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论文:国外典型国家低碳经济论文 一、英国模式 首先,英国政府将发展低碳经济上升到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制订了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框架,并建立了配套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制度、标准等,从法律环境、政策环境、技术环境等多个角度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其次,政府以碳基金的形式投资,并以基金公司运作,这就将政府的投资和企业运作相结合,资金主要用于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利用,低碳技术知识产权收益、以及提供咨询、技术服务等,为英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搭建了一个资金和技术平台。第三,加快能源结构的调整,一方面依靠低碳技术提高煤炭能源的使用效率,例如推广清洁煤技术建立示范低碳发电站,降低能耗的同时降低碳排放;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特别是新能源。发挥其海岛国家的自然和地理优势,发展风能、潮汐能、太阳能、海藻能、生物质能源等可再生低碳能源。第四,成立了新的低碳技术部门,专门负责低碳技术的研发、改造和推广。10年来,英国政府累计投入300多亿英镑来推动传统产业向低碳产业的升级和改造、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强大的资金后盾使产业升级和技术推广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也使企业更积极、更主动地与政府合作,共同参与低碳经济发展策略。第五,英国政府还在其专利认证体系中为低碳技术的相关研发提供了优先权,并推进与贸易伙伴关于建立环保专利快速通道体系的协商,为企业进行低碳技术创新提供了获得专利权的快捷通道,也为英国先进的低碳技术以知识产权转移的形式获利提供了机会。 二、德国模式 德国作为工业大国,其在保护环境上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1971年,德国了第一个环保法案——《环境规划方案》,该法案较为全面的将环境保护纳入到法律的范畴之内。1996年,德国出台了《循环经济和废物处理法》,力图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加强对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来节约资源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2009年德国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文件,明确将低碳经济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指导方针,将生态工业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点,将低碳技术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从严格执行环保政策、制定各行业能源有效利用战略、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范围、可持续利用生物质能源、推出刺激汽车业改革创新措施及实行环保教育、资格认证等6各方面全面实施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汽车工业的低碳化是德国生态工业模式最大的亮点。汽车工业作为德国最基础的产业,一直都是推动德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德国以新能源汽车为主要方向,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低碳技术,推动汽车制造业的低碳化转型,这也将为德国汽车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培养一个新的增长点。2009年,德国颁布了《国家电动汽车发展计划》,提出了到2020年德国电动汽车的生产能力达到100万辆的目标。为了保证该目标的实现,德国政府已经累计投入5亿欧元用于新能源汽车的研究和推广。在政府的支持下,大众、宝马、奔驰等德国汽车制造业巨头都加大了对新能源汽车的投入和研发,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开始形成。能源结构调整是德国生态工业模式的基础。2000年,德国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为了解决可再生能源高成本的问题,政府通过补贴的形式,对使用者进行价格补贴,从而大大降低了传统能源在价格上的优势,推动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当前,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整个德国发电总量的15%,可再生能源企业创造的产值高达250亿欧元,可再生能源行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大约25万个,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环保意识深入人心是德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环保教育和环保宣传方面,德国一直做得较好。环保意识和低碳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日常生活的习惯。比如,德国居民日常生活中将垃圾分类放置,分开处理;尽量避免使用一次性产品,提倡物品的多次重复利用;公共交通系统发达,居民多主动环保出行。 三、丹麦模式 丹麦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堪称典范。上世纪70年代,丹麦的工业化完全依赖高污染、高消耗的化石能源。由于丹麦面积非常小,除了北海大陆架蕴含一部分石油外,90%以上的石油需要进口。基于国家能源安全因素,丹麦开始尝试改变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通过能源战略的调整,立足本国实际,希望通过发展绿色能源,改变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风能发电是丹麦绿色能源模式的重点。丹麦地理位置特殊,三面环海这一优势为其带来了大量强劲的风能。在西海岸约14公里的海岸沿线是丹麦最大的风力发电厂,可以提供160百万瓦特的电力,占整个国家电力生产量的20%。海上风力发电的产能约为420百万瓦特,占世界风力发电的30%。风能发电也促进了风电设备和风电技术的快速发展。目前丹麦的风电设备销售已占全球市场份额的40%,成为风电设备销售最大的国家。风能发电装机容量占全球二分之一,超过了荷兰和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风电王国”。风电技术和服务外溢收益高达57亿欧元,占丹麦出口总额的7.2%。 四、国外低碳经济发展经验借鉴 1.政府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主导。 在发展低碳经济的探索中,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府要将发展低碳经济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从法律、法规、政策等方面给予低碳企业、低碳行业、低碳产业支持。政府通过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加强引导企业主动进行低碳技术的研发,运用先进的技术加快企业的低碳化改造。 2.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低碳化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方式。产业结构调整是各个国家低碳化发展战略中的重点,一方面加快对工业的特别是传统工业的低碳化改造,通过节能减排技术、新能源技术、传统技术升级等方式形成结构减排;另一方面将高新技术产业、绿色产业培养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能源结构的调整一方面利用低碳技术降低传统化石能源的消耗和污染,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低碳或无碳新能源,摆脱经济对高碳能源的依赖。 3.低碳技术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 加大对低碳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通过低碳技术、碳捕获、碳封存等技术,加强对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低碳技术和服务的外溢收益逐渐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4.低碳意识要深入人心。 通过加强低碳、环保教育和宣传,帮助公民树立低碳意识。意识影响行为,有了深入人心的低碳意识,公民才能在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消费方式等方面自觉养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好习惯。 作者:李婷婷 单位: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 国家经济论文:国家会计制度体系下的中国经济论文 一、会计制度与经济增长作用机理分析 从某种程度上讲,会计产生源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有者通过相应可靠会计信息,更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对企业进行必要监督,而经营者通过有效的会计信息,评价出企业经营发展状况和设置相关的战略发展目标,实际上经济体所有者和经营者,在会计报告中获得相关利益,可以直接被认为是经营者进行人力资源利用所产生的产权收益。可见产权会计制度下主要功能对产权进行有效界定、确认和维护,通过相应会计制度法律法规以及固有道德保障会计制度有效性实施,利益会计制度下财务处理及相关日常操作,约束和维护好相关利益群体权益。会计制度下经济增长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在产权会计制度规范下,构建出一种更加有效经济体组织形式,并确定相关利益群体的财权所有权,将个人经济获取不断转化成为一种社会性活动,保障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方向一致性,直接减少经济利益分配过程中不劳而获现象;二是通过产权会计制度制定相关政策,规范不同经济利益主体利益获取范围,使经济体在获得收益同时,能够提供真实可靠收益报告,实现一个复杂多变市场经济活动系统,从宏观到微观逐级分解、界定和明确利益群体之间的权责,更好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双赢式。可见产权会计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能够不断促进不同经济体,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使得经济体产业发展能够真实反应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从而通过产权会计制度影响社会经济制度调整和控制,最终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会计制度协同发展的措施和建议 上述研究和分析可知我国经济增长与会计制度之间有着相互促进和密不可分关系,会计制度会计准则制定和产权制度明确,将会对于我国经济增长起到推动性作用,而经济增长作为会计制度变迁需求,有利于促进和完善我国会计制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主体对于资源分配决定性作用地位越来越突出,这也直接要求我国政府能够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会计政策;另一方面产权制度和会计制度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在我国宏观经济改革大环境下,产权结构多元的改革将会推动会计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会计制度进一步明晰和使用,将会更加有利于社会中利益群体之间产权分配和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政府对于经济体监督支出,实现企业中经济交易费用。本文建设性提出经济增长与会计制度协同发展的措施和建议如下: (一)进一步完善会计准则制度 与国际标准会计准则制度相比,我国会计准则制度还存在一定程度上差异性,结构和内容还存在不完善性,没有构成多方面需求性主体,对于会计准则制度绩效评价效果和方式不健全,同时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各方经济利益主体参与程度不高,本文进一步完善会计准则制度建议如下,一是有序改变现有会计准则制定机制,从博弈论角度看,只有经济体各方利益者积极参与会计准则制度的制定,并进行规制的利益博弈,制定出的准则才能实现利益多元化共赢纳什均衡最佳状态,才能使经济体的各方利益达到满足,进而推动各方经济利益合理增长,可见会计准则制度应向公开方向发展,逐步改变政府性主导地位,实现多元化主体参与,达到动态博弈平衡;二是增强会计准则制定程序透明度,我国会计准则制定从最终目标上看,是为更好平衡各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从过程上主要体现是否经过各利益群体之间多次博弈平衡结果,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科学合理性,必然需要一个相对透明环境,公共利益各群体积极参与及实现更为完善会计准则自我调整,因此建议我国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积极有序借鉴发达国家会计准则制定经验,制定出积极有效保障措施和法规,调动其个利益群体和公民代表积极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会计和产权制度的平衡博弈 从社会资源分配角度看,如果一类高收益资源领域,不具备相应准入机制,各方利益群体将会争向加入,以此获得自身的最大收益,资源将会被无限制过渡性应用,直接说明人类社会发展需求与资源关系上存在一定矛盾冲突,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经济利益体彼此排除对方,但是有必须相互合作,这实质上就是一类发展过程弈行为,会计制度和产权制度之间相互融合及制定,实质上是各个利益群体之间多次博弈,最后达到一种动态均衡关系,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作为一种经济管理模式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选择,会计外部环境条件,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过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由于从自身最大利益角度出发,为谋求自身生存和权益,在一定规则和制度环境下,势必将会发挥经济利益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去与企业经济利益体进行博弈,达到一定范围和程度博弈均衡,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化不断创新和信仰,又产生一种新博弈状态,因此会计和产权制度相互影响就是一种不断更新博弈平衡关系。保证和实现会计和产权制度的博弈主要措施,一是完善会计法,依据我国具体经济实际情况,制定相应会计准则和行业制度,减少政府对于市场干预,造成的不必要资源浪费;二是会计制度制定必然严格体现出主导公平性,确实保证各个经济利益群体公共利益;三是在会计和产权制度博弈过程中,在维护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前提下,选用合适方式,例如政府主导下诱导下会计和产权制度博弈,从而更好实现利益各方协调,满足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结论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国家会计制度体系,有着重要相互影响和促进关系,一方面科学合理国家会计制度体系,能够更好协调各方利益群体之间利益关系,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重要制度性保障,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为国家会计制度变迁提出新需求,为适应经济增长,国家会计制度将会不断优化自身结构和调节构成元素,可见,中国经济增长与国家会计制度体系之间是一种生态循环发展关系。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视域下相关理论观点,从国家会计制度交易费用和产权两个角度,探究和分析国家会计制度体系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最后建设性提出经济增长与会计制度协同发展的措施和建议,一是在建立会计准则制度制定的过程中,应积极调动各利益群体积极主动参与,从而实现会计准则制定的科学合理性;二是会计和产权制度之间本身存在动态博弈关系,我国在经济增长和会计制度协同发展过程中,应重视会计产权相关制度完善性、公平性和方式选择合理性。我国经济增长与国家会计系统之间协调发展研究,是一个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而不断完善的工作,需要更多经济学和相关理论研究学者,进行深入式探索性研究,本文旨在为进一步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国家会计系统之间相关问题,希望能够提供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理论研究方向和建议。 作者:彭海红 江立武 单位: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院 江西农业大学国土学院 国家经济论文:国家宏观调控市场经济论文 一、宏观调控与宏观调控法 (一)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简称宏调)是政府实施的政策措施以调节市场经济的运行。在市场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及需求是受价格规律及自由市场机制所影响。市场经济带来经济增长,但会引发通货膨胀,而高潮后所跟随的衰退却使经济停滞甚至倒退,这种周期波动对社会资源及生产力都构成严重影响。所以宏观调控是着重以整体社会的经济运作,透过人为调节供应与需求,来达至计划经济之目标。宏观调控是国家对国民经济总量进行的调节与控制。是保证社会再生产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重要职能。在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宏观调控主要运用价格、税收、信贷、汇率等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及行政手段。 (二)宏观调控法 宏观调控法的产生源自于政府失败理论。这是基于法治平衡理论而生的。在赋予国家宏观调控权的同时,也要对这个权力进行约束和规制,防止权力滥用。正是在这中授权与限权的平衡过程中,宏观调控法应运而生。它除了要规定市场主体配合国家宏观调控应如何作为,还规定政府调控的权限、范围、程序、措施以及责任。目的是要为政府干预立章建制,实现政府干预法制化。宏观调控法具有法的规范性、概括性、国家强制性和权力义务性的一般特征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的特征。宏观调控法在一个方面对宏观调控受控主体行为进行规制,另一方面又对宏观调控主体行为进行规制。宏观调整法作为经济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1)调整对象的特定性和多样性;(2)调整范围的总体性和总量性;(3)调整方法的间接性和综合性;(4)调控主体和受体经济权利(力)和义务之间具有不对等性;内容具有广泛性、形式具有多样性。 二、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基础 (一)宏观调控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宏观调控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主要有两个,分别是市场失灵理论与政府失败理论。 1.市场失灵理论 市场失灵理论指的是有关市场调节无法解决社会产品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的问题及其政府运用经济政策来解决这一总量失衡问题的理论。古典经济学认为,价格机制的完全性、市场主体决策的完全性和市场信息的充分、对称足以使市场价格机制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有效调节。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古典经济学中认为政府应对经济的态度应该是自由放任,尽量不对经济进行干预。但是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市场会失灵。市场的主要缺陷有以下几点:(1)调节滞后,通常情况下都是市场变化在前,市场信号传递滞后,企业决策在后,企业等市场主体对市场的反应是对过去的市场变化作出的反应;(2)调节具有短期性,在短期资源配置上,市场调节是有效的,但是对于长期资源或者是周期较长的基础设施则是很难起到作用;(3)调节有可能失效,市场调节不是对所有行业都有用的,例如国家定价的军工产品、基础教育收费、水、电、邮、公共交通等收费;(4)调节具有分化性,主要是通过市场调节会促进贫富差别加剧;(5)调节具有不经济性,这主要是指的“企业外部不经济”,如企业为追求微观经济效益,不愿治理环境污染,转嫁自己的责任等现象的出现;(6)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这种缺陷会促使主体无效益的生产交易,信息不对称则会破坏自由竞争;(7)市场机制具有唯利性,追逐最大化个体利润是市场机制下市场主体的本质追求,但这却不是一种理性的调节。市场失灵的主要体现有以下几方面:(1)市场的自发性必然导致垄断和寡头,从而导致市场的低效或无效率,垄断主体对竞争优势的滥用破坏着正常的竞争秩序和公平的竞争关系,市场调节机制内在的调节功能和目标难以实现;(2)外部经济导致投资者缺乏经济性,而外部非经济性又导致污染,影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3)市场不能提供发展所需要的经济结构变化,比如对幼稚产业的保护,对夕阳产业的调整等;(4)市场规则是一种“丛林规则”,无情的竞争必然导致弱肉强食,最终出现两极分化。如果任凭市场竞争必然导致社会不公平,也根本不可能促进公共利益。 2.政府失败理论 国家的调节机制和国家经济职能是为了弥补市场调节之不足,克服市场失灵而产生的。然而国家调节亦非万能它有许多缺陷,为纠正、弥补市场运行机制的局限与缺陷,国家干预是必要的,但由于过去国家长期远离经济生活,在政府调节时缺乏经验,容易发生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反而破坏社会经济结构和市场正常的运行秩序;另一方面,政府作为权力的中心,权力与经济结合,容易滋生腐败或侵犯市场主体的正当权益。因此,政府调节也存在缺陷,也会发生调节失灵。这就需要我们用法律方式去规范政府调节市场的行为,防止政府失败,宏观调控法律就担当起了这一社会责任。政府失败的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1)由于公共物品的受益者和支出者的分离,造成低效益、高成本、甚至负效益的运行,形成外部负效应;(2)由于政治家的短期行为,为了竞选或显示辉煌政绩、官场升迁,往往夸大近期成本和利益,而忽视未来成本和效益。 (二)宏观调控法的社会结构理论基础 当今的宏观调控法具有一定的社会结构理论基础,而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国家的三元社会结构基础正是其社会理论结构基础。在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阐述了一个重要的思想:以社会制约权力。社会中间层的崛起会有一个显著的效果就是使得政府的职能被弱化。政府职能弱化是一个权力转移的过程,它代表着政府将一部分职能转移给社会中间层。在有社会中间层加入的社会结构中,政府可以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制约社团的不正当的利己倾向,而社团可以以自身的名义制约政府,防止政府滥用行政权力。政府将一部分职能转移给社会中间层,既有利于减轻政府的调控负担,又可以充分发挥中间层私立性仅服从于法律、公共利益性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优势而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在这一个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力或职能进一步弱化。宏观调控法也因此更“宏观”、更“间接”。反映在宏观调控的立法上也必然使国家的宏观调控权力更加粗泛而不是具体,更具有间接指导性而不是直接参与性。也必然是立法中对社会中间层(主要是各种社会团体)这一经济法主体的规定不能再像从前模糊简略一带而过而必须对其成立、职能、活动方式及法律责任作明确具体的规定。社会中间层的出现于发展不在允许“非此即彼”地来解决宏观调控问题。此外,在宏观调控法中设立公益诉讼机制也势在必行。以团体诉讼、小额诉讼、诉讼援助计划来抵御政府行政机关和厂商的不法行为,也正是经济法社会利益本位的最佳体现。以“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来布置宏观调控法体系是新时期宏观调控法立法的必然要求,理所当然是当代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基础之一。 三、结语 如何实现国家的有效宏观调控,并使得国家宏观调控变得更加的有效,一直都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课题。市场和政府的角色和地位在经济运行中究竟谁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也许会一直争论下去。因为社会在发展,经济环境在不断的变化,宏观调控也只有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才能真正为经济发展引航指路。关于宏观调控原理的研究也必将不断深化和细化,必将对立法和实践提供最可靠的理论支持。 国家经济论文:国外典型国家低碳经济论文 一、德国模式 德国作为工业大国,其在保护环境上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1971年,德国了第一个环保法案——《环境规划方案》,该法案较为全面的将环境保护纳入到法律的范畴之内。1996年,德国出台了《循环经济和废物处理法》,力图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加强对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来节约资源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2009年德国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文件,明确将低碳经济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指导方针,将生态工业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点,将低碳技术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从严格执行环保政策、制定各行业能源有效利用战略、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范围、可持续利用生物质能源、推出刺激汽车业改革创新措施及实行环保教育、资格认证等6各方面全面实施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汽车工业的低碳化是德国生态工业模式最大的亮点。汽车工业作为德国最基础的产业,一直都是推动德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德国以新能源汽车为主要方向,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低碳技术,推动汽车制造业的低碳化转型,这也将为德国汽车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培养一个新的增长点。2009年,德国颁布了《国家电动汽车发展计划》,提出了到2020年德国电动汽车的生产能力达到100万辆的目标。为了保证该目标的实现,德国政府已经累计投入5亿欧元用于新能源汽车的研究和推广。在政府的支持下,大众、宝马、奔驰等德国汽车制造业巨头都加大了对新能源汽车的投入和研发,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开始形成。能源结构调整是德国生态工业模式的基础。2000年,德国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为了解决可再生能源高成本的问题,政府通过补贴的形式,对使用者进行价格补贴,从而大大降低了传统能源在价格上的优势,推动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当前,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整个德国发电总量的15%,可再生能源企业创造的产值高达250亿欧元,可再生能源行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大约25万个,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环保意识深入人心是德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环保教育和环保宣传方面,德国一直做得较好。环保意识和低碳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日常生活的习惯。比如,德国居民日常生活中将垃圾分类放置,分开处理;尽量避免使用一次性产品,提倡物品的多次重复利用;公共交通系统发达,居民多主动环保出行。 二、丹麦模式 丹麦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堪称典范。上世纪70年代,丹麦的工业化完全依赖高污染、高消耗的化石能源。由于丹麦面积非常小,除了北海大陆架蕴含一部分石油外,90%以上的石油需要进口。基于国家能源安全因素,丹麦开始尝试改变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通过能源战略的调整,立足本国实际,希望通过发展绿色能源,改变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风能发电是丹麦绿色能源模式的重点。丹麦地理位置特殊,三面环海这一优势为其带来了大量强劲的风能。在西海岸约14公里的海岸沿线是丹麦最大的风力发电厂,可以提供160百万瓦特的电力,占整个国家电力生产量的20%。海上风力发电的产能约为420百万瓦特,占世界风力发电的30%。风能发电也促进了风电设备和风电技术的快速发展。目前丹麦的风电设备销售已占全球市场份额的40%,成为风电设备销售最大的国家。风能发电装机容量占全球二分之一,超过了荷兰和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风电王国”。风电技术和服务外溢收益高达57亿欧元,占丹麦出口总额的7.2%。 三、国外低碳经济发展经验借鉴 1.政府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主导。在发展低碳经济的探索中,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府要将发展低碳经济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从法律、法规、政策等方面给予低碳企业、低碳行业、低碳产业支持。政府通过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加强引导企业主动进行低碳技术的研发,运用先进的技术加快企业的低碳化改造。 2.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低碳化调整具有重要意义。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方式。产业结构调整是各个国家低碳化发展战略中的重点,一方面加快对工业的特别是传统工业的低碳化改造,通过节能减排技术、新能源技术、传统技术升级等方式形成结构减排;另一方面将高新技术产业、绿色产业培养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能源结构的调整一方面利用低碳技术降低传统化石能源的消耗和污染,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低碳或无碳新能源,摆脱经济对高碳能源的依赖。 3.低碳技术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加大对低碳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通过低碳技术、碳捕获、碳封存等技术,加强对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低碳技术和服务的外溢收益逐渐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4.低碳意识要深入人心。通过加强低碳、环保教育和宣传,帮助公民树立低碳意识。意识影响行为,有了深入人心的低碳意识,公民才能在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消费方式等方面自觉养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好习惯。 作者:李婷婷单位: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 国家经济论文: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经济论文 一、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经济发展情况 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农业经济发展就是其中一个方面。下面将主要介绍欧盟、美国、日本以及印度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策、措施以及成就。 1、欧盟农业经济发展情况 欧盟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区域经济组织之一,其经济发展情况对于世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欧盟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完善的体制。欧盟国家有着得天独厚的农业经济发展资源:良好的气候条件、充沛的水资源以及广阔的平原都为欧盟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农业经济发展因素不仅仅只有自然条件,它还需要充分的社会条件,即农业经济发展政策。欧盟各国为了发展农业,都制定了完善的农业保护和激励政策。这些政策通过财政资助的方式激励从事农业经济发展的农民,使得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经济收入达到从事其他行业人员收入的平均水平。例如,德国在保护农业和农民利益的政策中明确规定,从事农业的人员应与从事其他行业人员的收入保持平衡,不得让从事农业的人贫穷。其次,欧盟各国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各级农业经济发展服务组织,即农业协会。农业协会作为非官方的组织,能够在农业生产、市场以及政府三个层面架构沟通和协调的桥梁,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第三,欧盟农业经济高效发展得益于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工业革命首先出现在欧洲,工业发展的历史使得欧盟非常重视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机械化运作。机械化运作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而且还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依附在土地上的农民。最后,欧盟在发展农业经济中注重农业产业化发展。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最主要方法就是进行加工、运输和营销,实现农产品的附加值,这就是农业产业化道路。 2、美国农业经济发展情况 美国是世界最大农业出国口,其农业生产效率以及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是惊人的。作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美国始终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美国发展农业经济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的。首先是宏观层面的立法,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农业发展地位以及保障从事农业生产人员的利益。农业经济发展涉及到土地、税收、信贷以及市场等各方面因素,农业法律能够保证农业生产的有序发展,从而实现更大经济效益。其次,美国高度重视农业生产的环境保护工作,确保农业生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进入20世纪后,国会和政府开始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把水土、环境保护与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结合起来,鼓励农场主把停耕的土地用于土壤保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农业教育,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农业生产者的文化素质是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根本措施。自从1862年美国国会颁布《莫雷尔法案》起,农业教育就成为美国农业经济发展重要的动力。 3、日本农业经济发展的情况 日本国土面积小,土地资源极度有限,农业经济发展受制于自然条件。由于农业发展资源有限,日本更多的是通过制定政策和规划来发展本国农业经济。日本在1999年制定并颁布了关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法律,即《粮食、农业与农村基本法》。法律规定和保证了日本农业生产中的粮食供给稳定性,努力提高粮食的自给性。除了立法保障农业发展外,日本在WTO框架下还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保护本国缺乏竞争力的农业生产,以促进本国农产品的销售进而保障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收入。政府财政支持也是日本发展农业经济的重要举措。日本各级财政用于农业的直接投资,主要是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技术开发,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和扩大经营规模等发放各种补助金。政府财政支持之余还通过金融措施加强对农业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保障农业经济发展对于资金的需求。除了以上各个举措之外,日本还鼓励和支持农民开展多样性的农业合作经济,建立各级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业经济的效益化发展。对于日本来说,日本农业经济发展只能依靠科学合理的政策和先进的技术作为支撑,而他们正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发展。 4、印度农业经济发展的情况 印度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之一,同我国一样面临着农业农村发展问题。印度发展农业经济首先也是立足顶层设计,在国家发展计划中确立农业经济发展地位。印度在第十个五年计划中就着重强调了农村发展与农业改革的目标。农业经济发展取决于农产品是否能够被市场“实现”。印度政府重视农产品的销售,采取多种政策促进农产品的出口,其中就包括增加财政支出,取消农产品和海产品出口税,促进出口。促进出口就能够增加农民的收入,从而激发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此外,印度也非常重视农业经济发展对于科技的需求性。印度通过广泛推广复种技术、使用化肥、开发高产品种、提高和普及灌溉技术,使得印度的粮食生产有了大大增长,1978年粮食产量达到1.319亿吨,基本停止了粮食进口,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粮食自给。 二、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经济发展评价 以欧盟、美国和日本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案例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以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也具有现实比较意义。前文重点介绍了这些国家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可以看出它们具有较大的共性特征。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农业经济发展政策和措施都不通过程度地促进了本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各国政府普遍重视农业经济发展,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制定和完善有利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使得农业经济发展有法可依,充分保障了农业经济发展相关利益主体的基本利益,从而有利于激励农业经济发展的相关主体。其次,政府主导、社会积极参与尤其是农业经济发展主体积极参与的农业经济发展服务组织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农业经济的一个特色。这种服务组织可以是官方组织,也可以是半官方或非官方组织。农业发展服务组织的作用是在社会、政府、市场以及农业生产主体之间架构桥梁,以促进社会科学技术用于农业;促进教育资源流向农村以及农业从业者;促进政府政策或资金倾向农业;促进农产品深加工并顺利走向各级市场,从而实现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这种农业发展服务组织具有一定自组织性质,灵活方便,能够充分利用和整合各种资源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第三,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工业革命带来巨大物质财富同时产生恶劣自然环境的教训,普遍重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保护农业生产环境,促进农业生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发展的重要方面。最后在WTO既定框架和规则下,资本主义国家都想方设法规避WTO规则以最大程度补贴本国农业生产,以提高农业产量和农产品竞争力。 三、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经济发展对于我国的启示 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众多,农业经济发展起步较晚,整体发展优势不明显。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和学习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有利于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1、加强政府宏观调整,制定符合我国农业发展实际的政策和措施 我国政府一向高度重视农业经济发展,农业经济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政府要将重视转化为实际行动,突出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加强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支持。政府要制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业生产。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农业经济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世贸组织规则下,政府要努力实现对农业生产的补贴,以提高农民的收入,激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2、建立农业服务组织,促进农业经济高效、规范、可持续发展 农业服务组织包括农业经济合作社、农业科研服务组织以及农业教育等。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经济发展都采取农业经济合作社的方式,这种方式能够有效整合农业经济发展的各种资源。农业经济合作社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载体。而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业经济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我国要完善农村合作社制度,不断提高农村合作社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和社会要鼓励和支持农业科研服务组织的建立,建立“高校—企业—农业”三位一体的“产学研”发展模式,提高科学技术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此外,加强农业教育也是农业经济可持续化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农业教育不仅能够提高农业从业者的技术素质,还能促进农村地区文化水平的提高,从而为农业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3、积极倡导和发展生态农业,促进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循环农业是现代农业经济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农业经济与自然环境的互利耦合,是农业经济的科学转型。农业经济发展受制于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自然条件相比较社会条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现代农业生产过度使用化肥以及人为对自然的破坏都进一步加深了农业自然环境恶化。自然环境恶化就意味着农业生产资料的缺失,那么农业经济发展就会失去基础。要发展农村经济,就必须把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坚持资源保护与集约开发、污染防治与循环利用、投入减量与生产清洁并举,加速推进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由此可见,促进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以及生态农村发展将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付岩岩工作单位:平顶山学院 国家经济论文:国家经济政策对家电行业的影响 近几年国家家电政策措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稳定了经济增长,拉动了国内消费需求,对家电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家电下乡”、“以旧换新”和“节能产品惠民工程”政策的推行,使家电企业逐步摆脱出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几年市场购销两旺,企业盈利状况好转,行业发展回升态势明显。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通过对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青岛海尔)近几年的财务数据分析,深入探讨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所带来的影响。 一、针对家电行业的“三大国家经济政策” 1、家电下乡政策 从2007年12月开始,“家电下乡”政策开始在山东、河南、四川三省进行试点,即对农民购买彩电、冰箱(冷柜)、手机等三类规定产品型号,按销售价格13%给予财政补贴。2008年之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日益加深,新形势对家电下乡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据经济形势变化,为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改善民生,拉动消费促进生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在全国推进家电下乡,又增加了摩托车、电脑、热水器、空调四类补贴品种。每个省份的实施时间统一定为4年。 2、以旧换新政策 2009年6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改委等五部委联合制定的《促进扩大内需鼓励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实施方案》,2009年6月28日,财政部会同商务部等七部局印发《家电以旧换新实施办法》,2009年7月1日,环境保护部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加强废旧家电拆解处理环境管理的指导意见》,2009年8月21日,财政部印发《家电以旧换新运费补贴办法》。至此,家电以旧换新工作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福州和长沙9个试点省市全面启动。2010年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推广实施期延伸至2011年12月31日,实施省市范围进一步扩大。 3、节能产品惠民工程 2009年5月18日,财政部印发《关于开展“节能产品惠民工程”的通知》和《高效节能产品推广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决定对能效等级1级或2级以上的空调、冰箱、平板电视、洗衣机、电机等十大类高效节能产品进行财政补贴。根据国家《节能产品惠民工程推广实施细则》,在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期间进行对节能空调、电视、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等产品进行国家补贴。 2012年“以旧换新”政策结束。为期四年的“家电下乡”政策于2013年1月31日正式退出。“节能补贴”于2013年5月31日完结。随着家电政策逐步退出,这几年国家经济政策到底对家电企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究竟给企业带来的多大收益,接下来我们通过对青岛海尔近几年的财务数据进行解读,分析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的综合影响。 二、对青岛海尔的主要财务数据分析 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青岛海尔2008-2012年:该企业营业收入逐年增长,五年中营业收入实现了翻翻,政策受益明显;货币资金持有量增长尤为突出,由2008年的24亿元增长到162亿元,增长了661%,企业货币资金量非常充足,有益于企业长远的发展;2008年的存货,该企业为应对金融危机主动调整了存货的管理,倡导“零”库存管理理念,压缩了企业整体库存数量。2009年受国家经济政策的重大影响, “家电下乡”产品供不应求,“以旧换新”刺激了消费需求,企业产品销售旺盛,市场需求超预期,企业存货进一步下降。2010年企业加大生产力度,增加原材料和补充库存保有量。随后两年存货保有量进一步提升,存货的变化,隐含着说明国家经济政策对其重大影响;该企业总资产更是飞速增长,由2008年的122亿元增长到496亿元,增长明显,企业规模进一步壮大。 三、对青岛海尔财务指标分析 (一)盈利能力分析 企业的盈利能力是指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企业发展越强劲,其给予投资者的回报也会越高。另外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企业的债务越有保障。 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青岛海尔2008-2012年:该企业的净利润逐年提升并出现了快速增长,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销售毛利率略有提升但幅度不大,基本稳定。营业利润率和净利润率有小幅的提升,但整体的盈利水平仍然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这与家电行业竞争激烈,行业利润率偏低密切相关。总资产净利率稳步提升,近两年随略有回落,但该公司总资产的利用效率还是很高的。 (二)偿债能力分析 偿债能力是指企业偿还到期债务和利息的能力,包括短期偿债能力和长期偿债能力。企业的偿债能力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能力的重要标志,是企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从表3数据可以看出青岛海尔2008-2012年: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在五年中整体上呈现逐步下滑态势,反映出该公司短期偿债能力越来越弱,特别是最近三年尤为明显,流动比率略高于1而速动比率接近1。青岛海尔的短期偿债能力令人堪忧;从资产负债率上看,青岛海尔呈现上升趋势,说明该公司长期偿债能力逐渐减弱,随着时间推移财务风险在逐步增大,截止2012年企业资产负债68.95%偏高。青岛海尔偿债能力下降,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这与企业近几年生产销售两旺有关。在经营过程中企业加大了往来业务无忧占款的力度,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金额大幅增加,导致企业长短期偿债能力均出现下降。 (三)营运效率分析 营运效率反映了企业资产周转的使用情况,是企业管理资产能力的进一步体现,对其进行分析可以了解企业的营运状况和经营管理水平。资产周转状况良好,说明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高,资产利用效率高。 从表4数据可以看出青岛海尔2008-2012年: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在五年中有一定幅度的波动,但应收账款和存货均保持了比较高的利用效率,体现出该公司应收账款和存货的管理水平较高;目前企业固定资产周转率与2008年相比有所提升,固定资产利用效率提升究其原因是,企业营业收入逐年大幅增长,而企业的固定资产却增长幅度有限 ,这说明该企业这几年加强了固定资产的管理与利用,充分挖掘其现有固定资产,提升了对其利用效率;流动资产周转率相对来说效率不高,究其原因是近几年企业流动资产大幅增加所致,流动资产中货币资金和应收款项增长尤为明显;总资产周转率在五年中有小幅度的波动,近两年略有下降,但总体来说企业的总资产周转速度是很快的,企业总资产的利用效能是很高的。 (四)现金状况分析 从表5数据可以看出青岛海尔2008—2012年:从现金净流量看,该企业近几年一直大于零,现金净流量持续增加,说明企业现金比较充裕。细分析该企业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一直都大于零,并且出现快速增长。说明企业经营良好,“自我造血”功能很强,为企业扩大生产经营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近几年一直小于零,说明企业加大了投资力度,有利于企业未来的生产经营,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除2011年之外均小于零,企业在这一大期间中发生偿还债务、支付筹资费用或进行利润分配的资金比银行借入的资金多,这说明企业自有资金充裕,对企业长远发展有利;从净利润现金含量和销售现金比率上看,该企业的两个指标都比较高,表明企业销售回款能力较强,成本费用低,财务压力小。 (五)发展状况分析 从表6数据可以看出青岛海尔2008-2012年:该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增长率缓慢,2009年开始受益于国家经济政策,营业收入增长速度加快,2010年受国家经济政策影响营业收入出现快速增长,增长率达到83.71%;企业净利润也呈现逐年增长趋势,其中2009年的净利润增长幅度最大为105.46%;该企业总资产和净资产增长率,金融危机之后增长快速,在“家电下乡”、“以旧换新”和“节能补贴”政策影响下,企业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困扰,企业总资产出现快速增长,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净资产增长速度明显低于总资产增长速度。侧面发映出企业负债增长速度高于总资产增长速度,资本结构的不合理变化是导致企业偿债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四、综合分析与评价 从近几年青岛海尔财务数据来看,该公司受益于“三大国家经济政策”效果明显,无论是从营业收入增长,还是从总资产的增长,还是企业经济效益利润的增长来说,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均受益很大。国家经济政策确实为家电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稳定了家电行业发展,促进了家电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 家电“三大国家经济政策”从实施情况来看,成效显着。家电下乡产品成为农民购买家电产品的首选,受到农民的广泛欢迎,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国累计销售家电下乡产品2.98亿台,实现销售额7204亿元。在“家电下乡”政策中,国家动用补贴资金将近1000亿元。该政策激活了农民的购买力,扩大了消费市场。“以旧换新”财政补贴政策更加促进了居民消费,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12月31日,全国销售5大类以旧换新新家电8130万台,直接拉动消费3004亿元,共收回5大类废旧家电8373万台,国家经济政策带动家电消费作用明显。节能惠民工程给消费者、生产商到零售商都带来了不少益处。减轻了消费者购买压力,促进了家电行业节能产品研发和生产能力的提升,为国家节能环保事业做出了贡献。家电产品节能惠民政策不仅实现了惠民的政策目标,还取得了稳定家电行业发展、均衡内外贸等多重政策效果。 国家经济论文:经济一体化与国家主权的碰撞论文 关于西方学者对公共管理的看法上的分歧暂且不谈,仅就中国学界的研究来说,我国早期历史文献中的“行政”是指管理国家政务,以下就是由精品学习网为您提供的经济一体化和国家主权的碰撞。 当20世纪80年代行政学在中国恢复时,学者们提出:行政管理是伴随着国家而出现的,有政府才有行政管理。行政是行使国家权力的管理活动,凡不属于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便不属于行政。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把行政确定为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不仅更符合汉语中行政概念的本意,而且也符合我国宪法对行政概念的界定。长期以来,我国学界主流观点是把“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简称行政,是政府依法对国家事务、自身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管理活动。这一含义表明:行政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其他社会组织”,“公共行政学又叫行政学、政府管理学”。 80年代前后的西方行政改革,使得公共管理主体的“划分很难有明确的界限,因为我们对公共服务概念的理解大大地扩展了。公共服务不仅包括政府的三个分支(即立法、司法、行政)部门,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三个层次,而且包括非营利部门。所以公共管理的主体就成为所有追求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人员。”人们今天所讲的公共管理,与名义上称之的“行政管理”,而实际上的“政府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有政府,而且还包括社会中那些追求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非政府公共组织。政府管理与公共管理是两个不同的模式。公共管理是包括政府管理在内的全社会开放式管理体系。 20世纪80年代前后,西方不少发达国家均出现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与之相伴随的“新公共管理”,其实践背景正是各国的行政改革及其政府的再造运动。 政府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主角,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还需若干配角。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经济一体化和国家主权的碰撞,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国家经济论文: 探讨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主导产业的演替 在人类社会已经跨入21世纪的时候,各种迹象表明经济全球化呈现出加速的态势。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几乎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以工业化为主体内容的经济发展过程,因而它们之所以发达的全部成就的基础可以归结为工业发达的成就;几乎所有不发达国家都承受着传统农业占绝大比重、现代工业不足的历史压力和拖累,因而,它们之所以不发达的经济根源可以归结为现代工业的不发达”(注:刘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37.)。由此,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命题出发,主张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当前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同世界性的改革开放浪潮,特别是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融合在一起,这就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主导产业的演替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必须树立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主导产业演替新观念。而要树立这一新观念,首先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一、经济全球化的涵义及其影响 1.经济全球化的涵义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根本的特征。随着对经济全球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所下的定义真可谓成千上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经济全球化下的定义是:“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7(5),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45.)1995年出版的英国《科林斯商务词典》认为:“国际化或全球化是指公司通过出口向国外经济进行扩张,但尤其专指通过对外国的投资,建立生产部件的工厂、制造车间和销售子公司。”德国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卡尔·海因茨·巴奎认为:“当谈论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的时候,具体指的究竟是什么?……最贴切的概念理解是以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为基准的。根据这种见解,世界出口率越高,跨越国界的贸易额在世界生产中所占的比例越高,世界经济就越强烈地全球化。”(注:张世鹏.关于全球化研究的几个问题.国外理论动态.1998(3))中国社科院裘元伦研究员则将经济全球化归为三类,即制度论、网络论和传统论。制度论总共有五种制度论者,他们的共同点是,从制度的角度观察当今的经济全球化。网络论是指经济全球化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过程。这个过程是网络化的增长。传统论主要是借助于国际贸易等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指标来界定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和判断其进程。尽管现在全世界对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没有统一的界定,但从根本上来看,经济全球化是指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保证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历史过程。其实质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 2.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一直是久论不衰的话题。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一个契机,因而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欢迎;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陷阱”,因而受到发展中国家的警惕。 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科技革命和制度创新的双重影响下,社会生产力已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全球范围的资金流动,扩大了国际市场,促使各国经济更加开放,经济全球化趋势已锐不可当。因而经济全球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须面对的一种现实。从总体上说,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参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并最终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经济风险、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何影响呢?笔者认为,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从机遇方面来看,经济全球化为企业利用最有利的地点和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它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大发展、产业的大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大流动,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这个契机,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利用几乎是不付费的后发优势,大力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本国,迅速实现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在更高的技术层次上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从挑战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调整实现产业升级,把一些技术相对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污染比较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其结果,虽然使发展中国家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得到较大发展,但自然环境受到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资源浪费严重,更重要的是无助于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加快科技进步,使发展中国家内部产业严重失衡,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程度有可能日渐加深。 二、主导产业的定义 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导产业演替问题,还必须对什么是主导产业加以界定。 主导产业是一个相对概念。有人认为,主导产业是指“能够较多吸收先进技术、面对大幅度增长的需求、自身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并对其他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产业部门。”(注:江小娟.世纪之交的工业结构升级.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205.)有人则指出“在特定的时期内,主导产业有快于其他产业的增长势头并正在或已经在产业结构中占据优势比重;主导产业通过其前后向关联与旁侧关联能够对整个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发挥明显的‘主导性’作用,即能够确实地将其活跃的增长势头,优势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效果广泛而深刻地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中去”。(注:刘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247.)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则认为“一个新部门可以视为主导部门的这段时间,是两个相关因素的复合物:第一,这个部门在这段时间里,不仅增长势头很大,而且还要达到显着的规模;第二,这段时间也是该部门的回顾和旁侧效应渗透到整个经济的时候”。(注:WW·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9.) 综合 他们的观点,主导产业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或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上出现的一些影响全局的、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能通过其前后向关联与旁侧关联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产业部门。主导产业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主导产业应该是能对较多产业产生带动和推动作用的产业,是前后向关联和旁侧关联度较大的产业。第二,由于主导产业的存在及其作用会受特定的资源、制度和历史文化的约束,因此不同的国家或同一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主导产业也是不一样的,它会受所依赖的资源、体制、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而演替。例如,日本的主导产业演替顺序是:纺织工业钢铁、机械、化学工业汽车、家电工业电子工业等高技术产业。第三,主导产业应具有序列演替性。由于主导产业应能够诱发相继的新一代主导产业,因此,特定阶段的主导产业是在具体条件下选择的结果。一旦条件变化,原有的主导产业群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就会弱化,被新一代的主导产业所替代。第四,主导产业应具有多层次性。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过程中,既要解决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问题,又要解决产业结构的高度化问题,因此,处在战略地位的主导产业应该是一个主导产业群,并呈现多层次的特点,实现多重化的目标。 三、面对经济全球化,树立主导产业演替新观念 1.客观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快的现实,发展中国家应清醒地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更加突飞猛进,特别是在信息技术产业的推动下,全球出现了以信息革命和全球市场为基础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的“新经济”。发展中国家应该扬长避短,以积极的姿态抓住这一发展机遇,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当然,发展中国家也应正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应看到现存的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大部分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制定的,因而有利于发达国家,而只是有条件地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使它们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过时产业的转移,不得不接受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接受发达国家提出的以国内市场份额换取技术升级的办法。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下,加快工业化进程中的主导产业演替,这确实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难题。 2.树立主导产业演替的新观念 当今发达国家已开始迈入后工业社会,信息经济成为主导产业,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在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奋斗。因此,要加快主导产业的演替,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必须树立新的观念。 (1)树立牢固的市场经济观念。经济全球化也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机制是通过数百年的探索、发展才成熟起来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市场经济机制更趋完善。发达国家不仅有发育成熟的消费品市场,而且有高度发达的生产要素市场,如劳动力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技术市场等,价格机制通过这一市场体系发挥作用。市场经济具有盲目性、自发性,成熟而发达的市场经济机制可以通过宏观调控的作用,尽可能消除因市场的放任自由而带来的弊端。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尚处在起步阶段或不完善阶段,而且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财政、货币、产业政策及经济法律法规也极不完备,这不仅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很好地通过全球市场来配置资源,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而且使发展中国家缺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为此,发展中国家必须进一步树立市场经济的观念,要认识到只有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加强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才有可能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增强本国产业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扬长避短,有效防止因市场经济的无序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保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有序进行。 (2)树立新的发展战略观念。多年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推行赶超战略,将高速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政府一方面强力干预经济并大力扶持大型企业集团;另一方面控制间接融资和抑制直接触资,同时实施出口导向和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不可否认这种发展战略在东亚经济成长中确实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快,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已面临困境。如继续按照传统的发展战略,以低技术、低附加值、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去换高技术、高附加值、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将使自己越来越陷于被动,既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增强竞争力,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因此,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战略,树立新的发展战略观念:由重速度的发展向重质量的发展转变,由产业保护向开放市场转变,由引进产品向引进技术转变,由出口导向和最终产品替代向出口与投资并重和中间产品进口替代转变,由间接融资为主向间接、直接融资并举转变,等等。(注:张承惠.经济全球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挑战.经济工作学习资料.1998(66).) (3)树立新的资源观念。当今时代,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资源已逐步取代自然资源而成为主导产业演替、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经济增长或发展的重要经济战略资源。80年代以来,迅速兴起的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包括信息网络、生物工程、新型材料、航天技术和海洋开发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信息产业即将超过传统产业而成为发达国家的最大产业。技术和信息作为经济战略资源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信息技术具有极强的产业爆发力和拉动力,因而发展中国家应重视对信息资源的利用,加快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使其成为产业结构升级、主导产业演替的重要手段和基础。 (4)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书中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0.)。这一定义得到了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认可,成为最为人们广泛接受的定义。然而,发达国家总是希望通过产业调整和升级,把一些资源消耗比较多的、污染比较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有关报告指出:按有些国家消耗地球上资源的程度,留给后代的资源将所剩无几。世界许多地区处于恶性循环之中:穷人为了每日的生存被迫过度使用自然资源,而环境的恶化使他们进一步贫困化,使他们的生存更加困难和无保障(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32.)。还有人指出,目前发展中国家95%以上的城市污水未加任何处理就排入地表水。工业固体废弃物、农药和化肥造成了土地的污染。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应避免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要走边产业结构调整、边发展、 边治理的新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并转变发展观念,重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速发展环保和新能源等产业,保证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 四、发展中国家主导产业演替中的政策取向 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其他各种内外条件差异很大,而且经济全球化也使得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不仅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严峻挑战,也面临发展中国家彼此间的竞争。因此,在构建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相适应的主导产业演替模式时,具体到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关键就看这个国家的政策取向是否符合国情、符合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演替。 1.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符合国情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主导产业选择基准 发展中国家应广泛借鉴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主导产业演替的成功经验,以增强自己在主导产业选择过程中的判断能力、选择能力和创造能力,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前面我们已分析过,在工业化进程中,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的主导产业。这种主导产业的特征,首先表现为其本身具有较高的增长率,其次表现为通过其前后向关联,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的增长。工业化进程发展阶段的更替表现为主导产业按一定的次序变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阶段是以轻工业为中心的消费资料发展阶段,应结合本国自身情况充分发挥各自在资源、劳动力价格低廉方面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初级产品加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选择以纺织、食品等轻工业作为主导产业。在进入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时,主导产业也就应演替为钢铁、能源、机器制造、化工等。在进入高加工和组装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时,家电工业、汽车制造业就被演替为主导产业。在这个基础上,工业化进程又进入技术密集型的发展阶段,这时发展中国家应选择航空、航天、核工业、电子计算机等高技术产业为主导产业。主导产业的发展将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然而,当一国主导产业的先进技术及其影响已经扩散到各地区和各部门之后,也就需要选择新的主导产业来取代旧的主导产业。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信息网络、生物工程、新型材料、航天技术和海洋开发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世界银行1998/1999发展报告指出,在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信息和通讯技术正在发挥一种主导作用,“如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展开竞争,发展中国家必须把开发和有效利用信息基础设施作为全国的目标”(注:世界银行1998/99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62.)。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在面临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时,应正确选择经济开放的速度,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积极引进外资,以自身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为根本,综合运用竞争与合作这两种手段,建立多方位、多层次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条件成熟的发展中国家还应利用自身的后发优势,把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来加以大力发展,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2.制定科技优先、技术创新的法规和政策,大力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后进国家超越先进国家的现象比比皆是,后起的国家都是运用科技的手段来实现后发效应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经济全球化中占据有利地位,就必须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从而促进高技术产业群的形成和发展,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高级化。当然,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时,要做到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发展中国家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装备,不仅可以替代有关技术和装备的研究与开发,大大加快工业技术进步过程,产业结构也可不断优化和升级,并避免有关风险,在更高的技术层次上开始工业化进程。但是,在高科技及其产业群成为经济增长源泉和知识密集型的技术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不断上升的今天,发达国家技术更新速度加快,发展中国家引进的技术将会很快落后,依靠传统的引进、模仿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求得发展的方式,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难以成功地实现“后发效应”。换言之,发展中国家依靠接替发达国家转移的边际产业来完成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升级(或者说主导产业的演替)就有可能出现对外国技术的严重依赖性。这种产业升级模式对处于低级阶段、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条加快产业升级的捷径。但是随着产业的不断升级,主导产业的逐步演替,这种依附型的产业升级模式必须被自主型的产业升级模式所取代。还需要指出的是,在特定的时间内,高新技术是引不进、买不到的。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也严格控制技术转移。跨国公司90%以上的研究与开发是在母国进行的,跨国公司依靠高新技术和名优产品的优势谋取垄断地位和高额利润的属性没有改变。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注重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时要特别注意引进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大技术和关键技术。与此同时,还要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新路子,使技术“内生化”,从而摆脱对发达国家技术的严重依赖,以此推进主导产业向高技术演替。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必须制定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确定对整个经济增长带动作用大的主导产业并制定相关的扶持政策,完善技术创新政策和法规体系,不断“创造”比较优势并实施后发优势战略,促进产业结构的加速调整。 3.建立并完善具有高度理性和组织协调能力的宏观管理体制 选择好主导产业,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有一个高度理性和组织协调能力强的政府。美国贝尔实验室前总裁伊恩·罗斯博士曾指出,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从无到有地发展高技术产业,一个先进的国家也可以从有到无地丧失高技术产业,其中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技术政策。因为,正确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引进国外资金,合理利用本国的资源,制定对主导产业的扶持政策,进行重大基础科学项目研究,都需要在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规划、引导、协调。应该说市场经济中,产业结构的调整、主导产业的演替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但是也需要保留甚至加强政府在产业政策上、主导产业的选择上进行协调。一般来说,基础设施建设,高技术、高风险产业的发展等都存在“市场失效”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干预的重点领域,各国都需要在相应领域推行必要的产业政策。例如,政府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哪些产业“长”,哪些产业“短”,哪些产业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作用大,并据此选择主导产业以及支持发展和限制发展的产业。再比如,在有些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解决某些结构问题,促进主导产业的较快增长,如瞄准一些较高技术水平的产业,采用各种措施促进其较快发展。为了加快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政府也应加强宏观协调和政策扶持的作用,完善技术创新政策和法规体系,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国家经济论文:国家失灵与经济法 摘 要:国家失灵与经济法的关系是经济法基本理论问题之一。文章首先探讨了国家失灵的定义、表现、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国家失灵与经济法关系的看法,认为经济法的概念中不应包括克服国家失灵的内容,经济法的产生并不是为了克服国家失灵,经济法的功能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国家失灵的法律对策应由以行政法为主体、包括相关的宪法性法律制度来承担,并认为严格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经济法。 关键词:市场失灵;经济法;国家失灵;行政法 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与经济法的关系,目前经济法学界研究得比较深入,基本上已有定论。由于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导致了垄断、外部性(主要指负外部性)、公共物品提供不足、信息偏在、巨额交易费用、经济周期、分配不公等市场失灵形式出现,市场的自由、放任发展合理地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在资源有限的客观条件下,市场失灵导致了资源分配的低效率、无效率,甚至负效率,从而造成了有限资源的浪费,降低了社会总福利水平。市场不能自动纠正自身的失灵,只能借助外力来克服,从而引致了国家力量的介入及相应的制度需求;国家干预及相应的制度供给,促成了现代经济法的诞生。“市场缺陷是现代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一,这是我国经济法学界近乎一致的观点。”[1]但国家失灵(governmentfailure学界有时翻译为“政府失灵”。下文还要论及政府失灵与国家失灵的区别。)与经济法有怎样的关系,学界的意见却并不一致。[2] 一、国家失灵的概念剖析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即由于市场本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使市场不可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相对于市场失灵,所谓的国家失灵是指国家在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即由于国家本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导致其配置资源时也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有学者针对市场失灵的概念,提出所谓的“非市场失灵”(non-marketfailure)概念,指“非市场”因素导致的资源配置低效率,认为非市场因素不仅仅指政治、政府、行政等“正式规则”的内容,还包括文化、习俗、宗教、传统等“非正式规则”的内容。[3]但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一般仅指市场和国家两种,其他的非市场因素并不被直接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因此,所谓的非市场失灵,也主要是指国家失灵。 这里需要对“国家失灵”与“政府失灵”作一区分。大家一般是把二者放在等同的意义上使用的。但相对于这两个概念,有学者对“国家干预”和“政府干预”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4]这种观点认为,不管“政府干预”论的理由是什么,任何人都必须承认,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引导、推动或限制,主要是通过国家的立法进行的。法律则是由国家立法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定的,它们的贯彻和执行不能因为政府的更迭而受到损害。因此,这种干预是国家的干预,而不是政府的干预。该观点还认为,政府不是贯彻执行国家经济管理制度的惟一机构,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为了避免政府决策错误,有些经济政策是由独立于政府的组织来承担的,例如关于稳定货币的政策是由独立于政府的中央银行作出的。借鉴这一区分理由,便合理地推导出有必要区分“国家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本文切入论述的基点便是“国家失灵”,而非“政府失灵”。但政府作为国家的人,政府失灵也必然体现为国家失灵,而且国家失灵又大多表现为政府失灵,因此,本文也多是从政府失灵这一国家失灵的常态和典型入手展开论述的。 二、国家失灵的内容表现 “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5]这种国家作用的不到位、越位或错位,从另一个方面导致了社会经济效率的低下和社会总福利的损失。具体说来,国家失灵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6] 1.政治决策失误。政治决策作为非市场决策,有着不同于市场决策的特点。市场决策以个人作为决策主体,以私人物品为对象,并通过完全竞争的经济市场来实现。政治决策则以集体作为决策主体,以公共物品为对象,并通过有一定秩序的政治市场来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产生,只是各个利益集团间或政策受益方和受损方之间博弈的结果。阿罗的不可能定理也证明,经过各种政治决策方式得到的,所谓科学的、最能体现尽可能多人意志的政策目标,其实只是受投票规则、投票程序操纵的政治产物。政治决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存在着种种的困难和障碍,使得国家难以制定并实施好的或合理的决策。 2.国家过度增长。“政府部门的普遍增长这一重大的发展变化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7]首先,国家赋税和政府支出急剧增长。19世纪初叶,欧洲国家的赋税收入平均占国民收入的8%-10%;今天,却已吞噬了国民收入的30%-50%.其次,政府机构急剧膨胀。这不仅表现在政府机构数量的急剧增加,而且表现在政府机构中供职人员数量的急剧增加。再次,政府所承担的经济职能日趋扩大。政府将越来越多的企业活动与家庭活动置于各级政府的监护之下,这种转移导致了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干预,从而损害了企业与消费者利益。 3.国家机构低效率。国家机构垄断了公共产品的供给,由于缺乏竞争,它们倾向于预算规模的不必要扩张,增加工作人员,提高薪金和办公费用,造成大量的浪费。同时,国家官员缺乏追求利润的动机,国家官员的目标并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规模的最大化,以此增加自己的升迁机会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势必导致国家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另外,作为监督者的政治家和公民,完全可能受到被监督的国家官员的操纵。监督的失效导致国家机构的低效率状态更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克服。 4.分配不公正。市场活动引致了收入或财富的不平等,而意在克服市场分配不平等的国家干预,其自身也可能产生权力集中与收入上的分配不公正。国家机构及其官员从这种不公正的分配中得到额外的利益,会给其他社会成员造成一种负向激励,从而降低社会 劳动的效率。查尔斯·沃尔夫认为,任何一种国家干预,都是由一部分人将手中的权力强加到其他人的头上,并且这种权力总是有意地并不可避免地被交给一些人,而不给予另外一些人。这种权力的再分配给滥用职权获取灰色或非法利益提供了机会,进一步造成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正。 三、国家失灵的原因溯源 1.国家的经济人属性。恩格斯认为,私有制产生以后,社会关系和秩序变得复杂和充满矛盾。因此就需要有一种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的、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国家一旦产生,便拥有了自己的利益追求,不断地从社会中猎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并逐渐予以固化,从而渐渐异化为社会的对立面。在这一“经济人”动机的作用下,便会出现国家失灵。 2.国家的有限理性。国家逐渐作为独立于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它也不是万能的,它具有“经济人”一样的弱点,它也要面临着决策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丢失、决策成本过大、决策者智慧不足、决策者利益约束等方面条件的制约,[8]并不能找到准确地干预市场的“度”,许多政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 3.国家的官僚主义属性。首先,国家官僚追求国家机构规模的最大化。按照著名的帕金森定律,政府官员的名誉、地位、权力和酬金经常与其所在的政府机构的规模大小成正比。其次,国家官僚的行为不受产权的约束。由于国家预算是公共所有的,因此政府预算可出现赤字,其额度也可以通过国家立法追加税收来提高。第三,国家官员的行为不受利润的支配,他们的收益仅与最大化预算正相关。 4.国家的垄断性。国家属于自然垄断的范围。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市场主体只能被动地接受被供应的产品,缺少一个可靠的参照系和反馈机制来检查国家机构的运行状况,从而不具有直接和有效的方法来影响国家。同时,由于监督机构的信息多仰赖于被监督机构来提供,监督者完全有可能受到被监督者的蒙骗和操纵。 四、国家失灵与经济法关联分析 从以上关于国家失灵的论述中,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国家失灵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这是由它从社会中独立出来以后便具有的客观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所决定的。人们只能力求减少国家失灵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却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国家失灵现象的发生和存在。在这一前提下,国家失灵与经济法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经济法的概念与国家失灵。经济法的概念是进行经济法学习和研究以及学科体系构建的平台。现在的问题是,人们是以先验的、主观的经济法概念去演绎所谓的经济法现象呢,还是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客观社会现象,从中归纳出经济法的概念,然后再去演绎各种经济法现象呢?在这方面,笔者同意“经济法研究中的语境论进路”观点。[9]该观点认为,法部门(包括作为传统法律部门的民商法、行政法、诉讼法、国际法等与作为新兴部门法的经济法)的观点和实践皆与特定的语境相关,经济法则是经济的集中和垄断(市场失灵)、现实主义法学思潮、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社会本位)、规范主义的方法论等特定语境的产物。依现在学界的通说,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诞生于十九世纪末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首先在美国出现了解决市场失灵的法律机制,德国则把“经济法”这一词汇引入了立法,继而促成了经济法学研究的兴起。“英美法系的国家至今没有经济法这一概念,谢尔曼法在美国被划为商法。”[4](P697)但大陆法系法学家为了研究的方便,同时也是研究深入的结果,结合德国经济法的实践及其产生的语境,统一将这种克服市场失灵的法律规范称为经济法。这是由客观的社会现实存在归纳出经济法的定义,即经济法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由国家对特定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之后,经济法的概念才逐渐传播到东方,如日本、中国等国家,这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包括“法治国”的理念,何尝不都是这一过程的产物?许多学者也承认,“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以促进社会公益为目的,为矫正市场失灵而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和规制,这样的法才是经济法。”[10] 当然,这里又牵涉到如何评价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法问题。依据上述对经济法概念追本溯源的考察,应该说,严格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不存在经济法的;或者说,可能有“舶来品”的经济法概念,但是不存在经济法现象。因为计划经济条件下根本不存在市场,当然也不会发生市场失灵,这时所谓的经济法(有学者认为这时也存在经济法),“与其称为经济法,不如称其为经济行政法。”[10]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市场化取向改革,这时涉及到了市场和国家的关系,市场失灵现象也才逐渐浮现,此时市场和国家的关系才进入了经济法调整和研究的视野,这时才可以说,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需要由经济法规制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对经济法的制度需求。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有其特殊的质的规定性,[11]使这一语境下的经济法及其研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我们不能因为经济法研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性,而改变经济法概念的质的规定性,这样的话,就是颠倒逻辑顺序,等于先定义一个经济法的概念,将克服所谓国家失灵的任务纳入进来,然后得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也存在经济法,甚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前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经济法的结论,这样可真是匪夷所思了。 2.经济法的产生与国家失灵。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济法的产生与国家失灵并无直接的联系。现代经济法概念的诞生表明,经济法最初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克服市场失灵的需要,克服国家失灵的任务并不应该由经济法来承担,相反,产生经济法的最初动机是需要国家的干预,经济法正是对在国家克服市场失灵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进行调整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而政府失效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恰恰是经济法实施所必然产生的一种负效应。也有学者提出经济法的本质与功能在于国家(政府)为解决市场失效而对经济运行进行矫正或调整,市场失效的特征及其对矫正或调整手段的要求,决定了经济法不可能在解决市场失效的同时,又解决政府失效的问题。[12]当然,关于政府失灵问题,有文章认为,国家规制的底线应是政府失灵,正如经济法的运用应“以民法对市场失灵彻底克服上的力不从心为前提”[13]一样,笔者认为这倒是一种对国家失灵与经济法关系的较好定位。 3.经济法的功能与国家失灵。结合上述论述,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功能主要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国家失灵则不属于经济法的调整任务。正如上所述,笔者认为经济法中国家克服市场失灵的底线是国家失灵,而国家失灵的法治对策应由以行政法为主体,包括相关的宪法性法律制度来承担。 有文章探讨了经济法是授权于国家还是制约国家之权,认为虽然经济法授权于国家规制市场经济,但同时国家又只能在经济法范围内对市场经济进行规制,而不得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国家必须与其他市场主体一样,平等地遵循经济法。也就是说,经济法对国家而言是一面“双刃剑”。与此相似,有学者曾形象地说,法律本来就是在矛盾的焦点上“砍一刀”。笔者认为,砍的这一刀便决定了矛盾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只要这一刀砍的位置是经过周密的调查论证,是科学的、合理的,那么,这一刀就成了对双方权利义务的分割和界定,双方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从而“定分止争”。因此,国家 干预的权力在经济法规定的范围内依法行使,则既是对国家干预权力的赋予,又是对国家干预权力的限制。经济法通过科学、合理地界定国家干预权力的边界,达到更有效地克服市场失灵的目的。国家相应机关依法行使其干预权力,可以避免国家失灵的出现,但这并不表明经济法的制度功能里包含有克服国家失灵的内容,它只是努力避免或减少出现国家失灵而矣。 而关于国家失灵克服的法律制度选择问题,则应是“行政法的主要任务,而不是经济法的任务。”依本文的观点,国家失灵不仅仅包括政府失灵,还应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独立于这三者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的失灵。行政法主要克服政府失灵,而且政府失灵是国家失灵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也正是一般意义上,大家总把政府失灵等同于国家失灵的原因。现代意义上三权分立或者相对区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的国家政体模式的出现,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诞生的,这时才出现了单独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独立于这三者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这时国家失灵便也可以通过这些机关表现出来,但它们并不是国家失灵的典型表现形态。这些机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从原来的行政机关里分离和独立出来的,从表面来看,好像国家机构增长了,本身便是一种国家失灵的表现,实际上其本意是要克服政府失灵,使政府的权力受到制约和监督,不致对市民社会和公民权利造成不可控制的损害,但谁又能预料到这本身便构成了国家失灵了呢? 这些政府以外国家机关的失灵可以依靠宪法性法律制度安排来加以解决,如相应的国家机关组织法、相应的程序法等,由它们来对这些国家机关的权力边界和机构组织运行程序加以界定,以克服其失灵。政府失灵则是早已存在并为人们所意识到的现象。人们由于害怕行政权力的过于强大和不可预期对自己造成损害,很早便设计出了相应的法律制度来对行政关系进行规范,从而使国家行政行为被纳入法律制度规范的范围,使国家不能再肆意侵犯公民的权利,这一法律制度便是行政法。行政法与经济法存在不同的功能取向。行政法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是界定行政机关具有的权力,第二是行使这些权力的法定条件,包括行政程序,第三是对不法行政行为的救济。[14]无论行政法作用的保权说、控权说还是折衷说,[15]行政法都通过自己对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规制,力求使政府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减少决策失误,接受公民的依法监督,努力提高办事效率,严格限定政府的规模,规范政府机构的权限,从而来克服国家失灵对资源配置、公民权利和社会利益的危害。这不是经济法可以安排和解决的。 国家经济论文:论经济法的国家观———从社会法的视角探索经济法的理论问题 一、 引论:何谓经济法的国家观。 经济法学者认为:经济法最基本的属性是它体现了国家运用法律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1〕(P51)有的学者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经济法学研究中,人们的最大共识莫过于‘经济法应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判断”,并认为“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概括为经济管理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也符合经济法的本来含义”。〔2〕对于研究经济法来说,认识其国家观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般说来,经济法的国家观往往体现在其与行政法的界定过程中。以下一些观点值得重视。其一,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法律性质不同。行政法为“控权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行政法并不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经济性内容,它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程序性内容,并以行政程序监督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的滥用;而经济法既不是也无需是控权法,经济法最关注的是用以干预经济的调控政策、竞争政策是否得当,作为经济主体的行政机关制定这些经济政策的行为进行控制是荒谬的。〔3〕其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手段不同。行政法主要采取单一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行政手段,而经济法的调整手段主要为普遍性的调控措施,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信贷、利率等经济手段的运用,经济法发生作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引导市场经济发展。〔4〕经济法学者的上述观点,有适应当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面。西方传统的国家观强调国家的消极无为。据洛克的理论,国家的功能只限于保护其成员的权利不受其他成员的侵犯。如果一个国家力图超越这些限制,那就超越了它的合法职能。经济法的理论显然是比其进了一步。“本世纪30、40年代之后,凯恩斯主义的盛行、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及危机的出现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等等,都促使奉自由竞争为圭臬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实现了彻底的政策转型,国家或政府更广范围、更深程度地加强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5〕(P150)对此,美国学者认为,“为了在一个复杂的工业社会里能够高效地管理公共事务,美国有必要而且是不可避免地要加强行政控制。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有许多相互冲突的利益需要调整,公共福利也必须加以保护以使其免受反社会的破坏行为的侵损,因此由政府直接采取行动进行管理也就成了势在必行之事了。”〔6〕(P369)这种行政控制往往是以经济法作为依据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经济法理论中的国家观并不是建立在当代公益政治的基础上,因此往往容易夸大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并将政府行为描绘成一种随意性行为。经济法理论中的政府观与当代现实生活的一致其实只是一种形似,而非一种神似。稍微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两者的差距。如果说现代行政法为“控权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以行政程序监督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的滥用。一些经济法学者则针锋相对地表示,经济法既不是也无需是控权法,甚至认为对作为经济主体的行政机关制定这些经济政策的行为进行控制是荒谬的。为了给政府一个随心所欲的空间,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概括为“国家需要干预的社会经济关系”本已说得很清楚了,但作者还唯恐人们不能理解其深义,又作了更为明显的解释:“不是所有的全局性的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都需要由国家进行干预,干预或者不干预,完全取决于国家的需要。国家需要就干预,不需要就不干预。因为经济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变量’,因此,国家干预经济关系的范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可能广一些,有时可能窄一些。我们使用了‘需要由国家干预’这一个不确定或者模糊的定语,正好是为了使经济法能够适应可能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的需要。”〔8〕(P55-56)政府责任模糊至此,当然没有控制可言。笔者认为,凡是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都应当建立在“控权”的基本思路上。要让政府权力摆脱控制,必须使经济法脱离行政法,这才正是经济法理论的危害所在。 二、 评论:经济法国家观从哪里来。 分析经济法理论,尤其是其国家观时,我们常常会面临着一个极有意思的现象。在一定阶段的微观环境下看,经济法的理论是极有道理的,也往往能与实践相印证。经济法学者往往强调其理论在微观上的合理性。但如果将其理论置于一个长时间的宏观条件下整体考察,则能看到它的幼稚。在我国,虽然经济法理论的各种观点基本上都产生于20世纪的最后20多年,但折射出的却是我国建国以来的体制变化。大体可以分成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主要是统一调整论。“统一调整论”流行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该理论认为经济法调整一切经济关系。所谓“一切经济关系”包括经济管理关系、民事经济关系、劳动经济关系等等。实际上是要用一种国家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方式去调整一切经济关系。我国1980年出版的《法学辞典》对“经济法”下的定义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规的总称”。第二个时期主要是纵横关系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纵横统一论”开始代替“统一调整论”而成为我国最为流行的经济法理论。这种理论在摆脱“大经济法”观念后,为经济法部门确立了特定的调整对象,即纵横经济关系,具体包括三类对象。(1)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纵向经济关系;(2)调整社会组织之间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横向经济关系;(3)调整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关系。〔8〕(P5-8)“纵横统一论”的调整对象尽管较之“统一调整论”已大为缩小,但所涉及的范围仍很广泛,这种观点的实质是横向关系(私法关系)统一于纵向关系(公法关系),将私法关系与内部经济关系均视为国家可以随意进入的领域。这显然仍是与当时尚未彻底改革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 应的。第三个时期纵向关系为主论。在“纵向关系为主论”中目前我国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经济法理论是李昌麒教授提出的“国家需要干预论”。按照这一观点写成的《经济法学》成为我国高等政法院校法学主干课程教材。〔7〕第四个时期纵向关系论。也就是当前,越来越多的年青学者只把国家经济管理活动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9〕(P110-118)纵观经济法各种学说的发展,总体上说是一个“调整范围”越来越缩小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伴随着我国“公法私法化”进程,国家还权于民,退出一些干涉领域而逐步形成的。可以说经济法学说的每一次缩小范围都是被动的。当一种学说只能被动的对已经变化的体制作一种图解式的表面说明,这种学说是否还是理论就很值得怀疑了。对于这一点甚至最传统的经济法学者都不得不承认,“鉴于我国过去的经济法定义差不多都是在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不完全符合新体制的要求,因此,我们现在应当以一种新的观念,对经济法的定义作出适合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概括,而不应当以种种理由拒绝反思。”〔7〕(P52、54)问题是,经济法理论应当反思什么呢?笔者认为,应当反思我国经济法理论的理论渊源、现实基础和本位思想。从经济法所依据的理论渊源看,我国经济法理论是来源于前苏联学者。“统一调整论”来源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前苏联学者。他们曾主张。75.论经济法的国家观-从社会法的视解探索经济法的理论问题“把法所调整的社会主义组织之间所产生的关系,划分为法和法学的独立部门,即经济法”,“要求制定调整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之间一切关系的专门的苏俄经济法典,用以取代民法典。”斯图契卡在《关于民法典适用实践报告》中宣称,“买卖-这是资产阶级的制度,社会主义是不承认买卖的,它只承认直接的供应”,因此“应当把那些直接有关调整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一切关系,分为一个特别法典,而不应包括在民法中”。〔10〕(P42-43)“纵横统一论”在苏联的代表人物B.B.拉普捷夫指出:“经济法作为一个部门法的理论基础,就是横向的和纵向的经济关系的统一,就是所有这些关系中的计划组织因素和财产因素的结合。”前苏联学者并不回避这种理论与产品经济条件下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相联系。B K马穆托夫也指出:“不论是纵向关系,还是横向关系,都是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方面的有计划的直接社会关系。”〔10〕(P313)。从经济法所依赖的现实基础看,主要是我国曾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统一管理模式。在改革前我国的总体性社会结构中,国家垄断着包括物质财富、人们生存和发展机会(如就业机会)以及信息等所有重要资源,国家对社会生活实行严格而全面的控制。对任何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要么予以抑制,要么使之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形成的行政集权的经济体制,是从苏联学来的,同时又带有由自己历史传统形成的特点。中国历史上长时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国,有时也实行地方的封建割据,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有优势,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商品流通历来不发达。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中来。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着的决策权过分集中的管理方法,以及某些“官工”、“官商”、“官农”的经营方式,原则上人人占有生产资料,但实际上谁都不占有、谁都不负责的所有权虚置状态,使名义上的公有制成了实际上的国家所有制。这种涵盖一切的国有制经济要求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并以政治权力代替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正是这种传统体制催化了我国经济法理论的产生。中国的体制改革作为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模式,基本特征就是在于改革走的是一条由易到难、由浅入深,从体制到体制内部的道路,其合理性在于避开矛盾并容易为社会各界所能承受。因此,旧体制的硬核部分-政治体制、特别是国家体制虽有一定的调整,却始终没有进行实质性的重组。我国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依赖原有的国家体制来推动。由五个三中全会文件赋予政治合法性,并由十五大继续加以肯定其方向路线的中国经济改革,从其起源来看就是政治行为,而不是经济行为,这一切都使经济法中过份强调国家作用的理论继续流行。从经济法所遵循的本位思想看,是一种不受限制的国家本位。就经济法学者而言,一般并不否认社会本位的说法,正相反,很多学者甚至将其视为自己的理论特色。刘文华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出现,至少在十个方面对传统法律、法学有所突破。其中就有一项重大突破是:“提出了在传统法学理论中从未提出的‘社会责任本位’和责、权、利、效益相统一”的原则。〔11〕然而需要研究的是经济法学者所说的“社会利益”究竞是什么含义?在我国,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是:“社会有两个领域,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总和构成市民社会,普遍的公共利益的总和构成政治国家。公共利益表现为社会利益或国家利益。”〔12〕(P253)这种看法由于只将利益分为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可以称之为是利益的“二分法”。按照这种看法,社会利益只是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也有的学者将社会利益称为“社会公共利益”,并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指广大公民的利益。这里所指的‘广大’,一是指范围上的广大。这种‘广大’既有全国性的广大,又有地区性的广大,其外延取决于特定法律、法规的适用区域。二是指时间上的‘广大’。此种‘广大’既包括生活在地球上的当代人,也包括未来将生活于地球上的人们。”这样的理解虽然认为“社会公共利益”独立于“国家利益”但又认为两者并无明确界限:“就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言,有时很难找出它们的区别,因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从根本上来讲是一致的。”〔7〕(P827)在经济法学的著作中,如同经济法概念具有“模糊性”一样,“社会公共利益”也同样具有模糊性。仔细研究两个“广大”,可以看出“社会公共利益”是一种比国家利益更为宏观的内容。在这种空洞的“广大”表述中,社会利益混同于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又只能由国家来代表。我国过去那种以行政管理手段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赖以建立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把生产资料的国家占有简单地等同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进而认为生产资料的国家占有的实现,将导致社会局部劳动与社会整体劳动、社会局部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直接统一,个人利益被抽象于国家利益之中。这时国家和社会实际上是重合的,这种社会本位实际上是一种“国家本位”。从历史上看,当存在着国家、政府时,政府总是会来充当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所不同的是,在中世纪,人民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时,封建国家往往会将统治阶级的利益夸大为神的意志或人民的意志,这时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利益可以说是无所不在,在经济活动中,这时的“国家本位”是将一切经济活动打上政治的烙印,实行管制经济。随着人民的力量逐步强大,虽仍不否认国家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但这时的国家本位已转为一种“控权”、“限权”的思想。我国经济法学理论强调的国家干预,“它所体现的只能是符合经济法要求的能够保证‘社会本位’实现的国家意志。”〔7〕(P55、58)当行政法以“限权”与“控权”为优秀,使得国家在行使行政权受到一定的限制时,经济法学理论将公共利益理解为极其宽泛内容,就可使国家的一部分职权,以遵循所谓“经济法要求”“社会本位”为名,摆脱行政法的限制。“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任何一次成功的干预,它的最初形式可能是出于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但是,最终它是以制定体现这种干预的经济法律来完成的。”〔3〕可见经济法理论归根到底是要给国家以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在这里经济法学可以说是另辟捷径,以维护所谓的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使国家(政府)摆脱社会的监督。其实,这不过是通过“暗渡陈仓”的方式,使“国家本位”与“管制经济”联手。〔9〕(P128-129)总之,我国经济法理论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具有独到之处,因为 在中国这样处于改革攻坚阶段的大国,会出现众多变数,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作为“稳定阀”是不可能取得改革成功的。然而,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并仍要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前重国家、轻社会的模式已经改变,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已经开始形成,作为“后发国家”,在出现合同法、公司法、票据法等典型私法的同时,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环境法等社会法也诞生了。国家的退位使某些传统的“公域”一部分成为“私域”,另一部分成为“社会领域”。这是一个“公法私法化”的过程。无视这种现实,而只将目光关注于政府行为,不能不说是经济法国家观中极其陈旧的一面。同时,经济法理论存在着另一致命的缺陷是,将中国改革进退全系于政府不受约束的行为之上,会形成政治与经济之间的深刻矛盾。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本身会构成经济市场化的障碍。现代化道路其实就是个制度创新过程,而制度创新包含着三个层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创新,二是财产所有权的变革,三是政府行为的改革。这三个层面之间其实就是一种互动关系,某一方面的滞后,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失衡。公共选择学派认为个人不仅在经济市场上是自利的“经济人”,而且在政治市场上也是关注自身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15〕(P50-51)他们倾向于利用手中的职权进行寻租。政府亦是由受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的个人所利用的,在社会范围内对财富进行再分配的一种机制。〔16〕这种机制也是一种经济行为之载体,从这个角度说,政府并不比其他机构更圣洁、更正确,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的缺陷一样严重。 三、 新论:经济法国家观往哪里去。 笔者认为,经济法理论的现代化首先是国家观的更新。目前经济法理论更新常常满足于一种概念更新,在国家职能的讨论上,过去比较热衷“密切联系”还是“管理协作”的表述,现在常常热衷于“规制”、“干涉”、“介入”、“调节”‘、“协调”,、“调控”和“管理”等表述。有些学说与其说是观点上有区别,不如说是一种文字表达的差别。笔者认为,经济法理论只有从理论渊源、现实基础、本位思想方面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才有可能获得新生。就经济法的国家观而言,三种观念极为重要,即法域观、利益观、权力观。(一)法域观。刘文华教授认为经济法对传统法律、法学有所突破的十个方面中,有一项突破是,在调整对象理论上,突破了传统理论中一个法律部门只能调整一种社会关系的“一对一”观点,提出“一个法律部门不一定就只能调整一种社会关系,一种社会关系也不一定就只能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将很多不同质的社会关系硬凑在一起,这项突破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从经济法不断被迫缩小调整对象的趋势来看,笔者认为答案只能是后者。经济法理论应当建立在当代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克林顿认为,我们已把我们的路线称为“第三条道路”,在这条路线上,政府将更积极、有效、节约,它能够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推动我们前进,而不是分裂我们,阻碍我们。布莱尔认为,第三条道路是通向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和成功之路。西方政要谈到的“第三条道路”所涉及的理论对我们重新认识经济法的国家观极有帮助。