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将德育教育渗透于教学中的必要性 新时代的青少年思维活跃,物质生活条件优越,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极强,但其在成长过程中也存在不足之处,这些成长过程之中所表现出的不足,对青少年学生的发展起着严重的制约作用,对青少年的发展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部分青少年缺乏关爱意识,以自我为中心,不关心学校和社会的发展,民族意识薄弱,缺乏信仰和理想,且心理承受能力差,经受不住挫折和考验。针对青少年的这些不足之处,加强德育教育显得十分必要。加强德育教育有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心,培养国家观念和民族自豪感,有利于青少年塑造健全人格,全面提高自身综合能力,成为新时代的复合创新型人才,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德育教育的原则性 1.遵循教学内容的客观性原则 在历史教学中,教师不应当把个人的想象和文学作品当作历史传授给学生,也不应该将自己的爱憎加于学生身上,应该遵循历史的客观性原则,不可脱离历史事实进行教学。一位优秀的历史教师应该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历史教学工作,因为只有热爱才能使教师对历史教学工作倾注更多的时间与心血。历史知识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发展与特定的历史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教师在历史知识教学的过程之中不能埋头只读书本,应该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实际,结合特定时期的政治与经济发展,以及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构成来理解历史知识。例如,在教学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知识时,应该使学生首先了解春秋战国时期激烈的社会变革与社会的动荡,在这大的社会背景下,让学生理解生产力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是时代变迁的必然,如果在教学中抛开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去谈文化的发展,学生就很难理解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文化大发展的局面。 2.教学过程中的目标性原则 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具有目标性,应将中华民族几千年沉淀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教导给学生,应该把握好教材,因地制宜的对学生实施德育教育,教师应该创新教育理念,为提升青少年的综合素质不断奋斗和努力。加强新教育理念的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与综合素质。新课程教学目标对教师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教师不能够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就无法在课堂教学中实现教学目标的有效达成。 三、初中历史教学中德育教学的内容 1.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爱国教育属于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部分,爱国主义精神早成为当代大众的精神财富。爱国主义思想是国家和个人发展的前进动力,贯穿于历史发展的始终。中国发展历经磨难,正是爱国主义的存在,促进中华民族发展壮大。在初中教学中,应该把爱国教育贯穿于历史教学中,使学生通过加强学习历史来掌握爱国主义精神,成为新时代爱国的中学生。教师可以利用课本内容、历史资源讲解历史知识,促使学生认识民族文化。例如,讲解四大发明等科技,可以激发学生的爱国意识和自豪感,使学生了解祖国的强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应该采取多样化的教学形式,可开展课外活动,丰富学生的历史学习生活;可组织课外阅读,阅读等人的事迹;可组织学生观看爱国主义电影,比如关于甲午战争、中,爱国将领的牺牲,在多种多样的教学形式中使学生认识到历史事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 2.引导学生树立远大志向、理想理想属于学生生活的重要推动力,树立理想有利于学生找到目标,坚定学习的信心。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许多内容均具有正能量。初中时期正是学生树立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重要时期,教师可以借助历史人物指导学生进行分析,或是引导学生学习和理解名人名言,树立远大理想。例如在学习陈胜和吴广起义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分析这一历史事件,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见解,通过同学之间或者与老师的互动,使学生认识到历史人物的勇敢性和历史事件的积极意义。也可以指导学生学习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理想抱负和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精神,可以激发学生思考人生价值,有利于贯穿德育教育。 3.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在初中历史教材中,正面和积极的人物很多,同时也有诸多反面教材。教师可利用反面教材加强对学生的教育,使学生认识到危害国家和社会是会被历史唾弃的。给学生讲解正面人物,有利于学生了解到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正面人物的作用,有利于学生规范自身行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意识。 作者:姚红静 单位: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第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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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地将对联融入历史教学,不仅能激发学生的课堂学习兴趣,还能将复杂的知识点简单化,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1对联在教学中的作用 一是化繁为简,概括史实。历史内容丰富繁杂,运用对联可以化繁为简。唐朝的中外文化交流,用“鉴真东渡日本传法,玄奘西游天竺取经”就可概括。教师讲完长征与抗战后,以下对联就呼之欲出:两万里长征开首步,十四年抗战打头枪。二是活跃气氛,提升兴趣。在活跃课堂气氛、提升学习兴趣方面,对联也大有用武之地。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为清华大学本科招生出的国文题是对对联,其中一个上联为“孙行者”,先生意中的下联为“祖冲之”,而考生周祖谟对以“胡适之”,引得先生击节赞叹。笔者在讲宋元时期的文化艺术时,试用了集联:芍药没骨花,绘画无声诗。学生的兴趣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 2对联的取材路径 取精华,弃糟粕,学会借鉴。例如,教师讲完吴越争霸与楚汉相争后,可以引用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这副对联既对所学的内容进行总结性概括,又方便学生加深记忆。因此,教师在教学时要学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让学生学会联系所学借鉴优秀对联,创作对联。强联系,重积累,学会摘句集句。摘句即直接摘取词句,自动形成对联,上下联内容出处相同。如春秋五霸对应战国七雄,鉴真东渡对应玄奘西游,抗美援朝对应保家卫国。集句即选取词句集合在一起形成,上下联出处不同。如三国鼎立对应百家争鸣,霍去病对应辛弃疾,汉武帝对应唐文宗。教师要让学生学会在日常生活中积累,分析事件、人物之间的联系,在对对联的同时提升历史素养。联系课本,学会自创。创作对联并不高深,学生可以联系课本,写出史实核心内容,加上辅助词,调整一下顺序,就可以实现创作。课本中“三国鼎立”知识点主要有三个,即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三国鼎立,所以可以创作对联:曹孟德一统北方,起自官渡激战;魏蜀吴三国鼎立,基于赤壁火烧。 3合理运用对联 首先,学生对历史知识理解不透彻,对对联认知也不多。在对联的选取上,教师要尽量采用短联,艺术特点上,尽量选用谐趣联,如“袁世凯———中华民国”,这种虽上下联对不上,但学生能开心一笑,且印象深刻。其次,对联为教学目标服务,不可喧宾夺主。如选取“日月同悬出师表,风云长护定军山”后,可这样设计教学目标:掌握诸葛亮的两个主要事件、背诵《出师表》中的名句、了解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评价诸葛亮等。最后,有地方特色的对联既能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又能增进学生亲近故土、热爱家乡的情感。湖湘地区这方面的素材非常丰富,教师要加以利用。总之,教师要结合课文内容将历史教学与对联相结合,创设教学情境,让学生在对对联的过程中接受历史文化熏陶,爱上历史课。 作者:张立新 阳仲国 单位:湖南省邵阳县白仓镇中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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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历史教学论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优化七年级历史教学 摘 要: 七年级是初中生活的开端,也是一个学习的过渡期,这个学期对于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掌握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养成读史明智的好习惯尤为重要,作者试从如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角度阐述如何优化七年级历史教学。 关键词: 七年级历史教学 学习兴趣 激发方法 七年级是学生从小学到初中的过渡期,也是生理、心理和思想的过渡期。七年级学生刚进入初中,一切都是新的,新环境、新老师、新同学、新学科,而且他们活泼好动、热情天真,虽然认知能力不强,判断力不高,但是记忆力不错,积极性很高,如何抓住学生的这些特征,做好七年级的历史教学工作,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兴趣,了解基本的历史知识,掌握分析、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和途径,总的来讲应该从激发学生兴趣入手,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教育。 一、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如何营造快乐的学习氛围,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呢?我认为可以通过营造校园文化氛围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兴趣,做到润物细无声。首先我们可以在校园里设置橱窗、在橱窗里和教学楼走廊及教室里张挂历史名人的头像和简介的挂图或者历史名人名言,让学生一进校园就可以感受到校园文化,同时激发起学习历史的兴趣。其次,可以通过学校板报、班级黑板报、手抄报设计等途径增加同学们接触历史、了解历史的机会。 二、融洽师生关系,移情激趣。 首因效应十分重要,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做好教学工作的基础,即所谓“亲其师,信其道”。教学既是教与学的关系,同时又是师生双方情感和思想的交流过程,师生关系的融洽与否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的好坏。因此,历史教师要明确这种移情效应,重视对学生的情感投入,以自己真挚的爱唤起学生的共鸣。教师要通过自己的言行、表情传递给学生亲切、鼓励、尊重及信任的情感信息,使得学生在课堂上敢于大胆提问、回答。甚至进行历史剧等方面的表演。所以教师在历史教学中要始终本着爱学生、尊重学生的原则因材施教。这样,就能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后达到全体学生共同发展的目的。 三、注意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丰富课堂教学。 教学方法的采用对一节课的成败起到关键作用,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第4课《夏、商、西周的兴亡》,可以以讲述法为主,先让学生看一下《封神榜》的一些视频片段,然后讲解王朝更替的经过,用讨论法让学生讨论:夏、商、西周王朝的更替有什么共同之处,最后用总结法小结这一节的主要内容。通过综合运用讲述法、观看视频、讨论法和总结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丰富了课堂教学,激发了学生兴趣,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要把课堂教学与活动教学统一性的有机结合。 传统教学观往往把活动课当做是“第二课堂”或“课外活动”,认为它只能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真正的人才培养和掌握知识的重要途径是课堂教学。有些甚至把课堂教学与活动课教学对立起来。这种认识是片面的、错误的。人教版教材在历史活动课教学的设计中就提醒广大历史教师要走出这一误区,每个单元都安排活动课。如,活动课“秦始皇功过的辩论”,这节课如果组织得好,能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更重要的是它能培养学生的思辨精神。这种辩论式的历史活动课,在知识的积累与技能的培养方面是单一模式的课堂教学所难以实现的。因此我们要一改课堂教学单一化、程式化、标准化的现象,以学生为主体,拉近课堂教学与历史活动课教学的距离,将二者有机结合,达到教学的最佳效果。 五、注意教会学生了解历史,理解历史,巧记历史的方法。 按照一定的方法和线索来记忆历史知识,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了解、记忆、理解历史的能力,让历史知识有规律有次序地存放在学生的大脑里。如用数字记忆法记忆隋朝大运河相关的知识:一个目的,两个作用,三个城市,四条干渠,五大水系,六个省份来强化记忆;再如用对比记忆法或归类记忆法来记忆中国古代史上出现的盛世名称: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武周政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用图示记忆法来记忆代疆域乃至分布状况,还可以用来记忆朝代政权更替情况;用串联记忆法来记忆商鞅变法,主要整理出商鞅变法的时间、人物、内容、目的、结果、性质、指导思想和启示等知识点连成的线索。 正如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所说:“求知与求学的欲望应该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去孩子们身上激发起来。”在历史教学中注重学生情感与兴趣的激发和引导,通过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氛围,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和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学生历史思维的开发和历史认识的升华,帮助其尽快适应初中的学习,为今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七年级历史教学论文:浅谈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如何渗透德育 历史学科中,包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这是由历史学科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德育工作是每一个育人工作者的义务与天职。作为历史教育工作者,对学生进行德育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七年级的学生通过小学阶段的学习,积累了一定的知识与能力,在接触一个新的学科――历史的时候,他们既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又稍显迷茫,这正是对他们进行德育的大好时机。 根据上课的亲身实践,笔者发现初中历史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想教育。(1)爱国主义教育。包括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民族认同感的培养。(2)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塑造。(3)创新、求实的科学态度的培养。(4)环保意识的培养。(5)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的养成。 虽然我们明白了历史教学中所能达到的几种德育目标,但在具体的课堂中该如何贯彻呢?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课前预设 课前预设要求我们平时备课时不仅要熟悉课文的内容,达到运用时得心应手,而且要研究教材,挖掘课文内容中隐含的可用来进行德育的素材。举几个例子来说,人教版七年级历史上册的第一、二、三课的内容中,远古人类、氏族聚落以及传说中的文明曙光主要集中在长江、黄河流域,这就是我们德育的切入口。在上这三课时,笔者让学生自己来总结这些远古遗址的分布特点,他们回答分布在长江、黄河流域。这时,笔者就联系目前长江、黄河两岸的水土流失以及污染情况启发学生,我们应当为保护母亲河做些什么?进而联系学校实际继续引导,要学生明白,保卫黄河并非要亲自到黄河岸边,可以从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做起,保护我们的校园、保护我们的城市,进而保护我们的国家。就这样,环保意识就潜移默化地在学生的头脑中扎根了。 二、当堂随机设置 当堂随机设置要求我们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要随时跟上学生的思维进度,创设德育情境,达到在最短时间内解决问题。 在介绍山顶洞人的装饰品时,笔者就借机教育学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作为中学生,主要任务还是学习,而不是花过多的时间在装饰、打扮上。这不仅能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而且正与我们的校纪班规相呼应。 有一次,笔者到教室上课时,正好碰见班主任在批评学生,原来是合唱比赛的事,学生总是不能齐心协力地练习合唱曲目《团结就是力量》。而很巧,笔者这天的授课内容是第四课《破解彩陶之谜》,是一个活动课。上课时,笔者展示了收集到的彩陶图片,并每展示一个图片,就让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去观察图片,获取图片上的信息。当展示一个“舞蹈纹彩陶盆”的图片时,笔者让学生观察并猜想陶盆上手拉手的小人在干什么。有人说是跳舞,有人说是唱歌,还有人说是庆祝什么节日,甚至还有人猜测是在逃难(在尧舜时期,不是洪水泛滥吗?)。在惊诧于学生较强想象力的同时,笔者想到了一个绝好的教育机会。笔者问大家:“不管是跳舞还是唱歌,就像我们正在进行的合唱练习,要想做好,最需要的是什么?”大家异口同声地答出:“团结。”“是的,如果不团结,舞步是不会那么整齐的;如果不团结,我们肯定唱不出和谐的曲调。”听笔者这样一说,大家立即像明白了什么似的。笔者继续趁热打铁,问:“我们班合唱比赛唱什么歌啊?”“《团结就是力量》!”这一次的回答,让学生真正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 三、用专题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说起爱国主义教育,是历史教学的一个重点。而几乎所有的文化课部分都能起到培养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的作用。在历史教材每一单元的最后一课(活动课除外)都是这个历史阶段的文化、科技荟萃。通过学习这些课,引导学生对我国古代取得的那些显著成就产生向往与钦佩之情。为了强化这种爱国情感,笔者会在一定的时间搞一次“中华之最”的专题活动,让学生发挥自己的能力,课下查阅课本或者收集有关资料,到上课时让他们展示自己所收集到的“中华之最”。当他们看到自己收集到的那么多的“中华之最”时,每一个人的眼里闪动的是满满的激动与骄傲。同时通过学习各个科学家、文学家等的成功经历,可以加强学生人生观的培养。如介绍孙膑、司马迁等人的身残志坚事迹,帮助学生养成矢志不移的顽强意志;介绍李时珍、祖冲之等人的事迹,培养学生追求科学和为科学而勇于献身的求知态度;介绍蔡伦、毕、王羲之等人的事迹,培养学生勇于探索的品质和创新精神。 七年级历史教学论文:七年级历史教学培养想象力研究 [关键词]细节,引导,情境,兴趣 理解历史需要经验。易中天先生主张40岁以后读史,他说,30岁以前不懂事,读历史书也是白读[1] (p.150)。意即:人生经验不足,读历史但不能理解。的确,少年时学历史,多半是看热闹,听故事。中学历史课程从初一年级开始,初中一年级的历史教学,最主要的就是培养学习历史的兴趣,学生失去学习兴趣,什么样的课程目标都无法实现。培养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历史想象力是关键环节之一。讲故事,说细节,在初中一年级主要就是培养想象力。这是实现课程目标的基础。本文以七年级历史教学为例,依据人教版历史教科书,探讨初中一年级培养想象力的课堂教学路径,响应《历史教学》杂志的征文。不当之处,敬请指教。 历史想象要有历史依据 历史不能复制,但可以想象。历史想象应是有根据的想象,没有根据或根据不足,在教学中就不宜引导想象。语文也需要想象,但文学的想象可以是完全的形象思维,按照文学创作常说的就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历史的想象不能高于历史,不能没有依据。强调依据就是说,历史的想象要接近历史事实,想象只能弥补不能复原的空白。历史依据来自学术研究。学术研究依据历史留下来的材料,将历史还原到能够还原的程度,这样,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轮廓。这样的历史被写进教科书,教师依据教科书的描述,在备课时充分了解了教科书描述的依据,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引导想象。假如教科书的描述依据不足,或不恰当地提出想象的问题,教师又没有认真备课,那么,要求学生想象,结果不仅不能培养想象力,而且会导致学生漫无边际地瞎想。想象力是创造力的基础,但创造所需要的是有科学根据的想象,瞎想培育不出创造力。在教学中,只有不断纠正学生的胡乱瞎想,为形成更缜密的历史思维打下基础,才能达到培养思维素质的目的。 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第1课“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主要介绍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北京人是俗称,应为“北京中国猿人”。教材说,“他们生活在距今约七十万年至二十万年”。教材“动脑筋”栏要求“想象一下,北京人的一天是怎样生活的?”这是否可以想象呢?我们首先要讨论想象的依据。 “想像北京人的一天”,前提要搞清楚:北京人是不是人。北京人如果不是人,就不能让学生按照人的生存状态去想象;北京人如果还属于野兽,人对于野兽可以通过观察去想象。众所周知,北京人是俗称,应该叫“北京中国猿人”。在古人类学上,北京人属于直立人。现在世界公认,晚期智人是现代人的直接祖先。他们生活在距今5万至1万年前,山顶洞人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晚期智人的体质已经趋向于现代人,因此有人打比方说,如果给晚期智人穿上现代人的衣服,恐怕没有人能辨别出他的生存年代。而直立人生存在距今150万年至20万年前,学者根据其脑量,推测直立人可能具备了初步的语言能力。但也有研究推断,由于直立人的脊髓不具有足够的神经组织,因此不可能像现代人那样很好地控制呼气,不能像现代人这样表达复杂的思想,至多能发出简单的哼哈声和各种叫声[2] (p.7)。因此,直立人是介乎现代人和现代类人猿中间的另一种最原始的人类[3]。这个物种现在没有可供参照观察的对象,学者们也只是“推测”“推断”。人和野兽的区别更多的是无形的特征,比如人有智慧、有意识、有语言,这些不是化石能完全证明的。以制造工具作为人的标准,也存在争议。因为至今只有间接的证据:制造的工具。而这不是人类本身的化石。裴文中先生很早就指出了其中的问题[3]。 “想象北京人的一天”不能以人的生存状态去想象,也不能以动物的状态去想象。黑猩猩估计已经存在了500万年以上,是和人类比较接近的猿类,也可以说是人类在演化上最亲的亲戚。但黑猩猩毕竟还属于野兽。如果想象北京人的一天,最接近20万年前的状态,只有去动物园观察黑猩猩。但人和现代存活的猿在进化过程中已经是分道扬镳。这样的观察只有具备了丰富的人类学知识才有意义。如果强调制造工具这个特征,用制造工具去想像北京人的一天,最不好解释的是考古的专业问题。打制石器是由天然石块发展而来的,天然石块的碎石与人工的碎石,在考古学上有一定方法来区别,这其中的知识太复杂、太专业了。 “北京人的一天”不宜提出想象的问题。因为教师无法指出学生想象中的合理与不合理成份。历史想象必须强调历史依据,没有依据的想象没有学科教育意义。 历史想象的依据和逻辑 历史想象的依据大致有文物和文字记载两种。初中一年级学生没有古汉语的基础,先秦的古汉语又是比较难懂的文字,因此,如果用文字记载的材料作为想象的依据,首先要解释古汉语的问题,这在课堂时间上不允许。初一教学的一节课要带领学生进入想象的境界,用直观的材料展现。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第3课“灿烂的青铜文明”,对培养想象力,并达到情感教育的目标是可行的。 青铜文化在中国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应该在教学中使学生充分认识青铜器及其文化意义。初一年级的学生太小,认识青铜文明还比较困难,但对于青铜器及青铜工业的发达,可以通过直观的图片激发想象力,形成深刻的印象。以往教学只停留在观察青铜器的精美,至多讲解到青铜制作的复杂工艺。其实,从培养想象力的角度设计教学,教师大有可为。 观察青铜器的实物大多数初级中学做不到,即使是现代制造的仿品,也难搬到课堂上去。但是无论哪种版本的教材,图片总是有的,找到更精美的图片也不难。这就很容易解决直观性的问题。启发想象力在于教师的讲解和问题的设计。 第一,教师要说明青铜是一种质地细密、坚硬又相对柔韧的材料,既可以用来铸造祭祀使用的礼器,也可以制造成锋利的武器。可以用图片展示不同用途的青铜制品,并指出,青铜礼器是当时贵族权力与地位的象征,是当时普遍的观念。 第二,告诉学生,青铜制品是铜和锡、铅;铜和锡;铜和铅的金属合金。根据不同的用途,合理地搭配铜、锡、铅的比例,能够满足不同功能的需要。铜的延展性好,但强度低,铸造性能差;加入一定比例的锡可以降低熔点、提高铸造性、强度和硬度。加铅也是为了降低熔点、提高铸造性,但加铅同时也降低了强度和延展性。 然后围绕青铜器的制造环节,逐步提出想象的问题。 青铜器是多种技术和多种工艺的结晶,制作青铜器既要改变原材料的物理性质,同时也要改变其化学成分,制造过程远比陶瓷器、玉石器、漆木器等复杂得多。首先要到山区找矿,商周所在的中原地区没有,需到山区寻找矿山。以那时的技术条件,古人怎么才能发现矿藏?找到矿苗,还要解决采矿、选矿和冶炼问题。那时没有铁器,工具用什么?古人怎样采矿、选矿、冶炼?炼出铜料后,古人怎么发现加锡可以增强硬度?怎样掌握加多少的比例?有些青铜器不同部位的合金比例都不一样。然后才是铸造问题,体量庞大、造型复杂的青铜器是怎样制造出来的?青铜质地的武器,如刀剑、斧戈,怎样使之锋利?铜镜怎样使之光亮? 引导学生想象这些环节,不是为了探究这些环节是怎么解决的,主要目的,一是看他们能不能想到这些环节,图片上的文物就是依据。二是纠正想象的偏差,具体知识学生未必具备,但历史条件应该得到提示。而且想象也是有根据的。比如找矿,主要是根据地表征兆;开采有露天式的和打井、打斜巷式的;冶炼是用竖炉,等等。这样的想象主要就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生活经验,引导想象要有依据。在这些环节的想象中,逻辑也很重要。制造过程有生产和工艺的逻辑,解决各环节的问题有历史条件的逻辑。有逻辑才能克服没有价值的臆想。 甲骨文也是可以想象的。甲骨文造字本身就有想象的因素,如果完全是象形,就造不出那么多字,现代人认识甲骨文也有很多想象的成分。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人”字,甲骨文一个,是人字;两个,为什么是“从”字?我们的解释是会意,前后向从,其实就是想象得出来的,但不是瞎想。因为现在的“从”字是由繁体的“”字简化而来的,两人相从有行走之意,在楷书形成时在“从”下面加脚,左面加行,表达行走之意;太复杂了,于是在实行简化字时借用古体字,还原到“从”[4] (p.18)。理解汉字造字的会意和指事,特别需要想象。对初一年级学生不必非明确说什么叫“会意”,什么叫“指事”,提倡想象力都能够解决问题,而且还有趣味性。 在想象中培养学习兴趣 不能要求初一年级的孩子理解历史,但可以通过教学使他们对学过的历史留下比较准确而深刻的印象。这也需要培养历史想象力。台湾清华大学的张元教授在“一课时讲完隋唐史的实验”中,讲到隋炀帝,连续提出“范文澜说隋炀帝是浪子,浪子的条件是什么?”第一次问,学生说是会花钱,他说不是,是长得帅,然后用材料证明隋炀帝很漂亮;第二次问,学生还是说会花钱,他说不是,是头脑聪明,再次用材料证明自己的说法;然后才是胡乱花钱[5]。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脑子里的隋炀帝丰满了,可以想象了。以后再说到隋炀帝,学生脑子里一定会跳出张老师给的“浪子”的印象。这是“准确而深刻”的印象。这个过程也展现了有依据的历史想象。 其实,写历史就需要想象力。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但是他笔下的鸿门宴,犹如他本人在场亲眼所见一样,他笔下的许多细节都是合理的想象。学历史也需要想象。没有想象,历史就成为死水一潭;没有想象,历史课堂就缺乏吸引力。比如七年级第1课“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教科书说元谋人生活在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前,北京人生活在距今约七十万年前。几十万年的时间是怎么判断得知的呢?从教科书的表述可以得出:化石是证明远古人类的证据。那么,仅仅发现牙齿、头盖骨的化石就能够证明远古人类的存在吗?在考古学上,化石发现的地层所属的年代、与化石同一地层发现的动植物化石,都是证明远古人类化石的证据。那么,在严谨的教学中,教师就应该启发学生的想象力,提出:假如你发现一块很像人类牙齿、骨骼的化石,是不是就可以认定为远古人类的发现?与远古人类同时存在的动植物是可以想象的。 第6课“春秋战国的纷争”,教科书在课文后提出的两个问题,很有意思。“史书记载: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坑杀赵国降卒四十多万人。真够狠的!”对应的另一个问题:“史书记载未必可靠。坑杀赵国四十万降卒,秦将白起手下至少要有八十多万人。他上哪儿找那么多人?”这两个问题设计的非常好。其实,这件事学术界曾有过质疑。“坑杀”四十多万,怎样坑杀?四十多万岂是个小数字,逐个杀头都费些时间呢,挖坑谈何容易?为何非要坑杀?赵国原来有多少士兵?秦国全国有多少士兵?四十多万这个数字为什么不可靠?这里面的细节启发学生想象,质疑到每个环节。学生想象可激发兴趣,也有潜在的识别证据的意义。 第14课“匈奴的兴起及与汉朝的和战”,要讲昭君出塞。王昭君在现在湖北省兴山县长大,利用地图指出兴山县在湖北宜昌以西、长江北面。在地图上再指出南匈奴所在的现今内蒙古与华北接壤的一带,即长城以北地区。这两地的自然条件差别很大。草原大漠风云变幻,气候不像南方那样温暖。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与长江一带的汉民族,又有很多不同。游牧民族也没有很好的卫生习惯。王昭君33岁就死了,她为民族和睦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有了这些铺垫,让学生想象昭君出塞所遇到具体生活困难,他们才会产生情感,建立深刻的印象。 第15课“汉通西域和丝绸之路”,教材有一幅“丝绸之路”的地图。丝绸之路的艰难要启发学生想象。教师应该充分准备地理知识,利用多媒体让学生了解沙漠,了解中亚的地形地貌,告诉学生:往返丝绸之路一趟,时间短的,两三年;时间长的,七八年。那时,通过丝绸之路的贸易量应该不会很大。 张衡发明的地动仪,也需要用想象力去体验。因为,按照教材所绘制地动仪,文字解释说是铜质的。那么,圆体内的铜柱有多粗?用细铜柱,附近有车马过也会产生震动,铜柱也会发生倾斜。用粗一些的铜柱,多粗的铜柱合适?铜柱是立在圆体内底上吗?这样的地动仪能测到千里以外发生的地震,但仪器没有地下部分怎么会产生感应?这个地动仪要做成多大体积的?这样的想象也是探究,尽管老师也不能给出完整的答案,但对启发学生思维是有意义的。 我们还能举出很多类似的例子,说明想象力在学习历史中是非常必要的。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初学历史,主要以感知历史为主。感知需要想象,有了想象才能够进入历史情景,才能留下深刻印象。历史的想象力需要培养,不是看了历史课本就自然会产生想象。教师应有意识地培养历史想象力,研究教学中具有典型的想象力价值的内容,启迪和发挥学生的想象力,这是培养创造力的基础。 【作者简介】郑春红,女,1971年生,中学高级教师,吉林省延边州教育学院历史教研员,主要从事初中历史教学研究。 七年级历史教学论文:列表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的尝试 摘 要:本文从列表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的功能入手,通过了列表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的尝试,提出了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运用列表法应注意的问题,以期提高列表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的应用效率。 关键词:列表法;七年级;历史教学;尝试 历史课程是七年级的重点课程之一,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能够加强学生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了解,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然而,随着教学改革的发展,如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更有效地学好历史课程呢?笔者从列表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的功能入手,尝试了列表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的应用。深觉列表法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帮助学生掌握历史知识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此,历史教师不但要日益关注列表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的应用,而且要通过列表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的尝试有效地提高历史教学质量,极大地促进历史教师更积极探索、研究、创新列表法的运用途径,从而推进历史教学的深刻改革。 1 列表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的功能 (一)掌握历史知识 首先,运用列表法能够使学生掌握历史学科的整体内容和基本框架,让学生形成自己的框架结构;其次,学生能够通过列表对相似的知识进行对比,进而找出知识之间的异同,加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掌握;再次,列表法能够加强知识之间的联系性,让学生使用联系的方法进行记忆,降低历史知识记忆的难度。列表法还能够增强知识的系统性,将琐碎的知识整合在一起,方便学生背诵;最后,列表法还能够巩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复习。教师在讲解历史之后,给学生提供列表框架,进而让学生自己填写具体内容,巩固学生所学的历史知识。 (二)训练逻辑思维 列表法在阅读教材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教材知识的联系性,并运用知识之间的联系构建表格。并且,表格的空间有限,需要教师和学生对历史知识进行整理和概括,找出重点知识。而知识的分析、整理和概括过程能够有效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三)提高学生兴趣 列表法能够将历史知识直观形象的展示出来,将琐碎的知识点用线索串在一起,增强知识之间的系统性。如果采用媒体技术对表格进行色彩美化能够提高表格的吸引力,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学生会跟着老师的思路,主动填写表格中的内容,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4)减轻学生负担 列表法所筛选出来的历史知识多为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知识之间内在的联系性较强,使用列表法能够减少学生做笔记的时间,让学生将时间和精力放在知识思考中,加强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另外,教师使用多媒体技术制作电子表格开展课堂讲解时,打印表格发给学生,既方便又实用。这样就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 (五)提高教学效率 首先,列表法能够减少课堂板书的时间,教师只需要对重点的历史知识进行讲解,将剩余的课堂时间还给学生,让学生相互交流,进而加强对历史内在联系的把握。另外,列表法能够将琐碎的知识整合在一起,能够有效增强知识的系统性,降低学生的听课难度,进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2 列表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的尝试 (一)列表法运用于章节知识讲解中 在讲解章节知识的时候,历史教师可以运用列表法,用表格归纳整理重点内容,加强学生对重点知识的掌握。例如,在讲解第一课“周口店的北京人”时,历史教师可以将元谋人、北京人生活时间、体制形态、工具使用、社会组织、生产活动等制作成表格,如图(1)让学生在表格中进行对比,加强学生对远古先民相关知识的掌握。 在讲解第二课“原始农耕生活”时,也可以采用列表法,将原始居民的地域、时间、生产工具、畜牧和手工业等知识制作成表格进行对比,如图(2)。 (二)列表法运用于知识整合复习中 在单元、学期专题复习的时候,历史教师可以使用列表法,对同一类历史知识制作成表格,方便学生对比记忆。例如,在整理复习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的时候,可以制作图(3)表格进行对照复习。 又如,在整理历史朝代的时候可以制作图(4)表格,让学生系统地掌握历史朝代、历史时间、事件和主要人物。 3 七年级历史教学运用列表法应注意的问题 (一)立足于课程标准 在历史教学中运用列表法应以课程标准为依据,根据课程标准制定历史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为此,历史教师应深入研究历史课程标准,掌握历史课程标准下的教学目标,根据教学目标选择合适的历史教学内容,运用列表法加强对历史知识的整合,进而增强知识之间的联系性与系统性。 (二)注重系统性与科学性 列表法讲求系统、简明,要求历史教师正确掌握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将教学重点和难点整合为表格。并且,表格中的文字要精简,不能长篇大论。另外,表格的设置要合理美观,避免表格内容过多而让学生产生恐惧心理。另外,教师在制作表格的时候要加强重视历史知识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将历史知识进行横向或纵向比较,进而制作成表格。 (三)结合信息技术 在历史教学中运用列表法应积极结合信息技术,运用多媒体技术制作电子表格,减少课堂板书的时间。而且,电子表格能够打印出来供学生复习使用,利用率较高。另外,在历史教学中运用列表法可以在网络上搜索相关历史知识的列表,将网络上的历史知识列表进行深加工,制作成符合学生学习需求的v史知识表格。 七年级历史教学论文:关于新版七年级历史教学的建议 从2016年秋季开始,七年级使用人教版新编排的教材。这套新教材和旧教材,在体例上没有大的区别,但是在课文内容编排上和知识点的提法上有了很大的区别。比如旧教材将科举制度就作为专门一篇课文,而新教材将此项内容分散在各篇课文;在贞观之治的措施上,新旧教材的提法有很大区别。总体感觉新教材更注重人文性和感染力。对于农村学生,如何进行新教材的历史教学,我提出以下两点不成熟的建议。 一、培养学生整体学习历史知识的能力和习惯 让学生掌握整体学习方法后,学生就容易形成完整的知识印象,更容易理解、掌握知识,避免死记硬背。那些支离破碎的知识,前后不连贯、不系统,学生印象就不深刻,很难掌握。所以在日常教学中,我一直坚持整体教学法。整体学习法就是把学习的内容当作一个整体来学,先求得一个概括、全面的了解,弄清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从整体到部分,以大带小的学习方法。 (一)给学生建立整体知识结构,形成完整的知识链。在每讲到一个知识点时,我都会链接相关知识点,让学生弄清前后的变化,进行对比学习。比如在今年春季开学,我就把七年级下册历史做了一个整体介绍,第一单元是隋唐时期,第二单元是宋元时期,第三单元是明清时期。然后我又展示了自己绘制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历史曲线图》,形象地展示我国封建社会形成、发展、鼎盛、衰落、缤龅恼个过程,让学生形成整体知识结构。 (二)整合每篇课文的知识点,对知识点进行重组。在讲授《明朝的统治》这篇课文时,我就把“科举考试的变化”从第三框题,重组并入第二框题“朱元璋强化皇权”。因为施行八股取士,实际也是强化皇权的一项措施。在讲授涉及台湾的内容的时候,我就将三国时代卫温到达夷洲,元朝设立澎湖巡检司,清朝设立台湾府归纳在一起。在讲授“科举制度”的时候,我就把隋朝、唐朝、宋朝、明朝这四个科举制度发展变化的重要朝代归纳在一起,学生便于比较学习。 二、培养学生课堂自主学习知识的能力和习惯 素质教育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所以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促使学生在教学活动中自主去探索、去思考,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托尔斯泰说:“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兴趣。”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心理学研究表明,学习兴趣的水平对学习效果能产生很大影响。学生学习兴趣浓厚,情绪高涨,他就会深入地、兴致勃勃地学习相关方面的知识,并且广泛地涉猎与之有关的知识,遇到困难时表现出顽强的钻研精神。“是给学生一头猎物,还是给学生一杆枪?”每位有远见的教师都会选择后一种答案。因为猎物总有被吃完的时候,而学生一旦有了“一杆枪”,他就可以靠自己不断地去捕猎继续生存下去。而在历史教学中怎样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习惯呢?下面介绍一下我的课堂教学步骤。 (一)学生自主快速阅读。这个环节,老师首先展示以问题呈现的本堂课的教学知识点,然后学生带着问题快速浏览课文。学生浏览时老师强调,不能慢看,必须快速看。同时要求学生边浏览,边勾画,边思考,实现动眼、动手、动脑。 (二)同伴互助,相互讨论解决自己的疑问。学生快速浏览课文后,对于自己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在书上没有找到的教学目标中的知识点,这时可以前后左右问问,相互帮助解决问题。我经常给学生灌输的一个理念就是,平时不懂的要大胆地问,到了考试的时候就没有机会问了。 (三)知识点展示交流。在阅读和相互问的基础上,学生展示自己找到的相关知识点,并且阐述自己的看法。其他的同学进行补充、完善和质疑。 (四)重难点突破。以上步骤解决的都是基础知识。对于课文中的难点和重点,我每堂课都要设计一个讨论话题。学生先是小组内讨论,然后每组推荐一个同学进行交流,其他的同学可以质疑辩论。 (五)自主检测。每堂课我都要设计难度不一、有深浅梯度的课堂练习题。首先是学生自主完成,然后通过投影仪展示学生完成的练习单。学生答题的正误、书写情况,一览无遗。这个环节必须当堂完成,及时给予学生正确的答案,更能加深学生对知识的印象。 (六)开展小组背诵擂台赛。历史知识的落实,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记住知识点。我将每个单元的知识重点排列在一起,每个单元分成三次在小组内完成背诵。这样做到了背诵人人过关。 当然对人教版新编排的教材的教学探索还有一个过程,我相信最基本的教学方法是传承的。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分析新教材,将新教材和学生实际结合,找到学生最容易学习的方法。 七年级历史教学论文:列表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的尝试 摘 要:本文从列表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的功能入手,通过了列表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的尝试,提出了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运用列表法应注意的问题,以期提高列表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的应用效率。 关键词:列表法;七年级;历史教学;尝试 历史课程是七年级的重点课程之一,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能够加强学生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了解,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然而,随着教学改革的发展,如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更有效地学好历史课程呢?笔者从列表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的功能入手,尝试了列表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的应用。深觉列表法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帮助学生掌握历史知识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此,历史教师不但要日益关注列表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的应用,而且要通过列表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的尝试有效地提高历史教学质量,极大地促进历史教师更积极探索、研究、创新列表法的运用途径,从而推进历史教学的深刻改革。 1 列表法在七年历史教学中的功能 (一)掌握历史知识 首先,运用列表法能够使学生掌握历史学科的整体内容和基本框架,让学生形成自己的框架结构;其次,学生能够通过列表对相似的知识进行对比,进而找出知识之间的异同,加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掌握;再次,列表法能够加强知识之间的联系性,让学生使用联系的方法进行记忆,降低历史知识记忆的难度。列表法还能够增强知识的系统性,将琐碎的知识整合在一起,方便学生背诵;最后,列表法还能够巩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复习。教师在讲解历史之后,给学生提供列表框架,进而让学生自己填写具体内容,巩固学生所学的历史知识。 (二)训练逻辑思维 列表法在阅读教材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教材知识的联系性,并运用知识之间的联系构建表格。并且,表格的空间有限,需要教师和学生对历史知识进行整理和概括,找出重点知识。而知识的分析、整理和概括过程能够有效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三)提高学生兴趣 列表法能够将历史知识直观形象的展示出来,将琐碎的知识点用线索串在一起,增强知识之间的系统性。如果采用媒体技术对表格进行色彩美化能够提高表格的吸引力,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学生会跟着老师的思路,主动填写表格中的内容,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4)减轻学生负担 列表法所筛选出来的历史知识多为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知识之间内在的联系性较强,使用列表法能够减少学生做笔记的时间,让学生将时间和精力放在知识思考中,加强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另外,教师使用多媒体技术制作电子表格开展课堂讲解时,打印表格发给学生,既方便又实用。这样就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 (五)提高教学效率 首先,列表法能够减少课堂板书的时间,教师只需要对重点的历史知识进行讲解,将剩余的课堂时间还给学生,让学生相互交流,进而加强对历史内在联系的把握。另外,列表法能够将琐碎的知识整合在一起,能够有效增强知识的系统性,降低学生的听课难度,进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2 列表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的尝试 (一)列表法运用于章节知识讲解中 在讲解章节知识的时候,历史教师可以运用列表法,用表格归纳整理重点内容,加强学生对重点知识的掌握。例如,在讲解第一课“周口店的北京人”时,历史教师可以将元谋人、北京人生活时间、体制形态、工具使用、社会组织、生产活动等制作成表格,如图(1)让学生在表格中进行对比,加强学生对远古先民相关知识的掌握。 在讲解第二课“原始农耕生活”时,也可以采用列表法,将原始居民的地域、时间、生产工具、畜牧和手工业等知识制作成表格进行对比,如图(2)。 (二)列表法运用于知识整合复习中 在单元、学期专题复习的时候,历史教师可以使用列表法,对同一类历史知识制作成表格,方便学生对比记忆。例如,在整理复习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的时候,可以制作图(3)表格进行对照复习。 又如,在整理历史朝代的时候可以制作图(4)表格,让学生系统地掌握历史朝代、历史时间、事件和主要人物。 (三)将列表法运用在试卷分析中如图(5) (四)将列表法运用在错题分析中如图(6) (五)将列表法运用在学生成绩分析中如图(7) 3 七年级历史教学运用列表法应注意的问题 (一)立足于课程标准 在历史教学中运用列表法应以课程标准为依据,根据课程标准制定历史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为此,历史教师应深入研究历史课程标准,掌握历史课程标准下的教学目标,根据教学目标选择合适的历史教学内容,运用列表法加强对历史知识的整合,进而增强知识之间的联系性与系统性。 (二)注重系统性与科学性 列表法讲求系统、简明,要求历史教师正确掌握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将教学重点和难点整合为表格。并且,表格中的文字要精简,不能长篇大论。另外,表格的设置要合理美观,避免表格内容过多而让学生产生恐惧心理。另外,教师在制作表格的时候要加强重视历史知识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将历史知识进行横向或纵向比较,进而制作成表格。 (三)结合信息技术 在历史教学中运用列表法应积极结合信息技术,运用多媒体技术制作电子表格,减少课堂板书的时间。而且,电子表格能够打印出来供学生复习使用,利用率较高。另外,在历史教学中运用列表法可以在网络上搜索相关历史知识的列表,将网络上的历史知识列表进行深加工,制作成符合学生学习需求的历史知识表格。 七年级历史教学如何巧妙体现新课改精神 摘 要: 在历史教学中,要采用角色扮演法,激发学生的兴趣;激情辩论法,拓展学生的思维;巧用资源法,培养学生的读图能力。将这些方法运用于课堂,能巧妙体现新课改精神。 关键词: 角色扮演 激情辩论 巧用资源 新课改精神 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论语》中“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可见反思的重要性。反思三年成名师。 自新课改开展以来,我经常反思教学:是否配合了新课改的节拍,是否紧跟了新课改的节奏,在教学中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唯恐忘记了一个历史老师应尽的责任。下面简略谈谈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我是如何巧妙体现新课改精神的,以求教于各位方家,敬请斧正。 一、角色扮演法 古希腊著名科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思维是从疑问和惊奇开始的。”如何开启学生的思维?怎样充分引发他们的好奇心?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新课改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倡导培养学生主动参与、合作探究的能力。在课堂上,我采用角色扮演法,让他们参与课堂教学。 如教学《活跃的学术思想》时,讲到孔子对教育的贡献:善于启发诱导,坚持因材施教。课本小字介绍了孔子如何因材施教。学生看过后,印象平平。为此,课前我找了几个学生,排演了一幕话剧。让平时马虎莽撞的李智扮演子路,让一向谨小慎微的杨硕扮演冉求,让老成持重的邱宇饰演孔子。剧情是:一日,邱宇饰演的“孔子”端坐书桌旁,专心致志看书。忽然,李智饰演的“子路”捧着一摞书,从外面慌慌张张跑来,匆忙之中,几本书洒落于地,他手忙脚乱地捡书,再踉踉跄跄地跑到老师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问:“老师,如果听说一个很好的主张,我应立即去做吗?”孔子合上书,悠悠地回答:“你家有父兄,应该和他们商量一下,怎么能自作主张呢?”“子路”叩谢过老师,退下。不久,杨硕饰演的“冉求”小心谨慎地走到“孔子”面前说:“老师,如果听说一个很好的主张,我应立即去做吗?”“孔子”说:“那当然要去做,这有什么好犹豫的。”像这样,同一个问题,孔子怎么有截然相反的回答呢?历史上的公西华一头雾水,学生更是百思不得其解。然后,学生带着问题继续观看表演。“孔子”意味深长地说:“冉求办事过于谨慎,常常畏缩不前,所以我要鼓励他,让他大胆地去做。而子路呢,性格比较莽撞,容易轻率行事,所以我要抑制他,让他审慎一些。”至此,不仅公西华,就是全班学生豁然开朗,彻底明白孔子的因材施教。 当然,适于角色扮演的内容还有很多。像《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一课,在讲到赤壁之战时,让学生演苦肉计(黄盖诈降)一段,就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二、激情辩论法 鲁迅先生说:“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 爱因斯坦曾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陶行知先生说:“发现千千万,起点是一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十几年的教学经验告诉我:激情辩论最能激起学生的表现欲、求知欲,最能培养学生动手搜集信息的能力,乐于探究的能力,以及口头表达的能力。这样不仅能提出问题,而且能很好地解决问题,一举几得。 在教学《南方经济的发展》一课时,第一个子目的内容是:农业的发展。其中一个表现是扩大耕地面积。扩大耕地面积是通过开辟圩田、开垦梯田实现的。针对这个问题,让学生课堂上展开辩论,为此我把他们分为正方、反方。正方的观点是:开辟圩田,利大于弊;反方观点:开辟圩田,弊大于利。为了一展辩论雄风,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上网查资料、采访老年人、去图书馆,询问老师,忙得不亦乐乎。课堂上,辩论高潮迭起,掌声不断。正方观点:开辟圩田,扩大耕地面积,促进当时农业的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他们甚至举出些数字予以证明。而反方观点则认为:这种以开辟圩田为代价,扩大耕地面积的做法,从长远的观点看,破坏大片森林,破坏植被,破坏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他们还煞有介事地举出近几年沙尘暴天气肆虐人类,黄河地区,水土流失严重的鲜活例子加以论证,颇有说服力。这样,真理愈辩愈明。在辩论过程中,学生主动合作、探究,人人乐学、善学,完成教学任务,水到渠成,顺理成章,易如反掌。 三、巧用资源法 这里的资源很广泛,一是图片(人物图、事件图、历史地图等)漫画和邮票,二是书中文字资料(大多在辅栏部分)及诗词歌赋等,皆和历史息息相关。这样既可以培养学生读图、识图的能力,又可以培养学生阅读材料、分析材料的能力,更可以训练学生的解题能力和速度。从各方面让学生认识到:历史不枯燥,也不单调,它无处不在,历史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样,学生边学历史,边悟出学史的目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真正认识到:学史使人明智。 《秦朝的统一》这一课,在学生系统学习了知识后,我们用下图予以总结。题目如下: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后,图中的人物第一次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统一。 识读下面三幅图片,正确回答下列问题: (1)图1人物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深远影响的“千古一帝”,他的名字叫什么? (2)图2和图3反映了秦朝在哪些方面实行的措施? (3)除了图中反映的措施外,秦朝还实行了哪些重要的措施和制度? 这样,通过用图片训练的方法,学生进一步理解秦始皇是具有深远影响的“千古一帝”。他政治上通过创立皇帝制度等措施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经济上通过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文化上统一文字等措施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 当然,书中还有一些极重要的文字材料,非常能反映历史问题。 如《西周的建立》一课,P27辅栏部分:古人对西周政治格局的描述: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诗经》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论语》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论语》 这个材料是说西周初年,通过分封,周天子的权力很大,拥有无数的臣民和无尽的土地,制作礼乐和征兵打仗都要听从周天子的命令。而到春秋时期,分封制的弊端日渐端倪,诸侯国的权力愈来愈大,直接威胁到周天子的统治。于是春秋争霸,战国争雄,王权无足轻重。通过两则材料对比,学生透彻理解封制:积极作用,巩固西周的统治;消极影响,导致王权衰微。再者,也培养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分为二地看历史问题的能力。 这样的材料还有一些。如《商鞅变法》和《秦的统一》两课,辅栏部分: “苟可以强国,不法其古;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史记・商君列传》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李白《古风》 第一则材料告诉我们商鞅变法的目的:强国利民,而且只要能达到这种目的,不必效法古人,也不必遵循古代的制度,它表现了商鞅变法的决心。第二则材料可以看出秦始皇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而且志在必得,两则材料放在一起,它们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为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书中这样的资料俯拾皆是。 历史老师在教学时一定要充分利用书中的教学资源,引导学生从各个方面分析历史,探究历史,让学生通过图片、材料,分析历史,感悟历史并掌握历史。这样在教学过程中,一方面培养学生分析问题、探究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配合新课改的节拍,跟上新课改的节奏,巧妙体现新课改精神。 当然,在历史教学中,可以播放历史歌曲,帮助学生理解知识并感知历史的魅力;也可以播放一些视频,直观再现历史;还可以朗诵一些诗词:“……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并和历史联系起来:“秦皇汉武”指哪两位帝王?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各采取了哪些措施巩固国家?“唐宗宋祖”又指哪两位帝王?他们对历史又作出怎样的贡献?像这样,诗词歌赋、邮票、漫画皆可反映历史。教学时,巧妙渗透到教学中去,一为强化重点,突破难点,二为课堂教学更有文采,旁征博引,让历史课堂有血有肉,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学史兴趣,接下来无论是教学,还是课堂管理,都会不无裨益,水到渠成。 当然,教学有法,教无定法。对于七年级历史教学如何体现新课改精神,我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各位教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更希望,在历史教学中,大家都献计献策,实现资源共享。 七年级历史教学论文:如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调动学生积极性 摘 要: 历史,是学生小学毕业后升入初中所学的一门新学科,开始学习比较生疏,很难产生兴趣。在历史教学中要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枯燥的历史生动化,使遥远的历史形象化,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历史教学效率。 关键词: 历史教学 学习积极性 教学方法 进入初中,七年级学生接触到一门新课程――中国历史。如何使学生快速对本门学科感兴趣,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新课标的实施,学生“主动参与,合作探究”的教学模式的应用,越来越需要学生参与。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老师抱怨学生,课堂上死气沉沉,不够“配合”,不够活跃,凡此种种。老师有此等感受,学生的学习效率不言而喻。 学生不主动参与学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对所学知识不感兴趣,有的是教学方式不能吸引学生,有的是评价方式不能调动学生积极性,有的是学生对教师本人有抵触情绪。那么,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构建和谐课堂呢?一名优秀的称职的教师,除了要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过硬的教学技能外,还必须不断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目的是使学生意识到教师在关注他,重视他,肯定他,他的努力是有观众的。所谓“亲其师,信其道”。如果教师把学生只看成不懂事的孩子,凡事“唯我独尊”,整天“有好心,没好脸”,不愿与学生交流,那么学生怎能愿意接近你或接受你?上你的课也是迫不得已,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根本无从谈起。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应从改善师生关系开始,要有一颗尊重学生、热爱学生的心。比如,刚接到班级时,教师应迅速而准确地记住并叫出学生的名字。如此学生会加深对该教师的亲近感和对其所教学科的兴趣。 若想使学生持续保持对该学科的兴趣和新鲜感,则仅凭叫出学生名字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在课堂上要不断创新,提高自身素质,准备充分,使学生乐学好学。教师和蔼的教态,整洁的板书,渊博的知识,激情的语言,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积极性的基本条件。这些需要在平时的教育教学中多学多练,功在平时,功到自然成。教师胸有成竹,思路清晰,才能更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处理课堂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才不会出现老师不知所措,学生不知所学的现象。 上课之前老师要充分了解学生,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及学习特点,做好充分准备。不仅要吃透教材,把握好教材的重难点,做到深入浅出,而且要利用现代多媒体教学,力求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使学生达到身临其境的境界。例如可以在课堂中巧妙利用情景导入,把学生引入与本课历史内容有关的情境中,让学生插上想象的翅膀,身临其境。比如在教授七年级历史上册第十八课《三国鼎立》时,可让学生先听一首歌曲:林俊杰的《曹操》:“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不需要多说一句话,脍炙人口的歌曲定会将学生带到那尔虞我诈、雄争霸的年代。 此外,可在课堂中就所学知识引导学生编顺口溜,加深学生印象,提高学生兴趣。 在学习七年级历史上册《春秋战国的纷争》中战国七雄时,可以根据七国位置关系编撰顺口溜如下: 东南西北上中下,齐楚秦燕赵魏韩。 可将七国进一步形象记忆为: 东南西北上中下,亲属请宴招胃寒(即齐楚秦燕赵魏韩)。 学习七年级历史上册《秦王扫六合》中秦灭六国顺序时,可编撰顺口溜如下: 汗招味,初咽气。(即韩赵魏楚燕齐)。 学习七年级下册历史《唐朝与其他少数民族关系》时,为使学生快速记住四个少数民族在我国的大致分布,可编简单顺口溜如下: 东南西北,南吐回 即:东(东北)南西(西北)北,(H)南(南诏)吐(吐蕃)回(回纥)。 这样既能快速记住少数民族的名称,又能记住各个少数民族在我国的大致分布。 在课堂中还可以运用成语典故教学,效果不差。比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楚霸王项羽,破釜沉舟;晋文公重耳,退避三舍;前秦苻坚,投鞭断流,草木皆兵;王羲之,入木三分。这些典故,既是成语,又是故事。教师除了讲故事外,还可以让学生课外搜集,课堂上讲给其他学生听。当然在讲述历史故事的过程中,要注意历史故事的真实性,不能歪曲历史。如此学生既了解了历史,又学习了成语,一举两得。我发现,在历史教学中巧妙运用顺口溜和典故成语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农村地区的学生而言,既能提高学习成绩,又能提高对该学科的兴趣,引导他们探索历史探索世界。 总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重视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的每一个环节,首先要调动学生积极性,把学生的积极性放在课堂首位,让学生感到学习历史是有趣的、快乐的、简单的,久而久之,他们会自觉投入课堂,爱上历史,学好历史。 七年级历史教学论文:七年级历史教学中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摘 要: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学生学习的驱动力,是学好功课的重要前提。学生从小就被灌输的思想是“学好数理化,走到哪里都不怕”。这样就直接导致了他们对历史课的不感兴趣。所以学习兴趣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对刚从小学过渡到初中的学生来说。那么如何培养学生的历史兴趣呢?就此问题谈了认识。 关键词:七年级历史教学;学习兴趣;重要性;措施 一、培养历史学习兴趣的重要性 所谓的历史学习兴趣就是学生渴望获得和了解历史的知识,从而对历史学习产生积极的认识和良好的情绪。对七年级学生来说,迫切需要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重要性。 1.有利于中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提高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七年级学生刚从小学的气氛中解脱出来,难免有些放纵自己,这就需要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唱独角戏,一个人在教堂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学生只是被动地听和写,这就使得学生失去了对历史学习的兴趣。这样也难以达到提高中历史教学的质量。更有甚者,学生在整个初中三年都不知道最基本的历史常识,那么何谈素质的提升和发展?新课程改革的本质是素质教育,力求摆脱这种落后的教育方式,提倡自主学习,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科目就会有积极的学习态度,从“要我学”转变到“我要学”。这是提高学生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2.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创新思维能力是新课改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有人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可见创新的重要性和意义。然而传统的教育局限了学生的这种能力,就历史学科来说,创新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对某一历史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不能盲从,要有质疑的精神。创新思维的培养是基于学习兴趣之上的奇思妙想。因此,浓厚的兴趣是一种巨大的动力,能够提高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创新能力,有助于学生探索和发现问题,历史问题是真实的又是敏感的,是开放的又是隐秘的,是丰富的又是带有阶级局限的。因此,历史学科会为学生提供许多广阔的想象空间,学生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观点来研究和看待。所以,教师在课堂的设计和教授中要刻意去引导学生,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欲望,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能力。 3.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和健全的人格 所谓健全的人格是指人格的生理、心理道德等各方面达到一定的平衡协调和统一的状态,并使人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养成健全的人格是当今历史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基础教育中,素质教育的优秀和重点是人格教育,所谓的教书育人,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培养健全人格的社会公民,而历史学习兴趣的养成正是形成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浓厚的历史学习兴趣能强烈地表现出学生的表现欲和求知欲,尤其是优秀的历史人物和事迹对学生的人格的 形成会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当前初中生学习历史的现状及其分析 历史课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这值得我们每一个参与者反思。下面我们就从学生、教师、学校和社会等方面来探索其发生的原因。 1.从学生方面来看 首先,学生在认识上对历史课存在偏见,因为在传统的教育中,学生被传输的观念就是历史课是所谓的“副科”,大部分学生认为历史课学不学无所谓,只有学好语文、数学和英语等“主课”就行了。其次,学生学习压力大,这也是一方面,由于教师的考核有许多不妥之处,对学生的作用布置得太多,这样导致了学生整天只有做不完的作业,何谈兴趣,何谈积极性。最后,历史课的特殊性,也是学生兴趣不高的原因之一,历史是过去的现实,加之有许多的人物、时间和地点需要记忆,这样学生会觉得枯燥。 2.从历史教师方面来看 授课方式单一,在今天信息高速发展的年代,不可能还像以前那样仍然用“一书一笔一言堂”的教学方式来组织教学,身为历史教师的我们,应该在积累丰富知识的同时,积极探索和尝试新颖的教学方法。另外,大部分历史教师在知识的广度上欠缺,我们某些教师认为只有懂得历史知识就行了,因此教学中知识面狭窄,和其他一些相关的知识联系不起来,从而导致了历史教学的枯燥无味。 3.从学校、社会方面来看 首先,在大多数家长心目中,只要自己的孩子学好语、数、外就行了,像史、地、生这样的学科不学也罢,这种错误的思想就会潜移默化地感染到学生,使他们认为历史课不重要。其次,有些学校也不重视历史教学,由于中考这根指挥棒的作用和影响,决定了历史教学就是无足轻重的,那他们何必要自讨压力了,所以也就不重视历史教学,这在大部分地区体现得相当充分。最后,社会也不重视历史教学,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人们都关注的是可以创造出巨大价值的学科,而历史学科游离于古书档案中,当然不受重视了。 三、如何培养初中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1.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首先,设计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导入要讲的新内容。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一堂历史课,如果有个好的开头,成功地导入到教学中,就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使学生进入最佳的学习状态,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其次,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寻找兴奋点,促使学生学习的兴趣。前提是要遵循学生的认知和视角,一方面要深入钻研教材,充分深挖教材背后的相关材料;另一方面,要事先有意识地做好教学准备工作,广泛搜集各种与该课程有关的素材和资源,比如,文学、历史、文献知识、各种有趣的问题等。这样的话,才能有效地保障教学内容的生动有趣,让学生愿学乐学。 2.创新课程教学模式,活跃课堂气氛,营造积极的学习兴趣的环境 首先,通过改变课堂教学模式激发学生自主创新和参与的能力,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营造宽松民主的教学环境,能够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如,以探讨、辨析和导演历史剧等形式,诱发学生进入学习的角色中,从而激发自主意识和创新兴趣。教师还应允许学生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进行质疑,通过有效、积极的辩论使他们的想象更加丰富,思想更加新颖,思路更加开阔。其次,允许学生走入误区,在思想的摩擦中自省自悟。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错误,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大胆冒险,敢于犯错。引导学生正视自己的错误,无错就没有自悟和更新,也就没了创新和成绩。最后,扩大信息输入的容量,教师要针对学生旺盛的求知欲和个性,善于引进大量的课外知识,加强信息量的补偿,使学生在大量丰富有趣的信息中活跃思维,增加兴趣。因此,加大材料的容量,一方面能促使学生的实战能力,又能刺激学生的创造意识;另一方面,还可以有意识地加强各学科之间的有机渗透,加强科学横向系统的联系。 3.善于挖掘现实中的资源,和生活结合起来 要善于结合现实生活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和兴趣,通过联系现实和现代的事情来说明历史的现象和根源,培养学生以古鉴今的认识能力,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热情和兴趣。例如,通过钓鱼岛问题来引导学生更清楚地认识到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可以联系到中日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以及日本侵华战争等一系列的历史知识,来达到让学生更加热爱自己祖国的目的。教师要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知识和眼界,善于在实际的教学中把历史和现实相结合 起来,达到让学生更加对历史学科感兴趣的目的。 总之,在做好以上的一些措施后,教育部门要切实制定相关的政策和制度来提升历史学科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只有社会、教师和学生相互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作者单位 江苏省常州市田家炳初级中学) 七年级历史教学论文:我对新课改理念下七年级历史教学的思考 看了一期美国明星教师罗恩・克拉克担任《天天向上》嘉宾的节目,从中我了解到当下美国最优秀的教师的教学方法和理念,受益颇多。而面对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七年级历史,我们该如何进行教学呢? 新课程改革已推行好几年,教学模式也日渐成熟、趋于完善。但是现行的教学模式仍摆脱不了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子。这就要求我们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建立起一种以学生为本位的新模式,历史教学也不例外。 我们要真正摆脱应试教育和传统教育模式的束缚,打破传统,健全以学生为主体,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以培养个体自学与创新能力为宗旨的历史教学模式。例如,在《远古的传说》这一课的教学中,关于从北京人学会使用和保存天然火种到山顶洞人学会燧木取火,学生无从理解早期人类这种劳动技能的进化实际上要经历漫长的进化时期,因此他们也就无法体会人类祖先对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贡献。针对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学生切身感受燧木取火的艰难,来一次“亲身体验”呢?也就是模拟远古人类野外生存钻木取火,把课堂搬到郊外。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丰富了课堂知识。 第一,许多教师在新理念指导下的教学中已进行了尝试改革,出现了研究性学习、探究性学习、兴趣小组等各种行之有效的教学形式。这正是打破传统创新教育教学形式的一种体现。 第二,运用合理的教学方法创设情境,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何把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已是一个关键性问题。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活跃的课堂气氛使师生对所教、所学的知识都会产生极大的热情和兴趣,而让学生积极参与、在教学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是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有效手段。 例如,在《秦的统一》这一课的教学中,“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等知识点的讲解,单纯从课本上理解,学生对此印象不会太深。若教师创设一个情境短剧,将以上知识点转化为统一后的秦朝由于各地“度量衡不统一”“货币不统一”“文字不统一”带来新的问题和麻烦,学生通过表演或观看表演都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作为课堂的指导者,应当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通过巧妙新颖的教学设计,创设一些积极有效的教学情境,让学生扮演主角,体现学生的主体性,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才能激活课堂气氛。这样的教学模式,既达到了新课改要求的让学生自我学习,进行探究式学习的目的,又大大激发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第三,提高教师自身修养,加强人格魅力的塑造。罗恩教师之所以能取得学生的信任和喜爱,得益于他与学生之间所构建的平等互信的交流方式和他的人格魅力所在。幽默风趣、博学多才、真诚待人都是学生乐于接受的优秀品质。因此,作为一名历史教师,既要成为学生眼中的“百事通”,同时更要塑造自身健全的人格魅力,这样才能成为受欢迎的历史老师,才能与自己的历史教学相得益彰。 (作者单位 江西省贵溪市第四中学) 对七年级历史教学方法的几点思考 我们知道知识的掌握必须通过学生自己的思维活动,教学只有符合学生掌握知识的规律,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学生的思维发展,是由相对低级的动作思维发展到形象思维,再由具体形象思维发展到抽象逻辑思维和辨证思维。 小学时学生主要依靠具体形象思维,而到了初中,学生的逻辑思维开始占主导地位,慢慢发展到以逻辑思维为主的思维活动。七年级学生能够学习一些比较系统的科学知识,但思维多停留于事物表面。喜欢听历史故事,有英雄主义意向和强烈的好奇心理,常思索一些滑稽,有趣的事物。只有充分了解七年级学生的心理特征和思维水平,才能科学地确定教学的起点,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一、准确把握教学的目的和要求 初中历史教学大纲指出:学生了解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以及理解重要的历史概念。教会学生初步掌握记忆、分析、综合、比较、概括等方法;培养学生学习和表述历史的能力;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要达到这个要求,七年级历史教学才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教师要依据七年级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注意小学教材与中学教材衔接。例如:孔子。学生在小学已学习了“大教育家孔子”, 七年级的学生不仅要学教育家孔子,还要学习作为大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 教学中,在学生已掌握“孔子是怎样教育学生的?”基础上,要求学生首先了解 “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哪些值得我们继承?”,其次理解孔子的主要思想:“仁”的学说。再次掌握孔子的学说后来被封建统治者利用和改造,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这样循序渐进,不断提高。 二、 激发学习的兴趣是引入门道的第一步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知之者,好知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有巨大的心理效应,能使人的大脑皮层处于兴奋状态进而促进学习动机的形成和强化,化非智力因素为智力因素。为学生学好历史提供取之不尽的动力。要激发并保持学生的兴趣,最有效的的方法是让学生不断地获得“成功的喜悦”。 而这个成功还必须是跳一跳才能摘到的“桃子”。例如,提供教坛讲故事。小学的历史学习是以故事形式进行的,七年级学生已了解与初中课文有关的一些故事。让学生将小学了解的故事与相关的课文结合上讲台讲故事。每个学生都可通过努力做到。这个过程既培养了学生的阅读能力,综合概括能力,表达能力,又锻炼了学生的胆识勇气,还尝到了做小老师的滋味,内心充满成功的喜悦。又如,巧设疑。“思维自惊奇而开始”。 惊奇和疑问也是兴趣的渊源,只有学生对某一现象发生惊奇和疑问时,他们才愿意去进行探索。学习“祖国境内的远古人类”一课,设计一个问题链: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吗?人与猿有什么不同?人是不是动物?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我国境内最早的居民是谁?他们长的什么样子?吃什么东西?住在哪儿?把每个问题假设为一个“宝藏”,解决一个问题等于发现一个“宝藏”。把学生置于“发现者”和“探索者”的位置上,让学生到历史的隧洞中去寻宝。学生随着教材内容的展现,不断地发现,在成功的喜悦鼓励下继续前进。 三、 直观教学是引入门道的最好方法之一 教学方法的选择受制约于学生的思维水平。 从思维特征看,七年级学生的形象思维占优势,采用直观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感性材料,有助于学生掌握知识。教学的直观形式有实物直观、模型直观和语言直观等。由于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为直观教学提供了更现代化的广阔天地。如我在教学 这样运用直观的图,适时插入对图的阐述、说明和描述,图言并茂,还有集“视、听”为一体的动态录像,引导学生在感知直观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思维活动,不仅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最终获得科学的理性知识,还受到了思想教育。 每一堂课的教学,直观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教学目的。在全面理解的基础上,教师指导学生及时地将认识的材料进行总结归类,上升到一般的理论,这是感知过程的最后目标,只有这样,初中学生掌握的知识才是系统的,深刻的。 四、加强学法指导是引入门道的关键 中学的学习要求与小学的不一样,学习方法也就不同。有些学生在小学成绩优秀,但由于初一这个转折点没过渡好,成绩大幅度下滑,反之,却上升。因此,加强学法的指导是必要的。 1、回答问题。每节课都有提问,学会回答问题是最基本的。如果问题是一个点,学生可以作答。如果问题是个面,大部分学生便不知所措了。例如:山顶洞人比北京人有了哪些进步?这是一道比较题,必须把山顶洞人和北京人进行比较回答。但学生的答案是毫无判断、没有选择地照搬课文,反映出学生答题的水平较为低下。教师要为学生分析题意,介绍答题的基本步骤,然后引导学生先阅读课文,分析判断,再综合作答,并要求答案内容有一点以上的必须分点作答:①、②、③……,养成条理清晰的好习惯。 2、列大事年表。学完一个单元,列大事年表可教会学生抓住重点,理清历史线索的方法。 3、设计表格。每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都异彩纷呈,头绪繁多,设计表格教会学生归类整理知识的能力。 4、编写课文提纲。这是学会学习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一篇课文,学生从阅读入手,分析重点难点,到综合提炼形成文字。不仅学会了阅读材料,分析问题,综合概括,文字表述,还懂得了构建知识框架,形成系统。会读一篇课文也就会读一本书。有人说“学习就是善于整理这本书里的全部家当。整理一遍以后,放好,全在脑子里。”学会编写课文提纲,也就是学会整理书中的有效信息,把这方法用于其他学科的学习一样行之有效。长大以后,还会处理所有的信息——社会的和生活的信息,从而获得工作能力,社会适应能力。 (陕西省洋县贯溪初级中学) 七年级历史教学论文:初中七年级历史教学的一些方法 【关键词】兴趣特点方法 学史可以明智。通过对历史的学习,学生可以了解人类社会的过去,学会以全面、客观、辩证、发展的眼光来认识人类社会,并提高其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但任何教学只有符合学生掌握知识的规律,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七年级学生能够学习一些比较系统的科学知识,但思维多停留于事物表面,喜欢听历史故事,有英雄主义意向和强烈的好奇心理,常思索一些滑稽,有趣的事物。只有充分了解七年级学生的心理特征和思维水平,才能科学地确定教学方法,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如何确定科学的教学方法呢? 1. 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激发并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最有效的方法是保持学生的好奇心。七年级学生由于心理的发展,非常喜欢历史故事,在教学中把某些内容故事化很有利教学。比如在上《星罗棋布的氏族聚落》一课时,将原始聚落先民的生活情况故事化,并且引导学生设想乘坐时间机器回到半坡居民和河姆渡居民的聚落。让学生想象在原始先民的聚落里与先民一起劳动、做饭、生活等等的场景,这样激发起学生强烈的兴趣,还让学生了解掌握了当时的生产生活情况等内容,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另外,在教学《中华大地的远古人类》时,学生由于对人类学会使用火并促进人类进化具有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于是在教学中让学生去想象大猩猩如果要学会使用火其过程会是多么艰难,而地球上的大猩猩懂得使用火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 再如用地方史引起学生的兴趣 。讲到山顶洞人时向学生介绍本县(阳高县)的许家窑人遗址,向学生讲述许家窑人是山顶洞人的后裔和他们当时的生活场景;( 阳高“许家窑人” 是“山顶洞人”的后裔,据考察,许家窑人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靠狩猎过着艰辛的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群族生活。)讲魏孝文帝时介绍大同(平城)的相关内容等等。 2.巧设问题,激发学生求知欲,并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地获得成功的喜悦。孔子说过:“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为此要注重在教学中给学生设计激发其求知欲的问题。在学习《中华大地的远古人类》的内容时,设计一个问题链: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吗?人与猿有什么不同?人是不是动物?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我国境内最早的居民是谁?他们长的什么样子?吃什么东西?住在哪儿?把每个问题假设为一个“宝藏”,解决一个问题等于发现一个“宝藏”。把学生置于“发现者”和“探索者”的位置上,让学生到历史的隧洞中去寻宝。学生随着教材内容的展现,不断地发现,在成功的喜悦鼓励下继续前进。 3.将抽象的历史内容尽量形象化 从思维特征看,七年级学生的形象思维占优势,在教学上为学生提供感性材料,有助于学生掌握知识。历史事件具有特定时间、空间、人物等内容特点,老师应有意识地在教学中借助现代媒体等手段,积极为学生创设教学所需要的特定情景,使学生在学习历史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启发学生的思维,引起学生的联想,使学生融入情景之中,由此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如在《秦帝国的兴亡》的教学中,利用《英雄》影片片段导入新课,通过片中对英雄的评价,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求知欲望。当学生看完影视资料时,学生已经融入到历史情景中,然后让学生进一步探究秦统一六国的历史趋势,评价秦始皇的功过。在教师适当引导下使学生逐步形成了科学的历史观、正确的情感态度。再如在学习《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一课时,借助电视剧《三国演义》主题曲渲染历史情境,学生的学习热情立即高涨起来,为教学成功开了个好头。 4.加强历史学习方法的指导 七年级学生由于对初中历史的学习方法不对路,也容易产生学习的问题,教会其学习历史的方法很重要。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学生掌握了科学的学习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因此我经常对学生进行一些学习方法的指导。 4.1顺口溜法。顺口溜的特点是顺口简洁、巧妙有趣、方便记忆,十分适合学生的学习心理特点。历史课堂教学中,顺口溜运用得恰如其分,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促成教学目标的完成,达到优化课堂的目的。比如,学生对历史朝代名称、顺序很不好掌握,于是我就把《中国历史朝代歌》让学生溜上几遍,便可记住朝代名称,又把握住了它们的时间顺序。另外,在教学实践中还要引导学生参与编写顺口溜,促成学生参与教学的全过程,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性和主动性,使他们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4.2设计图表。历史知识点繁多而琐碎,学生们往往对理清历史线索、准确地把握历史概念感到困难,而且记忆的遗忘率高。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过程中,平时学到的点滴知识,如果不构成一个系统,其用处就不明显,一旦通过综合性整理加以系统化,它们就变得非常有用了。 水无常形,教无定法。只要教师有信心,并能从学生、教材等实际情况出发,打破常规,大胆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就一定能高效地完成历史课程的教学。以上是我在几年的教学中总结出来的一些历史教学方法,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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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论文: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论文 一、拜金求利观念的突兀奔腾 当商品经济把社会上的一切都卷入交换漩涡中时,金钱对社会的支配,从而拜金主义的观念也就达到顶点。因此,商品货币经济必然带来拜金求利观念的泛起。这是一个历史必然趋势。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势头。地域性的商帮如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陇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们拥有巨资,“藏镪有至百万者”[2],“非数十万不能称富”。而“商人对于这样的社会是革命的因素,……现在商人在这个社会上出现了,这个世界的改变,就是从他那里出发”[1](177)。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拜金求利观念突兀奔腾。明代中后期,礼拜金钱之风颇为强盛。利益所在,上至皇帝下至臣民都趋之若鹜。他们“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3],从正德年间始,官员们竞相“营产谋利”已不足为怪,就连神宗皇帝也“以金钱珠玉为命脉”,把内府之藏,“拥为己有”[4]。皇帝尚且如此唯利是取,唯财是图,不能律己,何以严人!因此,当时“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并且“相以为常事”[5]。难怪顾炎武曾大发感慨道:“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5]。上层社会为此,下层可想而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为你所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6]。《二刻拍案惊奇》所描写如上情形在《辽阳海神传》中得到印证:“商在外率数岁一归,其妻拏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温情脉脉的家庭情爱,为利欲冰水所严重侵蚀。正是在这股强烈的礼拜金钱之风下,各阶层对商人观念发生变异。人们羡慕在现实物质生活中“甘其食,美其服”的商人生活,感叹他们“嗟峨大船夹双撸,大妇能歌小妇能舞,旗亭美酒日日沾,不识离别苦。长江两岸娼楼多,千门万户恣经过,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7],传统思维趋向的变迁,使明中后期的社会涌现出崇商弃农、崇商弃儒、崇商弃官的趋势。在商品利润的刺激下,许多农夫、农妇开始从古老的荒原上走出来,走进了商品经济的洪流中,遂形成了“弃本争毫末利”的社会风气。在浙江西安(即今浙江省衢州市)“舍贱民贫,恒产所入,不足以供赋税,而贾人皆重利致富,于是人多驶鸳奔走,竟习为商,商日益众”[8]。徽州休宁县“百姓强半经商”[9]。可见人们的谋生手段已经大大改变。不仅农夫弃农从商,而且连“耻于言利”的士人,亦经不佳金钱财利的诱惑,也放弃了皓首穷经的正统途径,转而从商,据范濂记载苏松一带从事“田产交易”的,“初犹无赖小人为之,今年则士类效尤,然不顾名义矣”[9]。这种情况很快形成风气,甚至山西的俊秀之士也“弃仕从商”[9],怪不得黄宗羲喟叹道,晚明士大夫“大概多市井之气”[10]。士人从商,提高了商人的素质,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时期文人的文章字画也沾染了商品经济的味道。据说,“以财岂文,俗谓润笔之资”。这虽非起源于明代,但到了明代中后期,文士们开始抛弃以往那种忸怩作态,他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向岂文者大量索要资财。有人求文于桑思玄,“托以亲昵无润笔”,桑竟然说:“吾平生未尝白作文字,可暂将白银、锭置吾案间,鼓吾兴致,待文作完,并银送可也”。号称江南第一才子的唐寅还“有一巨本,录记所作文字,簿面题利市二字”。与唐寅齐名的祝允明也如此。“写怀祖尝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枝山曰:‘是现精神否?’俗以银钱为精神也。马曰:‘然’。祝则欣然捉笔。”[11]由此可见,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被金钱和实际利益所代替,金钱已经在当时社会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也支配着人们的命运。因此此时的拜金之风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盛行。有人曾对此加以讽刺说:“古时孔方比阿兄,今日阿兄胜阿父”[11]。万历时黄省曾也慨叹道:“金钱之神,莫甚于今之时矣”[12]。毋庸置疑,也正是这股拜金之风的盛行,才有力推动哲学上求利意识到涌现。李贽是晚明士大夫中“异端之尤”。他首先反对董仲舒“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儒者也是“谋利”的,也是讲究“利”的,只不过他们的利表现为道德上的追求。李贽继而认为,“圣人不能无势力之心”,追求财与势是“秉赋之自然”,也是圣人所不免的。与李贽差不多时代的三一教主林兆恩,也认为“天机”就在“嗜欲”中,对“嗜欲”这种人的本能也作了肯定。稍后的顾天竣不讳言“功名富贵”,承认自己是一个热衷功名富贵的人,并进而断言,从来圣贤豪杰都是“功名富贵”人[13]。所以我们可以说,晚明反传统的义利观产生,与这一时期社会上求金拜利思潮弥漫,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也从另一侧面上反映了这一现象广泛存在和巨大的影响。所以说,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力推动了拜金求利思潮的崛起。金钱的魅力,无处不在,无人不媚,趋利拜金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社会心理和世风。 二、家庭伦理道德的动摇和传统家庭组织的裂变 中国传统的家庭内部比较普遍家庭形式是社会学家称之为“扩大家庭”的形态,其特征是:一对老年夫妇与他们已婚孙子们及媳、孙辈同居公财,构成家族内部的财产、劳动和生活单元或细胞,与此相应,就有强调父家长权威,和子女对父母孝敬及家庭成员之间悌睦相处的伦理规定,而其中心则是所谓“孝道”这一旨在维护父系大家族和家族组织的意识形态成为保其稳定不变的重要社会约束。这种状态在商品货币经济不太发达、贫富差距不太悬殊的情况下,尚能相对稳固存在。但当商品货币经济获得较高发展时,商品与货币就成了瓦解传统共同体观念及其组织的强有力的腐蚀剂。这一现象在明中后期表现得非常突出。我国传统封建伦常秩序最重视孝行。“人之行莫大于孝”,而晚明时竟有儿孙焚祖坟,焚祖尸,“鬻其他,利其藏中之物”。而人们对此竟“视为故然”,“未有以为不义而众诛之者”[14],为了一个“利”字,对“长辈”尚且如此残害,兄弟之间相残更不言而喻。鄢陵人戴廷栻在其《先稿存遗》卷3里说:该县“盖至天启以后,而邑之风气大变矣,即明允(苏明元)之论一覆,按之骨肉之恩薄;其由所谓为逐兄之遗孤而不恤,与孝弟之行缺;其由所谓多取先人赀用欺其诸孤子,与礼让之节废;其由所谓为其诸孤所讼,与嫡庶之别混;其由所谓以妾加其妻,与闺门之训哀;其由所谓笃于声色欢哗而小严,与廉耻之路塞;其由所谓黩财无厌,惟富为贤”。这里,不仅论述天启以后该县兄弟家室中的变化,还分析产生骨肉之恩薄的原因。这种互相凌夺、骨肉相残的现象,我们还可在族谱对族人的劝导获悉。安徽祁门《方氏族谱•凡例》中列有“有兄弟”和“一代父职”,二则:“兄弟犹手足也,母得份情失谊以贻父母之忧。然阋墙之变有二:非听信手枕也,即溺情于财产。夫争财之心生,只致败亡之祸;枕边之言入,顿起离间之端,家门之大不幸也。嗣后余族兄弟当念同气连枝之重恩。古人推梨让枣之义,勿启争端为外人笑”;“凡代父职掌务者,无论冢子、庶子,择其贤能者,使之每日钱谷出入都要至公至慎。登载账簿切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不宜大秤小头并用,以伤阴骘。若有犯者,一经败露,举家责罚。纵不败露,天地鬼神讵能瞒昧乎”。这二则《凡例》说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兄弟阋于墙是普遍现象,古人的推梨让枣之义已难得见到。兄弟之间“争财之心生”,各自“存私利己”,已使二代以上共居共财的扩大家庭已难于维持,家庭结构处于不断裂变之中。诚然,晚明不乏资本雄厚的富商巨贾,所谓下贾二三十万,中贾四五十万,上贾有“藏强百万者”,他们并非没有能力维持一个扩大家庭,但是,在“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世风下,难免会有“溺情于财产”的大家庭成员,产生“争财之心”,以至招来“败亡之祸”。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中有汗翁散财一则,讲的便是大家庭败亡的事情。许翁是歙县汗氏尚义门四房的家长,“家故巨富,启质物之肆四十余所,江浙间多有之,至翁犹然”,“其子家弟中,则有三四辈,以豪伤自喜,浆酒霍肉,奉养逾王候。家僮百数十人,马数十匹,……炫耀于乡间。一日忽郡吏文书来,太守以其豪横欲逮问之,乃凶惧,上下行贿求免,所费无算,始寝不问”。这些子弟于是出游江浙,“凡其家没肆之处,无远不至。至则日以片纸至肆中,取银钱无厌足。主者或勒之,辄怒曰:‘此故吾家物,何预公事’,使所善娼家,自至肆中,恣所取”。许翁自度不能约束其子弟,决定把所有典铺关闭,发给上下伙计二千余人遣散费。结果,许翁之钱罄矣。十数世之积,数百万之赀,一朝而尽,亦可骇也。”有鉴于此,巨商在兄弟长成或家庭人口增多时,使亟亟乎析财分居。关于兄弟析财的记载很多,如大盐商汪应亭,“父令析著,先诸兄弟后其身”[15]。又如婺源汪方锡,“业渐鹾,时父老弟幼,经营十年,积巨赀,与弟分之,不有私财”[16]。因析财不均而兄弟构讼者也时有之。如万历时,盐业巨贾养春兄弟析家分财时,为争夺黄山地二千四百亩而构讼。天启时,魏忠贤利用黄山旧案兴起大狱,勒索巨款助工,吴养春兄弟父子三人俱死狱中。析财不均尚且构诉,可知兄弟同居“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难做到了。析财分居不仅可减缓家庭内部的矛盾,而且也利于商业经营。兄弟析财分居时,各自独立经营,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各人的积极性。也有兄弟分家后又合资经营的。如婺源人董桂照,“后析居,与兄合赀,业本姑苏”[17]。兄弟成了合作的股东,利权分明,各司其责。这样兄弟关系就成了商业伙伴关系,从而避免了大家庭中劳逸不均和利益不均所造成的矛盾。可见,家庭规模的缩小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侈靡之风的盛行 明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是一个等级统治的社会,它以礼制的形态保障封建统治,不仅以三纲五常为道德的信念,还以消费品的等级分配作为物质性的内容,规范社会各阶层的待遇。所有的成员无一例外都处在尊卑有别的社会序列中,按照不同的规模,过着相应的生活。诚如晚明的著名学者朱舜水回忆说:“仆之冠服,终身不改。大明国有其制,不独农工商不敢混冒,虽官为郡卒,非征途出身亦不敢服”[18]。《阅世编》的作者描绘这种景象为“贵贱之别,望而知之”。因此,在这种礼制的严格约束下,社会秩序是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世态民风也就相应地俭约、淳厚、守成。但是,这样的民风不会持之长久,在国初经济恢复,或者励精图治时期,尚能维持。一旦社会生产复苏,商品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改善,人们享受欲望膨胀,就要不可抑制礼制的约束,改变刻板的生活程式。晚明的社会情形也正是如此。明中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一反明初“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伤”的“简质”风尚,靡然向奢,“以俭为鄙”[19],当然,在社会风尚演变中“导奢导淫”,扮演先导人物是缙绅士大夫。他们的住所必有绣户雕栋,花石园林;宴饮一席之间,水陆珍馐数十品;服饰一掷千金,视若寻常;日用甚至不惜以金钱做溺器。缙绅士大夫的放纵声色,影响深广。首先是“婢妾效之”,继之“浸假而及于亲戚,以逮邻里”[7]。流风所及,一般市民也莫不奢侈为荣,“群相蹈之”。在冠巾,万历以前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犹以朴谨。怠至万历时期,“殊行诡制,日异月新”。仅以冠巾款式便有十多种,时人对此叹道:“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妇女的服饰更绚丽多彩,“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袜之宽狭修短,花细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纂之工,无不易变”[20]。在服装的衣料上,宗锦、唐锦、汉锦、晋锦先后流行一时,不久“皆称厌物”,改兴千钟粟倭锦、芙蓉锦。这种衣冠服饰上的追求华丽之风,使得贫乏单调的常服布袍自然被“鄙为寒酸”,即使“家无担石储”者,也“耻穿之”[21]。有些自认“最贫,最尚俭朴”的儒生也在“习俗移入”的冲击下,“强服色衣”,卷入“靡然向奢”的大潮。在住房、肩舆和日用品方面,明中后期奢伤之风也日益强盛。在交通工具上,“国初进士皆步行,后稍骑驴。至弘(治)、正(德)间,有二、三人共雇一马者,其后遂皆乘马”[9]。何良俊亦言:“祖宗朝乡官虽至任回家,只是步行,宗庙时士夫始骑马,至弘治,正德间皆乘轿矣”[22]。怠至晚明,“至优伶之贱,竞有乘轩赴演者”[21]。在饮食器具上,“设席用攒盒,始于隆庆滥于万历,初止士官用之,近年即仆夫、龟子皆用攒盒饮酒游山。郡城内外始有装攒盒店”[9]。消费生活的高度发展,造成了城市风貌的大改观。当时的苏州,号称“奢靡为天下最”[21],而杭州在民谣中被称为“花簇簇”[22],即使像浙江桐乡县青镇这样一个乡间小镇,也为奢靡之风所卷席:“余生长青镇,独恨其俗尚奢,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省为耻。贫人负担之徒自不必言,妻多好饰,夜必饮酒”。南方如此,北方也莫不如是:山西太原居民“靡然向奢”,山东滕县“其人竟相尚以靡侈”。与城市高度消费生活水平相适应,旅游业也在一些城市蓬勃发展起来,如在苏州“山水园亭多于他郡,游具则载酒嘉肴,画舫箫鼓”[23]。在南京,“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舫,绮窗丝障,十里珠帘……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碗蜓,光耀天地。杨槌击鼓,踏顿波心”。都市中秦楼烟花亦颇为繁盛。谢肇制《五杂俎》云:“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有之”。在江南城镇,茶楼、茶社日益增多,商贾游食之徒,“遇不平事,则往茶肆争论曲直,以凭旁人听断,理屈者则令出茶钱,以为罚,谓之听讲茶”[24]。侈靡之风的发展,有力地突破传统礼制对于衣食住行的森严井然的规范,诚如《松窗梦话》所云:“人皆志于尊崇伤富,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在服饰上,明初对于服装的色彩和用料限定甚严,士庶不准用黄色,民妇限用紫、绿、桃红和各种浅淡颜色,对红色和金绣闪光灯锦罗丝缎带服用禁止更严,违用者本人、家长和工匠都要治罪,但到明后期,小康人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大户婢女“非大红裹衣不毕”。服饰中的龙纹,向为人君至尊的象征,洪武八年,德庆候廖永忠僭用龙凤花纹,被处以死刑,但至晚明,寻常百姓已开始用“困龙立龙之饰,泥金剪金之衣”了。住房上,明初严禁庶民厅房逾三间,但到明后期,则“江南富翁,一命未沾,辄大的营建,五间七间,九架十架,犹为常耳,曾不以越分为愧”。这种不为封建禁令所囿、无所顾忌的逾礼,僭礼现象,反映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奢华风气汹涌澎湃不可阻挡的态势。这股洪流,无疑是对封建禁欲主义和封建礼法的反叛。晚明社会消费突破旧的等级禁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社会消费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但也给中国封建社会带来严重不良的后果。它极大地刺激了地主腐朽、奢侈性消费的恶性膨胀,亦破坏了社会经济的正常积累。当时南京市民虽然“生计日蹙,生殖日枯”,但却“俗尚日奢”,这种情况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都十分不利。“朝华夕零,变泰立见”。明人徐三重说:“盖侈则耗财,财耗则人穷,人穷则奸纵怀乱,世道遂以多故”。这种看法虽然有其片面性,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综观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世风的各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变化,有的代表着时代进步的趋势,有的则是社会黑暗腐败的现象。明中后期的社会是一个蕴涵着守旧与更新的矛盾统一体,世风的各种变化是社会即将动荡变迁的迹象,在矛盾统一体内正在蕴孕着近代文明的曙光。 作者:张哲溶单位:中南大学 商品经济论文:轻重论的古代商品经济论文 一、以《管子》为代表的“轻重论”的确立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于春秋战国时期向系统化发展,诸侯列国的争霸和诸子百家争鸣,产生了大量的经国治世之说。是时,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变,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各诸侯国统治者,为了扫除奴隶制残余,增强本国实力并最终在争霸战争中取得胜利,纷纷进行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社会改革。在发展封建经济的改革中,较著名的有管仲在齐国、李悝在魏国、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与改革。管仲的“官山海”之策,主张由国家垄断盐铁经营;李悝的“平籴法”,实行政府收售粮食以调节粮价;商鞅主张“农战”,奖励农业生产、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等,均涉及政府对工商业经济的干预与控制,成为“轻重论”思想来源的重要素材。随着秦王朝统一中国,特别是西汉王朝统治的逐步稳定,涉及国家治理方面的众“说”纷纭、百家争鸣的局面逐渐结束,契合西汉前期统治政策由“无为”向“有为”的转变,中国古代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在大一统王朝的实践下得到确立。“轻重论”的形成乃至作为古代封建国家主导的经济思想地位的确立,与统治者对工商经济发展由放任到管制的政策转变有关。春秋初期,随着“工商食官”制的瓦解,山川鱼盐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私营工商业获得发展。虽然这时有齐国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和战国时期秦国政府控制工商业的政策,但都为时较短或仅局限于某些个别地区,因而对山泽之利放任私人经营,官取其税仍是此时期发展的主线。 秦统一后,恢复了工商官营的政策,即“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同时对东方六国的私营工商业者进行打击。但由于秦祚短暂,秦政在利用暴力专制、繁苛赋役困顿私营工商业者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适宜统一政权控制国民经济的系统理论与经济结构。秦暴政的短促成为西汉初期统治者实行轻徭薄赋、清简无为政策的经验总结。汉初为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实行重农抑商措施,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采取贱商措施,但实际在经济上并无多大限制。到惠帝、吕后时期,经济有所恢复,于是“驰商贾之律”,商人和商业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如“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社会秩序稳定,商品流通范围扩大,商品经济繁荣,是为史家所说自战国至西汉中期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阶段,此时期国家对工商业发展的放任趋向是其总体特征。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为政府调控市场提供了基础,而汉武帝时期的社会发展矛盾又为政府实行国家干预主义措施提供了政策环境。 与前期统治者“无为”而治不同,年轻有为的汉武帝在经济日益发展、国势日趋强盛的背景下决心褪去“无为”的政策外衣,干一番名垂青史的政治业绩。政治工程的大有作为必然需要庞大的财力支持,长期内外兴作使国家财政耗费巨大,而这些仅凭农业经济收入是难以支撑的,好大喜功所需的巨大开支要求汉武帝必须开辟新的财源。此时私营工商业者虽然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但并不支持中央政权,在武帝因长期对外用兵而出现财政困境时,他们却袖手旁观,如“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此外,商人还与地方诸侯相勾结,图谋不轨,“因其富厚,交通王侯”,造成严重的国内局势。在此情况下,汉初黄老“无为”之统治策略无法再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武帝提拔桑弘羊主管国家财政,实行铸币专营、盐铁官营等新的财政措施,加强了对工商业领域的管制,国家统治策略向“有为”转变。在经济思想领域,随着国家一系列“有为”政策的实践,主张国家进入流通领域干预经济发展的“轻重论”亦逐步走向成熟,《管子•轻重》诸篇的形成就是典型代表。《管子》一书托名春秋时期的管仲所作,实际上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其记事时限大约从春秋至西汉,是有关国家治理的经验总结,由西汉末期的刘向编集而成。《管子》记载内容广泛,其中尤以经济思想见长,“轻重”诸篇比较集中地论述了封建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管理的方式和方法问题,因此形成了典型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汇萃,是古代国家对国民经济宏观管理及对商品经济进行干预的思想根源。“轻重”一词始见于春秋时期,是古代经济思想中一个特有的范畴,其本意是指货币实际分量的轻重,如单旗反对周景王铸大钱,曰:“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在《管子•轻重》篇中“轻重”被引申为物价的贵贱、商品和货币的比价关系,当货币交换商品的比例升高时,即形成“币重物轻”,相反则是“币轻物重”,如“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从指代货币分量的物理概念到表明商品价格与货币的相对关系,“轻重”词义的扩展说明了古代国家对商品货币流通规律的认识与重视。在对商品、货币相互关系的认识基础上,国家有意识地将这种认识与政府的经济活动相结合,轻重学说亦逐渐成为封建政权操纵市场、调控国民经济的理论指导。 二、《管子》“轻重论”中政府干预商品经济的政策措施 “轻重论”所倡导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相适应,主张封建国家通过经济集权管理和控制社会经济,在维护农业主体结构的基础上,国家直接参与流通经济,管理和调控市场。持“轻重论”者认为,作为君主专制的统治应该运用好流通领域的统治之术,做到“善为国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使不得不用”。即政府应该摈弃政治上的暴力强制,通过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使民众不得不依赖政府,从而造成“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的状态。该理论正是应对西汉前期地方诸侯实力膨胀、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之时弊而提出。此时期,由于诸侯掌握了地方的盐铁、山泽之利及工商税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如吴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轻重论”者认为“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为加强中央集权,稳定封建统治,“轻重论”者强调通过经济上的予夺来控制臣民,提出了“以轻重御天下”的政策主张。要实现以“轻重御天下”的目标,政府首先要懂得流通领域轻重关系的变化规律,“轻重论”者通过对商品流通领域中的规律性问题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基础的具有普适性的经济原理,作为政府参与和调控市场的理论武器。首先,“轻重论”者把货币与谷物框定为整个流通经济的两个基本工具,认为“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 在传统社会,农业是最基本的生产部门,粮食是人们的生存之本;在商品流通中,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居于比其他商品更重要的地位。货币与谷物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它们成为轻重调节政策的两个主要杠杆。国家通过掌握这两种商品,就可以调控好社会经济的运行。其次,通过权衡实际流通中货币、谷物与万物的供需与相对的贵贱形势,“轻重论”者提出了三者之间存在的比价关系:(1)“谷重而币轻,谷轻而币重”,将“轻重论”运用于货币与谷物价格的相对关系,指出市场上货币购买力与粮食价格成反比。(2)“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指出了货币购买力与商品贵贱相反的原理。(3)“谷物重而万物轻,谷物轻而万物重”,谷物与万物的比价有如货币与万物的比价,在价格上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管子•乘马数》载:“谷独贵独贱”,即在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谷物通常作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出现,其他商品的价格的高低通常表现在谷物比价关系的变化上,因而在轻重关系上与万物的比价呈反比。再次,“轻重论”者还将商品供需与价格涨落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如《国蓄》有“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轻重甲》有“章(障)之以物则物重,不章(障)以物则物轻;守之以物则物重,不守以物则物轻”。说明商品供需的多少决定了商品价格的高低,一般情况下,价格随着供需的变化而变化。知悉流通经济中货币与商品的轻重关系与轻重变化,在具体政策方面,本着控制市场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轻重论”者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涉及国家直接参与和管理流通经济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主张国家控制货币和谷物的政策。 《管子•国蓄》中说:“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轻重论”者认为百姓依赖粮食而生存,通过货币进行物质交换,粮食与货币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统治者应该善于运用货币控制粮食价格,通过对两者的垄断来控制经济大局,即“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数也”。国家要控制货币,首先就要垄断货币币材的来源,即“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管子•国蓄》载:“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即铸币的权利应该掌握在国君的手中,国民只有使用货币的权利。相对于铸币,谷物乃民间自产,国家对于谷物的控制只能通过手中掌握的货币去影响其价格,即国家对粮食产品进行市场经营。“岁丰,五谷登,五谷大轻,谷贾去上岁之分,以币据之,谷为君,币为下。国币尽在下,币轻,谷重上分”,其政策手段大致是在丰年谷贱之时低价购进粮食,大量投放货币,形成“币轻谷重”之形势;国家掌握充足的粮食储备,待市场上粮食缺乏而谷价上涨之时,再大量出售粮食,形成“币重谷轻”之势。如此循环,国家不仅于粮食买卖中获得了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经济手段对民间经济进行了合理的调控。其二,主张国家利用商品价格波动以操纵市场的政策。流通中商品价格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上同类商品过多,产生供过于求的情况,商品价格就会降低;如同类商品供给缺乏,商品价格就会提高。对此,《管子》中有较明确的阐述,如《国蓄》所说:“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或如《揆度》所述:“物藏则重,发则轻,聚则寡,散则多”。“轻重论”者认为,国家可以根据供求导致价格变化的规律,利用手中掌握的货币、谷物或者其他商品,“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在物价十分低廉的时候,国家采取收购措施,使商品价格回升;当物价高昂时,国家抛售物资,使商品价格回归正常水平。以上对商品价格波动而采取的准平政策,其实只是国家谷物政策的延续和扩大。国家因其掌握的大量货币和物资储备,在市场控制方面具有绝对的主动权,可以根据市场行情,或聚,或散,或藏,或发,使市场物资的多少,价格的高低,听凭统治者操纵。另外,统治者还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利用政令的缓急来左右市场物价,如“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于万民而籍于号令也”。当然,尽管“轻重论”者认为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人为地操纵市场价格,但他们也知晓流通中价值规律的作用还是存在的,况且政府于市场价格大起大落中实行准平的措施,也是基于对客观价值规律的认识而实施的,《管子》对此有独到的见解。如《国蓄》中有云:“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贵。万物之满虚随时,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 《轻重乙》中也有:“桓公问于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故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已有四者之序,发号出令,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无数。”此处所论之“衡”,就是指商品价格围绕一个中心上下波动的规律性运动。商品价格不可能绝对固定在一个点上,须在一高一下中求其准平,这与《管子》倡导政府利用供求变化稳定价格的实践相一致。其三,主张官营盐铁的专卖政策。轻重理论主张国家进入流通领域,利用货币和谷物与其他商品的轻重比价关系对失常的市场现象进行调控,这是国家对经济进行控制的一方面。除此之外,“轻重论”者还认为国家应该对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自然资源进行垄断,实行官营政策。“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即国家通过控制盐铁经营以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轻重甲》中甚至说:“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农业社会,小农家庭内部的耕织结合可以解决大部分日常生活所需,只有食盐和铁器作为生产和生活必需品需要通过市场交换而获得,因此,国家凭借对此两项产品进行垄断经营,就可以在控制国民经济生活的同时获取财政厚利。轻重论者指出:“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又说:“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成事者天下无有”。盐铁官营,从表面上看,国家并没有加税于民,但实际上国家已通过寓税于价这一隐蔽的掠夺方式提高了财政收入,即做到了“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三、古代政府在轻重理论指导下的商品经济干预措施 《管子•轻重》诸篇所阐述的轻重理论,是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国家实行经济干预政策的主要理论指导。轻重理论主张国家凭借政权的强制性进入流通领域,通过对商品货币流通规律的把握达到对市场的有效调控,这样就将国家对经济的关注点从单纯的农业领域转移到了商品流通领域,是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轻重论者所提倡的经济管理措施大部分为封建统治者所接受,自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并建立一系列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官营工商业机构之后,国家对商业的控制成为后继封建统治者维持王朝稳定的重要法宝。唐代是封建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唐政府对商品经济的管理与控制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而这些干预商品经济的措施可以说是传统轻重理论被当政者接受并践行于商品经济领域的结果。在官营商业领域,唐中期“安史之乱”以后,为缓解因战争耗费而陷入困境的国家财政,唐政府启用其时名著一时的理财家第五琦、刘晏实行榷盐制度。第五琦的榷盐法实行民制、官购、官销制,俗称“直接专卖法”。政府垄断绝大部分盐利,生产者和销售者对行业缺乏积极性和认同感,弊端早在汉武帝时期即已显露,因而收效甚微。刘晏的榷盐法是在改良直接专卖法的基础上形成的,灵活运用轻重之术,变民制、官购、官销制为民制、官购、商销制,实行间接专卖法。在此转变过程中,商人也由原来被打击的对象变为一定程度上推行轻重政策的助手,与政府共分盐利。刘晏还利用商品价格规律,设置常平仓,实行平准法。《新唐书•刘晏传》云:“晏又以常平法,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率诸州米尝储三百万斛。”以常平法储米,可知是常平仓制度。“丰则贵取,饥则贱与”与汉代耿寿昌的“谷贱时增其贾而籴,谷贵时减其价而粜”相同,都是在轻重学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干预措施。史书又载:“刘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赀,以佐军兴。” 由此可知,刘晏不仅借鉴了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还汲取了汉武帝时期桑弘羊推行平准法的经验做法。在民间商品经济领域,唐政府则主要制定一系列严密的规则,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畅通商品流通渠道等。唐政府所采取的这些干预措施,其共同点是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研究商品流通规律,进而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直接参与或管理控制,这些正是对传统轻重理论的有效运用。继唐之后,唐中期因解决财政问题而采取的对轻重之术的灵活运用,变僵硬的官府全面控制为官商分利的做法,为后来王朝的统治者所继承并发挥运用。随着唐中期两税法的改革、宋代“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确立,唐宋之际商品经济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获得较大发展。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繁荣景象,盐、茶、酒、矿冶等工商税收占国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商品经济的活跃、工商业收入的增加更需要“轻重论”为政府干预商品经济并获得财政收入提供理论指导。这其中以王安石实行的工商业政策较为典型。王安石继承刘晏的经济思想,对专卖领域区分具体行业采取不同的榷卖方法,控制与放任兼而有之。当国家专营的效益低下时,就将之改为民营以税之;当大商人包销分利太多时就适当控制。其政策要旨是减少管理弊端,提高效率,在不伤害民众生产、销售积极性的同时,尽量增加政府的财政收益。明清时期继承唐宋的工商业政策并有所发展,盐和茶实行禁榷专卖钞引制;矿冶以官营为主,民营辅之;海外贸易则变宋元的官民并存双轨制为朝贡贸易单轨制,同时在全国建立庞大的丝织、造船等官府手工业体系。可见,在高度集权的封建统治体制下,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轻重理论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而不断被修正,同时也混同理财家个人经济思想的进步而不断发展,但不变的是,它始终是封建政府制定工商管理政策的依据,继续发挥着巩固专制集权统治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 作者:宋娟单位:深圳市房地产评估发展中心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商品经济论文:律学发展的商品经济论文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概况 宋代的商品经济处于全面发展的状态,表现为商业政策的改变、手工业的繁荣、城市商业的发达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首先,在商业政策上,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与过去历代王朝都迥异的重商政策。中国封建社会发端于农业社会,从春秋战国封建制度萌芽起,农业都是作为国家统治发展社会繁荣稳定以及军事经济发达的基础,因此对农业格外的重视。在思想层面,汉代以后,董仲舒改革的新儒家思想更是为了体现帝王的统治目的,而将重农抑商思想融入进去,因此此后的历代帝王都鼓励发展农业,控制甚至打击商业活动。而这一点到了宋生了改变,宋初太祖赵匡胤认为“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在宋太祖之后,宋太宗赵光义也号为“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宋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令众“政事之先理财为急”这样的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其次,宋代的手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最为繁荣的程度。与唐代相比,宋代的坑矿、茶盐、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有较为明显的进步。从特点上看,宋代的手工业产地逐步扩大,出现了区域性的手工业企业和家族式的规模企业。手工业产品的产量也随着生产区域和交易范围的扩大而增加。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当时的手工业技术水平提高非常明显,在制糖业、采矿业、陶瓷制造业等方面都有所提升,比如制糖业出现了“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宋瓷的技艺手法融入了多种艺术元素。另外,宋代经济发展还体现在宋代城市贸易的繁荣。在宋代之前,不仅国家不重视发展商品经济,而且在城市格局上体现了重农抑商的思想。宋代以前的城市中,严格限制工商业活动的范围,将城市划分为坊和市“,坊”是指居民居住区“,市”是指商业活动区。同时还规定,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必须在“市”区进行,不得在“坊”区进行商品买卖活动“,市”的经营时间也被限制在白天有限的时间内。这种规定大大限制了城市商品买卖活动的时间和范围。而在宋代,这一界限被消除了。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突破了市坊的界限,街道两旁和居民区都有商业活动“,坊巷桥头及隐僻去处俱是铺席买卖”,显示出商业的高度繁华程度超过了长安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还出现了早市和夜市,呈现出了全面繁荣局面。同时,商业城市和市场数量在这一时期也急剧增多,除了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两个最为著名的繁华都城外,成都、建康、镇江及扬州等城市也十分发达,人口规模也逐年增加,汴京和临安的人口大致有170万和120万左右。除了大都市商品交换异常活跃外,众多商业性集镇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全国各角落,这些集镇多集中于海上贸易繁荣的沿海镇市或水陆交通枢纽的内陆商镇,甚至在农村也打破了往日的寂静,于频繁的货品交换中逐渐形成了“草市”或“墟市”,使得整个国家的商品贸易活动都十分活跃,深刻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 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律学发展的影响 1.商品经济对律学思想的影响。 不同的时代都有着不同的立法思想,不同的经济水平之下的法律思想和法律研究思想也有很大差异。作为经济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发达,也使得宋代的律学研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封建法律思想从西汉董仲舒确立新儒学以后而确定,经过魏晋南北朝、隋代、唐代的发展,到宋代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就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来适应这一变化,理学作为律学的思想基础就在这种情况下得以发展。理学名称的起源来自于宋代儒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它是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优秀,糅合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而成的一种理论形态,其优秀内容是强调“理”的先天的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学习的目的就是“即物穷理”。理学思想肯定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认为“: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呼?天理如此,岂可逆哉?”关于法律他们认为礼与法都是“理”的体现,是为了管理和统治人民而设置的工具“,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法者,天下之理”,“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于教化”。因此,认为治国就需要礼法合一,同时要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制定不同的领域的法律规范。在理学思想之下,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规律,法律要依据这些规律进行,因此对待农与商他们都保持了同等的客观的态度,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情况吸取也加大了对商品经济的调整。立法上统治者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法轻民法的传统做法,开始探索民事立法和经济领域的立法,专门研究施行了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为了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代立法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民事法律,统一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同时,立法的科学性也将政府的政策导向更好地促进了商贸发展和手工业的繁荣。 2.商品经济对应用律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律学十分注重法的应用,在法的解释和刑事技术方面的研究最多,形成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客观上使得社会财富得以积累,民间财富的积累让民众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律学研究活动。从国家层面来说,也加大了对律学研究人才的培养,设置了律学博士专门进行律学研究,涌现出了《刑统赋》、《律文音义》、《律令释义》等一些著名的律学研究著作。其中《刑统赋》就是律学博士傅霖编制的,他在研究时认为《宋刑统》不便阅读和记忆,于是将《宋刑统》的全部律文的要旨,用韵文体裁撰为律学读本,并自行作注,解说韵文含义。受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理学的繁荣,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更为客观,不再仅仅看到统治秩序的维护,而更加注重对社会个体正义的维护,突出人的个体价值,在司法实践上更加注重刑事科学技术的应用,出现了诸如《折狱龟鉴》、《棠阴比式》、《洗冤记录》等法律应用领域的著作。其中《洗冤集录》使得法医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法医学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结语 法律是政治统治的工具,也是政治统治的上层建筑,它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宋代的商品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它对律学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思想方面,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人们对人的个体价值的重视以及对经济和民事领域的关注度,因此产生了大量的律文解释、刑事科学方面的著作以及经济、民事方面的立法;在物质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家和社会都有更强的经济实力进行律学研究,从而提供了其发展的物质基础。可以说,宋代的律学发展之所以能够达到中国古代律学研究的最高峰,其决定力量就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 作者:谭正李超单位:河北大学 商品经济论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文 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渊源 1.列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 在1921年前,列宁把商品生产、交换同私有制、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比如1906年他在《土地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指出“只要还存在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行、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有可能消灭剥削。”在《19世纪俄国的土地问题》指出:“至于社会主义,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消灭商品经济。”他还多次说过“,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行了禁止自由贸易的政策。然而,余粮收集制和完全禁止任何商品流通的政策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最终导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列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像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和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并将这个思想付诸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在“新经济政策”列宁首次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国家资本主义是受苏维埃政权控制,是不会葬送社会主义的。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和主要生产资料的条件下,通过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商品经济完全可以被用来为无产阶级国家服务。社会主义的大工业获得高度发展过程中,在把整个小生产全面地彻底地改造过来以前,无产阶级国家有必要把商品经济作为自身的“社会经济基础”,作为各种过渡的经济形式的“中心环节”。 2.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 斯大林也曾经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商品生产,就要废除货币经济,就要彻底破坏资本主义而使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后来斯大林虽然承认了必须保留商品货币制度,但却认为这种关系是“外来的”是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问题,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指出,“在当时的苏联,‘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这种情况就使得国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国家企业的产品,至于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把它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然而,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所需要的商品。现在,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中国———仍是必要的东西。“”将来在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即国营成分和集体农庄成分由一个包罗一切而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生产成分来代替的时候,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趋于消失。但是只要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只要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极其有用的因素而必须保存着。”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范围作了严格限制,斯大林不仅要“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而且认为:“在中国,商品生产没有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它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这样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而受到严格限制。“”无论如何不能把中国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列入商品的范畴”,“不仅国家企业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而且集体农庄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所有,不能卖给集体农庄,只归农庄使用,庄员不能出卖、购买、出租或抵押,因而也不是商品。”生产资料“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苏联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所涉及的基本上都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所生产的商品。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 二、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贡献 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对于如何利用商品生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大胆的探索。 1.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命题 1958年“郑州会议”期间提议在起草的会议文件中写上“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他还指出:“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废除商品生产。他说:“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商品粮还不到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4,粮食之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郑州会议上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些人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不了解排除了资本家可以大大发展商品生产”,“对商品生产不要怕,不会引导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现在是国家同做生意,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不但不要怕商品生产,而且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从中国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历史现实出发,指出,中国“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命题。 2.把握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 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等著作的《读书笔记》中,他赞同斯大林提出的“决不能把商品经济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存在的东西”的观点,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他说:“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确定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原则界限。这个原则界限就是:“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应当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为它们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无政府状态地进行的。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商品生产的性质是由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初步意识到商品生产只是一种“中性”的经济手段 3.界定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范围 指出:“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只有全民所有制内部调拨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而全民所有制企业卖给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都是商品,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相互转让的生产资料,也全都是商品。”说:“斯大林根据商品是一种可以转让所有权的产品这个理由,说苏联的生产资料不能列入商品的范畴,这值得研究。在我们这里,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也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不仅把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而且为了公社办工业,把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这些产品,都是商品。国家卖给以后,它的所有权转让了,而且在公社与公社之间,还可以转让这些产品的所有权”。在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的问题上,比斯大林的认识前进了一步。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有益探索,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借鉴。 作者:王梅王佳贤单位:太原科技大学山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商品经济论文:建立健全全程服务体系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 一 社会化服务体系也是支撑体系,是保证农村商品生产赖以进行的系统和网络。它是由分属于不同部门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如:财金、社会保险、生产资料供应、产品收购、加工、销售以及技术等联系起来形成了这样一个体系。目前常常把具有多项服务功能的机构、实体或组织叫社会化全程服务体系。事实上任何一个功能齐全的组织也无法集整个农村商品生产的服务于一身,因而称为社会化服务组织更恰当些。有的服务组织和机构过去就有,但那是在自然半自然经济形态下产生的,其宗旨、功能、服务手段和范围与当前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需要改革和完善。面对整个农村的服务体系来说还需要重新构筑、健全、完善和进一步发展。 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一个大系统,下面包括许多小的系统,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或科技支撑体系即是它的小系统或子系统。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即是以科技为手段支持和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的机构和组织所形成的系统。是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支柱之一。把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一个集,科技服务体系就是集中的子集。把农业科技站或科技先导型企业说成是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也是不够准确的,这些仅是科技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后,个体民在自愿互利条件下重新联合的经济组织。它与社会化服务和科技服务有一定渊源,多数这类组织是在农民技术协会研究会等基础上,既进行自我服务(以科技服务为优秀)又集资人股兴办经济实体,成为合作经济组织.因此以科技为支柱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也是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一种形式。 二 我国农村处于开始发展商品经济阶段,社会化服务落后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制约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生产是社会化生产,需要商品市场来导向;商品生产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迫切需要依靠科技进步;为取得尽可能高的效益应有适度的经营规模;生产过程和产前产后需要各种服务。因此在商品经济发达,市场发育健全的国家发展商品经济也需要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服务和组织合作经济组织。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刚起步,商品、技术及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更迫切需要社会化全程服务。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比例较大,劳动力的文化技术和劳动素质低;由于交通、通信不发达,农村人口素质低,农村信息闭塞;农村生产小规模分散进行,对采用先进技术既无力又无很高的积极性,无法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很难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社会、经济、环境效益。这些情况的存在严重地制约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展社会化服务则是解决这些制约因素的重要途径。 三 我国农村经济比较落后,需要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最终还是要科学技术解决问题农村的社会化服务也必须以科技为支柱。 农村需要种植、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的适川先进技术,需要良种、饲料、化肥、农林水利机具、农副产品加工设备等物化技术和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但在小规模分散经营条件选农民无力无积极性采用先进技术,难于接受技术服务。科学技术能否转化为生产力,关键在于把先进适用技术送到亿万农民手中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接力,这种传递便可以较顺利地得到实现。社会化服务中科学技术的服务贯穿于个过程和全方位,除上述产中服务外,市场信息分析提供,生产的筹划,产品品种产量的预测;加工后产品的贮、运、销,甚至资金使用,物资供应无一不需科学技术的指导和论证全程服务体系的形成也是科技长人农村的过程。科技的支柱作用使服务体系具有凝聚力和吸引力.促进服务体系的发展;服务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为科技长人农村,农村采用先进技术与技术服务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和条件许许多多的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 四 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农村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仟制,家庭仍是农村生产独立细胞的情况下,通过服务组织的粘结和联合将分散的经营和生产变为联合群体;社会化服务做为农民独立进行商品生产的自主性与社会需求的统一性的结合部,使农民个体的积极性和生产群体的功能(大于个体功能之和)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对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农户与服务组织联结或农民自身组成合作经济组织,叮使资金、技术、劳动下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优化组合;技术、物资配套和技术系列化;实现适度规模的集约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生产率及利用率,降低能耗物耗,提高质量,提高整体效益。 2.通过组织技术引进、开发、交流、培训示范和推广,使技术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3.通过应用先进适用技术,接受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技术和技能。 4.技术服务充分地发挥科技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提高技术和技术人员的价值,既可稳定农村的科技队伍,又可形成一定的吸引力,为科技人员流动到农村创造条件。 5.克服因部门分离而造成的产供销层次、环节多,节奏、效率低,流通不畅、摩擦损失等问题,提高流通环节效率减少损失。 6.各种有效的服务(也包括信息、保险等),使农民改变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的状况,无后顾之忧地进行专业化商品化生产。有助于生产水平、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7.社会化服务组织对外还可维护其成员单位或个人的合法权益;对内通过协调各方利益对生产者采取保护价等办法保护农民的利益。 8.通过组织商品化生产,技术培训,传递信息,开发技术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共同致富意识,以及科学致富意识,改变传统观念和旧的习惯与封建意识,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五 现阶段社会化服务体系正在建立和健全,多元化多层次的存在是很自然的,不宜过旱的用行政手段推行和限制某些形式模式的发展。应因势利导,在实践中检验,逐步求得“统”到几种形式下来。现在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大体上有下面几种类型。 1.龙头企业服务型。以产业的关键企业为龙头,联合相关企业组成公司或集团,联合专业户,组成生产技术联合体,实行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发展区域性支柱产业。技术部门参加联合体作为技术后盾。联合体或集团对专业户农民提供技术、资金和物资服务,收购农民产品进行加工销售。还有的龙头企业组成集团,为集团各企业进行技术开发,市场信息、产品销售服务;对原料产地的农民通过合同进行资金、物资、良种以及某些初加工等技术服务,再由企业加工销售产品。这样做使企业有原料基地;农业生产有稳定销路,对支柱或骨干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星火计划实施过程中,在形成一批支柱性产业的同时也形成了一批龙头企业型的社会化服务组织。 2.科技服务型。属于这种形式的有原农村科技机构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实行政技分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兴办实体,扩大服务范围,实行有偿技术服务。民办科技机构,以农村乡土能人,退休科技人员为主体组成,通过有偿技术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移,带动农民发展生产。科技机构为主的联合体,利用其成果和科技手段为农村服务。这类的服务组织以有偿科技服务为主也进行物化技术和一些与技术相联系的配套物资服务。他们需要加强与农民的结合。 3.自我服务型。种养业的专业户自愿联合起来,组成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保护。通过交流经验、引进技术、一沟通信息,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产业发展。有的还通过人股集资办起实体,这实际是合作经济组织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应寻找可靠的技术依托单位,吸引招聘技术人才和培训自己的技术力量,强化技术服务功能。 4.技术经济承包集团服务型由科技主管部门和供销部门牵头,联合其他行政部门科研单位组成的技物结合全程服务的承包集团对种养业进行大面积,大规模技术承包。通过合同明确责任义务,收取承包费用。为稳定承包的集团,有些地方成立了稳定的承包公司。 六 建立健全和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离不开各级党政和业务部门的支持。农村的供销部门可以发挥其重要作用。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四个方面的支柱:科技、物资、财金和销售,而物资与销售的主渠道在供销部门。科技与供销部门结合,可以实现技物配套服务,解决产品的销售渠道。使科技服务和产供销服务以最佳效果转化为生产力。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都需要善经营、会管理、懂科技开发的实业家来组织领导,还要完善和健全内部的管理体制,保证会员的民主权力的有效行使,实现民主化与规范化管理。 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都应逐步积累一定资金,形成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化服务组织必须在发展农村区域性支柱产业中致力于向自己的组织成员和农民提供适用先进技术和技术服务;提供配套的生产资料和其他生产物资,提供发展生产的部分资金,帮助解决产品的销售渠道或直接收购会员的农副产品和初级加工产品。这样服务组织便会产生凝聚力和活力,自身也会得到发展和壮大。 参加服务组织的各方,在成立伊始就应专心致志发展产业,开发技术,不应以赢利为目的,生产发展,产业振兴之后各方都有其微观与宏观效益。服务组织内部,还要贯彻公平分配原则,实现利益的协调和再分配,这是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 商品经济论文: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 一、问题的提出 王安石变法在当时社会上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这在封建政治中是少见的。 王安石变法,曾经引起北宋地主阶级内部的激烈冲突和争论,新法实施过程中有过急剧的反复,稍后蔡京之流又假新法之名,行聚敛之实,给社会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危害。然而往后很长的时间内,新法部分内容仍在施行,即使名称有所改变,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异。有关新法利弊问题,王安石历史评价问题,从宋代以来人们就一直争论不休,没有得到比较一致的解答。 不同立场的文人和学者,对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作出过不同的解释。 有人拿王安石及其反对派司马光等人的性格执拗这点来说明两派冲突的原因。姑且不谈一个人的性格于政治冲突和争论会有多大影响的问题,究竟什么契机使得某个人或某些人政治上那么执拗,那是我们所当首先予以研究的。 有人从义利之辩上来考察两派的争论。两派对义与利的看法,有不同也有相同的地方,并不是王安石只言利,司马光只言义。我们应该看到,世界上没有什么抽象的义与利。两派对义与利的争论具体体现在哪些问题上,倒是该当重视的。 有人把两派冲突归因于南方士大夫和北方士大夫的利害不同。当时南北方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地区上的差异性是存在着的;但南北地区差异并不怎样悬殊,事实上南北方士大夫仍然错杂于两派之中,这足以说明这场冲突并不是据源于南北地区的不同。 近来有些历史学者,以存在于北宋地主阶级内部的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来理解两派斗争。我们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的地位,和它们相互间的关系,这是完全必要的。王安石变法在客观上也确实给予各个阶级、阶层以不同的影响。但是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作为整个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出现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的,不管谁上台执政,都不可能只是代表一个阶层,某一阶层的利益不可能超越于阶级利益之上。他们之间的斗争,一定有着它的焦点,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论,还有其他许多说法,不必逐一列举。这里只是提出了问题,同时也提出了个人的一些看法,也许是错误的,期待同志们批评指正。 二、对待商品经济态度的不同,是两派斗争的焦点 新法中争论最集中、斗争最激烈的,要算青苗、免役、市易、均输等法,两派意见分歧,都涉及如何对待商品经济的问题。如何对待商品经济,既有着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各阶层的切身利害关系,又有着封建统治向前发展的长远关系。地主阶级人物,无论是大地主或中小地主,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商品经济所给予他们的影响,具体表现商品交换日趋活跃,货币流通日趋广泛,借贷日趋频繁,城市日趋发达,而这些方面综合发生发展着影响和刺激,就像幽灵似的萦绕着他们的生活和脑海。他们中间的政治代表人物,对于这种幽灵的出现,会作出自己的观察和分析。可是他们并不真正理解它,由于自然经济占着统治地位,他们对于小商品经济,只能看到它的影响,却摸不透它的本质,好似“瞎子摸象”,各凭所知,各执所见,莫衷一是。 北宋商品经济,比之唐代大有发展,更不需要去比较唐代以前的情况。人们无时无地不感受到它所产生的影响,自然不能置之不理。新法的每一内容,不都是早已被提出而被实施过的吗?现实的政治、经济,又必然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要对此作出判断和解答。这种利害关系,既是历史的、现实的,又是与往后发展有关的;既涉及地主阶级的上层,又涉及地主阶级的中下层;既涉及整个封建统治,而体现这种利害关系的政治最终不能不影响及于被统治的下层;既影响着商人,又影响着农民和手工业者;既涉及南方士大夫,又同样影响到北方士大夫。问题的错综复杂而又迂回曲折。两派代表人物在关键性问题上显示出性格操守的极端执拗,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上面如此简略述说,倘若要深入论证这个问题,论据颇感不足。首先是商品经济这个幽灵,只是潜在地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与思想,两派之间都不可能给我们留下很多资料,这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其次是两派当事人和当时其他封建统治阶级人物,跟世界历史上所有的剥削阶级一样,他们在分析客观形势、制定政策时,往往不曾触及也不敢触及劳动及社会经济基础,单纯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兜圈子,例如所谓义利之辩。我们要论证有关商品经济诸政策及其实际情况,无疑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第三是在有关王安石变法的史料中,关于商品经济的实质性材料都被淹没掉了,长期被隐晦着的事物,要重新揭示出来,这当然不会是简单的事。 这里顺提一下:王安石在变法中自认为理财居于首要地位,守旧派攻击他也集中于理财,后来反对变法的人还攻击他不当把理财摆在首要地位。一些赞成王安石的人.被传统思想所束缚,却或多或少为王安石避讳这个问题。其实王安石变法,其中心是理财。我们对王安石的理财可以有各自不同的解释,试为分析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便可了解到理财与商品经济确乎纠缠在一起①。从理财与变法的关系来看,本来已经有了可资参考的研究线索。 下面就两派人物的言论、政策以及新法内容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等问题,分别进行探讨。 三、守旧派对有关商品经济的一些现象,极为敏感 司马光是当时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虽然不懂得什么是商品经济,也不真正理解商品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可是只要触及商品经济所涉及的任何事物的侧面,却十分敏感,竭力加以反对或抵制。这方面论据虽然不太多,却具有典型性。 新法实行之初,司马光这班人马上出来反对,剑拔弩张,气氛十分激烈。照道理,司马光等人应该持有充分的理由来驳倒对方,好让宋神宗改变其坚持变法的主意。可是司马光等在宋神宗面前,只说新法“不便”,讲不出什么道理,弄得宋神宗十分奇怪。《宋会要辑稿》一二二,有如下两段记载: 御迩英阁,司马光进读《通鉴》毕,降阶将退。上命迁坐墩于阁内御坐之前, 皆命就坐,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 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光曰:“朝廷散青苗,兹事非便!……” 上曰:“若以为不可,当极论之,何以书奏?既书奏何以至今乃议论不一,且 此法有何不便?” 宋神宗把司马光延到阁内,撤去左右,算真心想听听司马光的意见。可是司马光仍然只说一个“不便”,不能“指名其不便”;在皇帝面前“极论”,要凭“书奏”来申述,“书奏”的结果,仍然叫宋神宗摸不透新法“有何不便”,这是怎么一回事?症结何在? 我们分析这个问题,必须抓住它的要害所在。司马光这班人很有封建统治经验,会说会写,对于新法的各个方面也都提出过一些反对的理由,但给宋神宗以蛮不讲理的感觉,这也不令人奇怪。他们自己对商品经济的影响和作用,虽然十分敏感,却不懂得其中的道理,又怎能讲得清楚呢?例如王安石理直气壮地讲究理财,说是“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②,而司马光也曾说“食货国之政”③,司马光要对王安石理财“指名其不便”,又要叫宋神宗了解到新法的不便之处,确乎困难。 然而司马光的言论,多少触及商品经济有关诸现象。他对此讲不清楚,不等于完全没说。关于青苗法与使用货币的问题,他说了不少话,从中也透露出内心的惶恐不———————— ① 关于王安石经济思想,作者将另撰文探讨,这里不详述。 ② 《王文公文集》卷八《答曾公立书》。 ③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二三《论财利疏》。 安。《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四一《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 彼言青苗钱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势作威,陵轹州县,骚扰百姓,止论今日之害耳。臣所忧者,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富贵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是以富者常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臣恐十年之后,富者无几保矣! ……壮者不聚为盗贼,将何之矣? 同书卷六《与王介甫第二书》: 今四方丰稔,县官复散钱与之,安有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之事?先所言者乃在数年之外,常平法既坏,内藏府库又空。…… 司马光说新法要在数年之外或十年之后产生恶果,王安石则说新法见效当在十年之后,这倒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必然的契合。两人估计新法影响所及的时间,大体上一致。应该说,商品经济体现在政策上并施加于自然经济的影响,不会是太快的,他们对此可以说是不谋而合。这里着重要谈的,是上述司马光所忧虑的中心问题.--所忧在十年之后的民穷财尽。 关于“所忧在十年之后”的问题。司马光对于变法始终是忧心忡忡的,正是考虑到封建统治的未来。他看到变法的现实,也想到过去,更意识到未来。他固然不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懂得商品经济腐蚀封建经济的进程及其根由。但青苗等法,包含着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些重要因素,他可以从历史发展的一些现象中窥见出它的影响和作用。作为地主阶级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会有所察觉,有所忧虑,那是易于理解的。 关于十年之后民穷财尽的问题。司马光不认为是贫民养活富人,反说是富人养活贫民,这是剥削阶级的一贯逻辑。富人不靠高利贷以“自饶”,有可能难于维持其享乐生活,他所谓“富者无几何”,实际上就是指这一事实而言。同样所谓“内藏府库又空”,是意味着封建统治的没落与虚弱。司马光对于青苗法的直觉,只是说到这里。何以青苗法的借贷代替常平法的借贷,就会切断贫富之间的借贷,就会出现“富者无几何”的局面呢?这是不能要求司马光说清楚的。青苗法的借贷与常平法的借贷不同,主要是贷以现钱而不是谷物。青苗法的实行,会改变贫富间物物借贷那种旧方式。富人无以“自饶”,这是司马光能够看到的一方面,他已经说出来了。另一方面,农业发展,商品流通,货币起着商品流通的中介作用,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结果将是自然经济遭受腐蚀以至瓦解,对于害怕自然经济发生任何不稳定因素的守旧派来说,极为敏感,原不足怪。过去长时间的封建经济发展过程,很容易使他们觉察到这一点。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二三二:“安石曰:‘……凡革旧为新,亦须期成效在十年之后也。’” 且看变法十年后的事实。新法实施十年以后,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从财政上讲,府藏不是空虚,而是比以前充盈①;从物价来说,米、绢等价普遍下跌;其他方面如农田水利的兴修也取得很大成就,应当说新法起了增加国家财富的作用。至于富人要想照旧肆行兼并,多少要受到一些限制。他们要出助役钱,又被青苗法切断了放高利贷的广阔门路。特别是米价下跌,对大地主的影响颇大,富人要想出借自饶、贵粜致富,那便困难得多。十几年变法出现年丰谷贱的局面,司马光当然心中明白,可是他闭口不谈,我们得从他的同伙的笔下找到有关资料:“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②“今者谷贱伤农,民卖田常苦不售。……钱积于官,常苦币重。”③“今青苗、免役,皆责民出钱,是以百物皆贱,而惟钱最贵,欲民之无贫,不可得也。”④“今帛、米粟价日益贱,而钱之行于市者日益少,有钱重之弊。”⑤变法后十年以至二十年间,物价下跌,以至“卖田常苦不售”、“田日益贱”,看来富人受到一些损害,有如司马光所预见那样,即所谓“富者无几何”,实际上富人也还是所损不多的。 关于钱荒和物贱问题,一般说来,主要为经济较为繁荣和生活较为稳定的表现,其中当然也存在着许多困难问题,这里不去全面分析。应当看到:司马光预言变法十年之后,“富民无几何”、“府藏空虚”,事实否定了他那预言的实现。这对司马光来说,也算是当头一棒。司马光害怕变法,害怕货币流通,影响自然经济的稳定,其实这种不稳定,是无法避免的,却又不是短短多少年就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更不能有某一政策的实施就会引起急剧变化的。他作为地主阶级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对此忧心忡忡,只是地主阶级由盛而衰的阶级预感而已。 司马光对于变法的忧心忡忡,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他在日常生活中对一切事物的看法,充满着矛盾,却往往是回避矛盾或消极对待。且就上述问题有关的一些事物来说,例如他很要钱,又觉得不要用钱为好;向往城市,又觉得作个城市人不好,采取一种折中主义的态度,一切向后看。从这点出发,主张安分、守常,希望从不稳定中求得稳定,我们可以从他的诗篇里,充分窥见出他这种内心活动:“朋来惟有月,山见不须钱。”⑥“居然不可市朝住,骨相天生林野人。”⑦“闲思宇宙内,何物不由天;定分 ① 陆佃:《陶山集》卷一一《神宗皇帝实录叙论》:“迄元丰间,年谷屡登,积粟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馀财羡泽,至今蒙利。”参阅《宋会要辑稿》一四六、一四八所载张汝贤、翟思两人的说法。 ② 《宋会要辑稿》一二三载苏轼奏。 ③ 《宋会要辑稿》一二八载苏轼论买田募役。 ④ 苏辙:《栾城集》卷三五《自齐州回论时事书》附《画一状》。 ⑤ 苏辙:《栾城集》卷二0《私试进士策问二十八首》。 ⑥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一四《和王安之题独乐园》。 ⑦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一四《自题写真》。 不移易,劳心徒弃捐。”①“穷达有常分,得丧难予言。古今浩茫茫,倚伏安可原。”②如果说他的诗,表达思想感情比较含蓄,那么他的某些议论,反映其思想观点就比较明朗: 自置保甲以来,盗贼倍多,所以然者,乡村无赖子弟,乍涉城市,闻见纷华,自恃身为保丁,坐索本家供给,饮博游荡,习以成性。……逸欲既深,资用不足,……是以数年以来,年不甚饥,而府界三路,盗贼纵横,入县镇,杀官吏。③ 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左者右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④ 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昔秦废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复井田而民亦愁怨;赵武灵王变华易胡服而群下不悦,后魏孝文帝变胡服效华俗而群下亦不悦。由此观之,世俗之情,安于所习,骇所未见,固其常也。⑤ 司马光力图维持现存秩序,维护自然经济,墨守成规,不允许有丝毫微小的改革。他企图不让货币流通和城市生活来改变古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要求“袭故守常”、“安于所习”;他认为不是这样,就会使人们“莫安其居”,甚至酿成大祸,招致大乱。 司马光对于保丁“乍涉城市”、“闻见纷华”,感到十分忧虑。而他要鼓励的,乃是那些坚持维护古老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士大夫,这里举出两个例子:“治田畴,……未尝为商贾奇邪之业,一出于田畜而已。”⑥“专以稼穑畜牧致饶给,不事奇邪末业。”⑦归根到底,司马光轻视工商,轻视商品交换,把货币和城市看作是罪恶之源。如果把他的《自题写真》改易为“偷生虽可市朝住,怀古依然林野人”,正是其灵魂深处的一种写照。 ①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一四《逍遥四童章呈钦之、尧夫》。 ②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五四《乞罢保甲招置长名弓手札子》。 ③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五四《乞罢保甲招置长名弓手札子》。 ④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六《与王介甫书》。 ⑤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二二《谨习疏》。 ⑥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七五《赠都官郎中司马君行状》。 ⑦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七五《赠都官郎中司马君墓志铭》。 四、青苗法借贷以钱,突破常平法物物交换的范畴 王安石以青苗法代替常平,其主要不同之点有三:第一是以货币借贷代替物物借贷;其二是以官府低息借贷代替豪强高利贷;第三是以生产借贷代替救荒借贷。 王安石的着眼点,在于生产季节,官府以钱出贷,解决生产中急需用钱的问题。这样政府得以增加财政收入,一般老百姓又可免于豪强高利贷的盘剥。至于货币借贷,那是生产的需要,也是生产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从生产观点出发,否定了旧法无补实际的消极做法,这在王安石思想中是十分明确的。他说:“某尝闻善为天下计者,必建长久之策,兴大来之功。……伏自庆历以来,南北饥馑相继,朝廷大臣,……思所以存活之,其术不过发常平、敛富民,为?粥之养,出糟糠之余,以有限之食,给无数之民。某原其所活者百未有一,而死者白骨已被野矣。”①“方今田桑之家,时尤不可得者,钱也。”②王安石在这里深刻揭露了常平法的消极作用,就无异于把青苗法的积极意义,约略作了说明。后来制置三司条例司也说:“今新法(指青苗法)之中兼有旧法(指常平法),但以旧法广储蓄、抑兼并、赈贫弱之方,犹为未备。”③新法执行者从“广储蓄”等三个方面说明青苗法比常平法更好。可是司马光这些守旧派,满足于古老的简单再生产,满足于备荒的点滴储存,故步自封,安于现状。单就“广储蓄”一点来讲,王安石指望增加生产的基础上家家户户都有积储,有备无患④,那是司马光所无法理解的。 青苗法的借贷,为封建国家采取的一种剥削方式,而在当时同常平法与富人高利贷比较而言,它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的。青苗法又包含有“抑兼并”的因素在内,这就限制了农村高利贷的发展。对于宋代豪强兼并之家所进行的高利贷盘剥,许多封建士大夫也深表不满,司马光攻击青苗法,单单不理会这一点,只有韩琦涉及这个问题,并利用这个问题反过来攻击青苗法,此中奥妙,倒不妨略为申述一下: 韩琦言:“……且乡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业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请钱,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与初诏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 安石曰:“……今按乡村上三等、城郭有物业户,亦有缺乏之时,从人举债,岂皆是兼并之家?……”⑤ 王安石从其地主阶级私有观念出发来理解“兼并”,他并不认为有田地、物业的都是兼并之家,这也是他理解当时生产关系的一个基本思想。他有一首诗,对此表达得极为明确:“婚丧孰不供,贷钱勉尔营。耕收敦不给,倾粟助之生。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⑥准确解释这首诗,才能理解王安石关于封建生产关系的基本思想,也才能 ① 《王文公文集》卷二《再上龚舍人书》。 ② 《王文公文集》卷三《上运使孙司谏书》。 ③ 《宋会要辑稿》一二二。 ④ 《王文公文集》卷二《再上龚舍人书》:“五帝、三王之世,可谓极盛最隆,亦不能五谷常登,而水旱不至。然无冻馁这官者,何哉?上有善政,而下有储蓄故也。” ⑤ 《宋会要辑稿》一二三。 ⑥ 《王文公文集》卷五《寓言》。 理解青苗法的用意和作用。王安石是维护私有制和封建占有制的,不把富有和兼并等同起来。他认为当人们有婚丧有困难的时候,应当给予借贷;当农民耕获季节有困难的时候,应当给予借贷。物资有蠃余的时候,可以收回借款;物资匮乏的时候,就得加以扶助,如果不这样做,就谈不上挫抑兼并。有人理解诗矿区区抑兼并”一句,以为王安石不要抑兼并,这是望文生义,不是诗人本旨。王安石并不一般地反对发家致富,只是反对那些“豪杰有力之人,其议论足以动士大夫者”,这是指家室富有、社会政治地位很高而又恣意兼并的人;他反对那些“富姓赇吏,寓田势家”,这是指侵犯小地主和贫弱农民利益的大地主大官僚,他反对那些“元奸宿豪,舞手以乘民”,这是指乘人之危以攫取暴利的人;他反对“校固取利”,这是指利用官府法令、依仗官吏势力重利盘剥的人①。由此进一步分析王安石的经济思想,还可以看到,他对于豪强兼并之家,主张通过法令制度和政策措施适当加以限制,并不是用行政手段加以打击或摧毁;反之,在一定条件下,他还承认其存在的必要,而尽量予以利用②,“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作为一种商品交换的范畴来看待,加以鼓励,并进一步作为官府的一种职责来要求,青苗法就是适应这种要求的。他曾说:“今朝廷治农中未有法,又非古备建农官,大防圩之类。播种收获补助不足,待妆并有力之人而后全者甚众,如何可遽夺其田以赋贫。此其势固不可行,纵可行亦未为利。”③由此可知,青苗法包含抑兼并的因素在内。从根本上讲,王安石并不要断然取缔兼并,至于一般发家致富以及一般借贷,他是完全承认其合法存在的。作为封建统治上层代表人物的王安石,其思想实质必然是这样,无可推移。 以青苗法代替常平法,更重要的一点,是由物物借贷进入货币借贷的范畴。常平法出入一律用物,而青苗法出入一律用钱,常平法实施千多年以后转变为青苗法,这绝不是偶然的事,青苗法在宋代早已零星出现过也绝不是突如其来的。可是这个变化,毕竟不太寻常,守旧派司马光给予猛烈抨击,恰好是在钱币这一要害上大肆叫嚷,司马光说: 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谷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于钱者县官之所铸,民不得而私为也。 自未行新法之时,民间之钱,固已少矣。……是以古之用民者各因其有而取之,农民之役不过出力,税不过谷帛。及唐末兵兴,始有税钱者,故白居易讥之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言责民以所无也。今有司为法则不然,无问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唯钱是求。今货益重,物益轻,年虽饥,谷不甚贵,而民倍困。④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二三二;《王文公文集》卷三五《信州兴造记》、卷八七《虞部郎中晁君墓志铭》。 ② 《王文公文集》卷四八《垂虹亭》:“中家不虑始,助我皆豪殖。”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三。 ④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四五《应诏言朝政阙失事》。 关于赋役问题,留待下一节讨论,这里专就借贷以钱而不以物来看待司马光的经济思想。本来交换以钱,借贷以钱,税收以钱,由来已久,并不是从唐末开始。司马光谈论一个经济问题,不追溯经济本身的源流和变化,单纯在上层建筑领域内打转,他无法理解问题的本质,只好回到问题的原始状态中去,否定钱币流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因而争论的中心,无形中已转移到借贷以钱或是以物上边去了。 司马光要保持古老的常平法,反对新出现和青苗法,其关键在于保持实物借贷以反对新施行的货币借贷,这个问题早被南宋的朱熹道破了,他说:“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为不善也。但其给之也以钱而不以谷,其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其职之者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其行之者以聚敛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于一邑,而不能行天下。”①朱熹同属于守旧派人物,他建立社仓,基本上因袭隋唐社仓办法,而与常平仓相为表里的。他分析社仓与青苗法的不同,大体上即常平法与青苗法的不同,其中主要区别,在于用谷或用钱,确是道出了关键所在。朱熹以后的封建士大夫,也有完全同意他这种分析的②。这种分析,看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们用上引司马光应诏言事那段文字予以印证,两者确乎是互相契合的。 由此可知,司马光反对封建国家倡导和举行货币借贷,意图防止货币流通的增加,遏制商品交换和发展,并利用政治权力,让经济生活墨守成规,来保持自然经济的稳定性;同时在自然经济稳定的前提下,来保证封建统治的稳定性,好让人们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中,不致“闻见纷华”,从而各安其“常分”。这当然也只是司马光的一种幻想。自然经济不断在发展变化,最终要遭到破坏。具有“林野人”浓厚情趣的司马光,毕竟还是长期过着“市朝住”的生活,“山见不须钱”,而市居是要用钱的。守旧派的逻辑,它自身终会证明此路不通。 五、免役法以钱募役,反映出地租形态上的重大变化 免役法比于青苗法,争论更激烈。它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极深,涉及面又广,无论革新派或守旧派,都认为役法的更张,是政策上最棘手的一件事。当司光上台准备废止新法的时候,有着下面一种说法:“温公欲变法,伊川使人语之日:‘切不可动着役法,动着即三五年不定定叠去。’未几变之,果纷纷不能定。”③这个说法,无论是否可靠,在司马光上台后较长时间内,差役、募役举棋不定,总是争论不休的。这说明役法用差用募,涉及许多方面利害关系,是带有关键性的重要变化,因而许多士大夫都不能不采取慎重态度。其实王安石自始就察觉这种严重的情况,对于改变役法比改变常平仓法更为审慎,更为耐心细致,有两件事可以窥出他的这种心情: ① 《朱子大全》卷七九《婺州金华县社仓记》。 ② 参阅《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六引《穆堂李氏青苗社仓记》。 ③ 《王荆公年谱考略节要附存》卷一引《二程遗书》。 上曰:“修水土诚不缓。”安石曰:“去徭役害农,亦民事也。且议助役事已一年,须令转运使、提点刑狱、州县体问百姓,然后立法。法成又当晓谕百姓,无一人有异议,然后著为令。则为民事,可不轻矣。”① 上初疑官户助役钱少。安石因是白上曰:“官户坊郭助役钱诚不多,然度时之且,止可如此,故纷纷者少。不然,则在官者须作意破坏,造为议论。……如陛下诚能熟计利害,……豪猾吏民,自当帖息。如此虽多取于兼并豪强以宽济贫弱,又何所伤也。”② 王安石对于制定免役法令的宁缓勿急和对于征官户助役钱的宁少勿多,是深知这个问题利害关系太大,非小心翼翼不可,可是小心从事,仍然引起极大的麻烦,以致王安石一度辞职。那么,青苗、免役、市易法算是新法争论的焦点,免役法又可以算是焦点中的焦点,其深刻复杂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免役法不易行得通,要官户出钱,触犯了封建统治阶层的利益。这种利害关系,是不是像王安石所想像的少收助役钱或者宋神宗痛下决定就可以解决的呢?绝不是那么简单!服役与免役,不是一般的权力问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涉及统治与被统治的根本利害关系,在封建士大夫心目中,却认为是天经地义,无可改变。就从宋代的衙前、里正来说,已不属真正的力役,也被认为社会地位很低。因此,只要是一个“士”,不负担官品以外和任何减速,何况是真正的力役!助役钱不论收多少,这些人总会反对,即使宋神宗决心加以压制,这些人仍然会千方百计要反对。一直到后来,免役法有时还会行得通,助役钱却不能施行,道理也就在这里。 由于出助役钱而反对免役法的,属于封建统治上层人物,范围究竟有限。免役法之所以遭到强烈反对,还在于这种服役方式是募,而服役的中介是钱。官户不愿出助役钱,跟服役方式、中介的变化联系在一起,问题复杂化,斗争也更加激烈,这需要详加探讨。 差役法服役方式是由地方官差派,被差派的人亲身服役,一般不能以钱代役。服役的名色繁多,有如衙前主官物,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耆长、壮丁维护治安,承符、人力供奔走驱使,此外州县还有曹司、押录之类,都是从九等户中差派。原来规定,以第一等户为里正,第二等户为户长,第五等以下户不任力役。但户等往往不能按产业如实评定,而差派又不能按户等合理分担,问题历来就很复杂,弊病很多。一般说来,衙前、里正之为,大都是中小地主充当;其他力役,主要由农民承担,其中也有地主,农民在总人数中占很大的比例。宋仁宗时,有人估计三千户的县,中等以上约为一千户,除去官员、形势、衙前、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 将吏约一二百户不任差派外,只有八九百户可以被差派充任各色力役①。我们从历史上地主与农民的比数情况来分析,这八九百户至少有三分之二为农民。可见力役负担,主要是落在农民身上;力役性质,主要是农民向封建国家提供的力役地租。 免役法规定,除耆长、壮丁自第一等至第五等户中分别轮差并相应地分别减免免役钱外,衙前、里正、户长以及州县色役,均募人充役,官户、坊郭人户以及女户、僧尼等则出助役钱。因此,耆长、壮丁对农民应役而言,仍为力役地租性质,而其他各色力役,由承担差役的人户,按户等出免役钱,这对农民而言,等于是交纳给封建国家的一种货币地租。 差役或免役,对农民而言都是属超经济强制,这一根本前提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由力役地租性质改变为货币地租性质,从封建地租形态来讲,好似跳越了实物地租阶段,这一变化确乎不小。北宋时期正处于实物地租为主的阶段,力役地租仍然存在,货币地租亦已出现。封建国家征自农民的力役,由于力役本身性质所规定,采用力役地租性质的服役方式,也好似是理所当然。但毕竟社会上已出现货币地租,必然会反映到封建国家的役法上来,免役法早就局部地暂时地出现过,更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过守旧派司马光这班人,是极其不愿意看到这种变化的。他们固然不懂得地租演变的社会历史背景,更不懂得地租理论,但很直觉地感到许多不便,其中如历来使民以力不以钱,历来征役以差不以募。现在以钱募役,超经济强制虽没有根本上的改变,而农民对于地主和封建国家的从属关系实际上会有所削弱,那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察觉到免役用钱,则钱重谷轻;征役以募,则役非土著,对自然经济和封建统治都是不利的②。结合青苗法的借贷以钱的趋向,加上本身要出钱助役,表现出“非便”之想,这都是他们切身利害所驱使的。 地租形态的演变及其后果如何,司马光等人并不真正理解,王安石也没有触及这方面的问题。王安石曾说过,“去徭役害农,亦民事也”,只知道徭役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再从这些现象深入下去,涉及地租演变问题,他便无能为力了。倒是有些守旧派人物,不自觉地在探索这种带实质性问题,可以说开始触及役法有关诸现象的深处了,下面引述苏轼、苏辙兄弟两人的议论: 苏轼言于司马光曰:“……三代之法,兵农为一,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类是。”③ 苏辙言:“……臣窃谓三代圣人,其法不能无弊,是以易贡献助,易助为辙,要 以因时施宜,无害于民而已。今差法行于祖宗,雇法行于先帝,取其便民者而用之,此三代变法之比也。”④ ① 见《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一》。 ② 参阅《宋会要辑稿》一二七;《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四五《应诏言朝政阙失事》。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七至七九。 ④ 《通考》卷一三《职役考二》。 苏轼认为差役变为免役,跟兵农合一变为兵农分离相类似。我们引申一下予以理解,那就是役法不以本色而以钱,不用差而用募,亦即力役跟农民人身分离了而代之以钱,这在理论上多少触及地租形态的边缘。苏辙把由差役变为免役比拟为“易助为辙”,直接探索到地租形态的内容,这一类比,更接近于问题的实质所在。只是他仍然说明不了其中的深刻内容和具体道理,自然我们也无法要求他达到这个水平。 苏轼还注意到役法变更中一些实质性问题。他说:“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桑麻,川之必用舟航,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稳操胜券充之,然终非天下所常行。”①苏轼认为“役人必用乡户”,即力役不能用钱代替,当用力役本色;征役不能募浮浪人,当用土著农民,这简直是天经地义。他察觉到以钱代役,离开了力役本色的范畴,离开了农民应役的范畴,毕竟触及地租问题的边缘,虽然他并不理解地租形态演变的实质。 苏辙后来看到免役法对封建经济的发展有利,对农民有好处,新法的实际效益使他不能熟视无睹,他曾经算过一笔账:“畿县中等之家,大率岁出役钱三贯,若经十年为钱三十贯而已。今差役即行,诸县手力,最为轻役;农民在官,日费百钱,最为轻费。然一岁之用,已为三十六贯。二年役满,为费七十八贯。罢役而归,宽乡得闲三年,狭乡不及一年,以此较之,则差役五年之费,倍于雇役(即免役法)十年所供。”②这笔账的可靠程度如何,我们难以下定论。不过可以肯定,苏辙从社会现实中看到了免役法对于节省人力、物力大有好处,也就会认为它对于封建经济有利。无怪乎他从反对免役法转变到赞成免役法,他对问题已接近于具有实质性的理解。 司马光在守旧派中算是最顽固的,他凭自己的直觉,感到免役法“非便”,别人难以比得上他那种敏感程度。他对差役变为免役,察觉到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了变化这一要害所在,他说:“旧日差役之时,皆土著良民,各有宗族、田产,……事发逃亡,有宗族、田产以累其心。”③司马光所谈的,涉及农民对地主和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方面的一些现象,守旧派对此是极为关心的。苏辙一度具有司马光同样的想法,后来看到免役法实施后,所募的人还是可靠的,才解除了顾虑④。本来差役改为募役,农民所受超经济强制仍然一样,人身依附关系即使有所削弱,那也是不显著的渐变,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绝不是岌岌可危的事。封建社会要向前发展,这种变化乃是不可避免的,杞人忧天,守旧派就是如此。 ① 《东坡续集》卷一一《上神宗皇帝书》。 ② 《栾城集》卷四三《三论分别邪正札子》。 ③ 《宋会要辑稿》卷一二七。 ④ 《宋会要辑稿》卷一二八载苏辙言:“行之十余年,浮浪之害,无大败阙。” 商品经济愈发展,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愈会削弱,其中介为钱。司马光看到钱的为害之处,其他守旧派人物莫不如此。所以在免役法实施过程中,就有人主张“以田募役”①,后来有的地方也曾试行过。南宋又有所谓“义役”②,这与以田募役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只是义役掌握在乡邑士大夫手里,而以田募役则由封建国家直接掌握,方式上略有不同而已。以田募役,使应募的农民固定在封建土地制度羁绊之下,他们对封建国家或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比于一般佃农,无甚差异,即有“宗族、田产以累其心”,自然符合守旧派的口味。只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以田募役事实上不容易行得通。义役因此只能在局部地区、短暂时间内施行,终究是行不通的。以田募役,力图避开役法中这一钱的中介,而从总的发展趋势看,要避免也是避免不了的。商品经济处在漫长的渐进过程中,钱币流通日益广泛,当时募役以钱,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绝不依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 六、市易、均输等法的施行,客观上都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环绕青苗、免役法的斗争,使王安石不得不一度引退;环绕市易等法的斗争,终于使王安石被迫下台。 市易、均输等法,客观上都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易法有平准——平衡物价、调节奇蠃;有赊贷——官府贷给商人和手工业者以物资或金钱;有抵当——商人和手工业者可用物资或金钱作为担保,向官府贷钱;有免行钱——各行行户纳钱以代替原来的供官任务。至于均输法,是在全国范围内调节奇赢、平衡物价、掌握钱与物的流通与运输,便利封建国家的消费与各地区的经济交流。凡此种种,是在官府直接经营和控制之下,促进商品交换,一方面限制豪强兼并,一方面扶助中小商业和手工业的正常发展。 这方面的争论,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义与利的问题。司马光等主张言义不言利,王安石则认为“利者义之和,义固所以为利也”③,在原则上两派是截然不同的。具体化到当时经济问题上,王安石主张“以义理天下之财”,实行了农田水利、方田均税等一套理财办法,希望“国用可足,民财不匮”。司马光反对这些办法,把王安石重视理财说成是言利而不言义。司马光讲的义指的是什么?皇帝没有择定继承人,就被认为是“当今之务,大而急者”;而滨河泛滥成灾或谷帛窘乏, ① 《宋会要辑稿》卷一七五,苏轼建言以田募役。参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七,王安石言以田募役有十余害;又二六三,吕惠卿言给田募人充役;《通考》卷一三《职役一》,诏罢给田募役法。 ② 《文献通考》卷一三《职役二》,论义役;《续通考》卷一五,嘉定、咸淳行义役法。参阅《宋会要辑稿》卷一五八,臣僚言处州义役。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九。 却都是“小而缓者”,好像只有尊君才是义,其他都可以说是利,都不那么重要了①。相形之下,两者格格不入,有着深刻的分歧。 第二,要不要理财的问题。司马光有时把财利、食货提到很高的地位,说是“食货教师在下之急务”,“钱谷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职”。苏辙也说:“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②应该说,他们都是很重视理财的。而他们偏偏攻击王安石的新法,攻击王安石新法是基于理财、基于言利,这又如何解释呢?司马光对于财货有一种议论:“天地所生财货丰、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地官。”这种荒谬说法,南宋陆游曾予以驳斥,他说:“自古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胜数。或在权臣,或在贵戚近习,或在强藩大将,或在兼并,或在老释。”③陆游说得有些道理,可是更重要的是,物质财富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并非“天地所生”;社会生产不断发展,物质财富并非“止有此数”。司马光否定劳动价值,否定生产的发展,因而把理财看得很狭隘、很简单,只有消极的应用,不曾作积极的打算。王安石是不同的,其论点有如:“天地之生财也有时,人之为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费无穷。以有时之财,有限之力,以给无穷之费,若不为制,所谓积之涓涓而泄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贫且滥也。”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⑤“夫转输天下之财以给有司之费,皆有常数而无横求。诚能御轻重敛散之权,而禁因缘之奸,则何患乎经人之不足?”⑥我们比较一下王安石与司马光对理财的不同议论,就可以理解到他们的理财思想,有着革新与守旧的重大差异。司马光否定劳动生产,否定生产的发展,否定人力经营的重要作用;王安石则大体上承认财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生产是发展着的,从而认为人力经营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司马光认为财不在官则在民,王安石则认为财可在官、在民,亦可归于豪强兼并。他们之间的论点,如此针锋相对,对于促进商品交换的市易等法,会有完全不同的估价,那是势所必然的。 第三,如何理财的问题。司马光认为“放散县官之物以予民”,是“损上益下”,会导致国家财力枯竭;只能“上有余财,然后推以予民”。究竟怎样可以做到“上有余财”,他又不予理会,这只是一句空话。王安石要理财,他认为是离经叛道。司马光连农事也是鄙视的,说什么“樊须请学稼,孔子犹鄙之,以为不知礼义信”⑦。他根本鄙视生产,鄙视劳动,又何况市易是商贾“末业”呢!他既不重视生产,又不讲究商品交换,其理财之道,除了墨守成规无所变通的老一套外,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是不是司马光全然不要商贾呢?那也不然。他主张“公家之利,舍其细而取其 ① 见《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一六《请建储贰或进用宗室第二状》。 ②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二三《论财利疏》;《栾城集》卷二一《上皇帝书》。 ③ 《陆游文集》卷二九《书通鉴后》。 ④ 《王文公文集》卷三二《风俗》。 ⑤ 《王文公文集》卷一《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⑥ 《王文公文集》卷九《诫励诸道转运使经画财利宽恤民力》。 ⑦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二三《论财利疏》:卷六《与王介甫书》。 大,散诸近而收诸远,则商贾流通”,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一般商品交换的发展,“公家之利”只停在物物交换范围之内,只容许极小极小部分让商人去承办。至于豪商兼并的一切弊端,官府也不能干预,因为“彼商贾者志于利而已矣”,如果官府干预其事,“彼无利则弃业而从他,县官安能止之哉”①,却又跟豪强兼并之家一鼻孔出气了。他的基本论点,乃是“财不在官则在民(实即豪强)”,这也是他的理财的出发点。 王安石的市易等法,触犯了司马光这班人“财不在官则在民”的利害关系,因之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在这场斗争中,出现过几次大的交锋。第三者件事是收买梳朴问题。梳朴小贩遭到兼并行户的敲诈压制,久留京城,无法销售,市易司只好收买,转卖梳朴,以供应市场需要。守旧派便攻击市易司转手取利,致使梳朴涨价。王安石对市易司收买梳朴一事作了十二字评论,即“通利商贾,抑制兼并,榷酤市井”。事实确是这样,收买梳朴可以限制行户的兼并,有利于商品交换,官府应该干预其事。第二件事是监卖果实问题。卖果实的小商人,“上为官司科买所困,下为兼并取息所苦”,自行投状,愿借官钱出息,供纳宫中所需果实。结果小商贩有本钱做生意,果实行亦免于官府科买之苦。守旧派指责“官中更为贩卖事,诚不便”,王安石则认为“官私便利”。这件事本身是件小事情,对于整个商品交换来说,却是具有原则性的,两派争论也很激烈。第三件事是西边古渭城设置市易司问题。古渭城设市易司,涉及边地商品交换,主要还是为了筹集边费。反对人撇开边防问题不谈,只说是“官中不能更为贩卖事”,并指责市易司人员有僧人在内,好像是有损于官司的声誉。王安石着眼于边防,理直气壮,守旧派对此只好哑口无言。至于个别僧人为市易司奔走,王安石认为商贾不必都是“笃行君子”,对于“官中不能更为贩卖事”,他反驳说:“且不论古事,止以今公私皆贩卖人,无以为不便,何也?”②意思是说,当今商品交换日益频繁,人人都不说不便,这其中是很有道理的。这一反驳,可谓淋漓尽致,也如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侧面。 商品经济论文:建立健全全程服务体系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 一 社会化服务体系也是支撑体系,是保证农村商品生产赖以进行的系统和网络。它是由分属于不同部门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如:财金、社会保险、生产资料供应、产品收购、加工、销售以及技术等联系起来形成了这样一个体系。目前常常把具有多项服务功能的机构、实体或组织叫社会化全程服务体系。事实上任何一个功能齐全的组织也无法集整个农村商品生产的服务于一身,因而称为社会化服务组织更恰当些。有的服务组织和机构过去就有,但那是在自然半自然经济形态下产生的,其宗旨、功能、服务手段和范围与当前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需要改革和完善。面对整个农村的服务体系来说还需要重新构筑、健全、完善和进一步发展。 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一个大系统,下面包括许多小的系统,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或科技支撑体系即是它的小系统或子系统。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即是以科技为手段支持和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的机构和组织所形成的系统。是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支柱之一。把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一个集,科技服务体系就是集中的子集。把农业科技站或科技先导型企业说成是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也是不够准确的,这些仅是科技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后,个体民在自愿互利条件下重新联合的经济组织。它与社会化服务和科技服务有一定渊源,多数这类组织是在农民技术协会研究会等基础上,既进行自我服务(以科技服务为优秀)又集资人股兴办经济实体,成为合作经济组织.因此以科技为支柱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也是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一种形式。 二 我国农村处于开始发展商品经济阶段,社会化服务落后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制约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生产是社会化生产,需要商品市场来导向;商品生产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迫切需要依靠科技进步;为取得尽可能高的效益应有适度的经营规模;生产过程和产前产后需要各种服务。因此在商品经济发达,市场发育健全的国家发展商品经济也需要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服务和组织合作经济组织。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刚起步,商品、技术及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更迫切需要社会化全程服务。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比例较大,劳动力的文化技术和劳动素质低;由于交通、通信不发达,农村人口素质低,农村信息闭塞;农村生产小规模分散进行,对采用先进技术既无力又无很高的积极性,无法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很难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社会、经济、环境效益。这些情况的存在严重地制约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展社会化服务则是解决这些制约因素的重要途径。 三 我国农村经济比较落后,需要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最终还是要科学技术解决问题农村的社会化服务也必须以科技为支柱。 农村需要种植、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的适川先进技术,需要良种、饲料、化肥、农林水利机具、农副产品加工设备等物化技术和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但在小规模分散经营条件选农民无力无积极性采用先进技术,难于接受技术服务。科学技术能否转化为生产力,关键在于把先进适用技术送到亿万农民手中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接力,这种传递便可以较顺利地得到实现。社会化服务中科学技术的服务贯穿于个过程和全方位,除上述产中服务外,市场信息分析提供,生产的筹划,产品品种产量的预测;加工后产品的贮、运、销,甚至资金使用,物资供应无一不需科学技术的指导和论证全程服务体系的形成也是科技长人农村的过程。科技的支柱作用使服务体系具有凝聚力和吸引力.促进服务体系的发展;服务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为科技长人农村,农村采用先进技术与技术服务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和条件许许多多的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 四 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农村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仟制,家庭仍是农村生产独立细胞的情况下,通过服务组织的粘结和联合将分散的经营和生产变为联合群体;社会化服务做为农民独立进行商品生产的自主性与社会需求的统一性的结合部,使农民个体的积极性和生产群体的功能(大于个体功能之和)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对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农户与服务组织联结或农民自身组成合作经济组织,叮使资金、技术、劳动下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优化组合;技术、物资配套和技术系列化;实现适度规模的集约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生产率及利用率,降低能耗物耗,提高质量,提高整体效益。 2.通过组织技术引进、开发、交流、培训示范和推广,使技术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3.通过应用先进适用技术,接受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技术和技能。 4.技术服务充分地发挥科技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提高技术和技术人员的价值,既可稳定农村的科技队伍,又可形成一定的吸引力,为科技人员流动到农村创造条件。 5.克服因部门分离而造成的产供销层次、环节多,节奏、效率低,流通不畅、摩擦损失等问题,提高流通环节效率减少损失。 6.各种有效的服务(也包括信息、保险等),使农民改变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的状况,无后顾之忧地进行专业化商品化生产。有助于生产水平、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7.社会化服务组织对外还可维护其成员单位或个人的合法权益;对内通过协调各方利益对生产者采取保护价等办法保护农民的利益。 8.通过组织商品化生产,技术培训,传递信息,开发技术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共同致富意识,以及科学致富意识,改变传统观念和旧的习惯与封建意识,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五 现阶段社会化服务体系正在建立和健全,多元化多层次的存在是很自然的,不宜过旱的用行政手段推行和限制某些形式模式的发展。应因势利导,在实践中检验,逐步求得“统”到几种形式下来。现在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大体上有下面几种类型。 1.龙头企业服务型。以产业的关键企业为龙头,联合相关企业组成公司或集团,联合专业户,组成生产技术联合体,实行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发展区域性支柱产业。技术部门参加联合体作为技术后盾。联合体或集团对专业户农民提供技术、资金和物资服务,收购农民产品进行加工销售。还有的龙头企业组成集团,为集团各企业进行技术开发,市场信息、产品销售服务;对原料产地的农民通过合同进行资金、物资、良种以及某些初加工等技术服务,再由企业加工销售产品。这样做使企业有原料基地;农业生产有稳定销路,对支柱或骨干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星火计划实施过程中,在形成一批支柱性产业的同时也形成了一批龙头企业型的社会化服务组织。 2.科技服务型。属于这种形式的有原农村科技机构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实行政技分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兴办实体,扩大服务范围,实行有偿技术服务。民办科技机构,以农村乡土能人,退休科技人员为主体组成,通过有偿技术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移,带动农民发展生产。科技机构为主的联合体,利用其成果和科技手段为农村服务。这类的服务组织以有偿科技服务为主也进行物化技术和一些与技术相联系的配套物资服务。他们需要加强与农民的结合。 3.自我服务型。种养业的专业户自愿联合起来,组成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保护。通过交流经验、引进技术、一沟通信息,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产业发展。有的还通过人股集资办起实体,这实际是合作经济组织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应寻找可靠的技术依托单位,吸引招聘技术人才和培训自己的技术力量,强化技术服务功能。 4.技术经济承包集团服务型由科技主管部门和供销部门牵头,联合其他行政部门科研单位组成的技物结合全程服务的承包集团对种养业进行大面积,大规模技术承包。通过合同明确责任义务,收取承包费用。为稳定承包的集团,有些地方成立了稳定的承包公司。 六 建立健全和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离不开各级党政和业务部门的支持。农村的供销部门可以发挥其重要作用。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四个方面的支柱:科技、物资、财金和销售,而物资与销售的主渠道在供销部门。科技与供销部门结合,可以实现技物配套服务,解决产品的销售渠道。使科技服务和产供销服务以最佳效果转化为生产力。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都需要善经营、会管理、懂科技开发的实业家来组织领导,还要完善和健全内部的管理体制,保证会员的民主权力的有效行使,实现民主化与规范化管理。 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都应逐步积累一定资金,形成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化服务组织必须在发展农村区域性支柱产业中致力于向自己的组织成员和农民提供适用先进技术和技术服务;提供配套的生产资料和其他生产物资,提供发展生产的部分资金,帮助解决产品的销售渠道或直接收购会员的农副产品和初级加工产品。这样服务组织便会产生凝聚力和活力,自身也会得到发展和壮大。 参加服务组织的各方,在成立伊始就应专心致志发展产业,开发技术,不应以赢利为目的,生产发展,产业振兴之后各方都有其微观与宏观效益。服务组织内部,还要贯彻公平分配原则,实现利益的协调和再分配,这是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 商品经济论文:小城镇在宋代商品经济中的作用 【内容提要】宋代小城镇是在农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城乡经济的联结点;农村市场培育和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小城镇同时又对农村起着反馈作用;小城镇经济也是城市市场的基础,城市市场通过中转市场(小城镇)联结广大农村市场,形成农村——小城镇(镇市)——城市的商业流通网,小城镇就是通过这样的商业网刺激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摘 要 题】古代经济史研究 【关 键 词】小城镇/农村市场/城市市场/商品经济 town/rural market/urban market/commercial economy 【 正 文】 宋代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并以此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小城镇在这一时期也迅速崛起,逐渐成为联系农村与城市经济的纽带,在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从小城镇分别对农村市场、城市市场所起的作用两方面来展开论述。 一 作为具有经济职能的小城镇,是在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为满足农民的贸易需求而出现的,因此可以说,小城镇本身就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样的小城镇形成之初,农民在这里互通有无,进行简单的商品交换,但农村商品经济的扩张很快冲破了原有的限制,不仅有四乡农民迁入小城镇成为专业的工商业户,促进其商业发展,而且小城镇的经济也迅速向城市辐射,形成了一个由农村市场(草市或称墟市)、小城镇市场和城市市场组成的市场体系。很明显,在这一体系中,小城镇起着至关重要的联结作用。 小城镇经济的形成,改变了旧有的商品贸易渠道和交易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商品化经济的发展,它服务于农村,不仅深化了农村的专业化生产,提高了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而且也促使人们在思想观念方面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第一,由于小城镇市场的出现,为非粮食生产人口需求粮食提供了渠道,所以宋代农村的专业化生产发展迅速,而小城镇市场本身也能吸纳部分专业化生产的产品。 宋朝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措施,诸如奖励垦荒、保证农业劳动力、重视发展水利灌溉事业等,因而宋代的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据估算,宋代垦田的最高数额是7亿2千万亩,“这一数额不仅是前代未曾达到的,即使是后来的元明两代也未超过此数额”[1],同时宋代的农业生产率也有显著增长,在生产工具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的基础上,农业产量增加迅速,就单位面积产量而言,宋代的亩产量一般是2石,最高可达5、6石,史籍也有记载:“上田一亩收五、六石。”[2]已远远超过了唐代的最高亩产量2石[1],显然,粮食生产已远非唐代能比。粮食产量增加,农民向市场投放的粮食数量也必然增多,“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3],这就为小城镇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有了商品粮的供应,才能使小城镇中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有了保障,市场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迅速发展起来。反过来,小城镇市场对商品的需求和农村中粮食生产的增长,也促进了专业化生产的发展,不仅有专门的专业化生产区域,还有专门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农户。 宋代作为专业化生产的经济作物品种很多,主要有茶叶、桑蚕、果树、甘蔗、花卉等,这些作物的种植已经发展成为某些地区专门经营的产业,并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茶叶生产的专业化趋势比较突出。宋代从事茶叶生产的茶农被称为“茶户”、“园户”,他们基本上不种粮食,专事茶业,“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4],然后通过市场进行商品交换以换取生活必需品。再如宋时遂宁所产之糖因质佳而闻名全国,需求量很大,因此遂宁很多地方“山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5],这些农户均以种植甘蔗为业。桑蚕业的专业化生产也很明显,两浙路的严州是一个重要的桑蚕产区,这里的农民“惟蚕桑是务”[6]。可见,宋代的专业化生产均是由家庭副业转化而来,并取代粮食生产成为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而专业化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提高了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使农民与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从这里可以看出,宋代的农村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粮食生产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的基础上,某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开始形成脱离粮食生产的专业生产区域,促进了经济作物的种植;小城镇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又为经济作物产品提供了交易场所,刺激了农村的商品化生产。 第二,小城镇市场对农村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农民开始意识到市场的重要性,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城乡经济关系。 农村商品经济的扩张冲击了地方村市的限制,从而使村市转化为镇市,即小城镇,四乡居民纷纷到镇市上进行交易,并且很多人迁入成为专业工商业者。宋代小城镇应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卓然崛起,这种“城市化”的模式与基于政治、军事需要而产生的传统城市迥然不同。中国传统城市作为政治统治的中心,其经济职能相当微弱,但其内部又有庞大的消费人口,故而城市商业畸形发展。而宋代的小城镇,却是以农村的商品性生产和自身的经济发展为依托,其经济职能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它对附近农民的生活和思想均产生很大影响。 小城镇的出现标志着原有农村集市的扩张,它首先是农村农副产品的集散中心,包括粮食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农产品均在这里进行交易,镇市之繁荣可以想见:作为市场,小城镇也对农村经济生活起着支配、调节的作用,农民与市场发生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最先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就是粮食,“田家自给之外,余悉?去”[7],粮食交易的发展是整个小城镇市场存在的最基本条件。此外,农民的消费需求随着市场的发展而增长,一些生活必需品,如盐、茶、醋等等是政府实行禁榷的商品,农民必须通过市场才能获取,这姑且不论,单是农民其他的消费需求也使宋代的小城镇市场与从前大不一样。“布缕菽粟,鸡豚狗彘,百物皆售”[8],农户必须通过向市场出售产品的经济活动才能获取货币,使自己具有购买能力,然后再购置所需物品,这样来满足各种各样的消费需求。如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土将生而或无种也,耒将执而或无食也,于是乎取之于市”[9],农民由于与市场发生了密切联系,所以能够在自己的粮食接济不上之时,通过在市场进行交易的方式购得生活必须品。不仅如此,很多农户的生产资料也是通过与市场发生关系而获得,“倾困计口卖余粟,买箔还家待种生。不惟箱篚供妇女,亦有??资男耕”[7]。可见,农民是通过各种各样与市场相联系的方式来实现消费需求的,那些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农家产品,汇集在一起形成了繁荣的小城镇市场。古人方回对宋代秀州类似的市场描绘得最为清楚:“予见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醢、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10]农民就是这样通过市场调剂产品,互通有无,虽然其交换还是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但其中所孕育的一种结构性的变化已十分明显。 同时,很多农民还直接进入市场,或为商贾,或为贩夫,其经营活动更加造就了市场的繁荣。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贩”[11],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农闲则外出经商,在市场中“为工、为匠、为刀镊、为负贩”[12],与从前封闭的生活方式相比,发生很大变化,农民开始走出家门,从事与农业生产不同的商品经营,这本身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农民产生的影响,而小城镇则为农民提供了暂时脱离农村、进行产品交换和商业贸易的场所。甚至还有农民以出卖劳动力为生,“邛州村民,日趋成都府小东郭桥上卖工,凡有钱可雇,其充使分担负也”[13],这样很多农户在农忙抢种抢收之时,不再采取亲戚、邻里之间互相换工的方式,而是雇佣劳力为其所用,“田家夏耘秋收,人各自力,不给则多方召顾”[11],以市场交换这种更高一级的形式来补充农忙时劳力的不足,它比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的互助形式当然是进了一大步。 随着小城镇市场的发展和农民从事商品贸易的增多,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受到较大冲击,农民在市场的推动下,或出售更多的产品,或更多地卷入市场活动,乃至从事为市场的商品生产,所有这些均使农民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他们开始接受市场作为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并在有机会时通过各种方式从市场中获取货币,原有封闭式的自然经济生活受到商品经济的渗透后,悄然发生着变化。当然,我们对宋代的小城镇市场也不能估计过高,它毕竟是在传统的自然经济之下产生的,这种经济结构限制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商品量有限,市场范围狭小,仍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但假手于商人的交换现象逐渐增多,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更是如此。 总之,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小城镇带动了农村经济形态的逐步转变,对农村产生深刻影响,如农业生产的商品化、非农业人口的出现等,使小城镇市场成为农产品的集中、加工和外运地,成为农村的生产中心和产品集散中心,从而促使农村商品经济更加活跃。 二 宋代小城镇作为一种新型的商品交换场所,与数量众多的农村草市、墟市和城市市场构成一个多层次的市场网络,而小城镇在联系农村与城市的纽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小城镇市场在向下作用于农村的同时,也与城市市场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作为城市市场的基础,它不仅为其提供大量商品,而且还是城市市场的延伸和发展。 在宋代的各级市场中,城市市场最为发达,它居于中心地位,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主导作用,城市市场的繁荣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但如果少了小城镇市场的支撑,城市市场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发展和繁荣都无从谈起。 小城镇市场为了满足城市人口的生活需求、享乐需求和其他各种需求,为城市市场提供大量物资,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多的就是粮食。粮食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它在商品构成中的比例越大,越说明脱离农业生产的非农业人口越多。在宋代,除了一些地区是因为地少人多、主要种植经济作物、依靠商品粮供应以外,在城市中商品粮供应的增多,正是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由于城市人口大增,它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成为重大问题,“杭城除有米之家,仰?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14],显然,城市人口对粮食的需求是巨大的。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各地农村的粮食就是通过小城镇市场,再转运至城市市场的。如方回所描绘的,商人在秀州魏塘镇“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钱复买货物归售”[9],在这里,小城镇市场起了很重要的中转作用,商人先是在小城镇市场收购农民出售的零散的粮食,集中以后运至城市,供应城市市场,然后再将城市生产的产品运至小城镇,满足农村人口的生产、生活需求。农村各地的粮食就是这样通过小城镇市场流向各个城市,支持着城市的正常运转,促进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此外,城市市场中的其他大量商品也基本上是从小城镇中转而来的。宋代的城市市场是各地商品流通的终极市场,由于人口众多,消费需求也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再加这些城市一般都在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便于商品流通。如宋京城开封,在五代时就是“车马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工商外至,亿兆无穷”[15],宋王朝在此建都后,漕运畅通,粮食和其他商品就是通过便利的水上交通由各地市场运至开封,汴水“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16]。而临安的市场上也积聚着全国各地的商品,“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17]。这些通过小城镇市场转运来的物资,极大地丰富了城市市场,使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呈现繁荣景象。 同时,也有一批专业性的小城镇开始兴起,它们为城市市场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的专业性产品。以制瓷为例,宋代的制瓷业发展很快,而制瓷中心一般都在小城镇上,如景德镇窑、磁州窑、龙泉窑等,它们的产品很大一部分是满足城市普通居民的生活需要,因此,每年从小城镇运至城市的这类商品不计其数。此外还有专门制盐、产糖、从事矿冶业的小城镇的出现,所有这些专业性生产的小城镇,不仅显示了宋代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而且还标志着小城镇由单一的商业性向生产、加工、流通多功能的综合性发展,进而更加密切了小城镇与城市市场的联系。 宋代的小城镇一般均是在城市周围发展起来的,作为城市的卫星城镇,既为城市人口提供生活、生产、享乐用品,而且还极大地刺激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其商业繁荣程度不亚于城市。如苏州华亭县的青龙镇,“居松江之阴,海商辐辏之所”[18],再如南宋临安所属两县有十五个市镇,诸镇“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19],这些镇市基本上都是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有的小城镇市场繁盛,商品交易频繁,商业规模很大,其商税额甚至超过所属的县城,如京东路莱州的海仓镇商税额为12921贯,是同属莱州胶水县商税额的两倍以上[11],密州所属诸县中,以安丘县城商税额最高,为6474贯,但同属密州的信阳镇商税额为10576贯[11],远远超过安丘县城。这说明很多小城镇经营中转贸易的数额十分庞大,而这些中转商品基本上都是供应城市市场的,由于中国城市均是消费型而非生产型的城市,其居民所需用品绝大部分是从小城镇而来,有更多的商品集中到小城镇,再转运至城市市场,也有更多的非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共同促进了城市、以至整个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宋代农业生产的进步、农业经营的商品化、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促使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城市市场这样的市场体系的形成,这三级市场是北宋坊市制度瓦解以后中国城市商业长足发展的标志,其所具有互动效应刺激了当时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宋代,作为初级市场的农村墟市、草市,是中国古代农村普遍的交易形式,虽然很多不定期,规模也不大,但由于这些市场一般都位于交通便利之处,其发展潜力很大,也刺激农村生活的商品化越来越高。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扩大,使农村市场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中转集散市场——小城镇市场应运而生,它以周围农村的生产为依托,有可靠的物质基础,因此得以生存并发展;同时,它又反过来作用于农村的经济生活,农民们不仅在镇市上互通有无、调剂商品,而且根据市场行情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了农村商品性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而小城镇本身也在集散农副产品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自身的商业、市场体系,使得这一中转市场与商品经济互为鼓动,大致呈同步发展之势。在小城镇市场之上就是最终销售市场——城市市场,宋代的城市人口密集,商业繁盛,其周围开始形成卫星市镇,这些市镇既是城市经济的地域扩张,同时它们也积极推动着城市经济的进步。从小城镇进入城市市场的商品已经突破了奢侈品和土特产品之限,更多地普及为日常的生产、生活用品,促进了城市经济生活的商品化,在城市经济的壮大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小城镇市场作为市场体系的中转环节,因其以广大农村商品性的农副生产为依托,经济发展比较稳定,它的形成,最初缘自本地中小商人资本的活动,但小城镇市场的扩大与繁荣却依赖外地商人资本的进入,并由它们沟通各地方市场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全国的市场成为一个整体。在宋代,虽然全国性的市场还没有形成,但在由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和城市市场而构成的网络状的地方市场发展的刺激下,区域性市场已经形成,这标志着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宋代小城镇经济的发展,以新的商品流通渠道、新的商品交易方式代替了传统的农村集市,并通过促成新的市场网络的形成来作用于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宋代的小城镇就是这样通过向下对农村、向上对城市的吸纳力和扩散力,促进着整个社会的物资交流和商品交换,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商品经济论文: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文化艺术商品化 摘 要: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三个重要表现特征:坊市合一、坊郭户籍的建立和同业行会的形成。商品意识在城市社会中迅速滋长和蔓延,并向社会文化生活领域渗透。文学艺术也开始了商品化的进程,许多文艺作品成为文化消费品,由此导致了社会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变化。 关键词:宋代;商品经济;文化艺术;商品化;价值观;审美观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征 从总体情况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获得长足的发展,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长期实行“坊市制”,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交易场所。市场管理极为严格,周围有高墙环绕,营业时间以市场大门的关闭为准。一般日落市门就关闭,交易时间受到限制,极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观象①。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打破了旧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两次试图恢复坊市制,都终归失败。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倒,宣告旧的坊市制彻底崩溃。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与市合为一体,标志着近代城市的雏型已出现。当时的东京开封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② 可想见其商业繁荣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雏型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东京开封已废除了传统的“宵禁”法令,商品贸易已没有时间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现。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种,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③ 东京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波及全国各地。当时,南方城镇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全国有镇市近2000个,而南方诸路就有1300多个。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改变了旧的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区域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类本设于城镇之外的草市,随着“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融于都市之中。许多市民为交易方便,便迁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为新的商业城市。 坊郭户籍的出现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宋代以前,城市与乡村在户籍上没有多少差别,也没有“坊郭户”这一专用名称。北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据周宝珠先生考证,北宋崇宁时(1102—1106年)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不含属县),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④ 而吴涛认为当时东京主客户合计应是二十六万余户。⑤ 可见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的数量之庞大,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剧增,户籍管理遇到新的问题。宋太宗几次下诏整理户籍,都未解决户籍混乱的问题。因为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客户)太多,不容易注册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二月,“命都官员外郎苗稹与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从户部尚书冯拯之请也。”⑥ 宋真宗依准户部尚书冯拯之奏请,委派苗稹为钦差,与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阳进行坊郭户列籍定等的试点,然后推广于全国。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九十八万户,人口约五百万之众。⑦ 这些坊郭户被单独列籍,按财产多少分为十等。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口,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不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势,而且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发展了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与乡村分裂为基础。”⑧ 坊郭户籍的建立,将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了,进一步地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分工。 同业行会组织的形成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特征。行会又称“行团”,简称为“行”或“团”。每一个行会都有“行首”或“团首”,一般推举行会中经济实力雄厚者充任。北宋共有行会160多个,南宋行业分工更细,行会更多。有的改称为“市”、“作分”。后不断合并,其组织越来越大,在商务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行会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变化来重新规定统一的价格;能够保护本地区商业的利益,抵制外地商人抢占本地市场;能够调节行会成员与官府的关系,在应付官府的“科配”和“供行”等赋税的问题上,尽可能地保护本行团的商人利益。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汤普逊所说:“行会控制资本并管理劳动;它们支配生产分配;它们规定价格与工资。但在它们的组织里,也有着一种社会的影响。行会的目的部分是社会性的,部分是互相的。”⑨ 行会是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因共同的职业和利益而组合成的一种社会群体。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在商品经济发展中产生影响、发挥作用。 二、商品意识渗透到文化生活之中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意识在宋代城市社会中滋长和蔓延,并无孔不入地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又由于都市制度的变化——坊市合一、宵禁废弛,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市民阶层表现出旺盛的生活热情和欲望,创造出带有明显商品化色彩的都市文化生活。正如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所说:“当时(宋代)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不用说这种变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业的繁盛,它的财富的增大,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⑩ 正是市民阶层的“颇为自由、放纵”的生活和种种强烈的欲望,导致了新的都市风情、文化娱乐的产生,导致了市民意识的形成。宋人极重传统节日,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传统民俗文化已被商品意识所“侵蚀”。商人们利用传统节日,销售节日用品和纪念品。如端午节,东京开封“自五月一日及端午节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 由此可见,商品经济已渗透到了传统民俗节日中。许多本来是自产自给的民俗物品都已转变为商品,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过去一向表现为清净、庄严、神圣的寺庙道观也不能幸免于商品经济强有力的冲击。庙会,又称“庙市”,是我国商品交易的集市形式之一。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在佛教节日或规定的日期举行。庙会兴起于中唐以后,在宋代十分盛行。北宋东京开封的相国寺是当时一个十分著名的佛教圣地,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它的神圣灵光变得黯然无彩,成为商品交易活跃的场所。相国寺前门是汴河的一个码头,商贾、货物上下频繁;寺内场地空阔,游人众多,是商品交易的极佳场所。因此,它渐渐成了一个市集中心。相国寺的和尚在商品经济熏陶下,在利益的驱动下,无法稳坐禅床、念好经卷,也直接参与商业活动。有的竟然违背佛教戒律,开办了一个烧猪院,经营猪肉生意。和尚惠明成了名闻京城、专门烹调肉类菜肴的厨师。??? 商品经济使妙相庄严的佛祖、菩萨难堪,寺庙与市场简直同辙接轨,成了逐利趋财之场。 由于市民阶层的壮大,以满足市民生活和审美需要而出现的文化娱乐也兴盛起来,而这些文化娱乐活动带有明显的消费性和商品化的色彩。宋代市民娱乐的场所主要是瓦舍。吴自牧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舍,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是。”??? 对这一解释有不少学者不以为然。戏剧学家周贻白认为瓦舍“实则指为旷物,或原有瓦舍而被夷为平地。”??? 谢涌濠认为瓦舍“是简易瓦房的意思,其含义即指百戏杂陈、百行云集的娱乐兼商贸市场。”??? 其实,吴自牧是从“瓦舍”的性质而言的。“瓦”本义是指房顶如覆瓦形状的建筑物,是专供文化使用的场所,其作用是遮日晒、蔽风雨,故称“瓦子”或“瓦舍”。后来,商人利用这种娱乐场所做生意,使之成为娱乐与商贸合一的场所,故称之为“瓦肆”或“瓦市”。从这个名称上就可见宋代市民文化娱乐的商品化性质。瓦舍中的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可谓百戏杂陈,伎艺繁多。市民们可在瓦舍中尽情地观赏和娱乐。不过,这种观赏和娱乐属于文化消费,是要付费的。从瓦市艺人来说,他们的表演是一种消费服务,他们靠卖艺来谋求生计。如北宋著名的瓦市艺人张山人所说:“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 又如《金鳗记》载歌妓庆奴“出去诸处酒店内卖唱,趁百十文把来使用。”由于伎艺表演已成为商业性的文化服务行业,其收入与服务质量密切相关。因此,瓦肆艺人十分注重自己的表演技巧,努力加强自己所演节目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苏轼的《东坡志林》卷一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当时说书的技巧之高、感染力之大。瓦肆伎艺是市民文艺,它所表现的是市民阶层的生活愿望和审美趣味。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这些愿望和趣味肯定有悖于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瓦舍的伎艺表演又是有偿服务,其表演的内容也肯定是纯感性的、纯娱乐的,它不可能也没有义务去为政治教化服务。因此,它成了市民和一些士子尽情享乐、放纵情欲的地方。许多年轻人因经常出入其中,深受新兴市民意识的熏拂,导致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变化。可见这种充满商品化色彩的瓦肆伎艺——市民文艺对传统意识的冲击作用。 无论是宋代的民俗、宗教,还是都市文化娱乐,都充斥着浓烈的商品意识。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市民阶层创造的一种新的都市文明。 三、文学艺术呈现出商品化趋势 宋代以前的文学艺术,尤其是士大夫文人创作的文学艺术,一般都是高雅的、非功利性的精神产品。而由于宋代商品经济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之中,产生于社会文化生活这块土壤上的文学艺术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所谓“商品化趋势”,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有些文学艺术作品开始直接参与到商品交换之中;二是指文学艺术的创作开始遵循商品生产的法则,并反映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新的都市风情和都市意识。 宋代重要的文学体裁有文、诗和词。诗与文是传统体裁,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言志”、“明道”的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商品化的趋势不太明显。不过,诗歌已被市井艺人所利用,变成了他们挣钱谋生的工具。北宋中期,东京开封有一位以“说诨话”而著名的艺人——张山人。诨话即十七字诗。其诗诙谐滑稽,意含讽刺,观众在开怀大笑中获得启示,领略褒贬之意。十七字诗类似现代民间文艺节目——“三句半”。张山人创制这种诗体“鬻钱以糊口”。宋代民间伎艺中有“合生”。所谓“合生”,就是艺人根据他人临时出的题目,当场作诗,以博求酬劳的一种伎艺。要想博得酬劳,就必须具有娱乐性,所作的诗歌就必须贴题、幽默、让观众产生审美愉悦。从以上所述可以发现,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歌已成了市井艺人的衣食之资,诗歌创作的技能也当成商品来出售。 词是宋代的代表性文学,是一种音乐文学。它从唐代“声诗”发展而来,兴起于中晚唐,流行于五代,繁荣于两宋。词本是尊前宴边娱宾遣兴的工具,由士大夫文人在宴会中即兴创作,由歌妓当场演唱。北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形成,词从士大夫的尊前开始走向市井,成为士大夫文人与市井细民共同享受的娱乐性伎艺——小唱。小唱又称“浅斟低唱”,是宋代十分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无论是歌楼、酒馆,还是瓦舍、私宅,都能见到它。谢桃坊先生认为:“小唱是由简单的方式演唱流行的通俗歌词。宋词中的绝大多数作品便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用的。”??? 此说甚是。由于词大多数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的,必然具有市民文学的艺术风格。首先,它是为有偿的娱乐服务而创作的,是一种文化消费品,是一种具有商品性质的精神产品。这就决定了它从语言到题材、从形式到内容都必须迎合消费者的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因此,词表现出极为明显的艺术特征:通俗性、娱乐性。其次,词是一种商品化的精神产品,它就必须遵循商品生产的规则。词人的创作不是专为抒发主体的“修齐治平”之志和喜怒哀乐之情,而是去表现它的精神产品(作品)的消费者(读者或受众)的愿望和情绪。因为词人创作的目的不是自我欣赏,而是要让更多的读者乐意欣赏。宋词的题材多为情爱离别、伤春叹老、歌酒游乐,就是为了揭示广大市民的生活愿望和人生情绪。因为追求个性解放、自由,追求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享受,是市民意识的深层底蕴。第三,词既然是商品化的精神产品,那么,流通(传播)便是它实现文学价值的重要环节。只有流通(传播)渠道畅通,它才能占有更广阔的文学市场,才能获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歌妓是词的传播媒介。词由她们“推销”给消费者,并通过她们去实现词的文学价值。宋词的繁荣,歌妓与有功焉。南宋后期,词的艺术精神发生蜕变,向“诗化”(追随辛弃疾的“辛派”词人多抒发进取或超然之志)、“雅化”(推崇姜夔的“风雅派”词人主张雅正)方向发展,广大市民不乐意听,也听不懂,歌妓出于“票房价值”考虑也不愿唱,而改唱“缠令”或其它俗曲,导致了词的流通环节断裂和文学市场萎缩。词因此而走向衰落。 词人的劳务费是由歌妓来支付的。词是精神产品,无法具体核定其价值。歌妓只有根据演出的创收情况来酌情支付。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作品深受市民的喜爱,一般的歌妓虽用重金支付“润笔”,也难以得到他的新作。如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商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惜其为人出入、所寓不常。”因为一首名人的佳作不仅能让一位歌妓获得可观的收益,而且能让她一曲唱红,一举成名。对于好的作品,歌妓是愿意支付昂贵的报酬的。 绘画艺术在宋代十分兴盛,北宋皇帝大多喜爱绘画艺术。宋太宗特置翰林图画院,将各地的著名画师罗致于京师。宋徽宗在国子监设置画学,专门培养绘画人才。因此,北宋的绘画艺术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绘画艺术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商品化的趋势。绘画作品一反过去那种高雅的姿态,成为街肆买卖的商品。如相国寺庙会日,“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 又如前面提到的潘家楼的“鬼市”上也有“衣物、图画、药环、领抹之类”的物品出售。北宋著名画家燕文贵初入东京开封时,曾在天门道上出售自己的山水、人物画。另一位著名画家许道宁也曾在东京开封端门外将自己所作的画随药卖出。???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市风情焕然一新,为绘画艺术提出了丰富的题材,“市肆画”也应运而生,成为一种新的题材类型。北宋时擅长于“市肆画”的著名画家有燕文贵、张择端、高元亨等。燕文贵有《七夕夜市图》,高元亨有“有琼林苑、角抵、夜市等图传于世”???,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不仅是宋代“市肆画”中首屈一指的杰作,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市肆画”本身虽不一定是商品,但它兴起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土壤上,是商品经济文化哺育出来的一种新的美术品种。它的出现,说明了绘画艺术在商品经济的渗透下开始发生变化。 四、文化艺术商品化的意义和影响 从以上所述可知,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宋代的文化生活和文学艺术开始步入商品化的进程。文化艺术的商品化,对当时或后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影响。人们(尤其是读书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因此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古人在思想意识中形成了一种十分顽固的价值观念:“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政治价值成为至上的人生价值。其它的人生价值取向(如经济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等)都不为社会所看重。因此,莘莘学子为了博取功名、踏上仕途而不得不寒窗苦读、悬梁刺股,甚至不惜皓首穷经。到了宋代,随着商品意识的兴起和文化艺术的商品化,传统的官本位意识开始发生动摇。因为在文学艺术商品化的社会中,知识能够真正被尊重,文人的创作才华能够被赏识,作品能够获得直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文人的艺术价值能够在创作中获得实现并为社会所承认。因此,有不少士子在科举场上失败之后,不再醉心于功名了,而是投身到文学艺术创作中来,通过创作之路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艺术价值)。前面曾提到过的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就是一位在艺术中实现了人生价值的士子。他年少时就才华横溢,但在科举考场上却不顺利,曾在殿试时被宋仁宗黜落。从此,他放纵于市井二、三十年,为歌妓度曲作词。他的词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获得了“天下咏之”的社会效果。他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宋代出现的“书会”,就是那些不能或不愿走上仕途的士子,因生活的需要而组合的文人群体。这个群体是以创作为职业,以创作来获取生计。宋元时有九山书会、古杭书会、武林书会、玉京书会等。书会先生都是职业的作家。南宋瓦舍中的伎艺脚本大多都是出自他们之手。流传至今的宋元话本和戏剧也有不少是他们的杰作。他们为当时和后世提供了大量的精神产品,以满足人们审美娱乐的需要。除了“书会”之外,宋代还出了文人与艺人组成的“社会”,如表演杂剧的绯绿社、表演清乐的清音社、小说艺人的雄辨社、影戏艺人的绘草社、表演吟唱的律华社等。社中的文人和艺人都是专门化的职业作家和表演艺术家。职业作家和艺术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开始走向成熟。 文学艺术商品化就是文学艺术走向世俗、走向大众。在自然经济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社会中,文学艺术基本上是上层社会审美娱乐和传情达意的工具,而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娱乐功能被政治和道德所削弱,出现了“教化说”、“言志说”、“明道说”、“比德说”等。宋代的文学艺术开始通过商品化的形式走向平民大众,成为士庶雅俗、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共享的娱乐品(当然,这里只就词、话本小说、市肆画及瓦舍伎艺而言)。由于受到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消费对象娱乐需要的制约,文学艺术必然要去反映更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去揭示人人心中共有的人生情绪,以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宋代以后,都市通俗文艺(市民文艺)不断兴盛,词、话本、诸宫调、戏剧、章回小说、弹词、评书、时调俗曲等文艺样式相继或相竞出现,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后繁荣。 这些文学艺术以家庭生活、男女情爱、人物传奇、历史故事、魔鬼神怪为重要的创作题材,故能拥有广阔的文艺市场。由此可见,文学艺术商品化,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审美观和文艺观的变化。 随着文化娱乐的发达,下层民众的审美能力不断提高,娱乐需要不断扩大。篇幅短小的文艺作品(如词、散曲等)已不能满足下层民众的审美要求,鸿篇钜制的戏剧、小说、评书等文艺作品应运而生。从此,诗文主宰文坛的历史宣告结束,戏剧、小说成为主导的文学艺术样式。这一结果虽然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但文学艺术商品化加快了这一结果的出现。 总而言之,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文学艺术商品化,而文学艺术商品化又对社会文化生活、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一种良好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多重因果关系。 商品经济论文:关于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观点述评 编者按:2000年,中国经济史论坛举办“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系列学术研讨会,本述评是为会议讨论所准备的材料之一。 1994年12月,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商业史学会等曾组织关于“传统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讨论,配合这次讨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刊登关于该问题研讨的长篇综述。在这以后,关于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问题又有不少新的论著出现。现在,我们围绕本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对有关的理论观点进行一些评述。评述以近年出现的新论著、新论点为主,但考虑到问题的延续性和系统性,有时也不能不涉及以前的一些论著和观点。 一、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线索和基本模式 这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货币经济(商品经济)—自然经济”转折起伏论,二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论。此外,海外一些学者主张中国自战国秦汉以来即形成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以后的发展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的,由于这种观点国内的信奉者不多,也没有人展开过系统的论述,故在此不作评述。 (一)“货币商品经济—自然经济”转折起伏论 赵俪生曾经提出,中国经济史上经历了从上古共同体自然经济到秦汉期古典经济,再到近古期地主经济的三次转折 ,很有代表性。大抵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对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都估计较高,把它作为我国从不发达奴隶制向发达奴隶制转变之契机,而把魏晋封建制的形成与中古自然经济相联系。 日本学者宫泽知之把关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理解方式区分为四种学说:第一学说是全汉?N为代表的“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论。全氏把汉代看成是货币经济时代,汉末到中唐的中古时代是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时代,从安史之乱前后,以钱币为中心的货币经济开始了 。何兹全就南朝情况修正全氏的观点,反对将南朝看成是自然经济时代。主张北中国是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南方则货币经济一直在发展 。这是第二学说。武仙卿认为布帛也是货币,不同意说魏晋南北朝倒退到自然经济,认为秦汉以后货币经济一直发展着。彭信威的观点相似。这是第三学说。第四学说如叶茂对关于中国封建地主制前期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理论观点的综述所指出的,认为整个中国前近代是自然经济占优势。他又指出,全氏观点虽然在当今中国是少数派,但在日本却是主流的观点,代表人物是牧野巽和宫崎市定。全氏关于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的概念来自德国历史学派学者希尔布兰特(B·Hildebrand)。全氏虽然批判了希尔布兰特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的依次演进绝对化,而采取了皮烈(H Pirenne)等人的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发展模式,但他用语的概念仍然是基本上依据希尔布兰特的。希尔布兰特的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的概念是严格依据交换手段是实物还是金属货币这一点区分的,将以金属货币之外实物为媒介的交换划入自然经济的范畴。他没有设想不存在交换(分配)的经济,他的自然经济不包括“自给自足”的含义,这和马克思的概念是不同的。马克思划分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并非依据货币形态或交换手段,而是更重视生产目的;自然经济是指为获得使用价值的简单商品经济,或没有交换的经济。[20] 宫泽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不过,我国有些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虽然沿用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发展模式,但已经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例如赵德馨把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自然经济“古代(奴隶制)货币经济” 中古自然经济……。他指出,“古代(奴隶制)货币经济”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及本质,严格来说仍然是自然经济,所以又可以称之为“古代自然经济”。[13] 田昌五反对说中国封建社会自始至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认为这是按照“长期停滞论”制定出来的模式。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是呈循环式起伏状态发展的,相应的自然经济也是这样:战国至西汉是商品经济的第一个高峰期,东汉由盛转衰,魏晋南北朝基本上是自然经济时代;唐宋是商品经济的第二个高峰期,辽夏金控制的北中国由盛而衰,黄河流域和大西北尤甚,城市偏枯,农村则几乎全部回到自然经济状态;元明清三代,商品经济又呈全面回升之势。[2] (二)“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论 正如宫泽知之所指出的,认为整个中国前近代基本上是自然经济占优势,而逐渐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观点,基本上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是从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是怎样成长起来的问题意识出发的。但中国商业在文明的较早阶段(至迟在战国时代)开始发达,特别是宋代以后更取得显著的发展,把西洋中世封建领主制下自给自足庄园经济为优秀形成的理论照样应用到中国、尤其是宋—清间的经济上,会遇到不少困难。[20]因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史学界曾经对什么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展开热烈的讨论,试图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性质重新予以解释。近年对这一问题发表意见的有林甘泉。他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评论,他认为从中外的历史实际出发,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应该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所谓“自给自足”;它并不排除与市场的一定联系,并以它作为自己的补充。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男耕女织”。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10]关于这一讨论可参阅本文附录的介绍。 主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的学者较多。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展经历了战国秦汉、唐宋、明清三个高潮。例如李埏认为我国历史上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长期并存、相互制约、此消彼长,总趋势是自然经济逐渐消退,商品经济逐渐扩展。根据这种观点,我国在战国秦汉获得空前发展的商品经济,虽在汉武帝后受抑,但唐宋苏醒后发展超过秦汉,如秦汉主要商品为盐铁酒酤,主要市场在中原与国外市场联系唯赖西北,唐宋增加了茶叶、陶瓷,丝绸质和量也有较大提高,远销国外,对外贸易陆路以外又增加了海路等 。龙登高的《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也属于波浪式发展论,它依时序叙述了中国传统市场在先秦秦汉时代的滥觞与初兴,魏晋南北朝时期曲折发展,五代两宋金元再度兴起,明清时代成熟的过程。[3] 如果说前一类观点的主要争议点是几次“转折”性质的判别,那么后一类观点的主要争议点则是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及该时期经济的性质。多数学者主张明清商品经济虽有很大发展、但整体上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经济已经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例如我们介绍过的李文治和薛虹的观点 。近年徐晓望又提出,中国在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阶段之间有一个“小商品经济”的阶段。它以小商品生产及相应的分配、交换、消费为特征。小商品专业生产者的出现以人身的相对自由为条件。宋代小商品生产已有一定发展,但全国性的小商品经济的繁荣,是明中叶以后才出现的。大面积经济发达地区的缺粮现象,标志着小商品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区域的形成。[16]宫泽也认为,以农村市场展开为视点来看商品流通,唐宋变革期和明末清初值得注意。前者虽然农村市场在发展,也出现了商品性生产,但整体上自给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后者在先进地区已出现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标的经营,开始逐渐形成近代的小商品经济,即商品经济从没有价值规律的阶段向基本遵循价值规律的阶段变化。[20]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的的观点。 以上诸说主要是从小农经济从自给经济的小商品经济演进过程来立论的。近年又有不少学者从传统市场或市场经济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请看下一专题的介绍。 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萌芽 (一)什么是市场经济?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何时出现? 自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方针以后,不少学者一直在思考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市场经济?如果存在过,它又是何时出现的?这又是与对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理解有关的。学界对这个问题有两类不同认识:一些学者一些市场经济是与近代化相联系的,在封建时代,市场经济只能萌芽于它的晚期;另一些一些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不一定与近代化或资本主义相联系,在封建时代也可以有特定的市场经济。 第一种观点以吴承明为代表,他多次阐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市场经济的萌芽及有关理论问题。他指出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实即经济现代化或近代化的过程,它不仅是市场量的空前扩大,市场交易的内涵和市场机制的原理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一切,又都是以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制度的相应变革为前提的。他主张把过渡到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我国历史上商品交换比较发达,但这还不是市场经济。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也是从十六世纪即明嘉靖、万历间开始的。大商帮、工场手工业、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的出现,是其标志。但力量不足,更重要的是没有引起希克斯所说的“政治渗透”,在产权、商法、税制上毫无变化,仍然是完整的封建专制国家。这种情况,清代基本上继续。进入二十世纪,我国巳有了现代化产业,口岸城市勃兴,?K与国际市场接轨。但以抗日战争前而论,我国尚未转变为市场经济:(1)占国民经济最大比重的农业仍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体制,商品率很低,新兴产业集中于纺织和食品业,尚未形成部门体系。这种二元经济的结构刚性及由此产生的低供需弹性,从根本上限制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2)现代化市场被定义为“一个价格”,如两地价格差等于运费,则属一个市场。三十年代的中国远未达到这个水平。(3)市场现代化是由人格交易向非人格交易的转变,这需要一系列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以明确产权,中立化规则,规范行为和执行罚则。市场经济必须是法制经济,这一点,在当时尚不存在。我国真正有意识的向市场经济转变,还是在邓小平时代。[6] 许檀最近也谈到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逐渐减弱,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她认为,清代中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这一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5] 与这种把市场经济的萌芽或转化同现代化(或近代化)联系起来的观点不同,有些学者认为封建社会中已经存在市场经济。例如尹进认为,中国从宋代开始有了具有封建个性的市场经济,明代进而具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个性的市场经济。[1]郭庠林也提出“封建市场经济”的概念。[17]郑学檬根据罗布代尔的观点,主张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市场经济的主要功能或最重要的标准是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生产、配置资源,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在市场经济下,社会分工比较发达,交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杠杆和齿轮,货币和金融体制已经建立并与生产交换融为一体,人们的经济生活离不开市场供求关系的波动制约。而资本主义是指以资本积累、增殖、流动、垄断为最高利益的政治经济体制。他认为中国市场经济萌芽于16世纪以前,比如宋代,局部地区已可称为市场经济萌芽,理由是分工在某些行业已经较细,交换具有社会性,但从另一方面看,宋代整个社会仍然处在自然经济的大环境中;明中叶,即16世纪开始,市场经济以方兴未艾的态势出现在江南和沿江沿海各地区。他进而把中国市场史分为两大时期,第一时期是传统市场,其中又可以唐中叶为分界,区分为前后期。第二时期是市场经济,其中又可以区分为萌芽阶段(12—13,16—18世纪)、初级阶段(1840—1949)、停滞与发展阶段(1949—1978,1978—1998)。在萌芽阶段,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并存,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11] 姜守鹏也有类似的意见,在他看来,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不能笼统地称封建经济为市场经济。但简单商品经济也会产生市场经济,所以封建社会存在着市场经济。具体说,市场经济是随着商品生产的产生而出现,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完善的。[12] (二)关于市场体系和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 较早形成比较完整的市场网络或市场体系,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但这种市场网络或市场体系究竟何时形成,有何特点,学界俨然存在许多不同观点。在这里仅介绍两位学者的观点。 唐文基指出中国封建市场发育的四个特征,即非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市场的垄断多于竞争、市场的进入遇到种种的障碍、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关于中国何时形成统一的全国市场,学术界历来有不同意见,或认为这种市场战国秦汉已经出现;或认为中国直至鸦片战争以前仍停留在地方区域市场的格局。唐氏的意见和这些观点都不同,他认为中国古代全国大市场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但它只是地方区域市场在空间的扩展和延伸,尚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割据性,他称之为“非统一的全国市场”。因为第一,流通网络虽已形成,但由于交通因素、行政因素和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约,这个网络并不完全?惩ǎ坏诙??谷狈ν骋坏氖谐〖壑担?挥屑鄹裥纬苫?疲坏谌??泄?郧匾岳此淙皇敌辛送骋坏幕醣遥??抑迫匀换炻也⒊37⑸??摹T谡庵智榭鱿拢?岩耘嘤?∪?耐骋皇谐 ?15] 姜守鹏认为,市场体系是相互联系的各类市场的统一体,从范围看,它形成了包括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全国性市场在内的完整的市场网络;从市场种类来看,它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还包括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其中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是市场体系的三大支柱。按这样的标准,明清时期,至迟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的市场体系已经初步确立。 因为这时不但存在了包括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的市场网络,而且存在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不过这仍然是封建社会的市场体系,与近代市场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12] 三、关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机制 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机制的探索中,经济结构,尤其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消费与市场的关系,国家干预和财政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是备受人们关注的两个重要视角。当然,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的。 (一)从经济结构方面进行的探索 许多学者把小农经济看作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基础,着力探讨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方行在这方面工作作得较多,他所提出的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是农业与手工业、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双重结合的观点,已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 。近年来学者对该问题继续有所论述。 李根蟠利用《管子》的材料探讨了封建地主制经济形成时期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指出以春秋战国之际地主制经济形成为分界,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小农作为市场主体之一独立地出现在当时的市场上,二是流通成为小农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三是农村集市出现,四是商人高利贷者插足小农再生产过程。在这基础上商品经济和各级市场获得较大发展,但小农经济的主体部分仍是自给性生产,其所包含的部分商品生产也是以自给性生产为依托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我国传统市场,由此形成一系列有别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特殊的经济概念和经济现象,价值规律或市场机制虽对社会生产起一定作用,但没有也不可能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7] 刘小京从分析“自然经济”概念的由来和内涵入手,根据中国历史实际,试图对中国农户的生产模式进行概括,从而提出“自给性农业”的概念。这种“自给性农业”是由于“人多地少”的资源约束而形成的,其特点是小而全、自给性、农民在生产经营上的精打细算;它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典型自然经济的基础,在另一种条件下又可能向商品生产转化;与自给性农业相联系的是普遍的兼业化和普遍化了的商品经济意识。[4] 张忠民提出“小生产,大流通”是前近代中国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模式。所谓“小生产,大流通”,是指在生产领域中基本上是个体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在流通领域中由于商人资本的运动却存在以地方市场、区域市场以及全国大市场共存的格局。这是由当时社会再生产条件补偿的基本特性所决定的。因为在个体家庭生产单位之上没有一个具有内部生产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封闭的经济共同体,这些个体家庭天然地具有从市场取得再生产条件补偿的机能和需求,这正是大流通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深层原因。但小农的地方狭隘性和封闭性决定他们难以与较大的市场直接交往,唯一能使小生产与大市场发生联系的,只有商人和商人资本的运动。因此,前近代中国社会小生产者的再生产条件的补偿,从逻辑和历史一致的过程看,就表现为一个在商人资本的作用下补偿空间渐次扩张的过程。[8] 长期以来,龙登高比较注意小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在早期的研究中,他把小农家庭经营方式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认为小农与市场的联系逐步密切,但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市场属于商品内循环类型,不能诱发个体家庭突破自给性生产,在某种程度上还制约了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的动机。 近年,他引入边际效用原理分析个体小农家庭经营的特征,尤其是那些与市场相关联的特征。指出价值规律在家庭经济的运行中的作用不突显,而效用原则既与其使用价值的生产消费目的、手段相一致,也与匮乏经济状态下市场手段有限有关。一般农户的商品生产,不仅是小规模的,而且是以副业形式出现的非专业化生产,很少是以利润为动机。他还比较了个体小家庭与地主大户市场角色的差异,以宋代为例,指出大多数地主地租粮自食比例少,相当部分通过市场出售,并且往往直接运往市场。他们出粜是为了逐利,而不是为了谋生。[3] 赵德馨把生产结构的变化作为引起商品货币关系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他主要研究了公元一世纪前后生产结构与市场关系的变化。他认为西汉农业生产力存在“耒耕—小农”和“?栏??笈?闭庋?礁霾愦魏拖嘤Φ牧街稚??婺#缓笳咭蛐枰??鲆陨系睦投?Γ?蠖嗍?褂门?ァP∨┚?糜胧谐×?低??潜欢?摹⒑苌俚模?局适且恢肿愿?宰阄?鞯姆獗招途?谩E?ブ粕??ノ挥胧谐〉牧?凳侵鞫?模?瞧渖??诵械哪谠谝?螅?依投???式细撸?梢晕?谐√峁罅可唐贰E?ブ粕??姆⒄贡厝淮?瓷唐坊醣夜叵档姆⒄埂C挥邢嘤Φ纳唐坊醣夜叵档姆⒄梗??ブ粕??悴荒茉诵小U馐俏骱菏逼谏唐坊醣夜叵捣⒋锏脑?蛩?凇N骱褐衅谝院螅?孀判竽烈岛鸵碧?档姆⒄梗?B砑疤?兰鄹裣陆担?8?睬飨蛐⌒突??饩褪沟眯∨锌赡苁褂盟?恰5迸┟褚彩褂门8?氖焙颍??ブ粕??挠攀坪途赫??拖陆盗恕S胫?嗍视Φ氖歉鎏寮彝ゾ?玫姆⒄梗?獾柚浦鸩饺〈??ブ疲?吁喽?吹氖巧??ノ恍⌒突?氪笮蜕唐飞??ノ患跎伲???ノ蛔越o色彩的加重。[13] 姜守?认为中国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主要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决定的。这些特点是土地两种运行方式(买卖和封赐)的同时存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小农经济实物租赋与货币租赋并存的分配结构。[12]魏金玉也指出土地买卖在中国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发展中的十分重要的地位。鸦片战争前土地交易额不低于粮食交易额。封建生产方式及各阶级的关系也是通过土地交易进行新陈代谢的。因而其重要性是一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不能相比的。[19] (二)国家干预和财政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些学者重视非经济因素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如郭正忠强调由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所产生的专卖经济与与自由通商的市场经济的对立。中国的专卖体制的前提是专制政体的强大和民间私有权发展的不充分,它以适应民间商品经济的政策调整为始,以遏制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终。在中国历史上,自由通商的政策只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专卖政策的推行则是长期的、全局性的、本质的、绝对的。他指出:人们都用宋代商税的数量论证当时商业的发达,但宋代商税的收入鲜有高过专卖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商税收入难与专卖收入同日而语。由专卖、市易、和籴、和买以及货币田赋所调运的交换与流通热潮,曾经不止一次地创造过奇迹,可惜这种交换是权力支配下的交换;这种流通,是以官方意志为转移的流通,以这种交换和流通为基础的“市场”形态,与商品经济环境中自由贸易的市场形态,?虽相似而实不相同。[14]冷鹏飞认为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形态继承奴隶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一是仍由国家垄断了大部分手工业生产,二是开始显露了国家政权对商品经济的强烈干预;贵族官僚经商和平民商贾不断向官僚转化。正因为商品经济长期以来与社会政治割不断的亲情,故在社会变革之际仍然使其沦为封建政治的附庸。[9]魏金玉也指出,传统市场是在封建政权调控下的市场。[19] 日本学者宫泽知之分析了中国经济史中的货币经济的特点,他指出,西洋经济史的货币是贵金属货币,中国经济史的货币则是以贱金属铜为原料生产的小额铸币;西洋史上的货币基本上由民间承包制造,中国的铜币则由国家铸造发行。铜钱小额面的必要性与占人口大部分的小农为对象的征收租税密切相关。小额铜钱存在所显示的不是商品经济,而是通过向个别的人民征税这具体的行为实现的国家对社会的统一。其第一功能不是流通手段,而是韦伯所说的钦定支付手段,特别是租税的支付手段。小额铜钱的必要量与商品经济没有关系,因而对流通货币总额与商品总额对应这种货币数量说无须作理论的探讨,原来在中国就没有成立。铜钱是一种计数货币、名义货币,其基本原理是个数原理。它与金属原材料的交换价值无关,也与货币的铸造费无关。货币的价值是由一个货币是一文还是百文这样的规定所决定的,制定这个规定的是铸造者的权威、社会的信用,在中国正是国家。总之,中国前近代货币史上国家财政这种公共经济领域带来的规定性十分强大,它不能与社会内部自发的商品流通的发展相对应。宫泽指出,将19世纪以前整个看作自然经济时代,虽然基本上反映了小农经济和农村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无助于理解春秋战国以来二千数百年流通史的发展、市场的结构、性质等。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流通结构,当是以城市市场为结合点,农村市场和全国性物资流通各占有相对地位的二重结构所构成的。后者是伴随着专制国家的成立,为了维持庞大的国防体制和经营巨大的官僚组织,从全国统一的国家财政所组织的物资流通及由此诱发的远距离流通中形成为全国规模的物资流通,因而可称之为“财政性物资流通”。[20] 程念祺提出中国古代存在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市场:生活市场和财政市场。所谓财政市场是指因政府的财政施为而形成的市场,它以挤占生活市场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例如,西汉政府改变了战国赋税征收实物和力役的政策,使其财政货币化。货币之征的实行使货币紧缺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导致粮食价格过低。农民必须以更多的土地产品去换取所需交纳的货币;而商人则可以用较少的货币收购更多的土地产品。这就是国家财政市场对乡村生活市场的挤占。古代中国,在广土众民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赋税制度,将人民十分有限的土地产品象涓涓细流汇成大海那样集中到国家手里,这就是作为国家财政的根本目标的“大国效益”。正是由于这种财政市场的存在,已使(1)商业对农业的侵害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2)农民生活市场上的购买率,一般是与他们在国家市场场上的售卖率成反比的;由此(3)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乡村中,其生活市场几乎一直处于少量的物物交换的窘迫状态中;结果是(4)造成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使中国的农村变得越来越封闭;而(5)城市生活市场则因国家财政市场及其严重的不等价交换,形成畸形的繁荣;如此则(6)司马迁所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不幸竟成了中国经济史中的宿命。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商品经济、交换方式、商人资本、资本主义萌芽、货币、消费等,如果离开了对财政市场的认识,恐怕皆不得其解。[18] 田昌五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自始就有两类商品生产:一类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商品生产,另一类是国有土地上的大宗商品生产(可以由政府专营,也可以实行租赁经营,即租给私人经营)。后者是主要的支配的形态,前者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盛一衰、一荣一枯的秘密所在。他用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经济与农民经济的相互对立来解释商品经济之向自然经济转化。他指出西汉初年弛山泽、商贾、关梁之禁,导致商品生产的发达和商业的繁荣,但农民弃农经商者越来越多,商人兼并农人越演越烈。因为在商品经济发达时,农业和工商业之间必然出现价格反差,这是价值规律在起作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太史公用“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朴素语言表达了他对这种现象的朦胧认识。政府相继采取全面垄断、全面放开和半垄断、半放开的政策,都不能解决这一矛盾。官营工商业崩溃了,私人的工商业转入土地,结果只能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相互转化,几乎成了一种规律。他还指出,我国封建社会的工商业从来就是奢华型的、腐败型的、掠夺型的;资本主义萌芽迟缓,应从这里找信息。 商品经济论文:略论宋代湖州的商品经济 [内容提要]两宋时期,湖州粮食产量迅猛增长,在此基础上,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商品流通的活跃、商业性市镇的勃兴,“重本”不“抑末”主张的提出,农产品通过草市、镇市等环节向城市集中,手工业产品通过商人向全国各地“辐射”。种种迹象表明,两宋湖州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关键词]宋代;湖州;社会分工;商品经济;商业市镇 两宋时期,湖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粮食迅猛增长,农业能够提供充足的剩余产品——商品粮,供给专门从事其他行业的生产者,这为专业化分工创造了前提和条件。随着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仅有政治、军事意义的军镇被陆续废除,州县城市不再只是行政中心、军事要地,而成为了一定范围内的经济中心。随着商业性市镇的勃兴,商品流通的活跃,农产品通过草市、镇市等环节向城市集中,手工业产品通过商人向全国各地“辐射”。种种迹象表明,两宋湖州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一、社会分工细化 由于可耕土地的彻底辟垦,水利的进一步兴修,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精耕细作式集约型农业的发展和北方粟、麦,南方“占城稻”的引进,宋代湖州成了闻名全国的稻米之乡、粮食基地。当时湖州最好的田,亩产达到五、六石,“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充分说明了当时湖州农业在全国的地位。随着粮食生产的增长,宋代湖州粮食的上市量超过了上代,粮食商品化程度有了提高,“湖、苏、秀三州号为产米去处,丰年大抵舟车四出”。①南宋都城临安北关有“湖州市”,为湖粮集散地。“湖州市”内米市桥、黑桥街区,米行鳞次栉比。临安城内外米铺,凭行头做价,从“湖州市”直接将食米运回出售,然后约定日期付款。“湖州市”成了临安食米供销的枢纽。 宋代湖州粮食生产的增加,使农业能够提供充足的剩余产品——商品粮,供给专门从事其他行业的生产者,这为专业化分工创造了前提和条件。从宋代史籍中可知,“男耕女织”的家庭内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农民植桑、养蚕、缫丝、织绢的连续性和自给性生产模式仍为普遍。但是其中亦不乏农业、手工业及家庭丝织业,在其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中从事专业化分工的记载。据嘉泰《吴兴志》载,当时,“本郡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家育蚕有致数百箔,兼工机织”,②并已出现“递年以蚕桑为业”③的桑蚕专业户。据陈?甑摹杜┦椤芳窃兀?笔焙?莅布?硕陨2戏闹?家铡敖阅苤?保?拔ń璨习焐?隆J?谥?遥??鲜???坎?眉胍皇??铮?恳唤锶∷恳涣饺?郑幻课辶剿浚??【钜黄ィ幻恳黄ゾ睿?酌滓皇?亩贰>钣朊准郏?O噘耙玻?源怂昙埔率持????凶嫉摹R砸辉轮?汀O陀谥账昵诙??椅藓蹈伤?缰?啵?癫挥旁R苍?”。《农书》脱稿于南宋初,可见安吉县这类桑蚕专业户,在北宋已很普遍。以陈?晁?坡约疲?庑ㄒ祷?考摇耙辉轮?汀钡纳??芰Γ?筇逦?1.2匹绢,其价值可购米四十三石六斗。从蚕——茧——丝——绢,农民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出售,并通过市场变换成货币,然后买粮完纳或购粮自给。在这样一个生产与交换的过程里,已具有了商品生产的成份。由于桑蚕丝织生产收益远远高于粮食种植,部分农业生产者在市场支配及利益驱动下,弃农从工、从商,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所以当时部分蚕桑丝织生产户已经脱离农业,从事专业化的蚕桑丝织生产,作为独立的家庭丝织业已经商品化了。 宋代湖州还出现了桑户、蚕户与蚕丝户的分离及蚕丝业与织作业的分工趋向。宋室南渡后,北方富家巨室寓居境内,其中不少专事养蚕。如蜀人高斯德寓居乌程县王村,每年靠买桑叶饲养春蚕。由于养蚕顿盛,桑叶提价数倍,刺激种桑,境内出现种桑大户。嘉泰《吴兴志》记载了当时湖州植桑业的兴旺景象:“今乡土所种,有青桑、白桑、黄藤桑、鸡桑。富家有种数十亩者(原字为:上厌下木)桑、山桑也,生于野”。④在桑户与蚕丝户分离的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蚕种户与蚕丝户分离的倾向。陈?暝凇杜┦椤分懈娼搿坝?现?ǎ?胱哉?帧H袈蛑郑?视械谜摺薄?杉?笔惫郝虿现钟?弦延幸欢ǖ钠毡樾裕??杂?舨现治?嫡撸?嗖环ζ淙恕7牌??止ば颍?苯哟邮谐∩瞎郝蛳殖傻牟现郑?馐歉?幼?呕?摹八炕А保??ㄓ?现终撸?虺晌?匣АK未??莶纤恳涤胫?饕档姆止ひ惨殉鱿郑?康纳唐坊?潭群芨撸?康氖谐∫斐7比伲?纤炕б源宋??祷蝗∑渌????钭柿希?行┮延胫?饕捣掷搿 尽管,宋代湖州卖桑户或许未尽放弃农田本业,卖蚕种户或许也兼营养蚕,卖蚕丝户仍然兼营织作,然这无妨桑蚕缫丝业分工发展的总趋势。宋代湖州农村,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经济细胞,已开始呈现分裂趋向。内部和彼此间有着不同分工的各种各样的专业户,已不再是或基本不再是为自身的直接消费而生产。他们产品的主要部分或绝大部分,都须迅速拿到市场上出售,以便及时购买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以维持生活和扩大再生产。因此这种生产已不同于原来的家庭副业生产,而成为了商品化的生产,这标志着湖州商品经济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商品经济发展 宋初湖州商业的发展水平总体上十分有限,商税额20万,但实际只能收到2万。⑤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断扩大,北宋熙宁十年(1077),湖州商税为3.9万多,已属于全国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南宋嘉泰年间,尽管商税率从宋初的“值百抽五”调减为“值百抽二”,但年税收收入达到20万之多,是北宋初的10倍。⑥ 宋室南渡后,州境为行都辅郡,境内城邑墟市、精庐相望,商品交换非常兴旺。丝、绸、绫、绢、桑叶、蚕种、蚕具及果品、蔬菜、蛋、鱼、肉等交易商品应有尽有。湖州为水乡泽国,城内商铺林立,子城内可通舟楫,“市鱼虾菱藕者集焉”⑦ 仅从制镜行业看,城内店铺就很多,从已收集的“湖州镜”铭文推知,当时湖州城内有石家(石×哥、石×郎、石×叔等16家)和李家、徐家、蒋家、陆家等制镜店铺。诸如“湖州祖业真石家炼铜镜”、“湖州真石三十郎家照子”、“炼铜照子每两六十文”、“无比炼铜每两一百文”、“湖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三真青铜照子”等铭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湖州铸镜业发达。当时各商铺店主为争取销路,竭力宣传自己的牌号和产品质量保证,这正是伴随着小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出现的商品意识和竞争意识。而在“湖州真正石家炼铜镜子”,“湖州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镜”,“湖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三真青铜照子”等铭文中特铭“真”或“真正”,充分说明仿冒名牌店铺和打假保品牌的商业竞争已经发生。 宋代湖州商品流转已延伸到州府境外,湖州镜在全国各地广泛出土,反映了宋代商品流通和运销的情况。在杭嘉湖和宁绍平原、东海之滨、浙南山区的许多地方,都有湖州镜发现。远在广西、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福建、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也发现有湖州镜。这说明了湖州商品流通以及民营手工业产品在全国的辐射力。德清县某市镇李从之药铺,“庀徒数百人”,生意范围“自浙东西,至两淮二江数十州”,⑧临安北关的湖粮销售基地“湖州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商品流通的情况。湖州石家镜中有“石念二叔”铭文镜,而今见建康镜中有“建康府石家念二叔”铭文镜,有可能就是湖州“石念二叔”店在建康府设立的分店所铸造。 与商业的繁盛相对应,宋代湖州已出现专职的商人。《夷坚志》载:“湖州人陈小八以商贩缣帛至温裕”。这说明商贩在丝织品交换流通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在遵循价值规律的同时商贩从中获利,发家致富过上了温饱富裕的小康生活。“揽户”是一种特殊的中间商人,他们为无绢纳税的纳税人代购或代纳绢帛。据《宋会要稿》记载,绍兴三十年(1160)两浙转运司记述武康、乌程、归安、安吉、长兴、德清等县缴纳丁绢的情况时曾提到“揽纳之人”。《蒙斋集》对揽户“其受于税户也,则昂其价,其买诸机(织)户也,则损其值”的中间盘剥转手渔利作了揭露。“揽纳之人”虽不是现代意义的经纪人,但这种中间商的出现也是宋代湖州商品经济发展的特殊产物。 与商品流通相适应,宋代湖州邸店遍布城乡,邸店多集存储与售卖于一身,既供商旅往宿,也有相应的存货、保管功能。当时专门化的仓储设施也已出现,乌墩镇的铺户,其存货榻坊就集中于数里之外的琏市,朝夕旋取以归。⑨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流通量明显增加。除铜、铁钱外,南宋官府还大量发行纸币关子、会子和钞引,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货币种类增多,进行货币买卖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应运而生。南宋时,湖州城内已形成以货币和信用为业务对象的特殊行业——质库和钱钞交易铺。质库多由富豪之家开设,是带有高利贷性质的金融行业。《夷坚志》所载的,原为小贩的湖州城南市民许六“获利日给,稍有宽余,因出子本钱于里闾之急缺者,取息比他处稍多,家业渐进,遂有六郎之称”,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形。 三、商业市镇勃兴 据《吴兴统记》记载,宋初湖州6县有管镇24个,到了景德初年(1004),存下16个镇,至神宗时(1068—1085),仅存乌墩、施渚、梅溪、四安、水口、新市等6个镇,比原来减少了18个。所余6个镇或脱胎演变于商业比较繁盛的军镇,或是在草市基础上发展而来。乌墩、四安、梅溪等镇原为军镇,因地处交通要通,商业比较发达,北宋时仍被保留下来,成为县治以下的市场建置。草市一般设在交通要道、驿站、渡口和其它商旅往来频繁的地方以及居民比较集中的所在,它起初是不定期、临时性的,随后逐渐定期开市,被称为集市或墟。水口是顾渚汇人太湖的出口,在唐代中期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原。至唐代后期由于到顾渚采办贡茶和买卖茶叶的船只都停泊在这里,于是就形成了有酒楼茶肆的固定草市。水口镇即是从水口草市发展而来的镇。 宋室南渡后,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草市,其中一些升格为市镇。如菱湖,“宋南渡后,兴市廛、治桥梁,渐即稠密”。⑩时水产尤多,商贾四集,有水市还有夜市;千金,宋代设墟,有市廛数十家;双林,宋初设有东林镇,景德年间(1004—1007)为湖州16个镇之一,后逐渐衰落,宋室南渡后,聚商于此,故又称商林;南浔,在南宋之前只不过是一个村落,由于地处平江、嘉兴等州的水陆交通要道,桑蚕业发达,且又为接待忏院和南林禅寺所在地,宗教活动的频繁,丝织业的兴盛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南宋时南浔因“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已为“商旅所聚”、“行商坐贾”会萃之所,理宗淳?十年(1250)年建镇。 “商税额”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镇的商业繁华程度。熙宁十年(1077),新市、四安、施渚、乌墩镇的税额分别为1770贯、1963余贯、2781余贯和2100贯。到南宋中期新市镇为6372贯、四安镇为10800贯、施渚镇为5285贯,分别为熙宁十年的3.6倍、5.5倍和1.9倍。乌墩镇在绍兴三十一年(1181年)前后一度达到42000余贯,为熙宁十年(1077)的20倍,此后虽有所减少,但仍保持在3万贯以上,⑾嘉泰年间为24000贯。镇在经济发展、商品交换和税收中,都据有重要地位。镇的商税额虽低于州治,却都超过了一般县级城市。南宋初新市镇税额为5721贯,而德清县则为5238贯;⑿四安、新市和施渚镇,到南宋中期,分别达到同州武康县城税额的2.2倍、1.3倍和1.1倍。市镇商税额的快速增长,固然有南宋政府加强商税的征收和管理,以及发行纸币所引发的通货膨胀等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商业规模扩大和商品生产与流通空前活跃的结果。事实上,有宋一代,商税率总体上一直呈下降趋势,其平均税率由北宋时的5%左右降至南宋中期的2%左右。⒀因此,在商税额急剧增长的背后,市镇商业规模的实际增幅更为惊人。 市镇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管理和市井文化的新格局。在社会管理方面,由政府委派专职的监镇官,负责维持日常的社会秩序,兼掌商税、酒税的征收。而且随着镇市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的日趋复杂,监镇官的级别不断提高,管理权限不断扩大。不少市镇的监镇官由原低级文武官的“选人”上升为级别较高的京朝官。乌墩镇监官兼管兵事,四安镇监官兼管酒业和邻近广德军盘运盐事。与此同时,镇市居民也从乡村户籍中分离出来,正式列入城市坊郭户体系,并采用相应的役法。如嘉定二年(1209年)前,四安、新市等镇都已实行坊郭役法,乌墩镇居民要求享受与四安等镇同样的待遇,经多次申诉,终获批准。⒁ 从文化娱乐方面来看,市镇已有众多文化设施和丰富的娱乐活动。“瓦子”,即综合性文娱场所。据《乌青记》记载,宋代乌墩镇内有相当规模的“瓦子”。北瓦子巷,系“妓馆、戏剧上紧之处”;波斯港南瓦子,“有八仙店,技艺优于他处”,“楼八间,周遭栏楣,夜点红纱栀子灯,鼓乐歌笑至三更乃罢”;善利桥西南太平楼,“为楼二十余所,可循环走,中构台,百技斗于上”。⒂里边的娱乐场所往往与酒肆、茶楼、妓馆结合于一体,经营活动通晓达旦。⒃ 在市政建设方面看,市镇也逐渐形成了类似州县城市的市区与郊区格局。如乌墩镇“市逵纵横”、“民物蕃阜,塔庙、桥道、宅地、园池甲他镇戍”;⒄南浔镇“市井繁阜”,分为7巷;⒅新市镇“井邑之盛,赋人之多,县道所不及”。⒆从镇市的地理分布状况来看,除临安附近的“湖州市”外,全都位于距离州县城市几十里远的乡村腹地,如乌墩、四安、和平、水口、施诸、梅溪和南浔镇,分别位于所属县城的东南90里、西南70里、南50里、西南60里、东北30里和东72里。这从一个侧面表明,镇市已不再是城市市场的附属和补充,而是相对独立的农村中心市场。它们一方面将周边地区的草市结合起来,形成一定范围内农村市场微循环网,另一方面又与州县城市市场结合,充当了连结城乡市场的纽带。 四、余 论 宋代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冲击着社会思想领域,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正统观念受到了挑战。“本”是指农业,“末”指工商业,“重本抑末”于战国时被确立后,即被统治者用作基本国策并使之制度化,真可谓根深蒂固。直到宋代以前基本上没有人敢对此提出质疑。到了北宋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观念有了明显转变,强调“重本”的同时并不赞成“抑末”的主张已经较为普遍。 最早提出这种主张的是乌程人陈舜俞。陈舜俞(?—1076)字令举,乌程人,隐居秀州白牛村,自号“白牛居士”。庆历六年(1046)进士,历官都员外郎。与苏轼、司马光等友好,为苏轼湖州六客会之一。陈舜俞的政治思想是保守的,其经济论述主要是关于农业问题。然而他在《说工》、《说商》等文章中阐述了“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的论点。他在《说工》篇中指出:“工者,天下之末作也。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不制其末本亦从而害矣。”⒇像这样认识“本”与“末”关系的,之前还真不曾见过。以前的思想家更多的是主张通过“抑末”来实现“重本”,把“本”、“末”对立起来,或者强调“本”与“末”皆利,不应有偏重。而陈舜俞却认为“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他认为“本”“末”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二者的关系应当协调好。日用品的生产是必需的,但过分的奢侈则会害“本”。因此他主张“使人人以约易侈,以质易文”,达到“民富而农劝”的目的。 宋代湖州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但仍不宜估计过高。第一,就全局而论,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家庭生产方式仍大量存在。南宋初王炎曾分析湖州境内的制甲工匠,认为:“士农工商,虽各有业,然锻炼工匠,未必不耕种水田;纵不耕种水田,春月必务蚕桑,必种园圃”。[21]既使在丝织业生产过程中,尽管已有植桑、养蚕、缫丝、织绢各个环节的专业化生产的记载,但自饲蚕、自收茧、自缫丝、自织绢的自给自足的家庭丝织业仍占丝织业生产的主导地位。 第二,在宋代的各种赋税中,货币税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尤其是到南宋时期,更是如此。时人曾感叹地说:“今民之输官与其所以自养者,悉以钱为重,折帛以钱,茶盐以钱,刍豆以钱……酒醋之卖于官,非钱不售;百物之征于官,非钱不行;坊场河渡之买扑,门关务库之商税,无一不以钱得之。”[22]湖州自唐中后期开始一直是赋税最为繁重的地区之一,其货币税的征收额也相当大。如庆元间(1195—1200),武康县每年仅夏税役钱就为41895贯。[23]开禧年间(1205—1207)德清县税绢有丁、产、和买三等,其中产绢5779匹,折纳钱16703贯810文,买绢4650匹折纳钱8320文。[24]为了完纳赋税,广大农民不得不将更多的产品投放市场,卖者交纳赋税的目的往往大于获取商业利润的目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市场的畸型繁荣。 第三,宋政府强迫不产绢帛的地区缴纳绢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商品流通的畸型繁荣。《乞免秀州和买绢》载:“苏秀两州乡村,目前例种水田,不栽桑柘,每年人户输纳夏税物帛为无所产,多数行贩之人预于起纳日前,先往出产处杭湖乡庄,贱价僦揽百姓合纳税物,抬价货卖,人户要趁限了纳,耗费甚多,宫中又不得堪好物帛。”[25]绍兴三十年(1160)两浙转运司记述武康、乌程、归安、安吉、长兴、德清等县缴纳丁绢的情况时也曾提到“揽纳之人”。这些材料表明:一方面不产丝织品的农民为应付赋税而购买丝织品,故深受“揽户”之害;另一方面这一政策客观上也促进了商品性丝织生产的发展。不过这种商品经济毕竟不是完全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调控的,种种人为的因素决定了它还不是发育健全的成熟的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论文:秦汉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大都肯定中国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是战国以后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远非欧洲中世纪所能比拟,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使得许多研究者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肯定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如何解释商品经济相当发展的事实?承认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又如何解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前些年,《中国经济史研究》曾经就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我认为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对“自然经济”本质特征的理解,而且关系到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新认识,很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本文拟就秦汉社会的情况对有关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给自足还是自给性生产? 经君健同志的《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一文[①a],撇开以往经济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说法,试图从一个新的思路解决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这种理论上的“矛盾”。他认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西欧中世纪早期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领主经济的主要特点,至于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制度,则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从总体上说来不存在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特点。应该说,经君健同志的这篇文章是有新意的。以往有的学者虽然也认为战国秦汉以后自然经济不占统治地位,但他们大都是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的甚至认为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引起自然经济的瓦解来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君健同志认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根本不可能自给自足,因而也就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在他看来,中国商品经济很早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发展,就是因为这里的商品经济与地主经济相适应。 认为地主制经济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当然也就取消了我们一开头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的理论上的矛盾。但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它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以解释的困惑。首先,既然地主制经济从一开始就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而与自然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类型是不是就应定性为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完全适应,为什么秦汉以后历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要一再提出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思想和主张?其次,倘若说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从总体上说属于商品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为什么这种与地主经济相适应的商品经济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再有,既然自然经济从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一开始就不占统治(或主要)地位,1840年以后,阻碍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内部经济因素,究竟是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这些问题,从理论上显然都是不容易得到合理解释的。 经君健同志的论文,用意是要破除按照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模式来套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实际的教条主义。从方法论上说,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对“自然经济”范畴的界定,却完全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早期经济生活某些特点的论述来加以概括,而没有考虑这些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否也同样存在,这就不免削弱了他立论的用意。经君健同志承认,马克思并不曾给“自然经济”范畴下过定义。他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把自然经济的内容归纳为三点:一、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二、赖以建立的生产方式的条件,是要有作为农业副业的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三、产品根本不进入或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也只有比较小的部分进入流通过程。在经君健同志看来,“‘自给自足’是这种独立的封闭的经济个体最基本的特征,其他各点都是由此派生的”。也就是说,只有经济单位的生产与消费在使用价值形态上保持平衡时,自然经济才得以实现。他把这称为“自然经济平衡律”。 按照经君健同志所论述的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必要条件来衡量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生活,当然得不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结论。但问题是,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看来,能不能说“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最基本的特征?经君健同志在分析自然经济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时,是以西欧中世纪早期的领主庄园为考察对象的。但我们知道,即使在西欧中世纪早期,完全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为数也不多,更不用说中期和晚期了。在领主庄园之外,欧洲中世纪还有许多分散的依附农民和自由农民,他们更不可能具备经君健同志所说的自然经济的五个条件。这就是说,如果用经君健同志所说的“自然经济平衡律”作为衡量的标准,则不仅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就连西欧领主制封建社会恐怕也很难说是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事实上,如果我们全面地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自然经济的论述,就不难发现,他们更多地是强调经济单位的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①b]。应该说,自给性生产才是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自给性的生产而后者是商品性的生产。我们可以认为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表现得最完整和纯粹的形态,但不能把自然经济归结为自给自足。同样是自给性生产的经济单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什么形式满足本单位生活消费和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可能表现出具体的差异,但这并不改变自然经济的本质。 方行同志在《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一文中,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多层次结构,亦即有自给型、半自给型和交换型等不同生产类型的农户。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但他一方面说:“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另方面又承认“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②b]这就不免使自己的理论前提陷入矛盾而难于自圆其说,因为“自给性生产”和“自给自足”毕竟是两回事。 自给自足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经济单位可以独立实现本单位所需要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生产。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在中国古代是存在过的。《盐铁论·水旱》说:“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畦亩,而足乎田器。”《淮南子·主术训》说古代人君“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殖桑麻,肥??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险不生五谷者,经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瓜,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上述材料虽说都带有理想化的成份,但在春秋战国以前,生活在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中的农民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而与市场很少发生联系,大致是事实。 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动。原先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家庭公社和农村公社瓦解了,各诸侯国普遍形成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小农农村。铁农具的推广和牛耕的使用是个体小农经济形成的物质基础,而这些生产资料却是大多数个体农民家庭无法自给自足的。许行及其门徒号称自食其力,“必种粟而后食”。但是他们却做不到“织布而后衣”,而且做饭的锅甑和耕田的铁农具都需要用粟去交换。原因很简单,“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①c]从战国到秦汉,无论是农民家庭或地主田庄,与市场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它们的生产和生活消费,都需要通过市场得到补偿和调剂。但是经济生活的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大多数经济单位仍然从事自给性生产的性质,因而也就没有改变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基本特点。在本文往后的叙述中,我们对此将作具体的说明。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都是反映经济生活运行机制的特定范畴。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需要应用经济学的一些范畴、模式和原理来说明问题,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理论的抽象,才能深刻阐明经济现象的本质。但是我们又要注意历史现象是非常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用一些范畴、模式和原理来剪裁历史。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②c]按照这种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理解不能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欧洲中世纪历史的一些论述出发,而应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自给性生产是自然经济的本质,它并不排斥与市场的一定联系,而是以后者为自己的补充,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基本认识。 二、“男耕女织”: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我们通常所说的封建自然经济,主要也是就小农经济而言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小农的生产能力并非一成不变,相互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差别的。有条件生产较多剩余劳动产品的农民家庭,也就有可能从事部分的商品性生产。但对于大多数的小农来说,基本上都是从事自给性生产。在封建社会前期,尤其如此。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③c]能够达到温饱的小农家庭并不多,而即使是这样的家庭,也仍然属于自给性生产的类型。 小农的自给性生产,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亦即“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这是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历史文献谈到小农的生计时,经常耕织并提。《淮南子·主术训》:“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盐铁论·园池》:“夫男耕女织,天下之大业也。”农民男耕女织的劳动生产物,除供自己家庭消费之外,还要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有的农民家庭,由于男子在外做事,或要专心读书,妇女也有从事田间劳动的。如刘邦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而平时锄草一类的劳动则由吕后承担。[①d]东汉高凤“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凤护鸡”[②d]。但一般说来,男子总是农民家庭田间耕作的主要劳动力。还有的农民家庭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如父家长死亡而子女幼小,或丈夫外出游学),妇女不得不单独承担维持家庭生计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妇女所从事的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可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要拿到市场上出售,用以换取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如乐羊子外出游学,思家返归,其妻引刀以裂织相劝,“羊子感其言,复还终业,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养姑,又远馈羊子。”[③d]乐羊子之妻所以能够独力奉养婆母,还“远馈羊子”,显然靠出售家庭手工业产品维持一家生计。但这个例子对于广大小农家庭来说,毕竟没有代表性。相反,孟光嫁给梁鸿,“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其后夫妻“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④d],倒是反映了当时一般农民家庭男耕女织以自给的实际情况。 正因为男耕女织是小农经济的基本支柱,所以封建国家维护和扶植小农经济的政策,着眼点往往也是加强和巩固小农的耕织结合。商鞅变法奖励“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⑤d]。