国际法学的认知更为系统全面之体现,也意味着法科学校愿意给予国际法更为充分的学习时间,显示出对国际法教育有了更高的评估与偏重。如,国立北京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法学专业课程中,在第二、三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国立中央大学从第三学年划分组系,而无论是司法组、行政法组,还是法学组,都将在这一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课程,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课程。其中,国立北京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更细分为平时国际公法与战时国际公法,前者讲授于第二学年,后者则讲授于第三学年。 其次,国际法课程得到授课时数或年限上的较好保证。在多数学校,国际法课的授课年限至少为一年。如,中央大学法学院为三个不同组系所安排的国际公法授课时间均为一年,即使是列为选修课目录中也未缩减。东吴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的学习年限也为一年,且在那一学年中所占学分最高。较之同校一些仅开设半年的基本法学课程,如中国宪法、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国刑法总则、中国民法总则等等,国际法一年的学习时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在中国法学教育中所占之地位。而在北京大学法科,由于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的分开授课,实际也分配给国际公法两年的学习时间。 最后,国际法出现从法学教学科目向法学教育专业上升的迹象。作为法学教育的必要构成,清末以来的国际法教育一直是作为教学科目之一得以重视并渐为发展。而至20世纪40年代,按国民政府教育部1945年修正之法律学系科目表所示,中国国际法教育有了性质与地位的又一次提升。据此科目表,除共同必修科目以外,法律系可采两种学分制度,一为混分制,二为分组制。在分组制教学中,四大组系分别为:司法组、行政法学组、国际法学组、理论法学组。在这种分组制的科目列表中,对于司法组、行政法学组以及理论法学组而言,国际法仍作为共同必修课之一门;但对于国际法学组而言,国际法教育不再单单体现于一或两门法学课程,而成为了一个法科教育的专业或培养方向。国际法教育由此开始了从法学学科下的一门课程向高等教育的一个独立学科的演进轨迹。 国际法学师资构成的演变与充实 早期从事中国法学教育的多为西方传教士,丁韪良无疑是在中国教授国际法课程的第一人。至清末修律,大量外国法律专家被聘来华执教,日本学者则成为其中之最。据载,清末京师法政学堂、京师法律学堂、直隶法政学堂、山西法政学堂等22所法政专门学堂均有延请日本教师,达311人之多。以京师法律学堂的课程开设为例,包括法学通论、宪法、国法学、刑法、民法、商法、法院编制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等在内的全部法学主干课程都由日本学者担纲。其中,担任国际法教学的为岩井尊闻,而教授国际私法的则为志田钾太郎[2]116,726。时至民国,国际法教学的师资队伍开始出现明显的本土化趋势。随着法科留学生的陆续回国,以及中国各类法科学校所培养人才的日渐出炉,民国时各大学法科或专门法政学校中执教的中国教师越来越多,国际法师资队伍中的中国教师比例也日益提高,至20世纪30年代后已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以当时法学教育界享誉盛名的“北朝阳南东吴”为例。从民国元年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朝阳大学的法学教员中尽管仍有冈田朝太郎、岩谷荪藏等外国教师,但其主要教学任务已交由中国教师来完成,所聘请者不乏当时中国各知名法家,如余棨昌、钟赓言、程树德、陈镐生、王家驹、李怀亮等等。最初在该校教授国际公法的为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巽来次郎,但据1917年《教育部视察朝阳大学报告》,当时亦有中国教员承担此门课程的讲授。报告中提及,检查当时正逢中国教师钱泰在讲授国际公法课程,报告评价其教学为“讲解详明,学生尚能注意”[3]464。而作为与朝阳大学齐名的又一著名私立高校,东吴大学的本土师资也得到明显充实。由于创建东吴大学法科的美国人兰金本是律师出身,为在中国培养具有现代专业素养的司法人才,东吴大学最初所聘教员都为实务界人士,并有不少外籍专家,如“大美国按察使衙门”的罗炳吉(CharlesS.Lobingier)。而随着学校的扩充,如董康、吴经熊、梅华铨、张君励等中国法界名人都陆续受聘开始于东吴大学法科执教。至20世纪30年代,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执教各主干课程的人员中,除教授英美法的萨莱德(GeorgeSellett)与教授国际公法的路义斯(Robert.E.Lewis)外,其他如法理学、宪法学、罗马法、法制史、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各门课程的授课教师均为中国人。而在路义斯外,其他担任国际公法教学的都为中国教师,如梁鋆立、姚启胤、夏晋麟、倪征燠。就当时在各校教授国际法的中国教师的学历构成来看,其大部分都具有外洋留学背景。其中,小部分人求学于东洋日本,如周鲠生曾于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在那里加入中国同盟会;更多人则选择远赴欧美,如在东吴大学教授国际法之钱泰就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并获博士学位。不过,这些后来活跃在中国国际法教育舞台上的身影,留学前多已在国内研修过法律,往往同时具有中外两方的法学教育背景。可以认为,对于曾积极参与过民国时期国际法教学研究的上述各人,留学是对其学识的提升与眼界的拓展,但这种收获与国内法学教育所提供的有益导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息息相关。这也从又一侧面印证了民国时期中国国际法教育的成长与收效。 国际法学教育对国际法理论研究繁盛之促成 外国著作或教材的翻译无疑是中国国际法教学资料的第一来源。早在京师同文馆开设国际法课程的最初,丁韪良主导下的一系列国际法译著就作为同文馆之授课教材而集中出现。据《同文馆题名录》所载,除丁韪良所译之《万国公法》外,当时既为早期国际法输入中国的代表作品,又作为同文馆授课教材使用的还有《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中国古世公法论略》。至20世纪上半叶之法科大学与法政学堂中,外国国际法著作及教科书的翻译更为活跃,劳麟赐所著《万国公法要略》、今西恒太郎所著《国际法学》、高桥作卫所著《最近战时国际公法论》、中村进午所著《战时国际公法》及《平时国际公法》、今井嘉幸所著《中国国际法论》、横田喜三郎所著《国际法》等的中译本纷纷现世。一些编撰者在书中甚至连教材资料来源、适用学校、建议课时或学分都进行了专门交待。如宁协万在其《现行国际法》中称:本作为“著者历年关于国际法之札记、杂录、论著、译述、及讲演各稿,为有系统之整理,而仿德国黎斯特国际法与英国罗连士国际法之例,分作四部以成本书”。著者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专任教授,在职八载,逐年将新得材料,加入本书,讲授学子”,而其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央大学之讲座,均以本书为讲授之资”[4]1。周纬《新国际公法》中也谈及,其先“担任北大法科国际公法教授、旋南下改任中央大学国际公法教授”“,今以其两处讲义”,“出版问世”,“不负国际法学院之期望”[5]11。谭锡庠在《新编平时国际公法》中介绍,“本书原为民国十九年时之讲稿徒以材料及编制未妥善故特重行增删之”“,本书可供大学教本或参考书之用”[6]7。朱建民的《侵略问题之国际法的研究》中附有说明称“,本丛书每册各附导言或编后记,并各跋以讨论大纲,以便各训练班或小组讨论会之应用”[7]3。张道行的“部定大学用书”《国际公法》则有更具体的指导:“本书力求深入浅出,以冀能合于初学者的应用,若采而为教科书,则以四学分至六学分为宜,每周讲授两章,适可供一年的学程之用,书中所引成案,已不算少,苟有不足,则Scott,Evans,Briggs,Dickenson的编本都可补充,实则各生如能于上述各种成案的课本中,详研其内容,成为有用。”[8]6 由此,国际法教育的需求牵动了国际法学研究的进步:教材的编写是教学开展的要件,也成为国际法理论延展的基础与构成;学校刊物的创办是国际法教研成果的展示,也是国际法学科成长的助力与印证。可以说,中国国际法教育为中国国际法学生长不可或缺之内容,其前行之步伐与国际法学之成长丝丝相扣,为近代中国国际法学体系的生成贡献良多。(本文作者:刘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教育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理论教学力量雄厚,实践教学力量薄弱的重要现实。法学院不乏具备博士学历和高级职称的法学专家,但是法学教学实践基地却较少,尽管有些院校也对外宣称建立诸多法学教学实践基地,但是由于资源的限制,大多数也是徒有其名,这对学生法学实践技能的培养造成不利的后果。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基本使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主要通过引导学生之间对法律问题的辩论,逐渐的发现各自的错误,进而达到对法学问题认识深刻,并提高法学思维和法学素养的目的。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专业学生主要通过学习上诉法院裁决编写的案例教科书来提高自身的法学素养和技能。案例教学法的特点是,学生主要通过学习和研究大量的司法案例来研究法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精神。英美法系法学院的教师大多由具备多年司法经验和实践的法官和律师担任,这样他们在传授学生法律知识的时候,能够做到法律知识和司法实践的有效结合,真正培养学生的法律分析能力和应用能力,对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英美法系案例教学也存在一些弊端,由于司法判例不能囊括所有的法律问题和法律知识,因此这种教学方法不能使得学生系统地掌握法律的知识体系。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模式,采取课堂讲授和课外课程讨论的学习,学生不仅要在大学校园里学习书本上的法律,通过系统的科班教育,掌握法律的基本原理、基本体系和基本原则;还要到司法、行政部门去练习运用法律的能力,并且最终检测学生学习成绩是否合格考试,不是由大学教授而是法官、高级行政官员主持的。大陆法系国家注重对法学理论和原理的研究,实践以理论知识的掌握为基础,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展开。 建构我国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的建议 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在教育体制、教育方式与培养目标与英美法系国家有显著区别,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判例教学法”,也不可能完全照搬大陆法系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对法学人才越来越缺乏,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革也势在必得。 1.提高教师使用案例教学的能力和水准 案例教学要求法学教师具有掌握司法案例的能力和水平,能够根据法学问题和社会发展选择具有“典型性”和“针对性”的案例,从而适合法学教学内容的需要。另外,在法学讲授的课堂上,法学教师在运用案例教学的时候,要具有掌控和引导学生对案例产生兴趣的能力,能够激发学生对司法案例分析和探究的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学生掌握运用法律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案例的能力。 2.重视法学模拟教学的推广和使用 “法律的生命力始终不是逻辑,而是实践”。法律如果制定出来不出执行,不去规制社会经济秩序,保障社会权利,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死法”。因此,在法学教学中,要注重将死板的法律教活,这样法学模拟教学便应要求而受到广大法学教师的应用。因此,重视法学模拟教学,具体可以利用模拟法庭、庭审观摩等形式使学生置身于模拟和现实的诉讼活动,使得学生真正体验诉讼主体的角色和诉讼程序,进而掌握和理解模拟过程体现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理。 3.实行法学专业学生双导师制 法律是实用性的科学,英美法系国家的教师多数都是法官和律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有效的促进实践和理论相结合。我国大多数教师没有司法实务经验,这对于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是很不利的,因此高校可以对法学专业培养采取双导师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对现行法学专业教师侧重于对学生法学知识的传授,校外导师(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务人员)侧重对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本文作者:佟曾单位:沈阳建筑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家对国际关系学科理论贡献 自1919年国际关系作为独立学科成立以来,它经历了92年的变迁,其中包括20-30年代的初创时期,二战之后的重建与美国支配时期(1945-1990),以及苏联解体后对国际关系重新认识的现阶段(1990-)。由于美国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在该领域的影响近半个世纪,以致当今人们谈论起国际关系研究时,首先想到的是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摩根索(HansMor-genthau)、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沃尔兹(KennethWaltz)、新保守主义代言人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新建构主义理论新秀温特(AlexanderWendt)等,甚至连国际关系学科也常被称为“美国学科”。可是对那些在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时期有过重要理论贡献的国际法学者及其学术思想却论述甚微。其实,在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多为知名的国际法学者和历史学者。 本文以20世纪20-30年代国际关系学科形成时期为背景,分析当时三位国际法学者诺尔-贝克(Phil-ipNoel-Baker)、曼宁(C.A.W.Manning)、劳特派特(HerschLauterpacht)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旨在论证他们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内容、理念以及研究方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实际上,作为国家间行为的规范,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常为混同之形。无论从国际法学史还是从国际关系学视域,两者具有的共同点甚多,只是其着眼点迥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之辈多有国际法学者了。然而,由于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被武断地“科学化”、简单化,其结果导致了后来国际关系学者过于追求抽象理论的研究,从而忽视甚至歪曲了国际法与外交史在理解与研究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从此导致了国际关系学科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这一现象值得中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的相关学者们认真地反思和总结,以求推动和繁荣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欧洲带来了空前的破坏,而且也使其部分地丧失了世界上的主导地位。随后,渴望避免再次发生此类战争演变成社会的要求,并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创建。不言而喻,对和平的普遍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关系学科初建时期的学术方向与研究方法。当时英国仍拥有世界上一流的海军和庞大的海外属地。此外,它的高等教育制度暨学术传统,包括对国际问题研究的理念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对国际秩序中的传统机制———外交、国际法、均势原则更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与丰富的实践经验。〔2〕学术界普遍接受1919年英国创立了国际关系学科,而第一代学者开始探讨如何构建国际秩序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视角。〔3〕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在当时仍为世界近现代文化、教育重镇的欧洲,所以初创时期的奠基者多为欧洲学者、尤为英国法学者和历史学家。这一群体中较为影响的是伦敦经济学院(LSE)的诺尔-贝克、接替诺尔-贝克并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34年的曼宁,以及同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学界新秀劳特派特。1919年,诺尔-贝克以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塞西尔(SirRobertCecil)的高级助理身份同往巴黎和会,他目睹了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在构建国际秩序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不久,基于他的外交经历以及长期从事集体安全和裁军问题的研究成果,诺尔-贝克被伦敦经济学院聘为首任国际关系教授(1924-1929)。他在相继出版的代表著《裁军》、《论国联的作用》中阐述了他对国际社会与集体安全的思考,这一论述曾引起摩根索(HansMorgenthau)等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4〕的确,诺尔-贝克的教育背景很具国际化,这使他在看待国际问题时更注重国家间的了解与合作。不过,他在晚年谈到裁军时也曾伤感地说:“在人类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原子能技术、成功地探索了月球、成功地控制了某些险恶疾病的时代,如果裁军问题还是如此难以实现的话,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未来是黯淡的。” 历史上,集体安全的理念与实践早已存在于国家间的互动中。就其性质而言,摩根索认为:“建立集体安全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由于没有执行国际法的权威机构,从而存在国际社会中的无政府状态。”〔6〕而诺尔-贝克强调,集体安全是在无政府状态存在的情况下,各国有义务以集体而非个体的名义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尊严,从而“让潜在的侵略者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必将面临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社会的反对。”〔7〕一战后,集体安全在欧洲被看作是“世界政府”的理念与现实中存在的主权国家体系之间的妥协。由于当时“世界政府”的理念被视为过于理想主义,而“均势政治”又在战后备受指责,因此,集体安全的提法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随之,也就成为战后欧洲各国谈论最多的议题之一。那么,什么样的集体安全才是当时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期望?对此,诺尔-贝克指出:集体安全的目标必须是满足各国的安全需要,即带有普遍性,因为“一个不能消除战争威胁的集体安全机制是不可能解决任何国际问题的。”就思想传承而言,诺尔-贝克属于格劳修斯代表的欧洲古典自然法学派,他们相信国际法与集体安全最终能够取代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强权政治规则。他的思想与已故的国际法学家奥本海(Lassa.F.L.Oppenheim)和当时的法学新秀劳特派特的主张较为接近,即倡导国联发展成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最高形式,并以国联公约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作为英国政府派驻国联的常任代表(1929-1932),诺尔-贝克建议各国政府遵循体现集体安全精神的国联公约。他指出,集体安全的意义在于各国政府能够、也应该一起探讨并解决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其成功则取决于各国间的信任与合作。这种合作不仅要体现在移民、跨国税收、医疗卫生、万国邮政等社会问题上,更应该以集体安全来取代传统的军事同盟。诺尔-贝克的主张在当时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可,英、美乃至欧洲知识界、政界中不少人赞成国联公约应成为国际社会的法典,并将它独立于任何国家的意志,其最终目的是取代各国的国内立法机构。 然而,外交经历丰富的诺尔-贝克深知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别。生活于现实中的国家通常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故集体安全的首要任务是使“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具有“兼容性”和“共性”。这样才有可能促使各国相信:构建国际社会并使其制度化是实现各国的共同利益———集体安全的必要条件。为此,诺尔-贝克主张在和平时期就应当制定一个全面可行的裁军方案,以落实国联公约第8条规定的,“普遍裁军计划将由国联委员会起草,其成员国须承认该举措为维持和平之必要。”〔10〕近代历史上,欧洲思想家孟德斯鸠、康德等人早已指责过军备竞赛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例如对经济资源的挥霍以及在民族心理上产生的恐慌。1899和1907年相继在海牙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更是旨在消除大国间的军备竞赛以及必然产生的恶性后果。但是,由于国家间的合作不甚理想,上述理念和实践并未能真正消除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针对30年代中期出现的军备竞赛及其导致的国际困境,诺尔-贝克这样写道:“当一国开始在与他国对抗(rivalry)中武装自己时,新一轮的扩军便会出现。首先是这一方,而后是另一方。国家间的对抗情形还会导致军事同盟的形成。同盟各方必然会不断地怀疑对方想要实行军事打击,或者是正在发展超越捍卫自身的实力,于是便力图重新调整彼此间的力量对比。欧洲国家应该明白,正是相互对抗才致使他们陷入战争的灾难;各国实行的自我防卫的军事准备摧毁了他们苦苦追求的和平。”〔11〕诺尔-贝克的集体安全理念是战后欧洲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鉴于1919年后的欧洲均衡政治已无法通过自发调节来维持和平,集体安全则取而代之、并受到了欧洲社会的普遍重视。新诞生的国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临时性组合,其实质是为了遏制未来敌人的潜在联盟。后来,马丁•怀特(MartinWhite)的观点十分接近诺尔-贝克的这一看法,他们把集体安全定位为国际社会的联合防御体系,并分别在1936年和1946年提出,集体安全意味着它最终成为国际安全组织的基石。同样在裁军问题上,诺尔-贝克与怀特也先后主张各国接受裁军以表示对未来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同时呼吁《国联公约》第8条应对各国发展军备予以法律上的限定。的确20-30年代要求裁军的呼声高涨,各国政府不得不举行多次谈判并签有条约;其中包括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的《四国海军条约》、1927-1934年间的国联裁军计划和筹委会的建立,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国际社会致力于裁军的努力。为此,诺尔-贝克、劳特派特与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齐默恩(AlfredZimmern)、汤因比(ArnoldToynbee)等统被称为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 但凡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都应该有较为明确的教学体系,其中包括课程设置与相应的研究方法。国际关系研究也是如此。深受一战后欧洲渴望和平与避免战争的影响,诺尔-贝克积极推动了国际社会对集体安全与裁军的关注。毫无疑问,它们均是当时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安全关注的优秀议题。但是这也表明诺尔-贝克的研究方法仍然袭用传统的历史学和国际法来解读20世纪、特别是一战后的国际问题。〔12〕这就很难给这一新生学科定位,即它属于传统的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因为这涉及到该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发展方向。为此,学界认为诺尔-贝克的继任者———查尔斯•曼宁则是提出国际社会为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对象的第一人。〔 曼宁1894年出生在时属英帝国自治领的南非,那里仍实行着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年轻时的曼宁深受影响,并接受这一制度是“文明的西方对非文明的非洲土著人文化的保护”。〔14〕他甚至在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的60年代依然为这一制度辩护。不过,曼宁在种族问题上的偏见并没有妨碍他对国际关系的兴趣。他在南非完成大学学业后,获得了罗兹奖学金(RhodesScholarship)前往牛津大学攻读法律(1920-1922)。毕业后,他被派往日内瓦担任国联首任秘书长迪拉芒(JamesE.Drummond)的助理。在此期间,曼宁参与了处理战后海外殖民地的托管事务(Mandatesystem)。这六年的工作经历以及他对国际事务的理解促使曼宁支持国联的作用,并一直关注这一新创立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1928年,他先是受聘于牛津大学,但不久转往伦敦经济学院接替了资深的国际法学者、国际关系教授诺尔-贝克,并在那里执教至1962年退休为止。曼宁属于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从事教学时间最长、最早探求国际社会的学者。据菅波英美(HidemiSuganami)追忆,他是第一个潜心把国际法中的国际社会理念扩大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并借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国家间的问题。〔15〕与同时期的其他学者,如齐默恩、诺尔-贝克、卡尔(E.H.Carr)等人相比,曼宁的理论贡献主要是他把国际社会明确定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优秀概念,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体系。他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强调不能忽视国家间的外交承认与均衡政治的作用,但更应该关注国际法体系与集体安全机制的构建。〔16〕显然,曼宁的学术论述体现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承,也反映出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政治倾向。〔17〕因此有人认为,曼宁的学术思想源于其法律的训练和对欧洲文化的理解。他本人也坚持,在理论与实践上,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必须受到国际法与集体道德的约束。〔18〕这一观点显然来自他本人的信念和在国联的实践,同时也还深受英国近代法学家奥斯汀(JohnAustin)的影响,即国际法体系虽然缺少“宪法”特征以及强制的执行手段,但它毕竟能够在主权国家间的互动中促进稳定、规范和安全。〔19〕1962年曼宁在退休之际,完成并出版了其代表作《国际社会的性质》一书。其中收录了他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如何构建国际社会的思考以及他30年来的教学总结。回顾与探讨曼宁的学术观,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贡献是具体而有远见的。首先,曼宁十分重视国家主权与国际法原则之间的兼容或和谐。当面临如何解释二者可能出现的冲突时,他则从社会学的视角考虑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国家身份认同,其中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国际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后果。曼宁认为,国际法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成员相互遵守的行为准则,而非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法规。正如法泰尔(EmerichdeVattel)解释的那样,“如果没有规范各成员国之间的法律体系,也就没有所谓的社会。这是因为法律只能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形态中。”〔20〕在国际关系理论层面,曼宁坚持主权国家、国际社会和国际法规的三重关系;并认为他们虽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只有将其一同使用才能够理解国际关系问题的本质。〔21〕曼宁分析了主权国家的性质,并认为由此构成的国际体系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超国家的权威能够提供给各国必要的安全或约束;同时也正是主权国家的存在才构成了国际秩序的前提。为此,曼宁把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建立在两个假设上。首先,无论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其实都是由人来制定国家内外政策的。在国家的互动中,各国政府不仅必须考虑到它们的名声和信誉,而且更会以体系成员的身份进行交往。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拒绝获得外交承认和必要的援助。其次,主权国家通常在一定程度上自愿接受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约束;这与股票市场的游戏规则差不多。〔22〕因此,纵观欧洲国家体系演变的历史,当前的国家虽为主权实体(sovereignentity),但其性质不应与国内君主(sovereignperson)相混淆。曼宁认为,主权国家的对外权限仅仅指它在缺少“超国家治理”时拥有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权国家或君主可以在国际上同样行使其在国内政治中享有的最高权利。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只能在受到国际法原则制约的同时,享有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说到底,国际关系需要一种共同接受的社会准则(socialnorms),才能保障整个体系或秩序的平稳运转。〔23〕对此,他明确强调国际关系的教育对象应该是包括民众在内的国际社会,特别是国家政府所应该承担的集体责任。〔24〕曼宁的学术理论对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英国学派”成员,如布尔(HedleyBull)、詹姆斯(AlanJames)影响颇深。他们坚持国际社会已经存在,并解释它实际上更多地是存在人们的共识以及相互遵守的国际法规中。例如,那些来往于国家间的外交官员、跨国企业人员或者是穿梭于国家间的文化艺术人士。〔25〕尽管目前国际社会在功能上存有问题,但它存在本身则表明,人类有责任去思考如何构建一个基于法治、道德与合作的世界秩序。 与诺尔-贝克、曼宁直接从事国际关系教育的经历不同,劳特派特则是位国际法学者兼律师。虽然他未担任过国际关系教职,但却一直心系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特别是劳特派特在思考战后国际法与国联的作用时,往往会从构建国际社会的视角进行探讨。如果用学术成果和影响衡量的话,国际关系学者———从卡尔、摩根索到曼宁、布尔———都会提及或引用劳特派特的观点。1897年8月16日,劳特派特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省(今属于波兰)。他在维也纳大学读书的岁月恰逢一战期间;虽然劳特派特的天资与勤奋让他荣获法学和政治学博士学位,但是战后奥匈帝国的解体、以及中东欧出现的社会动荡迫使他和一些同代人前往社会稳定、学术氛围宽松的英国。1923-1937年间,他先在伦敦经济学院做访问研究;然后得到了讲授国际法的教职(但1938年转入剑桥大学)。1933年劳特派特出版了他长期研究的《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职能》一书,并于1935年在日内瓦国际关系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国联公约对国际法之影响”的报告。这时期完成的学术成果基本上体现了他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及其学术思想。〔26〕从学术传承上讲,劳特派特属于维也纳学派(theViennaSchool),即反对国家主权至上并否认国家意志创造法律之说。就像该学派的创始人凯尔森(HansKelson)一样,他认为全部法律应该归纳于一个体系,在其最上端为国际法;而它的效力溯源于一个“最高的规范”或称“原始规范”(normeoriginaire)。〔27〕劳特派特本人通过考察国际审判案例的历史轨迹,来论证国际法是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以此增进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实效性。他实际上一直以此作为从事国际法所肩负的使命。劳特派特当时已开始思考国际人权与国际法庭的作用,并视其为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他二战后出版的《国际法与人权》一书是这一领域里的早期成果。〔28〕深受20-30年代集体安全与裁军呼声的影响,劳特派特主张国联必须在未来国际社会中扮演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角色。他写道“国联公约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法律基石并独立于或超越国家的意志。”〔29〕这是因为《公约》的优秀理念是通过集体强制措施来执行和平解决争端。为此,劳特派特与齐默恩、曼宁等人极力反对把国联变为各国政府代表定期会晤的国际会馆而非有实际效果的国际组织。他试图从国际法的视角理解国际关系、特别是国联的性质与作用。 鉴于当时国联的使命是“维护和平与推动国际合作”,他努力提高这一国际组织的权威以及赋予其权威的合法性。而国联公约在事关主权国家传统的优秀利益上应该具有束缚某些国家权利的权威,这就要求《公约》须有相应的执行力度。劳特派特倾向把《国联公约》看作是一种强制性的法律体系,以代表国际法体系上的根本性变革。〔30〕他在曼宁主编的《和平转变》一书中写道:“如何使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和平转变’成一种有效的机制,答案只能是各国政府需接受国际法规定的责任职责,并承认由国际组织做出的对国际法的裁决或修改。”〔31〕如果我们分析劳特派特思想的话,会发现他实际上相信国际冲突不是来自人类的邪恶或国际体系本身的不健全,而是来自国际法律机制的不完善或者说国际法缺少应有的“实效性”。因此,这里包括建立一个真正意义的国际法庭,因为它是“维护国际和平正常机制的必要条件(sinequanon)”。〔32〕显然,致力于国际法研究的劳特派特一直坚持“条约必须遵守”(pactasuntservanda)这一欧洲古老的惯例,而任何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劳特派特与格劳秀斯、卡尔森、特别是他的学术前辈奥本海一样认为,国际社会与其受约束的成员国之间关系的法律是存在的。他坦承地写道,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需要不懈的努力和长远的眼光,如果国际法不能“变革”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就很难为国际社会的治理做出理论与实际的贡献。〔33〕这一观点对当今国际关系学者而言仍然值得深思。劳特派特的学术思想得到学界、包括当时自由主义学者的认可;不难理解也同时招来了指责。历史学家卡尔对他的抨击最为严厉。作为当时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言人,卡尔对齐默恩、诺尔-贝克和劳特派特等人观点的批评,主要是认为这一群体对国际政治现实报以盲目乐观,并且分析方法上多有纰漏。在20-30年代的不稳定期间,这种态度会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可是,卡尔对上述学者的批评显然带有很深的误解。正如劳特派特所言,双方的分歧实际上来自对问题关注的视角不同,即目前的危机处理还是长远的理论探究。 劳特派特的理论体系形成于1938年慕尼黑协议签订之前,当时他对国联的信心主要来自三个层面。就欧洲近代历史发展而言,这一国际组织是欧洲外交体系长期演变的结果,即从国家间的冲突发展到相互制衡;再从19世纪的大国协调演变到20世纪初提倡的集体安全。因此,集体安全意味着主权国家分担共同的责任与义务,这是国联存在的优秀基础。就国际舆论而言,国联是由新崛起的美国、特别是威尔逊总统提议、并由巴黎和会批准成立的国际组织。劳特派特相信20世纪的国际趋势只有一个可能的方向,那就是推动各国间的普遍合作与磋商而非抗衡。国联是集体合作的形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因此它没有明确的假想敌,只是根据国联公约第16条规定,“所有成员国家有义务对进行侵略国家予以各种可行的制裁;其中包括授权国联统率其成员国的军事力量去恢复现状”。〔34〕就现实利益而言,一战中暴露出来的残酷性、破坏性,让当时有识之士意识到,任何国家试图通过战争手段来追求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到头来必然是适得其反。同时,劳特派特也表示,法律对世界和平虽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是万能的。 可是,鉴于欧洲仍处于战后的痛苦中,他相信,只有当各国政府与人民意识到他们的职责是维护国联,并通过这一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时,这种痛苦与迷茫才有可能消失。国联的使命在于不仅要防止世界战争,而且要努力消除未来所有的战争。〔35〕他支持设在海牙的国际法庭,并期待通过国联与国际法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如果能实行的话,这将意味着各国最终会迈向一个稳定、公正的国际社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劳特派特并未忘记,没有实力保障的国际秩序只能让侵略者产生错觉,有效治理无政府状态必须拥有“世界警察”的能力,当然也需要各国认同的道德准则和法律。为此,他希望国联成为一个真正有效、公正的国际组织,诚如英国政治家索尔特(ArthurSalter)指出地那样,国联将应扮演一个“抗击未知敌人”的永久性的潜在联盟。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科教学若干疑问思索 摘要:本文从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教学风格、讲授方法、内容设计和因人而异以及爱国主义情愫和思维方式的培养等方面对国际法学科的教学特点和规律以及经验进行了初步探索和思考。 关键词:国际法学;教学;思考 自改革开放恢复法学教育以来,国际法学科在许多高校本科阶段更不用说研究生阶段划分为三个专业细分为众多方向,后经教育部调整为一个专业(即大国际法学)三个方向(原先的专业变为方向)。笔者曾较长时间从事过国际法学科诸多课程的教学,后集中到国际法,加上现已转入新的领域,所以,有必要对这一教学旅程予以总结,并有助于探讨和求教于同仁。作为教研论文,又限于篇幅,不得不对写作目的予以限定:一,围绕教学效果和教育质量这一中心;二,紧扣国际法学科教学的应有特点和规律;三,突显个人特色和风格。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必须着重体现和把握好以下方面: 一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 教好一门课就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明确学习目标。在目标的确定上,笔者注意因人而异,定位实际。对大部分学生来说,达到本科教学程度即可;对少数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学生(包括报考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者),适当加宽、拓深其知识,并介绍外交工作的重要性、特点和优势等。因为外交部是一个大部包括其所辖驻外使领馆和国际组织代表,另外国务院其它各部委局和金融机构均有条法司以及省市外事部门,而进入这些单位的大都须是国际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才有可能。在兴趣引发方面,笔者注意以下几点:(一)强调学习这门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客观澄清并明确强调国际法的性质;①国际法是有别于国内法的一个丰富而独立的法律体系,仅具有国内法知识而缺乏国际法知识则于法学本科生知识结构不完整;它是学好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后者孕育于前者,它们的一些基本概念、原理和制度具有相通性,前者对后者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学好国内法课程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因为国内法各部门几乎都有相应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存在,主要表现为条约形式,有些更健全和超前,两者紧密相关;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信息网络化时代,国家间交往和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地球村”和“世界公民”概念渐显,涉外事务、涉外案件日益增多,缺乏国际法知识将难以正确应对和处理;国际事件频繁发生,常见诸于报端等媒体,对其正确认识和评价非运用国际法知识不成。因此,学好国际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科学、全面和宏观的思维方式。(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授法,注意生动形象性,既有助于学生对比较陌生的国际法概念、原理和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又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点下文再议。(三)时常穿插国际时事点评,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有助于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此点下文再议。 二符合学科特点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 教学风格和语言特色因人而异,但也会因学科而有别。国际法在内容、适用范围和运用人员上不大同于国内法,主要适用于外交场合,大都由专门外交人员运用。这一专门职业群体形成了其特有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主要体现为端庄、整洁、潇洒、大度、严谨而又不失洒脱、轻松之风,外交辞令具有不同于其它场合辞令特色,具有专业性、特定性、严肃性而又不乏技巧性、轻松感和特有魅力。所以,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适当体现和保持这种特有教学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既体现了学科特点,又增强了教?42?学魅力。 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 鉴于国际法概念、理论和制度于学生比较陌生,更难领会,笔者注重采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既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又增添了生动性和形象性。例如,对“主权”概念(乃国际法最基本概念,可谓国际法基石)的诠释,将其概括为“六性”,这样不但便于学生理解,而且使其印象深刻;在讲解“斡旋”、“紧追权”、“国际法上的承认和建交”、“国际习惯”、“反报和报复”等概念和制度时,笔者联系到朋友关系的处理等日常事例;在讲解国际法的特征(即与国内法的区别、外交特权与豁免和领事特权与豁免包括外交职务与领事职务及其任职资格和履职时间等理论和制度时运用对比分析法,辨析其异同,虽打破了教材体例,但易于学生把握,使学生记忆深刻;在分析国际法特征、领土组成部分、海洋区域划分、大陆架划界等内容时,则利用图表予以展示,增强了直观性,自然使学生易于领悟,印象颇深;在讲解安理会强制解决国际争端的程序和方法等制度和概念、理论时,结合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例如,对利比亚因“洛克比空难案”的制裁,对南非曾推行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的制裁,尤其对伊拉克因发动对科威特战争的制裁全面展示了安理会职权特色。另外,还有“中美撞机事件”、“美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等。这样便于学生清晰理解,全面掌握所学知识点并学会学以致用。对于颇难理解的联合国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权类型,笔者撇开教材用语,用自己的话予以概括,使学生一下子抓到了问题的精髓,吃透关键;在讲解“缔约权”和“缔约能力”等概念和原理时,适当结合已学的有关国内法概念和原理对比进行,既使学生融会贯通,又使其理解得快。 四联系时事,穿插点评 理论讲授若脱离实际,不仅枯燥无味,而且听者难以领会,印象不深,所以,法学课大都注重联系案例和事例。笔者时常联系国际时事,穿插点评,不但活跃了气氛,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点的理解,有助于培养学以致用之风。例如,笔者在讲领土主权、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制度、国际责任法和国际航空法时就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美国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就涉及到外交关系法,国际犯罪和国家责任法;伊拉克发动的吞并科威特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先后发动两次对伊拉克战争以及联合国对伊武器核查就涉及到国际法基本原则、战争法规、安理会解决国际争端的职权、程序和方法、战争犯罪、国家责任法、单边主义对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挑战以及有关禁核包括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巴以冲突和各种国际恐怖主义事件就涉及到国家领土法、民族自决权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安理会和国际法院的职权、国际刑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以及国际合作反恐机制的建立等;“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等就涉及到安理会职权、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犯罪和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管辖权等国际刑法问题,尤其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对有关国际法和国家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例如对国际刑法、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组织法和某些国际习惯规则(如“条约相对效力原则”等)以及美国和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再如,中越北部湾划界,中越、中国和南海邻近岛国关于专属经济区、捕鱼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某些岛屿领土之争的协议和谈判,东海大陆架与日、韩划界问题,钓鱼岛事件等就涉及到领土法和海洋法;“10+1”和“10+3”、APEC、上海合作组织就涉及到国际组织法、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反恐等问题等等。 五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 鉴于国际法内容丰富繁复,已有十几个部门法,几乎每一个都可独立成科,又受限于学时,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平均使用力量,而应进行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笔者的设计标准主要有:是否紧扣学科特点;是否达到本科教学程度;是否照顾到绝大部分学生的要求和兴趣;是否能更多地联系本国和本地实际;其制度是否足够健全和成熟;是否能更多结合国内法现实;是否适当顾及自我优势和特色;其难易程度是否具有时代性。因此,笔者将具有统领各部门法作用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理论即“总论”部分作为重点予以详讲;另外还包括:海洋法,因为海南省是全国最大的海洋省;条约法,因为它乃国际法最主要的渊源,各部门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都离不开它;国际争端解决法,因为它有助于学生学以致用,正确认识和评价国际事件,另外具有触类旁通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之用;国际组织法,因为国际组织众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已成为国际法的又一大主体,预示着人类组织化趋势以及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国际人权法,因为其中包含着众多人权规则和刑事诉讼基本准则,而这些正是我国目前大力提倡且有待完善的地方;外交关系法,因为它有助于鼓励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生的积极性,同时有助于学以致用,以之评判国际关系,另外,运乎处世为人也有相通之妙;主权和国家管辖权,因为主权是国际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概念,国家管辖权的行使具有经常性和现实性且与他国易生冲突,这就涉及到如何妥善处理的问题;国际习惯,乃国际法的特有渊源且不大好理解,所以,应当详讲;国际知识产权法,乃国际法的一个新型部门法,在知识经济时代意义重大,知识产权在我国已上升到战略高度,也是我国比较落后的制度,所以,也安排为重点讲解内容。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和内容有:外层空间法,因为相对离现实较遥远且其制度尚未健全;国际法中的居民法,因有些内容也属国际私法范畴;战争法,和平和发展已成时代主流;国家的构成及其类型,已为有关国内法所包括且易于理解等。对于这些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主要由学生根据兴趣自学。 六量体裁衣、因人而异的点面平衡 学生的基础和理解力参差不齐,学习兴趣和动力也存在差异。因而,在教学中,都应当注意量体裁衣,因人有别,因材施教,点面结合,综合平衡,无论是内容的安排,还是方法的设计以及语言风格。这里关键是点面关系的处理,就本人体验,所谓面就是绝大部分学生的水平、要求和兴趣,这是需要首先照顾的。于他们千万不可高估和拔高,而应专注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即可。对他们,教师应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反复强调,语速舒缓。否则,难以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所谓点就是极少数基础较好,感受力较强,学习用功,立志较高(例如准备报考研究生包括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以及树立其它涉外志向等)的学生,于他们可适当拔高要求,即适当拓宽、加深其知识面,同时语言简洁、轻快,少重复。但点的照顾只能放在其次或通过单独辅导补之,否则教学效果难优,因为忽略了多数人利益。另外,还有对学生的亲和力等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注意和改进之处。 七爱国主义情愫的培养 国际法主要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自然言必称国家,?43?因而也就是最宜于寓爱国主义教育于教学中的一门课程。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于国家和学生都十分必要和重要。目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弱国无外交”已成历史。但是,我国在国际生活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大国地位还很不相称。我们正在走和平崛起之路,这就需要薪火相传的青年一代满怀爱国热忱努力学习,掌握本领,为国家的更加富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我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直接从事国际事务的人,更应时刻注意维护国家形象,运用好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为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类共同事业发出中国最响亮声音;不直接从事外事工作的人,也不要小觑自己的工作与国家利益和前途的关系,应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也是在为国家利益和前途添砖加瓦,也体现着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我们要有大国民意识,在涉外场合,要表现出大国民风范。爱国是一个国民或公民应具备的基本品格,就如同儿女爱母亲一样。在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爱国情操的培养更应从青年学生着手。基于上述理念,笔者在教学中时刻注意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愫。例如,在讲国际法史和条约法时,近代中国“无外交”,不懂国际法或无权运用国际法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被迫接受含有“割地、赔款、领事裁判权、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等反动国际法原则和制度的不平等条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积弱积贫;在讲国家的构成要素时,笔者就联系到其它国家国民的爱国意识和表现……,我国历史上主权和领土残缺的屈辱事件……,引用“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只要我能活到九七年,我就要到回归的香港去走走”———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执著的爱国情怀……等;在讲外交关系法时,联系美国炸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青年学生如何正确地表达爱国情感;在讲到国家领土法、国际航空法、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法和国际争端解决法时,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也涉及学生如何正确表达爱国情感;在讲领土法和海洋法时,结合南海诸岛有关领土纷争、钓鱼岛事件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有意识引发学生爱国热情,甚至联想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部影片———“西沙儿女”(“西沙保卫战”)中的主题曲“美丽富饶的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在讲外层空间法时,联系到“神州五号”圆飞天梦和航天英雄杨利伟;在讲国际法的居民法中的无国籍人和海洋法中的“方便旗”时,在讲武装冲突法中的战争法规和日本遗留在华的“毒气弹”事件以及中国民间因侵华战争受害向日本政府索赔诉讼时都自觉引发学生的爱国激情,联想到母亲、祖国之意,等等。另外,设有专题讨论:引导大家思考探讨在和平崛起,靠自身力量实现祖国的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代,青年学子应肩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我们的爱国思想应如何确立,爱国情感应如何培养和表达,爱国行动如何表现等。如此寓爱国主义教育于知识传授中,引起学生的极大共鸣,更直接、生动地引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爱国情操和爱国理念,从而使他们心中时刻装着祖国,进而为国奋发。 八思维方式的培养和为人处世之道的感悟 科学、正确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与通达、合宜的为人处世之道于青年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而这可从国际法的学习中得到培养和感悟。国际法是放眼全球,适用于世界的法律,所以,通过学习国际法有助于学生养成登高望远、放眼世界、立志高远的宏观视野和思路。国际法与国内法具有密切联系(几乎所有国内法部门均有相对应的国际法律制度,国际法所涉范围上至外层空间,下至海床洋底,几乎包括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样,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习惯于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即将国际法和国内法结合起来进行学习、观察事物\思考问题、钻研和写作的思维方式,而这才是符合时宜的全面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如果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国内,则不仅思维单一、视野狭窄,而且难以知识全面,有所创新和突破。因此,笔者在教学中总是注意引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例如在讲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理论、各部门法和论文写作时,都适当联系有关国内法,结合国内层面事宜。国际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国家间关系(即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有许多相通之处;作为国际社会主体的国家和作为国内社会主体的个人也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思想、秉性、风格和情感,可以概括为国家性(民族性)和个人性(个性),它们都是法律人格者,只不过前者可拟制为活动于国际社会的抽象的“人”。那么,通过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就可获得一些为人处世的启示,感悟其真谛,从而触类旁通,有助于正确、合理地运用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例如,曾被誉为“日不落”帝国的大不列颠被其后裔美国取代,这体现了后来者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律,日韩与中国有类似之处。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声音最响凭借的是其强大的综合国力,所以,青年学子想要今后于国于民于己有所作为,就必须充实自己、增强实力、提高自己、完善自我,具有真才实学。因二战惨败以致几乎一片废墟的日本和德国短短几十年一跃而为世界经济强国,启发我们在逆境中要心中充满太阳,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同时注意从自身实际出发,扬长避短,敢于和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人之长;国际纠纷的处理最提倡用和平方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营造安宁、友好的周边环境和良好稳定的国际局势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大小、强弱、贫富、远近、特征和与其历史现实关系等)和事件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对策和行动(总方针是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包含着丰富的外交智慧),对我们理性、友好处理人际矛盾,与人和睦相处,营造良好氛围和适应环境,培养原则性和灵活性不无启迪;国际舞台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凭实力说话,均势打破又平衡,力量对比常转换,这启示我们要有竞争意识。尤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接受和遵循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律,培养坚强意志和善于平衡、调适和重塑的良好心态和习性。当某国遭遇灾难,他国出于国际人道主义往往施以援手,我们的人际关系中不也应提倡助人为乐,同情弱者,援助弱势吗?国家人格和尊严不容侵犯,我们个人也要注意维护自身尊严,切不可为贪图名利而置人格和自尊于脑后,而应自尊自爱;国家利益是国家考虑国际事务的出发点,但同时有责任的国家也还要为他国、国际社会和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作出本国的贡献,这启示着我们个人在实现自我时还要兼顾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并对之有所贡献,就是所谓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之理,否则就会陷入极端个人主义泥潭,自然也难以有利于自己的全面发展。外交场合,国际关系中充满着礼仪规则,十分讲究外交礼节,同样,我们人际关系中亦应以礼相待,文明交流与合作。相反,粗暴、盛气凌人、无礼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引发矛盾和问题,等等。因此,通过国际法教学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科学全面的思维方式和通达、合宜的处世为人之道将会大有裨益,并能使其受益终身。因此,不能不说国际法是最适宜于寓教于乐的学科之一。 国际法学论文:挑战与应对: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国际法学研究 关键词:世界新格局;中国国际法学研究;挑战;应对 摘要:近现代国际法发展表明,实证国际法制度本身多源于经济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定国家学者的国际法理论;格劳秀斯的思想对近代国际法的形成及杰克逊的观点对世界贸易组织建立的影响便是例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际法理论尚难满足国家在国际社会应对相关事务的需求,中国国际法学者面对诸多挑战。为此,我们的国际法学研究应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这个特定时代国际法理论创新的指南,努力增加国际法体系中的中国元素,提高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在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的同时,也为人类做出积极贡献。 一、引言 本文所说的世界新格局是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第一大贸易体对全球经济、政治等格局带来变化的状况。大国要靠经济实力说话,也需要有能够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国际法律制度。多年来,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处于难以与其地位相称的位置,多是被动接受已经形成的所谓的国际规则,特别是在经济贸易领域。毋庸置疑,世界新格局对世界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影响,这些变化也必将反映到国际法及国际贸易制度中。 回顾近四百年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一国国际法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与该国的经济、政治等综合实力及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密切相关的;而且,诸多的国际法规则总是最先产生于学者的理论,尽管国家之间的冲突往往在先;正是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同于国内主体之间的冲突,结合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很多的国际法规则不可能先于冲突而产生;针对这种情况,解决问题的规则往往只能以学者的理论为依据来确定了。而且,自从主权概念诞生以来,其对内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独立权的本质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主权国家平等原则,使国际法的本质最终体现就是各国之间意志的妥协,而这又不同于国内法。因此,通常在特定的时代,强国的国家意志多能左右着国际法的制定、执行与发展,而最终规则制定背后的依据均是相关国家国际法学家们的理论与学术观点。 大国国内产生的国际法概念或规则,常多源于其国内学者的观点和理论,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国际法中最为重要的“主权”概念源自16世纪法国的博丹与该国当时的综合国力及其在欧洲的影响有很大的关联,实力强大要求世俗世界国家君主的权力有合法来源,主权应之而生。荷兰17世纪初中叶的崛起导致它与其前的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冲突,以致时代为格劳秀斯推动近现代国际法形成创造了条件。格劳秀斯能够写出《捕获法》《论海洋自由》及《战争与和平法》等划时代的巨著与荷兰当时的经济贸易状况及格劳秀斯的人生经历等密不可分。他所主张的“海洋自由”就是为荷兰在为荷兰人争取利益寻找国际法依据;在他国的航海技术、贸易技术没有达到荷兰水平的情况下,荷兰对已有既得利益者西班牙、葡萄牙形成的秩序之挑战,会让自己成为最大受益者。“海洋自由”这一规则被普遍接受成为海洋法的重要原则。此外,格劳秀斯在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对其去世后3年结束欧洲30年战争所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恰如学者赫德利.布尔所言,格劳秀斯所提倡的国际社会的观点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给出了具体的表达,格劳秀斯可能被认作是近代史上这一划时代的首次普遍和平解决争端的思想之父。这说明该著作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签订做出了贡献,也为后来国际法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此后强大了150多年的英国取代了荷兰,在国际法的制定和执行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该阶段英国产生很多个知名国际法学者,如约翰・塞尔登(1584-1654)、边沁(1748-1832,最早提出“国际法”一词、戴西(1835-1922)、奥本海(1858-1919,被誉为“现代国际法之父”)等;英国鼎盛时期的国际法学家有很多,他们为英国在国际上的殖民主义扩张行为寻找国际法依据,并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形成与发展。 美国在20世纪初逐渐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之后,开始注重国际法学的研究。在钢铁大王卡耐基的支持下,美国国际法学会组织一批学者陆续将欧洲大陆的一些非英文版的国际法经典之作译成英文,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事实证明,美国的国际法也是在学习借鉴他国的理论的基础上,并结合本国实际发展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而日渐形成的,并对他国产生了影响力;但其不变的一条就是:在全球争取和维护本国利益,服务本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国际法规则的背后预示着国家利益,一直遵循着国家利益导向主义。二战以来国际贸易规则先由学界推动制定,进而进入政府国际谈判桌上,最终多数成为国际条约的内容。20世纪美国的国际法学者很多,知名的有美国前总统威尔逊(1856-1924)、鲁特(1845-1937)、修斯(1862-1948)、赫尔(1872-1955)、哈德逊(1886-1860)、杰塞普(1897-1986)、沙赫特(1915-2003)、路易斯・亨金(1917-2010)、杰克d(1767-1845)等。美国的国际法学者今天仍占据着国际法研究的主流地位,主导着国际法的发展方向,其国际法制定的霸主地位仍无人撼动。 国际法在无政府国际社会中通常是强国意志的体现,这已无需太多的证明。近代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的重地欧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欧洲内部的法西斯主义德国、意大利的失败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的衰落才日渐减弱了其对国际法的影响。二战后,国际法发展的重心由欧洲转向了借助于两次世界大战迅速崛起的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二战结束前设想的政治、金融和国际贸易的三大国际组织中,联合国(政治性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如期设立,而尽管他设想的国际贸易组织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经济贸易制度的根本对立未能建立,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却起到了临时性的国际组织的作用。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最终使美国在战后主导国际社会的意图得到了实现,其国家意图在国际法层面得到充分反映。这些脱离不了学者的贡献,如被称为世界贸易组织之父的杰克逊教授的相关理论被当做WTO建立的重要理论依据。与此相适应,国际法学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及在世界经济、政治和贸易中的作用因本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及国际法规则形成中的作用也日益得到彰显。17、18世纪欧洲大陆的国际法思想较为发达和有影响力,而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初,英国国际法学者的思想在国际社会有较大的影响力;美国则在二战后至今,其国际法思想在世界发挥着主导作用,其重要表现就是美国的国家政策及在有关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及执行中的表现就是明证。尽管其中不乏欧洲、日本甚至韩国等国际法学者的一些论点偶尔点缀,但美国的国际法思想主导着国际法领域的发展。 二、中国国际法学研究面对的挑战 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与本国经济发展几乎同步,但与国家的实力、经济增长速度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似乎未能同步,与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话语权及应对国际纠纷的效率还有差距。除了通过战争解决冲突之外,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纠纷处理中,尤其是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政治形式的和平解决常使我们处于有些被动的地位,不能最为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利益。国际社会是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社会;国际法向来与政治、经济等难以分离。中国百年国际法发展的挫折坎坷之路随着中国和平发展和日益强大,应不再重现,而应让中国及其学者担当起中国国际法随着国家的强大而获得其在国际法领域中应有的地位。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清楚我们面对的挑战。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政治上大国地位早已为世界所认可(常任理事国是其标志之一),但在国际法的创制、理论及实践方面,似乎还显得较弱,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严重地不相称。 在国际实践活动的某些方面,我们走在世界前面,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彰显中国的影响力,2015年8月北京又成功申办2022冬奥会;上海合作组织于1996年在上海成立,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2015年底符合生效条件,亚投行届时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然而,尽管近年来中国国际法学者产生了一些新观点、形成了一些新思想,并在服务着我国的外交、国际贸易等实务,但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不多,限于语言等因素,与老一辈学贯中西的世界级国际法学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对国际法理论提出的要求尚有差距,特别是在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学术思想或流派方面,我们尚难于有所建树。 (一)领土、海洋主权方面面对的挑战 中国今天在世界上政治、经济的地位,需要有与之相应的国际法思想与理论。然而,近来中国南海诸岛主权不断遭到周围实力不强、国家不大的8个国家的不断挑衅,日本、韩国在东海大陆架与中国不断产生摩擦,如何利用现有的规则和国际法理论维护国家利益是一大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南海地区的干预,增加了问题的复杂化。至今我们在国际法理论和学术中未能为政府主张中国合法权益找到具有较强说服力的国际法依据。中国当下需要适合其要求的国际法学理论来为上述争议的解决提供路径。 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形势变化的国际背景下,通过国际司法路径解决中国与他国如日本就钓鱼岛事件等产生的争议,是否是一条可以考虑的路径?依赖政治途径难以解决时,久拖不决,可能会使争议变得更为复杂:历史越久远,证据、事实会变得模糊,争议会变得更不容易解决。就如同在WTO框架下解决问题一样,可以据理力争,并在国际社会赢得尊重;而且,依据国际司法路径,未必一定对中国不利。国际社会日渐走向法治化,在法治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下,我们是否须有所突破?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需要充分的研究;就算结论是不借助于国际司法路径,在理论上也需为解决这类领土、海洋之争找到切实的解决方法。 (二)国际贸易领域中国际法研究面对的挑战 苏联解体后,美国通过新的贸易规则及知识产权制度,仍在干着殖民主义时期的事情,只不过今天不再是通过武器和战争,而是依赖于知识产权、国际制度与市场。我们以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和稀土资源出口为例:在铁矿石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买方,在买方市场情况下,应该掌握着较多的主动权,但实际情况不是,我们对价格没有话语权;在稀土矿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卖方,在稀土资源严重稀缺的情况下,我们也应当有主动权,但也没有话语权,在WTO争端解决机构遭诉后败诉的案件较多。2007年4月,美国就中国著作权法“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之规定申诉到WTO争端解决机构,最终以要求中国修改著作权法而告终;2012年和2015年WTO争端解决机构分别裁定中国9种原材料和稀土出口限制措施违反WTO规则。这些均是典型例子,且现在还面临着更多被诉的危险。不论是作为买方还是卖方,我们均无话语权,或说我们均是处于被动地位。这样的国际贸易规则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随着中国的全面发展,我们面对的国际法的挑战也越来越大。看看稀土领域,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是哪些?是日本企业。20世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意图就是抢夺中国的资源,今天依然是这样。只不过战争对它来说是失败的手段,但今天的投资手段却是成功的。有资料表明,日本在东海海底的稀土存储量至少够其用40-50年;其储存量是中国的10倍。难怪有人发出惊叹:日本通过侵华战争实现不了的东西,在我国改革开放后通过投资、技术转移和其他的知识产权战略在一一的实现;日本仍在续写着“侵华”的梦想,不过不再是血淋淋的战争,而是温情脉脉面纱下的和平掠夺。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日渐成为贸易争端中的大国,争端案例从反倾销、反补贴到知R产权再到稀土出口等,几乎涉及所有贸易领域,在国际法以保护主权国家利益为重要宗旨之一未改变的今天,如何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俨然成为严峻话题。 很多人以为,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的历史可以画上句号了。但接下来,人们发现,美国开始“张着大嘴吃世界”,对全球实施“新殖民主义”。美国的富足,多是建立在掠夺他国的基础上。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美国坐收渔翁之利。比如,很多韩国企业都被美国收购了。 上述国际贸易领域的问题的解决,维护自己正当合法权益,对形成贸易规则增加自己的话语权,显然需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突破及为此付出的不懈努力。 (三)全球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控制等公共问题方面面对的挑战 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的中国对能源(尤其是石化能源)的大量需求和使用,既给中国带来环境污染问题,也让中国成为世界头号排放大国。在各种相关会议上,中国温室气体减排及环境保护成为其他国家关注的焦点。这些也给国际法研究人员提出挑战。尽管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环境污染治理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我们应当探索找到充足的理由为正在谈判的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气候条约的制定寻求更为公平合理的方案。这也需要理论上的探索。比如,我们的直接目标常放到“减排指标”分配上,但忽略导致排放的原因在于先进技术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原因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排放”是果不是“因”。为此,我们如何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谈判的条约中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先进技术的转让和使用作为条约的重要内容纳入进去,可能比只看减排指标分配更为有效;但这需要充分的理论论证,也需要相应的文本草案。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挑战。 在国际环境法、国际海洋法及外层空间法等新兴领域也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特别是涉及到“人类共有财产或遗产”的使用与分配方面,尚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随着中国的技术发展,过去我们“鞭长莫及”的领域现在也有能力介入。我们如何利用现有的制度,或创造出一个既有利于本国又有利于人类的制度来获得国家的正当利益,并在特定领域有话语权,也需要有关国际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显然,在这些领域,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积极谋求有中国声音的国际法研究方向。 (四)其他方面面对的挑战 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学时,一位来自英国在该法学院从事教学的教授认为,至今为止,中国经典国际公法教材主要参考了奥本海国际法,而且诸多教材中涉及中国的国际法案例甚少。她问:“为什么中国的国际法教材中很少使用与本国有关的案例?要知道,美国的国际法教材,55%以上的案例与美国相关。英国的教材也有1/3以上的案例与英国相关。”她还问:自己本国的教材都不以本国的国际法案例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你们的学者研究国际法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确,我们研读的中国法学院使用的很多国际公法教材,包括案例分析,除了老掉牙的“湖广铁路债券案”及“光华寮案”外,少有案例与中国相关,其他案例似乎与中国没有直接联系。如果国际法教材与本国无关,那我们用这样的教材培养的学生们,将来会关心国际法与中国的关系吗?这从一定层面说明我们目前的国际法教材存在的普遍问题。好在近来WTO争端机构处理的涉及中国的案子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及充分的讨论,并在相应的教材中体现。尽管如此,完善教材使其更为合理、符合中国需求仍是国际法学人面对的挑战。 至于其他方面,如国家主权相对论挑战传统的国家主权绝对论、国际法主体的拓展(非政府组织、私人主体特别是跨国公司国际法主体地位等)的讨论,都是我们在理论上需要完善和拓展的领域。 不同阶段的学者,对当时的国际法探讨和国家利益维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作用很有限,因为国际法与政治向来很难分离,国际法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上。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国际法理论的扎实对维护国家利益也能超越于国家实力而发挥作用,如冷战时期南斯拉夫一些国际法学者、印度、巴西甚至非洲的尼日利亚等国的国际法学者可以不受国家实力的影响而依据国际法理论起到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的作用。因此,应对挑战,创新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与国家和政府而言意义无疑是重大的。 三、未来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思考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活动中参与的V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中国对国际法理论的诉求毫无疑问也在不断增加。这是全体国际法学者面对的大好时机,也是国际法学者促进中国国际法发展的时代使命。如何利用现有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家利益,并修正不公平的国际法规则及对正在形成的新国际法规则产生积极影响,以听到更多的中国声音,体现中国国际法学者的智慧,是21世纪国际法对中国学者提出的要求。 中国错过了国际法发展的几个较为关键的时期:一是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崛起并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由于刚刚全方位介入国际社会,再加上国内的混乱,对国际规则尚未充分了解和掌握,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对当时的活动施加影响。二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会议上的中国谈判力量的影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由于此前国际法尤其是海洋法研究被荒废近20年,人才培养没有跟上,在国际谈判中显然难以收到理想的预期效果。三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等。考虑到法学的继承性,老一辈为我们打下的国际法学基础,我们需要在其上适应时代的发展做出满足国家现实的需求的努力。尽管国际法的基本原理、原则与规律是不变的。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是前辈们没有遇到的问题,既要继承,更要有所突破和创新,这是时代赋予当今国际法学者的使命。 (一)加强国际法理论的研究,为实务提供依据 我们需进一步加强学习西方现有的相关理论及现行国际法律制度,把握国际法学的原理及制度的本质,充分利用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原理,在掌握他人理论基础上,结合国内国际实际,形成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体系或流派,为国家的国际事务需要服务。近现代国际法其诞生本身源于学者的理论,然后将其上升为实证的条约或规则,尽管产生理论的缘由是实际生活中纠纷;今天依然如此,国际法理论研究走在前面,甚至公法学家们的观点可以作为国际法院判案的补充性渊源。有史料表明,中国1689年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也是在徐日升等传教士在参阅早期国际法学者如荷兰格劳秀斯及西班牙苏阿瑞兹等的著作下为中国的钦差大臣提供建议而签订。 对中国而言,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对国际法的接受由被动变为主动,且也是从翻译有关学者的学术专著开始的。林则徐因禁烟及处理英国人在中国的违法行为,他被迫请人译出了《各国律例》;清政府各国事务衙门因处理与各国之间的关系,被迫出版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西方列强将各种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引起了各种自强运动和革命,我们被迫利用国际法的合理部分为自己挣得生存权益。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特定的环境,我们被迫接受苏联的国际法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下,为了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加入WTO,被迫去适用西方列强主导下的贸易规则,它虽然给中国带来很多利益,但也在严重伤害中国利益(如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案及稀土出口案等)。这些都是我们被动的体现。尽管近百年史上,我们曾经有过很大贡献,如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理论等对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与泱泱大国应有的地位相比,这是远远不够的。今天中国在逐渐强大,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也应该提升。它除了各种有利因素支持外,依赖于国际法学者努力。 学者理论研究的深度一定程度上影响该国利益在国际社会得到保护的程度。笔者曾经参加2014年4月7日至14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76届国际法学会年会和第108届美国国际法学会年会,体会到发达国家学术界对时下国际法问题的关注、研究的深入及为政府提供应对策略探讨的投入。这里仅从他们对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条约的《气候变化相关法律原则》的起草便可看出端倪。国际法学会为负责起草该条约的原则部分(共10条),学会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约30人),至少自2010年就开始进行研究;每一条由来自不同国家法学院、律师事务所及政府部门的3-4个专家(教授60%以上)负责。在该次大会上,小组人员展示他们的草案,说明理由,并请与会者参加讨论,提出建议,然后他们再去修改。最终他们会将修改后的草案提交给有关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时,经过充分研究的条约,与那些仓促上阵、提出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研究的约文草稿相比,哪一个更具说服力,不言而喻。 国际法学理论的薄弱,会让我们在国际谈判及国际规则制定及国际事务应对中处于劣势。美国国际法的强大,除了其自身的国力之外,学者为其政府提供充分的论证和理论依据,是美国在国际社会及国际法产生影响力方面进退有余的重要条件之一。美国学界与实务界(如政府机构、律师及法院等)之间流动十分频繁,学术与实务问题解决结合紧密,能够满足实际需求,又对相关理论提供证据,推动理论的形成。 这种行为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我们的学会可以变得有组织,并且划分不同的专题组,平时加强研究,为国家的有关外交政策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相关法律事务服务。 (二)国际法理论研究拓展的原则 1.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发展的基本指南 中国强大了,我们要有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不能跟着别人的理论转圈,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法准则。有学者提出,面对大数据、网络时代,中国在新的国际规则的形成过程中,要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中国智慧”,这指明了中国国际法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指的是什么?其具体内容如何?我们提出后如何使他国接受并成为国际规则?这些都为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中国经过160多年的国际法实践探索,构建的方案涉及的国际法理论应当包括和平发展、和谐国际社会构建与以人为本等要素。它要求我们在国际社会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种理论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当时的处境,第一代领导人、等提出“和平共处”五原则,关键在于和平,以为新中国赢得生存机会,站稳脚跟。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针对结束后,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状况,亟需和平的发展环境,邓小平与大树“和平与发展”旗帜,既主张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期待世界和平发展。时代,国际社会已经走向“合作社会”而非“共存”,面对公共问题,各国需要合作。全球化日益深入,商品价值链分布于全球,技术使世界联系更为紧密,任何一个区域性的问题都是世界性的,合作是本世纪以来的必然选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包括技术共享等)”成为我本世纪前十年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指南。在几代领导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将“共赢”融入到国际关系行动指南中,彰显出负责任大国与世界共同前进的胸怀: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合作,不是出于中国一国之利,而是兼顾天下之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国际法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顺应这种规律;为此我们要慎提“崛起”而多谈共赢。 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思想指导下,我们以实证的研究方法,探索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遭遇的种种不幸,尤其是面对气候变化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情况及其根本原因,以分析已有的国际法理论或制度已不合时宜;现在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导向,以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及构建和谐世界为指导思想,创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在经济全球背景下,以70年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诉求,根除新经济条件下“新老殖民主义”再生的土壤,为国际社会和平发展提供依据。 世界发展趋势也证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当下的主题。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的巨大灾难使人类深恶战争,渴望和平,“和平”成为人民的当然选择。只有和平没有发展,难以改善人们的生活,也不符合人类发展规律,所以发展也成为上世纪后半叶人类共同关注的议题。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及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国与国之间的依赖更加紧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利益格局。世界已经连为一体,任何一个单个国家的行为都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行为,进而对全球造成影响: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疾病传播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也离不开谁的“地球村”意识似乎正在取代狭隘民族主义的纷争意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市场交易和民主协商来解决资源匮乏、领土争端、民族纠纷等各种问题比通过战争解决好得多。这些客观上要求国家与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进行密切合作,并为这种合作准备了条件。合作、尊重民主的行为准则和全人类价值成为新的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实质。所以本世纪以来合作一直是中国政府提出的重要原则。国际条约及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越来越大就是各国“合作”的重要体现。然而,国际组织的形成及国际条约的作用并非只是让部分国家受益,而是要让所有有关条约缔约方或国际组织的成员都从中受益,分享文明及科技进步带来的积极成果;这就是“共赢”“互利”。比如,加入WTO,并不意味着其成员放弃其国家主权或地区经济权益,而是要求通过较为合理、公平、透明的规则不要把弱势成员变为他人刀俎上的鱼肉。在越来越多发展中成员参与的情况下,它要改变殖民主义时期“你的东西,通过不公平的规则,要变成我的”之强盗逻辑,让各成员在合作中互利共赢。当然,WTO中仍有很多有待进一步完善的规则,如技术贸易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下,在所谓的国家技术出口管制法规下,技术后进国没有办法从公平的贸易规则中分享到技术进步的成果,但有谁会说西方国家因控制的“高端技术”未让发展中国家分享而当上被告?而中国出于保护环境、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对九种原材料如稀土等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出口限制时则遭到美国等国家的申诉,进而在所谓的WTO规则下裁定这种行为违反WTO规则;这是否有承袭老殖民主义时期政策的迹象:只不过当时是通过战争来占领他国领土、武力迫使他国提供原材料和农产品,而今天是通过贸易制度?可以看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借助于WTO规则,利用中国等成员方的技术后进、国际贸易经验不足等因素,实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以所谓文明的方式强迫其他国家继续为它们供应原材料,使后进国仍然成为它们廉价的加工地。这种合作显然有违公平正义精神,难以带来共赢的积极效果。因此,当下国际法理论的研究,必须在“和平发展合作”原则下,强调“共赢”,这是我们要积极改进或完善国际规则的重要出发点。 2.主张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为原则 21世纪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主旨是:人类共同利益至上,在国际法的价值取向上,当使人类的共同利益优先于狭隘的民族利益。全球化下,任意一个消极的影响会波及全球,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核事故等,这些使人类共同利益变得更为突出。对恐怖主义、人类认定的国际犯罪如奴隶贩卖、种族灭绝、海盗等行为的遏制和打击需要各国国家的共同努力。技术发展已经使国际法理论创新变得更为迫切:在人类可用陆地资源基本耗竭的情况下,南、北极及海洋(特别是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外层空间将成为人类竞争的主要领域。人类共同财产(南北极、公海、电离层空间、外层空间――含月球及人类目前所发现的天体――及其所拥有的物体、生物、天梯等)、公共空间(含公海、外层空间、南极等)、人类共同利益在今天显得更为重要。 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坚持把本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破解人类发展难题。这是我们在发展自己国际法理论时应当坚持的态度。 在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我们需要警惕某些国家假借国际法之名而行“单边利己主义”及貌似合法实质上损害他国权益的行为。它们试图努力地让全球国家碎片化或实行它们所设想的民主化,这背后都其不可告人的意图:被肢解的国家没有足够的强大的实力与其相抗衡,通过它们扶持的国内人实现对他国的战略资源的掠夺,奴役、剥削这些被肢解的国家。无论是科威特在西方操纵下从伊拉克独立,还是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出被宣布不违反国际法、阿拉伯国家发生的茉莉花革命,更不用说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等事件在西方引起的欢呼雀跃:被视为民主的伟大胜利。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国家变化后,并没有给其本国带来真正的福音,如茉莉花革命没有给埃及和利比亚人民带来安宁、民主和幸福;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在美国干预后并没有给两国带来和平,相反它们的国内战争、贫穷依然如影随形;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干预没有带来进步,反而刺激了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活动等,以致给欧洲国家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虽然这些国家的变化短期看都反映西方意图的实现,但长期地看,都留下了祸根。在意识形态高压之下,某些国家借助于所谓的民主、人权,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准确地说,一小部分统治集团利益的需要),在全球扩张自己的利益。短期地看,它损害的是部分国家的利益,但长期地看损害的是人类的整体利益。特定制度下的跨国公司行为给人类带来的公共问题越来越多,如果它们的行为仍得不到控制或引导,最终会毁坏全球环境和气候,最终使人类像恐龙一样遭遇突然的气候变化一夜间从地球上消失。无论从维护国家利益还是人类利益,我们都必须坚守最起码的原则:在国际社会尚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在国家作为最根本的利益单元存在背景下,任何国家都应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要在西方利益集团的叫嚣下,毁了自己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而纵容跨国公司的猖獗行为,最终毁了它们自己,也毁了人类。美国对我国西藏等问题一直或明或暗地染指或干预,并利用一小撮看不到美国险恶意图的分裂主义者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是这种行为的表现。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的总体利益高于单个国家的个别利益;而主权国家在强调自己主权和利益的同时,不应侵犯或损害别国的主权及人类整体利益。有学者将民法原理运用于分析国际法的法学理论部分,并提出全人类总体利益原则作为国际法原则的新发展(和平权利、生存权利、自由权利、发展权利、物质文明权利及精神文明权利);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强国对国际法的态度是:根据其利益需要来遵守或要求他国遵守,规则只是约束弱者,强者都会根据规则来做出利于自己的解释。美国对有关关键产品、涉及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高端技术等出口实行管制,但有谁对美国、西方国家的出口管制提出过质疑?这种国家利己主义或单边主义与时代赋予国际法所要求的合作、共享、共赢等原则相违背。各国间的共同利益应该是我们的追求,但它不是共同意志而是各国问意志的妥协,即出于人类利益的需要,各国问在利益方面一定的妥协,它遵循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求的是安全、有序、和平、公平和正义。因为国际法不是超国家法,不是各国的共同意志,而是各国协调的意志。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是WTO框架下必须遵循的原则,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以环境友好技术作为基础,在人们普遍关注货物贸易、金融等服务贸易的时候,又有多少人关注技术贸易中的公平?发达国家将要求他国“公平”开放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市场时,何时要求过他们的技术市场也要公平开放让他人容易获得?因此,将技术贸易纳入WTO体系中,制定相应的规则,应该是经济、技术后进国力图突破的领域,以便于我们也可以利用类似的公平规则制约西方。 在探寻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对有关私人主体在国际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颇值探讨。在全球公共问题日益严峻情况下,企业和其他私人主体在相关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活动中也在积极介入。有些国际条约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诸多的私法行为主体的意志(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最早就是十二家跨国公司率先提出的)。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等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法制定、实施中的重要作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各种利益趋同者共同维护国际正义。 3.充分挖掘中国本土的“国际法”元素 随着中国国际法研究水平的提高,对外交流的日益深入,专著、论文等研究成果的不断提升及中国影响力的日益增加,国际法中应当有更多的中国元素。基于国际法的本质及其形成规律,我们不能盲目提倡与“与国际接轨”,涉及某些特定领域,如主权、国家政治利益等,提与国际接轨是危险的;但在商事、贸易领域,技术性规范或商业运行规则,与国际接轨,可能并无害处。但不论何种情况,需增加中国的话语权。与国家的国际法实践相一致,我们的国际法学只是处于被动的翻译、学习、接受和消化阶段,未能产生出真正对国家发展有用的、有自己特色的国际法理论。国际法领域创新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在西方经过400多年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形成的规则对后来者形成较高门槛,突破原有的不公平做法,形成既能体现中国意志、维护中国利益又能被多数国家接受、体现公平正义精神的新理论与新规则,需要国家良好实践及学者们的理论挖掘与创新,这并非易事。 中国本土(并非仅限于传统文化)文化中国际法思想的挖掘十分重要:如和平共处的“和而不同”“大同社会”和谐相处,墨子的“兼邸薄胺枪ァ薄敖焕”的崇尚和平互利思想(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不希望战争在本土上发生,同样他国人民也不希望战争在本国领土上发生;自己不想环境被污染,他国也同样);“不战而屈人之兵”(发动战争的目的主要是获取财富与利益,而通过非战之措施同样可以实现类似目的,并共同促进人类的繁荣);“伐交”对于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即外交、和平争端解决机制等。 我们应该用中国的“和”文化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并将其体现在国际法理论与规则中。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必须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和”文化,所以他不仅反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而且他本人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讲解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攻克人类的共同难题。指出:“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等等。”我们要以此为指导结合中国、世界的现实,并将它们同相关的国际法理论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国际法思想体系,这对利益冲突纷繁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有着积极意义。 (三)国际法理论的实践基础 学界与实务界的专家学者应该可以进行双向流动,以促使国际法理论研究与国家国际事务实践的结合。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美国。美国最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都不同程度担任过政府部门的要职。这样的结合,使现实问题对理论的需求直接变成动力并为理论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对国际法而言,实务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实践是理论产生的源头又要求理论服务于其,而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并高于实践,但它必须服务于实践。国际法本身的发展验证了这样的判断。 国际法史证明:国际法学强大了,该国在国际法领域的影响就会强大;国际法案例,最终的解决均是源自国际法理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条约的解释,而条约的解释实际上就是理论的诠释。国际法理论的创新十分重要。百年来中国的国际法学理论基本上还是处于学习国外尤其是西方与苏联国际法理论阶段;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较少,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法理论更少。但国际法理论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学科,它也依赖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发展为其国际法理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结合其实力,使其国际法理论处于一种较为突出的优势地位,其实用主义哲学指导的特征较为明显,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其国际法中占据主导地位。占据传统国际法优势地位的欧洲,在自然法与实证法理论交融的体系下发展着自己的国际法理论。在中国的未来,经过国际法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会在研究国际法的方法、基础和理论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 四、结论 总体上,国际法在中国演进的轨迹是:先是被动接受国际法,但在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法下,中国遭受到不公的国际待遇,未能利用国际法真正维护自己的权益;北洋军阀及国民政府时期产生过一批杰出的国际法学家,他们在相关活动中维护中国利益,在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形成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国际法发展准备了人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迫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中国对西方传统国际法的主要内容扮演着革命者、挑战者的角色,给予批评和否定,但对于《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律文件中的合理部分及西方一些学者较为公允的国际法理论也在充分利用,并阐释自己的国际法思想。在1978年之前,几乎没有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国际法理论研究较为单薄,主要以服务国际政治斗争和外交政策为目标。不过也收到一些实际效果,在法学家努力和参与下,国际化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形成了“和平共处”国际法思想。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及世界技术、经济、贸易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开始对现存国际法采取接纳并积极参与的态度,虽然对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在努力改变,但是,国际法中中国元素还是较少,中国声音较为做弱,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在国际法研究中存在着上述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逐步开放并融入国际社会才近40年,我们对许多规则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规则是别人先制定好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先接受、参与,再在学习、分析和适用的基础上,参与更多的立法、修法活动,逐渐增加中国的影响,增加中国的元素,展现中国人的智慧,为世界的和平与和谐作出中国人的贡献。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缩短这样的时间。在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日新月异的技术等改变世界交往方式及经济一体化更为深入等背景下,形成适合新形势发展、富含中国元素的国际法理论和国际法思想是对当下国际法学人的重大挑战。 国际法学论文:议国际法学之方法论 摘 要: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要依据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和研究对象的特点有针对性的选择,不仅要借鉴国际关系、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知识,还要以相关学科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等方法来研究问题。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对象 引言 法,大体上可以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部分,相对应的,也就分为国内法学和国际法学。从国际法本身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来看,它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国联系的日益紧密而产生的,伴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增多而发展起来的。在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国际政府的现状下,国际法的研究注定与国内法大不相同。 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离不开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某种意义上,正是研究对象的特点才决定了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尽管国内学者对国际法的定义各有千秋,但争议较少的一点是,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调整不同的国家、国际组织、法人乃至自然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即“国际法已不是传统的国际公法,而是反映国家意志的协调,调整一切国际关系(不仅仅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① 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与国内法研究对象有显著的不同。国内法的研究,比如一国的民法、刑法等实体法,以及各部门法的程序法,都不可避免地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或者说是立法机关的立法目的决定,其范畴大体在一国范围内,而很少涉及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以及法人、自然人之间的关系。