国内外学者对于这一领域的认识虽然存有差异,但也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其基本特点是建立在一种三元分析的模式上。哈贝马斯的三元分析模式。这是一种“公共领域-经济-国家”的分析框架。这里的“经济”并不是指随便一种经济体制或经济制度,而是指一种特定的经济制度,即市场经济。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与国家相对应的是“公共权力领域”,即政治领域,而与社会相对应的则是“私人领域”。“对于私人所有的天地,我们可以区分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包括狭义的市民社会,亦即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家庭以及其中的私生活也包括在其中。”“私人领域当中同样包含着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因为它是由私人组成的公共领域。”〔17〕(P35)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从属于私人领域,而不同于“公共权力领域”。这种“公共领域”其实说成是“社会领域”恐怕更准确,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利益。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规等。”“它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17〕(P35)柯享和阿拉托的三元分析模式。这是一种“市民社会-经济-国家”的分析框架。美国哲学家柯享和阿拉托在1992年发表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理论》一书的序言中,“把’市民社会‘理解成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互动领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领域(尤其是家庭)、结社的领域(尤其是志愿结壮)、社会运动,以及各种公共交往形式构成的”。他们认为“有必要作以下很有意义的区别,即一方面把市民社会同一个党派、政治组织和政治公共体(尤其是议会)构成的政治社会区别开来,另一方面把市民社会同一个由生产和分配的组织(通常是公司、合作社、合营企业等等)构成的经济社会区别开来”。“通过切断市民社会与私域之间意识形态上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以及切断国家同公域之间的意识形态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说明了在市民社会、经济与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相互关系。”〔19〕(P190-191)在这里,市民社会是介于经济与国家之间的领域,其实是一个“社会领域”。塞拉蒙的三元分析模式。这是一种“政府部门-营利部门-非营利部门”的分析框架。莱斯特。塞拉蒙在《美国的非营利部门》一书中,把“非营利部门”(NonprofitSector)看作是有别于“政府”和“营利部门”的第三部门(thirdSector)。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非营利部门”和“第三部门”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同一概念。如果我们将塞拉蒙的三元分析模式与柯享和阿拉托的三元分析模式相对比,可以看到“政府部门”对应于“国家”,“营利部门”对应于“经济”,“非营利部门”对应于“市民社会”。在塞拉蒙看来,美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三元社会。尽管以上三种分析模式各有不同,却也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因素。我国一些年青的学者将三个领域分为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并对以上三种模式作了如下的归纳:〔20〕(P27-44)第一,主要活动主体。政治领域的主要活动主体是政府或政府组织。经济领域的主要活动主体是营利组织,作为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的家庭和个人,在市场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社会领域的活动主体包括非营利组织、家庭和个人。第二,提供主要物品。在政治领域中,政府组织的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而且主要是垄断性的公共物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只有政府组织,才有资格为社会提供垄断性公共物品。在经济领域中,营利组织的主要社会职能是通过市场,为社会成员提供私人物品。在社会领域,非营利组织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向社会提供非垄断性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第三,主要资源来源。在政治领域中,政府获取资源的主要方式是税收。在经济领域中 ,营利组织的主要资源来源于销售收入。在社会领域中,非营利组织用来“生产”公共物品的资源有三个来源:社会捐赠、政府资助、收费。第四,主要组织目标。在政治领域中,政府组织的目标是公共服务职能,即通过提供公共物品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可以说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在经济领域中,通过市场交换,满足个人需要,可以说其目标是实现个人利益。在社会领域中,非营利组织的功能在于填补政府功能的空白,可以说其实现的是集体利益。从上述关于“社会领域”的论述中,可以归纳出一些有助于我们建立法学分析框架的观点。首先,以上各类三元分析框架中,“经济领域”是由营利组织构成的“私人领域”。“政治领域”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领域”。“社会领域”则界于两者之间。其次,以上各类三元分析框架中,是以团体社会为特征来理解社会领域的。认为社会领域的主要活动主体是非营利的组织,提供的主要物品是非垄断性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实现的是集体利益。最后,社会领域被理解成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互动领域,也可以说是私域与公域之间的一个弹性空间。正如柯享和阿拉托所分析的那样,个人并不是只在私域活动;国家也并不是只在公域活动。国家的有形之手,有时会越过公域的界限,个人的利益有时会超出私域的界限。正是这种市场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导致第三法领域的形成。借助当代较为流行的三元分析框架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法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国家税收、财政、宏观调控的内容,应当是被国外称为“公共领域”或“政治领域”的内容;而另一部分保护消费者、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的内容则应当是被国外称为“社会领域”的内容。硬将两类不同质的社会关系放在一起是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科学的体系的。(二)利益观。“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1〕(P292)“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22〕(P307)“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23〕(P292)法律体现的意志背后是各种利益。法律是适应利益调节的需要而产生的,法律的发展根源于利益关系的变化,法律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制度。庞德认为,利益是存在于法律之外的一个出发点,法律必须为这个出发点服务。庞德把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利益“直接涉及个人生活的要求或希望,并被断定为是这种生活的权利”。〔24〕(P135—136)个人利益是从个人生活的角度出发,以个人生活的名义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公共利益“涉及一个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的生活的要求或需要或希望,并断定为是这一组织的权利”。公共利益是从政治生活的角度出发,而由各个人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社会利益“即以文明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使每个人的自由都能获得保障的主张或要求。”〔25〕(P41)社会利益包括了一般安全、个人生活、维护道德、保护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进步方面的利益。在庞德的社会法理学中,其对法律体系和基本法律概念的分析大部分是以私法为基础,这就预先决定了庞德法学的立足点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协调关系。个人利益也是一种私人利益。任何时代的历史活动都是由无数单个的具体个人的社会活动所构成,个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最基础的单元。因此,个人利益乃是利益动力结构的原始细胞,通过形成私权关系来实现。公共利益往往表现为国家利益。政府常常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公共利益实际上也就成了国家利益。马克思指出:“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26〕(P70)国家利益通过形成公权关系来实现。对于我国法学理论来说,认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一般是不发生困难的,而一旦涉及社会利益则众说纷纭。依笔者看来,随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渗透,某些私人利益受到普遍的公共利益的限制而形成社会利益,社会利益可以说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整合出来的一种特殊而又独立的利益。如果我们将整个社会的利益分成层次的话,个人利益作为私人利益可以视为一种微观的利益,公共利益作为国家利益可以视为一种宏观的利益,那么社会利益其实是一种中观的利益。这也正是这种利益有时容易被视为是个人利益,而有时又容易被视为公共利益的原因。社会利益就其本性而言,并不是一种公共利益,而是一种个人利益。例如,在雇佣关系中雇主和雇工的利益,消费关系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环保关系中污染者和被污染者的利益。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一方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难以主张其利益。而处于强势地位的主体则会充分利用这种有利的法律地位,维护自身的个体利益。“利益就其本性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不法的本能。”〔21〕(P179)个人利益的过分张扬,往往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破坏。法律的利益平衡功能表现在对于各种利益的重要性作出估量,并为协调利益冲突提供标准和方法,从而使利益得以重整。社会利益正是通过将微观利益提升为中观利益而形成的特殊利益。西方的重整过程主要是“私法公法化”;而我国的重整过程则主要是“公法的私法化”。就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不仅主体的生活需要,而且主体的生产需要,都是以个人利益的形式来满足,个人利益以利己的私人利益表现出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法律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体现了一种极端私利的法律观。20世纪以来,以《魏玛宪法》为代表,西方出现了“法律的社会化”、“私法公法化”。某些弱者的个人利益提升为社会利益,并通过国家和社会来保障。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实已不存在绝对自由的市场经济。就我国而言,我国过去那种行政管理手段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赖以建立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把生产资料的国家占有简单地等同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国家对社会生活实行严格而全面的控制,国家和社会必然重合。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缩小控制范围,改革控制方式,规范控制手段,逐步扩大了社会的自由活动空间,促成了国家与社会间的结构分化,促进了一个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形成,个人对国家的依附性明显降低。社会利益是在“公法私法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利益作为一种既区别于又独立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的一种特殊利益,可以从以下四方面进行表述:第一,“利益冲突”的认识。社会不同集团、不同阶层具有不同的利益。利益差别是构成利益冲突的基本原因。利益冲突是利益主体基于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而产生的利益纠纷和利益争夺。〔12〕(P250)第二,“利益失衡”的认识。利益来源于对资源的控制,利益的大小取决于对资源控制的多少。然而,社会中的现有资源总是处于匮乏的状态。对资源控制的不同导致各种社会关系中实际地位的差别。社会资源占有的份额相对较少的个人或组织可以称之为弱者,例如,雇佣关系中的雇工、消费关系中的消费者、环保关系关系中的受侵害者、垄断关系中的小资本家等等;反之则为“强者”。强势主体与弱势主体形成利益失衡。第三,“利益协调”的认识。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阿罗(K.J.arrow)揭示出“不可能性定理”可以说是以“经济人”设定为价值观前提论证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他说明:在自主而平等的市场体制下,个人利益的被满足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利益也被满足了;社会的整体利益,是不能由自主平等的市场主体的行为自身满足的,因此,应当由一个超越于市场主体的“裁决者”来识别和确定社会利益。〔2〕“利益冲突”决定“利益协调”。第四,“利益保护”的认识。“利益协调”反映出法律对利益格局具有重整的功能。法律在对利益格局进行重整的过程中,采取倾斜立法的方式,将保护的重点放在弱势主体这一方面。可以说,“利益失衡”决定“利益保护”。总之 ,社会法所关注的社会利益就其本性而言,并不是—种公共利益,而是一种个人利益。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一方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难以主张其利益,而处于强势地位的主体则会充分利用这种有利的法律地位,维护自身的个体利益。法律的利益平衡功能表现在对于各种利益的重要性作出估量,并为协调利益冲突提供标准和方法,从而使利益得以重整。社会利益正是通过将微观利益提升为中观利益而形成的特殊利益。尽管社会利益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相互协调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利益。但这一中间地带一经形成,就有既区别于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也区别于私人利益(个人利益)的特征。为保护三类不同的利益形成了三类立法。三类立法在不同的本位思想的指导下分工合作。私法以个人利益为本位,通过市场调节机制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以及交易安全;公法以国家利益为本位,通过政府调节机制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以及国家安全;社会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通过社会调节机制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以及社会安全。从经济法学者表述的范围来看,即便是最狭窄的调整范围(国家管理)其实也涉及了二类利益,一类是国家利益,一类是社会利益。笔者认为,从调整同质的社会关系的思路出发,经济法理论还应作出进一步的取舍。(三)权力观。“赋予治理国家的人以巨大的权力是必要的,但也是危险的。它是如此危险,致使我们不愿只靠投票箱来防止官吏变成暴君。”〔28〕(P189)行政权力范围在当代日益扩张,更需要加强控制。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并去正视行政控制中所固有的某些危险。”〔6〕“法律的基本作用之一乃是约束和限制权力,而不论这种情况下,权力是私人权力还是政府权力。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迫使掌权者按一定的行为方式行事。”〔6〕(P358)那么,又应该怎样对行政权力加以限制呢?私法、公法与社会法可以有不同的答案。公法中的权力制约模式。孟德斯鸠提出的立法、司法以及行政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权力进行制约的模式,有人将其称为权力制约的权力模式。它试图解决对国家权力进行直接宏观控制的问题,三权分立的倡导者及实践者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权力的相互制衡,在国家权力大厦内部形成一种自我控制的良性机制。然而,权力的分流使国家权力渗透于社会各个层面,对权力的宏观控制可以遏制专制的产生,却不能制止中观、微观领域内权力的扩张趋势,私法中的权利制约模式。这种观点主张以权利制约权力。权利本位论者认为,义务因权利而生,法律义务的存在为权利的实施设定了一种界限,它以权利的实现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在国家权力向公民权利分流的过程中,因国家权力而生并受法律义务所保障的公民的法律权利的行使,可以反过来制约国家权力的扩张。立足于社会法,从维护社会利益,社会法是要将维护社会利益作为迫使掌权者行事的规则,在此基础上限定政府的权力。这种限定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行政主体要受到受益主体的限定。就受益主体而言,传统行政关系中国家往往是最大的受益主体,因为行政管理是实现国家利益最强有力的手段,行政管理当然以国家利益为本位。而社会法中的行政以社会利益为本位,是为了社会弱者的利益,其作为利益归属主体,制约着行政方式。受益主体也可称之为利益归属主体,是指通过行政权予以保护的某种社会利益的最终享受者。受益主体是社会法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又被人们普遍忽视的问题。前已述及,社会法中弱势主体的一部分私利益被提升为社会利益,由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权力来加以保护。在社会法的范围内,行政机关保护的是社会法中弱势主体的利益,因此,形成利益归属主体,即行政权力保护的利益的最终享有者。在我国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下,国家与社会高度重合,个人利益被抽象为国家利益,两者的差别被完全抹杀,根本不可能去研究利益归属主体;以个人为本位,利益主体与权利主体完全重合,同样不可能去研究利益归属主体,而这恰恰是社会法行政管理系统最具特征的内容。就社会法所涉及的社会利益而言,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纳入个别社会的法律关系予以保障,例如劳动合同、消费关系中的当事人。第二类是纳入团体的法律关系予以保障,如工会组织通过集体合同与用人单位发生的关系,消费者组织代表消费者与商品经营者发生的关系。第三类则需要纳入社会保障的行政管理系统予以保障,如养老金、失业救济金的领取。严格说来,后两类关系都是在第一类关系基础上产生的。由于第一类关系中存在着强势主体与弱势主体,后两类关系是为了对第一类关系进行保障而产生的,因此,在后两类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第一类关系中的弱势主体往往成为利益归属主体。在第三类关系中,利益主体更呈现出社会化和显性化的特征。可以说,只有存在利益归属主体时,才能产生具有社会法意义的行政关系。判断“利益归属主体”是否存在,也是社会法行政关系与传统行政关系区别的关键。其次,在某些领域将国家的职责限定在制定与执行社会基准法。社会基准法也成为一种行政方式的限定。基准法是社会法中特有的法律现象,如劳动基淮法、产品质量法、标准化法、义务教育法等等。它是根据社会法中各个部门法的特点,从宏观上调控具有强弱特点的社会关系。社会基准法划定了规制对象如雇主与雇工,经营者与消费者,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等等在进行社会活动时必须遵循的最低限度的标准。这些标准是根据社会法规制对象的特点,即社会弱者的特点制定的,因而是社会弱势群体全体利益的保障线。基准法不是国家为实现其自身利益而设定的,它保护的不是诸如国家安全等国家利益,也不是保护纯粹的私人利益。基准法保护的是全体社会弱者的社会利益。基准法保障的社会利益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反射”到社会弱者所缔结的的法律关系中,因此,社会基准法在社会法中居于基础的地位。基准法在西方国家是对传统私法自治流弊救治产生的,它在传统私法自治的空间里划定了一条最起码、最基本的、能够保障社会弱者生存权的基准线。这条基准线贯穿在社会法的各个子法域,如劳工、消费者、环境保护、妇女、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各个方面,从而缩小了意思自治的空间。基准法在我国,则是国家从完全包揽的状态出发,逐渐降为底线约束,还权于民,从而形成一定的社会空间。然而,无论路径差异多大,正是这条基准线,使得社会团体有了腾挪空间,也使社会法获得与私法、公法完全不同的、独立的地位,并因此确立了社会法作为第三法域存在。最后,对于“给付行政”往往采取一种分权式的管理体制。随着当今公益政治的发展,出现了“给付行政”。日本学者将其定义为“通过受益性活动……来进行的自在积极提高和增进国民福利的公共行政活动。”给付行政主要包括三方面,即供给行政、社会保障行政、资金补助行政。〔29〕(P152—153)对于社会法来说,“给付行政”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给付行政确实不管是在质的还是量的方面,都使现代国家的行政行为空前地扩大化了。”〔30〕(P57)这种行政关系由于保护的利益极为具体而广泛:国家机关往往会授权一些事业性单位,来承担一些专门的事务性工作,实行“政事分开”,例如,促进就业中的职业介绍机构、社会保险中的一些管理机构,在消费领域中的鉴定机构等等。以管理与服务相结合为重。36.论经济法的国家观- 从社会法的视解探索经济法的理论问题要方式。随着给付性行政管理的任务加重,有人甚至将分权化的程度当作衡量社会行政系统管理工作效率的一个重要标准。从所谓“咨询性行政管理”到建立各种“准国家机构”,各国都在探索分权模式。在我国,劳动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使国家机关不再直接管理企业劳动力。国家机关将其直接管理的重点移向劳动关系的两端,以劳动关系建立前和终止后产生的社会关系为主要范围,即以社会劳动力为管理对象的。随着社会劳动力的管理任务逐步加重,劳动行政机关授权劳动就业服务机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等等从事一部分社会劳动力的管理服务任务。这些以管理和服务相结合的机构,融入整个行政管理系统,并成为劳动行政管理的重要特征。总之,经济法理论尤其是其作为优秀的国家观只有全面更新,才能可能跟上时展的步伐。 国家经济论文:国家促进经济较快协调发展宏观调控政策对水利基本建设的影响与对策 按照__局长在总局机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有关要求,水务局组织有关人员认真学习了7月26日总理在在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关于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完善政策,明确任务,狠抓落实,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协调发展》的讲话精神,并及时与省发改委、水利厅、水利部等有关部门进行了沟通,探讨了今后一个时期的投资走向,结合垦区水利基本建设实际,认真分析了宏观调控政策对垦区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的影响,尤其是对当前在建和拟建重点大中型项目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垦区水利基本建设进展情况 经过五十多年的开发建设,目前,垦区水利工程建设累计完成投资64.8亿元,建成堤防2828.53公里,水库153座,建筑物7.3万座,排灌站173处,机电井54222眼,万亩以上灌区43处,治理涝区99处,拥有喷灌机8943台。实现堤防保护耕地74.7万公顷,水库总库容10.3亿立方米,灌区设计灌溉面积124.3万公顷,涝区除涝面积137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4万公顷,喷灌设计面积14.9万公顷。已初步建成了防洪、除涝、灌溉和水保四大工程体系,提高了农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为垦区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垦区目前正在建设的国家水利基本建设项目有三江平原治理工程,松、嫩、黑干流防洪工程,国境界河防护工程,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和人畜饮水安全工程等。其中,松花江、嫩江干流防洪工程已按照批复的初步设计完成全部建设内容,全线达到20年一遇标准。垦区已完成了太平湖、西江、青石岭、南阳河、双峰5座大中型水库的除险加固任务,清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正在实施中。目前正在建设的重点水利基本建设项目主要有新建的绥滨、八五九灌区工程,兴凯湖、查哈阳、江川三座大型灌区的续建配套工程和人畜饮水安全工程。其中新建的绥滨、八五九两座灌区已分别完成投资13163万元和8999万元,占批复概算总投资的47.7和14.3。兴凯湖、查哈阳两座灌区已分别完成投资15657万元和10503万元,占批复概算总投资的12.4和39.9,江川灌区20__年刚刚列入国家计划。人畜饮水安全工程已完成投资3044万元,解决8.53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占垦区存在饮水安全问题人口的12.6。垦区当前各项水利基本建设任务仍十分艰巨。 垦区目前正在积极争取有望近期列项实施的大中型水利基本建设项目主要是“三江平原近期防洪除涝工程”和以“三江平原‘两江一湖’沿岸大中型灌区项目”为主要内容的地表水灌区工程。“三江平原”地区全省规划骨干工程总投资36.17亿元,其中梧桐河、嘟噜河、挠力河、七星河、倭肯河、穆棱河以及同抚大堤防洪工程投资6.15亿元,垦区约2亿元;续建大中型涝区22处,投资12.19亿元,垦区约8亿元;灌区工程7处和排蓄灌工程56处,投资10.3亿元,垦区约4.48亿元;试验站网投资0.73亿元,垦区约0.25亿元。垦区地表水灌溉项目共拟新建、续建大型灌区17处,尚需骨干工程概算投资73.64亿元。其中呼声很高的“两江一湖”灌区9处,骨干工程投资57.63亿元。这些工程完成后,可达成设计灌溉面积1204.2万亩,其中新增水田面积562.8万亩,旱田喷灌面积44.3万亩;改善水田面积591.6万亩,旱田喷灌面积5.5万亩。灌区建成后,预计年可增产粮食55亿斤,同时还可在非灌溉期为210万亩湿地及保护区进行生态补水,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均十分显著。 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精神 九八大洪水以后,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依靠国债资金的支持,全国的水利基本建设投入增长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垦区也抓住了这个机遇,先后建设完成了松花江、嫩江干流防洪工程,太平湖等5座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等一大批水利基本建设项目也取得了快速进展。20__年,国家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走势,将实行多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稳健的财政政策。也就是说,尽管国家对水利作为重点投资领域的地位不会改变,但中央水利年度投资规模已经减少,水利投资的重点更加集中到南水北调等一些国家大型项目上。 这次总理在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讲话精神,主要解决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仍然过多,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加大等问题,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但预计水利基本建设项目投入不会因此而大规模削减,因为宏观调控政策第一条就是要继续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抓好秋粮生产,力争实现全年粮食生产稳定发展,要想做到这些是离不开水利基础设施支撑的。但是,目前国家对水利基本建设的投入要恢复到“十五”时期前三年的水平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水利部矫勇副部长今年来垦区检查工作时提到,这几年国家对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的投入年年在减,“十五”时期后两年比前三年平均每年减少了83亿元。根据水利“十一五”规划需求和现有的中央投资规模测算,中央水利投资比“十五”期间每年将减少近100亿元。除了人畜饮水项目投入可能有一定增加外,明年其它水利基本建设项目投入可能还要再减少一点。 三、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可能对垦区当前在建和拟建重点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的影响 (一)国家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和解决“三农”问题,为垦区水利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垦区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国家重视粮食安全,增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对于以服务农业生产为主要任务的垦区水利建设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同时,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点是发展农业生产能力,促进农民增收,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农业生产能力的基础保障。 (二)国家实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减缓了垦区水利基本建设的发展。一是水利基本建设投入难以满足垦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垦区当前处在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经济快速发展,职工安居乐业,粮食总产已突破了200亿斤大关,正在向300亿斤迈进。按照垦区现有的土地面积和耕作水平,要实现粮食总产300亿斤的目标,增产的主要措施就要靠大型地表水灌溉工程的实施。大型灌区建设的投入大,必须依靠国家的扶持和投入,而按照目前国家的投入水平,要完成垦区大型灌区的建设目标是遥不可及的。 二是自筹资金筹集困难,一定程度影响了工程的顺利实施。目前国家实行的投资模式是骨干工程中央和地方按照1:1的比例投入,即国家投入1元钱,地方就需要自筹1元钱进行匹配,共同完成骨干工程建设,配套工程则全部由地方自筹资金完成,即基本形成中央和地方1:2的投入比例。水利基本建设项目规模大、投入高,动辄上千万,甚至上亿元,仅仅依靠收益农场是难以完成如此巨大的资金筹集任务的。目前的状况是上项目要钱时,硬挺着拍胸脯,可是要干活时配套资金却难有着落,影响了工程工期,造成了工程款的拖欠,上级验收难以过关。自筹资金困难已很大程度的影响了垦区水利工程的实施和垦区在上级机关的信誉。 (三)水利投资体制政出多门,难以完全协调一致。 国家现行的投资体制中,大量的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包含在农业综合开发、标准良田、扶贫、土地整理等项目中,存在政出多门的问题。由于各部门对项目立项、设计、施工等环节的要求不一、标准不一,形成有些项目管理粗放及与水利总体规划不符或重复建设的问题,影响了资金效益的正常发挥。 四、针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对策与建议 一是做好前期项目储备,积极争取国家支持。面对国家当前的投资形势和垦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我们在积极争取国家支持的前提下,更加重要的是把水利勘测设计的前期工作做好。目前,我们已组织完成了《黑龙江垦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近期实施规划》、《垦区重点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规划》,协调省水利设计院、农垦设计院开展了《全省水资源综合规划》、《三江平原近期防洪除涝可行性研究报告》、《三江平原“两江一湖”灌区规划》、等前期工作,为垦区有更多的工程在国家立项做了充分的准备。近期要重点做好三江平原“两江一湖”灌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争取能够早日立项实施,增加国家对垦区的投入力度。 二是抓紧建立政策保障,形成稳定的资金筹集渠道。按照当前的投资模式,三江平原项目和两江一湖项目上马后,按“十五”时期的投入水平,每年投入2亿元,则农垦每年就需要自筹1亿元匹配资金,1亿元配套资金。为了保证工程的顺利实施,树立垦区在上级机关的良好信誉和形象,便于更多的争取项目和资金,建议总局尽快出台相应的政策,继续推广建三江分局加大自筹力度,每亩地提取10元钱用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典型经验,研究探讨水利建设分级负担,水利建设基金收取,鼓励民营资本、外资、金融资本和大中型工商业以BOT、TOT等方式或其他方式投资建设经营水利项目,有效调动广大职工群众参与农田水利建设,早日建立起符合垦区实际且不走形式和摆花架子的水利建设资金筹集渠道。 三是各部门通力合作,加强协调,统一治水。“十一五”期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水利建设任务仍十分繁重,不仅需要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更需要垦区各有关部门的通力合作和加强内部协调,避免政出多门形成的散打局面,使国家对垦区有限的水利基本建设投入能够形成合力发挥出最大的效益,建议总局各相关部门申请和批复项目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把关,确保所建工程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符合垦区水利总体规划及长远发展目标,并由水利部门按行业规范统一组织实施。 四是加强水利固定资产的科学管理,确保水利投资效益和质量。垦区已建成的100多亿元水利固定资产,由于没有稳定的维修养护资金渠道,导致一些工程老化失修严重,造成抗灾能力减退和使用寿命缩短。因垦区没有财政,使得垦区水利工程管理按上级文件核定的人员经费不能落实,水利工程管理水平全省不能同步开展,影响了垦区今后水利工程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行,为了使垦区已建工程和拟建工程按照国内外的管理标准能有效的科学管理,垦区应该设有一笔专项资金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维修养护渠道。 国家经济论文: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及前景展望 内容提要 当前发展中国家克服了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长出现了加快的趋势,不仅自身的经济环境得到了改善,而且对全球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发展中国家中,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当前经济增长表现十分突出。从2004年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看,各地区和国家经济发展形势有所不同,各自也存在着突出的问题。2005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依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其中包括地区形势动荡、安全问题突出、恐怖活动依然猖獗,以及随时有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出性事件。 关键词 发展中国家 增长与挑战 发展与贫困 近年来全球经济经历了股市频繁波动、经济严重衰退、世界局部地区动荡和反恐战争,以及恐怖活动猖獗等一系列负面因素的打击,持续了多年的低迷。据世界银行统计,2001年和2002年全球经济分别仅增长了1.5%和1.7%,虽然同期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高于全球经济增长,但增长也同样缓慢。2003年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结束,影响全球经济的不确定因素在逐步减少,与此同时,在美国经济复苏和亚洲经济平稳增长的带动下,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加快的迹象逐步显现,全球经济增幅达到2.7%。延续2003年的全球经济出现转机,2004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明显加快,预计年增幅可望达到4%。由于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复苏和亚洲经济的稳定增长,使得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平稳,预计2004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可达到6.1%(高于2003年的5.2%)。2005年和20%年如果油价依然居高不下,以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构成一定的威胁。如果油价有所回落,全球经济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不出现意外情况,预计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可达到5.4%和5.1%。 一、亚洲经济强劲增长 目前,亚洲国家经济发展依然面临着国际政治、形势严峻的考验,其中在政治上包括地区形势动荡、安全问题突出、恐怖活动依然猖獗,以及随时有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性事件。在经济上,尽管2005年仍将保持一定规模的增长,但强劲复苏的背后潜在的风险也在加剧,如油价的波动、新的通货膨胀压力、金融领域的不稳定性,以及经济活动减弱正在显现,许多不确定因素使亚洲经济前景不能过于乐观。 (一)亚洲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 2001~2002年期间,亚洲地区一些主要国家经济增长放慢,出口需求下降,并影响到金融市场的稳定,尤其是部分新兴市场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相当严重,再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严重衰退,进一步加剧了亚洲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 亚洲国家(不包括日本)经历了两年的经济增长下滑后,2003年开始出现转机,经济增长达到6.5%。尽管2004年亚洲国家经济受到国际油价居高不下和中东局势动荡,以及各种恐怖事件等不利因素影响,但经济增长依然强劲。为此,近期亚洲开发银行将2004年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从4月的6.8%调高到了7%,这是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亚洲国家出现的最快增长,预计2005年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但有所下降,为6.2%。尽管经济强劲增长,油价上扬,但预计2004年亚洲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仅为3.7%,比原先预测的低0.5个百分点。目前亚洲经济能够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经济增长强劲推动了亚洲经济的增长。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1%,国际社会普遍认为,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将依旧保持高速增长,预计增长幅度与2003年相差无几。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近年来亚洲国家经济自主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同时区域内贸易合作进一步加强,减少了因区域外部国家消费不振和经济低迷带来的冲击。再有,亚洲已经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了出来,金融领域相对稳定。2004年以来,亚洲各国货币持续保持稳定,而且股市开始普遍回升,金融市场进一步活跃,这对当前亚洲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与此同时,由于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强劲复苏,2004年亚洲地区出口增长强劲,消费和投资也进一步复苏。预计2004年亚洲地区出口增长18%,在经济扩展和油价上涨的同时,进口增长更为迅速,预计进口增长21%。 (二)各区域经济强劲发展 从亚洲各区域经济发展形势看,均有长足的发展。 2004年,东亚地区依旧保持着高速发展态势,预计经济增长达到7.3%,其中中国增长率将超过9%;中国香港达到7.5%;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台北经济复苏比预期的要放缓,增长率为6%;由于出口减缓和国内需求不旺,韩国经济增长率约为5.2%。2004年拉动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强劲的主要因素是,需求持续旺盛、投资增长加快和进出口贸易繁荣。预计2005年东亚经济增长将有所减缓, 2004年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仅次于东亚地区,大多数国家经济进一步复苏。消费和投资是当前东南亚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预计2004年东南亚经济增长率可达到6.2%。其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经济表现最为突出。由于新加坡官方将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7.8%,第四季度预期上调至6.2%,从而全年经济增长预期从7%大幅上调到了8.4%,这将是新加坡四年来最快的增长幅度。一年来,由于马来西亚国内需求出现大幅度反弹,出口增长较快,经济发展有了新的动力,经济增长率上调到7%。泰国和越南继续保持着可观的增长势头。印尼和菲律宾经济得到改善,但增长速度仍然相对缓慢。预计2005年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率将随着亚洲经济的放慢而略有回落,为5.7%。 2004年由于南亚地区主要国家印度的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和巴基斯坦经济改革增强了国力,预计该地区经济可望实现6%的增长率。但随着油价的上涨,通货膨胀率高于预期,可达到5.5%。2005年印度经济发展有可能受农业减产的拖累,经济增长出现下滑,而巴基斯坦有望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受印度经济发展减缓的影响,2005年南亚经济增长也将减缓,预计为5.9%,如果油价继续在高位徘徊,通货膨胀率也将上升,有可能达到6.5%。 2004年中亚六国经济增长主要受益于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品以及棉花价格的上涨,预计经济增长达到8%。其中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由于受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上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投资和出口收入大幅增长,经济出现快速增长。而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矿产品和棉花价格上涨的拉动下,经济增长普遍提升。尽管2005年国际油价和矿产品价格有可能回落,但中亚六国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品出口量将继续增加,经济增长也将保持在2004年的水平 ,甚至高于现有水平。 (三)亚洲经济仍面临着各种考验 当然,目前亚洲地区在经济复苏过程中也有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在地区政治形势上,2004年以来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局动荡、恐怖主义盛行,导致这一地区安全与政治环境恶化,在一程度上阻碍丁东南亚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战后伊拉克局势和整个中东局势的动荡,导致亚洲的安全环境更加严峻,对亚洲的旅游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目前,旅游业占亚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近9%,7%的就業机会也来自旅游业。伊拉克战争后,恐怖袭击以及恐怖威胁的不断增多,严重影响了亚洲特别是东南亚旅游业的发展。在经济形势上,亚洲国家和地区仍存在着严重的隐患,特别是金融领域隐患依旧突出,如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债务负担沉重,银行业存在着多种潜在危机,来自金融领域的潜在威胁始终存在。再有,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地区,石油的需求量在近1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50%以上,占全球总需求增长量的约80%。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亚洲对石油的需求还在进一步增大。由于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严重依赖石油进口,因此目前中东局势的动荡对亚洲经济进一步发展构成的最直接的威胁就是石油供价格的上涨。2004年国际油价持续上涨,目前虽有所回落,但随着中东局势的进一步动荡国际油价仍居高不下,甚至还有可能再度攀高。目前油价的居高不下首先加大了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石油进口,一些国家贸易盈余大幅度减少,削弱这些国家偿还债务的能力。其次,油价的高企使企业生产成本增加、效益下降,同时导致通货膨胀有所抬头。 在未来经济发展中,亚洲将面临来自全球范围内各种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加强区域内部的合作对亚洲未来经济发展就显得更加必要。其中区域内部的合作既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政治上的,特别是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上的合作,对亚洲地区安全和经济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受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影响,2005年亚洲国家经济增长将放慢,主要原因是预计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将进一步减弱,但进出口贸易仍将旺盛,预计出口将增长11%,进口将增长14%。在石油价格继续高位徘徊的情况下,经常性项目盈余将进一步减少,通货膨胀率将继续攀升,可能达到4.4%。同时,高油价也将有可能导致石油进口国经济增长的明显放缓。另外,2005年美国、日本和欧盟经济增长有可能出现下滑,再加上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可能会在今后拖累全球经济的增长,影响亚洲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采取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变化,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采取必要措施防范各种风险,才能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非洲经济依然面临着严峻挑战 受全球经济复苏的影响,2003年非洲经济出现了新的增长,达到3.6%,但受非洲内战的影响非洲经济发展依旧缓慢。2004年在全球经济复苏加快的带动下,非洲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增长,预计全年可达到4.5%。其中东部非洲达到5.6%,中非5.3%,北非4.5%,南部非洲3.4%和西非3.2%。预计2005年非洲经济仍将出现进一步增长,有望达到5.4%。 (一)非洲的经济发展形势 2003-2004年非洲在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的带动下经济出现了新一轮增长。2004年非洲的经济发展主要受益于世界各国需求的增加和国际市场石油以及其他初级产品价格的攀升。受全球经济强劲复苏的影响,2004年世界各国对非洲石油和其他初级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国际市场石油和其他初级产品的价格也随之上涨,从而对非洲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由于非洲石油和初级产品出口量的持续增长和价格的上涨,2003-2004年非洲初级产品出口收入大幅度增加,并带动了外资在非洲投资的增加,特别是跨国石油公司在非洲的投资进一步加大。目前非洲原油产量占全球产量的10%以上,预计到2010年有望上升到20%,仅美国原油进口总量中非洲能源所占比重将从目前的15%提高到2005年的25%。2004年由于海湾局势动荡,石油价格飙升,非洲的石油资源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迫使西方国家和石油公司加大了对非洲石油的进口和在非洲地区的开采,从而使非洲产油国从中受益。此外,非洲有色金属、黄金、咖啡、茶叶、棉花等的出口收入2004年也有大幅度提高。 虽然目前非洲经济有所回升,但大多数非洲国家要实现2015年将贫困人口减半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要实现这个目标,非洲国家本世纪起需要年均经济增长保持在7%以上,而目前非洲55个国家中,只有极少数国家能够达到这一标准。长期以来,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以初级原料产品的出口和国际直接投资,以及经济援助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目前非洲国家仍然面临着国际直接投资和经济援助严重不足等各种困难,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二)非洲的贫困问题 长期以来,贫困始终是阻碍非洲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也是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问题,但至今仍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目前,非洲大陆的形势依旧十分严峻,战乱不断,艾滋病肆虐,债台高筑,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差距日渐拉大。根据联合国有关部门提供的统计数字,拥有30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8亿多人口和55个国家的非洲,目前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贫困是非洲经济发展的最棘手问题。目前,非洲的国民生产总值仅占全球的1%,贸易总额仅占全球的2甲e,吸引外资仅占全球的1%,经济增长相对缓慢。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04年底,非洲贫困人口增加近210万,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的贫困人口增加约80万。另据世界粮农组织报导,目前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非洲有近3000万人严重缺粮,其中东非占60%,约1800万人。特别是近年来肯尼亚由于持续干旱,有400多万人处于饥饿之中。与此同时,赞比亚、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国家遭受洪涝灾害,计以百万人的食品安全受到威胁。另外,目前美国的大规模打击恐怖军事行动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而非洲国家的外债、消除贫困化、防治艾滋病,以及地区冲突等问题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看淡,而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非洲的经济发展。为此,近年来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多次强烈要求国际社会进一步重视非洲国家的问题,加大对非洲的经济援助,并消减对非洲国家进口产品的关税壁垒。此外,他们还呼吁非洲国家应不断发展自身能力,加强非洲国家间的协调,深化适应性的经济结构调整,依靠非洲国家的力量解决地区冲突等,以逐步建立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从而减轻因恐怖事件和西方国家打击恐怖主义军事行动给非洲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 (三)非洲的债务问题 严重的债务问题是困扰非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到2000年底,虽然非洲国家的外债状况有所改善,但积欠外债总额超过了3800亿美元,比20世纪90年代初不到3000亿美元增加了近27%,平均每年增加约100亿美元,债务总额约占全球债务总额的13%,占发展中国家的15%。非洲国家每年近25%的 财政收入用于偿还外债。2002年非洲国家由于还债能力减弱,债务负担更加沉重,债务总额接近3900亿美元,其中年内非洲国家被要求偿还的贷款就高达近210亿美元,约有近130亿美元没能按期偿还。2003年非洲国家债务形势进一步恶化,接近4000亿美元,预计2004年超过4]00亿美元。据有关机构预计,在今后几年中非洲国家的外债总额不仅将大大增加,而且无法按期偿还的贷款也将大幅度增加。由于近年来债务危机的加剧,使许多非洲国家新的贷款大幅度减少。例如2001年和2002年,非洲国家从国际金融机构所获得的新的贷款分别比上年减少了约6.4%和6%,2003年减少了6.2%,预计2004年超过6.5%。尽管2004年6月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同意把减免贫穷国家债务计划再延长两年,并表示将提供更多的免债和援助项目,但这些减免只占非洲债务的一小部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四)非洲的贸易问题 对外贸易在非洲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国民经济的增长和主要外汇来源是通过对外贸易来实现的,其主要的贸易往来是美国和欧洲地区。近年来,非洲国家为了经济发展不断扩大出口,同时随着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对非洲制造业产品需求的增加,非洲的出口增长从1998年的3.1%增加到2000年的3.4%。但近年来,由于西方国家实行反倾销和补贴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及自由贸易协定实施的速度缓慢,使非洲国家贸易发展出现缓慢趋势,依旧徘徊在3.4%左右。1999年以来,西方国家每年用于农业补贴高达3000亿美元,相当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并对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的农畜产品进口征收关税超过100%。估计,由于西方国家实行的限制进口政策,发展中国家每年损失的出口收入超过了1500亿美元,其中非洲国家的损失十分可观。由于西方国家进一步加大了贸易保护主义力度,使非洲出口贸易成为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牺牲品。长期以来,非洲经济增长依然严重依赖初级产品的出口,国际市场价格的波动对非洲经济的影响十分明显。而且,非洲的其他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处于劣势,再加上发达国家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也进一步限制了非洲产品的出口。 另外,由于地缘政治不稳和经济本身诸多不确定因素始终笼罩着非洲,受其影响,未来非洲经济形势依旧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在当前非洲内战不断和政局动荡不定的影响下,非洲国家经济发展依旧步履艰难。非洲部分国家长期政局的动荡,严重影响了国际机构和外资在非洲的经济援助与进一步投资,并影响了非洲的产品的生产能力和出口的进一步增加。同时,内乱和冲突带来的疾病、饥荒、环境恶化等问题,给非洲经济保持稳定发展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三、拉美经济摆脱困境 2003-2004年,拉美国家逐步走出经济和金融困境,经济出现恢复性反弹。特别是2004年,拉美经济显示出强劲增长势头,复苏态势得到进一步巩固。但目前在经济发展中依旧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未来经济形势仍不容乐观。 (一)经济进一步增长 2001-2002年,拉美国家受阿根廷、巴西经济和金融形势持续恶化的影响,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再加上随着全球经济普遍陷入衰退,特别是受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拉美国家经济出现严重下滑。拉美国家与美国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美国经济的发展变化直接影响到拉美国家的经济走势。因此,2001年和2002年美国经济的衰退和遭受恐怖袭击带来的重创,为拉美国家经济带来了厄运,甚至比美国的衰退更为剧烈。2003年美国经济开始全面复苏,由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拉美地区经济复苏依然乏力,经济增长仅有1.5%,但与2002年负0.6%的增长相比,拉美经济也在逐步回升。2003年以前,导致拉美外国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拉美各国经济普遍衰退,一些国家发生金融动荡,部分国家经济政策摇摆不定,以及许多国家货币贬值。 2004年以来,随着拉美国家逐步消除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以及受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的影响,大多数国家经济状况出现进一步好转,许多国家经济复苏势头强劲,,预计2004年拉美地区经济增长可达到4.7%。其中,委内瑞拉、乌拉圭和阿根廷三国2004年的增长率预计分别达到12%、9.5%和7.1%。同时,厄瓜多尔、巴拿马、智利、秘鲁、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经济也呈现稳定增长势头。2004年拉美对外贸易连续第三年实现顺差,预计全年顺差额达到385亿美元。2003年拉美资本外流净额由2002年的400亿美元下降至150亿美元,2004年资本外流进一步减少,外部投资也出现回暖迹象,因此拉美2004年国际收支状况进一步改善,这表明拉美经济状况在不断好转。虽然目前拉美经济仍在困难中徘徊,金融状况难以根本好转,但2004年拉美经济开始复苏,流入该地区的外资也逐步增加。拉美国家经济2004年普遍增长主要得益于全球经济和美国增速加快,以及国际市场需求回升。在美国、日本和亚洲等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带动下,全球经济快速复苏,国际市场需求旺盛,拉美原料和石油出口国的收入因此大大增加。拉美地区多数国家属外向型经济,因此,拉美经济复苏首先得益于外需的增长。2003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复苏,国际需求转旺,从而带动了拉美地区的出口。由于2004年全球贸易预计增长8%,这为拉美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对外出口机会。同时,拉美国家加强了区域性经济合作,推动了自身经济发展的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各国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此外,初级产品和石油出口占拉美国家出口的30%以上,是拉美经济的重要支柱。2003年以来国际市场初级产品和石油价格的大幅度幅上涨,也使许多拉美国家的出口收入进一步增加。另外,在经历了2002年拉美金融危机之后,阿根廷从困境中摆脱了出来,经济增长势头增强,这为整个拉美地区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基础依然薄弱 近年来,拉美经济形势始终处于动荡之中,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相继接踵而来,总是不能稳定。90年代拉美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为3.3%,但是由于拉美许多国家经济和金融领域十分脆弱,一旦受国内或地区以及国际不利因素的影响,经济和金融形势随时有可能出现新的危机,因此今后拉美的经济前景仍不容乐观。2004年拉美经济尽管已出现比较强劲的复苏,但依然面临着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第一,许多拉美国家经济严重依赖附加值较低的初级产品出口,一旦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下滑,其出口必然受到严重影响,市场上价格的波动将是今后拉美国家对外出口和出口收入不确定和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第二,外向型经济是拉美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对外贸易和国际投资,一旦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外国投资不振,将严重影响拉美经济的发展。这种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的经济模式是未来拉美经济发展的潜在隐患。拉美国家要保持长期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一方面需要各国在国内市场挖掘经济增长的动力;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本地区的区域合作。第三,一些拉美国家金融和政局动荡的风险依然存在,一旦任何一个国家的金融和政局动荡,将波及整个拉美地区。在金融领域,由于拉美地区各国国内多年来储蓄偏低,抗风险能力脆弱,一有风吹草动金融危机有可能再次卷土重来。 (三)前景不容乐观 目前拉美经济出现的强劲增长并不稳定,增长既有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也有经济陷入低谷后的恢复性回升的程度和可能。如果国际和地区环境发生变化,或该地区出现严重的突发性事件,拉美经济的增长将很难维持,甚至出现经济或金融形势的动荡。当然,未来拉美经济也有乐观的一面。首 先,拉美经济已经渡过了艰难时期,经济开始全面恢复,正处于增长时期;其次,地区形势趋于稳定,政治环境的逐步稳定有利地区经济的发展;再有,区域性合作不断加强,有利于本地区自身的发展。另外,由于外部环境对拉美经济的影响十分明显,因此今后几年拉美经济能否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能否持续复苏和进一步增长。预计,2005年和2006年如果不出现意外,拉美经增长将有所放慢,均在3.7%左右。 四、发展中国家经济面临着严峻考验 随着西方主要国家刺激经济计划的实施,以及2003年全球经济的复苏,预计2004年全球经济总体运行好于2003年,经济复苏步伐将在2003年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强劲态势。但全球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如能源价格较高、股市动荡、汇率频繁波动、消费需求增长不稳,以及局部地区动荡、恐怖活动猖獗、美国反恐战争是否会再次打响,都将会对全球复苏带来负面影响,导致全球经济波动甚至出现[:请记住我站域名/]反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也将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考验,在困境中谋求进一步发展,在动荡中排除干扰保持经济形势的稳定。 对发展中国家未来的经济前景,有关国际机构也提出了警示,提醒有关国家和地区要警惕当前油价的剧烈变动、西方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全球恐怖活动猖獗以及东亚和拉美金融体系的脆弱,将成为影响未来全球经济是否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能否稳定增长的重要条件。目前西方国家和全球经济能否保持复苏的增长势头,国际金融市场是否能够保持稳定,以及打击恐怖主义活动是否有效和国际安全环境能否保障,将是影响今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主要不确定因素。另外,由于当前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在贸易上对发展中国家采取种种贸易限制,以及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始终没有得到改变,这将进一步扩大西方发达国家与贫穷国家的贫富差距,这也是严重影响今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特别是对于最为贫困的地区和国家来说,如果这一状况得不到实际的改善,最为贫困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前景将依旧令人忧虑。与此同时,如果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严重受阻,也将必然影响全球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 当然,未来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依旧难以摆脱内外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从内部因素看,仍然会受到地区局部冲突、社会动荡、贫困加剧、债务沉重、技术落后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从外部因素看,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是否稳定对发展中国家有着重要的影响,将直接关系到国际社会对贫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和投资。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贸易、贫困和债务问题涉及到国际社会的方方面面,近年来,在许多国际金融和国际性会议上都把发展中国家最为贫困国家问题纳入重要议程,作为国际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虽然目前有关国际机构就贫困国家债务减免、减少贫困等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利于缓解贫困国家的各种危机,增加官方经济援助,避免最为贫困国家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但西方发达国家还应从全球经济发展角度出发,从行动上更加重视贫困国家的发展问题,而不是热衷于西方的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应积极地采取确实可行的措施调整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减少全球化给贫困国家带来的风险,切实实施债务减免计划和经济援助计划,从而对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债务危机等问题起到真正的作用。对于贫困国家和地区来说,在经济上,也需要进行经济结构改革,调整有关经济政策,避免债务进一步加重;在政治上,减少战乱、稳定社会,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从整个国际社会来说,贫困国家和地区需要更为关注和国际援助。具体地说,从现阶段看,要逐步有效地解决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难题,缓解债务危机和减少贫困,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不能仅仅依靠一次或几次债务减免计划和经济援助计划来实现。要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贫困和债务危机,一方面需要良好的国际经济秩序;另一方面需要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国际金融机构采取有效措施,在减免部分债务的同时,也要支持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如降低贷款利率,减少进口限制,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等,从根本上缓解贫困国家和地区的贫困现象和债务危机,才能使贫困国家和地区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国家经济论文:关于国家AAAA级风景区旅游经济发展之浅见 __湖,又名花凉亭水库,始建于1958年,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兼有发电、养殖、航运、旅游等综合利用的大(1)型水库,也是全省第二大水库。水库控制流域面积1870平方公里,正常蓄水位80米,总库容23.98亿立方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__县委、县政府以花凉亭水库群山环抱,山水相融,古刹遍布,规划建设__湖风景区,景区面积257平方公里,其中,优秀景区面积100多平方公里。 多年来,全县上下在深入挖掘__县深厚的文化底蕴基础上,打“禅宗文化牌”和“朴老牌”,把__湖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景观结合在一起,积极实施旅游兴县战略,景区知名度不断扩大,景区建设和旅游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__湖由一个深锁山中无人知的人工湖,一跃而成为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为进一步做大、做强__湖旅游产业,推进县域经济的发展,我就打好“禅宗文化”牌、弘扬人间佛教思想,发展__湖旅游经济,谈几点浅见。 一、 “禅宗文化”是__湖旅游经济发展的灵魂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是旅游产业开发的品位所在。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只有突出景区独有的文化资源,才能得到游客的青睐,才能推进旅游经济持续发展。我县建县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在历史长河的积淀中,地方文化底蕴深厚,佛教禅宗文化更是源远流长。晋代天竺高僧佛图澄率弟子来县境建佛图寺,佛教文化从此传入我县。经南北朝、唐宋、明清至当代,__县这块“人间净土”为我国乃至世界禅宗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__是中国禅宗文化的发祥地 北周武帝保定元年(561年),为避灭佛之祸,年逾古稀的禅宗二祖慧可(487-593)被迫离开中原,锡杖芒鞋,辗转南移,来到当时隶属于南朝的__县薛义河狮子山,筚路蓝缕,开辟道场,静候时局变化。 开皇十二年(592年),二祖慧可在司空山(原属__县,1936年划归岳西县)传法于三祖僧璨后“往管城匡救寺说法”(《佛祖统记》卷29)。因此,二祖慧可在__驻锡长达三十一年之久。在狮子山期间,慧可在达摩印度禅基础上,吸取中华儒、道文化和__优秀地方文化精华,开创了具有中华特色的禅宗文化,并传法于僧璨。僧璨隐居于舒州皖公山(今天柱山),“往来于__县司空山,居无常处,积十余载,时人无能知者”(《历代佛祖通载》),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终使禅宗大弘于天下。 慧可大师圆寂后,被隋文帝赐正宗普觉大师,被唐德宗赐谥大祖禅师。两朝帝王充分肯定了慧可对创建中国禅宗文化所做出的贡献。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朴老说过,“没有慧可,就没有中国禅宗,这不仅影响整个中华文化,而且逐渐影响着世界文化。”因此,__作为中国禅宗文化的发祥地、狮子山作为中国禅宗第一道场,其影响必将日益巨大。 2.临济宗在__自成体系 六祖慧能后,中国禅宗开始走上了多头发展的道路。安史之乱后,虽然唐朝国力由盛转弱,禅宗却名家辈出,山头林立。先后产生了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沩仰宗、法眼宗,临济宗在宋代又分成黄龙派和杨岐派。禅宗文化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临济宗开宗于唐代末期,由临济义玄禅师(787-876)创建于河北临济院。北宋至和元年(1054),年仅30岁的临济宗八代传人、杨岐派二代传人白云守端禅师(1024-1072),应时舒州太守邀请,只身一人来到__,在白云山海会寺开设禅宗道场达17年之久,嗣法弟子有五祖法演、智本,永起等禅师,还有著名词人郭正祥等十二人。其中以法演的门庭最盛,对杨岐派的发展贡献最大。五祖法演(1024-1104)先后住持过__县四面寺、潜山县太平寺和__县海会寺,晚年才离开海会寺住持湖北黄梅五祖寺。以在海会寺生活的时间最长。五祖法演在海会寺期间,“每日起来,拄却临济棒,吹云门曲,应赵州柏,担沩山牛,耕白云田,七八年来,渐成家活” (五灯会元卷十九),融合禅宗各派特点加以阐扬,使杨岐派宗风更加机锋、峻烈,宗旨更加接近普通大众。门下弟子众多,龙象辈出,最杰出的弟子有“佛鉴慧勤(1059-1117)、佛眼清远(1067-1120)、佛果克勤(1063-1135)”等佛门三杰。 清远学成后,一直住持__县龙门寺,晚年曾入住和州褒禅寺、南京蒋山寺接引大众,清远道行高深,门下弟子达21人。慧勤离开海会寺后,住持潜山太平寺。而克勤离开海会寺后,一生辗转江南弘法,先后住持成都昭觉寺、湖南碧岩寺。南京蒋山寺、江西云居寺等名山大寺,所著《碧岩录》一书,被世人称为禅门第一书,其弟子在传灯录中收入三十一人,未收入的不计其数。且他门下龙象辈出,使杨岐一派成为我国禅宗的主流。十二世纪末,有日本高僧从杨岐派六世传人元职(1136-1209)受杨岐禅法,回国后在泉涌寺弘传;南宋末年,我国禅师渡日本的众多,多传杨岐禅法。到如今,杨岐宗已成为日本的一个重要禅宗宗派。 禅宗五宗七派中,除法眼宗,其余各宗各派都在__留下了发展的轨迹。曹洞宗六代传人义青投子自庐山参学回来“熙宁六年还龙舒。道俗请住白云山海会寺”(《历代佛祖通载卷19》),在__县海会寺驻锡期间,将临济宗杨岐派的宗风、中国儒、道文化和皖江优秀的地方文化溶入曹洞宗中,丰富了曹洞宗“君臣偏正”宗旨,使曹洞宗更具禅家的宗风、儒家的风格,从而经过“百年孤独”的曹洞宗在__焕发出勃勃生机。 3、__哺育了一代佛门领袖赵朴初 __县自古文风昌盛,民风淳朴,人才辈出。从元至清,__县就有三人高中状元。当代,__县又哺育了一代佛门领袖赵朴初先生。 朴老生前曾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毕生从事佛教领导工作。1983年12月,朴老在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30周年大会上提出把“人间佛教”思想做为新时期我国佛教发展的指导方针,朴老说:“我以为在我们所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我们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已,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要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朴老同时指出 “应当发扬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即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进行国际交流。朴老不但倡导人间佛教思想,而且在僧团建设、道风建设、僧才培养、慈善事业、维护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得到了全世界广大佛教徒的拥护和爱戴。 朴老“人间佛教”是对太虚、印顺等大师“人生佛教”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人间佛教”思想与禅宗文化相比,精髓相同,都是以“般若”做为主线;优秀相同,都是以行大乘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自利利他精神。但内容上有延伸和补充。在对佛教徒的要求方面,禅宗要求个人修持必须勤修“戒、定、慧”三学,而人间佛教思想强调“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把佛教徒个人修持和道德修养摆在一个更高的位置;在佛教徒社会道德义务方面,虽然都承担的是“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但人间佛教思想特别强调佛教徒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等划时代内容,把国家的命运与佛教事业发展的命运紧密的联结在一起,使佛教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践行“人间佛教”思想,为新时期中国佛教事业开创了崭新的局面和广阔的前景。 主席认为,佛教寺院“是名胜古迹,是历史文化遗产”。为我国禅宗文化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二祖禅堂、海会寺、龙门寺、佛图寺、西风禅寺在__湖畔,朴老灵骨也于20__年迎回故里__湖畔寺前镇树葬,赵朴初文化公园建设已初具规模。禅宗文化和人间佛教思想是__县最具特色的文化资源,打好禅宗文化品牌,弘扬人间佛教思想,更能彰显__湖的魅力,提升__湖的品位。 近几年来,我省黄山以宏村等古民居为载体,弘扬徽文化;山西省以平遥古城为载体,弘扬晋商文化;浙江奉化以弥勒佛为载体,打造弥勒文化,都有力地推进了旅游产业的发展。我想,打造禅宗文化品牌,弘扬人间佛教思想,也一定能推进__湖旅游经济的发展。 有人说,__湖是“中国第一禅湖”,我不敢苟同。__湖是一个人工湖,是建国后才修建的,慧可来__县时,根本上就没有__湖。也有人说,赵朴初是名人不是佛教徒,这种说法也缺乏常识,大家知道,佛教徒包括僧尼和在家居士,朴老是圆瑛法师的弟子,是在家居士,与明旸法师是师兄弟。__湖如果定位不准,特色不明,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旅游事业的发展。 二、打好两张牌,可以推动__湖旅游经济持续发展 打好禅宗文化牌和朴老牌,突出了__湖的特色,可以提升__湖的知名度,拓宽__湖的旅游市场,推进__湖旅游经济持续发展。 1、禅宗文化已越来越受到重视 爱因斯坦曾说“如果有任何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孙中山认为“佛教是哲学之母”。作为佛教特质的禅宗文化,在当今社会,仍然发挥着多方面的重要作用。 能够引导人身心平和。当今社会,由于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生活高度紧张,许多人的心态发生了扭曲,身心不和谐,心理不健康。禅宗文化提倡“灭除贪欲”的理念,可以引导世人对好的环境不起贪心、对不好的环境不起怨心,对不好不坏的环境不起痴心。禅宗强调的“静心修禅”的方法,我们还可以转化为一种修养身心的体育锻炼方式或一种精神治疗方法,对于现代人保持心理健康和身心和谐也是大有益处的。 能够引导人与人之间关系和睦。禅宗提倡的各种道德伦理观念,对解决现代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文明水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例如,佛教强调“弃恶扬善”、“众生平等”、“慈悲为怀”,要求人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不欺骗,不做伤害他人的事情等等,无疑对保持人际关系的稳定,推动家庭和邻里关系的和睦,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都是有益的。 能够引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禅宗文化提倡不杀生、放生、素食等观念,对今天我们保护野生动物、保护森林湖泊、甚至维护生态平衡都是有益的。佛教徒就是因为有了不杀生的信念,所以他们才能保护好自己的生存环境,使佛寺庙宇周围山清水秀、草木丛生、鸟语花香。可以设想,如果今天人人都树立起这种观念,那么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能保护好生态环境。 能够引导人们积极进取。 禅宗文化倡导的“农禅并重”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已成为佛教界的优良传统。我国古代许多僧徒艰苦创业,辛勤劳作,精心管理,开创了田连阡陌、树木参天、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的一座座名刹大寺,装点了祖国的锦绣河山。今天,如果人人都能发扬这些优良传统,不管是从事农业、工业还是服务业,以平常心,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努力进取,就一定能推进社会的发展。 能够促进大文化事业的发展。我国佛教历史上高僧辈出、大德如林,他们译经著作,创立宗派,传经授业,为我们留下了浩翰的佛教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医学等宝贵资料,深入研究这些经典,把这些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医学等遗产挖掘出来,对于促进大文化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朴老说过:“禅是一面镜子,它可以照亮人的心境;禅是一盏灯,它可以指明人的心路。”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科技不断发展,为了工作,为了生活,为了家庭,每个人压力很大、烦恼很多,怎样修心养性,怎样为人,怎样处世,是每个人必须面对和思考的课题,而禅宗文化能很好地为他们找到答案,因此,禅宗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繁重工作之余,到佛教圣地去修心养性,去思考人生,去规划未来,越来越成为更多人的选择。古刹遍布、青山绿水的__湖打好禅宗文化牌,能够吸引一大批素质好、消费能力强、回头率高的游客。 2、禅学研究及禅宗寻根问祖热已基本形成 我国禅宗以传临济宗和曹洞宗为主,拥有一大批信徒。从宋代开始,临济宗杨岐派和曹洞宗已东传日本和韩国,并逐步传入世界各地。“今天,日本曹洞宗以永平、总持为大本山,拥有信徒700万。临济宗已发展成19个教派,拥有信徒100余万。曹洞宗在韩国颇有影响,有寺院1300余所,僧人13000余人,信徒450余万。”(朱明中《禅宗文化与和谐社会》)。 __是中国禅宗文化的发祥地,是临济宗和曹洞宗的发展壮大之地。天下禅宗都与__渊源很深。日光如梭,沧海桑田,__湖畔的二祖禅堂尚保存有禅床、仰天锅、葫芦洞、不涸泉等二祖参禅弘法的圣迹;海会寺有1500多年树龄的古罗汉松,近几年出土了大量唐、宋时期文物;佛图寺有天生塔、禅门等胜景;西风禅寺有五祖弘忍参禅的五祖洞,龙门寺有清远禅师建设的古灵光台遗址等丰富的人文景观。虽然在时间空间上,大师们与我们愈行愈远,但面对这些丰富的人文景观,大师的形象仍栩栩如生。如果我们能够加大宣传力度,把禅宗信徒、禅家专家、学者作为游客市场主体来开拓,吸引他们来__湖寻根问祖,拜谒祖庭,开展禅学研究和禅学交流,__湖潜在的游客市场十分巨大。 3、朴老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声望 朴老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在70多年的佛教工作漫长岁月中,他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造福祉于社会、振兴中华,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 朴老始终热爱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同、、邓小平、等中共中央三代领导人有着亲密的友谊。他长期担任全国政协的领导职务,积极建言献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做出了重要贡献。 朴老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历任民进上海分会副 主任,民进上海市委主委,民进中央委员、常委、副主席,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德高望重的卓越领导人。 朴老是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在国内外宗教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深受广大佛教徒和信教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作为新中国一代宗教界领袖,他把佛教的教义圆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促进中国佛教界与世界各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的伟大事业之中。他恪尽职守,殚精竭虑,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与实践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朴老一生致力于中外友好交流活动。通过“观音赴日”、“鉴真回国”再到“中、日、韩三国佛教黄金纽带”,把日本、韩国等地区佛教徒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朴老充分发挥了宗教在国际交往中具有联系广泛的积极作用,向世界人民广泛宣传了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加深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朴老始终关心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积极开展同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华侨佛教界的友好交流与联系,同破坏祖国和平统一事业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斗争。在他生命垂危时,还念及台湾的老友故旧,心系祖国统一。 朴老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诗人和书法大师。我国许多名山古刹,都留下朴老的墨迹。朴老豁达大度,识大体,顾大局,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简朴,清正廉洁,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威望和广泛赞誉。 朴老灵骨已于20__年10月回乡树葬,赵朴初文化公园已初具规模,已成为我国纪念朴老、缅怀朴老、研究朴老的一个重要基地。打好朴老牌,弘扬人间佛教思想,一定能吸引海内外各界人士到__湖来朝圣拜佛。 三、打好两张牌,必须切实做好五件事 1、建设好二祖道场等声名远播的寺院 打好禅宗文化牌和朴老牌的重要载体是寺院。__县现有46座佛教寺院,其中,二祖禅堂是二祖慧可的道场,是中国禅宗第一道场; 海会寺是白云守端祖师的道场,是我国临济宗和曹洞宗发展壮大之地;龙门寺是清远祖师的道场,明太祖之师曾驻锡此寺;佛图寺是我县年代最为久远的寺庙;西风禅寺是唐代古刹,是__湖的门户。这五座寺院声名远播,人文景观丰富,自然风光优美。因此,我县应把这五个寺作为建设重点,作为发展__湖旅游经济的重要载体。受体制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寺院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交通设施差,影响游客快速进入寺院;二是“一山多主”现象严重,二祖禅堂、龙门寺、佛图寺所在地山场使用权分属不同农户所有,寺院发展空间小,文物保护、生态保护、森林防火等工作存在许多隐患;三是旅游设施差,旅游资源不能充分地发挥,影响游客逗留时间;四是寺院僧尼素质不高,不足以提高__湖的佛教文化形象。因此,我们应按照《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和《__湖旅游发展规划》要求,扎实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把这五个寺院建成__湖五个重要的景点。 加强交通设施建设。积极争取项目,尽快开工建设狮子山二祖大桥。将“村村通水泥路”项目全面延伸到重点寺院,切实解决二祖禅堂、龙门寺、佛图寺等寺院交通问题。 切实改变“一山多主”现象。结合林权制度改革,将狮子山优秀景区、佛图寺优秀景区以及龙门寺古灵光台遗址范围内山林所有权通过划拨、征用等方式,划归寺院管理。分散在寺院四周的文物,在县文物部门的指导下,收归寺院保护和管理。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协助海会寺完成玉带河范围内土地征用工作,搬迁海会寺天王殿,扩大古罗汉松生长空间和海会寺发展空间。 完善旅游设施建设。按照“充分展示人文景观,自然风光,确保游客安全及不走回头路”的原则,县建设、交通、旅游部门应主动指导、帮助寺院规划及建设。规划及建设狮子山二祖禅床--仰天锅-对弈石-藏经洞游客通道,并与现有上下两殿通道形成环线;在狮子山规划及建设禅宗文化游览区,把自然风光、人文景观结合在一起,扩大狮子山的影响。建设海会寺祖师塔-白云山-响水崖-玉带河环状游客通道;建设佛图寺登山通道,把佛图寺天生塔、禅门等主要景点连成一线。对西风禅寺游客通道进行修复加固,确保游客安全。修复在佛教界有影响的龙门寺灵光台,扩大龙门寺的影响。县水利部门应将“人畜饮水”项目覆盖五个重点寺院,确保寺院用水卫生、安全。县林业部门要加强寺院森林保护和森林防火指导工作,对寺院造林给予经费补助、技术指导。 提高僧人素质。县宗教局和县佛教协会应加强全县僧人的培训,不断提高僧人素质;主动选送年轻僧人到各级佛学院学习深造,培养传灯人才;二祖禅堂等重点寺院应在县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主动礼请海内外有影响的高僧驻锡,举办禅宗文化研讨会及禅宗文化夏令营等活动,进一步扩大寺院影响力和知名度。 2、建设好赵朴初文化公园 任何一个景区,都必须有优秀景点,体现风景区的特色,作为对外宣传、招揽游客的名片,如迎客松是黄山的优秀景点,天柱峰是天柱山的优秀景点。赵朴初文化公园自开园以来,游人不断,已成为__湖风景区优秀景点,其中的朴老骨灵树葬地和赵朴初纪念馆,以成为国内纪念朴老、研究朴老、缅怀朴老的重要基地,几年来,一直是__湖游客必去的景点,佛教信徒更是络绎不绝。但赵朴初文化公园建设目前尚与规划相差甚远,缺乏典型的、标志性的建筑,与朴老的身份和威望不相称。 建设东方第一佛塔。佛经云:“见塔如见佛,拜塔如拜佛”。__县是中国禅宗文化的发祥地,是一代佛门领袖赵朴老的故乡,在__湖优秀景区赵朴初文化公园,兴建东方第一佛塔,纪念历代在__弘扬禅宗文化的二祖慧可等高僧和一代佛门领袖赵朴老,既是合适的,也是必须的。海南三亚南山佛教文化苑投入资金近5亿元,建成了南海观音,有力地推进了旅游产业的发展,去年11月份,我对海南三亚南山佛教文化苑进行了考察,据该处负责同志介绍, 南山佛教文化苑已成为三亚市优秀景区,南海观音已成为三亚市优秀景点,平均每天入园游客达5000人,仅门票一项,直接收入达75万元。因此,全县上下应从“旅游兴县”战略的高度出发,积极争取支持,拓宽融资渠道,筹建东方第一佛塔。 加快配套工程建设。围绕东方第一佛塔建设,按照赵朴初文化公园建设规划,启动建设赵朴初诗词碑廊、报恩禅寺、拜石湖的建设,使赵朴初文化公园有山有水,山水相映,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互相映衬,成为海内外佛教徒朝圣之处,成为四方游客向往之地。 3.建设好景区基础设施 __湖旅游开发的框架已基本形成,但由于投入不足,部分景点缺乏有机联络,游客“进不来,出不去”、“停留时间短,常走回头路”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必须加快__湖景区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景区交通主干线。目前游客进入__湖景区,特别是进入赵朴初文化公园优秀景区主要是乘快艇,遇大风、大雨等天气,游客难以安全进入主景区,而从赤百线乘车进入主景区赵朴初文化文化公园路程远,时间长。相关部门应争取蘑菇岛大桥早日动工,缩短游客从景区入口处至寺前文化公园、佛图寺、汤湾温泉等景区的距离。积极争取省、市有关部门及潜山县的支持,按照等级 公路标准,开工建设佛五公路,把天柱山与__湖联结起来,实现两个景区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保护景区生态环境。林业、安全等部门要依法行政,坚决阻止在__湖畔成片砍伐森林,开山炸石现象,罗溪河、青石河、寺前河、狮子山薛义河严禁开采铁砂。林业、农业部门和所在乡镇要积极引导农户在__湖畔坡地退耕还林,注入土地流转机制。要在现有桔子洲、枇杷岛经果林基础上,按旅游的潜规则重新规划梅园、杜鹃园、兰草园、玫瑰园、百合园,使__湖四季有花四季长青,西风禅寺山上的枫树要注意保护和发展,“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别有一番情味 搞好旅游环节的相互配套。开通县城至__湖景区公共汽车,为散客快速进入景区提供方便。改变“重旅游,轻配套”观念,加强酒店、购物场所、农家乐等配套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使游客“吃、住、行、游、购、乐”项项满意,形成大旅游行业结构,增强景区吸引力,提高全行业经济效益。景区道路特别是环湖四周要加强绿化,垂柳映着绿水,使人如醉如痴。特别是一些裸露的黄土,要分年分区治理加固。 .把发展禅宗文化与儒家文化、红色旅游结合在一起 __是革命老区,、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块热土上战斗过,特别是__湖畔的刘畈乡,保存了刘、邓高干会议场所和红二十八军柴家山会议旧址。__又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状元县,历代名人辈出,自然景观迷人。如李杜店、狄仁杰墓、汤湾温泉、老城步行街等等。还可在__湖周边建设几座祠堂,和正在建设的五千年文博园相映生辉,相得益彰。特别是__湖的茶文化,本身就是禅宗文化的重要内容,还有黄梅戏、京剧、垂钓,都可以成为__湖的重要旅游项目。湖中星罗棋布的岛屿可以建设诸如“廿四孝图”等传统文化景点。 5.积极开发佛教文化旅游纪念品 一个好的景区,也应有上乘的旅游商品。因此,笔者以为,开发、生产及销售旅游纪念品是发展旅游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景区旅游商品的开发要注意掌握哪些规律和特点呢?就__湖景区来说,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在旅游推介、导读上用力,这是所有景区不可少的;二是要突出佛教禅宗文化特色,如佛教禅宗方面的书籍及赵朴初研究成果,这是一件大有文章可作的事;三是结合__县域经济特色,使农产品转化为旅游商品,旅游商品又注入禅宗文化的内容,如最近几年开发的“二祖禅茶”、“开翁心香”很受游客们的青睐;还有李杜茶干、大山麻花、弥陀生条、百里豆粑、新仓三九菇、山里郎茶油、__挂面、粉丝、年糕、双果、绿豆糕、瓜蒌籽等素食产品,稍加整合包装冠名,都是佛教界喜爱的素食食品,还有__传统的豆腐乳,就是朴老一生爱吃的东西,再说,__现有二十多万亩板栗,如果走深加工的路子,如板栗糕等,可以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双赢,还有“__湖鱼头”、“徐桥银鱼”被称为水中人参,这些旅游产品逐年开发篇篇都是大文章。怀宁县江镇包子在长三角地区特别是上海享有盛名,就深刻地揭示了这个道理。 国家经济论文: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两种经济思想的利弊 【论文关键词】 自由放任;国家干预;滞胀 【论文摘要】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都曾经采取过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政策,都取得过成功也都出现过问题,实践证明单一的任何一种经济政策都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所有问题,本文回顾了这两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证明了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促进经济发展需要采取的合理经济政策。 自英国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3月9日完成了他的经济学着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之后,“自由主义经济”就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为经济运行的金科玉律。他们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地调节供需之间的平衡,市场就是万能的上帝,而政府的角色只应是资本主义的“守夜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经济法则之下,经济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加。马克思当年曾经这样感叹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之上的,放任自由的经济必然会因其个体生产者的短视而盲目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因此在资本主义早期经济蓬勃发展之时,放任自由的经济发展自身所具有的缺陷也就不时的暴露出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就是这种缺陷的真实写照。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危机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困扰着资本主义世界,不仅表现在危机爆发的周期越来越短,而且所产生的破坏性也越来越大。每当经济危机到来之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停顿,经济滑坡,工人失业,各种矛盾极端尖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处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 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中,1929~1933年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危机。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是之前历次危机所从未有过的,而且,其延续时间也异常持久。以美国为例,由危机时的最低点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所需的时间,煤、生铁、钢等都长达四十多个月。因此,1929-1933年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世界经济危机。此外这次危机还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信用,货币制度的崩溃。到1933年,美国银行共倒闭11730家,企业倒闭252000家。这场空前剧烈的经济危机,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失灵。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从此受到了冷落,市场万能论的声音日渐式微。于是,提出通过加强“国家干预”来刺激经济和保持“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1936年12月凯恩斯了发表他的着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书中他说道,政府不应只是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而应该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他提出了国家应该积极的干预经济,主张政府应通过调节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大政府开支,增加货币供应,实行赤字预算来刺激国民经济活动,以增加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应该说,这种主张基本上是符合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实际情况的,1933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正是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经济生活中加大了国家干预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才逐渐克服了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使生产得以逐渐恢复。战后,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对经济进行了国家干预,还通过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缓解了日益紧张的劳资冲突,并且降低了失业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前困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也没有再次爆发,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以美国为例,战后美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50年代为4.0%, 60年代为5.0%。 1970年与1950年相比,工业生产增加了1.24倍,其增长速度明显地高于美国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速度。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45的3552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5037亿美元,人均收入达1883美元。60年代美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渡过了“繁荣的十年”,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9741亿美元,人均收入增长了37.5%,达到了2579美元。 在度过了20年的平稳发展之后,国家干预的弊端也逐渐显露了出来。1973年12月至1975年4月,美国再次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次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3.8%,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7.8%,全国失业人口达850万。1975年上半年危机渡过高潮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出现了相对停滞的趋势,但同时又出现了通货膨胀的情况。西方经济学界把这种现象称为“滞胀”。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根本原因在于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干预的情况下,不断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大多数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另外,国家不断推行反危机的政策和措施,结果使得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过剩的生产力和过时的机器设备不能够被有效淘汰,所以生产的潜力不能被充分释放。另外,国家的干预也使得企业自主性降低,企业的生产动能不足,组织和管理效率低下。而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当时的“滞涨”是无能无力的,因为根据凯恩斯理论,失业和通货膨胀是不能并存的,但当时的情况却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一起发生,凯恩斯主义理论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又重新抬头,曾经一度被忽视的市场作用又被重新提起。不过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单纯靠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是绝对不可能处理好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必须要将国家干预的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微观调节有机的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长期平稳地运行。因此,一种试图糅合这两种经济思想优点的经济理论——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开始被后来的美国总统所采用,并作为指导国家经济运行的主要经济政策,逐渐使美国经济从“滞涨”的泥潭中摆脱出来,并在20世纪的90年代步入高速发展的阶段,自1991~2001年,创造了经济连续增长10年,年增长率达3.5%的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可见,市场不是万能的,但缺失了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又是不行的。国家干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完全靠国家干预的弊端也是十分严重的。当前,我国正在致力于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并不表明有效的国家干预就该在经济领域中完全撤出,必须要将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既要发挥我们国家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 的微观调节作用。并且广泛吸取国外优秀的经济研究理论成果,走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国经济产生大的波动,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运行,创造出惠及全国人民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最终实现我们目前正致力于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蓝图。 国家经济论文:宪法对国家经济干预的规制 一、宪政与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内涵的界定 1.宪政及宪政观念的变迁 宪政国家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知道的最为有效与合理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1997 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目标后,许多学者提出我国应该实现宪政。学者们在宪政内涵的界定上还未达成共识。张千帆教授认为:“宪政是一种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者理想状态,其基本优秀在于要求所有的权力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到宪法的约束,认真对待宪法,把宪法真正作为法———更高的法,并控制所有的政府权力———包括立法权力,国家就实现了宪政。 ”钱富臣教授则通过对国外宪政历史的分析指出宪政的基本内涵包括法治、人民主权、民主、分权与制衡、人权等五个方面。笔者认为宪政是以控制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为基本目标,实行以宪法为基础的依法治国的政治制度。 宪政以宪法的存在为前提,以控制国家权力运行和建立民主政治作为基本任务,以保障人权为基本价值目标。 英国是宪政的故乡, 宗旨在于限制王权的 1215 年自由大宪章是英国宪政的起点,是当时两大政党集团相互斗争的结果。 以“消极宪政” 为本质的自由主义宪政观构成了近代宪法的基本制度和主要内容。 自由主义宪政观实质是要打造一个“有限政府”。由“消极宪政”向积极宪政转型发端于美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进步运动。 “消极宪政”主张限制国家权力,认为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过度竞争带来的市场垄断、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日趋严重。占统治地位 100 多年的斯密自由市场经营论为中心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让位于凯恩斯的经济干预主义。许多学者提出发挥国家权力对经济干预以解决社会问题。 这一时期,西方国家注重发挥权力的能动性,加大对经济干预力度,国家权力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更为重要。 宪政理念也发生了转型,强调国家适当干预,以建立正义的市场机制和实现社会公平。 2.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含义与基本特征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指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国家为克服市场失灵、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市场主体经济权利,而对市场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管理的新型权力。包括三种基本类型:①市场规制权。市场规制权是国家公共机关在特定情形下依法享有的一种直接限制市场主体的权力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公权力。市场规制权从具体领域来看主要包括对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消费者权利行为的规制权。 ②宏观调控权。 宏观调控权是国家宏观调控机关可以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进行调节与控制的权力,包括宏观决策权、宏观调控执行权和宏观调控监督权。 ③社会分配权。 社会分配权也可称为国家分配权,指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实体,为了自我运行和特定社会公共利益而借助强力对社会资源和国有公共财产在私人和国家之间,以及各个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权力。 国家市场经济干预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①根本性。 国家市场经济干预权是对整体性经济关系的调控和干预,其目标在于保持市场有效竞争、经济总量关系协调和社会分配公平,关涉到广大公民市场权利和民生利益,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具有根本性和整体性。②公益性。国家对市场经济干预并不是事无巨细,而是只对关系到全局性、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维护多数市场主体共同利益,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③有限性。 从宪政来看,控制国家权力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与强度以市场失灵范围和程度为依据,不能超出其法定的权力范围。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必然是一种适度的、有限的权力。 从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内涵与特征的分析中可以发展,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一种根本性的、 与公民权利直接相关的,对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要价值的权力。 从宪政与宪法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性质来看,国家干市场经济权应该由宪法进行规范。 二、宪法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必要性 1.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 1999 年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治国家的主要标志是: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机制与全部社会规范体系中属于主导性地位,法律规范具有最高的地位;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一切权力均来源并受制于法律,任何主体没有法外的权力。 建设法治国家是时展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首先要把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各级政府及其官员自身摆在法治客体的首要位置,而不是超然地游离于法治客体之外。规范国家干预市场权,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和成败关键所在。有效规范和控制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问题。 2.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保障其正当行使的要求 国家权力如没有刚性的制约将导致悲剧,这不仅由于权力无限膨胀必然越来影响到公民权利,而且对于执政者来说,最终也将同样使其自己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才能克服权力内在缺陷和保障其正当行使。市场失灵需要国家干预,但是国家干预也会出现国家失灵的弊病。有时,国家干预甚至是市场失灵引发的原因。国家干预市场权的腐败、寻租、滥用等行为,是引发国家失灵的关键性因素。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有利于克服其行使中的种种问题,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3.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保护市场主体权利的需要 权力具有合法侵害能力和处分公共产品的能力,而面对此类公权行为,公民不得以原来的权利为抗辩。基于其本性,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极易侵害市场主体权利。保护作为被干预者的市场主体权利是市场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也是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基础。宪法既要促进国家治理,又要保障公民权利,而且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性正逐步突显。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行使,有利于保护市场主体权利。 三、国外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规范 1.授予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 权力从何而来,是政治学和法学等研究的重要问题。 资产阶级学者普遍承认并论证了“主权在民”的权力根据。 社会主义宪法基本都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通过宪法授予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进行规范,是许多国家宪法的基本模式。如《韩国宪法》第 119 条第 2 款规定:“为防止市场支配和经济力出现滥用情况,国家可以对经济进行规制和调整”。 《意大利宪法》第 47 条规定:“共和国奖励和保护各种形式的储蓄,并规定调整和监督信贷事业”,该条确立了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干预权。 法国宪法第 34 条规定了议会具有干预市场经济立法权:“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 ,税率和征收方式 ,货币发行制度”和“企业国有化以及公营企业转为私营企业的所有权的转移”的准则。 俄罗斯联邦 1993 年宪法第 8 条第 1 款规定:“在俄罗斯联邦,保障经济空间的统一,商品、服务和 财政资金的自由转型,支持竞争和经济活动的自由”,该条确立了国家在社会保障、统一市场方面的经济干预权。 2.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主体、原则与方式等 任何非整体的权力都是由一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体行使的,权力主体的差异性决定如要保证权力的统一性 ,就必须对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 法国宪法第 34 条规定了议会的市场经济立法权,包括“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货币发行,企业国有化以及公营企业转为私营企业的所有权的转移”。而美国宪法在1803 年最高法院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后,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对违宪的法律进行司法审查的惯例,奠定了最高司法机关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角色。 《德国基本法》109 条第 2 款规定了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的基本原则 :“联邦和各州编制预算时,应考虑整体经济平衡的需要”。根据这一宪法条款德国颁布了《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对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原则进行具体规定。 3.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义务 国家行使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应在法律限度内,以充分保护和尊重市场主体权利为目标,不得侵犯市场主体的正当权利,否则就应承担一定法律后果。 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第4 条规定:“凡未经国会批准,借口国王特权,为国家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韩国宪法》第119 条规定“大韩民国的经济秩序,以尊重个人和企业在经济上的自由与创造为根本”。有些国家的宪法则通过规定公民经营自由的方式来确立国家干预权行使的义务。 《南非共和国宪法》第22 条规定:“每个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贸易、 专业或职业的自由”。 四、我国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规范现状与完善 1.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现状 我国宪法对国家干预经济权力的规范也经历了从无到有和逐步发展的过程。 20世纪80 年代初,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市场失灵还没有突显,1982 年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没有规定。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目标。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市场失灵问题的突显,日益需要国家加强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有关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宪法规范逐渐出现。 1993 年的《宪法修正案》第 7 条规定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1999 年第三次宪法修正案第 14 条规定了我国基本分配制度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2004年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第21 条规定了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管权:“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第 23条规定了国家的社会分配权:“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2.对国家干预权力规范存在问题与完善 以上宪法规则规定了我国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权、市场监管权和社会分配权,为克服市场失灵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基本法的依据和保障。 但是,我国宪法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上存在问题: ①宪法并没有规定国家的市场秩序规制权,影响到国家对垄断、不正当竞争、产品质量等市场秩序规制的合法性依据,也影响到这方面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②宪法对宏观调控权和社会分配权规定不够全面。 在宏观调控权方面,宪法没有规定国家宏观调控行使方式和原则。在社会分配权上,宪法只规定了社会保障干预权,而没有规定社会分配领域其他干预方式和干预权,也没有规定公民社会保障权的保障机制。 ③宪法没有规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行使主体。权力分立和权力制约是保障权力有效运行的基本规律,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也应该在国家干预主体之间进行权力的合理分工和制衡,以保障权力有序和正当运行,而我国宪法对此没有作出规定。 ④宪法缺乏对国家干预经济权运行方式的规范。宪法缺乏就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原则与义务等规定,也没有明确规定市场主体的营业自由权。 针对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宪法应从以下方面完善:①规定国家具有为克服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对市场秩序的规制权。规定为统一市场、保障公平自由竞争,国家有权对市场不正当竞争、垄断行为进行规制。 ②在宏观调控上,规定国家基于稳定经济和促进就业可以采取产业政策、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社会分配权上,规定国家为减少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等可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方式进行再分配,并依据国情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鼓励个人和单位从事慈善事业,并建立公民社会保障权的保障机制。 完善公民社会保障权的救济机制。③规定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国务院、最高司法机关等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方面的具体权限,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国家干预经济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别由不同国家机构行使。 构建起相互协作和相互制约机制,为我国中央政府、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最高司法机关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中的分工与合作奠定基础。④明确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原则和方式,规定其以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市场主体经营自营为目标。 明确规定市场主体的经营自由权,规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只有在基于公共利益才能对市场主体的经营自由进行限制,从权利保障角度划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 ⑤规定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责任,规定公民和市场主体因国家干预经济权不当行使或不作为, 而有权通过检举、控告等方式要求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者承担责任 国家经济论文: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 这个问题的提出,表明了战后国际体系的两重性特征开始明显突出起来。国家在无政府的体系中是以领土、主权和排他性的国家利益为基础进行活动的,其本能的行为是尽量限制、疏导和利用经济活动。但由公司演变过来的跨国公司则是以世界市场作为其运作的范围,以经济要素自然的最佳配置为追求目标,它们竭力要超越国界限制,脱离政治控制。另外,国际机构的基础虽然是国家,但机构存在的目标也是为了跨国家的国际利益。这种一个追求国界内最大权利,另一个活动则不以国界为限的两种发展方向矛盾的行为体,造成了国际关系权力运作的复杂化、多样化。 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答案还是应放在国家这个主要行为体上,以它作为切入点。首先,要看国家在传统领域内使用权力的状况,它的决定权、影响权有何变化。其次,新的领域与传统领域的地位关系,国家在新的领域内权力、影响有多大。 国家在传统领域中的地位与权力 传统现实主义观点对大国的权力评估有这样几个方面:少数行为人最大比例地拥有体系内的总权力;这些国家通过它们的权力来追求利益并对其他大国和行为人施加影响;这些利益根据国家安全考虑来划定;影响行为人的最有用的权力是军事权力,其他形式的权力只有当可能转化成支持军事权力时才有用,军事权力完全由国家掌握。 这就是说,体系内可以有其他行为体,但民族国家仍是主要决定性行为体,其他行为体作用有限。权力的来源和类别可以包括经济但主要是军事,体系内权力配置实际状况(军事实力)与国际关系中总权力运用的情况是一致的。 从冷战后的发展情况来看,在没有发生重大事件影响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各国都会显得更关心经济,一旦涉及安全敏感事务,大国的反应仍然是迅速的、敏锐的、优先性的。因为,任何经济利益都是以国家的生存、政治的安定为基础的,国家决不会把后者作为前者的成本。如俄罗斯对北约东扩计划的强烈反应、中国对美日新防卫指针的反对、美国内部对所谓中国窃取高科技军事情报事件的渲染和对外战略重点的调整都是证明。由于美国对中国军事能力的担心,它甚至停止批准具有极大商业利益的对华卫星的出口申请,而在这些问题上,美国相关跨国公司就像矮了半截似的,不敢大张旗鼓地搞游说活动。 总之,冷战后,国际关系的领域在扩大,传统的安全威胁在消退,在外交政策和国家资源配置中,某些军事安全的领地在缩小(如核进攻力量),使得军事竞争不再那么赤裸裸,武器发展的规模也在缩小。但是,军事安全、非传统的威胁仍是大国最关心的领域之一,它仍预留着主导性的位置,随时随地都可以回复到原来至高无上的地位。 国家在经济领域中与跨国公司的关系 国际关系的主体是国家,它的主要活动方式就是利用权力来处理国际上最大的问题:战争与和平。 作为国际经济主角的跨国公司,其目标主要是赢利,它是以商业规则和经济要素最佳配置要求进行全球化、无国界方式运行的。随着经济政治的高度融合,其影响必定会进入过去完全由国家主控的对外关系和国际关系领域。它既要国家为其发展提供保护、帮助和给予各种优惠与便利,又要以各种方式、手段促使国家改变政策与行动、或者采取抗拒国家政策的方法达到营利的目的。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跨国公司既是其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也是一国实力的象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公司给它们带来了资本、技术,先进管理方式,提供了就业机会,带动了基础设施改造和经济的商业化。所以,国家需要跨国公司,也愿意与跨国公司分享权力。 跨国公司对国际关系和国家权力的影响有几个方面:第一,这种权力运用是发生在自己所管辖的领域内。第二,跨国公司对母公司的政府和投资东道国政府的外交政策都有直接影响。第三,跨国公司对国家对外主权的另一侵蚀则是在制定国际规则方面。第四,跨国公司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权的最大削弱是逃避税收。 但是,也应该看到跨国公司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仍是依附于国家,任何企业的跨国经营并非完全独立于国家之外。虽然,跨国公司与国家的利益有时背道而驰,但它在实现其自身的利益时,还不时需要国家政策、法律甚至权力的保护。“跨国公司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为者,同时也还是国家操纵的重要工具”。 即便在东道国政府方面,它们对跨国公司也并不是完全处于屈从地位,通过立法、国际舆论的压力和合适的管理与政策,同样可限制跨国公司超越国家主权的行为。跨国公司在20世纪60~70年代那种盛气凌人的气焰已经有所收敛。与此同时,对跨国公司的国际监督也在广大国家的要求下,有了明显加强。 特别不能忽视的是,国家间的政治、安全关系以及跨国公司以外的经济关系,也会影响到跨国公司的业务发展和它的战略计划。如一国的地缘安全环境变化和地区战略力量对比调整引起的地区紧张局势和冲突,不仅会使跨国公司的利润流失,更会使其资产受到严重损失,整个地区生产链环中断。所以,公司的生存命运也都维系在国家手上。公司对国家有了影响权,但最后的决策权力还在国家。 国家行为体与国际组织的关系 在所有非国家行为体中,除了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外,最重要的行为体就是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又分成政府性和非政府性。作为派生结构重要基础构件的国际组织,通过它在政治过程中与国家的积极的互动关系,它逐步削弱、淡化了国际体系原结构中的权力配置因素,强化了国家平等、合作的意识,最终使新的体系结构成为多种力量和利益配置的结晶。 国际组织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是因为国家单靠自身的力量已无法有效地应付无政府体系下的安全与其他复杂的问题。通过国际组织,国家达到了它想要又较难实现或虽能实现但成本太高的目标——控制一些国家的行为,保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有序环境。所以,这是国家权力的变相延伸、加强,使该种行为体的行动结果在较大程度上转而为国家主权利益服务。 从另一个角度讲,国际组织的权威、地位要高于单个主权国家,后者的完全主权肯定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削弱。 但由于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关系配置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组织内部实质上也是不平等的。 