秦始皇碣石刻石夸耀统一的秦帝国“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⑥d]而秦帝国的崩溃,恰恰是由于“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⑦d],亦即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被拖入绝境的结果。西汉一些政论家在谈到秦朝灭亡的原因时,大都要指出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⑧d]汉代皇帝屡次下诏劝课农桑,甚至亲耕籍田以供宗庙粢盛,皇后则亲自蚕织以奉祭服,作为编户齐民男耕女织的表率。当时的一些“循吏”,也都把劝课农桑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例如黄霸为颍川太守,“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⑨d]。龚遂为渤海太守,“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木畦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⑩d]。王景为庐江太守,”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①①d]。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柘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①②d]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常见有男子扶犁和妇女采桑的图像。山东、江苏、四川等地的画像石,还有普通的织机的图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这些材料,都说明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在封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我们说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这并不等于说当时所有农民家庭的衣着都由家庭纺绩业得到替换和补充。《汉书·食货志》载李悝计算魏国农民的收入和支出,其中衣着费用是以货币计算的。可见早在战国时代有些农民家庭已从市场购置衣服。秦汉时代当亦如此。农民衣着不可能全靠家庭生产自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桑麻的种植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纺绩技术的推广则与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前引《后汉书·循吏列传》,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说明在此之前,桂阳地区尚不知桑麻种植和纺织技术。同书《崔实列传》载:“〔实〕出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实至官,斥卖储峙,为作纺绩、织?、??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可见五原到东汉后期家庭纺绩业才得以推广。大体说来,关中、关东和巴蜀这三个基本农业区,家庭纺绩业比较普遍,因而历史文献经常谈到这些地区“农桑衣食之本甚备”,“颇有桑麻之业”,“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等等。[①e]《后汉书·廉范列传》载,“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裤。”说明成都家庭纺绩业覆盖面很广。但即使在一些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也并非所有农民家庭都存在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东汉初年禁民二业,刘般上疏说:“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②e]可见家庭纺绩业不能不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但上述这些情况,都不能否定男耕女织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汉武帝时,一岁之中,“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武帝东封泰山,巡海上,“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③e]这样大量的丝织品,都是广大农民家庭手工业的产品。东汉末年,曹操平定冀州后,下令“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④e]。如果说这还只是限于曹魏统治地区的话,那么西晋平吴实现全国统一之后,“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⑤e],就足以说明从东汉后期到三国,家庭纺织业已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广,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也结合得更为紧密了。 三、小农的经济状况及其与市场的联系 说小农经济具有自给性质,并不意味着农民的劳动生产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和全家生活消费之后就不可能有剩余了。小农的生产条件不同,经济状况和生活消费的水平也会有差别。西汉初年封建国家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不少农民家庭不但可以过上温饱的生活,而且多少有些积蓄。《史记·平准书》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盐铁论·结和》也说,汉武帝即位之前,“上求寡而易赡,民安乐而无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数年之蓄,县官余货财,闾里耆老或及其泽”。但是农民经济状况的改善,并没有改变他们自给性生产的性质。汉武帝即位以前,农民和市场的联系一般说来是比较少的。《史记·律书》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又《盐铁论·国疾》载贤良曰:“窃所以闻闾里长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质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体,器足以便事,马足以易步,车足以自载,酒足以合欢而不湛,乐足以理心而不淫,入无宴乐之闻,出无佚游之观。行即负羸,止作锄耘。用约而财饶,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华,养生适而不奢。”贤良所谓“往者”,即指武帝之前。他所说的“常民”,除了地主豪富之外,也包括一些比较殷实的农民。这一幅生活图景,正是与市场较少联系而自给程度较高的小农经济的写照。 汉武帝时期是西汉社会经济由盛转衰的时期。这个时期一方面由于社会财富的增长,出现了商品经济繁荣的局面;另一方面随着贫富分化的加深和封建国家赋税徭役的加重,出现了大批农民破产外出流亡。有的学者从农民的“背本趋末”,得出了自然经济已经解体的结论。我们很难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所谓农民“背本趋末”,并不能理解为农民都去从事商业活动,更不能认为他们已经从自给性生产转为商品性生产。昭帝始元四年诏曰:“比岁不登,民匮於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师古注:“流庸,谓去其本乡而行为人庸作。”[①f]说明离乡外出的农民,很多是从事暂时性的雇佣劳动。恩格斯在谈到古代的雇佣劳动时说:“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几亩土地。”[②f]汉代许多外出庸作的农民,也具有这种性质。他们所从事的雇佣劳动,只是弥补生计不足的一种“暂时措施”和“副业”。一般说来,过一段时间以后还是要回乡务农的。即使有些人从事只需少量资本的贩运性商业,也都带有暂时性和季节性的特点。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劳动,与其说他们是“背本趋末”,不如说是“以末补本”。有些从事贩运性商业的农民,其实也是雇佣劳动者。居延汉简所载“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③f],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寇恩原是颍川昆阳市南里人,寄居居延,简文称他为“客民”。甲渠令史华商、尉史周育本当为鄣候粟君载鱼去?得出售,他们因故不能去,雇用寇恩与粟君的妻子同去,约定“载鱼五千头”,“卖鱼沽出时行钱*[原字廿加廿]万”。但是到了?得之后,卖鱼所得不足四十万。寇恩把原来谈好给他作为僦值的一头黑公牛卖了,凑成*[原字廿加廿]二万给了粟君妻子,尚欠八万。回来后,寇恩以粟君雇他儿子捕鱼应得的庸值相抵,认为粟君还应给他儿子庸值余谷六石一斗五升。可是粟君不给,反而向居延县廷告寇恩负债。寇恩为粟君去?得卖鱼,带有包销的性质。但他并没有能够获利,反而是把自己和儿子的工钱都赔了进去。这个事例,有助于我们了解汉代那些所谓“背本趋末”的农民的实际情况。 商品生产的基础是社会分工。秦汉时代专门从事园圃业和畜牧业的农民基本上属于商品性生产,因为他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交换。秦汉之际的召平,“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④f]。像召平这样的种瓜专业户,当然就属于商品性生产的农户。但是从事谷物种植业(这是农业生产的主体)的农民,情况就不一样,他们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养家糊口。以种植谷物为生的广大农民家庭,并不具备从事商品性生产的条件。即使有些农民家庭有可能把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我们也不能把这些农民家庭列入从事商品性生产的经济单位,因为他们出售的剩余产品不但是很有限的,而且这种交换行为是不经常和非预定的。晁错在谈到农民生活的困苦时说:“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①g]农民为了应付水旱之灾和封建赋敛,有时不得不把有限的剩余产品乃至一部分必要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他们的这种交换行为并非经常和预定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秦汉时代广大农民之所以只能从事自给性生产,而不能从事商品性生产,这是小农经济低下的生产能力所决定的。战国秦汉时代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由于土地丰度不同,加之当时亩制和量制都有大小之别,史书记载出入较大,要得出精确的估算有一定困难。以汉代而言,大致说来,平均一小亩可产粟2石,一大亩可产粟3石。[②g]耕种百亩(小亩)土地的农家,每年可收获粮食200石左右。这个收入维持全家的生活是否还有剩余呢?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消费水平会有差别,但各个时代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存消费,大体上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晁错说:“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③g]从文献记载和汉简的有关材料,我们可以推算出汉代普通农民家庭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消费。《盐铁论·散不足》说:“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汜胜之书》说:丁男丁女“岁食三十六石”粟。王充《论衡·祀义》说:“中人之体七八尺,身大四五围,食斗食,?f斗羹,乃能饱足,多者三四斗。”崔实《政论》说,长吏及其奴从二人每月“食粟六斛”。这些记载都说明汉代成年劳力每月口粮大致需要谷三石。汉简所载边塞吏卒的廪食,每月基本上是粟“三石三斗三升少”[④g],比上引一般劳力的口粮略高,这大概是因为边塞吏卒劳动条件比较艰苦的缘故。汉简还载有吏卒家庭成员每月的廪食标准,大女和子使男“二石一斗六升大”,子使女和子未使男“一石六斗六升大”,子未使女“一石一斗六升大”。边塞戍卒在服役之前,基本上都是农民,封建国家供给戍卒家庭的食粮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普通农民家庭为保证生存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食粮消费量。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可以推算出汉代不同规模和结构的农民家庭为维持全家生活所必需的粮食月消费量和年消费量。一个父母妻子型的五口之家,如果有两个大男,两个大女,一个使男,其粮食月消费量为12.48石,年消费量为149.76石;如果有三个大男,两个大女,其粮食月消费为13.32石,年消费量为159.84石。一个夫妻子型的四口之家,如果有两个大男,两个大女,其粮食月消费量为10.32石,年消费量为123.84石;如果有一个大男,两个大女,一个使男,其粮食月消费量为9.48石,年消费量为113.76石。汉代农民家庭的饮食非常简单,通常是“饼饵麦饭甘豆羹”,“园菜果?助米粮”。在估算农民家庭最低限度的饮食消费时,我们甚至可以不考虑菜蔬,但食盐的费用则是不可缺少的。汉简所载官府供应边塞吏卒及其家属的食盐,基本上是每人每月三升。据此估算,四口之家每月需要食盐12升,全年144升;五口之家每月食盐15升,全年180升。农家食盐要从市场购买。汉简有关于粟价和盐价的记载,假定盐价每斗30钱,粟价每石100钱,四口之家全年用盐折粮4.32石,五口之家全年用盐折粮5.4石。至于衣服费用,这是一个比较难于估算的项目,因为南方和北方需要的服装不同,各种衣服耐穿的程度也不一样。有手工业的家庭可以自己解决全部或部分家庭成员衣服的替换,而另外一些家庭的衣服则需要全部或部分从市场上购买。如果按照《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估算战国时代农民家庭全年衣食费用约为1∶1.8的比例来测算,汉代五口之家一年的衣服费用相当于82石粮食,四口之家相当于68石粮食。这样,我们大体上可以估算出汉代普通农民家庭所需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有两个大男的五口之家全年约需口粮149石,食盐折粮5.4石,衣服费用折粮82石,共需236.4石。有一个大男的四口之家,全年约需口粮114石,食盐折粮4.32石,衣服费用折粮68石,共需186.32石。有了这样一些参照数字,我们对于汉代小农家庭的生产能力究竟能有多少剩余产品用于交换,就可以作出比较接近实际的估计。每年收获200石谷物的四口或五口之家,如果只计算口粮和食盐消费,应有富余;但如果加上衣服费用,则只有很少剩余或入不敷出。而这还没有扣除种子、农具等生产费用和封建国家赋税的支出。可以想像,农民怎么可能经常有剩余产品投入市场出售呢?贡禹有田百三十亩,自称“年老贫穷,家赀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褐不完。”元帝征召他为谏大夫,他不得不“卖田百亩以供车马”。[①h]像贡禹这样有130亩土地的农家,尚且不能保证全家温饱,土地不满百亩的农民就更可想而知了。事实上,汉代农民占有土地不足百亩的很多。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郑里廪簿竹简记载的25户农民,占有土地的状况多数是二、三十亩,最少的才八亩。其中占地最多的一家,是“户人胜能田三人口五人”,也只有“田五十四亩”。[②h]以他家的情况来看,如果只靠土地收获,没有别的谋生之路,显然也是无法度日的。 农业的副业是农民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农民种植谷物入不敷出,其生计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副业来弥补的。这就决定了副业的性质基本上也是自给性生产。纺绩业主要是为了供给家庭成员的衣着和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果蔬种植和牲畜饲养也是为了生活和生产消费的需要。黄霸、龚遂、茨充、崔实等人在郡太守任内劝民畜养鸡豚、种植果蔬和养蚕纺绩等,都属于在农民中推广自给性副业生产的性质,而谈不到是商品生产。崔实《四民月令》说:八月“趣织缣帛,染彩色。擘丝治絮,制新浣故。及韦履贱,好豫买,以备冬寒。”反映了当时一般农民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是为了满足自身衣着替换的需要。 我们说秦汉时代绝大多数农民的生产具有自给性质,而没有从事商品生产,这并不排斥他们和市场保持着程度不同的联系。把农民与市场有联系,在市场上出售部分农副产品,与商品生产混为一谈,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农民和市场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不外乎是由于如下的一些原因。 第一,小农家庭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并不完全具备维持再生产和满足自身消费的必要生产条件。铁农具和食盐是农民家庭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但这两项皆“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③h]。即使是衣着之类的消费品,如前所说,也并不是所有农民家庭都能自行生产的。 第二,封建国家的赋税并不完全征收实物,汉代的算赋、口钱和更赋都需要用货币支付。农民为了缴纳赋税,不得不把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汉武帝置均输官,对农民“释其所有,责其所无”,也迫使农民不得不“贱卖货物以便上求”[①i]。 第三,无地少地和生计艰难的贫苦农民,为了谋生,不得不长年或在农闲季节外出从事雇佣劳动。这部分靠庸作增加收入的农民家庭,大都要从市场上补充大部分或一部分生活资料。 总之,秦汉小农和市场的联系,不论是出售商品或购进商品,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出之生产和生活需要的一种不得已的交换,并不是为了牟利的目的而采取的经常的交换。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使用价值的交换,而不是价值的交换。价值规律对农民投入市场的产品虽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如“谷贱伤农”),但农民的生产品种和耕种面积并不会因此而有所变动。小农经济的资源配置不受价值规律支配,说明农民和市场的联系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属性。 四、大土地所有者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 秦汉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有两种经营方式,一种是把土地出租,另一种是自营田庄。这两种经营方式既有自给性的生产,也有商品性的生产。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地主田庄,是秦汉时代农业中商品生产主要的经济单位。 租佃制地主经济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经济单位。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一般只管收租,并不干预租佃农民的生产过程。因此,租佃制地主经济实际上包含了地主家庭和农民家庭两个经济单位。就租佃农民来说,他们交纳的地租虽然是自己的剩余产品(有时也包括一部分必要产品),但他们生产这些产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出售,而是为了租种土地这一必要的生产资料,因而这些产品并不具有商品的性质。租佃制的农民经济,应该说和自耕农经济一样,基本上也属于自然经济类型。至于租佃制的地主经济,情况就比较复杂一些。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一个拥有200亩(小亩)土地的地主,在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家的全年收获。假定这个地主每年地租收入有200石左右谷物,如果他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这个地主家庭的生活消费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家庭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以投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只不过是从农民自给性生产的剩余产品转变为地主家庭必要的生活消费品,租佃地主经济显然具有自然经济的性质而非商品经济。但是,地主地租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他出租土地的数量。汉代有些地主,占有的土地多达数百顷,甚至千顷以上。如有名的酷吏宁成,因犯法抵罪髡钳,他回到家乡后,“乃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②i]仲长统《昌言·损益》篇指出,“豪人货殖,馆舍布於于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这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就非常可观了。一个拥有1000亩土地的地主,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每年可收租谷1000—1500石左右。如果拥有100顷土地,则地租量可增加10倍。这样大量的租谷,地主家庭当然不可能全部自己消费,而会投放市场换取巨额的货币,以便过上豪奢的生活,并且进一步扩大土地的占有。宁成把土地出租之后,几年之间“致产数千金”[①j]。马援在陇汉间役属宾客田牧,“至有牛马数千头,谷数万斛”[②j]。《昌言·理乱》篇说:“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马。……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於四方;废居积贮,满於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这些身兼地主和商人的“豪人”,他们投入市场流通的商品,有许多本来就是从租佃农民那里榨取来的剩余产品。这样,地租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当地租量在满足地主家庭的必要消费之后还有富余时,以谷物为主要形态的实物地租对于地主来说,已经不再只是具有使用价值,它还代表着一种交换价值。因此,租佃制的地主经济也就不能再简单归结为自然经济,而是在一定意义上带有商品经济的性质了。正是地租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诱使大土地所有者不断扩大土地兼并和租佃制的经营。土地越多,意味着可以用来交换的地租量越大。这也是为什么汉代一些权家豪民热衷于从封建国家那里假得大量公田,再转手出租给贫民的原因。《盐铁论·园池》篇中的文学曾指出:“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 秦汉大土地所有者的自营田庄,有的属于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单位。如秦汉之际的宣曲任氏“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③j]。又如西汉末年的南阳著姓樊重,其田庄“波陂灌注,竹本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④]j]。不但规模很大,而且农、林、牧、副、渔生产俱备。《后汉书·樊宏列传》说: 〔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 樊家田庄不但“闭门成市”,“有求必给”,而且连制作日用器物所需的梓树和漆树,都在田庄之内种植。像这样高度自给自足的田庄,比之欧洲中世纪一些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可以说毫不逊色。但是樊重又是一位货殖家,他不但从事商品生产,还兼营商业和放高利贷。秦汉时代像樊重那样高度自给自足的地主田庄是很少的,但在不同程度上实行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地主田庄却不少。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另一特色。它说明,不能把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理解成完全对立和相互排斥的两种经济类型,它们在实际生活中可以在同一经济单位中并存,并且相互补充。 秦汉时代完全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地主田庄,大多生产地区性的土特产。《史记·货殖列传》说:“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qiū①③;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谷物和姜韭不属于土特产,但也必须土地肥沃又靠近城市,生产才有利可图。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到谈到上述这些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土地所有者时,说他们是“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可见这些大土地所有者自己并不经营商业,其产品是由专门从事贩运贸易的商人收购而投放市场的。而这也就意味着上述大土地所有者所经营的商品生产的规模及其获得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人对他们的产品收购的数量。由于多数农副产品容易腐坏和不易贮存,在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它们大多只能在地方小市场或附近的都市销售,这不能不使得农副产品的商品生产受到很大限制。《史记·货殖列传》在谈到“通邑大都”的商人每年出售的商品数量时,列举了“千石”、“千钟”、“千钧”、“千足”、“千皮”等等。论者或据此认为当时商品的营业额很大,说明市场广阔。其实,《货殖列传》的这段材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说明汉代市场的历史实际,是很值得研究的。商品形态各种各样,司马迁一概以“千”计算其销售量,这不过是形容其多而已。即使我们相信司马迁的话有一定可信性,也需要再具体分析。就以《货殖列传》所说的“贩谷粜千钟”而论,一钟六斛(石)四斗,千钟6400石。大都市的商人一岁之中可出售如此数量的谷物,这个营业额可以说不小。但按照当时一般人每月需要口粮3石计算,6400石只相当于供应178人全年的口粮。这样的供应量对于大都市的商人来说,就不见得很大。又《货殖列传》说,拥有“带郭千亩亩钟之田”的素封之家,其收入“与千户侯等”。如此看来,大都市商人全年销售的千钟谷物,相当于一个素封之家千亩良田一年的粮食收入。有了上述这两个参照数字,我们对于“贩谷粜千钟”所反映的商品销售规模,就有可能作出比较实事求是的估计。其他一些商品的销售,也有类似的情况。如一岁之中出售“鲐?千斤”,乍一看来数量也不少。但如对照前引居延汉简所载寇恩一次长途贩运卖鱼5000头,则大都市中的商人一年卖鱼千斤,这个营业额也就不足称道了。总之,对《货殖列传》上述材料所反映的市场规模,不能望文生义而作过高的估计。 五、民间手工业与官府手工业的商品生产 与农桑并举的家庭手工业不同,独立的民间手工业的产品基本上是为了出售。不论是个体手工业者的手工作坊或是豪强大家的手工工场,都属于商品生产的经济单位。 与编户齐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手工业,主要是酿造、纺织、煮盐、冶铁、铸钱、制陶等业。其中,盐铁关系民生尤其重大。在封建国家实行垄断经营之前,盐铁生产主要掌握在豪强大家手中。有些豪强的手工工场“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①k],生产规模相当可观。这些盐铁工场主大都兼营商品生产和销售,亦即成为盐铁商。他们“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人,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②k],因而皆致巨富。但是盐铁商“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③k],却反映市场机制很不健全。《盐铁论·水旱》说:“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更说明价值规律的作用有限。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规模很小,其产品只能在地方小市场出售。《盐铁论·水旱》说,有些生产铁农具的个体手工业者“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转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贾,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这种在田间以货易货的交换方式,则显然带有自然经济的痕迹。 西汉中叶以后,“公卿大夫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①l]。消费观念的变化,刺激了某些手工业商品生产的繁荣。以衣着而言,过去高级丝织品民间是很少服用的,而到了武帝、昭帝时期,“富者缛罗纨,中者素绨冰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亵人而居婚烟之饰”[②l]。由于消费需求扩大,锦绣冰纨这类高级丝织品的生产有了较大发展。齐地、蜀郡和陈留郡的襄邑都以高级丝织品的生产而驰名。《论衡·程材》篇说:“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汉书·地理志》说,齐地“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左思《蜀都赋》描写成都织锦生产的情况说:“圜?H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其他供统治阶级和富人享受的奢侈品生产也很发达。但这类奢侈品生产的增加,并不足以反映整个社会商品生产的发展水平,因为它们毕竟不是广大农民所能享用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在抨击“女极纤微,工极技巧”的侈靡风气时,就指出“夫纨素之贾倍缣,缣之用倍纨。”[③l]。民间需要量最大的纺织品是缣布,而缣布的主要来源是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 官手工业的产品大致有三类:一是供皇室和贵族享受的奢侈品,如东西织室和齐三服官生产的高级丝织品,各地工官生产的高级漆器、玉器、金银器和铜器等。这类产品基本上不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二是军国之用需要的产品,如钱币、士兵的武器和装备、水利工程和皇家建筑工程和用品等。这类产品也不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三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如食盐、铁农具、舟车、日用漆器和铜器、陶器等。这类产品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由于封建国家实行垄断,官手工业的盐铁生产获得巨大的发展。我们应该承认盐铁官营在某种程度上有保障人民供给的作用,但是这种体制也存在许多弊病。《盐铁论·水旱》载贤良说:“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今总其原,壹其贾,器多坚*[原字石加坚],善恶无所择”。“盐铁贾贵,百姓不便。”“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卒徒作不中呈,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繇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贤良所说的这些弊病,在官营手工业中带有普遍性。封建国家经营商品生产,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只要有利可图,根本不考虑维护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官手工业的劳动者主要是征发来的农民。他们的劳动带有封建劳役制的性质。由于被征发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负责管理的官吏又不负责任,只求产品数量达到上面规定的指标,不考虑质量,因此成本很高而质量很差。产品卖不出去,官吏就强行配卖。凡此种种,都给人民带来了许多不便和痛苦。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虽然贤良文学反对盐铁官营的主张未被当政者采纳,但王莽末年终于被迫废除包括盐铁官营的六管之禁。东汉初年曾一度恢复盐铁官营的政策,而自和帝之后,就实行私营而由国家征税了。盐铁官营这种商品生产之所以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完全违反价值规律。也可以说,它其实还带有很深的自然经济的烙印。 六、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看封建经济的特点 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问题时,不应当把某些经济单位的经济类型和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类型混为一谈。 我们可以确认封建社会中有些经济单位具备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但不能据此就推论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都具有商品经济的性质。同样,肯定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自然经济性质,也不必否定有些经济单位具备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作绝对化和公式化的理解,因而不免在总体判断上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一般说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商品生产建立在对劳动者的超经济强制的基础上,因而不论某些生产部门商品经济有多大发展,总免不了要带有自然经济的痕迹。马克思曾经指出: 自然经济在任何一种依附农制(包括农奴制)的基础上都占优势,在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的基础上,更是占优势。 他还以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为例说: 奴隶制度,只要它在农业、制造业、航运业等等方面是生产劳动的统治形式(就像在希腊各发达国家和罗马那样),也保存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奴隶市场本身是靠战争、海上掠夺等等才不断得到劳动力这一商品的,而这种掠夺又不是以流通过程作为媒介,而是要通过直接的肉体强制,对别人的劳动力实行实物占有。[①m] 秦汉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虽然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但是剩余劳动的占有不是以交换为中介,而是以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和超经济剥削为基础则是一样的。如上所述,秦汉官手工业(并非全部)和私营手工业是从事商品生产的部门,大土地所有者的自营田庄通常也从事商品生产。但是它们的直接生产者主要是奴隶、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雇佣劳动者和被征发来的农民,因而这种商品生产同样也保存着自然经济的要素。更重要的是,农业是古代社会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秦汉农业中从事自给性生产的经济单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以及一部分租佃制的地主经济)占绝大多数,这就决定了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统治地位。只不过这种自然经济不但不排斥商品经济,反而是和商品经济结为一体。 秦汉时代商人资本活跃,这是人们容易得出自然经济已经被商品经济所取代的结论的重要根据。历史文献对于秦汉商人的活动确实有许多生动的描写,如“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②m];“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③m];等等。我们从这些材料诚然可以看到当时商人资本的活跃,但又不能完全相信其中的夸张之词。试设想一下,如果真是“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社会生产还有可能维持下去吗?有的学者认为秦汉时代已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市场,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可见即使像洛阳、邯郸这样的都市,也只是区域性市场的中心。《盐铁论·通有》云:“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胜用,而曹、卫、梁、宋,采棺转尸;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而邹、鲁、周、韩,藜藿蔬食。”说明各地的土特产流通范围有限。当时的民谚:“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④m]也反映了农副产品交换没有越出区域性市场之外。汉武帝通西南夷,“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亿万计”[①n]。实行均输法之前,各地所输赋物运至京师时,“或不偿其僦费”[②n]。为了供应京师官员和官奴婢的口粮,“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③n]。上述事实说明当时许多地区交通很不便利,甚至连封建国家需要的物资供应都遇到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谈得到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呢?至于司马迁所说的“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④n],能不能说是形成了平均利润率,也是值得商榷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主要是建立在贱买贵卖和欺诈性买卖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基于价值规律的正常利润率的基础上。秦汉时代的市场机制不健全,价值规律作用的范围有限,前文已经有所论及。有的学者指出,《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谚语,恰恰说明当时没有形成支配整个社会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价值规律也不可能负担起调节社会总劳动合理分配的任务,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⑤n] 商品生产不发达,商品交换的范围有限,市场机制发育不成熟,归根到底是由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占统治地位所决定的。这种情况与商人资本的活跃并不矛盾,因为“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⑥n]。商品经济包含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几个环节。一般说来,商品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经济的正常繁荣必须建立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而在秦汉时代,由于商人资本的活跃,却带动了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商人资本得到独立而优先发展的条件下,“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⑦n]他还说:“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生产部门起中介作用。”[⑧n]秦汉社会的情况就是如此。如前所述,秦汉小农和一部分租佃地主的经济本来都属于自给性质,但是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以及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的需要,他们不得不把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换取货币。从一个农民家庭或一个地主家庭来说,这些产品的数量是很有限的,但在市场上集中起来,经过商人转手出售的商品数量却是相当可观的。于是我们看到,尽管从事商品性生产的经济单位数量并不多,但是活跃的商人资本却源源不断地把众多的产品转化为商品。众多的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就形成了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结合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存关系,它不仅表现为封建经济既有自给性生产的单位,也有商品性生产的单位,而且表现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两种经济运行形式能够互补和互相制约。无论是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在自然经济中都包含着商品经济的成份;而在商品经济中,又都带有自然经济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是不完全的自然经济,而其商品经济则是不发达的商品经济。之所以说自然经济不完全,因为它与市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之所以说商品经济不发达,因为商品生产不发达,市场发育不健全,价值规律所起的作用有很大局限。 了解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结合的这种特点,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现象就不难作出合理的解释。由于封建经济既有自给性生产的单位,也有商品性生产的单位,而自给性生产的单位又与市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因而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商品交换就比较发达,不像欧洲早期中世纪那样,产品很少进入流通过程。但是,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商人资本就非常活跃,商业也相当繁荣,由于商品生产并没有相应的发展,是商业使产品变成商品,而不是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瓦解自然经济,反而是延长了自然经济和封建生产方式的寿命。因为作为封建生产方式广阔基础的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可以通过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的交换,弥补生计不足,从而使男耕女织的自给性生产继续维持下去。广大农民的消费能力低下,对市场的需求有限,又无从刺激商品生产的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扩大和提高。这样,封建经济结构就得以长期延续下来。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土地在中国封建社会始终被视为最重要的财富,“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成为人们治生的信条。商人的货币财富往往不是用于增加商品生产,而是用于扩大土地占有。农民因为对市场有所依赖,不得不在受地主和封建国家和剥削之外,再受商人的一层剥削。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维持再生产的能力特别脆弱,与他们受三层剥削有关。还应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封建生产方式与商品经济有天然的联系,这就为封建国家掌握大量财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封建国家征收的赋税既有实物,又有货币。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与市场的联系,保证了货币的征收得以实现。封建国家把征收的实物投入市场,又可以换取大量货币。不仅如此,封建国家通过垄断盐、铁、酒等与民生有密切关系的日用品的生产和销售,又大大扩充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这就为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庞大的官僚队伍的俸禄、士兵的给养等等)以及它内外职能的发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这些现象,都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封建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 商品经济论文: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中国封建地主制 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生相当早,封建地主制度时期商品货币关系已相当发达,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迟迟发展不起来,而且直到现代,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形色色的自然经济观念还常常困扰着人们。如何理解和解释这种现象,商品经济在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起了什么作用。它和商品经济之间形成什么样的关系?自然经济在中国封建地主制下是否仍占主要地位,它和商品经济之间形成什么样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的初步看法是:中国封建地主制下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但它已是一种不完全的自然经济;比之典型的封建领主制,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要发达的多;但它基础虚弱,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主要还是服务于封建地主经济的,新的生产方式很难在这个基础上获得发展。本文是笔者学习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心得,是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分析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尝试。为了说明问题,文章不能不涉及更广泛的方面,基本上采取了从一般到特殊的研究与叙述方式。 一 什么是自然经济?在当前讨论中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对“自然经济”使用了各不相同的概念;大叶家跃?渥骷业穆凼鑫?谰荩??斫飧鞑幌嗤?N颐堑奶致劬痛诱飧鑫侍馑灯稹?BR 自然经济是商品经济相对而言的,这对范畴是对人类历史上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一种抽象,它们从生产要素的不同运行方式着眼来揭示社会再生产的性质。马克思说: ……自然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条件中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资本论》第三卷第896页) 这是对自然经济实质最基本的经典性表述,其它表述都是由此派生的。所谓“经济条件”,应即马克思经常谈到的“生产要素”,不是单指生产资料而言,而是包括了生产资料(物的要素)和劳动者(人的要素)在内。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任何社会中都是生产的要素,二者相结合才能进行生产;它们结合的特殊方式,是区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标志。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区别的依据,不是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而是它们在再生产中的运行方式。二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一定的联系。在典型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用货币从市场上购买生产资料与自由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力,使之相结合进行生产,其产品全部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换取货币;这些货币(除资本家用以消费的外)用来再购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进入下一轮生产过程。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小商品生产者从市场购买生产资料和维持自身生存延续所需的生活资料。这两种商品生产,都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资本论》第二卷第226页)。自然经济下生产要素再生产方式与此不同。不但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力不是从市场上购买的商品,而且维持生产者生存与延续所需的物质资料。基本上是本经济单位的产品;同时,生产资料也是基本上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从本单位产品中获得补偿的。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经济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这正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所在。人们常说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自给自足,也应该主要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这是就一个经济单位而言的[1] 。但自然经济可以在不同层次(如不同经济单位,不同经济部门,不同地区,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代等)上表现出来;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部门中多数的经济单位都具有自然经济性质,使用价值基本上支配着社会再生产,这个社会的经济就属于自然经济。 自然经济既然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自然具有排斥交换和流通的一面,但它并不是绝对地排斥交换和流通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同一经济单位内部和不同经济单位之间的换工互助和物物交换可以包容于自然经济之中(参看《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98—299页);不但如此,即使一个经济单位部分产品进入流通,只要这部分较小(例如是自用有余的部分),也不妨碍其为“真正的自然经济”(《资本论》第三卷第886页)。马克思还说过:“即使绝大多数产品直接用来满足生产者自己的需要,没有形成商品,从而社会生产过程按其广度和深度来说还远没有为交换价值所控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仍然能够产生。”(《资本论》第一卷第192页)因而,孤立地考察流通领域是不可能真正提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本质的。马克思批评有人把人类社会的经济运动形式划分为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三种互相对立的形式,这不但因为“信用经济”只是货币经济的一种形式,不能构成与自然经济对等发展阶段,而且因为“人们在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这两个范畴上强调的并且作为特征提出的,不是经济,即生产过程本身,而是不同生产当事人或生产者之间的同经济相适应的交易方式”(〈资本论〉第二卷第133页)。交易方式之所以不足以作为区分经济运动形式的本质特征,是因为在社会经济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生产方式,而不是交易方式;后者是由前者产生的。因而,虽然确实有产品不进入流通过程的自然经济,但从根本上说,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区别,不在于产品之有无进入流通过程,而在于流通是否直接成为生产过程的要素对生产起支配作用。马克思在谈到自然经济中流通的特点时说: 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部门(按即自然经济性质的部门)起中介作用。流通过程使各生产部门通过一个第三者相互结合起来,流通过程这种独立化表明两个情况。一方面,流通还没有支配生产,而是把生产当作已经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生产过程还没有把流通作为单纯的要素吸收进来。(《资本论》第三卷第367页) 如前所述,在商品经济中,生产过程要经历货币转化为商品(用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或维持劳动力生存与延续所需的生活资料)和商品转化为货币(出卖商品,换取货币)这样两个流通环节,生产依赖于流通,流通已直接成为生产过程中的要素;如果从整个社会进行考察,在商品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劳动在各个部门中的分配比例,是由价值规律来调节的。所谓“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就是指这种情况,在自然经济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基本上不是从市场上购买的,产品的大部分供自身消费(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在一般情况下,产品转化为商品的只是自用有余的部分,因而流通是独立于生产之外的,并没有成为生产过程的要素;即使已有部分产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在这种情况下流通已是生产过程不可缺少的环节(如我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下的自然经济,详后),但这只具有局部性质,流通远没有支配整个生产,因而在总体上不能改变其自我完成的再生产之性质;若从整个社会进行考察,在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劳动在各个部门的分配比例,基本上不是由价值规律来调节的。 由此可见,产品进入流通领域之有无和多寡,对区别自然经济虽有一定意义,但两者更本质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中,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采取了不同的运动方式。就决定事物性质的基本方面而言,自然经济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因而是使用价值占优势的生产,使用价值不仅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且是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形式。商品经济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因而是交换价值所控制的生产,交换价值不但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且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在自然经济或商品经济统治的社会中,价值规律作用的形式与范围差别很大;后者价值规律起了支配作用。在生产过程中,不但人与自然发生了关系,人与人之间也发生了一定的关系。在使用价值生产(自然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其自然形式表现出来的;在交换价值的生产中(商品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所掩盖的,这也可以作为观察和识别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一个重要视角。 如果说对自然经济的内容实质应作一元化的理解,那么对自然经济的表现形式则应作多元化的理解。不要把自然经济的范围划得过窄。如果认为自给自足是各经济单位内生产品和消费品品种和数量的一致,即本经济单位的产品不多不少正好满足消费需要,因而无须和其它经济单位发生商品关系,并以此作为自然经济的前提,这就会导致绝对化。我们知道,人类文明时代是伴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出现而到来的,从这时起,商品经济关系就不可能不或多或少渗进各个经济单位中,完全闭关自守的经济单位是难以存在的,起码金属制品和食盐就不是每一个经济单位都能自行生产的。即使是原始氏族公社,也存在着各氏族间婚姻和经济的联系,根据民族学材料,各原始共同体间基于自然条件和生产传统差异之上的分工所产生的朋友馈赠式交换,曾经发展到颇大的规模,并已转化为物物交换。[2] 这样,只有原始群时代各共同体间才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但即使这时,生产的不足和相对过剩经常发生,人们“饥则求食,饱则弃余”,也难以做到原始共同体内部生产与消费的完全平衡。可见,如果按照“自然经济平衡律”[3] 要求,势必把历史上的自然经济的圈子越划越小,以至于无。马克思说过:“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马恩选集〉第四卷第325页)上文提到,自给自足应从生产要素在经济单位内自我完成的再生产理解。根据这种理解,自给自足经济单位中产品虽然基本上是自我消费的,但不排除自用有余或部分商品生产产品进入流通过程;同时,它注意了劳动力来源与再生产中的非商品性质。我们主张这样理解,不仅因为这是马克思说过的,主要是因为它符合历史上该类经济形式的真实关系,反映了自然经济的本质,同时,具有共同实质的经济运动总是以各种不同的、丰富多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把其中一种形式的某些特征夸大,以偏概全,是不可取的。马克思明确指出,自然经济有“各种极不相同的形式”,“象秘鲁印加国那样完全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只是其中的一种(〈资本论〉第二卷第133页)。他又谈到在使用价值控制的经济中,是可以包容部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主要是研究了比较典型的自然经济形式,但他们并没有把自然经济归结为单一的模式,并没有把自给自足的要求绝对化,这就为我们研究具有共同实质的自然经济的不同形式开辟了广阔的余地。 在我看来,自然经济至少可以包括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类是全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其生产完全是自给性的,产品不进入流通过程(但不排斥原始商品交换——物物交换和前商品交换——朋友馈赠式交换);第二类是半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其生产基本上是自给性的,产品自用有余部分进入流通过程,流通仍独立于生产这外;第三类是半开放型的自然经济,其生产过程是自给性的,但已有部分商品生产,流通已成为生产过程的必要环节,但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前两面种类型属于“真正自然经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较多,后一种类型属不完全的自然经济,马克思恩格斯涉及较少。但无论哪一种类型的自然经济,都是以自给性生产(就其经济条件的运行而言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为基础的,都是使用价值支配生产过程,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其自然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形式。 我赞成把自然经济的范围划宽一点,因为这可以更好地反映历史实际。但这宽也有限度。有人认为小商品生产可划入广义自然经济范畴。这观点有很深的见地,缺点是容易模糊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界限。正如自然经济有不同类型一样,商品经济也有不同类型。马恩列都把小商品生产列为商品经济的一种形式或一个阶段。如前所述,从生产要素的运行方式看,小商品生产基本上不是自我完成的,而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因而,显然不应该把它列入自然经济范畴。不过,它确实带有二重性。它既是以交换价值的创造为基础、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又保留了自然经济的痕迹,因而是不完全的商品经济。它的自然经济痕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劳动者维持其生存与延续的物质资料虽然主要从市场取得,但劳动者仍然是其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的劳动力不是商品;另一方面,产品虽然用于交换,而不是直接消费,但其目的仍然是为了获取他所需要的使用价值,即为买而卖,因而,生产者自身的消费,使用价值的获取仍然制约着生产过程。这就是说,在小商品生产中,流通并没有彻底支配生产过程。下文还将谈到,正是因为小商品生产的这种两重性,它不可能支配当时整个社会经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只能作为自然经济的附庸存在。尽管如此,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把它划归自然经济范畴,而应承认其为商品经济,虽然是初级的、不完全的商品经济。 总之,对自然经济应从质与量的统一、内容实质与表现形式的统一中去理解它。这种理解是相对的,但相对中有绝对;这种理解有宽泛的容量,但宽泛中有严格的界限。 二 用上述标准衡量,前资本主义时代,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均与自然经济并存,而后者始终居于主要地位。 一方面,这时商品经济已经出现,并有了一定发展。在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原始的商品交换——物物交换早就在氏族部落之间发生,并逐步渗入原始共同体内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开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产品用于交换的生产——商品生产由此出现,个人之间的交换成为迫切的需要并日益经常化,在这个基础上又产生了货币与商人,于是有了较为完整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包括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人类遂开始进入商品经济时代。私有制与阶级社会的孕育和诞生,与商品经济这一形成过程是同步并进的。恩格斯说:“文明进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马恩选集》第四卷第17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从阶级制度形成开始的文明时代就是商品经济时代;当然,这只能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从商品生产出现开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为止,在这大约五千年至七千年的漫长时期内,商品经济的主要基础是小商品生产,恩格斯称之为“简单商品生产时期”(《资本论》第三卷第1018—1019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前资本主义时代就是简单商品经济时代。[4] 另一方面,尽管这时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或某些部门甚至有较大的发展,但总的来讲,商品货币关系并没有占领社会经济的一切领域;或者说,自然经济在整个经济中仍占主要地位,因而从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看,仍属自然经济时代。 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部门包括农业与手工业。在手工业中,虽然也存在为官府和大地主等消费服务的自给性手工业生产,但小商品生产已占相当大比重。农业的情形与此不同,小商品生产虽然存在,但自给性生产仍占统治地位。由于农业是前资本主义时代主要生产部门,这就决定了当时整个社会经济仍属自然经济性质。为了使问题简单化,本文只就前资本主义农业的自然经济性质作一些分析。 如前所述,判定一个经济单位之是否具有自然经济性质,不能单纯根据其产品进入流通领域之有无和多寡,而要全面分析其生产要素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运行方式。对前资本主义农业的分析也应遵循这一原则。 在前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要素中,物的要素包括土地、农具、役畜、种子、肥料等。其中农具、役畜、种子、肥料等可归为一类,它们是物化的劳动。这些生产资料一般是本经济单位自行生产和补给的,只有由于某种原因自身不能生产时才向市场购买;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这部分生产资料停靠市场供给的情况有所发展。在前资本主义农业的各种生产资料中,土地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它既提供农业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者以立足地和活动场所。土地开始是作为一种天然财富存在的,劳动者很自然地以共同体为媒介去占有它,作为再生产自己的客观条件。这种情况在进入阶级社会后发生了变化,土地逐步变为私有财产。但这种私有财产往往是从某种共同体的特定关系中取得的,表现为封地、赏赐或某种“硬化”的财产;同时,土地所有权也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与统治和服从的关系相联系。这些都使得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所有权总是带着“传统的附属物”,不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获得纯粹的经济形态(《资本论》第三卷第695—697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即使在土地成为私有财产的地方,它也仅仅在有限的意义上才是交换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册第259页)不错,在有些场合下私有地产是可以买卖的,如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土地买卖相当频繁,这与前述情形有相当大的不同。但这种土地买卖仍然受到政治的、宗法的、社会的种种条件不同程度的制约,尤其是政治主权对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与调节起着重大作用,因而这还不是土地私有权完全纯粹的经济形态,所以从总体看,作为农业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再生产中,或者没有卷入流通,或者虽卷入流通而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农业生产要素中还有人的要素,即劳动者自身。在前资本主义农业中,物化劳动的投入是很有限的,生产的进行更多依靠活劳动的投入,也就是说资本的技术构成低,因而在生产诸要素中活劳动显得格外重要。所以,劳动者在再生产过程中是如何再生产自己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经济的性质。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两个明显的事实:第一,农业劳动者,不论是自耕农、佃农,还是农奴和奴隶,都不是他们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说,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不是从流通领域取得,或者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第二,农业劳动者仍然通过各种方式与土地联结在一起,有的作为土地的附属物存在,有的通过对土地所有者的某种依附关系而占用土地,有的则直接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在这种条件下,农业劳动者再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一般而言,是通过在他们实际占有或实际使用的土地上劳动,通过与自然界发生的物质变换而取得的,也就是说,直接地或间接地“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第103页)。正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这种特点,从根本上规定了前资本主义农业的自然经济性质。 自耕农、佃农、农奴的情形很清楚,无须多说;只有奴隶的情形比较特殊,需要略作说明。当奴隶从事农业生产时,其自身再生产的生活资料一般也是他自己的劳动产品,但奴隶本身是奴隶主的财产,与工具、牲畜同列,他的劳动全部表现为无酬劳动,他的衣食表面上是主人给予的。为了从奴隶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劳动,奴隶主总是把奴隶的劳动强度增加到最高限度,而把奴隶的衣食供给减少到最低限度;奴隶劳动力的补充,主要不是依靠其自身的繁育,而是从外部取得,购买就是一个重要来源。因而奴隶劳动力的获取往往披着商品关系的外衣。但是资本家购买的是雇佣工人的劳动力(雇佣工人是其劳动力的所有者),这种购买要不断进行;奴隶主则是从奴隶贩子那里把奴隶一次购买下来,奴隶的人身连同其劳动力都是奴隶主的财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奴隶商品的来源不是流通,而是掠夺。我们知道,古代希腊罗马已由“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奴隶制度”(《资本论》第三卷第371页),商品生产是比较发达的,但正是在劳动者再生产方面反映了它与自然经济有着本质的联系。马克思说: 但是奴隶制度,只要它在农业、制造业、航运业等等方面是生产劳动的统治形式(就象在希腊各发达国家和罗马那样),也保存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奴隶市场本身是靠战争、海上掠夺等等才不断得到劳动力这一商品的,而这种掠夺又不是以流通过程作为媒介,而是要通过直接的肉体强制,对别人的劳动力实行产物占有。(《资本论》第二卷第539页) 由此可见,奴隶劳动力的再生产实质上不是商品货币关系,而是一种掠夺和实物占有。马克思把奴隶制经济和封建制经济一起列入自然经济范畴[5] ,这应是重要原因之一。从中也可看出,马克思并非仅仅根据商品流通与商品生产之有无,来判定该经济是否属于自然经济性质的。 总之,前资本主义农业中生产诸要素、尤其是活劳动这一要素再生产自己的方式,表明流通并没有支配生产过程,使用价值生产仍占优势。因此,在前资本主义农业中,实物赋税和劳役比货币支付和货币税占优势。再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人身依附关系等等,这虽然不同于原始共同体内部的互助协作关系,但也是以个人之间关系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基本上没有被物(商品交换)的关系所掩盖[6] 。凡此种种,表明前资本主义农业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经济。 在整个前资本主义时代,农业不但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代仍然如此),而且是人们的主要职业,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这个事实本身就标志着自然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优势。让我们再从社会分工的历史发展作些考察吧。最广义的农业即食物生产,是人类社会最古老、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在很长时期内,人类其他生产活动,如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的制造等,完全依附于农业,因此,在原始共同体内部也就不可能有交换。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天然地就是一种自给性生产。后来,一些非农业生产活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于是才有了商品生产和共同体内部的交换。与农业不同,这些独立于农业的非农业部门(如各种手工业)自始就和商品生产联系在一起(当然不应反过来说这些部门完全是商品生产)。自从社会上出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以后,完全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农业经济单位便难以存在,这就是说,农业中已不可避免地渗进了商品经济的因素;但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还相当低,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极其有限,独立的手工业在社会经济中占的比重很小,许多非农业活动仍然依附于农业,农业仍然是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诚然,不同农业经济单位的自给程度(从另一方面说,就是与商品经济联系的程度)是有差别的,从而可以把它们划分为自给型、半自给型和交换型等不同类型[7] ,但终前资本主义之世,自给型和半自给型农业经济单位总是占多数。自然经济之转化为商品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农业的“非农业化”过程。这包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从农业中独立出来,从而农业和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工业和工业人口比重上升并超过前者。列宁说: 因为在商品经济以前的时期,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结合在一起,而后者是以农为主,所以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个工业部门同农业分离。商品经济不大发达(或完全不发达)的国家的人口,几乎全是农业人口,然而不应把这理解为居民只从事农业,因为这只是说,从事农业的居民自己进行农产品的加工,几乎没有交换和分工。因而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身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就是说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63页) 另一方面是农业生产活动本身从自给生产向商品生产转化。这两个方面的发展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农业生产变为商品生产的程度和与农业生产相独立的非农业生产的发展程度是一致的,“因为农产品就是按照这个程度变成商品,变成交换价值和价值的”(《资本论》第三卷第718—719页)。由此看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比重本身,就可以作为衡量自然经济程度的标尺。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 一方面是商品经济出现并有一定发展,另一方面是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这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二重性[8] ;这种二重性,根源于个体经济(主要指小农经济)的二重性。 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看,原始社会是封闭式的集体生产,前资本主义是半封闭的或半开放的个体生产,资本主义是社会化的大生产。所谓个体生产,是指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基本上独立地完成农业或手工业生产的全过程。从历史发展的次序看,先有个体小农,后有个体手工业者;而且,凡是个体生产占优势的地方,个体小农总是个体生产的主体。个体生产的两重性主要表现为个体小农的两重性。为了行文的简便,我们撇开了个体小手工业者,以个体小农为主要考察对象。 有些同志往往把小农经济的出现当作封建制甚至是封建地主制的前提和标志,似乎奴隶制下是以集体农业劳动为主,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个体生产的可能性在原始社会末期即已出现,并成为导致私有制产生的最重要的生产力前提。原来只是一种婚姻形式的对偶家庭这时演变为具有独立经济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它的出现成为文明时代开始的重要标志。无论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的农业,主要都是由个体农民经营的。“希腊……土地也主要是由独立的农民耕种的;成为例外的,是贵族和部落首领较大的田产,不过它们很快就消失了。在意大利,土地主要是由农民垦殖的;在罗马帝国末期,大田庄即大庄园排斥小农而代之以奴隶的时候,它们同时也以畜牧业代替了农业,而且象普林尼已经知道的那样,使意大利趋于崩溃。在中世纪,农民的耕作在整个欧洲占支配地位(特别在开垦荒地方面)。”(《马恩选集》第三卷第216页)。 有的同志认为马克思讲的自然经济单位是拥有大片地产和众多劳力的大规模经营单位,并不包括个体农户在内,这又是一种误解。其实,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谈到了个体农民的自然经济;在他们看来,个体农户不但可以成为而且在绝大多数场合下必然成为自然经济单位的(当然,这不应理解为其自身生产与消费的完全一致)。例如恩格斯谈到了自给自足的原始共产主义公社解体后出现的大小不等的家庭集团,“在自己的田地上生产他们所需要的几乎一切物品,只有一小部分的必需品是用自己的剩余产品同外界交换来的”,这些“家庭或家庭集团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资本论》第三卷第1015—1016页)。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资本论》第三卷第1027页)。恩格斯甚至把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这种农民经济称之为“农民自然经济的整个时期”(《资本论》第三卷第1016页)。[9] 从个体经济的发生看,个体家庭是从自给自足的原始共同体中分化出来的,当时商品交换还处于初始阶段,个体家庭为了自身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不能不把原属原始共同体的一些基本经济职能负担起来,在农业以外还从事多种经营,实行耕、牧、纺、织、缝等的结合;而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正是个体家庭得以产生的前提。个体家庭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在家庭内部按年龄性别实行分工,以便在这基础上从事自给性多种经营,这成为个体生产的重要标志。因此,可以说,自然经济是个体生产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小农经济天然地具有自然经济的性质。 这是从基本方面而言的。另一方面,由于个体家庭规模狭小,其产品又不可能完全满足自身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这就使它有必要和外界进行交换。同时,在个体家庭经济的最初发展中已出现超出家庭自身需要的剩余产品,为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个体家庭的私有者资格,又使它有可能与外界进行商品交换。由此可见,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也有必然的联系。 以上两种经济成分的相互依存和相互斗争,推动着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总的趋势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由比较严格的自给性生产向小商品生产转化。但不能说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小农经济从总体上已经完成了这种转化。虽然从事小商品生产的小农已越来越多,但多数小农仍以自给性生产为主,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小商品生产者。马克思在分析封建社会中拥有小块土地所有权的自耕农(这是小农经济的典型形态,最有可能发展为完全的小商品生产者),包括西欧封建社会后期大量存在的自耕农时指出,这种形态的存在,仍然是以农村人口在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绝大多数农产品供生产者本人消费为前提(《资本论》第三卷第907页)。可见,终前资本主义之世,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自然经济总是占居主要地位的。 三 以上分析也适合中国封建地主经济。自班固写《汉书•食货志》以“食货”概括国民经济,“食货”就成为整个封建地主制时期的正统观念。“食谓农殖嘉谷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食”指生产,反映当时的社会生产以食物生产(农业)为主要内容,因而它必然是一种自然经济。“货”指流通,包括商品流通(以布帛为代表,布帛在一定时期也可充当实物货币)和货币流通,反映了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突出地位。以这二者为代表的经济,正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 但中国封建地主经济有自身的特点。它自春秋战国之际开始形成以来,商品经济就有了巨大发展。《史记•货殖列传》对此作了总结,遍及全国的商业繁荣的都市和商业网络,各式人等逐利求富的活动,脱颖而出富埒王候的一批货殖家,……在太史公笔下栩栩如生,堪称中外经济史的一篇奇文。这样的经济形势,这样的经济思想,可能在典型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出现吗? 如果考察一下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再生产,不难发现,虽然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但是,第一,流通已是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第二,流通又是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显然,这已是一种半开放的不完全的自然经济了。 经典作家描述的西欧中世纪(主要指它的早期)的典型封建领主制经济,是一种半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其特点是农民所从事的基本上是自给性生产,产品自给有余的部分(即满足自身需要并交纳地租后的剩余品)才转化为商品,这就是说,商品生产基本上不存在,或者说它“还只是在形成中”;与此相适应,商品流通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农民的再生产基本上不依赖于市场。因而,虽然欧洲中世纪已有与自然经济并存的商品经济,但从当时基本的经济单位——农奴经济及建立在其上的领主经济的内部看,则很难说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中国春秋以前的封建领主制情况与此相似,战国以来的封建地主制则与此大相径庭。当时农业经营者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已有或多或少的部分经常要从市场取得,因而他们除从事自给性生产外,还有部分用于交换的商品生产。如据战国初李悝的说法,当时一家五口的个体农户,每年生产150石粮,其中45石用于出卖,以获得货币来购买其它必需品。这部分产品之成为商品,出于交换的需要,农民进行生产前即应有所计算和安排,因而不同于自给有余的出卖,属于商品生产。李悝没有把农民家庭副业估计在内,是不全面的。地主制下农民有部分农副产品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这是普遍现象。如果按自给生产和商品生产各占不同比例把农民划分为自给型、半自给型和交换型,那么,封建领主制下自给型农户(其自给部分包括其在领主庄园内取得的物质资料)占多数,封建地主制下则是半自型农户(其自给部分包括其在领主庄园内取得的物质资料)占多数,封建地主制下则是半自给型农户占多数。与此相适应,农副产品的商品率也有较大提高。当时的商业资本虽然基本上仍是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但流通已部分地进入生产领域,农民的再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市场。战国以来的思想家一般都承认农工商“通功易事”的必要性,并认识到市场有促进农业生产的功能。[10] 由于农民经济与市场条件的联系。谷物和其它农副产品的价格对农业生产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平籴”之类的经济政策遂应运而生。这些情况表明,在地主制下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中,流通已是必要环节,与典型的自然经济确实有所不同。从存在部分商品生产和流通已部分进入生产过程看,封建地主制下的多数经济单位,已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 再看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情况。在西欧中世纪典型领主制下,领主的土地是从上级领主的封授中得来的“职田”,是不能自由买卖的“硬化”的地产,农奴被束缚于土地上,人身隶属于领主,农奴与领主的身份都是世袭不变的。这样,农奴在其土地上从事自给性生产的同时,也就再生产着他与领主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是“硬化”的,在其再生产中流通基本上不起作用。中国春秋以前的封建领主制情况与此相似,战国以来的封建地主制则与此大相径庭。关键的一点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突破了原来“田里不鬻”的格局,农民的份地可以买卖。虽然如前所述地主制下的土地买卖仍然有其局限性,但这毕竟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并成为后来一切变化的起点和根源。与地权的流动性相适应,地主和农民的身份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农民可以上升为地主,地主也可能下降为农民。农民在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中再生产出他与地主的关系,这种关系的阶级实质虽然不变,但人事结构已非原封不动。在这种人事升降沉浮的生产关系再生产中,商品流通起着明显的作用。如果考察一下封建地主制的形成,问题就会更为清楚。在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地主并非直接从领主转化而来,佃农也并非直接由农奴转化而来。封建领主制度在频繁的兼并战争中走向衰落,而在兼并斗争中获胜的领主也转化为推行新制度的封建政权的代表,原来的农奴(在井田制下,这种农奴系由原来农村公社社员转化而来)则转化为对封建国家保留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的自耕农;这些自耕农的分化则形成了地主和佃农。商品流通成为促进这一过程的有力杠杆。在农民经常与市场有一定联系的条件下,部分农民可以通过商品交换积累财富、购买土地,另一部分农民则贫困破产,商人资本很快又介入其中,大大加速了这一分化过程。半开放式的自然经济为商人资本的活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商人的大量货币财富正是通过在流通领域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主要是小农)而积累起来的,而这些货币财富使他们有可能从农民手中购买大量土地,在商人盘剥下加速破产的自耕农则沦为他们佃户。这是地主制生产关系形成和再生产的重要途径。这个过程与资本的原始积累有某些相似之处,虽然其前提和归宿都各不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地主的每块地产都浸透了农民的血泪。司马迁说:“以末致财,以本守之”,就是对上述情形的概括。这句话成为两千多年来封建地主制下人们恪守不渝的箴言;而“以末致财,以本守之”的事实,在这一箴言形成以前一定早已大量存在。汉武帝时,杨可告缗,没收商人土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汉书•食货志》),反映商人购买土地确是普遍的。秦汉时代的“豪民地主”的主体(起码是主体的一部分)应是由商人转化而来的。以上情况说明,地主阶级的形式以商品流通的发展为其重要前提,而地主制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也以流通为其媒介之一,这与典型的自然经济亦显然有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封建地主经济也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体。 我国春秋战略以来冶铁技术的跃进、铁农具的普及、牛耕的推广,使农业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为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这是很清楚的,也是公认的。但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之所以有较大发展,还与当时基层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密切相关,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就是与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密切相关。如前所述,个体小农既孤立地从事自给性生产,又要与外界发生经济联系;而其自给的程度与方式(另一方面就是与外界发生经济联系的程度与方式)不但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力量和结构(如耕织结合的不同方式),而且取决于其与外部、主要是地主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似乎容易被人忽视,现在就对此作一简略分析。 在西欧中世纪典型的封建领主制下,农奴经济与领主经济之间、农奴经济与农奴经济之间相互依赖,结合成一个封闭程度颇高的经济实体。例如,除了农奴经营的份地外,领主都有自营地,这些自营地是依靠农奴无偿劳动耕种的,而农奴也有某些需要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领主的手工作坊。当时实行三圃制,每块地的种植次序、播种与收获的日期,均为村社习惯所固定,休闲地和庄稼收获后的耕地就成了公共放牧地。农民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相当部分从村社公有地上取得。在独立经营的个体农户之上的封建庄园也是一个经济实体,庄园有内部的劳动分工,有共同的经济生活。这是一种二元结构,一方面,个体农户从事农副结合的自给性生产,另一方面,他们不能自我满足的需要相当一部分可以从庄园内部的互助换工或物物交换中获得解决。因而使包括各个个体小农在内的整个封建庄园的自给自足程度大大提高。庄园与外界极少经济联系,几乎“没有商业往来和交换,用不着货币”(《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第449—450页)。不过这是就最典型情况而言,一般情况下西欧封建领主制经济中流通是存在的;为了区别于没有流通的自然经济,我们把这种经济称为半封闭式的自然经济。上述特点又与村社组织的保存有关。本来,在罗马帝国时期原始公社已经解体,商品货币关系也较为发达。西欧中世纪的村社,很大程度上是日耳曼人引进的。蛮族的入侵使生产受到很大破坏,村社适应低下的生产力得以延续,封建庄园正是建立在村社躯体之上的。看来,自然经济组织的封闭程度,是与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之是否存在及其原始性之保存程度成正相关的。 我国春秋以前的封建领主制实行劳役地租制,农奴经济也与领主经济联结成半封闭的经济实体。除农奴的独立经济外,领主邑中也有共同的经济生活,有内部劳动分工。[11] 这种领地也是以农村公社组织为基础的;所谓井田制就是变了质的农村公社。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凝固的、世袭相承的。农民被分得数量相等或条件对等的份地,但同时被束缚其上,不得迁业。除了为官府或贵族直接服务的工商外,鲜见农村商品流通的记载。 春秋战国以后,地主制形成,情况为之大变,一切都“活”了起来。其基础和根源之一就是基层经济组织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亦即小农经济内外关系的变化。随着井田制的解体,在个体农户之上再也不存在一个半封闭的经济实体。就地主制的典型形态而言,佃农以交纳实物地租为条件从地主那里取得土地(有时还包括其它一些生产资料)的使用权,除此以外直接的经济联系就不多了。地主除了收租,并非都有自营经济;即使有自营经济,也不靠佃农服役,而是使用雇工或奴婢。因此,地主自营经济与佃农独立经济是两张皮,并不结成不可分离的经济整体。自耕农经济与地主经济之间更是这样。在个体农民之间,虽然存在着经济上的互助,但不像领主制下的农民那样有统一的耕作制度和共有的经济成分(如西欧中世纪农村有村社公有地;农民份地即使已停止定期重分,在一定程度上也仍是公有的,这正是敞地制实行的前提),因而不是直接依存关系。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农民也实行农副结合的自给性生产,就农户自身而言,其自给程度不一定都比领主制下的农奴差;但由于它上面不存在具有内部劳动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经济实体,这些个体农户不能自我满足的需要就只能从市场求取解决。既要买进,就不能不有所出售,所以地主制下农民的农副产品,除满足自身需要外必须有用以交换者,即必须实行自给生产与商品生产的结合。与西欧封建领主制下封建庄园二元的自然经济结构相比,这是以家庭为本位的一元结构,这种结构虽然仍是自然经济性质,但对市场的依赖性比二元结构相对大些,从而成为半开放类型的不完全的自然经济。另一方面,比之封建领主制,地主制下农民有较大的经济独立性,有较多的经营自主权,他们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和被束缚于土地的程度都较轻,甚至有相对的“变业”自由。这又为他们适应市场需要进行生产或把较多产品投入流通领域,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由此看来,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确实有着本质联系。这不但应从前资本主义经济或封建经济的一般性去理解,而且应从中国封建地主制的特殊性去理解。这就是说,由于社会分工形式的二重性,由于个体生产(主要是小农经济)的二重性,中国封建地主制和世界各国前资本主义经济一样,是一种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的经济;同时,又由于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由于地主制下基层经济组织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的变化,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它的基本经济单位已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流通已成为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从而表现出与典型封建领主制明显不同的特点。所谓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主要应是从后面一种意义上说的。 应该说明,上文所说的西欧封建领主制,是指西欧中世纪早期典型的封建庄园制度。欧洲中世纪晚期,封建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地方类似我国封建地主制,但又有不少不同之处。这种变化过程,不属本文探讨的范围。 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自然经济是否仍占主要地位?中国封建地主经济与自然经济是否也有本质的联系呢?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不错,流通已是地主制下物质资料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但这还带有局部的性质。在物质资料再生产方面,许多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仍然没有卷入流通;价值规律对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劳动在各部门的分配虽有一定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12] 在生产关系再生产方面,通过政治特权(如封赐、强买等)获取土地仍然是地主阶级形成的重要途径。因此,从总体看,地主经济作为自我完成的再生产的自然经济的基本性质并没有改变。农业是主要生产部门,小农占人口绝大多数,实物地租仍是地主经济的主要剥削方式,再生产中人的关系没有被物的关系所掩盖等等,也反映了自然经济在地主制经济中的统治地位。这些上文已经提及,这里不再重复,只作一些补充。 首先,对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要有正确的分析。当时农副产品进入流通领域的数量的确是很可观的,但它们有的并非商品生产的产品,有的甚至不是自给有余的产品;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并非都是由生产力的提高所引起的。上文已经谈到,地主制下基层经济组织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的相对宽松给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余地,这种情形与特殊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相结合,更导致了商品经济的“超常”发展。我国春秋战国以后农业生产水平确实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农业生产仍然很不稳定,这既根源于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脆弱和不稳定,又与我国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相当严峻有关。我国自古以来灾害频仍,农产量的年变率很大,农民储粮手段又不足,以至出现丰年狗彘食人食、荒年道路有饿莩的现象。我国幅员广阔,各地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往往是此丰彼歉;因而产生地区间丰歉调剂的必要。农业又是季节性很强的生产,农民收获时可能有盈余,春耕夏耘时又会出现种食诸费的匮乏(在封建剥削条件下经常如此),这又产生了季节间供需调剂的需要。由于基层经济组织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比较宽松,这种客观需要加强了农民对市场的依赖。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国家对自耕农的赋役剥削、地主对佃农的地租剥削相当苛重,为了完纳租赋,为了保证再生产的继续进行,农民不得不勒紧裤腰事,压缩必要消费水平,尽量多向市场投放产品,为了应付燃眉之急,往往在收获刚刚结束就把产品(包括相当部份必要产品)贱价卖出,以后需要时再搞副业打短工换钱高价买回。这种挖肉补疮式的循环更增加了市场上的商品流通量。由于实行单一的谷物租,地主剥削得来的地租,也有相当数量转化为商品,以换取其他消费品;而这部分商品并非商品生产的产物。上述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活动提供了沃壤,而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又使上述情形十倍地加剧。在租赋、高利贷、商人重重盘剥下的贫困农民缺乏足够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往往从改事需地较少而商品性较高的农副业生产(如园艺、经济作物、采猎、编织、纺织等)找出路,或者充当佣工,他们的口粮和其它必需品也就在更大程度上取给于市场。在破产的威胁和逐利的诱惑下,一批批农民甚至直接走上“弃本事末”的道路。以上这一切都给商品经济发展以强大刺激。但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完全是反映了生产的进步,一定程度上毋宁说是生产不稳的结果,封建剥削的结果。以至出现这样的奇特现象:贫困农户对市场的依赖反而更大,社会经济发生危机时市场反而更加兴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的增长并非总是同步的(虽然有时是如此),有时甚至呈现负相关;商品经济的表面繁荣(这种繁荣主要表现在流通领域)同生产发展所达到的实际水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当封建剥削减轻或年成较好时,农民反而惜售农副产品,使“超常”的商品经济出现收缩的趋势,反映了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实质上没有脱离自然经济的轨道。 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不但基础相当薄弱,而且总是斩不断它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脐带。如前所述,封建地主制下多数农民与地主以经营自给性生产为主,但确实有些农民和地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超过自给生产,这在封建社会晚期某些地区更为突出。不过深入观察即可发现,无论其商品生产如何发展,总要顽强地保持着或大或小的自给性生产的部分,并以自给生产作为商品生产的支撑和依托。所以,在这里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它受到了自然经济所决定的原则与机制的制约。举例说,《管子•国蓄》有这样的话:“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这在商品经济统治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但当时商品的主要来源是地主制下小农的农副产品,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当粮食丰收时,谷价虽贱,农民有较多粮食可卖,收入足供所需,其副业生产可以收缩,或把较多产品留作自用,产品投放市场数量较少,故谷贱万物贵。当粮食歉收时,谷价虽贵,农民没有什么粮食可卖,收入不足抵偿其各项开支,甚至还要买进口粮,这样,只好增加副业生产,把较多产品投放市场,以弥补生计之缺,故谷贵万物贱。这说明在当时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商品生产是自给生产的补充,副业生产是粮食生产的补充,其农副产品投放市场的多寡,主要不是取决于市场的需要,而是取决于自身的需要,即以足够换取自己不能生产的那部份物质资料和交纳贡赋为度,其副业生产规模及其产品投放市场的数量,则依据粮食生产满足上述要求的程度来调节。马克思曾经指出,自耕农生产的农副产品的价格经常低于其价值,因为其经营是为了直接生活的目的,经营界限不是资本的平均利润,而是“他在扣除实际的成本之后,付给自己的工资”,即补偿维持其自下而上的最低限度的需要。(《资本论》第三卷第908页)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小农的情形也是如此。而且,只要他们经营的商品生产是以自给生产为依托的,是利用季节性的闲置劳力和家庭辅助劳力进行的,其产品的价格就不计算劳动力的消耗,也不计算生产资料中自给部分的成本;为了维持生存——这是自然经济的首要原则,只要产品的售价在抵偿货币支出的成本后略有盈余,他们的经营就会继续下去。这在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也是不可想象的[13] 。由此可见,在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中,由自然经济所产生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活动机制,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地主制经济与自然经济的本质联系,也在这里表现了出来。 从地主制下的基本经济单位看,一方面,商品生产已成为其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这种商品生产又仍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和依托;一方面,流通已成为它再生产过程的必要环节,另一方面,流通还没有控制整个生产过程;一方面,价值规律已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另一方面它又受制于基于自然经济的原则和机制。我们不应强调其中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因此,承认地主制经济与自然经济的本质联系,也不意味着否定地主制下存在着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 从包含的经济成分看,地主制经济是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相结合的二重性经济;从其主导方面看,地主制经济仍然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但这已是一种不完全的自然经济。所谓不完全,是指其内部包容了商品经济成分,不同于典型的自然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经济的解体或走向解体,而是自然经济的一种形式,一种类型。因为它所包容的商品经济成分,并没有破坏其自然经济的基础,反而加强了它的活力。 例如,马克思曾指出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是自然经济的基础。在我国封建地主制下,由于小规模的精耕细作集约经营的发展,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更确切讲是一种农副结合)有不断强化的趋势。虽则这种结合已不是完全的自给性生产,而是自给性生产与商品生产的结合,但自给性生产仍然是它的基础。农业和副业都各自包含了自给性生产和商品生产的部分,其具体比例因时因地而异,但一般而言谷物种植更多表现为自给性生产,家庭工副业则更多表现为商品生产。由于有自给性生产为依托,从而生产出廉价的产品,提高了这种商品性家庭工副业的竞争能力和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又由于有商品生产作为自给性生产的补充,使这种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的生命力大大增强。 地主制下与自然经济相结合的这种商品经济,有着浓厚的封建性。商品经济的繁荣主要表现在流通领域,流通独立于生产,商业驾凌于产业的前资本主义特点并没有根本改变。商人多从事买贱卖贵的投机性贩运贸易,通过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获取几乎不受限制的高额利润。这种商业虽然也有促进工农业生产的作用,但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为统治者消费服务的,是向麇集于城市的贵族、官僚、地主供应消费品的单向贸易。它又往往与官府勾结,以某种特权为依托,其积累的财富不是转化为产业资本,而是用于购买土地,从事地租剥削,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一体化。总之,它主要是服务于封建经济的。 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这是事实,但更重要的事实是这种商品经济迟迟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为何如此?这和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为何总是斩不断它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脐带这个问题是一致的。关键看来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而其原因又要找到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之上。我国封建地主制下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经营方式的农业,确立和加强了精耕细作的传统,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相当高,曾经哺育了众多的人口。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加之小农经济的独立性较强和外部环境比较宽松,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地主制下小农经营的规模越来越小,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后来还呈现下降趋势。如唐代以后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平均生产粮食数量逐渐减少,清代尤为明显。在这里,我们不去探讨这处特点形成的原因,只是要指出它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极大制约。在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和农业生产不稳定的条件下,从事商品生产的农民和地主,难以获得商品粮和其它物资长期的、充足的、稳定的供应,为了维持起码的生存需要或提高其经济的保险系数,为了在自然风险(如灾荒)和社会风险(如战争)出现时能立于不败之地,他们总是不肯放弃或大或小的自给性生产部分。即使条件顺利时暂时削弱了自给性生产,一旦形势变化又马上由商品生产向自给性生产回归。甚至有些商人也要从事自给性的农业生产,或者转向地租剥削。商业资本之向土地回流,重新纳入自然经济的轨道,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总之,在中国封建地主制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了两种因素起着方向相反的作用。一方面较高的生产力和较为宽松的经济结构使商品经济有较大的活动余地,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又从根本上限制上它向新的高度发展。在各种条件配合下,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表面很繁荣,实际水平却不高,商品流通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它的生产基础。鸟儿凭着空气浮力展翅飞翔,但它飞得再高也离不开地球表面的大气层,因为地心引力起着相反的作用。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凭借各种条件获得长足的发展,但它再发展也不能从根本上脱离封建经济的轨道,因为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在限制着它。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迟迟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症结殆在于此。当然,这一切的最终根源,还是封建地主制。 今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仍然面临着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巨大任务,尤其是要使自给半自给的农业向商品性农业转化。在这过程中,我们不但要反对形形色色的自然经济观念,而且要警惕和抵制商品经济中封建性的表现。我们不但要理顺流通领域中的各种关系,而且更要切实地在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上下功夫。这算是我们考察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所得到的一点启示吧! 商品经济论文:论早熟封建商品经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分析 众所周知,商品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因素,具有十分强劲的角逐力;商人对于一切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小农经济根本不是它的对手。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生甚早,然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却盘旋着走过了一条漫长道路,小农经济一直把持着社会经济盟主地位,商品经济只能充当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婢仆。原因何在?在于封建商品经济在中国刚迈进封建社会初级阶段就显得过于早熟,并为人深刻认识,以致不时地一次又一次受到压抑,使其被迫走着一条崎岖而修远的征程。这是中国封建统治者自觉、适时的采取扶持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能力,强行压抑商品经济发展的迅猛势头,把它纳入修补封建经济、加强封建政治的轨道政策的结果。封建统治者这一政策的不断实践成功,不能不归诸中国古代思想家们"重本抑末"思想的提出和阐发。溯其源,则可追踪到春秋战国时期因商品经济的突破性发展造成的社会变异所引起的思考。 (一) 因"工商食官"体制裂变获得解放 剩余物交换,商品经济的发生和发展,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必然的经济过程。人类在向大自然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中日益得到发展,从而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从原始部落执掌交换权到社会私有制产生,使用和掠夺奴隶剩余劳动从事交换活动的,主要就是那些控制民族和国家事务的人。商业的出现和发展,使生产物商品化,更是他们牟利发财致富的手段。因此,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主要为他们所把持,并且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钱穆说的"春秋时工商皆世袭食于官,盖为贵族御用,非民间自由营业",〔1 〕所指即是这个意思。中国古代把社会存在的这种现象,称之为"工商食官"。〔2〕 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奴隶主国家占有土地,占有生产资料,使用奴隶开发山泽之利,制造手工业品,剥削农副牧产品,除供贵族们享用外,有剩余则让"商贾以通其货"是天经地义的。"在官之工"统称百工。"工攻器,贾攻货",工商并列连称,定点聚居,既便于就近为贵族们服役,又利于集中治理。从事工商业者,在"官"的监督下"执技以事上",无条件的服从劳役,"不贰事",父子相传袭。他们大都是一些被征服者及其后人,土地被剥夺,没有其他谋生手段,身份十分卑贱: "师[原字臼下加吉右加犬]敦:唯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和父若曰:师[原字臼下加吉右加犬],乃祖考有劳于我家,女右唯小子,余命女死我家,骏司我东偏西偏,仆驭百工,牧臣妾,东栽内外,毋敢否善"。〔3〕 "楚侵及阳桥,孟孙请往赂之,以执斫、执针、织?,皆百人"。〔4〕其地位实与臣仆同,还能当作礼物,或进贡献送,或馈赠他人。商业奴隶性质,亦可以由发掘商代之饕餮纹鼎纹刻见:奴隶管事荷贝立于舟中,率众奴隶划船去远方作买卖。《周易•坤》有曰:"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朋者,贝串之谓也。"贝出印度洋,由云、桂登陆来中原。从中原看云、桂为西南,相对的从云、桂看中原为东北。商人们从远道交换的海贝,到中原分配给贵族们换粮食,由商人说来,对朋贝也可谓之丧"。〔5〕王国维说:"玉与贝皆货币也。"〔6〕《周易•旅》又有"旅即次,怀其资。得僮仆,贞"的记载,亦就是挟资宿店,购买奴隶的意思。 交换是社会经济保持平衡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经济行为。交换范围的扩大和交换媒介的使用,必定使这一手段趋向商业化。商业发展的力度使生产物商品化的程度扩大,《尚书•禹贡》中列举各地的贡物,不仅是区域间特殊物品交流的反映,而且揭示出那时各地物资通过商业贸易渠道以通有无的情况。《荀子•王制》如是说,北海的犬马在中国畜养;南海的鸟羽象牙犀革、铜矿与颜料;东海的精粗纺织品、海盐和海鱼;西海的熊罴狐狸织皮、染上色的牦牛尾,中国也能享用。在水边居住者有了木材,于山林居住者食到水产。农夫不必砍削陶冶就有器械使用,工商人等不用耕田作也有粮食吃,整个社会不仰仗商业流通物资之力,不是难以想象? 在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古代宗法制封建社会里,无论公室、家室及其统治区域之内,无不进行着生产和消费,同时也都在进行着内部的和外部的贸易活动。古代典籍中记载的"易关市,来商旅"、"近悦远来"、"四方来集,远乡皆至",指的就是这种情况。现代考古发掘与研究表明,巴泽雷克3号墓出土的花纹斜纹绮、5号墓出土的刺绣平纹绸,以及希腊女神雕象身上细薄透明柔软的绸绢罗纱,都是中国产品。〔7〕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封国内因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 势不可免地产生了综合国力的差异,有的富强,也有的衰弱。不少诸侯为富国强兵目的进行了革新,其中放宽商业限制,扩大内外贸易,把征收商税和接受商人贿赂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无疑是一项便捷而牟利的措施。就商业而言,尽管各路诸侯对封疆内还管制甚严,而对域外商旅却显得十分优遇,造成了一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社会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诸侯势力膨胀,群雄割据,政由方伯,礼崩乐坏导致中央王权衰落。在这虎视鹰瞵、弱肉强食的混乱环境中,一些旧的条条框框受到冲击离折,"工商食官"体制的裂变便是一例。 (1 )"工商食官"体制曾经是统治阶级获取生活消费必需品和奢侈物质享受的重要途径和主要保证,无论是原材料的采集还是加工造作,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把剩余产品物物交换或进行货卖。诸侯争雄使列国忙于掠夺和守御,本来就不可能包揽全社会需求的官手工业生产更失偏颇,侧重于兵器制作与军用品的大量生产,当然除一些代表贵族特权的礼器、舆服、仪饰等物品和技艺精致的奢侈品制作之外,一般日用的普通物品则逐渐让位给民间个体手工业者去造作,在市肆中自由交易。民间个体手工业生产力遂获真正解放,从"农有余粟,女有余布","以羡补不足"的家庭手工业,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捆屦织席以为食"之类的专业小手工业者,乃至"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的盐铁大型工商企业,均有幸得到了自由发展的机遇。凡天下群百工,轮、车、?、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在扩大销路、开发品种、改进工艺技术、提高产品质量上作出努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勃兴。于此同时,贵族们也感到从市场上购买所需物品也十分方便。 (2)诸侯们出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 纷纷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他们一方面关心自己的工商业发展以增加收入,一方面实施战时经济政治体制,锁关塞道、封闭经济,甚至出动军队抢夺他国地里粮食,劫掠商旅。可是他们不久又发现这么做非但解决不了问题,还给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造成危机。譬如因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得不到调剂引起恐慌,因内部土特产和剩余物资无法运销境外造成失衡,因征收不到数额巨大的商税使财政匮乏等等。于是一些诸侯又不得不加以矫枉,取有利通商政策,尽可能扩大国际物资交流。一是通过十分频繁的聘问会盟活动交换礼物,一是以签署盟约方式把"毋忘宾旅"、"道路无壅"、"毋蕴年"、"毋遏籴"、"毋壅利"等内容塞进条款。当然,不可否认,政治利益仍是第一位的,不说列国并不都是解禁,即使是签约国之间,也有随时毁约进入战争状态的可能,楚将子反"敌利则进,何盟之有"的话颇中肯綮,动乱的战争年代么! 不过,上述情况提示,"工商食官"的存在,局限性很大,并受着政治的制约,不如私营工商那样灵活。在关卡林立中经营,关税、贿赂费用极高,商旅货物常有遭掠亡失。这样,尾大不掉的官营事业势必衰退,把风险让给私营,鼓励本国商人出去,欢迎外国商人进来,发展自由贸易,同样可以达到通有无,获取自己所需物品之目的,有关征之税,一样可以进行商业利润的分配,又避免了直接使用奴隶在经营中存在的如消极怠工、席卷财物亡佚;以及途中遭遇军队、盗贼掳掠等弊端。"工商食官"体制的裂变,统治者政策出现有利于私人经营的倾斜,个体生产力获得解放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3)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私营经济迅速抬起头来, 只要"市价倍蓰",就有人敢于去冒险经营。一些原先不占重要地位的私营经济,在时变和机谋中日渐发展壮大,有的实力派还得到了煮盐、冶铁之类的经营权。由于在"工商食官"体制约束下专业定居世袭不准迁业,不断增殖的人口给就业安排、穿衣食宿供给带来相当困难,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又不高,小则怠工,大则"皆执利兵,无者执斤"举行暴动,反成官府不胜负担之包狱。政策变化后,一些原来食官之粟的工商者及其负责人,还有一些衰国、丧国而失职的或败亡逃遁的官工贾人员,一些获军功解除奴隶身份者、暴动中获自由者,甚至还有一些具贵族身份者,纷纷向自由工商业经营者转化。 (4)在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政权斗争中, 在列国称雄争霸的战争中,某些统治者由于得到过工商界人士的支持和资助,夺取政权或强国地位的,作为回报,或与结盟,或擢拔任用,政治上实行通商惠工政策,减低税率,开放山泽之利。这样,在这些国家,私营工商业获得的发展余地就更大。 (二) 在争霸与兼并的时空中获得空前繁荣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没有象被蛮族扫荡之后的西罗马帝国那样:"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商业停顿或被迫中断了,城乡居民减少了",〔8〕繁荣的经济被摧毁了。 而它却是实实在在的在周王朝奴隶制繁荣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复苏、直接延续、转化而来,又遭遇了一次自由解放的机运。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商品货币经济得以突破性的迅猛发展,呈现一派空前繁荣景象是毫不奇怪的。 第一, 商品生产的发展使社会经济面貌大为改观。 商业的发展,促使各区域多种天然的和人工的生产物向商品转化。在以农业为社会主要生产部门的年代,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关注。"田野之辟,仓廪之实"成为当时农业前景的两大奋斗目标。其时将铁制工具导入农业生产领域,引发的农业社会一场革命,不亚于蒸汽机促进的工业革命。犁、铫、镰、?、锥、?的应用,畜耕,施肥,灌溉技术的进步,运河开凿水利兴修,都无疑会使农业产量较前大幅度扩增。文献中"通流财物粟米"、"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人君操谷币准衡而天下可定"之类的记载,说明粮食在当时已经进入流通领域,并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商品之一。《管子》中所说的"以园圃为食者几何家?"则反映了该时已有专门从事瓜瓠荤菜百果商品生产的园艺业存在。至于畜牧、狩猎产品等进入市场领域则更不待言: "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9〕司马迁说,从事这些生产的人,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的吃用,而是把这些生产物作为"富给之资",因此他们之富"皆与千户侯等"。太史公的举例,所指之地仅是著名者,所指之数仅言其多且规模之大。这些物产就靠商业发展为商品,运销各处。太史公又举例指出,在城市中也有一些可与千乘之家相埒的人,他们大规模生产积聚如: "酤一岁千酿,醯酱千?,酱千?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槁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千,牛千足,羊彘千只,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曲盐豉千答,鲐?千斤,?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10〕自然也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明显的作为商品生产投向市场牟利的。 当时的齐国是较为典型的个例。《史记》作者认为,齐之所以富强能执霸主牛耳,得力于其数代的开发和商品生产的发达。比如丝织业,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都有相当进步,除了使用平放或斜卧式织机,织出各种提花的文绮、纨素、绫罗之外,更有平放的织锦机,用各种彩色丝线织出五色缤纷的彩锦,丝织物上又盛行一种彩绣工艺。这是齐国统治者在政策上有意识采取措施善加引导的结果: "太公望封于营丘,地?卤,人民寡。 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镪至而辐凑。"〔11〕他们一方面开发和不断提高自己的拳头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另一方面利用地利生产内陆封国所缺少而又必需的物品,在政策上又实施优惠,"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这样既造成了"人物归之,镪至辐凑"的兴旺局面,还赢得了"冠带衣履天下"的美誉。桓公时又任用大政治家管仲,着实在发展商贸方面下了工夫,终使齐地商贾云集,国富而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第二,商业藉交通之便捷,买贱鬻贵,周流四方。 《管子•小匡》有云: "令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负,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讦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这是说商业经营者虽然集中于城里,却是需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领,不仅密切注视各地经济情况,精明计算物资的盈缺、价格低昂、购销信息,而且还要经常往返于各个不同区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既如此,则交通运输问题就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关键。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称雄争霸行为,为当时交通干线的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诸侯之间频繁的摆排场的聘问会盟,交换礼物;合纵连横,军马兵车云集的军事行动,彻底打破了从前那种小国寡民的沉闷格局。为了政治、军事上的利益,各国君主把开辟道路、架建桥梁作为国之大事来抓,设置专官管理。《左传》襄公31年记载,子产因晋国道路失修,盗寇充斥现象对文公不满;《国语》周语中记载,单子把陈之"道路若塞,野场若弃,泽不陂障,川无舟梁"的景象作为其必亡之依据;《战国策》魏策记载,张仪对魏王的赞语是:"魏地方不至千里……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梁"。交通干道在各国重视开发下逐渐组成网络,就主观言这是其军事上进攻与防御、政治上聘问会盟所必需,然客观看,对于沟通分裂时期各地区间的联系,加强商人频繁的经济活动也确实起到相当必要的作用。可以并行数辆兵车的国道宽畅而平坦,两旁列树成行。沿途十里有庐,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饮食、车马交通工具悉备,行进止宿十分方便。并且已有"传"的邮驿制度可使信息及时传送。陆路以外,又有邗沟、鸿沟等大小运河之开凿和天然河道之利用,加上沿海航行之进步,水上交通网络也日臻完备。吴之舟可达河南省中部的黄池。夫子说"道不行"就乘桴浮于海。范蠡则装了珠宝与侍从们乘舟浮海以行,去海岛生活了。这给"贾郡国无所不至",甚至丝绸之路的开辟,丝织品远销希腊,促进东西南北物产商品化带来深刻影响。 第三、商品经济巨大发展的同时,货币经济相应的上升到一个新水平。 商品交换发展,必然引发交换媒介的革命。司马迁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此时的铸币业发展迅速,种类多,流通量大,铜铸币广泛进入流通领域,特别是黄金从贵重商品中游离出来,在金融舞台上充当重要角色,成了政治家们与富商大贾们青睐、利用、珍藏的对象,标志了该分裂时期各国都有一种能使各方认可的畅行无阻的法偿币的愿望。黄金币材的质量均一,耐久不变,利于携带、贮藏,可随意分割而又不损其价值的特征,终为社会普遍接受: "秦王大悦,乃遣车十乘,黄金百溢,以迎孟尝君"。〔12〕 "梁王虚上位……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13〕 "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赵王数以为让。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金于赵反间……"。〔14〕 "函冶氏为齐太公买良剑。公不知善,归其剑而责之金。越人请买之千金,折而不卖"。〔15〕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16〕楚国是产金之地,流通较早,所铸金币有金饼、金钣。金钣一斤一块,有16小格,每格一两,整合分开均可使用。另一计量单位是"镒",合二十两,都是当时通用的计量单位。如南后郑袖对张仪贿赂说,"偶有金千斤,进之左右,以供刍秣";范蠡以一牛车"装黄金千镒,置褐器中",载楚行贿想换回犯杀人之罪的儿子。 管仲说,"使吾得居楚之黄金,吾能令农毋耕而食,女毋织而衣。"〔17〕可见其时黄金在货币中的地位,货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国蓄篇》中,管仲说明了国家积累货币的重要: "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于此正反映出其时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及其社会作用。《史记》记载了一则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引起"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皆去其业"的金融混乱造成市场萧条,人心恐慌的事件。〔18〕货币经济的发展,必将进一步促使产品向商品形态转化,从而使商业快速发展。另外,当货币成为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时,它便会以狐媚的姿态,霸王的神通,在社会上显露其不可抗拒的进取性与腐蚀性,无论在政治上、宗族间,抑或在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会因其诱惑而出现变异。 第四,城市经济出现的繁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集中表现。 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已经由"帝王的军营"逐渐发展成为政治中心、军事据点、工商都会三位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古代城市。这一成长过程,必依商品经济发展为首要前提。而该时商业出现突破性进展,给早期城市的演变输送了充足的营养,从而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快速繁荣。在其时的交通枢纽、河川渡口、物产富饶处的原野上,突破"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的旧制,耸立着的"千丈之城,万家之邑"〔19〕已不是少数。如赵之邯郸,齐之临淄,韩之荥阳,秦之咸阳,郑之阳翟,楚之宛、陈,魏之温、轵,皆天下之名都,富冠海内。苏秦对齐临淄城之估计,说有7万户,可征之卒计21万。 城市"富而实",人民"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街道上"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市民们生活优闲:"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什么都有。〔20 〕市内作坊分类排列,从"粥金者之所"到"卖骏马者"、"贩屦者",以及"悬帜甚高"或"狗恶酒酸"的酒店和"市脯",热闹非常。既有某家"不龟手药"、某家"鞔"、某家"屦缟"之祖传特色,又有如"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等各地贩运来的名牌产品,不一而足。因而"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晏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终不愿徙居。〔21〕又据临淄故城发掘考古证实,早期那种"面朝后市"、规模狭小、人口稀疏的城市形态正在变化。大城南北近9里,东西7里,其中西南隅是贵族聚居处,筑有南北4里余东西近3 里的小城。临淄城内水渠、道路布局有致,居民点、手工作坊遗迹依稀可辨。〔22〕高城深池是战国进攻守御所必需,同时也给了商业资本以有效的安全保障。商业资本的汇聚,"商群萃而州处",又使城市经济得到进一步繁荣。 第五,社会风俗因商品经济繁荣发生变异。 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的嬗变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私营工商的崛起,逐步改变了从前唯有贵族特权才能生成经济效益,"其富者必其贵者"的社会格局,"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的社会俗尚已经形成。《吕氏春秋》有云,耕田之利几倍?十倍。珠玉之利几倍?百倍。利弊悬殊,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于是"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23〕"鲁俗……好贾,趋利甚于周人"。〔24〕"其流至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25〕"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士宦"。〔26〕其时除有不少多钱善贾如白圭、猗顿、范蠡、郭纵、弦高、乌氏倮、端木赐之外,普通商贾工匠流庸数量的剧增,货币权力在现实生活中比重的日益显著,对社会风尚的改变所起的潜移默化作用不容忽视。太史公《货殖列传》论曰: "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寡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要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其殚精竭虑,尽已所能力,最终都是为一个钱财,想过好一点的生活而已。那么,整个社会不正如《共产党宣言》里所称已"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了吗?且看《韩非子》中"楚人有鬻盾与矛者"的故事,一则反映了当时以叫卖(市声广告)作商业宣传的原始习俗,一则又暴露出当时自相矛盾的、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的商业竞争的激烈场景。墨子指出,只要市贾倍蓰,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亦必有人为之。管子说,只要利在前,千里而不远,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吕氏春秋》云:只要有利可图,那怕"犯流矢,蹈白刃,涉血抽肝,皆不畏惧"。韩非子举了个例子:"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那真是刑法也禁不得了,虽然因窃金被处死者"壅离其水","而人窃金不止"。 针对"国异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僭差无极"的社会现象,意识形态领域又兴起一股"克己复礼"、"何必曰利",颂扬安贫乐道精神的思潮。然而,物质生活的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及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生活方式是取决于个人的消费能力及其欲望的。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是"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奋进好胜精神状态蔚然成风。只要有钱,其奢华习尚已远非"食于官"的前辈们所能引望项背的。他们"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连车骑,游诸侯"。子贡"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他还拿出一部分商业利润来资助孔老师周游列国,跻身政治舞台。齐桓公有关"处士农工商若何"之问,正说明上层统治者也对商界力量加以关注。商人在郑、卫还获得一定的参政、议政之权。原因何在?司马迁如是解释:"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抚万乘,名显天下,岂非其富邪"!〔27〕上下同好,是金钱的魔力!它能"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 〔28〕《战国策•秦策》载一饶有趣味的苏秦故事,讲述其落难归家, "妻不下rèn@⑿,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狼狈相可想而知,什么亲爱之情?温情脉脉面纱荡然不存。可是不久却发生喜剧性转变:苏秦"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溢,以随其后","炫?煊诘?,说诸候列国莫不"从风而服",此时,再过自己家,"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询其故,嫂子也答得相当乾脆:"以季子位尊而多金"!故事倒是揭示出当时社会的一般心态。 (一) 压抑"发生变革的起点"思想的萌芽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一个混乱动荡分裂的时代。在这漫漫的5 个半世纪中,中国社会经历着一个新生命的分娩的阵痛,同时亦怀着新生儿降临的惊喜。因此,这无疑又是一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在社会演进过程中,新结构逐步替代旧结构,最活跃的经济因素也因生产关系逐步得到调整,生产力得到解放,获得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封建社会经济中最活跃的商品经济,不仅没有遭到破坏中断或停顿,反而在奴隶制商品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得以传承,并因获得桎梏下解放出现了突破性进展。在初生的封建社会里,它并不以冲决旧社会制度编织的罗网为满足,继续以变革的姿态对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进行侵扰啮食,进一步成为不安定因素的酵母剂。当商品经济的本性得到充分发挥,活跃程度超越其补充功能的轨道时,就必然受到统治者的注意并被断然干预。这便是中国历史上屡见的"重农抑商"政策。古代农本社会的基础是小农经济,为不使其地位发生动摇,统治者普遍实行"劝农"政策,"劝农"即"重农","重农"必"抑商"。抑商往往扩张至对农本以外的"綦组锦绣刻画"之类的"技艺之士",以及"优笑酒徒之属乘车衣丝"之流的"游食之民"的制裁,如何施行则因时而异,倚重倚轻则因需以定。总之,重农与抑商,是一个政策的两个方面,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力求实现的理想的政治经济目标。因此,确切地说,这一政策应称作"重本抑末"。《吕氏春秋•上农》这样说: "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这就是说,古代农本社会里的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之上,农业是决定性的几乎是唯一的生产部门,是国家财源和兵源的发生地。只有"厚农宝谷"才是"王业之根本",是天下致太平的基础。因而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使之"愚也直",不闻天下之事,则"朴而可正,纷纷则易使也"。倘若弃农经商游食,国家就难以控制,法令不能贯彻;财产简约来去方便,万一有战事发生就避走他处,国家就缺少可用之兵。另外,走南闯北接触面广见识多了,对统治者的盲从程度就大打折扣,难以治理。据此,就很有"重本抑末"之必要。 从春秋战国年间发展突出的商品经济影响来看,来势特别凶猛。这对千余年来处于奴隶等级社会简朴环境的人们,不免很有惊天地变局之感:诸侯刻槲丹楹,大夫山节藻??,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席余而日炽,贫者蹑短而岁?。对此, 齐景公已有很深感触,所以与孔子对话时心有灵犀:"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食诸"?〔29〕 恩格斯在谈到商人时指出:"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春秋战国时期,自由"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30〕请看其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进行的分解。 (1)"野与市争民"。 从事工商之业,劳动强度较低,劳动成果周转快,一般的容易谋生,资金多有机谋者则获利丰厚,"而致尊过耕农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31〕显然,脱贫致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于是农村社会受到冲击,不断有人游离出来,即班固所言:"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32〕商人们观凶饥,审国变,相美恶,辨贵贱,求利不避风险,资贷行贾遍郡国。他们利用货币与实物之间的比差与供求之间的矛盾,灾荒时变丰歉关系,囤积居奇盘剥民众,放高利贷搜刮"十倍其本"的暴利,使个体农民丧失维持最简单的再生产能力。他们把兼并土地作为商业利润的投资取向,把失地农民沦为自己的佃户,吞食统治者的既得利益。还有一些破产流民转化为小手工业者小商贩,有的充当第三产业"市佣",有的沦为奴婢、乞丐,甚至"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这种情况发生必然影响农业生产,影响富国强兵,牵动国家命脉。 (2)"商与君争民"。 商品经济发展,竞争激烈,不正当手段充分运用,给国家和社会制造出许多不安定因素。商人资本向农村社会渗透带来的危机,不仅从小农手中夺走土地,而且招徕"逃徭赋"农民,使"上不得者万数"。〔33〕不少有实力的富商大贾是从宗室大臣封君贵戚转化而来,通过"行小惠"争取民众"以塞其主"。〔34〕有的"累巨亿之资,斥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号无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主"。〔35〕这是一股统治者的离心势力。另外,当"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变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36〕的风气形成时,权力可在贿赂下出租,不少交通官吏的人发了战争财,不少"不论志行"者捐金得官显位,破坏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秩序,"诸侯失礼于天子,""公庙之设于私家"的现象比比皆是,"田氏代齐"、"三家分晋"与鲁"四分公室"之乱局,不能不令统治者感到教训之深刻。 (3)"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更甚者"人不能自止于足,而亡其富之涯"。〔37〕 商品经济洪流决壅出闸,很快浸润整个社会意识。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乐其事若水之趋下,诚如司马迁所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金钱成了社会最高权威,以小僭大,以贱逾贵,上下相冒,礼谊大坏。富有者权倾郡县乡里,拟比王公贵胄,贫困者奴事富人,服役终身不得温饱。商品经济突飞猛进带来了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拜金主义思潮就难以避免。长期传承的常规,遭受破坏性打击,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在无形中激化了。 在混乱中崛起的知识分子阶层,是这时各种政治力量的代言人。他们有着各自对社会现象敏锐的观察所产生的思想,在解放和变革的波涛中充分展现自我,从而使当时的思想领域呈现出对现实世界丰富多彩的反映。直面变化的世界,固有的天道观、人生观、价值观动摇而变异,理性的、维护生命、抑制私欲、稳定社会秩序的命题被列入思考范畴。在小农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消费超越生产力负荷,简单再生产失调,家庭关系、君臣民关系次序整合,对利欲贫贱富贵的观念等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矛盾都必须由他们找出解决的方案。这批游离出来的"士",奔走于列国,十分活跃,"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38〕具有相当的能量。而在去欲、尚俭、抑奢、重农这些方面,古代思想家们几乎殊途同归。先哲们认为,人之情欲是天生的,而且无止境,是贪婪的根源。既然"人不能自止于足",那就必须用强制性手段,"修节止欲可以为圣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同样可以快乐。荀子说:"义胜利者为治世"。〔39〕梁惠王开口说"利"就受到孟子指责:"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颜回在"天下壤壤皆为利往"中仍然"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居,"不改其乐"的精神境界受到孔子称赞。儒学要求在富贵贫贱问题上要坚持"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与"不去"的道德原则。在高消费方面,普遍主张抑奢,认为不是个人生活小事,而关系社会安危。对君主而言应"令百工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40〕对下来说应"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41〕并定下法律保证,若有违"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42〕使智巧者无途以自奋。实践中如季康子母死"般请以机封","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能飞三日不下,都被当作"奇技淫巧"扼杀于摇篮之中。管仲说:"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43〕把科学技艺术士列入游食之民,禁则必农,富国强兵有望。受了墨、道、名、法各家的熏陶,进入另一集大成阶段的荀子,对墨子讲的"一人耕而九人处"、"食者众而耕者寡"的现状很有同感,提出"省工贾,众农夫"〔44〕和"农农、士士、工工、商商"〔45〕的主张。追随者韩非则把商工之民称为"五蠹",要压抑"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 〔46〕这实际上是商鞅"困末作而利本事"和"农战"思想的承继。 商鞅的观点是: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47〕商鞅思想在秦付诸政治实践,一场"壹农战"改革运动把僻在雍州的秦国推上军国民一体化道路。其中打击商人力量、堵塞避农轻居之道无疑成为改革的重要内容:"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J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商家"无得取庸",人口注册,加重赋役;"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限制商利和限制农副牧产品商品化倾向,以收"农恶商""不思迁业"之功;实行粮食管制"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提高收购价,"食贵,籴食不利"则游食者之心不舒,"而又加重征",则商贩于此畏缩不前;私营旅舍取缔,"舍人无验者坐之",轻居之人就没了行动自由;"壹山泽",置盐铁官,国家垄断了大型工商企业。这种以政治手段制造农逸商劳,虽劳无功的轻商贱商印象终于在秦国作俑。这一方面说明商品经济起步虽迟但势头猛劲的西方秦国,急需寻找一条适应参与兼并战争的强国之强,另一方面反映出东方列国商品经济发展基础雄厚,商人势力非常强大,且存在相当的潜力,堡垒难以一下攻破。日后秦以铁腕统一中国,并将其社会经济结构移植全国,政治上"强本抑末"的幽灵就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轨迹。尤其是作为意识形态结构而对外适应,作为理论体系内在和谐的儒家学说被封建统治者认识和独尊之后,中国社会就在儒学意识形态基础上立国,任用信奉"忠君爱民"的儒生进入国家机器实行管理,使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重本抑末"政策得以代代传承,尽管历朝各有具体内容,时昂时低,稍有差异,但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每当商品经济发展到对"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冲击甚烈时,当局者即及时祭起这个法宝,中断资本原始积累,使一次又一次掀起的商品经济高涨的势头镇压下去,最大限度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的延续。因此,我们说,"重本抑末"法定的滥觞,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社会中最熟的商品经济的反动所产生的"农战"、"困末作"思想的绵延。 商品经济论文:论宋代榷盐制度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摘 要:盐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禁榷商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商品需求缺乏弹性,供给容易形成垄断。通过对宋代榷盐制度的研究,我们发现,一方面,在市场化还十分不发达的社会经济中,国家对全部盐产品进行收购,并利用行政力量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官营营销网络。从而降低了盐产品商品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有利于销售量的扩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品的商品化;另一方面,这种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运行的经营机制,既排斥了商人及其自由竞争,又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存在着效率低,抑制市场发育的弊端,其结果抑制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禁榷制度;榷盐;商品化;经济效率 长期以来,人们对禁榷制度多加批评,认为国家对重要商品的垄断专营排斥竞争,限制商人活动,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然而,我们看到,在实施禁榷制度最广泛的宋代社会,恰恰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繁荣时期,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禁榷制度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由于榷盐制度是禁榷制度的优秀内容,而且宋代榷盐制度在不断变革,可以说宋代榷盐制度集中了中国古代禁榷制度的基本运作方式,具有代表性,因而,本文拟以宋代榷盐制度为视觉,透视禁榷制度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一、盐成为主要禁榷商品的原因 为什么盐长期以来成为政府垄断专营的商品?这是由盐的商品特性所决定的: 1.消费需求大,需求弹性小。食盐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消费品。“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①,对盐的消费需求量大且稳定,缺乏适宜的替代品,所以盐属于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商品缺乏弹性意味着商品需求变动受商品价格影响较小,较高的垄断价格对商品的需求不会产生明显的负影响,有显而易见的预期经营利润。 2.供给容易形成垄断。盐是一种矿产品,蕴藏在地下、内陆盐湖和海洋里,其供给受到资源储藏的地域限制,具有自然垄断性,并需要一定的开采加工技术条件,国家容易对其供给地区和生产活动进行控制,对其进行垄断经营的成本小,收益大。 3.产品差异化小。盐主要用于日常饮食调味品和工业原料,无论是生活性消费还是生产性消费,人们对盐产品的要求是纯正无杂质,几乎没有产品差异化方面的要求,因而人们对盐的选择无偏好,有利于对盐实行垄断经营。 任何制度的实施都是有成本的,由于盐在产品供给方面本身具有自然垄断的特性和产品无差异特性,使政府对盐进行垄断经营的制度成本低;同时.由于盐的消费需求弹性小和消费无偏好的特性,保证了政府实行垄断经营的预期收益的可获得性。因而,长期以来,盐成为重要的禁榷商品。 二、禁榷的环节与盐的商品化过程 宋朝盐的生产销售曾经实行过四种运营方式:“民制—官收—官运—官销”、“民制—官收—官运—商销”、“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和“民制—商收—商运—商销”。在前三种运营方式中,生产、运输、销售主体都可能发生变化,但唯有收购主体不变,一直是由政府收购;第四种运营方式表面上看政府已不介入任何产销环节,实则不然,商人要获得盐的运销权必需到指定地点买钞引,凭钞引到盐产地支盐,生产者也不能随意将盐出售给无钞引的商人。这就是禁榷的优秀所在:“榷”是架设在生产者、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一座桥,生产者生产出的产品要转移到消费者手中,需要通过这座桥,商人要经营这类商品,也需要经过这座桥,才能得到商品。建造这座桥的是政府,政府作为这座桥的专有权持有人,要求生产者将所有的商品销售给政府,同时,政府又通过自己的分销渠道或利用商人的力量,将这些商品销售给消费者,从中获取专卖带来的高额利润。 对重要商品在流通环节进行垄断专营的榷盐制度,规定所有手工业者生产的盐产品必须全部交售给国家,不得擅自私存销售,国家法律也有对贩卖私盐者有严厉的惩罚。在这种制度下,生产出来的盐产品,都由国家全部收购,生产者不必关心和承担产品的市场风险,也不必支付销售过程中的各种支出,对于生产者来说,免除了寻找市场、进行交易的各种支出,节约了交易费用。可见,正是因为政府全部收购所生产出来的盐.使盐完成了从产品向商品的第一步转化,客观上对盐的商品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官营营销网络与盐的商品化 在宋朝实行官运官销的时期,政府组建了相应的盐营销机构,负责盐的运输销售。具体情况如下: 宋代主管财政经济的最高管理机构称为三司,三司有专门管理盐茶等禁榷商品的部门,负责全国盐茶等商品的计划管理,各路食盐的支取额和销售课额由三司审核确定。三司下面在不同的产盐区,设置不同名称的掌管销售的管理机构,直接负责所辖地区的食盐销售。如成立于熙宁八年(1075年)的“提举卖解盐司”,也称“提举出卖解盐司”,负责解盐的销售;又如广东、广西两路合并的“提举广南路盐事司”,“就梧州置司,专管两路卖盐”①。所谓卖盐,主要是负责各下销盐机构请盐的批发和转支。 各路销盐机构由漕司负责,各路漕司获得支盐凭证后,到指定地点支取食盐转运到自己所属盐仓,并将其销售给所属各州军县,“漕司悉贮于海仓,令剑、建、汀、邵上四州取而鬻之,以供岁用”②。 路级以下的州郡,通常不设专职卖盐机构,由通判厅兼理。州下之县,则多由县丞或主薄负责其事③。也就是说,各州县行政官员自行置场设局,进行销售。 从中央到地方,从盐产地到销售地,建立了一个完善的食盐营销网络,其中漕司以上的销盐机构是独立设置的专营部门,州县以下的销售机构是地方行政机构兼职。各州县的官员一般在州、县城内和人口密集的镇上置铺出售。乾道年间,南剑、邵武州军,“只于州县市井置都盐坊卖盐,不许于乡村创置。每州军通不得过二坊,现不得过一场坊。”①湖州归安县“卖茶盐场,在施诸镇”②。地方官吏为了节约经营成本,一般不是天天售盐,而是规定一个售卖食盐的日期。“建安县泄卖盐货,每月以九日鬻大上供盐,二十一日鬻小上供盐”③。 州县行政机构承担食盐的最终销售环节,充分利用行政资源,做到了运用较低的经营成本就将食盐的营销网络遍布全国各地。在各地官员售盐课额和与此相结合的赏罚制度的配合下,食盐源源不断地由产盐区运到各销售地,分销到广大百姓手中。虽然宋代民营商业资本有较大的增长,商人的经济实力不断壮大,但是如此庞大,遍及每一角落的营销网络的建立,民营商业资本是难以达到的。因此,禁榷制度在产品转化为商品的这一运销环节,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进作用。 当然,也要看到,官府垄断商品批发环节并延伸到运输、销售环节的流通形式,虽然利用了具有网络化的行政系统来运销商品,节约经营成本,但是也存在相当的弊病。对于官府从事食盐运销的各环节的人员来说,他们只是完成工作任务,而非在经营中获得经济利益,这些官员都普遍存在着缺乏工作热情和责任心的现象,由此出现运营效率低下,积压损耗严重等问题。 为了解决榷盐中存在的问题,政府逐渐放松了对食盐销售环节的严格控制,允许商人参与专卖商品的经营,其中钞盐法就是利用商人销售食盐的一种运作方式。钞盐法是官府控制禁榷商品批发环节,以保证国家垄断利润不流失的一种经营方式,同时也是政府利用行政力量,以买钞引的形式特许商人经营,规范商人的经营以符合国家垄断利润的运营制度。政和三年(1113年)政府制定了对通商地区的食盐销售管理十六条措施,对商人的支盐地点、购买价格、包装运输、销售期限、销售地点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措置十六条,裁定买官盐价,囊以三百斤,价以十千……(盐囊)官制鬻之,书印及私造贴补,并如茶笼?法,仍禁再用。受盐、支盐官司,析而二之,受于场者管秤盘囊封,纳于仓者管察视引据、合同号簿。囊二十,则以一拆验合同递牒给商人外,东南末盐诸场,仍给钞引号簿,有欲改指别场者,并批销号薄及钞引,仍用合同递牒报所指处给随盐引,即已支盐,关所指处籍记.中路改指者此,其引缴纳,限以一年,有故展毋得逾半年,限竟,盐未全售者毁引,以见盐籍于官,止听鬻其处,毋得翻改。”④ 尽管政府限定了支盐地点、支盐数量以及销售地区,但是,食盐的运输、销售等环节已经允许商人经营,在运输、零售环节上打破了垄断,商人之间的竞争和最终销售环节的自主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官府完全垄断经营所带来种种弊端。商人在获利动机驱使下,相互竞争,想方设法在规定销售区域内推销其商品,扩大了禁榷产品转化为商品韵能力。这种政府在保持其市场垄断特权的前提下部分引人竞争机制和民间资本,对扩大盐的销售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四、榷盐制度对经济效率的抑制 在宋代社会,由于交易费用高、民间商业资本规模不大等因素的限制,产品转化为商品的自主能力有限,政府对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收购和利用行政网络营销盐的榷盐制度客观上对盐产品商品化起到推动作用。但也要看到,榷盐制度实质上是国家垄断的贸易制度,是以行政配置资源代替市场配置资源,价格、利润、竞争等经济杠杆对盐业经营无法发挥其应有的调节作用,对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都产生不同程度消极影响,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的增进。 1.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经营,使禁榷产品的生产经营存在着严重的效率抑制。 这种效率抑制表现为:(1)官府对从事禁榷产品生产的生产者规定每年的生产定额,虽然能够保证禁榷商品的既定供给目标,但与在利润刺激下主动形成的供给能力相比,则会少得多。因为生产者增加产量的经济收益并不明显,所以生产者往往就以完成任务为目标,不愿意更多地增加投入扩大再生产。因此,禁榷制度下的实际供给低于潜在的供给能力。 (2)政府作为经营主体所形成的所有者缺位,致使经营人员权责软约束,经营效率低,资源浪费严重。榷盐制度从产权关系上来看,是对盐产品的国营垄断经营,资产全部属于国家,其资产收益和经营风险也由国家承担。而国家的经营活动是由专职和兼职的行政官员来完成.这些行政官员为国家效劳获得俸禄,但不能在经营中取得剩余索取权,因而经营中是否获利和亏损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这种产权安排,造成所有者处于缺位状态,对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也只能从政绩表彰、职位提拔或相应的行政处分来实施(而这种激励和惩罚方式又存在着很大的主观性),缺乏内化的利润增长动机激励和风险压力。因此,各级行政官员在盐的经营中,或为完成或超额完成政府规定的定额,不顾实际市场需求和经济利益强制生产和销售,或寻求各种无法完成任务的理由,推脱逃避责任。如在收购环节上,产盐区的地方官员为了超额完成指标,不断向“亭户”、“畦户”、“井户”增加盐“课额”,收购更多的盐,以致于很多产盐区有大量积盐。“解州盐池见管盐货万数浩瀚,可得十年支遣”①,太平兴国四、五年间,知利丰监刘式奏称:“臣前在潭州,见茶积成山,或不能泄;岁久则皆焚弃。今利丰积盐复多,有司无术以御之,但坐守视之耳!”②雍熙四年,“潮州上言,有盐64余万石……徒劳仓盖复,仅同无用之物,又纳三万三千石,所支不过数百石。”③ 可见食盐积贮不是偶尔之现象,而是普遍于各大盐产区的现象。据郭正忠先生的考证,宋各大盐产区的积盐占总产量的15%~67%④。又如,在运输环节中,纲运人员以完成任务为目标,而非以将货物运到销售地出售获利,只要在运输中出现道路阻碍,便有充足的理由停止运输或延迟运输时间,往往给生产者和消费者造成严重的损害。明道二年(1033年),“比岁运河浅涸。漕?不行”,以致于“远州村民,顿乏盐食”,而同一时期产盐区“淮南所积一千五百方石。至无屋以贮,则露积苫覆,岁以损耗”⑤。 2.损害消费者福利。 在盐的销售中,政府为了从中获取更多利润,对经营机构和地方官员规定了指令性销售指标,并且根据任务完成情况考核地方官员的业绩。在物质和精神激励下,一些地方官员不顾广大民众的现实经济需要和经济利益,强迫百姓购买,对食盐进行销售抑配:“盐价既增,民不肯买,乃课民买官盐,随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买卖私盐,听人告,重给赏,以犯人家财给之。买官盐食不尽,留经宿者,同私盐法。”⑥在广南,则按主客户每月配盐:“琼州、昌化、万安、朱崖军民户乡村坊郭第一至第三等每丁逐月买盐一斤,第四、第五等及客户、僧道、童行、每丁逐月半斤,不以日月为限,岁终买足。”⑦ 禁榷的盐价高于商人经销的价格,其原因在于通商条件下,商人之间在食盐销售中有一定的竞争,竞争形成的市场价格与当地购买力相适应,而垄断价格则由经营者单方面制定,往往高出消费者的购买力。 此外,一些政府官员,利用手中职权,任意侵蚀国家利益。如在食盐运输中,从事运输的官吏往往将部分优质食盐私自扣留,进行私贩,而将泥土杂质掺人其它食盐中,以充填原来数额,以致食盐苦恶,质量严重低劣。明道二年(1033年),参知政事王随指出:“淮南盐初甚善。自通、泰、楚运至真州,自真州运至江、浙、荆湖,纲吏舟卒,侵盗贩鬻,从而杂以沙土。涉道愈远,杂恶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继而莫能止。”①可见,榷盐制度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使消费者不得不支付高价购买质量低劣的食盐。 3.排斥商人和自由竞争。 由于盐是广大百姓必需的日用消费品,也是丝织品生产中的辅助原料,称为“蚕盐”,其消费市场很大。盐的流通环节完全由政府垄断经营,排斥商人进入这一领域,佐市场消费需求有限的宋代社会,在很大程度限制了商人的活动范围和商人力量的壮大,更限制了自由竞争市场机制的形成。即便是引入商人参与运输和销售,政府也通过控制特许经营权来获取盐的批发利润和限制商人的活动,市场机制无法充分发挥其配置资源、调节市场的作用。 总之,我们可以从榷盐制度的运作过程看到,在禁榷制度下,国家垄断禁榷商品的收购环节,所有生产出来的禁榷产品都被国家收购,推动了产品向商品的转化;政府通过专设的销售机构或各级行政管理系统,分销产品,并通过强制抑配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将产品销售给最终消费者。不可否认,这些措施对促进产品商品化、推动商品交易活跃是具有促进作用的。但是这一切经营活动,都不是市场机制自动配置的结果,而是政府行政操作的结果。是以资源配置扭曲,损害商品生产者、商品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表面看,商品购销两旺,交易活动十分活跃,而实际上,市场发育十分迟缓,价格机制、利润机制并未在禁榷商品的经营中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因此,尽管在客观上禁榷制度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产品商品化和交易发展的作用,但是仍然改变不了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
文学艺术论文:中西文学艺术论文 一、《西游记》的艺术色彩 《西游记》中展现出来的艺术形式直接展现着作品的艺术魅力,直接使用趣和幻两个词就能概括该作品的特色。这里讲述的幻,指的是奇幻而不是单纯的幻想;而趣指的是奇趣,不是普通的趣味。小说应用了丰富的想象力以及故事情节,给读者展现出一个个奇幻精彩的世界。《西游记》融合了大胆、丰富、绚丽、奇特的特点,是古今中外小说中少有的经典作品。其中塑造的角色不仅有共性,也有异性,人气、魔气、仙气兼备。最鲜明的角色就是孙悟空,他出自一个仙石,长时间吸收日月精华使得石内出现仙胎,后来迎风而出现石猴,因此一出世就仙气围绕,生来就能跑能跳,两眼闪出金光,连天庭都惊动了,这都展现出他的仙气。但是在孙悟空的身上还包含魔气,整日扎耳挠腮、连蹦带跳,具有魔的特点和形象。除了这些,孙猴子还通晓与人交往,因此还具有人气,这就将三种融合在一体。《西游记》可以说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具奇趣的作品,集合了娱乐和趣味。在护送师父取经的路途中充满险恶,妖精也法力多变,处处打斗,孙悟空每场战斗的胜利都经历一番磨炼,但是读者能轻松愉快的阅读,没有一丝紧张和沉重。这部作品就是使用讽刺和幽默的手法揭露现实,提高了读者对故事的兴趣。在该部作品中随处可见讽刺、幽默的手法,因此胡适曾评论它是“游戏笔墨”。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充满幽默,可以说是一个英雄,跟任何人都能开玩笑,即使见到天庭的玉帝,也是说完就走,没有什么礼貌,求人办事也是如此,一旦自己的要求没有实现就开始大闹天宫,玉帝见他都害怕。由此可以看出,该作品中另一个艺术特点———使用生动形象的对话和故事情节构造角色风格。在每个故事中都巧妙地展现出尖锐的矛盾,这些都映射出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在这个小说世界中,作者努力刻画每个角色风格,使其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人物内心的展现程度也随着斗争的加剧而加大,作者使用丰富的语言将读者带入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世界,进到神仙生活的洞府。在《西游记》中使用贴近现实的语言,以此展现人物特色。作者塑造的孙悟空是一个脾气急躁的角色,时而急功近利,喜欢被别人吹捧。在小说中描述了几次猪八戒用话刺激他,有次师父将孙悟空撵走,猪八戒使用激将法,孙悟空就回去解救师父于水火之中。作品中浪漫主义的手法主要是表现在人物和故事的创作上,在一个幻想的世界内将人类和自然界中虚幻的景象以魔幻的方式展现出来。作者塑造的人物有些是脱离现实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人物体现的还是真实的、具有代表性的,并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基于一定社会现实来塑造的。可以说,现实生活是《西游记》中全部角色和虚幻世界的来源,此外作者和民众的某些美好愿望也都蕴涵在神奇的形象下。故事中构造的72变、取经的81难以及各神魔法力都充满神奇,他们各自的法器都拥有无法想象的力量,如孙悟空的金箍棒净重高达6750公斤,能够自由伸缩,小的时候能放在耳朵内,大的时候能捅破天空;铁扇公主的“芭蕉扇”通常缩小放在口中,它能将火焰山的火扇灭。作品中描写的这些奇光异彩的兵器已经明显超越了自然界。在这些神奇的背后或多或少地体现着现实的目的,作品中为了使这些兵器更加真实,还创作了使用的角色和环境。比如孙悟空生活在花果山、水帘洞,喷火的红孩儿生活在枯松涧火云洞,老鼠精生活在暗无天日的无底洞,这些都是《西游记》浪漫主义色彩的基本组成部分。 二、《格列佛游记》的艺术色彩 (一)夸张的影射众多讽刺作家最常用的创作手法之一便是夸张。正是准确地使用了夸张的手法,斯威夫特才创作了不朽的作品《格列佛游记》。该小说是一部讽刺作品,作品的主线主要是外科医生格列佛在海上的经历,途中经历了小人国、大人国、飞岛等不为人知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发生的故事都将英国18世纪上层社会中存在的勾心斗角、自私自利、趋炎附势等展现得活灵活现。在小人国中,人人的身高都矮,国王也就比他的臣子高一个指甲,但却高傲地认为自己是宇宙之王。这里的人要想当官,选拔项目就是跳绳,跳的高度与获得的职位直接挂钩。如果只想做部长,只要你够灵巧就足以,而无需其他技能,这些都夸张地反映出当时英国政府人员的无能。在小人国中也存在政党,但他们有自己的标志,拥护甲党的人穿高跟鞋,拥护乙党的人穿低跟鞋,这些都反映出英国社会辉格党和托利党。作者重点想要表达这两党之间没有根本的不同,但在现实中却要加以区分,着实可笑。 (二)突出的对比斯威夫特使用的讽刺手法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使用对比。在其创作的《格列佛游记》中,描写在大人国中,自己的何等的渺小;而在小人国,自己又如同巨人。在这些故事情节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夸张手法,且融入了突出对比的讽刺手法。在作品的开头,格列佛进入小人国,在这里他感到无比的优越,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身高上,就连理解力也远远高于他们。出生在英国资产阶级家庭中的格列佛处处感觉到自己的优越。他眼中的小人国在生活和社会制度中都是那么的落后。然而在作品的下一部分中,他进入了大人国,此时再将自己与这个国家的人们的行为和智慧相比,感到自己犹如小人国人们一般是那么的渺小。倘若在小人国中,格列佛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处处都比小人国好,而来到大人国,自己变成了一名小学生,用好奇的眼光去了解这个大人国。两种完全相对的社会形态也映射出当时英国社会具有的种种纰漏,此时的英国好比故事中的小人国,不再是完美的集合体。经过诸多国家的格列佛已不再是作品开头时的他了,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制度也由开始无条件的接受转变到完全否定,这种对比的讽刺手法展现出作品的精深之处。 (三)强劲的反讽应用斯威夫特最常用的讽刺方式之一便是反讽,让读者自己理会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它的绝妙之处,作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对读者的信任,希望自己能和广大读者共同讽刺社会中所有的荒谬之处。斯威夫特的作品中大量使用反语,也给大家展现出自己幽默风趣下的讽刺手法,反语的应用使作品中的讽刺意味达到顶峰,此外作品的灵魂也通过强劲的讽刺展现出来。对于斯威夫特的创作手法,评论家司各特给出这样的评价:他的幽默丰富了作品的品德,他的反讽再现了社会的荒诞不稽,并将无法相信的事情通过故事结构和人物风格转变为真实,在描述的多层面上和刻薄上,即使《鲁滨孙漂流记》也无法比拟。当时的英国社会存在着政治问题和反动的宗教统治,这些都被作家进行了无情的、直接的、尖锐的讽刺和批判,时有直接指出,时有借助他人之口,更甚时恶语相讥,这些描述都展现出作者的幽默风趣和讽刺意味。不仅如此,作品中独特的艺术手法也充分展现在虚实结合的故事情节上。该部作品给读者展现的是一个虚构的神奇世界,但是创作的源泉来自于当时英国社会的真实写照。作者细致、真实、准确的描写让读者感觉这样的世界不是虚构的,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 三、比较研究及启示 《西游记》和《格列佛游记》两部作品具有相同的评判标准,都对当时社会存在的残暴统治和不公进行了抨击。对于严肃而高尚主题的表现,作者们都使用幽默而讽刺的手法,恰当好处地衔接起真实与虚拟、现实与幻想,实现真正的严肃与幽默的结合。这两本小说都坚持讽刺来源于真实的原则,将讽刺看成小说的主题艺术,因此作品中的生活是那么的真实和充满活力,也在讽刺的创作中展现现实社会的目的。尖锐的讽刺和幽默的嘲笑一直贯穿《西游记》的始终,也寄托了作者对小说中的世界的爱恋。不仅如此,众多的游戏和调侃的语句充斥在作品中,使得作品处处散发着诙谐和喜剧的气息。小说偶尔出现的戏言可能是作者信手拈来,主要是为了中和小说的氛围,提升作品自身的趣味。这些随意的戏言对于人物的刻画有时起到点睛之笔的功效,有时也变成反讽社会的兵刃,还有些戏文加速神魔的人性化。但是在《格列佛游记》中展现的更多的是理性的抨击和讽刺。对当时的英国社会出现的残暴统治和宗教势力,作家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批判,对于当时的司法制度、殖民侵略等不人道的行为,作品也使用寓言故事映射出来,对当时的丑陋现象进行严重的抨击,以此实现讽刺作用的最大化。 作者:杨昕单位:宁夏医科大学讲师 文学艺术论文:音乐艺术与文学艺术论文 一、音乐形象与文学艺术的内在关系 首先,我们可以从艺术的起源上来分析两种艺术之的内存关系,在原始社会时期或更早时期的人类生活中,进行劳动作业或日常人类相互交流时,都会发出或长或短、高低不同的声音,在发出声音的同时或有节奏或无节奏,这些都可以表明音乐已经初步存在,并在人类的生活中较为普遍的使用了。而文学是在人类真正有了语言和简单的文字之后才开始慢慢形成,从这点上看,音乐艺术要先于文学艺术而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 其次,从两种艺术的历史发展中,两种艺术却又是相伴发展互相影响的关系,甚至有一种文学艺术的发展影响或先于音乐艺术的发展的推断,不少著名的音乐作品就是受到文学作品的起发继而创作出来的。例如国外的莫扎特的歌剧《唐•璜》,就是受到了19世纪英国杰出的诗人、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拜伦的长诗《唐•璜》而创作出来的,歌剧的序曲以奏鸣曲的形式表现了唐•璜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性格,凸显出唐•璜的热情似火的生命力和乐观机智的人物形象。俄国的著名音乐家柴可夫斯基就把威廉•莎士比亚著名的悲剧《罗米欧与朱丽叶》作为自己音乐创作的灵感而想谱写成一部歌剧,虽然最终是以一部幻想序曲告终,但总是磨灭不了这部作品的伟大。另外柴科夫斯基还将法国夏尔•贝洛童话中的《林中睡美人》作为音乐素材,把童话故事改编成舞剧音乐,用戏剧性的标题交响乐的手法成功塑造了舞剧中的人物形象,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同样将文学作品作为音乐素材的在中国也是有很多,如家喻户晓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就是根据中国四大民间爱情故事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依据而创作出来的,全曲用小提琴贯穿整个的音乐作品,用小提琴那委婉的单色诠译着这个千古的爱情悲剧,音乐中大提琴与小提琴的相互对答,更加形象地表现了剧中男女主人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现实世界的无奈。最后,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我们还发现文学艺术与音乐艺术都属于人类的精神文明创造的产物,它们都是一种形象思维表达后的艺术品。只不过,文学艺术是运用其语言符号的特点进行表述,它具有较为明确性,而音乐艺术则是通过音乐作品作用于人的听觉感官,不能准确地表达其概念,具有模糊性的特点。 二、音乐形象与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 众所周知,音乐艺术与文学艺术的最大的表现形式的不同就在于信息传达的准确性。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曾提到过:“音乐是情感生活的摹写,情感、95学的知识,掌握通过音乐教育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方法。了解学生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有针对性的针对不同的问题,利用不同的音乐题材的作品进行心理疏导。其次,建立独特的教学体系。正如前文所述,传统的音乐教育是把知识灌输给学生,学生在这种教学模式下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为了使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音乐的内涵,增加创造力就要改革教学体系。首先,学生要提高“听”能力,不同的音乐会使人产生不同的情绪,比如说慷慨激昂的音乐可以鼓舞人的斗志;欢快的音乐可以使人轻松愉快,在教学中要动地如何利用音乐素材。其次,要注重“看”的能力。有好多的音乐剧的作品,它们不仅仅给人以听觉的享受,更给人以视觉的感官刺激,多利用这样的作品,提高学生的审美,以更好的领悟音乐的内涵。再次,培养“想”的能力。音乐教育最终极的目的是要启发人的思维,对一个音乐作品展开丰富的联想,以加深对音乐作品背景的理解,形成自己的感受,开拓学生的视野。最后,要开展更多地音乐表演形式。学生所学的知识要运用到实践当中,更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大学要建设良好的音乐氛围,一曲优美的歌曲可以缓解学生的压力。通过开展更多地文化演出活动使学生能够积极地参与其中,比如,才艺表演、合唱、合奏等等,培养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增加集体荣誉感增强自信心,通过大型的演出活动,学生可以学会如何的分工、协作、与人交流,这些都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起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作者:韩蕊单位: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数字化时代与文学艺术论文 【内容提要】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数字化时代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艺术的审美思维、文学创作、语言形象、文学批评等一系列文学课题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都发生相应的变化。本组笔谈从不同侧面为数字化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新的认识和理解,希望能引起读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讨论。 【摘要题】数字化时代与文学 【关键词】数字化时代/文学/审美思维/仿真 文学艺术是时代的花朵。每个时代都会培育出自己时代所独有的绚丽多姿的奇葩。文学艺术又是时代的镜像。莎士比亚在他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就借主人公之口说过:“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嬗变发展的模型。”[1](p68)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映显出时代,以其独特的神韵和风采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1](p58) 我们正在走进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 高科技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多媒体网络的逐渐普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一个拥有60亿人口的世界逐渐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信息化、数字化的高度发展,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都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信息化、数字化使整个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指出:“倘若我们沉思现代,我们就要追问现代的世界图像。”[2](p81)“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2](p90)信息数码图像进入我们的储存、检索、阅读、欣赏、传送的工作平台并显示在电脑的屏幕上,它的快速、清晰、变化多样,给接受者带来了无穷的愉悦和享受。 数与美有着历史久远的关系。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就把数与美联系起来,将数看作是美的本源,认为“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数,甚至整个天空都是一个音乐的音阶和一个数[3](p113-114)。我们今天所说的数字化是建立在0-1的二进制的数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美的创造、美的欣赏和审美教育,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了古人无法想像的有利条件。它使歌德、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和论述的“世界文学”的预言变成了生活的现实。人类在几千年创造的文学艺术珍品,真正成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这给作家、艺术家、美学家相互学习、相互对话交流、相互吸取融合,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空间。信息数码图像的创造、掌握与普及,大大有益于读者大众的审美素质和鉴赏水平的提高,读者日益提高的审美需要又可给作家、艺术家创造艺术美以强大的动力,进一步促进文艺的发展与繁荣。 数字化一方面使世界图像化了,另一方面,又使文学艺术这面时代的镜子,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审美特征。 1.各种艺术的交融性和审美的共通感。这是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艺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当今时代,我们经常可以欣赏到由卫星传送,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世界各民族的艺术精品。卢浮宫的绘画、西安的兵马俑、歌剧《茶花女》、悲剧《哈姆莱特》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电视剧《三国演义》与《西游记》等等,通过多种媒体,使艺术的各种成分,如声、光、色、画、语言文字交融成一体,从而给人一种审美的共通感。这种共通感是我们单纯在书面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无法获得的。 2.作家和读者互为主体,相互之间具有一种互动性。 作家是创造的主体,读者既是接受的主体,又是参予创造的主体,他可以直接参加到文本的创造过程之中。读者与作家之间形成一种全新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对话、交流关系。多媒体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独语局面,它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真正称得起是复调的、多声部的丰富多彩、万紫千红的局面。互动性是数字化时代在网上创作、批评、交流、对话的根本特性。正如保罗·莱文森所说,“网上的文本使我们有能力进行迅疾的互动。”[4](p166)互动既有同一时间的互动交流,又有不同时间、地点的互动。“非同步的互动在网上的节奏是几分钟、几小时、几天,而不是几天几个月”,这种非同步性的互动,可以在网络上强化混合媒介的冲击力[4](p167)。 3.文学镜像呈现出多维性与立体化的特点。 在电视或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的文学艺术图像本身就是多维的、立体化的。美国学者埃瑞克·戴维斯指出:“电脑、媒体和远程通讯技术正在不断收集、控制、储存和传播着一个日渐庞大的数据流,这无疑建立了一个新的维度:信息空间。这个繁殖力极强的多维空间是虚拟的、网络密集并十分复杂的,是一个广阔而又至高的王国,它是由我们的想象力和技术的表述来调节的。”[5](p114)传统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阅读鉴赏的方式是线性的由点到线到面,而数码图像艺术则是格式塔式的,具有直观性、整体性。由数码图像建立起来的信息空间,不是一维、二维、三维,而是爱因斯坦所说的那种包括时间维度的“四维空间”。图像显示出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以四维空间存在着并给接受者以审美感受。20世纪最后两年中,《泰坦尼克号》通过影响、电视、因特网,创造出了艺术领域的神话般的奇迹。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35部电影和一百多部小说反复地叙说着泰坦尼克号豪华客轮因撞上冰山而沉入大西洋海底的故事,但都没有产生通过数码图像显示出的泰坦尼克号那样的艺术魅力。 4.超越时空的开放性和自由性。 数字化时代,是一个真正走向开放和自由的时代,它彻底冲破一切封闭的牢笼。人们能够以超越时空的方式,向地球的各个角落,向宇宙的星空去搜寻知识和传送信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已经不是笑语,而是生活的现实。马歇尔·麦克卢汉明确地宣称:“在瞬时信息的时代,时间(按视觉和切分计量的时间)和空间(统一的、形象的和有周边密封的空间)已不复存在。在瞬时信息时代,人结束了分割性专门化工作的职责,承担了搜集信息的角色。”[6](p180)现在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联合绘制人类的“生物基因图谱”,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或正在着手建立“数字图书馆”。这样以来,不仅关于人类自身的基因构成及其谱系,可以为世界各国科学家所共享,推进生命科学的发展,而且人类几千年创造的艺术珍品和全世界的“文化基因库”,同样成了人类共同享用的财富。这对文学创造和艺术鉴赏水平的提高,无疑是一个福音。 5.数码图像的复制性与仿真性。 数字图像高速、清晰、直接、仿真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复制功能与印刷术、照相术相比,也进入了一个全息、多维、具有创造性的新阶段。在发达国家正在建立的数字图书馆中,我们看到,它不仅能复制、储存古今中外海量的文化珍品,而且可以制成光盘、VCD、轻便地携带,长久地保存。在复制过程中,适应受众的需要,还可以配上音、光、色、电、图画、语言,生动地表达出艺术作品的高远深邃的意境。如经数码图像复制显示出的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田园》的交响乐章等世界文学艺术珍品,比我们仅仅从诗集、散文集和听音乐会得到的审美感觉,丰富得多。数码图像的复制者的具有创新性的制作,自然会在情感上引起受众对作品的共鸣。 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是丰富多样而又迷人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数字化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它给世界带来的福音的一面,而忽视它的负面效应,那就会陷入一种新的陷阱。为此,《技术帝国》一书的作者特意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我们所面临的21世纪将越来越受制于世界的数字化。”[7](p103)就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讲,有几个问题应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 1.复制性、标准化与独创性的矛盾。 文学艺术作品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的独创性。艺术最忌雷同化、标准化、模式化、理性化。爱德华·杨格在《试论独创性作品》中指出:“独创性作品是最最美丽的花朵。模仿之作成长迅速而花色暗淡。……有些作品比别的更有独创性;而且,我认为,它们越有独创性越好。独创性作家是、而且应当是人们极大的宠儿,因为他们是极大的恩人,他们开拓了文学的疆土,为它的领域添上一个新省区。”[8](p82)杨格认为,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永远无法超越蓝本,因为原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它们个个“都是独特无二的:没有两张面孔、两个头脑是一模一样的,一切都带有自然的区分的鲜明标记。”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泛滥的结果,使文学界不再是独立特行之士的结合,而是一大杂烩,乱七八糟一大群,出了一百部书,骨子里只不过是一部书[8](p95-96)。复制性和标准化是通过数码图像制作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瓦尔特·本雅明指出:“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9](p84)他还说,“原作的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Echtheit)。……完全的原真性是技术——当然不仅仅是技术——复制所达不到的。”在数字化虚拟世界中显示出的一幅幅法国卢浮宫保存的艺术珍品,的确非常逼真,然而人们总是还想去卢浮宫亲自欣赏一下大师的原作。因为再好的复制品,也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本雅明称之为“光韵”),无法表达出原作的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具有独一无二的深邃的意蕴。数字化的世界是一个技术世界。“技术世界是能相容的标准化的世界,如果没有标准,那么既不能发射也不能传送。”[9](p85)对于网络世界来说,技术的标准化是必需的,对于文艺创作来讲,标准化则是与艺术家追求的独创性相左的。 2.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艺术的民族性、本土化的矛盾。 数字化世界,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局限,使整个世界都进入了因特网之中。从而,“将地球变成了一个互连或者内连的整体,并不断提高其相互依存性的必要过程。”[10](p207)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使民族文学走向了世界文学,同时,又不可否认出现了一个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的矛盾问题。数字化的进程,运用的是一种二进制的0-1的世界性的语言。仅从使用的工具来说,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本土化就产生了矛盾。关于这一点,《技术帝国》的作者已经感触到了,他说:“技术标准的复杂化和提高必然意味着:更好,更多!这是技术与文化的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文化总是保卫本土的:它总与界限、区域、归属相关联。只有带地方色彩的文化,与地域相关的特性,用自然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根据定义,任何自然语言都不是宇宙的也不是世界的。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比如二进制语言,0和1的语言。不过自然语言不是由什么人发明的,因此不是技术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种珍贵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来说,没有必要一定是可译的:它应该保留某种只能被翻译但并不等同于翻译的东西,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让我们感到难过和痛苦。”[10](p206-207)在数字化世界上,各民族文学的自然语言所保留的诗意的无穷的韵味显然是世界性的技术语言中难以表达的。 3.技术理性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 数字化本身是技术理性的结晶。它与被称之为“美育之父”的席勒所倡导的通过审美教育培养感性与理性统一的完美的人是相悖的。在技术理性指导下的技术决定一切、控制一切的社会中培养的人,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人”。当着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结果,“异化的主体为它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只有一面,它无所不在,形式多样。”[11](p212)理性得到空前的张扬,而感性和情感的因素则黯然失色。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中,“是没有什么强烈感觉的,只满足于自己干净、简化、经济,也就是吝啬到极点的形象,它会切断我们与真实世界的联系。”[12](p119)就现实中青少年喜欢看的卡通片,如《猫和老鼠》、《米老鼠与唐老鸭》等,都是经过数字化处理而创造出来的。它们虽然有其趣味性,但对陶冶青少年的审美情感,则是意义不大的。至于那些含有不健康因素的、格调低下的卡通片,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 特别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技术帝国》中有一段讲得很好,说:“今天真正的问题是第三世界中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都被图像技术逮住了,美国化了,他们的文化很像是环游世界的人的文化,美洲印第安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属于同一个世界,都说着洋泾浜英语。随后,你会发现,在暗处,有一群被遗弃的人,他们想退回到从前的信仰中去……这一意愿中有某种可敬的东西。“[12](p119)在当今世界,真正掌握信息技术的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其中最主要的又是美国。美国不仅是经济上、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也是掌握信息技术的超级大国。他们利用因特网等信息数码图像技术,极力地在各个领域推行其价值观和新殖民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手中掌握的数字图像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殖民主义文化与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尖锐的冲突,它与美育建设的目的、内容和方式,都是根本不相容的。18世界末席勒发表《审美教育书简》的重要目的,是要消除社会的严重异化现象,培养全面发展的审美的人,技术帝国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文化,不是要消除异化现象,而是要进一步制造更加严重的社会异化现象和人性异化现象。 文学艺术论文:文化多元化与文学艺术论文 【内容提要】当前文化呈现四种元素或层面:体现特定时代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主导文化,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高雅文化,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来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的大众文化,以及传达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民间文化。这四种文化元素往往呈现多元互渗景观,即多种文化元素交叉渗透于具体文本中,使不同文化层面间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清晰地分辨的情形。需要从初级的多元互渗走向更高级的多元化生境界。多元化生意味着多元文化因子按照理想尺度组合成相互化合和相互生成的互动结构,包含多元共存、各行其道、优化组合、个性彰显等具体步骤,目的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重新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 【摘要题】问题与思考 【关键词】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多元化生 文化,是当前学术界持续思考的热点之一,牵涉到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古典与现代、全球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精英与公众等许多方面,因而不无道理地一再引发种种讨论或争论。这些探讨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不过,其中留下了一个有待我们去填补的空白:当前中国文化的层面。在一种特定的文化内部,总会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组合成为一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共生的整体。梳理这些文化层面,考察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对于这种文化的整体发展是有益的,这尤其会有助于建构这种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那么,就当前我国文化的基本构成来看,我们的文化中究竟有哪些层面呢?它们之间结成何种关系?问题就提出来了。我在这里不打算普遍地纵论文化层面,而是着重从文学文本的文化层面角度来加以分析,即透过文学的文化层面而为揭示普遍文化层面提供具体的想象性模型和个案。因为,文学是文化中最富于表现力的想象性形态,完全可以承担透视普遍文化层面的任务。 一、文化及其层面 文化(culture)的定义历来很多,这里仅仅采纳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Cassier,1874-1945)的界说:文化是人类创造和运用符号(symbol)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形态,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注:参见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288页。)。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去表达生活的意义。而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每个民族及其特定历史时段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状况。一定时段的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不一定就是统一的整体)。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形来说,这种容纳多样的文化结合体往往有4个层面或形态(注:我自己在过去一度将审美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见《从启蒙到沟通》,《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后来认识到不能忽略民间文化的存在。):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从文化价值看,这4个层面之间本身是无所谓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的,关键看具体的文化过程或文化作品本身如何。每一层面都可能出优秀或低劣作品,无论它是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抑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上面的4个文化层面往往会渗透或显示在具体的文学艺术文本中,这就有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具体说来,这4个文化层面有可能同时并存于同一个文本中,这要求我们细心分辨各种文化层面在文本中的存在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它们中的某一种会在文本中居于相对主导的地位,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划分出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大众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 1.主导文化 主导文化文本是指体现特定时代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文本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教化性,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传达统治群体制定的社会规范,以便教育、整合或感化社会公众。每个时代的统治群体都会有意识地书写或制作这种文本,并大力鼓励原来属于高雅文化的文人作家来参与这种旨在巩固统治性规范的书写工作,再借助行政手段加以传输和推广,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文学特有的审美感染力去达到教化公众的目的。自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统治群体对文学的控制或支配作用就获得了明确的合法性,从而推演出文学承受主导文化引导的历史。需要注意,主导文化文本并不一定只要直接的或者甚至赤裸裸的教化性,而可以把教化性掩映在富有感染力的审美表现中。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正是古典主导文化的典型范本。《前出师表》首先陈述了蜀国的“危急”情势,表达了一下自己“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的忠心,提出“开张圣听”、“亲贤臣,远小人”等等一系列的社会整合以及国家安定的方针政策。接下来,他又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对君王的耿耿忠心,发出“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铮铮誓言,从而近乎完美地表达了一个臣子为报答主子的知遇之恩而全力以赴的忠诚之心和献身精神。最后他在《后出师表》里立下誓言——“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在这里,主导文化所追求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目标,以及个人的尽忠报恩之心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就当代来讲,影片《生死抉择》(2001)也可以说是当代主导文化的代表性文本。它讲述了当今中国公众普遍关心的“反腐倡廉”故事。主人公海州市长李高成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回来,立即被卷入自己工作过的中阳纺织厂工人的集体请愿风波中,由此引发出自己也被牵连进去的重大腐败案件。李高成面临一个“生死抉择”:是把自己交给廉政还是留给腐败?作为一个关键人物,他的自我抉择确实成了事件进展的关键:只有他作出正确的抉择,才能确保廉政一方的成功。他在市委副书记杨诚的协助和省委万书记的支持下,经过短暂而艰难的思索,战胜了自我,作出正确的抉择,起来斗倒了以郭中姚为首的“腐败集体”,并由此挖出了其后台省委副书记严阵等,从而夺取了反腐败斗争的胜利。这部影片鲜明地反映了当今主导文化关于社会群体整合和秩序安定的要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主导文化历来扮演着群体整合等重要角色,至今仍然如此。不过,主导文化也需要不断更新、发展,体现民主性,并且让自身的权威不是强制而成为令人倾心服膺的感动。 2.高雅文化 高雅文化,有的称“精英文化”,是指主要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文化文本。这种文本往往从知识分子或文人的个体立场和视角出发,去从事独特的形式变革,以便在这种新形式中传达对于社会生活的理性沉思、社会问题的批判性观察。这种文化文本的主要特征有三点:形式创新、社会批判和个性化追求。 第一,形式创新。高雅文化文本总是善于总结前人的形式惯例,并从现实生活和民间文化传统中吸到资源,创造出新的原创性形式。因而在高雅文化文本里,形式上创新的特征往往格外突出。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说“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而诗人徐志摩在《再别康桥》(1928)里则打乱了这一日常语言顺序,转而说:“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把状语“轻轻”前置,先说“走”,而后说“来”,并破例出现三次重复。这种形式创新有什么意义?下面不妨完整地感受全诗,尤其注意体会志摩式“轻悄”: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后面几节注意选用与“轻轻”合拍的表述轻柔妩媚事物的词语,如“金柳”、“新娘”、“波光里的艳影”、“软泥”、“柔波”、“水草”等,而且结尾还有“悄悄”的三次重复,造成首尾呼应的效果。这就使得全诗都呼应着“轻轻”和“悄悄”,带来了语言形式上的整体创新,使本来司空见惯的日常表述语句竟突然间获得了新奇而别致的意义。我把这种语言形式称为志摩式“轻悄体”。读者因为志摩式轻悄体而可以获得一种新奇的意义体验。文学史和文化史容易忽略“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这类平常的陈述,但却可能永远地记住独特的志摩式轻悄体。其实,这里的“康桥”对诗人本人来说可能是确定的,但对读者来说却可能无限丰富而不确定。每一个读者都可能有自己心目中的永远留恋的“康桥”。他们用自己的活生生的生存体验去填充形式独特的“轻悄体”,从而形成了内心深处的深切共鸣。这可能正是这首诗得以长久流传的一个原因吧? 第二,社会批判。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强烈的责任感自觉地关心社会问题,大胆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的痼疾。当然,知识分子作家创造的高雅文化文本,不仅体现出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怀和忧思,同时还可能展示出他们的社会乌托邦构想。他们有时可能不合时宜,甚至不见容于当世,但历史却会永远记住他们独特的文化贡献。杜甫的许多诗正是这样的杰作。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无情地揭露其中隐伏的复杂矛盾,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批判效果。现代诗人臧克家的诗《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1949)这样说: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它摔垮;/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它抬举得很高,很高。 这首诗的语言明白如话、通俗易懂,但字字铿锵有力,如匕首或利剑令“有的人”胆寒,如春风化雨令“有的人”获得慰藉。既是一支崇高人格赞歌,更是一篇声讨一切“人民公敌”的战斗宣言,产生出明显的社会批判效果。 第三,个性化追求。与主导文化文本突出教化性不同,高雅文化文本着力书写知识分子的个性化追求。个性或个性化是高雅文化文本的显著特征之一。知识分子当然要关注社会问题,但这种关心往往是从他们自己的个性角度出发的。他们以独特的个性化心灵去体验生活,解释他们所“发现”的生活真相,展示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和幻想。他们有时当然可能有个人偏见,但这正是高雅文化文本的一个必然伴随物。有时,这种偏见或者“刻薄”正可能具有独特的历史深度。而如果没有这种鲜明而又独特的个人伴随物,高雅文化就失去其独特魅力了。例如,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坚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借“狂人”之口喊出的这些“疯话”,初看起来极不“真实”。因为,似乎任何一位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同意说,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特点就只是“吃人”。人们会质问说这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丑化”或“全盘否定”。但如果联系当时的文化语境看,就可能不得不承认:这些表面看来充满偏颇甚至“别有用心”的疯言疯语,其实正是鲁迅以其个性化视角对“五四”时期中国历史症候的冷峻地“诊治”。中国文化传统当然有值得肯定的“灿烂”之处,但对当时的鲁迅来说,要紧的却不是去歌颂而是去剥露。可以说,“狂人”形象及其“吃人”表述,充分地体现出鲁迅的形式创造和社会批判的个性化特征。高雅文化可以集中代表特定时代文化中的理性元素和创造性力量,体现真善美的运行方向。但它也容易流于僵化或神秘化。 3.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文本是指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来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的文化文本。 大众文化文本具有自身的与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不同的特征。 第一,信息和受众的大量性。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和电视)成批地制作和传输大量信息并作用于大量受众,是所有大众文化文本的一个基本特征。“大量”是其优势,但贪多图大往往对公众造成传媒的“暴力”。 第二,文体的流行性和模式化。一种大众文化文本在开初总是善于吸收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等的某些特点,创出原创性新模式,随即迅速地通过批量化生产而流行开来,从而变得模式化了,并引来众多摹仿之作,如《一封家书》之后有《祝你平安》、《常回家看看》等一批仿作。流行是大众文化文本的必然特征,但流行的结果就是模式化,而模式化则又距“老化”或“僵化”不远了。 第三,故事的类型化。在一部电影剧本或电视剧剧本中,好人与坏人、情人与情敌、由顺境转逆境或相反等故事,都是按大致固定的类型“打造”的,从而有武打、言情、警匪、伦理、体育等众多类型片、类型剧。这与高雅文化文本注重“典型”或“个性”是不同的。不仅影视甚至流行音乐,往往都是按明星的类型化特点“定做”的。 第四,趣味的日常性。与欣赏高雅文化文本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文本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满足公众的日常生活俗趣。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第五,效果的愉悦性。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或喜,总是追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影响《红衣女郎》通过一个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的中年男性与一个红衣女郎的恋爱经历,带给公众一场日常趣味的满足。冯小刚近年拍摄的贺岁系列影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和《大腕》,就是当前大众文化的一个典范实例。它们都围绕葛优这位戛纳影帝而编造故事,打造出由他扮演的类型化系统形象,满足公众的时尚趣味。 我们不妨来看看近年广泛流行的通俗歌曲《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是在1998年创作出来的,在1999年的联欢晚会上进行表演,从此风靡大江南北: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着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歌词很是普通,用高雅文化的经典看法来讲,真可以说是一点“诗意”或“审美”意味都没有。大家不妨把这其中表述的“回家”的含义与朦胧诗中的“回家”比较一下。 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心灵,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我想回家,/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翠绿的三叶草。//而且,/我还想打开书橱,/取出一本《海涅歌谣》,/我要去约会,/我向她举起这本书,/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爱情的信号。//这一切,/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天,又开始下雨,/我的钥匙啊,/你躺在哪里?/我想风雨腐蚀了你,/你已经锈迹斑斑了。/不,我不那样认为,/我要顽强地寻找,/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太阳啊,/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愿你的光芒/为它热烈地照耀。/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 在这里,“家”代表着高雅文化诉求的精神家园。那里有“儿童时代的画片”、“翠绿的三叶草”,还有德国浪漫诗人海涅的歌谣。这种精神富足是他征服爱情的制胜法宝。实际上,在高雅文化系统里,“家”常常就是那种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至高精神境界的象征,相应地,“回家”成为寻找或追求那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精神境界的行为的象征。 但在《常回家看看》里,“家”却早已“丢失”了这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含义,而转变成一种日常家族亲情的象征。“回家”,是日常家族亲情的实现的象征。这首歌完全没有了高雅文化那种内在精神性,那种经典“诗意”;甚至也没有《涛声依旧》那种对于经典诗意的怀旧式宣泄,而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诉说的是日常家族亲情。但是,为什么它会流行开来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常回家看看”,一声充满亲情而又温和的规劝或鼓动,胜过千言万语、千呼万唤,煽动起、催动着千千万万男男女女的无定焦虑和思家情怀,使得他们不远千里万里排除千难万难也要奔回父母的身边实现短暂的团圆。“回家”是来自过去的生活地点及其固定生活记忆的无意识召唤,表面看来构成对当下无地生存与流动性格的一种否定和一种回归,但实际上却是对流动性生存形成一种肯定。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无地生存、流动生活的否定,恰恰是通过地点流动本身来完成的,从而就形成以流动否定流动的奇特悖论,结果是使地点流动无尽地再生产下去。同时,“回家”而不是“在家”,“回家看看”而不是“在家呆着”,表明无地焦虑以及流动生存注定了会循环往复地持续下去,从而不停顿地再生产出人们的“常回家看看”这一日常生活欲望。道理很简单:愈是流动在外的游子,对“家”的记忆才会愈益珍视,他们的“常回家看看”的无意识渴望才会因被压抑而变得愈益强烈,从而推演出“常离家生活”又“常回家看看”的互动型生存轨迹,形成流动——回家——再流动的循环圈。诚然,这首歌并没有在字面上特别强调地点的重要性,但实际上,整首歌在其字里行间都在述说着人们的一个日常现实——流动、流动、再流动,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生存体验。无论如何,在《常回家看看》的旋律中,这种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已经推演成为当前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命运和自主选择。这首歌曲让公众在轻松的愉悦中体验到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无所不在的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现实,其作为大众文化作品的效果已显露无遗。 流动人口是指在某一时间范围、居住地发生跨越一定地域界限变动的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了每个人的常住地及其户口登记地,从而统计出全国流动人口已达到1.2107亿,这个统计数字显示了流动人口在中国社会的强大比重,从而为我们理解《常回家看看》得以深入人心的原因提供了有力的社会学证明。《常回家看看》的歌词很是普通,它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庭温情对于流动人口的召唤。它使得很多打算回家看看的人的回家行为变得合理化和合法化,使得本来没有计划或无法回家的人产生出回家看看的强烈冲动,也使得实在没有办法回家的人选择在电话或者在想象中满足自己回家的愿望,同时,它也可能使正在回家路上的人们的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中变得充满家庭的温馨。显而易见,大众文化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娱乐趣味。 上面的特征,规定了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以大量的信息、流动的和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的故事及日常氛围来满足大量公众的愉悦需要。使大量社会公众获得感性愉悦,让他们安于现状,这是大众文化的基本功能。大众文化在当代可以集中代表文化的日常性、感性和稳定性,是文化趋于稳定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容易自我复制,以至于丧失创造力。 大众文化是否只是具有消极作用?持这种看法的人常常依据如下论点:普通公众完全受到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操纵或暴力强制,无法进行任何反抗。下面一种不同观点值得我们注意。 与法兰克福学派全盘否定大众文化不同,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公众对电视节目可以有三种解码立场。一是统治性-霸权性立场(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意图控制;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negotiatedcodeorposition),可以投射进自己的独立态度;三是反抗性符码(oppositionalcode),站在对立面瓦解电视意图(注:斯图尔特·霍尔:《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据西蒙·杜林(SimonDuring)编《文化研究读本》(TheCulturalStudiesReader),伦敦1993年版,第100-103页。)。这表明大众文化决不是铁板一块,公众既可能淹没也可以寻求自己的主体性。 一个合适的例子是,2001年春夏之交,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这引来全国电视观众的各种各种反应,批评、指责、讽刺、谩骂充斥着网上和其他媒体,这是制作者们始料未及的,也是媒体事前所无法预料的。观众的如此激烈的反对声浪,在中国电视剧的播映史上应是空前的,而各种媒体的重点报道也是前所未有的,这突出地证明了观众对于大众文化文本解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折射出此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状况。所以说电视剧《笑傲江湖》好,好就好在对制作者意图的抑制和观众能动性的揭示上。这典范地说明,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和反响是复杂多样的,应具体分析,不能单凭制作者意图而断定它的优劣好坏。这同时也可以提醒那些轻视或否定大众文化的人们:公众中有可能蕴藏着对于大众文化进行反抗的能量,而这种反抗并不简单地来自大众文化之外,而就存在于它之中。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本身就可能是自反性的,即它可以自己反对自己、自己解构自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大众文化总想投观众所好,让观众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显得比故事中的人物高明,从而使观众有时可以轻易地看穿制作者的意图或把戏,并站出来毫无顾忌地以常识为武器加以揭露。相比而言,高雅文化文本在语言、形象及其意义等方面要复杂一些,接受起来要艰难一些。 4.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文本是指体现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文艺文本。民间文化虽然与大众文化在通俗性和娱乐性方面颇为相似,但却不是像大众文化那样采用大众媒介、按市场行情和流行趣味成批生产的,而是往往与前辈具有传承关系,从日常生活中自发地生长出来,带有自娱特点。普通民众没有多高的文化教养,关注的主要不是知识分子标举的那种个体意识、自我实现欲望,而是日常生活过程及其自娱效果。 南朝民歌《三峡谣》说:“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注:见《水经注·江水注》,引自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3页。)说的是早上开船看见黄牛,晚上停船也看见黄牛,走了三天三夜,还是看见黄牛。“黄牛”在这里直接代指“黄牛滩”,是长江三峡西陵峡西边的险滩,滩边峭崖上有石纹如人背刀手牵黄牛,所以得名。《三峡谣》正鲜明地体现了民间文化文本的特点:所用语词都是日常生活常用的,讲究上口易记,注重日常生活氛围的渲染。长达三天三夜的行船生活,本来是可以丰富多样的,但这里却只能在同一时空区域里重复进行,这可以说清晰地显示了船夫日常生活的单调性和重复性。当然也可以换个角度看,得出另一层理解:三天三夜的艰难的逆水行船生活,竟然不过是围绕着同一个“黄牛”峭崖进行,终究无法走出“黄牛”的眼界,这难道不是对日常生活及人的命运的一种有趣的发现?这一发现难道不可以给原来单调乏味的行船生活增添一点自娱效果?而吟唱《三峡谣》本身,正可以说是积压在心底的情感体验的激情宣泄。在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宣泄中,吟唱者本人体验到一种轻松和愉快。 民间文化有怎样的功能?恩格斯说得好:“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注: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01页。)民间文化在平时可以在普通民众中起到安定、自娱等作用,而当着主导文化、高雅文化或大众文化分别面临各自的僵化和衰微困境而亟待脱因时,民间文化往往可能成为一种出奇制胜的激活的力量,甚至是革命性力量。 二、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 上述分类只是相对的,而实际上,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总是渗透到这4种文化的具体文本形态之中,而每一种具体文化文本都可能包含其他多元文化因素的互渗,从而形成更复杂多样的文化状况。多元互渗,在这里是指多种文化元素交叉渗透于具体文本中、使得不同文化层面之间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清晰地分辨的情形。重视这种多元互渗是重要的。如果只看到文化层面的分别而看不到这种多元互渗,就会把问题简单化,从而无法真正认识文化状况。 例如,主导文化影视作品往往注意吸收大众文化的一些东西。电视剧《导弹旅长》以很大的篇幅去讲述江昊、石志雄等几个主要人物的情感纠葛,以满足普通公众的娱乐需要。高雅文化文本中常常渗透进主导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元素。王蒙的小说如《季节》系列就充满了主导文化的政治话语。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开篇第一句就写“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句话在语言上是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的摹仿,而在效果上则试图仿效大众文化去迎合普通公众的阅读趣味。莫言的近作《檀香刑》显然从民间说唱艺术中吸取资源。大众文化中的互渗就更为鲜明。《北京人在纽约》和《不见不散》在结尾都不约而同地让漂泊纽约的主人公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体现了主导文化的制约作用。电视剧《桔子红了》在人物语言、行为举止、服装、布景和音乐等方面都体现出高雅或“唯美”趣味,显示高雅文化已成为大众文化争取公众的制胜法宝。还有一种互渗情况:大众文化常常在调侃的意义上戏拟高雅文化以便取悦于普通公众。 《射雕英雄传》第30回《一灯大师》写郭靖护送黄蓉去寻找一灯大师治伤,一路闯过“渔樵耕读”四大高手中的前三个。面对最后的高手书生,小说这样写道: 黄蓉……见那书生全不理睬,不由得暗暗发愁,再听他所读的原来是一部最平常不过的“论语”,只听他读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读得兴高采烈,一诵三叹,确似在春风中载歌载舞,喜乐无已。黄蓉心道:“要他开口,只有出言相激。”当下冷笑一声,说道:“‘论语’纵然读了千遍,不明夫子微言大义,也是枉然。”那书生愕然止读,抬起头来,说道:“甚么微言大义,倒要请教。”黄蓉打量那书生,见他四十来岁年纪,头戴逍遥巾,手挥折叠扇,颏下一丛漆黑的长须,确是个饱学宿儒模样,于是冷笑道:“阁下可知孔门弟子,共有几人?”那书生笑道:“这有何难,孔门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人。”黄蓉问道:“七十二人中有老有少,你可知其中冠者几人,少年几人?”那书生愕然道:“‘论语’中未曾说起,经传中亦无记载。”黄蓉道:“我说你不明经书上的微言大义,岂难道说错了?刚才我明明听你读道: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五六得三十,成年的是三十人,六七四十二,少年是四十二人。两者相加,不多不少是七十二人。瞧你这般学而不思,嘿,殆哉,殆哉!”那书生听她这般牵强附会的胡解经书,不禁哑然失笑,可是心中也暗服她的聪明机智…… 这种“胡解经书”的方式,显然属于当今大众文化惯用的经典戏拟,就是用戏谑的方式拆解经典,造成化雅为俗和以俗戏雅的效果。解读儒家经典以及对对联、猜谜语等,原是中国古代文人阶层的高雅文化传统的一个显著特征,这里却以戏拟这一特殊形式移置到现代大众文化文本中,并且与黄蓉和书生等人物的具体生活境遇密切结合起来,既有助于刻划黄蓉和书生的性格或特点,又可以向现代读者显示高雅文化传统的独特魅力。这样做,意味着使武侠小说这种大众文化形态趋于“高雅化”,从而可以跨越通常大众文化的水平而进入优秀的高雅文化的行列。事实上,金庸武侠小说具有多面性,既可俗读也可雅读,既可视为大众文化也可视为高雅文化。原因并不复杂:某些优秀的大众文化文本是可以超越通常分类的限制而兼具其他文本特征的。 三、从多元互渗到多元化生 上面只是介绍了一些文化的多元化生的例子。然而,我认为,仅仅有当前的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是不够的。多元互渗当然比“”时那种一元独尊好,因为它尊重不同的文化因子,呈现出开放、进取和活跃的态势。然而,多元互渗毕竟没有进一步梳理出明确的文化价值系统,这就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结构中,哪些文化因子在文化价值系统分别承担着各自的使命? 我以为,需要从初级的多元互渗走向更高的多元化生境界。多元化生,意味着多元文化因子按照理想的和合理的尺度组合成一个相互化合和生成的互动结构。我在这里提出有关具体步骤的几点初步考虑: 第一,多元共存。应当承认这种多元共存格局的合理性。这4种文化因子都需要存在,不能简单武断地以此代彼甚至以此灭彼。谁灭谁呀? 第二,各行其道。这4种文化因子各自按照各自的规律和类型特征去发展,各自承担自身的文化功能。 第三,优化组合。在这里,主导文化中的伦理和睦、高雅文化中的个性品质、大众文化中的感性愉悦、民间文化中的群体娱乐等因子,可以着力组合起来并且加以突出,使得我们的文化既注重伦理和睦又不忘群体娱乐,既突出个性性格又注意感性愉悦。当这些多元文化因子在文化中凝聚为一体时,我们的文化是否会逐渐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四,个性彰显。在如上过程顺利进展基础上,也许可以进一步展望一个目标——这就是使得中国现代文化在保证内部多元化生的基础上寻求新型个性特征的彰显。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如何重新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这种凸显是否可能在21世纪实现? 问题提出来了。我想,有关多元化生的这些考虑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这种探讨对于21世纪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应有益处。我在这里主要是提出这个问题,希望更多的朋友都来关心它。 文学艺术论文:当代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的培养 当代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的培养 一、前言 随着社会竞争的越来越激烈,社会对大学生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求其有较高的专业素质,而且要求其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各高校仅专注对大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缺失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特别是对当代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的培养严重不足,影响着大学生全面素质的发展。对此,我国各高校应亟待解决对当代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教育的培养。 二、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的教育意义 1、文学艺术修养可能提高大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语言运用能力包括:听、说、读、写四项基本能力,人们通过语言来实现情感交流与传递思想见解,在现实生活中语言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如何提高大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可以通过文学艺术修养来实现,教授学生从文艺作品中获得启发。如文学作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语言素材,作品中具有丰富的词汇、句式及表现方法,学习和欣赏文学作品,学生可以从中获得使用语言文字的技巧,语感得到提高,从而更好的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表达自己的观点、想法与情感。此外,通过分析文学作品,能够让学生掌握立意论证、文章布局等技巧,学生具有较高的文学与艺术修养,有助于学生更好的利用文学与艺术传情达意,从而实现更好、更有效的沟通与交流。 2、文学艺术修养可以提高大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丰富的哲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对学生进行文学艺术的熏陶,能够陶冶学生的情操,激发学生的发散思维,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爱因斯坦曾表示,艺术比知识更有想象空间,利于拓宽人的思维,无限的想象力推动着知识的进化。在实际教学中,将文学艺术的形象思维与科学的逻辑思维相结合,进而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的探究能力与创造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3、文学艺术修养可以提高大学生的审美能力 大学生的审美能力是伴随他们文学艺术修养的提高而提高,文学艺术使大学生的审美意识与审美范围逐渐扩大,涉及到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居里夫人曾认为对科学研究与探讨的过程是对美的探寻,而实际上的确如此,理论的研究与技术的创造本身就极具审美情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创造了更多美的奇迹。而对大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实际是指对他们进行职业岗位的审美培养,使大学生热爱自己今后从事的岗位,通过文学艺术修养在岗位中发现美、创造美。 三、当代大学生加强文学艺术修养的策略 1、开设文学艺术课程 文学艺术课程,实质是指鉴赏文学经典作品的课程。在课堂教学中,挑选优秀、经典的中外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与鉴赏,尤其是要将作品中的精神、思想传递给学生,让学生从中获得启发,感受到文学作品的艺术美。同时,在课堂上应让学生积极发言,表达自己对文字作品的理解与感受,从而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学生的自我表达能力。对于文学艺术课程的教学模式可以依据学生与学校的具体情况来设置,以自由形式为主,最终提高学生的文学艺术修养。 2、编写科学适用的教材 提高大学生的文学艺术修养,主要是指拓展大学生的知识视野,使大学生的思想、情感、鉴赏能力得到提高。在编写教材时应注重文理学科的渗透,根据当代大学生现有实际水平编写科学适用的教材,完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注重对人文素质类教材的编写,进而提高大学生对人文知识的兴趣,加强对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的培养。 3、充分发挥校园文化艺术活动的作用 各高校应开展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化艺术活动,营造积极有 趣的文学氛围,开展人文艺术节、沙龙活动(如书法、绘画、舞蹈、歌唱等),社团文化艺术节,举办各种人文、艺术讲座(文学、音乐、美术、电影等)等,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使其主动参与到校园文化艺术活动中,从中收获快乐与知识。同时,在校园环境中也可以营造一种文学气息,如在校刊、黑板报上可以开设文艺专栏,让有才能的学生在上面任意施展才华;在校园建筑中可以增添文学艺术形式,小桥、亭子等都能营造出文学氛围,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文学艺术的陶冶。 4、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提高文学艺术修养 在教学中提倡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课堂教学中教师已经对学生进行了文学艺术的理论知识的熏陶,所以要引导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文学艺术等人文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掌握实际应用能力,从实践中使自身的文学艺术修养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使文学艺术修养通过学生的言行举止中表现出来,以展现大学生的整体人文素质与人文魅力。 四、结语 据调查,世界百强企业对当代大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大学生在掌握过硬的专业素质之外,同时还应掌握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因此,我国各高校在人才培养策略上应与时俱进,加强对大学生文学艺术的培养,开设文学艺术课程,开展校园文化艺术活动,让学生得到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培养,提高大学生的文学艺术修养,使大学生成为技能与素质型的通识人才,进而符合社会的发展需求。 文学艺术论文:数字化时代与文学艺术笔谈--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 【内容提要】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数字化时代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艺术的审美思维、文学创作、语言形象、文学批评等一系列文学课题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都发生相应的变化。本组笔谈从不同侧面为数字化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新的认识和理解,希望能引起读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讨论。 【摘 要 题】数字化时代与文学 【关 键 词】数字化时代/文学/审美思维/仿真 【 正 文】 文学艺术是时代的花朵。每个时代都会培育出自己时代所独有的绚丽多姿的奇葩。文学艺术又是时代的镜像。莎士比亚在他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就借主人公之口说过:“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嬗变发展的模型。”[1](p68)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映显出时代,以其独特的神韵和风采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1](p58) 我们正在走进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 高科技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多媒体网络的逐渐普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一个拥有60亿人口的世界逐渐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信息化、数字化的高度发展,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都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信息化、数字化使整个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指出:“倘若我们沉思现代,我们就要追问现代的世界图像。”[2](p81)“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2](p90)信息数码图像进入我们的储存、检索、阅读、欣赏、传送的工作平台并显示在电脑的屏幕上,它的快速、清晰、变化多样,给接受者带来了无穷的愉悦和享受。 数与美有着历史久远的关系。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就把数与美联系起来,将数看作是美的本源,认为“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数,甚至整个天空都是一个音乐的音阶和一个数[3](p113-114)。我们今天所说的数字化是建立在0-1的二进制的数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美的创造、美的欣赏和审美教育,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了古人无法想像的有利条件。它使歌德、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和论述的“世界文学”的预言变成了生活的现实。人类在几千年创造的文学艺术珍品,真正成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这给作家、艺术家、美学家相互学习、相互对话交流、相互吸取融合,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空间。信息数码图像的创造、掌握与普及,大大有益于读者大众的审美素质和鉴赏水平的提高,读者日益提高的审美需要又可给作家、艺术家创造艺术美以强大的动力,进一步促进文艺的发展与繁荣。 数字化一方面使世界图像化了,另一方面,又使文学艺术这面时代的镜子,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审美特征。 1.各种艺术的交融性和审美的共通感。这是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艺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当今时代,我们经常可以欣赏到由卫星传送,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世界各民族的艺术精品。卢浮宫的绘画、西安的兵马俑、歌剧《茶花女》、悲剧《哈姆莱特》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电视剧《三国演义》与《西游记》等等,通过多种媒体,使艺术的各种成分,如声、光、色、画、语言文字交融成一体,从而给人一种审美的共通感。这种共通感是我们单纯在书面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无法获得的。 2.作家和读者互为主体,相互之间具有一种互动性。 作家是创造的主体,读者既是接受的主体,又是参予创造的主体,他可以直接参加到文本的创造过程之中。读者与作家之间形成一种全新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对话、交流关系。多媒体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独语局面,它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真正称得起是复调的、多声部的丰富多彩、万紫千红的局面。互动性是数字化时代在网上创作、批评、交流、对话的根本特性。正如保罗·莱文森所说,“网上的文本使我们有能力进行迅疾的互动。”[4](p166)互动既有同一时间的互动交流,又有不同时间、地点的互动。“非同步的互动在网上的节奏是几分钟、几小时、几天,而不是几天几个月”,这种非同步性的互动,可以在网络上强化混合媒介的冲击力[4](p167)。 3.文学镜像呈现出多维性与立体化的特点。 在电视或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的文学艺术图像本身就是多维的、立体化的。美国学者埃瑞克·戴维斯指出:“电脑、媒体和远程通讯技术正在不断收集、控制、储存和传播着一个日渐庞大的数据流,这无疑建立了一个新的维度:信息空间。这个繁殖力极强的多维空间是虚拟的、网络密集并十分复杂的,是一个广阔而又至高的王国,它是由我们的想象力和技术的表述来调节的。”[5](p114)传统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阅读鉴赏的方式是线性的由点到线到面,而数码图像艺术则是格式塔式的,具有直观性、整体性。由数码图像建立起来的信息空间,不是一维、二维、三维,而是爱因斯坦所说的那种包括时间维度的“四维空间”。图像显示出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以四维空间存在着并给接受者以审美感受。20世纪最后两年中,《泰坦尼克号》通过影响、电视、因特网,创造出了艺术领域的神话般的奇迹。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35部电影和一百多部小说反复地叙说着泰坦尼克号豪华客轮因撞上冰山而沉入大西洋海底的故事,但都没有产生通过数码图像显示出的泰坦尼克号那样的艺术魅力。 4.超越时空的开放性和自由性。 数字化时代,是一个真正走向开放和自由的时代,它彻底冲破一切封闭的牢笼。人们能够以超越时空的方式,向地球的各个角落,向宇宙的星空去搜寻知识和传送信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已经不是笑语,而是生活的现实。马歇尔·麦克卢汉明确地宣称:“在瞬时信息的时代,时间(按视觉和切分计量的时间)和空间(统一的、形象的和有周边密封的空间)已不复存在。在瞬时信息时代,人结束了分割性专门化工作的职责,承担了搜集信息的角色。”[6](p180)现在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联合绘制人类的“生物基因图谱”,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或正在着手建立“数字图书馆”。这样以来,不仅关于人类自身的基因构成及其谱系,可以为世界各国科学家所共享,推进生命科学的发展,而且人类几千年创造的艺术珍品和全世界的“文化基因库”,同样成了人类共同享用的财富。这对文学创造和艺术鉴赏水平的提高,无疑是一个福音。 5.数码图像的复制性与仿真性。 数字图像高速、清晰、直接、仿真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复制功能与印刷术、照相术相比,也进入了一个全息、多维、具有创造性的新阶段。在发达国家正在建立的数字图书馆中,我们看到,它不仅能复制、储存古今中外海量的文化珍品,而且可以制成光盘、vcd、轻便地携带,长久地保存。在复制过程中,适应受众的需要,还可以配上音、光、色、电、图画、语言,生动地表达出艺术作品的高远深邃的意境。如经数码图像复制显示出的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田园》的交响乐章等世界文学艺术珍品,比我们仅仅从诗集、散文集和听音乐会得到的审美感觉,丰富得多。数码图像的复制者的具有创新性的制作,自然会在情感上引起受众对作品的共鸣。 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是丰富多样而又迷人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数字化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它给世界带来的福音的一面,而忽视它的负面效应,那就会陷入一种新的陷阱。为此,《技术帝国》一书的作者特意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我们所面临的21世纪将越来越受制于世界的数字化。”[7](p103)就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讲,有几个问题应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 1.复制性、标准化与独创性的矛盾。 文学艺术作品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的独创性。艺术最忌雷同化、标准化、模式化、理性化。爱德华·杨格在《试论独创性作品》中指出:“独创性作品是最最美丽的花朵。模仿之作成长迅速而花色暗淡。……有些作品比别的更有独创性;而且,我认为,它们越有独创性越好。独创性作家是、而且应当是人们极大的宠儿,因为他们是极大的恩人,他们开拓了文学的疆土,为它的领域添上一个新省区。”[8](p82)杨格认为,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永远无法超越蓝本,因为原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它们个个“都是独特无二的:没有两张面孔、两个头脑是一模一样的,一切都带有自然的区分的鲜明标记。”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泛滥的结果,使文学界不再是独立特行之士的结合,而是一大杂烩,乱七八糟一大群,出了一百部书,骨子里只不过是一部书[8](p95-96)。复制性和标准化是通过数码图像制作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瓦尔特·本雅明指出:“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9](p84)他还说,“原作的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echtheit)。……完全的原真性是技术——当然不仅仅是技术——复制所达不到的。”在数字化虚拟世界中显示出的一幅幅法国卢浮宫保存的艺术珍品,的确非常逼真,然而人们总是还想去卢浮宫亲自欣赏一下大师的原作。因为再好的复制品,也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本雅明称之为“光韵”),无法表达出原作的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具有独一无二的深邃的意蕴。数字化的世界是一个技术世界。“技术世界是能相容的标准化的世界,如果没有标准,那么既不能发射也不能传送。”[9](p85)对于网络世界来说,技术的标准化是必需的,对于文艺创作来讲,标准化则是与艺术家追求的独创性相左的。 2.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艺术的民族性、本土化的矛盾。 数字化世界,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局限,使整个世界都进入了因特网之中。从而,“将地球变成了一个互连或者内连的整体,并不断提高其相互依存性的必要过程。”[10](p207)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使民族文学走向了世界文学,同时,又不可否认出现了一个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的矛盾问题。数字化的进程,运用的是一种二进制的0-1的世界性的语言。仅从使用的工具来说,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本土化就产生了矛盾。关于这一点,《技术帝国》的作者已经感触到了,他说:“技术标准的复杂化和提高必然意味着:更好,更多!这是技术与文化的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文化总是保卫本土的:它总与界限、区域、归属相关联。只有带地方色彩的文化,与地域相关的特性,用自然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根据定义,任何自然语言都不是宇宙的也不是世界的。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比如二进制语言,0和1的语言。不过自然语言不是由什么人发明的,因此不是技术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种珍贵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来说,没有必要一定是可译的:它应该保留某种只能被翻译但并不等同于翻译的东西,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让我们感到难过和痛苦。”[10](p206-207)在数字化世界上,各民族文学的自然语言所保留的诗意的无穷的韵味显然是世界性的技术语言中难以表达的。 3.技术理性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 数字化本身是技术理性的结晶。它与被称之为“美育之父”的席勒所倡导的通过审美教育培养感性与理性统一的完美的人是相悖的。在技术理性指导下的技术决定一切、控制一切的社会中培养的人,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人”。当着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结果,“异化的主体为它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只有一面,它无所不在,形式多样。”[11](p212)理性得到空前的张扬,而感性和情感的因素则黯然失色。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中,“是没有什么强烈感觉的,只满足于自己干净、简化、经济,也就是吝啬到极点的形象,它会切断我们与真实世界的联系。”[12](p119)就现实中青少年喜欢看的卡通片,如《猫和老鼠》、《米老鼠与唐老鸭》等,都是经过数字化处理而创造出来的。它们虽然有其趣味性,但对陶冶青少年的审美情感,则是意义不大的。至于那些含有不健康因素的、格调低下的卡通片,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 特别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技术帝国》中有一段讲得很好,说:“今天真正的问题是第三世界中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都被图像技术逮住了,美国化了,他们的文化很像是环游世界的人的文化,美洲印第安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属于同一个世界,都说着洋泾浜英语。随后,你会发现,在暗处,有一群被遗弃的人,他们想退回到从前的信仰中去……这一意愿中有某种可敬的东西。“[12](p119)在当今世界,真正掌握信息技术的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其中最主要的又是美国。美国不仅是经济上、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也是掌握信息技术的超级大国。他们利用因特网等信息数码图像技术,极力地在各个领域推行其价值观和新殖民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手中掌握的数字图像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殖民主义文化与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尖锐的冲突,它与美育建设的目的、内容和方式,都是根本不相容的。18世界末席勒发表《审美教育书简》的重要目的,是要消除社会的严重异化现象,培养全面发展的审美的人,技术帝国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文化,不是要消除异化现象,而是要进一步制造更加严重的社会异化现象和人性异化现象。 文学艺术论文:浅谈“虚静”思想与文学艺术创作 论文关键词:虚静 无己 游心 大明 文学创作 论文摘要: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庄首倡“虚静”。这一学说对中国文学艺术有着重要意义。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哲学思想与审美意识结合的理论学说一一虚静说,其形成之后便浓缩并积淀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后经历代文人稚士的生发、阐释、改造、与完善,形成了对中国哲学思想、艺术创作、美学意识具有深远现实意义的理论观念。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当中,“虚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心里概念和人们所追求的思考潜想的至境。我们应该认真梳理老庄有关“虚静”的观点及论述,剥离其中的虚无、迷离的消极意识,进而去研究虚思想对文学艺术创作的影响。探索艺术创中构思阶段的独特规律。 “虚静”思想是老庄学说的优秀概念,庄子和老子都有相当多的论述。首先是老子对“虚静”和达到这种境界途径的解说。老子为排除外物与杂念的干扰,提出了“致虚极,守静笃”的思想。“致虚极”,强调了惟虚方能容纳万物,使万物自由运行其中。惟虚怀若谷,方能宽宏大度,容人之过,不责于人。“守静笃”,讲的是应专心致志、坚持不懈地守住“静”字不放,这是得道的不二法门。老子认为只有做到这六个字,才能体认到宇宙本原的“道”,才能保持人的心境永远处于虚静状态老子是虚静说之首倡者。庄子继承老子的思想在《人间世》中说:“唯道集虚,虚者,心离也。《天道》中说:“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虚静,就是要达到一种纯洁无杂、忘物忘我的空彻心境,没有这种心境,意会认知深人不下去,甚至会偏离正确方向,走到斜路上去。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虚静状态呢?在《庚桑楚》篇里,庄子写道:“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需则无为而无不为也。mf ai rs 63、这可以说是达到静虚心境的具体条件。如何才能其备这个条件,庄子认为最根本的办法是“无己”,即忘记自己,从精神卜超越个体有限的存在,摆脱一切“物役”达到独立无待。在他看来,“无己”而后才能“无待”。“有己”就会使人意识到自己与外界的对立差异,就会有物我之分,是非之知,形成种种苦闷纷争。所以只有忘记自己,才能保持内心宁静不受外物是非好恶所限制,完全达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忘己之人,是谓人于天”。可见,“无己”实际上就是自我与道的结合。庄子认为这要有个循序渐进的修养过程,为此他又提出了“心斋”“坐忘”的修养方法,以完成这个过程。所谓“心斋”即是一种摒弃情欲,保持虚静的精神状态。庄子认为道是不能靠耳目感官及心智把握的。只有精神保持静态,才能为道归集,悟得妙道,即靠直觉才能认识道。所以他又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免。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人世间)))懂得“心斋”这个道理,心志保持专一虚静,就能达到“坐忘”的境界。“坐忘”,也即彻底忘怀一切,包括自己的肉体、生命,身心完全与道合一。它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修养过程中的最高境界。《大宗师》里庄子通过颜回向孔子讲述自己进步的故事,说明了这一境界。颜回首先忘了仁义,后来又忘了礼乐,最后达到“坐忘”。在庄子看来,要与无限的“道”本体合而为一,人的心灵必需经历儿个阶段的精神修养。首先,要消解人作为生物性存在而与生俱来的生理欲望,使人不做本能欲望的奴隶。其次,要消解知性对于精神的束缚,不让由知识活动带来的是非、得失、荣辱等等烦扰心灵。最后阶段则是能在心灵绝对自由解放中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 首先从“虚静”的现实层面来看,文学创作需要高度的投人和忘我的专心专心致志。大家知道,在《庄子》一书中有不少关于技艺的寓言故事。《达生篇》里有四则寓言,分别是“拘楼承绸”“操舟若神”“踏水如履平地”“梓庆削木为糠”。庄子利用这些寓言故事说明“达生”之“道”在于“斋以静心”。尽管这些寓言故事的宗旨是阐明体悟大道的途径,不是讲述艺术创作的方法,但却对人们认识艺术创作的规律有很大的启迪作用。许多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者都把它引申为庄子对于文艺创作问题的见解。这就是说艺术家在创作之初,就应排除庆、禄、爵、赏等一切杂念.甚至“忘吾有四枝(通肢)形体”,以绝对的献身精神投人艺术创作。以高度的审美态度对待所描绘的事物。纯一不杂,恬淡虚无,使自己达到“心斋”“坐忘”的精神境界。这正是艺术创作的最佳状态,这种亢奋的创作态度是收获艺术仕作的基本前提。庄子还强调精神专一,在“询楼承惆”的故事中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因为只有这样,艺术家才能够全身心地进人创作状态,像厄r解牛那样“官知止而神欲行”。在文学创作中,有很多文学家全身心地和自己的故事和人物融为一体,他们和自己笔下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呕心沥血地写出了动人心扉的、独特的典人物,如汤显祖写杜丽娘是如此,写到赏春香还是旧时裳,竟悲痛至极,不能自己,躲在柴草里长哭不止。老巴尔扎克也曾有过山于对自己所描写的人物过于憎恨,一直怠慢了自己的来访朋友,闹出了笑话。 其次,“虚静”中的聚精思索是创作灵感显现的最佳契机。我们知道,老子“涤除玄鉴”的含义,在庄子那里得以继承和发展,提出了“游心于物之初”,即游心于“道”的命题,并予以较为完整的理论阐述。所谓“游心”,是人的心灵在自己内心比界、精神世界中的遨游。“游心”是一种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如果我们再联系到刘腮的“神与物游”,这正是文学构思中的灵感思维。实际上灵感思维是一种创造性思维,它是在一种高度亢奋的心理状态下倏然所出现的奇思妙想,是对所久久思索的艺术形象的明晰化的意象产生,在艺术创作中在灵感的支配下会创造出非常新颖独特的艺术形象。如果说灵感现象的到来需依靠什么烟酒之类的刺激,这的确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但是在进人创作时,能够全身心地投人,保持一种专一的、抛却俗务的“虚静”的状态则对于创作灵感的触发有着重要作用。 再次、“虚静”思想是孕育了田园诗的自然美。老庄的“虚静说”直接促使了魏晋六朝美学理想由“错采镂金”向“初发芙蓉”之美的转变,对于魏晋人那种“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的审美观点的形成,产生了不一言而喻的影响。现在,就让我们来观赏陶渊明诗中那清朋的山水画面,恬淡的田园风光: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 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 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 前。暖暖暖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 巅。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 然·(《归园田居五首》之一)。 诗中所描绘的田园风光和田园生活,平淡自然,和融淳朴,充满生机,富有情趣。正是在这种远离了秽浊握凝的官场.摆脱了仕途“尘网”羁累的[eli园生活中,“觉今是而昨非”的诗人庄周化蝶,物我两忘。感受到“复得返自然”的愉悦欣快,悟了“此中有真意”的宇宙人生之理。对道家人生哲学及其艺术精神的深刻解悟,不仅使诗中流溢出超然物外,悠闲适性的生活情趣,而且内涵了自然朴真的艺术精神。 唐代诗人王维颇得道家学说的精髓,在山水诗中描绘了许多带有几分禅意玄思的清逸雅致的画面。如: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斗,山、翠竹、溪水、明月、花鸟……这里是一个多么清静幽美,纯洁无暇的天地,又是一个多么独立而封闭的世界。这种静谧、空灵的无人之境,正是诗化了的物我两忘、与物想冥的庄禅境地!庄子提出“心斋”,“坐忘”;主张主体抛舍自我;禅宗要求破除“法执”,“我执”,这些思想都为王维所接受,并将这种境界融进于自己的诗歌,于是使其《辆川集》及晚年的那些山水作品都闪耀出一种似有若无的禅意玄思.呈现出一种物我冥一,思与境偕的画面。诚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画家、诗人宁采取‘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目既往返,心亦吐纳’的看法,以达到‘澄怀味象’。 此外,“虚静”作为一种艺术欣赏范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庄子认为文学鉴赏与审美的最好心态也是“虚静”。他认为有虚静之心才能看到艺术的细微处;而且只有虚静之心,才能达到鉴赏中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他称之为“大明”。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 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 静,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 将守形,形乃长生。慎汝内,闭汝外,多知为败,我为汝 遂于大明之上矣。” 这种“大明”境界的获得是文学审美鉴赏中的飞跃。人的精神修养通过“忘”的方法达到这样的阶段和境界时,就能够“照彻”,即心境达到一种清明洞彻。经由这种清明洞彻、如日朗照的空明心境,我们才可以见道。“大明”的境界,也是一种“物化”的境界。审美感受中物我合一是普遍存在的。庄子在这里是以莆美的态度体悟人生。当我们进人“大明”,境界时,审美主体便神情贯注地与客体合而为一,欢快白得,不分物我,从而人们在这种欣赏主体与对象的融汇中得到了极高的艺术审美享受。 文学艺术论文:历史教学文学艺术教育探索 摘要: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教育对学科的综合性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而历史本身就蕴含有极丰富的美学元素,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具有浑然天成的优势,提高学生的美学素养和人文素质也成为中专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中专历史教学;文学艺术教育;渗透策略 中专历史教学作为学生学习历史知识、增长历史见闻的重要途径,不仅能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更能让学生从历史中体会美好品德和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性,再加上历史作为一门人文性学科,其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气息和古典艺术内涵,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好文学艺术教育,能够增强学生对艺术文化的鉴赏能力,增强学生的全面素质。但在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难点,要想历史教学达到素质教育与文化教育的同步发展,就要解决这些问题。 一、中专历史教学渗透文学艺术的难点 1.历史教学中淡漠和忽视文学艺术 历史教学中淡漠和忽视文学艺术是中专历史教学渗透文学艺术的重要难点。在传统的中专历史教学中,课程要求及安排均以学生掌握历史事件和发展过程、重要意义为主,不曾要求过掌握其中蕴藏的文化知识,因此中专历史教学养成了淡漠和忽视文学艺术的习惯,这些习惯的长期使然致使中专院校和学生也忽视了历史课程中文学艺术的教育重要程度,因此在历史教学渗透文学艺术的过程中,必将遭到学生的心理抵触。 2.传统历史教学中的资源、教师素质难以满足文学艺术 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的难点还包括传统历史教学中的资源、教师素质难以满足文学艺术。由于长期对历史课程中文学艺术教育的忽视,现有的中专历史教学资源均以普通教育为主,甚少配置对于文学艺术的解析和欣赏书籍及其他资源,再加上教师对于历史课程的学习也以普通课程要求为主,其自身的文学艺术素养也满足“为学生讲授历史文化及古典艺术”的要求,这对文学艺术在历史教学中的渗透也造成了阻碍。 3.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所致的渗透问题 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也对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带来了问题。文学艺术本身具有知识丰富、头绪繁多、难以理解和认识的特点,这些特点导致了文学艺术的学习必定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而在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的课时和教学详细程度难以达到文学艺术的学习要求,这也给文学艺术在历史教学中的渗透带来了难度。 二、中专历史教学渗透文学艺术的策略探索 1.加强情感价值教育,唤醒学生的生命意识 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是用生命铸成的,其中蕴含的精神和文化艺术气息能够唤醒学生的生命意识,丰富学生的情感,让学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历史课程中蕴含的文学知识,有利于学生的情感价值培养和对文学艺术的深入了解。例如,在学习《民国时期的新疆》时,老师可以利用《义勇军进行曲》《命运交响曲》等文学艺术作品辅助教学,激发学生对于生命的渴望情怀和对于民族统一和谐的仰慕之情,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价值。 2.培养正确审美价值,树立学生的高尚审美观 艺术对于学生成长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让学生能够在历史教学中体会文学艺术的价值,提高学生懂美、认识美的素质,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价值、树立学生的高尚审美观,让学生能够更准确地认识到历史课程中的文学艺术之美。例如,在学习《清代新疆》时,教师可以利用《虎门销烟》《圆明园》等纪录片让学生体会林则徐的爱国情怀以及中国古典艺术的魅力,加强历史教学中对文学艺术教育的渗透。 3.注重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良好个性 注重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良好个性也是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的策略。艺术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更重要的是利用文学内涵提高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良好个性和健康人格。例如,在学习《隋唐时期的西域》时,可以通过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的“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等情怀可以让学生体会我国古代文人正直的情怀,培养学生正确的道德品质。 综上所述,在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能够提高中专生的文学艺术教育时长和效果,有利于提高中专生文学艺术素养,但在渗透教育过程中还存在历史教学中淡漠和忽视文学艺术、传统历史教学中的资源和教师素质难以满足文学艺术、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所致的渗透问题等难点,教师可以从“加强情感价值教育”“唤醒学生的生命意识”“培养正确审美价值”“树立学生的高尚审美”“注重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良好个性”等方面下手,逐渐在历史教育中达到文学艺术渗透教育的目的。 作者:方兴海 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性质思索 本文作者:陈萍 单位:郑州轻工业学院轻工职业学院基础部高级讲师 优秀、健康、向上、有意义的音乐作品可以唤起人们的美感,具有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激励奋进、完善人格的作用。音乐是人的感情的形象。不同的乐曲表达不同的感情;不同的人欣赏同一乐曲,可以产生不同的情感形象。《吕氏春秋•本味》:“(俞)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1]453一曲《高山流水》,讲述了一个善于创造感情形象的俞伯牙和善于感受感情形象的钟子期的故事。后人依此而作,演绎出知音难觅:“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2]9这是明朝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开卷《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所写的几句诗,音乐之文学性与文学美凸显。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发生在东晋时期,有文字资料记载是在唐朝。一千多年以来,这个美丽、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基本上是在民间,以语言讲述的方式,口口相传;后来虽然以戏曲的形式搬上了舞台,但也仅仅为中国人所熟知。直到1958年,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的陈钢与何占豪,依据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共同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用音乐的形式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也有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是依据文学故事而产生的音乐名曲,其中的文学性与文学美,不言自明。一曲《二泉映月》既饱含了民间艺人阿炳辛酸苦难的生活经历和在黑暗中盼望光明的热切愿望,也抒写了阿炳对艺术的执着和热爱。只要听到《二泉映月》,就仿佛可以看到流落街头的阿炳那踽踽独行的身影,就仿佛可以听到阿炳对光明生活渴望的如泣如诉。听到耳中的是音乐,浮现眼前的是动乱的社会、凄苦的生活、人情的冷暖、世间的沧桑以及艺人的聪颖和学习的刻苦。无论岁月怎样变迁,社会如何发展,能够让中国乃至世界人民记住阿炳的,是这首经久不衰的音乐绝唱。这正是音乐艺术体现出来的文学性和文学美。“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是一首题为《送别》的歌词。日本人曾经依据该曲填词作为电影《啊,野麦岭》的插曲,这也是中国大陆电影《早春二月》和台湾电影《城南旧事》的插曲或主题曲。《送别》带有中国古代旧体诗词的痕迹,遣词造句功底深厚,语言精练,感情真挚,意境优美典雅,淡淡的哀伤蕴含着中国文化的传统审美意识和对人生的感怀,韵味含蓄隽永。其实这是中国音乐家李叔同依照美国人约翰•P.奥德威所作歌曲《梦见家和母亲》之曲而填的词,虽不是原创作品,但文学性很强,诗意深远,且刻画得细致入微。由此可知,从音乐歌词的作者到歌词内容无不具有着强烈的文学色彩。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欧洲盛行的一种被称作“艺术歌曲”的抒情歌曲,其歌词大多采用著名诗歌,内容丰富,结构精致,侧重表现人的内心世界,音乐与原诗的抑扬顿挫紧密结合,曲调表现力很强。 如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给席勒的诗歌《欢乐颂》所谱之曲,成为他第九交响曲的主要部分;舒伯特的作品大多采用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诗为歌词,如《野玫瑰》《春天的信念》等。中国作曲家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的原词作者是刘半农,歌词共分四段,通过对各种自然景色的描绘和比拟,形象地揭示了歌中主人公丰富、真挚而又复杂的内心感情,洋溢着热爱祖国、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高尚情操,表现了“五四”时期新青年向往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情感。作曲家赵元任在深刻领会歌词含义的基础上,发挥了高度的艺术想象力和娴熟的作曲技能,更为歌词增添了光彩。近一个世纪以来,这首歌曲一直传唱不衰。贺绿汀依据端木蕻良的诗词创作出的《嘉陵江上》,叙事抒情相结合,旋律流畅、激愤、深情,文学意味深长。除此之外,国内外还有不少借用他人诗歌谱曲而成的歌曲,这些歌曲大都已经成为音乐会的保留曲目或者定为声乐教材,其审美品格追求更高的境界和独特的神韵,崇尚个性和感情的自由抒发,表现人物内心世界更加细致入微。因此,直抒胸臆也好,寄情山水也罢,其生命力更加旺盛,艺术性更加强烈,文学性与文学美也更加突出。 音乐艺术中有一种歌叫顶真歌,它的起承转合与中国诗歌中的顶真诗一样。中国顶真诗前一句的末尾字词与下一句的起始字词相同。而在顶真歌曲中,前一句的末尾音调与后一句的起始音调相同。例如《沂蒙山小调》,为了把声音传远,有个长腔,后常用的一种方法,叫作“鱼咬尾”,其实与文学创作中的“顶真格”非常类似。如李白的《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湘水上,女罗衣,白云堪卧君早归。”[3]267采用歌体形式来表现隐者似白云般的高洁和高尚的隐逸行动,以及作者倾泻奔放的感情。使用顶真格,“具有民歌复沓歌咏的风味,增加了音节的流美和情意的缠绵,使内容和艺术形式达到和谐的统一”[3]268。顶真诗具有回环跌宕的旋律美,朗朗上口,便于记忆;顶真音乐亦具有顶真诗的特点,既可以使音乐旋律回旋悠长,表现深邃的意境和韵味,又便于演唱。由上可知,无论是循曲填词,还是依词谱曲,抑或词曲同作,都和文学密不可分;音乐艺术从形式到内容,都和文学有不解之缘。词曲作者与表演者较高的文学素养,使得音乐艺术体现出鲜明的文学性和突出的文学美特色。 舞蹈艺术的文学性与文学美 舞蹈是肢体语言写就的文学作品,是有音乐伴奏的,以经过提炼、组织、美化了的有节奏的人体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反映生活审美的艺术。舞蹈通过创造出可被人感知的生动的可观形象,表现人们深刻的思想、细腻的情感、鲜明的性格,表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和冲突,表达舞蹈者与舞编者的审美情感和理想。在舞蹈这个广阔的艺术天地里,无论种类、样式、风格有多么不同,无外乎生活舞蹈和艺术舞蹈两大类,其作用和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和心理需求,表现社会生活,反映人们的思想感情。从受众角度来看,舞蹈是一种综合了听觉、视觉的表演艺术。舞必有乐,凡乐可舞,舞乐皆诗。《乐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4]157这说明古代舞蹈产生时便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文学艺术是人类对自然、社会的感受和表现,因此它是形象的、具体的、可感的,其特征是以形象来思维,而舞蹈艺术是以形象来表现的。但舞蹈作品同样需要舞编者不断地从文学思维中汲取丰富的“营养”,适时合理地吸收转化,运用文学思维空间中的“叙事性”“倒叙性”“插叙性”等思维方式,以及想象、对比、夸张、虚实结合等表现手法,研究探索并编导出具有独特思维方式和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p#分页标题#e# 而舞蹈表演者也只有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才能正确领会舞蹈作品中的深刻内涵,从而准确完美地加以表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舞蹈、舞剧作品的优劣,是由其自身的“文学性”所决定的。生产、生活、祭祀、娱乐以及与之相关的包罗万象的大自然等都是文学表现的内容,而舞蹈主要表现的也是生产、生活、民俗、祭祀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容。因此,常见的中外舞蹈,诸如习俗舞蹈、祭祀舞蹈、社交舞蹈、自娱舞蹈、教育舞蹈等,不管是探戈、仑巴,还是爵士、恰恰;也不管是独舞,还是群舞,只是舞蹈的划分方法不同,归类不同,种类有别而已。虽然它们的名称不同,但内容都是相近或相同的。有些文学源于舞蹈,有些舞蹈起自文学。伟大诗人屈原的华章《九歌》便是诗人对楚国祭神歌舞的再创作,芭蕾舞剧《白毛女》则是先有文学故事,后拍成电影,然后才编导成芭蕾舞的。 舞蹈欣赏,就是观众通过舞蹈作品中所塑造出的舞蹈形象,具体地认识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人物的思想感情,以及舞蹈作者对这种生活现象的审美评价,是人们观赏舞蹈演出时所产生的一种与作品内容共鸣的精神活动,并且是一种审美的精神活动。这种审美活动取决于舞蹈所体现的文学性与文学美。自然科学追求真,社会科学追求善,文学艺术追求美。孔雀的开屏,猿猴的攀爬,鲜花的绽放,草木的摇摆,无一不是它们诱人美丽的舞蹈表演,都是美的表现。艺术在展现美,展现一种文学性的美。舞蹈是在用肢体语言尽情完美地展现文学性与文学美,以起到赏心悦目的教育影响作用和娱乐效果。 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被人们公认为最好节目的《千手观音》,是那些身残志坚的姑娘用生命的感悟创造出的完美艺术。她们用婀娜优美的身姿和天使般的微笑,表现了真善美的民俗特色和厚重的文化内涵,荡涤了深藏在人们心中的浅薄、浮躁、纷乱、烦杂的欲念,体现的正是许多文学作品所倡导的广施爱心、弃恶从善、人际和谐、社会安定的精神内涵。大型组舞《黄河》表现了具有历史典型性与深刻性的中华民族的魂魄;群舞《黄土黄》以夸张变形的体姿、鲜明强烈的节奏,体现了西北人的雄浑和粗犷;《一把酸枣》舞出了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封建制度对年轻生命和美丽爱情的无情扼杀,以死亡鞭挞了旧社会的腐朽与罪恶。这些舞蹈,无论是反映过去,还是反映现在,抑或是表现对未来的渴望,都深深地蕴含着感人肺腑、撼人心魄的文学性,都有助于人类认识自己,完善自我。因为“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在帮助人们认识生活的同时,也教育人们对生活采取正确的态度和看法,培养人们美好的道德情操,促进人们奋发向上”[5]361。 综上所述,各种艺术永恒的生命魅力,应该得益于它高远的意境美、强烈的时代感和鲜明独到的个性特色,而这些恰恰都包含有毋庸置疑的文学性和文学美。无论是艺术创作者,还是表现者,抑或是艺术作品,都与文学相连,与美相依。因此,文学与音乐、舞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联系密切的艺术形式,是竞放在艺苑的瑰宝。 文学艺术论文:传统文学艺术发展思路 本文作者:杨保健 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一、“风”、“骚”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传统 在中国文学史上,人们往往将“风”、“骚”并称。“风”指《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诗经》与“楚辞”各以其卓越的思想、艺术成就和鲜明的特色,成为我国传统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典范,影响深远。虽然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概念源于西方,歌德和席勒在欧洲文艺思想史上首次明确提出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原则区别,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大主要倾向在世界各国的文艺实践中可谓源远流长。我国文学史上,相传作于皇帝时代的《弹歌》,写原始人的狩猎活动,已显示了用诗歌描写现实的意向,可以说就是现实主义的萌芽。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座光耀千古的里程碑。《诗经•国风》中的民歌和《大雅》、《小雅》中的文人讽喻诗,以其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批判现实的创作态度和语言简洁、比兴巧妙、描写生动、文风朴素的艺术表现特征,为后代文学(尤其是诗歌)所师法。两汉乐府民歌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1](P1576)与《诗经》民歌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2](P5)一脉相承。汉末建安及曹魏时代的创作,被誉为“汉魏风骨”或“建安风骨”,是我国文人诗歌出现的第一次现实主义高潮。北朝民歌发扬了《诗经》“风”诗传统。到了唐代,陈子昂明确反对齐梁诗风,倡导“汉魏风骨”,随后产生了杜甫、白居易两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宋代以后,历代都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现实主义诗人和诗作,如宋初的王禹、金元之际的元好问等。元、明、清三代,代表我国文学主流的是戏剧和小说,关汉卿的杂剧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的现实生活,曹雪芹的《红楼梦》则是我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又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 如果说现实主义侧重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加以描写,客观性较强,那么,浪漫主义则对现实不作精确的描绘,而往往通过丰富的想象、幻想表现生活的理想,主观性较强。我国浪漫主义文学可上溯到上古神话,战国时期的伟大诗人屈原所创作的“楚辞”体作品,则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高峰。屈原的代表作《离骚》融会神话素材,创构奇特情境,以高昂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表现对进步理想的执著追求。鲁迅称其“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3](P370)汉代,首先继承屈“骚”传统的是贾谊。汉末建安时代曹植的创作浪漫主义倾向突出。曹魏正始时代阮籍的《咏怀诗》、西晋左思的《咏史》、六朝鲍照的《拟行路难》、北朝民歌《木兰诗》、南朝民歌《神弦曲》都是有名的浪漫主义作品。唐代许多诗人都能自觉地继承屈原的传统,盛唐大诗人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4](P282)是屈原之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突出代表。中唐的李贺,杜牧《李贺集序》称之为“‘骚’之苗裔”。[5](P186)宋代的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或高旷清雄,或雄奇悲壮,对浪漫主义各有发展。元、明、清时期,浪漫主义主要体现于戏剧、小说,尤其是吴承恩《西游记》神魔世界的幻想和蒲松龄《聊斋志异》花妖狐魅的奇思,代表了浪漫主义文学发展的新阶段。 二、“诗言志”、“诗缘情”与重表现、重抒情的传统 与西方文学重“再现”相比,中国传统文学具有明显地重“表现”的特征。“诗言志”说最早见于《尚书•尧典》,朱自清《诗言志辨•序》认为这是中国文论的“开山的纲领”。[6](P3)先秦时期,“志”的内涵一般指政治上的理想抱负,但战国中期以后,“志”的含义已经有所泛化,思想、意愿与感情等,均可用“志”来包括。儒家诗论中,特别注重“言志”,并与政治教化相结合,如《荀子•儒效》说:“《诗》言是,其志也。”[7](P52)汉儒《毛诗序》讲:“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7](P63)汉儒也看到“情”的作用,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出于政治教化的需要又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到西晋陆机的《文赋》,则明确提出“诗缘情而绮靡”。[7](P171)《文赋》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作品”,[7](P185)其“缘情说”在文学史上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多处将“志”(理)与“情”并举:“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8](P19)(《征圣》)“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8](P256)“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8](P288)(《情采》)等等。刘勰还进一步将“情”与“志”或“情”与“理”合起来用,如:“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8](P294)“必以情志为神明”。[8](P378)“言志”、“缘情”之说,既反映了中国诗歌创作的实际,又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学重“表现”、重“抒情”的总体特征的形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国传统诗歌又以抒情诗占主导地位,表达诗人的心志,表现作者对生活的深切感受,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描摹客观现实上,这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突出特征。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诗经》民歌,到“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从“慷慨悲凉”的建安文学,到我国古典诗歌黄金时代的唐代的诗歌,莫不如此。这些作品都既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又体现了作者的个性。如有“诗圣”之称的唐代大诗人杜甫,其诗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由盛而衰的转变过程,号称“诗史”,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不止诗歌,以叙事为主的元杂剧和明清小说也具有表现性的特征,有着极强的主观性和抒情性。如《红楼梦》作者自题:“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9](P5)这“泪”和“痴”正是作者情感的凝结。 三、文学形象创造的“形神兼备”传统 “形神兼备”,即精确描绘外在的形貌和充分展现内在的精神,这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形象创造的独特原则。历史上较早谈论形神问题的是庄子,他所说的形、神是指事物的精神实质和表现形式。在庄子看来,一个人其形体是存是灭、是美是丑,都无所谓,关键是其精神能否与道合一,达到自然无为,所以人应当做到“外其形骸”,[10](P103)而不拘泥于物。庄子还在《养生主》、《德充符》等篇以公文轩见右师、卫人哀骀它、支离无等一系列故事,说明形残而神全,并不影响其真美,真正的美在神不在形。可见,庄子的形神观有片面强调神而否定形的作用的倾向。汉代《淮南子》论及形神问题时对庄子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强调以传神为主而不否定形的作用,并把这种观点用来衡量艺术创作。《淮南子•说山训》讲:“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11](P1139)这里的“君形者”指的就是神。在此基础上,东晋画家顾恺之提出绘画理论上的“传神写照”说,并指出人物画的“点睛”非常重要,“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中”。[12](P721)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还记载了一个“画龙点睛”的故事:南朝画家张僧繇在金陵安乐寺画了四条龙,但一直不画眼睛,说画了眼睛龙就会飞走,人们不信,一定要他画,结果他刚点了两条龙的眼睛,就雷电交加,两龙破壁而飞,没点睛的两龙仍留在壁上。形神问题在诗论、文论中也引起重视。唐代大诗人杜甫多次以神论诗:“草书何太古,诗兴不无神”;[4](P279)“挥翰绮绣扬,篇什若有神”;[4](P682)“义方兼有训,词翰两如神”。[4](P850)晚唐司空图从诗歌创作角度,明确强调重神似不重形似。北宋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13](P351)认为重在传神上,诗画一致。他还在《传神记》中发挥了顾恺之的“传神写照”说,指出必须写出“得其意思所在”[13](P909)的形,才能传神。总之,神比形要高一层,但没有形就不能传神。要达到神似,就必须把握对象的主要特点,找到其最能体现精神实质的形态特征,并加以充分描绘,才能传对象之神。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对意境的追求,体现了形象创造上形神兼备的要求。中国传统戏曲、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刻画,如《水浒传》中的林冲、武松,《红楼梦》中的宝、黛和王熙凤以及《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等,更体现了形神兼备、以神为主的美学原则。#p#分页标题#e# 四、文学形式的多样性传统 现代文学理论将文学体裁分为四类,即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中国传统文学体裁的多样性,不仅表现在四类体裁俱全,并都蔚为壮观,而且表现在各种体裁均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特征。诗歌是最早产生的文学样式。从原始人的以二言为主的歌谣,到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的出现,是中国诗歌的一大飞跃。《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回环复沓的结构形式、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和谐的诗歌韵律等,都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战国时代,以伟大诗人屈原的作品为代表的楚辞的出现,可谓“郁文突起”。楚辞作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其篇幅的扩大、诗句的长短错落以及鲜明的楚国地方特色,都使它具有独特的风貌,特别是屈原《离骚》的出现,使我国文学史上有了堪称宏伟壮丽的诗篇。两汉乐府诗不仅标志着叙事诗的成熟,而且出现了完整的五言诗。汉末的《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此后,五、七言诗一直是中国传统诗歌的主流。到了唐代,古体诗(包括五言、七言、乐府歌行)、近体诗(包括五、七言律诗、绝句)竞相辉映,各种诗体蔚为大观。唐代还产生了以长短句为特征的新的诗歌样式———词,经晚唐五代的发展,到宋代终于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词之后,金元时代又出现了曲。人们常说的元曲,包含两种文学体裁,一是杂剧,一是散曲,后者是又一种新的诗歌样式。 散文的萌芽可追溯到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我国最早的成篇散文保存在《尚书》(即《书经》)中,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散文的形成。春秋战国时代,伴随着百家争鸣,散文创作出现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的散文可分两类;一是以说理、议论为主的诸子散文,一是以描写历史人物、记述历史事件为主的历史散文。后代的散文虽体式繁多,但论说与记叙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汉代以后散文逐渐骈化,出现了骈文。魏晋南北朝骈文占据文坛主导地位。骈文中虽也有佳作,但总体说来过于讲究形式。到了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北宋欧阳修、苏轼等继承韩、柳传统,唐宋古文八大家把散文创作推向新的高潮。其后,传统散文一直沿着古文与骈文两条线发展,此起彼伏,互为消长。清代,桐城派古文贯穿始终,影响颇大。汉代出现的赋,是一种特殊的文体。从汉初的骚体赋,到汉大赋,再到东汉后期的小赋,乃至魏晋南北朝的骈赋,唐朝的律赋,宋朝的文赋等,赋这种文体形成了独特的演进过程。小说虽可溯源于上古神话,而文学史家多以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小说作为中国小说的开端。这时的小说正如鲁迅所说大多“粗陈梗概”,[3](P70)简单记述。唐代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进入成熟阶段。唐传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3](P70)在人物描写、结构布局、情节安排等方面都有很高成就。宋元话本的出现是小说史上的又一大变迁,从此有了白话小说。话本中的讲史话本,也叫“平话”,是章回体长篇小说的滥觞;小说话本,常常被称为小说,也称“短书”。从此,我国小说沿着文言、白话两条道路发展。元末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出现标志着章回小说的诞生。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的高峰;曹雪芹的《红楼梦》代表了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中国古代戏剧因素出现很早,而元杂剧则标志着古典戏曲的成熟。元杂剧的基本结构是四折一楔子,主要由曲词、宾白组成,形成了韵、散结合,结构完整的文学剧本,奠定了中国戏曲的基本模式。元末杂剧衰微而南戏逐渐定型,高明的《琵琶记》标志着南戏的成熟。明代南戏演化为传奇,成为明清时代的主要戏曲形式。 五、文学风格的丰富性传统 风格,是古今中外许多文学理论家都曾探讨过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大致说来,风格与民族、阶级、时代、流派以及作品的体裁、题材有关,更与作家的个性有关,体现在作家的作品中。中国古代文学形成了丰富多彩、令人眩目的风格。从时代而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8](P408)不同的时代,形成不同的文风。《诗经》民歌的朴素自然,楚辞作品的弘博丽雅,汉赋的铺张扬厉,建安文学的慷慨激昂,齐梁诗风的绮靡浮艳,以及王国维所说“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14](P1)等,都是不同时代不同文学风格特征的突出表现。从流派而言,不同的文学流派,有着不同的追求。盛唐边塞诗人大多描写塞外奇异风光,抒发将士乐观豪情,诗境壮阔,诗风浪漫豪放;山水田园诗人则描写山光水色,表现农家生活,以隐逸为怀,诗风淡远优美。中唐新乐府运动主张为时为事,反映民生疾苦,以通俗易懂为尚;韩孟诗派则往往通过抒写个人遭遇反映现实,追求奇崛险怪。宋代婉约词人多以男女恋情、羁旅行役为题材,讲究音律,本色当行,词风委婉含蓄;豪放词人“以诗为词”,扩大词的题材,突破音律束缚,风格豪迈奔放。其他如建安时代的“三曹”、“七子”,魏末的“竹林七贤”,初唐的“四杰”,宋代的“江西诗派”、“江湖诗派”、“辛派词人”、“格律词派”,唐宋“古文八大家”,明代的“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文采派”、“格律派”,清代的“性灵派”、“神韵派”、“桐城派”等,也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特征。 以作家而论,“才性异区,文辞繁诡”,[8](P261)作家的不同创作个性,形成了作品风格的差异:《孟子》善譬好辩,气势充沛,《庄子》想象丰富,奇幻浪漫;屈原《离骚》驰神逞想,宏伟壮丽,宋玉《九辩》深情绵邈,哀愁凄怨;曹操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陶渊明诗风平淡而醇美,王维作品清新而淡远;李白自然、豪放、飘逸,杜甫凝炼、顿挫、沉郁;白居易通俗易懂,李商隐朦胧难解;韩(愈)如潮,柳(宗元)如泉,欧(阳修)如澜,苏(轼)如海;苏轼与辛弃疾词风同为豪放,而一高旷清雄,一悲壮沉郁;关汉卿“自铸伟词”,[14](P103)本色生动,王实甫才情富丽,文辞华美;蒲松龄《聊斋志异》搜奇掘异,以神鬼狐妖映射社会现实;曹雪芹《红楼梦》如实描写,以如椽之笔刻画人情世态……中国传统文学历史悠久,成就辉煌,且有其独特的文化性格和思想艺术传统,是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宝库中一大宗弥足珍贵的遗产。认真研究和梳理传统文学的思想传统和艺术传统,并加以扬弃,无疑有益于当今的文学发展和文化建设。#p#分页标题#e# 文学艺术论文:谈历史文学艺术想象 一再造隆想象与创造性想象 本文所说的历史文学想象,按心理学的观点“就是我们的大脑两半球在条件刺激物的影响之下,以我们从知觉所得来而且在记忆中所保存的回忆的表象为材料,通过分析与综合的加工作用,创造出未曾知觉过的甚或是未曾存在过的事物的形象过程。”〔‘〕由于想象致力于“未曾知觉过的甚或是未曾存在过的事物的形象”,所以它比之于联想更具创造性,在整个历史文学创作过程中也显得尤为重要,向来作为作家进行思维活动的主要形式和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至今我们见到的历史文学作品,包括自诩为“无一字无来历”的冯梦龙和蔡东藩的《东周列国志》、《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在内,可以说没有一部是没有想象参与的。据说有人统计过,郭沫若的十八部史默包括取材于历史的诗剧)共创造了120多个艺术形象,其中28个便是作家通过表象为材料,想象创造出来的。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中以“致辞者”的名义说过一番传诵千古的精彩言词:“在座的诸君,请原谅吧!象咱们这样低微的小人物,居然在这几块破板搭成的戏台上,也搬演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难道说,这么一个‘斗鸡场’容得下法兰西的万里江山?还是我们这个木头的圆框里塞得进那么多将士?……让我们就凭这渺小的作用,来激发你们庞夭的想象力吧。……把我们的帝王装扮着象个样儿,这也全靠你们的想象帮忙了;凭着那想象力,把他们搬东移西,在时间里飞跃,叫多少年代的事迹都塞在一个时辰里。”以一个“斗鸡场”之大的舞台,容纳法兰西的万里江山,把帝王“搬东移西”,让其“在时间里飞跃”,这就是想象的特点,也是想象的功能所在。历史文学的想象按其内容的新颖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的不同,可以分为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两类:“再造想象是根据词的表述或条件的描绛图样、图解、说明书等),在头脑中形成这一事物的形象。创造想象不依据现成的描述而独立地创造出新的形象。”仁“〕在历史文学创作及欣赏中,这两类想象各有侧重,同时又互相联系,彼此渗透。 再造想象可以以《三国演义》为例。这是因为这部作品七实三虚,虽有不少人事对史实作了超越式处理,但总体来看,其故事情节的基本框架和人物形象的基本貌态多来自历史,是在历史原型基础上加工创造的。题材对象对作家的想象活动具有客观的制约性,并且规定着他想象的范围和内容。当罗贯中对现成历史素材之在头脑形成的种种表象进行分解、综合处理时,他虽然也动用了作家自己已有的生活经验、知识积累、形象记忆和情绪记忆去加以领会、体验和补充,不只是对对象本身进行简单接受和原封不动的复制;但是,作家在综合转化时,着眼点却放在一个固定的历史对象身上,他通过对表象的综合在脑中再造出来的形象,与已有历史对象是基本相近或一致的。小说中六次重大战役:十七镇诸候讨伐董卓、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诸葛亮征南夷的所谓七擒七纵和六出祁山即北伐曹魏,除六出祁山历史上是二出祁山、五出汉中以外,大都符合历史记载。且以作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来说,历史原型到文学典型,经过了历代艺人和作家的再创造,两者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形象的主要经历和思想性格的基本方面,包括政治思想军事观点、用人路线、治学态度、鞠躬尽瘁的崇高精神等等,也都符合和接近历史原貌。即或是改动最大、被不少人视为“歪曲”了历史真实的曹操,他的“奸诈”一面的塑写,在历史上也有很多史料可凭,作家只是作了强化突出而已,并非纯粹无中生有。冯骥才在谈《三国演义》等作品的人物塑造时说,把历史人物作为主要人物放在前台表现,这“有如填词,只能在规定的字句和韵脚里创造。”闭用“填词”一词来形容和概括再造想象并不妥当,但确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再造想象的性质和特点,这就是它必须根据历史原型的规定来展开想象,契住题材对象的基本属性进行再现组构。为此,再造想象的成功与否,与作家选取的题材对象是否鲜明生动、丰富多彩常常关系极大。 创造想象虽然也来源于客观历史,要以历史中获得的表象作为基础,但由于它的表象运动方式不是对已有某一固定客体对象再现式的重造,而是出自对不同对象或多个对象此一部分、彼一部分抽取复合的表现性的改造,所以往往具有极大的自由性、能动性、创造性,是历史文学创作构思活动中最重要的心理因素之一。创造性想象是多个客体的一种创造性的综合,它的“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鲁迅语)这是根据典型化原则的一种新的合成创造。例如姚雪垠《李自成》中的红娘子,就是作者创造想象的产物,明末历史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人物。作者写她,实在不是有什么历史依据,他只不过按照可然律、必然律对多个历史对象的表象单位加以集中典型罢了:“虽然红娘子是一个莫须有的人物,但是自新莽时代直到清代,妇女参加农民起义的史不绝书,而有些妇女竟是起义的发难人和领袖,这就给我提供了塑造红娘子的历史基础。”〔峨”历史文学中的虚构性人物的塑造,其思维活动的形式,都可归属于创造性想象的范畴。不仅如此,创造性想象在进行表象分解、综合的实践过程中,还常常对原有客体对象作富有意味的夸张和形变,以期造成奇特、独创的审美效果。此一特点之作,罗丹的雕象“乌谷利诺父子挨饿”可谓一绝。这是这样一种景观:暴君乌谷利诺父子被起义者囚禁在高塔里活活饿死,他的一个小儿子刚断气,另一个还在凄惨地挣扎;乌谷利诺对儿子的哀号充耳不闻,却伏在已死儿子的身上,准备用尸肉充饥,但是又下不了口,瘦削的脸孔在抽搐,内心深处兽性和人性正在进行剧烈的格斗。罗丹这座雕象,是在看了法国加尔波同题材的雕象后才创作的。加尔波的雕象,刻画的是另一种景观:乌谷利诺的两个儿子已经饿死在他身旁,他肝肠寸断,呼天号地。罗丹叹息加尔波糟蹋了这个惊心动魄的题材。他用自己成功的实践将加尔波的创作大大提高了一步。而罗丹这所以如斯,他的秘诀正是因为充分发挥了创造性想象强调甚至夸张客体特征的缘故。 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对于历史文学创作及欣赏,都同样重要。它们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有时候不仅在具体一部作品,就是在具体一个情节、具体一个人物的描写上也往往兼而并用,互相胶合在一起,纯而又纯的再造想象或创造想象是很少的。这一点,我们只要举一个极简单的例子:中国历代绘画中的不知有多少人画过的“屈子行吟”、“昭君出塞”、“竹林七贤”、“渊明采菊”、“太白醉酒”、“东坡泛舟”等等,但除了仿制,从来不会有两幅画完全一样。这些画,从根本类型上说应属于再造想象,然而它们却又或多或少地参用了创造想象,得到了创造想象的有益补充。自然,无论何种想象,它们只是思维形式差异的标志,彼此与作品的价值没有必然的联系。近来有的同志根据史实含量多少来对新时期历史文学归类时,有意无意地贬再造性想象而扬创造性想象,似乎历史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务虚含实、只虚不实。虚的含量愈多,作品价值愈高;反之,价值就愈低。且不说这样的概括不符合历史文学实际,就是从想象的本体角度看也解释不通。这实质上是将思维形式和艺术价值混为一谈,简单划上等号。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注视,当作家在进行这两种想象活动时,他们面前确也有着一个容易失足的陷井值得警惕。#p#分页标题#e# 对于再造想象来说,审美化的问题是可以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鉴于再造想象是以现成的历史素村为依据,表象运动方式是对某一固定对象的复归为趋向,故也常常使一些庸常和好走捷径的作家无意滋生了“吃现成饭”的惰性思想。中国明清以降的历史小说在这方面是有深刻的教训的。经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不是把再造想象纳入“审美化”的机制而是纳入“史学化”的轨道,结果再造想象就蜕变成了简单的“补史”而失去了形象思维的特性,出现了鲁迅所批评的,’大抵效《三国志演义》而不及,虽其上者,亦复拘牵史实,袭用陈言,故既拙于措辞,又颇惮于叙事”的通病。〔5〕西方也有类似的问题。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就曾引证当时悲剧诗人即广义上的历史文学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糊涂观点:“悲剧中,诗人们却坚持采用历史人名,理由是:可能的事是可信的;未曾发生的事,我们还难以相信是可能的,但已发生的事,我们却相信显然是可能的;因为不可能的事不会发生。”这些悲剧诗人完全是用历史头脑考虑再造想象问题,他们的思想还仅仅仃留在依赖史实、吃现成饭的级次上。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天有些论者在引用为亚氏引证过的这句话时竟还把它当作亚氏的精辟之见而大加击赏。这岂止是误解,恐泊还有个思想共鸣的问题。有人说,文学中的史实不是“记”进去而是“融化”进去。“融化”就是作家对史实“审美化”的一种处理。再造想象之于史实的处理,就作如是观。 至于创造想象,主要还是谨防主体意识任意驰聘的问题。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创造想象“不依据现成的描述而独立地创造出新的形象”,它的表象的分解、组合是不受任何一个具体历史对象的制约。惟其如此,它就使作家在进行创造性思维活动的过程中,为过重和过强的目的、情感的驱策,创作主体容易变得肆无忌惮,目空一切,从而取消了题材对象应有的实在性、严峻性。大仲马有一句名言:“什么是历史?那不过是挂小说的一根钉子”。他们绝大多数的历史小说,实践的就是这样一种被黑格尔称为“任性”的自由想象的主张。这些作品,想象力的确很大胆也够丰富,它们成批成批地从他开办的历史小说“加工厂”生产了来。故事情节紧张离奇,颇可读但价值度却不高,遂为后人所垢。个中原委就在于,展开想象思维时,主体心灵过于姿肆放达。大仲马的主张及其实践在西方很有代表性。此后乃至今天西方历史文学中主观随意、消遣消闲之作一直盛行不衰、很有市场都不能说与此无关。就是拉萨尔的《济金根》,撇开他的政治意图不说,又何偿不是如此。他在反驳恩格斯对他们批评时说:“你的大多数反对意见仅仅适合于历史上的济金根,而不适合于我的济金根”。〔“〕联系他的整个创作思想,和大仲马“挂钉子”之说实在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从思维角度探究,问题的症结就出在创造想象时主体意识恶性膨胀,无所节制。 可能有人因此向我们提出具体创作和想象方式的关系,这里也顺便稍作陈述。作家在具体创作时选择何种想象方式,这无一定之规。就主体内在的主观条件看,这牵涉到作家自我的创作个性、气质、旨趣、修养等。作家总要采用最适合于主体、能与之同化的思维模式。就处在的客观条件讲,那还要视描写对象史料以及史料搜集的具体情况。这也有一个从实际出发的问题。比如可以凭用的史料很少,那采用再造想象就勉为其难。冯骥才向人介绍《神灯前传》时自述,他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所以把虚构人物作为主要人物放在前台,而将如红灯照首领林黑儿等真实历史人物放在次要位置,原因有三。其中第一条就是因为“红灯照的史料极少”。第二条是史料本身的“传奇色彩”所致。他认为:“如果将这些传奇性用在历史人物身上,难免给人不真实之感;用在虚构人物身上,则较便当,因为虚构的人物不受史实限制。对于材料不足的历史人物,作为背景处理,则更好写。”〔7“这是作家的睿智和睿智作家的表现。他还具体地谈到,历史文学对实有其人、虚实相杂、纯粹虚构的这三种人物的塑写,要求是不一样的。不妨说,对于实有其人的主角描写时,作家就不能不更多地借助于再造想象;而对纯粹虚构一类的人物,他则必须靠创造想象予以组构。 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它惟有在与内容谐调一致的情况下才能显映其奇妙的功能。这是一条基本的创作规律。自然,不管何种想象,目前都是为了求真,步入更高的典型度,以使创造出来的题材对象更加审美化、本质化。这也是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作为一种有意想象的合目的的必然归趋:“在有意想象时,人给自己提出想象的目的,按一定的任务进行想象活动。川幻阿尼克斯特在论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时指出:“莎士比亚一般是严格尊重历史真实的。偏离历史真实是为了迫求两个目的:一是增强剧情的事变性,而此类事变的发生是人们自觉追求的结果;二是把个别历史事件提到对社会生活规律加以艺术概括的高度。”〔9,他说的“偏离历史真实”,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不为历史事实所囿的艺术虚构,主要似乎是针对创造想象而言。再造想象迫求的艺术目标也同样如此。正因此,我们认为当一个作家碰到一个本已相当典型的原型对象,或者本已相当典型的情节场面,他应当毫不迟疑地将它“拿来”为我所用。大可不必象席勒写《贞德》那样,历史事实提供的结局明明比剧本本身“不但更自然,而且更雄伟壮美”,可他却偏偏“在事实的神话色彩之外,又加上了人为的神话色彩”,结果使这个题材的严肃性真实性遭到“削弱”,〔’。〕从而成为剧本的一大败笔。因为这不是自然式地简单照搬历史,而是题材对象的原生美、自然美正好暗合了作家崇高艺术目的的需要。 二、审美形式规范的一般要求 以上,我们分别从再想性想象和创造性想象两个层面论述了历史文学创作活动中作家主体思维机制的特点,它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与此同时我们也可指出,作家在进行“未曾知觉过的甚或是未曾存在过的事物的形象”的想象活动是受一定审美形式规范的,并非象一般题材的艺术想象那样可以完全不顾生活原型对象的貌态,俱指艺术和主观的驱使进行自由式的创造。因为历史文学毕竟是以一定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一种文学,它虽然不可以也不应该是史实的简单复制和再现,但它作为主客相融的艺术结晶,特别是作为文学大家族中的一个独特的艺术种类,又毕竟与一定历史事实具有难以切割的营养脐带的关系,受一定历史事实的制约。历史文学想象之所以为历史文学的想象,重要的就在于此。根据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在讲历史文学的艺术想象之后,再进而就它审美形式规范问题展开探讨,就显得自然而合乎情理。说到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规范,我认为最突出、最集中就体现在框架真实或骨架真实上,它要求作家在“基本事实,基本是非”方面应与历史原貌保持异质同构的联系。#p#分页标题#e# 所谓框架,当然是指大关节目的、轮廓性方面的东西,不是全部的一切。这是历史文学真实性的基点,它最能充分显现历史文学的独特风彩。历史文学离开了框架真实,这座文学大厦就可能是另外一种情状,其真实也将变成了非我,无以体现独特的个性特征。正是这个缘故,框架真实不仅向来为历史文学作家所看重、所迫求,而且也不期而期地成为历史文学批评家品评作品真实的一个重要标尺。高乃依就认为,与历史靠得较紧的作品,一般不应在主要行动和历史结局上去虚构。〔’1〕黑格尔也持此观点,认为历史文学虽然迥异于历史,但也应该同史实保持“大体上的正确”。L’2〕郭沫若等我国学者对此更是十分强调,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认为:历史文学既以历史为题材,就“不能完全违背历史的事实。大抵在大关节目上,非有正确的研究,不能把既成的史案推翻。’八‘3〕那么,什么是历史文学的框架之真呢?具体细论,我认为主要包括人物、事件、地点三方面内容。人物:主要人物思想性格、功过是非的基本貌态要尊重历史,一般不宜随意改变。写南宋遗恨,无论艺术虚构多以需要,总不能把秦桧写成中华民族的功臣,把岳飞写成不耻于人类的汗分之辈。叙隋唐轶事,无论有多少理由,总不能将隋场帝描绘为雄才大略的英主,将李世民处理成荒淫小堪的昏君。如果连人物性格的基调都不顾,那历史文学之真所特具的个性和优势就将丧失殆尽。从具体的作品来看,它的固有的历史感、质定性也就变得浮泛飘忽,并由此及彼,造成作品整体真实的严重倾斜。郭老《孔雀胆》对段功的处理,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可资的教训。历史上的段功,原本因镇压红巾农民起义军,保护管辖云南的梁王有功,才被梁王收为附马的,作者却将他作为正面形象来歌烦,歌颂他是“云南人的重生父母”,歌颂他“光辉普照”使“云南蛮子不敢再造反”,这就不仅在“基本事实”而且在“基本是非”上违反了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规范。所以,出来后当即受到了同志的批评,当然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成功,以至在他的《剧作选》中从不收入此作。 事件:主要事件的关系经过、基本脉胳一般应史有其实,不宜任意地加减乘除,作可塑性太大的虚构。史事的发生,多有它的独特性。尤其是关系重大、影响深远史事的发生,它是彼时彼地特定历史条件、历史环境下的产物,更有它严密的逻辑性,是不可重复的,因而我们没有理由不予以足够的尊重。从创作角度来看,文学是追求“这一个”的形象的艺术,它不同于史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致力于表现历史的生动性、具体性而不是将其抽象化概念化,这也决定了它不能对史事轻加改变或随意怠慢。我们很难相信,一部描写太平天国革命的作品,如果将先在金田起义,以后定都天京发生内江,再以后石达开出走等重大历史事件,虚构为天国领导人自始至终精诚团结,亲如兄弟,最后率兵直捣北京,把咸丰皇帝赶下龙庭,它能映显历史的独特性和具体性而为人们所认同接受—不,即使写得最热闹,人们也不会领它的情。斯大林时期,苏联影片《攻克柏林》所以为人所垢,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叫从未到过德国的斯大林出现在柏林的机场上,对重大历史事件过分随意,类似例子,象我国明清时的一批所谓“雪恨传奇”、“补恨传奇”,如叶宪祖的《易水寒》写荆柯入秦刺死秦皇,张大复的《如是观》写岳飞还朝及秦桧受戮,夏纶的《南阳乐》写诸葛亮辅佐刘禅完成统一大业等。这些作品之所以不能在文学史扎根立脚,除了“互相骗骗”的“国民性”外,还因为它们描写的重大事件超越了人们熟知的史实形式的规范,为图逞快,随意翻变,不受节制。所以,“虽能大快人心,究难取信于世”。〔‘们地点:与上述彰明昭著的人事相关的地点,最好也有所规范,不宜随便虚构。例如万里长城建造在中国西北部,总不能将其移置西南方域;赤壁大战发生在长江,总不能将它改写在珠江上打;辛亥革命发难于武昌、建都在南京,总不能改写成在长沙起事,在上海建立新政府。文艺复兴时期的卡斯特尔维特洛早就对历史文学创作提出了这样的告诫:“不要替一个实有其人的大人物、特别是君王乱编故事,也不要凭空捏造国家、城市、山河、习俗、法律,更不要更改自然事物的程序。”L‘5〕他所说的“不要”显然也具有地理学方面的含义。阿•托尔斯泰也有类似的意见,他认为历史上“有些日期是受历史事件的逻辑和历史辩证法制约的。这些日期就如同是打在历史上的纽结。’,〔‘6〕时呵日期)是如此,空凤地点)也是如此,原因就在于它受历史事件的逻辑和历史辩证法制约,如同打在历史上的纽结。如果我们随心所欲地处理,那么就同纽结被解散一样,作品固有的真实就会倾刻分崩滑脱,无所拴系;许多史事亦将变得莫名其妙,不可思议。当然,毋容多说,一如上面所讲的人物和事件是对历史具有重大直接影响、并且已有定评的人物和事件一样,这里所讲的地点是对历史事件发展具有直接意义、并且影响深广的地点,至于其他一般性的地点,诚如阿•托尔斯泰在论“偶然性”日期时所说的,“艺术家怎样方便,就可以怎样处理”,〔‘7〕则又应该区别开来。 历史文学形式规范主要是框架的规范。除此之外,细节规范也值得重视。细节是作家致真的重要手段和构成作品真实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说,框架是骨骼,细节是血肉,这是很有道理的。没有框架真实,细节真实再多,也失去附丽而导致个性的抹灭。反之,没有细节真实,框架真实勾画再好,那也流于概念、平板和空泛,干巴巴的不可能感动人。从生活本身来看,有些细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包含着特定深刻的历史成分,是历史真实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将其抽去,那就等于把历史内容也抽掉了,致使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恩格斯甚至认为,如果私事一类的细节涉及重大,也应当写进历史。他说:“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原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的这虽然是针对史学研究而言,但它包含的道理对历史文学也同样适应。事实的确也是这样。拿电影《少林寺》结尾觉远头顶焚点戒疤来说吧,编导者拍摄这个细节,意在表示觉远为忠于少林寺决心舍弃爱情,遁入佛门,用心是好的。和尚事佛,头上点戒疤,仿佛也是人所皆知的常识,无可非议。可是上海玉佛寺方丈观看此片后却认为这个细节描写“不符合历史真实”,他说:“僧侣头上有戒疤始于元代,当时民族压迫十分沉重,元代统治者继续把他们认为有反抗思想行为的汉人强制遣入寺庙,削发为僧。为对这些人进行严密控制,就在头顶上焚上戒疤,以留印痕,便于监视,利于追捕。”〔‘的若把戒疤的出现推前到唐朝就已存在,这在客观上岂不是为元朝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抹去一项罪证!象这样一些涉及是非、功罪的历史细节,便不能轻易虚构。#p#分页标题#e# 当然,以上例子毕竟是少见的。就实践意义上说,历史文学的所谓细节规范,注要、大量的表现,还是历史可能性的规范:它是可以虚构的,但却应自觉地j妾受特定历史时代的制约,并成为映现特定历史时代的重要途径。如《李自成》有关北京布告颁贴及红娘子婚仪描写,《金欧缺》有关东京灯节、龙舟比赛和市井俗语描写等等。看似漫不经心、非常轻松自由,实则一丝不拘,与当时人情风俗完全吻合,经得起历史的推敲。作者在为此进行描写时,也惨淡经营,付出了很艰苦的艺术劳动。然而,惟其如此,这些作品才有较强的历史时代感,而且显得灵动鲜活,颇富生活的韵味。有的历史文学作者不懂这个道理,加上文史功底浅薄而又不愿深入历史,结果致使写出来的作品漏洞百出.从而由小及大,严重损失作品整体真实。也有的作者“聪明”一点,自知对历史钻研不够,把握不准,就对应该描写的时代风貌和生活环境一概通璧,结果创作而成的作品时代难分,环境不明。这种消极的办法同样是不可取的,它从反面说明了细节规范之对历史文学创作的重要和必要。上面所述的两点是历史文学审美形式规范的独特之处。毫无疑问,它只是历史文学创作低层次的一个基准点,而不是包涵真实的所有方面。情况既然是如此,那么我们就不应产生这样的误解:以为历史文学创作只要做到了这两条就可以大功告成。不能这么看。历史文学创作同样要反映本质真实而不是现象真实,整体真实而不是局部真实;在这些问题上,它与其它任何题材文学创作没有什么两样。马恩对《济金根》批评,主要就指意于违反了历史本质真实,卢卡契称道莎士比亚作品虽有细节失实却仍具有高度的真,主要也就指出它写出了本质之真。 还有一点也需要说明:以上所说的两条规范不仅是历史文学创作的基准点,而且规范本身诚如标题所示也只是形式规范的“一般要求”。正如世上万物不一可能是纯然绝对一样,每一个历史文学作家用来规范创作的要求也不可能纯然绝对,例外的情况总是少的。以主要人事描写为例,我们前面说过,一般都要求有历史原型为基础,不宜随意生造。然而象普希金的《上尉的儿女》、李劫人白0((大波》、鲍昌的《庚子风云》等,它们的主人公如格林略夫、蔡大嫂、李大海等,就是想象虚构出来的。这个题怎么看呢?我认为首先要立足于作品整体、主要方面的评价,将他与其他主要人事的描写联系起来考察。如果其他主要人事描写能循守规范,那也就可矣,应该基本得到认肯。其次,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这样的处理是随意而为还是别有深意。如果是后者,亦要给予合理的评价。基于这样的原则,再来看《上尉的女儿》、((大波》、《庚子风云》,我们就不会因此对它轻率地加以否定。因为它们这样非规范的描写只是局部个别而不是整体全影除了格林略夫、蔡大嫂、李大海外,其他主要人事大多信守规范),是别有深意而不是随意而为(普希金没以历史人物普加乔夫为主角而以虚构的贵族青年军官格林略夫为主人公,是迫了当时沙皇政府的高压政策;李劫人和鲍昌写蔡大嫂、李大海、从艺术看,至少可以藉此将本来散乱不经的历史人事串演起来,使其结构乃茧有序)。我们要看到艺术规范的约定性和原则性,同时又可看到它的随机性和相对性,不能把它当作不二法宝,以为只要凭持几条形而上学的条条框框就可以包打天下,对历史文学创作作出确当的评定。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而且我们所说的规范还常有浓重的类型学的意义,它对同样取材于历史生活但却全然不受史实规范的虚构性作品如《红楼梦》、《儒林外史》一一这类作品鲁迅将它称为“历史的文岸义小说)”在价值上是一视同仁的。大体则有,定体则无,恐怕只能这么看。一切精神性的东西,它的劳动是没有也不应该用纯然绝对的标尺去衡量的,这可以说是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之间潜在悖论在作怪了。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对上述有关规范的否定。规范还是可以的,并且不可少。有了规范虽然并不一定就等于创作成功,但毫无规范制约而听凭自我主观倏兴驱使的创作却总是令人幻灭的创作。我们只是说不要将规范简单化、绝对化,给子形而上学的理解,要看到问题的复杂性,这是一个很复的美学范畴。所谓规范,完整意义上看,我认为应作如是观。这也就是本节标题为什么用“一般要求”而不用“绝对原则”一类字眼的用意所在。 文学艺术论文:长城体现出的文学艺术 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长城开启了工程,这个堪称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十分繁杂,在秦朝统一中国之后,才连成了万里长城。长城位于中国北部,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全长约有6700公里。逶迤于群山峻岭之中的长城,不仅可以领略到中华民族的雄伟气势,世界奇迹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失芳华,却变得更有韵味,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能真正的亘古不变,永恒如一。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摇篮,长城地带是文学艺术生长的一片肥沃的土地,它曾被许多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称颂,其中包括诗词赞颂、欢歌高唱、书法绘画等,也曾被嵌入了许多中国民间传统故事中当背景,例如孟姜女哭长城、戚继光坐镇蓟州等,长城所体现的文学艺术形象早已经深得民心,不仅受千万中华儿女的爱戴,世界各国人民也是慕名而来,一睹其雄伟的光景。 一、长城的历史文学艺术 早在几百年前,万里长城就被列入了中古世界八大奇迹的行列。长城由于修筑的时间和工程量都是十分艰巨的,在这样的奇观背后,其深藏在内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是相当丰富的。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长城就已经成为一座历史的丰碑,封建社会的政治历史、战争和文化事件都给予了这座丰碑不断的风雨洗礼,使其蕴藏了艺术的光辉。长城建筑的城墙城门、关城和烽火台等都给古代文学家带来灵感,从而促成了许多诗词歌赋和民间文学的诞生。 (一)长城与边塞诗词文学艺术 边塞诗词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极其重要的流派,有不少的骚人墨客,诗人词家在长城的雄伟风韵的熏陶下,将长城和离别融合,将悲痛之情、斗志之情洒于长城,写下遗留万世的诗词名句和不朽的篇章。受百姓千载传诵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出自王维笔下的边塞诗词;还有将长城关城和战争结合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是王昌龄的古往今来的不朽诗句。更有伟大领袖借长城的雄壮河山景色来抒发自己的革命胸怀:“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时滔滔。”这些历代的文学艺术家们踏遍长城,而长城本身就是建筑中的艺术奇迹,为它所留下的文学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 (二)长城与民间传说故事 长城铸就出来的民间传说故事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并且都还是家喻户晓的。这些以长城为背景的民间故事也给文学艺术带了一丝光芒,有的将传说编制成文章,有的为了让传说故事变得更充满传奇色彩,加以创新改编,形成一个丰富的故事。 在许多的传说里,最著名的当然非“孟姜女哭长城”莫属了。这是一个发生在秦朝的故事,当时有一个叫孟姜女的善良女子,有一天她在家里的院子干活时,发现了一个为了逃难而躲在她们家院子里的一个男人,他就是范喜良。由于当时秦始皇为了建造长城而到处抓人去做劳工,但长城的建造历时相当长,而且施工量也是非常巨大的,耗去的人力物资也是难以计数的。此后,俩人日久生情,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结为夫妇。但在结婚当天,范喜良还是没能逃过命运的劫难,被官兵发现后抓去做建造长城的苦工。 孟姜女为了能和丈夫相聚,就踏上了寻夫的道路,经历了风霜雨雪,跋山涉水,到达了长城建筑的工地后,她向工人们询问,有没有范喜良这个人时,工人告诉她一个噩耗,丈夫已经去世了,尸首被填埋在了长城的城脚下。晴天霹雳的噩耗劈头而来,孟姜女伤心欲绝,在长城的城脚下止不住哭泣,一直大哭了三天三夜,似乎连老天都被感动了,下起了倾盆大雨来,风也吹得越来越猛烈,天气变得十分不寻常,这时突然一声巨响,只见一段长城发生了坍塌,而露出来得正好就是范喜良的尸首,孟姜女终于见到了逝去的心爱的丈夫。那天之后,孟姜女因为对丈夫的深爱而哭倒了长城的故事也就传开了。 二、文学艺术对长城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的旅游事业由于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注,因此正处于蓬勃发展的状态中。而政府发展旅游事业的重点之一就在于宣传国内的爱国主义教育场所,作为旅游胜地的长城,可以说是中华的另一个威武象征,如同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和克服困难的坚韧毅力。 而恰恰是的“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点燃了长城作为中国特色旅游点的导火线,使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因为这样的一段文字而来长城挑战自己,希望能一睹万里长城雄奇壮丽的身影,通过这独特的雄伟奇观,向全世界的人们展现出深藏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鲁迅先生说过,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独具特色的长城因为有了奔腾起伏的文学艺术的点缀,而将内藏的文化气息展现出来,给中华大地画龙点睛,在文学艺术里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映入眼帘的长城雄风,为历代的文学艺术家勾起灵感,文辞的风格各异,有抒发悲壮之情的,有描写兵民生活疾苦的,还有形容戍边征战的,这些生活的诗篇都为长城穿金戴银,披上光辉的衣裳。 三、千年帝国和万里长城 提到万里长城,大家自然而然会联系到中华帝国,就如同提到金字塔就会想到古埃及一般。在神秘辽阔的中原,一直屹立的万里长城是中华的形象代言人,更是东方专制主义的象征,这要和卡夫卡的《万里长城建造时》联系起来。 (一)卡夫卡与万里长城 弗兰兹•卡夫卡是一位享誉盛世的奥地利小说家,一生中有许多优秀作品。而卡夫卡与中国也颇有渊源,他生前就偏爱研究道家思想,还读过《论语》《道德经》等中国古代著作。而他所创作的《万里长城建造时》通过表面描述中国的长城建筑和历史,深刻的透露出在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传统与长城。 虽然这一部小说读起来并不是通俗易懂的,但在篇章与篇章中,起承转合,能够从中读到一种西方的中国长城文化,长城的成功建造已不仅仅是一座雄伟的建筑,而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被赋予了特殊的奇迹意义。#p#分页标题#e# 而卡夫卡笔下的长城与当初封闭保守的中华帝国的联系也是相当复杂繁多的。这一部天书般的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奇幻神秘的故事,从中国人修建万里长城的目的开始进入一个巧妙的中华时代,不断地剖析了修建长城的方式和修建时所引起的矛盾与战争。小说的整体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就是讲解修建长城其深刻的意义并不在于长城建筑的本身,而是揭示了修建长城与民族之间密切相关。第二部分,是通过描写修建长城的总过程透露出中华帝国是个权利和阶级都分明的国家,使用隐喻的手法,将中华帝国的本质和百姓生活在历史漫长的时间里是怎么表现的完完整整地质朴地叙写出来。长城的筑成在卡夫卡的文学世界里就像是一个梦幻,从无端处开始,又止于无端处,帝国领导者、普通老百姓、无休止的修建工程,这些苍老的剧情在广阔的文学世界里无限延伸,一个万里长城成就了许多的文学艺术,承载了数代人的悲伤离别,也揭开了一个古老帝国的序幕。 (二)西方文学里的长城时代 在卡夫卡的小说里曾这样写道:“不过那些终于作为工程领导者———尽管属于最低等级———来从事这项工程的人,事实上是堪当此任的。他们是对这项工程进行过许多思考而且还在继续思考的泥瓦匠人,自打第一块基石埋入土中,他们就感到已与这项工程融为一体。当然,除了渴望能够从事基础的工作,驱使这些泥瓦匠人的还有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工程终于完美无瑕地竣工的心情。民夫可没有这种心情,驱使他们的只有工钱。至于高层领导者,甚至中层领导者,为了保持精神方面的强大,他们讨厌工程多方展开。”这就是西方文学中的长城时代,卡夫卡笔下的长城时代。他们透过修建长城来看彼时的中国发展,长城在当时具有的军事意义是最为突出的,从为了抵御边塞部落的侵袭,一直到今日的华夏标志,长城时代在西方的文学里不少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在长城时代里,百姓的生活就是围绕着修筑长城而活,上空盘旋着战争的硝烟,耳边传来的是阵阵的军队声音,再多汗水伴随着城砖的堆砌,都化成了工人们归心似箭,融合成了诗人和文人的滴滴墨水字迹的灵魂。 四、结语 文学艺术的传播在长城的历史长河中,仍在不断地被持续传播给世界各地的人们,长城已经成为我们中华的一个稳定的形象,通过文学作品中的长城,向世人宣颂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象征民族坚强的体魄,以其巍巍雄姿展现出坚强不屈的毅力。 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播还需要与世界文明接轨,蜿蜒曲折的万里长城在文学世界里点缀了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通过长城建筑所体现的文学艺术,最终的目的还是需要唤醒世人对民族的文化的谨记,文学艺术承载了中华民族信息推向全世界,使长城悠久的文明历史价值走入世人的视野。因此具有的独特景观和气势,与中国富有壮丽河山的盛名相呼应。而关于东方中华民族的专制主义为这个古中国带来多少警示和多少统治的意义,已成为历史,帝国中生活的臣民的心态是否平衡也已然逝去,失去意义。 给我们留下深深思考的是将来应该如何利用文学艺术将传统的民族精神从历史延伸到现代。千年的帝国苍穹和万里长城遥远地述说着地域广阔的东方帝国的传说,无论是权力至上的秦始皇,还是贪婪腐败的无能官吏,或是懦弱愚昧的百姓,都一样的精彩,这就是历史,无法改变的历史,这就是本质,令人无法不佩服的长城文学艺术。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题材在思想品德教育中的作用 一、利用文学艺术开展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必要性 思想品德教育对于大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能够促使大学生的思想健康积极向上,文学艺术具有饱满的感情与美感,能够陶冶大学生的情操,文学艺术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向大学生传达一些积极向上的情怀,净化大学生的心灵与思想,将文学艺术融入到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整个过程,能够有效地激发大学生对思想品德教育学习的兴趣与动机。 (一)文学艺术是促进大学生全面综合发展的需要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培养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型人才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大学生德、智、体、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需要借助于文学艺术使其能够达到理想的境界。在培养大学生德智体美综合发展的过程中,要将大学生德智体美教育与文学艺术教育的做法、理念以及内容在运用上相互借鉴与相互渗透,使思想品德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不仅包含了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素质教育、心理教育以及法制教育等,还包括了心理、人文等各方面全方位的综合教育。文学艺术与思想品德教育的有效结合,能够使大学生充分地领会与感受思想、道德、品格等方面的美,使大学生的思想感情更加丰富饱满,最终使大学生形成高尚的情操以及较高的素养,成为现代社会需要的综合型的高素质人才。 (二)文学艺术能够提升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 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在大学生的教育阶段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要提高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必须要不断地创新与丰富思想教育的途径与方式,将文学艺术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是非常有必要的。思想品德教育与文学艺术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思想品德教育的过程就是要把文学艺术融入其中,运用艺术的魅力与美好意境使思想品德教育更加的丰富与生动,这样才能使大学生更易于吸收并接受。运用文学艺术的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使大学生感受到真善美的切实存在,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并体会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内涵。将文学艺术充分地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可以避免思想品德教育的抽象与生硬,更加有利于思想品德教育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 (三)文学艺术满足了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现实需要 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有效地运用文学艺术题材是非常有必要的,文学艺术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能够满足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现实需要。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文学艺术是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社会化发展趋势的需要。所谓的思想品德教育社会化就是指思想品德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地靠近现实与生活,并与社会教育相互渗透。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能够体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它在社会生活中对人们的思想以及行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1世纪的今天,高校大学生的生活逐渐社会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优秀的文学艺术作用能够渗透到大学生的思想中,给大学生带来巨大的作用。第二,文学艺术是大学生精神文化需求多样性的需求,大学生处于心理发育并逐渐成熟的阶段,但尚未完全形成完整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他们逐渐走向社会与社会接触,生理上与心理上都具有较大的可变性和可塑性,随着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大学生的精神方面的需求也日趋多样化,不同形式的丰富多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大学生的生活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一些优秀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仅能够满足大学生多元化的精神需求,还可以帮助大学生逐步形成一个正确的思维观念和价值观念,能够不断地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与思想。 二、文学艺术在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的作用 (一)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激励与感染大学生的精神世界 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给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经典的文学作品中不仅能够折射出人性的美丑,体现人类的生存价值,还包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怀与精神,感染与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影响与激励大学生的思想与行为。传统的思想品德教育形式单一枯燥,没有充分地体现出精神的感染与人文的关怀,而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人性、知识、道德、艺术、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将这些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能够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使大学生从中吸取正面积极的东西,从而促进自身健康人格的形成。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讲述的经典故事,能够感染人与教育人,使人们在陶冶自身情操、净化心灵的同时,也能够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道德境界。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经典的文学作品讲述了一个艰苦奋斗、坎坷的人生经历,作品中主人公的故事以及精神感染影响了许多人,鼓舞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因此,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有助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音乐作品能够为大学生营造积极向上的思想教育氛围 音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人们可以通过音乐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音乐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对于大学生来说,音乐可以丰富他们的大学生活,表达他们内心的情感,将音乐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会使大学生更乐于接受思想教育。音乐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可以消除大学生产生的各种不良的负面情绪。当大学生遇到困难挫折时,一些积极向上的励志音乐作品能够激励大学生积极地面对困难,当大学生处于低落郁闷的情绪中时,一些优美的旋律可以消除大学生低沉的情绪,净化他们的心灵。音乐能够使人们的思维更加的活跃,让人们处于丰富的想象中,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优秀的音乐作品可以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与心态,减轻大学生的心理压力,使他们能够健康地发展。慷慨激昂的音乐作品不仅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还能够鼓舞激励人们勇敢前进,将音乐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使大学生们在欣赏音乐艺术陶冶情操的同时,也感悟人生的真谛,对人生有更深的了解与体会。丰富多样的音乐作品可以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提供更广阔的天地。 (三)影视艺术作品能够增强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感染力 文学艺术包括散文诗歌、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等,无论是哪种题材与形式的文学作品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感染力和艺术魅力。其中,电影电视能够给人们最直接的视听感受,它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能够极大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因此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要充分地利用那些积极向上且优秀经典的影视作品,使其辅助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影视艺术是将音乐、美术、文学、舞蹈、雕塑等各种艺术整合在一起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多样性与丰富性能够丰富以及感染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能够生动形象地向大学生灌输人生的哲理与价值观,其作用与效果要远远大于长篇大论的说教,大学生可以在欣赏影视艺术,放松身心的同时,从中吸取一些人生的哲理,感悟人生的意义,可以使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利用影视艺术作品进行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时,要坚决抵制那些含有不良内容以及传播不健康信息的影视作品,要将更多含有积极正面内容的影视作品引入校园,一方面丰富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净化大学生的心灵,提高大学生的素质,为大学生营造一个积极向上、健康的文化氛围。 (四)绘画作品能够为大学生创造思想品德教育的育人环境 绘画作品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大型历史题材的经典绘画作品是我国非常宝贵的文化财富,它记录了我国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历程,其中一些关于战争题材的绘画作品,表现了中华民族在战争年代所经历的苦难,展现出了战士以及人民在战争时期勇往直前、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伟大精神,这些绘画作品给人心灵上的震撼以及视觉上的强烈的冲击。将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能够使大学生们深入地了解并体会历史,拉近与历史以及战争英雄的距离,使大学生们主动地了解历史,并向英雄人物学习他们坚强不屈的精神,这将会对大学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过程中,应注重绘画作品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作用及影响,尤其是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以此来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民族自豪感,将大学生发展成为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接班人。 三、结语 文学艺术是提高人们素质、丰富人们精神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艺术对于现代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能够使大学生逐步形成完善的人格以及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及价值观。要确保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实施的效果,必须将文学艺术有效地融入其中,力求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综合发展的全面型高素质人才。 作者:张爱萍 单位:赣南医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浅谈 引言 民间文学艺术具有广泛的内涵,在现实社会中,那些在生产、生活、组织制度、精神信仰等各个领域以具体形态体现的民俗,因着某种程度的审美性而具有文化和商业价值,均有可能被认为是民间文学艺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如口头文学、传统工艺、风俗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文学艺术,这些都是我们的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是集体族群的独特标志,是需要给予特殊保护的财,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具有重要的经济和人文价值。正是民间的存在,才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才为热爱、创新和传播民间文学艺术的个体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然而,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很多民间文学艺术受到了现代信息电子的冲击,有的甚至没能继续传承下来。所以,必须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力度,切实维护好民间文学艺术生存发展的环境,使得民间文学艺术得以长期传承。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的研究存在着法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人文学等多种观点,之所以确定它的权利归属,是为了使民间文学艺术的所有者得到更好的保障,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和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民间文学艺术创作者更好地创造和传播民间文学艺术,从而使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从而实现其应有的艺术价值。 一、该如何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 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民间这一特殊土壤,很多流传多年的民间文化艺术都是民间集体智慧的结晶。在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时,需要充分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要保障利益的均衡。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发展和传播大多涉及多个个体,他们在其中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承担着创造、表演、传承、记录等职责,都为民间文学艺术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这就需要在确定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过程中采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依据规定确定到个人头上。但是在确认权利归属过程中,一些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难以确定到个人,要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给予保护,但是要把握好保护程度,因此,必须确保公平,确保利益均衡。二是保障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民间文学艺术成果保护的意识日益提高,这就需要高度重视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以此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所有者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三是保障促进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民间文学艺术作为多年以来流传下来的重要文化遗产,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和财富,确认其权利归属必须以保障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为前提,促进它在新时期新环境下继续发扬光大。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分析 理论界始终未停止对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的争论,一直以来存在国家主体论、集体主体论和个体主体论三种观点。个体主体说作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早期理论,其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的研究也处于启蒙状态。个体主体论认为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对其保存和促进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应将主体难以确定的民间文学艺术归传承人所有。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存在着一定的狭隘认识,这是因为所有的民间文学艺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是集体协作而产生的,其在传承的过程中很可能出现传承人的变化,也就是传承人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甚至存在多个传承人,且每一个传承人也都是在固定的范围内经过认真挑选产生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些学者在对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争论的过程中又提出了国家主体论。他们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和广泛的拥有性特点,而且一直以来,民间文学艺术都是在共有领域使用,因此认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应为国家。这样既可以使存在的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的争夺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又可以使民间艺术真正实现让每位国民共同享有。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确认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的方式实质上并未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属于公权还是私权的问题。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所有者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利。近年来,集体主体论逐渐兴起。这一理论提出的观点是,对于主体难于确定的民间文学艺术,应由它的集体族群作为它的所有者。这一观点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较为封闭的环境,由整个集体族群掌握。集体族群中众多成员都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和发展做出贡献。基于此,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应为集体群族,而非某个个体传承人,也非国家,这种观点更加科学,也更加符合民间文学艺术的特性,有助于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有效保存和传承发展。那么集体群族作为民间文学艺术所有者具有什么可行性呢?它可以成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专门管理组织-社团组织,承担本群族内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传承和发展职责,促使民间文学艺术得到长足发展和进步。社团组织作为诸多民间文学艺术群体的代表,便于组成社团组织联合体,共同发挥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作用;社团组织对于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在法律体系中的实现具有促进作用,它可以作为主体进行诉讼维权,确保其被合法利用。 三、结语 总之,民间文学艺术作为集体创造的财富,其权利归属应为集体群族所有,这符合民间文学艺术的艺术特点,也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弘扬和传承发展,更好地实现民间文学艺术的经济和人文价值。 作者:刘也畅 王昊 郑学来 单位: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唐山市机场路小学 文学艺术论文:三毛文学艺术魅力初探 一、题材新颖、情节曲奇 三毛特殊的生活经历和文化修养,让她的文字在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她用色彩缤纷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她看到的异族文化,那些奇特神秘的异国风情总能让人们神经振奋,一个接着一个故事,强烈的新鲜感吸引着读者往下看。题材新颖,情节曲奇成为她作品最突出的艺术特色。《荒山之夜》中三毛为我们展示了~幅沙漠战斗图。那晚,沙漠被风吹成一个个弧形沙丘,好似一群半圆的月亮,是那么的柔美。可是最心爱的荷西却陷入了死亡的黑洞之中,险些丧命,这与前面的没月形成强烈的反差,奇妙的情节吸引着读者往下看。三毛为救生命中的唯一,情急之中,向吉普车上的男人求救,但是没想到车上的男人不但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反而起了歹念。几经波折中,将读者的心悬在半空,情节跌宕起伏,增添了作品题材上的艺术魅力,然后荷西在三毛的艰辛的救助中脱离了魔爪,情节曲折离奇,环环相扣。在字里行间,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三毛为了拯救自己的爱情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在困难面前早已忘了自己的生死,世问这么有真性情的女子我已不多见,那份清心净目的感觉让人深深感动。 二、人物形象多样、情感内容率性真实 三毛善于在描绘景物中着重写人,人物形象多姿多彩,形神各异。娃娃新娘》里面那个无知愚蠢的姑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文展现出的是沙漠上沙哈拉威人古朴野蛮的结婚风俗,通过只有10岁的主人公姑卡的惶恐不安、痛苦不堪以及无奈的内心世界,突出了这种荒诞的风俗对未成年女性的伤害。还有在这样的人生》中,三毛通过对瑞典老人义务为地区打扫街道,银行退休的老人主动帮助作者种菜,七旬老人热情主动无偿地给邻居们做零工等真实的描写,把世间的真善美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这样的人物描写使得作品主题显得更加深刻动人。再如《哑奴》中那个贫困而善良的哑奴,作者用中国人的爱心写了撒哈拉沙漠中的一个具有悲惨遭遇的人物,表达了作者在为正义与自由而呼吁的善良的心声,也表达了她对下层人民的施舍与怜悯,对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穷困人民的爱。再如《卖花女》中的卖花女;巨人》中的达尼埃,一个陌生人的死》中的加里等人物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三毛说过:“我重视生活,远甚写作。”生活给了她生命的全部过程,但是写作只是“蛋糕上面的樱桃”。正因为三毛如此坦率,让人在阅读她的文字时,会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进去浏览她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三毛作品的成功,正在与在巧妙地运用了写实,直面人生,“我笔写我口”,率真地写出了真实的自我,执著地去探索人生的真谛,而不是背对现实。无论是Ⅸ撒哈拉沙漠))还是梦里花落知多少》,这一切故事都是以贯穿始终的真人真事、真景真情强烈地吸引读者,让人感到心灵的震颤。 三、语言幽默诙谐、叙事生动率真 “三毛是一个终其一生坚持心神活泼的人”,“她的聪明活泼会透过语言发散出来”。也就是文如其人,三毛散文语言时常显得幽默诙谐。Ⅸ白手成家》有这么些个文字:“拜金的两个人跪在地上对着钞票膜拜。”这里写的是荷西拿到薪水后,三毛与其丈夫荷西两个跪在草席子上一边数着钱,一边筹划着去购物,以装修他们沙漠中那个简单而又幸福的家。夫妇两人并不是钱奴,但此时看到钱时的心情与钱奴无异,所以这种反差使得语言非常俏皮。再有三毛向荷西介绍一些中国菜色的时候,往往会用些比喻,这些俏皮幽默的语言让人印象深刻。在沙漠中的饭店》中,三毛促狭地将粉丝叫做“雨”,还顺1:3对荷西吹牛说:“这个啊,是春天下的第一场雨,下在高山上,被一根根冻住了,山胞扎好了,背到山下来一束束卖了换米酒喝,不容易买到的哦!”然后有写道:“荷西还是呆呆的,研究性地看看我,又去看看盆内的“雨”,然后说:“你当我是白痴?”这一连串准确而幽默的文字将夫妇两人幸福的笑生活展现地淋漓尽致。再有三毛夫妇去卖鱼,不是很顺利,就连唯一到手的一张收据,也误人了洗衣机被搅成了泥,这些小灾难让人忍不住又笑又怜。。三毛却幽默地说:“荷西,最后的鱼也溜掉啊!我们又要吃马铃薯了。老舍先生说过:“幽默是一种心态”,三毛用一些不常见的幽默诙谐与潇洒,生动地描绘了她生命旅途中的见闻和感受,也用这种诙谐的语调把她的爱情诠释的十分真切。三毛是一个真性情的女作家,她笔下的文字靠着讲实话、写真情、描绘实景来深深地吸引读者,她的文字有着日记式的随意性,但却以情动人,充分展现了率真美,从中读者可以感受的到作者的一些纯情与真诚。三毛愿意将生活中的困难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把真情披露出来,抹掉隐私的一面。Ⅸ素人渔夫》中,作者描述了她和荷西在经济紧张的情况下,去海边捉鱼,靠着把鱼拿到市场上卖掉为生。在车经过旅馆时,她叫荷西停下来,然后伸头向门内张望着,再向柜台的安东尼奥小声打招呼,但是恰好碰到了经理走过,三毛只好溜回车上去,最后还是靠着朋友的帮助,终于把鱼给卖掉了。如果文章单纯写卖鱼,就没那么有意思了,但作者通过描述自己畏畏缩缩地卖鱼的过程,展现了自己那种内心深处的清高,这使得文章更具有吸引力。II三毛的语言不仅具有率真美,而且还非常的鲜活生动。三毛是这样形容沙漠的:黑色的沙漠是:一片黑色低矮平滑的火山沙砾造成的乐园。白色的沙漠是:烈日下细致的雪景。fI早晨的沙漠是:像被水洗过了似的干净。"I黄昏的沙漠:落日将沙漠染成鲜血的红色。 四、结语 纵观三毛,她用自己充满灵动的字眼构筑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化的生命世界。一页页走过三毛的世界,放佛可以看见她穿着棉质的长裙,穿梭在沙哈拉沙漠上,带着对荷西永远的记忆,依旧在阳光下翩翩起舞。 文学艺术论文:文联文学艺术创新总结 *年以来,我县的文学艺术工作确定了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文艺工作方针,坚持三贴近原则,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促进项目立县和全民创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贡献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重点,并围绕这一目标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以纪念《讲话》发表68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明确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新思路和新途径。今年5月23日是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5周年纪念日。为了提高广大文艺工作者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的积极性,县文联精心部署、准备,召开了学习纪念《讲话》发表65周年即文艺为三个文明建设服务座谈会,共组织10篇文章,各协会都有代表发言,总体质量很高。这次座谈的特色是把两个《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即把同志的《讲话》同去年同志在全国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一起学习,一起领会,重点学习掌握了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四个一切”的要求,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开展了文艺轻骑下基层巡回演出活动。今年初,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朝阳县委宣传部、县文联承办了全市弘扬创业文化文艺轻骑下基层巡回演出活动,我县不仅安排演出场次多,(其中包括:闭幕式等重头戏,)而且自编宣传创业政策的文艺节目多,参加的演员多,演出效果好,深受群众欢迎。这项活动历时一个月,我县受到了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的表彰。 三、文艺作品创作、出版工作取得新成果。今年在组织各协会及文艺工作者深入现实生活、创作文艺精品上有新突破。李国文的长篇快板书《神虎将星赵尚志》出版后,在第七届中国世界大采风活动中获“着作金奖”。郑海涛、周连山、雷艳华、王化东、马占云、李广智等都创作了新的小说、诗歌、楹联等文艺作品,瓦房子小凌河文学社的文艺专刊越办越好,初步统计有五十多篇作品在各级各类报刊上发表。姚旭东创作、柳城镇郭家小学演出的弘扬道德建设的校园短剧《昨天、今天、明天》获得省级优秀创作奖和感动观众奖。同时,出版了一批文艺作品,其中,戏剧家协会出版了《朝阳戏剧曲艺作品选》,摄影家协会出版了《我的家园朝阳——王文武摄影作品集》,市、县文联和市摄协为其举办了高规格的首发式;楹联家协会出版了马庆文的《行草诗联》。还有一些作品已经完成出版前期准备工作。 四加强了同各地文艺界的艺术交流。除了车淑珍、夏柏森等艺术家参加全国性艺术交流、进修深造外,专业演员姚旭东、王甲华等经常参加省、市组织的演出活动,已成为朝阳县的品牌,其中姚旭东的小品上了今年辽宁电视台的春节晚会。由市、县文联联合举办了庆“七.一”邓集文个人书画展。邓集文的书画作品长期在双塔区红山艺术馆展出并开展创作、交流活动,先后到喀左县文化艺术节、河北省秦皇岛市象山书画文物交流中心展出。在艺术交流活动中,县文联为这些艺术家搭建平台、创作条件、提供服务。11月省文联副主席尹忱到朝阳县调研,对我县工作给予赞赏。 五协调指导各协会开展活动,为三个文明建设服务。除了上述主要活动外,各协会都发挥优势,积极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楹联家协会在国庆节前成立了尚志分会,还获得“全国楹联文化县”称号。古山子乡二道小学“琼林楹联社”、瓦房子中学“小凌河楹联社”被评为全省先进楹联组织。楹联、书法协会在春节前共同组织人员下乡为农民送春联3000余幅。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编排、执导了纪念建军80周年大型文艺演出和波罗赤镇南洼村第三届文化节、北四家子乡李春军新春歌会。民间文艺家协会推出了“辽西刺绣”、手撕画、根雕等艺术作品,有的已作为商品进入文化市场。此外,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正在筹备庆祝纪念朝阳解放*周年书画作品展。 六完成了县委、县政府下达的招商引资任务。 文学艺术论文:人物画文学艺术 摘要:文学艺术都是人类社会实践反映的产物,因此随着时代的变幻与前进而不断发展,中国画紧随时代的步伐,在不断地出新。20世纪中国画人物画的变革最大,成就最突出。它以鲜明的有区别于任何时代的当代性谱写了新的篇章。 由于长期封建主义贫穷、愚昧使之文化保守主义统治,再加上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的洋枪大炮,又使中国沦入百年的屈辱与丧权,那一段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可悲景况,使得中国的文化艺术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但是这样的动乱之世,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有为之人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诸如蔡元培、康有为、陈独秀等人于民族危亡之时亦不忘其拯救中国的文化,他们都大声疾呼,近代的中国画陈陈相因,可谓颓败极矣,对中国画提出过革新的主张。“力主学习西方、写实造型”、“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然而他们只是说道者。实际的革新者还必须依靠实践家,拿出作品说话,才能算数。于是涌现出陈树人、高剑父、高奇峰、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等人。特别是徐悲鸿,他为开辟20世纪新时代的人物画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旧的中国画人物画其落后的表征是什么呢?我以为从内容上自元明清以来封建专治,绘画创作回避现实、脱离时代。中国画其原有的意象美学是高于摹写客观的绘画原则,“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是十分精辟的理论,然而多年来背离造化,仅仅转移摹写复古恋旧。因而徐悲鸿等人对300年来画坛完全脱离时代的抄袭之风给予了抨击,对于人物画衰败已极的状况十分深刻十分具体地作了点评。徐悲鸿指出:“夫写人不准以法度,指少一节,臂腿如直简,身不能转使,头不能仰面侧视,首不能向画面而伸。无论童子,一笑就老;无论少艾、攒眉即丑。半面可见眼角,跳舞强藏美人足。”就连陈老莲,他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作美人也,均广颔”,“其作老人则侏儒”…… 我们掩卷深思,徐悲鸿这一切中时弊的描述难道不是事实吗?再想一想,这样的具体认识也只能出自实践家之口,只能出自具备了精深人物造型能力,具有西方写实主义美学涵养的画家之口。这使我们纵览近代画史,除过任伯年有几幅描绘民众生活的人物画外,(如:《疏雨牧读图》、《何以诚肖像》、《横云山民行乞图》、《吴昌硕肖像》〈两幅〉)整个画坛贴近当代社会现实生活的人物画实可谓凤毛麟角。换句话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的中国画人物画,基本上呈现于远离现实的复旧状态。 徐悲鸿等人发出了震聋发聩的改革主张,并从办教育入手,他们引进了西方艺术强调真实之美,主张对各种客观对象的描绘,其方法、手段,从合法的自然为依据的绘画科学教授学生。把西方传统绘画中主张客观世界是真和美作标准,科学透视,明暗立体,解剖关系的准确精到的描绘,以此成为判断和评价艺术作品品位高下的标准,这种认知从艺术上看显然有其局限性。但是针对衰弱的中国画人物画还是起到了振奋的作用而注入了新的生命。中国画人物画百年来基本上是在这样的框架里发展。同时徐悲鸿身体力行地从油画、素描、国画诸方面开辟新人物画的创作天地。他的《陈散原像》、《愚公移山》、《泰戈尔肖像》以及主题性国画《九方》,鸿篇巨构《愚公移山》等作品,紧扣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塑造一系列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表达他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振兴的坚强信心。一反俗套,从造型结构的精确到神貌个性化的刻画,体面与线描的有机结合,都为20世纪中国人物画开辟了新面貌。 继徐悲鸿的艺术思想,至毕生精力使中国人物画发展达到高峰,贡献卓著者当推蒋兆和。他的西画人物造型功底深厚,面对真人又多用毛笔直取,线面光影明暗结合,写山石皴法,中西融合,使人物画的写真技法达到极高之水平,而且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把握时代特征,都是可以与西方大师攀比,在世界画坛留芳千古。苏联人赞誉蒋兆和是“东方伦勃朗”,“中国的列宾”即是佐证。 蒋兆和30年代创作近百幅人物画,和40年代的巨作《流民图》,完全是旧中国灾难深重的悲凉人世的真实写照。这是一幅为时为事而作,浩荡庄严之作。这是一幅极富爱国、爱民之心的艺术家对黑暗时代凄楚沉痛怨诉呼号之稀世珍宝。蒋兆和自序说“知我者不多,爱我之画者尤少,惟我所同情者仍街旁之饥殍”。他笔下数百个处于苦难境遇的男女老少,各个动人心魄。长卷式又大如壁画的形式,其规模之大,刻画之深,笔墨之精妙,挥写之豪放,墨色之丰富,都堪称中国画百年史之最好的作品,当代世界画史之经典并不为之过分。 进入50年代之后,蒋兆和针对不同时期的社会变故都有人物画创作,虽然有配合时事与政策之感,然而也反映了他始终用画笔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创作道路的一贯性,时代变迁的脉搏在他的艺术创作中始终成为一条主线。 50年代之后,在中国的文艺路线、文艺政策指引下,杰出的人物画家层出不穷,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画家,为歌颂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历程,饱满的革命热情,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创作切入所处的时代,直接、间接或曲折地表现了各种人物为实现中华腾飞的宏伟理想而奋斗不息的壮丽画卷。老一辈的人物画家叶浅予的《和平解放北京》、《民族大团结》,年轻一辈的石鲁、李斛、黄胄、方增先、周昌谷、杨之光、王盛烈等都有突出的优秀作品问世,更年轻一辈的刘文西、周思聪、姚有多等等,数不清的人物画家大量的风格流派和作品涌现,组成了中国画人物画奇伟瑰丽浩浩荡荡的洪流,其成绩之辉煌,与当年徐悲鸿所批评的那种中国画人物画的状况相对照,更可以看出百年来人物画确实进展不凡。 我认为20世纪中国画人物画,可以在世界艺坛占据一席之地。因为这个时期的人物画一改过去脱离社会、重复古人的积习而紧随时代的风云变幻,又表现当时的现状与民众生活,他以可视的当代性,反映了中国社会各个时期与层面的变化和真实写照,借鉴了外国的写实画风和技巧,以强有力的造型能力和笔墨形式显示了独有的民族艺术特色,大大提高了中国画的生命力。须知,当徐悲鸿等人引进西方写实主义来到中国时,西方正在盛行各种现代流派,中国人没有追逐时尚,吸收的是写实画风,因此,近80年来中国人的写实技巧与能力在迅猛的提高,在20世纪终了之时,回顾一下中国画人物画百年来的状貌,面对事实,和西方相比较看一看谁强谁弱,这一明显的差异,中国画的写实性和民族特色摆在世界画坛的行列,却是别有天地而毫不逊色,这一点我们应该自信。