而国际法的研究应该从宏观上,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法主体,其各自的诉求不同、立场不同、知识背景或者生活环境不同,也决定着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关系调整达成统一、协调的过程更难。 一、国际法学的传统研究方法 鉴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不同,以及国际法学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不同。其研究方法应该更侧重于比较研究(包括横向的各国之间比较和纵向的历史比较),价值研究,体系研究,实证研究,演绎与归纳研究,以及结合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研究方法等等。以上这些研究方法在国际法学的学习中不可或缺。诚然,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必定是建立在普遍的法学研究方法之上的,但也有特殊之处。下面就作者发现的应当受到重视的几种研究方法或者国际法学的学习方法做一些理解和阐述。 首先,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国际法学研究的确对我国的涉外实践―广义上的―未起到有力的指导作用”[1],尽管大体如此,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国际法学已经在处理WTO争端、松花江跨界污染、解决钓鱼岛争端、大陆架的主张等等领域起到了一些作用。普遍认为,国际法学始于西方,发展于西方,我们所要做得更多的是消化吸收,才能有所创新。孙世彦研究员认为,当前的国际法学研究过多侧重于理论研究,理论创新只能作为我们长期的目标,而不能每日追逐的目标。从这一角度来看,国际法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实践入手,从案例入手,从我国所面临或可能面临的国际法问题入手来做一些研究。从历史上来看,国际法在中国的产生发展,正是现实所迫,才得以引进。在晚清和民国时期,针对理论研究较少,而主要是针对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中国那段时间“面临着收回租界的斗争、日本侵略、两次世界大战、联合国成立等重大事件”[2],因而当时的研究重点放在“国家主权(领事裁判权)、条约法、战争法等国际法领域”[2]等领域。尽管当时的研究是被人牵着鼻子走,是不得不为之举,却奠定了中国国际法研究的良好基础,产生了一批国际法学巨著,如1932年周鲠生先生的《国际法大纲》,1943年的王铁崖先生的《新约研究》,1948年李浩培先生的《国际私法总论》等等至今仍被国际法者视为经典大作。所以,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是侧重于实践研究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从这一角度来看,目前我们学习国际法学还是要多从实践入手,多从我国遇到或可能遇到的国际法问题入手,多关注我国的经济贸易发展现状和前景,才能更有可能主动地学好国际法学。 其次,由于“国际法学看起来不像‘法’的特点”[3],国际法需要运用更多的实证方法来充实研究,使国际法学也更有血有肉一些,不是仅仅有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条约的骨架。国际法着眼于国际法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调整,相对更抽象,运用好实证研究的方法,才能更好地为国际实践服务。从实证方法本身来看,其经典论点是“恶法亦法”,侧重于研究对象“是什么”,注重于还原研究对象的本来面貌,因此,首先要获得大量真实确切的第一手资料,才能进而加工提炼。那么,如何搜集资料,显得尤为重要了。尽管现在搜集资料的方式很多,如文章检索方面可通过Westlaw、Lexisnexis、Heinonline、JS-Tor等外文数据库,中文的CNKI等数据库以及WTO、ICJ等判例,而一些优秀的第一手资料的确很难掌握,比如近期中国与欧盟的光伏谈判,由于是闭门谈判,以至于基本不可能拿到未公布的第一手资料。看来,要用实证方法必须要多下功夫,仅仅依靠书籍、检索文献、判例等还是不够的。因为,缺乏第一手资料区还原、分析该问题的实际情况。然而,宋连斌教授认为“就算是纯基础理论构建,也并不排除实践”,因为“没有一个时代像美国冲突法革命那样,选法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但其中有影响力的,还是那些从实证中来,到实证中去的。”[3]实证研究对国际法学的学有裨益,不过确实需要下苦功夫,否则即使有大量翔实的第一手素材,也不能做出创新的结论来,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实证阐释是国际法学的看家本领”[4]。 从传统国际法学的角度来看,自然分析法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地位与实证分析法基本相当。自然研究的方法,解决的是国际法“应当怎么样”,它主张国际法应该体现普遍的价值,应该是正义的、公正的,对国际法主张进行价值评判。对于当前国际法的现状,不存在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政府的情况下,国际法在判定国际法主体的行为上,更多的是运用评价的方法,包括肯定性评价和否定性评价等,来影响国际法主体的行为。因此,对于研究国际法本身来说,不仅仅在于要重要国际原则、国际习惯等准则,更要抓住国际事件和国际关系的内在主线进行分析,也要注意价值评判和道德评判本身就具有“立场”,因此在研究中,分清事实是什么,立场是什么对研究的中立性格外重要,更进一步来说,自然分析与实证分析并重,才能改变一些学者认为的目前国内国际法研究上的“注释法学”趋势。 二、跨学科研究方法 从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来看,国际法天生与其他学科不可分割,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甚至于要以其他学习为根基。比如国际经济法,天生与国际贸易相关联,不熟悉国际贸易的规则和实物,无异于闭门造车。正如周忠海教授所言,不知道什么是波、什么是涛,怎么作好海商法的研究?因此,有学者主张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是包容与被包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提出一条从国际关系理论入手来分析国际法的新路[5]。这种理论认为,不能仅仅关心,何时、何地以及什么,而是要分析如何、为何。该理论主张,要避免实证分析所带来的国际法学趋向“注释法学”的危险,避免脱离国际关系的现实来论国际法,要以国际关系入手,分析原因,进而真正繁荣国际法学。在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国际法的产生、发展等要从历史角度、政治角度来衡量,要国际关系入手作为研究主线。如“一战”以后“巴黎和会”的召开,国际联盟的建立,这都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为了形成战后新的国际局势,避免战争,从而促进了“一战”后国际法的繁荣局面。而“二战”后,联合国、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的建立,以后随之的联合国法律体系的制定与遵守都受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很大。 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博弈论来分析,国家之所以遵守国际法,是因为国家在合作中关心的是相对获益,也就是本国所得利益多于还是少于其他合作国家。国家并不在意是否所有参与方都能获益,而关注的是谁获益多。这种博弈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国际立法博弈的失败原因,以及一些国际条约迟迟不能生效的原因。与博弈理论不同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理性国家关注的是本国的获益,而不是其他伙伴获益的多少,因而在一次博弈中,一国不惜代价获得利益,容易导致欺诈的产生,从而忽视了长远利益。又如,在GATT乌拉圭回合中引入的“议题挂钩”理论,即同时构建和谈判多个领域的国际规则,用国际关系的理论来看,它避免了在蛋糕做大之前而分割蛋糕,满足了利益的分配和平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5]。诚然,国际关系的理论对于理解国际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助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加强了对国际规则制定的客观认识,不失为国际法理论的很好补充,似乎看来为构建国际法上的法理学提供了可能。 除国际关系外,国际法学与逻辑学、经济学等天生存在密切联系,国际法学无论采取何种研究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的基本规则,而经济学是进行国际经济法研究的必备工具。还有一些基础学习,如外语,在国际法发展的今天,不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想研究好国际法已经不存在可能。在一国法律体系内,还需要具备民商法、仲裁法等国内法律学科来促进国际法的研究。除此之外,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都对国际法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三、综述 由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相对分散,研究领域广阔,因此选取何种研究方法,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总体上来说,要遵循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思维上来说,要有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客观国际关系的分析能力;从研究工具来说,要必备一定程度的外语知识,掌握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从研究对象上来说,国际法学要借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如果研究海商法,要掌握潮汐、水文反面的自然科学知识,研究外空法,要掌握航天领域的知识等等。从研究的态度上来说,还需保持不怕吃苦,不能偷懒的态度深入研究。 在国际法哲学中,有学者提出了呈倒金字塔状排列的五个层次的知识结构,最底端是哲学,往上依次是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法理学,民商法、宪法等部门法学,最顶端是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国际法学[4]。可见,国际法学要想有所创新,必须要实现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具备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视角来分析国际法问题。 国际法学论文:严峻国际局势下的国际法学教学改革 摘 要:国际争端的不断涌现,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但当前的国际法学教育模式使得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亟需进行改革。对此,应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为指导,明确教学目标,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等角度,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以应对国际局势严峻挑战。 关键词:国际法学 教学改革 指导思想 具体措施 法学教学改革一直都是高等教育界非常热衷研究的问题,这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法学教育的必然要求,因为法律是正义的象征,法律人才是实现正义的主体,法律人才队伍的建设水平则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程度和法治化进程,这就要求对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从而为社会提供最专业的法律人才。 1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整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而且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各个领域的国际争端不断涌现,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国际法学在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根本无法满足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基于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引起了各高等院校的重视,逐步成为法学教学改革研究的重点领域。 1.1 国际法学在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国际法是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在规范国家行为和调整国际关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1998年,教育部将国际法学纳入到法学高等教育专业优秀课程体系,具体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个分支,各高等院校国际法学方向课程围绕这三个分支开设;2002年开始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亦将这三门法学高等教育专业优秀课程纳入到其考查范围。 由此可见,国际法学无论是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还是在中国法律人才筛选体系中,都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2]但是,正如开篇所述,由于中国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未给予国际法学应有的重视,致使中国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非常缓慢,而且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出现了断层。这些都要求我们对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深入改革,进而使国际法学得到其作为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专业优秀课程的应有尊重,并培养出适合国际社会发展需求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1.2 迎接国际局势严峻挑战的迫切要求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关系进入重新整合的新时代,新的国际秩序将建立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法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更好地反映本国的立场和主张,世界各国对国际法学的研究和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愈来愈重视,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因为先进的国际法学理论和专业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能够为其本国外交政策的实施提供各种合理有效的借口,进而为其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提供各种有利条件。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文化,从汉朝“丝绸之路”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广泛而频繁的对外交往。在当代,中国的对外交往更加频繁,在整个国际社会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政治上,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经济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并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军事上,中国是世界上军队规模最大的国家,拥有各种自主研发的先进军事设备傍身;文化上,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最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如此显耀的优势,使其在国际社会颇受关注,同时也使其遭受诸多挑战,这从近期的国际局势就可窥探一二。政治上,黄岩岛、钓鱼岛的领土主权问题;经济上,欧盟针对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反倾销、美国针对中国出口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进行反补贴;军事上,美日、美韩在我国周边进行军事演习,妄图威胁我国。所有这些都彰显着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 基于国际法学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我国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亟需加以深入改革。为此,我们应该以社会需求为本位,明确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为具体实施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奠定思想基础。 2.1 树立正确的国际法学教育理念 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首先要明确国际法学教育理念。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是法学的两个相互独立的平行领域,两个领域解决的问题迥异,社会对相关人才的需求亦大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两个领域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大相径庭。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应注重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与国内各部门法学专业人才的不同,以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为导向,紧跟世界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前沿,在培养模式、专业结构、课程体系、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优化,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2.2 引入先进的国际法学教学方法 在国际法学教育领域,一大批国际法学学者一致致力于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研究,他们开拓创新,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育方法,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和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所提出的教学方法。这些国际法学教学方法,经其本校实践取得了很好成效,应将其推广运用到整个国家的国际法学教学中。 2002年9月,在华东政法大学召开的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年会上,黄进教授针对国际法学的分支之一―― 国际私法的教学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学方法,具体包括“国际私法教学与5H人才培养观、国际私法教学与3D课堂教学模式、国际私法教学与实践教学、国际私法教学与双语教学”等。其中,“5H人才培养观”是指在国际私法教学活动中教会学生how to be(如何为人)、how to do(如何做事)、how to learn(如何为学)、how to be with others(如何与他人相处)、how to enjoy life(如何享受生活的乐趣);“3D课堂教学模式”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广泛使用discussion(讨论)、dialogue(对话)、debate(辩论)方式进行教学。[3] 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在国际法学教学方法上提出要实现“五变”,具体是指变“以教师为中心”为“师生共同探索”,变“以教材为中心”为“教材和课外读物并重”,变“以课堂为中心”为“课堂与课外并重”,变“以传授知识为中心”为“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变“以学会为中心”为“以会学为中心”。同时肖永平教授还提出了“五I学习法”,指出在国际法学学习过程中,要做到正确识别法律争诉点、准确解释法律规则、善于确定关键事实、养成不断追问的习惯和得出自己的结论。[2]而“五I学习法”的养成,则离不开国际法学教学过程的引导。 3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应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整合一切可利用的教学资源,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三个方面深入进行,从而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3.1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模式,采用新颖教学方式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首先需要对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国际法学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引入新的教学方式。由于国际法学内容繁杂,涉及公法、私法的各个领域,为保证学生学习国际法学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在国际法学教学体系和教学结构上必须由专业教师主导,因此,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不可抛弃。但基于传统教学模式过于抽象枯燥,教学效果会因此受到印象,因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过程中需要引入各种新颖的法学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多媒体教学模式、案例分析教学模式、模拟国际组织教学模式等,这些新型教学模式使原本抽象枯燥的课堂讲授变得生动形象起来,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听课兴趣,加强专业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进而使学生能够自主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与国际争端,把这些枯燥的国际法规则灵活运用到保护国家利益的实践中。 3.2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语言,引入双语教学因素 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国际性,这就使得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国内领域,而应走出国门进入国际领域,这需要有非常高超的语言能力作为研究手段才能完成,因此,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引入双语教学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相应的也越来越多,这些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的解决迫切需要一大批掌握国际局势发展动态、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和开阔视野的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对国外相关知识的涉猎是必不可少的,双语教学因此应运而生。所谓的“国际法学双语教学”是指在教师讲授国际法学的相关概念和规则,应该提供标准的英文注释,尤其是对于其中的专有名词,必须能够标注准确的英文翻译;在介绍相关国际条约时,对于其出处和原文内容必须向学生加以介绍;在介绍经典的国际法学案例时,应将裁决原文中的关键部分向学生展示。[4]通过以上双语教学途径,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国际法学专业外语水平,从而为其自主学习国外先进的国际法学专业知识提供便利,以进一步培养出高素质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3.3 改革国际法学考核方式,进行多角度效果考查 教学过程分为授课和考核两个阶段,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核是督促学生认真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其中,期末考试时最传统的验收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式,但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角度出发,考核方式不应局限于此。基于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要求,国际法学的考核方式应该多样化、灵活化,从多个角度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察,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期末考试之外,国际法学的考核还可以通过布置案例分析式作业、设置模拟法庭或模拟仲裁庭、针对热点问题撰写毕业论文、分小组讨论并展示探讨结果、组织辩论等多种方式灵活进行。通过对国际法学教学效果进行多方位、多角度考核,保证学生既能够掌握国际法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同时又能够灵活运用国际法学专业知识分析国际局势、解决国际争端,进而使他们成长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科高质量、高层次人才,满足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 法学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信仰法律、熟练掌握法学理论知识并能将“教条化”的内容“务实化”的法学专业人才,作为法学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国际法学的教学目的亦是如此,但是当前中国的国际法学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无论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还是研究成果的水准,仍然远不能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与规模。为了应对国际局势的严峻挑战,满足国际社会对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我们应该通过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和运用国际法学知识的积极主动性,从而培养出高层次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国际法学论文:案例教学在国际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摘 要:目前,案例教学已成为国际法学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方法。然而在国际法学案例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案例选择不恰当、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等诸多问题。国际法的案例教学应当合理选择案例,教师应当恰当运用讲授案例的技巧,在课程设计方面应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关键词:案例教学;国际法;课程实践 国际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现阶段我国学生普遍缺乏锻炼和实践的机会,接触国际法实例很难,学习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在国际法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提高学生学习国际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案例教学法,就是运用典型事例进行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典型事例的分析和解决思路、方法等的掌握,使学生进一步理解一般的分析原理,并借助这一原理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 [1]。其本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 一、国际法案例教学易出现的问题 (一)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 案例教学成功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案例报告的规范化和权威性。在目前的国际法教学实践中,有的教师将案例教学理解为简单的援引案例来说明理论知识。虽然在系统知识的讲解过程中穿插案例有助于提高课堂气氛和加深学生的理解,但是这仅仅是系统教学的手段之一,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从案例选择到课堂设计的一系列过程。 (二)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 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与其他的教学方法处于同等地位。引进案例教学方法却将其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不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过于依赖案例教学方式都是不正确的。案例教学应当与其他方法并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课程分配上的均匀。案例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将其与其他教学方式进行合理的搭配。 (三)案例选择的不恰当 案例的选择存在有难度,一旦选择不当,会直接影响案例教学的整体效果。案例选择困难的局面,一方面是因为案例来源不充足,另外一方面因为教师在选择案例时没有把握好标准。在案源上,困难的不是案例的数量问题,而是符合案例教学要求的案例质量问题;在教师选择案例方面,既要顾及到案例自身的价值,还要考虑到学生的基本情况,考虑到教学的进度和整体的教学状况,这些因素处理不好,就会降低案例教学的质量。 (四)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 通常的讲授式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中心,教师处于课堂的中心地位,学生只是单纯的听课、记笔记,在课堂上没有主动性。这种影响呈现在案例教学中表现为教师在台上陈述案件事实,讲述案件涉及的法律知识,总结案件的意义,其中插入学生对于问题的看法。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案例讲解,是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的一种,只是将系统知识换成案例,而不是案例教学。案例教学要求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的角色转换不当,过于主动,就会削弱学生的主动性,同时也会限制学生的思维活动,达不到案例教学的目的和效果。 二、国际法案例教学的课堂实践 选择精确、有效、典型的案例,是实行国际法案例教学成功课堂实践的第一步。所谓精确,是指所选案例内容要与有关国际法理论相吻合;所谓有效,是特指国际法案例的政治性。国际法调整的国际法律关系除了包含法律因素外,更多的还要包括国际政治因素和国际关系的现实,与国际政治太过脱节的案例是没有生命力的。所谓典型,是指该案例在相关法律领域具有代表性。 实例演示:以WTO海龟海虾案为例 该案件的案情如下: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投诉美国对某种虾和虾类制品的进口限制(WT/DS58)(禁止进口没有使用排除海龟捕捞装置捕捞的虾)。1996年10月8日,上述联合投诉方提出磋商要求。争端起因是1996年5月美国颁布609条款,禁止在捕虾时没有安装防止误捕海龟的装置TED的虾类产品进口。投诉方认为美国违背了GATT1994第1条、 第11条和第18条,并造成了利益的丧失和损害。1997年1月9日,马来西亚和泰国要求设立专家组。1997年1月30日,巴基斯坦也提出这一要求。1997年2月25日,DSB设立了一个专家组,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11个国家(地区)保留第三方的权利。1997年2月25日,澳大利亚也要求就同样的争端事由设立专家组;1997年4月10日,DSB同意这一要求,决定由同一专家组合并审理澳大利亚的要求。专家组认为,美国禁止早虾和虾类进口的措施违反了GATT1994第11条第1款,不能被认为是GATT第20条中的例外。1998年5月15日,专家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1998年7月13日,美国对专家组适用法律和法理解释问题提起上诉。随后,专家组推翻了专家组的一项调查结果,即专家组认定美国的被诉措施不包括在GATT1994第20条的序言允许的范围内。上诉机构推断出,美国被诉措施虽然符合第20条g款的要求,但却不能满足第20条序言中的要求。1998年10月12日,上诉机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 该案若实践案例教学,大致可以分成如下步骤: 第一步,教师先将海龟海虾案分配角色,角色的分配应尽可能使大多数学生参与进来。在该案中,教师可以设定主持人1人,该主持人负责介绍案情,并以一段开场白开始这个案件的模拟。教师设定申诉方4人,分别代表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四方;设定被申诉方2人,均代表美国,由其2人共同搜集资料加以抗辩;设定第三方11人,这11人分别代表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设定专家组成员3人;设定上诉机构成员3人;设定一定的评委(最好基数),由评委对上述人员进行打分。 第二步,专家组审理程序。这个过程先由申诉方发言,然后由被申诉方抗辩,期间听取第三方的意见,最后由专家组做出裁决。这个过程评委应该对各个人员的表现进行打分,然后取平均值。 第三步,上诉机构审理程序。这个程序是上诉程序,具体设计跟第二步大致相同,最后由上诉机构做出终裁。 第四步,由评委进行核分,并将结果予以告知。同时,旁听观众(未分配任务的同学)可以向任何发言的同学就其所陈述的相关问题进行提问,这个环节要求准备案例的同学需要课下认真准备,确保就自己负责的部分了然于心。 第五步,由教师进行最后总结,并就相关知识点进行讲解,讲解的过程中需要将优秀争讼点详细阐释,并积极给学生提供参考资料或推荐相关书籍、论文,以便学生在课后能够及时查阅。 第六步,由学生课下及时查阅资料并进行复习,教师可以在下一堂课时检查学生阅读资料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教学中可以援引案例的选择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国际法院的判决。国际法院对国家的管辖权是建立在国家自愿的基础上的,由它审理的案件数量、范围有限,但根据国际法对国际法院职能的规定,国际法院除了拥有诉讼管辖权外,还有咨询管辖权。所以国际法中的教学案例除国际法院审理的成案外,还应该包括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仲裁机构的裁决、以及国际关系中发生的重要事件等等。这些意见、裁决和事件虽然不同于法院审结的成案,但它们都可以说明与论证国际法的原理、原则的产生和存在,同时也能说明国际法的现实性和复杂性,所以都应该在国际法案例教学中得到合理的运用。 三、国际法案例的教学设计 国际法案例教学设计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步骤: (一)案例的选取和整理 “法学案例教学以法律案例为课堂教学的起点,选择恰当的典型的案例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的先决条件。”[2]一个好的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实际价值,从法学教育来讲,首先,国际法案例的价值集中体现在案例中体现出的法律知识与法律运用;其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教师所选择的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和真实性,避免凭空虚构案例;再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启发性,这是案例教学目的的要求,启发性强的案例可以促进学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最后,国际法案例的选择还要考虑学生的心理要求,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争议性强的案例能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案例教学的效率。 (二)课堂讲授的技巧 国际法案例教学的方式可以多样化,可以有不同的课堂讲授方式和手段,恰当的形式可以使得课堂教学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讨论法和质疑法是案例教学中常见的方法,组织学生就案例所涉及的法律知识进行讨论,发现案例中涉及的法律知识;不迷信案例中的结论,在论证结论的正确与否的过程中达到对案例知识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在此过程中,教师要随时把握课堂进程,在应当给与提示、启发或者进行总结的时候能适时地做出反应。除了这些一般的方式,组织学生观看法庭审判或者邀请非课堂人员参与课堂讨论都是可以采取的方式。 (三)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由于法学课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结合较为紧密的课程,因而针对这一特点,教学管理部门在制订教学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实践性教学环节。然而目前对实践性教学环节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它还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或者虽有少量安排,却是杯水车薪。这样要想把学生培养成动手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恐怕会成为美丽的肥皂泡。所以,对现行教学计划也应进行改革,要把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增加到总课时的1/4甚至1/3,并加强检查落实,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讨论案例,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法律操作训练,这更有利于将其培养成应用型法律人才。 国际法的学科理论和实践在普通高校的法学或国际政治学专业的大学生看来是充满吸引力的,但同时又难免产生隔空喊话的距离感,因为他们生活的空间终究与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相去甚远。[3]案例教学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应当在国际法法学教育中予以广泛采用。我国不是普通法系国家,案例教学不可能成为主要的教学方法,但是吸收案例教学方法可以弥补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不足。要使案例教学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将其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结合起来,使二者能够相辅相成,同时应当正确认识案例教学,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使案例教学达到最佳的效果。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的分析实证主义 【摘要】面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选择,历史上的东西方法律文化都倾向于在国际关系上采用道德哲学的进路,将问题的解决诉诸于抽象意义上的原则与教义。近现代以来,国际法上道德哲学进路与社会科学进路的冲突集中表现在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法学派两种不同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社会科学的明显优势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中处于主导地位。国际法学的发展需要法理学的理论支撑,在分析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统治下,中国的国际法发展需要更多的吸收借鉴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多种社会科学进路,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追求创新与突破。 【关键词】国际法;法学方法论;分析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进路 一、历史上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哲学进路 传统意义上,自然法学家们认为道德原则是比法律更高的标准。传统法学确实乐于接受道德哲学的教诲,这来源于道德高于法律的基本假设,道德可以为法律提供评价标准和合理性依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道德哲学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这种进路在国际关系处理中不可替代。随着国家不断的强大,世界上每一个君王或政府不论对内统治或者对外交流都无法离开道德哲学的帮助,道德哲学成了统治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并有效进行国际交往的必然选择,古代的国际法带有了明显的道德哲学色彩。 在古代中国,周朝就出现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统治思想,随后的国际交往制度中,“朝贡体制”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朝贡体制”起源于先秦的服事制度,《尚书·禹贡》所载“五服”制和《周礼·秋官·大行人》所载“六服”制,依据血缘亲疏、尊卑高下、地理远近,确立了一套以王畿为中心向周边层层扩散的统治结构,将夷狄置于边远地区。在朝贡体制下,中央王朝有抚驭、开化夷狄的责任,而夷狄则有义务向中央王朝进贡。这样,在高尚德行的感召下,中央王朝和夷狄之间将处于和平的状态。这既体现了华夏民族高度的政治智慧,又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冷兵器时代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中的强大作用。 在西方社会,传承千年的古老文明抵挡不住野蛮人的入侵,黄金时代和民主政治消散在马其顿王朝的铁蹄之下。人们惊奇地发现,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先进无法转化成一种绝对的强大。在生产力尤其是军事科技无法取得压倒性超前的时代,专制集权的制度才能保证集结全社会的力量。于是,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划分,人们为了生理和安全的需求,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更高层次的需求,抛弃了诸如“品德”、“节制”、“荣誉”等美好的词汇,甘心在“恐怖”下“幸福”地活着。顺势而为,道德哲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成为专制统治的精神载体,恰如其分地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每个细微的角落,把脆弱的国家沾粘起来,创造了一个看似稳定实则压抑了诸多矛盾的秩序。从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法在古代社会可以给一个区域带来和平,只有当国家和民族的棱角被道德哲学所磨平,才能真正带来国际社会的稳定。相对于灿烂不朽的古希腊文明,运用道德哲学伪饰的宗教统治来处理国际关系有着一种不可逆的进步性。古代中国的“朝贡体制”和古代西欧的宗教统治都同样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其处理国际关系上的重要作用。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思想定位 (一)近现代两种不同视角下的国际法 1、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从历史上的国际关系可以看出,自然法学派带有明显道德哲学价值判断的思想一直是确立国际法的指导理论,这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和宗教教义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时被理所当然的顺从。格老秀斯作为“国际法之父”,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明确支持国际法学中的自然法理论,认为国内法、国际法甚至战争法都应当遵循自然法的基本原则。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对人权的呼吁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自然法中的“恶法非法”思想。20世纪的新自然法学派同样传承了这种对法律应然性的推崇,马里旦所谓的尊严,富勒的道德,德沃金的权利,罗尔斯的正义等等无不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评判标准,即那种抽象意义上的道德哲学。 面临对国际法问题的评价时,自然法学派主张的道德哲学进路要求人们去考虑国际法“应当”如何,这种预设带有明显的价值衡量倾向。不可否认的是,国际法应当具有道德性,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下,道德标准如何确定?法律应然性的具体表现在哪个方面?这种抽象的原则教义无法解决真正的国际法难题,如国际争端的具体解决机制、WTO的具体贸易规则等,道德哲学无法为人们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自然法学派的道德标榜与口号在面临现实质疑时只能偃旗息鼓。 2、分析实证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与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应当怎么样”相对应,分析实证在解决国际法问题时更多的关注其具体“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分析实证的方法论要求人们将国际法从实然之法的角度去研究,进行最基本的实证阐释,从国际条约、国际判例中寻找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规则。所谓国际法的实证分析,即“对于国际法的规范、实践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解决国际法某个领域、某一方面、某一问题上的规则或者实践‘是什么’的问题。”这种方法论以奥斯汀、凯尔森、哈特等人为代表,在不考虑道德的同时注重研究法律规则、文本和体系。 分析实证主义认为,国际法不仅存在于高层次的道德原则和教义之中,更存在于具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中,软法便是国际法的重要研究对象。这种方法论要求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实际起作用的法律究竟如何,能够切实解决国际纠纷的国际法才能最大程度上满足现实的需要。“一项法律的制定过程就是力量博弈的过程。 (二)社会科学进路的理论优势 抽象的教义原则高于具体的法律规则,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评价标准或正当化依据,这种被德沃金称为“正当化追溯”的道德哲学学术进路源远流长,道德哲学所推崇的正当化基础和“公平正义”的理念在人们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道德哲学在法律甚至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给予了人类社会一个简单而又稳定的是非评判标准,但它的局限性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矛盾的增加而日益暴露。抽象的原则在不断涌现的实际问题面前显得无比乏力,一个笼统的、普遍的、神圣的教义被证明根本不是适用于所有时代的万能钥匙,道德哲学不再像之前的一千年一样高高在上,国家统治者作为法律决策者开始注意更为细节的东西,他们思考并论证着每个棘手的问题,从中获得更为珍贵的价值判断。 道德哲学所说的更高的原则教义,比如对权利话语的推崇或者对自然法、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并不能指导具体的法律制度,最多算作是最后的保障或检验标准。在国际法学领域甚至整个法学理论体系中,真正能够改善人民生活和解决法律疑难问题的只能是社会科学。毕竟,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解决问题才是王道。国际法学的时代任务不是单纯的寻求正当性基础和标准,而要努力解决国内统治和国际交往关系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疑难问题。莎士比亚说过,“简洁是智慧的灵魂”。社会科学并没有道德哲学如此繁琐和夸张的法律修辞,然而却能提出最简洁的方案和策略去化解法律面临疑难问题的尴尬,因此获得了解决问题的指导权。 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日益复杂,在处理日常法律问题尤其是国际法问题上,人类需要一种更犀利,更高效,更能直指问题本质的思考方式,这就是社会科学进路。道德哲学所统治的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相对稳定,但法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让当前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社会制度日趋完善、社会矛盾增多、文化多元、道德分质的现代必须抛弃这种进路,道德哲学的传统进路已经不能给予复杂的国际问题以充分的援助,法律决策者必须采用社会科学进路,以应对法律发展的需求。当然,社会科学的各种实证分析方法并没有要通过研究法律疑难问题本身的各种经验要素去取代法律实践中的价值判断,因为毕竟道德哲学的进路解答了人们为什么要受到某种约束的原因。社会科学在解决法律疑难问题时并不能忽视道德哲学的存在,比规则更高层次的法律原则和教义仍然具有指导性,又或者在疑难问题得到解决时用来验证判决和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社会科学和道德哲学一样,都不可能包含所有的思考。其实,没有哪种进路可以囊括所有问题的复杂性并且完全取代其它的理论竞争者。 三、分析实证主义统治下的国际法学与中国 (一)国际法研究中的法理学基础 与各部门法不同,法理学为法学研究提供的是一种共同的基础理论,国际法的方法论研究需要法理学基础作为强大支撑。有学者已经用法理学的理论来分析论证国际法中的基本问题,如从不同流派的视角分析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框架,特别是《联合国宪章》中的部分规定;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国际习惯的构成要素等初步探索,但这远远不够,整个法理学的理论框架仍然架构在国内法的研究基础之上,国际法的法理基础与国内法相比明显缺失。 十九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轰隆声,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把古典自然法学拉下神坛。随后,奥斯丁把两者结合,创造出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并把法学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代以来,分析实证主义已经取代了自然法理论,在国际法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当代,虽然在国际人权法等领域,自然法理论有所复兴,但实证分析仍然是大多数国际法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学者曾提出质疑:“独木不成林,倾分析实证主义国际法理论一派之力,尚难以支撑起一个国际法之‘法理学’学科。”但这并不能改变分析实证主义“一派独大”的现实局面,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法理学基础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分析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进路之中。分析实证主义需要不断的丰富和扩充基本理论知识,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发展平台,以此来弥补相对于国内法“百花齐放”的理论缺失。 (二)分析实证主义与我国的国际法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使得传统的法文化并不具备分析实证的特点,分析实证作为一种外来的法学方法论,从近代开始传入我国。有学者将其在国内传播以1919年的“”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一个初步传人阶段,之后进入深入的探索研究。梁治平先生明确肯定了分析实证主义对我国的影响:“20世纪初输入于中国并且很快在中国思想界取得支配地位的,是19世纪在西方达于鼎盛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潮,而中国法律学的出发点正是法律的实证主义。”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并不如此乐观。分析法学强调法律的概念和规则分析,试图使包括国际法在内的法学理论成为一门与道德分离开来的独立科学,这本身便与中国本土的意识形态存有隔阂。尽管司法实践中一直在强调法官的中立性,但注重情理的儒家传统文化与政治政策压力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并没有很好的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在国际法方法论体系中的作用更加微乎其微。但是,“从研究方法上看,分析实证主义最具国际法律思维的特色;而且在对国家权利和义务的精确界定上,离不开实证主义依概念和逻辑的技术分析方法。”面对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实证分析的方法论仍然需要处于主导地位。 道德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更多的采用政治艺术和道德感召。面对如今的分析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或许会为其在中国国际法的方法论发展中提供新的思路。国际法学的方法论作为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与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进行融会贯通更有利于我们找到最为正确的社会科学进路。在运用分析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中,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更好的研究国际法律制度,实现与国际法学的有效融合。随着新现实主义、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国际关系中对国际法律制度的体现也越来越深入,美国的实用主义法律价值观已经使得多种社会科学方法并存的国际法学理论拥有广阔的用武之地。目前的中国国际法律制度并不处于学术高位,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坚持分析实证主义的基础上,要广泛吸收借鉴各种社会科学进路的优秀理论成果,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谋求创新与提高,用科学的方法论来更好的指导国际法学理论和实践。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探究 【摘 要】国际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以建立有效的方法论为基础,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问题;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选择,以形成国际法学的方法体系,同时结合本专业的特点提出一些具体的学习方法。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方法体系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本文从方法论界定入手,阐述了法学研究方法的类型,进而论述了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并介绍了相关的具体研究方法。 一、方法论概述 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 国际法作为法律的一个部门,除了上述这些研究方法以外,特别重要的、也是首先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法学方法。所谓法学方法指的是在阐述和分析问题中运用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以法律的拘束性为依据的。在国际法上,主要是指对国家的拘束性,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对国家的法律拘束性这个基本点:概念是对国家有拘束性的概念,逻辑是以对国家的拘束性为其特点。因此,深入分析需要善于使用法学方法。然而在研究或确立国际法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国际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对象的国际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 (二)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国际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国际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 (三)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 国际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国际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 三、国际法学习的具体方法 任何学科都需要掌握外语,以便扩大知识,打开眼界。而国际法尤其如此,因为国际法研究的对象是国际问题,需要广泛地了解外国情况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把知识只限于一国之内是根本不行的。掌握外国语言,当然是越多越好,至少也要通晓一种外国语文。如果是一种外国语文,最好是英语。因为英语在当前是国际上最为流通的语文,英语国际法材料是最为丰富的。 其次是广泛的基础知识,任何一个部门科学都不是孤立的,它必定与其他部门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国际法也不例外,因此,对某一部门科学进行研究,必须涉及到一些其他有关的部门,所以较广泛的基础知识是十分必要的。以前,国际法除了作为法学的一个部门以外,主要与历史和政治学有密切的关系。现在,国际法所涉及的学科更多了,它与经济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它的一些分支逐渐与一些自然科学部门发生了关系,例如海洋法、外层空间法、国际环境法等等就需要一些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因此,研究国际法要求有相当广泛的学识,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的知识。当然,这并不是说,国际法研究工作者必须是其他有关学科的专家,但是,为了深入地进行研究,对于一些有关学科具有一定的知识,却是必要的。要对国际法进行研究,当然必须有国际法的专门知识。这里应该提及,国际法是一门范围很广的学科。在传统上说,国际法的范围已经很广,其中有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国家领土、居民与个人、国际条约、外交及领事机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战争与中立等方面。 四、小结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阐述国际法问题的历史发展,或者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法问题,或者以国际社会结构为背景或以各种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来探讨国际法问题,无疑都将使国际法问题得到深入的分析。然而,一个国际法研究者不易同时使用各种方法,而往往偏向于某种方法,从而使自己的论点在理论上成为一个学派。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论文:关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机遇 挑战及策略 [论文摘要]心理健康教育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它顺应了统筹解决学生心理、行为问题的现实需要。目前,虽然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区(县)教研员专人专职的专,3k4~水平不高,心理健康教师培训的系统性尚未形成,培训的专业化、规范化亟待加强,心理咨询(辅导)室建设不够规范,使用比较随意,管理不够健全,科研引领不够深入,不成系统等。这需要我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明确重点,深入研究,把握规律,加强指导,依据《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切实推进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健康发展。 [论文关键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素质教育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从教育部1999年颁布《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和2002年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到党中央的十七大报告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要“把缓解人的心理压力、促进人的心理健康、实现人的心理和谐,作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维护团结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重大课题”的表述,再到总理在2010年2月12日的春节团拜会上,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学、上好学。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讲话和在最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提出的“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的具体要求,把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尊重人的需求和尊严、完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机制、关注人的幸福感纳入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中,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不仅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而且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更是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它顺应了统筹解决学生心理、行为问题的现实需要。在思考如何顺应新形势和教育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时,笔者认为,应在观念上更加重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在行动上更加积极推进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在方法上更加科学开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在制度上更加保障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快速发展。 一、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 我国当前处于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在新时期、新情况下,从中央领导到教育部门,到专家学者,到家长,到社会的各方面都已经高度关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在这种形势下,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有了重大突破,在观念上全国大部分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大多已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在方法上全国各地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和途径的探索,基层学校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践得到快速发展。 当前,心理健康教育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心理健康教育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2009年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发展状况调查”研究表明:第一,在组织机构保障方面,各级心理健康教育的机构建设和制度建设有所发展:55.6%的区县成立了心理健康教育指导机构,81.4%的区县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了区县教育工作规划;83.1%的学校成立了心理健康教育指导机构,75.5%的学校校长(副校长)分管该机构,95.4%的学校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学校工作规划,84.3%的学校为推动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出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规章制度。第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得到重视,心理教师数量有所增加,开始重视专兼职心理教师培训的规范化和专业化。第三,在教学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教研活动和课题研究初见成效,初步形成了以科研带工作的氛围。第四,在家庭教育方面,心理健康教育逐渐从学校走进了家庭和社区,中小学校能够自觉地通过多种途径广泛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提高教师、学生、家长的心理健康教育意识。 但是,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存在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在组织保障机制方面,上级部门对建立区县心理健康教育组织机构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有些心理健康教育指导机构形同虚设,区县教研员专人、专职、专业化水平不高,制约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在教师队伍建设及结构方面,心理健康教师培训的系统性尚未形成,培训的专业化、规范化亟待加强,由于保障机制还不到位,与其他学科教师相比,心理教师存在“工作量大、评职称困难、不被重视、工作条件差、待遇较低”等诸多困难,心理教师的生存状况令人担扰;在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与方法方面,近一半的专职教师和大部分兼职教师的课时得不到完全保证;活动课主题的选择存在随意性,中小学心理咨询(辅导)室建设不够规范,使用比较随意,管理不够健全;心理健康教育科学研究还不够深入,不成系统。 陈小娅副部长在谈到新形势、新情况下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三大挑战时指出:第一,我国当前处于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中小学生的成长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给中小学生的成长带来强大的冲击。第二,当前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是什么,不同的专家看法不同,需要深入研究,达成共识。第三,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存在不适应性,客观上说缺乏科学指导。这是由我们处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缺乏科学性的原因是缺乏合格的教师,缺乏合格的教师是因为我们规范的培训机制还未建立。因此,现阶段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有统一标准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培训,工作重心必须向下,放在基层,增加案例指导,增加针对性,逐步提高专业化水平。 21世纪的头20年,是我国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我国教育发展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国际人才竞争的加剧以及人的全面发展,都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事业已从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世纪之交的从“无”到“有”,从“点”到“面”,从无意识到逐渐重视,从个别学者呼吁到各级教育行政、科研部门系统介入,等等,都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也有了突破性进展。目前,中央、政府、社会、教育系统、有权之士、有识之士、有志之士,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比以往更加清晰,已不需要在改变观念上做文章,而是要在如何做好做实这项工作上下功夫,可以说整个社会大背景都是关注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这样的大环境非常有利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持续、深入、全面发展,心理健康教育必须抓住这些机遇稳步发展。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在今年二月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认真研究在目前网络化、信息化、多元化、社会节奏快、学生流动性大的情况下,如何把心理健康教育做好、做实的问题。在谈到下一步工作方向时,陈小娅副部长强调指出,要进一步提高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化和科学化水平,要遵循科学的教育规律,因地制宜加强工作,避免把心理健康教育简单化、泛化,避免用行政化、群众化的方式指导工作。 二、开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有关策略 1.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点内容 2010年教育部工作重点之一是在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推动广大教师聚精会神教书育人上下功夫;要在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上下功夫;在完善教育质量监控体系上下功夫。“教书育人”是指教师关心爱护学生,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以自身的道德行为和魅力,言传身教,引导学生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实现人生应有的价值追求,塑造自身完美的人格。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其自身规律决定了教育的价值必须体现在育人上,即培养个性全面发展的人。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在于完善人格,它是教育以人为本的本体价值的具体体现。我们可以借助心理健康教育的理念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坚持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帮助学生健全人格,促进身心健康,是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根据2008年《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体系指导纲要》的目标建设要求,2009~2015年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将进入逐步普及阶段。笔者认为,应该在以下5个方面出高招、见实效:一是继续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氛围;二是建立健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系和机制,加强政策指导研究及宏观管理;三是加大学术研究的政府投入,鼓励各种学术研讨和成果不断涌现;四是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师资队伍的培养和规划,逐渐规范培训课程;五是鼓励基层以多种途径和方法开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2.冲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主要措施 第一,深入研究,把握中小学生的成长环境和心理发展规律。 首先,要深入研究当代中小学学生的成长环境。这些学生生活在对外环境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快速普及,社会和家庭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生活在开放、多元的环境中,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文化思潮,不同的价值观念,对青少年学生产生巨大的影响。不是这些孩子不好,而是社会环境太复杂。当然,社会环境复杂不完全是坏事,这些新型媒体对学生的影响总体来讲是好的,但有副作用。那么,这样的环境到底对学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其次,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小学生成长规律。当代中小学学生处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学生承受着家庭、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深入研究中小学生的成长规律,尊重他们心理发展特点已经成为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课题。在教育工作中,要更加关注每一位中小学生的心理世界,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既要教育人、鼓舞人、引导人,又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要把学生的健康成长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缓解他们的压力,解除他们的焦虑,培养他们积极、向上、乐观的心理品质。 最后,要着重分析当前中小学生成长中突出的心理问题。中小学生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难点、热点问题,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单亲家庭子女、贫困家庭子女、有严重不良行为学生等群体,要加强针对性的研究,对青少年自杀问题、网瘾问题、违反犯罪问题、校园暴力问题、性健康问题等也要进一步加强研究。 第二,认真总结,积极推广各地各校的好经验和好做法。第一个方面是规章制度是如何保障和推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第二个方面是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是如何培养和建设的,第三个方面是各地区如何因地制宜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第四个方面是科学研究是如何深化和取得实效的。 第三,坚持调查研究,坚持专家引领,加强舆论宣传。坚持调查了解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总体情况和发展趋势,发挥专家及长期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实践工作的中青年学者的作用,探索科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模式和方法,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充分发挥传媒的积极功能,逐步建立起更加有利于学生成长的环境。 第四,开拓视野,立足本土,把国际先进的心理健康教育理念“请进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越来越高,心理学‘使得人们生活得更美好…‘发掘人的潜能”的功能开始发挥作用。因此,关注人的积极情感的积极心理学逐渐成为心理学发展的趋势。 2009年6月,首届积极心理学大会在美国费城召开,积极心理学家们提出了一个宏伟目标:到2051年,人类有51%的人将达到“健康地成长(flourishing)” (简称5l,51),也就是说,那时有51%的人口能经常感受积极情绪,感觉到人生有意义,能够与周围人和谐相处,能够为社会作出积极贡献。2020年中国建成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与积极心理学的“51%”目标相互促进的。中国是飞速发展的国家,我们相信,2051年中国“健康成长”的人口能够赶上甚至超过“51/51”的目标。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成长、人格和谐发展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动体现,而且是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积极心理学研究内容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积极的情感体验,如幸福感、满足感、开放、好奇、愉悦、热情、感激、希望、幽默等,研究这些积极情感体验产生的机制和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如果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心放在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的积极情感体验上,则会让学生生活得更加快乐和幸福,极大地激发学生的潜能。二是积极的人格特征和人格品质,包括自制、勇气、正义、仁慈等,探索这些品质和特征的形成过程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如果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将培养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作为重要内容,无疑对学生心理健康能起到极好的预防和干预作用。三是积极的社会制度系统,如积极的工作制度怎样促进和谐的工作环境,积极的家庭关系怎样促进个人的成长等。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可以倡导积极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制度和评价体系以调动广大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促进中小学校建立积极的学生评价体系促进学生的个人成长。 由于积极心理学的发展还不成熟,在开拓视野、积极引进的同时,我们要立足本土,加强研究,既要借鉴国外的已有经验和研究成果,又要有我们自己的探索和声音,把国外的经验为我所用。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论文:关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机遇 挑战及策略 [论文摘要]心理健康教育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它顺应了统筹解决学生心理、行为问题的现实需要。目前,虽然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区(县)教研员专人专职的专,3k4~水平不高,心理健康教师培训的系统性尚未形成,培训的专业化、规范化亟待加强,心理咨询(辅导)室建设不够规范,使用比较随意,管理不够健全,科研引领不够深入,不成系统等。这需要我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明确重点,深入研究,把握规律,加强指导,依据《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切实推进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健康发展。 [论文关键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素质教育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从教育部1999年颁布《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和2002年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到党中央的十七大报告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要“把缓解人的心理压力、促进人的心理健康、实现人的心理和谐,作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维护团结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重大课题”的表述,再到总理在2010年2月12日的春节团拜会上,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学、上好学。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讲话和在最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提出的“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的具体要求,把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尊重人的需求和尊严、完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机制、关注人的幸福感纳入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中,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不仅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而且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更是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它顺应了统筹解决学生心理、行为问题的现实需要。在思考如何顺应新形势和教育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时,笔者认为,应在观念上更加重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在行动上更加积极推进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在方法上更加科学开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在制度上更加保障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快速发展。 一、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 我国当前处于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在新时期、新情况下,从中央领导到教育部门,到专家学者,到家长,到社会的各方面都已经高度关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在这种形势下,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有了重大突破,在观念上全国大部分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大多已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在方法上全国各地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和途径的探索,基层学校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践得到快速发展。 当前,心理健康教育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心理健康教育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2009年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发展状况调查”研究表明:第一,在组织机构保障方面,各级心理健康教育的机构建设和制度建设有所发展:55.6%的区县成立了心理健康教育指导机构,81.4%的区县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了区县教育工作规划;83.1%的学校成立了心理健康教育指导机构,75.5%的学校校长(副校长)分管该机构,95.4%的学校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学校工作规划,84.3%的学校为推动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出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规章制度。第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得到重视,心理教师数量有所增加,开始重视专兼职心理教师培训的规范化和专业化。第三,在教学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教研活动和课题研究初见成效,初步形成了以科研带工作的氛围。第四,在家庭教育方面,心理健康教育逐渐从学校走进了家庭和社区,中小学校能够自觉地通过多种途径广泛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提高教师、学生、家长的心理健康教育意识。 但是,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存在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在组织保障机制方面,上级部门对建立区县心理健康教育组织机构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有些心理健康教育指导机构形同虚设,区县教研员专人、专职、专业化水平不高,制约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在教师队伍建设及结构方面,心理健康教师培训的系统性尚未形成,培训的专业化、规范化亟待加强,由于保障机制还不到位,与其他学科教师相比,心理教师存在“工作量大、评职称困难、不被重视、工作条件差、待遇较低”等诸多困难,心理教师的生存状况令人担扰;在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与方法方面,近一半的专职教师和大部分兼职教师的课时得不到完全保证;活动课主题的选择存在随意性,中小学心理咨询(辅导)室建设不够规范,使用比较随意,管理不够健全;心理健康教育科学研究还不够深入,不成系统。 陈小娅副部长在谈到新形势、新情况下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三大挑战时指出:第一,我国当前处于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中小学生的成长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给中小学生的成长带来强大的冲击。第二,当前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是什么,不同的专家看法不同,需要深入研究,达成共识。第三,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存在不适应性,客观上说缺乏科学指导。这是由我们处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缺乏科学性的原因是缺乏合格的教师,缺乏合格的教师是因为我们规范的培训机制还未建立。因此,现阶段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有统一标准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培训,工作重心必须向下,放在基层,增加案例指导,增加针对性,逐步提高专业化水平。 21世纪的头20年,是我国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我国教育发展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国际人才竞争的加剧以及人的全面发展,都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事业已从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世纪之交的从“无”到“有”,从“点”到“面”,从无意识到逐渐重视,从个别学者呼吁到各级教育行政、科研部门系统介入,等等,都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也有了突破性进展。目前,中央、政府、社会、教育系统、有权之士、有识之士、有志之士,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比以往更加清晰,已不需要在改变观念上做文章,而是要在如何做好做实这项工作上下功夫,可以说整个社会大背景都是关注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这样的大环境非常有利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持续、深入、全面发展,心理健康教育必须抓住这些机遇稳步发展。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在今年二月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认真研究在目前网络化、信息化、多元化、社会节奏快、学生流动性大的情况下,如何把心理健康教育做好、做实的问题。在谈到下一步工作方向时,陈小娅副部长强调指出,要进一步提高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化和科学化水平,要遵循科学的教育规律,因地制宜加强工作,避免把心理健康教育简单化、泛化,避免用行政化、群众化的方式指导工作。 二、开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有关策略 1.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点内容 2010年教育部工作重点之一是在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推动广大教师聚精会神教书育人上下功夫;要在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上下功夫;在完善教育质量监控体系上下功夫。“教书育人”是指教师关心爱护学生,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以自身的道德行为和魅力,言传身教,引导学生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实现人生应有的价值追求,塑造自身完美的人格。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其自身规律决定了教育的价值必须体现在育人上,即培养个性全面发展的人。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在于完善人格,它是教育以人为本的本体价值的具体体现。我们可以借助心理健康教育的理念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坚持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帮助学生健全人格,促进身心健康,是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根据2008年《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体系指导纲要》的目标建设要求,2009~2015年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将进入逐步普及阶段。笔者认为,应该在以下5个方面出高招、见实效:一是继续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氛围;二是建立健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系和机制,加强政策指导研究及宏观管理;三是加大学术研究的政府投入,鼓励各种学术研讨和成果不断涌现;四是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师资队伍的培养和规划,逐渐规范培训课程;五是鼓励基层以多种途径和方法开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2.冲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主要措施 第一,深入研究,把握中小学生的成长环境和心理发展规律。 首先,要深入研究当代中小学学生的成长环境。这些学生生活在对外环境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快速普及,社会和家庭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生活在开放、多元的环境中,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文化思潮,不同的价值观念,对青少年学生产生巨大的影响。不是这些孩子不好,而是社会环境太复杂。当然,社会环境复杂不完全是坏事,这些新型媒体对学生的影响总体来讲是好的,但有副作用。那么,这样的环境到底对学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其次,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小学生成长规律。当代中小学学生处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学生承受着家庭、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深入研究中小学生的成长规律,尊重他们心理发展特点已经成为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课题。在教育工作中,要更加关注每一位中小学生的心理世界,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既要教育人、鼓舞人、引导人,又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要把学生的健康成长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缓解他们的压力,解除他们的焦虑,培养他们积极、向上、乐观的心理品质。 最后,要着重分析当前中小学生成长中突出的心理问题。中小学生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难点、热点问题,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单亲家庭子女、贫困家庭子女、有严重不良行为学生等群体,要加强针对性的研究,对青少年自杀问题、网瘾问题、违反犯罪问题、校园暴力问题、性健康问题等也要进一步加强研究。 第二,认真总结,积极推广各地各校的好经验和好做法。第一个方面是规章制度是如何保障和推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第二个方面是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是如何培养和建设的,第三个方面是各地区如何因地制宜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第四个方面是科学研究是如何深化和取得实效的。 第三,坚持调查研究,坚持专家引领,加强舆论宣传。坚持调查了解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总体情况和发展趋势,发挥专家及长期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实践工作的中青年学者的作用,探索科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模式和方法,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充分发挥传媒的积极功能,逐步建立起更加有利于学生成长的环境。 第四,开拓视野,立足本土,把国际先进的心理健康教育理念“请进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越来越高,心理学‘使得人们生活得更美好…‘发掘人的潜能”的功能开始发挥作用。因此,关注人的积极情感的积极心理学逐渐成为心理学发展的趋势。 2009年6月,首届积极心理学大会在美国费城召开,积极心理学家们提出了一个宏伟目标:到2051年,人类有51%的人将达到“健康地成长(flourishing)” (简称5l,51),也就是说,那时有51%的人口能经常感受积极情绪,感觉到人生有意义,能够与周围人和谐相处,能够为社会作出积极贡献。2020年中国建成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与积极心理学的“51%”目标相互促进的。中国是飞速发展的国家,我们相信,2051年中国“健康成长”的人口能够赶上甚至超过“51/51”的目标。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成长、人格和谐发展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动体现,而且是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积极心理学研究内容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积极的情感体验,如幸福感、满足感、开放、好奇、愉悦、热情、感激、希望、幽默等,研究这些积极情感体验产生的机制和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如果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心放在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的积极情感体验上,则会让学生生活得更加快乐和幸福,极大地激发学生的潜能。二是积极的人格特征和人格品质,包括自制、勇气、正义、仁慈等,探索这些品质和特征的形成过程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如果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将培养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作为重要内容,无疑对学生心理健康能起到极好的预防和干预作用。三是积极的社会制度系统,如积极的工作制度怎样促进和谐的工作环境,积极的家庭关系怎样促进个人的成长等。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可以倡导积极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制度和评价体系以调动广大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促进中小学校建立积极的学生评价体系促进学生的个人成长。 由于积极心理学的发展还不成熟,在开拓视野、积极引进的同时,我们要立足本土,加强研究,既要借鉴国外的已有经验和研究成果,又要有我们自己的探索和声音,把国外的经验为我所用。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论文: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摘要〕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课堂教学评价是改进教师教学、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制定相应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是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在理论思辨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阐述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评价应遵守的相关原则,初步建构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评价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评价指标 随着我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不断深入,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化已成为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新兴教育实践活动,如何有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尤其是如何评估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有效性,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构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效果的评价标准,探讨评价方法,对于指导我国当前中小学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评价指标制定的原则 在课堂教学中,评价一堂课的高效与低效,往往需要通过一些可以观察的外显指标来进行。但是这些指标的确定需要依据不同的学科特点和教学目标而定。心理健康教育课因其关注学生心理素质的培育和心理适应指导而具有独特的目标,在教学过程中更关注课堂的训练活动和学生的情感体验、反思内化等,因此构建心理健康教育课堂评价指标需要遵循如下几个原则。 (一)目标指向心理品质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积极心理学思潮,改变了心理学对消极心理因素关注的局面,转而关注个体的积极心理品质。积极心理学使得心理健康教育从诊断、治疗转向发展和预防。积极心理学认为培养人的善端和积极品质比查漏补缺式的心理咨询更能有效预防心理困扰,倡导关注个体的积极情绪和情感(主观幸福感、快乐、爱)、积极的人格特质(乐观、开朗、积极向上)以及创造力等。《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也将当前我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根本任务定位于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因此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评价指标体系必须转变消极心理学主导的局面,转而以积极心理学为指导,目标指向培养和塑造学生积极的情绪情感,让学生更快乐地学习和生活,提高其主观幸福感,培养学生积极的人格特质。 (二)内容着眼心理问题 心理健康课程评价指标内容的选择与设置必须关注学生的年龄特征,以学生的发展任务为切入点,关注学生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心理困惑和心理问题。按照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观点,个体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有一定的发展任务和要求,完成发展任务则能顺利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否则就会影响个体的发展。由于每一阶段的发展都存在着两面性——积极和消极,那么个体在发展过程中就必然存在困惑,倘若走向消极一面过多则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因此,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评价的内容必须着眼于学生可能存在的心理困惑和容易出现的心理问题的解决和引导上。 (三)过程关注心理交流 心理健康教育是“以心育心”的过程,要使个体的心灵得到教化就必须敞开心扉,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为学生提供一个心理交流的平台,教师为学生创造一个安全、自由、民主的课堂氛围,激发学生分享自我的兴趣和动机,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心理活动。引导学生进行心理自我的反省,反思自我是否存在心理困惑和问题,是否缺失某种积极心理品质;引导学生进行与同伴的交流,探讨处理心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引导学生与教师分享自我的成长困惑和疑问,分享、传递心理健康维护的相关技巧,对学生的心理发展进行引导。 (四)小结强调体验内化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开展的实际效果取决于学生在课堂中体验和感悟的程度。任何“说教者”“灌输者”仅仅告诉学生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而不顾学生的自我体验,都将导致事倍功半。实际上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实效性最终要靠学生的体验内化,课堂中的训练教育活动都必须依赖于学生自我反思,将所有外在于自我的心理技能、知识内化吸收,并运用到生活中解决实际问题。 二、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及内涵 (一)构建的指标体系 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是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评价的客观依据。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评价需要一个具体、可行的评价指标体系。心理健康课程和其他学科课程一样存在教师、学生和教学内容三个元素,不过心理健康教育课的教学内容不是知识而是策略和方法,并且主要是通过活动来体现。因此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评价须从教师、教学、学生三个优秀元素着手。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见下表。 (二)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解读 1.对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评价 对教师的评价可以从教师的基本素质和心理教育能力两个方面来考察。心理教师的基本素质评价着重考察教姿教态、教学理念,心理教育能力从增进咨询效果的两个必要因素——共情体验和积极关注的能力两个方面考察。 (1)教姿教态。教姿教态是教师教学过程中对自己言语信息和非言语信息的管理和利用。教师展现的态度,是比教学方法更重要、更能影响教育效果的因素。课堂教学评价需要关注教师语言是否真正做到了亲切、自然、大方,肢体动作是否恰当。其观测指标包括:言语的自然大方,平易近人,透露关怀而不显威严;表情自然、亲切,不生硬;肢体动作自然大方,能恰到好处地对学生的反应进行反馈。 (2)教学理念。不正确的教育理念是导致中小学生产生心理障碍的主要原因之一。心理健康教育两大任务在于对心理问题的疏导和对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及潜能的开发。所以对教师的教学理念的考察应着重于教师是否将心理困惑的消解与心理品质的培养放在同等重要位置。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活动性决定了学生是活动的主体,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教师旨在为学生提供心理资源,营造气氛,让学生自主决定其心理的发展。对于教师教学理念的评价需考察教师是否抛弃了传统的权威角色,及在课堂中主导、支配课程的时间和程度。其观测指标包括:是否对学生的积极和消极行为同等关注,而不偏向一种行为;学生和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各自支配时间的比例;教师是否发挥了“助推器”的作用,是否对学生的发展给予了无私的帮助,是否鼓励学生积极纠正问题、发展品质等。 (3)共情体验。共情是指教师暂时放弃自己成熟的理性,设身处地地站在学生的角度体验学生的感受,理解学生的世界,分享学生的喜怒哀乐。对教师共情体验能力的考察要看教师是否能尽快走入学生的内心世界,能否体验到学生的情感,是否成为了一个“知心教师”。其观测指标包括:耐心倾听学生;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站在学生的立场,感受学生的内心,与学生同喜同乐融为一体,同时不失教师的主导性地位;做好一个解释者,能与学生交换和交流意见;能进行适当的自我暴露,促进学生的发展等。 (4)积极关注。积极关注是指教师无条件地接纳学生作为一个主体所拥有的情感、行为。心理健康教育的关注应避免出现两类偏差:其一是关注个别化倾向,只关注少数甚至个别学生。其二是关注点的偏差——只关注学生的不良行为。对于学生群体,教师应关注课堂中每一位学生的反应,对每一位学生的活动进行积极的反馈;对于学生个体,教师在关注学生不良的行为、情感时也要关注他们积极的情绪、行为及品质。关注层面也有深浅,教师的关注不应该局限于表面,需要深入学生内心,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及感受并给予积极的肯定支持和帮助,无时不刻不体现着无条件的温情,体现着对学生的尊重与关心。其观测指标包括:关注的广度,关注了班级上所有的学生而不是只针对个别学生;关注学生的积极和消极行为而不存在偏颇;尊重学生的自主性,不对学生的行为进行无建设性的消极批评。关注的深度,深入学生的内心,向学生传达出无私的温情,处处体现着关爱,而不是流于表面的敷衍塞责。 2.对心理健康教育课堂的教学过程评价 (1)教学目标。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堂的主要目标分为两个:积极适应与主动发展。从较高层面来说,需要考察教师是否以适应和发展为主要目标,是否按照学生发展的年龄特征及心理需要制定活动目标;从较低层面来说,考察教师是否能够准确、清晰地理解教学目标,课堂教学目标没有偏离出适应或者发展的目的。其观测指标包括:教师是否依据学生的年龄特征来制定课堂适应性和发展性教学目标;实际教学是否以促进学生适应生活、学习、生理变化、人际交往,发展智能、个性、社会性、创造性等为目标;教学目标是否细化、具体且有操作性;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是否以既定的教学目标为主,严格执行教学目标的同时关注生成性目标;教学目标的达成程度等。 (2)教学材料。为了达成教学目标,教学材料必须适应教学目标,两者不出现冲突或脱节。建构主义课程观要求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活动内容必须“回归生活世界”,这就要求教学材料要来自生活,活动内容必须新颖、有趣,否则会影响学生的参与度。其观测指标包括: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的适应情况;教学内容、材料是否具有科学性且有助于教学目标的达成;教学内容是否来源于学生的生活,是否新颖、有趣,具有吸引力;教学内容是否与学生的年龄特征相符合,是否易于被学生接受和理解;内容的组织是否具有条理性,层次分明,层层深入。 (3)教学过程。教学过程的流畅反映出教师的教学设计与课程内容、目标、教学方法的切合度,是教师课堂教学能力的良好体现。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过渡顺畅、自然,水到渠成,学生的情感体验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教学过程的逻辑性体现出一个教师对课堂内容理解的程度,缺少逻辑性的课堂显得杂乱无章,影响教学的正常进行,也从侧面反映出教学准备时间不够。对于活动过程的考察可以从活动的衔接是否环环相扣、逻辑是否严密、是否做到了层层递进入手。其观测指标包括:教学过程的流畅性,层层深入;教学过程是否存在过度牵强、生硬的问题;教学过程是否具有逻辑性,条理清晰。 (4)教学形式。心理健康教育由于其学科的特殊性,教师应注意活动形式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目标、教学原则等相适应,尤其要控制讲授法在课堂中所占的比例。心理健康教育课应以活动为载体,活动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心理剧、角色扮演、心理游戏、行为训练等。在选择具体活动形式时必须注意方式方法的适切性。其观测指标包括:活动时间与理论讲授时间所占的比例,是否促进了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教学方法、手段的多样性,是否能恰当选择教学方法吸引学生,且与教学内容做到了最好的适应。 (5)课堂氛围。学生在自由、民主、有安全感的课堂气氛中更容易表现真实自我。因此,教师需要为学生创造自由、民主的气氛。学生能在民主的课堂里自由自在地探索,任何正确适当的学习行为都不会受到批评,课堂是安全、相对无拘束的,学生拥有发言权和一定的决定权。良好课堂气氛的创设有利于学生的参与体验。课堂氛围的观测指标包括:教师是否融入到学生群体之中;课堂是否是安全、民主、自由的;学生能否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师生关系是否融洽,学生是否足够信任教师等。 3.