当然,冷战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经济相互依赖和政治民主化的趋势,使大国倾向于接受国际制度内的合作模式和与现行秩序相对应的价值观,集体意志;另一方面,随着国际法、国际规则、规范的系列化和得到广泛的运用,作为制定、参与规划以及执行的国际组织,在大国的支持下,在国际关系领域开始发挥越来越不同于国家的独立作用。 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国际组织有时发挥不同于国家的独立作用,但这种独立的作用反映在不同的组织上,也有明显的程度差异,像联合国、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政治敏感性强,权力资源多的组织,超级大国的控制仍然很严。 在那些敏感性低的专业组织里,它们可以相对自由地从国际生产分工、人类发展需要的共同性出发,协调各国政策,促进合作与社会进步。尤其在克服贫困、消除灾害、疾病、解决经济发展的资金、技术困难、控制违反人道主义的行为、制定经济秩序的规则等方面,它的非国家意志的独立影响会有限地显示出来。 与政府性的国际组织不同,非政府性组织是国际社会里比较新型的非国家行 为体。据统计,目前,非政府的国际组织已达到5000个左右,它们存在于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代表着涉及人类发展、生存的各种不同问题的专业工作方向。这些组织对国际关系、对国家权力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其专业化问题领域的敏感度与组织的大小,发展历史的长短,成员的社会基础等等。 非政府组织的最大作用是,在各个不同的专业化领域对国家形成压力,让国家在这方面按照它们的要求改变功能性政策,弥补国家无法充分或不愿发挥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的最大特色是,它是由相关领域专业人士和关心这些问题的自愿者所组成,他们对事业的投入、热心程度在相当范围内超过了政府官员。 政府性国际组织与非政府性国际组织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其基本共性就是两者都是战后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发展高度融合与复合化在新增生的问题领域、扩大的传统的军事与安全领域中逐步崛起的局部性权力体。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协调解决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交叉复合领域新产生的一些问题;监督国家行为、政策;促使国际体系变得更有序化、更文明、更理性化。 作为政府性组织,虽独立性差,但其授权处理的问题却具有高度影响性、广泛性,其相对的权力作用就更大。作为国家主权延伸的国际权力协调体和国家集体主权的行使者,它证明了一些国际性问题的处理和解决已不能简单地靠双边国家关系来进行,而需要多边的机制进行协调。因此,实际上这些组织已是国际秩序维持的直接参与者,它具有国家的意志、意愿、功能,特别是权威。 对于非政府性组织来说,它具有极高的独立性,影响面也很广,甚至在国际公民社会中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但它最大的问题是不具有真正可以改变国际体系内行为人行为的实际权力。 结束语 总之,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是复杂的、多维的。随着国际社会公共领域或跨国界的生活、活动领域的扩大,势必增加更多的行为体。从国家在整个国际体系的相对空间来看,它的位置缩小了,权力分散了,行动受到了更多的制约。 同时,与过去相比,在立足于以军事、政治问题为优秀的基础上,国家也在向新增生的领域进行广泛辐射。因此,它的权力覆盖面要远比过去大得多,权力也得到了加强。 国家经济论文:经济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法律环境的初探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发达国家为了本国经济的发展,提高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纷纷采取措施疏通高新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渠道,推动高新技术成果向产业化发展。在经济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取得规模效益的比例高达60~80,这固然与其社会制度、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但关键是有良好的科技成果转化法律环境。其中专门的以及配套的科技立法是否完备,是法律环境完善与否的主要标志。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值得中国借鉴的立法经验主要有: 1 立法先行确保科技成果转化 国家制定科技政策和颁布科学技术法律,以国家意志干预和促进高新技术的工业应用是一种国际性趋势。美国为提高科技立法的权威性,早在200多年前就在其宪法中规定:“国会有权保障着作家及发明家对其作品及发明物于限定时间内之专有权利,以奖励科学和实用技术的进步。”这是世界最早对科学技术进步以宪法形式作出规定,它对美国后来和世界各国的科技立法起到积极的指导性作用。根据这项规定,美国政府在1790年颁布了第一部专利法,有力地促进了发明成果的推广应用。美国还制定了与科技成果转化有关的基本法,如美国国会1980年通过《技术革新法》,该法的主要目的是强调采取多方面的经济立法手段加速技术应用,使美国现有的国内先进技术能够在国内获得充分利用。根据美国原来的法律,联邦实验室的科技成果所有权归联邦政府,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科研机构和企业推广应用联邦实验室科技成果的积极性。为此,美国《1980年政府专利政策法》、《1980年专利与商标法修正案》规定,凡已同联邦政府订立合同的学术部门和小企业均可保留及获得其技术发明所有权;这种所有权不再归国家所有,但国家得强制技术专利商业化;允许学术部门和企业制定适合本单位情况的专利转让措施。美国《联邦技术转移法》进一步明确规定,参加联邦实验室合作研究的企业,不论规模大小,可以享有成果权。从而为科技创新主体积极推广应用联邦实验室的科技成果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法国在1985年制定了《科学技术振兴法》,规定了法国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该法规定科学研究及技术开发是国家的优先项目,重点课题是推动企业的研究发展以及技术革新向中小企业转让技术,促进科技成果的迅速转化。 2 明确政府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定职责 在经济发达国家,政府在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许多国家都专门通过立法成立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对科技成果转化进行管理、指导和协调。日本早在1961年5月就颁布了《新技术开发事业团法》,该法规定日本新技术开发事业团的设立目的在于开发推广科技成果,积极推进科技成果流向企业界。英国的国家技术集团、法国的国家科研促进会、澳大利亚的国家技术集团等都是有关科技成果转化的政府职能部门。政府职能部门的组成人员,也从原来主要由政府科技官员组成改变为由官、产、学、研的人员组成。 美国国会1980年通过的《技术创新法》,明确指出联邦政府对国家投入的研究与发展成果的转化负有责任,要求政府部门推动联邦政府支持的高新技术向地方政府和企业转移,实质上就是将科技成果转化纳入到联邦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中,从而使政府部门的职责制度化、法律化。在英国、欧盟等国,政府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职责主要是积极引导和鼓励科研部门与企业的紧密结合,增强企业竞争力。政府的重要职能是组织协调,政府的任务不是告诉科技界要做什么,而是由科技界提出要做什么,以争取政府的支持。对于政府支持的成果转化,由政府职能部门制定转化计划,协调企业界和科技界共同行动,实现成果转化。对于一般项目和领域,政府给予提供帮助,如税收减免。对于重点发展的特殊领域,政府直接给予扶持[1]。 3 建立健全鼓励科技创新主体合作的法律制度 世界科技进步的历史和实践表明,单纯地增加科技的投入,并不必然能增强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关键的是要正确处理好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即科技成果的开发、转化和应用之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它用较少的科技投入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一方面是得益于日本通产省资助的产业合作,另一方面是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起制定的《联合研究制度》、《研究交流促进法》等为科技合作提供了法律保障。而类似的合作在美国却因反托拉斯法的实施而无人胆敢尝试,使人们重新考虑如何应用法律促进和保护科技创新主体的竞争与合作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开始采取措施减少反托拉斯法对科技创新主体进行科技合作的影响,1984年美国国会为放宽反托拉斯法对相互竞争企业建立合作研究与开发风险机构的约束,通过了《国家研究法案》[2]。1986年美国颁布的“联邦技术转移法案”授权联邦科研机构与州政府及企业的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研究。该法案不仅鼓励国内各层次科研力量的合作,还鼓励高新技术的国际合作。据统计,截止1993财政年度,美国与世界上70个国家及地区签订的包括谅解备忘录在内的科技合作协定共有645个,国际合作领域主要有能源(包括核能)、地球科学、核安全、卫生与生物医学、航空航天等[3]。 法国1999年6月正式颁布施行《技术创新和科研法》,其主要宗旨是加强科技界与企业界的交流与合作,鼓励和发展公共科研部门与企业的合作关系,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该法还为科技人员自由流动提供保障,科技人员进入企业工作,保留其公务员身份的最长期限为6年,并可以自由选择回公共部门或者继续留在企业工作。 4 依法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有效结合 西方发达国家强调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重视科技与经济、社会及环境的协调发展。利用产业政策法促进科技与经济有效结合在一些国家是行之有效的法律措施。由于政策是引导性的、原则性的,政策的实施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而且政策不如法律稳定,但是法律没有政策灵活。为了使政策能够顺利地实施,将政策加上法律的强制力,法律吸收政策的原则性,两者的结合就产生了产业政策性。产业政策法是指以产业政策为内容或者以保证产业政策实施为目的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在日本等发达国家,产业政策有时候是直接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并充分利用产业政策法推进科技与经济的有效结合。在日本的产业政策法中,值得注意的是各种产业振兴法和促进法,从20世纪50年代后,日本先后制定了《机械工业振兴法》、《电子工业振兴法》、《飞机工业振兴法》等产业政策法,这些产业政策法体现了国家对相关高新技术产业的合理引导、宏观调控和各种优惠政策,使相关领域成熟的科技成果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应用,迅速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美国为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避免科技与经济、企业实际需要相互脱节。根据《技术创新法》设立了联邦技术利用中心,收集可能应用而且 企业需要的科技情报,提供给各科研机构或者联邦实验室,要求他们在科研项目开始就制定与企业合作的目标,签订与企业合作的计划,以保证研究开发成果能最终应用到产业部门,使科技创新成果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5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的法律保障机制 科技成果转化介于科研阶段和生产阶段之间,科研经费一般不会用于转化阶段,而企业生产阶段的投入也不包括转化阶段的费用。另外,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较大,金融机构一般不敢轻易介入投资,导致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不足。所以,为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需求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机制成为各国的共识。 美国1950年制定的《国家科学基金法》保证了R D投入的持续稳定增长,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估计,美国2000年的研发投入实际达到了2642亿美元。美国1988年制定的《贸易和竞争法》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例如该法鼓励研究机构与企业共同实施“先进技术计划”,“先进技术计划”主要是为企业或者企业与科研机构的联合体提供启动资金,推动科技成果的应用研究与产业化工作。该计划自1990年实施以来,政府累计投入约15亿美元[4]。英国政府于1981年制定了《贷款投资担保计划》,规定私人银行机构对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贷款,其中总金额的80由政府担保。日本新技术开发事业团,对持有先进技术,但风险较大,难于产业化的项目提供5年期的无息贷款,成功者偿还,失败者可以不偿还。 各国的科研投入都有明确的重点领域。德国法律规定,科研费用的65用于资助信息技术、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等。欧盟在1997年5月提出的研究与技术开发框架计划,计划投资150亿~160亿欧元,重点从事生命与生态科学、信息社会技术以及可持续发展技术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各国政府都在大幅增加研究开发经费,但是政府的研究开发经费所占的比例却是逐步下降,相反企业已成为研究开发、成果转化支出的主体。据对科技投入主体统计,在美国是企业最强,联邦政府最弱,州政府居中;日本、韩国则是企业最强,中央政府居中,地方政府最弱。 科技成果转化具有周期长、风险大、利润高等特点,这就决定其资金需求难以从常规的商业渠道获得。所以,许多国家都建立起了高技术风险投资机制支持科技成果的转化。正如美国斯坦福国际研究所所长W.F.米勒所说:“由于科学研究的早期有风险投资的参与,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商品的周期由20年缩短为10年以下”。美国有90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得到过风险投资的资助。经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是为高科技风险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如美国分别于1978年、1981年颁布《收入法》和《经济恢复税法》,规定风险投资额的60免征税,其余40减半征税,并将风险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率从49调至20,使得1982年风险投资额发展到1970年的12倍。法国1985年颁布的一项法案中规定,风险投资公司免税数额最多可达到收益的1/3。新加坡政府则规定,风险投资在最初的5~10年内完全免税。 6 实行税收优惠法律制度 对高新技术产业提供税收优惠实际上就是增加高科技投入,它是各国政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法律手段之一。各国的税收优惠一般以间接优惠的形式为主,同时辅之以直接优惠[5]。直接优惠主要有减免所得税、采用低税率等。如从1962年起,美国对公司投资新设备给予税收减免,但是明确只有在新设备正式交付使用后,才能享受投资直接抵冲其应纳所得税款的优惠,这项规定对公司应用新技术设备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在日本,一方面实行了“个人研究奖金免税制度”、“技术出口所得特别减税制度”,另一方面还规定对中小企业实行实验研究费减税制,在年度实验研究所得税中还允许扣除6~15。 间接优惠通常包括加速折旧、投资抵免、费用扣除、税转贷等。如美国对开发研究过程中使用的仪器设备实行快速折旧,折旧年限率3年,为所有设备中折旧年限最短的。俄罗斯的《税务法典》对科研机构实行税转贷制度,即根据俄罗斯财政部的规定允许科研机构将利润税转为贷款,也可根据俄罗斯各联邦主体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将部分地方税收转为贷款。但是科研机构必须在进行科学研究或者试验设计工作,以及进行新技术的应用推广和创新活动时才能享受税转贷[6]。 国家经济论文: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的挑战 在以主权国家为主要国际行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国家主权这一象征或体现各个国家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最高利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尤其是对在世界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迎接这一挑战,做出正确的战略抉择,直接关系到21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命运。本文试对这一问题做初步探讨。 一、 当展中国家国家主权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国家主权是国家区别于其它社会集团的最重要的属性,指一个国家在不破坏其它国家权利及国际法原则和规定的情况下处理本国的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形成于近代资本主义产生、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出现时期。早期的主权理论主要解决的是国家内部的权力关系问题,随着民族国家间交往的日益增多,对外主权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资产阶级思想家开始把主权与民族国家密切地联系起来,国家对外主权理论得到了发展。近代国际关系史上最早承认民族国家主权原则的国际条约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尼亚和约》。 直到二战后,国家主权原则才逐渐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的基石。《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了"各会员国主权平等"和"不干涉任何国家内政"的原则。然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新老殖民主义仍然存在,它们不断以"维护人权""人道主义干涉"为借口,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它国内政。 发展中国家自独立之日起就在为维护国家主权而斗争。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权表现出如下显著特点:一是敏感性,二是脆弱性。 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敏感的历史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被奴役、受剥削、受压迫的殖民历史。 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的敏感还在于发展中国家为争取国家主权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既艰难又曲折,其主权独立来之不易,并且独立后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贫困、落后和依附地位使政治上的独立常常受到威胁,主权完整常常遭到破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新老殖民主义者常常通过各种手段不断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 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的脆弱性来自内部制度的缺陷、体制的弊端、经济的不发达,同时也来自对外部的依附性。当今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种资本主义虽然也受到资本主义普遍规律的支配,但与西方正统的、原生的资本主义相比,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混杂、国家垄断性与官僚性相交织、依附性与民族性共存的特点。也就是说,它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育不全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与封建土地关系、部落经济关系等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混杂在一起,社会经济结构极为复杂。它从一开始就实行国家垄断,由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调节和干预,通过国家政权扶植民族私人资本的发展,因而具有较强的官僚性。发展中国家的私人垄断组织多与本国当权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法律不完善,人民参政水平低下,极易产生贪污腐化、任人唯亲的不良后果。独立后,发展中国家为加快经济发展又必须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济关系,吸取它们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而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把它们拉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另一方面又害怕发展中国家真正强大,丧失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千方百计地加以控制。而事实上,在不平等、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中,发展中国家很难摆脱被剥削的地位。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的这些特点,造成了其经济上的依附性和国家主权的脆弱性。 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的繁感性和脆弱性增加了维护国家主权的难度。可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又面临着新的挑战。 二、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的挑战 (一) 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和生产国际化推动的结果,科技革命改变着国家主权行使的范围和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赋予主权国家一道看不见但又客观存在,同时又难以捍卫的'信息边疆'。随着遥感技术、卫星通讯、网络技术、多媒体等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将成为'以改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信息将是左右国家经济发展、政治命脉、军力强弱的关键因素,对跨国信息流动的内容和方式的控制将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则限制了其行使主权的范围和空间,它们无力控制跨国信息流动的内容和方式,其国家主权的行使范围难免受到限制。更为严重的是在科技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宣传、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对那些它们不"满意"的发展中国家发动心理战,挑起这些国家的反政府情绪,影响该国政府的决策甚至促使政府倒台。 (二)经济全球化改变了过去那种国家在内政、外交、军事上享有至高无上的主权的观念,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制约着国家的经济主权。对发展中国,特别是那些处在对发达国家单纯依附关系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讲,国家主权受到牵制和制约的程度更甚。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产生了国家间的经济联合,导致区域集团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区域集团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国家需要让渡一些经济主权的行使权,建立超国家的机构,实现经济上的共同发展,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趋势对于发展中国来讲,产生了两种区域集团,一是成员国都是发展中国家的区域集团,另一是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的区域集团。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经济政策趋同的发展中国来说,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共同的行为准则、让渡部分经济主权的行使来实现共同的经济利益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对于与发达国家处在同一区域集团中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让渡经济主权的行使权,实现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经济利益,则是一大难题。 (三)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尖锐,能源问题、环境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粮食问题、债务问题、贸易保护主义问题、极地深海和太空开发中出现的问题、人口问题、难民问题、问题、核扩散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早已越出国界向各处扩散,并在不断地恶化,成为影响全球发展的重大问题。它们的解决已经不是一国或几国的能力所能为,必须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相互协作、通力合作才能解决。如国家对疆域内的自然界及其资源有着当然的主权,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完全属于主权范围之内的事务,然而,环境污染的扩散性和跨疆域性则侵蚀了他国的环境;又如一些发达国家在保护本国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时,利用资金优势滥用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再如发达国家将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将污染物(工业垃圾、核废料)有偿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掩埋,破坏这些国家的环境。这些全球性问题突破了主权国家疆界的限制,模糊了内外事务的界限。 (四) 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侵蚀。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短 缺,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些国家不得不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求援助。这些组织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不是无条件的,而是附加了种种条件。这些条件直接干预着这些国家的经济主权,甚至是政治主权。 (五) 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的制约。目前世界上至少有些3.5万家跨国公司,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占全球跨国公司的绝大部分,并主导着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利用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对资金和技术的垄断,控制着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经济部门,甚至控制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从而侵蚀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不仅如此,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它们通过贿选、资助反政府活动和政变、制造经济混乱等手段,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它们还以投资建厂、提供贷款、提供技术为条件,提出种种要求,践踏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以发展中国家为母国的跨国公司,同样以其经济实力为后盾,影响着本国政府政策的制定,左右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 三、 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的对策 (一) 发展中国家必须主动参与全球化过程,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好处是实现了世界资源的最优配置,为各国最大限度地摆脱资源和市场的束缚提供了条件。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发展、产业的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弥补本国资本、生产要素的缺口,利用几乎是不付费的后发优势以及迅速实现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发展中国家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才能充分享有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二) 更新观念,研究对策,掌握理论武器,为适应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采取灵活、切实可行的方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国家的独立性、自主性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行使权难免遭到侵蚀。但是这种挑战、制约和侵蚀并不意味着"国家主权过时了",更不意味着发达国家可以无端地干涉和侵犯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权。发展中国家必须清楚地认识什么是全球化带来的客观必然的侵蚀和限制,什么是发达国家人为的干涉和侵犯,以求得合理地解决有关在国家主权问题上面对的种种难题;必须加强对国家主权问题的研究,树立国家主权有多种实现形式的新观念,采取不同的主权实现形式,从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完整;在参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主权让与对等原则,共享是让与的前提,没有共享就不能有让与。 (三) 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维护主权独立和平等的首要任务。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主权独立、完整和平等的最大威胁。20世纪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经验昭示人们:只有经过斗争,新秩序的规则才能得以确立并逐步实现。 (四) 加强南南合作,坚持发展中国家集体自力更生,采取有效形式实现地区集团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发展中国家的明智选择。20世纪西欧发达国家经济一体化的经验值得借鉴。为了在与美国结盟的同时增加西欧各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竞争的能力,西欧国家联合起来,开始了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欧共体到欧盟,从关税同盟、共同的农业政策到经济一体化,西欧国家曾经在国家主权行使权的让与问题上作出过痛苦的抉择。然而,它们的联合增强了国际竞争的能力,增强了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立自主性,并将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强大的一极。发展中国家也有这样的经验,如果当初东南亚五国不联合起来,它们的经济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今天的东盟10国如果不依托东盟这个载体,它们在亚太地区所起的作用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大。 (五) 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努力提高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增强维护国家主权的实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南北关系既有对立和斗争的一面,也有依存与合作的一面。南北关系的发展将在21世纪初形成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地中海自由贸易区、亚太自由贸易区和环印度洋自由贸易区等四大经济板块。每一个板块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全球性的南北关系将变成区域内部或集团内部的南北关系,这标志着南北关系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区域性南北关系将继续朝着对话与合作的方向发展。发展中国家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发展自己,逐步改变与发达国家的那种依附或单方面的依赖关系,逐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合作中的主权不平等地位。 应该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过程中,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切不可不顾国情,盲目冒进。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世界经济竞争中站稳脚跟,稳步发展,保持特色,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的独立、完整和平等. 国家经济论文: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 这个问题的提出,表明了战后国际体系的两重性特征开始明显突出起来。国家在无政府的体系中是以领土、主权和排他性的国家利益为基础进行活动的,其本能的行为是尽量限制、疏导和利用经济活动。但由公司演变过来的跨国公司则是以世界市场作为其运作的范围,以经济要素自然的最佳配置为追求目标,它们竭力要超越国界限制,脱离政治控制。另外,国际机构的基础虽然是国家,但机构存在的目标也是为了跨国家的国际利益。这种一个追求国界内最大权利,另一个活动则不以国界为限的两种发展方向矛盾的行为体,造成了国际关系权力运作的复杂化、多样化。 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答案还是应放在国家这个主要行为体上,以它作为切入点。首先,要看国家在传统领域内使用权力的状况,它的决定权、影响权有何变化。其次,新的领域与传统领域的地位关系,国家在新的领域内权力、影响有多大。 国家在传统领域中的地位与权力 传统现实主义观点对大国的权力评估有这样几个方面:少数行为人最大比例地拥有体系内的总权力;这些国家通过它们的权力来追求利益并对其他大国和行为人施加影响;这些利益根据国家安全考虑来划定;影响行为人的最有用的权力是军事权力,其他形式的权力只有当可能转化成支持军事权力时才有用,军事权力完全由国家掌握。 这就是说,体系内可以有其他行为体,但民族国家仍是主要决定性行为体,其他行为体作用有限。权力的来源和类别可以包括经济但主要是军事,体系内权力配置实际状况(军事实力)与国际关系中总权力运用的情况是一致的。 从冷战后的发展情况来看,在没有发生重大事件影响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各国都会显得更关心经济,一旦涉及安全敏感事务,大国的反应仍然是迅速的、敏锐的、优先性的。因为,任何经济利益都是以国家的生存、政治的安定为基础的,国家决不会把后者作为前者的成本。如俄罗斯对北约东扩计划的强烈反应、中国对美日新防卫指针的反对、美国内部对所谓中国窃取高科技军事情报事件的渲染和对外战略重点的调整都是证明。由于美国对中国军事能力的担心,它甚至停止批准具有极大商业利益的对华卫星的出口申请,而在这些问题上,美国相关跨国公司就像矮了半截似的,不敢大张旗鼓地搞游说活动。 总之,冷战后,国际关系的领域在扩大,传统的安全威胁在消退,在外交政策和国家资源配置中,某些军事安全的领地在缩小(如核进攻力量),使得军事竞争不再那么赤裸裸,武器发展的规模也在缩小。但是,军事安全、非传统的威胁仍是大国最关心的领域之一,它仍预留着主导性的位置,随时随地都可以回复到原来至高无上的地位。 国家在经济领域中与跨国公司的关系 国际关系的主体是国家,它的主要活动方式就是利用权力来处理国际上最大的问题:战争与和平。 作为国际经济主角的跨国公司,其目标主要是赢利,它是以商业规则和经济要素最佳配置要求进行全球化、无国界方式运行的。随着经济政治的高度融合,其影响必定会进入过去完全由国家主控的对外关系和国际关系领域。它既要国家为其发展提供保护、帮助和给予各种优惠与便利,又要以各种方式、手段促使国家改变政策与行动、或者采取抗拒国家政策的方法达到营利的目的。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跨国公司既是其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也是一国实力的象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公司给它们带来了资本、技术,先进管理方式,提供了就业机会,带动了基础设施改造和经济的商业化。所以,国家需要跨国公司,也愿意与跨国公司分享权力。 跨国公司对国际关系和国家权力的影响有几个方面:第一,这种权力运用是发生在自己所管辖的领域内。第二,跨国公司对母公司的政府和投资东道国政府的外交政策都有直接影响。第三,跨国公司对国家对外主权的另一侵蚀则是在制定国际规则方面。第四,跨国公司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权的最大削弱是逃避税收。 但是,也应该看到跨国公司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仍是依附于国家,任何企业的跨国经营并非完全独立于国家之外。虽然,跨国公司与国家的利益有时背道而驰,但它在实现其自身的利益时,还不时需要国家政策、法律甚至权力的保护。“跨国公司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为者,同时也还是国家操纵的重要工具”。 即便在东道国政府方面,它们对跨国公司也并不是完全处于屈从地位,通过立法、国际舆论的压力和合适的管理与政策,同样可限制跨国公司超越国家主权的行为。跨国公司在20世纪60~70年代那种盛气凌人的气焰已经有所收敛。与此同时,对跨国公司的国际监督也在广大国家的要求下,有了明显加强。 特别不能忽视的是,国家间的政治、安全关系以及跨国公司以外的经济关系,也会影响到跨国公司的业务发展和它的战略计划。如一国的地缘安全环境变化和地区战略力量对比调整引起的地区紧张局势和冲突,不仅会使跨国公司的利润流失,更会使其资产受到严重损失,整个地区生产链环中断。所以,公司的生存命运也都维系在国家手上。公司对国家有了影响权,但最后的决策权力还在国家。 国家行为体与国际组织的关系 在所有非国家行为体中,除了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外,最重要的行为体就是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又分成政府性和非政府性。作为派生结构重要基础构件的国际组织,通过它在政治过程中与国家的积极的互动关系,它逐步削弱、淡化了国际体系原结构中的权力配置因素,强化了国家平等、合作的意识,最终使新的体系结构成为多种力量和利益配置的结晶。 国际组织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是因为国家单靠自身的力量已无法有效地应付无政府体系下的安全与其他复杂的问题。通过国际组织,国家达到了它想要又较难实现或虽能实现但成本太高的目标——控制一些国家的行为,保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有序环境。所以,这是国家权力的变相延伸、加强,使该种行为体的行动结果在较大程度上转而为国家主权利益服务。 从另一个角度讲,国际组织的权威、地位要高于单个主权国家,后者的完全主权肯定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削弱。 但由于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关系配置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组织内部实质上也是不平等的。 当然,冷战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经济相互依赖和政治民主化的趋势,使大国倾向于接受国际制度内的合作模式和与现行秩序相对应的价值观,集体意志;另一方面,随着国际法、国际规则、规范的系列化和得到广泛的运用,作为制定、参与规划以及执行的国际组织,在大国的支持下,在国际关系领域开始发挥越来越不同于国家的独立作用。 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国际组织有时发挥不同于国家的独立作用,但这种独立的作用反映在不同的组织上,也有明显的程度差异,像联合国、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政治敏感性强,权力资源多的组织,超级大国的控制仍然很严。 在那些敏感性低的专业组织里,它们可以相对自由地从国际生产分工、人类发展需要的共同性出发,协调各国政策,促进合作与社会进步。尤其在克服 贫困、消除灾害、疾病、解决经济发展的资金、技术困难、控制违反人道主义的行为、制定经济秩序的规则等方面,它的非国家意志的独立影响会有限地显示出来。 与政府性的国际组织不同,非政府性组织是国际社会里比较新型的非国家行为体。据统计,目前,非政府的国际组织已达到5000个左右,它们存在于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代表着涉及人类发展、生存的各种不同问题的专业工作方向。这些组织对国际关系、对国家权力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其专业化问题领域的敏感度与组织的大小,发展历史的长短,成员的社会基础等等。 非政府组织的最大作用是,在各个不同的专业化领域对国家形成压力,让国家在这方面按照它们的要求改变功能性政策,弥补国家无法充分或不愿发挥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的最大特色是,它是由相关领域专业人士和关心这些问题的自愿者所组成,他们对事业的投入、热心程度在相当范围内超过了政府官员。 政府性国际组织与非政府性国际组织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其基本共性就是两者都是战后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发展高度融合与复合化在新增生的问题领域、扩大的传统的军事与安全领域中逐步崛起的局部性权力体。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协调解决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交叉复合领域新产生的一些问题;监督国家行为、政策;促使国际体系变得更有序化、更文明、更理性化。 作为政府性组织,虽独立性差,但其授权处理的问题却具有高度影响性、广泛性,其相对的权力作用就更大。作为国家主权延伸的国际权力协调体和国家集体主权的行使者,它证明了一些国际性问题的处理和解决已不能简单地靠双边国家关系来进行,而需要多边的机制进行协调。因此,实际上这些组织已是国际秩序维持的直接参与者,它具有国家的意志、意愿、功能,特别是权威。 对于非政府性组织来说,它具有极高的独立性,影响面也很广,甚至在国际公民社会中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但它最大的问题是不具有真正可以改变国际体系内行为人行为的实际权力。 结束语 总之,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是复杂的、多维的。随着国际社会公共领域或跨国界的生活、活动领域的扩大,势必增加更多的行为体。从国家在整个国际体系的相对空间来看,它的位置缩小了,权力分散了,行动受到了更多的制约。 同时,与过去相比,在立足于以军事、政治问题为优秀的基础上,国家也在向新增生的领域进行广泛辐射。因此,它的权力覆盖面要远比过去大得多,权力也得到了加强。 国家经济论文:国家经济形式分析 尊敬的党组织: 今年3月,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发展环境虽然有可能好于去年,但是面临的形势极为复杂。各种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此长彼消,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中“两难”问题增多。 一、国际环境和条件分析 总的看,今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环境具有“两面”或“双向”特点,即向好趋向和不利趋向交迭,外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 世界经济有望实现恢复性增长,但复苏的基础仍然脆弱。20__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世界经济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在应对危机中,各国采取了一系列规模和力度空前的金融救援政策或经济刺激政策。这些政策的效应正在显现,目前可以说已经避免了像1929—1933年那样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再现。如果国际经济、金融领域不发生重大的意外事件,20__年世界经济增长有望转负为正,实现恢复性增长。但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脆弱,因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主要是依托各国政府超常的强力政策刺激。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回升尚面临较多困难,经济复苏也尚未带来就业的增长。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原有的过度负债消费模式受到巨大冲击,面临深度调整,加之失业率居高难下,致使私人消费依然疲软,这又导致企业投资意愿低迷。因而,国际市场需求不振可能会在一个较长时期存在。 国际金融市场渐趋稳定,但风险没有完全消除。20__年春、夏,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为金融海啸,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经过将近两年的时间,国际金融市场渐趋稳定,但金融风险并未完全消除,国际金融危机余波未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资产损失严重,去杠杆化和清理坏账的过程尚未结束,新的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还在积聚,不排除再度出现局部性金融震荡的可能。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一份最新报告表明,20__年,美国的“问题银行”数量由年初的252家增至年底的702家,“问题银行”的数量及其资产总额均创1993年以来的高峰。这一年,美国共有140家银行倒闭或被接管,美国银行业的放贷骤降7.5%,为1942年以来的最大降幅。特别是一些国家的政府债务危机或主权信用危机事件接连发生,如近期发生的迪拜债务危机,特别是欧元区债务危机。欧盟成员国中有2/3以上的国家出现了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超标而偿债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警告说,主权信用危机将成为20__年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大包袱,并在金融市场上频频制造余震。 各国经济刺激政策取得一定成效,但退出抉择艰难。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各国纷纷出台超常规的经济刺激政策,对世界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些政策的退出却遇到了“三难”困境。其一,如果过早退出,收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有可能导致复苏夭折,引发新一轮经济衰退。其二,如果过晚退出,有可能诱发政府债务危机、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等风险。各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使市场流动性大量增加,有可能导致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震荡走高和剧烈波动。其三,如果各国在退出的时机和力度上不一致,又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国际套利,加剧国际投机资本的游动,引发国际资本市场、主要货币汇率的剧烈波动。这使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难度加大。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没有改变,但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国际上有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有可能由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发生逆转,面临停滞局面,甚或崩溃终结。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发展和国际分工发展到较高水平的必然结果,其深入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但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了解决国内就业问题,迫于国内政治和经济等压力,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为借口,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许多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世界经济复苏造成巨大威胁。 世界经济格局大变革大调整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但产业竞争、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仍错综复杂。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大的经济危机往往孕育和催生新的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结构进行重大调整,迈向新一轮的繁荣。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格局大变革大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新的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酝酿和兴起,这将使人类社会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孕育着新的重大发展机遇。各国在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过程中,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而展开的科技竞争、人才竞争也将日趋激烈。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等一些全球性问题错综复杂,也会形成新的挑战。 二、国内环境和条件分析 总的看,今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环境也具有“两面”或“双向”特点,即有利条件和突出矛盾同时并存,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决不能把经济回升向好的趋势等同于经济运行的根本好转。 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进一步巩固,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经济从20__年下半年起受到严重影响,实体经济增长明显下滑。在中央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刺激下,我国经济从20__年第二季度起扭转了下滑趋势并逐季回升,主要指标呈现v字形反转走势,在全球率先实现总体回升向好。但是,当前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仍然不足:社会投资尚未明显跟进,居民消费后劲亦感不足,进一步扩大内需难度加大,而外需的萎缩和低迷状态又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与此同时,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一方面,劳动力供求总量仍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和高校毕业生的规模很大,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很重;另一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性供不应求的用工短缺情况。今年新春伊始,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就出现了“用工荒”问题。由于经济回升向好,企业特别是沿海 外贸企业用工需求旺盛,需要具有一定经验和技能的熟练工、技术工;而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选择、生活待遇、未来前途等有了新要求,这就使得劳动力供求双方出现不匹配。 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但财政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增加。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及时、果断地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一揽子计划,很快扭转了经济增速明显下滑趋势,这些政策的效应将会继续显现。但与此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财政金融风险。20__年,货币信贷超常增长,对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涨和消费物价上涨产生了很大压力。以银行为主渠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迅速发展,潜在的财政信用风险不容忽视。 企业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市场信心增强,但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结构调整难度加大。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企业的市场适应力和竞争力有了新的提高。在20__年世界500强排名中,中国大陆入选企业的数量已达34家。随着经济回升,市场信心逐步增强。但总体上说,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目前,我国已有近200种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很少。在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尚不到10%。我国出口的产品大量是贴牌产品,处于国际产业分工价值链的低端,附加值很低,导致利润大量流失。20__年我国专利申请总数排名世界第五,但以“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居多,“发明专利”所占比例偏低。我国企业的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平均仅为3.8%,而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这一比例在5%以上的企业才有竞争力。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消耗资源,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我国总体上也缺乏优秀技术和领军人才。与此同时,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而淘汰落后产能和兼并重组又面临就业压力大、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制约。 粮食连年丰收,农民收入提高,但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基础不稳固。20__年,我国农业农村形势好于年初预期:粮食实现连续6年增产,对保持农产品市场供给、稳定物价水平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实现了连续6年较高速度增长。但是,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基础并不稳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薄弱,农业抗灾能力不强,农业生产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还很大;农业科技推广等社会化服务的基层体系尚不健全,对农业生产的支撑不足;粮食生产基数不断提高,农业种养的比较效益又偏低,农产品价格下行压力较大,粮食持续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都在加大;农村各项公共事业的发展还很滞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也使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保护耕地问题、保障农民权益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等。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民生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亟待解决。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没有改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趋势,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首先,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将为今后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内需动力;其次,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和相应的消费结构升级,将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第三,科学技术发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兴起,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源泉;第四,东、中、西部各地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积极调整、加快崛起,将为今后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地理空间;第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和相互促进,将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基础;第六,改革开放30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为今后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第七,党和政府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成为保障经济稳定发展的宝贵财富。但是,今后一段时间也是我国社会的矛盾凸显期,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任务还很艰巨。最新网络调查显示,医疗卫生、教育公平、调控房价这“三难三贵”问题被选入前十大热点问题,特别是房价过快上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问题备受关注。此外,户籍改革、养老保险、反贪反腐、司法公正、民主监督、网络问政等问题也成为网民高度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 综上,我们必须全面、正确地判断形势,增强忧患意识,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更加周密地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努力化解矛盾,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中国农业论文: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述评 【内容提要】世纪之交的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亟待尽快形成一个全面综合而又能够切实解决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吸收、借鉴和运用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研究成果和发展经验时,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盘移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必须真正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以能够最终形成促进、推动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型战略。 【摘 要 题】农业可持续发展 【关 键 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 正 文】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其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在中国具有远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当今世界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农业像中国这样长期困扰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成为左右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持久因素。 虽然中国仅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让占世界总人口22 %的人口丰衣足食,被世人誉为“世界经济史上持续发展的一桩奇迹”。但是,中国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张、生态环境的加剧恶化等却使未来农业发展面临多重危机。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第1 号国情报告所得出的这一极富挑战性的结论,唤起了人们对中国生存与发展的优秀问题——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深思。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提出了震惊世界的“中国粮食威胁论”, 更引起了中国乃至世界对中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的广为关注。 中国究竟应选择怎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构成了中国如何迈向21世纪的主要研究热点问题之一。 一、战略观点(注:根据研究者所提出见解的学科侧重或学科倾向,大致将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概括为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并不是严格按照研究者自身的学科研究领域进行区分。)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的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确保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和合理利用保护资源。 针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应选择什么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在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观点。 (一)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马世骏院士为首的生态学家,就开始倡导中国应该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80年代中期,马世骏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与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筹备工作。认为应以生态控制方法诱导非机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观点去发展而不是以回归自然的方式去保护环境,从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并提出中国应实现以生态经济原则为指导的农业经济持续发展。自此,关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问题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形成了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1.“生态农业论”。生态农业是中国最早触及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展战略,且至今仍将其作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 该战略是在总结吸取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现代农业的先进技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集约经营管理,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环、持续、高效”反映了持续发展的宗旨。 2.“效益型农业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持续农业的优秀是发展效益型农业,保持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既是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需要,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需要。 这一战略就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遵循经济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生产力要素组合;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人文资源。其最终目的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及经济效益,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 3.“农牧结合论”。这一战略认为:为确保中国21世纪16亿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个以畜牧业为突破口,实行农牧结合,以农促牧、以牧促农、以农牧产品促加工的“种、养、加”和“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发展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战略需要。 4.“现代可持续集约农业论”。(注:程序认为中国应该走“可持续集约农业”之路,那种“集约化持续农业”的提法,强调把“可持续的”约束条件作为根本特征,显然是不足取的。)该战略认为中国人多耕地少、自然资源相对紧缺,农村欠发达、多数地区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消费趋势,要求农业在有相应投入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选择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集约持续农业道路。 上述生态农业战略、效益型农业战略、农牧结合战略、现代集约持续战略等,其优秀实质都是要试图解决、回答如何协调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显然是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密切相关。 (二)农业经济学家的观点 农业经济学家虽然不像农业生态学家那样,能够直接敏锐地指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道路选择,但是却尤为关注农业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更能从深层次揭示把握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目前,其关注的主要战略问题有: 1.粮食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在《who will feedchina——wake-up call for a small planet》一书中,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积却不断减少,农业灌溉用水也将大量移向非农产业部门,且化肥使用量已达报酬递减点,到2030年中国粮食将较目前水平减少20%,中国届时将进口3.69亿吨粮食,这将远超过国际粮食市场拥有的粮食资源,从而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 brown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由此,关于21 世纪中国应采取怎样的粮食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悲观论与乐观论。 悲观论认为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要维持一定的粮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这意味着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则会增加财政对粮食生产的补贴,从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资源紧缺且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已经丧失的国家来说,追求100%的粮食自给,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应适度地部分进口粮食,利用人类共有资源最经济地实现粮食安全,粮食生产应采取“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度进口、促进交换”的战略方针。 乐观论认为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不但不会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威胁,更不会给缺粮的第三世界国家粮食造成威胁,技术进步是中国过去粮食增长的原动力,也是中国现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动力,还将是中国未来粮食生产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粮食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而科技发展又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投资政策。 2.制度问题。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总体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农业的发展状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由传统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发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决定着农业经济体制的性质或演变方向。只有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结构变革,提高中国农业整体效率,才有可能使农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为此,应实施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和观念创新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 3.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了绿色革命前时期、绿色革命时期、后绿色革命时期(ⅰ)、后绿色革命时期(ⅱ),应实施21世纪农业技术创新战略,即改革现有农业科技投资体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制度,建设强有力的创造发展体系和研究方法,确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和研究领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构造可持续农业生产政策支持系统,加强农业科研、推广与教育体系建设,是今后持续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 4.农村问题。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论”与“三元化论”。 一元化论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过剩,过剩的农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于农村工业化,应以农村工业化为重心,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加快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迅速推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三元论认为中国农村产业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失衡加剧,失衡主要表现在时间顺序上的差异、变动速度上的差异、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取向应是“三化齐动”,即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其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就是要以农民为本,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为目的,寻找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途径与对策,并以是否对农民有利作为评价有关农业与农村政策的准则。 由此可见,农业经济学家主要是围绕“粮食——制度——技术——农村”等农业可持续发展经济影响因素,探讨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内部运行机理问题。 (三)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 如果说农业生态学家关注农业生态问题,农业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农业内部运行机制问题。那么,农业地理学家则更为注重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粮食主导论”。这一战略认为粮食问题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主导中国农业发展的走势和农业政策取向。粮食问题不仅表现为总量不足,也表现为区域供需不平衡;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将继续导致区域农业政策的差异,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与农业政策的区域差异将构成中国农业发展区域差异的主流,也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关键方面。 该战略认为实现粮食安全是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功实施的第一性条件。 2.“国土开发论”。这一战略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战略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丰富的劳动力同极为有限的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均工业资源得到优化组合,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满足全社会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该战略认为虽然中国的资源形势严峻,但是资源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中国不仅必须,而且经过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资源解决或基本解决食物与农产品的供给。应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国土大开发战略,这是中国人民永远能够养活和养好自己的根本性战略,必须有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发尚未开发或未充分开发的国土,着重在山区、草原和海洋,实行全面规划,分区治理开发,纳入国家计划。 3.“发展危机论”。该战略认为中国空前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土地资源供应的危机所在,中国持续农业正面临着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挑战。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物质基础薄弱,地区差异悬殊,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为此,考虑农业发展战略必须强调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协调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优化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组合;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地区资源优势和促进地区间优势互补,力求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4.“生存发展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人口膨胀与迅速老化,农业资源日益紧张,环境污染蔓延,生态日益恶化,粮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长又很困难,加之工业化起步时间晚、发展起点低、历史负重等原因,今后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大问题在于是否使粮食增产赶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长,最大难点在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体制改革只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改革只是为创造、提高和优化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与配置机制提供制度的保证,既不能代替生产力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农业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升。因此,应实施“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增加农业投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条件,也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途径。 总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还是农业经济学家、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其从不同视角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概括起来看主要试图集中研究解决困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最基本问题,即食物安全、农业现代化及农村发展问题,它们构成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优秀。 然而,目前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仍主要侧重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未真正将其转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从而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是“重经济,轻生态”、“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忽视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等社会发展”,这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理论源流 回顾历史,中国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工业化偏斜绿色革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其理论支撑同样也基本上沿袭的是“工业化推进战略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沿着这一主线追踪溯源,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形成确立的主要理论源流有: (一)前苏联的发展理论 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经济建设方针是完全照搬或承袭前苏联模式。适应于这种工业化战略,就要求“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以便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 中国所选择的这种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称之为是以牺牲农业发展支援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以工挤农”战略,确立的根本目标是“强国”,选择的基本战略是超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统购统销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这一发展模式的选择深受前苏联发展理论的影响,其主要理论背景有: 1.协调发展论。该理论十分强调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率是工业积累和发展的基础。牺牲农民利益不仅不能加快工业化步伐,而且还可能危及国家统治,主张工业化资金应依靠自我积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税等正常积累方式取得;强调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脱离市场机制,对于农村经济应通过与之建立市场联系,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通过发展农业,扩大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增加消费品的供应,而轻工业的发展又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这样,农业发展就为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和动力,从而使工农业经济得以协调发展。这一理论虽未能坚持执行,但却是后来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理论依据。 2.超工业化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市场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者,两者各有自己的调节范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农业只是被动地为工业增长提供资金和劳动力。 这一理论对后来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为保证农业剩余产品能够由国家掌握,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并适时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等理论观点,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极为深刻的作用影响。 3.地理分工论。该理论把社会劳动地域分工问题提到首位,研究与社会历史联系到一起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形成、特点、变化和结果,认为应把苏联经济区当作更为复杂的国内和国际体系中的复杂体系进行研究,在社会劳动分工过程中产生各部门经济的专门化并促进这些部门的形成和发展,而在国家之间、国家的各个区域之间、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之间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过程中,应促进各类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在对部门进行空间分析时,应阐明各部门内部劳动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门区和枢纽,而在对区域系统和个别的区域进行分析时,也必须对区域的部门结构、主要的辅助经济部门布局和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三个基本因素: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迅速过渡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战争年代惯用的供给制组织形式和动员方式以及农业布局、地域类型划分及区域规划等均是上述发展理论运用的具体表现。 (二)西方世界的发展理论 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前苏联式传统农业经济体制从历史舞台的退出,以及新型社会主义市场农村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确立,不仅深受国际环境背景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受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制约,更深受来自西方世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其作用影响最为深刻的主要理论有: 1.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可获得“比较利益”,故这一学说亦被称为“比较利益”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应该出口能够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比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在开放条件下如果一国根据它当前的比较优势确立产业结构,而根据它的比较优势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就可宏观长期、快速、稳定地获得经济增长。这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已由传统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转变为通过培育一个相对价格能够反映产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市场竞争机制,由特定资源结构选择确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比较优势战略,以及在国家宏观调控和比较利益原理牵动下所形成的农业区域专业化和地区间分工协作的不断加强等,均是比较优势理论客观作用的结果。 2.诱导创新理论。认为历史上有多种农业增长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农业增长道路。那些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应该走生物和化学技术进步的道路;那些劳动力稀缺而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该走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认识到了把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直接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导致高度无效率的增长。 相反,强调市场需求的诱导创新理论,则认为市场需求决定创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产业产品的发明数量与产出销售额密切相关,由此引申出三个命题:技术发明是一种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行为一样,追求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取决于该项发明产品的预期销售额;而采用发明后的预期销售额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产品目前的市场销售额,认为农业技术推广和使用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市场盈利性,技术创新的收益是与农业研究的外部效应——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有关,而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推广率又受到经济利益的支配。 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上述两种理论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目前仍然是诱导性的。从要素稀缺性来看,虽然中国农村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完备,要素价格无法正确体现要素相对缺乏程度,但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仍然为追求产出最大化而寻求相应的技术发明。从市场需求来看,尽管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特别是主要粮食作物还受到遗留下来的统购统销价格体制和行政命令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农产品价格和需求数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确体现市场需求的强度,但由于农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农产品生产规模仍然能较好地反映市场需求规模,因而农业科研单位依然可根据实际需求规模选择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技术创新。 通过综合应用该理论对中国粮食作物育种优先序列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现阶段的粮食增产政策应该从资源和产品控制,转向以提高单产及开发新的粮食增产来源为中心,认为实现这一新型粮食增产政策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只有通过增加农业科研资源投入、改善科研资源分配,才能够促进推动该政策目标的实现。 3.二元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弱小资本部门与相对强大的传统部门并存形成为二元经济结构,即高工资经济部门如矿业、大农场、工业、大型运输业等部门和低收入部门如家庭农场、手工业、家庭佣工、小商业、临时工等部门并存。高工资经济部门资本相对充足,实行竞争,可产生利润,工人可得到自己的边际产品;低收入部门资本相对稀缺,没有竞争,不产生利润,人们要维持生计,必须要消费多于边际产出的产品,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低收入部门劳动者将转向高收入部门,其宗旨就是要寻求发展中国家经济一元化道路,即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国因其特殊的国情,不仅客观决定了全国范围及不同地区存在着二元化现象,而且同一地区的不同区域或产业也存在着二元现象,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基本格局。但是,对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认识却形成了4种不同的观点,即三元结构论、双重二元结构论、二极经济论和环二元经济结构论。 三元结构论认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主要应从社区的角度来认识,因而可称之为城乡二元结构,其原因在于现代工业一般集中于城市,传统农业部门分散于农村,但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近年来这一结构却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城乡二元结构已演化成了城市现代工业——城镇乡镇企业——农村传统农业的三元结构。 双重二元结构论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经济向非农化方面的发展,农村工业在农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国民经济结构已由典型二元经济结构演变成了双重二元结构,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农村内部农业与农村工业并存的双重二元结构关系。 二极经济论认为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表明,中国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经济,而是严重的二极经济,即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基本不发生劳动及其人口流动,两个部门因而也不发生整体关联,传统部门的一级劳动力淀积越来越多因而趋于停滞,而现代部门一级则由于发展迅速而越来越重型化因而劳动力也必然趋于停滞。 环二元经济结构论认为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没有注意农业及农村发展问题,导致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并进一步演化成了环二元经济结构。所谓环二元经济结构就是中国经济不但从总体上看存在着具有一定优势的城市及工业和比较落后的农村及农业这样两个互相区别的“经济元”,而且各个“经济元”内也存在着优势与落后并存的现象,这些大小不等的“经济元”便构成了环二元经济。 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业发展战略的形成演变,并非仅仅局限于上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吸收了诸如新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结构理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论、小农有限理性理论、落后经济理论以及从宏观角度研究粮食政策、粮食保障和农业持续增长等问题的多种农业宏观经济理论。 (三)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 中国目前最大的生态问题莫过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问题,由此而带来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农田污染、水资源紧缺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农业既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常规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续农业发展之路,只能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伴随着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国科学家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一些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见解观点。如马世骏的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李澄与郭玮的工农业关系理论、王宏广的要素组合论、冯海发的农业效益评估理论、郭书田的农村经济发展理论、康晓光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吴天然的农村工业化理论、赵昌文的农业宏观调控论及牛文元的农业持续发展理论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农业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主要有: 1.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该理论认为当代若干重大社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自然是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必须当成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来考虑,衡量该复合系统的三个指标是:自然系统的合理性、经济系统的利润、社会系统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个多目标决策过程,应在生态经济原则的指导下拟定具体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使系统的综合效益最高、风险最小、存活机会最大,即就是要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找出生态问题的症结,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技术、行政和行为诱导手段去调节系统内部各种不合理的生态关系,提高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实现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普遍开展的生态农业建设,就是运用这一理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 2.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生物在其生长过程中,总是在一定的生长环境中有顺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种生活要素并最终形成一定的生物量,农业生物运动和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就叫要素组合规律。 根据这一理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农业高产高效、避免资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费的基础。运用要素组合理论实证分析研究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业发展的过程,是农作物生活要素数量不断提高、不断组合优化的过程。 3.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农业生物群体,在土地资源、水资源、光热资源、矿物元素资源等的共同支撑下完成其生物学的转换,又在人的参与下完成其经济学的转换,其最终所形成的生物物质体增长,既有每年扩大耕作面积所获得的产品,又有发挥单位面积生产能力的贡献。这里依据支持人类生存基础的粮食产量变化趋势与人口粮食增长趋势的匹配程度,分析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将粮食产品增长作为它自身以及所在区域自然资源的生产函数。 根据推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口增长规律与粮食增长规律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狭义”的可持续发展规定了粮食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同步性,它意味着年人均粮食数量保持常量的状态下,粮食与人口的规模总量增长必须保持严格的对应可比,且服从于“不超出区域承载力阈值”,才能被认为是在“狭义”可持续发展的范围。 依照“狭义”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国人口众多,只有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才能具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只有保证当人口达到零增长时的总规模约有16~17亿,确保按每年人均400kg 计算应达到6.4~6.8亿吨的粮食基本需求,并能够稳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备进一步实现广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门槛”,这也是中国农业在目前条件下必须要实现的首要目标。 虽然无论是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还是要素组合论、农业可持续发展论,其理论方法及其实际可操作性等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完善,但它们毕竟是中国人自己探索开拓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几点启示 通过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及其理论渊源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综合研究 世纪之交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农业经济学家还是农业地理学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不再把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简单地看成是粮食问题或生态问题,而是从更为宏观综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 为此,中国亟待形成一个全面综合而又能够切实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宏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这一理论不仅能客观地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特点和实际需求,而且还必需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以改变目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大多是个案性、经验性或实证性的空泛论述,很少能够将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二)理论借鉴 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难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运用其理论并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或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尤其是西方学者很少有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就客观决定了吸收、借鉴和运用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成果或发展经验时,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盘移植。 几十年来中国绿色革命推广种植的几种高产作物,虽然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却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生态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因此,历史不应再继续重演,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只能是在对中国国情有一个明确认识和正确判断的基础之上,有选择地借鉴和运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构筑上有所创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从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新型战略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无论是生态农业、现代化集约可持续农业战略,还是农村“三化齐动”、生存发展战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旧带有浓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为色彩,这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政府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度干预。因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只能是在正确体现“适度原则”的宏观调控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个能够真正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以促进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型战略。 这一战略既要着眼于未来21世纪中国农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又能促进中国农业与世界经济的接轨调整,更能充分体现《中国21世纪议程》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政策取向。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重要命题,绝不可能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或运用某一原理及理论透视剖析便能够解决,只有综合考察其影响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战略。这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未来的呼唤。 中国农业论文:规模化和精细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 摘要:由于理论的局限性和实践经验的缺乏,中国农业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的特征。城市工业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限吸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照搬刘易斯模式实现农业现代化。规模化和精细化作为现代农业的两个发展方向,必将成为中国农业经营的现实选择。 关键词:传统农业;现代农业;规模化;精细化 改革开放以来,以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标志,中国农业经历了一系列比较成功的发展时期。然而,由于理论的局限性和实践经验的缺乏,中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的特征。农业脆弱的基础地位在中国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中暴露无遗。据国家统计局的信息,2007年,中国居民cpi上涨4.8%,涨幅比2006年提高3.3个百分点,而食品价格上涨成为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的最主要原因。2008年,中国物价上涨的势头有增无减,仅2月份的cpi就达到8.4%,创下十二年来的新高。可以说,中国“低通胀、高增长”的黄金发展时期已经过去了。农业是食品加工工业的基础,深刻反思中国农业发展的不足,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通货膨胀问题,更有利于中国农业抓住契机,迅速向现代农业转变。 一、传统农业发展理论的局限性 传统农业发展理论以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和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为代表。应该说,这两大理论都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对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农业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理论本身的缺陷,非常苛刻的理论应用前提,加上缺乏实践经验的必要总结和提炼,很容易导致发展中国家农业在经历一段短时期的繁荣之后再次陷入停滞,回到那种投入产出的低水平均衡。以《二元经济论》为例,刘易斯最重要的假设就是农村存在隐性失业,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者为负数。在对农业生产没有任何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农村劳动力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加人工业化进程。当农村劳动力流出到一定程度时,农产品产量下降,价格上升,追求利润的动力将促使农民把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引进来,从而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然而,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不仅是刘易斯的假设站不住脚,刘易斯所描述的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也过于简单。首先,正如美国西奥多·w·舒尔茨所指出的,农村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正,不是零,更不是负数,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出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下降。其次,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几乎伴随着劳动力流出的开始而开始,并不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滞后期。因为相对于较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即使在农产品产量和质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上升。再次,农产品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利润,并不能肯定把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引进来。因为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是多种要素的集合体,其中许多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具有很长的生产周期。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波动足以扼杀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整体引进,取而代之的是增加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从而使得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功败垂成。最后,考虑到经济开放的因素,农产品的进口足以阻止任何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和农业生产利润的获得。因此,无论是二元经济理论还是改造传统农业理论,它们都存在先天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农业发展中充分暴露了出来。 二、中国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85年,在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全面铺开,其效应也已开始充分发挥,中国农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现在,中国农业的发展基本满足了国民经济迅猛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农产品的进口在全部进口总额中只占很小比重,这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问题和不足。总体上说,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中国农业仍是一个低收入行业,二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工业化能力的限制。这两大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维持着中国农业投入产出的低水平均衡。需要指出的是,农业的低收入使农村劳动力流出,极大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这对主要依赖人力资本的中国农业现代化造成了致命打击。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意味着农村较低的消费和生活水平,也意味着农村的低储蓄和低投资,意味着改造传统农业所需要的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投入都面临不可克服的现实困难。然而资金的缺乏还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中,只要有丰富的人力资本,信用仍然能够弥补货币和实物资本的不足,但务农的低收入恰恰又让农村本已稀缺的人力资本进一步流失。现代农业需要的不是廉价的低素质劳动力,而是具有较高教育水平和相当技术含量的高技术劳动者,这种劳动力在农村很奇缺。然而在农业劳动低收入的刺激之下,不仅有一定技术水准的劳动力走向了城市,甚至具有强壮体力的简单劳动力也离开农村,这意味着滞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主体是老、弱、病、残,他们无论在劳动力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可能胜任中国农业发展的需要。农产品价格偶然性上涨所带来的经济刺激,其结果不可能是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而只能是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简单追加。农产品销售的高价格最终对应着农产品生产的高成本,而不是通过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更多的农业利润,从而使农业生产进入良性循环。 如果说,务农的低收入为传统农业的现代化制造了巨大障碍,城市工业化接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有限,则使传统农业维持的低水平均衡获得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受工业化产品市场容量的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城市的发展遇到瓶颈,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进一步表明依靠城市工业化来完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以食为天,廉价的劳动力大军盘踞在农村,也就为传统农业的延续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尽管中国的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所增加,但中国农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并没有显示出来,更没有显示出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强大竞争力。 三、规模化与精细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 一方面,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工业化市场容量的限制;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又必须以大批农业劳动力的退出为前提,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资本对劳动的有效替代。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开辟一个新的就业领域作为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吸收器。新的就业领域只能来自农业内部,但它绝不是我们日常所理解的现代农业,在严格的意义上,按照刘易斯模式实现的现代农业应称为大田农业。新的就业领域是特种农业,也称精细农业、都市农业,它在日本、东亚四小龙甚至东南亚一些国家已取得一定的成功经验。特种农业生产满足人们特殊需要的农产品,大田农业生产满足人们日常需要的农产品。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就产品而言,特种农产品异质性高、产品差别化程度大,大田农产品同质性高、几乎完全可替代;就要素投入而言,特种农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大田农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尽管二者所需要的技术含量都很高。特种农业和大田农业是现代农业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两个方向,每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时,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自主决定特种农业和大田农业在本国农业部门中的比重。 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农业发展理论,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理论。西方的农业发展理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适合西方的国情。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农业除以廉价的资本取代昂贵的劳动力之外,没有任何选择,以机械化为基本特征的西方农业现代化完全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后来的农业电气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等都是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在特殊情形下完成的农业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农业现代化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充其量它只是告诉我们,通过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可有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创造出更多的农业剩余产品。从这种意义上说,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讲述的是西方的农业现代化之路,是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情形下的农业现代化,这条道路对于有着严重过剩劳动力的中国农业是否适用值得商榷。相反,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与其说它为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不如说它为西方农业现代化理论补充了新的内容。因为就大田农业而言,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显然更具有说服力。大田作物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受自然条件影响显著,最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地方就是改变劳动的投入方式,这是西方农业现代化首先从以资本替代劳动开始的首要原因,在机械化全面铺开之后,才有化学化、生物化等其他农业现代化技术。这种以节省劳动力为基本目的的农业现代化注定了其产品的劳动含量较低,农产品具有明显的资本密集型特征,但社会发展的需要显然不应局限于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的满足。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在强调农业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具有可替代性的同时,认为可以通过增加劳动的投入来弥补资本的不足,却无意识地把人们引导到一个农业现代化的全新空间,这就是特种农业的现代化,专门生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果说大田作物满足的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特种农产品满足的就是人们特殊生活的需要。舒尔茨理论应用的结果是,如果要取得成功,只能是特种农业的出现和特种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这也许是舒尔茨当初提出这一理论时所没有想到的。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发展农业不能说不尽力,但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始终缓慢,每一次重大的农业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的革新,都带来了农产品产量的较大提高,但中国农业始终没能摆脱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 现代农业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是一次全新的“革命”。中国发展农业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发展大田农业,提高农产品产量,通过机械化解决劳动效率问题;另一方面发展特种农业,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农产品的品种,解决劳动力过剩问题。可以说,没有机械化,就不可能实现大田农业的现代化;同样,没有差别化,也就没有特种农业的现代化。中国农业过去最大的失误是,在强调产量的同时没有将过剩劳动力从大田农业中分离出来。实现大田农业和特种农业的齐头并进,追求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精细化,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中国农业论文:有关中国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思考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农业不可避免地会融入到世界经济大潮和国际分工体系之中。中国农业如何“走出去”也就成了当前中国农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分析和借鉴对外直接投资主流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等几点看法。 关键词:农业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 目前中国农业一方面土地、水资源严重匮乏,另一方面部分农产品、劳动力过剩等问题日益突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农业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农业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外农业跨国公司对中国农业经济的主导作用明显增强。中国政府为了缓解当前的这种局面,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农业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投资。国内相当一部分农业企业技术力量较雄厚,已具备较强的产业优势和综合竞争力,但受制于有限的土地和市场,难以进一步扩大发展。在此情况下,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可缓解国内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的矛盾,绕开国外贸易壁垒,既为占领国外商品市场、获取境外农业自然资源创造了条件,又可以加快催化和培育中国具有著名品牌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农业公司,提升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理论对开始“走出去”的中国农业企业具有指导和借鉴的作用。 一、中国农业企业需要“走出去”,也能够“走出去” (一)中国农业自然资源短缺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水资源、草地资源等相对稀缺的国家。不平衡理论(hwy-chang moon thomas w.roehl)认为,存在资产相对不平衡的企业,可以通过对外投资在国外市场寻求补偿性资产,从而使其资产组合达到平衡,竞争力得到显著增强,战略地位发生根本性逆转。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是处于相对劣势的企业增强竞争实力,在竞争中实现赶超的有效途径。无论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还是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业企业的生产活动都与农业自然资源紧密相连。不平衡理论说明当有些农业自然资源在本国不能提供或是不能全部提供时企业可以寻求资源的进口,但这样会导致本国企业生产活动对外依赖性增加,甚至还可能威胁到国家的农产品安全,这时农业企业的海外投资就成为获取农业自然资源的一种重要手段。当前应该加强引导农业企业发展跨国经营,拓展国际市场,开展境外农业资源合作开发和农产品加工,加快境外农产品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建设步伐。 (二)中国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阶段 邓宁(john.h.dunnin)的对外投资周期理论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划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认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 000美元~4 750美元时一国对外投资增加,增速有可能超过外资流入增速。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7月2日的经初步核实的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现价总量为340 507亿元,根据2010年7月27日 1美元=6.7797人民币元汇率折算,并按全国13.38亿人(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信息网)计算大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 753.69美元,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高涨阶段(这里用国内生产总值代替国民生产总值)。在邓宁看来,跨国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进行动态演进。