一、丰富高校德育工作的内容 我国有着悠久而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系统。绵延数千年的中国特色文化,是新时期高校德育工作的主要内容。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基础,其中包含着许多在今天仍有价值的道德观念。 1.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 虽然近代国家和民族的观念是从甲午中日战争才开始萌发的,但在远古时期,我国就存在爱国主义的道德情操,如春秋时期就有弦高犒师的记载。而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典型的爱国人物,如汉代的苏武、唐代的张巡、宋代的岳飞和文天祥、明代的史可法、清代的林则徐等。爱国主义还体现在广大人民对一心为公的官员的赞颂上,如《诗经》就赞颂“夙夜在公”的官员。宋代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都体现了爱国主义的优秀传统。 2.以人为本的思想 与西方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我国传统文化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儒家学说的创建者孔子率先提出“仁”的观念,这是儒家学说关于人与社会关系的优秀理念。孔子从个人修养出发,提出“修齐治平”的理念,其最终社会理想是天下归仁。墨家学说的创建者墨子提出的“兼爱”,则是超越儒家“仁”的人本思想。孔子的“仁”还只局限于奴隶主和后来的地主士大夫阶层,而墨子的“兼爱”则超越了阶级,直抵社会底层的人民大众。儒家学说的亚圣孟子提出仁政思想,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3.注重道德自觉 道德自觉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关键。道德的本质并不仅在于个人在公众场合的行为,更重要的是独处时能否坚持自己的道德观念和标准。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庄子,即提出“慎独”的观念。而儒家学说则注重自省,如孔子的学生曾参就秉持“吾日三省吾身”的道德养成方法,荀子在《劝学》中也提出“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包括孝、悌、信、义、智等道德观念,都对当今高校德育工作的内容有着启发意义。 (二)优秀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革命文化产生于国破家亡之际,发展于救亡图存之时,是中华民族伟大革命先烈在寻求救国救民道路过程中凝结出的光辉结晶。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建国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的过程中形成的,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存在为基础的先进文化。其先进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实事求是的品质 实事求是出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原文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用来赞颂刘德在收集古籍时能力求真籍。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亊物,“是”就是客观亊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既是我国古代思想家修身的原则,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又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进而成为思想的精髓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决定条件,就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高贵品质。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一著名论断,成为运用实事求是观点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端。之后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都无数次证明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性。 2.爱国主义的品质 革命正是出于爱国,出于探求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鸦片战争以来,无数先烈为了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头颅和热血谱写出一首首爱国主义的旋律。它既体现为古代圣贤“治国平天下”的观点,也体现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情怀,更是“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豪迈。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又涌现出无数为了国家的富强而奉献自己的先进人物,如、、王进喜、钱学森、袁隆平、罗阳等。他们身上所展现的爱国主义品质,是新时期高校德育工作的优秀品质。 3.艰苦奋斗的品质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这种品质的表现更是数不胜数,如“长征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提出的“两个务必”以及我国在一穷二白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之后的改革开放,都是艰苦奋斗优秀品质的体现。在我国物质文明得到高度发展的今天,艰苦奋斗仍然毫不过时。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继续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达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进而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增加高校德育工作的媒介 将文化自信理念融入高校德育工作中,还要与时俱进,利用高速发展的信息科技和传播手段,增加德育工作的载体与媒介。高校德育工作不能也不应该是思政理论教师和思想政治辅导员的孤军奋战,而应该是以学校为单位全方位、立体化、生态化的有机系统。 (一)建立课内外相结合的德育体系 1.注重思政理论课的德育主阵地 思政理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德育的主阵地,必须牢牢抓住这个主阵地不放松,以思政理论课的五门课为优秀,向外延伸思政理论课的相关知识,通过对经典著作的阅读、对中外历史的回顾以及对哲学等人文学科的探索等,不断扩大思政理论课德育功能的范围。 2.发挥专业课和其他公共基础课的德育价值 充分利用各学科专任教师的专业知识,不论学科门类,充分挖掘本学科蕴含的文化精神和传统,开设相关的公选课和知识讲座。例如,物理专业的老师可以就两弹一星背后科学家们的爱国奉献精神深入挖掘。 3.利用校园讲座的德育功能 校园讲座是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广泛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进入校园,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丰富阅历,现身说法,对高校学生进行理想信念、爱国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教育。讲座的内容既可以根据每年各级党团组织和教育部门的要求排列,也可以针对高校学生的特点来设置。例如,理工院校可以多开设人文类型的讲座。 (二)利用新兴技术构建全新德育平台 网络的普及在传统意义上说,给高校的德育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但同时也给高校德育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机遇。高校德育工作者要有占据网络和新媒体话语权和德育阵地的意识,主动出击,利用网络和新媒体,积极进行德育和文化传播工作。 1.建设网站 网站不仅代表一个学校的精神面貌,也体现了高校的校园文化水平,同时也是德育的重要平台。在校园网站建设时,要注重主流价值和正能量的传播,向高校学生传递昂扬向上的信息。 2.开设博客 各级领导和教师要积极撰写网络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可以紧跟时事,例如美国大选、G20峰会等主题,也可以是教学管理的某个方面,例如招生、就业、考研等。这样既可以拉近与学生的距离,也可以潜移默化地对学生产生影响,增强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3.利用好新媒体平台 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高校学生是我国使用社交媒体最多的人群,因此,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平台成为德育工作的重要平台。利用好微博、微信,建立QQ群和微信公众号,既可以加强对学生的日常管理,也可以加强德育工作的时效性。 三、建设、丰富校园文化 通过团委学生会和社团联合会,广泛开展丰富多彩、昂扬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不仅能给青年学生提供发展、提升自己的机会,也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文化传播和发扬。校园文化活动可以分为常规活动和特色活动。每年迎新、毕业、国庆、传统节日等为常规活动,逢重大历史纪念的年份,可以组织特色活动,例如抗战胜利70周年、中国共产党诞生9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等。
优秀语文教学论文:拓展语文教学论文 一、拓展同类材料,在比较中开阔视野 语文教材中的许多课文,在阅读教学中,我经常选取与课文相关的文章介绍给学生阅读。或比较,或拓展,丰富学生的阅读知识,开阔视野,加深对课文内容、表现手法的理解,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 比如,学习《晏子使楚》一文后,让学生去读《晏子数罪》。因为这两篇文章都是《晏子春秋》中的故事,都适合小学生阅读理解,都反映了晏子的机智勇敢、能言善辩。 又如,我们在教学中注重诗句的积累,逐步形成识记体系,便于学生记忆。在古诗词的教学中,我们也可以对同类主题或同类内容的诗句进行拓展延伸、归类比较,有利于学生积累古诗词知识,融会贯通地理解古诗词的内涵。引导学生拓展写雪景的诗句,写惜别之情的诗句,写思乡之情的诗句。此外,我们可以按照季节将描写春、夏、秋、冬的诗句进行延伸归类,也可以按照自然景物归类延伸写出山、水、日、月的诗句,还可以按照自然生物归类写出花、鸟、草、虫的诗句等,这样使识记的诗句通过拓展后,形成一个识记网络,运用时可以信手拈来。 二、拓展故事情节,在阅读中激发兴趣 这类拓展一般适用于一些节选自长篇小说的课文教学,这些长篇著作大多是经过岁月的淘洗后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文字,很适合小学生阅读。而节选的课文往往是最精彩的部分,学生除了阅读课文外,还应该接触原著,全面了解原著的故事情节、人物塑造,揣摩语言特色,学习文采精华,吟诵其中的精彩篇段,感受名著魅力,提高阅读能力和鉴赏水平。小学课本中涉及到很多名著,以《三国演义》节选的课文《草船借箭》为例,我在课堂教学中拓展了相关内容。 一是与诸葛亮有关的其他故事情节:《三顾茅庐》《空城计》,作为语段阅读在课堂上阅读练习,更多地了解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才智过人。 二是其他精彩的故事情节:《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三气周瑜》《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等,指导阅读,了解整部《三国演义》的故事情节梗概,激发阅读兴趣。 教学长篇小说的节选课文时,通过拓展阅读书中的故事情节"人物经历,品味赏析精彩语言后,学生对拓展阅读产生浓厚兴趣,这对他们的语文知识积累、文学基础的积淀有很大帮助。 三、拓展传说典故,在了解中领会主题 拓展典故,这主要是针对古诗词的教学而言。拓展典故,可以更好地理解诗歌的主题,体会诗人的情感。通过了解典故的来源和意义,能更准确地把握诗词的重心,深刻领会诗中的含义,理解诗歌的主题和诗人的情感。 比如,我在教学张志和的《渔歌子》一诗时,就拓展了两个典故。在学生回答“为什么斜风细雨‘不须归’”这一问题前讲第一个典故:张志和年少得志,曾经是朝廷命官,志和就是皇帝给他取的名。后来因得罪高官被贬,他干脆辞官不做,隐身于大自然,以游赏为乐,以钓鱼为趣,自称“烟波钓徒”,过着游历生活,常年不回家。后来皇帝多次派人叫他再去朝廷做官,他都拒绝了。他哥哥张松龄想劝他回家,特地也用《渔歌子》词牌写了一首和作《和答弟志和渔父歌》。 在这个环节中,老师当哥哥,学生当张志和,对读两首词后交流“不须归”的原因:西塞山的风景太美了,作者不想回家,更不想回到朝廷里、官场中,只愿陶醉在山水中。然后再拓展第二个典故: 张志和垂钓时从来不挂鱼饵。有句话叫姜大公钓鱼—愿者上钩。姜大公在钓鱼时钓来了一个周文王,后来他就跟着周文王当宰相报效朝廷去了。猜猜,张志和钓鱼不用鱼饵,那他钓来了什么呢?会有什么收获呢? 通过交流,学生领会了诗的主题,张志和垂钓,钓来悠闲,钓来愉悦。也只有这样悠然自得"宁静闲适的心,才会写出这样的千古绝唱。 再如,林杰的《乞巧》和刘禹锡的《浪淘沙(一)》都用了“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李商隐的《嫦娥》用了“嫦娥奔月”的神话传说,拓展这些传说,可以帮助学生更快地深入理解文本。 四、拓展随文练笔,在表达中培养能力 随文小练笔,内容紧扣课文,是阅读教学的有效延伸和拓展。它既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材,又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想象能力,有效激发阅读和习作的兴趣。在阅读教学过程中,作为语文教师更应当立足课堂,科学利用文本,引导学生揣摩作者谋篇布局的高超手法,体会形式多样的表达方式,合理拓展教学资源,精心设计随文小练笔。让设计独到"安排合理"落实有效的随文小练笔成为语文课堂教学一朵艳丽的花朵。 例如,《穷人》一文的最后一段写道“‘你瞧,他们在这里啦。’桑娜拉开了帐子。”这是一个富有余味的结尾,学生怀有极大的好奇心,我趁热打铁,启发学生:“渔夫和桑娜收养了两个孩子以后,他们的生活会是怎样呢?”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发挥各自的想象,有的学生说,他们的生活仍然非常艰苦,但是他们非常乐观,大家互相帮助,共渡难关;有的学生说,孩子们在艰苦的环境中长大,非常懂事,长大了对渔夫和桑娜很孝顺。之后,我再引导学生把所思所想写下来。这样,既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练笔兴趣,又培养了学生的形象思维,训练了学生的习作能力。 总之,文本的适度拓展延伸,可以让语文阅读教学变得更加丰富和高效。教师在课堂上恰当地选择拓展的内容,适当地选择拓展的时间,在教师一张一弛的教学节奏中,使原本离学生很遥远的故事来到了身边,使原本不甚理解的情感充溢了整个课堂,使一篇篇单薄的文本幻化成一只只美丽的彩蝶,悄无声息地飞舞,拨动文中的情丝,飞进学生的脑海,也激发学生插上语文的翅膀,翱翔在知识的天空。 作者:吴丽君 单位: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北门小学 优秀语文教学论文:趣味课堂语文教学论文 一、创设情境,使用情景教学法 情境教学法是能够实现高效教学的一条有效途径,它已成为目前小学语文教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并受到了广大师生的喜爱。小学生年龄小,注意力集中时间短,如何在课堂的有限时间内调动起小学生的注意力,使之高效率的掌握本节课的知识。教师就必须创设学生熟悉,喜欢的教学情境,结合学生实际。教师可以在上课期间准备几个动物头饰,让学生扮演相应的角色或者通过儿歌、口诀朗朗上口的意蕴来提髙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以便高效课堂的实现。 二、合理评价,评价要“就题论题,就话论话”,不能一概而论 语文评价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语言形式的,一种是书面形式的,也就是笔头的。很多语文教师的语言评价在课堂上频繁使用,但是评价语言十分单一,如,“你真棒”“你说的太对了”“你真是个好孩子”等等。书面作业或是作文上的评价也很单一。这样的评价并不是真的有效果。评价要合理,如果学生回答对了一个老师提出的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如果老师单单只说一句:“你说得真好。”学生们会云里雾里,不知道该生回答的到底好在哪里。因此,教师要跟上学生的思考思路,从学生回答问题的角度、回答问题的想法、回答问题的导向和主观意识方面去评价。这样其他学生也就明白了,大家会恍然大悟,原来这种问题,要这样考虑、要这样着手、要这样完成才可以^因此评价,不只是评价一个学生,而是通过评价一个学生回答的一个问题能给所有的学生一个学习的方向和指引,一个全班性的鼓励和牵引。这就是就题论题,就话论话,这就是合理评价。 三、利用多媒体,把内容形象生动地展示出来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莲锊说:“如果不设法使学生产生情绪高昂和智力振奋的内心状态,就急于传授知识,就会给学生带来疲倦,学生没有欢欣鼓舞的心情,没有学习的兴趣,学习就会成为学生沉重的负担。”小学生年龄小,自控能力差,因此,一种现代化教学手段开始广泛应用于小学语文的教学舞台上"^卩多媒体技术。多媒体技术集声音、图形、文字、动画等于一身,可以将枯燥、死板的语言文字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给学生,从而为学生创设一种直观的教学情境,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从而使学生整节课都能保持髙度的注意力,大大提高了语文课堂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为高效语文课堂的实现提供了保障。 四、设计有效问题,根据小学语文的教材特点 把题目设计的有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插图来设计问题。教材中的插图,大都贴近生活,富有情趣,与课文内容紧密结合。在图文对照的教学中,指导学生理解课文内容,把这些问题转化为具体的任务,要让学生通过文本来感悟。教师要设计有整体性的问题。作为实现语文教学整体目标手段之一的课堂提问应该能使学生激起情趣,理解内容,发展智力,受到教育。问题设计要从整体目标出发,考虑到语文教学的整体效应。学生阅读课文时,往往感到一读就懂,但又不能从整体上把握课文的中心思想和结构线索,因而对课文的理解是含混不清的。教师应紧扣教材内容,围绕教学目标,从全篇的主要内容入手,精心设计提问,让提出的问题能起到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呈现文章全貌及文章的内在联系,有效地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课文,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教师要面向全体设计梯度问题。俗话说“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学生知识层次参差不齐,语文基础有好有差,智力有高有低,语文的能力有强有弱,如何让学生乐于高举手臂,重要的一环在于教师的提问艺术。课堂提问要以学生为本,兼顾全体学生,体现难易和梯度性,要注意让“尖子生”吃得饱、学困生”吃得了,适当地给不同层次的学生有回答问题的机会。 总之,在教学工作中,老师必须根据学生年龄、性格以及知识储备情况,从各方面创设适合学生学习的方法,通过提高课堂教学的趣味性,让学生积极投入到学习中,创设出更精彩的小学语文教学课堂,这样就能不断提高学生的学习活力。使小学语文的高效课堂得以实现。 作者:徐凌燕 单位:江苏省启东市祖杰小学 优秀语文教学论文:创新实践语文教学论文 一、让小学生走向智慧需要学生重视实践 新教育倡导者曾经对理想的智育进行过比较丰富而又准确的诠释,其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理想的智育,应该具有开放性,注重实践性,与生活相联系,与社会相沟通,使学生关注窗外的世界,校外的天空。”这样的诠释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语文课程实践性很强,我们的语文教学则应当认真思考广泛而又普遍的实践性问题。 以往的语文教学我们也比较重视学生实践,但学生的实践时空还显得不够理想,这就从一定意义上说明,小学生很难形成语文阅读的创新创造能力。依据教授所阐明的原则,小学生阅读实践必须追求开放性,开放的内容可以是我们学生的生活,也可以是社会,还可以是学生学习生活之外的所有内容。 对学生学习生活的开放性实践,我们往往会有比较片面的理解。首先是担心浪费了学生学习的时间,其次是担心学生会走向不正之途。譬如学生现在大部分都能够用QQ聊天,我们的教师和家长一般都是禁止的,但往往又不能禁止得了,小学生还是偷偷摸摸地聊着。那怎么办?我们身边的许多教师都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如何利用QQ让小学生“聊”与语文学习有关的“天”,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笔者感到其发展和创新意义还是比较明显的,譬如在教学中,我们让学生上网搜寻资料,提高学生的前置性学习效果;让学生把自己的阅读感悟和同伴进行网上交流,获取互动效果。现在我们则可以做出这样的猜想:如果我们能够让孩子多进行电子作文,学生之间利用信箱进行文稿交流,相互之间进行评点,肯定能够获取更为广泛而又深刻的实践效应。学生完全可以博采众长,进而发展自己的智慧。 二、让小学生走向智慧需要学生创新探究 在我们的语文教学中,在我们的一些老师尤其是我们的家长中仍然看重学生的分数,这也难怪,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要靠分数衡量学习效果。但对于我们每个教师而言,应当认真关注的不是结果——学生的分数,而应当是学生争取高分的过程——手段和途径。当下语文阅读教学叫得最响的应当是学生的创新探究。 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形成这样的思想:、使教学活动走出分数的误区,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使学生成为人类文明之火的传薪者。”要想真正意义上让我们的小学生能够在未来将中华民族的文明之火理想地传承下去并能够有所发展,那么我们的语文教学则必须努力起步开始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 小学语文的每篇课文,都堪称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的典范,譬如六年级上册教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记述古代人物的课文《负荆请罪》,有记述现代人物的课文《最后的姿势》《钱学森》等,有体现当代思想观念的课文《学与问》,也有生动地赞美动物的课文《麋鹿》,有的课文还热情的讴歌了人间的亲情,如《船长》,诸如此类的篇目,如果让我们小学生进行创新探究,那么小学生的智慧则将更为丰富起来。譬如让学生探究《最后的姿势》,笔者就注意让学生紧扣“最后的姿势”品读语言文字,说出“最后的姿势”的内在含义,感受谭千秋老师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和诠释。达成这样的教学目的,必须让学生创造性理解文中重点句子的意思,必须让学生体会环境及其场景描写对表现人物精神品质的作用,学习侧面烘托人物形象的方法。要让学生抓住“英雄不死,精神千秋”这句话进行挖掘,使学生能够将文题中“最后”的内容变得丰富起来:爱的姿势、责任的姿势、英雄的姿势、师德的姿势、千秋的姿势。 三、结语 总之,语文教学是实践性强的课程教学,语文学科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实现学生创新创造力的必然途径。学生创造力的体现离不开学习智慧的生成,生成学生课堂学习智慧是我们广大教育教学工作者都应该认真思考的课题。 作者:曹海华 单位:江苏省如东县掘港镇环镇小学 优秀语文教学论文:细读语文教学论文 一、诵读法,反复咏诵为细读做铺垫 如学习《凉州词》(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首先出示题目,让学生边读边写,学生苦思冥想,停顿约两分钟,低头不语,表情仿佛传递信息,苦思不得其解。在与学生交流环节,教师给学生评分。学生得分确实不高,六十分左右。指点诗文,摇头晃脑地读,一种用激扬语调,一种用悲伤低沉语调,学生通过比较,自然而然地分辨出来。遇到学生碰壁时,声情并茂放声吟诵,诗歌表达的情感溢于言表,让学生大声读读这首诗,入情入境,披情入文,教师适时点拨:“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应读出什么感情?悲伤呢,还是慷慨激昂之情?面对死亡是什么态度呢?“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最后两句又应读出什么感情?生答:战争惨烈,悲伤、厌恶战争之情。 然后让学生掌握感悟诗词思想感情的方法:①看题目;②揣摩重点词句;③作者和注释(背景)也有启示;④整篇诵读。学生大乐,终于找到一把解题的钥匙。拿到一首诗先读懂它包含的思想情感,领会中心这是第一步。《凉州词》题目透露出本诗是写边塞生活的,注解里的提示能帮助学生更好地去解读诗歌。接着让学生再反馈训练一首课外古诗,得到巩固提高。 二、运用比较法,斟酌细读 如陶渊明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见”字的妙用,能否换成“看”“望”呢?“见”表示诗人无意识就能把南山美景映入眼帘,表达出诗人辞官归隐的恬淡、悠然,更进一步表明诗人辞官归隐、淡泊名利、怡然自乐的高洁超然品格。《咏雪》中胡儿将雪比作“撒盐空中差可拟”,才女谢道媪云“未若柳絮因风起”。胡儿比喻比较勉强,从“差可拟”看出,底气不足,缺少诗意。“未若柳絮因风起”意境赋予春天的生机,富有诗情画意,跟岑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诗句异曲同工。谢太傅对两个孩子的回答“大笑乐”保护孩子的自尊,体现出家庭气氛的温馨,以及看到孩子读书的快乐。 三、细读关键词句,激起共鸣的浪花 在学习文言文时,不仅要抓住客观描写的事物,还要领会诗人的感情及物我交融的程度。从三步来鉴赏:①指出该句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或表现手法或抒情方式。②运用这种手法的作用。③表达了怎样的感情或旨意。应研习其中的写作技巧:①修辞手法:比喻、对偶、夸张、对比、拟人、双关等。②描法:A.衬托手法,又分正衬和反衬,反衬又有动静衬、声寂衬、乐哀衬等;B.侧面描写;C.虚实结合;D.象征手法等。③抒情手法:直抒胸臆和间接抒情。④表现手法:象征、想象、联想、照应、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托物言志等。 分析诗词中加点的词语和画线的句子。学生先整体感知诗歌的思想情感。先让学生摸着石头过河,答题五花八门。答题不太规范,有的同学把炼字、赏析句子混为一团。应帮助学生梳理出赏析重点词句的方法:①整体感知诗词的内容及思想感情;②找出词句所用的方法(修辞、描写、炼词、想象、以动写静等);③结合具体语境分析;④最重要的是“向中心靠拢”,回到中心圆点。这样回答有条理,答题合乎要点,方法得当,学生能很快掌握要点。 如考查学生运用古诗词的能力,请同学找出下列诗歌中表现教师教学方法好的诗句来: A.《春夜喜雨》(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B.《无题》(李商隐):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C.《己亥杂诗》(龚自珍):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学生答案五花八门,不少人错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错误原因多为不具备现实生活中运用古诗词的能力。应加强学生审题训练,抓住题干的信息“教师教学方法好”。而其他是回答教师无私奉献的精神的,不能扣住题目。教学生审清对象、场合及语言环境,读懂诗词的原义、比喻义、引申义及后人的习惯用法。 综上所述,在学习文言文时,不仅要抓住客观描写的事物,还要体会诗人的感情及物我交融的程度,以及主客观的交点是什么。应从物象入手,感知意象的情趣、包含的情感,并由此领会诗人的写作意图、产生的感染力及诗人写作的技巧。 作者:姜秀社 单位:江苏省南京市育英第二外国语学校 优秀语文教学论文:情感语文教学论文 一、小学语文教学中情感教育实施的策略 1.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 情感教育的顺利实施依赖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教师应主动与学生沟通。小学生一般自尊心很强,承受压力能力弱,但在别人面前表现欲较强,希望得到肯定、鼓励和表扬。此外,小学生的好奇心强,求知欲大且兴趣较广,教师在开展情感教育的同时,还应根据学生的不同特征用心进行沟通,关爱每一个学生,达到有效及时的沟通效果;学生出现不良情绪甚至敌对情绪时,教师应耐心细致地教育和引导。建立融洽、互敬互爱的师生关系,这对于情感教育是至关重要的。 2.多媒体激发学生的情感 针对小学生对新事物有比较强烈的新鲜感、好奇心及他们活泼好动的天性,教师在教学过程要充分利用多媒体,让书本中的知识以声音、图文的方式传播,同时,加入教学相关的动画、故事、歌曲等,这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思维,使学生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学生学习热情也随之提高。 3.课文朗读培养学生的情感 “读”作为一种情感教学方式,运用于小学教师教授课程的过程之中,教师通过投入感情的朗读来引导学生在朗读时体会文中的真情实感。 如《江南春》一文,在教师朗读、讲解后让学生在情感体验的基础上朗读成诵,并引导学生以充沛的感情投入到诗的意境之中,让脑海之景与历史相交融,才能深刻体会到诗句的含义和情感。另外,恰当使用文章重点词来激发学生的情感是关键,让学生朗读、理解文中重点词以便引导学生体验真实感情。 4.自我体验提高学生情感 由于学生个体差异性较大,其生活环境、思考方法、行为习惯、道德水平和素质各不相同,因此,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生活中的向导,应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大力引导学生自我体验课文中的情感。 例如《诺贝尔》一文中,教师可以让学生谈谈自己的感想,学生所站的角度不同,结果也就不同,部分学生会赞叹、崇拜诺贝尔的聪明绝顶和卓绝的才华,部分学生则想到诺贝尔艰苦的发明过程中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伟大精神。这样一来,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还能为学生树立起一个好榜样,从而达到教学的目的。 5.情感教育要贴近生活 语文与生活极为贴近,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应注重学生语文学习习惯的培养,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学习语文并在其中渗透情感教育。小学语文教材传承中国千年文化,富含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人生哲理。其对小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教师应用生活中积极美好情感来熏陶学生,这有利于促进学生情感教育的实现和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教师培养学生好的语文学习习惯,为情感教育埋下了伏笔,对于小学语文教学中情感教育顺利实施起着关键性作用。 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实施情感教育,不仅能够丰富学生的思想感情,而且能够使学生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学习中的困难。但在进行情感教育时,教师除需不断提升学生的知识水平以外,还要引导学生拓展必要的课外知识,让学生获取较为全面的科学文化知识,为学生的身心健康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与此同时,教师还应注重学习方法的传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探索,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行,从而提升教学的质量,达到情感教育的目的。 作者:叶琴 单位:江苏省泰兴市滨江实验学校 优秀语文教学论文:质量分析语文教学论文 一、做好预测分析,修订校本作业 小学一直提倡以团队协作的方式研究能力测试导向,分析命题比分结构,设计单元练习。同时,依托校园网开设“教学资源库”,不断丰富不同学科的校本作业积累,实现校本作业的共享和完善。而根 据统测难度系数,综合上一学年的测试数据来对比自己所教班级学生的测试水平,诊断他们在识字写字、阅读积累和习作方面的能力水平,是一种很有效的预测分析,能帮助教师找准教学突破口,从关 注学生能力应用的角度,科学设计有效的作业练习,逐步达成教学预期目标。 我与同年级的老师充分发挥团队合作精神,从三年级起就开始有策略地编制和修改单元校本练习。上学期,新课程培训以后,我们五年级小教研组就专门针对书写测试命题展开了研究。随后,我设计了 每周一次不同内容、不同格式的书写练习,每月组织年级写字比赛,激发学生书写练习的兴趣,也培养了学生的书写测试能力。通过预测分析,我们认为五年级第一学期学生在阅读积累中的失分最普遍 。我们就针对每个单元练习中的两篇阅读选文进行重点设计。前一个单元,我们会对照单元重点选一篇与单元主题有关联的选文,选一篇对打开学生习作思路有帮助的选文,后一个单元我们就会对照期 末试卷的模式,各选一篇说明性文本与文学类文本。为此,我还写过好几篇下水文来补充试卷命题。这样的形式能帮助学生逐步适应进入高段以后的考试难度。 二、做好个案分析,落实分层辅导 每个学生对我校来说,可能是1/600,但对一个家庭来说,他就是100%。从这个角度来说,个案分析能帮助教师读懂不同层次孩子的学习需要,制定因人而宜的辅导计划,真正做到帮助每一个学生得到发 展。 个案分析的基础是了解孩子的习惯、态度、家庭等综合情况。到了高年级,更不能以分数论能力,而应该从孩子的变化中寻找教学的突破口。如果从试卷上看不出问题,访谈也能帮助教师找准学生的问 题。例如,在五年级上册的考试中,同学就是一个例子。平时上课她能积极回答问题,作业认真细致,还是年级里作文大赛、写字比赛和演讲比赛的获奖选手,但是这次考试她在阅读部分表现很失水准 。例如一道阅读选择题,她有多次涂改,在对错之间几经摇摆最后仍然选择了错的。告诉我“开始是想都有可能,后来觉得脑子有点乱了,就随便选了一个。”再问下去,原来是因为妈妈在家反复强调 ,五年级上册的成绩很重要,孩子压力太大。这次谈话,我明白了对平时特别好强的孩子要强化考试经验总结和心理疏导才能帮助他们避免因为紧张而导致审题答题的思路混乱。 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分析到每个人,分层辅导的措施就会比较落实。我们五年级四个学科从期中开始,利用周一到周四下午4:00放学后的一个小时对各科潜力生进行补习。语文学科的辅导有分层分步 的计划,教师会根据学生不同的能力表现来确定名单,没有像以往一样从课文积累、作文能力到识字书写眉毛胡子一把抓,学生感觉没有负担,有了跳一跳可以抓到的目标,学得很努力,效果也不错。 实践告诉我,每次测试并不是一个教学阶段的结束,而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教学枢纽。认真分析试卷与分数背后的原因,才能做到教学有方向,作业有质量,辅导有增量。 作者:蒋敏 单位:杭州市饮马井巷小学 优秀语文教学论文:肢体语言语文教学论文 一、运用肢体语言可以提高教学效果 运用肢体语言,能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施加影响。对中低年级小学生而言主要是以无意注意为主,有意注意只占课堂时间的很少一部分,加上他们活泼好动的年龄特点,因此他们不能像成人一样有效地 运用自我提醒和自我命令来保持注意,外界因素极易对他们产生干扰。对于无意注意而言,刺激物的强度特别是相对强度是引起和保持的重要原因。在课上,教师应当注意改变说话声音的大小、快慢, 突出重点,加强语气,注意手势等肢体语言的运用,而声音一旦失去吸引的效用,肢体语言便是最好的选择。对于学生的有意注意来讲,也是以外部的视觉声像来支持他自己的有意注意,而肢体语言是 视觉和语言的完美结合,对于加强学生的有意注意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学生因为不会回答你的问题,你完全不必批评,可以撅着嘴,扭过头,表示很生气,这样老师显得活泼而可爱,还不会伤害学 生的自尊,相反学生还会感到内疚。不一样的表情能带给学生不一样的感受。如果这节课你一直是绷着脸或一直是同一个表情,那学生会觉得无趣。课堂效果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二、运用肢体语言有助于学生记忆 汉语是一种理性语言,我们的祖先在造字时就注意了音、形、意结合,不借助肢体语言就能很清晰地去表达所要表达的事物,如象形字是最早产生的文字,利用图形作文字使用,在形状上很相像(如: “人”“月”“鱼”“日”)。指事字是用具体形象画不出来时,就用一种抽象的符号来指示。(如:“上”和“下”“一”“二”和“三”)。会意字是根据意义合成一个字,分为异体会意字和同体 会意字。会意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体组合而成的,组合的方式多种多样(如:“火”和“土”组成“灶”;“小”和“土”组成“尘”;“人”和“人”可以组合为“从”;“人”和其他形体组 合为“保、伐”等)。形声字由形旁和声旁组成,标明字的读音,所以将形符和声符组成的字就是形声字,可以分为上形下声、上声下形、左形右声、左声右形、内形外声、内声外形。汉语的构造形象 生动,只能使用丰富的肢体语言才能表达清楚,教师在课堂上一个善意的微笑,一个亲切的眼神,讲话的语气语调,举止态度乃至服饰,都能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它可以使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 流变得更加容易。 三、结语 总之,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一个鼓励的眼神、一个充满爱的动作,都会让学生感受到爱、支持和信任。我们应利用一切机会,有效运用肢体语言,帮助组织教学,增进师生感情,激发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肢体语言运用不当,会造成学生在理解上的偏差,长此以往,会使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教师应该有意识而恰当地用好肢体语言,与有声语言水乳交融,以达到服务于教学的目的。 作者:邝艳枝 单位:河南省上蔡县杨集镇安村小学 优秀语文教学论文:复述语文教学论文 一、扩展复述及其示例 扩展复述是以原文复述为基础,凭借自身想象力对原文内容进行丰富与扩展的复述方式。在语文课堂上,教师引导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原文内容进行扩展式补充,使其变得更加丰 富、生动,并用自己的语言将其复述出来。扩展复述一般运用在课文的空白点上,如在课文《厄运打不垮的信念》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先让学生阅读课文,并引导学生对其进行扩展复述。在请学生 进行扩展复述之前,教师可以做适当的语言引导,比如,“在课文中,谈迁‘经过20多年的奋斗,6次修改’,才完成了《国榷》的编写,请同学们抓住谈迁坚韧不拔的特点,想象他其中一次修改的情形 ,以便在脑中绘制他的形象,描述他的外貌、动作和心理”。在学生悟出一些方法后,放手让他们采用相同的方法,想象当谈迁发现书稿丢失以后的情形,将“茶饭不思,夜难安寝,只有两行热泪在不 停流淌”用一段文字描绘出来。运用扩展复述,可以锻炼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培养作文构思与想象力,同时可以训练学生的语言表述能力。 二、创造复述及其示例 创造复述也是以原文复述为基础发挥个人独特创造力的复述方式。复述不仅考验一个人的记忆能力,不是要求学生进行死记硬背,“复”不是重复,而是要做到“复”中有变化,有创造,有富于学生个 性、独特性的创造性内容。创造复述要求学生把读到的内容及其各种材料理解消化,重新组织,变化叙事角度、改变叙述人称,或者改变文章结构或体裁。例如,在一些富有故事性的古诗讲解过程中, 教师在完成了古诗的教授,带领学生通读之后,可以要求学生对古诗改变体裁进行创造复述,把古诗词内容当作一个故事来复述。程颢的《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 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此诗具有丰富的画面感与故事性,非常适合进行创造复述。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创造复述与扩展复述,以加深学生对原诗的理解与体会。 语文教学中的复述训练形式并非单一的,复述往往是不同复述形式的组合。教师应针对不同类型课文的具体内容,将扩展复述、创造复述与原文复述综合运用,以达到训练学生语言能力、提高思维能力 、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教学目的。 作者:王莉 单位: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实验小学 德育渗透语文教学论文 一、培养勤俭节约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勤俭节约和艰苦奋斗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许多的小学生、中学生都将这一传统美德遗忘了。特别是今天独生子女较多,我们的家长对子女越来 越溺爱。如何让我们的学生养成勤俭节约和艰苦奋斗这一优良作风,我们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具有重要的任务。同时,小学语文教材中在这方面的教育较多。如在《柳叶儿》我们就要让我们的学生了解 过去人们生活水平的困难,让他们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是我们经过艰苦奋斗带来的,来之不易。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课文当中,我们就可以批判那些贪图享乐的人生态度,倡导忧患意识。还 比如在《俭以养德》这篇课文中我们要培养学生的节俭意识。 二、通过课外活动,对学生进行德育渗透 通过我们的语文课外活动对小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是小学语文教育中渗透德育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的语文课外活动不但可以丰富我们学生的语文知识,还能够提高学生进行语文学习的兴趣,促进学 生语文能力的提高和思想品德的熏陶。语文课外活动的德育活动要紧密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思想情况进行设计,并且注重德育活动设计的层次感。比如我们的小学低年级大多数还处于幼稚、独立性 、依赖性的复杂时期,他们的模仿行为很高。因此我们在进行小学语文德育教育的课外活动的时候,要坚持以正面的引导为主,培养他们的优良品质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让他们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和爱 国主义情操。对于高年级的学生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还处于形成时期,他们的想象力和思维都逐渐处于成熟的阶段,具有一定的独立判断的能力。我们的小学语文教师就可以根据这些特点在我们的学 生当中通过举办演讲比赛、辩论赛、故事会等来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良好的道德情操和人生观、价值观。将这些语文能力的训练与德育的培养进行有机的结合,既提高了语文教学的效率,又 提高了学生的道德水平。 三、培养良好道德情操和人生修养 人是社会中的一员,每个人的行为对社会都有一定的影响。如果我们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和做事的方式方法对社会的益处较多或者对多数人有益,这就是道德,这种道德上升到心灵的角度就是道德修养。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我们的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道德情操。我国2000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道德是我们中国最为宝贵的财产。古代的孟子就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可见在我们的语文教材中这些有关道德的名言警句对我们学生的影响是显而 易见的。因此,我们的小学语文教学要紧扣这些文字,分析他们高尚的品质,讲解他们的英雄业绩,培养学生们的高尚情操。 四、分析关键语段,启迪奉献精神 教一篇课文,必须要抓关键语段,从分析语言文字入手,触动文章的主题内涵,将文章的思想精华播洒给学生,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得到营养,受到启迪。如教《古井》第四段,那口井“不仅为乡亲们提 供着生命的泉水,还陶冶着乡亲们的品格,使他们懂得了应该怎样做人。”“不仅……还……”这个关联词强调了“应该怎样做人”,而古井“只占了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却“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作用 ”,使人们懂得了做人就应当像古井那样,“对人们无所求,却无私地向人们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最后,作者感慨古井“它时时在启迪着我怎样生活、怎样做人……”我马上问学生:“你们受到什 么启迪?”大家纷纷发言:“我们做了好事,不应该自我吹嘘。”“我们做人就要有奉献精神。”一朝学古井、我们学到了什么的讨论给学生们的启迪是深刻的。我趁热打铁,要求学生写一篇“古井的 启发”的作文。 综上所述,在语文教学过程中要进行德育教育,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法和模式,这就需要我们的小学语文教师在进行语文教学的过程中积极的探索既教书又育人的方式方法,只要我们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将会得到极大的发展,使得语文素质教育取得更大的成功。 作者:沈于童 单位:金堂县赵镇一 优秀语文教学论文:培养思维能力语文教学论文 一、整合教学知识,教给学生思维方法 在语文教学中,思维方法有很多,其中包含比喻、观察、抽象、综合和分析、想象与联想、臻美和概括等。在此,重点介绍想象与联想和观察这两种方法: 1.想象与联想 想象是一种特殊的思维形式。是人在头脑里对已储存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形成新形象的心理过程。联想是心理活动方式,也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它的特点是,从某一事物想到与之有关系的另一事物 。想象与联想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至关重要的方法之一。比如:初中语文中结合安徒生的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装》,可以带领同学穿梭在童话故事和现实的想象中,在《皇帝的新装》一文中,“有一天 ,他的京城来了两个骗子,自称是织工,说能织出人间最美丽的布。这种布不仅色彩和图案都分外美观,而且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怪的特性:任何不称职的或者愚蠢得不可救药的人,都看不见这衣 服。”可以让学生自己作为国王,他会怎么做?通过提问学生学完本课文,有什么感想?这则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样的道理?有什么寓意?我们以后要怎么做?从而提高学生的踊跃回答问题的积极性。 2.观察 在语文教学中,观察是有效培养思维能力的方法,多见的观察法有对比观察、排序观察。如:麦考莱所说“要测量一个人真实的个性,只须观察他认为无人发现时的所作所为。”从而,让一个人了解观 察另一个人的品性素养各方面更直接一点。中学语文课文中,有很多的古诗和大量的文学作品中,作者大都是运用精细入微的观察来完成的。在此当中,为学生提供了有效多样的观察方法与经验。这些 文章在教学中尤其作为重点中的重点,让学生领会作者观察的构思和想法,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观察和构思想象能力。如:中学古诗词曹操的《观沧海》中,“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 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老师让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语言来描绘出那个画面,由此可以感受到,作者在当时作这首诗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情怀和意境。 二、策划相应的训练,提高学生的思维素质 一个人的思维能力,思维素质是优秀,关系到学生的独创、批判、敏捷、深刻和灵活性。在中学时期,学生的理解,推理能力有了较大的提升,思维逻辑能力也有了相应的改变。在教学中,老师通过多 种方式,策划安排相应类似的训练,从而直接明了的提升学生的思维素质。中学教学中,要培养学生思维能力,老师可以借鉴以下两点来具体操作。第一,对于学生理解能力的提升,要让学生多问自己 这句话中为什么要用这个词,抛却死记硬背的学习思想和方法;第二,训练学生掌握事物的本质,深刻的探究了解问题的本质。在教学中,老师通过组织开展小组讨论、个人演讲等活动,从而加强学生 对所学的内容掌握的更透彻。再添加一些课前课后作业,写周记的方式培养学生思维逻辑的深刻性。如:七年级上册语文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一首古诗中,老师可通过让学生在规定的时间里想象 和联想。“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句中所要表达作者一种什么样的情怀。这既培养了学生的语言表达组织能力,同时也提升了学生的思维逻辑能力。以逻辑方法作为基础,结合人们日常思维的 实际和心理倾向发展出的一系列批判性思维技巧,是思维批判性。在教学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维批判性,老师要细心负责地解答学生的疑惑,创造一个公正、公平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勇于和老师有 不同的意见和答案,鼓励学生多发现,多摸索,多探究,积极主动乐于发现事情的本质所在。 三、结束语 现阶段,中国需要更多技能型复合型人才,这需要老师的精心培养和灌溉,培养具备创新能力复合型高素质人才,离不开思维能力的培养。总而言之,学生思维能力的有效培养关键在于中学这一阶段,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具有优秀的位置。针对学生的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提升,老师应负责细心的引导和教导,为进一步研究和创新中学语文教学思维能力的培养开启新篇章,新道路。 作者:李建国 单位:重庆市潼南中学校 优秀语文教学论文:创造性思维语文教学论文 一、导致创新思维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1.教学方式僵化是直接原因 作文教学本来应强调平时的观察、积累、思考,并鼓励学生用富有个性的语言把自己的思想真实、准确地表达出来。要鼓励说真话、写真情实感,做到“文如其人”。但是,在应试教育影响下,我们的 作文教学已逐渐形成一种僵化、机械的训练模式。这样就会禁锢学生的思维,使学生的思维封闭,不会产生联想。 2.教育者忽视思维培养是根本原因 我们用理性的眼光审视我们的教育,不难发现这些问题的表现形式或者说这些问题带来的结果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教育对学生思维能力培养的忽视与学生思维素质的缺失,教育培养出的是一 个个不会思维的受教育者。当然,这种忽视和缺失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渊源的,甚至可以追溯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屡屡见诸报端的“问题儿童”的失常行为,都向人们昭示、强化着这 样一个事实:我国当前教育流弊丛生,无法适应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已经到了必须全面改革的关键时刻。我们应该从战略的眼光出发,逐步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和思维能力。 总之,审视中国传统教育,我们感到了教育者的责任重大。长期以来,学生在唯书、唯上、迷信权威、盲目服从的思维定势中生活,最终丧失了思考能力,丧失创造的愿望,在读书、做题、考试三位一 体的教育循环圈里共同走向雷同和平庸,这就给教育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无论是使学生“学会生存”也好,“学会关心”、“学会学习”也好,最优秀的和首要的应该是培养学生“学会什么”,答 案只有一个:学会思维,学会创造地思维。这就为教育改革规定一个方向:朝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朝向提升人的生命质量的价值,始终把教会学生思维,促进思维能力的发展作为自己肩负的最终 使命。我们有必要正确认识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使二者在语文教学中相互促进、相互提高。 二、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对策建议 1.设置疑问,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潜能 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问”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人通过不断思考才能解疑,解疑的过程又是思维活动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教师应该在教学过程中精心设计有启发性,又能 激发学生探索兴趣的问题,鼓励学生在探讨多种可能中求新求异,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并向学生证明其观点具有的价值。这样不仅调动了学生思维的积极性,而且充分发挥了创造潜能。 2.抓住重点,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对于培养其独创性和条理性有一定的作用。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该不断探索,抓住重点内容,扎实推进,不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让学生在思维的进程中闪出智慧的火花。 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就应该给学生提供广阔的语言交流环境,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常常抓住教材中警策性的文字;典型的人物、环境、细节等诱导学生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展开讨论,实 现思维交锋,从而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3.逆向思维,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人们一般按照常规思维进行探索,有时需要进行逆向思维,语文教师要思索文章作者的编写意图,以及作者的编排策略。让学生从已知的了解到未知的知识,进而发现探索的思维进程。这样,就可以培 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学生的能力会得到提高,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境界。 4.勇于探索,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知识是有限的,想象能力比知识更丰富。想象是将现实和未来联系起来的一种大胆的开拓。在语文教学中,我们要针对教材内容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比如续写《穷人》,就是要想象孩子以后怎样生活 ,怎样创造未来。学生的思维能力就会不断提高。 创造之源是问题,创造之母是疑问。要培养学生的创造力,首先要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从学会观察开始。然后提出问题,一个学生不会提问就不会有进步。科学家爱因斯坦指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 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疑”是学生不断探究的动力,是产生认知的冲突,有疑才能产生定向性探究。有了反射,思维也就应运而生。因此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对经常质疑的学生,教师要做 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鼓励学生有自己的独创性。 因此说,现代教育是创新教育,我们教育者一定要站在挑战世界的高度,培养高科技人才,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学生分析和综合能力。将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进行对比,发现创新的知识更具 有科技含量,更能推动科技进步。如果我们思想落后,观点滞后,就不会培养出创新人才。那么,我们的教育就是失败的,我们的下一代就是书呆子。 作者:赵海霞 单位:山西省长治市郊区职业高级中学 优秀语文教学论文:情境导入语文教学论文 一、借助现代教具,调动学生兴趣 有效的情境创设,仅仅借助三尺讲台、一支粉笔、一本教材以及教师的口传身教,很难达到课堂最优化。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国家加大了对于教学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具有现代气息的教学用具出现 在教学领域,多媒体、电子白板等现代教具不仅提升了教师的授课效率,而且为学生们带来了感官上的冲击,对成长中的小学生,更是充满了吸引力。因此,进行语文课堂情境的创设,教师可以充分发 挥这些现代教具的优势,将文本中的信息制作成授课课件或者利用Flash动画形式形象直观传达文本信息拓展实施范围,激发学生参与情境的兴趣,落实语文课的授课效果。 比方说,在讲授《小鹰学飞》的文章时,为了形象地将小鹰跟随鹰妈妈学习翱翔的故事展现给学生,教师就可以选取《动物世界》中雄鹰翱翔的图片,配以具有草原风情的音乐,将雏鹰一遍遍试飞的 flash动画展现给学生。学生在教师设置的情境中,在强烈的视觉冲击下,产生了情感的共鸣,将内心中永不舍弃、好学谦虚甚至对妈妈的感恩情感在课堂上传达出来,语文课堂笼罩在师生互动的和谐氛 围中,践行了新课改理念。 二、实施分组探究,挖掘语文内涵 新课改在课堂中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就是实现不同层次的学生间的有效分组,通过小组互助、分组讨论以及踊跃发言,创设学生积极参与教学的情境,从而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轻松感受文本的信 息。小学生活泼好动,语文课蕴含着众多趣味故事、人生真知,因此在语文课堂上实施分组探究,不失为一种有效引发语文教学活水的途径。四、结合文本,扮演故事角色小学阶段的学生,更乐于接受 色彩感比较强,能够让其参与其中的教学活动。苏教版的语文教材,大多数课文附以生动形象的图画,吻合了小学生的情感认知特点,因此,教师在进行文本讲解的时候,就可以充分利用文本,引领学 生直观感受故事情境,发挥学生好动、稚真的天性,扮演故事中的角色,水到渠成感受文本内涵。《狼和小羊》这篇寓言感很强的文章,就可以让学生参看文本图画聆听教师朗读,分组扮演故事中的角 色,从而体味狼的狡诈、小羊据理力争的寓意,增强学生们不畏恶势力的正能量,为语文教学引入源头活水。 基础教育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唯有夯实基础,才能为今后学生质的飞跃提供良好的前提。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作为小学语文教育工作者承担着传道授业的重任,高扬新课改的旗帜,就要在课堂上体现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创设能够引发学生积极参与的情境,才是导入语文教学活水的有效途径。 作者:马宁 单位: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南门小学 优秀语文教学论文:边远山区语文教学论文 1问题 在语文教学中,词语解释常常出现书面语与方言的理解障碍,需要教师灵活的变通解释,甚至要求教师对方言和民族语言都要有一定的了解。尤其是低年级语文教学中,很多书面语新词汇,由于学生掌握的词汇有限,解释起来也很吃力。作为教师,词语变通成为一种必要的技能。低年级的语文教学中,有很多词语和方言都有很大差异,解释新词汇的时候往往需要用到方言等变通解释。记得一次语文课上给学生讲解词语“蚯蚓”,我说蚯蚓是一种环节动物,生活在潮湿的泥土里,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有人常用它来做鱼饵钓鱼用,还有的人用来制作膏药来治疗腮腺炎等。我原以为我的知识面很广泛,解释的全面深刻,学生一定会很快理解了。但结果正好相反,我做了一个小测试,让同学们书本里找出一张这种动物的图片,全班70多个学生没有一个找出来。最终,我只好用方言“缺善”(仿音)给他们解释,学生才恍然大悟。 2原因 在这样的边远山区,由于历史、地理各方面的原因,很多方言和书面语的读音差异很大,尤其低年级少数民族学生,本事词汇比较少,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较差,理解起来自然困难。就其原因,主要有家庭和环境两方面的因素。首先是家庭语言环境的干扰。都说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从教育学的角度,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山区的孩子,还没有条件接受学前教育,语言主要是跟家庭成员学习,而语言表达能力受到地方语言习惯的极大影响。低年级的不少孩子经常需要按照学前教育方式来处理。家访发现,许多孩子家长文化程度很低,大多都外出打工,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而爷爷奶奶文化素质更差,甚至有的还不会讲汉语。这种家庭的孩子,语言深受家庭成员方言的干扰,书面语发音和理解自然会存在一些障碍。例如,许多孩子把“叔叔”讲成“耶耶”,把“姑姑”讲成“爹爹”“,吃饭”讲成“恰饭”“,皇上”讲成“环鳝”,等等。其次是地方语言习惯的影响。在山区,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有的相互交流来往,有的很少较为接触,语言习惯就存在差异,这对小孩的语言影响很深。比如,有人喜欢聊天时故意把一些词语念错表示幽默,把“遗憾”故意说成“浅感”,把“出差”讲成“出差”“,会计”念“会记”,等等。当然有的是本身确实不会读,有的是习惯的说法,如“周武正王”“,出林竹子高过母”,你知道是什么意思?他们要表达的意思是“正经八百”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些方式经常成为孩子仿效的对象,成为孩子不自觉的教材。 3对策 在教学中,由于边远山区教学资源比较缺乏,多媒体、教具等教学手段不完善,教学中语言障碍很难避免,尤其在低年级的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熟悉当地的方言,还要懂得恰当的语言变通方法和策略,变而通达才能解决问题。首先,变是途径,通是目的。作为教师,不仅要熟悉当地的一些方言和习惯用语,在变通解释的时候还要注意方式方法,可以不择手段,达到学生理解才是目的,切不可变而不通,反而产生新的障碍和理解困难,误导了学生,还闹出笑话。记得我小学的一个语文老师给我们叫我们读“蚯蚓”的“蚯”,当时是这样教的“:q,iu,qiu,queshan的qiu”(方言把“蚯蚓”读成“queshan”)。其次,变通要注意方法。当教学中遇到词语理解障碍时,词语变通解释是必要的,方法也不只是近义词、同义词代换,不仅仅是书面语跟方言俚语的代换那么简单。尤其是低年级学生,他们的词汇量本来就少,有的词语同义词同样也是新词汇,他们不知道。这时,实物、图片、肢体语言等多种方式方法途径都是有必要的。教师要循循善诱,引导学生理解客服障碍,解决问题。再次,要注意方言只是变通的工具,不是教学的目的,变通的目的是为了教会学生规范的书面语。教学中出现语言理解障碍时,一定要帮助学生改正不规范的语言表达方式和词语。例如,有一个学生在作文中这样写道“:我马上望着一条蛇在所(注:当地方言讲蛇行为‘梭’,仿音)把我黑(编者:吓)得一趟就撒(注:当地方言跑的意思)掉了”。当你发现学生的书写或发音错误时一定要帮助他们改正,避免误导。 4结语 事实也证明,加强汉语的听、说训练在边远民族地区显得非常重要。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尤其边远落后山区从此低年级小学,存在很多语言理解的障碍,教学效果很差,学生成绩不好,教学任务艰巨。教师们也感受到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教师应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采取有效措施,本着“先民后汉,民汉并重,以民带汉,民汉俱通”的原则,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辅之以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讲解,并及早纠正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偏误。小学语文教学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边远民族地区的小学语文教学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但是,边远民族地区小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却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每位从事边远民族地区教育的小学语文教师付出更艰辛卓绝的代价和智慧。 作者:赵悦 赵轩 单位:迤那镇仙马小学 凯里学院艺术学院 优秀语文教学论文:多媒体语文教学论文 一、多媒体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利用多媒体也可以将多种资源整合到语文教学中来,如网络资源、生活资源等。将其与文本资源进行整合,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 1.用多媒体引入网络资源,丰富教学内容 网络上有十分丰富的教学资源,教师可以利用这个优点,将所需要的网络教学资源与文本资源进行整合,从而使学生的眼界进一步拓宽,思维进一步发展,兴趣进一步提高。例如,在教学《呼风唤雨的世纪》时,我通过网络收集与文本内容相关的各种资源,并有选择地进行资源整合,让学生明白现代科学日新月异地发展,感受到科学的巨大力量。又如,在教学《迷人张家界》时,教师可以将网络上与课文内容密切联系的张家界的图片、视频等资料有选择地引入到课堂教学中来,让学生通过多媒体直观地感受张家界迷人的风光,以激发学生对文本的学习兴趣。 2.用多媒体引入生活资源 语文源于生活。教师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必须充分认识到语文与生活的关系,并充分利用这一关系,使语文教学更高效。通过生活资源的有效引入,不仅能够增大语文教学的信息量,体现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还也可让学生感受到语文的实用价值,从而使学生树立学好语文的决心。譬如,在教学《荷花》一课时,教师可以将生活中各种荷花的图片、视频和音乐等收集起来,并根据教学的需要,将这些生活资源引入到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借助生活的相关常识,组织学生对文本内容进行讨论,开展小学合作学习。这样,将多媒体与传统教学结合起来,可避免教学手段与方法的单一,提高小学语文教学效率。又如,在教学《秦兵马俑》时,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将当地的旅游文化资源、民族特色资源等引入到教学中,以增强教学内容对学生的吸引力。 二、运用多媒体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一)要根据需要使用多媒体 多媒体只是为教学服务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多媒体的应用必须是立足于教学实际,采取实实在在的措施,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而不能出现多媒体使用过多、过滥等问题,否则会削弱多媒体教学的效果。 (二)要注重多种教学方式相结合 没有任何一种教学方式方法是万能的,要想确保多媒体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得以成功应用,就必须使多种教学方法密切配合。这样,才能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 (三)要符合并突出语文的特点 不论如何应用多媒体进行小学语文教学,都必须突出语文的人文性和工具性相统一的特点,而不能出现多媒体喧宾夺主、哗众取宠的问题。要在应用多媒体的同时,强调学生多读,使学生通过不断地读取得更好的学习成效。③综上所述,多媒体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根据需要,合理地应用多媒体。在应用多媒体的过程中,我们要注重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优势,并注重将其与多种教学手段有效结合,避免教学方式的单一,从而增强教学效果,构建高效语文课堂。 作者:方红英 单位:西省铅山县永平小学 优秀语文教学论文:中职就业语文教学论文 一、在情境教学中培养,加强学生的就业意识 中职语文教学中,教师可通过模拟特定的职业场景,培养学生的就业意识。如我在讲授《应聘》时,就模拟了招聘会的场景。我将学生分成了六个小组,要求每个小组推选一位同学作为应聘者进行应聘。每个小组都要根据自己的专业,课前准备几个应聘时需回答的问题,在应聘者进行应聘时进行提问,最后由学生决定录用其中某位应聘者。整个过程中,学生可从应聘者的服饰、言行举止、个人专业素质上去判断应聘时怎样做才是最突出的,从而加强学生的就业意识。 二、在文本阅读教学中培养,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语文是一门语言学科,离不开阅读。通过对一篇篇文辞优美的文章的阅读,能够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此外,语文文本中蕴含的人生哲理也有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就业观。如在讲授《芝麻官餐馆》时,教师可引导学生通过阅读形成“职业不分高低贵贱”的择业观,让他们认识到只要踏实做事、认真做人,就是一个高尚的公民;学习《一碗清汤荞麦面》时,通过阅读,教师可培养他们在逆境中直面困难、顽强不屈、积极奋斗的思想情操;学习《列车上的偶然相遇》时,通过对父亲执著、认真的人生态度的感知,让学生懂得了成功决不是偶然的,要执着、认真地对待工作,进而使学生了树立积极、健康的人生观;学习《人格是最高的学位》时,通过深入阅读,学生领悟了卡萨尔斯、季羡林、冰心的人格魅力,明白在了整个职业生涯中,人格美才是永恒的,使学生形成了积极、健康的人格;学习《一张诊断书》时,通过对细节描写的把握,让学生体会林巧稚的人道主义精神及令人敬畏的敬业精神。总之,中职语文教学中,教师要以就业为导向,挖掘不同文本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使他们在未来面临就业时调整好心态,做出正确的选择。 三、在口语交际教学中培养,奠定学生的就业基础 许多中职学生的语文素养较薄弱、口头表达能力欠佳,而良好的口语交际能力是就业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在中职语文教学中,教师也要重视学生口头表达能力的培养。 (一)开口朗读课文,帮助学生找到语感 教师可先让学生掌握最基础的字、词、句、篇的读法,在实际教学中以齐读、范读、跟读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朗读训练,从而让学生在此过程中体会到朗读的抑扬顿挫,体会到文章的韵味,提高朗读兴趣。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对学生进行口头表达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课前三分钟,训练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中职语文教学中,教师可试着在课前的三分钟时间里让学生进行说话训练。第一学期:不规定主题,让学生自由发挥。如可以进行自我介绍,介绍家乡美景、美人、美事,可以讲故事,谈谈自己看到一本好书或一篇好文章后的读后感;可以让学生说说自己对专业学习的心得体会等。第二学期:规定某一特定主题,让学生发表看法、意见,并进行演讲。这样,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胆量,还能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四、在应用文教学中培养,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 不管将来从事何种职业,大多都离不开应用文的写作,这就要求教师要重视应用文写作教学,使其为学生的专业课服务。如在教授拓展模块中的《会议纪要》时,教师可让学生开完会后,写一份活动会议纪要,这样学生更容易接受与理解;教授基础模块下册重点《计划》、拓展模块中的《总结》时,教师可让学生各写一份工作学习计划或总结;在教授基础模块上册《自我介绍》时,教师可让学生在班级中作自我介绍,或者设想:假如你去应聘,你将如何推销自己?假如你第一天上班,又应怎样向新领导和新同事介绍自己?通过这些方法,就能让学生掌握应用文的写作要求,为将来就业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总之,为社会培养有用之才,是中职语文教学的目的,也是语文教师的职责。中职语文教学中,教师必须联系学生的实际,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努力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 作者:谭颖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2010级教育硕士
中国历史论文:清水江文书对中国历史的意义 摘要:不同的文献系统代表着不同的历史叙述,官修正史必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民间文献则体现了普通民众的行为逻辑。民间文书的意义,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时间下人的行为及其异同。利用清水江文书重建西南乃至中国的历史叙述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放到一个更长时段、更大范围的历史进程中去解读。 关键词:清水江文书;历史叙述;民间文献 2002年,我随张应强教授等一行10余人前来锦屏,去文斗及隆里诸处考察,在百姓的家里见识厂令人惊叹不已的大量契约文书;在寨子里、崖壁上看到的碑刻,一直是我多年来上课时提及的内容;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的民国《隆里所志》,则是难得的对明代卫所系统的基层社会遗存的记录。时隔10年,2011年夏,我再次随张应强教授———确切地说,是随张应强教授的学生们来清水江流域考察,发现对这—地区的研究已有极大拓展和深化。到今天,无论是学者们的论文、专著,还是学生们的学位论文,都已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关于这些研究,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综述和评说,对未来的研究走向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①*令我这个完全未曾涉足这一领域研究的人目不暇接。诚如一些学者所概括的,目前利用清水江文书所进行的研究和相关成果,大体集中在文书、文献学、社会经济史、法制史以及人类学等方面,对于改变和深化各自领域内的某些传统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作为历史学者,我更愿意强调这些文书以及通过这些文书对清水江流域社会历史的了解,对重建整个中国历史叙述的意义。以下我即就此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为什么要重建中国历史叙述?其实,这正是职业的历史学者的本职工作。100多年前梁启超写《新史学》,批判旧史学的“四弊”“二病”,就是要重建中国的历史叙述。从社会史大论战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土义史学的确立,也是要重建中国的历史叙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此项工作,就是因为传统的中国历史叙述中存在许多令人不满的问题,并且一直影响到具体的历史研究。问题之一是“宏大叙事”或“主导性叙事”的影响。在对清水江流域的山林土地所有权甚至所有制问题的讨论中,明显具有20世纪50年代“五朵命花”中关于土地所有制讨论的余绪。这并不是说这类问题不需要讨论,而是说需要反思讨论这类问题的起点,即不是从既有概念出发,将讨论限制在从公有制到私有制或领主制到地主制的框架内,或者根据契约所反映的情况判断这里是自耕农所有制或农民所有制,而非地主所有制,等等。相反,应该从特定时空中的人的具体动机出发,去理解他们的行为———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做,他们面临怎样的问题,他们最后形成了怎样的社会制度。其实,在讨论中,不少学者也已发现具体的个案与试图论证的“道理”之间存在极大张力[1]。其实,通过田野调查以及发掘和利用民间文献所做区域社会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先入为主的宏大叙事,如果利用民间文献所做研究不是挑战、而是回到宏大叙事的窠臼中,无疑就会成为新瓶装旧酒。贵州的文化研究和展示经常喜欢用“原生态”这个概念,包括清水江文书在内的民间文献也属于“原生态”,所以我们的研究也应该是“原生态”的。这个“原生态”就是从本土经验出发的研究。问题之二是以国家为历史主体或出发点的历史叙述的影响。最近,刘志伟教授在—本颇具思想性的小册子中着力区分以国家为主体的历史和以人为主体的历史之间的区别,认为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学与传统的历史学的分野所在[2]。他认为,由于历史学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从属于国家的,因此一切历史必然成为国家行为的叙事,现代史学也没有完全走出历史以国家为主体的套路。 实际上,无论是梁启超开启的中国现代史学还是年鉴学派所代表的世界现代史学,都在现代社会科学的意义上倡导摆脱“国家”的历史,帝王将相也好,知识精英也好,都是“国家”的代表。梁启超批评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这当然是切中时弊的,是朝向“人的历史”逼近了一步。但我们认为,无论以朝廷还是以现代国家为主体,都同是国家历史;梁启超与“群体”相对立的所谓“个人”,是指帝王将相的个人,而我们强调的“人”是包括仟何人在内的、有血有肉的能动者,这种强调是人文学研究的本质要求,是对梁启超时代的超越。利用清水江文书所做研究,显然不能做成国家历史的地方版,即不以国家的行为逻辑作为历史的逻辑,代之以特定时空中的人的行为逻辑作为历史逻辑,或者“从人的行为及其交往关系出发去建立历史解释的逻辑”。比如说,在这里,我们都不会忽略“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但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变化,是不是—定是“改土归流”的结果?还是由于商品化、市场以及这里的人们因应这一情势而做出的生计模式的改变,导致了国家的“改土归流”?我们也都知道,明清时期国家的“改土归流”在不同地区或早或迟,但这究竟是国家战略的安排措置的结果,还是不同区域内人的能动行为导致与国家关系的差异所致?当然这些都需要研究,但提出问题的不同方式可能导致倒因为果或倒果为因,导致历史叙述的重心变化。如何估计包括清水江文书在内的地方民间文献在重建中国历史叙述上的意义呢?这个问题—方面说很简单,否则就没有这么多人趋之若鹜,花大气力去搜集和整理这些文献,国家也不会为此设立重大研究项目,也不会迅速将其列入“记忆遗产”的部级名录。但另一方面也不那么简单,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将其视为“新史料”的“发现”去理解其意义,如同以前对待敦煌文书、秦汉简牍那样,就有失偏颇了。我们知道,不同的文献系统其实代表着不同的历史叙述,官修正史必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国家历史;文人的私修史书往往表现了知识精英的立场,与国家历史多有重合。但即便如此,它们的历史叙述也多有差异。比如地方志,虽然亦属官修,但多反映地方文人的看法,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从地方出发、而非完全从国家出发叙述历史的态度。民间契约文书的意义,就在于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时空下人的行为及其异同。很多研究者已经发现,清水江文书中的山林契约多为白契,红契很少,与徽州文书中的契约有所不同。我在清代山西契约中见到的红白契之比大概是—半对一半,这或许说明官府权威在不同地方民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契约在不同地方处理私人事务中的不同角色等等差异。但也许这些都不太重要。我以为重要的是重现这些契约缔结的情境:张三和李四之间为什么要缔结契约?缔结契约的张三李四和作为中人的王五体现了怎样的社会关系?通过缔结契约他们是否造成了原有社会关系的改变?等等。在重现这一情境之后,许多制度的、社会的变化就比较容易得到理解。进而,基于各地不同民间文献的情境再现,显示出来的是为何制造出这些文献的人的动机、行为和后果,最后呈现出的是不同区域或同或异的历史过程。由此,中国的历史叙述得以重建。当然地方民间文献绝不止契约文书一类,族谱、碑刻、账本、书信、日记、科仪书、会簿、日用杂书等等,类别繁杂,可以说有多少生活侧面,就有多少民间文献的类别,它们都反映了人们的生活实态。问题是,它们不像史书、档案或者文集、笔记那样,本身往往就是比较完整、成系统、有逻辑的历史叙事,而是零散的,呈碎片状的。如果不能找到这些文献的内在逻辑,不能重现其产生的情境,据之所写历史就很容易被讥为“碎片化”的历史,据之重建中国的历史叙述就会成为一句空谈。不久前我和刘志伟教授在川南与云贵交界的山区跑了几天,发现那里没有“村”的概念,无论是汉、彝还是苗,都呈散居状态,与华南、华北都有很大不同。那么人们是如何形成相互的联系、并结成一个社会的呢?施坚雅当年关注的“场”便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个已经衰落多年的、当年的山间商路的场上,我们听到这样的歌谣传留至今:“尖山子,波浪滚滚;谢连山,杀气腾腾。新房子的场合喝得呛人,陈树清是提刀血盆。河坝头矮矮小小,伪保长穿的衣服长短不巧。”从这短短的歌谣中,我们已经可以朦胧地感到一个处在特定地理空间的场,具有着怎样的社会关系结构。由此呈现出的人的生计模式、社会组织等等都与这种散居形态有关,而这又使我们对清末民国时期本地普遍编纂的族谱有所理解。总之,要理解这些看似散碎的民间文献,一力面要将它们视为构成整体的民众生活的不同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要与理解特定时空下人们的生活逻辑互为表里。 清水江文书将首先在重建中国西南地区的历史叙述上起重要的作用,而要想重建元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历史叙述,重建西南地区的历史叙述是至关重要的,就像要理解宋代的中国,不重新认识长江中游地区的历史就会出现偏颇一样。我们现在很重视历史上“文字下乡”的过程,这不仅是因为由此中国社会的各个层级之间有了勾连起来、也就是所谓“文化大一统”实现的可能,而且也使我们这些人得以认识中国的乡村社会。但是,与中国其它地区相比,西南是“文字下乡”程度最低、或比例最小的地区之—,因为这里许多族群是没有自身的文字传统的。所以,这里既有“文字下乡”的问题,也有“汉字入边”即“以夏变夷”(此处并无贬义或汉人中心论的意思)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清水江文书就更有意义了。目前这—地区所发现的最早的同类文书是明代成化初年的,到清中叶就很普遍了,为什么下乡的文字最初是这些,而不是族谱等等别的?但在西南某些地区,最早下乡的文字可能是经书一类东西,而在云南大理这样的政治文化中心,碑刻也很早就下乡了。沿着清水江向下游走,到湘西的苗族、土家族地区,这类契约好像就不是发现很多。说到这里,我想到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历史上的3个土司所在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我的许多同行和朋友为之欢欣鼓舞。我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个说孩子以后会死的、很讨厌的人一样,当时就兜头泼去一盆冷水。我说这3个地方我都比较了解,基础性研究做得很不够。—旦被批准列入名录,热情和动力都会用在商业开发上,更不会做基础性研究了,因此这未必是件好事。这3个地方差不多都是讲西南官话的,也差不多都与苗族、土家族有关。但无论是对这些土司还是这些地区的土司社会,至今还没有出色的研究。在我看来,除了研究视野、方法等等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些地区的地方民间文献缺乏有系统的搜集、整理工作。明代继承元朝制度,在设立土司的地区往往都兼以卫所进行管理,形成了二元的边疆管理体制。在清水江流域同样是这样。隆里是个守御千户所,按民国所志的记载,这里65%的人口是土著,30%是来自江苏、安徽、福建的卫所军户,还有5%是后来从湖南来的客籍。在明代,土著的比例应该更高,所以所城经常被攻破,一被攻破,所城里的人便逃出去,事态平息了再跑回来。这个所是洪武十六年(1383年)设的,是明朝打进这个地区较早的一个楔子,但它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这里的地方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不同的人群之间的关系如何,怎么变化的,我们还是不太清楚。土司也同样,清水江支流新化江沿线的亮寨司、欧阳司、新化司等等蛮夷长官司都是怎么回事,比如隆里所与隆里土司的关系如何,我们也不清楚。据说亮寨龙氏土司留有同治《龙氏族谱》,留有《长官司图册式》,这些都没见过。所以,对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利用它重建西南乃至中国的历史叙述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一项卖木头的研究,也不能简单地把它作为理解中国所有权关系或者民间纠纷与诉讼的地方例证。我们需要以这批文书为基础,形成一个更丰富的区域性地方文献的系统,需要把这批资料放到一个更长时段、更大范围的历史进程当中去,才能更好地发挥它在重建中国历史叙述中的作用。 作者:赵世瑜 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中国历史论文:重典之中国历史论文 在《尚书》的《吕刑》中最早出现“刑罚世轻世重”。《吕刑》规定道“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其大意是说,对于刑罚的适用,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轻重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也就是说在不同时期刑罚也是有所区别的,应当依照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制定出不同轻重的刑罚,使其符合于各个不同时期打击犯罪的目标;有区分的去使用刑罚,正确的执行刑罚,才能保证社会安定和谐的需求。战国时法家代表商鞅也有着与《吕刑》相通的思想,他明确提出:“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这一刑法思想也被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更全面的阐发:“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 韩非的思想是指统治者制定刑法的根本是为了爱护百姓,是为了保护百姓的利益,所以不可以随心所欲的使用刑罚,要考虑到治理社会的根本。也就是说制定刑法是为了治理好社会,所以法律的制定要随着时代的需要而发生变化。假如时代转变但是国家的法律不变,那必定会有法律无法涵盖到的社会问题,即使善于治理众人的人,如果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设禁惩罪,那也是会使法治受到削弱的。故而明智的统治者一定会随时代的需要而制定法律,刑罚的轻重应当适时采用,这样才可以实现把国家治理好的目标。由此可见韩非把“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从两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方面立法要适应形势,做到“法与时转则治”;另一方面司法也要适应形势,达到“治与世宜则有功”。汉代在初始之时由于经历了太多战争的摧残,国家已经是十分脆弱,统治者奉行黄老的休养生息的哲学,同时又根据汉初百姓久苦秦时严刑苛法的客观现实,遂即实行简法轻罚和“省约烦苛”的刑政策略,也获得了载诸史册的“文景之治”。可见在汉朝的治理中,刑罚适时无疑是他们巩固政权的法宝之一。 宋朝王安石在主张变法时曾明确指出:“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为之节,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师乎?”并且强调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意思就是,国家的治理有赖适应时代要求的法律;法律的执行,又有赖于善于审时度势的执法人。这两个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实现社会稳定治理有效的必然要求。历代统治者鉴于历史上这些经验教训,在司法和审判活动中大都不同程度地坚持了“刑罚世轻世重”的刑法原则,并结合客观的社会形势,推行了一套相应的刑事政策,建立了反映“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刑罚制度。这也就说明,乱世用重典的传统并非是一味正确和有道理的,只有建立理性客观的刑法制度,才能够起到社会治理的作用。而在一开始提到太祖皇帝奉行重典,在他之后的万历年间,海瑞在起复任用,升任南京右都御史之际,曾向万历提出了一个条陈,条陈中提到要恢复太祖皇帝当年的严刑峻法,并指出要杜绝官吏的贪污,除了采用重典以外别无他法。这一大干众怒的提议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并招惹了许多是非。按照洪武的祖制,一位御史在家中找一班伶人排戏是应受到杖责的,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这类事情已属司空见惯,海瑞一味要求要重典来惩治,结果只能被大众看成胶柱鼓瑟,不合乎时代的潮流。又如唐代律令的制定,从《武德律》到《贞观律》,正是因为唐高祖李渊制定的法令太过于严苛,旧律用刑太重,所以唐太宗即位后,便令大臣修律,《贞观律》从此成为唐律定本。其中,主要大量减死,流刑,《旧唐书刑法志》对此做出概括性的总结:“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所以,我们看到“乱世用重典”也并非绝对的良方能解决问题。 重典可以在一个朝代失去秩序,民心混乱之际起到一种警示或是约束的作用,但其本身是不适合于社会的长足发展的。就如同明朝太祖朱元璋在一开始就提出以重典治世,但其后一代代君王都是在不断的改革重典,在这个过程中,轻刑慎罚的态度越来越明朗。一个文明的国家能够长久的存在,不是靠武力镇压,也不是靠暴力的威慑,应该是依靠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依靠严明有力但却张弛有度的法制。重典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我们看到它所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一个又一个朝代的改弦更张都告诉人们,只有从本质上建立起完善的法制制度,才是一个王朝能稳定存在的根基。 作者:袁昕仪 单位: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和谐之美中国历史建筑论文 建筑是文化的记录者,它如实地记录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步伐。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建筑将不同时期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一一写照,并悄然地陈述着人类文明演进的故事。当人们开始步入新的生态文明时代之时,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生态学、环境美学于一身的中国传统建筑之绿色生态观,不难成为建筑生态艺术的典范。人们在美的世界中所追求的最高理想是和谐,建筑艺术也体现出以和谐为主要内涵的审美特征。从中国文化史中的哲学范畴来看,“和谐”一词标志着中国哲学的智慧理念。和谐一词在我国各个学派中的含义有所不同:在儒家学派中,“和谐”一词多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或者“以和为贵”的以人的本身个体与其他外在客观事物的和谐发展,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道家将“和谐”一词理解为人与自然规律、宇宙万物的和谐,弱化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佛家则强调只有人融入自然才能达到和谐统一的本质。尽管“和谐”一词在不同学派中意义有别,但和谐的思想作为我国传统理论精髓的优秀价值是恒久不变的。在中国传统建筑范式中,建筑的和谐性深受传统文化哲学的濡染,具有诗意的本真性、审美的直观性、哲理的深远性与生态的持续性。这种“美”将人导向自然生态以及精神文化生态无比丰饶的理想境界,从而帮助受非自然化和精神异化侵害的人们实现双重“补益”和“修复”,是一种最佳意义上的人性复归和人文关怀。 一、中国历史建筑哲学———和谐之美 “天人合一”的哲学定理是中国建筑哲学中最基本的定律之一,对我国建筑营造观念的各个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和”这一观念一直指导着建筑的选址、规划、布局和形制。传统的古代师徒制度将建筑工匠们的经验以及技术口口相传,加之灵活使用和思维的拓展,古代设计、规划与施工等营造活动则显得更为丰富多变,表现出古代劳动人民卓越的才能和伟大的智慧形态。如战国时代的《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叙述了有关城市建设的完整规划思想;在建筑规划的选址、布局、规划等方面要充分考虑当地的气候特征、地形地貌、水土质量等因素的影响,如“辨方正位”、“相土尝水”等理论的流传,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独立建筑中,我国特有木架结构将建筑本身的结构相互“锁住”。使整个框架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并利用三角形具有稳定性的独有结构特性,达到“墙倒屋不塌”的建筑水平,可谓独树一帜。在整体的建筑中,中国建筑多以组合而有序的排列为多数,讲究各个独立建筑之间的关系,以廊柱等结构联系起来;而在建筑色彩、建筑方位以及建筑形式及空间等结构方式中,也常常杂糅“天干”、“地支”、“八卦”、“五行”、“阴阳”等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充分显示出华夏子民对整体构思的重视,而并不是注重条分缕析的思维特点,将人与自然、建筑等构成有机的和谐整体。难怪李约瑟在游览和研究清代皇陵后由衷地赞叹道:“皇陵在中国建筑形制上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它整个图案的内容也许就是整个建筑部分与风景相结合的最伟大的例子。在门楼上可以欣赏到整个山谷的景色。在有机的平面上深思其庄严的景象,其间所有的建筑都和风景融会在一起,一种人民的智慧由建筑师和建筑者的技巧很好地表达出来。” 二、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历史建筑美学之和谐 中国建筑的和谐美,同时体现在建筑形制的和谐上。儒家学派的思维特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具有深远的影响,浸透于生活中的每个领域,也必然成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发展与精神面貌的重要体现,尤其体现在宫殿、坛庙、陵寝等皇室建筑形态之中,这也变相地表明中国古代建筑用自己的“身躯”与“血液”写下了当时帝王社会的“政治伦理学”,并通过建筑形式的尺度、均衡、对称等形式美学原则以及色彩、线条、体块等手段将本是抽象的伦理道德符号的演绎,变为具象化的“礼乐和鸣”。 (一)“中正无邪”的布局构造 中国古代园林建筑对称形体的构成体现了尊严和重要的特性。从结构与功能上区分,大致分为正堂区、休寝区、苑囿区三个功能区域。根据传统儒家哲学“中庸之道”的价值观,在建筑领域里也能看到强烈的“尚中”情结,表现了我国建筑领域的设计者们清醒的世界理性精神,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传统理念之一。集中体现在中轴对称的运用和强化以及中心对称的以攒尖式屋顶来强调的建筑形式。正如《乐记•乐论篇》所言:“中正无邪礼之质也”[4]。在周代时期,中国院落空间布局已经呈现出对称的建筑形态,重要的建筑空间处于中轴线或中心点上。这种以方正的院落空间为基础,于其中营造各式对称秩序园林建筑形态的方法,已然成为城市、宫殿、坛庙、庭院建筑布局的主要模式。中轴线南北贯穿,建筑物左右对称,秩序井然,设计以前后中轴线为主干,而左右交轴线则往往被忽略。西方著名美学家乔治•桑塔耶那曾从人的视觉角度说明对称对人的心理机制所造成的影响,认为“对称所以投合我们的心意,是由于认识和节奏的吸引力。当眼睛浏览一个建筑物的正面,每隔相等的距离就发现引人注目的东西之时,一种期望,像预料一个难免的音符或者一个必需的字眼那样,便油然涌上心头”[5]。 (二)“高大为贵”的审美态势 中国传统建筑中,功用不同的建筑具有不同的体量。在王权建筑中,常常通过巨大的体量感来突出王权的尊贵和震慑力。所以建筑物本身的体量感便成为华夏传统建筑艺术的又一个和谐美的重要品质。只有通过强大的体量感,才能彰显王权的秩序性和人与当时社会的礼制的“和”。作为古建筑中重要类型的宫殿、都城、陵寝等建筑形式多是通过“高大为贵”的艺术手法来体现建筑本身的恢弘气势。《周易•彖传》说:“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者,阳刚、威壮、雄大、壮美之谓也。就是传统建筑“高大为贵”之观念的深刻反映。建筑的尚“大”之风,在建筑史上一直保持着一脉相承态势。如秦始皇时期的阿房宫,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前殿阿房,东西四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这一描述将阿房宫的体量之大、气势之恢弘、面积之广泛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再如唐都长安,据考古工作者的初步实测,唐长安都城的外郭城东西宽9 500米,南北长8 470米,周长35.5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垣之一。其总面积达到84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西安城的10倍。至盛唐,长安为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都市。万里长城的建造无疑是中国建筑的卓越表现,它蜿蜒盘旋的身姿如同飞舞磅礴的巨龙,盘卧在中华大地上,在沙漠戈壁的广袤无垠和千古岁月的时空交错中舞动着,向人们传颂着中华民族古老的历史故事。 (三)打破绝对对称的“均衡之美”与“礼乐韵律”之美的呈现 传统建筑中的均衡之美是与中轴线或中心点建筑形式相关的建筑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建筑形式的又一基本美学特征。“中国艺术最大的一个特质是均齐,而这个特质在其建筑与诗中尤为显著。中国的这两种艺术的美可说是均齐底美———即中国式的美”[2]12。均衡感从建筑形象上来讲,具有安慰、灵境、坦然、持重之感。但是,建筑布局的整体效益还受制于很多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人文因素等等,如具体的场地、交通、地形、山势等因素。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我国劳动人民具有卓越的艺术成就,他们往往通过多变的艺术处理形式,将建筑在绝对对称形式被打破的情况下使设计依旧保持良好的均衡性,使建筑仍然具有良好的均衡审美效果。如我国著名传统帝王建筑十三陵,其中长陵是整个陵区的中心,本在神道的设计中用纵深笔直的道路铺设才能合于中轴观念,但由于神道两侧远山布局体量变化所致,便将神道走向做了偏东北方向的艺术处理,使神道在略有弯曲的基础上靠近东部形态较小的山峦,远离西部形态较大的山峦,这样便在视觉上使人感到更符合均衡之美的建筑构图。“礼乐韵律”之美是中国建筑美学中的重要语汇,是塑造意境美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大自然中,韵律美随处可见,起伏的山峦、荡漾的波纹、绵绵的细雨都是韵律美的体现。而建筑艺术中的韵律美则是通过相同或相似的构件装饰等按照一定规律规则排列成的。整齐的韵律美将建筑的外在或内部在布局或形态上获得完美统一,进而达到和谐的境界。“韵律是使任何一系列大体上并不相连贯的感受获得规律化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比方说,一些散乱的点,我们要想记住它,虽说不是不可能,那也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些点所仅有的效果,是混乱或单调,别无其他。如果把同样数量的点分成组,这样一来,整体效果就是可以认识的一种重复了,这些系列马上就变得有了连贯性,我们说它已经图案化了。眼睛常常会本能地把自己的感受归类成为一个有韵律的系统,所以在看星星时,人们常常趋向于把那些距离大致相等、光辉大致相当的星星看成一体,从而建立起一种星座图案,一种美学上的满足就会应运而生。”[6]在传统建筑布局中,中国建筑韵律是通过建筑群落以横向铺排布局而在平面上展开的。如故宫的部分房屋设计,用统一的柱子等距离排放,柱后窗门样式相同或相近,每隔一段距离便是一间屋室。屋室多为左右对称,或是在柱边放置大小齐一、数量齐一的台基。有序不乱的固定模式定期重复,宛如音乐的不同声符的和谐交织,既显示出了王权的壮观景象,又不失庄严中的韵律感与节拍感,在心理上使人得到统一排序的震撼效果。 三、道家思想与中国园林的和谐之美 中国儒家思想是中国哲学意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必然对中国建筑哲学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其所表现的美学意义依附于“礼”的特点十分明显。而中国哲学中的另一个重要学派———道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建筑美学中为儒家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对中国建筑艺术也具有深远的美学意义。在哲学范式中,儒家与道家学派都讲求“天人合一”。但究其侧重点,却各有不同。如果说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思想与情理统一的审美理想被宫殿、陵寝、庙宇所呈现,那么道家的心物相通、追求自然和谐的审美之道便在我国古典园林景观中淋漓地体现了出来,更在文人士大夫中获得了自由的升华。在古典园林中,建筑是被赋予其中的,构成园林所必要的条件就是建筑。山水中的亭台楼阁,小河边的拱桥轻跨,百花中庭院点饰的美学意境随处可见,它们都是园林构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园林的每个角落都闪烁着建筑美的光辉。道家将“无为”作为“天人合一”的道法,人只要以“无为”的态度回归自然,便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强调自然与返朴归真的情怀,也正是这种情怀奠定了中国建筑美学的深厚的哲学基础。园林是人们亲近自然,从“内”向“外”的重要媒介,是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融合之所。它把建筑变相地运用于现实的自然环境,是建筑向室外空间的有机延伸和拓展。中国园林美学讲求意境之美,意境之美是中国园林建筑的灵魂。古代文人士大夫追求和谐为美的审美意境,意境为中国园林美学之灵魂,是中国园林追求的对美的事物的审美的创造,其和谐是由多元化和不同差异杂糅而成的优美。在园中,只要角度稍作变化,就能将庭院的景色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进入“人动景变”的情景中去,产生一种虚实相生、回味无穷的艺术境界。这种艺术境界也是中国园林艺术追求的审美意境,在有限的空间之内,将无限的景致囊收其中。在传统园林作品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造园者通过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将空间组织调整,圆满地解决了“无限于有限之中”的矛盾,将美的感受不断丰富完善,创造出园林艺术的意境之美。在传统园林中,造园者以景观为物质基础,以“天人之际”为表现形式,以“心与境契”为理想境界,从有限到无限,创造出了无穷的以“和”为美的审美意境。 四、历史传统建筑中“和谐之美”的精神传承 建筑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如实地记载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脚步,深邃而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美丽丰姿。在古代,和谐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和审美追求。崇“和”、尚“和”、重“和”、求“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几乎涵盖一切、贯穿一切。可以说,在中国各种传统艺术形态中,建筑最具象化地体现了中国人“和”的意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好的物化表现形式。以和谐为美的精神品格,正是在这种审美理想中体现的。宫殿建筑,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和智慧结晶。传统建筑美学中,对建筑形式中的对称、均衡、尺度、韵律等的追求一直延续不绝。大至故宫、天坛、十三陵、颐和园,小至一处园林、一座小亭,无论是惊叹其伟大巍峨,还是流连其清丽婉约,都使我们感悟到美。建筑和谐美的取得,也主要是依靠这些外在的形式美的原则体现出来的。关于儒家、道家思想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影响,著名作家安德鲁•博伊德也曾评论:“中国的思想受到儒家和道家的双重影响,这种相反的二重性清楚地表现在中国的建筑和中国花园上。……房屋和城市由儒家的意念所形成:规则、对称、直线条的、等级森严、条理分明、重视传统的一种人为的形制。花园和风景则由典型的道家观念所构成:不规则、非对称、曲线的起伏和曲折,表现了对自然本源一种神秘、深远和持续的感受。”儒家伦理的物化手段和物化模式,成为人与社会之“和”的最好表征,将人的情感与理想消融满足在以亲子关系为优秀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之中。在道家思想作为重要补充之后,又揉合了释家文化的中国园林建筑,更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文感性因子。中国建筑美学的“天人合一”,在儒、道、释诸家的哲学理论的阐释与深远影响下,诠释出中国传统建筑美学与浪漫互相交织的和谐美的旋律。希望这种美学原则能在中国现代建筑中呈现光彩,延续传统的和谐生态原则,让“和谐之美”的美学原则融入建筑之中,从而使华夏子孙寻找到精神复归的家园,而不是被遗忘和淡化。 作者:姜欢笑 王铁军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历史论文:戏剧的振兴中国历史论文 新中国成立以来,但就说河南的戏曲舞台,也涌现出了不少的优秀作品,如20世纪5O年代后期的《朝阳沟》、八九十年代的《倒霉大叔的婚事》、《老子•儿子•弦子》、《香魂女》,还有近几年的《新版白蛇传》、《程婴救孤》、《常香玉》等。虽说近些年来出的精品戏也不少,也曾获大奖,但整个戏剧市场仍不景气。与其说观众冷漠了戏剧,不如说戏剧疏远了观众。改革的大潮在席卷着人们的生活和人们精神世界的各个领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艺术家们必须紧紧追随生活前进的步伐,努力地为广大观众去开拓艺术的新天地。所谓“戏剧危机”,只是旧的艺术观念的危机,是戏剧繁荣的胎动和阵痛。这些年来,我目睹着艺术家们带着汗水、辛酸和兴奋的泪,踏着荆棘的路朝前走。他们的体会非常简单:遵循艺术的质朴原则,大胆探索和创新。 众所周知。戏剧艺术应充分体现通过美的形象.唤起人们美学深思的基本屑性。任何艺术作品,特别是与观众直接交流的戏剧.都是“他人参与”的艺术。舞台上的艺术形象,只是通过观众的体验和想象,借助演员同观众的交流,引起观众的共鸣,才能真正为人接受。产生永久的艺术魅力。艺术家应该也只能向观众提供审美趋向和范围,引导人们在规定的艺术情景中对人生的思索,得到美的享受和启迪,如果无视艺术审美的心理过程。把剧作家的主观意念硬塞给观众。填满其美学深思的时空,这样就令观众倒胃口。为了避免重现过去一个时期的弊病,我们在进行创作的审美把握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注意了两个原则:一是戏剧的表层俏丽与深层的哲理内涵和谐统一,做到雅俗共赏。不同层次的观众进入剧场,首先需要的是感兴趣。这就要求戏剧在剧情、表演、氛围、情趣等诸多方面有一定的通俗性和世俗性,以增强戏剧的普遍感应性,产生扣人心弦的魅力。同时,还要引导那些审美层次较高的观众,触摸戏剧的深层内涵,唤起美学深思,产生对世界和人生的哲理认识。二是使现实题材具有历史的纵深感,使历史题材体现对现实的关照。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和延续,现实矛盾关系越是复杂激烈,它打下的历史印记也就越深刻。对于现实题材深广内涵的开拓,往往有赖于对历史深层积淀的挖掘。现代豫剧《香魂女》和新编历史剧《程婴救孤》的创作过程,初步尝试了这样的审美把握和美学思考。通过对“戏剧危机”状况的反思,我们越来越感受到,随着观众思想文化和艺术欣赏水平的提高,他们已不至于从戏剧欣赏中得到喜怒哀乐的情感满足,并且越来越增强对于戏剧说教的逆反心理。他们要求艺术家给予应有的想象空间,对戏剧所提供的丰富生活和多义主题独立进行思考,而不需要别人做出现成的结论。戏曲是综合艺术,一部好的戏曲作品,离不开编剧、导演、音乐、演员、舞美、灯光等主创人员的努力,而剧本显得首为重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剧本是一剧之本,是一出戏的灵瑰,剧作家及其作品的思想艺术品格和内涵,往往决定了一个剧团的艺术方向和水准。然而,正如很多业内专家指出的,目前戏剧的文学性和思想性正在削弱,不少作品虽然辞藻华丽,但剧本的艺术品位、思想含量及人文意识缺失,作品缺少对人生、生存、欲望、理念和信念这些本质东西的思考和关注,很难表现时代的诉求和传达人民的心声。当然。这并非说只要描写了当下的生活就会具有时代感。比如,豫剧《朝阳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部作品虽然反映的是2O世纪5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作品,149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现在看来仍不觉得过时。原因在于,它不是对某个时期某个政策的简单图解,而是融入了剧作家对历史、对生命、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剧本的思想性、文学性,尤其是及其生活化的语言、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赋予了作品长久的生命力。戏剧艺术应充分反映审美思想的民族性,做到时代性、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统一。几年来,我们非常强调艺术创作要反映时代精神、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作为审美意识集中体现的艺术,其审美理想的民族性,决定其艺术的生命力。抛弃了对文艺民族性的追求,一味去拥抱所谓时代新潮,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 今天,在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既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又要坚持文艺的民族化方向,并以它作为振兴戏剧的基本美学原则之一。由于各民族在审美思想上有一定的共同性,因而各个民族艺术的发展,往往表现为相互影响、彼此促进的历史特征。为了振兴和繁荣我们的戏剧艺术。完全应该加强对外文化的交流,吸收一些外来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以增强我们戏剧的艺术表现力。这对满足观众多层次的审美需要,发展多种戏剧风格和流派是必要的、有益的。不过在接受当代文艺新潮大胆进行艺术创新的时候,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土壤,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美学理想,反映民族之声。只有个性鲜明的民族艺术,才是最有国际性和开放性的艺术。 戏剧艺术的民族性审美品格。往往是同民族的地域性紧密相连的。特别是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种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的地域性文化支流汇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巨流。因此,振兴和繁荣戏剧艺术,还必须保护和发展其地方特色。 作者:黄敬 单位:河南省驻马店市文化新闻出版局戏研所 中国历史论文:太武帝灭佛运动中国历史论文 一、北魏太武帝灭佛的原因 北魏太武帝灭佛是中国历史上最暴力最严酷的一次灭佛,太武帝即位后,灭佛前对佛教有个崇信、亲近、疏远、限制、打击、彻底消灭的过程。其灭佛的原因应该是一个综合体,并不是简单从反佛思想,经济土地的争夺,佛道冲突或者是政治事件就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倾向归因于佛道之争和崔浩、寇谦之的掩掇;王仲荤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 认为,因拓跋魏王朝对佛教不了解,同时又掺人了佛道斗争的因素,于是发生了灭佛教事件;郭朋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认为是因地主阶级内部世俗地主与与僧侣地主的矛盾和冲突;任继愈等先生的《中国佛教史》论述得相对最为详细。它又强调其原因一是争夺控制人口劳力、二是佛道之争、三是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反魏;四是儒佛之争)经济因素并不是太武帝灭佛的主要原因,太武帝灭佛毁佛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引发血光之灾的导火线。《魏书•释老志》记得较清楚,是他亲征镇压卢水胡盖吴起义时,途中在长安一家大寺院发现了所藏匿的大量兵器,地方官和富人藏在寺中的大量财物,以及所藏的许多酿酒具,还有僧人与贵族妇女淫乐的密室。太武帝疑僧人与盖吴通谋造反,憎恶沙门敛财、贪酒、好色,遂在崔浩的支持下颁布了严厉残酷的灭佛诏,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佛教。而以前只是抑佛、限佛、排佛。在发现的四大类违禁品中,兵器是最大的罪证,通谋造反是最重的罪行最令太武帝仇视,是刺激太武帝决心立即灭佛的最强烈的刺激物。此外,佛教和本土道教的矛盾,佛教和儒教的矛盾都从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灭佛事件的发生(下文有论述)。 二、北魏太武帝时期的偶像崇拜与破坏 武帝初期。对于佛像还是很推崇和敬重的,这可能是出于对太祖的尊重和继承,造像活动也得到了延续和发展。世祖初即位,亦尊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于四月八日,举诸佛像,行于广衙。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魏书•释老志》)。可以看出,太武帝对佛教的态度并不是刘乐(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广东深圳518026)一开始就反对的,而是一个从信佛,尊重佛教到怀疑佛教,反感佛教,再到彻底否定佛教,灭佛的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道教对佛教偶像的压制作用也渐渐体现出来,太武对佛教的抑制是伴随着对道教的倚重而发生的。世祖即位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静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其术。(《魏书•释老志》)北魏进入中原后,受到汉族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很大影响,并逐渐以此为正统文化和思想,魏、齐大臣魏收著的《魏书》就列有《儒林》、《文苑》、《孝感》、《节义》、《烈女》、《礼志》等篇章记载和弘扬儒家文化。人世的儒家文化和佛教教义存在着不可协调的冲突。在太武帝灭佛的过程中,其亲信崔浩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官僚士大夫,三朝元老、世家大族,大学者的崔浩灭佛的动因,很明显是崇儒抑佛。崔浩对佛像进行了曲解和诋毁来达到偶像破坏的目的。浩既不信佛、道,模深所归向,每虽粪土之中,礼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也”。(《魏书•释老志》)这里崔浩所说的胡神显然指的就佛,崔浩觉得佛教信徒对佛像顶礼膜拜的行为很可笑,将佛教称为“胡神”,这是以中原儒家为中心的眼光来看作为他者的佛教,是一种排斥和否定的眼光,佛儒的冲突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严厉打击佛教诏、最后灭佛诏都是经崔浩润色修改的,甚至是他起草的。太武帝下诏灭佛,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强迫僧人还俗,捣毁寺庙,破坏佛像等等。非常严厉,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魏书•释老志》)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同上)恭宗言虽无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预闻知,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魏书•释老志》)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致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肤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魏书•释老志》) 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太武帝灭佛的对象不仅包括僧人,寺院集团,佛教的经义和思想,佛教典籍,对佛教造像和图像也采取了破坏毁灭的政策,这和八九世纪的拜占廷破坏圣像运动是有几分相像的。灭佛导致了大量的佛像被毁灭,同时也抑制了佛教美术的发展。在此时期,石窟造型和壁画的创作都处于了停滞的状态。在灭佛结束之后几大石窟都迎来了各自的营造高潮。虽然诏书严厉彻底,但是在具体的执行中,灭佛活动还是受到了很多的阻力,这些阻力往往来自对佛教笃信或者抱有同情心理的贵族和官僚。太子恭宗就是其中之一。《魏书》上记载了太子恭宗是如何将灭佛和捣毁佛像的概念分开,从而保护佛像的。时恭宗为太子监国,索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如是再三。(《魏书•释老志》)太子的意思是缓禁、少杀、不烧、不破。让它自然消亡。而且太子说的很清楚,他将太武帝为沙门定下的罪过痛图像分开,“又非图像之罪”,图像的存在和意义只是对佛教教义的阐释或者是作为膜拜的对象,而并没有参与谋反之事,所以太子主张不去主动破坏图像和寺院,而是让其自然毁灭。在灭佛期间,太子恭宗保护了大量的沙门、佛教经典以及寺院,佛像。《魏书•世祖纪下》还记录了一件同情佛教的人士巧妙地利用佛像为佛教求情开脱的事件:邺城毁五层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日:“魏所受汉传国玺”。(《魏书•世祖纪下》)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寇谦之死。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力主严厉镇压消灭佛教的崔浩因文字狱等原因被诛杀。两年后的三月,太武帝被太监杀死。同年六月,太子恭宗病死。至此,太武帝太平真君年灭佛的几位最重要、最关键、最优秀的人物都想继去世。太子恭宗拓跋晃之子,文成帝拓跋浚继位。兴安元年(452年)冬十有--Yl乙卯,“初复佛法”。(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有司失旨,一切禁断(太武帝灭佛)(《魏书•释老志》)。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图寺,仍还修矣。佛像经论,皆复得显(《魏书•高宗纪》) 至此,太武帝灭佛事件算是告一段落,佛教又重新在北魏流行起来,被毁坏的佛像得到的修复。主持复兴工作的主要有师贤和昙耀。昙暇主持在平城武州塞开凿石窟五年,雕造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此为大同云岗石窟营造之始。从太武帝灭佛到北周武帝灭佛这段时间,佛教在北朝迎来了他传人中原以来的第一个高峰,造型活动也极为兴盛,为后世留下许多珍贵的佛教美术作品。 作者:刘乐 单位: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 中国历史论文:凤纹演变下的中国历史论文 1凤纹的演变过程 商朝的青铜器上凤纹的形象不尽相同,在冠上就有多齿冠、长冠、花冠,分别代表了凤纹在商朝的不同发展时期的特征。西周玉器上的凤鸟纹,既继承了商代青铜器上的鸟形,又改掉了商朝凤纹的质拙写实,朝着装饰化,图案化,艺术化,程式化的方向完成了根本性的转变。西周人在思想得到空前解放的基础上,对于艺术的追求也更加的别致。西周的雕刻着鸟纹的玉器,不仅起了美化生活,陶冶情操的作用,更加是西周人民思想,精神的一种寄托。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阴阳五行思想的盛行,龙凤这两种分别代表阴阳的鸟兽大量地出现工艺美术作品中。凤纹常常成对地出现在楚系青铜器中,有时两种纹饰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到战国中期,楚系青铜器上的凤鸟纹进一步线性化、图案化。纵观商代至战国时期这一千多年青铜器凤鸟纹饰的发展与变化,展现出一些阶段风格与演变特征。这段时期的凤纹由繁缛变简洁,由具体变抽象,由静止变跃动。秦汉时期凤鸟纹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形态越来越多,并且在材料的运用、艺术的表现、技术的提高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创新之处。秦瓦当凤纹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具象写实、现实直观、灵活创新、整体平衡。秦凤纹巧妙地与龙、虎、龟、蛇组合,造型上从过去的以线为主的造型手段逐渐发展成了形象的具体刻画。所有的这些艺术特点使之成为开创具象凤纹的始祖,其艺术创新与价值是后世无法比拟与超越的。汉代的凤纹艺术较之前朝都有了跨越性的发展,他的形象更加丰富,线条越发流畅。汉代凤纹的形象不再试静止不动,不再是呆板烦人,而是运动着的,跳跃着的,给人的感觉积极向上,身心愉悦。汉代凤纹被运用到了瓦当,画像砖,石刻等多种地方,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魏、晋南北朝时期,凤纹的造型上除了继续沿袭汉代以来的风格外,线条的设计趋于粗犷,给人一种壮实之感。这个时期的凤纹不仅仅是追求某一个局部的优美,而是从大局出发,关注的是整个图案,装饰性的图案被广泛地使用在了凤纹的表现中。唐朝凤纹的造型更加的具象化,与鸟的形象越发的接近,唐朝的凤纹常常是成双成对的出现,有着美好的寓意。唐朝的凤纹可谓是集大成于一体,吸取了前几个朝代凤纹的发展,广泛的使用了花卉的图案,使得唐朝的凤纹样式显得更加的雍容华贵。出土于西安大明宫的唐代金银凤纹图,风鸟的造型精巧、细密,头、冠、颈、躯、翅、尾、爪等精雕细琢。晚唐时期的纹样更为精巧美观。这种造型和富裕的物质文化生活密切相关,凤形象已经被赋予了女性象征。宋元时期的凤纹开始进入了一个规范化使用的时代,这是一个凤纹流行的时期,凤纹被广泛运用在了妇女的头饰,建筑物的装饰,各类瓷器家具中。宋代装饰艺术在观念形态上偏重寓意,在其表现上都注重艺术性,赋予了吉庆如意的民俗思想愿望和气息。例如,政和年间的“凤穿牡丹”纹,就赋予了富贵吉祥的寓意。明清时期,是凤纹的鼎盛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凤纹的使用更加的丰富,各类建筑装饰、家具、瓷器上都有凤纹的身影出现,并且独具特色。这一时期的凤纹被人们看作是吉祥如意的象征,整体纹样的表现上也更加的富丽堂皇。 2凤纹象征意义的演变 凤凰作为神鸟存在于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最开始是东夷部落的图腾。同时期黄河一带的文明图腾是龙,合并统一后龙凤都成为中国的图腾,被称为“龙凤呈祥”。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把凤凰看作是吉祥的象征。孔子临死时,曾哀叹“:凤鸟不至,河图不出,吾已矣夫!”[4]秦汉时期凤纹被赋予祥瑞、兆庆的象征意义,出现了“鸾鸟”“、朱雀”“、朱鸟”等多种命名。秦朝时期的凤纹退去了神秘的主题,开始转向对于现实美好生活的向往。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因这一时期佛教的盛行,凤纹也被带上了宗教的意味。隋唐以后,凤纹逐渐摆脱了宗教的背景,而开始成了皇室的专用图案,代表了权利的象征。唐朝时期,武则天率先使用凤纹作为了自己的象征,从此以后各个朝代,凤纹都被作为皇权的象征保留使用了下来。 3结论 凤凰身上既有丰富且美好的吉祥含义,又有许会让人感到崇拜的虚无和皇权的沉重,但是它的美好寓意却让人为之迷恋。而凤纹,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性传统纹样,极具东方韵味,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传统图案的艺术魅力。凤纹作为装饰纹样,其艺术的装饰生命力也将长存不衰。 作者:章慧凰 王芝湘 单位:天津工业大学 艺术与服装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多元叙述视角的中国历史论文 一、“叙述视角”及其选择 在历史文化题材纪录片中,对历史真实理解、发现、叙述及展示角度的差异,可能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媒介真实”,继而给受众建构出不同的“想象真实”。从视界结构上讲,可追溯到不同的叙述视角。所以叙述视角是探究纪录片深层创作理念的重要考量对象之一。叙述视角,也称为叙述聚焦,是叙述语言观察和讲述故事的特定角度。按照结构主义批评家兹韦坦·托多洛夫的观点,叙述视角可分为三种形态:(1)全知视角———叙述者>人物;(2)内视角———叙述者=人物;(3)外视角———叙述者<人物。它们体现了叙述主体对事件或故事观察角度的差异以及与事件和故事关系的差异,从而呈现出事物不同的面貌和意义。这三种视角在表达时各有侧重,如全知视角体现出俯视的全知性、权威性,视野开合度大;内视角的叙述者身处故事之中,以普通人的感观“得知”和讲述,可信性和亲切性超越前者;外视角比内视角知道更有限,对内情毫无所知,即跟在人物后面告知受众其言行,但其“不知性”反而让人觉得神秘莫测,引人入胜,尽可能地调动追问和想象的参与。不同视角既代表了纪录片叙述风格的选择,也体现了创作者之于受众的姿态以及希望受众采取何种姿态进行“阅读”和解读作品信息,从而引起不同的认知和判断。而无论选择哪一种视角,都无法克服该视角自身的局限性。“没有一种超越的实证权威对故事信息及材料可靠性负责,任何一个视界都有其独立的代言个性”。叙述视角的选择得当与否,也会直接导致观众采取不同的立场解读和评价作品信息。霍尔认为,在假定读者具备发现传播者“制码”能力的前提下,根据读者解码立场与传播者的编码立场是否一致,读者的解读方式可分为主导―霸权立场(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negotiatedcodeorposition)与对抗立场(oppositionalposition)。这三种立场体现着读者对编码者权威和主导地位不同的认同程度。持主导―霸权立场的受众类型随着信息和文化产品买方市场的形成必将逐渐减少,而更多的是会经过自己的经验部分接纳甚至颠覆性解读作品的协商立场和对抗立场的解码者,尤其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在网络传播时代,面对媒介经验日趋丰富、自我意识日趋强热的传播对象,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叙述视角选择就更需谨慎,如全知视角就极易使已形成自我观点的受众产生对抗立场。但若纪录片完全陷于纯客观表象之中,没有合适的主观意见和意义解读的自信,又易囿于“当局者迷”的局限而难以使受众信服,从而降低纪录片的认知水平与格调,同样容易引起对抗立场甚至轻视态度。于是,当代历史文化纪录片均衡比较了多种叙述视角的长短利弊,向“多元化”视角的方向探索,以协调上述矛盾。 二、中国当代历史文化纪录片作品中的多元叙述视角分析 梳理21世纪以来中国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创作,从表现元素上看,作品中的多元视角主要包括:代表创作主体的叙述———解说、口述者(专家、见证人、相关事件的当事人等)和再现的历史人物。 (一)解说视角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尤其长于传达抽象信息。解说作为纪录片抽象符号系统的重要主体之一,与被访者口述和表演者对白(及独白)共同表现视觉信息难于传达的概念、观点和意义。在力图输出一定意义的纪录片作品中,解说历来是贯穿作品的最常见的主线和链条,在其节点上再安放影像、采访等其他信息板块。它赋予作品逻辑性,同时,其理性思维和抽象思维特点符合该类纪录片主要目标受众群的书写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能更有效地构建出深层意义体系。解说作为诉诸听觉和视觉的符号,以索绪尔的理论分析,其“能指”包括解说员的声音符号和相应的字幕文字符号,其“所指”则直接代言创作主体的价值判断,承担了描述事实、抒发感情、表明态度等多种功能,声音符号中的副语言及字幕的字体、大小、位置都承载了特定的涵义。受众借助影像本体形成对事物感性的认知,可以说画面在一定程度上“翻译”解说着文本,同时观众又能借解说避免画面解读的多义性和表面化,语言的逻辑特性更易于构建出结构、脉络、意义和情感。解说还是纪录片的重要美学元素。首先,渗透于解说的字、词、句和整体结构的文学美能营造出令人陶醉和回味的丰富意境,受众能借助文学语言联想出超出“画框”的宏阔而绮丽的时空并心驰神往。这种审美感受通过时间的积累使受众逐渐形成对表现主体较稳定的认知态度与情感共鸣。其次,解说蕴含思想、哲理的思辨美。语言能表现出远大于影像具象世界的思维领域,展示历史智慧和思维成果,揭示表象背后的价值与规律,发人深省。如《大国崛起》不仅有对具体国家的兴衰、具体历史事件的总结分析,而且其对葡萄牙、英、美等九个世界级大国的选择、排序以及作品的整体结构也都体现出创作者的历史观点,展现了创作者包容的胸襟和气魄。最后,听觉美。该类优秀作品体现出对人声之美的重视与挑剔,解说员圆浑有力、充满色彩和韵律的声音,与影像和音乐一起,营造出纪录片或深沉庄严或欢欣雀跃的意境美,给观众一种流连忘返的听觉审美享受。与以往作品相比,这一纪录片群落中的优秀作品在解说方面体现出一些变化或趋势,这些变化从深层反映了创作主体话语姿态的改变。其一,淡化的“脂粉气”———抒情性文字的减少与改进。主旋律的作品曾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慷慨激昂、直接而厚实的情感渲染表达和词藻的铺陈让人应接不睱,但却难以溶入。纪录片的纪实本性和客观信息量一度被主观化的抒情文字所包裹,甚至让位于后者,历史叙述带着浓厚的“脂粉气”。例如《话说长江》中有许多类似的表达:“古往今来,有多少著名的诗人,为您的魅力,寻访名胜、昂首歌唱啊!数千年间,有多少杰出的文豪,为您的风姿,写出了优美的篇章!”这种抒情化的表达方式曾受到一个时代的推崇。抒情,《现代汉语词典》将其释为“表达情思,抒发情感”,即用形式化的话语组织象征性地表现个人内心情感的文学活动。据此,笔者对比了《话说长江》、《故宫》、《敦煌》、《舌尖上的中国》等多部代表性作品的解说文本,据情感表达和修辞特点统计了其中的典型抒情性文字,选择其中几例,作如下比较(表1)。由表1数据可见,同性质媒体创作的同类题材纪录片作品中,抒情性文字比例在新时期表现出明显下降趋势,且这种下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不是某部作品的偶然表现。创作者对解说文字的美学追求发生了理性、平实性、客观化的转变,这与国际纪录片故事化的风潮不无联系,但更重要的是体现出创作者居高临下的精英教化心态向与受众对话心态的转化趋向,使该类纪录片表现出真诚、质朴的态度。其二,纳“他者”之见———注重引用他人观点与一手资料。解说更加注意引用他者话语,多方引证,以求更加全面、立体地构成与评述事件,减弱主观性,从而提升受众对作品的接纳和信任程度。例如《敦煌》第一集中便以探险者斯担因的个性化独白简洁而真实地描述了探险历程,暂时脱离了对“解说员视角”的依赖。这比解说员极描述之能事传达的效果可能更直接而动人。此外,解说中也更多地引用研究者、亲历者的观点,有时甚至借助对创作者亲身体验的原始纪录———考察笔记、拍摄、走访手记等,削弱雕琢感,丰富审视角度,更显真实。其三,“不知为不知”———全知语气的和缓。在人们的印象里,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如卷轶浩繁的史册一般谈古论今,无所不知,拥有与受众的巨大信息位差和文化优越感。但在当代作品中,解说中出现了“我们无从考察”、“我们不知道”、“或许”等词句,这些非但不是创作者的不自信,反而证明了创作者正在以一种平易而朴实的面孔与观众交流,表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 (二)口述者视角 说到口述者,不得不提史学研究中搜集历史的途径之一———口述历史,它源于史学研究的田野调查方法。其历史资料源自于人的记忆,通过访问和记录(文字笔录、录音、录像等)曾经身处历史现场的见证人获得原始资料,从中抽取有用史料,获取历史真实。20世纪40年代,口述史学的术语(OralHistory或称HistorybyWordofmouth)正式产生。后被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奠基人、哥伦比亚大学的阿兰·内文斯教授推广运用[5]。相对于书面正史资料,口述史更能够深入到民间,在社会生活史、风俗史、灾难史等方面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该史学方法也集中地体现在纪录片家族的特定类型———口述体纪录片中。中国也产生了大量代表作,如《20世纪中国女性史》、《神鹿啊,神鹿》、《百年小平》。历史文化纪录片中的口述者,多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亲历者和各类知情者,把其讲述与评论的视听觉信息作为纪录片的直接构成部分,其特殊身份、特定经历以及本人影像增强了确认作用和大于语言本身的感染力。口述者视角主要具有以下传播优势。其一,权威性。历史信息久远的历时性意味着对普通人的门槛和“知沟”,于是,对其进行讲述及价值评判,学术研究者往往能凭其在特定领域的专业经验和文化地位引发“意见领袖”效应,提升作品的学术高度和说服效果。其二,多元性。当代作品中的口述者并不局限于专家学者,其来历既有“庙堂”也有“乡野”,创作者观念的包容带来口述者选取标准的多元。非正统的、私人的、群体性的观点以及不同的社会角色、态度立场能折射出多面的历史,为靠近真实提供参考。“历史影像叙事结构的逻辑性及其现场,建立在这种多元的、个体的和局限性视角共同组成的口述见证基础之上”[6]。例如表现陕西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的作品《望长安》中的口述者涵盖各级科研院所科研人员、高校教授、文化学者、作家等30余位,他们的讲述针对自己对陕西文化最熟悉、最热衷、最津津乐道的方方面面,将宏观的地方文化风貌与个性化的体验认知相结合,在口语化表达的同时又不乏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背景与规律独立的深层思考。这种口述相对于解说词一元讲述或专家群体口述者的一元讲述,更能显示深层创作理念中的包容性、差异性和客观性,也更容易实现传播意图。其三,感染力。口述者借大众媒介实现了类似人际传播的效果———面对面交流下的直视与“靠近”,把影像背后上帝一般的讲述者“他”转化成了一个促膝而谈、有生动表情、有肢体动作、有丰富情感的表达意愿强烈的“你”;而大众媒介借口述者成功地把久远的历史事件拉近为受众“在场”的当代事件;“教化”变为“交谈。”《望长安》第八集《鼓舞风神》中,陕西籍作家高建群以极具特色的方言、质朴的外表、憨直的神态,一下就拉近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厚重的文化表达顿时变得亲和与轻松,他动情地讲述着自己理解的陕北民歌信天游,“陕北民歌就是它的那种赤裸裸的表达感情的方式,那种热烈那种真诚”,然后,语言也不足以表达这种“热烈”与“真诚”,情到深处他便自然而然地吟唱了起来:“(唱)六月里日头,腊月里个风,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口述者兴至而歌、手舞足蹈,奔放豁达的人性释放真正充分利用了影视媒体的多通道和“零距离”,实现了信息与情感的双重交流,并且彰显了纪录片创作者回归人文本性的决心。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对口述内容选择及节奏把握的探索。口述视角虽然有以上优势,但也不能不分主题、风格的滥用,在当前历史文化纪录片中,形成的大致规律是:口述信息多用来表达事件和史实的细节性信息、未成定论的各家之言、个人化的身心体验等。且口述部分的剪辑节奏要与作品整体风格统一,避免节奏拖沓和视觉疲劳。由此,有的创作者会借音乐及转场设计等元素进行多位口述者的快速剪辑,形成片断信息拼合和递进的紧凑感和“疾风暴雨”式的信息流。 (三)“情景再现”中的历史人物视角 情景再现,是目前历史题材纪录片中广泛使用且争议渐小的表现手法,又称“搬演”或“重演”,是由他人扮演时过境迁的特定重要情节,或者运用光影声效造型再现某种历史环境氛围[7]。这种手法可以追溯到美国纪录片先驱弗拉哈迪1916年的经典作品《北方的纳努克》。导演通过真人表演的方式再现了爱斯基摩人行将消失的生活场景。当代很多题材的纪录片中,情景再现都逐渐成为作品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创作理念。笔者在此先搁置学界对其合理性的长期争议,仅讨论其叙述视角问题。虽然“再现”的控制者仍然是创作主体,历史人物不可能真的穿越时空,但“再现”的历史人物的行为、动作、语言(内容与风格)均基于文献资料和专家考证,有史可查,力求客观真实。而且,其表现力不局限于历史人物的言行本身,服装、礼仪、建筑、环境等形成的信息“场”,都在参与表达,其直观效果是解说和口述都无法企及的。历史人物的生命通过史书、传说、遗迹的初次复制,而后又在后世的现代影像媒介里再次实现了巴赞所说的“人类延续生命的幻想”和“木乃伊情结”,这本身就是历史人物视角下的一种“发言”,对他同时空同命运的人们具有使命般的代言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作品中,史书上的主体———帝王将相等强势阶层不再是唯一的主角,对普通人尤其是平凡甚至苦难的个体的关注上升,比如《敦煌》中对社会地位并不高的塑匠、舞女等的大篇幅再现。这些历史人物通过特殊的方式,获得了表达的一席之地,穿越古今的时空巨壑,诉说或无言重演着自己的命运,触动着当代人的情感神经和现世困惑。创作者不仅为古人“失语”作了改善,通过历史人物的视角实现了民族历史情感化的古今对话与中外对话,同时借用新历史主义“history———his-stories”的观念[8],体现出将抽象化思维向具象世界和真实人物生活还原的创作趋向。 三、多元视角的“合力” 上述三种视角构建了一个包容的体系,共同构建历史叙述的完整性与多面性,多点、多层面思维形成较全面的历史“拟态环境”的立体感,通过传者一方的多元(涵盖创作主体自身、学界、艺术界精英阶层、大众阶层,甚至历史人物)满足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这三种视角借助不同的表现方式可以使纪录片作品集可视性、情节性和思辨性、抽象性为一体,根据不同的侧重而在创作中分工与合作,创作者也通过向其他媒介的借鉴使之优化,例如新闻写作华尔街体(DEE)的理念便常被应用于纪录片创作中[9],由个人故事、细节、事件或口述者引入(Description),由解说语言概括、梳理、深入剖析,结合专家及口述者的多元阐释(Explana-tion),最后实现价值揭示、理性升华(Evaluation),这种剥笋式地层层深入地由历史局部向全貌延展的创作方法在《大国崛起》等偏政论型作品中均能找出痕迹。可以说,历史文化纪录片中的多元视角的探索体现出当代独特的历史解读方式,它能够在“小人物—大历史”、“小事件—大背景”以及“理性阅读—视觉商品”间寻求一种平衡。借助历史话语表达了对不同社会成员的人文关怀,凸显了创作者的人文精神,也体现出对视听语言规律认识的深入。但同时要警惕创作中模式化以及因追求戏剧性、传奇性对真实性、深刻性的消解等潜在危机。 作者:王月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传统文化视域下的中国历史论文 一、中国传统的休闲观 对休闲的认识,中国学者们对其有独特的理解,今天被我们理解为“休息”的“休”字从词源学上看是指“人倚木而休”的意思,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闲”字,则有娴静方面的意思,通常被理解为思想的纯洁与安宁。休闲就是过一种符合儒、道、佛三家共同认可的“中道”原则的生活,它本质上是一种人生哲学的概念,因此休闲与哲学密不可分,谈休闲就是谈人生哲学。中国人的休闲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融合,体现为一种自足的宇宙空间。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宇宙观照方式,他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只站在一个固点企图穷极宇宙之尽处,而是仰观俯察作左右流动之观照。中国人认为,自然界包括一切,只有当人意识到自身与大自然的骨肉之亲,再重回到大自然之中时,才真正观照到人的本质力量,实现自己的价值,从而才有真正意义的休闲。但是,在中国古代,很多隐士们由于无法实现自我,没有表达的自由,往往选择那种带有逃避性的以“清静超然”为优秀的休闲观,他们远离社会,回归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领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休闲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世界和逍遥境界,而它更多的意味着为获取自由作出的对社会有推进作用的创造性行为。它不是老子的“小国寡民”式的知足,或者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式的自封,而是一种更强的进取行为。要想达到休闲的真正目的,就只有回顾往昔和面对自然,这样人类的心智才能结出温馨之花。从本质上说,休闲即为一种人生哲学的概念,它是过一种符合“中道”原则的生活。这种“中道“原则是中国古代儒道佛三家都共同认可的关于道德的基本义,其追求的是一种个体生命与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谈休闲,就是谈人生哲学,在中国,对休闲的理解,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释家,都有一个传统,即休闲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是一种人生境界。具体来说,作为一种哲学理念,休闲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超越性。生活在一个当下的世界里的我们往往会对部分现状产生不满,在这种情绪的促使下,往往会有更高的追求。当下的世界是指我们的行为、思考、兴趣等,由于休闲具有超越性,也就是说对当下世界的超越,它要求我们在确立人生的目标时不要只看到眼前的事物,要勇于创新,勇于追求,超越固有的显示,达到更高的水平。只有当一个人的生活内容愈具有精神性时,他才愈具有超越现实生活的能力。 其二,主体性。休闲强调追求人的内心世界的充实,而并不是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一种满足。在人的日常行为中,无不体现出这种主体性,这些都充分显示休闲活动不是人们受外界环境的支配,而是被人们自身的内在意愿所控制的。有无主体性,正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在生活目标的设定上,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的选择上,休闲哲学强调的正是这种主体性。 其三,日常性。因为休闲哲学将种种的人生理想、追求,以及价值体现于日常生活世界,所以它不同于一般的人生哲学。休闲哲学是透过人的具体生活的一门学问,而不是空谈哲理,它往往是通过一些行为模式、生活内容来展示人格理想、生活价值。它追求的是合一性,无论是知还是行,理想还是现实。它的价值目标是立足于当下,超越现实。 其四,体验性。休闲哲学强调人生是一种体验。正是由生命的内在体验才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正是由于体验的丰富性,我们才能超越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表面,挖掘生活的内涵。正是人的这种独特的感受性与体验性的结合,才有了更多有意义的发现和感悟。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可以是丰富多彩的,但这种丰富多彩性未必就是休闲。只有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才能感知哪种休闲方式更加适合自己。 二、中国现代的休闲观 进入现代社会,尽管中国人感受并经历着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革,但是传统的休闲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不管其中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它都以各种方式演变和生存着。与以往的休闲活动的目的相比,现代社会中人们参与休闲运动是为了获得情感、生理、生活等效益。人们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提高生活品质,往往会通过对休闲活动的选择,最终实现休闲在人生活中的真正作用。现代都市人之所以忙忙碌碌,无非是为了寻找财富,寻找快乐,寻找幸福,但很多人却忽视了幸福来源于内心,只有当自己内心情感得到满足,才会自然而然的在生活中感到快乐和知足。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存尽管在物质上可以得到保证,但因环境污染、工作快节奏对身心的损害及不良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却又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现代都市人极力主张开展“回归自然”的运动。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作时间缩短,余暇时间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有效地调节人的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是人类回归大自然,适应大自然,促进自我健康与长寿的最好手段,可以说余暇时间的休闲娱乐,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途径。为了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获得更多的余暇时间,我国政府也实行了每周五天工作制以及元旦、五一、国庆节等假日制度,普遍开展各种社区娱乐活动,组织各种单位娱乐活动的竞技比赛。随着人们对假日休闲的重视,家庭舞会、家庭茶座等以家庭为优秀的娱乐形式渐渐普及。而对于年轻人,在节假日或周末,有的人痴迷于减肥塑身、锻炼肌肉的有氧健身项目,有的人则流连于各种游乐场大玩、冒险游戏等等。这些都极大的丰富着我们的空闲生活。但是,现在人们的生活尽管已经达到了吃饱穿暖玩好的境界,可国内多数学者发现,现在的中国的休闲方式还存一些问题,有待人们的进一步改进: 其一、中国农民闲暇生活存在的困境。农民闲暇时间增多,闲暇观念的转变以及闲暇消费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农民开始追求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精力旺盛、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年轻一代农民,他们向往丰富多彩的娱乐性活动以填补空闲的无聊。然而目前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农民休闲还极端滞后。农村公共休闲设施匮乏、闲暇活动单一,无法满足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各类农民群体对闲暇的需求,传统闲聊、打牌仍然是农村居民休闲活动的主流,多样化的适合不同农民群体的闲暇生活模式严重缺乏。 其二、休闲旅游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旅游来作为自己度过休闲时间的方式,旅游给社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环境方面,乱扔垃圾、破坏景点、污染环境等现象屡见不鲜,绿色旅游业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推进。健康方面,存在很多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很多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也是由旅行者和当地人口之间的相互传染而发生的。社会方面,为了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现在很多单位强制员工旅游、购买旅游商品,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休闲旅游的本意。 作者:闫石 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思考 一、教学内容的设计 “中国历史文献学”作为历史学的基础课程,我校在课程设计时,定为36学时,因此要想在这有限的学时内把文献学的定义、范围,文献的载体,文献的形成与流布,文献的收藏与散佚,文献的版本、校勘、目录、辑佚、辨伪、类书、丛书、方志、家谱、出土文献等一一详细介绍,显然是不可能的。有的《文献学》教材把“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也作为文献学的教学内容,虽然这些内容作为文献学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不能回避的,但是由于《文献学概要》这本书没有列入,且这三门学科对于学生们来讲又确实太难了,所以在实际的教学中只能割舍掉了。虽然不再把“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作为单独的讲解内容,但我会在讲解其它内容时,凡是涉及到相关的内容,均予以简单的讲解(我校中文系开设了“文字”、“音韵”、“训诂”学等课程,建议学生们去中文系选修相应课程)。即便如此安排,也不可能详细地介绍上述内容的每一个章节。因此要根据本课程的内容和难易程度来合理安排课程的讲授:相对容易的章节,除了必讲的内容外,安排学生课后自学,而相对难的章节,则进行重点讲述。如在讲述“文献的载体”的时候,讲解“甲骨”、“金”、“石”、“竹木”、“帛”、“草纸”、“羊皮纸”、“贝叶”、“纸”的时候,可以利用相关图片,简单讲解。而在讲到“文献的辑佚与辨伪”的时候,则会重点讲解文献辑佚的方法、作伪的主要手段和辨伪的方法等内容。合理组织教学内容,必须对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有一个总体把握,同时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之中,不仅可以节省课堂教学时间,同时可以锻炼学生的自学能力,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 二、教学方法的选择 不同课程,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教学方法。而历史文献学又是一门讲求运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应当充分重视历史文献学的学科特性。笔者在长期的历史文献学的教学过程中,认为“中国历史文献学”除了传统的课堂讲授的方式,更应当注重以下一些教学方式的使用: 1.改变传统的满堂灌的课堂讲授方式,进行启发式教学。 有关启发式教学,专家学者们都进行了较为精辟的阐述,笔者在此不予赘述。学习中国历史文献学知识,要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而如何才能让学生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呢?如在讲“出土文献”里敦煌、黑水城文献的时候,我会拿出一篇黑水城文献,让大家去释读、断句、文献断代。在释读文书的时候,我会提醒同学们注意“证圣元年”、“则天大圣皇帝”等一些关键词。然后提示他们根据“证圣元年”这个年号,在《中国历代纪元表》中,查找这是谁的年号。经过查找,发现这是武则天的年号,这正好和“则天大圣皇帝”相吻合。然后我又提示同学们再根据“则天大圣皇帝”这个封号,在《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全唐文》等唐代史料查找武则天什么时候得到“则天大圣皇帝”封号的,如果这个时间能确定,那么基本上就能断定这件文书的写作时间。经过不断的启发提示,同学们不仅完成了对文书的释读,同时也完成了对文书的研究,最重要的是锻炼了学生阅读文献和利用文献的能力。通过这种实践教学的方式,启发引导学生在学习中遇到问题时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并不断地解决问题,增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成就感,使他们感觉到所阅读的再也不是枯燥无味的古文,而是有血有肉的历史记载。同时也有利于增强他们学习“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兴趣。 2.要注意多媒体课件的使用,但不能过多地依靠多媒体。 由于我校以前特别重视和鼓励教师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因此大多数教师都采用多媒体教学。毋庸置疑,多媒体教学有多媒体教学的优点,这一点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过程中也是较为突出的,特别是在讲述文献载体、版式等问题的时候更是需要借助多媒体课件。如在讲文献的载体的时候,很多教具我们是没有办法准备的。这时候多媒体教学就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可以把文献的各种载体,用图片的形式予以显示,并对每种载体的形式进行讲解,这样同学们不仅见到了类似于实物的图片,同时对文献的载体也有了进一步深入的了解,而不再仅仅局限于教材所写的那些枯燥的名词了。但是多媒体教学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大多数教师,课件做的都非常精致,内容也非常翔实,安排也较为合理。但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完全是依靠课件进行教学,缺少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比如我在教学过程中,引用的古文,我会直接就把加上标点符号的古文打到屏幕上去。其实这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师生互动环节。我可以把白文打到屏幕上,然后让学生来加标点;或者是把白文写到黑板上,让学生到黑板前来加标点,这既增强了师生之间的学习互动,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正是因为没有师生之间的互动,在教学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教师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讲课,学生在下面昏昏欲睡地听课,基本上达不到多媒体教学的效果。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注意多媒体课件的使用,但不要过多地依靠多媒体课件。 3.教具的使用。 由于中国历史文献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还要注意教具的使用。比如在讲述文献装帧形式,如“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梵夹装”、“包背装”、“线装”等形式的时候,这些图书装帧形式,学生基本没有接触过,也没有见过,有的同学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所以在讲解的时候,可以利用自制的教学道具来演示讲解。在自制教学道具的同时,我还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和我自己搜集的一些资料。如我在讲述地方志的时候,就把图书馆里的《天一阁地方志》借出来,让学生传览。在讲出土文书“玺印”、“砖瓦”的时候,把自己的“印章”和收藏的一些有关古印的图片、以及瓦当等的拓片拿出来,让大家观看。通过这些教学道具的使用,也可以使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文献。 4.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以前我在讲课的时候,往往忽视这一个重要的环节。由于学生们不断地反馈课程内容较为抽象、难懂,因此我不得不改变以前的那种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开始注意学生们的实践教学。在讲“版本”的时候,我把同学们带到了图书馆的古籍书库。虽然我校图书馆古籍书库藏书数量无法同重点高校相比,但是亦藏有一定数量的古籍。然后依据古籍,讲解古籍的版式等相关问题。在讲到版本的鉴定的时候,让学生自己找书的牌记、字体、版式、收藏章、序跋、刻工、装帧等内容。同时在讲解古籍装帧形式的时候,可以让同学们自己动手制作卷轴装、旋风装、蝴蝶装等模型。而这种实践教学的尝试,竟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学生纷纷反映,他们喜欢这种教学方式,既增长见识,又对古籍版式有了较深的了解。总之,历史文献学作为历史学的基础学科,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不要死搬硬套。在教学方法上,要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采用启发式教学,实践教学,让学生充分地加入到教学过程中来,激发学生们学习历史文献学的兴趣。 作者:吴超 单位:包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辽西地域在中国历史的地位 一、辽西地域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 从考古学文化看,辽西地区史前古文化源远流长,不仅不落后于中原,有时甚至更先进。辽西地域发出照亮中华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4]下面主要从文明起源的精神层面略述辽西地域古代文明起源及在中华文明史中的地位。(一)社会组织形态方面辽西考古学文化系列从兴隆洼文化开始,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由氏族到部落,再到“古国”,率先迈入文明的门槛。从查海、兴隆洼遗址揭露的村落房址看,当时人按照血缘关系聚族而居,同一血缘聚居一处,为一个基本单位,社会以这些平等的村落组织联系起来。到赵宝沟和红山文化时期,在彼此分散的平等村落基础上,出现了中心聚落,并进一步形成聚落群。人们的关系不再纯粹以血缘来维系,而是突出了政治、经济和地域的关系,说明社会组织向更高阶段发展。红山文化晚期出现由“环壕聚落”向“环壕石城”演变,这是早期城邑的雏形。至红山文化晚期,辽西地区进入到“古国”阶段。辽西地域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上具有“早熟性”和“先导性”,率先在中华大地上放射出第一道文明曙光。(二)崇龙与尚玉辽西考古学文化系列很早就形成崇龙、尚玉观念。在查海遗址中,就出现了用石块摆塑的龙形堆石,被称为“中华第一龙”。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有玉龙、石龙。在牛河梁遗址女神庙,还出土有泥塑的猪龙,这都说明红山文化居民的龙崇拜。夏家店下层文化,崇龙由自然崇拜向政治礼仪过渡,从而礼制化。辽西地域古文化崇龙观念对中原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红山文化崇龙观念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辽西古文化的尚玉传统也是中国玉文化的源头。在兴隆洼文化遗址中,普遍出土有玉器,制作精细。这些玉器主要用于表达某种观念,服务于宗教或政治目的,说明兴隆洼文化已经出现礼制的萌芽。人们通过“礼”这种形式向神灵献玉。玉具有“神性”,专门用于宗教礼仪活动,所谓“玉亦神物也”“,行礼以玉”。玉成为社会等级地位高低的标识。红山文化“惟玉为葬”,牛河梁遗址中心大墓的主人兼有巫———王的身份。辽西古文化形成以玉为神、以玉礼神、以玉别人的“巫———玉———神”的直接联系,[5]说明“辽西一带的社会分化早于中原”,红山文化在精神领域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三)祭天祀地与崇祖尊王礼制的形成是文明起源的一个主要标志,在辽西古文化序列中,红山文化的礼仪性建筑坛、冢、庙最具有典型意义。从坛、冢、庙结合看,牛河梁遗址是辽西地域规格最高的祭祀整体,是一个更大的文化共同体崇拜共同祖先的圣地。[6]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祭祀各有侧重,东山嘴遗址侧重祭天祀地,牛河梁遗址重点在于崇祖尊王。牛河梁积石冢体现了“一人独尊”的等级制,女神庙已具有“宗庙”性质,说明此时“王”已经产生。红山文化的坛、庙、冢,“这种反映中国传统礼制的大型礼仪性建筑,与文明起源的其他要素,如金属的发明,文字的出现,城市的形成相比,更具中华文化的传统特色。所以,以红山文化坛庙冢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象征,是当之无愧的。”[7]从兴隆洼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辽西地区与全国其它同一时期文化相比,在很多方面处于领先和超前的地位。在红山文化晚期,辽西地区社会发展进入“古国”阶段,率先出现文明社会的曙光。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域,辽西地区与周边文化不断进行着碰撞与交流,创造了远古辽西地区辉煌灿烂的文明,成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地之一。 二、多民族起源与汇聚之域———民族主体流变与民族融合 辽西地域是诸多民族(部族)的起源地之一,也是中原汉族与北方东胡族系、东北肃慎族系、秽貊族系等民族迁徙、聚居的重要场域和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历史上起源于辽西地域的民族主要有先商、孤竹、屠何、山戎、俞人、东胡、肃慎、库莫奚、契丹等,在辽西地域流转迁徙过的部族、民族众多,主要有匈奴、乌桓、鲜卑、吐谷浑、高句丽、渤海、女真、蒙古、满族、锡伯族和汉族等。有学者认为,辽西地域的红山文化属于黄帝文化区,其时空框架与黄帝部族相吻合,红山文化即黄帝时代的遗迹。当以“龙”为标志的红山文化先民们和以“花”为标志的仰韶文化先民们在辽西地域相遇时,作为一种文化融合的结果,产生了以龙纹与玫瑰花纹相结合的新的文化。苏秉琦先生把花(华)与龙的结合过程形象地概括为“华山玫瑰燕山龙”,认为“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自然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可以说,红山文化先民就是华夏族的直系之一。商人也是从辽西大地走向中原的远古民族。有学者认为,商人祖先起源于辽西,并从辽西走向中原建立商王朝。从文献记载看,辽西地域分布着众多的商子姓方国,如孤竹。孤竹的疆域很广,一般认为包括河北省东北部和辽宁省西部。“营州柳城县,古孤竹国也。”在喀左北洞曾出土刻有铭文“孤竹”的商代铜罍,说明辽西的大、小凌河流域是其主要活动区域。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活动在辽西地域的少数民族(部族)有“山戎”“令支“”屠何”“孤竹”“肃慎”“俞人”“东胡”等。史载齐桓公曾“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北伐山戎,制令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8]山戎活动在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一带,其强盛时多次侵燕。“令支”也在辽西,是“山戎之与也”。“肃慎”与先商相邻而居,据傅斯年、陈梦家、邹衡等学者考证,肃慎原居地在燕山南北地区,居于辽河、山海关之间。“屠何”亦作“徒河”,西周至春秋时期活动于小凌河下游锦州一带。“俞人”生活在大、小凌河流域,有人认为“俞人”就是后来023建立“扶余国”的扶余人的先祖。战国时期,东胡活跃于辽西地域,与燕和匈奴经常发生战争。战国末至秦汉,中原汉族大量进入辽西地域,改变了这一地域的民族主体。东汉魏晋时期,乌桓、鲜卑南迁至辽西地域,慕容鲜卑建立三燕政权。隋唐时期,奚和契丹族崛起于老哈河和西辽河地区。奚亦称库莫奚,与契丹“异种同类”,属于东胡族系。奚和契丹最早游牧于松漠之间,过着“善射猎”、“随逐水草”的游牧生活。辽亡后,奚人曾一度立国,但很快灭亡。契丹于916年建国,称契丹国,后改称大辽。契丹政权占据北部中国,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自春秋战国以来,不同民族在辽西地域流转迁徙,碰撞融合。山戎、东胡吸收、融合其他部族,建立部落联盟。燕秦汉时期,匈奴、乌桓、鲜卑在辽西往来迁徙。魏晋南北朝时期,辽西地域周边许多少数民族如鲜卑、高丽、夫余、契丹等迁入辽西并从辽西古廊道进入中原。隋唐时期,营州汇聚了汉、高丽、突厥、奚、契丹、靺鞨、渤海、杂胡等诸多民族,营州同西北的敦煌一样,乃“华戎所交一都会”,呈现“胡化”趋势。辽金元时期民族迁徙频繁,辽西地域奚、契丹、女真、汉人、渤海、高丽、蒙古等杂居,出现空前的民族大融合。明、清时期辽西地区主要聚集着汉族、蒙古、满洲和朝鲜等民族,汉人与蒙古、满族等杂居通婚,文化上相互吸收,最终形成满、蒙、汉一家的民族大融合。辽西地域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不同民族通过辽西走廊迁徙往来、聚居融合,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正是民族之间的迁徙、交流和融合,使东北民族不断融入汉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逐渐形成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辽西地域的诸多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亦颇有建树,其中有的民族不仅实现了本民族的统一,还征服了许多其它民族,在辽西、东北乃至北中国建立了辖域广阔的多民族地方政权。“这些政权对开拓东北边疆,沟通中原王朝,推动东北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融合做出了重大贡献,进而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疆域的奠定起着先导作用。”[9] 三、“诗书之路”:辽西走廊与文化交流传播 走廊具有地理和文化两层含义,是民族迁徙、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中国自古就有西北河西走廊、西南藏彝走廊和东北辽西走廊,这些走廊通道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沟通东西方、农耕与游牧和中原与边地的重要民族-文化廊道。在各走廊通道的连接下,不同民族通过走廊而迁徙往来,不同文化得以传播交流,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民族和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得以形成和壮大。“辽西走廊”指的是分布于辽西地域的连接中原和东北的交通廊道。辽西古廊道在历史时期形成,并不是单指傍海通道,而是包括傍海通道在内的几条古代交通孔道,总称为“辽西走廊”。辽西古廊道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已见雏形。从辽西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分布看,辽西优秀区大凌河、老哈河流域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基本连成一线,[10]形成交通廊道。这些廊道也是后来山戎、东胡、乌桓、鲜卑、契丹等部族多次迁徙和南进的最主要的孔道。汉魏以后,经辽西地域由中原通往东北的古廊道主要有四条,即古北口———平刚———柳城道;卢龙———平刚———柳城道;无终———平刚———柳城道;临渝关———锦州傍海道。前三条古廊道的枢纽是平刚(今凌源市)和柳城(今朝阳市)。从中原出发前往东北,一般都是穿过燕山关隘,沿瀑河、青龙河河谷北上,进入辽西大凌河流域的重镇平刚。由平刚北上,沿老哈河可直达赤峰以北;由平刚顺大凌河东北行,经柳城越医巫闾山抵达辽东,北上便进入东北腹地。辽金以前,这三条道路发挥着重要作用。辽、金时期,傍海道(碣石-锦州段)得到进一步开发,地位逐渐提升。明清时期,傍海辽西走廊“扼山海之冲要,为京师之樊篱”,成为中原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11]历史上,沿着辽西古廊道,中原汉族与东北诸民族进行着持续不断的物质与文化交流。但与西北丝绸之路、西南茶马古道相比,辽西古廊道更突出的是文化交流。辽西地域在青铜时代到来之前,属于玉器崇拜和玉石信仰时代。玉作为礼器而传播,形成了具有精神信仰的玉石之路。“玉文化传播不仅是物质文化的传播,同时也有史前信仰观念的传播。”[12]夏家店上层文化南山根等石椁墓中都出土有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说明夏家店上层文化所代表的部落首领或贵族仿效中原诸侯国的礼俗,辽西地域与中原通过辽西古廊道保持密切的文化交流。[13]商周之际,箕子从辽西去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14]即“诗书达于礼教”。辽西是商周时期中原人主要迁徙地,也是从陆路到东北的第一站。在喀左发现的商周青铜器看,一部分从中原传来,属于礼器,说明商周的礼乐文明沿辽西古廊道传播。汉晋时期,中原汉文化通过辽西古廊道不断向东北传播扩散。慕容鲜卑建立三燕政权,“渐慕华风”,而佛教也传入辽西朝阳,慕容皝在龙山建龙翔佛寺,[15]这也是东北第一座佛寺。后佛教传向高句丽,前秦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佛教通过辽西走廊传入东北腹地并传至朝鲜半岛。辽西走廊不仅是地理交通廊道,更是一条承载文化的“诗书之路”。辽西古廊道的文化符号更具有特殊意义。“诗书之路”侧重于强调和突出文化与精神层面,包括信仰观念。玉器、青铜礼器、典籍和佛教等都表现为文明与文化,属于精神层面,要高于物质层面。辽西古廊道这条“诗书之路”对于汉文化圈的拓展起到重要作用。不同民族文化认同越多,文化的冲突就越小,矛盾就越少,最终由民族心理上“非吾族类,其心必异”而实现“车书一家”。这种超越地理意义上的文化认同,正是“诗书之路”精神文化传播的结果。 四、辽西地域农耕与游牧的转换 辽西地域处于农耕、游牧和渔猎交汇区,自然生态、气候宜农宜牧,不论农耕还是游牧,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由于气候变迁、民族分布和经济方式等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影响,这里的经济类型并不是单一的农耕或游牧,而是农耕与游牧等经济类型并存,且农耕与游牧相互转换。从考古学文化看,从兴隆洼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辽西地域农耕、畜牧、与渔猎等经济类型并存,属于混合经济,但原始农业占有较大比重,说明辽西地域农业起源较早并达到一定水平。西周以后,整个北方气候趋向干旱寒冷,森林减少,草原扩大,畜牧业逐渐发展起来。大约到西周晚期,北方进入以骑马为标志的半游牧-游牧经济阶段。[16]在老哈河流域的宁城南山根夏家店上层遗存三号墓出土的铜环上有骑马射猎立雕,说明当地人已懂得骑马,在新的生态环境下做出“专化游牧业”的抉择,由农耕定居逐渐向游牧转变。到战国晚期燕文化全面到达辽西之前,这里已经转变为游牧业。战国秦汉时期,以长城为标志的南北民族、经济和生态分界线最终形成。长城以南,为汉文化区,长城以北,属于游牧世界,农耕与游牧两大世界长期并存与对立,生产方式和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也不可避免,辽西地域成为农耕与游牧民族冲突、碰撞的前沿地带。影响辽西地域经济类型和特点的原因很多,主要有气候变迁、民族分布、人口流动和国家政策等。大体说来,辽西地域经过几次农牧转变。西周春秋时期由农耕转变为游牧业。燕秦西汉时期,设置燕北五郡,由游牧转向农耕。东汉魏晋时期,乌桓、鲜卑南下长城塞内外,此地由农耕转为游牧。慕容氏迁居辽西后,“教以农桑”,又由游牧转向农耕。隋唐时期,营州农业经济集中分布在柳城及其附近汉人、高丽人聚居区,其余地区主要是游牧业。辽金时期,由于不同民族和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辽代辽西地域的农牧业北、南有别,北部以游牧业为主,南部以农业为重。金代辽西地域的原契丹等诸群牧多得以保存,但牧业所占比重恐不如辽代那么大,当地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垦田增加。元、明时期,辽西地域再一次由农耕转变为游牧为主。蒙古南下,大片良田沦为牧场。明朝时,辽西地域成为蒙古人的驻牧地,如赤峰地区有蒙古乌梁海部,承德地区有喀喇沁部,朝阳、阜新地区有东土默特部。清朝初期,柳条边以西辽西地域仍主要是游牧区。清朝中期,对东北封禁政策有所弛懈,大量流民进入蒙地垦田种地,“借地养民”使这里由半农半牧区逐渐变成农耕区。到清朝康熙、乾隆年间,承德平泉地区景观大变,“井庐相望,禾黍盈畴与内地无异矣。”乾隆皇帝曾感叹曰:“昔原蒙古游牧地,今作齐民耕凿场。”清末以来,大量汉人涌入辽西地域,基本形成现代以农耕为主、农牧交错的文化景观。辽西地域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起源地,从一定意义上讲,二者同根同源。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辽西地域成长、发展、冲突、融合。辽西地域农耕与游牧转换意味着民族主体、经济类型、生产方式和文化认同的变化,农耕与游牧交替转换体现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裂变-聚合这一形成、发展的辩证法。“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以前如此,就是以后,从‘五胡乱华’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17]辽西地域农耕与游牧相互转换对于理解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意义重大。 五、以汉文化为底色的多元一体文化特质 辽西地域多民族杂居,民族文化相互影响。一方面,随着汉文化圈的形成与扩展,为辽西地域文化奠定了基调与底色;另一方面,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反复交叉构建着辽西地域文化,形成辽西地域以汉文化为底色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辽西地域文化以汉文化为底色。从考古学文化看,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一些文化因子是中华文化根系之一,如尚玉崇龙、聚落形态、祭天祀地、丧葬礼仪等直接成为汉文化的观念与制度源头,而由此演生的诸多文化层面构成了汉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辽西地域的汉文化不是外传的,而是扎根于辽西本土的。从文化传播看,汉文化对辽西地域文化的影响是持续不断的,汉族人口的不断迁入和在当地人口中的比例决定着汉文化的比重。从文献记载看,辽西地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在夏商时期就已出现。箕子率商民携诗、书、礼、乐、百工去朝鲜,这是华夏系汉文化在辽西、辽东地域大传播时期。战国后期,燕国袭破东胡,筑长城确定农牧分界线。这不仅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扩张,更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整合,汉文化在辽西占据主导地位。秦、西汉进一步巩固这一成果,奠定了辽西地域汉文化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乌桓、鲜卑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丰富着辽西地域文化内涵,但受汉文化影响,他们“渐慕华风”,被汉文化所同化。辽金时期,在“胡”、汉文化的相互影响中,汉文化占主导地位,契丹人制度“大略采用唐制”,“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随着中原汉族的大量迁入,辽西地域的奚、契丹人也转向农耕。辽朝皇帝还尊奉孔子,儒家伦理道德对其产生影响。[18]清中期以后,汉人不断涌入辽西,辽西蒙地得到开发“,内地民人渐集,汉文风气一开。”汉文化占据主导地位。辽西地域文化充分体现多民族文化色彩,有时甚至色彩浓重,局部湮没汉文化底色。燕国占领辽西地域后,燕文化亦深受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影响。从燕山南北地区出土的燕国青铜器看,表现出强烈的北方民族文化特色。隋唐时期,辽西地域为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之地,胡文化对汉文化产生全面而持久的影响,各个领域各个阶层都有胡化倾向,体现出强烈的胡风和多元文化因素特点。契丹、女真和蒙古等民族文化也影响汉族文化。辽时,北方还呈现出汉民族的契丹化,很多汉族人从事农耕兼畜牧,在居住、饮食、风俗、服饰、婚丧嫁娶和性格、精神生活等方面都呈现更多的北族因素。[19]蒙元时期,辽西地域成为游牧之地,蒙古族文化成为主流,在某些方面,汉文化底色被遮盖。明、清时期,蒙古、满洲文化亦影响着汉文化。汉人因久居蒙地,亦“习蒙语、行蒙俗、垦蒙荒、为蒙奴、入蒙籍、娶蒙妇、为蒙僧等等不齐。”[20]所谓“人杂牛羊气,山多虎豹声。家家番字帜,寺寺梵文旌。”[21]辽西地域在不同时期因民族主体的不断变化而呈现文化的“汉化”或“胡化”,但随着汉族不断迁入,汉族文化的底色一次次被凸显出来,形成多元一体的新的地域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辽西地域形成独特的文化特征:一是文化悠久连续,底蕴丰厚。辽西古文化具有悠久性与连续性,从兴隆洼文化中经红山文化至夏家店下层文化,呈现文化传承关系,具有很强的文化连续性。漫长的农耕与游牧文化积累,底蕴丰厚。二是文化内涵丰富而复杂。各民族文化碰撞、冲突和互补、融合,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三燕文化、契丹文化、避暑山庄文化、佛教文化、蒙族文化和移民文化等,构成了辽西地域文化的丰富内涵,创造了复杂的文化景观。三是开放与兼容并蓄。辽西地域多种民族杂居,多种文化因素荟萃,辽西古廊道沟通南北,草原丝绸之路贯通东西,从而形成开放与兼容的特质。四是剽悍与创新。剽悍尚勇是东北各民族的基本特征,辽西地域是多民族汇聚之地,更强化了这种性格特征。“广宁,古幽州地。迨元置广宁路,其地广袤,汉胡杂处,人性犷悍,冠裳异制,习俗尚武”。与此同时,多元民族文化也使辽西地域文化富含创新精神,穷则思变,勇于进取。五、先进与落后杂陈。由于辽西地域民族成份复杂,发展水平不同,在辽西“这一特定文化场相遇的文化,不仅存在着形态上的差异,而且存在着领先与落后的发展进程上的‘文化差’,因此,从相遇之初的碰撞,走向最终的融合或同化的艰难历程中,必然存在着一个先进和落后杂陈的过渡阶段。”但经过痛苦的冲突、选择,最终向先进的文化融合,共同创作新的富含多民族因子的文化。 六、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的活标本 人类活动于特定的地理与生态环境中,人类活动受地理与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又影响和改变生态环境。从人地关系的演变过程看,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经历了由对自然环境的被动性适应到对自然环境的选择性适应和对自然环境的全面改造三个阶段。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体现了人对自然支配能力的提高,但也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气候和人类经济方式选择是影响、改变生态环境的两大因素。辽西生态环境变迁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但人为的过度开发、破坏是造成辽西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辽西生态环境经历了巨大变迁。据研究,全新世气候和环境经历了多次变化,在全新世大暖期,辽西地域气候温和,雨水丰沛,生态环境良好,表现为森林、草原和原始农业景观。从兴隆洼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凌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成为人们从事农牧业的重要场所,黄土台地成为人们居住的最佳选择,因此逐渐发展为农耕定居。进入历史时期,辽西地域的生态环境并不像现代这样恶化。隋唐以前,辽西地域森林密布,水草丰茂,野生动物种类繁多,山戎、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奚、契丹等民族游牧其间。唐朝时松漠西部称为“千里松林”或“平地松林”,原生植被覆盖率极高,野生动植物种类很多。《新唐书·地理志》载营州柳城土贡有人参、麝香、豹尾等。辽金元明时期,由于气候变得干旱,森林减少,同时由于移民垦荒,出现土地沙化现象。但整体来说,生态环境保持良好,如西辽河冲积平原上“高原多榆柳,下湿饶蒲草”。明朝时“锦州各边,山险陡峻,树木稠密”。朝阳山深林密,“水草肥美,游牧无边”。清代中期以前,敖汉一带尚“沙柳浩瀚,柠条遍野,山深鹿鸣,黑林生风。”大凌河在辽金时期可以行船,明末清初仍可泛舟,蒙古人在大凌河上游砍伐木材,顺大凌河漂流而下,直到义州。清中期以后,随着关内大量移民迁入,辽西地域生态环境破坏日趋严重,木本植物速减,草本植物增多,气候进一步干旱化,河流水量减少,沙地扩展。如朝阳地区到处是“垦遍山田不见林”,加之官民乱砍乱伐,造成辽西森林资源枯竭,水土流失严重,昔日绿色山野变成荒山秃岭,奔涌的河流变成了干河套,土地严重沙化、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呈现残破之相。“在不改变发展模式的情况下,辽西地域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形成恶性循环,辽西地域由原来的先进变得落后,这是造成辽西地域落后的根本原因。”①在此以东北虎在辽西地域的退却来说明辽西地域生态环境变迁。从远古到清代,辽西地域属于东北虎分布区。在喀左鸽子洞遗址、凌海市沈家台遗址、黑山县姜家屯遗址等都有虎化石发现。西汉时,右北平郡有老虎出没,郡守李广“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东汉时,辽西乌桓“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24]说明有虎存在。辽金元时期,史籍中多有在辽西地域猎虎的记载。“这一时期,狩猎的地域从辽西地区的医巫闾山到西辽河流域的炭山、黑山,再到金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附近地区,范围相当大。”[25]明代及清代中期前,虎在辽西地域“诸山皆有之”,凌源东南窟窿山“树木阴翳,狼虎成群,居民常见有数大虎率小虎往来于洞中”。[26]喀左大城子一带“树木成林,虎狼群聚”。清代史料中多有皇帝在辽西一带打虎的记载。清中期后,由于移民大量迁入,开山垦荒、砍伐山林,给东北虎的生活环境造成了很大破坏,东北虎的活动区域日益向北退却。自1912年后,辽西再未见虎的踪迹。至20世纪50年代,东北虎分布区的西南缘已退到吉林省辉发河流域和集安、浑江一带。[27]人类在特定的地理与自然环境中创造历史,这种创造不是随心所欲的,人们必须尊重生态环境,处理好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辽西地域生态环境变迁是一个典型案例,研究辽西地域生态环境变迁,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协调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于辽西地域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性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作者:崔向东 单位:渤海大学 政治与历史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 摘 要:文章分析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体现的主要特点,全面回顾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状况及特征,并指出中国历史文化遗产面临新的严峻挑战,特别是在思想认识和保护理论方面亟待改变。 关键词:遗产;文化;保护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据考古发掘和史料记载,古代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社会。大约公元前21世纪中国出现了第一个王朝国家――夏朝。在这之前的新石器晚期,随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农业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青铜器铸造业、陶器与玉器业以及文字符号相继出现,居民点也渐渐固定下来,形成了规模不等的中心聚落和城市雏形,并且开始建造大型祭祀场所与礼制建筑。这些以冶炼、器皿制作、文字、城市、大型礼仪性建筑为标志的早期文明发展要素和带有古代国家组织及其权力集中的特征,表明我们的祖先已经摆脱了自然的野蛮状态,迈进了古代文明社会。在上下五千年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一代又一代华夏子孙按照自己特有的国情创造历史,积淀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凸现了中华文明根深蒂固,枝繁叶茂,从而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别具风采,为人类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主要特点 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荟萃了中华文明,主要特点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五千年持续发展,从来没有中断。这种状况与其他文明古国迥然不同。虽然世界上有如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并不是孤例,除了中国黄河中下游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以外,北非的尼罗河下游、西亚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以及地中海的古希腊半岛和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也都孕育了古代文明。位于这些地域的埃及、巴比伦、希腊、印度等文明古国的历史比中国更早,但是都曾出现过中断,形成古代文明的断裂。唯独只有华夏文明的发展历史从古至今一脉传承。关键在于文化传承的同一性。中国的语言、文字、历法、人生哲学、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乃至政治理念等,很早就实现了大一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是中华民族生生息息、代代相传的立身治国之本。正是华夏文明绵延不断,才造就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积淀异常丰厚深邃。 其二,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具有多元一体的鲜明特征。一方面在世界上像中国这样56个民族并存、和睦相处、共同生活的国度绝无仅有。几千年来中国多民族互动的过程始终没有停止,民族关系相当密切。伴随着民族融合,汉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在吸纳、放射和更新中持续融入了新鲜血液,升华成为灿烂绚丽的中华文明。另一方面中国史前文明呈现多元萌芽演进和以黄河流域中原文化为主体发展的轨迹,也颇为罕见。古代文明起源的多元演进与中原文化发展互为补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文化内容和文化内涵。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在历史发展嬗递的进程中不断融合,兼收并蓄,共同走过了五千年,使文化遗产异彩纷呈,辉煌璀璨,在世界上无与伦比。 二、党和国家向来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早在北平解放前夕,为了保护这座古都,中央军委决定同北平守敌谈判,争取和平接管。1949年1月16日发出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城电报,指示前委 “必须作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要求前线部队“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同时为避免一旦被迫攻城造成文物古迹破坏,解放军特地登门拜访梁思成先生,请他在北平军用地图上标出城内重要古建筑的位置。北平解放后,又将梁思成先生主持编写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印发给南下部队,用于各地作战和接管时保护古建筑,表明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 1950年建国伊始,中央人民政府很快政令,作出了《关于保护古建筑的批示》,并颁布了《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地方文物名胜古迹保护管理办法》和《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命令》。1956年国务院着手组织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1981年和2004年先后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近40万处,为发展中国文物事业奠定了基础。紧接着1958年将“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的法律规定正式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61年国务院依据宪法颁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从此为建立中国文物保护法规体系奠定了基础。同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开始实行以核定公布“文物保护单位”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制度。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建设发展,城市规模一再扩大,在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因为缺乏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注意保护历史文化古迹,致使一些古建筑、遗址、墓葬、碑碣、名胜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在基本建设和发展旅游事业中,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使城市和文物古迹的环境风貌进一步受到损害。为了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文物古迹继续遭受破坏,以免断送长期积累起来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1982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关于保护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同年11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成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 鉴于文物保护与城市规划建设关系十分密切,必须依法规范各类建设活动,确保文物免遭破坏,国务院于1984年1月颁布了《城市规划条例》,规定城市规划应当切实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和发扬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1985年1月中国政府正式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国际接轨,按国际标准在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启动了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1986年国务院确定将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较完整地保存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与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划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在履行国际公约和实践中国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全国人大于1989年12月审议通过了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第一部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法律明确规定编制城市规划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城市传统风貌和地方特色。城市新区开发应当避开地下文物古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建设开始步入快车道,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发展势头。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蓬勃兴起。长期因资金紧缺而起步艰难的旧城改造,由于推行了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和房屋商品化的体制改革,出现了生机,许多历史文化名城也因此开始了大面积的旧城改造,导致出现了大量“建设性”破坏。鉴于此,经国务院批准,1993年10月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在襄樊市召开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会议。1994年1月国务院批转了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关于审批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加强保护管理的请示》。通知要求抓紧编制、修订和审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根据国务院通知精神,印发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要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依据。经过在十年实践中积累经验,建设部于2005年7月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进而为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制定了国家标准。 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把提高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继2002年10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后,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更将弘扬中华文化,“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列为中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项重要任务。同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接着又于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再次决定修改并重新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从而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切实保护好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建立起法律构架,使保护方针和原则更加清晰明确,保护内容和措施日臻完善。在此短暂期间,国务院于2003年5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条例》),2005年12月22日还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并首次决定在中国设立文化遗产日,开始了每年一度的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普及活动。2006年11月,文化部公布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不久依据《文物保护法》规定,2008年4月2日国务院第3次常务会议又通过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以下简称《名城保护条例》)。至此《文物保护条例》和《名城保护条例》两部行政法规相继公布施行,以及地方性法规与行政规章配套制定,使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走上了健全的法制轨道。 三、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状况及特征 中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集中体现在保护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始终没有停止,经历了长期艰苦的开拓过程。回顾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走过的道路,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1950年至1981年。这一阶段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实行计划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致力于推进工业化发展,对于文化遗产保护采取完全由国家财政负责的体制和政策。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基础比较脆弱,不可能安排更多的资金和经费用于保护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中国保护文化遗产的社会意识尚处于初始阶段,认为保存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的目的仅仅在于体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进行光荣的革命传统教育。三十多年里,中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一直局限在文物古迹个体保护的范畴,同时由于长期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相当多的人们心目中,甚至将文物古迹、老建筑和历史遗存的古城街道当作旧社会与旧制度的产物,采取了漠视和排斥的态度。尤其“”十年动乱带来的灾难,在破旧立新中彻底割断历史,否定文化遗产,使中国大量文物古迹遭受严重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消失殆尽。 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至2000年。这一阶段以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为里程碑,标志着中国以文物保护为中心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形成,并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名单,首次提出要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体现了两大特征:一是把保护的对象从文物本体拓展到了文物赖以存在的历史环境;二是把保护的内容从单个的文物古迹扩大到了成片的历史地段和更大范围的古城,包括古城的整体格局和传统风貌。 第三阶段为21世纪以来的若干年。这一阶段以2002年党的十六大为标志,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提出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并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摆在了增强综合国力竞争的突出地位。党和国家强调“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通过大力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在短短五年时间里,两次修订《文物保护法》,设立文化遗产日,颁布《文物保护条例》与《名城保护条例》,促成一批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了《世界遗产目录》和《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目录》。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上,进而把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使命,极大地唤起了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开创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局面。 目前中国登记在册的地上地下不可移动文物多达40多万处。先后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35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约9300处、地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8000多处。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了110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截至2008年底,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已经公布了143个历史文化名镇和108个历史文化名村。 在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中,有37项入选为联合国《世界遗产目录》,数量仅次于西班牙和意大利,居世界第三位,也是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 如今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现了两大特点:一是保护对象和保护范围由早期保护文物古迹个体,逐步扩大到了保护文物的历史环境、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历史建 筑;二是保护文化遗产的途径更加清晰,方法更加科学合理,措施也在不断完善,取得了显著成效。 四、中国历史文化遗产面临新的严峻挑战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闭关锁国和沉闷僵化的状况,打破了束缚人们的思想和体制桎梏,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这一时期,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的经济总量连续三十年保持着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8%左右。社会生产力强劲发展的势头和日益丰富的物质条件,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资金保障和技术支持,极大地促进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给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创造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好机遇。不过,中国的文化生态也在这一时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历史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威胁。 过去几十年,受计划经济体制禁锢,中国城市维护建设资金长期紧缺,始终困扰着各级城市政府。城市基础设施欠账过多,居民住房、道路交通、生活环境迟迟得不到改善,尤其旧城区改建起步尤其艰难。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推行了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房屋商品化制度以及多元化投资和财政、税收、金融体制等项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机制逐步形成,从而为城市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筹措建设资金,开辟了广阔渠道。城市建设因此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万马奔腾,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但是与此同时,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改善投资环境,加快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居住水平的汹涌大潮中,人们已经来不及思考历史文化遗产的特殊价值,意识不到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历史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味着什么。在这样一种大的历史环境下,许多历史文化名城也纷纷破城开路,拆除古老的城墙,开始进行大面积的旧城改造,从而带来了“建设性”的破坏。一些地方在引进资金开发建设中,违反城市规划,任意选址定点;随意改变规划确定的建筑密度、容积率、建筑高度等控制指标;肆意开发历史文化名城的黄金地段,大拆大建历史街巷和传统民居、商铺;甚至擅自拆除文物建筑以及已经明确保护的古代建筑和近代建筑。正是因为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加之利益驱动,所以有些历史文化名城过度开发,造成不少古建筑、古遗址岌岌可危,传统格局和整体风貌遭到了严重毁坏。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热和资源掠夺式的文化旅游开发,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和村镇面临着新的更加严峻的挑战。这些历史文化遗产遭受“建设性”破坏和“旅游性”破坏的状况,在地域分布上具有显著特点:越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越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越是文化旅游火热的名城名镇,破坏的程度也就越是严重。 不仅如此,在中国一些地区,进行文物非法交易、盗窃和盗掘古遗址古墓葬,以及走私文物的违法犯罪活动相当猖獗,导致大量珍贵文物流失境外,许多重要文化遗产消亡或失传。在历史文化遗存相对丰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们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迁,使得民族或区域文化特色消失加快。形势严峻,不容乐观。 由此可见,在经济快速增长和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新形势下,面对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不断出现的严峻挑战,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具有更加现实的紧迫性,已经变得刻不容缓。这就需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做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五、思想认识和保护理论的缺失亟待改变 目前,中国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虽然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但是实施这些法律法规却存在着很大困难。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现象仍然相当普遍。在很多情况下,只要没有直接伤害自身利益,人们对于发生在身边的破坏文化遗产的违法行为和违法案件往往熟视无睹,表现得麻木不仁。这些现象反映了现阶段中国保护文化遗产的社会意识和国民素质还不能适应时代要求,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去甚远。 出现这种状况并非偶然,而是与中国特殊国情下长期形成的认识和理论上的严重缺失,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新中国的诞生,建立在贫穷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国后,经过短暂的经济恢复,很快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在一段很长时期内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来解决资源配置和亿万人口的温饱问题。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国民经济还不富裕,人民群众尚未摆脱衣食之虞,自然不会产生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动机和需要。恰恰相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所有的事物和言行都毫无例外地被打上了“阶级烙印”。历史文化遗产也被当作旧社会和旧制度的产物,遭到排斥与否定。以梁思成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建筑宗师和大家对于保护古城、保护文物的大声疾呼,就被淹没在了“复古主义”的批判浪潮中。这种极左思想曾经影响了中国两代人的观念。改革开放后,中国转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但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必须经过一个渐进的过程,由于发展阶段的限制,人们的思想认识顾此失彼,关注点和着力点出现了偏差,因此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为代价,拼经济,上项目,引资金,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总量达标,造成了大量历史文化遗产损毁,使历史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威胁。直到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将科学发展观确定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整个社会和国民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才产生了质的飞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2005年至2008年,在短短四年里,中国先后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公布了《城乡规划法》、《文物保护法》(第二次修正)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保护文化遗产还被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有这些重大举措,都标志着对保护文化遗产的认识开始迈向一个新的阶段。当然,要想真正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还需要相当长的过程。 中国特殊的国情,也使保护文化名城的理论研究中断了几十年。迄今中国公布了上百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依靠名城所在地有限的专业技术力量,各自为战,进行实践探索,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尽管经验层出不穷,学术交流不断,但是很大一部分内容停留在政策、资金、方式等具体操作层面,很少涉及理论上的探讨研究。况且自从1993年在襄樊市召开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会议后,时隔十五年,中国再也没有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成就、问题、基本经验进行回顾总结,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加以概括提炼,对于历史文化名城固有的特性、规律以及新时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缺乏分析判断。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涉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专家学者、研究机构和规划设计单位渐渐多了起来,即使这样,在专业技术队伍总量上也还只是凤毛麟角,影响极其有限。而且研究比较多的是对物质文化遗产个案的评价分析,侧重在形态保护的方法及规划设计的成果,而对其文脉传承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探索明显不够。如今,在国内尚未形成一整套比较系统成熟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理论。这也是目前对保护工作缺乏指导性和不足以唤起社会保护意识,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原因。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承载着不同历史阶段的信息。它们的产生与演化势必受到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因此保护好这些名城名镇名村,必须大力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要把历史、考古、规划、建筑融为一体,从当地历史文脉切入,综合运用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哲学、文化、艺术、建筑、规划、法律、行政等多学科知识,深入发掘它们的属性特征、演变过程、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特色,以及如何服务当代社会,创造现代文明。 中国几十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只有通过认识的不断提高和对理论的积淀创新,才能端正思想,科学指导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应对在新的历史阶段所面临着的严峻挑战;才能抓住机遇,在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同时,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得到永续发展。 中国历史论文:论中国历史文化对法律监督的影响 【摘 要】从近年腐败现象和职务犯罪滋长的势头来看,综合治理职权,加强法律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经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从建立法治国家的长远目标来看,法律监督更是一个必须加强的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等待着人们去探讨和解决。 【关键词】监督;御史;礼;王权至上 一、中国古代监督制度的产生、发展 早在西周时期,中国的官制上就已经有了御史之称。御史当时是在皇帝左右掌管文书档案和记事的工作,同时还兼有监督官吏执法的职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均设置并赋予其监察职责,如《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执法在旁, 御史在后。”虽然那个时期的御史监察制度不具备现代监督的基本特征,但在当时封建社会“诸法合体”、审判权和公诉权不分的情况下,却已经包含了现代法律监督制度的因素。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御史大夫为副丞相,其主要职责是“典正法度”,即负责监察百官和司法工作,同时,还掌管图书文件。这时,御史大夫地位列于“三公”之中,处于国家中枢地位。但是,此时的御史大夫还不是完全的监察官,而是对内实行监察权,对外实行行政管理权的兼任官,即行政官兼任最高监察官。 到了两汉时期,国家逐步制定了一些有关监督的法规,最主要的有《监御史九条》、《刺史诏六条》。由这两个法规来看,两汉的监察法规主要是监督官吏在司法审判中违法渎职的行为。而此时,国家的言谏制度也得以发展,这就初步形成了御史制度和言谏制度相互配合的封建监察制度格局。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中国已经形成组织完善、分工清楚、职责明确的监察机构和谏官组织。其监察机构格局为,中央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关,下设台院、殿院和查院分别掌管弹劾中央百官、纠察违礼之事及监察地方官吏等监察事宜。其谏官组织在唐代称为御史台,专职监察弹劾行为。 到了宋朝时期,监察制度较之唐代有了新的发展,一是其言谏机关由过去的对君主的过失行为进行劝谏扩大到对大臣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谏正,使封建言谏制度发展到了高峰期;二是御史台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对违法失职的官吏不仅可以监察纠举,而且有权侦训,增加了司法职能。同时还实现了“台谏合一”制度,强化监察机关对权力的监控职能。明清两代改御史台为监察院,其基本监察制度相对前朝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是在组织设置及实施方面更加严密。 二、监督制度存在的意义 儒家学者认为,社会各阶层人等,按照礼的要求各守其位、各安其分,天下之治即可实现。因此,对于作为社会和谐安定的一种辅助机制的监察必然会以“礼”为标准来实施监督。故我国古代御史监察的主要对象有:无礼失敬行为;侵害百姓行为;恃强霸朝行为;贪污行为;泄密枉法行为;违法司法行为。正是从监察的主要对象――人们的行为是否合乎“礼”的要求――出发,我国古代监察制度逐步形成了以“王权至上”为优秀,并以“礼”为约束的监督理论。而纵观我国古代监察制度,无论是对哪一个阶级群体进行监察,还是对哪一种行为进行监察,它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缓和阶级之间以及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从而确保封建王朝的统治屹立不动。 首先,封建社会都是实行专制统治,那时的君主把握着立法、司法、行政等国家的最高权力。在这种统治制度中,皇帝一人处于最高层,其下是层层官僚机构及其官吏,最下层才是广大劳动群众,皇帝是万万人之上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在治理国家时,需要各级官僚机构及其官吏忠实地贯彻自己的意图,尽力为自己效劳,这就决定了御史监察的必要性。因为上文提及的六种监察对象都会有损于统治者的形象,以至于最终危机封建专制统治。然而,由皇帝一人对数量庞大的官吏进行监督是很难的,因此就需要一个专门的国家机构代替皇帝来行使监督权,而御史台及其相关部门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机构。特别是在一个朝代的特殊时刻,御史通过肃清贪官污吏、惩戒违法行为、追究侵害百姓权益的行为等等来确立封建统治阶级的良好形象,稳固社会秩序,最终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 其次,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都必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在阶级矛盾比较尖锐时,皇帝为了缓和这种矛盾必然会要求御史采取一定的行动,对官吏进行监察以削弱官吏对百姓的剥削和压迫。早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我国的统治者就已经意识到了百姓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认为要安抚百姓,必定要从统治者自身抓起,也就是说,必须约束统治阶级的一些“非法”行为。这就必然导致皇帝建立御史监察机制来实现这一目的。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同样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他们相互之间为了争权夺利而相互对立。当一方的权力极度膨胀时,就必然会产生恃强霸朝等违反礼法的行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皇帝必然需要御史对官吏进行监察,并根据监察结果随时对权力分配的格局进行调整。 三、监督制度存在的弊端 当然,从我国的御史监察制度来看,由于它受到王权与礼的约束,它也就当然的会 存在一定的弊端。第一,御史为了在朝廷中生存并获得权力,他们必然要依附于权贵(或是皇帝,或是当朝重臣)。因此,他们的监察行为也必然要受制于他所依附的权贵。皇帝讨厌的官吏如稍有犯规则深究其则,甚至株连九族,而皇帝欣赏的官吏即使犯下弥天大罪也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监督者们对直接侵害最高统治者利益的职务犯罪从严追究,而对于侵害百姓利益的职务犯罪则听之任之或者从轻发落。第二,御史在行使监察权时,为了不得罪权贵,必然会明哲保身,从而导致其监察行为的不彻底性。他们的监察行为只针对阶级地位低、官职小的官吏,与他们利益及关系疏远的官吏,而很少甚至从不会针对阶级地位高、官职大的官吏,与他们利益及关系密切的官吏。 四、历史文化对我国现今监督制度的影响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与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逐步引入了西方国家那种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人认为我们已经把“礼”约束权力的监督模式所抛弃,但是它或多或少的影响着我国的法律监督制度。 (一)历史文化对我国现今监督制度的消极影响 1.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机构的设置受到“王权至上”的影响。法律监督权是为了保证国家权力在合法的轨道上正常运行,是为了保障法律在正常的范围内统一正确地被实施。这是一种超然的、完全独立的国家权力。因此,作为行使这种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也就必须出于一种超然的、完全独立的地位。 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给予了明确的定位。该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此后,虽然我国宪法又多次修订,但对于检察机关的这一清楚明确的定性和定位却没有再作任何改变。但是在实际中,行政机关对于检察院干预甚至侵犯却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司法界人们早已认识到的,行政机关掌握着监察机关人、财、物的配备、调拨权,没有物质保障的法律监督是难以对立行使的。 从历史上考虑,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一直强调“王权至上”。御史的权力来源于王权、服务于王权、受制于王权。并且他们的升迁、奖励、俸禄,甚至生死完全取决于王权所有者的决定。因此,他们没有独立的监督权,也就不能更好的发挥法律监督在社会中的作用。 2.对于“政治权威”的监督受到“王权至上”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影响。从理论上说,现代政治学已经论证,监督指向实际上与权力指向相一致,任何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其监督指向都应当是自上而下、平行制约和自下而上的有机统一、平行配置,不能轻畸重或强弱过分悬殊。但是,从我国现阶段的法律监督的实践来看,我国的法律监督只有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而没有下级对上级的监督以及平级之间的相互制约。而这种状况形成监督在失衡的条件下运行,从而加大了“政治权威”的权力(当然,这里的“政治权威”也包括法律监督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例如:人大对于司法机关有监督权,但是,我国《监督法》却没有规定司法机关对人大的监督权。这样就会导致对人大监督的空白,从而使得人大及其成员的行为违法成为可能。 而造成这样的一种形式的原因有两种:第一,我国自古以来的“王权至上”对其的影响。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尊君”是儒家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封建专制统治,而对人民的一种思想控制手段。他们强调:人民必须忠君报国。在这种长期的思想控制下,人民在内心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服从于“政治权威”的思想,他们在一般情况下,不会作出违背“政治权威”命令的行为或侵害“政治权威”利益的行为。而在现代社会中,人民内心仍然存在着这种服从的思想。第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其的影响。自古以来,儒家认为人心本善,“既然人心本善,则庶民可教化,明君贤相亦可返身自求,故修身便成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起点。”而古代的官吏除世袭外,一般均采用举荐贤能的制度来选拔。通过这种程序而成为官吏之人也均被认为是“德行道艺”全面合格的人。因此,在百姓眼中,他们不会有违法行为之可能。既然没有违法行为,就更谈不上对其进行监督。 3.法律监督在立法上的规定受到“性善论”的影响。我国现阶段的法律在规定监督权限时,出现条文不明确、操作性差、任意扩大或缩小权限范围等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规定过于笼统。例如,行政诉讼法全篇共有75个条文,但关于法律监督的规定只有2条,且都只是“有权对……实行法律监督”、“有权按……提出诉讼”等极为原则性、概括性的表述,至于这些权的具体内容、操作程序、效力如何,难以从字面上获得明确的解释,又没有立法解释对此进行明确的规定,导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统一协调。(2)监督出现空白。例如对劳动教养的监督方面,依法律规定,目前劳动教养委员会是政府的下设机构,以政府名义对劳教案件进行审批,检察机关无权直接实施监督。而在实践中,劳动教养委员会与公安机关的劳教承办部门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检察机关无权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审批行为,实际上也使劳动教养案件成为了监督的“空白带”。 出现这种现象,主要还是受到我国传统中“人心本善”的思想影响。正因为人心本善,官吏则不需要外在的约束条件,只需要内在自律就可以正确且正当地行使监督权,特别是那些通过“德行道艺”全面考核地官吏,更能在行使监督权时自动受到“礼”的约束。因此,对于这些监督者在行使监督权时就没有必要设置外在条件的约束。 (二)历史文化对我国现今监督制度的积极影响 1.在国家工作人员的道德修养方面,儒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家强调的人伦道德,自人类摆脱野蛮、迈向未来以来,它在人类社会的生活中就一直发挥着巨大的精神、行为制约,这集中表现在儒家推崇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方面。在这个“八字方方针”的指导下,在人们内心中逐渐形成一种观点:不管是何人,谁在思想及行为上被判了这些道德规范,不仅其本人会感到内心谴责,更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就会受到社会的唾弃,就会生无立足之处,死无葬身之地。这种观点经历了几千年,仍然影响着我国现今的人民群众及领导干部,促使他们不断的用“八字方针”提醒自己、约束自己,使自己的道德修养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升,并且尽可能的不去做任何违法行为。相对地,对违法行为地法律监督也就相应地减少。 2.在政令贯彻实施方面,“王权至上”与“礼”发挥着它地积极作用。由于上文提及的,在人们心中的一种服从于“政治权威”的思想。当国家决策者们制定了一个政策、命令时,人们必然会绝对的对其进行贯彻实施,使政令畅通无阻,并且能够彻底发挥政令的作用。 作者简介:刘宇,女,硕士,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诉讼法、刑法学。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语境下关于契约自由的几点思考 【摘要】英国法学家梅因曾做过著名论断:“我们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这堪称揭示社会发展动因的经典论断。在人类社会诞生以来的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契约一直扮演着一个无处不在,有时却又无影无踪的神秘角色。有学者说:“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出现契约关系和契约制度最早的国家”。契约关系和契约制度本身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契约关系出现最早并不意味着就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契约制度。在中国特殊历史语境下,契约自由和契约制度才初见端倪。 一、契约要旨 在中国古代,契,本意为刻;②约,本意为绳索,亦有缠束之义。@契、约两字相连,在古代人生活之中,就是指事先约定好一些事项,然后用刀等工具,将这些约定的事项刻在树木或者金属之上,以此作为约束双方信守承诺的凭证。在历史文献中,记载契约的称谓有很多,比如:判书、质剂、书契、约契等等。这些最早在《周礼 《易经》《战国策》里而都有零星记载。 在西方法文化中,历来有“公法”和“私法”之分。受此影响,法律意义上的契约也有“公法之上的契约”和“私法之上的契约”两大类。公法之上的契约意指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契约,是将契约观念引入政治领域的结果。公法之上的契约当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代表。而私法之上的契约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契约,不涉及国家公权力,是处分和行使私权的结果。 笔者认为,白人类社会产生时起,就会因人与人之间生活交往的频繁化,以及身份关系的复杂化而出现契约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契约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故,要断定哪个国家最早出现契约关系是很难考证的,学者们不能妄下定论。正如前述,契约制度有别于契约关系,契约制度必须是契约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由国家制定或者虽未制定,人们在生活中普遍实践并认可的惯例所形成的一种规则。 二、中国历史语境下的契约自由 中国现代契约自由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才刚刚开端。为何刚刚初见端倪,笔者以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中虽不乏契约关系的存在,但现代意义的契约自由在中国的产生才刚刚开始。 (一)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身份等级制度和宗法制 身份等级制度和宗法制的基本内涵就是人与人之间是有身份差别的,比如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这种架构在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关系使人们不能自由平等的进行商品交换,随意的“讨价还价”。封建时期的身份关系到现在就演变成学者所称的“熟人社会”,尽管两者之间有所不同。比如,现在人与人之间的身份等级差别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身份关系依然存续。在熟人社会里,同样缺乏讨价还价的空间,也没有国家法律全方位的“侵入”。 (二)封建社会“天下为公”的意识形态是中国社会出现契约自由和契约文明的最大障碍 在封建集权统治之下,皇帝居高临下,社会结构分成三六九等,人与人之间并不是平等和自由的。“天下为公”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样是磨灭个人意识,忽视私权的。为什么千百年来,在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公共利益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是因为,历来中国就处于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形态,政府主导型社会磨灭了个人私的意识。④整个社会对私权保护不够,而又过于偏袒公权。在国家和集体高于个人的压制之下,做为个人哪里还有充分的白由进行商品交换,平等的进行民事活动。 (三)几千年落后的小农经济和重农抑商政策严重压制了资本社会的萌芽,人与人之间进行契约交易的空间严重受限 虽然,中国古代曾出现过“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极盛时期,但是这样的极盛时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性质,改变的结果不过是人们生活变得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但束缚白由和平等的制度和观念依然存在。即使人们生活丰衣足食,有更多的剩余商品可以进行交易,但盛世在历史长河中往往昙花一现,屈指可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终究成为了束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出现的罪魁祸首。 当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封建帝国的大门,清政府为挽救危在旦夕的统治政权,在国家立法和制度建设等方而做出了“垂死挣扎”。其中,就包括《大清民律草案》,但由于完成时间已是1911年,因清王朝的迅速崩溃而夭折。民国时期,也有一些民法典的颁布和施行,但都由于历史传统和历史局限,现代意义上的契约自由并未形成。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全国性的立法工作开始进入国家政治生活。但民法方而的立法仍相当有限,民事基本法只有一部《婚姻法 ,除此之外就是一些零星的法规和条例。有法律并不意味着有法治,即使制定再多的法律条文,如果没有切实得到实施,权利没有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法律将形同虚设。所以,即便是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制订了再多的法律法规,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民法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公平、诚信等价值仍受到制度的严重阻碍。 改革开放之后,民事方而的法律法规开始大量制定和实施,国家权力的触角逐步从社会的各个层而逐渐退出,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华大地。人与人之间才开始有了较为白由的经济交往,现代意义上的契约自由初见端倪。为何是“较为白由”呢?笔者认为,虽然社会开放了,人们可以走向国际社会,商品可以进入国际市场,但阻碍人们自由交往和制度并没有被完全废止,比如城乡身份差别制度、严禁农民进城、收容制度等等。广大农民不能白由进入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结果只能是城乡差距日益拉大。 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背景下契约自由的再思考 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原理,社会上的每个人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共同组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以此保卫自己的权利。换言之,国家是全社会的人民通过订立契约让渡白己的一部分权利而组建的。这在西方法文化中,叫做“公法意义上的契约”。通过社会契约建立的国家就是民主社会的雏形,人民可以根据白己的喜好选择白己的国王,罢免白己的讨厌的君主。其实,此时的国王和君主并不是国王和君主,而用人民财产权和人身权的“守卫者”更为贴切。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常见的情形却是:政府由人组成,他们在保护人的同时,也在“吃人”。在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赶农民上楼”“强拆队”“唐福珍”屡见不鲜。这样的称呼已不仅仅代表着其原本的意义,它己成为一种符号,成为历史的脚注。当这样残酷的命运降临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时,我们能做的就是改革。 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而推进依法治国重大决议的背景下,所谓的改革不仅仅是经济层而的,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层而的。不管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法律制度改革,优秀都可以理解为契约自由。在经济体制方而,要改变计划经济体制残存的缺陷,放宽市场准入的门槛,让更多的民事主体有权利白由进出国内和国际市场,让人们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福利。在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改革方而,就是要大力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让人民在政治生活中有发言权,让国家和政府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同时政府要简政放权,“重新发现社会”的力量。因此,这既包括公法的契约也包括私法的契约。尽管改革开放为全社会的经济交往扫清了诸多障碍,契约自由开始初见端倪。但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依然对契约自由的产生和发展形成威胁。如何做出进一步改革,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而: (一)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从“大政府小社Aj’过渡到“小政府大社会” 目前,最能概括中国发展状况的一句话就是“中国处于转型期”,确实,我们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全方位的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转型,政府正在从权力主导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而最为关键的就是政府职能转型,这是从上而下的改变,只有体制转型了,人民才有途径救济权利,为自己谋幸福,才不会出现诸如以死相抗的唐福珍的悲壮惨剧。从“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的过渡意味着,国家权力触角的收敛,人民能有更多白由和平等的空间。 (二)完善立法,清退国家干预私法自治的权力触角 《行政许可法》可以说是一部限制行政权力的法律,其颁布和实施对于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立法上的不足,依然为数不少。比如,《合同法》规定一些合同必须经过国家有关机关审批或者登记后方能生效、法院有对原告撤诉的请求予以驳回的自由裁量权等等。这都是国家权力干预私权,干预契约自由的法律规定,对于那些可有可无的审批程序,应当通过立法予以废除。法律不仅仅要减少国家权力对契约自由的干预,与此同时还要积极倡导和保护契约自由,让社会成为一个自由有序,诚实守信的公民社会。倡导和保护契约自自,何尝不是改变当前社会诚信体系崩溃,人人白危的一剂良方? (三)彻底消解传统身份文化对人们心灵的禁锢,彻底打破传统身份体制对社会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营造自主平等、生动活泼、宽松和谐的社会经济生活环境,这是契约社会形成的必要前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仍然是民事主体参与社会经济交往活动和进行物质利益交换的最普遍、最基本的形式。契约社会是充分体现自由和平等精神的自治社会,它要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允许包括劳动力资源在内的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目前,我国已经放宽“农转非”的政策,但是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依然存续,有差别的对待就意味着歧视,“同命不同价”便是明证。排除这样的障碍,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拆除经济生活中种种身份体制的樊篱,使进入市场的民事主体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机会参与市场竞争,真正实现通过市场机制而不是通过权力身份关系来配置社会资源,切实给各种民事主体创造自由选择、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缺乏这一重要前提,契约自由就不可能生成。而且,社会主体自由平等地参与社会经济生活,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人,是社会主体自由平等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主人的前提和基础。 在中国语境下,为建立契约自由所做的努力必须是全方位的,既从上而下,又从下而上,更多的则是从上而下。契约自由的精髓就是自由和平等,只有自由和平等得到实现和保障,才谈得上契约自由。市场经济的要旨也是自由、平等竞争,所以市场经济和契约自由是相通的,没有契约自由的社会不可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反过来又促进着契约自由的深化和契约文明的新纪元。 眼下的中国,社会生机初现。一切正如罗曼-罗兰眼里当年的法国:“我明白了我的力量,明白了我的民族的力量。我们只要等洪水退下去。法兰西的质地细致的花岗石决不会因之剥落的。在洪水带来的污泥之下,我可以教你摸到它。眼前,东一处西一处,有些岩石的峰尖已经露出水而了。”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中的休闲观念 [摘 要]休闲既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人类文化。从人类发展之初,中国的休闲就已经产生,逐渐地发展演变开来。文章通过中国古代、现代对休闲的认识,研究了中国人的休闲观念,并对中国休闲的一些特征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休闲;中国;观念 休闲生活是与每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领域,当今,休闲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特征之一,每个人都在以各种方式从事着休闲活动,来娱乐身心。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来说,休闲不仅仅是指人们在解决温饱问题以后的娱乐与放松,它其实是一种积极有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作为个体的生命与其心灵的和谐。在人类发展之初,中国休闲就已经伴随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漫长历史进程而逐渐发展演变开来[1]。从最初以采集野果和捕鱼打猎为生的原始生活到后来的农业社会,人们逐渐从繁重的劳动生活中解放出来,于是,人们便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参与其他活动,古中国休闲活动的原初形式(即“礼、乐、射、御、书、数”)也就逐渐形成了。后来,随着工业社会突飞猛进地发展,工业化为人类的传统生活带来了彻底的变革的同时,也最终实现了休闲产业化的发展。在这个时期,休闲的商业化使得休闲愈加贴近大众,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在不断的丰富自身的休闲娱乐生活,随着社会大众对休闲运动的关注加深,多数社会大众都希望休闲运动能变得更加良好、更有建设性,于是,休闲活动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一、中国传统的休闲观 对休闲的认识,中国学者们对其有独特的理解,今天被我们理解为“休息”的“休”字从词源学上看是指“人倚木而休”的意思,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闲”字,则有娴静方面的意思,通常被理解为思想的纯洁与安宁。休闲就是过一种符合儒、道、佛三家共同认可的“中道”原则的生活,它本质上是一种人生哲学的概念,因此休闲与哲学密不可分,谈休闲就是谈人生哲学。中国人的休闲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融合,体现为一种自足的宇宙空间。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宇宙观照方式,他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只站在一个固点企图穷极宇宙之尽处,而是仰观俯察作左右流动之观照[2]。中国人认为,自然界包括一切,只有当人意识到自身与大自然的骨肉之亲,再重回到大自然之中时,才真正观照到人的本质力量,实现自己的价值,从而才有真正意义的休闲。但是,在中国古代,很多隐士们由于无法实现自我,没有表达的自由,往往选择那种带有逃避性的以“清静超然”为优秀的休闲观,他们远离社会,回归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领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休闲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世界和逍遥境界,而它更多的意味着为获取自由作出的对社会有推进作用的创造性行为。它不是老子的“小国寡民”式的知足,或者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式的自封,而是一种更强的进取行为[3]。要想达到休闲的真正目的,就只有回顾往昔和面对自然,这样人类的心智才能结出温馨之花。 从本质上说,休闲即为一种人生哲学的概念,它是过一种符合“中道”原则的生活。这种“中道“原则是中国古代儒道佛三家都共同认可的关于道德的基本义,其追求的是一种个体生命与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谈休闲,就是谈人生哲学,在中国,对休闲的理解,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释家,都有一个传统,即休闲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是一种人生境界。具体来说,作为一种哲学理念,休闲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超越性。生活在一个当下的世界里的我们往往会对部分现状产生不满,在这种情绪的促使下,往往会有更高的追求。当下的世界是指我们的行为、思考、兴趣等,由于休闲具有超越性,也就是说对当下世界的超越,它要求我们在确立人生的目标时不要只看到眼前的事物,要勇于创新,勇于追求,超越固有的显示,达到更高的水平。只有当一个人的生活内容愈具有精神性时,他才愈具有超越现实生活的能力。 其二,主体性。休闲强调追求人的内心世界的充实,而并不是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一种满足。在人的日常行为中,无不体现出这种主体性,这些都充分显示休闲活动不是人们受外界环境的支配,而是被人们自身的内在意愿所控制的。有无主体性,正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在生活目标的设定上,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的选择上,休闲哲学强调的正是这种主体性。 其三,日常性。因为休闲哲学将种种的人生理想、追求,以及价值体现于日常生活世界,所以它不同于一般的人生哲学。休闲哲学是透过人的具体生活的一门学问,而不是空谈哲理,它往往是通过一些行为模式、生活内容来展示人格理想、生活价值。它追求的是合一性,无论是知还是行,理想还是现实。它的价值目标是立足于当下,超越现实[4]。 其四,体验性。休闲哲学强调人生是一种体验。正是由生命的内在体验才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正是由于体验的丰富性,我们才能超越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表面,挖掘生活的内涵。正是人的这种独特的感受性与体验性的结合,才有了更多有意义的发现和感悟。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可以是丰富多彩的,但这种丰富多彩性未必就是休闲。只有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才能感知哪种休闲方式更加适合自己。 二、中国现代的休闲观 进入现代社会,尽管中国人感受并经历着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革,但是传统的休闲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不管其中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它都以各种方式演变和生存着。与以往的休闲活动的目的相比,现代社会中人们参与休闲运动是为了获得情感、生理、生活等效益。人们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提高生活品质,往往会通过对休闲活动的选择,最终实现休闲在人生活中的真正作用。现代都市人之所以忙忙碌碌,无非是为了寻找财富,寻找快乐,寻找幸福,但很多人却忽视了幸福来源于内心,只有当自己内心情感得到满足,才会自然而然的在生活中感到快乐和知足。 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存尽管在物质上可以得到保证,但因环境污染、工作快节奏对身心的损害及不良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却又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5]。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现代都市人极力主张开展“回归自然”的运动。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作时间缩短,余暇时间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有效地调节人的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是人类回归大自然,适应大自然,促进自我健康与长寿的最好手段,可以说余暇时间的休闲娱乐,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途径。为了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获得更多的余暇时间,我国政府也实行了每周五天工作制以及元旦、五一、国庆节等假日制度,普遍开展各种社区娱乐活动,组织各种单位娱乐活动的竞技比赛。随着人们对假日休闲的重视,家庭舞会、家庭茶座等以家庭为优秀的娱乐形式渐渐普及。而对于年轻人,在节假日或周末,有的人痴迷于减肥塑身、锻炼肌肉的有氧健身项目,有的人则流连于各种游乐场大玩、冒险游戏等等。这些都极大的丰富着我们的空闲生活。但是,现在人们的生活尽管已经达到了吃饱穿暖玩好的境界,可国内多数学者发现,现在的中国的休闲方式还存一些问题,有待人们的进一步改进: 其一、中国农民闲暇生活存在的困境。农民闲暇时间增多,闲暇观念的转变以及闲暇消费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农民开始追求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精力旺盛、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年轻一代农民,他们向往丰富多彩的娱乐性活动以填补空闲的无聊。然而目前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农民休闲还极端滞后。农村公共休闲设施匮乏、闲暇活动单一,无法满足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各类农民群体对闲暇的需求,传统闲聊、打牌仍然是农村居民休闲活动的主流,多样化的适合不同农民群体的闲暇生活模式严重缺乏。 其二、休闲旅游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旅游来作为自己度过休闲时间的方式,旅游给社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环境方面,乱扔垃圾、破坏景点、污染环境等现象屡见不鲜,绿色旅游业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推进。健康方面,存在很多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很多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也是由旅行者和当地人口之间的相互传染而发生的。社会方面,为了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现在很多单位强制员工旅游、购买旅游商品,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休闲旅游的本意。 中国历史论文:谈对外汉语中的中国历史文化教学 作者简介:管悦,中南大学12级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 摘要:对外汉语教学虽为语言教学,但与其国家文化密不可分。来华留学生学习汉语会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他们学习汉语的重要突破口。因此,把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导入和运用到对外汉语教学体系中,必将对提升对外汉语教学水平起到推动作用。 关键词: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对外汉语;教学; 近年来,随着全球汉语热的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赴华深造。其中多数学生选择以汉语言作为专业。对于这些学生,我们不能仅停留在简单的字词句学习和会话练习上,还应使其进一步了解汉语的发展历史、文化内涵其内在规律特点。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对汉语的表达方式和言语构成有着深远影响,所以要学习好汉语,深入理解汉语,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是至关重要的。 一、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教学在现代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20世纪90年代始,来华留学的外国学生规模明显增加,目前已经成为国外学生的一种对外求学潮流。其中中国古代历史对于绝大多数留学生而言,既博大精深又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及哲理。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军事力量,科技力量,金融力量上的不断强大,这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和科研人员来到中国进行学习的现象。只有当了解了一个国家过去的经历、兴衰胜败,一个国家的历史,才能更好地一个国家真实面貌,故此,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 国际影响方面 何以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如此吸引人眼球,以下简单归结为三点。第一,文学影响。众所周知四大名著是世界范围内广为人知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即《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这四本书浓缩了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与生活中的种种领悟,其中一些著名的典故和场景甚至连很多外国人都能脱口而出,其魅力可见一斑。第二,科技影响。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火药可以说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这些发明的出现,不仅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加促进了世界科技水平的发展。第三,军事影响。欧洲学者们曾把孙膑所著的《孙子兵法》列为三大奇书之一,此书对于战法的总结概括是令整个世界为之惊叹的,其书主旨“攻心”一词更是一语道破了战争当中最为有效、最为重要的胜之玄机。总结来看,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地位不容小觑。换言之,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教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语言教学方面 中国的语言,最为精髓的要数其意义的复杂多变性,而其复杂多变性源于其语境的多变性,所以只有了解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及相关历史故事,才能更准确地理解汉语所要表达的意思。例如古乐府《子夜歌》中“见娘喜容媚,愿得结金兰”中“娘”这一字便指的是对秀外慧中的女子的爱称,这一含义始于晋代。以此同时,乐府诗集《木兰诗》中“旦辞爷娘去中“娘”一词却意指母亲。同样处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娘”字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意义,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个字所处在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如某留学生只明白“娘”字释义为母亲,那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句中国俗语对其而言就会造成严重的误解,误以为是母亲要嫁人,但只有了解其“姑娘”这层含义,才会将此句话进行通顺的理解。可见汉语的含义其根本是多变的,而要准确了解其不同意义,就必须掌握相关的历史文化。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历史文化元素的选取原则 首先要说明的是,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过程中融入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教学,这对留学生自身的汉语知识水平是有所要求的。历史文化因素教学要求学习者具备一定的汉语知识,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汉字会话知识,对中国文学作品有一定的了解,否则在字词句不熟悉不通顺的情况下,对所学的内容完全无法吸收领会,这样不仅耽误学习进程,还会减弱学习兴趣,所以对外汉语中历史因素教学应把起点放在中高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上。其次,在教材的选取上也应有所讲究,概括为三个原则,渐进性原则、实用性选择和系统性原则。 (一) 渐进性原则 教学素材的安排要由易到难,这是共识,所以决定教材的难易程度的各种因素,诸如教材的长短,冷僻字词的多少,背景故事的深浅,“构词频度”高的字的出现先后,以及教材思想内容理解的难易,都是在安排篇目的顺序时必须认真考虑,周密设计的。此外,在教材的选择上,还要考虑兼顾各类形式,以及在语言结构上的追源溯流。 在教材选取的共识大前提之下,渐进性原则对于历史文化元素的选择则有其独特的涵义:教学最初选取的历史文化内容应优先选择在世界范围内熟知度高的题材或典故,其次题材和典故中也应尽量避免生僻词汇的过多出现。这样就会具备学习效率高,进度快,接受人群范围广的优点。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一典故出自三国时期,而三国时期的历史背景及其内容故事在世界领域内的认知程度是非常高的,这就为对这则典故及其中文字的完整理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在以上例举的成语中也没有出现太过生僻的字词,如按照现代中文的理解方式去解读也并不困难,同时解读出的含义也不至于和其本意大相径庭。与此相反,若是教材中历史故事一开始就选取一些不为国际领域所熟知的内容,如“西北望射天狼”取自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其中“狼”一词就极具民族文化特色,由于国外留学生缺乏这种知识背景就极容易将其表象的理解为天狼星座,而不是外族入侵,这样一来他们对其内在含义以及诗中的真正所指将难以获悉,这在对外汉语教学上可说是大忌。 (二) 实用性原则 语言是用来交流沟通的,是一种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载体,所以学习语言的最终目的便是能够使用这种语言去表达,去交际,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要秉持实用性的原则。在渐进性原则中我们已经提到,教材的选取,教学的过程应当由易及难,由浅入深,那么难要多难,深要多深,而这个标准又该如何界定呢?这里可以将实用性原则作为参考标准。如在学习成语时,若选取的是一些晦涩难懂又已经不用了或者甚少使用的词语,这不仅给教学过程增加了难度,更会导致学无所用的坏结果。举个例子韩愈的《进学解》中有一句话“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其意思是句子读起来不顺口。首先不要说外国留学生,许多中国学生都不很了解韩愈的《进学解》一文,在内容的理解方面就会产生相当大的困难,其次“佶屈聱牙”这一成语中“佶屈”“聱牙”在字形和语音上都存在难度,这些都给学生的学习识记造成困难,而最关键的一点是学生学习了这类生僻的字词之后,却很少能在生活中应用到,这本身就违背了对外汉语教学的意义所在。 (三) 系统性原则 即学生可以仅通过一篇完整的历史故事了解并学习到其中所包含的多个词汇、成语,从而将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词汇一次性系统的进行记忆、掌握。例如在介绍到了三国时期的历史故事时,对于曹操的众多儿子必会有相关叙述,而这之中不但有曹冲那广为人知的“曹冲称象”,同时也有源自曹植而流传开来的“才高八斗”。这两个词语虽然意义不同,但其都出现于曹操儿子们的历史故事之中,那么教师就可以一并进行讲解,学生也可以一并进行记忆理解,不单节约了教学时间,同时还深化了学生对于词汇的记忆理解。除此之外,教师也可以参照英语单词的词根记忆法,通过近音近形,同义反义的整合,扩大学习者的汉语词汇量,形成有效的记忆链。 三、对外汉语中历史文化元素教学的具体策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历史文化元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但不能回避,而且要引起高度的重视,要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有计划有选择地实施历史元素教学。依据上述原则,我们将历史元素教学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一) 适当选取教材 历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国外的汉语课程并不要求中国历史课,但其重要性广泛地体现在教材,观念中,比如在讲解诗词,成语故事,历史事件中,如何诠释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就成为了重中之重。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教材的选取,之前已经谈到选材应遵守的原则,此处不再赘述。其次,教材选取过程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对学生们普遍接受过的中国历史文化要有所了解,学生有可能在没上过课之前就已从书本,互联网等渠道了解过中国的文化,而那些材料多数来源于中英翻译,或者外国人所撰写,出现误差的可能性极大。因此在选材的时候,应当以中国本土的正史为依附,从根源上预防学生可能出现的错误观念和理解偏差。 (二) 场景模拟 此步骤首先要求教师先以留学生可以理解的语言和方式将所要叙述的历史故事进行一下大致情节描述。然后以此为前提让学生们扮演其中的人物角色,以学生们自己的亲身感受去理解故事内容。接着在此基础上教师再进一步对故事当中所要重点记忆、理解的词语进行明确地解释,最后通过将这些词语应用到或者转换到外国留学生所熟知的历史事件、常遇场景当中,以达到巩固深化学生对于这些词汇理解的教学目标。例如:本次教学的主要目标是使学生理解“负荆请罪”是表达一种诚挚的歉意,并使学生学会应用到中文学习生活当中。那么依照上文所述,首先教师以台下留学生们便于理解的方式大致介绍“负荆请罪”所取自的《将相和》这一历史故事的主要内容,紧接着教师要求两名学生分别扮演其中的蔺相如和廉颇,让他们以自己对这个故事的理解来进行现场演绎,结束之后教师对其中主要需要表达的“负荆请罪”一词的含义着重讲解,最后教师举出一个国际熟知的使用范例――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下跪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党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这一行为就可以被称作负荆请罪。 (三) 强化巩固 由于之前提过,本教学策略适用范围为中高级汉语水平学习者,所以在基本字词的发音和书写的问题上,这些学生并不会出现太过明显的错误。故此步骤主要通过教师在讲解某一词语时运用丰富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加之模拟场景所带的渲染力,以及不断地重复训练来实现使学生对于这一文字、词汇的发音和书写有更为准确识记的教学目标。例如教师在讲解“掩耳盗铃”一词时,一只手捂着耳朵,另一只手去模仿拿东西的样子,并且带着暗自窃喜,不被人知的表情。这样一来学生不仅仅只是理性的去生硬记忆它的读法,而更是感性的对其有了较为深刻的记忆。不过要学会准确熟练的对汉语进行发音,还是需要学生本人大量重复性的练习,毕竟语言的学习就是对音形系统的识记与运用。文字的书写没有捷径可取,尤其是中国的文字是音形分离的符号体系,很难做到知其音而晓其形,所以书写的重复训练是必不可少的。 综上所述,在中高年级的留学生中开展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教学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学习可以加深他们对现代汉语的了解和掌握,使他们充分感受到汉语的美感,领会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应进一步加强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构建,培养出更多的汉语人才,把汉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中国历史论文:论固原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 [摘要]宁夏地区为关中之屏蔽,河陇之咽喉,同时也是匈奴南下的重要通道。固原地处宁夏南部,在中国历史上地位更为突出,它不仅是历代中央王朝防御少数民族入侵的军事堡垒,而且是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的分水岭,同时也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关键词]固原;军事重镇;丝路要道 固原地处黄河中上游,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关中四镇之北险。古人云:“据八郡之肩背,绾三镇之要膂。”自古以来就是边陲要冲、塞上咽喉,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是历朝历代的交通要塞。周秦以来,固原地名不绝史书。 一、军事重镇 宁夏地区为关中之屏蔽,河陇之咽喉,同时也是匈奴南下的重要通道之一。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固原大部分地区纳入了秦的版图。“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之戎,歧、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①秦昭王时,宣太后灭义渠,至此秦有陇西、北地、上郡三郡。为维护统治,“筑长城以拒胡” 。秦长城从宁夏西吉入,经将台、马莲入固原城,越清水河,进彭阳县,去甘肃镇原县。在固原境内绵延200多公里。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示疆威,服海内”,开始巡游全国。公元前220年,秦始皇开始第一次巡视,从咸阳出发“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取河南地,利用黄河天险,筑起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在此期间,秦兵对固原境内的战国长城加以修缮,作为抗击北方少数民族的重要屏障,东西横贯西吉、固原、彭阳三县。并利用黄河天堑向西向北沿河设障,关障处派兵把守,其中在固原地区筑有瓦亭关和萧关,屯兵驻守。秦汉之际,匈奴已经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趁着楚汉之争,连年混战,控制了我国西北和东北地区。西汉时期,固原是汉王朝的边关要塞,同时也是匈奴侵扰中原的根据地。汉初,经济凋敝,政局不稳,无力北伐,统治者多采取和亲政策以缓和民族矛盾。汉文帝时期,和亲政策已经满足不了匈奴的欲望。公元前166年,匈奴单于率领14万骑兵攻入朝那、萧关,杀死了北地都尉孙,劫掠百姓和牲畜甚多,随后到达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侯骑至雍甘泉”,威逼长安。汉文帝大惊,“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城以备胡寇”,同时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大发车骑往击胡”。两军相持不下,月余之后,匈奴退去,汉兵追其到塞外未敢逗留便立刻返回。之后,匈奴日益骄纵,“岁入边,杀掠人民畜产甚多”,②固原地区也多受匈奴侵扰。为此,汉王朝加大兵力,加强固原地区的防范。武帝即位后,“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③自马邑之谋后,汉、匈失和,匈奴再度南下“入盗汉边,不可胜数”。汉武帝自忖国力恢复,经济殷实,开始着手以军事手段代替具有屈辱性质的和亲政策。派名将卫青、霍去病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1万骑兵走出陇西,攻打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同年夏天,霍去病率数万骑兵出陇西、北地进行第二次西征,河西匈奴损失惨重,故“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继而,汉武帝“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④元鼎五年(前112),天子巡边,北出萧关,随从万骑,狩猎新秦中。西汉时期,宁夏地区(包括固原在内)是汉王朝防止匈奴南下的边防要塞,因此,在瓦亭关和萧关驻军严加防守。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汉王朝对宁夏的控制力减弱,宁夏北部成了北方少数民族的迁居区。因此,固原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是汉王朝抵御少数民族入迁的一道重要防线。 三国时期,固原属曹魏统治,设高平、朝那、乌氏三县,均属雍州安定郡所辖。从曹魏开始,北方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固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先有羌族起义,再有诸葛亮攻魏,后有匈奴起义。十六国时期,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大夏六个政权先后在此角逐。 隋初,突厥沙钵略可汗打着替北周复仇的旗号,率领40万大军兵分两路,从木峡(今固原西南)和石门(今固原西北)南下攻隋。“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整个西北地区受到骚扰,严重威胁隋王朝的统治。当时宁夏是隋朝政府重点防御突厥的地方,尤其是灵州和原州的军事地位更为重要,在此设了边防重镇。自薛举起兵后,灵、原二州经常受到突厥的侵扰。到了唐中叶后,皇权衰微,党项羌豪酋拓跋氏逐渐成为西北地区一支很强的武装力量,后因“勤王”有功,被唐朝赐予李姓,逐渐掌握了夏、绥、银、宥四州的大权,成为西北地区的藩镇。⑤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内侵,原州、安乐州、秦州、渭州等地被侵占,宁夏大部分地区落入吐蕃之手。之后,吐蕃“修原州城,屯据之”,原州成了吐蕃的军事要地。对此,唐朝也制定了一些防御策略。大历八年(773),吐蕃入侵宁,元载出策说:“今国家西境极于潘源,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间。原州当西塞之口,接陇山之固,草肥水甘,旧垒存焉……请移京西军戍原州,乘间筑之,贮粟一年。”并附上地图,派人秘密实施筑城的前期工作。 赵宋王朝建立以后,固原便处于宋王朝与西夏国的接交处,也是两国战争中的必争之地。宋将李继隆“先是,受诏送军粮赴灵州,必由旱海路,自冬至春,而刍粟始集。继隆请由古原州蔚茹河路便” ,“太宗许焉” 。至道三年(997),李继隆“遂率师以进, 壁古原州,令如京使胡守登城之,是为镇戎军”。⑥ 元朝建立之初,宁夏地区遭受战争破坏,民不聊生,继而又爆发了浑都海、阿兰答叛乱。元世祖开始意识到宁夏的重要性,尤其是对宁夏南部地处西陲军事要塞的重视。至元九年(1272),封忙哥剌为安西王,出镇长安,赐京兆为封地,驻兵六盘山。次年,加封忙哥剌为秦王,在开成建府――安西王府,为其行都。⑦ 明朝时,鞑靼势力强大,明王朝无力据守,所以将宁夏北部人民迁往西安一带,在宁夏北部形成防御带,以抵御其入侵。“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明朝在北方地区先后置有辽东、宜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偏关及固原九个边镇,史称“九边重镇”。固原为关中门户,地处延绥、宁夏、甘肃三镇中间,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成化十年(1474)置延绥(榆林) 、甘肃、宁夏三边总制府于固原,“总陕西三边军务”,使固原成为一个在北方防务中举足轻重的军事要镇。⑧清代,固原的军事地位继如明代,陕西三边总督仍驻固原。 二、 丝路要道 固原为关陇要塞,是古代丝绸之路由长安到河西走廊最短线路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是陇右丝路的重要枢纽,在中西交通史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宁夏境内的其他两条线路也都由此分出。 自汉代开启以来,丝绸之路在中西交通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魏晋时期,尽管社会处于纷争和战乱之中,但没有完全阻断中西交往。东段固原段,从北朝开始,在丝绸之路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茶叶、丝绸以及先进生产技术通过这里带到中、西亚,同时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珍奇异宝通过这里带到中国。固原南郊北魏墓出土的萨珊波斯银币,币面中央有萨珊王卑路斯(459~484)的图像,两侧有孔,是墓主人生前佩戴之物。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的鎏金银壶、凸钉玻璃碗和金戒指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遗珍。其中,鎏金银壶壶柄铸两个兽头与壶身连接,把上方铸一深目高鼻带盔帽的人头像,面向壶口,壶身腹部一周装饰有三组男女相对人物图像。壶身形状、人物外貌着装均反映了波斯的风俗习惯。凸钉玻璃碗,内壁光洁,外壁饰以凸起的圆形装饰两周,上下错位排列,使用烧吹技术制造,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玻璃器。金戒指,环形,界面正中镶嵌一块圆形平面的蓝色青金石,石面上雕刻一人,双手持一弧形花环。这些珍品充分印证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宁夏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的重要性。 隋唐时期,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中西交往。宁夏南部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少数民族开始与唐王朝抢夺丝绸之路的控制权。经过多次战争,丝绸之路上的障碍被扫除,长期控制丝绸之路的突厥人退至西域,吐谷浑也归顺了唐朝。盛唐时期,丝绸之路极度繁荣。杜佑在《通典》谈及开元年间长安到平凉的交通时说,“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固原南郊小马庄隋代史射勿墓出土萨珊波斯银币,以及唐代史道洛墓出土的罗马金币,就是粟特人从西亚带来的珍品。 经过战乱纷繁的五代十国,到了宋元时期,丝绸之路东段分出一条新线:行至瓦亭关后,经隆德县及甘肃会宁县、定西县至兰州市,这条线路的出现,使原来路线不再使用。至此,固原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也开始下降。 从历代王朝的军事建置看,固原在中国历史上军事地位十分显赫,是中央王朝防御少数民族入侵的军事重镇。从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看,中原汉族不仅通过固原向西北少数民族传入了丰富的物产和先进制度文化,而且还向中西亚国家传递了华夏文明。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的新探索 [摘 要]目前中国历史文献学课程教学存在教学课时较少、教材信息量大、教学方法单一等缺陷。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一些教学探索,比如科学选择教材、课下辅导交流、多种教学方法合理运用等等,在实践教学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关键词]历史文献学;教学;探索 中国历史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它是对历史文献的形成发展、整理利用进行研究、探索其规律从而加以理论说明的一门学问,它能为历史科学研究建立坚实可靠的资料基础。近三十年来,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历史文献学也成为了高校历史系本科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课与基础课。 中国历史文献学在新疆大学历史系被确立为专业基础课,多给大一新生设置,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总结了教学的不足和缺陷,同时也在教学实践中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一些教学探索,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做简要的探讨。 一、把握教学进度,做好课下交流辅导。 随着很多大学公共课如英语和政治课的不断增多,很多学校的专业课的课时相对被压缩,在新疆大学,英语和政治课挤压各学院专业课的现象比较突出。中国历史文献学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每周的课时仅为2课时,一门课的总课时数是36课时。就课堂教学时间而言,师生一年内接触的时间不到40小时,十分短暂有限。然而,中国历史文献学实际上是一门包罗万象的课程,它包括中国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辨伪学、史源学等多方面的学科知识,是一门带领学生走入历史的入门基础课,掌握了它,就等于有了做历史研究的工具,但学生要想真正学好这门课程,所需要解决的疑难和问题是很多的,需要教师对课程的讲解细致有序,可是课时的严重不足使得教师无法对教学中任何一个学科知识系统详细地讲述,这当然会影响到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 为应对课时不足,笔者在每学期开课之初,就给所带班级学生布置了整学期的学习任务,包括对课程涉及到的各学科如目录学的产生时代、发展过程、研究内容、对历史研究的作用和贡献等等,每次上课抽出一定时间请学生来介绍他所预习得到的知识,然后再由教师进行有针对性地对教学难点和重点的阐述讲解。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学生利用课余课下时间来有计划地学习,同时课堂上也能与教师有较好的互动。 二、教材选择科学化 教材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依据,也是学生学习、获得知识的主要读物。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先后出现了20多部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有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罗孟贞《古典文献学》、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等,每一本著作都各有其优缺点及内容的侧重性。但有的著作对课时与课量要求较多,不太适应教学的要求,因此选择合适的教材对教学是至关重要的。杨燕起、高国抗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定为我系历史文献学教材。该书结构安排周密合理。全书分为三编,每编各有侧重点,上编是概论,从历史文献学的定义讲起,直至历史科学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等诸多理论问题,均一一扼要阐发。中编为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史,从先秦两汉到20世纪,抓住重要人物、重要典籍和重大事项,将基本线索梳理地非常清楚。下编为历史文献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识,系统介绍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若干方面的原理和内容。全书文字深入浅出,对刚刚入校的大一学生来说较为适合。 三、教学内容设计合理化 由于课时有限,课程中所有的教学内容都深入、全面、透彻地讲授是不现实的。这需要我们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安排,哪些内容必须讲,哪些内容简单提及、哪些内容学生自己可以课后学习,做到学生每课都有所得,对教学内容的重点熟记于心。比如,讲解“时代治乱与历史文献的聚散”一节时,重点是文献聚散的特点和历史上文献散亡的原因。在课程教学中要能深谙历史文献学全局,做到各章节内容安排合理,重点、难点突出,能很好的提高历史文献学教学的效果。 四、教学方法多元化 历史文献学课程教学方法基本上沿用传统的板书教法,采用“填鸭式”、“满堂灌”的方式,即以教师注入式讲述为主,师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很少,多局限于对简单问题的一问一答,课堂气氛单调乏味,这种将知识强行授予学生的方式无法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同时教学的场所过分局限于课堂之内,教师只在教室完成教学过程,极少有创新的形式,这种单调的教学方式又使前面所说教学内容单调的矛盾更加突出。学生的视角受到限制,难以接触到课堂外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只是机械被动地学习教材内容,学习的方法只有死记硬背,这样的教学方法是达不到课程的要求和目的的。 对于这种教学方法单一,笔者认为需要利用各种生动活泼的教学手段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将以教师为中心的知识性传授教学,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知识探索性教学,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而不是做被动的听众。 1、互动式学习 这也是激发学生兴趣的有效手段。每次课前预留思考题。每次课上,围绕思考题,师生互动,展开讨论,启迪并开拓思路,并找出新的问题,从中引出新问题的讲解。这种情况下的课堂气氛都及其热烈,学生们各抒己见、各有立场,就好像在辩论场,学生充分享受到辩手的乐趣。如进行“辨伪学”一节的讲解,前提是学生带着“什么是伪书”、“辨伪学和我们有多大关系”这样问题的思考进入课堂,上课时,就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教师则从中将讨论引导深入,将伪书伪文出现的原因和带来的危害做细致深入的分析,让学生能更好的理解辨伪学的必要性和学术地位,从而达到学生和教师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2、设计试讲 全面测试学生学习水平。学期中会给学生一次试讲的任务。试讲题目由学生自己从教材中寻找。讲授前,给学生3-4周的准备时间,要求学生尝试转换角色,指导学生备课时所应留意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学生通常接到任务都很兴奋,也很紧张,每位学生试讲后,及时点评,点评包括教学内容的点评,还有学生的教态、板书。语速等方面。试讲锻炼了学生的业务技能,更融洽了师生关系,通过亲身体验学生能了解教师的职责,也能体谅到教师的辛苦。 3、多媒体课件及相关材料的使用 全国各高校为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强调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在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过程中,将多媒体课件作为教学辅助手段是很有必要的。制作图文并茂,知识与趣味性合一的课件用来辅助教学目前看来效果较好。 除了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外,在教学中还向学生提供给大量与学习内容相关的视频、动画、图像、文字、声音等。如在古籍装帧形制讲解时,提供相关形制古籍图片,讲解经折装、蝴蝶桩、旋风装时,除了展示相关图片,还采取了手工展示的方法,现场在教室给学生表演蝴蝶装、旋风装的装帧办法,学生对此很感兴趣,同时鼓励他们和教师一起动手做经折装、卷轴装、包背装等书籍模型。这些使教学充满了感官上的强烈刺激,也可使教师借助多媒体工作平台和丰富的资源库,整合教学素材,丰富教学内容,使教学手段更加灵活便利。 4、培养学生利用网络学习能力 在教学中要向学生介绍与教学相关的网站,供学生课后学习研究使用。如历史专业网站等。还告知学生充分利用校园网上的学术期刊网以及超星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电子网站来查阅文史资料。网络还给师生之间搭起了一个沟通和交流的平台。由于大学师生关系松散,,为改变这种状况,笔者在历史文献开课之初,就将自己的QQ号,电子信箱告知学生,和学生开展课下的相互交流。师生之间就专业问题、学习方法、考研就业等各方面的问题相互交流,在交流中即调动了学生对课程的兴趣,也锻炼了学生为人处事的能力,教师也从中体会到了为人师者的快乐。 在中国历史文献学课程教学的过程中,对教师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为此,教师必须与时俱进,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和业务能力。总之,只要师生协作努力,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面貌定然会焕然一新。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生眼中的中学历史学业评价 【摘 要】学业评价在中学历史教育中起重要作用,维持教育系统平稳、有效的运转。但实际层面上的学业评价与新课程改革、素质化教育的主流要求脱节,没有摆脱传统评价体系的固化与单一,忽视多维评价形式的综合运用;忽视对评价结果的综合性、阶段性分析比较。