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学生表现的评价 受到建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一味强调认知目标达成的观念逐渐转变成关注认知、情感等多方面的目标,关注终极认知目标的同时也关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兴趣与热情。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课堂教学评价同样关注学生的认知、情感和参与度。 (1)行为参与。学生的行为参与是对教师教学的直接评价。学生真正成为课堂主体,充分发挥主动性、自觉性、创造性和想象力,主动支配和调节自己的活动,只有达到这种状态,教师的预设目标才有可能实现。从学生的行为参与评价教学,就必须考察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参与面、参与程度等。其观测指标包括:参与面,有多少学生积极参与了课堂教学活动,表现出多大的兴趣;参与度,学生多大程度上积极投入到班级活动中,是否能够完全跟着教师的教学过程步步深入。 (2)情感体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学生获得“心理体验”,在活动中产生心灵的触动或震撼,使学生的学习超越认知,深入情感。学生体验的充分性、丰富性直接影响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的实际效果。在课堂中学生能否感受到心灵的碰撞,能否产生情感的震撼;能否有所想有所感有所思;能否对教师预设的教学内容有深刻而丰富的体验等,都是教学评价需要考察的。其观测指标包括:学生是否在活动中充分体验到教师所创设的心理环境;是否有强烈的情感体验;学生的情感体验能否促使学生反思自己的观念和行为。 (3)认知改变。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评价须关注通过教学或通过活动学生在认知层面的发展和改变。即教师在结束课程后,学生在认知上是否能去除自己的非理性想法,进而接受理性的观念。其观测指标包括:学生在参与活动中是否深入思考;是否在课堂中反思过自我的不良认知;是否去除了与课堂主题相关的不合理信念;掌握了多少发展积极品质的技巧等。 三、心理健康教育课堂评价指标体系实施的注意问题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课堂教学评价的实施需经历信息的搜集、整理、处理、价值判断四个过程,期间要避免出现目标偏差和结果偏差,力求做到评价结果的准确、客观。在评价的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以改善学生心理状况和培养积极心理品质为目标 尽管课堂评价的直接目的在于对教师的教学有效性、胜任力等方面的评估,但评价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改进教学最终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因此在实际的评价中要注意教师对学生心理问题的疏导和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和发展,教师的一切教学行为需要围绕此目标展开。 (二)评价方式方法、评价主体的多元性 客观性是课堂教学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要尽可能避免主观偏差。任何评价工具和方法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和局限性,任何评价主体都具有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主观能动性,单一方法和单一主体往往易导致评价的片面性。因此在课堂评价中需要结合多种评价方法由多个评价主体参与,如学生、家长、学校领导、教师同行、教师本人都应该是评价的主体,此外还应注意多个评价主体之间的合作评价。 (三)评价信息内容收集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按照评价指标体系对教师课堂中的表现进行收集需要体现操作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教学评价指标体系为收集信息提供了方向和指标,信息的收集须严格按照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而不得随意改变。然而评价指标体系不可能包罗万象、面面俱到,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要注意灵活性和变通。 (四)将评价的甄别、监督与指导、激励功能相结合 过于注重量化评价将使整个评价过程缺少指导、激励、人文关怀;过于注重质性评价将弱化评价的甄别、监督功能。因此,评价要结合质性评价和量化评价,不能有所偏向,充分发挥评价的甄别、监督、指导和激励功能。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论文:当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误区及其对策 【摘 要】 文章重点分析了现阶段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一些误区,进而提出了相应对策,以期能够有助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全面、顺利、有效开展。 【关键词】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误区、防范性 一、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误区 (一)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总体体现滞后性 在中小学,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展的标志是是否建有心理咨询室,似乎主体对象就是有"心理障碍"的学生,工作流程就是发现一起,解决一起,工作面窄。相比学生整体人群的的心理健康来说,认识是相当片面的。然而事实上,学生一旦真的出现心理方面的问题及由此引起的负面现象时,学校心理咨询室由于在 "心理健康"、"心理咨询"等一些关于心理方面的专业知识还了解甚少。针对性地辅导并不能起到很好效果。因而说,不重视心理预防的话,学校心理教育容易走入"马后炮""事后诸葛亮"的尴尬境地。 (二)从业人员两极分化 当前学校要么非常缺乏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教师,由于心理健康教育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学科,缺乏专业的人才,心理健康教师大多是由教辅人员或老师兼任,他们一是在本学科教学经验不丰富,二是没有新知识、新理念,不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不能与学生打成一片,对症下药,形成共识。要么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严格准入,精心打造心理咨询室,购买仪器,添置设施,靠一两个专业心理健康教师打天下,把班主任、任课教师干脆撇开,唯理论、唯技术,孰不知学生的思想动态,学生的所作所为班主任是最有发言权的,把班主任、任课教师放在心理健康教育之外,是本末倒置的。 (三)学校心理教育方法不当,造成学生新的心理障碍 据调查大部分学生流失,并非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是因为对学习不感兴趣,最终导致对家长产生不理解的情绪。厌学只是作为一种现象外在的表现出来。个别学生因压力过大,而走上了离家出走的道路。有的学生专门与老师作对,不服教导,这些表现都是心理出现种种问题。而教师对这些现象不了解,甚至轻率地给学生下评语、扣帽子、做结论,甚至认为学生品质有问题,心理上有疾病学生及家长对此事实上也缺乏清醒的认识,学生自暴自弃;家长们漠不关心,久而久之,便生成了品学不优的学生。因此,一定要呼吁心理健康教育的度与规范 (四)心理健康教育资金投入不足 错把心理健康教育与校医、德育工作混在一起等现象中小学普遍存在,因此,在资金投入上没有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心理健康教育,使心理健康教育的资金不能满足目前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需要。 二、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走入误区的原因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中小学的领导和教师没有树立正确的心理健康教育观念,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够。教育行政部门把升学率看成是衡量学校好坏的唯一标准,因此,他们具有更加强烈的应试教育动机和思维倾向。在这种动机和思维倾向的支配,心理健康教育变成了一项尴尬的工作,他们经常把心理健康教育挂在嘴上、写在墙上,但就是不落实到行动上。另外,由于许多中小学的教师缺乏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识,观念陈旧,心理学知识储备太少,因此严重制约着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和普及,也严重影响着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这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最大障碍 三、如何开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一)转变观念,正确看待心理健康教育 原教育部长陈至立指出:"更新教育观念是素质教育的先导。"这要求我们要树立全新的心理素质教育观念,以适应新世纪高素质人才发展的需要。多年的教育发展及教学实践证明:在学校若能树立起鲜明的心理健康教育理念是教育改革在更深层次上的突破与延伸,必须对现行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进行反思和再认识,全体总动员,清理教育实践中的认识误区及行为偏差。教师也要充分认识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是学生全面发展的标准之一,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形成健全的人格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加强对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水平培训 搞好教师培训,既可以提高教师自身的心理健康水平,也是顺利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前提和基础。现阶段的中小学全部拥有专职心理健康辅导老师,是不太现实的。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尤其是班主任具有一定的心理健康教育水平。这样,心理健康教育贯穿于整个日常的教学和管理过程。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培训工作:首先,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开展教师培训。派出老师到心理健康教育开展较好的发达农村地区学习、考察、培训与研讨,更新教师的教育观念,开阔教师的视野,丰富教师的教育心理学知识和教育科研方法,提高心理健康教师的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其次,接受培训与自学相结合。把外出学习培训和自学紧密结合起来,购买一些与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的书籍,为老师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再次,通过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开展教师培训。通过校本培训等形式定期安排心理健康教育有关的内容,使教师的教育理念得到更新,教研能力得到提升。 (三)全员参与、构建心理健康教育网络 要取得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效果,需要依靠学校、社会和家庭三方的密切配合。一方面要在学校营造心理健康教育的环境氛围,学校对每个教师都应提出重视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要求,使教师树立关心学生心理健康的意识。要利用现行课程,进行学科渗透,让每一位老师都参与心理健康教育,这不仅有利于在学校中营造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环境氛围,而且有助于学生提高课堂学习活动中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水平。另外,健康的校园文化可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逐步形成健康的心理,在活泼上进的气氛中,学生能保持较高的学习热情,乐与人相处,正确对待挫折,主动调适情绪。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家庭、社会对学生人格的影响,因为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父母的观念、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同时,中小学生已经形成的良好心理品质也会受一些不良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倾斜,这样,学校教育的结果易被家庭、社会的负面作用抵消。因此,学校应针对家长们的心理特点成立家长委员会,举办家长学校,向家长们传授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帮助他们树立心理健康意识和正确的教养观。 (四)加大资金投入 客观地说,进行改革和尝试采取各种措施,都是以一定的资金投入为基础的,如果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任何有意义的改革尝试都有可能收不到良好的效果。这就需要教育主管部门能更充分认识到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对全面实现素质教育的重要意义,一定程度上加大资金投入,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全面开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论文:国内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评估标准比较研究 【摘 要】本论文从12个省市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评估标准出发,从心理健康教育的机构设置、师资队伍建设、工作开展情况和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成效的评估四个大的方面入手,对各省市的心理健康教育评估标准中各项指标的完善程度按0—4的分数标准记分,进而对12个省市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评估标准进行比较研究,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各省市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成效的评估不够重视。 【关键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评估标准 工作成效评估 一、各省市心理健康教育评估标准的比较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评价是人们按照一定社会的性质、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所确立的教育目标,对所实施的各种教育活动的效果及学生学习质量和发展水平进行科学的判定。为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开展,各省市响应上级号召,开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并制定了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评估标准。本研究针对国内12个省市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评估标准,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机构设置、师资队伍建设、工作开展状况、工作成效评估四个方面入手,进一步对这四个标准细化,如机构设置又细化为:领导重视、有工作计划、设心理咨询室、有基本设备、专项经费五个指标,按各指标完善程度分别记分,具体方法为:在各省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评价标准中若无某项指标就记为0分,若有某项指标则按标准中提到过、标准要求一般、标准要求较完善、标准要求完善分别记分为1分、2分、3分、4分。 1.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机构设置的比较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机构设置包括领导重视、工作计划、设心理咨询室、有基本设备、专项经费五项指标,根据各省市的资料对其进行评分,评分结果如表1所示。各省市在心理健康教育机构设置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上海、浙江等地比河南、陕西、吉林对“机构设置”这一标准的要求要高;各省市心理健康教育都引起了学校领导的重视, 12个省市中除河南和南京外都将有心理将康教育计划作为机构设置中的一项指标。在上海学校有明确的心理健康教育计划,并纳入了学校总体规划。在心理咨询室建设这一指标中,上海、南京、大连、浙江提出了明确规定,要求有专用电脑、办公桌、电话、收音机等,还需配有图书、各类心理量表等。而北京、武汉、河南、陕西则未将心理咨询室建设作为一项评估指标,;此外,上海明确规定“学校财政预算中又有满足工作需要的专项经费,且确保经费到位。”而在南京、大连、吉林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评价标准中并未将“专项经费”作为一项评价指标。 2.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比较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包括有专兼职教师、对专兼职教师的培训、对全体教师的培训、团队干部培训四项指标。如表2所示:上海、广东、北京、南京在师资队伍建设这一标准中的得分要求比其他地区高,其中广东省将取得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资格分为三个等级,要求各镇以上学校有“a级证书”教师一名以上,中小学以上学校至少每校有“b级证书”教师2人;60%以上中小学有“c级证书”教师3—5人,校长、主任、团队干部基本上都参加过培训;在有专兼职教师这一指标中河南、陕西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评估标准中只提到要有专兼职教师,但没有人数限制,其他10个地区都对专兼职教师的人数有各自的限制;武汉、大连未将对专兼职教师的培训作为一项评价指标;此外,在全体教师的培训这一标准中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每年都举行1—2次对全体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讲座,在教师团队化建设方面,南京要求建立一支以思想政治课教师、班主任和团、共青团、少先队干部为主体,专兼职心理辅导教师为骨干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团队;而天津、陕西、重庆、浙江的教师团队中主要是专兼职教师和班主任。 3.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展状况比较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展包括课程保证、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活动、咨询室定期开放、各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情况、对家长和学生的讲座情况、有无研究课题、家校之间的沟通情况、心理档案的建立情况八项指标。如表3所示:浙江、广东、北京、南京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展状况这一标准中得分较高。浙江省除要求学校更具专项计划开设心理辅导课,每班每学期不少于5节外,还对心理辅导课的内容作了校本课程的要求;北京、上海等地则只要求每班每学期不少于5节的课程,天津和吉林则未将这一指标纳入评估体系之中;在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活动中,上海、南京开展了多渠道、多形式、多媒介的宣传活动,并设有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社团组织,开展多种形式、内容丰富的活动。在上海、广东学校还开办了心理健康教育网,并有心理健康教育专业人进行网络咨询及维护更新。 4.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成效比较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成效评估包括有定期的工作总结、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评价、学校有无心理健康教育的咨询记录、是否重视校园心育氛围、是否重视教学的实效性、心理健康教育是否取得一定社会影响并为其他学校提供示范作用。如表4所示:各省市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所取得成效的评估都不够重视,天津、重庆、河南、陕西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成效评估标准中提出重视校园心育氛围;重庆、武汉提出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要有实效性。除此以外,各省市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总结、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评价、有咨询记录、校园心理健康教育氛围、教学实效性、产生社会影响并为他校提供示范作用这几项标准都没做出要求。 二、从评估中体现的评价机制存在的问题 1.评价标准差别大 从地域上看,各地区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普及情况各有不同,评价标准也因地而异。中小学健康教育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地区都分布在省会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在城镇农村等西部偏远地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展的极为缓慢。 2.教师队伍的评价标准仍需完善各地并没有对学校交流学习提出明确的指向性引导,对教师的进修和培训的具体要求也依然未作说明。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师在学校中人员较少,充当着孤家寡人的角色,且心理健康教师本身就比其他教师相比要面临更多的烦恼,解决更多矛盾,更容易有职业枯竭感。除了心理教师自身要积极的自我调节外,学校对于心理教师的保护就显得非常必要。 3.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评价缺乏全面性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评价机制由心理健康教育机构设置、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展情况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成效评估四项构成,相对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成效评估”这一指标,前三项指标受到了各省市的重视,但各标准中的具体评估指标还存在差异,如附表1所示,在心理健康教育机构设置中的专项经费和从事心理健康教育所需基本设备这两项指标中,各省市存在差异。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论文:浅析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论文关键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对策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论述了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现实意义,之后对我国目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进行了阐述,指出了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于文章最后给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对策。 1引言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正是在这样的良好形势下,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我们正步入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期,在这个过渡期内,人们的行为方式、价值体系、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要快速适应并不容易,特别是心理尚不成熟的中小学生对此可能更加无所适从。而在中小学生中频繁发生的逆反心理、攻击行为或轻生现象便是很好的例证,2009年一位小学生用红领巾上吊的事件仍令人记忆犹新,如花般的年纪,因为心理上的障碍无法消除而选择自杀这一最悲催的方式寻求解脱,当幼小生命陨落的时候,除了扼腕叹息,更发人深省。如何避免此类悲剧重演,如何培养中小学生健康心理,乃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让中小学生拥有健康向上的心理,既是家庭、学校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共同目标。而学校作为中小学生接受科学文化知识教育最直接、最有力的地方,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便显得刻不容缓。 2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 诚如前文所述,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意义深远,所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便成为摆在学校面前的重要工作。 为了进一步指导和规范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1999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2002年教育部制定《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正是在这些文件精神的指引下,各地中小学都采取了积极措施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并且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仍然存在很大问题,许多中小学生的心理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总的来说,目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存在问题有: 首先,力度依然不够,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因为教育理念没有转变,仍然过分的看重学生的分数,过分强调升学率,而牺牲了学生本该重点予以加强的心理健康教育。很多学校或者没有相关课程、缺乏专门针对健康教育的师资,或者仅仅流于形式,没有列为学校发展的重点。 其次,形式单一,课程化倾向严重。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自然十分重要而且必要,但是若简单的以为心理课程就是心理健康教育的全部,确是极其谬误的。可是这却是当前很多中小学所持的想法。他们认为单纯的通过课程就可以解决学生心理问题,培养其良好的心理素质,但是很显然这是远远不够的。学校还必须用更多的专门师资,在课外对学生心理进行健康引导,要提供随时可以咨询的心理老师,多组织有益的心理健康活动等等。 最后,对心理健康教育认识不够全面,目标不够科学。很多学校过分强调对学生进行心理测试,以测试分数作为教育目标,而忽略心理健康教育的真正目的在于使学生拥有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拥有更好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很多中小学忽视学生的学习心理教育(如学习兴趣、考试心理、学习适应性等)和职业心理教育(如为学生在职业定向、兴趣的了解与测试等方面提供咨询服务)。 3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改进措施 正是因为目前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存在上述问题,所以,需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予以改进。其对策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尊重学生、关心学生、理解学生。要培养一支素质优良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对学校全体老师特别是班主任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培训,使每一个教师都要具备一定的心理健康教育的能力。[3]在此种情况下,学校的老师不仅可以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也能很及时的发现学生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并予以及时疏导、沟通,以防止学生出现过激行为。另外,学校可以建立心理咨询室和心理放松室,并且配备相应的心理咨询员,为学生提供解决心理问题的场所和人员。 第二,积极开展各种有益的心理健康活动,充实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与模式。要不单单只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还应当多组织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多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门心理辅导,并且积极提倡学生家长共同参加。例如可以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到社区宣传心理健康知识,可以通过文艺演出、字画展览、发放传单等形式进行,学校还可以专门进行团体心理咨询,如中考或高考考前心理辅导等,还可以举办家庭心理健康教育专题研讨会,提高家长的心理健康教育意识,使家长主动配合学校共同维护和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总之,应当使心理健康教育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第三,转变观念,意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一定要改变以往只重视学习的观念,改变分数至上的错误想法,真正意识到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老师要时刻关心学生、尊重学生,以学生为本,不仅重点加强其适应能力、面对挫折的心理能力,还要加强其学习心理教育和职业心理教育。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论文:谈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途径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家庭教育的缺失、父母离异家庭的增多,都导致了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急剧上升,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思考。 纵观广大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现状,实施心理健康教育迫在眉睫。那么,何谓心理健康?从广义上讲,心理健康是指一种高效而满意的、持续的心理状态;从狭义上讲,心理健康是指人的基本心理活动的过程内容完整、协调一致,即认识、情感、意志、行为、人格完整和协调,能适应社会,与社会保持同步。而要实现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离不开有效的实施途径。 笔者认为,在广大中小学生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可通过以下途径进行: 一、打造一支具有较高心理健康教育水平的教师群体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知识经济”、“信息时代”、“国际接轨”使21世纪的青少年面临更多的挑战,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因而青少年的心理行为问题、心理障碍、心理困惑、心理困扰也就越来越频繁地发生。面对这一现实,我们要做的不是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而是要深刻地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转变教育观念,积极主动地学习心理健康教育的知识、理论。而教师的“全员参与”又是确保心理健康教育最大能效的法宝。 总而言之,教师自身的教育素养和能力如何,是学校能否开展好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关键。因此,建立一支能全员参与的、具有较高心理健康教育水平的教师队伍,是实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中之重。 二、创设符合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外部和内部环境 家庭和学校是影响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场所。俗话说:苑美洁人品,物美长才气。整洁优雅的外部学习环境,对学生心理起着良好的“心育”作用。这种作用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是一个润物无声的过程,是学生自身的一个心理体验过程,这个过程和结果的获得至关重要。 优美、舒适的生活、学习环境为学生的心理发展提供了一个物质平台,而家庭和学校提供的“心理环境”的优劣,则是促使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因”。它能让学生产生安全感、归属感,进而热爱学习、热爱生活,从而保持乐观向上的生活、学习态度;相反,紧张的亲子关系、糟糕的师生关系所导致的心理环境只能使学生缺少关心、缺少温暖、缺乏亲情的沟通,造成心理障碍,出现心理失衡,进而行为失范。如:学生孤僻自闭、自暴自弃、忧虑暴躁、偏激等心理行为问题的产生,都与其心理发展的环境密切相关。 因而,创设一个符合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家庭和学校的内部环境,是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首选任务。 良好师生关系的形成关键在教师。苏霍姆林斯基说过:“给儿童劳动的欢乐和取得学习成绩的欢乐,在他们心中激起自豪感、自尊心,这是教育工作的头一条金科玉律。”学生主动要求学习的热情总是从取得成功、解决困难后心理上的满足感中培养起来的,教师要善于挖掘学生的闪光点,不断激励表扬,使之把优点发扬光大,把缺点消失于无形。在老师的爱心教育下,学生的成长才不会出现畸形。爱心是融化学生内心寒冰的催化剂,是开启学生心灵之门的金钥匙。只有爱才能唤醒学生内心的情感,才有助于建立相互尊重、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只有这样,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才能顺利开展,我们的学生才会健康成长,我们的学校教育才会更加成功。 三、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学科教学是学校教育的中心环节,也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主渠道之一。教师要结合学科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要注重寻找学科教学内容中的教育契机,准确把握心理健康教育的最佳时机,有的放矢地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从而在学科教学中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品质。 第一,要努力挖掘教材内容中心理健康教育的对应点,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要挖掘教材中的内容或具体例子,引导学生通过品一品、议一议、评一评等方式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第二,在教学方法与教学策略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课堂上要尽可能地采用生动活泼的方式方法,引发学生的积极情绪,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注重学法指导,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自我评价的能力;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如:语文课上的续编故事、数学课上的一题多解、实验课上的从一个实验看到的多种现象等等,教师应从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角度出发给予肯定和鼓励。 第三,在教学过程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活动设计中要注意心理因素,课堂教学中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注重学生的内心体验和内心感悟,注重学生意志品质的培养,提高学生承受挫折和应对挫折的能力。 四、家校携手,做好学生的心理咨询及指导工作 无论是创设心理健康教育的外部和内部环境,还是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都只能让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防患于未然。学生一旦出现心理问题,就需要家校携手,做好学生的心理咨询和指导工作。学校有必要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室,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教师,协助、指导家长共同查找学生心理问题的起因,揣摩学生的心理动态,从而对学生的不良行为进行监控和矫正。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论文:中小学班级管理心理健康教育运用 摘要 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中小学学生在校期间正常生活、学习、交往和发展的重要保证。在教育界日益重视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今天,班主任等教育工作者在进行班级管理的过程中应着力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将心理健康教育与班级管理相结合,引导中小学学生健康成长,不断提高班级管理工作实效。 关键词 心理健康教育;中小学;班级管理;应用 将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引入班级管理中,是新时期基础教育阶段班级管理工作的有益尝试。班主任在进行日常班级管理的过程中,应努力实现心理健康教育与班级管理工作相互交融,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对于提高班级管理工作实效,形成良好的班级管理工作秩序尤为重要。 一、心理健康教育与中小学班级管理 中小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班主任等教育工作者利用教育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理论和知识,从当前学生心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入手,通过解决学生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的心理问题,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心理素质的教育过程。现在中小学学生大多来自独生子女家庭,或者是来自与城市生活有着较大地区的农村地区,他们或许家庭背景有别,生活方式不同,但或多或少地都存在着一些一般性的心理方面的问题,而这些正是制约和影响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尤其是班级管理工作高效有序开展的关键因素之一。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持续稳步推进,班级管理的内容开始逐步延伸,从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学习管理、课外活动的指导到对学生的体育、卫生以及各种与教学活动有关的管理,班主任所从事的班级管理工作也日趋复杂化和具体化,而当下的中小学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一些心理问题尤其是群体性的心理问题极有可能对班主任的班级管理工作带来显著的干扰,这就要求班主任要因地制宜,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摸清学生心理发展规律,有效利用各种活动、班集体等组织形式,将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班级管理有效结合起来,推动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和班级管理工作稳步发展,共荣共生。 二、心理健康教育在中小学班级管理中的应用策略 实现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与班级管理工作的相互融合,就是指班主任要切实以抓好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以心理健康教育为抓手,充分发挥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在加强班级管理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为此,作为班主任,应在实际工作中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高认识,明确心理健康教育在班级管理过程中的积极意义 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不少班主任在进行班级管理的过程中并未能清晰地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在班级管理过程中的积极意义,在班级管理的过程中重行为管控而忽视心理疏导,其结果只能是班级管理工作效率长期低效,因此作为班主任,首先应努力提高认识,意识到心理健康教育在班级管理过程中的积极意义,认识到中小学学生正处于人生价值观、认识论等形成的关键时期,一些学生在班级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和不良行为正是源自于他们不能正确地对待外界事物以及正确看待自我而形成的心理问题所致,进而从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引导入手,切实改进班级工作的思路和方式方法,提高班级管理工作效率。 (二)积极利用激励机制,营造良好的班级管理氛围 心理学上有着大量的关于激励机制在促进学生进步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如著名的“教师期望理论”“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等,在实际的班级管理工作过程中,班主任应努力利用一些心理学理论,优化班级管理工作的方式方法,在有效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同时推动班级管理工作向前发展,例如在班级管理过程中制定明确的赏罚激励办法,扩大期中期末讲评中关于班级日常表现等内容,及时发展和强化学生的进步,调动学生积极配合和参与班级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达到保持健康的身心的目的。 (三)积极组织班级活动,进行活动引导 没有自我教育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班级组织是中小学生的基本组织形式,也是发挥组织育人功能、提高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有效阵地,班主任在进行日常班级管理的过程中应注重班级体的建设,积极组织相应的活动,注重在活动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热爱班集体的团结协作能力、集体主义精神以及分享意识等,扎实通过相应的活动提高学生的自我教育意识和能力,激发学生参与班级管理活动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在集体教育过程中不断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班级管理工作水平。 三、总结 总之,心理健康教育在中小学班级管理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作为班主任应积极通过各种有效措施,将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班级管理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班级管理相互依存,协调推进。 作者:谢静静 英玉杰 刘晓晨 单位:山东省临沭县大兴镇启明完小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论文: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创新实践 摘要: 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推广与开展,社会对中小学教育阶段学生的心理健康越发关心,为此,我们应有针对性地在学校进行心理健康教育辅导,加强中小学的心理健康教育培训工作,构建行之有效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以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 关键词: 心理健康教育;积极心理学;心理课程;家庭教育 一、在中小学中推行心理健康教育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和时展的需要 当今社会越来越关注人们心理的健康情况,学生需要具备迎接未知挑战的品质和能力。学生的积极品质,如开放思维、真诚、乐观、自信、诚实、坚韧等,是学生应对未来生活所必需的品质。作为学校,就需要加强对学生这些品质的培养。只有学生的积极品质得到提升,他们才能够勇敢地克服所面临的困难,从容地面对未来的挑战。因此,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是时代对学校提出的使命。 (二)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应成为中小学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 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教育较多关注智力开发,相对忽视对学生健康心理品质的培养,而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检测中心经过多年检测发现,心理健康教育对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对学生的德智体美各方面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进行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而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必须去了解不同年级学生的心理,进而有针对性的根据各个年级学生的心理特点组织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存在不乐观状况,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教师不负责,而是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不能切实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导致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学内容与学生的认知水平产生差距,使学生接受起来十分困难。通过多年的教育教学,我们认识到,如果要改进教育教学方式,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就必须要求教师把握好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而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一方面可以改进学生的学习态度与习惯,进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教师在备课的时候充分了解学生的心理发展状况与发展需求,进行真正适合学生的教育。 (三)学校发展现状的需要 菏泽市牡丹区第二实验小学位于牡丹区西城办事处城乡结合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由于父母外出打工的多,导致留守儿童居多;不少学生缺乏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厌学心理严重;学生家长文化层次低,家庭教育知识欠缺;教师工作压力大、经验缺乏等。这一系列现象,严重制约着学校的发展。经学校领导深入调查研究、缜密思考,把“快乐教育”作为学校办学理念,从心理健康教育入手,对教学内容进行改进,最后构建具有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实现“创优质教育,建快乐校园”的办学目标,从而带动学校整体水平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真正实现:让每一个花蕾都尽情绽放;让每一个园丁都快乐耕耘;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阳光;让每一个季节都幸福收获。 二、学校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依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美国心理学家赛利格曼(Seligmen)提出的积极心理学就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心理学改革运动。积极心理学主要研究如何使心理学研究在良好的条件下更好地发展自身并服务于大众的日常生活,以及怎样才能使人充分的激发自身潜能从而更好的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等方面的问题[1]。积极心理学的提出和发展,为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这个角度出发,利用心理学的手段,激发每个个体积极主动的一面,引导个体向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自身。这种观点非常适合中小学教育阶段,用以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人格。依据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积极的与他人交流,加深与他人的联系。二是面对困难和挫折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良好的挫折教育是学生走向成功的基石。三是关爱中小学生的社会机制,这就是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思想。在积极心理学指导下,学校要确立具有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目标,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心理品质,首先让学生在学校生活中感到快乐,进而更好的开发学生的潜能,让学生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享受教育带来的乐趣,快乐的成长。牡丹区第二实验小学将心理健康教育确定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培养学生对校园生活的适应力,在校园生活中感到快乐;其次提高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愿望,让学生更好的学习和生活;提高学生情绪调控、面对挫折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良好的人际关系;让学生形成开朗、乐观、合群、自立的性格;提高学生的思维、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积极心理学认为个体是主动的,引导每个学生自主产生学习和生活的动力。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也绝不能像应试教育一样灌输,而是应该多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与成长状况,正确的因材施教,引导学生形成健康的心理。 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创新与实践 (一)切实加强领导,完善工作体系 为使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系统扎实地开展,牡丹区第二实验小学建立、健全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系,成立了由校长为首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小组。模式上采取“条线分工、分块负责”的管理方式。所谓“条”,即管理一条线,校长室———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年级———班级。所谓“块”就是按照各年级各班级划分块,并且班主任、学科教师、家长及心理社团形成联动机制,齐抓共管,人人参与。 (二)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教育能力 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所以培养一支具有心理学专业知识[2]、掌握心理辅导技能和心理训练方法的教师队伍至关重要。牡丹区第二实验小学通过外出培训学习、聘请专家专题讲座、集体培训研讨、课题研究、业余学习等方式着力建设了心理健康教育队伍。首先是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每天轮流在心理咨询室接待来访学生,为他们解惑释疑,排除心理负担。其次是班主任队伍,培养班主任较强的心理健康教育实施能力,鼓励班主任与学生之间进行情感的交流,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这样班主任对学生的影响力也就越大。第三是科任教师队伍,科任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教学效果的优劣。学校通过“开讲座、做研讨”等形式提高他们的自觉意识与实践能力。通过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培训学习,不仅解决了教师自身的心理问题,提升了教师的幸福指数和职业幸福感。同时,教师们从培训和研讨中学习到专业实用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并在自己的学科教学实践中应用。形成了以专兼职心理辅导教师和班主任为优秀,全体教师共同参与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系,有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3]。 (三)多种形式并举,构建和谐校园 根据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牡丹区第二实验小学确立了“以心育心,全员参与,心手相牵,呵护心灵”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方向。实践证明,多种渠道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是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途径。 1.心理课程中普及 现代教师不仅要“教书”,而且更要“育人”,要成为学生心理健康的维护者和促进者,这已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2]在没有统一教材的情况下,牡丹区第二实验小学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根据学生的生活实际、年龄特点,灵活设计教学内容,根据校情实际编写心理教材,力求在内容上贴近学生生活实际,侧重对学生进行心理素质训练,使教学过程成为学生自我教育的过程。每个班级间周一节心理课。“活动”和“体验”是课堂最优秀的两个要素,老师们动手制作教具、课件,通过角色扮演、情境表演、心理体验、游戏活动、问题辩论等形式进行教学,在课堂上学生常常情不自禁的鼓掌,积极讨论,提出问题,心理健康教育课成了倍受学生欢迎和青睐的课堂。 2.学科教学中渗透 为使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到每一个学科,牡丹区第二实验小学对教师提出以下要求:在备课时,要对学生心理特点、发展规律、班级差异及个体差异进行综合考虑;在教学反思中,要注意心理健康教育渗透的效果,要有掌控对学生整体学习状态的能力和对策。如今,牡丹区第二实验小学的心理健康教育已渗透到每一门学科、每一节课堂之中,正潜移默化的感染、熏陶着每一位学生的心灵。 3.课题研究中深化 为了推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牡丹区第二实验小学依托课题研究把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向深层次推进。学校以全面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为目标,选择了若干课题进行研究:《小学快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城乡结合部子女的教育》等等。在这些课题的开发研究过程中,从领导到教师,思想上都经过了一个由了解到认识、到重视、到深入研究的过程,逐步加深了对心理健康教育内涵的理解。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开展相关课题研究与研讨。课题研究的过程也是一个拓展思路、更新观念的过程,有力地促进了学校素质教育的开展,提高了学校的教学质量,推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常规化,深化了教育教学成果。 4.团体活动中辅导 团体心理辅导是在团体的情景下运用团体互动的过程,训练或引导成员共同解决发展性需要或心理不适应问题,促进成员健康成长的一种活动方式。[3]在团体心理辅导中,牡丹区第二实验小学针对学生不同的心理需求,开展“六个一”心理技能辅导活动,即:①寻找一种适应自己的学习方法;②学会一种排解不良情绪的方法;③掌握一种与人交往沟通的技巧;④学用一种心理求救方式;⑤熟读一本心理健康的书籍;⑥寻找一位心理慰藉师。学生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遇到心理问题时,能够运用这些技能来解决或及时寻求帮助。 5.个体咨询中矫正 巧妙咨询,打开心结,给冰冻的心灵照射阳光。对有特殊心理发展需要的个别学生或有心理困惑乃至心理与行为出现问题的学生进行个别心理辅导或咨询。教师还通过沙盘等心理测验游戏,让学生自由地表达以前被隐藏的想法和情感,从而释放紧张的情绪。咨询教师亲切、和蔼,活动室成为学生“不设防”的家。 6.阵地宣传中强化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注重阵地建设,营造宣传氛围,规范心理健康教育辅导,给干涸的心灵注入清泉。牡丹区第二实验小学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修建了高标准的个体咨询室和团体活动室,为学生营造一个温馨而优雅的活动氛围。设置咨询信箱、电话热线、网络平台、邮箱、校讯通、QQ、学校广播电视台等,对学生们生活、学习中的困惑给予解答,让学生在身心放松的同时,受到熏陶。利用橱窗、黑板报、校报、校刊、电子屏幕等,布置刊登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的内容,开设心育专栏,成为学生学习心理健康知识的园地,让学生感受心理健康教育无所不在。老师们组织主题班会课,通过每星期一次的主题班会,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7.活动体验中锻炼 开展活动,训练引导,为贫瘠的心灵添加养料。心理学研究表明:学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组织学生参加有意义的实践体验活动,有助于学生形成积极向上、团结和谐的团队精神。[4]牡丹区第二实验小学紧扣时代脉搏,积极开展各种主题教育活动,力求做到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符合学生特点,同时尝试创新开展独具特色的活动。每次活动都做到事先有方案,事后有总结。每次活动过后,语文老师还会根据活动的特点,对学生进行习作的训练。尤其是在每周上好常规体育课的同时,牡丹区第二实验小学还坚持每天在大课间让学生进行“三操”锻炼,即:校园广播操、“旭日东升”武术操和心理健康教育手语操。同学们在这三操的演练体验中,感受到了校园广播体操的欢快、家乡武术操的铿锵和心理健康手语操的舒缓。孩子们锻炼了身心,陶冶了情操,领悟了一些人生的哲理,感受到了快乐校园的魅力……孩子们高兴地称之为“阳光三操伴我行”。 8.家庭教育中延伸 每个问题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家庭,学生所有的心理问题几乎都来源于家庭。因此,可以说学生心理问题主要形成于家庭,表现于学校。针对我校学生家长自身素质修养较低,对孩子漠不关心、简单粗暴这一实际,牡丹区第二实验小学将工作进一步深化,成立了家长委员会、家长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开设亲子课堂、定期举行家长心理健康培训讲座、每学期召开家长会等。每周三作为家长开放日,在这天家长可随时到校参与各项活动,并及时反馈意见。另外,牡丹区第二实验小学还鼓励家长参与学校管理,参与班级管理,出谋划策,师德评选时让家长投上宝贵的一票……这些做法增进了家校交流,赢得了家长的信任和支持。家长开始关心学校、关注孩子,促进了牡丹区第二实验小学教育工作的开展。 9.社会参与中补充 学生积极品质的培养不仅需要学校、家庭共同努力,还需要社会的积极参与。牡丹区第二实验小学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不定期地邀请知名专家、社区的一些专家到学校做专题报告,并与大学、教育科学院密切联系,形成校内外一体化网络。这些社会力量的参与,成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强大助力,使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稳步进行。 四、心理教育显实效,全面发展创佳绩 由于牡丹区第二实验小学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到学校日常管理工作之中,同时整合多方资源,短时间内唤起了教师的激情与责任,激起了课堂的改革与创新,点燃了学生的兴趣与梦想,点亮了家长的希望与热情,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肯定,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许。学校被确定为省、市、区心理健康教育重大课题实验基地,市、区心理健康教育现场会在牡丹区第二实验小学召开,学校做典型发言,受到了领导与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创优质教育,建快乐校园”,这是牡丹区第二实验小学的梦想。在这里,老师们、孩子们有归属感、幸福感,唤起每一位师生的生命潜能,让人人都为实现个人及学校的发展而满腔热忱地工作,让人人都感受到尊重,品尝到成功的喜悦。随着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牡丹区第二实验小学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作者:仵文远 单位:澳门城市大学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论文: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一、积极探索有益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良好途径 1.意识先行。第一、强化学校相关负责人的意识。学校相关负责人要提高其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让教育回归人的本质,也让心理健康教育回归课堂,而不仅仅是课程表上欺上瞒下的一个象征性的文字符号。第二、教育者要有意识。教育者要能够积极参加专业培训。使自己走向专业化的心理教育的道路,丰富完善自己的教育理论,注重心理训练的实践以及案例的反思总结,这也是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最坚实而有效的一步。第四、家长要有意识。在这一点上,学校是家长产生意识的助推者。学校应适时组织家长学习有关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尤其对于留守学生的监管人而言,无论定期举行家长会或通过家访了解学生家庭背景,还是有关训练心理发展的活动、方法都要与家长进行讨论,进而制定方案。 2.行动跟进。第一、做好专业教师的培训。学校要加大培训力度,加大投资,在本校培养至少一名专业的心理教师。第二、做好各学科教师的延伸培训工作,提高全体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水平,掌握基本的心理疏导及训练的方法,有效地控制好自己的教育行为。第三、做好教师的心理健康工作。教师要以积极健康的心态,愉悦的心境,和稳定平和的情绪投入到教育中去,优化教育教学环境。第四、做好评价工作。学校要建立包括各学科教学成果、师生的情感体验、健康水平测试等多维度多层次的评价体系。第五、做好各学科的渗透性教育。各学科教师要打破学科概念,发掘本学科的心理健康教育因素,适时适机地对学生进行教育。第六、做好班主任工作。班主任是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中心角色,他既是管理者,又是陪伴其成长的朋友,与学生的交往最为密切。因此,班主任的工作一定要勤、细、实、巧,要深入了解学生心理,根据不同学生地不同心理问题,采用灵活多变的方式对学生实施教育。 3.文化陶冶。开展丰富多彩,健康高尚地各种文体活动,演讲比赛,团队活动,给学生心理发展以积极健康向上的影响。并可通过橱窗、板报、专栏、手抄报等方式营造健康和谐的的校园文化环境,以陶冶学生的性情、促进其活动能力,集体生活与人际交往能力。 4.爱的滋养。“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爱是教育的前提和出发点,把爱当做心理教育的催化剂、灵丹妙药,你会发现走进学生心灵是多么的幸福。所以,教师要善于发掘社会、学校、家庭的爱的教育资源,实施爱的教育,营造爱的氛围,让感受爱与奉献爱成为每个教师的工作方式和每个学生的生活方式。 二、结语 总之,农村中小学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急需我们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做好从无到有的工作,之后不断的健全与完善,使之在农村中小学加以推广与普及,这样才能给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一份关注,一份希望,也才能给无数农村学生以一份关爱,让他们健康成长。 作者:陈海鱼 单位: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周家庄学校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论文: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思考 摘要:本文结合吉林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工作实践,总结心育教师培训的问题,结合教育心理学及管理心理学理论,探索心理教师培训的专业化道路,提出具有心理学科专业特点的教师培训新思路:项目设计——分层分类精细化;培训形式——实践体验式;培训内容——引领需求和迎合需求相结合;培训管理——自主管理为优秀等。文章对增强心理学科教师培训的实效性和专业性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实践体验式;自主管理;区域培训共同体 为切实满足吉林省中小学校的迫切现实需求,配备一支专业化的心育教师队伍,根据教育部下发的《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修订版(2012)以及《教育部心理咨询室建立》政策文件的指导,我们一直努力致力于探索以“研培结合”为主导的实效化、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人性化的中小学心育教师培训模式。可以说,中小学心育是学生学业与人生成功的关键基础,学科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内涵、教育方式方法、教育意义价值明显区别于其他文化课学科,因此中小学心育教师培训的设计与实施也应该具有其独特的专业化特点。 一、吉林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现状 根据201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我省兼职心育教师占了75%以上;非心理学专业背景的心育教师占了80%以上;43%的教师认为兼课、兼职的负担过重;36%的教师认为自身专业水平有限;58%的教师急于提高心理学专业理论知识水平;50%的教师认为缺少心育实践工作技能;50%的教师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知道一点或不了解。另外,心育教师的流动性较大,岗位稳定性差,心育教师地位低被轻视现象也很严重。调查结果表明,我省心育教师队伍总体呈现兼职、非专业化的特点,心育教师队伍专业水平亟待提高。调查显示,我省只有大约20%的学校能全部保证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的课时安排;大约40%的学校有心理咨询室,但是设施配置不全或者闲置。数据表明,我省心育工作开展实施情况不够理想。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莫雷教授指出,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发展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更新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理念,专家、专业人员研究、推进并组织、宣传、发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第二个阶段是发展比较快的地区,政府部门结合专家队伍,采用一定的方式进行合作,共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平台;第三个阶段,最终形成校园心理健康教育环境。据此为参照,目前吉林省各地区心育现状发展极不平衡,少数地区处于发展的第二阶段,大多数地区仍处于第一阶段,向第三阶段整体发展的情况不容乐观。 二、吉林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现状 调查数据显示,大约45%的心育教师没参加过培训或仅参加过一两次培训。70%的心育教师希望有机会业务进修或赴名校参观访问,40%的心育教师认为自身专业水平有限。心育教师培训普遍存在培训内容宏观化和理论化、培训规模零散化等缺点。同时在培训的规模和系统性方面地区差异性也很大。因此,研究、开展具有心育学科专业特色的、系统化的、宏观微观相结合的、有针对性、实践性和实效性的心育教师培训工作显得尤为重 三、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的新思路 1.培训理念——研培结合 由于部分不发达区域中小学教师教育教学理念、知识亟待更新,国家加大教师集中培训力度,但问题是大批教师连续集中外出学习,导致学校工学矛盾突出,培训由原来的广受欢迎转变成了甜蜜的负担,培训的吸引力下降,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都大打折扣。虽然大力开展远程网络培训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面授培训是绝不可取代的。为了让面授培训有内涵、有魅力,急教师之所急,想教师之所想,我们需要将外显的间断式培训和内隐的连续性培训相结合。外显的间断式培训即按照一定时间间隔开展面授培训;内隐的连续性培训即在面授培训的间隔期间陆续开展远程网络培训和送培到市、县、校等相关教研活动进行培训的衔接和拓展。通过将教学研究指导和教师培训有机结合,培养教师科研思维,提升教师学科素养和技能,让教师培训更具有系统性、针对性。 2.项目设计——集中、自选相结合;分层分类精细化 (1)集中培训。 集中培训主要是根据我国基础教育的现状,组织教师集中开展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培训。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集中培训的主要任务有三项:获得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知识、掌握心理健康教育方法和提升心理咨询与辅导能力。由于我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起步比较晚,现在正进入快速发展期,学科需求和供给不匹配。心育教师现状存在非专业多,兼职多的特点,并且心育发展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均很大,整体宏观的培训往往无的放矢。因此,建立分层分类的集中培训体系很有必要。集中培训的弊端是时间短、受训内容密集,各种知识过于集中的“狂轰滥炸”,受训教师没有时间消化培训内容。由于受训时间跨度长且结构松散,很容易导致受训教师遗忘先前所学的内容,所学知识前后难以衔接。 (2)自选式培训。 自选式培训主要是根据培训内容体系和业内培训专家的专长划分不同的培训模块,受训教师可以依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受训的内容。相对于常见的集中培训,自选式培训更具有针对性和灵活性。而自选式培训主要是把培训的内容分成基础理论、专业理论与技术、心理咨询实践与个案督导三大模块,每一个模块有相应的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受训的教师可以根据个人需要选择受训的内容,构建完善、系统的学科认知结构。 3.培训形式——实践体验式 由美国学者、著名的学习专家爱德加•戴尔1946年首先发现并提出了现代学习方式的理论即学习的金字塔理论。该理论提出:在塔尖即第一种学习方式“听讲”,也就是老师讲,学生听,这种我们最熟悉最常用的方式,学习效果却是最低的,两周以后学习的内容只能留下5%。第二种通过“阅读”方式学到的内容,可以保留10%。第三种用“声音、图片”的方式学习,可以保留20%。第四种“示范”,采用这种学习方式,可以记住30%。第五种“小组讨论”,可以记住50%的内容。第六种“做中学”或“实际演练”,可以达到75%。最后一种在金字塔基座位置的学习方式,是“教别人”或者“马上应用”,可以记住90%的学习内容。爱德加•戴尔提出,学习效果在30%以下的几种传统方式,都是个人学习或被动学习;而学习效果在50%以上的,都是团队学习、主动学习和参与式学习。“实践体验式”培训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基础,使培训教师通过与受训教师之间进行人际互动,与受训教师进行内部的人际沟通与经验分享,从而促使受训人员获得心育理念与技能的培训方法。在该培训模式中,培训教师的任务主要是创设情境、引发疑问、促使成员参与到活动中积极讨论,并在适当的时候提供与情境相关的专门知识作为指导。受训教师通过对心理辅导的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并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反思,体会并领悟这些理论,最终将其转化为个人化的理念和技能。另外,心育学科与其他学科不同,心育学科自身特点即以“活动、游戏、体验、感悟”为主线,最终实现学生心理的健康成长、激发学生内力的觉醒。培训让心育教师亲身通过实践体验,以切身感受,感悟、挖掘心育学科的内涵和本质,理解心育学科的“活动、体验、感悟、转变”这一课程内涵特色对学生的学业、人生成功发展的重大影响。 4.培训内容——引领需求和迎合需求相结合 我们一直以来的做法是在培训之前通过学员培训需求调查,了解学员的专业发展需求,根据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设计培训课程。做为专业的教师培训者,不仅要让培训有的放矢,还应该考虑到培训的前瞻性,增加能引领一线教师需求的前沿化专业培训内容。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教师的需求是具有主观性、非科学化的,在满足教师主观需求的同时,作为专业的教研培训者,还需科学地从学科教师现状分析教师的真正专业需求,为实际问题寻找真正的内涵归因。在培训内容的设计上秉着引领需求和迎合需求的原则才是最佳培训内容构思。心育学科教师培训同样不能顾此失彼,在前期培训调查中,我们发现心理学专业背景的教师们往往对一些新近流行的心理咨询辅导技术比较感兴趣,因此而对于最基本的心育教师专业基本功缺乏稳扎稳打的精神。遇到问题困惑时,教师会归因为自己缺乏最新的心理咨询辅导技巧,而事实是心育学科的深厚基础专业知识技能完全可以有效解决中小学生的常见心理问题,可以保障心育活动的高效开展。教师们真正缺乏的是在心育实践中对传统的“认知疗法、认知行为疗法、行为矫正、人本主义疗法”等的深入研究和拓展运用。中小学心育面临的现实情况是教师心育基本功薄弱,因此在心育教师培训中,在满足教师的主观需求的同时,应不断夯实最重要、最基本的的学科教学基础知识。 5.培训管理——自主管理为优秀 社会心理学中的自我控制系统理论提出:增强个体在群体中的自我控制度会提升个体自尊水平和主动性,激发个体活力,进一步带动群体产生团队动力。教师培训管理中应很好地体现这一理论思想。将“学员自主管理”做为培训管理的优秀理念,让每一位学员树立主人翁意识,增强培训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让参培教师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被动的、被管理的培训对象,还是培训主体参与者,是教师培训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有能力的、有影响力的组成部分。培训应形成学员自主管理模式,通过以班主任为主导,以班委会为优秀,全员参与管理、责任分工明确、优秀学员表彰制度等,调动全体学员的参培积极 6.训后跟踪指导——构建区域培训共同体 心育学科起步较晚,区域性效果差别显著,通过省市县三级联动机制,将集中培训、送培到县、送课下乡、名校参观、名师指导、教研讨论相结合,同时通过跨区域教研或者本区域集中教研,以“同伴互助”的方式开展教研培训活动。将培训效能发挥到最大化,使培训形式多元化、系统化,培训内容更加精细化,构建一个交叉立体式的区域培训网络共同体。这种方式将培训成果延伸拓展,大大提升了培训后效,搭建了具有研培结合特色的新型培训之路。吉林省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仍然还有很多问题,如培训模式的构建,培训策略、培训课程的设置等,我们将结合培训实践研究使未来吉林省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更具有实效性,使培训成为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有监控的利于心育教师可持续发展的育师工程。 作者:裴娜 单位:吉林省教育学院 综合教研培训部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论文: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误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心理健康教育也以课程形式进入到我国中小学课堂。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开设是我国教育史上一个极大进步,标志着我国正逐渐增强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关注。但由于我国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发展上起步较晚、缺乏经验,同时存在一些认识上的不足。 一、心理健康教育课的概念 心理健康教育课是为全体在校学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它以心理学、教育学的有关理论为指导,以班级为单位,以学生心理,即学生成长需要为课程目标进行教学的团体辅导形式;它侧重于实现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的教育性、发展性和预防性目标,即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心理素质的提高;它以学生成长的需要和心理困惑为主题,以学生的自我探索为主线,从而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 二、心理健康教育课的误区 (一)心理健康教育课等同于“活动课”“游戏课” 目前,许多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大多采用的是两种模式:一是教师讲授心理学知识,二是课堂上教师组织活动。心理健康教育课又被称为心理辅导课,它是以学生积极参与活动(录音录像、脑力激荡、哑剧表演、角色互换、绘画、空椅子表演、配对讨论)为主,使学生在活动中体验、感悟,从而对自身有一个新的认识,进一步增强自我的心理健康。但这些游戏、活动却不等同于人们理解的那种日常生活中所玩乐的游戏或者活动,不是盲目的游戏和活动。它是一种为了教学目标而专门设计的多种教学方法,是让学生在课堂中占主导地位,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充分体验、感悟和自我提升,达到心理教育的目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的立足点是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与规律,根据学生当前的心理状态及其需要,选择可操作性强、有针对性、兼顾理论与实践方面功能的,既能丰富和完善教学理论,又有益于教学实践水平提高的活动。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由于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缺乏认识,致使心理健康教育课成为一门游戏课、活动课。一方面,在课堂中,教师过度重视活动的设计,并安排各式各样的游戏、活动,游戏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有些游戏显得课程氛围极其热闹,出现学生不能控制自己的言行,教师无法掌控课堂纪律的状况。这种形式过于形式化、表面化,整节课下来变成了体育课或纯粹的游戏课,没给学生留下什么,不能深入地让学生体验其真实意义,缺乏对自身的思考。 (二)心理健康教育课有德育化倾向 有些教师认为,心理健康教育主要是针对学生的不良行为、品德进行纠正、辅导和教育,促使学生拥有较好的思想素质,使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这些教师而言,心理健康课与思想品德课极为相似,两门课教学的最终目标都是让学生在成长发展过程中保持心理健康。但这种想法并不合理,它严重扭曲了心理健康课与思想与品德课的教学目标。思想与品德课重在教学生的德,对学生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其目的是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品行,形成正确的观念。然而,心理健康教育课重在关注学生的心理素质和完善学生的人格,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和素质提高的自我教育活动。一些教师却把两者混为一谈,教师常常夸大学生的思想品德问题,把道德不良、品行恶劣视为心理问题,又把心理问题当作思想品德问题,用教授思想品德课的方法来对待学生的心理问题。在心理健康教育课教学中,教师把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品德课、班团活动、课外活动一起开展,还强调学生思想行为要符合规范,若不符合,就认为其心理有问题或心理不健康等,这就弱化了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因此,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务必要对二者进行正确、深入地理解与分析,以便更好地进行教育教学,加强学生心理素质培养,对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起到催化作用,使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忽视学生的学习问题 第一,一些教师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时,总是过于重视课堂氛围,以教学手段的多样化、活动形式的丰富来作为此节课的评估标准。但他们忽视了学生内心的真实需要,难以真正地学习、思考到某些认知及行为。第二,有些教师不考虑学生心理问题的特点,也不考虑教育方法,每节心理课都以相关心理学理论基础为背景知识,只给学生发课本、安排上心理课和课程考试,表面上看起来教师重视学生的学习,但实际却没有深入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学生不能有效地吸收任何东西。针对中小学生来说,一些过于理论的知识并不需要太过于专业的教学模式,采用比较直观的、通俗易懂的、贴近生活的教学形式呈现给学生,学生就能轻易掌握。第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课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心理援助活动的过程,即帮助学生自己解决面临的问题,强调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却代替学生解决问题,不能很好地协助学生自己解决问题。他们未意识到应从方法、技术、能力等方面使学生学会独立地解决自身的心理问题,提高自身心理素质的能力,从而助长学生习惯性地对他们产生依赖心理的风气。学生便会产生懒惰的思想、缺乏理性的思考,甚至不学习任何心理知识和优秀的心理品质,这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学生的学习问题。因此,心理健康教育只是起着指导、辅助的作用,要保持健康的心理,还需要学生独自学会面对、处理自身的问题,以便健康地成长。 (四)心理健康教育忽视预防功能 从另一层面上讲,心理健康教育课重在教导学生如何预防自己产生心理问题。教师应积极主动地帮助学生及时发现自己的心理问题,并指导学生如何及早进行自我调节与解决,避免心理问题扩大化。然而,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学校和教师不能关注和发现学生的一些不良行为,不及时矫正学生的某些错误的做法,纵容他们,只有在发生严重的心理事件或产生心理危机之后,才开始重视学生的心理问题,对问题学生进行辅导和治疗,避免以后类似的情况发生,此事就算解决了。另一方面,在平常的教育教学中,教师不重视对学生自我调节心理问题方法的指导与培养,而是任由学生一出现心理问题,立马去找心理教师和班主任抱怨、诉苦;甚至鼓励学生去学校发泄自身情绪和痛苦,而不是教导学生如何调节内心的消极情绪,如何进行预防、阻止其不良心理问题的产生。 三、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不断向前发展,备受教育各界人士的关注,却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与误区。相信在未来进一步的完善、改革中,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我国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也会更上一层楼。 作者:钟琪 单位:广西师范大 学教育科学学院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论文: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1心理健康教育情况 (1)心理辅导室情况 目前,巴镇地区学校(以下数据都以巴镇地区学校数量为依据)心理辅导室存在三种情况:①心理辅导室与医务室、教师办公室合用的学校5所,占27.8%;②心理辅导室与教师办公室合用的学校8所,占44.4%;③心理辅导室简单划分功能分区的学校5所,占27.8%。 (2)心理健康教育器械设备情况 心理健康辅导室装备分为:通用设备、办公家具、心理辅导器械、心理专用仪器、心理辅导软件。据调查,没有配备心理健康辅导器械设备的学校12所,仅配备心理沙盘的学校5所,配有心理专用仪器的学校2所,配件率和配项率达不到自治区的配备标准。 (3)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情况 巴镇地区中小学设专职心理教师的学校有5所(占27.8%),只有兼职教师的学校13所(占72.2%)。曾参加过沙盘培训的教师占72.2%,其余27.8%的教师没有参加过相应培训。 (4)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目前为止,有5所学校定期对不同年级开设课程,其余学校根据学生个体发展分年级以公开课的形式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辅导。所有学校都在不同程度地开设心理咨询,咨询记录和档案资料做到保密存放。教材方面,有2所学校用《心理健康》,有1所学校用《心理发展》,有2所学校用校本教材,其余学校没有具体教材,通过网上查找资料、下载视频来讲课。 2存在问题 (1)教室设备问题 学校没有专用心理辅导室,与医务室、办公室合用的多,只有27.8%的学校有专用心理辅导室。学校心理辅导器械、心理专用仪器、心理辅导软件配备少之甚少。 (2)专职人员问题 ①专职教师少。专兼职教师担负其他学科教学任务,专兼职教师不是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的。②心理辅导是一项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而现存在有些教师未参加过相关理论培训,急需专业的培训和继续教育机会。③从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金考取相应的资格考试。培训资费、从业资格考取费用很高,暂时不能得到报销。 (3)开设课程教材问题 各学校开课形式多元化,没有统一的教材内容,大部分学校还没有课程建设,主要以公开课的形式分年级做心理健康教育。大部分心理咨询时间设在下午活动时间,兼职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心理咨询学生的后期辅导。 3建议全面推进、巩固和深化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加快制度建设、课程建设、心理辅导室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积极拓展心理健康教育渠道,建立学校、家庭和社区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和协作机制,全面推进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科学发展。在学校普遍建立起规范的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 (1)加强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领导,制定规章制度,明确责任部门和负责人,支持和指导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各地和学校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结合教育教学实际,保证心理健康教育时间,课时可在地方课程或学校课程中安排。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计划,纳入学校督导评估指标体系之中,教育督导部门应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专项督导检查,可开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示范校创建活动。 (2)加大心理辅导室及设备的投入力度 心理辅导室是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开展个别辅导和团体辅导,指导帮助学生解决在学习、生活和成长中出现的问题,排解心理困扰的专门场所,是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阵地。在心理辅导过程中,教师要树立危机干预意识,对个别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学生,能够及时识别并转介到相关心理诊治部门。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心理辅导室装备配置标准对心理辅导室建设、设备的配备加大投入力度,依据本标准和规范,做出统一规定。 (3)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必须大力加强专业教师队伍建设。各地各校要制订规划,逐步配齐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专职教师原则上须具备心理学或相关专业本科学历。每所学校至少配备一名专职或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并逐步增大专职人员配比,其编制从学校总编制中统筹解决。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健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职务(职称)评聘办法,制订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价标准,落实好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职务(职称)评聘工作。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享受班主任同等待遇。 (4)大力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 组织专家制订教师培训课程标准,分期分批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员和骨干教师进行部级培训。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将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纳入教师培训计划,分期分批对区域内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进行轮训,切实提高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水平。要在中小学校长、班主任和其他学科教师等各类培训中增加心理健康教育的培训内容,建立分层分类的培训体系。 (5)要重视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关心教师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从实际出发,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减轻教师的精神紧张和心理压力。要把教师心理健康教育作为教师教育和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方面,为教师学习心理健康教育知识提供必要的条件,使他们学会心理调适,增强应对能力,有效地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和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能力。 (6)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材料的管理 各种有关心理健康教育材料的编写、审查和选用要根据教育部指导纲要的统一要求进行。据《指导纲要》要求,凡进入中小学的心理健康教育材料必须经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专家审定后方可使用,并统一地方教材。 (7)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科学研究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指导,增加经费投入,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教育科学研究规划,积极组织相关课题申报和优秀成果评选。要积极引导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展相关研究,为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要建立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制度,各级教研机构应配备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员。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组织专家学者、教研人员、一线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结合实际情况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研究,在实践中丰富完善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不断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科学化水平。 作者:陶格斯 单位:内蒙古阿拉善盟电化教育馆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论文: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现状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当前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落后状况:认识观念模糊、师资力量薄弱、课程教育德育化、心理健康教育学科教育化等表现,然后从加大宣传力度、建立健全机构组织、转变教育观念、开展师资培训、探索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改进,加强农村中小学当前心理健康教育的措施。 [关键词]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心理问题 一、当前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 1.认识模糊、观念落后、行动迟缓 农村中小学之所以游离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热潮之外,主要缘于一些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主要表现为:“应试教育”的观念根深蒂固,认为心理健康教育是“多此一举”;“教师中心”的观念,压抑着学生个性的张扬;不能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在心理健康教育上雷声大、雨点小。 2.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力量薄弱 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从教人员必须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对专业知识和实际能力达不到要求的,绝不能随意安排做专职心理咨询教师。”但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从教人员绝大多数是由非专业人员兼任,来源十分复杂,而且很不稳定。这些人的共同点是缺乏系统的专业培训,没有持证上岗。以这样的师资来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其后果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3.心理健康教育德育化 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既不是相互割裂和对立的,也不能相互取代。心理健康教育的优秀是学生的心理成长和发展,其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适应环境,承受挫折和自我调控的能力,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和发展自我的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和健全的人格,在教育方式方法上强调心理辅导、咨询和治疗等方面的策略、方法、技巧的运用,切忌机械灌输和空洞教化。因此,决不能把心理健康教育等同于德育或德育化。但由于缺乏专业师资和专门培训,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施过程中德育化倾向却十分严重。 4.心理健康教育学科教育化 心理健康教育在途径和方法上讲究灵活多样和针对性,以心理辅导为例,根据心理问题的具体情况可以综合运用会谈、角色扮演、信心训练、行为矫正、心理沟通、自我体验、心理测量等等。但是,目前,相当一部分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学校存在着学科化、知识传授化的偏向。片面强调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开设,向学生机械灌输有关的名词、概念、原理,把心理健康教育搞成了心理学常识课,这种用学科知识教学的方法来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不仅不利于学生的心理健康,而且会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影响其心理健康发展,必然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 二、在农村中小学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 1.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2000年初,教育部召开会议,要求各地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随后,教育部出台了许多“减负”的规定与措施。强调在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的同时,要减轻学生的心理负担,加强对中小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就应抓住契机,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向农村中小学的学生、家长宣传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和作用,求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使全社会共同关注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让农村中小学真正成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摇篮。 2.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大力开展教研活动 目前,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在组织领导机构上,职责分工不明确、不具体,组织管理上的混乱,造成了工作中的无序与被动;在教研机构上,各中学、学区设置教研组的少之又少,开展专门的教研活动的更是难得一见,理论指导的缺乏,导致了实践工作中的盲目,影响了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正常运转。 3.从实际出发,确定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在国家颁布统一的实施纲要前,各校要借鉴发达地区中小学的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体系,根据所在学校和学生的具体实际,确定切实可行的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提高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4.转变教育观念,增强心理健康教育意识 要实施心理健康教育,首先,要求全体教育工作者要转变“智育至上”的教育观念,树立以提高心理素质为基础的素质教育观。在人的种种素质中,心理素质是最基础的,它是其他素质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条件,没有较好的心理素质,其他素质的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心理健康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位教育工作者要自觉增强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识,切实维护学生的心理健康,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 5.积极开展师资培训工作,提高教师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能力和水平 教师问题是制约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全面开展的瓶颈问题。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大量的心理学理论和技术作基础,现在许多教师所具备的专业知识还十分有限。因此,在师范院校的支持下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培训工作势在必行,它直接关系到这项工作的成效。从目前的情况下看,短时间内对众多农村中小学教师进行系统的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培训不太现实,教师的培训可根据农村学校的实际,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可采用专家下校指导、短期培训、教师自我进修等灵活多样的形式,使农村中小学的教师尽早掌握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知识,并能灵活运用心理健康教育独特的工作方法。 6.努力探索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途径 农村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除了采用专题讲座、团体辅导的形式外,还要大胆尝试下列途径: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学科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各种活动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开展个别心理咨询活动;教师人格力量的感染与熏陶;强化团体心理辅导,应对“群发式症候;搭建新媒体平台,拓宽心理教育手段;聚焦思想道德教育,营造和谐教育范围等。 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启动与开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面对各方面工作都比较薄弱的现实,期望短期内大规模地、全面地铺开是不可能的。因此,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应积极贯彻落实《意见》与《纲要》精神,从实际出发,制定出地区性的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规划,建立心理健康教育实验学校,实施“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的工作策略,有计划、有步骤地促进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规范、有序、实效、稳定地开展。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论文: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是运用有关心理教育方法和手段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和素质全面提高的教育活动,是素质教育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而目前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已成为亟待解决问题,在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是中小学生身体心理健康成长,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需要,是素质教育的迫切需要。因而,学科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整合、渗透就成为当今教育发张的必然趋势之一。 一、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是中学历史学科教学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是新形势下中学历史学科教学多元化目标之一 课程标准明确规定,中学历史教学要教育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审美情趣,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精神,增强承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渗透心理健康教育体现了中学历史学科教育功能的全面性、深入性和发展性 古人云:“读史使人明智。”这里的“智”,不仅是指知识能力,更是指做人的准则、处事的经验。长期以来,中学历史学科教学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诸多方面还存在着不能适应时代要求和国民素质的问题,因此进一步挖掘、发展历史教育的功能,教育学生养成现代公民应具备的人文素养,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已成为历史教育发展的必然,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就是这一必然的具体体现。 (三)中学历史学科的特色决定了它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历史学科是一门人文科学,它博大精深;那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本国反动统治者的斗争所体现出的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世界史那波澜壮阔而又曲折坎坷的历史过程等等,在陶冶学生情操,开发学生心理潜能,健全学生人格,帮助学生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精神,增强学生承受挫折、适应社会、生活和学习等生存环境能力,预防和矫正各种异常的心理和行为,消除心理和行为障碍等方面有着无比巨大的优势;说服力强,感染力大,立足点高,理性意蕴深,是其他任何学科都无法相比的。历史教材中那丰富的伦理价值内容,众多名人伟人嘉言懿行对促成学生健康心理品质的形成,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中学历史学科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作为中学历史老师,在教学中如何预防学生出现心理问题,培养学生健康心理品质呢? (一)历史教师要有健康的心理,这是培养学生心理健康的前提 现代教育要求教师是一个全面发展、和谐发展的高素质的人,一个有着健全个性、健康心理的人。人的健康,不仅是生理健康,还包括更高一层意义的心理健康,尤其对于教师来说,心理健康的价值更大,它直接影响着其他行为的优劣和教育的成败。 绝大多数历史教师受自专业的熏陶,练就了高尚的品德,完善的人格有自己丰富的个性,鲜明的风格,爱岗敬业,默默耕耘,做学生的“经师”,更做学生的“人师”。但历史学科在中学阶段长期以来是一门被忽视的学科,历史教师普遍不被重视,既要容忍社会上的一些偏见,又要承受社会激烈的竞争给老师带来的压力,很容易产生心理疾病,而教师的心理,对青少年学生心理品质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青少年学生的向师性,决定了教师心理影响的深刻性、长远性和多面性,只有教师心理健康,才能教育学生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一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当今历史性的转变时期,历史教师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保持健康的心理,要性格开朗,乐观,有朝气;要有毅力,有恒心,敢于面对挑战,面对困难和挫折做生活的强者;要有涵养,情绪稳定,不浮躁,不任性,善于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要能自觉防治和克服不良嗜好。 (二)面向全体,因材施教;尊重个性,营造宽松和谐的课堂氛围,这是杜绝产生心理不健康因素的根源 课堂教学是学校中的基本活动,也是一种独特的社会交往方式。教学过程是师生双方认知和情感的双向交流过程。因此,努力在课堂这个特定的活动环境中营造和谐的心理氛围,不仅是教学成功的保证,也是学生形成积极学习态度、正确学习动机、愉悦的学习情绪的重要途径,是实施学科心理教育的必要前提。 对历史老师来说,营造良好的课堂心理氛围,提高有限时间的教育教学效果尤为重要,我认为可以从引发学生兴趣,尊重学生个性、人格、尊严、权利、兴趣、求知愿望,建立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三个方面着手。 三、积极深入挖掘中学历史课程中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 中学历史课程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但它不直接向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而是把心理健康教育因素蕴含于历史知识中。因此,要有效的实施中学历史心理健康教育,就必须深入万巨额中学历史课程中的教育资源。课程教育资源的挖掘,需要历史教师有“透视”眼光,能看到历史课程内容深层次暗含着的心理健康教育因《天方夜谭素,充分挖掘历史课程中的“潜台词”,把文章做足。通过多年的历史教学,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一)从中学历史课程理念现代化角度挖掘心理健康教育资源 许多传媒都已报导过,青少年自杀的现象在上升,自杀甚至成为青少年的第一大死因。因此,对青少年进行生命教育已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所谓生命教育,就是引导教育青少年理解生命的尊严和意义,认识生命的宝贵,从而热爱生命、珍惜生命,努力发挥生命的价值,树立积极的生活态度。历史学科本身就蕴含着大量的可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的内容。如司马迁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雷锋的名句“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等等。在教学时,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名人名言引导学生认识生命价值的内涵。同样,我们还可以利用历史上伟人的高大形象,给学生树立榜样,帮助学生学会悦纳自我,热爱生活。如斯大林、拿破仑、邓小平等伟人的个子虽不高,但都很成功;爱因斯坦相貌虽丑陋,可全世界的人都仰慕他;通过这些事例,帮助学生认识自我的独特及自己存在的价值,树立和培养“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 此外,还可利用虎门销烟的历史事件,使学生认识是全球性的公害,它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社会的进步,帮助学生增强禁毒意识和自觉抵御的能力。从而达到教育学生珍惜生命,远离的目的。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历史课程改革提出了许多新颖的现代化理念。例如,认为历史是史学家通过证据建构的知识,这种建构是可以改变的。历史不仅是论述富人、名人和强人的知识,而是包括普通人在内的,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的知识等。如今的中学历史课程注重基础性,突出学术性和探究性,注重运用历史学研究和考古发信啊的最新成果,体现了现代化的课程理论。因此,中学历史教师实施心理教育要从课程理念现代化角度充分挖掘教材资源。一是通过射击学习板块和学习主题等形式,自觉运用大历史观,重组学习内容体系,删繁就简,淘汰艰涩难懂的内容,加重与社会生活相关内容的份量,照应学生的生活基础和兴趣点;而是开发、设计专门的“探究活动”模块,入“寻找历史”、“破解彩陶之谜”、“我走丝绸之路”等,让学生在模块中自主挖掘心理健康教育素材,开展探究活动;三是不断了解史学研究的新成果,适当的将其引入历史课堂,因为这些成果本身就是激发学生历史学习兴趣和培养学生批判性、创造性历史思维的好素材。 (二)从中学历史课程内容综合化角度挖掘心理健康教育资源 通读《历史新课程标准》,不难发现,它比较注重历史与其他学科知识的有机整合,知识的综合性明显增强。例如,“教学活动建议”就要求“学唱《国际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我的祖国》、《英雄赞歌》等歌曲”;“讲述《天方夜谭》中的故事”;“结合所学历史知识,针对当前中东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出一期板报”;“收集反映近代服饰、建筑、交通、习俗等的有关资料,描述近代社会生活的变化”等。类似这样的综合化设计,教材大量引用经典诗歌或歌谣、神话传说、文学名著等内容。教材“自由阅读卡”中还有不少跨学科的材料,如“品种多样的饼食”、“华丽的匈奴妇女头饰”等。中学历史课程内容综合化的趋势带来了心理健康教育资源综合化的倾向。为此,历史教师在教学中要整体把握课程的结构和内容,强调历史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融合与联系,特别注意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选择学生感兴趣的且能体现多学科整合的主题开展历史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使学生在多学科的背景下,对社会现象和历史问题进行质疑和反思,从不同的视角探究事物发生的原因、影响和联系,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兴趣和团队精神。利用教材内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历史教材中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内容极其丰富。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到现代籼型杂交水稻的出现;从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到哥伦布“新大陆”的发现;从瓦特蒸汽机的改良到莱特兄弟飞机的问世;从中国的万里长城到古代埃及的金字塔……这些教材一旦在教学过程中恰当应用,必然会影响学生的心理因素,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利用教材内容塑造学生美的心灵,历史教材本身就是一座美育的大宝库,如汉魏之文苑,晋之清淡,南北朝以后之书画与雕刻,唐之诗,五代以后之词,元以后之小说与剧本,以及历代著名之建筑与各种美术工艺品,历史学上各时代伟大与儒雅之人物、事迹,无不于智育之中,含美育之原素。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介绍上述内容之时,配以图片、音像等资料进行多媒体教学,让学生欣赏富有感染力的佳作,从中领略其优美、高雅之处,并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美,从而提高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分辨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的能力,使学生在思想、道德、情操、修养等各方面发生良好的变化,培养他们爱憎分明的道德情感和自觉的道德观念。 (三)从中学历史课程内容生活化角度挖掘心理健康教育资源 对于学生来说,生活的现实社会是他们学习的方向,挑选那些对于现实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进行心理教育,更能为学生所认同。“越是现代的历史越应给以关注,而对遥远的古代的选择应以对当解是否产生影响与有利为准绳。”基于此,教师需对历史课程进行取舍,在保留必要的历史线索的基础上,突出历史知识的现实性与借鉴性,使所选取的心理健康教育素材更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只有这样,中学历史心理健康教育才能真正引导学生不断深入地观察和体验真实的社会生活,积极主动地参与学校、社会的各项活动,在实际生活中发现问题,并综合运用整体素质去解决问题,提高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综合认识水平。也只有这样,中学历史心理健康教育才能真正立足于与社会接触,适应社会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利用教材内容,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有志者事竟成”,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坚强意志的支持,才能获得成功。意志的培养,除在生活实践中锻炼之外,也可以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通过渗透的方式来培养。历史教材内容中的名人凭借顽强的意志获得成功的事例或史实是培养学生意志品质的好素材。如司马迁踏遍全国各地、历尽十年艰辛,终成《史记》;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一生中三起三落,以坚强的意志克服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使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大发明家爱迪生靠着坚忍不拔的意志,排除各种的压力,经无数次的实验,终于发明了电灯泡;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所形成的长征精神、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开发所形成的延安精神……通过大量的史实,使学生深刻领悟孟子所说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开发教材内容让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情感的熏陶,历史是一门既有科学史实,又有人文情感的学科,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拥有诸如故宫、长城、敦煌莫高窟、平遥古城等大量的历史文物和历史古迹,同时亦拥有诸如九寨沟、黄龙、张家界等世界自然遗产。这是我国的荣耀,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此外,传统文化中体现忧国忧民思想内容的文章贯穿着我们民族的悠久历史,从屈原《离骚》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杜甫的“安得广夏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再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曲曲回荡千古的民族精神颂歌,与岳飞、戚继光、林则徐、邓稼先……这些人的爱国行为,无不凝聚着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感。在教学中,教师以历史的真实感化学生,以先辈的真情感染学生。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被爱国真情所陶醉,进而产生心灵的共鸣。 其次历史教材中可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只要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做个有心人,善于发掘这方面的因素,并在教学过程中渗透,就能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科的心理健康教育功能。 (四)从中学历史课程设计生动化角度挖掘心理健康教育资源 从现在使用的新课程历史教材来看,比较注重表达形式的生动化,符合中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认知方式。在内容选择、编排设计方面力图突破传统历史课程编写的案臼,使新教材充满时代气息。历史教师应充分利用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的教材培养学生历史学习的乐趣。精美的图片,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关怀;生动化的设计,无形之中拉近了学生与历史、历史与现实的距离,使学生产生浓厚的阅读兴趣。 (五)从学生学习方式个性化角度挖掘心理健康教育资源 挖掘中学历史课程中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必须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个性化发展。历史教学做到“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为每个学生提供足够的思维和表现的空间,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兴趣,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有利于培养学生搜集信息和分析处理信息的能力,最大限度地提高的学生创造精神和群体协作精神;有利于引导学生进一步拓展学习渠道,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选择学习材料,最大限度地提供学生选择学习内容的机会。心理教育讲究的是主体参与性原则,不再是教师在讲台前一味地讲受,而更多的是要学生在活动中自己去体验、去感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解读》指出:“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这一理念揭示,多给学生动手实践的机会,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是新课程改革赋予广大教师的职责。而历史课外活动就是让学生走出课堂,参加社会实践,动手去做,去实验。让他们在“做”和“动”的过程中学习、体验和感悟。因此,开展课外活动既体现心理教育的原则。又体现出新课程改革的精神。课外活动以小组的形式展开较佳;活动的内容有许多,可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对乡土历史进行调查和研究,又可以利用各种重大节日的纪念活动,进行有关方面的资料收集和宣传。也可以是制作历史小报、历史小制作……活动的方法就是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按“异组同质,同组异质”的原则将学生合理搭配分成若干个活动小组。各小组根据自身的特长、兴趣等实际情况,通过讨论研究选取活动的内容。学生进行实际操作之后,再撰写调查报告、考察报告、参观后的感想、制作模型过程的心得体会和活动总结。活动可与开放性考试结合,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在整个活动的过程中,学生会被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所陶醉,不知不觉地受到爱国情感的熏陶。同时,学生在搜集资料,编辑、整理成文的过程中,既发展了利用信息技术的意识和能力,又发展了对信息的反思和辨认的能力,从而形成健康的信息伦理。这种以小组的形式开展的课外活动,还培养了学生协同合作、共同进取的团队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实践证明,这些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既是学生进行实践锻炼的好机会,又是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良好途径。 根据历史学科的特点,营造一切有利条件适时地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和素质全面提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是我们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美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浅谈高校建筑专业美术教育的作用 【摘要】素描教学作为造型艺术的基础部分,其训练的一开始就应介入到艺术的本质,不应仅仅停留在技术训练的层面上。应将素描训练看作是人的知觉训练、情感训练、社会人的精神表达式。 【关键词】素描教学 多样性 造型 本质 今天的造型艺术,以其多元的视觉形态冲击着我们的眼睛,令我们的视觉神经得不到片刻的休息。绘画、摄影、多媒体、电影、建筑、雕塑、装置、服装、表演、行为艺术等使造型艺术世界不断扩大蔓延,甚至无法定义。 艺术永远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不可否认西方艺术的发展离不开那里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与历史,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观念的反映,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艺术形式。所以,观念的转变是最重要的! 一、素描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我们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古典艺术是在封建制度下形成的,艺术家是为皇帝或上帝服务的,那时的艺术家一定有宗教情感,几代人为表达一种情感锤炼一种样式,虔诚得并不认为自己所做就是艺术。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精神得到广泛传播。人对客观世界及对人自身的不断认识,人,作为生命的主体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艺术家发现了潜藏在生命里自由的欲望以及发现与创造的欢乐,造型艺术再也不仅仅是宗教的图解和宫廷的装饰了,要求艺术和科学并列,造型艺术和音乐、文学是同样崇高的艺术形式。进入现代社会,艺术家要通过艺术表现自我,艺术的精神在于创造,而当“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口号进入我们的生活时,当代西方艺术形式的丰富让长期饱受封建意识压抑的人们就不能完全理解了。 素描的多样性是在人的认识不断发现不断创造的过程中形成的,可以说,是在尊重个体人的创造才使素描的多样性成为可能。 我们的教学,是以培养健康的人为前提的。尊重每一个人,发现每一个人的创造潜能,是教育者的责任。其实“人人都是艺术家”就是尊重每个人的存在,我认为仍然是人本主义精神的体现。 由此看来,素描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素描教学的内容应更宽泛些,素描不仅是技巧与方法的训练,也应是思想与观念培养。 二、基础教学素描的作用 素描是思想方法,是一种思维方式。克利说:用一根线条去散步。就说明了这样一个涵义。我们看到历史上中外艺术家的素描杰作,无一不反映了大师的思想及独特的看法。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丢勒、鲁本斯、伦勃朗直至印象派之前的古典艺术家,在创作之前大都要先画素描草图进行构思,即使现代艺术家塞尚、凡高、马蒂斯、毕加索也同样是利用素描的方式在思考。因为素描是如此的简便而直接。 造型艺术的基础是由艺术形式决定的,单一的素描方法不可能解决“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问题。而且,不同的思想观念产生不同的素描形式,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塞尚、凡高、马蒂斯、毕加索、齐白石、徐悲鸿各有不同。 素描是要解决造型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解决观念认识问题。如在一些新的媒体造型艺术中素描仅是一些辅助手段而已,并不一定需要有很强的素描“造型”能力。 各类造型艺术对素描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建筑设计艺术与纯绘画艺术对素描训练的要求就不同。建筑设计需要理性的介入,尊重科学技术手段,侧重人的心理与生理的社会性视觉需求及实用功能的合理性。在素描训练上更注重理解与分析,对形体的比例、透视、空间尤其是对比例、对数的概念的理解似乎更重要。比如包浩斯的基础课程设置:约翰·伊顿与莫霍利的基础教学就是一个重内在精神冥想,另一个则重实用技术的规范与秩序的代表。 由于艺术观念的不同也决定了素描形式的不一样。中国古代论画有“得意忘形”“以形写神”之说,东坡云:“论画与形似,见于儿童邻”;而西方古典艺术家们为了“形似”却发现了解剖与透视原理。具象写实的画家与抽象表现的画家其素描的表现如此不同,都是因为观念影响了他的表达方式。 素描是一种思维方式,音乐是一种思维方式,区别文学与哲学是因为她们不是用文字语言去思考,而是用独特的语言方式——视觉的或听觉的图像和声音去思考。 素描是视觉的,是看法,也是技术方法。有什么看法就有什么样的技术方法,传统的中国山水画没有焦点透视,中国画家在画一幅画时不必站在固定的一点对景写生,所谓“搜尽奇峰打腹稿”,采用的是散点透视“三远法”;而西方的风景画一定是固定的视点、固定的光线,即使不是对景写生也要运用严格的焦点透视法则和具体的光线效果。最初西方艺术的透视法、光影法传入我国是不被接受的,因为人们的习惯看法被改变了。 素描不仅是思想,还是一种技术。因为艺术的“术”字就不能回避技术问题。中国画讲笔墨技巧,近千年的锤炼已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表现技术:勾、勒、皴、擦、染、点……在国门被打开之前,人们觉得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而后的观念变化是看到了世界的模样,是“科学”影响了我们的看法。这时的我们想画一张看上去“正确”的素描,还需要学习相应的解剖与透视知识以及光影变化的规律等技术手段。 素描教学技术训练是基础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这个技术训练要有相应的思想观念作指导。 艺术院校设置造型艺术基础课由三部分组成。即素描、色彩及工具材料的应用。这三部分既有分工也有联系,是一个整体的三个方面不可或缺。素描训练离不开工具材料及对色彩的感觉;同样色彩训练也离不开工具材料及对素描的认识;而工具材料就是一切艺术创造的物质基础,这一点是应该明确的。选择工具材料是观念的问题,而熟悉工具材料就是个技术性问题。素描训练在对“造型”的把握过程中,技术问题就摆到了前面。 任何一种形式观念的素描都离不开可视的媒介载体——材料与图形。材料是平面的或立体的,有色或无色的纸或其它质地的基底,图形是铅笔、粉笔或墨水的痕迹等等,这些材料组合本身就有技术含量。想画得有立体感和空间感,相应的技术和知识是必备的。构图、形体与空间、画面整体感的控制,点、线、面、影调与黑、白、灰的处理,解剖知识、透视规律的运用等等。由于专业的不同所需技术手段亦有所侧重,但在传达对形体的感觉过程中具体的技术手段是丰富的,需要我们去感受去发现。不能否认,有时对技术的探求也会带来观念的变化。 即便如此,素描教学作为造型艺术的基础部分,其训练的一开始就应介入到艺术的本质,不应仅仅停留在技术训练的层面上。将素描训练看作是人的知觉训练、情感训练、社会人的精神表达式。我们知道没有感觉就没有艺术,丰富而敏锐的感觉才是艺术的生命所在。因此,作为造型艺术基础的素描教学应以开启发掘学生天性为己任,发现学生不同的视知觉感受能力及独特的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同时辅以相应的造型技术语言以建立起公共勾通能力,这才是素描教学应起的作用。也只有如此才能充分体现出素描教学在基础教学中的重要意义。 美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高职美术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革新思考 【摘要】高校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基础教育中提高学生审美意识、人文素质的重要环节,在现代素质教育改革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新一轮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对美术教育的从业人员,无论是校内的还是校外的,都有了新的要求。论文主要就笔者自身的教学实践和学习探索,提出了关于高职美术教育人才培养培养方案改革的几点思考。 【关键词】高职院校;美术教育;人才培养;方案 1高职美术教育专业现状 在新一轮的教育改革背景下,高职美术教育成为现代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提供合格的基础美术教育师资。然而,当前高职美术教育的状况与社会的需求还有很大的一段差距。随着社会的全面改革,特别是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基础美术教育的形式与方式已经发生重大改变,虽然当前高职美术教育的相应改革也在不断扩展和深化,但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岗位需要的人才要求。通过研究发现,当下高职美术教育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1.1重理论轻技能 当前高职美术教育专业的体系架构,大多沿袭或参照本科专业的体系架构:过于偏重人才对学术的研究培养。然而高职人才培养应该更多地考虑培养毕业生对岗位技能的熟悉度和提高人才的职业素养。 1.2重整体轻个性 目前大多高职院校深陷就业率的泥潭,这一条体制内对院校的评价标准,导致了高职院校面对人才的培养时,更多地考虑“量产化”:针对单一的中小学教师岗位“量身定制”人才培养方案,偏离“因材施教、以人为本”的教育指导方针。因此,当前高职美术教育更多的应该考虑如何培养富含创造力的时代教育工作者。 2高职美术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时的前提思考 笔者从自身多年的教育工作经历中发现,我国在校美术专业学生普遍存在着一些难以弄清的疑问,诸如应该重点掌握哪些知识和技能?毕业后假如不当美术老师我还能干什么等;同样的,毕业生也存在着这类问题的后续问题:比如,为什么明明我的就业和专业对口了,却感觉学过的知识对工作上的很多问题帮助不大甚至是感到没学过这类知识?因此,笔者提出:高职美术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时的前提思考,应当从岗位能力需求与职业生涯素养两方面出发。让学生在大学学习阶段,就清楚如何才能更好地就业和就业之后如何才能拥有更精彩的人生。 3高职美术教育人才培养方案一专多能的制定纲领 一专多能,就是指人才在多方面都有一定能力,而且在某一具体的方面能做到出类拔萃。随着社会的发展,各领域岗位都出现了学科交叉,知识融合,技术集成的新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每个人都要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既要拓展知识面又要不断深化自己的专业技能[1]。当今社会,一方面中小学的美术教育人才需求逐渐趋于饱和,导致本专业毕业生对口就业压力不断提高,专一能力的人才往往难以找到和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同时另一方面,现代企业又面临着行业竞争激烈、用人成本不断高涨的时代问题,它们对于一专多长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变得更为迫切。 4高职美术教育人才培养方案专业知识、岗位能力与职业素养并重的设定方针 笔者认为,高职学生应当在大学阶段,完成以下三方面的学习任务,才能从容面对当今社会对人才的挑战。 4.1掌握足够的专业知识技能 知识,于社会来说就是生产力,于个人来讲,就是成功的基础,知识的重要性已经无需赘言。 4.2具备一定的岗位工作能力 社会工作岗位总是相对有限的,对以就业或创业为目标的大学生来说,自然是僧多而粥少。一个相对满意的工作岗位,它必定是通过毕业生自己的努力争来的。那么,对于一个在企业面前毫无工作经验的大学生来说,于岗位的竞争力是十分欠缺的。因此,具备一定的岗位工作能力,是毕业生面对就业时提升自我竞争力的十分重要的因素。 4.3打下良好的职业素养基础 新中国基础教育发展至今,已经经历了五次重大的教育改革,而改革的优秀一直都是围绕着“素质”一词来展开,其目的主要是让学生在掌握知识文化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我国大学生在经历了十二年的基础教育之后,在社会素质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效,但却仍然存在着许多概而不全的缺陷。特别是对于未曾经历过的职场生涯的学生来说,如何才能把成长过程中养成的素质转化成为有利于往后职业生涯的职业素养,从而使得今后面对社会生活时更加从容,却缺乏足够清晰的认知。 5课程体系架构 关于高职美术教育专业的课程体系,目前国内普遍采用的架构方式,都借鉴于传统高职专业课程的普遍架构方式,即:课程总体结构=基本素质能力课程+职业能力课程+实践教学课程=思想政治素质、人文和科学素质及身心素质课程+职业通用能力、职业专门能力和职业拓展能力课程+基础实训、专业实训与顶岗实训课程。笔者基于自身教学实践体会,在此对职业能力课程和实践教学课程两个模块展开描述。 5.1职业能力课程 目前国内经济的区域性是比较明显的,因此,架构职业能力课程必须针对毕业生的人才市场流向进行分析研究。各地方的人才需求不同,对职业能力的侧重点就应当从有利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进行选择。同时,因为当前毕业生就业岗位的多样性特点,所以还需要从一专多能这点来思考课程架构,力求毕业生在专“美术教育”的基础上,还具备能胜任两到三个其他的工作岗位的能力。总结以上分析,职业能力课程可从职业通用能力、职业专门能力和职业拓展能力三个层面进行课程架构:第一,职业通用能力课程:本类型课程是美术教育专业类学生必须学习的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基本技能课程。第二,职业专门能力课程:本类型课程直接对应岗位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的需求,是形成本专业特有优秀能力的关键课程。第三,职业拓展能力课程:本类型课程是根据学生就业方向和行业应用领域需求设置的模块化课程,是职业专门能力课程的拓展和深化。 5.2实践教学课程 在职业通用能力、职业专门能力和职业拓展能力课程体系中,实践教学课程分三种类型,即基础实训、专业实训与顶岗实训,三者实现层次化的实践教学过程:一体化课程: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一体化,这类课程都在实训室或者机房中完成教学工作,主要实践任务是验证性实践教学和校内生产性实训。实际项目课程:这类课程包括教育见习、实习、专业综合实训、毕业设计等,力求达到学用结合的目的。顶岗实习和假期社会实践:假期社会实践活动是短期的体验式顶岗实习,毕业顶岗实习是最后的教学环节,学生以准员工身份到企业顶岗工作。 6教学进程整体设计 在教学进程设计时,应注重考虑课程与课程之间关联性。美术教育专业的课程和其他艺术类课程一样,课程与课程之间往往具有很强的承前启后的递进式特征。传统的整体设计方法一般采用5+1的模式,即前面五学期在校学习理论和技能,最后一学期则安排单位企业实习等实践教学。在这里,笔者有鉴于职业技能学习的实操性为重的特点,提出一个新的模式:2+0.5+2+0.5模式,即入学两学期学习基础理论和技能+第三学期用半学期参加岗位见习+接下来两学期的专业理论和技能+最后的半学期顶岗实习。这一模式的优点是两个“0.5”的安排:第一个0.5学期的见习,更有利于学生对岗位有了一定的了解后,能对接下来的学习重点和学习方向有更清晰的认知;第二个0.5,即毕业前的顶岗实习,可更有利于毕业生从校园走向企业的过渡。职业教育是一个与时俱进,满足社会职业岗位需求的教育体系,其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往往受到社会人才需求的映射,因此只有不断革新人才培养方案,才能真正实现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 作者:庄福鹏 单位: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美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幼师专业美术教育工作研究 一、当前幼师专业学生现状 中专生和普通高中学生的文化课相比基础知识明显不扎实,存在很大差距。尤其是数学、物理、外语这些科目。而美术不等同于绘画,尤其是幼师专业,学生要学习的内容繁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 二、如何做好幼师专业美术教育工作 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生,而作为美术教育工作者,我们不但要育生,还要感染学生,培养学生审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到这些呢? (一)营造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 美术课与其他文化课一样,教学中教师也应尽可能地让学生感到轻松、愉快,即营造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首先,教师的教学语言要尽量生动化、通俗化、口语化。在讲解美术理论知识时,教师要避免太专业化的术语,而应把复杂的知识简单化,这样会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其次,美术教师可以采取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利用多媒体播放一些与作品内容相关的乐曲,以活跃课堂氛围,充分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让他们轻松掌握美术知识,提升审美能力。 (二)教师要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随着幼师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社会对幼师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幼师专业教师要想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就必须不断学习,丰富专业知识,提高自身业务能力。除此之外,教师的能力也不能单单局限于美术自身,还应广泛涉猎美学、哲学、心理学等学科,以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更好地开展幼师专业美术教育工作。 (三)将课堂还给学生 幼师专业美术教学中,教师应将课堂交给学生,除了传授基本的美术技能外,其他方面都应让学生去自由发挥,让他们自己去思考,展开想象,大胆创作,这样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四)加强美术欣赏教学 教师要重视美术欣赏教学,它有利于培养学生发现美、鉴赏美的能力。美术欣赏教学中,教师要先引导学生了解所欣赏作品的创作背景和作者思想,再通过讨论、比较谈谈自己对作品的看法、见解和认识,从而让学生从感性认识慢慢上升到理性认识,通过表象渐渐探究其事物的本质及其内在美,提升审美能力。 三、总结 总之,幼师专业学生的美术教育工作并不简单,我们只有更新教育理念,调整教学目标,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灵活运用各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才能培养出适应幼儿美术教育发展的高素质的幼儿教师。 作者:郭屹梅 单位:石家庄市学前教育中等专业学校 美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美术教育之展示设计专业 从我院的学生方面来看,他们对美术课不重视,艺术感觉迟钝,尤其网络等一些思想对学生的影响,比如在服装的标新立异等审美让他们没有一个美与丑的标准,没有对色彩的理性认知。这些学生进入学校后,面对美术课就产生了困惑与茫然。同时由于学生的年龄在十八、九岁,心理发展处于不稳定阶段,学习中经常出现情绪的反复波动。因此,深入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有利于美术教学。 一、解决美术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针对以上的问题,通过在教学的不断摸索中,我认为可以从这几方面入手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一,要对本专业学生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针对问题,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法和措施。由于大多数学生没有绘画基础,因对专业的不明确或择业需要才选择本专业,面对美术课,他们有的新奇、有的不知所措。作为教师首先要向学生讲清楚学习目的:美术课是设计课的基础以及二者的密切关系。激活学生的学习兴趣,这点应在课前首先提出并提供详实的举证。第二,美术学习的关键在于把握造型与色彩的基本规律,并通过动手操作来掌握这些技能。因我们的学生没有美术基础,美术课时较少,所以要调整课程内容。在教学上,要简化教学内容,突出重点,以点带面,少而精。让学生掌握关键技法并对学生强化练习,以加深熟练掌握技法的程度。第三,长期以来处于应试教育的学生,创造力普遍不足,尤其对展示设计专业的学生影响更为重大。应试教育的最大弱点,大部分学生只能在框架内进行死记硬背地学习,比较呆板,就是限制了学生的想象能力。想象力是创造力的前提,展示设计专业需要人的创造力,如何提高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也就成了职业学校展示设计专业应该解决的重要问题,而这个任务又落在了美术课中。美术课不仅要学习绘画的表现技法,还要激发想象力,为设计打基础。这就需要知识面的拓宽,需要触类旁通的比较,可以通过一些知识讲座,将音乐、舞蹈、建筑等赏析特点介绍给学生,形成艺术形式的互比,提供想象的实例,为设计奠定必要的基础。这样,想象———归纳———创作设计,这条学习脉络就显现出来了。通过艺术专题的讲座,提高学生的鉴赏力,是强化美术教学的一种方式。教师也可以通过课堂实践,诱导学生的想象能力,如把几样独立的物体进行组合,指导学生如何视其为一个整体,这就是美术课中想象能力培养的具体体现,也是归纳的一种方式。 二、增加实践教学,改进职业美术教育的教学方法 我院展示设计专业在美术教学中增加实践教学,其主要目标是要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构建一种既能发挥教师“教”的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学”的认知主体作用的新型教学模式,在此基础上实现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全面革新,为学生创新能力和信息能力的培养,营造最理想的教学环境。我院的展示设计教研室,既有擅于应用的教师,参与企业一线的生产活动;又有从事理论研究的高素质教师,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双师型”团队。展示设计领域瞬息万变,教师的艺术观点和艺术思想都会在课堂中逐步渗透给学生。因此,不断提高教师修养和业务能力是培养教师业务能力并提高层次的大事。此外,本专业的实践能力也相当重要。展示设计是一个商业化的行动,必须与社会企业的需求紧密结合,并要根据对方的实际需求,设计出切实可行,符合生产、推广或传播要求的作品。专业教师必须参与社会上的设计活动,甚至在设计公司兼任一定的工作职务,这样才会不被瞬息万变的时代所淘汰。理论与实践结合是职业类学校培养技术应用性人才的基本途径,有了实践,才会避免不切实际的纸上谈兵。随着计算机在设计领域的广泛应用,尤其是计算机应用图像、应用设计、应用教学等软件的开发利用,也给美术教学带来了从教学方式到教学内容上实现新突破的契机。我认为实践教学应该在教学计划中占有较大比例,实践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我院展示设计专业现在拥有写生画室、喷绘室、电脑机房、制作室等一系列专业方面的工作室,增添省时省力的机械设备,使教师和学生从耗时耗力的手工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有更多的时间用于思维和创造,还可以成立广告公司和装饰公司,直接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使教学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在实践教学中,我积极把握每个细小环节、过程解惑给学生,更好的教书育人。根据职业技术院校的教学要求,我们培养的学生要“一专多能”具有实用性。能够让学生学以致用,学有所用,学以适用,有重点性、针对性的教学,以实践为基础,以教学理论为依据,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特点。所以在教学中我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创造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积极引导学生学用结合、学以致用,提高专业实践技能,理论结合实践教学。 作者:王丽 单位:哈尔滨技师学院 美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美术教育专业素描教学思路 【摘要】素描课程是高校美术专业的必修课程,也是一门重要的课程。从目前的现状来看,素描的教学思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弊端,在新课标的要求下,各大高校要对素描教学思路进行改革,给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掌握绘画的技巧。本文就美术教育专业素描教学思路和改革进行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美术教育专业素描教学思路改革 素描是造型艺术的基础,也是美术学科的根基,是美术专业生最先学习的画种之一,从古至今,素描教学都是美术专业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起到了建设性作用。素描教学不仅仅包括技能性学习,同时还包括学生通过绘画各种石膏像对事物的态度和认识,更能够培养学生的基本专业素养和审美感知度。 一、美术教育专业素描教学所存在的问题 1.受到经验的限制 从目前高校传授素描知识及技能的角度来看,受到了传统经验的限制和束缚,在讲课的过程中不能够加进新时期的元素,不能在讲授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素描教学中有一些专业术语,例如:明暗交界线,反光等,需要学生在清楚地了解涵义基础上进行绘画,其次在教学中还存在着结构,虚实等规律和概念是常用语,其余的都靠教师讲解,不同的教师所传授的知识是不同的,培养出的学生也是不同的。一些客观的词语虽然有助于掌握素描知识,但缺少了吸引力和趣味性,导致学生的参与性较少,限制了学生的思维。 2.课堂不够规范 部分教师为了打破原有的课堂氛围,实行大胆的尝试,摆着为学生创造自主学习的空间为原由,以培养学生的真实感受和体验为主,经常组织学生到户外观察生活,这使得教学目标变得盲目。导致了学生对素描的学习不重视,使得素描教学变得机械化和程序化。 3.缺乏好教材和专业性教师 随着教学大纲的不断深入,素描教学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高校请了许多优秀的素描教师,同时也出版了许多精品教材。但是教师的授课水平不够精,对于每部分的内容都只是“蜻蜓点水”,没有系统的传授出素描知识和技能。许多美术教材也都是只提到了美术绘画中的素描技巧,并没有针对美术教育专业着手研究素描教学。 二、美术教育专业素描教学的教学思路 美术教育专业的素描教学构建的是师生共同探讨完成素描作品,素描教师所培养的学生未来从事的工作与自己一样也是美术教育,在传授专业技能的同时更要学会怎样去做人,要综合考虑学生的实际专业情况和专业特征,能够在传授素描知识的同时,满足学生的专业发展需求,努力去完善素描教学体制,使教学内容展现现代化的教学特征。 三、美术教育专业素描改革的措施 1.改变现有的教学模式 美术教育的素描教学上应当以基础为主,主要让学生懂得理论知识,其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所以,在传授素描知识的过程中,必须要转变以往的教学模式,在教学中适当加入学生的能力培养,素描教学中的能力培养主要表现在学生对外界事物的感知能力,对客观事物的分析能力和理解能力以及表达能力和创新能力。 2.以培养学生的兴趣为主 在新课标的要求下,美术教育专业的素描教学要以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在教学的过程中,要以吸引学生的兴趣为根本,在课下可以让学生关注一些近期素描教学的热点问题,激发学生对素描知识产生兴趣。另外,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尽量选择学生喜爱和感兴趣的课程内容进行讲解,对知识点要注意概括,将较难的学术问题化成简单的语言进行描绘。总之,在进行素描教学的时候,要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主,其次要掌握素描知识必备的内容,为今后的美术教育研究之路打下良好的基础。 3.选用合适教材 美术教育专业是所有美术专业中知识内容较多,学业较大的一个专业。因此,在教材的选择上也要区别于其他美术专业,在素描教学内容的讲解上既要涵盖丰富的知识内容,又要结合实际进行教学研究,优秀的教材对学生的素描学习以及专业的发展方向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在美术教育专业的教师选择上也要下功夫,要选择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综合能力较强的教师,这关系到素描教学的质量提高,也关系着整个美术教育专业的发展前景。本文通过三大方面对美术教育专业素描教学思路和改革进行分析和探讨,提出了目前我国美术教育专业素描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分析了教学思路和改进措施,起到了良好作用。美术教育专业区别于其他的美术专业,它是项综合学科,既要求有理论知识的储备量,又要求有动手绘画的能力。要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创新能力,转变原有的素描教学的观念,让学生深入体会素描知识和素描技能,希望不久的将来,美术教育专业的素描教学能有更大的突破和发展,为更多的学生创造更美好的课堂。 作者:孙奥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美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美术专业美术教育论文 一、高师美术课程设置现存问题分析 1.开设的美术教育类课程偏少 培养目标模糊高师美教院校发展长期受到美术院校的影响,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高师美教走上了全面开课的轨道,但课程设置几乎套用美术院校的课程模式,所开设的美术专业课程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美术教育类理论及教学实践课程量较少,不能突现出高师美教的师范性特点,这也导致了高师美教培养目标的不明确,以至于出现有些教师是以培养艺术家而不是培养艺术教育家为主要培养目标的偏差。 2.美术专业课程内容与学校美术教育改革发展需要 缺少对接现在高师美教课程设置普遍由美术教育类课程和美术专业类课程两大模块组成,其中的美术专业类课程内容基本套用美术院校的模式,与当前我国学校美术教育改革发展缺少应有的对接,加上执教美术专业类课程的教师大都是由美院毕业的,他们对中小学美术教育改革了解不多,这使得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很难形成将美术专业教学与中小学美术教学需要联系起来的学术自觉,这带来了师范生在大学所学的某些美术专业知识在基层学校美术教学中难以施展的困境。 3.最终评价课程缺失了高师美术教育应有的综合评价 机制“毕业创作”“毕业论文”课程是高师学生在大学四年所学知识的最终总结与呈现,因此,我们可以称这些课程为最终评价课程。长期以来,高师的“毕业创作”都是以美术创作作品展览的形式进行,完全照搬美术院校“毕业创作”的做法,这导致高师学生很自然地将自己的毕业创作与美术院校学生的毕业创作相比拼,教师和学生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到毕业创作中,多少影响了高师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的精力投入和对美术教育理论及实践的总结与反思,此外,“毕业创作”与“毕业论文”各自侧重在美术专业和美术教育两大块,缺失了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高师美术教育将二者综合评价的机制。 二、高师美术课程设置策略 1.增设美术教育理论及教学实践课程 突出美术教育专业特点众所周知,一名中小学美术教师的基础知识结构应包涵美术教育和美术学科两大体系。美术教育理论及教学实践课程是高校美术教育专业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学院依据国家教育部的发展要求,在原有基础上增设了美术课程标准解读、各类美术课教学方法研究、微格教学、多媒体教学课件设计与制作、教育见习、第一次美术教育实习、第二次美术教育实习等课程,使美术教育理论及教学实践课程占有相当比重,突显出美术教育专业的特点。这些课程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对美术教育专业的认识及其教学技能,尤其是学院将美术教育实习由原来实习一次调整为实习两次,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第一次教育实习时间安排在大三上学期,实习时间为三周,均有带队指导教师带领,这样能随时给予学生指导。第二次教育实习安排在大四上学期,实习时间为四周,可让学生自由选择联系实习学校或组成一到二个实习小组,选派实习指导教师带领。前后两次教育实习给学生教学反思和回炉的过程,第一次教育实习返校后,教师针对学生们实习中遇到的问题给予深入的分析指导,帮助学生进行教学反思,从实践中认识教育理论的指导作用,引导学生从教学理论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理论认识,以便指导其第二次的教学实践;有了第一次教育实习的基础,学生在第二次教育实习中更显从容和自信,教学更规范化,并在教学中有目标性地观察分析教学中遇到的问题,积极思考,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学生在两次实习中感受深刻,在一次次的教学实践中提高了他们的教学技能和专业认同感。合理安排每个学期的美术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课程,一方面确保学生每一学期至少有一门以上的美术教育理论或教学实践课程的学习,另一方面又将各课程相互串联,形成体系,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比如美术教学论、美术课程标准解读等优秀课程被有意识地安排在教育实践课程之前,旨在引导学生掌握美术教育理论的同时,形成正确的教学理念,以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微格教学、教育实习等实践性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教学技能;各类美术课教学方法研究等课程旨在指导学生在一定教学实践基础上寻找课堂教学的理论依据,形成研究教学的思考。同时还可结合举办师范生教学技能比赛、说课比赛等活动促进学生的教学评价与反思,使教学更有成效。 2.科学整合美术专业课程内容 彰显美术教育专业特色学院在对中小学一线教学调研中发现,因教学条件、学生兴趣等原因,那些偏难和较复杂的美术学科内容在学校难以展开,如油画人体、石版画等,因此,结合基础学校实际需要,科学整合美术学科课程显得尤为重要。以“双基+创造力培养”来整合美术学科课程的思路是基于中小学“双基”教学的特点提出的,即在大学低年级阶段着重于美术学科基础理论与基础技能的学习,在大学高年级阶段着重于美术表现及创作学习,并采用选修的形式,让学生自主选择美术学科发展方向,在侧重研究某门美术学科的同时,又在相互交流中触类旁通地了解其他画种的表现手法,形成“一专多能”的美术能力。此外,在原本单纯的美术专业课程中整合美术教育教学内容,有意识地将美术学科与教育专业学习相结合,更能明确美术教育专业的本质,如《艺术考察》通常是带学生们深入乡村写生及收集美术创作素材的课程。经过整合,可将这门课程改革为《艺术考察与中小学教学调研》,教师带学生下乡写生、收集素材等活动之余,带领他们深入到乡村学校进行教学考察,了解地方办学条件和状况,并让学生提交中小学教学调研报告,思考开发利用地方美术教学资源等课题,这种一举两得的教学活动收到极好的教学效果,一方面,引导学生在美术学习的同时,思考美术与美术教学的关系,另一方面,创造了更多的机会让学生参观基层乡村学校,增进其对美术教育的责任感。再如,《民族民间美术》课程旨在引导学生了解民族民间文化的同时,让学生形成开发利用民族民间美术资源于学校美术教学的思考,如将该课程改革为《民族民间美术与校本课程开发》会更能明确其课程本质。 3.调整最终评价课程结构 明确美术教育专业本质目前,美术教育专业中有许多重要课程与美术专业课程极为相似,特别是“毕业创作”课程多以学生美术作品展示为主,不能全面体现出美术教育专业学生大学四年所学。只有合理调整最终评价课程的组织结构,才能进一步明确这类课程的实质。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学院的美术教育专业“毕业创作”课程改革为“毕业综合展示”。“毕业综合展示”主要侧重于美术教育教学展示和美术学科技能展示两个方面,旨在全面展示学生的综合能力。在美术教育教学展示方面,包括有教学活动展板、教学实物和多媒体教学实录等形式。教学活动展板是在150cm×90cm的展板上呈现学生的教学实践成果,整个设计制作过程也是学生对教学实践进行整理、反思和总结的过程,指导教师组织学生整理充实教育实习中的教案、教学示范图、学生作品、教学录像、教学现场照片等资料,并有序地将教案、教学示范图、学生作品布置在展板上,这也是对学生设计能力的考验。教学实物展示包括学生教育实习的教案、示范图等,还通过多媒体展示学生的执教录像、教学课件等内容。人们在参观学生的美术教育教学展示内容时,都投以极大兴趣和充分肯定,并感受到学生们扎实的教学能力。在美术学科技能展示方面,美术教育专业学生在大学四年学习的美术技术门类较多,学生们的兴趣也十分广泛,这就需要给予学生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可选择进行新作品创作,可选择整理完善自己认为平时画得较好的作品进行再创作,还可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某类美术内容进行表现;多元选择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创作面貌,有油画、国画、版画、水彩、素描外,还有手工、剪纸、摄影、电脑绘画、设计等内容,这些作品都真实地记录了学生的专业技能及其创作能力,切实展现了美术教育专业学生的美术综合能力。每次的“毕业综合展示”都收到极好的效果,有观众戏称:看美术专业“毕业创作”就像逛“艺术精品店”,看美术教育专业“毕业综合展示”就像逛“艺术精品超市”。“毕业论文”也是美术教育专业的重要课程之一,过去,教师们在指导“毕业论文”时发现许多学生写的毕业论文往往照搬照套,缺乏自己对美术教育的真情实感,而他们对亲身经历的教育实习却有着许多体会和想法。学院将“毕业论文”改革为“毕业实习综述”,让学生从深有感触的教学实践中进行理论性梳理和分析,从中感悟实践上升到理论、理论指导实践的研究性方法。同时,我们还将原来在教室进行论文答辩的场所改在“毕业综合展示”展厅进行,将“毕业实习综述”答辩与“毕业综合展示”密切联系,学生们在相对开放的环境中由感而发,教师们也能从学生的答辩及其美术教学展示、美术创作中对学生形成全面综合的认识。 三、结语 目前,学院成立的美术教育学院为研究美术教育专业课程方案提供了更好的平台,并着力于研究在美术教育的基础上综合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段,形成整合创新、开拓贯通和跨域转换的方法,从而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为研究创新型美术教师的培养积累实践经验。 作者:文海红单位:广西艺术学院 美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教育专业美术教育论文 一、高师美术课程设置现存问题分析 1.开设的美术教育类课程偏少,培养目标模糊高师美教院校发展长期受到美术院校的影响,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高师美教走上了全面开课的轨道,但课程设置几乎套用美术院校的课程模式,所开设的美术专业课程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美术教育类理论及教学实践课程量较少,不能突现出高师美教的师范性特点,这也导致了高师美教培养目标的不明确,以至于出现有些教师是以培养艺术家而不是培养艺术教育家为主要培养目标的偏差。 2.美术专业课程内容与学校美术教育改革发展需要缺少对接现在高师美教课程设置普遍由美术教育类课程和美术专业类课程两大模块组成,其中的美术专业类课程内容基本套用美术院校的模式,与当前我国学校美术教育改革发展缺少应有的对接,加上执教美术专业类课程的教师大都是由美院毕业的,他们对中小学美术教育改革了解不多,这使得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很难形成将美术专业教学与中小学美术教学需要联系起来的学术自觉,这带来了师范生在大学所学的某些美术专业知识在基层学校美术教学中难以施展的困境。 3.最终评价课程缺失了高师美术教育应有的综合评价机制“毕业创作”“毕业论文”课程是高师学生在大学四年所学知识的最终总结与呈现,因此,我们可以称这些课程为最终评价课程。长期以来,高师的“毕业创作”都是以美术创作作品展览的形式进行,完全照搬美术院校“毕业创作”的做法,这导致高师学生很自然地将自己的毕业创作与美术院校学生的毕业创作相比拼,教师和学生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到毕业创作中,多少影响了高师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的精力投入和对美术教育理论及实践的总结与反思,此外,“毕业创作”与“毕业论文”各自侧重在美术专业和美术教育两大块,缺失了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高师美术教育将二者综合评价的机制。 二、高师美术课程设置策略 1.增设美术教育理论及教学实践课程,突出美术教育专业特点众所周知,一名中小学美术教师的基础知识结构应包涵美术教育和美术学科两大体系。美术教育理论及教学实践课程是高校美术教育专业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学院依据国家教育部的发展要求,在原有基础上增设了美术课程标准解读、各类美术课教学方法研究、微格教学、多媒体教学课件设计与制作、教育见习、第一次美术教育实习、第二次美术教育实习等课程,使美术教育理论及教学实践课程占有相当比重,突显出美术教育专业的特点。这些课程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对美术教育专业的认识及其教学技能,尤其是学院将美术教育实习由原来实习一次调整为实习两次,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第一次教育实习时间安排在大三上学期,实习时间为三周,均有带队指导教师带领,这样能随时给予学生指导。第二次教育实习安排在大四上学期,实习时间为四周,可让学生自由选择联系实习学校或组成一到二个实习小组,选派实习指导教师带领。前后两次教育实习给学生教学反思和回炉的过程,第一次教育实习返校后,教师针对学生们实习中遇到的问题给予深入的分析指导,帮助学生进行教学反思,从实践中认识教育理论的指导作用,引导学生从教学理论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理论认识,以便指导其第二次的教学实践;有了第一次教育实习的基础,学生在第二次教育实习中更显从容和自信,教学更规范化,并在教学中有目标性地观察分析教学中遇到的问题,积极思考,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学生在两次实习中感受深刻,在一次次的教学实践中提高了他们的教学技能和专业认同感。合理安排每个学期的美术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课程,一方面确保学生每一学期至少有一门以上的美术教育理论或教学实践课程的学习,另一方面又将各课程相互串联,形成体系,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比如美术教学论、美术课程标准解读等优秀课程被有意识地安排在教育实践课程之前,旨在引导学生掌握美术教育理论的同时,形成正确的教学理念,以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微格教学、教育实习等实践性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教学技能;各类美术课教学方法研究等课程旨在指导学生在一定教学实践基础上寻找课堂教学的理论依据,形成研究教学的思考。同时还可结合举办师范生教学技能比赛、说课比赛等活动促进学生的教学评价与反思,使教学更有成效。 2.科学整合美术专业课程内容,彰显美术教育专业特色学院在对中小学一线教学调研中发现,因教学条件、学生兴趣等原因,那些偏难和较复杂的美术学科内容在学校难以展开,如油画人体、石版画等,因此,结合基础学校实际需要,科学整合美术学科课程显得尤为重要。以“双基+创造力培养”来整合美术学科课程的思路是基于中小学“双基”教学的特点提出的,即在大学低年级阶段着重于美术学科基础理论与基础技能的学习,在大学高年级阶段着重于美术表现及创作学习,并采用选修的形式,让学生自主选择美术学科发展方向,在侧重研究某门美术学科的同时,又在相互交流中触类旁通地了解其他画种的表现手法,形成“一专多能”的美术能力。此外,在原本单纯的美术专业课程中整合美术教育教学内容,有意识地将美术学科与教育专业学习相结合,更能明确美术教育专业的本质,如《艺术考察》通常是带学生们深入乡村写生及收集美术创作素材的课程。经过整合,可将这门课程改革为《艺术考察与中小学教学调研》,教师带学生下乡写生、收集素材等活动之余,带领他们深入到乡村学校进行教学考察,了解地方办学条件和状况,并让学生提交中小学教学调研报告,思考开发利用地方美术教学资源等课题,这种一举两得的教学活动收到极好的教学效果,一方面,引导学生在美术学习的同时,思考美术与美术教学的关系,另一方面,创造了更多的机会让学生参观基层乡村学校,增进其对美术教育的责任感。再如,《民族民间美术》课程旨在引导学生了解民族民间文化的同时,让学生形成开发利用民族民间美术资源于学校美术教学的思考,如将该课程改革为《民族民间美术与校本课程开发》会更能明确其课程本质。 3.调整最终评价课程结构,明确美术教育专业本质目前,美术教育专业中有许多重要课程与美术专业课程极为相似,特别是“毕业创作”课程多以学生美术作品展示为主,不能全面体现出美术教育专业学生大学四年所学。只有合理调整最终评价课程的组织结构,才能进一步明确这类课程的实质。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学院的美术教育专业“毕业创作”课程改革为“毕业综合展示”。“毕业综合展示”主要侧重于美术教育教学展示和美术学科技能展示两个方面,旨在全面展示学生的综合能力。在美术教育教学展示方面,包括有教学活动展板、教学实物和多媒体教学实录等形式。教学活动展板是在150cm×90cm的展板上呈现学生的教学实践成果,整个设计制作过程也是学生对教学实践进行整理、反思和总结的过程,指导教师组织学生整理充实教育实习中的教案、教学示范图、学生作品、教学录像、教学现场照片等资料,并有序地将教案、教学示范图、学生作品布置在展板上,这也是对学生设计能力的考验。教学实物展示包括学生教育实习的教案、示范图等,还通过多媒体展示学生的执教录像、教学课件等内容。人们在参观学生的美术教育教学展示内容时,都投以极大兴趣和充分肯定,并感受到学生们扎实的教学能力。在美术学科技能展示方面,美术教育专业学生在大学四年学习的美术技术门类较多,学生们的兴趣也十分广泛,这就需要给予学生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可选择进行新作品创作,可选择整理完善自己认为平时画得较好的作品进行再创作,还可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某类美术内容进行表现;多元选择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创作面貌,有油画、国画、版画、水彩、素描外,还有手工、剪纸、摄影、电脑绘画、设计等内容,这些作品都真实地记录了学生的专业技能及其创作能力,切实展现了美术教育专业学生的美术综合能力。每次的“毕业综合展示”都收到极好的效果,有观众戏称:看美术专业“毕业创作”就像逛“艺术精品店”,看美术教育专业“毕业综合展示”就像逛“艺术精品超市”。“毕业论文”也是美术教育专业的重要课程之一,过去,教师们在指导“毕业论文”时发现许多学生写的毕业论文往往照搬照套,缺乏自己对美术教育的真情实感,而他们对亲身经历的教育实习却有着许多体会和想法。学院将“毕业论文”改革为“毕业实习综述”,让学生从深有感触的教学实践中进行理论性梳理和分析,从中感悟实践上升到理论、理论指导实践的研究性方法。同时,我们还将原来在教室进行论文答辩的场所改在“毕业综合展示”展厅进行,将“毕业实习综述”答辩与“毕业综合展示”密切联系,学生们在相对开放的环境中由感而发,教师们也能从学生的答辩及其美术教学展示、美术创作中对学生形成全面综合的认识。 三、结语 目前,学院成立的美术教育学院为研究美术教育专业课程方案提供了更好的平台,并着力于研究在美术教育的基础上综合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段,形成整合创新、开拓贯通和跨域转换的方法,从而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为研究创新型美术教师的培养积累实践经验。 作者:文海红单位:广西艺术学院 美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小学完善专业美术教育思考 【摘要】小学美术教育专业是以培养高素质小学美术教师为目标的综合型专业。文章就如何培养小学美术教育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小学美术教育专业;知识结构;能力结构 小学美术教育专业是以培养高素质小学美术教师为目标的综合型专业。其专业特征一是职业导向明显,二是带有很大的综合性。[1]对小学美术教育专业学生的知识与能力结构的培养,一方面要合理把握美术专业内涵和美术课程结构,另一方面要充分兼顾到学科类课程和小学美术教师职业技能培训的特点。 一、小学美术教育专业的知识结构 信息社会的发展,需要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综合的创造性思维方法和熟练掌握本专业技能的艺术教育人才。小学美术教育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教育科学方面的理论知识;(2)美术专业知识和技能;(3)各学科的基础知识。围绕这三个方面从以下几点来思考,可以更好地对学生进行知识结构的培养。 (一)良好的人文素养 无论是美术专业知识还是美术专业技能都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是以人文素养为基础的。人文素养是指个体掌握的历史、哲学、文学、宗教、艺术、审美等学科知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人类生存充满深情关怀的意识,人文素养就其优秀来说,主要是指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以及人文科学中体现出来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人文学科知识和人文精神。良好的人文素养是由历史文化和传统精神熏陶而成的修养和气质,是融进了自已理解和悟性的认知结构,是对人格心理及人生定位有着巨大影响的“遗传基因”。[2] 人文知识不等于人文素养,人文知识是指史学、哲学、文学、法学等人文类学科的知识。 (二)较强的创新思维 知识经济的灵魂是创新,而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摇篮。我国教育的现状,还是偏重知识传授而轻过程分析的应试教育,教学方法多是科学主义的理性分析法,受教育者的创新能力还没有得到较好的开发和培养。 艺术教育具有开发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培养创造性人格的价值,培养小学美术教育专业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他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形成其创造性人格,这与高校培养人才的目标是相一致的。 创新教育的优秀内容是教学方法的运用,它要求教育者在教学中注重创新教育观,即以培养创新人才为己任的教育观,它是人本教育观、素质教育观和健全的人格教育观。它不仅要求教育者倡导民主的教学作风,轻松愉快的教学情景,不轻易否定受教育者的思维结果,而且还要注重在校园范围内营造有利于师生催生创新灵感、激发创新潜能、保持创新活力、涵养创新素质、取得创新成果的文化环境,以及注重激发受教育者的思维为关键,注意激发、培养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尤其是批判性思维。 (三)厚实的可持续发展的知识修养 可持续发展是当代社会的新理论和新战略。创新教育的结果是科技的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科技的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又有利于促进创新,有利于可持续发展。[3]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为基础,以科学技术的知识生产、分配、传播和使用为支柱,以创造性的人力资源为依托的经济形态。自然知识和人文知识还要与人文素养和自身能力诸方面和谐发展,才能确保其主体行为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宗旨,并创造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价值。 对小学美术教育专业学生进行可持续发展的知识修养的教育是以可持续发展价值观为优秀的教育,旨在使每个受教育者形成可持续发展需要的价值观念、行为和生活方式,进而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广泛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将会逐步提高教育质量,把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四)丰富的现代教育知识与技术 面对信息社会的挑战,教育改革速度加快以及新型的教学方式,要求小学美术教育专业学生适应新的教学环境而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技术素质。现代教育技术,一个支点是教育,一个支点是现代技术,它是先进教育思想与先进科学技术密切结合的产物,并且现代教育技术随着科学技术和教育思想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和丰富新的内容,增加新的内涵。 现代教育技术就是以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方法为基础,以系统论的观点为指导,运用现代化教育技术进行教学,由于具有直观性、形象性,给人强烈的活动感、立体感等特点,所以能极大地引起受教育者探求知识的热情和兴趣,减少教学过程中的枯燥无味感,充分调动受教育者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的综合参与,对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小学美术教育专业的能力结构 根据小学美术教育专业的特点,学生的能力结构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审美教育能力;(2)组织教学能力;(3)专业活动能力;(4)美术科研能力;(5)获取信息能力。根据以上五个方面,教师培养他们的能力结构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把审美教育能力的培养放在第一位 席勒说:“若把感性的人变为理性的人,惟一的路径是使他们成为审美的人。”[4]面对小学美术教育的预备军,要想他们将来成为审美教育的工作者,必须先使他们成为审美的人。对学生审美教育能力培养的基本任务是:1.敏锐的审美感受能力;2.全面的审美鉴赏能力;3.初步的审美创造能力。而这三种能力的培养是在相应知识建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把审美知识的传授与审美能力的培养具体体现在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上。 (二)组织教学能力和专业活动能力的培养是关键 组织教学能力的培养不仅仅是教育教学理论和方法的培养,而且还要把儿童心理和生理与儿童美术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在如何科学地对儿童进行美术教育,综合提高儿童素质上下功夫。 专业活动能力是组织教学能力的前提和基础,它包含两个方面:1.了解小学美术教学大纲,研究小学美术知识和技能,具备给儿童传授知识和指导学习方法的活动能力;2.具备美术专业创造能力。这要求教师在美术必修课、选修课、教育实践环节中,融入专业活动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具备全面的科学教育知识和广泛的各科基础知识,具备丰富的美术知识和基本表现技能,并培养学生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运用这些知识和技能。 (三)美术科研能力和获取信息能力的培养是发展的要求 小学美术教育专业培养的学生是将来推动素质教育和时代进步的基础教育工作者,它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步伐,符合时代的要求。由此,小学美术教育专业必须培养具有时代开拓精神和一定科研能力的高素质的小学美术师资。 对学生的美术科研能力的培养要注意两点:1.对小学美术教育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科研能力的培养,推动学生将来深化教学各方面的改革;2.对美术学科的科研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艺术创造和艺术思维的提高。 对学生能力结构的培养,也是学生将来从事小学美术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和合理知识结构的重要途径。 总之,对小学美术教育专业学生的知识与能力结构的培养应以培养高素质小学美术教师为目标,以培养他们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较强的创新思维、厚实的可持续发展的知识修养和丰富的现代教育知识与技术,以及熟练掌握本专业技能和科研活动能力为任务,使小学美术教育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能更快更好地适应21世纪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 美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高等院校美术教育专业的思考构建 摘要:近些年,随着社会经济的深入发展,构建一个开放的、科学发展的美术教育观念是社会发展中需要关注的问题。高等院校美术教育专业要与学校的美术教育、社会公共美术教育模式形成相互促进的发展群体,美术教育专业应该追求创新模式,打破传统的教育教学观念,对我们的美术教育有一个新的认识和拓展,让我们的美术教育完成它特殊的教育教学职能以及独特的社会角色。 关键词:构建;高等院校;美术教育 美术教育的实现和推广自然离不开学校对美术教育的诠释与开展。美术教育的开展要明确美育的内涵和作用,然而从高等院校美术教育专业的发展情况来看,与其他的美术教育相一致,在培养的过程中始终离不开传统的绘画教育形式,忽视了文学在美术教育中对人们审美的影响和培养学生的个人修养。专业的艺术高等院校在美术教育中显示的是一种脱节现象,始终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展。随着目前美术教育思想观念的不断变化与完善,美术教育不仅仅要在学科建设中满足社会发展的对人才培养的需要,还要在教育过程中体现出自身专业的优势与学科建设。美术教育首先要从内涵概念入手研究,对其有着一定的认识与了解,再进行美术教育的发展定位,最终完成具体的学科建设工程。 一、关于美术教育概论内涵的认识与理解 1.美术教育的基本内涵 高等院校的美术教育专业,因为受到艺术院系大环境的影响,对于目前美术教育优秀思想的理解与认识严重不足,缺乏系统和整体性的教学方式,在绘画教学中的惯性思维,导致在借鉴与应用一些美术教育思想时出现极大的偏差现象,很多学校美术教育中认为绘画就是美术教育。美术教育不是简单的绘画教学,要给学生们添加适当的理论基础课,理论学科是学习所以知识的入门与根基,没有理论知识的绘画美术是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美术教育。构建完整的美术教育思想体系和课程安排,是我们在美术教育中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缺乏思想的美术教育是无法体现现代美术教育的精神与内涵。各级高校的美术教育专业要培养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精英美术人才,要对美术教育的内涵进行全新的分析与鉴定,重新认识与理解美术教育的内容和精神涵养。 2.美术教育的定义与发展历程 美术教育在教育教学中通常被理解为造型艺术教育,其中包括绘画艺术、雕塑艺术、工艺美术与建筑设计四个大的门类,对它们的基础知识以及技法进行学习,侧重学习造型元素、设计方式和组合技巧,加强学生们对美术在实际生活中应用的理解。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每个时期美术的教育有着不一样的教育目的与教育思想,其中的内涵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至于人们追求高品质的艺术生活,人们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文化修养不断的重视,美术教育已经渐渐超出了传统的绘画雕塑等美术门类的学习,它的思想理论延伸到对当代社会文化的学习以及视觉艺术的欣赏。美术教育强调教育和社会的互动交流,以及视觉表达和对学生们交流能力的培养。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美术教育的理论就开始形成一种以建设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思想。主张美术教育不仅仅是专业课的修养,更要注重培养学生对基本学科的认识以及美术史学、美术创作。这一思想理论的提出对美术教育的课程产生了很大变动,把我们的美术教育作为一个学科门类,通过严谨的课程学习来培养学生们对艺术的理解,从而实现高校开展美术教育的教学价值。随着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文化以及经济的全球化,美术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又出现了新的思想潮流,美术教育开始主张多元化的教育思想。这些理论渐渐丰富和完善美术教育的课程与思想。 二、现代美术教育中高校美术教育专业的思考 高等院校实施新课标的同时,也就对传统的美术教育提出了新的教学观念,美术学院作为培养美术型人才的基地,不能坚守传统的教学模式,要跟随在改革发展的步伐,形式适合自己院校学生的美术教育课程教育模式。因此,作为高校美术教育者,我们必须研究美术教学改革措施:一、关注学生知识的储备,调整课程结构;二、美术教师不是专业工作者,而是教育工作者;三、重视教育实习,培养学生教学实践能力。当代美术教育面向的不仅仅是在校学生,同时也针对社会上的广大人民群众,它是一个综合性概念。目前而言,从许多艺术高校的美术教育专业来分析,教育教学中首先是培养专业美术人才,确定美术教育专业教育教学的目标。其次,与其他普通艺术教育的师范类院校相比较,美术教育中的教学目标以至于教学方法都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因此,在现代美术教育中要确定学科发展定位是十分重要的,符合社会的发展需要是美术教育的前提。我国城市化建设规模在不断扩大,配套的公共领域也得到了发展,美术教育体现在公共美术领域发挥着极大的作用,伴随着美术教育发展的内容,其所体现的社会价值越来越得到关注,在这一背景下,艺术院校的美术教育迎来机遇与挑战,要结合公共美术教育形式统一的整体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并且承担我们公共领域的美术教育功能。高校美术教育应该借助公共美术教育这一平台培养更多的综合型美术人才,并且普及公共群众美术知识,体现美术教育对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作用。高校美术教育的发展也就至关重要,构建完善的美术教育体系也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 三、高等艺术院校的美术教育专业教育教学的构建 近年来,我国高等院校在美术教育方面飞速发展,报考美术专业的考试也渐渐增多。传统的艺术教育类美术学院以外,各种师范类、综合类高等院校也建立起了美术教育。美术学院的美术专业也在逐渐增多,像艺术设计与动漫专业的产生。这些美术教育专业的发展体现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底蕴的不断加深,人民群众的自身素质也得到提升,对综合型的美术型人才需要越来越大,给我们高校的美术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1.建立开放式的课程结构为适应公共美术教育在艺术院校的发展,针对培养社会型人才需要,更好的发挥美术教育专业发展的优势与推动作用,在构建开放式的课程结构方面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第一,我们要对原来的美术教育课程进行调整,更多的开展以研究性为主体的课程体系;第二,要对社会发展面临的新的形势、性质进行相关性的了解和研究,构建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课程结构,同时将公共美术教育需求应用到现代美术教育专业课程的建设之中,填补学校与社会教育中缺乏联系的空档,建立出以公共美术教育为发展目的的课程教学结构。2.加强实践教学与教学资源的利用美术教育中要加强对实践课程的建设,其中包含这对美术实践以及社会实践的课程建设,在实践教学中强调出美术教育的重要性。美术教育专业的发展需要依靠学院整体的资源进行推动,利用学院的教学资源共享,对实践类美术教育进行学习,即完成了美术教育中的整体教学与互动,也达到了培养艺术绘画学习以及美术教育内涵的培养。教育教学中可以引用社会话题参与美术教育的讨论中,同时还可以将美术教育与社会实践相联系,在互动中学习美术知识,从而让美术教育以及社会美术教育的发展得到紧密联系,相互促进。高等院校的美术教育是一种通过对美术史学的综合学习来培养群众们的审美观念。3.传统的绘画教育是美术教育的基础美术教育应该追溯到传统的绘画教育,以传统的绘画优势重新设立课程目标以及相关的学习方法,让同学们重新来认识绘画在美术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在高等院校的绘画教学中,绘画的技法与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将不是我们学习的重点,学习的关键在于通过对课程的学习了解美术的发展历史、学派风格以及作用等内容的综合性学习。美术教育中的绘画不仅仅是画好一幅画、拥有娴熟的绘画技巧那么简单,而是用心体会学习绘画的过程,深刻了解其背景与思想,展现当代美术教育的意义,从而加深人们对绘画乃至美术教育行业的认识。构建一个严谨的、科学的美术教育课程是美术教育专业的必然结果,也是学院美术教育的一大特色,专业知识的硬性体现。 四、高等艺术院校的美术教育专业发展的意义 构建高等院校的美术教育体系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美术教育,首先,高等院校的课程领导人要明确教学的方向,深刻认识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其次,在美术专业的课程编排中,要避免对专业无限制的细分,要注重学生美术基础知识的培养,合理的对专业进行划分;在设立课程是要明确专业课与基础课的比例,专业课的学习认知离不开扎实的基础知识学习,加强美术教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更全面的接触各方面的知识体系学习。最后,教师在教学方面,应该不仅仅重视专业技能的传授,掌握一项专业的技能,更要注重学生的个人素质以及创新精神的培养专业院校的美术教育的传统与气质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的累积与沉淀,学院美术教育会有着自己独特的美术教育魅力,在时代的发展中,美术教育会继续秉承着传统的底蕴,树立明确的专业定位和文化涵养,也体现了在时代变迁中美术专业的人文精神和人类发展的创新意义。 结语 纵览全局,当代院校美术教育的发展是在“大美术教育”的前提下,推陈出新,随着社会文明进步的不断发展学会创新,与时俱进,走出原有的美术教育模式,结合现代美术教育思想观念和不断进步的审美要求,遵守科学的合理的美术专业知识,最大程度发挥学院美术教育在大美术教育中的重要意义,推动整个学术教育行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现代美术教育教学的方式相对而言是比较传统的,我们在教育教学中要渐渐完善教育体制,吸取国外优秀的教学模式,而不是照搬应用,结合自身美术教育特点,形成一条特色的、适合我国院校发展的创新美术教育之路。 作者:陈权 单位:镇江高等专科学校艺术设计学院 美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谈高校美术教育专业学生教学能力培养 摘要:高校美术教育是培养优秀美术教师的重要手段,通过完善高校美术教学,加强对美术专业学生的教学能力培养可以为未来的美术事业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在高校美术教育的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不断更新教学观念,采取恰当的教学手段,针对美术专业学生的实际发展状况,完善教育教学方法,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切实培养学生的实际教学能力。本文采用文献分析、综合研究等方法,对高校美术教育中的实践应用不强、专业市场定位不清、学生教学基本功薄弱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与探索,并提出了具体的培养策略。 关键词:高校美术教育;学生教学;能力培养 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改革与发展,美术教师在我国素质教育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我国高校美术教育专业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进道路,提出了更加严格的发展要求。在具体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社会对艺术专业关注度的普遍提高,这些日常的建设问题也慢慢凸显出来。因此,怎样提高高校美术专业学生的实际教学能力,加强学生自身的美术基础知识,使他们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并适应不断变化的教育教学要求,是目前面临的关键问题所在。本文从高校美术专业学生教学能力培养的全新发展趋势、发展问题,以及具体的发展措施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与探索。 一新课标对学生教学能力培养的新要求 (一)专业课程教学变化 随着新课程标准的不断发展与改革,在我国高等院校中,越来越多的专业要改革以往的教育发展模式,充分考虑新课程改革的建设要求。高校美术专业的课程标准体系对高校美术提出了严格的教育教学要求,强调美术课程教育要具有艺术性、文化性、专业性与创造性,强调学生要具有综合的审美能力,培养学生进行美术教育时要注重教育的文化性倾向,要跟日常的教育教学科目区别开来。 (二)对教师的要求 对于美术专业课程的教师而言,现代美术教学模式改变了传统的教师教育角色,教师由原来的灌输者、讲授者变成了现在的交流者与合作者,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充分体现了现代化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另外,针对目前高校培养专业化综合型人才的发展要求,高校美术专业的教师不但要有扎实的基础知识,还要不断转变教育教学理念,掌握时刻变化的美术语言,切实提高自身的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最重要的是,要具备创新能力和具体的实践能力,这样才能带领学生更好地进行实践操作,切实提高学生的教学水平。 二当前高校美术专业学生教学能力培养的主要问题 (一)美术专业学生的培养方向出现偏差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新课程改革的逐渐深入演化,社会各界对我国的美术事业产生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与认识,人们逐渐认识到现代美术产业不仅是一门单纯的美学课程,它更是一门艺术和一种文化。这种认识的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各界对美术教师的教学要求,现代美术教师不但要有扎实的美术功底,更要在绘画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学习绘画教学。但在日常的学习过程中,教师往往只注重学生个人能力的提高,而忽略了学生实际教学能力的培养,因此,造成了学生不懂教学规律,专业性太强,教学方法不得当等普遍现象的产生。 (二)学生的教学实践能力差 近年来,美术专业的毕业生总体岗位建设情况呈现逐年下滑趋势,他们的总体教学水平低下,教学实践能力不足,甚至有的毕业生面对讲台、面对学生会产生明显的恐惧心理,严重影响实际教学质量以及优秀美术人才的成长发展。另外,有的毕业生个人美术基础深厚,自身拥有极强的美术建设能力,但是却不能将自身的美术理念、美术建设方法以及整体发展思路很好的教授给广大学生,因此,便容易造成教师授课压力大,学生学习困扰多等不良现象的产生。 (三)学生的职业技能训练流于表面 目前,大多数高校的美术专业设置仍然注重基础专业课程的建设与发展,对于美术欣赏类课程、人文类课程缺乏总体的规划与安排,对于高等美术作品欣赏类课程的开设更是少之又少。这就造成了部分学生表面美术功底深厚,而真正符合实际教学需要,集知识与能力于一身的专业人才缺乏的实质现象。另外,由于学校片面强调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学生没有良好的美术作品鉴赏功底,缺乏教育教学的积极性,也导致了学生毕业后不愿意从事相关的美术教学工作,从而使学校的美术教学人才培养目标得不到很好的实现。 (四)课程实践性不足 实践是人才培养的必备环节,并不是为了装饰教学的一种华丽手段。近年来,部分高校美术专业的授课模式依然采用传统的理论性教学方式,即教师讲授理论知识,学生进行记忆并且实际操作的过程,而学生走出校门进行具体实践的机会很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只是因为学校的职业教育理念落后,还与学校、教师的实践认知错误存在莫大的关系。目前,我国美术事业建设发展需要的是拥有较高专业技能的综合性教育教学人才,而高校优秀的美术教学人才需要大量的学习时间和具体的专业实践才能真正上岗,因此,更加需要学校增加学生的实践性课程,让学生获得更多的实践机会。 三造成学生教学能力培养问题出现的原因 (一)高校缺乏体统的课程培养体系 高校美术教学人才的建设是一个完善的系统工程,但目前高校美术专业开设的教育课程大多集中在专业课学习上,具体包括绘画临摹、人物写生、艺术创作与观察等,对于选修课没有投入太多的研究精力,课程内容与必修课程存在重复现象,课程建设注重美术的专业性,忽视了美术教学鉴赏能力的培养以及学生教学能力的提高,并且学生美术课程呈现零星分布状态,专业课程与选修课程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每门课程独立发展,而课程之间的内容关联性较差,不利于学生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结合。综合看来,美术课程主要以绘画性课程为发展主线,教学方法以“授讲、临摹”等实际性操作为主,这种课程体系建设虽然稳固了学生的基础知识,但学生基本的教育教学能力却得不到有效的提升。 (二)美术教育职业理念落后 高校的美术教学建设理念是影响美术课程学习目标、拓展基本教学方法、充实教学内容的根本所在。目前,部分高校已经具备了长足建设的发展条件,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及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下,学校的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硬件设施、学生水平等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学校的横向发展速度不断加快。但依然存在纵深发展节奏不稳的现象,归根结底是学校的职业教育理念出现了问题,部分学校依然固守传统的发展模式,重视美术教学的规模与速度,强调学生基本美术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美术专业建设教学人才的切实目标,因而导致了学校美术专业学生的培养方向出现偏差。 (三)学校不注重实践课程建设,缺乏建设经费 近年来,部分高校的美术教学模式依然采用传统的理论性授讲方式,而走出校门进行具体实践的机会很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只是因为学校的职业教育理念落后,还与实践基地缺乏存在莫大的联系。美术专业的学生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实地训练以及多次的模拟授讲才能真正上岗,但由于专门的美术学校以及美术机构数量稀缺,加之政府在美术实践基地开发与建设上的经费投入不足,学校便没有能力建立专门的实践教学基地,学生进行具体实践的机会很少,这就使得高校美术专业学生真正的教学能力培养存在一定的发展难度。 (四)专业教学模式设置不合理 1、教学方式目前,高校美术专业学生依然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即:教师授课,学生听讲;教师布置任务,学生完成任务;教师提出要求,学生达成目标的机械化教学模式,不仅浪费了大量的教学资源,也造成了课堂效率不高,学生兴趣不大,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的普遍问题,对于美术专业学生的实际教学能力培养很难起到切实的推动作用。2、教学基础教学基础建设主要分为学校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学校发展软实力建设。目前,绝大多数高校已经达到了现代化的教学发展标准,学校配备了专门的教学设备,例如:多媒体、投影仪、推拉式黑板以及电脑等,但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应该属于实际教学能力薄弱的急迫状况。综上分析,虽然部分高校的硬件设施已经日渐完备,但学校发展的软实力仍然存在莫大的发展空间。3、教学内容重视课本知识的学习,忽视实践教学的重要作用是我国惯有的传统教育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模式会造成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使得教师教学失去实际的作用,学生也难以学到真正的课程精髓。美术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实践性学科,在进行具体的课堂教学时,要注重学生培养的“实践性”以及实际的教育教学能力,目前,引入更多的课堂实践活动是课堂学习的大势所趋,也是教学质量提高的根本所在。4、教学考核手段学期结束时,高校普遍采用单一的笔试考核方法对学生进行综合性评估,要想切实实现专业性教学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必须拓展美术课程考核与评估方式,现存笔试为主的试卷考核并不是最为有效的教学考核手段。单纯的笔试考核方式只会助长学生的懒惰心理,降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导致部分学生在日常的学习过程中轻视教师教授的实际美术要点以及绘画操作技巧,认为笔试考核只要临时抱佛脚就可以顺利过关,从而忽视日常的教学实践以及日常的基础知识学习。 四当前高校美术专业学生教学能力培养的重要策略 (一)完善高校美术专业课程建设体系 1.加强学生的基本美术教学理论所谓加强学生的基本美术教学理论,就是在日常的学习过程中,加强理论性教学,把培养高校美术专业学生教学能力所需的专业科学知识以及专业理论知识学习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要求学生不仅要学习美术学、教育学、教学方法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还要不断增加人文学、教育哲学、美工学以及人体美学解剖等课程的学习时间,引导学生在学习专业课程的基础上,了解更多的美术知识,从而为教学实践奠定良好的发展基础。2.充分考虑学生的全面发展要求现代高等教育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当然,美术教学人才的培养也不例外。美术专业课程安排更多偏向于专业的美术课程建设,而对于哲学、文学、语言学以及历史类课程的学习甚少,学校要在安排美术专业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将更多的相关学科贯穿其中,使高校美术专业的学生具备全面的文化素养,便于在今后的具体教学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将美术教育与其他相关学科的教育教学有机结合起来。3.调整美术课程结构目前,高校的美术课程一般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课程类型,必修课是根据学校的教育建设目标,在考虑学生实际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统一规定的学习课程,是高校美术专业学生提高学习能力的基础课程,也是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学校开设了素描、山水、油彩、中国画、实用美术等相关的美术课程,除了一系列的必修课程,还应该增设美术设计等具体的实践性课程,切实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从而更好地将美术基本理念与具体的课程实践结合起来,不断拓宽学生的美术知识层面。 (二)合理调整学生的基础课程学习力度 在专业的美术课程学习中,素描和色彩是美术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两项基本能力,素描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专业课程,需要学生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大量的练习才能达到相应的教学要求,因此,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要着重加强学生素描课和色彩课的学习力度,强调对物体结构、空间、色彩等的整体表现,注重不同美术作品的色彩运用,力求将理论知识恰当的应用于具体的教学实践过程中。 (三)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创新是一个民族前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随着素质教育的逐渐深入演化,教学创新在整个教育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传统的“灌输式、填鸭式”教育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教育教学要求,现代教育强调因材施教,合理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与创新,切实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在具体的美术教学中,要重视创作型课程的建设,切实将学生的美术理论知识与创作技能应用于具体的实践教学过程中,运用自身良好的创作技能,引导学生的创新思维,促进学生色彩、构图、赏析等美术能力的稳定形成,从而为今后的美术创作指导正确的发展方向。 (四)增加学生的教学实习机会,注重实习过程建设 教学实习是提高学生教学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保证学生更好地适应教学工作的有效途径。为了使学生更好地进行教学实践,在实习过程中,要注重学生基本美术知识的运用,不断完善学生的实际教学方法,使学生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合理调整自身的教学风格与教学手段,使学生具备教师教学的基本素质,在教学实习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另外,学校可以通过“校企合作”、“联合人才培养”等方式与企业建立长久的合作伙伴关系,努力为学生争取更多的实习机会。 五结束语 教师是人才培养的建设者与推动者,只有拥有一支高水平、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才能推动人才培养进程的快速发展。高校美术专业的学生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美术教师,必须拥有良好的基础知识储备,不断更新的教育教学理念,合理先进的教育教学手段以及卓越的教学能力,只有具备以上基本技能,才能为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美术教师提供最有力的教学保证。 作者:赵建设 单位: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学院 美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高职院校美术教育专业学生能力培养 摘要:美术专业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一直以来都是整个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高职院校美术专业学生来说,实践能力的培养是一项系统的、长期的工程,所以美术专业必须将实践教学作为重点,注重培养学生的艺术感知能力、分析能力和观察能力等,进而培养出可以满足社会具体需求的美术专业实践型人才。 关键词:高职院校;美术教育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研究 近年来,随着“艺考热”的兴起,美术专业学生在就业方面的压力不断增加。只懂得理论知识而没有实践能力的美术专业学生在毕业之后大多陷入困境。所以,高校强化美术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将社会实践切实融入美术专业教育,具有重要的、长远的现实意义。 一、提升美术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对于学生自身的作用 能够影响学生综合素质的相关因素有很多,实践能力就是学生综合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美术专业学生来说,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其才能知道在校学习所收获的专业知识具体的掌握情况,可以说实践就是使美术专业知识得到延伸的最佳方式,也是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有效途径。因此,帮助美术专业学生提升实践能力,不但能够促使学生更为熟练地掌握相关的技能知识,而且能够帮助学生以一种正确的方式融入社会,用主观意识进行观察,并将观察所得合理地转化成个人的素质修养。 二、提升美术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方法和途径 1.改进与完善高职院校美术专业的教学体系 如果想快速提升美术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高职院校就一定要合理地转变相关的教学理念。固有的教学理念尽管具有一定优点,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环境的改变,其已不能满足现代教学的具体需求。因此,高职院校一定要强化将实践作为主导的相关教学体系建设,从而使实践教学成为整个美术教学的优秀,并以此对相关的教学方式、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等进行重新设置。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摒弃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思想,合理地协调实践课程和理论课程,提高实践课程在总体课程中所占的比例;与此同时,还要主动地将实践教学贯穿在整个教学中,进而形成一个更加系统的、更具有特色的实践教学体系。 2.促进教师队伍的建设 教师队伍的质量影响学生实践能力的高低,假如教师只重视理论知识方面的教学,学生自然也不会认识到实践能力的重要性。所以,提升美术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需要切实强化整个教师队伍建设,从而建立一支更加高效、更重视实践教学的优秀教师队伍。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教师的个人进修与集中培训两个方面展开。教师通过个人进修,能够提升自身的专业知识,凭借集中培训又能稳步提高实践能力和实践意识。高职院校进而可以妥善地构建一支具有双师素质的教师队伍,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供有力保障。 3.加强建设实践教学基地 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是学生实践能力得到稳步提升的重要保障。利用实践基地开展实践活动,可以让学生自由地交流和汇报参加实践活动的情况,这样能够使实际操作和课堂理论知识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在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问题上,高职院校必须切实考虑到当地具体的民俗、风景、人文、历史等有关因素,可以建立一个具有经营性和生产性的小规模的艺术公司,或者实习实训室、美术培训学校等,如手工制作教室、工具和材料教室等,进而为学生创建优良的实践场所。 4.强化校企之间的合作关系 实习是促使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长足进步的关键因素。通常来讲,学生的实习期一般是在相关企业中度过的,所以高职院校应该积极地和相关企业保持沟通与合作,互利互惠、共同进步,最终达到共赢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高职院校一定要切实认识到当地企业所具有的特点和未来的发展形势,并且了解到其具体的生产流程和用人要求。高职院校只有妥善地做到这几点,才能有针对性地实施教学改革和专业课程设置。对于高职院校和企业双方来说,进行校企合作不但能够帮助高职院校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还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并完善人才方面的储备,从而实现双赢。 结语 如今,我国高职院校美术专业学生所具有的实践能力还不够高,高职院校具体的教学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因此,高职院校一定要加大对于美术专业教学的研究力度,并努力实现教学改革的目的,进而为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提供更多能力更强的实践型人才。 作者:徐军 美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高校美术教育专业创意性水彩画教学 摘要:高校美术教育专业水彩画教学应改变过去传统造型写生方法下的水彩画教学模式,改进教学过程及观念,在水彩基础技法学习中加强水彩材料、水色变化、光色变化的创意性学习,并在教学中实现东西绘画间的相互融合,培养学生富于个性的艺术语言与表现力。 关键词:水彩画;创意性学习;水彩教学 水彩有着丰富的表现力和创造力,在高校美术教育专业教学中,水彩画教学是对色彩基础教学的进一步提高与深入。随着水彩应用范围的不断拓宽,传统造型写生方法下的水彩画教学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从教学过程以及教学观念上进行创新尝试,而不仅囿于传统水彩技法的沿袭,这是高校美术教育专业创意性水彩画教学的新途径与方法。 一、在基础色彩训练中培养创意观念 在入校之前,学生们就有了色彩初级理论基础。科学而严谨的研究光色,进行光的分析,感受空间带来的冷暖对比,寻找形体结构与色彩的关系,追求画面色彩的整体统一等等,这些成为评价学生进行色彩练习质量高低的标准。学生们依靠艺考培训以来的作画惯性画下来,进入到专业美术训练中,也仅仅是把作品尺幅增大,将表现对象复杂化,色调要求更整体而已,却忽略了在学习阶段应亟待建立的色彩创作观念以及表现方法。色彩理论不仅包括色彩基础知识,也应包括色彩的创作规律及好的色彩创意,即专业的色彩理论教学应将学生从写实色彩转到观念色彩上来,并贯穿于学生色彩学习的始终,一直延续到毕业创作的进行。创意观念建立重要在于传统写生模式的转变。在过去的教学中,教师常常强调写生必须准确观察记录色彩、研究形体结构变化、营造立体空间气氛及提高画面意境美等视觉形式,追求画面与实体色彩高度统一,这样标准模式出来的学生因逐渐失去想象的经验而导致想象能力与创意的匮乏。在观念色彩中实体色仅仅是参照和感受的对象,教学应给予学生充分的空间想象,如感觉上强化对比,可以鼓励学生拉大暗部色与固有色的对比关系,以增强不调和感;或者围绕学生所臆想的情境而有意弱化对比,大胆用灰色,减弱甚至抛弃实体的固有色;抑或强调瞬间的感知而跳跃性排列纯色或不调和色,采用点彩法或色彩构成等等。在观念色彩创意性练习中,固有的模式被打破了,但这不意味着丢掉色彩造型的基本理论和能力,而是教师在基本技能训练过程中阶段性地安排观念色彩课程,让学生逐渐锻炼思考和创意的能力,培养他们的色彩创意观念。 二、水彩基础技法的创意性学习 具备一定的色彩基本技能后,学生选择性进入到水彩画技法的学习,并开始利用西画语言独立表达艺术观念。水彩画的技法表现多种多样,如水彩画干湿画法所形成的喷洒法(撒盐、洒水、撒色)、拓印法、吸色法、刮画法等等。这些本易于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课程,却常常因为枯燥的讲授和单调的训练而失去了其应有的活力。教学中创作作品与技法练习割裂开来,甚至在毕业创作时,学生们常有因大画难以控制而不敢在画面上进行技法表现的畏惧心理。在技法学习阶段就培养创意观念是非常必要的。学生对水彩技法的探索与教师对水彩基本技能的传授是并行的两条主线,只有经历对水彩技法进行反复琢磨、不断研究、倾注精力和感情的学习过程,才能形成好的技法创意,才能够产生创作的设想,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设想,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最终产生成熟的创作作品来。对水彩基础技法的创意性学习主要包括材料的创意、水色的创意和光色的创意。 1.对水彩材料的创意性学习 水彩画对于材料的要求非常特殊,比如水彩纸的厚度、承水性能以及着色程度高低,水彩笔的吸水性与弹性、深入笔触的能力,水彩颜料在干湿状态的变化大小、色彩的鲜明度与颜料溶于水后的颗粒沉淀多少等等,这些都是决定水彩画作品好坏的重要因素。在水彩画教学中,应该重视材料的探索与尝试,发挥水彩语言的优势,在追求效果的过程中熟悉一切可能的材料,比如比较水彩纸表面肌理变化带来的画面效果,或者尝试玻璃卡纸、油画布、夹板等多种不同于画纸的材料,体会在不同画面环境下底板的粗与细、光与滑、吸水多与少等情况产生的水分与笔触变化。 2.对水色变化的创意性学习 水彩画中水色的变化是其体现的特殊效果之一,运用水之无形产生色的渲染与层次,在透明的水中追求一气呵成畅快淋漓的效果,这都需要娴熟的水色技艺。掌握水与色的变化,即是深入研究水彩画的基本技法,形成水彩语言独立艺术个性的重要渠道。创意性的水色学习,应该先研究自然物象中色彩的虚实、远近、空间关系,将水中潮湿、变化、透明的效果融入到气氛的感受当中去,比如说研究雨景带来的趣味:小雨的朦胧、中雨的清净与大雨的弥漫;或是观察水面的浮波、水中的倒影;或是分析柔软的边界、天际的云霞。在有了自然真实的感受之后,将这种感受转化为水彩意境,并反复训练技法语言以追求画面意境的实现,这才能形成具有个性语言的水彩画创作来。 3.对光色变化的创意性学习 水彩作为西画的一种,在教学中注重对光的分析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如在不同光源作用下产生的不同色彩倾向、不同时间中景物色彩的相应变化、婆娑树影下形成的大小光斑、透光大小影响到的画面氛围等等。在水彩画教学中,应鼓励学生在真实记录光色变化的同时,扑捉寻找最能打动内心的光色瞬间,并利用技法语言尝试绘画表现,如光影中对光斑虚实、大小、疏密的安排,对色彩以及色调的把握,对干湿技法的控制等等。在完成技法训练后增加创意练习,如改变实景色调、抽象或夸大色彩关系、添加光色趣味等等。这些创意性学习能够增强学生对水彩中光色的理解力,提高他们的造型能力和对水彩技法语言的驾驭能力。 三、写生的创意性 面对水彩画的多种技法,传统水彩课程的开设相似于色彩基础粉画课程的训练,从静物写生、人物写生到风景写生,教学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写生中度过了。虽然写生在水彩画学习中的重要性不可替代,无论从光的科学分析还是对于色的研究感受,写生都是认知自然和技法训练的直接途径。然而过于依赖写生或者机械的照搬自然,其结果只能导致水彩作品失去生命力和创造力。在写生中应培养学生的创意思维,每个学生对画面的处理与感受都有差别,重点表现也不尽相同,如画质感、画光线、画体块,或者画抽象、画水色等等,这些对形象的处理变化、构图的裁剪取舍、色调的设计与意境的传达,都是学生们独特的创意所在,写生的过程其实是实现创意并提高水彩表现能力的过程,水彩画写生教学应尊重这种差异和感受,鼓励学生画出创意性的写生作品。而并非像在传统的水彩写生教学中出现的那样,教师摆放静物或者模特,提出课程目标组织课堂讨论,学生在这一过程中仅仅是被动思考者和传达者。学生画教师的兴趣,追求教师的感受,甚至有的连表现形式和方法都雷同,教师教学仅致力独立的艺术研究,而使学生成为教师追求艺术道路上的翻版。在另一方面,美术教育专业的水彩写生课程开设,直接影响着未来美术教育中学生色彩意象思维的培养。美术教育专业的水彩教学应立足于大中专院校以及基础中高级美术教育课程的特点展开,注重色彩教学中色彩以及造型的创意,而不拘泥与描绘对象的外形及真实颜色,这为基础美术教学的创意性培养建立了良好的前提。 四、教学方式和内容的创意性选择 随着现代社会信息量的迅猛增长,水彩画教学方式也发展变化着。除了手绘示范以外,搜索网络图片和名家视频、制作PPT课件,或者查找水彩画印刷品、作品拍照、摄影等等各种先进的手段都可以辅助教学,学生们也可以更加直观的在博物馆展览馆中鉴赏原作,甚至能够轻松查阅到国外水彩名家的作品。高校美术教育专业的水彩课程在方式方法上应突出师范教学的特点,注重水彩在师范教学中的应用性研究,在学时和内容中对水彩课程的安排不与美院水彩专业教学相雷同,这在具体教学中体现为水彩画写生和创作课程开设的同时,也可以为学生们提供一些设计类水彩课程,比如服装设计、室内及环艺设计、工业造型设计等效果图的绘制,或者插图、装帧设计等应用型水彩画法训练等等。这些课程的开设能够丰富学生们的表现语言,拓宽他们的思维和视野,为培养优质的师范教师和适应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奠定基础。 五、中西画法的创意性融合 西画语言体系下的水彩画不追求用笔变化,在水彩表现过程中,即使有精彩的用笔也会随着逐渐深入的画面而被掩盖;除此之外,水彩画中水渍的晕染、色与水冲撞形成的巧妙效果以及画面东方审美下的传神意境等,这些水彩画命题在过去的西画正统教学中曾被忽视。“水彩的用笔和水色变化与中国绘画的笔墨有许多相通之处”1,作为本民族绘画语言的重要传承者,美术教育专业的水彩画教学中应该融入中国画的表现元素,比如借用中国画中的用笔用墨以及用色的变化,在水彩画中结合国画的色墨互撞创造性研究色与水变化;或者在意境以及用笔中追求中国画的神韵,创造疏朗隽逸的画面效果;或者在画面评价中借用中国画的评价标准,注重画面的品格及精神境界的传达等等。在水彩画教学中对中西画法的创意性融合,这并非改变或者削弱了水彩画教学的西画特点,反而,这种东西结合的教学方式会更加彰显水彩画种在西画体系中的表现优势。无论对于艺术传承还是艺术创新来说,只有秉持中国独有的民族绘画语言,才能够破除艺术间的隔阂,增强绘画作品中的民族认同感,并将独有的东方绘画推向世界的艺术之林。 作者:王亚杰 单位:长沙师范学院美术动画系 美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美术教育专业素描教学思路和改革 摘要: 素描课程是高校美术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课程。笔者从高校美术教育专业素描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入手,提出了几点关于素描课程的教学思路和改革措施,希望能为美术专业素描教学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校 素描课程 改革 措施 素描是一切造型的基础,是美术学习者最先学习的画种之一。素描教学一直以来都是美术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素描教学不仅是技能教学,还包括了美术学习者对事物的认知的教学,更是培养艺术创造与审美感受的教学。 一、美术教育专业素描教学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以往的素描课程由于缺乏一个整体性的教学计划和教学体系,使得美术教育专业素描课程只注重技巧性而忽略了教育性。与此同时,受既定的经验、少量的实践与不完善的教学队伍等因素的影响,美术教育专业素描教学的发展受到了制约,其具体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既定经验的限制 从目前高校素描教学的现状来看,素描教学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既定经验和固有规律。在素描教学中,结构、虚实和比例等规律和概念形成了一些教学常用语,用以表现一些固有的规律,而学生的描绘多是对这些既定经验和固有规律的重复。虽然将这些既定经验应用在素描教学中,有助于掌握和吸收素描知识,但是这种教学方法缺乏学生的主体性参与,缺少学生的实践体验,只是对以往知识的重复或验证,枯燥乏味,限制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探索。 2.课堂缺乏规范 一些教师为了打破素描教学的枯燥氛围,大胆尝试新的教学方法,为学生创造自主学习的空间,注重培养学生的真实感受和体验,但是尝试新的教学方法缺少科学合理的规范,从而使教学变得盲目。因此,学生在教学中容易变得迷茫,缺乏真实的感受和体验,机械化的模仿造成素描教学流于形式化和程序化。 3.缺乏针对性教材和专业教师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美术教育在也不断发展。素描教材发行了很多版本,其中有很多精品教材。但是,其中缺乏针对美术教育专业的教材,很多教材教学内容没能针对美术教育专业的特点。此外,现在担任素描教学的教师大多有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主要是绘画和设计这两大方面,因而在素描教学中,学生更偏向于绘画和设计方面的学习。由此可见,没有专业的素描教师,对素描教学质量的提高影响颇大。 二、美术教育专业素描教学应以和谐作为主要教学思路 美术教育专业素描教学的思路是构建一种学生与教师、课程和教学和谐统一的有机关系,综合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和专业特点,让教师、课程和教材满足学生的专业发展要求,努力完善素描教学体系,使教学满足学生和现代教学的要求。 三、美术教育专业素描教学改革的措施 1.改革现有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基础能力 美术教育专业在素描教学的内容选择上,应当以基础教学内容为主,以提高能力为最终目的。因此,必须转变以往传授型的教学方法,以能力培养为目标。素描教学对美术教育专业学生能力的培养主要表现在对外界的感知能力、对客观世界的分析和理解能力、创新能力、表达和表现能力等四个方面的培养。因此,创新美术教育专业素描教学理念应该以培养学生的四种能力为重心,这样在规范的教学理念下创新教学方法定然会事半功倍。 2.以培养学生兴趣为主,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如今,教育教学应该以学生为主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才是关键。因此,美术教育专业素描教学也是如此,教学中要以学生关注的一些热点为教学题材,吸引学生的注意,激发学生对素描知识学习的兴趣。此外,在教学内容的选取和安排上,一是要选择学生普遍感兴趣的教学内容,二是要注重知识点的综合和概括。在教学过程中,对知识点的讲解应该科学、合理,做到通俗易懂。总而言之,教学应该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为主要目的,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充分、有效地理解和掌握知识点,为今后进一步研修绘画和设计打下扎实的基础。 3.选用最合适的教材,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美术教育专业不同于其他的美术专业,因此在素描教学教材的选用上也不同于别的美术专业,所以,编写适合美术教育专业素描教学的教材是开展教学改革的重要前提。尤其是优秀的教材,对学生的学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建设一支专业能力过硬、职业素养良好的专业素描教师队伍,不仅关系到素描教学质量的提高,更关系着整个美术教育专业的发展、进步。 结语 美术教育专业素描教学的改革应该以人为本,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和专业特点,转变固有的素描教学观念,创新教学方法,构建一个教师、课程和教材与学生相和谐的有机体系。 作者:巴哈提·卡下旦别克 单位: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美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高师美术教育专业油画课程设置 一、课程设置概述 一般来说,课程设置是指学校或是其他机构关于课程安排的方案,主要包括开设哪些课程,在哪一学习阶段开设,以及开设的具体时间等方面,从而使学校或是有关机构能够顺利开展教育教学活动[1]。课程设置作为教学工作的关键环节,是课程内容与课程体系的集中体现,是教学内容的重要依据,关系到人才培养的方向。同时,课程设置反映了决策者对国家教育方针的理解,对教学目标的把握[2]。相对来说,师范院校的课程设置必须体现出“高素质”的要求。高师院校油画课程是高师美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学生素养、培养学生审美能力,以及提升学生人文素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高师院校美术教育专业油画课程设置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各大院校都在积极进行新课程改革,就高师院校美术专业的课程改革情况而言,美术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与美术教育目标不吻合,其中,油画作为美术教育专业的基础课程,其课程设置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一)忽视学生艺术性培养 目前,我国大多数高师院校美术教育专业油画课程设置并没有突破性变革,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学生艺术欣赏能力的培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教师在评判学生油画作品时以是否真实再现客观事物作为评价标准。由于油画最先由苏联传入我国,受当时苏联创作价值观的影响,我国的油画创作在表现手法上主要以写实为主,因此,画者是否高度还原所描画的客观事物成为衡量一幅画好坏的重要标准,这种标准对当代的油画创作依然有不小影响。因此,高师院校教师在培养学生时,往往会以培养学生写实技巧作为课程教学的主要任务,在课程安排上以能够进行写实的事物作为训练学生写实技巧的主要对象,比如,高师院校油画课程中主要有风景写生、人物写生等课程,这些课程看重学生对客观事物还原的能力。其次,学校认为油画学习以实用性为归宿。学生由于受写实手法的限制,在学习油画时更多是以对客观事物的描画为主,因此,画得“像”便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于是,油画的作用就像照片一样,以记录发生的事情、看到的美景或是遇到的人物为最终目的。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在油画课程设置上,由于学校与教师都将写实技巧作为培养学生的重点,而忽视了学生审美能力、艺术品位等综合素养的培养。 (二)忽视学生师范性的培养 目前,我国许多师范类院校的油画课程设置与美术专业院校的课程安排基本一致。学校按照培养专业画家的方式培养训练学生,忽视了师范性在学生学习中的主导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学校在安排课程时,忽视学生油画专业理论知识、户外风景写生等学习内容,忽略心理学、教育学等理论学习;其次,教师在教学设计上不重视学生对教师岗位的认识,没有适时训练学生的讲课能力,更没有让他们在实践中体验教师这一职业;最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注重培养学生运用教学技巧的能力,导致大多数师范生毕业后授课能力差,不能运用有效的教学手段讲授课程。 三、高师院校油画课程设置的改革方向 高师院校在培养学生时,应以师范性为指导思想,在课程设置上以培养学生绘画技巧为基础,同时,适当安排一些有关油画的基础理论知识及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整体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 (一)以师范性为指导的油画课程设置 油画课程是高师院校美术教育专业课程的一个分支,其设置应区别于专业院校的美术课程设置,充分体现高师院校的师范性。针对这点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作为高师院校领导,应将师范性作为培养高师院校美术教育专业学生的指导思想,使学生在日常课程学习中意识到教师能力培养的重要性[3];第二,作为高师院校油画教学的实施者,教师不仅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拥有高尚的职业道德,还要对美术学科的教育科学、教育规律等有所了解,并将这些知识作为教学实践的指导,应用于课堂教学设计中,不断创新教学模式,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对教师这一职位有所领悟。 (二)以教育性为基础的油画课程设置 高师院校的美术教育专业在教学内容上过于强调学生的绘画技能训练,忽视对学生艺术鉴赏能力的培养。因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第一,从学校角度来讲,可以适当增加一些相关的油画作品鉴赏、油画艺术大师介绍以及油画美学理论等课程,这样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油画理论知识,还能使学生广泛了解各个时代代表画家的绘画特色,比如,提香在绘画色彩上的运用、米开朗基罗作品中表现出的力量美等。第二,从教师角度来讲,在进行课程教学时,首先,要认真进行课前课程设计;其次,要注重活跃课堂气氛,采用有效教学手段,使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激发学生课堂学习的主动性,形成良好的师生互动;最后,适当安排学生讲课,提高他们的教学实践能力。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有利于学生学习基础理论,还有利于发掘学生的学习潜能。 (三)以艺术性为目标的油画课程设置 学校教学的目标不仅仅是向学生传递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努力:其一,学校在油画课程设置时要努力突显人文精神这一要素,只有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他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油画作品的内涵。其二,学校油画课程设置应该将提升学生艺术审美能力作为最终追求[4]。要达到这一目的,教师可以从三个层次对学生进行训练。首先,组织学生观察大自然,让学生在真切的、充满活力的氛围中感知外界事物,全面把握事物的形态、结构。其次,对学生进行美感教育。在学生观察事物时,教师引导学生调动感官,触、嗅、味觉全面结合,在感知基础上,借助想象力,深入理解观察到的事物,做到“物我合一”,从而培养他们发现美的能力。最后,教师要对学生进行情操教育。讲解一幅画时,除介绍画家生平外,还可以补充画家生活的时代背景,让学生准确理解画家的意图,并从作品中有所领悟,以画家的品质熏陶学生情操,从而丰富学生文化内涵,提高学生精神层次,完善学生品格[5]。 四、结语 学校课程设置直接影响学生所学内容,直接体现学校教育目标。因此,学校要特别重视课程设置。高师院校美术教育专业油画课程设置应有别于专业美术院校的课程设置,要将学生作为未来的教师培养,而不是力求学生成为艺术大师。高师院校在安排课程时,应以师范性作为培养学生的主导方向,为学生安排一些教育学、心理学等理论课程,使学生对这方面的知识有一个宏观了解,而高师院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学生绘画技能的训练,还要注重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全面提升美术教育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 作者:张赢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美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高师美术教育专业教学改革研究 摘要:随着新升本科院校的增多和美术教育专业的扩大招生,美术教育专业中不适应中小学美术教学、实习监控不到位、课程缺乏特色、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准确等弊端慢慢显现。模仿美术学院按专业分工作室的教学模式与高师美术教育专业的师范性背道而驰。笔者通过对该专业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应对策略与建议。 关键词:高师;人才培养;美术教育;现状;思考 自高校扩招以来,各院校的美术专业迅速发展,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美术专业人才。近几年,随着一些高校由专科升格为本科、美术教育专业的扩大招生,美术教育专业中一些弊端慢慢显现。模仿美术学院按专业分工作室的教学模式与高师美术教育专业的师范性背道而驰。高校为学子提供了高等教育的机会,现在面临一些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存在问题分析 1.招生要求降低 近年来,广西美术术科统考对文化课成绩要求有降低趋势,高校录取的美术教育专业学生中不少都是学画时间2年左右的,初中开始学画的几乎没有。很多学生学画的原因是文化课成绩不佳。甚至有少数学生仅靠“突击”几个月学画就考进高校,美术基础较差,因此,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首要任务。 2.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明晰 新升本科院校属于应用型高校,旨在为地方经济和教育服务。当前,部分高师美术教育专业往往照搬美术学院按专业分工作室的模式,学生经一年基础训练后被分成国画、油画、水彩、版画等方向进行小班教学。美术学院的定位是研究型高校,宗旨是为社会培养技能和创作能力强的艺术家型专业人才。而高师美术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合格的一专多能的中小学美术教师。高师美术教育专业在定位属性上必须明确师范性特征,这明确了人才培养的目标是了解中小学教育学和心理学、掌握美术和各学科知识、综合素质强的教育人才。目前,部分高校对高师美术教育专业定位有偏差,生硬模仿美术学院的模式,忽视了自身的师范性特征。 3.课程模式化、办学无特色 当前的高师美术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基本沿用了苏联的契斯恰科夫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过于强调对描绘对象进行全方位的客观描绘,导致学生缺乏创造力和创新思维。画得像不像不是检验绘画的唯一标准。“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的教育理念盛行,一些教师把素描等同于石膏像、静物、人头像的客观写实训练。现有的课程设置提倡写实素描,忽视了创造性思维的训练。让各种形式的教学方式融入课堂才能让课堂活起来,如白描、创意素描、创意默写、写意素描等。写实素描仅仅是素描的一种形式而已,中国传统的佛像、青铜像、兵马俑等同样是优秀的绘画素材。 4.实习监控不到位 高师美术教育专业存在见习时间短、实习课程设置少等问题。实习相关的课程仅有教学技能、班主任技能,实习也仅有1周时间,这制约了实习的教学效果。现有的教学督导制度缺乏校外实习的督导评价,无专任实习指导教师,实习成绩评定不完善,无实习质量监控报告,无实习情况统计分析。 二、思考与对策 1.完善教学理念,明确师范性 美术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一专多能的中小学美术教师,教学中不能忽视师范性。高师美术教育专业培养具备广博的美术知识和娴熟的绘画技能,具备美术鉴赏、艺术批评素质,以及各种教育理论知识的综合人才。中小学美术课程的目的在于通过绘画创作实践训练学生手与脑的配合,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使其更聪明、更自信、更富有想象力与创造意识。通过绘画培训可以提高学生对色彩和立体的认知能力,拓宽他们的视野和知识面,为他们将来的全面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要改变只重视绘画技能训练的局面,增加相关知识型课程的课时量。其一,加强普通话、书写技能、教学设计与策划等技能训练。其二,增加实用软件课程,如Photoshop、CorelDRAW等课程,让学生具备一定的设计技能。其三,开设艺术批评课程,提高鉴赏能力。其四,加大教育见习实习力度,提高教师技能和实践能力。其五,注重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教学法等相关学科选修课的开设。 2.注重办学特色,开设民族美术课程 课程设置的西化让我们忽视了民族传统美术。当代性和国际化并非与传统割裂,东西方文化融合是内在精神的融合。中小学美术教育有责任改变现状,必须从教育抓起,让学生了解和学习身边的本土特色民间美术。现有的中小学美术教材中也有很多民间美术课程。因此,高师美术教育专业开设民间美术课程也是很有必要的。广西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有绚丽多彩、独具特色的民族美术元素,如左江岩画、铜鼓、程阳风雨桥等。广西科技师范学院所处的桂中地区,也有独具特色的金秀瑶族文化,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应该充分利用已经建成的金秀瑶族文化研究基地,将相关的民族特色美术引入课堂,通过设置相关课程,办出特色。3.加强实习监控体系建设教育实习是高师美术教育专业的重要教学实践环节,是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实践检验。加强实习监控体系建设,改变不重视教育见习实习的现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其一,构建完善的教育实习管理制度;其二,密切与各中小学的关系;其三,培养专任实习指导教师;其四,优化实习教学质量评价体系。高师美术教育专业应紧跟时代步伐,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求,才能更好地为地方中小美术教育服务。 作者:玉云山