虽然该理论在分析中只用了人均这个单一指标并据此来判断企业整体所具有的优势状态和对外投资直接规模,其结论很难说是全面的,但从跨国投资的实践看,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投资地位的变化大体上符合这一发展趋势,所以该理论也可以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判断依据。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农业已经在产业体系、研究体系、人才培养、高科技方面形成了一定的优势,这是中国农业进行国际投资的先决条件。 二、重视培育和发挥比较优势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通过采取适当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和培育出对外直接投资所需的某些比较优势,进而利用这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投资。正如拉奥(sanjaya lall)的技术本地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发展中国家企业能够在较低技术水平基础上形成赖以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特有优势,也就是说当发展中国家对来自发达国家成熟技术进行本地化改造后,就具有了自身的竞争优势;另外,企业跨国经营的过程本身会使企业获得和增加新的优势,因为跨国经营不仅是企业实现优势的活动,而且是企业在更大的空间内寻求优势,发展壮大自己的活动。所以,中国农业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一)组建大型跨国农业企业集团,形成规模经济优势 海默(hymer s.h.)的厂商垄断优势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优势是企业特有优势之一。跨国企业通过水平的或垂直的一体化经营可以取得当地企业所不能达到的生产规模,降低成本。跨国企业还可以实行国际专业化生产,利用各国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异 ,合理布置生产区位来取得企业内部与外部规模经济,获得一定的竞争优势。从整体上看,目前中国农业企业和国外大型跨国农业公司相比规模还较小,集约化程度还不高。企业规模小,企业内部市场就小,外部交易成本就较大,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优势,更难以与外国大型跨国农业企业抗衡。为此,积极引导农业企业围绕壮大主业,加强国际资本运作,开展和规范企业兼并、收购,提高企业集约化程度,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二)培育世界品牌的农业跨国公司 厂商垄断优势理论还意味着培育世界品牌的重要性。培育世界品牌的跨国公司,已成为各国提高综合国力,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战略。像泰国正大集团、嘉吉、美国先锋国际良种公司、德国kws种业集团、美国孟山都集团等这样一批跨国农业公司,它们能够持续增长几十年、上百年,能够在世界市场获得统治地位,是与其品牌经营策略分不开的。中国农业跨国公司还处于起步阶段,属于发展中国家小型的跨国公司。培育世界级的品牌对中国农业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三、人民币升值为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机遇 阿利伯(r.z.aliber)的资本化率理论认为货币市场的不完全导致了目前世界上存在着若干通货区域。各种货币的地位强弱不同,强币的币值稳定,汇率坚挺,而弱币正好相反。强币通货区的跨国公司用该种货币购置其他区域资产是有利的。另外,该理论还认为强币通货区的跨国公司,能够以较低的利率在金融市场筹资,从而为其在海外投资设厂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达22%。在汇改推进的五年中,人民币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居高不下,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国际市场要求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呼声不断。在可预见的将来,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不大可能逆转。另外,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许多资产的价格进一步下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的成本在进一步降低。特别是有些国家,有些经济体,为了应对危机、振兴自己的经济,出台了许多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和措施,消除了原来设定的一些政治性障碍。这些都为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个重要机遇。 四、重视“走出去”的区位选择,加强对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投资 一国企业“走出去”首先面临的就是“走到哪里去”的问题,所以区位的正确选择是企业能否成功“走出去”的关键。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理论都十分关注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在海外经营的地理扩展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受“心理距离”(包括文化、习惯和语言等)的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首先是利用种族联系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逐步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最后为获得更复杂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存在密切联系。中国农业企业在“走出去”的区位选择上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如果企业的基本目标是开拓市场,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那么就应该进入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基础条件和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或地区;(2)如果企业是为了提高技术水平,就应该到技术资源与智力资源密集的地方投资。尽量采取与具有最新技术的企业合作或合资的方式,充分利用技术溢出效应,获得国内得不到的技术和管理技能;(3)如果是为了回避贸易摩擦,则应该到那些市场准入门槛高、贸易摩擦频繁的国家和地区投资;(4)资源开发型企业可以到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农业自然资源丰富、自然条件好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去投资,通过对外投资建立海外农产品供应基地。 根据弗农(raymond 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当前中国农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为主,一方面这些国家符合中国农业结构特点,可减少投资的风险,另一方面因为这些国家多是华人聚集地,与中国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特定区位比较优势。如印度尼西亚是农业大国,但农业生产水平相对中国较为落后,每公顷土地棉花产量仅2.7吨,在农作物品种选育和应用上与中国有较大差距。但该国土地资源丰富,有1 300万公顷的土地可以用来种植棉花,气候条件优越,农业生产条件极佳,但每年却要花费大量的外汇进口棉花、稻谷等农产品。 中国农业论文:中国农业发展比较优势与财政投入政策选择 「内容提要利用资源禀赋优势组织农产品生产与贸易是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根据农业生产的资源配置与资源耗费及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选取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在wto农业规则下,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提高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效率,改革农村税费制度,建立健全农业灾害保障机制是中国农业发展新阶段的重要选择。 「关 键 词农业比较优势/wto/财政政策 「 正 文随着农业国际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国际分工与合作的机遇与挑战。实施农业发展比较优势战略,根据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地发展优质、高效农产品,按照比较优势原则确定农业的发展战略与方向,提高农业竞争力,将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长期政策选择。 一、农业国际化促使世界各国政府重视农业比较优势世界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求世界农业发展专业化生产并实现国际分工。农业国际化主要表现在世界农业多边管理框架基本形成,国际交流日益频繁,技术合作日益增强,外国直接投资大规模增加,产品国际贸易日益扩大,其主要特征是农业管理规则国际化、生产国际化和市场国际化。 1.农业管理规则国际化。在关贸协定(gatt)体制下,农业问题常成为国际贸易纠纷的焦点,因关贸总协定管理规则不明确,管理体系不健全,执行规定不严格,导致各国或地区撇开有关规定,根据本国的需要建立有利于本国农业发展的生产与贸易政策措施,使农业保护主义盛行。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的达成,第一次把农业问题纳入多边管理体制框架内,世界农业生产与贸易有了多边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纪律。1995年在关贸总协定基础上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继承和发扬了gatt的国际规则和纪律,奠定了农业国际化的法律和组织基础,为农业国际化的发展提供了国际规则保障。 2.农业生产国际化。产品专业化和国际间分工日益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新的农业生产体系正在形成,不同国家和地区按照比较优势组织生产已成共识。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格局下,一些大型农业企业和涉农企业为扩大市场占有份额,越来越多地选择在国外办厂,充分利用大企业特有的生产、管理、营销网络、商品和技术开发能力,与国外的劳动力与市场等优势相结合,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和企业持续稳健发展。 3.农业市场国际化。市场是世界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由于生产销售国际化的发展,任何农产品都与国际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不断取长补短,趋于融合。 二、中国农业发展比较优势及其战略选择农业发展比较优势战略需适应农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顺应农业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以国内外两个市场为导向,以区域比较优势为基础,依靠科技引进、研究和推广,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着力改善农产品的品种和质量,实现农业发展增长方式的根据转变,促进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 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首先提高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这些农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其次,调减资源利用效率低的农产品生产,适度进口一些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由于土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宝贵性,加之财力的限制,中国不可能也完全没有必要追求主要农产品的高度自给。对资源成本高,缺乏比较优势的少数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调减其生产,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来调剂国内需求;同时,集中资源发展收益高、市场潜力大的优势产品,将更有利于中国农业的发展。再次,在进一步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同时,加强对重点农产品(主要是粮棉油等)的支持与保护,使农业对外开放与农业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农业保护是世界各国的一项旨在支持与发展本国或地区农业的普遍政策,也是国际农产品贸易谈判的焦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于开放本国农产品市场,减少对农业的支持,均持特别慎重的态度。中国发挥农业比较优势并不是减少对农业的支持与保护,相反,任何国家产业结构的成功调整均离不开政府的有力支持,尤其是政府的财政大量投入。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调整国民经济资源分配格局,改变目前农业负保护状况;另一方面调整农业保护方向,集中财力重点扶持重点农产品的生产与贸易,发挥农业的比较优势。 三、实施农业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的财政投入政策选择传统的财政农业投入政策主要围绕农产品数量增加为主要内容,投入重点放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上,对改善农产品品质、农业科技、农产品市场建设、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农业收入支持体系等方面的投入不够,投入力度也不足。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农产品市场,增加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持,改善农产品品质,充分发挥农产品比较优势,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市场竞争能力,推动中国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实施农业发展比较优势战略,政府财政投入的规模与投入结构是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农业是高度依赖土地、水、气候等自然资源的产业,维系农业的稳定发展,发挥农业的比较优势,首要条件是农业有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其内部环境就是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较高素质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广泛应用的农业科技等;外部环境主要是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税收制度的完善等。创建良好的农业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重在政府的财政投入。中国农业资源,尤其是水土资源相对短缺,人均农业资源不足,农业经营规模小,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同时,农业科技水平、物质基础装备水平较低,农产品品种的更新换代和品质提高的速度慢,农产品品种和品质与国际竞争的优势不多。农业以农户小规模经营为主与发达国家普遍形成的大农场经营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进行直接竞争,在中国现有财政对农业投入水平情况下,将使中国农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事实上,发达国家利用政府的大量财政投入使农业生产率、资源、技术、市场营销管理和资金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wto农业协议虽然削减了国内农业支持和对农产品出口补贴,但由于许多国家基期的农业保护水平本来就很高,因此,削减后的农业支持和出口补贴水平仍十分可观。如美国在减让基期的国内支持总量(ams)高达239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直接给予农民,按wto农业协议规定削减20%,美国仍可使用191亿美元的“黄箱”支持措施;欧盟削减后的国内综合支持总量仍可高达796亿美元;日本削减后仍有283亿美元。只要在完成承诺减让后,这些国家仍可以大量使用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保持其竞争力。此外,发达国家均已完成了“黄箱”政策国内支持的减让承诺,但这些国家的“绿箱”政策国内支持大幅增加,存在着“黄箱”政策支持转向“绿箱”政策支持的倾向。美国“绿箱”政策支持总量由1986~1988年基期的241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461亿美元;欧盟由基期的119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242亿美元;日本由基期的229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329亿美元。这些发达国家的农业虽然其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经很小,但农业所获得的政府投入却非常多,对农业的支持一直维持在很高水平,有力地稳定了农业,真正使农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并成为出口创汇及影响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甚至干预他国政治经济的重要手段。以美国为例,一个美国农民能养活98个美国人和34个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现在美国的农业人口不足全国人口的2%,而耕地面积达1.9亿多公顷,人均按近0.8公顷。 2.优化财政对农业投入结构,提高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效率。从“绿箱”政策看,中国1996~1998年平均每年补贴为1514.2亿元,其中“一般服务”补贴达785.6亿元,占“绿箱”政策补贴的52%;粮食安全储备补贴约383.8亿元,占25%;其他为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等。相对wto规则及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国而言,中国“绿箱”政策补贴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农业补贴的对象错位,有许多农业补贴并没有补给农业生产者(wto规定应补贴给农业生产者),而是补贴给了中间环节;二是农业补贴结构不合理,除有限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外,还未建立既符合wto农业规则又能有效支持农业发展的农民收入、农业结构调整支持体系,以及农业信息服务、市场营销服务等支持体系。从“黄箱”政策看,中国1996~1998年间实施的“黄箱”政策主要有两种:一是对粮食、棉花的政府定价收购及保护价收购。对于粮棉产品,1996~1998年3年平均除对玉米补贴(ams)是正值9.35亿元外(占玉米产值的0.7%),其他产品的ams都是负值;二是农业生产资料价差补贴。中国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价差补贴(ams)为281.08亿元,1996~1998年每年“黄箱”补贴实际规模为290.43亿元,仅占农业总产值的1.4%,按中国承诺“黄箱”补贴8.5%的规定,最高的“黄箱”补贴规模可达1741亿元,扣除已有的290.43亿元,还有1450.57亿元的补贴空间。 3.加快农村税费改革进程,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以减少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逐渐提高农业的积累水平,提升农业的竞争力。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支持农业的发展,对农业生产者从事农产品生产不仅不征任何税收,反而利用其雄厚的财力给予农业大量的投入,给予农业生产者以巨额的补贴。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现有的农村税费政策,制约着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不利于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亟待改革。 (1)改革和完善地方税收与财政分配制度,切实解决基层财政以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专门面向农业生产者征税作为财政主要收入来源的格局。 (2)逐渐压缩农业特产税的征税范围,直至取消。现行的农业特产税的功能与作用并非是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而仅仅在于地方财政的增收,弥补日益庞大的政府行政事业经费的不足。从发展比较优势农产品、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业生产结构的目的出发,逐渐压缩农业特产税征税范围、降低税率直至完全取消,将农业特产品视同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一样征收农业税,只是在计税依据上按略高于同等面积、同等条件下种植粮食作物的收益为标准,已成为必然趋势。目前,浙江、江苏等省已停征农业特产税。 (3)规范收费管理。地方政府部门无权设立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等项目,取消涉及农民的各种摊派和达标升级活动;精简乡镇机构和压缩财政供养人员;调整支出结构;建立健全农民负担监督机制。 (4)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农村税费改革后,随着农民负担的大幅度减轻,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行政经费将出现较大缺口,需要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给予补贴。 4.支持建立农业灾害保障机制,促进农业保险业的发展。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条件,特别是地理和气候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农业保险因赔付率过高,又不能获得政府补贴,中国各商业保险公司都不愿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基本处于停顿状况。这与中国农业发展不相适应,与日益激烈的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不相适应。作为支持与保护农业的重要手段,中国需建立与完善农业保险法规制度,选择世界大多数国家采取的以政府组建农业保险公司为主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专业性保险公司,公司宜隶属于农业部,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相应的分支机构,具体业务由县农业保险支公司组织办理。农业保险基金以政府财政补贴和农产投保保费构成,并对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费用和保险费给予财政补贴,以及实行免税待遇。新的农业保险公司需注重经营效率,避免机构庞大、责权利不明、官办色彩浓厚、办事效率低下、人员素质不高等现象发生,本着积极为农业服务、为农民服务的宗旨,使农业保险真正成为支持与保护农业的重要手段。 中国农业论文:对中国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思考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农业不可避免地会融入到世界经济大潮和国际分工体系之中。中国农业如何“走出去”也就成了当前中国农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分析和借鉴对外直接投资主流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等几点看法。 关键词:农业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 目前中国农业一方面土地、水资源严重匮乏,另一方面部分农产品、劳动力过剩等问题日益突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农业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农业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外农业跨国公司对中国农业经济的主导作用明显增强。中国政府为了缓解当前的这种局面,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农业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投资。国内相当一部分农业企业技术力量较雄厚,已具备较强的产业优势和综合竞争力,但受制于有限的土地和市场,难以进一步扩大发展。在此情况下,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可缓解国内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的矛盾,绕开国外贸易壁垒,既为占领国外商品市场、获取境外农业自然资源创造了条件,又可以加快催化和培育中国具有著名品牌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农业公司,提升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理论对开始“走出去”的中国农业企业具有指导和借鉴的作用。 一、中国农业企业需要“走出去”,也能够“走出去” (一)中国农业自然资源短缺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水资源、草地资源等相对稀缺的国家。不平衡理论(hwy-chang moon thomas w.roehl)认为,存在资产相对不平衡的企业,可以通过对外投资在国外市场寻求补偿性资产,从而使其资产组合达到平衡,竞争力得到显著增强,战略地位发生根本性逆转。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是处于相对劣势的企业增强竞争实力,在竞争中实现赶超的有效途径。无论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还是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业企业的生产活动都与农业自然资源紧密相连。不平衡理论说明当有些农业自然资源在本国不能提供或是不能全部提供时企业可以寻求资源的进口,但这样会导致本国企业生产活动对外依赖性增加,甚至还可能威胁到国家的农产品安全,这时农业企业的海外投资就成为获取农业自然资源的一种重要手段。当前应该加强引导农业企业发展跨国经营,拓展国际市场,开展境外农业资源合作开发和农产品加工,加快境外农产品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建设步伐。 (二)中国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阶段 邓宁(john.h.dunnin)的对外投资周期理论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划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认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 000美元~4 750美元时一国对外投资增加,增速有可能超过外资流入增速。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7月2日的经初步核实的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现价总量为340 507亿元,根据2010年7月27日 1美元=6.7797人民币元汇率折算,并按全国13.38亿人(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信息网)计算大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 753.69美元,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高涨阶段(这里用国内生产总值代替国民生产总值)。在邓宁看来,跨国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进行动态演进。虽然该理论在分析中只用了人均这个单一指标并据此来判断企业整体所具有的优势状态和对外投资直接规模,其结论很难说是全面的,但从跨国投资的实践看,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投资地位的变化大体上符合这一发展趋势,所以该理论也可以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判断依据。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农业已经在产业体系、研究体系、人才培养、高科技方面形成了一定的优势,这是中国农业进行国际投资的先决条件。 二、重视培育和发挥比较优势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通过采取适当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和培育出对外直接投资所需的某些比较优势,进而利用这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投资。正如拉奥(sanjaya lall)的技术本地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发展中国家企业能够在较低技术水平基础上形成赖以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特有优势,也就是说当发展中国家对来自发达国家成熟技术进行本地化改造后,就具有了自身的竞争优势;另外,企业跨国经营的过程本身会使企业获得和增加新的优势,因为跨国经营不仅是企业实现优势的活动,而且是企业在更大的空间内寻求优势,发展壮大自己的活动。所以,中国农业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一)组建大型跨国农业企业集团,形成规模经济优势 海默(hymer s.h.)的厂商垄断优势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优势是企业特有优势之一。跨国企业通过水平的或垂直的一体化经营可以取得当地企业所不能达到的生产规模,降低成本。跨国企业还可以实行国际专业化生产,利用各国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异,合理布置生产区位来取得企业内部与外部规模经济,获得一定的竞争优势。从整体上看,目前中国农业企业和国外大型跨国农业公司相比规模还较小,集约化程度还不高。企业规模小,企业内部市场就小,外部交易成本就较大,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优势,更难以与外国大型跨国农业企业抗衡。为此,积极引导农业企业围绕壮大主业,加强国际资本运作,开展和规范企业兼并、收购,提高企业集约化程度,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二)培育世界品牌的农业跨国公司 厂商垄断优势理论还意味着培育世界品牌的重要性。培育世界品牌的跨国公司,已成为各国提高综合国力,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战略。像泰国正大集团、嘉吉、美国先锋国际良种公司、德国kws种业集团、美国孟山都集团等这样一批跨国农业公司,它们能够持续增长几十年、上百年,能够在世界市场获得统治地位,是与其品牌经营策略分不开的。中国农业跨国公司还处于起步阶段,属于发展中国家小型的跨国公司。培育世界级的品牌对中国农业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三、人民币升值为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机遇 阿利伯(r.z.aliber)的资本化率理论认为货币市场的不完全导致了目前世界上存在着若干通货区域。各种货币的地位强弱不同,强币的币值稳定,汇率坚挺,而弱币正好相反。强币通货区的跨国公司用该种货币购置其他区域资产是有利的。另外,该理论还认为强币通货区的跨国公司,能够以较低的利率在金融市场筹资,从而为其在海外投资设厂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达22%。在汇改推进的五年中,人民币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居高不下,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国际市场要求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呼声不断。在可预见的将来,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不大可能逆转。另外,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许多资产的价格进一步下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的成本在进一步降低。特别是有些国家,有些经济体,为了应对危机、振兴自己的经济,出台了许多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和措施,消除了原来设定的一些政治性障碍。这些都为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个重要机遇。 四、重视“走出去”的区位选择,加强对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投资 一国企业“走出去”首先面临的就是“走到哪里去”的问题,所以区位的正确选择是企业能否成功“走出去”的关键。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理论都十分关注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在海外经营的地理扩展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受“心理距离”(包括文化、习惯和语言等)的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首先是利用种族联系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逐步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最后为获得更复杂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存在密切联系。中国农业企业在“走出去”的区位选择上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如果企业的基本目标是开拓市场,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那么就应该进入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基础条件和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或地区;(2)如果企业是为了提高技术水平,就应该到技术资源与智力资源密集的地方投资。尽量采取与具有最新技术的企业合作或合资的方式,充分利用技术溢出效应,获得国内得不到的技术和管理技能;(3)如果是为了回避贸易摩擦,则应该到那些市场准入门槛高、贸易摩擦频繁的国家和地区投资;(4)资源开发型企业可以到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农业自然资源丰富、自然条件好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去投资,通过对外投资建立海外农产品供应基地。 根据弗农(raymond 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当前中国农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为主,一方面这些国家符合中国农业结构特点,可减少投资的风险,另一方面因为这些国家多是华人聚集地,与中国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特定区位比较优势。如印度尼西亚是农业大国,但农业生产水平相对中国较为落后,每公顷土地棉花产量仅2.7吨,在农作物品种选育和应用上与中国有较大差距。但该国土地资源丰富,有1 300万公顷的土地可以用来种植棉花,气候条件优越,农业生产条件极佳,但每年却要花费大量的外汇进口棉花、稻谷等农产品。 中国农业论文: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业发展 摘要:在二十一世纪,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需要切实贯彻执行国家土地有偿转让政策,以集体土地制度的稳定与市场化作为发展农业的基础;需要与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相适应,积极探索建立能达到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生产组织;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必须依靠市场化经营组织,进行公司化运作,政府不再参与;应由国家负责农业科技投入;大力培养有文化、有专门技能的新一代农民。 关键词:二十一世纪;工业化;中国农业;现代化 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要求之一。落实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全方位推进中国农业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长期落后状态。同第二、三产业相比,中国农业的发展水平还相差太远。中国经济实现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的最基本要求是必须加快改造传统农业,努力实现中国农业经济的市场化和现代化。 一、彻底改变小农经济状态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中,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需要切实贯彻执行国家土地有偿转让政策,吃透政策精神,落实政策到位,以集体土地制度的稳定与市场化作为发展农业的基础。 (一)小农经济与实现工业化相矛盾 在中国,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方式已延续数千年。当前,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的农业生产必须超越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走出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实现土地集约经营和机械化种植。小农经济与实现工业化是矛盾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农业还停留在小农经济状态,这个国家不可能实现工业化。小农经济需要大量农业人口,不需要特别多的工业产品,这就限制了工业就业人口的增加和工业产品市场的发展。所以,小农经济的存在是工业化的阻力。有小农经济存在,就无法推进工业化的腾飞。长期以来,中国人已习惯小农经济,一想到改变小农经济需要付出高昂的社会转型成本,就望而却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直未能启动农业转型,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观念问题,是一个在思想上尚未认识小农经济延续的严重性问题。然而,如果在工业化腾飞阶段还留恋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就会遇到经济发展的障碍,就会因农业的基础落后而无法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工业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二)农业生产必须达到集约规模 2003年3月1日实施的《土地承包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农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这对改变中国农业传统经营方式是必要的法律保障。在现有的土地制度基础上,推进农业的规模生产与集约经营,并不是走回头路,也不是重新回到大锅饭时代,而是要在现行政策下实现农业土地的市场化集中经营,让农民自愿地以有偿转让的方式将土地集中在农业生产专业户手中,进行规模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和经营。近年来,在学术界,有些人认为不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就不能发展现代农业,就不能实现土地的规模生产与集约经营,这种认识实际上是没能跳出原有的体制思路看问题。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产权的运作十分简便与灵活,以土地的产权运作为优秀,在土地有偿转让政策下,是可以进行土地的市场化集中,并不存在不可协调的阻止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制度障碍。只要允许土地有偿转让的政策稳定,就可以保证土地规模化生产经营者的经营稳定和获取良好的经济利益。现在,当务之急是有效落实允许土地有偿转让政策下的农业土地集约经营,逐步推进中国农业经济发展走出传统的土地分散经营的小生产方式窠臼。 (三)中国农业人口的比重必须下降 在工业化腾飞阶段,为适应农业的集约化经营,中国农业人口的比重必须降下来。如果还是7亿多的农村人口、3亿多农业劳动者,工业化实现不了。美国只有300多万农业劳动力,中国人口是美国的5倍,按同样比例,应只需要1500万农业劳动力。但这与中国农村的现实距离太远,我们不可能很快与美国消灭差距。从实际出发,中国恐怕在近期内还有不少于1亿的农业劳动力。按这个数量,虽然比美国还多得多,但我们还是降了很多。我们一定要明确这个目标,努力实现降低农业人口的最低目标。新农村建设的最重要表现就是农业人口的大幅度减少。如果农业人口的数量降不下来,不论对新农村建设有多少投入,农村的房屋和街道变得多好,农村还是旧农村,并不是新农村。这也就是说,新农村的实质要求是农业人口降下来。为实现工业化及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应将降低农业人口作为硬任务来抓。但这并不是把农民硬赶出农村,而是城市要主动吸收农村人口,工业要创造更多的条件吸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因此,降低农业人口比重的责任主要不在农村,而在城市与工业的发展。 二、改革农业生产组织 为在二十一世纪实现中国工业化,在农业生产组织方面,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定要有实质性进展,不能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上,必须尽快与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相适应,积极探索建立能达到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生产组织。近几年,有些地区的农民在当地政府的指导下自发地创办生产合作组织,就是一大进步。这便于农民引进新的生产技术,便于农民与市场对接,便于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以色列是世界农业经济发展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以色列的农业成就主要依靠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在中国工业化腾飞阶段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历史进程中,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发展各种不同类型的具有法人经营资格的农业生产组织,这是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基础。 创立新的农业生产组织是一项基础工作。现在,城市可以发展多样化的经济成分,为什么在农村就不能搞多种经营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经起过很好的作用,而现在应进行新的创造。我们可以发展各种各样的农业合作组织。吸取外国经验,搞多方面合作,成立农业合作社组织。搞以色列式的合作组织也好,搞自己创新的股份合作制组织也好。总之,不能还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我们主要应搞家庭农场。现在,发达国家的农业组织基本都是家庭农场,这是很成熟的经验,应学习与借鉴。从发展的趋势看,中国农村走家庭农场化道路是早晚的事,应该早走,而不要拖到不能拖的时候再走。 我们还应发展个人或法人投资的大农场。一般说,大农场数量少,但一个农场顶几十个或几百个家庭农场,具有更大的经营优势。要走出传统农业发展的误区,就要大胆向前走,允许各方面力量进入农业领域,创立大型农业生产组织。中国的农业保障不单纯是土地问题,还要在更新农业组织方面下功夫,需要创办中国特色的大农场。 三、采用市场化方式经营农产品 我国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必须依靠市场化经营组织,进行公司化运作,不需要政府直接参与。就是说,除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和农民自留的消费部分,其余的农产品全部通过市场交易。为此,必须建立农产品经营公司,同其他行业一样,进行资本运营,为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提供条件。 (一)政府不要充当市场中介 在向农产品营销市场化迈进的过渡期,许多地方政府对农产品种植、养殖和销售有过直接资助或进行组织控制,不论其出发点和效果如何,都是反市场化的做法,不能再延续了。中国的农业发展必须走市场化道路,不能成为政府包办的产业。政府充当市场中介的弊端很多,其中,最大的弊端是政府赔不起。如,政府号召农民种大蒜,农民都种了,丰收后,好卖或是特好卖,那没有说的;倘若市场不好,大蒜卖不出去,又当如何呢?农民怨政府,政府是好意,农民不怨政府,大蒜卖不出去,就没有活路。所以,政府不要介入其中,不要只包盈不包亏。政府是做社会工作的,不是作市场中介的,政府没有能力负责农民的损失问题。政府可以招商引资,可以技术推广,还可以作市场主体,就是不能搞市场中介。现在,县一级和乡一级政府特别喜欢指挥农民,让农民干什么,农民就得干什么。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这很不正常,是与市场经济不合拍的。这其实都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后遗症,我们在工业化腾飞阶段必须要给予清除。 (二)销售农产品需要资本运作 从创新的角度讲,农产品的公司化、市场化经营是传统农业转化为现代农业的市场保障,是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保障农业生产者稳定收益的基本条件。经营农产品的公司在农业生产与市场需求之间搭起资本运作的桥梁,以现代资本经营的方式为农业经济服务,可将农业发展带到以高科技为主导的现代产业发展链条中,使之能与第二、三产业协同发展,其创建意义十分重要。同时,要与第二、三产业实现协同发展的现代农业不能仍是在无金融体系支撑的状态下生存。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农业处于小农生产的发展方式下,现代金融机构难以进入农业领域,原有的农业金融组织的服务功能也逐渐消退,甚至将自身的主营业务转向城市。显然,离开现代金融体系的支撑,仅仅依靠国家政策性银行和融资能力很小的农村信用社提供的金融服务,中国农业迈不开现代化发展步伐。因此,随着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先进的农业生产组织和农产品经营公司成为产业主体,现代金融机构必须大举进入中国农业经济领域,构建相对完整的农业金融体系,提供全方位的现代农业金融服务。在这方面,金融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其重要性并不仅在于支撑农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更在于第一、二、三产业需要以此为基础实现协同发展。 四、国家应负责农业技术进步 在二十一世纪,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需投入巨额资金进行农业科技研究。技术进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现代农业必须建立在现代农业技术广泛应用的基础上。相比减轻农民负担,国家供给农民先进的生产技术更重要。 (一)技术进步是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 发达国家都把对农业的投入摆在重要位置,为农业技术研究创造最好的环境和条件。而在所有的农业投入中,重要的是技术投入。技术代表的是劳动力智力因素的发展水平,这一水平决定劳动力整体的发展水平。在传统农业生产中,技术也发挥主导作用,但从事农业劳动,起主要作用的还是体力,传统的耕种模式要求劳动者必须有强劲的体魄。而在现代农业中,智力因素更重要,没有高智力的投入,就无法实现农业机械化生产,无法改良土壤,更无法得到优良的品种。农业是随着技术进步发展的,从机械化农业到生态农业,从传统畜牧到现代优质的良种畜牧,这些变化都是由农业技术进步推动的。我国与发达国家农业发展水平的差距也是在农业技术水平上,农业技术上不去,农业的发展就受到制约,国民经济就要受影响。发展农业一定要从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做起,哪个国家重视农业技术进步,其农业发展就会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在中国工业化腾飞阶段,更需要推动农业进步,推动农业走向现代化。因此,需要高度重视农业技术进步。 (二)保障农业技术进步的资金应由国家负责投入 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国家应负责农业技术进步,即负责全国的农林牧副渔的良种培育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每年都讨论农业生产问题。而所有问题的优秀就是农业技术投入。在中国农业走向市场化进程中,唯一不需要市场化的就是农业技术研发投入。这不是市场化能解决的问题,在世界各国,都由政府统一负责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极端重要性,由此得到集中体现。因此,中国也不能在农业技术研发和推广方面搞市场化,中央政府必须调集充足财力保证全国性的农业技术研发和推广的投入,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必须依靠国家对农业技术进步的统一负责和财政支持。农业技术研究是长期的过程,非常耗费时间和财力,而且也需要最优秀的科学家。但除时间和人才外,最重要问题是必须由中央财政负责农业技术基础研究的全部资金投入。是否重视农业,关键看为农业技术进步的科学研究投入多少资金。 五、二十一世纪中国需要尽快提高农民素质 中国农业要在二十一世纪走出传统模式,走上现代农业经济发展道路,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劳动主体方面实现转变,即提高农民素质。 (一)农业现代化的根本是提升农民素质 现代化的农业需要现代化的农民。只有提升农民素质,才能建设新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具体措施为:一是提升农民的文化知识。文盲不能当农民。今后,不用说文盲,就是低素质的农民也是落伍的农民。大力普及农民的文化知识,这是农民进入新时代的基本条件。二是提升农民的专业知识。未来的农民要懂得生物工程、机械化原理、农药知识、畜牧知识、气候知识等,并且要学会运用这些知识。现在,美国的农民就是多面手,做哪样儿活都会,是知识型农民。而我们的培训目标也是要将中国农民培训成知识型的农民。培训费用也要由政府支付,这是支持农业走向现代化,是关系国家经济基础的大事。三是提升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中国农民必须走出传统农业,奔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农业发展空间。要让中国农民了解市场经济的规范要求,了解世界市场和中国市场的未来发展走势,知道怎样在市场中求得生存之地。 (二)新一代农民需要接受高等专业教育 拥有现代文化基础知识、农业专业知识及市场经济意识的农民,也应接受过高等专业教育。所以,我们需要高素质的农民。这就需要鼓励大批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回到农村作农民,作新型的高素质农民。办农业大学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合格的高素质农民,而不是培养农业干部。当前,农业大学必须要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新型农民发挥其重要作用。 中国农业论文:中国农业产业链主体协调的现状与整合探析 摘要:农业产业链各主体之间的协调程度关系到整个产业链沟通的效率和价值的提升,而只有高效率、高价值的农业产业链才能真正有效地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因此,在深入分析中国农业产业链主体之间协调现状的基础上,指出其问题所在,并以三大主体间高效率、高质量的协调为目的,提出农业科技下乡、提高农科成果转化率;在企业和农户之间通过新型农业经济组织进行沟通等建议,可以为农业产业链主体间有效沟通的实现尽提供帮助。 关键词:农业;产业链;内部协调;整合 我们所说的农业产业链其实质是一种与农产品初级加工有密切联系的产业群之间的供需关系所构成的网络结构。农业产业链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目前,已经在加拿大、日本、荷兰等发达国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近年来,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农业产业链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也使其农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并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以来,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农业产业化水平已经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而农业产业链这一理论也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中国农业的产业化水平仍然很低,中国现存的农业产业链中仍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缺陷,尤其是产业链各个主体之间的协调效率低、质量差,其弊端从近来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中初见端倪。因此,农业产业链主体之间的整合势在必行。 农业产业链的主体包括为农业生产作准备的科研、农资等前期产业部门,农作物种植、畜禽养殖等中间产业部门,以及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储存、运输、销售等后期产业部门。而所谓农业产业链的主体整合是指产业链主体之间的连接、合作与协调,它根据社会资源状况和市场需求状况的变化,在产业链主体之间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协调各产业链环之间的比例关系,进而产生出协同效应和聚合质量。其主要内容包括前期部门与中间部门的协调、中间部门与后期部门的协调、后期部门与前期部门的协调三方面的内容。 一、前期产业部门与中间产业部门的协调 从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先进经验来看,越是发达的国家,越是现代化的农业,其农业产业链的前期产业部门,即农业科研、农资等部门对农业进步的作用越突出,贡献越大。由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前期产业部门对农业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加速作用。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农业科研以及农资装备等重视程度日益提高,经费投入日益加大,促使农业前期产业部门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农业的现代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使得农业增加值中的科技贡献率不断提高。但是,客观分析后不难发现,中国的农业科研、农资等部门作为农业发展加速器作用的发挥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这种状况的产生,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而在这里我们主要就农业科研部门的现状进行讨论。 中国的农业科研部门普遍存在着科技成果产出率高,实际转化率低的情况。每年国家在农业科技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产出大量的优秀科技成果,然而由于农业科研部门,特别是高校农科所等人才和技术最先进、最密集的科研机构普遍处于中心城市,脱离了科技成果转化及应用的大环境,科研成果大量堆积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外,随着农民对科技对农业发展推动作用的认识日益加深,其对于新技术、新产品、新知识的需求以及对自身素质提高的渴望与日俱增,而作为与农民联系最为直接的基层农科所等部门由于能力所限,特别是一直以来面临资金短缺问题,只能对农民进行最为基础的农业生产的指导,对于高新科技成果的研发和推广无法全面而有效地完成,而在其他方面如对农民的专业技能培训上也普遍存在着人才短缺、知识陈旧等问题,亟须新鲜力量的注入。农业科技成果同其他科研技术使得农民对新技术、新技能的强烈渴望无法得到满足,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求知欲和生产积极性。 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通过科技下乡,而只有将实验室里和书本上的知识转化成农民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技能,才是真正的科技下乡。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求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走出实验室,走出学校,走出大城市,到农村去,到农民中来,通过对农村的调查,与农民的接触,了解什么样的技术是农民最需要的,什么样的培训方式是农民最能接受的,从而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和科技信息的回流,在防止了科研产品堆积现象发生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只有当农民掌握了更高级更实用的技能,才能生产出多样化的、有高附加值潜力的农产品,进而改善农业预期收益过低的状况,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真正实现农民增收;另外,使农民掌握一定的技术,可以对初级农产品进行简单的加工,在提高农产品价值的同时也促进了产品的多样化,进而打破农产品加工企业对初级原材料全盘收购的垄断局面,给农户更大的选择和发展空间。 另外,基层农科所是广大农户获得最新的农科知识和技能最直接和便利的场所,作为根植于农村的农科机构,其与农民的沟通也更为顺畅,更有效率,因此其作用不容忽视。要加强基层农科部门作用的发挥,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对村级、乡级农科所的财政扶持,加强其科技研发和推广能力;实现高校农科所等与基层农科部门的帮带互助,定期对基层农业科技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其专业素质,通过基层农科部门进行资料和信息的采集工作,了解农民的最迫切的科技需求,通过回流反馈提高这些需求实现的可能性。 二、中间产业部门和后期产业部门的协调 农户以及农业企业是农业产业链的基本主体,这两大主体间的衔接及协调对于整个产业链的生产效率、盈利水平以及农业生产的产业化进程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农业产业链普遍采用的是“公司+农户”或者“公司+中介组织+农户”的运营模式。广大农户组织化程度低,市场信息掌握少,在与实力雄厚的龙头企业的对抗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面对企业因为市场行情变化而降低收购价格,减少收购量等违约行为时,大多数只能选择忍气吞声。另外,农业企业面对农户有选择性的出售其农产品,擅自提高出售价格,甚至直接违约将产品卖给他人做法时,从自身成本等因素考虑,最终会不了了之。农户和农业企业这两大主体之间缺乏一种真正合理有效地衔接和沟通,而目前存在的农业中介组织从事的也大多是简单的农产品的收集和销售工作,以赢利为目的,无法真正的搭建农户和企业间的合作桥梁。农户和企业之间只是简单的买卖关系,始终无法连接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在两者的合作过程中互相算计,斤斤计较,只是简单的考虑当前的短期的利益,这无疑加大了企业的生产经营风险和农户的种养风险。而对于广大农户来说,由于处于一种弱势地位,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从事掺假行为,欺骗农业企业,似乎也变得可以理解。如何真正有效地提高农户的主体地位,让农户真正的参与到农业产业链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去,使其同农业企业紧密的结合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联体又联心,是目前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就当前的状况来说,广大农户与农业企业之间缺乏一种真正的有效沟通与协调,二者虽然签订农产品买卖合同,但是农户并没有真正的参与到农业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去,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与农户的经济利益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这就间接导致了初级农产品质量问题的发生。 九联集团通过组建肉鸡养殖股份有限公司,吸收普通农民入股并以合作社的形式建设农场,农民在养殖公司的管理监督下在农场内养殖肉鸡。同时,为了确保农民个人股本无风险,集团公司承诺每年最低分红率不低于15%,五年累计平均分红不低于18%。九联集团通过这种运营模式,使得农民成为了股民,并通过合作社与企业真正实现了地位平等,通过分红实现了利益均沾,从而将农民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农户不仅会分享生产环节的利益,而且将分享加工增值环节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农户会主动关注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进而自觉地提高自身产品的质量,甚至会相互监督,杜绝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发生。在这种模式下,农户与农业企业已经结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农民由单纯的生产者转化为理性的经济人——股民,在理性思维的支配下,降低初级原材料质量这种有损于自身利益的非理性行为发生的几率很小,从而从源头上消除了食品质量安全隐患的发生。 三、后期产业部门和前期产业部门的协调 农产品加工企业作为后期产业部门的中坚力量,担负着整个产业链价值提升的重任。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和逐渐萎缩的盈利空间,怎样寻找新的突破口,实行特色差异化经营,已经成为众多企业的重要目标之一。为实现这一目标,大多数有资金有实力的企业都拥有自己的科研队伍,或者与各地农业高校联手在新产品的研制和开发上投入极大成本,这种状况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体现了科学技术在农业产业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要想生产出能够吸引消费者眼球的高质量的、有特色的产品,作为原材料的初级农产品科技含量的高低、质量的好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由于初级农产品质量问题而引发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也凸显了源头产品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一个企业成功与否的决定性作用。然而,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农户在农业科技知识普及的层面上始终存在着沟通困难的问题,企业和农户都有着强烈的提高自身素质的意愿,却因为沟通不善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另外,与农户联系密切的农业科研部门、特别是基层农科所,却因为资金的短缺而苦苦挣扎,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企业和农业科研部门联手,改变农业科研部门,特别是基层农科机构一直以来只有国家投入,资金严重短缺的状况,通过对农民科学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的提高,进而改善初级农产品品质,在降低自身成本的同时,也减少了食品安全隐患的发生。 中国农业论文:浅谈日本农林渔业公库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农林渔业 金融公库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启示 论文摘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发展,对于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和粮棉流通体制改革,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保护农民收益,都具有关键性作用。但是,时至今日,我国农业发展银行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通过借鉴日本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成功经验,通过对比得出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的相关启示。 一、日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基本情况 日本国土面积十分狭小,仅仅相当于我国的1/25,并且日本的山地和丘陵地区约占总面积的80%,多火山、地震,土壤贫瘠,资源比较匮乏。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日本雪上加霜,国内粮食严重不足,因此农业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尽快增加粮食产量,确保国内基本的粮食需求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1953年4月1日,由日本政府全额出资设立了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其经营目标是依据国家政策向经营农林渔业的个人和法人贷放期限长、利率低的资金,以促进日本农林渔业的发展。日本农林渔业公库设总店1个,支店22个,员工924人,资本金3116亿日元。2004年3月末(财政年度)贷款余额32669亿日元,贷款构成主要是农业贷款、林业贷款,其中农业贷款16869亿日元,占比51.6%。 (一)纵观日本农林渔业公库的发展史,其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5年到1960年的战后恢复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粮食极度短缺,日本陷入了极端的混乱中,国民处于饥饿的边缘。公库的政策目标是支持粮食增产,信贷基金主要投向农地改造、开拓耕地、改进灌溉设施,用于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第二阶段为1960年到1975年的支援改善期。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工商收入增长很快,农业与工商业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为缩小工农业收入差距和适应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增加畜牧业和果业比重的需要,日本1961年颁布了《农业基本法》,并且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政策目标是要满足不断增加的果树、畜产、蔬菜等经营实施建设的需要。 第三阶段为1975年到1990年的生产过剩期。由于农业基本法的切实落实,大大促进了大米、畜产品和水果的生产,大米的产量开始出现过剩的倾向。因此,农业发展的重点转到了加工、流通领域。在水产业方面,农林公库又创设了支援水产品加工业的贷款资金项目。 第四阶段为1990年以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使日本的农产品市场形成了本国农产品直接与海外竞争的情形。因此,增强农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培育能与海外农产品进行竞争的农业,成为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主要目标。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愿意从事农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周末农业”、“老人农业”现象日益成为阻碍日本农业发展的严重问题。为此,1994年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创设了“强化农业经营基础资金”,用于支持优秀农户的发展。这种资金制度规定,只要经市、町、村认定是新一代的农业生产者,公库除提供设施资金贷款外,还可以同时向其贷放当地低利息的长期流动资金。 (二)公库资金的筹集与应用 长期以来,日本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的筹集主要来源于邮政储蓄和邮政简易保险。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来源的主管部门——大藏省专门设立一个融资管理机构“邮政投资特别会计窗口”,把筹措的资金集中起来,再贷放到每个政策性金融机构。公库的贷款范围包括四个方面:农业信贷业务,占贷款的60.3%;林业信贷业务,占贷款的24.7%;渔业信贷业务,占贷款的4.9%;加工和流通信贷业务,占贷款的10.1%。贷款资金的特征是长期、低息,平均贷款年限为20年,最长可达55年,平均贷款利率为3.89%,其中1998年度为1.77%。在贷款期限内,贷款利率一般是固定不变的,但贷款户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以进一步申请减息,由此造成的利息损失,公库可获得“农林渔业振兴基金会”的补偿。 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概况及存在的问题 (一)概况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于1994年11月18日,总行设在北京。其分支机构按照开展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的需要,并经银监会批准设置。截至2006年底,除总行及总行营业部外,设立省级分行30个;地(市)分行(含省级分行营业部)330个,地(市)分行营业部210个,县(市)支行1600个,县级办事处3个。目前暂未在西藏自治区设立分支机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系统现有员工约5.9万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主要承担国家粮棉油储备和农副产品合同收购、农业开发等业务多种的政策性贷款、财政支农资金的拨付及监督使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若干农业比重大的省、自治区设摆出机构(分行和办事处)和县级营业机构,资金来源除财政核拨资金外,主要面向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并使用农业政策性贷款企业的存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运营资金来源长期以来主要依靠中国人民银行的再贷款,从2005年开始加大了市场化筹资的力度,目前暂未开展境外筹资业务。截至2006年12月末,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向中国人民银行再贷款余额3870亿元,金融债券余额3131亿元。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运营资金目前主要用于粮棉油收购等流动资金贷款。截至2006年12月末,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各项贷款余额为8844亿元,其中粮油贷款7454亿元,棉花贷款1173亿元。 (二)存在的问题 1、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不足且来源较为单一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注册资本为2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实拨资本金较少,仅为lo亿元,其余为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以贷款的形式划转的资产和财政退税转增的资本金。资金不足,然而其来源除资本金少和吸收少部分企业存款外,主要依赖于向中央银行再贷款和发行金融债券,资金来源与所承担的任务之间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 农业发展银行业务范围较为狭窄 2、从1998年开始,为了配合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国务院决定将农业综合开发贷款、扶贫开发贷款等专项贷款业务从农业发展银行划出,其职能变成了单一的粮棉收购银行。随着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粮棉市场全面开放,农业发展银行在2003年、2004年粮棉油贷款分别为6809.77亿元和7104.26亿元,占当年农发行贷款总额的99%。农业发展银行业务的单一导致其难以扩大发展,同时也限制了对其他涉农产业如农产品科技研发、农业基础设施等项目政策性资金支持。 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经营困难重重 3、农发行业务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资金的扶持,也离不开资金的回流。但是由于农产品的市场风险性、地方企业对资金的挤占挪用以及内部监管机制不健全、风险管理落后等原因,农发行的贷款难以回收,信贷资金流失严重。再加上农发行办公费用的快速增长及机构规模的日益臃肿,高成本与低经营利润的矛盾使农发行的发展步履维艰。 三、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对我国政策性银行的启示 对比日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业务及其演变,我们可以得到以下重要启示。 (一)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作用,充分发挥了农业政策性金融对农业支持和保护的特殊功能。日本这种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经验,进一步验证了农业政策性金融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和长期性。加入wto后,中国农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强大国际竞争,要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发挥和完善农发的政策性银行功能,进一步加大农发行支农力度。 (二)日本政府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赋予公库不同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这种需求追随型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战略,较好地适应了农户在不同时期对信贷资金的需求,为政府不同时期的农业政策实施提供了有利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以来,国家对其经营业务也是一直在不断的进行调整,但是与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相比,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却在不断地缩小,而不是扩大,这样不利于我国农业的稳定与发展。所以,今后必将随着农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增加农发行的业务。 (三)尽管随着不同时期农业发展和农业政策调整,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业务相应调整,但却始终集中在对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政策性金融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作用。在日本除了国家储备大米由财政提供收购资金外,农产品收购资金贷款都有农协、信用联合协会或农林渔业中央金库(商业银行)提供。也就是说,在日本粮棉油等农产品收购和调销资金贷款是不需要政策性银行支持的,至少说明其政策性不如农业生产性贷款的政策性强,农业生产领域才是最需要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可见,农发行从事粮棉油收购资金供应与管理,尽管对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作为我国唯一的一家农业政策性银行,应该说还没有充分发展其应有的职能作用。如果国家要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在支持和保护农业中的作用,就应该相应调整农发行的业务范围,逐步增加农产品加工贷款和农业生产性贷款,开发对林业和渔业的政策贷款等。 中国农业论文:浅谈中国农业银行市场定位 论文关键词:农业银行 市场定位 研究 论文摘要: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已经明确了农业银行应以服务“三农”为重要目标,以县域为基础,实行城乡联动,挖掘现有农村金融资源,使潜在的金融资源逐渐变为利润来源。 一、农村金融机构比较 农行只有认清现状,看到自己的优势与劣势,正确认识和处理自己与其它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才有可能实现自己“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原则,真正做到服务三农与商业化运作的和谐共存。 农行与农信社。农信社在将近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直是三农发展中的重要金融机构,特别是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网点撤出农村县域市场以及农信社与农行在行政隶属关系上的脱钩,农信社几乎已经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垄断,成为最重要的正规金融支农机构。然而产权不清、体制不顺及缺乏政策扶持等问题使信用社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其经营状况,难以满足发展的需要。相对于农信社,农行实力雄厚,实现股改后,管理机制将更加合理,下一步农行将上市,不论从融资渠道还是从运行机制方面都是农信社无法比拟的。此外通过网点网络建设,高科技的发展,农业银行能够为所有客户提供更加统一、快捷、多样化的金融服务。 农行与农发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政策性银行,目前的投资领域基本限制在农副产品收购、储备、补贴资金的拨付等范围内,所以农业生产单位很难与其直接建立联系。而农行是商业性银行,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业务更加多样化,操作更加市场化。目前已拥有将近4万个机构网点,这些网点分布在广大的城市和农村,在全国的每一个县市农行都有支行。这是农发行所不具备的。 农行与其它金融机构。其它金融机构包括邮储、其他国有商业银行以及非正规民间融资组织。总体来讲他们在农村金融市场所占比重尚小或尚处于萌芽阶段,从总量上还不能与农行抗衡。邮储营业网点分布广泛,邮储的吸储能力强,但业务比较单一;尚处于半地下经济的民间融资比规范的金融机构拥有很大的灵活性,但融资能力较农行要差;而其他国有商业银行涉农业务相对较少。 二、发挥农村金融支柱作用的现实选择 未来农行要实现服务农村金融的目标,要坚持商业运作原则,坚持面向“三农”;确立以县域为基础、充分发挥城市业务辐射和带动作用,加强城乡联动、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市场定位;依托网络优势,强化农村金融骨干网络功能,建立横跨城乡两个市场的特色服务体系,促进“三农”融入国际国内大市场;发挥专业优势,集中力量发展有独特优势、竞争能力和市场需求的业务,提升县域金融产品和服务水平 ,推动现代农业健康发展。 对策之一:要采取多样化的城乡双层经营管理模式。为协调平衡好农村金融与城市金融的关系,农行应该采取科学的城乡双层经营管理模式,重点解决好涉农组织架构设计问题。对经济金融相对落后地区应该选择相对独立的经营模式,也就是在一、二级分行设立涉农业务管理部门,承担统计分析、其他部门涉农业务协调、政策制订等职责;各前台部门应在已有职能范围内细分相应涉农业务;调整县级行内设机构,加大以贷款为重点的综合营销力度。同时,由农行参股或牵头来组建独立法人的村镇银行,把大银行的优势与小银行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有效增加农行网点的设置。 对策之二:农行应将服务产业集群经济作为服务“三农”和县域经济的优秀。首先,农行要明确服务产业集群经济的客户优选机制,实行分层信贷服务。将产业集群经济内的20%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扶优扶强;将30% 的企业作为适度信贷介入对象,重点支持企业临时性流动性生产资金需要;将其它50%列入积极关注对象。在信贷授信机制方面,一方面,要对单个集群经济授权总量进行科学的规划,既要支持集群经济发展,又要控制好信贷防止盲目扩张。另一方面,选择一批集群内的优秀企业,由省分行或总行对其进行公开统一授权,提高农行服务集群经济的效率,提升农行服务产业集群经济的竞争力。其次,要加快对产业集群经济的信贷流程。农行要加快服务集群经济的信贷流程研究和创新步伐。可尝试建立客户经理、产品经理、风险经理三位一体的服务方式,打造高效的信贷业务办理平台,同时增加一级分行对集群客户业务创新的自由度,适当放开县支行对集群客户的贷款定价权,通过规定定价区间,由经营行选择,以提升竞争力。 对策之三:加快中小企业信贷业务的发展。中小企业是产业集群经济的重要支撑。而且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新农村建设的逐步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导致土地集约经营程度高,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转向城镇务工经商,一部分农村劳动力从事农副产品的加工、运输、调销以及辅助原材料的生产,中小企业将成为未来农村经济发展的主流。所以确立农行在县域金融市场的主体地位就是要求农行信贷建设直接面向中小企业。优秀民营、个体私营企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不仅是当地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也是吸纳社会剩余劳动力、扩大就业的重要载体。农业银行要大力支持那些资质好、信誉高、产品技术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优质企业, 努力满足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支持企业扩大生产和就业,使优质民营、个体私营企业成为带动一方经济发展的旗舰。 农行还应该大力支持农产品深加工、运输、储存及需求潜力和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这些服务业可以大大地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促进农民增产增收,是农行金融服务“三农”的一项重要任务和现实选择。此外特色产业、产品的发展也要受到农行的重视。特色产业和特色产品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而蕴含巨大的市场潜力,拥有广阔的市场开发前景。 对策之四:大力发展零售银行业务。服务“三农”,最终应体现在对人的服务上,农行应该大力拓展农村消费市场。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给农村消费市场带来了巨大活力。激活农村的消费市场,是扩大内需,解决投资与消费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矛盾的重要突破口。如何支持农村消费市场建设,把农村消费市场这块“蛋糕做大做强,将是农业银行在支持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要认真做好的一篇大文章。 农行目前已确定零售银行业务,作为零售银行发展战略重点,农行应该在个人理财领域下大功夫,积极地向广大农民群众导入科学的理财理念, 大力营销储蓄、国债、保险、基金等个人理财业务,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帮助其管好钱,理好财,全心全意为农民朋友做好理财服务,从而使农行有所为,农民有所得。 此外,在农村地区农民外出务工情况非常普遍,家中留守老人和孩子,需要按时交纳各种费用例如水费、电费等。针对各种各样的生活方面需求,农业银行应该开发活期定时定额自动供款业务。这类业务可满足各类客户每月固定支出的需要,也可以利用活期账户或卡账户向外地就学的子女划付生活费或交纳房租金等,使客户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银行的周到服务。 中国农业论文:新中国农业税制度的发展 一、新中国农业税制度的初步建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农业税制度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根据中央政府规定的原则和各地的具体情况,逐步建立健全农业税的各项制度,适当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1950年6月15日,根据主席在中共七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的建议,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了调整农业税收的措施:第一,只向主要农产物征税,凡有碍发展农业、农村副业和牲畜的杂税,概不征收。第二,为了照顾农村的经济情况,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恰当地减轻农业税并必须按照规定的标准征收。第三,农业税应当以通常产量为固定标准,对于农民由于努力耕作而超过通常产量的部分不应当加税,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后,财政部就此作出了具体规定。 同年9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公布了《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即日起施行。1951年秋,西北、东北、华北大区重新颁布了农业税暂行条例。 根据《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的规定,新解放区的农业税以户为单位,按照农业人口每人平均的农业收入计征。农业收入的计算,以土地的常年应产量为标准,以市斤为单位。不同来源的收入计算方法不同。每户农业人口全年平均农业收入不超过150斤主粮者免征,超过者按照3%至42%(后来逐步调整为7%至30%—作者注)的40级全额累进税率计征,农业税地方附加不得超过正税的15%.荒地,以试验为目的的农场、林场,经过县(市)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学校、孤儿院、养老院、医院自耕的土地,机关、部队的农业生产收入已经向国家缴纳生产任务的,可以免征农业税。垦种荒地、轮歇地,可以定期免征农业税。遭受自然灾害者和特别贫困者,经过批准可以减征、免征农业税。 为了建立健全农业税制度,政务院、财政部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相关配套措施,包括《关于农业税土地面积及常年应产量订定标准的规定》、《农业税灾歉减免办法(草案)》、《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实施纲要》、《受灾农户农业税减免办法》等。 在这一时期,农业税负担的基本政策是全国统一的。但具体的征收办法,各地区不尽相同。例如,在征税对象方面,华北区以耕地为农业税的征税对象,耕地的计算单位为标准亩;而其他地区则以土地收入为农业税的征税对象,收入的计算以土地的常年应产量为标准。又如,在税率方面,老解放区实行比例税率,新解放区实行全额累进税率。 1951年6月21日,政务院了《关于1951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其中将新解放区已经完成地区的农业税的最低税率和最高税率分别调整为5%(提高了2个百分点)和30%(降低了12个百分点),将农业税附加的最高附加率提高到20%(提高了5个百分点)。 1952年6月16日,政务院在《关于1952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为稳定农民负担,必须实行查田定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 1953年8月28日,政务院了《关于1953年农业税工作的指示》,指出从1953年后三年以内,农业税的征收指标应当稳定在1952年的实际征收水平上,不再增加。 在牧业税方面,中央人民政府没有就牧业税作出统一的规定,而是授权各有关省的人民政府自行拟定征收办法,报请大区人民政府或者军政委员会核准以后,转报政务院备案。 二、新中国农业税制度的统一和调整 1955年9月29日,中共财政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两年来农业税工作情况和对今后工作意见向中央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应加强有关农业税收政策的调查研究,积极准备起草农业税法。 1958年6月3日,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即日起施行。国务院于同日了《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税平均税率的规定》,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税的平均税率从1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到19%(黑龙江省)不等,西藏地区征收农业税的办法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自行规定。 农业税的纳税人为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税对象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等类收入,以粮食作物的常年产量为基本计算标准。农业税实行地区差别比例税率,全国的平均税率规定为常年产量的15.5%,县以上人民委员会对所属地区规定的税率最高不得超过25%.对于个体农民可以按照应纳税额加征一至五成(缺乏劳动力、生活困难者除外)。此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可以随同农业税征收地方附加,附加率一般不得超过15%,最高不得超过30%.对于纳税人在山地上新垦植或者垦复经济林木取得的收入,定期免征农业税。对于纳税人从农业科研机关、农业学校进行农业试验的土地和零星种植农作物的宅旁隙地取得的收入,免征农业税。纳税人的农作物由于遭受自然灾害而歉收的;农民生产、生活还有困难的革命老根据地,生产落后、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不便、生产落后和农民生活困难的贫瘠山区;革命烈士家属、在乡的革命残疾军人和其他纳税人,由于缺乏劳动力或者其他原因而纳税确有困难的,经过批准,可以减征或者免征农业税。 关于农业税的负担问题,财政部副部长吴波阐述了增产不增税的方针,并明确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各年的农业税征收额将基本稳定在1958年征收额的水平上,不予提高。 1959年至1961年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1961年6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财政部关于调整农业税负担的报告》时提出:农业税的实际负担率,即农业税正税和地方附加的实际税额占农业实际收入的比例,全国平均不超过10%.同时确定,1961年农业税征收额调减以后,稳定三年不变,增产不增税。据此,全国农业税征收额调减了44.4%,后来一直稳定不变。 在牧业税方面,中央继续明确实行轻税政策,以扶持畜牧业生产的发展。1961年12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西北地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纪要》,提出要继续实行轻税政策,取消草场税,牧业税的税率应当控制在牧业总收入的3%以内。 三、改革开放后农业税制度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税制度调整的主要内容,一是对贫困地区采取了大量的减免税措施,二是逐步地建立了对于农业特产品征税的制度。 1978年12月2日,国务院转发《财政部关于减轻农村税收负担问题的报告》,规定从1979年起,在粮食产区,凡是低产缺粮的生产队(包括大队统一核算的单位),每人平均口粮在起征点以下的,可以免征农业税。起征点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作出规定,并报国务院审批。 1979年11月9日,财政部在《关于加强农业财务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农业税的征收额应当继续稳定不变,增产不增税。按照实行起征点的办法,对部分经济条件差的地区和社队的农业税减免,从1980年开始,一定三年不变。各地征收农林特产税的范围和税率,毗邻地区要在负担政策上进行必要的平衡,以便更好地促进社队开展多种经营。牧业税也要贯彻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的政策。牧业税的税率,以省、自治区为单位,应当控制在畜牧业总收入的3%以内。 从1983年起,农业税起征点办法停止执行,并相应恢复因实行这一办法而核减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业税征收任务。 1985年2月28日,财政部印发《关于贫困地区减免农业税问题的意见》。文件规定,对于少数因自然和经营条件很差,解决温饱问题又需要一定时间的最困难农户,可以从1985年起给予免征农业税3年至5年的照顾。对于生产和生活水平暂时下降,困难较轻的农户,可以根据当年实际情况给予适当减征或者免征农业税的照顾。 为了平衡农村各种作物的税收负担,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 1983年11月12日,国务院了《关于对农林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若干规定》。根据这一文件,园艺收入、林木收入、水产收入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认为应当征收农业税的其他农林特产收入,均属农业税的征税范围。 1989年3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林特产农业税征收工作的通知》,决定从1989年起全面征收农林特产农业税,并对征税办法作了若干改进。 1993年2月20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调整农林特产税税率的通知》,对部分农林特产品的税率进行了调整。 1994年,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以后工商税制的第二次全面改革。在这次税制改革中,农林特产农业税与原产品税、工商统一税中的农、林、牧、水产品税目(不包括改征屠宰税的生猪、菜牛、菜羊)合并,改为征收农业特产农业税(简称农业特产税)。 1994年1月30日,国务院了《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即日起施行。农业特产税的纳税人为在中国境内生产农业特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征税对象为国务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农业特产收入;全国统一的税目有烟叶产品、园艺产品、水产品、林木产品、牲畜产品、食用菌、贵重食品等7个,税率从8%至31%不等,其他农业特产税的税率从5%至20%不等。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校进行科学试验取得的农业特产收入;在新开发的荒地、荒山、滩涂、水面上生产农业特产品的;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和其他地区中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贫困农户,纳税确有困难的;因自然灾害造成农业特产品歉收的,可以享受一定的减税、免税待遇。 四、我国稳定农业税政策的措施 为了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农村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正确处理新时期的农民问题,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减轻农民负担,中共中央、国务院和财税部门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稳定农业税收政策。 1996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了《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决定规定:国家的农业税收政策不变。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即1996年至2000年),国家对农业生产不开征新税种,国家规定的农业税税率不再提高。任何地方无权设立税种,提高税率,非法设立的税种和擅自提高的税率一律取消。农业特产税必须据实征收,不得向农民下指标,不得按照人头、田亩平摊。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不得重复征收。 200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做好当前农业生产工作的通知》,强调严禁违反国家税收政策向农民乱摊税赋,严禁强迫村集体和农民贷款上缴各种税费。开展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地方,要认真领会和贯彻中央的政策精神,把减轻农民负担作为改革的首要出发点,真正使农民在改革中得到实惠。 2002年2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农业部等部门报送的《关于2002年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意见中提出,要继续执行禁止平摊农业特产税的规定;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工作;普遍推行农业税收“公示制”;强化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责任;继续抓好农民负担的监督检查,规范农业税收征管,防止违反规定平摊税收,落实好灾区和贫困地区农业税费减免政策。 五、农村税费改革的起步 1998年10月14日,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提出,减轻农民负担要标本兼治。合理负担坚持定向限额,保持相对稳定,一定三年不变;严禁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纠正变相增加农民负担的各种错误做法,对违反规定的要严肃处理;逐步改革税费制度,加快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的立法。 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就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明确: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 同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朱?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当年将在安徽省试点,总结经验后再行展开。 2001年3月24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农村税费改革的有关政策,包括合理确定农业税计税土地、常年产量和计税价格,采取有效措施均衡农村不同从业人员的税费负担,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特别要减轻生产环节的税收负担),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妥善解决村干部报酬、村办公经费、“五保户”供养经费开支,妥善解决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义务工以后出现的问题,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认真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各项配套工作,包括改革和精简机构、压缩人员、节减开支,加大中央和省两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有条件的市级政府也应当安排一定的资金支持这项改革);严格规范农业税征收管理,建立健全村级“一事一议”的筹资筹劳管理制度,建立有效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制,妥善处理乡村不良债务。 六、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逐步扩大 2002年3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做好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确定了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范围(其中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国务院确定的试点地区;上海、浙江、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省、直辖市,如果条件基本成熟,可以自费进行扩大改革试点);规定了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包干使用的办法。 2003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指出,要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2003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朱?基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充分肯定了2000年以来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取得的成绩,并提出在2003年这项工作要在总结经验、完善政策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2003年4月3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国务院总理指出,中央决定,今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推开,这是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全面推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以彻底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理顺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分配关系,推动农村上层建筑的变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农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从财政部的统计数据来看,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税收入逐步增加,农业税收入占税收总额的比重则呈逐步下降趋势,农业税负担也呈逐步降低趋势:从1950年到2001年,农业税、牧业税的年收入从19.1亿元增加到285.3亿元,增加了近14倍;农业税、牧业税收入占当年全国税收总额的比重则从39.0%下降到1.9%,降低了37.1个百分点,降幅为95.1%.从1950年到2000年,农业实产量从2195亿斤增加到9632亿斤,增长了3.4倍;实征农业税仅从270亿斤增加到281亿斤,增长了4.1%;实征农业税占农业实产量的比重则从12.3%下降到2.9%,降低了9.4个百分点,降幅为76.4%。 中国农业论文:“入世”后的中国农业财政支持政策 关键词:农业财政政策;农业保护;农业支持;国际贸易;世界贸易组织 从我国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特别是要加人wto,理论界、新闻界和政府都在极力主张加强农业保护。我们认为农业支持比农业保护更有利于中国市场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wto鼓励农业支持,反对农业保护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和国际贸易自由化不可逆转的国际环境下,wto内各成员国的农业政策都要受到wto理念和规则及其协议约束。wto的农业政策代表世界农业的主流政策。《农业协议》对农业政策分为农业支持政策(support)和农业保护(protection)政策两大类。农业支持是指政府对农业提供:一般性政府服务(如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推广与咨询、检疫、市场促销、水利等基础设施服务);以食物安全为目的的公共储蓄;国内食品援助;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支持;自然灾害的救济支持;通过投资提供的公共调整计划;地区援助计划;通过资源休闲计划提供的结构调整援助;环境规划等。这些能在不扭曲市场机制的条件下促进农业的持续发展,称作“绿箱政策”。农业保护是指政府对国内农业生产与贸易采取的财政补贴、价格干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等措施达到刺激国内粮食等农产品的生产、向农业转移收入的目的,其结果替代和扭曲了市场机制,称作“黄色政策”。wto的宗旨促进自由贸易,消除贸易壁垒,试图通过多边贸易协议加以限制甚至消除农业保护。 二、发达国家的农业已由保护转向农业支持 历史上许多发达国家实行过形形色色的农业保护政策。若以立法为标志,英国于1815年制订《谷物法》对谷物实施“中断性出口补贴”政策(export bounty)。美国于1933年制订《农业调整法》开始实行农产品平价收购政策,20世纪70年代改为类似差额支付的办法。日本从1904年开始征收大米关税。1950年又通过政府补贴提高粮价,成为世界上保护水平最高的国家。进入20世纪,世界各国为了促进农产品供给或出口,都实施了农业保护政策。从其效果看,农业保护虽在短期内增加了国内农产品产量和农民收入,但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1.财政负担沉重。在1985年的前10年,美国农业补贴总共高达3000亿美元,财政收入来自农业的不足4%,而农业补贴占财政支出的9%。同期欧共体为1000亿美元,占其预算总额的2/3.法国财政收入来自农业的仅0.7%,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高达7%。日本每年的直接农业补贴平均都在8000亿日元以上。 2. 扭曲价格机制与竞争机制,造成资源配置效率损失。相比于按国家间、地区间、品种间的比较优势来组织生产贸易,通过农业保护政策谋求国内农产品自给,就要承担巨大的资源机会成本和效率损失。 3. 造成消费者福利损失。农业保护直接导致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的国内价格高于世界市场价格,如日本国内的大米价格50年来一直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6-10倍。 4. 引发国际贸易摩擦。为保护和反保护实施出口补贴和进口限制而引发贸易摩擦逐步升级,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成为“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最激烈的焦点之一。尤以美国、欧共体和日本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摩擦最为严重。 5. 为防止过度竞争而实行过度保护,其结果是强化了农民对政府的依赖。过度保护使农民对市场的反应能力和经营素质下降,使农民把增收希望总是寄托于生产补贴、价格补贴和市场保护上。尽管给予农业很高的保护,如1982-1984年财政补贴在农业收入中的比重,美国为22%,欧共体33%,日本72%,但农民收入并没有与城市居民收入同步增长,而是不断下降。 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的农业政策的重心已由农业保护转向农业支持。美国分别在《1985食品卫生法》、《1990食品、农业、环境保护与贸易法》和1996年的新农业法逐步削减了有关农业保护的补贴,大幅度增加了与农业支持有关的投资。欧共体从1992年开始大幅度削减农产品的价格补贴。日本加大农业支持力度,在20世纪60年代政府对农业投资每年达3700亿日元,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保持在40000亿日元以上,相当于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 三、中国农业更需要支持 1. 农业保护并非是农业持续发展必由之路,农业支持更有利于市场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农业保护的理由主要有:“农业弱质论”、“农业风险论”、“农民收入低论”、“供求平衡论”等。 “弱质”决不是农业的产业特征。农业具有明显的优势。否认这一点就很难解释世界农业在过去对国民经济(尤其是哺乳工业化)的贡献。建国后40年,国家对农业的支出(包括农业行政开支)约3000亿元,同期农业向国家的贡献高达12000亿元。也很难对当前发达国家的很高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回报率、工商资本向农业渗透的客观事实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更难解释我国农业一直在“负保护水平下”迅速发展的原因。 农业具有明显的产业优势:(1)成本优势。农业的最本质特征是经济的再生产与自然的再生产交织在一起的。投人到农业的部分自然资源和太阳能是无偿的,自然生产率使得农产品成本绝对低于工厂化生产农产品的成本。(2)资源优势。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告诉我们,农业对土地占有的垄断性加上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使得农产品生产具有天然的垄断性,从而使农产品的价格高于社会价值,特别是高于其本身的价值。(3)市场优势。农产品使用价值的特殊重要性和社会对农产品质量和数量需求不断增长的趋势使农民在市场交易中能够处于有利地位,农产品价格趋于上升。(4)高收益优势。工商业的成本利润率一般在10%-25%。1998年我国成本纯收益率,稻谷为55.59%、小麦12.64%、玉米41.94%、高粱46.82%、大豆50.88%、花生40.07%、芝麻107.37%、棉花42.30%、甘蔗42.9%、甜菜35.16%、蚕桑茧30.94%、绿毛茶29.96%、苹果50.43%、甘桔69.42%。这只是全国平均水平,在专业化的区域和企业,其收益率更高。正因为如此,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工商资本向农业渗透。 有人认为当前农民收入低,需要保护。我们认为农民收入低不是农业本身固有的,而是由政策和体制导致价格扭曲(如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供求信息障碍造成供求结构失衡、产业组织分割使农业处于低价提供原料的地位和“小而全”的农业经营方式(阻碍科技推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造成的。靠农业保护提高农民收入是治标不治本。通过农业的支持改善农业的生产和市场的基础设施才是治本之道。 有人认为农业自然灾害多,收入没有保障,需要保护。但是,农业发展历史表明,农产品产量总体上处于上升的趋势,农业的丰年多于灾年。即使农业因灾减产,由于农产品供给减少,价格上升,农民收入不会减少很多。况且防灾减灾和稳定农民收入的途径有多种,相比较而言,最有效的途径是农业支持(如科技减灾、兴修水利、治理生态环境和政策性保险等)。 有人认为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供求不易平衡,需要保护。以粮食的特殊的战略意义而把所有农产品都纳入保护的范围实在是有点以偏概全。靠保护来增加农产品供给、维系供求平衡不仅代价高,而且扭曲市场机制。特别是在农产品买方市场的条件下,供求长期失衡源于农业保护造成价格扭曲、供求信息失真。解决供求平衡只能靠加强宏观调控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是一个公益产业仅靠保护是不够的。农业落后于工业,农村落后于城市恰恰说明了农业急需强有力的支持。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针对性最强的、最有效的政策是农业支持。 2. 我国农业保护难以如愿 为了确保我国粮食战略安全,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1993年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收购。但由于农用工业品价格没有相对稳定,且以更高的增长速度增长,使得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每年以大约10%的速度增长,农民从提价得到的实惠很快丧失。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1993、1994和1995年分别是1988年的128.7%、180.1%和195.9%,而同期的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为147.6%、173.0%和198.4%,同期工农产品综合交换比价指数分别为114.7%、96.1%和91.9%。与政府的意愿相反,价格保护没有起到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目的;相反,还引发物价的全面上涨甚至通货膨胀;并产生了沉重的财政补贴;使我国最受保护的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的收购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20世纪90年代以前,粮食和棉花国内的价格平均水平低于国际价格,而在实行保护价后的1995年大米、小麦和玉米的国内价格分别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17.8%、28.5%和71.1%。而在1999年依然为12.3%、51.5%和56.2%,大豆为41.8%,失去了价格优势。当农产品价格出现周期性下降时,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和销售企业无法顺价销售,造成巨额亏损。1998年全国粮食部门亏损挂帐达2000亿元。在巨大的亏损压力下,收储企业不愿按保护价收购,导致农民卖粮难,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减缓,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1997-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速度分别为9%、4.6%、4.3%和2%。现在出现了一种不太正常的思维定式:一听到要提高农民收入,政府和学者就想到对农业保护,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补贴和减少进口等。而农民抱怨保护价太低,把收入的增长寄托于政府提高主要农产品的保护价。 我国农业价格保护并没有达到它的政策目标——向农业转移收入的目的。我国的农业生产者补贴(简称pse,它是假定取消所有现存的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措施,由此造成农业收入的减少额同原来的收入额的百分数,用以反映政府的农业保护政策的影响和农业的保护程度)在1982、1984、1986、1988、1990、1992、1993、1994和1995年分别为-2.27%、-25.91%、-38.4%、-21.4%、-26.1%、-18.5%、-24.07%、-7.79%和-4.99%,全部是负值。由于负保护造成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净转移出价值约1400亿元,1993年至1995年每年从农业净转移出价值高达2194.5亿元、1284.04亿元和1406.3亿元。 此外,由于高额的关税保护造成消费者福利损失。我国目前关税水平牛肉45%、猪肉20%、禽肉20%、柑橘40%、葡萄40%和苹果30%。降低这些商品的关税,加上它们进口价格低,我国消费者福利的增加是不难计算出来的。农业保护没有给农业有力支持,反而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给实施这一政策的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带来巨大亏损,那么这个保护政策就值得怀疑。 3.我国保护的能力有限 从我国国情看,我国工业化水平低,财政负担能力有限,农业人口众多,农业保护难以实施。事实上,少数人怎能保护多数人?发达国家尚且没做到,况且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确保粮食战略安全,只能对重点农产品和重点地区实行重点支持。 4.国际贸易环境不允许农业保护,农业支持有利于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发展 以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实施保护也是不现实的。wto的宗旨和规则及诸项协议都力求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自由的国际贸易新型的市场体制,鼓励农业支持政策。从总趋势看,非关税和边境措施关税化,关税下降至平均水平,生产出口补贴逐步取消,农业保护的空间越来越狭小。 如果我国执意实行农业保护政策,将使我国今后在wto谈判和国际贸易中付出巨大代价。历次谈判,尤其是“乌拉圭回合”wto的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都对农业保护政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农业协议》对关税与非关税、价格补贴和出口补贴做了较大的限制。虽然允许发展中国家逐步削减补贴,但总的趋势是最终取消。新一轮的多哈wto谈判中,农业保护依然是一个争论的焦点,问题具体集中在:进口关税的进一步消减,关税配额扩大,出口补贴,国内补贴,“黄色”政策的规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履行削减国内补贴上要求极为强烈。旷日持久的我国加入wto的谈判遇到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我国农业保护问题。一些想与我国发展正常贸易的国家在进行双边贸易谈判时,对我国入世后能否遵守农业补贴上的规则。已存疑虑,因而附加许多保证条款,给谈判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中美农业合作协议》中美方附加了许多保留条款。 如果我国执意实施和加强农业保护,将会在国际贸易中不断引发摩擦,使我国具有价格优势的农产品出口受到严重的限制,或因反倾销而丧失。客观地讲,我国具有价格优势的农产品占多数。猪肉、羊肉、牛肉、禽肉、禽蛋、水产品、水果、花卉和蔬菜具有价格优势。例如中国与美国是禽蛋最大的出口国。1985-1998年间,美国与中国的带壳禽蛋的出口价格之比徘徊在2.44:1至4.18:1之间。某些进口国以我国媒体“加大农业保护力度”为据,认定我国农产品的竞争优势是政府补贴造成的,采取反倾销甚至限制进口来压制我们。例如,我国的蜂蜜的产量和出口量居世界第一,价格最具优势。1998年出口价我国为1055.5美元/吨,而阿根廷为1150-1200美元/吨,墨西哥为1300美元/吨,澳大利亚为1400美元/吨。但美国认定我国的价格优势是政府出口补贴所致,对从我国进口的蜂蜜价实行由美国商务部定价(只对中国)。从1997年第2季度起,美国公布的从中国进口的蜂蜜价格远远高于其国内市场实际价格,致使我国蜂蜜对美国的出口严重受阻。1997年仅出口1.14吨,比1993年的3.34吨减少65.9%。我国出口韩国的大蒜被限制进口,韩国认为我国出口的大蒜的价格优势是由于我国政府补贴造成的。当前中日贸易摩擦也是由于日本实施农业保护引发的。 我国的小麦、稻谷、玉米、棉花、食糖、大豆和油菜价格处于劣势(基本上高于国际市场2至5成)正是由于农业保护的负面结果(实际收益者是农产品流通部门及其企业)。取消农业保护能改变这些农产品的价格劣势。通过科技和环保支持将大大提高出口农产品的品质,赢得优势。 四、实施强有力的农业支持政策,促进我国农业持续健康发展 1.把农业政策重心从保护转到支持上,充分利用wto的“绿箱政策” 从总的趋势看,wto的谈判的重点由边境措施转向国内立法,由贸易壁垒转向技术壁垒,从贸易自由化转向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从贸易问题转向经济社会政策问题。这些趋势将直接指导成员国的农业政策。各项协议如《农业协议》和《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协议》及《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对“绿箱政策”不加限制。我们要在遵守wto的基本规则,逐步放开国内市场,有步骤减少和消除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同时,应加大农业支持力度,努力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因此,今后我国农业支持政策的内容主要是:加强有利于农业科研水平和农业抗灾能力的一般性政府服务;设立结构调整基金专门用于扶植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以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市场信息系统为重点的农业市场体系建设;加强给农民适度的生活保障、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支持;加强以保护农业生产力源泉的农田基本建设(尤其是水利建设)和环境规划与生态的支持;建立健全农村信息网络系统(特别是供求价格信息和就业信息);加强农产品检疫检验技术与质量标准和环境标准的研究,促进绿色农产品的发展;取消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完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完善粮食储备调节制度,增加粮食储备补贴。 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用保险替代价格保护的经验。美国、日本、加拿大十分重视农业保险,用完善的农业保险体系来代替灾害救济和价格补贴。如美国为所有参加保险的农作物提供30%的保险费补贴,投保农户的作物减产35%以上可得到联邦保险公司很高的赔偿金。建立和健全农业保险制度与保险体系,尤其是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增强农业风险承受能力,保障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发展出口保险服务,以保险服务代替出口补贴,促进外向性农业的发展。 2. 明确农业支持的目标和任务 考虑我国农产品(尤其是粮食安全)供求状况和国际竞争力,今后我国农业支持必须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增加有效供给、支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和促进农业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建立健全农业支持与保障体系(包括技术、生态环境、生产流通的基础设施、农村信息网络、制度和法律等)为主要任务。 3.确定适宜的农业支持的水平,扭转农业的负支持的局面,尽快达到农业支持的国际水平 我国农业支持总量(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简称ams,根据《农业协议》,是以货币和年计量的、用以衡量政府为支持农业生产者增加某种特定产品或非特定产品的供给而提供的支持水平的指标)长期处于负支持水平。1993-1995年间特定农产品市场价格支持总量(ams)高达-546.36亿元(陈敏敏,2000)。1993年农业生产者补贴(pse)低于0而大于40%由高到低依次为鲜蛋、黄麻、水稻、羊皮、山羊板皮、蜂蜜、牛肉、大麻、皮棉、小麦、苹果、玉米、山羊毛、猪肉、黄豆、茶叶;低于40%的由高到低依次为柑桔、生漆、山羊绒、水产品、蚕桑茧、蔬菜(张忠发,1996)。加入wto后,国际竞争压力不容我们继续实行农业的负支持。当务之急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负担能力的提高,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国内支持总量。 4. 选择正确的农业支持的重点与方式 根据各类农产品在经济和社会中的不同的战略地位,按发挥区域、成本、价格、品种和质量等比较优势的原则,根据国家财政负担能力,重点支持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具有成本价格优势的但质量不高的农产品。周曙东和徐志刚用国际通行的国内资源成本系数指标(反映资源配置效率的指标)研究我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1997年国内主要农产品的国内资源成本系数从小到大排序为:蔬菜、蚕桑茧、柑桔、苹果、烤烟、菜牛、花生、中籼稻、生猪、粳稻、谷子、晚籼稻、小麦、早籼稻、肉鸡、棉花、鸡蛋、高粱、大豆、玉米和油菜子。其中油菜、玉米和大豆的国内资源成本系数均超过临界值1,而且它们的百元产值给社会带来的净收益,分别为-27.38、-7.08和-4.75元,应当国外生产;高粱、鸡蛋和棉花为0.99、0.97和0.92,接近临界值,不具资源优势,而蔬菜、蚕桑茧、柑桔、苹果、烤烟、菜牛、花生、生猪和稻谷,尤其是中籼稻,国内资源成本系数都低于0.8,具有较高的比较优势。蔬菜、水果和肉鸡中农药激素高于国际标准。从地区比较优势来看,早籼稻在浙江、福建和广西具有比较优势,中籼稻在安徽、河南、四川、贵州、云南和陕西有比较优势。晚籼稻在浙江和安徽有比较优势,粳稻在山西、吉林、安徽、河南和宁夏有比较优势。小麦在天津、河北、山西、安徽、河南、北京、黑龙江、上海和云南有比较优势。以上地区的优势农产品应当成为农业支持的重点。 在支持的方式上,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行政手段。wto规则要求市场准入、非关税和边境措施等行政手段逐步让位于经济手段,农业支持将由法律来保障,并要求各国农业支持的去向和水平有完全的透明度。《农业协议》支撑‘绿色补贴“(包括政府用于环保、病虫害控制、基础设施和救灾等一般性服务,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支持,结构性调整援助,区域援助计划,环境规划等),反对”黄色补贴“(包括价格支持、营销贷款、面积补贴、某些有补贴的贷款计划)。因此我国选择”绿色补贴“为主、逐步取消”黄色补贴“的国内支持方式;分期逐步减让到与我国应当承担的7.5%的水平;逐步取消出口补贴(包括农产品出口的直接支付、出口奖励和为降低营销成本提供的补贴)。建立健全农业支持法律与制度体系,制定农业支持法,加强农民权益和土地资源的保护、加大农业支持立法和督查的力度。 特别是要借鉴发达国家的通过技术壁垒来进行农业保护的经验,加强农产品环境质量标准与动植物检疫技术的研究,通过提高农产品环境质量标准和检疫技术水平来保护我国农业。 5.政府、新闻界和学术界要免提“加大农业保护力度”及其类似的提法 这种提法会授人以柄,引发国际贸易纠纷,还会误导农民。许多人对达成的7.5%的农业保护指数并同意逐步减少的承诺、《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协议》和《中美农业合作协议理解,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农业论文:浅议证券市场与中国农业发展 一、 证券市场对于农业发展的功能证券市场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标志。作为市场经济的高级发展形式,证券市场浓缩和凝聚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机制、优秀要素和基本价值观念,它应该而且可以为农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一) 筹资与投资功能筹资与投资是证券市场的基本功能。企业通过在证券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能够迅速地把分散在社会上的闲散货币集中起来,形成巨额的、可供长期使用的资本,用于生产和经营,从而开辟了不同于间接融资(银行贷款)的直接融资渠道。同时,这些股票、证券也为投资者提供了多样化的直接投资工具。这一功能对于农业发展的意义在于:改变社会资金配置方式,开辟农业直接融资渠道,有利于克服农业发展的资金制约。 (二) 转制与监督功能 证券市场还具有促使公司转换经营机制的功能。证券市场对经营主体有一定的要求,公司要成为上市公司,必须先改制成为股份公司,按照股份公司的机制来运作。企业要在证券市场发行证券,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要有良好的业绩。这就使企业时时处在各方面的监督和影响之中。这些监督包括:①股东的干预。股东作为投资者必然关心企业的经营和前途,并且通过授权关系或“用脚投票”实施他们的权力。②股价升跌的压力。企业经营的好坏直接影响股价,股价提高,对公司是一种激励;经营不善产生的价格下跌可能导致外部接管,在这种制约下,管理层不得不认真地为公司服务,股东的权益因此得到相应的保护。③社会的监督,特别是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证券交易所的监督和制约,所有这些制约,促使上市公司形成健全的内部运作机制。 这一功能对于农业发展的意义在于:(1)有助于促进农业企业的机制转换,培育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龙头企业。龙头企业的重要作用要求它具有完善的内部运行机制,优越的组织形式。相比而言,上市公司具有体制上的优势。对照上市公司的要求,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培育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2)启发和影响各类农业经营组织的企业化转变。证券市场不仅培育农业大中型上市公司,而且以它的标准、效率启发和影响着各类农业经济组织。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由于企业经营方式有较高的效率,传统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方式逐步向面向市场的农业企业经营方式转变;农民从传统的农业生产者逐步向具有市场意识、投资意识、管理意识的农业企业家转变。 (三) 资源配置与结构调整功能 证券市场的流动性特征会引导资金流向效益好且有发展潜力的部门或企业,从而发挥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功能。在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已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缺乏一个引导资源尤其是资金流通与配置的市场机制。证券市场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在证券市场上,资金在利益的引导下流向效益好的行业、企业,抛弃收益率低、缺乏增长潜力的证券,从而实现包括资金在内的资源的合理配置。 这一功能对于农业发展的意义在于:(1)消除行业壁垒,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农业要进入证券市场,要在证券市场不被冷落,必须先要成为能够赢利的行业,成为比较效益较高的产业。在过去农工商脱节、供产销分离和农业劳动力过多的情况下,农业部门仅限于原料性初级产品生产,加工和运销环节的增值流向了工业和贸易部门。然而,在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条件下,农业的比较效益和市场地位可以大大提高。资源配置功能促使农业必须走产业化经营的道路,增强赢利能力。