本文以大学生的视角,分析当前中学历史学业评价的现状,指出存在问题,揭示产生问题的原因,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中学历史教育学业评价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关键词】大学生;历史;学业评价;新课程 教育是一个系统,学生学业评价好比是系统运行中的齿轮,维持教育系统平稳、有效的运转。每一阶段教学任务的完成都需参照教育目标和计划,对教育效果予以测量评估、价值评判,并将评价信息如实反馈给教育者、学习者以及有关教育决策者,发挥测量评价导向性、激励性、考察性、反省性的实践功能,以保障学生的基础学习,指导教师教学策略的调整与完善。中学生正处思维活跃,健全人格发展,主观能动性提升的关键阶段,所以适时、适量、适法的测量评价发挥重要的价值。 虽然新课程改革与素质化教育办法已实施多年,以培养综合能力全面发展的“四有”型人才和关注学生价值观与世界观为目标,将学生从“被教育者”转变为“受教育者”,教师为教书育人的点拨者与引导者,将学生置于主体地位。但是,就实际操作层面而言,一方面是社会保障改革的机制与条件不完善,没有量化;其次,大多数中学特别是县镇级中学,鉴于高考模式与生源压力,在传统教育理念与模式上改良不明显。单单就学生学业评价办法而言,笔者认为并没有摆脱传统评价体系的固化与单一,达到以学生为基准的内在性评价和以多元为手段的发展性评价。这样的学业评价更多成为束缚学校教学工作的樊篱,以评价为评价,评价方法单一,过于注重量化和传统的纸笔测验,忽视多维评价形式的综合运用;忽视对评价结果的综合性、阶段性分析比较。 就中学历史教学为例,随堂默写的方式加以贯穿奖惩措施,成为许多中学历史教师惯用的阶段性评价方式,根据其知识点掌握的多少以此来判断学生某个专题的学习成效。不难否认,学生可能对“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及思想”、“美国三权分立政治模式中总统、议会、法官的权利”这类问题对答如流,甚至接近标准答案。但是,抛开这种机械性的评价方式会给学生带来压迫感,成为“被评价者”的现实漏洞,历史的学习也应该是体现纵深感与思考力,注重与现实的结合,关注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史料探究素质的提升,在学习阶段中的考察并非单纯拘泥在书本教材中零散的知识点,学生学业评价的内容和形式并非是局限在知识性的问答式考察。笔者认为初高中历史教学夯实基础知识固然重要,人曰“读史使人明智”,史学的宏观性把控与反思对于处于思辨能力、身心健康发展的关键性时期中学生“三观”的形成尤为重要。在现行条件中,可以开展历史课本剧角色扮演、活动结果报告、学生学习效果自评、历史专题沙龙等多样化形式展开,立体化呈现,使定量评价与质性评价相结合,单项评价与综合评价相得益彰,以帮助学生不断地调整、梳理学习内容,培养历史的眼光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贯彻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学目标,促进了学习与教学方法的创新。 或许有些读者会反问,就历史考卷而言,题型的确定、提干的编排更多会考察学生在知识应用、分析史料、对比研究方面的能力,那为什么会说中学历史学生学业评价的滞后呢?笔者认为忽视评价结果的综合性、阶段性分析构成一大因素。中学课程安排注重“语数外”,对历史这一科目的关注度不高,故而历史教学常常存在“任务紧,时间急”的窘境,一味的赶进度,对测量评价结果的分析讲解只是一带而过,教师忽视对学生整体在能力应用方面的评价,而学生更是忽略将自身的阶段性评价结果作阶段性比较。这样的学业评价,在内容方面关注学生的素质发展,尤其是学生潜能的开发和个性的张扬,包括学生在道德品质、文化与情感、合作与交流、以及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但是缺少最后分析环节,对学生能力的提升和潜能的挖掘无法巩固,事倍功半。 新课标下的教育评价既是素质教育“目标――实施――评价”这个循环节上的终结,又为下一个循环提供反馈信息,注入新的活力。学生学业评价应遵循“以学生为本”的原则,推崇多元智能评价法,开发多向,多层次的评价方向与手段,关注评价评价结果的综合性、阶段性分析比较,启发学生自我监控和反省意识,建立有利于实施素质教育,发挥教师创造的、多元的、新型的中小学教师评价体系。 作者简介: 曹阳,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在校本科生。 大学历史论文:关于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作者简介:余林(1983―),男,苗族,贵州雷山人,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近现代地方史,西部少数民族文化。 摘 要:高校教学改革已成为高等学校的立校之本,也是发展之基。只有办出有特色、高水平的教学,培养出真正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高质量人才,学校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名校。为了促进大学历史教学中教与学的高效性,大学历史教学方式改革势在必行。 关键词:大学;历史教学;改革 引言 在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不仅要求教师要更新教育观念,而且要求教师转变角色,《新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学习的组织者和引导者”。为了适应当前的教育改革,更好地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发展,教师要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善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新一轮历史教学课程改革中,教师角色必须转变,才能适应新形势下教育的发展与要求。 一、大学历史课程教学改革的背景、指导思想和基本目标 (一)改革背景 大学历史课程是高等文科院校各专业培养计划中重要的课程,其目的在于文科人才所必备的历史素质,为培养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服务。在高等文科院校,大学历史的学习,不仅使学生的知识结构扩充,更重要的是,对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抽象概括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自学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对开阔学生思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等都有很大地帮助。因此,大学历史教学一直深受重视并且不断提出高要求。 (二)指导思想 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遵循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全面贯彻落实教育部于2002年启动的“质量工程”计划的精神,以传统大学历史教学内容为主线,辅之以历史训练、历史讨论、历史考察和历史素质培养四条支线,启蒙学生的创新意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逐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应用历史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基本方向 其基本方向是以精品课程建设为目标,以教学内容改革为动力,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根本,以建设教材优质为优秀,以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为突破口,以教学理论研究为保障,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不断深化大学历史教学改革,构建并逐步完善符合高校高素质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的大学历史创新教学体系。 二、大学历史课程教学改革成果主要内容 (一)积极开展教学研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大学历史教学团队紧跟教学要求的新形势,积极开展不同形式的各类教学研究活动。特别是实行了新的分级教学模式以来,不断完善适用于不同层次的历史班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并把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建设作为教学改革的重点。 (二)实施并不断完善具有特色的探讨教学模式 大学教学团队在教学思路上的改革体现在对新形势下的教学新模式的不断探索,这种教学模式在内容上不仅重视基本知识的讲授,更侧重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的启迪,培养学生对学术的旨趣,注重在教学中体现研究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引导。 1、修订教学大纲 修订的教学大纲应当更加注重基础理论、方法的教学,突出重点内容的理解,注重学生应用能力的提高,使其更能适应高等教育在新形势下向“大众化教育”转变的需要。 2、制定教学计划,调整教学内容 根据新的教学大纲,依照不同分级层次,制定新的教学计划,适当调整教学内容。对历史综合知识底子好的学生,教学内容适当加深加宽,教学进度适当加快,以保证学生有扎实的历史功底、较宽的知识面和较强的分析能力,特别是着重增加有关历史讨论和历史考察的教学内容,为学生后续专业课学习打下良好的历史学基础。 3、制定并实施后续精英培养计划 针对提高班和部分基础较好的学生,从第四学期开始,增开历史训练课程,连续四个学期,不间断对学生的历史素质进行专项训练。 4、教学方法改革 教学方法的改革与使用的前提是首先要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是学习的主动参与者与积极探索者,在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的同时,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为学生的积极参与创造条件,引导学生去思考、去发现、去创新。为此,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坚持多样化的教学方法,采取课堂讲授、课堂练习、启发式提问、讨论、介绍有关学科的科研动态或实际应用等多种教学形式,吸引学生参加教学,实现师生互动,活跃课堂气氛。 三、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主要方法 (一)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法 过去传统教学方法,是重视对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我们要更新教育观念,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积极性,不能把学生当作灌输“知识容器”。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既要指导和帮助学生掌握知识,又要培养学生获得情操的陶冶、智力的开发和能力的提高,同时还要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 要改进教学方法,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既是培养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又是培养学生身心发展、潜能开发的过程。通过教学活动,不仅让学生掌握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从心灵深处激发出对优秀历史人物的崇敬,从而受到历史人物的优良品质的熏陶和感染,以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修养,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健全人格。历史教育不仅是让学生学会记住历史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而且是为了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不断地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发展学生的智力潜能。因此,把过去重视传授知识为主,转为重视发展学生能力为重点的教育方向。 (二)倡导教师的“教”是为了学生的“学”。 在传统的教学中,总是由教师牵着学生鼻子走,学生要围绕教师的指挥棒转,实行以“教”定“学”的模式,让学生配合或适应教师的教,使学生被动学习,造成学生的主动学习性丧失了。因此,这种以教师的“讲”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处于被动状态,不利于学生潜能开发和身心的发展。例如,在分析历史事件的产生原因和影响时,如教师过多地讲解、分析,让学生被动地听说,这样就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不能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 新课程的倡导教师的“教”,是为了学生的“学”,就是要求教师在上课时,注意学生的反应,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而不能只顾自己滔滔不绝地“讲”,不管学生是否接受,在课后还要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辅导,与学生进行交流,要把学生适应教师,转变为教师要关注每个学生的发展。认真研究如何引导和启发学生学习,接受教师传授给学生的知识,以提高学习效果。 (三)由重教学结果,转向重教学过程的转变 传统的教学方式,是“重结果,轻过程”,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教学弊端。它是让学生走向死记硬背的科学知识,把学生推向应试教育的死胡同角落里,不能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因此,我们要重视教学过程,让学生明确学习历史的目的和意义,注重培养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要让学生通过学习历史,能亲身经历或体验历史发展的过程,培养学生的思维方法,是历史教学的重要目标。如果强调重学习历史的结果,只会把学生的思维引向一个共同的标准答案的方向,不能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而重视教学过程,则要求教师在教学设计中,揭示历史知识的发生过程,也就是历史的思维过程,让学生在思维中得到训练,既长知识,又能增进才干。 我们学习历史科学知识,是经历“(具体)感知――(抽象)概括――(实际)应用”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则有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感知――概括”,让学生的认识活动,在具体感知的基础上,通过抽象概括,才能得到历史的结论。第二次飞跃,“概括――应用”,就是把掌握的历史知识的结论,应用于实际的过程。教学实践证明,学生只有在学习历史过程中,真正实现了这两次飞跃,才能实现历史教学目标,更好地完成历史教学任务。 (四)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学校开展素质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而不是要让学生在每一个方面都按照同一规格平均发展,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和特长,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能按照统一模式进行教育,既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也不符合时展对教育的要求。因此,要求教师在教学形式上,可以综合运用集体授课与活动、分组讨论或互相交流、自学与辅导,搜集历史资料与独立研究等多种学习形式,实行不拘一格的学习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要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在每堂历史课都应按照实际的需要,设计教学内容与方法,以满足各层次学生的需要,要认真了解分析学生的差异性,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措施和方法,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才能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发展学生的各种各样的潜能,以提高历史教学效果。 四、大学历史教学改革具体推进策略 (一)制订强有力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制度环境。从制度上,针对历史学科的特点和学术发展的需要,进行专业建设,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和教师考核评估制度。学校要营造重视本科教学、培养创新人才的氛围。一方面,通过宣传使教职工能够切实转变观念,树立精英教育的理念,对学校人才培养的目标有充分的认识。另一方面,学校需要制定政策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制度环境。如教师晋升中的考核指标体系应充分体现对本科教学的重视,设立优秀课程教学岗位,对教师进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探索的鼓励措施等。在制度环境的营造上,学校、职能部门应做好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设计、实施保障工作。 (二)建设一支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教师队伍。培养创新人才,关键在教师。如果教师没有创新意识,不了解学术前沿,没有创新的科研成果,就不可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师资队伍建设上,一方面要使教师树立起本科教学中心地位的意识,鼓励教师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把学生带到学科的前沿,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对教师要进行教学方面的系统培训,使教师能够了解教育理论的新成果,并运用到教学中。学校、学院应建立本科教学的激励机制,在政策上、资金和资源配置上对教学适当倾斜,鼓励教师教学投入,开设新课,改进历史教学方法。 (三)先试点,后推广。鉴于历史教学改革内容复杂,具体情况各有不同,应当首先进行小范围试点,“精耕细作”,找出具体改革途径和方法,再进行大面积推广。试点中首先应当针对学生培养的全过程提出总体培养目标,包括知识结构、综合能力、思想品德、体质状况、艺术修养等方面。对于各方面的培养进行分解,通过不同手段和途径实现培养目标。分解之后应对每一门课程、每一个环节进行具体设计,主要是要对照总体目标进行设计,形成综合总体效果。课程目的的实现手段应当多样化,除了课堂讲授,应当更加注重学生的自我学习和实践环节,对于社会科学类的课程,应当把社会实践作为课程设计中必备的内容。课程设计应当有助于综合利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训练,最终考核也应当采用更加灵活的方式,主要考核学生是否达到了培养目标中规定的目标,也应考核学生是否增强了各种综合能力。在试点过程中应当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检验具体课程和培养环节的效果,不断进行修正和改进,以期达到总体最佳效果。 (四)充分发挥基层学术组织在教学改革中的积极作用。在历史教学模式的改革方面,学校应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在这方面,学校是主体。学校在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实施上要发挥主要作用。在课程内容的改革上,系是主要的力量。在政策方面,学校有进行教学改革的主动权,根据每个学校的具体情况,每个学校都可以做改革的试验田,如在理顺研究所、系、教研室之间的关系,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考试方法的改进方面,学校层面可以做很多工作,给予政策上的支持。教师是人才培养的决定性因素,教师的职责是积极进行历史教学研究,在历史教学模式上进行探索和尝试。学校的职责是负责历史教学改革的思路和总体设计,制定制度和政策来规范教学工作,建立健全教学激励机制,做好历史教学的组织协调与服务工作,负责营造重视历史教学、积极倡导历史教学改革的整体氛围。 五、大学历史教学改革与建设的效果 (一)学生学习评价 结合各学期教学检查的结果、听课情况、学生的反映情况和其他教师的评议,从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教学环境等多个方面对担任高等历史课程的教师授课情况进行评教。 (二)教学督导评价 教学督导对学校所有担任大学历史系列课程的教师授课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好的监督和促进作用。 (三) 后续课程的学习效果 大学历史是重要的课程,对学生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具有重要作用。从学校和各个学院反馈的信息看,由于学生历史素质的不断提高,使得各学院专业理论和讨论课的教学质量得到了保障,学生的专业素质和技能不断提高,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脱颖而出,他们凭借扎实的历史基础在各种历史竞赛胜出。 总结: 总而言之,大学历史教师要在新一轮的历史教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使自己的教学观念与教学方法,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要求教师要随着新课程下的课堂教学方式的改变,重新形成自己的教学方式,顺应时展的要求,做到“随机应变”,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不断地创造佳绩,提高教学效果。(作者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文化系)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的现状调查与反思 摘 要: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多媒体技术已在社会、生活、教育等诸多方面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教学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非常实用的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以其特有的直观性与趣味性,在大学历史教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多媒体历史教学取得巨大成绩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不能忽视的问题与不足。本文通过对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的现状调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些反思,提出一些措施,促使历史多媒体教学能够有良好的发展。 关键词:大学历史 多媒体教学 现状调查 反思 1 历史多媒体教学的现状调查 1.1 历史多媒体教学环境下学生学习情况的调查 对于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的现状调查,是通过发放问卷的形式进行的。这种方法相对于一些网上调查虽然繁琐一些,但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表明结果的真实性与代表性还是可以参考的。由于调查人手与时间的有限,所以笔者只在自己所在城市及周边城市进行了调查,选取了一些大学发放了适当数量的问卷,虽然范围没有特别大,但也能代表一定空间的水平。 1.1.1 学生对历史多媒体教学的整体评价 在对历史多媒体教学的看法上,有81%的大学生表示适应这种教学方式,而对这种方式表示不适应或者有些不喜欢的占到7%。其他学生保持中立观点,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这说明了大部分的大学生对于多媒体教学还是持支持与喜欢的态度的,这也充分体现出了多媒体教学的优势是很大的,而且很受大学生喜爱。而少数大学生的不赞成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现今的历史多媒体教学中还存在需要改善的问题。 在历史多媒体教学的利弊评价上,有57%的大学生认为利大于弊,有27%的大学生认为利弊平衡,有16%的大学生认为弊大于利。由此可以看出,超出半数的大学生对历史多媒体教学是持肯定意见的,在历史多媒体教学中应该发挥其优势来辅助教学的完成。 在历史多媒体教学的重要性上,有20%的学生认为非常重要,38%的学生认为比较重要,两者百分比已达到半数以上,充分说明大学生对历史多媒体教学的认可与接受程度是比较高的。 在历史多媒体的满意程度上,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据了55%,24%的学生表示一般满意,剩下的学生持保留意见。这表明大学生在认可历史多媒体教学的同时,对其还有一定的期待。 1.1.2 大学生对历史多媒体教学的效果评价 此次研究将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关系作为一个重点。传统教学的重要特点就是将教师的讲解与板书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便于记笔记。同时在教师的系统讲解下,学生能形成较为清晰的思路,但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就无法体现。而在多媒体教学下,学生的主体地位虽然显示出来,但大部分学生反映难以记笔记,从而理解起来有困难,认为更好的方式是将多媒体与板书相结合。这样既可以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又能够将知识形象直观地表现出来。 多媒体辅助教学的效率也是一大研究重点。多媒体教学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但超过半数的学生表示多媒体课件的信息量太大,课上根本不能完全接收。由于信息量大导致教学速度快,以至于学生思维跟不上,这就使学生在上课时缺少必要的思考时间,更没有多余的记笔记时间。这是多媒体教学的一大问题。 1.2 历史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教师教学情况的调查 对于历史多媒体教学教师情况的调查,是通过访谈的形式进行的。虽然数量不多,但从调查结果来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与可信度。访谈内容主要是针对历史多媒体教学下教师的感受。笔者通过面对面交谈、电话访谈、网上交流等方式,对20多位教师进行了访谈,大致了解了他们对历史多媒体教学的体会与思考。以下是对访谈结果的分析与思考。 1.2.1 历史多媒体教学基本情况 在接受访谈的教师中,有87%的教师经常使用多媒体,而在这些经常使用多媒体的教师中,又有75%的教师每节课都会使用多媒体。只有极少数教师不习惯使用多媒体,而年轻教师使用多媒体的频率相对高一些,甚至有一部分年轻教师表现出对多媒体教学的依赖,没有多媒体就会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这种情况一方面体现了年轻教师对多媒体技术的熟练运用和学校多媒体设备的完善,但同时也体现了年轻教师传统教学能力的退化。从整体来看,单纯地依赖多媒体并不好,因为并非所有的教学内容都适合用多媒体来完成,有些教学内容需要传统教学方式的介入才可以达到完善。而且,多媒体只是教学过程中的一种辅助工具,并不能在教学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能忽视师生、生生之间的交流以及学生的主体地位。 1.2.2 历史多媒体教学中教师的备课情况 在多媒体的备课情况上,教师的差别很大。备课时间包括教师熟悉教材、分析教材的时间,通过各种途径搜索资源的时间,多媒体课件制作时间等。访谈结果表明,教龄越长的教师,一般备课时间越长,他们对教材更加熟悉,但备课却更加用心踏实。因此,他们在教学目标的完成上,更容易达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者的完美结合。而一些较年轻的教师的备课时间与准备程度就差一些。他们在备课中遇到最多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搜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但利用课上的50分钟时间根本不可能全部讲完,因此材料的取舍很困难。这也是多媒体教学中很多教师面对的一大问题。 2 对历史多媒体教学的思考 通过以上对历史多媒体教学现状的一些陈述,表明在历史多媒体教学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如对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功能认识不足,现代教育技术理论与水平有限,多媒体课件制作水平有待提高,教师角色定位不够准确等,这些都是当前历史多媒体教学中不可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更需要相关教育部门的重视,而且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潍坊科技学院,山东 寿光 262700)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的利弊及对策研究 摘 要:我国传统的课堂主要是使用一本书、一本教案、一块黑板、一盒粉笔等工具进行教学,教师通过使用这些工具向学生传授知识。然而在现代社会,网络技术的不断应用和多媒体技术的出现给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时代的不断进步,人类教育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目前大学使用最多的就是多媒体教学。本文主要讲述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带来的利与弊并分析其弊端的修正对策。 关键词:大学历史 多媒体教学 教学策略 1 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带来的益处 1.1 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 在以往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比较重视历史知识的逻辑性,而对历史的形象性有所欠缺,这样容易使学生只学习了知识,思维方面却处于休眠状态,这样只会让学生觉得课堂枯燥无味。多媒体教学可以从各个方面开发学生的感觉器官,促进大学生在思维能力方面的发展,使学生的整个大脑都可以活跃地运动起来,通过这种思维的促进和感性的理解,学生在课堂上的思维状态将会变得更加积极,很好地培养和提高了学生的思维能力。 1.2 节省教学时间,扩大课堂容量 大学历史课的课本信息容量非常大,主要提纲也是繁多,如果采用原始的口述教学只会让师生之间厌倦疲惫,课堂效率较低,而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例如,教师在讲述中国近代史不平等条约时,如果是原始的口述教学,那么教师则是按照每个条约在课本上出现的先后顺序开始讲述,当要拿来比较时,还需要又重新返回查看,如果采用多媒体教学,那么可以在屏幕上直接列出各个不平等条约,学生可以清楚地看出每个条约的主要内容和差别,对知识的印象也更加深刻,同时也节省了教师的教学时间。 1.3 营造历史氛围,提高学生兴趣 在历史课堂上,营造历史氛围,激发学生兴趣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方式。多媒体可以播放许多形象生动的画面,感人肺腑的配乐,恰当的解说,鲜艳的色彩,可以直接刺激学生的大脑皮层,引起兴奋,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更加深刻。学生要想掌握好知识,就必须在课堂上集中注意力,并对知识点产生浓厚的兴趣。原始的教学模式就是教师讲述,学生听课,虽说这种教学模式已有很悠久的历史了,但是它毕竟也是有弊端的。历史本身是十分漫长且复杂的,仅靠教师的讲述与学生的想象,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通过多媒体这个教学工具,将书本上静态的知识转为屏幕上的动态画面,使学生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1.4 提高记忆效率 多媒体可以刺激学生的视觉和听觉,学习历史知识,需要对知识记忆进行巩固,不能学了前面忘了后面,所以巩固知识和掌握知识非常关键。经心理学家分析,多个感觉器官一起工作会提高记忆的效率。在历史教学课堂中,利用多媒体播放多姿多彩的历史视频画面,直接在学生的大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加上一些视觉和听觉的刺激,更是加强了记忆效果,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2 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给大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 2.1 不利于师生间直接交流 在科技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要。原始的教学方式就是教师面对面地跟学生教学,互相交流和沟通知识,学生在学习的时候,通过教师的阐述,也知道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做些什么,明白自己要如何让去学习历史这门课,学生只有知道了学习这门课的主要目的,才能将其恰当地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大学的历史教师必须跟学生清楚地解释这些内容,并给予指导。如果通过多媒体历史教学方式,让学生与计算机打交道,缺少沟通,师生间面对面交流的时间也少了,师生关系越来越疏远。 2.2 教师的教学主导地位被削弱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是占主导地位的,而在多媒体教学课堂上,网络已取代了教师的地位,成为了教育界的主角。有部分大学历史教师,直接就将自己放在次要地位,而将播放多媒体视频作为整个课堂的优秀,这就完全颠倒了主次,毕竟多媒体只是教学的一个辅助工具,根本不可能取代教师的工作。历史教师不仅要交学生学习历史知识,还要教会学生学习的手段和方法,教学生如何正确地思考和观察问题,规范学生的价值观,而多媒体不可能教会学生这些课本以外的知识。 3 完善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的对策分析 大学历史教师应该把传统的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结合在一起,多媒体教学生动形象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学习兴趣,再结合历史教师的口头讲述,中间还可以参杂小组讨论等教学环节,有利于师生之间沟通交流,提高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效率。另外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必须精细,内容简单明了,有针对性,学生一眼就可以看懂,对于不同的历史知识点,应该采取不一样的多媒体模式,不能古板不变,应该因课而变,像逻辑不强的知识点可以通过一些讲述一句带过,而对于逻辑性比较强的知识点,就可以加入一些视屏播放,增强记忆。例如,当讲到《北京条约》这种逻辑不强的,就可以直接将条约内容列出,像《重庆谈判》就可以加入相关视频,为学生播放视频,使学生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整个历史内容,同时也加强了学生的记忆力,学生的眼界得到了开阔,激发了学生对历史这门课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4 结语 大学历史多媒体具有形象生动的特点,学生能够直观地看出历史的画面,通俗易懂,它打破了原有的黑板粉笔式的教学模式,使用多媒体可以使历史场景更加生动,通过一些图片更是渲染和营造历史氛围,大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通过直观的观看图片可以节约教学时间,从而扩大了教学课堂的内容。与此同时,多媒体虽然给教育界带来了飞快的进步,也出现了一些弊端,毕竟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会带来利与弊,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多媒体教学的弊端,不能过于盲目地追求多媒体教学,要做到扬长避短,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学的历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潍坊科技学院,山东 寿光 262700) 大学历史论文:从大学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反思中国大学之魂 摘要:纵观我国大学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大学之魂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学之魂,即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在我国教育改革不断推行却不见明显成效的今天,从大学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反思中国大学之魂,对于端正当代大学生的学术态度、净化学术氛围具有实用意义,同时能为高等教育改革深化提供思考方向。 关键词:大学之魂 学术自由独立 兼容并包 德育 大学人 高等教育改革近年来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人们也一直在思考钱学森老前辈留下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众所周知,大学精神是大学之魂,是一所大学得以立足并持续发展的源泉。为适应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对大学转型及其精神重建问题的合理优化以及创新的解决就显得极其重要。本文将从中国大学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及其主要精神,大学精神的重建两个方面来反思中国大学之魂。 一、中国大学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及其主要精神 (一)古代 古代中国虽无大学之名却有大学之实。古代大学一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提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强调的是实干精神,即对待学术问题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无论是学者名人,还是文人骚客,他们无不认同实干对于获得真知的重要性。诚意,正心,修身,译为现代文即提升自我思想道德修养。因此,高等教育教学在重视专业知识训练的同时应强调德育的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当代中国,德育的教化功能以及对人们的德育评估就显得尤为重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三者注重的是做大事,而非做大官。我国近代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在视察山东时也指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二)近代 近代中国大学数量少,但质量高。鸦片战争后,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我国高等教育开始了向西方全面学习,逐渐建立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制度。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是我国现代意义大学的开端。前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教育主张是兼容并包。网罗百家,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到现在还是我们的愿景。西南联大时期,冯友兰曾代表西南联大校方致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一封信。在信中,他指出:“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这些伟大的教育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教育之道在于让受教育者自由思考,鼓励创新。 (三)现代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国家把精力主要集中在经济建设上,但大学教育仍未中断。“”时期,大学教育被迫中断了。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我国大学教育才出现了中兴。当时的学生,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关注现实,勇于批判,学校的社团特别活跃。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的学术努力向世界前沿接轨,老的学科出现了新的观点,被取消的学科迅速恢复,涌现了新的学派。这样,大学站在了社会进步的前沿。然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国大学精神再度进入误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等教育受教育者的目的性越来越强。很多高校亦顺应时代的潮流,在招生、教师评估、大学发展目标等方面越来越经济利益化。虽然国家极力推进高等教育改革,推出“211”“985”等高校人才培养计划,但收效甚微。 二、大学精神的重建 面对经济全球化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大学精神该如何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更好地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呢?这个问题可从以下三个视角来分析。 (一)大学精神重建应重视德育工作 自古以来我国就强调以德治国,以礼兴邦。大学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精神重建时重视德育是毋庸置疑的。要想建设大学精神,践行德育使命,我们必须认识到德育的四大功能,即规范导向功能、凝聚感召功能、驱动激励功能、熏陶营造功能。规范向导功能即大学精神能为大学人行为思想是否合理提供标准。凝聚感召功能即大学人能在大学精神的号召下聚集在一起从事一些对社会发展有意义的活动。驱动激励功能即大学人会被大学精神所鼓励,奋发图强。熏陶营造功能即大学精神在无形之中对大学人的思想道德行为有影响。这种影响如流水般无痕,却深远持久。另外,践行德育使命,我们必须重视校风、教风和学风,同时还要注意文化育人、环境育人、精神育人。校风是一所大学的名片, 良好的校风既是教育和管理的成果之一,又在教育和管理上具有特殊的作用。它有一股巨大的同化力、促进力和约束力,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优良传统。而良好的教风是一个学校基本特征的体现,浓厚的学风则是学校精神的体现。因此,重建大学精神理应高度重视精神文化这些软实力的作用。 (二)大学精神重建,政府应该放权,尊重大学教育的独立性 这里所说的大学独立性提倡大学人的理性批判。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外来文化对我国文化的冲击越来越明显,大学人唯有始终秉持理性批判精神,方能弘扬与发展我国先进文化。1998年,在巴黎总部举行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仅要求大学用创新的教育方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而且强调大学师生应当完全独立和充分负责地就伦理、文化和社会问题坦率地发表意见,通过不断分析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趋势,增强批判功能和前瞻功能并成为预测、警报和预防的中心[1]。大学只有远离行政化,尊重学术独立性,让自由之风在大学里盛行,大学精神的重塑才有意义。也只要这样,大学精神才能持久,影响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 (三)大学精神重建,大学人应主动承担大学责任 大学精神的重建,说到底还得大学人自己来建设。大学人主要包括三类人,第一类是大学领导者,他们是大学精神构建的倡导者与创造者。如蔡元培于北大“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梅贻琦于清华“与时俱进,重视做人”;竺可桢于浙大“实事求是”。第二类是大学教职员工,他们是大学精神构建中的传播者与实践者。第三类是大学生,他们是大学精神构建的继承者与辐射者。他们在大学中修养的大学精神精髓在他们步入社会后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他们的生活与工作,同时还会感染身边的人。因此,增强大学人对大学精神重建的责任意识,对于大学精神重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大学历史论文:论大学历史专业课堂教学与爱国主义教育 【摘要】爱国主义教育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大学历史专业课堂教学是对大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培养良好思想品德的重要阵地。文章探讨了在历史专业课堂教学的同时,如何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试图开创出一条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的有效的途径。 【关键词】大学历史专业 课堂教学 爱国主义教育 德国著名的教育家赫尔巴特说:“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道德教育如果没有教学,就是一种失去了手段的目的[1]”。这就揭示了教学与德育之间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教学不是单纯的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另一方面,思想道德教育也不能脱离科学文化知识而进行空洞的教育。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完成教学任务,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在历史专业课堂教学,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的课堂教学中,传授历史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非常必要和有效的。只有这样,才符合教育家赫尔巴特的教育目的,真正做到既教书又育人。 列宁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2]”。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培养其良好思想品德的重要途径,中国古代史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非常丰富。在长期的课堂教学实践中,把爱国主义教育寓于历史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中,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尝试: 一、讲述中国古代悠久灿烂的文明史,以培养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从旧石器时代的元谋人算起,我国已有一百七十万年以上的历史。距今7000到5000年,在黄河流域,半坡的先民们,就开始种植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粟的国家。在距今7000到6000年,在长江流域,河姆渡的先民们,开始种植水稻,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之一。可见,我国的农业文明已经超过七千年的历史。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先民们种的植粟和稻,至今,依然是人类的主要粮食品种。先民们还发明了原始的畜牧业和手工业,尤其是他们发明的蚕丝织布,使中华民族被誉为“丝的国度”和“丝的民族”。四五千年前的尧、舜、禹时期,是我国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这时我国已开始迈向人类文明的时代。 中国文明历史源远流长,从来没有间断。我们是世界上唯一古老而历史又从未中断过的国家和民族。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说,曾经辉煌一时的古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于两千年前趋于黯淡;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化被来自中亚的亚利安人扫灭;创建过太阳金字塔的玛雅文化,也衰败于中美洲丛林;光焰万丈的希腊文化,则被罗马所取代;罗马文化又因日耳曼蛮族入侵,而毁灭殆尽,……唯有中国文化,却于坎坷跌宕中延绵发展,始终未曾中绝,成为世界史上“连续性文化”的典范[3]。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夏商周三代,中经春秋战国、秦汉隋唐,到宋元明清,上溯几千年甚至百万年都可以找到历史的依据和根源。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具有文字的国家之一。至今,中国的古文字并没有变成死文字,它一直绵延流传下来,演变成现今通行的汉字。 中华文化在无数个世纪当中连续辉煌,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具有无与伦比的延续性。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的文化,都出现过大幅度“断层”,甚至盛极而亡,唯有中国文化,历尽沧桑,饱受磨难,于起伏跌右中传承不辍。这是一种“自强不息”的文化,值得我们为之骄傲,为之自豪。我们应当珍惜这份文化遗产,并让她发扬光大。通过讲述,激发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帮助他们树立起“爱我中华”的坚定信念。 二、讲述中国古代的辉煌成就,以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信心 中华民族是对世界文明发展产生过极为深远影响的民族。中国的文明在世界遥遥领先,我国长期以来是对世界文明作出贡献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在创造灿烂文明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其内容包括了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成就。古代中国不仅孕育了无数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艺术家、科学家、史学家、军事家等等,而且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古迹、经典著作,这份丰富的文化遗产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财富。 指出:“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4]”。上述四项,世界上称之为中国的“四大发明”。充分说明中国古代曾经是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其实,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浩如烟海,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的远不止四大发明。例如,我国古代以计算为主的数学成就,被马克思称为“最妙的发明之一”。《九章算术》已被证明在当今现实生活中仍然具有巨大的科学推动作用。它的计算方法,不仅能证实世界上许多新的科学成就,而且还是一些新的学科的促进力量。科学家们正在重新认识我国古代人民建筑长城和修筑大运河的建筑技术,得出它们的许多方面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的结论。其他方面,如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医药学、交通、冶炼铸造、酿酒、制漆等等,都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就。 中国古代的辉煌成就还体现在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方面,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我们的祖先在世界上最早培育了水稻、粟等农作物,并于春秋战国时形成农家学派。公元前256年,李冰修筑了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此后,出现了郑国渠、六辅渠、白渠、芍陂等许许多多的水利灌溉工程。古代的农具多种多样,并且不断得到改进。农业从粗放向精耕细作转化,产量不断提高。古代史上,还出现了贾思勰等著名的农学家和《齐民要术》等不少的农学专著。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一直领先世界。三千七百多年前,中华民族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商代司母戊大方鼎的铸造,表明我国古代的青铜制造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至迟在春秋中期开始采用的冶铁技术,比欧洲要早一千五百年。商朝时,我国就出现了原始瓷器。随着原料和烧制技术的不断改进,到汉代时,瓷器生产已进入成熟阶段。以后,出现了柴、钧、汝、哥、定等五大名窑,以及瓷都景德镇。中国瓷器大量外销,我国因之被誉为“瓷器之国”。 中国古代的精神文明,同样辉煌灿烂。劳动人民和无数的哲人先贤,以其丰富的精神文明成就,不断充实着世界思想文化宝库。例如,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博大精深,春秋战国时期即出现百家争鸣,儒学在与佛学、道家思想的对立与融合中,历经二千多年不衰。中国古代教育事业兴旺发达;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精粹宏篇不胜枚举,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异彩纷呈;中国古代艺术美不胜收,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书法等优秀作品,在世界上享有盛名。 三、讲述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光荣的革命传统,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力量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先进人物总是起着重要作用。在封建社会,人民处于无权地位,他们的爱国愿望和要求,往往通过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先进人物的活动反映出来。马克思主义历史教育观,历来重视把先进人物史迹的记述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含起来,从而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特别是国家面临存亡废兴的历史时刻,不同阶级和社会势力的代表人物,总要在爱国与卖国、革命与反动,进步与落后等重大原则问题上发生严重的分歧和斗争,而这种分歧和斗争,则往往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通过正反两方面历史人物思想与活动的对比及其荣辱褒贬,是非功过的评述,不仅可使学生别善恶,明爱憎,烘托爱国主义者的高风亮节,并在思想上引起共鸣,而且可以从历史的启示中悟出做人的道理,激发他们继承前辈的爱国主义传统,为民族兴旺,国家富强,社会进步而献身的精神。为了更具体、有效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课堂讲授必须适当充实史料,丰富内容,增强说服力。这样才能以增强教学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中国古代有崇尚气节的优良传统。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无不流露出令人敬仰的气节。苏武、张骞、岳飞、文天祥,一个个正气凛然的英雄,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千秋功臣。 中华民族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我国历史上有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那些不怕死的农民起义的英雄,敢于同封建统治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推动了我国社会的进步。 中华民族历来不能忍受外来侵略者对我国领土的侵犯。明清时期,我国人民进行了反抗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反抗倭寇侵略我国东南沿海、反抗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等斗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和意志,使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传统得到进一步发扬。 上述中华民族崇高的民族气节、富于革命的传统和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都是激发大学生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宝贵资源。 大学历史论文:美国大学历史系用什么教材 历史是人文学科中最为重要的基础学科之一。我在美国大学历史系学习的几年,体会到人们教授历史的理念和角度却各不相同。有些老师倾向于选择大部头汇编的全史作为必读教材,把历史当成一幅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组成的全景图,以帝王的更替作为索引,带领学生“观图评述”,以图使学生对宏大的历史进程拥有比较全面的认识。而有的则对第一手资料极为看重,近乎偏执地追求接近所谓的真相,并通过对“历史真相”的了解,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寻找避免人类悲剧重演的可能性。 从文学著作看历史 文理学院是美国高校中以通识、小规模、高质量著称的本科教育。老师在教授历史的同时,将其与文学和哲学联系在一起,当成所有本科学生的基础教育。文理学院的学生在选择科系之前,都要经历大学一年级的摸索和通识教育。专供大一学生选修的讨论课有许多不同专题,但无论你选择的是“印度女性”、“经济走势”还是“新能源”等等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题目,老师都会采用同一种教学模式。学生要学会:如何在讨论中表达意见;如何规范地论证自己的观点;如何架构一篇论文;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幻灯报告;如何区分各个科系的脚注格式(由于我是历史系的学生,所以很快就被迫学会了熟练地使用历史系标准的“芝加哥式”脚注);甚至还有如何适应机械性的大量阅读……如果学生不能以合格成绩完成专题讨论课,就无法正式进入自己选择的专业学习。于是,专题讨论课常常会成为文理学院淘汰学生的第一个“鬼门关”。当时,身为大一新生的我并不知道,大三那年会有急剧攀升的海量阅读等着我。我自然也不会想到大四那年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中,从大一一路积累的基础训练和阅读能力会成为一切研究的基石。毕业时,我才懂得和那些学术训练相比,大一讨论课所学习的具体专题内容其实微不足道。 大一选定历史专业后,我有整整三年的时间通选学校开设的几乎所有历史课。而无论是哪一国、那一段的历史,我们总会被老师要求阅读一些看似与历史本身并无直接关联的文学甚至哲学作品。他们坚信追寻同时代人身临其境的“生活体验”会让学生对大时代有着更为直观立体的感受。 大二的时候,对俄罗斯历史几乎一无所知的我选修了俄罗斯文明史。出乎意料,拿到手中的第一本教材竟然是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一部诗体爱情小说。由于语言的隔阂,我只能囫囵吞枣地咽下书中的诗意。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19世纪初俄国农奴社会的现状却跃然纸上。我从字里行间看到了当时俄国的乡村和莫斯科,认识了平民与贵族,了解到源自西欧的传统在19世纪初已经成为俄国贵族争相追逐的时尚。正如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所说,《欧根・奥涅金》足以称得上是 “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 通过勾勒一位标准上流社会青年的形象,普希金细致地描写了奥涅金的所有细节:英伦范儿着装、流利的法文、优雅的谈吐和“玛茄卡”的舞蹈。这些都是19世纪初俄国年轻贵族身上特有的标签。普希金把奥涅金形容成“外国的古怪思想新的化身”, 却说奥涅金拒绝的女孩达吉亚娜“有着俄国人的心灵”。这固然是他们的爱情关系,但谁又能说普希金不是想通过他们的爱情和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抛弃影射大时代呢?奥涅金对上流社会浮华生活的从容和厌烦,一如其他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年轻贵族一样。如果联想到当时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就会发现,这来自上流社会的起义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一群受过启蒙教育,在思想上与世界同步的俄国人,在面对落后祖国时的深深无奈和抗争。 也许当时老师并不曾期待作为学生的我们能从这本文学著作中了解多少历史史实,但是文学著作能够给人带来的全局立体感却是历史读物不能代替的。 经典读物《了不起的盖茨比》 随着历史学习的深入,高年级的历史课程越来越倾向于从笼统的历史学习转向对某一个特定时期甚至是某一个特定事件的学习。大三的时候,我选修了20世纪美国史。这是美国史里我最钟爱的时期,因为这里面有让人热血沸腾的20年代――繁华的爵士时代,也有奠定现代国际关系的两次世界大战。《了不起的盖茨比》作为美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一直被美国的高中及大学奉为历史教学和英语教学的双重经典,它自然也成了历史专业老师给我们定下的必选读物。 对于不了解“美国梦”实质的人来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只是一个落了俗套的爱情悲剧:一个怀揣美国梦的贫苦少年盖茨比,在自身的努力和好运的眷顾下终于得偿所愿,过上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当他试图用金钱重温旧梦,迎娶曾经因为贫穷而失去的“女神”黛茜时,等待他的却是死亡和梦想的幻灭。他每晚从自己居住的纽约长岛“西卵”望向对面“东卵”黛茜豪宅旁的灯塔绿光。他不断举办最奢华的派对只为以此吸引黛茜的注意。最终,他奢靡的生活俘虏黛茜成为他的情妇,却仍然无法得到他心底所希图的认可与尊重。 作者巧妙地将看似完美的女主角赋予美国梦的意义之后,原本平常的爱情悲剧忽然显得意味深长。在小说的最后,盖茨比替黛茜顶罪,并因此命丧黄泉,而黛茜却和她丈夫一起重新躲回他们的上流社会。当读者和书中的人物一起参加完盖茨比冷清的葬礼时,或许才能领悟到盖茨比这个名字所隐含的嘲讽意味――Gatsby,“门边”。金钱最终没能为他买到通往上流社会的门票。尽管拥有巨额财富,但他与上流社会之间的距离,却如他和那道绿光一样,时时相见却遥不可及。百年前靠传统行业致富的老贵族――也就是所谓的“老钱”,与新兴致富的一代――即所谓的“新钱”中间巨大的鸿沟,不是任何后天努力可以填补的。而当读者把盖茨比与情敌的对决联想到美国的老钱与新钱之间的互相倾轧时,这部小说自然而然便具有了厚重的时代意义。 一个作家最好的作品,往往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对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来说更是如此。几乎他所有的优秀作品(如《天堂的那一端》 (The Side of Paradise)、《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以及《最后的大亨》 (The Last Tycoon))都是他各个时期的自传。将这些小说按照创作的时间顺序一字排开,就是菲茨杰拉德的整个人生。而如果横向罗列它们的共性,便是美国爵士时代迷惘而炫丽的绝唱。他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对于美国梦的失望和对于“老钱”的怨恨并不是刻意强加于作品的“立意”,而只是他悲剧人生的亲身体验。然而作为学习历史的学生却可以通过他的个人悲剧,体会一个时代的无奈。当学生合上《了不起的盖茨比》,老师无需再赘述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是何等繁华,学生似乎也能从书中感到贯穿始终的幻灭感,隐约站在历史的角度“预感”到大萧条的到来。 教学重在启发学生 美国文理学院甄选的历史教材所专注的不仅仅是生动还原和解析历史本身。像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一样,美国的历史教育和教材拣选,同样承载了价值观传承的重任。作为另一本堪称美国历史教材宠儿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在这方面显然比《了不起的盖茨比》要更加严谨和厚重。 在选修了许多难度适中,教材以文学作品为主的课程之后,大四的我鼓起勇气选修了学校以阅读量大和难度高著称的“法国大革命”。这也是第一次有机会从头至尾,仔细研读托克维尔的大作。 几乎在所有提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课上,老师都会把《旧制度与大革命》当成不可替代的经典教材。他关于革命起因的论述,是对喜欢想当然的学生的一记当头棒喝。托克维尔提出“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前20年中那样发达迅速”。也就是说,所谓的经济并不是大革命爆发的始作俑者。这句话所代表的普遍规律不仅仅针对法国大革命,事实上,历史上所有的重大革命对于广大民众来说首先是一场浩劫,而非新生。革命之所以爆发,有时也并不完全归因于底层民众的生活窘境。爆发时更不是社会最贫瘠的时刻,相反,正是波旁王朝革命前的一系列改革和经济的复苏刺激了民众的期望。尽管物质生活正在缓步提升,但民众的幸福感却日渐低迷。几乎所有的阶层都对自己的现状不满。“30年前对同样的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对此却忍无可忍了”。托克维尔认为人们心中的不平衡才是大革命发生的内在基础。他对旧的政府既不同情,也不厌恶,在他看来革命无非归于两方共同的推动。“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 在通篇论述中,托克维尔几乎不对任何集团和阶级做道德审判。这也代表了现今美国大学历史专业的一种普遍的客观态度。在历史教学中,老师很少对某一个人或某一类人的好坏善恶进行评论,而是着重分析导致这一结果的内在逻辑。比如,托克维尔将法国大革命前贵族对农民的剥削归咎于心灵上的“不在地主制”。托克维尔注意到,中央集权政府必然导致贵族的大范围聚拢。像巴黎这样的大城市势必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有钱人。这个问题早在亨利四世当政时就已经被人察觉却始终找不到解决之法。因为这是集权国家的无法避免的副产品。等到路易十六当政时,“农村里几乎只剩下家道小康、无力脱身的贵族……他们也不像昔日那样有心照顾、帮助和领导农民;另一方面,既然不像农民一样承担捐税,他们就不会对农民的凄楚抱有满腔同情,因为他们没有这种经历。他们也不会分担农民的苦衷,因为无切肤之痛。这些农民不再是他们的臣民,而他们也未成为农民的同胞”。正因为这种心理和客观上的高度分离,使得贵族对农民的压榨毫无节制。“农民”作为社会的根基,同时成为人们竞相撇清关系的孤立群体。这是专制体制造成的无奈,如果历史课本仅仅站在道德的高度批判贵族,那么这段历史的借鉴价值将荡然无存。 也许是因为托克维尔尚未完成他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通篇找不到他对于法国革命的直接评价。托克维尔仅仅提供一个平台给人们思考,罗列关于同一事件来自各个角度的观点,却从不直接把抒发自己的判断放在首位。例如《旧制度与大革命》曾大段引用了保守主义奠基人埃德蒙・伯克的著名观点却并不对此做任何实质性评述。但对如此强烈的措辞不加以抨击,却也证明托克维尔下定义似的观点已经藏在伯克的总结里:“从这座被谋杀的君主制的坟墓中,却走出来一个丑陋、庞大、超出人类全部想象力的可怕怪物。这个丑陋的怪物径直向目的地奔去,不为危险所惧,不因悔恨却步;它无视一切固有的准则,无视一切常规的手段,谁要是对它的存在不理解,便被它击倒。” 通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后,学生会从心底对于混乱的、盲目的暴力产生一种警惕和厌恶。曾有人戏称这本19世纪的著名史学著作是经典“维稳”读物。的确,这种客观的、唯物的、引导式的观点论述比不由分说的填鸭更容易在心中生根发芽。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大革命在摧毁了政治机构以后,又废除了民事机构,在变革法律以后,又改变风尚、习俗,直至语言;摧毁了政府结构之后,又动摇了社会基础,似乎最终要清算上帝本身”。读到这里,学生自然不禁要问:难道我们真的要清算上帝吗? 如果说,提供多方位的思考角度、启发学生是教育的最终目的。那么当学生问出这样的问题,这本教材的拣选就已经成功了。 托克维尔的理念和美国文理学院的历史教育不谋而合。所有的老师都有着相对独立却基本认同的价值判断,他们的观点就隐藏在为学生尽心选择的“教材”里,对下一代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洗脑也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从大一开始让学生慢慢了解、适应、认同老师们的价值观,等到离开学校时,才恍然大悟。学校在培养我们独立思考习惯的同时,我们也已对学校、或者说对美国的价值观产生了认同感。 大学历史论文:开放式教学理念在大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传统的历史教学方法已不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必须打破这种课堂教学模式,变学生单纯地接受知识为学生主动探求知识;变学生单纯从教师或书本上获取信息为从各方面获取有效信息;变学生单纯在学校、阶段性学习为向社会学习、终身学习,这才是新形势下的教学要求。 大学历史; 开放式教学; 教学策略 开放式教学提倡学生主动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式学习,它是新课标所倡导的课堂教学的一种发展趋势,下面结合自己的课堂教学实践,对开放式历史课堂教学谈几点认识。 1“开放式教学” 的特征 1.1它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学生是教学的主体,但传统教学往往以“教师的教”为立足点。“教师的教”是在备课中设计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而教学实施过程基本上是不变的、 封闭的,很容易忽视学生实际的发展需要;开放式教学以“学生的学”为中心,真正关心学生的实际需要,关注每个个体的发展。我们强调以人为本,在学校就是以学生为本。大学生朝气蓬勃,敢想敢说,求知欲强,勇于探索。尤其是大学阶段,是学生独立认知、独立思考、独立践行的关键时期。如果在教学工作中忽视学生的主体性,仍以“教师的教”为主,那么,这些学生就不可能拥有创新能力,他们也就不可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1.2它是一种开放性的自主学习。在开放式教学中, 教师给学生提供了许多自主学习的机会, 有助于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发现者、研究者和探索者。大学期间, 学生自主支配的时间很多,开放式教学可以使学生充分利用这些时间。历史学科的学生,除专业知识学习外,还可以广泛涉猎文学、哲学、社会学、民俗学、教育学、心理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各个领域, 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料室、档案馆、博物馆等资源。这样一种课堂之外的自主学习,才能对历史、对社会得出更真、更新的认识,才能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 1.3它是一种创新性的存疑求索。学起于思, 思起于疑。质疑是思维的“启发剂”,也是开启创新之门的钥匙。“创新的教育价值观也提到,教学的根本目的不是教会解答、 掌握结论, 而是在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锻炼思维、发展能力、激发冲动,从而主动寻求和发现新的问题。”传统式教学只是知识的灌输,教师设疑,教师解答,对所有问题都给出定论。其实, 随着史学理论的发展和新材料的发掘以及人们观念的更新,对某些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的诠释和评价也在相应变化,因此,要有一个开放的认识环境,不束缚于前人的定论,才有助于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开放式教学就是要从学生好奇、好问、求知欲强等特点出发,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标新立异,学会带着问题进行学习,学会通过主动的尝试和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1.4它是一种着眼于应用的实践性探索。历史学科研究的对象是过去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交往等活动,目的在于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客观规律。其最终目的是对现实的关怀, 是对构建未来社会的种种设想,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现实性与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所关注的问题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因此,应该是让学生的学习活动同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而这正是开放式教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开放式教学注重培养学生主动地运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一次次良好的体验,进而爱学习,善于学习。 2 实现历史学科开放式教学的途径 2.1确定开放的教学目标。在前文所讨论的开放式学习方法中可以看出,学生所获得的认知,是由学生体会、归纳出来的,学生所掌握的知识不是灌输的死知识,而是能力性知识。这种知识不但适应了学生求知的基本需要,而且也有助于他们形成理性的探索精神和拓展思维的品性。所以能力性知识的培养,就要作为开放性教学的重要目标。如学习“德国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农民战争”,按教材要求,以基督教在欧洲中世纪的地位、影响为背景,介绍马丁·德宗教改革的内容;介绍“人民的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的性质、意义。教师把基本知识在课堂上介绍给学生后,就可以根据学生个人能力以及个人兴趣、爱好、着眼点的不同,有针对性、有启发性地设定不同的能力目标,培养学生各方面能力以及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学习这部分内容,有的学生主动去查阅资料,了解了欧洲民众的信仰,认清了宗教在欧洲中世纪民众生活中的作用,从而拓展了知识面;有的学生则对教材中说路德是农民的叛徒、“抛弃运动中的下层人民,倒向市民、贵族和诸侯一边去了”的说法提出异议,发展了辩证思维……学生通过查找相关资料和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互抒己见,激烈辩论。这个问题就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又培养了查寻、组织、分析资料,独立思考,形成思辩并系统阐发观点的能力。 2.2采用开放的教学形式。教学实施由教和学两部分组成,其优秀应该是学生的学,在教学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恰当的教学形式以利于学生大胆的学习和探究。近年来在教学改革中涌现出的许多新的教学形式,不仅打破了以往定式,而且这些形式各具特色,教师可根据不同的教学实际在教学实施中加以选择和利用。比如:分组讨论式是强调学生合作、共同解决问题;情境复现式是由教师运用现代多媒体手段复现历史情境; 自主学习式是以学生带着教师展示的问题自主学习。此外,组织历史辩论会、故事会、举办历史讲座、编演历史短剧、观看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等,也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形式。与传统封闭的形式相比,这些形式灵活多样、自由开放,无论是给教师还是给学生都留有很广阔的发挥余地。它们都已远远超出了课堂教学的限制,是历史知识学习与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桥梁, 为每个学生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机会。 2.3采用开放的教学评价。评价的目的是要全面考察学生的学习状况,激励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评价也是教师反思和改进教学方法的有力手段。而传统的评价方式形式十分单一,且一直以教师为中心,不仅不能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也不能准确、客观、全面地将学生的学习情况反映出来。所以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优化评价机制、实现全面开放的目标,目前最有效、最可行的是改革考试形式。考试形式应采用“闭卷 +开卷”的组合评价方式。闭卷部分在减轻负担的前提下,力求以反映学生价值态度、学习技能和基础知识相统一的学科教育内容为评价指标,通过笔试完成;开卷部分让学生在较长的时间跨度上根据个性特点自主定题、选择完成方式来完成相关任务。此外,对于考试题目的设置宜采用开放式试题,留给学生更多的发挥余地。比如,分析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学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答思路:可从当时政治体制入手,可从中国传统经济管理体制入手,还可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入手;可从家庭伦理包括婚姻、继承方面的因素入手,可从古代法律生活入手,还可综合各种因素……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没有标准答案。它锻炼的是学生的开放性思维能力,这种考核方式,才能积极有效地激发学生主动思考,真正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 总之,实行开放式教学,只要应用得当,是行之有效的。首先,它调动了师生两方教与学的积极性,在指导学生写作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学生的写作过程也是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探求知识主体性的体现。第二,它激发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我们通过教师评点论文,举办小型论文会,优秀论文装订成册在年级组内交流等形式,树立典型。被作为讲评、交流的文章作者深受鼓舞。第三,这种教学方法变学生被动学习为自主学习,主动探求知识,学会学习的方法,这对学生以后终身学习是有帮助的。 大学历史论文:开放式教学理念在大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传统的历史教学方法已不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必须打破这种课堂教学模式,变学生单纯地接受知识为学生主动探求知识;变学生单纯从教师或书本上获取信息为从各方面获取有效信息;变学生单纯在学校、阶段性学习为向社会学习、终身学习,这才是新形势下的教学要求。 大学历史; 开放式教学; 教学策略 开放式教学提倡学生主动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式学习,它是新课标所倡导的课堂教学的一种发展趋势,下面结合自己的课堂教学实践,对开放式历史课堂教学谈几点认识。 1“开放式教学” 的特征 1.1它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学生是教学的主体,但传统教学往往以“教师的教”为立足点。“教师的教”是在备课中设计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而教学实施过程基本上是不变的、 封闭的,很容易忽视学生实际的发展需要;开放式教学以“学生的学”为中心,真正关心学生的实际需要,关注每个个体的发展。我们强调以人为本,在学校就是以学生为本。大学生朝气蓬勃,敢想敢说,求知欲强,勇于探索。尤其是大学阶段,是学生独立认知、独立思考、独立践行的关键时期。如果在教学工作中忽视学生的主体性,仍以“教师的教”为主,那么,这些学生就不可能拥有创新能力,他们也就不可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1.2它是一种开放性的自主学习。在开放式教学中, 教师给学生提供了许多自主学习的机会, 有助于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发现者、研究者和探索者。大学期间, 学生自主支配的时间很多,开放式教学可以使学生充分利用这些时间。历史学科的学生,除专业知识学习外,还可以广泛涉猎文学、哲学、社会学、民俗学、教育学、心理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各个领域, 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料室、档案馆、博物馆等资源。这样一种课堂之外的自主学习,才能对历史、对社会得出更真、更新的认识,才能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 1.3它是一种创新性的存疑求索。学起于思, 思起于疑。质疑是思维的“启发剂”,也是开启创新之门的钥匙。“创新的教育价值观也提到,教学的根本目的不是教会解答、 掌握结论, 而是在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锻炼思维、发展能力、激发冲动,从而主动寻求和发现新的问题。”传统式教学只是知识的灌输,教师设疑,教师解答,对所有问题都给出定论。其实, 随着史学理论的发展和新材料的发掘以及人们观念的更新,对某些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的诠释和评价也在相应变化,因此,要有一个开放的认识环境,不束缚于前人的定论,才有助于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开放式教学就是要从学生好奇、好问、求知欲强等特点出发,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标新立异,学会带着问题进行学习,学会通过主动的尝试和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1.4它是一种着眼于应用的实践性探索。历史学科研究的对象是过去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交往等活动,目的在于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客观规律。其最终目的是对现实的关怀, 是对构建未来社会的种种设想,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现实性与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所关注的问题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因此,应该是让学生的学习活动同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而这正是开放式教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开放式教学注重培养学生主动地运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一次次良好的体验,进而爱学习,善于学习。 2 实现历史学科开放式教学的途径 2.1确定开放的教学目标。在前文所讨论的开放式学习方法中可以看出,学生所获得的认知,是由学生体会、归纳出来的,学生所掌握的知识不是灌输的死知识,而是能力性知识。这种知识不但适应了学生求知的基本需要,而且也有助于他们形成理性的探索精神和拓展思维的品性。所以能力性知识的培养,就要作为开放性教学的重要目标。如学习“德国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农民战争”,按教材要求,以基督教在欧洲中世纪的地位、影响为背景,介绍马丁·德宗教改革的内容;介绍“人民的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的性质、意义。教师把基本知识在课堂上介绍给学生后,就可以根据学生个人能力以及个人兴趣、爱好、着眼点的不同,有针对性、有启发性地设定不同的能力目标,培养学生各方面能力以及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学习这部分内容,有的学生主动去查阅资料,了解了欧洲民众的信仰,认清了宗教在欧洲中世纪民众生活中的作用,从而拓展了知识面;有的学生则对教材中说路德是农民的叛徒、“抛弃运动中的下层人民,倒向市民、贵族和诸侯一边去了”的说法提出异议,发展了辩证思维……学生通过查找相关资料和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互抒己见,激烈辩论。这个问题就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又培养了查寻、组织、分析资料,独立思考,形成思辩并系统阐发观点的能力。 2.2采用开放的教学形式。教学实施由教和学两部分组成,其优秀应该是学生的学,在教学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恰当的教学形式以利于学生大胆的学习和探究。近年来在教学改革中涌现出的许多新的教学形式,不仅打破了以往定式,而且这些形式各具特色,教师可根据不同的教学实际在教学实施中加以选择和利用。比如:分组讨论式是强调学生合作、共同解决问题;情境复现式是由教师运用现代多媒体手段复现历史情境; 自主学习式是以学生带着教师展示的问题自主学习。此外,组织历史辩论会、故事会、举办历史讲座、编演历史短剧、观看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等,也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形式。与传统封闭的形式相比,这些形式灵活多样、自由开放,无论是给教师还是给学生都留有很广阔的发挥余地。它们都已远远超出了课堂教学的限制,是历史知识学习与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桥梁, 为每个学生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机会。 2.3采用开放的教学评价。评价的目的是要全面考察学生的学习状况,激励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评价也是教师反思和改进教学方法的有力手段。而传统的评价方式形式十分单一,且一直以教师为中心,不仅不能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也不能准确、客观、全面地将学生的学习情况反映出来。所以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优化评价机制、实现全面开放的目标,目前最有效、最可行的是改革考试形式。考试形式应采用“闭卷 +开卷”的组合评价方式。闭卷部分在减轻负担的前提下,力求以反映学生价值态度、学习技能和基础知识相统一的学科教育内容为评价指标,通过笔试完成;开卷部分让学生在较长的时间跨度上根据个性特点自主定题、选择完成方式来完成相关任务。此外,对于考试题目的设置宜采用开放式试题,留给学生更多的发挥余地。比如,分析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学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答思路:可从当时政治体制入手,可从中国传统经济管理体制入手,还可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入手;可从家庭伦理包括婚姻、继承方面的因素入手,可从古代法律生活入手,还可综合各种因素……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没有标准答案。它锻炼的是学生的开放性思维能力,这种考核方式,才能积极有效地激发学生主动思考,真正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 总之,实行开放式教学,只要应用得当,是行之有效的。首先,它调动了师生两方教与学的积极性,在指导学生写作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学生的写作过程也是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探求知识主体性的体现。第二,它激发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我们通过教师评点论文,举办小型论文会,优秀论文装订成册在年级组内交流等形式,树立典型。被作为讲评、交流的文章作者深受鼓舞。第三,这种教学方法变学生被动学习为自主学习,主动探求知识,学会学习的方法,这对学生以后终身学习是有帮助的。 大学历史论文:浅析剑桥大学历史系美国史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 摘 要 剑桥大学历史系美国历史研究中心是全世界最负盛名的美国史研究机构。该中心有着广泛的课程供博士生选择,博士生以三年为期,主要任务是研究一个崭新的课题,并撰写学术论文。博士研究生以自学为主,导师的任务只是帮助学生澄清某些思想,而不是包办一切。 关键词 剑桥大学,美国史,博士生培养模式 剑桥大学的美国历史研究中心是全欧洲最著名的国别研究机构,在全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近十年来,它培养了为数众多的青年学者。据统计,全英大约有一半以上的美国研究学者(Americanist)毕业于剑桥大学。①除此之外,它还吸引了大批美国学生。2009年10月至2010年10月,笔者在剑桥大学历史系美国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学习。结合在此期间的学习,本文将介绍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历史博士生的一般培养模式及其启发意义。 1.培养目标:在未来成为一名历史学家 按照剑桥大学的规定,博士生的培养主要是造就各专业领域的专家。为了将博士生们培养成未来的美国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中心为所有的博士提供了一整套严格的学术训练。从课程的设置到论文的写作,从学术交流到实践能力的培养,无不体现了这个总的培养目标。总之,打造专业的学术水平,为美国历史研究的薪火相传培育“下一代”,是中心的目标。 2.课程设置:课程多样化,以自学为主 美国历史的基础知识教学主要集中在本科阶段。有志于攻读美国历史研究的博士申请者必须在本科阶段选修与美国历史相关的课程。 本科美国历史课程包括两部分,分别是PART I和PART II。PART I以时间为轴,对美国的历史做一个全面的、综合的概括。美国通史、美国史学史、美国断代史等都属于这一类。PART II则以专题为线索,突出课题研究特点,内容涉及美国黑人史、美国经济史、美国政治制度、美国外交史、美国性别史、罗斯福新政研究、冷战研究等等。所有课程皆由美国研究中心的老师负责讲授。 然而,课程讲授只占学习过程的一小部分。由于每次授课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教师往往根据课程需要,只概括主题与线索,或者针对某一问题,概括研究现状,而不会详细的讲解每一个问题。因此,学生必须在课后阅读大量相关书目,才能真正理解整个课程优秀内容。针对每一门课程,负责讲授的教师在学期初会开列出一个参考书目,学生们会根据课程安排和自己的兴趣,选择若干书目精读。阅读相关参考书也与期末测评相关联。每一门课程结束后,教师会列举十几个题目,由学生自选其一,撰写学年论文。教师根据论文质量给出成绩。这个成绩既是对该学生学习效果的评定,也是该学生在申请攻读博士时的重要依据与参考。 对于中心的博士研究生来说,课程安排则主要以讨论课为主。博士生的讨论课包括两类。一类是专题讲座讨论会(seminar),一类是研究生论文讨论会(workshop)。专题讲座讨论会由中心负责人主持,聘请世界著名美国史研究学者为博士生做专题报告。这些学者大多来自美国的知名大学,也有来自英国本土、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高校的知名专家。讲座的题目是精心设计好的,与博士生所研究的课题有很强的关联性。在笔者学习期间,专题讲座讨论会一共进行了20次(每周一次)。题目涉及跨国美国史研究、美国选举与人权、美国宗教思想、美国经济与社会正义研究、美国南方研究等等(具体题目参见表1)。在每位专家做完演讲之后,博士生们要针对其演讲内容进行讨论,提出问题或者给予评价。通过这种训练,学生们的知识广度得到了扩展,与世界各地知名学者的联系也得到了加强。这些都为美国史研究的后备力量进入国际学术圈做了准备。 相对于专题讲座讨论会,研究生论文讨论会则相对灵活,没有固定的题目。研究生论文讨论会完全由博士生组织,由中心指定专门的教师负责主持。按照要求,这类讨论课也是每周一次。每次由一位博士生向其他学生宣读一篇论文,论文基本上是他们博士论文的一部分。针对宣读的文章,其他学生可以在论文结构、资料和选题方面提出建议或者批评。通过这种交流,学生们在不仅可以尽早发现自己论文中的不足与问题,并及时予以纠正,而且还可以提高自身发现问题的能力,锻炼自己口头表达的能力,为以后的论文答辩打好基础。 3.博士论文:博士生的主要任务,考核制度严格 按照剑桥大学研究生院的要求,博士学位是一个研究型的学位,需要学位申请者在规定的时间内从事一个有价值的、原创性的课题研究。因此,博士研究生从一开始就需要将主要精力放在撰写博士论文上。 之所以把论文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是因为以论文为主的学术训练有助于培养研究生独立从事研究的能力。通过这种培养,博士生们才能够构建一个持久的学习和研究,并获得必要的技能,才能在自己的科研领域不断地发现新思想、新方法和新知识,为未来的学术工作提供必要的基础,以承担更为复杂的研究。 在论文题目的选择上,导师从来不包办,题目完全由学生自己提出,与导师商量后决定是否可行。确定好题目之后,学生们会主动地搜集各类资料。为了帮助学生搜集相关的资料,导师们通常将学生介绍到美国某些档案馆、资料室和研究中心。这极大减轻了学生们搜集资料的艰辛,为博士生们更好从事研究提供了莫大的帮助。因此,对于中心的学生来说,资料不是制约他们学术研究的难题。近年来,中心的教师强调学生要尽量从事小切口、大思想的个案研究(case study)。因此,选题大有越做越小的趋势。2005—2009年美国史专业博士生论文题目参见表2。 中心对每一位博士生论文的要求非常高。一篇合格的博士论文必须达到三个要求: 第一,创新是中心对博士生的最高要求。博士生所提交的论文必须“对知识界有重要的贡献,比如揭示一部分新的知识,将过去无关的事实联系起来,创建一种新的理论或者修正过去旧的理论”。 大学历史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学毕业论文写作质量改进途径的探索 摘要:为了提高大学生的毕业论文水平,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出台了《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过程化管理细则》,实行论文指导导师制——本科论文写作四年的论文指导模式。这一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学生论文选题不当、论文抄袭等,因此,学院需要进一步地改进,如,在论文选题、论文写作标准上加强规范,完善对毕业论文写作的监督等。 关键词:毕业论文;质量改进;规范 大学生毕业论文写作是高校教育工作的重要环节。它既是大学生大学阶段学业的总结,又是大学生社会实践和思维活动的成果展示。因此,提高大学生毕业论文写作质量,无论是对大学生个人的成长,还是对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内蒙古师范大学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存在着很大问题,一般在大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期间,学生的学习时间基本被课堂教育所占满,到了四年级期间,许多学生又忙于求职、报考研究生,对于本科生重要学习阶段的毕业论文写作难以重视,再加上学校只将毕业论文写作安排在四年级期间,无论精力和时间,大学生们都难以做好毕业论文。于是,许多学生往往采用网站上下载、书本上摘抄等方式来拼凑论文,再加上论文写作时间短促,毕业论文的格式规范不受重视,使得毕业论文的质量往往难以保证。这些行为谈不上对大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相反,还会严重败坏学风。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内蒙古师范大学,而且,在其他高校也是一种普遍现象。 一、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论文写作指导方案 针对大学生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各高校也采取了不少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有些高校从本科一年级起,就要求学生练习写作专业理论知识方面的论文,每学期一篇,完成七篇后,始得申请撰写毕业论文,实为提高毕业论文写作水平,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的一项有力措施[1]。作为内蒙古地区一所培养师范学生的本科院校,内蒙古师范大学对于如何提高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质量问题,也摸索出了不少有效途径。以该校历史文化学院为例,要培养一名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除了要求学生掌握扎实丰富的专业基础知识和系统的专业理论外,还要求学生具备初步的学术研究能力,即能够完成一篇高水平的毕业论文。2006年,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出台了《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过程化管理细则》,对历史学专业大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实施过程化训练,具体做法就是实行论文指导导师制——本科论文写作四年的论文指导模式。这一模式的含义是指学生从入学后的第一篇学年论文到毕业时的学士学位论文都由同一位指导教师相对稳定地进行指导,实行四年不间断的指导模式。具体做法是:第一年学年论文:论文索引。导师根据学生的兴趣与学生共同选定研究方向,确定论文题目,并指导学生做好论文资料搜集工作,写好索引。第二年学年论文:撰写研究综述。在做好索引的前提下,通过阅读材料撰写研究综述。内容包括该论文的研究现状、不足、研究思路和基本内容。第三年学年论文:选定题目撰写专题论文。在研究综述的基础上,选定学年论文题目,撰写论文。第四年专业毕业论文:把三年级的专题论文深化成专业毕业论文。通过进一步地搜集资料充实内容,反复修改,深化成专业毕业论文。以2010届历史学汉班一名学生的论文写作为例,该生于一年级写了题目为《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的雪灾对经济的影响》文献索引;二年级写了题目为《近二十年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雪灾研究综述》;三年级写了《1947—1987年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雪灾及其对畜牧业经济的影响》;四年级的毕业论文为《浅析1947—2008年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雪灾对畜牧业经济的影响》。从论文的题目可以看出该生四年的论文基本围绕着同一课题撰写,很有连贯性。这些规定的出台目的就在于培养学生严谨的学术作风。因为,要做好一篇论文,学生们必须要有高深的专门知识。这就促使他们从大学一年级开始,专心地学好本专业的知识,根据论文研究的方向,有意识地搜集资料、分析资料。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阅读大量相关文献,运用自己所学的本学科的知识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这样能够使学生受到系统的完整的科学研究训练,同时,也达到教学与科研的结合。对于这一改革及其效果,历史文化学院教师的认识是肯定的。据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55.5%的教师认为这项改革很有必要,效果很好。另外45.5%的教师认为这项改革是必要的,效果良好。[2]经过几年的实践,“本科生论文写作四年的论文指导模式”得到了良好的效果。这一方案也相继被该校其他院系所采用。实践证明,论文写作过程化比学生在四年级一年仓促撰写毕业论文要好得多,既减轻了学生做毕业论文的困难,也降低了教师的指导难度,是循序渐进的模式。 二、历史学专业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这一模式效果明显,但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改进。由于时间较短,许多问题并不会得到彻底的解决。不少学生在写作论文时仍旧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 1.论文题目选择不当,造成论文写作的困难。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每学年第二学期时,就要求一年级各班级学生报送自己的论文选题方向,不少学生由于专业知识不够充实,选题仓促,所选题目要么过大,要么空泛,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困难重重,不得不中途改换题目,浪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影响了毕业论文的质量,甚至无法完成论文写作,只得延期答辩。 2.导师对论文指导不够精细,一些论文仍存在抄袭现象。一般情况下,历史文化学院教师每人指导各年级学生的学年论文总共6~10篇(还不包括毕业班学生的毕业论文),负担比较重。而且,每个教师的研究方向各不相同,无法同学生选择的论文研究方向完全一致,教师本人还有课业、科研负担,甚至,一些正高和副高职称的教师还有研究生的论文需要辅导,由于精力有限,不少老师无法精心辅导本科学生的论文,对一些学生的论文写作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不少学生论文出现问题时,教师却往往没有发现。 3.不少学生学习态度不够严谨,对毕业论文写作采取应付措施,论文粗制滥造。目前,由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非常激烈,不少大学生在入校之初,就开始谋划自己未来的就业方向,对于大学的课程学习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往往对计算机、英语,甚至驾驶等技能方面的学习投入了很大精力,本专业的学习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这样的结果使得学生专业知识浅薄,对于反映本专业素质和科研能力的毕业论文,采取东拼西凑甚至抄袭的方式来完成。学校为了毕业生就业率考虑,没有对学生严格要求,往往对于这些行为睁只眼闭只眼,使得一些粗制滥造的论文顺利过关。 三、毕业论文指导方案的改进措施 对于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历史文化学院也不断采取一些新举措,试图纠正这些不良倾向。为此,2011年11月,历史文化学院召开教师工作会议,商讨历史学专业论文写作的改革问题。不少教师提出了新的建议。笔者就此提出了一些对策。 首先,毕业论文选题所具有的可行性原则,要求学生所选题目要专业对口、可控性要大。因此,对于一些学生在大学一年级期间选择毕业论文题目有一些盲目性的问题,学院可以提供给学生一些选题方向,就如同科研工作者在申报国家或省部级课题时,都有一定的选题方向一样。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为一些没有确定研究方向的学生提供一个参考,同时也不限制学生自由选题,可以避免学生选择毕业论文题目时陷入误区,增加了写作的难度。其次,在学生初步确定论文方向后,根据学生的选题,结合教师的教学研究方向,给每个老师分配与其教学研究方向大概一致的学生毕业论文,做到教授中国史的教师能指导有关中国史的论文,世界史教师指导有关世界史的论文,近现代史教师能指导近现代史的论文。在此基础上,再根据每个教师负担的论文数量多寡进行调剂,做到平均分配。教师在指导学生的论文时,在学生的论文方向与自己的研究课题一致的情况下,也可将学生纳入自己的课题组中,教师根据研究需要,可分派学生一些任务,如查阅搜集资料等。这样,通过课题研究实践,既培养了学生的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又可高质量地完成学生的毕业论文。再次,学年论文与学生的各项荣誉以及就业、升学挂钩。作为毕业论文一部分的学年论文,学校可考虑提高学年论文的学分值,计入学生每学年的学习成绩之中。在评选各项奖学金中,也应将学年论文成绩作为参考标准,促使学生重视论文的写作。同样,学校也应考虑到学生的现实需求,毕业论文成绩与学生的就业和深造结合起来,毕业论文成绩可在评选优秀毕业生等各项荣誉中作为参考标准,成绩优秀者在报考本校研究生时可免试推荐。最后,学校需要完善对毕业论文的规范管理。主要是规范有关论文的写作标准,杜绝论文写作中的弄虚作假现象。在此方面,不少高校采取了措施。“北京化工大学探索构建了大学生论文写作‘三位一体’措施性保障机制,包括构建论文写作学术委员会、论文写作指导中心和论文写作标准化参照体系对学生进行论文写作诚信教育”[3]。这一措施关键在于使学生们端正论文写作的态度,这也可作为其他高校参考的一种管理方式。就内蒙古师范大学而言,各学院也应建立论文写作委员会,委员会的工作除了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之外,主要是监督检查学生的论文,凡是发现有抄袭现象的,要有相关的纪律处分,做到及早预防。 总之,毕业论文是培养大学生科研能力最主要的环节。通过学校各种有效的改革,不仅提升大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质量,更重要的是能改变学生只重视考试,敷衍论文写作的态度,使他们认识到论文写作也是认识问题、参与实践、培养能力的一个有效途径,更能在高校大学生中创造一个良好的科研氛围。 作者简介:王利中(1971-),男,祖籍天津,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 大学历史论文:台北市社区大学历史及现状概览 摘 要:为满足社会需求,台北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支持创建社区大学。台北市社区大学的发展经过萌芽期、试点期、创设期和发展期4个阶段,在课程开设、经费来源、课程规划以及参与社区活动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示范作用,其发展与运行对我国大陆城市社区学院的创办、建设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台北市;社区大学;历史;现状 1998年3月,由台北市民间人士组成的社区大学筹备委员会在我国台湾地区大力推动社区大学的创设。台湾地区第一所社区大学——文山社区大学于1998年7月在台北市设立。目前,台湾地区已有81所社区大学,其中,台北市已成立12所社区大学。台北市作为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社区大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示范意义。 一、台北市社区大学的发展历史 台北市社区大学发展过程分为萌芽期、试点期、创设期及发展期4个阶段。[1] (一)萌芽期(1998~1999年) 为响应社会对社区大学的需求,台北市教育局在1998年7月启动了设置社区大学计划,以委托研究并合作试点的方式,委托财团法人人本教育基金会进行台北市设置社区大学规划研究暨试点文山社区大学计划委托研究。台北市教育局于1998年9月在木栅国中开始试点台湾地区第一所社区大学——文山社区大学。 (二)试点期(1999~2002年) 1999年3月,台北市成立社区大学推动委员会,着手进行行政法规、创办计划等与开设社区大学相关的议题的研讨。 台北市教育局最初只计划在市内南区与北区各设置一所社区大学,分别是文山社区大学和士林社区大学。2000年,又增设了南港社区大学和万华社区大学,完成东、西、南、北4区均衡设置的目标。但是,社区大学的数量仍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因此,教育局又于2001年9月增设大同社区大学和信义社区大学,达到每两个行政区就有一所社区大学的目标。截至2002年,台北市已创设6所社区大学。 (三)创设期(2003~2005年) 为了让市民能方便入读,台北市教育局采取小幅度增加经费、降低主管机关委托办理事务经费和课时费以及提高学费等财政手段,到2003年将原来的6所社区大学增加至12所,达到每个行政区设置一所社区大学的目标。2003年2月,台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务委员会根据《原住民政策白皮书》成立台北市原住民部落社区大学推动小组,并于2004年4月19日正式成立台北市原住民部落社区大学。 (四)发展期(2006年起至今) 目前,台北市每所社区大学都具备至少4年的实际办学经验,在行政管理、师资建设、课堂教学、课程开发、学生服务以及社区参与、社区经营等方面,都在向制度化及规模化的方向发展。 二、台北市社区大学的创办基础 (一)社区大学设置的制度基础 根据台北市政府于1999年7月制定的《台北市政府试办社区大学实施要点》,社区大学在台北市以试点计划的方式于1999年9月正式开始试点实施,具有实验性质,并无法律依据。2002年6月,台湾地区《终身学习法》实施,其中第9条规定,台湾地区的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为推展终身学习,提供国民生活知能及人文素养,培育现代社会公民,得依规定设置社区大学或委托办理之;其设置、组织、师资、课程、招生及其他相关事项,由各级政府自定之。社区大学的设置具有了法律依据。之后,台北市社区大学设置计划依据经历了几次修订(见表1),目前实施的是2007年8月公布的《台北巿社区大学设置及管理办法》。[2] (二)公开评选须知及合同书范本相关规定 台北市社区大学以公办民营方式运行,由台北市政府采用公开评选方式委托公(私)立学校、依法登记的财团法人或公益社团法人运作。目前受委托经营机构为一个社团、三个学校法人和八个基金会,为了引导社区大学朝正常与专业的方向发展,公开招标及与承办单位签订合同的相关规定及合同范本非常详细,便于承办机构严格遵守(见表2)。 台北市社区大学的公开评选须知以及合同书范本主要按《台北市政府试点社区大学实施要点》的修订而修改,并伴随相关主管机关委托办理事务经费与约定事项的调整而进行修订。 (三)课程开设及其他规定 社区大学提供的课程主要分为学术性课程、生活艺能课程以及社团活动课程3大类。其中,生活艺能课程开设比例较高。在社区大学试点初期,台北市教育局在相关文件中规定了社区大学的开课原则、课程申报及审核要求。2001年3月,台北市教育局首先公布《台北市社区大学开课课程规范及注意事项》,目前课程开设依据是2008年10月最新修订的《台北市社区大学课程开设要点》。与开办社区大学相关的其他规定如社区大学收退费标准、社区大学教学点等也分别有详细的规定(见表3)。 三、台北市社区大学的经费来源 目前,台北市社区大学较为稳定的经费来源主要有3个:学费、台北市教育局预算内补助和台湾地区教育部门的补助。[3][4] (一)学费收入 根据《台北市社区大学收退费标准》,社区大学按照授课时数收费,每期18周,每周3节(每节50分钟),每门课学费为新台币3000元(注:本文提及的“元”均指新台币)。这项收入是目前社区大学维持运行的主要来源。 (二)台北市教育局提供的补助 台北市教育局每年提供一定的预算来支持社区大学运行,每年预算经费稳定、充足。台北市教育局1998年至2008年资助社区大学经费见表4。 (三)台湾地区教育部门的补助 从2003年起,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公布《教育部门补助及奖励社区大学及其相关团体要点》,在原本补助要点的规定中加入了奖励要点,并重新界定了补助与奖励对象及标准,其要点如下。[6] 1.补助及奖励对象 (1)补助对象:①台湾地区直辖市、县(市)政府(以下简称各县市政府)自行设立的社区大学,但不包括乡(镇、市)政府设立者;②各县市政府委托依法登记的财团法人、公益社团法人或大专校院设立的社区大学;③以推动社区大学相关业务为设置目的,并依法登记的财团法人或公益社团法人,且未设立社区大学者。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教学改革刍议 摘要:本文通过介绍历史的重要作用,指明了进行历史教学改革的必要性,提出将历史与文学相联系、将讲历史变为说历史、进行启发性学习三种历史教学的重要形式,最后呼吁新时期历史教学的改革,实现历史教学的新发展。 关键词:大学历史;影视教学;学习方式 自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以来,历史课就一直是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旧唐书?魏徵传》中曾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史为鉴,是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十分重视的传统之一,由此,中华民族形成了历朝历代重视修史的惯例。目前国内的大学也非常重视历史的教学,一些大学还专门设置了历史系或者历史学院,历史的教学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教学也逐渐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对于一些学生来说,历史是史书上那些干巴巴的名字,距离他们很遥远,听上一节课还可以,一直听下去便会觉得索然无味;其次,虽然高校的历史专业教材在不断地推陈出新,但是也只是版本不同、时间早晚而已,在其内容设置、体系编排等方面都没有什么明显变化,教师也不容易提起激情。最后,历史教学的方法基本上维持在满堂灌的形式,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老师在上面写,学生在下面记,等到下课老师走了,学生也合上笔记不再翻看。这样必然导致大学历史课堂学习效率的低下,学生历史综合能力的降低,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 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多媒体进入教学,大大丰富了大学课堂的形式。对于历史学科的教学来说,多媒体引入教学,可以改变以往死气沉沉的教学模式,实现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的突破,最终促进历史教学效果的提高。 一、 历史与文学相联系,活跃课堂,掌握多种知识 在教学工作中,教师们一直就有一个共识“文史不分家”。然而,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往往是语文老师将文学的教学与历史联系起来,通过历史背景来讲授文学,使学生们更好地理解文学,而历史老师则很少在讲历史时提到文学,就是提到也是在讲该历史时期所取得的文化成就。笔者认为,在历史的教授过程中,适当加进一些文学作品的熏陶,可以增强历史课程的效果。例如在讲授世界历史时,提到欧洲,教师就可以适当介绍一些当时的文学作品,文学与历史是相映发展的。在介绍中世纪时,由于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中世纪的政治特点就表现为,政教合一、神学取得万流归宗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进行禁欲主义,与之相应,此时的文学就表现出四种类型,即教会文学、骑士文学、城市文学、民间英雄史诗,中世纪的文学除了但丁的《神曲》之外,就没有其他可圈可点的了,由此可见中世纪的黑暗。再如讲到轰轰烈烈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教师就可以将启蒙运动、浪漫主义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相关文学作品进行介绍,将雨果、司汤达以及他们的文学作品进行相关介绍,使同学们在欣赏影视作品的同时,可以在视觉上对此有一个更为宏观的把握。这样相互借鉴,既可以使历史的把握更准确,也可以使同学们欣赏一些世界名著,拓宽视野,同时,也可一改过去历史课堂死气沉沉的场面,使历史课堂变得生动有趣。 二、 讲历史变为说历史,历史人物走下来 历史人物在大多数同学的心目中一直是躺在历史书中的名字,毫无生气,让历史人物从冷冰冰的书本上走下来,走到学生们中间,这样就可以激发同学们学习历史的兴趣,这样历史也就成为了活着的事物。采取这种办法教学可以减轻老师的负担,同时可以使学生在学习时轻松很多,现在就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百家讲坛》最初就是由厦门大学历史教授易中天的《品三国》而被观众迅速熟知的。《品三国》的出现,使得一些普通人也对于三国时期的故事日渐熟知。再如被誉为“史上最牛历史老师”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历史老师袁腾飞,通过他之口,两宋风云被缓缓讲述了出来,学生们不用埋在故纸堆里读《宋史》,就可以得知宋代的风云风貌。由此可见《百家讲坛》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的强大魅力。通过这种方式,历史人物从死气沉沉的书本上走了下来,带着历史的厚重感走到了普通人的身边,这也使历史走向了大众,不再呆在厚重的书本里。又如,借助博客讲明史的当年明月,洋洋洒洒七本书,将明朝的历史通过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讲了出来,在他的笔下,历史人物一个个向我们走来,向我们讲述着他们经历的一些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一直不被普通人了解的大明王朝逐渐向我们揭开了他神秘的面纱。在这种方式之下,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就会随之而来,他们在闲时娱乐的时候就可以掌握自己本该掌握的知识,既放松了心情,又学到了知识,可谓一举两得。 三、 启发性学习,以专题进行演练,进行研发性教学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历史课的习惯认识是历史就是死记硬背,并且要背过这些大量的、无聊的东西。其实,在世界上,许多国外的大学,背诵几乎就从来不是历史系学生们的一个基本功课。学生们更多的时间是围绕一些历史专题在图书馆里查资料、写论文。在他们看来,历史学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探索和进行实践的过程。历史系的学生们所要做的,实际上就是围绕一个个专题,去寻找相关的信息资料,进行梳理,然后再写成一个个可以给读者看的东西。这就是说历史的事实虽然很重要,但是毫无疑问历史的方法更重要。笔者十分赞同国外同行的观点。在将以上两部分内容落实好后,学生们会对于历史学有一个宏观而全面的把握,这时就需要教师根据学生们的总体状况来设立一些专题进行训练。比如将全班同学分成几个小组,再让小组决定要研究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时间就可以交给同学们自己来支配了,由于大学生们的空闲时间相对更多,他们就可以利用课外时间去图书馆查资料,制作课题。等到教师约定的时间,学生们就可以拿着自己的研究成果,走上讲台,将自己小组的研究状况向同学们进行展示与讲解,运用这种教学方法既可以锻炼学生们自己的讲演能力、组织能力,也可以促进老师和同学们之间进行学术交流,同时还可能会让老师学到不少,所谓教学相长应该就是这个道理。 同时,为了进一步拓展历史学学生们的知识面,历史系的教师们还应当充分利用自身的科研优势,来为学生们开设一些相关历史选修课程,如《四大家族专题》《中国婚姻家庭与社会》《中国文化专题》《世界文化史》等课程,使得学生在学遍必修之后,利用选修来调节学习状态。 总之,大学的历史学习是一个更为放松、更为开放的课程,可以利用各种合适的方法来探索历史学科的教学方式方法,将历史与文学相联系、将讲历史变为说历史、进行启发性学习都是探索新时期历史教学的重要形式。我们呼唤新的历史教学方式,我们期待着高校历史教学的改革,由此来培养出既具有深远的历史眼光同时又具有宽广的世界眼光的历史学本科毕业生,使他们能够经受住市场经济的挑战。 大学历史论文:提高师范大学历史教育实习效果的探索 [摘要]教育实习在师范大学未来教师的培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据实施半年制教育实习的经验,各个实习基地的情况差别很大,实习生的历史课堂教学效果差别也很大。为提高教育实习质量,师范大学应该加强教师教育类实践教学课程建设,强化学生教育教学能力培养,同时应加强师范大学学院层面对教育实习的指导。 [关键词]教育实习,实习生,教学效果 教育实习是高等师范院校的一门必修课程,是实现高等师范院校培养目标、体现师范特点的一个重要实践教学环节。以往师范大学教育实习的时间一般为六周。2007年,国务院决定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要通过部属师范大学的试点,积累经验,建立制度,为培养造就大批优秀教师和教育家奠定基础”。根据免费师范生培养方案,教育实习为半年。2009年起,教育部决定扩大招收以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主的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范围,逐渐将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转变。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实习也是半年。延长教育实习时间是为了强化学生的教育教学实践能力培养,尽快实现他们由学生向教师角色的转换。然而,仅仅增加教育实习时间并不必然提高实习的效果。本文分析了当前教育实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解决问题的途径作了一些探索。 一、教育实习的现状与问题 根据最近几年指导历史教育实习的经验,我们发现各个实习学校的情况差别很大,实习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在一些实习学校,特别是名校,学生授课的机会很少,有些甚至只上过一节新课。而教学实践能力要经过反复操练才能获得。把教育实习时间增加到半年,就是要给学生反复实践的机会。如果只上一两节新课,尽管学生作了充分的准备,老师进行了细致的指导,也很难在教学上有大的长进。还有一些实习学校安排的课则太多,有些学校把课全部交给实习生上,实习生没有充分的备课时间,有时候来不及备课就上讲台,无法得到有效的指导。在这类学校,学生实践的机会非常多,但是缺乏充分的准备,缺乏有效的指导,即便上再多的课,也未必能够提高教学水平。 实习生的教学本身也有一些问题。根据我们现场听课观察和对指导老师的访谈,归纳了实习生教学中的主要问题: 第一,对教学内容不熟悉,也不会组织教学内容。一些实习生对所教的历史史实、历史概念理解不透,把握不准确,给学生的讲解也不清楚。教学内容的组织缺乏内在联系,知识与知识之间没有逻辑关系。 第二,大部分初上讲台的实习生对重点和难点把握不准,不会根据一节课的重点和难点取舍教材内容。有些实习生虽然补充了很多材料,但只是文字的堆砌,像流水账,主线不突出。 第三,在授课过程中,很多实习生过分依赖多媒体,离开多媒体设备,就不会讲课。讲课用书面语言,缺乏生动性,不能吸引学生。 当然,每年的教育实习,也会有不少教学效果非常好的实习生,有些实习生比指导老师上同一节课的效果都要好,但这毕竟是少数。 二、问题原因分析 上述教育实习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实习学校的问题,另一类是实习生的问题。对这两类问题出现的原因分析如下: (一)实习学校 有些学校给实习生安排的上课机会少,有些学校给实习生安排的上课机会太多。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是由实习学校的客观条件造成的。在实施半年制教育实习之前,我们曾经在北京的各个实习基地做过调查。67%的教师认为,一个学期的教育实习,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影响中学教学质量,学生和家长会反对。另有28%认为会影响中学正常的教学秩序,学校领导不同意。在与中学校长的访谈中发现,重点中学的校长多不愿意接受半年教育实习,如果一定要安排,就要对每个月上课的数量有限制。而在对欠发达地区中学的调查中,校长却希望一学期的课都能让实习生上。据了解,凡是师资力量薄弱的学校,会希望实习生顶岗实习,发挥支教的作用。半年制教育实习开始实施以后,实际情况与事先调查的结果相似。有一部分实习生在中学的两个月中,只讲了一节课。而另有一部分实习生一进校就开始上课,基本上是顶岗实习,没有机会听实习学校老师的课。实习生上课的机会少,有个别是因为指导老师的课少,无法给实习生安排。大部分是因为实习生教学效果不好,指导老师不敢让他们多上课。特别是一些名校,学生、家长对教学的要求很高,学校不可能以牺牲教学质量为代价,给实习生提供充分的上课机会。而有些学校让实习生顶岗实习,确实是因为学校师资力量薄弱,需要实习生分担教学任务。 (二)实习生 实习生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表现出来的很多问题,如对中学历史教材内容不熟悉,对一些历史知识把握不准确,语言表述能力欠佳等等,这些与学生的备课情况、综合素质有关,也与师范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有一定关系。历史教学的原则、要求,历史教学方法、技能,以及如何备课等等,大学教学论类课程里面已经有过比较系统的学习,也做过一些实践练习。通过在中学的教育实习,学生可以把大学所学理论和方法用于教学实践,通过实践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提高教育教学实践能力。但是从教育实习效果来看,似乎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例如对教学内容的组织,语言表述等等,尽管中学指导老师也反复指导,但是实习生上讲台讲课后,还是有很多问题。这说明教学能力的培养,需要长时段的训练,不是通过在中学上几次课就能够培养出来。而要延长训练时间,除了增加在中学上课的次数外,还应该加强大学的实践教学类课程。前面提到中学由于各种因素制约不可能完全保证实习的数量或者质量。对于师范大学来讲,要解决问题,关键是完善大学教师教育类课程,加强实践环节,提高实践教学的质量。如果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通过适当训练获得基本的教育教学能力,到中学实习的时候,能够把一节课的内容准确、清楚地表达出来,基本完成教学任务,中学指导老师就有可能让实习生多上课,使他们得到更多的锻炼。一节成功的课,优秀是对教学内容的处理。如果讲课的时候内容重点突出、条理清晰,表述正确清楚,基本上就成功了。如果语言再生动一些、形式再活泼一些,就是一节好课。而对于教学内容的处理,以及语言、教态等等,完全可以在大学的课程中进行训练。总之,教育实习中与历史教学相关的很多内容,都可以在大学课程中提前做好准备,在中学实习的时候可作进一步提高。 三、解决问题的探索 根据对教育实习现状与问题的分析,笔者认为对于师范大学来说,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实习生。如果实习生能够在进人中学实习之前做好相关的知识、技能准备,进入中学后能把第一节课上好,实习学校方面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即便在名校,只要指导老师发现实习生上课效果还不错,也会放手让他们上课,锻炼越多,效果越好,形成良性循环。在普通学校或师资缺乏的学校,实习生如果本身能力强,则可以独挡一面,真正发挥顶岗实习的作用。而要解决实习生的问题,关键在于完善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类课程,特别是要提高实践教学环节的质量。为此,我们做了如下探索: (一)加强教师教育类课程的实践教学 目前北师大历史学院与实践教学相关的课程主要有师范生的《历史教材分析》《历史教学技能训练》,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历史课程与教材分析》和《历史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历史教材分析》课有48学时,课程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教材分析的理论与方法,约16学时,主要向学生介绍如何做历史教材分析,以及教材分析须具备的相关理论知识;第二部分为教材分析示范,约9学时,请中学老师给学生做教材分析,让学生对教材分析的方法有直观深入的认识;第三部分为教材分析练习,约23学时,老师确定课题,让学生自己做一节课的教材分析。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教材分析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熟悉中学历史教材的内容,为学生独立完成一节课教学设计,写出教案打下基础。《历史教学技能训练》有16学时。在学习过《历史教材分析》之后,与《历史教学概论》同时开设。“概论”主要由老师讲历史教学的理论、教学方法和技能、如何备课、如何做教学设计等等,“技能训练”则主要让学生进行试讲,实际操作《历史教学概论》中介绍的教学方法、备课方法等等。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比师范生的要求有所提高。《历史课程与教材分析》有48学时,分为知识讲授和实践练习两大部分,每部分大约各占24学时。知识讲授向学生介绍历史课程的沿革、历史课程改革的理念、历史课程的目标、课程内容体系、教材体例结构,各种版本教材的特点,历史教材分析的方法等,实践练习让学生选择中学历史教材中的一节课做教材分析,老师进行点评。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让学生对于中学历史课程和教材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熟悉中学历史教材中的内容,掌握分析处理教材内容的方法。《历史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分为知识讲授、案例分析和实践练习三大部分。知识讲授约8学时,向学生介绍历史教学设计的基本概念、理论依据、教学设计的主要模式等。案例分析约20学时,精选中学历史教师的课堂教学录像,先观摩,然后分析研讨,学习中学历史教师教学设计的经验。实践练习约20学时,由学生自己选择一节中学历史课做教学设计,到讲台上试讲,然后师生共同点评。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让学生初步掌握历史教学设计的理论与方法,进一步熟悉中学历史教材的内容,并能自己独立进行教学设计,完成一节课的教学任务。 (二)创新历史教育见习模式 历史教育见习分为中学现场观摩、校内远程视频观摩和录像观摩三种形式。现场观摩一般是先听课,然后再和授课教师以及该校历史教研组的教师一起研讨。校内远程视频观摩是利用网络技术将中学历史课堂教学即时传送到大学的教室,学生在大学教室同步观摩中学历史老师的课程。还可以通过网络互动,进行讨论。录像观摩主要是选择一些中学历史课堂教学录像进行观摩,研讨。目前我们采用较多的是后两种形式。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设计出“优秀中学历史课观摩研讨”的基本模式:同学课前预习,写出教学目标和讲课思路一观看优秀课录像——授课教师说课一中学特级教师或历史教研员评课——大学历史专业课教师评课一回答同学提问。同学们的预习和听课记录是教育见习成绩评定的主要依据。这种观摩课师范生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都可以参加。经过几轮尝试,同学们反响热烈,认为这种形式的观摩研讨非常有效,收获很大。当然,这种观摩研讨要动用大量人力,组织起来有一定难度,不可能每次见习都采用这种形式,一般是和其他见习形式穿插进行。 (三)实习的集中指导 由于各个实习学校情况不同,对实习生的指导力度也有差别。为了保证教育实习的基本要求,有必要加强学院层面对教育实习的集中指导。根据我们指导本科生教育实习的经验,实习期间,可以每一周或两周召集实习的同学开一次交流会,介绍自己在实习学校学习的经验和遇到的问题。每组可以选一节课进行试讲,各组同学之间互相点评。中学实习结束后,进行教育实结时,也可以安排各组同学汇报交流实习期间的收获,播放实习期间的教学录像互相观摩,请中学老师和大学教学法老师点评。 (四)对实习学校选择的一些思考 由于各个学校的学生学习态度、已有知识基础等情况差别很大,所以教师针对本校学生实际所采用的教育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也会各有特色。普通中学能够锻炼实习生的教育能力,因为普通中学的教师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把一些不爱学习的学生转变为爱学习的学生。重点中学则对教师的历史专业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类学校的学生往往不满足于教科书中的内容,教师要补充大量课外知识才能满足学生的求知欲。实习生应该对这两类学校都有体验。可以让实习生分段在两个中学实习,一段在示范校,一段在普通校。以四个月的实习时间为例。第一个月在师范大学校内进行教育实习的各项准备工作,第二个月在示范校实习,第三个月在普通校实习,第四个月返校做教育实习成果汇报,交流实习经验。这样能够让实习生更好地了解不同中学的学情,体验和实践因材施教的原则。 [作者简介]郑林,男,1966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历史课程与教学论。 大学历史论文:基于GIS的武汉大学历史校园景观研究前瞻 摘 要:目前基于GIS的景观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领域,对于GIS应用于中微观的景观研究探讨的研究成果仍然少见。本研究通过把GIS分析技术应用于武汉大学校园景观分析,在GIS技术应用于中微观景观分析层面做出贡献。本文主要内容为前期准备工作与相关成果。 关键词:GIS;武汉大学;景观分析 1 引言 武汉大学校园景观环境有着独特的魅力,尤其是围绕着珞珈山与狮子山为主体的校园景观环境代表着武汉大学悠久的校园历史与独特的人文环境。两座山周围有着武汉大学的早期建筑群,如老图书馆、老文法学院、樱花古堡、理学院、行政楼等。这些建筑之间形成了独特的景观与交往空间。珞珈山与狮子山所围绕的武汉大学历史校园景观环境,有其可分析与利用的价值。 传统的景观分析是一种基于人的主观认识的分析,是一种对环境的感性认识。而GIS强大的空间及属性数据管理与空间分析功能为实现数字景观规划、量化分析、三维场景下的可视化景观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通过建立GIS的景观要素库、三维景观模型库等,结合遥感影像,景观规划工作者可以在较真实的、较直观的三维景观环境下进行景观规划与量化分析。 以往的基于GIS景观分析多为宏观层次的如景观斑块分析、景观指数分析、景观指数分析、景观生态分析等。张林艳等(2008)对景观格局分析指数的选取进行了研究,“在简要阐明构建景观格局指数中颇具代表性的理论基点(如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景观镶嵌模型)的基础之上,针对普遍存在的混淆和误用景观指数的事实,叙述了合理选用景观指数的基本原则。最后,引介国外Ritters和O’Neill等人所推荐的具有广泛应用价值的5个景观指数:平均斑块边缘一面积比、蔓延度、相对斑块面积、分维数及斑块类型/景观类型/土地覆盖类型”①, 为广大景观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参考。张永达等(2004)进行的以GIS为优秀的昌平区景观生态分析与规划信息系统研究,采用COM 组件技术建立一个通用的GIS 平台,并在此平台基础上开发景观指数分析与景观规划等模块,主要为景观指数的分析与景观规划研究提供参考;②蔡明玉等(2008)进行了基于3S 技术的城市辐射效应景观分析,采用了3S 技术进行缓冲区分析,并以蓬莱市为例从景观与斑块两个层次对城市辐射效应与景观结构关系进行了研究;③贾维花等(2011)进行了基于TM 影像的曲阜市农村居民点空间景观分析;严登华(2004)进行了东辽河流域景观格局及其动态变化研究;刘国海等(2011)进行了基于GIS 技术的森林景观空间格局分析(以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为例);王彬等(2007)进行了基于GIS 的广东地名景观分析;郝彩莲等(2011)进行了滦河流域景观格局变化及其驱动因子分析;Ruedisser,J等(2011)利用GIS 技术在澳地利进行了生物多样性研究;Carver,S 等(2011)利用GIS技术提出了一套可反复利用、可借鉴的方法支持测绘以保护自然景观,并在苏格兰的两个国家公园:Cairngorms 公园与Trossachs 公园进行验证,支持景观特征的评估、发展与控制……由此可以看出,以GIS技术为平台进行宏观层面的景观分析论述十分常见,但是对于中微观层面的景观分析的论述却比较少,因此,在这一领域急需做出理论与实践性的探讨,为中微观层面的景观分析与规划提供参考。本研究试图在GIS环境下对武汉大学校园景观进行分析,探索中观层次的景观分析方法。 2 研究目标 研究从三个方面展开,具体目标如下: 1)校园景观GIS建库 根据对珞珈山与狮子山的调研,结合武汉大学地形图,构建景观分析原始数据库。建库的主要内容包括:地形、现状建筑、现状交通、现状绿化、现状水域,形成数据库,全面反映校园景观的真实情况。 2) GIS环境下的景观分析方法探索 根据建立的GIS校园景观库,对现状景观要素进行分析,得出现状结论与问题,以及对以后的景观规划设计提出一些建议。如,地形分析(坡度、坡向)、建筑物分析、绿植分析、水域分析、道路分析、日照分析、天际线分析、节点分析、视域分析、视线分析、视点分析、高程分析、轴线分析等等。 3 )三维景观可视化研究 结合三维建模软件,通过建立景观要素三维模型,实现校园景观的三维可视化浏览与动画等功能,将武汉大学历史校园景观展现出来,让规划师、公众与决策者能够对武汉大学历史校园景观有一个详尽的理解,为以后的校园景观规划提供参考。 3 研究内容 3.1校园景观GIS建库 关于校园景观GIS建库,研究需要实现的目标如下: 1)真实再现现状。通过对地形、属性的描述、照片及简介链接等多样化的手段,还原一个丰富、真实的现状环境(如图1、图2、图3、图4所示)。 2)能够支持空间、景观分析,数据结构和数据内容要能够支持后续的空间、景观分析。进行的空间与景观分析能够为后期的景观规划提供所需求的数据与信息,能以量化的方式为后续规划与管理做出指导,形成关于武汉大学校园历史景观的珍贵资料。具体而言,研究需要完成以下建库内容: ①地形数据库:对所选片区进行地形TIN模型建立,形成高程数据库。 ②现状建筑数据库:对片区内约千栋建筑的普调数据,进行信息入库,包括建筑名称、建筑结构、建筑层数、使用单位、建筑风貌、建筑质量、建筑功能及年代等,同时建立武汉大学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模型,纳入到GIS数据库中。 ③现状绿植数据库:对现状绿植进行两个层级分类,一类是沿道路的行道树划分为带状要素,二是片区的绿植划分为点状要素,点状要素可以分为大型点状与小型点状要素。 ④现状交通数据库:对现状道路的调研数据进行GIS建库,建库内容包括:道路名称、道路类型、道路宽度、服务对象、人车流量、畅通情况、路面质量、铺装类型、历史价值、照片链接、道路断面、校门、交通标志等。 ⑤现状水域数据库:对现状的水域进行数据统计并进行GIS建库,建库内容包括:水面面积、形状、水面周长等等。 3.2 GIS环境下的景观分析 地形坡度与坡向分析:数字高程模型(DEM)是GIS技术的关键数据库之一,通过建立武汉大学珞珈山与狮子山的数字高程模型,进行三维地理空间模拟,产生出坡度、坡向、平面曲率、汇水面积等等,通过这些因子在地貌形态模拟与生态环境研究上的应用,可以为后期景观分析(景观视线分析与天际线分析)与规划提供依据。 建筑分析:对于建筑的分析主要是对武汉大学现存的老建筑进行建设年代、建筑层数、建筑风格与使用情况等进行分析。对于老建筑的分析有利于形成历史建筑保护与后期景观保护规划,例如根据GIS分析的建筑年代在校区的分布情况进行建筑分类保护,根据分析的建筑层数控制后期规划与建设。 绿植分析:对于绿植的分析可以深入到绿植的面积、绿植的种类、绿植的生长规律,乔木的生长年龄、冠径大小。根据绿植的生长规律预测武汉大学历史校区绿植未来变化情况,指导未来绿植规划与建设。 交通分析:对于交通的分析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交通的可达性、交通与景观空间的联系性、交通对于景观视线的引导性等等。景观分析中的交通分析是关键点,交通分析可以为后期的景观分析中的交通规划提供量化的依据。 水域景观分析:武汉大学历史校区中的水域只有未名湖与月亮湖,武汉大学历史校区有着东湖良好的水域景观,对于水域景观可服务的范围与可视性进行分析,指导后期水域景观规划。 轴线分析:轴线是景观规划设计中重要的元素,武汉大学老校区在进行规划时严格考查了轴线关系,合并校区后也存在着明显的轴线关系,对老图馆—工学部一号楼轴线、理学楼—行政楼轴线、人文馆—卿体育馆轴线三条轴线进行分析,研究景观轴线规划景观丰富度与景观缺失,为未来的景观规划与建设提供建设性方案。 4 关键技术与技术路线 本次研究的关键在于对现状景观环境的分析,因此关键技术在于如何使现状的环境在GIS环境下再现,并对各类景观要素进行定量性的分析。 本研究首先从国内外已有的基于GIS的景观分析入手,收集武汉大学历史校区的景观要素数据,把相关数据输入到GIS研究平台,形成GIS基础数据库,以此为基础完成坡度/坡向、现状容积率、绿化率、水体面积、道路可达性、现状天际线、现状轴线、景观节点、景观视域、景观视线、景观视点的分析,形成现状景观图纸;完成前期分析后,根据景观规划要点:地形、建筑物、绿植、水域、道路、天际线、节点、轴线等进行GIS景观规划数据库的建立;最后形成GIS景观规划总数据库,实现景观规划设计数据查询与景观规划管理(技术路线详见图5)。 5 总结 基于GIS的景观规划研究是对传统景观规划研究的批判性提升,既吸取传统景观规划研究中的相关要素,又利用GIS分析的先进技术实现传统景观规划研究中不容易的量化分析,是景观规划研究质的升华。本研究目前已完成武汉大学历史校区相关景观要素的前期数据调查与收集,并进行了GIS基础数据库建立,初步进行基于GIS的景观分析。当然,在研究中有着许多技术难题需要解决,希望得到更多专家与学者的指导。 大学历史论文:浅议大学历史教学中如何贯彻德育思想 摘要:古今中外史学思想都渗透着道德史观。本文结合教学实践,提出了大学历史教学中贯彻德育思想的思路:历史学科的的德育思想要结合现实,并与大学生的人格修养、人生观与职业观的培育密切结合。 关键词:德育思想;大学历史;教学过程;人格修养;人生观;职业观 大学历史课程承担着向大学生传授历史知识的重任。史实是客观的,历史课程往往意味着对史实的传输与复述。但是,大学历史课程不能简单地满足于知识的传授,也应该成为大学德育思想的重要载体,使大学生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放眼世界,鉴古知今,从而更加珍惜现实,热爱生活。古今中外的史学思想也都体现了这种既尊重史实、又不拘泥于史实的现实主义思想。 中国古代的史学思想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说文解字》日:“历,过也。”“史,记事也。从右持中,中,正也。”大意为历史就是记录过去的事件,记录历史要保持中正。但中国古代哲学文化的特殊性却使先人的历史观很早就突破了客观记事的意识。 首先,古代学科体系尚不健全,造成文史界限不清,文史著作一起承担着记载当时几乎所有文明成果的重任。中国古代历史著作和史学论述就不局限于对史实的记载和考证,还承担着今天地理等自然科学、时政等社会科学的重任。所以中国古代的史学意识能轻易地突破纪实性的藩篱,以开阔的眼界、博大的胸怀服务现实。 其次,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中“德性”意识根深蒂固。与西方传统中崇尚智慧的“智性”文化相比,中国古代文化是不折不扣的“伦理道德型”文化。儒家思想曾充当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其根基也在于对史学的阐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其记载鲁国史实的《春秋》一书体现了褒善惩恶的春秋笔法,这为后世史学思想作了奠基,并使儒家道德伦理型文化深入人心。“《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西方史学界的道德意识同样源远流长,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奠定了道德史观的基础。“史学目的论上,中国古典史学从惩恶扬善、鉴诫资治到经世,与西方古典史学的垂训目的相同。”古希腊的伊索克拉底很早就提出了“历史是道德范例”的观点。吉罗马三大史学家之一的李维著有《建城以来史》,体现了史学教育功用的倾向,“把罗马史家的垂训思想发展到他那个时代的水平。李维对罗马人的精神风貌的称颂是多具深意的,这就涉及他的道德史观。在他看来,罗马的兴衰存亡,可以从道德的演变来作出解释:罗马先人崇尚清贫节俭、英勇奋斗而使国家日益强大,后来因奢侈贪婪、不思进取而使国家日益衰退。总之,国家随道德的力量而日益发达,又随道德的沦丧而腐朽衰亡。道德似一把无形的尺子,可以衡量出罗马国家历史演变的状况,史学的鉴诫作用及道德的教育力量于此可见一斑。” 历史教育本有的德性意识却在新时期受到严峻挑战。新世纪的中国处于转型期,曾被视为象牙塔的大学校园也不再单纯。大学生面临着更多的诱惑,日益功利化的大学排名也使得教育管理者和工作者不再把育人放在重要的地位,以教书育人为第一使命的大学校园就这样把自己的使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面对这种岌岌可危的形势,教育工作者亟须改变思路。在大学自然科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上,要摆脱“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惯性思维,重视人文素质和德育的培养。无论从事什么专业,大学生都要在加强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注重自身的德育修养,以过硬的人格魅力提升竞争力。大学历史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更应以历史责任感,把专业知识的讲授与德育结合起来。基于此,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略述一管之见。 首先,历史学科的德育思想要与大学生的人格修养密切结合。中外历史上的道德楷模层出不穷,教师应充分利用课堂实例,向学生加强正确的思想引导。如儒家思想的创始者孔子极为重视君子的道德修养,他在《论语・公冶长》有这样一句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意思是,决不能为了现实的功利放弃道德原则,从而形成了超凡的人格魅力,影响后世。在《论语・季氏》中孔子又谈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意思是高雅的追求可以培养出君子彬彬有礼的气质和举止。同样道理,不学历史也无从找到定位人格魅力的坐标。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更透彻地映照出自身的不足。 其次,历史学科的德育应该与大学生的人生观密切结合。人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现实的功业很重要,但成就功业的主体――人本身必须首先有正确的人生追求,否则,再大的理想都会成空。古今中外不乏这样的实例。如唐太宗善于纳谏,重视听取反面意见,即便名臣魏徵再激烈的诤言他都能接受,最后终于创造了“贞观之治”的盛世。他本人也以一代明君的正面形象彪炳史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秦始皇与隋炀帝二人的暴政,他们在国家一统、繁荣富强的背景下迷失了人生的方向,把放纵欲望视为人生追求的目标,最终都因穷奢极欲、忽视民生,使国家走向衰落,其自身也留下了暴君的千古骂名。 教师在讲述这些历史事实的时候,决不能只满足于史实的灌输,更要把道德教育的目标体现出来,提醒大学生在走向社会之前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在正当的人生追求下才能有光明的前途;否则,如果一味地通过不择手段来达到成功,即使一时得志,但在下一步的高层次竞争中最终还会遭到失败。大学历史课程如果没有德育的熏陶,学生就会只重视专业知识的学习,不会举一反三,不会从历史事实中真正汲取经验教训。如果大学历史教师一味地把渲染血腥的史实和花边传说视为吸引学生的手段,最终也会使学生迷失人生的方向。 再次,大学历史教学中的德育教育还要与正确的职业观培养密切结合。在大学不断扩招的背景下,大学生的择业问题日益成为社会难题。在这种背景下,很多学生心灰意冷,不但在最终择业的时候无从下手,就是在平时的学习中也不知道如何作准备。他们往往盲目从众,见别人考各种资格证自己也考,见大家涌向竞争公务员的千军万马中,自己也毫不犹豫地追随,完全不考虑自身的实际。面对这种难题,德育主导的职业观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职业观教育看似与历史教学毫无关联,实则不然,历史教学完全可以承担一部分正确的职业观的教育。当今社会竞争激烈,人们面临各种压力,尚未立业的大学生精神压力更大,往往感到迷茫,在各种负面新闻的影响下,更容易形成消极心态,放松道德追求。其实,负面新闻频出并不能代表社会更加不公,只是从侧面说明现在信息更加透明;微博等代表社会舆论的先进网络手段加强了对尚不完善的社会制度的监督,这样公众的良知会有更多的表达手段。所以,大学生在择业中也不妨把网络监督等手段与职业选择结合起来,在以德立身的基础上再以德立业。 另外,现在传统文化复兴满足了很多人的求知欲,尤其是很多因各种原因错过高层次教育的大众更加渴求补上传统文化这一课。大学历史系学生完全可以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优势,结合现在先进的网络手段,开设各种知识讲座,以平易近人的手法向大众传播历史知识,引导人们的道德观。在这个变化越来越快的现实社会中,没有绝对的冷门学科。大学历史教师应该以自己的专业优势,高屋建瓴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引导学生形成这种德育主导的职业观。 总之,历史教学关注史实,史实应客观,但认识历史、评价历史的动机和心态不能冰冷无情,应多以道德的血液净化之,这也是古今中外历史研究者的共识。基于这个理念,大学历史教学就应贯彻德育理念,以期对受教育者的人格修养、人生观、职业观都能产生健康向上的影响。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糊涂”教学法探讨 摘要:“授――受”教学模式在历史教学中一直占据着垄断地位,这种历史教学模式的主要缺陷在于“去问题化”。教师通过“糊涂”教学可以变“去问题化”的灌输式教学为探究式教学,其优秀在于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激活学生的思维,引导他们自己去探索问题并解决问题,从而把历史学习从“接受式”学习转变为主动探究和积极建构式学习。 关键词:历史教学;去问题化;探究式学习 历史教学中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一直受广大师生的诟病,被认为是“去问题化”的“授――受”式教学,扼杀了学生的质疑精神和探索热情。但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在大学,这种教学模式在历史教学中都一直占据着垄断地位,课堂教学的基本方式是单向的“刺激――反应”。以大学历史教学为例,大学历史教师喜欢以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学养使课堂教学成为教师的“独舞”。有研究表明:知识不是通过教师讲授获得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并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来获得的。大学历史教学如何体现这种理念,超越传统教学的困境,突破灌输式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潜能,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作为一位大学历史理论课教师,笔者深刻理解问题意识、独立思考、意义建构等对于学生成长的意义。在大学历史理论课教学中,笔者试图尝试一种与“授――受”式教学不同的教学方式,即变“去问题化”的灌输式教学为探索研究性的“糊涂”教学。 一、大学历史教学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差异 传统的历史教学模式是典型的“去问题化”的“明白”教学,即教师通过教学让学生弄清历史发展,解答学生的疑问。学生的历史学习越“明白”,教师的历史教学越“成功”。在中学阶段,历史教学的目的是为学生打下历史知识基础,对学生进行历史教育启蒙,所以基础性和确定性是中学历史知识的基本特点。历史知识的基础性决定了其确定性,对学生来说,知识的范围是确定的,知识的性质也是确定的,因为具有争议的历史问题是难以进入中学历史课本的。这种确定性对学生来说就是一种权威,留给他们思考与选择的空间很有限,所以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与记忆。 在中学历史学习中,跨越知识的边界去探索新知被认为是多余的,挖掘知识背后的问题被视为“钻牛角尖”。很多中学历史教师在教学中经常问学生的是“知识都掌握了吗”“内容都理解了吗”等问题。学生带着问题进教室,带着知识出教室,“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以转化为知识而结束。在这样的教学中,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探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促进学生形成对问题的独立见解成为“副产品”。尽管中学历史新课程对内容的编排与教学要求有了很大改变,但由于教学目标的艰巨性和学生历史知识基础的薄弱、学习时间有限等,教师在教学中很难真正解放学生的思想,仍然是以“授――受”式教学方式把历史知识灌输给学生。这样,学生的接受能力与思维空间都被限制了。 大学的历史教学与中学的不同。中学历史教学以打基础为主要目的,以边界明确、内容确定的知识为教学内容,重在让学生受到历史启蒙教育。大学历史教学以学生独立思考为主要目的,重在帮助学生拓展历史视野,开拓自我发展空间。因此,突破中学历史教学局限性,改革“授――受”教学模式,激活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探索、独立解决问题,成为大学历史教学的重要方面。 二、“糊涂”教学法在大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糊涂”教学法是指教师在教学中让学生从“明白”到“糊涂”,再从“糊涂”到“明白”的一种教学方法。首先让学生认识到在“已掌握的”“没有问题的”知识背后存在着巨大的“没掌握的”空间,存着无限“有问题的”视角,变“我明白了”到“我糊涂了”。其次要让学生从“糊涂”中明白过来,积极探索通向“明白”的途径与方法。学生在质疑状态下积极探索学习,独立思考,用心论证,形成自己的见解。 “糊涂”教学法的第一步是帮助学生突破中学历史知识的界限,把学生大脑中封闭的历史知识“外壳”击碎,变封闭的知识体系为开放的结构优秀,即变“明白”为“糊涂”,变“已知”为“未知”。大学历史教学已突破了基础性的局限,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具有了巨大的发挥空间。一方面,教师通过扩大知识量突破学生大脑中历史知识的边界,让学生认识到历史的无限丰富性和无限复杂性,引导他们理解历史世界对每一个人来说永远都是无限的,因此在历史学习与探索中永远不存在“我已经掌握了”,只存在“我又进步了”。大学历史教学要帮助学生突破原有知识的界限,引导他们积极探索无限的历史空间。另一方面,教师在教学中要把阐释不同的学术争议作为重要内容,把相互冲突的观点与认识展示给学生,让他们认识到历史知识不存在绝对的确定,只有相对的确定。在探索历史过程中,无论是深度的拓展还是角度的变换,都可能影响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确定性认识,因此,培养学生多层次、多角度思考历史问题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大学历史教学的基本要求。 “糊涂”教学法的第二步是教师在教学中要“授人以渔”,即引导学生在“糊涂”中去追寻“明白”,这是“糊涂”教学法的关键环节。当学生固有的知识结构和体系被打破后,必然会出现一定的“糊涂”时期。在这一时期,学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相互矛盾的。这些问题对于有一定知识基础和强烈求知欲的大学生来说是求知与探索的诱因。面对这种情况,有些大学教师习惯于在学生面前展示其较高的知识水平和良好的口才,把学生的疑问置于其“权威”论断之下,在“解决”学生疑问的同时也击垮了学生的质疑精神。这样的教学仍然是中学“明白”教学的延伸,学生依然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在能力上难有大的提升。 “糊涂”教学采取的策略是:当学生“糊涂”时,教师对学生的问题也采取“糊涂”策略,即不直接以知识传授的方式解答问题,而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和寻找答案。教师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帮助学生寻找解决问题的切入口,教给学生怎样形成假设、怎样查找资料,然后尝试论证,形成自己的观点。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必然会接触到其他人的思想与观点,教师则引导学生学会吸收但不盲从、尊重但不迷信,坚持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见解。 敢于承认“糊涂”,勇于面对“糊涂”,是科学探索的前提。大学教师常会把自己的探索成果拿出来与学生分享,这样学生不仅能从中获取丰富的知识,也能受到学科前沿研究的启发。教师正在探索的问题往往是学术前沿问题,与学生一起分享可以把学生的研究触角带进学科前沿。教师提出问题后,可以与学生共同探索,而学生在与教师共同探索中也可以学到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步骤,学会查阅资料、收集有用信息,学会提炼观点和论证方法等。 三、“糊涂”教学法在教学实践中的运用 下面笔者介绍一个运用“糊涂”教学法的案例――“亚细亚生产方式”教学。 在大学历史教学中,教师讲授唯物史观历史规律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难以回避的教学内容。从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算起,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含义的争论已逾百年。在20世纪,中国学者也曾对此展开过三次大规模争论。一大批著名的学者都曾参与争论,提出的观点非常丰富,涉及的理论基础与政治现实也极为复杂。教师在教学中很难通过讲授把问题讲透,而学生仅听教师的讲授也很难真正理解问题。对师生来说,最困难的还在于有关争论最终没有一个统一结论。面对这样一个理论问题,笔者在教学中采用了“糊涂”教学法。 在上课之前,笔者首先引导学生回顾他们在过去的历史学习中了解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他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然后,笔者按时间顺序分三个阶段分别讲述了中国学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随后,笔者打破时间顺序,把各种观点进行归类。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阶段论,即把它定位为五种生产方式的一个阶段,或是原始社会,或是奴隶社会,或是封建社会等;二是特殊论,即把它视为特殊的东方社会形态;三是放弃论,即把它视为马克思后来放弃了的一个不确切的概念。讲述完之后,笔者开始接受学生提问。不出所料,学生对于如此众多的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解释与论述感觉“糊涂”,于是疑问也就随之产生。 当笔者停止讲授时,学生立即踊跃提问。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可以看出,学生们是想从笔者这里直接获得一个确定的答案,这显然是他们常用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于是,笔者告诉他们笔者自己也还在探索与思考之中,没有形成最后的看法。对于笔者的“糊涂”,学生们显得很诧异。 也许是笔者的“糊涂”让学生失去了“说错”的压力,也许是这样的确刺激了他们的思维。笔者期待的情景出现了:学生们开始踊跃地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令笔者感到兴奋的是,有学生提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追寻马克思的本义;还有学生提出,理解各位学者的观点不仅要看他们立论的理论依据,还要看他们提出这一观点的时代因素……为了不使问题过于宽泛,笔者引导学生们集中精力探究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义。这样,笔者和学生们一起思考进一步探究的方案。 笔者告诉学生,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起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的一段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五个时代。”学者们对这句话的不同理解就成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争的理论源头。有学生立即提出,序言是对正文的说明,要理解序言的内容,首先要看正文,即查阅《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笔者和学生们都认为这是个正确思路,于是就确定了探究的第一步。在探究过程中,学生们很快发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写作前后,还发表了关于东方社会(主要是印度和中国历史与社会)的多篇文章,他们认为这些文章也是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关键。 在共同探究过程中,笔者提醒学生:《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是《资本论》第一卷的底稿,应把《资本论》也联系起来看。19世纪70年代后,马克思对社会所有制进行了大量研究,晚年他还写了大量“人类学笔论”和“历史学笔记”,其中关于公社的论述也是理解马克思晚年“亚细亚生产方式”思想的重要参考。 学生们的探究热情超乎预料。大部分学生都认真查阅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形成了自己的认识。最后,笔者组织了一次课堂讨论,让学生积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在学生讨论过程中,笔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学生还与笔者一起讨论。当然,这正是笔者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糊涂”教学法作为大学历史探究式教学的一种尝试,在学生中的反响是超出预期的。从学生们的课后感想中,笔者发现他们对历史学习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一是他们不再把记忆视为学习历史的唯一目的;二是他们开始认识到历史学习是需要探究与思考的,真正的收获来源于探究与思考;三是他们不再迷信权威的观点和结论,开始学会独立探究、自我论证,从而形成自己独立的见解;四是他们对研究性学习有了深刻体悟,逐渐学会了研究问题,学会了分析与鉴别问题。 综上所述,“糊涂”教学法的优秀在于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激活学生的思维,引导他们自己去探索问题并解决问题。这样,学生把历史学习从“接受式”学习转变为主动探索、积极建构的学习。 大学历史论文:中学历史教育改革下的大学历史教育 自上世纪末,国家开始在中学进行历史科课程改革后,中学历史教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教学观念变化的指导和带动下,国家教育部也放宽了在教材方面的束缚,先后出现了几个版本的教材,如人教版、北师大版、华师大版等,还有一些地方性教材,使教材变得越来越丰富。教材的内容也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以前大学历史教材的缩写,变成了适应当代形势发展变化和中学生心理发展阶段的新版教材。与大学历史系教材有了较大的差异。因此,大学历史教师,必须深刻认识这种变化,并思考在教学中如何适应这种变化。 新形势下的 大学历史教师必备的思想素质 传统的大学对历史教师一般的素质要求是:对于所担负的某一段历史的教学,只要熟悉此段历史的体系结构,和基本的历史史实,给学生讲清楚也就可以了。较为负责任的教师再深入地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增加一些教材以外的知识也就足够了。无论是中学教学适应大学教学,还是大学教学适应中学教学,都没有考虑学生发展的因素。实际上,这种大学历史教育是脱离中学历史教育培养精英的一种教育模式。 如今,中学历史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是以育人为主。新形势下的大学历史教师所具备的素质应作重大的调整。 首先,以较高的教师德性从事教学。实际上,高校教师德性是培养中学教师德性的关键一环,虽然不能说高校教师的德性决定了中学育人的水平及效果,却可以对将来中学历史教学的主体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大学教师的德性越突出,那么这种影响力也就越强大。 大学教师德性的构成可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教师心理上高度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包括对国家、对社会、对学生个人的高度负责精神。中学时期正是一个人内心世界形成的关键期,他(她)们所受到的影响主要来源于社会、家庭、学校和教师。社会的复杂性造成了对中学生影响的不确定性,面对正处于心理发育叛逆期(或逆反心理期)的孩子,家长对孩子的影响也主要以社会性影响为主,思想与品德的教育为辅,容易使中学生的心理产生偏差。学生一天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学校渡过,与教师接触最多,教师也最了解学生,能够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实施正面的、正确的国家观、社会观、人生观及道德观的教育。在这种教育过程中,除了历史学科有其自身优势外,历史教师的德性就成为了关键因素。在现今,大学教师除了要拥有敬业精神及高度的责任认同外,还应具有平等精神、关爱精神、人格尊重等德性,把内在的善良动机和情感付诸教育活动之中,通过这种活动使学生感受到什么是教师之德,潜移默化,培养出德性较高的中学教师。 二、教师的公正德性。教师针对学生所体现出来的公正自古就有,孔子在教育实践中对不同的学生所实施的教育方法,实际上就是教师公正德性的完美表现。首先,孔子倡导举办私学,使不同层次的人都能够接受教育,打破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实现了一种社会性的公正,它是教师公正德性的最高层次。现今在许多大学里,许多贫困学生面临的辍学、欠费退学或不能正常学习的情况,无疑是教育公正德性的严重危机。折射在教师身上是对物欲、金钱的狂热追逐,从而多方面丧失了教师的道德和良心。虽然是少数现象,但是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广泛的。其次,是孔子在具体的教育实际中,因材施教,使每个受教育者得到合理的需要和合理的评价。这种教育可谓尽善尽美。所以,当代教师应该像孔子那样,用心去体验教育的公正性而不仅仅是停留在遵守教师的公正德性,把公正真正落实到不同材质的学生身上,正大光明、质朴、公道,把无私、关爱的“仁”的品德在教学中展现给学生,才能发挥教师德性的效力和作用。 其次,以职业为美点燃自己教书育人的生命之火。人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教师来传承的,特别是历史教育,在知识传承、文明传承和精神传承中居于主导地位。历史教师职业不是热门专业,但是它在社会精神文明及价值观教育方面又是其他专业所无法取代的。因此,对于选择了历史教师这一职业的人来说,要建立以职业为美的心境,超越纯粹物质欲望的追求,把自己所做的平凡工作与新一代的成长、人类生命的延续联系在一起,与个人收获的快乐、自我价值的实现联系在一起,从而获得心理上美的体验与意识,形成以职业为美的内心情感。当达到这种境界时,就不再把历史教师这一职业当作对社会的一种牺牲或付出,而是对社会的一种创造,它创造了年轻一代的灵魂,创造了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是人类美的最高境界。具备了这种情感,历史教师职业就不再是枯燥的、贫穷的、冷门的职业,而是愉悦的、高尚的职业,是能够体现自己生命价值的职业。 新形势下 大学历史教师专业结构必须发展 以往,大学历史教师的专业性非常强,排斥了其他相关学科在历史教育中的作用,对社会的解释与理解是单线条的,无法发挥历史学在认识社会时的优势。自八十年代以来,大学历史教师虽然在历史研究方面拓宽了渠道,但在教学上变更较少。自上世纪末中学教学以面向生活为主,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主,以智力开发为主,使中学教材的内容失去了系统性,知识结构不再具有体系性,而趋向于知识以历史为优秀的综合性。它基本涵盖地理学科、政治学科、法律学科、心理学科、经济学科、社会学科等多种学科的内容。虽然学生在校学习时接触过某一单一学科,距离中学历史教学内容的要求仍较遥远。为培养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高校历史教师在坚持本专业知识体系的同时,必须扩展单一的历史知识结构为复合的知识结构,以便于运用综合知识为学生做出认识社会、解决问题的榜样,使学生逐渐地学会一种新的教学方式。实际上,在历史教材内容中就已经包含了多种学科的知识,若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历史教师,必然要对这些学科的知识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学习其中几种知识的体系,并将其融入到教学之中即可。这样既可以增强教学的艺术性的吸引力,又可以使学生形成知识的综合意识,而且为将来驾驭变化了的中学历史教材奠定了坚实的意识基础。 在知识结构之外,专业结构还包括能力结构、专业服务精神两个方面。能力结构可以包括教师的审美能力、语言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组织能力、与学生的沟通能力等等。教育与教学过程并非仅是用语言传授知识的过程,而是需要达到多种目标的过程,并且每一种目标则需要一种或几种能力来完成。专业服务精神是历史教师对历史专业的执著,包括上面所谈及的思想素质和对社会价值取向的抵抗能力。 大学历史教育教学方式的变革 中学历史教育方式的变革开始极大地促进大学历史教育方式的改革。在中学历史教材变革的同时,其教学观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大学历史教学也不得不适应国家教育理念的发展和中学教师的需要而进行必要的改革。 教学观念的改革。以往大学历史教育和教学培养的目标是历史精英型的人才,在历史学科方面拥有完整无缺的知识体系和较深的历史理论水平,也就是说是培养历史研究型的人才。中学历史教学的培养目标是具有民主、平等精神、创造精神和遵守法律的现代社会的公民,中学历史教学实际上是大学历史教学的缩影。大学历史教育承担着培养实现这一目标的教师队伍,就要首先使这支教师队伍具备民主平等精神、创造精神和遵守法律的现代社会公民的素质、意识和能力。改变单一的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势在必行,其培养方向首选复合型人才,其次为能力型人才,再次为观念开放型人才。 教学方法的变革。为适应多种人才的培养,也必须改革过去那种完全的教师讲授的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为主,根据学生参差不一的情况,采用分组讨论、师生主题对话、不同层次的作业、指导问题的研究、撰写论文、社会调查、资料收集、专题讲座等多种方式方法,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能力,达到综合发展的目的。 教学手段的改进。利用现代化的声音资料、影像资料、图片资料以及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实地情景教学等多种多样的手段,加强教学效果。 教育教学综合环境的改革。历史教育主要以思想教育、精神教育、价值观教育为主,单凭几个教师或单个的历史系来努力是无法取得较好的效果的。应该创设良好的校园环境,实现教师在教学中所描绘的那种环境和理想,使学生受教于其中,乐在其中,树立牢固的信念于其中。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课堂教学的减法与加法 摘要: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存在多种弊端,知识在讲授与接受过程中总处于不断减损的状态,是大学历史课堂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各种弊端的症结集中体现在教师的教法与学生的学法方面,为使知识能够在被学生获得与掌握的环节中取得一种增量,需要教师在教法上与学生在学法上都同时作出改进。 关键词:课堂教学;讲授与接受;减法与加法 我国大学教学与科研关系失衡。这与特定历史时期国家对大学科研的侧重有关。如职称和薪级标准制定上偏重科研量化而轻视教学过程,重科研轻教学也成为大学历史教师普遍的思维方式,又有观点认为“学问大了,教学自然会好”。在这样的观念下,大学历史课堂教学存在众多弊端,如历史学科本身重独立与完整,忽视相关学科之间必要的联系,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学生知识狭窄,思想单一。又如教师偏重教法轻视学法,重结果轻过程,重知识传授轻思维、轻能力发展的传统教学模式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学生积极思考,发问、质疑的自由时间与空间小。学生学习通常只停留在背诵知识的层面。理论思维、创新能力的训练相对缺乏等。 多种弊端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应试教育向来以传授知识为主,而缺少关于创新能力的锻炼,这在高校历史课堂教学上有突出反映,“在教与学关系上只重视教师灌输而忽视大学生独立学习活动”,教学方法多为灌输式,缺乏启发式。但是,素质教育这种以提高学生基本素质为目标的教学活动,旨在提高学生素质,大学历史教师之间也曾多方研讨,力求改进。但是各种弊端仍未能有大的改进。一个原因是缺乏好的教材。教材编写仍然沿用应试教育的思维模式,各类教材大同小异,千人一面。其次是课堂教学仍以讲授为主。有时老师提出问题要求学生回答,启发学生讨论,可是无法形成热烈的讨论。 要想解决大学历史课堂教学的弊端,需要同时从教师的教法与学生的学法两方面分析。从教师“教”的方面说,教师通过日常积累获得的创新与理论思维,有时并不能达到自觉的运用,很难拿来启发学生。自己理解的东西未必能让学生理解,想和说是两回事。从学生“学”的方面说,高校的考试体系大多偏重对知识内容的考核而轻视学生多种能力的检验,学生进入大学后学习仍然以记诵知识为主,未能有效地自主学习。 其实,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关系,从知识传播学的意义上看,是一个有关减法与加法的问题。一般而言,教学活动从教师课前对教材的熟悉时已经展开了,而教师对教材的理解不可能完全复原教材的全部内容,受限于教师的知识水平与理解能力,设计教案的过程又经过教师有意的剪裁,教师理解所得的知识做的是在对教材全部内容做减法;而教师在课堂讲述中,同样受限于主体意识与客观条件,讲述的知识又是自己理解所得知识的减法。学生在听教师讲授的同时又是对知识进行理解与消化吸收的过程,则是在做着对教师讲述部分知识的一个减法;最后,学生在课堂教学活动结束后。真正记忆到的知识更是自己在课堂当中掌握部分的减法。至此我们看到,从教材所含知识到学生最终的获得知识,一直处在不断减损的状态当中。知识减损直接产生的结果是,学生获得的知识不全面;老师在知识掌握程度上无法逾越前人的教材。直接一些说,学问到最后,便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俗语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作为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如何超越自己的老师?这个问题的解决,要求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做好加法,目的是使学生对知识信息的获得形成某种增量,这也是根本解决课堂教学各种弊端的关键所在。无论是时下的多媒体教学、情景教学、兴趣教学、情感教学以及对学生主动学习意识的提倡方面等等,都是希望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尽可能多地获得知识增量,这样做一方面弥补了知识在传授过程中产生的减损。另一方面,创造出更多额外部分的增加。 课堂教学中做加法,需要在教师的教法与学生的学法方面做出改进。历史课堂教学应当强调个性化教学风格。突出“教学相长”的教学理念。教师的教学,应具有自己特殊的风格,尽可能多地学习掌握与教学相关的知识信息,努力提升自己的理解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减少各类知识信息在讲授过程当中的减损,由以教师为中心向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相结合转变,着力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使学生能够根据课堂教学内容能“举一反三”的获取知识。学生的学习,也应有自己的特点,培养自己的自主学习能力,重视课前的准备和课后的复习,学生要成为真正课堂的主人,能够根据提出的问题,开展深入的细致思考,并寻求分析与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除此之外,大学应该有一些规范,保证教学的进行符合自己的特点,但更应该有相当自由的空间,使教师和学生发挥自己的教和学的主动性。
饮食文化论文:伙食管理四化饮食文化论文 一、食谱的地位和作用 食谱是认识一个单位的窗口,是了解基层伙食的媒介,是饮食文化的载体,是烹饪水平的象征,它具有实用性、文化性、可视性、独特性,对于基层伙食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调剂伙食的计划 首先是每周伙食的规律安排。这个规律指的是每周日常工作生活的安排,它呈现相对稳定和曲线图。每周按训练教育规律安排差别伙食,训练好一点,教育可略差一点,周末加两菜,半月小会餐,月终大会餐;其次是每天三餐的具体安排。早中晚怎么合理安排。伙食费的配比,主副食的调剂,水果饮料的供应等。一般来说,根据目前健康饮食习惯要求是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第三是每个菜品的基本安排。主菜要什么配料,荤素搭配比例,基本味道是甜是咸,都要有个基本的基准。总之,食谱计划要量力而行,量入而出。一周吃什么?吃多少?要先算后吃,计划开支。要注意克服:“月初有钱生猛吃,月底没钱凶猛扣,月初有钱是小康,月底没钱度饥荒”的情况,杜绝超支,避免造成财务赤字。 (二)采购制作的导向 从采购上看,有利于准确采购的品种和数量。若没有食谱,很有可能给养员想吃什么买什么,有什么菜就买什么菜。这里特别是关注数量这个词,将食谱量化是一个重要的技术活。给养员要能根据人员数量和菜名准确量化主料与配料。比如红烧肉,如果配油豆腐各要多少斤,配土豆又各要多少斤,要做到tL,中有数。从制作上看,一个是有利于精确制作的品名与搭配,还有一个就是有利于明确制作的方法和程序。什么主菜配什么配菜都要明确,烧的煮的炒的要说明清楚,若没有食谱,很有可能炊事员有什么菜做什么菜,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订食谱可以避免这种现象。总之,要求给养员必须按食潜采购,炊事员必须按食谱制作。 (三)检查伙食的依据 无论是上级来检查,还是单位自查,都需要认真做好三个对应。一是食谱与制作对应,食谱上是什么菜就做什么菜,不能随意变更;二是食谱与凭证对应,采购单据上的品种要与食谱上的菜名对应得上,不能出现买的和订的不一致;三是食谱与登记对应,食谱表要与伙食管理登记本上的的内容相一致,不能订一套记一套做一套,坚持实事求是。事实上,对于上级的检查,我们不能光注重食谱与饭菜的对应,也应该注重是否吃够主、副食的定量,主、副食的调剂是否丰富多样,饭菜是否达到色、香、味、形俱佳的要求。 (四)衡量技术的标志 炊事工作包罗万象,主要是原料的采购、食品的烹调制作以及饭堂的服务,这些活动都要以食谱为依据,但食谱也因技术而丰富,受到技术的牵制和制约。制定食谱必须根据炊管人员烹饪水平的实际制定食谱,才能真正实现名符其实。如果食谱订的都是“老三样”:萝丝,土豆块,白菜片,证明炊事班的烹调技术水平不怎么样。炊事员要积极创新、更新食谱,努力打造几个单位传承的经典特色好菜。 (五)融洽关系的手段 食谱是增强伙食吸引力的手段。一份精心编制的食谱,能让官兵心情舒畅,赏心悦目,并能让官兵体会炊管人员的良苦用tb,对伙食评价保持较高的满意度。食谱是沟通炊事班与官兵之间的桥梁。制定食谱和就餐时,充分征求官兵的意见,加强互通交流,积极吸纳创新官兵喜爱的莱品,形成良好的双向沟通交流模式,有效融洽官兵的内部关系。 二、订食谱的具体依据 总的来说,订食谱需要加强早餐,丰富午餐,调剂晚餐,要让官兵看了食谱称一tb,走进食堂舒心,吃到嘴里欢心。但食谱也并非随意制订,科学合理的食谱在制订的时候应考虑六个方面的因素: (一)标准定量 主要是指伙食费的标准和补助,主食的定量和比例,副食的定量标准,也就是订食谱要了解每人每天共计有多少伙食费,有没有伙食补助,食物定量是多少。这就需要准确掌握单位驻地在几类区,是几类灶,严格按定量供应。定量不足,就会导致营养供给不平衡。据基层调研统计,很多单位有对标准定量有认识的偏差:有的伙食单位在l3个规定的副食品品种中,一半以上吃不够定量标准,几乎没有一个伙食单位能吃够黄豆定量的;另外有些品种又大大超出定量标准,比如油,肉类,饮食结构极不合理。这些问题不解决,必定影响官兵体质,因此必须在食谱的制订上把握科学化。在饮食保障上力求多样化,克服单调重复,要运用军人食谱系统和膳食营养检测系统,采取主食花样搭配,副食荤素搭配,热菜和小菜搭配的方法,合理搭配每餐的营养比例,科学组织一日三餐的伙食。 (二)部队任务 有个专业名词叫劳动强度,指的是劳动的紧张程度,表现为一定时间内劳动者在创造物质产品和劳务中所消耗的劳动的量。一般分为四级:轻度,中度,重度,极重度。武警部队任务多样,水电、黄金、交通、森林、内卫,不同的部队有着不同的任务,同一个单位,在不同时期,劳动强度也有轻有重。内卫部队,有全训和半训之分,有平时和战时的差异;其他警种部队有休整和施_T的区别。如课堂学习就属于轻度。部队学习休息时,劳动强度不大,在订食谱时,可适当降低标准,结余一些伙食费,以补充任务重时伙食保障的需要。但部队在施工或抢险救灾时,劳动强度极重,食谱就要订好一些,多订些高蛋白,高脂肪食物,以满足快速恢复体力的需要。 (三)物资条件 在物资条件上要考虑三种情况:一是市场供应。市场大量上市的菜可以订,否则食谱上订的菜市场上买不着,或者供应量少而价格较贵,影响采购成本;二是本单位农副业生产情况。菜地里可以采收的菜,要提前考虑,养的猪可以杀的,就应及时宰杀,暂时不要到市场上买肉,努力做到旺季不烂,淡季不断;三是单位库存,要推陈储新,用旧存新。如粉丝、海带、土豆、萝b等,根据保存时间的长短优先使用;还有些战备菜也要及时补充更新。 (四)季节气候 季节气候主要把握以下方面的内容。一是季节影响蔬菜的旺淡。蔬菜生长具有季节性特点,因此要顺应自然规律,合理安排伙食。正如俗话所说:夏吃西瓜果,秋吃高粱豆,冬吃牛羊肉。旺季吃节余餐,淡季吃补助餐.不旺不淡吃标准餐。二是季节影响饮食的口味,夏季天热,应该多订清淡食品,增强官兵食欲。冬季天冷,多安排热量高的食物,保证体能消耗和热量需求。可多订些肉类烩菜或火锅等等。三是气候影响食谱的方向。南方多雨,潮湿阴冷,所以要多吃生姜、辣椒以祛除寒气入侵,北方低温高寒,一般以地窖储菜,所以食谱相对单一,就要注重烹饪口味变化。一菜多做。 (五)生活习惯 我国人民的生活习惯是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南方人爱吃米饭,北方人爱吃面食,四川、湖南人爱吃辣味,山西、陕西人爱吃酸味。众口难调,就习惯来说,订食谱时,主要做到三点:一要关注大多数人的习惯,制订食谱要广泛征求就餐人员的意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二要照顾少数民族官兵的习惯,特别是回族人员,要尽量另开小灶,用牛羊肉替代猪肉,油也不能用猪油,充分尊重民族习惯;三要克服主官为主的习惯,一些司务长、给养员唯上不唯下,只要是中队主官喜欢的菜就多安排,不喜欢的就少安排、不安排,这一方面不利于食谱多样化调剂,另一方面也容易引起内部关系不和谐。 (六)烹调技术 我认为,菜谱的花样取决于炊事员的烹饪水平,订食谱要根据炊事人员的技术坚持三个不要订。一不要订“面子”食谱,会做的菜就订,不会做的菜不订,否则中看不中用,好看不会做,订了又不做,食谱容易成了摆设,失信于官兵,经不起检查。二不要订“墨子”食谱,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甚至一年一食谱,每周一个样,让食谱成为“石谱”。三不要订“楞子”食谱。总部要求基层部队每人每天落实一个蛋、一杯奶,有的司务长一根筋、贪方便、图省事,天天酸奶、水煮蛋,导致官兵看了蛋怕,见了奶慌,实足的“楞子”一个。 三、订食谱的“四化要求”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持续增长,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逐步提高,广大官兵对饮食文化的需求不断增长,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如何制订一份合理、合格的食谱是显得非常重要。结合基层的实际,笔者认为当前基层订食谱要努力实现“四化”。 (一)标准化 标准化,指的就是标准食谱,是组织标准化伙食保障的基础,其优秀的是通过严格执行标准食谱,落实食物定量标准和伙食费标准,确保部队伙食费足额使用、专款专用;另外一层含义指的是利用先进软件技术,运用武警部队《标准食谱系统》来科学配餐。其主要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利于营养均衡。食谱制定是否合理,直接决定着膳食是否合理、营养是否均衡。标准食谱实现了由伙食单位制定食谱到旅(团)后勤业务部门统一制定,可以在较高层次上全面考虑部队任务、官兵口味、训练安排和不同季节市场供应能力、物价水平,较为科学合理地安排伙食,以均衡的营养供给,更好地满足担负不同任务的官兵饮食需求。二是有利于更好地落实伙食标准。伙食费和食物定量标准是部队饮食保障的基础。落实伙食费和食物定量标准直接决定着官兵的生活质量,是标准食谱的首要任务。推行标准食谱,旅(团)后勤业务部门可以预先了解伙食单位伙食费开支和食物定量标准落实情况,并根据军事任务进行调控,不仅能及时指导伙食单位按标准组织伙食,也是业务部门事前掌控、事后检查伙食的有效手段。三是有利于加强部队伙食管理。受体制编制的影响,目前伙食单位司务长大多由士官担任,部分伙食单位制订的食谱,要么是简单的重复,要么是成为墙上的摆设,失去了食谱应有的管控作用。伙食单位选定旅(团)后勤业务部门制定的食谱模板后,生活服务中心据此组织主副食品筹措供应,后勤业务部门根据筹措供应计划进行经费结算,实现了对伙食单位落实食谱的全过程监督。 (二)科学化 科学化,指的是营养食谱,也是指膳食搭配的科学化。当前多数饮食保障人员对什么是“营养型”伙食不清楚,也不知道怎样实现“营养型”伙食,不懂营养、不讲营养的现象相当普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缺乏营养观念。许多保障人员的思想还停留在“温饱型”年代的“吃饱吃好”上,组织伙食的随意性大,有些官兵反应“司务长想吃什么就买什么,买什么我们只能吃什么”。二是膳食搭配不合理。普遍存在主副搭配、荤素搭配、酸碱搭配不合理,特别是酸性类食物偏多,碱性类食物偏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官兵身体疲劳和机能下降。三是加工方法不科学。有的淘米次数过多,甚至用水管冲洗;有的晚餐菜上午就洗切妥当,甚至隔天备好;有的烹调偏爱油炸等等。这些加工方^__bUSIneSS。‘_商法都会使营养素严重损失。四是营养供给不平衡。一方面有些食品吃不够定量,有的伙食单位在13个规定的副食品品种中,一半以上吃不够定量标准,几乎没有一个伙食单位能吃够黄豆定量的;另一方面有些品种又大大超出定量标准,饮食结构极不合理。这些问题不解决,必定影响官兵体质,因此必须在食谱的制订上把握科学化。在饮食保障上力求多样化,克服单调重复,要运用军人食谱系统和膳食营养检测系统,采取主食花样搭配,副食荤素搭配,热菜和小菜搭配的方法,合理搭配每餐的营养比例,科学组织一日三餐的伙食。 (三)色彩化 色彩化,指的是平衡食谱,也叫“五色菜谱”,从食物原材料的颜色上来均衡营养。第一类白色食物。诸如大米面粉,维持生命必不可少的营养食品,可使人体获得淀粉、蛋白质、维生素等十余种营养素,但缺少一些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第二类红色食物。诸如畜肉、鱼虾类等。这些食物是优质蛋白质、脂肪、许多无机盐和微量元素的来源。第三类是绿色食物。诸如各类新鲜蔬菜水果,能提供多种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第四类是黄色食物。诸如大豆花生。含有大量植物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第五类是黑色食物。诸如黑米、黑芝麻、黑木耳等。含有某种特殊物质,如延缓衰老的抗氧化成份,清除低密度脂蛋白的不饱和脂肪酸等。五色均衡,不仅是对原材料选择的要求,也是对营养均衡的要求,更是保证官兵身体强健的要求。在原材料的色彩选择基础上,加工过程对配菜色彩的把握也相当重要,合理地将色彩与营养有机的结合,不断提高膳食的色、香、味、形,以促进食欲,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保持身体营养平衡,才能真正让官兵享受吃的快乐。 (四)艺术化 艺术化,指的是文化食谱,要让食谱体现出警营特有的文化气息。食谱不仅形式上精美,更要有内涵。要能找到与官兵这间的共同沟通点,突出菜品的个性。首先,食谱的艺术化要求食谱文字表达要有艺术性。不要停留在部队通俗的炒白菜、炖萝卜、红烧肉菜名上,要集中官兵的智慧,与地方创意特色餐厅一样,用艺术化的文字赋予大锅菜军营特有的韵味。比如红军小炒、会师南瓜、桃园结义、野战雄风、霸王别姬、四喜丸子等,更新食谱在官兵中的菜单概念,让官兵在尝到美味的同时能感知菜品的更多信息。目前市场上有很多美食节目和名菜典故的视频,一方面让炊事人员学习名菜制作,丰富官兵的菜盘子;另一方面让官兵在就餐时欣赏节目,既愉悦心情,又通过典故熟悉烹饪技法,了解菜名背后的故事,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其次,食谱的设计要学会开拓创新。可以征集官兵的思路、点子,在传统表格的基础上配以图画和卡通形象,或者在字体设计上更注重文化气息的展示,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在符合基层正规化规定条件下更贴近基层中队的生活。第三,食谱的宣传上要注重效果。不是简单的门口一贴了事,或者在公布栏一挂就行,要借助电脑、电视、电子显示屏,充分运用图画、音响、视频等手段,定期播放就餐食谱、营养学常识,要用醒目的色彩和文字以及专用的张贴框,达到广而告之的效应,使官兵对就餐有兴趣、有期待。这三方面的艺术化都是响应现代警营饮食文化的要求,它能充分反映一个单位的伙食管理水平、官兵文化水平和炊事员烹饪水平,也是一个单位综合实力展示的窗口。新世纪新阶段,为了体现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广大官兵的关心和爱护,必须大力推进现代军营饮食文化建设,在全军官兵中牢固树立军营饮食人文观,培育革命军人优秀价值观,激发全体官兵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荣誉感,调动广大官兵的积极性,进一步激发群体的活力与和谐,积极献身国防、完成使命。一张食谱说起来简单,真正按标准要求制订起来也不容易。即便是病号饭、民族餐、庆功宴,也都要体现饮食保障的人文关怀。基层在具体保障时,按照主食有花样、副食有定量、烹饪有营养的要求组织伙食,实施精细搭配、干稀搭配,粗菜细做、细菜精做、一菜多做,使官兵膳食科学,营养摄人充足,实现品种平衡、能量平衡、营养平衡、酸碱平衡。 作者:张利荣 单位:武警杭州士官学校军需系给养教研室 饮食文化论文:东方传统饮食文化论文 1膳食结构的模式 1.1温饱型模式 也称“东方饮食结构”。主要以植物性食物为主,为中国、东南亚等地区人们的饮食习惯:以谷、薯、菜为主,鱼、肉、蛋、奶为辅,佐以调味品,属于“三低”(低脂肪、低蛋白、低糖)饮食。东方的传统饮食结构有可取之处,但仍需改进和调整。 1.2营养模式 也称“日本模式”。既有东方膳食传统特点,也吸取欧美国家膳食长处,营养素比例适当,不容易发生营养缺乏病。 1.3地中海模式 为地中海地区的居民所特有,该模式以蔬菜水果、鱼类、五谷杂粮、豆类和橄榄油为主的饮食风格,辅以红肉。突出特点是不饱和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膳食纤维摄入量高,低脂、低热量。研究表明,地中海式饮食不仅可以减少慢病的发生,还可以减少帕金森症和阿尔茨海默症发病率,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理想饮食模式。 2东西方膳食结构的比较 东方传统饮食结构以中国饮食结构为代表,西方以美国为代表,中美两国膳食结构比较见表2。 2.1东方传统饮食结构 东方传统饮食结构以中国饮食结构为代表。中国传统饮食以植物性食物为主,谷类、薯类和蔬菜的摄入量较高,肉类的摄入量比较低,奶类消费在大部分地区不高。食物中70%的热量与67%的蛋白质来自主食谷物。副食则是新鲜的天然食品,有丰富的蔬菜,适当搭配水果、菌类和藻类,外加少量肉食,精细加工程度低。烹调大多使用油菜籽、花生、大豆植物油,调味料有大豆酱、醋、豆豉等发酵食品。正是这样一种膳食结构保证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繁衍和健康。国际营养学界认为这是预防慢病的最佳膳食[2]。 2.2西方的饮食结构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肉、奶、蛋为主食,拿牛奶当水喝,结果造成营养和能量的双过剩。分析美国膳食结构中动物性食物占40%,谷薯类食物仅占16%,蔬菜水果类占23%。到20世纪中叶,西方发达国家爆发了慢病,2005年美国64%成人超重,50%人口肥胖。西方的有识之士开始对动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结构产生了怀疑,注重研究东西方饮食结构的不同,并构建“健康管理”的保健体系来防治慢病发生,取得较好的效果[3]。在21世纪,美国则强调其膳食模式要作战略性改变,即从动物性食物为基础转变为以植物性食物为基础。但实现这一计划需要很长时间,并非一代人所能解决的。 3东方传统饮食文化的世界贡献 3.1“钟鸣鼎食”时代开创了低温烹饪之法 中国在夏商时期就开始用低温烹饪食物,历经数千年,形成独特的中国式烹饪风格。低温烹饪多以蒸、煮、焖、炖为主,较少煎、炸、烧、烤。如馒头、米饭、面条、水饺、米粥等主食烹饪都是在摄氏100℃左右进行;即使爆炒的菜肴等副食烹饪也在短时间完成。这种高低温结合的烹调方式不仅有助于菜肴的表面杀菌、减少油脂的氧化,也有益于营养成分保持,还保证了食品安全,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食物品种。西方多以煎、炸、烧、烤为主的高温烹饪方式。高温烹饪容易发生“美拉德反应”,虽然风味独特,但反应过程中产生许多有害物质如丙烯酰胺、多环芳烃等,有害健康。 3.2伊尹负鼎俎、调五味,首创汤液疗法 《吕氏春秋·本味篇》中记载,商代“疱人”伊尹善调五味,精于烹饪,首创汤液之法。其选材“以美为上”,重视“阴阳之化”,谙熟“水火相济”,长于“调和之事”,致使“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被尊为中国的食祖。伊尹还撰写《汤液经法》,利用“医食同源”原理,独创中药汤液疗法,促进中药从单方到复方的转变,为中医的治疗提供了广阔空间[4]。历史上尊为烹饪始祖的还有彭祖,他善长调雉羹,“彭城雉羹”是难得的“珍馐”。难怪屈原在《天问》中慨叹:“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葛洪在《神仙传》也证实:“彭祖以善养性,能调羹,进雉羹于帝尧”。另外,根据汤液疗法原理,还可以制成各种粥食,不仅有养胃功效,还有保健作用。《随息居饮食谱》谓:“粳米甘平,宜煮粥食,粥饭为世间第一补人之物”。“粳米粥为资生化育神丹,糯米粥为温养胃气妙品”。清·黄云鹊《粥谱》也记载:粥于养老最宜,一省费,二味全,三津润,四利隔,五易消化。可见,正是中华古老的汤液疗法使华夏民族的素质得以保存和发展。 3.3“黄金法则”搭配食物是科学的配餐方法 《黄帝内经》提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这种膳食结构由“谷肉果菜”四类食物组成,并根据食物的营养作用大小进行分类,其动物性食物(五畜)和植物性食物(五谷、五果、五菜)搭配比例的1∶3,符合“黄金法则”,是科学的配餐方法。《黄帝内经》中“谷养、果助、畜益、菜充”的全面平衡膳食模式,是世界上最早而又全面的膳食指南。它精辟而又纲领性地向人们揭示了饮食的要义,对指导中华民族的饮食生活和增进健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5]。这一膳食模式又被柯林·坎贝尔历时27年研究所证实,“中国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传统饮食结构才是合理的,中华民族传统膳食结构具有深刻的科学内涵”[6]。 3.4中国豆腐的发明,推动世界饮食文化进步 继中国四大发明后,中国还发明豆腐的制作,成为推动世界饮食文化不断发展的又一发明。西汉淮南王刘安在炼制丹药时不经意间发明了用大豆制作豆腐的方法,克服大豆不易消化的缺点,开发了大豆食疗功能,体现了“药食同源”理念,推动大豆成为世界公认的“功能食品”。美国认识到大豆的重要性后立即制定国策,扩大种植面积,鼓励发展大豆产业,到20世纪60年代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豆生产国。1999年10月,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健康声明:“每天食用25克源自中国的黄豆蛋白能减少罹患冠心病的风险”。为此美国每年生产大豆蛋白150万t,添加在各种食物中,有效提高了美国人的健康素质[2]。然而由于利益驱动,美国目前种植的65%大豆是抗农药的转基因大豆,出口世界各国,自己却每年从中国等国家大量进口天然大豆,人为制造了食品安全新问题。现如今“豆浆和豆腐强壮了一个民族”、“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豆”、“青菜豆腐保平安”等体现中国居民日常膳食的健康法则,正在被美日等发达国家娴熟地运用,并不断被世界各国所接受。 3.5茶的发现和制作,中国对人类的第五大贡献 作为中华民族“比屋之饮”的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而盛于宋,距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茶已不仅是一种天然饮料,还具有药用效果、营养作用,茶的药用价值在唐代《本草拾遗》有记载:“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唐代陆羽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撰写全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陆羽及《茶经》在指导茶叶生产、促进茶业经济的发展以及推广饮茶风气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被人们尊为“茶圣”[7]。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茶叶中含有500多种化学成分,如蛋白质、糖类、脂类、维生素、矿物质、茶氨酸、茶多酚、生物碱(咖啡碱、可可碱和茶碱)、茶多糖及茶色素等。茶是优质的碱性饮料,具有驱散疲劳、清思明目、清热解毒、生津止渴、利尿止泻、镇咳平喘等功能。现代西医证实,茶还具有防治慢病、抗辐射、抗癌症、抗突变等作用。茶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最佳物种,已风靡全世界,成为世界三大无醇饮料之一,使全世界1/3的人口受益。世界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盛赞中国茶叶,是中国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第五大贡献[7]。 3.6中华传统膳食体现低碳环保的生态观 许多研究证实,过食动物性食物危害健康;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有利于健康,能有效预防和控制疾病。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表明,食品中75%的碳排放是由生产牛羊等肉类食品产生的。生产1kg牛肉相当于排放36.5kgCO2、340gSO2和59g磷酸盐;而生产1kg蔬菜排放CO2不足4kg。牲畜直接或间接排放引起温室效应气体:1头牛排出200L/dCH4,全世界3亿头牛每年排放CH4超过1亿t,占全球CH4排放总量20%以上。不难看出,植物性食物在生产、加工、消费过程中,耗能低、CH4等温室气体排出量少,而动物性食物耗能高、CH4等温室气体排出量大。以此推断植物性食物是低碳食物,动物性食物是高碳食物[8]。中华民族传统的膳食不仅是健康饮食,还是低碳饮食,符合低碳环保原则,维护和发展中华传统膳食对发展低碳经济有举足轻重的作用[8]。 4改变中国传统饮食结构的原因分析 4.1经济发展改变着中国传统饮食 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充足的食物供应和居民消费模式的改变,中国居民膳食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传统的植物性食物为主膳食模式转向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结构。据中美合课题组在1989、1991、1993、1997和2002年调查中国居民健康与营养状况的研究数据表明:①膳食中优质蛋白占蛋白质总量的比例从17%增加到31%,脂肪供能比由19%增加到28%,碳水化合物供能比由70%下降到61%。无论城乡,谷类和薯类摄入量均明显减少。②烹调油消费量城乡均高达44.5g/d。③食盐消费量有所下降,但仍过高,达13.5g/d。④奶类、豆类制品摄入过低,铁、维生素A等微量元素普遍缺乏,钙摄入量不及推荐摄入量的一半,仅为389mg/d。⑤58%的城市居民胆固醇的摄入量超过300mg/d,城镇居民胆固醇摄入量也达到270mg/d。膳食脂肪和胆固醇的高摄入导致人群中患慢性疾病的危险性增加,出现“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良同在,贫困病与文明病并存”现象。面对着营养变迁的快速发展,正确引导公众合理选择膳食和控制膳食脂肪与胆固醇的过高摄入,从而预防和控制慢性疾病是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9]。 4.2食品添加剂等化学品正改变着传统的饮食模式 食品添加剂是现代食品工业的灵魂。食品工业经过100年的发展,产生出3000多种食品添加剂,使商场食品琳琅满目、色香味全,人们的生活因此变得丰富多彩。但过多使用食品添加剂以及食品添加剂使用不当都会在人体内富集。另外,700多种化学品正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进入人体的化学成分相互作用,引发人体慢性中毒,严重危害健康。2011年联合国呼吁:要回归合理的、有机的、生态平衡的传统农业技术路线[1]。这也验证了中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的古训。 4.3西方现代饮食文化正影响着中国的传统饮食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中华民族传统饮食结构逐渐被世界所接受的同时,西方现代饮食文化也正影响着中国。有资料表明,当前中国居民的饮食结构迅速“西化”,三高食品大量摄入,洋快餐充斥市场。从1961~2000年,世界人均动物食品摄入量增加了2倍,而中国人均摄入量增加了10倍。其直接结果是:过去10年国人增长的体重,几乎等于西方在过去30年中累计增长的体重,导致中国目前约有2亿人超重,600万人肥胖[2]。试验证实,体重超重10%,就会危害健康,长期超重15%的人可减寿11年[1]。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膳食结构的“西化”是造成中国居民糖尿病和高血压发病率逐年升高的首要原因。 5东西方饮食文化聚焦点———洋快餐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多元文化发展,快餐文化得到世界的认同。尽管人们褒贬不一,但也无法抗拒。洋快餐是西方现代饮食文化的产物,洋快餐正吞噬着中国。其典型特点是三高三低(高热量、高脂肪、高钠、低矿物质、低维生素、低膳食纤维),是名副其实的“能量炸弹”和“垃圾食品”。作为“能量炸弹”它催肥了全球10亿肥胖者;作为“垃圾食品”它含有高达38%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影响,形成动脉硬化、加速大脑老化、影响儿童智力、造成妇女不孕症以及皮肤过敏等症;洋快餐中大量的丙烯酰胺可导致人体基因突变,损害神经系统、诱发肿瘤的“致癌物”。WHO指出,与食品有关的癌症中,约30%~40%与丙烯酰胺有关。在烹饪过程中,温度超过120℃就会产生丙烯酰胺,如“炸薯条”中丙烯酰胺含量超标约500倍,西方的煎炸烧烤均在280℃以上。另外,在畜禽饲料中添加的雌激素、抗生素以及洋快餐制作中的各种食品添加剂都随洋快餐进入人体,不断地危害着人体的健康,导致阿尔茨海姆症、帕金森症、运动神经元紊乱等疾病发生。美国科学家还发现洋快餐具有成瘾性,对大脑和思维素质造成永久性伤害[2]。在中国“洋快餐”中毒最深的群体是儿童少年,这种毒害可能会影响到子孙后代。如果完全接受洋快餐,儿童少年的健康素质会出现类似发达国家的疾病,国家将付出沉痛的代价。饮食结构的巨大变化,也将使中国的自给自足状况濒于崩溃。 6平衡膳食合理营养 平衡膳食是健康的基础,中国营养学会制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导居民平衡膳食、合理营养。概括起来平衡膳食就是要遵循科学配餐原则:①确保每日膳食中食物的结构合理,营养素种类齐全、数量充足、比例适当。三大营养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占总热量比例为10%~15%、20%~30%、55%~65%。②一日三餐的能量分配比例适合,热量分配以早餐占全日总能量的25%~30%、午餐占40%、晚餐占30%~35%。③保证富含优质蛋白和脂肪食物的供应。优质蛋白占总蛋白的1/3以上。④蔬菜、水果的供给量每人800~1000g/d,其中蔬菜占4/5,水果占1/5。⑤注意酸碱平衡,主食搭配要做到粗细、干稀的平衡;副食调配要做到生熟、荤素搭配的平衡[2]。广大居民只有自觉行动起来,做到平衡膳食、合理营养,才能有效预防慢病的发生。 7讨论 7.1提倡节饮食,反对暴饮暴食 WHO强调指出:饮食是长寿的重要因素。《黄帝内经》提出“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否则“饮食自倍,胃肠乃伤”,因此“欲得身体安,须带三分饥与寒”。1930年美国著名营养学家克莱德·麦卡的“麦卡效应”佐证了“节食长寿”这一法则,凸显了我国古人的养生智慧[10]。也验证了我国的古训:所食愈少,心愈开,年愈益;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损。 7.2提倡慢餐生活,反对快餐方式 现代营养学研究表明,在进餐过程中,由于大脑需要20min才能获得饱腹感,故狼吞虎咽式快餐进食极易进食过量。慢餐生活进食时有意识减慢进食速度,养成小口吃饭习惯,有效预防肥胖的发生。 7.3提倡节俭,反对浪费 中国拥有全球7%的耕地,生产世界上18.5%的粮食,解决全球22%的人口吃饭问题。事实胜于雄辩,依靠自力更生,中国人自己完全能够养活自己。在全国耕地急剧减少、土壤污染每况愈下之时,每年我国却要浪费掉500亿kg粮食,这相当于全年粮食产量的1/10,足以养活2亿人。所以,必须保持勤俭节约的传统。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曰:“饮食者,人之命脉也”。现代预防医学认为,膳食营养干预可以有效预防慢病。分析西方国家的饮食结构与慢性病发生相关性,引以为鉴。充分挖掘东方传统饮食的优势,大力倡导中华民族传统饮食结构,为提高全民健康素质作贡献。 作者:闫茂华 单位: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饮食文化论文:乡村饮食文化论文 一、南京乡村饮食文化特征分析 (1)饭稻羹鱼,鱼米之乡的饮食风习。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明确了早在几千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以稻米为主食,以鱼虾为副食品的饮食特色,这里的“楚越之地”就包括了现在的南京地区。由于湿润温暖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使得南京地区一直以来就有种植稻米的生产习俗,南京地区稻作文化的繁荣不仅影响了人民日常的劳作活动,同时也深深影响了人民饮食风俗的形成,充足的稻米供应也为南京丰富多彩的糕团工艺创造了条件。河湖交错的水文特点形成了吴越地区独特的“渔文化”,极富地方特色。南京地区以渔耕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太湖地区物产丰饶、生产鱼虾的地域特点也为南京乡民养鸭食鸭文化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南京的鸭肴种类繁多,是南京乡村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笔。(2)因地取材,讲究时令的饮食生态。乡村饮食与都市显著的其选料的新鲜度和生态性,即南京的饮食对大都运用本地的食材制作而成,保证了材料的新鲜和健康。南京的低山丘陵和岗地约占总面积的67%,平原、洼地和河流约占了39.2%,平原地区肥沃的土壤、星罗棋布的水域以及丘陵岗地的林业资源,使南京乡村拥有丰富的原材料,家禽、河鲜、野菜都在南京传统乡村饮食中占有一席之地。南京乡间嗜食野菜,“南京人不识宝,一口野菜一口草”以及“南京人一大怪,不爱荤菜爱野菜”等至今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民谚都证明了食野菜的风俗在南京地区的普及。相比于城市,乡村地区的食材更具有时令季节的特征,人们掌握原料的生长规律,讲究适时而食,如“春有刀鲚夏有鲥,秋有肥鹅冬有蔬“等都反映了南京农村注重时令的朴素自然观,成为了人们宝贵的生产生活经验。(3)咸鲜润甜、醇和酥嫩的原汁本味。质朴无华的乡村饮食采用的是最简单的加工制作方式,传统的制作过程和不经雕琢的加工工艺使得农家菜更能保留食物的原始风味,配合鲜活的食材给人带来独特的体验。南京乡村的饮食风味保留了江南乡村地区鲜嫩清淡的饮食风格共性,同时也更注重地域的适应性,使得南京乡村饮食兼具了南北饮食的风格特色,如金陵名菜芦蒿炒香干,就是在芦蒿、香干两种基本食材的基础上进行素炒,除油、盐之外几乎不加别的佐料,最大幅度地保存了芦蒿和香干的清香;颇具盛名的南京水八鲜旱八鲜也进采用了凉拌、清蒸等最简单的烹调技艺,保留了其鲜脆爽口的本真味道,受到了许多食客的推崇。(4)典史结合、淳厚朴实的人文背景。江南地区自古人文荟萃,关于饮食的诗文典故也为广为流传,为南京的饮食菜品增加了浪漫气息。如诗圣杜甫的《赠李白》:“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其中的“青精饭”就是现在仍盛行在江浙一带的乌米饭;苏东坡脍炙人口的《惠崇江上晚景》中:“蒌蒿满地芦牙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使芦蒿和河豚名声大噪,还有宋嫂鱼羹、炸响铃等名菜名典广为人知。而在南京不得不提的《随园食单》和《红楼梦》给南京饮食打下了深刻的文化烙印。除此之外,乾隆与如意卤干、与“皮冻甲鱼盅”的故事等都为普通的菜品增添了文化和人文气息。 二、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swot分析 尽管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使南京乡村饮食文化开发得到初步的成效,但其开发依旧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所以本文采用swot的分析方法对南京乡村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条件进行分析,进一步增加南京乡村的旅游吸引力,同时为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提供参考。 1、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优势 (1)饮食文化资源丰富,种类多样。南京地区被称作“鱼米之乡”,食材丰富、选料新鲜、形成自然质朴的的乡村饮食风味,如种类繁盛的鸭肴、野意野趣的早春四野、旱八鲜和水八鲜,肉质鲜美的各色河鲜、高淳的螃蟹与六合的猪头肉都是地道的乡土风味。除去饮食选材的乡土性和地域性,还有伴随着饮食菜品而不断传颂的传说典故、逸闻趣事,代代相承的传统加工工艺,朗朗上口的民谚和歌谣都是在饮食文化旅游开发中不可忽略的元素。例如,南京地区传承600多年的板鸭制作工艺、状元豆的故事、寒食节食赤豆元宵的传统和历史背景等等都将为游客带来不同的旅游体验。(2)南京地区乡村游发展迅速,示范效应明显。南京一直走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沿。近年来,南京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示范点,根据南京旅游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截止到2012年,南京地区一共拥有12家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江宁区“五朵金花”、六合区“六朵茉莉”,还有高淳等地均已成功打造出了乡村旅游品牌。作为乡村旅游体验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乡村旅游活动的开展使乡村饮食也得以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许多传统饮食也借助旅游体验的进行而广为人知。如南京地区以茶文化为主打旅游品牌的黄龙岘茶文化村就利用现有的资源,打造融茶道、茶艺、茶俗、茶浴体验、茶叶展销研发生产、茶宴调理、特色茶制品购买为一体乡村茶文化旅游点,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在2013年国庆节期间,仅10月1日一天,该村已投入经营的茶餐厅的收入就达到18万元。(3)代表性的美食节庆产生强有力的经济社会效应。美食节庆活动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对相应的饮食文化进行全面而集中的展示,并迅速吸引公众关注度,提高资源影响力,实现经济、文化、社会的综合效应。以六合区龙袍镇为例,其蟹黄汤包节自2001年起已经开办了13届,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前来龙袍镇品尝美食、观光旅游的游客达到20万人,整个蟹黄汤包产业链所产生的收入约为2亿元。“汤包经济”的繁荣不仅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同时对于汤包制作技艺的传承和汤包文化的保护产生积极带动作用。除此之外,在南京桂花鸭节和南京美食节同样产生了巨大的综合效应。 2、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劣势 (1)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处于初级阶段,缺乏深度文化内涵和参与体验性的挖掘。通过在江心洲等地的实地调研,发现在大部分的乡村餐饮经营点,游客对饮食的体验大都集中在品尝成品的部分,也有部分数量的农家乐推出了采摘和垂钓为代表的传统基础体验项目,对于历史传说、制作工艺、饮食习俗等方面很少有涉猎,缺乏趣味性和必要的创新,而与此同时有相当大比例的游客在饮食文化深度体验方面存在需求,实地调查显示深度体验产品在供与求方面的脱节。现阶段,农家乐在饮食文化开发方面雷同普遍而特色不足,对饮食文化内涵的挖掘和延伸不足。总体来说,南京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面临深度不够、体系不全、特色不明的问题。(3)南京乡村饮食文化的宣传普及营销力度不足。目前,对于乡村饮食文化的推广大多依托于乡村旅游点进行,缺乏独立的宣传和推广平台。同时,在相关的乡村旅游网络推广平台上,饮食文化信息的和传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和缺失,这将为游客的信息掌握造成困扰。以“五朵金花”之一的石塘人家景区网站为例,其对于当地特色饮食文化资源的介绍就仅停留在名称和图片的阶段,缺乏更深入的介绍。宣传营销工作的不足给南京传统乡村饮食品牌的树立和吸引力的提升造成了障碍。我们曾在江心洲、前石塘村等农家乐经营较集中的地方就饮食文化资源宣传推广的途径媒介向游客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除了通过网络进行信息采集外,通过亲朋好友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相关产品的宣传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而这种方式在宣传范围和宣传效率的缺陷说明了目前宣传旅游资源宣传营销上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3、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机遇 (1)国家鼓励乡村游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为乡村旅游和饮食文化体验提供条件。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会议在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原则等方面做出安排,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开拓了空间。另外,针对之前南京众多乡村旅游点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的限制影响游客的出行选择的问题,南京在2013年开通了市区直达江宁石塘人家、世凹桃源、汤山七坊、溧水傅家边、高淳桠溪国际慢城、六合竹镇大泉村等6个著名乡村旅游景点景区的美丽乡村旅游直通车,大大提高了各大乡村旅游点的可进入性。(2)饮食文化的公众关注度提升。传统饮食本身以及其独特的制作手法、加工方式、历史典故等都具有重要的传承和保护价值。2012年,一部舌尖上的中国,将博大精深的中华美食与蕴藏其中的文化内涵和人文背景一一展现,引发了大众对饮食文化新一轮的关注与思考;而近期武汉热干面的申遗更是引发了对饮食文化保护的热烈讨论。日前,以盐水鸭领衔的南京饮食文化代表——“三菜一茶”(南京盐水鸭、绿柳居素食、马祥兴清真菜和雨花茶)也加入申请非遗的行列。虽然有许多声音对将传统饮食文化进行申遗的举动存在质疑,但将有价值的饮食文化资源用遗产名录的形式进行保护,对饮食资源的宣传推广和进一步的旅游体验开发的确起到助推作用。(3)青奥会等大型赛会在南京的举行为南京饮食形象的推广和普及提供平台。即将举办的2014年南京青奥会将吸引大量的国际国内客流汇集南京。这对于南京地区的旅游接待能力的提升和旅游形象的推广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南京传统饮食文化也可以借助这一契机扩大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纵观世界奥运史,东京奥运会让寿司广为人知,汉城奥运会让大家记住了泡菜,北京奥运会使北京烤鸭大受欢迎,南京的青奥会举办也必将为南京的传统饮食文化发展提供新的平台。 4、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挑战 (1)周边城市乡村饮食旅游产品竞争激烈。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和气候等自然条件的相似使得南京与周边城市和浙江、安徽等地的饮食习惯存在共同之处:南京乡村善制河鲜,而周边的镇江则以“长江三鲜”备受关注;南京的糕点工艺与苏州的糕团文化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竞争;另外还有“竹笋之争”、“茶叶之争”等。如以南京地区颇为热衷的吃活珠子的风俗为例,就在江苏的高邮、淮安等地同样流行。由此,如何在各个竞争对手中打造自己的特色饮食文化形象,是南京在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的重要问题。(2)其他地区的饮食文化对南京本土饮食文化的冲击。从国内范围来看,随着各地文化交流的频繁和加深,川菜、湘菜、粤菜等其他的地域饮食文化在南京站稳脚跟,并迅速了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的市场份额,对南京本地的饮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从国际范围看,KFC、麦当劳等国际连锁快餐品牌在中国的持续风靡和大量外来饮食种类的进驻也对中国本土饮食文化的发展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朴实自然的乡村饮食文化如何在国内国外各种饮食文化的夹击中突围而出,继续传承和发扬,增加资源吸引力,是亟待研究的课题。 三、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对策 通过对南京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条件进行分析,南京乡村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尽管受到自身不足和外界冲击的影响,但依旧拥有较高的开发价值和开发条件。在此基础上进行南京传统乡村饮食旅游资源的开发,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必须进一步加强南京传统饮食文化的研究和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加强对饮食文化旅游资源与产品的梳理,突出其文化魅力和吸引力,打造地域饮食文化特色,提高南京乡村饮食文化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使乡村饮食文化资源与产品体系化、品牌化、差异化。如在被誉为“酱缸”的浙江绍兴,不仅在日常餐饮方面充分展现酱货(包括在绍兴民间深受欢迎的酱鸭、酱肉和腊肠等多个品种)的独特风味,更是在深度挖掘酱文化方面做出了努力,绍兴不仅在腊肠等著名酱制品的生产推广和品牌化上做出努力,还研究建成了中国首座酱文化博物馆,于此同时坐落在绍兴安昌的恒昌酱园的开发参观和安昌腊月风情节的成功举办使绍兴的酱文化资源得以很好的传承和开发。第二,加快体验性项目的设置与创新。加强与饮食相关的农趣活动,是游客对饮食文化的体验不仅仅停留在满足口腹之欲上,而是体现在原料的获取、加工,饮食制作、欣赏,风味的品尝、辨析,食俗的经历和其他相关知识的涉猎等,全方位地感受南京乡村饮食文化的魅力。在体验性旅游开发方面,南京可以从体验式乡村旅游发展较成熟的旅游点汲取经验,如以洞庭湖地区碧螺春资源为例,当地就没有仅将品茶作为旅游活动进行开发,而是让游客对“采茶、拣茶、炒茶”的全过程进行亲身体验,并开展“碧螺春姑娘”、“第一锅竞拍”等一系列游客可参与的活动,深受游客好评。第三,加大饮食文化知识的宣传推广力度和形式。在传统宣传渠道的基础上,积极利用网络媒体和移动客户端等新兴平台,加大自身网站建设以及与其他旅游、文化、经济类媒体平台的合作,多角度扩大相关信息的流动和推广,比如现阶段发展不断升温的旅游电子商务网站、以大众点评网、豆瓣网为代表的有影响力的用户体验交流网站以及各地区的旅游官方网站都是可选择的对象。除了加大在网站宣传上的投入力度之外,以博物馆为媒介系统介绍传统饮食文化也是饮食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以广东东莞为例,东莞饮食风俗博物馆、中国圣心糕点博物馆等展馆的建设为当地传统的饮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南京一次为借鉴,可以在农村范围建设相关的食鸭文化博物馆、野菜博物馆等,不仅更好的对乡村饮食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也有助于美丽乡村的建设。第四,加大宣传乡村饮食产业链的建立。借鉴南京桂花鸭节、蟹黄汤包节等成功的美食节庆品牌成功的经验,发展集体验、交流、商贸多重功能综合性的饮食产业体系和旅游产品形象;加强和酒店业、地产业等旅游相关行业的联系,努力营造乡村饮食文化发展的产业氛围,提高区域饮食文化资源的整体竞争力,构筑饮食文化餐饮产业联动体系;积极发挥政府部门的作用,在文化遗产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法规支持、食品质量监管、产品营销推广等方面为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保护提供帮助。 作者:徐庆颖 丁晓蕾 吴小爽 李琬琰 单位: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饮食文化论文:饮食文化在食品类人才培养的作用 作者:王静 田其英 单位:江苏食品职业技术学院 饮食文化在高职食品专业学生人才培养中的必要性 (一)饮食文化与高职食品专业研究内容上的一致性 高职食品专业研究的内容有食品基础理论的研究(食品化学、食品微生物等);食品生产与加工的研究;食品生产中的新技术应用;食品质量安全的研究;食品营养的研究;食品营销消费的研究;食品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其他食品包装、食品法规、食品流通、食品检验等。饮食文化研究中所指人类的食事活动内容包括:一是,食生产。原料、加工、保藏等。二是,食生活。原料的获取、食品流通、消费、烹调、进食、礼仪等。三是,食事象。与食相关的具体行为、现象等。四是,食思想。食认识、知识、观念、理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等。五是,食惯制。习惯、风俗、传统等[3]。饮食文化是研究关于人类(或民族)在什么条件下吃,吃什么,怎么吃,吃了以后怎样等等的学问。由此可见中国饮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食品专业重要的学科结构内容。 (二)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 食品行业是关系民生的朝阳行业,也是不折不扣的良心行业,其对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素质要求。随着我国食品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需求逐年增加,高职教育职业性的特点正好能够满足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要。因此要将饮食文化贯穿于高职食品专业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使技术和文化成为高职食品专业学生成长的双翅,有利于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和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三)发挥大学功能的需要 中国饮食文化虽然博大精深、远源流长,但由于近代中国科技的落后,再加上西式文化的冲击,人们对中国饮食和文化失去了信心。而国外许多先进的国家十分重视技术和文化的统一,十分珍视自己的食品文化,保护和发扬自己的食品文化,甚至把它作为维护民族权益,保护本国农业的战略。如日本、法国、韩国等[4]。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把文化的传承创新明确为大学的第四大功能。因此作为食品专业的学生,传承和弘扬我国优秀饮食文化责无旁贷。 饮食文化在高职食品专业人才培养的应用 中国饮食文化,一方面,如清代著名美食家袁牧所云,它是一门须“先知而后行”的“学问之道”;另一方面,它也是包含饮食、美器与礼仪、食享与食用等多重文化内涵的一门“综合艺术”。如今人们普遍认为高等职业教育,除了提高学生实践操作的水平外,还要使大学生在人文素质上有所提高和深化,其中当然包括和本专业相关的人文知识。饮食结合文化,古今交汇,中外贯通,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对高职食品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一)作为专业知识的有益补充,完善知识结构 虽然经过近20年的大力发展,我国高职教育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由于高等职业教育以能力培养为中心的培养模式,我国高职食品专业在人才培养中较重视专业技术教育的系统性,忽视了文化的作用,更不用说饮食文化的教育。过去人们只把文化列入历史、文学领域里的事,其实各行各业都有其文化。通过调整食品专业课程体系,把饮食文化作为人才培养必修课,形成学习技术必先学习相关文化的习惯。这样将饮食文化应用于高职食品专业学生人才培养,不仅完善了食品科学知识体系,完善了学生的知识结构,丰富了学生的内心世界,而且还使专业知识和技能得到有益补充,有益于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二)传承饮食文化优秀成果,提高学生人文素质 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如“茶文化”、“酒文化”、“炊具文化”、“医食同源”的食疗保健文化等,是人类文明、生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科学生素质培养中比较重视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对人文素质教育大部分通过选修课来实施,各方面重视程度不够,因此在人才培养中难以达到预期的设想和目标。针对中外饮食文化,我们要本着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取其精华、剔其糟粕,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创新地发扬和光大,对提高食品专业学生人文素质具有积极影响。以“茶文化”为例,在茶加工技术之外,让学生诵读关于茶的诗词歌赋可以来修身养性,利用茶道精神可以对学生进行礼仪教育和道德修养教育。如举办饮食文化节,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文化内涵。 (三)培养从业自信心,增强社会责任感 我国饮食文化在世界享有盛誉,有一种中国饮食甲天下的感觉。如2000年前淮南王刘安发明的豆腐;诸葛亮发明的馒头,比西式汉堡包早1000多年;唐代又开发了面条、点心之类,这些都是了不起的发明,直到现代还影响着我们乃至整个人类的生活[5]。“民以食为天”。今天饮食业依然是国内外第一大行业,世界500强企业相当部分与饮食有关。诸如此类的饮食文化认识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的从业自信心和自豪感。 总之“国以民为贵,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中华民族的振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高低。然而近年来我国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严重威胁到国民的身心健康,对国家的长治久安产生了负面影响。作为食品从业人员,促进饮食行业的健康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营养的食品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高职食品专业学生既要有扎实的专业素质,还需要有较高的道德素质和文化修养,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同样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只有懂得肩上担负的重任,才能提高为国为民服务的自觉性。 饮食文化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饮食文化论文 1.1政府和协会组织大力扶持传统饮食文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1.1.1通过协会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烹饪协会苏秋成认为当今的饮食文化界已经比较重视保护传统文化遗产,但是中餐要想走向世界还要有自己的文化内涵。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国烹饪大师、湖南省人大代表许菊云提出了关于高度重视中国饮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议案,引起了全国人大和文化部的重视。据了解,非遗保护的对象通常分为若干专项,餐饮属于传统手工艺类。2009年,许菊云再次提出议案,提请有关主管部门重视挖掘和保护饮食类非遗文化体系,并建议在国家非遗名录中开辟饮食类的专项类别。为了保护我国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老字号企业、传承和弘扬传统饮食文化、推动饮食行业的进步与发展,中国烹饪协会联合多家知名饮食企业在展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的系列活动中设立了中国饮食文化专项展区,一批部级非遗项目和老字号饮食企业参展,并引发了社会关注。随着多项饮食类部级非遗项目的积极申报,将出现更多的饮食类非遗项目,会有更多的老字号企业焕发出新的生机。中国餐饮协会乔杰建议把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史料和文字整理成册,并重点研究流传下来的菜谱。中国烹饪协会冯援恩认为除了研究文献,还要多项目、多渠道、多层次保护并发扬中国烹饪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建设企业文化和培育区域品牌文化[3]。1.1.2政府扶持饮食类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现阶段,国家重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优势,在政策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结合地方和民族特色开发了很多具有市场潜力的非遗文化类产品。比如郫县县委、县政府专门成立了郫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抢救和保护郫县豆瓣传统手工制作技艺,投入专项资金用于对郫县豆瓣工艺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建档等;保护掌握郫县豆瓣手工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发放生活补贴、提供传承条件、选派年轻学徒;支持栽种原料以保证生产需求[4]。 2传统饮食文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 2.1发挥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2.1.1建立博物馆保护模式的必要性受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那些依靠口传身授来传承的文化遗产逐渐消失,许多传统技艺都面临绝迹,大量有价值的珍贵实物被逐渐毁弃。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博物馆则可以成为人类保存记忆的重要载体。由于博物馆具备相对完善的保管和展示条件,能够入藏博物馆是较好的保管珍贵文物的方式。在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历史进程中,博物馆经历了保护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无形文物三个阶段,其中,人类及人类环境的非物质证据即无形文物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应该保存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并将其展示给社会公众,要义不容辞地在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中担负起责任[5]。2.1.2博物馆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优势博物馆都有征集、保护、整理文物的配套固定程序,同时也具备较完善的硬件设施,应当利用博物馆的这些优势来更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民俗类博物馆可以通过与同行交流合作、合作办展的形式来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局部到全面展示出来,更好、更专业地做好保护“非遗”的工作[6]。2.1.3博物馆展示现状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各自的特性和发展规律,有一些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沉淀下来,有些处于濒危状态,有些则已经消亡。博物馆应发挥自身的优势,将各种民俗艺术、工艺流程、传承人技艺、民间民俗活动资源通过各种保护和展陈手段记录并展示出来,传之后世。目前已建或在建的一些饮食类博物馆保存和宣传了非遗的历史文化,努力实现传播知识、传播文化的教育宗旨。由绍兴至味食品有限公司创办的位于浙江省绍兴市的中国酱文化博物馆,由保宁醋公司投建的保宁醋博物馆,位于郫县古城镇的以菜系文化为陈列内容的成都川菜博物馆,经常举办各种饮食文化活动并重新上演了满汉全席的香港人类饮食博物馆,这些行业博物馆给我们展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让我们回顾历史并体会更多东西。这些饮食类博物馆再现了那些已经不复存在的人物和场景,各种反映传统文化的照片和资料被制作成文字、图片、图表版面,结合实物被展示出来,再现了饮食文化活动、传统手工艺和民俗民风,通过博物馆展示这种拾遗补珍、珍藏见证的方式来弥补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步消亡的遗憾。 2.2通过节庆和传媒宣传展示饮食类非遗文化 现在,各级政府对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比较重视,也会组织饮食类非遗项目通过参加、组织节庆活动和借助传媒宣传来增强非遗项目的社会影响力和品牌形象,非遗项目积极配合各种节庆活动推广自己的特色产品,如在第二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上,现场展示宣传了先市酱油的传统酿制技艺,社会反响较好。参加中国农产品展示会、中国商标节、西博会这样的大型活动也是提升非遗项目社会认知度的好办法。此外,很多非遗项目还借助互联网、传统纸媒、广播电视来宣传自己,2012年在湖南卫视的《天天向上》栏目中就曾播出了“中国四大名醋专场节目”,节目中保宁醋企业介绍了我国传统酿醋工艺和食醋的发展历史,宣传食醋的辨别知识,显著提升了保宁醋的社会认知度。 2.3开发饮食类非遗文化旅游项目 一些非遗项目根据本地域的文化情况,结合旅游资源打造新型文化旅游项目,他们还与旅行社合作开发旅游项目来展示独特的加工工艺、历史文化内涵,提升公众认知度。山西老陈醋的东湖醋园开发旅游项目平均每年接待游客达30多万人次;先市酱油厂与旅行社合作,组织游客免费参观传统酱油酿造作坊和酿制技艺现场。建议进一步研究非遗项目自然、人文和地理的基本特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将传统特产的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在一起进行商标、文化保护,实现相互促进、双重保护,提升非遗的品牌价值。 3鼓励传统饮食文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型 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家和全社会宝贵的文化财富,它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地域性和传承性。但随着生存环境逐渐改变,一些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失去优势,文化特性也逐渐消失,还有的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下濒临灭绝。只有将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现代化转型,使其贴近、适应现代生活,才能将其更好地保护和传承。研究和利用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为了经济目的,也是为了在挖掘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同时更有效地对它保护和传承,在此基础上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使二者形成良性的循环。开发传统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类旅游项目,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也很有教育意义,既能满足游客旅游目的和文化需要,又能提升游客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使游客在游玩、观赏时感受文化内涵。现代化的进程破坏了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赖以生存的农业文明,但这不意味着现代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全对立,而是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把文化和经济结合在了一起。政府还应加大对传统饮食类企业的扶持力度,以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经营的运营灵活性和鼓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升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4结语 饮食类非遗项目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我们应在深入研究、发掘整理现有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持续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历史遗产,让人们体会到更深厚的文化内涵。保护和传承好饮食文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促进文化和经济的协调发展,让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社会环境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 作者:曹岚李旭王新梅魏莹董玉杰单位:哈尔滨市食品工业研究所哈尔滨市食品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 饮食文化论文:鼎字探究饮食文化论文 鼎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下面进行详细的分析。鼎的用途主要有二:一是作为食器,用来烹煮肉食和盛放已烹煮好的肉食。《仪礼•特牲馈食礼》:“羹饪,实鼎,陈于门外,如初。”就其作用来说,鼎又可以分为三种,一是用来烹煮肉食的,叫“镬鼎”,亦言“鼎镬”。这是因为“镬”亦鼎属,只是无足。(《淮南子•说山训》:“尝一脔肉,知一镬之味。”注:“有足曰鼎,无足曰镬。”)所以“鼎”、“镬”常连用。如《周礼•天官•亨人》:“亨人共掌鼎镬,以给水火之齐。”郑注:“镬所以煮肉及鱼腊之器,既熟乃脀于鼎。”古代的肉食并不都一律切成小块,而是除了“羹”以外,多切为大块,甚至不进行切割而整体蒸煮的,由此可知鼎的体积非常大。“鼎镬”又指古代的一种酷刑,即把罪人放进鼎镬烹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也,臣请就鼎镬。” 《汉书•郦食其传》:“郦生自匿监门,待主然后出,犹不免鼎镬。”由此亦可知鼎的体积之大。“鼎镬”之刑又言“汤镬”、“镬烹”,如《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贾有汤镬之罪,请自屏于胡貉之地,唯君生死之。”《汉书•刑法志》:“陵夷至于战国,……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肋、镬烹之刑。”二是用来盛放煮好的肉食,叫“升鼎”或“正鼎”。三是在肉食中放有佐料的鼎,叫“羞鼎”或“陪鼎”。升鼎太牢九鼎、七鼎,配羞鼎三;升鼎少牢五鼎,配羞鼎二;升鼎少牢三鼎或一鼎,配羞鼎一。《仪礼•聘礼》:“宰夫朝服设飧: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东,鼎七。”又“饔,饪一牢,鼎九,设于西阶前;陪鼎当内廉,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左传•昭公五年》:“宴有好货,飧有陪鼎,入有郊劳,出有赠贿,礼之至也。”“鼎”的第二个用途是作为礼器,置于宗庙,用来铭功记德。《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铭也。自铭,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又《曾子问》:“曾子问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陈,笾豆既设,不得成礼,废者几?’”相传夏禹铸九鼎,“贡金九牧,铸鼎象物。”以后“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又因“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左传•宣公三年》)文献记载说明了夏、商、周几个王朝政权的更替,是以夺得了前代的鼎为象征的。因为鼎是传国之重器,于是后代便以“鼎”来指代王位或国家政权。唐李庾《东都赋》:“权与势移,运随鼎去,从古如斯,谓之何如?”用“鼎命”来指帝位,《宋书•长沙景王道怜传》:“时齐王辅政,四海属心,秉知鼎命有在,密怀异图。”用“鼎运”来指国运,《宋书•武帝纪》:“魏武直以兵威服众,故能坐移天历,鼎运虽改,而民未忘汉。”《旧唐书•音乐志•享太庙乐章》:“基我鼎运,于万斯年。”“鼎祚”亦言国运,《宋书•谢灵运传》:“至如昏祲蔽景,鼎祚倾基,黍离有叹,鸿雁无期。”《晋书•汝南王亮等传序》:“光武雄略纬天,慷慨下国,……休祉盛于两京,鼎祚隆于四百。”“鼎业”则指帝王之业,《梁书•武帝纪》:“三光再沉,七庙如缀,鼎业既移,含识知泯。” 到了春秋时期,周天子权势式微,秦、齐、楚三个大国都曾图谋夺取九鼎,以继承周天子之位。《左传•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三代以九鼎为传国之宝,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有取周室而代之之意。后遂以“问鼎”为图谋篡夺王位。《晋书•王敦传》:“有问鼎之心,帝畏而恶之。”又《赫连勃勃载记》:“自皇晋失统,神器南移,群雄岳峙,人怀问鼎。” 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商周时期,鼎成了统治阶级等级制度的标志。最明显的是西周的列鼎制度。严格的列鼎指的是一组鼎形制和纹饰相同或相近,大小依次递减。陕西宝鸡竹园沟西周墓出土的五件圆鼎即属于严格的列鼎。据文献记载,西周天子用九鼎,分别盛放牛、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诸侯用七鼎,与天子比,无鲜鱼、鲜腊。卿大夫用五鼎,分别盛放羊、豕、鱼、腊、肤。士用三鼎,盛放豕、鱼、腊,也有用一鼎的,只盛放豕。(《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迄今为止,出土九鼎的西周墓尚未发现,出土七鼎成列的有河南上村岭虢太子墓,出土五鼎成列的有陕西宝鸡茹家庄一号墓,出土三鼎成列的有长安普渡村西周墓,出土一鼎的有陕西岐山贺家村五号墓等。到了东周以后,礼崩乐坏,列鼎制度便渐趋消亡。如春秋晚期寿县蔡侯墓使用了九个鼎,这是诸侯僭越了天子之礼。这一时期甚至一些平民百姓墓葬内也有用仿铜陶鼎来随葬的。 由于“鼎”的形制特点及其在礼器中的地位,使之产生了诸多引申义,并组成许多新词。因为鼎为国家之重器,有三足,故以之比喻三公、宰辅、重臣之位,《后汉书•陈球传》:“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鼎臣”指三公重臣,《晋书•汝南王亮等传序》:“纵令天子暗劣,鼎臣奢放,虽或颠沛,未至土崩。”又称“鼎辅”,《后汉书•朱浮传》:“即位以来,不用旧典,信刺举之官,黜鼎辅之任。”《三国志•魏书•崔琰传》:“琰从弟林,少无名望,虽姻族犹多轻之,而琰常曰:‘此所谓大器晚成者也,终必远至。’琢郡孙礼、卢毓始入军府,琰又名之曰:‘孙疏亮亢烈,刚简能断;卢清警明理,百炼不消;皆公才也。’后林、礼、毓咸至鼎辅。”又称“鼎司”,《后汉书•谢夷吾传》:“诚社稷之元龟,大汉之栋甍。宜当拔擢,使登鼎司。” 因为鼎有三足,因以比喻三方并峙之形势。或言“鼎足”,《史记•淮阴侯列传》:“参分天下,鼎足而居。”《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或言“鼎立”,《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近者汉之衰末,三家鼎立。”或言“鼎峙”,《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又因为鼎乃豪门贵族之食器,所以“鼎食”指贵族的奢华生活。《墨子•七患》:“故凶饥存乎国,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五。”(后“五”疑为“三”)或言“钟鸣鼎食”,王勃《滕王阁序》:“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 作者:孙永兰单位:赤峰学院文学院 饮食文化论文:中意饮食文化论文 一、中意饮食文化差异 对于意大利人而言,一天中真正的正餐是晚餐,通常意大利人都会选择同家人一块享用,意大利人吃晚餐普遍较晚。这是由于意大利地处地中海地区,地中海夏季气候非常炎热,人们在酷热的环境中很难有食欲去好好享受一天中最重要、最丰盛的一餐。待晚上7点之后,太阳逐渐西沉,空气也变得清爽凉快,人们才愿意来享用晚餐。这也是地中海地区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希腊)晚饭时间偏晚的原因之一。意大利式晚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所需时间很长,一顿晚餐一般耗时3~4个小时,这与中式晚餐有明显的区别。观察意大利的用餐习惯颇有意思。一次完整的意大利式晚餐通常包括以下几道菜:1.前菜(开胃菜)。用来激发人的食欲,品种丰富多样,除了具有各地物产特色的沙拉以外,比较著名的前菜还有Meloneconprosciutto(蜜瓜火腿),将火腿切薄片卷在蜜瓜上同食。2.第一道菜。一般是各种米面类菜肴,如Spaghetti、Tagliatelle等各种意面,各种意粉和米饭。在第一道菜上意大利南北也略有差异,北方米面均有,而南方则是对面情有独钟,也更青睐植物类酱汁。如由大量新鲜剁碎的罗勒加上薄荷叶、碎松仁和特级初榨橄榄油拌匀制成的青酱,天然清新,浓香扑鼻,味道浓郁。3.第二道菜,也就是通常意义上西餐的主菜。意大利的主菜通常分量较大。在吃什么的选择上,南北的差异也比较大:北方以畜类和禽类为主,如著名的佛罗伦萨牛排,每份牛排至少重1千克,需要煎制约20分钟。做好后的牛排表面呈深褐色,焦香四溢,但切开后,内部仍是肉汁丰腴,鲜美可口。南方的人们似乎对这种浓郁的口感并不感冒,他们更喜欢清淡而原本的味道。在食材选择上,他们也更愿意选择海鲜。4.甜点。一般是冰淇淋、各类蛋糕或水果等。在吃完甜点之后,喝一杯Espresso浓缩咖啡,一次意大利晚餐就结束了。而中国饮食严格遵循一日三餐制,早中晚餐在一天中所占的比重也都比较均衡。早餐在七点半左右开始,样式丰富,基本上每个城市都有特色早餐,如重庆小面、武汉热干面、桂林米粉等。而中国的正餐品类更是琳琅满目,数不胜数。作为正餐范畴内的中餐,不像意大利采取分餐制,而是采取共餐制,菜肴也没有明显的前菜、头盘、主菜之类的区别。 二、中意两国饮食文化形成的原因 (一)地形地貌层面意大利北至北纬47°,南至北纬36°,西至东经6.7°,东至东经18.5°,地处欧洲南部,北部有阿尔卑斯山脉挡住来自北欧地区的寒风,加上整个亚平宁半岛深深地嵌入地中海之中,意大利比同纬度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温暖。亚平宁山脉北与阿尔卑斯山脉相接,从中部纵贯整个意大利,给意大利带来丰富的地形环境。在意大利东北部,由波河及其支流冲积而成的巨大的波河—威尼斯平原有肥沃的土壤,为意大利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意大利的东部海岸地区地形以山区和峭壁海岸为主,以海产居多,有零星的果蔬种植和葡萄酒酿造。意大利中西部地区以平缓的丘陵和平原为主,气候和地形均适宜农业发展,盛产各种果蔬,乳类、肉类产品和粮食作物。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地形差异明显,东北地区以平原为主,土壤肥沃,适合大面积种植和畜牧业的发展,但由于气候较为寒冷,较少种植果蔬类作物。东北以南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北方地区是南北作物的交汇地带,南北方的各类作物均有种植,养殖业也非常发达,已基本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南方大部地区果蔬品种非常丰富,但由于地形复杂和人口密度大的原因,畜牧业更多的是以家庭为单位,分散存在。广袤的西部地区由于海拔高、气候条件较为恶劣等原因,农作物品种较单一,以小麦、青稞等粮食作物为主,产量较低,仅是自给自足水平,但畜牧业比较发达,各类牛羊肉和乳制品产量都很大,当地人也都以乳肉作为主要食物。 (二)气候层面意大利的气候多样,北部地区属于大陆性湿润副热带气候,如都灵、米兰及博洛尼亚等地,特点是冬季低温少雨,夏季高温多雨。而沿海地区及佛罗伦萨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属于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日间气温常超过35℃且昼夜温差很大,冬季温暖多雨,气候温和。如西西里岛的首府巴勒莫,冬季日均最低气温为12℃,日均最高温为17℃,气候宜人,也非常适合各种作物生长,这也是意大利南方人食用果蔬量明显比北方人多的原因之一。意大利独特的气候条件有利于各种农产品的风味物质和营养成分的积累,所以意大利农产品普遍质量较高,风味十足,这也是意大利饮食更偏爱使用各类未经深加工的天然香料调味的原因之一。中国的国土面积广大,气候种类多样。东北大部分地区是温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严寒少雨多积雪,日均积温低,作物生长时间长而品质高。东北以南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北方地区虽也是温带季风气候为主,但年均气温比东北地区高,受太平洋夏季季风影响,夏季降水多,水热条件适合多数农作物生长。秦淮一线以南的广大南方地区则是以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气温、降水都比较温和,良好的降水光照条件是南方种植业发达的原因之一。西部地区则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全年降水较少,冬季被西伯利亚高压控制,凛冽干燥的北风持续整个冬季,而西藏地区则是高山高原气候,终年低温少雨,上述两种气候都不适合种植业的发展,所以农业以畜牧业为主。 (三)物产层面意大利各个地区的饮食文化都受历史上的数个统治民族的影响。这些民族带来了自己的饮食文化,同时也把他们的特色食材带到意大利种植、培育。因此,在意大利的土地上产出的各种食材,有不少带着浓郁的异域风情。就整体来说,意大利的农产品普遍质量较高,各大区出产的农产品种类和特产也不尽相同。北部如皮埃蒙特大区、伦巴第大区、威尼托大区就以出产优质的小麦、玉米和葡萄为主。中部偏北地区如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托斯卡纳大区则有着极为发达的畜牧业和大片的果园、葡萄园,为全意大利甚至世界提供优质的农产品,如以帕尔玛火腿为代表的肉制品和托斯卡纳地区的特色红酒等。以罗马为中心的中部地区则是意大利粮食作物的主产区,橄榄的种植也从此开始。如拉齐奥大区,用于制作各种意大利面和意大利粉的杜林小麦大半产自此处。在自然风光秀丽的南方,地中海气候赋予这块土地充分的日照和剧烈的日夜温差,果蔬农产品就成了南方农产品中当仁不让的主角。意大利南部大量出产的果蔬主要有:1.番茄,以个大、味浓、鲜甜可口而闻名;2.葡萄,南部产区出产的葡萄酒口感锐利,偏涩,别有一番风味;3.柠檬,在意大利除了调味之外,还被拿来酿制成独特的烈酒———柠檬酒,它口感甜中带辣,香味馥郁久久不散,深受意大利人喜爱。南部的渔业在意大利举足轻重,在全国鱼类供应中占了大半。意大利国土面积较小,各地出产的各种食材都能在国内广泛流通。而中国幅员广阔,气候差异大,各地物产差别较大,饮食多以当地或附近的食材为主。北方地区的粮食作物主要是小麦,肉类是以牛羊为主,各种奶制品也较多;由于气候所限,北方出产的蔬菜种类较少,以耐寒耐旱蔬菜为主。在沿河沿海地区,各种水产被广泛地食用。中国南方地区出产的农产品种类丰富,在全国范围内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根据记载,在中国有约600种被食用的蔬菜,其中大半均在南方种植,除此之外,如芒果、百香果、山竹等热带水果也是南方独有。 (四)人文历史层面饮食观念是人们在食物的制作和食用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念,深受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的影响。不同的哲学思想及由此形成的文化精神和思维方式产生了不同的饮食观念。中国的饮食观念是五味调和,而意大利的饮食观念是天然新鲜和原汁原味。中国饮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儒家文化“以和为贵”精神的影响。“以和为美”的概念在中国饮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调味时强调五味的调和,在食材的选择上追求温寒搭配、多种多样。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各种食材巧妙搭配,成为一道道驰名中外的中国名菜。而饮食文化也融合进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吃可以交流信息,表达欢迎或惜别的心情,甚至感情上的风波也往往借助于酒菜来平息。吃的形式后面蕴涵着一种丰富的心理和文化的意义以及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从而获得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吃”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原有的交际功能上,更发展出了调节社会心理的功能。西方哲学的发源地希腊,由于在文明发源之时,自然资源不甚丰富,人们必须努力探索、开发自然以获取发展的资本。在探索的过程中,科学理性的精神、遵循自然规律的理念和独立自主、互不干涉的思想深入到了西方哲学中。意大利饮食也与其他西方饮食一样,讲究食物的营养成分和搭配,每天的饮食只要摄入了足够的营养,满足一天的消耗,能保持身体健康即可,对食物的口味和样子并不过分追求。“独立、分别”的思维也深深地融入了意大利的饮食中。在意大利的菜谱中,除了汤类和酱汁,各种食材基本都是分开烹饪,互不相干,即便有搭配也都是在盘中。在用餐时也实行分餐制,体现了个人的独立自主。从文化的意义上看,“吃”在西方国家只是停留在简单的交流、交际层面上,并没有像在中国那样被赋予更多、更为重要的“使命”。 三、结论 饮食文化随着一个文明的起源而开始发展。特别是对于中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历史源远流长的国家而言,饮食文化更是拥有超过千年的厚度。在时间的长河中,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气候环境、不同的物产、不同的哲学与世界观、不同的历史慢慢塑造出了中意两国迥异的饮食文化,不同的饮食文化之间没有孰优孰劣之分。与中国的饮食文化一步步走向世界一样,外来的饮食文化也在一点点地改变我们的生活。超市中外国食品越来越常见;肯德基、麦当劳等早已深入我们的日常;专做意大利菜、法国菜等各种外国菜的餐馆也飞快地在中国各地生根发芽。在对待本国的饮食文化和外国的饮食文化时,我们应当有正确的态度,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一方面应当借鉴汲取包括意大利饮食文化在内的国外饮食文化中合理的部分,如对科学的营养配比和健康的追求,对保持食材天然性、新鲜性的坚持,不过分追求味美而忽视食材营养的态度。另一方面,对于自身饮食文化中不合理的部分则应该舍弃,或借鉴国外饮食文化进行改进,如过分追求“味道好”而忽视了食物的营养价值,过分讲究饮食的排场而造成的浪费。此外不能忽视的是,在全球化日渐发展的同时,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一些独特的饮食习惯正面临逐渐消亡的危险。而饮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保护这些独特的饮食文化也是保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在继承优秀的传统饮食文化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着重发展其与现代健康饮食理念相符合的部分,这是继承发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方法之一,也是在全球推广中国文化的有效手段之一。 作者:钟和单位: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 饮食文化论文:幼儿园中华饮食文化论文 一、幼儿园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的原则 1.围绕地方名吃的原则。围绕地方名吃的原则是指充分利用各地方名吃特有的文化内涵、历史价值等,将各地的历史风貌、风土人情及文化底蕴展现给幼儿。幼儿园以各地特色名吃为线索展开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有利于幼儿全面、具体地了解各个地方的民俗习惯与风土人情。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饮食习惯各不相同,或嗜麻辣,或喜生猛,或尚清淡,或重浓肥,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从全国范围来看,像北京烤鸭、天津“狗不理”、太原的刀削面、新疆烤羊肉串等都展现了不同地方的民族特色。除此之外,还有像南京名吃虎皮三鲜、苏州美食酱鸡、桂林的鸳鸯马蹄等驰名中外的地方美食。立足地方菜系的原则充分地将各地特有的人文风貌、饮食习俗充分展现给幼儿,从而使其更加全面地了解自己的民族,了解民族的饮食文化。各地方菜系色香味俱全,且有独特的文化内涵,更肩负着传承中华饮食文化的伟大使命。幼儿园围绕地方名吃对幼儿进行饮食文化启蒙教育,使得有些枯燥无味的国学文化、民族精粹能够以一种“色香味俱全”的方式呈现在幼儿面前,有利于激发幼儿兴趣、拓展幼儿视野。 2.结合幼儿饮食特点的原则。结合幼儿饮食特点的原则就是要立足中华饮食文化相关知识,并充分结合儿童兴趣点、认知水平和饮食需求等对幼儿进行教育。在幼儿园开展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无论是“传统菜系”的讲解,还是“地方名吃”的渗透,都应从幼儿实际情况出发。幼儿园开展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时,应充分立足幼儿对饮食口味的偏好和饮食造型的兴趣,借助多样的主题活动将中华饮食文化教育渗透其中。像造型奇特、口味香甜的糖葫芦将劳动人民巧用大自然食材的智慧展现给幼儿;造型夸张的陕北面花、胶东大馍呈现给幼儿的则是劳动人民在饮食制作上的精美细致。食材的碰撞把饮食的韵味渲染得分外浓郁,相信幼儿在这种渲染中对中华饮食、中华饮食文化的情感也会更加深厚。幼儿园结合幼儿饮食特点开展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有利于充分调动幼儿兴趣,提高幼儿参与度,从而增强幼儿对本民族饮食文化的认知和情感,也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培养铺平道路。 二、幼儿园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的途径 1.欣赏中华饮食菜品。幼儿园在进行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时,可以通过图片、实物展示等方式,选择刀工精湛、色彩鲜明、形状奇特的菜品向幼儿展示中华饮食的外在形象美,给幼儿视觉上的冲击。制作精细的川菜夫妻肺片、多而不杂的粤菜及第粥,展现的是工艺美;乳白清雅的鲁菜奶汤蒲菜、色泽红亮湘菜辣子鸡等展现了色泽美。中华饮食文化的外在美,可以让幼儿通过视觉切实感受到,而中华饮食文化的意境美则从听觉、嗅觉和心灵上影响着幼儿对中华饮食文化的认知和情感,还有饮食礼仪之美、饮食环境之美等,都把幼儿的美感引向新的境界,提升了幼儿对中华文化的审美认知。幼儿园还可以借助一些关于中华饮食的名人轶事、喜闻乐见的饮食习俗,进一步加深幼儿对中华饮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将抽象的中华饮食文化,转变为形象、具体的事物,引导幼儿将饮食美味与饮食的内在精神追求结合起来,真正去欣赏和享用中华饮食带给他们的视觉盛宴。 2.体验中华饮食制作。中华饮食的制作手艺是撰写人类味觉记忆史、民族文明的通用语言。幼儿园在中华文化饮食启蒙教育活动中通过图片的展示、故事的讲解,可以激发幼儿直接参与饮食制作,有利于幼儿感受饮食制作带来的快乐,享受中华饮食带给他们的酣畅淋漓的美感。中华饮食的制作过程展现了劳动者对自然馈赠食材的灵活运用,其中渗透着劳动者的智慧美和劳动美。一是选料丰富广阔“,我们中国人便从树上吃到陆地,从植物吃到动物,从蚂蚁吃到大象,吃遍了整个生物界”;二是调料复杂精细,常见的调味品像酱油、豆豉、味精、醋、酒、生姜、麻油等足足有几十种;三是烹调手法精湛深奥,像凉拌、炒、蒸、煮、煎、炸、焖、焗、炖、煨、烧等有几十种;四是刀工严谨讲究,食材可切成片、丝、条、块、丁、粒、米茸等大小均匀、厚薄适中的各种形状。正是这种灵活而非机械的饮食制作技术,使中华饮食文化完成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超越,使中华饮食文化充溢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巨大的创造力,而幼儿置身其中,必定会受其熏陶,潜移默化中培养起对中华饮食文化的热爱之情。在体验制作时,幼儿园可以利用幼儿好动的特点,借助各种炊具唤起幼儿动手的欲望,提高幼儿的参与度。让幼儿扮演小厨师为大家制作各种美食,启发幼儿团、捏、搓出元宵、月饼、饺子、麻花、烧饼、面条等,让幼儿置身其中,为他们提供更多体验中华饮食文化的机会。 3.感受中华饮食文化。中华饮食是一个历史文化长卷,在这个历史文化长卷中,幼儿能够汲取民族文化的营养,丰富民族文化的情感,感知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尤其是民族节日饮食文化中的多姿多彩内容,更有利于幼儿感受中华饮食文化的灿烂辉煌。“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春节除旧迎新除夕饺子宴,“火树银花不夜天,万家灯火十五晚”的张灯结彩闹元宵,“雄黄酒、插艾蒿、吃粽子,龙舟竞技九州同”的纪念屈原爱国情怀的端午节,“八月十五中秋月,吴刚嫦娥同祝贺”的阖家团圆中秋节等,一代代传承下来的节日饮食文化,传递给幼儿的是爱国主义情怀,民族文化饕餮。幼儿园在开展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时,可以通过图片、广播、实物展示等途径,刺激幼儿的感官。幼儿通过欣赏、体验制作和感受中华饮食文化,对中华饮食文化由知之到熟之再到爱之,逐渐地由远及近、由景及情,耳濡目染,从最初的感知中华饮食文化,逐步升华到热爱祖国璀璨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情感中来。 历经时代变迁,洗尽铅华,却将某些烙印在人类心田的中华饮食文化传承下来,曾经的色泽和风味在劳动人民的创作下瞬间复合。如今国家逐渐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幼儿园教育作为教育的基础,积极开展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也就显得尤其重要,这也预示着中华饮食文化的传承将绵延不断,中华民族的文明将继续被书写。 作者:汤敏王冰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
经典教育论文:文学经典艺术教育论文 文学经典是艺术生获取知识的宝库、认识生活的教科书。当今的艺术专业与其他学科在知识和能力方面相互迁移、融会贯通,使艺术生获取通识知识,依然是专业艺术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同时,生活是艺术的创作源泉,积累生活阅历是加强艺术修养的必备功课。中国电影戏剧理论家洪深认为,演员最好自己去阅历人生,次之直接观察人生,即对生活的直接体验与间接体验都有助于艺术才能的发挥。文学经典是知识的宝库,是生活的教科书。《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内容丰富。读《卫风•伯兮》《小雅•采薇》,可窥见古代徭役战争带给人们的痛苦;读《郑风•子衿》《邶风•静女》《郑风•将仲子》《邶风•谷风》《卫风•氓》,可了解古人对待爱情婚姻的态度;读《豳风•七月》,可明了奴隶在一年中的劳动与生活。孔子说读《诗经》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即能够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红楼梦》里,生活图景洋洋大观,园林建筑、酒水菜肴、衣着服饰、方剂药单历历在目。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人们从中所学到的东西,甚至“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 文学经典能够潜移默化地培育艺术生的情感表现力。情感是艺术的法则与灵魂,直接影响艺术的表现。《乐记》肯定音乐是表达情感的艺术,认为“凡音而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斯坦尼在他的表演体系中表示“第一个和最重要的统帅,创作的推动者和动力”就是“情感”。当今时代,人与人之间有疏远、淡漠的倾向,培养学生健康丰富的感情世界是重要的教育内容。一个人情感丰富不丰富,善不善于体验、表达、处理情感,表明了一个人的情感表现力。情感表现力是人的情感发生、感受、表达、提升、创造、处理等的综合能力。比如演员在创造角色形象时,情感的创造非常重要。而创造角色情感首先要有相关的情绪和情感体验。缺乏情感表现力,就无法创造人物的情绪体验,反之,就比较容易把握角色的情绪与情感,从而塑造出鲜活的人物形象。情感表现力既是先天质素,也是后天能力。可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培养,也可以在文学艺术活动中培育。情感是文学的本质。经过审美的提升,文学情感比日常生活情感更具美质。文学经典以恰当精妙的语词,以描写、叙述、比喻、暗示、象征等手法,细腻地展现人的复杂的内心活动。通过系列练习,读者可增强情感感受能力。 文学经典可提高艺术生的审美能力。审美能力是人们认识美、评价美的能力。文学经典作为艺术,首先是审美的。“没有审美价值,文学经典就失去了灵魂,失去了立命之本。”通过美的艺术形式,文学经典把现实中的自然之美和社会之美,典型地表现出来,形成美的艺术形象。审美感知能力是最基本的审美能力,对作品欣赏品评时,欣赏者凭借感知能力捕捉形象画面,对审美对象形式的把握能力会得以培养和强化。审美想象能力是最突出的审美能力,想象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是带有创造性的能力。爱因斯坦曾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想象可以使人才思敏捷,一个情节的叙述、一个场景的描绘、一个比喻的运用、一个词语的取舍,无不与作者的想象力相关。艺术对想象力的要求是丰富而活跃的,对艺术来说,想象力是极为可贵的品质。黑格尔曾说:“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想象是文学经典飞翔的翅膀,“在文学的建筑工艺学上,想象力成为最重要的建筑师”。马克思推崇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因为它们有丰富的想象力。艺术想象贯穿在文学意象创造和文学欣赏再创造的整个过程中,通过文学创作训练和文学欣赏操作可以培养受教者的审美想象能力。此外,描写艺术的佳作让受教者体验各种口味的美感。“中间力拉崩倒之声,火爆声,呼呼风声,百千齐作。又夹百千求救声,曳屋许许声,抢夺声,泼水声”(林嗣环《口技》),让人体验民间仿声艺术的魔力;“通计一舟,为人五;为窗八;为箬篷,为楫,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珠各一”(魏学洢《核舟记》),让人体验微雕工艺的精巧绝伦;“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白居易《琵琶行》),让人体验琵琶女演技的高超;“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让人体验公孙大娘刚柔相济、吞吐自如的舞蹈风神。在此,文学与艺术水乳交融,引人无限遐思。 文学经典能够拓展艺术生的精神空间,塑建其审美境界。艺术是精神活动的产物,人的精神活动越丰富,艺术创造力就越强。“艺术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人们在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活动中产生一种身心的喜悦,一种美感的喜悦,从而进入一种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人生境界。”文学最本质的功能就是让人的精神活动越来越丰富,精神空间越来越宽广。学者钱理群曾指出,要用“科学的眼睛”和“文学的眼睛”看世界,世界才会丰富多彩。文学经典构筑了独特的心灵空间,“在超感性的体悟中,人们摆脱了感性物态和现实生活的种种羁绊,使精神获得升华,从现实境界进入到理想的境界”。通过对文学的审美形式意味的感受、领悟,使情感、心灵受到涤荡、净化,从而塑建审美的人生境界。 文学经典能够健全艺术生的心理与人格,提升其道德水准。艺术之路漫漫,既有快乐幸福,也有辛苦、痛楚甚至折磨。培养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是专业艺术教育的最终目的。作为心灵活动的具有代表意义的载体,文学经典是心灵的栖息地。“在什么地方人才能找到自己梦牵魂绕的心灵家园呢?回答当然只能在文学与其他艺术里,因为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人既置身于一个个十分具体的境界又可以对它们来开审美的距离,获得心灵的满足。”文学经典让人宣泄内在情感,心灵得到解放。“艺术在我们身上引起的温和的麻醉,可以暂时抵消加在生活需要上的压抑。”文学可以疗伤,“艺术本质上是肯定,是幸福,是生存的神话,是人们的自我救治、自我保健。”文学经典使人心胸开阔、心灵纯洁、人格完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游于艺”,孔子认为,君子人格的养成从始至终都离不开文艺经典的熏陶与启迪。“文学的目的……就是在人们的灵魂中间唤起羞耻、愤怒和英勇,并想尽办法使人变得高尚有力,使他们能够以神圣的美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文学经典的精神道德力量巨大。屈赋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杜诗的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圣洁情怀,保尔相信自己、不怕困难,牛虻信念坚定、敢于牺牲,令众多读者受到鼓舞、获得力量。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说:“文学不是一门职业,但是,它对于人们认识自身的感情世界的丰富性,洞察人性的复杂性,以及学习美,感受美,传播美,进而提高人的整体性修养,有着根本性的意义。”要之,以文化人的重要功能使文学经典与其他艺术门类具有共通性质,能使接受艺术教育的人触类旁通,对艺术有更全面、深刻的理解和掌握。 作者:邢香菊李斌娟单位:河北传媒学院 经典教育论文:谈经典在人文教育中的重要性 摘要:人文教育的本质是人文精神的教育,是人文精神的培养和人文精神的以一贯之,人文学科与人文知识的传授,不仅在于掌握人文知识,而是要将其中蕴涵的精神内化为学生的人格、气质和修养,在他们的思想和文化的心灵上烙上民族的印记,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文观、人性观、价值观和自由观。 “人文教育”是1995年以后使用的一个新概念,和当年的人文精神的讨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受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功的影响,教育学界力图以经典的自然科学为效法的榜样,用“科学”来标志、来框定、来模塑教育,认定教育研究的价值在于对教育事实和“规律”进行精确、客观的评述,在教育研究上,以实证、定量、可控、统计、测量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最佳的研究范式,数据与模型俨然成了衡量教育领域的标准。教育领域由此迅速功利化,科学学科占领了教学内容的主要阵地,语文学科的人文特点则弱化,“育人”的教育成了单纯的职业教育、分数教育,这个时候,人们提出了“人文教育”的概念,力图用它解决这些问题。 人文教育的本质应是人文精神的教育,是人文精神的培养和人文精神的以一贯之,人文学科与人文知识的传授,不仅在于掌握人文知识,而是要将其中蕴涵的精神内化为学生的人格、气质、修养,在他们的思想和文化的心灵上烙上民族的印记,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文观、人性观、价值观、自由观。 1 经典有助于学生形成自己的人格 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中蕴涵着博大精深的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道德经》以自然法则立论,重视人、天、地、道与自然的关系,其指出:“人法地 ,地发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宇宙万物、生态万类,都由道生,然而道的作用必须由德来体现,《道德经》特别教人重视修德,能启迪学生道德的心灵,培养学生的德行。综观《论语》,孔子十分重视自身的个人修为和涵养,重视立德、立言,用自己的言行做表率,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学习《论语》可以使中学生找回已失落了的民族的传统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继承“仁者爱人”、“舍生取义”的可贵人格。“和”在中国哲学思想中出现得比较早, 一直延续到现在。《诗经》中的很多篇章如《国语郑语》、《箨兮》、《伐木》、《鹿鸣》等强调个体对整体依存以及与他人和谐相处,学习这些有利与学生温柔敦厚品格的形成。学习《易经》能培养学生“厚德载物”的宽容宽厚的人格,学习屈原、杜甫、韩愈、苏轼的诗文,能增强学生爱国的情感和嫉恶如仇的斗争精神,可以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读古人书、与古贤为伍,学生在学习了这些经典后,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并发展了自己的人格。 2 经典有助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 中国传统经典在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全人类文化中最重要、最宝贵的瑰宝之一。优秀的文学作品中不仅凝聚着历代文学大家运用语言的高超艺术,也蕴含着他们丰富的思想和感情。《诗经》以“美”和“刺”作为创作的基本倾向,歌颂诗人所赞同、人文美好的事物 ,揭露和批判诗人所憎恶和丑恶的事物 ,审视着人不同情况下的思想感情;《楚辞》,尤其是其中的《离骚》等名篇,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表现了关心人民、热爱祖国、追求理想的精神。《诗经》和《楚辞》它们皆为华夏民族智慧和灵性的结晶,其中具有的忧国忧民的社会意识,求真、求善、求美的艺术追求和崇尚道德的人性智慧,构成了中华文化生动的主题。唐诗揭开了中国诗歌史上最灿烂、最赋有魅力的篇章,《代悲白头翁》和《春江花月夜》是初唐最具代表的清新歌唱,李哲厚在《美的历程中》中评价:“这两首诗是一种对少年时代的憧憬和悲伤,尽管并没有实际、真正沉重的现实内容,它的美学风格和给人的审美感受尽管是口中说感伤但依然是一语百媚,轻快甜蜜的。”盛唐之音是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代表,王维的《辋川名句》写尽自然之美,优美、明朗、健康。李白诗歌的随意创造却美妙奇异、层出不穷、飘逸瑰丽。还有杜甫、白居易、孟浩然等等人的作品不管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一种丰神情韵颇丰满的美的特点。元明戏曲的出现,如《窦娥冤》、《西厢记》、《墙头马上》等创造了中国民族特色的戏曲形式的美。清代的《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创造了绚丽多彩、辉煌灿烂、具有永久魅力的文学艺术。整个古代经典文学以其独特的方式,熏陶和孕育着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素质和民族精神,塑造着中华民族真、善、美的审美情趣。学生在阅读这些经典的过程中能真切感受到真、善、美的存在,从而培养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 3 经典有助学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中华文化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灿烂而又从未中断过的人类文明奇葩。它具有无穷的魅力和鲜明的民族特色。经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实载体,也是树立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的精神支柱。因此,经典文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学生掌握了古汉语知识,培养了自己的 审美情趣,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传承、发展本民族的文化。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组成的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优秀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它翔实地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学习四书五经可以使中学生深入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本民族的精神。从瑰丽的汉赋到唐代清新的山水田园诗歌、雄壮的边塞诗歌,从宋代豪放派词、婉约派词到元散曲、杂剧再到清代的小说,不同时代的经典里传承的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浩繁轶卷的文化典籍汇成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和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 而这些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需要学生通过阅读和学习了解它,体会它并使他们成为这些人文精神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实践者。 几千年沉淀下来的经典文学作品是中国历朝历代文化的发展史、是历代文人的成长史、心灵史。整个古代经典反应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史,呈现出了古代文人墨客独特的人格,高尚的情操和丰富的情感。朱自清在《治国学杂话》中说:“用文学经典濡染出来的学子不仅对历史抱有温情与敬意,而且对现实会有深度的体察。他们不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迷失自己,因为他们在与文学经典对晤中建立了自己的精神谱系。他们不但会是民族文化忠诚的守护者,民族精神的传承者,而且将是我们时代精神最活跃的创造者。”经典文学中的人文教育因素将会影响着今天的学生们,重塑他们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影响他们的道德品质、思想情感和美学趣味的提高。 经典教育论文:浅谈经典在人文教育中的重要性 摘要人文教育的本质是人文精神的教育,是人文精神的培养和人文精神的以一贯之,人文学科与人文知识的传授,不仅在于掌握人文知识,而是要将其中蕴涵的精神内化为学生的人格、气质和修养,在他们的思想和文化的心灵上烙上民族的印记,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文观、人性观、价值观和自由观。 “人文教育”是1995年以后使用的一个新概念,和当年的人文精神的讨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受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功的影响,教育学界力图以经典的自然科学为效法的榜样,用“科学”来标志、来框定、来模塑教育,认定教育研究的价值在于对教育事实和“规律”进行精确、客观的评述,在教育研究上,以实证、定量、可控、统计、测量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最佳的研究范式,数据与模型俨然成了衡量教育领域的标准。教育领域由此迅速功利化,科学学科占领了教学内容的主要阵地,语文学科的人文特点则弱化,“育人”的教育成了单纯的职业教育、分数教育,这个时候,人们提出了“人文教育”的概念,力图用它解决这些问题。 人文教育的本质应是人文精神的教育,是人文精神的培养和人文精神的以一贯之,人文学科与人文知识的传授,不仅在于掌握人文知识,而是要将其中蕴涵的精神内化为学生的人格、气质、修养,在他们的思想和文化的心灵上烙上民族的印记,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文观、人性观、价值观、自由观。 1 经典有助于学生形成自己的人格 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中蕴涵着博大精深的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道德经》以自然法则立论,重视人、天、地、道与自然的关系,其指出:“人法地 ,地发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宇宙万物、生态万类,都由道生,然而道的作用必须由德来体现,《道德经》特别教人重视修德,能启迪学生道德的心灵,培养学生的德行。综观《论语》,孔子十分重视自身的个人修为和涵养,重视立德、立言,用自己的言行做表率,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学习《论语》可以使中学生找回已失落了的民族的传统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继承“仁者爱人”、“舍生取义”的可贵人格。“和”在中国哲学思想中出现得比较早, 一直延续到现在。《诗经》中的很多篇章如《国语郑语》、《箨兮》、《伐木》、《鹿鸣》等强调个体对整体依存以及与他人和谐相处,学习这些有利与学生温柔敦厚品格的形成。学习《易经》能培养学生“厚德载物”的宽容宽厚的人格,学习屈原、杜甫、韩愈、苏轼的诗文,能增强学生爱国的情感和嫉恶如仇的斗争精神,可以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读古人书、与古贤为伍,学生在学习了这些经典后,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并发展了自己的人格。 2 经典有助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 中国传统经典在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全人类文化中最重要、最宝贵的瑰宝之一。优秀的文学作品中不仅凝聚着历代文学大家运用语言的高超艺术,也蕴含着他们丰富的思想和感情。《诗经》以“美”和“刺”作为创作的基本倾向,歌颂诗人所赞同、人文美好的事物 ,揭露和批判诗人所憎恶和丑恶的事物 ,审视着人不同情况下的思想感情;《楚辞》,尤其是其中的《离骚》等名篇,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表现了关心人民、热爱祖国、追求理想的精神。《诗经》和《楚辞》它们皆为华夏民族智慧和灵性的结晶,其中具有的忧国忧民的社会意识,求真、求善、求美的艺术追求和崇尚道德的人性智慧,构成了中华文化生动的主题。唐诗揭开了中国诗歌史上最灿烂、最赋有魅力的篇章,《代悲白头翁》和《春江花月夜》是初唐最具代表的清新歌唱,李哲厚在《美的历程中》中评价:“这两首诗是一种对少年时代的憧憬和悲伤,尽管并没有实际、真正沉重的现实内容,它的美学风格和给人的审美感受尽管是口中说感伤但依然是一语百媚,轻快甜蜜的。”盛唐之音是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代表,王维的《辋川名句》写尽自然之美,优美、明朗、健康。李白诗歌的随意创造却美妙奇异、层出不穷、飘逸瑰丽。还有杜甫、白居易、孟浩然等等人的作品不管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一种丰神情韵颇丰满的美的特点。元明戏曲的出现,如《窦娥冤》、《西厢记》、《墙头马上》等创造了中国民族特色的戏曲形式的美。清代的《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创造了绚丽多彩、辉煌灿烂、具有永久魅力的文学艺术。整个古代经典文学以其独特的方式,熏陶和孕育着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素质和民族精神,塑造着中华民族真、善、美的审美情趣。学生在阅读这些经典的过程中能真切感受到真、善、美的存在,从而培养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 3 经典有助学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中华文化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灿烂而又从未中断过的人类文明奇葩。它具有无穷的魅力和鲜明的民族特色。经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实载体,也是树立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的精神支柱。因此,经典文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学生掌握了古汉语知识,培养了自己的审美情趣,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传承、发展本民族的文化。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组成的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优秀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它翔实地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学习四书五经可以使中学生深入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本民族的精神。从瑰丽的汉赋到唐代清新的山水田园诗歌、雄壮的边塞诗歌,从宋代豪放派词、婉约派词到元散曲、杂剧再到清代的小说,不同时代的经典里传承的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浩繁轶卷的文化典籍汇成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和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 而这些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需要学生通过阅读和学习了解它,体会它并使他们成为这些人文精神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实践者。 几千年沉淀下来的经典文学作品是中国历朝历代文化的发展史、是历代文人的成长史、心灵史。整个古代经典反应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史,呈现出了古代文人墨客独特的人格,高尚的情操和丰富的情感。朱自清在《治国学杂话》中说:“用文学经典濡染出来的学子不仅对历史抱有温情与敬意,而且对现实会有深度的体察。他们不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迷失自己,因为他们在与文学经典对晤中建立了自己的精神谱系。他们不但会是民族文化忠诚的守护者,民族精神的传承者,而且将是我们时代精神最活跃的创造者。”经典文学中的人文教育因素将会影响着今天的学生们,重塑他们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影响他们的道德品质、思想情感和美学趣味的提高。 经典教育论文:教育经典与教育改革现实价值 摘要: 在高校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教育经典在教育改革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文章以教育经典为视点,从教育经典中的教育基本理论对教育改革的影响、教育经典对于人才培养的价值、教育经典对我国课程改革的借鉴作用等方面具体论述教育经典在教育改革中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 教育经典;教育改革;现实价值 教育基本理论来源于教育经典,更来源于教育改革中的经验总结与理性思考,是与时俱进的理论,是教育家开拓创新的前景设想。因此,教育经典起着桥梁作用,其承接古今中外,连接理想与现实。然而,教育改革一直注重国外先进理论的学习与应用,对教育经典的现实价值缺乏深入思考。因此,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应回归教育经典,思考经典的现实价值。 一、教育经典中的教育基本理论对教育改革的影响 教育经典中蕴藏着丰富的教育基本理论,有些可指导教育改革向着良性有序的方向发展,有些却值得深入探讨。例如,对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这一命题,部分学者并没有拘泥于权威,而是从多学科视角进行探讨,为教育思想注入新鲜活力[1]。因此,对教育经典中的教育基本理论要辩证看待,存批判精神,不要被权威禁锢了思维。真理与谬误之间往往隐藏着许多深层问题,我们应发挥正向功能,抵制悖论。 二、教育经典对于人才培养的价值 以《学会生存》为代表,其引起国际社会和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对世界各国的教育工作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影响当代世界进程的重要文献”“当代教育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学会生存》探讨了教育与人类的命运、民主和科学、就业、学习化社会、技术、国际合作等不同方面之间的密切关系[2]。它全面系统地阐释了教育世界的今天与明天、教育与各个领域之间、教育自身特点等组成的综合报告,有完备的研究,有不同背景的人们批判性思考的结晶,站在独立客观的角度对变化中的教育展开讨论,对主要问题寻求总的答复。而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蒙学教材也蕴含着丰富的教育哲理,教导我们做人道理、处事之道和民族精神,注重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最终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要学习国外教育经典,更要注重对本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另外,要遵循人的客观发展规律,顺应天性的成长轨迹,懂得“物极必反”的道理,使课程改革真正适合学生的成长规律,培养他们成人成才。 三、教育经典对我国课程改革的借鉴作用 21世纪科技、经济与社会全面进步,教育也随之发生改变,科技与教育将同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21世纪教育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教育结构将呈现出新特征,教育内容将焕然一新,教育手段将更加完善[3]。我们应将教育经典中的优秀教育思想充分融入课程改革,做好立德树人的根本工作。首先,利用教育经典的优秀思想加强课程建设。教师要通过学习教育经典,了解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掌握教育的科学方法,做到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注重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利用教育经典,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不能再单纯地说教,而要注重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增加师生互动,做到教学相长,让学生从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通过教师的引导学会学习,勤于思考。再次,运用教育经典,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由于社会对人才更加具有选择性和挑剔性,学校必须摆脱过去单纯注重学生智育发展的理念,加强对教育经典的学习和运用,注重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学习的培养,以及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培养身心健全、具有高尚人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最后,运用教育经典,做好学生的价值引导和人生规划指导。教师应借鉴国外优秀的教育经典,更不要忘记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教育思想。教师需注重对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教育学生具有崇高的家国情怀、高尚的道德风范、博大的仁爱之心和勤勉的乐学思想,关心国家,关爱社会,树立远大的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同时,教育学生做好人生规划,脚踏实地,学会学习,学会生存,更要学会生活,做生活的主人。 四、结语 教育经典与当今社会发展的关系非比寻常,对我国课程改革的价值更是不容忽视。我们要在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过程中,逐步完善课程改革的各项目标任务,科学合理地进行规划,克服前进中的挑战与困惑,为建立健全综合协调、充满活力的育人机制打好坚实的基础,为实现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发挥独特优势。面对教育经典,我们也要冷静客观地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课程改革的现实相适应,在传承的基础上开拓创新[4]。 作者:陈晓霞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经典教育论文:探析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 近年来,有一部分人站出来表达对群众性文化复古运动的质疑和忧虑。传统到底是什么? 对于现实和未来的意义何在? 在 “大力弘扬”的口号下如何认识它固有的局限? 在 “取其精华”的操作中如何把握理性的分寸? 显然,对这些问题不容回避,也不应回避。国学之所以招致一部分人的文化批判,首先是缘于国学存在的内伤。历代统治集团将国学经典中符合集权、专制统治的成分加以扩充,导致国学不可避免地渗入了大量封建思想的糟粕。其次是经学家的局限。从汉代儒生到宋明理学家,由于思想和立场的局限,在经典的整理、研究和传承的过程中,使中华文化脱离了健康发展的正轨,走上了一条狭隘的歧路,以致国学中隐含了大量犬儒之学。再次是缺乏严密的学术体系建构。传统文化强调经世致用,这种实用理性恰如李泽厚在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所说: “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也排除了反理性主义的泛滥。”这种思维方式上的严重缺陷,阻碍了中华民族在自然科学、哲学、逻辑学等思辨学问领域的系统研究,导致国学缺乏严密的学术体系建构。 一部国学史就是一部批判史,一部经典价值的发展史。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精英,通过对国学的批判,重新反思国学,定义国学,进而推进国学发展。“如同其他古老文明一样,儒学发展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对它的缺失了解的越全面,它的正面价值就越能确切地得到把握和充分开发; 对儒学的批判越彻底,它就越能浴火重生,保持恒久的生命力。”国学经典对于当下以及未来的的价值,是先天性的、与生俱来的。如同一个人的遗传密码,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是不可选择的,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基因,你只能接受它、呵护它。所以,我们主张对于国学经典,应将其作为 “纯粹真理”来考虑,也就意味着必须以恭敬、诚恳、宽容和鉴赏的态度,去解读、领略、学习和传承。对民族传统以一种温情的态度予以体认,应成为现代人基本的文化共识。只有从这一共识出发,才能在古典智慧的观照下追寻现代性问题的解决之道。 以多维的视角确立经典阐释的尺度 针对当前经典阐释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现实,尤其是针对一些抛弃文本的随意解读,任意发挥,我们必须确定一个经典阐释的有限性尺度,也就是为经典文本确立一个 “合法阐释”的边界。用历史尺度阐释经典。第一,通读元典。 “文本”是阐释构成的基本要素,没有 “文本”自然也就无所谓阐释的问题。考之当下的经典解读,学养深厚、考据严谨扎实者凤毛麟角,功底浮浅、人云亦云者众。古人治经,有一种解读方法叫做互训法,值得当今学人借鉴。所谓互训,是指根据两处或两处以上相同、相似或相反的行文特点,来猜断词语在句中的含义。如此,以 《论语》来解读 《论语》,以 《老子》还原 《老子》的方法,避免了断章取义和望文生义。因此,通读元典是提高阐释水平的基本路径,也是阐释的基本维度。第二,通晓阐释史。要确立经典阐释的历史维度,很重要的一点是知晓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发展历史。就完整的儒家元典阐释历史而言,汉代经学和宋学是两座高峰,董仲舒和朱熹则分别是立在这两座高峰上的关键人物。读懂了汉代经学和宋学,就大致读懂了中国经学阐释的历史; 读懂了董仲舒和朱熹这两位大家,则基本明白了中国经典阐释的方法论。一个缺少史识的经典阐释者,难免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只有通晓中国经典阐释的历史沿革,才能洞见经典的来龙去脉,才可以烛照个人视野的盲区,探寻到经典最真实的教育价值。第三,熟知阐释方法。经典之所以能被一代一代地阐释,在于它是蕴涵着普世情怀和人间真理的伟大作品,具有超越时空的教育价值; 在于阐释活动本身是一个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一个真正称职的经典阐释者,必须熟知学术史上先后出现的各种经典阐释的方法。如知 “句读”,通过“形训”、 “声训”、 “义训”等方法理解文本的本义。明 “义理”,在经学阐释史上,从最早的 “《春秋》笔法”及 “微言大义”,到董仲舒的 “深察名号”和 “辞外之指”,再到宋代的 “六经注我”和 “我注六经”等阐释方法,均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它们在经典文本与 “义理”之间建构起的独特意义范式,使得我国的传统经典阐释达到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用现代尺度阐释经典。克罗齐有一个著名的观点: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此拟之于经典阐释活动,亦可以说,一切经典阐释都必须是当代阐释。经典阐释的现代尺度既非对传统的因循沿袭、亦步亦趋,也不是对传统的彻底否定、全面颠覆,而是寻求与传统的积极对话。这种对话的前提是对经典的充分理解和尊重,因为理解和尊重本身就是阐释活动的重要内容。我们无法为当代人的现代阐释设置一个阐释的上限,但却可以为一切信马由缰式的过度阐释设置一个拒绝的边界。第一,拒绝曲解。经典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过大浪淘沙后留存下的伟大作品,很多文本记载的是我们的先民早期的 “族群记忆”,以及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永恒的生存问题。曾经困扰我们祖先的问题,今天同样困扰着我们。正是这些展现了先民们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内容,诸如政治、历史、宗教、文化等等方面的经典文本,为读者的个性化阐释提供了可能和凭借,却也导致了经典被曲解的风险。一方面,我们要拒绝戴上 “有色眼镜”,亦即用贴政治的、阶级的、宗教的标签去解读文本; 另一方面,要防止用 “上纲上线”的方式猜度文本,我们主张用同情的、平等的、历史的态度解读文本,解读经典。第二,拒绝媚俗。经典重读、重释、新解是每个时代都会遭遇的,这也正是经典生命力的重现,是经典成长史的一部分。我们不能阻止经典的通俗化,但却可以拒绝经典的媚俗。经典的通俗化意在巧用现代人的观念、技术打通走近古典文本的道路。比如经典的卡通化,采用新颖的结构,炫目的画面,通俗的语言,降低了获取古典知识的门槛,拉近了读者与经典的距离,就是一种很好的经典通俗化尝试。经典阐释的媚俗,则是商品经济时代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对经典的侮辱。比如时下有人为了迎合部分读者的口味,所写的新解古典诗词,只见风月不见情怀,只言揭秘不言诗意,这都是必须予以警醒的媚俗化和庸俗化。第三,拒绝恶搞。在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以历史、经典为恶搞对象的影视、网络作品大量出现,通过戏谑经典、冒犯权威、亵渎神圣而获得一种廉价的狂欢化效果。卡尔维诺说: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现实是多样的、多刺的,而且层层叠叠,就像朝鲜蓟。对我们而言,在一部文学作品中,重要的是可以不断地将它剥开,像一颗永远剥不完的朝鲜蓟,在阅读中发现愈来愈多新层面。”经典的多元化解读不能 “无边界”,文本的 “不确定性”绝不是 “无底线”。恶搞经典,消遣历史的恶作剧,是对经典的扼杀,是对庄严崇高的放逐。 用辩证尺度阐释经典。经典具有无限的阐释性,而阐释的过程本身也存在无数的可能性,这一点已为古今中外的阐释历史所证实。比如董仲舒的释经方法论即是以“《春秋》无达辞”作为逻辑前提。正是由于 “诗无达诂”的文化现实,才形成了经典阐释史上的汉学和宋学等阐释流派。当下我们要强调的是经典阐释的有限性,这与经典具有阐释的无限可能性这一命题看似矛盾,实际上却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 “尽管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林黛玉,但不管怎么讲也不可能把哈姆雷特阐释成奥赛罗、李尔王,也不大可能把林黛玉阐释成刘姥姥啊。”意大利哲学家艾柯是 “过度阐释”的反对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说诠释潜在地是无限的并不意味着诠释没有一个客观的对象,并不以为它可以像水流一样毫无约束地 ‘蔓延’,说一个文本潜在地没有结尾并不意味着每一诠释行为都可以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这段话提醒人们: 一切诠释者都无权脱离文本代圣人立言,否则阐释就成了任由别人打扮的小姑娘。随心所欲、任意发挥的所谓阐释,不仅无助于作品的解读,反而会阻厄人们发现作品的真谛,甚至会把人引向歧途。 国学经典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巨大精神存在,是民族历史长河中涌现出的一批大仁、大义、大智、大信、大勇者留给炎黄子孙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遗传密码,是我们民族的宗教。面对民族独有、不可复制、无法绕过的精神资源,我们唯有怀着敬畏与谦卑的态度,秉持高山仰止、钻之弥坚的诚意,思考和追寻其恒久弥新的真理与价值。国学经典从未标榜尽善尽美,它永远以朴素的、文本的方式,向世界、未来呈现自己,不掩饰缺点,不拒绝批评,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成为世界建设性文化的一部分。对于国学经典的理解,一般读者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有个性化解读,可以有于丹式的心得,但对于学校经典教育、对于学生的接受活动、对于学者的阐释,则不仅仅是语言和思维的一般性训练,而必须通过对文字的训诂、辨析、校注和翻译,真正让原著如其所是的显现。其不仅仅是简单的延续文化、陶冶理性和道德,而是作为思考者去探讨关乎人类生存和寻求最好生活方式的普遍性问题。阅读经典曾经是历代王朝教化民众、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和路径。时移世易,国学经典虽不再位居教育的中心,但作为国人的根底之学、性命之学的教育价值屹立不倒。由此,学校的国学经典教育应具有超越性的文化追求,对教育工具论、功利化进行反拨,对应试教育进行扬弃,使学校回归素质教育,使学生走向深厚、宽广、开阔与全面发展的道路。 本文作者:杨坤道 单位: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经典教育论文:红色经典融入思政教育机制 摘要:我国社会经济水平不断发展,对大学生素质要求日益提升,所以做好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尤为重要。近年来,以革命战争时期、建国时期为主要背景题材创作的文学、影视、歌曲、诗词等作品为代表的“红色经典”文化越来越受社会重视,其内涵对于大学生思政教育具有重要价值,将其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中;基于贵州师范学院(以下简称贵师院)实际情况,针对“红色经典”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治教中的意义、问题与措施方面进行研究。 关键词:“红色经典”文化;思政教育;贵州师范学院 一、“红色经典”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中的意义 “红色经典”文化是革命话语为主要题材创作并极具中国特色的的文学、影视、歌曲、诗词等作品,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这些“红色经典”文化在现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启示意义。“‘红色经典’所传承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信念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它所表达的文化精神,所承载的基本理念,与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是高度统一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可以说,内容丰富、极具时代特征的“红色经典”文化极大拓展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度与广度,是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红色经典”文化包括文学、影视、歌曲、诗词等多种艺术形式,其包涵的面非常的广泛,其中蕴藏着独特的时代记忆与民族文化,它承载着国家一段时期的社会和政治面貌,体现着特殊年代的民族精神,反映了中国革命者在不同时期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价值观念和道德诉求,作为一种弘扬主旋律的独特的艺术形式,它具有极强的隐性教育功能。“红色经典”文化推崇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不畏强敌、勇于斗争的抗战精神;“舍小家、为大家”的革命思想境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志同道合、目标一致”的相处之道;“推己及人、重群克己”的集体主义精神等都对大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高校传统文化教育植根于丰厚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有责任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与文化追求融入与学生的对话当中,用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来陶冶大学生的心境,塑造大学生的理想人格,培养具有自己民族文化精神的人才”。在思政教育工作中,汲取“红色经典”文化有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 二、“红色经典”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中的问题 2013年11月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把完善“红色经典”文化教育作为我国教育领域首要改革任务,高校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人才培养阵地,有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一改革任务,通过实践去探索“红色经典”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工作模式。贵州高校也在实施教育改革,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将不可避免地面对新形势,这就需要积极探索、发现、研究、和解决各种各样的新问题,从而不断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和内容。1.“红色经典”文化在大学生思政工作中宣传不够。当代大学生是在全球化与网络化的背景下成在起来的,其生活特征两极分化:一面热衷接受众多新事物,另一面却对“红色经典”文化认识严重不足。从中反映出,在现今高校的思政工作中,对于“红色经典”文化的宣传存在缺失,在宣传方式上严重滞后,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对网络平台有所忽视。另外,在现今高校实行专业分科的教育模式下,过于注重本专业知识的学习,除少数与“红色经典”文化有所联系的专业学生外,普遍存在对“红色经典”文化知识宣传不够的现状。2.中国革命时期优良传统在大学生思政工作中认知不足。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了一整套以艰苦奋斗、勤劳朴实、尊老爱幼、为人民服务、团结互助、、志同道合、不畏强敌、实事求是等为优秀的优良传统美德。当代大学生作为祖国的未来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有责任义务去继承和发扬这些革命时期传统美德。但当前高校中随处可见一些违背传统美德的现象,具体表现为:生活方面,艰苦奋斗观念淡薄,追求享乐;学习方面不实事求是,论文抄袭;交往方面,不追求志同道合,多数以追求利益为出发点。这些都体现出在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中对于革命时期传统美德的认知不足,导致这些不良现象愈演愈烈。 三、“红色经典”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中的措施 贵师院虽是一所新建本科院校,因此在某些方面没有那么多束缚,可以吸收成熟经验,在学生思政教育工作方面亦是如此。学校从2009年升本开始,在思政教育工作中就非常注重利用“红色经典”文化来开展。负责思政教育工作的主要是学工部、宣传部、校团委、各二级学院基层党委和团委、及学生党支部等,这些部门在开展思政教育工作时利用“红色经典”文化情况非常普遍,效果明显。如宣传部“道德讲堂”、学工部“明礼知耻?崇德向善”系列活动、校团委“书香四月?阅读人生”系列活动、各党支部以“红色经典”文化为授课主体的新型党课等,都在学生的思政教育方面发挥显著作用。1.强化课堂教育,推动“红色经典”文化进教学。现在新媒体的使用为贵师院在教学模式提供了更多选择,但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仍是贵师院实施“红色经典”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重要平台。在课堂理论教学中,自觉运用“红色经典”文化价值理念、优秀命题或经典格言等,来解读教材中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不仅能够增加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文化含量,而且能增强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红色经典”文化相结合的理解。为此,贵师院积极开设相关必修课程,《贵州地方文化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政治道德修养》等,充分体现历史、地方文化、道德品质等多方面要求。同时学校还开设大量相关选修课程,以供学生在结合自身兴趣前提下进行选择。另外,学校宣传部“道德讲堂”、“师院大讲堂”、“党委书记上讲堂”以及各个二级学院自己组织的讲座。2.加强网络建设,搭建“红色经典”文化的新媒体平台。网络化不断普及,人们与新媒体接触日益频繁,尤其伴随手机移动自媒体和网络传输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当今社会环境下,新媒体平台已成为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要阵地。贵师院通过利用宣传部的“师院微博”、“校园微信”、校团委的“青春师院”,同时学校组织部也在建立属于,各个二级学院在自己的门户网页上的相关板块,来为学生搭建一个了解和学习“红色经典”文化的平台。尽而,让“红色经典”文化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在向大学生传播“红色经典”文化的同时,也为提高大学生思政教育水平。 作者:任宗仪;秦月;任静 单位:贵州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贵州师范学院数学与计算机学院;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科技局 经典教育论文:国学经典教育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在国学经典教育思想中得到的启示 1“.天人合一”应用于现代教育理念。“天人合一”的思想最早由儒家思想家董仲舒提出。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思想,它体现的是古人认识世界的基本观点,认为天、地、人三者是互相依存、互相关联的。反映的是天(自然)决定人,人又定胜天的辩证理论,强调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今天的德育教育实践中,通过教学模式和教育方法的改变能够反映学生的想法,适应学生对于知识的需求,将教育客体与“人”(也就是我们的教育主体)、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密切的联系,改变传统的德育教育模式,在教育的形式上设立更加活泼的、真切的、轻松的体验。在教育的方式方法上改变原有的单一和刻板(包括教师对于学生教育态度和语气)方式,传统的德育课程也好,实践活动也好,都会令学生感觉到“又在说这些大道理”老生常谈,枯燥乏味,而且从当今社会的实际需求来看,认为没有学习价值,会出现应付的心态,教育效果不好。但如果能够以平等的方式进行沟通和交流,形成新的教育方式,那么更能易于学生接受,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在德育教育的内容上吸纳学生关心的、热议的话题以及社会元素,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时政实事为德育教育的新的立足点,增强学生对国家、对社会的关注度,与时俱进,用身边的真实事例教育学生,引导学生对不同事物的看法,引起反思,这样,才能使学生在接受教育的同时感同身受,主动学习、认真领悟,达到教育的真正目的。 2“.学思并重,循序渐进”教育方式。“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论语》中孔子关于“学”与“思”辩证关系的观点。学是思的基础,没有广泛的学习思考也就变成了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如果只知道学习而不会思考那也只是“虽知不广矣”。因此,不论是哪种科目的教育都是需要“学”与“思”相结合的。在现代的大学德育教育中也同样应该指导学生要“学思并重”,善于思考。目前的德育教育工作涉及面较广,教育内容和形式也日趋多样化,比较易于学生接受,但大多都是在开展的各项活动过后德育的教育过程也就随之结束。久而久之不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十分适应这种方式,形成惯性。没有留出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引导学生对每次教育过程进行思考。浪费了很多再教育的机会。清代学者王夫之曾说过“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而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这就是说,学与思是不可分离的,不论学习什么,深入的思考都会推动学习的效果,而思考遇到困难,不够深入,就需要加强学习,只有做到二者并重,才能取得进步。 3“.有教无类”创造平等的教育环境。《论语》中曾讲到:“子曰:有教无类”,《墨子•所染》中也曾提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孔子认为人的天赋秉性相近,生来大体平等。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天赋人性论,也是他推动贫民教育,实行有教无类的理论依据。在《荀子•法行》中记载:南郭惠子曾问自贡:“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答道“:君子正身以倭,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这是教育可以化愚为智,话恶为善的道理。学生是不分好坏、等级的,而且良好的道德素养也不是生来就有、永远不变的,这就像认为学习好的学生思想品行就一定不会出现问题,学习不好的学生思想道德就一定有问题一样。我们曾在网页、报纸上看到多少貌似品行端正、成绩优秀的青年其实是违法犯罪的罪犯,轰动全国的化学系高材生因嫉恨室友的才能为其投毒等等。当然这些仅仅是个案,但是不是也能反映出存在于优秀青年中的有关思想道德的一些问题呢?因此,学生的思想道德的好与坏并不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而且也不是永远不变的。这就提示我们在德育教育的过程中不能忽视任何类型的学生,应重视后天教育环境对学生影响的巨大作用。 4“.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既理论联系实践。《朱子•语类》中曾讲:“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这里的“知”是指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知识如不付诸于实践,那就成了纸上谈兵。二千年前,希腊人曾提出“:美德可以被教会吗?”的问题,而在苏格拉底看来,智慧即道德,对道德的认知会导向对道德的实践。那么这样一来,教给学生“美德”,究竟是指将“有关道德的知识”教给学生呢,还是指通过特定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德行”呢?而实际上,我们的《论语•学而》中早已有“敏于事而甚于行”的理论论述。这与今天我们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包括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形成完美人格都是相互关联贯通的。明代哲学家王守仁曾提出“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知是心之本体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发而为客观具体的行动或事物,就是行。这是道德的自觉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二、国学中的德育思想对德育教育的意义 1.国学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根本。清末以前本无国学的说法,它的产生是与西学东渐分不开的,在民族危难,国势衰微的形势下,为了挽救迷茫中的中华民族,找回民族尊严与自信,多少仁人志士将这一理想寄予国学身上,希望能够通过国学达到中国民族精神的认同,唤起中国人民族意识的重新觉醒。这种独特的精神认同和民族思想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根本。在这一点上看来,国学的产生便肩负起了教育国人要学习国学,热爱民族,热爱中华的重任,这与我们今天的德育教育思想是高度一致的。 2.国学中的哲学思想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具有指导意义。“哲学”中的“哲”在国学中训作“知”,意思是说求知的学问,讨论哲学的内容在《子》部最多,诸子百家中的儒、道、法、墨、名都曾谈及,但以儒道二家最为突出,儒家除《论语》以外还有《孟子》《荀子》有涉及哲学的名篇。例如在我们熟知的《论语》中就包含着这样的思想即“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强调凡是要通过人的努力去达成目标;在政治上提倡“克己复礼”,“学而优则仕”,在教育上认为“学而知之”“,困而学之”,提倡“举一反三”,“温故而知新”等等。在儒家经典名篇《大学》中强调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把“修身”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根本。我们在《易》经中又学习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诸如此类,在国学经典中还有很多,这些哲学思想不仅是当时人们学习的经典教材,其中蕴含的哲学道理对于今天的青年人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形成完整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仍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三、总结 总之,国学思想的研究不是一朝一夕的,也不是单独一个层面的。它是我国古代思想家们经过探索验证后得出的结论,它经受了实践与时间的锤炼,在近现代的时空里凝结成了思想的精华,我们将这一精华称之为“国学”,是我们的祖先留给中华子孙不朽的文化瑰宝。随着中国在世界发展巨变中的复兴与崛起国学也在不同的国度受到人们的喜爱,韩国、日本等国家的高校纷纷开设汉学课程。国学在世界文明中展现着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的独有魅力,这为在高校德育教育中研究和学习国学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学习和交流空间,为探索新时代的高校德育教育研究提供了重要价值! 作者:张诗雨单位:抚顺职业技术学院 经典教育论文:传统文学经典与大学生道德教育探讨 一、传统文学经典作品蕴含丰富的道德教育资源 (一)忠贞不渝、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民族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情感和增强民族凝聚力是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的重要主题。中国传统文学经典作品蕴含丰富的道德教育资源。远古经典神话中,精卫填海,口衔木石,日复一日,坚韧不拔;夸父逐日,跋山涉水,道渴而亡,至死无悔;鲧禹治水,鲧逆天帝之命而救民,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卒布土以定九州,”终胜滔滔洪水;神农氏亲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一心为民,鞠躬尽瘁。儒家经典《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刚健有为的精神;《论语》中“士志于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殉道意识;战国屈原的《离骚》中“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真诚炽热的爱国之情,至死不息的求索精神,独立不迁的人格追求;南宋爱国将领岳飞《满江红》中“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千载之下读之,凛凛充满生气;爱国诗人陆游的名作《示儿》中“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临终遗言。这些浩然正气、荡气回肠的爱国主义文学经典名作,如黄钟大吕,似江河奔涌,鼓舞着无数后人为国家兴亡,民族命运而奋斗不息。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经世济时的入世精神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意识,成为古代知识分子政治生活的重要原则。爱国和忧民历来是一脉相通,热爱祖国亦应热爱生于这片土地的人民。屈原《离骚》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痛哭流涕;唐代诗圣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愤之音;北宋名臣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之声;清代文人郑板桥《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中“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民生情怀。这些现实主义的名篇名作中所蕴含至真至善的人性之光和悲悯天下的赤子情怀,至今涤荡着万千读者的心灵。可以说,自古以来,体恤国难,忧患时局,怜悯苍生,渴望和平,都是中国传统文学经典的永恒主题。传统经典文学所蕴涵的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厚生爱民的普世价值,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和民族精神的重要根基。高校大学生通过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阅读和学习,并将之转换为现代大学的人文精神,必将有助于培养当代大学生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历史使命感,从而把个人的道德升华与群体的道德完善统一起来,由此成为大学生群体为民族复兴而读书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深沉含蓄、质朴浓郁的情感内涵,感人至深、纯洁至善的人性之美。文学经典作品在道德情感教育中有着独特作用。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曾说,伟大的艺术“向我们显示我们内部生活的各种形式。从一个新的广度和深度上揭示了生活:它传达了对人类的事业和人类的命运、人类的伟大和人类的痛苦的一种认识。与之相比,我们日常的存在显得极为无聊和琐碎。……不是感染力的程度,而是强化和照亮的程度才是艺术之优劣的尺度。”中国传统经典文学作品是一种具象含情、蕴藉含蓄的文学,它通过生动丰满的艺术形象塑造,以深沉含蓄、质朴浓郁的情感内涵,感人至深、纯洁至善的人性之美来打动读者的心灵。在传统的文学经典作品中,不少爱情名作都可以成为大学生爱情方面道德教育的资源。遥远的商周时代,《诗经•邶风•击鼓》中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诠释着传统中国人关于爱情生死相依、白头到老的誓约;唐代白居易《长恨歌》中“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讲述着帝王与妃子之间的真挚爱情,启示人们,爱情其实可以不分阶层,超越时空。北宋文豪苏轼的《江城子》中“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诉说着即使与相爱的人已阴阳两隔,但忠贞的爱情却永世长存。金代诗人元好问《摸鱼儿》中“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借生死与共的大雁形象谱写了一曲凄婉缠绵,感人至深的爱情之歌;元代王实甫《西厢记》中的崔张二人唱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呼喊,表达出封建专制时代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渴望;明代汤显祖《牡丹亭》里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生死之恋,告诉了世间芸芸众生,爱情具有起死回生的伟大力量;清代曹雪芹《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心灵相通,思想一致,互相关心,互相交流,互相尊重对方的人格和意志,充满着愿为对方牺牲一切的高尚精神。他们海枯石烂、生死不渝的爱情,始终是以心灵上的契合无间作为最高的准则。”宝黛与二人以血泪与生命书写了中国古典文学中最真挚感人的爱情绝唱。传统文学经典作品中的爱情是荡气回肠、千古流芳,其至真至纯的情感力量将会陶冶和滋润大学生的心灵。除了爱情,其实亲情、友情和乡土情同样也是传统经典文学作品讴歌的重要主题。《论语》中“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尊老敬老的美德,唐代孟郊的《游子吟》中“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深情礼赞。千百年来,这朴素的反哺之心、质朴的母性之爱至今感动着我们的心灵。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启迪人们,真挚的知己不在于距离的远近,而在于心灵的相通;李白《送汪伦》中“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深情放歌。今日读来,仍会让我们心灵为之悸动。传统经典文学作品艺术地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仁爱,注重亲情的民族心理,其真挚含蓄的情感追求,精湛美妙的表现艺术、都将唤起大学生的审美兴趣和情感追求,使他们在得到审美享受、情感愉悦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道德品质,升华了自身的精神境界。 (三)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自由独立、飘逸洒脱的人格追求。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生境界,重视个体的生命价值和主体人格的独立。《庄子》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蔑视名利,遨游于天地之间。东晋“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饮酒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所呈现的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超脱情怀,有助于处在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的大学生调和内心情感,完善道德人格。王维《鸟鸣涧》中“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诗人内在精神上的怡然自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都能给今天过于追求物质享受的人们带来诸多启示。此外,诗仙李白《将进酒》中“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高度自信,《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岸个性,其以天马行空的笔法抒写着对理想人生的追求和对个体生命自由的强烈向往;宋代苏轼《定风波》中“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超脱的胸襟和超凡超俗的人生态度,也同样给予世人以智慧的启迪和哲理的感悟。当代大学生是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主力军,大都有着报效国家、服务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但不可否认,大学生群体中也不同程度存在着追求物欲、功利性强等不良倾向。正如马尔库塞在其《单向度的人》中所说:“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因为是否是奴隶‘既不是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而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物而存在,是奴役状态的纯粹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很多人已经被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所异化,从而逐渐失去自我的主体性。马尔库塞所言的这种现代社会中的异化现象,其实在大学生群体中也不少见。不少人患上网瘾、手机依赖症,对于自然和现实社会,都漫不经心。在许多人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人”的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学经典作品所蕴含的独特审美特性,有助于唤起当代大学生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丰富充盈他们的内心,疏解现代人的精神焦虑,从而建立起充满诗意的精神家园。