教育法论文:党内监督质量教育法律论文 同志指出: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这一科学论断,深刻阐明了强化监督在反对和防止腐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当前党内监督还存在着党委监督不够严谨,纪委监督不够严格,群众监督不力的问题。在新形势下,切实加强党内监督的质量,是各级党委和领导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依靠党委,正确把握党内监督的方向 目前个别单位的党委之所以缺乏原则性、战斗性,主要症结在于党内监督薄弱,致使有的领导干部党性观念不强,监督意识淡薄。依靠党委是搞好党内监督的关键,只有依靠党委领导,才能把握党内监督的方向,形成优秀,凝聚军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一是打牢思想基础,加强党委对党内监督的领导。通过党委中心组学习三代领导优秀关于加强党内监督的论述,学习有关廉政制度规定,掌握党委内部监督的方法和原则,牢固树立“监督就是责任”的观念,认清监督是对自己负责、对同志负责、对组织负责、对事业负责,真正把监督作为增强班子凝聚力,提高班子战斗力的重要环节。党委要全面负责,把党内监督作为事关政治方向政治原则的重大问题,摆到重要位置,贯穿到部队各项工作之中,做到常抓不懈。要经常听取纪委的汇报,及时研究解决党内监督的重大问题。对大案要案的查处,主要领导要经常过问,帮助排除干扰和阻力。要组织协调机关部门各方面的力量,抓好党内监督工作的落实。党委加强领导,关键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从自已做起,加强理论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党委班子成员的监督指导意识,切实加强党委对党内监督的领导。 二是抓好制度建设,强化党委对党内监督的制约。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也是防止领导干部个人专断、滥用职权的有效监督制度。同志提出的“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十六字方针,科学概括了新形势下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基本途径,为从根本上加强集体领导指明了方向。凡属贯彻上级命令指示、安排部署全局性工作、执行重要任务、选拔使用干部、处理大案要案,以及大项经费开支等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委充分讨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既不能议而不决,又要防止和克服个人专断或少数人说了算。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防止权力过分集中,防止把分工负责当成“个人包揽”。XX党委在抓好这些制度建设上下了功夫,取得了成效。 三是掌握科学方法,强化党委对党内监督的质量。增强监督的质量,要切实抓好监督的入口关,加大事前监督和事前预防的力度。在监督的对象上,既重视对主要领导的监督,又要重视班子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在监督内容上,既重视重大问题的监督,又重视日常事务的监督;在监督的时段上,既重视八小时以内的监督,又重视八小时以外的监督;在监督形式上,既重视行为监督,又重视思想监督;在发挥监督的作用上,既重视民主生活会上批评与自我批评,又要积极开展思想互助和相互提醒,使党委成员人人都是监督者,人人又在被监督之中。在干部考核使用工作中我们做到了“四不”:没有列入后备干部名单的不能提升使用;没有政治机关审查的不能提升使用;群众有反映而没有经过干部和纪检部门考核查清的不能提升使用;对在考核中发现有问题的不能提升使用。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对干部选拔任用监督的质量。 二、依靠纪委,认真抓好党内监督的落实 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贵在经常,也难在经常,从我们实际情况来看,不经常的问题比较普遍。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存在时有时无或时紧时松现象。在党委的权力运行过程中,没能履行纪委的监督职能,监督往往流于形式。近几年,高中级干部中受腐蚀、犯错误的现象呈上升趋势,违犯生活待遇规定方面的问题也时有发生,究其原因,都与纪委对同级党委和班子成员缺乏经常性监督有关。加强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应立足现行体制,针对存在问题,围绕保证经常性,增强有效性上下功夫。 一是强化监督意识。强烈的责任感和主动意识,是搞好监督的前提条件。监督工作不落实,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没有解决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心理障碍。要通过学习党的三代领导优秀关于加强党内监督的一系列论述,切实认清加强党内监督对于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对于遏制和防范消极腐败现象的重大意义。同时,要认真学习党章、政工条例有关加强对同级党委监督的规定要求,认清职责,明确范围,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自觉克服“难以监督”、“监督无用”等模糊认识和畏难情绪,以对党的事业和部队建设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职责,搞好对同级党委的监督。 二是提高监督能力。实践证明,对同级党委监督的质量,与纪委成员自身素质和监督能力有着直接关系。因此,要十分重视抓好纪委自身建设,不断提高政治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一要提高讲政治的具体能力,在事关重大原则的问题上切实搞好监督,确保政令军令畅通,确保部队建设的正确方向。二要提高政策水平,为党委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纪委成员要熟悉党纪条规,熟悉国家和军队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了解市场经济方面的知识,提高政策水平,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以便更好地为党委决策当好参谋。三要坚持原则,敢于较真。注意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培养大公无私、刚正不阿的优秀品格,对不正之风和违纪行为敢于较真,敢于碰硬,敢于坚持真理,不怕得罪人,不怕打击报复,不怕牺牲个人利益,始终忠于党的事业,履行好监督职能。 三是创新监督方式。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应以经常性的预防、提醒、检查为主,把侧重点放在有效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督上,并通过不断改进监督方式,努力把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结合起来,从整体上增强监督效果。一要把决策监督作为工作重点。纪委书记要积极参与党委集体领导,认真履行经常性监督的职能,改变决策监督薄弱的状况;要发挥对本单位和班子内部情况比较熟悉的优势,主动了解和掌握有关情况,为党委决断重大问题把好政策规定的关口。二要把监督渗透到党委工作的方方面面。纪委应充分利用组织反腐倡廉检查和参加下级党委民主生活会、参与考核班子、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等工作,及时了解掌握下级党组织和党员群众对党委“一班人”的反映,并将情况反馈给党委。对发现的共性问题,在党委会上及时“敲警钟”;属于个别性的问题,通过找本人谈心加以解决。三要把监督与执纪办案紧密结合起来。结合执纪办案实施监督,可以增强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纪委要通过受理群众来信来访、查办违纪案件线索等途径,发现工作上、制度上的缺陷和漏洞,及时提出加强党风党纪建设、加强管理干部的意见和建议,协助党委修正失误,改进工作。 三、依赖群众,积极拓宽党内监督的渠道 军队有自己的特点,许多内部工作不宜公开进行。但不能因此而把应当置于广大官兵监督下的工作也都统统遮盖起来,一律进行“暗箱操作”。群众了解情况,是进行监督的前提,应当鼓励和欢迎群众参加监督工作,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增大党内监督的透明度。 一是坚持办事公开。对官兵普遍关注的敏感问题,在一定范围公开,在内容上,做到公开条件、公开指标、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在范围上,做到涉及到哪一级,公开到哪一级,便于广大官兵监督;在时机上,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操作的难易程度,尽量提前公开,给大家留足充分调查论证和分析思考的时间。几年来,通过落实办事公开制度,增强了权力运行的透明度,促进了监督。如在选改士官工作中,大队改变以前留机动指标的做法,将选改指标一次性下达连队,避免了以往条子多、电话多、“带帽”多及拉关系等问题。基层普遍反映,实行办事公开制度,营造了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减少了不正之风的发生。 二是接受群众批评。认真接受群众批评,是搞好监督的锐利武器。要注意引导大家既善于从别人的批评中吸取营养,又注意在批评别人中审察自己,使批评教育成为一个互相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过程。对在群众批评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要认真分析研究,拿出整改措施,使大家在改进工作过程中增强对批评教育的热情和信心。 三是畅通民主渠道。解决知情的问题,应当从加强调查研究入手,注意通过多种途径,及时掌握情况,把群众的意见、下面的反映集中起来,认真研究解决的对策,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有效性。一要搞好访查。从群众关注的难点热点问题入手,适时派出工作组到所属基层单位调查,内外结合、上下结合,深入了解党委班子、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情况。二要组织专题调研。配合中心工作积极开展专题调研,及时掌握领导干部的表现。三要进行廉政考评。在征集意见的方法上,采取民主评议、民主测评、民主推荐的方法,并设立纪检监督信箱,直接获取来自方方面面的反映,通过廉政考评的方式作进一步调查了解,注意发现群众对党委建设和领导干部的反映,作为决策的基本依据,保证做到多数群众不公认的干部不能用,多数群众不赞成的事不能办,把群众监督落到实处。 教育法论文:法律信仰教育法律论文 〖内容提要〗文章认为,为何要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其有应然性和重要性,以及其是法治本身的需要;还认为,法律信仰的培养所面临的障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立法的膨胀、司法体制弊端的存在、法律效益的低下以及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等因素的结合,因此,要将法治精神的建设同市场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消融国家优位的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国家公职人员的守法观念。 〖关键词〗法律信仰信仰培养法治法治精神 依法论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提出的,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治国方略和价值选择。像任何一个国家步入法治化一样,中国政府要步入法治化轨道,要建成法治国家,应具备以下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要有一套反映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制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是要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秩序所内含的伦理价值的信仰,即社会公众对法律忠诚的信仰。如果说前者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后者就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和法治精神得以形成的关键。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尊重,那么就是再多的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无法促成一个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那么要建成法治社会和合理、公正的法治秩序也只能是一种空想。本文试就法律信仰的培养,推进法的精神形成的问题作以下几点探讨。 一、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分析 1.从历史角度看,培养法律信仰具有应然性和重要性。 法律信仰的产生并非是现代才兴起的产物,早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就有了这一概念的雏形,随后经历了西方的各种宏扬法的正义的精神文化建设将其定形,如十二世纪中叶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罗马法基本精神的运动。应该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不管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法学家们,还是西方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家和启蒙思想家,都是致力于培养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重视“信仰”的权威。然而,培养对法律的信仰有何重要性呢?对此,笔者将结合历史作如下的阐述: 第一,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思维敏捷的法学家把法律提到伦理性的高度加以赞扬,认为“法律是善和衡平的艺术”;同时,他们十分重视从社会文化伦理角度解读法的精神本质,将其看成是深藏在实定法之后的最高价值主体,从而确立法律的至高天上的地位,并有利地保护了当时城邦自由民从事商品经济的活动。不容置疑,法学家们对法律的崇高追求并达到适应当时经济状况的需要,很大程度激发了当时城邦人民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而这种信仰的产生,无疑促成了当时城邦社会法治精神的形成,加快了罗马城邦国家告别原始共同体的人治模式,进入依法而治的法治化的历史进程之中。 第二.在西方的罗马法复兴运动到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所发起的许多运动中,以各种形式来(绝大多数是以法律的形式)提倡个性自由和解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反对和废除封建等级和特权观念等等,这一切无疑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的法治国理论奠定了基础。即使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发起的以“信仰得救”信条的宗教改革运动,培育和传播了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精神,这一精神高扬了“信仰”的权威和价值,因而这一信仰理念,又使广大宗教徒从等级森严的教会制度的统治中解脱出来,而自愿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权威的象征--法律的支配下,即在信仰法律的观念的支配下积极投身于政治经济活动,这促成了西方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进一步为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法治战略的实施和实现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 总之,纵观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国家的法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公众的法律信仰的培养对于其法治化的形成,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就能很好地促成一国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达到一国法治化状态的确立。现在,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一方面需要自己的不断摸索,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其他法治国家中吸取经验。而上述的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对法律的崇高追求之情以及信仰之理念正是我们所可以借鉴的,这对于我国法治国家的构筑是不无裨益的。 2.培养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需要。 “法治应当优于人治”①.,这已成为定论,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更需要法治。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国家法治应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中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因而,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肯定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的一种内在需要。 首先,我们讲一个国家要实现法治化,就必须有足够的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尊重、认可和接受,没有社会公众的尊重、认可和接受,即没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就会丧失稳定性,法律就会没有权威,犹如一纸空文,那么法治就会论为人治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法治”。②其次,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是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保证,或者说是法治的“软件”系统设立的基础,其深刻反映了法治的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反过来说,法治的这种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又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反映和表达,而构成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无疑是那生活干社会之中的全体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普遍的、共同的精神、情感和认识,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讲,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有利于整个社会法治的精神的形成,从而有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最后,从法治本身的内涵来讲,法治所要表达的意义是:法治是社会公众普遍具有的共同的一种精神和信仰、意识和观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态;法治的精神在于合法颁布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应当被全社会尊为至上的行为规则。然而,这些“公式”所要成立的条件是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没有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这一切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诚如伯尔曼所讲,“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不仅要求我们在理智上承认——社会所倡导的社会美德,而且要求我们以我们的全部生命献身于它们,所以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的飞跃,我们才能使法律的理想和原则具有普遍性。”① 二.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所面临的障碍分析 首先,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封建帝制的皇权至上,宗法、特权观念、专制观念、权力至上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思想产物,即长久的封建人治传统的中国所构造的法律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中国这种传统法律文化以皇权至上为特征的权力本位的价值体系中,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直确认并全力维护专制王权的绝对至上性。”②这种权力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人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总会出现权力高于法律、法律低一等的认识,从而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便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也更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了,法律就如一纸空文。伯尔曼也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③毋庸讳言,若真的如此的话,那不仅将对法律的培养造成障碍,同时也将给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的障碍,使中国法治面临被抛弃的危机。 其次,立法的膨胀,法律出台时间的缩短,使得法律价值很难转化为主体价值所追求的目标。据统计,自1979年到1993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订248部法律和有关法律方面问题的决定,国务院颁布了700多件行政法规;此外,国务院各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也制定了数以千万计的行政法规、规章。④近些年来,立法的速度仍在不断地加快,法律、法规的出台一部接着一部,特别近两年,立法速度更是惊人,几乎每天都新的法律或法规的出台。这股汹涌的立法大潮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在市场经济下建设法治社会的“硬件”系统的逐渐完善,然而,另一方面却也给法律难以被信仰种下了隐患。这种法律、法规数量猛增的社会实践,使得社会公众对它们根本无法全面知晓,据有关调查的推算,公民对法律的认识程度只达到近几年法律制定总数的5%;再加上这些法律为适应经济发展,社会变化发展的需要,还要适时地对它们进行修改,使得社会公众更加无法知晓,更别说了解和掌握,就是一个专门从事立法工作的立法工作者也无法对它们作全面理解和掌握,那其实告诉了我们许多法律等于是虚设。也就是说,这种立法的膨胀状态,使作为客体的法律无法满足作为主体的社会公众的生活需要,从而造成主客体间的隔阂,其最终结果是导致社会公众由于对法律的陌生感而使法律信仰无从产生。 再次,司法体制存在着弊端,法律效益低下,难以满足社会成员和组织的法律期望值。在我国司法体制中,公安制度、检察制度、审判制度等许多方面还不完善,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难以行使,那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吃卡拿要、以言代法、办关系案、办人情案等腐败现象依然大量地存在。在司法实践中,诉讼缺乏其公正性,打官司褪变演化成了打关系,打官司成了完全是金钱、关系和人情的较量。一个同样的案子在不同地方、不同法院却得出了不同的结果;还有,有的当事人即使打赢了官司,其诉讼也难以得到实现,诉讼价值也难以得到实现,审判结果成了“法律白条”、“一纸空文”。这带给社会公众将是对法律后果的失望和缺乏信心,这样就会使他们萌发出“有法无法一个样”的心理模式。万一这一心理模式成为定势,那法律信仰的培养,法治精神的培育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思。 最后,法治理论中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冷却了社会公众心中炽热的法律情感。法律工具主义论者认为法律只是统治者手中用于对社会进行有效而强力的控制的工具。然而,大家都知道,工具是一种没任何思维和良知的东西而已,它是一种静的没有活力的物品。如果说法律是一种工具的话,法律将失去其内在的价值和活力,失去其灵魂和良知,成为伦理价值缺失的残疾之物。当人们服从法律仅仅是因为害怕国家强制力制裁的话,那法律就无法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一个法律制度之实效的首要保障必须是它能为社会所接受,而强制性的制裁只能作为次要的和辅助性的保障。”① 三、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的对策分析 法律信仰作为现代法治精神的内核,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的结果。然而,大量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现行的法律没有能够真正成为社会公众所信仰的对象,从而决定了培养社会公众崇尚法律的情感的艰难程度。可是中国要走向法治化,要建立成法治社会,就不得不对社会公众法律情感的培养,激发起他们对法律高度认同的热情,也不得不将法律作为整个社会所信仰的对象,从而以社会公众内心的原动力支撑起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为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重视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这是培养法律信仰和培育法治精神的前提条件。社会公众的权利是一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没有权利内容的法律就激发不了公众对它的渴望。应该说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是一种互相推动的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及法律所含的价值的褒扬,从而萌发了信仰的雏形;同样,采取对法律信仰的认同和鼓励也会引发起社会公众对权利意识的重视。我们说权利意识的培养主要在于主体——社会公众的自我意识的苏醒。然而,在现代社会实践中,立法者一直崇拜和迷信国家政权的强制与威慑,而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公众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社会公众在国家的强制和威慑下,无可奈何地被动服从法律,逐渐麻木了其自主判断的思维,也逐渐泯没了其参与的热情,这样其独立的人格丧失了,而顺从的、充满奴性的依附人格便长成了,权利意识在其心中就荡然无存,那么我们所倡导的法律信仰就无从谈起。 2.把法治精神的建设同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培养社会公众法律信仰观念的重要基础。我们“必须看到,法治和经济并非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结构上的功能互动的关系。法治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提供一种理想的次序和制度环境,经济为法治提供某种基础。”①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对古希腊罗马法治精神起源的考察之后,认为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带来得最显著的政治法律后果就是打破了以等级和特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格局,建立了自由、平等、契约的新的格局,从而孕育了和催化了人们对法律神圣、法律至上的精神追求。现在,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状态之下,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所倡导的是公平、自由的竞争,随之产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制度防止社会各种弊端的滋生,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就会使社会公众普遍形成一种崭新的法律态度,普遍对法律产生一种高度的认同,认识到法律不是自己生活的障碍,反而是与自己生活密切贴近的必备条件了。社会公众没有了对法律那明显的敬畏和距离感,有的只是对法律所产生的归属感与依恋感,从而激发了他们对法律的信任、信心和尊重。这种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成为了构造法律信仰和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沃土。 3.现代法治理论要消融国家优位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理念。这种生活优位理念应包含以下观念: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而不是社会为国家服务的;社会是目的,国家是为公众服务的工具。潘恩曾说:“政府不过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为全体国民——个人的集体的——造福。”②这正说明了社会优位这一理念。现实中,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各项法律是所有社会公众意志的体现,它们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化,而不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和国家手中依靠强制力保障的“大棒”。假使法律的出台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这就会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它的信任而成了一味地消极服从,从而弱化了他们内心的法律情感。那“没有了神圣的渊源,也就没有了永恒的有效性。”③正如伯尔曼所说:“正如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象信仰、公正、可靠性和归属感,运较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是警察。”④社会的主体是广大的社会公众,那么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也正是国家为社会、为广大的社会公众服务的理念,这样的一种理念是培养法律信仰、促成现代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 4.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执法、司法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他们的法律观念,是培养国民法律信仰的有效保证,也是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环节。由于国家公职人员作为由人民委托执掌一定权力的代表和法律的卫士,是法律的具体执行者和操作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①假使执法者、司法者自己首先知法执法又犯法,就会“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违背党的领导,也会损害全国人民的利益。”②这样的话,就会众叛亲离,甚至会使政府和法律的威信丧失殆尽。这并非是危言耸听。这也诚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③因而,为了法律信仰的培养和法治精神的培育,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法素质教育,增强其形象意识和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民主监督、民主考核评估等各种制度,扶正祛邪。 四、简短的小结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就要唤起社会公众的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就是要使社会公众重视自身的独立人格、自由和利益,就是要使权利本位在他们的法律观念中占中心位置,从而激发起他们内心对法律信赖、信任和尊重的灼热的情感,并进一步在无形中培养了他们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并且是类似于宗教那虔诚的信仰。这种虔诚的信仰会促成现代法治精神的形成,即将法律内化为一种民族的精神,从而加速完成建立法治社会的历史使命。 教育法论文:教育法义务教育论文 一中小学义务的来源 依据一般法理,普通法律主体的义务有两个来源:法律和道德,但某些主体例如行政主体则遵循“法律无规定即为禁止的”原则行使权力,相应地其义务也以法律规定为主要来源,学校义务的来源和其法律地位密切相关,在法国,学校是作为公立公益机构存在的;在日本,学校的公务性也有明确规定,《日本教育基本法》第6条规定“法律所承认的学校是具有公共性质,因此除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外,只有法律所规定的法人才能开办学校。”教育活动的公务性已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书》中明确指出:“教育是有关一般公共利益的带根本性的事业,国家应把兴办教育视为一种责任”。在我国,中小学依其活动的主要内容而言,是国家实施教育职责的专门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制定教育发展规划,并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我国法律、法规对教育的公务性也有相应规定:原国家教委《关于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行为的若干原则意见》中指出:“实施义务教育,主要是政府行为;我国普及义务教育以政府办学为主,主要依靠公办中小学校”。中小学依相关教育法律、法规行使权利应视为是行政主体的活动,学校作为行政主体与其他分担政府统治职责的行政主体相比,更多的体现为公益性,其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是一种公务行为,但这种行为不是单纯的命令与服从,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其目的是增进公益和提供服务的活动,也即是非权力性公务,这在我国法律规定中也有体现:其他行政主体,法律规定其行使的是“职权”;而教育法中则规定“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享有“权利”。中小学义务以法律规定为主要来源。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教育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根本,《教育法》为优秀包括《教师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相关教育法规。其中对中小学义务也有明确规定,这即有利于学校适当履行其义务,更益于受教育者权益的保护。 二、中小学义务的内容 义务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构成部分,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其范围也是大相径庭的,学生与中小学之间的法律关系是确定学校义务的基础,学校是行政主体,也是行政相对人和民事主体,但在实践中往往是把学校的多重身份一元化为民事主体,而忽视了真正体现学校性质的行政主体的资格;法律关系的形成离不开相应的法律调整,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基于宪法有关教育的规定及相应教育法的调整形成的教育法律关系, 依据现行的教育法律体系,中小学义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执行国家教育教学标准,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完成教育教学任务。这是学校义务的优秀,其他权利和义务均是该义务的延伸和保障,《教育法》第五条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义务贯穿于整个教育法律体系,《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三条规定“学校应当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以及社会生活指导和青春期教育。”《教师法》第八条,《义务教育法》第三条,也都有类似明确规定。(二)保护受教育者的生命、健康权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由教育法律调整形成的,该义务就学校而言主要应指其在行使权利时无违法侵犯学生生命健康权的行为,那种认为学生在校受到的任何人身伤害都应有学校负责的观点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学校对学生人身伤害负责的前提是其有过错,需要明确的是,由于受教育者的人身、认知状况不同,我国教育法律也有不同规定,其中对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未成年人保护更有力些;《教育法》第八十一条:“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七条:“学校和幼儿园安排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参加集会、文化娱乐、社会实践等集体活动,应当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防止发生人身安全事故”。(三)尊重受教育者受教育权、人格权的义务受教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无正当理由不得随意剥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四条:“学校应当尊重未成年学生的受教育权,不得随意开除未成年学生”;学生的人格权包括名誉权,荣誉权、姓名权、肖像权等,学校在行使其权利时,不得侵犯学生的各项人格权,《教师法》第八条,三十七条的规定禁止教师体罚学生,要求教师尊重学生的人格;《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五条:“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义务教育法》第十六条也有类似明确规定。(四)正当行使权利的义务中小学的职责较为特殊,其义务内容不独限于法定的范围,还应包括行使权利的不当,史尚宽在论及公务员违法行为时认为“公务员违背职务之行为,其行为无须为其义务,只须有权为之为已足”。作为公务活动,学校及其教育人员如何行使权利才是正当?这不仅仅是个法律问题,对教育人员的道德修养也提出了较高要求。教育法律、法规对学校的义务尚有其他规定,但就其宗旨而言莫不是围绕以上问题展开,随着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中小学的义务也日渐明确,这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学生权益的保护将有积极影响。 教育法论文:开放教育法学多元化毕业论文研究 1999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研究工作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明确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工作。2012年7月31日,国家开放大学正式挂牌成立,国家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为基础组建国家开放大学,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决定,是中国开放教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1]经过十五的发展,开放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截止到2013年9月,全国电大系统开放教育注册在校生达到369万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写明国家要“办好开放大学”。[2]国家开放大学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重组与升级,国家开放大学重新确定了人才培养目标,确立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注重教学内容改革和学习评价。作为国家开放大学重点专业的法学本科也面临着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的调整,其中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是取消还是要加强[3],是全员参与答辩还是部分参与答辩,是保留单一传统论文形式还是向多元化转变,成为国家开放大学系统内法学教师日常教学中经常讨论的问题。本文主要探讨开放教育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多元化的问题。 一、国家开放大学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考核机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国家开放大学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考核机制的现状 毕业论文写作是开放教育中的重要环节,是提高学生专业素质,达到专业培养目标的必要步骤,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了规范毕业论文的写作和指导,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于2002年5月出台了《关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开放教育试点”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工作的意见(试行)》。 1.毕业论文基本要求。选题必须是法学专业范围,不能用专科毕业论文替代本科毕业论文。毕业论文形式必须为学术性论文,不能用法学案例评析、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法律工作总结等其它形式。毕业论文正文字数必须在6000字以上。毕业论文选题不能太集中,本科阶段课程内容选题要高于总选题的30%,选题要同我国司法实践相结合。 2.指导教师资格与职责。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必须由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写作水平高的老师担任,一般选用中级职称或是具有硕士学位的人员。本科毕业初级职称的教师工作五年以上才有资格担任本科论文指导教师。本科毕业工作五年以上的审判员、检察员、律师也可以被聘为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学生选题,资料收集、写作方法的运用、文献检索、写作提纲的拟定、督促学生按写作计划完成初稿;论文初稿进行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对论文定稿进行成绩初评,书写评语。 3.论文答辩及成绩评定。开放教育法学本科学员须全员参加毕业论文答辩。答辩组由3人组成,答辩主持人须具备高级职称,答辩组由电大教师和外校答辩教师组成。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成绩的认定除了要看毕业论文的本身质量外,还要看学员现场答辩的情况,通过答辩来检验论文是否为学员本人完成。成绩分为不及格、及格、中等、良好、优秀五个等第。优秀人数不得超过参加答辩总人数的20%。 (二)开放教育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考核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计划中学术训练课程缺失。开放教育法学本科教学计划中没有论文写作课程,课程考核方式也都是考试形式。学员没有经过专门的学术训练,缺乏论文写作的能力。学员不知道如何收集资料,不知道如何撰写研究综述,不知道论文的布局谋篇。虽然有开设《法律文书》课程,但讲授内容为司法机关、公证机关、仲裁机关法律文书的规范和要求,并非学术论文技能的训练。 2.毕业论文表现形式单一。毕业论文只能写学术型论文,导致部分学术功底差,但实践经验丰富的学员兴趣不大。学术型论文需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格式,束缚了学员的手脚,难以调动学员的写作热情,不能充分发挥学员的经验优势。 3.毕业论文答辩过场化。答辩过程中有一部分学员答不出来答辩教师提出的问题,部分学员法学基础知识欠缺不能很好的回答提问,但为了能让毕业率达到一定的比例,答辩主持人往往会放宽答辩要求,一个班级只留下一两个最差的同学不通过,其他同学即使再差,也送个及格分数。导致整个论文答辩过程不是很严谨,学员认为通过太容易,不能够引起学员的重视,不利于论文写作质量的提高。 4.存在抄袭和购买论文的现象。开放教育学员因为没有时间或是因为能力不足无法按时完成毕业论文,但为了毕业,就去网上抄论文或是花钱买论文,助长了不正之风,构成了学术腐败。 二、开放教育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多元化的机遇和挑战 (一)国家开放大学的成立为开放教育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多元化创造了条件 电大开放教育法学本科过去是同中国政法大学联办,在教学和毕业论文写作等环节受联办学校的制约。2012年国家开放大学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揭牌成立。国家开放大学可以设置本科专业,按教育部规定,首批设置本科专业为19个,这19个专业有独立发放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资格,其中就包括法学专业。国家开放大学可以自主设定教学计划,决定毕业论文的形式。可以说国家开放大学的成立为开放教育法学本科毕业的改革提供了可能性。 (二)国家开放大学人才培养目标也需要开放教育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多元化 开放教育的教学具有开创性[4],开放教育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多元化必将更加适合成人学生,更符合开放大学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应用型法律人才,应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具备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具有娴熟的法律职业技能,能够公平合理地处理法律纠纷。[5]调查报告、案例分析等形式更有利于学员将法学理论同自己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对学员的职业技能的提高更有帮助,更有利于促进知识向技能的转变。 (三)开放教育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多元化有利于法学教师自身素质的提升 电大系统的法学教师在学历、教学水平和业务能力上和普通高校的教师都有一定差距,这其中有制度的原因也有电大系统自身的原因。省级电大以下的法学教师无法兼职从事律师职业,导致这些法学教师无法案件。电大系统组织的法学教师业务培训数量也不多,省级电大的老师还有机会参加培训,基层电大法学教师很少有机会参加培训。一所基层电大,法学教师只有一两个,教研活动很难开展,在教学压力不大的情况,教学技能很难提高。如果开放教育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多元化,将促进促使教师知识更新,并提高法学实践能力。 三、普通高校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多元化改革的尝试 (一)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 如果学生的学术功底较好,可以通过撰写传统毕业论文来获得学分。此外,学生还有其他选择,或是在有国际国内刊号的杂志上,或是提交社会实践调查报告。还可以选择模拟审判案卷及审结报告或法律意见书作为毕业论文成果形式。毕业论文的形式确定后,不得随意更改,确需更改的,须报指导教师同意,并须重新开题答辩。 (二)武汉大学东湖分校法学院 武汉大学东湖分校法学院实行毕业论文“双轨制”改革,在法学专业114名大四学生中,推行法庭模拟审判和论文结合的方式,法庭上的表现和制作完整的卷宗占60%,论文占40%。目前,此项改革尚未全面推开,该校采取自愿选择方式,在2011届114名毕业生中,已有22人选择了“上法庭”模式,其余学生还按传统模式写作毕业论文。[6] (三)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法学本科生科研立项、“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暑期和寒假社会实践活动的优秀研究成果经鉴定程序直接转化为毕业论文。 (四)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毕业论文除了学术型毕业论文形式之外,新增案例分析、毕业设计和调研报告三种形式。[7] (五)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 2008年年底,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宣布改革举措:2009年毕业的本科生必须写案例分析,而且必须是具有争议、比较新颖、有研究价值的案例。[8] (六)华侨大学法学院 法学院要求毕业生在实习过程中,复印一个已结案件的全部卷宗。案件可以是刑事案件或民商事案件,也可以是行政案件或其他案件,但复印卷宗必须完整。根据该卷宗呈现出来的证据材料,对该案件的性质和判定结论进行分析,并撰写案例评析报告,内容包括:案件的简介、证据的认定(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实体法和程序法)以及最后的认定结论。毕业生在答辩的时候,必须带上复印的全部卷宗,以便备查,期间要求毕业生先介绍该案件的情况,并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以及事实与法律根据。答辩老师可以根据该案件的具体情况,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角度,对案件处理提出问题,要求学生回答自己是如何处理案件以及认定结论的事实与法律根据。答辩老师根据毕业生撰写的案例评析报告的质量和答辩的表现进行评分。[9] 四、开放教育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多元化制度设计 国家开放大学可以尝试毕业论文改革,既保留传统毕业论文,也采用其他形式。 (一)传统型毕业论文 论文的选题必须是法学专业范围,选题要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切记题目不能过大,如在题目中出“中国”或是“我国”等字样,撰写的论文能够解决生活或是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学员论文选题尽量不要重复,最好一人一题。在论文的格式和学术规范上要严格要求学员,论文格式必须符合要求,字数不少于6000字。论文的复制比必须控制在规定范围之内。论文理论性方面的要求可以适当降低,论文的写作着重在于培养一种法律思维能力,重在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根据开放教育法学本科学生的工作性质和生活阅历,引导其选择能将工作经验、生活积累都运用起来的题目,以充分发挥社会经验丰富,动手能力强的优势,而避免了理论基础相对较薄弱的劣势,从而扬长避短,写出具备电大毕业论文特色的高质量论文。[10] (二)调研报告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辅导教师可以通过专题讨论、主题辩论、布置小论文等方式,引导学员将自己的工作实践同法学专业课程相给合,确定调研主题。教师要对学员的调研活动及调研报告的撰写进行指导,提高学员运用法学知识解决和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调研报告原始材料应真实可信,调研内容应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实证性和时效性,调研材料能有效支持调研报告,调研报告能解决实际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审视现有法学理论,研究报告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调研报告应格式规范,内容明确、资料充实、方法科学、结论可靠,字数不少于10000字。 (三)模拟审判 模拟审判是一项最综合、最全面的实践性环节,通过一个模拟法庭的组织与演练,可使参加的学生熟悉相关的诉讼程序、掌握所涉及的各种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培养他们的组织能力、善辩能力及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11]。辅导教师带领学员去法院旁听,和学员共同确定模拟法庭选用案例,确定模拟法庭开庭计划,指导学员完成所有诉讼文书的撰写。模拟审判适用普通一审程序。模拟审判全过程的演示,不仅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更是对其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写作能力的一次全面考核,而法律文书和判决书的撰写又可以检测学生对所学理论和法律条文的实际运用能力[6]。没有撰写法律文书的学员可以撰写审判总结上交。辅导教师根据学员在模拟审判过程中的表现及提交的诉讼文书和总结给学员打分,审判过程中的学员演示表现占总成绩的60%,提交的诉讼文书或是总结占总成绩的40%。 (四) 鼓励学员在读书期间撰写、,学校对公开的同学依期刊的不同级别给予一定的补助。公开发表的论文选题必须是在法学专业范围之内,作者所属单位必须是学员就读的学校。论文应符合学术规范,没有学术不端行为。学校对学员上交的发表过的论文进行成绩评定时要进行学术不端检测。论文应当观点明确、论证充分、方法科学、逻辑严密、层次清晰、结构合理。在南大优秀期刊和北大优秀期刊上的发表的论文只要达到4000字即可,在其它公开出版且有国际和国内刊号的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要达到6000字。在公开出版的论文集或其他公开出版的编著中发表,且字数在6000字以上的学术论文,应具备申请认定的资格。 (五)审判卷宗 在法院工作的学员或是参加法院实习的学员可以对本人审判或是参与过的案例进行归纳、汇总、分析和总结。要求学员提供完整的案件卷宗,卷宗及审结报告要符合格式要求,要对案件的基本经过、案件中证据的采信、法律的运用情况进行详细的描写,以不少于4000个字为宜。 (六)论文获奖 学员参加国家开放大学、省级法学团体或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法学论文评比,获得奖项,获奖论文可以转化为毕业论文。获得一等奖,毕业论文可以定为优秀;获得二等奖,毕业论文可以定为良好;获得三等奖,毕业论文可以定为中等;获得优秀奖,毕业论文可以定为及格。以上毕业论文的形式,可以由学生自由选择,学生在入学后至毕业前任一时间段完成其中一项即可获得毕业论文学分。开放教育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教学计划、教学、考核等多个环节。每种毕业论文形式的认定和成绩的评定都需要制定严格的标准,工作量也比较大。但改革是必然趋势,是国家开放大学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重要手段。 作者:郑朋树 单位: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玉环学院 教育法论文:挫折教育法应用下家庭教育论文 一“、理解”训练,教出善解人意的好孩子 有的孩子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了用任性的方式来获得自己的欲求,一旦不能得到满足,蛮横的行为甚至从家中上演到超市、商场、玩具店等等。有的孩子则显得很懂事,令其他父母羡慕。其实,这种善解人意是父母可以教出来的。平时,父母拒绝孩子合理的要求,一定要让孩子明白拒绝的理由,并且理由要充分,让孩子明白自己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如在超市购物,孩子吵着要买奥特曼机器人。父母可以耐心地告诉孩子:“首先,家里有同样的玩具。现在只是图新鲜,玩一阵子便会搁一边不理了。其次,玩具太贵,这个钱可以用来给宝宝买其他玩具等,不能浪费钱。”这样分析之后,孩子便会立即明白父母的意思,不会再纠缠不清地闹腾了。相信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形,孩子还会学会自己分析需求呢。 二“、尝试”训练,培养胆大心细的好孩子 一些孩子在家人面前说起来眉飞色舞,一旦家里来客人了,父母邀请他在客人面前表演一个节目(比如唱首歌曲),平日一向活灵活现的孩子突然变得退退缩缩,不愿在外人面前展示自己。家长强迫,孩子不愿,闹得很不开心。我们可以试着分析一下原因:宝宝平时是在自然的情境下“表演”,一下子让他转换到一个“正式”的场合,或多或少会害怕或者害羞。父母可以试着先这样做:在晚上休闲的时候,一家人当观众,尝试让宝宝表演节目给家人看。对于孩子的表演,家长要及时给予鼓励和肯定,增强孩子的自信。接着,可以邀请邻居小朋友来欣赏表演,或者到邻居家互相表演,逐渐培育孩子展示自我的欲望,丰富表演的经验,让孩子在展示中变得自信大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尝试”,需要父母给孩子机会。如独自去超市买东西、去邻居家送东西等等。但父母的“暗中保护”,是必不可少的。 三“、分析”训练,塑造不骄不馁的好孩子 经常有孩子回家“报喜不报忧”,在幼儿园得了小红花,回家便邀功请赏,要这要那。如果挨了批评,会默不支声。这跟父母平时对孩子的期望和表现是息息相关的。孩子得到表扬,父母觉得荣耀,孩子挨了批评,父母会责怪。长此下去,孩子便会“报喜不报忧”。家庭中,父母长辈有时会和孩子一起玩游戏,如下棋。有的孩子赢了很开心,输了则会赌气、甚至哭闹。因此,有的父母长辈为了孩子开心,会故意输棋,孩子成了“输不起”的人。父母该怎样做才是正确的呢?无论孩子是优是劣,家长都应与孩子坦然面对,分析成功与失败背后的原因。帮助孩子总结成功的经验,找出失败的原因,提出正确的解决方法,明晰努力的方向,塑造一个胜不骄、败不馁的好孩子。 四“、目标”训练,练出坚持不懈的好孩子 房间里,孩子一个人自由玩积木,津津乐道,还能对自己建造的东西讲得绘声绘色。而当父母提出“新要求”———搭一座城堡花园时,孩子不乐意了,一句“我不会”搪塞逃避任务。面对孩子知难就退的情形,父母可以尝试将“城堡花园”目标进行分解。比如,第一天先试着造一座尖顶的高楼,第二天试着造两栋连在一起的高楼,第三天尝试造围墙,第四天尝试建构花园,到了第五天,孩子就可以轻松地造出“城堡花园”。其实,当孩子遇到一件事情过于困难时,父母不妨和孩子一起把“大目标”分成“小目标”,鼓励孩子分阶段去实现小目标,直到实现大目标,培养孩子坚持不懈、克服困难的好品质。挫折教育是贯穿在日常生活中的、终身的教育方式。生活中看起来很普通的事例,都是进行挫折教育的好时机。如果父母能够抓住这些小事情,注重培养孩子的情绪调节能力、意志力、心理素质等,孩子遇到挫折,就会运用恰当的方法去处理,缓解消极情绪,战胜挫折。 作者:卢军华 单位:江苏省海安县南莫镇中心幼儿园 教育法论文:高校法律素质教育法律教育论文 一、我国传统高校法律教育的特点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逐渐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主体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是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和平稳运行的必要保障。纵观我国的传统法律教育模式,其已经很难适应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人们也越来越对高校法律教育的改革倾注了非常大的关注度。我国高校法律教育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相分离 从属性上来看,道德和法律都是社会规范中调整、约束人们行为以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从善与恶、好与坏的角度,通过人们内心的价值判断标准、传统习惯以及社会舆论来约束和调整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法律则是利用强制性来规范、确保人们行为的合规合法,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道德和法律互相补充、相辅相成,不可偏颇。道德强调的是自律,将被动的遵守变成主动约束。法律强调的是他律,其通过强制性和威慑性约束人们的行为符合法律规范。道德和法律运用不同的约束形式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标,从本质上看,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在我国传统教育中,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通常是被割裂开来,往往偏重于道德修养教育,因此很难使学生持续性地形成稳定的法律信仰,而这又会反过来对道德认识产生负面的作用,最终影响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法律学科课程和法律活动课程相分离 中国传统的学校教育,特别看重学科课程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而忽视活动课程的作用,认为活动课程会扰乱在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还与应试教育的教学模式不相符。因此,在我国高校的法律教育中,学科课程的比重大大超过了活动课程,有些甚至都没有开设相应的活动课程。高校法律教育老师,往往只重视对法律理论知识的讲解和传授,而忽略对学生法律素质以及相关能力的有效培养。在法律教学过程中只注重学生对法律知识认知,学生往往都是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法律知识的,对相关法律问题和法律情景的分析涉及过少,师生间缺乏互动。但是归根结底,法律都是要解决现实问题的,教师只阐述某一具体规定,而未能让学生掌握和领会该法律法规的精神实质的话,一旦学生遇到真实情况的发生,如果缺乏具体的明文规定,往往会束手无策、无法灵活应用,甚至造成学生自身的违法犯罪情况的发生。 (三)法律教学避重就轻,对法律运用能力的培养力度不足 长久以来,因为我国古代法制的特点,程序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往往只知道实体而不知道程序,将程序法视作实体法的附属品,可有可无。受此影响,在我国高校法律教学实践中,“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现象普遍存在,在高校法律教学实践中,教师为了迎合学生的兴趣和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往往会有意识地增加更多的实体法的内容以及相关案例,占用了本该是学习程序法的时间,另外因为学生没有真正进入社会,也未曾经历过相应的法律执行程序,因此学生对程序法的感知会更加的模糊。这就导致高校法律教育的成效有所影响,使得学生难以形成系统性的法律基础知识,进而影响了学生对法律实际运用的能力的有效培养。 (四)法律教学偏向义务本位,权利意识的培养力度不够 从我国法治观的发展演化历程来看,我国的法治观还是侧重于“义务”的规定,强调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社会控制。在我国传统的高校法律教育实践中,仍然还残存着义务本位思想的影子,具体表现在法律教育内容编排上,往往强调学生的守法教育,而忽视对学生用法能力、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的培养。在以义务本位思想为指导的高校法律教育过程中,教学主体即老师是以预先设定学生是“恶”的前提下开展相关教学活动的,其教学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课堂的法律教育活动,使学生知道不应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这种教学活动几乎完全抹杀了学生在法律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忽视了学生对于相关法律知识的深入理解和应用,对增强学生的法律素质产生加大的负面作用,甚至会造成学生对法律的片面理解从而产生不良的情绪。 二、高校法律教育的素质教育发展新取向 现代化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的时展节奏,经济建设要有现代化的思想,相应地教育也应当有现代化的理念和策略,在人们思想观念向现代化不断转变的同时,社会的法治建设也要走向现代化。现阶段我国高校法律教育已经出现了在要求学生掌握法律知识和规范的同时,注重对学生情感价值观目标培养,通过引导和鼓励学生开展法律实践体验,使学生在遵守法律、守护法律、运用法律的前提下,对法律内涵和法治精神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促进更多的人参与到立法过程中去的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发展新趋势。高校法律教育的理念发生了重大的革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逐渐致力于学生法律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法律素质的全面培养 法律意识指的是人们对于法律现象的想法、观点、心理反应等的总称。作为将来市场经济的主体,具备较高的法律意识是当代大学生未来立足社会的必要条件。据有关调查显示,现阶段已经有相当部分的大学生在出现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后能够拥有较强的法律意识,能够诉诸法律。学生已逐渐将法律知识、思维以及信念融入自己的主体范围之内,将被动转化为主动,进而养成良好的法律运用能力和法律信仰,从而使得学生法律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逐渐致力于对法律刚性特征与现实社会纷繁复杂性之间的调和 众所周知,法律是具备强制性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就像俗语讲的“法律是完全没有感情的”,但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却与法律的刚性之间往往会出现差异和不适用的地方。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法律的制定、执行、监督等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更高的要求。这同时也要求在高校法律教育过程中,要致力于向学生讲解法律的刚性和实际社会情况的多变性之间的协调,注重培养学生对法律运用的灵活处理。 (三)致力于法律理论教育和学生实践的有效结合 单纯的法律理论知识的灌输对学生形成良好的法律素质的养成是不足的,尤其是对学生正确运用法律能力的培养是远远不够的。现代高校法律教育新理念要求教师重视学生对法律理论知识的实践运用,在实践运用的过程中对法律理论知识加深体会和掌握,进而有效地提高学生对法律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维的活跃度,对高校法律教学课堂学习进行巩固和补充,进而达到全面提高学生的法律素质的目标。 三、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具体实施策略 法律素质教育导向下的高校法律教育,最终是要依靠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具体方法和策略得以实现,要以科学有效的方式和方法,促进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增强,形成正确的法律体会、法律情感以及法律信仰,进而提升学生的法律运用能力,从而达到高效法律素质教育的最终育人的目标。 (一)将法律情感教育逐步融入高校法律教育中 法律情感是指人们对法律现象、法律法规所持有的情绪反馈以及形成的有关体验。大学生的法律情感,只有通过特定的法律知识的学习、逐渐的内化,才能真正培养起来。一个学生是否具有正确、坚定的法律信仰,能够在充分理解法律知识的额基础上信任法律,进而在主体性作用下对法律加以灵活运用,是衡量一个学生具备法律素质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要在高校法律教学的具体过程中,明确法律情感教育的培养思路,尽量将法律情感教育有机地融入到整个法律教学过程中去,才能真正地提高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实效性,才能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的科学、健康的发展模式。 (二)将个性教育逐步融入高校基础法律教育中 高校素质教育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综合素质全面协调发展的人,综合素质全面协调发展,离不开对学生个性的培养和个人潜能的挖掘。个性发展和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是内在统一的,个性发展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调对学生个性以及潜能的挖掘、发展,摒弃了传统教育中的平均主义,根除了教学内容单一、教学形式固定、教学方法老旧等弊病。素质教育理念引导下的高校法律教育,就是要充分重视个性教育的思维的融入,根据学生具体的情况,因材施教,善于利用不同学生对法律学习过程中的不同兴趣和特长,从而真正有效地提高学生整体的遵法、守法、用法的能力,使学生养成较高的法律素质和能力。 (三)不断丰富高校法律素质教育方式 要使新的教育理念、教育形式在高校法律教学实践中发挥作用,就要不断地丰富、优化教学方法,例如采用在高校中增设法律基础专题教育课程、展览、竞赛等方式普及基础法律知识;采用案例教学法,节选有针对性的、生动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教学案例开展教学活动,在教授知识的同时,激发学生讨论的热情,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切实提高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创设有趣的法律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及探索精神等等。通过这一系列的教学方式,可以极大地提高高校法律教育的实效,实现素质教育的最终目标。 作者:李玉德 教育法论文:学历教育法务会计论文 一、我国法务会计发展的现状分析 1.学历教育方面。虽然从表面上看目前国内法务会计教育进行得如火如荼,但实际上我国法务会计学历教育刚刚起步,各高校对于法务会计的学科归属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不同的学校对于在法学专业还是会计学专业开设法务会计方向有不同的见解。而且,高校在具体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方案上各自为阵,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以课程体系为例,各高校的课程设置五花八门,大多是法学课程和会计、审计课程的简单相加,在法务会计的基础课程和优秀课程上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意见,而且大部分高校不重视法务会计的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极大地影响了法会会计学历教育的发展。 2.非学历教育方面。目前我国法务会计非学历教育仅有中国政法大学面向法务会计人员提供的培训课程以及与国际注册法务会计师资格考试有关的培训,数量少、规模小、影响力不足,很难适应法务会计人才培养的需求。 二、我国法务会计发展的对策 (一)加强法务会计理论研究 在法务会计的发展中,理论研究举足轻重,不仅可以为相关学科的发展注入新的内容,而且可以给法务会计的实践做出理论指引,推动法务会计实践的发展。当前,应当着重抓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第一,成立研究组织。就全国范围而言,可以成立全国性的法务会计学会,积极开展具有影响力的全国性的学术研讨和交流,形成相对固定和不断扩大的法务会计学术研究队伍,提高法务会计的影响力。在高校或科研机构中,设立法务会计研究中心或研究小组,增加法务会计研究的人力、物力投入。第二,深化研究内容。在法务会计的研究内容上,必须改变目前大量研究浮于表面的情况,全面深入地对法务会计的内涵、外延及技术方法进行研究。充分借鉴国外法务会计研究的成果和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起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法务会计理论体系和规范体系。 (二)发展法务会计教育 培养法务会计专门人才是推动法务会计发展的基本途径。发展法务会计教育应当从学历教育和在职教育两方面入手。 1.学历教育。法务会计人才培养给高等教育提出了新话题,带来了新的挑战。应借鉴国际法务会计教育的经验,瞄准国际法务会计的前沿,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培养多层次的、复合型的法务会计人才。 (1)本科生教育:本科生教育主要是培养精通法务会计理论知识、熟悉法务会计工作程序和方法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他们将成为法务会计的生力军。科学可行的本科生教育可分为三种形式:一是设置法务会计专业。目前,法务会计专业并未被国家教育部列入国民教育专业目录,这一方面会让学生感到困惑,影响其对未来职业发展前景的判断,另一方面,不利于形成相对统一的法务会计人才培养方案,在课程体系的设置上也难以形成相对统一的模式。因此,囿于法学和会计学的单纯学科局限性,亟待开辟由法学与会计学学科交叉融合而成的新的专业来培养法务会计专门人才,设置法务会计专业乃大势所趋。二是法务会计创新实验班。目前法学本科(法务会计方向)模式和会计学本科或财务管理本科(法务会计方向)模式进行专业招生存在一定的问题,学生往往在法律、会计两方面的知识都有所涉猎,但都只学到皮毛,难以深入掌握法务会计的精髓,不能胜任法务会计职业的要求。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未设置法务会计专业的背景下,较为可行的是开设法务会计创新实验班,法务会计创新实验班是复合性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实验区,是学校开展教学改革和特色教育的重要途径,应当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开展试点,开发法务会计特色课程,加强师资力量及教材、实践基地等配套设施建设,真正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法务会计人才。三是双学位教育。学生主修法学或者会计学专业的同时,辅修第二专业(辅修会计学或法学),毕业时授予法学和管理学两个学位。 (2)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目标是培养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他们将来主要从事法务会计理论研究工作。当本科教育达到一定规模,法务会计学科体系、课程设置等较为完善时,应当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开展研究生教育。 2.在职教育。由于法务会计应用的广泛性,单靠学历教育培养法务会计人才是不够的,还应当通过加强对在职人员的培训来培养法务会计人才。我国可以大力开展面向注册会计师、审计师、律师、法官、检察官以及企事业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等在职人员的法务会计培训,根据不同职业现有知识结构的特点,选取其他不为他们所熟悉的领域作为培训重点,以形成符合法务会计职业需求的知识结构和技能,提高他们法务会计方面的职业能力。 (三)完善制度建设 推动法务会计发展需要良好的制度作为保障。虽然我国目前有《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审计法》、《审计准则》等,但是有关法务会计的专门制度仍是空白。为了促进法务会计健康有序地发展,必须完善相关立法,并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建立起一套系统的规章制度,如法务会计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法务会计行业管理制度、法务会计的工作程序和技术标准制度、法务会计人员参与诉讼的制度等。 (四)推进法务会计实践活动 法务会计必须在实践中发展,在西方国家,法务会计人员的从业要求较高,他们必须通过考试并在相关机构实习或工作一定年限后才能成为法务会计师。在我国法务会计发展的初期,应当积极推进法务会计实践活动。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开展法务会计业务,如经济损失计量业务、财务调查与分析业务、其他有关诉讼支持和专家证人业务等;政府和司法机关在有关经济案件的调查、取证和审理中,加大法务会计人员参与的力度;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遇有合同履行、知识产权纠纷、债权债务结算等问题时,也可以依法聘请法务会计人员参与调查和作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综上,法务会计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才能有效推动。 作者:陈妙英 单位:广西财经学院法学院 教育法论文:启发式教学下医学教育法论文 1现代医学教育现状 1.1学科偏倚:近年调查全国医学院校的课程计划,必修课最多达51门,平均38门[2]。但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均以医学知识为主,轻视人文素质的培养。在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及医患关系学等边缘学科的教授中,课时量少、授课形式单一、考核方式简单,课程教授没有引起师生的重视,未达到课程开设的目的-适应并改善进而创造更加和谐的医疗环境。 1.2教学课程安排不合理:我国的医学教育学制为五年,学生入学前没有相关医学接触史,入学后直接进入基础课学习,为期两年,3、4年主修临床课,有课间见习,第5年临床实习。基础和临床教学是相对独立的,二者不能相互渗透、互相辅助加深理解。课程的设置以学科为单位,虽然学生获得的知识较为系统、完整,教师的专长与所担负的课程一致,有利于保证教学质量,但这种课程设置以学科为基础,各学科间界限分明,不利于学生对整体宏观系统地理解与掌握,对于逻辑思维能力、综合分析能力的培养有欠缺。为期一年的临床实习往往因与研究生入学备考或就业冲突而不能保证质量,因此对临床疾病的感性认识及临床思维及临床技能操作能力均不足,学生质量不达标,只能在工作时开始进行或加强这一系列本该在读期间的能力的培养。 1.3教学方式不具长远性:我国传统的医学教育仍以课堂讲授为主,授课过程中忽视了学生的主动思考,不仅降低了学习兴趣,而且抹杀了其批判性及创新性,阻碍了学生的成长及医学的进步。在实践过程中主要以示范和重复为主,即使在实习过程中,也仅是让学生进行简单的临床查体及操作。紧张且快节奏的临床环境极大地减少了学生与患者的接触,他们大多游离于临床边缘,鲜少有操作的机会,更不论是独立解决问题的机会及对临床疾病的思考。学生对于疾病的理性认识尚可,感性认识较为浅薄,临床操作技能、临床思维能力及紧急应变力均较低。这种低质量的实习虽然保护了患者,却对医学生少有裨益,只能在后期工作中弥补当初的不足。 2启发式教学应用的探索 2.1启发式教学应用的迫切性:学生在校获得的大多是数年前的研究成果,这些知识的正确与否及最新的科学进展均有待于他们在未来工作中通过自学不断的检验与更新。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时启发学生智慧,调动学生积极参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判断,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医疗环境的特殊性要求医务工作者具有较高的逻辑思维能力及应变力,因此医学教育废止注入式教学模式,开启启发式教学迫在眉睫。 2.2启发式教学的可行性:近来,我国各医学高校对新的教学模式如基于问题的学习方法(PBL)、基于团队的学习方法(TBL)的探索与应用显示在学生中受到广泛好评,取得的效果具有明显的优越性[3]。教学中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和批判思维的能力加强了,文献检索能力及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医学教育在不断地自我完善与修正中经历了数次改革,为满足现代医疗环境对医学人才的要求,促进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医学教育的质量,基于以上新型教学模式的成功探索,综合卫生部、教育部及医学高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实现教学模式的转变指日可待。 2.3践行启发式教学 2.3.1激发学习兴趣:学习兴趣的形成一方面源自学习内容自身特点的吸引即学生本身的求知欲与好奇心,另一方面则是外界环境的影响如教师教学风格活泼新颖、教学内容清晰透彻并做到寓教于乐、教师对学科的极大热情有强烈的感染力、在学习过程中受到老师的表扬与鼓励或获得新的自我突破等。所以为激发学习兴趣既要努力做到教学内容有吸引力,又要争取使教学形式、教学态度、师生交流模式等产生积极影响力。 2.3.2精炼教学内容: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多媒体工具以其不可比拟的优势被引入现代课堂。多媒体教学将视听有机结合,在提高授课效率、降低教育成本的同时,大大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性和师生之间的互动[4]。但由于医学教学内容的繁重、课时的精简,往往医学多媒体教学信息量大、节奏快。信息过多过滥使学生无法跟上讲课进度,只能被动的接受授课内容,无暇进行理解或深度的探究。有时为完成教学目标,教师变成放映师,只是单纯的读课件,来不及进行讲解延伸或深度拓展,失去师生间的互动交流。因此授课时不必全面覆盖,为提高教学质量,使教师有时间启发学生、学生有时间进行思考,应精简课件内容、合理利用多媒体教学工具。 2.3.3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启发式教学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以学生的知识水平为基础,通过有效的教学方法挖掘学生的潜力,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这就要求教师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首先教师须具有广泛的知识储备,不仅在本专业方面有深厚的功底,对于相关学科也有一定的基础,摒弃孤立教学,做好学科间渗透,为帮助学生理解、促进其自主思考提供基础。其次完善逻辑思维与综合分析能力,教师本身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思维的缜密性,在启发学生时才能做到循循善诱、松弛有度,避免不合理的逻辑跨度使学生跟不上思维的节奏。另外营造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教学不必严肃拘谨,诙谐幽默的语言、多变的教学风格不仅能够拉近师生间的距离,更有利于学生思维的拓展,使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中。要谨记的是教学的目的不止在于知识的传递,更在于启发学生思考,自主运用知识解决问题。其间不仅仅要教师提出适宜的问题,更加要注重激发学生产生疑问,以培养学生在以后的学习中自疑自解,对知识有较深刻的领悟。 2.3.4完善考核制度:我国高校医学教育考核多在课程结束后进行统一的考试,理论考试内容多以记忆性知识为主。由于授课过程较长,学生容易养成短期记忆的习惯,到考前临阵磨枪,考试评估的更多的是学生的记忆力,而非更加应该看重的理解与分析解决能力,考试结束后学生对于所学的知识又多会在短期内遗忘[5]。所以可以改善考核形式,以评估学生思考能力为目标,拟定新的考核方式,如在每一章节或每一系统结束后自行提出问题并予以解决计入平时成绩、考试中增加评估思维能力试题的比例等,使学生在平时即养成时刻学习、勤于思考的习惯。 医学教育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我国现阶段的医学教育模式仍存在着不足,立足于医学人才的培养要适应社会需求,我们要不断完善教育模式,努力培养出综合素质更加卓越的医学人才,为医学事业增添色彩。 作者:曾静 李琛 单位: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教育法论文:近代自然科学教育法论文 一、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科学革命始于文艺复兴时期,而17世纪是欧洲社会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被誉为欧洲历史上“科学的世纪”。 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科学在17世纪收到了极奇伟壮丽的成功。” 中世纪人们对自然现象普遍缺乏兴趣,其根源在于一种超自然的观点和向往来世的思想占据支配地位。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表现出研究自然的兴趣,这种状况主要是自然主义精神促成的。自然主义与超自然主义截然不同,前者关注现实生活,重视经验和事实;后者则倾向于神秘。“而那时期比较鲁莽的人,要揭示外在世界的秘密,却采取荒诞不经和虚伪欺骗的手法。他们不运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却不耐烦地希望用神秘的手段和高于感官知觉的特殊的内在的启示,来迫使自然供出自己的秘密。”其他人并不满足于这种探究自然秘密的方法,而是急于要掌握控制自然的能力,迫使它符合自己的愿望。“但是,他们确实认为自然是神秘力量的表现,相信同这些精灵发生神交就可以控制自然现象。他们希望通过秘密的技术和符号以及各种各样神秘的方式,或者发现毕达哥拉斯学说所指出的写成自然这部书的隐秘的数字,来达到这种目的。这就是巫术或魔术。……他们还极重视用巫术的方法转化金属,这就是制造金子的技术或炼金术。”总之,人们希望找到探索自然奥秘的试金石,并对自然完全加以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荒唐的因素逐渐被剥除,炼金术演化为化学,占星术演化为天文学,巫术演化为实验,而神秘的毕达哥拉斯数论则培育了对数学的兴趣。 英国学者沃尔夫指出:“科学的近代是跟着文艺复兴接踵而来的,文艺复兴复活了一些反对中世纪观点的古代倾向,而且部分地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些对中世纪的生活和实在观心怀不满的人都拥护文艺复兴。……中世纪基督教趋向于自我克制和想往来世。恪守宗教生活誓约的理想的基督教徒一心想着天国。他对自然界和自然现象,从根本上说毫无兴趣。……重见天日的希腊和罗马古籍犹如清新的海风吹进这沉闷压抑的气氛之中。诗人、画家和其他人激起了对自然现象的新的兴趣;有些勇敢的人充满了一种渴望自主的理智和情感的冲动。”随着人文主义者对人性和人的自然本质的揭示,他们开始对自然界及其运动规律进行新的探索,尤其是通往东方新航路的开辟,进一步振奋了人们的探索精神。他们不再把对自然界的理解建立在信仰和启示上,而是直接诉诸于对自然界的考察和探究。“和中世纪的思想家大多开始于对传统文本的阅读不同,近代早期的科学家最为看重的是观察和假说的建构。”在中世纪的黑暗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蓬勃兴起,并且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世间再度看见往昔于二千年前在希腊化的亚历山大里亚所见的景象———为数众多的研究者与教师、实验室、资料收藏、交换知识观念的设施,简言之,一种适宜于科学进步的社会与知识环境。”这是地球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一次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科学复兴。在这场科学革命中,出现了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巨匠,他们成功地利用了当时的数学和物理学研究成果,在天文学上突破了占统治地位的托勒密“地心说”,创立并发展了“日心说”,由此揭开了近代自然科学革命的序幕。 随着自然科学的空前发展,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发现自然界,对周围事物产生极大的好奇心,这是当时的时代个性。由于印刷术的改进,古典科学著作得到广泛传播,有利于人们摆脱希腊和拉丁古典作家的观念及经院主义哲学的束缚。17世纪是近代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在大学的外面,到处都充满了对科学的好奇,这种好奇心在平信徒中比在神职人员中更富于创造力,因为长期以来神职人员几乎是学术的惟一的监护人。在意大利以及别的地方,科学团体正在兴起,讲师的职位正在设立,重要的本国语著作也不乏人在撰写。应用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和化学正在飞速发展;不久,培根将强调自然知识的功用,并把手艺人的经验提升到几乎与哲学家的见识相等同的水平”。这场发生在自然科学领域的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整个宇宙的认识与理解,并为整个欧洲思想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种科学文化界的巨大变化,德国著名教育史家鲍尔生指出:“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超自然主义的旧神学的崩溃,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尤其是作为现世主义的新哲学基础的数学的迅猛发展。人们对于神学和基督教的兴趣,在宗教改革运动和反改革运动的斗争中,曾经再度兴起,并曾在世界上占了统治地位,在某时期还几乎压倒文艺复兴所提倡的世俗教育的势力;在现在这个历史时期,宗教兴趣却被现代哲学和科学的学术势力所排挤,而且在很多领域中确实被消灭了。”正如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习惯一样,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则启发了人们的思想,培育了人们的理性、自信心、优越感、乐观主义和科学探索精神。 二、科学教育的探索:倡导科学教育的先驱们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人们探索科学教育的兴趣空前高涨。 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最早敏锐地洞察到科学的实用价值及其教育意义,并积极倡导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推广。拉伯雷的《巨人传》、培根的“所罗门宫”、弥尔顿的学园、配第的科学组织、夸美纽斯的泛智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安德里亚的《基督城》以及洛克的绅士教育,几乎涉及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 拉伯雷是16世纪法国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他在长篇小说《巨人传》中通过描述巨人卡冈都亚受教育的过程,将经院主义教育和人文主义教育进行鲜明对比,讥讽经院主义教育的可笑和无用,突出科学教育在人文主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拉伯雷的科学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卡冈都亚给儿子庞大固埃的信中。在这封信中,卡冈都亚为儿子拟定了一份新的教育大纲:“……至于七艺中的几何、算术和音乐,在你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你不过五六岁),我曾经教过你一点儿,你要继续学习下去,如果可能,把余下的都学完。至于天文学,要学习所有的规则。……至于自然科学知识,我要你仔细地学习;要做到没有一处海洋、河流和泉水里的鱼类你不知道;天空中的飞鸟、森林里或是在果园里的一切灌木和乔木、生长在地面的各种草和花卉、隐藏在地球内部的各种矿产以及世界东方和南方可以见到的各种各样的宝石,所有这一切你都应该知道。此外,必须非常仔细地阅读希腊、阿拉伯和罗马各地医学家的著作,也不要轻视犹太法典的学者和谶纬学家的学说;你应该学习解剖学,获得关于微观世界即人的充分的知识……”卡冈都亚的要求几乎囊括了当时自然界的全部内容,是一个培养人全面发展的知识体系,更是一幅现实主义教育的宽广图画。在新教育大纲中,拉伯雷主张通过旅行、参观、实地考察等教学方法,把科学知识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他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教育思想,但已经意识到自然科学知识在整个完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拉伯雷重视自然科学及直观教学等观点,为后来科学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培根是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近代科学归纳方法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处处洋溢着对新知识、新发明以及科学的热情向往和赞扬,充满了对僵死、空洞的经院哲学的嘲讽和轻蔑。他在1594年圣诞节演出中借“王子”之口表达了征服自然的科学教育理想:(1)建立一个最完备、最广博的图书馆,以便收藏一切对启发理智有价值的书籍,而不管它们的出版年代、印刷方法、使用的语言和地区等因素;(2)建造一个宽敞奇妙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各样十分茂盛的植物,花园与放养适当种类的淡水湖和咸水湖相连,在花园四周的房屋饲养一些珍禽异兽;(3)开设一所美丽的陈列室,分类陈列任何人工或机器所制造的东西;(4)开办一个设有工厂的实验室,拥有生产工具、熔炉和实验器具等。培根的科学教育理想后来成为他在《新大西岛》中描述的“所罗门宫”的雏形。“所罗门宫”是专门为研究自然和人类而建立的一所规模较大的科学教育机构,它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各种设施。例如,用来凝结、冷冻和保存各种物体的大洞穴,用来进行土壤实验和嫁接、发芽、试验的各种果园和花园,用来饲养各种鸟兽的动物园,用来配制各种各样的药草制剂、药材和药品的药房等。“所罗门宫”还拥有进行各种科学试验的实验馆,如光学馆、音乐馆、机器馆、数学馆、香料室和魔术室等。总之,在科学主宰着一切的“所罗门宫”,科学与学术享有极大的自由,人们热心从事各种科学研究。可以说,培根在科学上具有远见卓识,他几乎预见了现代科学的各种实验和创造活动。他的构想揭示了科学与人类社会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为科学知识的世俗化绘制了蓝图。培根的后继者受其鼓舞把“所罗门宫”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各国科学社团正是顺应这种新时代的需要而诞生的。 弥尔顿是17世纪英国著名诗人、政论家,也是科学教育的倡导者。他对传统经院主义教育进行了猛烈抨击,建议创办一种重视自然科学知识兼具实科性质的学校,他称之为“学园”。学园的课程计划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神学和自然科学四部分,其中自然科学占很大比重。弥尔顿为学园拟定的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算术、几何、天文、自然地理、物理、数学、三角、筑城学、建筑学、工程、航海、农业、生理学、医学、解剖学、自然哲学中的气象史、矿物学史、植物学史、动物学史以及自然哲学方法论。他还主张让学生阅读一些医学家的著作,使他们了解一个人的气质、脾气、幽默以及如何应对粗鲁;主张把猎人、捕野禽者、渔夫、牧羊人、园丁、药剂师和其他科学家、建筑师、工程师、航海家、解剖师的实践经验引入自然科学的教学。“这些知识和经验给他们染上真实的自然色彩,使他们不会忘掉,并且给他们以与日俱增的快乐。”在弥尔顿生活的时代,近代自然科学正处于起步阶段,自然科学的成就还不足以取代古典著作的权威,因而他虽然重视自然科学知识,却主张学生从古希腊罗马著作中学习自然科学,这说明他的科学教育观具有新旧交替时期的两重性。这种使古典主义课程和实科教育相结合的理想,在17世纪70年代英国率先创办的学园中变成了现实,而且在洛克的《教育漫话》中得到进一步发挥。配第是17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针对当时人们从事科学研究各自为政的弊端,他主张建立一个有利于科技传播与发展的科学组织。这一建议被认为是后来英国皇家学会创办的先声。为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普及科学技术教育,配第建议创办劳动小学和机械中学。劳动小学主要对儿童进行基础知识及能力和制造业训练,因而课程分为两部分:前者包括阅读、写作、绘画、制图、算术、几何、外语、音乐等;后者包括车工、制作数学仪器和钟表、雕刻、制作乐器、磨制玻璃工艺、植物栽培和园艺、船舰模型、地球仪、解剖学等实用技术。机械中学是一种实科中学,除学习科学知识之外,还要学习旋工、钟表、雕刻、造船、地球仪、罗盘针、香料等。机械中学设有科研机构和配有科研设备,如生物示范园、水族馆、陈列馆、机器模型、图书馆、天文馆、地球仪、试验田等。受培根感觉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配第主张采用直观教学原则,强调学习与劳动相结合,重视儿童在工场中的实际操作。为更好地了解手工艺知识的发展状况,他建议对所有知识重新审查,并从中筛选一切有关实际或实验的学问,将它们编成一部大型著作。配第强调教育与科技及手工业生产相结合,设计新的学校模式,反映了17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以及人们强烈要求改革传统教育的愿望。他的关于收集各种科学知识汇编成书的建议是夸美纽斯泛智论及百科全书的先导,他所描述的机械中学与培根《新大西岛》中的“所罗门宫”交相辉映。配第在教育史上首次使用了“实科”这个词,后来德国教育家席姆勒将在哈勒创办的新学校称为“实科中学”。夸美纽斯是17世纪捷克著名教育家,他从1634年起开始致力于探讨“泛智”问题,所谓“泛智”是指广泛全面的科学或智慧。1650年他应邀担任匈牙利政府的教育顾问,期间创办了一所“泛智学校”,并为该校拟定了一份教学计划,名曰《泛智学校蓝图》。这份计划内容丰富,自然科学占有较大比重,如五年级逻辑班教室门口上方写着“不懂自然哲学的人不得入内”,墙上贴满了逻辑法则,学习内容有数学、地理学、天文学、光学、机械发明史、文体、希腊语、戏剧表演等。夸美纽斯的泛智思想和重视科学教育的主张体现在其一系列著作之中。例如,在《母育学校》中,夸美纽斯为6岁以下儿童提出了一个广泛详细的教学计划,内容包括自然、光学、天文学、地理学、年代学、历史学、家政、政治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学、音乐、语言等学科,他认为通过这种启蒙性质的教育可以为儿童奠定各门科学知识的基础。在《大教学论》中,夸美纽斯拟定的国语学校课程除当时流行的读、写、算、宗教和唱歌外,还增加了经济学、政治学、天文学、地理、自然、世界历史等常识;拉丁语学校除了开设文法、辩证法、修辞学、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外,还增设物理学、地理、年代学、历史等学科。总之,他主张加强新兴自然科学知识教学,对学生进行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教育。夸美纽斯对科学教学法也提出了卓越的见解,他把教学中的直观性奉为“金科玉律”,认为“科学的真实性和确定性有赖于感觉的证明者胜于任何其他证明”。作为一种知识结构,泛智论贯穿于夸美纽斯为各级学校所设计的教学内容之中,这一理论适应了张扬理性、尊重科学知识的时代潮流,表达了重视普及教育和科学教育的美好愿望。康帕内拉是17世纪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和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设计的太阳城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研究,古典主义和神学几乎销声匿迹。按照他的设想,从2、3岁起儿童就应在有学问的老人带领下,一边在城市中散步和游戏,一边观看和学习四周城墙上的图画,从而获得最简单的科学知识;从7、8岁起儿童一边学习初等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一边从事自己所喜爱的生产劳动,如各种手工业、农业、畜牧业等;接着开始研究比较抽象的科学,如数学、医学等,并经常举行讨论和辩论;最后大家在各种科学和手工业部门获得与其能力相符的职务。在太阳城各城区的内外城墙上都悬挂着华丽的图表,这些图表几乎包括了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如天文、占星学、几何、历史、逻辑、修辞、文法、医学、物理、农学、地理、动物学、地质学、政治学等。太阳城有许多教师负责讲授这些图表和绘画的意义,因此儿童在10岁以前就能毫不费力地通过直观教学掌握各种科学的基本知识。康帕内拉认为,仅从书本研究某种科学的人只是一些外行和学究,只有联系实际的教学才能培养出随机应变的有才智的人。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创立了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学说,太阳城里知识统帅权力,除了按知识划分外,人人平等,没有阶级差别。教育是普及和强迫的,它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训练学生适应各种职业。《太阳城》是继莫尔的《乌托邦》之后又一部重要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其中的科学教育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安德里亚是17世纪德国思想家,他在《太阳城》和《乌托邦》的影响下,于1618年写成《基督城》。基督城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建立了许多科研机构。例如,在解剖室,研究者从事动物和人体解剖实验,以帮助人们弄清人体各器官的位置,认识生命和各器官的运转;在物理大楼,展示着自然发展史的各种图像,包括气象万千的天空、各个地区迷人的景色、不同种族的人们、动物的画像、万物的形态以及各种石头和宝石,这些都是用于科学研究的自然界样品;在数学大楼,有供研究用的天体图和地图,有星罗棋布的天空图和日月星辰的仿制品等。基督城注重科研成果的转化,建立了有利于科学技术应用的各种工场,这些工场从事金属加热、冶炼、溶化和铸造、制盐、制砖、制造玻璃和陶器。基督城强调培养公民的科技兴趣,要求人人接受科学教育,因而在自然科学研究和科技应用中公民对于科学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受过训练,深谙科学工作的个中三味,并且对于自然界的内部奥秘感到由衷的兴趣。”基督城对科学教育的重视也体现在学校教育中,在基督城中心有一所宽敞美丽的学校,学校设有8个讲堂,分别是文法、算术、逻辑、天文学、自然科学、音乐、伦理学和神学,青少年可以自由地在8个讲堂接受科学教育和训练。安德里亚重视通过直观教学进行科学教育,基督城与科学教育相关的设施有实验室、解剖室、药品供应室、机械器具陈列室、绘画和图片工作室、数学实验室等,学生在这些实验室接触实物,能更形象地认识事物。安德里亚在《基督城》中重视科学实验和科学教育等思想,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洛克是17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他在《教育漫话》中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绅士。绅士既不是教士或学究,也不是朝臣,而是事业家。为使绅士掌握各种有用的知识和技艺,洛克提出了一份内容广泛的教学计划。在这份教学计划中,他依据“功用”原则选择学习科目,主张课程设置应把现代实用科目与古典科目结合起来,兼顾实用与装饰。洛克要求绅士学习的科目包括书写、阅读、图画、速记、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地理、写作、算术、商业、数学、天文、几何、历史、年代学、伦理学、民法、法律、逻辑学、修辞学、自然哲学、跳舞、音乐、击剑、游泳、骑马、园艺、细木工等。他以功利主义思想为指导,论述了绅士学习各种科目的意义。“自然界中的许多事物是一个绅士所容易知道及必需知道的,此外,还有许多事物乃是以愉悦与利益,作为对寻幽探奇者的艰辛劳动的丰厚回报。不过我认为,上述种种事物宁可从诸如那些亲身进行过合理实验与观察的作者去获得,而不是来自于纯思辨方式的构想。”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够在许多领域进行探索,广泛地阅读,大量地研究人类及其思想和生活方式,就会具有精神上的自由;而一个虽然深入彻底但只研究了少数几门学科的人绝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洛克倡导实物教学,主张让儿童亲自观察各种事物,使他们获得有关事物鲜明的印象,从而牢固地记住它们。洛克为年轻绅士所拟定的教学计划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对教育的实际需要,是弥尔顿科学教育观的新发展。《教育漫话》成了17世纪7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学园的理论支柱,直到18世纪末以前这种新型学校还在英国久盛不衰。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下,上述思想家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探索科学教育理论,大力倡导科学教学,这种科学思潮是教育理论中对经院主义教学内容进行改造的催化剂,有力地冲击了当时学校盛行宗教神学、古典主义和脱离实际的倾向,推动学校教育进一步贴近生活和社会实际。 三、科学教育的实施:新型学校与科学教育的传播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思想家们对科学教育的探索和大力倡导,在欧洲主要国家诞生了一批新型中等学校。 这些学校除开设原有的古典主义学科外,科学技术知识开始普遍受到重视,一些新的教学方法(如实物教学、直观教学、观察、实验、实习等)也得到广泛运用,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近代科学教育的传播。16世纪德国教育家梅兰希顿按照新教思想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建立了新型中等学校,其主要课程除人文学科、古典语言和宗教教育外,在规模较大的学校高年级还讲授科学基础知识,如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在17世纪后半期就开始酝酿的哈勒学园堪称当时教育革新的典范。这是一所以贵族学校为基础招收高年级学生的寄宿学校,它试图把传统的古典学科与现代语言、现代科学结合起来。在现代科学方面,学园设有几何、数学、生物学、解剖学、历史、地理等学科,而且把重点放在实物教学和实际应用上。例如,几何课尽可能增加野外实习,数学中的分数要以实物讲解,夏季应到乡村或田野讲授生物学,冬季要利用雕刻或动物尸体讲授解剖学。在哈勒学园的影响下,大多数地位较高的学校都在课程中增加了现代语言和自然科学。1708年席姆勒在哈勒创办了一所“数学、力学、经济学实科学校”。这所学校以数学、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研究为中心,讲授数学、物理、机械学、自然、天文学、地理、法律、绘画和制图等实用科目,在教学法上广泛应用了绘画、图表、标本、模型等直观教具,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1747年赫克尔在柏林创办了经济—数学实科学校,设有算术、几何、力学、建筑学、制图、贸易、商品制造、自然知识、人体知识、动物学、植物学、桑树栽培和养蚕等课程,学生按制造业、建筑业、农业、簿记、矿业、商业等分为不同的班级,先接受数理基础训练,然后按志愿进行专门的职业训练。