(2)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遏制和克服重复建设。农业部门的经营性资产中,存在不少重复建设项目,造成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配置效率低。重复建设是计划经济和部门分割的必然产物。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导致重复建设的旧体制还会发生作用。利用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可以有效地遏制和克服重复建设的弊端。这是因为,首先资本的趋利动机会冲破农业经营管理中的部门分割,促进资源的自由合理流动;其次,证券市场大范围的兼并收购、资产重组和产权交易,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四) 分散风险功能 证券市场通过提供各种不同性质、不同期限、不同风险和收益的证券,既给投资者和融资者提供了丰富的投融资渠道,同时也提供了分散风险的渠道。首先,融资方通过发行证券筹集资金,实际上将其风险部分地转移和分散给投资者。上市公司的股东越多,单个股东所承担的经营风险就越小。其次,投资方可以根据不同偏好,通过买卖证券和建立投资组合来转移和降低风险。证券市场的流动性特征解决了投资者难以变现的后顾之忧,证券市场的出现,为各种长短期资金相互转化和横向资金融通提供了媒介和场所。人们可以用现金购买有价证券,把消费资金转化为生产资金;人们也可以卖出有价证券,将其变为现实购买力,以解决即期支付的需要。这一功能对于农业发展的意义在于:农业生产的根本特征决定了它所特有的生产周期长、存在自然灾害等风险。证券市场的分散风险功能有利于化解农业企业的风险压力,有利于农业的长期发展。 (五) 社会功能 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证券市场还有其超越经济领域的社会功能。首先,证券市场的出现加速了中国经济转轨和社会现代化的发育过程,广泛而深入地传播了市场经济的基础知识和价值观念。其次,证券市场成为联系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与公民切身利益的纽带,起到了社会凝聚作用。证券市场是政治、经济的“晴雨表”。国际形势、国家政局、体制改革、经济增长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都会影响到企业的经营业绩和投资者的投资收。81.证券市场与中国农业发展益,也都会在证券市场中得到反映。证券市场的走势,投资者的心态、倾向也会反馈到国家有关部门,从而影响有关决策。同时,从自身利益出发,企业、投资者必然对国家政治生活、经济形势、企业经营状况保持高度的关切,并且成为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坚定支持者。 这一功能对农业发展的意义在于:(1)有利于加强政府和公众对农业的关注。在证券市场上,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每天会吸引千家万户的注意,投资者会因此而更加关注农业政策、农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证券机构更会认真研究农业方面的信息,关注农业企业的经济活动。而这些信号会反馈到决策层,从而影响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决策的实施执行。(2)促进农业部门经营观念的创新。证券市场浓缩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元素。农业与证券市场的联连,带来了经营观念的变化。例如,从只重视产品经营到产品经营和资本经营并重;从追求利润最大化到既追求利润最大化,也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从只重视土地、农具等有形生产要素,到重视股票、债券等无形生产要素等。这是经营观念、思维方式的重大进步和创新。综上所述,证券市场为农业注入了多种现代生产要素,农业需要证券市场。同时,证券市场也需要农业的参与。农业对证券市场的重要性在于:①没有农业的参与,证券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将大为降低,证券市场的重要性将大打折扣;②农业所形成的食物与纤维系统是世界最大的产业部门,没有它们参与,证券市场是不完整的;③农产品市场是永不衰落的市场,农业为证券投资者提供了适宜长线投资的工具,有利于减少证券市场中的短线投机行为。 二、 农业利用证券市场的途径 (一) 农业利用股票市场的途径 股票市场是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主体。在债券、基金等证券品种尚未充分发育的情况下,股票市场率先支撑起中国的证券市场。目前,我国农业对证券市场的利用主要是通过股票市场进行的。至1999年底,共有57家农业概念的股份公司上市发行股票,其主营业务和资金投向涵盖农产品加工、畜牧饲料、种植、种子、渔业、水产养殖、林业、农产品流通、化肥、农用机械等领域,涉及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 农业利用股票市场的步骤是:1.农业企业化。农业企业化的含义是:加快推动各种资源向农业产业化转移,对各种商品化农业的经营性资产实行企业化管理,按照《公司法》的要求规范企业组织形式。企业化是农业企业进入股票市场的前提。农业经营性资产必须经过企业制改组,才具备进入股票市场的条件。 2.农业企业股份化。农业企业股份化是指农业企业建立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为农业进入股票市场奠定微观基础。农业企业股份化过程表现为多种形式,例如,农户联合兴办股份化的企业;对乡村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农户取得股东资格;农户以其交售的农产品或服务参股龙头企业,作为优先股东,分享企业利益,不参与管理;专业合作社参股龙头企业;龙头企业进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造;农业产业化链条不同环节的企业间相互持股,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必须指出的是,农业企业化过程是一个多样化的过程,是一个多种模式并存的过程。由于历史的、自然的原因,我国农业经营必然存在多种组织形式,农业企业也会表现为不同形态。这种多元化的组织结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都会存留下去。 3.农业股份公司证券化。(1)扶持现有农业股份公司上市。在农业企业股份化的基础上,扶持和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股份公司进入国内外股票市场发行股票,走上资本经营的“快车道”。通过股票市场的筹资功能,募集资金迅速扩张企业规模,取得规模效益;通过股票市场的转制功能,提高企业的素质和管理水平;通过股市的资源配置功能,不断培育优质资产,改良弱质资产,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并运用并购、重组等资本经营手段,走集团化、规模化发展道路;通过股市的巨大影响,提高农业上市公司的知名度,扩大企业的无形资产,创造良好的企业形象,让全社会了解、关心、支持农业产业化,让农业上市公司成为产业化经营的有力的龙头。 (2)组建新的农业股份公司并促使其上市。新组建的股份公司可侧重发展3种类型:一是大型。主要是原来国家部委直属的大型农贸加工、流通、进出口企业,经改组上市。二是精品型。选择若干着名的农业精品如砀山梨、涪陵榨菜等,组建农业精品股份公司上市。三是高科技型。把我国农业高科技成果、农科基地组成高科技农业股份公司,提高农业上市公司的科技含量。 (3)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市场。随着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深化,农村资产得以量化,产权得以清晰,非上市的股份制公司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权可以通过证券化,在产权交易市场流通转让。目前,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亟待建立。一个规范化的、有约束力的产权交易市场有利于盘活农业经营性资产,有效节制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复建设,为大范围的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创造条件,使股票市场与产权市场、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实现有效联连,有利于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效率和规模。 (二) 农业利用债券市场的途径 中国债券市场作为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场规模和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股市,更不能和银行信贷相提并论。中国企业对债券市场的参与程度是很低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至今为止还未有一家农业企业发行公司债券。我国应重视和加强对债券工具的运用。 农业利用债券市场的主要方式有3种:①发行公司债券。②发行经营型的基础设施如路、桥、水库等项目债券。③政府发行农业专项债券。目前,可供农业产业化选择的债券类型主要是企业债券和可转换债券。 1. 企业债券及发行。企业债券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无论从筹资者角度还是从投资者角度分析,企业债券有其独特的吸引力。从筹资者的角度来看,发行企业债券综合成本低于发行股票。这是因为:①通过债券融资,债务的利息计入成本,有冲减税基的作用;而在股票融资中,存在着公司法人和股东双重纳税的问题。②通过债券融资,公司可以更多地利用外部资金扩大公司规模,增加公司股东的利润;而在股票融资中,发行股票固然增加了运用的资金,但同时也增加了公司利润的分配基数。③通过债券融资,公司原有管理机构基本不受影响;而通过股票融资,公司的管理结构可能因新股东的进入而受影响。从投资者的角度分析,投资债券可以规避因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的投资风险。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信息是做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但信息是稀缺的。在股权投资情况下,由于存在着委托—关系,道德风险随时可能发生。而债券投资则减少了道德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降低了监督成本。这就使债券能够得到投资者的偏爱。 2.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可转换债券”)是一种可以在特定时间、按特定条件转换为普通股票的特殊企业债券。可转换债券兼具债券和股票的特性,含有以下三个特点:①债券性。与其他债券一样,可转换债券也有规定的利率和期限。投资者可以选择持有债券到期收取本金和利息。②股权性。可转换债券在转换成股票之前是纯粹的债券,但在转换成股票之后,原证券持有人就由债权人变成了公司股东,可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和红利分配。③可转换性。可转换性是可转换债券的重要标志,债券持有者可以按约定的条件将债券转换成股票。转股权是投资者享有的、一般债券所没有的选择权。可转换债券在发行时就明确约定,债券持有者可按照发行时约定的价格将债券转换成公司的普通股股票。如果债券持有者不想转换,则可继续持有债券,直到偿还期满时收取本金和利息,或在流通市场出售变现。可转换债券的投资者还享有将债券回售给发行人的权利。一些可转换债券附有回售条款,当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持续低于转股价(即按约定可转换债券转换成股票的价格)达到一定幅度时,债券持有人可以把债券按约定条件回售给债券发行人。另外,可转换债券的发行人拥有强制赎回债券的权利。一些可转换债券在发行时附有强制赎回条款,规定在一定时期内,若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高于转股价一定幅度并持续一段时间时,发行人可按约定条件强制赎回债券。由于可转换债券附有一般债券所没有的选择权,因此,可转换债券利率一般低于普通公司债券利率,企业发行可转换债券有助于降低筹资成本。但可转换债券在一定条件下可转换成公司股票,因而会影响到公司的所有权。 (三) 农业利用基金市场的途径 产业投资基金是一个与证券投资基金相对应的概念,是以个别产业为投资对象的投资基金。这类基金的主要目的是吸引对某种特定产业有兴趣的投资者,通过发行基金受益券募集资金,交由专家组成的投资管理机构运作,以支持这些产业发展。其投资目标既追求长期资本利润,也注重当期收入,是一种典型的成长及收入型投资基金。我国农业产业投资基金是按有关法规设立的投融资金融工具。其经营宗旨是,在严格遵循国家产业政策和证券市场规则的前提下,以市场、收益为投资导向,募集的资金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具有市场潜力的项目进行股权等形式的投资,促进目标企业和项目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和商品化经营,提高目标企业的效益,并给投资者以丰厚的投资回报。 1. 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的定位。我国农业产业投资基金应该是一组基金,既有部级的农业发展基金,又有各地的农业发展基金;既有纵向按行 业如畜牧、渔业、林业等划分的投资基金,也有横向按地区划分的农业产业化投资基金,还有两者结合的投资于特定地区的特定产业的投资基金。资金来源既可以是中国境内的机构或自然人,也可以是境外的机构或自然人,还可以境内境外同时募集。既有境内基金,也有境外基金,还有中外合资合作基金。既有上市基金,还有非上市基金。只有这样的基金结构,才能适应中国各地的差异,才能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才能有充足的资金来源,并有利于保证资金的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 2. 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方式。在目前我国的经济、金融背景下,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方式以封闭式为宜。这是因为:①目前中国投资基金所依托的证券市场不成熟,市场波动大,投机气氛浓厚;投资者不够成熟,其投资行为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在这种背景下发展开放式基金,证券市场的波动、社会形势的变化,都会导致投资者冲动性撤资行为,从而影响基金的正常运作。②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对象是农业,农业生产周期长,需要稳定的资金来源,而不是随时可以抽走的游资。设立开放式的投资基金,会造成资金的不稳定。③我国目前缺乏开放式基金的运作经验与人力资源,在此情况下设立开放基金,具有很大的经营风险。为适应农业投资对资金相对稳定性的需要,农业投资基金在发展初期应选择封闭式设立。但是应该看到,开放式基金现已成为世界投资基金的主流。世界基金业的发展规律是从封闭式基金走向开放式基金,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开放式基金已占压倒多数。在基金发展初期以封闭式为主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它的操作与管理比较简单,风险与压力较小。但从制度优化的角度而言,需要逐步走向开放式基金。 3. 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类型的选择。按组织形态划分,基金可分为契约型和公司型两个类别。它们的区别在于:①法律地位不同。公司型投资基金是依据《公司法》而成立,具有法人资格;契约型投资基金是依据信托契约组建的,不具备法人资格。②发行的凭证不同。公司型投资基金是通过发行普通股票筹集资金,普通股票的持有者即为股东;契约型投资基金是通过发行受益凭证筹集资金,受益凭证的持有者为受益人。③有关当事人不同。组建公司型投资基金通常有4个当事人:基金公司发起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承销人;组建契约型投资基金通常只有3个当事人:基金发起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从投资者的角度看,这两种方式没有太大的区别。从基金运作的角度看这两种类型各有利弊。从投资农业的角度看,选择契约型基金较为适宜。首先,契约型基金设立、运作、解散比较灵活,便于操作,投资者不需要组成一个法人实体,只要向基金管理公司买入收益凭证后,即成为该基金的受益人。其次,在基金业发展初期,契约型基金有利于减少管理摩擦,突出专家理财、专业管理。由于契约型基金是一种“虚拟法人”,基金的运作主要由有经验的专家进行;而公司型基金是独立法人,容易干涉基金管理人的经营,出现管理上的摩擦。最后,契约型基金能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契约型基金是一种信托基金,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尤其是能够使不同基金份额的持有人享有同等权利。 4. 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的管理模式。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经营管理的关键取决于基金管理公司。基金运作的特点是通过管理公司的专业运作,保障受益人的投资回报。选择基金管理公司有两种方式:一是为设立新基金而成立一家管理公司,将基金交给它管理;二是在基金设立后交由已有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国内已设立的投资基金和早期的基金基本都采取第一种方式。这样做表面的理由是我国基金管理公司少,缺乏相关管理经验,其本质的原因是缺乏社会分工的观念,视基金为自己的资产,不容他人染指。第二种方式乃是以后的发展方向。随着基金业的发展,由一家管理公司管理多个基金的局面将会出现。这有利于管理公司积累更多的专业经验,节约基金管理成本;同时,还可以避免基金的发起人又是基金管理公司发起人,不利于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缺陷。农业基金管理公司应熟悉农业经济、农业科技、农村社会,拥有农业经济专家、企业管理专家、金融分析专家和资本运营专家等人力资源。它的设立,一是通过新设立的途径,二是选择具有运作农业基金条件的已有基金管理公司,三是引进中外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农业在发达国家已成为盈利行业,国外不乏投资农业的成功经验,引进中外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不仅有利于提高农业基金的运用绩效,而且有利于提高基金管理水平。如前所述,我国农业产业基金可以是一组基金,但农业基金的管理则应该相对集中。经过市场的检验,经过投资者的筛选,最后形成一两家具有权威性的农业基金管理公司。 三、 发展农业证券市场的有关政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农业产业化的推动,各行业利润率逐渐趋于平均,农业领域的现代企业制度正在形成和确立,政府对农业企业上市实行重点倾斜的政策,农业利用证券市场的渠道基本畅通,所以,农业企业利用证券市场融资的步伐不断加快。截止到1999年底,农业上市公司通过新股上市、配股等方式在证券市场募集资金近200亿元,相当于1998年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的22%.发展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当前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 培育更多的证券市场主体 首先,培育更多符合条件的从事农业经营的企业上市,提高其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其次,培育更多熟悉农业的投资人,鼓励居民、企业、保险基金、养老基金、共同基金等社会法人机构参与投资农业企业。最后,培育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发挥其资金雄厚、专家理财的优势,使投资主体多样化。 (二) 发展和规范证券市场客体 首先,扩充市场容量,丰富融资品种,以适应和满足不同的投资偏好,例如推出股票期权、股票指数期货等。其次,积极发展项目融资、地方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可转换债券以及抵押债券融资。再次,在适当时候,开放国有股、法人股上市,逐步加大国有和集体资产上市流通的力度。最后,参照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国情,不断进行金融创新,增加新的融资工具。 (三) 建立多样化的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融资并非仅限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基金市场,还应该包括产权交易市场和其它货币金融市场。可以建立规范化的产权交易市场,通过企业的并购、重组,生产资料交易进行融资。另外,民间自发的小型金融机构、社会集资这类原始形态的金融市场经整顿、规范也可成为资本市场的一部分。 (四) 努力开拓海外融资市场,稳健地推进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进程 首先,我国农业企业可以创造条件赴国际证券市场发行股票或债券。其次,可与境外资金共同设立中外合资的农业发展基金。再次,允许外商投资农业企业在国内与国外上市发行股票。最后,在加强监管、控制风险和逐步实现金融开放的前提下,允许国际资本有步骤地并以适当方式进入国内证券市场,让外资投资中国农业股票,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 (五) 培养和发展专业化中介机构 资本市场上的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证券商、投资咨询公司、产权交易咨询公司等。它们能为企业改组、并购、股份制改造、项目融资提供策划、咨询并参与组织工作。由于农业的行业特殊性,有必要在原有机构中培养或新建熟悉农业产业特点和农业生产经营规律,能为农业在资本市场融资活动提供帮助的中介机构。 中国农业论文:加入WTO后的中国农业保护与税收政策 由于农业是具有弱质性、需要特殊保护的产业,因而对农业进行保护已成为一种国际惯例。我国是一个有近13亿人口,其中9亿在农村的农业大国,农业问题在我国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我国多年来实行的是以农补工、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这种对农业的负保护,导致了我国农业积贫积弱。我国经过15年的艰苦努力,现已成为wto新成员。如何在更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保护低效率的农业,如何在自由贸易下保护处于比较劣势的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加入wto对我国农业的影响 一、农产品市场面临强大的竞争压力 按照wto农业规则,我国农产品的边境保护实际上将失去其有效性。与此同时,由多年负保护政策所形成的多数农产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竞争优势,将随着日益增高的农产品成本(如主要粮食成本以平均10%以上的速度增长),以及农业政策倾向转变而逐步消失,农产品价格水平出现了接近或超过世界价格水平的趋势。因此,失去保护的我国农产品市场将面临着国外产品的严峻挑战和冲击。 二、农产品生产面临着巨大的冲击 加人wto后,外国质优价廉的农产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将引起国内市场农产品价格下跌,销售市场缩小,势必对农业生产的结构和数量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影响农民收人的增加,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减少对农业的投人,进而影响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对我国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和保持农产品市场的稳定十分不利。 三、解决农村社会经济矛盾的难度加大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加人wto以后,大量农产品的进口必然对国内农产品形成挤压态势,使我国农产品的销售雪上加霜,更加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于农业生产的部分收缩,据估计大约有近千万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置成本太高,农民的再就业困难很大,亿万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不仅影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也影响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并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农村社会的稳定和进步。 我国加强农业保护的主要对策 一、建立良好的农业政策扶持环境 农业问题不可能仅在农业本身的范围之内得到解决,必须首先建立起良好的政策扶持环境,即从根本上改变不利于农业的资源分配格局,变对农业的负保护为正保护,转入工业农业并行发展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就已进人工业化中期阶段,在近期内宜把工农业发展速度比调整到3∶1,并逐步调整到2.5∶1. 除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外,还要采取其他措施。一是必须控制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攀升,规定其销售价上限,或者对低收入农民购买生产资料给予直接补贴。二是建议在制定新的农业税制时,调整课税对象,改变养殖业不纳税,而农业税集中于种植业的政策,适当降低税率,减轻农业税费负担,以此作为加入wto后,政府保护农业的举措之一。三是在农业信贷方面,要改变农业信贷占国家信贷总额比重下降,占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贷款比重较低的状况。同时要扭转农业贷款占农村贷款比重持续下降,即农村资金“非农化”的倾向。 二、搞好关税配额管理,争取最有利的上限约束关税 在加入wto的谈判中,我国已争取到对小麦、大米、棉花、豆油和食糖等农产品进行关税配额管理(限对进口确定一定的配额量,对配额内产品进口征收低关税,配额外进口征收高关税),配额准入量的确定实行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即在最近三年的年平均进口量,或国内三年平均消费量的3%之间,选择较大的作为关税配额基期准人量,并承诺一定的增量,到实施期末必须达到国内消费量的5%。国家计委前不久公布了《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草案)》,这是我国根据wto的规则,在保护内为农业发展多争取一点提高竞争力的时间,以防止国外农产品过量进口冲击国内市场。 按照国际惯例,在丧失非关税措施后,只能采取上限约束的办法自主提出约束关税,但上限约束关税必须与缔约成员谈判确定。我国承诺加入wto后10年内农产品关税平均水平削减22.1%,虽然高于发达成员国,但却低于大部分发展中的成员,不利于我国农业的贸易保护。因此,用好配额量,争取对我国农业最有利的上限约束关税,是我国加入wto后加强农业保护的至关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三、并用“绿箱”和“黄箱”政策 在国内支持方面,农业协议将国内农业支持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引起贸易扭曲的政策,称“绿箱”政策,可免于减让承诺;另一类是产生贸易扭曲的政策,称“黄箱”政策。协定要求各方用综合支持量(简称ams)来计算其措施的货币价值,并以此为尺度,逐步予以削减。 由于“绿箱”政策无需减让,且与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一致,因此我国应加大对“绿箱”政策措施的保护力度。与价格保护造成国家巨额财政负担相反,这些措施不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但是它的“外部经济和社会效益”却很大,能够降低农业的综合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水平,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实现对农业良性和持久的保护。 事实证明,在农业生产领域,知识与科技已成为最重耍的因素,在生产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只有坚定地推动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才能有效化解由于降低关税等措施带来的冲击。因此,我国应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资力度,逐年尽快将政府对农业科研的投资增加到农业gdp的1.5%~2.0%,将政府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投资增加到对农业科研投资的2倍~2.5倍。国家对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应该同样适用于高新农业科技开发企业。 在“黄箱”政策方面,虽然我国只有485亿人民币的支持空间(我国今后对农业的支持水平不能超过1986年~1988年平均农业生产总值的10%,约485亿人民币),但是,这一数字与我国目前的实际支持水平相比,还是可观的。今后的重点是加大农产品价格支持和农业生产资料补贴力度,在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调整农产品价格支持补贴结构,提高补贴效率。尤其是应借鉴国际经验,逐步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把支持与补贴的重点转向农业生产者,从而不断改善和提高农业生产能力。 四、完善农业保障体系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农业保险已成为wto框架下世界农业政策的重要走向之一。我国是一个农业高风险国家,加入wto后,我国的农业风险尤其是经营风险会加大。为了抗御农业的各种风险,减少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保障农户收入和生产发展,建议应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制度和体系,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农业保护方面的作用。不管选择哪种保险模式,都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将农业保险纳入农业总体发展规划,加强农业保险立法;第二,改革现行的农业保险体制,成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第三,逐步建立农业保险专项风险基金。 五、加强农业税改革 笔者认为,我国农业税的改革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应先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第二步是在此基础上,推进农业税制的全面改革。 据有关资料分析,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农业成本最为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农民负担的税费所占比重过高(农业税、期间费用和成本外支出三项合计约占19.1%);二是人力成本过高(约占32.80%),而农民的平均农业剩余微乎其微。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农产品价格还要下跌,农民收入增长滞缓,因此,建立在剩余分配上的税费制度的基础是薄弱的。为此,作为加入wto后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的重大举措,近期应切实免除由农民负担的各种不合理收费,凡应由政府支付的,一律不再向农民摊派。按照公共财政理论,政府机关行政管理支出和义务教育支出均应由财政安排,并由财政开支,同时还应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向农民征收的行政性收费。在此过程中,应最大限度地减少乡村“吃黄粮”的人员,并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调整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的有关政策。 笔者认为,现代农业税收体系,应该由“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所得税”组成,规范税制中的收入和扣除项目,并确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农业税条例》是由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布的,该税法的修订应尽早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议程。 中国农业论文:浅谈经济危机对中国农业的影响 摘要:经济危机对当今社会已经是众人皆知,变得习以为常。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过度的私有化、国际化和全球化,经济危机亦不可避免的波及到中国经济。2008年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中国作为美元外汇的最大持有者也不可避免的遭受牵连。作为世界上农业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均稀少的耕地,恶劣的自然环境,让本来就很脆弱的中国农业在经济危机大潮中变得岌岌可危。通过分析在经济危机中粮价的波动来判断中国农业所遭受的影响,对预测中国农业的发展前景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经济危机;农产品价格;粮食安全 最近爆发的经济危机已成为世界各国、各世界组织所关注的焦点,对于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经济危机的危害不可小视。因此探讨经济危机对农业的影响很有现实意义。 一、经济危机下的中国农业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扩散蔓延,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集中表现在农民增收难度加大等五个方面。 2008年,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战胜来自国际国内、自然界和市场等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实现了持续稳定发展,取得了极为难得的好成绩,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亮点,为国家成功办好大事、妥善处置难事,有效应对金融危机、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作出了重大贡献。 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扩散蔓延,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集中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农产品价格下行压力加大,一些农产品市场萎缩,二是农民工就业困难,三是优势农产品出口受阻,四是乡镇企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困难加大,五是农民增收难度加大。这些困难和不利因素相互作用、相互迭加,加上上年基数较高,使得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面临的形势异常复杂,任务十分繁重,难度明显加大。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粮食连续五年增产、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切不可放松农业;在全力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任务繁重的时候,切不可忽视农业,必须明确,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重视农业。 二、影响粮食价格波动的因素 (一)提价政策,拉动粮食市场价格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及此后党和国家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十分明确地作出了2009年加大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购买农机具补贴、良种补贴力度,大幅度提高2009年粮食最低收购价的决定。2008年10月19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发出《关于提高2009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决定从明年新粮上市起较大幅度提高2009年生产的小麦最低收购价水平。每50公斤白小麦(三等,下同)、红小麦、混合麦最低收购价格分别提高到87元、83元、83元,比2008年分别提高10元、11元、11元。稻谷最低收购价格也要较大幅度提高。” 粮食最低收购价大幅度提高,2008年临时存储粮食收购后按照“顺价销售”的原则销售,意味着国家政策强力拉动粮食市场价格。2009年粮食收购价格、国家最低收购价粮食、临时存储粮食拍卖价格将进一步提升,市场粮价总水平将高于2008年。 (二)金融危机,压低粮食市场价格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全球,在此危机和世界粮食丰收的情势下,2010年国内外粮食市场将出现新的格局。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世界主要大米出口国,如泰国、越南等国纷纷解除大米出口限制,国际米价更进一步回落。受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消费超过全球小麦一半以上的发展中国家的小麦需求可能会大幅减少,尤其是亚洲地区。随着国际米价的一跌再跌,国内外米价已几乎持平。中国从2008年12月1日起,取消玉米和玉米面粉出口关税,同时降低小麦、大米和大米、面粉等出口关税。小麦出口关税从目前的20%调到3%,大米出口关税从5%~10%调到3%~8%。 调整粮食出口关税,对国内市场的影响十分有限。由于中国政府对粮食的供应始终维持自给自足的策略,近期以来政府为稳定国内粮食市场,持续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包括对稻谷的临时收储、下调大米出口关税、解除年初对成品粮等食品类商品的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等。受到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支撑,在国际大米价格大幅急跌期间,国内米价则始终维持平稳运行的态势。 (三)石油降价,降低粮食生产价格 世界石油价格在2008年7月11日飙升至147.27美元/桶的油价后,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直线下降。美林预计,油价短期将触底至25美元/桶;高盛的报告也唱跌,预计油价将至30美元/桶。按照完善后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结合近期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回落的情况,国家发改委决定,自2008年12月19日零时起将汽油出厂价格由每吨6 480元调整为5 580元,每吨降低900元;柴油出厂价格由每吨6 070元调整为4 970元,每吨降低1 100元;航空煤油出厂价格由每吨7 450元调整为5 050元,每吨降低2 400元。与粮食生产息息相关的石油价格大幅度下降,减轻了中国生产资料上涨的压力,带来粮食生产价格的下降。 (四)充裕粮源,有效调控市场价格 在2008年丰收大背景下,中国粮食收购量显著增加。据国家粮食局统计,截至11月25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十四个中晚籼稻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2008年新产中晚籼稻1 456.9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353.4万吨;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等六个粳稻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2008年新产粳稻442.1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244.5万吨;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甘肃等十个玉米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2008年新产玉米641.4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467.8万吨。2009年,国家有充裕的粮食调控粮食市场,只要常年拍卖最低收购价和临时存储粮食,就可以有效地保证市场供给,并运用价格杠杆调剂市场价格。 三、农业是根本,粮食更是重中之重 (一)“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农业和农村发展亮点突出,成绩来之不易,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而正在持续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冲击逐步显现。农产品价格下行,农民工就业形势严峻……经济环境骤变带来的新困难与历史形成的老问题互相叠加,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明显加大。 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基础支撑在农业。只要中国农业和粮食安全不出问题,人民温饱无忧,经济社会发展就有良好的基础。 在全球粮价大起大落的背景下,“手中有粮”无疑是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大事。据分析,在粮食连续增产之后,“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能不能稳得住,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之下,农产品的价格开始出现下跌或波动,由此会影响到农民出售农产品的价格收入。”现实中,国际市场上小麦、玉米、大米等农产品价格相对上半年高点时有较大幅度下降,反映在国内市场上这些农产品的价格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 针对粮食供求出现的新情况,为了稳定粮食市场、促进农民增收,近期以来,国家先后两次下达国家储备和临时存储粮食收购计划共计3 050万吨,其中包括稻谷、玉米、大豆等多种粮食品种,价格与市场持平或略高于市场价。国家的托市政策,给了农民一个好价格,掀起了一股卖粮热潮。少数地区粮食收购价格有所回升,目前多数地区市场收购价格与国家出台的挂牌收购价格接近或基本持平,有的地方市场价格还略高一些。部分地区农民售粮踊跃,各地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收购进度,尽力满足农民售粮需要。 (二)“内外兼修”应对挑战 农产品贸易问题需要引起高度关注。最近几年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逆差越来越大,2008年更为突出,2007年贸易逆差大概是40亿美元左右,2008年1到10月,已经突破100多亿美元。山东是农产品出口大省,约有1/3的农产品出口境外,2008年农产品出口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受世界金融危机、国际贸易壁垒等多种因素影响,2008年前三季度,山东蔬菜出口同比下降9.9%,肉食品出口下降20%。在全省500余家水产品加工出口企业中,约30%的企业微利经营,60%的企业保本甚至亏损,10%的企业被迫转产。这种情况为近十年来前所未有。 面对种种不利情况,各地农产品出口企业在政府的扶持下,“内外兼修”以应对各种挑战。以山东省为例,山东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是目前中国最大的调理食品出口企业,2008年前十个月,公司出口量下降了20%,但出口额基本与去年同期持平,主要原因是公司凭借质量优良提高了出口产品的价格。在稳定国际市场的同时,龙大集团进行肉制品和花生油国内市场的产销网络建设。目前,龙大内贸总量已占到集团销售总额的65%~70%。其中,2008年龙大花生油国内销售额达到5.6亿元,增幅70%多;肉制品预计全年国内销售额将达到13亿元,增长超过50%。 农产品对外贸易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向实体经济蔓延,中国农产品的国际需求将会有所减缓,但也为中国提升农产品出口质量提供了机遇。今年中国部分省份农产品出口逆势上扬的情况表明,金融危机对不同农产 品出口的影响具有差异性,质量较高、具有中国风味的加工食品、地方特色农产品仍具有较好的出口市场前景。近期以来,国家进一步下调了贷款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准备金率,今年还将陆续出台更多的出口鼓励政策,这些利好的政策为中国进一步优化农产品出口结构,提升农产品出口质量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如果我们能抓住机遇、用好政策,今年中国农产品出口仍有保持较快较好发展势头的可能。 四、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展望 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可以说是2008年三农成就的两大亮点:这一年全国粮食总产和单产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全国粮食总产量预计10 570亿斤,创历史新高,粮食总产连续五年增加,这是四十年来第一次,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连续五年增长的好成绩。前三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3 971元,同比增加650元,实际增长11%,2009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5 000元,实际增幅6%以上,农民收入增幅连续五年超过6%,这是二十多年来第一次。 2008年初中国南方部分地区遭遇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5月发生汶川特大地震,在遭遇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取得如此成绩,着实不易;下半年世界金融危机致使国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陷入经济危机,在外部形势发生严峻变化的情况下,取得这两大亮点,实属难得。 近二十年来,中国粮食生产一直在丰收与歉收之间波动,从2004年以来,党中央不断加大三农工作的力度,中国农业基础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不断提高,粮食生产得到恢复、稳定和发展。粮食连年丰收,增强了人们对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信心,为国家应对特大自然灾害和国际农产品市场剧烈波动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抑制物价过快上涨奠定了坚实基础。 农民收入方面,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扭转了农民收入一度低迷徘徊的局面,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从2004—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均超过6%。 据分析,在近年来的农民收入构成中,转移性收入成为新的增长点。如,国家先后出台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带动了农民转移性收入的增加。同时,受农村土地征占用补偿水平提高、农民土地流转和房屋出租增多、参加入股投资分红人数增加等因素影响,农民获得的财产性收入不断增长。尤其是今年以来农民增收的良好成绩是在众多挑战中实现的:从年初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到汶川特大地震,再到下半年以来的农产品价格普遍下滑以及农民工大量因失业返乡,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农民收入的持续较快增长。 五、中国农业机遇与挑战并存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专家分析指出,虽然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但在国家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扶持、引导下,在困难中中国农业仍然可以抓住多个机遇,可以有多种作为: 在国际能源价格下降的背景下,农资产品如化肥、农药、农膜等的生产成本相应降低,这正可为农民增加投入提供支持,为农民节本增收提供机遇。 在扩大内需的机遇下,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这正是解决农业生产基础薄弱,增强农业基础,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机会。各地可借国家加大投资的机遇,变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解决多年来农田水利设施落后、靠天吃饭、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等长期制约农业生产的问题。 2011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战略部署的重要之年,也是应对国际经济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之年,做好今年农业农村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大力扶持粮食生产,不断增强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加农业农村投入,较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我们要按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要求,把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千方百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农业论文:中国农业经济模式转变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刻指出,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党不断探索和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辟了中国道路,形成了中国理论体系。新时期,中国农业经济跨越式发展,正在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农业经济转型,在新时期确立了中国农业经济模式。中国农业经济模式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 一、中国农业经济模式的起步阶段———新民主主义社会农业经济模式 从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是探索中国农业经济模式的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进行,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建立农民土地私有制,在农民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探索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从这一阶段开始,迈出了探索中国农业模式的最初步伐。其又具体化为:第一,进行,建立农民土地私有制。1946年5月至1952年底,先后了关于的几个重要文件。1946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7年7月~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以国家意志进行。到一九五三年春,除中央决定暂不进行的若干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大陆的已全部完成。通过,彻底摧毁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起了土地初始配置均等化的农民土地私有制,赋予农民最完整的土地私有权,形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家庭经营制度。第二,建立互助组,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农业生产合作化。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953年2月将其作为正式决议。在决议指导下,针对不同地区情况,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采用典型示范的方法,或成立互助组,或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要形式有:最初级的季节性、临时性的简单劳动互助;更高的常年互助组;最高级的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民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的收获量,并按入股的工具及牲畜取得合理的代价,同时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计工取酬,按劳分红。发展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后中国农业模式的必然选择。长久坚持农民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就可能重蹈旧制度的覆辙。互助组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业生产关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形式。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互助组实现了最初的劳动互助,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保留农户土地与生产资料狭义所有权的前提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进行土地、资本、劳动的多重互助。 二、中国农业发展模式的形成阶段———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制下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 从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到1981年底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本建立,是中国特色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与曲折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兴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动“运动”,确立了制的农业经济模式。中国农业经济模式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曲折发展。第一,兴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经济模式。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有条件的地方,有重点地试办高级的(即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随后,在全国上下掀起了兴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高潮。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成标志着在农业经济领域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走上了土地和主要农业生产资料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的道路。第二,实行制,中国农业经济模式曲折发展。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要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制度基本稳定下来,成为改革开放前农业经济的基本模式。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治组织、社会组织。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缺乏生存和发展基本经济环境。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基本经济制度,赋予农民集体的是产权残缺的产权制度。高额的交易费用,在集体内部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造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的低效率。按照当时决策者制订的工业化、城市化战略对农业、农民、农村执行经济掠夺政策,造成农业长期徘徊。 三、中国农业经济模式的定型阶段———家庭承包经营制下的农业经济模式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是中国农业经济模式持续稳定发展与定型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确立了以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基础,以家庭承包经营制为主的经营制度,赋予农户完整而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长期不变,走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道路,推进土地流转、工业反哺农业、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等。在这一阶段,真正找到既适应生产力发展实际,又体现社会主义性质,能够保障农业持续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特色鲜明的农业经济模式。其主要形成历程为: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的首要出发点,是充分发挥我国八亿农民的积极性。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91年11月,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要求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 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指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2001年12月,中共中央了《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强调农产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必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在承包期内,农户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承包地是否流转和流转的形式。200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指出要加强农业发展的综合配套体系建设,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200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探索建立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强化农业科技和服务体系基本支撑,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8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指出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四、结语 中国农业经济模式是同一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统一。它保持了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基本属性,又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特有经济模式。中国农业经济模式不是单一样式,而是因地制宜在保持本质的基础上形成了多种样式。家庭承包经营制、两田制、股份合作制、家庭农场、农业庄园、集体经营等,都有所发展。中国农业经济模式是公平性与效率性的有机统一。土地集体所有制与集体所有的产权制度,公平保障了集体成员的土地所有权、经营权、支配权与收益权,而土地经营制度、流转制度、农业政策支持体系则保障农业经济的高效运行。中国农业经济模式是统筹发展与和谐发展的有机统一。 中国农业论文:中国农业环境纠纷的司法帮助 近年来,我国农业环境污染和破坏的问题日益严重,农业环境纠纷已成为当前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现实问题。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现行的农业环境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不够完善,使很多农业环境纠纷很难进入诉讼程序,即使进入诉讼程序也很难获得公正救济。这不仅侵害了农民的权益,而且严重地制约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阻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进程。为了有效救济受害者、惩罚加害人、实现保护农业环境等目标,本研究总结了我国农业环境司法救济机制面临的困境,并就此提出完善机制。 1农业环境司法救济机制面临的困境 1.1涉农环境司法主体面临的困境 1.1.1缺乏专门化的环境审判机构 长期以来,有关环境纠纷案件都是在普通法庭审理,分别由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和刑事审判庭依法管辖。由于普通法院缺乏专业性,对于环境侵权责任中无过错责任的认定、损害结果的认定、因果关系推定、举证责任分配等专业性高、处理难度大的环境纠纷常常感到束手无策。虽然海事法院、林业法院、农垦法院等专门法院也有权管辖部分环境案件,但是这种分散式审理模式常常导致各类法院在面对环境纠纷案件时有利可图各主管辖、无利可图互相推诿,难以有机协调形成合力,最终贻误案件的处理,受害人就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 1.1.2法官对涉农环境司法能力不强 司法是法官适用法律的过程,法官的素养与能力直接影响法律适用的水平。农业环境侵权的显著的特点在于它的技术性较强,不仅涉及环境法律知识,往往还涉及农学、生物学、化学等专业知识。在我国现有的司法主体中,法官大多未经过此类专业培训,所以对于农业知识、科技手段的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往往力不从心,对环境司法的效率和质量产生了不良影响。 1.2涉农诉权主体面临的困境 1.2.1农业环境诉权主体范围过窄 农业环境侵权行为一般不是侵害单个农民的利益,往往是相当地区多数农户的利益,并且往往不是直接侵害受害人,而是通过农业环境这个载体再作用于受害人。如果按照传统的诉讼法“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理论,那么直接利害关系人之外的任何人都无权就农业环境侵权提起诉讼,这势必阻断了很多侵害农业环境公共利益的案件进入诉讼程序。 1.2.2农业环境诉权主体的诉讼能力不足 我国农民一直以“无讼”为主流观念,常导致农业环境司法的虚置。首先表现为农民证据意识很弱,当农业环境事故发生后不主动保存证据,也不知道有效地收集证据。而农业环境污染多具时效性,许多证据转瞬即逝,况且有些损害结果也不是马上表现出来,所以受害农户在法庭上往往因为证据问题而丧失胜诉权。其次,农民的诉讼经济能力有限。农业环境领域技术性、专业性很强,农民取得的证据有时必须得到权威机构鉴定后才能证明自己权利受到侵害,但是鉴定机构收费很高,加上提起诉讼应当预先支付诉讼费,这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的农民当事人来说,往往因为没钱打不起官司,从而丧失司法救济的良机。再者农民的诉讼技能偏低。由于农业环境案件专业性强,侵权的因果关系复杂,很多农民不知道如何起诉、应诉,举证、质证和辩论。所以在面对复杂、抽象的法律规则和灵活多变的诉讼技巧,农民显然无法依靠自身的能力进行环境维权。 1.3对侵权者执行司法裁判面临的困境 在当前的司法环境下,很多涉农环境案件的判决在执行实践中面临很多困难。一是,侵权者经济困难无力赔偿损失或承担恢复环境原状等费用。农业环境问题往往侵害空间广阔,对象广泛,损害结果严重,而且很多农业环境一旦遭受破坏要恢复原状几乎是不可能。如果侵权者经济实力不够雄厚,就无法赔偿成千上万农民的经济损失或治理已遭受破坏的农业环境。二是,侵权者不配合执行,对判决不予接纳,拒绝履行义务。在农业环境侵害中,侵权者往往是具有特殊经济能力的企业或个人,在司法实践中他们很多不履行判决,并通过投亲结友,发动各种社会关系阻止判决的执行,这使得司法裁判的严肃性、权威性和有效性遭遇严重的挑战。 2完善农业环境司法救济机制 2.1健全司法主体 2.1.1建立环境法庭 在各级人民法院内部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指定具备扎实环境法律专业知识的人才担任法官并参与审理专门的环境案件。这样既能聚民事、行政、刑事为一体的审理模式又能充分整合我国的司法资源,保证环境纠纷案件的审理效率[1]。在国外,如澳大利亚、南非、美国部分州、孟加拉国、科威特、瑞典等国家均设置了相应的环境法庭,专司环境污染的案件[2]。我国自2007年开始,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清镇市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庭、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环保审判庭也相继挂牌成立,集中专门审理环境纠纷案件,提高了案件的审理效率,增强了环保执法效果[3]。 2.1.2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由于环境问题证据的技术性较强,法官独任审判难以胜任,仅仅依靠环境法律知识还无法满足审判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实行合议制的审判方式,吸收农学、生物学、化学等专业知识水平高的专家担任陪审员,一方面可以确保法院审判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另一方面还可以降低诉讼成本、有效地解决环境诉讼案件。 2.2健全诉权主体 2.2.1放宽农业环境诉讼的原告资格 如果按照传统的诉讼法理论,起诉资格仅限于与案件有直接利害的关系人,势必造成很多农业环境侵害的农民无法提起诉讼。鉴于环境保护的社会性、公益性,有必要对现行的诉讼法理论进行完善,扩大环境侵权诉讼的原告范围,只要在农业环境案件中具有事实上的侵害,不论受到损害的是个人利益还是公共利益均可以认定原告具有起诉资格。范围上讲,原告既可以是直接利害关系人,也可以是间接利害关系人,包括环境保护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和社会组织。 2.2.2提升农民环境维权能力 首先,提高农民环境诉讼意识。虽然环境侵权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责任,但仍解决不了受害者举证能力薄弱所带来的问题。所以应该加强环境法制宣传教育,亟待解决我国农民诉讼意识不强的问题,提高农民的环境法律意识,使他们在农业环境遭到破坏的第一时间立即搜集证据。其次,在举证方面,公权力机关应该提供有效的救助,受害人可以请求当地环境行政机关鉴定其受害原因和状况,也可以向法院申请诉前证据保全,取得相关的证据材料。再次,实行农业环境案件诉讼费的减、免制度。现在法学理论正朝着由保护受害者向救济受害者为要旨的方向发展,减免原告预付诉讼费用正是顺应这一法学潮流。在环境诉讼案件中,这一制度为美国立法所确认和日本司法实践所采用。如美国的《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均有规定;日本的富山骨痛病诉讼首先采用了这一制度[4]。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法院在受理案件时,对经济确实有困难的农民,应当少交或者免交诉讼费用,以保证农民不致因负担诉讼费困难而放弃权利的保护。最后,构建涉农法律援助制度。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但至今仍未设立专门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组织和救助体系。作为农业人口占8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法律援助体系并没有考虑到农业大国的特色。因此,法律援助设计应当考虑到“三农”的特殊性,有必要对现行的《法律援助条例》进行修改,把农民明确列为援助对象。对于需要法律帮助经济拮据的农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律师承担法律援助义务[5]。在鉴定费用承担上进一步完善司法援助手段,由政府建立一些法律援助性质的鉴定机构,对于私益农业环境诉讼案件的鉴定费用给予适当减免或缓交;对于公益农业环境诉讼案件的鉴定费用应当免除。 2.2.3完善侵权者责任承担方式 第一,建立环境保险制度(侵权方为企业)。农业环境侵害范围大、对象广、赔偿金额和恢复环境治理费用高,常导致加害企业不堪重负而破产,使受害者也难以及时得到赔偿。为了确保环境纠纷赔偿责任的有效执行,有必要建立环境保险制度。即通过保险机构与危险企业约定,由危险企业向保险机构缴纳保险费用,由保险机构承担危险企业可能造成的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该制度以分散风险为目的,危险企业通过保险可以免除或部分免除自己的侵权赔偿责任,减轻自己的经济负担,受害者也可从经济实力雄厚的保险机构获得赔偿金。第二,建立国家补偿制度(侵权方为自然人)。如果侵权者是自然人,且能够证明经济困难无力赔偿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害责任,那么国家应该出于对被害人权益保护的考虑构建被害农民的国家补偿制度。先由国家赔偿受害农民的损失,等到加害人经济状况好转,立即向加害人追索原来支付给被害人的补偿费用。第三,启动多部门联动执法机制。单一的司法执行力量是有限的、单薄的,使环境侵权案件不能有效地彻底执行。为了避免农业环境案件执行难的困境,应当创新人民法院执行案件的运行机制,启动多个部门联动机制,加强与工商、公安、交通、电力、银行等多部门的联系,严格限制不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的经济活动。比如对其实行断水断电、吊销执照、限制工程招标、取消贷款等联动措施,最终形成一种执行威慑机制,确保农业环境案件判决的有效执行。 3结语 农业环境是我们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场所,完善农业环境保障机制,事关农业环境的保护与改善,事关广大农民合法权益的维护,事关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立足于法院、原告及被告三方机制面临的困境来探讨农业环境纠纷的有效解决途径,这样才能使司法救济的巨大功能发挥到极致。因此,建立环境法庭、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放宽农业环境诉讼的原告资格、提升农民环境维权能力、建立环境保险制度、建立国家补偿制度以及启动多部门联动执法机制已成为当前加速解决我国农业环境纠纷,充分保护农业环境资源的重要途径,应在今后的农业环境保护工作中不断得到健全和完善。 中国农业论文: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前景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75%的人口、90%以上的国土在农村。建国47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以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纵观世纪之交的国际国内形势,正在迈向21世纪的中国,要实现小康生活目标,向富裕水平迈进,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农业得到持续发展。 1中国农业科学技术面临着重大挑战 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快速发展期向成熟期过渡的阶段,完成工业化过程,耕地不断转用于非农业,大量灌溉用水也转用于非农业用途是不可避免的。而人口的刚性增加、消费水平的提高,更加重了人口、经济、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如何处理生存与发展的矛盾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民以食为天,优秀是粮食问题。 中国建国47年来,粮食年递增达3%。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粮食总产年际虽有波动,但最大波幅不到10%,已挤身世界粮食稳定系数高的国家之列。世界上没有其他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成功地解决了粮食问题,中国有能力自己养活自己,中国也只能自己养活自己。虽然如此,中国决不可掉以轻心。根据估算,到2030年,按中国人口总数达到16亿左右,人均占有粮食400kg计算,粮食总产需为6.4亿吨。也就是今后35年间,平均每年粮食产量增加近40亿kg,年递增1%左右;若按目前单产4200kg/hm2计,粮食播种面积基本不减,单产水平需提高1500kg。作为农业大国,除了粮食外,我国需高度重视农业的全面发展。《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1〕中指出,“九五”期间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是,保证粮棉油等基本农产品稳定增长;保证农民收入有较快的增长,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2010年,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要再上一个新台阶。要实现这一系列宏伟目标,农业科技将起重要的支撑作用,这也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必然。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经历了三个阶段:80年代初,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并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变化;80年代,为使粮棉油全面丰收,着重调整了农业生产结构;90年代,农业科技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是中国农业生产的原动力,更重要的在于到2000年乃至下一个世纪将在农业生产的腾飞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2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建国以来,中国农业科技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据初步统计,1979~1994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认的科技成果有3.2万项,其中受到国家、部门奖励的重大科技成果4815项。这些科技成果不仅有较高科技水平,而且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计算〔2〕,1971~1980年间,农业科技贡献率为27%,1981~1985年间增至35%左右,以后有些浮动,但目前仍为35%。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2.1遗传学理论和育种技术的突破,使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 目前,我国已收集、保存各种农作物种质资源33万份,其中属国内收集保存的占85%,而且种类十分丰富。自建国以来,全国共培育出41种农作物新品种、新组合5000多个,使粮食等主要作物种植品种在全国范围内更换了3~5次,良种覆盖率达80%以上,每次更换一般增产10%~30%,良种在科技进步中的作用占30%左右〔4〕。以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的水稻为例,70年代初,我国成功地选育并在生产中推广“三系”配套的籼型杂交水稻,这在水稻发展史上是一次新飞跃,不仅为提高水稻产量开辟了新途径,而且也为自花授粉作物利用杂种优势闯出了新路,极大地丰富了遗传育种理论。据统计,至今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累计达1.6亿hm2,年种植面积占全国水稻面积近50%,年增产稻谷约125亿kg。在畜禽良种培育上,继培育肉脂兼用型猪新品种之后,80年代又培育出商品瘦肉猪新品系,瘦肉率高达63%,料肉比由5∶1降至3∶1。培育出肉鸡、蛋鸡系列新品系和中国黑白花奶牛、中国美利奴羊等,良种覆盖率达60%~80%。 2.2改进田间管理技术和饲养管理方法,提高了农畜产品的产出率 如改双季水稻三熟制,北方发展间作套种,发展小麦叶龄指标促控技术和水稻叶龄模式栽培技术,以及立体种植技术和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综合配套技术等,使全国复种指数达156%〔7〕。此外,通过增施化肥和改进施肥技术,配方施肥、推荐施肥约占粮食播种面积的1/3,比传统粗放施肥增产8%~15%;改进灌溉技术,推广渠道防渗,低压管道输水技术达333.3万hm2以上,提高水的利用率30%~40%,降低能耗50%,增产粮食20%~30%以上;引进的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经过研究和技术改进,年应用面积达470多万hm2。在改进畜禽饲养管理方面,推广良种良法配套集约化饲养技术。以草地畜牧业为例,在南方条件下可实现0.14~0.20hm2地放养1只羊,北方条件下可实现0.33~0.53hm2地养1只羊。在饲料饲养技术开发方面,研制出适合我国国情的饲养标准和饲料配方,饲料生产技术不断提高,使饲料转化率提高30%。 2.3对主要病虫害进行综合防治,有效地减少了农产品的损失 提出以种植抗性品种、生态系统调控、科学施用农药等措施相协调并因病虫各有侧重的综合防治技术,使东亚飞蝗、小麦吸浆虫、小麦线虫、麦类黑穗病基本消灭,小麦条锈病基本得到控制,粘虫等迁飞害虫防治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每年可挽回粮食损失150亿kg。研制成功的一批安全有效疫苗,基本控制和消灭多种畜禽疫病,如牛瘟、牛肺疫、猪瘟、马传贫等,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 2.4生物技术在农业上应用研究发展很快,正在走向生产 中国已成功地利用组培、花培技术,选育出40多种作物新品种、新品系,其中水稻、小麦、烟草等已用于生产。果树、蔬菜、花卉和马铃薯脱毒快繁实现了商品化、产业化。利用基因工程已获得了一批转基因植物,其中抗棉铃虫棉花、抗黄矮病小麦、抗青枯病马铃薯等已进入田间试验示范。首次研制完成了4等分奶牛胚胎并获得4分胚胎牛。利用染色体技术,在母牛妊娠后20d左右,可准确地判断牛胚胎性别。研制成功3个不同品种幼畜腹泻基因工程疫苗,经10万头母猪100万头仔猪示范表明,使用该疫苗可以显著降低仔猪腹泻所引起的死亡率。此外,核技术、计算机技术、遥感技术等也广泛用于农业,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我国农业科技总体水平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由于科技发展所依赖的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以及科研体制、科技人才、科技手段和科研基础的差异,使得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实力和承载力同发达国家尚有明显差距,农业科技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总体差距为15~20年。我国科学技术对农业的贡献份额仅为35%,灌溉水利用率和化肥当季利用率均低于40%。小麦、水稻、玉米、大豆等主要粮食作物平均单产仅为高产国家的41%、68%、54%、45%。在畜禽草资源评价利用、畜禽疫病诊断、新技术应用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有相当大的差距。同时,在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中,技术推广的作用发挥得远远不够。显然,这些差距从科学技术工作的意义上说,就是潜力、就是希望。 3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总体目标 21世纪之交,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其优秀实际是科技实力的竞争。现代农业科技将出现超前性、渗透性、竞争性和创新性四大新趋势,在技术革命和社会经济发展浪潮冲击下,农业和农业科技均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根据世界农业科技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国情,中国农业生产要实现4个转化,即:劳动密集与技术密集结合,逐步向知识技术密集转化;手工劳动与半机械化、机械化相结合,逐步向农业机械化、自动化转化;用地与养地相结合,逐步向高产优质高效集约化经营、科学务农转化;传统农业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逐步向现代农业转化。从而大幅度地提高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投入产出率和经济效益。同时,中国一定要形成大农业的观念与格局,实现农业产业化,即农工贸一体化,使农业获得必要的、应得的效益,才能保证农业持续发展。 “九五”至2010年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目标为: 1.以科技保证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大力推广和普及现有科技成果和适用新技术,减少农民采用新技术的风险,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进一步加强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工作,使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份额2000年提高到50%左右。2010年,为农业上新台阶、综合国力大提高、农村经济全面持续发展提供科技保证,贡献份额将达到60%左右。在土壤改良、杂种优势利用和作物多抗性育种、多熟种植、高产栽培、生物防治、畜禽疫病诊断和淡水养殖等优势领域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2.加快农业技术改造,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强农业的产、供、销高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形成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基地和工程研究中心,当前尤其要抓好种子工程。 3.为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后劲,攻克一批关键性、综合性的重大科技难题。 4.进一步加强农业重大基础理论研究,到2000年使农业科技总体水平达到80年代末世界先进水平,部分领域达到或接近90年代中期国际先进水平,迅速缩小同世界先进农业科技水平的差距,到2010年,争取60%农业科技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5.加强农业科技发展能力的基础建设。 据此,我国农业科技工作将沿着4个层次展开: 1.农业持续发展关键技术研究,重点研究动植物生产力持续增长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方面的重大关键技术。 2.重大应用基础和基础性研究,以提高我国农业科技的整体水平,增强发展的后劲,紧跟世界农业科技发展前沿。 3.重点农业技术示范推广研究,重点加强农作物种子工程,水稻、小麦、棉花、玉米、大豆5大作物大面积生产开发示范工程,畜禽规范化养殖,黄淮海地区节水农业工程,南方丘陵、沿海滩涂综合开发工程等建设。 4.高新技术开发与产业化示范工作,以获得科技经济一体化,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新途径、新模式,加快农业产业的技术改造,逐步形成新兴产业。 4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重点领域 未来中国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对农业形成的压力主要集中在粮食生产上。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为播种面积、物质投入和科技进步。据近20多年资料表明,世界粮食增产中25%归功于扩大耕地面积,74%归功于提高单产。中国土地管理部门提出了挖掘内涵、集约利用土地,“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设想〔6〕。增加粮食的途径将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来提高现有耕地上的单产,及减少作物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在保证主要粮食作物生产的同时,逐步推动“粮食-经济作物”二元结构向“粮食-饲料-经济作物”三元结构的转变,同时还要大力加强菜篮子工程和特种经济作物的生产,以科技支撑整个农业的发展。 今后加强研究与推广的10大重点领域为: 1.动植物种质资源的引进、鉴定、评价和利用。充分发掘利用现有特(优)异种质材料,进行相关目标性状的遗传改进,在超高产、抗虫、抗病、抗逆境和品质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加强动植物种质资源多样性研究。 2.动植物新品种选育。选育高产、稳产、多抗、优质的作物新品种,加强抗旱、抗寒、抗涝、抗盐碱等品种选育,并大力推广和示范。在今后15年内使品种更新换代2~3次,良种覆盖率达85%以上,使良种在科技进步中的贡献份额提高10%~15%。同时在畜禽、牧草、水产优良品种选育及苗种繁育技术研究方面有重大突破。 3.动植物病虫害防治研究。针对我国动植物重大病虫草鼠害和疫病的灾情现状和成灾趋势,开展灾害预测和控害减灾技术研究,以及病虫抗药性监测和农药安全有效施用技术研究,为减轻灾害提供经济、安全、高效的配套技术。农药的有效利用率提高到30%~35%,病虫害损失率降低5%~10%,畜禽死亡率降低8%~10%。 4.粮食等主要农作物、畜禽、水产的高产、优质、高效综合配套技术研究。研究作物“两高一优”综合栽培技术,农作物间套复种多熟增产机理与综合配套技术及不同区域作物资源优化配置生产管理系统。围绕提高施肥利用率,研究提出多种改进施肥技术,提高肥料利用率10%~15%。在节水高效农业技术方面,目前我国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50%左右,因此根据作物高产、优质栽培的需水规律和农田水分循环机理,研制和推广一批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使灌溉水利用率提高10%~20%,并进一步开发与扩大灌溉面积。研究畜禽规模化饲养技术,包括优化繁育体系、营养标准、饲养技术、饲料生产技术、饲料配方及综合防疫措施等研究,使饲料转化率提高20%左右。研究湖泊、水库、浅海滩涂等水产资源环境保护和生产管理技术措施,以渔为主农牧综合开发技术,使产值在原有基础上提高15%以上。 5.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综合运用生物技术方法,注重与常规育种技术相结合,并有大的突破。研究高效、经济、实用的分子标记技术,绘制基因图谱,并培育具优良基因的新种质、新品种。此外,加强作物品质改良基因工程、抗除草剂基因工程研究。建立牛羊胚胎工厂化生产技术、猪胚胎冷冻技术、家畜性别控制技术等,研究基因工程苗、病害的诊断检测和防制技术。 6.不同类型区农业综合发展配套技术研究。针对占全国人口总数68%、耕地70%、中低产田80%的黄淮海平原、北方旱地、黄土高原、南方红黄壤以及松嫩-三江平原等五大区域,从理论、方法、实践上提出不同类型区综合治理和综合发展的多种模式和配套技术,形成一系列治理低产因素的有效技术措施,使粮食产量占全国新增粮食生产能力的85%以上,当季氮肥利用率提高到35%~40%,灌溉水利用率提高到50%以上,复种指数提高到160%。 7.农业宏观发展战略研究。长期以来,我国粮食生产量的增加方式基本上是通过大量的物质投入来实现的,生产成本也随之不断上升,生产者或投资者并未从中得到相应的收益,出现增产不增收甚至减收。这需要进行宏观经济研究,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取得规模效益。据有关资料,在粮食增产中,规模效益占15%左右,其潜力相当可观。同时,需加强农业科技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形势等软科学研究。 8.农产品加工增值技术及饲料开发技术研究。在世界发达国家,农产品产后增值为初级产品的3~9倍。研究农产品贮藏、保鲜、深加工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及新型饲料添加剂,建立研究开发基地,使农民增产增收,从而发展农村经济,优化农业结构。 9.集约化农业生产技术研究。加强农作物机械生产工艺与成套设备、工厂化高效农业工程技术、新型农业小机具及农用航空喷雾技术等研究,使农业生产中产值、省工、节能等方面有较大提高,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保障。 10.农业环境保护与资源的高效利用研究与开发。综合研究与开发环境污染治理技术和废弃物资源化技术,制定绿色食品标准,建立防治农业污染的示范工程,使农业资源污染和农业生态环境破坏得到减缓。5国际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的引进我国在国际合作和引进国际先进农业科学技术方面已取得了显著成就,如优良品种和资源,地膜覆盖、水稻旱育稀植等作物栽培技术,畜禽饲料管理技术,现代技术仪器设备,国外智力引进和国内人才培养等。为改善科研条件,提高科研能力,乃至提高综合农业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要实现我国跨世纪的农业科技目标,还必须继续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和国际先进农业科技的引进、消化与吸收。为此,计划在近5年内引进我国农业急需、国际先进、增产潜力大、经济效益好、见效快、覆盖面广、实用的农业科学技术1000项,以增强农业科技研究实力,推进我国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引进的同时,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加强消化、吸收与创新,解决一些关键技术,并加强示范、推广。 中国农业论文:中国农业经济模式转变分析 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刻指出,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党不断探索和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辟了中国道路,形成了中国理论体系。新时期,中国农业经济跨越式发展,正在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农业经济转型,在新时期确立了中国农业经济模式。中国农业经济模式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 一、中国农业经济模式的起步阶段———新民主主义社会农业经济模式 从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是探索中国农业经济模式的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进行,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建立农民土地私有制,在农民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探索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从这一阶段开始,迈出了探索中国农业模式的最初步伐。其又具体化为:第一,进行,建立农民土地私有制。1946年5月至1952年底,先后了关于的几个重要文件。1946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7年7月~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以国家意志进行。到一九五三年春,除中央决定暂不进行的若干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大陆的已全部完成。通过,彻底摧毁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起了土地初始配置均等化的农民土地私有制,赋予农民最完整的土地私有权,形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家庭经营制度。第二,建立互助组,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农业生产合作化。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953年2月将其作为正式决议。在决议指导下,针对不同地区情况,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采用典型示范的方法,或成立互助组,或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要形式有:最初级的季节性、临时性的简单劳动互助;更高的常年互助组;最高级的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民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的收获量,并按入股的工具及牲畜取得合理的代价,同时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计工取酬,按劳分红。发展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后中国农业模式的必然选择。长久坚持农民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就可能重蹈旧制度的覆辙。互助组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业生产关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形式。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互助组实现了最初的劳动互助,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保留农户土地与生产资料狭义所有权的前提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进行土地、资本、劳动的多重互助。 二、中国农业发展模式的形成阶段———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制下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 从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到1981年底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本建立,是中国特色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与曲折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兴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动“运动”,确立了制的农业经济模式。中国农业经济模式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曲折发展。第一,兴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经济模式。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有条件的地方,有重点地试办高级的(即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随后,在全国上下掀起了兴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高潮。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成标志着在农业经济领域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走上了土地和主要农业生产资料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的道路。第二,实行制,中国农业经济模式曲折发展。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要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制度基本稳定下来,成为改革开放前农业经济的基本模式。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治组织、社会组织。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缺乏生存和发展基本经济环境。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基本经济制度,赋予农民集体的是产权残缺的产权制度。高额的交易费用,在集体内部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造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的低效率。按照当时决策者制订的工业化、城市化战略对农业、农民、农村执行经济掠夺政策,造成农业长期徘徊。 三、中国农业经济模式的定型阶段———家庭承包经营制下的农业经济模式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是中国农业经济模式持续稳定发展与定型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确立了以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基础,以家庭承包经营制为主的经营制度,赋予农户完整而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长期不变,走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道路,推进土地流转、工业反哺农业、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等。在这一阶段,真正找到既适应生产力发展实际,又体现社会主义性质,能够保障农业持续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特色鲜明的农业经济模式。其主要形成历程为: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的首要出发点,是充分发挥我国八亿农民的积极性。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91年11月,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要求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 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指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2001年12月,中共中央了《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强调农产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必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在承包期内,农户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承包地是否流转和流转的形式。200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指出要加强农业发展的综合配套体系建设,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200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探索建立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强化农业科技和服务体系基本支撑,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8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指出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四、结语 中国农业经济模式是同一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统一。它保持了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基本属性,又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特有经济模式。中国农业经济模式不是单一样式,而是因地制宜在保持本质的基础上形成了多种样式。家庭承包经营制、两田制、股份合作制、家庭农场、农业庄园、集体经营等,都有所发展。中国农业经济模式是公平性与效率性的有机统一。土地集体所有制与集体所有的产权制度,公平保障了集体成员的土地所有权、经营权、支配权与收益权,而土地经营制度、流转制度、农业政策支持体系则保障农业经济的高效运行。中国农业经济模式是统筹发展与和谐发展的有机统一。 中国农业论文:健全中国农业信贷风险补偿制度 2008年10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同银监会联合了《关于加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决定在中部六省和东北三省开展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试点工作,主要目的是为了创新和完善涉农金融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三农”贷款需求。但纵观我国当前农业贷款现状,虽然国家信贷政策不断向农业倾斜,但农业贷款不良率仍然居高不下,农业贷款风险补偿体系仍然存在不少缺陷。 建立农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迫在眉睫 (一)农业属于弱势产业,农贷受自然因素影响大 “三农”信贷的主要还款来源是农业生产,但农业具有天然弱质性。农业要依赖于水、土、日照、气温等天然资源的配置。人类到目前为止,对天然资源的配置,只能适应,不能整体改变,由于天然资源的影响,农业自然灾害具有不可抗性。农业自然灾害一方面导致农业生产费用增加,另一方面导致粮食减产,直接影响农业贷款的回收,存在着巨大的自然风险。 (二)农村信用体系不完善,信用风险较大 当前,一些地方的信用环境不够理想,部分农民信用观念较差。同时,农业贷款多采取信用、保证和联保方式,虽然方便了农户,但与抵押担保方式相比,存在对借款人还款约束力差的问题,部分农户容易产生失信行为。如:部分贷款户虽有还贷能力,但与失信农户相互攀比,坐等观望,长期拖欠本息不还;有的农户受别人唆使冒名贷款或为不具备贷款能力的农户提供担保;还有的农户虚构贷款用途骗取贷款,改作他用。 (三)农业贷款规模过大,与信贷管理力量不相称 农业贷款超常业务量与农村金融机构信贷管理人员偏少的矛盾较为突出。以吉林省农村信用社为例,县级以下有1566家机构,信贷人员5434人,管理有贷款的农户267万户、农村个体工商户7405户、农村经济组织7399户,农村工商业14119户,人均管理贷款户496.7户,人均管理贷款968万元。为管理贷款户,信贷员每人日均行程40公里,信贷人员明显不足。 (四)农业贷款担保机制不到位,不能满足现实需求 与农村的现实需要及相对完善的城市信贷担保机制相比,农村信贷担保机制的差距明显。一是农村担保资源不足。一方面,农村保证人的担保能力有限,农村经济活动的主体收入不稳定,代为清偿债务的能力不足,难以成为金融机构认可的保证人;另一方面,农村担保物范围狭窄,宅基地和房屋是农民的主要财产,以其提供担保受到法律禁止或者限制,而牲畜作为担保物又难以得到金融机构的广泛认可。二是担保的社会服务不完善。主要表现在政府等职能部门服务体系不健全,不能与农业贷款新政策相适应。三是银行担保方式创新不足。近年来,金融机构加大了信贷管理考核力度,基层机构没有信贷创新权力。同时,金融机构存在不动产抵押偏好,对其他担保方式审慎有加,与担保组织的合作不主动,限制了这些担保机构功能的发挥。 建立农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的几点建议 (一)构建农村金融风险消化转移机制 一是加快健全农业保险体系,使农民遭受自然灾害的损失能尽快得到合理补偿,加快恢复生产能力。鉴于农业保险利润少、风险大、运作困难的实际,政府应该在建立农业保险体系中担负重要责任,在明确农业保险是政策性保险的基础上,对农业保险给予法律上的支持、经济上的优惠和行政上的保护;二是建立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如建立农村抵押物流转机构,培育农村抵押物流转市场,积极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改善市场结构,遏制市场操纵行为;三是以主要涉农金融机构为主,积极开展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扩大农村担保物范围,目前吉林省农村金融机构已经对农户陆续开展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宅基地和房屋、农业机械、林权、粮食直补资金抵押贷款试点。 (二)做好信用环境建设,营造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 良好的信用环境是防范农业贷款风险的基础,各级政府应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促进信用村镇建设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同时,要通过建立健全农户信用档案,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增大失信成本,打击农村恶意逃废债现象,提倡守信履约的道德风尚,促进农村信贷业务进一步发展。 (三)优化农业贷款管理体系,提高管理人员能力 建立科学的农业贷款管理体系,用科学的方式和科技的手段对农业贷款的发放、使用和回收进行管理,这样才能使其真正起到为农民服务的带动与辐射作用。首先,要创新农业贷款的管理手段,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信贷管理系统。涉农金融机构要利用现在先进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创建自己管理严密的农业贷款管理系统,实现全省贷款管理的一体化,使每一家有贷款或担保的农户资料都能通过管理系统查询获得,从而可以对农户的信用状况进行分析和评估,杜绝冒名顶替、超额贷款等问题的发生,做到防患于未然,确保农业贷款发放的效益性、安全性和流动性。要建立健全农户经济档案,使之真正成为信贷管理的助手,为农业贷款管理提供详细可靠的信息。其次,要加大对农业贷款信贷人员的培训力度,使其掌握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必须要有高素质的人来操作,因此加大对农贷信贷员的培训力度势在必行。特别要加强对信贷人员的管理技能培训,在传统的包片管理模式上寻求管理上的创新,增加信贷管理的科技含量,提高单位时间内农业贷款的管理效率。再次,为解决农村信贷人员不足问题,可聘请具备一定条件的村干部为农业贷款协管员,协助各涉农金融机构管理好农业贷款。 (四)要建立农村担保体系,构建农村金融风险消化、转移和承受机制 一是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建立对农业保险的再保险和农业巨灾风险的分散机制;二是建立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积极发展农产品市场,改善市场结构,遏制市场操纵行为;三是以主要涉农金融机构为主,有序开展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工作。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我国经济形势分析论文 【论文关键词】经济形势宏观调控持续发展 【论文摘要】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环境急转直下,国内经济困难明显增加,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中央及时把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近期又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些措施,对我国迅速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至关重要。 2008年我国经济经受了许多国际国内不利因素的冲击,但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基本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局面。2009年,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严峻,我国经济面临着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调整双重压力。宏观调控将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作为基本取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加大对企业技术进步、创业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以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2008年中国经济发展回顾 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环境急转直下,国内经济困难明显增加,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中央及时把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近期又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一)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加快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价格上涨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企业成本上升和外需明显收缩使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证券市场股指调整幅度过大和成交低迷,房地产市场观望气氛浓厚;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不到位,煤电油气运短期供求矛盾十分突出;资本跨境流动使我国货币流动性过剩压力不减,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资金又十分紧张;制约农民持续增收的不利因素较多,服务业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在周期性和结构性调整双重压力下,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因此,要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防止经济下滑,但不能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 (二)抑制物价上涨的政策措施成果显著 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酿成了一场历史罕见、冲击力极强、波及范围很广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始终将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2008年宏观调控主要目标之一,采取综合措施全面控防通货膨胀。对三农的政策力度加强,粮食增产增收,肉禽蛋等生产稳定发展,食品价格过快上涨势头的扭转成为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明显回落的主要原因。 (三)改变宏观调控方向,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在国内外不利因素影响下,我国经济持续减速,经营困难的企业和行业不断增多。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将“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的政策取向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新目标,及时出台了多项微调措施,促进去年下半年三大需求出现积极变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更加强劲,6~12月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1.9%,增幅同比加快6.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8%,增幅同比加快1.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保持稳定增长,在出口退税率提高和汇率上升放缓等多项政策利好刺激下,7、8月份当月贸易顺差同比增长3.8%和14.9%,总需求的积极变化有利于稳定经济走势。 二、2009年经济增长展望 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严峻对我国形成较大的周期性调整压力,我国企业还面临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和节能减排等政策性导向所形成的结构性调整压力,2009年国内外经济环境中不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增多。但中国经济前景值得乐观,特别是从长期来看,保持8%以上的增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008年支撑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柱是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所以要继续扩大内需,“有效扩大内需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优秀,满足人本身的多方面需要,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也要处理好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今年,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宏观调控必须采取灵活有效的应对之策。“新兴市场国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因素。2009年,发达经济实体基本不能对全球经济的增长做出任何贡献,全球经济的增长,几乎全部来自于新兴市场国家的贡献。”所以,我国经济发展前景值得看好。 宏观调控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为首要政策目标。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全国范围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并根据实际运行变化,围绕“保增长、促转型”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发行长期建设国债2000亿元、四万亿投资计划等,这些政策实施好了,预计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8%以上。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速小幅回落到3%左右。第二产业受出口和投资减速影响较大,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由2008年的15%减速为13.5%,第二产业增速也由2008年的11.1%减速为10.2%。受金融、交通运输和房地产等服务业减速影响,预计第三产业增速比2008年低0.5个百分点。预计房地产投资增速从2008年的27%骤然下降到10%左右,多数制造业投资降温。虽然有积极财政政策和灾后重建等加速因素支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仍然回落7.5个百分点,预计名义增长率达到19%,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2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幅预计达到16%左右,同比下降5个百分点。世界贸易增长放缓使我国进出口同时减速,预计全年出口和进口将分别增长14.5%和19.5%,增幅同比下降6.5个和7.5个百分点,贸易顺差约2369亿美元,同比减少9%左右。理顺资源能源和公用事业价格成为影响居民消费价格的主要因素,预计居民消费价格上涨4%左右。 因此,考虑了国内外许多的因素,使国内宏观调控明确“保增长、促转型”的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作出重大调整,给社会强烈的政策预期引导,防止了经济连续下滑,为缓解产能过剩压力、加快结构调整、深化体制改革提供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所以说,2009年我国经济形势仍然比较严峻,但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有信心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率先突围,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世界经济形势分析论文 一、全面估计美国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2002年初,人们一度认为美国经济在年中将出现比较强劲的增长,从而带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情况发展并不是这样。除增长速度不如人意外,失业率、企业投资等情况也远不如人们预料的那么好。7月12日白宫宣称,2002财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将高达1650亿美元,大大超过不久前估计的1000亿美元大关。2001年,美国贸易逆差达4114亿美元,占GDP4%左右。2002年的贸易逆差可达4980亿美元。 问题是,迄今为止,我们常常是,或者说,更多地是从增长的角度,而不是从全面发展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美国无疑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种状况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但美国经济中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也大(注:美国商务部不久前调整了1999年以来的GDP数据。按环比折年率计算,2001年GDP季度数据连续三个季度衰退。商务部将2001年美国GDP增长率由先前的1.2%调整为0.3%,同2000年第二季度5%以上的增长速度成鲜明对照。)。这种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常常带有突发性质,因而使其影响更为巨大,也更难以防范。“9·11”恐怖袭击对美国经济的直接影响大致已经过去了,但它对人们心理等的深层次影响是不可能很快消失的。美国许多公众认为,“9·11”事件是在美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现在美国对恐怖袭击作了这么多的防备,如果再发生比较大的袭击事件,它对美国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令人深思的是,“9·11”事件刚刚过去,安然等大公司假账案又接踵而至,并且其揭露也像任何一件突发的政治、军事事件那样地出人意料。到2002年10月,公司丑闻刚刚略为平息,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的可能性又因为美国国会同意对伊动武而日益增长,世界油价随之进一步上升。提前出版的2002年10月21日的《商业周刊》的文章说,据Goldman,美国一家企业经济研究机构的估计,如果有50%的可能战争不会发生,美国经济下一年度预计增长2.4%;如果有30%的可能对伊拉克动武成功,美国经济可能增长2.3%;如果战争使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等产油区遭到严重破坏的可能性有15%,美国经济可能只有1%的增长。现在看来,美国经济这个火车头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世界经济带来增长,也给世界经济的增长带来重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我们既要充分利用美国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机遇,又要做好充分准备以应付它带来的各种问题。至少从这两年的情况看,对于这二者,我们应当同样地予以重视。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不但需要增长与发展,还需要健康与稳定;不但需要带动增长的火车头,也需要能够促进稳定发展的因素。21世纪的世界经济应当是繁荣和相对稳定的世界经济。这些,都不是美国一个国家能够做到的。 二、欧盟和中国是促进世界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因素 2001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01432亿美元,占世界GDP的32.7%。目前,世界并无一个经济体能取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地位而代之。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抵消由于美国的不稳定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这决定了今后一个相当时期,不稳定发展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不能把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发展完全归因于美国,但在21世纪世界经济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中,美国是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 另一方面,目前世界上也有一些经济体,他们的发展,相对来讲比较平稳。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和平衡了由于美国的不稳定发展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在这些经济体中,欧盟和中国的情况最值得注意。目前美、欧的经济规模实际上是大体相当的。起码相差并不大。2001年,美国GDP为101432亿美元,欧盟为78828亿美元。同1996年比较,2001年欧盟的GDP反而少了8672亿美元,但在此期间,欧盟经济是以1.3%~3.4%的速度增长的,究其原因主要在汇率的变化。如果按1995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2001年的美国GDP不应当是101432亿美元,而是90835亿美元;欧盟GDP不是78828亿美元,而是99417亿美元,反而比美国多8579亿美元。欧盟经济增长速度不如美国,但发展比较平衡。最近十来年大致保持2%左右的增速,通胀率一般低于2%,财政赤字占预算的比重控制在3%以内,内债占GDP比重低于“马约”规定的60%,投资收益率一般在3%~4%。2002年头9个月,欧元区的贸易顺差达233亿欧元,和上年同期的62亿欧元比较,有较大幅度增加。失业率虽然较高,但近年内也已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11%降到7%~8%。欧盟经济的总体情况是健康的。今后十年,欧盟经济将继续保持比较平稳的增长速度。21世纪,欧洲是促使世界经济平衡增长的重要因素。认为目前欧洲经济处于“停滞、徘徊”状态,并无充分根据。 其次是中国。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和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种贡献,其程度超过中国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占有的份额。这种情况引人思考一个问题: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对世界经济的作用、影响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一般说来,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份额越大,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越密切,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大。但“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份额”和“它与世界其他国家联系的程度”只是决定这个国家国际影响的两个基本因素,但并非全部因素。一个国家如果能在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时刻,以一定的经济力量为依托,采取正确的政策,常常能够发挥比其经济所占份额更大的作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对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所起的作用,其重要性超过当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就是一个例子。 三、欧洲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它将对21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多年来,欧洲经济的规模虽然和美国不相上下(注:2001年,欧盟进出口总额为46250亿美元,远远超过同期美国的进出口总额19114亿美元,但欧盟进出口总额中60%以上(约28380亿美元)为欧盟区内贸易。见WTO:2002AnnualReport,page22.),但它不是一个整体。为解决一体化问题,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欧洲一直在为建设一个单一的内部市场而努力奋斗,但欧洲单一市场的建设比人们原先设想的要复杂得多。1993年1月1日欧洲宣布单一的内部市场建成时,只是基本上拆除了阻碍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自由流通的非关税壁垒,实际上全面的统一市场至今并未建立。据欧盟有关机构的统计,在欧盟1339条所谓“单一市场规则”中,目前只有70%被所有成员国按规则作了转化,尚有30%尚未成为成员国的国内立法。即使已经转化为国内立法的,真正实行和贯彻也还需要时间。根据2000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作出的承诺,欧盟要到2003年才在成员国之间开放电信和电力市场,在这两个领域实行统一的规则和法规。里斯本首脑会议还规定,2005年建成统一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在这之前先建立统一的“市场监管委员会”,而目前在欧盟内部有40多家金融监管机构。它们各自为政,使统一的金融市场难以形成。除此之外,目前欧盟内部还没有统一的劳动市场,各国的养老金等制度并不统一。在企业层面上,目前欧盟成员国的利润税等制度也远未统一。 近年来,欧盟为完善单一的内部市场采取了许多措施。2002年上半年,一个最突出的举措就是欧元如期进入流通领域。欧元和本国货币“双币”流通的时间还从原来规定的半年缩短到了两个月,有的国家甚至提前完成了货币的兑换工作。如法国法郎2002年2月17日便已停止使用。6月下旬,笔者在法国、德国和比利时考察时,欧元已无一例外地成为这些国家流通中唯一的合法货币。市场非常平静,没有因为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永远地退出历史舞台而发生任何风波。欧元进入流通领域确实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欧元问世反过来又必将促进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欧洲有的公众说:欧元问世首先是促进了欧洲人对欧洲的认同感。 除欧元进入流通领域外,2002年欧盟还为金融一体化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比如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方便公司在全欧洲范围内融资的议案。该议案建议,只要公司制作一份文件或发行证券说明书,便能够在整个欧盟区进行融资。该文件将为公司的潜在投资者提供详细信息,内容包括公司的管理及筹资方式。人们认为,上述议案是欧盟在2003年协调其15个成员国的法律差异,建立一个单一的证券市场的关键。它应于2002年9月份提交。 如果说,欧洲的经济一体化是20世纪下半期欧洲取得的最大成绩,那么一体化作用范围的扩大将是21世纪初欧洲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目前,中东欧国家都已提出加入欧盟的申请。欧盟的第五轮扩盟可望于2004年完成。目前欧盟正就东扩问题同波兰等国家进行谈判。一般估计,在今后10~15年内,欧盟将会拥有27~28个成员国,其中包括已经提出加盟申请的中东欧和南欧12国在内,土地面积达400万平方公里,有5亿多人口,GDP将超过11万亿美元。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目前欧洲的政治版图,但它也将给欧洲一体化带来新的问题。 四、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加强趋势 2002年上半年,在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的形势下,许多国家都在努力加强地区性的经济合作。其中东亚和拉美地区的区域合作进展最为明显。 2002年东亚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东亚经济一体化过去一直停留在争论阶段,现正在实践中向前推进。2001年11月5~6日在文莱举行的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确定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2002年底,"10+1"领导人会议将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目前有关各方正为此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工作。2003年初将全面启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并全面启动湄公河流域的开发。现在,有关国家都已同意,开发湄公河不应以牺牲下游国家利益为代价。另一方面,经过十年的准备,东盟六个老成员国(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于2002年1月1日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区,标志着东盟经济合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除此之外,7月23日在墨西哥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部长会议发表的《宣言》强调,该组织成员将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共同目标而加强合作。最后,令人注意的是,东亚地区的安全合作目前有新的起色。2002年底召开的"10+1"领导人会议除了讨论地区经济合作外,还将讨论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合作问题。现在看来,加强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解决地区内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地区内安全问题的解决反过来将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发展。二者对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与发展都是重要的因素。 受世界经济形势等的影响,目前南美国家的经济普遍不景气,许多国家都遭受经济衰退的干扰,有些国家经济危机还在深化,阿根廷和哥伦比亚则分别陷于严重的金融危机和内战之中。为了摆脱目前遇到的困难,拉美国家正在加快地区合作的步伐。2002年7月26~27日在厄瓜多尔港口城市瓜亚基尔举行了第二届南美国家首脑会议,与会领导人共同签署了《瓜亚基尔关于一体化、安全和基础设施发展的共识》的声明。