这也将有助于完善大学生的道德人格结构,促进其心灵的内在和谐。 二、利用传统经典文学,探索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 以传统文学经典为载体对大学生进行人文和道德教育,有助于改变大学道德教育中的说教化倾向,提升道德教育的层次和水平,从而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利用传统文学经典,我们可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1.加强文学教师队伍建设,推进文学课程改革。中文教师在文学课程的教学中,应该改变“一言堂”的传统授课模式,注重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文学现象的阐发和文学问题的探讨,使学生成为文学阅读和欣赏的主体。此外,高校应该结合本校学生实际,以经典文学作品为主干,编写内容鲜活、形式生动文学教材,并将课堂教学与课下实践有机融合,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开设文学经典选修课程,完善大学通识教育。高校可开设《文学经典导读》、《唐宋诗词鉴赏》、《中国古典名著解读》等选修课程。这样既可以满足了当代大学生求知多元化的需求,又能对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和道德修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大力建设电子资源。高校还应该充分利用高度发达的网络技术,加强本校和学院的文学网站建设,积极引入外校优势课程资源,提供精品文学课程的影像视频、电子图书资料等,从而为本校学生文学课程的自主学习提供有力支持。 4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书香校园。高校可以充分利用传统文学经典的丰富资源,搭建立体化的文化平台。如推荐经典文学书目,组建文学社团,举办文学经典朗诵比赛,举办文学经典讲座、开展古典名著阅读交流会、举行古典诗词书画展、制作文学类电视专题片等多种形式,引导广大学生参与其中,从而营造书香校园。由此,广大学生走近传统文学经典,这既丰富了大学校园大的文化生活,又开拓大学道德教育的新渠道。中国传统文学经典,揭示了生命的本真状态,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洋溢着伟大的生命精神,艺术地诠释着对至真、至善、至美的追求,是高等院校大学生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当前,在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的背景下,充分发掘并利用传统文学经典作品,并有机融于高校道德教育之中,将会有助于凝聚弘扬爱国主义情感,有助于传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有助于提高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水平,促进大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 作者:冯立顾晨琳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基础教学部 经典教育论文:经典诵读与中学语文教育探究 一、经典诵读在中学语文教育中的价值意义 承接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健全人格健全学生的人格与构建学生精神文化这时传统经典教育的目标之一。中华传统经典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精华,其是中华文化血脉与道德理念的载体,是五千年文化的浓缩,凝集了古代圣贤对于人生、世界的体验与思考,蕴含了道德准则以及精神品质,就算在现在也发挥其价值与意义。坚持实施,可以使得学生耳濡目染,在交往过程中注意言行举止,陶冶情操、健全人格、净化心灵。 二、在语文教育中经典诵读的实施 1.建立校园人文环境,铸造书香校园学校作为学生与教师共同学习生活的场所,好的校园环境有助于学生的发展。可以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让学生能够时刻感受到经典的魅力。①从精神文化方面建设校园书香气息学校的灵魂与优秀可以说是精神文化,其能够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首先,学校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形成一种读书氛围,力图举办“读书节”活动,鞭策学生诵读经典,再将诵读成果进行交流与展现;又比如举办主题为“中华传统经典”的辩论赛,这样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从而形成个性化诵读的效果。再者,倡导与发扬古典文化气息的校训,这最能体现学校的精神风貌,让学生可以经典中找到指路明灯。②从物质环境方面建设校园人文气息学校可以在教室、饭堂、宿舍、校道等悬挂或张贴相关的经典名句名言,让经典随处可见,在什么时候都可铭记于心,在潜移默化的环境中感受传统文化,。学校也可开放、拓大建设图书馆,让学生可以翱翔在书籍的海洋中,扩宽学生诵读的视野。除此之外,也可以充分利用校园的广播播放通俗易懂的经典诗词,例如王菲演唱的《幽兰操》、《明月几时有》等。用流行歌曲的方式传播中华传统经典,除了激发学生兴趣外,还能达到背诵的预期。 2.整合经典诵读的资源中华传统经典是历史长河中的珍宝,不能独立出来单方面教学,而是要适当结合丰富的教学资源,使得诵读变成一种生动、立体的教学活动。 3.充分利用语文课本这一教学资源课本教材作为语文教育最基本的载体,里面含有大量的经典诵读篇章,这样才能充分利用课本教材是中学语文教育中最关键的环节。首先,教师要深入挖掘教材的魅力。中学语文课本里所收录的古诗词、文言文都是具有不同风格与体裁,文辞优美,语言简练,富有韵律感与节奏感,具有强诵读性。学生可以从诵读中,发觉经典作品的魅力,感悟经典的美;其次,要从多角度领悟经典。“一千个读者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学生对于经典的领悟也是各有千秋。如果教师一味用乏味的语言、标准的答案去解说经典,这样自然会约束了学生的想象与思维能力。因此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在诵读经典的过程中,敢于说出自己的简介,这样思维碰撞、互相学习,才会有进步的空间。 三、结题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血脉与灵魂,经典是我国几千年文明的沉淀,它就像是营养物质,为我们补充精神和智慧。经典诵读并不像我们所看到的“快餐式文化”,而是一种放眼于青少年人文素养的积淀与积养、能够充分挖掘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精神品质以及道德素养的教学方式。它可以使得青少年站在伟人、先贤的肩膀上眺望世界,展现未来。 作者:李维华单位:阿尔山市第一中学 经典教育论文:文学经典与英语教育 文学经典与外语学习 教育部十分清楚地确定了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⑤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2008:1)可见,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是大学生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至少能“用英语有效地”交际,提高“综合文化素养”。教学经验反复证明,在促进英语学习者有效交流、提高综合文化素养的众多办法之中,学习英语文学经典,是其中最有效的途径。国内外英语教育专家多力主此举。ThomasRendall教授已任北京大学英语系外国专家7年,不仅自身学养深厚,博古通今,更有北京、澳门、加拿大两国三地大学英语教育、管理的丰富经验,既熟悉英语为母语的教学,又熟悉英语为外语的教学。谈到英语文学经典之于我国的大学英语教育(含英语专业与非英语专业),Rendall教授认为,“学习文学经典作品至少有3点益处”:(1)文学作品情节曲折、人物鲜明,能激发学习动机;(2)经典文学作品本身即负载了所在文化的最佳语言表达。有机会学习最好的材料,为何还要学习其他次好的材料?(3)研习文学经典必然要大量阅读与写作,而阅读与写作是提升语言水平更上一层楼的最佳途径。而对于教师,教文学经典也颇有益处,能改善教师长期教重复内容产生的“倦怠”问题(唐进,2011:60)。Rendall教授强调文学经典在大学英语中的作用,早已经我国精通外语者和英语教育专家反复印证。辜鸿铭(1857~1928)不仅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等古今欧洲语言(龚书锋,1995:1),更熟谙欧洲“语文、政艺”,且是一个“外交奇才”(冯天瑜,1985:1);俄国王储敬称辜“各国无此异才”(刘戎禺,1985:1)。辜鸿铭常以欧洲语言发表时事论文,“每一文出,各国争相移译”(罗振玉,1985:2)。据载,辜的英文著作,“给英国人看,可以和任何维多利亚时代大文豪的作品相比拼”(姜文锦记,转引自黄兴涛,1995:6)。辜鸿铭之所以学习外语如此“高效”,是因为他学习语言时重视经典的缘故。据《考试》(高考•英语版)《辜鸿铭的语言学习法》(2008:107~108)一文,辜鸿铭通过熟背《浮士德》、莎士比亚戏剧、《失乐园》等文学经典后,德文、英文水平在义父布朗心中已经“超过了一般大学毕业的文学士了。”辜认为,掌握西文之法是“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作根基”。他对学习英文“低效”的结论是:“今人读英文十年,开目仅能阅报,伸纸仅能修函,皆由幼年读一猫一狗之式教科书,是以终身只有小成”(见兆文钧,1998:139~146)。⑥文婷(2003:34)也证实了辜鸿铭精习英语经典的方法:“到了晚年,还能一字不移地当众背出上千行弥尔顿的《失乐园》。”中华文化昆仑钱锺书先生,外语一如辜鸿铭,令讲母语者折服。大陆著述谈钱先生精通欧洲古今文字者众,在此无需赘言,仅略举一例,稍加佐证。据夏志清(1979:369)先生亲历,1979年4月23日,钱锺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座谈会后,“一位专治中国史的洋同事对我说,生平从未听过这样漂亮的英文,只有一位哈佛教授差堪同钱相比(这位同事大学四年在哈佛,研究院多年在柏克莱加大⑦)。”钱先生(1997:530)借用某评论家的比喻,幽默地说:“专学外国语言而不研究外国文学,好比向千金小姐求婚的人,结果只跟丫头勾搭上了。”换句话说,总是从一些简单的小品文、小故事学英语,不学文学经典作品,则犹如买椟还珠,反裘负薪,不能得到英语的精要,恐怕“阅报、修函”都困难。著名英语教育专家刘润清教授(2003:8)结合自身经验告诫我们:“读原著[指文学经典]才是英语教育的开始”,因为大部分经典都出自“语言大师”之手,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西方社会背景、风俗习惯、法律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人情事理、自强精神,以及如何开玩笑,如何带来幽默效果。”刘教授强调:不读上几十本原著,“英文学不到家”。总之,要学好真正地道的英语,勤奋学习英语经典名著是必经之路。 文学经典的实用特点 有人仍反对语言教学以文学经典为主要内容,理由是文学的语言不实用。其实,文学经典包含同样实用的语言,涵盖历史、经济、商业、政治、法律、社会交往、旅游甚至科学等各科、各类语言表达,有益于提高实用语言技能。除语言外,文学经典还有以下实用的地方:第一,人文教育。刘润清教授(2003:13)警告我们:“文学作品是人文教育的组成部分没有一定的人文教育,只能培养出按电钮的野人。而人文教育就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如何与人相处,如何面对生活——特别是如何顶住压力,如何克服困难,如何对待坎坷,又如何以平常心面对成功和荣誉。中国的独生子女太需要这方面的教育了。”虞建华(2002:8)也说:“文学是认识人生、丰富经验、开启心智的学问。它可以陶冶情操,开阔视野,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第二,想象力、创造力和沟通能力的培养。文学经典都是作家丰富想象力的结晶。要理解作品,学生必须发挥想象力。文学经典本身的曲折情节也必然诱使读者去想象。理解文学经典内容之际,学生还将训练表达、观察、思辨、分析、判断、逻辑推理等方面的能力,而这些能力反过来必然促进其创造能力。同时,积累了英语文学经典的知识,就积累了英语文化的具体材料。掌握了这些材料,与英美各国、欧洲各国、甚至凡是了解同样经典的人交流,必然顺利,取得良好交际效果。可见,以经典文学作品为语言学习的中心材料非常实用。教、学经典文学作品,不仅能学到普通文章包含的语法、词汇、句法等内容,以及各学科(如商业、法律、化学、生物)的专业表达与知识,还能丰富人生经验、启迪智慧、完善人格、训练意志,进行卓有成效的人文教育,培养审美、思考、想象、创造、沟通等各方面的能力。特别是从长远看,远比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实用得多。正如WangZuoliang(2010:8)先生所言:“It’s[literature]goteverything,becausethelanguageofliteratureisthelanguageoflife.”既然学习文学经典如此有效,又如此实用,我们就应以经典的篇目设计教材。设计教材的过程中,必须注意:由于经典之间本身也千差万别,因此,教师或教材作者必须根据大学英语教学目标、经典的思想内容、教师自身专长及偏好,参考学生的心理状况、课程设置,选出作品适当的片断或整体,编定教材。 文学经典与教学方法 确定了经典作品为教学内容,还应明确适应教学内容的教学方法。因为经典作品语言生动精彩、思想内容深刻,语言、文化信息量都大,所以在教学中,就不应将重点仅仅放在有限的语言点教学训练上。教授经典作品,必须既操练语言,又探讨发掘其思想内涵,分析其文化特点。要兼顾上述3个方面,教师可以让学生充分阅读、理解作品,与同学一起深入讨论、分析作品。这样,学生的读、说、听、讲,甚至译等方面的能力都能同时得到锻炼,增强其听说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具体教法因人而异。一方面,教师可以结合自身特点,选取自己喜欢、擅长的教学方法。如精于写作,不妨指导学生多写课文分析总结;如擅演说,可以多组织学生进行口头报告、演讲、辩论;如长于改编、表演,则可多带领学生将课文改编为剧本,排练表演。但无论何种方式为主,听、说、读、写、译这5项能力训练都必须兼备,不可偏废。另一方面,学生的兴趣爱好、基础能力、气质性情也不尽相同,教师应选择适合激励学生学习的最佳方法,因材施教。 现代教育技术是教学方法的有益补充。语言教学同样如此。2007年,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明确规定:[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应以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为支撑,使英语的教与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朝着个性化和自主学习的方向发展高等学校应根据本校的条件和学生的英语水平,探索建立网络环境下的听说教学模式,直接在局域网或校园网上进行听说教学和训练。读写译课程的教学既可在课堂进行,也可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下进行。(2007:5)教育部充分认识到,互联网允许为学生量身定做学习内容,允许学生独立自主地学习,故呼吁高校根据自身物质条件,利用网络优势进行英语各科(听、说、读、写、译)教学训练,改进“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课堂教学模式促使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与其他实用能力有一个较快提高”(5)。今天,我们身处互联网普及时代。互联网是非正式学习的重要平台,能十分有效地补充正式学习,而正规学校教育和继续教育之外的学习,在教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余胜泉、毛芳(2005:21)认为,利用网络“查找信息、参加兴趣小组、写博客(Blog)、参与[网络]社区讨论、通过网络交流工具获取帮助是非正式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柴迎红、秦罡引、崔丽(2006:47~48)总结了大学英语教学中撰写博客的几大优势:(1)全面增加学生听、说、读、写的训练量,从而提高学生应用语言的能力;(2)构建开放的语言学习和交互环境;(3)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英语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4)提供大量丰富的个性化多媒体语言学习资源;以及(5)增进师生交流。我国大学生非常喜欢网络辅助英语教学(吴丽林、吴璀,2011:39)。今天的互联网能丰富学习英语的环境和方式,促进人机、人与人互动。大学英语教学以经典作品为中心内容,结合当今互联网技术,可能取得很好的效果。首先,教师和学生要积极围绕教学选用的经典作品在网络论坛发起讨论,或者撰写有关经典的博客、微博、邮件、百度或维基文章,制作用于分享的音、视频文件,与师生和其他互联网用户进行交流。英语学习网站则可以充实文学经典,运用RSS技术(reallysimplesyndication,真正简单聚合,即网络用户订阅阅读的技术与服务),支持RSS服务,帮助提供英语学习材料,为学生提供最佳学习内容。其次,要求或建议学生至少用一定的上网时间阅读、听说、写作跟教材相关的内容,并与同学、教师、网友交流。学生交流时,特别是学习期间,教师和网络社区应鼓励学生尽量用完整、规范的语言,以利切实提高写作水平。 当然,网络辅助教学再有效,也不能取代英语教学。互联网的各项技术并不能直接保证英语教学效果。再现代化的互联网毕竟只是辅助作用。云红(2011:45)指出,学生成天面对机器,与教师、同学无交流,收效甚微。这种单纯的模式有“缺陷”。如果把现代互联网用于英语教育的技术大体分为阅读(如RSS)和贡献两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两者的局限不利于英语自学。RSS允许读者完全根据自身的情况和需求选择阅读的内容;但徐立乐(2010:38)从“优选论”的角度指出,网络资源“质量参差不齐”,选材必须谨慎。以贡献为主的学习方式,包括博客、微博、维基、论坛、音频视频等。通过写作或者录制音频、视频,贡献内容与网友、同学、教师交流,固然可以提高英语表达技能。但是,如果写作者、录制者英语能力不高,或者常常甚至总是采用特色鲜明、支离破碎的网络语言,如r代表are,u代表you,b4代表before,mm代表agirl,7456代表“气死我了”等,那么,写作者的语言不会因为网络写作交流得到实质的提高,交际能力也不会明显提高。王清杰(2010:208)发现,多数人对类似上述的网络语言不大容忍;这样的语言会“影响交际效果”。因此,必须明确,互联网在英语教学中只能起辅助作用。只有这样,网络才能最好地发挥促进英语学习的作用。 结论 近一、二十年以来,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存在着费时低效的现象。要改善这一现实,让文学经典回归中心地位是有效的办法之一。英语学习成功者、英语教学实践者的经验和研究证明了这一点。文学经典回归中心地位,不仅有利于尽快学到真正地道的英语,了解英语国家文化,还有利于人文教育,有利于培养生活、学习、工作中各种实用能力,如想象力、分析、创造、理解、评判、推理等能力,甚至还可以学到其它专业的各科知识。由于文学经典对于大学英语教学有显著的作用,我们应积极选用经典作品,并将其当作教学的中心内容之一。英语教育者应积极选定经典篇目,编入教材;教师可以依据自身优势,结合学生特点,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现代互联网给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网络使用自由。英语教学可以且应该结合现有互联网技术。英语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订阅网络内容,写作博客、微博,制作音、视频文件,贡献到网络,与他人交流。现代网络技术环境下,应鼓励学生围绕英语文学经典学习英语,用恰当的语言,交流、分享学习心得,切实提高英语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 作者:廖运刚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应用英语学院 经典教育论文:美国高等教育崛起的经典之处 一、创立社区学院,实现普及型高等教育结构体系 美国是当今世界公认的高等教育强国。翻开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今天的美国高等教育在很多方面都与1900年时存在着较大差别,但首先令人晾奇和羡慕的是,一个世纪的高等教育增长和发展并没对其高等教育系统带来太大的压力。在20世纪中期美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美国仅用了30年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至21世纪美国大学和学院成功满足了国内80%中学后人员的高等教育需求。为什么美国能比其他国家更早地发展了大众高等教育体系?美国较好地实现高等教育的精英主义到普及化转变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都无法回避美国高等教育发达之道的第一个“原创”经典——社区学院的创立与发展。社区学院的创立奠定了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结构的基础,正如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家马丁•特罗的观点:“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结构变化事实上仅仅只是社区学院的创建和扩张。’’社区学院创立的初衷就源于美国人的“高等教育面向所有人开放的承诺”。作为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各类高校博弈过程产生的一种结果,最早发展于四年制高等学校的内部。1892年,威廉•哈珀(Harper)任新成立的芝加哥大学校长后把芝加哥大学分成“学术学院”(AcademicCollege)和“大学学院”(UniversityCollege)两部分,前者为大学一二年级,后者为大学三四年级。1896年,他把这两类学院改名为“初级学院”(JuniorCollege)和“高级学院”(SeniorCollege)并于1899年说服芝加哥大学董事会向完成初级学院课业的学生授予副学士学位,随后第一所两年制学院在美国建立。 起初的这些学院的主要使命是为本科学院三年级输送合格学生,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在教育结构中的地位也不甚明显。但它的出现意味着美国自此形成了由大学、学院和社区学院构成的三级高等教育结构,建立了由副学士、学士、硕士和博士构成的完整的四级学位制度。二战结束后初期,科技的进步,经济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以及生源的增多等对高等教育结构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挑战激发了美国对社区学院职能、数量和规模的进一步拓展,社区学院因其低廉的学费,开放的入学政策和传统高等教育机构所没有的职能——转学教育、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大大满足了社会的教育需求,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发展最快的部门,同时也是其高等教育结构中极其重要的部分。克拉克•科尔在回顾社区学院创建的深远影响时曾指出:“社区学院运动开创了向学习型社会的伟大转变。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只要愿意,就能够在几乎任何地方学习几乎任何科目⋯⋯美国正成为首先提供普及中学后教育的国家。”_2可以说,正是由于社区学院的创建和发展,美国高等教育在面临大众化的入学人数之前就拥有了适合大众高等教育体系的组织和结构框架。社区学院扮演着国家快速发展与平等主义的高中、精英主义传统的高级学院以及职业院校与大学之间桥梁的重要角色J。现在美国4356所高等学校中2777所(65%)是两年制社区学院。作为大部分州高等教育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差不多拥有了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学生人数的半壁江山,可见,这一组织和结构框架到现在仍发挥着普及高等教育的巨大作用。 二、扩展高等教育职能,践行大学服务社会的理念 多数美国人认同亨利•康马杰的这样一个观点:对于美国寻常百姓来说,“教育是信仰”——条件是它必须“实用并带来红利”。这一根本的价值观支撑了美国高等教育对实用性服务与教育的职责和情感,同时也促成了2O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的另一处不容忽视的经典——践行大学服务社会的理念。这处经典,也许正如一个世纪以前斯拉•科内尔在建立康奈尔大学时所描述的大学目标那样:“我要建立一所大学,任何人都能在这里接受自己所需要的教育。”l4在1862年的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雷尔法》中也可以看见类似的表述:“尽管并不排除进行其他科学知识的学习或者经典知识的学习,但主要目标应该是教授与农业和技术相关的知识。”威斯康星大学的校训也体现了这样一个价值观:“大学的边界就是州的边界。”这一办学理念具体体现在大学为社区服务的两个关键方面:一是主张大学的精英教育也要涉及更多的专门知识;二是通过与农业生产、社会生活更紧密地联系的技术性课程,将大学推向广大民众。“大学应向更广泛的社区提供服务”,推动美国高等教育发生的一场革命,使美国传统的高等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首先,它通过开设农业和工业方面的应用学科以及进行应用研究与试验,将科学、技术和学术有机地结合起来,扭转了当时美国学院因过度偏重古典教育陷于空疏无用的状态,将美国学院从19世纪70年代以前奄奄一息的状态中恢复过来并逐步转变为现代大学。其次,重新界定了联邦政府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使联邦政府能够将高等教育发展与国家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开创了联邦政府资助高等学校的先例,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最后,它使美国高等学校不再延续封闭的办学体制,第一次让美国人民获得了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一个世纪以前,美国不断推进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不仅使人们明白“一个处于大学有效范围外的美国人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更有成效的农场主或工人”l6J,也使得大学将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帮助美国创造了农业奇迹,促进了美国区域经济与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一个世纪以后,这一服务社会的目标则成为美国大学相互竞争的优秀动力:大学通过服务社会争取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大力资助,增加办学经费,提高学术声誉和教育质量。 三、构筑国际学术“天堂”。实现研究生教育的突破 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当欧洲一些国家已先后成为国际性教学与科研的理想圣地,吸引了来自全世界学生和学者的目光和兴趣时,美国还处在高等教育发展的追赶期。从2O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却因为拥有众多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而成为国际学术的“天堂”和研究生教育的领头羊。克拉克•科尔曾于1963年在《大学的功用》一书中描述过美国大学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这些顶端机构,它们自19世纪末以来的演变是美国高等教育崛起之路第三个令人瞩目的经典。作为是德国洪堡大学模式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影响的结果,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建,揭开了美国研究型大学和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序幕。然而,直到二战后,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7O年代初这段时间,这两个方面才又有了质与量的新突破。二战期间,美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功,V.布什因此发表了《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的著名报告。这份报告促使联邦政府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加强对科研和教育的投入,包括创立国际科学基金会,拨款支持高等学校建立国家实验室。随即,研究型大学与国家实验室之间建立起“政府拥有,大学代管,实验室相对独立”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推动了研究型大学积极提高学术能力和科研竞争力,争取大量科研经费,获得大学发展的坚实物质基础。据统计,1953~1963年,联邦政府对研究与发展的总预算以250%的速度增加,给大学的比例增长了455%。 同期,美国大学的科研经费从2.55亿美元增加到11亿美元。政府的科研资助从1953年的54%增加到1963年的70%E7]。由于“研究生教育和更高一级教育是大学最重要的使命”,大学的目标是“最自由地促进一切有用知识的发展;鼓励研究;促进青年的成长;促进那些依靠其能力而献身于科学进步的学者们的成长”,因此,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也造就了研究生教育的突破性进步溶观地说,由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早期的美国研究生教育在很多方面功利性色彩浓厚。仅从课程方面看,从硕士到博士,各类专业应用性的课程开设得比较多,对系统的基础理论课程的设置和教学有所忽视,因而在研究生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一度在研究生的理论根基和学术水平上与欧洲的大学相比存在一些差距J。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生院不仅特别强调以学系为重要载体的研究生教育必须更好地将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而且针对各学科专业,在研究生计划中开设了许多基础理论课程,从而在基础上为提高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生质量和科研水平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二战期间科技进步引发了对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大量需求,研究生的数量也大幅上升。1950~1976年美国大学研究生从23.7万人增加到126万人,增长了4.3倍。。,研究生院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本科生院。到了21世纪初,每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已逾4万,而每年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数已逾40万,美国研究生的教育模式也已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竞相效仿。研究型大学和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可以说是美国改革和调整大学模式与结构的经典过程。大学通过竞争科研项目,有可能致力于新的交叉学科研究并获得大量的资助,同时还保存了大学原有的优秀科系结构。研究生院将人才培养与科研联系起来,提高了大学结构顶层部分的人才培养质量,也实现了他们为国家战略目标服务的职能。 四、完善“四维”协调机制,增强高等教育的适应力 美国高等教育在崛起之路上表现出明显的适应性。它能够不断完善自身结构、更新自身的功能——从继承英国人文主义教育传统的单一的学院模式到现在分层次和多样化的复杂结构;从内战期间把军事训练作为主要任务到20世纪创办社区学院——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现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正是其不断适应变化的结果。这种强大的适应性体现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第四个经典之处——一套与美国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相一致的,比较健全的“四维”调节机制。 1.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市场协调机制。作为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美国政府对大学的影响是零碎的、局部的,而市场调节则是最主要的因素。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自由竞争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一种传统,几乎牵涉到高等教育的每一个领域。首先,高校要竞争消费市场。在消费市场中,美国高校必须不断调整和创新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意向。这种调整和创新不仅扩大了高等教育的规模,而且促使高等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方案的完善。其次,在学术服务市场同样充满着激烈的竞争。高校向政府或企业提供科技服务以获得更多的经费支持。始于“二战”期间大学对联邦政府提供的科技服务加剧了这类竞争的力度,同时也巩固了一批大学在高等教育中的领导地位。如哈佛大学在“二战”结束时,竞争到28个联邦科研服务项目,年度资助经费达到430万美元。这大大保证了哈佛大型研究项目的充足资金,也提高了其基础研究和高级人才培养的质量。再次,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这个市场中学者成为买方,高校在这个市场中的竞争大大促进了教师流动和教师社会地位的提高。 2.以“宏观干预”为特征的国家协调机制。与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市场协调机制相比,政府干预是较晚发展成熟的一种协调机制。1862年,《莫雷尔法》是美国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干预的成功的先例。从颁布《莫雷尔法》开始,美国政府对高等教育施加的影响愈来愈强。进人20世纪,尤其是二战爆发到冷战期间,美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大事件几乎都与联邦政府的各种干预密切相关。1944年,国会颁布《军人权利法案》扩大了高等教育的平民化,高等教育获得的政府资助也达到了2O世纪以来的高峰。1947年,总统高等教育委员会发表《为民主服务的高等教育》报告,促使美国高等教育改革原有系统结构和管理模式、扩大社区学院招生规模。1950年,国会批准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推动了科学和工程学的研究与教育的发展。1958年,《国防教育法》第一次将高等教育与国防事业和全球战略紧密联系起来。1965年,约翰逊总统签署的“肯定性行动计划”,推进了美国高等教育民主化进程,而同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则将政府对公、私两类高校的资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推动各州迅速建立各种治理或协调委员会。1974年创立的国家教育统计中心以及其后成立的“教育资源情报中心”,成为各级教育机构的信息情报系统,影响和支持着美国各类高校的教育决策与发展规划。冷战结束后,联邦政府还陆续出台了对全国高等教育发展具有指导作用的战略规划。例如,“教育总统”乔治•布什在《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报告中提出制定相关标准以提高大学新生入学时的学业质量。此后,克林顿总统签署的《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则规定了国家教育目标和标准,使教育战略规划上升为立法,成为国家的意志。可见,20世纪中期以后联邦政府逐步形成了以立法、拨款、信息服务、战略指导为主要手段,从国家的长远目标出发,在宏观上支持、影响,乃至巧妙控制高等教育的政府协调机制。尽管这种协调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也意味着“公共规章和制度在不断取代大学的自主选择”,但它克服了之前美国高等教育一盘散沙,缺乏统一的中央集权领导的状况,为高等教育根据国内外形势服务于国家发展的长远目标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雄厚经济基础。 3.由“自愿者团体”力量所创造的协调机制。“四维”协调机制中的这一机制的形成与美国的自愿主义(voluntarism)传统息息相关。正如19世纪著名的法国学者托克维尔(Tocqueville)所观察的:“一些新事业开始之时,在法国,一马当先的是政府,在英国是权贵,在美国则是公民自愿组织。”因而,在美国的各种自愿者团体,他们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力,极为明显且众所周知。首先,私人基金会,特别是全国性的基金会,在过去的近百年里,不但为不同时期的高校特别是私立院校提供了重要的经费支持,而且还是大学一些关键I生活动发展的推进器。例如,1932~1959年,洛克菲勒基金会(theRockefellerFounda-tion)斥资2500万美元支持美国大学前沿科技尤其是分子生物学的研究;1955年,福特基金会出资9000万美元给45家私立医学院校以增强它们的学术研究能力引;等等。这种参与不仅为高等教育提供了必要的协助,而且为政府拨款机制的形成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其次,大学协会。这类组织不仅捍卫着不同类型高校的利益,而且还是美国政府、社会与高校之间桥梁。以1918年成立的美国教育协会(ACE)为例,它是美国规模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高等教育协会,这一组织建立之初注重“建立共识”,而后转向带动改善高等教育的各类行动,如成人教育、教育公平等。该协会所提供的广泛服务和出版品,包括全国性的政策分析,且涉及联邦的经费和控制问题的议题。不仅如此,该组织还负责根据大学的需要向政府部门进行游说或提供咨询报告。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教育协会与其他主要大学协会一起成功地使国会在1996年通过了大学生的资助拨款计划,增加了对大学生的资助¨引。再次,自愿性认证协会。美国高等教育在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有了空前的大发展,而这种大发展却是在一种非常松散的管理机制下展开的。高校类型和数量都大幅度增加,质量也良莠不齐,为保证各类高校特别是新办高校的质量,认证协会作为一种专门质量监督和衡量机构走上了历史的舞台。2(】世纪中期后,认证组织不断完善,认证机制也不断健全,既保障了美国高校的办学水平在一定基准上运作,又避免了政府对高校的直接干预,在制度上保护了高校的自治。简言之,由“自愿者团体”力量所创造的协调机制不像市场机制一样鼓励激烈的竞争、功利性强,也不像政府协调机制那样宏观集中、方向性强,但它却渗透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各个领域,担当着大学、社会和政府的缓冲阀的重要作用。 4.高校内部的自我协调机制。它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独特的大学治理制度——董事会制度。20世纪后半期,美国几乎所有的私立高校都设有董事会,公立高校中亦有近三分之一设立了自己的董事会,这些由校外人士组成的董事会是美国高校的“最高法院”。校外人士以代表广大社会利益的名义对高校的长远发展进行指导,掌握院校的最后权力,是一种有利于高校世俗化的管理体制。同时董事会又不是一个政治组织,这就使大学避免了政府的直接干预,保证了大学的相对独立性,维护了大学教学与科研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持续发展。第二,分散的管理权限。在美国高校内部的管理中,大学、院、系有着各自的“势力范围”,权力相对分散。、据鲍德里奇等人的调查,在美国高校中,分散的权力系统已取代了传统上的由一个权力中心占支配地位的管理模式5_∞。处于顶端的董事会对学校整体的战略规划和财务预算有着重大的影响;校长为首的行政官员对董事会负责,可以对学校进行宏观的控制和协调,也可以直接参与微观的管理事务;院长主要负责与全院发展休戚相关的主要工作,特别是对于教师的聘任权;教师与系的影响主要是对于课程、教师委任系主任的选择等与其专业职责最密切相关的那些问题上。总之,适合于美国文化传统和经济体制的四维协调机制,一直激发着美国高等教育的生机与活力,也是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中的经典之处。 五、强化高等教育的国际性,寻求多元与同化之间的创新性发展 “与广泛的世界相联系”,寻求高等教育多元与同化之间的创新性发展,是2O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发达之道值得回味的第五处经典。早在17~l9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的创业期,美国学生和学者就通过留英、留法、留德将欧洲的高等教育思想和经验带回美国,并进行本土化实践和改造。最初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就是秉承英国人文主义教育传统而建成的培养新教神职人员和少数社会精英的机构。苏格兰的民主教育理念对美国大学也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推动美国大学设置数学和自然科学讲座,“平衡了以往侧重古典文学的偏失”。其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则直接源于对l9世纪后期德国研究型大学模式的本土化移植。不可否认,美国高等教育自诞生之初便从与其他伙伴的接触中获益良多,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奠基时代,处处可见美国对他国高等教育经验积极学习、改造与创新的痕迹。20世纪初期,伴随着国家实力的日渐强盛,美国终于形成了自我风格的高等教育体系和模式。然而,美国并没因此放慢教育交流与借鉴的步伐,20世纪40年代后,美国正式步入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教育交流蓬勃发展的新时期。福布赖特项目就是这一时期启动的,它是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全球性对外文化教育交流项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形容该项目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最慷慨、最富有想象力的事物之一”。在此期间,美国还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国际教育交流的政策法案,如1966年通过的《国际教育法》将教育交流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以推进各高校将国际教育纳入大学学位计划。同时,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才服务于美国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需要,1965年的美国移民法案明确规定给予“因其在科学和艺术方面的特殊才能对美国的国家经济、文化生活和社会福利作出重大贡献的专业人员”以签证的优先权_l。这样,世界各地的高端人才源源不断地流人美国。这些人才中很大一部分进入美国高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们的智慧为提高20世纪中后期美国大学的质量和国际声誉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时至今日,这种趋势仍未衰减。据欧盟的有关调查,1996年,美国仅从欧洲就引进了1720名高端科技人才,其中不乏一些牛津大学著名的教授。至2005年,美国年均接受的访问学者与各类研究人员已稳定在20万人左右,国际留学生已接近60万人。虽然,20世纪后美国高等教育的国际教育交流的重心不只是出于学术与科技的目标,其政治意图和功利性已经极为明显,但它毕竟推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成就了当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包容万象”与“繁荣兴盛”。今天,21世纪已悄然走过了第一个十年,回味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崛起之道,不难发现,尽管有时美国高等教育在追求自身的目标时显得踌躇不定,但总的说来,美国高等教育已创造性地应对了自我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我国作为高等教育的后发国家,研究和探讨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息息相关的经典历程,对我们更好地认识美国高等教育发达的内在原因,并创造性地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经典教育论文:教育局经典诵读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一、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充分认识语言文字工作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素质教育全面实施、保障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把语言文字工作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坚定不移地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积极做好语言文字工作与教育的结合,加强学生的语文学习,将诵读活动与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和校园文化建设有机融合,进一步提高师生的语言文字应用水平和综合素质,努力把“中华诵”“中华赞”活动打造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进语言文字工作的品牌。 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中华诵”经典诵读工作的组织领导,积极配合同级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部门共同制订好本地“中华诵”“中华赞”赛事的活动方案,广泛开展师生动员,扩大活动参与面,确保活动顺利开展。 1.要因地制宜,组织文学、语言文字和朗诵艺术等方面的专家,通过面授、校园广播电视系统、远程网络教育系统等多种方式,向师生进行经典诵读和诗词歌赋创作方面的培训与指导,逐步建立一支热爱中华经典并能在课堂内外积极教学、宣传和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骨干教师队伍和热爱民族文化传统、擅长诵读技能的优秀学生人才储备队伍。 2.要积极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开展“中华诵”“中华赞”活动,并在推进过程中加强指导,总结经验,有效推动经典诵读进课堂、进校园、进家庭、进社区,探索和建立经典诵读活动能够深入、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要适时开展学习表彰先进典型活动,对“中华诵”“中华赞”活动开展得有成绩、有特色的学校进行表彰奖励,组织校际间的诵读展示与观摩活动,大力宣传先进学校的工作经验,创设良好的活动宣传氛围,让师生从中受到感染,获得教益。 3.要精心组织本地“中华诵”“中华赞”选拔活动,做好各类人群,特别是教师、高校学生和社会文学、朗诵社团的发动组织工作,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增强活动的吸引力、感染力,在各级各类学校掀起诵读中华经典美文、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热潮。 4.作为2009年“中华诵”活动重要组成部分,今年暑期我部将与中央文明办调研组联合在全国中小学生中举办“中华诵”夏令营活动(活动通知另发)。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此项工作的组织领导,与同级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部门密切配合,将营员选拔推荐作为衡量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和经典诵读工作开展水平的一个参考要素,认真做好本省(区、市)优秀中小学生营员遴选的相关工作。 三、普通中小学(幼儿园)和中等职业学校,要将“中华诵”“中华赞”活动与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爱我的祖国”主题教育活动紧密结合,与学校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和校园文化建设有机融合,充分利用语文课、班团队会、课外活动等渠道,充分发挥少先队、共青团、学生会、班委会和学生社团的作用,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结合儿童节、教师节、中秋节、国庆节等节庆活动及“中小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等活动,广泛深入地开展多种形式和内容的“中华诵”“中华赞”宣传教育活动。学校要努力为学生参与“中华诵”“中华赞”活动创造机会、提供条件,要充分利用校内广播、电视、校刊、宣传栏等媒体在校园营造良好的活动舆论氛围。要面向全体学生进行诗文诵读和创作方面的指导和培训,增强学生对经典诵读和诗文创作活动的亲近和热爱。中小学校在广泛开展诵读活动基础*精心选拔、指导、推荐擅长诵读和书法的优秀学生参加今年暑期举办的2009“中华诵”夏令营活动。 四、各高校要重视“中华诵”“中华赞”活动对提高高校学生语言文字应用水平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成长成才、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所具有的积极促进作用,探索契合高校文化氛围和学生需求的活动形式,使“中华诵”“中华赞”活动与校园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各高校要将经典诵读内容纳入《大学语文》课程,选派骨干教师开设经典鉴赏、诗文创作、语言艺术、民俗文化等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相关的选修课;有条件的高校可邀请著名朗诵艺术家进校园给学生作报告或讲座,现场展示诵读的艺术魅力,讲授诵读的艺术技巧,增强诵读活动的亲和力,争取形成新的文化潮流,引领校园文化;要进一步发挥学校党团组织、学生会的作用,特别要利用好学生诗社、诵读爱好者协会等相关社团组织,积极开展诵读(创作)比赛、文艺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并指导、鼓励高校学生立足校园、走向社会,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开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宣传普及工作。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前夕我部将在*、*、*等地分别组织高校学生诵读活动,并联合中央文明办调研组在北京举办“中华诵·首都高校学生国庆60周年诵读晚会”,展现首都高校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昂扬向*的精神风貌。 经典教育论文: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研究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中孕育着独特的文学情愫,这些因素能够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本文在此因素的影响下,简单阐述了人文教育的含义,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融合的条件及相关的教育价值。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高职;人文教育 引言 在新兴的教育改革的要求下,高职语文教学中需要结合相应的文学情愫才能顺利地实施教学。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在文学情愫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但是由于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缺乏浓厚的学习兴趣,更难以对作品进行阐释,以至于教学过程不是特别顺利,更加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至此,本文简单阐述了人文教育的含义,而且对我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融合的条件及相关的教育价值做出了研究。 一、人文教育的含义 人文教育是人类实现人类自身价值的体现。因此,人文精神的内涵就是人文价值的内涵。人文教育能体现出对人类价值的肯定和尊重。在高职语文的教学过程中,人文教育体现在爱护学生个性发展的基础上,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使学生对知识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自主地创造出特有的联系,从而以自己的学习方式,全面提高学习效率。因此,在高职语文的教学过程中,强调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是无可厚非的。 二、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融合的条件 1.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注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的时代性。现代文学经典往往以其精巧的结构内容、优秀的文化内涵和高尚的思想打动了作者自己,并且其作品是被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接受的。时间如沙漏一般,能把文化糟粕筛掉,使经典永存于人们记忆的长河。问题一是一部分同学不了解、甚至不能辨别这些“真假经典”,而是缺乏阅读、学习现代经典著作的兴趣。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挖掘出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中的现实意义和其深刻的精神内涵,做到“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激发学生阅读经典文学作品的积极性。如在讲解《雷雨》时,教师可以以当时大家族的家庭背景为切入点,通过家族中的人物关系,引导学生对家的理解与思考,并且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达到与学生的情感共鸣,从而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2.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制定科学的教学计划。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中含有庞博的教育资源,我们要在短暂的教学时间内做到面面俱到,那是非常有困难的事情。况且高职语文的教育对象又都是中文专业的学生,他们的语文水平低是非常普遍的事实,在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里,有太多急于求成的案例对学生做出正确的判断起到了错误的影响。使得学生渐渐忽视经典学习,因此,在文学经典教学中,我们应该对文学经典教学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合理安排教学内容,从而制定严谨、科学、可实践性强的的计划。此外,我们还需针对学生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充分调动每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做到关爱同学,关注学生的差异和发展。 3.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分类对比。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可能会涉及不同的领域,我们把这些经典分类对比,使学生构建一个良好的文学经典作品体系,便于教师有序教学,也便于学生学习比较。如我们可以把《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分为一类。两部作品都是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黑暗的社会不让好人有出路的社会现实,使我们对当时社会上的小人物产生同情,对黑暗的社会产生由衷的憎恶。 三、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结合中的教学价值 1.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培育对社会发展有用的人才已经是每个学科的重点要求了,而人才的培育需要三观正确的指导。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有意识地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的融合,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的同时,注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的时代性,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因材施教,制定正确的、科学的教学计划,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分类对比,多鼓励学生在实践活动中理解现代文学经典的现实意义。 2.能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在高职人文教学中,注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的结合,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使用方便快捷的网络(网页、图片、视频、音效、等),使学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魅力。加深学生对经典文学的理解与记忆,文学经典作品与多彩的实践活动相结合还能活跃课堂氛围,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利于教学计划的安排,使学生在潜移默化的学习过程中陶冶情操,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是促使高职语文教学水平提升的两大模块,两者的融合对提升高职语文教学水平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运用灵活的方式来扬长避短,从而培育出对社会发展有用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为高职语文教学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杨胜茂 单位: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现代美学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深究现代美学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 摘要:当代室内设计美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审美思维的变化,它在现代哲学与科学思想的双重影响和推动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因而完全摆脱了总体性的、线型的和理性的思维惯性,迈向了一种更富有当代性的新思维之路。当代室内设计不仅需要满足人们的生理、心理等要求,从环境整体的高度综合地处理人与环境、人际交往、文化内涵、实用功能等多项关系,而且需要注重表达审美情感、体现审美意义和价值。因此,美学理论为当代室内设计提供了指导性的作用。 关键词:美学;室内设计;审美;环境;艺术;当代 室内设计是建筑设计的继续和深化,是完善空间、传播文化、创造美的艺术,是运用现代工艺、技术将美学理念、文化内涵和功能因素融入人性化室内空间环境的艺术。完美的室内设计产生于高度的现代文明,成功的室内设计同时创造着先进的文化。作为美学分支的艺术与技术美学是指导室内设计的重要学科之一,它是研究设计领域审美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 今天,人们已日益明晰地认识到被装修空间的布局、质感、色彩;家具的布置;设备的安装;通信等网络的建设不再是简单的组合、时尚的反映,而应提升到人性化和个性化的层面去实现文化、科技、环保和效率的有机结合。现代室内设计需要满足人们的生理、心理等要求,需要综合地处理人与环境、人际交往等多项关系,需要在为人服务的前提下,综合解决使用功能、经济效益、舒适美观、环境氛围等种种要求。现代美学理论在当代室内设计中发挥着指导性的作用。本文就此加以论述。 一、从形态学视角看室内设计中的美学要素 就本质而言,室内设计是将多种视觉的物质元素组合构成具有三维空间形态特征的造物活动,属造型艺术的范畴,然而与其它纯粹欣赏艺术形式不同的是,室内设计同时具有着实用的动能属性。从形态学的角度看,室内设计中的美学要素及内容任务主要分为一下几个方面: (一)空间要素:空间合理化并给人们以美的感受是设计的基本任务,因此,设计者不能拘泥于过去形成的空间形象,要勇于探索发现时代技术与审美特点赋于空间的新形象。 (二)美学色彩要求:室内色彩除对视觉环境产生影响外,还直接影响人们的情绪、心理。科学的运用色彩有利于工作,有助于健康,应做到色彩处理得当,既能符合功能要求又能取得美的效果。室内色彩设计除了必须遵守一般的色彩规律外,还应随着时代审美观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三)美学装饰要素:室内整体空间中的柱子等建筑构件以及墙、顶等各界面,对其进行符合功能需要的装饰,是构成完美的室内环境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利用不同装饰材料的质地和丰富多变的装饰形式,可以获得千变万化和不同风格的室内艺术审美效果,同时亦能体现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特征。 以上美学要素虽有其相对独立的价值,却不能孤立对待,因为从形态学的角度分析,总体应大于所有个体的总和,仅仅依靠总体中的一部分不能解释总体。因此,室内设计整体审美价值的产生要凭籍各美学要素统一框架下的意义整合而获得。 在所有的与视觉有关的艺术设计中,形态学提供了基本的部件构成形式和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的准则,当然其中也包括设计中依附于形式的各美学要素的组合法则。不仅如此,形态学理论还被应用在甄别艺术设计风格流派及研究艺术设计的特征等方面。具体到室内设计操作过程中,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把设计的个性从那种“压迫性的总体性”中解救出来,如何充分发展差异性和异质性。其实,这种把大叙述和小叙述对立起来,把总体性和差异性对立起来,把同一性和异质性对立起来,以非总体性、非中心的思维方式来审视、规范自我的创造的思维特征,不仅是建筑与室内设计领域,而且也是当代艺术与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从实践来说,它也确实已经对当代室内设计创作带来了积极的富有成效的影响。 二、整体环境观念下的功能与审美意义表达 处于随社会变化而不断发展中的当代室内设计,或称室内环境设计,应确立整体环境的设计观念,这里的“环境”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建筑实体围合形成的室内环境,它主要包括室内空间形态、视觉环境、空气质量环境、声光热等物理环境、心理环境等诸多要素;其二是指包括建筑外观在内的庭院、街道、广场乃至整个社区、城市、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大环境概念。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因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社会背景、生产力水平等因素,在不同时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取向与理想精神,所有这一切经历史的积淀与传承而形成具有个性差异、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它和地貌、物种、气候交织一起共同构成了这个地区的自然与文化景观。以人为中心的室内设计,不但要从功能上考虑符合人们生活方式和生存所需的各种实用要求,而且更应从心理方面进行基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精神需求的人文关照,以及满足人们渴望亲近自然的愿望。室内设计作为文化的物化创造活动,其风格形式的表现应从大环境整体的高度,运用符号学的理论、方法,把室内环境视作一个符号系统,通过对设计元素在组合中的符号化处理,使能指与所指有效结合而具意指作用,充分运用设计形态符号的象征、隐喻功能,准确反映出室内设计的地域文化内涵和时代特色,以及表达审美情感、体现审美意义和价值。 室内设计的“里”,和室外大环境的“外”,具有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作为大环境系列“链中一环”的室内设计,不可脱离开大环境中的自然、文化与社会特征、意义而孤芳自赏。正是为了更深入地做好室内环境设计,就愈加需要对环境整体综合因素有足够的了解和分析,着手于室内,但着眼于“室外”。当前室内设计还存在着相互类同、缺少创新和个性的情况,对环境整体缺乏必要的了解和研究,从而使设计缺失内涵而流于一般,设计构思局限封闭。 三、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审美结合 当代室内设计的另一个显著特点便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审美结合。设计的科学性在带来空间环境功能的合理、舒适、高效、安全的同时,其结构、材料、工艺本身具有的技术美感与设计形式处理产生的艺术美感,共同形成了当代室内设计审美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室内环境的创造中,现代美学要求室内设计不但高度重视艺术性,而且还高度重视科学性,及其相互的结合。从建筑和室内设计发展的历史来看,具有创新风格的兴起,总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改变,促使室内设计必须充分重视并积极运用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包括新型的材料、结构构成和施工工艺,以及为创造良好声、光、热环境的设施设备。当代室内设计的科学性,除了在设计观念上需要进一步确立以外,在设计方法和表现手段等方面,也日益予以重视,设计者已开始认真的以科学的方法,分析和确定室内物理和心理环境的优劣。另外,在设计表现方面,计算机技术进行设计和绘图的广泛普及应用,可使我们在初始设计阶段中便能运用其所提供的三维视觉技术去探测第四维效果。例如美籍华裔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来中国讲学时所展示的华盛顿艺术馆东馆室内透视的比较方案,就是以电子计算机绘制的,这些精确绘制的非直角的形体和空间关系,极为细致真实地表达了室内空间的视觉形象,并把新技术产生的视觉美感展现在我们面前。 针对当代建筑和室内设计中的高科技和高情感问题,室内设计在采用物质技术手段的同时,当高度重视并运用现代美学原理,将科学性与艺术性、生理要求与心理要求、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进行综合而全面的考量,从而创造出具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室内空间和形象、以及具有视觉愉悦感和文化内涵的室内环境,使生活在当代社会高科技、高节奏中的人们,在心理上、精神上得到平衡和满足。 综上所述,处于多学科交叉、渗透、融合、发展中的当代室内设计,离不开美学理论的参与和指导。理论必须是明白清楚的,它是学术和应用的重要工具。没有理论的指导,室内设计便缺乏组织基础且是脆弱的。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论是物质技术的,还是精神文化的,都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当代室内设计应因地制宜地有效借助美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并紧跟时代和尊重历史,从整体环境的角度出发,采取具有民族特点、地域风格、充分考虑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的设计手法,创造符合功能需要、且具文化内涵意义与审美价值的当代室内设计文化。 现代美学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传统木构手工美学的现代室内设计应用探究 摘 要:传统木构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主要形式,这些木构架体系被现代设计师隐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加以提炼运用。在古代,其并未被当成一种艺术美学,甚至做活之人充其量被称作木工,殊不知正是这种心手相传、技由人作的智慧生活造就了后人对先人的敬仰和塑造,同时,将这种手工美学运用于现代室内设计中,既是一种美的装饰,也是对空间营造的一种表现。 关键词:传统木构;手工美学;室内设计;现代应用 1 传统木构的发展现状 历经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既是人类物质世界的产物,也是人类精神层面的意识流。中国古代建筑以“木”为建造材料,“构”为建造形式,营造适宜古人聚居和共生的生存环境,表现为人类崇尚自然的客观世界和主观能动的表现性。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演变,传统木构形式是古代木工技艺的深层表F,是灵活的空间范畴和深度的时间记忆,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历史投射。 2 传统木构的基本特性 研究古代传统木构建筑形式的古籍和古文献资料,记载颇多。木构形式以原始社会巢居、穴居的生活理念为搭建方式,来营造共生的居住环境,是古人依据自然属性,以木为生,以与大地紧密相连的木作为生存动机,凭借自身的智慧和当时的营造技术形成的一种时代符号,表现为自然美、生态美、意境美、匠心美和结构美。 2.1 自然之美 木材作为物质材料,通过匠人的手工搭接、拼合,在房屋构成形式上营造出生动的空间氛围,架构活的空间属性。老子《道德经》中提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记录了万物是生生相息的,人类必须遵循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用辩证的态度来看待事物。中国的自然观一向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形成属于自身的环境属性。北方木结构表现最为突出的当属于官式建筑,北京紫禁城的宫殿建筑是我国的标志性建筑,是我国的一大成就,无论从建筑技术、建材、形式、美观上都具有可借鉴性和研究价值。 2.2 匠心之美 心手相传便是我国古代木构建筑形成的唯一模式,它没有多余的真理,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师徒制。“技由人作,艺自心开”,直到宋朝李诫编撰的《营造法式》,记录了古代匠人在没有先决条件的基础上,依然制定了譬如“材分制”这样的规则,将梁、枋、柱、檩、攒、斗拱的形式表现得淋漓尽致,分毫不差。 2.3 生态之美 从古代神话故事“钻木取火”中发现,通过木棒与木头之间的摩擦规律得到火苗,验证了木这一材料在当时的可利用性。生态、自然、环保是当下最热点的话题,传统木材恰恰提供了设计灵感,根据木材的可建造性原理,结合人在空间环境里的行为特点和对木材的情感依托,实现人、物、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 2.4 意境之美 气韵、生动、含蓄和感性等这一类语汇常被用来描写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气度不凡、雄浑别致。建筑材料的使用,既迎合了时代特征,亦捕捉了人类精神层面的包容性。木构承接着传统建筑的用材与形式,不仅在结构上形成中国独有的文化魅力和民族特性,在文化理念上也寄托了先人对自然的崇高敬意,成为中国木文化盛行的时代。然而,古人对待木材这一自然属性,自古以来遵循天人合一的艺术意境,追求儒释道精神思想,崇尚自然,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统一和相互融合的价值观。木材散发出独特的艺术性、审美度,是古代人甚至是现代人所无法抵抗的实质内涵。 2.5 结构之美 中国古代木构建筑形式都有一定的秩序感。在早期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最早的木构形式源于西安的半坡遗址半地穴式和浙江的河姆渡遗址干栏式结构形式,形成房屋的主要承重结构,历代古建筑主体结构在前后木柱之间架构多层木梁,与梁垂直的部分搭建木檩,从而形成由上到下的荷载力,形成不以墙为承重构建的围合空间,形成一定的秩序感。传统木构建筑外观形成上、中、下三部分,有屋顶、柱子、门窗、基座形成的结构,传播规律和形式美。屋檐下部形成组合式的东方式构件-斗拱,这种形式由木块层层叠置而成,主要构成由栌斗、泥道 、华拱、交互斗、散斗、瓜子拱、慢拱、华头子、齐心斗和散斗、慢拱和令拱、耍头、下昂、交互斗和散拱、瓜子拱和慢拱、下昂、散斗和交互斗、令拱和慢拱、齐心斗、衬方头形成构件,各个构件之间相互配合,程序复杂却叠落有序,是建筑艺术的语言符号,形成古建筑上不失华美的标志性形态。以直线穿插形成构件的组合方式,利用木材的长短、粗细、宽窄、大小,木构造形式游刃有余,利用稳定而坚固。随着文化变迁,明清时期形成装饰性构件,使房屋兼具功能和实用的前提下增加美观性。 3 手工美学的艺术媒介及应用法则 3.1 艺术媒介――木艺美学 传统木构的艺术媒介即木,传播媒介即人通过手工对木的塑造,创造新颖独特的艺术品。木材相比较其他硬质原料,轻巧、含蓄、感性是它的特征。室内设计界需要这样的材料作为连接点,在传统木结构建筑中,如果把木头作为一个点,无方向感,梁、柱、檩、枋、椽形成一条线,有张力,有方向感,那么整个屋架就是一个完整的面。木头与木头通过咬合形成各个单体构件,柱上架梁、梁上支柱、柱上挂檩条等等形成线与线的交叉、细分,从各个方向观察,点逐渐形成运动的线的轨迹,从水平方向到垂直方向实现冷暖的属性,木构形式中歇山顶、庑殿顶均是斜的、曲的线条形成的外部轮廓,随着结构形式的不断发展,木构架也采用斜撑的手法,实现室内设计学原理中冷暖均衡、相互平衡的一种艺术语言符号。 3.2 应用法则 3.2.1 形式美法则 任何事物都遵循一定的法则,正可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凡是美的都是和谐的和比例合度的”英国美学家夏夫兹博里曾经这样说过。合度即“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古代西方以人作为标尺来衡量事物,可见人在建筑空间中密切性。作为东方人引以为傲的传统木构,在尺度和比例上均体现了古人高超的技艺和实践能力。功能决定形式,古人将“材”作为拱的计量单位,分设不同等级,来进行计算房屋梁柱枋的尺寸,使之形成区分不同房屋的规模和性质。在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前提下,延续到清朝,以“斗口”为单位来计算,并逐渐发展成为可以省去但又不能失去木为支撑的结构学。舒适、美观是基于人与自然的和谐。 3.2.2 艺术美法则 在掌握了基本的实用性和功能性之后,才能通过色彩、空间、尺度来表达艺术美,达到平衡的惯性。我国木构形式通过手工的创造方式来营造艺术性,不失装饰美。艺术是合乎尺度和比例的,有一定的规律性和本质属性。古代建筑的斗和拱是木构形式上一种重要体现,斗起到垫高的作用,拱用来处理悬挑作用。斗拱,俗称铺作,构成方式层层累加,兼具实用性。汉代斗拱是用来承托屋檐、承托平座的,经历隋唐、明清之后,它的作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成为装饰构件。 4 传统手工美学的价值表现 4.1 对于形的塑造――心手相传 承袭古代匠人的智慧,自新石器时期到明清时期,传统木构建筑各个构件通过手工创造既能满足古代人生活的环境,也体现了营造的技艺性。古代人采用原木建筑房屋均在各个构件上考虑到其应用价值。木材的构成组织形式皆因它本身的生长规律,细胞内部组织结构从种类、大小、色彩、排列、分布组合方式各式各样,形成不同木纹图案美,在建造等级上选材也会得到重视,对木材的工艺认识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4.2 对于意的提取――艺自心开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古代人追求形神兼具,儒道学说的原则。比拟手法也是常用的表现方式,每一种装饰都源自所要传达的意图及所向往的生活方式。在古代代表木构件的传统装饰元素颇丰。例如,传统木雕、木挂落、匾额、花罩等,题材多样,通过动植物、花鸟提取相应的含义,创新设计,艺术手法多元化,技艺精湛,刀法纯熟,每一处木雕、挂落涵盖的意义都反映出主人修身养性的良品德,体现了浓郁的文化气息和民俗风情。 5 现代室内设计对传统木构形式的活化表征 5.1 硬的手工,软的生活 各个构件要素从功能、造型、形态上,都汇集了古人细致入微的匠技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愿景。自唐到明清,民居门窗形式从不成熟到成熟,形式变化繁多。古代木工通过锯、刨等工具,对木材进行加工打造,创造具有自身特性的艺术。 5.2 大空间,小符号 古建筑形制的确立,好比文章的脉络,需要横向和纵向、时间和线索的联系和交融,逐渐发展、推演,寻找新的材料,形成新的组织结构,形成内在联系和外部空间的统一。早在《鲁班经》一书中鲁班发明了榫 技术,通过木头与木头之间的咬合连接各个构件,结实而严谨,稳固而踏实。 6 当代思考 无论是建筑的外部空间还是内部空间,古人在材料的应用上给予了现代人设计上的恒常性。这种心手相传的建筑技艺值得我们来借鉴和学习。专心和虔诚地研究古人遗留的物质文化,融入艺术和美学理念,实时对传统木构形式进行有机的重生,回归木构这一传统形式,是建筑内外部空间中联系的有机体,具有前瞻性和历史研究价值,借鉴传统木构的优势解决现代室内设计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现代美学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浅谈现代美学对室内设计的指导作用 【摘 要】室内设计和深化这是传播文化,打造完美空间美丽的艺术的延续的建筑设计。它是利用现代化的技术和工艺,审美观念,人文环境,内部空间的艺术文化和功能因素。完美的内饰设计,从高度现代文明的,成功的室内设计,同时创造先进的文化。作为美学,艺术和技术美学的一个分支,是重要的学科之一,以指导室内设计。它在设计美学领域的新课题。 【关键词】美学;室内设计;艺术 人们越来越清楚装饰空间的布局,纹理,颜色,家具布局,设备安装,通讯网络建设不再是简单结合的时尚体现,而应该升级到个性化和个性化实现文化,技术,h境和效率的有机整合。现代室内设计需要满足人们的身体,心理和其他需求,需要全面处理人与环境,人际关系和许多其他关系,在人性化服务的需要的前提下,综合运用功能,经济,舒适和美丽的环境各种要求。现代美学理论在当代室内设计中起着指导作用。 1 从形态学视角看室内设计中的美学要素 室内设计由各种不同的视觉元素和三维空间,这是一种造型艺术,而其他纯粹的艺术形式是不同的,室内设计的实际动能表现创意的活动。从形态上看,室内设计美学元素和任务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1 空间元素 空间合理化和赋权人们感觉美国是设计的基本任务,设计师不能坚持过去形成的空间形象,探索空间的时空技术和美学特征给了一个新的画面。 1.2 美学装饰要素 内部柱子等建筑构件在整体空间,以及墙壁,屋顶等界面,满足装修的功能要求,构成室内室内室内环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充分利用不同的装饰材料,纹理和各种装饰形式,可以获得内部不断变化的艺术美学效果,也反映了该地区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特点。 1.3 美学颜色要求 室内色彩除对环境的视觉冲击力,而且对人的情绪有直接影响,心理上的。科学色彩的运用,有利于工作,有助于健康,颜色处理以满足功能要求也可以达到美国的效果。除了室内色彩设计必须符合一般的颜色规律,还要与时代的美学变化。 审美元素,虽然相对独立的价值,不能孤立地对待,从形态上看,整体应该比所有个体的总和,整体的整体部分无法解释。因此,室内设计的整体美学价值,导致整合框架的美学元素的整合。在所有艺术相关设计中,形式提供形式的基本组件并将它们放在一起,包括连接到规则组合的美学元素的设计。形态理论也用于识别艺术和设计的类型,并研究艺术设计的特点。室内设计过程中,首先是如何在救援设计的“总压迫”个性化,差异性和异质性的充分发展。其实,这个大叙事,小叙事相互矛盾的,对立的整体性质和差异,反对派身份和异质性,非全面,非中心的思维方式思维和调整自我创造的思维特性,只有现场的建筑和室内设计,也是当代艺术和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也创造了一个现代的室内设计带来的积极和丰硕的成果。 2 整体语境的功能和美学意义的表达概念 在社会变革和当代室内设计或室内设计发展的背景下,应建立环境的总体设计概念。“环境”是指建筑物实体的周围环境,包括室内空间的形状,视觉环境,空气质量的环境中,声,光,热等物理环境,心理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形成;包括建筑物的外观,包括园林,广场,乃至整个社会,城市与自然,人文景观理念的区域。一面水和土壤支撑一个人,一个是由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社会背景,生产力等因素在不同时间形成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美学取向和理想,所有这一切历史积累和继承与个体形成的差异,丰富多样的区域文化,景观,物种,气候,交织一起构成该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以人为本的内饰设计不仅从功能上的考虑,以满足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各种实际需要生存,而且从心理方面的文化需求出发,根据人们对不同文化需求的需要,满足人们的欲望以接近自然的欲望。作为文化的物化创作活动,室内设计应被视为一个象征性的系统,从整个环境的高度,使用符号学理论和方法。设计符号的符号和隐喻功能被完全用于反映区域文化内涵和室内设计的时间特征,以及通过符号处理的方式表达美学情感和反映美学的意义和价值设计元素的组合。 3 科学与艺术美学的结合 室内设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该设计的科学性,使空间环境功能合理,舒适,高效,安全。与此同时,它的结构,材料和技术与艺术美和艺术美,形成了当代室内设计美学的重要特征。 从建筑和室内设计发展的历史,创新的崛起总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致的。室内设计必须充分重视并采取现代科技成果,包括新材料,Y构和施工工序,以及健全的创作,光,热环境的设施和设备,充分利用。需要在设计方法进一步建立的室内设计的科学性,除了在设计概念和方法表达的,在分析和确定室内的身体和心理的环境优势和缺点的科学的方式设计。在设计的性能,计算机设计和图形与初始设计阶段的广泛应用可以使用其立体视觉技术的其他方面,以检测第四维效果。 总而言之,现在当代建筑和室内设计的高科技,从而使室内设计应更加注重现代美学的原则。同时,利用材料和技术手段将科学和艺术,生理和心理要求,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结合起来。表现力和吸引力的内部空间和形象,以及视觉上的享受和文化内涵的室内环境,使人们在平衡和满足精神。 现代美学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浅析现代室内设计中美学要素的运用 摘 要:在室内设计过程当中,要遵循实用、经济的原则,将各种知识进行有机的的结合。现如今,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正在不断地提高,对于室内居住的要求也在不断增长,这就很大的促进了室内设计行业的发展,那么,如何才能够营造出安静、舒适、卫生且具有美观与卫生的空间就成为了室内设计人员的目标。本文从实际出发,结合笔者实际的工作经验,在对多种影响室内设计的元素基础上,对如何在室内设计当中结合美学要素展开了探讨。 关键词:室内设计;美学;应用 在实际的室内设计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因素都会影响到最终的设计效果,这就需要设计师能够考虑到多种因素,从而满足居住人员的实际需求。单纯地从定义来讲,室内设计就是在生活当中,根据建筑物实际的环境以及性质,利用美学技术,创造出具有舒适性以及审美价值的空间,从而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此外,室内设计的不同风格也是业主个人爱好等多个方面的反映。室内设计当中反映出来的个人品位、科学理念等都是为了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1 美学思想概述 在我国,传统的美学基础是从先秦起源的,当时的美学思想融入了相关的哲学以及艺术理论著作当中。但是如果单纯地从理论形态上进行理解,我国的古典美学的发展在不同的哲学流派当中都有着不同的代表人物,例如到家的老庄、儒家的孔孟、法家的韩非以及屈原为代表的楚骚等等。 儒家的美学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逐渐形成,孔子和孟子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的美学思想承上启下,并对春秋钱的美学思想进行了总结,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对儒家的美学思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儒家的美学思想强调内容以及形式的统一,“中和”思想更是其审美的重要标准。在我国的传统美学当中,除了对文学有追求,还对“礼”有着相当的重视,在孔子之前,“乐”、“礼”是分开来讲的,而在儒家的“乐礼思想”当中,则将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统一的“乐礼思想”。 我国美学史的七点是从老子开始的,在道家的美学当中,老子的美学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道家的美学思想也带给我国的美学思想很深的影响,而道家美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正是老子以及庄子。不管是老子还是庄子,都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美学观点,例如崇尚自然之美等等。在我国的传统美学当中,自然是十分重要的概念,禅宗美学思想则是通过个体的直觉来追求简单之美。 除此之外,老子还提出了虚实结合等美学观点,这些美学观点不仅反映到了绘画以及文学作品当中,在我国传统的建筑室内设计当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 美学要素在现代室内设计当中的运用 在我国,古代的建筑风格不论是室内还是室外都呈现出了古典美,这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现代的美学则寻求多方面的发展。 在上文当中,本文之所以会提到建筑文化,就是因为室内设计与建筑本身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在建筑当中,室内设计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设计风格应该与建筑风格有一致性。而想要让我国的现代室内实际具有我国特色的文化特点,体现我国的传统美学,就需要将我国的古建筑作为出发点。室内设计是对建筑设计的深化,要做到良好的室内设计,就需要结合建筑设计来深入挖掘,没有建筑设计就没有室内设计。因此,建筑与室内设计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只有深刻的理解我国的传统美学到底对我国传统的建筑物产生了那些影响,才能够创造出具有我国的特色的现代室内设计理念,将我国传统的美学融入到现代的室内设计当中。 2.1 天人合一的意境 不管是道家还是儒家,都对“天人合一”的思想十分强调,在道家和儒家的美学思想当中,都强调人要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发展,但是道家与儒家则在具体的关注重点上有一些差异,到道家提倡重视幻想,而儒家则注重使用的功能性。但是,不管是道家还是儒家,两家的思想都成为了我国古代建筑美学思想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同样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普遍对称并不能满足现代设计的需求。在我国传统的室内空间设计过程当中,对于不规则的形状是很少使用的,一般来讲,我国传统的室内空间设计常常使用较为均衡的手法,但是,这种手法放在现代室内设计当中,常常会带给人较为单一的感受,在室内空间设计过程当中,过多的使用较为均衡、对称的设计方法,会使得室内设计的“个性化”空间受到阻碍。因此,想要创造出适合现代社会发展以及审美风格的室内设计作品,就不能一味地采用传统的设计风格,而是应该与现代人的审美以及实际的需求进行结合,同时也不应完全摒弃传统的中国美学思想,而是要做到继承和发扬。 第二,等级制度与现代设计的观念相悖。在我国的传统室内设计过程当中,不管是空间的布局还是色彩的选择上,都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在布局上,我国传统的室内空间建筑设计会对贵贱、长幼等地位进行划分,单现如今,人们对于人权更加关注,要求人人平等、追求自由,在这样的形式下,不管是什么人,都没有贵贱之分。在现代的室内设计当中,空间色彩以及布局可以任意使用,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因此,我国传统的室内设计当中这种等级制度是不使用在现代室内设计当中的。 2.2 讲究“中正”之美 在我国传统的室内设计当中,院落布局是最为常见的布局方式,一般的院落布局当中主要包含厅堂、书房以及卧室三个最为主要的区域。礼制文化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礼制文化也影响到了我国的传统室内设计。首先,遵循我国传统的思想,大多数的室内空间设计常常会采用正方形、矩形等较为规律的形状,而在家具的陈设方面,则也会遵循对称的原则,装饰也会分出大小、明暗等。 2.3 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审美结合 现如今,室内设计对于艺术以及科学的结合十分重视。科学性能够使得室内的居住环境更加高效、舒适,而艺术性则能够给予家具、布局等强烈的艺术美感,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已经成为室内设计的重要发展趋势。 单纯地从建筑设计以及室内设计的发展历程来看,风格的创新常常会与社会生产力有着十分重要的重要的密切。要将现代美学融入室内设计当中,也需要结合风水学、心理学等多个方面的知识,使得人们的审美观得到逐渐的改变,而现如今的室内设计也呈现出了更强的技术含量,新型的材料、工艺能够为人们带来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3 结语 作为许多知识的融合的交叉学科,室内设计与美学理论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理论加上实践,就能够带给室内设计更强的生命力。此外,社会的进步也有独特的历史规律,不管是精神还是工艺技术,当代室内设计都需要借助美学理论,体现居室风格,整体角度出发,融合现代艺术手法,创造出具有内涵以及什么价值的室内设计。 作者简介:石卉(1985―),女,山东潍坊人,学士,助教,主要研究方向:室内设计。 现代美学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现代建筑空间与室内设计的美学融合分析 摘 要:在建筑的众多因素中,空间才是建筑的灵魂和关键。要想使建筑真正做到有特点,有创新,还需要从空间这一概念入手。室内设计存在于建筑内部空间中,延伸建筑思想,补充建筑空间功能,是对建筑整体风格、个性的统一追求不可缺失的程序之一。本文对现代建筑空间与室内设计的美学融合进行探讨。 关键词:建筑空间;室内设计;融合 引言 建筑空间是指人们为了满足生产或生活的需要,运用各种建筑要素与形式所构成的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统称。具体来说,墙、地面、屋顶、门窗等要素围成建筑的内部空间;建筑物与周围环境中的街道、广场、树木等形成建筑的外部空间。空间本身的存在是处于无形的、不能接触到的状态,其形态性不是很明显。而室内设计与建筑空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它实际就是建筑空间的设计,是建筑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性质、所处环境和相应标准,运用物质技术手段及艺术手段,创造出功能合理、舒适美观、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室内环境。 1建筑空间和室内设计的关系 建筑环境主要包括建筑物本身,建筑物所围合的内部空间,即被屋顶覆盖的部分,室内空间以及建筑队周边具有控制性的空间,即室外空间的范围,空间范围的大小是由建筑物自身所具有的各种功能及特点所决定的。室内设计,是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性质,所处环境和相应标准,运用现代物质技术手段和建筑美学原理,创造出功能合理,舒适美观,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室内空间环境的一门实用艺术。这一空间环境既具有满足相应的使用功能的要求,同时也反映了历史底蕴,建筑风格,环境氛围等精神因素。 室内设计是更具建筑物的使用性质,所处环境和相应标准,运用现代物质技术手段和建筑没学原理,创造出功能合理,舒适美观,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室内空间环境的一门使用艺术。室内设计和建筑设计在很多地方都存在相似,他们既是相互独立的,同时又相互关联。室内设计是从建筑设计中的装饰部分演变出来的,是建筑设计的重要分支和延续,也是对建筑物内部环境的完善,细化和补充,更是对空间环境重新定义和再创造,室内设计是更具建筑空间的使用性质,运用物质技术手段以满足人的物质欲精神需求为目的而进行的空间创造活动。通常我们谈到室内设计与建筑的关系则更多的会想到一种附属,和服务的功能关系。即建筑,是一个代表空间的架子,他的外观,条件决定了这个建筑的属性,即功能属性。而室内设计,则是室内装饰或装潢、室内装修,仅仅将将建筑的内部美化,从而更好使人感到更加舒适,实用。 室内设计较建筑来说简单的多,侧重点也更加不同,他更多的是考虑一种人心理上的美观效果和身体结构的舒适度。就像家具,是室内设计中最首要的,而他的功能只要能撑起人的体重,不散架就可以了,可是要做的更好,就需要了解人体结构,这个相对建筑来说似乎没有那么多的严密性。而工种的配合似乎也没那么多。这就造成了大多数人认为建筑和结构是分开的,把室内空间看成是建筑设计的最终阶段,二次设计,等等。而实际上室内不仅仅是建筑的延续,室内空间是在建筑一开始就产生了,室内设计与建筑设计几乎同时开始,有了建筑,建筑空间,室内空间便产生了,如果此时不去思考室内空间的设计和运用,室内就陷入盲目的发展。室内设计与建筑设计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都遵循相同的美学,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室内设计对建筑空间的影响 不同形状的空间,往往会使人产生不同的感受。在选择空间形状的同时,设计师必须把功能使用要求和精神感受要求统一起来综合考虑,使之一方面实用,另一方面又能按照一定的艺术意图给人某种精神感受。生活中最常见的室内空间一般是呈矩形平面的长方体,由于长宽高比例不同,形式也有很多的变化。如果是窄而高的空间,由于其竖向的方向感比较强烈,容易使人产生向上的感觉,激发人们热情高昂、崇高的情绪。哥特式建筑以其垂直向上的动势,在着力强调建筑物的垂直因素的同时,形成了一种高拔、挺直的建筑形式。除了我们常见的长方体空间外,有时为了适应某种特殊的功能要求,还有一些其他形状的空间,这些空间同样也会因为形状的不同而给人不同的心理感受。如穹窿形状的空间,就会给人以向心、内聚和收敛的感觉;四周高、中央低的空间则会给人离心扩散和向外伸延的感觉;曲形、弧形或环形的空间,则会产生一种导向感,引导着人们沿着空间轴线的方向前进。建筑设计师在进行空间形状的选择时,除要考虑功能要素外,还要结合一定的艺术意图来参考,这样既能保证其功能要求,又能给人适当的心理感受。 3 现代建筑空间与室内设计的美学融合 建筑的内部空间需要室内设计的深化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不论室内设计还是建筑设计都必须兼顾功能合理和经济美观的要求,考虑材料、尺度、色彩、照明等各方面的因素。进行室内设计时还要考虑建筑总体设计与空间的内部形态,强调使用功能结合建筑形式以及内部空间。与此同时,还要考虑时代、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建筑内部的空间设计需要室内设计来进行完善,不论是在设计构思、材料选用,还是在使用功能以及精神审美上,设计师在构思方案的时候必须考虑内部空间的功能性和形式感的问题。人们常说“建筑的形式”,准确地说建筑就是由内部空间、外部形态、虚实关系、色彩构成、材质材料、装饰手段等种种要素集合成的复杂形体,而这些要素同样在室内设计中也都包括了。室内设计虽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它毕竟是从建筑设计里延伸出来的,是整个建筑设计和建筑理论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是建筑设计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如近现代的赖特、贝聿铭等建筑大师,他们在对外部结构进行设计的同时还会考虑建筑内部空间各方面的设计。他们的建筑充分体现了由外到内的连贯性、完整性、一致性等特点。整体的建筑设计与室内设计共同组成了建筑的灵魂,也共同完成了由外到内的审美。 建筑内部空间的室内装饰效果以及外部的形状和尺度比例,很大程度上受到整体结构形式及其所用的材料影响。从古到今都存在着把建筑的外部造型、建筑内部的装修设计与结构统一起来的观点。从近现代的建筑来看,这种内外相依、特色连贯一致的观点越来越被广大建筑师所接受。充分利用结构造型美作为建筑设计及室内设计的造型要素已成为越来越多建筑师及室内设计师的设计手法。如苏州博物馆,这座建筑在外观设计上、内部结构设计及室内设计都很好地通过一致的设计手法使整个空间造型形成了完美的统一。在解读苏州博物馆新馆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整体的去看待。整体建筑风格和建筑室内空间风格的高度协调统一性,白色成为整个建筑的主色调,灰色的花岗岩统一了色彩和纹理,建筑外观、屋顶、室内棚面、墙体造型都体现了新的几何效果,使观者心旷神怡。在整个建筑的室内空间和建筑外观达到了良好的美学融合。 结语 综上所述,室内设计作为建筑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延续建筑的维度,让空间统一而丰富,其作为建筑空间中的一个优秀部分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可以说建筑空间是“骨”,室内设计是“肉”,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完整匀称,故室内设计必须融合到建筑空间之中。
中国电影史论文: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历史讲述方式的流变 [摘要]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对历史的讲述由外观描述逐渐走向深度反思,这在抗战题材影片中表现尤为突出。起初,影片多采用零聚焦叙述视角描绘宏大的战争场面及共产党人的浴血奋战,以确证共产党领导的合理性及新政权的合法性。进入90年代,受市场化趋势影响,我国电影多以戏讽之姿迎合观众而轻于历史反思。新世纪以来,我国电影终于站到人性高度反思历史,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类共通感来解读历史与战争。 [关键词]中国电影;抗战题材;历史讲述方式;流变 电影对历史的叙述主要通过影像来实现,但对历史脉络的把握仍具有鲜明的文学性,所以,我们可借用叙事学理论来讨论电影是从什么视角、以什么方式讲述历史的。本文主要以建国以来中国抗战题材电影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对历史的讲述主要采用过哪几种方式,讲述方式的改变是基于什么原因以及这种改变具有什么意义等问题。 笼统地讲,叙事视角有三种:全知视角(无焦点叙述视角)、内视角(内聚焦叙述视角)和外视角(外聚焦叙述视角)。全知视角,顾名思义,即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在作品中,全知视角下的叙述者所知所想范围要大于人物本身的所知所想。换言之,叙述者可以讲述故事中人物不知道的事情。古代话本小说中的说书人一般都采用全知视角来讲述故事。在内视角和外视角叙事中,叙述者不再全知全能。外视角视域下的叙述者“严格地从外部呈现每一件事,只提供人物的行动、外表及客观环境,而不告诉人物的动机、目的、思维和情感”[1]32。在内聚焦视角下,“每件事都严格按照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感受和意识来呈现。它完全凭借一个或几个人物(主人公或见证人)的感官去看、去听,只转述这个人物从外部接受的信息和可能产生的内心活动,而对其他人物则像旁观者那样,仅凭接触去猜度、臆测其思想感情”[1]27。理论上我们可以对三种叙事视角分别予以厘清,但在实际操作中,创作者往往很难一种视角一以贯之,而常常是多种视角交替使用。 尽管如此,受政治意识形态、主题类型及表现方式等因素影响,建国以来不同时期的影片在呈现历史事实时还是具有一些可供描述的共同特征的。具体而言,建国后直到90年代初期,我国电影多采用全知视角,穿插使用内外视角,如影片《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90年代之后,我国电影创作逐渐走向繁盛,不仅题材变得多样化,就是同一种题材也出现了不同的叙述视角及反映方式,例如,《黄河绝恋》《举起手来》《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影片都在叙述抗日战争那段历史,但由于叙述视角的不同,最终呈现的艺术效果便截然相异。对于这个问题,本文拟选取几部具有代表性的影片予以分别探讨。 一、《地道战》《地雷战》: 以宏大叙事高亮共产党战士建国后,我国出现了大批以战争历史为题材的电影作品,最具典型意义的当属《地道战》和《地雷战》。上映于1966年的《地道战》讲述了河北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地道战略战术击退日本侵略者的故事。追寻影片叙事节奏我们不难发现,冀中地区高家庄人民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利用地道战术成功突破日军的围攻,关键在于党支部书记高老忠和民兵队长高传宝的指挥和领导。通过一次次惊险的脱险场面,地道战的主要领导人物高老忠和高传宝的形象便脱颖而出,深深印在了观众的脑海中。与《地道战》相似,《地雷战》也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胶东抗日根据地旁的赵家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地雷战术打败日本人的故事。与此类影片相似的还有电影《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通过观察不难发现,这类叙事一般都以塑造共产党人英勇、光辉、高大的形象为旨归,所以又被称为“红色经典”。这些作品塑造的形象常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共产党人各个英勇无畏,国民党各个见敌鼠窜,日本士兵则各个凶狠、残忍,杀人不眨眼……总之,这类影片在塑造人物、重述历史时表现出了一定的程式化和规约性。这极大地钳制了作品对更鲜活内容的吸收,因而难以长时间吸引观众,对历史的表达也容易趋于程式化。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后尤其是十七年电影中对抗战生活的这种零聚焦叙述,有论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战争电影的叙事基本以零聚焦叙事为主,民族史诗般的宏大叙事、用电影来激励民族自强精神、来凝聚民族团结奋斗意识等,这些是特殊历史时期(战争、冷战)民族、国家,甚至个人的必然的选择”[2]。对于这种看法,本文不敢苟同。我们可以从创作时间上看一下,《地道战》上映于1966年,《地雷战》上映于1962年,当时,国内各种战争都已结束,新中国也已经建立起来,国家所面临的是整顿和建设,而非对敌斗争。不过两部影片的确取材于现实生活,据资料显示,《地道战》故事主人公高传宝,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原型的,该原型人物叫刘傻子,是一位农民,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略带鲁莽气的人物。所以,与其说十七年时期的影片,像《地道战》《地雷战》等,是为了团结人民、凝聚战斗力,不如说,是为了凝聚民心,提醒人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新生活,从而也给新政权唱起了赞歌。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影片极大地鼓舞了人民当家做主建设新家园的勇气和信心。在忆苦思甜中,共产党的合理性及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的合法性便得到了确证。 与《地道战》《地雷战》同时期,还有一种类型的影片,它们往往借助儿童视角来叙写战争历史,刻画儿童在抗战过程中的英勇、机智,如影片《小兵张嘎》(1963)和《鸡毛信》(1954)。儿童的参与及儿童视角的介入丰富了残酷的战争生活和场面的书写,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战争的残酷性,但是,细观这部分影片就会发现,影片中的儿童无一例外地具有超出其年龄的成熟、机智和勇敢,《小兵张嘎》中的张嘎子,不仅跟着抗日,还可以用自制的假抢缴获敌军的真枪;《鸡毛信》中的海娃利用身边的绵羊成功地掩护了重要情报。儿童天生的天真无邪褪去了,代之以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成熟、机智,而且,在建国后十七年电影中,几乎所有儿童都被剔除了那种年纪本该有的天真可爱、不谙世事。这种类型化的表现方式值得我们思考。 总之,本文以为,仍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人民对抗战历史的述说因为过分激动和兴奋而失去了合适的分寸,换言之,对那段艰苦的战争生活的回忆中已经加进了述说者当时的情绪和感情,从而免不了一定的夸张和虚化。加之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反映生活时本身也允许一定的虚化和夸张。另一方面,对于电影中儿童形象的处理,我们可归于宏大叙事使然。影片中情节的处理、人物的塑造都应服从于宏大叙事对新政权合法性及共产党领导权合理性确证的要求,所以,才导致儿童形象的类型化和过度成熟化。 二、《举起手来》系列影片: 外视角下戏讽日本士兵2005年,由冯小宁导演的喜剧电影《举起手来》多采用外视角,影片以小薇的口吻讲述了自己姥姥的抗战故事,这一叙述视角也就决定了小薇只能讲她曾听到的,她没听到的内容一律不能讲。而且,影片也只能聚焦于人物的动作行为,而极少展现其内心活动。讲述人讲述别人的故事,这样的叙事“带着一种展示的目的,要把一个引起叙事者兴趣的故事展示给观众,以引发观众产生和叙事者相同、相近的兴趣”[3]43。而且,这种叙事态度“意味着叙事者已经胸有成竹,因而他有意要把所叙述的那一段生活从总日常生活里挑拣出来,并有信心期待着观众和他一起肯定那段生活中不同寻常的一面”[3]44。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电影《举起手来》虽然讲述的是严肃的抗战故事,但却采用了喜剧手法。 与《红河谷》《黄河绝恋》对历史的深度反思不同,《举起手来》是冯小宁导演模仿西方现代主义“黑色幽默”的一部电影。影片中潘长江饰演了一位罗圈腿加外八字儿脚、斗鸡眼儿、个子矮小、蠢笨胆小的日本士兵。影片对这位呆傻士兵的塑造主要通过其外在行为动作来实现,他的滑稽、蠢笨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据统计,《举起手来》连续六年获全国放映场次第一名,可见其反响之不一般。大笑之余,我们不禁要问,创作者为什么会创作这么一部作品?其价值意义何在?如果只是像本片导演所言,“拍电影的初衷,不是为了获奖,不是为了大票房,为的是老百姓有个值得看的、开心的电影看”[4]。那我们不禁要反问,老百姓值得看的电影类型、题材有很多,为什么非得拿抗战题材开涮呢?抗日战争作为中国人民近现代历史上无法抹去的历史记忆,可以用来这样玩耍吗?正如有论者所言,“把凶残的敌人弱智化,这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种歪曲,既然敌人是那样的可以任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那样的不堪一击,那么我们为何用八年之久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土……”[5] 其实,对日本士兵形象的非真实描写在我国艺术中由来已久,文学中、电影中都不胜枚举,比较常见的是把日本兵描写成凶狠异常、杀人不眨眼,凸显其人性中“恶”的一面,这样的例子在我国的电影中有很多。20世纪30年代的《风云儿女》《热血忠魂》,40年代的《东亚之光》《日本间谍》,80年代《一盘没有下完的棋》,90年代的《红河谷》《黄河绝恋》等都是对日本人做这种处理的。在这种表现日本人凶残、险恶的描写背后,我们能够读出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情绪,而且,很显然的,抗战时期的中日力量对比中,日本明显居于强势一方,而我们则属于被侮辱、被损害的一方。对于受害者而言,施暴者形象往往倾向于凶狠、恶毒,毕竟,家仇国恨是深入骨髓的。 《举起手来》系列电影与上述影片对日本人的定位截然有别。在那些影片中,日本人的形象尽管可恶,但力量的悬殊让我们内心总觉得日本人形象是高大、彪悍的,是需要仰起头来看的,尽管我们并不乐意这样。而在《举起手来》系列影片中,日本人变成了身形越来越小、精神越来越猥琐、智商越来越愚蠢的呆傻之人,这样,在国人和日本人的对视中,我们就可以俯下身子观看,巨大的落差会给观看者带来莫名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对于我们抚慰战争造成的创伤、提升民族自信确实很有好处,它让我们暂时忘却那段屈辱的历史,而代之以自信和愉快。但是,这种处理方式却会扭曲大众对抗战的认知,消解民族的历史记忆。有学者针对这种现象说:“当代中国并不缺乏抗战文学,但言说对象的痛感逐渐被舌头的快感所取代,暴力、苦难和耻辱的内涵被抽空,成为到处可以飘扬的词语唾液,这种祥林嫂式的‘过度言说’不但无力呈现历史的伤口,反而稀释了其中的残酷性。”[6] 作为一个曾拍出多部深刻反映抗战历史题材影片的严肃导演来说,冯小宁为什么会接拍《举起手来》系列电影呢?难道只是为了拍出一部适合观众观看的电影?为什么非要以消费历史、消费国殇来向观众靠拢呢?本文以为,我们应从这两部影片拍摄的时代背景中寻找原因。《举起手来》拍摄于2005年,《举起手来(之二)追击阿多丸》拍摄于2010年,两部电影均诞生于新世纪电影市场全面勃兴之时,挣脱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国电影业由于实行了全面的市场化,所以,经济诉求成为支配电影创作的重要因素,在票房收入的牵引下,有观众有市场就是好电影的电影创作观念成为创作者的指导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举起手来》等戏讽日本士兵、调侃抗战题材等举动也就顺理成章了。 以《举起手来》为代表的一部分戏讽日本士兵、戏说抗战的影片虽然可能带来高票房,但是,毕竟回避了对历史的反思而显得缺少深刻性。历史成为过去,但对历史的反思却绝不能因此而停止,所以,这类因戏说而缺少必要反思的影片注定成不了主流。继《举起手来》等影片之后,出现了一批认真对待历史、反映抗战历史的影片,如《南京1937》《南京!南京!》《斗牛》等,在这些影片中,对历史的叙述往往由故事亲历者自己来完成,这样,叙述者与故事人物几乎是合二为一的,这种内视角的审视在还原历史的同时,更增加了一份历史的厚度和人性的高度。 三、《南京!南京!》: 内视角自审中尽显人性魅力 以对《南京!南京!》的分析为例。与以往讲述抗战历史的影片不同,电影《南京!南京!》主要通过战争亲历者的直观感受和内心世界的情感变化来显示战争给无辜百姓带来的灾难,在这里,不仅仅是中国公民,即使是日本士兵,心灵也经受着震惊、冲击甚至崩溃的起伏变化。影片中,日本士兵角川目睹了无辜百姓的惨死,在生杀面前,他选择依从自己的内心,放走小豆子等中国难民,并以自杀的方式完成了自身的救赎。 本文之所以选取《南京!南京!》这部影片作为勾勒中国电影书写历史方式流变中的一环,是因为它与之前反映抗战题材的影片在放映方式上有了新的突破。不同于十七年影片中对我军高大形象的过分塑造及日本人形象的丑化、凶残化,也不同于《举起手来》等喜剧影片对历史的戏说和对日本人的戏讽,《南京!南京!》开始抛开个人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情感,以一种更加公平、公正的心理、态度来对待抗日战争以及敌我双方,应该说,这是中国电影的一种巨大进步。 在电影《南京!南京!》中,不仅共产党的形象很正面:积极抗敌,浴血奋战,国民党的形象也得到了较为公正的书写,刘烨饰演的陆剑雄作为国民党军官,同样在浴血奋战、一致对敌,较为客观地看待国民党在抗战过程中的作用和努力。影片中的日本人,不再像之前影片所塑造的,是杀人狂魔、凶残嗜血的,而是将日本人还原为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会坚强也会害怕的活生生的人。角川在战争中也会因害怕杀人而感到恐慌,对慰安妇也会像对其他女性一样表现出男性应有的忠诚和关爱,对自己误杀的女孩也会感到犯下罪过而跪地谢罪。总之,一边是军国主义所鼓吹的推进文明、缔造繁荣,一边是无辜百姓惨死、横尸遍野,面对这样的惨状,日本士兵也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艰难抉择,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角川选择了用生命去捍卫正义和光明。 四、结语 总之,通过对几部抗战影片的具体分析,我们已经大致勾勒出了我国电影艺术自建国以来对抗战历史的书写轮廓,也许没有像电影年鉴那样精细,但至少可以表明,我国电影在抗战题材的表现上,已经开始学着用一种更加平和、公正的心态去看待那段历史,评判历史中敌我的是与非。 最后,笔者试图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我国电影中历史书写方式不同产生的原因。 建国后,十七年电影中共产党人之所以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技术过硬(精通战略战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思想立场坚定(誓死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完人形象,而日本士兵每每都是凶狠、恶毒、杀人不眨眼,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抗战时期日本人的确犯下了滔天罪行,八年的浴血奋战所积累起来的仇恨情绪不可能因为抗战的胜利而被瞬间抹消,电影对我军的美化及对日军的丑化符合当时人们普遍的心理预期。其二,本文所选取的影片都是建国以后拍出的,仍然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人们由抗战时期的自卑瞬间变得自恋起来,而且这种自恋是民族性的、国家性的。处于自恋中的民族对此事件的把握自然免不了一定程度的自说自话。再者,由于距离那段历史太近,因而尚且来不及反思,即使反思也很难达到一定的高度,毕竟,观念的转变是需要生活阅历的积累作为支撑的。 对于《举起手来》这些以喜剧形式反映抗战历史的影片,本文以为不需要探究太多,票房、经济利益是牵动此类影片创作的内在驱动力。 至于新世纪以来所出现的抗战题材影片,本文以为,经过时间的淘洗,对历史的把握相对来说就比较客观、冷静了。战争的创伤相对褪色了,人们逐渐能够暂时跳出个体性、民族性的伤痛,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分析敌我的是与非,从而也就抛开了正与邪、是与非这种大是大非的非此即彼式论断和想法,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类共同感来理解这场战争。应该说,这是比较可取的。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元素在中国电影中的应用 【摘 要】中国特色电影与国外电影的区别主要在于中国电影大块大块的文化空白现象,以及其造成的架空历史,失去历史本身的神韵。 【关键词】历史元素;中国电影;文化;内涵缺失 中国特色电影,尤其是富含中国元素的电影很大部分都会或多或少的与封建制度产生一定程度的联系,但优秀电影中的元素应用并不一定能够时常发生。电影中文化内容的缺失造成了中国电影大块大块的文化空白现象,越来越多的中国大片开始了对于空间的想象,但往往过于丰富的想象内容更易于架空历史,失去历史本身的神韵。 张艺谋曾表示,作为中国导演,拍摄武侠片是早有的梦想。“武侠”二字可以分开来解析。武,只要能够寻得一味动作指导,那么在电影中的武便可以淋漓尽致;但侠的概念处理却不能如武一样草率。侠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形象出现,起自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他们的最大特征,莫过于以民间身份和个人能力,表达对举凡官府、豪门、巨富等强势力量的反抗。荆轲的刺杀行动被后人赋予的侠义色彩,是因为他既受太子丹之托而带有政治动机,也不排除个人拼死一搏以拯天下的责任感使然。侠为何物?除了以武犯禁,更代表了一种个体对强势压迫的反抗,象征着一个民族精神得以延续的生命力。但电影中的荆轲的形象与行为已经逐步的被荒诞化了,到了张艺谋的《英雄》,刺杀计划竟然夭折了。不管是谁刺秦,都应该是一个反抗的故事,而电影一部又一部,反抗的精神内核被抽离得越来越少,直至张艺谋这里,反抗反倒成了反动。张艺谋的不少作品都围绕着“反抗”的命题,从《菊豆》到《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而在《秋菊打官司》里,“反抗”已在结局里背上了道德歉疚的包袱。张艺谋式的“反抗”,是注定无望的,图有其表的,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的。但是,《英雄》连反抗的合理性也做出了明确的否定,或许亦是张艺谋思想的发展必然。这样的精神境界,使得张艺谋的刺秦只有武,没有侠,这对于中国传统武侠片不得不说一块很大的遗憾。 在张艺谋的另一部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封建社会那种压抑人性的森严制度,每个人都在这种天方地圆的制度中喘不过气来,甚至如王后般被合理合法的杀戮,深宫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感情,爱情,但在那里不敢宣扬声张,只能隐秘的做别人眼中偷鸡摸狗的小人,他们都不敢反抗制度,也不会成功。最后他们要么在那种窒息的制度中苟延残喘,要么被扼杀。王后这个看似邪淫的角色,其实并不客观。深宫禁不住欲念,王后与巷陌市井的女子亦无差别,期待男人温厚的怀抱和家常的亲近。但在深宫之中的王后除去压抑什么也得不到。她用最近的水解最近的干渴,甘霖遍体之后才惊觉,一切濒于坍塌。她努力抓住一个希望,冀求要么和他冉冉升起,主宰命运和家国,要么和他倚靠一起,沉入命运的泥沼。女人固执的希望,有时候是巨大的灾难,尤其当她无法倚靠那个幻想中可能倚靠的男人。除了王后,还有宫外怨气深长的妇人内院俊俏机敏的宫娥,他们齐齐被命运扯住,狂暴地踩踏,最终留给王后的不过就是森严封建制度下的死亡而已。 关于中国传统历史元素,五花八门的应用层出不穷,其中不乏一些单纯利用历史背景做幌子来赚取票房关注度的片子,但终究这些片子由于其情节单薄,主题空虚而备受争议。追求商业化,影像、画面形式美,且明星云集,这些固然能够是一部好电影的必备条件,但仍然无法掩盖其内容主题的缺失和空白。“《英雄》故弄玄虚的讲述刺杀秦王的简单故事,《夜宴》太子向篡位娶母的叔叔复仇的故事,是《哈姆雷特》的翻版,《无极》王妃与北公爵、大将军、努力之间的爱情角力,演绎了一个馒头的故事,《十面埋伏》金捕头、刘捕头与飞刀门小妹之间情爱与捕杀的情节,营构了离奇的三角恋故事,《满城尽带黄金甲》以皇后与大王子的乱伦之恋,演绎了《雷雨》的古装版”等之类具有中国“古装特色”的评论屡见不鲜。如此单纯的借用历史的外衣,或者可以称之为“历史形式感”的手法,讲述发生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都“说的过去”但非常缺乏厚重感和传统文化吸引力的故事,对于中国电影,对于中国悠长历史都是一种滥用和亵渎。反观一些优秀电影如《后天》,表现了人类面对灾难时的勇气、《泰坦尼克》表现了一段感人肺腑的爱情和面对爱情追逐爱情的勇敢,这样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精心策划,主题深刻的。但反观中国所谓“历史形式感”的电影,大多华丽的画面,缺乏内涵和精神。诸如《赤壁》、《梅兰芳》之类的由原著改编的历史故事片,也似乎陷入了这样的一种完全混乱且尴尬的境地当中,若归类为盈利为主的商业片,那么作为冲击欧美电影市场的生力军,由于电影自身内涵的缺乏,未免会后劲不足,但作为一步优秀的纪录片,似乎他的制作精美程度与成本又远远超出了传统纪录片的范畴。最终不得不以“国内著名商业片”的形式展现给国人自娱自乐。 电影留给人们的更多的应该是对于价值观和人性的思考。东方电影、或者说中国特色电影,更多的需要留给人们的是一种中国特色“中国式”的价值取向。《十月围城》实际上讲述的是一种忠诚和气节。主仆、师生、夫妻、兄弟之间的忠诚、对朝廷的忠诚,以及所谓作为男人的气节。那些在片中牺牲的人,很大程度上,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保卫的是什么,他们仅仅是一味地相信,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每个人都终于该忠于的东西,即使清廷的暗杀者也算是精忠报国,之于道德并无不妥。这样的牺牲与后来各种内战里的所谓为了自由解放而让同胞自相残杀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一样地残忍。但最终他们还是走出了那一步,解开掩盖在事实真相上的那一层面纱,其实他们盲目而又执着的走向了死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其实就是所谓中国传统思想中所谓的忠诚其价值观的体现,这是一种东方式传统的表现,也是其独特于海外电影市场电影内容的一部分。“结义”这一特殊的仪式似乎只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才出现过,《三国演绎》中桃园三结义的情节至今读起来都会叫人荡气回肠,但在中国的电影中其实也有体现,陈可辛的《投名状》中的故事也起源自这样的一段“兄弟情”。似乎每一个个体都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却都纠缠了太多的不懂。在他们的人之中世界是简单的,庞青云认为只要有了朝廷的认可和地位便可以造福一方,为了这一目的可以不惜一切;二虎以为只要有了兄弟的情谊,就不再有天不再有地;午阳以为只要是对的事情,做了就是对的,就是理。不过,庞没有弄懂这个世界,二虎没有明白这个世界,午阳也无法判断这个世界。庞最依仗的朝廷害死了他,二虎最信仰的结义兄弟害了他,午阳还在做着他认为对的事情,只是永远弄不懂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道路。如此这般,整部电影给予观众的就是一种压抑的氛围,给观众一种混乱的感觉,混淆了观众的价值取向,造成了观众的善恶不明,同时电影还在渲染人性的丑恶与复杂暧昧,让观众感到绝望和幻灭。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学的历史 【作者简介】 法国电影史家、影评家乔治·萨杜尔 一、反思中国电影史研究 我国对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两部最初的著作分别是程树仁的《中华影业年鉴》(1927 年1月)、徐耻痕的《中国影戏大观》(1927年4月)。而以“电影史”为明确提法的著作则为谷剑尘著《中国电影发达史》(载《中国电影年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4年出版)和郑君里著《现代中国电影史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这两部史述专著。这些早期的电影史研究实践为后来的中国电影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但尚未在学术价值的高度上对后世的研究产生引领式的影响,历史研究的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在世界范围内,这种情况也很类似。在1937年,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乔治·萨杜尔向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亨利·朗格卢瓦透露打算写一本电影史时,“电影史基本上是一种从作者直接经验和亲身经历的知识产生出来的见解与判断……所有当时已经出版的或者正在编纂的电影史,都是对多年来观摩的影片和经历过的争论与看法的一个鸟瞰,或者更明确点说,是一个批判性的概述,旨在使人对电影艺术及其进步有所认识。一句话,电影史在1937年只不过是电影评论的一个派生物而已。”[1]相较电影批评和电影理论,作为电影诞生地的法国,电影史研究的起点同样是既晚且低。然而,仅仅十年之后,乔治·萨杜尔的宏著《电影通史》第一卷、第二卷就先后横空出世,将电影史研究推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其影响至今仍然辐射电影史学界。而中国电影史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结束时也没有出现可以与其比肩的研究著述。我们不禁思考,如此短的时间,西方电影史研究者何以出现如此大的变化? 关于电影史的研究,我国电影史学家李少白后来曾经指出,电影历史学应“作为电影学和历史学的一个交叉学科。” [2]历史学家汪朝光也提出“未来研究中应将电影史视为一般史学研究之一部分,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扩大研究选题”。作者又进一步指出,“研究民国时期的电影发展史”应当“为电影史和民国史研究所应为。”[3]我想,至此我们应该可以找到答案了。事实上,西方电影史研究产生如此之大的变化,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方电影历史研究者在研究进程中自觉地与西方历史学形成了联动,在西方历史学的视野下进行电影专史的研究。然而,尽管电影史学界和历史学界都已意识到电影史与一般历史的关联,但时至今日,“中国电影史研究还没有跟当前的史学研究建立起应有的关联性,也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的中国电影研究者大多无视,也无力观照历史研究的状况及史学范式的转换”。“努力倡导在史学视野里进行中国电影史研究”[4],将中国电影史研究纳入一般历史研究的视野,无论是对中国电影史研究格局的开拓、学术品性的提升还是对一般历史研究本身的完善都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如果说,早期的中国和外国电影史研究工作者一开始尚未找寻到电影史研究的方法的话,那么在较短的时间内,西方电影史研究者就通过对自身历史研究传统的梳理,迅速找到了参照系,从而将电影历史的研究大大的往前推进了。 二、西方历史学:沿革 西方古典史学传统源自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从被尊为“历史之父”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前484年-前425年)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前460年至前455年间—约前400年)开始,经历近千年的绵延,于公元5世纪前后经历了从传统的人本主义向基督教神学史观的转折。作为神学的附庸,史学的独立发展态势被阻断。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后,在人文主义的大背景下,人作为历史发展优秀地位的古典史学传统得以延续,人文主义史学得以发展。19至20世纪,在自然科学勃兴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在“求真”的渴望下,历史学得以高度专业化,以“近代史学之父”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e von Ranke,1795—1886)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历史研究者主张通过史料考证如实地再现历史的史学观念,确立了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建立并影响了近代历史学研究的范式①①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代表“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和技术手段等总体,并为其所拥护而共同遵守的准则。与进程。 20世纪上半叶,兰克的传统史学仍然具有活力。但其他史学思想也已逐渐开始对历史研究展开影响。如果说1917年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除前苏联的史学界以外获得广泛和深远的影响的话,“1929年的大萧条结束了无视或蔑视地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时期。”“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这时看来得到了证实。”“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5]随着二战结束,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源自20世纪20年代末的法国年鉴学派逐渐成为新史学的代表。以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在史学观念上注重分析,突出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在历史研究的中心地位,与传统史学家通过考证描绘来还原历史有很大不同。在研究范围上,新史学将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从政治史扩充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劳工史、妇女史、黑人史等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的领域。”[6]在研究方法上,新史学注重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借鉴引入其它学科的新技术和新方法。这种对现代科技和情报检索处理的依赖甚至改变了历史研究的工作形式,“正如布罗代尔所说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像实验人员那样‘依靠设备’进行工作,从事历史研究的机构与组织也随之增加,今天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史料太宏富了,学科门类又多繁复,那种靠历史学家个体单枪匹马地去操作,拒绝使用任何集体组织形式,已无力适应现时代史学变化的这种新情况。” [7] 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就在新史学依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科学化的进程上大步迈进时,具有自省性发展特性的西方史学又发现了新史学倾力研究大跨度静止不变的历史,过分追求深层分析而忽略人对历史能动作用的弊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新叙事史开始出现。与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的叙事式历史学相比,这种历史学往往包含有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往事”[8],其所涵盖的内容要比传统叙事史丰富复杂得多。还是在70年代,作为时代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波及了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它同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一道,影响了史学研究的格局。微观史、新文化史等开始出现,与后现代主义、传统史学、法国年鉴学派、新叙事史一道构成今天西方史学丰富立体的多层次多向度的研究格局。 三、乔治·萨杜尔:背景与标尺 一个富有科学精神的研究工作者无疑会受到当时科学思想体系的影响,并有意识地根据自己的工作范畴有选择性地接受这种影响。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的杰出就在于他接受当时各种史学观念的影响,积极地使电影史的研究置于一般历史学的研究背景下,其研究实践和理论表述终将电影史纳入了一般史学的范畴。因为他做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朗格卢瓦评价道:“正如电影有戈达尔之前的电影与戈达尔之后的电影一样,电影史也有萨杜尔之前的电影史与萨杜尔之后的电影史。” [9] 萨杜尔在《绪论:电影史的资料、方法与问题》中,他详细讨论了电影史学家所需要据有的三类资料:“一、书面的原始资料和参考资料,包括手抄稿或印件;二、口述的原始资料;三、胶片上的原始资料,亦即影片本身。”[10]萨杜尔详细讨论了每种史料的考证原则和方法,其对于史料完全占有与充分考证判断的治史理念体现出其对于兰克以来的传统史学理念的认同。其细致与繁复的考证颇似部分历史学界传统史学的怀疑者所诟病的“枯燥无味的职业作风”,“缺乏洞察力”,“迂腐穷酸地追逐细枝末节”[11]等。比如,萨杜尔通过研究胶片的化学结构来确定拷贝的制作日期和产地。指出“对它作国际性的系统研究,无疑可以确定那些缺乏说明材料的拷贝的产地和日期。赛璐珞片基的组成同乳剂的成分一样,在各个国家、各个年份是有极大变化的。根据已经鉴定其制作日期的影片,我们就可以制定各国的影片年表,这些年表向电影史家提供的资料,其准确性甚至比放射探测对史前历史学家和地质学家提供的数据更大。”[12]又如确定胶片制作的时间和产地还“可以根据拷贝两边孔眼的数目、形状以及在片底时常印上的胶片工厂的商标来研究,就像通过水印来辨认古代的纸张一样。”[13]其科学实证研究的态度表露无遗。作者还不厌其烦地通过对卢米埃尔那部经典的《工厂大门》的拍摄时间考证表明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对萨杜尔而言,“对书写材料、印刷品、手稿以及口述资料的评论,判断它们的作证价值,长期以来已成为史学家们研究的对象……在这方面,无论是电影史或是一般历史,都运用同样的方法。”[14]在萨杜尔看来,电影史的研究除了有些特定的研究对象外,在史观与研究方法上与其它历史研究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从而自觉地将电影史研究置于历史研究的背景与框架下。对于萨杜尔的电影史研究,朗格卢瓦非常清晰地明白萨杜尔的著作与其它“电影史”的不同,在他看来,电影史研究要“穿过那些使他看不清的阴影和虚假的前景去追踪过去,以便显示过去的面貌……而要深入了解过去,只有大量搜集资料,使用一些必不可少的鉴别、判断与考证的原则,才能办到。”[15] 正是这种将电影史研究置于历史研究大背景之下的治史理念与实践,使萨杜尔在历史观与电影史观、电影观的和谐统一上走得更远。萨杜尔撰述电影史的上世纪前半叶至中叶是历史学破立变革的时期,兰克传统史学在对萨杜尔电影史观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作为法国共产党党员,又是在有长期革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氛围的法国,上世纪30年代开始愈发产生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对他的电影观、电影史观产生了影响。他明确表示:“把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来研究它的历史,如果不涉及它的企业方面,那是不可能的,而这种企业又是与整个社会、社会的经济和技术状况分不开的。因此,我们的计划是把电影作为一种受企业、经济、社会和技术严格制约着的艺术来加以研究的。”[16]在萨杜尔的历史研究实践中努力地将这样原有的电影综合观、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社会和经济的关注及对作为整体的工业关系的关注融合到一起,进一步完善了其独有的电影史学观。对此,同代的电影史学家和理论家让·米特里评价道:“在我草拟的第一部电影史中,我完全忽略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研究。正是乔治·萨杜尔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了解,必须把电影放在与其相关的各种因素中加以考察。”[17]米特里的肯定是建立在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综合观这一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对大多数电影领域的研究者而言,非常清楚电影作为工业和艺术这一复合形态的身份。那么比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关注的其它领域,其对于电影的研究就先天地具有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的特征。这是萨杜尔实现的将原有的,主要是兰克历史观的电影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融合,也是电影史研究与整个西方历史学背景的第一次融合。 如果说这一次的融合实现得还比较迅速与便捷的话,原因恐怕在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除了研究领域从政治拓展到经济与社会,研究开始注重整体观,注重“非精英人物”的人民大众和注重阶级结构的概念以外,在观念本质上依然要求还原历史的真实,而在研究方法上尚未与传统史学有激烈的冲突。萨杜尔正好又从电影这一本身有着高度综合性的即是工业又是技术与艺术的领域切入,在电影史研究的实践中流畅漂亮地实现了兰克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学观的结合。这次结合既然如此完美,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萨杜尔采用了一种包容了兰克史学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在扩大了的传统史学研究对象范畴内从经济与社会、技术与工业的整体角度对电影历史进行了兰克式的考证研究呢?我们认为,这样理解是不完整的,至少没有概括清楚萨杜尔史学研究范式的完整向度和层面。 20世纪30年代以来,除了马克思主义,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也在日益扩大,面对年鉴学派要求历史研究领域从政治史扩展到广泛的人类生活领域的要求,电影史的研究从对象上一开始就应对了这一革新的呼声。但是,对于年鉴学派在历史观念上要变叙事史为分析史,突出历史研究者在历史研究中的主体地位这一大破大立的举动,萨杜尔显然无法做出更大的让步。虽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指南,没有对历史学研究的技术路径进行太具体的制约,但是在史学观念上强调一种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总体性要求,而且认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8]这种“人有目的的追求”和“揭示总体规律”的阐述实际上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叙事式的,这就无法与年鉴学派“人”的缺席的忽略叙事突出分析的史观相融合。尽管如此,萨杜尔还是在自己的范式中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工作形态上肯定吸收了年鉴学派的不少做法。例如他把世界电影史的范围拓展到了除欧洲以外的其他亚非拉和第三世界国家。在电影史这个研究对象上打破了传统西方历史叙事中的“欧洲中心”窠臼,而这个研究对象是从兰克传统史学的政治史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济、社会史可能都还不够广泛的。他还强调电影史研究过程中尽量利用现代化技术,如“照相复印”等并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中间机构进行国际间的广泛协作。萨杜尔于1967年逝世,他未能看到后来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们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间更广泛的跨学科研究以及充分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资料搜集与整理的研究方法。在可能的范围内,他的电影史研究工作体现了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的整个向度,为电影史学建立了影响深远的研究范式,影响了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电影史研究工作者。中国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就是这种影响的直接与明显的体现。 中国电影史论文:跨国合拍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历史与未来 [摘 要] 跨国合拍作为一种制片模式,经历了从早期中国电影“来料加工”的阶段到新时期以来可以提供部分资金但仍然缺乏技术优势的合拍阶段。审慎地观照历史与现实,这种资金的提供在大制作面前仍然显得捉襟见肘,合拍带来的产业经济效益的提升缩小不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当代电影技术上的差距。本文从合拍史的角度入手剖析一直以来存在于我国电影制作方的软肋即技术落后,优秀技术被外方占有,指出若要为我国电影产业发展带来强大后劲,合拍中我方必须明确自身的优秀利益。 [关键词] 跨国合拍;经济利益;技术提升;类型拓展 一、历史源流 1896年,电影传入中国后,大量欧美放映师和商人在推广影片时,也拍摄了一些电影,大部分是民俗风景短片,也包括一些新闻片。其中,拍摄带有一定情节内容的影片当属美国商人布拉斯基在上海创办的亚细亚影戏公司,该公司当时分别在内地和香港拍摄了《不幸儿》(1909)和《偷烧鸭》(1909)。后来,当时在上海做小生意的两个年轻的美国人依什尔和萨弗买下了布拉斯基的亚细亚影戏公司,同时决定同中国人合作,摄制紧扣中国现实生活的影片。机缘巧合,我国电影先驱郑正秋和张石川成为掀开中外电影合拍史第一页的人。 为便于合作,张石川、郑正秋、杜俊初等成立了“新民社”,承包了“亚细亚”编剧、导演、制片等全部工作。依什尔提供资金、设备并负责发行。具体分工是郑正秋负责编剧、挑选演员,并指挥演员的表情动作;张石川负责同依什尔联络以及指挥摄影机位置的变动;中国没有电影摄影师,依什尔擅长摄影,担任摄影师。1913年9月末10月初,合拍片《难夫难妻》在上海新新舞台首轮放映,反响热烈。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间(1949-1966),作为文化交往的一部分,我国也有过对外合作制片的实践经历。1958年,中、法两国合拍儿童幻想片《风筝》。1959年中、苏两国合拍的一部以表现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主题的故事片《风从东方来》。这些合拍实践虽然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但合拍策略尚未从宏观政策上加以明确,更未以一种产业运行的常态加以固化。 “”结束,“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词,经济、文化各领域开始展开与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电影也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979年,“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成立,标志着“合拍”开始成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阶段。作为跨国度合拍故事片的历史性创举,中制公司先后协助日本、意大利摄制完成了熊井启导演的彩色史诗片《天平之甍》(1980年)和朱安里诺·蒙塔尔多导演的彩色历史巨片《马可·波罗》(1981年)。另一部由中、日共同投资的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1982年)。可称作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合拍电影。“”结束后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引进外资,加速国内经济复苏与发展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线,电影业的合拍形式也因应了这一总体局面。事实上,合拍头十年中,由于中制公司经济实力不足,一般都较多采取协作摄制方式参与合拍,处于从属和附庸的地位,仅收取外方支付的设备、器材、场地、人员劳务等有限的协拍管理费用。合拍为中国电影带来的实际利益较少。 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4年后,随着国外大片开始以分账形式进入中国内地,这种我国提供协作拍摄的合拍片就开始陷入了低潮。“年产量从1993年57部的最高点逐渐滑坡,96年总产29部(含协拍片6部),97年总产25部(含协拍片3部),而到1998年,年总产仅为7部。”①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合拍片政策的再次放开,跨国合拍片再现高潮,如首部参与国际分账的中美德英合拍片《伯爵夫人》(2005年);中美合拍的《功夫之王》(2008年)、《雪花秘扇》(2011年);中芬合拍片《玉战士》(2006年);中澳德拍摄的《黄石的孩子》(2008年);内地、香港、韩国合拍《见龙卸甲》(2008年)等。 二、三次高潮 2011年6月,在第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产业论坛上,有媒体询问中美合拍片《雪花秘扇》出品人邓文迪为何外国公司看重中国市场。“便宜。”邓文迪一语道破天机,“这边的工作人员工资低,善于学习也没有工会。”② 平心而论,邓文迪的说法颇具代表性。早在中外第一次合作拍片的1913年,依什尔依靠郑正秋、张石川等人进行影片摄制就已经开始奠定了外国投资者对中外合拍的基本判断。追逐利润,永远是商业社会的不二法则。在电影工业的语境中,经济效益永远是第一位的,所有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成本,增加影片盈利的拍摄制作模式都是正确的选择。除此而外,依什尔最初的合拍还向我们昭示了境外资本青睐中国内地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对中国的自然地理、社会文化以及风俗民情的神秘感、陌生感和好奇心。如何把握中国题材、或者使东西方交融的题材更易于为中国内地所接受,境外投资者还需要中国电影人的帮助。 如此,后来的历史演进脉络就不难理解了。第一次短暂的合拍实践高潮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电影涌入中国内地市场,赚取了大量票房。因为观众众多,当时,设施完善的豪华电影院都上映西片,国产电影的市场受到抑制。如前所述,当影片可以长驱直入而没有其他利益可以追逐时,合拍的必要性在境外制片公司的眼中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市场的份额争夺主要是国产片与西片,合拍片模式陷入低潮。 新中国成立以后,除东欧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外,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在政治上处于孤立绝缘境地,仅有少数西方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或与中国关系密切。出于国际政治的需要,文化常常成为国家间相互交流的重要桥梁。电影作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被带上了国际政治舞台。于是,便有了1958年中、法两国合拍的儿童幻想片《风筝》③同稍后的中苏合拍故事片《风从东方来》。这一时期的合拍片更加突出的是文化交流的作用,其主观目的既未涉指产业层面,客观上也没有达成这样的效果。很快,作为“最重要的艺术形式”的电影,回归到意识形态宣教的文化事业路线上,合拍浪潮未能实现。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政策上为合拍片打通了道路,闭塞已久而又重新打开的国门令境外制作机构更加好奇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第二次合拍浪潮终于到来。观照这一时期的合拍实践,我国的经济实力不足,大多都是以协助拍摄的形式进行合作,而国外制作机构诉求的正是他们不熟悉的中国文化和以前不能涉及的题材内容。于是,“在合拍片初兴的头十年间,跨国度的合拍、协拍片,多半皆属历史题材。”④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当1994年第一部分账大片《亡命天涯》进口以后,内地电影市场被激活的同时,历史再次重演,合拍片进入了第二次低谷。一直以来,吸引外国制片商的就是中国内地广袤国土所具有的外景资源,文化、历史题材优势以及内地廉价的专业技术人员劳动力。然而,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利益的考虑。当分账大片可以长驱而入,市场充分时,对于国外制片方而言,合拍的意义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电影政策进一步开放。按照我国现行的合拍电影规定,合拍片可享受国产片待遇,包括参与政府“华表奖”评选等,合作方享受的市场票房分账比率高于进口大片,所得税只需缴纳10%,低于进口片应缴税额。能够比纯分账片带来更多的市场利益,并且还有众多政策优惠,新世纪十年来,合拍片掀起了第三次高潮。据统计,2001年时仅有10部左右,2005年已达37部。2006~2008年来,占全年电影产量总数10%~15%的合拍片的票房值已达国内票房总量的40%左右。⑤ 三、应对策略 在历史上最初的合作拍摄中,郑正秋、张石川等我国的电影工作者们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没有发行放映渠道,在电影产业的上、中、下游都没有任何资源,可谓一穷二白。这样的合作拍摄,我方自然处于弱势,仅仅成为外国资本的打工仔。在第二次高潮的80年代,虽然仍然比较落后,但我方已拥有了独立的传统电影技术能力。在第三次合拍高潮的新世纪,随着国力的增强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我方已经可以与外方共同投资,共担风险。 既然是合作拍摄就要互惠互利。在当前合拍模式下,我国制作机构应有清醒的头脑,简单地从“介绍中国”“有利于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⑥的角度与外国制片机构合作已不可取。合作就要有所得,经济利益抑或是技术提升。事实上,就我国电影产业目前的情况而言,取人所长,致力于技术提升才是当务之急,它关系到更加长远的经济利益。 在20世纪初电影初现的时代,操作摄影机并熟悉其机械性能的是电影优秀技术掌握的标志。1913年,合拍片《难夫难妻》的摄影师就是投资老板依什尔。快一百年过去了,2010年,《阿凡达》的出现揭示了这样一条路径:无论是声音进入电影还是彩色电影的实现,到3D技术、IMAX巨幕,电影艺术与技术发展的一个方向之一就是使得我们影像中的虚拟现实愈来愈似现实或是想象世界,要在银幕上实现我们未知的现实世界或真实的世界,更多的依靠电子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来加以实现。 由此,电影制作优秀技术已经从简单的操作熟悉其性能变为了利用计算机技术生成、合成富有表现力的影像和声音,拓展电影视听表现力方面。我国与国外电影制作机构的差距不但没有得到根本缩小,反而有拉大的趋势。针对这种情况,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模式,要瞄准未来电影发展走向,注重前瞻性的技术发展路线。在这方面,合拍模式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制作技术提升提供了可能。 为了达成技术提升的目标,我国在与国外制片机构合作时应该有一定的倾向性,明确我方的优秀利益诉求,直接的经济诉求必须要放在次要地位。我方要特别针对有较高技术制作要求,能训练提高我国电影制作队伍整体水平的合拍项目,努力拓展合拍中的科幻、魔幻和现实题材中大量需要先进复杂技术才能实现的电影类型。在对外学习的方面,我国的电影制作团队天然有着勤劳、肯吃苦的优秀品质。合拍模式30余年来,在同港台的制作团队进行的合拍项目中,有效习得了武侠片、动作片的制作经验,为我国电影整体制作能力的提升起到了突出作用。相信假以时日,我国的制作团队定能获得在技术提升的硕果。 四、结 语 取人所长,将是我们在下一阶段合拍制作中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未来电影的摄制,技术的进步程度将决定艺术想象力实现的疆界,从而制约电影产业链上游的质量。我们应该抓住并利用合拍模式的第三次高潮期,有系统有计划地锻炼队伍、培养人才,同时,加大自主创新力度,致力开发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技术设备和软件工具,以期与西方制作机构拥有平等对话的话语权,只有到那时才会真正实现强强合作,资源整合,最大化地赢取产业利益。 [作者简介] 黄鹏(1980— ),男,重庆人,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电影史、影视文化。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摘 要:1949-1966年的十七年是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业和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译制片事业从无到有,在极短的时间内成熟,并迅速地发展起来。本文尝试从历史研究的缺失、理论探索的传承、译制事业的展望等方面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电影艺术;电影译制片;艺术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麦克卢汉将电影比作是“拷贝盘上的世界”,他认为,“我们借电影把真实的世界卷在拷贝盘上,以便像会飞的魔毯似的把世界放出来。”①电影制作人的职责,就是将观众从一个世界即他的自己的世界,迁移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要完成这种“迁移”,译制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在中国,提到译制片,人们脑海中闪现的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创作的经典影片、经典人物和经典情节,却往往忽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译制片。诚然,对于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来说,它最初承担的主要还是政治任务,是教育民众、鼓舞民众的重要的舆论工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外国影片引进规模的扩大,电影种类的增多以及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影片的翻译制作,人们已经逐渐地接受并喜爱上了外国译制片,而译制片也从单一的政治教化功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如今,十七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无论是被淡忘,还是被遗弃,历史终究改变不了它的真实存在。可以说,没有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也就没有“”内参片的出现,更不会有新时期经典译制作品的诞生和辉煌。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我们认为,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对于评判译制片的生存价值,探究译制片理论的传承以及客观地看待译制片事业的发展前景等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历史研究的缺失 在新中国60年的电影历程中,译制片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之初,外国影片的引进、译制填补了当时国产电影严重不足的尴尬境地,满足了新生的中国观众在精神文化、娱乐生活方面的需求;同时,译制片的大量上映也适时地配合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策略,发挥了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功用。作为新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制片尽管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创作性质和生产方式,有关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始终没能进入电影专业研究的视域。进入新时期以来,研究中国电影史的专著颇多,如钟大丰、舒晓鸥的《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1905-200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王晓玉主编的《中国电影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佐藤忠男的《中国电影百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在这些电影史著作中,有关十七年电影译制片的文字寥寥无几,而系统地阐释、研究译制片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罗列一下涉及到译制片的电影著作,主要有:丁亚平在《电影的踪影――中国电影文化史评》中,提到过“翻译片”: 除纪录片外,东影还随着形势发展,在1947年底至1949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里尝试拍摄、编制了其他品种。如木偶片《皇帝梦》、科教片《预防鼠疫》、动画片《瓮中之鳖》、翻译片《普通一兵》、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长故事片《桥》等。成绩颇丰,充分发挥了作为解放区电影主要基地的重要作用。② 李道新在《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中对十七年间引进的苏联电影作了如下评介: 在电影领域,苏联电影史上的许多优秀影片,……不仅被引进中国,而且成为中国普通观众耳熟能详的精神食粮,成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研究的最好对象;正如陈荒煤在文章里谈到的:“新中国电影要成为党教育人民的得力的助手,要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电影来,我们必须很好地向苏联的优秀的电影艺术学习。” ③ 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中,也提到了苏联及东欧电影:……《大众电影》的创刊号,正好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我们就以前苏联影片《团的儿子》中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做封面,……当时夏衍、于伶等人认为有必要做一份新式的电影杂志,多介绍苏联及东欧兄弟国家的影片和我们自己的国产影片,面向广大群众。④ 吴贻弓主编的《上海电影志》是较早也较为全面地介绍上海译制片的专著。书中专门列出“译制片”章节,概述了从1950年到1995年上海译制外国影片的基本概况、译制方针和译制准则等,并选择5大洲较有特点、较有代表性的上海译制的故事片加以介绍。胡昶主编的《长春市志•电影志》则系统地介绍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从1949年译制第一部苏联影片《普通一兵》开始到1988年译制片创作的基本概况,其中包括各个阶段引进影片的国家类别、影片种类、主要翻译人员、译制导演、配音演员等,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长影厂40年译制事业的发展概貌。……与以上的电影专著相比较,由中国传媒大学资助的科研项目《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研究》算是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课题了。在2004年北京译制片研讨会上,这份有关《我国译制片的历史与现状》的报告明确地将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前1949年至1966年这十七年的创建和初步发展时期、1966年至1977年的十年“”时期、1976年“”结束以后,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25年大发展时期。 对于最初的十七年也就是译制片创业和发展时期,报告全方位概述了东影厂创办译制片的过程,袁乃晨如何译制《普通一兵》、以及上海电影译制厂创办译制片、改良译制片制作技术等情况,报告还指出了十七年间外国影片的大量译制和上映给中国观众的生活和观念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等等。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作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国家规划课题(部级)――“中国电影学专业发展史研究”课题组,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同立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省部级)――“中国电影学史论研究”课题组的最终成果,对各个电影专业学科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理论的总结,其中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声音、美术、理论、文化、教育、技术、音乐、动画等领域,但是,有关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历史同样没能进入这样的研究课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二、理论探索的传承 半个多世纪的电影译制事业,传达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饕餮盛宴,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领域的全新的转变。从根本上说,译制片的存在是中外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其根本的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可以这样讲,译制片是交流的需要,是传诵的必然,是跨文化传播的自然产物,或曰终极产品表现” ,⑤“透过它,国人看见外部世界的面貌:有历史的风云、现实的精彩、未来的梦幻。译制片成了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⑥吕晓明在《对“十七年”上海译制片的一种观察》中指出:“电影的跨国流传自然由商业动机驱动,却也是一种国际之间的文化交流。外国电影的引进除了满足本国观众的娱乐需求,也不可避免地会对该国的电影文化发生影响,即既影响到观众的观赏口味,也作为一种借鉴影响到本国电影的创作生产。这种情况尤其在电影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间表现得特别明显。”⑦麻争旗在《影视译制概论》一书中认为,译制片是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必然选择,是保护民族语言的有效手段,更是传播艺术的追求。 它(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兴衰沉浮,它的结构成分的变化生动地记录了新中国电影与政治和社会及国际形势的密切联系;而观众对译制片的态度(喜爱、冷落)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某种社会的潜在的情绪和欲望。⑧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译制,指的是将外国原版影片加工成中文配音的影片,具体来讲就是经过剧本翻译、配音、字幕、录音等加工手段,把一种语言的影片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从最初的“翻版片”到后来的“翻译片”再到“译制片”,有关译制片的创作理论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可以说,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创作为中国译制片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1949年,苏联影片《普通一兵》的译制成功,标志着译制事业的诞生,与之相应,电影译制创作理论也在实践摸索中逐渐形成。译制的过程是实实在在的艺术创作实践。每一个环节都是艺术家的活动:翻译视之为一种有特殊要求的文学翻译形态,导演视之为有特殊组织规律的艺术表演形式,演员则把配音看作是一门用声音进行表演的永恒艺术。可以说,一个译制班底就是一个创作集体,一部译制作品是整个集体的创造性的劳动结晶。⑨被誉为“中国译制片之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袁乃晨开创了译制片创作理论的先河。上海电影译制厂老厂长、译制导演陈叙一更是将译制理论推向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他提出“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并要求从翻译到配音,必须以“上天入地、紧随不舍、转弯抹角、亦步亦趋”的精神,忠实地再现原片在语言和声音上的艺术创造。十七年的译制创作实践开创了译制事业的不同艺术门类的个性和特点。伴随着翻译片种的出现,译制片翻译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翻译种类,需要“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应该说都需要达到信、达、雅。” ⑩译制导演是译制影片制作中的主要领导者,“主要任务是指挥配音演员,对照原版片画面反复进行排练,用逼肖的语调、口型重新配音,使译制后的对白、解说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与原片相符合。”B11而配音演员是“专事配录台词的演员,……配音演员要深入理解剧本,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准人物的语言基调、口型和气息状态。配音演员的台词处理必须与画面上人物的表演相适应,要忠实于原作,不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另行创作。”B12作为一种美的追求和艺术的创作,译制片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格,比如声画对位、性格再造、情感再现、口语会话、雅俗共赏等。新生代著名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廖菁认为,“翻译、导演、配音各显其能、相得益彰:翻译是基础,导演是优秀,配音是关键。”B13这一论断与半个世纪前的译制理论惊人一致。由此可见,译制理论的探索和形成离不开十七年以来的传承和发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我国的译制事业已经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市场,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专业机构、专职人员梯队、专门的学术团体(包括专门的网站)、大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发行销售网络,以及一大批支持、热爱译制片的观众群所共同组成的良性循环的有机的译制传播生态系统――这是一个有独立品味、独立思想、独立话语规则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体系,或可称之为一个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群体身份、共同价值取向的译制文化圈。B14 三、译制事业的展望 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过程。在走过了辉煌的1980年代后,译制片逐渐在1990年代中后期走向式微。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甚至有人认为外国原音原版电影时代的来临已经无可争议地将译制片这个“没落贵族”逼向了死胡同。著名学者、画家陈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年的中国人只能通过有限的译制片了解世界,所以当时译制片是全民热爱的,但随着时代变迁,今天的年轻人不会满足于看配音片,就今天的审美来看,译制片很难成为大众追捧的热点。”B15他认为,“译制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留下的只是美好的回忆,”并断言,“译制片一定是要死的。”持有相同观点的人认为,语言是理解文化的一把钥匙。经过译制的电影更多地损害了原声语言的神韵和意味,在引进外国影片时,“轻易地用本国语言去表达另一种语言传达出的意思时,在故事层面上可能损耗不大,但在文化意蕴上却是必然有所损失的。”B16其实,早在1953年,在北京的一次专门研究译制片的会议上,当时的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指出:“只要有语言差别,就有译制片的存在。”而当下对于译制片存亡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对译制片的理解并不准确。 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风解释说,并不是配音片才是译制片,字幕片也是译制片的一种。“虽然现在精通外语的观众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人还不能观看原版。原版片的确是原汁原味,但它们引进时通常没有字幕或者只有原版字幕,中文字幕是译制片厂制作的,也属于译制片的一种。上字幕的速度很有学问,现在一些盗版片把字幕一股脑全都打出来,很多时候破坏了剧情,而上译厂译制的影片绝对不会出现‘提前泄密’这种破坏欣赏情绪的情形。”B17但是,能够真正看懂原版片的毕竟是少数人,即使采用原声加中文字幕的方式,观众在欣赏影片时既要看文字,又要看画面,往往顾此失彼,因此完全理解原版影片的神韵也是客观存在的难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则认为,经过译制的影片不仅不会影响破坏原有的电影,反而会给电影增添新的价值,并指出:译制片与原版电影的关系是互利的、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互相排斥的,观众既可以看原文电影,也可以看译制片,只是增加了一种选择而已。B18“活着,还是不活?”这原本是电影《王子复仇记》中的经典台词,现在竟然成为译制片尴尬生态状况的真实写照。2006年,在中国译制片问题研讨会上,译制事业的发展前景成为与会者讨论的中心话题。 然后,不可否认的是,译制片的创作队伍、人员观念以及制作方式和流程等等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影视数量的增加,棚虫一族的出现,流水线式的制作方式、经济利益的驱动等等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经典译制片的创作理念和模式。人们在呼唤经典的同时,又不得不认同和接受译制片的创作现状和窘境。学者顾铁军指出,掌握电影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市场。市场是一只无形的巨大的手,在左右着电影,也左右着人们的收视习惯。“译制片是否该退出历史舞台,不是谁说了算,市场才是第一位的。”B19当然,译制片绝不像生存或者灭亡那样来得简单,要想解决问题或许还要从社会、文化、传统、传播等方面去找寻最根本和最内在的根源。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析中国电影史前史阶段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原因 摘要:抗战爆发之前,在中国电影业中一直屹立不倒的明星公司可以说是中国电影业中的一颗“明星”。但是,对比美国早期电影史,我们会发现包括“明星”公司在内的早期电影公司从未真正掌握过放映业,“明星”的成功也是充满了偶然的因素。本文即以此为线索,对中国电影史前史阶段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原因进行了一番探究。 关键词:中国电影史;民族放映业;明星公司 虽然直到1905年任庆泰的戏曲纪录片的拍摄才拉开了中国民族电影业的序幕,然而从1896年上海徐园“西洋影戏”的首次放映开始,电影在中国却已经有了长达10年的放映史。这十年的时间尽管只能算做中国电影的史前史,然而,当我们的目光游弋于有关其后中国电影史的各种史述中,当我们困惑于电影史上纷繁复杂的现象时,我们却不得不回头到史前史中寻找答案。 一、问题的起始 抗战爆发之前,在中国电影业中一直屹立不倒的明星公司也可以说是中国电影业中的一颗“明星”。但是,如果我们细细追寻明星公司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大叹明星成功的侥幸以及明星决策人的英明。 《孤儿救祖记》和《火烧红莲寺》在中国电影史上是无法绕过的文本,同时它们在明星公司的历史上也是无法被忽略的作品。 《孤儿救祖记》是明星公司在初创期一炮而红的作品。在此之前,明星公司拍摄过如《滑稽大王游沪记》之类的滑稽短片,然而对于市场,众位编导却不得要领。背水一战拍出的长片《孤儿救祖记》的成功挽救了本已山穷水尽、岌岌可危的明星公司,从此,明星公司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可以说《孤儿救祖记》是明星公司的第一桶金。 《红烧红莲寺》是明星在其最风光时期的一部作品。而之前,明星公司同样陷入经济困境之中,虽然于1928年在周剑云的主持下招股20万,但直到同年《火烧红莲寺》的上映才从根本上摆脱了经济困境,并从此进入兴旺发展的阶段。 此两部影片使明星的发展步步高升,但是我们也不应忽略在30年代初让经济再次陷入危机的明星公司雪上加霜的一部影片――《啼笑因缘》,这使得30年代初的明星濒临破产的边缘。 其后,1934年,仍然处于困境中的明星拍摄了郑正秋的《姊妹花》,才使长期限于困境的明星稍稍缓口气。 不难发现,明星公司的起伏与它拍摄的影片直接相关,甚至有“一片救命”或“一片送命”之状。所以,可以说明星公司的成功带有偶然的因素: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在制片方针上的策略,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往往一部影片就承担着覆灭或振兴的重担。 在美国早期电影史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八大制片厂中的环球、福斯、派拉蒙、华纳兄弟都是从放映业起家,积累了足够多的原始资本再向上垂直整合发行和制片,其间华尔街的资金不断注入。 而明星公司却未能掌握放映业。尽管明星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与其他制片公司联合起来组成六合公司,但是六合公司存在的时间很短,并且也只是少量地掌握了一些路线。 在民族经济发展整体羸弱的中国(更具体更准确的说是上海),电影业缺少像美国华尔街那样大财团的大量资金的注入,那么从放映业起家就成为一种有利于日后进行垂直整合的原始资本积累的可靠方式。 追溯到此,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存在放映史而不存在民族放映业的中国电影史前史阶段。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民族放映业没有在长达十年的时间中发展起来? 二、民族心理:实用 由于在1896-1905年期间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是上海,而一直到抗战爆发,中国的电影史实际上都是上海的一城史,所以本文主要以对史前史时期上海的分析为主。 一个是移民城市,一个是移民国家,上海与美国可谓颇有“共同语言”,但是这“同”中却存在着大“异”。美国的移民来自世界各地。派拉蒙的创始人楚柯尔和“福斯”的创始人福斯同为匈牙利同胞,环球的创始人莱默尔是德国人,华纳兄弟则来自波兰[1]。而上海的移民主体却全部来自中国国内,他们原先“都生活在封建小农经济的社会体制中,都生活在儒佛道传统观念的阴影下,都生活在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下,都处在与外部世界相隔离的状态中,也都是炎黄子孙。这些因素造成了他们对中国封建传统的普遍认同心理,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思想有许多相通乃至相同之处。”[2] 这些相同之处的其中之一就是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一种民族心理:实用至上。 中国人在办事之前总爱问“这有什么用”,这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处世行事讲求与追究实用性的特点。尽管自古以来在中国,关于为人应重义轻利的言论不绝于缕,但是这似乎从反面揭示出传统的中国人倒是相当重视“实利”的。[3] 这种重视实用性的心理在两个方面限制了中国电影史前史时期国人对电影放映业的投入。 晚清上海出现了一股重商主义的思潮。人们从各个方面论证了发展商业的重要性,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便是人们“把发展商业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认为重商是国家富强之道。当时上海报纸上的许多文章都指出:‘商固富强之始基而国民命脉之所系也。’”[4]而“洋务思潮的兴盛,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西方富国之道,强兵之法”[5]。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族经济初发展的上海滩,属于娱乐业的电影放映是不能与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行业相提并论的。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电影放映业是不能生产财富的,它既不能富国,也不能强兵,对于实用至上的中国人而言,它不是被优先考虑的行业。 此外,同为大众文化,电影在晚清的上海的待遇与戏曲是有天壤之别的。 晚清戏曲的地位在上海有明显提高。“在20世纪初年,戏曲在‘开民智’的口号下获得新生,被视为改良社会、教育民众的一个重要文化形式。报纸上经常发表文章,呼吁重视戏曲、改良戏曲。……一些青年学生和革命党人也组织起新剧社、剧团,开创戏曲新风。”[6]而此时期的电影,虽然已经摆脱时事风光片的模子,却又是一派滑稽喜剧短片的景象,在《孤儿救祖记》出现之前,电影在“改良社会、教育民众”的功能上还无法被社会舆论提到戏曲的高度。 此时的电影既得不到商人的重视,又得不到文化精英们的青睐,只能由雷玛斯等外国人占领放映市场。 三、城市化:商业性城市 我们知道电影是一种城市文化的产物,然而每个城市的城市化的过程却会有所不同。 比较美国电影史,我们会发现早期镍币影院发达的匹兹堡市甚至宾夕法尼亚州都是美国的工业集中地。聚居于此的新移民大多是体力工人,他们来自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他们不识字也不懂英语,社会地位很低。此时的电影内容简单粗俗,影院环境简陋,没有哪个上层人士会光顾这样的娱乐场所,而这样的场所却正合了这些需要低廉消遣的新的移民工人的胃口。 再看上海。前以鸦片战争,后以民国为界,在此两端之间的上海在经济构成上相当特殊。 1875-1910年间,上海先后设厂87家,其中59家是在1900年以后兴办的。[7]这说明近代机器工业在晚清上海发展缓慢。同样,另一组数据:在1885-1910年间,上海本地的原始出口商品的贸易值从未达到过上海贸易总值的15%,在1900年以前甚至未超过8‰。[8]这说明晚清上海的经济实力存在于流通领域,工业还没有摆脱对商业的附属地位。 而“在此以前,上海的经济有农业、贸易两个支柱;在此之后,上海又形成了工业、贸易两大经济支柱。可以说,这两个时期的上海经济都是生产、流通两面并重发展的,唯有晚清这段时期,上海的经济主要集中在商业贸易的发展上,生产领域则处于蜕变转型的时期,它在整个经济功能中的作用和意义都明显下降了。”[9] 很明显上海城市化的过程是作为一个商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而非工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商人阶层成为社会舞台中的主要角色。商人的谋生方式与工人不同,他们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他们通常多少有点文化和见识,并且为了生意场面上的需要,他们也不会去粗陋的场所宴请客户(关于商人的观影心态会在下一节有详述)。因此,早期内容简单粗俗、放映场所简陋的电影就不会吸引到作为当时上海社会主体的商人捧场。而此时可以成为电影观众的工人又数量太少。此后,当工人群体壮大起来的时候,电影消费又逐渐攀高(尤其是首轮放映)。 商业性城市还有不同于工业性城市的另一个特点,即服务业发达。 晚清上海人挥霍成习,浪费成风,除了在衣食住行方面要处处显现华贵之气,“玩乐”也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大众娱乐在晚清上海相当普遍,商人们挖空心思的发明出许多玩的方式,仅仅就狎妓一项最起码就有六种方式[10]。因此,在这样的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之地其他众多能极大刺激感官的娱乐方式的出现抢夺了早期形态还颇为简陋的电影的受众。 由以上可见,上海商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限制了史前史时期的电影观众数量。 四、受众:低层和中、上层市民 具体而言,哪些人有能力消费、哪些人愿意消费电影,也是我们从受众方面探询史前史时期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原因的因素。 按照谋生方式的不同,晚清上海市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第一类是靠赢取利润或收取佣金谋生的商人。这部分人经济活动能力强、门路多,因而收入可观,过着舒适生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构成了上海居民中的中上层。第二类人是靠领取薪金过活的一般雇员。他们靠微薄的薪金生活,生活仅能维持,而且很不稳定。他们构成了上海居民的中下层。第三类是个体劳动者,如车夫、挑夫、小贩等。他们终日辛苦而收入低下,社会地位极低。他们构成了上海居民的最下层。[11] 早期的电影放映条件十分简陋。“地方狭小,设备不周。场内外只隔着一个黑幕,有人进来的时候,黑幕一揭,光线一亮,那电影便一淡。门口站着几个不三不四的人,直着嗓子喊卖票,同庙会玩把戏的露天场子一样”。[12] 这样简陋的条件以及电影放映必须具备的漆黑一片的光线环境,很难让收入可观生活舒适的第一类商人到电影放映的场所谈生意或者娱乐,他们在谈生意或者娱乐的时候宁愿上酒楼、戏院或者到妓院喝花酒。他们是有消费能力但是没有消费愿望的一群人。 同样有消费能力的还有第二类人,但是这一类人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并不强。这一类人构成了晚清上海最普通的市民层。 晚清上海一般市民的家庭收入不过每月十五至二十元左右,而房租会花去少则三四元多则七八元,口粮又会花去十二三元(以五六口的家庭计),其他还有收租人小费、工部局捐项等各种开支[13],除去这些必要支出外便所剩无几。 然而对于浸淫在讲究挥霍与体面的社会风气中的晚清上海市民来说,他们总想得到办法把面子撑起来,典当、赊贷、漂帐都是支撑他们体面生活的手段[14]。既然要在外支撑“门面”,他们自然要选择他们还可以支撑得起的阔气场所来显摆一番,此时,虽然相对便宜然而寒碜的电影放映场所就被他们排除在外。 有消费愿望但无消费能力的是第三类人。他们收入低下,需要的是低廉的消遣娱乐方式,对于他们来说,脚踏实地的活下去才是要义。同时,他们文化层次普遍偏低,能够毫不犹豫的接受粗俗的文化方式。但是,他们却几乎没有多余的资金来作娱乐的用途,他们往往“一身以外无长物”[15]。 总的来说,晚清上海市民对于电影消费处于一种“有消费能力的不愿消费,愿意消费的消费不起”的状态。 本文的分析让我们粗略窥探到中国电影史前史时期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一些因素,这其中既有几千年来的民族心理造成的主观原因,也有上海这个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客观原因。一言以蔽之,我们认为,观众数量和对电影的认识不充分都限制了中国商人对电影放映的投入。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初探 [摘 要]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译制片发端于1949~1966年的十七年,这一时期,译制片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文尝试从电影译制片的内涵界定,译制片的文化属性、传播属性以及政治属性等方面就“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译制片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进行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 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初探 世界电影诞生于1895年12月28日。第二年,这一西方最新的技术成果就传入了中国。据《申报》记载,“1896年8月11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三)夜晚,在上海苏州河北的闸北西唐家弄(今天潼路814弄35支弄)的私家花园徐园内‘又一村’的游艺晚会上,法国文化商人放映了‘西洋影戏’,当时共放映《马夫失火》等14部短片。”①这是有史可查的上海第一次电影放映,也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伴随着电影的传入,中国电影译制片的雏形也逐渐形成。 在我国,早期上映的外国影片大都是无声片,即使到了有声片时期也都是原音放映。为了帮助观众能够更加充分地了解影片的内容,放映者往往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采用现场口译、打印中文字幕等,尽量达到翻译影片的目的。 解放战争时期,大量前苏联影片已经在解放区放映了,如《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夏伯阳》《十三勇士》《假如明天发生战争》《粉碎敌巢》等数十部。1942年后,又增加了一些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影片,如《虹》《保卫斯大林格勒》《奥洛尔大会战》《女战士》及一些新闻纪录片等。由于这些影片都是俄语原版片,观众听不懂对白,不明白剧情,因此,必须在放映时进行现场口译。 新中国的译制片工作开始于1949年。1948年,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厂长袁牧之提出并制订了“七片的生产计划”,其中,“翻译片”指的就是现在的译制片。1949年5月,由孟广钧、桴鸣、刘迟翻译,袁乃晨导演,张玉昆和吴静等配音,译制完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又名《一个普通的战士》)。 1949年冬,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组长的陈叙一,在获悉《普通一兵》译制成功的消息后,带着周彦、寇嘉弼、陈锦荣三位同伴去东北电影制片厂参观学习。回到上海后,陈叙一就借调了11个人,凭着一个旧话筒,一部报废的录音机,一台不带银幕的皮包机(放映时墙上挂白纸),在一间仅有20平米的小车间里,完成了上海译制的第一部外国影片――前苏联故事片《团的儿子》(又名《小英雄》)。 从此,长春、上海成为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的两大重镇。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我国共译制外国电影达到了775部,平均每年多达45部左右,其中,前苏联革命题材的译制片是影院里出现频率最高的,每年观众数以亿计。“译制片克服了外国电影和中国观众间的语言的障碍,很容易让普通的中国观众接受。此外,外国人说中国话显得很别致,与国产电影相比,外国电影有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亿万中国观众。”②可以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成为新中国电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观看外国译制片也成为人们最为常见的文化娱乐方式。 电影译制片的界定 关于“电影译制片”的定义,历来表述不一。《世界电影百科全书》对“影片译制”作了如下的界定: 把影片的语言部分从母语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创作过程。在根据工作台本译制影片时,要将对话逐字逐句地翻译,以表达对话的原义。……其目的就是创造一种准确的影片对话的翻译,使之在所有的方面(思想、风格、人物性格,等等)同原版片保持一致,并且与银幕上演员们的口型、手势和动作完全符合。③ 《中国戏剧电影词典》中对“译制影片”和“译制片录音”的概念作了这样的阐释: 译制影片,又称“翻译片”。把有声影片的对白或解说,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影片。译制影片是在有声电影产生之后,为了扩大各国电影艺术的交流而出现的。④ 译制片录音,亦称“翻译配音”。将原版影片的语言翻译成其他语种,录制成语言声带,再和国际声带混合的录音过程。这项工作是由导演、翻译的指导,配音演员的表演和录音师的配合来进行的。⑤ 《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配音”(dubbing)的解释论述是: 所谓配音是指在影片制作中给已拍成的影片另外配制对话或其他音响的技术,包括用另一种语言配制对话,或为无声电影镜头配加声音,或在原声带的声音之外另配音响效果或音乐。配音最常见的用途是翻译外国影片。用另一种语言配音时,对话的翻译必须与片中演员的口型动作严密吻合。⑥ 以上种种论述对电影译制及其相关的概念作了较为明确的阐释,尽管表述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对其客观存在形态及其创作过程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在中国,早期的译制片被称为翻版片,后来又称为翻译片或译制片,是一个特殊的电影品种。简单地说,译制片是将有声影片的对白或解说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再由配音演员重新配音复制,其目的是使得听不懂原版影片语言的观众可以充分了解和欣赏影片的内容。 “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探究 从1949年至今,中国电影译制片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历史发展。作为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容忽视的现象,电影译制片“为中国的亿万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艺术享受”⑦。 “十七年”间,我国曾从32个国家进口电影,这些国家遍及世界各大洲,其中既有前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日本、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资本主义国家。“译制片为中国人打开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面向全世界的窗口,一个活生生的世界摆在了几亿中国人的面前”⑧,而电影译制也已经逐步地成长为“一种文化事业,一种经济产业,一种艺术创造形式,一种大众娱乐方式”⑨。 众所周知,在当代电影创作历史的研究中,“十七年”有着特定的内涵,它指的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开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十七年”是新中国电影的初创和初步发展时期,是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重要的阶段,同时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发端。 纵观“十七年”,中国的文艺界一直处于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和浪潮当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指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提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新任务;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4年来的文艺情况,指出了文艺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和文艺批评中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1956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第一次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人民内部提倡和鼓励各种不同意见的发表和争论,发扬学术民主与艺术民主,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以迎接和顺应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而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以及文艺界的反右斗争和之后的“左”倾思潮的升级,等等,这些运动过度强调思想内容政治性,艺术原则退居其次。由此,“十七年”电影逐渐沦为政治宣传和教育的工具。而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十七年”电影译制片也顺应和强化了这一政治功能,在译制片的选材、创作上紧跟时代步伐,成为那个特殊时代历史画卷的真实写照。 作为中国电影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和电影品种,译制片的出现有着其必然的生态属性。 1.文化属性 人类的文化是在不断地交流和融合中得到发展的,这种交流与融合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重要的方式和途径。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不仅丰富充实了各自的文化系统,也开拓了人类的思维,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 作为特殊的媒介文化产品,电影译制是将一种语言的影片,经过剧本的翻译、导演、配音、录音等加工手段,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可以说,译制片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达到文化融合的结果,更是大众媒介跨文化、跨语言交流的表现形态和产物。“译制是跨文化传通的必要手段,其根本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⑩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不仅能够挖掘译制片的市场价值和创作特性,更重要的是能够折射出影响这种艺术创作的社会、文化、体制、政治等元素。 2.传播属性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之一的电影,译制片所传递的不仅是异域的风情、传统、民俗等信息,使个人和集体得到娱乐和享受,更主要的在于这种传播还促成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融合,更成为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十七年”电影译制片一方面使得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文化交往更加的频繁,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影片的引进和译制,使得新生的中国电影观众可以更为直接地去了解外国电影文化,客观上也促成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研究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无疑可以凭借更加广阔的视域去探求译制片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这对于译制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3.政治属性 新中国电影译制片作为文化交流是同意识形态、国家关系、对外政策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也在所难免地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译制片初创时期,我国进口的完全是前苏联电影,后来逐渐扩大到东欧国家,再后来扩大到整个欧洲和亚、非、拉、美等国,电影主题也大都是讴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革命战争的光辉历程以及揭露资本主义制度腐朽罪恶,等等。通过对“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明晰地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政治浪潮、电影政策及电影语言的特性等。 在“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指导电影创作和生产的年代里,这种改造决定了电影的命运和面貌。但是,毋庸置疑,“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不仅填补了人们日常的文化生活的空白,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更重要的是“为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为移风易俗,把人民培养成为具有崇高革命理想和健康审美情趣的社会主义新人,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发挥了强大威力”。 [作者简介] 李国顺(1971― ),男,江苏扬州人,电影学博士,南京艺术学院电影电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电影学。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反思与八十年代中国电影 摘要:历史反思是八十年代电影历史意识的重要内涵,从反思政治到反思文化,由当代现实延伸到更为久远的历史深处,是80年代电影历史反思的演变路径。作为一种与时代思潮紧密关联的电影现象,八十年代电影的历史反思也有其无法回避的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八十年代;历史反思;历史意识 八十年代中国电影对当代历史的深刻反思,其源头是“伤痕电影”。七十年代末期,以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涌现,开始了当代文艺对“”历史的控诉与反思,展示伤痕、舔舐伤痕也成了深刻影响八十年代文艺潮流的逻辑起点。所谓“伤痕电影”,主要是指以《泪痕》(1979)、《苦难的心》(1979)等为代表的一批旨在揭露历史伤痕的影片。在其后的理论探讨中,理论界对“伤痕电影”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轻视倾向,并有意无意地将其与“反思电影”区分开,认为其仅仅是一种精神创伤的展示,缺少反思的深度与广度,甚至只是一种廉价的情感诉求。 历史反思首先是从政治开始的。八十年代初期,痛定思痛的人们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终于意识到政治上的极“左”倾向和各种运动的反复,严重损害了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政治首先成为人们反思历史的对象。从文艺创作的角度来说,长期的政治封闭和混乱,在拨乱反正后,不失为极好的创作素材和资源。国家民族的苦难,在艺术家看来是极深刻的艺术素材。因此,谢晋在八十年代创作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一系列影片中,集中对当代中国政治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批判与反思。应该说,在前两部影片《天云山传奇》和《牧马人》中,导演在情节设置上作了些巧妙的设计,比如将政治事件置后为故事背景,对政治运动及其来临前的肃杀气氛不做太多的渲染,甚至没有直接地表现政治运动的场景和过程。到了《芙蓉镇》(1986),则作了较为大胆的艺术表现,影片也因此在发行时遭到了极大的阻力。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芙蓉镇》第一次将政治历史进行了长时段的回顾与反思。从五十年代的“四清运动”前,一直到“”结束后的1978年,这二十多年的政治风云的变换和社会现实的进程,透过芙蓉镇这个湘西小镇得到了全面的折射。谢晋通过对主人公胡玉音和秦书田、粮站主任谷燕山、镇支书秦满庚、“革命女将”李国香、流氓无产者王秋赦等一系列人物的塑造,结合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变迁和动荡,展现了这些小人物在政治风暴中的悲剧命运。 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对历史的反思,在现实层面上将历史悲剧的发生归因于当代中国的极“左”政治,那么,它又是如何转入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的呢?历史地看,这一反思对象的转变,与当时社会文化思潮的演变有密切关联。在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现代化,而“中国人走了三步才走到文化这个问题上来:首先是实行改革开放、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随后是加强民主与法制并进行大踏步地经济体制改革,因为没有相应的先进管理制度,先进技术有等于无;最后,文化问题才提到了整个社会面前,因为政治制度的完善、经济体制的改革,都直接触及了整个社会的一般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文化心理与文化机制”。因此,仅仅从现实政治的层面进行反思,固然能够总结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政治上争取不再走弯路,走错路,然而,要真正解决当下社会的问题,转变人们的思想与观念,投身到实际的现实中去,还必须要从文化观念和文化传统中找寻更深层的原因。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文化寻根的社会思潮出现了。1985年初,寻根思潮借《作家》《上海文学》等杂志浮出水面,随后迅速扩大到整个文学领域。一时间,“寻根文学”成为取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后的又一股文学潮流和思想潮流。“寻根思潮表现了中国文学界在一个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就文学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现代与传统等具有时代特色的问题,进行积极主动的思考,表现了文学精神的自觉,也表现了文学自我认识的觉醒,并且第一次把‘文化’作为一个基本视角引人中国文学的理论与批评中。”很快,文化寻根的思潮的影响也扩展到了电影、美术等其他艺术领域,并进而影响了电影创作。例如陈凯歌就曾谈到过他对中国文化根源的看法,“我认为西部是我国文化的发源地,我们就是要溯本求源寻找自己民族的根。在经济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找出一个民族观念形态上的历史继承。”将文化继承与经济振兴联系在一起,而不再是一味地反思政治,成为这一时期人们在思考中国社会问题时的最明显的特色。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中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寻找与反思,最典型的例子当数《黄土地》《孩子王》和《红高粱》。这些影片在面对与反思传统文化时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反思视角的宏大性与自觉的文化责任感。正如张艺谋所言,“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是甩不掉的。……只不过我们和第四代‘优’的角度和形式不同,我们这一代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发言,往往是远远地看,如《黄土地》;或者更超脱些,这就是《红高粱》。”从《黄土地》(1984)开始,《大阅兵》(1986)、《孩子王》(1987)、《老井》(1987)等一批影片的出现,标志着80年代中国电影在文化反思方面的发展与趋于成熟。在这些影片中,导演们试图去触摸这个民族积淀了数千年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思维定式,并由此对国民文化性格中的缺陷和弱点进行反思。在《黄土地》中,影片将镜头对准了贫瘠的黄土地,对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农耕文明进行了反思。中国社会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经济上以封闭的小农经济为主,社会制度方面则以宗法制度为主体结构,在文化上的特点就是由这种经济形式和社会结构决定了的封闭性。因此,在《黄土地》中,以大量的静止镜头拍摄那片土地,大片大片的黄土地占据了画面的绝大部分,天空留得极少,人物往往被放置在一个小角落里,如蝼蚁一般渺小、无助。封闭性的构图暗示的是文化上的封闭性与停滞性。黄土地虽然养育了这片大地上的儿女,但这种黄土文明的根深蒂固的习性,也使他们养成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习惯和文化心理上的自我封闭状态。“《黄土地》超越了创作主体个人有限情感的外射,而升华出一种社会情感和民族情感的超前意识。”如果说《黄土地》承载着导演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但与此同时却又保持着一份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的爱与眷恋的话,那么《孩子王》则借中国文字这个古老的文化意象,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更为激烈的反思和批判。文字是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产物,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文字有时也会成为人类悲剧的渊薮。古有焚书坑儒、文字狱,今有持续数十年的文字大批判和笔墨官司,这一切都与当权者的文治手段之残酷与狡诈,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见文化也可以轻易地成为一种批判的武器。在《孩子王》中,有一个场景的音响设计得极富文化批判意味:老杆在翻阅着字典,音响中传来各种人声和方言诵读《百家姓》和《九九表》的声音,混合着自然的音响、山民的野唱和庙堂的钟鼓乐。这一幕,无疑是导演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的外化。尽管《孩子王》最终 给出的结论很有些文化虚无主义的色彩,即要求字典也不要抄,把传统文字和文化彻底地扫进历史的垃圾桶,这无疑是有些矫枉过正了。但就文化反思和批判的力度而言,《孩子王》确实是前所未有地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审视与批判。再如影片《老井》,也以一种极为矛盾和暖昧的态度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愚昧的一面的反省。一方面,老井村的村民们为了寻找合适的水源,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坚持不懈地打了上百眼井,在与自然伟力的对抗中展现出一种坚韧执著百折不屈的民族品质和蓬勃的生命力量;另一方面,影片以大量篇幅表现愚公移山式的打井行为,在片尾却轻描淡写地交代了工业化机械最终打井成功,这一对比显然象征了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与只有几百年历史的西方工业文明之间的对立和差距。以农耕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其主要特征就是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人力的原始性和在科技上的蒙昧状态。 历史反思是八十年代电影历史意识中的重要内涵,从反思政治到反思文化,由当代现实延伸到更为久远的历史传统,体现了八十年代电影历史反思的主要方向与道路。有论者在总结新时期电影时认为,“新时期以反思电影为主要内容的电影创作,经历了政治反思――思想反思――文化反思三个阶段”,《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如意》《月亮湾的笑声》等影片作为思想反思的代表作“将镜头向历史的纵深穿透,把观众的视线引向‘’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包括三年困难时期,反‘右’斗争时期,,化时期,等等),甚至引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语义上说,不论是反思政治还是反思文化,从不同的角度反思历史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思想行为,因此没有必要将政治反思、文化反思与思想反思区别开,政治反思与文化反思的思想性是毋庸置疑的。其次,《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如意》等影片,从内容上看的确是将反思的触角推向了“”以前的中国当代历史,但这些影片要么是反思政治(如《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要么是反思文化(如《如意》),要么是既反思政治又反思文化(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并不存在只能归为思想反思而不能归为政治反思或文化反思的情况,因此,将这几部影片视为思想反思的代表作是不恰当的。最后,从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情况来看,政治反思始于对“”及“”历史的批判,但政治反思的思想倾向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的改革片里仍有其深远影响,具体表现为对政治教条主义和僵化的政治体制的批判与反思。在人们寻找经济改革何以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的内在原因时,文化的因素开始凸显出来,传统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机制对现代经济改革的阻碍作用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而这一切,都是在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之所以会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历史反思意识,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知识分子批判意识的恢复与重建。从社会阶层的区分来看,知识分子不同于其他社会阶层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他们是严肃的批判性话语的生产者和制造者。这种批判性话语“比较说来,带有更多的反思性,更带有自我批判性”。在“”期间乃至更早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不仅丧失了批判性话语的生产功能,连生产话语的机会都少得可怜,意识形态的严酷控制将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挤压得几乎为零,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地位也降到了空前的最低点。“”结束之初,意识形态的控制相较以往有一定程度的松动,因此,在整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话语力量总体上是逐渐恢复并慢慢得以增强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八十年代电影中历史反思意识的建立,与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意识的恢复与重建是分不开的。这种批判意识和力量,很快从文化界、思想界传到了电影界,影响了八十年代电影的艺术风貌。(2)八十年代是一个催人思考的时代,其时代性内容之一便是反思与批判。刚刚过去的历史亟待人们去总结,现实中的困难也需要人们去解决,未来的发展却似乎并不明朗。近30年的当代中国历史给身处其间的生命个体带来的精神创伤,是电影从政治角度反思历史的最初动因,随之而来的社会改革浪潮与人们的社会理想之间的矛盾以及飞速发展的市场化、商品化对人们的冲击,历史责任与道德理想的失落,迫使人们去反思自身的文化处境与文化生存方式。对精神价值的追寻,是八十年代中期的社会思潮逐渐转入文化反思的主要原因。(3)八十年代文艺创作环境的改变,给电影的历史反思提供了外部条件。与“”时期和“十七年”时期相比,八十年代的文艺创作环境是较为宽松的。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文化反思热,既是这种宽松的文化语境的结果,也为电影的历史反思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支持。(4)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人们得以走出周遭的小圈子,甚至走出国门放眼世界。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存在着显著的差距,这也给国人提出了与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的政治反思、文化反思的紧迫课题。因此,八十年代电影的历史反思意识,也是整个时代的发展所要求的历史反思与民族反思的要求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然,八十年代电影中的历史反思也存在着某种历史的局限性。不论是前期对政治历史的反思,还是后期转入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在反思的深度与合理性上都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政治反思的历史局限性在于,反思的主体与作为反思对象的历史之间的时间距离过近,“当局者”的视角限制了主体对历史的认识上的超越,而使一些影片的政治反思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和感性化特征。尤其是为人所诟病的“伤痕电影”,几乎是紧接着“”历史结束后就开始出现,这种快速反应,既表现了艺术家的艺术敏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艺术视野和艺术深度的开拓。黄修己先生在谈到历史事件的影响时曾指出,历史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直接影响阶段,指事变刚刚发生,直接作用于某一方面的社会生活,在社会上引起震动的幅度大,其影响显而易见。二是深刻影响阶段。历史事变于社会生活已无明显的影响痕迹,但由于直接影响的后果已积累了相当长的时间,负效应亦已渐显,要亡羊补牢都已不易,因而显出了历史事变的深刻性来。三是潜在影响阶段。事变已成遥远的历史,其影响已成为一种具有顽固性的传统,成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潜伏在民族的血管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中所呈现的对现实政治的反思恰恰是处于“直接影响阶段”。其最关注的是事件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最直接的影响,从而总结经验和教训。然而,由于历史才刚刚过去,其在创作者心中的印记还甚为明显,所谓“只缘身在此山中”,在这个阶段对建国后的政治现实本质要做出深刻的揭示,无疑是困难的,更无法超前地表现这段历史对其后的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潜在影响。至于八十年代电影在文化反思方面的局限性,则主要表现为在面对本民族文化传统时的情绪化倾向:要么走向文化的虚无主义(如《孩子王》),要么把文化传统中愚昧、落后的一面过分地美化和神秘化(比如《老井》和《红高梁》)。对于前者,海外学者余英时曾有过严肃的批评,认为“对于文化传统只是一味地批判,极少‘同情的了解”。这一观点对于我们认识八十年代电影文化具有启示意义,它提出了文化反思的边界意识问题。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其复杂性,恐怕不能简单地去全盘接受或彻底否弃,文化传统中既有值得抛弃的糟粕,当然也有现代人迫切需要的养料。因此,对于文化传统的反思和批判,必须要存在边界和底线。对于后者,将文化传统中的愚昧落后的一面加以美化和神秘化的倾向,在90年代后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中得到了更为全面而丰富的展示,以至于被一些理论家们批评为“伪民俗”,这种以丑为美或试图化丑为美的文化态度,同样是不足取的。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比较中,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怀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对民族壮大国家富强的迫切希望,使他们很难以冷静客观的姿态审视本民族文化,这既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文化反思问题上的成熟度不够的表现,也是八十年代电影文化反思的局限性所在。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谈中国电影美学研究的历史与展望 摘要 本文把国内电影美学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提出问题阶段、理论准备阶段和框架建设阶段。从1 980年开始为提出问题阶段,从1984年开始为理论准备阶段,从1993年开始为框架建设阶段。本文认为,由于有了前两个阶段,我们完全有理由、有条件立即开始电影美学理论框架的建设工作。这不仅是国内电影美学研究进程的一种期待和指向,而且也是中国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理论的一种期待。 关键词 电影,美学,研究 一、提出问题阶段 电影文学性的讨论可以看成是从另一个方面来呼应电影与戏剧关系的讨论。张骏祥在导演总结会(1980)上发言,并据此撰写成论文《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张骏祥从电影作品的艺术质量问题人手,提出: “导演又要在两个方面负责。一方面要力求体现作品的文学价值,另一方面要创造性运用好电影手段。归结起来说,导演任务就是:用自己掌握的电影艺术手段把作品的文学价值充分体现出来。”他的观点相当明确:“电影就是文学”,“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所以他说:“我要大声疾呼:不要忽视了电影的文学价值。”在他看来,许多影片水平不高,根本问题在于作品的“文学价值”不高。他还直接针对白景晟的“拐棍说”和钟惦的“离婚说”,提出,“‘戏剧性’这个拐棍恐怕就还不能不拄一个时候”,“我还是说,电影文学对叙事文学、戏剧文学、抒情文学,要兼收并蔷,就叫做‘一夫多妻’吧”。同样具有强烈现实指导意图的张骏祥的发言及文章抓住了电影与文学的瓜葛,引起了电影界的热烈反响,引发出一场涉及电影文学、电影的文学性、电影的文学价值等电影与文学关系的理论争鸣。 1983年6月郑雪来出版了一本题为《电影美学问题》的小册子。郑雪来的基本观点在1981年就已经发表了。很快邵牧君就写出了一篇针对郑雪来观点的争论文章《电影美学随想纪要》。随后,郑雪来又发表答辩文章,形成一次关于电影美学如何界定的争论。 这次理论争论之后,李少白并不是以论争的形式赞同了郑雪来的观点。他在1986年11月的一次会议的学术报告中提出了电影美学与电影艺术学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学科的设想。李少白提出:“从电影的艺术本体考虑。应当设立电影艺术学和电影美学。”“这是研究电影作为艺术现象所必不可少的两门学科。它们之间有关联又有区别。”李对电影美学的基本界定是:“研究电影作为审美对象基本规律;研究电影是怎样的而又如何成为审美对象的?”李少白对电影艺术学的基本界定是:“研究电影艺术的创作,理论、历史及其基本规律。”李还提到两者的区别:“至于电影艺术学,它与电影美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带有鲜明的基础性和应用性。如果说电影美学与电影艺术实践的关系具有高层次的抽象性质,那么,电影艺术学则富有中层次色彩。它是艺术实践直接的理论概括,是应用理论及其基础,它也是包括初层次的创作体验的归纳和总结。”郑雪来在《电影学及其方法论》一文中提出了电影学的问题,在论及电影学的六个新的分科时包括电影美学,但并不包括电影艺术学。 二、理论准备阶段 无论如何,电影美学在中国作为一个问题是被郑重地提了出来。但问题是,提出问题还不等于解决问题。早在1982年,陈荒煤就在一封关于电影美学的通信中提到, “我绝不否认,我们现在迫切需要有一本中国的电影美学,就是说,在总结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文艺方面有民族特色的传统的美学观点来写的一本电影美学。我深澡感到要给钟惦同志及其他对此颇有兴趣的同志以足够的支持,早一点把这本书搞出来。更不用说,也应该积极支持张骏祥同志把电影艺术概论早些写出来。”陈荒煤同志连写三封信,提倡进行电影美学研究。关于这本书的情况。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一份钟惦的《电影美学纲要》(1985)。既然问题已经提了出来,而且又确实具有迫切的现实需要,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电影美学还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呢?对此,我们今天可能看得比较清楚。因为,其中还有一个理论准备是否足够的问题,更不必说理论框架的问题。 接下来便是引进和借鉴西方电影理论和文化理论的翻译、介绍和研究著述工作。在理论专著和文选方面,李幼蒸编译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电影理论译文集》、李恒基和杨远樱编译了《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译了《电影理论文选》,张红军编选了《电影与新方法》,邵牧君和周传基都翻译介绍了不少西方电影理论论文。美国学者尼克・布朗的《电影理论史评》、达德利・安德鲁的《主要电影理论》和《电影理论概念》也先后翻译出版。国内的电影美学著述有了姚晓蒙的《电影美学》、李幼蒸的《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王志敏的《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和《现代电影美学基础》。 《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已经有了在电影美学研究的系统性方面进行努力的意图。与姚晓蒙的《电影美学》和李幼蒸的《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都不同的是,《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尝试着把对当代西方电影理论流派的主要观点和概念的梳理、阐释和概括,纳入到一个相对完整的电影美学的理论框架之中,并由此分析了形成电影作品审美特征的复杂机制和对电影作品进行美学分析的主要原理和程序。《现代电影美学基础》为作者继《电影美学分析原理》之后的又一部电影美学著作。这本书原定书名为《电影美学概论》。写成之后觉得仍与“概论”有较大欠缺。最后吸收了出版社的意见,加上了“现代”及“基础”的限定。与前书相比,这本书有两点突出之处,一是对于美学的基本原理(也适用于电影)作了简要的概括和阐述,提出了美学的三条规律和原理(即生理层面的穿透律、心理层面的关联律、社会层面的权重律)。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电影美学研究的主要思路,这就是电影美学分析系统。从某种意义来说,作者的两本关于电影美学的论著,填补了中国电影理论的空白。 三、框架建构阶段 1999年3月,北京广播学院召开了一次“面向21世纪的电影美学理论研讨会”。2000年第7期《当代电影》杂志宣布,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精选《当代电影》10多年来学术论文的《当代电影论丛》即将出版,在总共约300万字的八本书中就有两本是电影美学文选:《中国电影美学:1999》和《当代电影美学文选》。我把这两件事情理解为,国内电影美学研究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理论框架建构阶段)开始的契机。 胡克在《中国电影美学:1999》一书的导言中指出:“中国电影美学应该建立自己的完整体系,成为在国际电影理论界有影响的学术力量,但这需要几代学者的长期不懈地献身于电影学术研究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倪震说的“文化研究”,我理解,是包括电影美学研究在内的。倪震说的是“理论框架”,胡克说的是“完整体系”。在我看来,这两者之间也是有区别的。但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是,学术研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的行为,它 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群体性的和机构性的行为。对于电影美学而言,确立研究方向、研究目标和理论框架是有效地组织学术力量展开研究的最重要的一些条件,缺少这些条件就难以做到“在电影理论趋向多元化的时期,集中众多专家的智慧,细密分工,各展其才,紧密跟踪电影发展进程,从各个角度观照电影创作实践,拓展电影美学研究领域”。因此我认为,国内的电影美学研究,在经历了“提出问题”和“理论准备”两个阶段之后,建立中国的电影美学理论框架的时机和条件都成熟了。 条件之一是,关于电影美学的界定问题,现在已经到了研究者基本上可以达成共识的阶段。法国电影理论家米特里被认为是经典电影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其名著《电影美学与心理学》一书中曾指出: “电影美学就归结为确定一种形式由于某种内容和某种意图的关系,怎样和为什么优于另一种形式,换句话说,它要在特定情况下为这些形式确立其心理学的依据。”与此同时。我们还惊喜地发现,这样一位经典电影理论的人物在对电影美学的理解上,竟与英国电影理论家彼得・沃伦的理解是一致的。在彼得・沃伦看来。每个创作者或观众都会对影片做出或者好或者差的判断,或者还要进一步做出好在哪儿,差在哪儿的判断,这些“都离不开对影片的美学判断和美学质疑”。 条件之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电影理论界已经经历了一个对于世界电影理论的比较全面和比较系统的了解乃至实际运用的阶段。这其中包括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叙事学、意识形态分析,女性主义批评、第三世界理论等在电影方面的运用。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中国电影研究者,对于电影现象的了解,更全面、更立体化了,也更成熟了。这一点,对于电影美学研究来说是绝对重要的,而且也是毫无疑问的。就拿什么样的电影作品是“好作品”的这个最重要的美学问题来说(米特里所谓优劣问题,彼得沃伦所谓“好在哪”的问题,麦茨所谓“好的对象”的问题),麦茨就不是把它理解为一个简单的作品事实。当然新的方法论要还要经过一个不断地批判、消化和吸收的过程。 有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再加上中国电影理论工作者对于电影美学的热切期待,我们完全有理由:有条件立即开始电影美学理论框架的建设工作。因为,这不仅是国内电影美学研究进程的一种期待和指向,而且也是中国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理论的一种期待。 中国电影史论文:谢晋电影模式特点全视角及其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解读 纵览中国电影史,谢晋电影的影响面之广、时间跨度之大无与伦比,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奇迹。那么,谢晋电影中的哪些因素促成了这种成功?其电影的内在特点是什么以及对中国电影未来发展有哪些启示?本文作粗浅探讨。 一、谢晋电影模式的内涵及特点 谢晋电影在内容与形式的结构上、在思想与美学容量上、在所要表达主题的深刻程度上、在影像所构成的视觉冲击力上,都达到了中国电影的极致。从多维视角看,谢晋的电影具有民族性、世界性、重复性、累积性、预见性和怀旧性等特点。 1 电影内涵和特征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谢晋电影与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以及中国民族电影传统不可分割,诸多电影都是民族化语境和时代意识形态印记相结合的产物,形成了“戏剧化的叙事方式”、“民族化的道德价值观”、“忧国忧民的中国文人意识”、“在浓烈的悲剧意识中关注人物命运的变化”、“大众化的讲述方式”、“叙事的强化与影像的弱化”等个人风格。在谢晋电影中,还体现出“历史文化优先”的儒学思想和中国人审美体系中“整体性的诗乐精神”,特别是中国戏曲艺术对谢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取材于男女情爱和家庭伦理故事,戏曲大团圆的结局,两极鲜明的人物形象设计,审美倾向上强调写意性和抒情性等,正是凭借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有效汲取和有新意地重新阐释,谢晋电影创作体现出与中国古典艺术传统不可分割的历史承传性。 另一方面,对20世纪世界电影发展的两次新浪潮,谢晋都做了积极的回应。一次是五六十年代包括意大利、法国、苏联、日本电影界在内的更新换代浪潮,谢晋以《红色娘子军》对这次世界电影向现代形态的发展做出了中国式的回应。而80年代通过“反思三部曲”,又回应了世界各国尤其是苏联东欧等国电影界对本国体制的反思浪潮。因此,谢晋电影可以视作一种跨文化的情节剧,它表现了中国情节剧特有的美学风格,在全球化语境下也有其特殊的意义。 2 电影主题和图谱的重复性与累积性。 谢晋的电影中,女性题材和图谱不断重复。吴琼花、竺春花、邢月红、李楠、冯晴岚、李秀芝、胡玉音、粱大娘这些女性形象构筑了谢晋电影历程路线。1979年之前的谢晋电影,如《红色娘子军》(1960)、《舞台姐妹》(1964)、《啊,摇箍》(1979)等影片,这些女主人公都是深受旧社会的压迫,最后在党的拯救下重获新生。谢晋的这种女性被拯救的形象在1979年后完成了转变,从《天云山传奇》开始,谢晋电影中以往的这种被压迫被侮辱女性形象变成了具有一切中国传统美德的母亲形象。《天云山传奇》中的冯晴岚、《牧马人》中的李秀芝、《高山下的花环》梁大娘、《芙蓉镇》里的胡玉音、《清凉寺钟声》里的羊角大娘,这一类女性都以一种包容、默默忍耐的人生态度帮助男性主人公度过生命的困顿和磨难。再则是相类似的道德主题和叙事结构的重复。无论是早期的电影还是1979年之后的作品,都存在着类似的主题和结构,这些主题分别是“旧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受难女性的获救”、“女性的觉醒”,而且在大的主题“党的引导”范畴内展开,这些受压迫的女性总有一个父亲、丈夫或精神导师对她们进行解救;与这条拯救和成长平行的是另一条叙事线,恶有恶报,万恶的旧社会必将被推翻。 3 电影情节和题材的预见性与怀旧性。 谢晋电影叙事情节的封闭性和公式化,容易让观众得出一个永恒的结局,善必胜恶。在谢晋的电影中,无论恶势力多么嚣张,情节多么曲折,最终的结果总是被革命或正义战胜。《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和吴琼花在与南霸天的较量中,虽然困难重重,但这些不会妨碍观众对最终结局的猜测,南霸天终将受到人民的审判。《舞台姐妹》、《啊,摇篮》、《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影片的最终结局都是好人终得好报,坏人终得恶报,可以说在谢晋的绝大多数影片中结局都是遵循着这个公式。此外,谢晋电影的可预见性不仅体现在结局上,同时也体现在电影角色的塑造上。每种角色都和特定的性格紧密联系,演员代表着一种风格、一种气氛和一种人尽皆知的态度。在谢晋的前期电影中角色塑造比较典型的有三类:人民、共产党、反动派。这三类人分布在不同的影片中,但都存在着相似性。吴琼花、竺春花等人民的形象都具有倔强勇敢的性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洪常青、肖旅长等共产党人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对人民有深厚的情感;而南霸天等反面人物的形象总是丑恶而没有一丝善良的品质等。 二、谢晋电影模式在中国电影历史上的意义 谢晋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无疑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的影片既体现传统精神,又富有当代特征;不仅认真审视历史,又密切关注现实。他以自己的实力确立了“新中国电影的艺术大师”、“成就斐然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地位,被视为中国民族国家影像的一种标识。 1 谢晋电影是中国电影传统与创新有机结合的典范。 作为历经半个多世纪创作实践的老导演,谢晋在电影创作道路上总是不断探索,力求找出一条既符合民族化语境,既能透析时代脉搏,又能适合自己创作特性的电影表达策略。为此,他在电影的风格、叙事手法、视听元素构成、影像造型及蒙太奇技巧等方面做了多种探索和尝试。他在成功地拍摄了《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后,于60年代初拍了喜剧片《大李、小李和老李》的事实证明,谢晋也擅长拍正剧或悲剧影片。对于传统的戏剧化叙事乎法,他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但并不墨守成规,而是注意吸取电影新的表现力式,努力追求创新。摄制于1980年的《天云山传奇》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在这部片子里,以三个女性的视角,采用人物心理线索来结构影片,同时又引入新现实主义一些手法,是一次形式表述上的创举。在其后于90年代拍摄的影片《清凉寺钟声》、《老人与狗》以及当年引起很大争议的《最后的贵族》里,谢晋都在电影结构、叙事手法、新的电影语言和技巧的引入方面做了多种探索。著名导演谢飞曾言,在老一辈的电影导演里,谢晋以善于吸取新东西,勇于创新而著称。 2 谢晋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主流叙事体的当然代表。 谢晋的影片从一开始就以革命、政治、历史为突出表现的叙事话题,这一主题表现按年代和发展的顺序分为五个阶段。即第一阶段――磨合阶段,代表作有《女篮五号》(1957)、《红色娘子军》(1960)等,基本主题是歌颂新中国的光明,控诉旧社会的罪恶;第二阶段――吻合阶段,代表作有《海港》(1973)、《春苗》(1974)等,这些迫于高压政治形势之下的违心之作,基本的主题是追随主流政治所强调的阶级斗争,基本毫无艺术、情感可言,成了空洞的政治符号和路线代表;第三阶段――反思阶段,其代表作有《天云山传奇》(1980)、《牧马人》(1981)、《芙蓉镇》(1986)等,基本主题是在当时三部轰动的文学反思小说基础上,进行了独到的改编,融进了自己在“”中的切身经历和 体验,表达了对传统的极左政治的强烈批判和反思,每部影片在全国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关注,使谢晋成为80年代中国电影的大师级人物;第四阶段――疏离阶段,其代表作有《最后的贵族》(1988)、《清凉寺钟声》(1990)等,针对理论界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批评,谢晋对自己的创作思路开始有所调整,这一阶段的叙事主题开始有所游离主流政治的话题,而更关注对个体命运的探讨和表达;第五阶段――回归阶段,代表作品有《鸦片战争》(1997)、《女足9号》(2000)等,这两部影片是谢晋对其作品与主流政治关系的又一次调整和回归,更多的是从民族主义的精神、情感角度,完成对于主流政治的一种深层呼应和对接。 3 谢晋电影是中国悲剧电影的重要标杆。 20世纪50年代初,谢晋执导的淮剧戏曲片《蓝桥会》是一部封建时代的爱情悲剧,其后执导的《一场风波》、《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也包含若干悲剧性因素,但总体来说,谢晋早期并未形成自觉的悲剧意识。伴随改革开放以来,谢晋电影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社会悲剧意识成为这一阶段作品的基调,按照谢晋的电影文化观念,在思想解放大潮的激励下,关注与反思战争年代和建国后一段时间人们的不幸命运和精神创伤,是十分自然的,这并不是政治制度带来的,而是体制上不完善所导致的。《啊,摇篮》(1979)描写延安保卫战时一支保育院队伍撤退转移的故事,样式为“抒情正剧”,但表现儿童在战争中的不幸以及主人公们的苦难命运,已具备了悲剧性因素;1980年拍摄的《天云山传奇》直指“左”的政治路线所酿成的社会生活悲剧,后来谢晋又接连推出《牧马人》(1981)、《秋瑾》(1983)、《高山下的花环》(1984)、《芙蓉镇》(1986)。除了《秋瑾》取材于近代民主革命先驱秋瑾献身革命的事迹,其他几部都是触及现实尖锐问题的力作。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谢晋的影片发生明显的转变迹象。从《最后的贵族》(1989)到之后的《清凉寺钟声》(1991)、《老人与狗》(1992)呈示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情调,但这三部影片,仍然充满浓郁的悲剧色彩。李彤在威尼斯投水自尽;狗娃遁入空门;邢老汉和狗的生命相继归于寂灭,这些影片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生命悲剧成为主旋律。到1997年,谢晋推出《鸦片战争》,这是一部民族悲剧的力作,是谢晋创作历史上迄今最重要的成功。在悲剧意识的探求上,则是一次重要的回归与升华,这部大手笔的影片,是谢晋渴求多年的巨片意识与悲剧意识的成功结合。从另一视角看,谢晋还采用了一种家庭、言情情节剧的方式,使道德的苦难在家庭的天堂中得到化解,将悲剧置换为正剧。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晋电影所提供的并不是真正的悲歌,相反却是主流的、缝合的、抚慰的美学。但无论如何,谢晋电影中的社会悲剧意识、生命悲剧意识和民族悲剧意识等堪称是中国电影史上悲剧电影的标杆。 三、谢晋电影模式的当代启示 1 浓厚的背景意识是电影引起共鸣的首要因素。 谢晋电影具有鲜明强烈的政治思想,与时代背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取决于他的生活时代,也来自他对电影功能的认识。他始终沿着“文以载道”的主旨来选题,同时又坚持着电影“寓教于乐”的功能。在那些主题极富政治敏锐性的影片中,力避政治教化,但不脱离政治背景,力图用情感打动观众,感召观众;借助于爱情、婚姻、家庭,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从伦理道德角度切入表现他对社会、人生的见解,来展示中国政治历史的风貌,引发观众共鸣,这是谢晋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想。对于前进中的中国电影要获得观众的首肯,不脱离时代背景,使政治性主题获得“寓教于乐”的效果乃是基本的选择路径。 2 新颖的故事情节是电影捕获观众的基本构件。 对于情节、故事的钟爱,在中国早已形成一种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观赏电影普遍的审美需求。故事动人,情节曲折,结构完整,是中国传统主流电影共同的美学特征。谢晋电影在此基础上,把人物独特的命运和社会生活、时代剧变紧紧纽结在一起,构成强烈的矛盾冲突;他不是一般性地组织叙事,而是采用强化情节的方式,以情节为戏剧动力推进叙事,增强叙事的感染力和冲击力。对于今天的电影,要捕获观众也需要立意于现实主义基调,注重情节的戏剧性力度,重视情节的真实性。 3 深刻的人物刻画是电影走向成功的必要手段。 成功的人物性格刻画是一切叙事艺术、也包括电影的最高审美价值的所在。对于任何艺术家来说,其创造性劳动的第一目标就是刻画人。从20世纪80年代,谢晋电影迈上新层面,其重要的标志,是他为中国银幕塑造了生气淋漓的典型性格。对于今天的电影应同样如此,对人的探索,对人性的表现,一切关于人的主题,皆为古往今来艺术家们提供驰骋的广阔天地;也只有真实充分地刻画人,才能使电影与中国观众对话,甚至与世界对话。 谢晋是一代电影艺术家中的执大旗者,他与成荫、水华等第三代电影大师一起,共同向新中国电影史贡献了中国电影的政治修辞学之外,还以他浩繁的作品系列,性别、政治主题史诗般此起彼伏、珠联璧合的交响乐,为新中国电影史贡献了独特的历史修辞学。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于中国当代历史的完整表述,是独一无二的。无论在思想教育或情感宣泄方面,谢晋电影带给中国观众的欢乐都是无与伦比的,他的名字必将进入中国当代主导文化意识形态的一代巨人行列。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文学发展的历史回顾及当代中国电影文学创作浅论 [摘要]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尤其是电影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更加广阔、更加催人奋进的创作前景。本文在就中国电影文学发展历程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就入世后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及要注意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剧作家必须以时代的要求为己任,与时俱进,尽快提高自己的素质和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沉下心来研究市场、研究现众,才能创作出题材对路、观众喜欢,有市场竞争力的电影文学作品。 [关键词]电影文学;历史;创作 中国电影发韧于1905年摄制的《定军山》,20世纪的前30年是中国电影文学的萌芽时期。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电影文学发展成熟,其主流风格体现为理性的社会现实主义;50、60年代则体现为理想的浪漫现实主义;时期,理想的浪漫现实主义发展到极端,演变成伪浪漫主义和伪现实主义的合成;80、90年代,中国电影文学精神复归,并走向多元。显然,作为中国影视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探讨中国电影文学的发展历程及当代电影文学创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对入世后的我国电影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电影文学发展的历史回顾 中国电影的发韧之作是1905年摄制的京剧片《定军山》,而中国电影文学的现实主义之源则开始于《难夫难妻》(1913年)和《黑籍冤魂》(1914年)两部作品。《难夫难妻》是我国第一部故事短片,编剧郑正秋以家乡潮州地区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为素材,以乾坤二家操办子女婚娶大事为线索,采用社会讽刺剧的形式,描写了旧式盲婚的全部真实过程。由于郑正秋抓住了当时这一普遍存在的社会性问题,列举事实、指点弊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封建包办婚姻的买卖性、盲目性和不合理性,因此,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人们都一致公认它是一出彻头彻尾的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现实主义的进步戏剧。到了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电影文学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电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日渐深入。从1932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左翼电影运动蓬勃兴起,出现了《狂流》、《摩登女性》、《大路》、《神女》、《渔光曲》、《新女性》、《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一大批优秀影片。30、40年代中国电影文学较之以前相比,得到了长足发展,其关键就在于电影文化与新文化的合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年底,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表现的是工人阶级为支援前线而艰苦创业的事迹。《桥》第一次在银幕上塑造了新中国主人公的崭新形象。后来,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中,既有揭示社会矛盾的作品,也出现了讽刺喜剧等样式,现实主义的笔触涉及到一些十分敏感的领域。《洞箫横吹》批评了农业合作化中的官僚主义。《新局长到来之前》则讽刺了一个吹牛拍马的总务科长,在新上任的局长面前大出洋相的丑态。 然而,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及其扩大化,使稍有起色的电影文学创作半路夭折。接着,全国掀起的“拔白旗”运动,将一大批影片打入冷宫。作家被迫接受“思想改造”。与此同时,在“”的狂潮下,电影界也刮起了“跃进风”,出现了一批多快好省、内容雷同的作品。中国电影文学步入曲折发展的时期。到了60年代,电影界意识形态斗争频繁,《洞箫横吹》、《无情的情人》等现实主义作品更是成为这类斗争中的反面典型,电影文学创作举步维艰。“”后,中国的电影文学创作几乎陷于停顿,为数不多的作品又基本上都是“遵命”的“样板戏”。这些曾经轰动一时的电影,实际上是一批舞台艺术片。总体来看,中国电影文学50、60年代体现的是理想浪漫现实主义风格,歌咏时代的蓬勃气象,表现人民的安居乐业,颂扬现实英雄的高尚伟大,造就了崭新而奇异的电影表现规范。在类似“忆苦思甜”式的套路中,我们看到凡是旧社会的现实表现都是以阶级压迫的残酷和百姓愁苦哀怨无处诉说的悲惨为模式,而新生活的到来才有“变鬼为人”的欢欣雀跃。对于新时代现实的表现,强烈的歌咏态度突出的是社会主义新人的豪迈无私、战天斗地。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今天我休息》、《李双双》、《老兵新传》、《北大荒人》等。同时这一时期突出了对“英雄”的审美塑造,无论是古代英雄、革命战争年代英雄,还是社会主义时代英雄,多有动人超拔的形象刻画。如《林则徐》、《甲午风云》、《红色娘子军》、《青春之歌》、《风暴》、《》、《小兵张嘎》、《红旗谱》等。 改革开放使中国电影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中国第四代电影人历史地承担了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并将其发展深化的重担。他们以坚实的创作为电影文学观念打开通路,为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多种形式的电影探索作出了贡献。第四代电影人的现实主义是情感内敛,不动声色的,道义责任明晰可见,平民眼光和诗化意识相交融,构成中国电影文学现实主义写实中暗含抒情的倾向,80年代中期,伴随着第五代电影人的出现,写实主义有了某种变化,即不仅追求画面和事件的真实,而且追求升华性的生活写照,表现富有文化韵味的现实生活。其间个性化的精神张扬和哲理思考显而易见。在第五代电影人的创作中,看待生活多了冷眼旁观的味道,表现的真切是为了对现实予以重新注解。《人到中年》、《野山》、《城南旧事》、《人鬼情》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电影文学潮流呈现为纷乱嘈杂、幽默调侃、原生态展示和冷酷揭示是电影人看待现实的基本态度。《秋菊打官司》、《背靠背、脸对脸》、《站直喽,别趴下》、《埋伏》、《民警故事》、《混在北京》、《家事》、《红西服》、《有话好好说》、《甲方乙方》、《安居》、《没事偷着乐》等代表作品展现了当代现实主义的芜杂状态。 二、入世后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及要注意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电影是其中重要的领域,而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却与入世要求很不适应,悲观失望者有之,盲目乐观者亦有之。还有一些人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影剧本运作,远离电影市场的惊涛骇浪,难以将“入世”和自己的创作紧密地联系起来。剧本不是电影的一切,但电影的一切都需从剧本开始。入世后的中国电影要参与国际竞争,电影剧本的创作肯定要有一个大的转变。我们的剧作家对此务必要有清醒认识。否则仍然我行我素,很可能会南辕北辙。 我们决不拒绝任何外来的优秀文化,但也不能在关乎民族文化主权得失存亡的问题上掉以轻心。好莱坞的资金、技术、设备、国际化操作经验远远超过我们。美国影片的平均票房收人也比我们高得多,一部美国大片的收入往往能抵住我们几十部国产片票房收入的总和,中国电影人不能不正视这种严峻的现实。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在竞争中暂时处于弱势就没了骨气,就甘心被狼吃掉。我们也应看到我们自己的优势和所长。我们毕竟与美国国情不同,独特的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是好莱坞电影永远无法取代的。近年来所谓好莱坞大片并不是部部都能在中国市场上打响。有些在美国票房很好的影片在中国反而遭到冷遇。原因是中国观众对其影片中宣扬的外国传统文化那种格格不入的东西难以接受和认同,中国观众对民族文化的偏爱和喜好,无疑是国产影片赖以生存的土壤。另外、我们潜在的有待开发的国内市场和海外华语地区,泛华文化地区的电影市场,更是国产电影谋求发展的广大空间,政府对国产电影在政策、资金上的保护和支持、几十万电影从业人员的不懈努力,为中国电影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强大后援和有力保证。当前繁荣电影文学创作要注意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创作思想的问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得以在中国不断地发展壮大,一是要坚持,二是创新。对于电影文学创作而言,坚持导向性,说到底就是要继续坚持党中央提出的电影工作的一系列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在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的同时,还要以多样化的征服人的艺术精品唱响主旋律。我们还要辩证地处理好主旋律和多样化的关系,把握正确导向和满足观众需求的关系,立足中国和走向世界的关系。主旋律就是一个民族先进文化的一面旗帜,体现了一部作品的思想和精神,而不是指题材和类型。主旋律内涵丰富,形式多样,为电影创作提供了广阔天地。 而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更是艺术繁荣和发展的动力。繁荣是硬道理,创新是动力。创新,就是要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地提出符合实际的新思想、新措施。电影的创新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努力体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向上的创新,体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上的创新,要立足于中国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不断地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 电影的创新应该包括理论创新,思想观念的创新,艺术形式的创新,题材、类型、内容、风格、样式、手法的创新,人物形象创新,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管理模式、经营方式的创新等等。电影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群众性,二是综合性,而当代观众对电影的需求也有两个特点:一是多样性,二是选择性。 2.创作题材问题。 搞好题材规划,加强剧本创作的预见性、前瞻性和指导性。由于观众的选择性非常强,必须要努力提高对题材、对剧本的判断力和发掘力,把握三个要点很重要。 一是选材要瞄准市场、瞄准观众。现在的电影市场是买方市场,也是实现影片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舞台”,是观众自愿付费的文化消费,也是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必须强化三个意识:市场意识、观众意识、服务意识,实现市场规律和艺术规律的结合。比如假日市场:新年春节(贺岁)、“五一”、“十一”的长假、学生寒暑假(动画片)等;电影节片展市场: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金鸡、百花、长春电影节、上海电影节、农民电影节、国际电影节等消费市场不同观众的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当然促销手段也要多样化,目标化。凡是健康向上、丰富多彩、观众喜欢的作品,也必然是国家提倡的影片。 二是选材要拓宽视野,拓展空间。我国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革命斗争和改革开放的生活波澜壮阔。历史和现实、喜剧和悲剧、古典和现代、领袖和群众、中国和海外、都市和农村、爱情和友情、名著改编等等都应该进入我们创作的视野。反映历史的进步、人民的创造、英雄的美德、时代的发展;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塑造新的形象,展示民族的性格、民族的品格、民族的力量、民族的精神、民族的进步等等,也都应该成为我们创作的领域和重点。最关键的是选材一定要贴近生活、贴近人民、贴近时代、以真实吸引人、以真情感动人、以真诚鼓舞人。 艺术密切关注时代的发展,揭示时代的矛盾和时代的精神,这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更是当代电影人的责任。而当代观众最关注、最感兴趣、最为感动的还是现实生活。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和优势应该继续发扬和创新。 三是选材要严,角度要新,开掘要深。题材的大小、资源的丰富,素材的多少,并不决定作品的质量,关键还要在新颖性、故事性、戏剧性上开掘,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上开掘。写历史,就要尊重历史,找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以史为鉴、以史育人,把握未来。写重大革命历史,更要少而精,要对历史、对党和人民负责,处理好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写英雄,不应该“事迹化”,不是素材的堆砌,而应该“性格化”,努力开掘英雄人格的魅力、人性的思想的光芒,情感的朴实与升华。 结语 当前我们的电影文学创作可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为此我们的剧作家必须以时代的要求为己任。与时俱进,尽快提高自己的素质和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克服普遍存在的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的创作心态。沉下心来研究市场、研究观众,创作出题材对路、观众喜欢,有市场竞争力的电影文学作品。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发展史与电影传播的关系 《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于1963年,但早在1950年关于这本书的写作任务就已经被提出了。具体而言,是由当时担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陈波儿提出,此后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开始的这项写作任务。首先内因是当时整个大环境背景是需要培养新的电影干部,并准备办中国的电影大学。这就涉及到一些相关课程的设置,这样的课程需要电影史料书籍来做教程,但是陈波儿发现当时中国并没有系统完整的中国电影史料书籍,便有意开始实施编写中国电影史的工作。再加上当时苏联要出版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向中国征集关于中国电影的条目。于是时任陈波儿助手的程季华便开始查阅大量的资料,参考了20多个国家的电影史书籍目录并且根据苏联那边的要求,开始着手写提纲,整理出了一份中国电影简史性质的材料。②另一方面,夏衍、陈荒煤、蔡楚生等电影领导人在得知要开展此项工作之后,在当时严厉的政治氛围中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与保护。就是在这内外几个因素的作用下,以及在官方的组织下,从1950年开始,一个大规模的研究中国电影史的准备活动开始了。这本《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创作历经整整十三年。1963年,在这个“十七年”第二个意识形态宽松期快近尾声的时候,这部八十九万字,由程季华主编,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史巨著《中国电影发展史》诞生了。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创作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很好地说明了其与中国电影传播的关联。首先第一阶段便是以官方名义空前规模向全国征集电影史资料,报刊说明以及海报剧照等。第二个阶段是具体规划《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写作计划。第三阶段便是撰稿成熟的阶段③。需要着重提到的是第一阶段,因为这第一个阶段所展开的各项工作与电影的传播可以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也足以说明这本《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创作初期就形成了一种组织传播。在一篇采访记录中,程季华说道:收集资料是以文化部电影局的名义发信给全国各地的文化局的,于是有关电影的各种资料首先被集中地方的文化局,然后打包集中寄到我们这里(中央电影局)。因此那个时候收集电影资料是最完全的,四间大屋子里全是书架排满资料,甚至有些还有副本,为什么当时有这个条件写《中国电影发展史》,与资料齐全有很大关系。 除了这些书面资料以外,我们开始尝试做一些类似于现在“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找了许多当时还在世的中国电影早期的演员,派记者记述他们过去的情况,《中国电影》杂志专门有一个栏目叫“昨日银幕”刊登这些采访。另外,还约田汉、欧阳予倩、梅兰芳等早期电影艺术家写回忆录,后来也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来丰富电影史料方面的内容。④我们从程季华这段回忆记录中可以看出,《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当时的一个资料收集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传播过程,这个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是各个地方文化局,行为是大量收集各种电影资料,然后统一寄到中央来集中管理。这样一个从地方收集然后统一集中到中央的过程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全国范围内的组织传播,而这样的传播过程中还采用了口述采访记录,运用杂志专栏,写回忆录以及单行本方式出版的这些传播形式,以此我们能看出这本《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创作初期就形成了一个范围之广,形式丰富的组织传播。而当时收集的很多资料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史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其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创作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这也就注定这本书本身的性质就具有一定的历史特点。在1962年一篇为祝贺《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即将出版写的一篇评论员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这部著作在叙述中国电影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无论是萌芽时期、三十年代的革命电影运动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或解放战争时期时,都贯穿一条鲜明的线索——阶级斗争的线索”。这句话很明显地指出了这本书本身的一个性质,同样也是这本书存在的一个问题。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该书在作者立场以及书写角度方面带有极为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因此有着很明显的阶级斗争色彩。首先体现在资料筛选上,该书过于偏重左翼电影,并在行文中将左翼电影所承载的教化、改良等间接的社会功能予以无限制夸大;而对待当时以娱乐为主的商业电影,如神怪武侠片、间谍片等或者避而不谈,或者将其否定。⑥其次是阶级斗争色彩还体现在对个别电影的评判上,例如,在《中国电影发展史》有一个章节里讲到“中制”(中国电影制片厂)电影的两部电影《还我故乡》以及《警魂歌》,这两部电影都是中制于1945年完成的,但是《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本书给予了这两部电影完全截然不同的评价:《还我故乡》的优点是保持了人民抗战的思想,热情歌颂了坚持抗战的普通工人和农民……影片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即便是指出《还我故乡》有一些小错误,书中仍然写着它与《警魂歌》是不可同日而语。《警魂歌》这部电影在1945年再映的时候在上海是取得了很高的票房成绩的,但就是因为这部片子的剧本是经看后“手令”“中制”拍摄的,因此在《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本书给予了《警魂歌》可以说是彻底的否定,认为《警魂歌》实际上是美化和粉饰了国民党的警察从而维护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是无耻的讴歌了国民党警察的反动影片。 而对于同时期另外一部影响巨大的影片《天字第一号》,《中国电影发展史》给出过这样一句话的评价:“不仅内容极端反动,艺术处理也拙劣不堪,杂乱到无法再杂乱的地步”。⑦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很难想象这些如此带有主观色彩的话语竟会出现在一部史料书籍中,不能不说是对于历史事实的一种偏颇的评价。但是结合当时特殊的政治时期,这又显得合乎情理。现在我们只能是把这种受极强意识形态干扰所导致的史学著作看成是一种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 就《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本书而言,它是在官方组织下的一个写作行为,由此便掌握了极大的话语权,其中这样带有阶级斗争色彩的话语在书中比比皆是,也对后来很多关于电影史书籍的写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天字第一号》和《警魂歌》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影片,自从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被痛批之后,在内地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电影史中,已经很难看到,甚至也很难找到关于这些电影的相关资料。目前我们所能够见到的中国电影史的书籍,大致包括以下这么几类:按时间分类,按地域分类,按电影门类及电影类型、按研究角度分类等。这些关于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书籍在研究角度和书写方法上,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受到了程季华先生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影响。⑧应当予以承认的是,即便《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存在史学书写观念的问题,但是,作为我国第一部具有完整史学意义的通史性质的电影历史著作,它建立了中国电影史文本写作的一个经典范式。其电影思潮史的史学方法论和按政治事件历史分期的研究框架、对中国电影文本和电影作者的筛选和评价体系,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海内外中国史学者的写作理念。 作者:胡兰兰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教学方法认识探讨 [摘要]中国电影史教学不仅是向学生讲授电影的发展历程和代表作品,还应体现为对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入挖掘与思考,并以此培养学生对民族电影的审美情感,进而树立起民族电影意识。 [关键词]民族文化精神影戏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本思想 在影视艺术院校,中国电影史是一门传统的理论课程。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去那种单纯的以讲授电影发展史常识为主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学生、社会以及电影本身的需要了。尤其在市场经济下,当今的中国,商业文化大行其道,并形成了对一代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和改造,物质的获得变成很多人生活里唯一的追求。因此,当我们面对电影问题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应该是文化,包括教育在内,要让学生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与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有充分认知。北京电影学院的陈山教授曾经指出:当我们的电影走出国门时,我们有没有根基和世界对话?拿什么与世界对话?这不只是知识架构问题,更重要的是艺术家的价值取向问题。对此我们是非常赞同的。 在教学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作为一门史学课程的教学,以什么观念对知识加以梳理,以怎样的方式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在追逐商业利益的大潮中,还能保有一种独立的艺术品格,以艺术家的良知和爱国情操,对自己的民众投以深切的人性关怀。这是教学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从某种角度来说,一部电影艺术史,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象史和心灵成长史。因此,中国电影立足于世界影坛的根基应当是民族文化精神。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文化是以人心和人生为观照的,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和进取精神。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定的价值系统、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以及审美情趣等,构成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风貌。因此,把中国电影的发展进程放在民族文化精神和艺术传统的视野中来加以梳理,通过对中国电影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的分析与解读,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审美意味,阐释中华民族的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以求多层次、多元化地来关照中国电影的演变历程及其创作上的美学追求,便构成了我们教学的基本思路。 一、“文以载道”与“影戏”传统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其载体的结构与其所承载的内容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而电影的社会文化位置和内含与其所选择的艺术形式及其发展方向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是我们认识电影艺术史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出发点。 在儒家思想的哺育下,中国古代文论中产生了“诗言志”、“文以载道”、“乐以教化”等一系列艺术命题,强调艺术要为政治教化服务的宗旨。这种以服务社会为根本目的的致用精神在中国得以长久的延续,也同样体现在电影创作中。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郑正秋先生曾经说过:“戏剧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也;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导师也;可以左右风俗,可以左右民情。是故吾人于优伶一方面,不可轻忽视之,于戏剧一方面,更不可漠然置之。”[1] 回首中国电影的发展进程,其教化功能清晰可见。把电影看作一种社会教育的手段和工具,不仅是艺术家自身的追求,更是时代和社会对中国电影人提出的要求:电影成为他们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和社会理想的手段。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电影艺术家所关注的问题和影片所集中表现的题材内容,大多与这一时代社会政治的优秀话题直接相关。 在对电影本体的认识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是一种重整体、重体悟、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因此,早期中国电影人对电影的认识也更注重对影片的整体把握。从社会功能目的出发,以中国观众熟悉的戏剧化冲突原则为基础,利用传奇、巧合等因素以求故事以情节的曲折生动;在电影的时空表现上,则以较大的叙事段落的戏剧性场面中展开的故事来完成影片的表意任务。这种以叙事为优秀的电影本体论观念与电影的教化功能的结合,生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影戏”传统。 从郑正秋、张石川的《孤儿救祖记》、《姊妹花》到蔡楚生的《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从谢晋的《女篮五号》、《芙蓉镇》到吴天明的《人生》、《老井》;从张艺谋的《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到王小帅的《青红》、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几代电影人,都在传承着这种艺术追求。 作为一种电影观念,“影戏”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对艺术和电影的思维方法。它是在借鉴民族戏剧的娱乐因素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影像语言和中国式观影习惯特点逐渐建立起来的。“影戏”传统之所以能够产生并深广地影响着中国电影,正由于它是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电影的现实生存环境中。 然而,在当今中国电影该以怎样的姿态立足于世界的时候,作为年轻一代的电影人,该如何以富于国际化的视野来对“影戏”加以继承、改造,并实现新的突破呢?我们对学生提出了这一中国电影急待解决的问题。 二、“人本思想”与影像中的人文关怀 在对“影戏”传统进行阐释的基础上,我们又从另一层面对中国电影人既心存“兼济”天下之志,又洁身自好、守持心性真实、追求个性自由的价值观予以深入剖析:他们以发自艺术家内心的民族情感,表达着对平民大众深切的人性关怀。 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承载者是士。崛起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士,表现出博大的胸怀与开放的心态,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淑世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提出“天道远,人道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命题。这种热爱人生、以民为本的思想,代代相传,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积极入世的忧患意识和追求精神独立的审美品格。这一点,也同样支撑着中国电影的民族艺术影像,支配着中国电影主流形态的艺术走向。在教学中,我们以此为线索,深入探讨不同时期的中国电影人,在其作品中所体现的独具魅力的生命关怀与平民意识。 打开中国电影影像的记忆,一系列血肉丰满、性格鲜活的小人物跃然眼前。每一代电影人都在这些形象身上赋予了鲜明的人道主义立场和深沉的生命关怀:卑贱的妓女阮嫂首先是一个具有“伟大的人格”的圣洁的母亲;歌女小红和吹鼓手小赵的爱情在穷困的岁月里显示着中国百姓乐观豁达的情怀;天真善良、聪明可爱的三毛的不幸命运和“小广播”的市侩与心酸,都同样让我们在笑声里流下同情的泪水;张嘎子、、吴琼花在战火中追求着革命理想和自己的人格完善;李双双在集体化的道路上不断成熟;孙旺泉忍辱负重、执着地寻找着生命之水,成了一方水土中的平民英雄;翠巧为追寻光明而被黄河吞没;苏州河畔的女孩牡丹为纯美的爱情而付出生命;秋菊为“要个说法”历尽辛酸;做扒手的小武也有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贫嘴张大民在“与树同居”的日子里自得其乐;“三峡好人”们在时代的变迁中,思考着生存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 这些作品大多以平民化的视角,从日常生活中去挖掘中国社会的众生相,凝聚着中国电影人对现实民生的深切关怀以及忧国忧民的悲剧意识,构成了一幅中国电影的“清明上河图”。 教学中,我们还针对当前中国电影创作中人文关怀的缺失现象让学生展开讨论:面对“黄金甲”与“好人”在票房上的“胜负”,我们该如何评说与选择?艺术与技术,传统与现代、生产与消费、道义与利益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这都是学生们走上创作之路时所要面对的!中国需要有力量、有人性深度和历史深度的民族电影,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三、“天人合一”与电影的诗意品格 “天人合一”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神最根本的特色。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世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谐调。这一思想特征贯穿于中国文化艺术的各个层面,并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审美追求、价值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美学上,和谐化诗意关联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渍了中国古代审美境界论,使得中国人特别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于是,追求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意境之美,成为了中国艺术的终极目标。而中国人生于自然、取之于自然,仰赖自然的观念,也在电影创作中得以充分的延伸与发展,形成了中国电影艺术民族风格的诗意传统。 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电影人就开始有意无意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宁静、幽远、恬淡的审美意境渗入到电影创作中来,并开始从叙事和造型相结合的综合效果来探索电影的民族文化意蕴的表现。委婉含蓄的无声片高峰之作《神女》;完整体现中国美学特质的影片《小城之春》;“十七年”中寄景抒情的《早春二月》;80年代的散文诗电影《城南旧事》;充满东方韵味的武侠片《卧虎藏龙》,清新隽永的《那山那人那狗》……表现对名山大川、奇景秀地、边塞风光向往的风光片《刘三姐》、《五朵金花》、《林海雪原》、《庐山恋》;凭借大自然抵御政治压抑,升华生命诗情愿望的《牧马人》、《天云山传奇》等…… 结合这些不同时期的电影作品所呈现出的美学意趣,我们与学生共同探讨:尽管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倾向于急功近利、直奔政治性主题以及直白显豁的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原因,诗电影未能在中国获得长足的发展,但在传统美学的陶冶下,中国电影人一直在作品中努力营造具有浓厚民族意味的段落。他们融合中国诗歌、绘画、音乐等审美表现形式,通过空镜头、长镜头展现自然景观,借以抒发主人公的内心情感,表达创作者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试图运用视听造型来实现一种东方美学的表达,以写意的方式抒写恒久而普泛的人性主题,并形成了含蓄隽秀的诗意品格。这种美学气质是中国电影不能丢弃的! 四、“和而不同”与风格类型的多样化 在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基因。它是指在保持各种因素的本质的基础上,达到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彼此相容相通,是“求同存异”的升华。为使学生深入领会“和”的含义,我们对此作了多角度的诠释。 从历史角度看,正是因为有一种“和”的博大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对外来文化产生巨大的亲和力,才会吸收、改造其他民族的文化,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中国近、现代的进程,恰好是中西文化不断地“和”的过程;而从当前全球一体化的格局来看,“和”已成为世界文化交汇融通的潮流。 纵观中国电影的百年进程,在抒发爱国情感、讴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颂扬英雄气节、表达乐观豁达的心态、追求家庭和谐等民族文化精神的熏染下,一代代电影人,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电影作品。而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区域构成上“两岸三地”的特点,也使中国电影在“和而不同”的文化阐释上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侯孝贤、吴天明对现实的深切关注,李安、谢晋温柔敦厚的伦理情结,胡金铨空灵而富于禅意的武侠世界,冯小刚、周星驰富于平民意识的喜剧、贾樟柯长镜头里的尘世关怀等,其中都贯穿着浓郁的中国文化品格。而“华人电影”或“华语电影”概念的出现,也反映了当代人对中国电影多元构成特点的认同与关注。 据此考察中国电影可以看到:电影作为一种“舶来”的艺术,在进入中国文化视野和创作空间起,就体现了这种兼容并包的文化品质。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就是全新的电影语言方式,与最具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京剧艺术有机结合的产物。 尽管受传统艺术理论重感悟、轻理性的影响,中国电影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民族电影美学理论体系。但我们还是尝试着运用当前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中国电影在民族文化以及民族与外来文化结合下形成的叙事模式、风格类型进行了分析、梳理。以求给学生提供一个可借鉴的研究视角与今后的创作思路。 (一)主旋律电影 长期以来,电影在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中首先被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载体而不是文化‘产品’”,[2]因此,在中国电影创作中,主旋律电影便成为一个特有片种。在某种意义上说,主旋律是建国前“影戏”观念的延伸,并随着时代的变革,被不断地注入了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华女儿》、《白毛女》、《青春之歌》、《李双双》、《开国大典》、《生死抉择》、《张思德》、《云水谣》等等,都是各个时期具有影响力的作品。 教学中,我们结合今年的“金鸡奖”和“华表奖”的获奖情况,对当前的电影现状进行解读:在经历了大众文化形态的冲击后,近几年的主旋律电影在继续强调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始有意识地将娱乐性、商业性元素融入其中。《云水谣》就是成功地将爱情片的类型模式与主旋律形态相结合的代表。 (二)家庭伦理片 以家庭伦理为优秀的儒家伦理学说,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指向。对伦理秩序和伦理秩序中的个人及其职责的反映与思考,成为中国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母题之一。 在对中国电影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不断重复的叙事模式: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优秀,围绕一个家庭的亲情关系来反映道德问题;用巧合的情节表现人物的不幸,用不幸的事情来衬映出人物对家庭伦理观念的取舍,借此体现影片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孤儿救祖记》、《姊妹花》、《渔光曲》和《一江春水向东流》先后成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电影中最卖座的影片,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是从家庭伦理的角度,以最贴近中国人文化认知的方式入手的。这类影片靠情、理打动人,以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观众之间在心灵上的沟通和共鸣作为契合点。这是一种具有深层民族文化心理内涵的创作模式。 20世纪后半期,我们曾经对谢晋和李行等人的电影进行了有关恪守传统伦理还是实现人格现代化的讨论。80年代之后,有着国际背景,横跨中西文化的李安创作了“父亲三部曲”,他沿袭了家庭伦理的角度,但视野则是世界的、开放的,展现了传统伦理观念在现代社会悲喜交加的命运。教学中,围绕着李安的成功,组织学生展开讨论:一种从民族文化深处生长起来的叙事模式该如何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呢?关键就在于创造者在尊重艺术传统的基础上,能否顺应时代,赋予既有模式新鲜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因此,新一代电影人有责任将家庭伦理片打造成一种既能深入到民族生活和情感的内里,又能获得商业号召力的电影模式。 (三)武侠片 在世界电影类型片中,武侠片是少有的由中国人原创、探索和发展起来的类型电影,是比较纯粹的中华民族样式的类型片。它是以中国武术功夫及打斗形式、侠士形象和侠义精神作为情节类型构成基础的电影。 我们通过纪录片《功夫片岁月》,使学生了解武侠片在产生、发展、成熟的历程中,融入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多重内涵:满足老百姓良好愿望的侠文化、武侠小说的直接影响、京剧艺术的表演程式、武术功夫的表现形态、禅宗思想的渗透等。并以《火烧红莲寺》、“黄飞鸿系列”、《独臂刀》、《侠女》、《唐山大兄》、《少林寺》、《新龙门客栈》、《卧虎藏龙》等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武侠片为例,对这一类型特点进行分析:“侠义”、“自由”、“为民”的精神追求;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艺术表现;奇丽影像、壮观场面的营造;惊险动作的设计;传奇人物的塑造;全景、大全景镜头的运用……上述元素的有机结合,造就了影片慷慨激昂、感时伤怀、悲天悯人的审美效果,激发起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英雄情结,对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情绪感染力。 通过分析与学生进行交流:中国武侠片之所以长久不衰地立于世界电影之林,其根本原因在于其独特的民族文化气质。然而,武侠片创作现状却令人堪忧: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刻意营造华而不实的大场面、卖弄电影特技、故事情节粗制滥造以及对“暴力美学”的盲目追逐等等。这种顾了“面子”,丢了“夹里”的状况会将中国武侠片引向何处?这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四)西部片 20世纪80年代初,钟惦棐先生提出了拍摄具有中国特色的西部电影的想法。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吴天明导演以《人生》、《老井》为中国西部片奠基。与此同时,第五代的《黄土地》、《盗马贼》等也加入了对中国西部这片神奇而古老的土地的关注;其后出现了《野山》、《秋菊打官司》、《双旗镇刀客》、《美丽的大脚》、《二嫫》《一个都不能少》、《天地英雄》、《图雅的婚事》等一系列以中国西部地区为背景的电影作品。 或许“中国西部片”的概念还有待于商榷,因为它不是对美国西部片的机械模仿,而是作为当代中国极具区域特色的片种存在着。这类电影力求以新的视角对中国的西部生活作独特的观照和抒写,创造性地将当代人的思考融解于西部社会生活和自然景观之中。在艺术表现上,透过浓郁的乡土生活画面、民俗风情、宗教仪式以及独特的人文意象,捕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价值,对中国西部生活进行雄性精神的审美创造,给中国的民族精神、艺术意识注入了刚气和力度。而这种阳刚之美正是当下的中国电影所欠缺的。 (五)喜剧片 喜剧片在中国电影中发展比较缓慢。作为类型研究而言,最值得关注的当属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冯小刚的贺岁喜剧片。超级秘书网 这是一种带有很深的中国文化印迹的喜剧片。冯小刚以喜剧的超越精神和民间姿态,引发了中国大众的一次次“狂欢”!贺岁片不仅使“过年”有了民族本土意义上的电影文化载体,还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电影档期——贺岁档。然而,它尚处于起步阶段,还远不够成熟。由此对学生提出:在他们今后的创作中,是否应该对这一电影类型融入更丰富的民族文化意味? 在中国电影中,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样式,如反特片、戏曲片、动画片等,这些作品几乎无一例外的显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强大生命力。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国人骨子里所渗透的民族之魂从未改变过。正如张明敏在《我的中国心》里所唱的“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和而不同”、“多元向心”,这是中国文化、也是中国电影不变的灵魂。 五、结语 在中国电影史的教学中,我们深刻地体会到:盲目地用西方的电影理论来解读中国电影作品,很难准确地把握其内在的精神气质。对于中国电影人而言,树立起民族电影的意识,创作出具有中国民族文化价值的电影作品,创建具有中国民族审美特质的电影理论系统,对中国电影的创作及研究都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影视艺术院校的师生义不容辞地应该承担起这样的使命。 中国电影史论文:论《中国电影发展史》与电影文化思维 摘 要:《中国电影发展史》是程继华主编的权威电影史学书籍。本文通过对此书的研究试图探究特定历史时期文化思维模式,有助于找寻出一条更深层的中国电影史发展脉络。以批判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研究史学书籍,并在求证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同时深入读解本国电影文化。 关键词:文化思维;政治;电影运动;中西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思维方式都源自文化本身,而历史本身又具有些许主观色彩,导致政治因素在一段历史的存在中尤为抢眼,这是阅读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最大的感触,政治化的思维模式以及历史化的主线流程使我重新感悟了中国文化发展历史并对电影史学的研究有了初略的新的诠释。这是一本详尽的史学体系书籍,对于研究阶段的初学者来说,我们还需要反复阅读并正确理解理论历史化这个问题,以方便讨论中国电影理论中的一些优秀观念是如何发展的并以何种发展的眼光来阐释。对比不同版本的中国电影史学书籍并通过横向纵向分析,认知到中国电影理论应顺应电影文化思维,分为社会理论以及艺术理论,对史学的研究也应当在时间、空间的维度里找到正确的定位,以下简单讨论一下我个人阅读《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感触及对文化思维方式的思考。一、政治读解文化通读《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下两册,时间跨度从1896年影戏正式引进中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重新迎接政治、文化崭新时代。三编八章的时间切割上也是从中国历史、政治的分期上来划分的。从萌芽到党领导的电影文化运动再到新阶段进步电影与人民电影,都是在政治纬度上进行的,期间穿插中国历史各时期的战争结点,会议及斗争。时间上也划分为萌芽、发展、潜行、阶段、服务、斗争及成长,最终放在“成长”上也恰好契合了未来电影工作永不停歇的宗旨。《中国电影发展史》为代表的传统电影史的写作,更偏重于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对中国电影进行评价。它是通过政治解读文化的方式产生于大时代背景下的理论产物。尤其是第二编、第三编,基本在“党领导”的宗旨下进行各类电影文化运动。其中1934—1935年谈到“围剿”与“反围剿”斗争,包括在1937—1949这段整体带有民族拒绝性的时代,“抗战”变成主导思想。又例如“左翼电影”作为时代产物受到一切来自政治斗争的阻挠,而电影运动却如火如荼的在这样的斗争年代进行着。对于文化的公正性会由于政治的读解变得缺失,硬朗的政治斗争性超越了艺术体本身很柔和的因素。使本书带上了更重的历史、政治色彩,却缺乏真正的电影理论色彩。当然,政治主线下的电影史是有好处的,至少让我们更了解那个年代统治阶级的思维方式及行动趋势,对艺术文化把握有多少的强制性(包括各种高压政策对人的影响都避而不谈),这是最大的与当下各类中国电影史不同的地方。它更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具有强迫性和残忍性。相比政治比例合适的史学书籍我更偏爱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它将中国电影史看作是一部由电影艺术、电影工业等多维体系组成的综合史,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流变,分时期、分阶段地对中国电影史中的电影作品、电影现象进行细致入微的论述和阐释,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中国电影史发展脉络。史论结合,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把握评述的公正性。二、电影运动与派别斗争政治运动伴随电影运动,或者说政治与文化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本书主要谈到“左翼电影运动”与“孤岛电影运动”而“软性斗争”又导致文化派别与性质的斗争,从政治的定性到文化的定性再到电影的定性,从而导致一种过于偏激的理论体系生成,其中谈到在定性斗争中,将《小城之春》当作是一种消极颓废的感性电影,既不符合当时进步电影的需要,也成为“文华”公司消极倾向的典型代表来叙述。完全从政治立场分析文化的态度从而引发的斗争如同是******与共产党的内战,爱国的******军官与共产党员并不能完全站在统一战线上,是因为他们分别有着各自的阶级立场,这就不得不引发我们对文化立场和态度的思考。我个人是很喜欢《小城之春》这部电影的,不仅怀着对费穆导演的尊敬,更多的是他开创了中国“诗电影”的先河,这才使得后续导演如:贾樟柯能真正将“诗电影”概念推广并形成自己的一种创作风格,我认为这种带有派别之争的电影史书,必须同时客观的站在政治与艺术的双重宝塔上进行俯瞰研究,否则就有失公允性。值得肯定的是“左翼电影运动”及“孤岛电影运动”部分的撰写,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深刻剖析了各种社会因素对这种文化现象的形成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并生动的举例阐明观点。三、中西文化理论思维差提到中西方文化理论差,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电影史永远应该放在世界电影史这个广角的范围内去分析的。因此不能脱离世界格局的大环境,哲学上所谈到的“矛盾”与“联系”的观点也是渗透其间的。在这63年的史学研究历程中只少量的谈及香港电影,未涉及台湾电影,而在大谈政治的基础上主要攻击一些非主流电影(即:非政治、缺乏教育意义的及一些所谓的消极电影),是不符合电影史学的广泛性与客观性的,并未能真正分析其艺术文化价值性。单就这一点是与西方文艺理论史学书籍不同的。公正、客观永远是史学撰写者的信条,作为史评及文化研究人员也都应当在这种氛围中评说。值得肯定的是作为史学书籍,同期类比了大量的影片,并附着了电影剧照及比较详尽的内容介绍,对同时期优秀的影片及反面教材进行了对比,使得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方式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淋漓尽致的发挥。 说到中西方电影理论思维差,需要将世界范围理论指导模式应用在中国独具特色的文艺路线上,这是平衡思维差的最佳方式。我们需要史评,需要完整的史学体系,同时需要在一体化的大框架下延伸出我们自己的路。应该加强什么,应该剔除什么,应该补充什么,更应该创新什么,这是我们当下研究的出路。一方面考察中国电影理论与外国主要理论如何平行发展,另一方面,讨论中国与外国电影理论联系密切的部分,考察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中国对于世界电影理论中不同的理论体系、观念和流派取舍有何不同。这样编撰史学书籍会更有说服力和客观性,史学价值才能更高。 总的来说,《中国电影发展史》是细腻的政治的阶级性明显的时限性强的史学资料,对于63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历程而言,是详尽并清晰地。作为《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主编之一的贾磊磊在谈到《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的编撰时说:“我们希望对被忽略的历史进行重现和描述。” 要将电影看成是一种产业。《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要打破地域的局限,不再拘泥于行政区域划分的视野,将内地、香港、台湾统而观之,探讨在相同的文化传统中,由于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所产生的相同题材、相同类型的电影艺术作品所呈现的不同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方式。同时他表示“电影全史的 个人写作时代结束了,一个人要写一本中国电影史的时代结束了。”这更是验证了在全球一体化下分工更细化,内容更多样的文化理论体系整合的时代的到来。这不禁让我想到倪骏所编撰的《中国电影史》,虽有抄袭之嫌,可在内容和形式上却是集百家之长,全面的涵盖了中国电影史应涵盖的所有范围,虽然要批判的看待史学书籍,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拼接也是含有独特主观色彩的,也是中国电影史理论书籍发展的一个过度版本,它是有创新有发展的。我们要建立全局的电影思维模式,要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还能永远保持最新鲜的状态。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自律思想启示道德教育论文 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关注学生道德需要孔子的自律思想是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的。在《论语》中,涉及人性观点的只有一条,即“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可以看出,孔子肯定了人的自然天性。他认为,人内在地拥有“善端”,并趋善避恶,这说明人具有完善自身德性的自觉性,具有道德需要。道德需要是人对道德的依赖性和倾向性,是提升个体道德修养的必需品,是开展道德教育的前提。现代道德教育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忽视个体内在的道德需要,它更多地是采取强制灌输的方式使学生遵守各种道德准则。马克思曾说:“一个行动纲领,如果不同人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即使他在理论上是基本正确的,那也毫无实际用处。”如果道德教育不符合学生的心理需求,就会导致道德教育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脱离,这必然会削弱教育对象对道德教育内容的情感认同。所以,道德教育关注受教育者的道德需要,注重道德知识与个体利益、需要的结合,以满足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需要。 二、“克己复礼,为仁由己”: 道德教育应发挥主动性孔子自律思想内容的优秀是“克己”,即个体要对自己的言行加以约束,并能节制自己的欲望。如,“讷于言而敏于行”,要求人们说话谨慎,做事勤敏;而“克己”的参照标准是“礼”,它既是维护社会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又是个体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更是一个人塑造高尚人格的依据。真正将“礼”作为衡量自身行为的标准。“为仁由己”正是主体性的鲜明体现。一方面,主体性表现为个体积极主动地将道德要求转变为自身内在的道德标准,颜回“三月不违仁”,是因为他自觉地将“仁”确立为内心准则;另一方面,主体性还体现在个体的创造性,即个体不仅是现存道德规范的接受者,而且是先进道德的创造者。然而,教育者往往采用讲授和灌输的教学方式把受教育者当成被动接受道德的“容器”,忽视教育对象的主体性,这不利于道德知识的内化,也不利于道德规范的创新。所以,为了实现德育的目的,教育者应引导教育对象主动分析道德现象,积极参与道德教育活动,培养他们自主判断、选择以及创新道德规范的能力,充分发挥教育对象在道德教育活动中的主体作用。 三、“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发挥道德实践的作用孔子在其道德教育过程中提出了一套相对完备的自律方法:强调实践。他提出“君子学以致其道”和“行以达其道”,强调通过实践强化对道德知识的认同,从而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孔子主张“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实践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道德是一种精神,但它不是一般的精神,它的特殊性就存在于实践性”,“道德最终目的不在于其意识了什么,知了什么,而在于其行了什么”。道德认知并不必然导致正确的道德行为,教育对象只有经过反复的道德实践,才能养成稳定的道德行为习惯。然而,当前德育往往只注重传授抽象的道德知识,轻视个体的道德实践体验,这不利于受教育者形成稳定持久的道德品质。道德实践可以丰富教育对象的道德生活经验,培养其道德判断能力,是促使道德要求内化为教育对象的内心准则再外化为行为习惯的关键。 四、“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 完善学生个体的德性孔子自律的目标可以概括为“内圣外王”,即一个人要内具圣人的才德,对外要施行王道。“内圣”强调的是“修己”,即完善个人德性,成为品德高尚的“仁人”,养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人格;“外王”则以“修己”为起点,正所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最终达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目的。所以,孔子自律的最终目标是使个体真正行“内圣外王之道”。道德教育的目的不是传承知识,而是完善个体德性。因此,在德育中要突出人格培养这一目的。然而,现代道德教育却尝试各种教学手段让学生将道德概念、原理牢记于心,最后以考试的方式检验受教育者掌握道德知识的多少,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让教育对象掌握道德知识。而德育的真正目的是要完善个体德性,这为德育活动的开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作者:韩冬雪邢玉婷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山东省淄博市临淄中学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思想体育教育论文 1孔子体育教育思想的教学应用分析 第一,孔子提出了“成人观”,也注重德、智、勇、力等方面的教育。而所谓成人,就是崇尚礼数,有道德,有智慧与勇气,还会精通六艺的人,几乎趋向完美。孔子的成人观在其重要教育思想之一。孔子认为,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应该将“成人”标准落实到每一处,从而培养更多趋向完美的人才。由此可见,孔子在其教学实践活动中已经培养了很多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社会作出了很大贡献。目前,市场经济发展很快,学生们都会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而无法全面发展。因此,必须将体育与健康课程作为身体练习的重要手段,从而增进学生的健康。而学校可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孔子思想应用于现代体育教学实践的体现。 第二,就是孔子思想中的“武备”思想与“尚礼”观念。孔子认为,在战乱不断、兼并剧烈与弱肉强食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想积极参与到政事中去,还要保国为政,则应该对武备和军事武艺等训练进行强化。在孔子看来,战乱不断的时代会尚武强兵,但是应该和仁政与德治相互促进,才能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为人们提供丰衣足食与安居乐业的生活,并且有利于子民听从政令,安心发展生产等。孔子的武备和尚礼等思想观应用于射与御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具有积极意义。孔子非常注重培养文武双全的人才,对射箭和驭车等课业的传授给予很高的重视,意在提高学生的军事体育知识、体育技术以及技能。因此,在孔子的体育教育思想中,武备观念非常明确,不赞同人们还没有对军事技术进行掌握就参与到战争中去,否则不但自身性命难保,国家也面临着灭亡的风险。因此,孔子将武备思想贯彻到整个教学实践活动中。 第三,就是孔子的养生保健观念在体育教学中的实践。孔子提出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养生保健知识以及保健方法,在古代体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孔子在进行教学实践活动时,都会传授给学生关于养生保健知识与保健方法等方面的内容。不但如此,孔子还会身体力行。孔子认为,人们应该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来实现健康长寿的目的,比如按时休息、劳逸结合和对饮食进行节制等等。如果人们对这些养生保健内容不够重视,则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因此,孔子非常重视这个方面知识的传授。而孔子的养生保健思想与现代养生保健原则完全相符,而且具有一定科学性。因此,孔子的养生保健思想在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孔子提出“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思想,认为学习永无止境,不会被年龄限制,教育活动与学习活动都应该贯彻在人们整个人生之中。因此,每个人都应该通过不断的学习而提高自己的修养。而终身教育内涵在不断扩展与延伸中形成了终身体育理念,这是终身教育必然的发展趋势。而终身体育即人们终身都会接受体育教育,也会进行不断的体育锻炼。如今学校的体育教学都遵循终身教育的理念。在贯彻终身体育的过程中,学校体育非常重要,也是学生们树立终身体育思想的关键时期。学校应该满足学生们的身体发展需要,还要对学生们以后的需要进行考虑。因此,学校应该引导学生们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并且培养其相关能力。孔子的终身教育观已经与现代终身体育思想相融合,并且应用在体育教学实践中,获得较佳效果。 第五,就是孔子的学以致用思想。孔子一直在贯彻学以致用和以身作则的思想,而传统教育的教学内容与学生们的日常生活相脱离,主要是为教学而进行教学实践活动,枯燥无味,导致学生们厌倦体育课。因此,学校的体育教学应该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并且让学生自由选择对自己有用,而且还比较感兴趣的体育项目,从而有利于学生们对运动进行掌握。另外,学生们还可以主动将掌握的体育知识与体育技能融入到生活中,渐渐形成良好的锻炼习惯,从而形成了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使其终身受益,达到学校体育教学的长远目标。 2.结束语 基于孔子体育教育思想的教学实践活动已经在中国教育领域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教育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但提出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也提出了“武备”思想、“尚礼”观念、养生保健观念和终身体育理念。人应该仁智勇德兼备,还需要拥有比较强健的体魄。孔子的体育教育思想对现代体育教育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由于时代局限性,孔子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比较充分的论述,必须进一步完善体育教育思想,从而形成适应时代需要的体育教育思想,开展更好的教学实践活动。 作者:郑欣 贾晓敏 贾永刚 单位: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邯郸学院教育学院 邯郸市职教中心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思想的研究生教育论文 一、好学是成才之钥匙 对于“好学”,在《学而第一》中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其意思是说,要做到饮食不求奢侈与满足,居住条件不要求舒适与安逸,但对学习与工作要勤快,说话要小心谨慎,到道德高尚、有学问的人那里去讨教端正自己,就算是好学了。事实上,孔子强调好学,有两个层面:一是做人,二是做事。他把做人放在了首位。《论语•述而第七》中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其意思是:品德没有培养,学问没有讲习,听到义在那里,却不能以身赴之,自己有缺点,却不能立即改正,这些都是我的忧虑。因此,研究生要培养德性,学会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以德为先,是好学的首要任务。同时,孔子的一生又是勤奋问学的一生,他从十五岁“志于学”后,终身学而不倦。直到晚年,还津津于易经,手不释卷而韦编三绝,其“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执着求学精神,是值得研究生学习的。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自豪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特别是孔子的好学还体现了谦虚好学的精神,“三人行,必有我师”已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绝句。因此,重温“好学”精神,养成“好学”习惯,已经成为当今研究生成才的必修课。 二、忧患意识是成才的内需 孔子《论语•泰伯》中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其意思是学习好像追赶什么,总怕赶不上。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时刻忧患自不如人的自觉意识。孔子告诉我们,在学业上,时刻要有一种忧患意识。孔子指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忧患意识是指人们面临自然、社会与人生所遭遇的困难而产生的忧虑与思索。从远古时代,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背景下人们对自然灾害的忧患,到进入阶级社会后人们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忧患,无一不留下历史的烙印。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其忧患意识体现为人们对国家、民族、人生的命运和前途的关怀。孔子便是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孔子时刻怀有“以道自任、为道献身”忧患意识。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他把“道”看成是他们最终安身立命之处,并有为“道”、为真理而牺牲的精神,即所谓“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以孔子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以平治天下为己任,养成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形象,这种忧患意识值得人们学习。因此,这种忧患意识是我们当代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所应秉承的基本思想。当代研究生作为我国培养的高层次人才,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忧患意识不仅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更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一直被人们尊尚和传承的精神。这就要求研究生必须忧患“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以道自任、为道献身的思想意识,并激发出把建设祖国作为己任的壮志。四、处理好人际关系是成才的外部要素孔子在《论语•阳货》中对子路说六言六蔽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事实上,孔子告诉了我们处世与学问之间的辩证关系。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的意思是:有仁德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被人愚弄,因为仁虽然好,若没有真正学问的涵养,往往会分不清是非善恶,这种好人就是“东郭先生”。有许多人心存善良,仁慈爱人,但盲目的慈悲也不对,若学问不够,不能明辨是非,有时帮助一个人,反而可能害了被帮助的人。因此,仁慈也需要智慧和学问。“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其意思是爱耍聪明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放荡不羁。孔子说有许多人知识非常渊博,而不好学就容易非常放荡、任性。许多年轻人知识太渊博,看不起人,对自己不够检束,这就是荡的表现。“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意思是诚信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被人利用自己受害。有的人过分的自信且自以为是,结果害了自己,这就是“其蔽也贼”。因此,自信必须建立在深入考究、有充分依据的基础之上。 “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意思是直率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说话尖酸刻薄。直爽的性格本来是优点,但若不分场合、不分尺度地指责与批评别人,不给人留情面,结果得罪身边的人,难以与人共处,结果被孤立,未能有所作为。“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是指的勇敢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出乱子。有的人勇敢、脾气大、莽撞却不学礼度且缺乏修养,做事不周全就容易出乱子。“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是指刚强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狂妄悖理。个性很刚的人,若不好学,他就会变得狂妄自大、满不在乎,容易铸成大错。在《论语•雍也》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这段话的意思是,冉央求着说:不是我不喜欢您的学说,是我力量不够。孔子回答说:如果真的是力量不够,走到半道会再也走不动了。现在你却没有开步走,就自行设定终止线了。这里孔子批评冉在为自己的退缩找借口,这个借口乍一听似乎还有点道理,但其实只不过是对自己不思进取的一个开脱,缺少持之以恒的品质。 有的人做事的时候,往往忽略了持之以恒。其实,许多成功都是努力坚持的结果,正如“水滴石穿”、“愚公移山”。“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如果我们做事时缺失了这份坚持的力量,就会错过很多机会。比如,奔月工程曾是中华民族一个古老的梦想,可到如今我们的宇航员能够实现太空行走,我们的卫星能够绕月飞行,梦想变现实,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几代人持之以恒的结晶。追溯孔子思想,努力提高自己的问学水平,为实现繁荣富强中国梦贡献力量是当代研究生必修的内容,任重而道远。 作者:刘鲁萍谭云亮单位: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矿业与安全工程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思想与素质教育论文 一.素质教育应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学生个性 素质教育的重要思想和培养创造型人才的重要方法是在注重学生教育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个性,充分开发其潜能。孔子在他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提出了人性差异的观念,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作为教育实践的指南,并进而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他说:“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论语•八佾》)主张根据学生的特点、水平,进行不同的教育,即“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孔子对学生的智能、志趣和个性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论语•先进》)孔子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除了在道德上提出基本要求外,他并不要求学生改变自己的个性特点,而是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施以不同的教育。辟如就“政”这一问题,他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孔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是针对子夏性急且重小利而答。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并说如果“必不得已而去”,则依序“去兵”“去食”,强调了“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观点。孔子意在鼓励子贡首先要牢固树立老百姓的信心。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孔子回答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这是针对仲弓的气量小而对他提出的要求。以上几人都是孔子的学生,在回答他们同一个问题时,孔子均针对各人的个性弱点指出不同的努力方向,语言既带有勉励和要求,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孔子实施因材施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闻斯行诸”的回答了。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可见孔子教学是从学生的个性特点出发,从补救其不足方面因材施教的。“因材施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教育方法,对我们反思现在的教育现状很有意义。在很长一段时期,“齐步走”的教育模式是我们的主要教育模式,并且现在还依然存在一些学校中。僵化的教育手段、陈旧的教育思想,以升学为教育目标,夸大学习成绩,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学生思想品德、身心健康和个人特长的发展。应试教育抹杀了学生个体的差异性,教育评估片面性造就了大批高分低能的学生。今天,我们在进行素质教育的时候,应“因人而异,因事而宜”,依据学生个体特点,实施适应个性差异的教育,对不同的学生施以不同的教育方法;对同一个学生,不同的问题,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这实质上就是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继承。“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教师”,这句话放在是否能因材施教这一背景下,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提倡启发式教学,主张学思统一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思想。孔子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的启发式教学方法是一个重要的创造,也是当今素质教育所提倡的一个重要教学方法。启发教育不仅是启发学生透彻理解知识,而且是启发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正如古语所言“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急,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学生掌握了学习方法,就可以终身受用。启发式教育是孔子最为重要的教育思想之一,他在教育实践中发现,学生要获得知识,就必须养成自觉思考的习惯。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孔子关于“启”、“发”的论断,就是我们今天“启发”一词的起源。愤和悱是一个人渴求知识的急切心理在外部容颜上的表现,学生已经思考了但还没想通,这时可以去启发他,思考了并有所领会但还不能用适当的言辞表达出来,这时可以去开导他。孔子的启发是建立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的,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发展学生的思维,使其学会举一反三,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只起主导作用———对学生有目的的引导和及时的启发。学生不能从已知的一点推导到其他,不能由此及彼,触类旁通,孔子就不会再重复去教授,———在学生不理解的情况下,再讲,就会造成学生的死记硬背,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就是说学生不到想明白而又不得明白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想说出来而又说不清楚的时候不去启发他。教师指导学生要在学生有了求知的兴趣、动机、主动性、积极性的时候才有效,因为学习兴趣是学习的动力,没有兴趣,强迫灌输,学习效果是不可能好的,孔子不仅教学生时用启发的方法,自己和别人谈问题,也善于接受别人的启发。后来的《学记》把这一经验总结为善喻。“遵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这是教学上很宝贵的经验。 三.提高教师自身素质,教师须完善自我、以身作责 国务院在推进教育改革中明确指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扎实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由此可见,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不仅是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课题,而且是提高全民族素质,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在提高教师素质方面,孔子教育思想也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孔子身正不倦,率先垂范。他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提出教师以身作则要把“有言之教”和“无言之教”结合起来。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不言之教需要受教育者本人有意无意地感悟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人和事物,获取智慧灵感,孔子认为,教师应认真诚实,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他尤为赞同“主忠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渊在盛赞老师时这样说:“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之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然从之,未由己也。”这正是孔子高尚人格和高超教育艺术的真实写照。孔子言传身教,诲人不倦。他热爱教育,热爱学生,“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孔子身体力行,学而不厌。他认为教师应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水平,应该经常自问是否做到了“默而识之,学而不厌”,提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鼓励教师“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他学习起来可以说达到入迷的程度,“三月不知肉味”。他认为自己在其他方面可能不如别人,但在好学方面要比别人强。孔子不但“每事问”,而且“无常师”。他对师的概念的理解也十分广泛,凡有一技之长,明一物之理的他都会拜为老师,所以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记》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应该是“教学相长”的最理想诠释。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提高教师的素质:一是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即师德。教师要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热爱学生,无私奉献。教师能够激发学生努力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能够创设一种乐学的气氛,愿意并且善于和自己的学生接触、对话、交流,起到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作用。二是教师应该是知识渊博和见解深刻的人。具有广博的知识,了解各种自然和社会系统运转的规律,懂得这些知识的来龙去脉;同时,教师还应该具有继续学习的要求、能力和习惯,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孔子用毕生的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去,他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精神和敬业爱生的品质,他的进德修业、永不停止的思想,对今天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来说,都是值得学习的。 四.结语 总之,纵观孔子教育思想无不孕育着素质教育的端倪,作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21世纪,如今的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素质教育,作为一名高校教育工作者及教师借鉴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我们进行教育教学及更好地把握教学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必将为我们今天的教育注入新鲜活力。 作者:于文露单位: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论孔子的世界观及其教育方法 [论文关 键 词] 孔子;道;德育方法 [论文内容摘要] 中国古代学术的优秀是如何做人,这也是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本文通过对孔子的世界观及其教育方法的研究,探讨孔子教育方法的合理性,以便改进我们的道德教育。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把教育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其中以德行为根本。孔子是成功的教育家,教育理念与世界观的一致性是孔子教育成功的原因之一;善于运用教育方法是其教育成功的关键。 一、孔子的世界观 孔子的世界观即孔子的“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追求。什么是孔子的“道”呢?孔子在《系辞传》中指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说明了万物、生命的起源。那么“游魂”又从何而来?孔子进一步指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是人人本具的性体,此性天然而有,寂静光明,无生无死。太极动则显象起用,所生之象,其数无穷,但始动之际,只有一明一暗两种形色,明色为阳,暗色为阴,因此称为阴阳两仪。阴阳消长,于是太极失明,转变为游魂,流转生死。总之,儒家认为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阴阳五行生万物。五行体现于人则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所以,做到仁、义、礼、智、信就是符合“道”。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学说是以“仁”为优秀的,这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述而第七》篇:“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就是心向着“道”,为了追求“道”,就得“据于德”。《中庸》说:“率性之谓道”,循性不变就是“道”。“德”出于“道”,所以,为了追求“道”,就得“据于德”。“道”是体,“德”是相,两者皆是内在。由内而外起作用,即是“仁”和“艺”。“依于仁”就是一切从“仁”上开始。“仁”是“道”和“德”的表现,所以以“仁”为优秀的教育内容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游于艺”就是通过六艺来达道。《论语》开篇首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指出学习的目的是改正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行“仁”,并提高人的内在修养,以此达道。所以,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也使道德成为教化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方法。我们知道,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同时又对具体方法有指导作用。《大学》把儒家教学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现方法就是使心专一,《三字经》中概括为“教之道,贵以专”。传统的教学注重内求,给学生一段诗文,先不讲意思,让学生不断地读,则其意自现。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越读,意思越出来,出的不是诗文的意思,而是本心的真知和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与以太极为本体的世界观相一致。孔子在教学中一系列具体教学方法的运用,也都有其特定的理论依据,比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 二、孔子的德育方法 德育方法由不同层次的方法构成的,有方法论层次上的德育方法,如因材施教法,也有具体方法。本文尝试着对孔子的几个主要教学方法加以探究。 1.身教法。身教就是以身垂范。《说文解字》上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其中包含有身教的意思。在道德教育中身教起着重要作用。首先,身教具有教化功能。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思想、信念等指导下进行的,所以,别人可以透过一个人的行为体会到他的思想和信念,从而实现教化功能。其次,身教具有榜样作用。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就容易得到周围人的肯定,并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模仿。另外,榜样还通过激励和感染,促使人们坚定信念并化为行动。儒家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因此,身教法就显得尤其重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第七》)。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德修养为重,所以能身体力行,不断地完善自己。“……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学而第一》)从子贡对孔子的评价可知孔子为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礼让,可见孔子非常重视自身修养,为学生做出了好榜样。 2.寓教于乐。孔子注重在艺术中陶冶性情。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能陶冶性情,使人的喜怒哀乐皆中节。《为政第二》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篇全为真情流溢之作,学得这个真字,言行思想无不率真,便是由《诗》入道。这样,内容上是大道的表达,再配上和谐的音乐,使学生在生动活泼的艺术教育中提升人格。音乐等艺术对人的道德修养有很大影响。《乐记》指出:“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乐记》还阐明了先王立乐之方:“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这段话说出音乐与人的道德之间的关系,可见,艺术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 3.启发诱导。“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七》)。意思是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来不去引发。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它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就不再多说了。“启”是使人获得开导,好像突破盲点,领悟其要旨;“发”是使人获得引发,找到适当方式表达自己的体会,所以老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的能动性,使学生能充分思考,并用适当方式表达自己的体认。这样做的理由有二:其一,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其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学记》指出:“时观而勿语,存其心也。”