这在科学技术教育上迈出了一大步,随后在德国许多城市相继出现了一批类似的实科中学,成为德国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7世纪法国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掌握在教会团体手中,学生均需服务教会并恪守共同的教规。1637年曾在耶稣会学院受过教育的笛卡儿发表了《论正确指导理性和在科学中寻求真理的方法》一文,认为耶稣会教育并未给他留下任何确定的信念,于是转而依靠理性方法研究哲学和科学,他认为按照这种方法进行研究,其结果是确定无疑的。受笛卡儿的影响,基督教圣乐会首先对耶稣会教育权威提出了挑战。圣乐会崇尚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哲学,致力于改革中等学校。圣乐会中学的课程和教学方法体现了教育新观念特别是现实主义:古典文学在课程中占显著地位,但也包括法语、现代外语、法国史以及数学、地理、物理、化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大多数课程用法语教学,强调历史、代数学和算术,运用地图和其他直观教具讲授地理,在实验室从事物理、化学和解剖学研究。圣乐会虽然在名望和势力方面不能与耶稣会相匹敌,但其教育活动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该时期法国贵族教育在课程设置上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除学习贵族的必修科目拉丁语外,更注重学习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等现代语言;经院哲学被笛卡儿哲学所取代,数学和新兴科学代替了传统的“四艺”,并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进行讲授;为了提高贵族子弟未来的行政管理能力,历史、地理、法律和政治备受重视。该时期国家对工商业的干预也刺激了法国科学教育的传播。例如,17世纪中期在朗格勒为战争孤儿创办了一所贸易学校,开设数学、建筑学理论课程以及织布、制鞋等实践课程。法国政府也成立了一些专门学校教授艺术、设计和建筑等科学知识,如1648年的皇家绘画学园、1671年的皇家建筑学园、1682年的国立航海学校、1688年的艺术学校等。18世纪法国高级技术学校得到进一步发展,为了给海陆军部队和建筑业输送工程师,1716年奥尔良公爵创建了“路桥人才集团”,专门提供建筑、数学、物理和化学教育的路桥学校由此诞生,该校是欧洲最好的土木工程学校。与此同时,采矿学校、绘图学校、商业学校、军事学校、航海学校也纷纷建立。科学教育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法国在技术教育方面遥遥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英国实行科学教育的先驱机构当推“学园”。由于文法学校和大学都掌握在国教徒手中,许多非国教派教士创立了一种规模小而且收费廉的新型中等学校,他们吸收了弥尔顿和洛克的思想,重视自然科学和现代外语,运用英语教学。例如,1715年瓦特在伦敦创办了一所实科性中学,学校拥有各种各样的实验仪器,建立了科学实验室,采用演示和实证等教学方法,传授数学、天文学、地理学、航海学、军事学、簿记和自然科学等。1740年由约瑟夫•兰德尔建立的希思豪学园,专门为中上层阶级提供所需要的课程,8岁至18岁的学生达170人,图书馆拥有藏书1400册,科学仪器包括太阳系仪等。后来兰德尔在约克开办了另一所学园,宣称不采用文法学校僵化、专制、以书本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而采用更灵活和实用的方法。随后,化学家普里斯特利创建的瓦林顿学园在课程现代化上更进了一步,课程包括英国文学和文法、历史、化学、地理、解剖学和自然科学等。18世纪末弗罗兰在巴斯创办了一所学园,课程分为三类:第一类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博物学和应用科学;第二类阐述人与人类自身的关系,包括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文法、逻辑、修辞学、诗、绘画、音乐和体育;第三类阐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古代和近代史、政治学、经济学和名人传。与此同时,弗罗兰的妻子也为女子建立了一所实科中学,其办学精神与男校基本一致。以上这些学校注重科学知识教学,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同时有助于训练一批作为工业革命先驱的职员、机械师、技术革新者和企业家,因而深受社会特别是中产阶级欢迎。该时期传统的公学和文法学校也开始增加一些现代学科,如1770年伍得彻尔文法学校在招生广告上声明,除希腊语和拉丁语外,还讲授算术、簿记、对数、几何学、测定法、三角学、力学、测量术、水准测量、航海学、地理学、自然哲学、天文学以及地球仪的使用等。17世纪俄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家,文化教育发展缓慢。在17世纪80年代的莫斯科,只有24%的城市居民(成年男性)识字。17世纪末沙皇彼得一世考察欧洲各国后,为增强国力,在军事、财政、工商业、农业、文化教育和科学方面进行了全方位改革,其中创建实科学校进行科学教育是彼得一世改革的重要措施。为培养军事和工业部门的各种专门人才,1701年在莫斯科建立了炮兵学校,要求教给炮兵及官员子弟以读、写、算及其他技术的科学知识。学校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前者学习读、写、算,后者学习几何、三角、制图及炮兵技术等,学制四年,合格者送往部队或参加其他工作,不合格者送到炮兵厂当工人。随后,彼得一世颁布法令创办数学与航海学校,要求教授数学、航海学以及与航海有关的各种科学。学校分为数学班和航海学班,学制四年,所设课程有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测量学、航海学等。学生毕业后大多送往荷兰、英国等地深造,回国后担任舰队军官。从1701年至1716年,数学与航海学校为俄国海军培养了1200名骨干,还培养了不少造船业的专家和教师。18世纪初彼得一世还允许设立了外医科学校、工程学校、外国语学校、计算学校、矿业学校等,这些学校在科学教育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些学校中,知识的世俗倾向、新的教育形式、与实践的联系扩大了人的视野,增强了人认识周围世界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拓展了世俗文化的活动范围。”可见,在近代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欧洲主要国家的学校教育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批新型学校的建立、课程内容的世俗化、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及新式教学方法的运用等。在这场科学革命中形成的新知识、新理念与新方法,不仅给欧洲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也提供了新的机遇。从此以后,欧洲教育逐渐朝着科学与理性所指引的方向迈进。 四、近代自然科学对教育科学化的贡献自然科学的成就对教育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在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下,自然科学知识获得空前增长,科学研究方法取得突破性进展,科学理性精神得以确立。这些变化对西方教育理论及学校教育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极大地促进了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教育理论的科学化,是推动西方近代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首先,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学科分化,出现了许多新兴的独立学科,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力学、光学、热学、电学、气象学、地质学、地理学、解剖学、医学、生理学、药学、植物学、动物学、建筑学等,都在16-17世纪得到长足发展,推动了教学内容的科学化。随着近代科学教育的兴起,具有实用价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逐渐扩大了在课程中的影响,并日益取得主导地位,而不切实际的宗教神学和古典主义受到排斥。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代表人物如培根、洛克等,明确阐述了与形而上学和神学知识观不同的新知识观———科学知识观。“因此,如果说,在知识观念问题上,16世纪还只是一个对形而上学和神学知识观进行怀疑的世纪的话,那么17世纪则是一个真正解构和建构的世纪。”美国学者布鲁巴克指出:“一些人对通过感觉经验的新方法探究自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例如,英国的哲学家培根和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他们已经看到一个新的课程轮廓,即依据科学而构建的百科全书式课程。”自然科学对教学内容的冲击打破了传统的学制框架,导致了新型学校的产生,如弥尔顿的学园、夸美纽斯的泛智学校、配第的机械中学、各种实科学校等,对后来西方学校教育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型学校的出现,一方面扩大了教育对象,使中产阶级和平民子弟也有机会接受中等教育;另一方面削弱了宗教教育的统治地位,促进了教育的世俗化,并对长期以来盛行的古典主义提出了挑战。其次,自然科学注重观察、实验、经验、独立思考,否定传统与权威,推动了教学方法的科学化。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理论中的某些新方法、新工具被引入学校教学活动,以取代往日机械背诵、强迫记忆、盲目服从权威的教育方法,在教学方法上打破了口耳相传的旧传统。“自然科学理论是建立在大量经验和实验观察事实基础上的,它通过对经验和实验结果的归纳和分析,提出一种逻辑构造型的理论体系作为理论框架。”实物教学、直观教学、模型、标本、图表、参观、实验、实习、制作等新的教学方法,使教学活动更加生动活泼和丰富多彩,有助于提高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培根是近代科学教育的先驱。他在大力提倡科学知识的同时,对于如何获得科学知识的新方法进行了探讨。他指出:“科学当中迄今所做到的一些发现是邻于流俗概念,很少钻过表面。为要钻入自然的内部和深处,必须使概念和原理都是通过一条更为确实和更有保障的道路从事物引申而得;必须替智力的动作引进一个更好和更准确的方法。”他认为过去科学和哲学之所以毫无结果,是由于缺乏正确的方法,因此我们必须找到求知的一种新途径,那就是新逻辑、新工具。培根提出了科学归纳法,主张通过观察和实验从许多具体事物中寻找共同规律,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由归纳而来,可靠的知识必定来源于正确的归纳法。同样,夸美纽斯深信以感觉经验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最可靠,洛克认为感觉是心灵“白板”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这些思想都深刻地影响了教学方法的革新。再次,自然科学发现了宇宙内部存在的客观规律和秩序,在其启示下一些教育家努力探索存在于教育工作中的客观规律,使教育教学研究由单纯的经验总结上升为教育理论,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从而促进了教育理论的科学化。顺应自然既是人文主义学者在教育活动中遵循的原则,也是一种工作方法,同时还是他们进行理论探索的依据。如夸美纽斯提出教育应当摹仿自然,“教导的确切的规则只能从自然借取”。根据这一原则,他论证了学校工作制度、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学校纪律等。过去人们往往引用圣经或宗教教条论证教育规则,夸美纽斯虽然没有完全摆脱旧传统的窠臼,但他在引用圣经之余力图寻找一个新的理论依据和论证方式。夸美纽斯引证自然的做法表明他探索教育教学规律的可贵尝试,突破了教会宣传“圣经包含一切真理”的禁区,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天国转向现实生活,有利于教育工作摆脱宗教神学的桎梏。有学者指出:“在教育学史上,是夸美纽斯首次从科学认识的角度强调并试图探讨教育规律。……在教育学史整个发展谱系上,夸美纽斯开创了近代的‘自然主义教育学’理论流派之先河。”可见在教育理论中自然适应性、向自然学习、模仿自然,反映了人们探索教育及教学客观规律的愿望。最后,自然科学使人们重新认识了自己,抛弃了以往有关人性问题的原罪论、宿命论和悲观论。正如罗素指出:“科学引起的另一件事就是关于人类在宇宙间的地位的想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哥白尼学说本来应当有伤人类自尊心,但是实际上却产生相反效果,因为科学的辉煌胜利使人的自尊复活了。”一些人文主义学者和思想家热情歌颂人性,崇尚人性的美好,以全新的观点重新讨论人性问题,改变了对教育目的观的看法,主张教育为现实生活服务、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实用性人才。“新的教育目的观将在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的结合中得以建构。甚至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人文主义的传统从此慢慢让位于科学知识对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影响,包括对教育目的观的影响。”另外,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以巴黎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和柏林学院为代表的科学社团也应运而生,既开创了科学专业化和社会组织化发展的先河,也从思想观念和教育实践方面极大地扩展了高等教育的范畴及内涵。⑥同时这些专门的科学社团也是推动科学知识传播的主要机构。 作者:易红郡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法论文:地方高校教育法学论文 一、武陵山片区地方高校法学专业课程基层性特色建设 基层性特色建设指法学专业以培养服务基层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为目标,通过加强对基层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等教学,使法律人才掌握基层法律实务基本技能,以适应基层法治建设需要的行为与过程的总称。随着法治国家建设的加强及法学专业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大部分法学专业生会选择到基层就业。同时,随着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战略的推进,区域基层社会法律实务部门也需要大量的法律人才。而且,武陵山片区经济欠发达,教育发展滞后,条件艰苦,基层法律实务部门人才流失严重,这导致武陵山片区基层单位法律专业人才更加紧缺。因此,强化武陵山地方高校法学专业基层性特色建设,是回应现实需求与强化高校社会服务能力,增强毕业生服务基本社会信心与提升其就业竞争力的基本路径。随着教育法治和依法治校的推进,武陵山片区基层教育纠纷大多都会诉诸法律途径,教育法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就教育法学课程来说,加强基层性特色建设可从以下方面着手:(1)开设教育法学课程,加强法学专业学生服务基层的信心与决心教育。因为武陵山片区基层条件艰苦,需要法律人才具有扎根基层、服务基层的信念与决心。教育法学课程通过对武陵山片区教育法律实践的教育,注重培养学生参与武陵山片区法治建设、甘于为基层法律事业奉献的信念以及吃苦耐劳的精神。(2)在教学内容上,增加有关武陵山片区基本社会教育法律纠纷及解决的教学内容,使其掌握区域教育法治、民族风俗习惯和民族语言等地方性知识,使其能胜任基层社会法律工作需要。(3)在教学实施上,通过引导学生参与武陵山片区基层社会教育法律的调查及法律实践,以社会真实案例为蓝本进行模拟法庭教学,不断提升学生对法案的认识和分析能力,着重培养学生具有解决基层教育法律问题的法律思维和职业技能。(4)在教学效果评价上,将武陵山片区教育法制知识与问题分析能力纳入课程考试范围,重点考察学生解决基层教育法律纠纷所需的法律思维和基本技能。 二、武陵山片区地方高校法学专业课程实践性特色建设 实践性特色建设指为增强法律人才服务地方基层社会能力,通过有效利用地方法治建设资源,加强对法学专业学生法律思维、法律方法、法律实务能力等训练,以适应地方法治建设需要的过程与行为。法学实践教学是为了实现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法学理论教学相配合,着重培养学生分析法律问题和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⑤。法学实践教学是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的优秀内容,而基层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基本品质就是具有较强的法律实践技能,具有解决基础法律纠纷的综合素质,因此,加强实践教学是优化基层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的关键。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需要大量的应用型法律人才作为保障。作为与武陵山片区有着血脉关系的地方高校,其法律专业应以培养适应与服务区域发展需要的法律人才为基本目标,加强法学专业课程的实践性特色建设是实现该目标的基本路径。教育法学属于法学、教育学、管理学等交叉性学科,主要研究教育法律关系原理及教育领域纠纷解决等问题,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加强教育法学科学实践性特色建设对于提高法律人才实践能力极为重要。武陵山片区地方高校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特色可从以下方面加强建设:(1)在学生培养上,围绕实践能力培养为优秀统筹安排教育教学内容,突出实践操作能力在教育法学课程培养能力体系中的优秀地位。(2)在教学内容上,将理论与实践、知识与技能有机结合,结合教育法基本原理进行教学,增加武陵山片区教育法制实践与典型案例等教学内容,适当增加实践教学内容与时间。(3)在教学方法上,结合教学内容,系统采用案例分析、社会调查、诊所教育、模拟法庭教学、研究性实践教学等方法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培养。(4)充分利用专业实践基地教学资源,发挥其在学生教育法学课程实践能力综合培养与检阅方面的功能。(5)在课程考核上,增加实践能力在教育法学课程中考核的比重,完善实践教学激励与考核机制。 三、本片区高校法学专业课程地方性、基层性、实践性特色建设的关系 加强武陵山片区地方高校法学专业课程地方性、基层性与实践性特色建设的协同性与整体性,是建设实践中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因此,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 1.地方性、基层性是武陵山片区法学专业课程特色建设的着力点。 武陵山片区法学专业课程特色建设的凸显,关键在于地方性、基层性。只有加强地方性、基层性特色建设,才能有效彰显武陵山片区地方高校法律人才的优势与特色,才能使培养出来的法律专业人才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地方性、基层性特色建设是优秀内容。其中,地方性特色建设主要目的在于凸显武陵山片区地方高校法律人才培养目标与服务区域指向;基层性特色建设主要目的在于凸显武陵山片区地方高校法律人才培养目标指向与服务区域。武陵山片区地方高校应以满足区域发展法律人才需求为旨归,不断加强法学专业课程地方性、基层性特色建设,才能推进特色发展,提升竞争力。 2.实践性是推进武陵山片区法学专业课程特色建设的基本载体和重要路径。 地方性、基层性特色建设需要通过法学专业课程教学来体现,实践教学是地方基层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因此,在实践教学过程中不断强化地方性、基层性特色建设,是实现法学专业课程特色建设的科学路径。可见,实践性是法学专业课程特色建设的基本载体与实现的基本路径。地方性、基层性特色建设应主要落实于法学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目标、内容、方法及评价体系之中。 3.“三者”统一于武陵山片区基层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过程之中。 武陵山片区法学专业课程地方性、基层性、实践性特色建设目标、内容及侧重点有所不同,但这三者是统一的整体,应服务武陵山片区基层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也就是说,这三者之间要以培养服务区域发展人才为指引,充分利用武陵山片区法律培养资源,加强法律人才服务地方基层的理想与信念教育,加强法律人才的实践技能培养,从而培养“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服务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战略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只有将这三者统一于武陵山片区基层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才能使其建设形成合力,以避免建设的零碎化、片面化。 四、完善本片区高校法学专业课程特色建设保障机制 1.完善地方高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完善法律人才培养方案是加强武陵山片区地方高校法学专业课程特色建设的关键问题。当前,武陵山片区地方高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大多与其他高校大体一致,缺少特色。这不仅导致法律人才培养规格同质化,而且影响到法律人才对区域法律实务的适应性和课程特色建设的推进。为保障法学专业课程特色建设的顺利推进,武陵山片区地方高校应尽快完善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1)基于加强内涵建设与基层地方法律人才需要特点,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面向武陵山片区基层的应用型法律人才。(2)优化地方高校法律人才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第一,就法学专业的特点来看,实践教学对于强化法学学生的经验能力是远远高于理论教学的,客观上要求法学专业教学体系中应分配适当比例的实践教学⑥。依据法学专业必修课、选修课的特点,适当增加课程实践教学与训练的内容。第二,适当压缩理论教学课时数,增加诸如基层法律实务实训、法律谈判技巧与社会热点法律实务问题研究等实践教学课时数。第三,在加强现有法学专业基本课程特色化建设基础上,适当增加有关武陵山片区习惯法与民族法律传统、基层法律纠纷解决机制、武陵山片区区域法制建设等本土性课程。第四,改革培养模式。增加武陵山片区有关法律实务能力培养的选修课,充分发挥基层实践教学基地在实践能力培养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大实践教学力度。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是大学最宝贵的智力资源,是大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性条件⑦。构建一支熟悉武陵山片区法律实务、具有较强理论修养的“双师型”师资队伍,是推进武陵山片区地方高校课程特色建设的基本保障。当前,武陵山片区地方高校法学专业师资队伍普遍存在法律实践经历欠缺、实践能力不强等问题,制约了法学专业课程特色建设。为此,一方面要加强对现有法律教师队伍实践能力培养,通过支持法学专业教师到实践部门脱产进修与挂职锻炼、鼓励其考取法律职业资格证、积极开展武陵山片区社会调查等途径,提高其对武陵山片区法律问题的认识和实践教学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多渠道聘请具有丰富经验的武陵山片区基层法律实践部门专家担任兼职教师,并通过教学理论培训等形式提高教师从事实践教学的理论素养。同时,建立法律专业学生校内与校外导师协作培养机制,构建校内和校外指导教师共同制定法学专业培养课程体系、培养计划和毕业论文选题等机制,形成培养合力,共同培养人才。 3.推进教材特色建设。 教材是法学专业特色建设的基本载体,加强专业教材特色建设,是推进法学专业特色建设的重要保障。当前,武陵山片区地方高校对法学专业教材特色建设重视不够,特色建设成果少,成为制约法学课程特色建设的瓶颈。因此,加强教材特色建设极为重要。(1)武陵山片区地方高校法学专业可在遵循普适性教材规律基础上,编写适合于培养面向武陵山片区基层应用型法律人才的补充性教材。(2)编写具有区域特色的诸如武陵山片区习惯法与民族法律传统、基层法律纠纷解决机制、武陵山片区区域法制建设等本土特色教材,以使学生系统掌握武陵山片区基层法律实践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4.健全基层实践教学基地。 法学实践教学基地是训练法律人才实践能力、检验实践教学有效性的优秀场域,是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的基本保障。为加强武陵山片区法学专业课程的地方性、基层性与实践性特色建设,在武陵山片区不断加强基层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是必然选择。这不仅有利于通过基层实践教学增强法律专业学生对武陵山片区法治发展的直观印象,也有利于增强其服务基层社会的使命感和实践能力。当前,武陵山片区地方高校实践基地建设存在制度不规范、合作机制松散、实践教学效果不佳等问题。健全武陵山片区地方高校法学专业基层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是推进课程特色建设的重要保障。(1)应加强其基层实践教学基地管理制度建设,就法学专业实践基地管理体制、机构、实习教学、利益分配及责任等方面进行规范。(2)加强基层实践教学基地功能建设。健全基层实践教学基地在专业见习、专业实训、专业实习中的实践操作技能示范、训练与实战中的功能,健全实践基地指导与学校指导的协调机制。(3)健全实践教学基地质量管理机制,促使基层实践基地对实践教学成绩评定、效果评价及质量管理规范化。 5.创新实践教学质量评价机制。 从总体来看,武陵山片区地方高校法学实践教学存在随意性、盲目性、形式化和教学质量不高等问题,而实践教学质量评价机制不健全是导致实践教学等问题发生的关键性因素。而传统的教学质量评价机制进一步固化了现有的轻视实践教学质量评价及质量监控随意化等问题。因此,改革与创新武陵山片区地方高校法学专业实践教学质量评价,是推进课程特色建设的重要保障。(1)改革重理论的法学专业教学质量评价模式,构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理论成绩与实践成绩兼顾的教学质量评价机制,并建立相应的评价标准与指标体系。(2)按照社会调查、旁听观摩、模拟实践、法律诊所、法律援助、实习实训、毕业论文等法学实践教学环节,建立完善的质量标准体系、制度体系和管理体系。(3)构建实践教学评价结果与法律学生课程成绩、毕业条件及专任教师晋升等挂钩机制,强化实践教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作者:谭正航单位:吉首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教育法论文:学科发展教育法学论文 一、教育法学的学科价值及特点 依法治国、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的实践需要为教育法学学科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和实践动力,但是一个学科的发展还需要有其内在的生命力。这个生命力就是教育法学本身的独特视角,其固有的学科内涵和特点。教育法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教育学和法学的结合,而且这种结合不是简单的1+1=2,而是“1+1 2 N”,起的不是简单的拼接作用,而是化合的作用。教育法学的特点,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教育法学关注法律的主体性 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特别重视人的主体性。有的西方汉学家认为,中国思想的精髓就在于强调流动的主体性。对于流动的主体性,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来理解。纵向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的精神一直是在生生不息的流动,在每个时代都焕发各自夺目的色彩。从法律发展看,历史上有不同的法律、法典,从秦律、汉律、唐律直到明清律,生生不息的发展流动。从横向空间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空间主体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空间功能在不断的转换。这说明中华民族具有一种空间上主体的流动性。中国的教育法律文化要注重这样的主体性。法律的主体性就是要强调法律的价值导向。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包含了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始终贯穿的是法律的价值,都蕴藏着法制的精神。教育法律上的人更有特点。教育法律上讲的“人”,比简单的法律上的“人”含义更加深厚。比如说在教育法律上,把人分成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比刑法、民法上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含义更深,体现了对人的主体性更加深刻的关注。教育法律的主体性有其独特的属性。学生作为教育法律的主体,和一般的“人”是不一样的,和一般的公民也不一样。比如学生有发展性,发展性是学生的本质。发展可能不是一个成年人最优秀的本质,但对学生来说,发展性是最优秀的本质,德智体美诸方面都在发展,是在流动当中发展的人。学生具有开放性,他的心思是开放的,可以接受好的东西,也可以接受坏的东西,所以古人讲“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再比如教师,教师也有不同于一般的人的特点,教师具有神圣性,古来今往、各大文明的早期文化都强调教师的神圣性。孔子所谓的教师“万世师表”,强调的也是神圣性。神圣性就是具有献身的精神。现在有的教师没有这种神圣性,有的是世俗性,比的是工资待遇。此外,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也有它的特点。 2.教育法学关注法律的教育性 有人会问,法律是刚性的东西,怎么还有教育性?法律不是天生就是刚性的、利益导向的。古代的法律注重法的精神性、道德性、价值性和教育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律越来越追求解决利益问题、解决权利问题。在这样的法律引导下,社会大众的思想就变得越来越世俗,越来越利益化。有的人出来维权,维的不是尊严,而是金钱。这样一些观念在法律上得到了正当的确认,法律的精神性、教育性日益降低。1878年德国著名法学家耶律内克讲,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为什么守法变成最低的道德,为什么守法、执法不能成为最高的道德,甚至起码达到道德的中间度?按照这个逻辑,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僭越道德的行为越来越多。这个问题要在法律当中得以解决。教育法学要关注法学的教育性,在执法立法的同时想到要提高人的思想觉悟、思想价值,要促进人们的精神发展,只有这样法学才会有新的活力。 3.教育法学关注教育的规则性 过去讲教育的时候,更多的是说“教育就是爱”。是的,这个话没有错,强调教育的弹性,是很重要的,但也是不完全的。教育也要强调规则,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强制。比如说,《义务教育法》就特别强调它的强制性。如果教育法学在教育的规律性和规则性方面取得进展的话,就会解决学校和教育活动当中的很多问题。现在在教育问题上,有一种观点是学校不敢作为,老师不敢作为,政府不敢作为,因为一旦作为,就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指责。所以,必须要加强教育的规则性。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则性,教育事业就不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二、教育法学面临的问题与任务 教育法学作为一个学科,其独特魅力和价值已经日益显现。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教育法学学科体系建设有待于得到进一步重视。教育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形成了以“教育法学”或“教育法律”与政策命名的博士、硕士学位点,但是教育法学的学科地位还有待提升。在很多高校,教育法学的博士、硕士培养还位于教育经济与管理或教育学原理等专业下面,作为一个培养方向进行招生。甚至在一些高校,师范专业的本科生、甚至是教育学专业的本科生都没有将教育法学列入必修课。在法学研究当中,教育法学往往被列为行政法学的一个方向,也缺乏独立的学科地位。教育法学学术著作的创新性有待于进一步突出。近些年,出版了一系列题为《教育法学》或近似的学术专著,但是一些教育法学专著照搬法理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而缺乏教育法学的独特性视角,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已经形成一种相似的固定结构,即首先比照法学的概念对教育法学的基本原理做些移植工作,在分别对现有的各部教育法逐一进行阐释”。这也是教育法学难以在法学研究领域取得应有地位的重要原因。因此,今后的教育法学研究,尤其是教育法学方向专著的出版,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新的突破。要突破教育法学研究对其他法学研究的依赖性,就必须加强教育法学本身的原创性,形成教育法学自身的概念体系、话语体系,使得其研究在原有基础之上取得新的突破。交叉学科的复合型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教育法学属于典型的交叉学科,其研究需要教育学和法学两门学科基本理论的复合型应用。但是由于研究者知识结构的单一性,法学研究人员往往仅从法理的角度对教育法律问题进行法理性分析,而脱离人的发展规律的教育法学研究无疑是机械的教育法学研究,甚至有可能是局限人的潜能和个性发展的教育法学研究。另外,教育学研究人员习惯于教育学的研究思维与研究范式,缺乏对法学研究的深入学习、借鉴。教育法学的研究也是法学研究体系当中一个部门法的研究,脱离法律的语言、法律的思维、法律的体系、法律的理论,这种研究是难以取得可持续进展的。所以,以上这些情况使得属于交叉学科教育法学研究难以得到实质性的突破,这是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教育法学的实践指导作用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当前的教育法学研究过于集中于学术性的探讨,这是必要的,但是教育法学研究的实践意义和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法学的分类当中,有以研究内容区分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的分法。而教育法学的研究,在注重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更加偏重于应用研究。但是,在当前我国教育法学研究当中,应用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同教育法学偏重应用法学的分类都是不相适应的。在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教育的依法行政、学校的依法治校过程中,教育行政部门、校长、班主任和教师对于教育行政管理以及教育教学当中基本的法律问题掌握还缺乏一定的引领,需要更多的学者深入学校教育教学一线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让教育法学的研究成为真问题的研究,并且通过教育法学的研究确实推进基层学校依法治校的进程,提高办学水平。教育法学的研究视角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在当前的教育法学研究当中,对于新出台的教育法律法规关注较多,对于当下教育热点问题关注较多,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教育法学的研究更要发挥引领实践发展的作用,在研究的视角上进一步拓展。例如对于即将立法的教育法律,教育法学的研究人员应当充分对其立法的体例、立法的原则和立法的内容进行充分的研究。对于尚未纳入立法机关视野的教育法律、甚至是今后的教育立法趋势,教育法学的研究人员都应当进一步的关注。这样才能更有效的为教育立法服务,发挥教育法学的应用法学作用。 三、加快推进教育法学二级学科建设 以上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教育立法、教育依法行政、依法治校、教育法学理论研究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学科建设,即设立教育法学二级学科的方式,推进学科发展。现在教育有8部专门的教育法律,还有近20部教育行政法规和70多部教育规章、以及大量的地方教育立法。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了“六修五立”(即修订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学位条例、教师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制订有关考试、学校、终身学习、学前教育、家庭教育等法律)的立法任务,这还不包括青少年保护方面的法律。这需要有一个学科来作为教育立法、执法、普法和司法的支撑。从教育法的调整对象上看,涵盖了40多万所学校和近3亿学生,在活动当中产生了大量教育法律行为,但是没有一个支撑的学科,对于事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目前教育法制建设的地位日益突出,已有的教育法制建设成果和巨大的教育法制需求为学科发展提供了实践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现在很多学校设立了相关的专业和方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积累了人才培养研究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为教育法学科作出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奠基工作。但是,教育法制和法学当中还有很多空白点和增长点,要看到学科的潜力和魅力,热爱教育法学专业,投入精力到教育法学专业,出精品、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出论文和专著,使自己成为教育法学学科的建设者、奠基者、开拓者。要做好教育法学的教学工作。在教学当中,对于教育法学的学生、教育学的学生、法学的学生,告诉他们教育法学的思维、教育法学的理念、教育法学的内容。师生教育相长,共同努力,推动教育法学的繁荣发展。积极参与教育法律建设的实践。目前还有大量的立法、执法、普法工作,关心教育法学的人,也要积极参与立法、执法、普法活动,通过实践促进理论研究的繁荣,同时通过理论来指导教育法学实践的发展。 作者:孙霄兵单位: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 教育法论文:开放教育法学论文 一、慕课发展对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教学所带来的挑战 (一)打破了学生惯于依赖的传统法学教学方式 开放教育历经了十几年的发展过程,虽然倡导远程学习为主、教师面授辅导为辅,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依然不高,过分依赖于教师的面授辅导,使得远程教学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导致学生知识体系的建立基本依赖于教师的面授辅导。就法学专业课程教学而言,学生只注重考试中考核的重点内容,而并非根据自身的实际去掌握知识点,出现了课堂互动较少、网络教学资源利用率偏低、案例讨论开展效果不理想,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等现象。本文作者曾对某电大开放教育法学专科班的17名学生发放调查问卷,进行随堂调研,其调研结果是:依靠教师面授方式进行学习的学员占到了75%,所占比例非常大;积极主动学习的学员为9%;能够有效利用网络资源的学员为11%;能够有效掌握学习资源的学员仅为5%,所占比例最小。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学生学习严重依赖教师的面授环节,被动学习现象十分突出。而慕课的出现和发展,给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教学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打破了学生惯于依赖的传统法学教学方式,实现由教师“主动”变为学生“主动”。慕课首先要求教师负责将课程按照整体结构,分割为若干知识点,并且将这些知识点进行有机衔接和融合,使得这些知识点既相互独立,又相互结合,重难点突出,针对性强;其次要求学生主动学习,摆脱对教师面授这一教学方式的严重依赖,主动选择和利用网络平台和资源,根据自身需要和学习兴趣选择知识点,并依据辅导教师的建议分点、分节、分章的掌握课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结构图,从而进一步提升学习的兴趣以及利用网络资源的能力。 (二)对于法学课程知识体系以及知识点的讲解提出了新的要求 目前,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教学模式仍是采取单线程式教学模式,即教师根据法学专业课程的课本和大纲要求,依照顺序从第一章开始进行讲授,知识点的构造是依据章节而来,完全束缚于教材。同时,教师在讲解的时候,一般根据章节所涉及的知识点穿插适当的案例进行辅助教学,从而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即知识的构建是依据教材目录进行,而非根据学生实际需要和掌握能力进行。因此,这种单纯追求知识的完整性,忽略兴趣性和实用性的授课难以与时代同步,往往造成了教学过程枯燥无味,学生被动听课的现状。慕课的出现和发展对于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教学理念和知识讲解提出了新的要求,即陈旧的教学理念应予摒弃,具有现代信息化特征的教学理念应该及时树立。以往法学专业课程教学理念侧重于知识点的分散讲解,知识点的讲解仅仅是蜻蜓点水,案例的分析过分简单,小组讨论也只是形式,这就造成了课堂互动性不强,学习方式单一的现状。因此,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课程体系的建立应该是以相对独立又相互衔接的每个知识点组成,课程教学以知识点的讲授为重点,打破章节的限制,做到知识体系和分割知识点的完整统一。而对于学生而言,可以对自身感兴趣的知识点进行选择式学习,但这种选择并非盲目选择,而是自身要制定一个合理化学习安排,并由课程责任教师进行分类指导。以《经济法律基础》一课为例,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工作实际,选择相关知识点。会计从业人员可以选择“会计法、审计法和统计法”为学习的起始切入点,银行从业人员可以选择“金融法”为切入点,实现因工作而选择学习、因兴趣而选择学习,从而通过对某一部门法的学习全面了解《经济法律基础》一课的课程体系结构和特色。 (三)迫使课程教学方法进行转变 目前,开放教育法学课程的教学方法仍采用面授辅导、网上教学及答疑、视听教学和自主学习相结合等方式[3]。虽然积极倡导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基础、工作环境和家庭情况,在教师的指导下,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个别化自主学习,但效果并不明显,依然停留在以教师教授为主的初级学习阶段。与此同时,教师的授课方法依然是循规蹈矩,且严格按照教材所提供的知识结构进行讲解,仅仅注重知识讲授的完整性,广而不精,缺乏实践性,特色不鲜明,从而影响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导致学生很难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慕课的发展对于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教学方法来说是一次深层次的转变,转变的不仅仅是一种教学方法,更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慕课对于教师教学方法的要求更为严谨、更为灵活,更符合实践要求。慕课要求教师一是要对整个课程有深层次的掌握,并能根据学习对象的不同,及时对课程体系和内容进行修整、完善,从而引导学生根据兴趣和工作实际进行学习;二是要熟练掌握知识结构,并能实现对知识点的独立分割和统一。教师既要做到能够熟练分割每个知识点,让它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块,同时又能根据学生的选择进行有效构建,最终实现将这些相对独立的知识点进行归纳统一,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构筑知识结构图。以《经济法律基础》一课为例,将书中涉及的每个部门法做成一个个独立的知识点,如“专利法”“增值税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点进行讲解,并供学生选择,同时又能将这些知识点进行有效衔接,统一于经济法,并能分析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使得学生在掌握单一知识点的同时,又能够养成良好的逻辑思维习惯。 (四)促使教师和学员提升实际运用网络课程资源的能力 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课程教学方法中虽然非常注重教师和学员对于网络课程资源的运用能力,并且积极鼓励教师进行网络课程资源的建设,但对于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加学生的认同感而言却收效甚微。网络课程资源重复建设较多、精品课程较少、学生参与过程流于形式,因而导致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学习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学生利用网络课程资源的积极性不高。同时,教师自行制作的网络课程针对性不强,仅是扩散知识点,所以如何因材施教,并让学生自觉自愿地利用网络课程资源进行学习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慕课的出现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慕课并非是单纯的网络视频课程[4]。其具有四个特点:一是参与的学生数量规模很大,可以是几百人、几千人乃至几十万人;二是针对性强[5],它是将知识结构进行有效分割,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知识点,更便于学生进行选择;三是网络教学资源更为丰富,具有立体性和直观性,如三维动画和教学游戏等手段的介入,为学员营造了一种充满乐趣,妙趣横生的学习氛围;四是在线交互学习。这种交互并非仅仅针对课程内容的交流和问答,更是学习经验、学习方法的沟通和借鉴,从而真正能够实现教学相长。利用慕课的网络课程资源作为提升学生学习能力的手段来说是十分有效的,因为学习将不是一种被动的负担,而是一种充满乐趣的享受。以《经济法律基础》一课为例,可以将有“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条件”这一知识点设计为一种小游戏,将每个设立条件设计成为一个个游戏障碍,以增强学生参与的乐趣,做到寓教于乐,使学生在游戏中掌握相关知识。 二、慕课对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教学模式的启示 (一)教学方式由学生“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 开放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教学方式的改革尤为重要,而慕课的出现及其发展速度的迅猛对于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教学方式而言,既带来了冲击又提供了启示。慕课的教学方式中突出学生选择学习的重要性,即学生自主、有效学习为主,教师作为辅导为辅。因此法学专业课程的教学方式应由学生“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具体应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1)打破传统的惯性学习思维模式和教学方式。目前,法学专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知识的获得主要途径就是教师的讲授,对于教师面授的依赖程度较高,从而遏制了自身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因此打破这一惯性学习思维模式非常重要。与此同时,教师的教学方式也应变按章节讲授为主为以讲授相对独立的小知识点为主,增强小知识点的适用性和趣味性,同时兼顾整个知识体系的全面、系统性。本文作者认为可以将每个知识点以小案例分析的形式呈现,学生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和学习,进而达到对知识点的掌握。(2)在教师有效的辅助下,由学生自主选择知识点。慕课的教学方式促使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教学方式的转变和改革。较之以前,这种教学方式的改变对于教师的要求更为严格、更为全面,要求教师不但要熟练掌握每个知识点,还能做到分割的每个小知识点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衔接,既有实践性又有理论性。学生根据每个小知识点进行选择性学习,但这种选择并非是盲目的选择,而是根据课程体系结构,并在教师的有效指导下进行。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工作的实际和兴趣,有选择地对小知识点进行学习,然后对于其他知识点的学习可以通过对已学知识点进行类推和比较,从而提高学习的兴趣。以《经济法律基础》一课为例,可以先让学生有针对性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知识点,如选择“房地产法律制度”一章中的“商品房预售条件”这个小知识点作为全面学习和掌握房地产法律制度的突破口,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进而增强学习的乐趣和动力。(3)根据知识点之间的衔接和逻辑关系,学生构建自己的知识结构图。学生通过对知识点的选择性学习,可以全面提升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在教师的指导下,由浅入深、有效衔接,最终实现对于课程内容的全面掌握。之所以借鉴慕课的教学方式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促使其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图,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最终达到对知识的整体把握。以《经济法律基础》一课为例,通过对于“竞争法律制度”中若干知识点的学习,可以进一步了解《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内容和原则,最终可以达到对经济法概念以及调整对象的掌握。 (二)重点加强对知识点的梳理与讲解 目前,电大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教学模式虽引入了微课程、M-Learning等教学方式,但从根本上来说,仍不能提升学员学习的自觉性和自主性,究其原因为知识结构设计和学生实际掌握之间存在矛盾。以教材规定的章、节为设计知识点的蓝本,因其不具有发散性和针对性,故难以引起学生的共鸣。慕课的出现则带来了新的启示,在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教学中,应重点加强对知识点的梳理与讲解。具体体现为以下三点:(1)打破教材章节的设计限制,结合知识体系结构,将授课内容分割成小知识点。以分散而又独立的小知识点讲授为重点无疑是对授课教师提出了挑战,但对于知识结构的构建却能进一步加深和强化。并且每个小知识点都要能够彼此相通,让学生可以举一反三。以《经济法律基础》一课为例,在讲授“无效民事行为”内容时可以和“无效合同”的内容结合在一起,并可以延伸到“无效”的相关内容,从而使学生可以掌握得更深入。(2)在分割相对独立的小知识点的同时,还要突出适时性,能够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借鉴。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授课对象多是成人,这些学生分布在社会各个行业,因此需求各有不同,所以在设计知识点的时候,教师一定要注意针对性和选择性。以《经济法律基础》一课为例,在讲授“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条件中要求要有公司名称”这一知识点中,可以重点讲授公司名称由哪几部分组成、如何设计、如何避免侵权等内容,这样可以给学生“实战”的感觉,增强其学习的乐趣。(3)知识点的梳理和讲授必须符合知识体系的完整性要求,既要突出“个性”又要兼顾“共性”。教师在设计知识点的时候,要注意能够将每个重点知识点能够有效衔接,能够确保知识的完整性,避免学生学习的片面性,突出个性,兼顾共性。以《经济法律基础》一课为例,要牢牢抓住经济法是主要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经营协调关系这条主线,无论是《税法》还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内容都要遵循和体现这一主线。 (三)实现教与学的多线程模式 慕课要求教师对知识的掌握必须全面、深入,做到能够收放自如、游刃有余。而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课程教学却仍是遵循单线程的教学模式,即从教材第一节讲到最后一节,故无法满足学生学习的个性化要求,更无法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实现教与学的多线程模式十分重要。多线程的教与学模式主要体现为:(1)根据知识体系,理清知识结构间的逻辑顺序,梳理出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知识点的划分并非是杂乱无章、随心所欲,而是根据知识结构、教学需要以及彼此间的逻辑联系而相对产生。因此,设计知识结构剖析网络模型图,就是为了规范知识点的设立。所有的知识点均是这个网络模型图的线条,既有教学线条又有学习线条,彼此之间相互融合,相互借鉴。(2)根据知识点衔接的逻辑性,将授课内容首先分割为若干模块,然后继续分割成每个小知识点,并指导学生进行有效选择。教师指导学生选择知识点的过程就是教学相长的过程。学生根据自身需求选择知识点,并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根据教师建议,厘清知识点之间的逻辑性和完整性,结合自身学习体会,及时将相关信息反馈给辅导教师;教师根据学生的反馈可以及时调整知识点在设计中的不足,并逐步改进,从而实现教与学的多线程模式。 (四)利用优质网络教学资源,同时结合学员实际 需求,全面提高学生运用网络资源的兴趣和能力虽然说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课程教学设计环节中涵盖了运用现代远程教育技术进行教学的内容,但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制作的网络资源却无法真正吸引学生,且学生利用网络资源以及使用网络交互工具交流的积极性不高,仅仅是为了应付学习,而不是因为兴趣和工作需要。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为全面提升学生运用网络学习资源的兴趣和能力,借鉴慕课,教师必须能够充分利用优质网络教学资源,做到有的放矢、寓教于乐,突出授课内容的针对性和实践性。具体体现为:(1)根据实际,合理设计每个重要知识点。教师在设计知识点的网络资源时,应注意把握知识点的完整性和特色性,并能用于指导实践,尤其是可以分析现实中出现的案例。以《经济法律基础》一课为例,可以结合中级会计资格考试科目,按大纲要求对《经济法》的一些要点进行讲授,从而增强学生对知识的认同感。例如教师可以结合案例,重点讲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的相关规定”这一知识点的相关考核内容。(2)整合优质网络教学资源,提炼授课要点,形成具有开放教育特色的网络教学资源。目前,法学专业的网络课程资源非常丰富,尤其是慕课、微课程、网易公开课的出现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资源。但教师在制作资源时并非是拿来主义,而是经过比较、分析,最终提炼出授课要点。这些知识点不仅要突出成人教育的特色,还要突出资源本身的吸引性和实用性。例如我们在借鉴英美法系国家优质网络资源的同时,还要根据社会制度的不同进行有效的选择和提炼;在借鉴大陆法系其他国家网络教学资源的同时,还要参考我国国情。(3)增强网络教学资源的趣味性和互动性。教师在设计网络教学资源时,应依据知识点的逻辑结构、衔接性以及实用性,通过先进的现代教育手段(如三维动画、游戏、教师角色模拟等技术),提升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营造一种轻松学习的环境,尤其在交互学习方面,可以适时的加入教师角色模拟环节,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全面提高学生在线交互学习的水平和能力。 作者:朱振单位: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 教育法论文:民族地区教育法学论文 一、民族地区法学教育承担的使命 1.为民族地区提供法学研究人才。相对于发达地区的法学院校,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培养特色法学人才时更具有优势,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地域优势,对于民族地区习惯法的研究不能够仅仅停留在文字研究或者是抽象思考,欲深入研究民间法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实地调研,虽然我国的交通较为发达,但是从发达地区到达研究地点其成本还是很高的,而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研究民间法的时候具有地域优势,更多时候研究成本较小,甚至可以“就地取材”,这为民间法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便利条件;第二,人员优势,基于我国目前的教育资源分配,民族地区法学院校招收的生源中大部分还是来自于本区域,因此,在研究民间法时文化差异更少,更容易理解民间法的真实内涵,对于民间法研究进度的推进作用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民族地区的习惯法研究主要解决的还是民间法和国家法之间的兼容性问题,现代法律思维与传统的民间法一定程度上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一方面现代民族法律文化意味着对传统民族法律文化的突破和否定,表现了历史发展中的间断性和阶段性。另一方面,现代民族法律文化还包含着对传统民族法律文化中积极因素的肯定和挖掘,体现了历史发展中的连接性或一体性。”[1]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必须立足于本身的特色和优势,才能够培养出真正适合民族地区法学研究的法学人才。 2.为民族地区提供法律实务人才。限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为滞后的现状,我国民族地区的法律人才也相对不足,从法治的角度来看,法律实务人才的不足也会影响法律的公正施行。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仅仅应当立足与培养合格、优秀的法学研究人才,同时要注重为民族地区输送大量的优质法律实务人才,法学研究得出的理论成果终究是要运用到司法实务中去的,大量先进的理论、法律文本施行的效果好坏是由战斗在第一线的法律实务工作者的素质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陆续颁行、修订了大量的法律,这些法律在司法实践中也需要高素质的法律人才来执行。在法学的人才体系中,研究型人才始终属于金字塔的上端,人数相比实务型人才要少得多,因此,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教学活动中必须紧抓实务人才培养这一重要工作目标,将目前稍显“瘦弱”的金字塔补全、补强。 3.为民族地区提供法律普及人才。民族地区对于法律的认识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民事实践过程中,民间法、习惯法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推行国家法这项工程的进展过程中更需要的是法律普及工作者,单纯依靠法学研究人员、司法工作人员普及的效果不大,我们看到,在每年的公务员招考名录中,越来越多的政府机关,甚至是基层司法行政机关,街道委员会都开始招收法科毕业生,这从侧面反映了法律普及工作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法制的进步不能够仅仅依靠法律文本的完善和司法机构的健全,更需要的是社会对于法律的崇尚,对于法律权威的信仰,而这才是法律能够得以蓬勃发展的土壤。 4.为民族地区提供先进的文化传播者。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相对于发达地区都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法科毕业生肩负的不应当只是法律的传播、普及工作,而应当也是现代文化的传播者。这就要求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不能仅仅着眼于法学素养的塑造,而应当是全方位但有重点的入手。优秀的法科毕业生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对周边人群产生一定的辐射作用,既能够传播先进的法律知识,同时也能够成为民族地区群众与先进文化的纽带和桥梁。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一员。 二、如何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法学教学体系 前文提到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主要的四个使命,那么在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如何对现有的教学体系进行改进和完善,使培养出来的法科毕业生更为适应民族地区的工作,能够更好地为民族地区的法制发展、经济建设发挥作用,笔者认为,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设置适应民族地区特点的法学精品课程。在法科学生培养过程中,课程设置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生的素质,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加强对法科学生基本法学素养的培养,同时应该注重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法学精品课程,精品课程的作用不应该仅仅是立足于优化本身的教学水平,而应当是在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注重教学深度的挖掘和广度的拓展,使学院的法学教学工作真正扎根于民族地区,吸收民族地区的文化养分,为了培养具有民族地区特色法科学生提供重要的社会资源,为特色法学教学提供重要的课程体系保障。从教学角度来看,要发挥精品课程的带动作用首先必须强化精品课程本身,只有精品课程本身得到了完善和进步,其对相关课程的牵引作用才会得以发挥,因此,在精品课程的建设过程中,尤其应当注重本身的强化和提升,在师资引进过程中应当注重引进更为优秀和全面的教学人才,力求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效率的教学团队,以优秀的教学团队来带动和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树立精品课程的“品牌吸引力”。与此同时,在精品课程的建设过程中应当注重教材的重要作用,应当引进一些实用且符合民族地区特殊情况的优秀法学教材,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自主编订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法学教材,从而更为贴近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为法科学生提供更为贴切和真实的学习资料,为教学工作提供重要的指引。在教学过程中,师资和教材两者的重要作用对于精品课程建设而言是不可忽视的,只有在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引进等多方面的因素以后,精品课程的重要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发挥,进而带动民族地区法学院校的发展。 2.建立更为贴近民族地区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不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都有自身的特殊性,按照统一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显然不能够更好地培养适应民族地区法制状况的法科毕业生,那么就应该在教学实践中构建真正适应民族地区情况的人才培养模式。笔者认为,在民族地区开展法学教育更应该关注的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建设。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方向更加强调法科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这与民族地区迫切需要大量的法律事务人才的愿望是相统一的,在教学过程中,欲更好地培养法学应用型人才可以考虑采用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必须注重理论课程的设置。法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并不是片面强调应用能力的培养而忽视理论知识的教授,相反,若想培养出优秀的法律应用型人才,扎实的理论功底是必不可少的,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较为深厚的理论功底是法科毕业生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重要基石,一旦具有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法科毕业生在走上工作岗位时将能够更为娴熟地运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法律的理性和严谨要求我们的实践活动必须也是理性的、严谨的,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法科毕业生必须是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的同时还具备较强的法律实务能力的,因此,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对于理论课程的设置必须要重视。第二,强化实践课程的设置。法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出既拥有理论功底同时又有实务能力的法科毕业生,那么,如何能够培养出学生的实务能力呢?笔者认为,最直接的途径仍然是在课程的设置方面进行调整,在课程设置上,除了保证必须的理论课程以外,应当强化实务课程的设置,为法科学生提供足够的实务课程学习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够仅仅将教学活动局限于学校的课堂之中,而应当大胆地让学生走向社会,走进法律实务的第一线,法学毕竟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从书本走向实务的过程必须要有实践过程来完成。在实务能力的培养过程中可通过例如实务性课程设置、模拟性教学课程等校内手段,也可采用诸如设置校外法律实习基地、延长实习时间等校外手段,其最终目的就是给予法科学生更多接触法律实务的机会,使学生能够在学校的关注下更为健康和稳定地适应法律实务工作,感受我国法律实践工作的气息。第三,注重引进实务型的教学人才。我国高校乃至法科院校中的教学团队更多的是倾向于理论研究型的,这对于培养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来说是不足的,要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必须引进一定量的实务型教学人才,这样能够更为直接地将实务性的知识、技能传授给法科学生,减少了接受知识到消化知识再到运用知识的时间。同时,可以考虑聘请在司法实务一线工作的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的人员作为外聘教师。 3.为法科学生开拓“第二课堂”“文化素质课堂”。前文提到,民族地区的法科学生同样肩负着为民族地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使命,日常的理论教学以及实践性教学很难灌输给学生课堂以外的知识,那么如何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笔者认为,可以吸收其他学科在教学课程中开设“第二课堂”的做法,积极地为法科学生开设“法学第二课堂”,法学本身是一门应用型与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理论知识不仅要依靠扎实的实践知识作为支撑,同时也需要一定的其它学科知识作为补充,这也是美国法学院校的法学教育直接定位在硕士阶层的原因,丰富的其他学科知识对于法律文本的执行和操作是具有积极作用的,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具有转换和生成功能的知识,这种知识能使专业知识与整体世界融会贯通,它是开放的体系,能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汲取能量和信息,从而保持不断生长的活力。[3]“第二课堂”的一大目标就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弥补和缩小各学科之间的差异,使学生的知识面拓展,使本科毕业生在毕业时能够掌握跟多的知识,文化素质等能力也得到相应提高。要提高法科学生的文化素养,就应当重视通识教育的重要性。通识教育作为大学基础与优秀教育,奠定学生学习的基础,并拓展学习的视野,是提升大学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对于发展国际一流大学理应扮演关键性角色。但是,遗憾的是,不仅是法学教育界,甚至是中国的教育界对于通识教育的重视程度仍然有待提高,从现状来看,通识教育存在的问题首先是缺乏严谨的课程体系,虽然国内部分高校都开设有通识教育课程,但是就其体系来看仍然是不够严谨的;其次,用于通识教育的教学设施也有待改进,虽然部分学校建立了大学生人文素质基地等设施,但是从全国的整体来说,通识教育设施的数量还是不够的。强化法科法学的文化首先应当对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有足够的重视,不仅要灌输给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文化,同时,针对民族地区这一特色,还要适当的对学生传授民族地区的文化,培养学生的民族地区文化素质,使其能够充分认识到民族地区的文化特点和内涵,能够理解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这对于学生走上司法实务岗位以后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应当积极为学生建立、建设文化素质培养平台,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应当积极参与学校的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建设中,为本学院学生争取更多的文化素质教育机会;第三,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引进教师时也应当注意考核新进教师的文化素养,使本身的教学人才团队教授文化素质课程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进而为学生创造更好的文化素质学习条件。现代的大学生走向社会承担着各项使命,民族地区的法学毕业生同样如此,学生在毕业走向社会后不仅是国家法律的宣传和普及者,同时又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丰富的文化素质有助于学生承担这以历史使命。 三、结语 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因素,但是同时也存在着自身的发展优势和机遇,在民族地区法制建设越发加快的大背景下,民族地区法学院校也有可为之处,在办学过程中只有紧抓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努力解决制约因素,才能够建立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优秀法学院校,也才能够为民族地区培养出合格、优秀的法学院校,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需要广大法学教育者共同努力。 作者:刘佳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教务处 教育法论文:职业教育法学专业论文 我国的法学教育具有多层次性,主要包括法律高职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教育等。那么,我国法学职业教育体系也应该具有多层次性。 1、加强法学专业高职教育 我国现有的法学专科教育主要包括法律事务、司法助理、民事执行等,以法律事务专业为主。目前法律事务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手段几乎照办法学本科的教学模式,并没有形成不同于本科教育的法学高职教育自身的特点与优势。在我国本科教育转型职业教育的新形势下,应加强法学专业高职教育以适应我国对应用型、技能型法律职业人才的需求。具体措施如下: (1)明确法学专业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清晰准确地提出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高等职业教育应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培养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实践能力强、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高技能人才”。我国法学专业高职教育的目标可以表述为:培养具备必需的法律理论知识、综合实务操作能力(电脑速记、文书写作、现代办公技能等)、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良好的人际协调能力和较高职业素养的应用型和辅助型法律人才。 (2)用先进的职业教育改革理念培养高职法律人才这种先进的职业教育改革理念就是对课程进行“项目化”改造,即以学生为主体、以项目任务为载体、突出能力目标。项目化改造的特色与优势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项目化改造突出能力目标。每门法学课程都可以有多种目标: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素质目标等,职业教育必须突出其中的能力目标。能力目标通常表述为:通过完成×××(具体任务),学生能运用×××(知识),根据×××(标准),能做×××(具体的或某类型的事情)。第二,以项目任务为课程内容的主要载体。能力不是“听”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也不是“看”出来的。能力只能是自己动手、动脑“练”出来的。学生在“做”中学,边做边练能力,边做边学知识,将直接经验与间接知识有效融合起来。随着课程的逐步展开,学生在提高专业能力的同时,学到系统的应用知识。第三,学生是课程教学的主体。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应当兴趣盎然、积极主动地投入教学过程中去,通过亲自完成每个项目来提高应用能力。对课程的评价也应当以“学生学得好不好”为主要依据。 2、完善法学专业本科职业教育 我国法学专业职业教育体系中本科的职业教育的构建是优秀也是难点所在。现阶段,想用学术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应用型、技能型的法律职业人才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们必须对法学本科教育进行彻底地职业化改造,从教育观念到课程设置、从教学方法到实践教学,从教材编写到教师队伍建设,每个方面都要进行彻底改革。 (1)明确法学本科教育目标,更新教育观念我们在法学本科教育的性质是“通识教育”还是“职业教育”的争论声中,迎来了本科职业教育的转型。那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定位法学本科教育呢。笔者认为现阶段法学本科教育应该是由通识教育向职业教育的转变。这个转变指明了改革的方向,但是这个转变应该是循序渐进的,不是急转弯即不是对先前法学本科教育的全盘否定。法学专业本科教育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我们这次职业化改革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以适应市场需求来提高就业率,但是我国的法学还需要一定的学术研究性人才来保证法学专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法学本科教育有双重的责任,既要培养法学研究的后续人才又要为社会输送大批职业素养高的应用型法学人才。因此法学本科教育的具体目标可以表述为:旨在培养理论功底深厚的学术研究型人才和职业能力突出的应用技能型人才。 (2)完善课程设置在课程设置内容方面,除了法学优秀课程以外还应增加培养职业能力的课程,如:司法文书写作、辩护技巧、证据收集、司法会计等;在课程设置阶段上,可以施行分阶段因材施教。大一进行以法学基础、法律逻辑、法制史等为主的基础法学教育,大二、大三进行以三大法、三大诉讼法为主的应用法学教育。大四则进行分流,允许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选择学术型的在大四主攻考研;选择职业型的在大四进行全套的实践教学。 (3)改革教学方法教学方法改革是这次职业化改革成败的关键,我们可以借鉴法学高职教育的“项目化”方法,即把若干个相互联系的法学知识改编成“项目”,让学生参与其中,通过“项目”的解决全方面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里举个实例加以说明。这个“项目”是买卖合同标的物所有权转移问题。首先,交给学生两个典型的导入案例。【案例1】甲、乙于8月15日订立一货物买卖合同,约定甲于9月1日前交货。交货方式是甲办理铁路委托运输,运费由乙支付。8月20日,甲办妥与铁路局的托运手续。问:货物所有权何时归乙所有?【案例2】甲卖一母牛给乙,价3000,约定乙于6月1日至12月1日之间,每月付500元,12月1日前付完,母牛即为乙所以。随后甲于5月31日将牛交至乙家中。后乙于11月28日付清所有价金。问:母牛何时归乙所有?其次,给学生布置任务然后分组完成。任务一:两个案例如何解决,并找出相关法律依据;任务二:两个案例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任务三:买卖合同标的物所有权转移中动产和不动产的异同。任务四:归纳买卖合同中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原则和例外情形。再次,教师对以上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点评,并帮助学生把相关知识点进行系统归纳和相关法理的讲解。最后,教师将近三年司法考试中本“项目”的试题交给学生,进行真题测验。这样的“项目化”教学模式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突出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同时锻炼了学生演绎和归纳的逻辑思维能力,提高了其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操作能力。 (4)加强实践教学现在许多本科院校都已经认识到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开展了多层次、分阶段的实践教学活动。例如:案例教学、法律诊所、法律援助中心、模拟法庭、法律咨询、毕业实习等。现在的关键是要把这项工作真正落实好,而不是走过场。那就需要建立配套的机制,例如:建立实践教学的科学评价标准、多元化的考核形式,让学生真正参与其中,亲自动手、独立思考。 (5)重视教材编写我国法学本科专业教材的现状不容乐观,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许多院校还在使用多年前出版的由本校老师编写的教材。这些教材几乎是纯理论性的从该学科的体系、历史沿革到概念、性质、特点一应俱全,有些甚至通篇没有一个案例。要编写出适应法学职业教育的各门课程的教材是个浩大的工程。首先,编写的人员应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还要有丰富的职业经验。其次,编写的内容要适应法学职业教育要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要有理论知识,还要有现行法律的具体应用。最后,还应编出配套的习题和司考真题。 (6)提高教师职业素质影响法学职业教育成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高校法学教师的素质,他们的职业化水平直接影响毕业生的职业化水平。现在的法学教师大多是出学校门再进学校门,没有丰富的法律职业经验,他们培养出来的毕业生的职业素养可想而知。为了法学职业教育的成功,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增强法学教师的职业素养。为此,要建立长效机制,真正打通人员交流的渠道,例如,要求法学教师在任期内,最少有半年的时间在相关司法实践单位进行挂职锻炼;学校每年必须邀请现任法官、检察官或律师来学校进行讲座或进行实践教学的指导工作;鼓励法学教师兼任律师。 3、改革司法考试制度以发挥其对法学职业教育的积极作用 司法考试制度的实施影响了整个法学教育体系,尤其是法学本科教育体系。一方面,许多本科院校逐渐抛弃正常的法学教育模式,开始以司法考试为指挥棒,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考核方式都围绕着司法考试转,不少高校把司法考试的通过率作为评价高校办学质量的最重要的标准,结果有些高校演变成了司法考试的培训班。另一方面,它的实施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距离。因此,我们必须改革司法考试制度,充分发挥其对法学职业教育的积极作用,实现司法考试与法律职业的良性互动。具体改革措施如下: (1)完善报考条件第一,我国的司法考试应该以法律教育经历为前提和基础,排除非法学专业毕业生的报考资格。纯应试的司法考试辅导班的出现使得非法学专业的考生能在短时间内提高考试成绩,这增大了其通过司法考试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使得不具备扎实法律理论功底的人员充实到法律职业队伍中。这些人员往往只会机械地运用法律条文解决案件,不懂得法律条文背后的法律精神,对于没有具体条文可以应用案件更不懂得通过一般法理来实现公平与正义。因此,这些非法学专业的毕业生应该排除在司法考试之外。当然,这些人员要想参加司法考试完全可以通过本科院校的第二学位或自修获得法学教育经历。第二,增加法学专科毕业生的报考资格。将大量法学专科的学生排除在司法考试之外是不合理的。现在大多法学专科教育都能用三年的时间完成法学本科四年的课程,因此,应该将所有的法学专科毕业生纳入司法考试范围,而不仅限于某些特殊地区的法学专科毕业生。 (2)设立专门的司法考试组织机构现在的司法考试由最高法、最高检和司法部共同组织,其中以司法部为主。由于各部门职能差异往往在司法考试的命题、标准答案等方面出现偏差,这严重影响了司法考试的权威性。因此,建议建立独立的司法考试组织部门,从命题、阅卷、争议处理等方面进行专门管理,最大程度体现司法考试的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 (3)改革考试形式和体制我国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和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分阶段考试的体制。第一阶段以主观题为主,以笔试的方式进行,主要用来考查考生的法学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和法律职业素养。第二阶段以主观题为主,以笔试加面试的方式进行,主要考查考生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中包括分析判断的能力、推理论证的能力和解释说服的能力等。综上,我国法学专业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勇于创新,共同努力为社会输送优秀的法律职业人才。 作者:范诚单位: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音乐学毕业论文: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论文 一、音乐学专业开展创业教育的必要性 1.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以创造力为优秀的创意文化产业。这一新兴产业,强调一种主体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个人(团队)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开发、营销知识产权的行业。创意经济迅速崛起,并席卷全球。中国创意文化产业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壮大。创意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为音乐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和创业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市场空间。学校通过积极开展广泛的创业教育,培养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各方面知识,为以后学生成功创业铺平道路。 2.满足音乐学专业教育内在要求 音乐学专业教育是培养文化创意人才的重要来源,在音乐学专业教育的过程中既要重视学生对音乐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掌握,也要对学生进行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创业本身就是对现实的超越,就是一种创新。任何真正获得成功演出作品只有依靠创新,才能不断得到提升和可持续性发展。通过全方位的创业教育,让学生不仅能领悟创新对于创业的重要性,也会激发学生自身创新意识,同时还能让学生从创业者成功的事例中得到激励和启发。并结合本专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通过社会实践,不断提高自身创新能力。 3.增加就业途径、缓解就业压力 随着高校扩招,音乐学专业的招生人数也在不断递增,大学毕业生的人数远远超过传统的就业市场需求,传统的就业方向主要是基础教育。计划生育基本政策的推行多年,我国音乐基础教育的学生也逐年减少,音乐教育师资也逐年超编,传统的音乐教育人才需求趋向饱和,就业市场日渐萎缩。音乐学专业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就业面相对较窄,就业压力也更大。通过开展创业教育,转变教育理念,改革音乐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引导音乐学专业大学生积极创业,提升优秀竞争力,缓解和解决就业压力。 二、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创业观念滞后、缺乏科学的创业理念 中国的创业教育发展较晚、基础比较薄弱,而且大部分高校对创业教育在新形势下的教育体制改革战略意义认识不够充分,缺乏对有关学生创业教育的专项课题研究,对创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区分点的认识比较模糊,导致在创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上培养目标不明确,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势必缺乏科学的、标准化的指导思想,学生得不到真正的创业方面的培训和提高。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绝大多数毕业生毕业之后,喜欢去一些经济发达的大中型城市,认为市场前景广阔,以期待更大的发展。现实情况不容乐观,音乐学专业人才的市场需求已接近饱和,创业业机会越来越少,这就需要音乐学专业的毕业生要转变创业观念,适应社会需求。 2.学生创业综合素质匮乏 大学生成功创业要具备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目前高校音乐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够完善。音乐学专业的学习只要基础知识、实践技能方面的。在创业能力、创业素质方面的培养力度不够,没形成创业所需要的独有品质。毕业的音乐人才在虽然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方面学有所长,但知识结构相对单一。学生对社会、对市场、对产业、对经营都缺乏应有的了解,在创业过程中毫无头绪、到处碰壁,甚至导致创业失败。从近几年毕业生创业的反馈信息来分析,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创业素质不容乐观。受传统择业观的影响,学生大胆创业的意识不强,即使参加创业活动,往往是头脑发热、跟风创业,一旦遇到挫折,就缺乏长久坚持的创业意志。一些学生眼高手低,只到条件好的大中城市创业,不愿意到拥有广阔天地的乡镇基层创业,创业情感投入欠缺。这些充分显露出学生的创业知识层次和结构不完善,创业素养要不断加强。 3.创业教育课程设置不完善,学生创业实践缺乏 创业教育课程的合理设置是创业教育的基础,也是创业教育实施的媒介,在国外有着较为完备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中国高校将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学体系的课程设置还不普遍。在教学内容上缺乏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接轨的统一教材。在教育方法上以以校园为中心、教师为中心,忽视社会实践环节,忽略对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相对来说比较封闭,势必会影响学生的个性发展,与创业教育中提倡的创新能力的培养、冒险精神的培育还相差一段距离。音乐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技能性很强的专业,在常规教学中要理论联系实践,以实践为主的教学理念。教学实习、校外实践演出等都只是专业实践,并不能让学生全方位地了解创业者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创业经验的缺乏使得学生对于自主创业缺乏评估、顾虑重重,缺乏开拓市场能力,对市场潜在风险的防范不够,在创业过程中把握不了方向,创业难以成功。 4.创业教育师资队伍薄弱 高校的创业教育起步较晚,目前大多音乐学专业的创业教育由学校招生就业部门的科员及一部分音乐学专业教师担任创业教育课的工作。前者虽然直接在招生就业部门工作,了解就业市场的一些知识和信息,但毕竟也缺乏专业的创业教育学习,创业教育课也只能是就业指导课。不能把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很好地融会贯通,进行全方位的深度指导。后者由于传统学校管理中,限制在职教师开展第二职业,部分教师有一定的本专业的社会实践经验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创业经验,创业教育也只是专业教育的的拓展。即具备的教学经验又有创业经验的创业师资比较缺乏,成为制约高校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向深层次发展的瓶颈。 三、音乐学专业开展创业教育的策略 1.营造校园创业氛围,培养学生创业意识 四年的大学生活对学生性格和品质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学生今后的人生有着非常强大引导和激励作用。学校在常规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要千方百计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让学生不出校园就可以深刻地体会到浓厚的创业氛围,以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激发创业热情。利用校园信息平台、广播站、宣传栏、展览馆等校园媒体积极宣传创业教育,使创业意识渐入人心。举办以围绕音乐学专业的模拟创业大赛,让学生通过模拟创业体验创业的酸甜苦辣。定期举办创业讲座,邀请音乐界创业的成功人士现身说法,给学生讲述创业经历和创业经验,引导和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以促进学生创业能力的提高。还可以在校园成立学生创业协会,邀请各个系部学生参加创业协会,并通过协会成员在各系部宣传创业教育,培养学生锐意进取、敢于创业的创业精神。 2.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更新教学内容 音乐教育应重视并开展创业教育,将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融合在一起。优化创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促进课程设置改革和实践,培养学生合理的创业知识结构。提高学生创业综合素质,增强学生自主创业能力。把培养具有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创业技能的教学计划和培养目标纳入到音乐人才培养方案中去,把培养创业型人才定为音乐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同时,围绕培养音乐创业人才的目标进行创业教育课程设置改革,在创业理论教学中增加创业理念、市场营销、财务管理、文化产业法律法规等知识的教学。通过创业案例进行讨论交流提升学生的创业意识,拓宽其思想认识。在实践教学中,组织学生到文化传播公司、音乐培训学校、地方演出市场、工商、税务部门等实地了解熟悉市场导向、创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等,为学生将来创业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 3.组建科学合理的创业教育师资队伍 培养出具有创业精神的音乐人才,需要一支专业素质高、创业知识、创业经验丰富的教学师资队伍。音乐学专业要想改变当前创业教育师资不足的现状,学校应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努力构建一支符合本校、本专业创业教育师资队伍。一方面,要加强对音乐学专业教师自身创业知识相关教育培训,选拔一批具有创业意识的青年教师到在创业教育走在前列的院校去调研学习。安排有创业潜力的青年教师到企业去兼职,鼓励专业教师直接参与到创业实践中去,并定期开展创业教育案例示范教学和研讨会。另一方面,可以从校外聘请创业成功人才作为特聘教授对创业的学生进行现场指导,现身说法,让学生熟悉创业过程中市场运作方式,从而提高创业成功率。 4.加大创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建立切实有效的运行保障机制 在校学生虽然想创业敢创业,但缺乏创业所需要的环境和资金,这就使得一部分有自主创业意识的学生对创业望而却步。音乐学专业学生在创业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资金就成了他们创业最大的障碍。学校应该积极筹措资金加大对创业教育的投入,建立创业综合实训基地,更新实验实训设备,拓展校企合作框架等,为音乐学专业学生创业提供必要的创业后续保障。此外,学校制定出台相应的激励保障措施,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成立创业教育协会,出台创业资助计划等。将创业教育纳入学校教育教学总体规划,保障创业教育可持续发展。随着“十二五”规划建设的圆满完成,“十三五”规划建设时代即将到来,“中国梦”的崛起,中国将进入崭新的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业人才。预示着创业市场大繁荣的到来,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的创新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创业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充分综合社会优质资源,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积极开展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不断推动高校创业教育前进。 作者:廖星麟 单位:湖南郴州湘南学院 音乐学毕业论文:现代教育技术下音乐学院学校管理论文 一、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学校管理中应用的科学内涵 实际上学校管理中将涉及大量信息,如学校的基本要素:教师、学生、财务、设施、信息等等。如果不能对这些要素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学校运营就将变得混乱,如果学校本身混乱,教学质量就根本无法得到保障。但实际上仅一项要素就会产生大量信息数据,如仅靠人力进行管理十分困难,且极易出现失误。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有效优化了管理环境,为学校管理创造了有利条件,学校中的各项要素信息通过现代教育技术的信息处理功能便可实时、快捷、准确的进行处理,现代教育技术已经逐渐成为了现代学校管理中的重要管理手段。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学校管理信息量猛增的今天,学校管理信息处理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只有加强对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才能保障学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现代教育技术对音乐学院学校管理必不可少。 二、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学校管理中的应用 (一)教学管理中的应用 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教学管理中的应用包括:课程编排、课表调度、选课、教学档案管理等等。现代教育技术实现了通过软件将学校所有的教学信息建立教学信息数系统。教学信息系统实时、精准收集教学信息,分析学生成绩,查询学生在校期间各科目学习成绩,通过教学信息系统可以直观了解教学质量和学习质量,教学计划可随时根据教学信息系统反馈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调整,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有效性。 (二)学生管理中的应用 对于学校来说,学生就是发展的基础,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是学校管理中的重中之重。学生管理中从招生、教学、升学都会产生大量信息,学校管理信息中,学生信息量是最大的。现代教育技术的学生信息管理系统对:招收信息、学生基本信息、毕业去向信息、学习成绩信息等都进行了处理,大大提高了学校管理中对学生管理的效率。 (三)教职工管理中的应用 学校管理的另一个重心就是对教职工的管理,教职工是学校的基本组成部分,没有教师,学校无从谈起,保障学校的发展必须做好教职工管理。现代教育技术中的教职工信息系统,大大提高了教师信息管理效率和水平。此系统由基本档案信息系统和业务信息系统两部分组成。基本档案系统包含着教师本人基本情况及家庭情况等信息。业务信息系统中包含着任教时间、教学能力、科研成果等信息。教职工信息系统的分类、索引功能可精准调取教师信息。 (四)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传统学校财务管理都由人工进行统计和核对,但由于学校的特殊性,财务中不仅要涉及到学校自身财务、物资、开销等等,还要涉及到学费及其他各项费用,所以学校财务信息不仅量大并且既散又杂,人工处理十分容易出现错误,传统人工处理效率也十分不理想,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现代教育技术在学校财务管理中的应用,利用电子技术进行财务管理,不仅提高了财务管理水平和效率,更提高了财务管理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实现了学校资产、财务的有效管理,避免了人工核对中的财务风险问题。 (五)图书资料管理中的应用 学校物资中书籍资料最多,并且种类繁多,在借阅和调度时都会产生大量的信息,人工处理具有一定的难度。通过现代教育技术中图书资料管理信息系统的采编管理、流通管理系统来辅助学校图书馆及资料室的管理工作,实现了对书籍资料的实时管理,通过查询功能便可清楚了解到图书使用和调度情况,省去了繁重的人工查找作业。 三、结论 音乐学院是培养音乐人才的中心,为了保障音乐学院的健康发展,加强学校管理至关重要。通过对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能够大大提升音乐学院学校管理有效性,提高了学校管理水平,保障了教学质量。现代教育技术在学校管理中的应用已经成为了现代化学校管理中必然趋势。 作者:刘春园单位:沈阳音乐学院 音乐学毕业论文:高校音乐学钢琴教学论文 一、普通高校音乐学与社会钢琴普及教学现状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教育部颁发的高师教学大纲就明确规定:“以培养中等学校合格的音乐师资为主要的办学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对于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活动,尤其是音乐文化的要求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对于音乐教育者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以往单纯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目地的师范音乐教育系统,既要满足学校教育体系的需求,又要满足整个社会音乐普及教学的需求,显现出力不从心的状态。针对这种情况,教育部1999年3月《关于师范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几点意见》,提出“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趋势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其他高等学校积极参与…。”在此之前,部分专业音乐学院、艺术学院就已开始设置音乐教育类课程,《意见》以后,各类综合大学纷纷进入这一领域,当前已形成了普通高等师范院校、专业音乐学院和艺术学院、各类文理科综合大学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态势。随着从事这一专业的师生数量大幅度增加,社会人群中能够提供音乐普及教育服务的群体总量大幅上升,缓解了人才资源的供需矛盾。但是,随着各高校招生规模连年扩大,也带来了相当多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办学单位不断增加,招生数量膨胀,生源质量和教学质量均受影响。办学单位的增加,大幅扩招已常态化。“2011年,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110人;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外省计划)280人…一些本来不以音乐教育见长的理工院校或综合类院校,招生人数也不少:山东农业大学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80人……而除了本科扩招,研究生层次也有扩招趋势。音乐学专业在校学生呈几何数增长。”争抢生源造成招生门槛放低,生源质量随之下降,教学质量的滑坡难以避免;其二是教学目的混淆。师范类音乐院校和专业音乐学院虽同属艺术教育系统,但究其本源在教学目的和方法上是有着显著区别的,是“上讲台与上舞台”的差异。专业音乐学院和师范院校在培养音乐教育人才这一大的前提下,应多加考虑如何发挥各自固有的教学特点和优势,而不是简单地相互模仿和复制。在师范院校中当前普遍存在“教育系的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目标更倾向于单一专业的发展”。在音乐学院中,则多模仿和复制了师范教学的一般模式,没有发扬在表演和创作等专业领域形成的教学传统,更多地进行着“通才教育”,事实上抛弃了“专才教学”的优势。其三,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要求脱节,培养模式相悖于市场需求,学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随着就读本专业学生的增多,毕业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部分高校音乐学专业实际就业率连10%都达不到,少数高校出现零就业率现象也并非只是个传说。”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单一目地,已无法适应当前社会多元化的音乐教育需求,学生的就业角色早已不是单纯的中小学音乐教师,成为少年宫、文化馆、私立音乐学校等社会音乐培训部门的专职教师,已成为众多毕业生的首选。其四,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钢琴教学,长期以来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专业本身课程系统庞大,仅与教育学相关的理论课程就多达十余种,钢琴虽然是主干课程,其教学比重也只是略高于其他公共课程,在学程和课时上都受到限制。学生的钢琴基础条件有限。如果按照钢琴艺术固有的艺术规范要求衡量,对于多数人,在本科阶段能够真正掌握中级(相当于车尔尼练习曲Op740)要求都非常困难。虽然本专业的钢琴教学不以培养演奏人才为目的,也并不要求很高的钢琴水平,但是,钢琴教学作为一个传承了300多年的艺术学科,其艺术规范不容颠覆,教学要求也不容人为降低。笔者认为,在本科阶段与其让学生泛泛了解钢琴艺术,不如把钢琴基础教材使用、基本奏法要求、教学法等方面内容予以强化,将钢琴教学系统中的基础性部分实在地掌握好。自上世纪80年代“学琴热”兴起后,历经30余年的发展,当前社会钢琴普及教育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社会钢琴普及教育师生供求比例逐步转变。在对全国教育群体结构分析中可以看到:当前“教师的供求关系发生了两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是实质性变化,二是结构性变化。教师供求关系由过去的绝对的卖方市场开始转变为买方市场……”。这种态势对于普及性钢琴教学影响非常明显。在“学琴热”初期,由于能够承担教学的从业者较少,求教者众多,在较长时期内“一师难求”,是典型的“卖方市场”。如今,大批接受过较正规钢琴教育的毕业生开始从业,钢琴教师已不再稀缺。加之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整体人口数量得到控制,钢琴学习的主体—儿童大为减少。如今对于相当多的从业者来说,寻找生源成了较大的问题,钢琴普及教育已由原来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其次,学习者开始趋于理性,选择学习音乐的方式逐步多元化,学习钢琴的规格要求大为提高。 1.随着社会音乐生活的越发丰富,音乐学习的内容变得多样,对于许多人来说,钢琴已不是第一选择,近年的社会音乐考级就直接地反映了这种现象。“上音管弦乐系主任孙铭红教授说,上海的管乐考级目前每年按增加千余人报名的速度在增加…现在,不但音乐类考级涉及到各种乐器,还出现了舞蹈考级、美术考级等,钢琴考级‘一枝独秀’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2.钢琴学习者的学习规格开始提高。早年“学琴热”的琴童们已长大成人,这一群体,基于自身的学习经历,已具备相当的分辨能力,对于自己下一代的学习会有高于自身的要求,这种要求同时还影响着身边大范围的人群,对于钢琴教师的选择也自然由过去的“盲选”变成了今日的“精选”。 3“.新手”现象亟待改变。钢琴启蒙阶段的学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当前,从事钢琴启蒙的大多是教学上的“新手”,他们虽具备一定的钢琴弹奏能力,但在教学上基本没有相应的从教训练。在这些“初教者”和“初学者”的教学过程中,很少有相关的教学监督和指导,几乎完全依靠“新手”们自己探索来解决教学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当他们真正能够驾轻就熟,难以想象要付出多少学习者的失败为代价。在这些“新手”当中,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这样的窘境对于钢琴事业的发展是一种较为严重的“负能量”。 二、培养基础教学能力为目的的钢琴教学系统 教师教育专业注重于各个音乐学科从事基础教育人才的培养,从根源上将各种艺术规范在社会上加以推广和应用。综前所述,原本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单一教学目标,难以适应当前的社会需求。就钢琴教学而言,探寻一种既适应多元化社会需求,又能够让毕业生快速融入其中的教学系统,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本专业的钢琴教学,要适当调整教学思路,在提升学生基本演奏能力的同时,侧重钢琴基础教育的实用性教学,尤其是启蒙阶段的内容,诸如钢琴音乐基本知识、教材选择与搭配以及如何使用、奏法架构和运用规则等等,同时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实际应用的能力,构建一个以培养普及性钢琴基础教学人才为目的的教学系统,这不仅能够促进钢琴教学本身,同时更具社会意义。首先,在当前高校师资和生源两方面,已经为这一教学系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师资方面:当前在高校从事钢琴教学的教师,绝大多数接受过钢琴表演专业的系统教育,能够在教学上系统化地传承钢琴艺术较高的规格和要求,是教学质量重要的保证,同时也是重要的教学优势。生源方面: 1.入学教师教育专业的多为全日制普通高中的学生,知识体系比较健全,理论学习能力较强,他们能较快地理解和掌握钢琴教学的理论知识体系。 2.这些学生要经历艺术联考,部分院校还要进行自主招生的业务考核,有相对较好的钢琴基础。 3.当前许多高校采取的专业必修课和主修课两段制教学流程,能够筛选出更为适合钢琴学习的学生。因此生源质量有较好的保证。其次,就如何按照这一目标进行教学,在此借用黄瑞科先生提出的一些基本观念,即“系统地学到一些钢琴演奏理论与钢琴教学法知识。这些知识包括钢琴及钢琴学科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钢琴演奏的基本规律与一般性法则;钢琴技巧训练的基本要领与方法步骤;各类作品弹奏的技术运用与艺术处理原则,以及教学中‘常见病’、‘多发病’的纠正处理,特殊技巧与疑难间题的研究;教材的选择与教材教法;心理素质培养与心理操作机能锻炼等”。以上这些都为教学系统的构建形成了较为扎实的基础。这一教学系统整体架构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教育专业基本教学要求;二是钢琴学习初始阶段基础教材及教学法;三是教学实践。 就教育专业基本教学要求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 1.学时的要求、基本教学内容和教材使用。在2006年教育部印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中,对于钢琴课教学目标和基本内容均有表述,在此不加赘述。关于教材使用,自1985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套针对普通高等院校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钢琴教程后,国内陆续出现了多套类似教材,如《高师钢琴教程》(上下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1世纪高师音乐系列教材钢琴教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在本系统中推荐使用的主体教材是《普通高等院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钢琴必修课教材》(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通过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让学生熟悉钢琴教学系统的基本内容;钢琴演奏的基本规律;尽可能多地接触不同的音乐风格,提高音乐的审美能力,提高技术运用和艺术处理的能力等等。力求在提高学生们原有钢琴弹奏水平的同时提高其对于钢琴艺术理解和表达的综合能力。 2.钢琴学习初始阶段基础教材及教学法。以当代钢琴专业的教学法理论为指导,按照钢琴艺术规范化教学的基本要求,将钢琴学习初始阶段的常规教材引入日常教学,通过对教材的梳理,明确钢琴基础教学系统的内容和要求,逐步掌握钢琴基础教学的整体流程。基本构想是,从新生入学后第二学期开始,以《钢琴全面训练基础教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为主干教材,遵从“立体化全面训练”的教学理念,搭配汤普森、沃特曼等常用教材。争取在两年的钢琴必修课时间内,让学生们了解从钢琴入门到车尔尼Op.849阶段的主要内容,如基本奏法、识谱与读谱理解、作品的搭配使用等。通过这种对基础知识系统化的学习和梳理,可以使学生更加明确“如何学”,同时为将来“如何教”进行准备。经过两年的学习,在三年级钢琴主修课阶段开始进行教学实践。 3.教学实践。是帮助学生进入社会自主教学前做好准备,将理论与实践有机互溶,形成整体教学系统良性循环的重要组成,实施方式可采取校内实践与校外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校内实践可采用:在主教教师的监督下,进行如声乐、民乐等其他专业的钢琴副科课教学;小组教学观摩等多种形式进行内部教学演练。校外实践则是要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当前钢琴普及教学单位林立,通过建立校外实践基地,可以为此类学校提供专业化的教学标准,又为学生找到实践平台,也在根本上保证社会业余教学与专业教学标准的一致。这一系统的构建,希望形成理论学习—实践教学—成效反馈—专业督导的有机架构,使本专业的学生既能接受完整的系统教育,又能为将来走向社会进行充足的从业准备,从而培养出合格的钢琴基础教师,继而成为承担推进和提升社会人群整体音乐修养的新一代教育者。 作者:束谦单位:沈阳音乐学院 音乐学毕业论文:音乐学习方式的转变论文 音乐新标准在课程目标的设置上,专门对教学过程与方法提出了明确要求,倡导体验、模仿、探究、合作及综合式的学习,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创设便于师生交流的教学环境,建立平等互助的师生关系。这一切,旨在改变过去单向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启发学生在亲身体验或实际模仿的过程中,怀着探究的兴趣,主动学习。 那么究竟如何在音乐教学活动中转变旧方式?新的方式会给音乐课堂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下面,就以三个教学片段为例,评析音乐学习方式的转变所带来的变化。 《一年级的起始课》案例背景说明:这是一堂一年级的音乐起始课。对象是刚刚离开幼儿园,不满7周岁的核子。他们对什么都感到好奇,表现的欲望强,但自我约束力差,再加上我们学校音乐教室的特殊性(在舞蹈房上课),没有桌子、椅子,却有镜子、把杆。如果不教给学生正确的走、坐、站等常规知识,那么就不能保证以后的音乐课能顺利进行。但是如果单纯的讲述音乐课的常规,要求学生这样、那样,学生对音乐课就会失去兴趣。失去了音乐学习的兴趣,音乐课程就有可能成为虚设,因为兴趣是学习的巨大动力,是学生主动学习和研究的精神力量。从学生的年龄、生理等特点出发,从这堂课的重要性出发,我给这节起始课制订了以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教学目的:通过音乐游戏的形式来初步建立课堂常规,缩短与学生的距离,使学生集中精力主动投入教学中,喜欢上老师和音乐课。教学内容:1.了解进出音乐教室及如何就坐的常规。2.学唱音乐问好曲。3.学习坐、站、走的正确姿势。4.初步养成听、唱的好习惯。为了体现音乐课程标准中所提的“三维一体的教学目标”,顺利完成教学任务,我进行了以下的教学设计。 案例实景:1.带孩子去音乐教室:目的:让学生在排队、行走时做到快、静、齐,养成良好的习惯。师:告诉小朋友一个小秘密-老师最喜欢的动物是小猫咪,因为小猫咪走起路来没有声音,很乖啊。你们想不想学学小猫咪的走?做一回老师喜欢的小猫咪,好吗?我要带上最乖的小猫咪去参观一个好玩的地方。准备好了吗?生:安排排队-按教室座位,排成四队,一队跟着一队轻轻走到音乐教室。2.学小鸟的动作走队形,并能找到自己坐的地方。目的:通过“小鸟找家”的游戏来熟悉学生在音乐课中坐的位置。师:带领学生,学小鸟的动作在教室绕圈后到座位(由四个竖排绕圈后呈四个横排,坐地上。)师:我看第一排和第三排的小鸟表现很好,现在让你们在音乐中自由的飞舞,尽情地玩耍,不过,等音乐停了,你们可要马上找到自己的家哦!生:单行学生在音乐的伴奏下,在教室里自由飞翔,音乐结束时迅速回到原位。(接着双行的小朋友做小鸟飞。)师:现在所有的小鸟要一起飞出去了。大家要当心相互不能碰撞,这样尽的小鸟,才飞得最高、最远、最安全,回来时可别忘了自己的家。(音乐声中全班学生飞出,飞回。)3.学习坐的正确姿势目的:通过有节奏、有律动地朗读练习,掌握正确的坐姿,并培养学生的韵律感。出示:台钟图片师:看!这是什么?(小闹钟)小闹钟请你们闭上眼睛,听听它说些什么,并照着做,比谁做得紧棒!小屁股坐稳了;小胸脯挺起来了;两只小手放膝盖;小眼睛快睁开;看看谁更像小闹钟。生:根据小闹钟的要求学坐的姿势,并跟着老师边念边做动作。动作-拍手两下,双手拍小屁股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胸脯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双手在眼睛旁做闪烁状两下;拍手两下,摆正坐姿。4.学习站的正确姿势;目的:掌握正确的站立姿势,并通过听辨高音与低音,来形象地练习坐和站,并为下一课“音的高低”做铺垫,让学生初步懂得音有高低。出示一颗笔直的松树师:谁能像这松树一样站立?(请几个同学来示范)师:大家都站得不错哦,听听和小松树说的要求是不是一样了?谁站得最像小松树就能获得一棵小松树。(纸做的)①脚跟脚跟找朋友脚脚并拢。②左手右手快回家五指并拢贴近大腿两侧。③小小皮球藏起来双手捧住腹部。老师说:"小皮球出来了,"学生挺腹。老师说:"小皮球藏起来,"学生收腹。不断反复练习。④两只肩膀往下压-老师先让学生:"做怪人"肩耸起,说"压下去",学生双肩下压。