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地区基础设施一体化和能源合作在振兴地区经济中的战略作用。与会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会议为南美地区的一体化开辟了新的道路。 五、贫困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从2002年上半年的情况看,世界贫困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目前的特点是,贫困和失业更加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在失业问题中,半失业和隐形失业更加凸显。秘鲁国家信息和统计所提供的材料显示,秘鲁目前的失业率为11%,半失业率则高达57.7%,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54%,其中27%的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东亚金融危机后,有的亚洲国家的失业人口一直在增加。印尼目前的失业人数已达3800万。此外,还有“至少5000万人是依靠临时做工养家糊口。”(注:翟景升.失业——印尼的沉重话题.经济参考报.2002.08.07.)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方法,印尼日均生活费用不到2美元的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人,占全国人口1/4以上。 2002年,发达国家的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美国劳工部10月4日宣布,美国9月份的失业率为5.6%,比8月份的失业率(5.7%)略有下降。但美国几家大企业近日的最新裁员计划,却为就业形势蒙上了一层阴影。受美国可能对伊拉克动武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美国多数公司目前不愿意大规模增加员工。美劳工部的一项调查表明,由于雇主不愿增加新人,失业者的平均失业周期在延长,目前达17.8周,是1994年以来的最高记录。美国目前约160万名失业者的失业时间超过了半年。美国失业人群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受教育少的低收入人群和少数族裔雇员受经济衰退的打击最严重。最近的统计显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白领阶层和白种人的失业问题,这次更为严重。(注:白卫涛.美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经济参考报.2002.10.15)德国联邦劳工局近期公布的报告说,德国东部地区2002年的失业人数将达140万人,2002年将成为德国统一12年来东部就业形势最严峻的一年。整个德国的失业率5月份为9.7%,6月份为9.8%。日本的情况也令人瞩目。20世纪90年代是日本失业率翻一番的十年,完全失业率从1991年的2.1%上升到2000年的4.7%。到2002年3月31日为止的最新财政年度,日本的完全失业人口已经连续12个月上升,2002年3月份达到397万人,失业率(5.2%)创历史最高纪录。如果加上隐性失业人数,日本的失业率有可能超过欧盟。贫困和失业人群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为解决贫困问题增添了新的困难。 六、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今年以来,源自美国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有进一步发展的势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2001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做出决定,对被指控为倾销和进行补贴的外国钢铁企业进行全面调查。2002年3月初,美国政府宣布对进口钢材征收额外关税,受到欧盟、日本和俄国等国家的强烈反对。 2.美国在欧洲重要港口派驻海关人员以检查输美货物的集装箱。欧盟担心,此举有可能“使欧洲其他港口的对美运输业务受到排挤。” 3.2002年5月,布什签署了一项新农业法,大幅度提高了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决定在今后十年里,美国政府用于农业的拨款将达1900亿美元,比旧农业法规定的开支增加了80%。 美国一方面加大了对本国产品保护的力度,同时又千方百计地利用美国目前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所占的优势,迫使其他国家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7月27日,美国众院通过一项提案,给予布什总统同别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更大授权。几乎同时,7月26日,美国农业部长维尼曼在五方农业会议上提出,要求将全球家农品关税从目前的62%降低到25%以下,并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在五年内将农业补贴减少到该国农业总产值的5%以内。该提案还建议世贸组织成员增加所有农产品的进口配额,幅度为20%。提案一出,欧、日坚决反对,认为美国要求其他国家降低农产品关税的幅度远远大于美国自己的降税幅度,因而严重脱离了平衡性原则。加拿大则表示,加“对提案的内容非常赞同,但我们现在更关心美国如何使其新农业法和提案相一致。因为美国在新农业法中大幅度提高政府对农业补贴的做法说明,他们所宣扬的政策和实际行动并不相符。”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世界经济形势分析管理论文 1月5日,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举行的“2005年世界经济与全球政治形势会”上,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了“2004~2005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的课题报告。 报告指出,2004年全球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经济增长率高于20世纪9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水平,创造了过去20年来的最高记录。报告同时指出,受周期发展的制约和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200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明显放缓,但仍能保持适中的速度,预计在4.3%左右。 一、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显示,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普遍提高,美日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增长率分别可达到4.3%、4.5%和2.0%。其中,日本经济承接上年度经济增长的势头,多年来增长速度第一次有可能接近美国。 就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来看,美日欧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消费和投资,但受就业市场的影响,第二季度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对增长的贡献度大幅下降。由于贸易收支状况的持续恶化,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为负。日本经济在继续依赖外需拉动的同时,消费开始成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政府支出的作用逐渐淡出。 报告预测,2005年三大经济体的基本增长态势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要比2004年的增长率有所降低。根据多数国际组织的预测,美国的增长率为3.4%~3.5%,日本的增长率为2.2%~2.3%,欧元区的增长率为1.9%~2.2%。其中,下调幅度最明显的是日本,,相反,欧元区经济基本上能够继续维持2004年的增长水平。 二、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指出,2004年主要发展中国家均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东亚地区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印度的增长率虽然有所放慢,但在发展中国家大国中仍然位居前列,仅次于中国和俄罗斯,其连续稳定的高增长正在令世界所瞩目。根据不久前修正过的数字,按照财政年度计算,2003年财政年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为10.4%,首次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实现第六年的增长,并且内需增加已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2003年的3.9个百分点上升到2004年上半年的4.7个百分点。南美洲的巴西已经摆脱阿根廷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上年度的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南非作为非洲经济的领头羊创造了过去50年来连续5年增长的新记录。 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以下几种因素:第一,发达国家复苏进程的加快,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许多国家2004年上半年出口增长率超过了20%。第二,世界初级产品价格上升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增加了外汇收入。此外,世界石油价格上升对墨西哥、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第三,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基本上保持了稳定,为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和国内货币政策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第四,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经历了2002~2003年低位徘徊之后开始明显回升,其主要推动力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将从2003年的147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669亿美元,其中对非洲地区的投资从136亿美元增加到144亿美元,对中东欧地区的投资从515亿美元增加到532亿美元,对独联体国家的投资从38亿美元增加到57亿美元,对东亚地区的投资从528亿美元增加到798亿美元。 报告预测,2005年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都将会随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而有所放慢,但印度、俄罗斯、中国、东盟等经济体仍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三、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 报告指出,2004~2005年全球经济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危及经济的持续增长。如石油价格上涨、美国的“双赤字”以及发达国家的房地产泡沫风险等。 (一)世界石油价格上涨风险 截止到2004年10月18日,世界原油价格已经冲破55美元/桶,比年初的32美元/桶上涨了70%左右。过去5个月期间OPEC的日产量已经增加了350万桶,美国也决定动用战略石油储备,但石油价格仍然在不断攀升。对此,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目前的油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但这种投机的背后是世界石油供求的不稳定性。虽然石油供给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受非经济因素的冲击,全球石油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合作关系被破坏,降低了市场对稳定石油供给的信心。因此,短期内石油供给的稳定性将取决于美国的中东政策和国际石油需求的变化。 从需求方面来看,全球经济复苏,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增加库存直接拉动了石油需求的增长。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加上对外部能源的依存度不断上升,客观上助长了这种趋势。 从供给方面看,短期内,伊拉克战争后伊国内政局的不稳定性、俄罗斯政府对尤克斯公司的处理方式以及其他国家特别是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发生的政局动荡和工会运动都制约着供给的正常增加。在这种形势下,各大石油公司和产油国出于安全和规避风险的考虑而采取的审慎投资态度,不利于供给增加。全球剩余生产能力已由20世纪70年代的4%左右降到目前的1%左右,达到历史最低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每年对世界石油资源勘探开发的投资需要2100亿美元,由于大公司和产油国担心价格回落造成的巨大损失,实际投资缺口每年为15%左右。 但就目前而言,世界石油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估计,2004年前两个季度全球原油需求分别为8197万桶/天和8006万桶/天,同比增长191万桶/天和314万桶/天;全球原油供给量前两个季度分别为8234万桶/天和8151万桶/天,同比增长362万桶/天和319万桶/天。预计2004年全年需求和供给的增长率分别为2.8%和3.4%。世界原油市场仍然是供略大于求。 在全球石油供求基本保持平衡的格局下,石油价格的高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针对1997~1998年世界石油价格暴跌(达到12美元/桶,最低曾经出现9美元/桶),美国运用其在国际石油体系中的霸权成功地进行了干预:“收买”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前三大生产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委内瑞拉,使它们倾向于扩大各自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促使各国支持石油输出国组织所希望的22~28美元的价格。这一进展几乎受到普遍欢迎。代表供需双方的两大国际石油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国际能源署携手监督供需关系,迅速且有效地重建了市场的稳定局面,将价格稳定在希望的价格区间内。但随后发生的政治事件(特别是“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却摧毁了上述协议的基础。虽然伊拉克每日200万桶石油出口几近消失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自从沙特公民卷入“9•11”恐怖袭击,及后来美国公司被排除在沙特巨大的天然气储量开发合同之外,沙特和美国之间强有力的关系遭到了破坏。在石油供求问题上,石油输出国组织与国际能源署之间出现意见不合,并出现公开的相互侮辱,取代了以往的井然有序状态。无组织的市场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导致最近价格的投机性飞涨。 报告认为,如果我们认定对石油供求不稳定性所做的投机是最重要的因素,那么目前的油价上涨趋势将不可能持久。虽然短期内油价也可能维持在高位,甚至继续创出新高,但中期内油价回落是不可避免的。 (二)美国“双赤字”的风险 “双赤字”本身并不是新问题,历史上里根执政时期就出现过,但最终以1985年“广场协议”美元大幅贬值得到了解决。布什政府执政以来,财政状况从盈余转化为赤字,贸易状况持续恶化。2004财政年度美国财政赤字预计为4220亿美元,财政赤字/GDP为3.6%;贸易赤字/GDP的水平连续创造新记录,2004年预计为5.5%。 “双赤字”的根源是美国国内的储蓄率不足和由此所引发的投资缺口(储蓄与国内投资的差额)扩大。个人储蓄/个人可支配收入已经降到危险的水平,只有1.5%,不仅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7.2%的长期平均水平。2000年美国的投资缺口大约为-2.5%,到2004年第二季度已经上升到-6%。 (三)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的房产价格连续攀升,甚至在2001~2002年的经济衰退期间也没有停止。以美国为例,1995~2003年房屋实际价格已经上升了36%,远高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两次高涨阶段的上升幅度(分别为13%和17%)。截止到2003年第三季度,居民持有的房屋不动产总价值达14.6万亿美元,占居民总资产的28%,相当于当年GDP的130%。 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低利率促成的结果。以往房地产市场周期发展的历史表明,房屋价格的下跌都是和利率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房地产市场已经处于高位很久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将面临两难困境: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加息行为有可能会触发房地产市场的暴跌。今后一段时期内,能否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使房地产市场实现“软着陆”是对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中央银行的一项严峻的考验。 四、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报告指出,国际金融领域2004年呈现出相对平稳的态势。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不大;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恢复性增长;世界股票市场处于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稳定状态;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提高利率,全球经济将脱离过去三年的低利率时期。 到2004年10月中旬,美元的名义有效汇率(effectiveexchangerate)(相对7种货币)基本维持在年初的水平,只是在上半年有过小幅上升;欧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2种货币)比年初略有下降;日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5种货币)比年初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从90点下降到10月14日的87.8。 在经历了2003年恢复性增长之后,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基本上是原地踏步。和年初相比,除了日本Topix指数略有上涨外,美国的SP500和欧盟的Euro-Stoxx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受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加快的推动,发达国家已基本上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威胁,进而各国中央银行开始关注通货膨胀的风险。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除日本外(它尚未完全摆脱通货紧缩),多数国家在2004年都提高了利率。这标志着连续三年的低利率时期已经宣告结束。美联储迄今已经连续三次提高利率,从1%上调到了目前的1.75%。考虑到石油价格上涨的风险和房地产市场的接受能力,美联储一直在试探性地加息。在正常状态下,4%的利率被认为才是可持续的。市场预期到2005年底美联储才有可能提高到这一水平,但这要取决于油价上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和房地产市场的反应。在美国连续提高利率的同时,欧洲中央银行没有做出同步的调整,这一方面是因为欧元区的通货膨胀压力还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复苏乏力的结果。日本仍然在维持多年来的零利率政策,至少在消费物价指数变为正数之前不会改变这一政策。 五、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进展 报告指出,过去十年来,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一直在保持高速发展。2004年有两个突破性的进展。一是欧盟第一轮东扩正式完成;二是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谈判有可能在年内结束。如果后者顺利完成的话,将标志着大西洋两岸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竞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报告分析,中东欧10国加入欧盟在2004年6月30日正式完成,从此欧盟由15国扩大到了25国。虽然就区域内贸易规模而言,这次东扩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就增加的国家而言,这是欧盟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扩张,作为一个更大的经济体,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会有明显的提高。据估算,欧盟东扩使欧洲地区原有的区域贸易协定有60项要停止运行。鉴于欧洲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已经达到了极限,今后欧盟的每一次东扩都将意味着已有区域贸易协定数量的减少。 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多年。按规划2004年年底前将完成整个谈判程序。由于参加者涵盖除古巴以外的所有34个美洲国家,各方对待协议的内容存在很大分歧,在2003年底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达成了一种被称作“自助餐”式的框架协议,即成员国根据自身的情况可以有选择地执行相关条款。这就为整个谈判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2004年大西洋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同时取得突破性进展并非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有着惊人的时间对应。其背后的真正动机反应了一个基本的趋势: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转化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这为东亚地区的合作提出了新的压力和挑战。 六、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互动关系 报告指出,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步伐加快,在我国受世界经济影响越来越大的同时,外部世界也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因此,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型的互动阶段。 在经济增长层面,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扩大。据估算,1999~2003年间全球经济增长部分的1/3是由中国经济完成的。在众多国际机构对2004~2005年世界经济增长前景进行预测时都把中国经济能否实现“软着陆”作为一项主要因素。 在市场价格层面,中国经济的影响同样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已经进入世界前三位,这将不可避免地在很多领域会影响到市场的供求关系与价格。报告指出,国际社会中某些对中国怀有敌意的人以此为借口宣传“中国威胁论”,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只要求中国经济增长来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而不允许中国从世界市场获得所需的能源和原材料,这是缺乏常识的。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正如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有着巨大的贡献一样,我们对外部能源、原材料和市场的需求增加也会改变原有的供求关系。这是毋庸讳言的。我们需要学会适应和应对这些挑战。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的主要内容、方法和指标体系构建 摘要: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土资源经济成为了人们的重点关注对象。为合理利用国土资源,充分挖掘国土资源经济潜力,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对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展开研究很有必要。在本文中,笔者将围绕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的主要内容与方法,对国土资源形势分析指标体系的建设进行探究。旨在借助科学、先进的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指标体系,提高国土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土资源 经济活动 分析指标体系 懂得合理利用有限资源获取最大效益,既能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又不会对长期利益造成损害,才是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权宜之计。为实时了解国土资源相关动态,掌握国土资源经济发展趋势,有必要根据我国国情,建立一套先进、完善的国土资源经济形势指标体系。 一、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的主要内容 (一)国土资源的经济活动给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研究国土资源各项经济活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了解经济发展对国土资源的需求。通过探讨国土资源经济活动、国土资源稀缺性对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而揭秘国土资源供给与经济发展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对常见的国土资源经济活动进行研究,结合国土资源稀缺对社会发展的制约以及社会发展对国土资源的需求,探讨两者间的相互关系。 (二)国土资源与各类经济活动的相互关系 国土资源的各类经济活动,均涉及到劳动、资本、技术等多个领域。掌握资源型产品的生产、加工、输出情况,围绕资源型产品对国土资源的需求,对国土资源的稀缺,对生产发展的劳动、技术以及资本等方面造成的系列影响,研究国土资源与开发利用等经济活动的相互依关系,能够有效提高国土资源有效利用率,实现提高资源产量,提升资源质量,从而增强各项国土资源经济活动的生产效益。 二、分析国土资源经济形势的主要方法 资源的稀缺性是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的经济学起源,长久以来,资源稀缺是资源经济领域研究的重点对象,与之相关的研究报道不计其数。目前国土资源经济形势的主要分析方法,均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以可持续发展观作为重要前提,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结合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土资源经济活动的相互关系,对国土资源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与价值进行探讨是很有必要的。根据现有相关文献报道,笔者了解到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法主要包括系统分析法、比较法、系统综合法以及定量分析法等。 (一)系统分析法 在国土资源经济系统中,土地、能源以及矿产等均为国土资源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而法律政策、技术水平、资金条件,均会对国土资源的经济活动产生一定影响。此外,由于国土资源经济活动均在宏观经济运行环境中进行的,所以,分析国土资源形势时,应采取系统分析法,综合来自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根据我国土地资源经济系统的情况,对我国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展开全面的分析。 (二)系统综合法 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对所得结论进行有效结合,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认知体系的方法即为系统综合法。对国土资源经济形势进行研究时,应将目光放得更加长远,更加全面,不局限于某一点或某一个层面。应对各方面影响因素进行充分考量,统揽全局,综合所有因素的影响,最终得到对整体形势做出有效判断。 (三)比较法 在对国土资源经济形势进行研究时,可通过同比与环比的方式,对处于各时期的国土资源经济形势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解,对不同时期国土资源经济形势的不同表现与异常表现加以分析,寻找造成这种现象的缘由,以此来掌握国土资源的最新发展动态,及时发现存在问题,对经济活动进行适当调整,全面促进国土资源经济形势持续、稳定的发展。 (四)定量分析法 由于定性分析法不够客观公正,因此,在对国土资源经济形势进行研究时,定量分析法的使用较为常见。定量分析法所得结果更加客观全面,且具备可靠的科学依据,能直观地反映出国土资源经济发展现状以及未来趋势。在对国土资源经济形势进行定量分析时,构建分析指标体系与计算数学模型不可或缺,为确保所得结果更加客观,还可借助结构功能、决策分析等模型加以补充。 三、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指标体系的建设 经过本文研究可明显发现,国土资源经济对国民经济有着深远影响,国土资源经济本身在运行过程中,同样具备一定的显著特征与规律。国土资源经济形式分析指标体系,能直观地反映出当下国土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分析指标体系中的各项参评指标,均具备一定的目的性与组织性,能够全面、客观地向人们展示国土资源信息,方便研究者掌握国土资源经济形势的发展动态。在笔者看来,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指标体系的构建,需结合国土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国土资源管理情况、国土资源参与宏观调控等多方面,对我国国土资源经济形势,进行更全面,更系统,更科学、更切实际的评价。 基础类指标与合成类指标为国土资源经济形式分析指标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大指标能直观地反映出国土资源的经济形势与开发利用整体情况。基础类指标,主要反映的是国土资源的经济形势与开发利用整体水平,该类指标是合成类指标设计的重要参考依据。合成类指标,则是以挤出来指标为重要前提,根据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开展情况,以满足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的特性需求为目的,通过计算法的运用,结合数据模型分析,展示出足以说明国土资源现阶段经济形势与发展趋势的指标。 四、结束语 构建一套科学、完善、切合实际的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指标体系,不但能够直观、全面地反应出现国土资源相关信息,还能帮助人们及时发现国土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不足之处,通过调整与改进,实现促进国土资源经济形势朝着有利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指标体系的建设,需结合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的主要内容,通过有效方法得以实现。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对于国土资源开发利用、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水平有着深远影响,只有在科学、先进的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指标体系的指导下,才能提高国土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使国民经济朝着有利趋势,健康发展。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的主要思路及方法 摘要: 要进一步做好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工作,必须在全面掌握环境及经济形势数据的基础上,摸清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客观规律,更多地运用科学工具实现定量预测与定性研判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思路方法 一、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 环境与经济是一个系统的两个因素,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不矛后,面是协调发展,互为促进。环境问题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也需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解决。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指标间也互相联系,并存在一定客观规律。经济形势很大程度上自接体现了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效和面临的挑战,环保工作也只有根据经济发展形势,不断调整和完善工作思路和措施,才能体现环保参与宏观决策、服务经济发展的作用和价值。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就揭示了环境质量与收入间的倒U字型关系,说明了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科学把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准确判断经济形势对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意义重大。 随着环保部门地位和作用的进一步增强,环境保护综合管理职能日益凸显,参与政府宏观决策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提升。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是在一定时期和区域范围内,根据环境管理的需要,结合宏观政策和经济发展形势,以规划目标、统计数据和监测数据为依据,运用统计调查、综合分析等方法,分析环境管理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及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发展趋势预测提出相关对策和措施。 开展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对环保部门及时把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新形势,适应政府宏观调控新要求,提高环境保护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增强决策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现阶段做好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已成为环保部门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的客观需要。 二、 基本思路 1、总体框架 形势分析应结合环境与经济两个方面,按照“透过经济看环保,透过环保看经济”的要求,全面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数据和环境保护基本情况,客观研究经济形势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准确把握环境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压力,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措施。总体框架见图1。 2、重点分析的几个问题 1)注重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对环保工作的影响。 主要是分析体现环境保护和污染减排工作绩效的关键指标,并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进行趋势预测,就经济形势对环保工作的影响加以分析。主要分析内容见表1 表1 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研究环境保护服务经济发展的对策和措施,处理好服务与监管的关系,切实发挥环境保护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服务经济转型升级中的作用,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互利共赢。 2)重点关注污染减排进展情况。 污染减排是当前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各级党委、政府关注的环保焦点。准确把握污染减排形势,关系经济发展全局。形势分析要在分析减排约束性指标完成进度基础上,深入剖析原因和面临的困难,并提出具体的措施,对减排进度滞后地区实施预警机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结构减排、工程减排、管理减排): 从经济发展全局判断污染减排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包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进展、落后产能和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淘汰等方面; 重点减排工程落实情况,重点梳理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火电企业脱硫脱硝、重污染行业整治等工作,按照年度减排计划和实施方案,对工程完成情况和减排效益进行分析,对没有按进度完成的工程和地区,可建议行督办、通报和约谈; 环保监管情况,包括减排核查和各类环保专项行动情况、管理减排各项制度落实情况、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运行情况等。 3)客观判断引起环境质量变化的主要因素。 环境质量是检验环保工作的最终标准。形势分析应对环境质量总体情况进行判断。重点关注地表水水质、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城市空气质量、县级以上城市空气综合污染指数、PM2.5以及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的主要指标等,可按十年或五年数据进行趋势分析,客观判断本地区环境质量变化趋势。对部分恶化趋势较为明显的指标,要从减排进展、环保工作力度、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气候因素、主要污染产业发展情况等方面进行原因分析,并给出具体可行的措施和方案。对改善较为明显的指标,也可从上述几方面阐述是属于阶段性改善还是趋势性改善。同时加强对重点流域和重要湖泊的水环境质量分析,主要从总体水质、满足功能要求断面比例变化情况、水质下降断面分布主要区域、主要变差指标等方面查找原因。 4)着力体现阶段性环保工作重点领域。 环境保护阶段性重点领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环保工作实际需要面有所变化。从宏观层面,环境保护已逐步进入环保优化发展的新阶段,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和根本措施,环境保护要作为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环保工作本身,环境保护已经从重点开展单领域的污染防治到全面防治污染和建设生态文明的新阶段,新的污染防治重点领域不断出现,由突发环境事件引起的阶段性环保专项重点工作日益增加。形势分析应准确把握客观形势和宏观政策要求,科学把握工作节奏,理清轻重缓急,切实体现阶段性工作重点,提出具体措施和目标。 5)及时呼应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新诉求。 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尤其是网络资讯、微博等信息快速传播手段的普及,环保问题日益成为公众及新闻媒体频繁聚集的焦点。从福岛核电站事故的核辐射影响,到PM2.5的问题,都在短时间内成为人们迅速关注的热点,如果不能及时回应公众的关切,就会引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形势分析要紧紧抓住公众对环境质量的新诉求和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新要求,注重分析环境投诉举报和信访形势,广泛收集舆情,对群众关注较多的污染企业和污染问题进行梳理,并提出处理意见。 3、主要分析方法 1)综合分析与专题分析相结合 综合分析是建立在专题分析基础上的,包括水环境、大气环境、重点流域等环境质量指标和GDP、工业投资、用电量等经济指标的专题分析。对某些变化较大的指标和敏感性指标,如减排指标和环境质量指标,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和集成,并与目标进行比较,对数值变化的敏感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环境与经济数据进行综合分析,进行总体形势判断和预测,提出综合性的政策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对重点行业、企业和区域的专题研究是提高形势分析深度和水平的重要环节和手段。 2)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定性分析主要依靠专业人员的丰富实践经验以及主观的判断和分析能力,推断事物的性质和和发展趋势。定量分析是一种数量特征、数量关系和数量变化的表征方式。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其实质是专家经验、统计数据和信息资料、计算机技术三者的有机结合,以实现探索复杂性系统问题的途径。简单的说,“保持稳定、趋势向好”就是定性,结合环境统计、监测等数据信息实现目标内容的可视化就是定量分析。 3)定期分析与远期分析相结合 定期对环境与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如季度分析),可准确把握一定时期内重大宏观政策(包括环境和经济领域)的走向与调整,迅速做出分析与研判,提出针对性的方案,增强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的时效性。远期分析可根据多年环境与经济数据的比对,探索两者之间的规律,有利于统筹谋划本地区环保工作的节奏和重点。 4)纵向分析与横向分析相结合 纵向分析是对各阶段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或者环境基本情况各指标进行研究,获取其数据变化的时间分布特征,并分析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为研判发展趋势提供支撑。横向分析是借鉴相似区域环境与经济的发展关系,或者借鉴现有环境经济分析模型,预判本地区环境指标走势。通过纵向和横向分析的有机结合,可以正视差距,正确把握阶段性特征,为科学决策提供有力的依据。 结束语: 目前部分省市已经开展了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工作,但总体面言,该项工作尚未全面铺开,各地形势分析的深度也不尽相同。同时形势分析工作也由于缺少技术方法的有效支撑,容易使分析成果流于形式,达不到预想的效果。要进一步做好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工作,必须在全面掌握环境及经济形势数据的基础上,摸清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客观规律,更 多地运用科学工具实现定量预测与定性研判的有机结合,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的作用,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提供决策支撑。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政策建议 摘要:目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国际环境机遇大于挑战,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已经引起了各个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力量。2014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情况总体平稳,而且稳中有亮点,稳中有上升,稳中有风险。中国处在格局变化的新常态中,即在换挡的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从两位数高速增长的状态换为7%~8%的区间状态。并提出了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者缺一不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切实做好防范风险的工作;加强软件建设,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创新对外开放的方式;坚持依法治国,抓紧建章立制等建议。 关键词:中国经济新常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金融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创新 一、中国经济所处的国际环境机遇大于挑战 国际经济环境给中国带来的机遇要比挑战大得多。世界经济确实复杂多变,但还是可以预测和期待的。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作出了重要判断,认为世界经济已经由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进入了深度转型调整期,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在这样一个时期,世界经济运行的表现往往时好时坏,但总体处于低迷态势。好消息多一些并不意味着全面复苏的时刻到了,困难多一点也不表明天就要塌下来,将会发生重大危机,而是处于时好时坏的总体低迷态势。 2014年美国因为受极端天气的影响,一季度经济萎缩2.9%,世行和IMF在6月份都调低了对2014年经济发展速度的预测,包括对美国等主要国家。但是总体上看,2014年世界经济出现了温和回暖的趋势。二季度美国经济有明显反弹,6月份美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上升57.5%,4月份新房开工量同比增长26.4%,5月份新房、汽车销售量同比分别增长16.9%和8.3%,6月份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降到6.1%,失业人数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欧元区一季度环比增长0.2%,基本走出了主权债务危机的阴影。俄罗斯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长0.9%,二季度同比增长1.2%。英国经济强劲复苏,一季度同比增长3%。日本一季度同比增长1.6%,受到消费税率调高的影响,二季度经济可能出现回落。 世界贸易组织最近将2014年国际贸易增长的预测数上调为4.7%,而2013年实际增长是1.7%,世贸组织认为2014年全球贸易增长趋于活跃,英国首相卡梅伦2013年12月份访华的时候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迅速成长,人数超过了欧盟总人口,中国的消费需求潜力无穷,他对中国发展的前景有充分信心。德国总理默克尔7月8日在清华大学演讲的时候说,中国的任何决定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5月份我国与俄罗斯签订了经济合作的协议,7月10日举行了中美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双方共达成90多项合作成果。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已经引起了各个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都在积极的和中国谈贸易合作,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力量,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7月19日在欢迎中国国家主席的时候说,当今世界最好的机会都集中在新型国家,近两年,特别是今年以来,我国与这些国家的广泛合作开创了崭新的局面,签署了大量经济合作协议,落实好这些协议本身就是巨大的生机。所以,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来说,挑战与机遇同在,而机遇大于挑战的概率要比过去增大了。也可以说,在同样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的机遇会比一般国家多一些。 二、2014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基本情况 2014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情况总体平稳,而且稳中有亮点,稳中有上升,稳中有风险。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平稳,就业平稳,物价平稳等几个方面。一、二季度的经济运行没有出现大的起落,增长水平在预期的范围之内,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4%,其中一季度同比增长7.4%,二季度同比增长7.5%,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实现了增速略有回升,总体运行平稳,体现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实际上中高速增长的常态化是件好事,经济运行平稳的另外两个重要表现是就业形势稳定和居民消费价格基本稳定,6月份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5%,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737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73.7%,上半年居民收费价格同比上涨2.3%,涨幅与一季度持平。 稳中有亮点是指农业生产稳定,夏粮又获丰收,特别是在结构优化、转型升级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今年夏粮同比增长3.6%,上半年猪、牛、羊、禽、肉产量同比增长1.7%。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为同比8.0%,明显高于第二产业增长7.4%的速度,工业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略有回落,主要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增长和投资增幅回落拉下来的。上半年高耗能行业增幅回落的幅度大于其他行业,比重也下降了。高技术产业生产增长加快了,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7.35%,其中水利投资增长34.2%,信息传输增长24.7%,公共设施管理增长25.4%,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增长20.2%,而高耗能产业的投资只增长11%,其中钢铁工业投资则下降8.4%,这正是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稳中有上升,主要是指中央创新了宏观调控的方式,推出了一系列“微刺激”措施,2014年以来这些措施达到20多项,力度不小,含金量也很大。既有利于稳增长,又有利于调结构和惠民生,这些措施已经开始显现成效,表现在6月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诸多积极变化。例如,市场信心得到了提振,市场预期持续改善,6月份PMI回升到了51.0,连续4个月回升,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2%,比5月份加快了0.4个百分点,6月份新开工10亿元以上的项目高达483个,计划总投资13600多亿元,比5月份和去年同期都有较多的增长,6月当月的进出口增长速度也明显加快了。这些措施在下半年的效果还将继续显示和发挥出来,甚至对中长期发展都会有非常积极的意义。2014年推出的各项改革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例如2014年3月实施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以来,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同比增长25.8%,1至5月新增个体和私营企业就业人员达到880万人,同比增长3倍多。 稳中有风险,是指当前经济社会中存在着地方增长投融资平台、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等问题,这几个方面出现问题,一般都会以债务违约的形式暴露出来,加上金融系统自身也存在一些风险。所以当前需要防范的主要风险是金融风险,但这些风险还在完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我们有足够的手段和能力去防范。 三、下半年中国经济发展与中长期展望 中国目前正在处于格局变化的新常态中。即在换挡的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从两位数高速增长的状态换为7%~8%的区间,这样保持相对稳定的时期就叫做新的常态,我们要适应这种状态。以前总是处于那么高的两位数增长状态中,突然降到7%―8%的范围,能否适应,需要一个过程,从心理上,其他各方面的安排上都要适应。我们不要勉强一定要争10%,要实事求是,从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哪些事情该怎么做,从工业、投资、生产各个方面供需关系,市场的基本规律去安排,基本上这样一个中高速的水平发展,是一个新的常态。不是说今年是这个水平就叫常态,而是要比较长时期的坚持下去,保持下去,不能再掉下去。因此,还是要下还大功夫,努力做工作,使它真正实现新的常态,过去的高速增长变为中高速增长。我们不仅可以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常态化,而且还可以稳步实现中国经济的中高端化,现在经济发展的水平实际上很多是在低端、中低端化的水平,要向中高端化的水平发展,不论产品质量、科学技术、管理水平,包括诚信,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市场规则等,都是不健全的,中高端化的发展,这是我们的目标。 从我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城镇化稳步推进,服务业的巨大潜力,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的推动力等基本面看,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完全有条件实现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不仅可以实现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而且能够使经济社会发展稳步迈向中高端水平。但由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数量都出现下降,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实体经济部门融资困难,且融资成本高起,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等等因素。2014下半年,乃至近一个时期内,经济社会中还是有不少困难,经济下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一些传统产业至少在数量上已经达到了高峰期,而新的、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点,需要有一个培养和增长的过程,这就是经济转轨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镇痛期,这完全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更要看到国际和国内有许多积极因素和巨大的新机遇,只要全国坚定不移的按照中央的各项部署去做,充分激发市场的活力,全年实现年初设定的各项预期目标是完全有可能的。 四、政策建议 针对目前的情况,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全面准确理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两者缺一不可。2014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专题学习会上,指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学会正确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成为驾驭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行家里手。由此可见,两只手都要去驾驭,而且要驾驭好,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责任十分重大,要以高昂的精神面貌做好各项工作,不能有丝毫懈怠。 二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切实做好防范风险的工作。建议央行尽快出台基准利率或者政策利率,用短期和中期的政策工具来引导市场利率的水平,使我国货币调控手段既有数量调控,又有价格调控。利率市场化的难点在于存款利率市场化,建立基准利率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优秀。金融改革必须坚持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的正确方向,对金融风险要全面把握动态监控,做好预案,妥善处理,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地区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三是加强软件建设,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我国现代化大厦的框架经过65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建设,可以说已经建立起来了,并且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100多种产品产量在世界居第一位。高速公路总里程超过10万公里,于2012年就超过了美国,且全部是新的。发电装机总容量4万亿多千瓦,也超过了美国,而且基本上是先进水平、新装备。钢的生产能力达到10亿吨左右,可以说比美国、日本、欧洲总和还要多,中国经济已经处于超重级的状态。因此,不应该继续简单的扩大产能,盲目的增加供给能力,而是要着力扩大需求。当然需求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更重要的是要加强软件建设,例如,加强市场秩序、商业诚信、精神文明等等建设,做好这些建设,也能解放和发展出无穷无尽的生产了,使有限的资源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特别是实现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常态化,归根到底要靠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去驱动GDP的长期增长。在这方面要从教育、管理、科技创新、社会管理制度建设等多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四是创新对外开放的方式,在巩固和提高我国货物出口总额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建立自己的国际营销网络,继续努力,进口国外先进技术和直接引进外商投资的同时,要积极的实施走出去战略。特别是发挥我国在高铁、高速公路、电站、特高压输电工程、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方面有较先进的技术、建设成本低、施工效率高等优势,积极参与国外项目的投标建设,既可以消化部分过剩产能,又能够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在这方面,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着普遍的需求,市场潜力是很大的,而且可以实现互利共赢。 五是坚持依法治国,抓紧建章立制,迎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刻,也面临着发生重大历史转折的宝贵时机,把经济下行的压力转变为一种倒逼机制和新的强大动力,并发挥市场优胜劣汰的功能,促进加快改革,加快科技创新,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经过努力奋斗,使我国真正走向科学发展的轨道。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内蒙古农牧业经济形势分析及发展展望 今年以来,在国内外经济形势严峻复杂、我区总体经济形势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农牧业经济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一系列惠农惠牧政策和决策部署,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发展态势,成为2012年自治区经济发展的亮点。今年农牧业经济发展有以下特点: 一是农畜产品产量稳定增长。粮食生产实现“九连丰”。全年粮食总产量505.7亿斤,较上年增长5.9%,首次突破500亿斤大关,人均粮食占有量首次突破2000斤大关,粮食总产量首次进入全国前十强,实现“三个首次突破”。畜牧养殖业实现“八连稳”。牧业年度全区牲畜存栏达到1.1亿头只,连续8年稳定在1亿头只以上。预计全年肉类、牛奶、绒毛、禽蛋产量分别达到253万吨、950万吨、13万吨和54万吨,比上年分别增长2.5%、2.1%、1.7%和2.3%。预计全区水产品总产量达到13.2万吨,同比增长7.4%。主要畜产品实现了稳定增长的目标。 二是主要农畜产品价格总体处于上升趋势。11月份,东、西部玉米平均收购价格分别为每公斤2.29元和2.41元,同比分别增长6.5%和12.6%;小麦价格是每公斤2.1元和2.84元,同比分别上涨13.5%和9.2%。呼伦贝尔大豆收购价是4.42元,同比上涨10.5%。牛、羊肉价格上半年同比涨幅一直在15%左右,到12月中,分别达到每公斤49.4元和53.8元,同比分别上涨了36%和21%。 三是农牧业产业化经营运行平稳。全区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农牧业产业化加工企业预计达到1780家,实现销售收入3000亿元,同比增长12%;实现增加值940亿元以上,同比增长16%左右,规模企业总量效益同步提高。目前,我区有部级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38家,自治区级重点龙头企业403家。农畜产品中国驰名商标已达39个。农牧业产业化经营预计带动212万户农牧民进入产业化经营链条,占全区农牧户总数的59%以上。同时,农牧民还通过转移就业、土地、生产资料入股等形式,参与产业化经营的收益分配。据估算,今年全区农牧民人均从农牧业产业化渠道实现的纯收入3300元,占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45 %左右。到今年底,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达到15679个,有38家部级示范社,有330家自治区级示范社,农牧民合作社的数量在增加,组织化程度和运行质量不断提高。种养大户、合作社、农牧业企业正在成为新型经营主体。 四是草原生态明显改善。今年由于全区总体水温条件较好,牧草长势普遍好于去年。据监测,33个牧业旗天然草原冷季可食牧草储量93.79亿公斤,冷季总适宜载畜量2434.42万羊单位,比上年提高了23.39%;草原平均植被盖度为40%,比上年提高2个百分点。 五是农牧民收入持续增长。“十一五”期间,我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先后跨过了3000元、4000元、5000元大关,2010年达到5530元,实现了连续五年农牧民收入在西部省区保持第一。今年上半年农牧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幅度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出0.9个百分点。预计今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7590元,增长14.27%。 六是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保持较好水平。全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呈现出“总体平衡,逐步向好”的良好势头。蔬菜等主要农畜产品抽检平均合格都在90%以上,没有发生重大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实现了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零疫情,布病阳性率首次出现下降趋势。 2012年农牧业经济的好形势,不仅促进了农牧业发展、农牧民增收,更重要的是为自治区稳增长、促发展起到了基础性支撑作用。 一是为全区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在国际国内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第一产业逆势上扬。粮食、肉类、牛奶、禽蛋等人民生活必需品稳定增长,不仅提供了与人民生活水准相适应的农副产品,保证了人民生活安定和生产发展,也为二、三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2011年第一产业总产值为1306.3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9%。2012年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去年。 二是第一产业基础建设的投入对全区经济发展起到了拉动作用。近年来,国家、自治区和农牧民加大了第一产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今年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49.86亿元,同比增长32.4%,比同期第二、三产业的增幅高3.2和22.4个百分点。其中,农牧民投资98.78亿元,同比增长17.4%。这些投资一方面改善了农牧业生产条件,同时拉动了建筑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了农牧民的增收渠道,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拉动作用。 三是农牧业产业化经营为全区工业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今年在工业经济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农畜产品加工业继续保持了增长态势,预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左右,增加值同比增长16%左右,成为少数几个保持增长的产业之一。2011年农畜产品加工企业增加值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1.3%,预计今年所占比例会提高,将成为自治区名副其实的支柱工业之一。 四是农牧民收入增加对扩大内需作用明显。2011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642元,增长20.1%。据统计,2011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占全部居民的48.21%,比2010年增长了6个百分点。2011年农村牧区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为5507.7元,比2010年增长了1046.9元,2011年农村牧区总人口1309万人,共增长消费支出137亿元。今年预计农牧民收入比上年增收1000多元左右,为历年来最多。收入的增加必然推动农牧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并直接推动了家电下乡等政策的成功,对于有效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健康稳定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目前,我区农牧业处在由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农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农牧业经济发展总体进入了农牧业生产高成本、高投入,农畜产品供应紧平衡、难均衡的阶段。总量平衡的脆弱性凸显,品种和区域间的传导性增强,农产品市场变化的敏感性彰显,农牧业发展的形势将更为复杂。我区农牧业面临的经济制约因素有:一是资源环境的约束进一步增加。区域性缺水、季节性缺水、工程性缺水并存,水资源利用率不高,地下水资源开采过度,水位下降严重。不仅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难以提高,而且会影响草原畜牧业生产、生态保护及城市生活。而保护生态的要求又制约着畜牧业发展。二是农牧业经营体制机制对现代农牧业发展的制约进一步增强。现在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吸收运用新技术、新设备的能力差,不适应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机械化生产的要求。特别是现代农牧业生产要素严重缺失,社会资本投入困难,现代金融业没有惠及农牧业,尤其是信息缺乏、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和受教育程度低问题更加严重,据统计,农牧业劳动力中50岁以上中老年超50%,妇女超50%以上,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超50%。三是农牧业科技支撑能力严重不足。目前我区粮食总播面积位居全国第八位,粮食总产量居第十位,而单产却排在全国第二十五位。特别是由于农牧业科技体系不健全,科技投入的总量和投入方式存在问题,致使科技研发和推广不衔接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农牧业科技成果不能更好的转化为生产力,严重影响了农牧业生产的总体水平。四是农牧民增收的难度越来越大。从我区农牧民收入结构上看,2011年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到总收入的64%,工资性收入占近20%,这两项就占到农牧民收入的84%以上,增收点单一。从农牧民经营的项目看,以玉米、小麦等大路产品为主,附加值低,受市场波动影响大,对增加农牧民收入非常不利,保粮与增收之间的矛盾加剧。此外,由于投入成本趋高,部分农牧业经营领域被企业及其它主体占据,据统计,本世纪以来,农牧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占一产产值比重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74%下降到2005年的54.5%,再到2011年的47.4%,这意味着农牧民从第一产业中获得收入的难度也在增加。 保持我区农牧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我们还拥有许多有利条件:政策环境将更加有利于农牧业发展。中央和自治区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各种政策都在增量扩面,2013年我区仅农机购置补贴第一批资金中央就下达了8.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亿元。农牧业自身具备了一定的抗灾能力。多年的基础建设,使农牧业自身有了一定的防灾抗灾能力。目前我区年均打贮草总量350亿公斤,牧区每羊单位畜均越冬棚圈达到1.1平方米;全区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4608万亩。如果不出现极端天气,基本可以保证牲畜安全过冬度春,粮食主产区正常生产。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较高。一方面由于政策因素,调动了农牧民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单产提高,加之农畜产品供求进入紧平衡阶段,农牧民种地养畜的收益逐年提高,激发了农牧民生产积极性。四是今年入冬以来多次降雪,可能对缓减明年的春旱起到一定的作用,有利于农牧业生产。为此,明年农牧业再获丰收是有可能的。 2013年,我区农牧业的发展目标是: ――农作物总播和粮食播种面积分别稳定在1亿亩和8000万亩以上,粮食总产稳定在500亿斤以上。 ――牲畜总头数稳定在1亿头只左右,肉类总产量稳定在250万吨以上。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2%。 ――草原植被盖度增长1-2个百分点。 根据现代农牧业“接二连三”,与二、三产业发生深度融合、相辅相成的基本特征,按照十八大“四化同步”和“五位一体”的战略部署,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中求进”的总体要求,明年农牧业工作在以下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 一是必须全力抓好农牧业生产,确保农畜产品有效供给,才能实现“两个翻番”目标。党的十八大明确了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宏伟目标,这对我区农牧业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只有全力抓好农牧业生产,确保农牧业增产增效,才能实现翻番的目标。从自治区经济发展总体角度讲,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就谈不上经济发展;从农牧业自身经济地位讲,2011年第一产业对自治区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是7.9%,占据着不可忽视地位;从对工业经济的贡献讲,以农牧业生产为基础的农畜产品加工业已经成为自治区支柱产业之一。从农牧民收入讲,目前家庭经营性收入仍然占我区农牧民收入的64%以上,是农牧民收入的基本面。只有保证这项收入不减少,才能保证农牧民收入增长。 二是必须加快创新农牧业经营体制机制,提升农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才能形成自治区经济发展新方式。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要求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我区是农牧业大区,全区101个旗县中有60多个旗县还是以农牧业经济为主。转变农牧业发展方式,加快建设现代农牧业,对于转变自治区经济发展方式至关重要。而现在建设现代农牧业最关键的制约因素就是体制机制不适应、科技支撑能力不强、可持续发展水平低。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创新农牧业经营体制机制,把提高农牧业科技水平作为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发展现代农牧业,增加农牧民收入的突破口和增长点,提高农牧业的发展水平和比较效益,才能实现农牧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发展。 三是必须抓好草原生态保护建设,保护好祖国北方的生态屏障,才能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十八大报告最振奋人心的一个目标,但对于我们农牧业工作者来说,却是沉甸甸的担子。我区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建设美丽中国,我区的草原生态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我区草原生态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农牧业是否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3年内蒙古农牧业经济要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全力抓好粮食生产,确保农业增产增收 一是强化耕地管理,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确保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稳定在8000万亩以上,农作物播种面积稳定在1亿亩以上,粮食产量保持在500亿斤以上。二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展以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重点推广以喷滴灌为主的高效节水种植技术,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三是继续实施好“高产创建示范工程”等旨在提高农业生产科技含量的项目,建立粮油作物高产创建示范田500万亩以上,带动推广五大作物五项优秀技术5000万亩,优质高产高效农作物比重提高2个百分点,达到72%。四是加大设施农业特别是蔬菜产业发展步伐,加大指导和扶持力度,积极开展标准园创建活动,提高设施蔬菜的种植水平和效益。五是全力推进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农业劳力工价5年内涨了2倍。农机需求旺盛,大拖拉机增速加快,农机专业合作社成为生力军。 第二,大力发展建设养畜,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 按照“禁牧不禁养、减畜不减肉、减畜不减收”的总体思路,兼顾草原生态保护和肉食品有效供给,加快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一是实施家庭生态牧场建设工程。按照牧区生态家庭牧场和农区标准化规模养殖建设标准,继续安排下达500个生态家庭牧场和500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创建任务。配套建设暖棚、畜圈、节水饲草料基地、人畜饮水井、储草棚等基础设施,稳定解决留下了的牲畜“吃”和“住”问题。二是扎实推动畜牧业重点工程建设。在实施畜牧业“双百千万高产工程”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国家畜禽标准化建设、“菜篮子”畜产品生产和“振兴奶业苜蓿行动”等重点扶持项目的落实。 第三,继续加大草原生态保护建设,保护好祖国北方生态屏障 一是进一步落实和完善草原基本保护制度。结合落实国家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在牧区工作的基础上,完成农区和半农半牧区草原权属和承包确权工作;在全面总结半农半牧业区试点旗县基本草原划定工作基础上,推进半农半牧区的基本草原划定工作。全面推行禁牧、休牧、划区轮牧和草畜平衡制度,保持草原资源可持续利用。二是继续落实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做好禁牧、草畜平衡、牧草良种补贴、牧民生产资料补贴的监督检查和落实工作,同时总结好前三年草原生态补奖机制政策落实经验,为建立长效机制打基础。三是做好草原生态工程建设。抓住国家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退牧还草工程的有利时机,加大草原生态重点工程建设。按照“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计划要求,在做好2012年苜蓿示范基地建设验收总结的基础上,着力抓好2013年高产优质苜蓿示范基地建设的充实完善工作,加快现代草业发展步伐。四是强化草原执法监督检查。重点抓好乱开滥垦草原、非法征占用草原等执法工作,选择重点地区开展执法检查,进一步强化对开垦草原的查处力度,依法规范征占用草原行为。 第四,创新农牧业经营体制机制,为现代农牧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按照现代农牧业生产经营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的要求,在坚持稳定和完善农村牧区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全力推动家庭经营向提高集约化水平转变,统一经营向提高组织化程度转变。一是推进土地草牧场规范流转。按照产权明晰、形式多样、管理严格、流转顺畅的要求,积极探索有利于提高农牧业效益的土地草牧场流转办法,引导工商企业和社会资本投资开发农牧业。加快培育土地草牧场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形市场,流转信息,提供法规政策咨询,开展价格评估,指导合同签订,搭建土地流转交易平台。依法设立旗县级农村牧区土地草牧场承包仲裁委员会,培训和选聘仲裁员,健全农村牧区土地草牧场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体系。二是加快发展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在积极组织开展部级示范社建设行动的同时,继续开展自治区级示范社建设工作,扩大范围,加强规范化、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开展合作社法律宣传和人才培训,培养造就一批能够带领农民合作致富的合作社领头人和业务辅导员队伍。支持金融机构加入合作社,鼓励组建合作联社。三是提升农牧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加快农牧业产业化示范园区建设,争取出台自治区级农牧业产业化示范园区实施意见和认定管理办法,力争用5年时间建设10个自治区级农牧业产业化示范区、5个部级农业产业化示范区。大力扶持发展优势特色产业,集中力量打品牌、打市场,完善产业链,培育肉羊、马铃薯、羊绒等优势产业。四是深化农牧业投融资体系改革。利用政府性投资公司、担保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果。 现代农牧业的主体是农牧民还是企业?规模经营的途径是“大园区、大业主”,还是“大基地、小业主”?财政投入是补业主还是补农牧或合作社?这些问题是经营体制创新中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其实质是如何保护好农牧民的利益。 第五,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和推广机制,提高农牧业科技支撑能力 一是依托专业科技团队和科研基础,做好内蒙古优势品种的保种和改良工作,探索、研发适合草原生态的改良物种。二是突出抓好农牧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强化自治区、盟市农牧业推广机构工作职责,推动建立健全苏木乡镇公共服务机构。进一步理顺苏木乡镇农牧业技术推广机构管理体制,协调有关部门按照基层农牧业技术推广机构的职能和任务,科学核定人员编制,合理安排各种专业人员比例,落实岗位责任制。深入推进落实 “一个衔接、两个覆盖”,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对没有列入国家支持规划苏木乡镇农牧业技术推广机构和畜牧业苏木乡镇机构给以覆盖,提高人员待遇,改善工作条件。三是创新农牧民培训方式。以阳光工程、农技推广示范县、农村牧区实用人才培养等为抓手,促进农科教、产学研大联合,加强科技培训和实用人才培训工作,重点培养职业农牧民。四是继续开展万名科技人员下基层活动,跟进后期综合配套技术指导服务。进一步扩大12316“三农”服务热线坐席室坐席,完善扩充12316语音数据库信息内容,提高热线的服务能力。 第六,加强农畜产品质量监管和动物疫病防控,确保农畜产品质量安全 一是继续深入开展专项整治活动,逐步将专项整治活动变成常态化的监管工作;继续加大例行抽检、专项抽检和监督抽检工作。二是抓好各类检测机构和乡镇监管机构的的建设,深化监管示范县创建工作,在2012年5个盟市开展创建监管示范旗县的基础上,将监管示范旗县工作拓展到12个盟市,并逐步建立起产地准出、质量追溯的监管机制。三是认真组织开展重大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在切实落实畜间布病防控各项措施的同时,重点开展牛羊布病免疫工作。继续完成动物疫情监测、免疫效果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等各项工作。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形势分析与政策取向 摘 要:后危机时代是指一次大的经济危机过去后,虽然最主要的经济问题已经解决,然而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力依然存在,所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该危机依然对人们造成一定的影响。本文分析后危机时代的对标志和经济环境、分析后危机时代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后危机时代我国未来政策的取向。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经济形势 一、后危机时代的标志和经济环境 后危机时代是指一次大的经济危机过去后,虽然最主要的经济问题已经解决,然而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力依然存在,所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该危机依然对人们造成一定的影响。目前世上最大的经济危机为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2008年,美国雷曼公司破产引发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全世界,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倒退,人们的购买能力收缩。虽然这场经济危机在持续一年以后已经结束,然而它依然给人们造成很大的影响,即形成后危机时代。后危机时代有两个标志,一个标志为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否稳定且持续增长;另一个标志为金融市场的各项指数是否已经稳定到如经济危机以前一般。从这两个标致来看,目前全球并没有从后危机时代中走出来。 二、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形势的分析 1.国际形势 后危机时代让国外各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发达国家为了稳定国家的经济形势,以大量发行货币的方式缓解危机。美国、英国、东欧国家及日本都曾以透支国家的信用,大量印钞的方式缓解危机。大量印钞的结果通常会引起通货膨胀,然而美元是国际通用货币,美国大量印钞的结果是将经济危机的结果转嫁给它国,由它国与美国共同承担经济危机,在后危机时代,我国也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这与美国的大量印钞有一定的关系。 由于中国的经济以稳健的方式发展,所以在2007年至2008年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时,中国受到的影响比较小,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没有因此减退。中国在经济危机时一枝独秀的状况让发达国家产生焦虑感,为了转嫁矛盾,发达国家将焦点转向中国,对中国采取不公平的经济政策。比如美国以中国的轮胎案、特保案为理由强行要增加关税,同时要求人民币升值。发达国家的经济策略成为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要面的一个难题。 2.国内形势 拉动内需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在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不平衡,它体现在投资过多而消费不高的状况上。中国的内需难以拉动与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关,目前中国的福利保障欠缺,民众不敢随意消费;同时也与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发展有关,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拉大贫富差距,使大量的民众不敢随便消费。后危机时代,我国的投资和消费问题显得更突出,它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平衡也在后危机时代显得突出。我国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依靠能源消耗大,污染严重的第二产业为主,相对投资较少,能产出大量经济利益的第三产业还未完全展开,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发展萎缩,其它各国对工业产品需求量减少,这使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减缓。 我国的经济发展过度以依靠第二产业带来能源消耗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两大隐患。虽然我国地大物博,但是如果自然能源长期大量的消耗,未来我国的自然资源将不能再支持我国的经济发展。环境污染问题现在体现得更突出,以山西为例,山西原属于我国产煤的大省,然而现在山西部分县市已出现缺煤的现象,更有部分县市因为煤炭资源开采过度,生态环境被破坏而出现沙尘现象。北京及一些其它的城市出现严重的雾霾现象,它使人民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为了治理环境污染问题,我国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资金治理。 三、后危机时代我国未来政策的取向 1.构建拉动经济发展机制推动消费 投资、消费、净出口是使经济持续发展的三条途径;从2008年起,我国利用经济危机时期加强对外投资,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然而必须看到中国经济的崛起使发达国家感受到威胁,他们利用种种借口给中国对外投资设下屏障,且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紧缩限制了我国出口的范围。我国必须意识到一味增加对外投资,依靠对外出口并不是使经济发展的长远办法,我国需要从政治上调整贫富差距、政策上保障民众福利,用拉动内需的方法才能让我国的经济继续向前发展。 2.改变政治环境构建新的经济制度 我国经济发展是近二三十年才开始的,经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国民的素质,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大部分劳动力的素质非常低下,他们仅仅只具备初中生的教育水平。劳动力的素质问题让他们的劳动方式粗放化。一些农村劳动力只能从事简单的自然农业生产,他们甚至不能用科学的方法从事农业生产。一些农村和城镇的劳动力只能做较简单的体力劳动或最简单的工业加工劳动,他们无法从事高、精、尖端的工业生产。部分劳动力只能用家族性的方式管理企业,他们无法理解现代企业的管理方法。劳动人口的素质使我国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都受到限制,更使我国的经济竞争力受到限制。我国在调整产业结构以前,需要通过改变政治环境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让高素质的劳动力用更有效率的方法提高经济产业的发展。 3.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完成城市转换 从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可以看到我国农村的生产力低下,农村劳动力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挥;我国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又有很大的差距。有效的利用现有的劳动力推动经济的发展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让乡村与城市融合的经济发展思路是将农村的土地集中起来,让土地能发挥更多的经济价值,这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思路;同时让农村的劳动力来到城镇,用城镇与国际发展接轨的优势让农村劳动力迅速适应城镇的发展,让城镇以更科学的方法带动我国的经济发展,它是城镇经济发展的思路。如果我国能加强教育,提高劳动力的素质,那么这种经济发展的思路是具有可操作性的。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广西农垦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摘要】广西农垦作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力量,主要以培育大型企业、构建大基地和优化产业结构作为发展导向,并且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取得了瞩目的成果。目前,广西农垦正走向规模化、现代化道路,广西农垦经济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广西经济的发展。因此,为促进广西经济往又好又快趋势发展,做好广西农垦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工作具有重大作用。文章主要以广西农垦经济为研究对象,探究目前广西农垦经济形势、广西农垦经济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以及提出加快广西农垦经济发展对策建议。 【关键词】广西农垦 经济形势 分析 预测 一、前言 广西农垦始建于1951年,至今已经有61年历史,经过60多年的发展,广西农垦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经济体系,建立了以蔗糖、剑麻、木薯生化、畜牧、水产、茶叶、亚热带果蔬、矿泉饮料为主导产业的八大特色农业产业,走上了农业现代化、工业规模化、企业集团化、园区特色化发展的良好格局,是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为进一步推动广西农垦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分析广西农垦经济形势,并给出预测具有重要意义。 二、目前广西农垦经济形势分析 (一)工业替代传统农业,三次产业结构日臻合理 目前,广西农垦加快了工业发展步伐,将结构调整作为发展主线,从根本上改变了农垦经济结构单一的格局,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巨额资金,直接造福于农业现代技术的运用及农业的稳产高产,创造了职工收入净增部分的三分之二,吸收了大部分农业劳动力,加快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广西农垦结构的调整实现一、二、三产业发展的有机统一,三次产业结构日臻合理。 (二)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发展后劲日益显现 自金融危机以来,广西农垦在银根紧缩、企业负担沉重的情况下,仍然加大了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业技改、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力度,并大力发展园区建设,促进了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园区建设的大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投资领域日益扩大,投资结构日趋优化,发展后劲日益明显。 (三)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职工收入日趋提高 随着社会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大,广西农垦建立了14个产业园区(工业集中区),农垦产业园区的建立,不仅促进了国有农场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方向迈进的步伐,而且带动了垦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广西农垦非公有制经济在不断快速发展壮大,生产总值在不断增长,职工收入日趋提高,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人均住房面积也在提升,非公有制经济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广西农垦经济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国有农林场土地管理与利用的问题 土地作为最大资源,合理管理与使用应得到极大的重视,当然也是广西农垦经济发展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管理与利用国有农林场时,要将城镇周边符合规划建设条件的农、林、养殖场等国有土地优先规划作为城镇近、远期建设用地。同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与修编后的城镇总体规划相衔接。纳入城镇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国有农林场土地,市、县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将其作为城镇建设用地和工业用地,并按照国家供地政策和要求统一供应土地。凡涉及到农用地和林地调整的,应依法办理农用地和林地转用审批手续。 (二)农业产业化示范带动的问题 充分展现广西农垦农业产业化示范带头作用,促进特色农业走向产业化发展道路,不仅是国务院根据广西农垦所处地位作用给出的肯定,更为广西农垦走向现代化建设道路、带动示范农业发展、全区农村希望所在。发展广西农垦经济要考虑龙头产业示范带动作用,根据现代化发展需求,突出产业优势,广西农垦因此构建了八大集团专业公司,并成为了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示范带动不仅发挥出了广西农垦规模、人才、组织、技术和资源优势,还打破了界限,促进了农垦发展。 (三)农垦产业职工脱贫致富的问题 大力发展广西农垦经济势必要考虑农垦产业职工脱贫致富问题,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三个代表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把脱贫致富作为改善垦区民生、加强社会管理、促进农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继续坚持脱贫致富的方针,以国家扶持为引导,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着力发展现代农业、培育主导产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职工群众收入、提升人力资源素质,推动贫困农场尽快走上增强积累、稳定发展的轨道,努力实现贫困农场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四)资源工业换代升级问题 在另一角度看广西农垦经济发展,广西农垦的发展还需要思考资源工业换代升级问题。在大力发展工业产业时,要全面提高农产品的加工水平,塑造在国内外具备很强竞争能力龙头企业;塑造和培育农垦名牌产品,使得广西农垦工业产业发展不断更新换代,走向现代、国际化发展到道路,推动广西农垦经济的长效发展。 四、加快广西农垦经济发展对策建议 (一)建设特色农业,增加职工收入 广西农垦作为广西经济龙头,大力发展特色产业,积极培育名优产品,能有效促进农垦经济的发展,形成带动广西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农产品生产基地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础,是龙头企业的第一车间,是培养特色农业重要基地。广西农垦要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发挥优势、合理布局,突出主导产业建设基地。一批高标准、大规模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为产业化经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升了农垦和当地农业现代化水平,带动了职工、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 (二)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优化产业结构 广西农垦发展在建设特色农业基础上,还需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工业要着力于蔗糖业、淀粉加工业、剑麻加工业、畜牧水产加工业、茶叶加工业、果蔬产品加工业等管区优势产业,力求提升它们科技含量与竞争力。大力发展服务业要做好现代物流业、农业服务业、社区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旅游房地产业等方面服务工作,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三)大力发展园区经济,壮大农垦经济总量 大力发展园区经济,要求充分整合管区土地资源,适度集中土地使用权,充分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泛珠三角经济圈的建设和管区周边城市二三产业向农垦管区布局的战略性机遇,使农垦成为新一轮产业结构大调整和产业大转移的最大受益者。园区经济建设要重点放在广西农垦明阳工业区、广西农垦柳州新兴机动车零配件产业园区、广西农垦北部湾产业园区、广西农垦西江产业园区等上面,力求壮大农垦经济总量。 (四)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打造海外广西农垦 为推动广西农垦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要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加快走出去步伐。首先,实施以东盟国家为重点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加强对外招商,实施走出去战略,使管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走出去,扩大对外贸易,增进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其次,实施以珠三角区域经济圈为重点的区域合作战略,提升农垦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 五、小结 综上所述,为促进广西农垦经济的快速发展,势必要综合考虑国有农林场土地管理与利用、农业产业化示范带动、农垦产业职工脱贫致富、资源工业换代升级等问题,并建设特色农业,增加职工收入;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园区经济,壮大农垦经济总量;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打造海外广西农垦。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我国煤炭行业的经济形势分析与前景展望 摘要:与其他能源相比,全球的煤炭资源更加充足,在开发利用方面,技术也趋于成熟,而在石油生产峰期的作用下,煤炭资源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在过去的一年中,全球能源需求稳中求进,在我国,由于经济政策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煤炭的消费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状态,这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能源产业结构的调整释放了一个关键的信号。基于此,在分析我国煤炭行业的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预测,最后从。多个不同的层面给出了优化我国煤炭行业发展的策略。 关键词:煤炭行业;经济形势分析;前景展望;优化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国煤炭行业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有的来自于市场层面,有的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直接相关,有的受到不可控的罂粟的作用。比如,在国家层面上,我国对重点电煤价格与合同兑现率的检查力度在不断的加强;在市场层面上,小煤矿与贸易商的价格波动较大,贸易企业的供求心态更加谨慎,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主要发电企业的煤炭库存显著加大;在自然因素方面,在2012年的中期,我国中北部地区的供暖结束,使得煤炭的需求量骤降,而在年末,中、北、东部地区大范围的降雪,又使煤炭行业出现了一定的转机。可见,许多因素都在影响着煤炭的价格和交易数量。而与其他能源相比,全球的煤炭资源更加充足,在开发利用方面,技术也趋于成熟,而在石油生产峰期的作用下,煤炭资源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在过去的一年中,全球能源需求稳中求进,在我国,由于经济政策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煤炭的消费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状态,这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能源产业结构的调整释放了一个关键的信号。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煤炭行业的经济形势,然后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预测,最后从多个不同的层面给出了优化我国煤炭行业发展的策略。以期为时下我国煤炭行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可供借鉴的信息。 1 我国煤炭行业的发展现状分析 1.1 煤炭行业出现了长期的产能过剩 在2011年,我国煤炭产能过剩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并且可以预见的是,这种被动的局面在短期内难以被完全消除,长期存在的可能性较大。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与供过于求和产能过剩的市场要求直接相关,同时也是煤炭行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必备条件。因此,在未来的几年中,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消除煤炭行业有效产能不足的行为将不再存在,煤炭行业的产能过剩、有效产能过剩以及煤炭产量过剩会成为行业发展的常态。 1.2 煤炭消费稳中求进,煤炭需求逐渐下行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国煤炭的需求增幅在持续的回落。上半年,我国煤炭消费总量不足20亿吨,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7.0%左右。而从去年的下半年以来,我国煤炭市场的价格也在持续的下滑,2012年6月29日我国煤炭价格指数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降低,这一指数相对与去年同期也有所回落。其中的原因是多样的,有的与经济发展的模式有关,有的直接受制于煤炭的需求。 1.3 对煤炭行业的需求正在下降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国全社会煤炭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处于高位,形成的产能巨大,其中,一些主要的产煤大省在积极的推进资源整合和煤矿技术改造,并将改造后的煤矿投入到了生产领域,产能释放同时出现,这使得全国煤炭的产量出现了快速增加的趋势。而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速出现了下行的装填,市场对煤炭的需求放缓,价格下滑就成为必然,煤炭产能的过剩压力也随之显现。保守的估计是,在未来的几年中,我国煤炭新增产能会在20亿吨左右,仅在“十二五”期间就可能释出15亿吨的产能。 2 我国煤炭行业的发展前景预测 2.1 煤炭产业的暴利时代趋于结束 随着煤炭市场供过于求,市场疲软日趋加剧,市场竞争日趋完善,在市场面前,那种人人平等,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也会逐渐的成熟,煤炭行业的生产经营将逐渐的趋于市场化、正常化、利润平均化,以往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促使煤炭行业获取暴利的时代,将会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而成为历史。 2.2 2013年第一季度煤炭行业的发展会出现―个小幅的上扬 在对2012年第四季度的承接中,2013年的第一季度,随着气温的逐渐下降,为了冬季取暖的需要,我国北方地在冬季储煤方面会有更多的需求,供热用煤的使用将进入关键期,而随着生活煤炭需求的增加,煤炭市场将走向相对平稳的运行层面,煤炭价格也会以相对平稳的状态为主,小幅上扬的概率较高。可是,煤炭市场的波动并不会出现较大的幅度,上扬的空间有限幅度不会高,持续的时间也会相对较短。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缓解供过于求的局面,使煤炭价格区域趋于稳定,保护煤炭行业的利益,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将会被使用,而这将减少煤炭的供应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库存压力,使煤价持续下滑的严峻局面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和释放。 3 优化我国煤炭行业发展的措施和建议 3.1 提高服务质量,优化煤炭资源的流通 为简化煤炭发运、结算中间环节,规范煤炭销售操作流程,应进一步巩固我公司与省外重点用户直接结算营销策略,实现与用户点对点销售,建立供需双方友好协作关系,与用户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互惠互利,促成供需互保良性态势。作为大型煤炭生产企业,面对煤炭市场跌宕起伏的变化和诸多不利因素,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战略合作伙伴,拥有自己稳定的销售市场。当市场疲软时,战略合作用户可在用量和接卸上给予我们支持;当煤炭市场紧俏时,我们也要优先保证战略合作用户的煤炭供应,形成双方互惠互利、供需互保的良性态势。 3.2 积极正确的进行煤炭行业的经济形势分析 要及时了解国家有关基础性能源政策调整;要关注主要煤炭消费行业的发展变化趋势;要掌握用户的需求以及销售市场变化情况。通过对市场信息收集分析,预测市场变化趋势,制定科学有效的营销策略,提高自身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为此,需要树立危机意识,加大市场开拓力度。面对诸多不利因素,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危机意识、忧患意识、竞争意识,把困难估计的充分一些,解决的办法多想一些,扎扎实实做好各方面工作,加大市场的开拓力度,增加煤炭销量。 3.3 加强煤炭的质量管理,通过营销手段促进煤炭行业的发展 针对煤炭市场供需格局发生变化、劣质煤销售困难的实开出更多的新店;扩张“电”,即增加网络销售渠道;扩张“商”,即增加自营比例的尝试。但是在现金流有限的情况下,资金究竟应该倾斜到占用资金大,高风险高回报的买手或自营式经营,还是应该将这部分资金应用到在广阔纵深的国内市场去布点卡位以规模换取利润?百货在国外是时尚先锋,在国内是解决百姓生活需求的经营卖场。这些矛盾与纠结还是一直困扰百货公司发展的难题。看似国内百货已经欣欣向荣地发展了数十年,实质上与国际接轨的经营模式还未真正开始,同时试图在互联网中分得更大的市场份额的努力刚起步,因此可以相信百货业还有更多的可能性等待我们去发掘、去研究。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南通市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摘要:本文在简要介绍南通市2013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基础上,通过对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问题及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分析,利用南通市宏观计量经济模型,对2014年南通市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进行了预测,展望了南通市经济走势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形势;环境分析;经济指标;展望建议 2013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南通市全面落实中央和省的各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政策措施,着力稳增长、促转型,强开发、促开放,抓统筹、促协调,惠民生、促和谐,全市经济运行总体保持了平稳增长的态势。 一、2013年南通市经济发展基本情况及主要特点 2013年度,南通全市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038.89亿元,同比增长11.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345.41亿元,同比增长3.1%;第二产业增加值为2623.50亿元,同比增长12.0%;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069.98亿元,同比增长12.9%。 (一)农业生产态势良好 2013年南通市粮食产量持平略增,总产333.46万吨,比上年增长0.1% 。其中夏粮总产118.22万吨,比上年增长2.4 %;秋粮总产215.24万吨,比上年下降1.1%。畜牧业生产趋于稳定,渔业生产稳步发展。 (二)工业生产平稳增长 2013年南通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2583.9亿元,增速为12.6%,比全省平均水平快1.1个百分点;增加值总量继续列全省第四位。2013年南通规模以上工业完成现价产值11351.5亿元,同比增长12.7%,工业产销率为98.7%,同比提高0.1个百分点。工业运行质态保持稳定,“两新”占比稳步提高。重点行业及企业发展总体良好,从六大支柱产业的产值增幅来看,呈现“三快三稳”的态势。 (三)服务业发展加速 2013年,南通市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069.98亿元,不变价增速为12.9%,高于全市GDP增速1.1个百分点,快于二产增速0.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1.5%,拉动GDP增长4.9个百分点。交通运输平稳增长,重点服务业企业运行平稳。 (四)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 2013年,南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298.7亿元,同比增长20.8%,增幅居江苏沿江八市第3位;总量居江苏沿江八市第4位。2013年,南通生产性服务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29.3%,比上半年(26.7%)、前三季度(26.5%)分别提高了2.6和2.8个百分点。 (五)国内消费品市场增幅回落 2013年,南通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27.09亿元,同比增长12.8%。2013年南通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与2012年相比,呈现“六涨二降”格局。 (六)进出口增速有所回升 2013年南通市外贸进出口总值298.1亿美元,同比增长13.4%,全市外贸出口212.8亿美元,同比增长13.3%;进口85.3亿美元,同比增长13.6%。下半年南通市进出口数据一路走高,超额完成年初制定的280亿美元的目标任务。与全省相比,南通市累计进出口增幅高出12.9%,出口增幅高13.2%,增幅在13个地级市中居第三位。 二、当前经济运行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2013年南通市经济运行总体看尚平稳,但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一)经济发展中结构性矛盾突出 从经济发展动力看,2013年南通经济仍未摆脱投资拉动为主格局,服务业投资仍偏重于房地产。受市场消费信心不足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较低。从外需看,南通出口市场回升缓慢,国际船运市场依然不景气,给南通市船舶制造业的复苏带来一定困难。欧盟6月份宣布对来自中国的光伏产品展开反调查,这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南通光伏产业复苏。 (二)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 2013年以来,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现象有所加剧。人民币的持续升值给南通市加工型出口企业带来更大的压力。企业用工难,不少纺织、服装等行业缺少一线熟练操作工,本地年轻人大多不愿从事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的传统行业工作。2013年7月1日南通市最低工资标准进一步上调,企业用工成本进一步提高,加重了企业运营的成本。 (三)消费结构面临转型压力 当前南通市消费结构面临转型压力,市场消费增速明显放缓,一是消费刺激政策进入空档期,导致前期部分消费热点商品增长出现明显回落。二是集体消费紧缩,消费结构出现调整。三是网络购物日趋走热,分流了本地部分零售额,实体商业形成了较大的冲击。 三、2014年经济增长环境分析 从国际环境方面看:一方面,全球经济低迷和市场需求收缩等发展趋势对于促进我国扩大内需、大力发展内生型经济具有重要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美元指数走强、美元回流、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预期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不可避免。 从国内环境方面看:一方面,国内经济仍存在较大增长动力。2013年出台的众多战略决策为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提供了有力保证。另一方面,国内经济也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两难”问题增多,财政金融潜在风险交织增加了风险防范的复杂性。 从南通区域环境方面看:一系列利好政策为南通深度参与长三角区域合作提供了良好条件。省委、省政府明确支持南通创建陆海统筹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南通突破束缚发展的瓶颈,加速融入长三角第一方阵,提供了重大契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四、2013年南通市全年经济发展预测 综合南通市经济运行的特点和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分析,通过对南通市宏观计量经济模型拟合和实证研究,结合南通市季度工业经济景气调查,现对2014年南通市全年经济发展作如下预测:南通市经济2014年有望继续平稳增长,农业生产形势稳定,工业经济增速一定程度放缓,服务业占GDP比重进一步增加;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不低于20%;开放型经济方面,低迷状况难有实质改观;消费方面,南通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将明显回落。利用宏观计量经济模型预测的2014年南通市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值见下表: 南通市2014年全年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值预测 五、2013年南通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快转型升级步伐,着力促进区域创新发展 (1)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重点产业集聚集约发展;深入实施新兴产业工程;加快传统产业品牌化、高端化发展;加快集聚总部经济,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大力发展智慧产业,打造“智慧城市”;加快发展海洋经济形成一批特色产业链;以项目农业为抓手,大力发展家庭农场经营。(2)构建区域特色创新体系。推动科技、产业、人才“三位一体”发展,完善以高新区为龙头、“三创”优秀区为重点、科技园区为基础的创新载体体系。 (二)强化重大项目支撑,着力推进江海联动融合发展 (1)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实行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加快推进沪通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重点项目,加快构建区域性交通枢纽。(2)强化重大项目推进。强化资金、用地等要素保障,落实化解融资难题“十二招”等措施,加快项目推进速度。(3)加快服务业集聚区建设。大力发展特色“区中园”和平台经济,促进产城融合、功能提升。(4)努力强化招商选资。实施做大做强企业规模三年行动计划,支持本土企业新上大项目、增加有效投资。 (三)突出中心城市带动力,着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1)争取国家城镇化建设试点,加强政策创新和制度设计,破解城镇化瓶颈。建设上海都市圈宜居宜业的副中心城市,提高中心城市集聚辐射能力。(2)优化完善中心城市功能。推动新城区等重点区域建设提速、功能完善。加快轨道交通等城市建设,增强综合承载能力。加快通州湾新区开发建设,实现滨江城市见江、临海城市近海。(3)加快县域城镇发展。做特做强主导产业链,推进形态、功能开发,打造新一轮发展的新增长点。 (四)加快融合发展,着力推进陆海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以创建陆海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动力,争当苏中新一轮发展“领头雁”。加快港产城融合发展,同步推进沿海“筑巢引凤”和沿江“腾笼换凤”,构建陆海统筹发展综合网络体系。加快优江拓海,推进沿江沿海港口资源整合,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修编完善沿江沿海规划体系,以重大项目、特色产业支撑江海联动发展。深化跨江联动,推进跨江融合发展,加快建设苏通经济圈。发掘江海联运优势,加强与重庆、武汉等沿江重点城市的经济合作,建设长江流域重要的多式联运中心。推进土地、海域管理改革,深入实施海域使用权“直通车”制度,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改革,不断激发新的发展活力。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煤矿经济形势分析 摘要: 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对煤炭的使用量,有越来越多的煤炭企业开始更多的进行煤炭采挖。煤炭是不可再生的,需要企业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和利用。本文通过对我国煤炭经济的发展形势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关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 煤矿;经济;成本 0 引言 在矿井寿命的延长方面,通过对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可以大幅度提高煤炭的效益。在对煤炭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利用方面,我国的很多企业已经对其有了非常充分的认识,并将其作为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对煤炭资源进行有效管理,这对企业的未来生存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直接影响了企业未来的经济效益。对于煤矿资源的有效管理,不仅可以有效提升煤矿资源的回收率,同时也可以降低煤矿资源的成本。管理煤矿资源是当前企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1 我国煤矿经济的发展形势 在我国当前的能源结构当中,煤炭在现在乃至以后的50年当中都将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煤炭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和其他类似资源一样,它有被耗竭的时候,同时对于矿区的环境也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破坏。一方面,煤炭是一种不可替代的资源,随着当前被人们的随意采挖,煤炭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同时对周围的自然环境也造成了污染,将对我国的煤炭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对于煤炭资源,其所有权是归属于国家的,但是由于我国的历史原因,一些小煤矿在当前还是普遍存在。这些小煤矿企业在技术方面的水平都比较低,设备简陋,缺乏安全保障,随意采挖现象很严重,对我国煤炭资源造成严重破坏,对周围的自然环境也造成严重污染和破坏。由于这些小煤矿的存在,它们也将对我国的一些大型煤矿企业的经济和安全性造成较大影响,过剩煤炭资源的存在也将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造成较大影响。对于在煤炭业存在的这一问题,我国的相关部门也开始对其进行着手解决,对于小煤矿更加关注它们的环境和安全性,在生产成本方面提高,从而被迫退出行业。当前,对于小煤矿,山西的整治力度非常大,对于每年在30万吨以下的煤矿都强行关闭,对煤矿企业进行整合,从而形成了大型的煤矿企业。对于当前小煤矿企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我国的经贸和计划管理部门都相应出台了一些政策,对这些产业进行强行关闭,从而对煤炭行业进行有效整顿。同时,国家应抓紧修改现行的《矿产资源法》和《煤炭法》,应明确规定:“为保护生态环境,合理有序开发煤炭资源,确保煤炭安全生产,维护煤炭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禁止个体开采挖掘煤炭资源。” 在煤炭产业政策方面,我国国家发改委也根据当前的产业结构问题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政策,从而将这种粗放式、低水平的煤炭产业进行有效管理,预计将在3到5年的时间将煤炭资源进行全面规范,对13个大型的煤炭基地进行快速建设,对煤炭企业进行整合,形成大规模的煤炭企业集团。如我国的龙煤集团,应该紧随国家的这种政策形势,积极参股、并购等,对于省内的一些煤矿进行整合,或者是对于一些发电厂进行资源重组,从而形成煤电集团,降低成本。 2 我国煤矿经济的发展策略 2.1 进行合理有效的煤炭成本管理 煤炭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因此它的产量是不会逐渐增长的,因此对煤炭企业成本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通常,企业在对自身规模进行不断增长扩大的时候,一些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方法的具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是否有着较强的竞争力,这和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对于我国的诸多煤炭企业,大多数在对成本的管理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不足之处。在我国煤炭企业的管理当中,成本管理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成分,因此提高对成本管理是当前煤炭企业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从而就需要煤矿企业摒弃传统的管理模式,遵循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需求,将成本预算和管理落实到每个部门上。从根本上来控制成本,实现煤矿与基层单位的有偿服务,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对其开展考核,奖惩分明,促使所有工作人员都能够充分认识到企业低投入、高产出的意义,从而最大限度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对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行管理的时候,员工的薪酬也是一个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这样才能让员工也有非常强烈的成本意识,才能有效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为我国企业的长久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基础。 2.2 选用优秀的生产经营人才 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市场竞争越激烈,对于人才的需求就越激烈。在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评价方面,人才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标准。在如此激烈的煤炭市场环境下,企业要想长久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必不可少的,需要选用非常优秀的生产经营人才来为企业增添光彩。具体操作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进行。首先,企业在思想观念上应该更新,将人才作为企业赢得效益的有效标准。对于煤炭企业,唯有优秀的人才才能为企业进行有效的计划,从而推动企业更好的生存发展,赢得更多的效益。在煤矿企业的生产中,一些优秀的人才对企业的设计进行修改,对放工的措施进行改进,这样就能大幅度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有效提升企业的效益。其次,在选择人才方面,要任人唯贤。作为煤炭企业的一项资产,人才对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企业应该重点对高素质人才进行培养,同时也要大量引进先进人才。再次,在人才结构方面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设置。煤炭企业在选用人才,尤其是管理人才的时候,要严格按照标准进行,专业基础知识和高素质是必备的因素,同时也要重视对年轻人进行培养。在煤炭企业的长期发展中,人才结构的合理设置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在进行人才选用的时候,要严格避免不正之风的存在。公平、公正是用人的基本原则,不可违背。 2.3 提高煤炭企业相关硬件设备的管理效率 在煤炭企业的实际生产中,硬件设备对于资源成本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因此也对煤炭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所以煤炭企业应该对硬件设备的管理给与足够的重视。对于企业的硬件设备,企业应该进行定期维护和管理,将煤矿企业的生产经营计划与煤矿企业的生产效率有机结合在一起,不仅能够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生产成本,而且能够提高煤矿企业的生产水平。从而就要求煤矿企业生产设备的性能应该充分满足生产工艺的需求,要保证操作的便捷性,保证具备较高的精确度。对于设备投资方面,较低的投资对生产效率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设备的长寿命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成本,提升企业的效益。长寿命的设备使用和企业日常的有效维护是分不开的,如此才能让企业更好的持续经营。在设备维护方面,相关维修人员、操作人员的技术、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他们也需要具备较高的职业素养。 