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观察而不要事先告诉学生什么,以便让他们用心思考。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学而第一》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文中反映出子贡对贫富的看法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孔子则提出更积极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促使子贡立即联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见子贡已经获得了启发,体认到做人要不断地完善自己。 4.因材施教法。因材施教的哲学依据是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既然不同学生的特点不同,那么在教学中就应采用不同的教育。孔子擅长运用因材施教法。《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第十一》)冉有平时做事退缩,所以孔子鼓励他放开手脚去做;而子路却胆大敢为,所以孔子对他多加管束。这种因材施教法,契机契理,所以孔子的学生出现了七十二贤。 5.讨论法。讨论法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用讨论与辩论等方式就某一问题各抒己见、澄清思想、寻求结论的教育方法。讨论法有利于调动学生的思维潜力,在对话中发挥创造力,形成新观点。讨论法符合思维规律。凝结着古人智慧的《学记》充分肯定了讨论法的作用,《学记》指出“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是教学失败的六种原因之一。在学习中一个人独自冥思苦想,不与友人讨论,容易学识浅薄,见闻不广,可见讨论法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讨论法。《八佾第二》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段话反映出子夏向老师请教,子夏问:“‘笑眯眯的脸真好看,滴溜溜的眼真漂亮,有这样美好的面目,始有笑倩盼动之美。’这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绘事后素”,就是绘画之事后于素。这句话是比喻,“素”是比喻美女的面颊美目,这是美的素质;“绘事”比喻笑倩盼动,这是美的姿态。先有美质,而后有美姿,故说“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子夏立即领悟出一个道理:“那么,礼是不是后来才产生的?”也就是说学礼以忠信为前提,孔子说:“能够带给我启发的是子夏啊,现在可以与你谈《诗》了。”这一则故事通过师生的对话,各自都有所感悟,这就是讨论法的妙用。 6.奖惩法。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孔子很看重他,并经常表扬颜回。这样做不仅激励颜回不断完善自身,而且也会带动别人向颜回学习。表扬的手段有很多,不仅有口头上的称赞,也包含着其他形式。《公冶长第五》中记载:“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孔子评价公冶长,认为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虽然公冶长曾被关在监狱中,但不是他的罪过。能够托付女儿终身,就是对对方的最好肯定。 惩罚是一种消极的强化的教育方式,惩罚应当公平准确,使被惩罚者吸取教训以改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同时也能使他人引以为戒。《先进第十一》中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段话说的是孔子的一位多才多艺的学生冉求,在担任鲁国执政大夫季氏的家臣时,努力为季氏聚敛财富,孔子对此非常不满,声明:“冉求不是我的同道,同学们可以敲着大鼓去攻击他。”在师道尊严的古代,这种大张旗鼓的教训方式可以说是非常严厉的惩罚。惩罚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必须让被惩罚的学生认识到问题之所在,使他们改正不良行为。 孔子教育论文:浅谈孔子的启发诱导及其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论文摘要:孔子的启发诱导是其教育教学思想的优秀,也是他取得教育成功的关键,千百年来一直备受推崇。启发诱导的内涵十分丰富,意义相当深远。继承和发扬孔子启发诱导的思想,有利于提高当代教育教学的有效性。 论文关键词:孔子;启发诱导;当代教育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古代中国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相传其前后有弟子三千余人,培养了不少博学多才的学生。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他总结、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理论。这些理论不仅在当时行之有效,对于今天教育改革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孔子的教育教学理念在今天仍被大众广泛赞誉的有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等思想。其中尤以启发诱导最为人称道。 一、孔子眼中的启发诱导 在孔子著名的教学原则和方法中,启发诱导处于重要的位置。“举一反三”,实行启发式教学。在教学方法上,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就是说对于学生,先使他经过苦思冥想,如果想不明白,心中有疑惑的时候再去启发他;当学生经过深入思考,心中有所体会,想说却说不出来的时候,再去开导他。这样,他所学的的知识才能巩固。孔子就如何保持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出已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主张,“能近取譬”,即善于运用学生比较熟悉能被理解的浅近事物阐发较为深刻的原理。他主张多方设计情境,令学生始终感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处于“欲罢不能”的状态,这样才能使学生“闻一而知二”、“闻一而知十”、“告诸往而知来者”,从而既能主动获取更多的知识,又能发展思维能力。而对于那些不肯主动刻苦钻研的学生,实行启发式教学是使学生融会贯通的重要途径,历来为执教者所重。而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试行,确实难能可贵。 而如何坚持启发诱导呢? 第一,努力尝试多种方法,使学生达到“愤”、“悱”的状态。也就是说抓住良机适时教育。孔子教育教学方法灵活多变。《论语·子罕》中有言:“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 第二,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当其可而教。就是说如果在旧的知识没有掌握的情况下,就不再传授新的知识了。 第三,温故知新。论语云:“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凡是照本宣科,不知道所教学科知识的重难点的老师都是不合格的。对于所教的要有创新,不仅把原有的东西教出新意来,而且观点要新,有自己新的见解。 第四,罕譬而喻,言近旨远。这是对老师表达能力的要求。意思是说比喻打的少道理却能让学生明白,说的是眼前的事情意义却深远。就是深奥的道理用浅显的话表达出来。正如《学记》中对于优秀教师的要求:“其言也,约也达,微而藏;罕譬而喻,言近旨远。” 第五,存疑问难。真正的启发让学生有问题,不断产生新问题,学了还想学。正如朱熹所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也就是说使没有疑问的学生产生疑问,有了疑问并帮助他解决疑问,还要产生新的疑问。如此反复,螺旋上升。使发问和解疑节节逼近,相辅相成。换句话说,没有让学生产生疑问的教学就不是成功的教学。 二、孔子的启发诱导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我们目前的教育,家庭和学校都承担了一部分责任。在我们现在的教育中,是否我们的教师和家长都掌握了科学规范的教学方法,能够充分利用好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呢?回顾我们多年的教改实验以及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似乎我们的教师和家长也在慢慢渗透中思考着自己的方法是否科学,是否可取,是否对于学生的成长有着很好的辅助作用?经过数年的社会变革和对教育的重视演变,旨在启发调动学生思维积极性的教学方法,早已经精彩纷呈了。当代教学中,也有很多很有天分的教育者们在随即设计旨在训练和提高学生认知能力的新情境,组织和引导学生主动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形成正确的意识、观念、价值观念和价值评价。在这方面可贵的探索中,在发现问题并积极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如情境教学、人本观念、课堂讨论、师生对话、辩论演讲、角色感受等等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许多家长也自觉在教育孩子的方式中汲取新鲜的营养。但是这样的教师和家长在我们目前的教育领域为数极少。我们目前的教学还是大量存在着模式教学,把优秀的孩子教育成“模坯子”。家长和教师的过高期望,导致相当一部分孩子不堪重负。当精神逻辑超负荷运转不灵的时候,很多孩子出现了心理障碍和扭曲的人格特征。在教育孩子的道路上,教师和家长该怎么样运用好启发诱导的方法,真正做到行之有效,并努力构建和谐的符合孩子发展的现代教育情境呢? 1.适时引导,不愤不启 现在的教学,在倡导给孩子减压的同时,很多学校或者家长还给孩子布置很多作业。不是课堂的,就是课下的,或者家长找的社会上的诸多学习机构或者培训辅导班。这样做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孩子面对众多的题目和练习。练习并不是越多越好,题海战术也许会短期内使孩子得高分,却会加重孩子的负担。孩子作业的量应该以掌握知识为目的,适当地复习以加深印象。由于学校布置的作业是以大部分学生为标准的,因此,在孩子已经掌握了知识的前提下,可以允许学生不做同类的作业。尤其是家长额外给予的作业。逼迫孩子做简单重复的题目,那样会使孩子的学习兴趣降低,导致厌学情绪。少做同类重复的题目,可以把时间花在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上。良好的学习习惯受用一生,良好的学习能力更是决定了学生学习的质量。因此,家长和教师都该有平和的心态,不把分数当做评价孩子学习优劣的唯一标准。另外,在孩子教育问题上多动脑筋,利用更多的教育资源,课堂、家庭聚会、饭桌、社区活动,甚至是购物、游乐场等场合。多种方式结合,适时教育。不同的孩子对于新知识的接受和理解速度不一,学习和理解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家长和教师该针对孩子给予适当的要求。给孩子营造宽松的环境,发挥孩子的优势,不盲目攀比。做有损孩子自信的比较。另外,家长和教师要知行统一,发挥表率作用。总而言之,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不是盲目地拼凑各种教学教育方法和手段,给孩子布置同类大量的习题,而是能够把握时机,在孩子能够有疑问的时候,把握住这个时机,给予引导。当孩子对于问题有了自己的思考和想法的时候,再加以引导,帮助孩子更好地解决问题。这就是不悱不发的真正意义所在。要做到适时、有效的引导。所谓启发式原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也就是说只有让学生进入积极思维状态时,教师才适时引导、启发,帮助学生打开知识的门扉,端正思维的方向。教师就是要适时而不过度地予以启发、指点。[2]帮助孩子能够自己掌握和发现问题,能够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有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慢慢养成良好的学习和思维习惯。 2.因人而异,不悱不发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因为成长环境以及自身的原因,不但水平不一,学习风格也大不相同。这就要求教师和家长采用灵活的教育方式,因势利导。因此要给孩子创造一种愉悦的心理状态,把学习作为一种享受,从而提高学习效率。首先要允许孩子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这在低年级的时候尤其重要,因为这一时期是孩子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和不良学习习惯的纠正的关键时期。一旦良好的学习习惯养成了,那么以后的学习不管是教师还是家长都是从中受益的。当然最大的受益者还是孩子本身。孩子选择的学习环境不仅包括我们周围的外在环境,同样也要注意“软环境”。比如,选择跟什么样的朋友交往,看什么样的书,接触什么样的游戏。在他们的生活和学习中,要善于发现,及时给予有建议性的指导,让孩子能够享受到学习的乐趣。有的孩子喜欢通过讨论强化自己所学的知识;有的孩子喜欢安静思考,像牛一样地把之前学过的东西再细细回味思考巩固。这样我们作为教师和家长就该留意和认识到孩子的学习习惯,相应地给予讨论的氛围和安静的外部环境。比如说在巧记英语单词中,有的孩子就比较喜欢构词法,那就给他介绍或者提供相关构词的文章和书籍;有的孩子比较喜欢在阅读中记忆新单词,那就给他阅读材料。 要掌握孩子的心理特点,根据孩子的兴趣爱好,找准切入点,引导孩子。孩子应被尊重,在适时监督和自我控制中找到平衡点,通过有意识的训练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总之,给孩子支持,尊重孩子的喜好和不同的学习习惯。关注生活细节,适时辅助。建立良好的关系和有效的沟通方式。让学生热爱学习,享受学习。这就要求对于孩子的教育要能看清楚孩子不同时期的身心特点,能够制定符合孩子自身成长和接受不同知识的不同时期的特点,给予不同的教育。 另外,有效的复习对于新旧知识的掌握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课前教师的备课,设计的一些复习环节,不管是以列表、图片、游戏、演讲、自我展示、活动或者角色扮演、互动的形式出现,都是一个良好的不可或缺的过程。在这个环节里,能够把握好的不仅成功复习和巩固了旧的知识;同时能够把新知识的一些重点以疑问的方式安排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在复习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把旧的东西教出讲出新意来。这就是成绩。在复习这样的环节里,家长的作用同样可贵。当孩子在家的时候,在饭桌上的闲谈,或者是睡前的小憩、谈心,都是复习旧知识良好的时机。让孩子说说今天上课上了哪些内容;或者家长和孩子共同探讨某个故事的枝节,让孩子发表一下意见;或者关于某个生僻的字眼,跟孩子请教下怎么写;某个相对长的单词,怎么拼读。这些都是良好的复习环节的应用。教师和家长如果能掌握良好的方法,能够善于利用好“温故知新”这一教学原则,那么对孩子的教学,效果会更好。 3.因机设教,循序渐进 关于启发诱导,如何能够适时适度方法适中做到行之有效?在尊重不同孩子品性特征给予不同方法引导施教的前提下,还要循序渐进,尊重孩子成长的顺序性和有序性。但是在教育过程中,家长和教师该如何做到机智教育呢?要善于引导和保护孩子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不能粗暴对待。对于不能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也要诚实面对。教学相长,不仅仅是学生和教师之间,孩子和家长之间同样适用。在遵循顺序性原则的时候让孩子适时面对事情真相,而不是在家长和教师的作用下,让我们的孩子一直到大学毕业还是蒙昧少年。没有能力面对挫折,夸张点说,没有勇气面对真相。教育孩子学会应对挫折也是教育智慧的表现。 当教育被多数人关注并积极思考寻求更佳的教育方式时,那教育的明天肯定会更美好。 孔子教育论文:关于从现代远程教育的特点看其在孔子学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论文摘要:孔子学院承载着向世界推广汉语、传播中国文化、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力量的使命。但随着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也遇到了许多瓶颈问题,如师资不足、办学场地不足,以及学生分散等问题。本文试图从远程教育的特点看其在孔子学院发展中将起到的重要作用,希望能给孔子学院的发展带来帮助。 论文关键词:孔子学院 现代远程教育 文化传播 1孔子学院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需要通过文化传播方式得以实现。中国目前的文化传播仍然处于“文化逆差”的状态,如何加快文化交流,有效传播中国的声音和形象成为当务之急。我国政府借鉴英、法、德、西等国家语言推广的经验,从2004年开始在海外支持设立了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华民族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公共机构——“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confuciusinsittute)lip孔子学堂。它和我们平时所说的大学是不一样的,有着很大的不同。它是在国外设立的一个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华民族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公共机构,由外方申办中方批准,是推广汉语文化的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机构。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社会公益机构。孔子学院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给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提供规范、权威的现代汉语教材;提供最正规、最主要的汉语教学渠道。孔子学院的宗旨和使命是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力量。 自2004年l1月21日世界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成立到2009年,已在81个国家建立了256所孔子学院和58所孔子课堂。孔子学院的发展相当迅速,这一点从孔子学院的数量上足以证明。孔子学院受到各国当地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正在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华文化的园地、中外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和加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但随着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在教育部、国家汉办就“孔子学院发展情况”答问中,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女士说:根据原来既定的且标,2010年应该是达到500所。许琳女士还说目前师资问题是孔子学院发展的一大瓶颈。 我们可以预见:到2010年孔子学院的数量达到500所,对汉语教师的需求将会更大,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培养出这么多对外汉语教师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同时还有办学场地不足以及学生分散也会制约孔子学院的发展。所以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新的教学方法来应对这些问题。随着计算机、信鼠技术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的一些特点和优势更加凸显出来,如交互性、自主性、全球性等。可见远程教育将在孔子学院以后的发展中大有用武之地。 2现代远程教育 现代远程教育是以计算机、多媒体、现代通信等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将信息技术与现代教育思想有机结合的一种新型教育方式。和传统的教育相比较,现代远程教育由于以计算机、多媒体、现代通信等信息技术作为手段使其打破了传统教育体制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打破了以教师传授为主的教育方式,有利于个性化学习,扩大了受教育对象的范围。现代远程教育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方式,如果能充分发挥自身的特点对正在高速发展中的孔子学院将会有很大帮助。现代远程教育和传统的面授教育有很多不同,由于其借助的教学媒体的特点也使其有很多自身的特点,如开放性、交互性、自主性等特点。 1)开放性,即不同于传统教育中教师和学生在时间上、空间上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如在一个教室中),在现代远程教育中学生和教师而是相对分离的。我们知道孔子学院的学习者在空间上来说是不可能处于同一个教室的,因为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在时间上来说他们具有不同的职业,时间上取得统一也是有难度的,可见如果完全采取传统的授课方式是不现实的,对这样的学生来说,实行常规的面对面的班级授课制有很大难度。远程教育的开放性打破了学生物理的(如场所)、社会的(职业、地位)障碍,使“有教无类”和“按需学习”成为可能,学习者可以自由地选择时间、选择地点。可见这一特点对在孔子学院报名的学习者(包括在校的学生、商人等)在时间,空间上的学习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选择性。 2)交互性。面对孔子学院的快速发展,我们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是主要问题。我们的宗旨是办一所就要办好一所,质量是孔子学院的生命线,所以我们要大力提高孔子学院的办学质量。面对匮乏的师资,欠完善的教材,以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学习者,教师和学习者之间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将会对教学质量产生很大的影响,势必会影响孔子学院的继续发展。现代远程教育交互性的特点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现代电子技术的支持下,现代远程教育有了突破性进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远程教育集成了许多新的技术,如卫星、交互视频、语音复答机、计算机网络、电子邮件和/" bbs、网络聊天、e—mail以及电话等进行网络交互。交互即教师与学生的“对话”或“交流”,它是信息传播与信息接受者的双向交流。现代远程教育的交互性,缩短了远程教育与“面对面”教育的差距,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师生间如果缺乏交流、缺乏信息反馈,必然导致其教学质量低、效果差。 3)自主性。2005年世界上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超过3000万人,随着汉语学习热潮的不断升温,目前海外通过不同途径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突破4000万人,而孔子学院的学习者数量也是很庞大的,职业更是不同,有在校学生、商人、企业主管、中国文化的爱好者等。比如,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孔子学院的学习者主要是工商界人士和外交使节,而伦敦商务孔子学院与金融经贸界开展密切合作,学习者主要是许多大型企业的高管。面对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学习体,需要一种可以让学习者发挥自主性的学习方式,而现代远程教育是实现主体化,让个体充分、自由发展的教育。现代远程教育是一种灵活开放的、自主性学习的个别化学习方式。在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的现代远程教育学习环境中,学生是学习的中心,他可以通过网络数据库寻找自己需要的课程和感兴趣的信息,并下载自由组合,然后在最适合自己的时空中自由学习。个别化自主学习方式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个体的不同需求,使自我规划、自我调整的独立学习变得更容易。这样,每个学习者都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要求和能力进行学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组配知识结构,制定学习目标,选择学习内容,安排学习场地,从而构建自身的知识技能结构,完善和发展自我。 4)全球性。从孔子学院的分布来看,目前,全世界已有81个国家建立了256所孔子学院和58所孔子课堂,已经在全球落户。2010年将达到500所,可以说分布在我们“地球村”的每个角落。面对这样一个分散的局面,对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都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就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教学手段来面对学习者分散在全球各地的情况。现代远程教育全球性的特点正好切合在全球安家落户的孔子学院的发展,必将为孔子学院又快叉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帮助。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在我们的生活学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互联网是个连接着世界各地的巨大网络,任何学生无论身处何地,只要通过网络就能获得所需信息,真正使世界变成了“地球村”。 诚然,作为一种教学手段,不可能完美无缺,没任何问题,现代远程教育也不例外,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有些地方网络还不够健全,学习者的计算机操作不够熟练,在教学中学生的问题可能不能及时反馈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基础理论研究与网络教育的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完善。在我们国家的文化品牌——孔子学院的发展中,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现代远程教育的优势,取长补短,为孔子学院的发展做出应有的努力。 孔子教育论文:浅论孔子与柏拉图的教育伦理思想之比较 论文关键词:孔子 柏拉图 教育伦理 比较 论文摘要:孔子和柏拉图分别是中西教育史上的奠基式人物,他们在各自的教学实践中都形成了丰富的教育伦理思想,为推动人类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分析、比较发现,他们的教育伦理思想存在相似之处,但在教育作用、教育目的、教育对象的选择和态度、教育的内容及其地位等方面又各具特色。 作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中国的孔子(公元前551一公元前479)和古希腊的柏拉图(公元前427一公元前347)都生活于奴隶社会末期的没落的贵族家庭,都是学校教育的创始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办私学、大规模讲学的人;柏拉图创办的学园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所以传授知识、进行学术研究、提供咨询、培养贵族子弟成为上层统治者的综合性学校),都在各自的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教育伦理思想,都为推动人类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通过对他们的教育伦理思想在教育作用、教育目的、教育对象的选择和态度、教育内容及其地位等方面的比较,发现二者有相似之处,但又各具特色。 一、教育作用方面 孔子与柏拉图都十分强调教育的作用。孔子一方面认为有“生而知之者”他自称“天生德于予”另一方面又强调“学而知之者,主张“学以致其道”,体现了他在知识和德性来源上的先验论倾向。但他又指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肯定人受教育的可能性和教育对人的改变作用。他认为,尽管人是“性相近、习相远”的,但在一定范围内,借助教育的启发、诱导,可以使人化恶为善、化愚为智。他指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也就是说,教育能对改变人的本性和发展人的个性发挥作用,能使好学的人的个性得到良好发展。只有好学,才能使人对处事有分寸,才能使人及时而正确地解决问题。孔子还认为教育作用的发挥不仅不能脱离社会,而且是与社会密切联系的。为此,孔子又提出了“庶”、“富”、“教”的主张。如他和冉有到卫国后曾感叹道:“庶矣哉!”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子曰:“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子曰:“教之”,从而涉及到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这显然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 在继承了毕达哥拉斯的“灵魂不死”和苏格拉底的“灵魂轮回”思想的基础上,柏拉图提出了“天赋品德论”,并把这一思想作为自己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善的理念是理念世界中最高的理念,是构成现实道德善的根源,对善的理念的追求就是最终的目标。而要在“理想国”中实现这一目标,唯一有效的手段就是教育,因为“教育是使人们从可感世界上升到可知世界的唯一有效的手段”。人的灵魂中有先天的“善”,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就是如何引导人们去认识这个“善”,教育的内容就是应该用什么手段在最大程度上去实现这个“善”。通过教育,不仅可以使人有良好的行为习惯,而且有利于国家的统治。教育就是对儿童的习惯所给予的影响和培养,通过这种影响,把“快乐、有益、痛苦和憎恨都适当地植根于儿童的心灵中”,引导他们“恨你所恨的,爱你所爱的”,从而使“心灵的和谐达到完善的境地”。他认为一般人的知识和道德是通过后天学习而获得的。柏拉图还非常强调教育在培养未来统治者中的作用,他认为教育是实现理想国,塑造人的心灵和培养下一代统治阶级和维持“理想国”的重要手段。在柏拉图看来,单纯凭借立法,而不主要凭借教育,要想实现“理想国”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他认为统治阶级的头等大事就是抓教育。 二、教育目的方面 孔子与柏拉图都想通过教育来培养理想的人才。但孔子是要把“好礼、好义、好信”之人培养塑造成为能承担历史使命的理想人格—“圣人”和“君子”。在孔子看来,要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实现其“仁”“礼”统一的理想的社会模式,必须靠“志士仁人”的不懈努力,他自己的一生实践就是极好的证明。所以,孔子总是强调“修身”,并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修身”也即“修己”,就是要培养自己的理想人格。孔子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和“君子”。其中“圣人”是最高的理想人才,“君子”是较低的理想人才。所谓“圣人”,就是能够为大多数人谋福利,能够促进理想的“大同社会”的实现,并通过努力使一切人民的生活都获得改善的人。孔子本人也不敢以圣人自居,他认为“若圣与仁,而吾岂敢”,只有尧、舜、禹才具有这种品格。因此,孔子的教育目的就是要培养“好礼、好义、好信”,能够使“四方之民褪负其子而至”的君子。这些君子实际上就是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人才。孔子的教育目的,除了培养“君子”外,还有“教民”的一面,即用所谓的“礼乐”和“仁义”的道德对人民进行教化。他认为君子受了教育,可以修身安人与治人,而人民受了教育,则可以成为顺民。 柏拉图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奴隶制度的上层统治者,即培养奴隶主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哲学家)和国家的保卫者(军人),同时也提供政治上的咨询并以此间接地影响实际的政治进程。柏拉图崇拜并接受了斯巴达的不重智育而重体育和品行训练的教育方式。他认为青少年在受教育期间,要学习荷马史诗和爱国歌曲,经常进行体育竞技比赛。他们衣着俭朴,食宿简陋,以培养坚韧、服从、勇敢的品性和强烈的爱国精神为宗旨。每个斯巴达人都必须以为国家服务为目的,个人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国家,勇敢是最重要的品德。他认为儿童出生后应该归国家所有。当孩子长到3-6岁的时候,应该送到公立的学前教育机关接受初等教育。6岁以后男女分开,开始接受正规的普通教育,主要学习音乐、体育。18-20岁进人青年“埃弗比”接受军事教育,并学习“四艺”(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到20岁大部分青年被断定为军人的材料成为军人,只有少部分人经过一再挑选继续10年教育,主要学习“四艺”和哲学;到30岁时,再次选拔智能稍差的充当行政官员,成为高级官吏,极少数智能特高的人继续学习5年,研究辩证法,到35岁便成为哲学家,只有哲学家才能成为国家的统治者。 三、教育对象的选择和态度方面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不分贵贱,即育不分出身,不分贵贱,任何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如孔子的学生子路原是不知礼的“野人”,子贡是一个商人,仲贡之父为“贱人”“子张,鲁之鄙家也。颜琢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与孔子。孔子创设私学,并开始“学以民间”,使许多既非贵族子弟也非仕人的青年接受到了文化教育,打破了过去“学在官府”,由封建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特权,平民百姓不能接受教育的现状,这充分体现了教育的民主性,打破了传统文化传播中的贵贱界限,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对于普及教育、传播文化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对待和处理师生关系问题上,孔子主张师生平等、教学相长和以身作则。他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当仁不让与师” “教学相长”则隐含在其教学实践中。如子贡问曰:“贫而无诌,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子贡问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己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当听了孔子的教诲后,子贡领会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道理,孔子非常高兴。孔子还真诚地欢迎学生对他提意见。他的得意门生子路常常向他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孔子都乐于接受,对于不肯提意见的学生则要责怪之。孔子提倡的师生之间相互切磋、共同讨论,起到了教学相长的作用。他更重视“身教重于言教”。他指出自己的道德学问全部表现在行动上。他从未把自己看成是“先知先觉”,错误和过失对自己也是在所难免的。但“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如“苟正其身”。但孔子反对女子教育,他认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在孔子眼里,妇女与小人处于同等地位,所以他轻视妇女,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这种思想影响了我国几千年。既使到今天,其流毒在一些地区仍然存在。 柏拉图的教育具有严格的等级性。他的教育对象主要是出身高贵的统治阶级(金质的人和银质的人)。他把人分为三等:第一类是立法者和监护者,即国家的统治者;第二类是军人,即国家的保卫者或辅助者;第三类是农夫、手工业者和商人。他认为他们都是由不同的质料做成的,第一类人是神用金子做成的,理性发达,适合做统治者;军人是神用银子做成的,意志坚强,勇敢好斗,是国家的保卫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是神用铜和铁做成的,以贪欲为特征,只能处于最下层、从事卑贱的体力劳动和商业活动,必须服从于统治者和军人的统治。他还认为,一个人属于哪一种人,他所生的子女也就属于哪一种。但由于都是出自同一祖先,金质做的父母有时也会生出银质的子女,银质的父母也会生出金质的子女,其他质地的人有时也可以相互产生。但他特别强调,不能让铜铁做的人偕越到高一级,掌握城邦的权力,“一旦铜铁做成的人掌握了政权,国家便要倾覆。他认为教育不能使城邦中所有的人都能实现心灵转向,能够实现转变的只有生性优越的金银族中的少数人,即哲学家和军人。他在《理想国》中详尽讨论了统治阶级(军人、上层统治者)的教育,但没有接触到平民—劳动人民的教育,自然更谈不到对奴隶的教育,他认为奴隶根本就不算人。尽管在《法律篇》中谈到了平民教育,但这是一种与统治者的教育完全不同的教育,主要是使劳动人民的子弟接受“上帝造人,分为三等”的谎言,使他们安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另外,柏拉图也非常重视女子教育和儿童教育。他认为女子接受教育有两个好处:一是女子接受教育后,一旦有了战争,男子出征走了,女子可以接替男子的守备任务;二是女子受教育后,对生育后代有好处。柏拉图在儿童教育方面甚至主张取消家庭,实行儿童公育。在《理想国》中,他详尽地讨论了胎教的问题,以及七至十七八岁青少年受普通教育的问题。柏拉图的“男女平等”、“重视儿童”的教育思想,对于解放、提高妇女的地位和提高全民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四、教育内容及其地位方面 孔子和柏拉图都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都轻视劳动和劳动教育,但二者关于德教的内容和地位不同。孔子把教育的内容归纳为“文、性、忠、信”,即文化技艺、生活实践、忠诚待人和信实办事四类。他认为培养人才首先注重的就是德育,他认为学生的品行修养、礼仪实践才是最重要的,只有当学生“行有余力”时,才能学文,而“忠”、“信”教育也都属于德育范围,学生必须做到“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更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还要求学生“主忠信”,和“言忠信,行笃敬”。因为这既能传授给他们丰富的道德知识,更能培养并使其养成良好的道德信念、道德情操和坚强的道德意志,这能使他们“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而成仁”,能为崇高的道德目的而献身。孔子在其教学实践中,特别注重用“仁”和“礼”来教育学生,要求学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注重对学生的政治信仰、道德信仰和仁爱学说的教育。他曾告诫其子孔鲤道:“不学礼,无以立也”。当他的学生冉有因为替主人季康子敛财,.违背了孔子的“仁”时,不仅受到了孔子的严厉批评,他还愤怒的命令其他的学生对其“鸣鼓而攻之”。其次他也十分重视文艺的教育作用,并常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主张音乐要采用《韶》(舜时代的音乐)、《武》(周武王的音乐),反对“郑声”(郑国流行的新乐)。“子在齐闻《韶》乐,三月间不知肉味。在阶级社会里,由于道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因此,从内容上看,尽管孔子的德育多为奴隶主阶级的道德纲常和伦理规范,但其德育思想里也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优良道德传统。 柏拉图也重视道德教育。他在唯心主义的“回忆说”和灵魂等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先天四品德论,即:智慧。他认为智慧是一种最完美、最重要的知识,“闲暇是具有智慧的主要条件,所以,智慧的品德不可能为那些因谋生而终日劳动的人所有,只能属于那些享有独立生活资料即有足够财富的人,或者属于那些由国家负担费用而不必为生活担忧的人。”柏拉图认为,智慧是最高的品德,是财产和地位的附属物或特权,只为奴隶主统治者所专有,是国家统治者所具有的品德。勇敢。即“保持一种对于法定的教育所确定的可怕的事物—即什么样的事物应当害怕—的信念”。柏拉图认为,作为一个勇敢的人,不管是痛苦还是欢乐,不管是坦然还是惧怕,都要保持既定的信念不动摇。所以,“勇敢就是一种保持”,而这种坚定的保持既定信念的精神,只有保卫国家的军人、武士才具有。节制。就是“对于快乐和欲望的控制,就是要使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柏拉图认为这是最低级的品德,是属于农夫和工艺人所具有的品德。但他又认为,“节制还应该为各种等级的人所共有,因为只有大家都有节制的德性,才能产生和谐,各等级之间以及各等级的内部,才不至于互相争夺。”正义。他把正义规定为“做自己的事情,不要干涉别人的事”,或者说“正义就是履行自己的义务”。正义是其他诸美德实现的最高境界,没有正义,其他美德就失去了最高的目的。正义要求国家的完善发展,要求所有美德的恰如其分的结合。当三个不同的等级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情、各尽其职和义务而不互相干涉的时候,就有正义了。这样的国家就是正义的国家。 柏拉图也十分重视文艺的道德教育作用。他认为,“朴质的音乐文艺教育则能产生心灵方面的节制,朴质的体育锻炼产生身体的健康。”首先,音乐是指广义的人文教育,其中包括事实的与理想的教育,理想教育应摆在首位,而道德教育贯穿始终。音乐教育的目的在于塑造人格,使人辨别美德。所以教育的内容非常重要,尤其要注重内容的道德性。因此,淫秽、卑劣、恐怖、颓废的故事传说,包括荷马史诗都应废除。必须以美好、富于道德感的内容对人们进行熏陶,以达到陶冶性情的目的。其次,体育在于强身,培养坚毅,吃苦耐劳和勇敢的精神。音乐和体育应该结合起来,因为身体上的完善不能使品格完善,高尚的品格,才能使身体完善。“一个好身体,不一定就能造就好的心灵好的品格,相反,有了好心灵和品格就能使天赋的体制达到最好”。 此外,孔子和柏拉图的教育伦理思想的不同还表现在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孔子主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柏拉图则继承和发展了斯巴达和雅典的教育体系)和办学形式(孔子采取“私学”形式,柏拉图则主张教育应由国家管理和负责)等方面。但从以上对两者教育伦理思想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两者都对文化教育的普及推广、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孔子教育论文:浅论孔子的教育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 孔子 教育思想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启示 论文摘要: 孔子的教育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启示主要表现在:“有教无类”——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引导一切大学生的和谐发展;“德才并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材施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大学生的培养形式。 孔丘,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几乎以其毕生的精力从事教育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教育的对象、内容、方法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总结,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对后世的教育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孔子的教育思想 (一)“有教无类”的教育对象。 子曰:“有教无类。”(《卫灵公》第39章注:本文所引《论语》均在参考文献(1)里,以下不在赘述。)[1]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私人办学的教育家。在教育对象上,孔子奉行“有教无类”的原则,打破了官府对教育事业的垄断,扩大了受教育对象的范围,让那些有意向学习又有物质保证的人都可享受到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子曰:“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第7章)孔子指出,凡是能送上微薄的见面礼的人,他都收做了学生,这是孔子“有教无类”原则的一个具体体现。 基于“有教无类”的原则,孔子招收学生,有八个不分:一是不分贵贱;二是不分贫富;三是不分智愚;四是不分勤惰;五是不分恩怨;六是不分老少;七是不分国籍;八是不分美丑。这“八不分”说明孔子对各种类型的学生都是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孔子对教育对象“有教无类”的思想,适应当时新兴地主阶级政治上的需要,使教育成为一种独立的活动,顺应了时代潮流,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二)“德才并重”的教育内容。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第6章)孔子指出,要学好修身治国的学问,必须先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他在教学中采取品德修养与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并重的原则。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第25章)。孔子以四项内容教育学生:礼乐和文献、人、忠、信。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第8章)孔子又指出,一个人只讲究品德修养而不喜欢学习礼义,就会矫枉过正,只有将这两种并重才能成为完善的人。孔子在他四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注重传播古代文化遗产,加强了教材建设。他把所收集到的文化材料、精神加以整理,编著成教学用书,被后世奉为儒家经典。他向学生讲授“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传授“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学生怎样做人,这在今天的教育中也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2]。 (三)“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第21章)孔子指出,在教学上要根据不同学生,不同的智力水平,教授难度不同的教学内容。这充分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则。人的才智高下有别,如何才能更好地扬长避短,完善学生的德业修养,以更好地达到教育目的,根据这一原则,孔子深入了解弟子们不同的兴趣、智力和能力,掌握每个人的特点,施以不同的教育。如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第22章)同时孔子不仅要求学生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第15章),而且要求学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8章)孔子阐述了自己启发诱导式的教学方法和原则,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里孔子还强调了“举一反三”的学习方法,这些对提高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无疑是有效和科学的。这种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教育方法,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十分深远。而这两种教育方法的提出,又触及了教育和教学过程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对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3]。 二、孔子的教育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启示 (一)“有教无类”——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引导一切大学生的和谐发展。 孔子所招收的学生,从地域上讲,有来自鲁国的,也有来自卫国、宋国、吴国、楚国、秦国的;从出身来说,有贵族出身的,但更多的是平民出身的;从智力上讲,有头脑比较聪明的,也有头脑比较迟钝,等等。这点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启示就是要平等地对待一切学生,平等地对待学生的一切,不应该带有色眼镜去评判和教育学生的行为。公正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学生,这是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基本品格,只有公正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学生,才会赢得学生们的信赖和尊重。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是培养大学生的劳动者,平等对待一切学生,平等地对待学生的一切是体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公正的一个重要体现。如果只有公正的培养目标,而没有公正的培养过程,就不会有真正的公正和平等。培养过程中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一视同仁、爱无优差好坏之分。在对待学生个体方面,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注意以公正的态度对待男生和女生,警惕性别歧视,以公正的态度对待成绩好与成绩差的学生、家庭背景不一致的学生,杜绝偏爱现象的发生;二是办事公道、赏罚分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学生心目中很多时候是充当着法官的角色,当然这种权威是依靠公正树立的,如果赏罚不明,就会使学生无所适从、思想混乱、行动无矩,既妨碍优良学生集体的形成,又严重伤害学生个体的自尊心,还必然损害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权威。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不仅仅要一视同仁对待学生,更要平等对待学生,在崇高的育人事业中展示高尚的伦理境界。 (二)“德才并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孔子的教育内容是德才并重,加强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孔子最基本的教育内容是德育,即加强弟子的道德修养。君子除了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之外,还应该有出众的才能,因此,知识教育也是孔子教育的重要内容。这点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启示就是不能只是简单地从一方面看待一个学生,不能只注重学生单方面的发展,我们要全面地看待学生、培养学生。全面培养每一个学生,这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基本要求,只有全面培养每一个学生,才能培养出国家真正需要的人才。 21世纪是社会全面进步、个人全面发展的世纪,关注人的发展将成为世界的潮流,社会竞争也将转变为人的全面素质的竞争。大学生要想从容应对激烈的竞争,必须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把“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作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指导思想。这一思想把“全面发展”作为目标,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不能把“学生的全面发展”狭隘化,不能把学生能力培养与素质的发展等同于学习、学术研究、技术发明等能力的提高。事实上,学生的全面发展,除了在专业知识方面不断提高外,更缺不了个人思想素质、社会实践能力等多方面的综合培养与提高。因此,发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作用成为应有之义。专业课教师教授的重点是某一专业领域的知识及能力,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主要职责在于教会学生如何自己解决学习、生活、心理、社会活动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真正做到孔子所提倡的寓德育与智育之中,真正做好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培养工作。 (三)“因材施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大学生的培养形式。 孔子的教育方法不论是因材施教、启发式教育,还是举一反三,都说明孔子在对待学生的教育方式是因人而异的,不拘泥于一种简单的形式,也不束缚在普通的说教过程中。这点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启示就是我们在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的同时,也要根据每一个学生不同的特点来制定不同的工作与培养方案。 因材施教要强化。因材施教就是针对不同学生个体进行“精雕细琢式”的教育、管理、服务和指导,避免“粗放式”的教育管理模式。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贯彻因材施教的前提是充分而全面地了解学生基础、行为习惯、品德意志、求学目标、职业规划等,并为每个学生建立全面的情况档案,以此为依据实行分类分级管理,推行个性化教育,实施针对性较强的服务,真正贯彻因材施教原则。既要从培养可靠接班人的角度,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情操和行为规范,又要从培养合格建设者的角度,着眼于社会的发展及学生未来的职业要求,为学生的素质拓展、技能提高提供强有力的指导,为学生的择业、创业及心理健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通过学习孔子的教育思想,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很多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相通的地方,也有很多可以借鉴和采纳的地方,所以说孔子的教育思想仍然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孔子教育论文:论孔子的教育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启示 摘要: 孔子的教育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启示主要表现在:“有教无类”——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引导一切大学生的和谐发展;“德才并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材施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大学生的培养形式。 关键词: 孔子 教育思想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启示 孔丘,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几乎以其毕生的精力从事教育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教育的对象、内容、方法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总结,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对后世的教育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孔子的教育思想 (一)“有教无类”的教育对象。 子曰:“有教无类。”(《卫灵公》第39章注:本文所引《论语》均在参考文献(1)里,以下不在赘述。)[1]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私人办学的教育家。在教育对象上,孔子奉行“有教无类”的原则,打破了官府对教育事业的垄断,扩大了受教育对象的范围,让那些有意向学习又有物质保证的人都可享受到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子曰:“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第7章)孔子指出,凡是能送上微薄的见面礼的人,他都收做了学生,这是孔子“有教无类”原则的一个具体体现。 基于“有教无类”的原则,孔子招收学生,有八个不分:一是不分贵贱;二是不分贫富;三是不分智愚;四是不分勤惰;五是不分恩怨;六是不分老少;七是不分国籍;八是不分美丑。这“八不分”说明孔子对各种类型的学生都是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孔子对教育对象“有教无类”的思想,适应当时新兴地主阶级政治上的需要,使教育成为一种独立的活动,顺应了时代潮流,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二)“德才并重”的教育内容。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第6章)孔子指出,要学好修身治国的学问,必须先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他在教学中采取品德修养与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并重的原则。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第25章)。孔子以四项内容教育学生:礼乐和文献、人、忠、信。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第8章)孔子又指出,一个人只讲究品德修养而不喜欢学习礼义,就会矫枉过正,只有将这两种并重才能成为完善的人。孔子在他四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注重传播古代文化遗产,加强了教材建设。他把所收集到的文化材料、精神加以整理,编著成教学用书,被后世奉为儒家经典。他向学生讲授“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传授“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学生怎样做人,这在今天的教育中也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2]。 (三)“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第21章)孔子指出,在教学上要根据不同学生,不同的智力水平,教授难度不同的教学内容。这充分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则。人的才智高下有别,如何才能更好地扬长避短,完善学生的德业修养,以更好地达到教育目的,根据这一原则,孔子深入了解弟子们不同的兴趣、智力和能力,掌握每个人的特点,施以不同的教育。如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第22章)同时孔子不仅要求学生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第15章),而且要求学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8章)孔子阐述了自己启发诱导式的教学方法和原则,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里孔子还强调了“举一反三”的学习方法,这些对提高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无疑是有效和科学的。这种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教育方法,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十分深远。而这两种教育方法的提出,又触及了教育和教学过程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对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3]。 二、孔子的教育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启示 (一)“有教无类”——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引导一切大学生的和谐发展。 孔子所招收的学生,从地域上讲,有来自鲁国的,也有来自卫国、宋国、吴国、楚国、秦国的;从出身来说,有贵族出身的,但更多的是平民出身的;从智力上讲,有头脑比较聪明的,也有头脑比较迟钝,等等 。这点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启示就是要平等地对待一切学生,平等地对待学生的一切,不应该带有色眼镜去评判和教育学生的行为。公正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学生,这是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基本品格,只有公正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学生,才会赢得学生们的信赖和尊重。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是培养大学生的劳动者,平等对待一切学生,平等地对待学生的一切是体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公正的一个重要体现。如果只有公正的培养目标,而没有公正的培养过程,就不会有真正的公正和平等。培养过程中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一视同仁、爱无优差好坏之分。在对待学生个体方面,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注意以公正的态度对待男生和女生,警惕性别歧视,以公正的态度对待成绩好与成绩差的学生、家庭背景不一致的学生,杜绝偏爱现象的发生;二是办事公道、赏罚分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学生心目中很多时候是充当着法官的角色,当然这种权威是依靠公正树立的,如果赏罚不明,就会使学生无所适从、思想混乱、行动无矩,既妨碍优良学生集体的形成,又严重伤害学生个体的自尊心,还必然损害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权威。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不仅仅要一视同仁对待学生,更要平等对待学生,在崇高的育人事业中展示高尚的伦理境界。 (二)“德才并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孔子的教育内容是德才并重,加强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孔子最基本的教育内容是德育,即加强弟子的道德修养。君子除了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之外,还应该有出众的才能,因此,知识教育也是孔子教育的重要内容。这点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启示就是不能只是简单地从一方面看待一个学生,不能只注重学生单方面的发展,我们要全面地看待学生、培养学生。全面培养每一个学生,这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基本要求,只有全面培养每一个学生,才能培养出国家真正需要的人才。 21世纪是社会全面进步、个人全面发展的世纪,关注人的发展将成为世界的潮流,社会竞争也将转变为人的全面素质的竞争。大学生要想从容应对激烈的竞争,必须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把“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作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指导思想。这一思想把“全面发展”作为目标,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不能把“学生的全面发展”狭隘化,不能把学生能力培养与素质的发展等同于学习、学术研究、技术发明等能力的提高。事实上,学生的全面发展,除了在专业知识方面不断提高外,更缺不了个人思想素质、社会实践能力等多方面的综合培养与提高。因此,发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作用成为应有之义。专业课教师教授的重点是某一专业领域的知识及能力,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主要职责在于教会学生如何自己解决学习、生活、心理、社会活动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真正做到孔子所提倡的寓德育与智育之中,真正做好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培养工作。 (三)“因材施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大学生的培养形式。 孔子的教育方法不论是因材施教、启发式教育,还是举一反三,都说明孔子在对待学生的教育方式是因人而异的,不拘泥于一种简单的形式,也不束缚在普通的说教过程中。这点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启示就是我们在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的同时,也要根据每一个学生不同的特点来制定不同的工作与培养方案。 因材施教要强化。因材施教就是针对不同学生个体进行“精雕细琢式”的教育、管理、服务和指导,避免“粗放式”的教育管理模式。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贯彻因材施教的前提是充分而全面地了解学生基础、行为习惯、品德意志、求学目标、职业规划等,并为每个学生建立全面的情况档案,以此为依据实行分类分级管理,推行个性化教育,实施针对性较强的服务,真正贯彻因材施教原则。既要从培养可靠接班人的角度,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情操和行为规范,又要从培养合格建设者的角度,着眼于社会的发展及学生未来的职业要求,为学生的素质拓展、技能提高提供强有力的指导,为学生的择业、创业及心理健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通过学习孔子的教育思想,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很多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相通的地方,也有很多可以借鉴和采纳的地方,所以说孔子的教育思想仍然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孔子教育论文:关于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教育社会学启示 论文摘要:孔子思想里有丰富的生态伦理观念,主要体现在言论和思想的《论语》中。在环境形势严峻、环境问题处处告急的今天,为了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有必要从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中借鉴其尊重自然、“弋不射宿”的资源节用观,让教育担负起传承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责任。 论文关键词:孔子;生态伦理观;教育社会学启示;可持续发展 当今,环境问题已成了累及国计民生的一件头等大事,也成了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环境问题植根于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在不同的阶段,面对的资源环境问题是不同的。理论界普遍认为,“十五”以来,我国逐渐进入重化工业时代:从1999年以来,重工业生产增长一直快于轻工业生产。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对利益的追逐使一些人抛开了“以人为本”,“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以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代价来换取他们所追求的最大利益。 我们从每年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有关环境污染的信息中可以看到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和画面:山西的焦炭污染,已使山西境内的黄河不再有鲤鱼生长其间;淮河流域十年污染给两岸百姓造成的疾病、死亡、后遗症更是让人不寒而栗;四川沱江特大污染让沿江的百万群众饮水中断达26天;哈尔滨松花江特大污染事件使该市居民无处取水……那些随处可见的小污染更不必书写。曾经的天蓝蓝、水清清、天高任鸟飞、鱼儿自在游的美丽画面已成了历史,中国环境的可持续指数在全球居133位,中国的环境形势处处告急! 在利益追逐者的心中,没有了生态伦理观念,也没有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在他们眼前流动的只是从污染物中滚出来的金子。而在孩子们的眼中,绿水青山、树木花草、芬芳的绿野,也只是书中的童话,传说的香格里拉。所以,生态伦理教育、生态环境知识的普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应及早放在当代教育中。不要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要再以沉重的代价来换取眼前的利益。教育在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而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对我们如今的社会生态伦理具有很好的启迪作用。 一、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简介 (一)孔子“敬畏天命”的生态伦理意识 孔子谈“天命”,这两个字在《论语》里出现不多,仅见于这样两句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及“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由上面两句话可以知道,孔子把“知命畏天”看做是君子才具备的美德,这与孔子在《论语·尧》中讲的“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是一致的。在孔子那里,“天命”即指自然规律,在《论语·阳货》里记载的孔子与子贡的对话里,这种意识更加明显:“子日:‘予欲无言。’子贡日:‘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日:‘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两则对话体现了孔子明确的天命观:天,就是四季正常运行的规律;是万事万物生长的地方,这就是天。从而“知天命”即是对自然规律的了解、掌握。能够了解、掌握它,就是一种君子美德了。 孔子的生态伦理意识不仅仅体现在“知天命”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畏天命”上。敬畏天命是孔子提出其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石。为何要敬畏天命?因为“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是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必然性”四时变化,万物生长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人们只有敬畏他,尊重它,平等对待它,春耕夏播,才有金秋的收获,人们只有适应它,也才能使自身有一个健康良好的生存环境。如果违背天命,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从而招致人类自身的毁灭。孔子敬畏天命的想不仅仅是人们要遵循自然规律办事,而且还将“畏天命”与“君子人格”结合起来,体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意识。后来的儒家和哲学也讲“敬而无失”是“所以中”即致中和的最好途径,是获致道德本体的未发之中的根本功夫。致中和实是包括了主体对自然和社会的全部认识,但也包含着对所以然的自然客观的“万物化育之道”的认识。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讲:“儒家强调‘天人合一’,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他们的‘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华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代表。”后来儒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共同表现出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的一致立场,大都渊源于孔子的“敬天畏命”。 (二)“乐山乐水”的仁者智者情怀 孔子在几千年前概括了一句如今广为人知的以山水为内容的生态伦理名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智慧的人以水为乐,正如孔子自己在河边上所发的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据记载,:“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日:‘君子所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对日:‘以其不息,且遍于诸生而不为也。夫水似乎德;其流也,则卑下倨邑必循其理,似义;浩浩乎无屈尽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溪而不惧,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绰约微达,此似察;发源必东,此似志;以出以入,力物就以化洁,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见必观焉。”’(《孔子家语》)从流水的奔流不息中,如他一样智慧的人会感叹时光流逝、光阴不再;会从东流之水联想到人所应具备的伦理道德和品质:德、义、道、勇、法、正、志……其实,夫子是在告诉人们,如水一样的自然之物也是具有它们自己的灵性和德性的。同此道理,具有仁爱之心的人则因为看到眼前郁郁葱葱的山而有发自内心的快乐。在山中,树林阴翳,杂花生树,光影斑驳,鸟儿鸣枝头,野兽在山中时隐时现,这一切勃勃生机及充满生命力的律动,自然会激起“仁者”感怀生命的情怀。 现代人,却仿佛处于穷途末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疯狂地开采、掠夺,让曾经的青山变得光秃秃寸草不生,让清澈的流水变成一条条臭水沟。他们没有悲悯的情怀。毕竟,他们不是仁者,更不能称得上知者了。这个时代,是缺少仁者知者的时代,我们的教育应当担负起培养仁者知者的责任,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还青山绿水以本来的面目,让人与自然和谐、平等地相处。 在《论语·先进》中记载,一次,孔子与他的学生子路、曾皙(点)、冉有、公西华一起谈论人生志向和理想时,曾皙的观点得到了老师的认同,曾皙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日:“吾与点也!”为何夫子会赞同曾皙的观点?在曾皙的观点里,暮春时节,穿着春装,与几个朋友,到沂去沐浴阳光,到舞雩去吹吹风,尽兴唱着歌而归。这是曾皙的最高志向,也是孔子的最高社会理想。这与孔子主张培养“乐山乐水”的仁人志士的理想情怀是一致的。孔子要培养的是既有仁者胸怀又能治世的君子人才,这种人才仅仅能治世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将人间的和谐与自然的和谐自觉统一起来,去实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论语·公冶长》)的儒家社会理想。孔子的这种教育思想对后世儒家的后继者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把“乐山乐水”与做仁人志士联系起来,作为培养儒家理想君子人格的一项道德行为规范,说明了他对生态伦理的重视。君子要仁民、爱人、乐山乐水,这就把生态伦理教育有机地融入到人伦道德教育中。 (三)“移居九夷而不以为陋”的生态节用观 《论语·述而》中记载:“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弋,用带着绳子的箭射鸟,宿,指宿鸟,居于巢中的鸟;纲,指用大绳连接成网,绝流而捕鱼)。孔子钓鱼,不用渔网捕鱼,他也不用箭射杀居于巢中的鸟儿。体现了孔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节用观,同时,也体现了他“泛爱众而亲仁”(《论语·述而》),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存利益而反对对野生资源加以毁灭性的攫取和掠夺的思想。对我们现在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历史的借鉴意义。 孔子的节用观是跟儒家“爱人”、“惠民”的政治伦理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儒家主张的以德治国必须具备的道德观念。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即治理大国,必须严肃对待,诚信无欺,节用资源,爱护民众,用工不违农时。可见,敬事、诚信、节用、爱人是对统治者的道德行为的规范。这对于今天以追求金钱为目的而抛开伦理道德观念不顾,以金钱衡量、炫耀自己的身份地位而不顾生灵所处环境的功利性行为,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用节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的人,他所犯的过失是很少的。因为节约,就不会去过度开发、去攫取,造成资源的枯竭。孔子自己也身体力行去践行“节约”。《论语·子罕》记载:“子欲居九夷。或日:‘陋,如之何?’子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想搬到九夷居住,有人对他说,那个地方很简陋,该怎么办?先生还去吗?孔子回答说:“品德高尚的人住在那里,怎能说它简陋呢?”孔子赞扬他的生活简陋却特别好学的弟子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正是对“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的最好阐释。他的这种身体力行的节用观,影响了儒家的后学者。宋儒周敦颐《陋室铭》:“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显然也直接承其衣钵。孔子还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就是平常日子中的孔子形象,粗茶淡饭,用自己的手臂当枕头,但他不觉得艰苦,反而自得其乐。为何?因为他有一个不能改变的做人原则: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那种靠不正义的手段牟取的富贵,对孔子来说,不过是天上飘飞的浮云罢了,他不艳羡,也不企及。他的这种节用观,无疑对当时社会以及生态资源的保护有重要的意义。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生产力水平虽然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了,但这一系列的改善和提高,却是在以毁坏环境、破坏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为沉重代价的。如果天下众人都能有孔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谨严态度,不过度开发,不贪得无厌,那我们现在就不会有淮河两岸触目惊心的景象,也就不会在地球上连年爆发严重的污染事件。 二、孔子生态伦理观的现代教育社会学启示 回顾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许多地方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于技术手段的落后,所走的,往往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有甚者,对污染了的环境竟然采取听之任之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这种状况,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环境,为了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政府、社会、学校,乃至每一个人都应担负起这个责任,从前人的生态伦理观中,吸取其有用的理论,以警示不断向大自然索取的利欲熏心的那些人,从而减少人类遭到大自然报复的悲剧,还我们自己一个清亮的世界。 (一)培养“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 在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我们要从现在做起,从每个人做起,自觉培养“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首先,要淡泊明志,像孔子所说的“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像颜回那样虽处“陋巷”而始终“不改其乐”。其次,要有“泛爱众而亲仁”(《论语·述而》)的自觉心理,只有心中充满了仁爱之情,才会“乐山乐水”,爱护山山水水,对水中的鱼,山中的鸟才不会去赶尽杀绝。像孔子那样“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而保持一种“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论语·泰伯》)的同情心。第三,通过学习《诗》、《乐》增强欣赏大自然的能力和审美意识。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学《诗》、《乐》可以达到教化以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作用,有益于培养“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从而自觉地将生态教育与人伦道德教育结合起来。 (二)传承儒家生态伦理观,培养生存环境忧患意识 孔子对所处的生存环境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自孔子以后,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苟子、董仲舒等都继承了儒家的生态伦理观并加以发扬,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孟子·梁惠王》)在孟子的思想里,这是一个典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体现了儒家对待生态的“致中和”的思想。苟子说:“天者,生之本也。”(《苟子·礼论》)在荀子看来,自然之天地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所以,人必须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注意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我们的教育,就应担当起传承我国自孔子始的儒家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的责任,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要有忧患意识,自觉担负起保护生态环境的重任而不盲目地巧取豪夺,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从而实现儒家所提出的“天人合一”的理想。 (三)树立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在中国推行这个发展观是基本国情决定的基本国策。因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低收入大国,正处在有史以来基数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人口倍增台阶的中点,在保留以量广、面大的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落后农业条件下迅速发展重化工业,因此产生了大规模的资源浪费、生态破坏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如果继续坚持这种粗放型的传统发展模式,只注重经济的数量增长而忽视发展质量的改善,势必给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因此,有必要在广大民众之间宣扬科学发展观,让每个人都具有环境保护意识,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不然就会形成孔子早就预言过的生态悲剧:“……丘闻之,刳胎杀天,则麒麟不至其郊;竭泽而渔,则蛟龙不处其渊;覆巢破卵,则凤凰不翔其邑。何则?君子违伤其类者也。鸟、兽之于不义尚知避之,况于人乎?”(《孔子家语》)如夫子所言,鸟兽对于不义之人不义之事都知道避开,何况人类呢,更何况是处于文明如此发达的现代人类呢? 三、结语 自孔子以来的儒家历来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并藐视自然规律,提倡天人合一,尊重自然,尊重自然中的个体生命。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所占比重并不多但是,他及其以他为代表的儒家的生态伦理观对我们的现实社会却是一个宝贵的资源支撑,把它灌注在我们社会的早期教育中,对于提高国民的生态环境意识,恢复生态的平衡,解除生态危机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孔子教育论文:浅论孔子的教育伦理思想 论文关键词:孔子 教育 伦理 论文摘要: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为我们留下了博大精深的教育伦理思想.他指出了教育的崇高地位,提出了哺教无类”的教育平等思想,概括出了丰富的师德观. 教育伦理学是教育科学与伦理科学之间产生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就是探索中外教育伦理思想的发展根基和历史的逻辑联系。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家,其思想内容博大精深。“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遗产。 一、教育的崇高地位 教育对孔子来说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孔子重视教育的教化作用,认为教育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动力.《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有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③孔子把“庶,’(人口),“富,’(财富),“教,,(教育)当成治国、立国的三要素。民庶、富民是教育的前提,但只依靠富民措施立国治民则是不完全的,还必须加上教育。 孔子兴办教育是为了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按照他的人治理论学说,认为社会混乱的导因是“得之未修,学之未讲”(《尚书·康诺》),要救治社会,预防各种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就要从培养健全的人开始。他认为:“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尚书·无逸》)。意思是要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用礼来约束人们,就需要从兴办教育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颇有点教育救国的思想。孔子认为,不论什么人,都需要勤于学习,接受教育,然后才能成材。否则,就会在行为上出偏差。他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尚书·无逸》)。由于孔子重视教育,所以就亲自兴办学校,他的教育方针就是有教无类。 二、有教无类的教育平等思想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随着春秋时期政治经济的变革,官学衰废,私学兴起。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私人办学、学费低廉的教育家,并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并实践之。他收学生不分贵贱、贫富,不受国籍、年龄的限制。他的学生中有贵族子弟,也有贱民。颜回“一革食、一瓢饮,在陋巷”;仲弓父为“贱人”,家“无立锥之地”:子路是“卞之野人”: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草”,“上漏下湿,匡坐而弦”;曾参居卫,.锡袍无表,颜色肿哈,手足脐服”;公冶长曾“在螺继之中”;漆雕开“形残”,似受过刑罚。这些学生都是下层人,学生的籍贯也复杂。孔子是鲁国人,做过鲁国的官。他的学生有魏、吴、陈、齐、宋、楚、晋、秦等国人,他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也”。学生也不受年龄的限制,最大的学生,如秦商,只比孔子小四岁;最小的学生,如公孙龙,小孔子五十三岁。对以前声名不好的人,只要现在要求学习,他也可以吸收。 虽然孔子的教育平等思想只能算作是一种理想。但“有教无类”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实质是要求将教育对象从贵族扩大到贫民,它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丰富的师德观 从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的历史事实看,他是最早出现的专职教师的代表人物,他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仍闪耀着星空北斗般的光辉。 师德的第一个基本要求是乐道敬业、热爱学生。最足以体现孔子志道乐业精神的是这样一句话:“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孔子本人就是一个志道乐业的典范。孔子也是爱生的典范。热爱学生,集中而又本质的表现就是要在对学生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做到“无私无隐”,孔子在学生面前为人的标准是“吾无隐乎尔。吾无行不与二三子者。” 师德的第二个基本要求是勤奋学习、精通业务。教师的“道”和“业”的水平直接关系到学生的成长和国家的兴衰。孔子认为教师应当持一种“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的态度,并提出了“学而不厌”这一流传至今的重要主张。“学而不厌”反映在教师的学习态度上,一是要刻苦发愤,二要虚心好学。孔子认为,学习定要不畏艰苦,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之”。孔子还提倡教师要虚心好学,要注意向他人学习,包括向自己的学生学习,以不断提高自己。他曾说道:“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还说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孔子自己躬行实践,向老聊学礼,从刻子问官,访乐于菠弘,学琴于师襄。他还向自己的学生学习,即所谓“起予者,商也。”甚至当其年近半百时,还表示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的强烈愿望。 师德的第三个要求是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教师既要当“教师”,又当“人师”。孔子深谙此道,凡是他宣扬主张的,凡是要求学生做到的,他一贯是率先垂范,给学生做出榜样。孔子几十年的以身作则,在学生心目中留下了崇高的印象。子亥说过:“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颜回则赞叹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弟子们的叹服和景仰,都说明了孔子的为人师表达到了人不可企及的地步。 孔子教育论文:有关孔子的仁学思想对当前家庭教育的启示 摘要: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创立者和奠基人。孔子的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仁学思想。2008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儒学论坛”上,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仁学”是孔子思想的优秀,体现了儒家思想最基本的价值。孔子的仁学思想为世界文明尤其是亚洲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的进步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孔子思想 仁学思想 家庭教育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世界文明 “仁学” 儒家思想 人类社会 孔子的仁学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礼记》和《孔子家语》等文本之中。仅《论语》一书中,“仁”字的出现就达109次之多。如果我们把孔子对仁的各种界说加以分析与综合,就不难发现,“仁”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针对不同场合、不同时间、不同对象,孔子所阐述的“仁”是不完全一样的。本文无意全面解读与阐释孔子的仁学理论,只是认为深刻领会并汲取孔子仁学思想的精华,对于指导和改进当前我国的家庭教育,深化家庭仁爱、孝悌与克己教育,解决爱心缺失、亲情淡漠及自私任性等实际问题,极具现实意义。 一、“仁者爱人”与仁爱教育 《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仁者爱人,是孔子仁学思想的第一要义,强调的是对他人的尊重与关爱。孔子把“爱人”视为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最高准则,就是希望人们能以“仁爱之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种超越血缘关系而尊重他人权利并普遍性地爱他人的理念,是孔子仁学思想的最基本特征。 孔子不仅以“仁爱”思想要求民众,还要求执政者率先垂范,以“仁爱”治国安邦。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他还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只有执政者带头施爱,且人人都有一颗仁爱之心,一个和合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了。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孔子所提倡的“仁爱”,并非不讲原则。孔子说:“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当子贡问他“乡人皆好之”或“乡人皆恶之”时,他的回答是:“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孔子还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他把“乡愿”那种模棱两可的“好好先生”称为“德之贼也。”(《论语·阳货》)由此可见,孔子所倡导的“仁爱”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理性之爱,是爱憎分明、爱善者与憎恶者相统一的一种美德。 深刻领会孔子“仁者爱人”思想的内涵,反观当前我国独生子女群体中较普遍存在的“爱心缺失”的问题,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启示:“仁爱教育”,迫在眉睫。 众所周知,当今时代的青少年儿童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里,祖辈、父辈的爱都倾注在他们身上,好吃、好用、好玩的多由他们独享,久而久之,习以为常。再加上商品经济社会,物欲横流,过分追逐享乐与金钱至上的理念,充斥其间。在这种环境熏陶下长大的青少年儿童,极易形成自私、懒惰、依赖与任性等心理弱点。他们从小生活在以我为中心的环境中,缺少关爱他人的内在意识。这种“爱心缺失”的问题往往是产生人际冲突乃至造成社会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此,而是在于长期以来被人们忽略了的家庭“仁爱教育”。 须知,仁爱教育是我国教育的一个传统优势,在家庭教育中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当家长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成龙成凤,成为有博爱之心的仁人志士。然而,这一美好愿望的实现却有赖于家庭仁爱教育的传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学会共处,学会与他人一起生活”作为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之一,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家长要想使子女学会共处,学会与他人一起生活,就必须通过实施仁爱教育,使子女学会尊重他人,关爱他人;学会倾听他人意见,与他人协商共事;学会分享与换位思考,凡是自己不愿意的,决不可强加于别人。实施仁爱教育,家长要身体力行,为子女做出榜样。只有这样,才能将仁爱教育落到实处。 二、“孝第为本”与孝悌教育 孔子一贯主张“爱人”应从“孝第”开始,然后再由近及远,把对亲人的爱推广到社会上。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第,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在《论语》中,子有是这样阐释孔子“孝第”思想的,他说:“其为人也孝第,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篇》)不难看出,孔子的仁爱思想具有鲜明的层次性特征。“爱人”应以“孝悌为本”,只有以孝为先,以爱齐家,方能爱他人、爱国 家。“孝第为本”,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又一要义。它不仅是人们应当遵循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还具有促进社会和谐与安定的作用。 在“孝第”中间,孔子更为重视的是孝道。他认为,一个人要尽孝道,就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以礼相待。“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二是关心牵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三是恭敬真诚。“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孝敬父母的根本不在于赡养父母的形式,而在于是否心存真诚。对父母的真诚是最难能可贵的。如果没有孝敬之诚心,赡养父母与饲养狗马之类又有何异? 深刻领会孔子“孝第为本”的思想,对于加强孝悌教育,解决当今社会较普遍存在的“亲情淡漠”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君不见,在我国众多的“四二一”式家庭中,“孝老”已被“亲小”所替代,“啃老”则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虽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孝悌”,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和做人最起码的道德规范,正在被人们所淡忘;亲情,作为人类相生相息的一种自然情感和维系社会伦理道德制度的基础,正在被金钱和利欲所替代。由此而产生的亲情关系破裂乃至家庭暴力事件,正在危及社会的安定。试想,一个人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孝顺,都不感恩,怎么可能去关爱他人,奉献社会?加强孝悌教育,确实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孝敬父母、尊重师长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一种美德,我国政府历来都非常重视孝道。宪法中就有“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禁止虐待老人”等条款规定。孝悌教育,作为我国传统教育的一大优势,应当成为当今时代我国家庭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当家长的有责任把孝悌作为教育子女的一门必修课,做到常抓不懈。在道德观念上,要让子女懂得父母有养育之恩,孝敬父母责无旁贷,无上光荣;在道德情感上,要让子女知道父母的生日、爱好、身体和工作情况,学会关心、体贴与理解父母;在道德行为上,要让子女对父母恭敬真诚,自觉接受父母的教诲,但又不过分依赖父母,主动与父母分担辛劳和忧虑。在孝悌教育中,家长的以身作则至关重要。家长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和影响子女,引导他们从爱父母、爱自己身边的人做起,进而升华到爱集体、爱国家、爱人民。 三、“克己复礼”与克己教育 克己复礼,是孔子仁学思想的第三个要义。《论语》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在这里,“仁”有两层含义:一是克已,二是复礼。所谓克己,就是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所谓复礼,原本是指回复周礼,即西周维护社会秩序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和伦理规范。我们今天理解其内涵,不必苛求其原义,可以把它理解成必要的伦理制度与行为规范即可。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克制和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规范,才算是仁人。“克己复礼”,不仅体现了孔子仁学思想的本质内涵,同时又指明了践行仁学思想的正确路径。 首先,“爱人”需要“克己”,“克己”要有目标。孔子为此提出了“为仁”的“三项要求”、“近仁”的“四种品德”和“行仁”的“五个标准”。其中,“三项要求”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四种品德”是:“刚、毅、木、纳。”(《论语·子路》)意即“刚强不屈、坚毅果敢、质朴无华、言语谨慎”的品德。“五个标准”是:“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 其次,“克己”要有措施保证。孔子提出了以下几条措施:一是“思”。他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二是“省”。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三是“戒”。他认为“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四是“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即杜绝“不凭空猜测,不主观武断,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的毛病。五是“学”。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修行“仁、知、信、直、勇、刚”等六种德行,才会克服愚、荡、贼、绞、乱、狂等六种弊端。 第三,“克己”是条件,“复礼”是目的。孔子认为,“礼”是衡量人的行为和道德是否规范的标准。“ 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只有“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所以,他一再要求他的学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意在使其弟子知礼守礼,立身于世。“礼”还是维护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的优秀。理政治国,需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礼作为一种形式载体,不仅可以约束与规范人们的道德意识,还具有促进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功效。 总之,孔子提出“克己复礼”是基于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今天,我们领会并汲取其思想精华,对于加强家庭克己教育,解决我国独生子女中较普遍存在的“自私任性”的问题,极具有现实意义。 克己是一种品德。人的忍耐、谦让、恒心与毅力,都是由克己而生。只有克己,才会奉公;只有克己,方能临危不惧,尽忠报国。从我国古代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苏秦的“悬梁刺股”,到当今时代焦裕禄、孔繁森等英模人物克己奉公的先进事迹,我们不难看出,凡成就大业者,皆具备克己的品质。眼下,许多人都在抱怨当今社会独生子女“自私任性”的问题,却苦于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岂不知,这正是长期以来疏于对子女“克己教育”的结果。许多家长对子女关爱有过、赏识有加,缺少对他们的约束、批评与引导,久而久之,孩子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不断增长,私欲和任性也在随之膨胀,他们甚至听不进一点反面意见,经不起任何困难与挫折的考验。须知,一个人的克己品质,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长期教育与修养的结果。孩子年纪小,克制能力差,更需要家庭克己教育。家长要让孩子从小学会克制自己,对孩子自私、懒惰、说谎、任性等弱点,不可姑息迁就;要让他们从小学会明辨是非、抑恶扬善、克己奉公,做到个人服从集体、服从国家、服从时代、服从社会。 在家庭克己教育中,家长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家长是否克己自律,决定着家庭克己教育的成败。实施克己教育,家长必须首先克己,以实际行动为孩子作出表率。即便是碰到障碍或出现反复的时候,也要克制自己,不可动辄发火,采取打骂等粗暴手段,不仅达不到教育效果,而且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实施克己教育,还需建立必要的家规。家长可采取民主协商的方法,与子女共同制定家庭守则。从饮食起居、待人接物等方面入手,约束与规范孩子乃至每个家庭成员的言行,以形成健康、文明、科学的家庭生活方式。 孔子教育论文:试论孔子温故知新 教学相长的教育思想 摘 要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著名教育家,他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创立儒家学派,整理、编写“六经”,强调对学生实施因材施教、启发诱导、言行一致、改过迁善的教育。孔子教人首重做人、做事的教育,重视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温故知新、教学相长是孔子一生教学活动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教育思想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 孔子 温故知新 教学相长 教育思想 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虽然历代统治者把孔子作为圣人,给他装上各种神圣光环,顶礼膜拜,但真实的孔子并不走运。他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确实如此,孔子一生经历人生三大不幸:早年丧父。在孔子三岁的时侯,父亲病故。年轻的母亲带着年幼的儿子,背景离乡,从陬邑昌平迁居到鲁国国都曲阜城里的阙里居住。母子相依为命,过着清贫的生活。正值孔子中年时,他的妻子亓官氏去世。到孔子晚年七十岁的时侯,他的独生儿子孔鲤不幸早逝。虽然孔子也曾一度官运亨通,官至中都宰,兼摄相事。但大多数时间,以教书为业。尽管孔子一生最大的理想是从政,但最大的成就却在教育上。作为在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学派、立定教育宗旨、编写“六经”为教学内容、培养大批弟子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吸引着后人不断研究。本文着重研究他所倡导的温故知新,教学相长的教育思想。同志在党的十六大工作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而教育是培养创新人才和增强民族创新能力的基础,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不断推进教育创新。进行教育创新,就要改革教学的内容、方法和手段,形成相互激励、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使每一个受教育者都能充分发挥自身潜能,激发学习成长的主动性,实现全面发展。研究孔子温故知新和教学相长教育思想,借鉴孔子的经验,古为今用,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温故知新 温故知新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1](p.17)是孔子的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孔子认为温故知新是做教师的基本条件,也是必不可少的教师精神。温故知新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第一,故即古,指的是过去政治历史知识、文化知识。新是指今,指的是现在的社会实际问题。他要求学生既要了解掌握过去的政治历史知识,又要认识当代社会实际。温故知新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从已知到未知,建立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已有知识是认识的成果,是学习新知识的基础。孔子要求学生在温习旧知识时能积极思考、联想,扩大知识范围或将知识进一步深化,从而获得新的知识。第三,温故知新也就是温故创新。温故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学校教育中、社会生活中创造、创新。何谓创新?根据辞海释义,“创,始造之也”。根据此意推断,有独到的见解叫创见。首创未所有的事物叫创造。文学艺术作品的问世叫创作。新是指初次出现的,往往相对旧而言的。孔子一生虽自称述而不作,而事实上是有述有作,是当时知识的集大成者。他编写、整理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流传后世的宝贵文献就是他温故知新的结晶。 从已知到未知 孔子非常善于用已有的文献资料来推断未来的发展趋势,从过去的朝代推测将来的社会。有一次,子张问孔子:“十世可知也?”孔子胸有成竹地答道:“殷因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p.21)孔子认为:殷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的,所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殷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的,所增加的也是可以知道的;那么,假定有人继承周朝而当政,就是以后一百代也是可以推想而知的。孔子反对“不知而作之者”。[1](p.73)他说世上大概有一种人,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却凭空想象、主观臆测。不学不思,如何能知呢?孔子自认为绝对不会这样做的,“我无是也”。他在传授弟子“六经”的时候,在讲到历代礼的发展沿革时就说道:“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p.26)他实事求是地告诉学生:夏代的礼,我能说出来,但他的后代杞国不足以作证。殷代的礼,我也能说得出来,但他的后代宋国不足以作证。这是他们的历史文献不够的缘故,若有足够的文献,我就可以引来作证了。孔子强调以事实为依据是他一贯主张,以致于他的学生子贡一再感叹:“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1](p.46)这是因为道德文章是可视可闻的,而人性与天道是不可捉摸的。有一次,他的学生季路向他请教有关鬼神之事。孔子很不高兴地对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1](p.113)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不能完全处理好,怎么去讨论处理人与鬼的事;人生活着的的道理都未能弄明白,怎么能懂得死? 举一反三 孔子善于用启发式教育,他的得意门生颜回曾形容老师的教学艺术高超,“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他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独创了著名的启发诱导教学原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1](p.68)教师一方面要把握学生求知欲最强的时机,即心求通而未通,口欲言而未能言之时,予以启发诱导。另一方面教师应要求学生积极开动脑筋,做到举一反三,说出新意来。在孔子的悉心教导下,他的学生大多都有自己一些独出心裁的见解,或能做到“问一以知十”、“问一以知二” [1](p.45)孔子在教学及日常生活中,总是善于抓住机会,鼓励学生创新思维。那怕是与已不同的观点,只要言之有理,有所启发,总是及时给予肯定和表杨。他与学生子贡讨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问题时,对子贡能联想到诗经中诗句的理解,给予充分肯定,表杨他“告诸往而知来者。”[1](p.9)他的学生陈亢曾经问他的同学,也就是孔子的独生子伯鱼一句话“子亦有异闻乎?”从伯鱼的回话中。陈亢居然能有大收获:“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1](p.178)可以说,这都是孔子平时严格要求、严格训练的结果。 叩其两端 孔子强调对学生进行思维方法训练,叩两端就是常用的方法之一。 从考察事实的不同方面入手,辨别是非,进而解决问题。“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1](p.89)有一次,有人向孔子请教问题,孔子并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但他从这个问题的首尾两端、正反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最后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和解决办法。孔子还常用这种方法去训练学生,启发他们进行求异思维和创新思考。有一次,他和子贡讨论什么样的人是好人,什么样的人是坏人的问题时,孔子就借机教给子贡这种辨证思维的方法。子贡问:“乡人皆好之,何如?”孔子说:“未可也。”子贡又问“乡人皆恶之,何如?”孔子回答说:“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1](p.142)由此得出好人的标准应是:全部的好人都喜欢他,全部的坏人都痛恨他。反之,则是坏人。这种思维方法,注意了事物的对立面,在分析矛盾的基础上得出正确的判断。孔子强调学与思并重,学是思的基础,思是学的结果。在学习过程中,必先掌握丰富的知识材料作依据,然后凭借这些材料作有效的思考。怎么样去思呢?孔子提出了“九思”,强调对学生的思维进行全面性、完整性的训练。“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1](177)从看、听、说等九方面入手,强调观察时要看清楚,听话时一定要听明白,发表言论一定言之有据,并对自己的话负责。 二、教学相长 讲到古代的师生关系,人们总会提到师道尊严。认为师生之间壁垒森严,老师十分威严,动不动斥责或施之于棍棒,甚至有人还把孔子作为提倡师道尊严的第一人。事实上,孔子对学生是非常平易近人的,也很民主,常鼓励学生“当仁不让于师”。[1](p.170)一部 论语 记载了大量孔子师徒之间相互切磋、共同讨论、教学相长的故事。教学相长一词虽语出《学记》,而《学记》主要是记载和总结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教学经验的。因此,也可以说教学相长是孔子与弟子之间真实情况的写照。 各言其志 《论语》中关于孔子教学情况记录中最著名的事例就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言志的事例了。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1](p.118)孔子平和地对学生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再去从政了。平时都说没有人了解你们,假若有人了解你们,那么,你们想干什么?”子路抢先发言,然后其他弟子一一作答。最后到了曾皙,曾皙说:我与他们三位的志向不同。暮春三月,与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小孩,谈论谈论学问,唱唱歌,跳跳舞,岂不快哉。公西华请孔子评论一下,孔子说:只不过是“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他不但没有批评曾皙这种休闲的生活态度,反而觉得对自己启发很大,赞同和向往这种教书育人,与世无争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见,孔子与学生相处是十分随意,气氛轻松。学生可以一边听同学和老师对话,一边可以自己演奏音乐,自得自乐。孔子既不强求学生服从自己的意志,又乐于接受吸收学生的正确见解,从善如流。正因为如此,学生可以与老师大胆交流,畅所欲言,为教学相长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论语》中大量记载了这方面的故事。有一次,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1](p.133)孔子说,如果卫国国君让我执政,我第一件事就是“正名”。子路当面与孔子争辨的起来,认为老师太迂腐了,执政与正名有什么关系。于是孔子一面批评子路强词夺理,一面为他解释为什么要从正名入手。师生两人虽近乎对骂,但孔子毫不介意,最终以理服人。 相互启发 孔子晚期的学生子夏是孔门四科教学中的文学人才,有一次,子夏引用 诗经 中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来请教孔子。孔子说:有酒涡的脸,笑起来才美丽,有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才能顾盼生情,美丽的花卉是画在洁白的底子上的。子夏由此引申到礼、乐产生在仁义之后。孔子听了非常高兴地说:“你真是个能启发我的人,现在我可以和你进一?i讨论 诗经 了。[1](p.25)孔子的学生在各种场合都敢于用孔子的话反驳孔子,孔子也乐于接受意见,修正自己的观点或做法。有一次,孔子到子游做县长的武城,听到了弹琴瑟唱诗歌的声音,就笑着说:“割鸡焉用牛刀”,意思是说,治理这种小地方,用不着教育。子游听后就反驳说:从前我听老师讲过,做官的学习了有仁爱之心,老百姓学习了就容易治理,教育总是有用的吧。孔子听了这番话后很高兴,连忙对跟随的学生说:子游的话是对的,我刚才那句话不过是同他开个玩笑而已。[1](p.181)孔子曾想应邀到晋国的佛刖处谋职,子路知道后,就出面阻止说:“从前我听老师说过,亲自做坏事的人那里,君子是不去的。如今佛刖盘踞中牟谋反,你却要去为他做事,这怎么行呢?” [1](p.182)最后,孔子听从了子路的劝说,放弃了为佛刖做事的念头。孔子鼓励学生提出不同见解,对提不出不同观点的学生,反而有些不满。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孔子在许多场合称赞“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能做到“其心三月不违仁”[1](p.57)孔子还把颜回视为知己,曾感慨地颜渊:“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1](p.68)用之,则做出成绩,不用,就藏起来,除了你我,还有谁能做得到呢?尽管孔子如此器重颜回,但对颜回唯唯诺诺,从不提不同见解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不违如愚”。[1](p.16)子路虽经常顶撞孔子,但孔子内心还是对他爱护有加。当子路遇难的消息传来,孔子悲痛不已。可以说孔子是教学相长的榜样。 以友辅仁 孔子不但在教学上提倡当仁不让、教学相长,同时在道德上也师生相互砥砺,做到以友辅仁。孔子要培养智仁勇艺俱全的从政者,因此孔子非常重视道德教育。他认为教育人首先是教人做人的教育。一个统治者应该是一个卓而不群的君子。而君子应做到智者不惑、仁者不惧、勇者不忧并且多才多艺。孔子要求学生要有崇高的志向,“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一个人有了志向,就有努力目标。其次要克己,做到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遇事多从自身找原因,随时检查自己言行是否符合道德规范。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别人考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三,力行,孔子认为“力行近乎知”,一个人做事要表里一致,言行一致。一个君子只有“言必信,行必果”,才能取信于人,才能树立威望。第四,要学会内省,内省是孔子非常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他的学生曾参提出每日要“三省吾身”,反思自己为人做事是否尽心尽力,与朋友交往是不是讲信用,老师教的内容有没有认真复习了。第五,孔子还强调学生要知错就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键是知错就改。子路是孔子学生中做事最为鲁?的一个,但他也有一个优点,就是能做到闻过则喜,过则改之。孔子虽对他批评较多,但还是把他列入七十二高足弟子之列。此外孔子对待金钱、富贵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富与贵是人人都希望生得到的,但一定要见得思义,不义之财坚决不取。在对学生严格要求的同时,孔子也做到严以律己。他曾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自己有过失,有人向他指出,他总是虚心接受,立即改正。有时,他的学生子路,不分场合,公开批评孔子,如“子见南子”,孔子不以为忤,批评的对就改之,不对就作好解释。可以说孔子是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典范。 三、结语 孔子在世时,只不过是一个学派创始人、是一个老师。孔子死后,甚至还有人贬低他。鲁国大夫孙武叔就曾对人说:孔子的本事不如他的学生子贡。具体说,孔子勇不如子路,智不如冉有,辨不如子贡,仁不如颜回。但孔子的学生并不认为如此,他的弟子有若称赞孔子是出类拔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曾被孔子严厉批评的宰我颂扬孔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甚至还把贬低孔子的人称之为未登堂入室的门外汉。尽管孔子的学生对孔子顶礼膜拜,对当时社会只是把孔子作为一个“布衣”而已。孔子时来运转是在死后数百年后的汉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孔氏,罢黜百家”,使儒学取得独尊的地位。从此,孔子被历代统治者追捧,每有加封。从汉代的素王、唐代的文宣王、宋代的至圣先师、元代的大成至圣文宣王及到清代康熙王帝的“万世师表”。从孔子一生的贡献而言,首创私人讲学之风,创立儒家学派,形成启发诱导、因材施教等教学思想,提出言行一致、改过迁善、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原则,整理编写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古代文化典籍并作为教学内容,弟子三千,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材。特别是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温故知新、教学相长的教师精神,在中国教育发展史是上,代代相传,光照千秋。 孔子教育论文:论孔子的仁德教育办法 为了“仁德”,可以不惜生命。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意思是,志向远大的“仁者”,不会因贪生怕死损害“仁德”,而会勇敢地牺牲自己以保全“仁德”,这是对“仁德”志向的最高要求。后来,孟子据此提出了“舍生取义”的思想,对人们的道德志向产生深远的影响。只要有“仁德”,即使一贫如洗,也无怨无悔。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上,孔子总是教导学生不要贪图物质享受,而应该追求道德上、精神上的完美,做一个有道德的、高尚的人。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恶”,粗陋之意。意思是,读书人应该立志于道德的修养,那些以穿得不好吃得不好为耻辱的人,是不值得与他探讨问题的。孔子又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强调的仍然是要以道德,即“仁德”为重,为了保全“仁德”,甘愿过清苦生活。总之,孔子认为有了“仁德”志向,立志于“仁”,才会有“仁德”品质。 克己复礼 在孔子看来,“克己”就是克服自己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思想,多为别人、为社会着想,才能培养起仁爱之心,才会有仁德。反之,如果不去“克己”,私欲膨胀,凡事总是为自己打算,那么就不会有仁爱之心、仁德品质。所以,“克己”是培养仁德的重要途径。正由于如此,孔子才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也。”“仁”与“礼”是密切联系着的两个方面。“仁”是一个人的内在品质,“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有“仁”才会有“礼”。比如,有“忠君”的道德观念,才会有见了君王三叩九拜的礼仪。有“孝敬”父母的仁爱之心,才会有在父母面前客客气气、毕恭毕敬之礼。礼虽然来自于“仁”的道德观念,但礼仪形式的外在的训练也有利于内在的“仁”的观念和品质的形成。比如,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大年初一,晚辈要给长辈拜年,长辈要给晚辈压岁钱。这虽然是民间的一种过年礼仪,但有利于培养人孝敬长辈、尊老爱幼的“仁德”。孔子非常重视通过外在礼仪的训练来培养人内在的“仁德”品质,强调人们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教导人要讲文明、懂礼貌,从外在的语言美、行为美的训练入手,培养内在的“心灵美”,最终得到既有内在“仁德”,又有外在文明礼仪,达到内外统一、表里如一的境界。 推己及人 推己及人,就是指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推及他人,从而得到理解他人,爱戴他人,帮助他人,培养“仁德”的目的。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自己所不希望的,一般来说也是别人所不希望的,那么就不要施加给别人。如果把自己不希望的施加给别人,损人利己,那就是不“仁德”的表现了。孔子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自己想在社会上立得住、能通达,那么别人也是这么想的,那就帮助别人在社会上立得住、能通达。后来,孟子继承了孔子培养“仁德”的这一思想,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要求。意思是,由自己的父母需要孝敬就应该想到别人的父母也需要孝敬,自己的孩子需要关爱就应该想到别人的孩子也需要关爱。这一推己及人,培养“仁德”的思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的思想。 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是培养“仁德”的重要途径,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诚如孔子所言“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人追求“富贵”,厌恶“贫贱”的心态,决定了人在本性上是“好利”的、自私的,凡事总是容易为自己打算。要求时时处处都要想到别人,多为别人着想,甚至将自己的利益让给别人,舍己利人,这就非常困难了。如果能像孔子说的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一些人就不会做缺德事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多为别人设身处地想一想,确实是克服私欲,培养“仁德”的有效途径之一。 自我反省 孔子自我反省的思想主要包括为仁由已和三省吾身。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是,能否有“仁德”主要在自己,哪能靠别人?孔子又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意思是,有整日把精力用于培养自己“仁德”的人吗?如果有,我没有见过精力不够用的。孔子在这里强调的就是人人都有使自己有“仁德”的能力。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只要自己去努力,就可以有“仁德”。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为仁由己”的观点,进一步指出“求在我者”,“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意思是,美好道德品质的培养关键在自己,只要自己去做,就可以得到,如果不去做,当然就得不到了。所以,孟子批评那些道德品质不好的人“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意思是,是你自己不去做,不是做不到。孟子进一步论证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只有努力,人们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贤德的人。 “为仁由己”说明了“仁德”的形成主要在于自己,只要自己去努力,就可以有“仁德”。那么,怎样去努力呢?“三省吾身”就是重要的途径。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意思是,见到贤能的人就向他学习,见到“不贤”的人,就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以他为戒,反省自己有没有他那样的“不贤”表现。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得更明了,“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意思是,我每天都对自己进行多次的反省,检查自己替别人办事是不是尽心竭力了?同朋友交往是不是以诚相待了?老师传授的知识是不是用心温习了?只有像曾子这样经常反省,才能及时总结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方面做得不好,从而扬长补短,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改过迁善 “三省吾身”是改过迁善的前提,只有“三省吾身”,才能发现自己的缺点、不足,才能扬长补短,改过迁善。“过则勿惮改”。孔子说:“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意思是,有过就不要怕改正,有过不改,才是真正的过错。这与《左传》中讲的“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是相辅相成的。孔子还把君子与小人对待过错的态度做了比较,孔子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小人之过必文。”意思是,君子有过错,光明磊落,毫不掩饰,如同天上的日食一样,人人可以看见;但一经改过,就能受到人们的敬仰;而小人总是要掩饰自己的过错。在这里,孔子把对待过错的态度,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之一。人们都想当君子,而不想当小人,所以就应该像孔子讲的那样,以坦坦荡荡的胸怀对待自己的错误。可以说,这种敢于正视错误,坦然面对错误,勇于改正错误的态度也是人的美德,是堂堂君子的表现。 “闻过则喜”。人们听不进别人批评的意见,做不到“闻过则喜”,是因为总是把别人的批评当成是对自己的指责、刁难。如果人们从相反的角度去考虑,把别人的批评,当成是对自己的关心、帮助,那么认识就改变了,态度、情感就改变了,就可以做到“闻过则喜”了。孔子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意思是说:“我孔丘真幸运,如果有错误,别人一定会指出来,让我知道。”可见,孔子把别人知道并指出错误当做自己的幸运。孟子也说:“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子路是孔子的学生,本来是个脾气暴躁的人,但听到批评的意见时却很高兴,足见孔子对子路的教育是很有效果的。总之,只有把别人的批评当成是对自己的关心、帮助,才能做到“闻过则喜”,才有利于正视错误,改过迁善,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仁德”品行。 诗、书、乐等的熏陶 孔子培养“仁德”的途径,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立志于“仁”、“克己复礼”、推己及人、自我反省、改过迁善等都是直接途径,而诗、书、乐等的熏陶则属于间接途径。所谓“诗”,主要指《诗经》。孔子曾经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是说,《诗经》三百多篇,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内容纯正,没有淫秽邪恶的东西。孔子后来在谈到《诗经》的第一篇《关雎》这首诗的时候曾经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意思是《关雎》这首诗,表现出男女恋爱时的欢乐,但并不淫荡,虽然有对恋人的哀思,但并没有悲伤。孔子认为像《诗经》中的《关雎》这样的作品是可以陶冶人的情操的,是有利于“仁德”的形成的,所以《诗经》成了孔子培养弟子“仁德”品质的重要内容。“书”,主要是指《尚书》。《尚书》是我国古代一部记述上古历史和事迹的著作汇编,其中有不少上古帝王们治国理政、教化万民的言论。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尚书》是由孔子编辑而成的。《论语》里记载了孔子的学生子张向孔子请教学习《尚书》的事情,子张说:“《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吾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意思是,子张请教孔子说:“《尚书》里讲‘殷高宗守孝,三年不议政。’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不一定高宗是这样,古人都是这样。国君死了,继位的君主就不问政事,朝廷百官都各理自己的事务且听命于宰相,这种状况需要持续三年。”从这里可以看出,《尚书》里有关于古代道德礼仪的内容,有利于培养人们的“仁德”品质,所以孔子就用《尚书》来教导弟子。“乐”,主要是指《韶》乐。《论语》中说:“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颜渊问孔子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推行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车子,戴用周朝的礼帽,音乐就演奏《韶》曲和《武》曲,舍弃郑国的音乐,疏远小人。郑国的音乐淫靡,谄媚的小人危险。”孔子为什么对《韶》乐和《武》乐,尤其是《韶》乐情有独钟呢?这是有原因的。《论语》中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意思是,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后,很长时间尝不出肉味,于是说:“没想到《韶》乐达到了这样高的水平啊!”孔子之所以痴迷《韶》乐,是由于《韶》乐属于高雅艺术,可以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素质。所以,孔子提倡人们学习像《韶》乐那样的音乐,把它作为陶冶情操,培养弟子“仁德”的重要手段。 从孔子重视诗、书、乐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文化知识、艺术作品和艺术活动可以提升人的道德素质,所以要充分发挥这方面的育人作用;净化环境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像《诗经》,像《韶》乐这样的优秀作品,才有利于净化人的心灵,提升道德素质。孔子把诗、书、乐等作为培养“仁德”重要途径的思想,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本文作者:付选刚 单位:榆林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研讨孔子的家庭教育观念 作者:张同术 张怀书 单位:山东临沐第二中学 孔子作为中华民族的古哲先贤,儒家文化的创始人,他创立的儒家文化成为古代中国的主流文化之一,在政治、宗法和教育等各方面,对历史、现代和未来都曾发挥并将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其教育思想是孔子思想这座大厦顶上的明珠,在整个孔子思想文化中闪耀着璀璨的光芒,孔子的教育思想为祖国的传统教育理论的形成和中华文明的孕育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被后人尊为“至圣先师”,誉为“万世师表”。 孔子教育思想中,尽管对于家庭教育的论述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汲取其智慧精华,并应用到现在的家庭教育和所从事教育教学当中。 第一,孔子非常重视家庭中的起始教育。“闲有家,志未变也”即指此意,我们今天所讲的父母是孩子的首任老师,就是对孔子家庭起始教育的最好的诊释。孔子为何非常注重家庭的起始教育,我们不难理解,因为孩子是质地纯洁、本性善良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孩子和家庭起始教育就象白绢之于染缸,遇赤则红,遇墨则黑,有什么样的教育成长环境,对于孩子的人格的完善来说至关重要,所以,《颜氏家训》中有语云“教妇初来,教子婴孩”。印度电影《流浪者》中大法官拉贡纳特思想偏激,认定“贼的儿子就是贼”这一谬论,错判了强盗的儿子扎克有罪,扎克越狱后对拉贡纳特进行报复,终于使法官的儿子拉兹戏剧性地变成了小偷,最后在法庭上审判拉兹的法官正是他的亲生父亲—拉贡纳特,这一电影故事一方面否认了法官拉贡纳特错误的思想教条,同时也是对孔子重视家庭起始教育在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后很好的例证。 第二,家庭教育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诚信与威严。孔子为《易》所作的《易大传》中,曾明确的指出“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在家庭教育中,我们所面对的对象是自己的亲人,此情此景,往往会溺于亲情,过度的慈爱,家人的嘻嘻,可能会其乐融融,但是,长此以往,就会自由散漫缺乏威严,这就要求家长必须自己“一日而三省吾身”,诚信威严,时刻反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以诚信教育家人,教育孩子,这是家庭教育的久远的法则。历史上的宗圣曾参,杀猪示信,就为家庭教育的诚信教育作了一个很好的脚注。曾参的儿子曾元扯住要去赶集的母亲的衣衫哭哭涕涕地要求:“母亲,我也要去集市,我也要去集市。”曾妻劝阻说:“元儿,你在家玩耍吧,我去集市买了东西就回来,回来给你杀猪吃好吗?”曾元听了立时不哭了,反而高高兴兴地说:“母亲,我在家好好玩耍,回来可要杀猪吃!”过了一个时辰,曾参看到妻子从集市回来了,立时挽起衣袖,说:“来,帮个忙,快把猪捆上。”曾妻急忙上前劝说:“夫子,为何杀猪,我与元儿耳戏,何必当真。“曾参非常严肃地说”“你错啦,言而无信,是最不可取的,身教重于言教,说谎话是欺人也是害自己。这样怎么能教育孩子成才呢?”。 第三,家庭教育还要遵循“相亲想爱,和睦共处”的“大仁大爱”原则。“相亲相爱,和睦共处”的“仁爱”思想是孔子思想的优秀,其“仁爱教育“的思想基石是“孝梯”,而骨肉亲情也确是人类所共有的最亲切最实在的情感,孔子所倡导的“为仁”应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种深刻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这种仁爱思想贯穿于孔子思想的各个方面,也渗透到他的家庭教育思想中。 《论语》“为政篇”中有人问孔子:“先生为什么不去从政呢?”,孔子回答:“孝顺父母的人,必然能友爱兄弟,把这道理实施于每个家庭中,使家庭成员端端正正,就是从政,又何必一定要做官才说是从政呢?”孔子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出发,在《易》大传一书中提出了“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在其家庭教育思想中明确地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其“仁爱”思想的优秀“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的思想启发了成千上万的人士对家庭及社会重教、有礼和负责,他要求家庭教育中,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各守正道,各尽本分,家庭就幸福吉祥,所有的家庭都走人正规了,则天下就安定了,从端正每个家庭,延伸到国家,因而家庭教育规范即可成为国家的政治规范,把家庭教育的“仁爱”思想提升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高度,把个人与国家、家庭与社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恩格斯所讲的“家庭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也从社会的高度论证了孔子的观点,与孔子的家庭教育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实行新课程改革今天,无论教师还是家长,都要明白,教育是以人的发展为优秀,以促进人的健全发展为目的的事业。学校作为教育的主阵地,需要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进行心的沟通、情的交流、行的互动,更需要教育者的真诚奉献、无私的付出和积极的创新,家庭教育作为教育的另一阵地,其作用与学校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在家庭教育中,家庭成员之间,因为血缘的关系,其思想的教育或形成有时是学校难以企及的,也就是说,家庭思想的教育对于学生将来走上社会的作用力是巨大的。这又一次论证了孔子的家庭教育思想:修身端行、正身安国,国家既正,则四海平矣。又一次从治国、平天下的高度论述了家庭思想教育的重要性。 孔子的家庭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教学的某些规律,成为我国古代教育史的宝贵遗产。这不仅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在世界教育史上也久负盛誉。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后发表的宣言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顾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可见,孔子的教育思想影响是极其广泛和深远的。让我们在赞叹孔子思想博大精深并从儒家文化的精义获得新的富有深度认识的同时,又从中感悟到,我们必须秉承孔子教育思想的精髓,不断的提升自己,增加自己的文化底蕴,才能使孔子思想这一厚重的民族文化财富得到继承和弘扬,才能让它在当代人类文明的发展中继续发挥其应用的影响与作用。#p#分页标题#e#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启示 孔子在其教育实践中,许多教育思想及做法为现代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可以参考、借鉴的思想素材,丰富了我们的教育实践。 一、孔子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的优秀就是人的全面发展,是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科学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四方面的辨证统一和协调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表述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全面的能力,包括:学习能力、为人处世能力、行为习惯能力等,这与孔子的教育思想相一致。 (一)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论语•公冶长第五》中说道:“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孔子期望他的其他弟子能像颜回那样,举一反三,有自主的思考,活学活用。这印证了我们素质教育中“发挥学生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思想。 (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不耻下问”是一种学习习惯与态度,这也是孔子治学一贯应用的方法。孔子对学习方法、习惯与态度的阐述,在《论语》中还有很多,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等,都对我们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提供了可借鉴的维度。 (三)尊重学生的个性特长 《论语•八佾》中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清晰地表明了孔子尊重学生的个性特长,因人施教的理念,也为素质教育遵循学生发展规律,尊重学生个性差异,促进学生个性发展提供了理念支撑。 (四)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循着《论语》的足迹,我们可以感受出孔子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平等、和谐、民主的师生关系。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充分展示了孔子与学生之间平等的对话、和谐的师生关系,他和学生谈论问题时明确表示:不要因为自己的年纪比弟子们大,弟子们就不敢发表意见了,弟子们在孔子的启发诱导下,依次谈了自己的看法。从中我们看出孔子教育的思想是对学生的尊重,对每个学生的看法孔子并没有肯定或批评,只是说“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来打消学生的顾虑。因此,孔子的教育思想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同样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与地位。 二、孔子的教育思想与立德树人 “做人”与“做学问”二者之间关系的处理决定了教育最根本的任务与使命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要让学生学会什么。孔子在《学而篇》中就曾提到这个问题:“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们不难看出,孔子要求弟子首先要致力于孝道:在家孝顺父母,出外顺从师长,做事谨言慎行,为人爱众亲仁,如果还有闲暇的余力和时间,则可以学习古典知识,增长文化水平。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教育学生是以道德教育为优秀的,把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高尚的道德行为放在教育的第一位,而对于书本上的知识是放在第二位的。教育之道———教书育人,这里的人即是学生。学生是活生生存在于世间的个体生命,所以教育必然以育人为本,关乎一个生命个体成长的德行必然成为教育的首要任务。我国古代诸多著作、仁师都把“立德”作为“三不朽”之一。《左传》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同样也表明立德在首位、寻求知识在末位。“立德树人”也就成为历代教育家共同遵循的教育理念。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强调指出,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成为有思想、有内涵、有德行的人是当今时代的需要,是教育的需要。教育最根本的任务与使命是立德树人的问题,我们要让学生学会做人,做一个适应社会未来发展的人。 三、仁德思想对学生成长的意义 “仁德”思想是孔子思想体系的优秀。通读《论语》,通过对于“仁”“德”阐述的理解,我觉得“仁”指的是外在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德”指的是内心的情感和信念。孔子的“仁德”思想强调内省、立志、改过、力行,他教育学生立足于现在,确定志向,将树立人生的目的和理想作为个人努力方向。这些对于学生的成长意义是十分巨大的。 (一)内省 《论语》中这样几段话:“吾日三省吾身”“内省不疚,夫何忧何俱?“”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见别人好的道德品质,虚心学习,向他看齐;见别人不好的品德表现,就要联系自己,反省检查,引以为戒。学生内省自身,有利于其成长发展。 (二)立志 学生要成长就要制定自己的志向,《论语》中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立志是一个学生成长发展的关键。学生只有确立了志向之后,才有了学习目标、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三)改过 《论语•学而》中说“过则无惮改”,认为改过是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一种态度。学生成长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过错,需要不断地改正这些过错,把自身的素养提升到完美的境界。 (四)力行 孔子的仁德思想注重实效,反对巧言令色。《论语•学而》中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他要求自己的弟子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甚至主张“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意思是先脚踏实地去做事,做了以后再说也不迟。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孔子的仁德思想是追求自我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学生的成长是受益匪浅的。 作者:黄鹤 单位:黑河小学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缅怀中国传统教育 [摘 要] 南怀瑾大师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大学》的主旨,从《大学》精要之“四纲”讲起,衔接求证大道学养之“七证”与内明外用之“八目”,并用儒释道及中外史实假以做解。反观中国当今教育,教育之主旨已然发生偏离。南怀瑾大师祥解《大学》,意在缅怀传统教育,缅怀其做人之学的教育主旨,忧当今教育之缺失。 [关键词] 内外兼修;做人之道;传统教育;现代教育 一、传统教育之主旨 大学之道是内圣外王的做人之道,大学之道在于教导人之所以为人的人伦之道,而这也是传统教育的主旨。 (一)大学之道。南怀瑾大师将《大学》解释为“大人之学”,所谓“大人”就是学识修养皆达到一个水准的内外兼修之士,要做到“大人”,仅仅是饱学之士是不够的,还要是谦谦君子;仅仅是自我修身养性是不够的,还要惠及他人。 (二)内外兼修。作为对“三纲八目”说法的修正,南怀瑾将《大学》之精要提炼为“四纲”“七证”“八目”,皆为内外兼修的寻求之道。 “四纲”是指大学之道的大道、明明德、亲民及至善。大学之道的“大道”,是四纲之首,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人伦之道,是人自立立人而达于至善之道。大学之道的“大道”包括内明与外用:内明即是“明明德”,即是人要有自知之明,明自己,从而达到人自立;外用即是“亲民”,是在“明明德”的基础之上,由内而外,推己及人,从而达到己立人。内明与外用均达到了,就达到了至善的境界。 “知、止、定、静、安、虑、得”这“七证”是求证大道学养的步骤。“知”不是能,不是知道,而是指个体自己亲身感知、感觉得到的。对“止”的理解是在“知”与“止”的互动过程中实现的,“知”是主,在前;“止”是宾,在后。“止”字也分为“内明”之“止”与“外用”之止。前者是指个体明白自己的心理心态。后者则是指个体怎样把自己的思想行为,做到恰如其分的止。“定”是指心定,安定,定即是佛学中的“禅定”。“静”是定慧的最高境界,是心理修养的最高层面,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大概是定境的最佳诠释。“静”是指人心理层面,而“安”是指身体层面。与现代忧思、忧虑之意不同,大学之“虑”在“思”,是细致宁静的,而不是跳跃不定虚妄不在的“想”。“得”的意思在于,经过前面几个层次的修养以后,思虑开发了,就能够达到内明明德的境界,见到真正的成果。至此,个体也就达到了修身养性的内明之道。 作为具体实现大学之道的“八目”,也同样有内明与外用之学的区分。人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达到修养身心的内明之道,继而从己出发,推广出去,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用之道,达到内外兼修的最高境界。 “格物”不是程朱理学曲解的“格去心中的物欲”,而是“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而“致知”与“七证”中的“知”是共通的,是所知,而不是能知。接下来是“诚意”,要诚其意,就不能自欺,要遵从自己的内心。修身在正其心。“心”是生理、精神合一的代号,既不唯心,也不唯物。《大学》中“修身”的道理,有身体内所表达在外形行为的态色,还有身体内在生理习性所发生的“恐惧”“好乐”和“喜、怒、哀、乐”等情绪需要修整的学问。 自立内明之学达到一定水准时,就可成为“贤人”,而要成为“圣人”,需要进一步“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传统教育之主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由“大道”到“明明德”,是每个人自立自修的学问,是内圣内明之学。再由“明明德”到“亲民”,是真正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德,是自立而立人,自利而利他的外用之学。从内明修养到外用之功,皆达到一个水准,才算是达到了“至善”的境界,才意味着人伦大道的完成。 二、现代教育之缺失 从《大学》中,我们读出了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内明外用之道,此乃传统教育之根本。反观现代教育,我们在人格教育之路上越走越远。我们知识技能以爆炸式的速度不断增长的同时,人格培养的缺失越来越明显。整个社会的教育求多,求快,基本的人格养成教育严重缺失。人格教育缺失的恶果在当今社会已在开始显现,“食品安全危机”“诚信危机”等都是教育失败所造成的后果。文化教育的失败,造成人与人之间无信,人既不信己,也不信人,人人自危。 南怀瑾大师明确表示对现代教育持失望的态度,并认为,中国近年来一切问题的根源,是文化教育问题。中国的未来在人才,人才的优秀在教育,教育的根本在“做人”。教育必须要正本清源,牢固以做人为根本的教育原则为此,南怀瑾大师在儿童教育视为解决之道,鼓励开展儿童读经运动。 三、结语 南怀瑾通过从儒释道等方面对原本《大学》做出详尽解释,为我们展示了内圣外王的大学之道。做事先做人,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也是我们传统教育的主旨所在,而今,教育的马车已偏离轨道,越行越远。“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塑造的不仅仅是单个个体,而是一个民族的秉性、灵魂与未来。教育的目标崇高而远大,引用宋儒张横渠的话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作者简介:陈茜(1989-),女,汉族,山东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情境教育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传统的教育理论相当程度地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教学实践,而引进的多种现代教育理论,在给我们带来清新空气的同时,尚难以通过与中国教育实践的整合形成体系。所以,努力创造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学就成为深化教育改革的迫切任务。李吉林老师提出的关于儿童情感与思维发展规律的理论,将情感活动与认知活动结合起来的教育主张,以及所构建的情感与认知结合获得教学高效能的课程范式等情境教育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模式,具有鲜明的特色,其中许多原创性研究对大幅度促进儿童健康发展,提高教育水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项研究是全方位的,试图从多元角度寻求实施情境教育的途径,找出实施情境教育的规律。应当说,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给我们很多启示。理论的准备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前提,李吉林老师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对小学教育,而且对整个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认为,李吉林老师从“意境说”中概括出了“真、美、情、思”四大特点,构建了情境教育的基本理论和课程模式,这是情境教育的理念精髓,是人本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继承着中国优秀教育传统的同时,挑战着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 真——真实情境的感受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传统教育把树立教师的权威地位,培养学生唯上、唯书作为实现教育任务的前提。实践证明,情境教育所阐明的教育过程中客观与主观的辩证关系,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情境教育认为,给儿童一个真实的世界——走进大自然,体验社会生活,为儿童展现一个活生生的、可以观、可以闻、可以触摸、可以与之对话的多彩的世界,将学科教学的内容与生活的真实相沟通,这一切都会形成学生成长过程中的良性互动。因此,要追求教育与真实环境相融合,让儿童在感受“真”、领悟“真”中长大,以利于儿童认知、情感、思维的发展。从“真”出发,由“真”去启迪“智”,去追求“美”,去崇尚“善”。 美——突出美育的功能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美育是教育的目标,不单纯是学校教育的一项具体的工作。现在学校教育普遍存在一个问题:不是把美育看成贯穿在学校全部教育活动中的教育目标,而是把它看成艺术教师的一项工作。美育是一种自由的形态,是润物细无声地使人的心灵得以净化,使人具有丰富而充实的精神世界,并将这种精神渗透到整个内心世界与生活中去,形成一种自觉的理性力量。美育的目标,不仅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对美的感受力、鉴赏力和创造力,而且是要美化人自身,帮助学生树立美的理想,发展美的品格,培育美的情操,形成美的人格。因而,美育的根本宗旨是培育学生的人格和心灵。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其实,教育中也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自觉地进行美育。我们将美育的教育目标最终转化为自觉的教育活动,就是在创造美的教育。李吉林老师深感教学中的美,以“美”作为培养儿童创新精神的土壤。认为美既能启智又能育德,既能冶情又能发辞,具有全方位的育人功能。她倡导以美摆脱各科教学的单纯工具性的抽象理性压力,以美感的笼罩,使各科教学的文化内涵得到顺乎自然的体现,工具性包容的知识和实践,镶嵌在浸润了文化艺术的、美的情境中。从而使知识变活了,变得有血有肉,变得丰富而具神采。 情——教育过程的愉悦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过去许多教师和家长都以结果的愉悦作为教育的最高追求。于是,教师和父母常把自己所做的一切,甚至包括对学生身心所施加的几近残酷的压力,都归结为“为了孩子好”这种善良的愿望。而情境教育则不然,她高度重视教育的过程,特别是教育过程中学生的心理体验。认为使学生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才能形成学生持续发展的心理动因,才能使学生通过过程的积淀最终形成良好的基础素质。李吉林老师强调“情”是情境教育的命脉。当儿童在教师引领下,进入情境时,情感便链接在教师、学生、教材之间,相互牵动着、影响着。她概括出的“以情为纽带”作为情境课程重要的操作要义之一,而又进一步明确了优化的情境必然会激起儿童热烈的情绪,产生投入学习活动的主观需求,感受学习活动带给他们的快乐与满足,并在其中受到熏陶感染。从而因为情感的作用,使教师的真情、期待、激励,衍化出学生的自信,使儿童的思维、想象、记忆等系列的智力活动处于最佳的状态,这就将认知与情感、学习与审美、教育与文化综合地在课程中体现出来,实现了教育过程的愉悦。 思——重视形象思维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使教育事业面对许多新的不适应,产生许多新的困惑,而新的科学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又引起我们对原有规律的思考。于是对规律把握的过程也就伴随着对规律不断探索的过程。李吉林老师从小学课堂教学普遍存在的枯燥乏味、死记硬背、高分低能等现象带来的困惑出发,试图探索问题的症结所在,并由此感到教育理论的缺失。脑科学研究的进展为这种探索提供了重要依据,她把思维作为脑科学成果在教育中应用的结合点和切入点,通过研究试图把当前教学改革从忽视思维、脱离思维的学习理论及其影响中,回归到学习的基本命题即学习与思维上来。这项研究从两种思维的基本智能理论出发,特别以发展形象思维与教育关系的研究为重点,打破了长期以来思维研究强调单一抽象思维的局限性。在这一基础上,又对思维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联系机制进行了探索。情境教育以“思”为优秀,重视想象在发展儿童思维、培养儿童悟性方面的特殊作用,注意儿童想象力的发展。让儿童把观察与思维、观察与想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儿童凭借想象,加深情感体验,从而把启迪儿童的想象,作为发展儿童创造性的不可或缺的有效途径。 教育是科学,教育是艺术,教育更是一种修炼。李吉林老师以其科学的造诣,艺术的涵养,特别是忠诚于教育事业的孜孜以求的修炼,展现了高度的教育智慧,挑战着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促进了学校的发展、教师的发展、学生的发展,也引领和推动了基础教育事业的改革。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总督学顾问)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从中国传统教育看人品塑造工程的理论依据 摘 要:人品教育是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精华,中国古代的高等学校和西方现代的大学存在差别,它偏重儒学人文教育,以培养公共政治服务的官员仕人以及从事文化教育的文人为主。当下的中国,人才和成功的定位往往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于是教育就显得非常功利,很少有人再以君子和高尚人品作为人才培养的标准。从中国传统教育寻找先育人后教书的理论依据,探索教育发展的多元化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教育;人品塑造工程;现代公民教育 人品是人的社会属性的表现,是人的良好素质和品行的体现。如果说教育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培养受教育者立足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素质的话,那么这个素质的首要内容就是“健全的人格”。由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人们更多的是把向受教育者传授科技知识培养技术能力作为教育的首要使命和任务,忽略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育人,修养人的品行,养成人的健全人格。本文作为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人品塑造工程项目课题成果之一,希望探索民办高职教育的差异化发展道路。 一、中国传统教育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优秀的社会文化体系。隋朝时期,读书人将学科分类为“经史子集”,清朝是修《四库全书》,“四库”就是“经史子集”四库。中国经史子集的划分将学科分类,这与西方的划分方法异曲同工,而如今这种划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按照“经史子集”研究中国学术问题,把文史哲完全打通,从整体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其中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于伦理关系处理上的仁义主张。仁义是中国古代处理人际关系、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并以此为优秀形成了一整套的伦理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可以用“仁、义、礼、智、信”五个字来概括。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一系列解决和处理各种复杂社会关系、满足封建社会伦理基本需求、完成个人人格健全的道德规范。 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因此学习传统文化对于提升国人道德水准,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意义重大,它也是当前高校人品塑造工程的理论依据。 二、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特点 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大学,后来历经发展,主要是英国、德国、美国的大学的不断转型,形成了高等教育的三项职能即:培养专门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 13世纪初,当巴黎大学、牛津大学、撒拉曼加大学创立之初,一二年级的“初阶”是以人文为主。因此人文学院的文、史、哲三系就是大学的“通史”,全校同学都“必修”。三四年级的“进阶”则是学生可以深入自己爱好的科目。道德教育被称作“个人的社会健康教育”,其目的是让孩子懂得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懂得如何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一分子。其优秀道德观念主要有四:尊重生命、公平、诚实、守信。 三、中国大学向现代教育的转变 无论何时,无论是民办院校还是公立院校,大学的性质和功能应该是不变的。遗憾的是,中国古代的封建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型,始络没有彻底完成。略过清末民国时期,我们把新中国60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称之为“革命教育”阶段。这个时期的教育适用于计划经济的模式,其理念、模式、管理以及内容完全是参照前苏联的革命化教育,服务于革命需要。第二个阶段是从恢复高考后到“并轨”之前,称之为“知识教育”阶段,它是对“革命教育”的一个纠正。它强调的是知识、科技、人才等关键词,希望服务于社会经济和科技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但最后演变成“应试教育”。第三个阶段是从民间资本参与高等教育至今,所谓的“素质教育’阶段,它开始于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延续到《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素质教育”的提法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素质,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种“素质教育”在正面意义上,是看到了第二阶段“应试教育”的偏失,希望借“素质教育”提高全民素质。 公民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将所有学生培养成合格的公民。公民教育是现代国家为社会文明持续发展做出的一种制度性安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题是如何重返国际社会和重建中国文明,但是没有从教育去认识这个主流。虽然也有多次教育改革的努力,这些努力确实改变了教育的面貌。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认识到公民教育是现代国家应有的制度性安排。尽管我们很多教育文件和法规里,都表达过要通过教育培养合格公民,但是却始终没有明确地将基础教育定性定型为公民教育。 国家通过公民教育制度为社会文明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按照越来越高的、越来越符合人性的、越来越能培育个人潜质的方向,一届一届地培养着高素质的社会公民。当他们的公民教育完成时,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个别优秀者),已经在比他们前一届人的更高程度上复制了整个社会文明。社会的文明,就是以这样极为清晰的递进方式,积累、传承和提升的。公民教育体制在本质上说,是一个以递进方式整体复制社会文明的系统。 而人品塑造工程即坚持以人为本和以德为先的方针,以育人带动教学,通过全面系统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措施保障的和有实际内容、实践过程、实际效果的人品教育,使培养的人才在思想、道德、人格、品行等方面有新的建树或提升,使培养的人才懂得感恩、珍惜和自爱,从而树立自信心,增强自重、自强感,懂得做人,然后懂得学习,进而努力学习,最终成为高素质、高技能、高端型的优秀人才。 遗憾的是现在的中国进入了对孩子教育非常复杂的时代,中国现在的社会,把成功限制在一个特别狭小的范围之内,对孩子们来说学习成绩好、考高分就是标准;孩子五六岁会弹钢琴,就会得到奖赏。成人世界里从不以一个人的人品高尚作为一个成功的标准,从不以一个人拥有多少真心朋友作为一个成功的标准,我们成人世界里的标准就是这个人有钱,这个人有地位,这个人有财富。如此使得我们在教育上更多倾注了对学生技能的培养。这一点在产业化明显的独立学院更为明显,包括专业设置的功利性和短期性,而思政政治理论等课程则普遍得不到重视。国家提出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政策以来,各类民办院校如雨后春笋般悄然涌现,而学生的整个身心和性情还没有在应试教育中的中小学学习阶段定型,所以人品塑造工程仍应在大学学习期间适当延续。 依照国家“十二五”教育发展规划,特别强调 “以人为本,以德为先”的要求,本着“教书先育人”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和以德为先的方针,通过全面系统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措施保障的和有实际内容、实际效果的人品教育,使培养的人才在思想、道德、人格、品行等方面有新的建树或提升,使培养的人才懂得感恩、珍惜和自爱,从而树立自信心,增强自重、自强感,懂得做人,然后懂得学习,进而努力学习,最终成为高素质、高技能的优秀人才。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比较 [摘要]犹太文学作为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其固有的特点,这决定了犹太文化的特性。而犹太文化和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领域中两朵奇葩,它们历史悠久并且都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两种文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不得不归功于教育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关键词]犹太文化中的教育思想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 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是历史悠久的民族,这两个民族对东西方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人类的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的融合过程中虽然受到美国文化的一些影响,但其固有的文化特点并没有改变,尤其是它的教育思想。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在中华文化地位根深蒂固,然而在21世纪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毋庸置疑的是这两个民族都特别重视教育,然而他们的教育思想既有共性也有差别,下面就两个民族在教育思想上的相同点与差异进行比较。 一、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相同点 (一)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和中国传统教育思想都有浓厚的民族色彩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展示了丰富的民族性,显示出了犹太民族精神的独特性。犹太民族性和民族精神又具有多重性,这主要受犹太教教义的影响。犹太教育铸造了犹太人,培育了犹太民族性和犹太人的民族精神。尽管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不断进行融合,然而犹太文化却不失其民族性。 中国文化的民族色彩主要体现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文化特征。孔子的教育理念几乎垄断了中国教育,传统文化教育思想中儒家因素波及整个民族,这也为儒家思想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因此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民族色彩主要体现在儒化思想这方面。 (二)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重视教育 犹太文学在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之所以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在于犹太民族重视教育。犹太人崇尚知识、尊师爱教的观念深深地扎根于犹太民众之中,成为犹太民族的优良传统。教师在犹太人中享有极高的地位,在他们心目中,教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犹太人的生活中不能没有拉比。在希伯来语中拉比的第一个涵义就是老师。这与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相一致。在中国从古至今教育备受关注,老师在中国也被称为“圣人”“先生”。从这些称呼上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教师的尊重,更有谚语“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由此可见,这两个民族都尊师重教育。 (三)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为世界科学史作出巨大的贡献 犹太文学不仅为当代美国文学及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世界文学、科学史作出了巨大贡献。犹太人人数不多,但在知识界、文化界和科学界的地位举足轻重。据统计,在诺贝尔获奖者中,犹太人就占据了15%,有利地证明了犹太民族对全世界科学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也同样为世界文化和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到如今华人在各个知识和科技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我们都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二、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不同点 (一)宗教对教育影响不同 犹太教是犹太教育的基本点和统帅,因此重视教育是犹太教的支撑点。犹太教育中深深地弥漫着犹太教思想,因此犹太教经典的传授成为犹太教育的主要内容。而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思想主要受儒家、法家、道家三个主要教学流派的影响,其中尤以儒家思想为重。儒家教育理念主要以君子的榜样为学习典范,德育优于智育,以圣人人格为教育的培养目标,强调成人的教育理念。 (二)教育普及程度不同 12世纪的犹太哲学家迈蒙民德说:“每个以色列人,不管年轻还是年老,强健还是羸弱,都必须专研《托拉》。甚至一个靠施舍度日和不得不沿街乞讨的叫花子,一个养家糊口的人,也必须挤出一段时间来钻研。”而在中国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才重视教育,国民素质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可见,教育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只有树立普及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的观念一个民族才能发展和取得进步。 (三)教学重点的不同 犹太人更注重谋生手段的培养,职业教育是犹太人教育的基本内容。教育不是一味地教授书本的知识,而是当做生活中的一种训练,通过实践达到教育的目的。而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教学方式只侧重书本知识的学习,严重地忽视了实践环节,由此导致培养出来的人才重理论而轻实践。 犹太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文明长河中源远流长,这不得不归功于这两个民族对教育的重视。正是开放性的教育铸造了两种文化的熔炉,形成这两种文化精神。两个民族重视教育的传统及其所取得的成果雄辩地证明了教育的巨大力量和永恒的魅力。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反思,对教育与国际接轨的期盼 摘要:本文提出,执教者要解放思想,重视学生的科学教育,教给学生科学的语言、科学的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科学的态度,形成科学的价值观。对学生能力和教学要求避免“初步了解”、“基本掌握”、“能运用”等抽象模糊的语言,对学生达到什么程度要有明确的指导和要求。 关键词:格物致知 传统教育 国际接轨 人教版九年级上册语文第14课,是丁肇中的《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一文,作者高屋建瓴地剖析了中国传统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和致知,发聋振聩地指出“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因为《大学》里“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田地,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因而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便被埋没了。并批评受这个文化背景的影响,中国教育模式下的学生至今“大都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思维而不愿动手……往往功课成绩很好,研究工作中需要拿主意时,常常不知所措了”。 一、古文化形式上禁锢科学 “国”字框文化效用,禁锢了中华民族科学思维的发展。不曾考证仓颉造这个“国”字属于何种造字法。在造这个“国”字之前,各部落可能已有了群聚造城为国都的事实,仓颉根据已得经验造出这个“国”字,这可能是不争的事实。历朝历代的都城都是深沟高垒,一统家天下,严格秉承着“国”字型来建都。从秦始皇始,为御敌而修筑万里长城,彻底把整个华夏给“国”起来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民用建筑――四合院,“国”字结构;从古至今,中国各级各部门各行各业各单位,围墙建制,“国”字结构。“国”象征最高统治机构,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排他威严,也定格了封闭、禁锢的形式和意识形态,这种形制和意识于中华民族已入脑入髓,根深蒂固地潜入中华民族的血液,并一代一代传下来。这种封闭、禁锢的文化形式和意识形态阻碍了民族的视野,致使我们在很长一段黑暗隧洞的蜗行中,既不能正确认识别人,也不能正确评价自己,井蛙观天,限制了民族科学思维的进步和发展,现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仍没能钻出“国”字文化形式的怪圈,我们经常以我们有万里长城、秦兵马俑、四大发明而骄傲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古文化内容上摒弃科学 中华文化的精髓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的精髓是“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教育中最重要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中主要讲的是安邦定国、修身立命、礼仪法度、文学史料、帝王的文告和君臣、师生谈话内容记录等等。从大处说,是治国平天下;从小处说,是强调个人的修为。即使是古老而深邃,集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结晶而被誉为“群书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也只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 我们的先贤们这些宇宙苍生的哲思,治世论道的思辨,繁文缛节的典章,从古至今仍是传统教材的重要内容,由此误导我中华成为一个重文轻理之民族。将人们引向不偏不倚、折中调和、无欲无为、宁静致远的参经悟道的队伍。丁肇中在《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一文中举了个例子,说明朝理学家王阳明为了格自己庭院的竹子,坐在竹子前一连格了七天,终因格得头痛而宣告失败。胡适之在《格致与科学》中分析指出:“因为中国的学者向来就没有动手动脚去玩弄自然界实物的遗风”。连受过所谓正统教育的大学问家王阳明也闹出了科学探究的笑话,更何况那些囫囵吞枣的诗书蛀虫们。我这里并不是否定“四书”、“五经”那纵横捭阖的人文方略和张弛自如的治世经纬,而是对其先于中华自然科学而植入我们的基因,从古至今桎梏着龙的传人的科学思维方式而感到遗憾。今天我们的学生高分低能,功课考一百分,却没有实验探究能力,临事缺方法无主张。中国传统教育的学生没有一个能站在诺贝尔领奖台上,就证明了传统教育的失败。 三、古文化发展了艺术言语,遗忘了科学言语,限制了中国人科学思维的发展 艺术言语的特点是形象性、模糊性,表达作者喜怒哀乐的独特感受,以传递情感为目的。科学言语以传递知识信息、社会信息为目的,要求客观、准确、真实的描述客观对象。要求逻辑性、概括性、严密性、规范性。 中华民族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就追求的是一种诗意性的“和谐”和“天人合一”。如最早的文学样式《诗经》,最值得我们称道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无一不重形象,轻逻辑;重意念,轻理性;重含蓄,轻直白。如《战国策》中对邹忌、触龙游说的艺术言语就描述的极淋漓。邹忌说齐王没有采用单刀直入的进谏方式,而是以身设喻,委婉含蓄;触龙说赵太后则采用了绕弯的迂回战术。这二位谏臣共同特点是:不暴露游说目的;忠言顺耳利于听;忧对方之忧。虽都达到了目的,但从他们绞尽脑汁的奴性相中,不难看出一个简单问题却费尽周折,这些游士们口若悬河演绎了一出出三寸不滥之舌的口水战,这在上古无甲子、岁尽不知年的时代尚可,在科技社会瞬息万变的今天,这种绕弯的艺术言语能适应社会吗?梁山伯与祝英台爱得那么深,尽管梁山伯不明就里未动凡心,祝英台正因为这种文化中毒太深而羞于启齿才含蓄到以死抗婚。华夏民族的血统中穷形尽相地遗传了这些艺术言语,含蓄低调的个人修为。就是在今天,很多人对自己心上人也不能浅白直露地说出“我爱你”,只把这种爱默默地表现在自己含蓄的示意和行动中;如果当面夸赞一个姑娘长得漂亮,大多被夸的姑娘都会现出羞怯的情态。“言语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言语受制于思维,又作用于思维。可以这样说,情感思维创造出艺术言语,理性思维创造出科学言语。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是情感思维的结晶,它反过来又刺激了中国艺术言语臻善臻美的发展,使一代一代的中华子民遗忘了科学言语,限制了我们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发展,限制了中华自然科学之进步。致使我们一代一代躺在“四大发明”的温床上沾沾自喜。历史上两次工业革命均爆发于欧美,我们远远落伍于世界源于我们诗意的情感丢掉了理性;诗意的文化丢掉了逻辑性、概括性;诗意的言语丢掉了严密性、规范性。 《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或许主要教导后世子孙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吧。在儒家看来,圣人经书上的道理可“推之于四海,传之于万世”的,只要饱读这些人文诗书,就可以实现最高理想了。“格物致知”这个词语之于自然科学上这一点,恐怕我们造词的先哲给疏忽了。否则,大学问家王阳明缘何不会“格物”呢?对此,丁肇中最后在文中指出:“在世界发生激变的今天,我们应重新体会‘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因为人文科学思想也是从实践中产生的。个人行动不是盲目的行动,总要有一定的思想,一定的理念指导。这思想、理念,也“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定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学术权威’的指示”,那就要在实践中培养自己的判断力。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试论非智力因素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应用 作者简介 李桢(1968-),女,南昌航空大学教务处工程师、思政专业06级研究生。 胡红姣(1973-),女,南昌航空大学教务处工程师、思政专业05级研究生。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智力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天努力学习的结果,而学习需要两类因素做保证:一类称为智力因素,如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等;另一类则是激发、保持和强化学习积极性的各种因素,称为非智力因素,如理想信念、学习动机、兴趣、意志、性格等。非智力因素对智力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1]。 中国传统教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历代教育家的不断实践、概括和提炼,形成了丰富深刻的教育思想和精辟的治学理念,其中涉及到非智力因素的许多论述和运用,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仍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2]。本文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举例加以说明。 1 重视学生对理想信念的追求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古代圣贤们很早就意识到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尤其重视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的统一,注重气节与操守,提倡发奋立志,弘扬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气概与宽广胸怀[3]。 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后来更进了一步,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天之乐而乐”为崇高的理想,它激励、引导着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建功立业,对社会的进步和安定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2 重视学生的学习目标、动机的作用 现代心理学认为动机是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行动的原因。人类动机对活动具有引发、指引和激励的功能。[4] 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君子”和“圣贤”。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是君子呢?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后人总结出君子应具备“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仁”就是宽厚、爱人,“义”就是正直,“礼”就是谦让,“智”就是才能,“信”就是诚实。 这些有关君子的论述,明确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树立了君子的标准,因而君子成为全社会的楷模,成为做学问的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做“君子”和“圣贤”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这里的“学”主要指的是学习道德修养、内圣外王之道。孔子强调“为政以德”,认为没有德行的人当官,老百姓就要受苦。所以孔子主张学得好,学有所成就去做官,目标非常明确[5]。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就是说脑力劳动者管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管,强调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现在看来,这是对体力劳动者的歧视,但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这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信条,对读书人努力学习,追求功名有很强的激励作用[6]。 3 重视对学生意志的培养 意志是人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支配行动,克服困难,实现目的的心理现象[7]。我国古代学者非常注重意志的培养,并把立志当做学习的先决条件,认为不立志,不能成功。 孔子说: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原指加工象牙和骨,切了还要磋,加工玉石,琢了还要磨,有精益求精之意。引申到学习上,就是要坚持不懈的意思。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象传》)以天体运行无休无止、永远向上的规律,要求人们积极有为,勇于进取。这种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激励着数以千万计的志士仁人为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而奋斗终生。 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从此,君子“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成为千古名言,让人们树立坚强的意志以面对前途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做好吃苦的准备。 这些闪耀着古代学者光辉思想的话语,至今仍激励着人们克服困难,坚持不懈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力前行。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已经溶入了中国人的血液,成为中国人的性格特征的一部分。 4 重视对学生兴趣的培养 我国古代学者也意识到兴趣对学习的重要性,注重对兴趣的培养和引导。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意思是说,对于所学的东西,懂得它的人不如喜爱它的人,喜爱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形象地说明了兴趣在人的求学获智中的积极功能。只有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才会把全部身心沉浸在其中。“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孔子此句本意是提倡“安贫乐道”,认为有理想、有志向的君子,不会总是为自己的吃穿住而奔波的,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也可以乐在其中。引申为:无论学习再困难,只要有兴趣,也能在苦中感受到快乐。 孔子称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活脱脱一个爱好学习的老人形象,皆兴趣使然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凤栖梧》)为第二境。该句既概括了一种锲而不舍的坚毅性格和执着态度,又深藏着浓厚的兴趣爱好,从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5 重视学生的性格差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8] 中国古代学者认为学生的个性是存在差异的,每个学生的自然禀赋也不一样,所以教学方法也应因人而殊。他们反对用一个模式去束缚学生,主张通过教育发展每个学生的个性。在教学方法上,中国古代学者特别重视启发诱导,以此来开发每一个学生的智力潜能。就象孔子所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沦语・述而》) 孔子对学生的性格特点十分了解。例如,他曾经指出四个学生的缺点:“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论语・先进》)意思是:高柴愚直,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论语・雍也》)意思是:仲由做事果断,端木赐通达事理,冉求有才能,寥寥几句,便将学生的性格特点准确地概括出来了。 正因为学生有差异,所以孔子在教学过程中主张因材施教,做到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充分挖掘了每个学生的潜能,使他在教育上获得巨大成功,据说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 6 结束语 非智力因素的研究是一门新兴的科学,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有关非智力因素在教与学中的认识和运用,旨在传扬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树立我们的自信心,以本民族文化为基石,去其糟粕,存其精华,不崇洋媚外,不枉自菲薄,注重与国际先进文化进行交流,为我国的教育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被“冤枉”的中国传统教育 如今,一提到中国传统教育,许多人就不住摇头。不要说中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朱熹了,就连近代的陶行知、蔡元培,许多人也都是一脸茫然,不知其为何许人也;其实这只是中国传统教育文化面临危机的“冰山一角”。当前,中国的传统教育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年轻人对待传统教育的态度淡漠,许多优秀教育典籍逐渐被后代遗忘。每当人们提到“传统教育”就不自觉地认为“传统教育”是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不合理、落后之处的代名词。自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教育界就掀起了一股引进西方教育思想、理论、制度的热潮,尽管取得的成功不是很多,但是却对中国“土生土长”传统教育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当时的不少知名学者如鲁迅、胡适等都对中国的传统教育有过言辞激烈的批评。时至今日,教育界似乎也存在这种倾向,在教育理论研究上,若不提西方理论便觉得似乎不够“先进”,不够“顺应教育科研发展的潮流”,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研究却陷入低谷,基本上是无人问津,中国教育史等基础学科的研究正处于“为生存而斗争”的尴尬境地。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传统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只会“舞文弄墨”、“满口‘之乎者也’”,尤其是到了明代,“八股文”的僵化使教育内容更显得空洞。但是,要是换个角度来看问题,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大家稍微阅读一些中国古代教育典籍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教育内容并非如大家所想像那样空洞;我们有平民圣人――墨子领衔的墨家学派,他重视自然科学知识教育;我们有逍遥自在的庄子,他提倡适应自然的教育;我们有“六艺”教育,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就是在儒家内部也不是八股文一统天下,我们有王安石、陈亮、叶适的事功学派,提倡实功实事;我们有颜元提倡劳动教育,注重实践;到了近代,我们有陶行知,他提倡生活教育;我们有陈鹤琴,他提倡活的教育等等。由此可见,若是指责中国传统教育内容空洞、无用,可真是有点“冤枉”传统教育。假若大家抽点时间来看看教育典籍,便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倘若只是把八股文教育内容当作中国传统教育的全部内容,那可真是以偏概全了。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两句诗“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据说这是宋朝皇帝为了鼓励士子们参加科举考试而写的。到了近代,成为经常被引用的两句话,其引用的目的在于说明:中国古代传统教育过于注重功利性,读书是为了黄金和美女而去的,从而极大地败坏了学风,蛊惑了人心。由此,传统教育的教育目的过于功利性,也成为了近代以来国人“讨伐”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主攻方向。中国传统教育确实存在“功利性”,但是却不是当代人所形成的那种“功利观”。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功利性”主要是随着儒家学者中的“事功学派”的逐步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如宋代的王安石、陈亮、叶适,近代的魏源等人就是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主张可以用“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来概括,主张在传授传统教育内容的同时,加强教育的“实用性”,提倡“务求实际,务求实学的革新精神”,而非现代西方意义上的以追求物质财富为主要目的的价值观。因此,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功利性”却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误会”。就好像把现代人戴的帽子硬要戴到古人头上,倘若以现代的眼光看待古代的事物,不顾历史实际情况,不知道又会发现多少“罪过”。退一步说,就算以现在的标准认为传统教育是功利的,那么造成这种功利的也不是传统教育本身,而是中国古代社会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 中国传统教育读物中“苦学”的例子屡见不鲜,且多半是持一种赞扬的态度。所谓“十年寒窗苦”,用当代人的眼光来看,实在太“苦”。从而,传统教育就成为了“苦学”的代表。除苦学之外,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教学方法过于注重灌输、过于呆板,忽视了人的个性发展。殊不知,我们的孔老夫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因材施教”、“启发教学”;再者,这里不能不提我国的书院制度,私人办学、自由教学、注重个性、思想活泼自由的书院,是我国传统教育的一大亮点。就连曾经批判中国传统教育非常厉害的胡适都认为“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也十分欣赏书院的风气,曾以书院为楷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他认为书院的好处,“一来是师生关系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究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最后,与官学同样源远流长的私学,体现着“学在民间”的传统,其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方式灵活。由此笔者想问的是,中国传统教育何“死”之有?不知大家是否知道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天才是九十九分汗水加一分灵感”。可见,要想有所作为就得“苦”一番!所以,一定程度的“苦”学无太多坏处,而把“苦学”的“专利”给了传统教育似乎“冤枉”了她! 其实,中国传统教育的所谓“罪过”,并不来自于传统教育本身。若要追寻原因,其实还是要归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甚至是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对于教育的影响。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的传统教育逐步发展、逐步完善,形成了许多闪光的智慧点,这是值得肯定和加以挖掘的。时代在发展,中国传统教育也面临着变革挑战,传统教育必须进行变革,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这是事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传统教育的种种观念仍然在影响着我们。当今教育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在中国教育史中找到问题的由来、根源所在。然而,自上世纪初期,人们对于“传统教育”的误会愈发加深,甚至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凡是传统的,必定是劣弱的。其实,中国传统教育的许多智慧,比如人人皆可为圣贤的教育理想;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循循善诱”、“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教材编制的自主性;科举制度中的分区取士等等何尝不是一种财富呢?为什么就因为传统教育有一些缺点就连同这些优点全部抛弃了呢? 所以,恳请国人在空闲之余能够抽空读读中国传统教育典籍,相信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这同时也是对民族文化的一种尊重。倘若连我们都不重视自己的传统教育,不愿意研究本土教育理论,而是以西方教育理论为“膜拜”对象,这对中国当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来说并非是件好事。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从中国传统教育观浅谈课堂教学与教育方法变革 【摘要】在当今倡导素质教育的热潮中,作为教师更应该从中国传统的教育观中吸取养分、体会教育的真正含义。从而在课堂教学中建立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在教育方法上转变教与学的关系,并且做到自我认知角度全面提升。 【关键词】传统教育观 教师 教育 按照素质教育的思想,教育的目的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要通过学校的各种教育,把对学生而言是外在的知识和感受内化为学生个人内在的、稳定的个性心理品质,从而为学生一生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因此,在大学的教学中,传授必要的知识之外,我们更应该注重对学生自学能和学习方法的培养,注重对学生科学精神和健全人格的培养。而在目前的大学教学中,无论是培养模式还是教学过程、课堂教学还是实践教学,都还没有真正体现这一精神。这一方面是受到传统教育模式长时间的影响,而我们却又没有完全意义上理解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中对人才培养的含义,或者是未能把传统教育理念良好地融入当今的教育之中;另一方面也源于我们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复杂而琐碎的问题,一边是世界多元化的发展和膨胀,一边是知识不断的更新和交替,再加上人们对于教育用途的理解越发的多元等等。因此,要在短时期内模仿西方的教育模式,对现有的教学方法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是几乎不可能,也是不合理的。我们真正能做到的是结合实际,将素质教育思想与大学课堂教学和教学方法融合,逐步推进到高校教学改革当中。 作为一名新任的大学教师,对教育的认识大部分源于以往的受教育经验和并不全面的书本知识。在全世界都大刀阔斧的提倡高校教育改革的今天,我们恐怕还是要稍微放慢一点教育改革的步伐,先静下心来想清楚自身的实际,先想老祖宗学习一下教育和教学的方式方法,教书育人的传统理念,然后再“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推行新方法、新政策和新概念,毕竟教育是百年大计,而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小事件。 一、从传统教育思想中获取养分 自殷商时起,中国便有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之外带来的是文化交往的空前频繁和私家学者集团的勃兴发展。由此,中华民族便走向了一条重视教育、发展教育、传承教育的道路。两汉时期,中国已有太学,并在京师设立儒学、史学、玄学、文学的“四学制”,至隋朝大业元年,随着统治的需求和教育的传承,科举制度带来的张力正式把中国教育推向高潮。尽管延续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度最终因其弊病被历史淘汰,但是中国古代教育所留下的伟大光辉却没有因为西学东渐和启蒙思想的出现而减弱。西学的介入;教育体制的改革;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直至今天,古代传统教育观念中很多思想观念仍可以为后人带来学习、思考;乃至警示。 且不说深奥的玄理,就仅只是“温故知新”、“因材施教”、“循序渐进”、“长善救失”……就足以我们学习和思考了。总体说来,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特点有三大观念,即综合观、辩证观、内在观。 1、充满智慧的大教育观。中国古代的教育综合观认为,教育不仅面向学校的学生,而且重视教育与整体社会的关系。如孔子的教育思想认为,要把人口、财富、教育当成“立国”的要素,从“国之本在家”的思想出发,重视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中“孝悌忠信”的教育,认为教育对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秩序都有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之上,中国古代贤哲关于教育功能的概括和总结,认为教育的功能包含相互作用的两方面:一是培养国家所需的各种人才;二是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2、对立统一的辩证观。辨证教育的观念认为,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的相互作用,在教育过程中应该将德与智统一起来。汉代儒学推动者董仲舒曾云:“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智而不为也”,这一观点与现在提倡的“教书育人”就不无相同之处。中国古代的德智统一观,首先看到的是道德教育及其实践;其次才是知识教育。并且认为,德育要通过智育来进行;智育主要是为德育服务,德育与智育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 3、倡导启发的内在观。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内在观,强调启发主体的内在道德功能和自觉性。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强调人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的能力,自省、自反、慎独,自我修养、自我完善、自我求取在人伦秩序与宇宙秩序中的和谐,其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的。如“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称赞中国教育很高明,而以平衡的常态为方法;老子也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人有“自知之明”。 二、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 建立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是进行教学改革的第一步,也是具有指导性意义的一步,这关键性的一步,应当与实际紧密结合。由于现代教育的参与者甚多,因此这必将是一个以“融合”为基础,逐步建立的过程。在这里结合独立学院以技术型的人才培养为主的目标,借用一些教育研究者的观点,我们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整体观的启示:加强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是对长期以来我国过分专业化的高等教育导致人的片面发展的一种矫正,它包括了比较广泛的人文、自然科学、体育和工具技能性课程(外语、计算机等),基本上涵盖了大学中主要的公共课程和基础课。从素质教育的角度看,“基础”还应包括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而通识教育课程涉及基础性、综合性、有效性以及可迁移性都比较强的知识,是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文化素养的主要课程形式。从终身教育的观点看,当今大学教育在人一生中的“基础性”更为明显,加强通识教育、加强基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辩证的统和:注重学科交叉。学科交叉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特征。从学科的整体发展与综合化出发,合理构建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整合、重组课程无疑是构建培养方案时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要在注重基础知识、基本概念的同时,给学生整体性的知识,注重其他学科知识对本学科的影响及在本学科领域中的应用。我们在不断求新的同时,一定要注重基础的培养,切忌将新知识机械地叠加或简单地照搬。此外,也可以根据学生的情况和要求,适当地让学生了解本学科的前沿技术与发展动向,拓宽学生的视野。 3、内在性的激发:重构实践教学体系。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为实践是创新的基础。因此,我们应该逐步改变传统教育模式下实践教学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为学生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实践能力培养方案,并从整体上策划每个实践教学环节。 三、转变教与学的关系 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是从宏观方面谈到的课堂教学与教育方法变革的指导性方针。除此之外,作为教师也应该从具体的教学中寻求方法去改善我们的教学。在顾小存的《感受美国高校的现代化课堂教学模式》一文中提到的利用多元的途径、实施多样的方法对教学进行的改革实际上在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中也一些尝试,只是囿于师资水平、学生层次和教学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在我们的教学中并没有真正的推广开来。 1、转变教学观念。以往的教学,教在前,以教师的教为主导,而现代高等学校中的素质教育应更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强调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导者。在“教”与“学”这对矛盾中,“教”虽然重要,但毕竟是外在的东西,“学”才是内在的。学生要获得知识、培养能力、使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归根结底要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再好的学校和再好的教师都不能代替学生学习。因此,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学习责任感和独立学习的能力与方法,从而达到主动学习的目的。从这一点上讲,改变教学观念首先得从教师的教学观念入手。 2、研究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状态。以往的教育,以研究教师如何教或者如何教好为主,往往忽略了对学生学习动力和学习状态的研究。在现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并且进行教学改革的要求下,我们是否应该多花点时间去研究一些学生如何“学”的问题。诚然,涉及到学生如何“学”的问题很多,但是在所有学的问题中,我觉得处于中心位置的应该是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状态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和人生定位,也就必然影响到高等教育中人才培养的问题。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关注,因为,高等教育对学生的培养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3、以终生学习为学习的最终目标。在激发学生学习动力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学习动力的持久性问题,实际上这就是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关系问题。以往的教学,注重抓紧课堂的五十分钟给学生灌输知识,尽管这样对提高学生当时知识的摄取量有帮助,但是容易忽略对学生学习动力的激发和终身学习心态的培养。我们的学生常常有“上完大学就可以轻松,或者就可以不学习”的思想,这一方面不利于我们素质教育的推行;从长远看也有碍于我们整个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因此,对于我们来讲,除了课堂的五十分钟或者大学的四年进行教育,更应该引导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唯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深层的学习动力;保持学生持久而良好的学习状态。 四、从“我”入手转变教学理念 在当今教育改革呼声日渐高涨、素质教育重要性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我国的传统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更是不能遗忘。在教育教学领域、在教师成长过程、在人才培养方式上,我国的传统教育观都仍然散发着其独特的魅力。正如学者陈平原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中特别提到:今日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在全球化潮流之中仍然保持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和尊重”。 在中国传统教育观的影响下,教室对于自身的认知和职业的认识就显得尤为重要。简单地讲,我们应该从三个层面上调整自身。首先,自我调整,解决职业倦怠感。古语云:“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并非所有的老师都能如孔子般的圣贤,因此,当我们遇到职业倦怠感的时候,就应该以正确、适当的方法来解决。只有学会自我调整,冲破职业倦怠感,才能让为师者永远记住一句话:传道、授业、解惑,永不放弃。其次,继往开来,不断学习和丰富自身。温故知新,方能为师;这是亘古不变的为师之道。在现代,我们更应该利用学校宽松和便利的环境去自我学习和自我提升。“身正为师、学高为范”,师范的要求也是示范,要在学养上、在人格上、在情操上努力地自我完善,进而去影响和改变学生。第三,开拓创新,永远记住“与时俱进”,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张望和思考,才能走得更高、更远。因此,我想每一个老师都应当时时告诫自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无论是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还是从事学生工作的辅导员,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都是我们获取能量,自我进步和调整的粮食,无论任何时候都应当以更多的良性思考来解决问题和矛盾,并且认知学习和思考,将这种思考变成一个双向的、相互的、持续的过程。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探微 中国传统教育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教育,儒家文化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强调人的价值,儒家教育实际上就是人的成功教育。传统教育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大量思想成果。这些成果对我们正在进行的语文课程改革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如何开发和利用这座巨大的思想宝库,是中语界面临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本文拟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进行一些概略的引证与分析,以期引发大家的深入探讨。 1.以育人为本,培养健全人格。中国古代教育非常重视教育在社会发展、人格塑造方面的作用,力求通过传统经学和史学教学,来发展学生美好的人性,促进人的各种潜能的发展和提高,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和健全的人格,促进人的成长、成才和成功。历代教育家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形成了一些具有鲜明人本教育特点的教育思想。孔子以培养君子为育人目标,主张“君子不器”①,培养出来的“君子”应人格健全,兼备各种才能,其用不拘一格。孟子则在《公孙丑》中对育人提出著名的“四端”说,即同情之心是仁的发端,羞耻之心是义的发端,谦让之心是礼的发端,是非之心是智的发端。人的后天学习实际上就是保持和扩充这些发端,教育的作用在于经过扩充人固有的“不忍之心”而达到治理国家之目的。孟子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②荀子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化性起伪”③,使“涂之人可以为禹”④。教育是使人有礼而达成礼法之治的关键, 即所谓“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⑤,“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⑥。《礼记・大学》开篇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⑦。关于教育的作用,《礼记・学记》更是概括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⑧。用现代的话说,一方面要为国家培养所需人才,另一方面要促进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和习俗的形成,通过教育达到使人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朱熹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变化气质”“明明德”以实现“明天理,灭人欲”的根本任务。王夫之则坚持“王者之治天下,不外乎政教之二端,语其本末,则教为本,政为末也”。⑨由此可见,历代教育家都强调教育对人的重要影响,主张以育人为本,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育人是中国传统教育最明晰的一条主线。回观现代语文,因其独立设科,逐渐从传统教育的大体系中剥离开来,形成比较明晰的教学目标,学科教学偏重于语言基础知识和技能教学,割裂了古代教育以育人为本的传统,一步一步地远离教育的本质,走上一条不归之路,这正是现代语文教学走向衰微的根本原因。 2.以育贤为本,提升精神境界。在中国历史上,不乏政治和谐、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盛世。综观这些时代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君圣、臣贤、民良。要达成这样的社会,自然离不开良好的学校教育。我国历代教育均以培养“贤才良民”为己任,造就了大批优秀人才,在国家稳定和繁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也形成了一些具有深远影响的教育观点。孔子提出“举贤才”的教育观,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进一步提出“明人伦”的教育思想。所谓明人伦就是让人明白在各种人伦关系中自己所处的位置以及处理各种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通过使人学会处理各种人际关系而达成个体与社会的有机统一与和谐一致,成为受人敬重的贤人。荀子认为大儒呼召后学,能够“通乎财(同裁)万物养百姓之经纪”⑩。宋明理学家对先秦儒家的这些观点加以继承和发展。不论是朱熹的“明人伦”,还是王阳明的“致良知”,都十分强调个人对道德修养的能动性,重视个人对自己道德行为的责任感,并把这种责任感与社会义务感统一起来。尤其在义利问题上,针对当时学校教育的“怀利忘义”现象,他们特别重视“人伦”“良知”,主张克制自己心中的物质欲望,尽可能使自己的言行思想与社会秩序、伦理道德规范有机统一起来,以实现“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的道德精神境界。当今社会,国民道德素质下降,人文精神失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教育丧失了“培贤育良”的传统,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只有知识,没有文化,不贤不良,无德无能。这与现代课程的日益分化、教学目标的日益细化有关。在古代,学校教育没有明细的学科分类,只设一门课程,课程教学没有这么多维度的目标,只有一个目标,一切教学行为都是为了育人。相反,现代教育分科设教,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教学目标,育人目标则退之其次。虽然国家课程纲要和标准把育人目标放在首位,但在实际操作中,各学科大都只重点关注知识教学,而忽视对学生的综合教育,以培贤育才为己任的语文教学也在大环境下日渐异化。 3.以育性为本,培养个性特长。中国传统教育强调教育对象的广泛性、民主性,同时又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实施有区别的教育,以更好地促进人的发展,实现人的价值。从孔子开始中国传统教育就提倡“有教无类”的大众化教育观点,尊重人的个性。孔子的“有教无类”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广收门徒,孔子的弟子中有“富于周公”的冉求,有常处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颜回,有“衣敝缦袍”的“野人”子路,有“请学稼”“请学为甫”的樊迟;二是不分地域、国籍,他的弟子华夏族的以鲁国人最多,而卫、陈、齐、宋、晋、吴、楚和戎狄族的秦人也不少;三是不计善恶智愚,孔子的弟子中有颜回那样的高材生“闻一知十”,也有愚笨的高柴和鲁莽的曾参,只要能“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孔子以后,很多大儒都坚持这一教育主张。如孟子强调“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唐宋以后兴起的书院制度,在教学中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若有名师来书院讲学,其他书院或外地书院的师生都可来听讲,而不受地域、贫富、年龄、学派的限制。与此相适应,古人不回避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他一方面承认人生来都是差不多的,是相近的,其差异主要在于后天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又肯定了上智与下愚的不移。鼓励通过学习来提升自我,但又反对对学生提出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他还承认有生知、学知、不知之别。除此,重视人性,关怀人性,也是古代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王充认为决定人性的因素有遭性、随性和正性,而“遭得恶物象之故也”。王守仁反对“小大人”式的教育方法和粗暴的体罚等教育手段,要求顺应人的性情,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施教,促进学生个性的健康发展。现代社会很少有人考虑学生的个性差异,不管学生的基础如何,不管学生的禀赋特点,“万人过独木桥,拼高考”已成为常态。语文教学受到高考应试的影响,不但不重视人的个性特点,培养学生的个性特长;相反,也跟着追求规范化与标准化教学,把思维活跃、思路众多的语文活动,引向思维呆板、思路单一的应试路径,扼杀学生的创造性,泯灭学生的个性。这从每年高考考生的答卷可见一斑。上百万的考生,主观阅读题的答题,尽管面对的是生疏的阅读语境,原本应该出现多样化的答案,结果却惊人的一样。语文教学把充满灵性、富有个性、千差万别的人训练得如同机器,实在令人恐怖。这又是造成国民创新精神缺乏,原创力不够的根本原因。 4.以育德为本,培养高尚情操。传统教育坚持以自己的伦理政治观念为底蕴,把道德教育始终置于首位,以立德树人为教育的终极目标。“尊德性而道问学”???“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以道德教育为主,以知识教学为辅,并把道德教育和道德实践结合起来,做到“知行合一”“知行相须”。首先,从教育的目标指向上看,古人十分重视“礼”“德”教育,认为这样可以使人懂得廉耻,形成高尚的情操。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了实现这种教育目标,古人对选择教材非常严格,经过层层遴选,积年删减,最终把代表儒家文化的经典著作《诗》《书》《礼》《乐》《易》《春秋》用作教材。“六经”的教育价值,司马迁有十分精要的评价:“《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其次从教育的价值取向看,传统教育提倡“四教”。孔子曾说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里的“文”“行”“忠”“信”分别指文献、品行、忠诚、信实。其中,“行”“忠”“信”都是道德教育方面的内容,而“文”则是指文献中的智、体、美等内容,也与德有关。传统教育的育德特征非常明显。现代社会当人们痛感人心不古,社会风气日下,道德缺失的时候,是否应该回过头来想想我们的学校教育教给学生什么,有多少教师在学生的一生中发生过作用。有谁教过学生礼义廉耻、忠信仁孝。道德教育的缺失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以传统文化教育为重要内容的语文教学是否应该检点一下自己的得失,在教育价值取向上作出某些重要调整。 5.以育智为本,突出自我修养。古代教育在学习方式上强调内在的自觉,主张“为仁由己”“反省内求”,注重“知行合一”。一是强调主体的内在自觉。古人认为,一个人能否成为有仁德的人,关键在于自觉。孔子曾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也说过“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孔、孟以后,这种道德修养的内在自觉得以广泛继承和流播,一直影响到现代。二是注重自我道德修养。“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先贤们对于自己的过失,敢于正视。孔子曾自言:“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这表现出一种道德修养的高度自觉性。孔子之后这种反省内求的方法被很多大儒发扬光大,如朱熹明确要求学生自我“省察”;王阳明强调“致良知”应重在“内求”,而不假外求。三是知行并重。古人把学习、立志、陶冶、力行结合起来,创设综合的育人境界。“学习”,就是学习文化知识,是道德信念形成、道德品质养成的基础;“立志”,就是树立并坚定远大的志向,是成就事业的根本;“陶冶”,就是环境对人的熏陶影响,是道德情感的修养方法;“力行”,就是“于事上磨练”,是教育的手段,也是终极目的。除此,古人对人类学习活动的心理和生理机制的研究和运用也达到相当的高度,有很多做法值得今人学习。例如,古人认为凡学有三时:一是身中时。人的一生总有那么一些最佳的学习时机,《礼记・内则》记载,古人“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二是年中时。一年之中有不同的时令,不同的季节适合学习不同的内容。《礼记・王志》记载,古人“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郑玄认为这样做是因为“春夏,阳也,《诗》、《乐》者声,声亦阳也;秋冬,阴也,《书》、《礼》者事,事亦阴也”???。三是日中时。学习要每日不误,教师要教育学生常怀学习之志,每日要用一定时间进修学业,诵习功课,即使休息时,游观时也要不忘学习。《礼记・学记》说:“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我们应从古人的这些教学经验中汲取教育的智慧,根据学生成长的需要,从整体上对学生的学习全面规划。在不同的学龄阶段,安排不同的学习内容;在不同的季节,安排不同的学习实践;对每天的学习进行周密安排,引导学生通过不同的形式体会玩味学习的内容,借助人的生理机能,提升教育的效率。 中国传统教育以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原则,突出教育的系统性、经典性和实践性,形成优良的传统,具有博大精深的内涵,本文所记只是冰山一角,我们需要深入发掘和利用这些经验,并不断创新发展,才能真正迎来现代教育的辉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论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中的自由与平等精神 摘要:教育的基本精神或理念包括自由与平等两个方面,但自由与平等不是基于事理层面的选择,而是神性本质的自然发用,故须从智慧层面来理解自由与平等,教育无非就是要养成这种智慧。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是“学达性天”。“学达性天”是让受教育者回复到其本有的神性本质之中,在这种神性本质中,必然有最高的自由与平等。所以,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决不与自由与平等精神相违背。由此,不但扭转了时人对中国传统教育精神的批评,而且可使其与西方教育精神相会归。 关键词:学达性天;自由;平等;神性 一、引言:“学达性天”何以成为论题? 中国传统的教育精神历来是被诟病的,因为它与现代的教育理念相违背,特别是与其中的自由与平等精神不相符,故封建礼教“吃人”几乎成为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之共识。本文则以为,这是对中国传统教育精神的误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乃是一种内圣之学,故中国传统教育走的不是外在的礼仪强制灌输之路,而是走的内在的精神自觉教化之路。而最能体现这种理路的是“学达性天”四字,如果我们依此来理解中国传统的教育精神,则不但不与自由与平等精神相违背,而且能使自由与平等精神达到更高的境界。 据《皇朝文献通考》卷七十三载:“(康熙)二十五年,颁发御书‘学达性天’四字匾额于宋儒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祠堂及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并颁《日讲解义经史》诸书。”[1]这是“学达性天”四字的最早出现。但就其教育精神而言,则与孔子“下学而上达”[2]157、宋明儒之“天人性命之学”[3]一脉相承,就是让人自觉显露自家的天性良知,既而体达天道。本文着重论述这种教育精神与自由、平等之关,以证成其固守中的开放精神。 二、“学达性天”与自由精神 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自由与解放常常被认为是教育的主要目标,得到诸多教育思想家的认同。雅克・马利坦(Jacque Maritain)认为,教育的目标是“每个人都达到内在和精神的自由,换句话说,要通过知识和智慧,善良的愿望和爱来求得自己的解放。”[4]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说:“教育,作为一种自由的体验,是一种认知活动,是对现实的批判方法。”[5]这些都是对于自由与解放的强调。但中国传统的“学达性天”就只要求人回复到人之“性天”之中,并没有强调自由,甚至许多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教育精神根本压制人的自由[6]290: 中国文化在历经了先秦文化的璀璨时期之后,自儒家文化一统天下始,就在经世致用的实利、实用思想影响下,使人的真实人性的展现、自由天性的释放大受禁锢,个人也就渐次缺失了这种遵循自我内心意欲、自由思想行动的特质。一直以来,我们教育目标的确立就是儒家文化思想影响下的产物,任何时候都是以社稷为重当先等。不可否认,教育具有某种社会功能,也应承担社会责任,但如果教育首先没有达到开启民智、解放人心的目的,有怎样实现个人真正的发展,又如何能更好地服务于社稷呢?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持上述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并且,中国现代教育基本上是在反传统的语境或脉络中进行的。其中一个坚挺的理由是,中国传统教育压制人的个性与自由,不适应现代社会。如果说,中国传统教育之精神只是贵古代礼仪规范的灌输与传授,则中国传统教育确乎压制自由与个性。而且,原始儒家确实常给人以这种印象,如当颜渊问“仁”时,孔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仁。”[2]131颜渊又问:“请问其目。”[2]132孔子复答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132但须知,这并不是孔子的最终精神,孔子在最终精神处是冲破了“礼”的。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2]61就是这种冲破的表示。因此,荀子虽然认为教育从“数”看是“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但从其“义”(即最高境界)看则是“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7]。这也是冲破了“经”与“礼”的。所以,如果从中国传统教育之根本精神――“学达性天”去看,则不但中国传统教育不违背自由的精神,且自由与个性在此得以调适而上遂。这如何可能呢?此关乎我们对于自由的看法。 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充满着对自由的神往与追求,可以说,人类史就是一部自由的奋斗史。那么,什么是自由呢?我们一般可以承认自由是人的本质。但在对自由的认识问题上,却离开了这种存在论立场,而是把自由理解为无预设的理智抉择。但须知,一切抉择皆属于知识的范围而与自由无关。故有学者指出:“亚里士多德认为选择就是意志在理智的运作以后,随之而作的决定,无论这种理论再如何精审,然而亚氏所谈的既非自由,亦非自由意志,此亦事实。”[8]这意味着自由并不是通过选择的可代替性来标识的。若只是这种选择性,则“自由的本质就会肢解为一种空虚的偶然性。意志保持既无何向,也无何来,那里一般地也不再是什么意志,并且从这种空虚的无差别性的意义上来把握意义,乃是自由问题范围内的一个最大的谬误”[9]242。此正虚无主义的表现,“虚无主义意味着无上价值的贬值,意味着对‘为何’与“何去”的种种回答失去其维和赋形的力量”[9]37。这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作为选择性的自由的批评。他进一步说[9]243: 最本原的自我规定意义上的真正自由只存在于一种地方,在那里一种选择不再是可能的,也不再是必须的。谁恰正还在选择和意欲选择,就还不真正知道他意欲什么,他还完全不是本原地意欲。谁已是作了决定,谁就已知道他意欲什么。达于已决性的决定和最特有知识的明白性中的自我知识,是同一的。这一已决性不再需要选择,因为它是以本质性知识为根基。 依海氏之意,不是人拥有自由,而是自由拥有人。这意味着自由具有存在论之意义。“自由不是作为人的意志的附属物和摆设品,而是作为真正存在的本质,后者是作为整体中存在东西的根据本质。”[9]13海氏认为,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的那篇专文《对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就是基于一种存在论立场来看自由的。谢林在那篇文章中认为:“真正的自由就是与一种神圣必然性的协调一致。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在本质性的认识中感受得到,在那里精神和心灵,只是系于它自己的规律,才自愿地肯定那种必然的东西。”[10]108这样,谢林得出了他的中心观点:“只有人是在上帝中,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在-上帝-中-存在(In-Gott-sein),人才有能力自由。”[10]131因此,认为自由在绝对无限制的开放体系中的观点是不可接受的,这会使自由概念与摇摆不定同义,也使得对自由的哲学探讨变得毫无价值。基于此,我们必须承认,“内在于上帝与自由并不彼此矛盾,以至于,自由,就其是自由的而言,只是在上帝之内;不自由,就其是不自由的而言,必然是在上帝之外”[10]59。这意味着自由只存在于灵智的存在者那里,而不是开放地存在于任何存在者之中。所谓灵智的存在者是自己决定自己,它决不受外在的、与其本性相互矛盾的东西规定,也不是受内在的、由某种纯粹偶然的东西或经验的必然性规定。海德格尔对此的理解是:“我是自由的,也就是说我能从我出发来发起一种行动;行为作为‘我行为’之为这一自身开始的行为,只是以它自己本身为条件,所以在同其他东西关联上是无条件的。”[9]107这样,海氏认为,如果人的自由这一事实不允废置,那么,除了认识到人不能是在上帝“之外”和“之旁”,认识到人不是反对上帝,而是面向上帝,认识到人只有当自己以某种方式属于原本质、亦即在原本质之内,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吗?人内在于上帝才可有自由,这意味着人是泛-神论意义上的人。海氏进一步说[9]109: 作为自由,人的自由是某种无条件的东西;作为人的自由,人的自由是某种有限的东西。这里的问题在于人的自由的概念,它是关于一种有限的无条件性的问题,更醒目地说,是关于一种依存性的非依存性(“派生的绝对性”)的问题。哪里有自由,哪里就要求有泛神论。反过来,哪里有泛神论,哪里至少并非必然地就是非自由(宿命论),恰好相反:哪里立起正当理解的泛神论,最终就要求自由。 这样,要证成人的自由,必须承认上帝与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没有人,一个上帝是什么呢?绝对无聊的绝对形式。没有上帝,一个人是什么呢?无害形式中的纯粹荒谬。”[9]189所以,自由,就意味着一个灵智存在者(人的神性)的出现,而灵智存在者的出现必然拥有自由。“神是人,这意味着人作为自由的人存在于上帝之内,而也只有自由的东西才能够一般地存在于上帝之内,一切非自由的东西,和一切就其是非自由的而言的东西,是在上帝之外的。”[9]135这是基于存在论上的,而不是一种伦理学之选择,这是自由的最高意义。 我们现在再回到“学达性天”这里来。“学达性天”是让我们回到人的天性之良知、良能中,然则,天性良知中有泛神论的意义吗?即人由此可直通神性吗?若人之神性不可能,则自由亦不可能。但我们须知,这里的神性不是教会神学意义上的,而是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海德格尔说:“每一哲学作为形而上学在本原的和本质的意义上都是神学;对整体中存在的东西作概念理解被称为,追问其根据,而这种根据被称为θεός,上帝或神。……哲学的发问广义上在自己内总是两者:本体论的和神论的。哲学是本体神学。哲学愈本原地是两者一体,哲学就愈真正地是哲学。”[9]78-79从海氏这里我们可知,如果哲学是真正的哲学,则哲学必是神学。中国传统的人性论是一种超越的形而上学,故必能上通神学。“学达性天”是希望教育让人复“根”归“本”,这个“根”与“本”就是人之“性”,而人之“性”本来自于天,所谓“天命之谓性”[11]11者也。若人因“学”而至于“尽”性,即是“圣人”、“大人”,其境界必神化而无限。《中庸》云:“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1]32《易传》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12]这些都是表示尽性者之灵通与神化。这是谢林与海德格尔所说的泛神论,但自由在中国文化里常以“神化”言之,这是因不塞其源,不禁其性而来之境界。《论语》中的“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2]193,《孟子》中的“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13]352和“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13]370,都是意在说人之神化之能。切就人的行为而言,就是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2]54,亦是《中庸》所说的“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11]24。这是人之天性良知超越物质关之机括限制而成为绝对“大主”后之行为,这里真正实现了上引海德格尔之言――“只是按其自己的内在本性行动,或者说,这种行动只能从它的内心按照同一性的规律并以绝对必然性做出”[9]100,依海氏,“这种绝对必然性也才有绝对的自由”[9]100。可见,“学达性天”不但不违背教育之自由原则,且能实现最高的自由。下面这段话最能表示由“学达性天”所养成的这样自由[14]: 因为存在才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决定者,创造性地改变他自身的特性,决定什么是他所应该做的和什么是他所应该成为的,这是一种极为根本的自由,也就是一种我们自我决定的本性的自由。 这就使我们认识到,自由并非是在我们世界的客体之间所做的选择,也不是指导我们生活的普遍原则的内在选择,它更多是一种通过我们完善自我和完全实现自我的方向或目的而实现的一种自我肯定。这意味着在不够完善时的探寻和在达到完善时的一种欢欣。 “学达性天”的目的正在这里,它或许没有想到自由,但它就是自由,或者说早已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选择的自由。阳明子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15]良非虚言也。 其实,西方的教育学家也不认同自由就是一个没有限制的开放体系,故强调了教育中对自由的限制与规导。如康德(Immanuel Kant)说:“但是对于自由,人有一种如此强烈的、出自自然的趋向,以至于如果他有一段时间习惯于此,就会为它牺牲一切。正因为如此,规训必须像前面说过的那样,及早施行,晚了就很难再改变一个人。他会总是任性而为。”[16]4这样,康德认为,“教育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是,人们怎样才能把服从于法则的强制和运用自由的能力结合起来”[16]13。再如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说:“一种设计完美的教育,其目的应该是使纪律成为自由选择的自发结果,而自由则应该因为纪律而得到丰富的机会。自由和纪律这两个原则并不对立。”[17]55这些言论都是在自由的对面开出一限制原则,从而不使自由成为无限制的开放。但这是外在的伦理选择之路,而且限制原则总是以外力强制人,故总有对自由的剥夺与抑制,依然会使人觉得不自由。中国传统教育走的是一种存在之路,“学达性天”就是最好的表示。“学达性天”让人归复人之天性良知,纯以性德之力量行动。夫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2]149孟子曰:“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13]230这是不勉而行,是真正的自由。“学达性天”所开的存在之路,以庄子的话说就是:“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18]940自由在这里方可真正地实现其“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18]909的境界。 三、“学达性天”与平等精神 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社会,礼乐是维这种社会的基本纲维,故礼乐之教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优秀。但《礼记・乐记》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19]986,这表明“礼”与“乐”的功能不同。“礼”主要是“别异”,使贵贱有别、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乐”虽然是“敦和”,使君臣和敬、长幼和顺、父子兄弟和亲。但“乐教”很早就失传了,使得后世之中国传统教育主要以“礼教”为中心内容,而礼教之功能又是别异,故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宣扬等级观念,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的重要口实之一,持此论者甚多,其论说文献亦不必徵引。甚至连逆时而动,独为中华传统文化唱赞歌的梁漱溟也批评礼法“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威权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体不得伸展,社会性亦不得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上一个最大的不及西洋之处”[20]。 如果我们只是外在地看礼教的别异之能,似乎确实给人以不平等的感觉,但如果我们更内在的看,别异未必是不合理的。本来,中国文化传统是“礼乐”之教,即礼教与乐教并行。《礼记・乐记》云:“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19]1030这就是说,礼教规导外在的行为,乐教感化内在的心志,二者合一,才是尽礼乐之教。相较而言,中国文化传统重乐教甚于礼教,因为这符合“内圣而外王”的传统。故《礼记・乐记》又云:“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19]1029-1030从这里可以看出,乐教应在逻辑上先于礼教,因为若易、直、子、谅之心不生而徒让人外在地服从礼制,则人不但不心悦,亦可能生诈伪。这就是“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19]1030。若能得内在之感化而生易、直、子、谅之心,则“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19]1005。这是真正的“行而乐之”,有何不平等之强制与压迫,是以“生民之道,乐为大焉”[19]1007。但可惜是的,《乐经》失传,乐教亦随之而式微。后世遂刊落礼乐之教之内在精神,不能自觉而心悦,故生压迫之感与不平之气,以为位高者之强权,亦不学罔思之过也。 “学达性天”乃是重开礼乐并行而以乐教为主之教育模式,只是乐教失传,故以“乐”养性变得不可能,惟以义理养之而已。不能得礼乐之养固然有缺憾,但义理亦可养之,此即是天人性命之学。首倡此学者当推孟子,故象山先生赞之曰:“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盖时不同也。”[21]孟子讲明天性良知乃人所固有,故“人皆可以为尧舜”[13]339,在此,人人平等,并无不同。若肯定天性良知人人固有,则必肯定人有形上之平等,这平等是存在论上的,不是社会政治上的。孟子与滕文公尝有一段对话,即表明了这种平等性。孟子在作为世子的滕文公面前宣扬他的性善论,并说尧舜人人可能,但滕文公表示怀疑,大概以为尧舜是圣人,一般人是遥不可及的,而孟子则引述成、颜渊与公明仪三人的话,表明人人平等,没有什么不可能。当然,人不可能自然地成为尧舜,故须“学”。是以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13]298“舜”与“我”在先天上都是平等的,而后天之差别可因学(“如舜而已矣”即是学)而弥补。“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13]339亦是“学”。若人之天性良知呈现,其于世间万物,必生平等之照彻与观看。故夫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2]71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2]98这些都是天性良知照彻而生之平等,这是最高意义的平等。孟子的“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3]363就体现了这种平等。这段话表示人-我-物之间的平等,此乃由天性良知之观照而来。这种由天性良知而来的平等,王阳明说得更为显豁[22]: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 这是在天性良知中就万物为一生命存在而肯定之,使其各遂其生、各尽其心,一物不得其生,不尽其性,则非良知所能忍。这是天性良知之全幅呈露与润泽,不是社会政治中的争取与斗争。这是全幅让开、物各付物的自由与平等,是无外在管制力而各适其性的开放社会。现代新儒家牟宗三认为这样的社会才真正实现了王道,因为它没有了外在制度的宰,还人以最高的平等与自由。他说:“全幅让开,如其为一存在的生命个体而还之,此真所谓全幅敞开的社会,而不是封闭的社会,不是强人从己,把人民吊挂起来,使之离其存在的生命之根来服从虚幻的概念、主义,以及玩弄此概念、主义之魔术的领袖、极权独裁者。”[23]“学达性天”之教育则除了那天性良知之呈现以外,别无概念与主义之宰制。人若能尽其天性良知,必能发其来自性德的平等之智光。另一位现代新儒家唐君毅称之为人之平等慧。他说[24]: 吾人之所谓大平等心之道德,即中国古所谓终始为一贯之仁义礼智之德。仁义礼智之德为性德,人性即天性,而人心即天心,此为天人之不二而平等。而仁性仁心之廓然大公,普遍而无私,能与一切所接之事物相感通,而恒自一如,是仁之平等运也。此一切所接之事物,皆一一各为一具体之特殊。吾人于是一一肯定其为特殊,而不以其一慢其他,而同承之以敬意,此礼之平等运也。顺一一之为特殊,而应之以特殊至当不易之道,而各不相乱,同得其正位: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顺、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使事物皆得其所,此人之以义制事之平等运也。……一切不同之智,皆由心之复归于自己,而无所滞留。一切智之如如,亦不相害,此智之平等运也。 许慎《说文解字》训“慧”为“从心彗声”。[25]这说明智慧乃内生,而“学达性天”就是让人于内养成这种智慧,进而由此生大平等心,是谓平等慧。但也许有人会以为这种平等慧太过“虚”而不“实”,故缺乏实际之可操作性。然须知,教育不是政治社会运行,它更多要求受教育者具有“虚灵”的智慧,至于切实的操作程序,则是知识问题,具有经验的相关性,教育不应该只着眼于与经验相关的知识。若教育只关注这种与经验相关的知识,美其名曰重可操作性,实则是教育的失败与堕落。怀特海以为,“从古人向往追求神圣的智慧,降低到现代人获得各个科目的书本知识,这标志着在漫长的时间里教育的失败”。[17]52“学达性天”正是以“性天”之“虚灵”智慧去润泽那经验之殊异与胶固,形成合内外的一以贯之之道,是此方可得真正之平等,此乃“集义所生者”[13]232也,而外在之平等乃“义袭而取之”[13]232者,若平等只限于此,正荀子所谓“蔽于用而不知文”[26]392也。这样,在天性良知之平等慧中,现实之各种关系,人固须于时势中有所轻重裁择,但不可一般地执定一关必高于另一关从而抹杀之。故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13]245-246天下固然大,但作为个人的父母亦不小,此与西方个人与国家平等之说,在理境上无以异,但又不执定而凝固。这里的大小轻重之不同,正是平等慧之虚灵妙用。 中国文化传统虽然肯定天性良知人人具有,但人在现实上究竟能表现多少,因人之气禀之不同,还是有差别的。故程子曰:“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锺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锺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满则溢也;唯天地之量,无得而损益,苟非圣人,孰能当之。”[27]108天性良知虽人人固有,但人之气禀却个个不同,何以如此,这里似乎有无尽的秘密,我们无能为力,只是信天由命。正是这气禀的限制,我们不得不承认有聪明睿智、先知先觉者,而他们就是众庶之启蒙者与教师。依朱子的看法,天地总有“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28]教育就是让人突破气禀的限制而使天性良知全盘地呈露出来,这就是变化气质。人正是在变化气质中才能“学达性天”,故程伊川曰:“学至气质变,方是有功。”[26]190我们之所以能变化气质,内固有赖于自身的涵养与警觉,外则依赖于师长之提撕与教诲。古人讲“天、地、君、亲、师”五者至大至重,并非从职位言,乃是就其代表的天道精神言。在此有尊卑、贵贱、上下、君子小人之辨,并强调后者必须向前者看齐乃至无条件服从,这在古人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平等与不自由。熊十力说[29]: 古代封建社会之言礼也,以别尊卑、定上下为中心思想。卑而下者以安分守志、绝对服从其尊而上者。虽其思想、行动等方面受无理之抑制,亦以为分所当然,安之若素,而无所谓自由独立。……平等者,非谓无尊卑上下也。……而今人迷妄,不解平等真义,顾乃以灭理犯分为平等,人道于是乎大苦矣。 若一味地强调自己也是一个人,有独立自由的思想与信念,而对代表天道精神的尊者、上者、贵者无丝毫之敬畏,俱平视之,则人类可能永远无法开精神向上之机。故夫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2]172又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11]18-19一个真正天性良知呈现发露的人,不但能养成平等慧,亦一定能养成差别慧,从而警觉自己作“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2]70的涵养工夫。所以,梁漱溟说有两个等差是不能少的,“一种是看重理性、尊贤尚智而来的等差;一种是从尊敬亲长而来的等差”。[30]依梁氏之意,前者从人生向上而来的,后者乃是基于人情之自然,两者一定要有的,与平等并不冲突。虚心地接受这种不平等,既而以敬畏之心反省自躬,从而使自己在性德上得以提升,与在上者达到新的平等,这正是承认这种不平等的意义。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曾就此说[31]: 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义务:不仅要一般地希望有益于社会,而且要凭自己的良知,把自己的全部努力都倾注于社会的最终目标,那就是使人类日益高尚起来,使人类日益摆脱自然界的强制,日益独立和主动。这样,就终于通过这种新的不平等产生一种新的平等,即所有个体获得一种均等的文化发展。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一方面承认在天性良知处的平等,故人人具有成圣贤的根基与可能,另一方面又承认现实中人之差异与不同,故有君子小人之辩,而且这个“辩”还要严。这两方面的双向互动,成为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作用模式,“学达性天”就是这种模式的体现。这样的模式,使得教育不为零散的知识服务,进而不只是形成职业化社会中的“俗众”。现代社会中的原子式的个人,只知有横向的散平等,而不知有纵向的人格等级,故现代社会中的人只有职业殊途,却站不住人格本位[32],是以“俗众”得以形成。这种“俗众”对神圣的事物与伟大的人格没有敬畏感,他们只是以平等为藉口而去维护个人平凡的权利与利益,既不满又自满;他们对人类缺乏责任感,只相信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我行我素,不承认任何权威与等级。于是,他们不会向别人学习,也没有人值得他们学习。所有这些,正是现代社会教育失败的标志,亦是社会乱象的根源。现代人从人的抽象的无差别性来把握平等,乃平等问题上的最大谬误,常造成社会愈加不平等。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承认教育不只是知识的掌握与传授,而是智慧与德性的养成,则我们固然要讲平等,却更要重视差别与等级。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学达性天”,正体现了这种教育智慧。 四、结语:“学达性天”与泛道德主义之问题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知,真正的自由与平等必须内在于一个惟一的价值实体方为可能,这是“质”的自由与平等,不是现象地看的“量”的自由与平等。在西方,这个惟一的价值实体就是上帝,在中国,这个惟一的价值实体就是“天性良知”。“学达性天”就是让人“尽”这个天性,“复”这个良知。随其“尽”之深,“复”之全,自由与平等自然出现,不但出现,而且能给自由与平等以规导与限制原则,承认自由中的不自由,平等中的不平等,既而达到更高的自由与平等。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以“学达性天”为宗旨,并未提及自由与平等,但却可以实现真正的自由与平等。 从“学达性天”这里我们可进一步谈谈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是不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问题。《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33]《中庸》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11]35由此,许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宣扬的是一种泛道德主义,而且由于道德规范太多,不免使人动辄得咎,甚至滋生许多口是心非的伪君子。[6]153-158持此论者都只是把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解为对抽象道德律令的训诫与发扬。通过以上对“学达性天”的诠释,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乃基于存在论而不是伦理学,即是基于对人的存在的开显而不是基于一种伦理选择。如果我们承认人毕竟不同于禽兽,在本能之外尚追求神圣,那麽,天性良知是不可否认的。这样,让人回复到天性良知之中而使其成为生命之“大主”,这是完成人的天职,这里面并没有可供人选择的代替项,只要是人,就必须完成。所以,“学达性天”不是一种伦理学的选择,而是人的存在澄明,这是超道德的。此正是庄子所说的“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34]之意。这里的“道德”不是一般所指的外在道德律令,而是指人之性天所得于天者之性德,乃存在论的,非伦理学的,与后文之“性情”乃同一层面,而“仁义”、“礼乐”则是伦理学的,这是庄子所反对的。道德律令是对人的限制,但存在的回归确实人的复位与解放。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从“学达性天”来理解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则不但不是一种泛道德的宣扬而限制人,恰恰相反,它正是要把人从外在牢笼中解放出来,让其回到自身。当然,这种回到自身是一种艰苦的实践,既要有“学”的积累,还须有“养”的工夫,更须“行”的毅力。在回归没有实现以前,总会有动辄得咎的不自由感,但这是人病非法病,而一旦回归得以实现,则必如孟子所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13]292这是“学达性天”的最后境界,焉有不自由之感而去责怪道德律令的繁琐呢? 而且,还须声明的是,“学达性天”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思想,但因它是基于人的存在论,故可超越时空的限制,具有永的世界性的意义。借用海德格尔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本质性的词语不是人为地想出的符号与标志,不是仅仅了识别贴在事物上面。本质性词语是行动,宁可说是在一些瞬间发生的事件,在这些瞬间一种巨大的明亮的闪电穿过寰宇。”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试析中国传统教育理论与当前课程理念的契合 【摘 要】以当前化学教学中的几种学习方式为例,比较了中国传统教育理论对这些行为的论述,体现了现代与传统的契合。 【关键词】学习方式;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许多思想与当前课程理念是完全契合的,传承与发展这些优秀的教育思想,对于培养与塑造学生的知识、品德、能力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当代课程理念倡导体验、探究、发现与接受性学习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接受性学习是指学生通过教师呈现的材料来掌握现成知识的一种学习方式。而体验、研究、发现式的学习,是在教师导向性信息诱导下,学生独立地完成学习任务,主动地获得发展。 在《铁和铁的化合物》的教学中,如果使用接受性的学习方式,则很单一:“铁的常见化合价有+2价和+3价,在水溶液中,+2价化合物往往呈浅绿色,+3价化合物往往呈黄色,二价铁离子易被氧化……”。如果采用体验、研究、发现式的学习方式,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有一位老师是这样设计的: 师:大家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削皮后的苹果颜色就会变锈,谁能知道其中的奥秘? 生:思考、困惑(引起认知矛盾)。 (注:这一提问就如同在学生平静的脑海中,投下一颗石子激起了疑问的浪花,大家议论纷纷。正当学生处于“心愤愤,口悱悱”的时候。) 师:(引导)苹果中含铁元素。Fe2+与Fe3+在溶液中各显何种颜色?有哪些化学性质? (注:这一点拨,引出了思维之路,使学生得知:苹果中的二价铁离子被空气中的O2氧化成三价铁离子呈黄色。所以,市场上出售的苹果汁中常掺入维生素C等还原剂,以防止二价铁离子被氧化。) 这里,就体现了教师引导学生根据生活经验去体验,进而去探究、去发现的学习过程。 对于这种学习方式,叶圣陶先生早已给了明确的阐述:“教师教各种学科,其最终目的在达到不复需教,而学生能自为研索、自求解决。故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必令学生运其才智、勤于练习,领悟之源广开,纯熟之功弥深,乃为善教者。” 对于发现式的学习,孟子提出:“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在这里,孟子通过“自得”,阐述了通过独立思考、研究,获得并发现知识,进而提高了自身能力(左右逢其源)。 不难发现,在我国传统教育理论中,强调的也是接受式学习与探究、体验等学习方式的和谐共生,同时也明确了教师的作用在于引导、启发。 二、当代课程理念倡导自主探究与合作交流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学习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体行为,但学会合作不仅是提高学习效率的需要,也是当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学会合作。 以《HAc是弱电解质的实验研究》为例,可见合作学习的必要性: 师:以小组为单位,尽可能多的设计证明HAc是弱电解质的实验方案。 生:(分组讨论,产生了如下方案) (1)同温、同浓度的盐酸和醋酸的导电能力比较。(通过灵敏电流计指针的偏转程度,表示溶液中的离子浓度大小,在一定条件下可表示电解质的电离程度。) (2)测0.1mol/LHAc的PH值。(用氢离子浓度是否为0.1mol/L来表示HAc是否全部电离) (3)先测0.1mol/LHAc的PH值,加水稀释100倍,再测溶液的PH值,进行比较。(如果PH值增大值小于2,则说明HAc溶液存在电离平衡) (4)先测HAc的PH值,加少量醋酸钠固体,再测溶液的PH值,进行比较。(如果PH值明显增大,则说明HAc溶液存在电离平衡) 师:(集体评价方案的可行性和优劣。) 师: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甚至每个小组都没有想出那么多的方案呢?因为我们缺乏完整的设计思路。那么,完整的设计思路是怎么形成的呢?…… 在这里,自主探究与合作交流相得益彰,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在自主学习方面,孔子提倡“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强调了独立思考的重要性,认为“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慕,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就是说,学生要调动自己的各种感觉器官去学习,去探究。 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给学生以学习的时间与空间,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有经典的论述:“在现状下,尤须进行六大解放,把学生学习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一、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二、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三、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四、解放他的嘴,使他能说;五、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取得更丰富的学问;六、解放他的时间,不要把他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要给他一些空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 三、当代课程理念倡导“做”、“想”、“讲”三者有机统一的学习过程 为学生提供学习经历并获得学习经验,是一个重要的课程理念。“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也强调了学习的实践性和体验性,强调了做、想、讲有机统一的重要性。 如,在《溶解度的概念建立》教学中,有一位老师是这样设计的: 师:蔗糖和食盐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物质,它们在水中溶解能力谁大谁小呢?想不想验证一下? 生:想!(动手实验:蔗糖与食盐在水中溶解能力的比较。) 生:描述现象和结果: ⑴在水温相同条件下,溶质在一定量的水中不能无限制地溶解; ⑵在不同的水温下,蔗糖和食盐的溶解能力是不一样的。 ⑶在水温相同的条件下,等量的水中溶解蔗糖和食盐的量不一样。 师:怎么比较蔗糖与食盐的溶解能力大小呢? 生:水温相同,水的量相同。 师:答得非常好。能否再做一下实验,证明究竟谁的溶解能力大? 生:(做实验后)蔗糖溶解能力大。 这里,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边做、边想、边交流,三者达到了有机的统一。 在前文中,陶行知先生对学生的“六大解放”,也论述了学生的学习经历、学习时空、学习体验的重要性。当代教育家顾明远教授也指出:“要树立起学生是教育主体的观念。无论是在课堂教学中,还是在课外活动中,都要把学生放到主体的地位,发挥他们的积极主动性。”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浅探中国传统教育的现代意义 一、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教育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儒家教育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主流,道家与佛教的教育思想起辅助作用,近代西方教育科学传入后形成的传统教育是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教育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传统教育中关于教育与政治、经济、法治关系的认识,关于德育与智育,知识与才能的认识,关于教与学、教师与学生关系的认识,关于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关系的认识,以及形成的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的手段,如立志有恒、身体力行、潜移默化、防微杜渐等,形成的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知识教育与教学的手段,如温故知新、学思并重,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尊师爱生等,这些不但是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精华,也是对人类教育宝库和教育史上的主要贡献,对此我们应该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使其在新的教育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加以提高和发展。 二、中国传统教育的现代意义 1.“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 “有教无类” 是孔子教育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反映了孔子作为一个教育者,在教育问题上追求公平、平等的朴素情怀。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认为,“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优秀是平等、正义、变迁。平等是“有教无类”的第一要义。“有教无类”彰显的是“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在孔子看来,人不分贫富贵贱,都应该有享受教育的平等权利。正义是“有教无类”的第二要义。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则认为,正义是后天学习而得的品质,即所谓“不学问,无正义”。变迁是“有教无类”的第三要义。这里所谓的变迁观念,是指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变人的性格,从而改变人的命运。 “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精神实质对现代教育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如大力推进教育公平;在全社会推行终身教育理念;确立人文关怀取向教育观念。“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运用到现代素质教育环境中,更能体现现代化教育思想的开放性和普及性。“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会的学生”。教育的功能就是教人向善,不应拒绝有缺点的学生。不论学生有什么缺点,都一视同仁,善于发现闪光点,发挥特长,树立信心,不厌其烦。因此,教师要充分表现出对教育事业的信心和与学生为善的态度。尊重学生个性,发挥学生专长,使广大学生成为各方面的“贤才君子”,应该成为教师教学奋斗目标。 2.“立德树人”的德育理念 中国传统教育十分重视德育。早在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管仲就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管仲以政治家的敏锐视角,阐明了“树人”关系到子孙后代的成长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并将礼、义、廉、耻看作是国之“四维”。孔子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即主张先行德育,后行智育,也就是说德行修炼到位以后,还有精力的话,然后才去学习知识。孔子的“六艺”思想中,六艺为:“书”“数”“礼”“乐”“射”“御”,其中,“书”“数”为小艺,是初等教育阶段学习的内容,“礼”“乐”“射”“御”为大艺,是高等教育阶段学习的内容。可见,中国传统教育无论是在教育理念还是在教育内容等方面无不强调“立德树人”。 中国传统教育“立德树人”的德育理念,为现代素质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总书记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大会上指出:“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指明了我国教育的根本方向。德育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和学生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在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中,对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和学校工作起着导向、动力和保证的作用。德育是基础教育,它要在德智体诸方面为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打好基础,要为学生步入社会打好做人的基础。因此,必须把德育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提高认识,树立以德育人、教书育人、管理育人、环境育人、服务育人和文化育人的思想,确保“立德树人”理念付诸实践。 3.“行为示范”的师德风尚 师德,即为人师者之德,是我国传统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优秀传统师德作为教师的行为规范对中国教育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以其特有的影响受到教师的尊崇。主要表现为:(1)爱生亲徒,乐教不倦。传统师德重视对学生的爱。“教不严,师之惰”。严格教育必然要求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就是对敬业精神的高度概括。(2)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传统师德认为,教师应该为人师表,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历代教育家对以身作则的重视使得为人师表的观念始终受到重视,得以发扬光大。(3)博学多闻,精益求精。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因此“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不能解,则非师也”。勤奋好学、广学博览、精益求精,孜孜不倦是做教师的本分。(4)循循善诱,耐心引导。孔子主张要根据学生的年龄与接受知识的可能,由少到多、由近而远、由事到理、由浅入深地加以耐心引导,使他们逐渐把握义理。(5)尊道重德,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的义利观影响着后人。“君子”成为人们追求的人格目标。 传统师德对于今天所提倡的构筑“师德风尚”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教育事业所需要的名师素质,主要由博学多能与崇高人格构成。而德艺双馨者恰好体现了传统师德的精华与现代价值观。现代素质教育要求教师做到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热爱学生、尊重学生、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这些在教育的过程中表现出不朽的生命力。 4.“弟子称贤”的创新精神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古代先贤早已指出这是一条教育中的客观规律,教育者不宜始终以道德典范自居,要允许学生当仁不让。 “弟子称贤”的创新精神对于今天提出的创新教育,提出了诸多思考和启发。创造是人的一种本能,是人类探索自然奥秘的原始动力。因此,在教育过程中,我们要鼓励学生敢于冒尖,大胆创新打破常规,张扬个性。我们评价一个学生是不是好学生,不应再停留于这个学生是否“听话”“顺从”,我们反而应该着意保护和支持那些在学习上敢于冒尖和“爱耍小聪明”的学生,这些学生往往敢于尝试,敢于标新立异,不怕失败,并容易形成不断开拓创新的学习品质,他们往往能创造性地完成学习任务。许多事实表明,这些学生在走上社会后,其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明显高于在学校中学习保守的学生。学校,不应是传播知识的机构,更应成为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技能以及创新个性的乐园。是否是一所好的学校不应以考试排名的先后为标准,而应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学生创新素质的高低为准绳。 总之,中国传统教育中的诸多内容,蕴涵着民族的精神和教育的精华。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与现代教育体制相结合,就能够为今天的教育提供充分的养料和历史资源,发挥其传统教育的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职业教育理念 摘要:职业教育萌芽于手工业时代的“艺徒制”。现代意义的西方职业学校教育则于18世纪才出现于欧洲。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各国相继设立中等职业学校和职业补习学校。中国近代职业教育体制始见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的《钦定学堂章程》。中国古代教育体系始终以儒学教育为主流,职业教育一直受到轻视。然而工艺技能和知识的传播是古代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所必需的。尽管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不利,但对职业教育的思考与论述从未停止。从墨子的"各从事其所能"到颜元的"真学"、"实学"、"活学"、"动学",很多观点对现今的职业教育发展仍有启发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中国传统;问题;职业教育;理念 一、对于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在职业教育中的问题 (一)关于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可谓是十人评价九人摇头啊,我们天天要求素质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可是,看看我们的高中教育,无不是只重视升学率,每年一个学校能考上多少个清华、北大,整天学生是埋首于故纸堆之间,作题、作题、还是作题。尤其是一些高考大省,像山东,以及一些县立高中,只要高考资源不能在全国各地相对平均的分配,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 (二)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 几时教育变成了一种产业,尽管国家一直都不承认这个问题,可是教育已经成了一门产业,教育的收费问题真是一大顽疾,西部的许多地区的孩子上不起学,农村的许多学生上不起大学,在一些大城市里面有高额的择校费,据说,教育曾被评为“十大暴利行业”之一。 (三)关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 教育资源是什么,如师资力量就是一类,但是我这里所说的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指的的国家分配不公,国家的财政支持、政策支持。财政支持的不公,具体上是东西部的不公,农村与城市的不公,省立高中与县立高中的不公等,政策的不公,具体是高考是分省录取、高考有许多的加分政策等,这样,就产生了许多问题,高考大省里的学生们,拼命的学习作题,人数教少的省的学生过的是潇洒有滋味,还有什么高考移民等。 (四)关于义务教育的免费问题 为什么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我国,却已经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免费,像古巴、东南亚的许多国家,而我们却在口口声声的说以目前的形势看,中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想问一下,到什么时候我们才具备呢?十年前我们这样说,十年后我们还是这样说,真是悲哀啊,教育是一长久投资长久收益的行业,其在我国现代化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中国教育制度中的这些问题,之所以不能解决,还大程度是我们的政府在纵容,在现在的社会,一方面,国家在改革中强调效率,另一方面,却又在忽视公平,许多的利益群体的幕后操纵,是现今中国存在的许多的问题的原因之一。 二、中国传统教育中如何开展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是与经济建设关系最直接的教育,对促进城镇就业、实现新型工业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发挥着巨大作用。 当前,由于人才培养特色不突出,职业资格准入等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再加上社会“蓝领”、“白领”的待遇差别大,职业教育体系被孤立冷落,直接导致一方面职业教育资源的低效利用与空耗,大部分中职毕业生不对口就业、低层次就业、低收入就业、不稳定就业;另一方面大量人力资源缺乏有效职业教育,难以满足市场用工需求。 因此,我们急需调整传统职业教育观念,加速职业教育与城乡人力资源需求的对接,培养更多城镇工业信息化和农村现代化所急需的实用型人才。为此我们建议: 在中小学义务教育中融入职业教育认知内容,转变对职业教育的传统认识。建议在中小学教材中增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部级劳动模范等先进典型,特别是其敬业精神的内容,转变“唯高考论英雄”的观念,鼓励“行行出状元”的人生价值观。组织编写适合于中小学生了解各地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结构实际、能描述各产业一线人员职业技能和素质要求的普适性职业认知教材,培养中小学生对职业技能的敬重情感,转变职业教育被孤立、冷落的现状。 利用职业教育培养新型农民,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建议各级尤其是县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针对农村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农产品营销人才、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农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农村服务业人才等调整教学内容设置;组织各地农业大学、农科院专家队伍到县属职业学校开展周期性支教工作,探索新时期涉农职业教育的规律,及时调整涉农职业教育内容;依托县属职业学校对有意回到农村创业的农民工“能人”进行农村创业能力培养。通过职业技术学校针对性的涉农职业教育,转变以往农村人才只出不进的模式,为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为农村培养新型农民。 引导企业与中等职业学校联合开展职业教育,培育工业化技能人才。建议政府通过成立装备制造业行业协会,协调装备制造业企业和相关职业技术学校联合培养技能型产业工人,学生只有在职业技术学校完成职业基础教育,在企业完成培训实习,并通过行业协会组织的职业资格考试,才能进入体面的“蓝领”工人岗位。从而使职业教育成为获得装备制造业技能型岗位工人的必须职业通道,使职教的作用得到承认、地位得到提高,同时使企业与学校联合办学成为制度,使职业学校办学能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支持下更加切合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城镇化、工业化提供对口急需的技能型人才。 三、结语 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执行“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高举职教改革的旗帜,在思想观念、体制、结构、质量、水平、教材上下功夫,强化改革意识,发奋图强,在21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又将迎来一个新的春天。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中探索其教育特色 摘 要:中国文明是世界诸文明中唯一的非宗教性文明。三千年前,中国先哲以“君子”界定为自我完善的目标。孔子继承并弘扬君子自强的精神传统,开创面向全社会的、以儒家哲学思想为优秀内容的中国教育。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部分,是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经过不断创造和革新并以变化了的形式存在于现代教育之中的教育哲学观念和思考教育问题的方式。 关键词: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教育特色;儒家思想 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发展历程看,中国古代基本上是以儒家教育哲学为主体,其中又以思孟学派的教育哲学占主导地位。关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基本特点,众说纷纭。有的学者从整体构架探讨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基本特点是:天人合一、政教统一、文道结合、知行一致.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基本特点是:重世俗而轻神性、重道德而轻功利、重政务而轻自然、重和谐而轻竞争、重整体而轻个体、重积累而轻发现、重趋善而轻求真、重综合而轻分析等等。当然,这是就其教育哲学整体特征而言的,并不意味着绝对地偏向一方或绝对忽视另一方。 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通过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观念和思考教育问题的方式及其教育价值观的透视来探讨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基本特征。一是综合观,即大教育观。中国传统教育认为教育这一系统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许多教育问题实质上是社会问题,必须把它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和解决。如孔子十分重视教育,把人口、财富、教育当作“立国”的三个要素,认为在发展生产使广大人民群众富裕之后,惟一的大事就是“教之”,即发展教育事业。他从“国之本在家”的思想出发,重视社会道德和家庭伦理──“孝悌忠信”的教育,孔子看到了教育对于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秩序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这种把教育放在治国治民的首要地位的认识,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提高社会道德水准看成是治国安邦的基础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礼记・学记》则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16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认定教育的社会功能包涵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一是形成社会的道德风尚,形成良风美俗。这可称得上是中国传统教育关于教育的社会功能的经典性的概括和总结,至今仍不失其借鉴意义。二是辩证观,即对立统一观.中国传统教育强调把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但同时也不忽视知识教育的作用。如孔子说:“君子怀德”,“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又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知,焉得仁?”董仲舒也说:“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智而不为也。”这就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德智统一观,首先是道德教育及其实践,其次才是知识教育,德育要通过智育来进行,智育主要地也是为德育服务。德育与智育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对立统一的关系,知识与才能之间也存在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唐人刘知几说,一个人如果有学问而无才能,好比拥有巨大的财富却不会经营它;如果有才能而无学问,则像本领高超的工匠,没有刀斧和木材,也无法建造宫室。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是:“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明人徐光启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徐光启强调培养人的思考能力与习惯,进而掌握科学的方法。《礼记・学记》深刻地阐述了教与学之间的矛盾,并要求教与学辩证的统一,明确地指出了教与学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认为教与学是不断深入、不断发展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教因学而得益,学因教而日进.教能助长学,学也能助长教,教学相长不只意味着教与学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还意味着教师与学生之间平等的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国传统教育中这些深刻的辩证法,即便是在现代教育专著中也是十分之罕见。三是内在观,即强调启发人的内在道德自觉性、心性的内在道德功能观。中国传统教育的显著特点是启发人的内心自觉,教育人如何“做人”,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入世精神,强调的是对自身的肯定,人不仅与天地相参而且顶天立地,追求“同天人”、“合内外”(即殊相与共相统一、主观与客观统一)。在这种“天人合一”之中得到一种最高的理智的幸福。中国传统教育提出了“做人”的道理,“做人”的要求,“做人”的方法,并让人从中得到“做人”的乐趣,表现出人的崇高的精神境界。与西方传统教育不同,中国传统教育不是悲观型的,而是乐观型的;不是“罪感教育”,而是“乐感教育”;不是消极无为、逃避现世,而是刚健有力、自强不息;不是以个体为本位,而是以群体为本位;不需要依靠宗教信仰和祈祷,不主张离开社会和家庭,而是强调在家庭、学校和日常生活之中积累道德行为,加强自我修养,即“极高明而道中庸”;不用到上帝面前而是在自己内心中寻找美丑善恶的标准,追求道德的“自律”而不是“他律”。中国传统教育强调人内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的能力,“以仁由己”,“自我修养”,“自省”,“自反”,“慎独”,直到“自我完善”──自我求取在人伦秩序与宇宙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教育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向内、向自身而不是向外、向上,不是听上帝的召唤,亦不是等待外在的指令。重视其内在的力量,重内过于重外,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教育特色。 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哲学教育更应当自觉引导青年人的思考,帮助他们正确认识生命的意义,认识劳动的意义,认识自我,并积极投身自己所喜爱的一项创造美好生活的事业。但是很遗憾,我们的教育恰恰是欠缺这一块。中国教育有自己的优势,我们不应妄自菲薄,但同时我们还必须不断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尤其是应补上哲学教育的短板。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中国传统教育出版企业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研究 摘要:本文以中国传统教育出版企业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究数字背景下中国传统教育出版企业商业模式的数字化转型办法,提出转型模式建议及其选择方案,以促进中国教育出版的可持续发展。笔者通过文献检索法和深度访谈法收集资料,通过对该企业的PEST环境分析说明数字化转型的正当时机和运用SWOT分析明确了人教社的优势竞争地位,运用案例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和文献分析法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展开研究,最终提出三种数字化转型的商业模式,并从产品差异化的角度验证模式选择的正确性。 关键词:中国教育出版 商业模式 数字化转型 一、绪论 来自中国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的数据表明中国新华书店系统、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的图书零售总量是63.47亿册,零售金额总数为659.15亿元。其中,教育类图书零售量超过了52亿册,在零售总量的占比超过了80%;销售额484.01亿元,占销售总额70.36%。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教育出版在整个出版业的重头地位。中国传统教育出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研究中国数字出版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浪潮已经开始席卷全球出版业,从行业层面来看,各种电子阅读终端的研发和问世,改变了传统的阅读习惯,为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提供了切实的平台。 二、文献综述 (一)“出版”的相关概念界定 教育出版。程三国(2002)指出中国现代出版业是由一般出版、教育出版和专业出版三个部分组成的。教育出版则是指与学习、教育和培训有关的出版,分为基础教育出版和高等教育出版两个业务范畴。刘灿娇(2007)认为模式化、标准化、过程复杂性和强计划性是教育出版物的典型特征,所以是最不会引起歧义、最名副其实的。 传统出版。M Cockerill(2006)在研究出版商业模式时明确了传统出版是区别于电子出版的纸质图书的出版。张莎莎(2013):传统出版是指以传统印刷术为基础,出版产品的信息载体是纸张。相关出版物包括图书、报纸、期刊等。 数字出版。本文所涉及的数字出版以《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出政发〔2010〕7号)》中的定义为准:数字出版是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其主要特征为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 (二)商业模式概念界定 R Clarke(1997)认为商业模型是公司用来获得持续性收益的一种运营方式。 哈佛大学教授Mark Johnson、Clayton Christensen和SAP公司CEO孔翰宁(2008)共同撰写的《商业模式创新白皮书》将商业模式的三个要素概括为企业资源和能力、盈利方式、客户价值主张。 三、研究方法设计 (一)资料收集方法 本文的资料收集方法主要是文献检索法和深度访谈法。通过检索国内外与教育出版、数字出版和商业模式相关的文献,以及官方的政策文件、统计报告和新闻事件,采集翔实的参考资料。运用访谈法对行业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解,获得第一手资料,弥补文献资料中数据不足的缺陷。 (二) 资料分析方法 文献分析法。通过分析搜集到的图书、期刊、论文、专业报道和行业会议等相关材料,对传统教育出版企业进行定位和深入探究。 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法是针对既有资料进行判别和分析的一种非接触性研究,采用描述性统计或是定量分析的方法输出认知。 案例分析法。本文分析人教社所属群体的现状及问题,提出转型的动机;其次分析外部宏观环境,预期人教社转型的战略趋势,借鉴其一系列的操作经验;之后通过对优劣势的对比分析,得出适用于人教社及其他中国传统教育出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模式;最后提出模式选择方案。 (三)研究工具 PEST分析法。PEST分析法指的是宏观环境的分析,P是政治(Politics),E是经济(Economic),S是社会(Society),T是技术(Technology)。本文通过这四个因素来判断企业所处的环境现状,分析数字化转型时机的正确性。 SWOT分析法。SWOT分析法也被称为态势分析法,是以企业自身的内在优劣势为优秀,客观分析企业现行状况的战略分析方法。SWOT是Strength(优势)、Weakness(劣势)、Opportunity(机会)和Threat(威胁)四个单词的首字母缩写。 四、研究结果分析 (一)人教社概况 人教社以课程教材研究所为龙头部门,设立了数字出版部(职能部门)和人教数字出版有限公司(社属企业)。相关产品包括:义务教育课标实验教材教辅和教师用书(1-9年级)、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材教辅、中小学生课外读物、对外汉语教材教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教材、幼儿师范学校教材、师范院校教材、其他教育图书、工具书、电子音像、数字产品、人教期刊。本文统计出仅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就多达215册别。教材出版垄断、教育出版物市场化竞争、企业改制、行业合作与联盟,除了资金短缺,人教社几乎经历了教育出版企业在发展历程中所有普遍意义的阶段。 (二)转型原因的分析 该调查涉及的访谈对象为29人,其中总社管理者1人、分社管理者3人、项目负责人4人、编辑10人、发行经理4人、社属企业职员7人。在访谈提纲的设计上,从人教社当下的企业状况和转型中产生的问题切入,设置了封闭式和开放式两种问题。从调查结果发现,人教社所面临的问题有五个方面: 第一,地区行政壁垒的干扰。河北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的冀教版教材、江苏译林出版社有限公司的牛津版教材、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的深港版教材等一批极具地域标志的教材教辅由于能为地方财政创收,实现业绩,所以相应的地方倾向性也突显出来。 第二,出版生态环境恶化。企业被“租型”单位恶意盘剥利润。简单粗暴的惯常做法是版权页标注印数3000册的教材,在当地实际印刷量可能是6000册甚至10000册,这样超出的3000-7000册的“租型”费就这样流失了。新华书店账期长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这对于一些中小出版企业来说,可能是影响生存的问题。数字出版则可以通过二维码、编码跟踪等技术手段对出版印刷进行数量上统计和监督,并监控其销售去向。 第三,教材与教辅之间的版权纠纷。以人教社为代表的教材出版企业认为教材是自主知识产权出版物,其研发和销售已经市场化,人力和资金等投入都是教材出版社自行承担,所以教材也就不再属于公共出版物,与教材配套的教辅出版物应向教材出版社支付版权费以获取相关内容的授权。教辅出版企业则认为教材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市场化或者完全的市场化,因为教材出版的准入门槛依然限制诸多,没有去政府化。数字出版可以通过教材教辅的在线链接,通过良性竞争获取市场份额。教辅产品也可以选择缴纳相应的版权费用,以教材企业官方认可的、质量达标的身份获得推荐或链接。教材企业也能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在很大程度上维护教材的研发版权。 第四,教材教辅成本攀高、利润走低。教材品类剧增和教材限价导致教材的规模效益大不如从前。配套教材的教辅版本也随之翻番,教辅产品的价格战长年不断。低价竞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就是盗版横行。个别教辅出版企业借鉴人教社“租型”方式,将排版文件直接发到地方印刷厂,为降低销售价格,甚至将彩版直接印刷成黑白版。这样运输费和印刷费的价格空间就压榨出来了,可直接投入市场低价竞销。数字出版本身就省略了运输环节,只需要在线传输;同时也没有印刷成本,可以对恶意的低价手段进行有效狙击。 第五,用户阅读习惯的改变。90%的被访谈者支持传统教育出版单位进行数字化转型。中国传统教育出版企业绝对性地控制了最大的教育出版资源,数字化转型一旦成功,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具备了优秀竞争力。通过数字化转型,可以整合资源,将教材与教辅在数字平台上进行全方位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传统版权纠纷带来的损失。数字化转型中的纸张成本及相应的仓储成本和运输成本将极大降低。 (三)人教社转型环境的PEST分析 政策环境(P)。2010-2014年期间,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发展电子书产业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一系列中央利好政策和意见,充分体现了对中国出版企业数字转型大力扶持的态度。截至2015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复建设的数字出版基地已达13家,扶持工作在北京、南京、天津和深圳等多地不同角度和层次的开展进行中,全国教育出版企业面对的是一个较好的政策环境。 经济环境(E)。2009年的《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对出版企业给予了实质性的协助,企业可以保留更多的利润用以投入数字出版的发展。数字出版企业销售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符合条件并申报通过的,退回其中14%的税费,即实际只征收3%的增值税。这两项措施极大地为传统教育出版企业的转型提供了新兴市场的进入保障。 社会环境(S)。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目标,2015年中小学在校学生数接近1.61亿,2020年或达1.65亿,分别相比2009年增加2.08%和4.62%。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调整,社会对中小学教材教辅出版发行的需求也将相应回升。 技术环境(T)。2012年前后,中国出版业和IT技术业在云出版、数字版权保护、阅读终端融合、数字出版平台、数字编辑等数字出版关键技术上取得实质性突破,为教育出版企业的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不过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软件创新后劲不足引发的数字硬件产品同质化现象还是比较严重,在生产环节上,没有完全摆脱某些企业代工、仿制和拼成本的恶性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教育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纵深发展的进程。 分析结论。通过PEST环境分析,可以清楚发现人教社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教育出版社在政策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三个方面享有绝对的优势,技术环境方面的劣势则比较明显。总体上还是非常利于企业转型的。 (四)人教社数字化转型的SWOT分析 优势(S)。内容资源优势。人教社稳步经营了60多年,积累的传统教育出版内容资源庞大,从中可以提取出适合数字出版的丰富的内容资源。 垄断优势。虽然教育出版已经市场化,但准入门槛比较高,目前全国有法定资格的教材出版社仅有80多家。数字化转型可以将教材和教辅的融会贯通。 品牌优势。无论是哪种出版,品牌都是出版社的信誉和知名度的集中体现。人教社的品牌优势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在教育出版领域尤其突出。 劣势(W)。缺乏复合型人才。传统教育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需要即懂教育,又熟知出版业务,同时拥有技术理念或技能的复合型人才,近几年的人才需求无法满足。 体制遗留问题。虽然人教社已经改制转企。企业制度逐步向现代化调整,但几十年的事业单位体制的彻底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导致人教社的市场化竞争力度不够,绩效制度无法良好运转并发挥作用,从而导致转型进展缓慢。 机会(O)。阅读习惯的改变。2013年9月启动的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突破50%,青少年群体手机阅读接触率接近60%。青少年手机阅读日均时长超过30分钟,手机阅读月均花费1.25元。在数字化阅读比例显著上升的同时,用户付费阅读的习惯逐渐被培养起来。这意味着教育出版的盈利环境在趋好。 威胁(T)。教育出版数字技术缺乏行业标准。《国际标准文档关联编码(ISDL)》国际标准虽然在2011年成功立项,但面市后的成效还需要较长的检验时期才能确定其有效程度。而且这一标准无法涵盖数字化教育出版的所有技术主流层面。 技术类公司的强势竞争。与欧美数字出版由出版公司主导不同,中国的数字出版绝大多数源发自IT类公司。人教社的转型将因不具备技术优势受到来自IT技术公司的竞争压力。 分析结论。根据以上SWOT分析,可知人教社现阶段的企业优势大于劣势,外部的机会多于威胁,技术劣势明显。鉴于目前尚处于尝试阶段,宜采用ST策略(多元化策略)。通过跨界联盟方式来解决技术薄弱问题不失为一个好策略,可以与技术类企业合作开发并分享利润。传统教育出版企业开放合作是规避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技术短板的最佳捷径,独立打造大规模集约型平台和大规模制造自有产权终端阅读器的风险过大,以积极开放的心态与各方关联行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五)人教社数字化试水历程 2001―2015年的近14年间,即使是人教社这类占据优势资源、教育出版阅历丰厚的企业,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探索数字化转型的有效模式。数字出版部和人教数字公司的双轨并行,可以看出人教社对数字出版的重视程度。通过与多类单位的多层次合作、借力发展以及提升自主研发能力,人教社寻觅到现阶段比较适合的数字化转型模式。 (六)人教社数字化商业模式转型 单一产品模式。人教社尝试数字化转型的第一步,也是大多数传统教育出版企业向数字出版进军的普遍形式,也就是纸版资源直接转换为数字化内容。转型之初,人教社把主要工作重心放在数字化内容资源的建设上,通过激活所掌握的巨大的教学资源,以“资源包”的形式与名校名师共建共享。 整合服务模式。电子书包是以数字阅读终端为载体的综合性产品,将文本、动画、音频和视频等多种类型的数字化教学材料进行融合。其教育和学习方面的功能之丰富是普通终端或平台无法企及的,搭载的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功能充分体现了整合服务的成效。 人教网(.cn)是具有经营性的、为学生答疑辅导、为教师提供测评帮助的资源性综合服务产品。人教网原创的网络文本资源年均量5000万字左右;日均页面点击量超过300-400万次;日均访问量约20万。 人教学习网()是人教社旗下解决产品使用过程中各类问题的资源类网站。网站引入了课外辅导的概念,通过引导学生,反观学习内容的设计是否符合用户的学习习惯。 人教数字校园(PEP e-Campus Live)以学习、教学、推广等系统认知为理论基础,通过IT技术手段实现对教学研究、教学资源、教务工作、媒介手段、测评诊断进行整合配置,形成立体、开放和交互的在线综合服务方案。数字校园由备课系统、授课系统和教务系统三个模块构成,充分体现了产品强大的综合服务特质,对关联产品的持续销售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英语互动Q学堂”网络教材。配合《英语(新目标)》教材,紧扣课程标准的五大组成部分,用户界面模拟实体教材的外观。充分贯彻分层次教学理念,按学生学习能力和进度的不同个性化提供。这使得学生参与活动的便捷性得到提高,良好的互动功能机制提升了教学任务的完成效能。 2009-2011 年期间,人教社经过三年的数字出版运营摸索,积累了大量的教育教学资源,在管理、人才、技术以及数字化经验方面有了相当的基础。企业定位逐渐由内容提供商成功升级为“内容+产品+服务”的综合服务商。 平台运营模式。数字出版平台的优秀在于教学内容的整合、管理、跨平台及信息服务。教和学的大量素材是教育出版的数字化转型最优秀的基础资源。通过有效的数字化整合之后,资源、读者、作者和企业共同构成高度人性化的、强大互动性的数字化平台。人教社研发的网络出版平台,通过对互联网安全技术的完善,架构全媒体出版体系,将人机互动、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等功能融入出版流程,支持各种移动终端参与基于教学活动进入自出版环节。 (七) 数字化转型成效 人教社社属企业,人教云汉数媒科技有限公司2013年收入近2000万元。人教社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整体收入超过4000万元。2014年数字出版总收入超过6300万元,增长率超过50%。转型成效是显著的。这个数字和人教社十几亿的总体收入来比轻如鸿毛,但从整体行业来看是重如泰山。以人教社为首的教育出版单位的数字化出版盈利,是行业的强心剂。人教社由产品供应商向服务提供商的整体趋势,是目前中国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的有效思路。 五、研究结论 第一,成本角度的模式选择指的是企业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出发,选择资金投入量适当的模式作为突破点。同时加强企业内部成本控制,数字出版降低成本最可能方式就是缩短中间环节,减少中间费用的支出。传统出版状态下,纸质产品流程基本上是单向的线性流程,每个环节的开始都是基于上一个环节的终止。数字出版却可以凭借数字多元化和跨媒体的优势实现出版流程的多向互动,直接或间接降低出版成本。 第二,产品差异化角度的模式选择是指在市场中,如果企业的产品(服务)比其他同类产品(服务)更好地满足了某些顾客群体的需求,并使其产生依赖性,差异性化优势自然就发挥出来了。采取该类模式的企业能在市场中取得高于平均水平的价格,避免恶性的低价竞争。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中国传统教育中游戏精神的缺失与回归 【摘要】教育目的的“唯理性”,教学过程的“程序化”,教学方式的“规范性”成为中国传统教育中游戏精神失落的主要方面,这种游戏精神的回归呼唤人心灵的成长与自然生命相统一,更呼唤指向以人的和谐发展为目的的主动建构与愉快体验的学习方式,重视“学会”,领略一路风景的教育过程。 【关键词】传统教育;游戏精神;缺失;回归 【作者简介】黄朝霞,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长沙,410205)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专家,教育部小学语文示范性培训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小学语文教学课程与教学论。 《论语・乡党》中有这样的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上朝回来发现马棚失火,不问马,而问伤人否。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在危急关头做到了以人为本,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王阳明语)是的,人的和谐发展是自古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从教育目的看,其根本宗旨与终极关怀指向的是人的发展,是人心灵的成长与生命样态的丰润,即教育是“为人”的。[1]中国传统教育中的游戏精神,实则反映的是遵循自然发展规律,尊重人的天性,即关注儿童生命成长,关注学生发展的精神。在时代飞速发展的今天,在课改之大旗仍然高举的今天,在关注人的生命质量,关注儿童精神成长的今天,教育改革需要有“学达性天(回到人的天性之良知、良能中)”的境界,儿童的成长呼唤游戏精神,教育改革的步伐呼唤游戏精神。 一、何谓游戏精神 游戏精神,以人的发展为指向,存在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中,伴随着师生的生命一起愉快成长。这是一种自由自主、自觉自愿的精神,是一种超越功利、超越自我的精神,是一种愉快体验、自主创造的精神,是一种平等参与、合作互动的精神,是一种情感对话、心灵共舞的精神,是一种主动建构、自我生成的精神。[2]学生处在游戏状态下的学习,其学习效果是惊人的。在游戏中,其听、视、嗅、味、触觉等都在高速运作,通过愉悦的精神,促进学生的学习,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教育中的游戏精神将实现教育的自由性、创新性、互动性等。[3] 从教育发展史来看,教育一般均遵循了特定民族的教育传统。我们可依托一定的现实教育条件乃至判断去追求未来的教育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中游戏精神一直是弦歌不绝。老子主张重天性,顺自然,弃绝一切功利、私欲。庄子崇尚忘却物我的逍遥游。孔子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自如境界。《中庸》则倡导“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教育是一种“修道”的过程,是天命与人性圆融互摄的过程。《孟子》所表现的是“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之情结。[4]王阳明持“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的教育理念。 具有游戏精神的教育让人复“根”归“本”,这个“根”与“本”就是人之“性”,而人之“性”本来自于天,所谓“天命之谓性”者也。若人因“学”而至于“尽”“性”,即是“圣人”“大人”,其境界必神化而无限。[5] 现代教育应以人的和谐发展作为目标,人的和谐发展是自古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无论是孔子“成于乐”的看法,还是老子“无为”的淡定,都蕴含着对“和谐”的理想追求。那么在学生生命成长的路径中,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中,在以关注学生发展为优秀理念的共识中,我们如何来实现这一目标呢?我以为,还要借助于以人的和谐发展为指向的游戏精神。 二、传统教育中游戏精神的缺失 众所周知,我国的教育实践无可避免地受到“实用主义”“科学理性”等“人为”价值观的影响,导致教育目标的确定、教育方式的选择乃至教学过程的安排等方面奉“理性教育”为圭臬,促使教育朝“逻各斯中心主义”发展,教育成为“伪人文”的存在,其和谐的本质从过程到方法等全面失落。[6] 首先,从教育目的的“唯理性”看“游戏精神”的失落。 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对现代人才的标准有过这样的论述:“在资本驱动的全球化社会,人才的培养规格已从流水线上的操作工,发展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终身学习者。”然而,我国在近现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受“知识就是力量”“人为自然立法”等观念的影响,教育目的被窄化为“培养合格劳动力”,教育直接为国家政治经济服务,并习惯于受纯理性精神的主导,把“物种的尺度”看作是动物的尺度,把“内在的尺度”等同于人的理性或主体性。因此,导致了教育本质的理性化、受教育者精神生命的“物质对象化”、精神发展的“单一化”,教育本质成为纯粹理性的存在。[7]教学评价的功能局限于“知识”和“分数”间,导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失衡。 其次,从教育过程的“程序性”看“游戏精神”的失落。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教育学和教学论的研究深受苏联的影响,对课堂教学的认识也受到凯洛夫、巴班斯基等对“一堂好课的要求”的局限,我国将教育过程视为“特殊认识过程”,强调知识的客观性,把世界当成一种实在的、有结构的存在。这样,就形成了单向传输知识的、固定的、刻板的程式。教师长期刻板地进行着“封闭―模仿”与“结果―验证”的程式化授课。为了教学的顺利与精彩,教师常常对于学生不和谐的声音或置若罔闻或当头棒喝,无视生成只管预设,热衷“教过”而漠视“学会”。教师眼中有自己、有教材、有课堂,却少有儿童,这样的课堂,学生难以切身参与到学习活动之中,没有激情投入,无法享受学习的成功与快乐。[8] 其三,从教学方式的“规范性”看“游戏精神”的失落。 课程综合化,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这是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最强音。由于受教育目的的“唯理性”,教学过程的“程序性”等因素影响,教育教学方式出现“千百个教师一个腔”的局面,教师不注重用“乐学”的言说方式去造就一个诗意氤氲的精神空间、开辟学生的情感世界和思维空间,不能或者不善于用足够的耐心,让儿童慢慢地、真正地在客观事物中保持一种自然的、朴素的好奇心,而是采取消解个性的、统一规格的、公共话语的言说方式去塑造学生“社会人”的形象,将个体抽空为“无我性”的“他在”,[7]结果导致出现课程综合化成了“挂羊头卖狗肉”、小组合作以大量的“伪合作”充斥课堂的现状。 三、传统教育中游戏精神的回归 传统教育中游戏精神的回归,首要法则就是将教育的旨归指向学生自身,指向学生心灵的成长。人心灵的成长是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相统一的活动,而精神生命又是人恪守规律、秩序的理性与直觉、冲动、本能的对立统一,即让人走向“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人是完整的人。这一特性体现在学生身上,就是他们既具有凭借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智慧审视世界的能力,又具有凭借情感、意志、想象等感性智慧赋予生命积极意义的能力。教育只要尊重学生生命的完整性,就可以促使学生凭借这种本性,发现目力以内世界更隐蔽的精彩和目力以外世界更广阔的天地,进一步升华其精神境界,优化其人文品质,从而使自己的内心世界更加辽阔、清醒、充实。这是教育回归游戏精神本质的逻辑前提。[9]在这种逻辑前提下,许多行走在教育路上的教育人正用不同的方式付诸行动,如特级教师程红兵认为:教育真正的价值,在于还原生活的本色,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获得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体验比分数更重要。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程老师提出“红树林课程”,这种课程,让学生跳出课本、走出课堂,到自然中学自然、到社会中学社会、在观察中学研究。实现学科课程重构、学科重组、课堂重建。在重构与重建中让学生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儿童在这个世界里领略到了游戏精神的价值,实现了自身完整生命的意义。 传统教育中的游戏精神回归,还表现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知识的主动建构、主体探究的意识。学生带着“问题”学习,意味着这种学习不是“人云亦云”的复制,也不是“按图索骥”式的跟从,而是在已有知识和经验的相互沟通中寻找和发现问题,师生共同去谋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由此,师生积极交流与合作,共同觅寻解决问题的佳径,组成学习共同体,理智、情感、智慧地参与到超越简单知识授受的、深层次的、充满问题的教学情景的创造性建构之中。[10] 反应新一轮课程改革重要理念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是改变学生单一的知识接受性的学习方式,这种方式可通过让学生在调查、访问、考察、测量、实验、劳动等多样化的探究活动中进行学习与创造,着重于让学生成为研究的主体,用儿童的眼光来认识问题,用儿童的行为改造世界。[11] 星巴克咖啡店曾用过这样一句广告语:“我不在办公室,就在星巴克;我不在星巴克,就在去星巴克的路上。”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著名特级教师窦桂梅提出:我期望我们的学生、老师也有一种期待,就是每天要盼着上学――“我不是在清华附小,就是在去清华附小的路上。”也许这是一种憧憬,也许这是一种努力。 教育就是一种引领,引领儿童行走在布满鲜花的路上,让他们领略一路风景;教育还是一个过程,重视儿童学习的过程,让过程变成一种美好,一种自然,而不是超负荷的压力,或者厌倦。窦桂梅老师在引领儿童去清华附小的路上,创造了“1+X”课程,“1”代表基础目标,X代表个性目标,代表学生的个性特征,这种乐学式、融合式、学科内整合式,让儿童找到了童年的快乐,为儿童奠定了人生的底色。他们在实践中,在兴趣盎然中,在主动探究中乐此不疲。儿童主动快乐地和书本对话,和无字书对话,一次次体验完成,就这样自下而上、自上而下,整体构建,精细推进,实现学校课堂样态与课程生成的生命性、体验性和多元性。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家庭美育在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地位及当代启示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教”,这种以家庭关系为本位的社会生活形态,造成了中国传统教育以重视家庭美育为优秀的特色。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至近代的《曾国藩家书》、《毛氏家训》,还有曾经打动无数人心弦的《傅雷家书》,都对家庭美育有着极大的重视。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庭美育已经被涂抹上商品经济的功利色彩,而要建立和谐社会,离不开文化素质的提高和人格精神的完善,这正是提倡家庭美育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宗法 家庭 美育 国学大师钱穆曾明确地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教”文化,这是很有见地的,也是十分精辟的。因为在夏、商以前,中华文化属于原始巫鬼文化;而白周以后,则是起始于父系氏族社会、形成于商末、发展于周代的宗法文化。此种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族为优秀,以家庭为基础,以维护父权、族权为其特征而形成起来的文化体系,经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的继承和发展,便形成了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到了汉代,由于最高统治者独尊儒术,儒家文化因此得以高度的继承和发展,并代代相传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文化,虽然也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和鼎盛时期,而实质上则是宗法文化的一个分支。至于佛教文化,自汉末传入我国后就与儒家和道家文化即宗法文化相融合,而且也正是在这种融和的过程中才得以立足和发展。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宗法文化,它不仅渗透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内,而且也表现在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教育等社会生活中。 众所周知,宗法制社会是由父系家族构成的,宗法关系首先是家族关系,以家族为本位。以家族为本位进一步具体化,即以“家”为本位。孟子云:“积家而成国”,“国之本在家”,说的就是这层意思。在中国古代,国家是家庭的放大,人伦关系在本质上也不外是家庭伦理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中,父子、夫妇、兄弟三伦是关于家的伦,君臣一伦是父子伦的仿效,朋友一伦则是兄弟伦的类推。而在经济上,也是以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为主,因此家庭生活也就成了宗法制社会生活的主要形态。以“家”为本位再进一步具体化,就是以个人的治理为本位,而个人的治理又是以格物、致知为其前提的,故儒家经典《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准则。儒家的“仁学”(先秦)、“性学”(两汉)、“心学”(宋元明清)如此,道家的“尊生”、“贵己”、“无为而治”的学说也是如此。“释”家虽主张出世,但自从在中国扎根之后,也一变而富有人世生活的情调,其所倡导的“在家即佛”、“悟道成佛”、“万法尽在自心中”,也是以个人的修身养性为前提。 由于宗法制社会是以“家”为本位的,“国之本在家”,因此,注重家庭教育或家庭美育,也就成了我国传统教育(美育)的显著特色。如现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胎教”,在中国则已是古已有之的事。据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完备的家教经典《颜氏家训》记载:“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书之玉版,藏诸金匮。”即建议把这种眼不见恶事,耳不听乱语,只听讲究礼仪的音乐,只吃美好的食品的胎教方法,要写在玉片上,珍藏起来,世代相传。至于对子女进行美育,更是历朝历代为人父、为人母们――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极为关注之事。据文献记载,楚庄王时,贤大夫申叔时有一段论傅太子之道,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其意是说:教之记载天时人事的历史典籍,使其懂得褒善贬恶的道理,以劝其心;教之先王世系谱牒,是为了使他知晓有德之人为何显名、而无德之人何以被废弃的原由;教之诗,是为了显扬美德、耀明他的心志;教之礼,是使他知道上下尊卑的差别;教之乐,其目的在于疏散他的污秽之气与镇住他的轻浮之气;教之先王的法令,是让他了解百官的职事;教之治国的名言警语,是为了使他光大美德,而以先王之德行来教化人民:教之史书,使其明白兴衰成败的规律而得以戒惧;教之先王的训典,是为了让他懂得若要世族兴旺发达,其行为必须合乎道义。其后,孔子是时作为一介平民,对其子女的教育也是无微不至的。在他看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进行美育的关键所在,故而,对其子女的诗、礼、乐教育更是无时无刻不关怀备至。据《论语》载:一次“鲤(孔子之子)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朱也。’曰:‘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曰,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称之为文明古国,之所以称之为礼仪之邦,是与从古至今注重家庭教(美)育密切相关的。与华夏文明相辉映、以家庭教(美)育为其优秀的历史文献,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以来,至近代的《曾国藩家书》、《毛氏家训》……可以说历朝历代从未间断。近代著名教育家、美学家蔡元培认为,家庭美育、学校美育、社会美育是实施美育不可或缺的三条途径,要做到彻底的美育,必须从人类的最早一步“胎儿”实行,这“虽不能溢出范围,推到优生学:但至少也要从胎教起点……要从公立的胎教院与育婴院着手。”主张孩子生下来后,把婴儿交给保姆,送到与胎教院联合在一起的育婴院扶养,在保姆的照顾下,让孩子从成人的言语动作、态度衣饰等方面受到教育:到了3岁,上幼稚园。在美感有一定的发展后,上舞蹈、唱歌、手工课,哪怕是计算、说话,也要从排列上、音调上迎合他们的美感。不可用枯燥的算法与语法。并指出,胎教院与育婴院的环境必须精心策划,布置要十分讲究,而“在这些公立机关未成立之前,若能在家庭里面,按照上列的条件小小布置,也可承认为家庭美育了。”可见,我国历代先贤、哲人、美学家、教育家以及有识之士,对家庭教(美)育都是极为重视的,这是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一种生动体现。 这种对家庭美育的重视还可以从风靡一时的《傅雷家书》中得到体现,这本曾经荣 获“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1986年)奖,至今还在再版的家庭教育经典,其优秀部分就是美育。傅雷的家庭美育基本原则就是“做人”。他曾明确地指出:“教育的最终目的,即培养完善的人。”并说:“吾教育之原则,素来主张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并且认为,“修养是整个的、全面的:不仅在于音乐,特别在于做人――不是狭义的做人,而是包括对世界、对政局的看法和态度。”现实的人与智能机器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道德的社会成员。一个学者或专家,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没有坚定的信仰,没有良好的品德修养,没有高雅的审美情操,不仅在事业上很难有多大的成就,就是成为一个健全的人也是有困难的。这正是傅雷一再强调“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的原因。 当然,这并不是说,外国人、西方人就不重视家庭教(美)育,尽管其历史文献不如我国的那样悠久、丰富、深广,但对家庭美育的重视程度也是有目共睹的。就以前苏联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来说,他曾把儿童比作一块大理石,认为把这块大理石塑造成一座雕像需要六位雕塑家:1、家庭;2、学校;3、儿童所在的集体;4、儿童本人;5、书籍;6、偶然出现的因素。从排列顺序上看,家庭被列在首位,可见在这位教育学家心中。家庭在塑造儿童的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他看来,家庭是儿童接触社会的开始,在孩子一生中,家庭教育有早期性、基础性、持续性、终生性、及时性、随时性等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所不可比拟的优势。 近些年来,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把美育正式列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美育在全民教育中的重要性,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已在社会各界达成了共识。然而,在众多关于美育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操作中,基本上是围绕着学校的或社会的美育进行,对家庭美育的相关问题涉及甚少,以至于使家庭美育常常误入歧途。然而,就当前素质教育的现状来看,如何在家庭美育中实施素质教育,倒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研究的重要课题。 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竞争的激烈,对知识、技术和能力的要求也就愈来愈来高,这就导致在家庭美育中的素质教育呈现出极为矛盾的状态:从总体上讲,是忽视素质教育:从具体来看,是扭曲素质教育。这一方面表现为。不少家长把子女能否升入大学看成是子女是否成材的惟一标准,因而只注重其智力开发、文化学习,而忽视其道德的修养和能力的培育:另一方面,拼命让孩子去学音乐、学绘画、学钢琴、学舞蹈……将素质教育扭曲为技能教育。因此,不少家长整天对孩子灌输的是急功近利的思想,成名成家的教育,缺少思想道德、文化修养、身心素质的人文关怀。如当孩子们被强迫学习一些文化课、技能课时,尽管孩子满心不愿,甚至涕泪交加,而父母在一旁要么满面堆笑,一连串的许诺利诱:要么怒目而视,大声呵斥。在此之下,也许孩子的文化知识或艺术技能是提高了,而出现更多的则是孩子对外部环境认知的缺乏和不适应,那些在家庭教育中被断裂和缺失的东西,势必斑斑驳驳地映射在孩子的成长历程上,一旦有所触发,就会在一定在程度上左右着他的命运,甚至终使其生命之船“触礁”。社会上屡见不鲜日益增多的种种青少年犯罪,既是偶然的,却又有其必然性,是当今教育畸形发展所开出的“恶之花”。不健全的心理状态,漠然的生命意识,偏离的价值观,必然导致人格的低下和人性的丧失。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也指出:“‘现代化’的时代之波,在物质上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却在精神上造成了空虚和格调低下的现象。……由于‘现代化’把重点放在大量的物质生产、提高效率及合理分配上,所以,物质生活虽然得到提高,但为追求物质文明而牺牲精神文明,出现精神生活贫困化。”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家庭美育的重视,其对素质教育放在优秀地位的强调,这对我们的启迪,可以说是既深刻又是全方位的。建立健康和谐的家庭关系,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具有完善的人格精神,是实施家庭美育的关键。党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不仅适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生活的愿望,同时也为审美教育,尤其是家庭美育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把家庭美育认真而科学地开展起来,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这正是在教育日益功利化的时代重提家庭美育的重要意义所在。