不断练:"做怪人","压下去"……¨⑤挺起胸膛要开门-老师请小朋友把双肩往前关,像关门一样。老师说:"笃笃笃!"生问:"谁呀?"师:"是我"生:"请进请进!"把肩往后打开。⑥头要放平看前方-眼光有神。师老师弹一个高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站像一棵松",边按刚才的要求直立;老师弹一个中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坐像一台钟",边正确地坐下。通过反复练习,奖励做得好的学生。5、结合第一课欣赏《玩具兵进行曲》,让学生学会正确的走。 对一年级的核子来说,音乐学习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游戏"。只有当孩子在音乐游戏过程中获得快乐,才能唤起他们对学门的那种缘自心底的热爱,并成为他们终身学习的不竭动力。因此,本课的设计将走、坐、站、唱等各种音乐课的常规与"知识与技能"的训练均溶入游戏之中,让学生在游戏中掌握各项音乐课常规、在游戏中聆听、在游戏中自出想象、在游戏中积极表现、在游戏中大胆创造。游戏中,学生有个体的独立活动,更有充分的师生、学生合作活动(如;小组合作听辩高音与低音,学小闹钟和小松树进行比赛、分角色扮演玩具兵练习走等),在这些合作的游戏活动中,学生不仅学会了相关的本领,体会到了音乐活动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在合作学习中,学生学会了与人交流,与人对话,锻炼了胆识,增强了自信心。在这样的学习方式中,"知识与技能"的目标达到了,"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也达到了。真是"一举三得"。这"得"全受益于采取了"游戏、合作"的学习方式,方式的改变也让老师教得轻松愉快,学生学得快乐有效,并使音乐课堂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散发着浓浓的人文气息。 音乐学毕业论文:音乐学习兴趣培养论文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它通过声音来打动人的心灵,使人们在“音”的行进中得到情绪的抒发和心灵的感受。从而提高人的身心素质。 在音乐教学中一般是通过学生的“听”.“看”“悟”来增强教学的效果。而这些必须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为前提,否则是难以完成的。因此摆在我们教师面前的现实问题就是“激发兴趣”。若教音乐仅仅让学生依赖于课本上的文字、符号、乐谱等内容的学习,那只能把学生带入枯燥无味的文字怪圈当中,使学生逐渐失去想象中音乐对他们心灵的启迪和感情的抒发。随之就会产生乏味、厌烦、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态度涣散的可悲现象,而教科书只能记述文字、符号、乐谱这类可看、读的内容;而不能表现出这些文字、符号、乐谱所代表“音”的实质性东西,也就是“听”的内容,我们只有解决好“看”和“听”这两方面的问题,使“看”和“听”有机的结合起来,让学生经常处于一种声、韵、义融为一体的兴奋状态,加强对乐音的感受,曲艺的理解,乐境的体验,以乐激情,动情生悟,才能达到增强教学效果的目的。那么,怎样才能把二者结合呢? 前人已在实践中尝试过各种辅助方法,运用了如,幻灯机、投影仪、CD、VCD等各种手段来为教学提供帮助,并且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为我们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电脑已成为我们社会各领域主要运用工具,它也毫不例外的成为我们音乐教学中的“得力助手”,它能包容大量的信息,对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起到很好的桥梁作用。 诸如此类的教学工具和教学设备,我们都概括为“多媒体”,怎样更好的把多媒体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成为我们音乐教学中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了解多媒体的特殊功能,对运用这些功能为音乐教学更好的服务十分有益。 一、幻灯机、投影仪的运用。 在经常的教学中,要引入大量文字、歌曲、乐谱、图片和相关的辅助资料,仅仅依靠板书,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会直接影响到教学的进度和接受的效果。 如果我们在课前把需要板书的内容以幻灯片的形式精心设计制作出来,在课堂上适当时机用幻灯机、投影仪放出来,那么,在课堂上就能节省更多时间去讲授更丰富的相关内容。 另外,由于“新、奇”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利用幻灯机、投影仪可以将鲜艳的图片,新颖的谱面、重点突出的文字说明,引入学生的视野,这将给学生在视觉上产生大的刺激,从而把“教”与“学”推向一个较高的境界。 二、CD、VCD的运用。 教学中经常会遇到这样情况,我们在对一首乐曲进行情绪方面的讲解和调动时,教师在讲台前讲得精精乐道,而学生则可能听得无精打彩,并没有和老师达成共识,这就是“教”与“学”的脱钩,学生经常处于旁观者的位置,没有积极,主动参与。教师只是“讲”,学生只是“听”,讲与听不能融为一体,这就不能产生很好的教学效果。为了解决这种脱钩现象,我们必须设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实践证明,让他们参与其中,如采用CD、VCD配合教学,就会让学生在听课的同时,更能在音乐的情绪、节奏上受到深刻的感染和教育,例如:我在给学生分析《二泉映月》这首乐曲时,便采用了CD、VCD辅助教学。一边让学生了解阿炳《华彦钧》坎坷遭遇和当时历史背景的同时,一边让学生聆听乐曲的演奏,努力使学生体会乐曲表现出的那种痛苦、忧伤、呻吟、愤恨的情绪,使学生被作者在乐曲内所表现出的对封建统治的反抗和对光明的追求所打动,并能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对作品的分析探讨中,这样,长此以往,学生就会不断提高对乐曲的感受和理解,提高音乐鉴赏力,为学生更加深入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另外,CD、VCD与磁带、录像带相比,在音质、音色、画面上更有优势,在选曲方面采用数码编辑系统,灵活快速,十分方便。快进、快退、定格、慢速播放,可随心所欲,大大方便教师的操作。 三、电脑的运用。 当今电脑已运用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为其强大的功能所叹服,同样,在音乐领域也毫不例外的运用到它。现在有很多关于音乐制作的软件,如《世界乐器大百科》就较全面的介绍了乐器外型、音响效果,代表的文化习俗,《震撼2001》大量的记载了各国作曲家及其作品和生平介绍,这就大大方便了我们的教学。另外《Encore》为我们作曲、写谱、制卷提供帮助,它可显示多种谱表,可随意改动,点动音符的同时,实际的音高也会随之发出。能和《Cakewalk》配合使用那就再好不过了,它具有丰富的音色储备和方便的制作程序,能使作曲家的想象充分得以发挥,原来由几十人演奏的曲子,现在只需要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独自完成,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在曲式教学中,我采用了多种软件共同使用的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如:在分析舒曼的《梦幻曲》时,运用《震撼2001》调出作家的肖像,生平以及创作初衷和历史背景,利用预设的MP3进行乐曲音响的播放,采用《Encore》打出不同格式的谱面和各乐段,乐句的曲式划分,这样整个乐曲的分析就很容易的在电脑前完成大半,同时采用这些手段、方法又能给学生在视觉、听觉上造成更强烈地刺激,对提高学习的兴趣大有益处。 多媒体在教学中的运用,可以极大的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给音乐教学中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的广润空间,为最大限度激发学生的兴趣创造了条件。不仅如此,长期坚持,对促进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也是十分有益的。 音乐学毕业论文:民族音乐学研究论文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优秀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优秀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毕业论文: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论文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优秀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优秀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毕业论文:音乐学产生与研究对象论文 在给民族音乐学下定义时,常常是从划定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着手,无论是起初的比较音乐学还是后来的民族音乐学,及今天的“Enthnomusicology”一词译成民族音乐学或音乐民族学,或者干脆叫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等争论,都是与这一学科自始至今研究对象的不断变化拓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仅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演变作历史性的回顾和思考。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暴干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of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优秀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音乐学毕业论文:音乐学研究宏观总体分析论文 会议由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邹建平教授主持;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冯健亲教授、党委书记文晓明教授先后在开幕式、闭幕式致词。随着我国音乐学学科研究的不断拓展与深化,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吸收和借鉴,在当代音乐学的研究中,显得尤其重要。也正是在这种共识的学术氛围下,与会的代表就音乐学的整体构架及未来发展、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音乐学研究可持续发展、学术创新、学术规范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一、从音乐学研究的宏观总体视角出发,于润洋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如果只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从长远来看,是要付出代价的。研究音乐的理论,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但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发展,其时间并不长。严格地按照近代音乐学学科体系的发展来算,应该是从建国以后音乐学系的建立,突出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20多年,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音乐学的学科体系,中国音乐学的总体学科框架已经形成。音乐学学科是属于理论思维的范畴,如果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要发展,缺少了音乐学的理论也是很难达到高峰的。”赵宋光认为:“任何学术科目的建设,都需要有社会分工,由群体协作。像音乐学这样一个相关领域异常多样的艺术学学科,更是如此。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音乐学研究事实上已经形成细密的分工。但是,分工的细密却又往往使研究者视野狭窄,渐渐远离了对于研究对象的完整理解,各种见解彼此隔阂,乃至互相贬低,无谓争吵。这就迫切需要在被分工划开的群体之间加强沟通,寻找共同话语,开展群体协作。”张前认为:“我们需要诚实的态度,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认真翻译、介绍和研究人家的第一手资料,把西方一百五十多年来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翻译过来,认真地加以研究,这样才会学到人家的真东西,也才会发现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并提出:“扩展音乐学研究的范围,开拓新的研究方法,把单科的研究,与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结合起来,把静态的封闭的局部研究,拓展为动态的开放的跨文化研究。”“我们对世界音乐学的最大贡献应在于,我们如何研究好自己的东西,从各个角度把中国音乐(其中也包括极其丰富的各少数民族音乐)的特点和规律研究深,研究透,把它写成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介绍到国外去。”周海宏说:“音乐学的研究要落实到切实需要落实的问题上去。要注意1.发现问题;2.问题明确化;3.分析问题;4.构成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学术研究,不应该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综合思维,应该是把每一个要素搞清楚,要素关系才需要综合。天人合一,为什么?是生活态度,还是科学方法。方法是工具,仍然是问题和目的。问题意识应该得到加强,而不应该将方法论抬到无限高的地步。现象,要用实证的方式;概念的关系就应该用思辨的方法。其次,为人类知识的大厦提供一种切实的建设,而不是似是而非的个人看法。” 二、从当代音乐学学科建设和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与发展的层面,许多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于润洋就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发表了三点意见:“1.扩大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西方也存在此问题。我们的状况不令人满意的是,学科之间相互沟通与交融不够。我们的学科是从西方来的,西方的思维是一个分析的思维,它自然地形成各个分支;中国的思维是普遍联系的、综合的思维,这一点我们特别要加深认识。我理解音乐学的学科本身具有很强的边缘性,它的子学科本身也具有边缘性。我们要吸取其它各学科的东西,一个学科的发展,常常是出现在交叉点上。我主张要关注人文学科的发展,包括自然科学的发展。2.方法论上,要加强理论与历史的融合;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我的经验及通过我接触过的理论,我觉得是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当然还要关注当代哲学的发展,重要的是吸收,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也是推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3.加强对音乐本体的认识和阐释的能力:我们的音乐学有时比较忽视音乐本体的研究。搞作曲的觉得你们脱离实际。目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课程在加强作曲技术理论,加强他们感受音乐、理解音乐和分析音乐的能力。另外,音乐本体的研究也有问题。本体研究缺少理论与历史的参照。音乐文章常常是枯燥乏味,不知道其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王次zhào@①认为:“建设一流大学的标志是:一流的学术成果、一流的人才、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所谓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应具备的条件是:“1.对自己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很精通——有广博的知识和宽广的知识结构;2.对学科前沿的把握;对学科前瞻性的思考——要有开阔的视野,对学术研究的最一般的原则要把握。”赵宋光在谈到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时,提出了音乐学的“七大分支”的规划构想“历史的音乐学这一大块,仍保持为一大分支;体系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大分支:音乐学元理论、音乐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应用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个分支:音乐教育学、音乐学技法理论、为音乐实践服务的科学技术理论。每一个大分支内,可有若干小分支归属其下。”茅原将音乐学学科划分为十二个小的分支:1.声学;2.音乐美学;3.音乐史学;4.作曲技术理论;5.民族音乐学;6.文本评论;7.乐器学;8.词典学与术语学;9.图书档案研究;10.音乐图解学;11.大众媒介;12.边缘学科。而每一个分支又可划分出若干子分支。谢嘉幸认为:“从音乐学院的学科分类,我分成两个层面,九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两个层面:1.理论层面(音乐美学、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2.实践层面(音乐教育学、音乐表演理论、作曲技术理论、音乐科技)。”庄元认为音乐学学科的构架应是:“1.音乐学的基础理论研究。2.音乐的应用理论研究。3.音乐的开发性研究。”俞人豪说:“从音乐学的历史发展和学科分类来看,它有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和音乐民族学组成,虽然每一部分的下属分支学科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但它的基础性学科依然是音乐史学、音乐音响学、音乐美学和音乐民族学。我认为现在对此特别需要肯定和强调。因为近年来音乐学外延的无限扩张和各种冠以音乐什么什么学的学科已经几乎淹没了它的基础和主体,使音乐学变成了一个似乎无所不包的大框,什么内容都可以往里装。”伍国栋认为:“民族音乐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科,其条件是什么。我觉得其它音乐学的学科成立有四个条件:1.本学科有相对独立的,与它学科有区别的学术视野及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要与其它学科有联系;2.有一定的发展历史;3.此学科应有一批突出的学者;4.此学科应有一批比较有影响的代表著作、经典性的著作。”刘承华认为:“音乐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着力点是:1.开展音乐文化学的学科建设。2.加强音乐文化学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比重。3.加强音乐文化学对相关音乐学科的渗透。” 三、取当代音乐学的分支学科的视角,许多代表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戴嘉仿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与教学角度,认为:“1.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但是,由于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其最后的结果就不能不带有主观性。如何更宽宏地看待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历史。香港音乐家刘靖之对上世纪西方音乐传入后中国音乐的发展基本是全面否定。有人认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发生是新音乐史,是有些片面。我认为,对待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应该用宽容的态度。2.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要加强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对音乐学系的学生,以后不要开通史,要从专题史与断代史入手,使学生多接触一些研究方法。不同的系要求不一样。对表演专业等等,音乐史的教学主要是知识性的;对音乐学系的学生可以看书掌握知识。在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中,则对研究方法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伍国栋针对“民族音乐学的实践层面”从“1.音乐行为直接观察和介入的田野作业实践层面。2.音乐对象特定技能操作的工艺掌握实践层面。3.音乐综合考察材料的描述解释实践层面。”三方面进行了探讨。王安国在《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实践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了为国家制定中小学音乐教育课程标准意见。着重谈了以下六个问题“1.关于音乐审美的价值。2.音乐审美对人的创造力的发展。3.音乐审美能力与音乐知识、技能的关系。4.母语文化与世界文化。5.综合理念与综合学科。6.乐谱价值与谱式的选择”。谢嘉幸在《建设兼有音乐学与教育学双重品格的音乐教育学》中指出: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1.首先是学科的性质与定位问题。2.其次是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3.音乐教育学在专业音乐院校中的功能和价值是什么。等等。杨和平在《当代音乐学中音乐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对建立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初步构想中认为:“当代音乐学中的音乐文献学就是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优秀的音乐作品搜集、整理起来,提供给当代音乐学研究者和后来的音乐学研究者所用,并通过对这些音乐作品的分析研究,总结出音乐艺术的发展规律,提供给今天或明天的作曲家进行创作时的借鉴、参考之用,还要将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优秀的音乐文化的方方面面,发扬光大、不断丰富发展。加快中国音乐文献学学科建设,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音乐生态平衡的基础。……音乐文献学还要重视对当下健在的音乐家的研究。”庄曜在《信息时代的数字化音乐教育》中说:信息时代的数字化教育,对“1.学习资源的开发;2.学习的评价方式;3.音乐的观念变化等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但问题是,它不能取代现实,不能只成为音乐教学模式的简单的转化。”庄元在《音乐传媒与传播》就“音乐传播与大众传媒研究的必要性和音乐传播研究的领域”谈了自己的观点。此外,冯效刚发表了《关于音乐表演艺术研究科学性问题研究》;冯文慈提交了《从事中国音乐史学的心态自述》;杨易禾提交了《音乐表演美学学科建设管见》;田耀农提交了《民族音乐学的缘起、建构、解构与重构》等论文。 四、从当代音乐学研究中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的问题入手,居其宏在《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中给学术创新定义为:“人的创造性思维和独创性实践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其过程和表现大概是这样的:在理解、消化既有知识体系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一领域内有所开拓、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或对前人成果有所补正、有所概括,有所提升,而提出的新论点、新见解、新材料又确实丰富或深化了学界对研究客体的认识,推进了学科的发展,如此便具有了某种创新的意义。”并将学术创新的类别分为:“1.创体系、立学派研究;2.整体系统化研究;3.开拓性研究;4.局部修正和突破性研究;5.新方法、新材料的运用及研究。”关于学术规范问题,居其宏认为:学术规范应包含三个“必须”:“其一,必须严格遵从人类理性思维活动的基本规律……思维规范有两层意思:一是概念规范,二是表述规范;其二,必须公开承认学术研究的历史积累及其传承关系……这就牵涉到治学态度和学术风气的规范问题了;其三,必须实行规范化的程序与形式……如:引文必注”等等。在对待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的关系方面,居其宏认为:“1.学术创新是目的,学术规范是方法;2.学术规范是基地,学术创新是大厦;3.学术规范是母亲,学术创新是儿女;4.学术规范是严师,学术创新是高徒……我深信,只要我们认真遵循学术规范,就能确保当代音乐学研究在学术创新的道路上不跌跟斗,少走弯路,大步迈向辉煌的未来。” 音乐学毕业论文: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管理论文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优秀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优秀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毕业论文:音乐学专业设立意义论文 一、弁言 音乐学(musicology)是一门研究音乐的学问,来自于西方。萧友梅先生在建立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虽然引入了至今仍在延续的欧洲音乐教育体系。但是,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在我国的音乐教育中是比较晚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之前几乎没有,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部分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也很晚。除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于1956年较早建立以外,其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建立都较晚。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设立了音乐学系,武汉音乐学院于1986年成立音乐学系。而象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则都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之后才逐渐挂牌成立了音乐学系。几所音乐院校的音乐学专业被批准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点则是更晚的事情。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1988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授予点是1982年获得的批准,博士学位授予点是1989年获得的批准。 在我们的西洋音乐教学、研究队伍中,有不少是在西洋文化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中受过熏陶的学者。我们在西方音乐学的传播、教学、研究等方面,也的确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说音乐学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许一点也不过分,这一点也反映在我们过去,以及今天许多人对音乐学的认识中。譬如,我们历来要求学习音乐的人,一定要“底子好”、“基础好”。所谓的好“底子”、好“基础”,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指的是“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且不论表演、甚至作曲等专业方向的学生,是否仅仅只是具备了“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就够了这个问题。就音乐学为学习和研究方向的人而言,除了应该要求具备“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之外,还应该有文史修为和写作能力的“底子”、“基础”,要具有音乐理论的思考能力。也就是说,对于从事音乐学专业工作与研究的人们来说,必须掌握音乐形态、音乐技能等音乐本体的知识,以及掌握中外历史、文学、语言、宗教、风俗、文献典籍等社科文化知识,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功。对于这一点似乎大家早有共识,似乎也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在我国音乐学的实际教学中却没有加以实施,至少做得很不够。而且,在我们还没有对原有西方音乐学领会得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又有许多其它西方音乐研究理论,以及一些音乐研究新领域、新知识不断为我们所认知,使得我国这门本来就很年轻的学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譬如,对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世界音乐(W0rldMusic)、多元音乐文化(ManyMusicofManyCultures)等新学科、新概念的系统解读,以及与原有音乐学之间的关系;等等。 就目前国内音乐学的教学和研究现状来看,急需思考如何在借鉴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消化西方其它成熟音乐理论体系的同时,在所谓西方音乐学的构架中,建立符合我国音乐的发展历史、符合我国音乐文化生活存在的状况,以及符合我国音乐理论学习与研究现状的教育体系及教学体制等问题。也即,如何在我国现有音乐学的专业教育中,在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与训练中,无论是在教学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方面,在学制的设定和课程的设置上,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音乐理论研究的学科。 二、音乐学专业从附中开始设立的意义 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应该从附中开始设立,至少,在附中的高中阶段一定要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要思考符合附中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而且,对于演奏、作曲等其它专业也要补充音乐学常识方面的课程。从近二十年来音乐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如果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对于我国音乐理论的学习风气、研究水平等,都会带来很重大的意义。仅仅就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专业方向的教育意义而论,将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观念上的意义。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个谬论:“学表演不行就改学作曲,作曲再不行就学理论。”除了可以认为人们缺少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认识之外,是否更应该对我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加以检讨。 这个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应该说与音乐学系历来的要求标准有关。音乐学系历来视附中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学生为“嫡系”,并把其作为音乐学系的后备师资。然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不是把音乐理论视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加以钻研。甚至,其中一部分人根本就瞧不起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我们不去妄断、怀疑许多人有从事教学与研究的能力,有着很高的智商。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确实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刊布于世,没有几篇论文为同行们所知晓。我们知道,科研与教学是相互促进的,没有科研水准和研究基础的教学水平,究竟又怎样就不得而知了。历史的原因,人为的认识,瞧不起音乐学专业的人士,大有人在。这已经成为一种人所共知的事情。甚至,一些在音乐学专业方面授课多年的教师,也常常讲自己曾经是学习其它专业,而羞愧自己如今从事的音乐学教学工作。因此,从附中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培养学生的志向,是一个立志的大问题。“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大话,音乐学系不应该把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生源作为培养的“嫡系”,不应该视有一点音乐技能,但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的人为“宝”。其实,表演学不好,作曲学不好,也就更不可能在音乐理论方面能够有所作为了。一些音乐学院今天在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上出现的窘境已经作了充分的证明。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错误认识,要改变别人的认识,那么,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应该首先使我们的学生立志音乐学学习与研究。必须在附中阶段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使得我们的学生从进入音乐学院的大门之始就立志于音乐学的学习,就确立了一个大的研究方向。这样升入音乐学系的本科学生,从今天的自卑心理到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在当今发表的音乐理论论文里,的确有许多缺少对音乐本体进行的研究,让人们误以为音乐学的研究就是文字的工夫,认为音乐学的基本功就是背熟几本音乐史书。这也有其历史的原因,在目前音乐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学习的队伍人员中,有许多人曾经学习的是其它专业,他们有的或是在外语,或是在历史、文学等方面受到过较长时间的训练,或在其它文化方面有较高的水平,较强的能力,等等。这部分人利用自我的优势从事了音乐学的工作,譬如,中文和中国历史专业方向的人,对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进行着辑录、校释,或从事着缺少音乐形态研究的中国音乐史的工作;而外国语专业方向或一些外语比较优秀的人,则从事着西方音乐文献的翻译,或从事着【清】毛奇龄在《竟山乐录》中所讲的“乐书不是乐,乐器不是乐”的工作。客观上讲,这类人中间的部分学者,为我国音乐理论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完成了许多音乐学基础性的工作。音乐学的研究需要其它文化学方面人士的加入,音乐学者也需要具备文化学方面的学识,只是不能过于偏颇。如今就有些“过”的现象,因此,使人们产生了对音乐学的错误认识。这也许是我国音乐学这门学科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第二,本科生源数量和素质保障的意义。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音乐学的生源数量不足,学生的素质更是不尽人意。 一方面,为了扩大生源,大大降低入学标准,有的音乐院校甚至以缩短音乐学本科学习的时间来吸引生源。另一方面,许多音乐学的出题老师抱怨目前音乐学的试题过于简单,认为如今学生的素质差。试想,要让从来没有学习过音乐学理论的应届高中学生,应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试题,其效果肯定不好,其水平肯定很低。即使是那些从小就接触音乐的“琴童”、“天才”等,对音乐学理论可能也是知之甚少。没有学习过的东西,不可能考出好成绩;没有成体系的音乐学的教育机制,也就没有生源量和质的保证。所以,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两方面的矛盾,必须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或在普通中学中协商选择一些学校,定点开设音乐学方面的课程。由于今天的许多考生没有进行过音乐学方面的系统学习和训练,在出题老师看来再简单的试题,对于考生也是难题,老师和学生都不好把握考试试题的深浅难易程度。如果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一来不仅能够使升入音乐学系本科的学生数量有所保证,使本科生源的数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更能保障这部分学生在音乐学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方面有一个较高的水平。如果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了音乐学方面的常识,升本科的试题自然能够上一个台阶,自然有一个深浅难易的层次。 我们经常争论是否让音乐学本科阶段的学生进行专业方向选择的问题,然而,如果在附中阶段设置了音乐学专业,学生们经过几年音乐学方面能力的训练,在进入本科阶段之后,通过第一学年的适应阶段,在第二学年中,完全可以进行有所目标的专业方向的选择。这样以来,音乐学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使得我国音乐学的教育、学习与研究水平获得一个真正的提高与发展。同时,这也给从事音乐学教学工作的教师也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本身应该具有前瞻性,教学上落后,会使我们在音乐理论的研究方面更加置后。我们要按照上述标准来检验今天音乐学学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经验,要求提高从事音乐学工作和研究的队伍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以前我们对于这一学科的认识不全面,对音乐学这门学科建设的思考也不多,特别是对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更没有做深入研究。今后当尽快补上,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 三、附中、本科课程的合理衔接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 如果能够在音乐学院附中,甚至其它普通中学开设音乐学专业的课程,那么,这些课程要与本科招考的内容基本衔接。音乐学专业本科阶段设置的一些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应该是附中及普通中学音乐学专业课程的延续。因此,课程的设置就十分的重要了。目前,在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所开设的所谓专业课程,被认为就是音乐学的学习科目。它让本专业的学生一进入这门专业的学习后,就以为这些课程就是音乐学学科的学习内容。但是,这些音乐学学习的科目,是否真正体现了音乐学这个学科所应该包含的内容,这就很有讨论的必要了。仅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习与研究来看,今天音乐学课程中的中国传统音乐课程这个科目,就需要添加许多的内容进去。譬如,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重构和建立,缺少的是文献学的基础,中国传统音乐文献学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能否建立的基础性工作。就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对于音乐文献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音乐文献和书籍的了解是学习的前提,是基础的基础。目前的课程设置中就很是欠缺这方面的内容。即或是以西方音乐为研究方向的人,可能也首先应该去了解“西方的文献学”,或“西方文献批评”类似的“学问入门”课程。目前的音乐学专业教育中这些课程也没有开设。而从中学阶段开始就开设音乐学的课程,则更加应该注意课程设置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层次性。除了中学阶段的音乐和文化的诸多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之外,还要顾及音乐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系统性。需要一个系统、合理的,符合我国音乐理论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体系延续到本科音乐学教育与教学的系统中去,要注意音乐专业与文化等各门课程的衔接。就是说,学生一旦在中学学习期间选定了音乐学的学习方向,那么,就应该学习在本科招考、录取时的一些基本课程和内容。譬如,现在每个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都开设有:音乐学概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和声、复调、作品分析、钢琴等课程。这些课程肯定不可能全部都从中学阶段开始开设,即使那些能够开设的课程,其内容的数量和程度也必须有所限定。具体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要广泛征求意见,还应该进行理论上的研讨工作。而且,这里一定要考虑本门学科所存在着的层次教育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音乐学专业缺少层次教育。目前,我国在音乐学的升学考试中,仅就专业而言,所出考题的标准,在本科与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考试之间的差别不是太大。这与我国音乐学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缺少层次有关?N颐敲挥醒刑殖鲆惶子泄乇究啤⒀芯可⒉┦可际钥颇俊⒛谌菁八蕉ㄎ坏牟馐员曜肌SΩ盟担杂谝衾盅ёㄒ档目纬躺柚谩⒉煌愦嗡降难芯浚唤瞿芄槐阌谥贫ㄒ衾盅ёㄒ笛难翱颇俊⒎较颉⒛谌莸龋遥苑且衾盅ёㄒ等嗣堑囊衾盅У难耙簿哂屑匾囊庖濉K裕颐鞘紫纫饩龅氖且衾盅ёㄒ档牟愦谓逃侍狻9赜谝衾盅ёㄒ档牟愦谓逃欠窨梢宰饕韵录父霾愦危?nbsp;一、音乐基础层次 二、专业知识、技能层次 三、文化修养层次 四、方法论层次 而不同的层次又必须要有不同的几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中要解决不同学科的课程、不同音乐学内容。因此,层次教育是与阶段性教育结合在一起的。 譬如,初级阶段:也许应该进行的是中西音乐概论性与感性知识的基础教育;中西音乐理论基础知识及音乐技能、技巧的基础教育;中西文史、文化、语言基础教育等。在第二个中级阶段则应该进行音乐学概论课程;其它音乐学各门学科概论性的课程。到了第三个高级阶段就应该进入所谓专业论题方面的研究,和专攻方向的研究,以及音乐学专业论文的写作阶段了。在这些不同的学习阶段中,哪些课程、哪些内容,以怎样的程度,针对哪些层次的学生又是很重要的问题了。譬如,强调音乐本体技能与音乐学基础能力并行、音乐专业课程与文化基础课程并重的中学阶段音乐学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还必须把这些课程的初级性质考虑进去。也就是说,在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进行音乐基础知识能力和基本音乐技术、技能训练的同时,还要加强要中外历史、文化知识、语言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我个人以为音乐学专业,毕竟首先是一门以音乐技术、技能,以及音乐文化为基础性质的特殊学科,因此,如果不是在音乐学院附中一直专门学习音乐的普通中学的音乐学基础教育,还是应该放在对音乐本体理论所进行的学习上。就音乐学专业方向的学生而言,首先应该具备音乐本体技术、技能、音乐学基础的基本功。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今后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今天,有许多没有经过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统学习的学生,可能在音乐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上就要欠缺一些。譬如,今天,我们都承认那些毕业于师范大学音乐系,和其它艺术院校音乐系非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综合文化知识和能力方面要强于音乐学院的学生。同时,也指出这些学生对于音乐本体了解的欠缺,音乐技能水平的低下,这的确也是事实。而且,这种情况也许还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下去。这正是我国音乐学发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在进入硕士的研究生阶段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课程的设置上就要与音乐学本ㄒ当弦档难鹂础U庖卜稀耙虿氖┙獭钡慕逃枷搿S捎诶返脑颍写笈且衾盅ёㄒ档难芯可乇鹗欠且衾盅г旱难芯可蛐枰股细有枰衾旨寄芊矫娴目纬獭8荼究扑ёㄒ担凳虑笫堑恼攵匝芯可那榭鲋贫ㄑ凹苹C运车募忧恳衾旨寄艿牟钩溲啊6遥捎谀芄唤胙芯可锥窝暗难壤⒉淮螅裕衾盅У闹饕纬毯湍谌萦Ω迷诒究平锥瓮瓿伞L乇鹗且衾旨寄芎图际蹩纬谈Ω迷诒究平锥瓮瓿桑蛭杂谝衾中翁旧淼牟涣私猓苣焉钊虢幸衾盅У难芯俊R环矫妫绻衾掷砺鄣难芯柯畚模皇谴罅科桌亩鸦挥械览砜山玻蚪驳亩际谴蟮览怼⒕傻览淼龋鞘遣恍械摹5牵硪环矫妫绻皇谴永砺凵稀⑽幕辖擦诵矶嘁衾值牡览恚荒芤砸衾值氖导世又髌涞览淼目蒲浴⒑侠硇裕踔谅畚闹辛芯俚囊衾掷踊蚯灼桌肫淅砺鄄幌辔呛希蚋尚ΑR虼耍⒁桓龌境商逑档摹⒂胁愦蔚囊衾盅Ы萄Э纬碳匾R韵钟械囊衾盅У慕萄Э纬躺柚媒械髡⒉钩洹F┤纾肥涤幸恍┦粲谝衾盅У目纬棠谌荩怯值娜防胍衾直咎灞冉显叮衾治南籽У木褪鞘粲谡庋囊桓隹纬獭R严低车囊衾治南籽У慕萄谌莘旁诟呒兜牟愦谓逃腥淌凇F涫担夜澄幕难芯恐校丫幸徽壮商逑档姆椒ǎ凶懦墒斓奈南籽啾冉希颐强吹皆谝衾掷砺鄣难芯恐校;咕啦谘芯康亩韵蟆⒎较虻任侍獾奶致壑惺呛苡字傻摹T谌鲜读宋南籽У幕痉椒ㄖ螅颐蔷筒坏貌凰伎既绾伟颜庵址椒ㄔ擞糜谝衾盅У难芯恐校绾谓⒁衾治南籽У任侍狻N南籽欠椒郏跹颜庵址椒ㄔ擞糜谝衾掷砺鄣难坝胙芯恐兄档盟伎肌?nbsp;即使在音乐的本体教学上,今天的音乐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也缺少一些重要的门类。譬如,不可缺少直接接触民间音乐的教学内容就应该放在相应的层次里。在新的音乐研究思想和观念的指导下,以新的理念和手段开展民间音乐的采风工作。什么是新的音乐研究思想?什么是民间音乐采风工作的新理念和手段?那就是民族音乐学的思想和方法。今天社会音乐文化生活中的民间音乐,不仅仅指的是山野之曲,同时也包括了城市中的音乐文化。而且,在课程的设置中,还要有意识地注重中国音乐理论课程的设置。 四、结语 在西方音乐学构架中的我国音乐学的专业教育及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等都不完善, 如果能够在附中或普通中学设立音乐学的专业,并使其系统化、体系化,以及具有层次和阶段性,相信其作用及影响会更为明显和深远。 音乐学毕业论文:音乐学术论文为何抄袭成风? 周报评点 艺术院校与研究单位音乐专业人员职称评定,要求必须有。中级两篇、副高四篇、正高8篇,或者要一本两本专著,或者论文之中至少两篇发表在音乐专业优秀期刊,如此等等。 发不出文章评不了职称。职称上不去,工资、住房、升迁等问题接踵出现,与切身利益挂钩,与个人命运相关。可以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所以,写论文、发论文,写书、出书,决不是小事情!然而,音乐优秀期刊只有几家,算上所有音乐期刊只有四十几家,一家一期发10篇照顾性质的“职称文章”,也才400多篇。要满足近千个艺术院系音乐专业的讲师、教授、副教授评定职称文章发表的要求显然不可能。 如果一个单位、一所学校把论文、学术著作的发表与出版的数量作为衡量专业人员水平与成果的主要标准。那么,写不出文章,或者说写不出那么多篇文章,或者找不到关系发不到优秀期刊,或者说写了书、译了书,没有钱出版,达不到发表指标的人,恐怕只有两种选择:一些达标困难者,俯首认命,甘受惩罚并继续努力;另一些人,可能破坏学术游戏规则,靠抄袭、请人,贿赂编辑等等手段达到目的。前一部分人压抑,感觉社会不公正;后一部分人则采取不正当手段解决问题。他们的职称文章、职称著作败坏了学术空气,破坏了出版规则,把腐败之风引入学术界,引入出版界。时至今日,已造成严重后果。放眼一望,几乎没有哪家音乐刊物与出版社不遭受这种袭击。这些裹着学术外衣的论文与著作,是造成国内音乐学术期刊与著作出版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学术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分析这帮学术作假者,大多数人并非“生而好抄,生而好剽窃”。他们本来也是孔孟之徒且“人之初性本善”。如果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成果,何必抄人家,何必剽窃人家呢?而且,时间充裕一些,他们不一定就是写不出东西不学无术的人。为评职称不得已,为抢时间不得已,为保住现有的职称地位不得已。抄之得法,不受惩罚;抄之不得法者,也无人惩罚。这种抄之剽之不受惩罚的结果助长此风越演越烈:大抄出大名,小抄小出名,不抄不出名,早已越过法不治众的阶段,正在向“抄袭成风”的“康庄大道”上迅走,其危害程度远远超过了善良人们的乐观估计。 治理音乐学术论文与著作发行出版的“抄袭成风”,不是几个音乐优秀期刊编辑部与音乐出版社开一两个会,发一个联合抵制的声明就能解决问题的。加上一种舆论认为,与社会上政治经济大腐败相比较,职称文章或学术著作的穷作者们抄袭与剽窃一些东西,算什么事?谈何制裁?所以,统一舆论也很困难。既然此问题是政府人事部门与科教文卫系统80年代商定出台的政策,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曾经起到一些积极作用而现在消极作用更大,那么问题也只能从体制与政策上予以解决。 首先,职称评定社会化是一条路子。让专业职称的评定与专业职称的聘任两分开,单位主要根据你实际业务水平与能力和工作需要决定你的职称聘用,而不是根据你论文与著作的多少。这种评聘分离的办法已被人事部门推广采用。其次,职称评定单位化或地方化也是一条路子。北京大学或者江苏省所属高等院校,助教、讲师、教授有自己的一套标准;重庆大学与云南高校可以另一套标准。北京大学比重庆大学,江苏高校比云南高校可以制定更高的学术评定标准,不必搞全国“统一粮票”。各校生源不同,各单位工作要求不同,工资待遇不同,对聘任者水平与能力要求也有所不同。其三,减少职称评定论文、著作发表出版的数量,强调质量。一位学者穷其一生研究的一本著作,或者主要的一篇论文,其学术价值可能几十几百倍于其他平庸作品。鼓励学者与艺术家以一当十,以少胜多。同时,也解决了学术刊物少,职称文章照顾不过来的矛盾。其四,艺术表演、创作专业人员的职称文章与著作数量与质量可以再放宽标准。演唱、演奏与指挥表演水平和作曲家创作水平与教学水平同样进入教授职称评定考虑范围。声乐教授写文章不如音乐学教授,而音乐学教授唱歌也不如声乐教授。如果音乐学教授感觉不公平,也可以展示其表演与创作水平,作为职称评定和专业水平衡量的参考依据。强调声乐、器乐与作曲教学工作者的音乐学素养,与强调音乐学教学工作者的创作与表演素质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当然,学校教书育人,教学效果与教学水平更是一个职称评定的重要标准。不能唯以“文章论英雄”。 好在体制与政策正在逐步改革,如北京地区已实行职称评定社会化,中央音乐学院外聘教授通过本校学术水平测试,星海音乐学院职称文章不以优秀刊物为准等等。这些改革举措的目的,在于消除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才评定一刀切、简单化带来的诸多弊端,建立一个更为合理的专业人才评定体系。如果职称学术评定文章对参评者压力减小到能够负担的程度,如果学术评定体系公正平等,抄袭与剽窃之风仍然不能煞住,那么,唯有加大监督与惩罚力度才能解决问题。当然,静下心来,研究一下西方学术界为何情况好许多,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科研课题;看来,问题的最后解决,还得中西结合,对症下药,从根子上消除病因。 音乐学毕业论文:浅论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特性 内容摘要: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一门音乐理论学科,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呈现。本文将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作为关注点,浅论在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中的几点重要特性。 关健词:民族音乐学 学术论文 特性 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 “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一门音乐理论学科,其学术论文的写作研究,则是其理论成果展示的一个重要窗口,它将研究的最新成果用著述的形式予以展示。学术论文的最终形成则被看成为所研究课题的成果体现,无论是国内国外,学术论文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始终受到高度重视。 一.实地考察性 民族音乐学在研究的过程中注重民族学的内容,注重研究各个民族不同的传统音乐及发展。由此,民族音乐学在研究考察的过程中,大多数专家学者一致认同的一种搜集学科资料来源的基本方式就是田野考察法。 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写作中,最常见和最基本的一个特性就是实地考察性。在中国民族音乐的研究中,“采风”是民族音乐研究者研究过程中最为熟悉词语,对中国的传统民间音乐、民俗音乐进行实地的考察,是中国音乐研究的传统之一。例如,乔建中先生在其论文集汇编《土地与歌》一书中,去到了甘肃、青海等地了解“花儿会”;到达壮族聚居地探寻“三声部”民歌等。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实地考察性,是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最重要的特性之一。 二.科学描述性 当我们从田野中考察得到的相关民族音乐资料整理后,将所见到的音乐事象转化为学术论文上的文字,这就需要科学的对音乐事象进行客观叙述和真实描绘。 在我们的学术论文中,科学性的描绘可以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在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描绘前,需要写作者的合理构思,并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画面。其次,在对论文进行合理布局后,论文则开始了文字描述工作。一方面,写作者可以将所观察到的材料进行全面,详细性的描述和陈述;另一方面,写作者也可以将所观察到的材料,经过自己的筛选,提炼精华,将所看到的音乐事象用总结性的描述方法体现出来。最后,当搜集到的音乐资料有曲谱、器乐等声音形态或演奏时所用的乐器,写作者更应该注意声音资料和乐器资料的专业描述术语和描述方法,需要时用乐谱或照片的形式将其记录下来。 三.理性辨析性 学术论文的写作,与普通写作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从学术论文的前期准备,搜集材料到论文形成,整个过程就是一个科研过程,它需要研究者的理性辨析。在采风时,研究者可能会面对各种繁杂的音乐现象,这时理性的辨析力则起到了关键作用,它能够帮助研究者从繁乱中看到音乐事象的内在本质和形成规律。 正由于民族音乐学是一门理论型音乐学科,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和其他学术论文一样,需要写作者对其论点进行不断的解释和论证,那么,经过理性辨析的具有实际证据的音乐资料则为这些论点和创造性的观点提供的强有力的支持。 四.创造创新性 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一个重要的共性就是要有创造性。“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论文,只要在研究过程或结论中显示出它是一项新成果,那么它就具有科学价值和学术意义”。研究者从论文准备,写作至完成,在这期间运用的一切研究方法和理性辨析思维都是为了使其学术论文中的过程、结论或成果具有创造性。按照伍国栋先生所说,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论文可以在研究过程中有新的创造,也可以在论文结论中有创新性的成果。 此外,当我们在判断一篇学术论文是否具有创新创造性时,应注意它是否符合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是否突破了固有的观点和理论,站在研究领域的前沿去发展和创造。当这些方面的某一点得到满足,一篇学术论文的创新和创造性则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民族音乐学重点研究各民族音乐性质、规律,其学术论文是该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用论文的方式解释具体的学术问题,需要研究者有理性辨析能力、创新创造力、坚持实事求和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不断开阔自己的研究视野、扎实写作功底、丰富自己的实际经验。只有这样,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才能不断的蓬勃发展,人类的科学事业才能生机勃勃、蒸蒸日上。 音乐学毕业论文:音乐学专业钢琴教学改革论文 钢琴教学是高校音乐学当中一门较重要的课程。对于钢琴教学的模式一直在研究和探索。努力实现完善的教学课程系统话,丰富课程内容。使这门课程具有科学性,实战性。随着新时期的到来,社会需求的日益加大。逐步反映出现在如今的钢琴教学还是按照传统的思路来学,忽视学生对钢琴技能的实战。高校音乐学专业其特殊性,使其在教学过程当中占有既特又重要的地位。由于素质教育重要组成部分是音乐教育,其专业的重要职能是向社会输送音乐教育者。这就要求合格的高校音乐学专业师资必须要有好的钢琴基础。高校音乐学钢琴改革,会影响到音乐学的前途和发展,会对今后的钢琴事业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钢琴教学的改革是在新的体制下的必然产物。教学应向多样化发展趋势进行。在改革的同时也要同步发展,既要有扎扎实实的基本功,还要有一定的即兴伴奏能力,同时还要学以致用,这些也是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去考虑的。在这就钢琴培养的目标,钢琴教学的内容,钢琴教学的理念来浅析高校音乐学钢琴改革。 一、钢琴培养的目标 当下,学钢琴的学生越来越多。喜欢的钢琴的学生也多。原来传统的钢琴培养目标是就是单一的练好钢琴作品。随着时代不断进步,社会上需要大量的可以即兴演奏钢琴的人员。而目前培养的学生中大多数都不太会弹奏即兴这部分,这就使得大多数学生不可以积极适应社会,不能够很好的融入社会。这就使得我的钢琴培养目标该进行调整,在保证正常的钢琴作品的演奏情况下,也熟练掌握即兴的演奏.以便更好地服务社会。按照《新课程标准》的要求,音乐学专业最终目标是为了培养合格音乐教师。《新课标》要求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钢琴上要好的演奏教学能力,同时还要有好的钢琴教学能力。而学生到今后的工作岗位上缺乏实践锻炼,心里素质差,一上台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毛病。更多的希望学生在校期间大好良好的基础。音乐学的学生必须要会往实践中走,而后又返回学习当中去,不断的提高自己。我国一直都在开展素质教育,大大地增加了音乐学科的课外活动。为了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在培养音乐学学生在钢琴方面的登台表演经历和艺术实践活动能力,那音乐学专业钢琴教学必需作出改革。改革的目标就是让每一名学生都参加艺术实践活动中,多去校外实践基地实习。 二、钢琴教学内容 传统的钢琴教学当中,大量的都是世界名家做的钢琴作品。比如有拉赫马尼洛夫音画练习曲,柴可夫斯基的四季等。更具不同人的喜好有些同学喜爱巴洛克时期的作品,有的喜好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有的喜好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那有些学生喜好拉格泰姆,爵士,布鲁斯等黑人音乐风格音乐元素的借鉴。在音乐学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即兴伴奏的强与弱,对学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在钢琴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有钢琴的课程,更开设即兴伴奏这门课程。但是这门课开设,在这些年也反应出。由于学生钢琴基础水平的高低不一样,使得教师在实践中遇到很多难题。即兴伴奏是钢琴技能,基础课程融合的一个综合性科目。在学之前应该要学生具备车尔尼599,849水平,学习内容该重点强调说有大小调音阶琶音和弦。同时还要求学生具备很好的和声基础。在钢琴教学内容中多多了解内容,情绪,风格。好的伴奏能力是通过多次的实践长期练习获得的。学生该主动多完成谢曲目,在完成老师留作业以外,还要多去找比较生疏的曲目进行练习,这样可以提高识谱能力。生选用的教材上太单一化。可以通过改革实现巨大的包括性,把钢琴基本的弹奏技能知识与即兴连起来,进行重新编写。那这样的教材也大大提升的教学效果。授课时时会对学生进行集成练习部分,有音阶,琶音,和弦以及哈农还有各种练习曲以外,可以加入伴奏音型,和弦的连接训练。这样使我们学生在刚刚开始学习内容中就得到丰富。同样要严格要求学生弹奏内容同时,更该让学生多多弹奏乐曲的伴奏部分。让学生多听旋律和声以及伴奏织体。例如学生弹拉赫马尼洛夫的作品时,就应该注意多多分手练习,多体会和领悟旋律的走向。 三、教学理念 破原有思维模式,敢于创新。音乐学的学生是要求钢琴,即兴伴奏,艺术实践活动三个大方向合成的。这三个部分是依托关系,缺一不可。虽然在学习过程当中这三课程由不同主教老师分开教学,但是为了学生能够更好的将这三门课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三个课程的老师应相互协商,相互探讨。如何让这三门课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就需要突破我们教师原有的教学理念,使更多的教师参与进来,多交流,多合作。并长期教师之间形成很好的交流,大大提倡教师之间的合作交流。三门课程的教师该多多找找科目的通性,及不同的地方一并解决。在基础和的同学生身上要多多发现好的学习方法,也可以让老师和同学共同总结和完善教学方法。这样会有利于学生的学习进度。同样在每个学期中,举办组织学生进行教学观摩。根据音乐课的特点,定期开展以系部,班级为单位的教学观摩,同时也较强的促进学生之间的学习,以提高他们学习积极性。对于考核我们要多样性发展,把艺术实践的成果也计算学生的成绩之内。这样学生会更主动的学习。对于高校的音乐学钢琴的改革,必学坚持以科学为主导,主动放弃陈旧的课程观念,使钢琴这个大学科能够互相促进,这样才能使这一学科培养更多的人才高校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考虑的面广,量大。应该从实际出发,克服困难,勇于突破和大胆创新。这样的音乐学钢琴教学的实质发生了改变。才可以真正推动我国高校音乐学钢琴教育事业的发展更稳,更科学,更有活力。最终使学生好老师都满意,社会高度认可的改革。 作者:方飞 单位: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音乐学毕业论文:音乐学教师教育论文 一、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课程改革具体做法 1.整合音乐基本理论与听力训练的《乐理与视唱练耳》。这种课程设置的方式在之前已有实践,很多教师在传统视唱练耳课程授课过程中其实也在不断强调两课程间的关系,是两者紧密结合。 2.将和声、曲式、复调、配器等四门作曲技术理论课程合而为一,成为《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目的旨在完成对于音乐作品创作完善过程中所需要的基本技巧的学习,而非培养一个作曲家。 3.新开设《外国民族音乐》等新型前沿课程,一方面获得对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音乐主要体裁、形式、乐器、乐曲和音乐形态等方面的基础知识,提高学生对于音乐的分析、鉴赏能力,培养探索精神、创新意识。另一方面,扩大学生的音乐视野,明确人类音乐的多样性,人类音乐文化、音乐行为的普遍性。懂得理解和尊重多元音乐文化,明确中国音乐在世界音乐中的特点和位置。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注重将此课程与音乐理论其他课程的联系与对比,突显出音乐世界的丰富与广博,大大提升了学生对于音乐观念的认识层次。 4.根据《教育部教师教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要求,将中国、外国乐器演奏成为有选择的必修课程,即中外乐器必须各选择一件进行学习,目标是了解相应乐器的基本知识,赏析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掌握乐器演奏的基本方法、基本技巧。 5.将原有的《音乐教学法》拓展为《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新课程属于音乐学科教育学的范畴,具有音乐教育基本理论与音乐教学实践相结合的课程特点,可以更加系统、完善地引导本科教育专业学生适应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大方向与新要求。 二、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课程改革的积极意义 1.密切了学科关联的系统综合性。以《多声部音乐分析与习作》课程为例,将以往《和声》《曲式》《复调》《配器》等作曲技术理论整合,去除过于专业培养作曲家的艰深部分,充实与实际作品相联系、实践能力相适应的使用技巧。本课程在非试点院校没有开设,传统院校仍采用专业化而非实用化的四门课程、分别授课。 2.强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协调统一性。以《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课程为例,将旧有的《音乐教育学》《音乐教学法》整合拓展为《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更加系统、完善地引导学生适应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大方向与新要求。本课程在非试点院校没有开设,传统院校仍采用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的教学方式。 3.体现了与国际接轨的前沿性。以《外国民族音乐》课程为例,可以获得对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音乐主要体裁、形式、乐器、乐曲和音乐形态等方面的基础知识,提高学生对于音乐的分析、鉴赏能力,培养探索精神、创新意识。此类课程除以往在各大音乐学院、艺术学院及福建师范大学等院校全面系统开设形成了示范效应外,教育部试点院校也随之全面系统开设,除此之外的传统音乐学科学校开设尚不普遍且不够系统。 4.强调了实际工作能力的教学适应性。以《中外乐器演奏》课程为例,了解掌握相应乐器的基本知识,赏析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掌握乐器演奏的基本方法、基本技巧。适应当今中小学课外趣味活动建立军乐队、民乐队的实际能力需求。本课程在非试点院校一般只以选修课的形式开设,且只针对某一类乐器。不具备普遍教育意义。 5.拓展了从欣赏到鉴赏的广泛性与专业性。针对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各试点院校适时开设了《声乐名作与演唱赏析》《器乐名作与演奏赏析》两门课程,将以往《音乐名作欣赏》课程统一授课的方式打破,更具针对性与专业性,同时突出了对于学生演唱、演奏方式、状态的提升作用。这样的课程在以往有音乐学院系统有类似课程开设,如《歌剧艺术赏析》《弦乐艺术赏析》,但相较于前述的《声乐名作与演唱赏析》《器乐名作与演奏赏析》范围相对偏小,不够全面。 6.明确了专业通识体系的渗透性与交叉性。音乐学院针对与音乐相关的姊妹艺术的渗透性与交叉性开设了以下课程——《中外美术简史与名作鉴赏》《影视艺术简史与名作鉴赏》《舞蹈名作鉴赏》。这些课程目前在省内其他同类院校中都是没有开设的,这一点与国家对于人才培养的综合素质能力要求十分不协调。 综上所述,教育部正在完善的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对于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良性发展是具有重要的积极促进作用的,突出体现了素质教育对于艺术综合能力培养的目标。同时应该将试点院校的经验进一步推广,引导其他未改革院校顺应教育发展改革的潮流,促进素质教育的进一步完善。 作者:延劭楠单位:兰州城市学院音乐学院 音乐学毕业论文:民间音乐学前教育论文 一、政府层面 以教育法规保障南通民间音乐在学校音乐教育中的基础地位。南通民间音乐特色鲜明,是我国民族音乐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护这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陆续颁布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年)等法律法规,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保障,也显示了政府捍卫民族文化的决心。政策法规具有强制性,在政策法规的引导下,学校民族音乐教育工作将会事半功倍。1932年,国际著名音乐教育家柯达伊主导制定了以原始民间歌曲教学为基础的匈牙利音乐课程教学大纲⑤。从1945年起,柯达伊一直承担领导制定匈牙利音乐教育规划的任务,推行民间音乐的各种举措,从根本上保证了匈牙利学校音乐教育不断地向着更具有民族性的方面发展⑥。我国的《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提出了“弘扬民族音乐”的基本理念。然而,在多次访谈中,当我们问起孩子们是否会唱南通的民歌时,回答会者寥寥无几。现行的学校音乐教学体系使用的是统一教材,这样的教材更注重普遍性,难以兼顾地方民间音乐。因此,就出现了南通孩子不懂南通音乐的怪现象。如果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出台一些针对性的政策法规,用教育法规的形式保障南通民间音乐在学校音乐教育中的基础地位,必将大大促进南通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创新多层次的民间音乐传承机制。近年来,南通对民间文化的保护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南通市在民间文化保护工作方面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保护工作卓有成效。(1)充分展示民间文化。南通先后成立了南通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等7个部级、省级项目的专题博物馆,每年吸引数十万人前来参观。(2)研究挖掘民间文化。2006年,南通大学创建了民间音乐研究室,致力于研究本土音乐文化,并出版了《南通民间音乐精选》等论著。(3)传承发展民间文化。自2009年以来,为了给民间文化传承人和非遗项目建立传承平台,南通市连续免费开展了24个班次的非遗传习班,累计培训3600人次⑦。这些举措为南通民间音乐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为了顺应时代的飞速发展,实现民间文化的活态传承,需要超越“博物馆”式的传统保护方式,改革“口口相传”式的传统传承方式。因此,必须扩大南通民间音乐的普及面,尤其要重视其在少年儿童中的传承。让南通民间音乐走进幼儿园和小学的课堂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一方面,孩子们通过传唱民间音乐能够更加了解本土文化,热爱家乡,培养乡土之情;另一方面,南通民间音乐能够在下一代的启蒙阶段播下种子。让南通民间音乐走进幼儿园、走进校园,都离不开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大力引导。如果能以政府为主导,鼓励民间的口传身授式传授,促进专家艺人的研究发展式传承,推进学校的普及式传承,创新出一种多层次的传承机制,必定能使南通民间文化得到长效发展。文化和教育部门牵头编写园本教材。目前,相关文化部门已经搜集了不少材料,如《南通地区民歌集》、《通州民间山歌集》、《中国海门山歌集》等,但是这些材料专业性较强,不适合在幼儿园使用。幼儿园民间音乐教育作为民族音乐的启蒙阶段,应该让幼儿学得轻松、快乐、有趣,切忌晦涩难懂。选好音乐素材就等于成功了一大半⑧。在政府的牵头下,教育和文化部门可以组建一支由民间音乐艺人、高校民间音乐研究者、幼儿音乐教育专家,以及幼儿教师共同参与的队伍,结合幼儿的生理、心理特征,对民间音乐素材进行筛选、加工、改编。如根据幼儿的审美特征,选择情绪鲜明、旋律优美、节奏工整的作品;根据幼儿以具象思维为主的认知特点,配上渔民撒网、农夫挑担、广场打麦等鲜明图片;根据幼儿的注意力特点,缩短歌曲长度,选唱朗朗上口的副歌部分或者主题部分。 二、幼儿园层面 由表及里,提高幼儿教师的南通音乐文化修养。教师是幼儿园民间音乐的具体实施者,提升幼儿教师的南通音乐文化修养至关重要。首先,激发幼儿教师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强烈的责任感。教师只有自己喜爱民间音乐,才能把这种情感延续到儿童身上。其次,通过集体培训、小组传授、个别指导、组织观摩、民间采风等多种形式,提高幼儿教师的音乐知识与技能。音乐是表现的艺术,教师对民间音乐的歌唱、表演是最基本的传递方式。再次,引导幼儿教师阅读文献,仔细体味南通民间音乐的内涵文化。比如,教唱如皋民歌《担旦号子》“你不来呀让我来呀,姜太公独坐钓鱼台啊”,教师如果只是设计哼唱旋律,模仿律动,让孩子体验挑担,了解挑担的步态和身法,未免肤浅,应进一步引导幼儿看到如皋人彬彬有礼和敢于争先的风气。创新教法,打造多通道的“生态”集体活动。幼儿园的集体活动是实施南通民间音乐的主要途径,结合幼儿的心理特点,对于民间音乐的教学采用多通道教学法最为适合。从幼儿的心理审美特点上看,“学前儿童的审美知觉表现出多通道性,这种多通道性来源于幼儿的通感,表现为语言与非语言的动作、表情等身体活动的结合,以及不同感觉之间的联觉。”⑨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极其有限,需要用动作、表情、图画等予以辅助。由此,教师应该引导幼儿通过视、唱、赏、动、画、演、奏等多种教学方法,调动其语言、动作、想象、情感等多通道参与,投入审美体验、情感表达。例如,对于海安花鼓可以通过“赏-敲-创-演”的模式进行学习。先通过多媒体欣赏海安花鼓队在天安门前的表演视频,引导幼儿仔细观察演员们是如何敲鼓的;然后出示道具,让幼儿用自己的方式“敲”花鼓,探索花鼓的敲法,感受花鼓的音色;接着,与幼儿一起创编最基本的花鼓敲击姿势与节奏;最后,创设情境,把教室想象成天安门的广场,列队表演,模拟演出。这样,幼儿对民间音乐的感知更深刻,表达也更丰富。本土化环境布置,将民间文化渗透到幼儿园的每一个角落。幼儿园环境是隐性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处可见的本土文化更容易激发幼儿的欣赏、探究欲望,所以应从多角度、多方位传递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幼儿的认知和情感。幼儿园本土环境的创设首先包含空间环境的创设。如在主题墙上陈列民间建筑、田野生活、民俗演出等图片,通过折、剪、画、粘等展示南通音乐文化。区域里可以摆放南通的民间工艺、民间乐器、民俗道具等,引导儿童操作体验。 三、结语 音乐是音响的艺术,幼儿园环境创设还包括音响环境的创设。可以在晨间活动、午睡之后、离园时播放南通有趣的传统童谣,如金沙童谣“大(念duo)头,大头,落雨不愁,人家有伞,他有大头!”通州童谣“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东大仓西大仓,东西大仓堆东西”等,还可以在春节、端午、中秋、重阳等特定节日播放相关的民间音乐。家园共育,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幼儿园民间音乐教育利用社区资源,可以扩大教育空间,丰富教育资源,使民间音乐教育立足当地,形成特色。维果斯基的社会建构理论强调,儿童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社会情境在儿童的认知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社区资源指“学生家庭乃至整个社会中各种可用于教育教学活动的设施和条件,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⑩。幼儿园可以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引进来、走出去。南通民间音乐的传承人是宝贵的人力资源,如海门山歌传承人崔立民、海安花鼓传承人杨培杰等。幼儿园可以邀请这些民间艺人到园里教孩子们唱歌跳舞,给孩子们讲述发生在祖辈身上久远的故事。还可以利用市区以及市郊的文化环境资源,定期有计划地组织幼儿参观南通市博物馆、民博园、美术馆、如皋木偶剧团、海门山歌剧团等,进剧院欣赏观看各类民间文艺演出,到乡村田间参与劳动实践,感受鲜活的民风民俗,体验多姿多彩的民间生活。“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们相信:丰富的民间音乐文化教育将会在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心里,种下美好的幸福之梦、富强之梦、复兴之梦! 作者:韩恬恬 单位: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应用心理学论文:应用心理学教学管理分析论文 [摘要]:高三学生正处于人生的一个转折阶段,心理正处在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渡时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性格特征尚不成熟,面对升学或者择业,面对社会的压力,某些学生可能出现情绪不太稳定的情况,一些打击不可避免的给正在成长中的高三学生的心理带来严重影响和冲击。心理问题的突出,影响了高三学生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严重者导致精神崩溃和轻生行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些情况必须引起学校、家长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引起应用心理教育工作者的思考。 应用心理学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是一个应用特色明显、实践性要求突出的专业。应用心理学以实践应用为主要目的,研究如何将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个人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运用在高三学生教学管理工作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旨在从如何把应用心理学应用到高三学生的教学、如何通过应用心理学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如何通过应用心理学对学生进行管理等三个方面进行阐释,希望对我国高三学生的教学管理产生一定的借鉴意义。 1应用心理学优化高三课堂的教学 高三学生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如何使高三的课堂教学以有限的时间、精力和教学资源的情况下求得课堂教学的最佳效果,成为高中教师关注的焦点。如何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达至最佳的教学效果也成为应用心理学教育工作者深深思考的一个课题。心理学理论认为“情绪系统和认知系统是信息加工过程中的两个子系统”所有信息加工过程都含有情绪成分。 心理学研究早已发现“人们在中等愉快情绪下学习单词比在悲伤情绪下回忆量要大”,因此,尽可能的让学生在愉快的心情中学习知识变得尤为重要。对于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关键问题是如何控制学生的情绪,教师要根据每节课的不同特点灵活地组合运用下述愉快策略。确定符合教育对象的学习任务。学习任务是学生经过努力可以完成“不太难也不太易”尽可能使全体学生体验成功。适度的赞扬能使学生产生积极的心态有利于学习,过度的批评会引起消极的心态,不利于学习。 因此,对学生进行赞扬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改变学生的学习态度,适度鼓励高三学生,可以减轻他们的焦虑情绪,提高他们的自信。对于一些学习成绩相对较差的学生,高三教师应该特殊注意,这部分学生严重缺乏内在的自尊心和价值感,对这类学生要经常的给予鼓励,经常地谈心和交流,及时疏导他们的心理问题。 高三学生经常会出现焦虑的现象,焦虑主要伴以紧张和恐惧情绪,有时可能使学生产生厌学、、逃避、自责、自卑等情况,教师应该对于有过度焦虑感的学生,降低任务的难度,放宽任务完成的时间。强调个别谈话,指出存在问题,减少公开批评。减少学生之间比较等方法。 当然适度的焦虑可以促进学生的学习,对于焦虑感过低的学生应该给予适度的刺激。利用学生的好奇心理可以增加学生的求知欲望,教学往往会出现事半功倍的情况。运用多媒体、示教等手段创设情景、不断变换视觉、听觉等刺激。制造悬念,呈现新颖、奇特的刺激都是利用学生好奇心理的好方法。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心理学教育方法中一个常见的和重用的方法,学生个体兴趣是其自身带入课堂的兴趣,情景兴趣是其在一个特殊的情景中参加一种特殊活动时体验到的兴趣。高三教师应该通过以下方法培养和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如列举符合生活需要的例子;充分运用肢体语言,如面部表情、姿态表情与语调表情;结合课程内容运用幽默的语言讲述课本内容等。总而言之,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教师要根据具体课的不同特点,并配合教师的个性特点,灵活组合运用有关情绪策略,以达到提高课堂效率,优化课堂教学的目的。 2应用心理学对学生进行教育 根据高三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特征,学校应该制定专门的适合学生心理的心理健康辅导课程,课程要针对解决和疏导当代青少年成长期的各类典型心理健康问题并且要长期坚持和定期的对学生进行教育。其次,把心理健康教育全面渗透在学校教育的全过程中。要经常开展各项活动,另外利用活动课、班团队活动,缓解学生的压力。举办心理健康教育的专题讲座。开展对学生的心理咨询、辅导和测试,定期对学生的心理活动进行测试,掌握学生的心理状态,及时解决学生心理存在的问题。 3应用心理学对学生进行管理 因为高三学生的思想状况和应用心理学一样都要去研究人的心理,只是研究的侧面不同。学生的心理活动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对高三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富有预见性和针对性,可以掌握过程中个性、群体、组织的心理活动规律,借以帮助高三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拟定合理管理方案,激励全体学生奋发努力,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 学校应该定期的对高三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引导学生在校期间树立远大抱负,努力学习知识,不断追求进步。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培养“四有”新人,使他们能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国家和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运用“激励”原则,调动学生全面发展的积极性激发动机原则是应用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在我国一些高中的管理当中,对高三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常常是硬抓硬管,堵而不疏,这种治标不治本的高三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已不能适应当代高三学生的成长成才需要。因此,应充分利用激发动机原理,采取激励的原则与方式来促进学生全面成长成才。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加强和改进学生心理问题的组织保证,学生希望自己的教师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渊博的科学知识,能用科学的方法去引导他们,在思想交流沟通中需要与他们进行情感上的交流,使之相互理解、信任、尊重。超级秘书网 相对来说对教师风趣幽默、关心学生、教学质量和待人热情等品质期望值比较高。因此,必须通过应用心理学对教师队伍进行培训,提高教师的心理疏导技巧,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以及个体差异等特点来进行交流,做到能够爱护学生,理解学生,以达到充分挖掘学生潜能的作用。 加强对高三学生的心理适应的方法对于改善师生关系、提高学习效果,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最终为培养身心健康的合格人才有较大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加大对高三学生的宣传力度,利用各种传播媒体、手段进行多渠道、多形式的社会主义优良精神和作风宣传活动。让每一个学生从心灵上接受一种至强、至重、至美的洗礼。 应用心理学论文:教材建设下医学院校应用心理学论文 一、充分认识教材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医学院校应用心理学专业是最近十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新兴专业,该专业的建设强调医学与心理学的结合,注重学生在医学模式下对心理学知识的运用和技术实践。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的精神压力日益增加,过去的精神疾病干预模式日益受到社会的质疑,并非所有人的精神问题都需要进行住院和药物治疗,大量的边缘性人群需要心理学的干预和技术支持。医学院校应用心理学专业是伴随社会需求的日益旺盛趋势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在专业建设过程中作为教学基础设施的教材显得尤为重要,它是统领专业发展方向的基础性文件内容,同时,系统规范的教材也是突出专业发展特色和指导专业健康科学发展的基础性指标。教材的内容、技术指标、考核方向,直接影响着专业发展的方向和人才培养的标准,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有很大的引领作用。 二、医学院校应用心理学教材建设的特色 1.教材数量大,涉及的课程范围广,作者结构丰富 医学院校应用心理学专业从应用的角度为学科的建设内容提供了极大的扩展空间,作为辅助教学资源的教材在内容和数量上也将会有很大的储备空间,从第1版应用心理学专业教材的9本扩展到第3版的25本,几乎涵盖了应用心理学专业涉及的所有学科。在数量变化的同时,教材编写的内容、结构和编写人员的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最初的10所院校到目前的近50所院校的参与,涉及的课程日趋细化,教材兼顾教学过程中教师教学设计和学生学习兴趣的多样性,集中于最新的学科进展,尤其是在方法学的讲授方面给教师和学生更大的操作空间。编写人员的学历、职称呈现正态化分布,不仅有高学历和高职称的教师体现编写人员素质的提高,丰富的工作经历为教材的深度和广度都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而且有刚刚步入高校的青年教师参与编写,能够提供新颖的思路,体现了时代性,更能够被广大学生所接受。 2.教材内容新颖、科学性强、系统性好、实用性突出 在教材内容中突出新颖性,学生能够在教材中接触最新的专业知识和本学科领域的最新进展,通过专业导读性内容,拓展本学科领域;作为本科教材更注重培养学生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对知识的运用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在心理咨询技术的使用方面建立起层级化的知识传授体系,基础知识-发展理论-测量技术-预防技术-干预技术等几个方面进行系统介绍,使其循序渐进的掌握专业知识。同时,兼顾学生未来专业发展,按照:疾病干预方向、心理健康教育方向、人力资源管理方向、基础学术研究方向,进行了教材体系的建设工作。与时俱进的开展教材开发和课程建设。在新一版教材中加入了《员工心理援助教程》、《性心理学》等,具有新的社会发展需求的教材,为新课程开发和学生知识视野的开拓奠定了良好基础。 3.构建适合学科发展的教材评价体系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结合教学实践科研成果,更新评价理念,探索出适合学科发展的教材评价体系。评价体系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学校内评价和学校外评价。学校内评价主要由学校教学主管部门、督导小组和教学部门协作完成,通过定期教学检查、督导听课反馈、授课教师自评和学生调查、座谈会的方式进行。学校外评价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通过与参编教材成员联系,探讨教材使用的普遍性和实际效果;二是调查教材知识在毕业生实习中和工作后的应用效果,从而发现教材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时进行调整。校内外结合的教材评价体系应不断从教材建设、教材选用和教材管理等方面不断改进。 4.建立健全教材激励机制 为充分调动有专业背景和编写才能的教师加入到编写教材的队伍中,学校鼓励和支持高质量教材的编写,从而促进教材建设的发展。建立健全编写教材过程中各种费用的报销制度,编写优秀教材的奖励制度,为教材建设创建了牢固的经费保障体系。 三、应用心理学专业教材建设成效 1.教材建设与专业培养目标紧密结合,突出了医学院校应用心理学的专业特色 教材建设以专业培养目标为基础,教材作为衡量教学水平和教学改革成果的重要形式,多层次、多元化的特点愈加明显,为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人才培养的需求,进一步深化培养模式和教学内容的改革,提高办学质量,从而造就更多的适应新世纪需要的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医学院校面临着重大的教材建设课题。医学院校应用心理学专业注重培养应用型人才,突出学生的医学特色,在本套教材中通过引入《神经心理学》,《心身医学》,《中医心理学》《行为医学》等独具医学特色的课程使学生对医学领域中的心理学知识运用有了全新的认识,更加熟悉和自觉向医学领域去发展自己的专业,其职业生涯规划在专业学习中逐步得到明确和技术支持。这种引导有效的区别了其与综合类院校和师范院校心理学人才培养的技术要求和未来发展定向,其特色更加鲜明,技术领域更加具体和专业化。 2.教材建设推动本学科改革和提高教学质量: (1)应用心理学教材的出版和使用情况 目前该套教材已经在国内全部开设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医学院校中得到广泛使用,初步推广院校达到34家,该教材在部分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也得到了选择性使用,教材内容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认可,尤其是这些多样性的教材使教师和学生的选择更趋多样,教师以教材为蓝本为学生开设的课程更有特色性,学生的课程选择也更多,同时还兼顾到了院校的特点和本人的兴趣。全套教材作为一个系统的参考书目也得到了广大心理学教师和心理学爱好者的认可,很多社会培训机构也以此为基础进行专项的心理学培训。 (2)教材体现了医学背景的专业特色 教材是知识的重要载体,体现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有机结合,是教学顺利开展的重要工具;医学院校应用心理学教材体现了推进素质教育与培养创新人才的目标,也反映了医学院校的特殊专业背景。教材建设过程中,牢牢把握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课程改革的紧密结合,适合新形势下的教学需求,系统而全面地为课程体系改革服务,既体现了医学背景,又符合学校的教学水平、教学成果和教师的教学风格,寻找到一条教材建设的特色之路。 (3)教材建设促进了专业课程改革和学科发展 教材在编写之初是至于学科要求和最新学科进展的基础上进行的总结性内容,在此基础上专业课程可以结合教材的内容进行有针对性地调整,为专业课程改革奠定了基础,同时,教材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创新性与学科发展紧密联系,推动了应用心理学向更大的发展空间迈进。在教授学生最新知识的同时,也能够有效的激发教学对教学内容和形式改革的探索,尤其是本套教材中更注重实际案例的分析和应用技术的实施,使教师在教学中需要引入更先进的教学方法和理念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并学会主动关注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来服务课堂教学,从而实现教学科研的有机结合。 (4)教材建设推动了教学改革,提高了教学质量和学生素质 教材是学生深入学习专业知识和扩展专业视野的重要途径和媒介,好的教材不仅给学生提供了相关的知识,提高了专业素养,而且为学生今后学习指明了方向。学生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中可以获得更多的选择和知识甄别,教师在以教材为基础又不仅仅局限于教材的授课过程中扩展了自己的知识面,促使其更多地阅读专业书籍,查询专业资料,教学相长,提高了教学质量,学生的整体素质也随之改善。 3.构建综合性教材,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和创新视野 当今社会注重体现高校大学生知识体系的全面性和综合性,应用心理学专业对不同学科间知识的相互渗透和融合要求日益增高,这种倾向的出现,从根本上对教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论从不同教材间知识的交叉性,还是从教材间不同章节内容的连贯性,从知识的讲授到问题的解决再到课外拓展和应用,都能反映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和解决实际过程中创新性的体现。教材建设是专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有效的提升教材建设水平,充分发挥教材的引导作用是今后一个时期专业建设工作的重要任务,在对我院新一轮医学院校应用心理学专业教材建设工作充分总结的基础上,我院将进一步推进应用心理学教材的使用和效果研究,突出成效性和针对性,努力将本套教材在更高的领域中发挥积极的示范作用。 作者:崔光成 赵阿勐 齐金玲 王玉花 张丽宏 应用心理学论文:应用心理学原理设计论文 摘要:为了使中学历史学科教学更有效地利用计算机辅助功能,本文就如何把感知、注意、记忆、情感等心理规律运用到历史教学课件的设计与制作中,以适合中学生的成长特点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历史教学课件;心理学原理 计算机辅助教学(CAI)能使教学内容单用语言描述很难达到的教学效果,通过多媒体课件活生生地展现在同学面前。从而,课件的设计与运用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如果以学习者心理活动规律和心理特点为依据而设计会收到更好的效果。中学历史课程具有真实客观性、思想教育性、情感启发性等多方面要求。本文试从感知、注意、记忆、情感等心理规律与历史学科课件制作要求的关系上进行初步探索。 一、遵循感知规律,实现感官整体交互,激发学习兴趣 (一)遵循对比规律,显示教学主体 显示物应形成色彩对比以便学生能迅速准确地感知。例如,在显示历史地图时,铁路用黑色,公路用红色,河流用蓝色,通过色调对比,使差别增大,学生可以清晰地感知。课件设计时一般选择冷色调或中间色调,适当应用暖色以保持学习者稳定的学习情绪,增强其情绪和心理暗示,也体现了历史事件的客观性和沉重感。显示物要突出主体。例如设计“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根据地时,可用显眼的红色(暖色彩)指代根据地范围,使其他地区成为背景。主体从背景中区分出来就容易了。 (二)注意图像与声音的搭配使教学内容和谐统一 课件中的旁白解说,示范朗读,背景音乐必须与文件、图像、动画、视频协调搭配。最好用中音中速,平缓语调,在平静中领会;背景和过程阐述有关历史意义、作用、影响时,可用激越、抒情的语调,以增强感染力,以体现历史学科的情感价值。合理地加入一些音乐,可以更好地表达教学内容,吸引注意力,增加学习兴趣。音乐的节奏要与教学内容相符,重点内容处要选择舒缓,节奏较慢的音乐,以增强感染力;过渡性内容要选择轻快的音乐,给人以轻松感。但不能用得过多,否则将成为一种干扰。总之,音乐的配置应成为“点睛之笔”。适当的历史题材音乐可增强历史学科的时空穿透感。 二、创设美好情境,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 优美情景,愉快的学习氛围,能寓教于乐,增强感染力,有利于知识的掌握。设计课件时要将历史教材上描述的知识用图形、文字、声音、动画等方式形象直观地再现或模拟出来,让同学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例如在设计历史上有关战争题材的课件时,可用不同颜色的线条以动画方式展示双方的军事意图和行军路线,战争地点可设计爆炸影像并配以适当的爆炸声,随即显示与之有关的动态录像资料,如此能较为全面地展现战争的全貌。同时,还有历史人物的相关活动情境,让学生有从感性到理性的全面认识。 三、运用注意规律,策划教学内容与环节的处理 课件设计中,要强调事物之间的对比关系,对象与背景的差异显著,就容易引起无意注意,产生“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印象。特别是一些正面历史人物形象以及重点史实的展示。由此,应尽量防止引起分散学生注意的刺激物的干扰,以求整体风格的统一;要紧紧围绕主要教学信息选择背景,插图,避免喧宾夺主或画蛇添足;界面色彩反差不要太大,避免不适的视觉冲击。课件不要过于追求动态效果。同一画面色彩数量,以不超过三种为宜,尽可能避免对表现内容无益的花边、彩框。不必制作华丽的片头,内容的跳入转出采用淡出淡进,以“切入式”为宜,避免花哨动作,以突出历史学科的客观性。四、渗入记忆规律,提高课堂知识掌握率CAI的定位是“辅助”,始终要围绕教学目标,知识的保持主要是通过记忆来实现的,关键是记忆效果。1.课件设计中要提出具体的识记任务。文字内容尽量简明,突出重点,以提纲式为主。在有限幻灯画面里,要求观点明确,一目了然。2.要充分利用无意识记忆的规律设计相关内容,激发其兴趣和感情。例如,在设计中共成立历史背景时,录制影像资料中的列强两尊大炮对准课堂,立即给学生震撼感,无意识地会记住我党成立前我国的沉重灾难状况。又如在设计中共诞生历史意义有关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的内容时,交互出现“星火燎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抗日锋火”“百万雄师过大江”“开国大典”画面。学生立即领会了中共成立后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正内涵。3.要充分注意知识的归纳和系统化在设计中的处理。历史知识具有时段性,系统性特点。由此在教学内容后,必须设计历史课堂小结、知识网架,再认和呈现课堂内容,可条理、结构化,让师生合作完成,归纳的内容最好用“切入式”或“飞入式”显示,争取有规有矩,因为此时师生的思维正处于高度焦躁中之时。语言简洁,不设背景衬托,以利记忆。 综上所述,CAI历史课件的设计制作中应注意人的诸多心理现象、心理过程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可割裂的特点,把这些心理学原理都归结起来,体现在历史学科课件设计中,有待向更高更新的层次探索。 作者:彭武毅 单位:新化县第一中学 应用心理学论文:应用心理学实践教学论文 【摘要】在实践教学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社会心理服务能力,有利于高校为社会培养出应用型人才。创建应用心理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要围绕学生的专业成长和成功就业,重视传授应用心理学专业知识,为社会培养应用心理学专业人才。在开展实践教学过程中,争取培养具有较高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本文重点论述了如何构建应用心理学实践教学体系。 【关键词】应用心理学;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当前,对于各个高校来说,在创建应用心理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时要做到“一个中心、二个基点、多层次、多渠道”,一个中心就是开展的一切实践活动以学生为中心,在设置所有实践环节时,都要首先考虑到学生的成长与就业。二个基点就是依靠应用心理学的专业建设与发展,依据社会不同领域对应用心理学人才的不同需求,来创建应用心理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多层次就是指专业课程学习中的实践教学部分、学期中的专业调查部分、实验部分、专业学习中的实践教学部分、存在于毕业论文中的实践教学部分、利用节假日学生参加社会教育部门组织的各种实践部分、学生在社团中的专业实践活动等,利用各个层次对学生开展实践教育。多渠道就是利用校内和校外的不同专业实践资源,为学生创造丰富多样的专业实践机会。 一、实践教学体系的构成 为了让大学生在学习中掌握更多的知识与能力,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利用大学四年时间,高校要重视培养学生的专业基础实践能力、专业实践能力、社会服务能力、参与能力、创新能力、设计能力等。专业基础实践能力就是指学生利用专业学习掌握为社会服务的基础性能力,主要内容有心理学实验、设计、处理各种实验数据的能力,可以自行完成实验报告,对各种实验数据进行分析的能力,可以利用分析软件对各种数据进行分析,能够自行完成对心理学专业文献的检索等。专业实践能力就是指学生在进入工商企业、社区、教育部门、行政管理部门以后,利用自己掌握的应用心理学知识从事心理辅导工作、咨询治疗工作、管理工作、教学工作、人力资源评估与开发工作、市场营销工作等。社会服务参与能力就是指学生可以利用自己在学校学到的应用心理学知识在上述部门中为社会提供各种服务,依靠自主就业,可以提前掌握社会就业信息、就业渠道的能力,帮助学生提前适应社会需求,在心理上做好进入社会的准备。科研创新与综合设计能力就是在掌握上述所有能力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社会需求与自己将来的发展方向,重视自己的专业兴趣出发,提高科研设计、社会调查、设计问卷、完成论文的能力。在笔者提到的四个能力当中,首先要求学生具备专业基础实践能力,然后在此基础上可以上升为专业实践能力,学生要想具备综合设计能力则需拥有服务于社会的能力、参与能力、科研创新能力。 二、应用心理学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实施方法 1.开展专业意识教育 将专业意识教育与其他学科的学习分离开来,这在教学中不但是一种创新,而且属于学生的需求。当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应用心理学专业的特点,就用心理学专业是为人提供服务的专业,在进行实践学习时要具备严肃的学习态度,更需要深入了解人们的心理疾苦和心理生活,要同情人们的各种遭遇,要有极大的爱心,要想提高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都依靠对学生进行专业意识教育。此项内容的教育主要内容有入学教育、专题讲座、学生自行检索心理学知识、学生真正领悟人生、形成高尚品格等,属于一个有利于促进学生学习环境形成的系统。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鼓励学生积极选择有利于自己发展的、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学生进入大三学习后明确主攻方向。 2.开展专业课程与实验教学相结合 专业课程与实验教学在学生的学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学生在专业学习与基础课学习中,教师要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大力开展实践教学,应用案例分析、技能训练等方法,同时认真编写教学大纲、确定教学内容、应用合理的考核方法等。学生进入大三以后,专业课分为二个方面,一是心理辅导二是人力资源管理。心理辅导课的主要内容有学校心理学、个体心理咨询、团体咨询理论。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内容有人力资源开发、绩效管理、工资管理与设计等。学生进入大四以后,学生可以依据自身兴趣在二个方面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主要内容有情绪心理学、认知疗法、艺术与音乐疗法、精神分析原理、家庭心理学、创业管理、环境心理学、经济心理学、消费心理学等。 3.开始短期实践教学和毕业实习,积极组织社会服务与社团活动 短学期实践教学和毕业实习主要集中于学生结束四年的学习生活时,开展综合社会实践活动,主要内容有大一的专题调查、大二的实验设计、大三的专业见习、大四的心理辅导、毕业前的实习内容等。社会服务活动与社团活动是依靠教师的指导和学生的自发组织,带有明显的专业特点的社会实践活动,主要内容有学生在进行专业实习时开展的勤工助学、社会领导的宣传心理知识、在社团和教师的共同参与下创办的报纸类与杂志类、联合其他大学生共同开展的心理学知识比赛、心理学内容的戏剧表演等。这些内容都属于实践教学内容,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学生形成专业意识,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创建应用心理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是一个基于完善理论的、不断发展的长期工程,在创建过程中,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动态的、创新的实践过程。 作者:陈奕运 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应用心理学论文:应用心理学专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论文课程教学的改革探索 【摘要】在多年的应用心理学专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的过程中,不断对毕业论文课程教学环节进行改革探索,提出了制定毕业论文写作规范、由专门教师对毕业论文选题及写作进行培训、学生自主选择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学生与指导教师定期沟通以完成论文,最后进行论文答辩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关键词】应用心理学 自学考试 毕业论文 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自国务院1981年创立以来,一直把毕业论文的写作、答辩和考核工作作为自学考试的重要内容之一。毕业论文是衡量考生是否具有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考查学生对专业知识整体掌握情况的重要方式。吉林医药学院自2005年起承担吉林省应用心理学专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以来,已有近十年的办学经验。在这十年的办学过程中,我们不断总结毕业论文教学过程中呈现出的问题,并进行深入系统的教学改革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现将改革具体情况做一总结。 一、制定毕业论文写作规范 报考应用心理学专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考生生源背景较复杂,他们来自于大专院校、中小学、医院、军队、公安系统、企事业单位等各行各业,对于这些考生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写作论文,他们并不知识论文的具体要求和规范。另外,他们的知识层次和专业背景不同,导致他们对毕业论文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他们希望可以将自己的工作领域与应用心理学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完成论文,但他们找不到有效的方法。此外,他们的工作任务较繁重,导致他们没有大块的时间去研究毕业论文的写作。基于以上原因,吉林医药学院组织教师专家组,在对考生的基础知识和写作能力进行摸底调查以及对毕业论文考核大纲进行详细分析之后,制定了应用心理学专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论文的写作规范,并形成标准下发给每一位考生。写作规范详细规定了写作的内容要求、格式要求和排版要求,并另附符合标准规范的论文一篇供考生参考,使考生对毕业论文写作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写作规范的制定和下发,减少了考生对毕业论文写作前期的摸索时间以及后期排版定版的时间,避免了考生因不了解毕业论文的写作规范而延误写作进程,使考生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论文的写作上。 二、由专门教师对毕业论文的选题及写作进行培训 仅仅将毕业论文的写作规范下发给考生是不够的,他们仍然很难找到合适的选题并顺利完成论文。因此,吉林医药学院将考生集中起来,选派专门教师利用四个学时的时间对考生进行培训。培训内容从查阅资料、提炼观点到论文选题、论文写作,使考生更进一步了解写作规范的同时,学会在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工作经验,选取论文写作的角度和范围,初步确定毕业论文的写作方向。此外,教师还要对毕业论文写作进程进行详细的说明,使考生了解确定论文选题、上交初稿二稿三稿,上交毕业论文定稿以及论文答辩的具体时间及进程,做到心中有数。这一阶段使考生对毕业论文的写作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明确了如何选题以及如何进行整个论文的写作,使考生进一步明确了论文写作的方法,增加了考生写作论文的信心。 三、学生自主选择毕业论文指导教师 针对应用心理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大部分为社会考生,工作任务较重的特点,在这一阶段,吉林医药学院不再组织集中时间的毕业论文培训,而是改为由学生自主选择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根据自己时间与教师时间,双方协调沟通以完成毕业论文的方式。 首先,将教师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专长进行汇总,并下发给每一位考生。考生根据自己的工作背景、生活经历、知识结构,选择自己想要研究的方向,并根据教师的研究专长,选择自己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每一期指导教师所带学生控制在4-6人,原则上不超过8人,以保证指导教师对论文指导的质量。如果考生人数较多,则可分几轮进行毕业论文的指导。之后,指导教师与考生一对一沟通,进一步指导考生确定选题内容。此阶段结束后,毕业论文的前期准备阶段基本完成,接下来就进入到考生的论文写作阶段。 四、学生与指导教师定期沟通完成论文 题目确定之后,学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结合指导教师的时间,与指导教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进一步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鉴于应用心理学专业自学考试考生的分散性、多地区性和多职业性的特点,教师与学生对毕业论文的交流不拘泥于面对面的沟通方式,还可以采取电话沟通、网络沟通等多种沟通形式。教师对学生毕业论文的指导包括查阅相关资料、题目的选定、假设的提出、实验的设计及完成、量表的选择、被试的选取、测验的进程、数据的统计与整理、数据呈现,直到论文的完成。在整个过程中学生及时与教师交流,接受教师的指导。学生需要按规定时间上交论文初稿,教师对初稿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学生继续进行修改,并上交教师审阅,直到教师认为可以定稿,学生方可上交定稿。原则上教师对学生毕业论文的修改次数不少于三稿,一般需要根据学生写作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这种分散指导的方式一方面解决了大部分考生无法集中统一时间进行上课的难题,另一方面也使得考生的毕业论文切实得到了具体的指导,保证了毕业论文的质量。考生在这一阶段通过查阅资料、与导师沟通、不断修改论文,最终完成论文写作。 五、对毕业论文进行答辩 学生的毕业论文完成以后,按规定时间上交。上交后的论文需要先经过由三位教师组成的专家组进行进一步审阅,合格方可答辩。审阅教师若提出修改意见,则让学生按照修改意见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可参与答辩。 大部分考生从未有过参加论文答辩的经历,因此对毕业论文答辩会产生担心、恐惧的情绪。为了保证考生能够顺利通过答辩,对于应用心理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考生,我们采用先预答辩再让其参加正式答辩的方法。预答辩时间为每个考生十分钟,考生需要在五分钟之内陈述论文的具体内容,之后由专家组根据论文内容进行提问,考生回答。这种方式使考生对正式答辩的过程进行了模拟,他们在真正答辩时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此外,专家组提出的问题会引发考生的进一步思考,并了解到答辩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使考生对最终答辩的准备更能够有的放矢,提高通过率。 六、总结 通过对应用心理学专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论文环节的一系列改革,虽然增加了指导教师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但是使考生真正学会查阅资料、确定选题、写作论文的方法,并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同时,也保证了自学考试毕业论文的写作质量,提高了应用心理学专业自学考试考生的专业素质,真正达到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培养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要求的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的培养目标。 应用心理学论文:应用心理学专业咨询心理学校本课程建设探析 摘要:咨询心理学课程建设应综合考虑中国实践、学校办学特色、专业发展以及学生个人成长的需要,设定课程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咨询心理学应依据主体性原则、开放性原则、活动性原则、发展性原则和反思性原则,根据不同的授课内容采取多种教学方式,如角色扮演法、案例分析法、讨论辩论法、行为训练法、朋辈心理咨询、团体咨询法和咨询实战法等,以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培养应用型心理咨询人才。 关键词:应用心理学专业;咨询心理学;校本课程建设 咨询心理学是研究心理咨询的理论、咨询过程和咨询技术的科学。作为一门心理学专业的重要课程,咨询心理学在不同学校的建设中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但也有很大的差异性。为了适应不同高校的办学特色及人才培养的目标,其课程设置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必然有其特殊性。探索符合我校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咨询心理学特色课程建设,是研究者的优秀任务。 咨询心理学课程建设的依据 符合中国实践的需要目前,咨询心理学课程中所介绍的理论和方法多以西方文化与主流价值观作为依托,对心理咨询结果的解释常常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就使得西方的理论与技术在应用于中国时,往往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人的心理问题,存在明显的局限与不足。通过课程内容的调整与完善,在咨询实践中,增加并融入中国文化色彩,培养出能解决中国人自己心理问题的人才是该课程建设的重要依据之一。 学校办学特色的需要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是我国最早建立的面向全国培养职业教育师资的普通高等师范院校,始终坚持服务职教的办学定位,以特色兴校,坚持“动手动脑、全面发展”的办学理念。这就意味着我校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办学目标应该服从学校整体办学特色的要求,面向职业教育,培养能够在职业技术学校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因此,在课程实践中,将服务对象定位为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在教学内容上应考虑如下内容:各年龄段职教学生的心理特点,常见的心理问题,影响学生心理问题的成长环境,适合于该年龄段的心理咨询会谈语言与治疗技术等等。 应用心理学专业发展的需要从学科性质来看,咨询心理学不仅仅是一门理论性课程,而且也是一门操作性很强的应用课程。因此,从专业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应该改变原先心理咨询课程重理论、轻应用的现状,加快培养心理咨询类的应用型人才。从学科发展的外部环境来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经济发展、社会变革迅速,各类人群都面临着极大的社会压力,对心理咨询师的需求增长迅速。为了适应这种发展趋势,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1年确立了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制度,加快了我国心理咨询职业化的发展。在社会对心理咨询专业从业者需求旺盛的大环境下,正是加快应用心理学专业发展的大好时机。