3 结论 在当前激烈的煤炭市场,煤矿企业唯有对自身进行不断改善才能更好的生存,才能在市场上赢得竞争优势。煤炭企业不仅需要对自身的各个生产环节进行改善,同时也需要对管理理念、硬件设备等方面进行更新,如此才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才能让企业在市场中赢得持续竞争优势,实现效益最大化。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当前南非经济形势分析及展望 一、本世纪初以来南非经济进入较快增长周期,但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势头明显减弱 (一)21世纪以来南非经济快速增长 自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以来,南非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大成就。1994―2000年经济平稳增长,2002―2007年则进入较快增长周期,GDP年均增速为4.78%。其中,制造业和采矿业是南非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2002―2007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1.1%和8.31%;金融、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业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南非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不断加强。南非矿产资源丰富,在非洲地区范围内制造业水平较为发达,因此,南非的主要出口以煤炭、金矿、铁矿、钻石珠宝以及机械和车辆类产品(主要是出口到非洲地区)为主,此外,南非大量进口石油和石化产品,以及高附加值的机械和电子类产品,与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和印度的贸易联系不断加强。 与此同时,高失业率、不平等和贫困是南非长期面临的问题。2003年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失业率有所下降,但2007年仍高达23%;黑人的失业率高达28%;社会贫富差距较大。另外,随着2002年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南非经常账户赤字不断扩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重高于7%。 (二)南非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实现复苏,但2012年以来增长势头明显减弱 南非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短暂衰退后实现复苏。2008年第四季度南非经济增速下降,2009年南非经济下滑1.5%,2010和2011年经济开始复苏,增速分别为3.1%和3.6%。2012年以来,南非经济增长势头减弱。受欧债危机和国内工人罢工事件的影响,2012年经济增速降为2.5%。 2013年经济形势更加严峻:一是经济增速大幅放缓。2013年第三季度经济仅增长0.7%,为危机后经济复苏以来最低值,全年经济增长仅1.9%。二是通胀压力较大。全年CPI变动率为5.7%,仅略低于央行6%的警戒线。三是失业率居高不下。劳资矛盾激化,罢工事件频发,2013年南非失业率为24%。其中,15―24岁和25―35岁上的青年人失业率分别高达48.9%和28.3%。四是兰特急剧贬值。与年初相比,贬值幅度高达18%。五是经常账户逆差和财政赤字扩大。2013年贸易逆差较2012年增长98%。南非由于危机后实行反周期的财政扩张政策,2009年年开始由盈余转为赤字,2013年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5.4%。六是资本市场大幅波动,2011和2012年外国对南非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净购买额分别为248和852亿兰特,2013年降为13.29亿兰特。由于经济结构性矛盾和脆弱性凸显,南非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土耳其成为公认的“脆弱五国”(“Fragile Five”)。 二、对当前南非经济面临风险的主要原因分析 南非经济形势的恶化,与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资本大量流入、国内结构性矛盾突出、美国宣布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后国际资本流向逆转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经济普遍陷入衰退,尤其是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经济负增长,为促进经济复苏,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新兴市场国家在受到短暂冲击后,经济呈现出复苏迹象,金融市场也相比较发达国家较为稳定。国际资本在此情况下大量流入包括南非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投资于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市场。前文已讲到,2009年以来国际资本对南非股票和债券的净购入额持续增加,导致南非对外债务急剧上升。 (二)信贷繁荣和经济较快增长背后的结构性矛盾持续 在外需减少造成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南非采取反周期的经济政策,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内银行机构对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的贷款大幅增加。 一是经济增长的同时风险资本价值上升过快。国内外充裕的资本进入市场,不同程度带来投资、消费和进口需求的增长,但由于出口减缓,矿业、制造业等部门的投资受到影响,容易造成风险资本价值的上升过快。2010年和2011年南非经济增长3%以上,同时股票市场价格涨幅较大,明显高于美国和除土耳其外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 二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局部领域矛盾激化。电力和交通等基础设施不足、初等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不足造成的劳动力技能不能适应经济和产业发展需要,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50%,这些结构性问题的存在,导致收入在不同群体间分配的不平衡,从而导致局部领域矛盾的激化。 三是出口结构单一和进口需求刚性带来经常账户赤字急剧扩大。南非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较弱,出口结构以铂族类金属和钻石为主,而进口以石油、石化产品和高附加值的机械类为主,进口增速高于出口增速带来经常账户赤字的不断扩大,导致本币的贬值压力,本币的贬值在出口需求增加有限而石油和机械电子产品进口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又加剧了经常账户赤字的扩大。 (三)国际资本流动环境的变化和资本流出迹象的出现 随着美国经济形势的好转,美联储2013年12月宣布保持低利率政策不变、减少证券的购买。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收紧的启动,以及美元升值的预期影响了全球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情绪,造成了投资者对包括南非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的投资兴趣降低,从而引发了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出新兴市场国家。2013年第四季度南非已出现了资本流动逆转的迹象,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金融账户下证券资本的净流入显著减缓,2014年以来出现净资本流出。 (四)国内经济结构问题凸显背景下,经济面临负反馈的风险 资本市场的变化,影响产业的投资信心、产能利用率,还包括国内结构性问题,如家庭负债、政府负债、经常账户赤字。 第一,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南非的国内私人消费需求是GDP的主要构成,由于经济增长信心的变化,国内对家庭的信贷增速下降,加之,南非储蓄率较低,国内储蓄总值/GDP不足15%,家庭债务/可支配收入高达70%以上,另外,劳资矛盾激化情况下,生产性投资受到影响。这些都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制约因素。 第二,通胀压力上升。资本流出使得经常账户赤字较大南非兰特本币急剧贬值,通胀压力加大。为控制通胀,央行将基准利率提高0.5个百分点,但这无疑加大了资金成本。 第三,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国债收益率趋于上升。2013年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5.4%,十年期国债收益率2013年11月份以来呈现出上升态势。 第四,经济低速增长背景下收入差距扩大和高失业率导致矛盾激化。2014年金属制造协会工人号召罢工抗议《就业促进税收法案》,其原因是他们认为资本家实际上从法案中受益更多,而就业市场没有好转。基于罢工形势的恶化及其造成的生产损失,部分外国资本计划撤出其在南非的矿产业投资,将会导致就业人数的减少,失业问题趋于严重。 总体上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入和国内信贷的繁荣是不可持续,国内金融体系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没有显现出矛盾,而是在发达国家资本流行性大幅扩张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和信贷繁荣的同时,延迟了结构性问题的改革,使得发达国家资金收紧时,由于国内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凸显和局部领域矛盾的激化,使得国内经济面临较大风险。 三、南非经济发展趋势展望 进入2014年以来,南非经济增长势头较好,1月份制造业生产指数同比上涨2.5%,其中,石油和化工业、钢铁、非有色金属产品和机械业增长较快,由于出口增速高于进口增速,1―2月份贸易逆差同比略有下降,尤其是2月份由于对非洲地区的顺差增加,而对其他地区的逆差减少,出现小额的顺差。但是,南非仍然面临严峻形势。 首先,本币贬值,通胀压力再度加大。2月份1美元兑换的兰特达到2003年以来最高值,1月和2月CPI变动率分别为5.8%和5.9%,2月份环比上涨1.1%,从物价上涨的因素看,主要是食品、原油和健康保险价格的大幅上涨。南非中央储蓄银行(简称南非央行)已于1月份改变从2012年以来基准利率5%的水平,提高0.5个百分点至5.5%。 其次,工人罢工事件不断,南非矿业与建筑工人协会于1月23日发起对全球三大铂族金属生产商的罢工,持续至4月份,而3月份金属制造工会又发起全国联合罢工,抗议《就业促进税收法案》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 第三,资本市场面临的风险,由于南非的汇率灵活,资本账户的开放,因此,资本市场的变动,会造成汇率的大幅波动。在2013年出现非居民的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入和流出大幅下降的背景下,2014年1月份出现306亿兰特的资本净流出。 目前看,南非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因素的制约,不排除局部领域矛盾激化导致经济形势严重恶化的可能,但总体上将保持低速增长。具体来看:一是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可能带来资本的流出,保持原先的资本融资规模面临一定的挑战。但是南非金融行业采纳了《巴塞尔协议3》,基于全球流动性在短期内迅速收紧的可能性不大,南非金融市场短期内出现崩溃的可能性较小。二是面临通胀压力加大和经济增长减速的压力将持续。南非的进出口结构将导致经常账户逆差的持续,货币贬值、进口成本增加必然带来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从而带来通胀压力。在出口需求疲软、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长动力较弱的情况下,经济预计在一段时期内保持较低速增长。但需求端形成的物价上涨压力较小,CPI预计将基本保持在南非央行警戒线以下。三是不排除局部领域的矛盾激化导致经济恶性循环的出现。由劳资矛盾激化或其他局部领域矛盾的激化导致经济增速的下降,又加速资本的外流和货币贬值,并通过投资信心不足、信贷收紧和政府融资成本提高等,使得上述问题趋于恶化,形成“资金流出―汇率贬值―经济下滑―局部矛盾激化”的负反馈,从而使得经济增长形势严重恶化。四是南非长期存在的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不足、初等教育普及率低、失业率高、贫富差距大等问题,成为南非经济社会转型阶段的政策重点,另外,加强与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国家的经济联系,从而增强南非制造业和金融中心地位,将构成未来支撑南非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据南非央行估计,2014年和2015年经济增速为2.3%和2.7%,略高于2013年0.9%的增速。 (杜琼,国家发展改革委外经所。傅晓冬,山西财经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金砖四国”的经济形势分析 摘 要:近年来,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迅速,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受能源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以及次贷危机的持续影响,“金砖四国”的通货膨胀水平明显上升。在经济联动性加强的情况下,我国应密切关注国际能源和资源类原材料价格走势,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减轻输入型通胀压力;通过加快经济结构调整降低对外向型部门的依赖,通过扩大内需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以稳定预期为主,谨慎把握紧缩性政策的力度、节奏和尺度;继续推进贸易和投资多元化战略,加强“金砖四国”间的合作。 关键词:世界经济;金砖四国;通货膨胀;发展动向 近年来,以“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巴西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与日俱增。2007年以来,受次贷危机影响,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欧元区、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经济下行风险加大。 受2007年以来石油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以及次贷危机的持续影响,“金砖四国”通货膨胀水平明显上升。在全球经济联动性加强的情况下,我国应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全球通胀形成的外来压力以及“金砖四国”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保持足够重视。 一、“金砖四国”经济发展迅速,实力与日俱增 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典型代表,“金砖四国”的表现可谓让世界惊叹。 中国实现了30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创造了历史奇迹;印度经济近几年也保持了高速的发展;俄罗斯被称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巴西近年也摆脱经济停滞逐步走向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从全球增长态势看,“金砖四国”经济实力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 对发达经济体的依赖程度降低, 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GDP所占世界份额则同步下降。 “金砖四国”中除中国速度的迅速发展举世瞩目外, 印度经济发展十几年来平均年增长率一直保持在6%~7%左右,2007年高达9.2%。中、印已成为全世界投资最具吸引力的3个国家中的两个(另一个是美国)。俄罗斯经济近7年来也保持了高速发展,GDP平均年增长率达到7.8%,重新跨入了世界十大经济体行列。巴西发展相对稍慢一些,2007年经济增长也达5.4%。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金砖四国”外汇储备无一例外都有增长,截至2007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达15282亿美元,俄罗斯4764亿美元,印度2932亿美元,巴西1875亿美元。相比之下,作为经济强国的美国的外汇储备仅为735亿美元。 二、中国与印度、俄罗斯、巴西三国经济关系日益紧密 作为最大的和近年来发展最快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与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经济贸易依然占很大比例。2007年,欧盟、美国、日本三大贸易伙伴与中国贸易总量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6.4%、13.9%和10.9%, 合计高达41.2%。 但是,随着贸易多元化格局初具雏形,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辐射范围和力度逐年扩大, 除中国在美、 欧等传统贸易伙伴贸易总额中的占比逐年递增外,中国对印度、俄罗斯、巴西三国的影响也在悄然上升, 这一点在各国对中国进出口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见表2)。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第八大石油进口国,石油生产量约占世界4.3%,而消费量却占世界8.8%。同时,我国还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自2003年国外进口矿比例就超过了50%,2007年中国铁矿石进口量达3.26亿吨, 中国铁矿石消耗量已占世界的47%,从进口来源来看,中国主要从澳大利亚以及“金砖四国”中的巴西和印度进口铁矿石。俄罗斯石油在中国能源市场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能源部门有关专家表示,2015年前,俄罗斯石油在中国市场所占的份额将占到15%的比重, 出口总量有望达到5000万吨。近年来,中国钢铁工业从印度、巴西和俄罗斯进口的铁矿石越来越多。 目前铁矿石的进口占中印贸易合作的65%, 而从巴西进口的铁矿石已占进口总量的25%, 俄罗斯铁矿石也作为国内钢铁企业的新选择,2007年俄罗斯共出口铁矿石2550.17万吨,其中对华出口量居首,为572.3万吨,比上一年增长1.17倍。 2008年5月16日,“金砖四国”外长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市举行会谈, 这是四国外长在联合国框架之外的首次会晤。四国外长还商定,他们除继续在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再次会晤外, 还将在印度举行下次会议。会后,四国外长发表了“联合公报”,强调“四国开展对话系基于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对解决全球发展领域的紧迫问题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对话的前景广阔”。随着“金砖四国”在全球影响的增强, 四国已经注意到相互间加强沟通与合作的重要性。 三、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给“金砖四国”经济带来挑战 2007年以来,受能源、粮食和金融三重危机的困扰和冲击, 世界经济增长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衰弱态势,“金砖四国”经济也饱受困扰。2007年下半年以来四国通货膨胀水平明显上升, 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也给“金砖四国”经济金融形势带来冲击,经济增长下行风险加大。 2008年年初以来, 中国经济在紧缩货币政策和其他宏观调控措施的作用下开始呈现放缓态势,第一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长了10.6%, 较上个季度低0.6个百分点。IMF最新预测显示,2008~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分别放缓至9.3%和9.5%。从印度的情况来看, 经济增长势头依然旺盛。 第一季度印度的实际GDP同比增长了8.7%, 较上个季度高0.3个百分点, 但考虑到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带来的影响,IMF则预测印度2008~2009年经济增长可能分别放缓至7.9%和8.0%。但是,“金砖四国”中的另外两个国家却呈现出不同的光景。得益于能源价格的上涨,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发展依然快速。第一季度,俄罗斯经济增长率达8%,较上个季度高0.2个百分点。巴西1~2月份工业生产同比分别增长了8.7%和9.7%,其中资本品同比分别增长了15.04%和24.96%,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了11.8%和12.19%。 受全球通货膨胀形势进一步恶化的影响,“金砖四国”通胀形势较之发达国家则更为严峻。从2007年至2008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情况来看,“金砖四国”CPI均大幅上涨,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中国目前面临着严峻的通货膨胀压力,CPI由2007年1月的2.2%一直上涨到2008年3月的8.3%,4月继续上扬, 达到8.5%,虽然5月下降到7.7%,但是通胀压力依然很大。 俄罗斯2008年CPI从1月的12.6%上扬到3月的13.3%,IMF在4月9日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计2008年俄罗斯的CPI将达到11.4%。 印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2008年3月CPI达到7.9%, 远高于2007年全年的6.4%。 同样的,巴西面临通胀的压力迅速加大,2008年5月CPI达到5.6%,高于4月的5.04%,是2006年1月以来的最高纪录,IMF也预计2008年巴西的CPI会达到4.8%, 高于2007年3.6%的水平。 四、“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长前景与货币政策 2008年,在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受发达国家经济减速的影响,“金砖四国” 经济增势将减缓。2008年4月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对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预计从1月的4.1%下调至3.7%, 比去年回落1.2个百分点。其中,预测美国经济增长为0.5%,大大低于2007年2.2%的水平。该报告预测中国增长9.3%,回落2.1个百分点(如果按照2007年中国实际增长11.9%来计算, 则回落2.6个百分点);印度增长7.9%,回落1个百分点;俄罗斯增长6.8%,回落1.3个百分点;巴西增长4.8%, 回落0.6个百分点。 2008年以来,在CPI及通胀预期不同程度上升的压力下,“金砖四国”纷纷继续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屡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目前已达17.5%的历史高位;印度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继6月11日加息后,24日印度央行再次大幅升息, 将基准利率提高0.5个百分点至8.5%;俄罗斯也在近期陆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7月11日,俄罗斯再度加息,将再贷款利率从10.75%提高到11%, 这是俄罗斯央行今年以来第四次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 巴西为了抑制经济过热, 三年以来首次采取金融紧缩政策, 分别在4月和6月两次加息, 其基准利率已达12.25%。四国央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表明了对最近几个月CPI持续上升有所担忧。从总体上看,“金砖四国”经济均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未来一段时间内,从紧的货币政策仍将持续。 五、印度、俄罗斯、巴西经济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的传导及影响 “金砖四国”间的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任何一国经济环境的变化都会对他国产生影响。 我国每年都要从俄罗斯、巴西等国进口大量的石油,从巴西、印度等国进口铁矿石,高涨的石油和铁矿石价格对我国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从总体上来看,印度、俄罗斯、巴西经济环境的变化将通过以下三个途径影响我国: 1. 通过贸易途径影响我国外部经济环境。由前面第二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到, 中国与印度、 俄罗斯、巴西三国的贸易近年来悄然上升。印度从中国进口占该国进口总额比从2000年的2.9%上升到2006年的9.2%, 俄罗斯从1.9%上升到7.1%, 巴西则从2.2%上升到8.7%。 从2008年第一季度的情况来看,印度、 俄罗斯与巴西三国的经济稳定快速增长都面临不小的压力,加上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的影响,这三国内需的下降势必影响对我国的进口进而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2008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升值了4.1%,自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已累计升值15.1%,人民币持续升值导致的出口商品竞争力下降也使得我国的出口增速明显放缓。 2. 通过能源和资源类产品价格途径加大我国输入型通胀压力。2007年我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1453万吨, 占进口总量的8.9%, 从巴西进口石油232万吨,占进口总量的1.4%,预计2008年进口量还将继续上升, 而一直上涨的石油价格给我国通货膨胀带来不小的压力。另外,2003~2007年,国际铁矿石基准价格涨幅分别为8.9%、18.62%、71.5%、19%和9.5%。今年2月以来,随着与巴西的淡水河谷(Vale)等矿业巨头的价格谈判落下帷幕, 国际铁矿石价格高涨65%, 印度等国近期加征出口关税更增加了我国钢铁企业的经营压力。 油价持续在高位上震荡以及猛涨的铁矿石价格, 不仅加大了我国输入型通胀压力,而且提高了进口成本,价格上涨对国内企业经营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不可低估。 3. 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增强。2007年以来,源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等反全球化情绪已开始抬头,我国在贸易、投资等领域遭遇的摩擦和阻力不断增大。在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的背景下, 鉴于贸易保护对舒解经济不振所导致的国内政治压力或有一定帮助,俄罗斯、巴西等资源大国对我国企业在石油、 铁矿石等行业的投资一直保持谨慎态度, 中石油对哈萨克斯坦图尔盖石油公司的收购遇到卢克公司的极力抵制, 宝钢与巴西淡水河谷合资建钢铁厂以及参股巴西国家黑色冶金公司(CSN)也屡屡受阻。 六、几点启示 针对当前全球通胀和能源及资源类原材料价格高企的双重不确定性, 我国应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全球通胀带来的外来压力和“金砖四国” 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保持足够重视,密切防范,谨慎应对。 1. 密切关注国际能源和资源类原材料价格走势,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减轻输入型通胀压力。对能源和资源类原材料进口, 要实行多元化战略以分散风险,必须稳定海外资源的供给,建立战略性物资的储备制度,改善进口管理的决策机制,克服世界市场高价时进口、低价时出口的怪圈。同时,要提高中国在关键产品上的定价权,加强和俄罗斯、巴西等能源出口国、资源类原材料出口国的合作,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国外资源产业的投资,同时还应加强节能降耗工作,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2. 通过加快经济结构调整降低对外向型部门的依赖,通过扩大内需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在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或衰退的背景下, 应继续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 依靠经济的自生增长能力抵御外部冲击。适时培育国内微观主体竞争力,加快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步伐, 逐步降低整体经济对出口和外向型部门的依赖程度。在此基础上,积极抓住外需增长放缓的契机,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协调配合,因势利导,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和步伐,稳步推进税收、资源价格改革等结构调整举措,积极推动产业升级,促进消费需求增长和服务产业发展。 3. 以稳定预期为主, 谨慎把握紧缩性政策的力度、 节奏和尺度。 由于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是粮食、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型通胀, 货币政策的作用相对有限。 中央银行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稳定市场信心来稳定通胀预期。在国内通胀压力依旧严峻、银行体系流动性仍然偏高的情况下, 考虑到全球通胀和美国经济衰退的复杂影响,在提防“滞胀”风险的同时, 还应密切关注前期宏观政策的调控效果, 结合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动向, 谨慎把握紧缩性政策的力度、节奏和尺度,保证货币政策适时、适度。 4. 继续推进贸易和投资多元化战略,加强“金砖四国”间的合作。扩大对外经贸往来的广度和深度,积极参与各种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推进实施贸易和投资多元化战略。 在努力提高与发达经济体贸易附加值和层次的同时,着力加大与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区内贸易和投资的比重, 开拓具有替代性的进出口市场, 拓展国内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渠道。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微观视角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摘要: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运行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本次经济衰退是我国经济自身调整的需要,但因强劲的外部需求和畸形的投资扩张延缓了约两年时间,由此加深了潜伏已久的衰退力量,而持续的紧缩政策更是火上浇油。从整个企业成本收益的关系看,近两年内,成本的下降要慢于收入的减少,因而经济会在利润下降中继续衰退,但力度会逐渐减轻;两年后,成本的下降会快于收入的减少,甚至出现成本下降与收入增加的情况,故经济又会在利润回升中增长。此外,研究发现,我国经济的全面复苏可能要滞后于欧美国家。 关键词:宏观经济;微观机制;利润;成本;收入 对发端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衰退来说,各国政府和理论界显然是没有做好思想准备的。特别是我国政府在衰退发生之前,甚至在衰退已经发生之时,还在不断加强紧缩政策的力度;但相对于其他各国对本国经济前景日益悲观的认识来说,我国政府和理论界却又是最乐观的。这种认识是基于所谓的良好的基本经济面,但市场经济的经济运行方向并不是由这些所谓的基本经济面决定的,而是由承担生产组织任务的企业行为决定。然而,企业行为是由效益决定的,即由相对价格关系或总收入与总成本的关系决定,或者说是由微观机制决定。这说明,要揭示宏观经济的运行方向,必须从微观机制着手。 一、当前经济形势判断 实际上,从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看,这次出乎我国政府和理论界预料之外的经济衰退在两年前就有可能发生。 根据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经济周期计算,我国的这次衰退应在2006年底前后发生。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时间约为9年,如以衰退谷底为起点(见图1),我国前两次经济周期的时间分别是1981-1990年和1990-1998年。从这种现象看,从1998(或1999年)开始的本次经济周期,约在2006年前后发生衰退,而在2007年达到谷底。所以,从正常的周期关系看,当前我国的衰退实际上比正常期间延迟了两年左右。 “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周期的平均长度并不能说明每次周期就一定会遵循同样的运行过程。实际上,经济运行对人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之所以说本次衰退在正常情况下应该发生在两年前,是因为经济系统的内在机制显示了这种迹象。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运行,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微观机制中最优秀的内容,就是利润或利润率的变化。因为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是由追逐利润的企业行为支配的,所以,利润或利润率的变化方向决定着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运行方向。 对利润的考察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其中,最直观的就是考察所有企业或企业整体经营活动过程中成本与收益的相对变化。在劳动生产率等情况不变的条件下,这种变化主要取决于投入与产出之间的相对价格变化。如产出品价格与投人品价格之间的变化方向是否一致;在同方向的变化中,产出品价格的上升或下降速度,是快于还是慢于投入品价格的变化等。如果产出品的价格上升速度慢于投人品和基本要素价格的上升,那么利润就会减少。只有在产出品价格上升速度快于投人品与要素价格的上升时,利润和利润率才会上升。 从这种关系看,我国经济从2003年以来就出现了日益明显的紧缩现象。如从2003年到2008年,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分别增长-0.1%、2.8%、0.8%、1.0%、3.8%、2.7%,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品的价格分别上升2.2%、5.6%、1.6%、1.5%、3.9%、4.4%(本年以2008年零售商品中的建筑材料及五金电器的价格指数代替);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上升2.3%、6.1%、4.9%、3.0%、3.1%、6.9%;原材料、燃料、动力的购进价格分别比上年上升4.8%、11.4%、8.3%、6.0%、4.4%、10.5%;劳动力价格则分别比上年上升12.4%、14.9%、17.1%、17.6%、21.5%、21.4%,1这是各种价格上升中最快的;对于地租与利息价格的上升,这些年同样是非常快的。可见,在各种价格变化中,最终产品价格的上升速度是最慢的,6年间平均增长速度是1.8%;而中间品价格增长较快,6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4.4%;上游和基础性产品价格的增长更快,6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7.6%;基本要素价格的上升则是最快的,如劳动力价格6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7.5%。在这种相对价格关系中,必然得出绝大部分企业的效益(利润率)是很差的,且是不断下降的。正是这种情况,导致我国在2005年前后就出现大批的中小企业停产、歇业的状况。正如郎咸平所说,2006-2007年我国的股市泡沫主要就是大量的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停业,从而将资本转移到资本市场的结果。 对于统计资料显示的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2006-2007年效益大幅度上升的情况,实际上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非均衡变化,也就是上游产业和基础性产业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变得短缺或产品供不应求,导致产品价格不断上升的结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也就预示着宏观经济即将发生转折。由于这些产品的可替代程度较低,产业的调整时间又长,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供给状况,因此会像瓶颈那样制约整个经济的增长。从宏观经济看,虽然这些产业的产出也构成社会总产出的一部分,但却又是中下游产业的投入品。它们的短缺和高价格,不仅会从数量上强性约束其他部门的增长,而且会导致后者成本的不断上升,从动力机制上抑制它们。上游和垄断性行业在高利润作用下,虽然也会进行扩张性的投资,但受资源约束和投资所需时间长等因素的限制,这种扩张力量是远远抵消不了中下游行业的衰退力量,导致宏观经济在它们之间的非均衡的此消彼长中衰退。所以,当上游产业、基础性产业和垄断性部门出现高利润时,也就是宏观经济的运行即将发生转折或衰退的时候。众所周知,我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集中在垄断性产业、中上游产业,股票流通市值中占绝大部分比重的也是国有企业。当它们的效益大幅度上升之时,也就是广大的中下游产业陷入困境,进而宏观经济行将衰退之时。 任何社会经济的运行方向都是由其内部利益分配关系的变化引起的。当社会利益分配的重心转向生产组织者时,经济扩张;当社会利益分配的重心背离生产组织者时,经济衰退。市场经济是由企业支配的经济,企业的利益目标是利润,当平均利润率提高时,经济扩张;当平均利润率下降时,经济衰退。同时,在利润分配中,当利益分配的重心转向中下游产业资本时,经济扩张;当利益分配重心向上游、基础性产业和垄断性产业资本倾斜时,经济衰退。正是这种利益关系,决定了经济高涨的后果一定是经济衰退。因为,在经济高涨阶段,基本要素、上游和基础性产品变得短缺,价格快速上升,由此使企业的成本不断增加;而在最终产品需求方面,则因消费倾向下降(收 入增加的结果)、净出口相对减少(国内价格水平上升而降低产品出口的相对竞争力等)、财政自动稳定器的收敛作用等而相对不足,使企业收入相对下降。在这种成本与收益的非均衡性变化中,利润率必然会不断下降。当企业效益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宏观经济的衰退也就不可避免。因此,如果没有外力的强烈冲击,在市场经济内在机制的作用下,宏观经济在两年前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衰退。 这种强烈的外部因素是存在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来自海外的强劲需求与各级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尤其是房地产投资的畸形扩张。这种需求使本应在两年前发生的衰退延缓了下来。例如,从2006年到2008年,我国的外贸出口(以美元计算)保持了27%、252%、17.2%的增长速度,外贸顺差分别达到1774.8亿美元、2622亿美元、2955亿美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则分别保持了23.9%、24.8%、(2008年1-6月)263%的增长速度,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更是分别达到25%、32.3%、(2008年1-6月)33.5%的增长速度。同时,因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产生的财富效应,使得消费也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如2006-2008年,消费品零售额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3.74%、16.8%、(2008年1-6月)21.4%,消费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强力作用下,使本应在两年前发生的衰退延缓了下来。 然而,正如“爬得越高,跌得越重”一样,强大的外部冲击,虽然延缓了衰退的到来,但也加大了经济系统内部的抑制力量。如近两年来,基本要素的价格、上游产品、基础性产品和进口性资源类产品的价格以极快的速度上升,而扣除受气候影响的农产品及食品外,最终产品的价格上升则非常缓慢,只是因最终需求的存在和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不得不在效益日益下降甚至亏损的情况下苟延残喘。一旦需求减少,大部分企业必然会在收入减少与成本增加的双重压力下萎缩。 最要命的是,企业除了遭受经济系统内在抑制机制的作用外,还遭受到了来自政府方面的强有力抑制。例如,基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误判,在经济系统内部的强大抑制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高涨时期,不合时宜地出台了一系列严重抑制经济活力的紧缩政策,如新的《劳动合同法》、持续性的货币紧缩政策等,更是加强了经济系统中的抑制力量。外部力量一旦发生转折,宏观经济就会如自由落体般坠落。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2008年中期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急剧衰退,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2008年第四季度环比增长率几乎为零(同比增长6.8%),企业效益更是大幅度下降,失业大量增加,各种基础性产品如运输、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等严重过剩。这都显示我国本次经济衰退的力量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笔者曾多次分析过,在经济高涨阶段,是不能实行紧缩政策的。因为,这时经济系统中的抑制力量已经开始有效地发挥作用。众所周知, “繁荣”的过后是“危机”或“衰退”,即使不实行紧缩政策,经济也很快要走向衰退。实行紧缩政策,无异于落井下石。所以,繁荣阶段是绝对不能实行紧缩政策的。实际上,繁荣时期的任何调节都是无效的。不过,如果一定要调节,那么扩张政策比紧缩政策要稍好一点。 二、宏观经济趋势分析 相对于政府和理论界大部分人的乐观来说,笔者对今后几年我国经济形势的趋势持谨慎态度。因为,宏观经济是一个具有巨大惯性的运动体,在它的惯性力量衰竭之前,要改变其运行轨迹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从周期关系看,我国的宏观经济还只是刚刚迈上衰退之路,衰退的力量不仅没有减弱之势,反而在继续加强,如消费在明显萎缩,出口则急剧下降,自发性投资也在减少等。同时,经济系统中各部分之间的衰退还在快速地相互传导,这说明经济系统内的各种反制力量还抵消不了衰退力量。最近公布的各项数据也都反映了这一点。这些都决定了我国的宏观经济衰退必然要持续一段时间。更主要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运行方向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也就是由企业效益或平均利润率决定的。从现有情况看,整体企业的总成本与总收益都在向着不利于平均利润率的方向运动。 (一)收入趋势分析 企业效益是通过利润的大小或利润率的高低来体现的。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利润的大小取决于收入与成本的差额。只有收入的增加快于成本的增加,或者收入的减少慢于成本的减少时,利润才会增加;如果相反,则一切反之。这里,首先分析企业收入情况。 对整体企业来说,收入来自于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这些需求可分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与净出口等四个组成部分。 1 消费支出预期 那些对我国经济形势持乐观认识的人,大多数是建立在对我国消费支出有巨大潜力的乐观预期上。因为我国现有的消费率很低,或者说有很高的储蓄率,中外之间、城乡之间的消费差距又大,所以,我国有巨大的消费增长潜力。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乐观是缺乏依据的。 从形式上看,我国较高的居民储蓄率,是有巨大消费潜力的象征,但实质体现的则是我国的制度结构和分配结构存在严重的弊端。从制度结构看,我国在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甚至抱有恐惧感,以至有钱不能也不敢消费。虽然政府目前正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但远水难解近渴。从分配关系看,我国的分配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如反映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接近0.5,属收入分配很不平等的国家,储蓄中的绝大部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占人口绝对比重的广大中低收入阶层拥有的储蓄却很少,以致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如广大的农民群体等,虽有强烈的消费意愿,但却缺乏消费的能力。当前启动的各种工业消费品下乡,希望通过开拓农村消费市场来为城市经济解困的措施,注定会以失望收场。如果成功,则必然会以农村经济的持续凋敝为代价。因为对这些(相对高级)消费品的购买,将会挤占农民用于维持再生产的资金,减少他们对生产的投入。所以,这将会对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持续的伤害。要扩大农村消费,必须首先增加农民的收入,并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程度。在当前困境下,应该是城市反哺农村,而不是最贫困的农村来援助城市。 正是因为这样的弊端,导致消费需求不振。这是成为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痼疾。如从2000年到2006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由62.3%下降到49.5%,居民消费率则由48.2%下降到36.2%。这种趋势近两年还在持续(2008年可能接近33%)。随着经济环境的持续恶化,这种情况必将更加突出。为应对严重过剩的局面,许多企业进行了近年来力度最大的降价促销,由此提前释放了相当部分的消费需求。同时,政府又出台许多鼓励消费支出的政策,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2009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同比增长15.2%,远低于上年同期的20.2%。这种情况说明,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指望通过刺激消费来促进 经济增长的做法,是不可能达到目标的。 实际上,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在衰退阶段往往会下降。如危机以来,美国、西欧等国家的居民储蓄率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倾向,政府刺激经济的相当部分支出变成了居民的新增储蓄。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除菲律宾的消费倾向略有上升外,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消费倾向都明显下降。相对于这些国家,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薄弱,两极分化更加严重。所以,衰退阶段的消费支出也必然会更加疲软。 2 投资需求 这里将政府直接投资作为政府支出对待,因而仅分析市场自主性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强劲的投资支出一直是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引擎。在当前经济困难之时,投资是否能够充当引领经济、避免衰退的主要力量呢?答案是否定的。 市场经济中的投资需求是由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高低决定的。2008年中期以来,我国企业效益的大幅度下降,必然会严重阻碍投资的增长。从统计资料看,2008年中期以来,虽然投资保持了稳定状态,且在各方面有明显萎缩之时,2009年1-2月投资增长速度仍然维持了稳定的增长速度26.3%,但其主要原因有:一是靠政府投资的增长。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长了35.6%,中央项目投资更是增长了40.3%,扣除这部分投资后,由市场调节的投资增速明显下降。二是投资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刚性。这也就是说,2008年中期以来,我国投资速度的稳定应该看作是前期经济过热时大量新增项目投资的延续。随着市场前景的日益暗淡,企业继续投资的愿望与能力必然会受到极大影响。 因此,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内源性的投资必然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如前几年推动投资快速增长的两大热点――房地产泡沫和中上游资源价格的畸高现象都已消失,导致这两方面的投资呈现快速下降态势。2009年1-2月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已从上年同期的32.9%下降到1%,且这种趋势会加速。其理由是,前些年的过度投资形成了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如我国空置的商品房数量是年需求量的数倍,过剩的钢铁生产能力超过l亿吨等,这种现象在绝大多数行业都普遍存在。在这些过剩产能被消化之前,新增投资是不会明显增加的。2可见,投资的回升将会明显落后于其他的有效需求。 3 净出口 出口曾是长期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双引擎之一。在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快速增长而消费需求持续疲软的情况下,就只能通过持续的出口增长来吸纳过剩的生产能力,其后果是造成我国极其严重的对外依赖。如2007年我国的对外依存度竟高达64%(2008年因人民币升值等原因而降到58%),其中出口依存度为36%,与此对应的则是巨额的外汇储备。这种状况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极不正常的,反映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存在严重的问题。 显然,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日益恶化的背景下,未来的出口需求显然是令人沮丧的。如2008年11月我国的进出口形势发生重大逆转,出口增速由10月的增长17.6%逆转为下降2.2%后,在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的情况下,出口增速竟如自由落体般坠落。如与2008年同期相比,2009年1-4月出口分别下降17.5%、25.7%、20.9%、22.6%;外贸顺差也大幅萎缩,2月份贸易顺差只有48.41亿美元,只及1月份391亿美元的8.7%。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继续恶化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出口形势会更加严峻。这意味着,长期以来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出口引擎已经熄灭。 不过,比之依赖出口的发达国家,如日本、德国和韩国等来说,我国出口受到的不利影响要轻得多。这些国家2009年1-2月的出口下降幅度都超过40%,远高过我国的27.2%。主要原因是,两者间发展水平不同形成的产品层次存在差异,即前者出口的是价格与收入弹性较大的、相对高档和奢侈的产品,而我国出口的是弹性较小的、低档的必需品,由此前者受经济衰退的影响要更明显。这正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零售额明显下降之时,出售大众普遍消费品的大型超市的销售额却仍在上升一样。可以乐见的是,如果世界经济继续衰退,同时不出现严重的贸易保护,那么不排除中国出口有发生逆转的可能――会替达国家的高价商品。这种情况也给人们一种警示,盲目地进行产品升级和技术进步,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4 政府支出 在各项有效需求中,最值得期待的是政府支出。如自经济表现出明显的衰退迹象以来,政府就采取了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不仅180度弯地改变了货币政策,而且启动了两年4万亿元的新增投资计划。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扩张需求的财政政策,如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对许多产品的消费需求实行财政补贴等,由此使2009年的财政赤字达到创记录的9500亿元,实际结果甚至还会远远超过(收入增长的下降可能会超过预期)。所以,在各项支出中,政府支出应该是增长最大的部分。 顺便指出的一点是,当前各界对政府4万亿投资的作用可能抱有过高的期望。实际上,相对于原有的投资规模(17.2万亿)和经济规模(超过30万亿)来说,该投资额是不大的,并且还是分两年进行。其中,政府的财政投资仅仅只有1.18万亿,其余的还得依赖各方面的投入。在各方面需求呈快速萎缩之势,指望这点投资来扭转经济运行的态势,真有“山羊拉大车”之感。从受益者的结构看,结论会更加悲观。因为,其中的绝大部分投资将落人大型国有企业等垄断利益集团,所以会极大地降低其乘数效应和就业效应。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政府较强的调控能力是我国应对危机的重大优势,但却不能对此抱有过高的期望。在市场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内在(微观)机制。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政府既缺乏对宏观经济趋势的基本判断能力,也缺乏正确调节经济运行的基本能力,甚至往往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如数次所谓经济过热的降温调节(1986-1989年的控制经济过热调节、1996-1998年的“软着陆”调节、2007-2008年的紧缩调节等),都导致我国经济持续数年而政府束手无策的衰退。本次调节政策的转换之快,即使思维最活跃的人也会目瞪口呆。近两年政府对股市调节的结果,更是反映了这种情况。令人担忧的是,目前我国正在执行的一些政策,如所谓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很可能给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无穷后患。因为,其内容主要是“官进民退”、垄断取代竞争、破坏行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规则等,实际上是这些行业中的垄断集团在特殊时期瓜分国家利益的行为,这不仅起不到扩大投资和促进技术进步的目标,而且会适得其反。中外历史证明,所有的产业政策几乎都是以失败告终。 从以上各项需求的综合内容看,今后数年内,我国有效需求,或者说企业总收入的增长将非常缓慢。 (二)成本趋势分析 在收入预期悲观的情况下,如果要宏观经济的运 行态势发生转折,就只能希望成本的快速下降了。 从宏观角度看,整个社会企业的总成本由基本三要素的支出――资本折旧、税收和进口要素支出等部分组成。在这些成本中,对企业整体来说,有些是外生性的,如税收;有些是内生的;有些则具有外生与内生的两重性,如资本折旧和进口要素的支出等。 劳动工资支出是整个成本构成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本次经济周期以来,在各种价格中,劳动工资的上升是最快的(2000-2008年算术平均增长率是15.3%)。尤其是2008年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以来,更是以年均18%以上的速度增长。可见,这是侵蚀企业利润最主要的力量之一。然而,随着经济的衰退和就业形势的恶化,企业的劳动支出压力会有所减轻。如失业会使企业节省部分劳动支出,同时也会减轻工资上升的压力等。3但要看到的是,工资水平本身有易上难下的刚性特点,新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更是限制了工资水平下降的空间。所以,工资成本的减少虽会减轻,但像产品价格那样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则是很难的。 利息支出的大小,取决于借贷资本的总量和利率水平。对企业来说,借贷资本量往往变化不大。因为,大部分资本属于过去投资形成的存量资本,变化的主要是季节性的流动资本,它们占总资本的比例较小。所以,衰退阶段因此减少的利息支出在企业总成本中的变化是不大的。总体而言,衰退以来,中央银行已5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因而企业的这方面负担已得到明显减轻。但要注意的是,这部分利益的分配却是极不均衡的,也就是大部分降息的好处被大中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获得,广大中小企业获得的利益则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后者难以从正规渠道获得银行贷款,而民间借贷资本的利率在经济衰退期间则往往是最高的(风险最大)。所以,对那些仍在营业中的广大中小企业来说,利息支出的下降是有限的。 在衰退阶段,虽然企业对土地及其附属物需求的减少,地租有所下降,但对那些持续经营的厂商来说,租约的期限往往较长,由此决定了地租下降的空间有限。 资本折旧,对企业来说属于长期固定费用,且折旧率由“税法”决定,因而不会有明显变化。只有对那些破产重组的企业来说,因资产大幅贬值,这方面的支出才可能明显下降。 为了减轻企业负担,政府最近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措施,如上调出口退税率等,每年可减少税收负担数千亿。 进口要素,其中包括技术、设备、人员和原材料等各种投入品。随着世界经济的衰退,它们的价格水平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尤其是原材料价格的下降幅度更是明显,如石油价格已下降2/3以上。最可喜的是,自2008年9月以来,进口商品价格的下降速度开始快于出口商品价格。2009年1月份更是出现了进口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而出口商品价格上涨的现象。如2009年1月份进口价格下跌10.6%,出口价格则上涨23%。从世界经济形势看,进口商品,尤其是初级产品价格的低迷会持续一段时间。这种情况说明,世界经济利益分配的重心将由近几年的初级产品生产国转向制成品生产国。 从以上各项成本的形势看,在经济萎缩的作用下,各项成本都会下降,但进口成本、税收与利息支出的下降会更明显。在整个生产成本下降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另一种可喜的现象。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尤其是在加工工业中,最终产品的价格下降速度最慢,中间品次之,上游产品最快。如在2009年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下降1.6%,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下降4.5%,而最终端的生活资料出厂价格下降0.4%(同比。下同),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的下降则达到5.7%,其中,加工工业下降3%,原材料工业下降8.4%,采掘工业的下降则达到17.4%。而前几年,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价格的变化速度是完全相反的,即采掘工业产品的价格上升最快,中间品次之,最终产品最慢。这种变化说明,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经济利益分配的重心开始逐渐向中下流产业倾斜。这是经济系统中的抑制力量开始衰竭,扩张力量逐渐加强的标志。 (三)企业利润的变化趋势 从上面收入与成本的分析中知道,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企业整体将面临收入减少与成本下降的局面。由于前者是降低利润的,后者则是增加利润的,因此,企业利润会向哪个方向运动,也就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 从当前形势和经济运行的内在趋势看,在今后两年时间内,企业收入的下降会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因为,收入减少产生的乘数效应会更直接,而成本方面则受到存量资本和工资刚性等因素的限制而难以同样的速度下降。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两者间会出现非均衡性的变化。受收入与成本之间这种非均衡变化的作用,平均利润率会继续下降,由此会促使宏观经济在惯性作用下继续衰退。这种机制是造成我国的宏观经济衰退将要持续数年的主要原因。 不过,随着衰退的持续,经济系统中的扩张力量会逐渐加强。当衰退到一定程度,消费倾向会重新上升,政府的净支出也会大幅度上升,由此会扭转收入减少的力度;而成本的下降力度则会随着衰退的持续而加强。所以,在衰退中,抑制与扩张的力量是此消彼长的。到一定程度时,扩张的力量就会超过衰退的力量,由此推动宏观经济的运行出现反转。对我国来说,这个时间将出现在2011年左右。因为,只有利润回升,同时利润的重心向中下游产业倾斜,企业才有扩大生产和投资的动力和能力,由此带动宏观经济的扩张,而利润的明显回升,只有在两年后才会见到。所以,宏观经济起码要到2011年才会出现明显的反转。 三、结束语 市场经济的组织者是企业,企业是追逐利润的,只有利润回升并达到一定程度,宏观经济才能真正反转。这说明,要促使宏观经济早日回升,就必须在增加企业利润方面着力。 虽然对政府调节宏观经济的能力存有疑问,但在帮助企业脱困,提高利润方面,政府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就短期来说,在成本方面,主要是降低企业税负,加速资本折旧力度,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规模和担保力度,适当放松《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在劳动力成本上的约束,限制基础性产品的价格(以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损失为代价),以降低广大中小型企业的成本;在长期方面,应该完善经济环境、破除垄断等,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等。在收入方面,短期主要是加大政府的支出力度,尤其是大幅度增加民生工程的支出,发放非替代性的消费券等;在长期方面,应努力消除各方面的二元化现象,缩小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除人们消费上的后顾之忧,并将收入分配重心由政府和垄断集团等向民众转移。 应特别指出的是,各界都认为我国的基本经济面比较健康,因而会先于其他国家进入复苏。笔者认为,这种乐观的依据是不牢靠的。一个内需乏力而严重依赖外部需求的经济体,是不可能先于外部环境的好转而全面复苏的。虽然我国实施了强有力的扩张政策,但面对急剧下降的出口和明显萎缩的消费与民间投资等,其作用是有限的,难以扭转经济运行的趋势。更主要的是,我国还是世界经济规则的接受者,不仅不能像美欧等发达国家那样对外转嫁危机,而且要分担它们危机的部分损失(目前情况是美国“吃药”,全球“买单”)。所以,从各方面看,那些认为我国基本面好于欧美发达国家并率先复苏的乐观认识,都是缺乏客观依据的。为此,必须做好应对各种困难的充分准备。 ①本文的各种数据资料,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包括“统计年鉴”、月度资料和季度数据等)和海关网站的“统计数据”。 ②这种情况说明,政府对房地产不救市,而直接进行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开发建设投资的思路是对的。这种投资可以直接带来产出和就业的增加,而前者则只是救了开发商,但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 ③假设经济体系封闭,工资是劳动者的唯一收入,且消费倾向小于1,那么就整体而言,企业不仅不可能从就业者身上获得利润,而且一定会出现亏损。因为,企业的付出大于收入。只有从失业者身上,企业才可能获得利润(失业者的消费支出构成企业收入,而成本为零)。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农垦经济形势分析 今年,全国农垦系统积极应对极端天气影响和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困难与挑战,紧密围绕农业部重点工作,狠抓各项政策措施落实,以加强现代农业建设为主线,大力提高农产品有效供给能力,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农垦经济继续保持了健康快速的发展态势。 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发展 今年预计可实现生产总值3192.81亿元,比去年增加454.25亿元,增长13.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062.24亿元,增长9.8%;第二产业增加值1307.10亿元,增长17.5%;第三产业增加值823.48亿元,增长11.9%。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农垦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33.3%、40.9%、25.8%。预计人均生产总值23900元,人均收入7850元,分别增长12.8%、8.9%。 粮食连续七年增产 今年以来,农垦系统克服了极端天气的影响,全年粮食生产保持了持续稳定发展的好势头,连续七年创下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量“三超历史”的佳绩,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跃上了新的台阶。农垦系统粮食总产预计突破2900万吨(580亿斤),达到2943万吨(589亿斤),增加170万吨(37亿斤),增长6.1%。粮食播种面积6815万亩,比去年增加238万亩,增长3.6%。高产作物种植面积增加,为全年粮食增产打下了坚实基础。其中水稻面积达2730万亩,比去年增加了308万亩,占全系统谷物播种面积的49.8%,比去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单产持续平稳增长。粮食平均亩产可达432公斤,比去年增加10公斤,增幅为2.4%。粮食主产的黑龙江垦区粮豆总产预计达363.6亿斤,占全系统粮食产量的62%。 棉花、油料和糖料生产态势各异 受市场、天气情况等因素影响,农垦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出现不同程度下降。预计今年棉花总产量为138万吨,减产3.4万吨,减幅为2.4%。其中新疆兵团棉花产量预计109万吨,减产4万多吨,下降近4%。油料产量预计76万吨,减产近5万吨,下降6.1%。今年糖价上涨,推动了糖料生产,糖料产量预计可达816万吨,增产58万吨,增长7.6%。 养殖业生产保持稳定增长 继续推进养殖业生产基地建设,努力转变发展方式,大力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农垦畜牧业总体上保持较好的发展态势。大牲畜存栏322.54万头,增长1.7%,其中奶牛131.82万头,增长3.8%;猪存栏1128.83万头,增长7.2%;羊存栏1319.90万只,增长4.0%。主要畜产品产量增加,肉类总产232.41万吨,增长4.0%;牛奶361.74万吨,增长5.0%;禽蛋产量33.46万吨,增长6.8%。 全年水产品产量114.23万吨,比去年增长6.0%。 工业快速增长 工业发展态势良好,增长速度较快。预计完成工业增加值1044.52亿元,增长18.2%;实现工业总产值4160.36亿元,增长23.9%。实现工业销售产值4059.19亿元,产销率为97.6%。主要工业产品增多降少,其中:原煤产量2489.63万吨,增长52.0%;饮料酒产量200.95万吨,增长8.7%;发电量为160.45亿千瓦小时,增长13.6%;砖产量100亿块,增长14.7%;机制纸及纸板产量80.97万吨,减少24.9%;乳制品产量197.13万吨,减少4.8%。 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加大 今年,全系统投资围绕农业、水利、生态环境、道路、教育卫生等公益性和基础性建设,加大投入,增强了垦区经济发展后劲。预计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可完成1640.83亿元,比去年增加282.93亿元,增长20.8%。 商品出口情况好于去年 今年随着经济形势逐渐向好,农垦出口商品供货总额摆脱了去年下滑局面,实现恢复性增长,预计出口供货商品总金额530.68亿元,比去年增加64.43亿元,增长13.8%。出口商品供货总额排名前10位的垦区是:新疆兵团341.48亿元、广东38.35亿元、黑龙江36.69亿元、浙江26.00亿元、湖北15.50亿元、江西12.00亿元、广西12.00亿元、辽宁11.80亿元、上海11.50亿元、河北7.39亿元,以上10个垦区出口商品总金额为512.71亿元,占全国农垦的96.6%。 注:农垦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指标均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起源地论文 一、中西方原始农业: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文明类型 如果把历史的视野指向遥远的古代的话,就会发现,中国和欧洲的农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原生型农业文明,即是一种在本地土生土长的农业文明,它既是起源地,同时又是农业繁荣地;欧洲的农业文明则是一种外来型、传播型农业文明,它的农业文明是由西亚地区传播而来的(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这两种不同的起源方式以及相应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和西方农业的完全不同的格局。 欧洲的农耕文化——新石器文化的出现与西亚的农耕的扩展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西亚农业向北传播中,由于欧洲既适合于畜牧又适合农耕,因此农业传播出现了先传播驯养畜牧技术后传播种植技术的前后两次传播过程(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 欧洲文明的基础产业——农业的特征是在发展驯养和畜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种植业,并且种植业首先是由满足牲畜饲料而发展起来的,由于主营畜牧业的习惯,因此农耕的扩展并非一下子就从西亚迅速传遍全欧洲,而是缓慢传播。根据研究者的测算,欧洲早期农耕推进的速率是每年1.08公里,每代人扩展的平均速率为25公里,农耕向欧洲腹地传播持续了大约3000年之久(注:(英)A、阿默漫等著,黄其煦译:《欧洲早期农耕扩展速率的测量》,《农业考古》1987年1期。)。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在农业没有传播到欧洲的腹地之前,居住在此的欧洲人从事的是畜牧业,后来才开始接受种植。恩格斯根据雅利安人亦即印欧人,先是从事畜牧,后来又在畜牧的基础上引进了种植业的历史,得出了农业的产生是为了给牲畜提供饲料的结论,原因就在于此(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21页)。 显然恩格斯的这一结论不是农业起源的普遍形式,只适合于早期的欧洲,而不适合于亚洲。在亚洲,种植不是为了满足牲畜的饲料需要而产生的,而是为了给人类提供食物。因此,早期的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游牧的生活方式,而中国人则过着定居农耕的生活。 与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在中国中纬度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发明了原始的种植和养殖业后,由于该地区特有的土壤环境,人们很快就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生活方式。黄河流域到处都是堆积的黄土,这种土壤非常适合于人类早期的比较简单的工具进行种植,收获的粮食也较多。距今约70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粟,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种植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又由于种植必然与定居紧密联系,而定居生活也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趋势,狩猎的方式逐渐降到非常次要的地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也不大愿意迁移到别的地区生活。因此,中国文明最早的起源和繁荣地就是黄河流域一带。到了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形态,亦即今人所说的“跛足农业”。秦朝以倡导耕战得以最后统一了全国。三国时,曾经规定,凡杀牛者,论罪恶至死(注:陈寿:《三国志·魏书·陈矫传》。)。唐、宋和明代也有类似的禁令,因为牛是种植业中动力的主要承担者。 总之,欧洲的土地既适合于种植,也适合于养殖,但是最早的种植业是在畜牧业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侧重点是养殖业,所以欧洲农业中养殖业的比重较大,是一种混合型农业。而中国的早期农业,由于黄河流域一带的土壤宜于农耕,所以以种植为主,是一种所谓的“跛足农业”类型。 二、不同的生活模式与不同的生活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原始农业时期的农业内容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后来发展的不同。在讨论两者的差异之前,我们先看看动物界食物和性格之间关系如何。 动物界存在着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两大类,两者的生活方式显著不同。处于食物链顶端的肉食动物如猫科动物,与草食动物相比,数量少,占有的生活空间较大,而繁殖的速度相对来说要慢一些。 肉食动物以老虎为典型代表,如果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就不具备生存能力,就有可能会被淘汰。一旦老虎来到某一地区,必定建立势力范围。当确定了势力范围后,别的老虎是不能进入的,“一山难容二虎”,否则就会出现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弱者被赶出这一势力范围,而强者则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新的主人会在此地生活,而原有的老虎则另寻生路。实际上,这是老虎为了不缩小捕食空间,维护基本的捕食区域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确定生存底线的行为。过密的空间是无法提供一只老虎的食物需要的。欧洲人长子继承制度的某些特点与老虎的行为有着某种联系。 肉食动物生活的最大的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会向其势力范围外转移其过剩,即幼兽成年后立即离开父母。只有当所有的能够容纳其生存的空间都已经兽满为患后,才会通过博斗以减少数量,迅速地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数量下降;而不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靠缩小势力范围或者说降低生活质量来使每一个动物拥有各自的生存的空间。所以说肉食的猫科动物如老虎有一种调节机制来控制自己的种群的数量,以保持基本的生活水准,而不是通过降低生活质量,来维持生存繁衍。 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繁殖方式与肉食动物完全不同。一般来说,草食动物的数量相对于同一地区的肉食动物来说要多很多,草食动物群数量很大,往往数十个或者数百个个体一起生活,其中多半有自己的领袖,比如,头马、头羊等,逐水草为生,往往采食完一地的草后,才转移至其它地区。 草食动物生活的另一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的每一个个体依然生活在原有的空间中,不会有某一头羊或者头马将某一动物个体赶出其群体。当数量过多,使得某一地区的草地可供采食的时间起来越短,只能是更加频繁地转移草场。通常由于无法采食而饿死或者被肉食动物捕杀而减少种群的数量,以维持一定范围内合适的种群数量。草食动物不像肉食动物,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来减少种群的数量,而是被动地由外界因素诸如天敌的存在、食物的充足与否等来控制其数量。在非洲生活的一种肉食鸟,当幼鸟一旦能够飞翔觅食,父母就将其赶出家门,让幼鸟自寻生路,自生自灭,成年鸟决不会对后代有任何的怜悯,担心其会遭遇不测。 以上是动物界中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大致区别。如果我们将这种区别与东西方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区别与东西方人类的生活方式的区别极其类似。第一,从居住特征来看,西方人多具有独立的性格,早期居住特点是一家一户单独的,类似于除狮以外的猫科动物的独居特征,不象中国人多聚集在一起;第二,西方人早期肉食在食物中占有较高比重,类似于肉食动物的食性;而中国人早期多吃谷物,类似于草食动物的食性;第三,西方人由长子继承家庭的所有财产,其它的子女则成年以后离开家庭,自谋生路,类似于猫科动物幼兽长大后,彻底离开家庭,自谋生路;而中国人则多子继承,类似于草食动物成年后依然和父母及群体生活在一起;第四,中国和欧洲的版图面积差不多,但是西方历史上多是割据的小国家,很少会出现统一的国家,类似于老虎各据山头;而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占大部分,类似于草食动物所形成的庞大的种群。这也可以解释魏特夫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是因为治水的需要而造成的观点为什么是不对的。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人们由于素食,其生活方式以群居为主,相应的社会关系则是一种专制类型,类似于头羊和头马存在于草食动物之中。中国历史上,选择了一种类似于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势必象草食动物那样,以一个较大的群体如家族一起生活,而在群体中,必定有头羊和头马的存在。 三、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不同的“效率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生活方式上存在上述的区别,这也就给更多的区别创造了条件。如上所述,早期东西方生活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应是基于当地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是否存在着“效率空间”。 由于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在我们的地球上,大致存在四种类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它们分别是:采集和狩猎型;纯游牧型;纯种植型;种植和畜牧混合型。由于生活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 第一种生活方式主要出现在一些不久前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中。如中国西南某些地区、太平洋及赤道周围地区的民族。以第一种生活和生产方式生活的人们,处于原始状态,其效率最低,社会的发展阶段落后,单位土地面积上人口较少,理论上存在“效率空间”。 第二种生活方式存在于一些草原地区,这些地区只能从事游牧,由于气候和灌溉等因素,农耕在那里难以开展。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们,主要是游牧民族,借助于动物的自然生长过程,但是其需要较大的草原维持其生存空间,单位面积上所养活的人口较少。游牧民族以肉食动物的面貌出现,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且生活处于流动状态,社会化程度较低,不利于知识的积累、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些地区多是无法从事农耕的地区,后来也就没有因为较少人口引进机械劳作而获得巨大效率的“效率空间”。 以第三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其居住的环境适宜发展多种形式的养殖业。但实际上,养殖业主要为种植业服务,生产方式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畜牧只是一种附庸。这一生产方式又被称为“跛足的农业”,或者说是“单腿农业”。其单位面积土地所产生的生物量比游牧民族要多,所以可以在低水平营养供给的情况下,即大量食用植物性食物,而不象欧洲人那样较多地食用动物性食物的情况下,养活较多的人口。因此,这一生产方式所代表的文明,人口相对众多,如中国。由于大量人口的存在,人均土地太少,人口无法转移至其它的领域,大量的劳动力排挤了机械化的引入,从而也就不存在“效率空间”。 以第四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生活环境既适合于农耕,也适合于畜牧。人们从事的是既有种植也有畜牧的生活,这被称作“复合型农业”。只有这一种生产方式存在“效率空间”,因为人口没有大量地滞留在土地,在这种农场中借助于机械,能够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生活和生产方式是一种最为合理的类型,它兼顾了第二和第三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优点,同时避免了两者的缺点。首先,种植业的存在,使得它处于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流动的生活方式。人类社会的发明创造,多数出现在定居的社会形态中,而很少在游牧的社会中;其次,畜牧业的存在,必定要有较大的放牧场所,使得在同样多的人口情况下,比单纯从事种植业的民族要占据更大的生存空间,它有一个最低居住空间的概念。在这个最低居住空间中,对于混合型农业来说,必须有足够的土地。如果单纯用于种植,这个农场的规模就相当大了。也就是说,有大量家畜生活的农场改为单纯从事种植业,具有更大的效率空间。东方的中国是第三种生活方式的代表。而欧洲的英国和荷兰等地区则是第四种生活方式的典型。所以中国和欧洲相比,中国的农村普遍存在耕地面积小的现象。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强行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以圈地养羊,只占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很小一部分,实际上,当时英国的大多数农场是以自有的土地从事养羊业,以获得较高收益的。因为有最小生产空间概念的存在,欧洲很少会有密集的农业人口生活在一起的情况。美洲的家庭农场,往往一家拥有上千亩地。工业革命以后,相对过多的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城市成为大量人口的宣泄地。因此这种生产方式不会出现局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过剩,当然这与地球上存在一个肥沃的美洲,可以大量移民有关。所以欧洲人,直到上一代人才感到了人口压力(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庄léng@①、鱼姗玲译:《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历史上,欧洲人如果放弃肉食为主改为素食为主,其土地能够养活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就象在一个山林中,在一只老虎圈定的范围内,通常情况下只生活着一只老虎。如果这只老虎改为吃素,这只老虎在圈定势力范围时,势必只需要比原来小得多的空间,其原有的势力范围自然能够生活多只老虎。草食动物则根本没有势力范围的概念,不管其数量多少,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群体生活在一起。同是杂食动物的人,在生活中,根据其生活模式,可以选择素食,也可以选择肉食。中国人的日常食物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初级食物,无法再降低一个食物档次,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多子继承制度下,是没有事先留下“效率空间”的。 四、“效率空间”的存在,必须有分配制度作保证 一般认为,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太少,是导致过密化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人为的限制因素,人口的增长速度是极其快的。那么,何以在欧洲历史上没有出现人口压力,而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呢?这与相应的继承制度有关。 欧洲的那种单独的居住方式,类似于肉食动物划定势力范围,占领了相当大的生活空间,也就是存在“效率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生活空间中,才会出现“三圃制”的耕作方式,即一部份土地休闲,一部份土地种植,一部份土地用于放牧。从大约九世纪前的一份西欧农民和田地的清单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英国只有不到20%的土地是可以耕种的,其它部分是森林、沼泽、水潭或者荒地。可耕地中一半左右是牧场或者草地,所以实际上农场的面积只有总面积的10%左右。当时所有的耕地实施双田制,即每年都是一块地种谷物,另外一块地休闲。也就是说只有5%或者更少的土地真正地种植着作物(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表土与人类文明》,第122页。)。 效率空间的存在,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环境,一个家庭有再多的土地,经过一代一代人口的增加,几代的分割,也会由大农场变成小的农场,出现相对的人口过剩。如果不把多余的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出去,结果会逐渐将牧场变成种植地,减少畜牧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份额,以支撑过多的人口。但是在欧洲的英国,盛行的是的“长子继承制度”,一个家庭的土地只有长子才有资格拥有,其它的男子是没有资格来参与分配的,只能外出谋生(注:赵冈:《过密型农业生产的社会背景》,《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欧洲的一般家庭不会象中国人那样毫无节制地生育。青年男女在结婚之前,要考虑是否有能力养家,没有能力,是不会或者不敢结婚的。结婚以后,夫妇双方会更多地考虑孩子出生以后的出路,如果没有好的出路,他们只会考虑少生孩子。 从理论上讲,如果某地没有限制因素阻止人口出生,人口的增加速度是很快的,很快就会人满为患。但是欧洲始终没有中国那么多的人口。在那里,除了中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的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外,并没有其它的原因能够阻止人口增加。居然他们直到上一代人,都不曾感到人口的压力,这些都应该与为了追求生活质量,而主动地节制生育有关。在中国,大多数情况下,是人口的数量,而不是生活质量成为人们首先的关注对象,盛行多子多福。一个家庭就是再穷,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但是父母还是会倾全家之力,首先帮忙让长子娶上媳妇的。然后再合家为其他男子娶上媳妇。某一地区没有能力养活很多的人口,但是也会生出很多的人口来。因此,在中国的乡村,“没有嫁不出去的姑娘,只有娶不上老婆的光棍”。父母会成为一个家庭生儿育女的经济后盾。所以,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乡村的中国人,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子孙满堂,至于说生活的质量如何,没有人过多地考虑和关注。中国传统的生殖观念认为多子多福,实际上,当人口没有得到控制时,多子肯定不会多福。一定的生活方式确定以后,他的同类就会沿袭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 五、“效率空间”与生活质量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说,“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和比较稳定的社会里,个人没有任何理由改变他们的生产系统,因为严格地说,他没有这样做的经济动机。当人口压力增加时,人们就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注:[法]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这一论述可以真实地反映中国古代农民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在人均土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由于有“守望相助”、“出入相扶将”的传统,自然不会出现把某人赶出家庭的生活圈,只能是“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只有当某一地区实在没有荒地可耕,更加艰苦的劳作也不行,吃得再差也不能果腹时,才会有异地移民的情况出现,才会出现中国西南的高寒山区也有人居住的情况。 而一旦迁移到别处,重复着过度利用土地的历史,将某一地区的地力利用殆尽。近代后套地区的开垦过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在一部分从事种植的汉族人进入以后,由于千年的习惯,单调的大田种植业,赶走了当地放牧的蒙古族牧民。而新主人没有很好地将畜牧和种植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果是,新的粮仓又人满为患了。原来,农业生产以大田种植为主,谷类自然成为众人的主要食物。人口在长,粮食需要也在长,手工作业的效率不高,要想增产,必须增加劳动力。而参加劳动的人多了,对粮食的消耗也多,这样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后套地区开始作为新垦区,处女地的肥力较高,所以当时曾经有“粮仓”之美称。后来,人口一多,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与内地逐渐接近,今天的人们也不知道昔日所谓的“粮仓”了(注:王毓瑚:《近代后套开垦试论》,《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80年3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许多地区无数次重复了这样的规律。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养羊业发展很快,尽管与圈地运动有关,但实际上家庭农场具有足够的土地贮备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欧洲的畜牧业的发展情况,也可以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说明那里的人口没有像中国那样过密。据笔者研究发现:工业革命以后,畜牧业在欧洲也有较大的发展,大量的优良品种被育成。如美利奴羊,大、中约克夏猪,巴克夏猪,海福特牛,黑白花奶牛等优良品种。这些品种是在良好的饲料条件下育成的。然而,这些优良品种在近代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毫无例外地都面临着饲料品质极差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因饲料条件差而品质退化、不适应的问题。因而中国近代的畜牧工作者,在引进欧洲的优良畜禽品种后,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使那些优良品种适应中国较差的饲料条件。 降低生活质量,实际上是源于没有效率空间,同时又进一步地封闭了效率空间。没有好吃的肉、奶和蛋,就吃品质差的大米、小麦和高粱。历史上,中国人对少吃肉多吃粮或糠、菜的方式已经习以为常。中国的饮食文化为何发达,多多少少与饮食质量不高,需要通过烹饪达到使食物可口的目的有关。而明清以来,产量更高的美洲的高产作物玉米、红薯、土豆等的引进,使得中国历史上制约人口增长的瓶颈被突破,大大地圆了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梦想。生活质量较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同时又为进一步降低生活质量准备了条件。所以中国人在近代纷纷向外迁移。但是与欧洲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在人口高度饱和情况下的再迁移,而在欧洲人们则是在人口密度非常低的情况下就开始迁移。 继承制度实际上扮演了“预警机制”的角色,它自然地宣告某地能够容纳多少人口。而中国历史上就是因为没有相应的“预警机制”,人口在可能的情况下大量增加。这就是美籍学者黄宗智教授所揭示的中国近代以来过密化产生的主要原因。 中国近代人口急增,何炳棣分析是美洲的高产作物引进的缘故。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因为高产作物也曾经传入欧洲,并且时间更早,但是欧洲并没有出现人口急剧增加的现象,说明仅有高产作物还不能够单方面造成人口大量增加。人口增加的关键原因是中国有一种内在机制促使人口增加,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六、中国历史上“过密化”现象持续存在 “过密型增长”概念,即由于生存压力持续存在,农户追求的是实物产量最大化的目标,而不是效益最大化的目标,黄宗智将“过密”的问题限定于一个较小的范围。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过密”问题,大约在秦汉时期即已存在。在早期,只是表现在相对小的范围,由于生活方式是聚居,继承制度又是多子继承,从事单一的种植业,使相对较多的人口在土地上沉淀下来,又没有一种机制将人口从土地上赶出去。单一的种植业这种生产模式,必定会出现过密现象。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劳动强度大,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但是这种需求不是均匀分配的,而是断断续续的,与季节关系密切。所以中国的农村,闲时劳动力过剩,忙时劳动力缺乏。多子多福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同时以植物食品为生,单位面积上能够养活较多的人口,人口一多,势必又造成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下降。所以,常常开始是小范围的过密,但是很快会大面积地过密,在一定人口生活的局部地区过密后,通过移民别处而缓解。 唐宋时期,北方人民大量向东南地区迁移,在江南低地冲击土壤上建成了复杂有效的灌溉系统,也就是“塘浦圩田”体系,这种系统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开发才能形成,且单一家庭是无法独立完成的,必须等待人口规模和系统密集达到一定程度后,各自协调发展以后才能形成规模效应,从而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促使中国江南地区农业开发,成为天下第一富裕地区,形成了新的经济、文化中心①。 虽然因为过密而移民,但是这些移民在新的土地上用原有的方式生产和生活,重复其原居地的过密化形成历史,在新的地区开垦种植,又繁衍出大量的人口,形成新的过密化态势。但是到了近代,由于东南地区也人满为患,于是上山开垦梯田,下水围湖造田,已经将可以利用的土地开发殆尽。这时的过密,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相对的过密,而是一种广义的绝对的过密,也不仅仅是一种纯经济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劳动力投入加大后,劳动报酬不是随着投入的增加而增加,出现了递减的现象,而是表现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多种生活资料的全面缺乏。 民国时期华北平原地区,在人口压力下,不仅畜牧业比重降低,而且种植业内部的物种也集中在少数几种能够最大程度满足人们一般食物的物种上。含有丰富蛋白质的物种被单一的淀粉类作物所替代。因为淀粉类作物更能够果腹,更能够提供能量,从而支撑更多的人口。当人口压力持续增加时,维持农业生产的一些投入如肥料和饲料的投入也会因此而变得不足。因此,民国时期在华北平原地区,出现了原料、饲料和肥料的所谓“三料’’危机[2]。连简单的需求即煮饭的燃料都缺乏,已经到了一种极度过密的状况。 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在美国中西部玉米带的彼此相距半英里的一个农庄,在华北平原则是整整一个村落。明末,由于张献忠屠川,造成清代早期大量的湖北湖南人口向四川转移,结果今天四川人口早已超过1亿;而欧洲人开始向北美移民,时间大致相同,但是直到今天,面积比四川大约18倍的美国,人口也只有2.7亿,其中许多人还是以后从别处陆续直接迁移而来的。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贸易对我国农业不利因素论文 无论是从短期影响,还是从长期趋势看,加入WTO对我国农业都有有利的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加入WTO后,我国可以享受40多年来关贸总协定各缔约国在开放贸易、尤其是降低关税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成果,〖HT〗并可取得大多数成员方无条件贸易最惠国待遇,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为我国农业国际化创造了非常有利的环境,有利于我国有效利用国际农业资源与市场。 2.有利于我国参照国际规范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农业宏观调控体系。对实现农业两个转变,提高农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能力,以及增强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可灵活运用WTO有关条款及争端解决机制,保护国内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使之免受国外农产品大量进口的冲击。而且,加入WTO后,我国也可以成员方身份,全面参加国际农业多边贸易谈判,维护国际农产品贸易秩序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遏制少数发达国家的单边贸易行动和农业贸易保护主义。如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日本、韩国在各方面压力下,终于有限度地开放了其大米市场,我国大米本来在日、韩市场上是有竞争力的,但美国等大米出口国则向WTO提出,日、韩开放大米市场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果,只有WTO成员方才能有权享受。因我国目前不是WTO的成员方,所以我国不能向日、韩市场出口大米。加入WTO后,上述问题将不复存在,相反,我国可动用WTO有关条款及争端解决机制来保护本国利益。 4.有利于减少其他国家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非关税限制措施等不公平待遇,促进我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HT〗乌拉圭回合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取消了非关税措施,均以关税及关税配额的形式来管理农产品贸易,这样就大大改善了农产品出口环境。目前,我国出口到欧洲的土豆,遭到欧盟歧视性的数量限制,这本不符合WTO农业框架的规定,但由于我国不是WTO的成员,因此,欧盟对我国采取的这一歧视性措施,不能被WTO纪律约束。加入WTO后,这一问题将不复存在。 5.扩大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乌拉圭回合后,由于发达国家削减农业保护水平和增加市场准入量,因此,有利于我国抓住机会扩大农产品出口。 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农业的不利影响 农业是传统产业,一般来说,由于发展中国家二、三产业不发达,多数人口集中在农业领域。农业不仅是这些国家发展的根据地,也成为社会稳定的保护地。现在的问题是,相当多的发达国家不仅二、三产业发达,农业也很发达,拥有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极力要把自己的农产品推向世界,特别是推向发展中国家。农产品与工业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工业品在进入一个国家时,它总能带进去一部分技术,而农产品往往就是产品,它所包含的技术和知识很难被进口国所利用。因此,所有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入世"谈判时,都是把农业作为重要产业加以保护。在比较早的乌拉圭谈判,就把农业问题作为一个特殊问题来对待,给发展中国家一些优惠政策。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的70%在农村,有50%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生产,因此,我国在一系列入世多边谈判中,尽了最大努力保持农业的稳定。 我国农业与国际发达农产品生产国相比,有两个很难改变的不利因素。第一,我们的自然生产条件,比欧美主要国家差得很多。我国主要农业区受季风气候影响,旱涝灾害频繁,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使农业生产成本大大提高。而欧美国家气候温暖,雨量丰沛,是农业生产的极好地区。第二,我国资源结构严重不合理,人多地少,生产规模小,是我国农业一个重要特征。美国一个农户一般要种几百公顷地,欧洲小一点也要几十公顷到100公顷左右,而我国农户生产规模,平均只有0.4公顷左右。我们知道,技术状况是可以改变的,但是,自然条件差和生产规模小的问题,不是短时间就能解决的。 自然条件差,降低了竞争力,这个问题比较容易理解。那么,生产规模小又是如何影响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呢?第一,农业生产规模小,使得劳动生产率很低,采用程度更高的机械化生产并不经济,因为由机械替代下来的劳动力,在没有稳定就业出路的情况下,仍要分享农业收入,使成本大大提高。在手工劳动为主的情况下,农民的劳动强度很大,农民必然会与其他生产领域的劳动辛苦程度作比较,结果不是粗放经营,减少粮食生产,就是设法提高价格。第二,与小规模生产相联系的低商品率也促使价格上涨。以粮食为例,发达国家家庭农场的产品商品率几乎为100%,但我国生产规模小,粮食生产的商品率只有30%左右。而农民生产口粮中使用的化肥等价值投入,也要在商品粮销售中收回,这样就使商品粮的成本提高。商品率越低,这种影响就越大。第三,小规模生产的交易成本高,流通费用占粮食销售价的比重很大。 农户生产规模小使农产品生产的绝对收入很少,假设农户以种植粮食为主,那么生产仅够维持非常低的生活水平。1998年,按高于市场价的国家收购价计算,全国平均每亩生产粮食及其副产物的纯收益只有134.47元,再加上用工作价135元,共有269.47元。若户均种100亩地,收入尚可观,但若户均只有7亩地,收入仅1886.29元,按户均4人计算,人均只有471.57元,属极贫困人口。农业生产规模如此细小,决定了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弱质地位。 在这样一种资源结构下,如果过量进口粮食,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仅从国内经济看:第一,国外低价粮大量进入我国,会造成农民破产。我国特有的农民破产,不是指资不抵债而无法经营,而是指农业向自然经济倒退,粮食生产商品率明显下降。农民破产的直接后果是,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涌入,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第二,农民收入会明显下降。粮食商品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全国农民现金收入减少几十亿元,其中纯收入也会明显下降。更突出的是,如果农民以种粮为主,由于粮食的商品率只有30%,商品率每下降10%,种粮农民的现金收入就会减少30%,这无疑会迅速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加剧城乡矛盾。第三,对工业生产也会构成严重打击。现在,我国农民每年要购买大约2000亿元的农用生产资料,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如果农业向自然经济倒退,那么农民势必大量减少农用生产资料的购置,加上农民收入下降所引起的消费品市场萎缩,工业生产会出现严重危机。如果在农村的工业品销售减少500亿元,那么由于相关产业的连锁反应,整个社会就会出现上千亿元工业产品的滞销。 因此说,加入WTO对于我国经济来说,是一种历史性转折,它虽会促使我国经济体制,尤其是外贸体制在较短时间内发生变化,促进我国农业的国际化进程,但是,在生产条件明显不利的情况下,农业国际化条件尚不具备的背景下,加入WTO会使我国农业部门不可避免地受到较大的挑战。在入世谈判中,农业问题成为我国加入WTO谈判的难点之一,这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加入WTO对我国农业虽有有利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很大不利的影响。 具体而言,由于在加入WTO的谈判中,我国应根据WTO规则,在一定程度上让出一部分国内市场,减少贸易保护,因而对我国农业直接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内农 产品市场面 临对外开放的压力。过去,由于我国粮食等部分农产品的价格,长期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因而没有进口关税,对农产品的进口限制,主要采取如进口许可证、配额等非关税措施,并通过国有进出口公司进行垄断经营。但根据WTO农业协议的规定,今后各成员方只能通过关税措施对农产品进口进行限制,不能再使用非关税措施。进口保护方式的转变,意味着我国将按国际规则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因此,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内农产品市场对外开放已不可避免,国内农产品将面临世界市场的冲击和挑战。 2.对国内农产品生产将产生冲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贸易保护相对减少的同时,我国农产品的低价优势也随着日益增高的农产品成本而逐渐消失,目前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已接近或超过国际市场价格,国内农产品市场将面临国际市场低价农产品的冲击。 第二,政府对农业生产的调控空间和力度将受到影响。尽管目前我国所实施的农业政策大多符合农业协议的"绿箱政策"规定,不须作减让承诺,但今后我国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生产资料价格补贴等方面的支持将受到限制。 3.有可能增加我国进口粮油的外汇负担。由于我们的粮食品种结构还不能满足需求,每年还要进口我们缺的粮食品种,例如从美国进口硬粒小麦等。但是,过去我们还能出口一些粮食,实现进出口的平衡,现在我们的粮食出不去了,将成为净进口国,情况就会有新的变化。据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预测,由于发达国家在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中削弱了农业补贴,过去被压低的世界农产品市场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将呈上涨趋势。这样,如果今后我国的农产品市场开放过度,使外国农产品大量涌入国内市场,也将增加我国进口粮油的外汇支出,加大外汇储备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说加入WTO后,我国的农产品市场就会完全被外国农产品所挤占,对我国农业形成很大冲击。因为国家已经在入世谈判中做了最大努力,减少对农业的消极影响,但是,仅仅依靠这些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充分发挥我们在畜牧、水果、水产等方面潜在的比较优势,最大程度抵消入世带来的冲击。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变迁 提要农业在一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过程。本文着力分析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从半机械化道路到石油农业道路再到生态农业道路的变迁,强调科学技术和正式制度在农业现代化道路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半机械化农业;石油农业;生态农业 农业并不是由始以来就进入了现代化阶段,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才逐步迈向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工业革命以前的农业发展缓慢,生产经营规模狭小,生产方式单一,科技含量几乎不存在。而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农业在国民经济地位中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运用各种手段在本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通过实现农业现代化来改造和发展农业。纵观整个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变迁,主要经历了半机械化道路、石油农业道路和生态农业道路。 一、半机械化道路(工业革命:20世纪初) 18世纪下半叶,随着蒸汽机的出现工业革命爆发,科学技术开始突破和发展,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在工业发展的推动下逐渐发生着变化,开始产生了新的农业生产工具、新的农业技术手段、新的管理制度等,农业逐步走向半机械化道路。之所以为半机械化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农业各方面较工业革命前都有了极大的进步,农用工具开始使用机械生产力,科技逐步与农业相结合,管理制度也有一定的创新,但由于当时科技的局限性,生产工具仍然较为简单落后,科研活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鼓励,农业发展仍然缓慢。因此,农业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实现跨越式的大发展,无法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 以美国为例,美国自独立后颁布了“宅地法”,这一法令使美国兴建起大量的农场,农民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加剧了地多人少的局面。劳动力不足和科技尚不发达的现状迫使农民不得不使用畜力来代替人力进行劳作,马拉或牛拉的农用工具逐渐代替了落后的农业生产工具。南北战争时期,农产品需求增加、市场扩大,由于伤亡、参战、转业等导致农业劳动力的大幅度下降,人地矛盾更加显著。为了缓解这一压力,美国逐步开始使用蒸汽拖拉机进行耕作,使劳动效率得到了一定的提高。美国还积极设立了农业部、农业研究所等机构,主要负责农业科技资料、良种的搜集、分配和推广,研究农作物种植和动物疾病,进行农业化学实验等。18世纪下半叶,英国为了提高地力、提高产出,在农业革命中成功地用轮栽制度替代了三圃制,形成了最初具有集约型和综合性的科学管理制度。“轮栽制因废除休闲而扩大了耕地,加重豆科牧草而提高了地力;种植的豆科优质牧草和块根作物能为家畜提供优质饲料,使放牧有可能变为舍饲;而收集的厩肥又施用于耕地,保持土壤肥力,使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得到强化。”这种循环经济管理制度在当时是一大突破。在这一时期,日本也逐步开始了对传统农业的改造。1898年日本颁布了《肥料管理法》,鼓励推广使用化肥,并不断提高化肥的数量及质量。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使用一些较为粗质的农业机械,在短期内提高了地力,增加了土地单位面积产量。 半机械化的农业在一定时期内适应了社会与人类的要求,但随着人口的逐年增加、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半机械化的农业由于缺乏科技的推动发展缓慢,无法适应整个社会的要求。 二、石油农业道路(20世纪初至20世纪九十年代) 在社会对农产品、农民对高收入双重需求的推动下,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成为了农业发展中极其重要的目标。这一时期劳动生产率主要依靠消耗不可再生能源的机械化来支撑,因此出现了高耗能、高污染的石油农业。石油农业是指以非生命物质能源(石油)为原料,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出机械、化肥、农药等石化农用产品,大量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从而使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实行石油农业生产模式的典型代表国家有美国和日本。美国地广人少,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为了提高劳动效率,美国农业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除了大量使用拖拉机、收割机、卡车等机械进行规模性生产,还不断改进机械设备,如拖拉机由原来的蒸汽式改进为柴油式。1920~1990年美国的拖拉机数量增加了18倍,农用卡车增加了24倍,谷物联合收割机增加了165倍,玉米收获机增加了67倍。这一时期,美国积极鼓励发展科研活动,使先进的科学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运用。192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 “珀内尔法”,提出增加对州农业试验站的拨款,1935年又通过“班克黑德―琼斯法”,规定建立地区农业实验室,并规定提供研究经费。美国还利用先进的化学等科学技术,研究并大量使用肥料及农药,以提高土地产出率。1990年美国化肥的使用量为1946年的6.1倍。日本作为科技强国也快速步入了石油农业阶段,与美国不同的是,日本由于人均占地面积狭小,无法利用大型机械进行规模性操作,则更多地依赖高新的科学技术来摆脱土地稀缺的束缚。这一时期,日本大力创新化学化工技术学,广泛使用化学制剂及药物等。20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就成为了世界上使用化肥的大国,其品种多、数量大。为消除大量施用化肥而导致的严重病虫害,日本大量使用农药,尤其在果树和菜地的农药使用量上日本占世界之首。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给日本农业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就农产品自身而言,不仅营养成分,而且产量也有所下降,同时农药残留毒素等给民生也带来了明显的威胁。 虽然石化农用产品的大量使用,使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得到了显著提高,但是它也大大提高了农产品成本,并且造成了严重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因此,发展石油农业并非长久之计,这一农业模式必将被新的模式所代替。 三、生态农业道路(20世纪末至今) 近年来,由于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人们逐渐意识到石油农业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性。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发展较前期更加突出,创新的高新生物科技逐渐在农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利用新型科技发展生态农业已成为历史的必然。生态农业是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借助高新的生物、化学、水利等科学技术,优化农业产业经济结构,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农业最初出现于欧洲,到20世纪九十年代,欧洲各国更是以迅猛的速度发展起生态农业。在1986~1996的10年间欧洲国家生态农地面积年增长率达到30%。在政策方面,欧盟于1991年6月颁布了《关于生态农业及相应农产品生产的规定》,该规定以“国际生态农业协会”标准为依据,对生态农产品的质量进行严格管控。其中,德国是欧洲发展生态农业较为典型的国家。德国在发展生态农业初期就成立了生态农业协会,规定了较高的生态农业标准并加大力度监督生态产品的生产及销售。此后,又成立了生态农业促进联合会,推动生态农业的科研、生产及推广。德国为控制化学肥料的使用还颁布了“施肥令”,对化学肥料的使用进行了规定,并提倡用有机肥和绿肥替代化肥和农药。为保持土壤的肥力,德国采用了轮作制、秸秆还田、种植蓿苜等方法。此外,德国通过成立生物原料和生物能源研究中心、给予专项拨款等手段,大力开发并推广可以用来生产矿物能源和提炼化工原料替代品的“工业作物”,如油菜籽、马铃薯、玉米等,以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环境的破坏。 美国农业经过大量使用农机、农药、化肥的石油农业时代,土地肥力急剧下降,农业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为此,美国也进行了一系列生态改革。1985年美国颁布《土壤保护计划》,积极鼓励农户开展退耕还林,保护易流失水土,并对退耕还林、还草的农户实行补贴。美国政府对农药的使用也进行的了严格规定,要求农户必须经过培训掌握农药的合理使用方法后,到相关机构领取农药使用证才可以使用农药,并大力提倡使用残留期短、危害性小的化学药物,鼓励采用生物防治手段替代化学药物。同时,美国还对生产、使用农药造成环境污染者,以课税的方式对其进行监管。 日本的生态农业发展相对较晚,它是以减少农田盐碱化,降低农药、化肥污染,提高农产品品质安全为重心的环境保全型生态农业。为在农业方面实现保护环境的目标,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如1994年的《环境保全型农业推进基本方案》、1995年的《地域环境保全型农业推进方针》、1999年的《有机农业法》、《持续农业法》、《新肥料管理法》,以及2003年的《农药残留规则》、《农地管理法》等。同时,日本大力研究开发低危害、低残留农药,推广实施先进的施肥方式,从而有效减轻环境负担。 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变迁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发展的,科学技术在改造传统农业、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政策、法规等正式制度的建立对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发展趋势与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战略选择 摘要:不同农业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可分为三种类型:劳动节约型、土地节约型和综合性技术进步型。结合世界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综合考虑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的现实和突出存在的农业发展制约因素,当前我国现代农业应选择综合性技术进步型发展模式。 关键词:现代农业;发展经验;发展趋势;战略选择 农业是关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振兴的基础产业,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不论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都不会改变。世界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古到今都毫无例外地重视农业发展(刘志澄,2007)。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的五条道路之一。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的背景之下,学习和借鉴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强力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发展经验与发展趋势 (一)现代农业及其基本特征 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可将农业发展过程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阶段(刘志澄,2007)。但也有学者又将现代农业进一步分为近代农业和现代农业两个阶段。这就是说,现代农业是在传统农业或近代农业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一个农业发展阶段。 现代农业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现代农业的内涵不尽相同(夏敬源,2007;王志学、信乃诠,2004)。21世纪的现代农业,在形式和内容上均与20世纪40年代、50年代有很大不同。当前的现代农业,是以现展理念为指导,以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为目标,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物资装备为支撑,农、工、贸和产、供、销相衔接的、可持续发展的、多功能的高效产业体系。现代农业内涵丰富,不再仅仅局限于种植业、养殖业等第一产业,而是拓展到了生产资料和食品加工等第二产业以及技术和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它主要包括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环节:一是产前环节,如种子、饲料、化肥、农药、农膜、水利、农机、燃料等领域;二是产中环节,如种植业的种植一收获、畜牧业的育雏一出栏、水产业的养殖一捕捞,以及林业的培育一采伐等过程;三是产后环节,如农产品收集、加工、食品工业、包装、储运、营销(包括进出口)等领域(刘志澄,2007)。 农业现代化实现以后,基础设施如水利、能源以及道路、市场等得到改善,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显著提高,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低于15%和40%,城乡发展协调。深入的分析认为,现代农业主要具有如下基本特征(夏敬源,2007;王志学、信乃诠,2004):(1)科学化。即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如良种、化肥、农药、除草剂,以及先进的栽培、养殖技术(包括生物工程技术)等,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先导和带动作用。(2)产业化和规模化。农业生产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生产手段实现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智能化,通过高投入,实现高产出。(3)市场化(商品化)。以市场为导向,实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随着农业国际化进程加快,农产品国际贸易空前活跃,农产品商品率大大提高。(4)社会化。通过产前、产中和产后部门密切配合,农民组织结构得到优化,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逐渐消弭,农村与城市发展协调。(5)多功能化。现代农业的功能具有多元性,除了供给农产品和工业原料外,还具有观光休闲、文明传承、生态保护、教育等功能。(6)生态化。强调节约农业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强调环境保护,维持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 (二)世界农业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 截止目前,占世界总耕地面积46%、总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已步入现代农业发展阶段,并根据各自的特殊国情,完善和发展了本国的现代农业体系。资料表明,不同农业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可分为三种类型:劳动节约型、土地节约型和综合性技术进步型。 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农业自然资源丰富,地广人稀,劳动力短缺,但具有资金优势,其现代农业发展以规模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2007;张晓群,2007)。其发展经验主要有:(1)以农立国,以农兴国,始终保持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2)实行规模化经营,并充分利用工业技术和资金优势,提高劳动生产率。(3)用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养殖技术、环境控制技术等支撑农业发展。(4)农业服务社会化。(5)农产品高度商品化,出口份额通常在40%以上。 荷兰、日本、比利时等耕地资源短缺,人多地少,劳动力昂贵,主要通过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以发展现代农业(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2007;张晓群,2007)。他们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主要有:(1)根据资源特点,优化产业内部结构,发展花卉业、蔬菜业、畜牧业等。(2)发展设施农业,提高资源利用率;实行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3)以科技创新弥补资源短缺之不足,立足于自主创新。(4)发展创汇农业,实现国际化经营。(5)完善农业和农民合作组织,社会化涉农服务。 德国、法国和英国等耕地资源不足,人口稀少,在雄厚的工业和技术基础上,现代农业走机械化和高科技的综合发展之路,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2007;张晓群,2007)。其发展经验主要有:(1)高度重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倡和发展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2)促进农户规模升级,逐步扩大经营规模。(3)财政和信贷支持力度大。(4)建立多元化、社会化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和技术服务体系。(5)建立完备的农民教育与培训体系。 上述分析说明,尽管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农业发展阶段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存在着差异,所采取的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但有不少发展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三)世界现代农业发展趋势 现代农业肇始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先后完成由传统农业或近代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通过半个世纪的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目前已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级的阶段。在21世纪这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时代,世界现代农业表现出如下主要发展趋势。 1、农业抗灾能力越来越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农业从弱质产业向强势产业转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显著增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农业国家尤其重视发展的可持续化(冯海发,2004;Bergstrom,L.,B.T.Bowman and J.T.Sims,2005),即重视农业生产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生态环境问题,农业发展的观念逐渐转变为利用资源与保护环境并重。 2、高新科学技术对农业的支撑和助推作用越来越显著, 农业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现代农业生产越来越依靠高科技,科学技术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80%。在未来一个时期,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的出现,将使现代农业发生深刻变化,农业生产率显著提高。农业自控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程度将不断提高,农事操作将更加标准、科学和高效(徐金强,2006;冯海发,2004)。 3、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经营越来越产业化、一体化和社会化。通过增加投入、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装备、强化组织管理等,集约化的现代农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徐金强,2006)。同时,农户在广泛参与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分工的基础上,运用产业化方式经营农业(徐金强,2006);通过专业协会、生产合作社等不同形式,实现农业服务的社会化。农业与其他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即农业与其他业(尤其是工业)形成相互关联的、一体化的经营体系(冯海发,2004)。 4、生产趋于标准化,质量走向安全化。现代农业要求对产品的生产、加工、贮藏、运输、销售等全过程实行标准化管理(徐金强,2006;张凯,2007)。农产品卫生质量逐渐变为市场竞争的一个要素,人们对食品卫生质量的要求(高品质、无公害)越来越高。 5、交融于世界经济循环,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和国际化,农业品牌竞争白热化。不同国家都在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农产品贸易正朝着自由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徐金强,2006;张凯,2007)。而白热化的农业品牌竞争主要表现为国家间品牌的竞争。市场竞争的实质是产品竞争,产品竞争的实质是品牌的竞争,而品牌竞争的根本是质量竞争。 二、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 建国以来,中国农业持续增长。从整体上说,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程度还比较低,处于现代农业的初级发展阶段,农业尚是一个弱质产业,农村还是弱质区域。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农村人口为7.37亿,占总人口的56.09%,粮食产量为49746万吨,农业GDP只占GDP总量的11.8%。 (一)中国农业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近30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毋庸置疑,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农民稳定增收依然困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依然滞后。当前制约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主要有以下一些。 