文化解读论文:大众文化解读论文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文化解读二律悖反阐释观照 [论文摘要]在许多人看来,“大众文化”是与大众性、娱乐性、商品性、消费性等联系在一起的。但如果我们以哲学反思的视界和文化视野的身份观照大众文化,便会给予大众文化产品以全新的阐释。为世人所熟悉的美国影片《泰坦尼克号》,除了具备熟知的“大众”功能外,还是一部追求与幻灭的交响,体现了永恒与短暂的二律悖反,对生命本体意义作出了整体观照。 一 提起“大众文化”,人们很自然就会想到它的大众性、娱乐性、商品性、消费性等特征:对于大众文化对意义的消解、价值的削平、深度的瓦解、本质的颠覆等,人们虽不乏深刻的批判(如“法兰克福学派”),却也能够站在“反精英”的立场上给予足够的理解。的确,对于大众文化的许多作品,我们无法甚至也没有必要按照传统的精英文化阐释模式加以学院化的解读。人们欣赏和接受大众文化作品,期望和实际得到的也许更多的还是工作时间以外的身体放松、精神愉悦和思想休闲。 美国电影大片《泰坦尼克号》为许多人所熟稔。将其归为典型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电影界、文化界的共识。人们之所以将其划归“大众文化”,可能基于如下原因:一是影片以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为主线,符合大多数观众的审美趣味和“期待视野”,容易引起轰动效应:二是电影从构想、制作到发行、宣传、播映的全过程完全按照市场化规则运作,从演员选取到镜头安排,从画面创意到技术投入,都显示出了导演的良苦用心:三是人们在观看影片时,大都带着一颗平常心,以一种消遣、放松的心态对待,大可不必费尽心思、绞尽脑汁地考虑它有什么审美功能和政治功能:四是影片在全球范围内大获成功后,又相继带来了歌曲热(一曲《我心永恒》唱遍全球)、演员热(主要演员一炮走红)等“效应链”。 但是否就意味着,所有这些便代表了《泰坦尼克号》的全部?对于《泰坦尼克号》,我们是否有且只能有这唯一的解读方式?当然答案是否定的。笔者认为,对于一部大众文化作品,我们不仅可以从传统的娱乐功能、消费功能、休闲功能等角度加以习惯性地解读,还可以从意识形态角度或以精英化立场进行阐释。比如,对于穿牛仔裤这一大众行为,在美国著名大众文化学者约翰·费斯克看来,却成了一种文化表征:“牛仔裤被视为非正式的、无阶级的、不分男女的、且对城市与乡村都适用的:穿牛仔裤是一种自由的记号,即从社会范畴所强加的行为限制与身份认同的约束中解放出来。”[1]法国学者德塞图则从另外一个角度研究和阐释大众文化,提出了著名的“抵制”理论,认为大众文化是以“游击战”的方式在抵制和颠覆主流意识形态。他指出:“大众文化不但具有创造性.而且这创造性具有颠覆意味,代表弱者对强者的胜利。”[2]而事实上,当前一些大众文化产品如通俗电视剧亦非纯一色的庸俗、纯粹为了娱乐、专门投观众所好,而具备一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如琼瑶、金庸的许多影视作品虽属于典型的大众文化产品,十分强调作品的娱乐、休闲功能,注重收视率和经济效益,但如果我们能够从情节的复杂曲折引人、人物性格的矛盾多元丰富、人情世态的展示体验思考、人的价值尊严的重视揭示等方面加以解读,便会觉得这类大众文化作品并非如常人想像的那样俗不可耐。在这种意义上,“大众文化”便不仅仅狭义的“大众的”(与文化层次较高的精英阶层相对,相当于英文中的mass)文化,还属于广义的“大众性”(相当于英文中的popular)。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以外在于一般意义上的“大众”的身份,以“大众文化研究者”的身份进入大众文化视界,更冷静、更深入地给予大众文化产品以全新的文化解读。这也正是许多人特别是一些文化研究者,虽然并不看重一些通俗电视剧(如美国的《豪门恩怨》、中国的《还珠格格》等)的质量和品位但仍很有耐心地观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电影《泰坦尼克号》便有这方面的哲学文化命意。 二 许多人看了影片《泰坦尼克号》后,都不知不觉地为其场面的宏大而惊叹。其间男女主人公缠绵而曲折的爱情故事又不知震撼了多少人的心灵,一曲《我心永恒》更是使许多青春少男少女如醉如痴。然而,惊叹、震撼、痴迷之余,我们不禁要说:“泰坦尼克号”绝不是一只普通的船,而是一只生命之舟、哲理之舟。 1、追求与幻灭的交响 追求——幻灭——追求,是人类生存境遇的生动写照。人类正是在追求与幻灭的不断交替中实现自身的终极超越和永恒发展。追求与幻灭也因此成为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的经常性话题。正是因为不断追求,保尔才在困境中实现生命意义的升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正是因为追求生存的权利,“老井”村民才世世代代不忘找水,尽管是历经磨难(《老井》):正是因为追求人性自由和做人的尊严。“我奶奶”才不顾世俗的反对和道德的谴责,果敢地与“我爷爷”野合于那片高梁地:才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毅然地冲向日本军车(《红高梁》)……然而,有追求就有幻灭。人类正是在一次次的幻灭中走向理性和成熟(当然也不排除“幻灭中的绝望者”)。人类无法回避幻灭,所幸的是人类并没有为幻灭所羁绊,而是在幻灭中不断地追求。老渔民圣地亚哥外出捕鱼,尽管遇到了鲨鱼群的攻击,但是他并没有主动放弃,而表现出了不畏艰险的“硬汉精神”,与鲨鱼群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虽说那条特大马林鱼最终只剩下了空空的骨架。谁又能说这是一种失败?(海明威《老人与海》)“人可以被消灭,但不可以被打败。”俨然,这正是人类不断战胜自然、超越自身的不可或缺的精神向度和思想支撑。 影片《泰坦尼克号》正是一部追求与幻灭的交响曲。在人类不断追求和探索的伟大进程中,“设计周密,永不沉没”、被誉为“梦想之船”的“泰坦尼克号”终于诞生于世:船上的乘客,正是出于某种内在的或外在的追求,才在众人充满艳羡的目光中离开了爱尔兰西海岸,出于人性的张扬和对生命本体意义的追求,女主人公露西置母亲的苦口婆心于不顾,自愿放弃有钱有势的富家生活,甘心爱上偏爱绘画的“穷小子”积奇,并许下终身誓言:若不是为了某种“追求”。人们又何必花上十年功夫去挖掘“泰坦尼克号”的残骸呢?无疑,《泰坦尼克号》意在歌咏人类的不懈追求。作品的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和主旨思想。都因为有了“追求”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突出、强化和升华。 然而,《泰坦尼克号》并不只单纯是追求的颂歌,同是也是一曲幻灭的挽歌。“连上帝也难叫它沉没”的“泰坦尼克号”竟在处女航中意外地撞上了冰山,给人类的智慧和理性当头一棒,似乎人类的一切努力都在顷刻间化为“断井残垣”:男女主人公之间一见钟情式的美好情缘,在突如其来的海难面前也只能长久封存于幸存者的记忆中:船毁人亡的那一刻,老船长的经验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魅力:乘客们起初的激情降到了冰点……所有这些都在向人们昭示:人类的追求并非总是一帆风顺。 船撞冰山的确是个悲剧。但是老船长那刚毅的眼神、露西对真爱的执著、乐队的临阵不乱和对岗位的坚守、落水者的苦苦挣扎、发掘队十年的艰辛努力等,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人类不会在幻灭面前低头.人类绝不会放弃追求。只要信念执著,不断追求,继续奋斗,人类就会铸造真正“永不沉没”的“生命之舟”。 2、永恒与短暂的二律背反 “永恒”与“短暂”作为一对哲学范畴,对立统一于人类的生存空间。人类有时可以在短暂而有限的一生中实现对生命的永恒超越,有时却又不得不面临其带来的巨大困惑。许多作家、艺术家正是在“永恒”与“短暂”的二律背反中为其作品寻求哲学命意。我们可以在悠美的《蓝色的多瑙河》中尽情领略自然界的伟大胸怀,在凡高的《向日葵》中感受到生命的灿烂和对生活的执著:然而,当我们置身于“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王勃)的审美空间时,定会引发人生的短促和对生命的焦灼。影片《泰坦尼克号》正是在“永恒”与“短暂”的二律背反中,传达出了导演的时空观和哲学观。 人类的追求是永恒的,“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不会丧失人们对追求的信念:自然规律是永恒的,人类改造世界、征服世界的实践不能肆意而行:美好的爱情是永恒的,尽管仅发生在刹那间:真挚的感情是永恒的,哪怕是深埋心灵深处,历经百年也会历历在目:真正的艺术是永恒的,虽然经过海水的长年侵蚀,但风采依旧。影片中老船长和乐队在关键时刻的镇定自若、视死如归,更说明了生命虽然短暂却可以实现永恒。可以说,回荡影片始终的一曲《我心永恒》,歌咏的绝不仅仅是爱情的永恒。 人生又是短暂而不可测的。谁也没有预料到“泰坦尼克号”会意外地撞上冰山:积奇能够去成美国,似乎得归功于他在财博中的好运:露西与积奇的相识、相知、相爱,没有经历太长的时间考验,而带有很大程度的偶然因素:一见钟情的一对年轻人,认识不多久便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有的人在海难中即便是寻回了一条生路,他们得到的也只能是片刻的“逍遥”和生命短暂的“永恒”。导演意在歌咏“永恒”,但潜意识中又无法回避其对立面。 世界既是永恒的,也是短暂的:既是短暂的,也是永恒的。有的人能在短暂中实现永恒:有的人虽然达到了肉体上的相对永恒,但得到的却只能是精神之域的短暂和贫乏。笔者认为,这正是影片《泰坦尼克号》哲学命意的关键所在。3、生命本体意义的整体观照 艺术家总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从特殊的视角。去表现他眼中(外在世界、有形世界)和心中(内在世界、无形世界)特有的世界。影片《泰坦尼克号》不仅向人们展示了惊心动魄的宏伟场面,以艺术的形式对外部现实世界作出了直观反映,同时还把思想的触角延伸到了人的心灵世界,展现了人类的生存境遇,思索着人的价值与尊严,充斥着强烈的人文精神。 首先,是对人类生存境况的整体观照。人类既有追求又有幻灭,既有成功又有挫折:人生在短暂与永恒的二律背反中演绎着一幕幕悲喜剧。影片所表现出的既有人类驾驭自然、追求永恒、期待成功的欣喜与梦想,又有不遂人意、失却永恒、归于失败的无奈和惆怅。影片客观真实地向人们展示了人类生存空间的特质: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不是停滞的而是变化的,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一维的而是多元的,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其次,是对人类生存价值的整体观照。人的价值是什么?尽管每个人的判断标准不尽相同.影片自始至终也没有正面地给予明确回答,但却在不断地在向观众作暗示。价值的判断和判断的价值潜在地贯穿着影片的始终,导演在善与恶的较量中嵌入了关于人类生存价值的宏大主题。毋庸置疑,人类离不开追求,人们只有在追求中才能实现自身价值,男女主人公正是在追求中实现爱情和生命的永恒。为了追求,人类可以不惜一切代价(露西与家庭决裂、“泰坦尼克号”梦断冰山等),哪怕是遇到了冰川火海。然而,人类的追求既是功利的,又是非功利的。人类的某些追求有时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追求是向善的:有时却又难免带有自私和唯我的一面,甚至建立在对另一些人尊严、价值、生命的蔑视和践踏上,因而带有不义性,及至失去价值意义。为了追求人性自由,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份爱情,露西宁愿放弃豪华和高贵: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人们还是优先考虑了妇女和儿童:在人们正想方设法逃生时,老船长和乐手们却坚守岗位,恪尽职责,与船同沉(难道他们就不想活吗?)相比之下,一些富贵之家却凭着权势和地位置其它人命于不顾,“逃之夭夭”:为了自己更好地生存,20只救生船只有1只回来。致使千余条性命葬身鱼腹……我们不禁要问:“泰坦尼克号”仅仅是一只普通的船吗?俗话说:“社会大舞台,舞台小社会。”“泰坦尼克号”不正是一个包容了“众生相”的小社会吗? 恩格斯在谈到现实主义的创作时,曾要求作家要做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3]影片《泰坦尼克号》通过描述一桩奇崛浪漫的爱情故事、再现船沉人亡的惊险场面,传达出了对生命的体验和人生的观照,娓娓叙述中蕴含了哲理,情节变幻中体现着思辨,既有对外部世界的俯瞰和形而上的整体观照。又有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把握和人的价值的思索,从而使“泰坦尼克号”超越了普通船只的意义,成为生命之舟、哲理之舟。 三 通过对影片《泰坦尼克号》的文本分析和哲学命意的挖掘,我们不难领会大众文化的另向阐释性。不过,这里仍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第一,大众文化具备另向阐释性,是否就意味着它的性质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比如,经过如上的解读,《泰坦尼克号》是否就不属于大众文化产品了?第二,如此这般的阐述是否带有生硬的“精英文化”立场?第三.大众文化的这种另向阐释性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什么样的深刻启发? 对于第一个问题,可以说是不言自明的。首先,如前所述,就总体而言,无论就导演的初衷还是实际的收效而言,恐怕我们没有理由将其划归其它文化类型。将其归为大众文化,没有人会提出什么异议。其次,文化产品能够引起共鸣、轰动。产生广泛的影响,不论其是娱乐性的、休闲性的,还是兼有文化性的、审美性的,均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这时,似乎再去生硬地将其划归哪种文化类型已没有太大必要。 对于第二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不管是否带有精英文化的立场,只要这种阐释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作品的意义生发和延伸,就是对作品的公正对待。那种把一些大众文化产品视为浅薄、庸俗之物的人,自认为是抓住了本质,击中了要害,其实也只是一种文化偏见和意义误读。即使退一步来讲,从接受美学角度来看,所谓作品的意义更多地生成于读者的解读实践中,因此便产生了不同于原本文的“第二本文”。接受美学创始人姚斯说得好“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4]照此看来,如上对《泰坦尼克号》所作的文化阐释,正是作品意义本身的一部分,并非是出于精英立场的一种文化偏执。 至于这种多向阐释性对大众文化研究和发展的启示至少有两个方面:其一,好的大众文化产品,不应仅仅向大众提供普泛性的娱乐和消费的功能(这当然是必要的),还应当具备“敞开性”,提供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方面的思考和收获。其二,作为大众文化的解读者,不仅仅可以与常人一道收获身心上的娱乐和休闲,还可以进入作品的另一个维度和另一个世界,进入“另一种生活方式”(马尔库塞语)。这个世界是和世俗世界迥然不同的文化之域、审美之域。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得到的可能是精神的愉悦、审美的享受、境界的超越、人格的升华、灵魂的净化,也可能是一种文化警省、文化反思,或是一种文化的否定、批判和超越。而且某种意义上,对于芸芸众生来说,后者也许更为重要,因为如果对文化产品提供的既定生活现实和强加的生活秩序一味信赖和被动接受,而缺乏应有的否定、批判和超越,按照马尔库塞的说法。就是一种只有物欲而没有精神追求、只有现在而没有未来、只有顺从而没有批判的“单向度的人”,就是最终忘却了人的真正需要的人。[5]也许有人会说。对大众文化产品和消费这种产品的文化大众提出这样的要求未免有点过分,因为担负这样的文化职责原本就不是大众文化的任务。其实这种担忧隐藏着明显的二元对立模式,认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不可能达成一致和共识。但是,二者最终实现殊途同归完全有可能,而且这种局面正是我们期待已久的。 文化解读论文:民主非文化解读论文 内容提要:凭着经济与政治霸权,西方人构筑了做陵的文化与学术霸权。在这一霸权理论的支配下,西方人对民主作了貌似科学、公正、客观的垄断性解释:民主是西方文化的特征,民主在全球的扩张便是西方政治文化在全球的胜利。在这一单向度的解释中,民主被误解了:作为市场经济产物的民主被曲解成为西方文化的创造。由于这种误解,人类各个文明群落之间特别是西方与非西方之间酿造了太多人为的对立与不幸,加上西方总体上是以武力推行着这种解释,致使民主的扩张给整个文明世界制造了太多的折磨与苦难。在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的今天,人们应当消解这一误解,以减少民主在非西方世界发展面临的观念上的障碍。本文力图简略地澄清这一误解,以为人们正确地审视民主及其发展提供一种思路。 关键词:民主市场经济文化 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大胆预测,民主必将成为文明世界的普遍选择,尽管当时的民主国家廖若辰星。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巨变后,美国学者福山断言人类的政治文明历史将终结于民主。前后超过一个半世纪的两位西方学者对世界政治发展的预言,虽然各自所依托的人类的政治背景呈现巨大差异,但他们的结论却具有一致性,人类将全面走向民主。当然,托克维尔的预言理性而友好,福山的预言则十分霸道且为民主之后的政治发展预设了休止符,人类似乎不再能够进化出比民主更先进的政治形态,人类只会定格于民主的政治框架内无限发展。今天,当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仍在全球的各个文明群落涌动的时候,人们尤其非西方人也许不再怀疑民主必将在整个文明世界普遍获胜。 一、民主被误解为西方文化的创造 然而,对于主要来自西方的关于民主的种种颂扬,虽然今天公开反对的声音日渐微弱,并且人类各个文明群落的政治走向日益强劲地验证着这一政治形态的普世性,但这一来自西方的充满文化优越与学术霸权的声调,却向非西方的民族国家发出的是有丧自尊的信息,亦向他们传递着一个似乎必须接受?quot;真理":这是西方的胜利,包括西方文化与西方政治价值观的胜利--"植根在个人自由、个人尊严思想中的自由民主是一个西方的产物"[1]民主在全球的扩张被西方人与非西方人共同地理解为,它是西方文化孕育的政治意识形态逐步统治世界的过程。可是,正是在西方人首先对于民主所作的种种垄断性阐释中,民主被误解了,西方人与非西方人一同误解了。因此,人类的各个文明群落,西方与非西方共同需要消解对于民主的误解:民主是文化的产物吗?民主是西方的专利吗! 第一个误解引导着西方人坚信,西方文化创造了民主,而民主优越于任何其他政体,因此西方文化亦优越任何其他文化,民主在世界的传播是在传播西方先进的文化。作为一种先进文化,非西方文明没有理由不接受,否则当然要用拳头叫你接受。由于这种误解,非西方人认为,既然是西方文化创造了民主,凭什么叫我们接受,你要输入我们当然有权拒绝,拒绝不了只好叫你的民主走调或失败。可是,人类政治文明的近现展史似乎从深层的意义上否证着这种误解--托克维尔凭什么预言民主将在全世界获得胜利,而且这种预言恰恰获得了历史的验证,难到托氏完全凭借着西方文化的优越与先进做出了这种"精妙的预言"? 凭着第二个误解,西方人傲慢地欣赏着民主的每一次胜利,并认为这都是西方的胜利,全球的各个文明形态将在全面接纳民主的过程中全盘西化,最终完全统一于西方独创的民主政治的统治之下。在这种误解中,确立了民主与没有确立民主的非西方国家都视民主为西方之物:确立民主的非西方国家深信,他们虽然采纳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但只要它有益于本国的发展与进步没什么不好;未有民主化的非西方国家则认为,拒绝民主是在拒绝西方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在否定什么先进的政治形态,同时是在维护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可是,既然如此,作为西方文化特产的民主,其基本价值和制度为什么能够在非西方的文明世界没有差别的植根?难到它凭借的完全是西方民主专利的先进,并且是凭着这一专利的强大摧毁了全世界的非民主政体而实现的唯我独存? 可以认为,上述两个方面的误解可以归之于人们误解了民主的来源。历史的事实是,现代民主制度最先产生并成型于西方;但同样的历史事实是,西方最先产生了现代市场经济,相应现代民主才在西方的政治生活中形成。然而,也许正是以此作为强有力的经验根据,人们特别是西方人自豪地坚信民主不仅是文化的产物,而且是西方文化的特殊产物。因为既然民主是在市场经济逐步发展的过程中确定的,而市场经济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因此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民主理应被逻辑地理解为西方文化的产物,西方文化亦被应然地解释成为目前正在向全球扩展的现代民主之母。可以说,这一解读最具代表的人物之一当属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等著作中,系统阐述了基督教文化在孕育、催生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的独一无二的作用,同时以一种并非挑战的口吻得出结论:由于缺失基督教精神,一切非西方文明未能自主生成资本主义[2]是可以理解的。在此,由于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把市场经济归之于西方文明的特产,相应使内生于市场经济的政治形态--民主直接归之于西方文化的创造。民主在人们对西方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文化解释中,被错误地理解成为西方文明的特产与西方文化的创造。民主被西方人西方化了。 当然,这一来自西方主流学术思想的理论推论与经验判断不能说没有令人信服的力量,但其论证在逻辑上似乎偷换了论题,有利于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文化当然有益于民主的形成,但它却将民主源于市场经济置换成了源于西方文化即基督教文化,市场经济并不具有本体的作用,至多是西方文化孕育民主的一种助推器和条件。由于作了这种文化上的论证,民主的产生机制被曲解了。凭着这种学理的曲解,西方人向非西方人所作的宣示是狂妄的:民主是西方文化的特产,它在世界的扩张便是西方文化的输出。而在输出这一政治文化的过程中,西方凭借了由他们首先采用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强大的物质力量。显然,这种论证在曲解民主产生的真实源头的同时,玷污了这一先进的政治形态在全世界张扬的人类意义。 民主不是西方文化的创造物,而是市场经济创造的一种与此相对应的政治形态,就像专制政治是小农经济创造的一样。对于这一命题,人们不仅能够逻辑地证明,而且人类社会的文明历史也提供了强有力的经验支持。鉴于本人曾专门撰文论证过民主的市场经济创造[3],因此逻辑证明在此从略,仅简略地对这一命题作些历史论证。回顾人类各个文明形态的历史不难发现,民主能够在政治实践上运作的时代和地方,总是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生产方式运行的时代和地方;而民主在实践上制度化水平的高低,则与其市场经济水平的高低和持续时间关系紧密。古希腊与古罗马有建立在城邦经济基础上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他们因此形成了早期的民主制度。后来,在外族入侵和内部纷争中,这一生产方式解体了,其民主制度也因丧失了经济基础而覆亡;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共和国形成了发达的商业贸易,民主则成了他们现实的政治生活。与此相反,同样文化传统下的西欧,中世纪一千年基本是城堡式的农耕经济,民主照样不肯光顾这块土地,并且具有理性主义特色的基督教文化,面对西欧政教合一的专制政体同样无可奈何;至于其他文明形态,一直没有出现过商品经济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持续发挥主导作用的时代,民主亦没有在这些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形成制度并投入运行。 与此同时,纵向地回顾人类的经济生产方式与政治形态对应发展的文明史,更会历史地坚信民主是市场经济创造而不是文化创造的价值判断。不论人们怎样看待历史,从经济与政治的双向互动关系角度探讨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发现,人类的需要和智慧双重地推动着各个文明群落不断地通过先后采用从低级到高级的生产方式来发展经济,又选择与各自运用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形态服务于经济,而且不同的文明群落虽然在进化的过程中采用同一生产方式的时间不同,但他们依次采用的生产方式在性质上却具有共同性。在此,将这种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生产方式之共同性进行概括可以抽象出如下规律:人类文明依次从低级到高级经历了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商品经济三种形态完备的生产方式,相应人类文明依次经历了神权政治、专制政治、民主政治三种独立的政治形态[4]。这一规律似乎在任何文明群落都不能改变,可以改变的可能是因为地域、环境和民族性格的差异,各文明群落在进化过程中依次从低级到高级采用同一性质生产方式的先后及在每一经济生产方式中滞留的时间不同,相应与其对应的政治形态在实践上出现的时间与各政治形态发挥作用的时段长短不同。以这一基本的发展规律为依据可以得出结论,作为一种先进的政治形态,民主是由先进的生产方式即市场经济在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必然出现后由其自主创造并适应自己发展需要的政治形态。 二、文化没有能力决定或阻止民主的扩张 虽然人类的进化历程经验地告诉人们,市场经济才是民主的源头,民主不应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创造,西方文化没有能力创造并支持起民主。但令人感叹的是,人类的各个文明群落进化的速度与程度是如此悬殊,以至于当非洲和美洲还整体处于自然经济发展阶段时,西欧却已踏上了市场经济的旅途;而在同一人类历史时段,当自然经济的文明群落还是各种形式的神权政体或半神权政体时,欧洲已经开始了民主政治的构建与建设。不过,如果我们坚信民主只能为市场经济创造,我们仍能以此为依据作出解释,这种进化的差异仅仅说明的是,西方因先期选择了市场经济而能够先期地选择和建立民主政体,却并不能证明民主是西方的专有物,假定其他文明群落在进化过程中先于西方进入市场经济时代,那么他们也许同样会使市场经济创造的民主在其文明形态中先期地植根并形成制度。相反,在现代市场经济没有在西方产生之前,即或西方同样不能建构并支撑起民主的政治形态。所以,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讲,民主在各个文明群落产生、形成并确立的历史差距,仅仅证明了市场经济在不同文明群落植根与成形的时序差距,而不能证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就是西方的特产。 现在,作为最先发端于西方的市场经济,因为代表了人类各个文明群落经济发展的共同方向,因而它在各国代替其传统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种必然性决定着它将忽视各国的传统差异而扩张并在各国最终取得统治地位。显然,面对市场经济的扩张,各国的固有文化没有能力拒斥,因为市场经济能够在各国植根并扩张的根本原因在于,各个文明群落的民族具有共同的人性,这种共同的人性将抹杀他们的文化差异而必然地推动各个民族选择、采用与接纳任何优越于本民族的传统生产方式发展经济以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与文明程度。市场经济因为优越于任何文明群落传统的生产方式,使之能够在任何一个民族成长、壮大最终取得统治地位。与此相适应,这种共同的人性亦决定着市场经济创造的民主在各个文明群落中生成及扩张具有了共同的根基,民主的政治形态在全世界取得统治地位因此在所难免。 当然,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文明群落进化的过程中,因为西方最先发展到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时代;因此可能西方文化最有条件促进市场经济的产生,也最有利于民主形成制度。但是,它也只能在促进市场经济产生后,由这一全新的生产方式自主地创造民主,并以这一生产方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日益强大的经济力量战胜传统政治支撑起民主在国家层面确立。这里,不可否认的是,西方文化在促进民主这一政治形态形成上发挥着两个方面的辅助作用:1)致使西方最先选择了一种能够创造民主的生产方式即市场经济。[5](2)与市场经济自我创造的包括民主这一政治文化在内的市场经济文化具有最亲密的关系,因而与这一文化最容易溶为一体而一同推动市场经济创造的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地发展、壮大。也许正是这一原因,内生于西方传统中的市场经济在西方植根与发展更顺畅、更稳定,相应以市场经济为母体生成的民主在西方国家的扩张更为正常、平稳。 与此相反,非西方国家是以移植发端于西方的先进生产方式而开始市场经济历程的,因此成长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民主在其土地上的扩张遇到了本国传统文化的明显滞碍,甚至这种滞碍作用十分巨大。而且在民主随着市场经济在非西方国家扩张的过程中,无论是西方人还是非西方人共同错误地认为,由于是西方文化孕育了民主,当西方人将西方的政治特产--民主以救世主的姿态向全世界推行时,非西方民族更是把这一政治形态在非西方各国的扩张与落户归之于西方的胜利而在观念上给予了强烈排斥。结果,民主在非西方国家的扩张遇到了强劲的文化挑战。 但是,非西方文化未能最先催生市场经济而未能最先产生民主,进而对民主的扩张具有一定甚至很强的滞碍作用,并不能反证非西方文化完全无法与民主这一市场经济创造的政治文化溶和,亦不能证明它能够阻止民主在其地域上的必然扩张,这里的关键在于这种文化能否接纳市场经济。对此,历史的发展已经做出了强有力的回答。自市场经济在西方首先确立而在全世界扩展以来,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未能最先产生市场经济的任何文化都具有接纳市场经济的能力,只是接受的快慢、强弱存在差异而不能绝对地拒斥市场经济在本国植根。既然如此,作为市场经济自主创造的文化在非西方的传统文化中植根则具有了经济上的必然性,相应民主作为由市场经济创造的总体文化中的政治文化部分也就没有了被非西方文化拒斥的可能。当然,也许市场经济在非西方世界的植根过程因受其传统文化的影响而显得困难,其发展进程亦较为缓慢,进而导致民主在其传统文化中的成长缓慢。但是,这不是传统文化拒绝民主的理由,也不能够证明非西方文化有能力拒绝民主,因为它不能将孕育民主的母体--市场经济拒斥在外,它也就无法抗拒民主在市场经济植根的非西方国家的文化土壤上必然地成长及扩张,虽然这一成长、扩张过程因受到其传统文化的强大干扰而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并呈现本国特色。可以肯定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任何传统文化无法扼制的,也不是任何传统政治能够长期扼制的,市场经济因自身的优越性而在全球各个文明群落的必然扩展是民主在各个文明群落落户最强大的推动力。这里,任何接纳市场经济的非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要接受民主政治,因为它接纳的不是西方文化而是市场经济创造的政治文化。 三、民主扩张不顺的非文化解 由于民主是市场经济的创造物,因此民主在非西方国家的扩张,并不是在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而全盘接受着西方的文化,而是在接受市场经济创造的政治文化。因此,非西方国家应自豪地相信她接受的是一种优越于本国传统政治并在任何文明群落中都能植根与成长的先进的政治形态,只是创造这一政治形态的生产方式率先在西方形成了。对此,人们应当采取理性的态度,市场经济虽在西方先期产生,但它是全世界的;民主为市场经济所创造,而不是西方文化孕育的。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民主在非西方世界的扩张是不顺的,以至于在今天有些非西方国家已经确立了民主,有些还末有民主化,有些则确立民主之后又被推翻,而且有学者把民主与各个明形态的文化的溶和易难进行了排位,认定有些文化容易接纳民主,有些文化几乎没有接纳民主的可能。不可否认,民主在非西方世界扩张过程中遇到了文化障碍,而且这种障碍有时因非常强大而抑制着民主在其文明形态中的正常扩张,但民主在非西方世界扩张不顺的主要原因仍然不是文化而是市场经济的扩张不正常。 历史的事实是,市场经济最先在西方成型之后,它在全世界的扩张采取的方式是不幸这一方式使几乎所有非西方的文明国家在接受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都承受了巨大的折磨与苦难,这一方式就是征服与殖民。西方在最先采用了市场经济并被其创造的先进武器武装起来后,他们便开始了用枪与炮向一切非西方国家输出这一生产方式的历史,而这一生产方式的本性亦决定了它必然要向生产方式落后的文明世界扩张。但这种用血与火实施的扩张,首先不是为了提升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是为了西方人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利己的利益导向,推动着西方人选用了枪炮为市场经济的扩张开辟道路。由于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扩张采用的几乎都是武力,致使这一生产方式在全世界各文明群落落户时给他们带来了灾难:政治上主权丧失,经济上超强奴役,国格上整体贬损--市场经济在一切非西方国家植根的过程,几乎成为非西方国家传统经济被市场经济殖民的过程。而在这一殖民过程中,基于本能的生存需要,非西方国家虽然落后尚能为它的民族习惯操作的生产方式,不是对市场经济产生强大的反抗,就是被市场经济挤压而进一步退化。至于市场经济则凭借西方强大的政治势能和经济优越被植入非西方国家的传统经济土壤之中后,便开始发挥经济殖民的作用。这时,各个殖民地国家的经济逐步演化为一种由殖民性的市场经济和落后的传统经济构成的混合经济,而这种混合经济则在西方强权政治的控制下表现出了整体畸形运行的态势:超强剥削性,极度压榨性,严重腐朽性。一种本来优越、先进的生产方式在西方用枪炮输出的过程中扭曲为令非西方世界惧怕、厌恶而又无可奈何的经济怪兽。正因如此,尽管孕育民主的市场经济在各非西方国家的传统文化中能够植根并有所发展,但它的成长是如此艰难、不幸、曲折并且变态,以至于这一畸形的市场经济难以正当地创造出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民主也因为没有健康的经济基础而难以正常成长。 更有甚者,象非洲大陆被西方纳入市场经济的殖民体系之前,各国经济还基本处于自然经济的生产水平上,它与市场经济在生产方式上存在两个级差。因此,当西方殖民者全面占领非洲大陆之后,整个非洲对市场经济当然缺乏接受的基础和条件,虽然从长远看这一生产方式加速了他们的进化过程,亦加快了他们生产水平的提升速度,但在被殖民过程中他们承受的则主要是这一生产方式制造的盘剥、欺压和摧残。这一以殖民方式在非西方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现实宣告,被西方奴役的非西方国家首要的任务是国家独立,而不是发展市场经济,因为没有政治上的独立,他们几乎不具备自主发展市场经济的基本政治保障,至于建立民主政体更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政治奢侈。 问题是,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经过艰苦奋斗,终于先后赶走殖民主义者获得国家独立后,由殖民统治制造的经济畸形发展的态势,一方面导致本国脆弱而根基不深的市场经济自主发展困难重重,另一方面缺乏正常、强大的市场经济支撑民主在国家层面确立,以至于独立后的各国政治陷于了既不能回到传统又难以建立民主的两难之中。可是,由此引发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却是,各种非常规的过渡性政体自然地填充了常规政体不能发挥作用而留下的政治真空,并由这类政体理所当然地控制了本国的经济与政治,本国经济与政治关系再次陷于非正常的互动中:经济恶化,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二次大战后,先后推翻殖民或半殖民统治的不少民族国家,相当时期未能摆脱新一轮经济与政治非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便是证明。与此相反,西方国家在放弃殖民统治后,本国已经形成的成熟而稳定的经济与政治的良性互动关系在现代科技的强大推动下保证了其经济、政治与社会继续发展,西方国家与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这里,值得深思的是,结束殖民统治后的广大非西方国家仍然面临如此艰难的发展局面,难到是市场经济的过错,难到是市场经济创造的政治形态--民主的过错? 更令非西方世界反感的是,基于制度的偏好,西方国家力图以种种手段强制一些独立后的非西方国家建立民主,但由于缺乏坚实的市场经济基础而无法扎根,最后他们仍然回到了既非民主又非专制的集权统治的范畴。市场经济是先进的,民主是先进的市场经济创造的,可它们以并非正常的方式在非西方国家的扩张,却使这些国家在接受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先进的生产方式与政治形态的过程中付出了沉重代价。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样是非西方世界的日本,由于在主权没有丧失的条件下主动积极地移植最先产生于西方的市场经济,几十年的发展就使其进入了与西方国家一样发达的行列。这里,日本的成功耐人寻味并说明着一个真理,只要政治独立,非西方国家就能够正常地接纳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并以此推动本国快速实现现代化,但条件是平等积极地引入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令人遗憾的是,全球非西方世界似乎唯有日本是以这样的方式接纳先进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结果也唯有日本代价最小地获了成功。 目前,综观各个非西方国家的现状发现,他们大多先后度过了独立后经济与政治非良性互动发展最为不幸的时期,市场经济在各国大多进入正常发展的轨道,民主政治在各国的发展大多度过了寒冷的冬天,一个明朗的未来已经确定--亨延顿总结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在各个非西方文明群落的涌动,昭示着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在不少非西国家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在全世界完全获胜不可避免,虽然它目前在各国的发展程度仍然存在差异,虽然它打上了强烈的民族印记,虽然谁也不能判断代替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未来生产方式与政治形态会是什么。今天,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十分自信地证明着,人类的各个文明并不会因为接受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而相信它会是西方的胜利,但也不要否认西方因最先步入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时代所发挥的引导作用,虽然这种引导曾经给广大非西方国家制造了巨大灾难,人们还是应当承认这种引导的作用--我们需要谴责的是西方引导的方式,不是引导的内容和目标。而在此人们应该十分武断而自信地说,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在全球的胜利是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的胜利,是人类文明整体进步的证明,它不是西方的胜利,也不能证明是西方的胜利。 四、民主不会遗漏中国 作为文明世界的一个构成部分,中华民族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3亿的人口,她独立地创造了近5000年的文明历史,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上曾经长期处于各个文明形态发展的前列。可是,进入小农经济时代后,种种因素约束着中国长期滞留于这一生产方式的经济运行中怡然自得。几千年的小农经济虽然给中国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这一生产方式也被中华民族提升到了它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但令人遗憾的是,或许是中国的人口、民族构成、地理结构特别有利于小农经济的生存与发展,以至于建立在这一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中国,未能内生出一种能够代替它而又优越于它的生产方式--中华民族在自然进化的过程中选择一种优越于小农经济的经济生产方式时落后了,过于成熟与发达的小农经济抑制了这一生产方式的自我质变。与此相反,曾经长期落后于中华文明的西方文明,虽然小农经济的发达程度未曾超过中国,但其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人口、民族和固有的地理结构等主客观因素,可能更有利于先进生产方式的产生。结果,西方文明在其自然进化的过程中,在并不十分发达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内生出了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市场经济,他们的文明也因此迅速强大起来而超越了中国的农业文明。显然,这种超越已经不是同一生产方式的量的超越,它是西方选择了优越于小农经济的市场经济并由这一生产方式推动其经济迅速发展的质的超越。正因如此,这种超越是迅猛而不可阻挡的。 可是,一旦这一超越使西方靠市场经济创造的物质财富武装起来足以征服各个落后于它的文明国家时,曾经辉煌的中华民族被纳入西方的整体征服之中不可避免了。这里,尽管中国曾经强大,曾经不可一世,但她在更强大的文明面前,同样要被纳入到象其他更落后的文明国家一样遭受奴役的征服之中。所不同的只是,在整个征服过程中,中华民族未曾被彻底殖民。但这不能证明,中华民族在以被奴役的方式接受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承受的苦难更轻些。一百多年来,象许多落后国家一样,中华民族同样走过了被西方强行移植市场经济,长期反抗列强的入侵和奴役,完全独立后拒斥资本主义,最后又回过头来接受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发展路径。然而,中国的这一漫长、曲折、艰难的经济发展之路,不仅使中国的市场经济难以自主创造出代表自己的强大文化,而且因其畸形发展而难以为民生政治的健康形成创造条件--畸形而弱小的市场经济,既承载不了民主,也难以主导整个政治的正常发展,中国长期陷于权威政治与畸形经济非良性互动发展的态势之中,甚至这种非良性互动至今仍在强烈地影响中国的发展。正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经济与政治关系的长期紧张,致使民主这一只有健全、健康的市场经济能够承载的政治形态难以在中国的国家层面确立。 但是,自1978年以后,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导下,中国重新开启了曾被整体封闭的市场经济之路,而且在1992年更是重新确立了它正统合法的地位。曾经给中华民族制造了无尽苦难的生产方式,这一次被中国人真诚地请了回来。但这一先进的生产方式再次光临中国,已经不是象昔日主要是欺辱中华民族那样发挥作用了,因为统一而强大的政府承担着通过控制国家的政治秩序和维护国家的政治独立以保护和推动重新开启的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伟大使命,而昔日的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却未获得这一政治保障。所以,正是今天中国政治上的统一、秩序、独立和强大,才确保了十几年来市场经济在中国大地上获得的是迅速发展,而不是经济的苦难、政治的混乱和民族的灾难,强大、统一的政府为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的迅速发展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它一方面说明了市场经济代替中国的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是一种这一生产方式快速发展的必备条件的必然,一方面反映了国家的统一、稳定和秩序是尽管创造这一条件的是权威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但由于它具备这一能力它就能发挥这种作用。 但这是否说明中国不会达成民主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权威政治能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并不能证明它是能够永远适应这一经济发展要求的不变的政治形态,也不能否定市场经济必然内生出民主并最终支撑起这一政治形态的国家化,它只是说明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秩序、独立与稳定的政治环境。而当市场经济在本国植根、发展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因自身力量弱小无法自我创造出强大的民主力量提供这一保障时,只能由权威政治发挥这样的作用。当然,在这一时期,如果权威政治恰恰发挥了保护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作用它就会快速发展,反之它的发展必然缓慢甚至倒退。但随着市场经济在传统政治的保护下逐步强大后,由其内生的民主政治就会发展并强大起来。而在民主力量逐步强大的过程中,民主政治就会与曾经保护与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权威政治发生冲突。这时,权威政治虽然仍会保护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会本能地抑制民主政治的成长。问题是这种抑制必然导致不利后果,权威政治保护与促进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功能与作用下降,权威政治或者成为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间接障碍,或者成为民主政治发展的直接障碍。当然,这一状况的出现预示着代替权威政治的民主政治最终取得统治地位为期不远了。而这种替换如果是理性的,政治民主化就和平进行;如果是非理性的,民主政治的到位就可能伴有动荡。不过,这种动荡将不可能是全民的,而且这一过程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但不论这一过程如何,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统治地位的确立,民主政治在我国国家层面最终确立将不可阻挡,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良性互动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必将形成。目前的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越政治的积极作用正受到越来越大抑制的时期。因此,民主的到位在中国会否会伴随动荡,目前还不得而知。 所以,现实的中国迈向民主之路的旅途仍旧是沉重的,虽然市场经济在中国走向强大的不可阻挡,预示了民主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的不可避免,但目前的市场经济与现实政治之间形成的紧张关系使人们有理由担心中国为民主的到位将要支付的代价。现在,这种代价能否降低人们没有把握,因为它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由这一经济整合的民主力量与权威政治之间形成的紧张关系并不相同:在这些国家,已经形成的民主力量一旦强大到能够强制权威政治结束自己的统治后,它便能够迅速承担起控制国家稳定、秩序的政治职能:中国目前没有建设性的强大的民主力量,权威政治仍然全面承担着维持社会稳定与秩序并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功能。同时,目前权威政体政治上日益严重的腐败,正在严重消蚀它的积极功能与作用,甚至在这种消蚀中很可能严重削弱权威政体控制国家与社会的能力使权威政体自我软化而引发社会混乱,进而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与发展。有鉴于此,中国的权威政治能否有效抑制腐败维持社会的稳定,并在积极承担统治和治理职能的过程中和平地迈向民主其路径是十分艰难的。与此同时,中国庞大的人口、国土及地域的巨大差异,也为中国和平地迈向民主设置了难题。中国的民主之路令人向往又令人忧虑。 造成这种关系紧张而民主发展风险日增的症结何在呢?产权虚置。1978年以后,中国逐步确立起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并且迅速发展,但由于产权虚置的制度障碍,市场经济在迅速发展的同时,整个经济运行态势则日益畸形。这种畸形发展的政治后果就是:腐败迅猛扩展严重削弱着政府的统治与治理功能,民主政治难以正常成长,市场经济的发展没同比例地有带来民主力量的增长。问题是,随着权威政治的统治能力和道义基础进一步削弱而不断软化,在民主政治因力量弱小不能迅速到位以控制政局,社会又需要政治力量维护稳定与秩序的情况下,社会很可能不是陷于混乱,就是再次出现强权政治而且是严重的强权政治控制局面,而绝不可能是人们企盼的民主。如果中国今后的民主化道路必须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可以说代价是巨大的。这样的民主化代价,中华民族应当避免。 当前,避免的办法主要是,尽快扭转市场经济畸形发展的趋势,优秀是产权改革,而不是立即进行以民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如果现行的权威政府能够确保市场经济尽快建立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正常地运行与发展,那么市场经济在正常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必然会以自身强大的经济力量支承起民主政治日益发展,最后由强大的民主力量适时地代替权威政体以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可是,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以公有为主体的产权制度不仅严重混乱,而且导致整个经济运行严重病态而使目前的产权改革障碍重重,相应民主和平理性推进的可能性大大下降。因此,中国今后政治的民主化能否和平实现的关键已落脚在产权改革能否和平进行这一环节上。显然,现实告诉人们,在目前民主力量十分弱小根本没有能力控制国家稳定与秩序的情况下,政府仍要承担起维护政治稳定与积极推进产权改革的双重使命。可以说政府是否承担积极改革产权的使命,现在已不是一个认识与利益问题,如果政府不能很好地履行这一职责,市场经济有可能在进一步的畸形发展中冲毁现行的政治秩序而使社会陷于混乱;如果如政府主动履行职责把握不当,也许它会自我削弱稳定社会的能力而引发混乱,但积极操作也许会使产权改革和平实现的可能。应该说中国的现实政治、经济之间的结构与关系,迫使政府主动推进产权改革的压力在不断增大,但要增强政府积极改革产权的动力,有赖于人们寻求有效途径降低产权改革的风险以增强政府积极改革产权的信心。 从现实考虑,中国采取全面产权改革的方案风险很大,政府没有能力在控制政局的情况下和平地实施这一方案,因此逐步改革产权是一个现实的选择,而从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行最具操作性:沿海的市场化程度高,民营经济力量强大,市场的吸纳能力强、空间大。这些优势,能够大大降低积极推进产权改革引发的经济、政治与社会震荡。所以,中国需要确立从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产权改革的路径与方案。当然,如果产权明晰逐步实现,市场经济内生的民主力量也将逐步强大。同时,市场经济的水平在中国已经明显不平衡的现状,将使产权逐步明晰后的市场经济在地域上的不平衡发展更为突出,民主力量地域上的不平衡亦会十分明显,因此中国可以在先期逐步梯度明晰产权的基础上,从沿海向内地逐步梯度推进民主。 文化解读论文:我国文化解读西方哲学论文 中国首先出现的是比较哲学,在比较哲学的预设中才产生了中国哲学。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批以哲学的眼光审视中西方哲学的中国人,都是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的知识分子。这一时期,输入西方文化的意义在于引进一股新鲜的思想空气,为中国的思想注入新的活力。正因如此,这些西学的译介者的主要任务,就在于用一种中国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接受的语言把西方文化的观点表示出来。所以在介绍西方思想的时候,中国学人就往往用中国人惯用的词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专业术语去翻译、解释西方思想。 严复就是用中国人的观点看西方、学习西方的典型。严复的一系列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地震般的震动的译著,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而是亦译亦著,在翻译中注入自己的思想、见解。从解释方法上看,严复常常是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去理解西方文化思想。例如《天演论》的序言就说:“及观西人名学,则见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乃推卷而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⑵这里严复就是用中国学人所熟悉的“格物致知”这样的名词,《易》、《春秋》这样的典籍去比附《天演论》。 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的几年发表了几篇介绍西方哲学思想的文章,把卢梭、培根、笛卡尔、康德、边沁等人的思想介绍给中国学界。梁启超对这些外国思想的介绍,基本上接承了严复的解释方法,就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看待西方哲学思想,尽可能用中国思想的术语去解释西方哲学内容,用中国思想家去附会西方的哲人,以此使熟悉中国文化的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比较大致认识西方哲人和西方思想。 说到培根的时候,梁启超这样解释: “综论倍根(今译“培根”——引者)穷理之方法,不外两途:一曰物观。以格物为一切智慧之根源,凡对于天然自然界至寻常粗浅之事物,无一可以忽略。二曰心观。……朱子之释《大学》也,谓必使读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论精透圆满,不让倍根。但朱子虽然略言其理,然倍根乃能详言其法。倍根自言之而自实行之,朱子则虽言之,而其所下功夫,仍是心性空谈,倚虚而不征诸实。此所以格致新学不兴于中国而兴于欧西也。”⑶ 在梁启超笔下,培根的“新工具”居然成为朱熹“格物致知”之法的深化和实化。梁启超用“穷理”解释培根方法,因为“穷理”这个词及其内涵自朱熹注《四书》被元朝定为科举考试的唯一参考书,便已经在中国知识人之中被广泛认识。以“穷理”释培根,中国读者无疑能够迅速在头脑中浮现二程朱熹的格物穷理学说,并以此去理解培根。梁启超用“穷理”解释培根方法论的更深刻的原因缘于比较哲学中的语言问题。语言是理解思想的最重要的工具,中外的语言差异导致翻译中一旦语言发生偏差,就会面目全非。梁启超立足于中国文化,在他的知识视野(包括他所掌握的词语,以及词语背后的思想)里,实在找不出什么词语比中国文化的优秀词汇之一的“穷理”更能够阐释培根的思想,也就是说,培根的这种被梁启超称为“穷理”的思想,在中国固有思想中找不出完全相对应的思想,因此也找不出完全相对应的词语,在无法准确恰当地表述的时候,梁启超只能用附会的办法,也就是用中国文化大系中的“穷理”这个词去附会培根的那种意思。在比较哲学中,几乎一切思想移植的偏差和失误都来自词汇移植的错误。梁启超用“穷理”介绍培根思想,中国读者在阅读梁启超的文章的时候,他们看到“穷理”、“格物”这样的词汇,脑海里浮现的就是宋明理学的那一套知识论,紧跟着的是整个理学的基本框架,而这恰恰无法准确地理解培根的学说。人们在梁启超的语义环境中认识的培根,已经和真正的培根相差甚远。 梁启超在解释培根的时候,既然已经认定了培根学说是“穷理”学说,便自然可以和中国思想大系中的朱子“格物穷理”学说相比较。在这里“中国哲学”就在“比较哲学”的过程中凸现出来了:我们中国古代的朱子也有西方公认的哲学家培根的格物致知学说,这样,朱子的学说获得了“哲学”的合法性。然而,在梁启超的比较中,他认为朱熹、培根的不同,即在朱熹只是懂得格物穷理,培根还能详言其法,朱熹格物仍空谈心性,培根则能亲自实行。于是梁启超得出一个结论:“此所以格致之学不兴于中国而兴于欧西也。”这样,培根的实验论,居然成为朱熹格物致知论的深化,是朱熹抛弃心性空谈便可达到的科学方法。这样的结论在今天无疑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但其背后的思维逻辑却值得深思。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是两个关心的领域完全不同的系统,语言,作为一种思想载体和思维方式,承载着丰富的哲学内容。在中国文化中,“道”,“仁”、“天”、“理”等等专业术语都有其独特的思想含义,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思想家的体系中都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在翻译中,这些词往往无法准确恰当地翻译为相应的外文。如果用这些术语去解释外国思想家的思想,偏差就会更大。同时,人们是用词语进行逻辑思考的,也就是说,逻辑思考只有以语言为载体才能得以进行。所以在中西语言翻译上一旦出现问题,词汇的力量就会把人的思维推向错误的道路并越走越远。例如梁启超一旦认定培根的实验哲学是“穷理”学说,在他的思维中培根学说立刻成为中国文化哲学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和朱子哲学探索着同一话题的一部分,因此他自然而然的把培根和朱熹放在一起,凭着语言的相通性用逻辑思维进行语言比较。梁启超对培根的解释,是把培根学说视为中国文化主题的一个内容。 梁启超在介绍西方哲学家的时候,同样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对西方哲学家进行中国式的评述。在讲到康德的时候,梁启超说: “以康德比诸东方古哲,则其言空理也似释迦,其实行也似孔子,以空理贯实行也似王阳明。”⑷ 我们可以看出,这里的叙述背后隐含着一种价值判断,是一种中(孔子、王阳明)西(康德)哲学对等的精神。这种对等精神与后来冯友兰写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中以孔子、孟子、荀子比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相比较便更加明显。冯友兰认为,“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苏格拉底之在西洋历史,孟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柏拉图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高明元爽亦似之;荀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亚力士多德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笃实沈博亦似之。”⑸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哲学的公认的鼻祖,冯友兰的比附,就是为了说明孔子、孟子、荀子的哲学地位,并证明中国也有西方所说的哲学。而这种论说背后的价值判断,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以中国思想、中国哲学家绳之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已经失去了和西方哲学对等的地位。而从梁启超的中国哲学立场到冯友兰的西方哲学立场的转变,主要是从胡适之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史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以及一系列论文开始。 三、胡适之:站在西方文化立场解读中国哲学 从王国维到蔡元培都认为,只有深刻认识西方哲学,才能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王国维在1903年就预言:“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⑹而蔡元培则认为,对中国古代哲学史,“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就在于中国哲学是在西方哲学的观照、比较下出现的,如果没有西方的“哲学”的观念,及其相关的一系列内容,中国“哲学”就没有相应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因此,只有了解西方哲学是怎样的面貌,才能判定中国哲学的内容,以此构建中国哲学的学科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要解释中国哲学便非得具备西方哲学素养不可。 胡适是被蔡元培称既于西方哲学史很有心得,又有兼治“汉学”功力的哲学史家。1919年2月胡适发表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成为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史著作,一举创立了中国哲学史的学科体系。 与梁启超站在中国文化立场解释西方哲学相比较,胡适完全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以西方的“哲学”观念为唯一准绳以剔取中国哲学史料,以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对这些典籍进行梳理解读。胡适的教育背景,主要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因此他也是以实用主义的眼光看待中国哲学史。当我们回头去看百年来中国人解释中国哲学史的经验,一方面,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为哲学史写作提供了一种经典范式,后来冯友兰的哲学史写作的大体范式主要还是来自胡适。蔡元培对这部哲学史做出了准确的评价:“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⑻另一方面,由胡适哲学史模式带出后来的一系列的哲学史,出现了很多问题和不足,这些问题可以在胡适的哲学史找到源头。我所着眼的是,在解释中国哲学的过程中,到了胡适这里如何实现从中国文化立场到西方文化立场的翻转,又带来什么样的负面效果,乃至今天仍在发生作用。 我们以《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庄子”一篇为例。在全书中这一篇最能体现胡适的哲学史研究方法,也最能暴露以西方哲学立场看待、裁剪中国思想的弊端。 “庄子”篇分为二章,第一章是“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第二章是“庄子的名学与人生哲学”。其中最为新鲜的是以生物进化论解释庄子哲学的第一章。 胡适之先生认为庄子中的“哲学”主要是生物进化论。《庄子·秋水篇》中有言:“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胡适认为“自化”二字,“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旨”。庄子说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更被胡适说成对生物进化的描述,胡适说:“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⑼接着,胡适又取《庄子·至乐篇》末章,附会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从产生“种子”到一层一层进化成最高等的人类。最后胡适还指出庄子的“进化论”的缺点,就是“《庄子》的进化论只认得被动的适合,却不去理会那更重要的自动的适合”,⑽所以不如达尔文的理论,而只是一种被动的、天然的进化论。 胡适对庄子的解读,让读者对庄子的印象,简直就是一个生物学家,并且和达尔文从事相同的工作,只是成就比不上达尔文。对胡适的这种解释方法,时人就已经多有批评。梁启超在为北京大学哲学社所作的题为《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演讲中就说: “胡先生讲的庄子,我也不甚佩服。……《寓言篇》‘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两句,章太炎先生拿佛家‘业力流注’的意义来解释,胡先生拿生物进化的意义来解释,我想还是章先生说得对。章先生的名著《齐物论释》用唯识解庄子,虽然有些比附太过,却是这个门庭里出来的东西;胡先生拿出唯物观的眼光看庄子,只怕全不是那回事了。”⑾ 直到50年代,胡适检讨他以生物进化论比附庄子,结论居然是“真是辱没了《物种由来》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对此,陈平原先生评论道:“适之先生为何不反省其‘辱没了’《庄子》这部同样不朽的大著作呢?须知先生治的是‘哲学史’而非‘生物史’,要道歉首先是面对庄子而非达尔文。”⑿由此可以看出,胡适以西方哲学标准裁剪中国思想一直没有改变。 然而我们应该追究的是,庄子在中国历史上提供的是一种出世哲学,庄子的人生哲学影响了中国文化史,而胡适为什么不讲庄子的典型的道家人生哲学,而把他和西方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联系起来,以和庄子思想风牛马不相及的生物进化论来解释庄子。 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以及后来的《先秦诸子进化论》等解释中国哲学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是完全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整理中国思想。在比较哲学的背景中,胡适通过他对西方哲学的定义、研究对象、领域的了解,把西方的整个哲学史模式搬到中国,把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统统套到这个体系中进行剔取、整理与评估。他以一个西方人的眼光看待中国哲学,把中国 哲学中一切他认为不符合西方“哲学”主题的内容全部剔除,而特别注重那些和西方哲学主题相似的内容。正是凭着对西方哲学的了解,胡适建立起了一个现代意义的哲学史写作的模式。正是由于胡适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哲学,看待庄子,庄子的大量思想的光辉都变得不再是“哲学”的,因此得不到哲学的整理和挖掘。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有各自的精彩之处,而“哲学史”的责任无疑就在于凸现历史上的哲人智慧与深刻思想。虽然哲学无论中西,固有其共通之处,但是东西哲学的着眼点精彩之处却不尽相同。如果没有把这两种哲学置于对等的地位,而是纯粹以西方哲学的观念为标准去裁剪中国哲学,那么,中国哲学的特性和精彩便会被哲学史排除出去。这样,一部中国哲学史,展现的不是中国哲人的思想精华,而是西方哲学主题在中国文化大系中的异域变种,从而把中国哲学变成西方哲学的一个特殊部分。余英时先生曾经这样批评现代学人诠释中国传统思想的不足:“现代中国学人用西方的概念和分析方式研究自己的思想传统时往往不免流为牵强附会和生搬硬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症结,便在于他们不但在语言和技术层面上接受了西方的概念和分析方式,而且不少人还毫不迟疑地视西方的理论和观点为具有普遍性的真理,可以用来直接诠释中国的思想传统。其典型的表现便是把中国传统看作材料而安置在西方的理论模式之中。”⒀胡适以进化论解读庄子,使人不禁想起古希腊神话中那个著名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的故事:恶魔普洛克路斯忒斯守在路边,把行人抓到他的床上,太长的就用斧子砍掉行人的脚,太短就把人拉长,总之就是不论死活,一定要把人弄得和床一样长度。在这里,胡适就是普洛克路斯忒斯,西方哲学概念是那张固定不易的床,而庄子哲学则是那个被抓到床上的可怜的路人。 胡适之所以以西方哲学为标准绳中国哲学,是有其时代背景的。胡适当时的基本思想,和他后来明确提出的“充分世界化”没有根本的不同。因此他认为,中国古代思想的价值不大——甚至直到1961年,他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演讲中还说:“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⒁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基调,他认为必须全力输入西方哲学文化,以西方哲学文化去解放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因此,他在对中国哲学进行解释的时候,不惜完全搬用西方哲学的整个架构,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从而实现中国思想的西方化。在比较哲学的历史上,思想家引进外来哲学的内容、方法,往往是根据本国实际和他自己思想的需要,把外来哲学作为一种思想资源。朱谦之先生曾考察了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哲学家们对新传入的中国哲学的解释情况。伏尔泰以中国的有神论为根据去攻击基督教,而狄塞罗则赞美孔子的理性教,“狄氏承认中国文化的价值,其实最使他钦佩的还是孔子的理性教。他赞美孔子学说为简洁可爱,赞美儒教只需以‘理性’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暗底里以此否定基督教存在的理由。”⒂胡适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意味着在中西“冲击-回应”的文化交流背景中他站在西方哲学立场上,全盘引进西方哲学观念,并为这些观念在中国固有文化中寻找“根”,从而使这种由西到东的思想移植获得坚实的基础。例如胡适以进化论释庄子,其主要目的就是说明中国固有生物进化论的理论发轫,从而扫除人们对进化论认识的障碍。可以想象,有了胡适的解释,中国人接受西方的生物进化论理论便相对容易得多。但是由于胡适的解释过于牵强,无法令人信服,因此无法被广为接受,人们所认识的进化论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会是庄子的进化论,人们所认识的庄子还是人生哲学大师的庄子,不是提出进化论的庄子。 梁启超所写的介绍西方哲学的文章,完全是中国人看西方哲学,而胡适之写的介绍中国哲学的文章,却完全是西方人看中国哲学。金岳霖先生对《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有一个评价:“我们看那部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像,有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⒃从梁启超到胡适,对哲学的解释的整个预设立场已经翻转过来:由中国哲学的立场转向西方哲学的立场,由对西方哲学的解释中国化转到对中国哲学的解释西方化。这一历史的翻转是影响巨大的,它意味着中国的学术从此重走一条新的路向。而它更加深远的意义在于,由胡适、冯友兰开始的这种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衡量中国哲学所建立起来的哲学史写作模式成为权威模式,并成为后来哲学史写作的唯一典范,极大的影响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认识。 文化解读论文:电视文化解读管理论文 [本文提要]作为一个意义传播体系,电视媒体各种符号的运用都有其表义的功能,只不过这些功能多隐藏在娱乐的表象下。本文以星空卫视的电视男人秀节目《美人关》作为案例,通过对这档节目的文本内容及隐慝意义的分析,从仪式、性别及狂欢这三种视角对该节目进行一种文化解读,指出电视男人秀在文化意义上完全可以被解读为通过媒介仪式而实现的一次性别狂欢。 [关键词]电视男人秀;仪式;性别;狂欢 自从《流星花园》捧红了四个长相出众的男生,电视圈中便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美色改革,美男开始取代美女得到越来越多的观众的赏识,大众媒介正着力打造一个新的男色舞台。在这股潮流中,星空卫视闪亮登场的电视男人秀节目《美人关》首当其冲,自2002年开播以来,凭借新颖的创意与定位,独特的内容与包装,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其他媒体也纷纷开始了这类节目的制作。对于电视男人秀这一新节目类型人们褒贬不一,或批评电视走向庸俗化,或赞扬它创造了崭新的性别视角。但无论如何,电视男人秀的红火,至少为电视荧屏增添了一道新的亮点,更为电视学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对象。笔者以为,一种新电视节目类型的出现,与其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是分不开的;电视男人秀的出现与火暴同样具有深厚的社会与文化成因,本文选取了三种不同的视角——仪式、性别与狂欢——以《美人关》为例对这类电视节目进行一种文化解读。 仪式:隐藏的意义共享体系 作为一档周播电视娱乐节目,《美人关》每周六晚隆重登场,其男主持人周野芒带领着十位美女助理主持,向台下起首翘盼的三百名女性观众逐一介绍本期的闯关选手。笔者在仔细跟踪考察了《美人关》一段时间后,发现其节目的内容按流程基本可以细分为六个环节,即自我介绍+童年照片、情趣问答、才艺表演、真情表白、展露身体以及最后的冠军加冕;另外环节与环节之间存在着淘汰程序——把落选者推入水池。整档节目对男人的评判标准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衡量。相貌和身材当然首当其冲,即使偶有个别身材走型、其貌不扬的人混入参赛选手中,无论他的童年照片多么可爱,自我介绍多么尊重女性,台下的女观众依然会毫不犹豫地第一个淘汰他。其次,为了增加电视节目的观赏性,才艺表演显然是必要的。选手们纷纷拿出浑身解数一显身手。再次是选手对异性的理解能力。十位女助理主持会设想各种针对两性差别的话题来向选手发问,让选手们回答,比如会问“如果你的女友是女强人,你会有压力吗?”考查的是选手的情商。最后是展示选手的体魄和胆魄。男选手们一个个赤裸上身,展现强健的肌肉,甚至还要与危险动物来个亲密接触。总之,相貌好、能体恤女性、有胆魄、才艺俱佳的选手,才能赢得美人的喝彩,从容不迫地通过“美人关”,避免被推下水池的厄运。由于每期节目都是固定的参赛人数,固定的淘汰环节,固定的节目表演,甚至连主持人的串词也高度程式化,这样整档节目完全成了一种仪式,变换的只是参赛选手的面孔和表演罢了。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常用“仪式”这个词来表示“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1]简言之,仪式即是有规律的象征性活动。它出现在媒介上就成了媒介仪式,即重复通过同一个模式输出内容,以达到使众多受众共同参与活动的目的。像《美人关》这样程式化的媒介产品可谓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仪式。《美人关》的录制现场就是仪式举行的场所,仪式的参与者是现场观众与电视观众,仪式的内容则是选美男。不同的是,这种仪式凭借电视这种大众媒介作为传播手段而影响空前。 人类社会中的仪式经历了从宗教仪式到生命仪式再到世俗仪式的过程,就如同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神、英雄到人的过程一样:宗教仪式是对神灵的祭祀,生命仪式强调审美境界,而世俗仪式往往是宣泄某种情感的娱乐活动。[2]媒介仪式则兼具了这三种功能模式。首先,《美人关》作为一档娱乐节目,当然是社会的一种世俗产物,一般受众的观看目的绝非出于对男女平等意识的高度认同,而是出于观赏男性表演的愉悦性。然而,探讨节目类型产生的根源以及受众的观看心理,不难发现节目的主旨是对原始美的回归,是重新发掘美的另一面——即对男性的审美。节目对男性“力”的英雄气概的展示,正是源于对生命的崇拜。而这种审美情趣的上升,可以最后归结为现代人心中的拜物情结,因为男色在当今社会大行其道,俨然成为了某些事物的宰制体。 《美人关》的主创人员看到了女性地位在当今社会的崛起以及性别观念在人们头脑中的转变,意识到今天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追问,在这个社会中真正的好男人、最能得到女性赏识的男人是什么样的人?与以往相比,身份地位的差别在今天看来已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男人的可观赏性似乎被女人推到了前台,至少F4之流的走红就说明了这一点。于是,相貌堂堂、风度翩翩、对女性讨巧卖乖的男性就成了今天对好男人的新定义。这种抽象的价值标准,通过《美人关》主创人员对节目的设置,表现为具象的评比环节。在那里,相貌普通的男人被《美人关》排斥,长相的差别成了对人评价的重要维度;此外,才艺、体魄、胆魄等也构成了男人的评选标准,通过它们来构建一个差别体系;最后,节目中的女评委们把最为认同的“好男人”推上了领奖台。每一个环节事实上节目都在设置一个议题,每一次淘汰都是观众参与议题讨论的结果。媒体通过这种议题设置,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对男性评判的新价值观念,并通过周复一周、期复一期的反复播出,不断加以突出强调,最终让受众共享这种意义。《美人关》的节目现场就是这样一个包含着价值评判体系的信息场,而这个“封闭的场信息通过电波的传送而获得了开阖性”,“使能够接受到这个媒体信息的范围内的受众,无一例外地都处于仪式现场的信息圈内”。[3]人们在媒介仪式的参与过程中不仅体验到一种共同的情感,而且还培养出共享的价值观。 大众媒介是一种意义共享体系,虽然各种立场和观点在这里汇总融合,但是它总是特定利益的代表,或者是特定意义的表达平台。《美人关》不仅体现了当今社会对男性的一种新评判标准,它同时也展示了一种新价值观念,它对男色的强调就如以往我们对男人社会身份的强调一样。媒介仪式正是传播这种价值观念与意义的中介,受众处于媒介所构造的环境中,被媒介所传播的意义所包围,其价值取向自然因为耳濡目染而逐渐被同化。由此可见,大众媒介传播的不仅仅是内容,其本质是在构建意义。 性别:想象中的女性革命 “英雄难过美人关”,该节目的名字明确地提示我们性别是节目定位的起点,而且很明显,女性处于优势地位。一直以来,男女性别的碰撞与冲突就是一对不可回避的矛盾。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处于屈从地位,属于男人讨论评点的对象。在媒介所塑造的形象中,妇女或者缺席,或者被按照性的吸引力或家庭劳动中的性别角色来加以表现。女性主义学者塔奇曼把这种现象形象地称为“对妇女象征性的歼灭”。[4]而《美人关》似乎打破了这种传统。节目中仍然存在着对立的两大性别阵营,但阵营的位置却被调换了。以往对女人品头论足的男人成了被注视者,他们的外貌成为女人们被评点的对象,而以往媒介所着力表现的男性的职业化、效率和理性,都被抛诸脑后。女人们坐上了评判席,扮演起具有支配作用的、主动的和权威的角色,并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男性,再次强化了男性作为“被看者”的身份。可以说,男人秀节目即是把传统选美节目中的性别角色来个大转换。从形式上看,这类节目的创意走的是反常思路,通过标新立异来吸引观众的眼球,企望破除大众媒介对女性的不公平待遇,塑造一个男女平等的展台。毫无疑问,这是对传统性别陈规的冲破和颠覆。从节目内容来看,设立四个感性的评判标准来选择男人,的确与以往表现男性的节目的角度大不相同。男人在这里展示的不再是过人的头脑、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理性的思维,而是女人眼中所谓的“男性美”,节目也由此成为告别维纳斯之后的男人秀。而男选手们面对美女的刁难,回答的对不对并不重要,但选手们在回答主持人的提问时,表现出来的对女性行为的敏感和理解,将会为其赢得台下的支持。在2003年11月1日播出的《美人关》中,编导似乎有意刁难其中二号选手,为他安排了一位年龄相差很大的中年女性作为他示爱的“梦中情人”,但这位沉着的选手并没有因场面的尴尬而失态,他微笑着表示满意,并落落大方地对这位“梦中情人”唱起了情歌。他的风度赢得台下所有女观众的倾倒,实至名归地成为了这期的冠军。 在考查过这档节目的文本与结构要素之后,我们再从意义层面上对它们进行另一种透视。从表面上看,在父权制社会的大众媒体中,《美人关》对男女地位的颠覆的确具有深远的意义,至少它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引导了娱乐方式的又一次变革。但是冷静地反思这类节目,可能会得出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结论:节目开启的恐怕是又一个潘多拉的魔盒——在其所倡导的性别革命与男女平等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传统性别角色意识中的陈规陋习。 从节目形式上看,女人是在选男人,是主动者。但是,仔细回味节目设置的各个环节,又无处不在散发着男权思想的信息,这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媒介并非简单迂回地用老一套的角色来表现妇女,而是有一种远为基本得多的角色,来帮助确定和塑造女性与男性的基本意义”。[5]比如,节目中设置了在观众席中为选手选择梦中情人的环节,女性在此时仍旧被描绘成接受异性求爱的对象。选手大胆地向未知的对象表白,而灯光所投射的一刹那,女性再次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与被选择的对象。这些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在充当男人的择偶道具。因为从选手们描述梦中情人的话语中,我们很容易听到外貌对于女性的重要。在11月15日播出的节目中,三位选手是如此描述他们各自的“情人”的:“短发”,“小个子”,“眼睛放出钻石的光芒”,“身材好”,“前凸后翘”,诸如此类。而对于女性的性格、爱好、兴趣、志向等等根本没有谈及。在女助理主持与男选手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再次验证类似不平等的性别陈规。在有一期《美人关》中,一位女助理主持向一位男选手提出了“你约会的女朋友为你买单,你会在意吗”的问题。这位选手很坦诚地回答道,他会在意,会觉得没有面子,并说明自己和异性约会时都会主动要求买单。从现场看,这种回答显然赢得了大多数女观众的赞同,最后这位具有“绅士风度”的选手成为了这期节目的冠军。又如,男选手要闯过“美人关”,成为本期节目的冠军之前,有一场决定性的角逐是当众拨开衣裳,展示强健的胸肌或是矫健的身姿。这种力量与胆量的展示无疑是炫耀男人所能带来的安全感,他们有保护女人的能力;而这一点恰巧是对男性强大地位的尊崇和对女性柔弱地位的维护。男性仍然处于绝对优势,而女性依旧要附属于男性。除此之外,美女主持的出现反而吸引了大批男观众的眼球,节目中似乎又隐含着对女性的再次审视,而美女又无可挽回地恢复到了“被看者”的身份,网民在《美人关》的论坛里大呼“都看十大美女助理主持!”这似乎成了对节目最大的反讽。[6]大众媒介在娱乐中不露痕迹地又一次重申且强化了性别角色的差异和性别不平等的传统,让受众在狂欢的过程中被一些由来已久的性别陈规潜移默化。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除了性别以外,还有阶级和种族等因素也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女人的社会身份不仅仅是女性,她还隶属于某个阶级与某个民族,并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电视男人秀节目想探索的当然是性别上的变革,但它恰恰又在不自觉中维护了男权社会的传统,这也注定了这种探索是不彻底的与不成功的,它决不可能带来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革命。作为最受欢迎的大众媒介,电视确实对受众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从目前来看,它对提高女性地位的影响远没有人们所期待的那么大,甚至它经常有意无意地扮演着维护男权传统的角色。 女性主义者缪尔曾经论证说:“男性视点的流行,完全是因为男人们控制了那一工业。”同样,男性对媒介工业的控制,必然导致大众文化中男性视点的流行。《美人关》这类节目的意识形态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脱离传统观念中妇女从属地位的窠臼,它们所谓的革命宣言也不过是大众媒体在现实语境中创造乌托邦的一种尝试,是通过媒介仪式实现的一次女性狂欢,是一种想象中的女性革命。 狂欢:无法胜利的乌托邦 俄罗斯学者巴赫金曾经将拉伯雷的小说创作与西欧中世纪的狂欢文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进而对中世纪的民间狂欢节文化作了深入研究。此后,狂欢现象一直受到分析家的重视。作为原型的狂欢节具有大众文化的鲜明特征,它是在公众广场上举行的节日宴会,充满了笑骂嘲讽,追求着感官愉悦的满足。到了现代社会,传统的狂欢节已不多见,但大众媒介却能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来重构狂欢,《美人关》等参与型电视节目就是一种表现。 参与型电视节目最大的特点是庞大的现场观众群。综艺类、益智类等各种娱乐性节目在现场都设置了宽阔的观众席,甚至为了突出热闹的场面,把舞台延伸到了观众席中,或让观众进入舞台两侧的席位,这样可以构建一种强烈的互动。这种技术安排在本质上迎合了构建狂欢的需要,因为在狂欢中,所有人都不是作为观众观看,而是积极的参加者,要参与到狂欢中。[7]拿《美人关》来说,这种互动与参与体现在节目的各个环节中,比如让观众现场对选手提问,从现场观众中抽选选手的梦中情人,有意经常切入女性尖叫欢呼的画面和音效,其狂欢特色也因此借助现代传播手段得到充分的展现。 另一方面,巴赫金也指出,狂欢节作为文化转型期离心与向心力冲突的宣泄口和语言杂多现象的特殊表征,起了一个联结、沟通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鸿沟的枢纽作用。[8]换句话说,狂欢代表着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一种颠覆与反叛。《美人关》毫无疑问体现了这一特质。对于传统精英文化来说,女性才是审美的对象,女性的观赏价值是男权社会的一种产物。如今,对男色的推崇却成了流行文化中的热点,这显然与长期占主宰地位的男性视点格格不入,而要想颠覆这种把女性作为被观看对象的传统,要想反叛由来已久的对女性的道德约束,就需要用狂欢来完成。只有在狂欢的表象下,人们才能够接受对性别秩序的颠覆,对男尊女卑的神圣体系的消解。于是,英雄自古救美人的神话在这里完全破灭,英雄不再是满腔豪情地成就霸业,而是成了在美人面前搔首弄姿的“小丑”,男性的神圣色彩被无情地一笔抹杀。 此外,《美人关》的狂欢显而易见建立在一种身体的展示上,在节目中,男性健美的身体同样具有了观赏性,它可以象美女那样成为“被看”的对象。一般说来,在现代社会中男性美可以分为两派,一为阴柔之美,如日本偶像;另一为阳刚之美,如史泰龙。《美人关》所推崇的男性美更多是二者兼具,选手们既要有俊美的面孔,也要有健美的体形。这种完美的身体除了说明健康的生活态度外,还能博得女性的好感,激发女性的欲望。有学者早已指出:“在如今这个消费文化盛行的年代,身体愈发要得到最大限度的观赏性和享乐性。”[9]当然,作为挑战与反叛传统性别观念的一档电视节目,《美人关》的身体展示也同样具有文化属性,比如在巴赫金看来,这种对肉体感官欲望的大胆追求并不具有鄙俗、低级、下流和淫糜的特点,而是积极向上、富有生机的,表现了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化离心力的强大而健康的主导力量。[10]事实上,身体在历史上从未如此明显地进入了对男性的评判体系,也从未如此明目张胆地成为女性审视的对象。男性身体这种符号借助于狂欢的平台成为打造新价值观的一种工具。 如果说狂欢节为民众提供了一个情感宣泄的渠道,一个颠覆传统、放纵自身的机会,那么我们同样不能忘记,一年中民众也只有一个狂欢节。巴赫金早已指出,狂欢节是一种全民性的、大众性的生活常态“倒置”:在节日之外,体制化的“严肃”的生活是常态的生活;而在节日之内,非体制化的、快乐的(这些在平时被视为非常态的)生活,才暂时被允许当作“常态”的生活。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狂欢表现的其实是与真实生活对立的一面,是脱离体制、脱离常规的非常态。它塑造的是一个虚拟的小生态环境,申张的是常态下被视为异端的价值取向。拿《美人关》来说,女性在这里找到了情感宣泄的突破口,她们可以大胆正视男性的身体,直白表露对男性的爱慕,一些平时被认为是出格的行为在这里被当作是正常的、合理的。这是一个女性狂欢的时刻,如果没有狂欢,就缺少了冲破传统规范的力量,就缺少了颠覆与反叛的勇气,那么节目就又会回复到往常死气沉沉的性别陈规中。然而,这类电视节目至多也就反映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潜意识中的一种需求,她们对男性美的欢呼也无非是一种精神上的无意识释放。正如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狂欢节中,狂欢节后会生活会依然如旧,电视节目所张扬的颠覆性的性别观念也无非是吸引观众眼球的一种手段,节目之外的真实生活中女性想要摆脱从属地位的路依然漫长,我们欢呼的其实是一个无法胜利的乌托邦。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意义传播体系,电视中各种符号的运用都是出于表义的需要。在我们所考察的《美人关》节目中,狂欢是为了颠覆性别陈规而构建,而性别陈规的颠覆又依赖于媒介仪式的运用。仪式、性别、狂欢,说到底只不过是编导手中的三种工具,通过它们来组合各种视觉与听觉符号,并运用这一系列符号来完成向观众灌输价值观念与意义的任务。这样,《美人关》在文化意义上完全可以被解读为通过媒介仪式而实现的一次性别狂欢。 文化解读论文:宋代文化中的牡丹情结与文化解读 内容摘要:宋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文学类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期间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诗词类的人才,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牡丹这一花卉与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有的深深的联系,在此为对牡丹与宋代文化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简单的探究。 关键词:牡丹 文化 古人有云:“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自古以来,牡丹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作为富有、高贵、美丽的象征。古时,我国的文人骚客好以物自比,或寓情于景,或托物言志,牡丹作为花中最为美好的代表,就成为各个时代中被文人骚客用以自比的代表。通过对我国各个时代的文献的考察,从唐代以来,牡丹作为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所钟爱的花卉种类,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之后的宋代,其越发的被到人们的喜爱,尤其是那些文人骚客,在抒发对牡丹的喜爱之情时,从不吝惜文墨,故,牡丹也代表着一种文化的底蕴。 一.宋代文化与牡丹情结 1.宋代地域文化中的牡丹 洛阳地处我国黄河中下游,属温带区域,极为适合牡丹的种植,且在李唐时期,其作为当时的京都,所以成为我国的种牡丹、赏牡丹的圣地,到了宋展到高峰时期。在宋词当中,有陆游的“洛阳春色擅中州,檀晕红总胜流。憔悴剑南人不管,问渠情味似侬不?”也有欧阳修的“更值牡丹开欲遍,酴压架清香散。”其中,不难看出各个文人对牡丹深深的爱恋之情。经过唐朝几百年的培育,宋代时的牡丹花的种类已极为繁多的了,尤其是品牡丹的圣地洛阳,这里几乎囊括了我国大江南北所有品种的牡丹,“洛阳牡丹名品多,自谓天下无能过”就形象的描述了洛阳牡丹品种数量繁多。通过对宋词的研读,那时的牡丹已不仅仅是作为上层建筑的领导阶层才能够赏玩的花种,牡丹已遍及我国大江南北,成为老百姓们共同赏玩的花种。 2.宋代诗词文化中的牡丹 牡丹作为宋代所有阶层的人民所喜爱的花种,诗词当中不乏出现诗人词客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牡丹的喜爱之意。如果你仔细研读宋代的诗词,你就会发现,宋代的文人骚客大多喜欢牡丹,栽植牡丹并且精心呵护,在赏玩牡丹时也总是会歌咏赞美牡丹。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有“更值牡丹开欲遍,醉醚压架清香散”,用牡丹的高尚品质来自比,表达自己对高尚生活的向往之情和对牡丹的喜爱之情;宋代进士寇准曾被皇帝要求为牡丹赋上一曲,其张口就来,“培终得近天家,有芳名出众花。香遽暖风飘御座,叶笼清霭衬明霞。”词人用牡丹的高贵来衬托出皇帝贵为九五之尊的地位,亦用牡丹表达了自己因被皇帝钦点而兴奋不已和对牡丹的喜爱之情;“牡丹亲植锦堂前,回首光阴二十年”这句诗表达了词人因酷爱牡丹亲自在锦堂前栽植牡丹,随着光阴的流逝而独爱牡丹,表达出对牡丹深深的喜爱之情。栽植牡丹,需要对牡丹进行精心的呵护,及时锄去杂草,以使牡丹有好的花枝。在宋代文人中,对牡丹的喜爱并不仅仅是对牡丹的赏玩,还有在牡丹栽植过程中所得到的体会,甚至升华为一种人生价值追求。 3.宋代潮流文化与牡丹 宋代无论是诗人骚客,亦或是平民百姓,亦或是达官贵族,其皆是爱牡丹之人,他们不仅喜爱赏玩牡丹,而且喜欢栽植牡丹,牡丹,在宋代就犹如如今的流行音乐一般,被人们广为传颂。与此同时,人们也酷爱种植牡丹,种植牡丹,需要对牡丹进行悉心的呵护,捉虫,锄草,修剪,以使牡丹长势良好,如此一来,本就美的不可方物的牡丹成为了花中之王。人民在酷爱牡丹的同时,其不仅仅只是会去赏玩牡丹,在赏玩之时,其亦会反省自身,使自己的情操越发的高尚,由此一来,赏牡丹,咏牡丹就成为了宋代不分男女,老少皆宜的一种潮流文化。 二.牡丹情结对文化底蕴的影响 1.花开富贵,美艳昌盛 古人有云:“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每个时代的人们皆是向往富贵繁荣之人,牡丹花在众多的花卉种类当中,其意为富贵祥瑞,面对美丽大方的牡丹,诗人们更是尽情的吟咏,伴随着文化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宋代的牡丹已成为文人骚客们的社交媒介,他们赋诗作对,饮酒高歌,总是有着牡丹花的陪伴。在宋代的诗词当中,不乏诗人为向往富贵繁荣,或是希冀国家日渐昌盛而歌咏牡丹,尤其在宋代出现双头牡丹时,当时的诗人皆为之表达了深深的喜爱之情,牡丹在诗词当中出现的频率明显要高出一截,在之后的诗词当中,甚至出现了三头牡丹的身影,皆是表达了人们对富贵繁荣,祥瑞昌盛的向往之情,花开富贵,美艳昌盛。 2.花之贵族,心之所向 古时,每一种花卉代表着不同的寓意,牡丹花属芍药科植物,其色泽艳丽,种类繁多,牡丹作为花中之王,其寓意着尊贵,富有,这就难免使人们引起其对高贵的向往。宋代南方经济文化水平高度发达,达官显贵皆在南方定居,而北方与南方恰好相反,北方年年战乱,人民流离失所,难以正常生活。这样的社会现状造成了人民对安居乐业,富贵安逸的生活更加的向往,于是象征着富贵昌盛的牡丹花就成为了人们的最爱的花卉。牡丹成为了人们寄托对富贵昌盛的愿望的物品,人民都赞美她,歌颂她花之贵族,心之所向。 3.花之品性,文人楷模 在中国的古代文学中,诗人们作诗大多讲究托物言志,诗当中的牡丹或是忧愁,或是高雅,或是欢快,其皆是表达了诗人的处事态度和为人原则。例如宋代的诗人寇准的“不堪花下听歌处,却向长安亿洛阳”,表达了作者因被贬长安而郁郁不得志,看着牡丹花,听着商女的歌声,不由得思念起来洛阳的繁华和美丽;穆修的《雨中牡丹》“黄金期胜赏,三月破夥肌忌巫娥雨,摧残洛苑香。怨啼甄后玉,寒出贵妃汤。掩敛无聊极,谁来替断肠。”表达了作者在雨中欣赏牡丹之时,不由得想起了杨贵妃的凄凉故事,充满了对未知的未来生活的希冀和胆怯。几乎每首诗中的牡丹都是不一样的,因为赏花的人的性格不同,所以诗中花的特点也不尽相同,但美丽的花却一定有着高尚的品格,花之品性,文人楷模。 三.宋代文人的牡丹情节 1.边塞诗人与牡丹 宋代的北方连年战争不断,有不少诗人因官场失意而被贬北方谪守边疆,故,就有了边塞诗人这一称呼。边塞的生活条件恶劣,不比中原的繁华,且还要提防边疆的战事,诗人本就是文人出身,原来的生活负担较轻,哪能受得了这苦,致使诗人不得不通过诗词来抒发自己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和希冀国家安定兴荣,百姓安居乐业的情感。牡丹作为花中最美好的一种,且是中原文人皆喜爱的花种,其自然而然就成为了边塞诗人抒发自己的情感的媒介,无数的边塞诗人赞美牡丹花的美好,或是充满希望,或是对自己的际遇愤愤不平,或是求见伯乐之情。 2.仕途坦荡的诗人与牡丹 宋代的南方与北方处于两个极端,南方的经济高度发达,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无忧无虑,汴京周围皆是各种商业场所和娱乐场所,无论是初入官场的毛头小子,亦或是官场上呼风唤雨的达官显贵,在顺风顺水之时,总是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放浪形骸之外的情感。牡丹在南方确实处处可见,在当时也有“牡丹花会”,吸引着各种文人骚客接踵而至,他们赞美牡丹花的美丽,以牡丹自比,向往着自己以后能够时时刻刻都如今日一般,春风得意。如宋代诗人陈襄的“逍遥为吏厌衣冠,花谢还来访牡丹。颜色只留春别后,精神宁似日前看。雨馀花萼啼残粉,风静奇香喷宝檀。只恐明年开更好,不知谁与并栏干。”其就表达了作者在春风得意之时,赏牡丹花,表达了自己对自己仕途一片坦荡的欣慰和希冀自己能够岁岁有今日,年年有今朝的情感。 3.抑郁不得志的诗人与牡丹 生而为人,人生当中难免有诸多不如意,诗人也是如此,无论是官场失意,亦或是情场失意,人们总是难免唏嘘,人生之不如意十之八九。当诗人面对诸多不如意时,诗人总是借助诗词歌赋来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懑情感和抑郁不得志的愁闷之情。如宋代诗人张至的《题姚氏三头牡丹》“姚黄容易雒阳观,吾土姚花洗眼看。一抹胭脂匀作艳,千窠蜀锦合成团。春风应笑香心乱,晓日那伤片影单。好为太平图绝瑞,却愁难下彩毫端。”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在抑郁不得志之时,应邀到好友姚黄家欣赏三头牡丹,其笔下的牡丹虽然颜色艳丽,但却有着一种英雄迟暮的感觉,表达了自己的仕途不如意,看着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却壮志难酬的愤懑情感。 四.结语 宋代是每一个文人最想穿越过去的时代,那时的文人皆文采斐然,文学高度发展,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牡丹作为花中之王,就成为了每一位诗人争相歌咏的对象。牡丹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的眼中都是不一样的,有的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有的表达了词人对自己的高尚品格的约束之情,也有忧国忧民的愁闷情感。宋代文化与牡丹之g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大多都体现着中华民族最朴素真挚的情感,是每一个华夏儿女的追求,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发展。 文化解读论文:藏族服饰艺术的文化解读 摘 要:藏族服饰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从一定意思上说是传承民俗文化的载体、显示地域文化的“标志”;是藏族人民审美心理的物化,是和谐艺术的展示。在一种全新的文化氛围中,藏族服饰展示出其独有的纯真和天然,以百倍的身价搏得各族人民与现代艺术家的青睐。 关键词:藏族;服饰艺术;文化内涵;艺术价值;文化特征 藏族服饰艺术作为人类服饰文化的一部分,它具有与一般服饰所共有的审美功能与特征,生动地反映了藏族人民共同的审美心理。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领域,藏族服饰还具有与其他服饰文化不同的多种属性与特征,其丰富多样性,既体现了习俗的传承性、历史的延续性,又适应着不同的地域与环境,体现了藏族人民独有的艺术精神世界。 一、传承民俗文化的载体 当今世界上所有地区的人们,无论其文明程度、宗教信仰、自然环境、经济模式以及人种民族有着何种区别,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生活习俗――利用一切可能的装饰手段来美化自己。这种美化自身的观念不仅是人类对于客观世界审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人类在发展自身文化的初始阶段中最早形成的审美意识之一。 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就是一个自古至今都非常注重装饰美化自己的民族,从石器时代就已形成人体装饰习俗和审美情趣,如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马家窟文化中,该文化陶器上的人面、人形的种种彩绘图案被认为表现了当时的人体装饰习俗。当然,象地处高寒高海拔地区的藏民族这样一个古代部族,其美化自身的主要装饰习俗更多的还是使用丰富的装饰品,而人体装饰品出现,是源于石质工具的制造过程中,因为“如果没有在二百至三百万年的生产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灵巧的手和欣赏韵律美的眼睛,装饰品的出现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说,藏族先民审美意识的产生,是在工具制造中分化出来的非工具产品――人体装饰品的出现中萌发出来的。这种与独特高原环境紧密相关的装饰艺术心理,随着高原文化的演进而不断沿续发展至今,而且形成了高原民族体饰艺术的独特风格,成为藏民族审美习俗和艺术创造的一个重要方面。 地处高寒高海拔地区的藏民族,自古至今都非常注重装饰美化自己,他们以特有的形象思维来体现本民族的审美取向。从石器时代开始,藏族先民就已形成美化自身的装饰习俗――人体装饰习俗。即便在现代藏民族的装饰习俗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藏民们对于面部和双手的装饰所倾注的最大心智和感情。 藏民族的装饰习俗及审美观念传统的形成表现出高原地理环境方面的特征。人们在广袤的高原大地上和严寒的气候条件下,特别注重对于自身的装扮和美化,他们身处色彩相对单调的冰雪高原,必然要以色彩艳丽的服饰、丰富的佩饰来装点打扮自己,也给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所以即便是最普通的牧童也在身上挂有美观的饰物。 二、显示地域文化的“标志” 藏族是在大约公元六世纪前后,由西藏土著人同青藏高原的一些部族,主要是活动在青海、甘肃、新疆一带的羌族,长期交往、分化、融合而形成的。甘、青等地羌人与西藏土著之间的结合和文化交流非常频繁。由于西藏高原所处的特殊的文化地理位置,四周都是亚洲古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东边有源远流长的黄河、长江文明;西面是历史悠久的西亚河谷文明;北面为强悍的中亚游牧文化;南面是植根于热带沃土的印度文明。正是由于这种地缘因素的影响,藏族人既受中华文化的养育,也经历过外来文化的冲击,创造出不同的物质文化,故而表现在服装方面也各有千秋,丰富多彩。据有关资料统计,藏装种类多达200多种,在我国服饰中居首位,其多样性在世界民族服饰中也是罕见的。 藏袍是藏族服装的主要式样,它的结构是肥腰、长袖、大襟,无论是牧区的皮袍、夹袍、还是农区的长袍,乃至过去贵族、官吏的锦袍和僧侣在宗教节日活动中穿的服饰,都具有这种特点。各地藏袍的结构虽然基本相同,但在穿着方式、细部装饰和质料上又是千变万化。不同地区的藏民都根据自己的审美观和实用目的,赋予藏袍以独特的地方特色,使藏袍显示出千姿百态。 甘肃省的藏族男子袍服特别肥大,女子袍服略为贴身。冬天的皮袍大多用羊皮缝制,并用很宽的豹皮做边饰,有的在袖口、下摆上滚有红、绿、黑三色宽边,领口用红色或绿色带做边饰。穿着方式也独特,束腰带时,往往把结打在背后,并留出较长的结头,垂于臀部,穿袍时一律袒露右臂,右侧的长袖有的扎在腰带里,有的自然垂下及脚面。 青海省藏族服饰亦以右襟袍服为主。根据季节可分为夏服和冬服,根据场合可分为便服和礼服。冬季,他们穿羊皮羔挂面皮袍,夏季穿氆氇袍。礼服多用锦缎挂面,在袍边、袖口饰以彩色氆氇花边,高级礼服则饰以水獭皮宽边。女子长袍多用红色、黑色、海蓝色布料或绸缎,以兽皮做边饰,兽皮边饰的宽窄甚至还有显示家庭富裕程度的意义。 藏北草原地势高寒,冬季风雪弥漫,牧人们逐水草而居。女牧民是草原的花,她们的穿戴在粗犷中又有一种娇媚,在苍茫牧野中显现着生活的亮色。她们的藏袍一般是光板羊皮做的,但比较轻便合身,衣襟和下摆用黑绒镶边,然后用红、绿、蓝平绒装饰。腰间挂着奶钩、针盒、火镰、小刀,还有其他心爱之物,她们的袍子放得比较长,甚至拖着地,跑起来饰物丁丁当当作响,成为草原牧场上一曲欢快的音乐。 在雨量充沛的森林地区,如工布等地,藏民们则创造了一种叫“古秀”的外衣。这种服装一般用氆氇或皮革制成,由于肩宽无袖,既便于散热又便于自由活动,以适于林中伐木等劳动,同时,它又可防避小雨。节日或庆典上穿的“古秀”讲究在领口、腰间、下摆处镶上大小不同的锦锻片,显得非常华贵、美丽。 藏族服饰是藏族人民美学观念的集中表现。其种类繁多,形制各异,千姿百态,变幻无穷,生动地表现了各地藏区人民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心理。 三、审美心理的物化 人类最早的审美意识的出现,是在漫长的工具制造过程中对自然形态和人工形态的心理感受比较中开始萌发出来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类才有可能去创造或感受任何具有审美意义的所谓“装饰艺术”。人体装饰品是人们在制造工具的物质生产活动中最早脱离了功利性质的精神产品,是物质产品向精神产品转化的标志。 人是万物之灵长,服饰既是人类物质劳动的成果,又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积淀,因而人类在创造服饰的过程中,就将自己对美的感知和理解融于服饰之中,创造服饰的过程,也就是创造美的过程,服饰的形成,也就是美的形式的完成,人类的审美情趣,也就积淀于物质的服饰之中,所以说,服饰是人类审美心理的物化。这种审美意识受人类的历史、地理环境以及时代的变迁所制约。历史的积淀为人类的审美心理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藏族较晚进入沉闷且等级森严的封建伦理社会,不同程度地保持了原始特征,较多地保留了人类本能的浪漫习气。因此,他们更喜欢用服饰来展示自身的健康与漂亮,其服饰就具有更多个性化的特点,更多鲜活的生命力。 服饰的审美心理还受时代的影响,是时代的映照。“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人类的自我装饰标志着艺术美的起源,作为人类审美活动的最高形式――艺术,是在人类进化的这一历程中产生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政治、思想、文化及生活方式的特定存在,“每个时代的艺术都是与当代的社会思潮、审美观念和技巧、科技发展水平密切关联的。”② 这些都给人类的服饰审美心理以深刻的影响。在唐吐番时期,对作战勇敢的军人,赏赐虎皮袍,表彰他象老虎一样勇猛;对胆小怕事临阵脱逃的懦夫,在他们头上强行挂一条狐狸尾巴,以示羞辱。而到了后代各个藏区,人们却都特别喜欢狐狸皮帽,讲究头尾齐全,并作为勇敢和美的标志。因此,随着时日的推移,藏族服饰的审美观念也在发生变化。 四、和谐艺术的展示 服饰作为一种造型艺术,同样体现了服饰的审美法则。人体装饰艺术标志着艺术美的起源,人体装饰品是最早的造型艺术产品之一。人体装饰品在造型上的发展,使模拟、象征等艺术表现手法得以实现并拓宽了藏族先民们形象思维的创造力,他们将若干具有独特造型的物品按照自己的审美意识进行重新组合,使之成为既有变化又有统一的艺术品,直接、生动地体现了造型艺术变化统一的最基本原则,同时原始先民在制造和使用装饰品的过程中形成了追求完美形式概念的心理,人们认为有变化的统一才是最完美的形式概念,才能体现他们最高技术水平和能力。 藏族服饰的美,是一种和谐的美,体现在辽阔的地域环境背景与宽松大气的藏袍的和谐,以及藏族人粗放豪爽的个性与浪漫多彩的服饰的和谐,特别是在节日或喜庆场合,更是一种盛装的展示,他们很爱跳弦子和锅庄舞蹈,歌声起落、彩袖翻飞,展现出独特的风韵。在一年一度的康巴艺术节上,藏族服饰表演总能吸引最多的观众。在桑科草原、玉树草原、果洛草原和那曲草原等地,每年的赛马会也是服饰展示的盛会,展示了他们尤其是藏族女性卓然不群的智慧和对美的追求。 从整体美的角度来说,讲究服饰的韵律,即变化、节奏、秩序,也会给人以整体美的视觉效果。藏服一般袖管较长,除了御寒以外,可以使长袖阔带,伴而起舞,借助长袖可以显示富有节奏的优美舞姿。在藏族服饰中,往往以相同颜色的图案分别作为衣领、袖口、襟边、下摆的边饰,重复使用,以获得一种节奏美,从而使人体在运动过程中获得一种韵律美。 总之,藏族服饰通过面料、色彩、款式、装饰等因素表现出来的审美特征,体现了服饰艺术美的形式法则,塑造出美的形象,从而美化了人,美化了生活。 民族服饰作为少数民族特定社会、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产物,本身又是不断丰富、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藏族服饰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领域,它具有与其他服饰文化不同的民族性、区域性等多种属性特征。我们只有文化上的沟通和认同,才能促进各民族间情感上的交流,从而更好地挽救、继承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交融。在历史进入21世纪的今天,在一种全新的文化氛围中,藏族服饰展示出其独有的纯真和天然,以百倍的身价搏得现代文明与现代艺术家的青睐,实际上它已默默地超越了自身,实现了向新的文化氛围与审美境界的跨越。 文化解读论文:孔雀东南飞的文化解读 摘要:安徽潜山博物馆收藏着一件潜山县史上第一座大型人物雕塑,这部雕塑是依据中国古代史上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建塑的,它向观众展示着潜山又一历史文化资源。本文从潜怀大地的历史沿革和民俗风情的角度,客观地考证了汉末的庐江郡就是如夸的安徽潜山怀宁一带的历史事实,并通过对这部爱情长诗的较详细的解读,揭示其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和较高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刘兰芝;焦仲卿;雕塑 在有着近万件藏品的潜山县博物馆内,有一件藏品非常引人注目,它是一尊纯白色的人物雕塑,雕塑最宽处4米,高8米。雕塑下部以孔雀双飞为造型,线条简洁流畅,图案突出了“生死相依”的主题,上部则由双飞的孔雀变换为男女主人翁焦仲卿、刘兰芝手拉着手向世人倾诉着干古凄美的爱情故事,雕塑基座用黑色大理石砌成,正面是我国著名诗人臧克家题词“孔雀东南飞”,底部刻有磐石和蒲苇图案,“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象征着两人纯洁而坚韧的爱情,基座背面刻录了诗作全文。当观众来到风光秀丽的天柱山,进入博物馆,映入眼帘的首先便是这尊塑像。作为一个陈展内容,它链接着长诗《孔雀东南飞》“焦家园遗址”“庐江府遗址”“孔雀台”“孔雀坟”“惜字亭”等遗迹、遗址(这些遗迹、遗址是县文物保护单位),已成为潜山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不可或缺的人文景观。2006年底,民间传说《孔雀东南飞》成为已安徽省政府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安庆市又将其申报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此,千古爱情绝唱《孔雀东南飞》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了特殊的地位和价值。这尊初建于1993年,县史上第一座县城大型人物雕塑就是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好具象载体之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这部长篇叙事诗故事发生在一千多年前,它取材于汉末建安时期民间天柱山脚下一对有情人感人的爱情故事。诗中主人公焦仲卿、刘兰芝为了爱以死抗争,演绎了中国最早的生死之恋,被誉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该诗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陈国人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后宋朝侍读学士郭茂倩编入《乐府诗集》,改题《焦仲卿妻》,1956年收入高中语文课本,取诗的首句为题,一直沿用至今。它是我国古代继《离骚》后最优秀的文学杰作,是汉乐府诗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作品,它与南北朝的《木兰诗》并称“乐府双璧”及“叙事诗双璧”。后人把《孔雀东南飞》《木兰诗》与唐代韦庄的《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全诗357句,连诗前小序1838字,被古人誉之为“上承风骚,下启唐诗宋词的长诗之圣”。这样一篇“叙事如画,叙情若诉”的光辉诗作,当观众慕名来到博物馆,伫立在雕塑前,我们又如何向观众解读诠释好其中丰富的内涵呢? 一、故事发生地释疑 《孔》诗的发生地历来被人们争论不休,浙江有学者依据该省有桐庐县,认定诗的产生地在浙江;江苏有学者有以该省有华山,认定其发生地应在江苏;广州有学者以诗中有“交广市鲑珍”之语为由,争该诗产生地在广东自矜,本省的庐江县也有作者津津乐道庐江县是《孔雀东南飞》的故乡,其地域的归属问题众说纷纭,却无不反映了人们对这份民族文化遗产关注和珍爱。事实真象究竟如何呢?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在著作《乐府诗笺》中云:“汉庐江郡初始在安徽庐江县西一百二十里,汉末徙治今安徽潜山县。”上世纪50年代,余冠英等教授在对《孔》诗进行注释时,也赞同闻一多先生的观点,指出《孔》故事的发生地在今安徽省潜山县一带。国家权威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课本以及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作品选读教材关于《孔》故事发生原产地的注释,均保持着“今安徽潜山一带”的字样不变。尤其是出生于怀宁县小市镇求雨村,曾任政协潜山县常委、文史委副主任和潜山中学高级教师的李杏林先生,几十年来深入民间,调查、搜集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出版了《孔雀东南飞》;安庆师范学院皖江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炎贵先生也写了《长诗(孔雀东南飞)与潜山之缘》,以富有说服力的事实,证明《孔》诗故事原产地在今潜山、怀宁一带,“在明代,小市港(即小吏港)是属于潜山县管辖的”,“到了清代,小吏港显然变为潜(山)怀(宁)两县共管”,故事的主要人物刘兰芝是怀宁县小吏港刘家山人,焦仲卿是潜山县焦家畈人,两家仅隔了一条皖河。“焦家畈与小吏港一河之隔,那时的小吏港直属舒州,怀宁与潜山尚是一个县,而怀潜分设乃是元朝至正年间的事”。《怀宁县志》卷五《山川志》(清康熙版本)载: “小吏港者以汉末庐江小吏焦仲卿得名”;《潜山县志》(清道光版)卷二《山川志》说:“(下县城)南十五里日小市港。小市港即小吏港,汉末焦仲卿妻刘氏投水处。”《安庆府志》也有专文介绍刘兰芝。唐代诗人李白在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客居舒州时,曾来到焦、刘合葬墓前凭吊,写下了极其深沉壮美的诗篇《谒庐江主人妇》:“孔雀东飞何处栖,庐江小吏仲卿妻。为客裁缝君自见,城乌独宿夜空啼。”从文物古迹看,潜怀两地的“焦家园遗址”“庐江太守府遗址”“万年台”“孔雀坟”“惜字亭”“永镇庵”等等文物保护单至今仍在以实证向人们诉说着这段千古遗恨。另外,本地流传的民间故事和广为流传的方言也可见端倪:如潜、怀一带人们习惯把折磨媳妇的恶婆婆叫焦八叉,这是影射焦母的;把受苦受难的媳妇称作苦芝子,这是暗喻刘兰芝的,(有“苦芝井”为证:这口井位于兰芝的出生地刘家山嘴,“孔雀坟”的南面,相传兰芝生前常常从井中打水,刘兰芝死后,井水变苦,故名“苦芝井”);把懦弱无能的老好人称为焦二,这是怜惜焦仲卿的,(潜、怀一带流传有“马吃三棵麦,免除一年粮,糯米官人好,糍杷作心肠”的故事。“焦二”成为了懦弱者的代名词);将趋炎附势的人称为刘大,这是讽刺刘兰芝哥哥的;将能干要强的小姑娘称为能小姑,这是赞美焦仲卿妹妹的等。总之,有关正史、地方史、历史遗迹、民间传说均有力地证明了《孔雀东南飞》这首诗产生在今安徽省潜山县与怀宁县交界处的焦家坂、小市港一带,孔雀东南飞文化已深深植入了这片热土。 二、思想与艺术价值 《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文学大师鲁迅指出,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是“吃人”的历史,它的吃人性就在于“逼迫”。下面我们看看《孔》诗是如何叙述这种“通杀史”的:聪明能干、心灵手巧的刘兰芝和焦仲卿两人感情深厚,但为婆婆不容,“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就这样,婆婆便一定要赶兰芝回娘家。焦母又凭什么休兰芝呢?《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 言去,窃盗去。”“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只简单用第一条“不顺”。这在现代人眼里是何等的荒谬和不可思议,而在那个时代却是平常和合乎礼义的!仲卿为了缓解矛盾冲突,百般求告,却反遭母亲槌床痛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焦母压制焦仲卿还是用的“不顺”这一条。仲卿无奈之下,只得让兰芝暂回家门,并相约“誓天不相负”。但兰芝回娘家后,同样也遭到家长制的威压。县令、太守相继为儿子求婚,兰芝不为所动,一一回绝,但其兄为了攀结权贵,步步相逼,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先嫁得府吏,后嫁得自日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在封建家长制的压迫下,兰芝被迫选择允婚,其实义无反顾作了以死抗争的打算,“黄泉下相见”,最后“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闻讯,也“自挂东南枝”。故事推向了最高峰。最后两家求得合葬,葬后双双化鸟,“夜夜相向”。这个故事,从表面上看,焦、刘之死,是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也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他们以为只有坚守这些封建教条才能真正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最后却成为封建礼帮凶。刘兰芝、焦仲卿注定是被吞食。他俩的死,是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这种向封建礼教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必将赢得后人的赞美与尊敬。 这朵艺葩,是历史的镜子,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它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成功地通过几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塑造,表现了反封建礼教、反抗封建恶势力的主题,在广阔的背景下演绎和展示刘兰芝和焦仲卿的爱情,歌颂了光明、纯真、善良的人文精神。诗中通过“遣归”“求婚”“合葬”等情节,再现了刘兰芝聪明美丽、善良能干、知书达礼、刚强不阿、理性抗争的正义形象。焦仲卿虽深受封建建礼教影响,性格较软弱,但是非分明,忠于爱情,与刘兰芝情真意笃,不为丑恶势力的威迫利诱所动摇,这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本诗的另一大艺术特色就是通过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沈德潜在《古诗源》卷四中评:“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全诗用兴开篇,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刘、焦合葬的墓地上,松柏梧桐叶叶覆盖,孔雀双双日夕和鸣,这既象征了爱情的不朽,又象征了这对夫妇永恒的悲诉,从而表现了人们对自由幸福的热烈向往,这种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使全诗有了质的飞跃,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 三、民俗学价值 刘兰芝和小姑话别时说:“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其中“初七”即指七夕,农历七月初七晚上为七夕,又称乞巧节。乞巧习俗是伴随着有关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而形成的,七月七日,为牛郎织女聚会之夜,乌鸦为这对男女于天河上搭桥,俗称“鹊桥相会”。乞巧主要是妇女的活动,所以又叫女儿节。这天夜里,妇女们张灯结彩,拿着各式各样的针线,在庭院中摆好瓜果,祭祀牛郎织女,此时如有人能见到天河的白气和五彩颜色的鹊桥,就可得到吉祥;妇女们希望借助神的力量使自己心灵手巧。七夕晚上的另一项活动是守夜,人们对天下拜,并说出心愿,主要是乞富、乞寿,没有孩子的乞子。守夜活动男子也可参加,目的是为全家乞福。牛郎织女的传说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小农经济下男耕女织生活方式。 《孔》诗还生动记叙了昔日占皖大地流行的婚俗:刘兰芝被婆婆赶回娘家后,只十多天,县令就派人来给自己的儿子说亲;县令的媒人离去几天后,太守又以主薄为媒来为儿子说婚。被谴回娘家的刘兰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求婚,且求婚者的身份较高?从文章的表现来看,这丰要是衬托刘兰芝的貌美才高,另外也是由当时的婚俗决定的。汉时,社会上对妇女的贞节问题不太在意,女人丧偶或离婚后,仍可再嫁,男子也不因娶这样的女人而羞耻。如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西汉名士司马相如就娶了守寡的卓文君,后汉的蔡文姬也嫁过多次。另据史书记载,汉景帝把有过婚史的王氏立为皇后,王皇后即汉武帝的生母。 人问悲情万古传。走进_尊物馆,伫立花园式庭院中《孔雀东南飞》雕塑前,我们不是可穿越时空隧道,透视这一古老的爱情故事的现代意义吗?古人尚能不为礼教所屈服,今人岂能为物欲与世俗所累,牺牲自由爱情! 博物鉴,思古鉴。当为现代爱情婚姻所鉴。 文化解读论文:时装会视听符号的文化解读 【摘要】时装会以前瞻感和风尚性视听符号为主要交流方式,通过会主题,舞美,音乐,时装以及模特来传递设计师的时尚理念,表现时装的文化张力。 【关键词】时装;会;视听符号;文化 时装会是将每个流行期收集的设计师作品,以时装表演的形式公之于众,每年进行两次,一是春夏时装,一是秋冬时装。新的流行元素,新的设计理念,新的面料材质,新的穿着时尚,新的表演手法,融合为作品本身的魅力。 一、会主题的文化色彩 会主题是时装的灵魂体现,凝聚设计师的创作灵感和品牌精髓。设计师对生活经历的感受,对艺术形态的体悟常常成为时装主题的源泉。 2008秋冬Alexander McQueen会的主题为“住在树上的女孩”,其设计灵感来源于设计师花园中的古榆树,以及印度旅行的体验,T台中央更以一块硕大无比的富有想象和未来感的树冠诠释主题。 2009 E.XUN“蜕变”时装会主题分为“草原奇遇”、“雪域魅惑”、“异域风情”、“脱茧成蝶”四个部分。 “草原奇遇”通过豹纹、条纹印花图案,层叠、混搭等手法展现秋季非洲大草原的美妙画卷。 “雪域魅惑”以蓬松的羽绒棉衣,挺括有形的大衣,温暖的皮草,编织的围巾和经典的贝雷帽,展现寒冷却又温暖的北国冬天。 “异域风情”以1970年代波西米亚风格为灵感,通过飘逸的印花细褶长裙,大量刺绣和手工线迹,金属腰带,层层叠叠的设计,镂空的花边和纷乱的珠串装饰表达对自由生活方式的向往。 “脱茧成蝶”更以浓烈的波西米亚元素重现七十年代意境,森林、花卉图案装饰在罩衫连衣裙、薄绸或其他细致面料上,仿佛吸引了五彩的蝴蝶,美丽的蜕变在刹那间绽放。 二、T台舞美的创意 装置艺术:时装设计师与艺术家跨界合作渐成风潮, 利用原创艺术或装置物渲染艺术氛围成为T台设计的新视点。 纪梵希2010秋冬高级定制系列时装秀于今夏在巴黎上演。设计师Riccardo Tisci以墨西哥超现实画家Frida Kahlo的作品为灵感,以舞台装置艺术的方式,突显高级定制时装精致繁复而天衣无缝的工艺。 自然材质:Burberry2008秋冬会的T台上洒满树叶,模特穿梭其上发出的“飒飒” 声,为现场营造了浓郁的季节氛围。同季Lacoste的秀场以阿尔卑斯山的滑雪胜地为灵感,铺满洁白的羊皮,暗示了即使在冰雪天地也不会寒冷的品牌特点。 灯光设计:灯光是T台造型的动感元素,主要有天幕光、面光、逆光、追光和特效光。时装会通过灯光节奏及光色变幻显示环境,渲染氛围,创造舞台空间感、时间感,表现设计师的设计风格和艺术创造力,突出时装的肌理感、层次感、造型感,巧妙写意主题内涵,营造与现实异质的流动的世界。 三、音乐的精神印象 音乐是最具心理深度的心灵的艺术,同时也是时间的艺术,以在时间上流淌的音响、旋律、节奏、调性、调式、和声等要素,表现内容,抒发情感,并经由听觉感受和联想进入心灵。时装是空间的艺术,在一定空间内表现,主要靠视觉来接受。从时装风格到音响效果、从表演韵律到音乐节奏,基于音乐的想象力增加了美的厚度,与设计师产生共鸣,达成审美共识。 时装会的开场,往往先以音乐作为一种无形的背景,营造情绪氛围和听觉环境,诉说主题思想,提示流行元素,洋溢设计师的创作风格,把控观赏者的时尚感受,引导模特的“角色”融入和表演节奏。 四、时装的本体美 法国时装设计大师克利斯汀・拉夸(Christian Lacroix)在1997年5月接受《ELLE》杂志采访时说道:“时装是一种艺术,而成衣是一种产业;时装是一种文化概念,而成衣是一种商业范畴;时装的意义在于刻画概念与意境,成衣则注重销售与利润”。就审美形式而言, 时装的美主要体现在色彩、设计、材质三个方面。 时装色彩美:泰戈尔说“美丽的东西都是有色彩的”。色彩是创造时装整体美感和审美价值的特殊语言,是一种表达的力量,富于联想和想象。色彩抒发的情感是全人类的, 又是最私人的, 往往是内心情绪的外现和设计师风格的表达。色彩含有无限丰富的色相和深浅浓淡的色阶, 色彩搭配同时关涉理性和感性,变幻出各种各样的色彩美感和色彩情调形成美的平衡、美的协调、美的对比、美的节奏。 时装设计美:时装设计美是指时装的外部线形、内部结构及附加装饰等构成的视觉形态美。时装虽受形式美法则的约束,但不能完全以此来概括和解释。时装通过身体来表达内涵和审美,随风尚而动,广受艺术形态的熏陶。早在1966 年国际“佛罗伦萨艺术节”上,关于艺术与时装问题的探讨,为新生代艺术家和设计师提供了思辨和灵感。 时装材质美:科技进步创造了科技时尚,纳米、生物技术新时代的到来,新环保纤维、温控纤维等新产品的问世更开阔了时装设计空间,在面料的审美性、舒适性、伸缩性、透气抗菌性、多功能和易制作等方面实现了飞跃。现代面料设计已与时装设计融为一体,面料处理手法与工艺形成不断出新,时装的材质已成为时尚界的风向标。 五、模特身体的解读 身体理论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论述空间。女性通过家务劳动,时尚化消费,外表与形象,日常娱乐与礼仪性活动等建构自己的身体。在这种建构中,时装是一种重要的道具,如同鲍德里亚所说,“女人已经和她的服装成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一种女性身体的时装化过程。时装体现并建构着人的身体.并通过这种体现与建构,塑造着人的活动形态、特征与规范,从而打造出人的基于其身体的主体性。 身体是有关感性的、属于美学的优秀范畴。伊格尔顿认为,美学是作为有关身体的话语而诞生的。 传统意义上单一的身体概念已经解构, 演化为一种审美创造,模特身体作为能指符码,成为纯粹关注的形式对象。时装表演被称为“流动的雕塑”和“形体语言的诗篇”, 模特审美意象积累的多少、深浅对时装角色的捕捉有着直接的影响。以意生象、以象生意、传情达意,千姿百态的肢体语言,透视出时装的审美价值,演绎着能指链的时尚游戏。 文化解读论文:谍战剧热播的受众心理诉求与文化解读 近年来,各大电视荧屏上枪声不断,谍报频传,频频亮相的谍战题材电视剧深受广大观众喜爱和追捧,一度成为收视新宠。从《暗算》到《敌特在行动》,从《剑谍》到《潜伏》,从《誓言无声》到《誓言永恒》,接连创造收视佳绩。谍战剧热播并非偶然,依托宏阔的历史背景,谍战剧以其人文的英雄叙事和精致的人物造型向观众展现了隐蔽战线特殊职业的光彩与魅力,通过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讲述了一桩桩鲜为人知的幕后“旧闻”“战事”。观众通过影视剧反映的重要年代和重大事件来不断解读特殊革命时期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和赤诚情怀,进而激起对那段激情岁月的集体追忆,极大程度地契合了观众追新求奇的收视心理和革命情结。 一、谍战剧缘何如此火爆 事实上,谍战剧一直以来就是国内电视剧市场上的热门题材。从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到近年来的《誓言无声》、《数风流人物》、《暗战》、《潜伏》、《特殊使命》、《重庆谍战》、《蓝色档案》、《51号兵站》、《誓言永恒》等一批作品,均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在竞争激烈的电视剧市场,谍战片何以能“突出重围”,开辟自己独有的发展空间呢? 一方面,谍战剧的出现是军旅题材影视文化的一种复归和回潮,谍战剧受宠是历史语境的变化和时展的需要。谍战剧的发展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有着较为深厚的文化积淀,曾经成为一代又一代观众心目中永恒的经典。前些年,红透半边天的清宫剧、秘史剧、“戏说”剧占去大半荧屏,随后家庭亲情伦理剧和日韩剧也轮番粉墨登场,都赚足了观众的眼泪,取得了不俗的收视率。但由于这些剧作一味地或戏说调侃历史,或关注家长里短、夫妻琐事,对生活的肤浅解读渐渐让观众失去耐心,以至产生的审美疲劳,当受众亟须调换口味之时,紧张刺激、悬念丛生的谍战剧便吊足观众胃口,因其更加符合广大观众的观赏趣味而一发不可收拾,掀起阵阵收视狂潮。 另一方面,在古装剧、涉案剧逐渐淡出黄金档,亲情剧让观众看得厌烦之时,谍战剧趁机而入,为自己创造了播出空间。进入新世纪以来,谍战剧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风格特色,更有其深层次的时代内涵和文化意义。相比于涉案剧的低俗立意,谍战剧贯穿始终的爱国情怀更具主流文化价值,也更容易带动公众的观赏热潮。另外,目前较为开放的文化政策为谍战剧的创作和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加之部分国家档案和历史资料逐渐被公开,为谍战剧创作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素材和良好的外部条件,从而使得谍战片再度兴起并魅力不减。 二、精妙的英雄叙事架构契合了观众的审美期待和心理诉求 对于观众来说,任何一部影视剧的内容都是备受关注的,没有好看的故事情节,就是有再强大的演员阵容和夸张的视觉效果,观众也是不会买账的。长期以来,看惯了现实生活剧的平淡叙事和情感偶像剧的缠绵悱恻后,谍战剧一波三折、引人入胜的剧情和复杂多变的人性反倒让人耳目一新。从理论角度讲,谍战剧热播是观众对“革命时代的崇尚,对革命英雄的怀念,是一种革命情结的折射,是一种欣赏情趣的回归”[1]。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受众更倾向求新求奇,偏好紧张、悬疑的影视剧作品,从而为紧张忙碌的现代生活平添了几分惬意和宣泄。 对于谍战类电视剧而言,特殊的历史背景、复杂的人性挣扎、紧张刺激的悬念叠起、惊险玄妙的情节推理向来是其标志性特征。深入虎穴、与狼共舞、敌我莫辩、忠诚与背叛、真情与假意等是其不可或缺的内容要素。一方面,从当前的社会环境出发,某种程度上它暗合了当今社会受众在重重的社会压力下,真实自我和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之间在现实生活的裹挟之中所产生的那种复杂多变的心理状态,人性的弱点、社会的逼仄、情感的纠葛、生活的浮躁都仿若谍战剧在现实生活中淋漓尽致的再现和演绎,给人一种虚实难辨的错觉。另一方面,从观众审美心理的视角来讲,在观剧过程中观赏者都会有一种保守和创新的期待视野,谍战剧中贯穿始终的革命情结和峰回路转,正契合了受众内心深处的心理诉求和审美期待[2]。 谍战剧在情节架构和悬念、对抗、冲突的叙事技巧上,充分运用多向度的发散情节,营造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和扑朔迷离的氛围。如《暗算》,全剧分为“听风”、“看风”和“捕风”三个部分,三者看似相对独立,但其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整部影片通过展现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谍战活动,不断增加观众的观赏兴趣和审美期待。《潜伏》以每10分钟一个危机,每5分钟一个意外的悬念密度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使观众在“突转”的叙事策略被不断抛向浪尖又被卷入谷底。事态无常、命运莫测,主人公在行动的过程中变故不断、疑云密布,究竟谁是卧底,任务最终能否完成?观众在观剧过程中积极地思考判断,与剧中的角色一同体验处境的艰难与斗智的快感。观众在接连不断的猜测中忽而兴奋不已,忽而出乎意料。对观众来讲,他们看了“因”就一定会被吸引着看“果”。正是因为有悬念,观众才期待“柳暗花明”的谜底,而危险能让观众体验到一种身临其境的紧张,悬疑得释、化险为夷能帮助人们释放焦虑情绪,与观剧的焦虑相伴随,现实生活工作中产生的焦虑也得到转移或适度缓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在高潮将近的时候剧情中断,就是在这种突变和悬念的牵引下增强了观众观赏的主动性,保持了观众持久的观赏兴趣和心理期待,这正是经典谍战剧的魅力所在。 谍战剧中通常都会设置善恶两大阵营。一方面,它把政治阵营的对立和个体的道德善恶结合在一起,如在《一双绣花鞋》、《梅花档案》和《潜伏》等剧中,反面角色的“恶”必然激起人们对“善”的向往,而“善”的实现必然要经过残酷的斗争最终击败“恶”,让观众认同“善”,赞扬“善”,跟随“善”,为“善”的成功而高兴,为“善”陷入困境而焦急。让观众大喜、大快必然要大惊、大险。在这一过程里革命的正义性得以确立和张扬。另一方面,在大风大浪的险恶斗争中,正面角色的大智大勇得以充分展露,这不仅突出了人物形象的可敬可爱,实际上是在更深层次上进一步增强了当前大众对于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信心和热爱。因此,谍战剧一方面满足了观众对于悬疑、惊悚、智斗等故事情节的兴趣和期待;另一方面又往往在残酷激烈的革命斗争里,通过塑造“红与黑”,表达了受众主流意识形态和正确的文化价值观。 三、人文内涵和革命信仰彰显谍战剧的精神内核 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对英雄的渴望与赞美乃是普遍的文化心理。谍战剧延续了文艺创作中的英雄主题,它着力描绘了“潜在”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是平凡的,又是特殊的,他们在坎坷磨砺中慢慢成长为英雄,他们不可能如那些“显在”的英雄一样,张扬个性,金戈铁马,叱咤风云,他们只能默默无闻,隐忍牺牲,他们从来不显耀在公众视线中,但他们身上的英雄主义精神却因此而更加值得颂扬和崇尚,更加值得人们永远牢记。谍战剧一方面大力弘扬英雄主义的价值和理念,另一方面在英雄的塑造中,结合时代审美品位,勾画“平民英雄”的形象[3],镌刻在平民叙事结构上的人文内涵和革命信仰使观众感到亲切,产生由衷的认同和敬仰。 《特殊使命》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编导几度把主人公的个人“信仰”推向一种极致。导演彦小追表示:“在展现敌我双方高智商的斗争中,用情节表现出了高手与高手的对话,而最终的胜利者必然是一个志存高远的坚定者,这些正是本片所着力张扬的人文主题。”[4]而“信仰”这个主题对今天的观众来说尤为发人深思,《特殊使命》的制片人李功达也表示,“人能够在天地间这样堂堂正正地生活,不是单纯地追求成功、追求名和利,而是把这些都放在一边去追求自己的真理,追求自己的信仰,这应是谍战剧带给现代观众的启示”。当余雪瑶劝巩渭平退党时,他说,“我想告诉你,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在接受“特殊使命”后,巩渭平改名巩向光,深含特殊寓意。余则成的信仰是在“潜伏”中不断成长和成熟的。应该说余则成开始并没有特别明确的信仰,在和左蓝谈起信仰时只是说,“我没有信仰,认识你之后,我只信仰你,信仰生活”。这时候他的思想是单纯的,生活是平静的。在左蓝和吕宗方的导引下,他逐步地向进步组织靠拢,左蓝临去延安的谈话,使他决定投向共产党,正式踏上自己的信仰锻造之路。在复杂险恶的斗争中,余则成的信仰才逐渐得到提升、净化。最后他高诵《为人民服务》,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也自然是水到渠成。余则成通过革命体验告诉观众,“人活着得有信仰”。很显然,余则成的人格就其底色来说,是一个我们所熟悉的普通人,余则成并不完美,但也正是这种不完美让我们看到了英雄身上丰富的人性内涵,通过承载在平凡英雄身上的大众意志,更能够唤起观众的记忆和认同,从而使创作者更易用故事里的情境来带动故事外的人,实现其意义引导,而这正是信仰和精神的力量。 从更深层次上讲,谍战剧的英雄人物大都通过人文视角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实,挖掘其成长过程中复杂多变的人性内涵,把个人生死同国家安危、民族命运结合在一起,在包涵着巨大牺牲的曲折、跌宕的命运中表现主人公矢志不渝、执着追求信仰的坚强意志和心路历程,从而展现一种对于革命信仰无怨无悔的追求,在可亲可近的人物常态中展现他们复杂多变、隐忍顽强的品格,对于革命英雄的塑造突破了以往概念化和脸谱化的固有形象[5]。通过对英雄人物的演绎,谍战剧实现了受众对智慧与力量的尊崇,对冒险的渴望,对革命岁月的向往等等。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观众潜意识里的英雄情结和心理期待,使观众获得心理共鸣与认同,从而在“拟态环境”的想象中完成了对英雄形象的个人体验和对人生价值的探询与追问。 四、谍战剧的现实隐忧及发展路径 不可否认,在已经播出的众多谍战剧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足以让观众惊喜的作品。然而,随着大量“跟风”和粗制滥造之作的出现,谍战剧渐渐身陷“模式雷同”的泥淖中。“美女特务+帅哥卧底”的组合,已成为绝大部分谍战剧的通用法则。人物配置、故事结构、叙事技巧的不断复制中,观众开始出现审美疲劳。谍战剧经常被指责为情节雷同、题材抄袭、格调不高,“特务多为美娇娘、恐怖起来吓得慌、敌我之间恋爱忙、动作枪战齐上场”的说法,被舆论概括为该类型剧经常跳不出的俗套。为此,国家广电总局在《关于2008年12月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公示的通知》中指出:“近期上报备案的谍战剧目,部分出现故事情节雷同,甚至自我克隆、抄袭的现象,且部分格调不高,严重影响该类题材剧的整体质量。”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谍战剧多以商业价值为第一诉求,多按照传统经验进行模式化生产,在人物和故事层面开掘不深,缺乏突破和创新,基本上都是人物被动服从故事情节,多为满足娱乐。从艺术角度来看,一些作品为刻意追求情节的惊险离奇,不惜极大程度偏离历史事实,从而伤害了作品本应具有的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由于一些创作者缺乏对主流文化的审视和反思,甚至于在不知不觉中迎合部分受众的低级趣味,从而极大地消弱了谍战剧的文化力量和精神高度。因而艺术和认知价值不高。 谍战剧要走出当前不正常的同质化竞争,获得长足发展,不应仅盯着收视率和市场需求,要从类型剧的思维方式和制作模式上追求突破和创新,在结构故事时要力避刻意渲染恐怖、暴力、猎奇、惊悚、怪鸷;要致力于“复杂人性的深度开掘,保持观赏性、加强思想性、提升艺术性”[6],从信仰、智慧上寻找推进故事的依据和力量,撬动整个剧情的发展和人物关系的建设;要确立高尚的审美格调、正确的价值取向、积极的主题思想和深刻的人文内涵,促进此类题材创作的不断创新和健康发展。 文化解读论文:社会戾气的文化解读 戾气,或曰暴戾之气。这种遇事即爱使狠斗勇、取径极端的心理或风气,会以多种暴力形式体现出来,如话语暴力、行动暴力以及其他各种隐性的暴力与强迫。 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 [印]阿马蒂亚•森著,李风华、陈昌升、袁德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不是过于闭目塞听,都不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今日中国社会暴力流行,戾气弥漫。大街小巷,人们憋着莫名的火气,细微的磕碰都可能引起一场骂战。回家打开电视,没几分钟你便会听到主人公痛断肝肠的哭喊――“我要报仇”。接通网络,各式有关暴力与怨憎的新闻扑面而来:有人开车冲撞行人,有人持刀杀幼儿园小孩,有人冲进讲堂朝老者扔鞋……即使是你量身订做的微博,也会因为某个不合时宜的观点“听取杀声一片”。早上一个与多数人相近的观点使你成为“社会栋梁”,晚上一个与多数人相悖的观点又让你化作“民族败类”,被人喊打喊杀了。 回望词语的江山,这优雅的汉语,形神兼备,凝练丰盈,曾是多少人的精神家园!在那里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青涩程旅,有“暮春三月,江南草长”的故国情怀,有“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温婉别离,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苍茫悠远,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寂寞安宁。即使一旦归为臣虏,也有“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的人生壮阔。 传统儒家文化不忘熏陶中国人如何知书达理,风范儒雅,修齐治平。林语堂在《中国人》中强调中国人注重人格培养,诸如和平主义、知足常乐、稳重、耐力等等构成中国人“老成温厚”的性格。在他看来,中国人欢乐、幽默、大度、心平气和,具有那种在艰苦环境下也能找到幸福的无与伦比的天赋,正是这些精神使他们得以享受这种平凡的生活。而这一切,恰恰是当年欧洲人所欠缺的。 然而环顾当下,人们不再就事论事,动辄暴戾相向。此情此景,你忍不住要去叹息要去寻问,这世界怎么了?这古老而优雅的汉语,何以戾气缠身,落魄至此?那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优雅中国,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转型期的社会戾气 戾气,或曰暴戾之气。这种遇事即爱使狠斗勇、取径极端的心理或风气,会以多种暴力形式体现出来,如话语暴力、行动暴力以及其他各种隐性的暴力与强迫。 当说,社会戾气首先反映的是诸多社会成员的情绪,其次才构成或者反映所谓的社会心理。而若要探讨社会心理之形成,就必须对此一时代特征有所把握。今日中国社会仍处于“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途,即我们通常说的转型期。无论社会转型还是政治转型,变身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30余年改革开放,至今已经积累大量社会矛盾与政治问题,并在近十年来得到充分发酵。 具体到当今社会戾气的形成与发展,除了以往尤其是革命年代的暴力思维、暴力崇拜影响犹存,一个最不容忽视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权力的不受约束与社会公正的长久缺失。而社会戾气、弱者心态只不过是由政治失序与社会失序诱发的一种反抗形式。 贪官倚权自重,民权意识觉醒,以致官民对立愈烈,社会戾气日增,二者成水涨船高之势。谈到官民之间的分野与对立,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贪官污吏“以权(力)谋私”不被有效禁止,底层社会“以权(利)谋生”却不得不时刻遭受城管的暴力驱逐,甚至被打得头破血流。而在城乡改造与建设中,一连串触目惊心的自焚事件也阻止不了种种恶性强拆的发生。 如此日积月累,不仅让民众对自己的生活失去了安全感,也对权力部门缺乏信任感。加之政府的越位与缺位,社会的失序,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并且“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权力部门与精英阶层,以及他们可能结成的同盟。社会随时可能分化、组合成“我们―他们”两大阵营。正气被戾气裹挟前行,这种紧张态势渐渐发展为“见官即仇”、“逢官必反”乃至“逢不同意见即反”的心理和事件。 社会成员之间,互害型社会成形,“阴谋论”泛滥,世界一分为二,没有中间地带。独立表达意见的中间阶层,也难免被贴上各种标签加以声讨。正如扎米亚京的《我们》所揭示的世界,那里只有直线,因为所有曲线都是不文明的。当强者继续肆无忌惮的时候,弱者隐蔽的暴力倾向也被激励。即使像马家爵那样锤杀数位同学者,也被有些人视为“底层英雄”,事实上被杀的同样来自社会底层。社会溃败、社会暴戾化似乎变成了对吏治腐败、公权暴力化的一种回应与反制。 网络上的戾气螺旋 一个社会,面对经年累月的不公平与非正义,如果没有基本的愤怒与憎恨,自然不正常。但若是只剩下愤怒与憎恨,甚而发展为一个戾气弥漫的互害型社会,将正义的诉求扭曲为一种以血还血的报复、仇恨的宣泄,乃至殃及无辜,只能说这个社会不仅失去了爱的能力,也失去了就事论事的能力。 关于这个时代的“杀气重”、“戾气重”,互联网是一个重要的取景器。人人都有一个麦克风,自媒体时代正在到来。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它见证了普通民众公共精神的成长,许多人忙里偷闲,开始关注公共事务,试图表达自己的声音。与此同时,网上喊打喊杀的话语暴力也让我们看到许多言说者缺失察纳雅言、包容异己的公民之德或君子之风。 每个人似乎都急于表达,而非倾听;急于征战,而非协商。在嘈杂的广场上,相遇的不是人,而是各式各样的噪声。网络的匿名性与便利性使许多人断章取义,借题发挥,最终汇流成一股股“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话语暴力。“汉奸”、“走狗”、“卖国贼”、“爱国贼”、“五毛党”、“美分党”、“倒贴党”、“装X犯”、“意淫犯”、“官二代”、“富二代”、“军二代”各种帽子满天飞舞。有好事者甚至成立网站,虚拟了沾着血色的绞刑台,声称要绞死他们所要反对的人。 为什么网上会有那么多人喊打喊杀,破口大骂?遇到自己不赞成的观点,一些无能力表达的人会借着简单粗暴的谩骂表达内心的不满以及对言说者的蔑视,而有能力表达的人也常常会在具体交流过程中因为“树敌太多”而心灰意冷。网民需要网络意见领袖表达他们需要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视自己为“意见领袖总司令”,希望被他们钦点的意见领袖能按他们的意思排兵布阵,只表达符合他们意愿的观点,否则便是对民众的背叛,甚至被怀疑身份。 传播学有个“沉默的螺旋”的理论,意思是指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并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或被群起攻之),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最后结果是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 由此可见,“沉默的螺旋”并非只有沉默一端,亦有鼓噪一端,会促成“戾气的螺旋”。当一个人因为某个观点触犯众怒而被讨伐,即使是同意其观点的人,也会退避三舍,而反对者会被互相激励,社会戾气由此螺旋上升――这也是网络上中间意见阶层严重缺位之根本原因。极端情况下,有些网民自成正义之师,甚至急于行动,将网上的暴力延伸至网下,不只是对异己的言论不宽容,甚至出现人身攻击。而这种攻击性及排他性群体的形成,正是基于“我者―他者”的模式。和历史上的许多悲剧一样,被攻击者被单方面赋予了单一身份,被排除在这个群体之外。 单一身份与暴力 阿马蒂亚•森试图通过《身份与暴力》一书为我们剥开许多难解之结。在他看来,人们因“我者―他者”征战,无异于“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混战”,无所谓进军与撤退,泥淖之中只有自相残杀。如此场景足够可怕,茫茫黑夜,就像行走于影片《大逃杀》里的荒岛之上,到处都是虎视眈眈的敌人,暴力无所不在。 回到社会生活,身份本是一个中性词,身份认同也并不必然带来灾难。甚至,它还是一个好东西,因为身份认同会给人一种共同体的感觉,是人类生活丰富性与友情的源泉。然而阿马蒂亚•森同样看到,“坚持人类身份毫无选择的单一性,哪怕只是一种下意识的观念,不仅会大大削减我们丰富的人性,而且也使这个世界处于一种一触即发的状态,因为单一的别无选择的身份认同同样会杀人。”回顾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当那些黑人被告知自己是胡图人,而且“我们憎恨图西人”的时候,“无知的民众实际上是被套上了单一而且好斗的身份,由熟练的刽子手带领着酿造了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人爱自我标榜,也爱给别人贴标签,喜欢以局部代替整体。值得反思的是,我们标识一件物品,通常是为了增加其辨识度。然而,当我们将某个人贴上一个负面的标签,并且将其简化为唯一身份的时候,暴力便已经在酝酿。因为别无选择的单一身份抹杀了人的多元群体特征与多重忠诚。它像海水一样,可以将每个族群、每个人围成一座座孤岛,从此孤立无援。 阿马蒂亚•森说,“诋毁他人做法的基础,一是对他人予以错误的描述,二是制造这些是这个可鄙弃的人的唯一身份的幻象。”回顾人类历史,路易十六被杀头,因为在革命者眼里他的唯一身份是暴君。犹太人被赶杀,因为在纳粹分子那里他们的唯一身份是犹太人。同样,在中国盛行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当一个人因为“地主”、“黑五类”、“阶级敌人”等别无选择的单一身份而被批斗时,他身上所有其他关系或者身份属性便立刻消失了。此时,他不再是一位父亲、儿子或者丈夫,不再是乡亲邻里,甚至也不再是劳动者。他只是“寄生虫”、“剥削者”、“伟大事业的破坏者”等污名的集合体,其他归属关系的消失切断了他应得的一切救济渠道与同情心。 从反抗到自由,另一种可能 中国自古并不缺正义的诉求,也不缺反抗,然而血流成河的反抗并没有换来美好社会,反而往往加重了社会的互害。为什么? 从热爱反抗到热爱自由,这恰恰是一个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现代意义上的反抗,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自由;不是为了走完臣民与暴民的钟摆,而是为了建立现代国家与公民社会。如米奇尼克所说,“争取自由的斗争曾经聚焦在权力层面而不是创造公民社会。因此它最终导向集中营”。 自由需要反抗,但反抗并不必然带来自由。以自由为目的的反抗,指望建立的是人人可以享有自由秩序,而被戾气包裹的反抗,你死我活的反抗,不能包容异己的反抗,没有慈悲的反抗,不尊重他者权利的反抗,往往会因为抛弃了权利原则而走向自由的反面。 在此意义上,身处转型期的国家,若要减少社会暴力与戾气,除了在政治上确保社会公平正义外,更重要还在于培育公民。而培育公民的关键,就在于培养其权利观念,做到托克维尔当年所期许的,“能使人们用以确定什么是跋扈和暴政的,正是权利观念。权利观念明确的人,可以独立地表现自己的意志而不傲慢,正直地表示服从而不奴颜婢膝。”(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换句话说,能够拓展并捍卫自己的自由,同时不对他人喊打喊杀的,正是权利观念。无媚骨,无戾气,有的只是权利观念下的高贵与优雅。在那里,完成我者与他者的身份认同,即承认自己与他人都属于某个“命运共同体”或者“权利共同体”,同时又拒绝单一身份认同,即承认个体身份丰富性的,也正是权利观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传播学系 文化解读论文:浅谈普希金创作的文化解读 摘 要: 18世纪伟大诗人普希金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他的作品深深的影响后人,古往今来,人们对普希金作品的赏析数不胜数,本文将从文化角度对其作品进行解析,希望能够多样化继承与发扬普希金作品中的精髓。 关键词:普希金 作品 文化解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1-0373-01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生于1799年,卒于1837年,是俄国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是俄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以浪漫主义为主,通过优美的语言鼓励人们追求自由和光明,他坚信理智终将战胜偏见。直到现在,普希金在文学上的影响依然存在,对我国文学影响也很深远,他的作品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鼓励更多人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境,只要经历风雨总能见到彩虹。 一、诗体小说中的文化 在普希金作品中真正属于诗体小说只有《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通过小说中的奥涅金刻画了一个受到当时进步思想影响,但是最终未能突破贵族封建思想束缚的悲剧人物,成功的塑造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的形象。他所要表达的正是当时社会中最普遍的现象,很多贵族知识分子都有小说主人公的特点,他们虽然都出身在高贵家族,受到良好文化教育,但是他们好高骛远、脱离现实,不与基层群众互动,他们不愿意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是也不愿意与群众站在一起,最终他们只能是孤立无援。从普希金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对当时俄国文化进行解读,当时的俄国人大部分都是不满国家现状,他们渴望能够得到向西方国家的自由,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又没有能力改变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表达了俄国知识分子对光明和自由的追求,真实的反映了当时俄国青少年苦闷、探索、觉醒的心理,展现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状态,成为映照俄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二、中篇小说中的文化 普希金中篇小说只有《上尉的女儿》,这部作品以其朴素的语言、简洁的风格,将10世纪俄国的风俗人情全面的展现在读者面前,果戈里称之为“俄罗斯最优秀的一部叙事作品”,同时它也是第一部反映俄国农民斗争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创作的背景是当时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事件,自从起义失败之后,俄国沙皇对基层人民的打击就越来越严酷,颁发的一系列残暴制度,使得人们生活苦不堪言。阶级力量很薄弱,基本上是无法与沙皇抗衡的,但是在这样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人民暴动、军阀起义事件还是频有发生,与此同时,俄国贵族将在政治斗争中取得的阶级利用进一步转化为自身对财富的追求和霸占,从而扩大自身的力量和势力。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揭竿起义属于一种正义行为,作者通过对农民起义的描述,表达了当时俄国基层人民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精神状态,作者在搜集大量战争起义细节后在小说中真实的反映了农民起义的经过,歌颂处于水深火热中人民奋起反抗、不屈不挠的精神。 三、短篇小说中的文化 在普希金的一生中创作了很多短篇小说,包括《彼得大帝的黑奴》、《书信小说》《亡人伊凡・彼得洛维奇・别尔金小说集》、《射击》、《暴风雪》、《棺材老板》《驿站长》、《村姑小姐》、《戈琉辛诺村源流考》、《罗斯拉夫列夫》、《杜布罗夫斯基》《黑桃皇后》、《基尔沙里》、《埃及之夜》、《宾客聚集别墅》、《我们在别墅里度过了一晚》,本文将以《黑桃皇后》为例对其作品中的文化进行解析。在19世纪初俄国社会思想受到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思想文化冲击,启蒙主义对俄国宗教独立地位构成威胁,以宗教世界观作为精神创作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发生改变,理性主义在俄国社会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同时资本主义开始奉行享乐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形成享乐之风,严重影响俄国社会的稳定,导致格局动荡不安。作者在那个年代亲眼目睹了社会思想的改变,以及上流社会贵族思想的侵蚀,《黑桃皇后》正是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思想的发展趋势。 四、诗作中的文化 普希金诗作包括《巴奇萨拉的喷泉》、《致大海》、《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迟开的花朵更可爱》、《十月十九日》、《枉然的馈赠》、《你和您》、《当我以臂膊》、《当我紧紧拥抱着》、《哀歌》《茨岗》、《为了遥远的祖国的海岸》、《歌者》、《够了,够了,我亲爱的》、《我的朋友,时不我待》、《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致西伯利亚的囚徒》、《我的名字》、《青铜骑士》、《我羡慕你,大海勇敢的船夫》、《自由颂》、《致恰达耶夫》,本文将对《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进行解析,普希金创作这篇是个的诗歌时正处于被流放的状态,那时的俄国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诗人没有放弃斗争,他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和理想,相信光明终将会到来,表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当在生活中遇到不如意、不顺心的事,不要悲伤、不要绝望,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美好的生活最终会眷顾每一个人。 小结 诗人普希金一生创作了很多对世人影响至深的作品,为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文化传播与继承提供了很好的载体,他对于文化、文学、历史的发展都有突出贡献,相信他的作品将会一直流传下去。 作者简介:邓楚萱(1999-)女,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族:汉族。 文化解读论文:安塞腰鼓多元文化解读 0引言 安塞腰鼓文化是当地人们生活的反映,历史的积沉,是人们对生活的需要和要求。也是人们认识自然,思考自己,是人精神得以承托的框架。安塞腰鼓思想和理论是安塞腰鼓文化的优秀、灵魂,没有思想和理论的文化是不存在的。安塞腰鼓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由此,对安塞腰鼓多元文化的解读,有利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创新有着现实的价值和意义。 1安塞腰鼓发展多元文化背景综述 安塞腰鼓源远流长,距今已有千年历史。据有关资料记载,远古时代黄河流域各部落的男性,常用一个中空之树杆包上羊皮,携于腰间,击之以驱赶野兽。后来,又用于报警和作战。到春秋战国时达到鼎盛,且以秦国为最[1]。安塞腰鼓的形式与发展,和当地的历史地理环境及民情习俗是分不开的。安塞位于陕西省延安地区的北部,地域辽阔,沟壑纵横,延河在境内蜿蜒流过,属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历史上就是军事重镇,素有“上郡咽喉”、“北门锁钥”之称,为抵御外族入侵的边防要塞之一[2]。随着时间的流逝,腰鼓从军事用途逐渐发展成为当地民众祈求神灵、祝愿丰收、欢度春节、强身健体的一种民俗性舞蹈,从而使腰鼓具有更大的群众性,但在击鼓的风格和表演上,继续保留着某些秦汉将士的勃勃英姿。80年代以来,腰鼓是陕北各地广泛流传的一种民间鼓舞形式,在陕西民间舞蹈中具有较大影响的舞种之一。 2安塞腰鼓多元文化阐释 腰鼓有如此大的生命力能发展到现在,与它的形式、内涵、价值是息息相关的,而被国家列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腰鼓是一种深深植根于历史肥沃土壤中的种子,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必然烙有历史的印迹,展现出它的恢宏的历史文化信息。腰鼓是社会的产物,它是这个社会大熔镂锻造的,经历了社会的考验,有着社会价值功能的作用。腰鼓是民族的鼓,是某一地域民族的群体品格和民族特性的反映。鼓舞动的价值产生体育文化,鼓的影响力产生社会文化,鼓的发展产生历史文化,鼓舞的内涵产生政治文化研究。 2.1 安塞腰鼓的体育文化体育文化活动是我国劳动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在其创造、演进和实际开展中,融入了各个时期当地人民的诸多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安塞腰鼓的体育文化来自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是由当地群众自己创造的;其中包含了当地人们的思想意识、风俗观念、信仰追求和审美情趣,蕴含了中原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的多元文化。经过长期的流传和各个时期人们的加工创造,它具有历史性、传统性、民族行和文化性等体育文化特性;也具备健身娱乐、教育培养、表演宣传等体育文化功能,在学校、农村和社区开展这项文化娱乐活动可以强身健体、愉悦身心和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等作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3]。所以,安塞腰鼓作为我国民间体育文化的优秀代表,它不仅传承了我们民族的体育文化,而且对文化的交流、发展和推广,提高人民身体素质、丰富人民业余文化生活和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的开展,可以满足人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素质,也对我国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2.2 安塞腰鼓的民族文化隋唐时期,由于国家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带动着文化艺术的广泛交流,使得腰鼓作为乐器或者道具被广泛用于宫廷歌舞表演中,它的形式、结构和用途也发生变化。在宋代,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民间,腰鼓活动十分兴盛,发展至清代,腰鼓已经成为农村、庙会和节庆日活动的主要形式,它的内容不断充实,表演形式更加丰富,逐渐形成了不同地域的多种形式和风格。安塞地理位置特殊,秦汉以前,安塞一直是畜牧区;打腰鼓有草原人那种豪放的气势。宋代,安塞是宋与西夏激烈争夺的战场,腰鼓在助战上显示威风。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腰鼓在安塞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所以,安塞腰鼓中的“蛮劲”和“牛劲”正是多民族文化意识在生活和个性上的表现,并在腰鼓艺术完整地保存和流传下来,成为安塞腰鼓的艺术精华。 2.3 安塞腰鼓的政治文化安塞地理位置特殊,交通不便,气候恶劣;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劳动力水平低下,经济文化落后,人们寻求超越自然的神灵成为必然。打腰鼓是为了敬神、祭天、祈福,腰鼓作为道具,以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延续和发展下来。这些活动都包含了我国传统的思想习惯和宗教信仰习惯,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把各个时期人们的思想和信仰都延续到活动中来。所以,这些活动中无不体现出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今天,安塞腰鼓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成为当地人们庆祝佳节和日常生活的主要活动。腰鼓已经成为当地人们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更是当地人们思想内涵和情感的重要体现。 2.4 安塞腰鼓的历史文化据史料记载,远古时候黄河流域各部落的男性,由于对民族部落图腾的信仰和崇拜,对黄帝的朝圣,以及精神和生活实践的需要,制造成便于携带可供敲击的腰鼓,击之以驱赶野兽。后来,又用于报警和作战。到春秋战国时达到鼎盛,且以秦国为最;在这种风俗的熏陶下,安塞腰鼓的动作中就融入了这种精神,体现了人们主宰和超越自然的愿望,坚忍不拔的意志,勇往直前的精神,粗犷豪放的性格。 2.5 安塞腰鼓的艺术文化腰鼓艺术文化历史非常悠久,从黄河上下到长江流域,几千年来,腰鼓文化早已融入了我们五十六个民族的血脉之中。它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鼓声可以鼓舞人心、鼓舞斗志,给人以勇气和信心,达到人们健身、和谐作用。通过对传统民族体育陕北腰鼓的历史渊源、技术特征,表演的多维艺术、表演的价值进行分析,得出腰鼓本身是一种乐器,它带来的不只是节奏和欢快,其实它也孕育着一种艺术文化。包含了从视觉角度的体育艺术和绘画艺术;听觉角度的音乐艺术;视听觉角度的腰鼓表演的整体艺术和想象艺术角度的文人墨客的文笔艺术。 文化解读论文:李娟散文的民族文化解读 内容摘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李娟”这个名字可能还比较陌生。然而,从《九篇雪》到《阿勒泰的角落》,从《羊道》系列到《冬牧场》,这个没有炒作、没有背景的女子行走在北疆草原,给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阿勒泰”之风。她的作品,以一颗真诚纯净的心书写着自然和生命,勾勒出天山外哈萨克族聚居区的风情和文化,用一个平凡普通的女性视角展示了她的生活和北疆,在散文中构筑了一个行走的世界。而其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民族文化描写和思考,则值得进行探究和解读。 关键词:李娟 散文 民族文化 行走 瓦雷里曾说,散文是行走式的。阅读李娟的散文,仿佛在参阅一部哈萨克民族文化风情卷,好像也跟着这个四川女孩游走在新疆广袤的土地,看着她随着母亲过着飘荡而满足的生活,一边成长一边记录着自己眼中的民族,生活和变迁。李娟自然地书写着阿勒泰地区的风俗事物,同时也感受着高速发展的社会浪潮给自己的第二故乡带来的冲击和震撼。而这些风物变迁在李娟的笔下就表现出了更深层的思考和忧虑。这些并不仅仅停留于简单的描绘和“意义”的诉说,而是融入了作家本人的思想――它不是一次简单的“行路”,而是用心、用情所构筑的真正的世界,是一场心灵的无声的行走。 一.异族视角下的哈萨克文明 虽说自小跟随母亲从四川辗转新疆,李娟早已深谙少数民族风俗、融入了草原生活,但骨子里她仍是漂泊在草原上的汉族姑娘。对于感官敏锐、情感丰富的作家们而言,身份认同一直是一个容易带来困扰的问题。而这对于李娟来说,似乎在带来迷惘的同时也带来了便利――她可以更加自由地看待草原上的生活,更公正地评价哈萨克的文明。没有民族和宗教视野的限定,李娟记录下的民族文化能够用异族视角发掘更多价值。 首先,是异族视角带来的新鲜感。当李娟以汉人的身份闯入哈萨克人的生活圈时,所接触到的那些早已被少数民族看做习以为常的东西――不管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甚至平凡小事都带上了新鲜的色彩。牧民原生态的生活,扫雪、做饭、无线电视等细节在李娟笔下娓娓道来,无论是乖巧伶俐、以家务为乐的哈萨克小孩,还是严肃庄重、盛大欢快的哈萨克节庆,抑或是哈萨克牧民款待过路人的习俗,都被李娟信手拈来写入文中,她用自己的好奇和观察发现了原本被淹没于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开启了一个神奇的天山外的世界。 其次,异族视角也将带来客观性。作为受宗教信仰和民族心理影响较少的汉族人,李娟对于哈萨克民族文化和草原生活可以以旁观者身份做出更为客观的观察和判断。相较于生活在其中的当局者,李娟可以感受到民族传统的长(待人友善、尊重老人等)与短(重男轻女、婚姻干涉等),可以发现民族发展过程中的震动和流失――牧民心态的变化和传统生活的瓦解。这种深入却客观的视角带来了不一样的阅读体验和研究资料。 然而,李娟散文不同于作家的采风类型文章,她带着一种“浸入”的方式融入到草原的游牧生活,“以一种渺小而卑微的视角进入并沉浸其中”,对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怀有深刻的爱和理解,又因移民身份带来游离感和距离感,使得李娟散文的“行走”呈现多元化、多民族的融合型心态,带来全新的异族视角。 二.遗弃与消逝 不管是何种类型的文明,在当今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都免不了被剥离侵蚀。远离都市文化的内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震动。在外人看来,草原和游牧都是诗化的存在,就像张承志在《黑骏马》开头写的那样:这些只是一个误解。李娟和哈萨克牧民一起生活,并参加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而随一家牧民辗转冬牧场,深切地体会到发生于牧民日常生活中最切身的改变,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论题――在传统游牧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的交锋中,如何看待古老民族文化的异化和消逝。 区分一个民族最基本的特征便是民族心理和文化风俗。但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最根本的特征之一便是同质化。古老的民族坚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了几千年,抵御了外部文明的冲击,却难以抗拒新式文明的软性渗透。追求简单方便的思潮使得牧民抛弃了许多传统生活细节和礼数,先进生产工具的引进令传统生产方式和技艺被束之高阁,都市的生活和繁荣吸引着年轻人,大批年轻人放弃牧区的游牧生活迁移到城里,带来了民族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传承人的空缺和断层……李娟曾在《羊道》系列中用较大篇幅描述过自己对于传统逐渐弱化的现象的忧虑。 “更多更宽广更强烈的冲击,是再偏远的角落,再执拗的心灵也无从避免的。”传统世界被打开一个缺口,牧民们通过这个缺口平等地进入眼下的世界,传统在其中进进出出,每一次出入都有些许流失和替换。 而这也是所有古老民族在现代社会所遭遇到的大危机。李娟面对传统哈萨克在生活之河上的搁浅,产生了深深地忧虑的同时也看到了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最大的危险不在于传统和现实的交锋,而在于牧民们在丢失传统的时候却浑然不觉,甚至产生异化,他们的心灵闭上眼睛,而传统则以一种病态的方式继续延续下去。例如,李娟提到按照哈萨克习俗,牛是不被买卖的,哈萨克族以牛作为招待亲友和路人的礼物,而并非用其谋取利益。然而,商品经济的渗透带来了传统思想的变更,牛逐渐变成了商品,与之同步的是哈萨克好客待客习俗的淡漠和流失。除此之外,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生活方式,哈萨克人在运用新技术的同时也越来越朝向商业化方向发展,甚至出现了使用化工制品生产干酪素等盲目追求利益的方式,这让李娟感到痛心――是的,外在力量固然蛮横,它带来的改变却不及心灵的缓慢闭上眼睛。但是谁也不能对此诟病:在这个世界上,追求更轻松愉快的东西又有什么错呢?而谁又能在奔腾的洪流之中停下前行的脚步呢? 可是,一个更大的矛盾也随之浮出水面:在前行和发展之中,在传统生活方式和现代生活改革的过程中,人类和文化该如何调和。传统很可能代表一种落后、不发达的文明形态,从人类学角度并不适宜人类长久生存;现代化将提供极大的便利,但从文化学角度上看,则是对多样文化――尤其是弱势文化的摧残。荒野被遗弃了,现代化生产方式带来了更稳固的居所和生活,但随着荒野被抛弃的是游牧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传统。如何调节如何选择太难权衡,这也对李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在《冬牧场》中,李娟见证了政策规划之下哈萨克游牧民族的最后一次转场搬家,但她的惊讶却遭到了哈萨克老人严厉的质问:“你觉得我们哈萨克受得罪还不够吗?”然而,传统的过度、过快萎缩所带来的震动和影响则是在未来才能被缓慢发现,但到那时却再也难以找到补救方式,而这也是现代化和民族同化过程中所带来的永恒议题。 这些问题以不能简单地从好与坏或愚昧上寻求解释,在生存和文明的搏斗中,心灵的醒悟永远滞后于头脑的选择。发现问题需要时间,而找到平衡点则需要更漫长的年月。李娟只是草原上一个普通的见证者,只能无力地看着这一切发生,见证着她所熟知的哈萨克民族文化在历史长河中,越行走,越寂静无声。 三.方向和未来 关于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在现代社会的方向和未来一直争议颇多。在散文中,李娟也以自己的观察和体悟描述了她所预见的哈萨克民族走向。不同于高高在上的论调和感情化的控诉,李娟显得颇为平静,也更客观:长期的共同生活令李娟发现了哈萨克民族的心理特征,那就是坚韧、沉默。草原的生活是单调、艰难的,然而这个古老的游牧民族一直延续着它骨子里的特质,在贫瘠大地上的每一处褶皱都播撒下生命的种子,在这里“青春啊,财富啊,爱情啊,希望啊,全都默默无声”(《冬牧场》)。但却正是这种默默无声,才有深入骨髓的坚定,这无声的力量在无数普通的牧民身上传承,也让焦虑的、不安的李娟看到了这个民族的未来――即便传统被冲刷,文明被挑战,哈萨克民族依然将顺着自己的轨道向前行驶,一些蕴含在血液最深处的东西已成为民族烙印,在每一代年轻人身上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着。 所以,不要苛责年轻人的选择,不要诟病传统的遗弃,这些都是民族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必然要走的道路。怎样保护文明冲撞中的哈萨克新生代,怎样留存传统中的古老文明,才是最值得关注的东西,而不是以冷眼旁观的态度一味地开发这个民族的资源,却忽略他们精神的危机。 散文家韩小蕙曾说,散文“是作者用心血、用困境、用蹉跎的生命历程所换来的――沉甸甸的感悟、厚重的思想和崇高的人格。”李娟就是用这样一颗经历磨难却依然坚强乐观的心,用真诚和热情书写新疆草原上哈萨克人的故事。她的文字清新质朴,单纯有力,拥有一种无声的力量。而正是这种无声却凝聚心血的观察和体悟,将这个默默无声的民族文明以一种亲近又深刻的方式展现出来,让而李娟的作品,也抵达了它作为散文的“意义”和“行走”的终点。 (作者介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级汉语言文学试验班学生) 文化解读论文:水族端节文化解读 古时候,水族先民扶老携幼,背着铜鼓,挑着生产用具,牵群结队地逃荒。不知走了多久才到三都县的三洞地方。有位叫拱登的老祖公,看到这一带周围几百里有山水树木,就让本家族的几支人分散居住下来。分散时大家约定三年后的年底再到三洞来团聚。三年后的年底,大家用马驼着糯米、高粱、小米、南瓜、黄豆,从四面八方来到三洞,看望老祖公拱登。 水族端节的由来 古时候,水族先民扶老携幼,背着铜鼓,挑着生产用具,牵群结队地逃荒。不知走了多久才到三都县的三洞。有位叫拱登的老祖公,看到这一带周围几百里有山水树木,就让本家族的几支人分散居住下来。分散时大家约定三年后的年底再到三洞来团聚。三年后,大家用马驼着糯米、高粱、小米、南瓜、黄豆,从四面八方来到三洞,看望老祖公拱登。大家高兴地把各种花糯米饭和酒肉摆开,互相唱歌敬酒,青年人欢快地敲起铜鼓和皮鼓。当大家吃喝得正香时,官员带着一队人马过来,他们说这一带是官家的领地,地下有金银财宝,要人们马上搬走。老祖公拱登不慌不忙地说:“有金银财宝,我们就挖出来对证!”于是大家用锄头在地上挖,挖了好宽的地方都找不到金银财宝。官方指挥手下的人马动起刀枪。虽然最后大家齐心协力把官方赶跑,但双方都伤亡不少人。大家把死者掩埋,用糯米和炖鱼祭奠。 过后,为了避免官员再来袭击,拱登让大家扶着老人、背着小孩往坡头去避难。到了坡上,大人们谈古论今,小孩呆不久就哭嚷,拴在树下的马匹也嘶鸣踢腿,看马的后生管束不住。拱登在坡上转了一圈对后生们说:“这里有荒坡,你们何不跑马比个高低,让娃娃们看看热闹嘛!”后生们齐声赞同,纷纷牵马去跑,大家都来看热闹,痛快地玩了半天。后来,积风成俗,每年端节人们都要到坡上跑马。而后每逢水历年底,人们也照旧用马抬着果实汇集到三洞团圆。头一晚和第二天早上摆上炖鱼、豆腐、瓜果和糯饭来祭奠捐躯的弟兄。祭桌边还在一侧摆上犁耙、镰刀、衣服、首饰、谷穗等,表示托祖先的福份才有个好日子。每年一次的这样聚会,大家就称为“端节”。 每到端节,人们都扶老携幼挑着丰富的果实到三洞聚会,久而久之,大家渐渐感到了厌倦,要求把“端节”分开来过。由于在商议时就过节时间达不到统一,拱登就叫人下田去抓鱼来放在水里,然后由各支族派一个代表去摸鱼,按鱼的重量来定先后。结果,住在都匀内外套头的老大哥抓得的鱼最重,他就过第一批,拉右、水东地方过第二批,水婆、天星和水龙过第三批,中和三洞过第四批。端节的先后定好后,大家又来择选吉日。熟悉水书的六铎公,翻遍几十箱水书也找不到理想的吉日,大家急了,拱登想了想说:“远祖过世的那天是戌日,安葬那天是亥日,我们就以亥日为过节的日子,水历十二月第一个亥日为第一批过节日子,往后就照旧推下去吧!”大家听拱登说得有理,都欢呼起来。是年因为水潘受旱灾,没有去团聚,直到听说定了日子过端,才急忙赶到三洞。大家很同情水潘家族,纷纷过来安慰。这时水气地方大寨老开玩笑说:“水潘受灾,我们帮不了什么忙,要是他们愿过端,只要拿12头白水牛来,我们就把端节卖给他们。”水潘家族父老听了,悄悄派人回去凑钱买了12头白水牛。水气的寨老便卖了端节,另选“苏宁喜”节来过。谁知水婆和水气原来合过一批端节,担心卖端节对他们不利,要求另选日子给水潘过。这样在第三批和第四批之间增加了一个水潘端节,使端节排成了第五批。后来中和三洞地区的人发展多了,先后搬到兰岭、牛场、水昂地区居住,为了便于走访,端节又增加了两批。水族分期分批过端习俗,就这样一代传一代传到今天。 水族端节文化习俗内涵 水族人民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热情好客,内部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为加强亲戚、朋友、兄弟之间的感情联络以及庆祝丰收,特在旧岁之末新年之始(水族人民以万物凋敝、果木零落之割禾时节为岁之尾,以翻田地种麦种菜的时节为岁之首)杀猪宰牛告祝天地,拜祭鬼神,欢庆丰收。 水族人民过端节期间,客来亲往,铜鼓、木鼓一起敲动,群情亢奋,狂歌劲舞,十分隆重和热闹。 端节,水族人民称“借端”(“借”水语“吃”的意思,“借端” 即吃端、过端之意,端为岁首),是水族人民欢庆团聚、辞旧迎新、庆祝丰收最盛大的节日。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都匀、独山、荔波、榕江等水族人民聚居区大部分地方都有过端节的习俗,节日期间主人以最丰盛的形式招待来客。 按水族历法来推算过端日期。水历一年12个月,分“黏盛”(暖季)“黏糯”(寒季)两季,日数按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纪日,以秋实为岁首,水历正月(即端月)对应阴历九月为岁首,水历十二月对应阴历八月为岁尾,亥是地支的末序,故以正月的第一个亥日为一岁的终了和新年的开始,有继往开来之意。水历十二月(阴历八月)至水历新年二月初(农历十月初)期间,以亥日为主要端节,每个端节节期为十二天,古老惯例按区域部落分期分批轮流过端节。 水族各地过端节的日期不一样,周覃镇水东、水龙乡马联等村的水族人民在水历旧年十二月最后一个亥日过端节,称“水东端”(水龙乡称“拉佑端”);都匀套头(现在的都匀市阳和、基场、奉合三个行政乡)在水历旧年十二月“水东端”之前的亥日过端节,称“端套”(如水历十二月有二个亥日,套头就以当月的第一个亥日为端节日,若是这个月有三个亥日,那就选前两个亥日中最吉利的过,套头端与水东端之间有时间隔十二天,有时间隔二十四天,各年过端节的日期都不像其他地方过端节那样恒定);廷牌,恒丰,水龙,三洞水维,塘州扬猛、安塘,独山塘立、羊场,合江尧吕,荔波水江等地过新年端月第一个亥日,称“端博”(廷牌镇、恒丰乡一带的部落称“博”,故该地过端节称“端博”。又因该端节过的地方多,阵容庞大,有十六个地方一起过这个端节,故又称“端十六”);三洞、中和等地过新年端月第二个亥日,三洞兰岭、扬拱水昂等地过新年端月第三个亥日(该亥日有时在端月之尾,有时在水历二月之初)。 此外,还有几个非亥日端,如塘州乡潘姓在廷牌端节之后的午日过端,都江一带一些地方的潘姓在塘州端节之后三洞端节之前的申、酉、戌日过端节,三都县三合镇的牛场一带在三洞端节之后兰岭端节之前的未日过端节。水族端节持续时间前后总历五个亥日共60天,节日持续时间之长,堪称世界之最。 水族人民过端节,有素食祭祖供神的习俗。祭祖供神主要用鱼包韭菜供奉,在水族人的世界里,他们认为鱼虾等水生物是素品,用这些素品供奉祖上最为虔诚与圣洁。三都韭菜为特有大叶韭菜,家家皆有,营养丰富,因而鱼包韭菜就成为水族端节祭祖的特制佳品。每年过端节,首先要办的一件事就是开塘捉鱼制作鱼包韭菜和打豆腐,用以祭祀祖先;第二件事就是杀猪宰牛,庆祝丰收,款待来客;第三件事就是打扫家里卫生清洗碗筷擦抹桌凳,寓为辞旧迎新之意。 过端节之前,洗刷碗筷要用柴草灰磨洗,桌凳要用稻草等擦洗,务求彻底清除油腻污垢,堂屋要清扫亮堂,绝不容留一点蛛丝陈迹。神龛的清扫特别讲究,不能用硬物触碰损坏以免触怒神灵。过端节,破碗烂筷是不能上桌的,并且桌凳要全部擦洗干净,特别是供祖用的桌凳碗筷,洗涮要特别讲究。申日开始打扫家里卫生和清洗盘碗桌凳、打豆腐;酉日捞鱼,戌日上午杀猪宰牛,下午开始铺开案板破鱼。 水族端节,最具特色的菜,算是鱼包韭菜了。鱼包韭菜是水族端节家家户户不可缺的最珍贵的祭祖菜肴。据说,水族先人为避祸乱从睢水流域南迁,跋山涉水,道饥而渔,得鱼佐之以韭菜填饥健行,故水族端节以鱼包韭菜供祀先人,缅怀祖恩。 鱼包韭菜的制作是一项极为细腻的工作,破鱼特别讲究。三寸长的小刀,刀尖要特别锋利,左手食指和中指紧紧夹住鱼的腮部,刀从鱼头的正中央直插下去破开,然后左手一翻紧紧夹住鱼头,尖刀从鱼头处顺延鱼的背脊直接破到鱼尾,取去鱼腹中的杂碎等物,将鱼翻开整齐地摊放在案板上。待鱼全部破开以后,沿鱼背翻开,将用姜蒜、花椒、盐粉等调制好的新鲜红辣糟铺到鱼的腹中,接着将韭菜、广菜盖在辣糟上面,然后将鱼背合拢,包住韭菜,用糯米草茎细致捆扎几道,再用红辣糟涂抹在鱼的身上,顾名思义,称“鱼包韭菜”,又称“端节鱼”。 水族有“无酒不成礼仪,无鱼不成端节”之说。每年每家每户过端节,必须有鱼供祀祖先,一般蒸的鱼大约三五十斤,包好的鱼排放在堂屋中央的案板上,成了一道别致的风景。 烹调供“端”的鱼包韭菜主要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煮鱼。鱼包好后,放到一口大锅里,再放上一些韭菜、广菜、生姜,放些盐巴和辣糟,配适量的水,用锅盖扣在上面,然后放火烹煮。第二种是蒸鱼。在大锅上架上蒸隔,再在蒸隔上安上甑子,甑子里整齐地装上捆扎好的鱼。第三种是“焖”鱼,这是最为讲究的一种烹调方法。设一个陶瓮,将一些韭菜和广菜铺垫在瓮底,上面撒上一些调制好的辣糟,然后依次将包好的鱼整齐地放入瓮内。每放一层鱼,就洒上一些家酿的米酒,再在鱼的上面铺一层薄薄的韭菜、广菜和辣糟,直到将陶瓮装满为止。鱼装好后,用一木板或竹板盖住瓮口。接着在大灶上置一口大铁锅,锅内设一木架,将装好鱼的陶瓮置于木架上,再将清水注满锅里,适量放进一些调料及料酒。继而用一圆体空心的大木桶放在铁锅上将锅和陶瓮罩住,然后用一块木盖或竹盖盖住桶口,这样就可以烹煮了。 鱼包韭菜烹饪的时间从戌日晚七时开始放火,约到翌日(即亥日)上午七时左右烹煮结束,烹制时间约需一个对时,即十二个小时左右。用火要大小适宜,不可过急或过微。急则火势过猛,致烹煮不匀;火势过微,则火候不够,味道不正。一般比较讲究的人家都采用“焖”制的方法。 戌日那天晚上,主人家在堂屋中央安上一张八仙桌,桌上设七只碗、七双筷子、七只杯子(或九或五,按家人多少而定,但只取单数),杯子里斟上家酿米酒。在靠近神龛的那一面,设一盘预先用小锅煮好的鱼包韭菜,一盘糯米饭,置几碟果品,设八杯茶水,神龛上安一座香炉点上香。供桌四周摆上八张椅子,以等待列祖列宗的魂灵回家入位就座,享受后人的礼拜。符“端”席面一切布置停当,烹鱼灶堂开火,接着全家齐集饭厅吃团圆饭,团圆饭可荤素结合,但荤油绝不能沾染供祖席面。团圆饭后,寨子里的青年男女少年儿童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到各家各户观看各家过端节情况,并与主人家共同分享席上果品,光景甚是热闹。 临到夜间子时,家中男性长者带领众子女代表祖上享食供品,然后从蒸瓮里取出正在蒸煮的鱼包韭菜拿到供席上,重新斟上酒茶继续供祀祖先。接着,女性长者在楼梯口设席供祀过往亡灵游鬼,然后带领家中小孩享食祭品。 夜间,堂屋亮堂,大人灶间煮鱼,小孩堂屋职守供品,水语称“苏端”。 翌日清晨(即亥日清晨),先由家中长者简食桌上供品,然后从蒸瓮里取来鱼包韭菜,摆放在长方形的木盘里,再换上一盘新蒸的糯米饭放在供桌上,酒茶亦重新斟满。 供祖席上的鱼包韭菜色泽鲜红,犹如一条条鲤鱼、草鱼从红辣池里翩然跃出,十分引人;着七彩的糯米饭热气腾腾,香气扑鼻,酒香则未闻而先醉。厅堂里呈现出一派热烈的喜庆气氛,同时也表现了水族人民对传统节日的热爱之情。 天大亮后,族中长房或位尊者通知全族的大小老少来享用祭品,然后依次顺延到各家各户,一起品尝各家的鱼包韭菜和享受端节,水语称“端”。“端”结束后,把吃残的鱼取走,重新拿鱼包韭菜放到木盘里等待来客。 过端节,最热闹的当数“端”坡赛马。人们在马头上挂着用绸缎扎成的大红花,牵到马坡,几百匹马齐集马坡上竞技较狠,奋蹄扬鞭,好不热闹。一年四季,各家各户养马的目的就是要到端坡上一展雄风。 亥日中午,族老在端坡上主持祭“端”仪式,设席告祝天地,然后由族老骑马开趟,众马齐奔。马坡上没有具体的评委,一切由观众评判。谁家的马跑得最好最快,人马齐荣,连整个寨子乃至亲戚朋友也一齐沾光。若是哪个的马连年夺冠端坡,出尽风头,那就别提多荣耀了。 马坡散场之前,客人来了,不能食荤,须全部用鱼包韭菜招待。马坡散场之后,肉煮菜粥敬供祖上仪式完毕,方才可以食荤。 鱼包韭菜标志着端节的品位与待客的礼数,即使是在苦寒的岁月,水族人民也总会想办法烹制精美的鱼包韭菜以飨食来客。 水族大部分地区以端节为年节,源远流长,承载着厚重的民族文化和浓郁的民俗风情。传统的庆典活动主要有家族祭祖、端坡赛马、文艺表演、体育和马尾绣技艺比赛、铜鼓和木鼓演奏等。端节戌日(亥日前一日,相当于汉族大年三十晚)吃团圆饭,亥日(相当于汉族大年初一)上午忌荤吃素。 端节期间,铜鼓声、木鼓声此起彼伏,优美的歌声和欢乐的笑声从早到晚回荡在水家人的吊脚楼里,水族人民沉浸在温馨而祥和的节日气氛之中。 作者单位:三都水族自治县民研所 文化解读论文:文化共生视域下的陕西电影文化解读 摘 要:全球化语境背景下,异质文化相互对立、冲突、了解、接纳、和而不同、互敬共生;中国文化属阴性文化,美国文化属阳性文化,世界文化需要阴阳文化的共生共存,才能保持世界文化的和谐发展;地方文化具有文化养育性,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相互需要、相互滋补;中国地域文化需积极参与全球化,个体意识与集体行动保护与传承地方民族文化, 并保持地域文化特色。 关键词:文化共生;地方文化;文化互敬;民族性格 一、故事梗概 《孙子从美国来》(另一中文名为《当孙悟空遇上蜘蛛侠》,英文名A Grandson from America),反映了中国老年人与美国小男孩之间的跨国代沟、具有浓郁中国地方文化特色。电影演绎着陕西华县皮影戏老艺人杨树德和一个美国的小男孩布鲁克斯之间“中国地方文化遇见美国强势文化的耐人寻味的文化沟通处理”,老杨头崇拜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孙悟空人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践行者,鲁克斯则崇拜西洋文化中的蜘蛛侠,是美国文化的代表者。老杨头和布鲁克斯在生活习惯、语言形式、心理文化、思维方式及文化观念等方面相互排斥,经过曲折的碰撞和相互之间的磨合、接纳以及人性美好的升华,最终老杨头和布鲁克斯成为老少朋友,体现了中美文化的合璧;布鲁克斯在老杨头的熏陶下,也喜欢中国华县的皮影戏和皮影雕刻,老杨头在布鲁克斯将要返回美国的时候,还特意为布鲁克斯精心雕刻了一个蜘蛛侠模样的皮影,作为礼品赠送。一个孤僻的美国孩子和一个脾气乖戾的中国陕西老爷爷,两个人都为对方而改变,还有对各自国家文化的坚持,体现着文化互敬。 人物对话生活化、演员把握角色心理活动到位、观影有极强新鲜感,小电影带给观影者大感动,简约而不简单。文化内涵丰富,内容新颖、一部出色的小成本国产电影。皮影蜘蛛侠也算中西文化结合的完美体现,昭示着东方遇见西方跨文化交际过程:对立、了解、接纳、包容、换位思考、尊重、和而不同,最后走向文化互敬共生。投资80万的一部小成本电影,没有大牌演员和大制作,没有刻意的说政治,没有宏伟的背景烘托,跨文化冲突解决的精彩体现. 二、文化理论梳理 Antonio Gramsic 提出文化霸权理论,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思想文化价值观存在强加行为,体现着文化强权和文化殖民;Fredric Jameson提出后殖民主义理论,指出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将自身占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看作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意识和价值观编码在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后者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使其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致使文化处于边缘地位;Edward W.Said 提出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世界话语权力结构中,宗主国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与边缘国政治、文化明显二元对立,一种面对文化霸权的自我贬损,Francis Fukuyama 指出文化趋同论:西方文化改变非西方文化,强势文化欺凌弱势文化,以西方为中心推行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Mike Featherstone 提出文化融合论,强调文化的地方化,主张文化在相遇之后可以相互借鉴;Edward W.Said 文化异质论文化相遇后的冲突与对抗,主要表现为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的冲突[1]。 三、电影特色推介 (一)电影人物平民化关照 这部电影具有强烈平民关照意识,体现着导演和剧作者创作观。当下中国电影业商业驱使下比拼电影票房,电影在和平年代需发挥草根阶层生存关怀和文化引领作用,文化源于生活,服务生活、关照生活、引领生活。朴实的中国民间平凡的面孔,是地方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国家形象最美的诠释者。韩日等国由于欣然接受现代草根文化的发展,从而增加了自身对全球文化的影响力。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中过度强调精英文化,违背了美国受众的审美心理文化,过度粉饰反而起到“反面映衬”的不良后果,缺少人文关怀和平民关照[2]。 (二)陕西文化符号勾起观影者浓烈的乡情 祖国传统文化和浓郁地域文化渐渐淡出了中国青年人的视野,祖国传统文化和浓郁地域文化是灵魂、是血液。中华民族繁衍不息,是与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代代传承分不开的。传统文化正面临传承的危机。由于传统文化缺少传承,中国人已逐渐找不到“根”。浮躁的社会已难以找到中国五千年沉淀的 沉稳[3]。电影《孙子从美国来》呈现出关中人听着秦腔、过着闲适的生活,展现了陕西人的面食文化情结,这一饮食习惯造就了陕西关中地区人民鲜明的地域人格精神和性格品质:人质朴、倔强、直爽、憨厚。陈忠实关中文学作品也彰显着陕西农耕文化的深厚积淀,关中人生存的诉求为“成家、生子、置地、盖房”,关中人保守,走不出,缺乏创新精神[4];这部电影凸显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和中国人文化心理符号,如中国年文化、孙悟空等,也植入若干陕西地域文化符号,如陕西生活习俗、厕所文化、服饰文化、水井文化、民俗文化等。方言精彩对白也为电影增色不少,如“中国人从来都不是被吓大的,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一句dog sun陕西风味英语很出彩,对白富有哲理、令观影者忍俊不禁,影射了中国陕西乡土民众对地域文化自信、自娱、自爱的一面,也显示了东方适应西方的生涩。本片编剧保持着一种朴素的平民意识,保持着与农村、草根的联系,显示着强烈的平民关照,具有民间化立场和拍摄视野,扑捉到草根百姓的淳朴、憨厚、平实,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传统已经融入中国老人生命里,浓烈的乡情,在岁月的沧桑中显得愈久弥香。整部电影洋溢着浓重的黄土文化气息。陕西人由于受传统农业生活方式影响,喜静不喜动,重亲情和乡情。陕西有十分深厚和独特的文化资源,文化资源类型极为丰富,有些文化资源是别人无法重复和模仿的。陕西积累了难以估价的文化资本,启动这些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就可以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可以说,文化产业是陕西最具潜力的优势产业。加速发展陕西的文化产业,对陕西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增长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5]。家乡文化具有人文养育性:生活在home culture,个体才会有幸福感;文化不能强加接纳,一定地域人们表现出家乡文化自信、文化自爱、文化自享。传承地方文化需组建团队,形成集体保护与参与。 (三)中美跨文化交际趣味实例 起初东方接纳西方的吃力、西方接纳东方的尴尬,历冲突、尊重、共生、和而不同,异质文化交流需经历接触、对峙、理解、共享、融合。文化不可能被异质文化取代,费孝通提出的“美美与共”,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它民族的文明,地球上不同文化、种族、国家之间就会达成一种持久、稳定的、和而不同的和谐[6]。西方接纳东方需要时间,布斯接纳陕西厕所文化、饮食文化、方言文化、陕西人格精神。电影也通过沟通和理解,表达了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文化兼济包容。传统的中国地方皮影戏和西方文化的交融,尤其是爷爷熬夜为布鲁克斯做蜘蛛侠的皮影的时候,着实让人觉得文化无国界,从一开始的语言、行为、思想观念的不同,到相处之后的包容。剧本作者独具匠心的安排: 美国汉堡饮食文化与陕西面食文化比照、西方卫生间文化与陕西地域厕所文化、孙悟空与蜘蛛侠的比照、中美择偶标观念、美国志愿者文化与地方野生动物保护、黑头发与黄头发、姓名文化比照等。布斯是美国文化的符号,布斯妈妈取名为爱华,体现着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化的吸引力,杨树德与杨栋梁父子俩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集体主义、重家国文化的集中体现。爱华与杨栋梁的结合说明了西方与东方文化的互相接纳,不由得赞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爷孙的感情深厚。这部电影也体现着中国群体文化意识,群体的价值就是个体价值,个人的意志必须服从群体的共同意志,个人的人格只能依附于群体的共同人格,爱华体现着个体文化意识,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每个人的幸福都要考自己争取[7]。中国和美国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性格和文化特征相对比较鲜明,国际影响力巨大,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以血缘为基础、家族为优秀、乡村文化为(农业文化)为特征的集体主义文化。中国人以家为依托,个体在家中寻求、获取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家国的意义重大,弱化了个体的意义与价值[8];美国文化倡导的个体主义探求个体价值和竞争,自主、独立、奋斗。 (四)人性善良的美好主题 中国乡村空巢老人孤寂的生活因为美国孩子布斯的加入有了色彩,照顾孩子也是一种精神寄托,生活的给予也是一种享受和幸福。真爱无国界,大爱无国界,真爱和大爱可以跨越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国家文化心理差异,实现异质文化和谐共处。电影也展现了人活着就是一种责任,一种支撑他人和给予他人关爱的担当。老杨头对小布鲁布克斯的爱,更是对儿子的一种深深责任。 结语 文化交际会出现文化殖民、文化霸权、文化自我贬损、文化对立与冲突,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相互需要、和而不同,美美共生,各民族文化只有保持民族本色,不断创新,在全球文化多元化背景下亮出自己独有的文化风景才会促成世界文化的丰富性。文化全球化是一个逐渐尊重文化差异性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认同文化多元化的过程。 (作者单位:西安医学院英语系,陕西 西安 710021) 文化解读论文:成都城市旅游文化解读 【摘 要】成都深厚的历史文化孕育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独特的城市性格。本文基于对城市旅游意象理论的理性思考和笔者自身旅行体验所产生的感性观察,从成都名片、成都性格、成都形象三个方面对成都城市旅游文化进行全面解读和分析,以求把握其精髓和优秀。 【关键词】成都;城市旅游文化;城市性格;城市形象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聚焦点和现代文化的摇篮,也是区域旅游文化的重要载体;旅游,是个体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一种体验。当你在某个城市放慢脚步去体会她的节奏的时候,或许会突然觉得你是城市的一部分,感受城市的同时也在感受着自己,而这种归属感和亲切感是无法言语的。成都,就是如此,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因此,任何硬性指标都不足以描述这座城市的精髓,必须在理论基础上加以感性体验和思考。 一、城市旅游文化和城市旅游意象 1.城市旅游文化。文化是旅游的本质特征,其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能,而且是旅游业提高竞争力的法宝。而城市是旅游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城市旅游文化是对城市文化和旅游文化的进一步限定。从城市文化的角度,城市既是客源地又是目的地,而城市旅游文化作为城市文化的精华和浓缩,是视觉文化,更是体验文化,甚至代表城市形象。从旅游文化的角度,城市旅游文化同样具有旅游文化本身包含的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制度层面等三个层面。 2.城市旅游意象。关于城市意象的研究,美国学者凯文・林奇在其著作《城市意象》中认为,它是人们对物质环境的知觉以及形成的心理意象和反映,其中物质环境应具有强烈的易识别性,以明显的节点做区分。但显然,城市意象和城市旅游意象的观察主体是不同的,前者是城市居民,后者则是旅游者。因此,城市旅游意象是旅游者对城市旅游要素所表达的城市历史文化风貌和时代特征所形成的公众感知和综合评价。那么,旅游者对城市旅游文化的体验形成了个人的旅游意象,而这种意象是对城市文化、社会风貌等无形资源的深刻感悟,从而汇集成城市印象和形象。正所谓,历史文化造就了城市的独特性格。笔者在几次游历成都亦有深切感受,按照城市旅游意象理论,将成都城市旅游文化的代表要素总结为三部分,即成都名片: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成都性格:城市民众性格和城市精神;成都形象:城市形象定位及形象宣传。 二、成都名片――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 成都是我国西南开发最早的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自然状况孕育了极富魅力的城市文化,也形成了众多历史人文旅游景观、饱含地域特色的川西民俗风情、丰富的餐饮文化;成都人乐观豁达、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也造就了成都张弛有度的休闲文化,这些丰富的旅游文化互相融合共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成都名片”。 1.丰富的历史人文景观。成都作为古代蜀族先民活动的中心和舞台,一直处于蜀文化的优秀地位。古代蜀人在实践中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演变为现代成都地区独特而极具吸引力的旅游文化,而成都人文旅游资源便是“蜀文化”的综合体现。主要表现为:以武侯祠为代表的三国文化,武侯祠博物馆是全国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从中延伸的三国文化已深入到成都的大街小巷,无论是旅游纪念品商店还是武侯大道的建筑风格,无论是街道名称还是墙体雕塑,都将三国文化体现的淋漓尽致。以杜甫草堂为代表的诗歌文化,成都杜甫草堂因诗歌名扬天下,借诗圣而后世流芳;也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演绎凤求凰的琴台路、薛涛的望江楼等诗歌文化胜迹。以都江堰、青城山为代表的山水文化,都江堰诠释了古代人民的智慧和开拓精神,青城山是道教文化圣地,和都江堰交相呼应更体验了古人对山水理想的解读。此外,还有以宽窄巷子、锦里为代表的古建筑及仿古建筑群,将原有的历史文化注入现代元素,融汇成都独一无二的三国文化、熊猫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休闲文化等文化形式,综合展现成都城市旅游文化。 2.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良好的历史传承使成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广泛涉及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尤其是茶馆文化以其地方性、大众性等独特魅力吸引旅游者,茶馆内往往附带茶艺表演和川剧表演,满足了异地旅游者了解和体验成都民间文化和传统风俗的需要,而茶馆正是最具平民性的公共娱乐场所,浓缩了成都人的市井生活和喜怒哀乐。除此之外,近年来川西民俗也通过不同主题的民间庙会和节庆活动得以集中体现,元宵灯会、三国文化节、桃花节等都吸引着游客去观赏和参与了解老成都,将民俗文化不断传播。 3.闻名世界的餐饮文化。“最成都”的生活大概莫过于打麻将、喝茶、摆龙门阵,最重要的当然是吃火锅。延伸开来,成都饮食三大代表就是川菜、成都火锅和成都小吃。川菜是中国四大菜系之一,注重滋味、选料广泛、制作讲究色香味形,并且川菜基本都是大众菜,水煮肉片、宫保鸡丁等都是普通人家的家常菜。成都火锅花样百出、包罗万象,热情似火而又平易近人,并且根据现代的饮食习惯不断追求创新,让人们百吃不厌、其乐无穷。成都小吃则深入到大街小巷,甚至全天不打烊,种类繁多,龙抄手、钟水饺、夫妻肺片等已成为成都小吃的名片,餐饮文化为成都增添了一种活色生香的独特魅力。 4.张弛有度的休闲文化。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富饶的物产让成都的休闲气氛达到极致,人们享受生活、享受自然、享受文化的性格,让成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休闲之都。尤其是节假日,著名的春熙路、盐市口等商业区以及锦里、文殊坊等仿古街区都成为人们出游的选择,较为完善的综合服务商业区为人们提供了游购娱吃住等综合消费服务,历史景观与现代景观融合,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衔接,达到处处有休闲的境界和效果,因此,成都也被称为“耍都”。 三、成都性格――城市民众性格和城市精神 2009年,由中国网评出的“城市性格榜样”中这样描述成都:俨然一个耍家天堂:不怕好耍,只怕耍不好。身处天府之国,生活滋润兼好耍。成都人有好耍的性格,但在好耍中延续传统又敢为人先去追求新鲜,忙中偷闲,乐享生活。这种“闲”由来已久,唐时有“扬一益二”(扬:扬州;益:成都),当时成都被誉为音乐之城,可见成都古时就与娱乐结缘了。成都人敢为人先,追求创新。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追求自由恋爱为后世所赞叹,为纪念才子佳人,成都至今还遗留着琴台路和驷马桥两个地名。秦代李冰父子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造福后代,堪称经典。唐宋时期,成都的造纸、印刷、蜀锦、茶艺等就已闻名全国。即使是到了近代,敢为人先的性格依然保鲜,被孙中山誉为立下辛亥革命第一功的保路运动引起全川起义,至今“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依然屹立于成都人民公园。解放后及改革开放以来,成都更是发挥这巨大的潜力,成为西部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之一。 成都人乐容天下,进退自如。成都这座具有强大休闲功能的城市,悠然恬适的生活理念,让她始终保持乐观豁达、积极向上的态度。从历史上看,成都是一座移民城市,本身就具有胸怀宽广、兼容并蓄的性格。这种性格或许和成都茶文化也有关系,成千上万的各式茶馆贴近人们生活,雅俗共赏、闹中有静,聚三教九流、知休闲之道。因此,成都人的性格便可以用“喜为人先,乐容天下,进退自如,浮沉自安”来描述。而成都在经历了“5・12”地震的洗礼后,更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坚韧、仁爱、从容。笔者认为,成都是有资本骄傲的,2009年,成都正式其城市精神为:和谐包容、智慧诚信、务实创新,历经劫难涅再生,成都不负众望。 四、成都形象:城市旅游形象定位 1.形象标识。2011年12月30日,成都城市形象标识正式揭晓,以“太阳神鸟”金饰图案为成都市城市形象标识,代表永远翱翔的动力(见图1)。另外,还专门设计了四种不同颜色的辅助图形,分别用于宣传城市整体形象、宜居形象、投资形象和旅游形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城市旅游产品发展日益同质化的情况下,鲜明而独特的城市形象将对城市旅游业发展起到关键的作用。因此,成都正式公布统一的城市形象标识,将会在旅游者心中形成生动、鲜明而深刻的感知意象,从而推动成都旅游业的深入发展。 但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一直以来熊猫形象已形成大众印象,户外宣传大多以熊猫为主角,体现熊猫之乡的特色。旅游品牌开发较为成功的熊猫屋其商品全部以熊猫为创作元素,还附加一个温暖的宣传语“Take Chengdu Home”(把成都带回家)。可以说熊猫已成为成都的代言人,也被用于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标志,可见其珍贵之处。然而,熊猫被广泛应用于标志设计且形式多样,共享性或相似性极强,如果成都总是以熊猫为形象标志的话,一方面识别性不强,另一方面熊猫在外国旅游者看来往往是代表中国名片的一部分,无法区分。此外,自2001年成都发掘出太阳神鸟文物以来,该标识就开始广泛使用,天府广场太阳鸟雕塑、出租车车身图案等逐渐为市民所接受,不仅极富历史内涵而且很好地诠释了包容、进取的气质,这是熊猫图案所无法体现的。而以太阳神鸟图案为城市形象标志也让成都成为了全球唯一以本地出土文物为城市标志的城市,意义深远。 2.旅游形象宣传。确定了城市形象之后,通常会针对形象的不同侧面进行差异化设计和宣传。所以,旅游形象定位和宣传需要根据区域旅游文化特色及内涵挖掘其精髓和优秀,还要综合考虑旅游者的心理偏好和需求,进而将旅游形象从视觉、意象转化为脍炙人口的口号和宣传语,达到迅速传播的效果,也就是将旅游形象视觉识别转化为行为识别,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成都旅游形象的定位一直以来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都经历了形象模糊、形象类同的过程。历经了“天府之都”、“熊猫故乡”、“休闲之都”等缺乏统一性的旅游宣传语后,2008年“5・12”地震后,为树立重建家园的信心和宣传成都精神,成都充分利用全市各大媒体、户外电子广告、居民区墙体电视、交通工具等资源,投放震后宣传片和平面海报,宣传语为:因为有你,成都更美好!并不间断播放以《I Love My City》为主题曲的形象宣传片。每个震后进入成都的人应该都能体会到她依然极具魅力,这座城市有浴火重生的力量和坚强不屈的精神,人们乐观向上、自信生活,这是对成都最好的诠释和解读。而这次形象宣传十分及时又恰到好处地彰显了成都的城市精神,让旅游者放心入川,这无疑是成功的,堪称危机事件中成功树立形象和进行文化营销的经典。 但随着震后伤口慢慢的愈合,依然播放此宣传片已显得不合时宜,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正常轨道后,应重新定位旅游形象和宣传语,向世界展示历经洗礼后的成都新形象,以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值得赞许的是,2011年成都形象宣传片在CNN、BBC等国际著名媒体播出后,引起了各界高度关注。2011年8月1日,成都城市形象宣传片亮相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电子屏,宣传语是“Where Pandas Live.Chengdu,Real China”,即:典型中国,熊猫故乡。展示了杜甫草堂、三圣花乡、成都老茶馆、春熙路等极具成都韵味的代表景点,向世界诠释了一个文化底蕴与时尚气息完美交融的中国城市形象。至此,成都城市形象海外版宣传语最终确定,该宣传语不仅体现了成都作为中国特色城市的一面,浓缩了中国特色且独一无二的元素,而且进一步确定了熊猫故乡这一定位。当然,在面向国内宣传的形象定位方面,仍需要深入挖掘和调研,以期与其他国内城市宣传主题区分开,形成自身独有的形象。 五、总结 成都城市旅游文化不仅体现在其丰富而形式多样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上,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其本身的城市精神和民众性格里,有形的旅游资源特色和无形的城市精神相互融合和作用,共同形成了成都城市旅游形象。当然,本文只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旅游文化元素,真正深刻全面地论述成都城市旅游文化仍需要做许多努力和尝试,在此只做重点分析,若能为读者理解成都城市旅游文化作出一些贡献,于我将是一大幸事。 文化解读论文:传播学视域下的广场文化解读 【摘 要】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广场也越来越多,广场文化应运而生。所谓广场文化,主要是指在广场举行的能满足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文化艺术活动。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对广场文化的产生、特点及广场文化的功能进行分析,认为充分发挥广场文化的各项功能,对于提高市民文化生活质量、提高城市文化品位、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广场文化 传播 特点 功能 一、“使用与满足”――广场文化的产生 “广场文化包含了广场建筑艺术和在广场上所开展的各类文化、艺术、体育等活动内容,综合了专业文化、群众文化、体育保健等活动形式。它是以群众文化为基础,以专业文化为引导,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满足自身的精神生活和知识需求为目的的社会文化现象”。① “使用与满足”研究把受众成员看做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做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②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各个城市建设的扩大和功能的完善,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人们对文化娱乐生活的要求也随之提升,需求也日益增多,具体可以概括为:(1)信息需求,通过与广场上的市民沟通交流可以获知外界消息;(2)娱乐需求,人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求,开展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人们在广场文化中自娱自乐,高雅文化与大众娱乐活动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3)社会关系需求,通过广场文化的传播,市民们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建立社交圈子,从而满足了人们对社会互动的心理需求;(4)精神和心理需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中提出当人们低层次的需求达到满足后,人们便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比如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群众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参加各类娱乐活动,使群众从中获得一种心灵的慰藉、自我表现的满足和精神上的愉悦。 二、广场文化的特点 1、学习娱乐“两不误” 娱乐性是广场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中老年人参加广场活动一是为了锻炼身体,二是为了娱乐身心,笔者在妈妈的带领下走出家门跟着大叔大妈们跳起了广场舞,和笔者一起跳舞的叔叔阿姨们可能没有年轻人曼妙的身材,也没有专业舞蹈演员优美的舞姿,可是笑容常挂在叔叔阿姨的脸上。有阿姨告诉笔者,“只要不下雨,我都会来跳舞,如果不跳舞的话就感觉浑身不自在”,阿姨朴实的言语让我们不得不感叹广场文化在潜移默化之中深入人心。 虽然广场文化活动最吸引人的特点是它的娱乐性,但是广场文化活动不单纯是为了娱乐,广场文化活动的形式繁多,既可以有业余、通俗艺术,又可以有专业、高雅艺术;既可以有传统和现代的舞台演出,也可以有乡风民俗、民间艺术的广场群众表演;既可以是音乐、舞蹈、戏剧,又可以是武术、体操、演讲等,总之,形式多样,不拘一格。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在广场中融合,广场文化不断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同时也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传播先进文化,提高市民的文化素质,培养市民的审美情趣。 2、自发性与规范性“相结合” 随着城市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市民们纷纷走出家门,聚集在广场参加健身活动。在广场文化活动中,人们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本着自愿的原则可以来,也可以不来;可以参加广场文化活动,也可以不参加任何活动;可以是活动的参与者,也可以是活动的欣赏者或是旁观者。“传播学中,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与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称为‘意见领袖’”③在广场文化中同样存在“意见领袖”,人们参加的各种文化活动虽然是群众自发组织的,但是总有一位信息全面、精通某个领域的人指引着大家,就拿广场舞来说,广场舞老师起到了“意见领袖”中间桥梁的作用,她通过网上视频学习,将舞蹈传授给普通市民,在这一教学过程中,舞蹈由大众传播意见领袖(广场舞蹈老师)一般受众(普通市民),传播学中的“两级传播”概念得到深刻体现,总之人们以自己最喜爱的方式参与其中,娱乐身心。 广场文化虽然是开放式的、自发组织的,但绝不是无原则、无组织、无纪律的。“由于广场文化是一种新型载体,在我国发展发展的时间还不长,对于建设广场文化没有相关成熟经验可以借鉴,在我国目前的广场文化建设中,由于广场文化的运行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对于广场文化的内涵不能够很好的认识,因而导致市民公众的互动性、参与性低,不能很好满足公众需求”,④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应充分发挥政府职能,规范广场文化活动,确保广场文化的内容和质量,让广场文化健康、有序发展。 3、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雅俗共赏” 鉴于广场文化的审美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因此,广场文化来不得“阳春白雪”,恰恰需要“下里巴人”的大众口味,“阳春白雪”固然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但由于他的“和者寡”,而与广场文化的需求“和者众”大相径庭,自然不能成为广场文化的审美客体,⑤但笔者认为,广场文化既需要“下里巴人”,也需要“阳春白雪”,在如今的广场文化活动中,既有市民们自发组织参加的群众表演,如广场舞、扭秧歌、大联唱等娱乐活动,也有比较高雅的艺术活动如广场交响乐、专业的文艺晚会。在大众传媒的时代,以往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各自形成的条件和区分的界限开始打破,随着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正确处理两者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交融的关系成为重中之重,总之不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我们都应秉承和谐包容的理念,雅俗共赏。 三、广场文化的功能 王浩在《“以人为本”视域下城市广场文化的功能》一文中指出,广场文化具有提高人们审美鉴赏能力;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广场文化充满人文关怀,促进人的情感沟通等功能⑥,施拉姆曾在1982年出版的《男人、女人、讯息和媒介》一书中,从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一般社会功能对大众传播社会功能进行概括,广场文化也类属大众文化传播。笔者试从“施拉姆的社会功能说”角度对广场文化功能谈谈自己的认识: 1、政治功能 政府可以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在广场举办各种文艺活动宣传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广场不仅是一个聚会活动之地,也是一个良好的大规模宣传教育中心。“如今,越来越多的党政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利用广场这一平台,将文化活动与宣传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运用歌舞、小品、快板等各种文艺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之成为与群众联系的纽带”,⑦政府将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融进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中,市民们在喜闻乐见中接受政府传递的信息,在潜移默化中陶冶情操。 2、经济功能 有学者认为,“广场文化在推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塑造城镇整体形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凝集人心,增强向心力;二是营造好的环境氛围;三是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四是推动现代化形象建设”,⑧经济发展与广场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首先,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设施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城市广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第二,随着广场文化的发展,市民参与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这片天地,企业通过赞助或是广告的方式扩大产品知名度、宣传企业文化,树立企业品牌形象,从而促进了企业经济的发展。 3、娱乐功能 显而易见,广场文化具备为广大市民们提供娱乐的功能,广场文化丰富了市民们的日常生活,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市民们通过参与广场活动不仅获得了身体和心理的满足,而且陶冶了情操,提高了文化素质。 (作者:安徽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研究生) 文化解读论文:司法私益化的文化解读及制度性对策 摘 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中国社会的司法私益化现象进行简单解读,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和合性文化对司法私益化的诱发作用以及英国社会的fairplay精神对司法私益化的遏制作用,并提出在当前中国语境下,从制度建构的角度而言,可以通过完善体现程序正义价值的诉讼制度来发挥注重理性与正义的fairplay精神对司法私益化的天然遏制作用。 关键词:司法私益;化和合性文化;fairplay精神;程序正义 近年来,随着我国多名高级司法官员相继“落马”,一系列司法腐败案件逐渐浮出水面,日益严重的司法私益化问题开始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导致司法私益化现象猖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司法人员法律素质和道德水平的低下、权力监督机制的不完善、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等因素都从不同侧面导致着司法私益化问题在中国的滋生,社会文化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更是不容小觑。目前中国司法私益化现象严重的现状与中国社会重人情的和合性文化的影响以及相应的fairplay精神的缺失有着莫大关系。 一、中国社会的司法私益化问题 司法私益化即司法腐败,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中,为了谋求和保护不正当的私人利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利用司法职权进行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情交易、权色交易,以致司法不法、司法不廉、司法不公,从而损害国家、社会和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其本质是司法权的异化和司法权的滥用。 一切社会腐败莫过于司法腐败,司法是主持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保障公民权利受到非法侵犯后得以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而司法私益化产生司法不公,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降低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挫败法律威严,甚至引发民众法治信仰危机,有学者将其形象地比喻为“法治之癌”。目前中国社会的司法私益化问题十分严重,已构成中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瓶颈,而要真正实现法治及社会的文明进步,中国司法必须尽早走出“司法私益化”的怪圈。 二、社会文化对司法私益化的影响 (一)重人情的和合性文化对司法私益化的诱发 和合性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质,这种文化使中国人互相渗透、彼此依赖从而构成一个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并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以及重人情而不重规则的处事方式。 和合性文化的优点是社会富有人情味,中国因此成为一个温情脉脉的社会,然而,这种可贵的人情味却在国家权力运作中极具腐蚀性。我国国家权力的运作常常受到人情干扰,促成了腐败现象的形成和蔓延[1]467,我国社会中的“隐形诉讼”现象便是其表现之一。“所谓‘隐形诉讼’又可称为‘地下诉讼’或者‘平行诉讼’,它是与正当诉讼活动相平行并隐而不现的与诉讼有关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1]467中国律师奉行所谓的“立体诉讼理论”,即通过“查法律、找证据、写文书”以及“找人情”两条线来处理诉讼案件,而且“找人情”往往是达到胜诉更有效的途径。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社会的司法私益化现象日趋严重。 (二)重理性与正义的fairplay精神对司法私益化的遏制 中国人注重人情的和合性文化与英国人注重fairplay精神的社会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Fairplay被储安平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英国民族气质的字眼,其本来是运动场上的术语,意味着公平或者无偏无倚的对待,意味着公平的或者同等的机会,意味着正义。储安平先生认为,fairplay的精神,一方面是要在一队之前,有全队而无个人;另外一方面是要在整个游戏之前,大家应以整个游戏为重,而不以自己一队为重。我们不应忽略我们竞争的对方,我们同时还要尊重我们竞争的对方。先生进一步指出,fairplay是行动的道德标准,是一种活的精神,是一种做事方式,体现在具体的行为中。 “Fairplay之所至,容易培养一种理性精神,是是非非,乃能全凭理性而不诉诸感情,在各项事物中,就容易做到不以私人恩怨和个人好恶掺入是非之中,不以一己利害蒙蔽对是非善恶的判断。特别是,fairplay精神,可以使人们在行事时不忽略且能尊重与之竞争的对方。”[1]11 在司法活动中,fairplay的含义是指竞技者真诚地信仰“法律的正当程序”(dueprocessoflaw),相信正当程序是解决各种社会纠纷的理想方式。在这种真诚信仰的支配下,以法律允许的手段去追求胜诉,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尊重对手的权利和机会是公平竞赛精神的体现。在司法活动中法官消极中立、耐心听讼,当事人双方进行举证、辩论,都是在一种公平竞赛的气氛中进行的[1]13。因此,强调理性与正义的fairplay精神对司法私益化有着天然的遏制作用,在这种精神的浸染下,英国社会司法私益化的现象远没有中国严重,其司法界鲜有高官“落马”情形的出现。 三、在当前中国语境下发挥fairplay精神对司法私益化的遏制作用 (一)程序正义价值与fairplay精神的内在一致性及可借鉴性 既然注重理性与正义的fairplay精神对司法私益化有着天然的遏制作用,那我们是否可以在中国社会培育这种精神来引导中国司法走出私益化的怪圈与困境呢?应该说,特定社会文化的形成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并长期积累的结果,同样,新的社会文化的培育也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不仅不可能自然地生发出fairplay精神,即使通过外部力量的引导来培育这种精神的难度也是相当高的。 但不同文化间仍然可以在充分考虑各自特性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制度性的借鉴,对于一些虽生发于国外却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价值与制度,我们可以在把握其精神实质并对其利弊进行权衡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吸收其合理内核,用于改进我们自身的制度。而体现fairplay精神的程序正义理念正是这样一种价值,由程序正义理念所支撑的诉讼制度也自然间接体现着fairplay精神,并能够为中国所借鉴。 (二)程序正义价值的内涵 程序正义根植于古罗马时代的自然正义的思想,该思想包含两条具体规则:一是任何人不得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而是任何一方当事人在裁判做出前都有被倾听的权利。近代程序正义观念产生并完善于英国法,并为美国法所继承和发展。受英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法律传统的影响,人们一般特别重视法律程序,相信“正义先于真实”,“程序先于权利”。程序正义的精神实质在于不以某种外在的客观标准来衡量判决结果公正与否,而是通过充实和重视程序过程本身来保证判决结果获得当事人的接受与认可,即“与程序结果有利害关系或者可能因该结果蒙受不利影响的人,都有权参加该程序并得到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主张和证据以及反驳对方提出之主张和证据的机会”[2]11。 具体而言,程序正义价值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1.当事人地位的主体性 当事人地位的主体性主要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平等性和参与性。现代法律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即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是具有独立价值的主体而不再是被任意支配的客体,程序正义使当事人能够平等地参与诉讼过程并对裁判结果及其所确认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积极影响,而不是消极地等待和接受裁判者对自身权益的处置。“程序主体性原则强调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对法院行为的约束,同时也要求法院在诉讼中平等地对待当事人”[3]164。要在诉讼审判活动中将程序的内在价值与人的道德主体地位相联系,就必须在设计法律程序时尊重主体的人格尊严并保证其获得公正的审判[4]81,为其提供影响诉讼过程和裁判结果的充分参与机会。 2.裁判者的中立性 戈尔丁为裁判者中立设定了三项规则,其一,任何人不得作为有关自己案件的法官;其二,冲突的结果中不能含有解决者的个人利益;其三,冲突的解决者不应有对一方当事人的好恶偏见。理想的诉讼模式应该是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等腰三角形模式,裁判者应当与双方当事人保持一定且同等的距离。例如,民事诉讼中的回避制度就是为了确保裁判者的中立性而设立的,凡是属于可能影响法官中立地位的情形,相关人员就必须退出特定案件的审理过程。 3.程序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英国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但要伸张,而且必须眼见着被伸张”(Justicemustnotonlybedone,butmustbeseent obedone)。这并不是说,眼不见则不能接受,而是说,“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1]187。程序公开指诉讼的过程应当以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可以知晓的方式进行,其实质是通过审判的公开达成社会的监督从而保障审判的公正性。因此,除了法律明确规定不公开审理的情形外,所有案件都应当公开审理,并且不论案件是否公开审理,判决都必须公开宣告。 (三)程序正义角度的司法私益化之制度性对策 具体而言,结合程序正义价值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相应完善我国的诉讼程序制度来达到遏制司法私益化的目的: 第一,在加强当事人地位的主体性方面,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更新必须以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建构和职权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结构为方向。在具体诉讼制度的设计上,强调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对抗和对裁判过程的充分参与,发挥当事人权利对法院职权的制动功能,遏制法官恣意裁判。通过完善诉讼的对抗机制来实现程序正义,进而追求实体正义的实现。 第二,在保证裁判者的中立性方面,首先需要完善我国的回避制度。在我国诉讼中,回避事由信息的发现模式属于偶然发现模式。这使得我国诉讼程序正义处在低水准状态。缺乏相应的信息,当事人意识不到需回避人员回避的必要性,当事人就没有申请回避的理由和依据。没有完善、充实的信息披露制度,回避制度只能处在被“形骸化”的窘境中[6]。要摆脱这一困境,可以考虑组合使用网络披露、院内披露、文书披露的回避事由信息披露方式,使我国回避制度实在化。 第三,在完善程序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方面,要进一步落实我国的公开审判制度。公开审判制度使法官在庭审中的言行举止与最终的宣判处在旁听群众与新闻媒体的注视之下,使法官基于畏惧非议的潜意识的作用自动校正自我中心倾向心理判断,对事实做出审慎、周全的衡量,对法律做出基于立法原意的解释[7]93。可见,公开审判制度的落实有利于限制法官恣意裁判,进而发挥遏制司法私益化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法院的案件请示汇报制度、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制度、不规范的公开宣判制度以及走过场式的庭审制度使公开审判制度的价值在实践中大打折扣。基于程序正义理念的要求以及遏制司法私益化的现实考量,必须对这些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规范。 注重理性与正义的fairplay精神对司法私益化有着天然的遏制作用,而程序正义理念正是fairplay精神的重要体现,因此,由程序正义理念支撑的诉讼制度也间接体现着fairplay精神并能有效遏制司法私益化的蔓延。相反,缺乏程序正义价值支撑的诉讼制度设计则会给法官与当事人提供更多的勾兑空间。通过完善体现程序正义理念的诉讼制度,不仅能够对司法私益化起到相应的遏制作用,而且可以避免直接的文化移植所面临的长期性和可行性等一系列问题,有利于促使中国司法早日走出私益化的怪圈,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和进步。
电影文学论文:浅谈对文学和电影之间的关系解读论文 在视觉文化冲击的今天,电影代替了文学的主导地位。但文学对电影的影响一如既往:如文学创作的经验;文学的诗意、文法;等等。电影对文学的影响的突出表现就是将读者渐渐变为了观众,并且这一过程是借助文学来实现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将文学与电影联系在一起的深刻原因。 一、文学与电影关系的探讨 人们把电影和其它艺术进行类比的过程中,挖掘出了其它艺术的特性在电影中的具体体现。如欧洲先锋电影运动的代表人物阿倍尔?甘斯曾说,电影“应当是音乐,由许多互相冲击、彼此寻求着心灵的结晶体以及由视觉上的和谐、静默本身的特质所形成的音乐;它在构图上应当是绘画和雕塑;它在结构上和剪裁上应当是建筑;它应当是诗,由扑向人和物体的灵魂的梦幻的旋风构成的诗,它应当是舞蹈,由那种与心灵交流的、使你的心灵出来和画中的演员融为一体的内在节奏所形成的舞蹈。”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得出,电影成为了诸多艺术的混合体。文学作为电影存在的前提,以至于有人称文学是电影的母体。电影回归自身的过程本身同时也是电影与文学的融合、交流过程。在电子媒介一统天下的今天,电影与文学的融合代替了疏离,或者从文学的角度说,它走进了电影。可见,二者的交流也必然会促进其共同发展。 二、文学与电影的表达差异 作为与电影相抗衡的一方被抬出来的文学与电影相比,电影以其强烈的视觉表达效果,取得了较于文学的真实感。文学的短处可能就是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理由所在,即在于文学的媒介——文字。由文字组成的句子具备了电影所不具备的逻辑秩序;而且其时态指明了其与表述对象的距离所在,文学这种表达形式是电影所不具备的,电影则是用其逼真的形象来表达生活的。就文字来说,它处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作为一种形式而存在并得到长足的发展。社会生活催生了文学形式的出现与形成,在这一点上它保证了文学内容的独立。人们通过对文学形式的关注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文学是区别于现实的,是现实的反映,融合而又独立与现实,是一种矛盾的综合体。即使是推崇所谓的客观再现的现实主义文学,也无法诠释这一疏离。现实主义以其独特的文学修辞手法论证了文学不可能是,也永远成不了一台摄像机的事实。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论文 一、英美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可行性及策略 实行英美文学教学,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阅读及理解外国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不断提升学生的语言功能以及文化素质。而电影可以加深学生对外国文学名著的理解,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外国的风土人情、历史状况以及社会背景等,对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可行性研究 一方面,现阶段随着我国科学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加深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已经成为可能。尤其是通过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更是为作品的深入理解奠定了基础。通过电影这一媒介,使得枯燥、乏味、抽象的道理变得生动、具体、形象。加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学校的先进设备日趋增多,教学环境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人们接触外国文学的几率大大增加,而不再仅仅是借助书本上的内容获取知识。另一方面,一些情况下,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往往不能完全满足学生对作品认知的需求,如果单纯依靠教师的课堂讲解,就不能使学生完全掌握和理解英文文学中的深层内涵,有时文学中的这种深层含义是需要学生自己去领会的,此时就需要辅助原版电影加深学生的理解,学生可以通过电影的演示,寻找未知的答案。此外,许多的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都是典范,具有代表性,这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英美原版电影,可以使学生直接接触到更标准的外国语言,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学生的英语能力就会大大得到提升。而且在观看原版影片的同时,还能够提升学生对英美文学的欣赏和鉴赏能力。 (二)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相关策略 首先,了解原版电影的背景。在观看原版电影之前,教师需要向学生交待影片及作者的相关背景然后提出一些和影片相关的问题。一方面能够增加学生观看影片的目的性,而不是盲目地看个热闹;另一方面还能够使学生养成思考问题的习惯。这种方式能够增加教学的针对性,提升教学的有效性。其次,观看原版电影不是最终目的,只是一种形式,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掌握和理解英美文学作品的形式。因此,学生在观看完影片,对相应英美文学有了一定理解的基础上,应多多鼓励学生写读后感悟、体会等,同时还可以开展一些团体活动,如报告会、心得分享会等,让学生对电影和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感悟进行分享和讨论,一方面能够加深学生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另一方面还能提升学生对作品的欣赏、鉴赏以及分析能力。这才是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主要目的。 二、利用英美原版电影辅助 英美文学教学的策略英美原版电影只是学生提升自身文学作品鉴赏以及理解能力的辅助工具,并不能完全地用原版电影将文学作品取而代之,最重要的是通过原版电影去引导学生阅读英美文学作品的原著。首先,要选取最能代表原著精神的影片,利于学生对原著的理解。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影片最能体现出原著的精神,而且无论是影片中的语言还是人物情节都对原著进行了最佳的诠释。学生可以在对影片理解的基础上,对原著进行阅读,这种方式可以使学生对原著有更深的体会。其次,要鼓励学生观看完整的原版电影。一部完整的原版电影能够使学生对原著的理解达到最佳的效果,但是由于课时的限制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在课堂上难以将原版影片进行完整播放,这种片段式的影片不利于学生领悟原著所要表达的内容。此时,教师需要鼓励学生在业余时间观看完整影片,并给学生布置一些与影片相关的问题以检测学生的观看和理解效果,同时还可以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从而增强影片的理解力。最后,对影片进行剪辑,实现对比式教学。无论是何种课程的教学,为了增强学生学习的效果,最有效的就是采用针对式的教学方式,即结合授课的内容,播放与其相关的部分影片。英美文学作品的教学也是如此。对影片进行合理的剪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即与授课内容有关,应该包含作品中内容比较丰富、有着较深的文学意义,以及教师难以向学生讲述或者作品中情感难以表述的内容。以此实现文字与影片的结合。在许多情况下,一部相同的英美文学作品都是由许多不同的影片来诠释的,因此,教师在授课时可以用几种不同的剪辑影片实现对比式教学,考察学生对不同影片之间表达情感、思想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三、结语 虽然原版电影作为辅助工具,极大地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改变了学生对文学作品阅读的枯燥、乏味感,但是原版电影只是学生学习文学作品的一种辅助工具,它并不能完全代替英美文学原著。因此,原版电影只是催动学生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和热情,然后在这份热情和兴趣的驱使下,去阅读文学原著,从而对原著达到心领神会的目的。. 作者:陶冉冉单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英美文学教学论文 一、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理由 (一)电影具有文学价值许多电影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电影在体现文学价值时具备两方面的内容。首先,电影的制作来源于文学的文本,电影不过是文学的一种载体。英美文学的文学色彩非常凸显,而电影的制作离不开文学文本,并且将文学文本用图像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许多人都希望电影可以体现更高的文学价值,而不是纯商业的电影制造,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去展现文学魅力的电影是人们特别期待的。其次,电影是对文学文本的另一种阐述。电影作为教学过程中应用的材料,教师可以与文本进行对比的讲解,积极引导学生对电影和文本间差异的思考,可以促进学生对文学更深入的理解。电影是具有文学价值的,学生通过电影材料,不仅可以更深入的研究文学,而且可以对英美文学产生更浓厚的兴趣。 (二)电影可以辅助文学教学电影是英美文学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通过播放电影,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对文学的学习有更加深刻的印象。首先,师生之间的互动通过电影更易实现,学生看电影更加直观,能够促使学生的思考和理解,与教师或者其他学生进行沟通时更有想法。其次,学生通过观看电影,会对文本产生好奇心,善于通过对文本的阅读寻找与电影的不同之处,这就在无形之中增强了学生对原著的理解程度。在高校的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适当的为学生播放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辅助教学的手段。许多学生十分迷恋电影,播放电影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能更好的引导学生进入课堂状态,而学生对电影中的精彩片段不断回味,会试图从文本中寻找文学的魅力,这也就促进了学生对文学文本的阅读能力。 (三)文本和图像结合是时代的要求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学生的思维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我国高校的传统教学方式必定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其教学方法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我国,有许多高校的专家学者等对电影引入课堂的教学方式达成了共识,并且希望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可以实现文本与图像的互动,从而更加适应教学方式的改革。 二、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原则 (一)选择材料的原则选择材料原则主要遵循两个方面:一是态度开放。选择的电影素材只要是能够培养学生对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有助于加强学生的文学文本的理解,就可以作为教学时选择的材料。目前来说,电影对原著进行的改编的方式有三种,即忠于原著的翻译式改编、细节性放大但与原著基本框架一致的改编、对原著大胆创新的自由式改编。这三种改编的方式中,最为肯定的是第一种,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两者也是有可取之处的,通过给学生播放后两种方式的电影,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从多种角度去看待文学作品。二是选材精炼。一部电影的播放时间较长,而高校学生的课时是有限的,所以不可能将一整部电影全部播放完毕,所以教师在选材时,要使选择的材料与授课的内容高度相关,从而使教学效果发挥更加理想。倘若电影选材不当,可能对学生产生误导,因此需要教师在选材过程花费时间和精力,更准确的把握选材原则。 (二)播放材料的原则播放材料原则主要遵循两个方面:一是收放合理;二是观评并举。首先,教师应该明确播放电影的目的。播放电影是为了使学生对文学加深理解,使学生轻松的学习英美文学,而不是给学生施加压力,增添负担。这就需要教师谨慎考虑电影播放,科学合理的使用电影素材,从而使电影引入课堂是一种放松的娱乐形式。其次,适时插入对电影内容的评论,鼓励学生对问题进行探讨,形成批判思维。在高校英美文学教学课堂上,教师利用电影播放手段时,需要对电影适时的停止、回放,并且按照教学计划对学生提出一些思考问题,既有利于学生的边看边思考,又不会使学生只是单纯的观看电影忽略了文学文本的学习。 三、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方法 (一)将学生课堂权力归还给学生将电影引入课堂,可以有效的使学生在课堂上发挥主体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积极参与互动,二是学生自主选择相关电影素材。首先,教师授课之前,学生对文学文本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而通过教师课堂播放的电影,学生可以有效的将阅读文本和观看节目相结合,从而学生会获得更多的信息,对于影像中与文本有出入的地方,学生会深入思考,提出问题,十分有利于师生之间形成有效的互动。其次,教师可以提前给学生布置任务,寻找与文学文本相关的影视资料,在课堂上互相展示成果,有效形成主体的对比,利于师生对影视资料与文学文本间不同之处的研究。 (二)全班同学共同参与互动环节这种方法适合辅助对名人名家的教学活动中,因其作品较多,被翻拍成影视也较多,所以调动全班同学一起参与互动是十分有效的方法。首先,如果课堂学习的主人公背景较为复杂,作品较多,教师则没有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对相关资料进行搜集,所以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分组,给各个小组布置任务,从而在课堂上起到汇总的效果。通过全班同学共同参与互动环节的方法,可以使小组同学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更有效的对文学文本进行学习。 (三)尊重学生对文学的理解看法英美文学中,有许多名著的理解与学习难度很大,学生理解文学文本时会遇到许多困难,从而会使学生产生一定的畏惧和不满情绪,所以教师应尊重学生对文学的理解和看法,并在可以在理解的基础上给予赞同。在学习英美文学过程中,教师在课堂上播放与课程内容相关的电影,这些电影通过现代意义的翻拍,能够增强学生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学生观看文学电影过程中,必定会对电影的某个情节产生共鸣,从而有自己的看法,教师应在学生理解未偏差的基础上对学生理解给予肯定,并且循序渐进引导学生加强理解。 (四)兼顾文本与图像的结合在我国高校的英美文学授课过程中,兼顾文学的内视性与图像的外在性相结合,从而促进教学活动达到更好的效果。英美文学的创作背景和时代与我国高校学生的生活背景和时代有很大偏差,所以学生往往不能更好的理解英美文学的内涵,而电影形式与我国高校学生的距离较近,通过电影的播放,可有效的帮助学生增强对文学文本的理解,还可以使学生对文本和电影进行对比,有利于学生对英美文学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四、结论 总而言之,电影应用于高校的英美文学课堂教学中已经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对英美文学的理解,而且可以促进教学环节的互动性。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图像化越来越为广泛的青年群体所接受,通过图像的呈现,可以使高校学生更加明确英美文学的内涵,也可以促进学生在课文中积极寻找电影故事里的精彩片段。 作者:王晓蕊单位:渤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与文学发展自由之路 本文作者:石 锋 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这类文学常常以印刷的形式固化为具体的物质形态。但文论家们提及“文学”时,常指向这些作品所蕴含的精神层面以及由内容与形式所显现出的某些“本质”。还有人根据其社会功能而将文学视为某种精神特质,或仅仅表示一种运用语言的能力。由于彼此交叉又不重合的多种含义,“文学”一词常常被加上一些定语或词缀以表明所指,如现代文学、纯文学、网络文学、文学性、文学化等。甚至在同一个理论家那里,也会出现对“文学”的不同意义或内涵的使用。米勒在《文学死了吗》开篇就提出了一对相互矛盾的假设:文学行将消亡和文学既普遍又永恒。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文学中不断变化的部分(前者)和相对稳定的部分(后者)。那么,变化的是什么,不变的又是否存在呢?米勒以印刷业的发展与读写能力的普及、民族文学的研究、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以及“自我”观念的确立等作为现代文学成为可能的基本特征,并以这些特征的转型或消解来昭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走向死亡的命运。根据米勒的追溯,该意义的文学得以确立也不过200余年的历史,更明确的狭义的文学观念则是近100年左右才广泛推及的。如果将这种文学观念视为以往全部文学连续性发展的成果,并将它的消亡作为整个文学历史的终结,则文学将面临的是结束历史使命,被其他人类活动取代的宿命。然而,如果仅将这200年的文学观念视为文学漫长演变历史的一个阶段性的表现,则它的结束便意味着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文学不是走向消亡而是会有新变。的确,近两百年的文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度甚至成为人类生活中主要的精神活动,并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200年的时间相对于文学数千年的历史而言,实在不能算很长。当现代意义的文学确立之时,是否意味着传统意义的文学已然消亡?印刷精美的文学典籍的出现,是否宣告了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的终结?当然不。既然此前的文学不仅没有消逝,反而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新的光芒,那么我们又为何面对印刷时代的终结而扼腕叹息着文学的衰落呢?当然,新媒体的出现使捧书而读日渐成为一道记忆中的风景,并对文学的生产与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不仅意味着文学样式上的改变,也动摇了此前关于文学的本质与作用等的观念。如果此时宣告文学的死亡还太早的话,那么,在这新的时代乃至未来,文学又将靠什么作为根基才能确立自身作为文学的意义? 什么使文学成为可能 米勒所论,主要围绕着导致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得以确立的几个基本要素,他并未涉及古老的和传统的文学形态与文学理论,自然也不包括当代出现的新的文学现象。如果把文学这一概念放在文学史的背景上,则文学成为可能应追溯至其萌生的源头。当我们弄清文学何以产生,以及其后人们为什么离不开文学,文学在人们的生活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满足人类何种需求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也许才会得出一个较明确的结论,关于文学是否已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并将走向消亡。关于文学的起源说法不一,较有影响的就包括模仿说、巫术说、游戏说和劳动说几种。且不论哪一种观念更接近历史真相,抑或历史上文学的产生本就是多源头的,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人类的创造物,一种精神产品,文学必是为满足人类某种需求才得以出现的。而作为长久以来与人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活动,文学必然与人类的某种根本性需求相联系,这也是决定文学本质及其未来命运的关键点。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的“类的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所谓“自由自觉”,就是人能够“把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活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正是仅仅由于这个缘故,人是类的存在物。换言之,正是由于他是类的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本身的生活对他说来才是对象。只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3]不论人类目前已实现了多大程度的“自由自觉”,还要经历哪些过程才能到达马克思理想中的“人获得全面和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追求解放与实现自由始终是人类奋斗的根本方向,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以物质生产活动克服生存资料的匮乏,获得肉体生存的条件,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从自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同时,人类也以各种精神活动,如巫术和游戏,来克服心灵的恐惧与疑惑,进一步拓展着对外部世界的征服,以赢得更大的自由。在摆脱各种物质的与精神的,有形的与无形的限制、束缚与压抑的过程中,人类发展并确证着自己的价值与创造力,而这种确证又反过来激发人类向新的束缚挑战。因此,追求解放与自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优秀动力。当我们回过头来考察关于文学起源的诸种说法,不难发现,这些学说中都包含着人类解放自我的企图。“原始人并不满足于他们已经获得的现实生活条件,他们企求从精神上得到一个更大的空间———模仿、游戏、巫术都是进入这个空间的途径。劳动说则具体地阐述了这种精神企求的历史生产方式。可以说,这种企求迄今仍然是文学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4]正如萨特所言:“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5]人类以文学为途径追求精神生活的自由是多方面的,其具体内容与形式则取决于不同的历史语境,而文学的某些内涵及功用也相应发生着改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人们满足着文学用语言来构建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并以之弥补现实的功能,这也就是米勒所说的,文学展现的“世俗魔法”[2]32。虚构,也成为很多人判断文学与非文学的重要标志。当人们在现实精神生活的某一方面,如情感、理想、欲望等受到压抑或遇到阻碍时,以虚构和想象的方式在文学的世界中释放或自我安慰,以获取替代性的和暂时的自由体验。弗洛伊德的“白日梦”理论和萨特的文学自由说正指向文学的此一功能。现实主义文论的典型说以及在中国一度颇具影响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观念等,也无不体现出人们以文学来弥补现实缺憾的做法。当人们以自由作为终极目标时,一切规则与约束都可能激起人们冲破它的愿望,虽然这些现有的规则在最初也许就是为了实现某种自由而设。这些规则包括社会制度、法律、道德规范以及一切可能成为权威和框框的东西。换句话说,一切具有约束力的东西都会成为自由的阻碍。而规则又总是理性的社会所必需的,要加以严格保护的,于是人们只好通过文学和艺术的渠道寻找突破口。这就是为什么每个时代具有先锋性和革命性的思想和话语,总最先出现在文学艺术中的原因。在许多重大的历史革命中文学所起的推动作用也是有目共睹。因此,文学艺术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异,就不仅仅在于形象和情感等方面的特征,更表现在文艺的不合规范、非正统、非理性,及由此而形成的精神上的反叛姿态,显示出某种“离经叛道”的潜质。这也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审美之维”———审美中的想象性活动是对于人类异化的一种解放形式。文学“向既定现实决定何谓‘真实’的垄断权提出了挑战,它是通过创造一个‘比现实本身更真实’的虚构世界来提出挑战的”[6]。值得一提的是,文学追求自由的目标并不一定要靠虚构来完成,因此,不能简单地以事实或虚构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因为虚构只是一种手段,而自由才是目的。一桩真实的事件可以取得和一部小说同样的感人效果。也有很多人指出,生活远比文学虚构更富有戏剧性,更充满着不可思议。这是因为,在现实中也有着实现自由的可能,虽然那常常是偶然性的和短暂的。米勒称:“所有文学作品,不论是否直接提到魔术做法,都可以视为一种魔术。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个能开启新世界的咒语、戏法。”[2]32-33其实,魔术的魅力就在于使人感觉超越现实的常规,做出不可能的事(或称奇迹),而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对自由的体验。文学也正是以语言的方式描述着一个个令人着迷、惊叹、神往和震撼的新世界,使现实中的不可能变为文学世界中的现实。这是文学能够深入人们的生活,影响他们的心灵的根本原因。然而,科学技术的进步(这同样是人们实现自由的重要途径)终于突破了文字阅读的障碍,直接以图像展现更加逼真和不可思议的魔术,于是影视作品取代了印刷文学的位置,网络虚拟世界填充着人们的生活空间。既然有比文学阅读更直接有效的方式,可以帮助人们完成体验自由的梦想,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人们“从书而终”呢? 告别的是什么 米勒忧心忡忡地说:“文学的末日就要到了。”[2]7现代意义的文学已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文学研究的转向和边缘化也成为文学行将消亡的最显著征兆之一。这种忧虑在文学领域早已弥漫,因为传统意义的文学的确正在淡出人们的生活。电子时代的来临宣告了“印刷时代的终结”[2]15;越来越多的人放下书本去观看影视作品;文学刊物的发行量迅速缩减;研究性图书馆正在过时。以竹简、纸张为传播媒介的书写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书籍是文化的载体,文字是主要的传播符号。然而,20世纪电子媒介开始抢占传统媒介的地盘。电影那种逼真、动人的影像产生了强大的震撼力。随着电视进驻千家万户,人们更是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影像的包围之下。计算机互联网则提供了一个集各种媒介于一身的传播系统,声音、影像、文字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电子媒介系统已经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文化———电子文化。印刷文明并未完全退出历史的舞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已遭到了电子文化的大幅度挤压。环绕于印刷文明周围的传统文化正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甚至令丹尼尔•贝尔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7]米勒在他的《作为寄主的批评家》中提出了“寄生”与“寄主”的文本关系。他认为,每一部作品中都有一系列“寄生”的东西,即存在着对以前作品的模仿、借喻,乃至存在着以前作品的某些主要精神。但它们存在的方式奇特而隐晦,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升华又有歪曲,既有修正又有模仿……以前的文本既是新文本的基础,又被新文本以改编的方式破坏,或者说必须适应新文本的精神基础。新的文本既需要以前的文本,又需要破坏它们;既寄生于以前的文本,靠它们的精神实质生存,同时又是它们“邪恶的”寄主,通过吸食它们将它们破坏。“寄生”与“寄主”的关系存在于一切文本,形成一个历史的链条。这种关系贯穿于整个文学过程,不仅存在于文本的关系中,也存在于不同批评文本或批评话语之间。[8]我们不妨将这种关系推广至一切文化形态之间,传统的印刷文学与当代的影像作品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这样一种类似的状况。影视剧已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原有文学的影视形式,它有文学的话语方式和主要精神,在文化功能上也有许多一致性,然而它已成长为对“寄生物”———文学———具有一定杀伤力的新的“寄主”。 从事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专业人士以及那些久已习惯于阅读印刷书籍的人们,如米勒,自然不甘心于纸质文学被“吸食”甚至被取代的命运。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文学究竟以何种形式出现,是否被改写,文学的命运即将如何,这些似乎都无关紧要。虽然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文学曾一度独领风骚。在中国,还曾有以文选仕的制度,文学不仅是读书人的必修课,甚至是关乎个体安身立命与国家社稷的大事,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是,人类不会为任何理由而停止自己的脚步,因为追求超越与更大的自由是人类的本性。其实,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学并没有消亡,也不会消亡,因为人类不会放弃每一条通向自由的道路。文学与语言同在,只要人类还使用语言,文学就不会死亡。旧的文学走向终点,新的文学必将出现。现有的网络文学已极大限度地拓展了创作与阅读的自由度,超文本等新的文本样式提供了莫大的意义空间。而电影与电视剧毫无疑问是传统文学的变体与发展。文学在新的媒介中产生了多向度的意味,正以新的姿态进入更多人的生活。总之,用米勒的话来说:“印刷的书还会在长时间内维持其文化力量,但它统治的时代显然正在结束。新媒体正在日益取代它。这不是世界末日,而只是一个由新媒体统治的新世界的开始。”[2]17-18我们可以坦然地向印刷文学统治的时代告别,并乐观地迎接文学新时代的到来。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文学诗意研究论文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 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 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文学诗意分析论文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文学诗意分析论文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文学作品改编管理论文 【内容提要】 20世纪中国文学十分幸运地发生、发展在一个现代传播飞速发展的时代。电影,是现代传播的一种形式。在过去的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有许多的文学作品借助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形式得以广泛传播,经久不衰;电影也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宝库中汲取了丰富的创作源泉。近百年来,它们互生互长,共同繁荣,结出了累累硕果。 【关键词】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传播/电影/改编/发展 20世纪中国文学十分幸运地发生、发展在一个现代传播飞速发展的时代。这是此前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学无法与其相提并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借助现代传播得以飞速发展,现代传播更是给20世纪中国文学插上了腾飞的翅膀。20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如此紧密的关系或许是任何一个文学家和传播人所没有预料到的。 上个世纪9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部分专家学者就开始关注到了现代传播中的报刊、出版的研究,努力地发掘它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取得了许多的研究成果,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一道亮丽的、引人瞩目的风景线。尽管如此,“把‘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联结起来,做综合研究,目前还处于尝试阶段,……”。[1](P103) 现代传播以书刊、报章、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为主要形式和手段,建构起了一个强大的“媒体大国”。它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带来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本文试从文学作品改编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摄成电影的情况,做一大致的勾勒,旨在揭示现代传播中的电影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和影响。这里并不包括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在内,若将这一部分也纳入范围的话,那将不是一篇文章所能承载得了的。 10-40年代:一个电影起步并逐步走向成熟的文学时代 20世纪中国文学从1917年胡适发起的“文学革命”开始,就与现代传播结下了不解之缘。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声号角”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发表在当时创刊不久的《新青年》上。1918年上半年,“文学革命”从初期的理论建设转向创作阶段,以鲁迅先生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学作品也相继发表在《新青年》上。20世纪中国文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之际,中国的现代传播尚停留在书刊、报章、出版的阶段,电影也刚刚在中国拓荒起步不久。做为现代传播形式和手段之一的电影实际上在发明后的第二年(1896年)就传入了中国。但中国人自己拍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却是在近十年后的1905年完成的,且是黑白片,无声片,又是根据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相关章节改编成京剧而后搬上电影银幕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定军山》开了先河,而且是把最古老的传统文化与最新的艺术样式结合到了一起。对于20世纪10-40年代这段时间里的中国文学,有学者认为:那是:“一个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2](P279—280)但我更愿意说:那是一个电影刚刚起步并将逐步走向成熟的文学时代!原因有三: 一、20世纪中国文学的作家队伍中很早就有人先后触“电”,参与到现代传播之电影的活动中来,接触到了电影这一当时最新的传播艺术形式。他们有的涉略过电影理论,有的写过电影批评,有的进行过电影创作。如:张恨水、徐枕亚、包天笑、侯曜、平江不肖生、欧阳予倩、洪深、田汉、鲁迅、郭沫若、夏衍、阿英(钱杏@①)、阳翰笙、郑伯奇、沈雁冰、陈白尘、翟秋白、周扬、宋之的、刘呐鸥、穆时英、张骏祥、曹禺、陈残云、吴祖光、张爱玲、黄谷柳、姚雪垠、端木蕻良等等。 二、电影传入中国后,催生了20世纪中国文学园地的另一支奇葩——电影文学。电影文学是为拍摄电影创作的文学脚本。电影在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并没有事先写好剧本,正如《新文学大系、戏剧导言》中所言:“那时的电影界也和文明戏一样,只用幕表而不用详细的脚本的。”它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萌芽的。现代传播之电影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从这里可窥一斑。据有人统计:从10-40年代,“仅由上述现代文学作家编写的脚本拍摄成片的电影就有两百多部(还不包括他们为数不少的没有拍成电影的剧本,以及发表在报刊文学杂志上的作品)。”[3](P20) 三、最重要的当然是这期间由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成的电影了。这是廿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之电影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最早一代的电影人从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大量移植文学作品进行改编的工作。”[4](P129)由上述的中国现代作家编写的并拍成电影的两百多部电影中,就有近半数的电影是根据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据不完全统计:到1949年,根据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成影片的电影近百部,其中大部分是在中国电影在30年代走向成熟期以后拍摄的。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最多与电影联系在一起的恐怕要数“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了,“鸳鸯蝴蝶派”在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名躁一时、影响极大、且形成一个“流派”,大概与之有密切的联系,而在其中又要数张恨水的作品改编并拍成电影的最多、影响也最大、最广。如:“《玉梨魂》(徐枕玉,1924)、《弃妇》(根据候曜同名舞台剧改编,1924)、《小朋友》(根据包天笑小说《苦儿流浪记》改编,1925)、《火烧经莲寺》(根据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改编,1928年)、《落霞孤鹜》(张恨水,1932)、《啼笑姻缘》(张恨水,1932年)、《满江红》(张恨水,1933年)、《欢喜冤家》(张恨水,1434年)等。此外,还有根据曹禺同名话剧改编的影片《雷雨》(1938年)、《日出》(1938年)、《森林恩仇记》(原著《原野》,1941年)、《京华旧梦》(原著《北京人》,1944年)。有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春蚕》(1933年),有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家》(1941年)、《春》(1943年)、《秋》(1943年),鲁迅的《祝福》(1948年),等等。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49年以前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电影由于技术上的多种因素,发展是颇缓慢的,虽然在这近30年中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的发展,但还只是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层面上。电影的发展实际上还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它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直接影响到电影灯光、音响、美工、道具、布景、色彩、摄影设备、剪辑、以及电影胶片等等多个环节,甚至还有编、导、演方面的人员的文化、文学的素养的影响。当今天我们在观看那些“老影片”时便会感到画质不良:画面模糊;音质不良:声音不清等等。所有这些在当时的环境中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受到了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制约。 50—70年代:一个电影从成熟走向停滞的文学时代 如果说10—4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电影一起走过了一个从拓荒起步走向成熟的历程,文学作品改编电影在30—40年代有过一个小高潮,那么另外一个高潮的出现则是在建国后的“十七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初期,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就显示出了勃勃的生机,尽管此时有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如“迎面风”吹来,但是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却一部接着一部拍摄出来。有根据解放区时期的同名歌剧改编而成的《白毛女》、《刘胡兰》,根据孔厥、袁静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新儿女英雄传》,根据老舍先生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我这一辈子》,根据萧也牧同名小说改编的《我们夫妇之间》,根据老舍同名话剧改编的《方珍珠》等。这些电影有的歌赞了人民革命战争和人民英雄,有的揭示了过去的黑暗年代和人民的苦难;有的歌颂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新生活。对于刚刚从战争的岁月里走进和平幸福生活中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何等的赏心悦目。对新中国文学的发展,这些电影在建国初期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言喻的。它似乎在向人们昭示:这是一个以电影为中心的文学时代,前景是十分广阔、灿烂辉煌的! 新中国的电影实际上在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一度受阻,发展减慢了些许。但在随后的50年代中期“双百”方针发表之后,以及60年代初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之后又有了新的起色,尤其是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在这一时期也有一个突破性的飞跃,形成了一个改编的高潮。这一时期改编成电影的主要是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上。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中,大概只有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是一路绿灯,通行无阻,得到了最好的发展,这也就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创作来源,使中国的电影得以长足的发展。当然这些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也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形式得以流传。50年代末60年代初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大致有三类: 一就是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几乎没有不被改编拍成电影的。如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梁斌的《红旗谱》、雪克的《战斗里的青春》等等,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生活几乎都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方式得到了一一的展现,甚至连建国初期刚发生不久的抗美援朝战争也得到了很好的反映,如:陆柱国的《上甘岭》、巴金的《英雄儿女》。 二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改编。如:鲁迅的《祝福》、巴金的《家》、茅盾的《林家铺子》、柔石的《二月》等,这些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名著在建国以后改编成电影,自然赋予了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但由于站在一个所谓的新的历史的高度进行演绎,尽管也强调了“忠实原著精神”的原则,但仍不免打上了“左”的思想的印迹,在改编、拍摄这些作品时难免有“曲解”、“误读”之嫌。 三是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改编。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有:赵树理的《三里湾》、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王炼的《枯木逢春》、胡可的《槐树庄》、刘厚明的《箭杆河边》、马烽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老舍的《龙须沟》等。 从以上三类文学作品的改编来看,革命历史题材的数量最多,也取得了更大的影响,取得了更高的成就,相比之下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改编的数量少,且影响和成就也不大。分析其中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十七年”中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本身就不多。况且现实题材的作品也难写。在50-60年代那个讲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左”的思想愈演愈烈、知识分子文化人被排斥在工农兵队伍之外的年代里,我们的文学家可谓是噤若寒蝉,战战惊惊,不敢轻易去触及“现实”这条敏感的神经,唯恐一不小心就要遭殃。在那个年代,即使创作出来的现实题材作品,也多是粉饰现实,粉饰太平一类的“应时之作”,经不起历史和时间的考验,从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到1957年的全国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再到对那些大胆干预生活、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突破“禁区”作品的批判,直到狂风暴雨般的“十年”,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且都是拿文艺界开刀问斩而引发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以及现实题材的作品改编受到极大的限制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我们从“十七年”中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那一长串的名单上的确可以感受到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辉煌,它的确构成过一个以电影为中心的文学时代。中国的老百姓在那个物质贫乏,没有更多的娱乐方式来满足精神需求的年代里,电影给他们带来了莫大的慰藉,他们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方式了解了更多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且在他们的心中成为了“经典”难于抹去,对这些文学作品也好,电影作品也好,留下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经典”情结,以至于今天有些人想重新“解构”、“消解”这些“经典”的时候,在他们的心中迸发出了一种带有本能性的抗拒情绪。我想这大概就是现代传播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吧?!近几年来,重拍当年这些“经典”的电影也好,电视也好,有几部算得上是成功之作呢?又有几部超越了当年的这些“经典”而受到欢迎和好评呢? 80年代以来:一个电影复苏、电视崛起的文学时代 中国的文学和电影在经历了“十年”的沉寂之后于80年代开始复苏。稍后一个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及改革开放的深化,现代传播之电视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开始普及,这预示着一个电影复苏、电视崛起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中国电影在“十年”中被一条“文艺黑线专政论”彻底地否定得一干二净,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自然也在其中而不能幸免。诺大的一个中国电影领域差不多只剩下了“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八样”(八个样板戏),但我们还能有幸看到几个闪光的点:《艳阳天》(浩然原著)、《海霞》(根据黎汝清《海岛女民兵》改编)、《闪闪的红星》(根据李心田同名小说改编)。文学作品和电影几乎脱轨。 中国文学和电影从80年代开始复苏以后,并且迅速地再度携起手来,重新接轨。《天云山传奇》(鲁彦周原著、编剧)、《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原著、编剧)、《牧马人》(李准根据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枫》(郑义原著、编剧)、《许茂和她的女儿们》(王炎根据周克芹同名小说改编)等一批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较早对包括“十年”在内的“十七年”的历史进行了血泪的控诉和深刻的反思。文学与电影联手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推波助澜,尽情地渲泄了人们被压抑了多年的心声。 这时,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改编成电影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强劲气势,先后投下了几个“重磅炸弹”:如《小花》(前涉根据小说《桐柏英雄》改编)、《一个和八个》(张子良、王吉臣根据郭小川同名叙事诗改编)、《黄土地》(张子良编剧)、《红高梁》(莫言原著,陈剑雨、朱伟、莫言编剧)等。和“十七年”的同类作品比较,这时期的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新的探索,并做出了新的突破。《小花》大胆触及到了战争中人的命运和情感,具有很浓的人情味、人性味;《一个和八个》开掘了人的尊严和人性,并且在影像造型及画面构图上大胆采用了不平衡的构图法;《黄土地》取材柯蓝的散文《深谷回声》,从散文取材拍电影这恐怕是从来没有过的,同时用非叙事结构展示了中国愚昧落后的一面,空间造型感尤为强烈;《红高梁》在色彩运用方面极有创意,红色色彩的运用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个性的张扬酣畅淋漓。 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借助现代传播之电影得以最大限度的发展,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经改编成电影之后迅速、及时地得以传播,这与“十七年”中的同类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较为宽松的环境中,作家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改革开放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写出了一大批现实题材的作品,这就给新时期的电影提供了一个极为丰富的创作源泉,使电影有了近距离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的机会。《人到中年》(谌容原著、编剧)突出表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年知识分子的境遇;《祸起萧墙》(水运宪原著,叶丹、祝鸿生编剧)揭示了社会心理给改革带来的尖锐矛盾;《血,总是热的》(宗福先、贺国甫编剧)热情地讲述了一个工厂厂长锐意改革的故事;《花园街5号》(李国文原著、李玲修编剧)在一个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上触及了改革现实中的一系列新问题;《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原著,李准、李存葆编剧)一方面凸现了当代军人的丰采,一方面又没有回避当代军人生活中的问题;《人生》(路遥原著、编剧)关注了一个当代青年几起几落的命运悲剧;《野山》(颜学恕、竹子根据贾平凹《鸡洼窝人家》改编)通过两个农村青年换妻的故事,大胆凸现了当代人的人生态度、婚姻观念、价值观念;《老井》(郑义原著、编剧)展现出中国农民生之艰难的生活图景;《哦,香雪》(铁凝原著,铁凝、谢小晶、汪流编剧)突出表现新一代乡村青年对现代文明的急切渴望和追求;《红衣少女》(陆小雅根据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改编)反映了当代(女)青年面对急剧变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所表现出的复杂的心态等等。中国的文学,中国的电影似乎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接触生活,接近大众。 80年代以来似乎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那就是现代文学名著的改编,我们不妨将其称为“第三次浪潮”。现代文学名著改编成电影的“第三次浪潮”来之并不平凡。众所周知,“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子曾经延伸至现代文学的历史中横扫一遍,除鲁迅先生之外,几乎所有的现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成了“毒草”。粉碎“”后,随着一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过去的“毒草”又都成了“重放的鲜花”。整个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又是一个“现代作家热”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一大批的现代作家的作品被纷纷改编成电影,使得这些现代“经典”承露了现代文明的“洗礼”,通过现代传播的手段之一——电影——进一步得以流传。“第三次浪潮”是从1981年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开始的,单在1981年就有鲁迅的三个小说作品被改编成电影,《阿Q正传》(陈白尘改编)、《伤逝》(水华改编)、《药》(肖尹宪、吕绍廉改编)。以后被改编成电影的有:茅盾的《子夜》(桑孤改编)、巴金的《寒夜》(阙文、林洪桐改编)、老舍的《骆驼样子》(凌子风改编)、曹禺的《雷雨》(孙道临改编)、《日出》(曹禺、万方改编)、《原野》(凌子、古思改编)、《湘女萧萧》(张弦根据沈从文的《萧萧》改编)、张天翼的《包氏父子》(谢铁骊改编)、许地山的《春桃》(韩兰芳改编)等。其时,现代传播的另一崛起的形式——电视——也加入了现代作家作品改编的行列。20世纪中国作家和作品从未与现代传播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让人们通过现代传播的电影、电视了解了他们曾经熟识又陌生的久违了的现代作家和他们作品。80年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给电影、电视在其艺术形式上注入了更新的成分,这些现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科技含量极高的电影、电视中得到了全新的阐释。新一轮的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比起“十七年”中的改编明显上升到一个崭新的层面。不仅仅这一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电影技术上的巨大发展,80年代电影的音响、灯光、色彩、摄影设备、剪辑设备、电影胶片等,科技上的含量大大提升;此外,编剧、导演、演员的思想观念有了巨大的转变,艺术修养、对电影艺术的理解也大幅度提升;还有就是从事文学、电影的文艺工作者思想观念的改观,摒弃了过去带传统的、“左”的思想的有色眼镜去看待、理解中国现代作家和作品的思维模式,抛弃动辙阶级分析、社会学、政治学的批评方法。所有这些因素很好地保障了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能在改编、拍摄的发展道路上飞速行进。 当然,新一轮的现代作家热的电影改编并非尽善尽美,并非改编者不懂得应该忠实于原著,也不在于改编者的文字功底差,而在于改编者对这些名家名作“原著精神”及“大师动力”的把握和理解上,有些改编者并没有将这些名家和他们的名作“还原”到他们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当中去,而是站在所谓的今天的历史的高度,想当然地去认识和理解这些名家和名著,这样一来,势必在理解上对这些名家名著产生一定程度的偏差,而使这些名家名作在一定程度上变形、走样。尽管有些改编者自以为满意地陶醉在自己的“大手笔”中,也尽管借助了媒体大肆地“炒作”吹嘘、鼓噪,但对有些改编后拍摄成的影片观众并不看好,甚至没能引起一点的反响。反倒将一部“经典”糟蹋得一塌糊涂,削弱了原著的艺术感染力。向广大观众传播的并不是“原汁原味”的“经典”。这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够改编成影片的,做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和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电视还是有区别的,改编者应当从本质上注意把握这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艺术形式。夏衍当年改编《祝福》时加上的祥林嫂挥刀“砍门槛”的败笔之处让人记忆犹新。鲁迅先生当年就《阿Q正传》的改编所说的话仍然是那样中肯——“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舞台,将只剩下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5](P26)所幸的是在这新一轮的现代作家作品改编热中这样的不足实尚不多。 本文只是粗略地勾勒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之电影互生共长的大致情形,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和现代传播之电影就好似一株茁壮的长春藤与一棵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互生共长,郁郁葱葱。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宝库之中还有许多优良的种子,随着现代传播多种形式的出现,20世纪中国文学这株长春藤必然会继续在现代传播这棵参天大树上继续攀援。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文学诗意管理论文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文学现代电影传播管理论文 【内容提要】 20世纪中国文学十分幸运地发生、发展在一个现代传播飞速发展的时代。电影,是现代传播的一种形式。在过去的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有许多的文学作品借助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形式得以广泛传播,经久不衰;电影也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宝库中汲取了丰富的创作源泉。近百年来,它们互生互长,共同繁荣,结出了累累硕果。 【关键词】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传播/电影/改编/发展 20世纪中国文学十分幸运地发生、发展在一个现代传播飞速发展的时代。这是此前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学无法与其相提并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借助现代传播得以飞速发展,现代传播更是给20世纪中国文学插上了腾飞的翅膀。20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如此紧密的关系或许是任何一个文学家和传播人所没有预料到的。 上个世纪9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部分专家学者就开始关注到了现代传播中的报刊、出版的研究,努力地发掘它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取得了许多的研究成果,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一道亮丽的、引人瞩目的风景线。尽管如此,“把‘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联结起来,做综合研究,目前还处于尝试阶段,……”。[1](P103) 现代传播以书刊、报章、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为主要形式和手段,建构起了一个强大的“媒体大国”。它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带来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本文试从文学作品改编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摄成电影的情况,做一大致的勾勒,旨在揭示现代传播中的电影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和影响。这里并不包括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在内,若将这一部分也纳入范围的话,那将不是一篇文章所能承载得了的。 10-40年代:一个电影起步并逐步走向成熟的文学时代 20世纪中国文学从1917年胡适发起的“文学革命”开始,就与现代传播结下了不解之缘。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声号角”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发表在当时创刊不久的《新青年》上。1918年上半年,“文学革命”从初期的理论建设转向创作阶段,以鲁迅先生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学作品也相继发表在《新青年》上。20世纪中国文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之际,中国的现代传播尚停留在书刊、报章、出版的阶段,电影也刚刚在中国拓荒起步不久。做为现代传播形式和手段之一的电影实际上在发明后的第二年(1896年)就传入了中国。但中国人自己拍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却是在近十年后的1905年完成的,且是黑白片,无声片,又是根据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相关章节改编成京剧而后搬上电影银幕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定军山》开了先河,而且是把最古老的传统文化与最新的艺术样式结合到了一起。对于20世纪10-40年代这段时间里的中国文学,有学者认为:那是:“一个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2](P279—280)但我更愿意说:那是一个电影刚刚起步并将逐步走向成熟的文学时代!原因有三: 一、20世纪中国文学的作家队伍中很早就有人先后触“电”,参与到现代传播之电影的活动中来,接触到了电影这一当时最新的传播艺术形式。他们有的涉略过电影理论,有的写过电影批评,有的进行过电影创作。如:张恨水、徐枕亚、包天笑、侯曜、平江不肖生、欧阳予倩、洪深、田汉、鲁迅、郭沫若、夏衍、阿英(钱杏@①)、阳翰笙、郑伯奇、沈雁冰、陈白尘、翟秋白、周扬、宋之的、刘呐鸥、穆时英、张骏祥、曹禺、陈残云、吴祖光、张爱玲、黄谷柳、姚雪垠、端木蕻良等等。 二、电影传入中国后,催生了20世纪中国文学园地的另一支奇葩——电影文学。电影文学是为拍摄电影创作的文学脚本。电影在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并没有事先写好剧本,正如《新文学大系、戏剧导言》中所言:“那时的电影界也和文明戏一样,只用幕表而不用详细的脚本的。”它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萌芽的。现代传播之电影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从这里可窥一斑。据有人统计:从10-40年代,“仅由上述现代文学作家编写的脚本拍摄成片的电影就有两百多部(还不包括他们为数不少的没有拍成电影的剧本,以及发表在报刊文学杂志上的作品)。”[3](P20) 三、最重要的当然是这期间由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成的电影了。这是廿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之电影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最早一代的电影人从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大量移植文学作品进行改编的工作。”[4](P129)由上述的中国现代作家编写的并拍成电影的两百多部电影中,就有近半数的电影是根据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据不完全统计:到1949年,根据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成影片的电影近百部,其中大部分是在中国电影在30年代走向成熟期以后拍摄的。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最多与电影联系在一起的恐怕要数“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了,“鸳鸯蝴蝶派”在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名躁一时、影响极大、且形成一个“流派”,大概与之有密切的联系,而在其中又要数张恨水的作品改编并拍成电影的最多、影响也最大、最广。如:“《玉梨魂》(徐枕玉,1924)、《弃妇》(根据候曜同名舞台剧改编,1924)、《小朋友》(根据包天笑小说《苦儿流浪记》改编,1925)、《火烧经莲寺》(根据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改编,1928年)、《落霞孤鹜》(张恨水,1932)、《啼笑姻缘》(张恨水,1932年)、《满江红》(张恨水,1933年)、《欢喜冤家》(张恨水,1434年)等。此外,还有根据曹禺同名话剧改编的影片《雷雨》(1938年)、《日出》(1938年)、《森林恩仇记》(原著《原野》,1941年)、《京华旧梦》(原著《北京人》,1944年)。有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春蚕》(1933年),有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家》(1941年)、《春》(1943年)、《秋》(1943年),鲁迅的《祝福》(1948年),等等。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49年以前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电影由于技术上的多种因素,发展是颇缓慢的,虽然在这近30年中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的发展,但还只是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层面上。电影的发展实际上还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它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直接影响到电影灯光、音响、美工、道具、布景、色彩、摄影设备、剪辑、以及电影胶片等等多个环节,甚至还有编、导、演方面的人员的文化、文学的素养的影响。当今天我们在观看那些“老影片”时便会感到画质不良:画面模糊;音质不良:声音不清等等。所有这些在当时的环境中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受到了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制约。 50—70年代:一个电影从成熟走向停滞的文学时代 如果说10—4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电影一起走过了一个从拓荒起步走向成熟的历程,文学作品改编电影在30—40年代有过一个小高潮,那么另外一个高潮的出现则是在建国后的“十七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初期,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就显示出了勃勃的生机,尽管此时有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如“迎面风”吹来,但是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却一部接着一部拍摄出来。有根据解放区时期的同名歌剧改编而成的《白毛女》、《刘胡兰》,根据孔厥、袁静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新儿女英雄传》,根据老舍先生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我这一辈子》,根据萧也牧同名小说改编的《我们夫妇之间》,根据老舍同名话剧改编的《方珍珠》等。这些电影有的歌赞了人民革命战争和人民英雄,有的揭示了过去的黑暗年代和人民的苦难;有的歌颂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新生活。对于刚刚从战争的岁月里走进和平幸福生活中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何等的赏心悦目。对新中国文学的发展,这些电影在建国初期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言喻的。它似乎在向人们昭示:这是一个以电影为中心的文学时代,前景是十分广阔、灿烂辉煌的! 新中国的电影实际上在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一度受阻,发展减慢了些许。但在随后的50年代中期“双百”方针发表之后,以及60年代初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之后又有了新的起色,尤其是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在这一时期也有一个突破性的飞跃,形成了一个改编的高潮。这一时期改编成电影的主要是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上。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中,大概只有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是一路绿灯,通行无阻,得到了最好的发展,这也就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创作来源,使中国的电影得以长足的发展。当然这些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也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形式得以流传。50年代末60年代初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大致有三类: 一就是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几乎没有不被改编拍成电影的。如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梁斌的《红旗谱》、雪克的《战斗里的青春》等等,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生活几乎都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方式得到了一一的展现,甚至连建国初期刚发生不久的抗美援朝战争也得到了很好的反映,如:陆柱国的《上甘岭》、巴金的《英雄儿女》。 二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改编。如:鲁迅的《祝福》、巴金的《家》、茅盾的《林家铺子》、柔石的《二月》等,这些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名著在建国以后改编成电影,自然赋予了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但由于站在一个所谓的新的历史的高度进行演绎,尽管也强调了“忠实原著精神”的原则,但仍不免打上了“左”的思想的印迹,在改编、拍摄这些作品时难免有“曲解”、“误读”之嫌。 三是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改编。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有:赵树理的《三里湾》、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王炼的《枯木逢春》、胡可的《槐树庄》、刘厚明的《箭杆河边》、马烽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老舍的《龙须沟》等。 从以上三类文学作品的改编来看,革命历史题材的数量最多,也取得了更大的影响,取得了更高的成就,相比之下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改编的数量少,且影响和成就也不大。分析其中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十七年”中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本身就不多。况且现实题材的作品也难写。在50-60年代那个讲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左”的思想愈演愈烈、知识分子文化人被排斥在工农兵队伍之外的年代里,我们的文学家可谓是噤若寒蝉,战战惊惊,不敢轻易去触及“现实”这条敏感的神经,唯恐一不小心就要遭殃。在那个年代,即使创作出来的现实题材作品,也多是粉饰现实,粉饰太平一类的“应时之作”,经不起历史和时间的考验,从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到1957年的全国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再到对那些大胆干预生活、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突破“禁区”作品的批判,直到狂风暴雨般的“十年”,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且都是拿文艺界开刀问斩而引发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以及现实题材的作品改编受到极大的限制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我们从“十七年”中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那一长串的名单上的确可以感受到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辉煌,它的确构成过一个以电影为中心的文学时代。中国的老百姓在那个物质贫乏,没有更多的娱乐方式来满足精神需求的年代里,电影给他们带来了莫大的慰藉,他们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方式了解了更多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且在他们的心中成为了“经典”难于抹去,对这些文学作品也好,电影作品也好,留下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经典”情结,以至于今天有些人想重新“解构”、“消解”这些“经典”的时候,在他们的心中迸发出了一种带有本能性的抗拒情绪。我想这大概就是现代传播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吧?!近几年来,重拍当年这些“经典”的电影也好,电视也好,有几部算得上是成功之作呢?又有几部超越了当年的这些“经典”而受到欢迎和好评呢? 80年代以来:一个电影复苏、电视崛起的文学时代 中国的文学和电影在经历了“十年”的沉寂之后于80年代开始复苏。稍后一个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及改革开放的深化,现代传播之电视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开始普及,这预示着一个电影复苏、电视崛起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中国电影在“十年”中被一条“文艺黑线专政论”彻底地否定得一干二净,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自然也在其中而不能幸免。诺大的一个中国电影领域差不多只剩下了“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八样”(八个样板戏),但我们还能有幸看到几个闪光的点:《艳阳天》(浩然原著)、《海霞》(根据黎汝清《海岛女民兵》改编)、《闪闪的红星》(根据李心田同名小说改编)。文学作品和电影几乎脱轨。 中国文学和电影从80年代开始复苏以后,并且迅速地再度携起手来,重新接轨。《天云山传奇》(鲁彦周原著、编剧)、《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原著、编剧)、《牧马人》(李准根据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枫》(郑义原著、编剧)、《许茂和她的女儿们》(王炎根据周克芹同名小说改编)等一批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较早对包括“十年”在内的“十七年”的历史进行了血泪的控诉和深刻的反思。文学与电影联手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推波助澜,尽情地渲泄了人们被压抑了多年的心声。 这时,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改编成电影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强劲气势,先后投下了几个“重磅炸弹”:如《小花》(前涉根据小说《桐柏英雄》改编)、《一个和八个》(张子良、王吉臣根据郭小川同名叙事诗改编)、《黄土地》(张子良编剧)、《红高梁》(莫言原著,陈剑雨、朱伟、莫言编剧)等。和“十七年”的同类作品比较,这时期的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新的探索,并做出了新的突破。《小花》大胆触及到了战争中人的命运和情感,具有很浓的人情味、人性味;《一个和八个》开掘了人的尊严和人性,并且在影像造型及画面构图上大胆采用了不平衡的构图法;《黄土地》取材柯蓝的散文《深谷回声》,从散文取材拍电影这恐怕是从来没有过的,同时用非叙事结构展示了中国愚昧落后的一面,空间造型感尤为强烈;《红高梁》在色彩运用方面极有创意,红色色彩的运用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个性的张扬酣畅淋漓。 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借助现代传播之电影得以最大限度的发展,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经改编成电影之后迅速、及时地得以传播,这与“十七年”中的同类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较为宽松的环境中,作家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改革开放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写出了一大批现实题材的作品,这就给新时期的电影提供了一个极为丰富的创作源泉,使电影有了近距离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的机会。《人到中年》(谌容原著、编剧)突出表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年知识分子的境遇;《祸起萧墙》(水运宪原著,叶丹、祝鸿生编剧)揭示了社会心理给改革带来的尖锐矛盾;《血,总是热的》(宗福先、贺国甫编剧)热情地讲述了一个工厂厂长锐意改革的故事;《花园街5号》(李国文原著、李玲修编剧)在一个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上触及了改革现实中的一系列新问题;《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原著,李准、李存葆编剧)一方面凸现了当代军人的丰采,一方面又没有回避当代军人生活中的问题;《人生》(路遥原著、编剧)关注了一个当代青年几起几落的命运悲剧;《野山》(颜学恕、竹子根据贾平凹《鸡洼窝人家》改编)通过两个农村青年换妻的故事,大胆凸现了当代人的人生态度、婚姻观念、价值观念;《老井》(郑义原著、编剧)展现出中国农民生之艰难的生活图景;《哦,香雪》(铁凝原著,铁凝、谢小晶、汪流编剧)突出表现新一代乡村青年对现代文明的急切渴望和追求;《红衣少女》(陆小雅根据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改编)反映了当代(女)青年面对急剧变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所表现出的复杂的心态等等。中国的文学,中国的电影似乎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接触生活,接近大众。 80年代以来似乎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那就是现代文学名著的改编,我们不妨将其称为“第三次浪潮”。现代文学名著改编成电影的“第三次浪潮”来之并不平凡。众所周知,“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子曾经延伸至现代文学的历史中横扫一遍,除鲁迅先生之外,几乎所有的现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成了“毒草”。粉碎“”后,随着一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过去的“毒草”又都成了“重放的鲜花”。整个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又是一个“现代作家热”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一大批的现代作家的作品被纷纷改编成电影,使得这些现代“经典”承露了现代文明的“洗礼”,通过现代传播的手段之一——电影——进一步得以流传。“第三次浪潮”是从1981年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开始的,单在1981年就有鲁迅的三个小说作品被改编成电影,《阿Q正传》(陈白尘改编)、《伤逝》(水华改编)、《药》(肖尹宪、吕绍廉改编)。以后被改编成电影的有:茅盾的《子夜》(桑孤改编)、巴金的《寒夜》(阙文、林洪桐改编)、老舍的《骆驼样子》(凌子风改编)、曹禺的《雷雨》(孙道临改编)、《日出》(曹禺、万方改编)、《原野》(凌子、古思改编)、《湘女萧萧》(张弦根据沈从文的《萧萧》改编)、张天翼的《包氏父子》(谢铁骊改编)、许地山的《春桃》(韩兰芳改编)等。其时,现代传播的另一崛起的形式——电视——也加入了现代作家作品改编的行列。20世纪中国作家和作品从未与现代传播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让人们通过现代传播的电影、电视了解了他们曾经熟识又陌生的久违了的现代作家和他们作品。80年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给电影、电视在其艺术形式上注入了更新的成分,这些现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科技含量极高的电影、电视中得到了全新的阐释。新一轮的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比起“十七年”中的改编明显上升到一个崭新的层面。不仅仅这一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电影技术上的巨大发展,80年代电影的音响、灯光、色彩、摄影设备、剪辑设备、电影胶片等,科技上的含量大大提升;此外,编剧、导演、演员的思想观念有了巨大的转变,艺术修养、对电影艺术的理解也大幅度提升;还有就是从事文学、电影的文艺工作者思想观念的改观,摒弃了过去带传统的、“左”的思想的有色眼镜去看待、理解中国现代作家和作品的思维模式,抛弃动辙阶级分析、社会学、政治学的批评方法。所有这些因素很好地保障了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能在改编、拍摄的发展道路上飞速行进。 当然,新一轮的现代作家热的电影改编并非尽善尽美,并非改编者不懂得应该忠实于原著,也不在于改编者的文字功底差,而在于改编者对这些名家名作“原著精神”及“大师动力”的把握和理解上,有些改编者并没有将这些名家和他们的名作“还原”到他们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当中去,而是站在所谓的今天的历史的高度,想当然地去认识和理解这些名家和名著,这样一来,势必在理解上对这些名家名著产生一定程度的偏差,而使这些名家名作在一定程度上变形、走样。尽管有些改编者自以为满意地陶醉在自己的“大手笔”中,也尽管借助了媒体大肆地“炒作”吹嘘、鼓噪,但对有些改编后拍摄成的影片观众并不看好,甚至没能引起一点的反响。反倒将一部“经典”糟蹋得一塌糊涂,削弱了原著的艺术感染力。向广大观众传播的并不是“原汁原味”的“经典”。这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够改编成影片的,做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和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电视还是有区别的,改编者应当从本质上注意把握这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艺术形式。夏衍当年改编《祝福》时加上的祥林嫂挥刀“砍门槛”的败笔之处让人记忆犹新。鲁迅先生当年就《阿Q正传》的改编所说的话仍然是那样中肯——“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舞台,将只剩下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5](P26)所幸的是在这新一轮的现代作家作品改编热中这样的不足实尚不多。 本文只是粗略地勾勒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之电影互生共长的大致情形,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和现代传播之电影就好似一株茁壮的长春藤与一棵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互生共长,郁郁葱葱。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宝库之中还有许多优良的种子,随着现代传播多种形式的出现,20世纪中国文学这株长春藤必然会继续在现代传播这棵参天大树上继续攀援。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文学观评价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围绕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电影界对著名电影理论家、剧作家、导演张骏祥提出电影的文学价值等主张的评价问题作了分析,充分肯定了张骏祥电影文学观的学理价值。 【关键词】张骏祥;电影的文学性;叙事传统 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工作者曾密切关注过电影文学性和文学价值的电影学术问题,90年代电影界有学者重申和发挥了当时参与该问题讨论的重要人物——著名电影理论家、剧作家、导演张骏祥所提电影的文学价值等主张,肯定了张骏祥电影文学观的合理性①,本人虽已发表《论张骏祥的电影文学观》②,但意犹未尽,加一补充,以期引起进一步探求电影本体论意义上电影文学的价值。 张骏祥指出:“电影文学应该不是指纸上印出来的剧本,而是最后通过电影表现手段拍出来的电影。真正最后完成的电影文学是在银幕上放出来的电影。 “电影文学究竟是指什么而言呢?一般讲电影文学,往往想到的是印在纸上的电影剧本,说是影片的基矗……但剧本确实还不是完成了的电影文学。真正的电影文学的完成形式是最后在银幕上放映出来的影片。……真正完成的戏剧文学是在舞台上对观众演出了的那台戏。人们对那些只能在书房里读读,在舞台上没有效果的‘书斋剧’,是不承认它是好戏剧文学的。即使是好作品,例如契诃夫的剧本,在没有得到莫斯科小剧院的演出之前,也不可能真正显现出它的光辉。一个电影剧本的光辉,更是非拍成影片在银幕上放映,就不能完全显现出来。”④ 《不要忘了文学》一文里,荒煤讲:“电影文学,只有通过影片的再创造,才能够最终体现其文学价值。”可说与张骏祥的观点一致。《电影剧作》1982年第4期刊登过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开展关于电影文学性的讨论的几种观点,也可佐证、补充张骏祥、荒煤关于电影是最终体现文学价值的主张。一种观点认为,电影剧本不是阅读文学,而是未来影片拍摄的基矗因此,除了一般文学的规律之外,电影文学还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它要服从于电影综合艺术的形式,要考虑到为未来影片提供摄影、音乐、美工等综合艺术发挥的天地。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应把电影的文学性单纯理解为电影剧本的文学性。一部影片的文学性要靠综合艺术各部门的共同努力来完成。也就是说,电影的文学性是指整部影片用综合艺术手段所体现出来的文学性。它涉及各个艺术部门,优秀是看能否运用这些艺术手段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对象。对电影的文学性的理解,不应当局限于电影剧作的文学语言和描段,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影片反映生活真实,探索现实的底蕴、创造艺术美的严肃追求上。 张骏祥所理解的真正最后完成的电影文学是在银幕上放出来的电影,“实质上这是一种对于影片的高级要求,根据这样的要求,一些只讲究编造情节,不注重刻画人物,甚至低级庸俗、毫无文学气味的影片就不能列入电影文学之林。它的出发点是以文学的高度来要求电影,其目的显然在于提高影片的文学素质和艺术质量。这种提法的用心无疑是可取的,但是,按照流行的观点,电影文学的基本涵义仍旧是指‘纸上打印出来的剧本’,而不是指影片本身。因为影片是由镜头画面组成的,不是由文学组成的,因而是电影艺术,而不是电影文学;只有用文字组成的电影剧本才是电影文学。”⑤这一观点是相当有代表性的,说影片是由镜头画面组成的,涉及电影的外感形式,镜头画面要表述故事、情节,离不开文学,如果说电影不单纯是文学组成的是对的,说电影不是由文学组成的似乎绝对了些。故事、情节甚至人物的性格、语言等等,有哪一样离得开文学的设计、构思呢?再说把电影文学的范围只划于剧本也是不全面的。如果把电影文学仅仅限于故事片的电影文学剧本,以区别于导演编制的电影分镜头剧本,好像难于成立。电影分镜头剧本就没有文学的内容吗?很难设想它不是剧本的一种形式。如果编剧能一步到位,不经过导演的分镜头剧本,不需导演做什么大的改动,就能把剧本直接搬上银幕,那肯定是符合电影特性的好剧本。不可把剧本和影片对立起来,划出文学与非文学的鸿沟。不止电影分镜头剧本,像电影诗、电影小说、电影故事等都可划入电影文学的范围,影片都可划入电影文学的范围,何况这些诉诸文字的东西呢?至于说到只有用文字组成的电影剧本才是电影文学,除限制了电影文学的范围外,也说明了在对文学的看法上,固守着传统的文学观念。关于文学是不是都要用文字表述,张骏祥在阐明电影既是艺术又是文学的见解中做了交待。此不赘述。 电影文学与一般的文学体裁相区别,是与电影的特性密切相关的,是一种文学样式,终将组织一系列银幕形象,构成整体演出。余倩在《电影的文学性和文学的电影性》一文中认为:“由电影剧本到银幕,这是由文学形式向电影形式的转化,并不是由未完成的文学形式向最后完成的文学形式的发展。因而说电影剧本还不是完成了的电影文学,把电影文学的完成形式说成是影片,认为‘电影就是文学’,这就混淆了电影和文学的表现形式的界限,混淆了电影和文学的不同的性质,并且也不符合电影创作的实际。”把未经拍摄的电影文学剧本排除在电影文学之外,是不大妥当的。余倩说不符合电影创作的实际,在这一点上是对的,但余倩说混淆了电影和文学的不同的性质,有言过之处。由电影剧本到银幕,当看作是电影创作的两个阶段,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只有剧本,未进入拍摄,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剧本不能看成是一般的文学作品,是经过电影特性改造了的文学,文学性与电影性相溶合,故从文学形式向电影形式的转化也属于表面化的看法。 马德波在《在探索中演变的我国电影观——从关于“文学价值”的讨论说起》一文里,看到了“二十年前的张骏祥和二十年后的张骏祥争鸣”,并认为张骏祥在理论上的变化是触目的,但并不意味着他的电影观的变化,从张骏祥的作品和理论来看,他始终是把电影(故事片)作为一门“讲故事”的艺术,不曾离开叙事传统。因此,他前后不同的说法,只是由不同的“针对性”所致。50年代是针对一些不熟悉电影特性、初事电影的编剧讲的;80年代是针对生硬地搬用外国70年代某些电影手法的中青年导演讲的,而“总的目标则是前后一致而非自相矛盾的”。有论者以为,“正因为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所以他的观点具有较强的美学上的实践意义而不是理论意义。”⑥这样的论断是不全面的。实际上张骏祥的电影文学观在理论发展中是具有其理论意义的。张骏祥有关电影的文学价值见解所引发的“争论的特点是联系电影创作实践,达到了‘电影化’分歧的高度,不论是对于电影艺术创作质量的提高或对于电影艺术理论自身的建设,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张骏祥“文学价值”等观点是电影的文学性讨论这一理论争鸣的中心议题,既有以往理论的总结,也有未来理论的展望,较有系统性、思辨性。如果否定其理论意义,从某个角度说,就等于否定这场讨论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张骏祥在电影本体论上的探索也是视而不见的,显然两位论者所作的结论是不恰当的、不公允的。 照马德波看,张骏祥过去是为了发展叙事传统,现在是为了保卫叙事传统。张骏祥的电影观是一贯的,可见不管是发展叙事传统也好,保卫叙事传统也好,承接电影的叙事传统是张骏祥电影文学观所一直坚持的原则。 在50年代,张骏祥“颇为详明地论述电影思维、蒙太奇思维的重要性,宣称电影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段,这些表现手段是用以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刻画人物性格的。……既然作为电影的文学,为未来影片提供基础或蓝图的文学,它必须用电影思维、蒙太奇思维来组织材料,构思结构,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运用电影的长处。它不可能是‘纯文学’,只能是电影的文学。在这里,文学作为综合艺术的一种元素,它必须遵循电影艺术的特殊规律,并且是为电影服务的。……按照80年代张骏祥的理论,则文学创造价值,电影只不过是用自己的手段表现这些价值而已。文学是内容,电影是形式,是外壳,或者只是一种把文学内容装进去的‘容器’!文学是表达主题、塑造典型、反映现实生活的手段,而电影则是体现文学所创造的价值的手段了”。 这里,认为文学是内容,电影是形式是张骏祥的主张似大不确切。张骏祥说过,苏联有过一种不好听的说法,说电影剧本只是个“容器”,只是把将来完成的电影在里面暂时放一放的“盒子”。这说法当然不对。反过来说电影只是一种把文学内容装进去的“容器”,这说法同样有毛玻况且张骏祥指出过,把电影手段理解为形式,文学价值是内容,这种说法有一部分道理,但不完全,说明张骏祥并不认可电影是形式,文学是内容的说法。 我们今天研讨张骏祥的电影文学观,当然是与对80年代中国电影理论整体发展的评价相联系的。有论者在评述这一段理论思潮时讲:“描述八九十年代电影理论主题和形式的转换,也就是阐释西方理论在中国本土的容纳和演化”⑦。显然,这个结论并不符合中国电影理论建设的实际。中国电影理论的发展诚然受到了西方电影理论的影响,但并不是八九十年代每一个理论主题和形式的转换,都是在阐释西方理论在中国本土的容纳和演化,这样看,就否认了中国电影理论发展的民族性和独立性,即使是吸收西方电影理论,也不是全部照搬,而是有所选择,为我所用,西方的电影理论在我国发生变异的情况并不奇怪。 我们不要一味忙于解构、否定以往我们的理论资源,即使我们有了新的理论、新的观念,我们也脱离不了已有的理论基础,割不断我们的传统。事实上,从我国30年代起至今天,中国电影优良的传统中就有重视电影的文学价值及电影文学家的作用的传统,这个传统不应该中断,当继续发扬光大。21世纪愿中国当代电影像张骏祥所说的那样,“坚定地站在优良的传统的基础上,清醒地借鉴外来的东西,创我们自己的‘新’”。 如果只讲文学性、文学价值,矫枉过正,就会走向极端,也不能说是全面的。张骏祥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电影笔记》一文中说:“强调主观描写,大量运用旁白,作者站出来讲话,强调综合艺术中的文学性描写。然而舍弃了电影艺术的综合性能,丢掉十八般武艺作用一样,这是自己绑起一只手去作战,其愚不可及也!而结果是电影成了活动图画,成了文学朗诵,于是电影就没有了!”由张骏祥等人引发的电影文学性的讨论,使人们对文学性的注意,远远大于对电影性的注意。“这主要是因为在不少人看来,……‘文学性’,乃属于电影艺术之‘本’,而‘电影性’则不过为其‘末’的缘故;而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我们一些同志谈起……‘文学性’来,显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当论及‘电影性’问题的时候,则显得‘底气’不足,言之无物。当然,不能说强调典型形象对于电影的重要性有什么不对,但是,如果只是从……‘文学性’出发而要求电影,恐怕就不那么科学,不那么符合艺术规律,问题在于,对于文艺创作来说,从来没有‘一般的’典型形象,有的只是文学的典型形象,戏剧的典型形象,电影的典型形象,没有也不可能有在同样程度上属于两种艺术的典型形象。……电影要真实、深入、多面地揭示丰富的生活内容,电影要创造独特的美学价值,只有使自己和它的特性相适应才有可能。因此,要解决电影反映生活的问题,要创造具有银幕意义的典型形象,就必须深入探讨电影思维的特点、方式、规律及其与其他艺术思维的关系。应当说,这是我们的电影理论所面临的重要而迫切的课题之一。”⑧这段话可给我们带来反思。但所论典型形象似有牵强之处。对于文艺创作来说,我们不是不可以探讨“一般的”典型形象的,在文艺家的创作活动当中,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等,就存在着个性化与概括化相统一的典型化过程。从文艺理论上可以概括文艺典型形象的涵义、特征、规律和方法。这是理论的逻辑概括,具体到抽象的上升。至于说到综合艺术的典型形象,也是可以从文学上、音乐上、美工上等艺术部类进行专题分析,就电影讲,从音乐角度塑造典型形象,从美工角度塑造典型形象皆可,从文学角度塑造典型形象有何不可?属于两种或两种以上艺术的典型形象的塑造在综合艺术中是完全成立的。在当时也确实出现了光讲文学性还不够,还应强调发挥综合艺术各个部门的特性的声音。众所周知,电影性,电影特性,可说是电影艺术这一形式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的基本特征,作为一门视听艺术,它把时间艺术的表现性和空间艺术的造型性有机地交织起来,以镜头为语言,按照蒙太奇方法组成的声画结合的艺术,实现了逼真性与假定性的统一,照相性与变相性的统一。张骏祥本人也表述了对电影特殊表现手段的关注,涉及到了形式、技巧之类的东西,它们是用来为电影内容服务的,实际上电影艺术的特性又不止于文学性这一点,还有跟自身为综合艺术这一总特征相联系所带来的多重属性,确立电影价值观,离不开文学,也离不开艺术,我们也应继续像当年出现的强调发挥综合艺术各个部门的特性那样,深入探求电影艺术的特性与规律。电影文学脱离不开电影艺术,“电影制作的艺术完成才是对某一事件、人物整个过程艺术表现的终结。……应把重点放在电影艺术本体的探求上,没有必要对电影的文学性诸问题过多孤立地涉及。”⑨影片质量,既关系到文学这一种类,也关系到摄影、音乐、美工等艺术种类,既关系到编剧,也关系到导演,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电影这一综合艺术之所长,提高这方面的功力,就能解决影片质量不高的问题。可见,强调提高电影的文学性与强调提高电影全面的艺术性,是电影文学与电影艺术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 张骏祥在《大力促进电影剧本创作》一文中说:“电影艺术要有一个极大的飞跃,放出有电影以来还没有放出过的灿烂光辉,非有待于有洞烛人生哲学的见解,有深厚的生活感受,又能创造性地运用电影表现手段的大作家出现不可”。只有在有了相当数量的、掌握了电影创作的规律和表现技巧的作家的基础上,才会出现电影史上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曹雪芹、鲁迅。我们已经进入WTO,在电影生产上也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从电影发展的文化战略角度看,中国电影必须培养出大电影作家、大电影导演、大电影演员、大电影摄影等出色的电影创作人员,我们的民族电影就有振兴的希望?