综合内外因素,课题组认为突出操作性和应用性是本课程建设的重要依据,把心理咨询课程建设和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考试结合起来,探索适合我校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的培养方向是该课程建设的重要目标。 学生个人成长的需要作为咨询心理学这门课程的受体,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对课程的建议和需要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和采纳。通过与学生的交流和讨论,总结出学生两方面的主要需求。首先,希望改变枯燥的课堂听讲和理论学习方式,融入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和实践操作环节,提高心理咨询的应用能力。足够的信息量,丰富多彩的学习方式,提高应用能力,是该课程建设不可或缺的环节。其次,通过咨询心理学课程的学习,能够解决自身存在的心理问题和困惑,提高应对压力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获得个人发展和成长,形成同学之间互帮互助、和谐融洽的氛围。学生的需求与课程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在培养心理治疗师过程中,自我成长是不可缺少的内容,通过课程学习,帮助学生深刻了解自我心理,包括个人心理动力特点、价值观念及行为模式等,应该成为该课程建设的依据之一。 咨询心理学课程培养目标 课程目标是课程本身要实现的意图和指向。结合咨询心理学这门课程自身内容与课程建设的四大依据,我校应用心理学专业咨询心理学课程的培养目标是:通过系统学习心理咨询理论和原理,使学生灵活掌握心理咨询的方法和技术,促进学生个人自我发展和成长,成为面向职业技术院校学生的、能够解决他们实际心理问题的、理论与应用并重的、全面健康发展的优秀心理咨询人才,获得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书。 咨询心理学课程教学内容 从心理学课程建设的依据出发,立足于课程培养目标,课题组讨论认为咨询心理学课程的教学内容的设置应该满足三个条件:(1)除完成常规的教学任务外,还应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心理发展;(2)探讨心理咨询的本土化教学,借鉴国外咨询理论的同时,介绍其在中国的应用和本土化状况;(3)适当增加实践环节的比重,重视心理咨询技术的掌握和应用。具体教学内容为: 理论课包括心理咨询概论、心理咨询简史、心理咨询对从业者的基本要求、精神分析理论的咨询与治疗、行为疗法、认知心理咨询与治疗、交互作用分析的心理咨询、来访者中心疗法、心理咨询的过程与技术、心理咨询对从业者的要求等。此外,教学内容还增加了日本教授森田正马所创建的“森田疗法”,中国心理治疗专家钟友彬先生首创的中国式精神分析疗法“认知领悟疗法”以及对中国人“权威倾向、专家倾向”等思维方式的讨论。 实践课实践课环节主要设置了一些咨询实战及心理游戏体验,包括箱庭疗法、粘贴画疗法、朋辈心理咨询、典型案例分析、心理咨询电影赏析、信任练习、破冰练习、交朋友小组训练等。 咨询心理学的教学模式 归纳国内外多种心理课教学模式,可以总结出两种典型的教学模式,即认知模式与体验模式。认知模式是以传授学生心理学知识,发展学生心理能力为目的,根据心理学知识的内在逻辑结构确定教育内容,主张用高度理性化的方法进行教学;体验式教学模式则根据学生需要确定教学内容,注重情境的感染力和榜样的作用,用高度理性化的方法进行教育。深入分析咨询心理学课程特点,课题组认为,综合利用两种教学模式,将两种教学模式贯穿于整个课程学习中,取长补短就是最好的教学方式。 咨询心理学的主要教学原则 主体性原则主体性原则意味着整个教学活动应该以学生的特点和需要为出发点,确立学生在咨询心理学课程学习中的主体地位。主体性原则要求教师在课堂中要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课堂积极性,鼓励学生大胆发言,暴露真实想法,努力探索问题解决的办法。 开放性原则开放性原则不仅包括学生心态的开放,而且包括教学内容上的开放。咨询心理学课堂应该是一个开放、安全的课堂,学生的心态应该是开放的,不受压抑的,用于个人成长和自我探索的;同样,教学内容也不应拘泥于课本知识,而应该立足课本、高于课本,关注一些现实的心理问题,启发学生学以致用。 活动性原则心理咨询不仅仅是一门理论性的课程,更是一门操作性很强的应用课程。活动性原则正是契合了咨询心理学的学科特点,教学中应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得到最好的学习。 发展性原则发展性原则要求咨询心理学课程设计时要着眼于帮助学生解决成长中遇到的各种发展性问题,预防心理疾病的产生,充分开发学生潜能,提高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发掘每个学生的长处和闪光点,让每个学生都获得成功体验。 反思性原则反思性原则要求学生对心理咨询的理论和技术能够做到边学习,边反思,辩证地看待,形成自我监控的能力。 咨询心理学的主要教学方法 角色扮演法角色扮演教学法是一种对角色进行模仿与观察的学习方法。在咨询心理学教学中应用角色扮演法,即围绕教学目标,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扮演来访者和咨询师,将咨询过程进行情境再现,从而让学生亲身体验咨询过程。使用角色扮演法对学生进行训练时,首先应根据教材和教学大纲,制定详细而具体的计划;然后,由两个学生分别扮演咨询师和来访者,其他学生进行观察;“咨询”结束后,咨访双方可进行反馈,由全体学生讨论其优点和不足之处,教师做出必要的总结和指导。每次演练时间控制在50分钟左右,与一般咨询时间相同,力求做到与真实场景相仿。 案例教学法是指教学者使用案例,以团体和小组讨论、角色扮演、和撰写案例等方式增进成员之间的对话,引发参与者省思,增强实际练习的经验,以及引导学习者使用某种特别的思考方法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在教学中援引案例,一般包括案例原始材料的收集、对案例的分析讨论、对案例进行总结和反思这样几个过程。 讨论、辩论法讨论、辩论法也是心理咨询课程中一种较好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主要在班级进行,班级成员根据资料与经验,对大、中、小学生中一些共同问题进行深入讨论。讨论的方法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如分组讨论、陪席式讨论、论坛式讨论、论辩式讨论等。在学生论辩时,教师最好不要参与论辩,静观其变,最后可做一些总结,但总结应是开放式的,没有最终答案。 行为训练法当前,大学生较为普遍地存在人际交往不良、自信心不足及考试焦虑等问题,因此,心理咨询课堂上可以针对大学生这些常见问题进行相应的行为训练,如系统脱敏训练、自信训练、交友训练、信任训练等,为学生创造一个自由、安全、没有威胁感的课堂氛围,鼓励学生开放自我,克服不良心理,完善健全人格。 朋辈心理咨询朋辈心理咨询是指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人们互相给予心理安慰、鼓励、劝导和支持,提供一种心理咨询功能。可以理解为非专业心理工作者作为帮助者在从事一种类似于心理咨询的帮助活动。虽然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尚未达到心理咨询师的专业水平,但可以尝试同学之间进行朋辈心理咨询,尽可能地运用自己所学到的咨询知识互相咨询,互相帮助,在共同学习的同时促进彼此心理发展。 团体咨询法团体咨询或称集体咨询,是心理咨询的一种重要形式,即咨询工作者帮助一类人(两人以上至几十人)解决其存在的共同心理问题的形式。在咨询心理学课程中创设出一种支持性的氛围,引导学生共同体验、探讨、训练,解决学生生活中常遇到的心理障碍和心理问题,让学生之间互相交往,互相启发,增进大家咨询实践体验的同时,促进个人及团体的发展。 咨询实战法本着实践中学习的原则,教师可以在课下为学生创造各种咨询活动的机会。如可以让学过心理咨询课程的高年级学生担任助手,协助咨询教师为本校有心理问题的大学生进行心理咨询;可以联系中职院校学生做心理辅导,担任兼职心理辅导员,进行学习或工作;或者到学校的实习基地,进行实地学习与观摩等。 应用心理学论文:应用心理学专业“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培养初探① 【摘要】针对目前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的学习困扰状况和教师专业发展需要,提出应用心理学专业要特别注重培养既懂实际又重视理论指导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并就相应培养措施和保障机制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应用心理学 “双师型” 教师 1 应用心理学专业“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的必要性及其内涵 近十年来,应用心理学专业在我国多所高校包括不少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得到迅速发展,然而有调查显示,该专业学生认为本专业存在课程设置欠合理、理论联系实践少、实验少、教学手段较单一等不足[1]。我们最近对207名在校学生的专题调研中也发现,学生在学习中存在一些突出矛盾与困扰,其中包括对教师教学责任心较认同与教师专业能力特别是实践能力有待增强之间的矛盾。 目前一些地方院校应用心理学专业的教师主要有:一是有心理学背景的教师;二是有教育学背景的教师;三是有社会学、社会工作、思想政治等相关学科背景的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大都来自应届硕士毕业生,缺乏具有一线工作经历、实践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和专业教学带头人。总体而言,高学历心理学背景、跨学科背景、实践经验丰富的心理学专业教师力量相对缺乏,这会影响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也会影响教师教学中对学生学科思想的渗透。教师难以把心理学专业知识与实际应用有效结合起来,学生也无法感受到应用心理学专业的特色。特别是,要求专职教师在掌握心理学理论的基础上,还要了解和熟练掌握计算机和高等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相关应用性知识和技能,加强自身实践能力的提高,努力成为“双师型教师”。 人们迄今已经就“双师型”教师的含义和标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2]。简单而言,所谓“双师型”教师,就是指既具备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较高的教学水平及一定的科研能力,又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的教师。“双师型”教师在应用型本科教育中的作用目前已经受到重视。人们指出,不只是高职高专教育需要“双师型”教师,普通本科教育也需要“双师型”教师,这种需求来自于普通本科高校办学理念的高速与变革、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迈向大众化的发展趋势,学生对应用型学科,专业以及技能的求知欲[3]。总之,尽快培养一部分高学历心理学背景、跨学科跨专业、实践经验丰富的的教师,这是促进应用心理学专业发展水平提高的关键。 2 应用心理学专业“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培养措施 (1)创造条件,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提高教师的专业实践技能。 专业教师要积极承担实践教学任务,在指导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和实训教学中,尽量结合实际,加强实践锻炼。在建设专业实践场所(心理学实验室、实训中心)中提高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同时,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对应用心理学专业教师的需要,可以安排在职专业教师到学校、医院、企事业单位参加有关专业实践训练。特别是缺乏专业实践经验的新教师,应到相关实践教学基地见习一年以上,其他教师则应要求每年参加一次带队见习或实习工作,或利用假期、课余实践开展专业社会调查、面向社会进行心理学服务工作、从事学校心理健康咨询、企业人力资源测评与培训工作等,避免因脱离实践时间较长,使双师素质难以有效提高。 (2)加强对教师的在职培养与进修学习培训。 要求教师在指导学生实验、实习、毕业设计时要和社会需要接轨,尽可能做到结合社会生活的实际,同时采集心理学应用研究的数据与研究成果融入实践教学;通过学校实验室、实训基地的建设与改造,锻炼教师的研发能力。同时,重视培训内容和方式,多方面了解有关培训信息,如心理学专业部级精品课程培训、心理咨询技能培训等,及时推出有吸引力的培训项目,联合专业心理学机构和心理学学术团体,开通有效渠道,形成一定的联系机制,促使地方院校心理学教师参加各种进修、学习;同时,找准师资培训的突破口,将教师培养和专业办学要求结合起来,避免培训与专业教学实际相脱离的现象。通过培训和进修,要求专任教师努力获得国家心理咨询师二级以上证书。 (3)试行青年教师专业发展“导师制”。 即开展“师徒结对”活动,教师之间结成对子或安排“导师小组”,由理论与实践经验较丰富的中老年教师指导青年教师,通过互相听课、示范教学等方式共同研讨教育教学,促进交流,加快青年教师的进步与成长。 (4)广泛开展教研活动。 如定期开展观摩课活动,提高教师教学相长的能力和水平;定期开展教学改革专项研究活动,教研室定期研讨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改革与创新;组织教师参与培养方案、课程标准、考核标准的制订及课程开发与教材编写;定期进行集体计算机辅助教学工具及相关软件如flash、spss、心理学应用软件、实验教学软件的运用培训,提高教师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等。 (5)建立兼职教师队伍,补充在职“双师型”教师的不足。 积极引进相关高校、事业单位、社会心理咨询机构中有丰富心理学实践经验和教学能力的心理学专业人员来校做兼职教师,他们可以给我们带来应用心理学第一线的工作理念、专业技术、专业发展趋势及社会对心理学从业人员素质的新要求。他们在和学校教师共同进行教学活动与教学研讨中,可以促进专业教师向“双师型”发展。在心理学应用迅猛发展的今天,建设一支相对稳定的兼职教师队伍,可以有效适应人才培养和专业变化的要求,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建设任务。 3 应用心理学专业“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的保障机制 我们按照学校教师队伍培养机制的精神,从用人机制、投入机制、物质保障机制改革入手,建立了本专业“双师型”教师成长的保障机制,为“双师型”教师的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1)强化用人制度和激励机制。 要把“双师型”师资建设纳入专业建设总体规划,建立继续教育的培训制度,根据教师的年龄、学历、经历制定出具体的培训计划,同时建立“双师型”教师评价考核体系,将教师的实践工作经历,相关行业权威认定证书,及在校内外主持参与相关实践项目建设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明确“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我校新一轮人事制度改革从2009年开始,以此为契机,我们拓展“双师型”教师的选用与培养渠道,强化教师激励机制:一是在待遇上坚持向“双师型”教师倾斜;二是同等条件下,优先评职晋级,评先选优;三是给予有利条件,依托一批高质量的实践教学基地和湖南师大等校外学习资源,定期组织专业教师到实践基地或校外接受相关培训。 (2)建立“双师型”教师培养的校外基地。 目前,我们为了保证应用心理学专业实践教学的效果,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层次合理的实践教学基地梯队。如以心理健康教育方向的实践而言,可以适应面向针对不同层次心理健康服务需要的群体进行心理健康服务的教学实践:一是针对普通心理需求的群体(如普通学校);二是针对一般问题行为群体(如青少年成长特训学校);三是针对严重问题行为群体(如劳教所);四是针对心理障碍与精神疾病群体(如康复医院)。这些基地也为强化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3)完善“双师型”教师培养的校内基地。 在校内,我们建立了心理学实验室、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实验室、团体心理训练室、计算机辅助心理学实验室等实验实训场所,配备了较齐全,较先进的实验实训设施设备,为专业教师提供了较好的教学实践与研究平台;我们还充分利用校园网络,将收集到的相关专业信息或教育教学信息上传至系部网站或心理学精品课程网站,提供给教师强化实践学习。 (4)加大教师队伍建设经费投入力度。 要努力从各方筹集资金,建立教师培训专项基金,保证专业教师参与社会实践,进修培训的时间和经费。2009年,我系应用心理学专业获得立项成为学校在建“特色专业”,这方面经费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如该年度有10余人次教师参加了国家精品课程“实验心理学”课程培训、心理学学术会议、心理咨询专业技能培训等各种形式的进修、培训与学术会议交流。 (5)教师应充分发挥主体作用,成为“双师型”教师。 教师的自我努力是成为“双师型”教师内部动力和保障。目前我们在职专业教师通过努力,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既能从事心理学专业教学与科研,又能亲自参与各种心理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实践的“双师型”师资队伍:我们现有6位教师拥有国家心理咨询师二级证书,有多位教师面向校内外开展了讲座、心理咨询与辅导等多种形式的社会服务。其中有教师如陈杰副教授在学院和社会上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于2009年获得湖南省优秀教师荣誉。教师在学科专业建设、教改与科研方面也注重突出心理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与服务取向,有较丰富的相关教学与科研成果。这些成果紧紧围绕当代应用心理学的重要专业方向之一——心理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为专业办学提供了较为强有力的学科专业保障。教师队伍在服务社会、服务学生方面面向广泛,社会效益显著。 应用心理学论文:应用心理学专业《消费心理学》课程教学探微 《消费心理学》是应用心理学专业重要的方向性课程之一。它以消费过程中消费者心理和行为活动的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其教学目标是使心理学专业学生能运用本专业独特的研究方法,树立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营销理念为工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评价和决策的依据。 一、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 课程教学离不开大纲,它是教与学的出发点,是教学活动开展的指南。大纲适用与否直接影响教学质量。笔者先对本课程的相关国内外教材总结,然后结合本专业实际,拟订真正能把心理学相关理论和方法与消费行为结合的教学大纲。 1.总结国内本课程教材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国外教材 首先,教材框架不完善、不科学,这就使得学生很难根据教材本身从宏观上形成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其次,教材内容陈旧、过时,一些前沿性的相关理论成果和方法没有补充进来。再次,教材的编者大多从事市场营销方向的教学和研究却很少具有心理学背景,这在客观上也造成了教材体系的混乱。最后,教材内容不丰富,理论联系实际不够,这大大限制了学生主动思考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鉴于此,笔者从本国本专业实际出发并主要参考国外心理学研究者编写的教材,制定了体系相对科学、内容相对丰富、视角相对独特(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重点在微观曾面探讨消费者心理与行为规律)的教学大纲和对应的教案。 2.制订适应应用心理学专业的消费心理学教学大纲 第一部分即第1章绪论讲述消费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第二部分为个体心理的相关理论及其在广告营销中的应用。具体包括第2章消费者的感知觉、第3章消费者的学习和记忆、第4章消费者的决策、第5章消费者的动机与情绪、第6章消费者的态度和第7章消费者的个性。第三部分是组织消费行为,包括第8章组织购买决策和第9章组织购买的影响因素。第四部分论述环境因素对消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包括第10章文化与消费行为、第11章社会与消费行为、第12章情境与消费行为。第五部分是市场应用,包括第13章市场细分、第14章品牌及其培育、第16章企业形象及其设计。 二、探索适合应用心理学专业的本课程教学方法。 1.演示法 演示法是指教师通过图片、视频、音频等多媒体手段配合讲授,使学生在直观感受中把理论原理与生动的实例紧密结合。这种教法直观、灵活、简单、实用的特点,激发了学生兴趣,使学生对知识有具体感性的认识。 2.案例法 案例是为适应教学目标需要,围绕一个或几个问题,在对企业和有关部门进行实际调查之后所作的客观书面描述。它可以提高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来说,采取了首先讲授相关理论知识,接着引出与之对应的国内外企业营销案例,再引导学生进行实例讨论,最后对案例总结点评的四步法。 3.seminar seminar译为讨论法,是指教师通过定期会见学生并讨论他们的报告或研究成果来指导其学习。由于时间和精力限制,笔者在这里借鉴并适当修改了这一方法,通过让一小组学生阅读某一主题的研究报告,与他们讨论前人研究报告所探讨的问题和前人如何解决此问题以及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进而学生提出自己的建议。这一方法重在训练学生的研究问题能力和发散思维能力。 4.科研训练法 科研训练法,即让学生从查阅文献或从实际生活出发——提出问题——设计研究方案——解决问题——撰写小论文这一步骤进行科研能力的训练。通过这些训练,可大大提高教学质量并检验教学中的薄弱环节,同时有效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为培养具有一定科学素养和开拓创新能力的新型心理学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本课程教学的进一步思考和总结 结合教学效果,本课程的教学按照以上思路基本达到培养面向应用型的心理学人才目的。然而,教学过程中仍存在一些棘手的问题。如,演示法需搜集的图片、视频和音频资料要求更加形象地说明相关的理论和原理。案例法在实施过程中需学生积极地参与防止冷场,同时又要防止讨论过于激烈而无法控制局面。科研训练法需要把握研究计划指定的方向。 总之,笔者根据教学目标,提出了相对适合心理学专业的《消费心理学》教学大纲和方法,通过不断完善教学大纲和尝试新的教学方法,相信一定会探索出适合应用心理学专业要求的具有实践价值的教学方法。 应用心理学论文:浅谈石油企业政工人员如何应用心理学开展基层工作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石油企业革力度逐步加大、行业内部矛盾和外部竞争压力不断凸显的形势下,身处一线的石油企业基层员工,其心里需求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特殊性。因此,石油企业政工人员对企业基层员工的心里需求进行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如何将心理学运用到石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更有效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是新时期摆在石油企业政工人员面前的新课题。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心理学;实践与应用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石油企业革力度逐步加大、行业内部矛盾和外部竞争压力不断凸显的形势下,身处一线的石油企业基层员工,其心里需求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特殊性。因此,石油企业政工人员对企业基层员工的心里需求进行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如何将心理学运用到石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更有效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是新时期摆在石油企业政工人员面前的新课题。 一、心理学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区别与联系 思想政治工作与心理学两者都把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心理学侧重从心理活动的一般规律和生理机制方面去研究人,而思想政治工作则是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研究人。二者是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一定的意识、思想决定着心理活动的方向和内容;而一定的心理现象也能反过来影响和制约着一定思想、意识的发生、发展及内容。心理与思想的辩证关系决定了心理学在思想政治工作之间有着本质的内在的联系。由此可知,把心理学原理与思想政治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能更好地提高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特殊环境背景下石油企业员工心理需求 (一)石油企业特殊性。 1、石油企业工作环境的特殊性。石油存在的地方就是石油企业员工的工作环境。石油的分布一般都在偏远的地区,或者荒芜的戈壁,或者浩瀚的海底,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相对独立的存在,与外界的社会形式联系比较少。 2、石油企业工作性质的特殊性。石油企业的工作就是要将地下的石油天然气资源进行勘探、钻探、开采,并运输到需要的地方。石油企业的基层员工的主要工作就是钻井、采油等任务。原油生产是一个多学科、多工种、多环节的系统工程,它要求各项生产技术之间、各个生产环节之间必须互相协作、紧密配合。这些工作环节与其他企业工作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就必然导致石油企业基层员工的需求特殊性。 (二)石油企业基层员工的基本需求分析 1、生理需求。在石油企业里生理需求主要包括工资待遇、医疗保障、福利、工作时间与环境等方面的内容。 2、安全需求。石油企业中安全需求主要包括就业保障、养老保险、健康保障、劳动保护、意外保险等方面。 3、社会需求。社会需求主要包括社交的需要、归属的需要以及对友谊、情感和爱的需要。在企业中主要可以细化为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的沟通联系、与社会的联系以及个人情感需要。 4、尊重需求。尊重的需要,即自尊和受人尊重的需要。尊重需求在石油企业中主要体现在绩效考核、晋升机会和表扬奖励等方面。在这些方面能体现出员工的尊重需求主要是考核的客观与公平、公正。石油企业的基层员工如果能够得到公平客观的待遇,他们就会感觉到得到了企业上级的尊重,石油企业在对员工的公平待遇上表现一般。 5、自我实现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指一个人希望充分发挥个人潜力,实现个人理想和抱负。这是一种高级的精神需求,在企业中主要体现在教育培训、参与决策、工作的挑战性、发挥个人特长和实现自我价值等方面。石油企业基层员工由于其自身的工作定位,工作的内容就是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工作比较单调。加上特殊工作环境的限制,在工作的挑战性与发挥个人特长上没有太大机会。具体需求主要体现在培训上,但因基层员工工作单调重复,培训主要集中在岗前培训,并没有在员工的晋升道路上有所体现,因此这方面需求并不满足。 三、运用心理学原理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实践证明,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党,必然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必然会成为我们学习工作中可以依赖、可以托付的良师益友。善于运用心理学原理,就一定能更好地发 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作用,实现党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历史使命。 (一)运用感知原理,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 根据心理学家分析认为,人们接受外来信息和接受知识主要是通过人体的各种感觉器官实现的。这说明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采取直观教学,使被教育者多种器官并用,特别是发挥视觉和听觉作用,教育的效果会明显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比较抽象的特点,所以在教育中,更要力求为被教育者提供一些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感性材料,使政治教育生动逼真,形象具体,符合人们接受知识的心理活动规律,提高教育质量。 (二)运用需要动机原理,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 心理学中需要动机理论提出,需要是人的积极性的源泉。一是指人的行为发生过程,一般要经过需要—动机—行为几个环节,需要是人们对一定客观事物需求的表现,是人对各种客观事物感到必须的一种心理活动。动机由需要而产生,行为受动机支配,人的任何活动都是指向满足某种需要,人的需要和动机是产生各种行为的内驱力。二是指人需要又是多层次的、多结构的,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由于个人所处的地位、职业、文化程度和社会关系不同,各类人员的需要还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在实际工作中,领导行为、个人发展、人际关系、报酬福利和工作环境等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需要结构的变化,进而产生不同的行为结构,由此带来对员工积极性的影响。 (三)重视鼓励自我调试。石油基层职工心理健康的维护重在善于进行自我调适。日常工作中,不可能事事如意,特别是一些年轻职工。如果不能适时加以自我调试,就容易引起心理上的不平衡,还有可能导致精神心理疾病的发生。为了有效防范心理疾患的产生,对待基层职工在日常生活、学习中出现各种矛盾、冲突,发生心理不平衡时,首先应鼓励其及时进行自我调适,理性面对失败和挫折,检讨自身对待困难或处理问题的方式,建立选择更好的适应方法和行为,自我维护心理健康,摆脱心理压力,保持心理平衡。常用的自我调适的方法有:悦纳自我,善待他人,适应环境,合理宣泄,正确定位,满足成就,快乐进取。 (四)积极提升人格魅力。政工干部的表率作用和人格魅力是影响思想政治工作对象思想认识、行为方式的关键因素,也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优秀问题。政治干部除了要有很好的工作能力、工作艺术外,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靠自身人格力量感召思想政治工作对象,使其心服、口服。在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中非权力的权威影响会日趋增大,要想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效果,政工干部必须养成良好的心理素质,增强自身人格魅力。要注意克服先天生理素质方面的不足,包括性格、情绪、智商等方面的缺陷。同时,要注意加强后天的学习和实践锻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自信的心境;要加强自我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做到襟怀坦白、诚实正直,作风民主、公道正派,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表里如一、言行一致。通过自身的良好形象去感化人和激励人。唯有如此,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在石油企业生产经营中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应用心理学论文:成人教育改革应用心理学思考 1成人自考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在成人教育中,经常出现学员不主动配合、不及时上课的情况,例如,某些学生在学习、考试、毕业办证等环节发生遗忘、拖拉的情况,不仅给办学单位带来通知及督促工作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还存在无法统筹兼顾的情况(如家务、事务与冲突等),这一情况导致学生手忙脚乱,不仅耽误学生考试,也影响工作单位的工作效果。同时,部分学生对二学历继续教育认识不到位,会出现混文凭的情况,认为只要交钱报名就能拿到文凭。学生认为学校有事儿自然而然会通知自己,不能耐心刻苦的开展学习,也无法积极主动完成相关事务,对办学单位提出的要求视而不见。有些学生因日常工作及生活习惯过于散漫,做事缺乏激情和计划,不讲究实效,因此,参与日常的学习中也表现出散漫懒惰的情况。当然,出现上述问题也因办学不严谨、工作人员方法不佳、学生指导工作不到位等情况,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质量及按期毕业。 2成人二学历自考教育改革的要点 二学历教育不仅包含成人教育的共性,也有自己的特殊性。为确保二学历教育的健康发展,在保障其质量的基础上,根据特点及实际情况,必须提出相应的改革策略。 2.1改革过去的学年制度 学年制度一直是高校教学管理日常使用的方法,其主要展现出计划经济的特色。基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二学历学生就显然无法适应该制度的内容。首先,学年制磨灭了学生在素质、能力等方面存在的差异。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各个学生之间的差异极为明显,这成为影响学习效果的最基本的因素,硬要按照学年制的管理方法实施管理,会以牺牲水平高、素质好的学生的积极性作为代价。其次,忽略在客观条件下的不同之处。成人所处的工作环境不同,用来学习的业余时间有多有少,加之家庭负担、学习条件等方面的差异,这成为学生学习的客观情况。教学与日常的管理有着必然的联系,管理要设定严格的纪律实施约束。如果均按照一个时间进行限制,部分学生由于请假次数过多,听课无法达到学籍管理的最低学时分数不得以自动退学告终,无法展现学用结合的特点。基于成人教育的特点,学习者在职,实施学习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工作需要。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二学历教育具有代表性的展现上述特点。但是,学年制的管理措施重点在于强调学员在某个轨道上按照一定的速度运行,执行相应的教学计划,按照设定的模式展开培养,引发学用相互脱离的矛盾。学分制是有利于因材施教的模式,不根据学习时间作为依据,而是以学习结果评价是否达到毕业水平开展管理。学分制是以展现个人知识体系和弹性学习时间为优秀,这里所说的学分制与通常意义上的普通生试行的学分制有所差别。因二学历学生无法集中到普通学生那样的程度,开展学分制只能得到学习弹性学习时间或修业年限。学生可以依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明确学习负担,闲着的时候多学习、忙时少学习,最后修完这一专业所设定的学分方可毕业。这也是学分制与学年制相结合的计划学分制度。如果完成学分制,可以将其与自学考试教育相互结合。具体做法如下:设定相关的教学计划及课程学分,学生依照自己的工作情况和学习时间选择相应的课程。学生所选的课程要在指导下进行,学分制与学年制相互结合,实现专业课程规定的学分,学生方可毕业。 2.2开展成人应用心理学二学历教育的注意要点 二学历生源主要分为夜大、函授、全日制,根据学生层次水平可以分为本科生、大专生等。二学历学生具有来源复杂、生源广、学习目标明显等特点,具有基本极高的知识起点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工作与学习发生冲突,实践经验较丰富。根据学生的生源及具体情况,与高校多年的成人教育经验相互结合,使教学计划满足二学历学生的学习要求。在为二学历班级选择教师时,要挑选该校德才兼备、教学水平高的优秀教师任教。为了让学生真正掌握二学历的实际能力,高校教务处不断总结二学历管理相关经验,确保培养出来的学生适合市场发展需求。长期以来,传统的学历教育方式是以传授知识为主导的班级授课模式,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学习的是为适应应考的相关知识,丧失提高实践能力的机会。传统的教学方法制约着素质教育的有效实施。二学历教育要避免死记硬背的填充式教学模式,倡导问题+研讨的教学方法,提倡实施互动或网络多向交流,从而获得多元化的信息源。该教学方式以问题为纽带,启发学生进行研究讨论,从而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针对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自学考试教育应理论考试与实践考核相结合,集中考核与平时考核相结合,体现应用型自学考试的宗旨。 3加强对实践考核环节的管理 高校必须做好考生实践技能环节的成绩录入管理工作,杜绝出现漏报并且要确保每名考生成绩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实践技能环节,教务处要与考核老师统一思想,从严认真考核考生的实践技能,杜绝考生出现不经过培训就直接参加实践考试环节的现象。 4结论 在我国,到目前为止高校推行成人二学历自考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不正规的地方。虽然二学历成人教育质量并不完全代表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但是它也体现了我国对社会人才资源的整合与再培养态度,甚至反映了社会建设的节奏。所以我国应该多借鉴国内外二学历教育的成功经验,吸取教训,全面正规化二学历教育机制,同时也希望社会中人们能端正对二学历成人教育的态度,在选择进行再教育时不要过于草率,切忌急功近利,因为教育不争一朝一夕,而是需要时间来慢慢发展的长期工程。 作者:刘嵩 臧凯 王钰淇 李英 单位:吉林医药学院心理学教研室 应用心理学论文:生本教育理念在应用心理学本科教学的应用 摘要:生本教育的优秀涵义是在教育中必须一切为了学生,高度尊重学生,全面依靠学生。该理念在中小学教育领域已有一定的运用。而在大学教育领域,本是以已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独立学习能力的大学生为教育对象,但仍是以教师为主体,至今并未完全被生本教育的理念所覆盖。本文认为,应用心理学专业本科生的教育过程中具有实行生本教育的必要性。对此转变,必须关注教学内容、评价模式、课堂氛围以及学习任务等问题。 关键词:生本教育;大学教育;心理学 1何谓生本教育 生本教育最先是由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郭思乐教授提出,其优秀涵义为“在教育中必须一切为了学生,高度尊重学生,全面依靠学生”。其特色是还原教师和学生在教育中的原有位置,力求坚持以学生为本,以生命为本,体现了教育的真正本质和规律,能让学生愉快学习,快乐成长。而反观我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则可看作是一种“师本教育”,即以教师为主体,忽视学生的个体发展,其课堂教学模式以讲授式教学为主,以成绩为最直接和最重要的考评依据,扭曲了教育的本质,因此容易产生各种教育问题。生本教育打破了传统的教育模式,强调课堂的中心应该是学生而不是教师,教师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帮助者,以及其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与发展的指引者。因此,学生能真正从接受性学习转变为自主学习。在此基础上,生本教育可以发展学生的各种能力,提高其综合素质,有利于培养终身学习的人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以这种理念为指导,自1999年开始研究者们已在国内、香港、澳门等地100多所中小学、职业中学、幼儿园等进行实验,取得显著成效。特别是小学、初中的生本教育体系,已形成一定规模,甚至有些科目配套编写教材。现在生本理念正逐渐渗入高中教育。大学教育同样必须实行生本教育。只是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还很缺乏。 2生本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必要性 大学教育至今并未完全被生本教育的理念所覆盖,但大学课堂本身又是一个极其需要生本教育理念的地方。大学生是一群有着独立思考能力、独立学习能力的人,并且在不远的将来就要进入社会独立生活与工作。大学生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在大学教育中贯彻生本教育理念的必要性。其作用和意义如下:(1)“以生为本”的教育思想能对心理学教学工作进行指导,帮助教师对现有课程内容进行进一步反思,以便进一步设计出符合学生兴趣以及现有水平的课堂教学内容。(2)让心理学学生在“以生为本”的课堂氛围中更多地运用自身已有的心理学基础知识,发挥主动性,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提高学习能力。(3)在生本教育的理念中,为学生提供问题情境能刺激他们思考。如果给学生提出的问题接近现实情境,就能够帮助心理学学生更深入地理解书本上的知识与实际情境间的联系。思考现实问题能锻炼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4)让学生多次陈述自己的观点看法,能帮助他们提高组织、沟通、操作、口头表达以及逻辑思维能力。 3心理学本科生教学中实行生本教育的可行性 本研究针对心理学本科生,在这个学生群体中尝试结合生本教育的理念,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并辅以初步的实践。郭思乐教授所提出的生本教育理念现有的应用范围,局限在中小学,在大学中尚未有应用。那么在大学生这个群体中,特别是在心理学本科生中,生本教育理念是否适用?如果可行,其理论基础又是什么?雅斯贝尔斯曾说:“教育即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的堆积。”这便告诉我们,所谓的教育并不能只是去追求教给学生多少知识,而在于改变学生的内在能力。就像爱因斯坦所说:“当你把受过的教育都忘记了,剩下的就是教育。”当我们把理论知识忘却的时候,留给我们的只有精神层面的东西,正是这些指导我们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对我们的人生起到指引作用。因此如何在大学教育中应用生本教育的理念,这本身是个大问题,我们可以尝试从两个基本的方面来展开,探讨大学教育与生本教育理念相结合的可能性的问题。一是在课堂中将原有的知识与实际的情境和需要相结合。 大学生需要学到一身过硬的本领才能在未来的工作中真正获益。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学习、记忆课本知识点是不够的。但这些课本中的知识点又是来源于前人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因此,这些东西一定是有其价值的。因此,关键问题是如何将这些书本中的精华部分,还原成它原本的样子,可能是作为教师的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这需要教师对所授课程非常熟悉之外,还要及时掌握本学科的应用更新,跟进社会发展的步伐,寻找到其与课堂教学的最佳结合点。二是尝试采用较为灵活的教学模式,将老师讲授与学生讨论、讲演相结合。教师授课内容的变化会导致教学方式的变化。如果在课堂中增加知识向实践转化的这部分内容,会加强学生将所学的理论进行应用的动力,提高他们思考的积极性。教师应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讨论及讲演机会,将他们的所思所想进行展示,并促进学生之间的交锋与互动,让课堂氛围接近一次头脑风暴的会议。在讨论时,老师仍应保持规划、引导与管理的身份。 4应用心理学本科教育中实施生本教育应着重解决的问题 应用心理学本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出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实际需要,具有运用心理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在教育、咨询、研究、管理等领域胜任专业工作的应用性、复合型心理学人才。这个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教学的实际效果。应用型的人才必须在教育过程中不断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此来锻炼实用的能力。因此,须依据生本教育的理念对应用心理学本科教学进行改革,着重解决下列问题: 一是教学内容上的探索。如何为学生增加一些与实践相结合、符合其兴趣但同时又围绕课程内容展开的教学内容是重中之重。在课堂上为学生讲授了相关的理论知识之后,教师需要将注意力转向引导学生对这些理论知识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转换,与自身经验相结合,加深学生的理解。更进一步,需要为他们提供一些问题情境,在这些情境中,学生要通过思考,结合前面甚至更早前学过的一些知识内容,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与讨论,从而促进他们对于知识的深入理解,并培养其积极思考的习惯。这部分内容的把握要靠教师在教学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积极与其他教师进行交流,并且善于利用各种资源不断收集新的信息这些方法来进行完善。 二是对学生的评价模式进行相应的转变。既然在教学内容上加强了问题讨论这部分内容,为了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应该在评价学生时对学生在这部分内容中的表现给予相应的反馈。以前的学生考核方式是以期末考试加平时分的形式给出,期末考试大多情况下都是紧紧围绕课本内容进行考核,学生们应对考试主要靠记忆背诵。而平时分中的大部分分数,主要以考勤、作业等项目为基础,虽然课堂表现也会有加分,但仅仅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并没有占据较大的比例。而如果以生本教育的理念来看,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应是对其培养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评价内容。学生在课堂讨论与讲演环节中的表现能非常充分地显示其真实的思考能力、表达能力、组织能力甚至合作意识。对这些方面进行评价能让学生逐步学会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明确努力的方向在哪里。因此,教师需要考虑如何对评价方式进行适当调整,增加学生课堂表现的相应分值。 三是课堂氛围的营造。加入学生讨论与讲演环节需要教师营造出一种平等、和谐的课堂氛围,才有可能顺利实施。大部分学生从前习惯的是听教师讲授,自己可能一直保持沉默,只有少数学生会比较活跃。而加入学生讨论与讲演的部分意味着学生们都要加入讨论,如何鼓励他们完成这项课堂任务是个难点。首先要给予这部分环节一定的时间,让他们有机会展开充分的讨论,学习观摩他人的表现,让学生逐渐进入角色,并准备自己的发言,而后才能充分展现。这能让每个学生都有所学、有所悟。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教师要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不能歧视后进生,也不能偏爱优等生,这样才能让学生们各抒己见,采众人之长,共同进步。 四是学生学习任务的变化。学生除了要完成现有的课程学习内容之外,还应投入一些精力到对课程内容的准备与总结上。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大学生们并不满足于了解课本内容,他们原本就希望能扩大知识面,开阔眼界,而且他们也有足够的能力去收集相关的信息。因此,如果想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教师可将与课堂讨论和讲演环节相关的内容作为课前作业交给学生,让他们进行更加充分的准备,而在讨论后,要求学生对整个过程进行回顾与总结,除了知识层面的内容,更要对自己的能力层面进行反思,督促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提升。 作者:李琼 单位:武汉体育学院健康科学学院 应用心理学论文:应用心理学发展与应用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心理学对健康事业的应用;心理学在经济理论中的应用;心理学在生产管理活动中的应用;心理学在教育事业中的应用,对应用心理学发展与应用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在心理学领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从一开始就直接服务于社会生活,致力于精神病人的治疗、大量的心理原理和行为研究成果被应用于经济学。被称作“心理学的经济学”的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在市场领域,消费者心理研究也被广泛应用、上世纪中期,工程心理学形成、管理心理学是把心理学的知识应用于分析、说明、指导管理活动中的个体和群体行为的工业心理学分支、现代工业心理学的分支逐渐增多,包括管理心理学、劳动心理学、工程心理学、人事心理学等等、早期教育心理学偏重于学习心理的研究和学习规律的讨论,并且大多集中于智育方面的问题、现代教育心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是逐渐转向教育过程和学生心理的探讨,也重视教学手段的改进、进入20世纪,心理科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它向世人证明它不仅是一门年轻的基础科学,也是一门应用极其广泛的应用科学、心理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人类的知识,增加人类对自身的了解,而且其理论、方法和技术可以直接运用于社会生活,促进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人类在很早以前就在探索自身行为和意识的规律,但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心理学却只有一百多年历史。心理学就是一门研究人的心理活动的规律的科学。德国的艾宾浩斯说:“心理学有一个漫长的过去,却只有一个短期的历史。”虽然,心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可是它充满了活力,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与应用给予人类巨大的财富。在今天,心理学称为最为普遍的应用学科之一,心理学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人类的知识,增加人类对自身的了解,而且其理论、方法和技术可以直接运用于社会生活,促进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 关键词: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应用 人类对心理现象的探索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只能被动地顺应自然。面对大自然的无可抵御的可怕力量以及种种难以解释的神奇现象,人们无奈地将心灵之感归于神灵而加以崇拜。所以,人类历史上产生最早的心理学思想,就是“灵魂说”。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一书被认为是最早的心理学专著。从古代开始,历经中世纪、文艺复兴以至到19世纪中叶,对心理的探索与研究不断继续着,但是,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岁月里,这种探索仅仅是处于无明确的研究目的、无明确的研究目标、无明确的研究思想、无明确的研究方法的混沌状态下进行的,而且夹杂在哲学和神学的研究中。心理学的方法也主要是思辩的方法,在那个年代,心理学实际上还是与哲学、神学处于一种没有分化的统一状态中,其内容被包容于哲学和神学的内容体系中。 1879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实验室,使心理学有史以来第一次像其他学科一样被作为一门正式科学而进行研究,他成为把心理学转变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奠基者。从此,心理学从哲学、神学、医学等其他科学中分离出来,正式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科学。心理学作为一门探索心灵奥秘、揭示人类自身心理活动规律的科学,它研究人类自身,帮助人们认识自我,发挥自我的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冯特创立心理学的时候认为,心理学的任务就是要分析心理的结构和内容,发现心理元素复合成复杂观念的内在原理与规律。不过,早期以冯特为代表的内容心理学派认为,心理学是一门“纯粹”的科学,不存在应用的问题,但是这种观点仅仅持续了三四十年,心理学开始走出实验室,面向大众,服务于社会生活。 一、心理学对健康事业的应用 在心理学领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从一开始就直接服务于社会生活,致力于精神病人的治疗。而20世纪以来,心理学更加支持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成为人类健康事业的主旋律。人们不仅注重到了人的生物学方面,同时也注意到了作为完整人的心理、意识方面和社会行为方面。当今世界,人们更加崇尚预防医学,不仅考虑自然环境对人体的影响,还要考虑社会环境,包括心理因素对人体的影响。疾病,过去一直是指导身体的某一部分、过程、系统在功能或结构上的反常这一纯生物学概念;而健康,则仅意味着没有疾病。新的医学观下,健康指的是:“人不仅仅没有疾病和虚弱,而要有身体、心理社会生活的圆满适宜的状态。”不能达到这一状态,即可称之为疾病或亚健康状态。现代健康观认为人类疾苦的发生,有生物、心理、社会、生态诸多方面因素,只有在人类处于自然、社会、生理、心理的整体平衡协调运动中,才能实现真正的健康。20世纪70年代后期,健康心理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健康心理学的研究及其工作实践与人类健康的各种问题紧密相联,甚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进步与个人的幸福,建立不久就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人们自觉运用心理学知识和技术探讨和解决有关保持或促进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躯体疾病的问题。现代心理学在矫正影响人类健康或导致疾病的某些不良行为,尤其是在预防不良行为与各种疾病发生中发挥着特殊的功能,运用心理学知识改进医疗与护理制度,建立合理的保健措施,节省医疗保健费用和减少社会损失的途径,以及对有关的卫生决策提出建议。健康心理学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的过程中,综合运用了行为理论、程序学习、行为健康和条件反射的原理。在疾病的防治、不良行为的矫正、生理功能障碍的康复、意外事故的减少、精神紧张的缓解,以及运动锻炼与健康教育的普及等方面,都获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也对降低许多心身疾病,如对降低心血管病和癌症的发病率等起了重要作用。如今在欧洲成立了欧洲健康心理学会,比利时、联邦德国、英国、荷兰等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国立健康心理学机构。在美国,通过健康心理学家与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青少年吸烟者的比率已明显下降,成人的吸烟率比20年前下降了12%,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吸烟致病致死的这一尖锐社会问题。实践表明,健康心理学在与相关学科的协同合作的过程中,必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其造福人类的特殊作用。 二、心理学在经济理论中的应用 20世纪以来,心理学逐步向着经学领域渗透。首先,大量的心理原理和行为研究成果被应用于经济学。被称作“心理学的经济学”的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认知心理学、行为心理学的思想流派,为经济学考察人类的经济行为提供了充分的科学依据。被称作“心理学的经济学”的行为经济学,剥去了传统经济学假设理性人光鲜的外衣,主张对行为的分析应以行为的真实心理形成机制为基础,不能以主观的先验假定为依据。 行为经济学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心理学与经济科学有机结合起来,以发现现今经济学模型中的错误或遗漏,进而修正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基本假设的不足。与传统经济学不同,融入了心理学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人,包括人的认知、情绪、行为以及人格,而不仅仅是物的经济。行为经济学强调,对行为的分析应以行为的真实心理形成机制为基础,不能以主观的先验假定为依据,而个体行为的心理形成机制又是一种个体化过程,不能被他人所替代,所以个体化就成为个体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行为经济学主张用过程理性来代替实质理性,并致力于把被价格、收入等经济变量牵动的经济木偶还原成富有人性的人,使经济学成为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 其次,在市场领域,消费者心理研究也被广泛应用。从消费主体出发,研究消费者购买、使用商品和劳务的行为规律;研究消费者的态度、情感、爱好以及决策过程等;研究影响消费行为的一系列社会、个人和体制变量;研究满足消费的产品特点和消费者对产品特点的反应;以及研究市场需求的现状和动态,有针对性地开发应需适销产品等心理学使现代营销活动充满生机,使社会生产目的的实现更加具有针对性。 三、心理学在生产管理活动中的应用 20世纪末,心理方法就被引入到工业生产活动中,早期如泰勒的工作时间研究,吉尔布雷思和吉尔布雷思夫妇的动作分析,以及后来关于传送带生产的操作研究等,都是工业心理学中的经典性工作。在心理学发展的百年时间里,许多心理学学派都对工业心理学的理论作出过贡献。从经典的心理物理法、反应时学习心理,到当代的认知心理学、信号觉察论等,都对工业心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格式塔心理学的整体观强调知觉的形与基,在工业心理学的数符辨认、图形识别及服装设计中都是必须考虑的条件。 工业心理学是心理学应用于工业领域的应用理论,研究如何运用心理方法和成果解决工业或经济领域中产生的问题。它主要研究工作中人的行为规律及其心理学基础,利用心理学研究每一职业的要求;利用测验来选择工人和安排工作;规划利用人力的最佳工作方法;制定培训方案,使人力得到最有效的发展;决定最优良的工作条件;研究最合理的管理组织形式;研究工作动机,调整工人和管理人员间的通力协作。工业心理学强调探究人们在工作时的行为和产生这种行为原因的基本知识,同时也强调一些已知的人类行为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从而更好地满足工业或经济机构与劳动者的需求。 首先,上世纪中期,工程心理学形成。主张对劳动工具进行改装和设计,使劳动工具的设计适应人的心理生理特点,以保证最佳的劳动条件,使工程可靠,操作者轻松,效率提高。心理工作者的辛勤工作,不仅在记载和积累有科学价值的资料方面功勋卓著,而且在利用心理机制使人与机器设备之间的信息传递和互相适应,在保证一个大系统的可靠性和高效率的前提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认知心理学的成果及客观分析人的心理过程的方法,被应用于解决自动化控制系统和大型国防工程,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随着工业产生一系列的革新,同时科学领域里控制论、信息论、仿生学等科学的发展,工程心理学进入了系统研究。以人—机—环境系统为对象,研究系统中人的行为,以及人与机器和环境相互作用,使工程技术设计与人的身心特点相匹配,从而提高系统效率、保障人机安全、并使人在系统中能够有效而舒适地工作。认知实验心理学成为现代工程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如今,工程心理学正致力于把人机系统扩大为人—机—环境—社会这样的更全面的系统。 其次,管理心理学是把心理学的知识应用于分析、说明、指导管理活动中的个体和群体行为的工业心理学分支。行为科学管理理论是管理心理学启蒙阶段,其奠基就是以社会心理学家梅奥为首的一批专家进行了著名的“霍桑实验”,提出了“社会人”的假设。他们认为,单靠物质刺激不能保证调动工人的积极性。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利的社会条件与工作效率有更密切的关系。此外,他们还提出了非正式组织在群体中的作用。现代管理心理学主要研究与组织行为有关的人的个体特点,如动机、能力、性向等;人的群体特点,如群体的分类、人与组织的相互作用等;领导行为特点,如领导风格,领导的评估与培训等;组织理论与组织变革,如组织的模型,组织变革与组织开发研究等;工作生活质量研究,着重从改善工作环境,工作丰富化、扩大化方面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提高生产率。 除此以外,现代工业心理学的分支逐渐增多,包括管理心理学、劳动心理学、工程心理学、人事心理学等等。工作环境是否适合于保证人的安全、健康和舒适,并保证生产的高效率;工作环境是否能适合生理上的需要,工作者心理需要是否得到满足等问题,日益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利用心理方法实施工作内容的丰富化和扩大化,减少简单、重复的劳动,提高工作本身对人的意义,增加工作者的满意度,都得到了满意的效果。人事心理学在提高人的激励水平,改善培训方法,对人进行科学的评价和选拔任用,以及职业的设计和人事安排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科学地制定有关人事管理的制度提供依据。 四、心理学在教育事业中的应用 19世纪末心理学进入了教育领域,教育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代西方教育思潮倾向于把教育学理论建立在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这是促进教育心理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前提条件。德国心理学家赫尔巴特对教育心理学的建立起到开拓作用。赫尔巴特在教学理论中,把教学分为教育的教学和非教育的教学两种,前者指伦理、道德、意志、性格的培养,后者指传授知识、技能的智育活动,他认为这两方面的教育活动都应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桑代克1903年出版《教育心理学》一书,以学校情境详尽说明学习的概念,这被认为是近代教育心理学的真正开端。内容包括人的本性、学习心理学、个别差异及其原因三大部分。他提出的学习三大定律(效果律、准备律、练习律)及个别差异理论,成为后来教育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心理学的行为主义学派、格式塔心理学派和精神分析等学派的学说对教育事业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受格式塔学派的影响,教育开始重视“顿悟”在学习中的地位,不再局限于尝试错误、刺激与反应等联结主义。行为主义理论则促使教育界重视人的行为的研究,注意环境对人的心理的影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使教育重新重视意识的研究,特别是潜意识和下意识问题。同时,重视情感在教育和教学过程中的作用,把心理卫生知识引进教育和教学过程中。 早期教育心理学偏重于学习心理的研究和学习规律的讨论,并且大多集中于智育方面的问题。随着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日益重视,也就越来越重视道德行为、道德情感以及审美情感的培养。1947年,美国心理学会成立了对教育心理学研究进行规划的委员会,认为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任务和对象应包括八个项目:教育评价和测量;儿童发展的特点;特殊儿童及其教育;有关学习心理学的教育方法;特殊学科的学习;学习辅导和心理健康;教师人事和促成学习的教师行为;教育心理学的方法。 现代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一般集中在:人类生长和发展,包括遗传与环境、一般生长和发展、社会与情绪的发展、动机的基本理论、智慧、性向与兴趣,以及个别差异等;学习,包括学习的本质、影响学习的因素、学习的动机、技能、推理与问题解决、态度、特殊科目的学习,以及训练的转移等;人格与适应,包括情绪、学生与教师的心理卫生、特殊儿童、品格,以及社会活动;测量与评价,包括测量的基本原则、智力与性向的测量、学习的测量、适应的测量,以及测量结果的应用;教育心理学的方法与技术,包括教育问题的科学研究、统计技术,以及为教师所提供的研究方法。 现代教育心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是逐渐转向教育过程和学生心理的探讨,也重视教学手段的改进。人们高度关注教材、教法改革研究特别是关于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通过教学手段的改进,开发学生智力,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已成为教育心理学研究的热门。许多教育心理学家纷纷提出培养创造力的各种建议,开展了许多创造力课题的研究,教学中提倡发现学习,鼓励儿童的幻想、好奇心、个性独立性等,都是着眼于教学的改革。例如,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的斯金纳,参照以往别人制作的教学机器设计制成了程序教学机。这种教学机器的特点是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能力为自己设定步调,确定学习的进度,能够及时从机器中获得反馈信息,机器根据学生学习的程度自动调整问题和学习内容的难度。今天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自我教学法就起源于这种程序教学机。程序教学运动对教学方法带来了很大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那些以操作条件反射为基础而设计的教学课件备受欢迎,斯金纳的及时强化思想仍然在教学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而且受到大多数教师的欢迎,其程序教学思想也影响了教材的编制。直到现在,无论是在教材编排还是在课堂教学方法方面,都能够看到程序教学的影子。教育心理学另一个发展趋势是更加重视研究教学中的社会心理因素问题。随着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深入,不少教育心理学家开始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把学校和课堂看作是社会情境,注意研究其中影响教学的社会心理因素。如运用社会心理学理论研究学习动机,试图用造成某种外部压力或不平衡状态的方法,来促使学生产生改革行为的欲望。人们开始重视教学组织形式中的社会心理问题。如心理学者罗杰斯主张,课堂教学中要建立温暖的师生关系,从而他强调采用指导讨论法进行教学。他认为,学习向高级水平发展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移情;二是无条件的积极关注;三是和谐或真诚。心理科学引入教育理论和实践,不仅使教育理论面貌一新,更重要的是向着以人为本的教育目标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总之,进入20世纪,心理科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它向世人证明它不仅是一门年轻的基础科学,也是一门应用极其广泛的应用科学。除了上述领域外,几乎在任何社会经济活动领域中,人们都开始注入心理科学的思想和方法。比如环境心理学研究环境与人的心理和行为之间关系;运动心理学研究人在从事体育运动时的心理特点及其规律,研究人们参加各种运动项目时,在性格、能力和气质方面的特点及体育运动对个性特征的影响;研究体育运动教学训练过程和运动竞赛中有关人员的心理特点,如运动技能形成的心理特点等。 心理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人类的知识,增加人类对自身的了解,而且其理论、方法和技术可以直接运用于社会生活,促进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一个多世纪以来,应用是心理学学科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心理学列为21世纪重点发展建设的学科之一,有人认为“21世纪是心理学的世纪”。心理学之所以能成为新世纪重点发展建设的学科,主要原因是它应用范围广泛涉及人类活动各个领域,心理学的应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心理学对不同领域做出巨大贡献,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标志着它逐渐成为一门与现代前沿科学发展结合最紧密的学科之一,以及对于人类现代生活工作应用最广泛的学科之一。 应用心理学论文:应用心理学专业实践教学策略 摘要:当前,地方高校应用心理学专业毕业生实践能力较差,满足不了用人单位的需求。为此,必须提升高校心理学专业教师的实践教学水平。本研究利用研发的应用心理学专业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对该专业实践教学情况进行质量评估。结果表明,应用心理学专业实践教学总分并不高,在四个维度中,实践教学过程评分最低,而实践教学效果评分最高。另外,实践教学评分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年级差异显著,其中,大三学生的评分明显低于大二学生。突出专业实践能力培养,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和实践基地建设,优化专业实验教学体系,探索实用的实践教学,是应用心理学专业实践教学走出低水平徘徊困境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应用心理学专业;实践能力;实践教学 当前,我国不少地方院校培养的应用心理学专业毕业生实践能力不足,岗位适应较慢,满足不了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有研究指出,应用心理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陈旧,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很不协调,其中专业定位和培养目标不明、课程设置不合理和教学方法陈旧落后、师资缺口和师资实践能力缺失是当前专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1]。另有研究认为,目前应用心理学专业仍然以理论传授为主,实践教学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许多地方高校的应用心理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尽管把实践环节写进去了,但介绍相当笼统,一些实践活动并没有实际开展,而有些常规性的实践环节,如见习、实习等,虽然定期实施,但组织不力,缺乏有效的督导、评估,致使实践教学收效甚微,甚至有名无实[2]。此外,一些调查发现,应用心理学专业教师的实践技能不足是妨碍该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瓶颈,聘用和培养双师型教师是今后该专业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目标[3]。鉴于当前地方院校应用心理学专业实践教学现状,通过实证调查了解应用心理学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具体问题,探索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对地方院校应用心理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对平顶山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2013级和2014级全体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83份,有效回收83份,有效回收率100%。其中男生24名,女生59名;大二学生40名,大三学生43名。 (二)研究工具 研究采用《应用心理学专业实践教学评价问卷》,该问卷为自编问卷,包括四个一级指标:实践教学环境评价、实践教学条件评价、实践教学过程评价、实践教学效果评价。其中,实践教学环境评价有两个因子(二级评价指标),即实践教学目标和实践教学态度;实践教学条件评价有两个因子(二级评价指标):实践教学师资力量、实践教学物化条件;实践教学过程评价有两个因子(二级评价指标):实践教学计划与安排、实践教学实施方式;实践教学效果评价有两个因子(二级评价指标):学生综合素质、各方面评价。 (三)数据处理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录入与统计处理。统计方法涉及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 二、结果与分析 (一)应用心理学专业实践教学评价结果 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对本专业实践教学所做的评价均分为67.92,其中,实践教学环境(权重21%)权重后均分为15.12,实践教学条件(权重27%)权重后均分为17.82,实践教学过程(权重29%)权重后均分为18.13,实践教学效果(权重23%)权重后均分为16.85。上述一级评价指标均分与各自权重的比值由大到小依次为:实践教学效果(73.26)、实践教学环境(72.00)、实践教学条件(65.93)、实践教学过程(62.52)。通过上述学生评价可知,平顶山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实践教学总分并不高(67.92),在四个维度中,实践教学过程评分最低,而实践教学效果评分最高。实践教学过程评分最低,可能是因为目前平顶山学院正处于转型发展初期,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和意识都亟待提升,实践教学还没有成为专业教学的重要环节,教师的实践教学方法不够灵活,不能随时收集各方面反馈信息及时调整教学,实践教学计划制订不够详尽合理,教材的适切性较差,实践教学课时比例较低。实践教学效果从学生综合素质(考研通过率、就业率及各类资格证书获取率)和各方面评价(学生对教师教学的评价、教师对学生实践学习的评价、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能力素质的评价)两个维度进行评估。本研究中,实践教学效果相对其他几个一级指标评分更高,可能主要是因为,各方面评价中教师和用人单位对学生学习及能力素质的评价学生不甚清楚,因而从自我肯定的立场出发,学生宁愿认为教师和用人单位对自己的学习和能力素质是较为满意的。另外,就学生综合素质而言,由于2016年平顶山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考研通过率较过去几年有较大增长,加之历年来应用心理学就业率及各类资格证书获取率都较高,因而这一评价指标的评分也较高。实践教学过程评分较低而实践教学效果评分较高,表明该评价指标体系的效果评价维度在让学生实施评估中,应向学生尽可能全面地提供教师和用人单位对学生实践学习及能力素质的反馈信息,以便于学生做出更客观准确的实践教学效果评价。(二)实践教学评价的性别差异用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对本专业实践教学评价分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这表明,应用心理学专业男女生对本专业的实践教学评价很一致,均认为我校应用心理学专业实践教学水平不高。 (三)实践教学评价的年级差异 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对本专业实践教学评价的总分及实践教学过程和实践教学效果两个指标的评价分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大二学生的评分均高于大三学生。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实践教学环境和条件一般与硬件关系更为密切,客观性强,因而这方面的评价在年级间的差异不显著。但实践教学过程及效果相对而言与人的心理感受和所获得评价信息有关,大二学生在大一时开设的心理学专业课程很少,因而到大二接触到较多的心理学必修课程时,自然会感到眼界大开,心理学知识扑面而来,觉得心理学的殿堂好大、好神奇。另外,大二学生对实践教学的含义和意义也许没有大三学生理解得深刻,因而会给本专业实践教学给出较大三学生更高一点的评价。而大三学生已经学过了较多的心理学优秀课程,对心理学的理论知识掌握明显较大二学生更多,但由于实践机会少,对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人才测评与人力资源管理缺乏实践经验,不知道在现实中如何恰当而有效地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因此他们对学校应用心理学专业实践教学评价,尤其是对教师的实践教学过程和效果评价显著低于大二学生的评价。 三、改革实践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调查结果表明,目前地方院校应用心理学专业实践教学水平较低,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养成。为提高该专业实践教学质量,本研究从实践教学环境、条件及实施过程入手,就培养方案、师资队伍、实践基地、教学体系、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提出如下建议。 (一)制定以实践能力为导向的培养方案 培养目标是实践教学环境的优秀所在,对人才培养起着导向、引领、调节、激励等重要作用。教育部对本科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能在教育、工程设计、工商企业、医疗、司法、行政管理等部门从事教学、管理、咨询与治疗、技术开发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据此,应用心理学专业培养方案应以实践能力为导向,强调专业建设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学科发展的进程[4]。应用心理学专业实践主要有五大方面:课程实践、专业技能实践、创新实践、社会实践和毕业实践[5]。培养方案要突出全程实践教学这一课程实施理念,从大一到大四,要明确各阶段实践能力培养的具体要求。课程方面,在重视基础知识教学的同时,应加大专业训练力度,基础理论与实践训练并重。心理学专业技能培养除了开设实验心理学、心理咨询技能训练、心理诊断与评估、人才测评、心理危机干预等课程,还可以通过定期举办心理情景剧大赛、朋辈咨询、校外心理辅导等活动,促进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实践方面,鼓励学生积极申报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主动参与任课教师的课题研究,促进学生将课堂上学到的心理学理论和科研方法应用到实际的创业活动和科研活动之中,积累创业和科研经验[6]。 (二)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和实践基地建设 师资队伍是实践教学条件中的人力因素,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专任教师队伍是有效开展实践教学的首要条件。当前,提升教师实训指导能力,加大“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力度,是应用心理学专业师资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7]。一方面,要重视“双师型”教师的引进和聘用;另一方面,要鼓励教师进修学习,不断拓展知识、技能结构,成为“双师型”教师。建设高素质的实践教学师资队伍,管理部门需探索相应的激励机制,鼓励心理学专业教师提高学历层次,到心理学专业实力强大的名校和研究机构访学、进修;鼓励教师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和科研活动;有计划地邀请心理学领域有影响的名校专家、学者来校做学术报告,不断开阔教师视野。实践基地是实践教学重要的物质条件,作为学生稳定的实习平台,实践基地的建设和利用对大学生实践能力训练和培养意义重大。学校在重视校内实训基地建设的同时,要加强校外实训基地的建设[8]。校外实训基地对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建设应遵循产学研相结合的原则。可以选择从幼儿园到高中各学段的学校作为实训基地,从而便于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对个体心理发展进行纵向了解,同时,高危人群集中的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消防、公安、监狱等单位也是较好的选择。 (三)优化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探索实用的实践教学方法 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和实践教学方法改革是实践教学过程评估的关键所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实践教学体系创新和方法创新。优化应用心理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就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其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构建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应用心理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9]。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大都具有很强的实验性,因而实验教学在应用型心理学人才培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优化应用心理学实践教学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优化专业实验课程体系[10]。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实验课程体系由基础实验、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应用性实验四部分构成。其中,实验心理学是实验课程的基础和优秀,应紧紧围绕实验心理学建设基础实验课程、精选教材,突出课程的先进性、实践性和研究性[11]。当然,优化实践教学体系,也要重视普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验证性实验课程,以及心理咨询与治疗、临床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等综合性和应用性实验课程的建设。此外,见习、实习及毕业论文(设计)也是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优化实践教学体系,就要做好学生见习、实习的方案设计及实施过程中的监督、指导和调整,加强对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的分层责任管理。在毕业论文(设计)的管理上,既要进一步规范毕业论文(设计)的形式,更要重视毕业论文(设计)内容的科学性以及研究方法选用的适宜性,提高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使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设计)的过程中掌握资料收集、文献综述、研究设计、结果分析等环节的关键技术与注意事项。教学方法的改革要坚持教学有法,但无定法,贵在得法的指导思想,从应用心理学专业课程建设目标和实际出发,着力培养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启发和引导学生的心理学专业思维。鼓励教师灵活运用角色扮演、直观教学、案例教学、现场观摩、小组合作、自主探究、讨论交流、实验演示、情境体验等教学方法,探索适合所授课程的实用有效的实践教学模式。在理论课程教学中尽量树立主体参与性、实践实用性的教学观念,使理论讲授与现实实践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使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过程中积累实践经验,获得实践技能。学生应用实践能力的提升是应用心理学专业存在和发展的生命。为此,应用心理学专业教师必须切实转变人才培养观念,树立实践能力本位的教学新思维,积极推进教学改革,培养更多的适应社会发展和市场需要的心理学专业优秀人才。 作者:李永占 单位:平顶山学院 应用心理学论文:医学院校应用心理学人才培养思考 应用心理学是心理学的分支学科,是将心理学理论和技术运用于实践生活而形成的介于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国家教育部从2001年开始批准高等医学院校设置应用心理学以来,到目前为止,全国74所高等医学院校(包括中医和西医院校)中开办应用心理学专业的院校共有28所,占医学院校总数的37.8%,打破了传统心理学专业只在师范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开设的传统[1]。医学心理学属交叉学科,其在为医疗卫生事业相关领域培养复合型人才方面优势明显。 1医学院校应用心理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随着现代教学改革进程的加快,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办学经验和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不同院校根据各自的特色,在培养方式和目标上也各有不同。为系统了解不同医学院校应用心理学的培养目标,以下列举5所医学院校(含中医和西医院校)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培养目标。 (1)福建医科大学:培养具备应用心理学基础知识、医学知识和心理评估、诊断能力,能在医疗、教育、司法等行业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心理健康教育、心理评估与诊断等工作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 (2)天津医科大学:培养具备心理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能在教育、医疗、司法等部门从事医疗、教学、管理、技术等相关工作的专门人才。 (3)安徽医科大学:培养具备一定的基础医学知识、临床医学知识、扎实的心理学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具备进行心理学实验、心理测量的基本能力和将心理学理论、技术应用于相关领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复合型高级心理专门人才。 (4)江西中医药大学:培养熟练掌握心理咨询与治疗、心理评估与诊断、心理健康教育等方法,同时具备心理学和医学相关知识的医学心理学特色人才。 (5)湖南中医药大学:培养适应现代社会需要,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受过系统的心理学和医学方面的训练,能较好地掌握心理学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具有良好的实践操作能力,毕业后能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心理卫生评估、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管理与培训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2医学院校应用心理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2.1医学与心理学专业课程设置问题 应用心理学专业在医学院校的学制一般为4年。在4年时间内,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既要学习医学课程又要学习心理学课程,由于学生精力有限,导致学生对医学知识掌握不全面,对心理学基本理论掌握也不扎实。医学和心理学是两个完整、成熟的专业体系,在4年时间里系统学习两个专业的全部课程显然是不现实的,医学院校现行的应用心理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大多是选取医学专业的相关课程和心理学专业的相关课程,平行开课。这种课程设置模式破坏了传统医学教学模式的系统性及心理学系统教学的完整性,导致医学院校心理学毕业生既不能像五年制医学毕业生那样拥有系统的医学理论知识,也不能像师范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的心理学毕业生那样拥有完整的心理学知识和技能,浅尝辄止式的教育模式最终导致学生能力不足、就业困难[2]。 2.2应用心理学专业教学实践问题 应用心理学专业最初只在师范类院校开设,受到传统办学模式的影响,应用心理学专业与教育学专业的教学模式相似,在专业培养方面只考虑了心理学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而对心理学在实际生活、生产中的应用方面缺乏系统性培训[3]。在教学模式上,师范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的心理学专业属于素质教育专业,非职业教育专业,主要培养从事心理学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研究型人才[4]。而目前社会对这类人才的需求面窄、数量有限且对其学历层次要求高。现代社会竞争激烈,人们的压力剧增,社会急需能解决实际问题、具有良好实践能力的应用型心理学人才,然而高校这种教学科研型定位的培养思路显然不符合社会对心理学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导致心理学专业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3建设医学院校应用心理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有效途径 3.1确定医学院校应用心理学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 确定培养目标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1)专业培养模式应有独特的发展空间。医学院校的心理学人才培养模式应该与师范类、综合性大学的培养模式不同,应突出医学特色和优势,为卫生事业服务。现代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认为,在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过程中,心理因素占居重要地位。然而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医疗工作人员大多认同心理因素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目前的临床却很少实施现代医学模式的治疗方式,还是沿用传统的生物医疗模式。在这两者之间,正是医学院校心理学专业学生的发展空间[5],他们既有生物医学知识,又具备心理学理论,能够熟练地在现代医学诊治模式下运用心理学知识帮助患者早日康复。因此,医学院校的应用心理学人才培养模式应以现代医学模式为基础,系统培养现代心理学人才,将心理学与医学知识有机结合,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发挥作用。 (2)人才培养要解决应用性不足、专业性不强的问题。医学院校心理学专业学生学了医学知识,但不能考执业医师资格证,不能从事临床医疗工作;学了心理学专业知识,又达不到师范类学生心理学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医学院校的心理学专业学生对自身发展出现了迷茫,甚至削弱了他们学习专业知识的动力,最后出现的问题是培养的学生对双学科知识掌握都不专业或者偏向某一科,无法体现出医学院校人才培养的特色。因此,当前医学院校的应用心理学人才培养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就会给专业发展及学生的职业前景带来隐患。 3.2构建具有医学院校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医学院校要办好应用心理学专业,就必须充分发掘自身专业特色和优势。为此,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在课程设置上,优秀思想是要突出医学院校在医学类和生物学类课程方面的优势。由于心理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的学科,这种学科性质也应渗透在课程设置上。如在通识性课程中,可利用自身优势开设医学类、生物学类课程。此外,医学院校还应结合自身师资特点,开设医学心理学等一些有别于传统心理学系开设的课程,而不能仅限于简单照搬师范院校开设的相关课程。 (2)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应采取博尔德培养模式,它是目前西方比较成熟的心理学应用人才培养模式之一。博尔德培养模式把应用心理学工作者界定为科学家及实践者,即心理学工作者既要学会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又要能从事心理学实践工作。按照这种模式,我们既要注重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又要注重其专业实践技能的提高。根据社会对心理学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我们应在博尔德模式的基础上,坚持传统的双基教育,即加强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培养。 (3)在办学模式上,应充分发掘和凸显医学院校的特色和优势,实现专业资源的优化整合。为此可采取以下方式:针对与医学联系紧密的专业采取合作办学模式。许多国内心理学家认为,要能从事心理咨询工作,除了具备心理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外,还需要扎实的医学基础知识和临床技能。因此,有临床心理学家建议,心理咨询这一领域最好采用3+2培养模式,即3年医学院校基础知识学习加2年心理学科的训练与实践。 作者:张斌 邱致燕 谢静涛 唐晋 单位:湖南中医药大学 应用心理学论文:提高应用心理学的专业建设水平措施 我国应用心理学专业发展的起步较晚,许多学校的应用心理学专业在教学方式、教学计划以及教师素质等方面未充分的体现自身的特色与应用价值,在心理学专业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我们应根据实际情况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探索并构建出更加适合新时展的心理学教学的模式,进一步提升心理学教学的质量。 一、应用心理学专业建设的总体思路 1.应用心理学专业建设的指导思想。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工作、学习以及生活等各方面的压力都越来越大,现代社会对于心理学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这给心理学专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要提高应用心理学的专业建设水平,要有一个整体的指导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从整体上把握指导思想,并根据指导思想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与计划,才能加快心理学专业建设的步伐。具体来说,应该以师资力量的培养以及师资队伍的建设为关键,以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与专业素质为重点,从整体上提高心理学应用专业的师资水平,还需要彻底的改革与创新现有的教学体系与教学方法,更好的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总之,就是要加强学生专业能力以及综合素质的培养,大力开展学术研究,以培养面向社会的、综合素质较高、专业能力较强、实用型的心理学专业人才为主要的指导思想,体现出时代特色与专业特色。 2.应用心理学专业建设的培养目标。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主要是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并充分的结合心理学专业的特点来制定的,具体来说,主要是要培养拥有扎实的心理学专业知识以及较强的心理学应用技能的人才,而且所要培养的人才还能够在各种社区服务机构、学校或者企事业单位等从事人力资源、心理咨询服务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等有关心理学方面的工作。 二、提高应用心理学专业建设水平的举措 1.专业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的规划。要培养专业的优秀人才,保证教学质量,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是非常重要的,是提高应用心理学专业建设水平的前提,也是关键所在。要鼓励在职教师攻读更高学历,大力的引进专业的教师人才,不断地提高教师队伍的学历学位、综合素质、教学科研能力以及专业学术水平等等。 1.1目前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就目前来说,一部分的学校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师资队伍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具体表现为:(1)缺乏专业性较强的教师。一些专业课的教师没有得到落实,却发现有的、实力加强的专业教师,阻碍了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建设。(2)学校的师资结构不够合理。应用心理学专业,在教师的职称、年龄、学历方面的结构都不够合理,一部分教师的年龄偏小,学历偏低,没有形成一个结构完善的师资队伍。(3)未形成一个有力的学术梯队。在学术的梯队建设方面,缺乏强有力的在专业以及科研方面能够起带头作用的教师人才,学术队伍的层次不够完善,师资队伍中的学术成果还不够高。 1.2建设专业师资队伍的相关策略。针对以上这些问题,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改进,在今后师资队伍的建设方面,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学校要重视骨干教师队伍的建设,重点发展专业带头人,使其能够成为带动应用心理学专业科研的行家,成为解决心理学专业建设与发展难题的专家,从而进一步的带动学校应用心理学专业整体的师资水平与知名度。第二,要加大专业教师的培养力度,为教师创造更多的深造以及培训的机会,在提高教师专业水平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教师的学历水平,同时也提高教师的科研水平与教学水平,定期的选派一批教师进行高层次的培训学习,或者去国外深度的进修,在计划范围内创建一批学历结构、职称结构以及年龄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从整体上提高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师资力量。第三,针对较为年轻的心理学专业教师来说,应该着重培养他们的业务素质以及职业道德,使年轻的教师能够严格的遵守学校制定的各项教学规范制度,做到为人师表、教书育人。 1.3专业教师要将提高教学质量作为重点。无论是任何学校或者任何专业,教学质量都是学科专业建设与发展的基石,对于专业教师来说,制定出有效的教学方法,构建有效性的课堂,进一步提高教学的质量是最关键的,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使学生学有所获并学有所用。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注重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从理论到实践的教学都要遵循以学生为本的原则,尊重学生的自主发展,注重学生创新能力与创新意识的培养,使学生成为现代社会需求的创新型与综合型的专业人才。具体来说,就是要将提高教学质量作为重点,努力探索出创新的教学方法,运用不同的教学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思维,提高学生的主体性地位。还要提高教学的有效性与针对性,不断地拓宽专业的知识面。作为教师,还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教师修养,学习更多新知识,逐步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有效的教学风格。 2.应用心理学专业课程的建设。 2.1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的宗旨。应用心理学专业课程构建的宗旨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要实现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使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的操作能力,能够适应当代社会对人才的需要。二是要使本专业的学生具备扎实的、能够从事专业活动的基本技能。也就是使学生能够掌握本专业的相关英文、数学、计算机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具备撰写论文以及参与学术交流的能力,具备获得本专业职业资格证的必备条件,了解与本专业相同或者相似的工作的发展现状及前景。三是要最大限度的满足学生的就业需要。毕业后学生能够从事与心理专业相似或者相关的工作。 2.2专业课程体系的特色分析。在专业课程体系的建设方面要具有针对性与特色性,首先是要注重将专业基本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既重视学生基本理论知识的培养,也要注重学生专业技能培养。其次是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能够成为一个综合素质与专业素质极强的综合型人才。最后是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基地,增强其动手能力。 2.3专业各门课程教材的选用。在选用本专业的课程教材时,需要注意的是,一是要选用全国知名重点大学应用心理学本科现用的教材,二是要选用将三年来出版或者修订的教材,以便能够更好的适应社会与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时,学校还要做相关的调查活动,根据学生的需求以及意见来进行具体的调整。 2.教学观念与教学手段的改进。要彻底的改革以往传统的教学理念,将被动的教学方式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主动的教学方式,强调学生实践能力与动手能力的培养。要制定多元化的合理的考核制度,从不同的方面综合的评估学生的学习能力与学习成果。要充分地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将多媒体教学有效的运用到心理学教育中,使学生能够更加直观生动的理解并掌握相关知识,大大地提高教学效率。利用网络技术创建网络课堂,建立一个学习、交流讨论、信息分享的网络平台,增强信息的互动性与有效性。 3.教学实践环境的规划与建设。 3.1建设多功能的心理实验室。学校应分批的建设多功能的心理实验室,加大对实验室建设的人力与资金的投入,将心理实验室的建设的规划作为重点项目,并不断的完善心理实验室的基础设施设备,能够满足心理学专业学生实践需求,具体来说就是能够满足心理素质训练课程、心理咨询辅导等团体活动,能够提供音乐治疗、放松训练、个体咨询等充足的空间,能够满足各项课程的情景模拟活动。 3.2建设心理学专业实习基地。要根据学生的需求以及专业培养的方向定位,尽快的联系并建立更多的较为稳定的实习基地,供学生们进行实践和锻炼。 三、结语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深化与改革,加快专业化的建设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是各大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我们应从师资队伍的建设、专业课程的建设以及教学实践环境的建设等方面来进一步提高专业建设的水平,从整体上全面的提高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与办学水平,从而适应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 作者:王叶方 单位: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南开大学 应用心理学论文:应用心理学与环境心理学教学探索 一、环境心理学课程的教学目标 环境心理学是应用心理学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学科专业基础课。在应用心理学、环境学、建筑学等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主要研究环境中人的心理和行为,并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帮助学生更好地运用心理学基本原理去进行环境设计和环境实践,把学生培养成实用型人才。因此,针对应用心理学专业,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用所学知识去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具体目标应包括以下二点:一是通过课堂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环境心理学的基本知识,为课程的实践打下扎实基础。二是通过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针对环境心理学的感兴趣的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并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环境心理学课程的授课计划 授课计划的制定要紧密围绕教学目标来进行,环境心理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课程,因此,授课包括理论课时和实践课时两部分。为了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可以削弱理论课时,增加实践课时,理论和实践各占一半。在授课计划中,理论主要对环境心理学的绪论、环境知觉、环境应激、个人空间、拥挤等重要章节进行讲解,让学生了解环境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并掌握环境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在实践课时部分,让学生分成10个小组,每组5-8个人,各小组根据兴趣和研究资源选择感兴趣的有关环境心理学的课题来进行研究。给课时让学生作讨论、调查、回收数据并进行分析,最后每个小组需要在课堂上进行实践汇报,并形成研究报告。 三、教材的选用 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环境心理学的教材有很大差异。本门课程主要选用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俞国良、王青兰、杨治良著的《环境心理学》。这门教材属于应用心理学书系,学术性和实用性均较强,有很多经典的环境心理学实验研究,比较适用于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使用。但是,这本教材出版时间较早,里面有些内容较陈旧,案例较少,需要融合其他教材来辅助教学。主要辅助教材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由胡正凡、林玉莲编著的《环境心理学》,这本教材内容较新较丰富,同时案例和图片非常多,能够很好的弥补前面教材的缺点。教师采用多本教材来辅助教学,可以丰富上课的内容,扩充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让学生能收到更多信息。 四、教学方法的改革 在教学方法上,要紧密结合环境心理学的学科特点,培养应用型人才,从传统教育向素质教育和应用型人才教育的转变是教学发展的大势所趋。因此,在教学方法和内容上都需要进行改革。例如,我们以往的教学也多以教材为轴心,注重对理论的阐述和罗列。这样可能会使课堂枯燥乏味。因此,在讲理论的同时,需要多举实例来论证。如针对环境知觉的理论,可以用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和例子让学生用理论进行分析,并用自己的思维来评价不同理论的优劣,这样既能提高学生的兴趣,也能提升授课效果。由于环境心理学的研究多样,内容也非常广泛,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适合用多种方法结合来进行,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实践报告法。老师指导学生进行实践,把主动权交到学生手中,相信学生的能力,并能够在实践中得到充分锻炼。从分组、选题、制定方案、调查、回收数据、形成报告到最后的实践汇报,老师都要进行指导并给出意见,让小组中的学生们在实践过程中共同合作、互相学习。通过课题实践和实践报告的方法,既能提高学生的能力,也能增强学生的兴趣和课程参与度。(二)提问式方法。在课堂上适当的提问,可以直接引导学生顺着问题去思考,调动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参与性。通过提出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听,教师有重点地讲,能较好地达到师生良性互动,完成教与学的目的,提出的问题应该多种多样,应有典型性、针对性,引导学生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去思考和分析,准确地掌握问题的实质。 (三)案例分析方法。案例分析是应用心理学专业授课过程中经常使用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学习方法。例如,讲授城市公共空间活动这一章节时,引入上海市人民公园这一案例分析,既让学生了解到公共空间这一广义概念,又掌握了公共空间是人流相对密集的狭义概念,而且能从人的外部空间中的行为习性去探讨景观。设计问题,要做到公共性、私密性、安全性、实用性、宜人性的有机统一。同时,实施多媒体教学,环境心理学课程可以插入各种图片、动画和视频,充分吸引学生的兴趣,不断更新授课内容,针对当前有关的时事进行讨论。总之,根据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让这些教学方法有机结合起来,达到效能的最优化。 五、考核方式的变化 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的设置,考核方式的制定也应有所变化。要摒除传统的单一对理论知识的考核,而希望能更全面和灵活的来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特别是针对这门应用性课程,重点要考查学生的实践能力。理论部分可用闭卷形式对学生进行考评,实践部分主要根据学生在实践课时的表现而评定。因此,在成绩评定中,理论成绩和实践成绩各占50%。其中实践成绩包括了学生们的实践报告、实践汇报两个部分,教师根据学生所做课题的成果给分,同时要考虑到学生在课题研究过程中的投入程度和努力程度,尽量做到公平公正。总之,应用心理学专业的环境心理学课程的教学需要紧密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从多种角度去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利用学校的教学资源,让学生能更主动的去进行课题研究和实践,并在实践研究过程中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以致用,让学生更具备市场竞争力,能更好地走向社会。 作者:黄艳钦 单位:三亚学院社会发展学院 应用心理学论文:辅导员学生管理如何应用心理学 一、高校辅导员身份定位 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组织管理者 曾经有人给高校辅导员一个万能定位,把高校辅导员放在大学生的人生导师、知心朋友,同时是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的工作者、组织者和指导者[1]。笔者也很赞成这种职业定位。对于一个学校而言,最主要的两支队伍,一支是学生大军,一支是教师队伍;这两支队伍最重要的无疑是做好两个大项目的工作:一项是教学与科研,一项是学生管理工作。一个好的课堂能够让学生受到启发,从而获得新知,或对人生有新的认识和体悟,这无疑有助于学生成长成才;但是在短暂的45分钟课堂之外,学生有更为广阔的世界和天地,他们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稀奇古怪的想法和做法,却是课堂所不能规范的,因此,要求在课堂之外,学生迫切需要一位人生导师,不一定需要太多人生阅历,但可以陪伴学生一起成长;人生的“导师”,立足于对学生的了解基础之上,他们应该善于在自己和学生之间建立起沟通桥梁,真正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能够体验他们的思想,因而他们能够和学生成为朋友。这种亦师亦友的身份着实奇妙,一方面,在高校辅导员的岗位上需要教师对学生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给予组织和管理,另一方面,不能以生硬的方式对待学生,而要感化号召引导,所以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在人的心理过程的接受和发展中,应该把与学生的情感建设应该放在第一位。 2.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监督管理者 随着经济的发展,现阶段在中国人的压力越来越大,随着网络、报纸、媒体等对心理问题引发的悲剧事件的披露,从幼儿教育一直到高等教育,教育部也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在高校教育中,部分学校还开设了相关心理课程。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心理健康成为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高校辅导员站在高等学校的第一线,与学生保持最频繁、亲密的接触,应该培养自己敏锐的观察力,使自己成为学生较早问题的发现者,把学生的各种心理困惑扼杀在萌芽阶段;当发现学生已经有轻度问题,或者学生的心理困扰已经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学习,需要高校辅导员启动干预模式,成为学生心理问题的及时有效干预者;或者当高校辅导员觉得自身能力已经不足以解决目前学生某些方面存在的问题时,及时引导学生主动求助,能够寻找正确途径进行倾诉、发泄或者引导,及时给学生联系学校或外界反应良好的咨询机构及时处理心理问题[2]。但是,在高校心理健康工作中,及时干预虽然是重要的一项内容,但是,预防比干预更为重要。因此,要以丰富的校园文化为载体,开展各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教育讲座、团体辅导、大学生心理素质拓展活动、心理剧、心理游戏、特色心理课程(如心理绘画治疗)等活动以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因而,高校辅导员应该成为这些活动的计划者、统筹者和参与者,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辅导员学生管理的方法和途径 1.建立危机干预体制 目前,在全国高校中,有部分学校已经建立了危机干预体制以促进和干预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但高校辅导员面对的主要对象是学生本人,很少有高校把学生与其家庭联系起来,其实不然,学生的很多心理发展与其家庭联系相当紧密。危机干预应该有三级,第一级是建立学生心理档案。部分高校用SCL-90为学生建立心理档案,再进行一次详细的家庭情况调查,这对学困生、家庭经济困难或有特殊困难的学生而言,可以直接从家庭背景了解具体原因。心理档案的建立可以帮助高校辅导员更加直接地了解学生的心理现状,还能针对具体问题开展不同层次的团体辅导、心理剧和心理游戏,甚至对学校普遍存在的问题,聘请外校专家,集中开展心理健康讲座。现在积极心理学在某些高校比较盛行,也可以把这个课程作为大学的选修课程开展,由一线的高校辅导员讲授这门课程。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学校需要调用大量辅导员,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心理健康教师队伍。第二级是初级预防机制。以学校心理咨询中心为主要负责部门,对已经建立的心理档案进行分类,将学生的阳性因子项目返还给高校辅导员,让他们在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平时密切注重这些学生的心理健康动态,通过观察、沟通、交流等活动进行一定转变;对于高阳性因子的学生,高校辅导员引导学生在心理咨询中心进行咨询;学校每个班级选出一个学生,作为班级心理健康委员,通过专业的培训后,对班级学生的心理健康动态进行观察,及时上报相关情况,把心理问题尽量扼杀在初级阶段。第三级是事后干预机制。对于应激事件、天灾、亲人去世等给学生造成较大创伤的,需要进行创伤后心理危机干预,这个过程主要是以心理咨询为主,以专业教师为主,高校辅导员可以作为心理咨询师的后备力量[3]。 2.打造高校辅导员团队 高校辅导员在危机干预体制中,是心理咨询的后备队伍,这支队伍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让学校对高校辅导员的心理健康专业知识进行一定培训,加强辅导员参考心理咨询师的力度,学习高校辅导员用心理学的方法处理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需要高校辅导员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有足够的观察力、敏锐的判断力、及时的处理能力及对学生心理健康长足发展的引导能力。而辅导员这支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学科专业五花八门,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方面能力。因而,需要在辅导员后期培训过程中,增加辅导员的心理学专业知识。若是学校条件不太允许“走出去”,就利用学校现有资源,在学校内部对高校辅导员进行定期培训,真正让辅导员队伍在心理学专业领域有所发展[4]。另外,不要把辅导员作为单独个体,应该全力打造一支专业的、有力量的、稳定的辅导员队伍。结合各个学院、不同系别、不同专业的学生的共同特点,结合学校的辅导员平台,使用网络平台的辅导员论坛、辅导员工作园区及辅导员工作站作为载体,加强辅导员队伍之间的交流学习。为保证这支队伍的稳定性,需要推荐优秀的辅导员去在职学习、攻读高校辅导员博士学位,另外,真正切实加强辅导员的工资待遇及职称晋级制度。总之,对于这支队伍,要以后期打造为主,保障利益为主,才能使其逐渐壮大。 作者:刘红 单位:遵义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