1、耕地和水等农业自然资源紧缺、利用效率低下,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重视不够。我国耕地、水资源、能源等自然资源严重不足(人均耕地面积和水资源分别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和1/g)(刘志澄,2007;陈锡文,2007;Demirbas,A.H.andI.Demirbas,2007)且分布不均,刚性的资源性矛盾制约着现代农业发展。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年中国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17公顷,而美国则高达28,7公顷,英国、法国和德国也达6~10公顷。与此同时,有限耕地的质量退化,水土流失严重,农业生产方式粗放,资源浪费严重(杜青林,2006),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人口数量进一步增加以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耕地和水等自然资源不足的不利局面将日趋严峻。 2、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设施配套性差,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近些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增加农业投入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并付诸实施,但与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业资金投入不足,金融支持力度不够,致使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不配套,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万福民,2007),每年因自然灾害损失的粮食就超过350亿公斤(陈锡文,2007)。 3、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低,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低。目前我国的科技研发体系不适应现代农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先进、实用的科研成果少,缺乏像玉米杂交种、杂交水稻、转基因抗虫棉、禽流感疫苗、地膜覆盖等具有广泛应用范围的先进技术。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落后,缺乏有效的推广网络和专业型的农技人员,农业技术利用率低,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低。有资料指出,目前,我国农业科学技术贡献率只有48%,科研成果转化率只有30%,分别比发达国家低约30和40个百分点(周琳琅,2007)。 4,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标准化程度低。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微小,与农业发达国家相差甚远。据统计,中国农业人口户均占有耕地面积仅为0.55公顷,而美国农场的平均规模则为177公顷(2004)。同时,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徐金强,2006;周琳琅,2007;孙梅花,2007),农业产业链短,农产品加工增值率低于40%,而农业发达国家则在80%以上。至于农业标准化,我国目前则更是处在探索阶段(孙梅花,2007)。 5、农民整体上的科技、文化素质低,组织化程度低。我国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低(周琳琅,2007)。2005年,全国5.04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4.10%,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6.87%(陈锡文,2007)。因此,农业生产者对科技、文化的吸收与接受的能力低下。另一方面,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不同形式的专业合作社尚处于发展中(周琳琅,2007;孙梅花,2007)。 6、农村经济不振,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由于工农业贸易条件对农业不利,加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因而农产品价格低迷,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增长,因而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微,农民收入增长困难(杜青林,2006;万福民,2007),农村经济不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二)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国特色现代农业 中国农业必须立足于国际视野,置身于世界经济大潮之中,才能谋求较快发展。根据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的现实和突出存在的农业发展制约因素,作者认为,当前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应选择综合性技术进步型道路,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张晓群,2007)。也就是说,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思路,只能是创新观念,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积极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陈锡文,2007)。 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对现代农业的认识和实践一直在不断的深化和发展中。改革开放以前,人们把现代农业理解为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和水利化等;改革开放以后,则理解为科学化、集约化、商品化和社会化等。党的十六大以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建设现代农业作为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之一,极大地鼓舞和推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解决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促进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加快城镇化步伐,实现我国农业的历史性跨越,这是历史的必然(简伟秀、郭兰平,2006)。然而,当前我国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任务艰巨。尤其是在加入WTO的背景下,我国农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鉴于此,我们必须顺应世界农业发展趋势,用全新的理念发展现代农业,争取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实现农业技术装备、生产手段、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现代化,形成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新格局。 世界农业论文:农业领域权力转移对世界粮食安全影响探析 摘 要:自战后初期开始,美国率先打响粮食霸权争夺战,利用世界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企图以粮食为武器,步步为营,攫取粮食霸权,进而最终实现全球霸权。认识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影响解析美国在农业领域的野心,对中国确保粮食安全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权力转移;美国粮食战略;粮食安全 1 关于农业领域权力转移 权力是分析国家战略和国际关系的基点。权力转移是评估世界转型的起点。经济、政治、军事、技术、文化、观念等均是权力的优秀要素,这些权力要素的重要性均不可低估。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某些权力要素的价值更加突出,尤其是技术要素和“软权力”要素,当这些要素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时,即发生权力转移,世界也随之转型。 耕地、淡水、人口等传统因素和粮食霸权、生物燃料迅猛发展等非传统因素是权力的优秀要素,权力转移在农业领域表现为,在影响世界粮食安全的这些要素中,非传统因素作用日益突出,权力从传统因素向非传统因素转移,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关注世界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领悟未来国际社会非传统因素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巨大影响,对综合分析世界粮食安全走势和环境,提出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战略至关重要。 2 粮食霸权争夺战――一场无硝烟的战争 以美国为例,为争夺粮食霸权,美国粮食战略步步为营。 2.1 战后初期美国为日后推行扩张性粮食战略创造条件 美国在战后初期凭借雄厚的经济、军事优势和核垄断地位,企图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杜鲁门上台伊始即声称要承担“领导世界”的担子,“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制度”,“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我们”。为此,美国由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过渡,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扩张性粮食战略。 二战后期,由于核武器的出现,世界性战争的倾向受到遏制,诉诸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传统方式受到质疑,谋取世界力量中心地位野心的实现方式改变了轨道――依靠经济力量比军事力量更可靠。在美国与苏联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斗争中,欧洲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谁控制了西欧,就意味着谁赢得了世界的领导权。为此,战后初期保持核垄断地位的美国,一方面将西欧国家纳入其利益轨道,为其提供核保护伞;另一方面,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西欧,迫使西欧国家及其殖民地以对待本国居民的同等条件,向美国投资者开放,这有利于美国农业资本和农产品的输出,客观上,还削弱了西欧国家的关税和贸易壁垒,为后来西欧国家采取共同农业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第四点计划,即技术援助落后地区计划,美国通过有条件地援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经济扩张,保证美国对原料的需求。这样,通过“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美国对西欧和亚非拉进行经济扩张,为日后美国推行扩张性粮食战略,垄断世界粮食生产和流通市场创造了条件。 2.2 20世纪70年代,美国将国家安全战略重点转向控制石油和粮食 20世纪70年代,在由西欧的独立倾向所带动的西方阵营内部分化、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后,美国元气大伤,同战后初期相比,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比重已由1948年的54.6%降至1970年的37.8%,黄金外汇储备,由1950年的49.6%降为1970年的15.5%,出口贸易从1948年的32%降至1970年的15.2%。与此同时,西欧、日本的经济力量相对上升,促使西欧、日本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与日俱增。伴随国际金融体系在70年代初受到了巨大冲击,发展中国家石油斗争引发能源危机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经济条件恶化,美国调整其国家安全战略,尼克松上台伊始,即调整美国对外政策,战略重点由扩张武器市场转向控制粮食和石油市场。1973年世界粮食危机为美国推行新粮食政策提供了机遇。 据资料显示,在20世纪的这场粮食危机中,美国的六家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粮食库存的95%,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贬值和蓄意破坏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能力,美国享受自身高效农业市场带来的硕果,以世界上最大的粮食供应国的身份,控制粮食供应和价格。就这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心调整为粮食和石油,一生践行“均势”理论的现实政治理论家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句话非常具有代表性“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2.3 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历届政府为其扩张性粮食战略定型 从里根政府开始,政府极力支持应用生物技术的农业综合企业,因此,大量农业综合企业大力发展转基因植物、家畜和基于转基因技术的兽药,这样,人被置于同实验用小白鼠相同的地位,可以为了推行“商业化农业”的需要随意进行试验。而负责人民健康和安全的美国政府沦为以农业综合企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的附庸,威胁到粮食安全。 尽管许多科学家都对高技术农业技术的安全性提出质疑,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等幌子下,一意孤行地支持商业化农业和“绿色革命”,以及最终的基因革命,以牺牲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安全为代价,将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绑上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战车,实现粮食霸权,形成扩张性粮食战略,即以粮食为武器,掠夺世界粮食市场主导权,控制粮食生产和贸易,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对各国国家安全形成威胁。 3 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威胁世界粮食安全 用生物燃料缓解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危机的贡献,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美国等国是积极寻求替代能源的排头兵,是生物燃料持积极态度的倡导者。 随着全球能源供求关系紧张,特别是石油供应趋紧、价格不断攀升,以粮食等为原料发展生物燃料的尝试迅速兴起。一些国家宣传,发展生物能源是为了保障本国能源安全。然而事实证明,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对能源安全的贡献是有限的,更遑论以生物能源替代石油。 以美国为例,据美国能源部的《2008年度能源展望》显示,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对于降低美国对海外能源依赖作用不应高估。另据2006年7月2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篇名为《生物燃料的虚假希望》指出,生物燃料的开发和利用不是满足美国对交通燃料需求的长期可行有效的解决方案。 例如美国采取大幅度补贴政策,刺激乙醇燃料生产发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能源安全,可是却给世界粮食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因为生产乙醇燃料需要大量的耕地和玉米,这必然造成玉米供求关系紧张,带动玉米价格上涨,同时由于玉米在农产品中的特殊地位,它既与其它粮食作物具有很强的价格相关性,又是重要的畜牧养殖饲料,它的价格上涨必然带动肉、蛋、奶等食品价格上涨。因此,美国的生物燃料计划将随对玉米需求的增加,拉动世界农产品价格重心不断上扬。 为什么乙醇燃料对美国的能源贡献如此有限,美国还要大力支持生物燃料计划呢?美国是粮食生产大国,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居世界前列,粮食出口量在世界粮食出口量中居主要地位。尽管如此,美国政府相当重视国家的粮食安全,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的稳定供给,对本国农业的巨额农业补贴即是重要措施之一。美国对本国农业的巨额农业补贴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焦点。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美国消减农业补贴,但由于此项要求涉及到美国国家战略利益和国内农业利益集团的利益,出台既减轻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又不妨害国家战略利益和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利益的办法成为当务之急。为此,美国找到了支持生物燃料开发和利用,尤其是以玉米为主要原料的乙醇燃料的开发这一具有极大粉饰巨额农业补贴的途径。 此外,美国开发和利用乙醇燃料,增加国内对玉米的需求,在玉米总产量不变的条件下,用于出口的玉米数量就减少了,由于美国在世界玉米市场中的绝对优势地位,美国玉米出口量占世界玉米贸易量的70%,美国便可通过操纵玉米出口量控制世界玉米价格,控制“粮源”。 粮食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能否做到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回溯历史,在20世纪50年代,国际上共发生了10次粮食禁运,其中8次由美国为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发起。在世界对粮食需求不断增大的大趋势下,美国通过生物燃料计划,改变了一部分粮食的基本用途,加深粮食供求矛盾,提升粮食的战略地位,推动“粮源”争夺战升级。 “粮源”充足对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粮食供求关系趋紧的情况下,大国通过支持或扶植生物燃料的开发和利用,达到控制“粮源”、补贴本国农业,以粮食为武器争夺粮食霸权的双重目的,加剧了粮食短缺的趋势,威胁世界粮食安全。 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使世界粮食安全面临一些非传统安全因素,这就要求世界各国寻找新的粮食战略,以改善日益趋紧的粮食供求关系,正确认识和把握粮食霸权和生物燃料开发利用背后的大国推力。 世界农业论文: 世界生态农业发展趋势 生态农业最早于1924年在欧洲兴起,20世纪30~40年代在瑞士、英国和日本等国得到发展。它是指在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下,总结吸收各种农业生产方式的成功经验,以生态学、经济学理论为依据,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在特定区域内所形成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农业。 在国外,生态农业又称自然农业、有机农业和生物农业,其生产的食品称为自然食品、有机食品或生态食品。尽管各国对生态产品的叫法不同,但宗旨和目的是一致的:在洁净的土地上,用洁净的生产方式生产洁净的食品,以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形成生态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现状 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许多农场转向生态耕作,70年代末东南亚地区开始研究生态农业。至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开始补贴支持生态农业,生态农业用地面积具有一定规模,其产品产值也在不断增加,从而使生态农业有了较大发展。生态农业发展最快的是欧盟,1986年~1996年欧盟国家生态农地面积年增长率达到30%,生态食品和饮料销售额从1997年的52.55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95.5亿美元。截止2009年,全球162个国家开始或已经开始发展生态农业,预计2009年~2020年,全球生态农业生产面积将占农业生产面积的20%~35%。 据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IFOAM)统计,截止2009年,全球生态农地种植用地面积共计3200万公顷。其中澳大利亚生态农地面积最大,拥有600万公顷,占世界总生态用地面积的19%;中国约有450万公顷,仅次于澳大利亚居世界第二;其次是意大利和美国,分别有145万公顷和138万公顷。若从生态农地占农业用地面积的比例来看,欧洲国家普遍较高。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生态农地面积较小。 据有关方面估算,截止2009年,全球生态产品的销售额已经达到625亿美元,欧洲自产的生态食品早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因此欧洲越来越多地从阿根廷、南非和中国进口生态食品。同时,除德国外,欧洲生态食品消费较多的国家还包括法国、英国、荷兰、瑞士、丹麦和意大利,产品种类包括作物产品、奶制品、肉类、水果等。 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趋势 1.生态农业已成为21世纪世界农业的主导模式。随着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生态农业得到广大消费者、政府和经营企业的一致认可,消费生态食品已成为一种新的消费时尚。尽管生态食品的价格比一般食品贵,但在西欧、美国等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国家仍然受到人们的青睐,不少工业发达国家对生态食品的需求量大大超过了对本国产品的需求。随着世界生态农业产品需求的逐年增多和市场全球化的发展,生态农业已成为21世纪世界农业的主流和发展方向。 2.生态农业的规模将不断扩大,速度将不断加快。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得到全球的共同响应,生态农业作为可持续农业发展的一种实践模式和一支重要力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预计在未来几年其规模和速度将不断加强,并将进入产业化发展时期。预计2009年~2020年,许多国家生态食品的市场增长率将为30%~65%。 3.生态农业的生产和贸易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各国在降低关税的同时,与环境技术贸易相关的绿色壁垒日趋森严,尤其是对与农产品生产和贸易有关的环保技术和产品卫生安全标准要求更加严格,食品的生产方式、技术标准、认证管理等延伸扩展性附加条件对农产品国际贸易将产生重要影响。这就要求生态农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前,必须经过权威机构按照通行的标准加以认证。国际标准化委员会(1SO)已制定的环境国际标准ISO14000,与ISO9000一起作为世界贸易标准。绿色壁垒虽然在短期内对各国的贸易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也促使各国不断提高和统一农产品质量标准,从而进一步促进世界生态农业的协调发展。 4.各国生态食品的标准及认证体系将进一步统一。国际生态农业和生态农产品的法规与管理体系分为联合国层次、国际非政府组织层次、国家层次3个层次,联合国层次目前尚属建议性标准。在2009年~2020年,随着生态农业的不断发展,这3个层次之间的标准和认证体系将彼此协调统一,逐步融合成一个国际化的生态食品标准和认证体系,各国间将逐渐消除贸易歧视,削弱和淡化因标准歧视所引起的技术壁垒和贸易争端。 5.各国将进一步增加在生态食品科研和开发的投入。先进的农业技术是生态农业的坚强后盾,生态食品的发展将促使各国增加生态农业开发方面的投入,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应用和推广。随着生态食品生产技术研究的纵深发展,以“培育健康的土地,生产健康的动植物,为人类提供安全的食物”为理念的生态农业理论基础将更加巩固,生态农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高,生物肥料、生物农药、天然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动植物生长调节剂等生产资料的研制、应用和推广等方面将进一步加强,生态食品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技术问题将逐渐被解决。 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宣传教育,调动农民进行生态农业建设的积极性。农民是生态农业建设的主力军,中国农民和涉农人员环保意识还较淡薄、对生态农业认识不足,这是限制生态农业发展的首要障碍。多形式、多层面、全方位宣传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农业的意义,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和积极参与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农业的良好氛围。 2.加强对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和投入。我国政府应加快制定并完善有关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法规、法律等,加强对生态农业的政策支持和投入力度。借鉴国外的做法,可以成立专门基金,采用财政补贴政策,还可以运用产业倾斜政策,加强对环境产业的倾斜力度,对经营生态农业的企业减征或免征增值税。 3.加强生态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中国生态农业已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技术体系,但这一体系基本是对以往技术的整合。中国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通过调整技术对策并组织实施技术创新,形成一套既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国际市场要求的生态农业优秀技术体系,并且在广大农村积极推广和应用。 4.高效利用土地,防止耕地流失和污染。针对我国耕地、牧场、森林锐减,土壤退化、污染等情况,要禁止乱砍滥伐、过度放牧、盲目开垦等,同时严格控制对耕地的非农占用,还要改变过去简单粗放的耕作方法,综合高效地使用土地。 5.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和合理使用。首先,要节约用水、综合用水。在灌溉方面,采取喷灌、微灌、滴灌、渗灌等方法;其次,收集、贮藏雨水、雪水,用于灌溉;另外,洁净水源,减少水体污染。有些地方的农村缺水,并不是没有水源,而是水源被严重污染了,不能饮用,甚至不能灌溉。 6.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和生态农业的环境监测体系。当前农产品质量检测方面仍比较混乱,造成市场上各种产品鱼目混珠,生态农产品价值没有得到真正体现。我国应成立各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开展农产品质量检测,建立农产品市场准入制,以保护生态农产品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应对绿色贸易壁垒。 7.加快我国生态农业的标准化与国际化建设。生态农业标准化体系由管理标准、技术标准和产品标准3部分组成,我国虽已形成不少相关的技术体系,但还有少数尚未标准化,制约着中国生态农产品的国际化。我国应根据生态农业发展的需要,参照国际标准制定生态农业标准化体系,使中国生态农产品与国内外市场有良好的接口,以促进中国生态农产品市场化和国际化,提高中国生态农业国际竞争力。 8.培育和健全生态农产品的市场运作机制。我国应从降低生态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入手,发挥行业协会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经营组织作用,建立收购、加工、销售网络,合理扩大企业经营规模、降低单位成本,通过优质的市场服务,增加消费者的质量信任感,以赢得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9.大力推进生态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业现代化必然要走农业产业化之路,因此我国应积极推进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多种经营模式、多种生产类型、多层次的农业经济结构,引导集约化生产和农村适度规模经营,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促进农牧渔、种养加、贸工农有机结合,构建一、二、三产业的有效连接以及各产业、各生产部门之间的科学链接,形成产加销一体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生态农业的市场化、国际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和规模化,逐步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经营集约化、生产商品化的现代农业模式,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生态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机械电子信息化的工程应用的探讨 摘要:近些年来,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世界农业机械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特别是在电子信息技术出现之后,其在世界农业机械中的应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促使机械性能上更为优越,并且在操控上得到了提升,进一步推进农业生产的高效。本文中具体分析了当前世界农业机械电子信息化工程的应用现状,并提出相应的完善策略。 关键词:世界农业机械;电子信息化;工程应用;现状 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而农业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极高的重视度,世界农业机械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尤其是在电子信息的促进下工作效率得以显著提升,在增加产量的同时降低人工输出,文章简要阐述了现阶世界农业机械应用电子信息化的实际效能,并阐述了其未来发展趋势。 一、 EGU与CAN技术联用 从目前情况分析,拖拉机是世界范围内应用较广的农机设备,同时也是具有代表性的设备之一,在诞生之初主要是以手扶式为主,而随之电子信息化技术的应用,现阶段主要是以自动行走式为主,由此可以看到农业机械设备的巨大变革。而针对自动行走式设备来说,在具体应用过程中主要是依靠电子信息技术,比如ECU,即电子控制单元,CAN总线等等,1台大型拖拉机,一般来说安设多个标准ECU,这个装置本身具有良好的性能,不仅可以进行信息的处理,而且还同时兼具控制功能,属于智能化终端设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要是为农业机械量身定做,根据他们作业环境而设计的,这种微型计算机设备帮助农业机械实现新的跨越,在该装置上面,不仅具有统一标准接口,而且还兼具CAN总线技术,还有相应的通信协议。例如:以德国某农业机械而言,他们自主研发的拖拉机配备比较先进的技术信息,分别是ECU、CAN,而上述技术伴随科技的不断进步正在日益完善,并且这类农业机械已经的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大力推广,尤其是欧洲国家反响较好。该设备大部分部件上面,均已经设置ECU设备,而且是自带标准的I/O接口,将之和CAN总线进行有效的连接,就能够实现通信与控制。 二、 机群调度管理的实际应用 针对欧洲发_国家来说,很大程度上农场管理已经进行信息化时代,办公室里面存在计算机控制系统,主要是借助移动作业机械,构建无线通信,这从某种程度来说可以加快农业机械信息化进程,快速传递信息内容。针对DIN9684-5而言,不仅对无线通信协议施以明确规定,而且还在接口标准层面予以明确规定。农场计算机装备具有自身的优势性能,不仅可以自由调配作业数据,而且还能存储作业数据,这其中离不开智能终端的作用性,与此同时,还为农场管理人提供极大的便利,他们能够依据作业安排,提供相应的决策依据。除此之外,农场计算机控制系统,其功能正在不断完善,不仅具有专家知识库,而且能够提供管理决策系统,能够对作业机械信息予以有效的存储,并且进行有效的处理,从而拟定科学有效农田作业方案,实施有效导航作业计划,而这些决策内容则可以依据无线通信快递,传送至机械智能化终端,实施作业方案。一旦农业机械出现故障,故障信息就会通过相应的设备,即无线通信,到达农场计算机设备,而系统之中存储很多故障的类型,这主要是依托故障数据库,从中汲取丰富的资源,由此就能够对故障进行有效的诊断分析,然后根据分析提供合理的解决故障方案。从中我们能够看到,欧洲发达国家在科技经济的推动下,农业机械设备已经日渐成熟,尤其是在电子信息化的发展上更为纯熟,针对农业机械化作业,基本上可以实现远程管理,从而提升机械化的实用效能,达到最佳的运行效果。从整体角度分析,世界农业机械电子信息化的工程已经成为未来的主导趋势,未来必将取代传统农业机械作业,实现良好的远程管理效果,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其它国家,因而必须要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及设备,取得优异的成绩。 结语: 总体来说,世界农业机械电子信息化已经是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必将能够引起农业上的革命,达到事半功倍的运用效果,提升农业产量与效率,并且能够最大限度改善机械自动化管理效能。文章中具体阐述了当前世界农业机械电子信息化工程具体应用情况,并提出优化的改进措施。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贸易规则下国家农业政策的选择 [摘要]农业问题是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焦点问题。在WTO《农业协定》签署之后,美欧等国在不断加强国内“绿箱政策”支持的同时,并未真实降低“黄箱政策”对国(区域)内的农业保护,相反他们试图利用现行WFO框架内的“规则漏洞”给一些“黄箱政策”扣上“绿箱政策”的帽子继续规避其削减贸易扭曲的成员义务,维持并扩大其农业支持总水平,从而巩固和提高其农产品国际贸易竞争优势。本文试图从PSE和AMS两个指标角度来分析美欧扭曲贸易的农业支持程度和做法,分析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简要分析中国农业国内支持现状和政策改革取向。 [关键词]扭曲贸易农业 国内支持 改革 农业问题是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焦点问题。出于对发展中国家实现平等参与国际贸易的考虑,多哈回合确定了以农业谈判作为优秀议题――主要针对欧美两大经济体的农业高关税和高补贴问题,通过推动农产品公平贸易以缓解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因此又称为“发展回合”。尽管由于各方利益无法协调致使新一轮多哈回合陷入僵局,但发达国家在世界贸易舞台上所展现的谈判技巧和对WTO规则的熟练运用仍给发展中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农业总产值在发达国家三大产业中的比重很低,但由于农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产业,多数发达国家每年都以大量的预算支出对农业给予特别支持。各国采取措施支持农业生产,一方面有其政治经济利益的必然性,但另一方面也成为造成国际农产品贸易扭曲加深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内外研究主要采用两个指标对农业支持进行衡量,一个是OECD的生产者支持估计值(produeer sup-port estimate,简称PSE),另一个指标是WTO的综合支持量(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简称AMS)。PSE衡量由于农业政策的实施,每年消费者和纳税人向农产品生产者的价格转移总量,它由市场价格支持与对生产者的预算支付组成,因此,PSE是衡量“黄箱政策”加“绿箱政策”支持总水平的重要参照指标。AMS是从PSE演化而来,是衡量WTO《农业协定》规定的需要各国作削减的“黄箱政策”包含的农业支持总量,AMS包括特定产品的支持总量和非特定产品的支持总量。 一、从PSE的角度来衡量美欧扭曲贸易的农业支持总量 2004年,OECD国家PSE达到2795亿美元。其中,欧盟PSE总额为1334亿美元,占欧盟农业收入33%的比重;日本PSE总额487亿美元,占农业收入56%的比重;美国PSE总额465亿美元,占农业收入18%的比重;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PSE相对较少。从所有OECD国家来看,大约30%的农业收入来源于政府的支持,而非市场。从产品分布看,受保护的范围更加集中于大米、食糖和牛奶等部门,使得相关产品的扭曲贸易程度进一步提高。 从美、欧、中政策措施对农业生产者提供的转移支付占农业总收入的比重来看,1993-2004年,美欧农业收入得到政府较大支持,特别是欧盟,1/3左右的农业收入来自于政府。而中国农业政策对农民收入影响甚微,个别年份甚至对农业收入产生不利影响。但是从2000年之后,随着我国农业政策的改革,农业政策对农民收入的正面影响也呈现上升趋势。 总支持水平估计值(TSE)指纳税人和消费者每年提供给农业部门的所有转移支付的总值。根据表2可知:欧盟贸易扭曲的政府支付总额最高,达到464亿美元,占欧盟TSE的40.5%,占所有OECD国家贸易扭曲的政府支付总额的59.5%;其次是美国218亿美元,占美国TSE的22.9%,占所有OECD国家贸易扭曲的政府支付总额的28.12%;而加拿大、澳大利亚贸易扭曲政府支付总额很低。从NAC指标来看,欧盟和日本政府对农产品政策影响力很大。此外,所有贸易扭曲的政策支持中,欧盟、日本、加拿大的市场价格支持力度较高,美国的市场价格支持力度相对较低。总体而言,按照以PSE衡量的某一国家(地区)“黄箱政策”和“绿箱政策”支持总水平,美欧都对农业生产者给予了高度的支持,其中扭曲贸易的支持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并且受保护的范围呈现出集中化的趋势。 二、从AMS的角度来衡量美欧扭曲贸易的农业支持总量 (一)美国扭曲贸易的农业国内支持 美国是农业大国,小麦、玉米、大豆等农产品的产量都居世界前列。美国的农业支持主要集中于大农场主和农业综合企业,补贴的分配依据农作物的类型,超过90%的农业补贴分配给大约20种农作物。美国的农业支持政策主要包括价格支持、收入支持、出口激励、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和信息服务、加强农业科研以及农业保险和救灾、环境保护等方面。 2001年,美国特定产品农业AMS为146亿美元,其中,受益最大的是奶制品,占所有特定产品AMS的31%,其次是大豆和棉花,分别占25%和19%,上述三项总和占“黄箱政策”支出的75%。由此可见,美国在特定产品农业AMS的总量和集中度都非常高。美国非特定产品支持主要体现在市场损失保险、灾害补偿和信用贷款等方面。如图1所示:1986-2001年,美国非特定产品AMS总体有大幅度增长,特别是1997-1999年,增速十分迅猛,大约每年增加30亿美元的预算。1999年后,非特定产品的AMS略有回落。 根据WTO的农业协议,在过渡期内,美国的黄箱支持不能超过191亿美元的上限,并每年向WTO报告其农业国内支持水平。针对这一规定,美国新农业法对国内支持的分类进行了调整,将2001年及之前的报告书中所包含的生产灵活性合同(Product Flexible Contract,简称PFC)列作“绿箱政策”。而在2002年之后,美国用直接支付替代生产灵活性合同,并将直接支付仍作为“绿箱政策”。此项标准的确立对美国的国内支持水平是否超过191亿美元黄箱支持的上限有决定性影响。根据图2,如果不将PFC列入非特定产品支持的“黄箱政策”,则从2000年开始,美国的AMS均不超过191亿美元的上限水平;而如果将PFC列入非特定产品支持的“黄箱政策”,2000年、2001年、2006年。美国的国内支持水平都将超过WTO上限标准。尽管目前业界和学界的许多人对是否应该将直接支付列入非特定产品支持的“绿箱政策”多存置疑,但现行WTO文件对此并无明确规定。因此,美国显然利用了WTO框架内的规则漏洞,规避所承担的实质性义务,维持甚至扩大扭曲性农业补贴,为其农业发展和保持竞争优势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二)欧盟扭曲贸易的农业国内支持 欧盟是世界农产品第一大进口集团和第二大出口集团,欧盟的农业法律与政策对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多边规则谈判举足轻重。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自1962年制定至今,不断地调整、改革,以适应 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它的优秀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收入支持政策、价格支持政策和市场管理机制等来保护和促进欧盟区域内农业的发展。 欧盟农业支持偏重于针对特定农产品。2001年,欧盟总的AMS是392.813亿欧元。从表3可知,特定产品支持力度最大的是牛肉,达到97亿欧元,其次是白糖和黄油。而非特定产品AMS主要包括保险补贴和利息返还,金额仅为5.74亿欧元,远小于美国非特定产品AMS。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改革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欧盟农业支持的方式,通过降低支持价格水平、限制得到价格支持的农产品数量等手段进行改革,共同农业政策的预算费用负担也逐步由食品消费者转向纳税者。2003年欧盟设计了新共同农业政策方案,此次改革方案是围绕适应WTO的《农业协定》展开的,其优秀是改变了欧盟对农业的补贴方式,完成了共同农业政策由初期以价格支持为基础逐步过渡到以对农民收入补贴为主的演变进程,被认为是对共同农业政策的根本变革。 总的来看,美国和欧盟都是世界最发达的工业经济体,同时也是农业生产和贸易强国和地区,长期以来奉行“工业反哺农业”的基本方针,采取对农业的高额补贴政策,为巩固和扩大其在农产品贸易的竞争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滚滚潮流,尤其是新一轮多哈回合中对成员国缩减农业扭曲贸易的呼声渐高,美欧一方面顶住来自国际国内的巨大压力,维持甚至扩大对农业生产补贴在一个较高的总量水平上;另一方面他们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强化“绿箱政策”,调整“黄箱政策”,坚持在WTO现有文件框架内积极调整对农业生产补贴的方式和结构,为推动其农业发展和保持贸易竞争优势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应该说,美欧国家农业补贴政策正在走向更具针对性、更有效、更隐蔽的新阶段。可以预见,随着国际间经济博弈的演进,特别是贸易摩擦的升级。包括美欧在内的发达国家农业补贴政策将会出现更多的调整;而这些调整也将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保护本国农业、熟悉世界贸易游戏规则、在WTO现行框架内平等参与农产品国际贸易竞争提供有益的借鉴。 三、中国农业国内支持现状和改革对策 中国是人口大国同时也是农业大国,一直以来都将粮食自给作为国家战略安全的首要考虑。尽管如此,农业所获得的补贴从总体看还是非常有限。随着我国二元经济特征的进一步显化,“工业反哺农业”作为一项政策手段得到了重视和采纳。目前我国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坚持财政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入;积极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建立主要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对农业生产资料进行补贴;国家设立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对农业发展提供政策性信贷支持:发放自然灾害救济以及改善生态环境实施天保工程等。这都说明我国政府开始重视对农业的政策支持,在农业的总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农业支持政策的发展较晚,仅有短短十几年时间,无论在经验还是在财力上都仍显得十分不足,尤其在农业补贴政策的制度安排上无论与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要求还是与WTO现行规则仍存在着一定的“背离”。一方面是与许多发达国家上百亿美元的基数相比,与农业基础状况相比,我国农业支持力度仍相当薄弱,总量亟待提高;同时现有的财政、金融补贴方式亦难以使那些直接从事农业特别是战略性农产品生产的人口真正从中受益。仍主要局限在流通领域内,影响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根据表4,中国对本国特定农产品进行保护的力度非常有限,在一些重要的战略性农产品上更加出现负保护。如1999-2001年,我国对小麦、大米和玉米的直接支持均为负数,这与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显然是相违背的。因此需要对农业支持方式和结构进行大力的调整。另一方面,按照WTO衡量成员国对农业总支持水平估算方法计算。2001-2003年,中国的TSE占GDP比重为3.5%,明显高于欧盟的1.2%、美国的0.9%、墨西哥的1.3%和巴西的0.6%,据此反映我国农业贸易扭曲的水平较高,需要进行大幅削减。根据WTO的规定。中国对农业的黄箱补贴水平不能超过1986-1988年平均农业生产总值的8.5%,即约为480亿元人民币,按现行汇率仅为60亿美元。显然,这又使得中国农业支持政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笔者认为,农业的发展关系到我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在目前,我国经济已经历连续多年快速发展、财政税收逐年增加、国力日盛之时,思考如何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补贴支持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我们应陔坚持首先从我国的农业发展和财政能力的实际情况出发。在逐步提高农业支持总水平的基础上着力调整政策支持的方式和结构,要把重点放到如何合理地利用这些补贴来真正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上。同时,还要兼顾作为WTO发展中成员国的责任和义务,认真履行文本所要求的削减扭曲贸易义务,尊重和掌握国际游戏规则,要充分借鉴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农业支持政策中的积极经验,使我国国内支持政策能够真正起到保护国内农业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具体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在WTO规则框架内提高对农业支持的总水平。当前我国对农业支持补贴力度虽有所增加,但在总量上仍与解决农业生产与贸易问题的需要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从我国农业发展的全局来看,只有继续坚持“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方向,不断加大农业支持力度。才能支撑起我国农业实现加速发展的战略,在相对短时间内缩小我国农业与世界发达农业的差距。应该注意的是,我国在较长时期内仍将作为世界贸易的后来者和现有规则的接受者,在WTO内还处于相对不平等的地位。因此必须尽快熟悉国际规则,充分借鉴其他成员尤其是发达国家成员的经验和做法,在WTO文本框架内采取有效支持农业的各项政策,才能尽量避免和减少与其他成员的摩擦。今后我们也应积极利用作为发展中大国的成员身份,联合其他在WTO中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成员,通过发起和组织多边和双边农业磋商,在世界贸易舞台上充分表达我们对农业发展的愿望和诉求,争取在国际规则制定当中的更大话语权,使WTO农业政策制定朝着更有利于消除国际贫困、实现公平贸易的目标发展。 (二)有效利用“黄箱政策”,灵活使用“发展箱政策”。尽管与WTO的有关政策相悖,美欧等国都在尽力保持对农业的黄箱支持,目前中国农业黄箱支持尚有一定的调控空间,我们应该借鉴各国农业支持结构调整经验,在支持结构和补贴目标上作深化调整,使有限的黄箱支持能够真正落到实处,将WTO规则允许的黄箱额度用在刀刃上,起到在一定时期内保护国内农业的作用。此外,《农业协定》规定给予发展中国家农业支持与补贴的“微量允许标准”,这意味着补贴空间灵活性的增强,中国作为发展中农业大国,应该有效使用这一条款来调整国内农业支持政策,提高农业竞争力。 (三)加强农业“绿箱政策”支持。1996-1998年,我国“绿箱政策”的农业支持与补贴的平均水平为1514.2亿元人民币,约合182亿美元,并总体呈增长趋势。在“绿箱政策”补贴中,中国主要对农业提供了“一般服务”补贴,其次是粮食安全储备补贴,以及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等。而对农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结构调整补贴等,中国尚未列入财政预算科目。在“政府一般服务”中,农业基础设施支持比重最大,而农业技术推广和咨询服务支持、农业培训服务、农业科研支持、病虫害控制支持、检验服务支持等的比重很低。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绿箱支持总体水平偏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中国农业干预的主要手段仍然是价格支持,对农业科研、病虫害防治和农业信息服务等方面投入还远远不够,今后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投入。 (四)改革“黄箱政策”,将价格保护政策逐步转化为直接补贴。《农业协定》生效以来,许多成员国调整了农业价格与收入支持政策,由过去侧重于农产品价格支持与市场干预,转向对农民进行直接收入补贴,通过建立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支持体系来减少对黄箱支持占用,改善农产品市场扭曲状况。我国农产品保护价收购体系以及农业生产资料差价补贴实际上都是价格支持政策,这是一种需要逐步取消的“黄箱政策”。向工业和农产品消费者倾斜的国家宏观政策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非常有限,甚至会带来农民利益的损害。而且,保护价收购体系是给流通领域补贴,农民能真正享受到的补贴数额很少。按WTO规则,价格支持是“黄箱政策”、数量上有限制,但直接补贴农民收入是“绿箱政策”、不受限制,这为我国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提供了新的空间。所以,今后我国农业支持政策改革的方向是将保护价收购体系改为直接补贴农民,政府价格支持应该针对农产品生产者,而非流通部门。这样才能提高政府效率,使农民利益能得到更好保护。 (五)加强补贴的集中性和针对性。美欧的农业补贴都有很强的集中性和针对性。各国在农业改革过程中虽然对黄箱支持进行了大幅削减,但对部分重点产品却加强了保护。而中国的农业补贴具有普遍性。财政对农业的补贴面较广,补贴很分散,各具体类别上所获的补贴数额很少,财政补贴的作用难以集中发挥效能,因此补贴的效果也较差。我国财政支农的资金是有限的,如何合理利用有限的资金,集中精力打优势战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中国在进行农业支持结构调整时也可借鉴国际经验,加强对粮、棉、油、糖等战略性农产品的支持。 世界农业论文:美国农业部对世界粮食生产与贸易的预测 2010年全球经济呈现缓慢复苏的态势,GDP增速预计将达4.6%左右,但各经济体的复苏进程出现了明显的分化。2011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估计将略低于2010年,经济复苏放缓且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困难。美国的预测基于以下假定。在宏观经济方面,第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其他各地主要央行采取积极行动,以面对从衰退中徘徊而遇到的持续的财政问题。即使采取这些行动,不断发展的情况仍然将影响经济复苏及为经济预测带来不确定性。第二、预计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3%。预计2011---2020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为3.5%。第三、在国际贸易政策方面,贸易预测假设各国遵守现有的影响农业和农产品贸易的双边和多边协议,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的经济和贸易改革将继续进行。 小 麦 1.收获面积:预计2010年相对2009年减少480.9万公顷,达到2.209亿公顷,但在预测期内全球小麦收获面积将平稳增加。其中美国小麦收获面积总体上呈下降趋势,2019年下降至1824.9万公顷;加拿大小麦收获面积也呈下降趋势,2019年仅有857.6万公顷;澳大利亚小麦收获面积实现平稳增长,到2019年小麦收获面积达到1391万公顷;中国小麦收获面积则呈明显下降趋势,预计从2009年的2400万公顷降至2019年的2245万公顷;欧盟小麦收获面积在预测期内将小幅上升,至2019年达2695.3万公顷。 2.总产量:预计2010年全球小麦总产量为6.57亿吨,预计小麦总产量将逐年增加,到2019年将达到7.19亿吨。其中美国小麦总产量2009年为6031.4吨,预计2010年小麦产量急剧下降,到2019年仅有5729.7万吨;加拿大也呈同样趋势,预计2018年产量为2524.4万吨;预计2019年产量为2521.9万吨;澳大利亚小麦产量则呈逐年递增趋势,到2019年达2663.3万吨;中国小麦产量在2010年预计减产696.3万吨后产量增减幅度不大,2019年预计达1.08亿吨;欧盟小麦产量预计将逐年增加,到预测期结束达到1.57亿吨。 3.进口:美国小麦进口量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在2020年达到350万吨;中国的小麦进口量在100万吨左右徘徊;欧盟的小麦进口量逐年增加,预计从2010年的550万吨下降至2020年的700万吨。 4.出口:欧盟的小麦出口量2011年预计比2010年减少80万吨,预计2020年将达2080万吨;加拿大的小麦出口量增长较为平稳,在预测期内保持在1720万吨左右;澳大利亚2011年小麦出口量预计达1650万吨,预计2020年将达1820万吨;中国的小麦出口量从2010年开始逐年小幅增长,到2020年达380万吨;美国小麦出口量2010年比2009年陡增1000万吨,预计此后出口量缓慢下降,到2020年将达2380万吨。 5.出口价格:美国离岸价从2010年开始逐年上升,到2019年达每吨222.72美元;加拿大小麦出口价格也呈上升趋势,到2019年高达每吨206.37美元;欧盟出口价则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但在各主要国家中出口价最低,到2019年仅为每吨201.02美元。 水 稻 1.收获面积:全球水稻收获面积预计将缓慢增加,2009年全球水稻收获面积1.53亿公顷,预计到2019年增加到1.57亿公顷,其中中国水稻收获面积也逐年减少,2009年水稻收获面积为2968万公顷,预计2019年仅为2760.9万公顷;美国水稻收获面积2010年预计减少6.7万公顷,到2019年预计收获面积为113.1万公顷;澳大利亚水稻收获面积则逐年增加且趋势明显,预计2019年将达到5.3万公顷;欧盟水稻收获面积将稳定保持在45万吨左右。 2.总产量:全球水稻总产量预计将逐年增加,2009年总产量为4.35亿吨,预计2019年将增加到4.77亿吨。其中中国水稻总产量呈下降趋势,2009年总产量为1.37亿吨,预计2019年减少到1.34亿吨;美国水稻产量将逐年增加,预计2019年将达到691.9万吨;澳大利亚水稻产量走势与其收获面积一致,预计2019年将达34.8万吨;欧盟水稻产量呈缓慢上升趋势,预计2010年为192.4万吨,到2019年将达199.7万吨; 3.进口:加拿大水稻进口量预计将不断增加,2010年为34万吨,预计2020年将达39万吨;中国水稻进口量将平稳增加,预计2020年达62万吨;美国水稻进口量将不断增加,预计2020年达到80万吨;欧盟水稻进口量也将不断增加,预计2020年达149万吨。 4.出口:中国水稻出口量预计将不断减少,预计到2020年减少为107万吨;美国水稻出口量2010年达到364万吨,之后开始逐年增加,预计2020年出口量达421万吨。 5.出口价格:泰国米100%B级出口价格预计在预测期将缓慢上升,预计2019年泰国米100%B级出口价格为每吨429美元。 大 豆 1.收获面积:全球大豆收获面积预计会不断增加,2010年为1.02亿公顷,到2019年预计将达到1.11亿公顷;其中美国大豆收获面积保持稳定,预计2019年将达3135.8万公顷;加拿大大豆收获面积预计变化不大,保持在140万公顷左右;中国的大豆收获面积预计将缓慢减少,2010年为868.7万公顷,到2019年预计达864.5万公顷;欧盟的大豆收获面积保持在37万公顷左右。 2.总产量:全球大豆总产量将不断增加且增幅较大,2010年全球大豆产量为2.52亿吨,预计到2019年将高达2.95亿吨。其中美国大豆产量也呈现同样的趋势,2010年美国大豆产量为8739.5万吨,预计2019年将达9688.3万吨;加拿大大豆产量预计将缓慢增加,2010年为344.4万吨,到2019年将达到378万吨;中国大豆产量稳步增长但增幅不大,预计2019年将达1579.6万吨;欧盟大豆产量预计将小幅增加,2019年达到104.4万吨。 3.进口:2010年中国大豆进口量达5700万吨,并将持续增加,到2020年将高达8830万吨;欧盟的大豆进口量将缓慢减少,预计2020年达1150万吨左右。 4.出口:美国的大豆出口量将逐年增加,到2020年将达到4800万吨,但占世界大豆贸易的比例下降较为明显,到2020年仅占世界大豆贸易量的36.5%;中国的大豆出口在预测期内稳定在50万吨。 玉 米 1.收获面积:2010全球玉米收获面积1.56亿公顷,预计收获面积将会逐年增加,2019年达1.62亿公顷,其中美国玉米收获面积也呈现同样的趋势,2010年收获面积仅3222.5万公顷,预计2019年达到3381.6万公顷。 2.总产量:全球玉米总产量2010年为8.05亿吨,预计2019年将高达9.19亿吨,增幅达14.16%。其中美国玉米总产量2010年为3.34亿吨,预计2019年将增加到3.80亿吨。 3.进口:美国的玉米进口量稳定保持在30万吨;中国的玉米进口量在预测期内稳步增加;预计到2020年达800万吨;加拿大的玉米进口量保持在180-190万吨之间;欧盟2011年玉米进口量预计为340万吨并将缓慢减少,预计2020年达260万吨。 4.出口:欧盟玉米出口量也是逐年增加,从2010年的100万吨预计增加到2020年的310万吨;中国的玉米出口量稳定保持在20万吨左右,美国的玉米出口量从2010年开始将逐年增加,2011年预计为5080万吨,到2020年将达5970万吨,增幅达17.52%。 高 粱 1.收获面积:全球高粱收获面积预计将保持不变,2019年将达4400.5万公顷。其中美国高粱收获面积将逐年下降,到2019年仅224.8万公顷;澳大利亚的高粱收获面积保持稳定略有增加,2019年预计达76.8万公顷。 2.总产量:全球高粱总产量将呈现不断上升趋势,2011年预计为6856.6万吨,到2018年将高达6963.1万吨,增幅为1.55%。其中美国高粱总产量略有减少,预计2019年达921.1万吨;澳大利亚的高粱总产量将逐年增加,2011年预计为225.5万吨,到2019年将达到256.5万吨。 3.进出口:澳大利亚的高粱出口保持在50万吨左右;美国的高粱出口量将逐年增加,2011年预计为420万吨,到2020年将达530万吨,且占世界高粱贸易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预计2020年将占世界高粱贸易的72.9%。 4.出口价格:高粱的海湾FOB价将不断上升,预计2019年将达每吨183美元。 大 麦 1.收获面积:全球大麦收获面积比较稳定,在预测期内保持在5450万公顷左右,预计2019年大麦收获面积为5462.3万公顷;其中美国的大麦收获面积将逐年减少,2011年预计为120.3万公顷,到2019年将减少到108.9万公顷;澳大利亚的大麦收获面积将略有增加,2019年将达到448万公顷;加拿大的大麦收获面积保持稳定,大概在350万公顷左右;中国的大麦收获面积也是略有增加,到2019年预计将达86.4万公顷;欧盟的大麦收获面积相对稳定,预测期内将保持在1300万公顷左右。 2.进口:中国的大麦进口量将稳定增加,2020年将达300万吨;欧盟的大麦进口量在预测期内均保持20万吨;美国则保持在40万吨。 3.出口:欧盟大麦出口量将逐年增加,2011年预计为390万吨,到2020年将增加到520万吨;澳大利亚的大麦出口量也将不断增加,在预测期的后半段将稳定保持在450万吨;加拿大的大麦出口将略有减少,2020年大麦出口量将达到110万吨;在预测期内美国的大麦出口将稳定保持在20万吨。 4.出口价格:加拿大的大麦出口价格将不断上升,预计2019年将达每吨148美元。 对我国的启示 (一)要充分认识农业生产及贸易预测的重要性。我国农业生产及贸易的预测目前还没有形成体系和规模,大部分只是少数有关部门和学者做出的关于某些品种的生产及贸易的预测,更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资料和数据均来自国外的有关农业机构和学者的报告,而我们自己却无法完成一个系统的、全面的、科学的预测报告。这对深入了解我国农业的基本情况,加快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二)我国是农业大国,全球经济的形势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国际农产品生产及贸易竞争日趋激烈,所以对于我国农业整体优势并不明显的状况而言,农产品生产应向专业化和比较优势发展,单纯的数量增长已不能满足农产品国际贸易竞争的需要。只有走优质、绿色、安全的农产品生产道路,才可能在白热化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中争得一席之地。特别是近年来国际市场对农产品和食品需求的变化较大--以原料和初级农产品的贸易比重下降,以加工品和食品形式的贸易比重上升。改变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形式是未来中国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的一大选择。 (三)建立农业生产及贸易预测体系。农业部应会同有关部门和学者成立农产品预测中心,将大家收集的数据进行整理汇总、分析和预测,形成一定规模的农产品生产及贸易预测报告,为国家的中长期农业政策提供现实依据。 世界农业论文: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的影响及启示 摘要: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的影响最终体现在农产品价格变化上。从短期来看,表现为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高位回落。从长期来看,金融危机将对农产品的需求、供给和贸易产生进一步影响,而且有可能导致新一轮的农产品供需矛盾出现,世界农产品价格可能再次大幅上升。因此,我国要千方百计保证主要农产品有效供应,以减小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的影响。 关键词:金融危机:世界农业;有效供应 从2007年开始,美国因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引发次贷危机。2008年7月中旬以来,美国次贷危机通过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将风险不断扩散,并进而蔓延到全球整个金融体系,最终酿成金融危机。目前,金融危机已对全球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还在深化,2008年世界经济已明显放缓,下行风险逐步加大,前景更加不确定。对于刚刚经历粮食危机的全球而言,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发展又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一、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影响的主要表现 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的影响最终体现在农产品价格变化上。由于金融危机造成流动性紧缺,加之市场预期全球经济放缓、需求下降,各国投机性资金纷纷撤离农产品期货市场。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已开始显现,国际大宗农产品需求的明显下降,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也出现高位回落。国际农产品价格变化表现为三个特点:一是下跌幅度大。2008年6-10月,国际农产品价格指数从最高点179.8跌到130.7,跌幅约达49个百分点(见图1)。二是下跌速度快。2008年10月份国际产品价格与2007年8月份价格差不多。从2007年8月份价格上升到最高点,共花了10个月,而从最高点跌到2008年10月份价格,只花了4个月。三是各种农产品价格全面下滑。2008年进入7月份,谷物和油脂开始大幅下跌,月跌幅分别达到19和30个百分点;进入8月份,奶类价格开始加速下跌,月跌幅达23个百分点,比1-8月份快了20个百分点;进入9月份,糖料价格开始大幅下跌,月跌幅达到11个百分点;进入10月份,肉类价格开始大幅下跌,月跌幅达7.5个百分点。 二、金融危机给世界农业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受金融危机冲击,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恶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08年11月6日的《世界经济展望》作出预测,预计世界经济增长将从2007年的5%下降到2008年的3.75%,2009年将降至2.2%。全球经济的持续下滑将给世界农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一)农产品需求下降已显现,今后压缩的空间不大 农产品的需求主要包括食物需求、饲料需求和工业需求。在这三种需求中,食物和饲料需求刚性明显,不会出现较大波动的增减情况;工业需求弹性大。增加和减少的速度快,波动比较剧烈。以谷物为例,口粮和饲料的消费增长相对缓慢,2008/09年度仅分别比2007/08年度增长1.3%和2.O%,而工业消费增长了11.8%(见表1)。在农产品的各种需求中,金融危机主要影响的是工业需求。受金融危机冲击,许多深加工企业(如淀粉、味精、生物燃料)效益普遍大幅下滑,企业亏损严重,停产、限产的现象较为普遍。特别是金融危机波及原油市场,从2008年8月份开始,国际原油价格开始大幅下跌,价格指数从248,43跌到10月份的136.25,3个月下跌了45.16%(见图3)。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暴跌“挤压”生物能源“泡沫”,导致大批生物能源生产企业利润空间大幅压缩,部分企业还将面临破产。如2008年12月份,美国第二大乙醇生产商Verasun公司宣布破产,德国的生物燃料生产商Campa GmbH公司第二次宣布破产(该公司年产能在15万吨)。生物燃料行业遭受重创,将大大减小对农产品的工业需求。但是,由于工业弹性大,需求变化“来得快、去得也快”,估计后期工业需求再次压缩的可能性不大。总需求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很小。 (二)生产要素投入可能减少,农产品供给将出现大幅下滑 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为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从土地来看,土地投入将减少。2007年以来,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为了缓解农产品供需紧张的局面,主要农业生产国如美国、欧盟都减少或放弃休耕计划。如美国国会通过的2008农业法案,将休耕保护计划的土地面积上限由3920万英亩下调至3200万英亩;欧盟委员会决定在2007年秋季至2008年春季期间将欧盟境内土地的休耕率由过去的10%降为零。但随着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主要粮食生产国的农民极有可能再次加入土地休耕保护计划。从资本来看,农业投资将减少。一方面,农业投资风险大、利润率低,一般在资金转移时,投资者首先会从农产品市场不断撤资:另一方面,银行对农业部门的贷款会减少。目前世界上一些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国,如美国、一些欧洲国家等出现了信贷紧缩,银行普遍惜贷,农业生产者更难得到生产所需要的贷款,这会影响下一年度农作物的种植,给农业生产前景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从劳动力来看,劳动投入将减少。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下挫降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劳动力投入将会减少。 (三)农产品贸易额将下降,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抬头 受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世界各国均在收缩消费,加之政府采取紧缩政策,减少开支,必然导致农产品进口的减少,最终导致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下降。以谷物为例,根据美国农业部2008年11月份的《全球农产品供求预测》,2008/09年谷物的总出口为2.64亿吨,比上年减少500万吨。这一数据还是在2008年上半年世界经济繁荣的情况下发生的,预计今后农产品需求会进一步减少,出口总额还将下降。在2008年农产品供给既定的情况下,随着需求的减少,世界农产品贸易竞争将异常激烈。由于金融危机,一些国家的货币将贬值,这将大大增加这些国家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为了减少或缓解危机对国内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影响,贸易伙伴国家可能采取进口保护措施,其中包括提高关税和配额限制。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了对抗由于贸易伙伴的货币贬值所增加的竞争力,波兰提高了某些重要商品的关税并引入了关税配额限制。1999年2月,配额按季度确定。以防止季节初期进口洪流的冲击。 (四)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影响的综合判断 目前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上。其深层原因是在农产品供给基本确定的前提下,需求大幅度萎缩。从短期来看,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对消费者是有利,但是从长期来看,并非如此。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将会切断国际低价农产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国内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幅度可 能不大;另一方面,供需矛盾可能再次出现。从需求来看,农产品的工业需求在2008年已经大幅下跌,总需求再进一步压缩的空间很小。从供给来看,生产要素投入(特别是农业投资)将减少。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将很难出现“V”型翻转,更可能会呈现出“U”型翻转的特征,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将较长时间保持衰退状态,持续时间可能是3-5年。金融危机较长时期的冲击下,可能导致农产品供给大幅减少。在需求基本不变,供给大幅减少的情况下,世界农产品价格可能再次上升。 三、我国应对世界农业形势变化的政策选择 面对金融危机带来世界农产品价格再次大幅上升的可能,我国要积极做好准备,千方百计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以减轻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甚至宏观经济的影响。 (一)加大支农投入,确保主要农产品充足供应 首先,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提高农产品产量。一是要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农业科技创新基金,重点支持关键领域、重要产品、优秀技术的科学研究。加快推进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整合科研资源,加大研发力度,尽快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高产、优质、高效的转基因新品种。二是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深入推进粮棉油高产创建活动,支持科技人员和大学毕业生到农技推广一线工作。三是开展农业科技培训,培养新型农民。采取委托、招标等多种形式,引导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等社会力量参与农民培训的活动中来。其次,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农产品损失。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是农业最重要的抗风险工具。因此,各级政府要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部署的政策措施,切实改善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调节和改良农田水分状况和地区水利条件,使之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促进农业稳产高产。第三,加大补贴力度,完善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离不开农民,需要坚持生产性补贴和收入性补贴相结合、综合补贴和专项补贴相结合,继续较大幅度增加对农民的各种补贴,提高补贴标准、扩大补贴范围、完善补贴办法,鼓励农民积极进行农业生产。 (二)加强宏观调控,确保主要农产品均衡供应 政府要密切跟踪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变化,不断完善储备吞吐调节机制,灵活运用多种手段,保证主要农产品均衡供求。一方面,统筹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合理安排进口,确保国内主要农产品均衡平衡。一是要把握好农产品进出口时机和节奏。要密切关注农产品国内外供求和市场变化形势,重点跟踪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产品市场供求状况,把握好农产品进出口时机和节奏。二是要健全高效灵活的农产品进出口调控机制。加强农产品进出口协调和管理,密切关注并及时分析农产品国内外供求形势和市场变化情况,及时把握国际市场重要农产品价格动态信息。做好粮食进出口调控工作,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另一方面,要加快物流体系建设,促进国内主要农产品区域间的均衡供应。大力培育农业龙头企业、社会中介服务组织和农产品经纪人等现代农产品市场流通主体。通过政策扶持和投资引导。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快推进主要物流通道和节点项目建设,推广应用散粮运输装卸新技术新设备,改善农产品物流条件。通过各类流通组织的积极参与,采用先进的物质技术装备,降低流通成本,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平衡区域间农产品供求矛盾。 (三)加强储备管理,确保主要农产品应急供应 首先,完善主要农产品的储备机制,增强国家储备体系。一是要完善国家、省市、区县三级储备机制,储好、管好、用好各级主要农产品储备。二是要提高企业、农户等主体农产品储备意识,鼓励其积极开展储备,使民间储备成为国有储备的重要补充,增强国家储备体系。其次。加强储备督监察,建立健全储备监督长效机制。要加大力度,采取多种方式,搞好各项专项检查,并且检查结果要严格把关,及时报送,加大对违规动用储备或虚报储备数量等行为的惩处力度。同时,通过建立健全库存监督检查的长效机制,推动监管工作向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科学化发展。第三,加强行情监测和统计分析,推动储备管理更加科学、规范、有效。要加强主要农产品市场行情跟踪监测及时掌握农产品市场动态。加强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建立与市场供求相适应的轮换机制,适时吞吐,控制风险,推动储备粮管理更加科学、规范、有效。 世界农业论文:探索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 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现状 我国现行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隶属各级农业行政部门的垂直层级结构,即称为垂直体系。该体系曾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农村经济体制发生变化,现行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出现很多不适应的地方。这些问题包括: 机构重叠,力量分散 我国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在全国是农业科技推广总站。这个主系统依次层层下来,一直到乡,从经费和人员来看,是个“倒三角”,即在与农民越接近的地方,越没有钱,越没有人去干活,而上面的钱很多,所以它是一个“倒三角”。很显然,这样的一个体系,不适合我国的经济现状。 经费不足,人浮于事 这样的结果,就形成了官方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现状:网破,线断、人散。特别是基层的农业科按推广人员,为了能养活自己,都去做生意(如卖化肥等)。 从“百万美元农业GDP拥有农业科技人数”图表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比例是最高的,说明“人多不干活”,导致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以及对农业的贡献在全世界属于最底层。 观念落后,机制僵硬 主要表现在:(1)推广理念――完成政府推广任务,忽视农民意愿;(2)推广方式――多采用行政手段,忽视市场机制:(3)推广目的――注重产量提高,忽视产业整体发展。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理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由两所大学、五所科研院所合并而来,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另外一个特色为,它是全国唯一的一所位于农村的大学,学校地处杨凌,位于西安和宝鸡的中间,以前是一个公社,现在已经成为全国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园区。 学校的办学目标是突出产学研紧密结合办学特色,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要创建世界一流的农业大学,就必须为农村、农民提供一流的社会服务。所以学校的服务方向是农民、农村和农业。这样的一个服务方向,不是以创收为目标,很大的一部分是公益性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提高学校为“三农”服务的能力7学校通过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的垂直体系层面的科技推广体系,决定来探索新的模式,即“探索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在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在政府的推动下,以大学为依托,以基层科技人员为骨干的农业科技推广的新模式“。 在提出新模式的同时,又要求遵循三大原则一是农民满意,即农民的腰包要鼓起来:二是政府满意;三是农业主管部门满意。 推广新模式的基本理念之一:产业化 就是要以提高产量和品质为目标,把人、专家和成果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化的载体。 推广新模式的基本理念之二:永久基地 要选择区域性、主导产业和中心地带来建立永久性的基地。只有永久的基地,才能真正显示高科技农业,使“顶天”和“立地”有机结合。通过永久性的基地,实现四个对接(1)大学农业专家和地方推广人员对接;(2)农业科研项目和农业生产问题对接:(3)农业技术服务和农民生产需求对接;(4)校内课堂教学和农村生产实践对接。 推广新模式的基本理念之三:全程质量控制 农业产业化最终从土地走到消费者餐桌的全过程,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失误,都会出现食品安全和各方面的问题,所以需要进行全程质量控制。 主要做法 在区域主导产业的最佳产区建立永久性试验示范基地 针对陕西的苹果、猕猴桃、甜瓜,茶叶、红枣、核桃、板栗和水产等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建立了一批永久性的、专业的试验基地和示范推广站。如,白水苹果示范基地、阎良甜瓜示范基地,眉县猕猴桃试验示范基地,西乡茶叶试验示范基地、长武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关中优质小麦示范基地、陕南中药材示范基地、陇县奶牛养殖示范基地等。此外,还与宁夏贺兰清真肉羊集团公司合作建立了肉羊推广基地,与甘肃泾川县合作建立了现代设施农业示范园、与省内外多家企业合作建立了酿酒葡萄示范基地等。每个示范基地拥有一支稳定的科技团队,这个团队由学校确定的首席专家挂帅,相关学科人员长期驻点服务,教师与学生流动参与。基地拥有四大功能:(1)示范的平台、培训的讲台;(2)教学、科研的“露天”实验室;(3)服务区域产业的推广中心;(4)逐步成为专业协会的组织枢纽。按产业链提供全程技术服务 以葡萄酒为例,从产地到消费者的酒窖和餐桌,这整个的过程,都会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这些技术服务以自主知识产权为优秀,同时将相应的技术武装起来,促进国际合作。另外,按照产销一体化的思路,帮助农民进行市场开拓。之后,把农民组织起来,探索建立新型农村合作组织,建立多层次的培训体系,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培训。其中培训有三个层面的措施:(1)长期培训,即推广措施和工程措施;f2)中长期培训1,把农民请到学校中,提供食宿进行培训,再把技术带回去;(3)田间、地头的现场培训。最后,建立便捷的信息传播体系,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包括实时的咨询。 主要成效 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的实践探索虽然刚刚起步,但已在推动区域产业发展中发挥出作用。如全国各产区的葡萄与葡萄酒示范基地,累计获直接经济效益150多亿元,间接效益400多亿元白水苹果基地通过实施“苹果产业化科技示范与科技入户工程”,2008年优果率较上年提高10个百分点,果农人均收入3000元,较上年净增300多元,苹果收入占到全县人均纯收入的80%阎良甜瓜试验示范站探索了“专家+基地+示范村+示范户”科技入户新模式,建立了10个示范村,100个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全区发展5万多亩,该产业将阎良区人均收入提高了1000元。核桃板栗试验示范站建立的560亩核桃高接示范园,嫁接成活率达95%以上:陇县奶牛示范基地培养科技示范户1000户,带动全县发展奶牛4.3万头,奶牛良种率由45%提高到65%,全县畜牧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例提高了10个百分点。 世界农业论文:试析世界粮食危机下我国农业国际化路径选择 [摘 要]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三大产业的一体化,目前我国农业的一体化进程不论从总量还是相对量来说都还处于落后状态,再加之世界粮食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农业国际化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关键词]世界粮食危机 农业国际化 路径选择 一、当前世界粮食危机概况 最近3年,由于国际市场粮价过高,已经导致多国发生了“粮食骚乱”。2010年由于受到全球极端异常气候的影响,全球小麦主产区的小麦产量大量减产;与此同时,全球主要大米生产国的大米产量剧减了30%,导致国际粮食总产量预期下降,国际粮价不断攀升。2011年国际粮食市场总体呈现“前高后低”的特点。受全球流动性依然宽松和极端天气影响,上半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四大粮食品种价格在2月份强势上冲,随后宽幅震荡,维持在2010年尾段较高位的运行区间。 二、世界粮食危机对我国农业国际化带来的挑战 1.世界粮食价格上升,导致我国粮食进口成本增加 据统计局初步统计,201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7121万吨,比2010年增产2473万吨,增长4.5%,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截至12月15日,全国粮食价格指数报205点,较去年同期上涨17个点,涨幅9%,上涨速度虽较前两年小幅回落约2个点,对比其他年份,仍属于高速增长,延续了近几年的上涨势头。 2.发达国家粮食出口国借口世界粮食危机继续加大农业国内支持力度,提高贸易壁垒 自2010年以来,美洲、欧洲、澳大利亚、和亚洲的主要产粮国均发生了罕见的气候灾害,导致各发达国家政府更加不顾WTO《农业协定》关于国内支持条款的规定,增加对农业生产者的绿箱和蓝箱支持,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2002年出台的农业法案就公开允许提高对国内生产者的补贴,努力扩大粮食出口;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却在不断完善国内农业保护体系,并形成了由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组成的农产品贸易保护体系。 3.国际跨国公司垄断了全球粮食市场,使得我国在农业国际化的进程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十几家跨国粮商和四十家中型企业几乎控制了全球食物链,而拥有世界大量粮食储备的“ABCD”四大粮商就已经控制了世界粮食交易量的近80%,这些企业靠着长期以来形成的垄断优势,运用各种资金运作消灭竞争对手,从而实现价格的控制和市场的控制。 4.粮食金融属性的增强考验我国国内粮食金融市场抗风险能力和与世界接轨的适应能力 当前粮食的金融属性已经超过了其商品属性,粮食贸易金融化程度已经大大加深。然而当前我国的农产品期货市场还存在交易品种少、规模小、投资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与世界农产品金融市场的接轨还不密切,国外农产品金融市场的波动将会对国内农产品金融市场产生一定的冲击,并间接影响我国农业国际化的进程。 三、应对世界粮食危机,加快我国农业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1.大力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 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对于解决全球粮食危机,推进农业国际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为此,应该进一步扩大国际农业技术的合作,利用自身在农业技术上的相对优势,输出我国的优势农业技术和装备;扩大优质农产品出口,进口我国短缺农产品,保障我国的粮食供应安全;实施多种形式的农业对外投资,形成生产、加工、贸易等领域全面发展的格局。 2.积极参与新一轮《农业协定》谈判,创造公平的农业贸易环境 当前的《农业协定》对我国农业发展的消极影响是明显的:承诺扩大大宗农产品进口配额,将对主要农产品的生产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减让,特别是进口配额的一部分必须分配给非国营贸易企业,将会影响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只有进一步改革《农业协定》中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条款,才能在公平合理的国际环境中促进我国农业国际化的健康发展。 3.培育大型跨国农业企业,打破国际农业企业的行业垄断 针对当前国际农业跨国企业依仗对相关农产品资源在生产、流通、销售渠道等方面的垄断,赚取垄断利益的行为,应该加快国有农业公司的改革,走开放之路;引入新的机制,优化资本结构,加强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步伐;按照现代企业的标准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进行产权改革,让农业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鼓励其朝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企业奋斗。 4.完善国内粮食金融市场,促进国内外粮食金融市场的一体化 为防止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上涨带动我国粮食价格的大幅攀升,必须尽快完善我国粮食金融市场,尤其是农产品期货市场。除了利用期货的套期保值功能进行风险的自我规避外,同时也要注意借鉴国际经验,重视期货品种的开发,服务于我国农业经济的需要,在适度开放期货市场的条件之下,做大做强我国的期货市场。在完善我国农产品金融市场的前提之下,实现国际国内农产品金融市场的接轨,争取实现农产品金融市场的国际化。 作者简介:彭昌发(1988— ),男,汉族,四川省德阳市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研究方向:国际贸易 世界农业论文:农业节水的世界经验 科罗拉多河流域较早应用立法开发和管理水资源 作为制约农业生产的两个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水资源的缺乏不仅仅是中国农业面临的迫切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农业共同面临的问题。 美国是实行水权较早的国家,水资源分配是通过州政府管理的水权系统实现的。水权是由法律确认或授予的水的使用权和处置权,是一种财产权利。水权可以继承,可以有偿出售转让,有的地方还可以存入“水银行”,这对用水者具有极大的经济激励作用。 以科罗拉多河为例,20世纪30年代,内务部垦务局在科罗拉多河上修建了库容达422亿立方米的胡佛大坝。同时在下游地区修建了几个较大的引水灌溉工程,如考契拉水利区、伊姆皮里灌区等。当时,由联邦政府协调,有关各州达成了分水协议,并得到最高法院的裁决。其中伊姆皮里灌区分到约84亿立方米的水量。当时洛杉矶的人口和规模不像现在这样大,所分得的水量较少。近年来,城市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迅速,需水量剧增,原分得的水量已不能满足需求。为此,洛杉矶大都市与伊姆皮里灌区于1985年签订了为期35年的协议,灌区将采取包括渠道防渗、把含盐较多的灌溉回归水与淡水掺混后重新灌溉利用等措施节约下来的水量,有偿转让给洛杉矶大都市。作为补偿,洛杉矶大都市负担相应的工程建设投资和部分增加的运行费(其中灌溉回归水掺淡水再利用的工程投资为700万美元,另加一定的运行费用等)。 为保障农业灌溉用水,亚利桑那州颁布法律规定,如果城市要使用或购买农村地下用水,必须交纳“地下水经济发展基金”,该基金用来弥补受损失的经济活动。 在科罗拉多州,存在一种在干旱时期暂时转让灌溉水权的选择性合同(Option contracts)。城市部门与农村通过充分协商、谈判,来决定转让的水量和方法以及输水时间和价格等。合同中的条款很重要,它要明晰买卖双方的责任和权利,并且应具有灵活性,最终使双方都能从中获利。 日本《河川法》明确规定,历史上沿袭下来的农业稻田灌溉用水属“惯例水权”,占有优先,禁止水权交易。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方面用水需求增加,争水矛盾突出,法律规定在高效利用、节约保护水资源的同时,可通过拥有水权的用户相互协商,对用水进行控制和调整用水量。近年来,日本出现了由城市部门提供部分灌溉设施改造费用,提高灌溉用水效率,节约下来的水则由提供投资的城市部门使用,这是激励农民进行设备更新的一种方法,这种间接的改变用途的水权转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节水农业的发展,保护了农民利益。 明晰农业水权,允许水权转让的政策,不仅有利于成功地实现公平有效的配水,限制农民无节制的用水,同时又激励了农民们的节水积极性,促进了农业节水技术的发展和提高。 健全农业节水投入机制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农业节水都有一定的扶持,如政府无偿投资、无息或低息贷款等。政府扶持与农民投入相结合,加大了农业节水投入力度,有力推动了农业节水的发展。 美国政府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干旱缺水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灌溉用水问题,长期以来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首先,在工程计划方面优先安排灌溉工程项目。仅1902~1991年的89年间,联邦政府通过垦务局完成了106亿美元的水利工程补助性投资,其中20亿美元为灌溉设施投资。 其次,给予长期低息或无息贷款是联邦政府扶持兴建水利工程的一个有效方法。对于一些农民急需而又缺乏资金的工程,只要农民提出申请,联邦政府会迅速提供必需的、长期无息贷款或低息贷款,偿还期限为40~50年,年利息为3%。农民在还清全部贷款后,其产权则归农民所有,这样既提高了农民兴建水利工程的积极性,又促使农民管好、用好水利工程,建立起良性的经济运行机制。 第三,为了鼓励农民兴建水利工程,联邦政府通常采取向农民赠款建设工程的办法,一般赠款额为工程总投资的20%。 第四,在税收方面,联邦政府也采取优惠措施,水利工程免缴任何税赋,并可获得所征收的财产税中的一部分收入用于偿还水利贷款,使工程做到按董事会决策的水价征收水费,达到收支平衡,良性运行。 此外,政府还根据需要,通过发行建设债券或从某些受益行业中提取建设基金等,支持灌溉工程建设。以色列国家供水工程投资全部由国家负担,对供水系统的运行维护费用,用水者负担主要部分(70%),政府负担小部分(30%)。国家负责建设和管理骨干水源和供水管网,把灌溉水送到基布兹(一种集体农庄组织)或莫沙夫(由个体农户组成的合作社)的地边上。农场内部节水灌溉设施的建设全部由农场主自己负责,经费有困难时,可以向政府申请不超过总投资30%的补助,银行还可提供长期低息贷款,由政府给予担保。国家水管理单位收取的水费不够运行开支时,每年作出预算经审核批准后由政府给予补贴。 澳大利亚灌溉工程斗渠以上的部分由政府投资兴建,并成立专门机构管理。农场内部设施由农场主自己负责。管理单位所收水费只够渠系输水工程运行维护费的70%,其余部分由政府补贴。农民兴建节水灌溉工程可向政府专门机构申请比普通商业贷款利率低7个百分点的优惠贷款。另外,州政府还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农业用水更新用水技术和设备,如政府承担的对其他经济部门的关税补贴更多地向农民转移,以提高农业投资节水灌溉设备的能力,使其灌溉技术向国际先进水平发展。 在日本,中央政府负责修建诸如水库、引水坝、干渠这类灌溉设施,地方政府负责修建向农田供水的支渠,用水户协会负责毛渠的修建。各级政府对灌溉工程设施给予相当大的财政支持,灌溉面积500公顷以上的干渠,由国家兴办,总投资的2/3由中央承担,县(相当于我国的省)承担23.4%,市、町、村及受益农户只承担余下的10%。如果市、町、村和农民无力支付,通常先由政府垫付,工程建成收益后,再分年归还。县兴办的灌溉工程,总投资的一半由中央政府负担,县政府负担25%,市、町、村及农户负担25%。农户联合兴办的小型灌溉工程中央补助45%。 合理的水价政策体系 从全球范围看,灌溉用水的水价远低于生活、城市和工业用水。即使是在像美国、以色列这样的灌溉系统能够达到自我维持发展的国家,其灌溉用水的价格仍然远低于其他用水的水价。但是,为了鼓励农业节水,各国都制定了相应的水价政策。 以色列实行全国统一水价,通过建立补偿基金(通过对用户用水配额实行征税筹措)对不同地区进行水费补贴。不同部门的供水实行不同的价格,用较高的水价和严格的奖罚措施促进节水灌溉。 为鼓励农业节水,用水单位所交纳的用水费用是按照其实际用水配额的百分比计算的,超额用水,加倍付款,利用经济法则,强化农业用水管理;对配额水的前50%的用水按正常价收费(0.1美元每立方米),其余的50%将提高水价收费(约0.14美元每立方米);对于超过配额用水的前10%,定价为0.26美元每立方米;再多的超额用水为0.5美元每立方米。此外,为了节约用水,鼓励农民使用经处理后的城市废水进行灌溉,其收费标准比国家供水管网提供的优质水价低20%左右,其亏损由政府补贴。 以色列的农业用水水价政策,不仅保证了农业用水需求,而且鼓励或迫使农业有效节水,使其成为国际上农业节水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美国水价制定的总原则是:供水单位不以赢利为目的,但要保证偿还供水部分的工程投资和承担供水部分的工程维护管理、更新改造所需开支。同时采用不同级别的水价政策,包括联邦供水工程水价、州政府工程水价以及供水机构的水价等,各类用水实行不同的水价。联邦工程灌溉用水水价,只要求偿还工程建设费用,不支付利息;州政府建设的水利工程灌溉用水,必须支付全部的运行费、所分摊的投资和利息及其他费用;灌区水管部门从水利工程处购水再卖给灌溉用水户,灌溉用水费除水利工程购水费外,还包括灌区水管部门的配水系统成本、运行维护费、行政管理费。 美国所采用的水价结构随水资源条件不同各地有较大差异,但近年来都逐渐采用有利于节水的水价结构,累进水价。另外,农民使用处理后的废水(可达到地面水三类标准)发展喷灌、灌溉牧草等,水价只有正常地表水供水价格的1/3左右,也比抽取地下水便宜。 澳大利亚的供水分为政府控股、政府作为基础设施管理兼有经营、私营等三种,不管哪种模式,对于各用水户都按全成本核算水价,包括年运行管理费、财务费用、资产成本、投资回报、税收、资产机会成本等项构成。灌溉水价主要根据用户的用水量、作物种类及水质等因素确定,一般实行基本费用加计量费用的两费制。全澳要求在2001年实现农业用水的水价完全包含成本。灌溉供水不取利润,供水单位是不赢利的;政府管理的灌区所收水费,只能用于工程维护和运行开支,水费要收支平衡;开支后的结余可接转下年用于工程维护,而不能用于发奖金等,以保持事业性水利管理单位的廉洁、高效。 澳大利亚和美国是完全采取市场制的水价政策,农业用水水价虽不以赢利为目的,但要求完全收回成本。 重视农业节水科研 以色列农业成功的奥秘在于良好的推广服务体系和高水平的农业研究组织两大体系紧密合作。以色列建立了一套由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农民合作组织紧密结合的农业研究和推广体系。科技课题直接来自于生产实际,并由生产部门提供科研经费及试验基地,由农业部下属的农业研究组织承担。成果通过农业推广技术服务站以培训班、示范点等方式推广,所创利润由生产部门和科研部门双方分成。这种以生产引导科研,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农业科研推广体系取得了显著效果。 以色列每年用于农业研究与开发的投入达8000多万美元,占农业GDP的2.6%,居世界第4位。尤其在农业节水灌溉技术方面科研投入十分巨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节水灌溉技术和设备,已成为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美国在农业节水方面是教学、研究、延伸服务一体化。农业部自然资源保护局,即原农业部土壤保持局,是负责美国全国田间灌溉和用水的机构,它在全美各地有十多个从事农田灌溉试验的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通过观测试验改进各种灌溉技术、灌溉方法,提供各种信息和技术服务,并无偿对周围农民进行培训。农业部有一笔专项资金,补助各中心建立自己的示范区,通过这些手段,引导农民自觉地采用先进的灌溉技术。 美国的灌溉用水推广机制是一种以股份公司为主体的企业型管理运行机制,辅以少量的事业性单位企业型管理。在这种机制中,各级董事会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董事会负责水管理中重大事项的决策和协调,并决定经理和工作人员的聘任与否,而不是由政府任命。各灌区参与管理的代表,则更是由用水户直接选举,别人不能干预。董事长、经理及工作人员除对国家法律负责外,还要对广大用户负责。 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型灌溉工程的运行、维护、管理多为政府部门所控制。近年来的实践表明,政府管理的灌溉工程由于资金不足,导致工程设施老化严重失修,灌区水利用率下降。而用水户由于得不到及时、足额的灌溉供水,因此对工程的运行管理漠不关心。 为此,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制定有关政策、法规,鼓励用水户更多地参与灌溉管理,以改进灌溉工程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提高灌溉用水效率。具体做法是,将许多基本的灌溉管理职能从国家机构转移到私营机构、非政府组织或以农民为主的地方组织。最常见的灌溉管理转移形式是将灌溉管理职责从中央政府的灌溉机构转移到财务自主的地方性非盈利组织,此类组织一般由灌溉工程受益区用水户组成,或者用水户在该组织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灌区运行和维护责任的转移,导致用水户必须支付灌溉用水的实际成本,促使用水户自觉节水。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推广变革启发 一、世界农业推广体制的现状及趋势 (一)政府兴办农业推广是当今世界的主流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了保证国内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应,即食物安全,世界各国都以政府办的农业推广组织作为主体。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全世界约有150个国家农业推广组织的主要形式是以农业部为基础的官方机构,其比例高达81%。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农业推广的组织形式都是以政府农业部为基础的官方机构,美国虽然州及州以下农业推广组织是以大学为基础,但仍是政府办的官方机构,联邦农业部设有推广局,是全国农业推广工作的领导者和主要管理者[1]。 (二)政府财政支持是推广经费的主要来源 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过立法,确立农业推广事业和推广机构的法律地位,也保证了推广经费的来源。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调查,全球农业推广经费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约为60亿美元,平均每个推广员经费为1.1万美元。农业推广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世界平均为0.5%。如美国的农业推广经费由农业部承担20%-25%,州政府承担50%,县政府承担20%-25%,私人捐款仅占一小部分[1]。英国的各级农业推广组织的经费开支均由各级政府提供。近年来,农业推广投资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农业推广组织重视自我积累,除了社会、团体、企业,甚至慈善机构的投入外,对推广服务实行直接收费的做法不断增加,特别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它们中多数成员至少有20%的推广经费来自直接收费。 (三)农业推广私人化悄悄兴起,农业推广商业化势头加强 在一些发达国家,传统的农业推广模式中由政府农业推广机构通过教育与培训和咨询服务来传递和扩散农业科技成果的方式正发生改变,农场主为了提高农产品数量和质量,降低成本增加效益,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纷纷要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直接参与农业生产,解决实际问题。出现聘用专门技术顾问,并提供报酬的农业推广私人化形式。同时,世界上许多农资生产公司派出推销人员,在农村推广产品的过程中传授农业技术和新产品的使用技术,成为农业推广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如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和非洲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农业推广工作既有国家推广人员,也有商业公司的推销人员,从而调动了广大推广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推广的效率和效益。 (四)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生产结合越来越紧密 在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与生产相结合方面,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重视面向市场,通过推广人员与农业生产者之间上下结合,双向互动,使推广工作更具针对性。特别是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农业教育工作,以提高教育为先导,建立庞大的成人教育工程,尤其重视普通大众和贫困地区的教育援助。如韩国为农民举办各种培训班,几乎每个农户每年都接受1次培训,农民素质不断提高。多数农业推广工作做得好的国家,其农业推广与农业科研、教育三者都结合得很密切。此外,在政府推广机构与生产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联合方面,亚洲的日本、韩国的“农民协会”,重视农民组织在技术推广和农村开发中的作用;丹麦、荷兰等国的农民合作社等生产经营组织,通过各组织间的紧密联合,成为农业推广面向农场(农户)的主要渠道和十分有效的途径。 (五)农业推广正向形式多样化、服务有偿化转变 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农业推广形式越来越多,通过计算机网络推广农业技术知识越来越普遍,农业推广人员提供无倾向性的实用知识,由农场主自主决定采用与否。如加拿大农业推广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形成全国性的电脑信息网络,并且通过卫星传送与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连接起来,在已入网的农户中可以随时获得10分钟之前的国际农产品市场最新信息。在不同地区农业推广机构与农户之间还建立了电子邮件传递系统,迅速传递农业技术资料。此外,农业推广服务方式也有所改变。如英国农渔部设立的农业咨询所(ADAS)、新西兰的“新西兰农业”的推广技术服务公司,以及墨西哥、澳大利亚以及拉美的智利、哥伦比亚等国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有偿服务方式,以弥补农业推广经费的不足。 (六)狭义的农业推广正逐渐被广义的农业推广所取代 传统的以改良农业生产技术为手段,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为目标的狭义农业推广正转向广义农业推广,农业推广不仅单纯地推广农业技术,还包括教育农民、组织农民、培养农民带头人及改善农民实际生活质量等方面。它是以农村社会为范围,以农民为对象,以农场及农户为中心,以农民的实际需要为内容,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为最终目标的农村社会教育,它不仅使农民获得实用知识和技能,而且特别强调注意改变农民的态度与行为,提高农民素质和团体发展能力,改善农民生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如美、日等国通过地方志愿者,德国政府通过官方推广咨询机构,以改进农民家庭的生活条件,提高其生活水平为目标,根据农家及企业的需要,面向全体农民开展全方位的无偿服务。 二、目前我国农业推广体制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推广的管理体制不健全 我国当前农业推广是政府直接领导下的农业推广,在管理体系方面存在着条块分割、多头管理、机构重复、力量分散,组织创新滞后,难以形成合力等问题。各级农业推广机构既受农业行政部门的直接领导,又受上级推广机构的业务指导,在组织管理上具有双重性。由于行政部门的直接领导权大于推广机构上级的业务指导权,使得农业推广机构的组织领导功能较弱,农业推广部门的工作较多的是围绕农业行政部门的工作来开展,对行政部门负责,各级农业推广机构由于相互之间的管理权受限制,其业务上的指导和建议不能真正发挥作用。 (二)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生产未形成有合力的运行机制 我国现有农业科研、农业教育与农业推广部门分属不同的政府行政部门管理,各自独立,自成体系,只有工作上的相互协作,没有管理体制上的内在联系,相互之间协调困难,导致科研成果与市场需要严重脱节。此外,农业科研院所与农业高校的科研行为与市场需求、农业需要存在较大差距,导致农业科技成果的有效供给和农民的有效需求不足,严重削弱了“教育、科研、推广”三者相辅相成的整体功能的发挥。 (三)农业推广投资机制不健全,资金短缺,工作难以开展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推广是国家出钱,农业科研院所和农业高校进行研究开发,农业企业、农民无偿或低偿使用和受益,使得投资渠道单一,资金严重不足。据统计,目前我国农业科研经费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不到0.25%[2-3]。很多地方农业推广经费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一些地方政府大幅削减推广事业经费,相当一部分基层推广人员没有稳定的收入,有的甚至难以保证基本生活,使农业推广体系面临“线断、网破、人散”的危险。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农业推广工作的开展,使得一些新的综合配套技术无法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 (四)农业推广局限于狭义的农业技术推广 我国目前的农业推广注重农业实用技术的应用推广。农业推广机构主要承担把科技成果和实用技术通过试验、示范、培训指导及咨询服务等介绍给农民,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等工作,忽视了农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这种状况已越来越不能满足现代农民在商品经济竞争中对科技、市场、金融、文化等方面信息和服务的需求。 (五)农业推广人员队伍残缺,综合素质不高 我国目前农业推广人员数量少且素质较差。据统计,我国农业推广人员只有88万,初中以下的就占60%,平均万公顷土地仅有12个技术人员,万名劳动力仅有0.16个技术人员[4]。在布局上呈“倒金字塔”型结构,县级农业推广人员占的比重大,而乡村两级的农业推广人员所占比重小,并有下降的趋势;农业推广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偏低,由于基层推广机构待遇低,工作艰苦,人才断层问题普通存在。在这些农业推广人员中,接受高层教育人员比例少,人员素质偏低,大部分是属于种植业产中服务型人才,而养殖业、农村非农产业和市场服务人员比重偏小,农业推广人员缺乏综合性、多学科知识,难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六)农业推广形式单一,手段落后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推广主要是通过行政指令来搞项目推广,农民在推广计划实施过程中参与程度低,农民不能成为农业科技成果的积极用户。农业推广形式还未从过去推广什么农民就接受什么转变为农民需要什么农业推广部门就推广什么,尚未形成“市场—项目—成果—推广”的农业市场反馈机制。在推广手段方面,多集中于技术讲座、技术示范等传统方式,农业信息技术,如信息网络、远程教育、互联网等新的推广技术手段未能得到有效应用。 (七)农村教育总体上还比较落后,农民文化素质低 目前,我国农村教育总体上仍然比较落后。据统计,我国(内地)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5%,人口素质低,文盲和半文盲人口2.19亿。在农村就业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占35.9%,小学文化程度者占37.2%,每万人口大学生数为4名,平均文化程度为4年。而在美国,农民受教育年限平均为12年。到2000年,农村普及9年义务教育地区的覆盖人口仅达到54%左右[5]。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低与农业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已成为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沉重包袱。 三、发展面向世界的我国农业推广体制的几点启示 (一)建立以国家农业推广机构为主,多部门协作的农业推广体系 为了保护农业,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保持农业的基础和战略地位,保证食物安全,在我国经济不发达、资源相对匮乏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国家兴办农业推广的主体作用,有利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发挥,有利于把农业科技成果和先进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现有国家农业推广机构的管理体制方面,应借鉴美国、日本、泰国等农业推广组织实行垂直领导的经验,打破目前的条块分割的状况,加强农业推广机构上下级之间的垂直领导和组织协调。随着农业推广由一元化演变为多元化,建议建立起一个高层次的部级农业推广协调机构,加强宏观调控,完善农业推广体系,建立有效运行机制。并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和非政府社会组织的职能,使多元化农业推广机构有序地、公平合理地竞争,发挥各自优势,在竞争中合作和发展。 (二)建立多渠道的农业推广资金融资投入机制 在国家财政作为农业推广经费主要来源的前提下,要大力发展合作推广,建立多渠道融资投入机制。通过立法手段,争取保证国家财政每年投放到农业推广的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0.5%以上。要借鉴美国多渠道多元化筹资经验,制定优惠政策,设立农业推广基金,广泛在社会上筹资作为农业推广基金的主要来源,包括鼓励民间、私人投资于农业推广。可以通过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和技术承包等多种形式开展农业推广有偿服务,或兴办各种经济实体,如示范农场、植物医院等,有条件的可尝试实行股份制,通过多种形式壮大农业推广组织的“自我造血”能力。 (三)加强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的结合 农科教结合、产学研一体化是振兴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农业推广与农业科研、教育密切结合是多数农业推广工作做得好的国家的一条重要经验。美国以州立大学为基础,将州级农业推广机构设在州立大学内,在农学院直接领导下,农业推广、科研与教育密切结合,堪称典范。日本的农业普及事业协作组织机构,将农业科研单位、学校和改良普及所等相关组织联系起来,实现了科研、教育与推广的有机结合[6]。我国的农业推广应充分调动农业科研机构、农业高校、农业推广机构的积极性,在新形势下创造其有效合作的新模式。同时,增强农业推广工作的综合服务功能,在农业产前引导、产中指导、产后促销方面多下功夫,根据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来开发科研成果、开展推广服务工作。此外,我国有近70所农业高校,要重视农业高校在农业推广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使之成为中坚力量。 (四)扩大农业推广内涵,充分发挥农业推广工作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随着各国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农民对农业推广的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得农业推广的内涵更为丰富。借鉴美、日、法、德等国的农业推广经验,农业推广应在保证农业生产实用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作为重点和基础地位的同时,还应大力开展家政服务,通过家庭示范和家务咨询等,改进农民家庭的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此外,环境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维护生态环境、社区和农村地区开发,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农业推广的一个重要目标。 (五)积极发展农业信息技术,实行多形式的农业推广 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其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在知识技术更新加快,信息传播越来越重要的现代社会里,迫切要求农业推广的形式和手段的创新。面向新世纪,我国的农业推广工作应大力发展农业信息技术,加大信息网络建设,整合网络资源,丰富网上信息,实施网络进村入户工程,利用信息高速公路向广大农民普及推广科学知识、先进技术等,为农民提供全方位服务,用信息化带动农业现代化。同时,要充分发挥推广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协会、企业、农民等多方面积极性,通过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等多种形式,开展农业推广工作,培育农业技术市场,推动农村致富奔小康。 (六)鼓励建立多形式的农业推广组织,实行推广队伍多元化 农业推广组织对发展农村经济,帮助农民进入市场有着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强大的生命力。实践证明,农民专业技术协会是一种很受农民欢迎的民间合作经济技术组织形式。在日本、韩国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农协在农业推广工作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农业推广工作中,要充分认识到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的重要作用,尽快制定农民专业技术协会有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的法律地位,提供优惠政策,加强宏观管理和指导,大力发展农民、企业技术推广与服务组织,支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发展,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专业性、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并使其不断完善、健康发展,使之在推进农业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七)以教育为先导,不断提高农业推广人员和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农业推广人员的知识更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是优化队伍结构的重要途径,是提高农业推广工作水平的重要保证。在推进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农业推广队伍的人才结构和推广人员的知识结构要不断进行调整,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要加强现有推广人员的综合性、多学科方面知识培训,以在岗学习为主,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相结合,促使他们不断更新知识,扩大知识面,提高农业推广的服务水平。此外,农民是农业技术和信息的接受者,要提高推广效率,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提高全体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目前,我国农业推广工作要通过农业广播学校、电视大学、技术讲座、专业培训、职业高中、信息网络、远程教育、函授和夜校等多种形式,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的农民技术员队伍,把科学技术送到千家万户,传授到田间地头,提高农民科学种田水平,加速农民知识化进程。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信息化发展思路 1美国 美国的农业信息化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50~60年代的广播、电话通讯信息化及科学计算阶段;20世纪70~80年代的计算机数据处理和知识处理信息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知识的处理、自动控制技术的开发以及网络技术的应用。 (1)20世纪50~60年代的广播、电话通讯信息化及科学计算阶段自从1844年莫尔斯(S.F.B.Morse)发明第一封电报起,人类就进入了电子信息传播时代。1946年贝尔实验室研制成功真空晶体管后,美国的无线电声音广播开始进入普及阶段。此后随着图像传递技术的发明,美国的无线电声像广播得到了迅猛发展,并在农村地区得到了普及,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农业信息化进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的农业信息化进入广播、电话阶段。据美国农业部统计数字显示,20世纪50年代,电视已基本在美国农村地区普及。1954年美国农村居民的电话普及率为49%,到1968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83%。从1962年开始,美国开始资助在农村建立教育电视台。电话和声像广播在农村的普及,可以把大量的农产品市场信息和科技信息传递给农业生产者,起到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和稳定农产品市场行情的作用。此时,计算机才发明不久,体积较大,运算速度较慢。计算机在农业上的应用还仅局限于科学计算阶段。例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科学家运用线性规划对饲料配方和饮料问题的处理等。 (2)20世纪70~80年代的计算机农业数据处理和农业数据库开发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寻求计算机以开发潜在的战略价值。这促进了计算机的研究与发展。1944年霍华德.艾肯(1900~1973年)研制出全电子计算器;1946年标志现代计算机诞生的ENIAC(TheElectronicNumericalIntegratorAndComputer)在费城公诸于世;1956年,晶体管在计算机中使用,晶体管和磁芯存储器导致了第二代计算机的产生;1958年发明集成电路后,计算机制造商开始面向普通消费者开发微型电脑。1981年,IBM推出了用于家庭、办公室和学校的个人计算机(PC)。此后,整个80年代个人计算机的竞争使得价格不断下跌,个人微机的拥有量不断增加,计算机继续缩小体积,从桌上到膝上到掌上。与IBMPC竞争的AppleMacintosh系列于1984年推出。电子计算机的商业化经营和实用化推广,带动了美国农业数据库建设、计算机网络等方面的建设。1985年,美国对世界上已发表的428个计算机化的农业数据库进行了编目。这些数据库是当代最重要的农业信息资源。其中最著名、应用最广的是:美国国家农业图书馆和美国农业部共同开发的A-GRICOLA,它存有杂志论文、政府出版物、技术报告等;由联合国粮农组织生产的AGRIS,存有10万份以上的农业科技参考资料;还有信息研究系统CRIS,该库可提供美国农业部所属各研究所、试验站、学府的研究摘要。数据库应用系统则有不同的目标,它们分别服务于农业生产、管理和科研。如美国还建有全国作物品种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可在全国范围内向育种家提供服务。现有60万个植物资源样品信息被计算机化,可用计算机和电话存取。 (3)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自动控制技术的开发以及网络技术应用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计算机应用逐步推广到农场范围;到1985年,美国已有8%的农场主使用计算机处理农业生产,其中一些大农场则已计算机化。迄今,计算机的应用,给美国的农场管理与生产控制、科研和生产带来了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 2日本 日本农林水产省对农村地区的信息化建设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农事广播(有线放送)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开始逐步建立和完善农业管理(计算机)中心、以及农村有线电视放送(CATV)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提出“GreenUtopia构想”,顺应了当时新闻传媒的潮流,对农村信息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到了80年代末,由于各种信息机械的迅速普及与网络化的发展,农村信息化政策业不断地进行扩充,农村地区的信息化程度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到1998年底,在日本各都道府县建立的与农业信息化相关的网络中心等机构有67个,平均每个县有1.5个农业信息中心。另外在全国各地有38个研究机构开展的信息化软件开发以及信息化应用研究等课题。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了农业技术信息服务全国联机网络,即电信电话公司的实时管理系统(DRESS),其大型电子计算机可收集、处理、储存和传递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技术信息。每个县都设有DRESS分中心,可迅速得到有关信息,并随时交换信息。 3德国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德国农业广播、电话、电视等通信技术发展,并在农村地区普及。是德国农业信息传播的初级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是德国计算机数据处理、建立数据存储等农业信息化技术从初级阶段走向成熟的阶段。如早在1976年就使用计算机计算每块地的面积、登记每块地的类型及价值。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各地区、村庄、道路的信息系统。80年代中期,德国政府委托有关研究部门建立了全德国的地区农业经济模型,后来经过不断地补充和修正成为很成熟的农业信息处理系统,为有关决策提供服务。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是德国计算机数据处理、数据模拟模型技术开发走向应用的阶段。在此时期,德国在农业的数据库技术研究开发建设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如B.Hau(1985)设计了害虫管理数据库系统,用于作物害虫信息的采集、存储、查询和应用。J.Lipinski(1988)设计了农药残留数据库IN-TERPRET,科学地管理农药残留数据。G.Teubner(1989)设计了植物保护剂数据库,用于植物保护剂的数据管理和开发利用。E.moll(1990)建立了苹果害虫管理数据库,将苹果害虫的生物学特征、发生与危害、防治方法等信息科学有序的管理起来,方便查询与开发利用。D.Blumenbach(1986)研究建设植物保护文献数据库PHYTOMED,用于德文和英文文献的的管理。进入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在德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电脑广为普及。通过Internet联网,德国已拥有了发达的通讯网络。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互联网络的出现使农业信息的传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大型而低效的数据存储设施被高效的计算机系统所取代。目前,德国通过各种网络的连接,可查找到各种专业研究信息、科技管理信息和经济等方面的信息。 4法国 在1997年前,法国信息化还相对滞后。在信息网络方面,法国落后于英国和德国,当然也落后于美国和加拿大。从1997年开始,法国政府将信息社会的发展摆在了优先位置,前总理奥内尔•若斯潘(LionelJospin)于当年启动了“信息社会项目行动(PAGSI)"。经过不懈努力,法国已经在信息化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法国家庭电脑配备在1997年到2000年几乎翻了一番。在2000年末,个人电脑家庭配备率介于26%~33%之间,增长幅度基本上达到了该时期欧洲平均水平,由此也促进了法国农业信息化的发展。2000年,法国有700万至1100万个英特网用户。法国在家庭、公共场所、农业企业及工厂的英特网用户的增长幅度大大快于欧洲平均水平。为了加快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步伐,法国政府计划于两年内把全法互联网络建设年度投资额提高到目前水平的2倍以上。 5印度 印度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农业研究中使用计算机。第一台计算机是1964年安装的,是一台IBM1620-Ⅱ,在新德里的印度农业统计研究所(IASRI)用来进行统计数据的分析。IASRI的计算机系统1977年升级为B-4700。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IASRI应用计算机进行气象学、遗传学和产量预测方面的研究。1971年印度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信息系统(NISSAT)。国家科学技术信息系统归国家科学与工业委员会领导,不是一个大的领导实体机构,而是一个协调性组织。其目的是把信息系统和服务中心相互连接,成立一个整体性信息服务网。通过协调,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信息资源和基础设施,避免重复,实现优势互补,提高信息服务效率,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在1979~1985年间,IASRI通过农业科技信息系统来提供服务,之后则由位于新德里的农业研究信息中心来提供这项服务。1983年,IASRI成立了一个农业统计和计算机应用高级研究中心。20世纪70年代,一些农业大学,比如G.B.Pant农业技术大学也在应用印度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电脑来进行数据处理和学校管理。1985年左右,流行病学的研究数据库和疾病信息系统就开始使用小型个人计算机。直到1990年,个人计算机才开始在农业研究院所普遍使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决定实施农业研究信息系统(ARIS)项目,以信息技术促进国家农业科研系统的发展,资金来源于国家农业研究项目基金。建立农业研究信息系统的主要目的是:使农业管理人员和农业研究人员快速而方便地获取信息;利用国家农业研究系统的基础设施搜集、加工、储存、检索和利用信息;在国家农业研究系统内部全面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提高研究项目规划、执行、监督和评价的能力。 6韩国 (1)韩国农业信息化起动阶段(1986~1993年) 进入20世纪80年代,韩国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随着农业现代化和集约化水平的提高,农作物的单产也较大幅度的提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耕地锐减的负面影响。韩国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把农业信息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一阶段农业信息化的特点是主要在基础设施建设下工夫上,首先,加大对通讯设施的投资,1986年在这方面投资高达20亿美元,占政府投资总额的7.7%。其次,鼓励私人企业介入。1989年国家通讯部宣布了若干项通讯市场自由化措施,尤其是建立增值网的措施,加速通讯基础设施包括信息网络的建设,到1994年全国拥有电话线2078万条,并且全部实现自动化。1988年韩国数据通讯株式会社(DACOM)研制出一种尖端电讯网络,可以提供电子邮递、资料库和增值网信息等服务,大大地改善硬件设施的环境,为农业信息化搭好大展宏图的舞台。 (2)韩国农业信息化初步发展阶段(1994~1999年) 1994年韩国推出《农渔业振兴计划和农业政策改革计划》,加强科技其中包括信息技术对农业的投入。在振兴农业的过程中,农业信息技术开始发挥作用。这一阶段农业信息化的特点是强化了政府在信息化过程的作用。 (3)韩国农业信息化深入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韩国作为农业信息化起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采取农业信息化的“追赶型”模式。“追赶型”国家有可能借助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相对于工业化进程来说提前进入信息化时代,并利用信息化技术反过来推动和改造传统的农业,甚至于形成“工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的新模式。这一阶段信息化的主要特点是更注重于信息技术应用的实效。 7越南 越南的农业信息化起步较晚,在世界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建立互联网络,2000年正式加入东盟电子协议。目前,越南农业和农村发展部在实现电子化管理过程,政府吸取了许多国家的经验,计划分4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建立网站,为人民提供基础信息;第二步建立并扩大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贸易信息系统;第三步建立用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软件工业,尽力替代进口软件,并逐步实现出口自己的软件;第四步是为了适应技术开发的需要,加强对农业信息技术专家的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