初中文言文教学论文:初中文言文教导重点论述 作者:张成华单位:高邮市送桥高级中学 教学方法的革新 要想学好文言文,离不开好的教学方法。因为只有在优秀的教学方案的指导下教师和学生才能积极配合,提高学习效率,学有所得。 1、可采取合作式学习方式 根据学生不同的性格特点,学习成绩水平,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选出一个成绩比较好的学生作为组长,教师布置统一教学任务,通过小组间组员合作讨论的方式学习文言文,例如:“邹忌讽齐王纳谏”这一课,教师可以事先把教学任务分配给学生,比如:作者的生平简介,重点词汇的意思以及课文翻译等,组长负责把这些任务分配给组员,组员内部做好分工合作,完成各自的任务,在教学任务结束后,教师让组内展开讨论,发表对文章主旨的理解,中心意思的理解,然后鼓励学生发表各自看法。通过这样合作的学习方式,不仅动员了每一名学生积极参与其中,提高了学习积极性,也使课堂变得生动,活泼。 2、通过表演的方式增添课堂学习气氛 文学本身就属于艺术范畴,用生动的表演再结合现成的台词,把文章内容生动地展现在眼前,寓教于乐,是一种很有效的教学方法。 例如:《鸿门宴》这一课就是一个很好的剧本,教师可以分配几个学生分别扮演刘邦、项羽、张良等,鼓励学生自己查阅资料,深入理解资料后,背好自己的台词,在台上结合自身动作生动地为大家展示鸿门宴的场景,在这样的学习氛围中,学生不仅可以掌握最基本的语文文言知识,还能再现历史画面,真实地感受到历史文化。 让学生有感情地朗读或背诵文章,来加深学生对文章的记忆 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教师可以让学生有感情地朗读或背诵文章,来加深学生对文章的记忆,特别选取优美或者富有哲理性的段落让学生背诵或者有感情地朗读,学生读的次数多了,自然而然就能领会其中的意思,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文言文鉴赏能力。 例如:《归去来兮辞》就是很优美的、极富哲理的文章,教师可以让学生反复朗读,加深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学生一旦领悟了其中的意思,就会非常喜欢这篇文章,希望把文章融入自身的骨髓里,并把其中的名句名篇利用在生活中,提高个人的文学素养,起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 总结 文言文记载着中国几千年来最真实的历史,反映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学习好文言文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责任和义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民族文化得到最大限度的传承,作为一名中学生要想提高自身的文学水平和文学素养,学好文言文是十分必要的,教师要积极重视文言文教学工作,担负起作为一名教师的责任心与责任感,结合以往的教学经验,总结出更多更好的教学方法,使中学文言文教学积极有效地进行。 初中文言文教学论文:提高初中文言文教学有效性的思考 【摘要】初中语文教学中,文言文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也是学生学习的难点。学生只有十三四岁,他们对文言文的理解能力和领悟能力比较薄弱,对文言文的学习兴趣更是十分淡薄。因此,文言文教学可以说是语文教学改革的一大“死角”,教学效率难以提高。为此,笔者根据自身的教学经验提出了几点策略,与大家共享。 【关键词】初中语文;文言文;教学;有效性 文言文是我国流传几百年、几千年的文化精髓,是学习传统文化,了解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从小学开始,学生便开始学习简单的古诗文,到了初高中阶段,更是有越来越多的文言文名篇需要深入学习。很多教师教了多年文言文,却总也摸不到规律,找不到最佳的教学方法。笔者在文言文教学过程中不断地探索、总结,终于在朗读、对比、总结三个方面,得出了一些有利于提高初中语文文言文教学有效性的方法与经验,在此与大家共享,希望能为广大语文教师提供参考。 一、文言文教学重在“读” 语文教学中,自然少不了“读”这一环节,尤其是在古诗文、文言文中,诵读可以使学生初步了解作者的写作主旨,积累语言材料,培养语感,有“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等种种说法。因此,文言文教学的首要策略就是引导学生多诵读,熟读文章。笔者在文言文教学中,通常会先示范朗读一遍,或者播放课文录音,之后要求学生自己朗读一遍,找出存有疑惑的字词。在个别的段落中,我还会组织学生齐读,不仅增强气势,也能使学生在齐读中加深印象。很多文言文都是必背篇目,因此笔者在教学过后,通常会布置一些背诵的任务,要求学生熟读成诵。因此,很多文言文名篇,学生都是通过熟读而记忆,也是通过熟读而获得更深刻的认识的。 二、充分运用比较法 在文言文教学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语法知识和文化知识需要讲授。通常情况下,我们在讲完语法知识和文化知识之后,学生会很快忘记,效果并不好。但是如果充分运用比较法,让学生在学习一种语法知识或文化知识的时候,可以比较不同文章、不同地方的用法,从而加深印象。例如,学习《桃花源记》中的古今异义词的时候,笔者对比了“妻子”和“无论”,这二者同为古今异义词,却也存在细微的差别,要求学生根据上下文分析此处“妻子”和“无论”的含义,并对比现代文中“妻子”和“无论”的含义。通过对比,学生发现古代“妻子”指妻子和儿女,而现代“妻子”指配偶,不含有儿女的意思,因此是一种词义的扩大;古代的“无论”是更不必说的意思,而现代的“无论”是一种表示条件关系的连词,这是一种词义的迁移。由此可见,即便都是古今异义,也有着细微的差别。当然,不仅是在语法方面,在文言文的写作背景、作者等方面,也可以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发现更多的内容。如《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两位作者虽然都受贬,两篇文体基本相同,但抒发的感情却有区别,《岳阳楼记》表达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旷达胸襟,很难见到受贬后的抑郁之情;而《醉翁亭记》却流露出作者受贬后娱情山水以排谴抑郁的复杂感情。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将这二者分析给学生听,会使学生通过对比更为了解《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的相似与不同之处。 三、不断进行归纳总结 文言文学习是一项系统的任务。教师只有在教学之余不断地进行归纳总结,带领学生回顾,才能使学生将文言文学习的每一步巩固好。例如,教《马说》、《爱莲说》、《捕蛇者说》之后,要归纳说明,“说”是古代的文体名,跟现在的杂文大体近似,是议论文的一个分支。其内容大多是一事一议,也就是借一件事或一种现象来表述作者对某些事物或问题的见解,常具有由小见大的特点;形式上则表现为叙议结合,叙为议设,议由叙生,议是优秀,大都是卒章见志。总之,教学中要引导学生逐步做好文言知识的归纳整理工作,促使学生掌握的文言知识条理化和系统化,并由此产生领悟和联想,内化和迁移,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提高自学能力。对于那些不喜欢整理文言文知识的同学,教师也要细心引导,帮助其学会总结与归纳,更有条理地学习文言文,掌握文言文知识。如,学习《归田园居》时,教师引导学生将陶渊明的诗歌收集整理起来,制作一个《陶渊明文章集》,将每一篇文章都整理、抄录下来,宏观来看陶渊明的思想变迁,了解封建社会给文人造成的不可磨灭的影响。 四、结语 以上,我们从文言文教学重在“读”、充分运用比较法、不断进行归纳总结这三个方面,就初中语文文言文教学有效性的提高进行了具体分析。其实,“教学有法,教无定法”,教师在文言文教学中,应该多多关注教学方法和教学反思,切实提高文言文教学的有效性。由于能力有限,以上所述只是笔者对文言文教学的一点肤浅认识。以后的教学中,教师只要能够调整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就能够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提高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可以在教学中取得较好的成果。希望本文的论述对于语文教师会有一些启示作用,帮助语文教师更有效地开展文言文教学,为我国璀璨的传统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何检长 单位:江西省会昌县中村初中 初中文言文教学论文:初中文言文教学现状与出路 摘要:文言文教学一直是初中语文教师教学的重要内容,在初中语文教材中有许多的文言文,这些文言文都是古人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学生学习这些文言文可以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培养自己的感性思维。对于教师来说,如何提高文言文教学的效率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文言文与现代语言不同,它的内容非常的复杂,学生学习这些文言文就好像在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如果学生不能够及时的掌握一些文言文知识,那么学生就很容易跟不上教师的脚步。本文主要阐述的就是当前文言文教学的现状,探讨出现这一系列情况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从而为提高教师的教学效率做好准备。 关键词:初中语文;文言文教学;教学的现状;解决出路 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的宝藏,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文言文是古人寄托情感的一种方式,每一篇文言文都蕴含了作者内心深处的情感,学生学习这些文言文就可以进入古人的内心世界,体会古人当时的情感,这对于学生感性思维的培养是非常有好处的。从生活的角度来看,古人留下的文言文也有着许多对生活的描述,学生学习文言文可以了解古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感悟,这样可以更好地引导学生进行生活,帮助他们正确的认识生活。所以对学生来说,学好文言文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文言文的教学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降低了学生学习的效率,学生的文言文水平并不高。以下是根据几年教学里教学经验对文言文教学做出的几点思考: 1当前文言文教学所存在的重要问题 文言文教学的现状不太乐观,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教师在课堂上进行的文言文教学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文言文教学的低效性,使得学生的学习成绩差。 1.1教师错误的文言文教学方式。在语文课堂上,教师是唯一的传授知识给学生的人,学生的知识几乎都是从我们教师这边获取的,我们教师在课堂上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学生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对于教师来说,如何运用正确的教学方式提高自己的教学效率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在传统的语文课堂中,教师并不注重这一点,他们只是采用单一的教学方式,要求学生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没有考虑到学生的主体学习地位。一般而言,教师会让学生去读背一些文言文注释,根据注释一点一点的翻译教材中的文言文,除此之外,教师就很少采用其他的教学手段了。这种枯燥单一的教学方式有着很多的弊端,而这些弊端也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显现出来,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变得低下,学生失去了学习的动力,一个对学习失去兴趣的学生是很难提高自身的成绩的,即使我们教师跟在他后面一直督促他也很难取得效果。 1.2教师与学生的之间的沟通、交流很少。教学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它分为教与学,我们教师主要负责的就是“教”这一个部分,在课堂上教授学生一些基础的语文知识,夯实他们的基础,然后引领他们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而学生主要负责的就是“学”这一部分,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吸收教师教授的语文知识,并将这些知识转换为自己的知识财富。教与学是相辅相成的,教师的“教”需要受到学生的“学”的响应,而学生的“学”也要以教师的“教”为基础,这两者的同时运行才构成了一个积极地循环。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教师与学生的沟通交流很少,教师在讲台上机械性的教授学生知识,学生只顾着在座位上记录这些知识,这就造成了教学之间的单项传输,教师得不到学生的反馈,学生得不到教师的帮助,这样长时间的不正常运作使得文言文教学的问题越来越大,教师的教学效率越来越低。 2文言文教学未来的出路 既然文言文教学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那么我们教师就需要及时的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够提高自身的教学质量,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学生。 2.1教师必须完成教学方式的改革。错误的教学方式是文言文教学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因为我们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路人,我们的引路方向出现了错误,那么学生又怎么可能走的正确呢?所以我们教师的主要任务就是完成教学方式的改革,通过改善自己的教学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积极地学习文言文。作为一名年轻的教师,我觉得我们可以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来进行教学,教学方式的单一性是学生觉得文言文学习枯燥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们要采取措施来让教学方式变得多样化,比如小组讨论、问答式教学、问卷调查等都可以运用到教学中去,这些教学方式都可以很好地构建学习氛围,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培养起学习的兴趣。比如在学习《童趣》的时候,老师讲解完一些比较难的知识点之后就让学生组成小组进行讨论学习,每一个人提出自己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大家一起讨论解决这些问题。这样的教学方式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因为这样可以留给学生许多的自由空间,让他们可以自由的学习、发挥。另外,这样的教学效率比传统的授教模式效率更高,因为学生是通过自己学习的,他们对知识的记忆程度会更高,但是如果学生的知识是老师单一讲述的,那么他们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还要再打一个折扣。 2.2教师需要注重与学生的交流。教学是双向的过程,但是在传统的课堂中教学一直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这就使得学生的学习压力越来越大,并且不能够及时的解决,作为知识的传授者,我们教师需要及时的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作为教师,我们可以主动地与学生进行交流。教师主动地与学生交流可以很好地解决教学单向的问题,并且可以快速地实现教学的双向。比如说在学习《核舟记》的时候,就在课堂上主动地提问学生,并且在课后做一份调查问卷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在了解完情况之后,又与部分学生进行了交流,询问他们觉得学习中的难点是什么,这样就能够及时的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从而帮助老师更好地制定下一步的教学计划。 3结语 综上所述,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因此我们需要注重提高文言文教学的质量,既然如今我们已经发现了文言文教学的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教师就需要积极地解决这些问题,这样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教学质量。所以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与及时的师生交流是解决当前文言文教学问题的主要措施。同时,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一名教师,也需要不断的学习和自我提升,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以上是我工作中的一点拙见,希望能够帮助一些迷茫的老师师有效地解决教学中的问题,从而提高文言文教学的质量。 作者:李欢 单位:宁夏盐池县第五中学 初中文言文教学论文:初中文言文教学对策研究 【关键词】初中语文;文言文;教学现状;对策 语文教师要认真研究初中文言文的教学现状,分析学生的学习特点,找到适合学生的文言文教学方法,提高文言文教学效率。 一、初中文言文教学的现状 文言文教学应教些什么?学习文言文的目的是什么?怎么学习文言文?怎样才算学好了文言文?这些问题,相信不仅是学生,就连许多教师也感到困惑。正因如此,一些教师在教学文言文时存在以下较为突出的问题。 (一)过分强调字词句理解 文言文毕竟不是现代文,让学生读懂、读通有一定难度。为了让学生读懂文言文,教师一般都先要将课文翻译一遍,即所谓的“疏通文意”,再强调重要的实词、虚词的含义或用法。这样过分强调字词句理解的做法,会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一头雾水。原本富有情趣和性灵的文章被肢解为零碎的文字,变得缺乏美感。 (二)过多介绍写作背景 讲解文言文经常要介绍写作背景、作者生平等,但如果教师在此方面讲解得过多,脱离了课文本身,效果会适得其反。如有位教师在讲解《隆中对》时,先从作者的生平讲起,再介绍《三国志》《三国演义》的创作背景与书中内容,讲到人物时更是从诸葛亮讲到刘备、曹操、孙权,并详细讲解了其间的各种纷争直至最终的三国鼎立,甚至还联系到了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塑造方法,洋洋洒洒讲了一节课,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却没有达到文言文教学的目的。 (三)不太重视朗读 初中生接触的文言文较少,缺乏文言文的语感,缺少停顿、断句等常识,自然觉得文言文“难读”,教师有必要进行领读、范读。有些教师却嫌麻烦,只选重点的段落、句子让学生读,甚至只要求学生朗读、背诵古诗词中的“重点句子”,认为考试不会考到那些“不重要的句子”,那些“不重要的句子”读不读都无所谓。有些教师虽然认识到了朗读的重要性,却只知道让学生机械地读、背,只知道布置课后背诵任务。这样的朗读对学生学好文言文帮助不大。 (四)采取“填鸭式”教学方式 目前,许多语文教师在教学文言文时还是采取“填鸭式”教学方式。笔者曾听到某位教师说:“文言文的课最好上了,就是先介绍一下作者,把文章翻译一遍,再讲解重点字词,并进行重点句子的翻译,最后概括文章的中心思想就行了,甚至都不用备课。”这反映出文言文教学的现状,那就是教师教、学生学,教师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学生只是机械地听、记。这样的教学不仅使课堂枯燥乏味,也很难达到文言文教学的目的。 二、初中文言文教学的对策 中学阶段文言文教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显然,上述问题的存在,不利于提高学生的文言文阅读能力,也不利于学生从文言文中汲取养料,提高审美趣味。了解了文言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便要“对症下药”,找出文言文教学的有效对策,以消除学生对文言文的畏难情绪,让学生学得兴致盎然。笔者认为,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激发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于初中生来说,他们对感兴趣的才愿学、爱学。教师要调动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就要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从“要我学”的心态变为“我要学”的心态。要唤起学生的参与热情,教师就必须了解学生的心理,选好突破口,在“活”“新”上下功夫。教师可以尝试用新颖的板书、精美的图片、生动的引导语吸引学生;可以借助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适当播放与课文相关的歌曲、影视片段等,拉近古今距离;对于篇幅较短、故事性较强的文章,教师还可以将其改编成短剧,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等等。例如,《陈涉世家》篇幅较长,如果教师按照传统的“翻译—讲解—理解”步骤进行教学,课堂会比较枯燥,如何才能激起学生学习这篇文章的兴趣呢?在学生初步感知课文、了解文章大意后,笔者向学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陈涉称王后,假如当年曾与其佣耕的人来找他,结果会怎样?如果你是陈涉,会怎么做?”学生的学习兴趣马上被调动起来了,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有学生说:“如果我是陈涉,我就不理他,谁让他当年瞧不起我?”也有学生说:“我就给他点钱,然后打发他走,也算仁至义尽。”还有学生说:“我会好好待他,因为当年我说过‘苟富贵,无相忘’,我要言而有信。”学生充分发表意见后,笔者引导学生结合课文中陈胜的形象特点,得出最可能出现的情形。这样进行教学,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还让学生很轻松地把握住了人物的形象特点。 (二)重视朗读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只有反复朗读和体味,才能理解文言文的含义,增强文言文语感。文言是一种鲜活的语言。在现代汉语口语中,需要着重表达的部分往往会通过加重语气来进行强调,文言文则通过改变句式等方式,把语气反映在了文字里。宾前、状后等特殊句式都可以突出所要强调的内容。我们通过诵读就可以了解作者的语气和重音的变化,体会作者当时的情感波动。如在讲解《陈太丘与友期》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分角色朗读,看看谁读得更好,谁最能揣摩人物心理、模仿人物神情。如该文“友人”的话“尊君在否”要读出询问的语气,“非人哉”这句要读出愤怒的语气,“友人惭,下车引之”要读出愧疚的语气。元方回答“友人”的话要读出坚定、理直气壮的语气等。这样不仅能活跃课堂气氛,也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 (三)教无定法 教师对于不同的文言文要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做到“教无定法”。比如,对于那些字词比较难、思想较为深邃的文章,教师可以用传统的文言文教授方法(即“读———译———点———抄———背”)进行教学,虽然难免枯燥,但效果显著。因为文言文毕竟不是现代文,对于较难的文言文,如果教师采取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实在是难度太大,会直接影响教学进度。比如《陈涉世家》《出师表》等这些篇幅较长、生字词多的文章,就需要教师好好地进行字词讲解了。而对于那些浅显易懂的文言文,教师应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通过学生之间的合作学习或学生的独立学习来解决课文的难题。比如《塞翁失马》篇幅不长,故事通俗易懂却也蕴涵着深刻的道理,教师可以让学生们自主学习,适当点拨即可。学生讨论得出的答案可能较片面,比如当让学生讨论“这篇寓言告诉我们什么道理”时,学生可能会回答“事情都有好有坏”“遇到好事不要得意,遇到坏事不要伤心”等,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祸、福”方面考虑,得出“祸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寓意。教师让学生通过自主学习的方式理解文章,会使学生感到其实文言文也没那么难学,也是很好理解的。总之,初中文言文的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较难的任务,广大语文教师要针对学生的学习现状,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加强朗读训练,积极改进教学方法,让学生愿学、爱学文言文。 作者:罗兰美 单位:百色市那坡县平孟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初中文言文教学论文:谈文化传承与初中文言文教学 摘要:文言文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初中阶段,没有高考的压力,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阶段。一个语文老师,更应该懂得从文言文教学中培养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关键词:文化传承;文言文;教学 文言文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传统文化,对初中生道德素质的培养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以促进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在初中阶段,我们更应该加强对文言文的学习,从而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一、初中文言文教学的现状 文言文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同时文言文也是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我国目前,初中生教学课程里面,收录的文言文都是课本编者通过精心筛选收录的,每一篇都是文言文的经典,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我国对新课标做出了调整,强调文言文的重要性。初中生应该平常加强对文言文的学习,可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在学习文言文的过程中,还可以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其实,在初中阶段,“文化”这个词语,并不是那么高深莫测,我们可以通过对文言文的学习,了解我国古代的人文地理以及风土人情,调动起初中生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虽然新课标对初中阶段学习文言文有了新的定义,调动了初中生学习文言文的积极性,但是在我们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由于社会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初中文言文的教学仍面临着很多问题。 (一)在整个初中语文教学大纲里面,文言文应该是最难讲授的,通常情况下,教师会根据中考大纲来讲课,如果是中考大纲范围内的,教师会根据考点来讲解,如果是考试大纲范围以外的,即使是一些名人名作,教师也会大致讲解,不作深入研究。而且教师的教学方法比较单一,在讲解文言文时,教师一般会把文言文朗读一篇,然后再逐句翻译,对文章中的重点词语就用课本里的释义词语,对于文章中的名家名句,就会采用背诵的方法。基本上,对于文言文的教学存在着方法单一,急功近利的问题。 (二)文言文并不像现代文一样,生动有趣,学生在学习文言文时,一般也是处于被动的状态下。纵观整个初中阶段的语文学习,文言文也的确是整个里面最困难的部分。初中学习阶段虽然不像高中阶段那么紧张,但是根据我国目前的学习情况,中考的压力也是不容小觑的。学生在升学的压力下,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学习课外的文言文,对于课内的文言文,也是根据老师划定的考试大纲来学习的。另外,学生对文言文的认识还是不全面的,学生知道学习文言文对以后的生活和学习存在好处,但是问到目前学习文言文的目的时,大部分学生认为是处于考试的原因。 二、我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困境 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里面蕴含着中国古人的聪明才智。我们应该加强对学生的文言文教学,从而让学生更多的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而促进自身素质的提高。现在世界各国都加强了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我国当然也不例外。国家出台了许多的纲领性文件,强调加强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从而可以看出文言文的重要性。另外一个国家的重视必然会开辟出一条学习传统文化的道路,让学生重视学习文言文。初中生传统文化修养的现状及问题研究 (一)缺乏传统的文化根基 传统文化根基的缺失,不仅仅指的是初中生,还包括我们大部分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各种新兴文化流入中国。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冲击,人们在现代文化的影响下,远离了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远离了“四书”、“五经”的熏陶。传统文化好像也随着封建社会的消失隐藏起来了,现代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理解,也不过是简单的“三字经”“百家姓”罢了。另外,学生不仅仅缺乏对传统知识的认识,还缺乏对传统知识的尊重,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学生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中国自古是一个礼仪之邦,人们是讲究语言行为的绅士性的,但是,现在人们受各种文化的影响,越来越不注重自身素质的修养,例如随地吐痰行为,外国机场用汉字写的“请勿吐痰”几个大字,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中国传统文赤裸裸的嘲笑。 (二)学生学习重视程度低 学生对传统文化里面的文言文等都是等都是没有兴趣,对于一些新课标需要掌握的考试的识点,大部分是采用背诵的方法,不会去深入体会他所包括的知识;我们打开学生的作业,可以看见一个个大字龙飞凤舞,特别潦草;图书馆里面关于古代诗歌。文言文等传统文化的书籍,鲜有人翻阅,到时一些日本漫画等的书籍会遭到哄抢。现在全球都弥漫着学习汉字的热潮,但是拥有这些文化宝贝的我们却把它不当一回事,这是严重的对文化宝贝的一种糟蹋。我们在面对新文化的冲击时,不应该摒弃我国的传统文化,应该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发扬。教师应该丰富传统文化的教学方式,从多方面提起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在讲授文言文时,不应该按着原来的模式教学,应该采用一些新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更多的了解一下传统知识的美好,在讲解文言文时,可以通过作者的一些生平故事或者古代地区的一些风土人情,这些都可以引起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这样有利于学习传统知识。 三、文言文教学和文化传承的联系 (一)文言文的教学传承传统文化 文言文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学生的精神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初中语文课本经过多次的修改,把文言文的精华保留了下来。例如《岳阳楼记》,里面“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千古名句,另外,范仲淹对岳阳楼景色的描写也是特别让人流连的。这一篇篇文言文,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都保留了下来。另外古代文言文中还蕴含着作者的忠诚的爱国情怀。在我们初中现有的文言文中,许多的篇章都包含着作者的忠军爱国的思想。爱自己的国家,这是每一个炎黄子孙应该有的感情,许多的文人用文字表达了自己的这一感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范仲淹抒发了自己把国家的忧愁当成自己的忧愁,什么事情都先考虑国家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感情。现在我们提倡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让学生多学习一下文言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从文言文里面,我们还感觉到古人对美好社会的描写,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给世人描写了一个远离尘世烦恼的世外桃源。它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陶渊明的世外桃源里面,我们看得到的是古代先人们朴素的社会理想。另外,我们通过学习文言文,也可以看出古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周敦颐笔下的《爱莲说》,里面描写莲花,表达自己洁身自好的美好品德。我们还可以通过学习文言文,领略我国的大好河山。古代先人们,往往把自己的情感寄情于祖国的山山水水。初中文言文中,对祖国大好河山描写的文章特别多,例如《岳阳楼记》、《桃花源》、《小石潭记》等。另外,我们还可以了解一些我国的传统技艺,例如《口技》,里面就通过生动的描写,表现了口技者的技艺高超。 (二)传统文化的学习对初中生的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初中生认为学习传统文化,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增强民族凝聚力。看过这样一个报道,一个美国的教授这样评价中国学生,ABC学的特别好,XYZ也掌握的特别熟练,就是不太了解自己国家的长城、黄河,提起中国的文天祥,甚至还不如外国人了解的多。外国人学习中国的戏曲,学习中国的武术,但是中国的孩子却去学习外国的音乐。这是对中国教育的一个沉痛打击。初中生是祖国的未来,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动力。要看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仅要看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还应该看这个国家的教育水平。我国是一个具有传统美德的国家,初中是一个学生培养良好品德的重要阶段。初中生多学习传统文化,可以让学生在学习文言文知识的时候,还可以通过古人优秀品质的学习,来要求自己,塑造自己的品行。现在社会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各种文化充斥着这个社会,初中生特别容易受到不好文化的影响。我们认真学习传统文化,从而宣传我国几千年的传统的美德。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几千年的传统历史,有着令人骄傲的历史。初中生通过学习我国的传统文化,可以熟悉我国的文明历史,可以了解自己国家那些令人引以为傲的过去,可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从而激发我们前进的步伐。 四、怎样引导学生学习我国的传统文化------文言文 (一)提高学生的素质教育 教师应该把文言文中的各种道德素质培养的内容,充分发挥出来,用心的去讲授文言文,这样学生就会感受到这种气氛。中国有句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让学生长期处于好的道德素质的氛围之内,就会让学生长期受到这种良好道德的熏陶,就会不知不觉的促进学生道德素质的培养,从而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我国伟大的领袖,,他就熟读古代的四大名著,对《孙子兵法》也十分热衷,他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也十分熟悉,他也描写出了“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美景。 (二)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态度 通过对初中生文言文的教学,对学生进行正确的情感和价值观的培养,从而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不应该还像原来一样,只是对词句的解释,让学生学习了解文言文,不能只是单纯的应付考试为目的。教师应该改变授课方式,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变被动为主动,让学生自主的去学习文言文。教师应该以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为主要目的,这样才可以更好的发掘出文言文里面的道德素质的教育,熏陶学生的道德素质。学生注重传统文化的培养,把文言文的学习过程变成提高自身道德素质的一个强有力的动力,从而促进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例如,我们在学习《狼》这篇文言文时,除了讲解文章时,我们应该让学生明白,我们在遇到困难时,不能一个劲的退缩,我们应该敢于面对困难,困难并不可怕,要冷静的找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在蒲松龄的《狼》中,“狼”,不仅仅就是一只狼,它可以说是困难的化身,我们在一开始面对它时,心理可能存有一丝丝侥幸,但是我们应该及时的认清现状,并做好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也告诉初中生要具有坚持不懈的性格,我们应该通过文言文的学习,引导学生要用于面对困难,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文章内容设置教学 在初中阶段的文言文,不多数教师习惯讲授文字词语的意义,对文章所要表达的意义以及作者的思路,这一部分很少讲解,这样不利于学生对文言文的学习热情。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应该根据文言文的不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设置教学方式。例如《陋室铭》,这篇文章通过对莲花的描写,表达了作者那种洁身自好、不羡慕名利的淡薄品质。我们在讲解这篇文言文时,不应该把文章分解开,我们应该在讲解文章中描写莲花时,就结合作者的品行一起讲解。还有《岳阳楼记》,我们前半部分,侧重描写岳阳楼的美景,侧重写景,后半部分侧重抒情,抒发作者忧国忧民的感情。我们在讲解这两文章时,就应该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 (四)创造文化课堂的情景 文言文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它凝聚了我国古人几千年的文明,对于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改变单一的教学模式,可以借用现有的高科技的教学手段,可以利用多媒体来渲染一个古代的情景,例如我们在讲解《岳阳楼记》时,如果大屏幕上面出现了一个岳阳楼的景色,那么是不是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呢,还可以给学生听一些恰当的古典歌曲。另外,我们还可以在教室的墙面上,张贴一些书法家书写的名言警句,营造出一个浓厚的文化情景。 (五)培养学生的审美教育 美是人们永远追求的东西,我们要用心去感受美。美存在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都可以有享受美的权利,教师可以通过审美教育来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于初中阶段的学生而言,对文言文的理解还是存在于感性这一阶层,语文可以首先通过对传统文化里面诗词的吟唱,通过审美的感受,从而激发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从而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学生可以反复的朗读文言文,根据自己对文言文的理解,可以采用很好的方式表现文言文的内容。如果是一些绘画技术好的学生,还可以通过美术的方式,把自己想象到的情景描画下来,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学生学习文言文的乐趣,还可以借助学生的画面,把文言文表达的意境大大提高了。 作者:何明翠 初中文言文教学论文:初中文言文教学革新与实践 从初中语文教学的现状来看,文言文教学一直是语文教学的“噩梦”,一是教师教得辛苦,从文言词汇、句子翻译,到结构文意、写作手法,无一不是痛苦的存在;二是学生学得艰难,从字、词、句的落实、理解、背诵,到词类活用、词章句式、概括提炼等,每一步都似懂非懂,难以琢磨。 革新之一:厘清思想,我们为什么要学文言文 为什么要学文言文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下面三段不同出处的话或许可以告诉我们答案———曾任耶鲁大学校长20年之久的理查德·莱文曾说过: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时,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人民日报》新论:真正的教育,是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责任、远大的志向,是批判性的独立思考、时时刻刻的自我觉知、终身学习的基础、获得幸福的能力。当年魏征死时,唐太宗说了这么一句千古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文言文学习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学生穿越历史的迷雾,揭开它朦胧的面纱,去了解它长河中某一个时间段里的人们,是如何为人处世,自我成长的。然后,通过思索,孩子们能够更好地面对自己的生活、自身的成长。让他们骄傲地说,我的生活质量我自己掌握!最后,活出一个勇敢的、闪闪发亮的生命。这应该是我们学习文言文的至真之理。 革新之二:改变行为,我们应该这样教文言文 一、自由地体验 我的感受不能代替你的感受,我的阅读体验不能代替你的阅读体验。他们都是如此鲜活的生命,他们应该拥有自由地体验文本的权利,体验不分对错。初中文言文是古文学习的入门,入门的学习尤其要从简入手,学生学习任务尽量在课堂上完成,尽量反复鼓励表扬他们的作业,阅读文言文的初次体验,要完全交付学生。他们的作业,只要做全了,书写认真,都应该是优秀。 二、充分地展示 没有点奢侈,又算什么生活,死水尚且有波澜,更何况是有花有草、有风有雨的生活。语文课堂上,要不吝给学生展示的时间和空间,这是学生的大舞台。 1.组内展示。先一起读一遍,读完一遍以后,一起解决字音问题;然后小组内相互交流,解决预习作业其它方面的疑惑。 2.班内展示。无论是字词翻译的解决,还是文章大意的概括,亦或者是问题的提出和解答,每个小组都要有展示。 三、尽情地碰撞 “水本无华,相荡而成涟漪;石本无火,相击而发灵光。”能量在相荡相击中释放,思维只有通过不断的互相碰撞,才能发展,才能产生灵感。语文课堂上的“标新立异”,“异想天开”,“脑洞大开”绝不应该是贬义词,学生在敢想、敢说中引发思维的碰撞,在碰撞中点燃智慧的火花,才能使语文课堂充满活力,从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当然,碰撞来源于对文言文本的思考,碰撞要碰撞出对文本的疑惑,对文本的感受。碰撞要“以思考为前提,以疑惑为动力,以文本为中心,以语言为武器。”“孔融让梨”这个故事,究竟是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和帮助?这个故事流传至今,最大的价值是它更多的是去教育那个小的,那个弟弟或者是妹妹。告诉他们,小并不等同于可以肆意享受更多的东西。你只是年龄小,仅此而已,你应该努力地和哥哥姐姐们一样,懂得分享,懂得谦让,懂得尊重。因为这个世上大都是哥哥姐姐去谦让弟弟妹妹,他们的做法已经被认定为理所当然了,表扬他们的人并不多。这也就说明这世上好多的弟弟妹妹们大都享受了额外的宠溺。这个时候孔融冒出来,给广大的哥哥姐姐们一个巨大的安慰,原来这么多年的谦让,可以换来被尊重,被照顾,被爱护。同样,他也给弟弟妹妹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兄弟姐妹间应该相互谦让和尊重。这才是孔融让梨这个故事真正的价值。 四、热情地创作 课堂其实很多时候都不能够满足孩子的思考,因为说到底真的是时间有限。遇到特别有意思的文言文时,课堂可能仅仅只是给他们打开一扇很小的窗子,让他们可以看到多年前的一些景色。如果他们想去那些景色里走走,就该自己打开门,由自己的大脑去支配他们的四肢和五官去那些时代里穿越一下。《世说新语》中有个“王祥事后母”的故事,情节简单,但文短却意深。一般认为,文章通过这两件事让我们知道了王祥孝之纯,孝之深,然而,这里也可以设置一些问题来考察阅读效果,如王祥为什么“抱树而泣”?后母为什么在王祥“在别床眠”时,“自往暗斫之”?王祥为什么“跪前请死”而不逃呢?后母为什么会“感悟”而爱之如“己子”?以上问题,都可以作为学生很好的写作命题,甚至还可以创作“奴性的王祥”、“王祥与后母和白雪公主与后母之比较”等让人脑洞大开的崭新命题。同样的创作,在“管宁割席”等故事中,同样可以找到新的创作点,如“你是否愿意和华歆做朋友”“我眼中的华歆”等。 五、自觉地反思 反思,即回头、反过来思考的意思。作为哲学概念是借用光反射的间接性意义,指不同于直接认识的间接认识。有意思的读后感,我们会再次回到课堂,与孩子们分享。一方面培养他们向周围人学习的习惯,学会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其实是变相地促使他们对文本再思考,寻求新角度的突破。长期的思考和创作读后感,其实对写作也是有帮助的。我们常常要求学生的作文立意要深,要以小见大,但是一个不会思考,没有深度探索习惯的人,他对生活中有意思的细节就没有敏感度,怎么能够写出有深度的作文?综上,“自由地体验,充分地展示,尽情地碰撞,热情地创作,自觉地反思”,这应该就是理想的文言新的五部曲。 作者:龚锦辉 单位:江苏省海门市海南中学 初中文言文教学论文:初中文言文教学对策探析 一、初中文言文教学的重要性 (一)继承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手段 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是通过文言文的形式记录下来并发扬光大的,所以我们要想透彻地了解前人的优秀思想以继承并发扬光大的话,必须首先从学习、了解并理解文言文开始,这样,才可以做到兼容并蓄、发扬光大,使得各方面的发展具有连续性。 (二)提高个人文学素养的必要措施 文言文虽然是古人的东西,与我们相隔久远,而且一些用法也不符合现代人的语言习惯,但是白话文与古文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有很多相同与沿用,且古文中包括了古人的思想精髓,如果学生加以熟读并理解的话,定会吸取前人的思想精髓并提高个人的文学素养。 (三)增强学生语文学习语感的途径 古文是前人思想的结晶,蕴含着大智慧,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具有连续性的,文言文与现代白话文之间并不是完全短篇的,它们之间也是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文言文中字义、词义与用法在白话文中依然使用,所以我们必须加强文言文的学习,培养学生对字、词、句等的感知能力。甚至笔者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加大文言文的课时量与教学比重,通过奠定坚实的文言文基础而自然过渡到白话文。 二、初中文言文教学中的问题 (一)教学分散,学不能致用文言文是古人所使用的一种表达、记录的方法,在现代社会除了应付考试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用途,而且在整个语文教学中,留给文言文的课时又相当少,所以学生不重视、老师不重视的现象非常普遍。教师往往采用分散教学的方法,将文言文与现代白话文进行穿插讲授,没有留出专门的课时与时间进行专题讲解,种种原因结合在一起,导致初中文言文教学分散,学不能致用。 (二)教学方法呆板单一 在进行文言文教学时,教师首先会要求学生在课前阅读所要讲授的文言文,而后在课堂上会带领学生逐字逐句地进行解释翻译,最后将整个文意串起来解释一遍,再要求学生谈谈读后感什么的。这种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并不十分适合文言文的教学,因为文言文作为一门特殊的“语言”,需要学生在充分了解、理解的基础上掌握其行文习惯、常用模式等,而教师采用的上述传统的、呆板单一的教学方式不适合语言类科目的学习。 (三)学生的厌学心理 在当下这个浮躁的社会环境下,厌学心理已经成为学生的普遍心理,大多数学生都是以考试为导向,在文言文学习中,往往停留在文字表面,只是了解和掌握了一些浅显的意思,并没有真正走进文言文的世界发现其魅力和吸引力所在。学生应该积极主动去探究包括初中文言文在内的各个学科博大精深的知识,感悟知识的魅力与带给我们的能量,不能一味的以考试为导向,这样被动的学习只能说是学生的悲哀、现代教学模式的悲哀。初中是基础教育重要的环节,人们大部分学习习惯都是这个时候养成的,所以笔者认为,作为初中教师,更是肩负着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与良好的学习习惯的重任。 三、对策建议 (一)怎么读 1.“以读代教”学知识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所以学习文言文并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最好的方法就是重复的诵读。在诵读的过程中,首先必须进行数遍熟读,语文教师一般都是在课前引导学生充分预习,提高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在此基础上进行精读,通过反复的诵读,使学生用心感悟文中的真意,而不是通过教师的讲解将文意“填鸭”给学生。通过精读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使其言若出于吾之口,使其意若出于吾之心,阅读文言文本无任何技巧而言,唯一强调的就是多读、熟读、读百遍,只有用心读,久而久之才会真正明白文中的意义。2.“设疑质疑”来深思所谓“学起于思,思源于疑”,教师在进行文言文教学时务必要把握这一点。首先必须精心设疑,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调动起学习积极性,开启学生的思考之旅。3.“授之以渔”得规律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在进行文言文教学时,不能只是一味的填鸭,重在揭示规律,教授学习之方法与举一反三之能力。所以语文教师必须重在文言文学习方法的教授。例如常见的古今异义词、一词多义,常见的文言文虚词包括哪些以及常见用法等,所以文言文教学必须揭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而不是一味地讲授某一篇特定文章的含义。 (二)读什么 1.学会读注释文言文一般是言简意赅,而且每一篇文章都有自己的形成背景、作者的行文习惯等等信息在里面,所以必须教会学生在学习一篇文言文之前,首先要对其注释进行必要的了解,这样才能在特定的背景下进行顺畅的朗读、学习与理解,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2.学会使用工具书学习文言文,工具书必须书不离手,尤其是《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更是必不可少的学习工具之一,学生在学习一篇文言文时,除了要对注释进行全面了解之外,还必须会熟练运用工具书帮助学习与理解。不可否认的是,语文教师在文言文的教学中的确存在不少问题,而文言文的学习,确实是我们吸取古人文学精华,提高文学综合素质的一个良好途径,所以文言文的学习不应该被淡化,反而应该得到加强。 作者:拓佳燕 单位:子长县秀延初级中学 初中文言文教学论文:初中文言文教学教学策略 (一)情景再现理解大意 情景教学法可以把学生带到生活中的某个情景当中,让学生们体会到作者所处的年代背景以及社会环境,使学生们能够正确地理解文言文的课文大意。例如,在学习《桃花源记》时,教师使用多媒体给学生们播放这篇文章年代期间一些典型事件,让学生领会主人公在当时背景下向往美好而又和平生活的追求,感受到作者的心声。之后,教师再要求学生进行文本解读,根据学生学情进行适时的点拨指导。通过这样的教学策略,使学生们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情感,体会到文言文作品的内涵。 (二)逐字逐句进行翻译 文言文与我们当今学习的内容的区别就是文字的组合方式不是我们经常接触的类型,使学生们不知道从何下手,教师可针对学生学习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解决,带领学生逐字逐句地进行翻译,让学生们循序渐进地进行理解。例如在学习《陋室铭》时,教师对句子中的每一字都进行翻译,然后,让学生们翻译整句话的含义,这样学生就会把文言文内容用现代的语文知识解释出来,使学生们容易理解。通过这样的教学策略,能够让学生们找到学习文言文的方法,培养学生正视学习文言文的态度,懂得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地积累、总结,认识到欲速则不达的道理,积极掌握学习文言文的方法、技巧,丰富积累面,夯实文言文基础。 (三)前后呼应贯穿全文 学习语文知识的时候,一定要理解作者安排文字的先后顺序的意图,学习更多的文字衔接关系。例如在学习《爱莲说》时,教师可以先给学生们讲授课文的大意,再让学生们进行阅读,通过小组的形式查找资料进行翻译,学生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会找到课文中承上启下的桥梁部分,再根据文章的结构,按照事情一定的发展顺序贯穿全文。若是学生在翻译文章前边、中间或是后面任何一个位置出现了疑难问题的时候,不要担心和纠结,根据课文的大意进行分层次、分结构地分析,这样就很容易解决了心中的困惑。通过这样的教学策略,使学生们找到合适的学习方法,在文言文学习中遇到困难不退缩,克服种种困难,并在教师精心指导下,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认真分析,综合判断,找到解答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四)习题练习融会贯通 从学生做的习题答案中可以直接反应出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教师可以通过设置合适的习题让学生进行练习,让学生掌握文言文基础知识。例如教师可以找一些与文言文有关的课外读物,给学生提供必要的基本信息。然后,让学生进行阅读并完成设置的问题。最后,教师带领大家一同分析、总结、反思,找到解答类似问题的方法和技巧。通过这样的教学策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精神,培养学生随机应变的能力。总而言之,通过教师的不断学习和培训,在教授文言文的知识内容上有了新的看法,不断排除课堂教学中的问题,使学生扫除心理障碍,不断积累学习经验,吸取教训,使学生在学习文言文方面得到更好的帮助,获得更高的学习成绩,提升综合能力。 作者:王世成 单位:青海省海南州贵南县中学 初中文言文教学论文: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初中文言文教学 1信息技术带来的教学方式革新 传统的文言文教学通常采用“串讲教材”的方式,即教师对课文进行逐字翻译、结构分析等,并通过学生的机械背诵达到文言文教学的目的。在这种教学模式下,不但教师的工作量大,学生的学业负担也十分沉重。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完全依靠教师的讲解,无法形成自己的思考,因此在背诵和翻译上都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且无法形成完整的知识构架。长此以往,导致学生对文言文产生厌烦情绪,上课效率严重下降,无法完成预定的教学计划。为改善这一情况,许多学校开始积极探索新的文言文教学方式,通过多媒体信息技术等,增加文言文教学形式,并丰富了教学内容,重新激发了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和信心。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包括多媒体课件的使用,文字、图像、声音的综合展示等。通过这些方式,教师可将原本难懂的知识点转化为生动、形象的图像视频,使学生在娱乐的同时完成文言文内容的学习,从而提高课堂效率。 2信息技术整合下的有效教学方式 2.1音像结合,营造气氛 文言文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底蕴,只要教师能通过科学合理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引导,就能使学生发现其中的隽永和古典美。音乐与图像结合是展示文言文美感的一种有效方式。音乐具有一定的韵律和节奏,能够烘托出文言文语言凝练、优美的特点。教师可在讲解课文内容时播放一些舒缓、具有古风的音乐,帮助学生进入学习状态。在学生欣赏音乐的同时,教师还可展示一些与课文内容相关的图片,使学生对文章描绘的景象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从而加深对课文的记忆。 2.2画文一体,愉快写作 写作是检测学生对知识掌握程度的有效手段,在文言文教学中,也会涉及写作的教学。在传统的文言文教学中,由于学生对课文内容本身存在着理解上的难度,因此根据课文内容进行自我创作对学生而言难度较大。在信息技术环境下,教师可以通过将课文内容转换的图像,使学生对特定场景有直观的感受。在此基础上,再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感悟进行写作,不仅大大降低了写作难度,学生的写作深度和内涵也将获得极大的提升。 2.3优化反馈方式,提高教学效率 教学成果的反馈也是文言文教学的重要环节,更是发现教学问题,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判断教学质量的标准是教师授课的内容能否被学生较好地接受、吸收,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应用。但由于传统教学形式下,文言文的教学任务较重,教师往往无法进行完善的成果分析。若在教学反馈过程中,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电子数据分析,教师只需要将学生的平时成绩及测试成绩输入电脑中,由电脑进行自动排序和分析。这样做不仅能大大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也可以使反馈结果更加客观、准确。根据反馈信息,教师可以归纳总结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了解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难点,以便在今后的教学中明确教学重点,并调整教学方案。 3结语 综上所述,信息技术在文言文教学过程中的应用能较好地提升课堂氛围,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率。在今后的文言文教学中,教师应推广信息技术的应用,通过多媒体授课、电子化反馈等形式优化教学结构,改变传统教学中内容单一、形式僵化等缺陷,使文言文真正成为传播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 作者:魏广东 初中文言文教学论文:初中文言文教学初探 一、展示赛读 这一朗读环节重在检测组内练习读的效果。组内可以自由选择朗读形式,如全组齐声读、组员轮流读、个人读,还有分角色读等。朗读采用竞赛制,充满挑战性和火药味,各组跃跃欲试,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学生情绪高昂,课堂气氛热烈,课堂教学渐入佳境。点评品读这是朗读最高点,难度较大,但对学生充分理解课文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展示赛读结束后,各组出代表对以上朗读作出评价和指正。评价和指正的要素主要是针对练习读的几个要求,即读准字音、读准节奏、读出感情、读明主旨。 二、再读知文义 这一环节就是通常的翻译课文。教师要培养学生良好的翻译习惯,教给他们翻译的基本要领。(一)细心读注文言文言简意赅,阅读时需要借助注解,学生只要认真阅读课后浅易而详尽的注解,就能自己解决生字、难词、难句,初步达到了解内容的要求。(二)教学生使用工具书学生在预习新课时除了看课文的注释,遇到疑难问题,还应自己查阅工具书,尤其是学会使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这是一项重要的能力。(三)教学生翻译文言文的基本方法,指导学生直译课文1.扩。古汉语单音节词变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如《三峡》“属引凄异”中“凄异”一词用“扩”的方法可组词成双音节词“凄凉怪异”,简便实用。2.换。词义发生变化的用这种方法。如《答谢中书书“》未复有能与其奇者”中“与”古今意义变化大,用“换”的方法可以解释为“欣赏”。3.留。人名、地名、专有名词、官名、时间性词语、古今词义变化不大的词可保留。《观潮》中“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中“浙江”“天下”词义没有变化可直接保留。4.删。删去无实际意义的词。5.补。根据上下文补出省略成分。如《桃花源记》“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是省略句,翻译时需补出(:村民)看见渔人,非常吃惊,问(渔人)从何处来。这样一“补”,表达的意思就清楚了。6.调。根据现代汉语表达习惯,用现代汉语句式,调整倒装句的句序。《陋室铭》中“何陋之有?”是倒装句,翻译时应及时调整语序为“有什么简陋的呢?”,这样才符合现代汉语的语言习惯。翻译课文是学习文言文的重点。教师切不可在台上死板地和学生一对一的“你来我往”,而是要把学习时间还给学生。第一,教师把任务分给学习小组。第二,小组长组织本组成员以他们喜欢的方式,抓关键词完成翻译任务。组员互相质疑,解疑,组内解决不了的,汇报展示时与同学、老师交流解决。第三,组内派三位同学汇报展示。一位读句子;一位指出并解释句子中的重点词语,包括通假字、古今异义字、一词多义、词类活用等;一位整体疏通句义。第四,师生点评、解疑、补充、强调。用这样的教学方式,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学得轻松愉快又掌握扎实。在交流、合作、展示、评价中,师生共同研讨,思维升华,关系融洽,课堂充满了收获的满足与快乐。 三、复读明内涵 学习文言文,影响学生最大的,应是蕴含在文章里的闪光思想。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的洁身自好,刘禹锡“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安贫乐道,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济世情怀,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旷达胸襟,都会给学生带来积极的影响。可见,如何引导学生体悟思想内涵,是文言文教学的关键。(一)品语言语言是作品思想的载体。如学习《渡荆门送别》时,让学生品析“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抓住“随”和“入”两词,学生想象连绵的山随着无边的原野渐渐消失,浩浩荡荡的江水流过广阔的原野,流向茫茫大海,画面充满空间感和流动感。这样品味语言,方可走进诗歌的世界,体会诗人的情怀。(二)赏布局初中语文教材中选录的文言文,大都是名家名篇,构思巧妙,布局合理。指导学生阅读文言文时,适当引导学生赏析布局,把握文章的思路和思想主旨,提高谋篇布局的能力。如学习周敦颐的《陋室铭》时,应引导学生赏析文章托物言志的写法;学习《核舟记》引导学生把握说明的顺序;学习《观潮》把握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方法;学习《出师表》应指导学生反复体会“陈情”的特点。(三)悟思想对于文言文的阅读,我们不仅仅限于体会表面意思,更重要的是让学生透过那些优美文字,去解读文字背后那些伟大的思想、高尚的人格,领悟祖先无穷的智慧,并把它们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比如,学习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应引导学生理解欧阳修被贬仍“与民同乐”的乐观人生;学习《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让学生明白“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生命价值;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能屈伸”“负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会让学生明白“天道酬勤”的古训。让学生真正走近古人,走进优秀的传统文化,树立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只有这样的阅读,才算切实读出文言文的“美味”。 四、读中积累 要求学生准备笔记本,引导学生积累古文学知识、常用句式及常见文言实词和文言虚词。文言实词包括古今异义词、一词多义、通假字、词类活用。文言虚词主要是“之、而、其、则、以、于”等一些基本常见的文言虚词的意义和用法。文言句式主要包括省略句、被动句、倒装句、判断句。学生的积累不是只局限于孤立的一篇文章,而是随着量的增多指导他们进行前后联系、比较,不断进行整合归纳。比如,学习《湖心亭看雪》“湖中人鸟声俱绝”的“绝”时,可让学生与《桃花源记》的“率妻子一人来此绝境”《;核舟记》“以为妙绝”;《三峡》“沿溯阻绝”;《核舟记》中的“佛印绝了弥勒”的“绝”进行比较理解。又如虚词“以”,用法很多,得注意积累归纳,如《岳阳楼记》中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因为”的意思《;曹刿论战》中“何以战”是“凭借”的意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是“靠”的意思;《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皆以美于徐公”是“认为”的意思。学生长时间这样积累,文言文知识会系统化,对文言文的理解能力也会逐渐提高。总之,学有法而教无定法,在文言文教学中,广大语文教师还应积极探索,不断总结,努力寻找符合新课程要求的文言文教学模式,实现文言文教学的高效,同时为祖国优秀文化的传承尽一份力量。 作者:李凤娥 单位: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第五中学 初中文言文教学论文:初中文言文教学策略 一、引导学生领悟课文,加深理解 古语云:“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文言文的学习,终究还是要涉及到对文章主旨的理解和对作者思想的把握。因此,文言文教学切不可变成单纯的诵读记忆课,教学不可陷入机械化的窘境。教师应当根据课文的不同特点,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引导学生对课文提出质疑,并思考,从而加深对全文的理解。只有学生理解了课文,学生才能从整体上把握住整篇文言文,才能理清作者每句话每个字的意图,最终吃透整篇文言文。正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现今新课改的大潮下,教师更应该以学生为主,引导学生自主领悟课文的主旨,从而加强其对文言文的理解。如,某位教师在上《陋室铭》这一课时,向学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陋室真的简陋吗?”在提出这个问题后,她积极鼓励学生思考并发言。而在老师的鼓舞下,学生们纷纷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有些学生还举出了文中引用孔子的那一句话:“何陋之有?”来佐证自己认为“陋室不陋”的想法。最后老师再带着全体学生学习了一遍文章的主题思想,从而让学生明白了“陋室不陋”的道理,使得整堂课的教学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学生们都对《陋室铭》吃得很透。 二、引导学生自主翻译课文,培养能力 文言文翻是文言文教学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性很高且难度较大的教学环节,而且在各种考试中,文言文翻译的能力也常作为考查对象。在如今以人文本,以学生为教学中心的素质教育思潮下,文言文教学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灌堂式”的教学模式。相比于教师逐字逐句为学生翻译,学生只管拿笔记录的“记录员”学习法,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引导学生自主翻译文言文的学习方法无疑将更有效果。这种模式,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文言文翻译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语文素养,且在教学上,也能让学生更快速高效的掌握文言文的主旨大意,从而提高教学效果。翻译能力是教师在文言文教学中需要着重培养的一种能力。引导学生进行自主课文翻译,不仅符合现代教育的理念,也有利于学生更好的成长和学业成绩的提高。 三、指导学生加强课外练习,保持状态 再好的教学方法和策略,也仅仅能在有限的课堂时间中使用。而课外的时间,则一直成为了教学中的盲点。因此,教师在开展文言文教学时,务必要指导学生加强课外练习,从而让学生保持学习状态。必要且适量的练习不仅能帮助学生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和记忆,更能巩固他们所学习的知识技能,从而让从老师那里得来的东西真正成为自己的东西。某位教师在讲解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让学生反复地诵读背诵并默写这首诗歌,并对其中的字句逐字逐句地理解和翻译,在这些练习中,学生深刻的体会到了杜甫蕴含在文中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思,并领会了一代诗圣的行文表达以及炼字的功力,对学生的写作能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言文教学是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难点。教师在开展文言文教学时应当注重引导学生进行课文诵读,引导学生领悟课文,培养学生翻译能力,加强学生课外练习。只有这样,才能让文言文教学更加高效。 作者:邹菊芳 单位:广东省龙川县通衢中学 初中文言文教学论文:初中文言文教学中教师的训诂意识透析论文 论文摘要:文言文的训诂意识是在坚持基本训诂原则及灵活运用基本训诂方法的前提下,对文言词语训释时具有的一种积极的、恒常的、稳定的训诂态度。具备一定的训诂意识,在阅读和教学文言文时,可避免容易出现的迷信教材、忘文生义、以今律古等毛病。中学语文教师至少应具备坚持基本训诂原则的意识和灵活运用基本训诂方法的意识。训诂原则与训诂方法须综合运用,融汇贯通,才称得上具备了训诂意识。 论文关键词:语文老师训诂意识训诂原则训诂方法 所谓训诂意识.是在坚持基本训诂原则及灵活运用基本训诂方法的前提下,对文言词语训释时具有的一种积极的、恒常的、稳定的训沽态度。是为探求词语乃至篇章的丰富含义、揭示词语演变规律、避免误训误注所把持的训诂观念。 在中学文言文教学中,教师如不具备相应的训诂意识,单依赖课本的注解、参考书的帮助,对词语的训释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学生的进一步追问也无法给以满意的解答,甚至出现迷信教材、望文生义、以今律古等这些文言文阅读的大忌。根据大纲对语文教师素质的要求及文言文词语训释的特点,中学语文教师进行文言文教学至少应具备以下两大方面的训诂意识。 1.坚持基本训诂原则的意识 坚持基本的训诂原则,就是要坚持从语言的社会性、历史性、民族性及语言事实等方面,对词语含义作全面考察。 1.1坚持从语言的社会性考察词语含义的意识。 语言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约定俗成这一特性上。约定俗成是词语的形式与含义得以结合的决定因素,它不但决定了某个特定的语词与某个特定的含义的结合,同时还决定了这两者的结合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的。如高二册《六国论》:“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课本注“厌,通膺,满足。”从字形上分析,很难将“‘厌”与“满足”联系起来。“厌”本写作“队”,由“甘”,“月(肉)”,“犬”三部分组成,是个会意字,象一只狗面对香美(甘)的食物,却将嘴巴转向一边不理,表示“吃饱”“满足”“不需要”。就本字来说是容易理解的,只是后来人们却借用表示“压”的“厩”字来表示这个意义,本字“厥”反而废弃不用,于是“厩”担任了“压”和“厌”两个意义。如《汉书·五行志下》“地震陇西,压四百余家”中“压”字就写作“厥”。《左传·隐公元年》“姜氏何厌之有?”中“厌”也写作“厥”。后来人们为区别字形,就在“l”字下加“土”而成“壑”,表示“压”的意义。加“食”成“膺”表示“厌”的意义,简化为“膺”。一直沿用至今,这就是约定俗成的结果。 语言的约定俗成大多数情况下是任意的,而一旦固定下来就难以改变。王力在《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一文稿中指出:“如果我们所作的词义解释只是在这一处解得通,但在别的书上再也找不到同样的意义,那末,这种解释一定是不合语言事实的。”清代学者王引之在《经传释词·自序》中也提出了.‘樱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的训诂原则,都强调了语言的社会性的重要性。 1.2对语言历史性的敏感意识。 语言的历史性是词语含义流变的轨迹和见证。有词义变化的词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意义是不尽相同的。如高一册《鸿门宴》“项王按剑而跽”,课本注“按剑而踞,握着剑,跪直身子”,又注“这是一种警备的姿势,古人席地而坐,两膝着地,要起身先得跪直身子。”这样解释是不错的,但如果对该句上文“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中的“坐”字,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坐一臀部放在椅子上支持身体重量”则难以说通,项王为何由“坐”而变为两膝着地跪直身子呢?这就要考虑到“坐”字在意义上的历史性。正如课本所注解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对“坐”的解释更为清楚,古人铺席于地,两膝着席,臀部压在脚跟上,叫做“坐”。如此,《战国策·秦策三》,“(伍子青)坐行蒲服,乞食于昊市”中的“坐行”其实就是膝行,跪着行走的意田 有些词语因历史原因已废而不用,对这些词我们既要弄清它的原义、用法,又须用现代词语作恰当的训释。《鸿门宴》中有句“沛公奉危酒为寿。”课本注“危,酒器”,但这种酒器今己不见,学生难以把握,必须弄清其容量大小。《王力古汉语字典》注:危,圆形酒器,容量四升。又注:春秋至汉时,一升相当于今200毫升。四升即800毫升。难怪齐人“左手持危,右手画蛇”(战国策·齐策》),为一危酒,三人喝显得多,四人喝显得少,最终留下了“画蛇添足”的千古笑诂。不过,项王赐给樊啥的“斗危酒”则要比一厄大些。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斗危者,危之大者也。”(第430页)。斗危,当然不是普通一危,即不只800毫升了,而应是足够几个人喝的酒,“啥拜谢,起,立而饮之”,一个勇猛、豪爽的英雄形象自然跃然纸上。 1.3对语言民族性的察觉意识。 一定民族的语言所具有的含义,由该民族的文化环境所赋予。离开了这个特定的民族文化环境,词语的意义就发生变化。如关于星宿的分野,中国有,外国也有;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所以碰到文献中涉及星宿的问题,就不能套用国外的东西。如高二册《滕王阁序》“星分翼较,地接衡庐”,“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等句中,就只能按中国古代的星宿分野分析。《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注:“据《越绝书》,豫章郡古属楚国地,当翼、较二宿的分野。又《晋书·天文志上》谓豫章属吴地,吴越扬州当牛、斗的分野,所以言“龙光射牛斗之墟”。据此注:豫章既属楚地,又属吴地;在星宿分野上,既属翼、较二宿,又属牛、斗二宿。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关系到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演变,春秋战国时,豫章属楚国管辖,楚国属翼、转二宿分野。至三国时,天下三分,吴国占据江南一带,包括了上述的豫章(南昌),而吴国又属牛、斗二宿分野。作者这样写也正突出了滕王阁在地理位置上“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贩越”的显著特点。前后照应,古今贯通,滕王阁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可见一斑。 类似的如阴阳五行、干支纪年等都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常识,在文献中随处可见,不了解其中的关系,要阅读中国古代文献,往往就寸步难行。 1.4尊重语言事实,准确把握文义的意识。 语言事实是文献作品真实思想的唯一体现。由于文言词语难以理解,有关文言文的注释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只有在坚持前三项原则的基础上,从文献语言出发,运用多种训沽方法,才能作出合乎事实的训释。如高一册((勾践灭吴》一文中,主要叙述越王勾践在失败后,处心积虑,务求报仇雪恨,经过长期的奋斗,终于达到目的的故事。文中既有外交上的能言善辩,又有内治中的卧薪偿胆。教材选用时,删掉了越国大夫文种游说夫差的一段诂: (种)日:“寡君勾践乏无所使,使其下臣种,不敢撤声闻于天王,私于下执事日:‘寡君之师徒,不足以辱君矣;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土女女于士;越国之宝器毕从。寡君帅越国之众以从君之师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国之罪为不可赦也,将焚宗庙,系妻李,沈金玉于江,有带甲五千人,将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带甲万人事君也。无乃即伤君王之所爱乎?以其杀是人也,宁其得此国也。其孰利乎?” 在这段文章里,文种可谓极尽游说之能事,软硬兼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陈之以利,言之以弊。使一国之君的夫差“将欲听与之成”。有了这一心理基础,加上太宰豁的“美言”,夫差终于无视子青的忠告,“与之成而去之”。从而为吴越之间新一轮的斗争揭开了序幕。在教学中如不了解这部分,就很难领会全文的生动曲折之处。 2.灵活运用基本训沽方法的意识 在词语训释中,除了要坚持基本的训诂原则外,还要熟练掌握并运用以下四种常用的训诂方法: 2.1以形索义 这是从文字学上对词语训释的一种方法,也叫“形训”。汉字是以象形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表意文字,字的形、义之间具有可释性,通过分析字形,可探求字(词)的本意,再联系其它的训诂方法,即可求其引申义、假借义以及更深层的含义。如上文述及的“厌”字,就是运用了形训的方法。又如高一册《谏太宗十思疏》“凡百元首,承天景命”,“景”教材训为“大”,为什么“景”训为“大”呢?从字形上看“景”从日从京,“京”甲骨文作“帝”,是人工筑起来的高丘,比喻为“大”。《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而“景”小篆为“景”,意为高达日头的高丘,其表示“大”之意相应比“京”程度高。因此在表示大时“京”一般是表有限的高大,而“景”则表示无限的或抽象的高大,如本例中的“景”即是。又《诗经·小雅·车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毛传:“景,大也。”《诗·周颂·潜》:’“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毛传:“景,大也。”毛传对“景”字作了相同的训释,但显然,“景行”指的不只是一般的大路,而要比一般大路要宽阔,“景福”则是指抽象意义上的洪福了,正如今天我们所形容的“齐天洪福”。而“京”字则用如“京都”、“京师”,程度不如“景命”、“景福”高大。如再深究下去,同样表示高大的“高”字,甲骨文作“裔”,象一所高房子,其高的程度当然在“京”“景”之下,作一般高低的用法为多。通过分析字形,不但对我们所要训释的词语有深刻理解,而且对于同族字(词)也能触类旁通。 2.2因声求义 汉字虽是表意文字,但在六种造字法中,形声造字法是占据首位的,其数量占有汉字的大多数,可见声旁在汉字的表意中同样居重要地位。清代训诂学家王念孙在《广雅疏证序》中有云“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臂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挚其纲”。因此,从字音求词义不能不说是一种既重要又基本的训诂方法,这种方法传统训诂学上又叫“声训”。 我们常以读音上的相同来判别同音通假字,这就是声训的一种。此外,通过声训,我们还可探知一些字(词)在形体上的讹变。如高一册《逍遥游》中“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句中。“野马”教材注“游动的雾气,旧说春天山林沼泽中的雾气奔腾如野马,所以叫‘野马’。”其实这里的“马”字,原是“座”字,“座”意为尘埃。“马”“座”在古代同属鱼部、明母,属同音替代。《楚辞》里有“愈象雾其如座”。如“野马”训为“春天的雾气”,则此“座”当可训为野马”显然是不通的,玉逸注“座,也座”,亦可知“马”当为“座”,“野马”即地上飘浮的尘埃,与“尘埃”同义词复用,强调环境的污浊。这是符合庄子远离尘世,追求清静无为的理想的。 2.3比较互证 比较互证,就是比较同篇或不同篇文献中类似的用例,分析归纳其中不同词语含义的一种训诂方法。如高二册《病梅馆记》中有“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敬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一句,其中“姿”“景”“态”三字,如从单个字去训释,是难以解通的。如我们综合这三句的意思,异中求同,就容易明白这三个字都表示梅的风姿神韵,不必穿凿单个字的解释。同样的意思用不同的字分别表示,只不过是作者行文上的风格而已。在不同篇章中比较互训的例子如《滕王阁序》“北海虽赊,扶摇可接”,联系《庄子·逍遥游》的“传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可知王勃在此用《逍遥游》中的句子“扶摇”指“旋风”,“北海”即“北冥”。在阅读常用文献中,比较互证的训诂方法更是必不可少的。 2.4寻求词义理据。 寻求词义理据就是通过探讨事物命名的由来,用以对词语训释的一种训诂方法。一定的词的形式与该词所表达意义之间的联系是有理由根据的,找到了这种理据,对难训的词语就会迎刃而解,对有疑惑的词的理解也将更为明白。如高三册《鹊桥仙(纤云弄巧)》中有“金风玉露一相逢”,课本注“金风玉露,秋风白露”,为什么“金风”训为“秋风”而不是“金色的风”呢?原来,这里的“金”是指五行说中的金,据《礼记·月令》载:春属木,夏属火,秋属金,冬属水。宋·欧阳修《秋声赋》里也有:“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阳;又兵象也,于行用金。”因此,称秋风为金风,久而久之便固定下来。《文选》张景阳(l杂诗》“金风扇素节,丹露启阴期”。李善注“西方为秋而主金,故秋风曰金风也。”说的也很明白。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八个方面的原则和方法,在训诂实践中是不能孤立运用的。单一的训沽原则或方法的运用,无法胜任对沉淀了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词语的训释,更谈不上具备了相应的训诂意识。在文言文教学或研究中,只有坚持以正确的训诂原则作指导,灵活综合运用各种训诂方法,对词语作出合理的科学的训释,才有可能将训诂原则、训诂方法内化为训诂意识,自已的学问才能有质的飞跃,在教学实践中才可能做到得心应手。 初中文言文教学论文:初中文言文教学中的朗读训练透析论文 论文摘要:朗读是中学文言文教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教学中教师要根据教材和学生的实际进行朗读训练,重视范读和领读,传授朗读的具体方法,介绍课文背景材料,让学生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朗读。 论文关键词:文言文教学朗读训练范读和领读朗读方法 朗读是在认读和理解的基础上,将书面语转化为准确而连贯的有声语言的活动。它是一种眼、口、耳并用的语言活动,也是中学文言文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但是,现今中学语文文言文教学课堂上听不到(或很少能听到)琅琅的读书声,“满堂灌”、“满堂问”的现象使整个课堂看起来精彩动人,其实效果甚微。教师只注重文本的分析,一句一句地往死里分析,学生一节一节把书本和笔记本记得满满当当,把一篇篇精美的古代名作弄得支离破碎,弄得像老学究的训话课。没有了原声朗读的语文课是永远形象不起来的,没有了原声朗读的文言课只能是枯燥乏味令人生厌的。俗话说的好:“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书读百遍,其意自现”。因此,还语文课堂一片琅琅的书声,是文言文教学的必由之路。教师应根据教材和学生的实际设计朗读训练,努力提高朗读训练的效果。 一、重视范读和领读 对于刚刚接触文言文的初中学生来说,教师在教学每篇文言文时都要坚持范读,目的在于影响学生读准字音、读准句读,并以此为手段,帮助学生深人体会课文的情感意蕴,增强教学效果。有不少教师常担心自己读音不准而不敢自己范读,而拿个录音机放放了事。其实这是一种错误认识。因为朗读对学生的感染除了文字和声音外,还有很大部分来自于体态语言—朗读者丰富生动的表情。教师在朗读时全身心的情感投人,“沉郁处还它个沉郁,激昂处还它个激昂”,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示范感染作用。而且,教师摇头晃脑如痴如醉的诵读,有利于培养学生敢于和乐于高声而有感情地朗读的风气和习惯。教师只有自己首先读得好,才能激发学生喜欢读文言文,让他们感觉到“原来文言文的朗读这么有趣!”教师范读学生跟读,或是录音范读学生跟读,这样让学生初步感悟文言文的音韵、节奏、停顿和大概的意思。由于学生初次接触,所以有些句子需要一句一句教,必要时划分节线、断句等。如《学弈》:为/是其智/弗若与?学生在准确的反复跟读中会逐渐形成文言文的语感,解决“读准”的问题。当然,如果教师本身的朗读基础实在不好,那也可以利用现代化手段(如音频视频)等进行示范朗读。 领读也很重要,与现代文相比,文言文的语调语感相对难把握。教师应有针对性地进行领读。对于高年级学生,一般不需要全篇领读,但在文章关键处朗读难点处,教师还是需要重点范读并领读。 二、传授朗读的具体方法 朗读,要做到准确、清晰,并能声情并茂,使听者感染到“声声人耳,心心相应”,使读者感到“耳濡目染,心领神会”,因此教师要向学生传授朗读的具体方法,使学生掌握朗读的技巧。因为恰当地运用语言技术,能恰到好处地感受作者的思想感情,以增强朗读的效果。 就朗读训练的质量要求看,可以分三个层次。初级层次是正确的朗读:做到读音正确,停顿适当,不错不漏。这是朗读的最基本的要求。朗读的进一步要求是流畅的朗读:正确地把握语调(抑、扬、顿、挫)、语气(轻、重、缓、急),连贯地读下来。朗读高标准的要求是传神的朗读:熟练地运用读音和表情,表达出文章的风格神采。教师要按照学生原有的朗读基础开展训练,逐步提高他们的朗读层次。 朗读主要是通过重音、停顿、语调等传达的,所以教师在朗读训练时还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朗读的重音。轻重音是由音强、音长决定的。气流量大,用力,发音时间长,音则重。反之则短。重音显得刚强,常用来表达坚定、果敢、豪迈、庄重的思想感情。 2.朗读的停顿。朗读的停顿指的是朗读语流中声音的停顿。这是根据生理的需要与表达意义的需要而作的间歇、休止。适当的停顿对朗读者来说,可以适当地换气、恰当地控制语速、更好地表达感情。朗读的停顿,通常分为语法停顿、逻辑停顿和结构停顿三种类型。 就朗读而言,文言文的朗读停顿是有规律可循的。这里结合课文谈谈文言文朗读停顿中应注意的几种情况。一是句首发语词、关联词语后面要有停顿。文言文中有些虚词放在句子的开头,起强调语气或领取全句乃至全段的作用。二是文言文中连在一起的两个单音节词,朗读时必须分开,而不能读成双音合成词。三是根据语言顺序来处理停顿,即主谓之间应停顿,动宾之间应停顿。四是充当状语的名词和中心词之间要连读,即名词作状语时,一般在该词前停顿,且不能把状语与中心词读开。五是对文言文中的国名、年号、官职、史实、地名要了解清楚,切不可破读。六是诗句节拍间要停顿。古诗的朗读有其规律性,一般说来是两字一停顿,即按音节停顿。文言文的朗读停顿,涉及到文字、词义、语法及古代文化等多方面的知识。 3.朗读的语调。所谓语调,是指整个句子的音高变化,语调有平直调、扬上调、曲折调、降抑调四种基本类型。平直调,全句语势平直舒缓,音节拖长拉平,用来表示庄重、严肃等语气,常用于叙述、说明、判断的陈述句。扬上调前低后高,整个句子的后半句明显升高,句末音节上昂,用来表示反问、设问、疑问、惊讶、鼓励、号召等类语气。常用于疑问句或感叹句。曲折调高低起伏,变化多端,用来表示嘲讽、反语、暗示、双关、怀疑等语气,常用于疑问句。降抑调,由高到低,语势渐降,用来表示祈使句。 三、理解课文内容基础上朗读 教师适时介绍课文背景材料,帮助学生理解课文,让学生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朗读。 古语云:“善学者,师逸而功倍。”事实证明:善诵读者,文言文的学习也会事半功倍,文言文的教学也必然会迈上一个新台阶。 初中文言文教学论文:初中文言文教学中创新意识的培养透视论文 论文摘要:中学文言文教学中创新意识的培养首先是一种观念的更新。同时还要从主体性学习、课堂内的在文化拓展以及学生想象力等方面,来培养中学文言文教学中的创新意识。 论文关键词:文言文教学创新意识主体性学习文化拓展想象力 创新意识是指一个人根据社会和个体发展的新需要,引发出的一种创造性动机或愿望。它是人们从事创造活动的出发点和内驱力,是自觉的心理活动和思维动量、在强烈的创新意识引导下,人们才可能产生强烈的创新动机,树立创新目标,充分发挥创新潜力和聪明才智,释放学习兴趣和创新激情。它是整个创新过程的前提和基本条件。创新意识的培养,从其与思维关系上来讲,就是使人们的思维具有一种对于现有条件、状况重新思索的冲动和习惯。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和结果,思维发展同语言表达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中所表现出的条理性、清晰性、准确性、简练性正是其思维的直接反映。文言文是中国语言文字发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是古代劳动人民思维的结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思维习惯、思维模式的最直接的体现。文言文教学中创新意识的培养更能表现出现代语文教育对古代优秀思维的继承和发展。《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思维能力,激发想象力和创造潜能。”不难看出,文言文教学在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方面有着密切的作用。 一、文言文教学中创新意识的培养首先在于一种观念的更新和教学方式的更新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语文教师在传统文言文教学中的地位,是权威的代言者,也是教学过程的主体,一切教学活动都是围绕着语文教师转,围绕着语文教材和教师教案转。这种以“传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无疑限制了学生主体意识和主动思维的发展,大大阻碍了语文学科创新思维的开拓和发展。因此,在文言文教学中,语文教师首先要彻底地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狭隘、封闭的教学思想模式,要注重语言的发展尤其是文言文发展的规律,尊重语言的继承性、持续性和语言所具有的思想性,始终以引导学生为主,尊重传统与教学创新的统一,充分发挥个性化的文言文教学理念,这样才能使中学的文言文教学与素质教育、与现实的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与创新意识的独创性、开拓性、联想性结合起来,真正地发挥语文在重新建构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家园中的作用,在文言文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二、文言文教学中学生主体性学习是培养创新意识的重要手段 主体性学习,主要表现在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等几个方面。独立性,就是要重点培养学生的自尊自信、自律自强、独立生存、独立学习生活的精神。而自主性,应着力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学生的情感,丰富学生的生活内容,并推动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独立自主的学习,是一种研究发现的过程,也是一种创新的过程。它和创新意识中所具有的最大特征—独创性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语文教师在文言文教学中必须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学习,认识到主体性学习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重要手段,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性学习,使学生养成独立自主的学习兴趣和独立的思维习惯,来激发由此而产生的创造性。 吸工之侨献琴》文言的难度并不太大,学生完全可以在书下注解的帮助下,对原文的意思做出准确的理解。在课堂教学中,如果还以标准译文的讲述为重点的话,显然会压制学生自主性学习的机会和兴趣。因此在教学的策略和教学过程中要体现出自主性学习:引导学生借助多种形式的主体性学习活动,培育自主、合作、互动、探究性学习方式,建立民主、平等、互动的师生关系,循序渐进地化解重点难点,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优化全程教学。如:对于文言意思的理解,可以通过个体自译,同桌对译,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主动学习文言文的习惯;对于章节的理解,可以通过学生自导自演的课堂短剧,也可以举办自由评说的课堂活动。这样,不仅活跃了课堂的学习氛围,也大大增加了学生自主性学习的程度;教师从作断纹、作古获,埋诸土等方面进行发散思维的启发,让学生自己去理解造假的喜剧、爱假的悲剧、助假的闹剧,从而得出有爱假的,才有造假的,根除造假,先莫爱假的结论。这样才真正地体现了主体性学习的宗旨,让学生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完成了整个教学过程,主体性精神成了创新意识的独创性再现。学生在这堂饶有趣味的文言文课中,不仅学到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语文知识,而且习得了语文的学习兴趣和相对独立的思维习惯。让学生自主进人文言课文的情境,领会其中的深奥之妙,并升华为一种领悟力和理解力,也许这正是创新意识培养的开始。 三、文言文教学中深层次的文化拓展是培养创新意识的基础条件 历史文化之所以深沉丰富,乃是因为数千年积淀下来的思想内涵有着巨大的力量。应该说,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经过历史长河冲刷而流传下来的作品,当然是思想文化的精华,至少是可以让我们去批判地接受的优秀遗产。而充分发掘出这些作品中的思想之美,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先秦的“百家争鸣”,各种学说莫定了中国文化的思想基础,此后千百年来思想的发展更是无比丰富,对这些思想有一些初步的了解,能初步接受思想光华的照耀,是文言文教学要达到的目的之一。反过来,文言文的教学应该重视深层次的文化拓展,从而为培养学生创新意识提供一个人文的环境。 中学大量的古诗文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前人思想品质和道德智慧的范例:《陋室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境界,《爱莲说》所暗喻的精神追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展示的道德情操,《过零丁洋》所凝聚的民族气节;《烛之武退秦师》、《触龙说赵太后》对古人的聪明睿智的展示,《勾践灭吴》对人的精神力量的充分肯定,《寡人之于国也》、《过秦论》对治国得失的规劝和考证,《劝学篇》、《秋水》对人的个性自由的深思……凡此种种,都会对阅读者带来人格力量和思维模式的巨大震撼。创新意识的培养离不开这种导向性的文化反省和思维开拓,这种对文化深层次的追求为培养创新意识提供了更广阔的实践空间。只有在这种广阔的实践空间中,创新意识才有可能真正地在我们的思维中生根发芽,才能在我们的思维中发挥它积极的作用。可见,文言文教学中.文化的深层次拓展是培养创新意识的基础条件 再如《鸿门宴》中,对于项羽的描写和塑造,是建立在霸王分封十八路诸侯的伟业之上,也是项羽日后势衰、该下之围、乌江自列的预兆,司马迁所倾注的,不单单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扬刘抑项的寓意,相反是对如此历史背景之下,英雄人物悲剧命运的揭示。如果不对史迁“互文”记事写人的方法进行挖掘,不对《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乃至整部《史记》等作进一步拓展,就不可能理解这种英雄悲剧的意义了。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完全可以抛开教材教参的束缚,广泛搜集材料,更深层次地去挖掘中国传统文人的独立人格和精神世界,从而完成了教学过程中学生与作品人物之问的一段交流的心灵历程。正是因为对文言文中传统文化的有力拓展,让学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全力思考、倾心感受,领会并理解文本之外的深义,枯燥的文言课文为学生创新意识培养提供了条件。只有对传统文化量的占有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对文言文中涉及的文化进行深层次的拓展,才能实现质的创新性的飞跃。《四书·大学》中有一句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创新意识的开拓性特征也就表现于此。 四、文言文教学中学生的想象力是创新意识的翅膀 康德说:“想象力是一种创造性认识功能。”想象具有生动的再造性或独特的创造性。语文学科本来就有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想象力,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在文言文教学中有意地引导和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苏轼的《西江月·明月几时有》上片对月饮酒,下片望月怀人,上下之间,以空灵澄澈之笔勾对,于醇酒饮酌之间,清风朗月之景,神游于宇宙人生之际,不禁使人浮想联翩:你可以联想到日月光阴如梭流逝,也可以联想到刘希夷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无限惆怅,甚至可以联想到李白以明月寄喜J悦之情的诗句“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的豪迈。学生对这种意境的个体化、具体化的想象,也就是其创造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再现。再比如学完《愚公移山》一课后,可以引导学生进行想象能力的训练。当年的愚公村气候温暖而湿润,有大片的森林,还有大象。可是好几百万年过去了,沧海变成了桑田,今天愚公村的人们在干什么?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辉煌,又遭遇了怎样的挫折,让学生以《走进愚公村》为题,畅谈愚公村的今天。学生自然会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畅想愚公村在新时期的蓬勃发展,还有学生谈到违反自然规律所受到的惩罚……这些无疑是想象力给了学生创造性的动力:在自由想象的同时,学生不仅陶冶了情操,净化了感情,而且创造性地开拓了思维。 创新意识就是要求在感知和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个性化的再创造。在中学文言文教学中,应该鼓励和引导教学和学习的主体,不盲从权威,不迷信书本,不拘泥模式,善于发现,大胆探索,勇于开拓。这是培养文言教学创新意识的重要环节,也是文言教学的重要手段,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吸收祖国传统的文化,发挥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涵,才能培养出更具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真正有价值的人才。 初中文言文教学论文:小议初中文言文教学中传统美德教育 中华民族拥有几千年的灿烂文化,丰富、博大的文化遗产值得每一位炎黄子孙为其自豪。传统的文化,与中华儿女的美德相融合品质、优良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礼仪的总和,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髓。在21世纪的今天,我国领导人多次强调德育工作的重要性,并明确提出了要对青少年进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的要求,李岚清在首都纪念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十周年大会上作的讲话中指出:“各级各类学校的德育要切实抓紧,要渗透在学校的各个教学环节中和各项活动中。”在初中语文课本中,近两百篇文章,大多蕴含着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丰富材料,如:爱国、尊师、敬老、学、勤俭、公而忘私等等,其中以文言文体现最为明显。 一、从对人物、事件的分析中对学生进行传统美德教育 初中语文课本中,写人、写事的文言文占很大比例,这些“事有人为,人因事显”的生动故事,最易诱发学生的兴趣激起学生的情感。因此,教师在对课文进行常规的讲解后,可让学生对故事进行复述,并畅谈自己对人物、事件的认识和看法。而这些历史上的典型人物的典型事例,对后人具有警示和训诫作用,这正是教师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契机。如我在讲授《愚公移山》一文时,学生对愚公的做法颇有异议,有的认为搬山不值得,有的提出可绕道走,有的则认为打个隧道也可以呀……当学生的讨论告一段落时,我及时发问:“寓公真蠢,实在太笨了,都年且九十了,还累什么呀。”引起同学更热烈地讨论。一些同学在讨论中提到学习上的困难也象一座大山,难道碰上了就绕开吗?我不失时机的表示了赞同,并引出同志在第七次党代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谈了自己对愚公那种下定决心,坚持奋斗,克照困难的精神无比的敬佩。学生们听后,多有感悟,在周记中大多表示只有具备不畏艰难,求索攻坚的品质,才能在学习上有更大的收获。又如在《陈涉世家》、《伤仲永》、《为学》等课文中,所体现出的“自强不息” “立志勤学”等传统美德亦可在教学中渗透进去。 二、从对思想、精神的挖掘中进行传统美德教育 中华民族文化有着五千年的丰富积累,基中关于人的道德修养的智慧总结,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要丰富和全面。初中文言文中有很多文章是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如《论语》、《孟子》、《爱莲说》、《岳阳楼记》、《陋室铭》等。教学中,可以在疏通文章后让学生明确文章所传达的思想主张,所提倡的主体精神以及这种思想、精神在长期历史延伸中所铸就的民族性格特质。“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有孔子的谦虚勤学;“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有周敦颐的高洁品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范仲淹先人后已,天下为公的旷达胸襟;“斯是陋室,唯吾德馨”有刘禹锡安贫乐道的节操……这些名言警句脍炙人口,起着对人劝诫,警示的作用,有着让人铭心刻骨、感念不忘的力量。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不知有多少人从这些名句格言中汲取营养,得到战胜困难、战胜自我的力量。在一个学年结束后,可引导学生列表归类,设立前途、理想、尊师、品德、文明等栏目,分别从课文摘录出相关的语句、诗行、典故事例,这不仅陶冶了性情,感悟出生活的哲理,受到了传统美德的教育,也使学生积累了十分可贵的写作素材。 三、在诵读训练中进行传统美德教育 中学课本中的文言文、研讨词占有一定的比重,它们大多短而精,韵律上平仄起伏、抑扬顿挫;结构上讲究起承转合,琅琅上口。作者的思想感情、表达意图,在文章之中均有所体现,教师引导学生合理诵读、有感情朗读,采用录音配乐与范读相结合的方法,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和感受,从而渗透传统美德教育。如学习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文章之中五柳先生的形象可谓陶渊明的自画像,全文不到二百字语言朴素洗炼,平淡之中却寓意深刻,为了加深理解,我用《渔舟唱晚》这首曲子配学生的朗读,让学生体会到了陶渊明身上的“淡泊名利,安贫乐道”的精神境界。再如学习《送元二使安西》可配《阳关三叠》的音乐,让学生感受纯洁的友谊,增进同学间的团结友爱;学习《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可放旋律急骤的琵琶曲,感受诗中反侵略的爱国感情;学习《望天门山》则配上气势磅礴的钢琴曲《黄河》;在音乐中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增强学生的使命感。 四、在背景介绍、知识短文、课外阅读中进行传统美德的教育 初中语文课本中,每一篇文言文前几乎都安排有背景介绍,教师可以根据情况进行取舍或补充。而一些文言文后还附有一篇与课文有关的、有趣味的知识短文、在对背景及知识短文进行介绍时,也可不失时机的进行传统美德教育,《醉翁亭记》一文的阅读提示中简介了欧阳修“四岁丧父,家境贫寒,母以荻秆画地教读,”这时可以引导学生学习作者那种自强不息,立志勤学的精神,从而更好地理解文中太守能与民同乐的思想根源;《陈涉世家》一文后的知识短文介绍了陈涉违背“苟富贵,无相忘”的诺言之事,这正是进行诚实守信、见利思义传统美德教育的好时机;而第五册诗词曲后附“推敲”二字来历的小资料,通过了解贾岛炼字入迷的故事,使学生养成精益求精的好习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此外,当学完一篇课文后,可介绍学生进行一些课外阅读,在阅读中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如:学了《桃花源记》;可介绍学生看原诗,更深的了解诗人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学了《石壕吏》后可对比阅读《新安吏》、《漳关吏》,体会诗人对统治阶级无比愤恨、对劳动人民深切同情的感情;学了《愚公移山》后,可介绍同志在第七次党代会闭幕时讲话的有关内容,从而引导学生继承愚公精神,发扬自强不息、立志求索攻坚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创造出新的业绩。 在我们大力进行课程改革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确传统美德教育在这次改革中的地位,重视传统美德教育在各学科的渗透,发动学生、组织学生,让他们广泛、自觉、热情地参与传美教育并将其当作工作的重心,使肩负着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的他们,成为把传统美德继承与发扬并内化为思想道德素质的主体,那么传美教育就不可能有旺盛的生命力,就不可能真正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中医理论论文:中医理论美学论文 一、中医起源——药物与身体的“和”的初探 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代,人类依靠采摘植物和渔猎生活,神农氏便生活在这一时期。通过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生动而形象地反映了人们认识药物的过程。在人们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就常出现有误食有害的“食物”产生呕吐、腹泻等反应甚至中毒,人们也偶然间因为吃了某些“食物”而使本有的腹痛、便秘等病痛得到缓解。通过长期经验与实践的积累,人们逐渐对一些植物的治疗功效有了一定的了解,便能在觅食时有意识地进行辨别、选择,便开始在出现一些病症时尝试着用某些植物来帮助解除这些病证,这便是药物的萌芽。古人通过积累,从最初的无意识的体验,到有意识的尝试及观察,逐步形成了后来治病的药物的认识和理解。中药都是来自于自然界的自然之物,中医的理论便是来自于对自然的认识;中医就是利用自然界中的各种之物来纠正人体与自然不和谐之病的,人们在通过对自然之物的了解,探索沟通身体与自然药物之“和”的过程。 二、中医整体观——强调人与自然“和”的状态 古人发现了“天人相应”的时空观,表现在《灵枢•岁露论》中:“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这一理论地揭示了自然的变化与人的生理变化及疾病的发生的相互影响。中医认为人与自然息息相关,人体各部分是共同合作的,构成一个整体。中医学理论充分体现对人与人的生命尊重,同时,“天人合一”的理念显示敬重人就是尊重大自然的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出发点。博大的中国古代文化为中医药文化的蕴育提供了温床,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奠定了中医的基本思想整体论。中医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强调四季与昼夜的变化与人体的生物钟是相对应的。中医认为人的作息及行为必须与自然节律相协调一致。中华民族自古推崇生活规律,勤劳又有节制。平民百姓对中医养生之道融会贯通,灵活运用,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崇尚饮食劳作皆有度。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手段也是中医在诊断疾病的时候也非常重视的,它能通过最大限度地从病人身上收集“信息”。这些信息可以比较客观地反映机体的特殊状况及机体与环境的相关信息。比如,生活在较潮湿、寒冷的南方,易得痹证、湿证容易表现为消化系统的病症如腰腿疼、腹泻、恶心等;生活环境干燥的北方易上火出现口腔溃疡、痤疮、便秘等病症,这是从人与环境着眼看中医的“和谐观”。总之,中医以其独特的人与自然的“和”美学观,在疾病治疗、卫生保健和疾病预防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大众健康做出了贡献。 三、治疗原则——阴平阳秘之阴阳调“和”美 中医理论中一个重要治疗原则是以“阴阳”的相互关系为指南,同时讲究寒热、虚实和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它将疾病看作是身体各个部位机能失衡的结果。阴阳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辩证关系。“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盛则寒”。《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的这一句话则概况了中医理论的根本原则是以阴阳的关系为基础的调和之法。从阴阳的关系入手,使阴阳调和,机体恢复常态。同时强调人与外界的自然环境也是一个阴阳调和的整体,因此中医治疗需考虑除人体自身之外的地域、时间、季节等等关系的阴阳关系,最终使阴阳达到“和谐”。《素问•至真要大论》强调:“谨察其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这个“平”就是阴平阳秘,就是“和谐”,就是机体内部的和谐。机体出现病态就是人体内部“不和谐”造成的结果。阴阳之和还体现在中药的升降、散收、寒热、攻补关系中。在方剂配伍中,常常注重药物的升降配伍,如四逆散,方中用柴胡疏肝透热,只是泄热行气,以此一升一降调畅气机,透解郁热。又如升中有降的补中益气汤、升降通用的清胃散、降中有升的参苓白术散等。寒热通用一般用于治疗寒热错杂之症,如半夏泻心汤、黄连汤、定喘汤、九味羌活汤等都是寒热并用的方。攻补兼施也是中医治疗法则中重要的一种治疗方法,通过药物的布艺与祛邪配伍,从而达到邪不伤正,扶正不碍邪的目的。如参苏饮、人参败毒散、乌梅丸等都是攻补兼施的代表方。 四、组方法则——“君、臣、佐、使”之“和”谐美 中药组方配伍讲究“君、臣、佐、使”,通过君臣佐使的关系来控制各药在整个方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形成特定的整体关系与效用。以中医理论之“整体观念”为指导。中药组方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各种功效的药物的对其,而是充分的发挥药物在整个方中的协同、制约作用,以期达到使药物通过个体的身体吸收达到最终的身体阴阳“和谐”的目的。以麻黄汤为例,麻黄汤由麻黄、桂枝、杏仁及甘草组成。方中,麻黄发汗解表散风寒,且还可以宣理肺气以平喘,此为君药;桂枝重在助麻黄发汗解表之用,亦可解除四肢的疼痛,为臣药;杏仁降利肺气助麻黄以平喘,为佐药;甘草则祈祷调和药性,同时缓桂枝之辛这种燥之气,为使药。由此可见,中药方剂中的组方无不体现“和”的美学观。中医组方法则其实就是“调和”,即把身体中“不和谐”状态通过解表祛寒、泻热渗湿、活血化瘀、化痰祛邪、理气散结、养血益气、滋阴温阳、扶助正气等方法调整为“和谐”状态。 作者:傅斌范姝单位: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中医理论论文:用中医理论谈心理养生 心理养生的内容 (一)调摄情志、心理平衡 调节情志、避免、消除剧烈或持久的情志刺激,保持心情舒畅是养生长寿的重要手段。正如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中提出的:“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养生之都契也。”“养生之道,莫大忧悲,大哀思,此所谓能中和者必长寿。”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就在于有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人们怎样把握好自己的情感呢?七情应该怎样分配才有益健康呢?大概可以用如下数字概括: 一惊二恐三怒气,四悲五忧是常事,六七人在常思中,笑口常开八九个,惊恐悲忧怒全有,七情平衡春常驻。 人生活在复杂多变的社会里,让人意想不到的事会突然降临,有时惊恐怒气等各种情绪会一起袭来.因此各种情志活动都可能出现太过、太极,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用五行生克的办法使之恢复平衡,回到健康状态。 方法有二 1.移情克盛法 移情克盛法是根据五志相克的理论,通过他人想办法让七情中和来调理情志。例如范进中举的故事,范进金榜提名后大喜若狂,疯跑着喊:”我中举了,我中举了……”巧碰其岳父,劈头打了他一巴掌,他大吃一惊,居然不喜了,病好了。这是由于心属火,主喜,肾属水,主惊恐,水克火,惊恐可以克喜的缘故。再如,从前有个公子,看红楼梦着了迷,一心要娶黛玉,昼思夜想,不思饮食,大夫说:”这好办,我跟黛玉是亲戚,你快吃点饭,养一养,三天后我把她带来。”这下公子又吃又喝,又梳洗又打扮,专等黛玉到来。三天后,黛玉真来了,公子喜出望外,可打开门帘一看,公子勃然大怒,“你怎么给我带一个老太婆来:”大夫说”黛玉要是活着比她还大20岁呢”公子这一发怒,病顿然若失,大脑清醒了。这是因为脾属土主思,肝属木主怒,木克土,思虑太过,盛怒能抑制之。 2.自我克盛法 自我克盛法是病人自己加强修养,用五志(七情)中和来调理情志。这首先是要掌握五志相克的规律,然后根据自己某志偏盛的情况,针对性地想办法,使另一志旺盛起来,来克己盛之志。如某人母亲病故,悲痛不已,病倒在床,她若仔细考虑老母亲半身不遂,拉尿在床,生不如死,她的病就会慢慢地好转起来,这是因为思胜悲,火克金的缘故。 发怒对健康影响较大,避免生气的办法:一是躲避,即尽量避开矛盾冲突,遇到无谓纠纷时,不自寻烦恼。二是转移,即生气时把情绪转移到另一方面 去,使情绪稳定,如散步、逛市场、游公园:听音乐等。三是释放,即将心中不快向自己的伴侣或知心朋友倾诉,使自己获得轻松,心情舒畅。四是升华,即忘却不快的事情,将自己的身心都投入到热爱的工作中去,从而减轻负担,达到忘我的境界。五是忍耐,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六是想象,即有不快之事,从宽处想,自我安慰。 (二)修养德行,笑口常开 笑是人类特有的本能,其他动物都没有笑的功能。《儒门事寻》云:“喜者少病,百脉舒和故也。”说明笑是有利于养生的。现代科学研究证实,笑能使大脑释放出一种类似激素的化学成分“安多芬”,是一种自然的止痛剂,并能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笑能增强呼吸运动,清洁呼吸道;大笑可以促进肠蠕动,使腹部器官和组织得到适当的按摩;大笑能降低体内肾上腺和考的松水平,使血压下降;笑尤其对多愁善感的人有益,因为火克金,喜胜悲,喜笑可以消除或减轻悲忧情绪。笑是保持乐观情绪的好方法,怎样才能有发自内心的笑口常开呢? 1、奉献社会:无论你能力大小,只要你奉献了,你的行为就有意义,你就会从中得到快乐。正如苟子所说“有德则乐”,“乐则能久”。孔子亦云:“有大德必得其寿”。不讲奉献,斤斤计较,内心怎么也不会快乐,必然短命。 2、充满爱心:即要做到敬老爱幼,孝敬父母,你尊敬别人,别人才能尊敬你,你才会快乐。正如孔子所说:“仁者寿”。 3、待人宽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遇事要胸怀坦荡,包容别人,不要小肚鸡肠,要像弥勒佛那样“肚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天下可笑之人”。 4、乐观处世:当今社会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我们应抱着感激之情来对待社会、对待人民。俗话说知足者常乐,我们要用乐观、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即使身处逆境,也能泰然处之。一位哲学家说的好:“生活像镜子,你笑他也笑,你哭他也哭”。 只要能做到以上几点,笑自然经常会出现在你的脸上,你的身体必然健康,你的寿命必尽天年。 总之,心理养生(养神)是重要的养生方法。人的精神情志活动与脏腑功能、气血运行等有密切关系,突然、强烈、持久的精神刺激,可导致脏腑气机逆乱,气血阴阳失调而发生疾病。因此重视精神调养,用移情克盛法和自我克盛法以及调动笑的力量来克服七情过激,使之达到平衡协调,从而防止疾病的发生,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中医理论论文:用中医理论谈心理养生 摘要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的中医养生学历史悠久,其中心理养生(养神)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医认为正常的情志(七情)活动是反映脏腑生理功能正常,精气血充盈的外在表现,七情太过会使脏腑损伤,阴阳失调,气机紊乱而导致疾病的发生。重视养神,调摄情志,达到心理平衡是人类防病健身、延年益寿的关键。 健康是人类普遍关注和追求的永恒主题。以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药体系为底蕴的中医养生,就是根据生命发展的规律,采取能够保养身体、减少疾病、增进健康、延年益寿的手段所进行的保健活动。数千年来,经过历代医家的不断实践、总结、充实、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医特色的各种养生方法,并逐渐发展成养生学,它的独特理论和方法正日益为众多追求健康的人们所瞩目。 心理养生(养神)是中医养生的主要方法 中医养生的方法很多,包括饮食、生活、气功、导引、方药、功法等,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三方面,即养神、养形、养精。其中养神在养生中占有重要地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先哲们已经认识到精神调摄在养生防病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摄养方法,如老子提出的“见李抱朴”,“少思寡欲”、“致虚极,守静笃”,庄子则进一步指出“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孔子提出了“仁者寿”,“大德必得其寿”,强调道德修养在养生祛病中的重要作用。《黄帝内经》在继承先秦诸子养生思想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确立了精神调养的理论和方法。如其认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以及“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强调了心神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性。我们现在所谓的心理养生主要是养“神”。“神”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整体生命活动现象;狭义是指中医学心所主的神志,包括精神、意识、思维、性格、情感等活动。神主形,无神则形不可活。神是一切生命活动的最高主宰,它既协调脏腑、气血、阴阳的变化,主持人体内环境的平衡,又能调节脏腑组织器官等,使之主动适应自然界的变化,缓冲同外部因素引起的情志刺激,从而维持形体与外界的平衡。古人非常注重养神,正如《素问上古天其论》云:“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恬淡虚无,真气从之”。所以说,心理养生是中医养生最重要的方法。 情志与情志致病 情志即七情五志。七情指喜、怒、忧、思、悲、恐、惊,五志是指喜、怒、忧、思、恐五种情感与五脏相对关系,《素问应象大论》云:“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忧(悲)思恐(惊)。”《内经》中提到:“肝在志为怒,心在志为喜,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说明每个脏腑都有其情志活动,这种情志活动是人体对外界刺激产生的情感反应,是身体健康的表现。只要不过分过激,不会影响健康。若刺激过强或持续时间过长,脏气受到冲击,气机逆乱,就可造成人体的阴阳失调,气血不和,脏腑功能紊乱,导致疾病的发生与发展。 过喜伤心 心主喜,主神明。喜则气缓,《素问举痛论》说:“喜则气和志达,营卫通利,故气缓矣。”说明喜可以缓解精神紧张,消除过重心理、生理负担,是一种良性刺激。适宜的喜笑,保持乐观情绪有利于养生。但暴喜过度,会使精气耗散太多,心气弛缓,血气涣散,神不守舍,甚至昏厥或死亡。《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即是突闻中举高兴过度而病狂的。《寓意草》中载:“昔有新贵人,马上扬扬得意,未及回寓,一笑而逝。”足见,喜之为患屡见不鲜。 过怒伤肝 肝主升发,主条达气机。怒则气上,《素问生气论》说:“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素问举痛论》说:“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勃然大怒会导致两个极端:一是升发太过,所谓“怒发冲冠”,轻者导致损物毁器,重者面色苍白,四肢颤抖,吐血,昏厥而亡;二是肝气郁结过久,易患血瘀诸证,如心肌梗塞、脑血栓、肝癌等。《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是一位文武韬略,雄姿英发的将才,但怒发愈重,终致不救。生气对身体健康的摧残是很严重的,美国斯坦福大学作了个很有名的实验,拿鼻导管放在鼻孔里让你喘气,然后再拿鼻管放在雪地里十分钟,如果冰雪不改变颜色,说明你心平气和,如果冰雪变白了,说明你很内疚,如果冰雪变紫了,说明你很生气,把紫色的冰雪抽出二毫升,给小白鼠打上,1-2分钟小白鼠就死了。而且研究出了紫色冰雪的成分。所以,生气能产生损害健康的毒素,致病性很强。 过思伤脾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主思,是气机升降之枢纽。思则气结,思虑过度,劳神伤脾,脾失健运,会导致不思饮食,疲乏无力,形容憔悴,体质虚弱。《吕氏春秋》记载齐闵王因为思虑过度,损伤脾胃,以致积食内停,久治不愈,后以激怒之法方吐出胃中积食而愈。 过忧伤肺 肺主气,悲、忧皆为肺志。悲则气消,悲忧过度,耗伤肺气,上焦不通,肺气郁滞,可见胸闷气短、呼吸不畅等证。如《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就是忧愁过度太久得肺病而死的。 过恐伤肾 肾为先天之本,主藏精。恐则气下,悲则气乱。说明过度恐惧则伤肾,致使气降于下而不升,肾气不固,可见二便失禁、遗精滑泄等症。突然受惊,心气紊乱,气机失调,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三国演义》里讲到刘备兵败,赵子龙怀抱幼主冲出重围,到长坂坡由张飞接应,张飞对追赶而来的曹军一声大吼,曹将夏侯杰死于非命。 中医理论论文:论应象思维在构建中医理论体系中的作用 摘要:中医思维是中医学者在中国古代的生产、文化环境中,逐渐形成的以形象思维为主体的多种思维方式的有机结合,是相对稳定的特定思维模式。在气一元论、阴阳五行学说等中国古代哲思想的深刻影响下,中医学形成了一整套与西医学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应象思维即为其中之一。从应象思维的由来入手,从生理、病理、诊断、防治等方面阐述了应象思堆在构建中医理论体系中的作用。 关键词:中医思维方法;象思维;应象思维 人类的思维活动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客观现象,它受生产力发展水平、文化结构及知识积累、民族心理特征等因素的影响,这些条件的不同决定着人们的思维活动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层次或不同民族心理条件下,表现为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医思维是中医学者在中国古代生产、文化环境中,逐渐形成的以形象思维为主体的多种思维方式的有机结合,是相对稳定的特定思维模式。在气一元论、阴阳五行学说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下,中医学形成了一整套与西医学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一独特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象思维,包括意象思维、应象思维、法象思维和表象思维。本文仅就应象思维做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1 应象思维的由来 “应象”一词,首见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应”即对应、适应之谓;“象”即事物可见的现象或摹拟物象的象。主要指事物的功能和行为之象。应象是关于阴阳在自然和人体有象相对应的理论。中医学认为生命来源于自然界,“人秉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体的生理活动、病理变化也必将随着自然界的变化而改变。这种思维方式受着古代中国哲学天人关系论的影响。其思想的阐发、理论的建构则在于阴阳五行,观察法和取象比类法作为最基本的认知方法,使古人发现并总结出人与天地之间最明显的相应联系,为中医理论体系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应象思维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医整体思维模式。 2 应象思维在构建中医理论体系中的作用 2.1 建立了中医四时五脏阴阳的整体联系体系 中医藏象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优秀,中医学在研究脏腑与其他组织器官的功能时,总是着眼于彼此之间的结构功能关系,通过相互之问的联系来阐明各自脏腑组织的内涵。例如依据五行理论在五脏之间建立起相互生克的五行结构关系,同时又将其它组织结构分别与五脏建立起五行的同行联系,于是形成了以五脏为中心的人体五行系统。而这个系统又从属于以五时五方为中心的天地五行大系统。五脏五腑五官五志等体组织功能分别与五时五方五气五味等自然物象相通应,彼此问发生横向和纵向的五行大结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奠定了中医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方面的理论基础。不育而喻,这是天人相应的应象思维方式。 2.2 确立了中医天人相应的阴阳时间医学 阴阳时间医学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具体体现在生理、病理、诊断、养生治疗等各个方面。仅举生理为例,众所周知,一年有四季的变化,春温夏热,秋凉冬寒,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遵循着春华秋实的变化规律,人体也不例外。体内的津液代谢呈现出时间节律的变化。《灵枢・五隆津液别》曰“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利,水流于膀胱,则溺与气。”自然界的月亮有盈亏的变化,人体的气血也呈现出盛衰的变化,如《素问・八正神明论》曰:“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廓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廓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说明了人体的气血运行与月相盈亏有着对应的关系。在病因、病机、诊断与防治方面的应用举例详见下述。 2.3 丰富了中医的病机理助文件论疾病的发生发展与传变与正气和邪气有关,《内经》根据阴阳四时消长变化推论疾病传变,认为不同性质、不同季节的病因往往侵袭与之同类的部位,如《素问・金匮真言论》曰:“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南风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胸胁;西风生于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风生于冬,病在肾,俞在腰股;中央为土,病在脾,俞在脊。” 人体正气盛衰决定疾病的进退,而人体正气的盛衰与昼夜四时阴阳消长同步,因此疾病的进退也随昼夜四时阴阳消长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认识正是基于应象思维。 《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说:“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充分体现了天人相应的应象思维。伴随一日中太阳的变化来推论人的抗病能力在一日内也有周期性变化,所以病情在一日内表现为旦慧、昼安、夕加、夜甚。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根据自然界的气候存在太过或不及,非其时有其气的情况,万物出现反常变化,提出了“春伤于风,夏必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病疟;秋伤于湿,冬必咳嗽;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伏气学说。此外,尚有运气学说的以60年为1个周期来探讨气候的节律变化及其对人体影响的超年节律。 中医学强调社会因素也构成病因,如《素问・疏五过》曰:“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充分说明人与社会的“应象”关系。 2.4 完善了中医诊断方法 中医诊断疾病的方法是望闻问切四诊,所强调的是整体诊察。《内经》以天地四时相应的应象思维观念指导着诊断。 按照应象思维的观点,不仅脏腑气血与四时相应。脉象亦随四时的更替而发生相应的变动,如‘素问・脉要精微论 说:“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又如《素问・玉机真藏论》曰:“春脉如弦”、“夏脉如钩”、“秋脉如浮”、“冬脉如营”,四时脉象的节律变化、五脏机能的递相旺衰与四时的生长收藏一一相应。根据异常脉象与四时的关系,可以判断疾病所在和死亡时间。另外根据四季脏气主令,通过细致地观察,就会发现人的面色春天稍青,夏天稍红,秋天稍白,长夏稍黄,冬天稍黑的客色变化。在病理情况下,青色多属肝风,赤色多属心火,黄色多属脾湿,白色多属肺虚,黑色多属肾疾。 2.5 确立了中医天人相应的养生防治理论 人类生存在自然界中,只有顺从自然规律才能健康长寿,因此效法自然、顺应天时是中医养生学说的基本原则。中医非常重视日常起居的养生,强调规矩方圆,只有做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房室有度、寤寐适时、情志调畅,才能延年益寿。这种在应象思维基础上形成的“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一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原则一直指导着中医的养生实践。 基于应象思维,中医的用药论治,必符合四时之节令,不能违时妄治。或顺天地寒温而治,或依四时之气所在而论治,或据天时宜忌而论治。故曰“谨候其时,病可与期,失时反候者,百病不治。” 中医强调的因时论治,施法用药本于。四时升降”的原则,即是应象思维的应用与体现。治疗时重视时间因素,提出了“用寒远寒,用热远热”的择时用药原则,具体又有某些药物的择时用药和某些疾病的择时用药。《伤寒论》中的汤剂在服用方法上都有具体的要求。在针灸治疗方面,根据气血运行具有一定时间节律的理论,古代医家发现针灸的不同穴位都有各自的最佳选择时辰,形成了一整套时间针灸医学系统,包括子午流注、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都是应象思维的产物。 此外,金元四大家补土派代表人物李杲的顺应四时升降之理,行汗吐下利之法的理论,也是巧妙地运用了应象思维。他认为春宜吐法,如万物之初生,使阳气之郁易达之;夏宜汗法,如万物之浮而使汗易发之;秋宜下,像万物之收成,推陈出新,而使阳气易收。还提出了顺时用药的理论,如《脾胃论・用药宜忌论》曰:“治病服药,必知时禁……冬不用白虎,夏不用青龙。”认为时令变化与五脏相应,肝旺于春,脾旺于长夏,肺旺于秋,肾旺于冬,五脏中的某脏不足,若在该脏当旺之时补之,或补其相关的脏,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明代李时珍在前人的基础上,得出的顺时加减用药,提出了“升降浮沉则顾之;寒热温凉则逆之”的理论。 中医的因地制宜治则,如西北高寒,人多食热丽内火盛,帮宜散而寒之;东南低热,人多食凉而内寒生,故宜温而热之。亦是应象思维的应用与体现。 中医理论论文:中医病证动物模型与中医理论的关系 (1.成都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四川成都610075;2.云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云南昆明6500213.福建中医学院方剂教研室,福建福州350108) 摘要:中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其明显的时代烙印,中医病证动物模型将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中医理论发展的烙印之一,其对完善中医理论和发展中医临床具有深远的意义,在中药复方配伍规律的研究中意义更为重大。中医临床施治病人时往往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而以辨证施治用的相对较多,因此,为中医所用的动物模型也当是病证结合,尤其要能体现中医的证型。然而要建立理想的中医病证结合的动物模型,使之成为中医理论的一部分目前还任重道远。 关键词:中医理论;中医病证动物模型;思考 在中药复方配伍规律的研究中,采用动物模型观察有关指标,是常用的方法,然而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有效组分或有效成分的属性、对疾病或证候发生的关键环节的认识以及方剂整体效应的评价等四大问题,却是困扰中药复方配伍规律研究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仅就病证动物模型和中医理论的关系,谈一些自己不成熟的想法。 1中医理论与中医理论模型 1.1中医理论 中医理论是一个覆盖广泛的内容,是把古代的哲学观、道德观、自然常识观应用于人体,并通过长期的观察总结,而形成的系统化、条理化,可重复化的理论,是从宏观、整体上,认识人的生长壮老已,是对外部环境,七情六淫,饮食劳倦等诸多因素作用于人体而产生的病理变化的观察总结,是有其成熟的诊断、治疗、康复、治疗方法和治疗手段等复杂内容的理论体系,其内容的优秀是为诊治疾病服务的。 1.2中医理论模型 由于中医的长期发展是以小生产方式的形式向前缓慢递进的,使得中医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不同的分支,如“六经辨证”、金元四大家、“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但这些不同的分支理论体系,都是源于《黄帝内经》这一中医理论模型,所以说,历代中医名家所创立的各种中医学派,都可以称之为是《内经》的理论模型下的子模型。这些理论模型早已得到了人体实际模型的数以亿计人次的检验和后世医家的不断完善,可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 2中医实验动物模型和中医瘸证动物模型 2.1中医实验动物模型 中医方法论特点,决定了它所揭示的是宏观层次规律,抽象程度较高,使中医药理论难以量化和精确表达。从现代医学的发展得到启示: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改变,往往会使这门学科进入新的领域。中医实验动物模型的应运而生,正是产生于上个世纪的中西结合时期,经过40年的努力,已能用数百种方法建立数十类中医实验动物模型。 在中医的发展史当中,也不乏应用动物做实验的记载,唐・陈藏器《本草拾遗》冲记载用“黍米及糯饲小猫、犬,令脚屈伸不能行”,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用马观察糯米致脚气的实验,用曼陀罗花作麻醉药的人体实验。古人的动物或人体实验,是对中医药理论和临床的一种粗浅的实证化认识,说明古代医家们也认识到了动物实验的重要性。而现代中医实验动物模型则较前人进步得多,如脾气虚证候的动物模型是以中医饮食不节,过食五味,损伤脾胃理论为指导,以9种方法,8批实验,筛选出偏食酒、醋为造模诱发因素,用Wistar大鼠、英国三色短毛豚鼠和SD大鼠,使之出现脾气虚证。实验结果表明,偏食脾气虚证动物模型,出现摄食量减少,大便异常、腹胀、自发活动次数减少、体重减轻,体温下降等类同人类脾气虚的表现,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明显。继而用反证治疗的方法,来判断模型是否成立:偏食脾虚动物模型,用四君子汤反证治疗,病变得以纠正,与自然恢复组动物(动物造模后让其自然恢复,不用药物治疗)比较有明显差异,提示模型复健治疗成功。可见中医实验动物模型来源于中医理论的指导,而反过来,其对中医理论也进行了印证。 2.2中医病证动物模型 中医病证动物模型即中医疾病和证型相结合的动物模型,它要求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从病因病机病证等诸多方面模拟人体所生疾病和证型,能为中医科研所通用的实验动物模型。如胸痹血瘀证动物模型的制作:将心电图检查为正常的大鼠80只,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N)、模型组(A1)、及药物组B、C、D、E、F、G,共8组,每组10只。试验前1周开始,正常组和模型组用生理盐水灌胃,其余用相应药物按人体等效剂量的10倍溶于生理盐水中灌胃,每日1次,每次3mL,末次灌胃60min内试验。用20%乌拉坦按1.2/kg体重腹腔注射麻醉动物,仰卧固定。分离左颈外静脉备用,分离右颈总动脉,逆行插管人左心室,记录心功能指标Lvsp和±dp/dtmax,同时记录Ⅱ导联心电图。通过颈外静脉正常组注入生理盐水,其余注入高分子右旋糖酐和垂体后叶素以造成胸痹血瘀证模型。记录药后15s、30s、lmin、2min、5min的Ⅱ导联心电图和5min心功能。然而仔细分析此“病证动物模型”似更趋向于心肌缺血的病理模型。是否能真正反映中医的胸痹心血瘀阻呢?建立病证动物模型最根本的是要满足或最大努力地贴近中医的发病机理,或其中的某一环节,而要涉及到证侯的疾病模型就更是有困难,这也深深影响了方剂配伍的实验基础研究。 3中医辨病辨证施治体系 早在《伤寒杂病论》中,其理论体系就始终体现了病和证相结合,《伤寒论》阐述外感病提及约40个病名,《金匮要略》研究杂病提及16个病种,无论是在《伤寒论》还是在《金匮要略》中,大部分条文都是病、证并提,方药合出的,如“肺痈,喘不得卧,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等,每个篇章的名称也都以“病证”并提,如“辨太阳病脉证并治”等。《千金方》与《外台秘要》在专病专证专方方面较之仲景更有所发展,如治瘿用羊靥(羊甲状腺)、海藻、昆布方,治消渴用地黄、黄连,治痢用苦参,治肝热抽风用龙胆草,治夜盲用羊肝等。宋金元时期医家由对疾病具体特性的研究转为领悟思辨,以不变应万变的辨证施治思维方式占了上风。明清时期由博返约,是辨证施治的鼎盛时期。岳美中曾说:“病者本也,体也;证者标也,象也;有病始有证,辨证方能识病,识病后可以施治”。金寿山也指出:“能辨证而不识病,可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诊断上缺乏全面观点,在治疗上会毫无原则地随证变法;当然只识病而不辨证,也就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金匮诠释》)。说明病证结合,辨病与辨证施治互参自来就是中医诊疗体系的优秀。 4建立中医病证动物模型的意义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医,她是以人体为研究对象,对用药的称谓是由“毒药”上升为“本草”,又单方上升为复方,再到方剂,是在无数医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而形成了中医药理论。如今若再象“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的以身试药, 那是不相时宜的,所以中医学的发展只有与时俱进,引入现代科学,才能有所发展,建立中医的疾病和证型相结合的动物模型就是适应这一发展的需要。“在中药复方配伍规律研究的试验过程中,很难用现代生物医学的试验指标对方剂单纯干预证侯进行疗效评价,因此,采用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研究方式是可行的方法”。 建立中医疾病证候动物模型的研究体系,对中医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医学研究中进行动物实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人类防病治病的问题,模拟中医病证动物模型的目的也是一样的。一种新的诊疗方案的创立,一个新药品种的问世,在应用于人体之前,必须要进行前期的动物实验,一个新的中医学说的猜想或假说,一个针对某一疾病,某一证型研制的新复方,都应该得到中医病证动物模型的验证,这是检查新方法、新手段,新疗法的客观标准,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也是能使中医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的一种途径。现代中医病证动物模型的建立,是对古代粗浅动物实验的发展,是对中药复方配伍规律的完善,是对方剂配伍规律的物质基础研究的推进,可减少中医临床的随意性,使得中医临床辨病施治和辨证施治有证可循,这将成为中医理论与现代科技结合的一个突破口,为中医方药和临床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5对中医病证动物模型的思考 要造出理想的中医病证结合的动物模型,得到学界的公认,目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虽然现在造模手段越来越多,方法也越来越科学,所造的模型都有一定的道理,有很多方法用得也很普遍,但仍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仔细推敲很难符合中医的临床实际,是用未知研究未知,即使研究出看上去很漂亮的结果,最终也是脱离实际的。笔者认为:①建立中医病证动物模型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是创造性思维的结果,任何一个成功的中医病证动物模型的建立本身就是一项发明创造。②创建中医病证结合的动物模型,首先要以中医理论为依据,中医的病证概念不完全等同于西医的疾病范畴,中医的病证观是动态的,在一个疾病的发展过程中可表现为不同的证候类型,证候就是一个个“片断”,每一个证候片断可牵涉到多系统、多器官的功能改变,某一证候的出现往往并不只是某一脏或是某一腑的病变,而是与某几个脏或某几个腑有一定的相关性。③中医“证候”的概念除病理生理因素外,还包括了气候环境、地域水土、精神心理等因素的影响,要建立贴近临床实际的证候动物模型,必须把诸多内外因素考虑进去。④动物的体质因素也要考虑到,相同处理条件,由于动物体质的不同,证型也会有别。“夫同时得病,或病此,或病彼”,“一时遇风,同时得病,其病各异”(《灵枢・五变》)。⑤必须从中医整体观出发,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思考,广泛联系,来建立中医病证动物模型,应用现代科技手段,也应与中医的天时地域病因病机相近,这样的模型才能符合或接近中医药理论。⑥由于动物毕竟与人不同,所建模型目前还不能完全替代人体病证,因此现阶段的中药复方新药开发研究能否采取一些折中方法来研究,或谓之两条腿走路,能否可以先在动物病理模型证明了中药复方新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前题下,对其证型的研究,以临床患者作为观察对象。 中医理论论文:慢性疲劳综合征从肝论治的中医理论依据 摘要:慢性疲劳综合征(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CFS)是现代医学新近认识的一种疾病,它的诊断的必要症状是持续或反复出现的原因不明的严重疲劳,时间超过6个月,充分休息后疲劳仍不能缓解,活动水平比健康状况下降低50%以上。该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病程缠绵,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和生存质量,因而日益受到医学界的高度重视。本文结合CFS的临床特点与诊断标准,重点讨论了中医理论关于CFS的认识,从肝的生理功能、病理改变等方面分析肝与CFS的密切关系,提出其病位涉及五脏,尤以肝为要;其发病与肝功能失调有显著联系。 关键词:慢性疲劳综合征;从肝论治;理论研究;中医药 慢性疲劳综合征(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CFS)是现代医学新近认识的一种人体非健康状态。主要以20~50岁为多发年龄段,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且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易患。由于发病率逐年上升,病程缠绵,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和生存质量,因而日益受到医学界的高度重视。中医文献中没有CFS病名,依其临床症状和体征,其发病与肝功能失调有密切关系。 1定义及诊断标准 1.1慢性疲劳综合征的定义[1]具有明显发作期限的慢性疲劳表现,不是持续用力的结果,也不因休息后明显缓解,表现为在工作、教育、社交或个人活动能力等方面有明显的下降,同时伴有短期记忆力或集中注意力的明显下降、咽痛、颈部或腋下淋巴结肿痛、肌痛、无红肿的多关节疼痛、类型新或程度加重的头痛、不能解乏的睡眠与运动后疲劳持续超过24小时等,经临床病史、体格检查、必要的实验室检查除外其他可以解释慢性疲劳的临床情况,则可考虑为慢性疲劳综合征。 1.2诊断标准CFS的临床诊断目前多采用1994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诊断标准[2],该标准在Holmes等人的“1987CDC诊断标准”基础上实际作了修订,“1994CDC诊断标准”的具体内容包括3个方面: (1)持续或反复出现的原因不明的严重疲劳,时间超过6个月,充分休息后疲劳仍不能缓解,活动水平比健康状况下降低50%以上。 (2)具备下述4条(或4条以上)症状:①记忆力下降或注意力难以集中;②咽喉炎;③颈部或腋窝淋巴结触痛;④肌痛;⑤多发性非关节炎疼痛;⑥新出现的头痛;⑦睡眠障碍;⑧劳累后持续不适。 (3)下述症状的慢性疲劳除外:①原发病可以解释的慢性疲劳;②临床诊断明确,但在现有医学条件下治疗困难的一些疾病持续存在而引起的慢性疲劳;③过去或现在主要诊断为精神抑郁性情绪失调或具有忧郁证的双极情绪失调;④病前两年至今有嗜咽、嗜酒等不良嗜好;⑤严重肥胖。 CFS的诊断应在确信排除了其他疾病的基础上进行,不能以病史、体格检查或实验室检查作为特异性诊断依据。 2从肝论治的理论依据 根据《黄帝内经》、《金匮要略》、《脾胃论》等文献的描述,CFS基本归属于中医“懈怠”、“脏躁”、“百合病”[3]、“虚劳”等范畴。如脏躁可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百合病可见“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默,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饮食或有美时,或有不欲闻食臭时,如寒无寒,如热无热”、“如有神灵者,身开如和”,虚劳可见“虚烦不得眠”、“四肢酸痛,手足烦热,咽干口燥”、“虚劳里急,诸不足”等。虽然CFS临床表现繁杂不一,但均以慢性疲劳超过6个月以上为其主证。对“疲劳”的认识,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详细论述。中医学认为,疲劳的病因可归结为情志不畅、劳役过度、外感时邪等。如《素问•宣明五气》有“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景岳全书•论虚损病源》载:“劳倦不顾者,多成劳损……或劳于名利……或劳于色欲……或劳于疾病。”《不居集》载:“虚损一症,不独内伤,而外感亦有之矣。”关于情志致病,《续名医类案》中一半以上病种涉及心理问题。 随着医学向“生物―社会―心理”模式的转变,人们越来越关注心理、社会行为等因素在发病中的重要性[4]。当今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压力都非常大,造成精神抑郁、压抑、焦虑等负性情绪,这些负性情绪属于中医的郁、思、悲、恐、怒等情志范畴。不良的情志刺激,可致机体神经、体液调节紊乱、免疫功能异常等而产生疲劳。肝对情志的疏泄至为重要,情志及心理活动离不开肝气的条达,故可认为疲劳的产生与肝的生理功能异常有关。 另外,CFS的发病特点也与肝病发病特点较符合。青春期之后,人体七情变动逐渐成为产生疾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故CFS好发于20~50岁年龄段;女子以肝为先天,以血为本,故女性比男性更易发CFS;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往往受社会-心理因素影响较为明显。多重因素影响肝的疏泄、主筋、藏血等生理功能,导致肝失疏泄、气机不利,从而出现显著的疲劳表现。 2.1肝主疏泄与CFS肝的生理特性是主生发,喜条达而恶抑郁。肝主疏泄主要是通过调畅周身气机,使气机的升降出入运动协调平衡,从而维持各脏腑器官功能活动的正常。另外,肝主疏泄功能能协助及调节脾主运化的功能,如《素问•保命全形论》中说“土得木而达”;若肝的疏泄失常影响到脾的运化,则会出现神疲乏力,四肢倦怠[5],因此《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有“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之说。肝主疏泄还表现为其对情志的疏泄和对气血的调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七情内伤,肝气郁结,经络、脏腑之气不得调达,气血津液阻滞于肝,气血津液日益消耗,可见肝气虚挟郁之象,症见长期疲乏倦怠,虽休息不能缓解,气短懒言等。 2.2肝主筋与CFS《素问•五藏生成论》中载“诸筋者皆属于节”,而《说文解字》中对“筋”的解释为“筋,肉之力也”[6]。筋和肌肉的收缩和弛张,即是肢体、关节运动的屈伸或转侧。《灵枢•九针论》说的“肝主筋”和《素问•痿论》说的“肝主身之筋膜”,主要是由于筋有赖于肝血的滋养。肝的血液充盈,才能养筋;筋得其所养,才能运动有力而灵活。《素问•上古天真论》云:“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说的是肝的气血衰少,筋膜失养,表现为筋力不健,运动不利。故肝主筋的功能障碍,则会出现CFS中所见的肌痛、关节痛等症状。《素问•六节脏象论》谓:“肝者罢极之本。”(王冰注:动作劳甚谓之罢,肝主筋,人之运动皆由乎筋力,故为罢极之本。)明确指出肝脏功能失调是产生疲劳的重要原因。 2.3肝藏血与CFS《素问•五脏生成》云:“故人卧血归于肝,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王冰注释说:“肝藏血,心行之,人动则血运于诸经,人静则血归于肝脏。”肝对血液有贮藏和调节作用,人体各意中人的生理活动,皆与肝有密切关系。若肝藏血功能异常,不能濡养于筋,则会出现运动不利。所以说,肢体运动功能与肝有关,肝对血液的调节功能失常则易产生疲劳。 2.4肝经循行与CFS“肝足厥阴之脉……循喉咙之后……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五脏中只有肝的经脉与脑相连,肝经的气血循经上输于脑。生理状态下,肝经气血为脑提供营养以保证其功能的正常;病理状态时,如肝阳上亢、肝气郁结,均能通过经络而影响脑的功能,出现记忆力下降或注意力难以集中,头痛,睡眠障碍等[7]。陈士铎在《辨证录》中说:“气郁不舒,忽忽如有所失,目前之事竟不记忆,乃肝气之滞。”另外,由于肝经气机不利,其循行部位发生异常,则会出现CFS中的头痛,颈部或腋窝淋巴结触痛和咽喉炎。 3结语 CFS是生物、心理、社会三方面因素综合作用于人体的病理状态反映,病程较长,治疗效果差。其病位涉及五脏,尤以肝为要。肝脏可通过多种途径导致CFS的发生。故在辨证的基础上,要充分考虑肝的作用,并配合适当的心理疏导,以期满意的治疗效果。 中医理论论文:从《黄帝内经》之“和”解读人文理念在中医理论的应用 摘 要:从内外调和,对生命常态之描述,得天地之和、自然生态与人体关联之印照;不和,对疾病状态的理性判读;令其调达,而致和平,调治与摄生之法度,透视《内经》之“和”,解读人文理念在中医理论的应用。 关键词:内经;和;人文理念;中医理论 博大精深的中医学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在时间的流程中沿着自身的轨迹蕴生与发展,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充沛的生命力之中,所包含的人文精神是其生命的原动力,亦是其不断宏扬光大的根基,人文内涵是其突出的特色,也决定了其价值取向。《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淮南子・论川》曰:“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中和,乃人文内涵的精髓之一,本文锁定中医最早之经典医籍《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使用频率居高,并作为理论重要架构元素之“和”,对生命密码的解读,透视其蕴藏的人文理念在中医理论的应用。 1内外调和 对生命常态之描述 《素问・生气通天论》阐述阴阳对立制约、互根互用的辨证关系,明示阴阳平和协调是人体健康的基本标志,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注重阴阳协调,无所偏胜,使机体“筋脉和同”,骨髓坚固,耳聪目明,血气运行通畅,使邪气不能侵害人体,达到生命常态之佳境“内外调和”,将人体内外的和谐,作为健康的象征乃生命常态之代表描述。 1.1 气血津液的和调 《素问・六节藏象论》曰:“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认为饮食五味入口,经肠胃消化吸收,其精微蓄养五脏之气,脏气和谐而有生化之机,人的精与神气方能旺盛,生命活动由此而产生。揭示其关键在于气和调通畅,和谐条达。通过“气和而生”,高度概括了人体生命活动之常态,说明天地之气的化生,精微物质的滋养,使人体五脏气化和谐有序,生理功能运转正常。 《灵枢・天年》提出,正常之人应是“血气以和”,营卫通畅,五脏俱全,神气内舍于心,魂魄毕具,乃形体、气血、精神俱备的健全生命体,并认为长寿的前提条件是,五脏坚固,“血脉和调”,肌肉解利,皮肤致密,营卫之行不失其常,六腑化谷,津液布扬,各如其常。《灵枢・逆顺肥瘦》记载,常人端正敦厚,主要在于“血气和调”。《灵枢・痈疽论》陈述,因其“血和”,血液得以在经脉之中流注,孙脉先满,则溢注于脉络,皆盈再注于经脉。《灵枢・阴阳二十五人》阐明,人体内之“血气和”,乃变现于外之气色华润光泽的基础。 《素问・痹论》表述,来自水谷之精气的营气,因其精专柔顺,乃能“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而入于脉,灌溉五脏六腑,濡养全身。《灵枢・痈疽论》说,源于饮食的津液,经“和调”变化而赤,则生成血。《灵枢・五癃津液别论》认为,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内渗入于骨空,而补益脑髓。 1.2 五脏之气和调《灵枢・脉度》基于“五脏常内阅于上七窍”之理论,提出五脏与官窍有内在联系,肺气通于鼻,心气通于舌,肝气通于目,脾气通于口,肾气通于耳。外在官窍生理机制的状况,是内在脏腑功能的视窗,亦即五脏之气“和”的真实写照。故肺和则鼻能知臭香,心和则舌能知五味,肝和则目能辨五色,脾和则口能知五谷,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灵枢・本脏论》以“和利”与否,说明脏腑位置的是否正常,认为心肺肝脾肾端正,则五脏“和利难伤”。若肺偏倾则胸偏痛,心偏倾则操持不一,无守司;肝偏倾则胁下痛,脾偏倾则善满善胀,肾偏倾则苦腰尻痛。 1.3 七情调摄 气和志达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是人体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是情绪状况的生动传递。《内经》对正常情志变化与调节的叙述,采用“和”作为表达关键词。《素问・举痛论》指出,喜可以使人“气和志达”,营卫通利,认为良好情绪对气血营卫的循行,气机之调畅有通达协调之功。《灵枢・本脏论》表明,志意的功能是驾驭精神,收摄魂魄,调节机体对寒温的适应能力,将适当控制情绪,做到“和喜怒”列为情志调摄的要点。并指出五脏皆端正之人,则“和利得人心”,认为脏腑的位置正常与否对情绪和性格等有影响。《灵枢・平人绝谷》明示,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意识到五脏功能与血脉正常运行,是维持人体情志活动正常的保障。 1.4 脉象与体质之和 《素问・平人气象论》正常之脾脉,表现为“和柔相离如鸡践地”,以“和柔”表述了其从容和缓的脉象特点。《灵枢・终始论》邪气来时针下有坚紧而疾速感,谷气来时,则“徐而和”。《灵枢・通天论》称正常体质者为“阴阳和平”之人。 2得天地之和 自然生态与人体关联之印照 《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昭示人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之阴阳消长盛衰相通应,且具有同步变化之规律,对其机制的理性思维和探索,形成著名的生气通天之论。《灵枢・岁露》称谓:“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将人类生存模式放在与宇宙万物密切联系的时空之中扫描分析,认为天地之气是万物滋生的根本,合则化生万物,因而四时变化与环境等因素对人类必然产生影响。 2.1 得天地之和《素问・气交变大论》认为,东方生风,风生木,“其德敷和”。将木运平气称作敷和,即敷布和柔。《素问・五常政大论》解释,“敷和之纪”,阳气舒畅,气阴散布,五行之气化亦畅通平和,敷和之气理端正,性顺随气行,其变动或曲或直,其化生使万物兴旺,属类为草木,功能特点是发散。“其候温和”,表现为风,其在人体内应为肝脏。木运不及则称为“委和”。《灵枢・胀论》指出,卫气之在身也,常并脉循分肉行,有逆顺阴阳相随,乃“得天和”,五脏更始,四时循序交替,五谷精微乃得以化生。《素问・汤液醪醴论》举例,稻米因得天地的和气“天地之和”,生长于高下适宜之方,故得气最完备。 2.2 得时之和 《灵枢・岁露论》观察到,逢年之盛,遇月之满,“得时之和”,虽有贼风邪气不能危害人体,命曰三实。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时之和”,易为贼风所伤,是谓三虚。《素问・至真要大论》亦认为,乘年之虚,“失时之和,”遇月之空,邪气亦甚。《灵枢・岁露论》将一年之中气候调和称为“因岁之和”,认为贼风邪气少,则民少病而少死。《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至而和则平”,至而甚、至而反、至而不至,以及未至而至者皆可为病。《素问・五运行大论》曰:“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并称:“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素问・气交变大论》说:“气相胜者和”,不相胜则病,重感于邪则甚。《素问・离合真邪论》立足于天人相应的思想,将天体运行、自然界气候变化与人体密切联系,认为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及二十八宿,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灵枢・岁露论》记载,岁多贼风邪气,“寒温不和”,则民多病而死,表明气候异常变化对人体患病与预后有影响作用。 2.3 无伐天和《素问・五常政大论》倡导,治疗及养生康复“必先岁气,无伐天和”,应先了解主岁之气的情况,不可违背天人相应之规律,不要补实泻虚,而造成疾患与损伤。正如张介宾注:“五运有纪,六气有序,四时有令,阴阳有节,皆岁气也。人气应之以生长收藏,即天和也。”四时寒来暑往,其气变化有生长收藏之规律,人体亦然。《素问・五常政大论》阐述“气从不康,病去而瘠”之原理,提出“化不可代,时不可违”,“无代化,无违时”之原则,力求“养之和之,静以待时,……必养必和,待其来复。”认为万物之生化,各有其自然之道。造化之机难以由人力替代,四时之气的变化规律,只能察而知之,顺而用之,不可违逆。强调治疗在于疏通经络气血或补养等法,恢复机体之生化能力。治病应顺从人体生化的自然规律,利用人体正气自我恢复的时机调养,关键在于调动、调节而非替代机体自身的生化机能,并要求与时令变化相配合。故王冰注之:“由是观之,则物之生长收藏化,必待其时也。……或言力必可致,而能代造化、违四时者,妄也。”《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告诫,诊治应热无犯热,寒无犯寒,若“从者和”,逆者则病。《灵枢・五乱》明言,四时者,春夏秋冬,其气各异,人体之营卫相随,故“阴阳巳和”,清浊不相干,则顺之而治,着眼于顺应自然气候之变化规律而治疗,亦是天人相应整体观理论的临床实践运用。 3 不和对疾病状态的理性判读 3.1 血气不和《素问・调经论》指出:“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认为气血失其和调畅达,是产生各种疾病的主要机制。究其原由,王冰注云:“邪侵之则血气不正,故变化而百病乃生矣。”《灵枢・血络》新饮而液渗于络,可引起而“未合和于血”,血出而汁别。《素问・阴阳别论》则认为,阴阳紊乱,“刚柔不和”,会导致十二经气衰竭。 3.2 阴阳不和《灵枢・五癃津液别》云:“阴阳不和”,使液溢而下流于阴,髓液皆减而下,下过度则虚,故出现腰背痛而胫酸。《灵枢・通天》认为,体质偏颇之太阴人,多阴而无阳,其阴血浊,其卫气,其“阴阳不和”,贪婪而不仁义,貌似谦恭,内心却深藏阴险,好得恶失,面色阴沉黑暗,喜怒不形于色,不识时务,处事惯于后发制人。 3.3 脏腑不和《素问・评热病论》曰:“胃中不和”者,可致不能仰卧。《素问・逆调》亦云:“胃不和则卧不安”,认为胃气以下行为顺,其气上逆,不得从其常道而行,引起不得卧之症状。《素问・厥论》认为,脾主为胃行其津液。阴气虚则阳气入,“阳气入则胃不和,胃不和则精气竭”,精气竭则不能营于四肢。《灵枢・脉度》称:“五脏不和”则七窍不通,“六腑不和”则留而为痈。并认为邪在腑则“阳脉不和”,阳脉不和则留之为病。《素问・示从容》亦有“六腑之所不和”之病理记录。 4令其调达 而致和平 调治与摄生之法度 《素问・至真要大论》认为,诊治须掌握天之五气,人之五脏五行更胜之规律,疏通气血,“令其调达,而致和平”。张介宾注:“适其中外,疏其壅塞,令上下无碍,气血通调,则寒热自和,阴阳调达矣。”正如王冰所云:“令药气至病所为故,无太过与不及,”将恢复机体的平和之状态,注意适度之掌握,勿太过与不及,作为疾病治疗调节之法度与典范。《素问・痿论》将治疗痿证原理,归纳为调其虚实,“和其逆顺”。《素问・五常政大论》提出,治疗无积者求其脏,虚则补之,药以祛之,食以随之,行水渍之,“和其中外”,可使疾病得以有效医治。《素问・至真要大论》认为,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佐以所利,引领治疗的精义在于“和以所宜” 。 4.1 调和气血《素问・至真要大论》认为,通过适当的治疗,可使坚硬破溃,正虚得补,达到“可使气和”之目的。《灵枢・终始论》使用针刺补泻法,注明当补则补,当泻则泻,而“气可令和”,“和气之方”,必通阴阳。诊疗必切而验之,疏取之,治疗原则在于“上气和乃止”。《灵枢・阴阳二十五人》治疗凝者,致气以温之,“血和乃止”,其结络者,“脉结血不和,决之乃行”。《灵枢・本输》记录,使逆则宛,“和则通”。《灵枢・刺节真邪》治厥者,必先使用熨法,“调和其经”。《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总结,针刺出针后快速按住针孔,无令其出血,治疗要义在于“以和其脉”。 4.2 调和阴阳《灵枢・终始论》提示,阴盛而阳虚,先补其阳,后“泻其阴而和之”,阴虚而阳盛,先补其阴,后“泻其阳而和之”。《灵枢・五色论》体察到,五脏六腑肢节之部,各有部分,可“用阴和阳,用阳和阴”。《灵枢・邪客》观察,阳气盛,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予患者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达决渎壅塞,使经络大通,则其卧立至,机制即所谓“阳和得”。 4.3 修养和神《素问・刺法》明示,刺法有全神养真之旨,亦法有修真之道,非单纯治疾,故治疗要义在“修养和神“。《灵枢・九针十二原》说,针刺迎之随之,“以意和之”,则针道毕矣。《灵枢・官能》认为,缓节柔筋而“心和调者”,可使导引行气。 4.4 调食和药《素问・生气通天论》云:“谨和五味”,倡导谨慎调和五味,使骨骼强健,筋脉柔和,气血通畅,腠理致密,有利于延年益寿。《素问・经脉别论》提出“调食和药”,注重在针刺同时,调节饮食,并配合药物治疗。《素问・腹中论》提示,夫芳草之气美,石药之气悍,二者其气急疾坚劲,故非“缓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素问・上古天真论》在养生理法的叙述中,提出顺应阴阳变化,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和于术数”,恰当使用修身养性之术,方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 5 结 语 回望《内经》中使用频率居高,作为理论重要架构元素之“和”,对生命密码的解读,从生理状态之气血津液和调,五脏之气和调,脉象与体质之和;到体悟人与外界关系的得天地之和,得时之和,无伐天和;对疾病状态之血气不和,阴阳不和,脏腑不和等理性判读;到调治与摄生法度之调和气血,调和阴阳,修养和神,调食和药,令其调达,而致和平,其“和”的解析推演与运用,同人文内涵的“中和”,中庸之道的要义,形成微妙呼应,并融合贯通应用于中医生理病理、养生康复与预防治疗诸方面,彰显人文理念在中医理论中的实践应用。 中医理论论文:运用中医理论探讨恶性肿瘤转移新学说 摘 要:恶性肿瘤是临床常见痰病。其发病率与死亡率逐年上升,但转移是肿瘤恶性行为的特征性表现,也是临床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古今中医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肿瘤的转移途径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恶性肿瘤的转移除经典转移学说外,要以中医学脏腑、经络理论为指导,结合五行生克乘侮关系来分析,但这方面尚需进一步研究。在深入研究了有关论述的基础上,提出关于恶性肿瘤转移的新学说――“经络转移学说”,从恶性肿瘤转移的途径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恶性肿瘤;转移;经络;中医;理论探讨 肿瘤是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常见多发病。我国每年恶性肿瘤发病人数约160万。已超过心脑血管病成为致死原因的第1位。肿瘤转移是指恶性肿瘤细胞脱离原发肿瘤,通过各种方式,到达继发组织或器官后得以继续增殖生长,形成与原发肿瘤相同性质的继发肿瘤的全过程。据统计,60%以上恶性肿瘤患者于初次诊断时已发现有转移,美国每年确诊有80万实体瘤患者,诊断时发现有转移者50万。恶性肿瘤侵袭转移是肿瘤发生和演变过程中最危险的阶段。临床恶性肿瘤患者80%以上死于侵袭和转移。转移是肿瘤恶性行为的特征性表现,也是临床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控制转移成功与否是决定癌症患者生存预后的关键。但临床观察发现,许多转移性肿瘤的器官分布很难用或不能简单用经典的血行性转移,淋巴道转移和扩散性转移的机理来解释。因此对于恶性肿瘤转移机理的研究成为目前肿瘤研究的关键所在。 1 经典肿瘤转移学说 有关肿瘤转移器官特异性发生机制问题,已获得许多研究成就,目前主要有两种学说。 1.1 “机械和解剖”学说“机械和解剖”学说是1929年由Ewing等提出的,该学说以器官的解剖,血流的分布等来解释转移瘤的发生器官。其依据是肝和肺分别是人体门静脉和腔静脉血回流的终站,因此肺和肝是转移性肿瘤的常发部位。来自胃肠道的肿瘤细胞可循门静脉入肝,来自全身其他脏器的肿瘤细胞最终回流入右心,经肺动脉入肺。凡侵犯肺静脉分支的肿瘤,可随血流进入左心而播散到全身其他器官。但有些问题用此学说又很难解释,如肌肉、肾脏虽接受近1/4的全身血液却很少成为转移部位。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另一种学说即“种子一土壤”学说。 1. 2“种子一土壤”学说1889年英国外科医生StephenPaget在分析375例乳腺癌尸检病例后,发现转移癌的分布不是随机的,某些肿瘤细胞对某些器官环境有特殊的生长倾向,而最早提出的“种子一土壤”学说(seed-and sold ay-pothesis)。认为肿瘤的转移是特殊肿瘤细胞(种子),在适宜的环境一某种特定靶器官(土壤)中生长发展的结果。从而阐明肿瘤分布一器官亲和性的原因。Luclee等(1952年)注射鳞癌细胞于兔的股静脉或肝静脉内,相同情况下,在肝内的转移灶总比肺内多。许多学者也作了大量研究,提出了相似的结论。这一肿瘤转移机制学说被其后的科学家提供了大量的科学依据,但其机制至今仍在探索中。 2 中医对恶性肿瘤转移概论 历代中医文献中无明确的关于转移性肿瘤的记载,但零散记录于各种著述中:如《内经》将转移称作“传舍”,传指癌毒的传播、扩散,舍有居留之意。中医认为,癌瘤的传舍(转移)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其中包含3个要素:“传”,指癌毒脱离原发部位,发生播散;“舍”,即扩散的癌毒停留于相应的部位,形成转移瘤;转移瘤也可继续发生“传舍,即当转移的第一步按通常部位转移,这些部位又成为再转移的源泉,这种方式又称为“瀑布式”转移(metastat-ic ca$cade$)。《灵枢・百病始生 云:“虚邪之中人也,……留而不去,则传舍于络脉……留而不去,传舍于经……留而不去,传舍于输……留而不去,传舍于伏冲之脉……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之外,募原之间。留著于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积。或著孙脉,或著络脉,或著经脉,或著输脉,或著于伏冲之脉,或著于脊筋,或著于肠胃之募原,上连于缓筋。邪气淫溢,不可胜论……”,说明癌瘤形成后,癌毒播散,经由孙脉、络脉、经脉、输脉、伏冲之脉,进而侵犯脏腑、组织(胃肠、募原等)。文中强调了正气在发病学中的主导地位,癌转移的病机是由于正气不足。病邪由浅人深,循孙脉一输脉一伏冲之脉一骨肠之募原一缓筋而传布,络致“邪气淫溢”而变证百端。 关于肿瘤转移的相应症状描述,如《济阴纲目・卷十四》载:“左乳生痈,继又胸臆间结核大如拳,坚如石。荏苒半载,百疗莫效,已而牵掣臂腋,彻手背,痛楚特甚”。拟似乳癌晚期转移至胸壁和腋下、锁骨下淋巴结,继而出现上肢淋巴水肿的证候。《灵枢・刺节真邪》所载:“虚邪之入于身也深,寒与热相传,久留而内著寒胜其热,则骨疼肉枯……有所结,深中骨,气因于骨,骨与气并,日以益大。则为骨瘤。”文中关于邪久留体内可致骨疼肉枯的描述,类似于现代医学肿瘤晚期出现的骨转移痛和恶液质状态。总之,祖国医学对癌肿的转移性有一定认识,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但其中的某些原则至今仍指导着临床实践。 3 “经络转移学说”的基础理论 经络是以十二经脉为主体,网络周身的一个复杂系统。长期的临床实践和大量的现代医学科学研究证明。经络在人体内是客观存在的。与血管、神经、淋巴管、内分泌系统密切相关,且独立于血管、神经、体液、内分泌之外的一个特殊系统。在临床实践中,经络发挥着特有的生理功能。并有效地指导临床诊断和辨证施治。经络在人体的具体作用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内外联络、沟通表里的功能:“经”是人体内纵行的主干,“络”是纵横交错的许多分支,如同网络一样。经络系统是将人体内在的五脏六腑与外在的肢体、皮肉筋骨、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等联络成一个有机的生物整体。发挥着统一协调人体脏腑器官组织的生理功能。运行气血、输送营养的功能。经络将气血、营养输送到全身各部,维持体内脏腑和体表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皮肉筋骨的正常生理功能。反映症侯、传导信息的功能:临床上出现的内病外现,外病内扰都是通过经络反应症候、传递信息的功能进行的。因此,许多脏腑的病变,常可在体表相关经络循行径路和分布部位上出现疼痛、过敏、麻木、红肿、逆冷或异常反应物等。此外经络的生理功能还表现在调整阴阳、协调平衡的功能及抗御病邪、防病治病等功能。 《灵枢・脉度》云:“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络脉从经脉别出后越分越细,网络全身,无处不到,是经络系统中和内在脏腑与外在肌腠直接相连的部分。络脉有大络、系络、缠络、孙络等层次的不同。从经脉分出15别络,别络又分为180系络,系络分为180缠络,缠络分为3.4万孙络,以数学方法计算,仅孙络就约165.24亿 根。 络脉在循行上沿经布散,纵横交错,从大到小,呈树状、网状,广泛分布于脏腑组织之间,形成一个满布全身内外的网络系统,弥补了经脉线性分布的不足,是脏腑内外整体性协调联系的重要结构。正是由于络脉这种密如蛛网、遍及全身的组织结构和分布特点,才实现了络脉贯通营卫、环流经气、渗灌血气、互化津血等众多的生理功能,使气血流注从经脉的线状扩展成为面状弥散。经脉之所以“行血气,营阴阳”,“内灌脏腑,外濡腠理”,实际上也主要是通过络脉来实现的。络脉实乃气血津液输布贯通的枢纽和要道,在人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络脉中的气血流注具有满溢灌注和双向流动的特性,即络中的血气达到满溢程度时,既能离经脉方向流动而布散于脏腑组织、皮毛肌腠,又可以向经脉方向流动而注入经脉。 4 应用经络学说解释恶性肿瘤转移的规律 根据《内经》的观点及按照“经络转移学说”的基础理论,经络系统是癌毒转移的途径。在正常生理情况下,经络具有内外联络、沟通表里;运行气血、输送营养及传导信息等功能。而对于恶性肿瘤患者经络便是肿瘤转移的主要途径。如上述《灵枢・百病始生》中的论述即是对病邪经经络传变的明确记载。肿瘤细胞沿络脉、经脉流散,在适宜的环境下又会形成转移病灶。《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症》云:“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指出病邪通过经络传人脏腑,而导致疾病发生。因此,恶性肿瘤的转移,是以经络为传变通路的。 但恶性肿瘤的转移并不是随机的,恶性肿瘤通过经络发生转移与经络的循行络属有着一定的关系,经络关联比较密切的脏腑之问易于发生转移。如:胃肠道癌易出现肝、肺和腹腔转移;乳腺癌易转移到肺、骨和脑。颅外肿瘤易转移至颅内,但颅内肿瘤极少发生颅外转移,而脑却是其他肿瘤转移的好发的靶器官。上述转移规律按照经络络属关系解释如下:头(脑)为诸阳之会,手三阳经与足三阴经均从手足走向头,手少阴心经亦达于头,十二正经的经别经过离、合、出,最后均人于头,任督冲脉与阴阳维脉、阴阳跷脉均从下走向头。从经络走向着,走向头的经脉多达25条。由此可见,全身之经脉从巅入络脑,而却无法自脑系下走某脏腑。经络运行是有方向性的,因此脑与周身经脉的循行关系可能是脑肿瘤极少发生颅外转移,而颅外肿瘤常常发生颅内转移的主要原因。分布于肺脏的经络经脉有8条,别络2条,共计10条经络线组成肺与心、肝、脾、肾、心包、胃、大肠等脏腑间的直接通路。此外还有手少阳三焦经络脉、别络、足太阴脾经大络,均散布于胸中与肺脏相联。因此肿瘤转易移至肺脏。 肝与胃、肠、肺之间经络联系密切,《灵枢・经脉》:“肝足厥阴之脉……抵小腹挟胃,属肝络胆”、“胃足阳明之脉……其支者,起于胃口,下循腹里”、“大肠手阳明之脉……下入缺盆络肺。下膈属大肠”。此处所言腹里,当以大小肠为主。肺居高位,大肠与肺之间的经络必经肝过膈而相互络属;“肝足厥阴之脉……其支者,复从肝别贯膈,上注肺”。由此可见,胃、肠与肝、肺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经络通路。临床上胃肠道恶性肿瘤常见肝、肺转移,肝癌常见肺转移,肺癌常见肝转移,与上述经络间的联络基本相符。 5 小结 癌毒传舍有一定的规律性,如经络传舍等。经络气血走向以及气机固摄理论出发,分析可能转移的脏腑,给以先行调护。进行加减组方用药。但临床上发现有的脏器有较多的经络网络,如心脏的经络有:经脉7条,络脉3条,别络7条,共计17条经络;脾脏分布有经脉3条,别络及络脉4条,计7条经络,却极少接受转移。而分布于肝脏的经脉有经络2条,别络2条,虽然共计4条经络,但肝脏易成为肿瘤转移靶器官,诚然“经络转移学说”不能够解释所有恶性肿瘤转移现象,故笔者认为“经络转移学说”亦只能解释部分肿瘤的转移规律。其他恶性肿瘤如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癌、肾癌、甲状腺癌的骨转移;黑色素瘤早期即向多脏器广泛转移;骨、软组织肉瘤早期转移的唯一部位――肺等转移机理则需其他转移学说进行解释。然而,由于中医与现代医学解剖学概念不尽相同,故中医癌毒传舍的研究不能盲目套用现代医学名词及病名。 中医理论论文:中医理论与胃肠动力改变 关键词 中医药 胃肠动力 胃肠动力紊乱 中医理论与胃肠动力改变 胃肠动力紊乱是一组胃肠综合征的总称,临床表现主要为胃肠道的症状,可伴有其他官能性症状。胃肠动力紊乱与中医“脾”、“胃”功能关系密切。中医认为“脾主运化,以升为顺;胃主受纳,以通为用,以降为顺。脾胃居中,为升降之枢纽。升降之机者,在乎脾土之健运。中焦脾土失运,当升不升,当降不降,是以上吐下泄”。因此胃肠动力紊乱而出现的各种症状大多数与脾胃功能异常有关。 病因及发病机理 本病的发病机理迄今尚无统一认识。精神因素为本病发生的主要诱因,如情绪紧张、焦虑等,均可干扰高级神经的正常活动,进而引起胃肠道的功能障碍。暗示或自我暗示是重要的发病因素,例如由于某种草率的诊断意见、无关紧要的化验结果或医生的举止和表情不当而造成的所谓医源性疾病,以及患者因亲友患严重疾病如胃肠道癌肿而产生的自我暗示均可引起本症。此外胃肠道器质性疾病痊愈后,少数可后遗胃肠神经官能症。饮食失调,经常服用泻药或灌肠,亦可构成不良刺激,促进本病的发生与发展。 临床表现 由于个体对外界刺激的耐受程度和反应形式不同,从而表现类型亦异。胃肠功能紊乱(胃肠神经官能症)起病多缓慢,病程多缠绵日久,症状复杂,呈持续性或反复发作性,病情轻重可因暗示而增减,临床表现以胃肠道症状为主,胃神经官能症的患者多表现为:反复发作的连续性暧气,咽部异物感,两肋和胃脘部的胀闷、串痛,及胃内无以言状的不适感,无饥饿感或时而食欲旺盛,时而无食欲、胃内上冲上逆,打嗝、口干、口苦、胸闷、喜欢出长气、反酸、嗳气、厌食、恶心、呕吐、剑突下灼热感、食后饱胀、上腹不适或疼痛,每遇情绪变化则症状加重。临床表现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多伴有心悸、气短、胸闷、面红、失眠、焦虑、注意力涣散、健忘、神经过敏、手足多汗、多尿、头痛等植物神经不平衡的表现。 分 类 胃神经官能症:①神经性呕吐:多见于女性。患者往往在进食后不久突然发生呕吐,一般无明显恶心,呕吐不费力,呕吐量不多,且不影响食欲和食量,常边呕边进食,因此多数无明显营养障碍。②神经性暧气:患者有反复发作的连续性暧气,致使不自觉地吞入大量空气而使症状更为明显,导致频频暧气,常有癔病色彩,当众发作。③神经性厌食:多为女性,主要为厌食或拒食,严重者有体重减轻。患者因长期少食,体重减轻可达原有体重的40%~60%以致恶病质的程度。患者常有神经内分泌失调,表现为闭经、低血压、心动过缓、体温过低、饥饿感丧失等。 肠神经官能症:肠神经官能症又称激惹综合征,为胃肠道最常见的功能性疾病。以肠道症状为主,患者常有腹痛、腹胀、肠鸣、腹泻和便秘等症状。实际上,本征肠道功能紊乱,并没有炎性病变,而且功能紊乱也不限于结肠。①以结肠运动障碍为主较多见。患者有阵发性肠绞痛,主要位于左下腹,腹痛的发作和持续时间虽不很规则,但多数在早餐后发作,熟睡时极少见。腹痛常因进食或冷饮而加重,在排便、排气、灌肠后减轻。腹痛常伴有腹胀、排便不畅感或排便次数增加,粪便可稀可干。②以结肠分泌功能障碍为主。③以小肠功能障碍为主。 中药与胃肠动力改变 临床常用方剂:①祛寒剂中的温中散寒方;理中汤、吴茱萸汤;②泻下剂中的寒下剂方: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③泻下剂中的润下剂方:麻子仁丸;④泻下剂中的攻补兼施方:黄龙汤、增液承气汤;⑤和解剂中的调和胃肠方:半夏泻心汤;⑥祛湿剂中的芳香化湿方:藿香正气散、平胃散;⑦消导剂中的消食导滞方:保和丸;⑧理气剂中的行气方:越鞠丸;⑨理气剂中的降气方:旋复代赭汤、桔皮竹茹汤、丁香柿蒂汤;⑩补益剂中的补气方:异功散、香砂六君子汤、参苓白术散。 临床常用中药:①具有抑制胃肠运动,松弛平滑肌的中药:干姜、丁香、毕拔、木香、陈皮、青皮、白芍、黄连、黄柏、熟地、麦冬、甘松、赤芍、佛手、沉香、香薷、葛根等。②兴奋胃肠运动、增强肌张力、促进胃排空、增强肠蠕动的中药:大黄、芒硝、番泻叶、厚朴、干姜、枳实(壳)、柴胡、香附、石斛、小茴香、乌药、川楝子、鸡内金、莱菔子、附子、桂皮、良姜、黄芪、丁香、巴豆、苏叶、翟麦等。③具有双向调节作用的中药:党参、砂仁、白术、吴茱萸、花椒、桂枝、山药等。 预 防 要重视心理卫生,解除心理障碍,调整脏器功能。 注意饮食卫生,吃饭时一定要细嚼慢咽,减轻胃的负担,使食物更易于消化,尽量少吃刺激性食品,更不能饮酒和吸烟。 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参与娱乐活动,学会幽默可以减少心理上的挫折感,求得内心的安宁,增加愉快生活的体验。 生活起居应有规律,不过分消耗体力、精力,主动适应社会及周围环境,注意季节气候变化及人际关系等因素对机体的不良影响,避免胃肠道功能紊乱的发生或发展。 研究进展 近年来,中医药界有关专家已对胃肠动力紊乱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引起重视,并提出“中药胃肠动力剂”的概念。有下列方剂:①旋复代赭汤:作者认为它是一个胃肠动力剂。②大承气汤:现代研究:使小鼠排便时间加快,次数增加;明显促进小肠推进运动,增加肠容积;对大鼠大肠推进作用明显增强;增加胃肠道蠕动,增加胃肠道容积,改变血循环,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对于手术后病人可以使胃肠道各部位恢复的进程相统一,减少手术后各部位胃肠道逆蠕动的发生,迅速解除手术引起的胃肠道运动功能障碍,是作用于整体胃肠道的促动力药物。③黄龙汤:现代研究:使小鼠排便时间快,次数增加。明显促进小肠推进运动,增加肠容积,对大鼠大肠推进作用明显增强。④枳壳:水煎剂能显著抑制家兔离体小肠的自发活动,对ACh、BaCl2、5-HT引起的收缩均有显著的拮抗作用,对胃肌条收缩有抑制作用。柠檬萜能够增强大鼠胃电活动并调整其周期。增强狗小肠电活动。辛弗林显著抑制家兔离体小肠的自发活动,使收缩力降低、紧张性下降;拮抗BaCl2、5-HT引起的小肠收缩的加强;拮抗肾上腺素、多巴胺引起小肠收缩的抑制。⑤陈皮:水煎剂具有促进小鼠胃排空作用;促进小肠推进作用;对大鼠离体胃各部位肌条有抑制作用。 中医理论论文:中医理论在肾病科病人整体护理中的应用 中医在数千年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诊治疾病和护养患者的经验,并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其基本特点是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现代的整体护理模式与中医护理有着十分相似的内涵,在开展整体护理工作中将现代的护理观与中医的基本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护理,可进一步丰富整体护理的内涵。现就护理人员在运用护理程序对肾病科病人的临床实践中,如何体现中医的特色和优势,简要论述如下,以供进一步探讨研究。 1、运用中医整体观念进行护理评估 评估是通过对护理对象和相关事物进行全面的了解,做出准确的推断,为护理活动提供可靠的依据。 整体观念是中医理论的基本观点。整体就是统一性完整性。中医学十分重视人体自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它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是不可分割的,在功能上是互相协调、互相为用的,在病理上是相互影响的。同时也认识到人体与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人体的生理和病理上是变化不断受到自然界的影响,人类在能动地改造自然的斗争中,维持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这种内外环境的统一性,机体自身整体性的思想,称为整体观念。这一思想在护理评估中恰当运用可指导护士在掌握中医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望、闻、问、切”的手段,收集与病因、病位、病性有关的资料,除西医的护理评估常规内容外,增加舌苔、脉象,发病节气等,为整体护理提供更全面准确的依据。 2、运用中医辩证理论指导护理诊断的确定 护理诊断是对护理对象生理、心理、社会文化及精神、情志方面现存或潜在的健康问题反应的一种临床判断。其诊断范围必须是在护理职责范围内能解决或缓解的问题。现代医学从健康自理能力方面、营养代谢方面、排泄方面、心理活动方面、活动锻炼方面、睡眠方面、感知能力方面、症状及体征等方面归纳出128个护理诊断,每一诊断有名称、定义、诊断依据以及原因、促成因素和危险因素组成。 我们在描述中采用中医理论或增加中医辨证的相关因素,有利于更全面、细致地反映患者现存的或潜在的健康问题。 例如:关于慢性肾病营养代谢方面的,除了满足低盐低脂适量优质蛋白饮食外,提出辛凉解表饮食的需要与外感风热有关。以此类推,根据患者的证候提出各种饮食的需要。滋阴饮食的需要与肝肾阴虚有关,温补饮食的需要与脾肾阳虚有关,清热生津饮食的需要与燥热伤津有关等,从而提供有针对性的饮食指导。关于排泄方面的,除西医护理诊断中的相关因素外增加便秘与胃肠积热有关,或与气虚传导无力有关,与血虚津少有关,与饮食不节、过食辛辣有关等;关于体温方面,提出壮热(体温过高)、恶寒发热、寒热往来、但热不寒、但寒不热、畏寒肢冷等,以更形象、准确地表述患者存在的健康问题,其临床依据、相关因素各不相同,护理措施也完全不同;关于睡眠方面,可提出不寐、多梦易醒、入睡困难、早醒等,其相关因素中的病理因素除西医提出的以外,可增加肝火扰心、心神失守、气血不足、心神失养、痰热扰心、神不守舍、饮食不节、胃中不和等,护理措施内容也可更有针对性。 3.运用中医三因制宜理论指导护理计划的制订 护理计划包括护理诊断的陈述、预期达到的目标、准备实施的措施和健康教育。 三因制宜即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是指治疗疾病要根据季节、地区以及人体的体质、性别、年龄等不同而制定适宜的治疗方法。由于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时令气候、地理环境等,尤其是患者个体的体质因素,对疾病的影响更大。因此,在治疗疾病时,必须把这些方面的因素考虑进去,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以制定出适宜的治疗方法。运用中医因制宜理论指导护理计划的制订除以上介绍的护理诊断外,中医特色主要体现在护理措施和健康教育中。 例如:关于发生于外感常是肾病病人病情复发和加重的重要诱因之一。病人表现均为咽痒、流涕、头痛、鼻塞、发热,但发病季节不同的外感,中医辨证后往往采取的护理措施不同。风寒感冒多见于冬春季,外感风寒所致;风热型感冒多见于夏秋季,外感风热所致。,除一般的高热护理有外,风寒感冒一般需要借助药力发发汗,风热感冒则要以辛凉之物辅助散热;风寒者服药后喝热稀粥一小碗,加盖衣被,静卧休息2h,辅以葱姜热汤面、香菜肉末粥等具发散解表作用的食品,风热者服药后则应辅以五汁饮或薄荷茶之类的辛凉饮料进行辅助散热,不宜加盖衣被。 4. 运用中医独特的护理技术解决护理问题 患者面色无华、神情倦怠,可询问患者睡眠状况诉夜间入睡困难、多梦易醒,经中西医理论评估:此患者自诉入院前工作压力大,心理负担重,且平素体质虚弱,夜寐不安。观察其面色萎黄、精神萎靡、纳差、便溏、舌质淡、苔白,脉沉细。故可判断其夜寐不安与心脾两虚、心神失养有关。护理措施采取:(1)向患者宣教,在养病期间可听听轻音乐、小品、相声节目,以松弛长期紧张心理。(2)向患者及家属宣教,多进食百合、莲子、红枣汤,以养心安神。(3)耳穴埋籽心、肾、神门穴,嘱患者临睡前按压埋籽的耳穴15min。(4)嘱患者睡前热水泡脚后,自搓脚心左、右脚各100次。经以上措施2周后,患者自诉夜间睡眠时间延长1h,且少梦安卧。 总之,中医理论在肾病科病人整体护理中的应用实践表明:通过运用中医整体观念进行护理评估,能为整体护理提供更全面准确的依据;运用中医辩证理论指导护理诊断的确定,有利于更全面、细致地反映患者现存的或潜在的健康问题;运用中医三因制宜理论指导护理计划的制订,为整体护理模式的实施和评价增添了丰富的内容;运用中医独特的护理技术解决护理问题丰富了整体护理的手段和方法;有效地促进了中医整体护理观与当代整体护理模式的内在联系,使整体护理内涵更丰富,中医整体护理模式将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的护理模式。 中医理论论文:关于中医理论创新的思考 [关键词] 中医理论; 创新 遵循中医理论,中医临床工作者在医疗实践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当前中医人才济济,学术繁荣,中医事业的发展进步遇到良好的机遇与挑战。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的认识到,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理论与学说日新月异。如果中医故步自封,不图创新,则被边缘化的处境难以改变,中医将难以胜任维护人民健康之重任。同其它学科一样,中医理论的创新,是推动中医学科建设、提高中医临床疗效、促进中医事业发展的关健环节,是摆在中医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1 中医理论创新是时代的必然 所有的学科理论是实践的升华与结晶,均源于实践,反过来再去指导实践。不同时代的医学形态,是由不同时代的人的实践决定的,这种实践不可能离开发展着的科学理论所提供的认识系统和思维方式而独自存在。当代人用以把握世界的认识系统,是一个由众多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认识成分,按一定的层次组成的不断丰富的有机整体。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医学理论的创新也与时俱进,一些过去认为正确的东西可能被发现是错误的,过去认为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今天变得大有希望。只有中医理论的创新才能为中医发展注入旺盛的活力。中医理论的创新也必然牢牢烙上时代的印迹,不可能脱离社会发展的大环境,孤立的所谓中医自身发展规律,必然服从于医学科学发展的总规律,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不考虑医学的社会性、时代性、国际性,不考虑现代科学理论对中医医学的必然影响,盲目反对中西结合,反对中医现代化,只追求“固有理论的绝缘性” ,只注重继承而忽视创新,中医的发展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背离了维护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基本宗旨,中医的根脉将难以延续,中医绝对无发展可言。中医理论创新是中医发展必由之路,代表着中医前进的方向,关呼中医存亡之命运。 2理论创新源于实践 中西医学理论是在不同社会环境、不同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各科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今天在维护人民群众身心健康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一个有造诣、有成就、有功德的中医,如果同时学习和娴熟地掌握了西医的理论知识,那他就会如虎添翼,更加具有创新思维,造应社会进步与科技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必然依托,是中医西医不分彼些共同分享的财富。现代技术对现代科技知识的兼收并蓄对于自身素质的提高,业务能力的垂炼,满足社会需要求等等至关重要,是中医“强腰壮骨”、理论创新的必需条件。 中医对疾病的诊疗与西医有明显差异。中医临床讲究的是整体观念,四诊合参、辨证论治。比较轴象深奥,而西医治病是系统检查,以病人的临床症状,生物化学指标检验,细胞学影像资料等为依据、直观具体,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但由于二者所针对的是同一对象(患者),具有共同目的(消除疾病),所以一定有共同语言或互补优势。例如肾功能衰竭病人到了晚期临床上表现出一系列症状,中医可以通过辨证调节病人状况,但不容易让病人肾功能衰竭恢复正常;西医可以通过血液透析纠正病人的各项生理生化指标,但是乏力、纳差的临床症状得不到有效改善。中医中药与西医西药都显示出各自的局限与优势。如果能有机巧妙的结合使用,采用综合措施。相信会有奇迹在病人身上发生。所以,中医理论的创新在此也有借鉴意义。 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临床实例:无论是内科疾病重症还是外科术后重症,患者脏腑功能均可能出现失调,或浊气不降,脾胃虚弱;或腑实热盛,阻遏中焦,严重影响疾病的康复。我们在临床实践中采用中药煎剂保留灌肠或中药煎剂持续肛门直肠内滴注的方法,将经中医辨证后拟定的方药煎剂通过肛门送入直肠或结肠内,协同其他综合治疗措施,收到了满意的临床疗效。 这种中医临床用药思路的创新同时也可能带来理论上的进步。传统的中医理论有“肺与大肠相表里”、“大肠主传导化物”、“小肠泌别清浊”。 西医有“肠肝循环”理论。通过中药在肠道内的作用,中药在肠粘膜内吸收迅速,直达病所,不仅能有效促进从肠道排除代谢产生的有害物质,缓解对肝肾功能的损害,同时保护肾功能,促进患者将体内多余的水分及有毒物质从大便中排出,减少了胃肠对有害物质的吸收,另一方面也可避免药物本身对脾胃的损害,促进正气的恢复,为抢救病人赢得时间。 3创新依靠信念和奋斗 创新的优秀和灵魂是思维创新,创作的思维源于创新精神。中医理论的创新是每一个中医临床工作者的责任,这种责任要靠信心、耐力和奋斗来完成。有一个“荷叶现象”值得我们思考:有一池塘,从种子下种到整个池塘铺满荷叶,依叶子每天增加一倍计算,大概要30天时间。在前28天,池塘里总是只有稀稀拉拉的一些零散荷叶,在第28天荷叶大概会占据池塘的四分之一。这时有人会说算了吧,已经28天过去了,长满荷叶要等到什么时候呀!有些人也可能28天前就不干了。到29天荷叶布满一半池面,30天池面布满荷叶。我们很多人只对29天的“一半”和“30天的全满”感兴趣,而对前面漫长的等待和努力的过程不感兴趣,于是失败。中医理论创新并非朝夕之权宜,要有“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字空”的耐力,耐住性子、扑下身子,在实践中思考,在理论上探索,汲取现代科技精华,创新中医理论。 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人类疾病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疾病的分科也越来越细,越来越专。这种状况对术有专攻的临床工作者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临证思路局限的一面,影响到临床疗效和个人的全面发展。对中医临床工作者面言,继承传统的中医精神,更需要博学广闻,拓宽视野,挖掘潜能,借鉴前贤,启迪思路。要练好基本功,扎实基础。“原汁原味”要求我们认真学经典,领会经典,应用经典。不要把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贵财富给丢失了。“与时俱进”要求我们勤思考、多创新,将中医理论拓展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多读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书籍,勇于实践,勤思明辨,不断思索,不断总结,不断提高。从理论上得到升华,从而实现理论的创新。 当前中医理论的创新过程正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以后的路还有很长,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我们必须坚持信念,加倍努力。用理论指导实践,让经典成为永恒。在实践中拓宽思维,用思维创新带动中医理论的创新,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和人类医疗健康保健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医理论论文:关于中医理论创新的思考 [关键词] 中医理论; 创新 遵循中医理论,中医临床工作者在医疗实践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当前中医人才济济,学术繁荣,中医事业的发展进步遇到良好的机遇与挑战。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的认识到,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理论与学说日新月异。如果中医故步自封,不图创新,则被边缘化的处境难以改变,中医将难以胜任维护人民健康之重任。同其它学科一样,中医理论的创新,是推动中医学科建设、提高中医临床疗效、促进中医事业发展的关健环节,是摆在中医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1 中医理论创新是时代的必然 所有的学科理论是实践的升华与结晶,均源于实践,反过来再去指导实践。不同时代的医学形态,是由不同时代的人的实践决定的,这种实践不可能离开发展着的科学理论所提供的认识系统和思维方式而独自存在。当代人用以把握世界的认识系统,是一个由众多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认识成分,按一定的层次组成的不断丰富的有机整体。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医学理论的创新也与时俱进,一些过去认为正确的东西可能被发现是错误的,过去认为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今天变得大有希望。只有中医理论的创新才能为中医发展注入旺盛的活力。中医理论的创新也必然牢牢烙上时代的印迹,不可能脱离社会发展的大环境,孤立的所谓中医自身发展规律,必然服从于医学科学发展的总规律,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不考虑医学的社会性、时代性、国际性,不考虑现代科学理论对中医医学的必然影响,盲目反对中西结合,反对中医现代化,只追求“固有理论的绝缘性” ,只注重继承而忽视创新,中医的发展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背离了维护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基本宗旨,中医的根脉将难以延续,中医绝对无发展可言。中医理论创新是中医发展必由之路,代表着中医前进的方向,关呼中医存亡之命运。 2理论创新源于实践 中西医学理论是在不同社会环境、不同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各科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今天在维护人民群众身心健康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一个有造诣、有成就、有功德的中医,如果同时学习和娴熟地掌握了西医的理论知识,那他就会如虎添翼,更加具有创新思维,造应社会进步与科技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必然依托,是中医西医不分彼些共同分享的财富。现代技术对现代科技知识的兼收并蓄对于自身素质的提高,业务能力的垂炼,满足社会需要求等等至关重要,是中医“强腰壮骨”、理论创新的必需条件。 中医对疾病的诊疗与西医有明显差异。中医临床讲究的是整体观念,四诊合参、辨证论治。比较轴象深奥,而西医治病是系统检查,以病人的临床症状,生物化学指标检验,细胞学影像资料等为依据、直观具体,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但由于二者所针对的是同一对象(患者),具有共同目的(消除疾病),所以一定有共同语言或互补优势。例如肾功能衰竭病人到了晚期临床上表现出一系列症状,中医可以通过辨证调节病人状况,但不容易让病人肾功能衰竭恢复正常;西医可以通过血液透析纠正病人的各项生理生化指标,但是乏力、纳差的临床症状得不到有效改善。中医中药与西医西药都显示出各自的局限与优势。如果能有机巧妙的结合使用,采用综合措施。相信会有奇迹在病人身上发生。所以,中医理论的创新在此也有借鉴意义。 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临床实例:无论是内科疾病重症还是外科术后重症,患者脏腑功能均可能出现失调,或浊气不降,脾胃虚弱;或腑实热盛,阻遏中焦,严重影响疾病的康复。我们在临床实践中采用中药煎剂保留灌肠或中药煎剂持续肛门直肠内滴注的方法,将经中医辨证后拟定的方药煎剂通过肛门送入直肠或结肠内,协同其他综合治疗措施,收到了满意的临床疗效。 这种中医临床用药思路的创新同时也可能带来理论上的进步。传统的中医理论有“肺与大肠相表里”、“大肠主传导化物”、“小肠泌别清浊”。 西医有“肠肝循环”理论。通过中药在肠道内的作用,中药在肠粘膜内吸收迅速,直达病所,不仅能有效促进从肠道排除代谢产生的有害物质,缓解对肝肾功能的损害,同时保护肾功能,促进患者将体内多余的水分及有毒物质从大便中排出,减少了胃肠对有害物质的吸收,另一方面也可避免药物本身对脾胃的损害,促进正气的恢复,为抢救病人赢得时间。 3创新依靠信念和奋斗 创新的优秀和灵魂是思维创新,创作的思维源于创新精神。中医理论的创新是每一个中医临床工作者的责任,这种责任要靠信心、耐力和奋斗来完成。有一个“荷叶现象”值得我们思考:有一池塘,从种子下种到整个池塘铺满荷叶,依叶子每天增加一倍计算,大概要30天时间。在前28天,池塘里总是只有稀稀拉拉的一些零散荷叶,在第28天荷叶大概会占据池塘的四分之一。这时有人会说算了吧,已经28天过去了,长满荷叶要等到什么时候呀!有些人也可能28天前就不干了。到29天荷叶布满一半池面,30天池面布满荷叶。我们很多人只对29天的“一半”和“30天的全满”感兴趣,而对前面漫长的等待和努力的过程不感兴趣,于是失败。中医理论创新并非朝夕之权宜,要有“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字空”的耐力,耐住性子、扑下身子,在实践中思考,在理论上探索,汲取现代科技精华,创新中医理论。 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人类疾病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疾病的分科也越来越细,越来越专。这种状况对术有专攻的临床工作者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临证思路局限的一面,影响到临床疗效和个人的全面发展。对中医临床工作者面言,继承传统的中医精神,更需要博学广闻,拓宽视野,挖掘潜能,借鉴前贤,启迪思路。要练好基本功,扎实基础。“原汁原味”要求我们认真学经典,领会经典,应用经典。不要把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贵财富给丢失了。“与时俱进”要求我们勤思考、多创新,将中医理论拓展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多读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书籍,勇于实践,勤思明辨,不断思索,不断总结,不断提高。从理论上得到升华,从而实现理论的创新。 当前中医理论的创新过程正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以后的路还有很长,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我们必须坚持信念,加倍努力。用理论指导实践,让经典成为永恒。在实践中拓宽思维,用思维创新带动中医理论的创新,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和人类医疗健康保健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教育实践论文:制药工程物化教育实践论述 作者:钟煜 李林刚 刘传芳 单位:皖西学院材料与化工学院 在这样的热力学内容架构基础上,对状态函数的改变值进行系统的剖析,并加以例题的训练、巩固,使学生感觉到概念明晰、结构紧凑、条理清楚,公式容易掌握,同时体现了课程的整体性与联系性。增加与制药工程专业相联系的内容物理化学教学中,有针对性地设计、加强课堂教学内容与制药工程专业实际应用的联系、融合[2-3],使专业内容尽量在物理化学各章节中得到具体反映,引领学生用所学的物理化学知识,分析、处置制药学相关领域的问题,使学生体会到物理化学对制药学的指导作用,做到真正的学以致用。有必要适当增加与制药工程专业相联系的教学内容,以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专业思维。弱化公式推导,强化内容的应用物理化学课程内容中存在大量的公式及其复杂的推导过程,要注意数学推导过程只是获得结果的一种手段,不是目的。对于制药工程专业的学生来说,他们需要的是利用物理化学这种手段、运用公式解决具体问题的应用能力[4-5]。课堂教学内容中应淡化繁琐的数学推导与数字运算,可由陈述思路直接给出公式或结论,强化使用基本公式的定性判断,强调对问题的分析过程及解决方法。舍去复杂公式的数学推导过程,促使学生将兴趣、注意力集中到公式的具体理解及应用上,侧重培养学生将基本理论、公式应用于实际的能力。如此理念下对待、处理物理化学中的公式,既显著降低了课程的学习难度,又彰显了物理化学在制药工程专业中的指导作用。 立足专业特点,改革教学手段与方法 针对物理化学的课程特点及制药专业的专业特点,为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抽象思维与综合应用能力,笔者灵活采用讲授式、类比式、问题式及多媒体等多种教学方式,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热情。(1)讲授式教学虽然讲授式教学比较传统,但在物理化学教学中不能完全摒弃不用。对于属于重点、难点的理论、概念的解释和公式的推导,教师可以用少而精的语言讲授给学生。(2)类比式教学物理化学中的有些内容比较抽象,初次接触可能难以理解与掌握,此时,可以借助已经熟悉或掌握的知识,利用两者存在形式上或属性上的相似性,通过类比方法[6-8],将学生熟悉的知识与陌生的知识加以横向比较,为认识新的知识点提供方向和线索,以增强知识间的沟通与联系,从而达到由此及彼、触类旁通的效果。例如,为具有简单级数的化学反应动力学方程(不定积分式)的线性关系比较,它们都是直线关系,且横坐标都是时间t,不同的是纵坐标,即对浓度的数学处理方式不同。通过图形比较,不但能够牢固掌握动力学方程的不定积分式,而且自然、间接掌握了各自的动力学方程的定积分式。为原电池与电解池的两电极极化曲线图示比较,当有电流通过电极时,两者都是阳极越极化越正,阴极越极化越负,电极电势都偏离平衡值E可逆,这是两个化学电池电极电势的相同点。电极极化的结果,造成原电池的实际电极电势比平衡值低,电解池外加的实际电压较平衡值高,这是极化对化学电池偏离平衡值的不同点。(3)问题式教学通过问题式教学,引导学生思考、探索知识。教师以生活实例或生产的实际问题来设计问题。例如:在学习“界面现象”时,提出自然界中小水滴、汞滴为什么会自发收缩成球形?在学习化学动力学时,提出怎样通过样品分析来测定矿石年龄和样品的年代?教师精心设计好适当的问题后,激发学生去思考、设计、总结和报告,任务由学生自觉完成。通过交互式的问题提出、探索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活跃课堂的教学气氛,激发学习兴趣。在愉悦的学习氛围中,充分发挥创造性思维与应用思维,使学生感觉到学有所用。(4)多媒体教学与传统的板书讲授相比,多媒体教学能够将单调乏味的教学内容以直观、形象、栩栩如生的形式展现在学生面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同时多媒体教学也为教师节省了大量板书与绘图的时间,加快了知识点的讲授速度,使得课堂教学的信息量大大增强[9,10]。例如在介绍自然界中的表面现象时,采用动画形式将水滴逐滴滴落到洁净的荷叶上形成液珠的动态过程,要比板书画图更直观更生动。对一些抽象、晦涩的内容,如在过渡态理论“势能面”的教学中,将“势能面”制成三维立体图(图略),然后以动画形式,使箭头从R点(反应物)沿着虚线上升到鞍点T(活化络合态),再沿着实线下降到P点(产物)。通过势能面的具体形状及箭头运动轨迹的直观演示,学生可以深入理解“鞍点”、“能垒”等抽象概念。实践结果表明,采用多媒体教学即可以使教师有更多的时间、精力与学生互动、介绍新知识和新技术,也有利于拓宽学生的求知领域、求知视野,学生学习不仅有广度也有深度,既发展了学生的形象思维,也发展了抽象思维。 做好归纳 总结,提高学生综合应用能力归纳总结是学好物理化学的重要环节,可使学生产生创造性思维,使各种知识以比较系统的形式被牢固记忆[11]。对一些容易混淆的概念、定律、公式,教师在课堂上应及时、经常性地引导学生归纳、比较和总结,帮助学生记忆、理解、关联。首先,总结要反映每章内容的基本框架,使学生总体上把握章节内容的结构层次;其次,以知识点间的联系及关联为纽带,使学生意识到知识的系统性与规律性;最后,要突出知识的重难点。例如,下述公式(1)~(3)分别出现在化学平衡、相平衡及动力学中,反映的是温度与化学反应标准平衡常数、单组分液体饱和蒸气压及化学反应速率系数之间的定量关系,其物理意义虽然不同,但形式上却是相似的。通过归纳总结、关联,可以由一个公式联想到其它两个公式,同时掌握了三个公式:(式略)制药工程专业的物理化学教学,应结合专业特点,选择合理的教学内容,探索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与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重视应用性,培养学生应用型思维与应用知识的能力,以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 教育实践论文:大学生情商教育与社会实践论文 一、大学生情商现状的原因简析 (一)家庭教育的偏差家庭教育是伴随终生的教育实践形式。如果家庭教育存在不足,定会影响大学生情商养成。造成家庭教育偏差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很多家长只重视 孩子智力的开发和物质的供给,而忽视人际交往、自信诚实、合作友善等情商的培育。二是家长不科学的教育方式,给小孩设定过高目标导致压力大,或者溺爱使他们形成孤僻封闭、意志消沉的不良人格。三是家庭社会交往程度不高,这无疑会影响家庭成员人际沟通的方式和态度。 (二)学校教育的缺位许多大学生进入大学后,在关心他人、认识社会、处理各种关系表现出较低情商是与学校教育的滞后性有一定关联的。第一,传统的“应试教育”培养出大量“高智商、低情商”的大学生。很多高校缺乏情商教育理念,没有把情商教育纳入教学计划之中。第二,单一的学校人才培养模式造成专业口径窄、缺乏综合交叉知识优势,忽视大学生个体差异与情商培养。第三,学校软、硬件相对滞后,缺乏心理情景实验、校园文化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不利于大学生情商养成。 (三)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大学生的情商必然要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我国处于改革开放关键时期,利益主体多样化、社会价值多元化都不可避免地对大学生的情商产生影响。房屋价格、教育费用、医疗开支、就业压力以及社会部分贪腐阴暗现象不断冲击大学生优秀社会价值观,导致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滋生。这无疑对大学生情商的形成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四)自我心理调适乏力“心理适应通常是指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们通过自我调节系统做出能动反应,使自己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更加符合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的要求,从而使主体与环境达到新的平衡过程。”大学生自我调控能力差主因在于没有准确的自我定位、承受挫压的心理准备不足,由此向往独立的自我极易造成心理上的困惑,致使大学生的情绪不佳。 二、加强社会实践,促进情商教育 在大学思政课程里,除了要培养大学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与法治精神外,还应该加强大学生情商教育。笔者认为,思政课程社会实践除有助于大学生了解我国国情外,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认识自我及他人情绪的能力,以及社会适应能力和就业竞争力。通过社会实践,还可以加深大学生对艰苦创业精神的理解,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增长见识、开阔视野,提高心理承受力和增强社会责任感。 (一)建立科学的社会实践活动机制1.成立社会实践指导委员会根据课程性质和社会实践内容,学校及相关学院、教学单位应该成立大学生社会实践指导委员会,通过专门的课程、讲座等形式宣传社会实践的理念及重要性,对大学生的实践过程进行专业技能培训和各阶段指导。2.完善社会实践形式根据实践教学安排,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比如各项校园文化活动、勤工助学活动、社会兼职、社会调研与考察、大学生志愿服务、暑期“三下乡”活动等。3.加强实践基地建设开展项目化运作形式,寻求各种实践合作机会,拓展一批比较稳定的社会实践基地,并保持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使社会实践与大学生的情商培养、专业技能、择业就业相结合。4.建立社会实践保障与评价机制从政府职能部门、学校、教学单位或相关赞助单位筹集活动经费,以保证人力、物力、财力充足,免除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后顾之忧。社会实践是否取得成效,很重要的标准是提高大学生自身的情商管理水平,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大学生提前社会化,更趋成熟。 (二)开展“三下乡”等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三下乡”活动与开展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科技发明、勤工助学、“红色之旅”学习参观等有机结合是新形势下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丰富载体,既能发挥大学生人才智力优势,又使他们在社会实践中磨炼意志、培养情商。在“三下乡”等实践活动中,大学生深入农村,挖掘农村美好的一面,努力做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者,新道德规范的实践者,良好社会风尚的先行者。正如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积极主动地深入到真实的社会实践,可培养学生战胜困难的能力,增强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不断提高情商管理水平。 (三)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构建校内社会实践机制1.积极参与校园建设活动高校开展诸如“文明校园”、“十佳学生”、“文明班级”、“文明宿舍”等活动,有利于培养大学生自我认知、自我克制、自我激励的能力,间接提升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是促进大学生情商管理水平提高的途径之一。2.尽力参与社团及公益组织通过学生社团及公益组织这种途径既可以满足大学生思想活跃、展现自我的渴求,更能为情商培养做出贡献,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和情商水平提高。比如,很多大学生参加由联劝基金会组织的“一个鸡蛋的暴走”创意筹款活动。类似社会实践既能锻炼身体、磨炼意志、奉献爱心,对培养情商大有裨益。3.鼓励和引导学生参加各类学术、科技创新活动指导大学生写作学术论文、进行科技创新实践活动既是大学学习基本要求,又能培养大学生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促进大学生自我激励、自我发展,坦然理性面对挫折、压力等。同时,通过学术交流、科研创新中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也可提高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 作者:陈建锋单位:海南大学 教育实践论文:职校通识教导的必要性与实践 作者:骆璇王为科单位: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通识教育主要是指高等教育的非专业教育部分,它与相关专业教育一起构成大学生高等教育的整体。通识教育的内涵决定了内容的共同性、基础性和多元性等特征。通识教育作为基础性教育,一方面要体现基础性、共同性特色,涵盖不同学科、不同学校的教育要求,另一方面也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地域的不同、学科的特色等,进行有针对性的、有效的教育。通识教育作为培养“负责任的人和公民的生活需要”的教育,对高校旨在培养大学生道德的、情感的、精神的等综合的、全面的素质,实现高校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培养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高职院校推行通识教育的必要性 1.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必然要求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归根结底离不开科技创新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科技创新对专业交叉、学科融合的需求不断提高,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不仅仅是技能的提高,更包括劳动者的政治、思想、道德、业务、审美、劳技、身体、心理等素质的提高。因此,只掌握单一专业技能、缺乏宏观思维和创新精神、缺乏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等素质的劳动者将不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高职院校作为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基地,跳脱出专业教育的狭窄范围,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走提高高职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的、技能型的人才是高职院校发展的必然要求。 2.实现高职院校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的必然要求 “人的体力和智力得到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条主线。培养具有远大理想、广博知识、开阔视野、专业基础扎实、综合素质全面的大学生,实现大学生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高校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尤其是在当前社会需求日益多样化、就业形势日益复杂化的情况下,社会对高职大学生的发展要求越来越多样,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只掌握单一的专业技能、被限制在个别专业领域片面发展的高职大学生将很难适应经济和社会的需要。通识教育针对专业教育的弊端,以“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为目标,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起来。通识教育培养高职大学生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同时具有全面的人格素质、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创新能力是实现高职院校大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途径。 3.高职院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加强高职院校通识教育就是高职院校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统筹兼顾关于高职大学生全面的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业务素质、审美素质、劳技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等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实现高职大学生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因此,以科学发展观引领高职院校通识教育是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重要途径和必然要求。 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的实现途径 1.建立通识教育管理机构,健全通识教育保障制度 根据通识教育的特点,在院校的教学处下面单独设置或者在院校基础教学部和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的基础上设置一个相对独立的、专门的通识教育管理机构,主要负责通识教育相关工作的管理、协调工作。通识教育打破了学科的界限,设立专门的机构对通识教育进行统一的规划与管理,可以为学生在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业务素质、审美素质、劳技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等方面提供更加全面和规范的学习和实践条件。同时,健全通识教育的相关制度,从制度上来保障通识教育的实施与长期发展。建立通识教育管理机构,健全通识教育保障制度在实施中得到真正切实贯彻的组织和制度保障。 2.设置合理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拓展通识教育课程资源 合理的课程体系是实现教育目标的载体。我国很多知名高校对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设置进行了有效探索。北京大学将通识教育课程分为五个基本领域:数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与心理学、历史学和语言学、文学与艺术等;清华大学将通识课程分为文化素质类和自然科学基础类等;上海交通大学将其通识课程分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技术、外国语言文化等四个部分。高职院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设置,首先要结合高职院校教学时间短、技能要求高等教学特点;其次,将通识教育课程分为:人文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技术、文学与艺术、职业教育等系列。其中,人文与社会科学包括哲学、历史、法律、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学科;自然科学与技术包括科学史、世界科技发展大事、科技发展前沿问题等;文学与艺术包括文学、美学、艺术鉴赏、艺术实践等学科;职业教育包括职业规划、职业现状与前景介绍、面试技巧等。然后,在课程设计上可按照年级,分层次、分难易地设置课程,循序渐进,将通识教育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最后,积极拓展通识教育的课程资源范围,丰富通识教育内容。 3.改革教学内容,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通识教育虽然是基础教育,但通识教育不是千遍一律的,它具有多元性特征。通识教育一方面要体现基础性、共同性特色,涵盖不同学科、不同学校的教育要求,另一方面也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地域的不同、学科的特色等,进行有针对性的、有效的教学。只有不断改革教学内容,探索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手段和方法,不断提高通识教育的教学水平,提升通识教育的教学质量,才能最大化地使通识教育的目标得到实现,并转化为学生本身的内在素质,使高职大学生在成为掌握技术和技能型人才的同时达到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当然,想教育出高素质的学生,就必须有高素质的教师,要使通识教育的教育目标得到最大化实现,必须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通识教育本身就具有共同性、基础性和多元性等特征,这就要求教师除了具有全面而深厚的专业造诣,还必须具备深厚的通识文化基础,这样才能担当起通识教育的重任。目前,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的教师队伍无论从数量上、质量上,还是教学理念上都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和加强。 4.加强校园文化建设,重视学生实践活动 良好的文化环境是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因素。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积极推进高职学生的实践活动,是高职院校推进通识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有效途径。通识教育就是要培训大学生的“非专业性的、非职业性的、非功利性的、不直接为职业作准备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通过校园文化,将各种通识教育的知识与理念贯穿其中,是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综合素质的提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积极推进学生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认识到社会的发展及对人员素质的要求,使学生在实践中真正认识到提升综合素质的重要性。 5.加强学生综合评价 评价,指依照一定的标准和体系对实践活动做出“评述”与“价量”,即用科学的方法对实践活动的有效性做出评判。评价的主要目的是考量实践活动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并为实践活动的组织者做决策和改进提供依据。因此,一方面可以通过评价来检验教育的效果,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评价来引导教育的发展方向。加强学生的综合评价,是高职院校推进通识教育,提高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的必然要求。 高职院校实施和推进通识教育,跳脱出专业教育的狭窄范围,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有效地提高高职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是实现高职院校科学发展和培养合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必然途径。 教育实践论文:小学美术教育实践论文 一、潜移默化,营造“美”的教育氛围 1.提供欣赏平台 借助学校网站、教师博客、《雨竹》校刊等平台开辟名家名画作品赏析栏目。比如齐白石的《虾》系列赏析、徐悲鸿的《奔马图》赏析、凡•高的《向日葵》系列等,让学生从小接触经典的艺术作品,引导他们认识名家美术作品的多元性,学会宽容和尊重大师的作品,与大师直接对话,并且撰写欣赏心得,以帮助他们在童年时代就获得较高的艺术发展起点。 2.加大宣传力度 在学校宣传窗、海报栏、美术教室等场所定期举办学生优秀美术作品展以及学生个人画展,张贴学生创作的能够体现儿童天性、天真朴拙的优秀美术作品,如书法、国画、剪纸、青花、线描等一系列作品,这一举措能拉近孩子的心理距离,更易被孩子们接受。今后笔者还准备将一些优秀的国内外名家名作引入学校公共空间,为本校学生努力打造更完整的艺术欣赏氛围。 3.相关活动配合 因本校的校园文化理念是“诗意雅韵”,每年借助校园艺术节这一契机,定期开展全校性的诗配画比赛,由学生自选一首喜欢的古诗,以硬笔书法的形式书写之后,配上与诗歌意境相符合的画面,以此表达学生的审美感受。这一举措具有一定的跨学科色彩,实现了抽象的文字思维与美术的形象思维之间的联系与互换。除定期开展诗配画比赛,近年来围绕学校民乐特色,开展“乐之绘”美术比赛,也是全校学生共同参与的一项大型活动,学生的绘画能力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4.丰富学校图书馆美术藏书 笔者学校有个南京市级的示范图书馆,有两万册的藏书,其中就包括一定数量的美术类读物,给爱好美术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扩大美术阅读视野的好机会。 5.家校联手 另外,利用家校平台,号召家长在家中给孩子创设一定的艺术氛围,使孩子耳濡目染,快速提升其审美品位。 二、凸显主体,鼓励学生“美”的学习 1.合理利用美术学习单 在过去的美术欣赏教学中,笔者曾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过分重视了教师的分析与讲评,而忽视了学生对于美术作品的自主理解。或者就是简单问问学生,你觉得这幅画怎么样?那么,学生大多数情况下回答的可能就是“我觉得很好、很漂亮”这样很空洞的一些评论。一些经典的美术作品所蕴藏的内涵和意境,可能不是小学生的认知水平所能完全洞悉的,而教师所秉承的又可能是成人化的视角,这就造成了教与学的断裂。因此,笔者开展了发挥学生主体性的尝试,根据上课内容,设计了相关问题,编制成美术学习单,学生回家后,在家长帮助下上网检索相关资料,或者去查找搜集相关的实物,再结合自己的审美感受填写相关问题,由此获得对于欣赏主题的感性认识和初步的理性判断。 2.“我当小老师” “我当小老师”即学生评画环节,具体的做法是,展示欣赏对象后,要求学生根据先前阅读的资料,大致描述自己的欣赏感受,然后由教师引导学生走上讲台,拿起教棒担当小老师,从相对专业的角度进行稍具深度的分析,如色彩、线条、情绪、内容等。这一方法还能够让学生展现自己的欣赏水平,形成热烈活泼的课堂环境。 3.同伴互助 在笔者的课堂里,对全班学生进行“七彩虹”的分组,每一组代表彩虹上的一种色彩。人员的组合上也是由绘画能手领衔,搭配能力层次高低不同的学生,互帮互助,尤其在进行集体画创作或是手工制作时,学生们长期的合作训练,能让每一个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任务,深知自己是彩虹桥上不可或缺的颜色,从而得到乐趣和归属感,身心同时得到愉悦,得到美的熏陶。 三、拓宽视野,挖掘“美”的社会资源 美术教学不应该只在教室里开展,教师无论是有意识地组织开展教学,还是鼓励学生通过课外时间请家长协助共同开展,课外美术活动都是美术教学重要的补充和延伸,是非常必要的。 1.积极挖掘本土资源 合理借助利用本土优质文化资源,实地观察欣赏,感受艺术和生活的联系,激发保护与创新精神。如栖霞寺石窟文化、南朝石刻、燕子矶公园、城南老建筑群等,并将这些素材穿插在校本教材中,成为书本知识的有益补充,增添教材的本土性、地方性。对于本土的文化资源,如果光让学生从网络或书籍上查找图片,还是会显得有些距离感,所以让孩子们去实地游览和观察,现场震撼力很强。笔者曾带着学生组成“我身边的南朝石刻”寻访小组,去寻访栖霞区内的南朝石刻,让孩子们现场感受经历了1500多年风雨的南朝萧秀、萧恢墓石刻,孩子们显得十分好奇和激动。他们想象中的石刻应该是非常华美的,但是现场很朴素,甚至显得有点残缺破败,虽然带给他们些许失望,但是他们很快就被石辟邪、石碑的雄壮所打动,仔细研究上面的花纹,并且在本子上临摹下来石兽、石碑的样子,回校后还写了寻访日记,身临其境的体验大大强化了他们的审美感受,欣赏能力也得到了较好的锻炼。 2.参观博物馆、美术馆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具有多个丰富底蕴的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名人旧居等,这些场馆中的美术教学资源,有的可以直接拿来用,有的可以通过教学让学生简洁地体验与感受,还有的可以与美术知识融合,形成新的综合知识,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感官认知,也在与艺术品近距离的接触中感悟了美的力量,从而获得审美能力的提升。 3.感受四季变化 在美术学习中,能够逐步建立或者基本具备艺术感觉的儿童,不仅仅是研究眼睛看到、耳朵听到、身心感受到季节的变化,而且是领悟到了季节变化带来的不同感受。更重要的是,四季更替的变化能够吸引小学生的注意力,使其具备一种与众不同的眼光和思维。假如小学生能够在看似平常的景致里捕捉到细小的事情,而且这些现象让人能够注意到它,它带来的刺激就会长驱直入地进入小学生的意识。笔者曾经带领学生在校园里同一处地点“曲荷滴翠”处观察景色,四季的变化使得景物在造型、色彩上产生变化,孩子们通过观察写生,在这种记录中再现了真实,又艺术化地升华了真实。创造四季美景的经历让学生们提升了敏锐的感知美的能力,也培养了其表现美的技巧。 四、加强实践,提高教师“美”的素养 多年的美术教学实践经历,笔者深有体会,若让美术课上升到更高的层次,让美的元素无处不在,教师应不断地提升自身对文化、艺术的修养,及对文化、艺术的理解与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备好、上好一节充满文化气息的美术课。美术文化的传承,审美素养的浸润,需要美术教师在教学设计前对教学主题的背景材料进行比较充分的了解,需要美术教师对教学内容进行结构化的组织。也就是说,美术教师在课堂上引导学生朝着什么方向走,建立在教师课前对所教内容首先要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因此,有备无患,活学活用,学生才会从内心爱上美术课,从而积极主动地去感受美、欣赏美、创造美。 作者:沈烨华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仙林学校小学部 教育实践论文:机械工程教育模式与实践论文 机械工程训练实践教学模式的实践 加强训练实践课程体系与内容的设计机械工程训练实践教学模式要求构建一个合理的完整的课程体系,并设计符合时代要求的课程内容。因此,随着工程材料和制造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以冷热加工为主要内容的“金属工艺学”也必须做出重大调整。在进行优秀内容精选、陈词或者陈旧的内容进行压缩的同时,增加了大幅度的特种加工技术、数控加工技术、非金属材料和与制造过程彼此关联的管理知识和系统知识。并且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赋予实习期间进行讲授,将“金属工艺学”设置为各模块教学,将其调整为“:材料成型技术基础、机械制造技术基础、工程材料及成型技术”等模块知识进行讲授,供学生们根据专业性质进行选修,从而强化学生机械工程训练的针对性和实践性。同时,机械工程训练实践教学模式还应该开出《创造性思维方法》和《创造力的开发与训练》两门课程,让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选修,从而强化学生们的创新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加强金工实习教学在机械工程训练实践教学模式中,金工实习教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包括生产线模拟、机器人、激光加工、快速原型制造、电火花成型加工、数控电火花线切割加工、加工中心、数控铣、数控车等十多种实习内容。同时,随着各项硬件水平不断提高,各工种的内容都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并制定了许多新兴的实习方案,从而增加以焊接、铸为主要内容的热加工实践实习;以钳、车为主要内容的冷加工实践实习,以数控铣和数控车为主要内容的数控加工实践实习;以原型快速制造和数控线切割为主要内容的特种加工实践实习。其中,钳工实习将增加装配凸轮机构的内容;同时也将钣金工内容增加在其中;焊接实习也在之前的气焊、手工电弧焊基础上增加了激光焊接氩、电焊、弧焊等内容;铸造实习中也增加了激光快速原型造型和软模造型的内容;在数控线切割、数控铣、数控车、加工中心等加工方法中,增加了费斯托生产线的现场教学。这些实习内容的设置,将极大地增加了机械工程训练的实践性,提升机械工程教学的实效性。同时,在实习指导方面,将过去“师傅带徒弟”的训练模式改革为“老师监督指导,学生亲身操作和创新”的训练模式。除了老师指定的器件之外,学生还需自行制作自拟件,比如:铝飞机支座、手动压力机、简易小虎嵌等等,从而使学生们进行金工实习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使其个性得到有效的发展。加强机械工程训练实践教学师资队伍的建设机械工程训练实践教学效果很大程度上在于师资队伍水平的高低,教师的作用主要在于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实践资料,引导学生们自主训练和学习,启发学生们的创新型思维,开展创造性思维等讲座,为学生创造情境环境,设置实践性内容供学生们联想和操作。学生所进行的分组选题、集体讨论、设计方案设置、机构运动分析简图制作、零件图和装配图制作、技术报告设计与答辩等等,老师都起着引导和调整作用。在机械工程训练实践教学模式下,对老师的设计能力和知识结构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因此,对师资队伍的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硬性指标,教师们不但要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同时他们的科研方向也需涉及到典型机械设备设计、虚拟设计、CAD、康复工程、人机工程、传动设计、智能机械、性能设计、机构学与机器人、可靠性设计、机械运动学、机构动力学、机械设计方法学等等,教师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将可为学生的训练实践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 机械工程训练实践教学效果分析 通过几年来的机械工程训练实践教学模式的实践,金工实习教学方法的改革,将原来的“学习工艺知识,提高动手能力,转变思想作风”教学理念进行了加到转变,其转变为:第一,由被动单一的实习方式转变为学生主动、自拟制件的实习方式;第二,由以培养动手操作能力为主要目的转变为以工程设计能力和创新能力、工程实践能力为主要目的;第三,由思想作风转变转变为综合素质的培养。在几年机械工程训练实践教学模式实践之后,通过对学生的问卷调查(见表1)发现,学生们对实习内容、安排和效果的满意度都非常高。因此,机械工程训练实践教学模式的实施能有效扩充和保留实训规模,增加了实习工种,能极大地满足低年级学生实际动手训练。同时,工程训练实践教学模式能有效促进学生的课程设计、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的进行,帮助学生们顺利毕业,参加社会工作。工程训练实践模式制订了管理制度,以接待学生的教学实践活动。现在,每年都有大批学生利用中心的教学资源解决后续课程和设计中所遇到的工程实际问题,并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机械设计工程训练实践教学模式的实践,其效果明显。学生们大多感觉自己收获颇丰,都认为实践教学是其上大学以来印象最深、收获最大的环节,通过此环节,学生们的知识面得以拓展,创新意识得以加强。许多大学生都主动要求到实验室参加工作,踊跃报名参加大学生研究训练项目和设计大奖赛等课外科技活动。机械设计工程训练实践教学模式的实践有效促进了学生从科目分科学习向工程实际综合、从知识积累向能力生成转化,加强了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 综上所述,机械工程训练实践教学主要就是在现代工程发展的背景下,开展系列的训练实践教学活动,让受教育者在工程技术创新意识、工程实践操作能力、企业管理能力等多方面能得到系统的全面的发展,从而为 学生的长远发展和终身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通过机械工程训练实践教学实践,提升训练实践教学的师资力量,加强金工实习,加强训练实践课程体系与内容的设计,极大地丰富了机械工程实践教学体系的内容,提升了机械工程课程教学的质量和实效性。为理工类院校培养综合型、高素质型工程人才提供一个检验平台,有效满足社会对机械工程人才的需求。 本文作者:刘志刚工作单位:吉林工商学院 教育实践论文:统领区域教师教育实践论文 论文关键词:教师教育校本研修研修专题 论文摘要:在“十一五”大连市教师教育中,**区教师进修学校以开发适切研修专题、开展“下水式”研修专题培训、提供内炼外修平台等措施,规范、有效地统领区教师教育的实践研究。 **区教师进修学校始终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提高教师专业化素质、推进教育均衡发展为目标,以研训一体、校本研修为契人,以提高课堂实效、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标准,以项目专家、科研点校为牵引,以骨干教师为龙头,务实工作,前沿指导,规范屯有效地统领区教师教育的实践研究。 一、开发适切研修专题,统领区域教师教育的研修方向 为引领区域校本研修向内涵发展,研训教师深人教学现场,开展行动研究,在应对和解决一线实际问题的同时,开发适切的研修专题,形成区域教师教育课程资源,并以此统领区域教师教育的方向。 我们把研修专题开发的目标聚焦到课堂,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各校各学科教研组校本研修活动的有效性上,把工作切人点定位在帮助各校准确分析教育教学质量上。进修学校研训教师联合区教育局相关科室人员,对全区中小学进行联合视导。研训教师深人每位教师的课堂、每个教研组的研修活动,听取学校干部的听评课和教育教学质量分析,与学科教师积极进行评课和点评。联合视导之后,组织研训教师多次座谈,深人分析现状,挖掘出制约教师发展的关键性问题,确立了“新课改背景下如何听评课”“学校教研组建设暨教研组长实施校本研修活动能力培养”“学校(学科)教学质量分析技术”等系列研修专题,统领各校的校本研修方向。 二、开展“下水式”研修专题培训,统领区域教师教育的研修实践 在将研修专题的理论转化为干部教师的实践过程中,研训教师以身示范,针对上述三个研修专题,进行了全区各层面、各学科“下水式”研训引领。 1.集体听评课,研磨课堂教学,提升教师的实践智慧 教师进修学校召开了区中小学“教学质量月”总结会,以初三作文课为课例,研训教师与教研组长、备课组长、教学副校长集体评课;召开“**区中小学加强课程管理,提升教学有效性研讨会”,打破部门界限,由小教部主任、科研室主任进行现场评课示范,真正贯彻“深人研究课标,牢牢抓住有效,服务教师成长”的评课理念;进行听评课研修专题的培训,引领干部教师以新课改理念、课程标准、教与学行为的有效性为标准,评价课堂、研究课堂、改进课堂。 2.形成研、训、科一体化,打造“形神兼具”的校本研修 以校本研修为主要方式的教师教育工作将我区教研组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教研组建设培训由培训部牵头,中小教、科研部门共同参与,并开展教研组长的专项培训。中教部指导学科教研组开展不同专题的研修活动,并在区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会议上向全区中层以上干部开放,研训教师进行点评。组织研训教师对本学科教师开放研修活动,组织全员参与研修活动观摩研讨,研究如何提高研修活动的实效性;开展校际联动研修活动,引导各教研组继续深人开展研究。中教部集体下校调研,研训教师为教研组长示范组织学科教研组评课。培训部对教研组长实施“关于教研组校本研修文化建设”的培训,进一步形成校本研修研究、质疑的学术氛围和提高教师参与研修的自主意识。面向教学副校长、教学主任、干部任职资格培训班学员实施“校本研修管理实践”专题培训,以校为单位的学员团队,以本学期所听本校教师的课例为资源,合作提炼学校下学期必须解决的课堂教学优秀性问题,形成分析报告,聘请校、区两级专家组进行论证,其结果将作为制定学年校本研修工作计划的有效依据。 教师进修学校通过示范培训、引领和把关,明确组织教研活动基本环节,即活动前确立研究专题、组织教师围绕专题进行相应的学习与准备—活动中进行质疑、研究、讨论、设计解决方案—活动后实施方案—再次活动时,反思、继续研究等,校本研修的“形”已初具。 校本研修的形式建设最终目标要为教师教育服务,只有能切实提高教师的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真正转变教师教育教学理念,提升教师专业化水平,才能赋予教师教育“神”采。为此,我们以区域课堂教学研究课题为牵引,以科研点校、区级项目组、校级专家组、市区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为中坚力量,扎实实施“形神兼具”的教师教育统领工作。 进人“十一五”教师教育,我区开展的“新课程课堂有效教学研究”已深人到各校、各学科。为使研究更贴近学校,更服务于教师的成长,我们确立点校,聘请中小学各学科骨干教师,成立专家组,每月深人点校听课,参与校本研修活动。通过调研、诊断、总结、交流,以点带面,资源共享,为各校培养科研型骨干教师。 **区教师进修学校成立了语文作文教学研究项目组和数学习题功能研究项目组,选定了项目组成员,分别制定了中小学实施方案和中小学一体化项目实施的研究和论证方案。在中学数学区教研活动中,确立数学习题研究主题,各校校本研修工作围绕这一主题全面实施。与此同时,进修学校指导各校成立学校教学专家组,专家组成员通过参与听评课、指导教研活动、开设专题讲座、做示范课等途径发挥初步的引领作用。 为发挥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在教师教育中的辐射引领作用,进修学校组织区学科带头人学科学术报告会、市区骨干教师开放课等活动,为校本研修创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 3.推广质量分析技术,提高自我教学诊断的准确度 为引导学校和学科教研组科学进行质量分析,确定并分析学校(学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有效提高教师教育教学水平和专业素质,研训教师认真学习研究教学质量分析理论与统计学原理、SPSS软件、双向细目表的原理和制作技术,并应用于学期期末考试质量分析中。富有准确、科学、合理、直观的数据和结论的质量分析为基层学校和教师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提供内炼外修平台,提高区域教师教育的研修水准 校长是校本研修的第一责任人。为引领校长有效履行职责,建设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我们通过沙龙、座谈、讲座等形式,组织校长学习研讨“校本研修与教师队伍建设的关系”“校本研修走向内涵发展,校长该做些什么”“课堂教学观察与关键事件诊断”等问题;我们多次聘请市教育局、市教育学院等相关领导和专家及其他区的名校长与我区校长围绕教育教学管理座谈、对话;我们特聘学院专家对名校长班学员进行“学校管理问题诊断”的跟踪递进式培养,这些工作有效地帮助校长理清了工作思路。 我们选派干部和教师分别赴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学习,观摩新课改下特级教师的课堂教学,聆听专家解读新课程背景下有效课堂教学模式与策略等。我区干部教师珍惜学习机会,积极与专家交流,返校后,及时将获取的前沿性信息和学习体会与同伴交流,并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借鉴先进的教学方法。 我们邀请国内著名校长、优秀教师讲座和做课,为一线教师提供学习的机会。观摩之后,研训教师团队、校长团队、骨干教师团队及各校教师分别进行听评课座谈、交流。 内炼外修的平台,为校本研修注人了生机,为教师发展提供了动力,为区域教师教育高起点高水平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教育实践论文:远程教育发展推动终生学习实践论文 当今社会信息技术的进步对社会的发展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其影响波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促使了知识经济的崛起,世界文化的交汇,各国政治的公开和进一步的民主化。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有了根本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得到了确定,人在一生中不断学习,发展自己的潜能和不断选择未来被认为是人的基本权利。终生学习的重要性更加凸现,终生学习的观念已被普遍认同。 信息技术在迅速改变社会的同时,也给教育以更大的发展空间。微电子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是信息技术的优秀,它们为教育和学习突破时空的限制,为教育大众化的同时更加个别化和个性化提供了日益先进的技术支撑。 教育观念和教育手段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尤其是教育手段的变化使得传统教育正在面临着根本性变革。在教育部发表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将发展远程教育,构建终生学习体系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上述背景下,本文拟讨论终生学习的特征、实现终生学习的条件,远程教育在终生学习中的作用等问题。 一.终生学习的特征 发达国家社会的发展实现了对传统教育观念的超越。十九世纪以来,终生教育的问题已被许多学者认识。1965年保罗·郎格朗在提交教科文组织的报告中提出终生教育思想。当时这种全新的教育思想因其反映了教育与社会动态发展相协调的趋势而在世界上广为流传,成为众多国家教育发展的指导。 社会的迅速变迁不仅反映在科技进步提高了对个体能力的要求,也体现在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和个体对生存价值的追求上,这使教育观念不断有新的突破,1997年德国汉堡所举办的国际成人教育会议上,又实现了一次教育观念的更新。德国汉堡会议基于“只有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与对人权完全尊重的参与社会才有可能导向永续与公平的世界发展”(黄月纯译,1998)的思想,提出了终生学习的观念。终生学习成了教育观念的最前沿的认识。未来的社会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在上海21世纪的城市发展规划中市长徐匡迪也提出了“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面向21世纪的上海》课题组:1997)。 从终生教育到终生学习反映了在教育领域从以社会为本位到以人为本位的认识转换,也标志着教育观念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又迈进了一大步。观念的转换也导致教育和学习活动中主客体的转换。终生学习突出了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分析以学习者为主体的终生学习,其特征是: 1.在终生学习中,人是学习活动的主体 终生学习的充分发展,使社会向着学习型转化。终生学习与传统教育学校最本质的区别在于:终生学习的思想突出了学习者的中心位置,突出了学习与人的生命共始终,终生学习是以学习者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传统学校教育是以教育者为主体的对被教育者进行社会道德、知识、能力、和行为规范的传输。 人处于社会发展的中心,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人在一生中出于自己生存发展的需要,出于外部环境的压力,出于对人的生活质量、人的尊严和生命价值的追求,自我意识不断地觉醒,终生进行学习。这是人在社会生存的最佳的选择。人是社会的主体,人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 在人一生的学习中,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才符合学习活动本身的规律。在学前教育和学校教育阶段,虽然儿童和青少年尚末成熟到能对学习作出理性的选择,因而对他们的教育有设定的目标和内容。然而从春秋时代孔子的“因材施教”(春秋)就已经注意到学习主体的差异,到今天改革各类教育,建立终生教育体系,均要求儿童和青少年在学习中发挥主体作用。 到成人阶段,成人与儿童和青少年相比,认知的发展,情感的发展,人格的发展都比较成熟。成人能感受到社会环境的压力,产生学习动机。相比较而言,成人自我导向学习的能力比儿童和青少年强,即:从自己现有的状况设定下一个学习目标,自己寻求学习的内容和学习的途径,以及对学习的自我调控和自我评价。在学习中,成人已充分显示了其主体性。在学习活动中,也只有强调了学习者的主体地位,才能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 2.学习贯穿于人从生命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 人在一生中都需要发展,因而人总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进行有意识的或无意的学习。人处在一个动态发展的社会环境中,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社会变迁的速度更快,社会对人在社会中生存所具有的整体素质要求在变动之中。人的一生是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 人从出身之始,就开始了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卢格(James.O.Luger1996)把人生分为婴儿期、儿童期、青春期、成年期和老年期。他认为,婴儿在其出身的头三个月就已经开始了学习活动。每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承担不同的社会角色,有不同的发展任务人在一生中都面临着生物的发展、认知的发展、情感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仅就其职业生涯而言,也有转换、升迁、失业等等问题。此外,个性、潜能、情感在人的一生中总在发展、变化。人又生活在动态的社会环境中,社会和人都在变化,人要适应社会变化,要促进社会发展,要与社会在动态中达到平衡,学习必然会贯穿于人一生的全过程。 3.终生学习是个别化和个性化的学习 对于人心理的生理基础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一致的认识是,除孪生者具有相同的染色体配对组合和基因外,世界所有人口中再也找不到任何两个人的遗传因素相同。这是人和人之间永远存在者个别差异的根本原因。(张春兴,1994)人的差异性是社会的客观存在。而人们所处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家庭环境、教育条件的不同又使人与人之间的个别差异进一步扩大,而且更为多样化。 由于人们的认知特征、情感方式、个性结构的巨大差异,由于人们所处的环境和承担社会角色的不同,在成人中,由于不同个体受教育程度和经验结构的差别,还由于因此产生的对人的生命价值取向的千差万别,就有了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学习方式等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 传统的课堂面授教育在忽略了学习者的个性的同时,往往也抑制了学习者的创造性和创新精神。学习者如果选择适当的学习目标、与目标相应的学习内容的组合,与其学习类型和思维类型相适应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方法,就能取得较佳的学习效果,有效地促进学习者的个别化和个性化。 终生学习对于传统教育的突破和革新是在各个层面上的,实现学习的个别化和个性化也就实现了终生学习从观念到实践跨越的一大步。 4.终生学习的目标是提高人生存的质量和促进社会的进步 对于终生学习的目标,不少专家学者都进行了探索,其共同的认识不外乎个体发展的目标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两大方面。在雅克·德洛尔(1996)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中对教育目标的认识是:“教育的任务是毫无例外地使所有的人的创造才能和创造潜力都能结出丰硕的果实,……这一长期而艰巨的目标的实现,将为寻求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公正的世界做出重大贡献。” 学习目标和教育目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然而,教育目标是以教育者为主体的对于受教育者的发展需求,而学习目标因人在学习中主体地位的确定,更尊重个体的个别性,注重个体潜能的不断发挥,以提高个体生存的质量,优化个体生命的过程,最终在建设更为美好、公正的社会的同时,实现人的生命的价值。有了每个个体充分地成长,也就有了社会整体的进步。确切地说,终生学习的目标是个体发展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协调与统整。 二.实现终生学习的条件 终生学习的实现有赖于社会整体的发展与进步,即终生学习的实现是在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力的认识,社会高科技的进步、经济的飞速发展、政治和教育思想的民主化、文化价值的不断提升、法治建设更为完善的基础上的。本文仅就传统教育要有哪些新的突破才能为全体国民提供终生学习的问题进行讨论。实现终生学习观念和教育实践是在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演化的。社会的迅速变迁导致终生学习观念的形成,终生学习的观念作为一种指导思想又引发教育深层次的改革。未来教育发展的趋势是: 1.变革传统的学习观念和学习内容 中国古代的学习主要是指知识的学习。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就成了成功学习的标记。随着社会的进步,学习观是在不断演化的,人本主义者认为,“真正的学习涉及到整个人,而不仅仅是为学习者提供的事实。真正的学习经验能够使学习者发现他自己独特的品质,发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特征。”(施良方,1994)教科文组织提出教育的四大支柱即学会共同生活,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和学会生存(雅克·德洛尔,1996)。美国2061计划中主张“使学生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理解的质量上,而不是所教信息的数量上”(国家教育发展中心美国促进科学协会,1989),学习不仅仅是知识的学习。为达到人充分地协调地发展的目的,终生学习要使人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具备获取并利用信息的能力,具有了解他人和了解世界的能力,学会理性地思维,不断提升自己的价值观念,这一切要伴随着人的态度和行为的改变。那么,学习内容的扩展并在新的高度整合是不言而喻了。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使知识老化的速度非常快,人的能力更新需求的频率也会十分高,学习内容更要注重不断更新与组合,以与社会的需求同步发展。 2.各级各类教育衔接沟通、扩展延伸形成终生学习体系 终生学习体系的构建是建立在以人为本位,为人在一生中持续不间断地学习提供帮助的教育理念基础上的。这就要改变现时各类教育自成体系互不衔接,缺乏沟通的状况;改变在理论上将成人教育简化为成人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的认识,实践上缩小成人教育的功能,简化成人教育机构的做法。 建立各级各类教育衔接沟通的立交桥,促成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互相衔接和沟通;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非正式教育相互配合;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企业教育等共同参与;社会教育资源整合并实现优化利用,最终形成教育学习的网络。让人们只要有学习的需求,就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不间断地进行学习,一直达到希望达到的高度,不会因各类教育自成体系而无法继续学习。目前我国教育正在逐步进行改革,建立立交桥。如从多种途径改变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努力达成成、职教的沟通,建立高校之间的跨校辅修专业,发展社区教育等。 但是仅有各级各类教育的衔接和沟通还不能构建终生学习体系,因为终生学习体系是以人一生的发展为目标的,而我国现有的各级各类教育是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为主体的,并不包括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学前婴幼儿教育和除职业培训以外的各种类型的成人教育。对婴幼儿学习能力的开发对其一生的成长的意义重大。成人期约占成人一生的70%,在社会迅速变迁的今天成人进入社会以后不断的学习提供自己的综合素质对成人自身的发展和对社会的进步的作用都是不可估量的。构建终生学习体系发展的重点是学前教育和成人教育,其中成人教育的发展更为重要。 3.从传统的封闭的学校教育走向全方位的开放 终生学习体系是一种开放的,学习活动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的系统。终生学习体系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终生学习体系与周围社会环境的交互、交融,即这一体系能及时全面地反馈社会需求的信息,学习受社会发展的制约,而学习的结果也不断作用于社会的发展; ②学习者从青少年扩展到社会全体成员生命的全过程。 ③学习目的从传统教育适应社会需求,为进入社会作准备到在适应人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同时,积极推动社会的发展。 ④学习场所从学校扩展到任何一个地点,家庭、企事业单位、城乡社区等等,而且随着人的多种社会活动学习场所有可移动性的特征。学习者在任何场所都可以获得学习的资源。 ⑤学习时间的不确定性。不必在指定的时间进行学习,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选择最合适的时间进行学习。 ⑥全社会积极广泛地参与办学和学习活动,提供学习资源是全社会的责任,而不仅仅是教育机构的任务。 教育和学习只有全面走向开放,才能突破传统教育对于教育目的、内容、对象、时间、场所等等的囿限为学习者提供充分的服务,才能使终身学习成为可能。终生学习体系建设的过程是传统教育从封闭走向全面开放的过程。 4.为个别化和个性化的学习提供更充分的学习选择和学习支助 如果说,在工业社会里需要一定规格的人才和批量的培训,而信息社会的多样化、多元化发展对当代人在现代社会生存能力的要求更高;个体的文化背景、职业、年龄、个性、兴趣爱好,以及知识能力结构水平,经历和经验、学习时间分配、学习习惯等都有很大的差异。学习的个别化和个性化的倾向将会越来越明显。现有的教学模式显然不能满足不同的人在一生中不同的学习需求。 未来学习的多样化体现在:有各种层次、类型的学习目标;有多种类型的学习内容的组合,即使是同一学习目标,也有可以选择的不同内容的组合;有根据学习者客观学习条件和学习者学习类型、学习习惯设计多种媒体的学习材料;有多种途径、多种方式,为不同的学习者提供充分的选择,让学习者的个性和潜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在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同时,形成独特的自我。 5.立法保障教育机会的均等和教育的民主化 终生学习是指个体的学习活动是一生中连续不断的过程。这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参加学习的权利,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均等的教育机会。事实上,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从我国目前状况看,国土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教育水平有很大的差异;多元经济体制的共存,使保障不同经济主体每一个员工学习的权力成为比较突出的问题;对各种类型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教育未来的发展前景不明,都影响每一个国民受教育机会的均等和教育的民主化进程。 因而,要通过立法来保障我国国民终生学习的权利。特要关注贫困地区人民和社会处境不利群体的教育和学习,力求实现教育的公平和公正。 显然现有的教育体系还不具备上述的能力,教育只有实现一系列变革,才能真正突破传统教育的囿限,建立终生学习体系。 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于教育实践,给超越时空的远程教育以发展和壮大的空间。现代远程教育正迅速地改变着传统的教育形态,促进教育整体的改革。现代远程教育为学习者终生学习开辟了通途。 三.现代远程教育及其在终生学习中的作用 (一)远程教育发展的特征 我国远程教育技术的发展与科技进步相应,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函授教育。函授是是以学生自学和老师助学相结合的方式完成教学任务,通信和面授辅导是师生间主要的联系方式。 第二阶段是广播、电视等手段被应用于教育。六十年代初,特别在以后,广播、电视、录音、录像等手段的运用使远程教育在函授的基础上有了质的飞跃。函授教育也在原来通信联系的基础上配合集中面授和自觉辅导为主的教学环节,编制音像辅助教材,供函授生使用,改变了文字教材的单一性,扩大了课堂授课的空间和信息量。 第三阶段是通过计算机网络等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和学习。一般来说有四种媒体:印刷媒体、音像媒体、计算机网络媒体、教学光盘。六种交互辅助手段:面授辅导、电话答疑、电子语言信箱、电子邮件、双向电视、电子公告板网上讨论。这四种媒体、六种手段在远程教育和学习中中进行最佳的优选和组合,以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达到其综合效益。 现代远程教育是以学习者为主体的,运用多种媒体和多种交互手段帮助学习者更方便更有效学习的一种教育形态。 远程教育没有固定的形式,往往是学习者根据要学习的内容、自己所处的学习环境,可以利用的学习条件进行多种的选择和组合。今后这些形式发展的可能是:多种教学内容传授和呈现方式可以相互结合融为一体;多种感官教学可以得到大力发展;交互的数量可以进一步增多,并改进交互的质量;学习辅助系统可以进一步得到扩展和改善(奥托·彼德斯,1998)。 远程教育专家德斯蒙德·基更(1998)分析了远程教育的主要特征:远程教育有潜力开设全球性课程;教育和培训的个别化;教学行为和学习行为的个人化;远程教育极好地适合了个人随处移动和到英特网上学习的需求;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快速地反馈;比其他的办学形式更便宜;技术使得远程面对面的教学成为可能等。他从远程教育对教育技术的使用和远程教育具有的现实能力和潜在能力来分析远程教育的特征。 既然远程教育是以学习者为主体,教育技术为手段的教育,宜从这两点出发,分析与传统教育的区别,来认识远程教育的特征。 1.远程教育以学习者为主体 长期以来,人们认识到在教学活动中建立学生主体地位的重要,于是在教育理论中不断探索,提出在教学活动中以学生为主体的观念,然而在传统教育的实践中,受其形式和方法的束缚,却无法充分体现。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教育的模式和观念。在远程教育中师生处于分离或准分离状态,教师角色出现了明显的转换,由传统教育中的主导者变为可以利用的教育资源,成了音像教材中的一个组合因素;学习者也从教育的对象变为教育资源的选择者,利用者。教育技术的界入,使得学习者的主体地位真正得到确立。当今世界信息量激增,信息传输更为便捷,远程教育可以使全球的学习资源共享,学习资源极大地丰富了,在人们多种多样的学习中,学习更是学习者主动的选择。 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历史地把人推到学习活动的主体地位上,人必须学会学习,在社会生活中主动地选择学习,否则就无法生存。 2.多媒体远程学习材料的设计是凭借多媒体技术更为个性化的设计 既然远程教育是以学习者为主体,那么远程学习材料的设计就应充分利用教育技术手段之所能,从人的学习需求和学习特征出发,考虑下述因素:学习主体的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化需求;不同学习主体对学习时空的特殊要求,人的生理发展、老化程度和认知特点对学习材料演示的方法、演示时间的要求;学习内容对虚拟学习环境的要求;学习内容、学习过程对学习媒体的选择与综合应用;人的认知、能力、情感的发展特征与远程学习形式、过程的相适应,以及学习效果的综合评价等等。 这种强调个性化、个别化的学习材料设计要达到的目标是,任何人只要有学习需求,就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获得学习材料,选择适合个人学习习惯的方式,进行最有效的学习,从而使个性、潜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3.远程教育注重对学习者的学习支助 远程教育有别于传统教育更具学习个别化的特征,学习由学习者控制,学习过程的设计特别要注重对学习者学习支助的设计。对学习者的学习支助要贯穿于学习的全过程中。学习支助,不仅仅是狭义的学习支助,只是答疑和批改作业,还要努力含对学习全过程多方面的的指导。一是要有比较详细的对个别详细进行指导的详细指南。突出学习目标,学习的重点的难点,指导如何控制学习过程,有效地分配学习资源的时间。二是要有学习能力的培养。对学习不同的内容宜采用的不同学习技巧,如何有效地进行自我学习、小组学习和以教师为资源的学习。这要求学习过程有师生之间,学习者之间多种途径和形式的交互设计。三是要帮助学习者学会自我调节。学习者要学会自我评价,并根据反馈,及时调整目标、内容、方法和进度,以使学习更符合个体的特征。。这样,以使每个学习者学会学习,对学习过程的选择都能达到整体的最优化(易滨,1999)。 (二)现代远程教育在终生学习中的作用 倡导终生学习,建立学习化社会涉及众多因素,诸如:经济发展的程度、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文化价值的取向,法律保障体系的建立等等。终生学习被普遍认同是社会发展的综合结果,而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对终生学习的实践所起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 1.现代远程教育是每个人终生学习的最佳选择 终生学习有许许多多的途径和方法,现代远程教育是利用不断发展的信息技术所进行的十分人性化。个性化的教育。因现代远程教育能打破时空的局限,教育学习资源的丰富,个性化的学习材料设计,有效的学习支助系统,费用相对比较低廉,使终生学习成为可能;现代远程教育还因其与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同步,人们选择远程的方式进行学习,能极大地提高人们的学习能力,学会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不断学习,从而利于人们在信息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等优势成为人们终生学习的最佳选择。 2.远程教育促进了终生学习体系的构建 终生学习体系要求各级各类教育打破隔离、分割状态,互相衔接沟通、扩展延伸适应人们终生学习的需要。远程教育的发展正在使得各级各类教育的功能不断扩大,有了互相衔接沟通。扩展延伸的途径,打破了各类教育相互隔离的状况,以逐步做到相互沟通,使建立终生学习体系的目标能够成为现实。 3.远程教育推进了学习的个别化和个性化 “因材施教”的教育主张提出已有两千余年,这一直是教育工作者为之努力的目标。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每个人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从古到今,这些观念反映到教学和学习上是学习者学习的个别化和个性化。实现了学习的个别化和个性化才能真正体现终生学习的要义。远程教育因其教育目的、内容、方法的极大丰富和多重组合,学习手段的多元选择、学习支助的日趋完善等为学习者提供更多选择的同时大大推进了学习的个别化和个性化。 4.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实现了教育和学习资源的共享 信息技术的进步使信息在瞬间可以流遍全球,凭借信息技术,教育和信息资源可以全球共享。由于语言的障碍,至少可以做到用同一语言制作的学习材料在使用这一语言的人群中共享。中国人口众多,地区之间的差异比较大,教育和学习资源分布不均衡,远程教育能让经济、教育落后地区的人们也能和发达地区的人们一样享有最好的教育和学习资源,得到最好的学习支持服务。 教育实践论文:建构主义改革教育实践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人建构主义关于学习的侧重研究;建构主义教育思想的学生中心及“主导——主体相结合”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来源驳杂,流派纷呈、知识决非对现实世界的客观表征、建构主义敏锐地注意到了教育过程的生成性特点、建构主义者不是现实主义、教育成果的测定也是由双方不断辩证对话而共同构建的研究结果决定、课堂教学主要是学生自己确定主题、搜集资料、上机学习,教师讲解较少、片面理解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意义与作用、在摒弃了“满堂灌”的做法之后,换成了“满堂问”、在传播和介绍建构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始终都有主张对建构主义应该审慎的声音、单独强调系统因素的任何一方面的独立价值在操作中都容易丧失系统整体的最大效果、教育事业发展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社会各种条件的配合、合理设定教师和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在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教育改革中,我国新课改突出强调了转变学生学习方式的重要性,大力倡导开展活动性的、合作的、探究式的学习,这为课程实施尤其是创新取向的课程实施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和可能性。就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我国教育改革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反思。 论文关键词: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反思 作为一种当前非常流行的学习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来源驳杂,流派纷呈。各个流派的观点虽有不同,但共通之处也很明显,有着较多的共识。建构主义者认为知识决非对现实世界的客观表征,而是人们在与情境的交互作用中所建构的一种对于世界的解释。 1建构主义关于学习的侧重研究 建构主义敏锐地注意到了教育过程的生成性特点。师生关系、教育成果是在师生不断沟通、认同中形成的。建构主义者不是现实主义,他们在本体论上持相对主义,将教育过程视为教师和学生双方共同参与、讨论、协商的过程,教育成果的测定也是由双方不断辩证对话而共同构建的研究结果决定;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不再是引导学生向某一确定目标迈进,而是在对话过程中不断的反思,“客观地”审视和领会互为主体的“主观”。正如加达默尔(H.Gadamer,1994)所指出的,“领会”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而是不同主体之间“视阈的融合”。双方的智慧水平共同决定着教育的效果。教育成果主要表现为教师和学生思想的不断沟通和认同的不断达成。同时建构主义学习观将历史、地域、情境、个人经验等因素充分考虑进来,学生的个性张扬,教育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开放性、平等性和互动性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受到了教师和学生的广泛欢迎。如此理想的展望,似乎学生可以自由地在知识海洋中畅游了,教师也在某种程度上“减负”了,大家很轻松地将“苦读”转化为“乐学”,但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在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西方教育改革中,课堂教学主要是学生自己确定主题、搜集资料、上机学习,教师讲解较少。很多学者对此表示忧虑:学生的中心地位是体现出来了,但教师的主导作用却无从体现,教育整体效果并不理想;在我国,新课改突出强调了转变学生学习方式的重要性,大力倡导开展活动性的、合作的、探究式的学习,这为课程实施尤其是创新取向的课程实施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和可能性。然而在课改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片面理解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意义与作用,把自主变成自流,有的课堂老师让学生自己选择学习内容,喜欢哪段就读哪段;学习方式自己选,喜欢怎么读就怎么读,课堂乱哄哄,有了活动但缺乏真正的体验;二是在摒弃了“满堂灌”的做法之后,换成了“满堂问”,问题缺乏启发性,缺乏思考深度,不少教师在运用“探究性学习”、“小组合作学习”等方式组织学生开展活动的时候,忽视课程内容的需要,忽视教学任务与学生学习的需要,不顾学习目标的实现和学习内容的特点,不加区别地一律把“探究”“讨论”“互动”派上用场,割裂了学习内容与学习形式之间的联系,出现了形式主义的倾向。同时,也出现了课程实施中过分强调学生自主合作学习,弱化了教师指导作用的倾向,影响了课程实施的实际水平与教学质量的提高。(林淑媛,2007)鉴于教育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我们同时需要对指导我们教育发展的理念进行必要的反思。 其实,在传播和介绍建构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始终都有主张对建构主义应该审慎的声音。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情境性的人类知识观,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观,促进学生主动发展的教学观,以及作为学生学习的帮助者、合作者和支持者的教师观,这些看似动人的观点,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中并不陌生。从卢梭的《爱弥儿》、杜威的“儿童中心”、“活动中心”“做中学”的教育主张和实验,以及布鲁纳所倡导的学科结构理论和发现学习,无一不是当今“建构”思想的原型。人们也都清楚地知道,以上述教育理论为指导的教育改革也无一例外地基本以失败收场。但是人们始终也不愿放弃以培养适应社会变化和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为教育理想。在这种情况下,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其自身的不断演进,从极端建构主义、个人建构主义,到现在的社会建构主义,不断地燃起人们熊熊的理想之火。所以,尽管仍有失败的风险,但人们却不愿面对其先天的缺憾,总是想将其按照自己的理想完善起来。 2建构主义教育思想的学生中心及“主导——主体相结合” 任何事物不可能单独存在,单独强调系统因素的任何一方面的独立价值在操作中都容易丧失系统整体的最大效果。建构主义学习观在具有很多适应现展理念的良好基础上,必须注重教育系统内部和外部的诸因素的配合和平衡。相对主义的哲学基础凸现了教育过程中思想的开放性、灵活性以及教育关系的平等性,但同时潜藏着教育过程缺乏导向性和教育内容缺乏客观性的重大危险。“主导一主体相结合”的教育理念在深入吸收建构主义学习观合理因素的同时,科学合理地确认了同一过程不同方面教师和学生不同的地位和功能,即在教的方面教师必须具有主导性,而在学的方面学生必须具有主动性,“以学生为中心”只是强调教育教学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学生,教师的引导最终是要实现学生的自我指导,即所谓“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教学的最终目标是促进学生的发展,而这两者如何处于一个和谐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永远不可能用程式规定下来的问题。 是否应该将建构主义作为指导当前教育改革的主要理论基础?教育事业发展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社会各种条件的配合,依靠哪一种单一的理论做局部的调整都很难获得整体的发展效果。所谓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我们必须注重我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了解中西部和东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把握社会各阶层不同的心理。建构主义在相当程度上调动了人们的想象力和自由发展的积极心态,为个体创新提供了心理支持。但同时我们的传统告诉我们,我们的教育有明确的导向,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是我们不可动摇的信念,基于个人经验的人生探索必然要回归到关心人类共同命运的正途上,伦理道德的建设绝不能为相对主义所迷惑,建构主义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科学探索的方法,而不是一种能够涵盖教育人生的智慧观照。我们需要更加深邃而完美的理念,为我们的美好人生勾画蓝图。 在实践中,我们往往很难做到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协调和平衡。合理设定教师和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将知识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统一起来,将教与学有机统一起来,需要的不仅是完善的理论做指导,同时更需要一种教育的智慧。显然,这种智慧是以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教育实践积累为基础的。这种智慧的获得才真正可以使我们在前进的路上淡定从容,游刃有余。因为,正确的判断源于我们清醒的认知。 教育实践论文:中学心理教育模式实践论文 一、特区中学心理教育模式构建的理论基础 特区学校心理教育的模式必须符合特区和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解决好以下问题:(1)开展心理教育的目的即心理的功能定位问题;(2)心理教育的内容;(3)心理教育的机制与机构建设问题;(4)心理教育效果的评价与反馈。这些问题构成了心理教育模式构建的骨架。学校心理教育的教育功能一般有两种取向。一种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取向,是以发展为目的的一种取向;另一种是针对部分有心理困扰或障碍以及其他需要提供帮助的学生的,是以保持和维护为取向的。这两个取向相互补充构成了现代学校心理教育的主要功能。但是,就特区中学而言,由于遴选机制的影响,学生中存在心理问题或心理困扰问题的比率以及心理发展偏离轨道的学生的比率相对较低,因此,应该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发展的目标上,为最大多数的学生提供教育服务。构建学生心理教育模式还要研究影响学生心理发展的主要因素,以便采取相应措施去影响、改变这些因素,为学生的心理发展创造优良的环境。影响学生心理发展的因素归结起来主要包括家庭因素、教育因素和社会因素。 这三个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以潜隐或外现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学生的心理发展。要消除这些因素的消极影响或发挥这些因素的积极作用,就必须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构建起三者的协作运行系统。具体来讲,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1.加强学校和家庭之间、教师和家长之间的联系和信息反馈,切实办好家长学校,改革和更新家长会教育的内容和观念; 2.树立素质教育观,全面推动学生的素质发展,建立适合素质教育和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和整体素质提高的新的评价机制; 3.努力提高教师素质,特别是掌握教育理论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4.努力开拓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融入社会之中; 5.改革课程设置,开设心理教育课程和学习策略教育课程,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整体效益; 6.建立健全心理教育机构,融心理教育于日常教学活动中; 7.创建优良的校园文化; 8.树立大心理教育的观念,从各个角度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和优化的整体素质。 要实现上述目标和落实措施,就必须有充足的教师资源和灵活、完善的教育和保障体系。为提高现有教师的心理教育水平,充分利用和发挥他们的教育优势,极大地提高心理教育的成效和效益,我们制定了以心理指导中心为中心,班主任与科任教师全面参与的心理指导教育体系的工作保障机制。 二、学校心理教育的模式及其运作 1.学校心理教育模式 依据以上分析和理论构思,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构建了显性心理教育体系和保障机制与隐性心理教育体系密切结合、协同运作的综合网络化心理教育模式。 2.心理教育模式各组分的职能与运作 (1)显性心理教育体系和保障机制显性心理教育体系和保障机制主要由心理指导中心和班主任以及部分科任教师组成。 心理指导中心是负责心理教育的主要机构,担负着调查学生心理发展状况,制定教育、教学计划,普及心理知识,开展心理咨询、讲座的任务,它从宏观上进行运作,并协助教师帮助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其中心理咨询室担负着进行个体和团体辅导、建立心理档案和进行心理测评的职责。心理网站等宣传媒介负责宣传心理知识、扩大心理教育影响的主要任务,心理网站和心理咨询室结合进行网上咨询服务,为家庭、教师和学生提供咨询服务。班主任则主要负责在日常教育活动中进行渗透教育。心理指导中心通过建立学生心理档案和进行学生心理测评掌握学生的情况,并及时将资料处理结果通报给班主任,为班主任实施教育提供第一手的资料;班主任和有关科任教师则将教育的结果和学生中存在的具有普遍性质的问题反馈给心理指导中心,或请求中心提供服务和指导。同时,心理指导中心对班主任进行知识与实务培训,提高他们的工作技巧和质量。 (2)隐性心理教育体系显性心理教育体系和保障机制为有效地实施心理教育提供了机构保证,但是,在学校、家庭和社会中还存在着许多隐性的作用因素,建设和充分发挥这些隐性因素的作用,对于弥补显性教育体系和保障机制的不足,最大限度地挖掘潜在的教育作用,为学生的心理发展创造优良的物质和精神环境有着巨大的作用。因此,我们充分利用学校各机构协作运行的整体优势,建立起了广泛的隐性心理教育体系。 在这个模式中,学校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的是校园文化建设和教育教学改革以及组织学生深入社会实践。通过这些具体工作,既扩大了心理教育的影响,又促进了学生的心理发展,赢得了各个部门的支持。为有效地开展心理教育工作创造了条件。 作为特区一所非寄宿式学校,学生在家学习与生活的时间相对比较多,因而家庭教育在促进孩子心理和整体素质发展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实践中,我们通过家长会议、班主任家访等途径向家长传授儿童心理发展的规律、家庭教育的正确方式、方法,营造良好的家庭心理环境。 三、心理教育模式的实践及其存在的问题 学校心理教育要想取得成效,必须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做好调查研究 由于我国的学校教育采用的是遴选制(高中尤其明显),所以不同学校学生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各校在进行心理教育活动时必须首先做好调查研究,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措施,只有这样,心理教育才能取得预期的目的。 2.发挥学校的整体优势,采取不同形式的教育途径和方法心理是一个整体,包含个体多方面的素质、素养,心理教育必须树立这种大心理观,通过学校的各个部门采取综合化的举措,建立多种形式的教育途径,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效益。 3.要注意选好工作的突破口和工作重点。心理教育工作者一方面要坚持教育的原则,另一方面还要从现实出发, 选好工作的突破口,解决好学生的阶段性心理发展问题。如开学初的新生适应问题,学期末的考试心理、考试技巧训练等。 4.建立完善的机制和保障体系 中学的心理教育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集中起来主要有: 第一,心理测评问题。现在流行的心理测评手段在中学大多是问卷形式,如果要测试学生多方面的心理特征,学生需要完成的问卷数量就非常惊人,这就为实际的心理操作问题设置了障碍。第二,对学生的评价问题。如何将心理素质的评价融入到对学生的综合评价之中,是一个需要考虑和思考的问题。第三,心理教育科研问题。心理教育是一个新事物,在教育活动中还有许多需要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赖于心理教育科研来解决。第四,如何处理好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过程中心理教育的实效问题。第五,适合现代中学教育需要的心理教育课程设置和教材修订问题。 教育实践论文:教育理论与物理教学实践论文 【摘要】一、创新教育在新世纪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二、中学生创新教育的内涵和内容:1、创新精神主要表现为创新意识和“质疑”精神。2、培养创新能力,主要表现为课堂教学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实验教学中的创造能力的培养。3、培养学生创新人格和协同合作的精神。 三、创新教育的探索与实践:1、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精神。2、挖掘学科特点,培养创新能力。3、培养学生创新人格和协作精神 【关键词】创新探索实践 一、创新教育在新世纪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现代社会是知识经济社会,而知识经济的优秀是创新。当今世界的科技竞争、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创新型人才的水平和数量的竞争。创新教育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教育改革的焦点和优秀,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要矗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必须要有全民族整体素质、科学水平的提高。学校教育是培养民族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主渠道。教师要明确创新教育思想、创新教育培养目标和实施方案,在教学过程中才能唤醒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使他们想创新、敢创新、会创新。 二、中学生创新教育的内涵和内容 创新是民族的灵魂,创新是科学发展的动力,是技术革命的生命。中学生创新教育的内涵应是:通过创新教育使学生对已有的经验和知识进行分解与组合后,产生某种新的、独特的思想观点、思路设计、途径方法……的活动过程。 1、创新精神主要表现为创新意识和“质疑”精神。要千方百计培养学生形成推崇创新、追求创新的观点和意识。只有在强烈的创新意识的引导下,学生才可能产生强烈的创新动机,树立创新目标,充分发挥创新潜力,释放创新激情。创新的产品是独出心裁、前所未有的。因此创新是超越,而不是跟随。只有大胆向传统挑战,才可能创新。 2、培养创新能力,主要表现为课堂教学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实验教学中的创造能力的培养。 创新思维的主要形式有:①联想思维。②直觉思维。③灵感思维。 物理实验是人类研究自然现象和规律的重要途径,也是人类发明创造的重要手段。物理实验教学,可以验证书本知识,然而更重要的是重温前人创造的思维的过程,从中受到启发,同时也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3、培养学生创新人格和协同合作的精神。健全的人格是个体顺利发展的内在因素,是个人创新能力得以发挥的支柱,主要包括爱国主义情感、献身科学的精神、勇于面对失败,百折不挠的意志,求实勤奋的治学态度和较强的自信心。 协同合作精神是新世纪对人材的基本要求。新技术革命,使人类在已经到来的21世纪相互影响,相互依存。重大的发明创造,需要众多人才共同去探索、开发、创造。因此我们必须培养学生的协同合作精神,以满足未来社会对人材的需求。 三、创新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1、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包括:创新的意识、热情、进取心、自信心、创新的胆略;敢于质疑坚韧不拔的毅力等等。在教学中,我们一方面要培养学生推崇创新、追求创新的观念和意识,鼓励学生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另一方面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启发、培养学生敢于质疑、善于质疑的创新精神。 首先,教师的教学过程要具有创新意识,为学生树立创新的表率。无论教材提供的知识多么完整,由于各种原因总会留下缝隙,只要我们积极思考,善于“钻空子”,就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例如,在动量守恒的验证实验中,落点为什么会有较大的离散,原因应在碰撞的过程中被碰小球所处的支座与等大的入射小球轨道的末端不能严格在一直线上,两球不是对心正碰。要减小误差怎么办?教学过程要引导学生观察这一现象,分析其原因,再由学生提出减小误差的方案,选出最佳的方案表扬。只要事事处处做有心人,善于思考,就会设计出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其次,教学活动要使学生保持旺盛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脑海中经常出现“为什么”三个字。“月亮为什么不会飞走?”“苹果熟了为什么会从树上掉到地面上”,牛顿对这些自然现象的观察,引发思考研究,得出了十六世纪自然科学最伟大的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养成多问“为什么”的习惯。例如:物理概念为什么要这样定义?物理规律如何来的?实验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做错习题时更要问为什么会错?知识联系实际的“为什么”是创新意识的升华。例如:为什么我们乘车时会看到远处的太阳向前走而近处的树木会向后走?雨后的天空为什么会出现彩虹?为什么彩虹呈圆弧形等等,坚持不懈地寻根问底就会激发创新意识。 然后,在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人的思维活动起始于问题,有疑问才会去思考。有疑问是学习新知识、产生新思想、发现新观点的起点,教师要营造一个宽松的教学环境,也就要创造一个和谐、平等的教学环境,使学生勇于发现问题,敢于提出问题,渴求解决问题,他们的创新意识就会得到培养和发挥。 ①提倡学生向教师的教学过程、教学内容质疑。教师的知识结构和教育教学模式都在迅速地老化,只有不断地“充氧”才能赶上时代的步伐。教师在教学中的言行举止对学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师若能实事求是地但陈不足,和学生一起研究问题,就能成为学生培养质疑精神的好榜样、好朋友,好老师。学生敢于质疑的精神非常宝贵,要鼓励和提倡。 ②鼓励学生对教材质疑。高中学生对知识、现象、实验等有旺盛的求知欲,对新异的事物,特别感兴趣,他们对学习的知识爱提出一些疑问,例如:在滑动摩擦力的教学中,有学生提出教材上给出的动摩擦因数都小于1,有没有大于1的呢?在演示分子间有空隙的实验中,得到酒精与水混和总体积缩小的现象。有学生提出所有两种液体混和的体积都缩小吗?有增大的吗?在光电效应的教学中,有学生提出入射光的频率增大,光电子数目增加否?在透镜的教学中,有学生提出反射光是在人射光区域相消的,透射光应不变,为什么还会增强呢?等等。说明了学生存着强烈的质疑意识,孕育着可贵的创新精神。 ③大力提倡学生争辩。通过争辩活动可以提高学生质疑的敏捷性、灵活性。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就是海森堡与爱因斯坦等人长期激烈的争论后,在海森堡的脑海骤然出现的。长期引导学生进行争辩、互相质疑无疑会大大增强学生质疑的意识,使学生在质疑辩论中,搞清原来模糊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会持质疑的态度上课,锻炼思维的准确性、开放性,也提高了流畅表达自己的观点的能力。 2、挖掘学科特点,培养创新能力 每个人都具有天生的创造力。对于每个正常人来说,创新能力只有大小之差,没有有无之别。科学家与普通人的差别,不在其大脑聪明与否,而是在其创造潜能能否得到培养与开发。物理课堂教学的重点是培养创新思维,实验教学的重点培养动手创造能力。 ⑴、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创新思维是一种具有主动性、灵活性、求异性、独创性和灵感性的思维方式,它往往能突破习惯思维的束缚,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其观点富有创意。心理学研究表明:中学生热情奔放,充满对新世界、新事物的好奇,不畏艰难,勇于探索,对他们进行创新思维的培养,具备心理发展基础和可能牲。 ①在物理教学过程中,从知识的传授、解题的思维等,都要加强联想思维的培养。联想思维主要是指在大量的经验知识的基础上,在创造激情的推动下,通过形象类比联想,把记忆中能反映事物特征的那些映象加以选择、提炼,重新组合成新的映象的过程。威尔逊发明的、被卢瑟福称为“科学史上最新最精彩的仪器”——“云雾室”,是与他在苏格兰群山的最高峰尼维斯峰度过几个星期,对山间云雾缭绕的瑰丽的光学现象的观察、思考分不开的。例如在讲解分子势能、电势能时,应启发学生联想弹簧的弹性势能、重力势能与分子势能、电势能之间的共性,比较它们的异性,从而使“机械”势能——“分子”势能——“电”势能形成一条链。又如:学习玻尔原子能级时,引导学生把核外电子在不同轨道上绕氢核运转的情况与人运地球卫星在不同轨道上绕地球运转的情况类比联想,从而掌握电子绕行的动能、势能、速度、周期等变化规律。应用类比联想将知识系统化是创新思维的基础。 联想思维将抽象的问题形象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卢瑟福在α粒子散射实验的启发下,在数字计算和逻辑推理的基础上,以丰富的想象力提出原子的核式结构模型。卢瑟福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图景,反弹回来的粒子如此稀少,而速率又几乎和射击时相等,这不像子弹打在茫茫草原上的核桃上又反弹回来一样吗?这是何等生动的想象力。在教学中培养想象力是联想思维训练的重要方法。如子弹以一定的速度射击固定的相同厚度的木板,其阻力恒定,恰好能射穿五块木板,求子弹穿过各木块的时间比。从匀减速运动来思考这问题较难,可想象成让恒定牵引力作用下汽车从静止开始作匀加速直线运动,在相等位移内的时间比,再将比值关系反向排列为所求。 ②直觉思维不遵循一般逻辑规则,不局限于传统的思维模式。因而具有创造性、灵活快捷的特点。直觉思维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必有其自身规律,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认识的突变,其机理是许多知识因素与思维活动能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迅速结合形成认识上的飞跃。这种飞跃产生基础有两个方面,合理而清晰的知识结构,是形成思维的内在因素;娴熟的专项技能是产生直觉思维的外部条件。 直觉思维产生机理告诉我们,结合物理知识与技能教学,追寻思维活动的路径,创设情境,能有效地诱发直觉思维。物理教学中,学生有扎实知识基础,理解各部分知识关系,优化知识结构,使学生对所学内容融会贯通,才能起到居高临下,高瞻远瞩的作用。面临物理问题就能迅速作出取舍,产生直觉。精选习题,系统地培训解决物理问题的专项技能,如整体与隔离法、观察联想、类比法、假设法、等效法、图象法、数列、极限法等,建立合理模式,熟练各项技能,提高思维的快捷性、灵活性,有助于直觉思维能力的发现。在中学物理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动手搞小制作、小实验、小发明、写小论文和科幻文章,培养他们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直觉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例如:学生遥控汽车在一平板小车上“进、停、追”平板车就会退、停、进,演示人在船上行走满足动量守恒定律的现象模似,使抽象的思维直觉化。再如用“超级特技飞行”玩具代替小球在脱离轨道运动,演示圆周运动向心力与速度的关系。用悬挂旋转飞机验证一维圆锥摆运动等,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思维,又使更多的学生用直觉灵感思维来分析和感知物理现象和规律。 ③灵感思维的养成是个逐步积淀的过程,对中学生灵感思维的培养,主要是培养设想、猜想思维能力。布鲁纳说过:“在自然科学和普通生活中,我们常常被迫根据不完善的知识去行动,我们不得不去猜想。”中曾根说:“没有大胆的猜想,就做不出伟大的发现”。物理学史上的大量事例都是揭示科学创新这一本质的历史,让学生了解科学家打破常规思路的科学创新过程,往往会在学生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久久不会淡忘。这对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是非常有益的。 科学创新来自于创造性的猜想。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应重视发掘教材中有效因素。变换常规的教学方法,放开束缚学生思路的枷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进行合理的猜想。例如:在学习牛顿第二定律时,可引导学生从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现象提出猜想:物体获得的加速度的大小可能与那些因素有关?是什么关系?然后再进行实验定量研究来得出结论。在讲等温变化的玻意定律时,由学生初中的热现象和生活经验,先猜想一定质量气体,在温度不变的情况下,压强和体积可能是什么关系?再通过实验来验证。又如在“原子核的人工转变”α粒子轰击氮核的教学中,α粒子轰击氮核产生了新的粒子是质子。这一现象发生是α粒子将氮核中的质子打出来的,还是氮核获得α粒子后形成新的原子核,再衰变产生的呢?允许同学们提出猜想,再引导同学们观察分析布拉凯特云雾室拍摄的照片。由照片中得到的三条径迹的事实,论证你的猜想是否正确。教材中有很多知识涉及科学猜想的思维,教师要充分挖掘教材的潜力,培养学生灵感思维,提高创新能力。 ⑵、在物理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在物理实验教学中,重视实验的创新与探索,设计问题的情境,显示知识获取的过程,实施“实验、启迪、引导”的教学模式,充分发挥物理实验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探究能力、创造能力的特殊功效。 ①、由学生自行设计小实验。例如:让学生自行设计不同物体与小木板之间的动摩擦因数的实验。同学们设计了不同的测定动摩擦擦因数的方案,有水平平面滑动,有斜面上滑动;有用橡皮筋伸长量比值法,也有弹簧秤读数法;有匀速平衡法,也有匀加速方法求解。又如:在自由落体运动的教学中,教师可让学生观察一些落体运动后,由学生分析这些运动的共同特征。提出“这些落体是否是重的落的快,轻的落的慢”,由学生设计简单的实验来说明。同学们议论纷纷地设计了很多的方案,最简单的是将质量差异较大的两石块从同一高度,同时释放。听落在桌上的声音是否有先后之差。再提出自由落体是什么性质的运动?你可以设计实验来验证吗?同学们积极思考,共同商量,设计出了用打点的方法来测;有用光电计时方法来测;有用闪光照相方法来测;最有创意而又简单的方法是“外报法”,物体从光滑斜面上加速下滑是匀变速运动,(这是已有的经验事实)增大角度物体的运动性质不变,只是加速度的值增大。当角度增大到90o时,就是自由落体运动,且只有重力作用,运动性质还应是匀变速直线运动。教学中使学生动脑,动手的实践中,感受“创新”成功的滋味,培养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 ②、学生的心灵深处都存在着使自己成为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的愿望,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重视把教学与学生的这种愿望相结合,注意为学生提供发现问题和运用知识的机会、创造解决问题的条件,学生的创新能力就会得到培养和发展,并能在研究过程中亲身体验到人类驾驭知识、改造现实的自豪感,这种内在的情感体验,会反过来激励学生再探索、再创新。例如:测电阻的实验中,给出学生足够的电学器材,让学生测小灯泡伏安特性曲线的实验,要求从零电压开始逐渐到额定电压为止。从器材的选择,电路的设计,测量记录到作出图象,分析图象的意义等都由学生自行设计。最后评比交流,使同学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再如单摆教学完成后,给出设计题目:提供一定容积的可乐瓶一只(瓶底有一小孔)、细线一根、米尺一把、小石子一块和盛水的桶一只。试估测水从此瓶底小孔连续流出的平均流量。较多的同学开始很茫然,因水的体积和水流时间都有连续性,通过同学们认真思考、观察,将已学的知识结合起来,多数同学能完成这个实验。从标签上读出水的体积。用细线与石子组成单摆测时间。这些实验与知识结合较好,又有较好的创意性,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好方法。 ③结合物理知识进行科技制作,如:电学知识学完后,布置学生作一个小型的风力发电机。可以用现成的发电机零件组装,也可用磁铁、线圈等制作发电机,自制风轮,让学生在制作过程中去探索怎样使轮转动得最快,怎样检测发电机的电流的大小等。最后在相同条件下对比发电量大小。再如:讲完全反射教学内容后,安排学生制作蜃景现象的模拟。同学们首先想解决的是有折射梯度的气层,经同学们的讨论研究,认为液体折射梯度容易实现,由不同液体接触面上的分子扩散来实现。学生在科技活动中,做了大量的小制作。如水位报答器,摇控航模,光控和声控继电电路等等。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 3、培养学生创新人格和协作精神 人们的价值观念正经历着从重视人的创造物的价值到重视人自身的价值的转变,面对人的品质评价已趋向于提倡人的创造型、开拓型的性格。因此,我们最终应把创新能力的培养落实到学生创新人格的塑造上,凡是有利于创新活动的个性品质,都是创新需要,称为创新个性,创新个性具有相当的完整性和持久性,对学生今后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 创新人格表现为:良好的思维品质、独立的个性特征。如质疑精神、创新意识;优良的意志品质;强烈的求知欲;不竭的进取精神。为塑造学生的创新人格,在教学中,应保护学生的好奇心,解除学生对错误的恐惧心理,鼓励独创性与多样性,鼓励幻想,鼓励向有创新精神的人学习和接触。 培养学生勇于面对失败的精神。在创造活动中,错误和失败远远多于成功。爱迪生发明电灯,瓦特发明蒸汽机,莱特兄弟把飞机送上天,都是建立在成千上万次失败的基础上的,事实证明,失败会使人聪明,“失败是成功之母”,在物理教学中要将科学家们可歌可泣的百折不挠的意志,献身科学的精神融合在知识传授中,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人类的进步献身科学的责任心和勇于创新的顽强意志。 物理教师可利用灵活的形式,由学生组合成不同的物理兴趣小组,开展各种科技小制作、小发明、小论文等活动,举办物理知识竞赛,实验创新能手的评比等,办好科技板报、手抄报,使班内形成以创新为优秀的班级舆论。教师要经常与学生交流创新体会,鼓励学生之间的适度竞争、相互合作交流相互了解和相互宽容,使全体学生的创造力和每个学生的创新能力相互激励同步增强。 创新教育的探索与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二十一世纪创新人材的培养是世界教育发展的主流。创新教育既关系到学生个人的可持续发展,更是国家和民族发展和进步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真正地从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努力提高自身创新能力。明确课堂教学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渠道,也是培养学生创新素质的主要途径。教学中贯彻创新意识是先导,创新精神是源头,创新思维是关键,观察、实践是途径,创新能力和创新人及协作为目标的教学原则。坚定方向,不断努力,一定能够培养出优秀的、具有创新能力的栋梁之材。 教育实践论文:物理教学实施创造教育实践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在分析新时期中学物理教学现状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教学实际提出了初中物理教学中创造教育的几点原则、策略和在中学物理教学过程中的一些实践和体会。 一、问题提出 (一)、时代背景 (1)、知识经济呼唤创新人才 21世纪将是知识经济占国际经济主导地位的世纪,也就是知识经济竞争的世纪。知识经济的竞争,实质上是技术创新的竞争、知识创新的竞争和创新人才的竞争。 技术创新是经济持续发展的中心环节。今天的经济增长,归根到底是知识应用于生产过程中,使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而技术创新是这一转化的中心环节,离开技术的创新,就没有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技术创新又是以知识创新为基础的,知识创新是新技术和新发明的源泉。所谓知识创新,是指通过科学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的研究,获得新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的过程。知识创新的目的是追求新发现,探索新规律,创立新学说,创造新方法,积累新知识,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新理论和新方法,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 无论是进行技术创新,还是进行知识创新,最关键、最根本的因素是人才,是创新者。下一个世纪的知识经济,必将形成对人才尤其是创新人才的巨大需求,人才的竞争会异常激烈。那时谁拥有大量高素质的创新人才资源,谁就拥有持续创新的能力,谁就具备发展知识经济的巨大潜力;相反,谁缺少科学技术储备和创新人才,谁就会失去知识经济带来的发展机遇。因此,近几年来,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不约而同地加强了创新人才的培养和竞争。 近几年来,我国也充分认识到了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性。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院士最近指出:“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光靠引进与模仿没有出路,引进与模仿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就会跟不上去。”因此,“我们要发扬创新精神,增强创新能力,不仅在科技上要创新,在文化上、管理上也都要创新,不能墨守成规。惟有不断地创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能在下一世纪走上一条迎头赶上先进的独特的道路”。1总书记在考察北京大学时指出:“创新是不断进步的灵魂”,“如果不能创新,不去创新,一个民族就难以发展起来,难以屹立于世界之林”。2那么,如何创新呢?周光召指出:“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培养人才群体的创新能力上,要更多地吸收外来优秀科技与文化成果,以我为主,充分发挥创新能力。”3总书记则强调:“创新,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靠教育,靠人才。”4“要加快知识创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关键在人才,必须有一批又一批优秀年轻人脱颖而出。”5为此,中国科学院开展了“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并提出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这些都得到了总书记和朱基总理的充分肯定。 (2)、创新人才需要创造教育 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人才主要应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素质:一是应该具有创新精神,养成推崇、追求创新和以创新为荣的意识,应该善于发现并提出问题,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二是应该学会创造思维,能够打破常规,突破传统观念,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像力,从而使思维具有一种“超前性”。三是应该具有创造力。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广博的视野以及善于综合、开拓新领域的能力,掌握创造新知识的方法论。四是应该具有健全的人格。必须具备献身科学和人类事业的内在动力和坚强意志,具有敢闯、敢冒风险、敢于怀疑和批判的科学精神,具备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这些素质,靠什么教育来培养呢?只能是创造教育。 纵观世界教育发展的历史,从总体来看,人类教育可以归纳为四种类型和发展层次,即:书本教育——工具教育——智能教育——创造教育。“书本教育”产生于奴隶社会,在封建社会得到了充分发展。这种教育的特点是“读死书”、“崇古迷贤”,扼杀个性,人完全成了书本的奴隶。“工具教育”是适应资本主义萌芽到发展早期的需要而产生的。它的功能,“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7“智能教育”是近30年来欧美各国教育改革深入发展的产物。这种教育旨在发展人的智能,使人的心理发展与现实世界发展同步。为达此目的,它重专业基础,重方法,重应用,重学科间的联结。很显然,“智能教育”在适应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创造教育”与上述三种教育有着质的区别。它虽然也重智能发展,但它又将“智能教育”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水平。“创造教育”旨在造就富有创造力的优质人才。创造力是人的最高智力的总概括,是人的创造心理素质即创造个体所具有的个性心理特征最高水平的综合作用的反映,“创造教育”依据创造力的心理构成及其形成规律,致力于构建民主和谐的环境,实施人的优化教育,使人的心理得到最佳的发展。 面对当今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形势,对创造教育的研究和创造型人才的培养便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普遍重视。美国、日本和前苏联等科技领先的国家对创造教育的研究尤为重视,这些国家把培养创造型人才视为“走向21世纪的道路”、“教育改革的基本思想”,直至将其明文写入了宪法。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创造教育将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人类推进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 我国有过灿烂的古代文明,曾以“四大发明”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到本世纪40年代,陶行知先生就发表了“创造宣言”,主要以激发人的创造性为办教育的目的;60年代台湾学者郭有儒编著了《创造心理学》,开拓了创造学研究的新领域;80年代初著名心理学家张德致力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与教学”的研究,作为“七五”期间重点科研课题。1983年,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创造学讨论会,创造学作为一门科学,开始走上了大学课堂。此后,中小学和大型企业逐步开展了创造教育,继而建立了中国发明协会,出版了《人才与创造》、《创造力教程》等一批专著和有关期刊。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创造教育还很不完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造教育的开展面还比较小,二是传统的教学方法仍占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应该正视现实,振奋精神,积极创造条件开展创造教育,努力培养一大批创新人才,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⒉物理教学现状 物理学科,既有工具性,又有表达性,而且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易于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和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然而初中物理教学的现状不尽如人意。不少教师教学观念陈旧,人为物理教学内容深度浅,范围广,定性的多,定量的少,静态为主,动态讨论为辅,无须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不少教师教学方法单纯,教学中照本宣科,方法含量少,教师讲、学生听,教学过程主要表现为“接受——理解——巩固——解题”,热衷于重复机械操练为主的题海战术,以致学生发现不了问题,更不会提出问题,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更是无从谈起。物理教学的现状与时代所需求的创造型人才的差距是明显的。教育是为未来培养新型人才的,作为初中物理学科教学必须改革,特别要想方设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这是时代的需要,更是新世纪中国教育发展的需要。 二、思考研究 ⒈概念界定创造教育是一门培养创新精神,训练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思维和技能,奠定综合性素质,为造就创造、创新、创业型人才的一门创造学分支学科。站在教育岗位上来说,就是创设问题情景与民主宽松的心理氛围,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训练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挖掘学生的创造潜能,开发学生的创造力,培养学生创造性学力的教育活动。 ⒉培养创造教育能力的几点原则 ⑴学生主体性原则 物理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所以在培养过程中,学生始终处于主体的地位,即教师力求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自主创新、自主发展,教师则是角色定位在“合作者,指导者”的身份,鼓励学生创新。这样才能使学生真正具有创造性思维能力。 ⑵首创性原则 创造性思维是一种打破常规,具有新颖的、与众不同的独创性思维。它除了具有一般思维的特征之外,还有最突出的两点:新颖性和独创性。因此,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必须激励学生发表独特、首创的见解。 ⑶求异性原则 创造性思维不仅要培养聚合性思维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为了达到某一目标而寻找出尽可能新的具有独创性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从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这就表现为求异性的特点。 ⑷多样性原则 给学生提供一定的信息,让学生依据信息,广开思路,充分想象,为达到某一目标寻找出尽可能多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或方法,这就必然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必须要坚持以上四条原则,否则研究的目标会出现偏差,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难以培养。 ⒊培养创造能力的策略—创设情景 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必须依据创造性思维的特点并结合物理学科特定的教学内容,制订有关的策略,从而真正达到教育教学的目标,推进物理学科的素质教育步伐。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在学习过程中,尤其是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如果能成功地创设问题的情景,引起学生有效的认知冲突与碰撞,让学生对将要学习的内容产生兴趣,主动地提出疑问,进而想解决疑问,就能使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中来。所以,教师必须首先要把握教材的要求和特点,然后从学生的认知结构入手,善于利用能引起学生好奇或怀疑,但用学生现有的知识又不能解决的问题,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善于发现问题的能力。问题的情景可以有从几方面进行创设: ⑴能引发学生好奇心的问题的情景 初中学生正处于青少年成长时期,学习情绪容易波动,学习的持久性差,注意力很难长时间地集中,如果课堂上问题的情景能引发他们的好奇心,引起他们的注意力,就能为创造教育的实施奠定基础。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在初中物理的教学中,可以用实验来引起学生的兴趣,实验的设计要依据教学内容,直观、醒目、新颖。 如在平面镜成像的教学中,教师可以把几块大的平面镜互成直角放置,再放置一个红色的苹果放在其中的一块平面镜上,结果有多个像出现,马上就引起了学生新奇的感觉。再如,上初二电路时,我就让学生画出班级中两个电键、六盏日光灯之间的连接,让学生自由的画到黑板上,只要你有与黑板上不同的连接方法,就可以画到黑板上,结果学生无拘无束,共画出了十二种连接,最后我再作评讲,并一一演示给学生看。甚至请学生上去把其中一盏日光灯去掉,看另一盏或另二盏灯同受一只电键控制的情况。这样,学生学习情绪很高。 ⑵能引起学生思维活动的问题的情景。 学生学习活动的过程中,思维是活动的优秀,而思维一般都是从问题开始。在学习活动中,创设问题的情景,有效地激发学生认知冲突和碰撞,就能使学生的创造思维得到发挥。如在浮力的教学中,教师可提出问题:“为什么有时候浮力大到可以托起一艘万吨巨轮,而有时候又小到托不起一片薄薄的铁片?”,简单的一句话,却可以引起学生的疑问并进而提出问题:“浮力的大小究竟跟哪些因素有关?”,并进而提出可能会影响浮力大小的一些因素,引起激烈讨论。可见,学生有了思维活动,学生就能更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来。再如学到重力时,向学生提问:物体不受重力作用时,下例现象不存在的是:A、人跳起后,不会落到地上。B、水从碗中倒不出来。C、人可以倒着行走。D、中学生将200千克的石头举不起来。这样一提问,好比一块石头激起千层浪,激活了学生的思维,引起了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正如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说过:“没有大胆的猜测,就不能做出伟大的发现”。但在创造性活动中,仅依靠直觉猜测是不够的,还必须经过逻辑思维的论证和检验,而直觉猜测是创造性活动的起点。在学习初二物理摩擦时,我让学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假若没有摩擦存在,下例哪些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A、我们不能坐在教室里学习,也无法写字。B、房屋会倒塌,砖瓦会四处飞溅。C、微风可以沿铁轨将火车吹动。D、人可以在地面上自由行走。通过分析,让学生知道,我们的生存离不开摩擦。通过猜测失去摩擦,物体究竟将处于什么状态,从而来训练学生的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⑶能诱使学生对已有经验进行否定的问题的情景。 在日常生活中,学生往往对一些现象习以为常,如“近大远小”的现象,“冬天室外的金属比树木摸上去冷”等,如果在教学中能巧妙地创设问题的情景,使学生否定自己原先对这一现象的理解,那么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就能进一步得到发展。如在平面上成像的教学中教师可追问一句:“我离你越近,我真的就会变大吗?”;或者在温度和热现象的教学中提问:“冬天室外的金属真的比树木的温度低吗?”,类似的问题的确能诱使学生对已有的一些观念积极地进行思维,并自己发现问题,甚至还能自己解决问题。 ⑷能较大地发展学生联想力和想象力。 因为创造性想象不是想入非非,它必须要沿着一定方向、目的而展开,必须接受抽象思维的指导和调节,创造性思维的新颖性就有创造性想象的成分。在学习牛顿第一定律后,我让学生做这样一道题:在光滑的水平面上运动的物体,当突然消失一切外力作用的时候,物体将:A、马上停下来。B、将永远做匀速直线运动。C、运动一段路程后慢慢停下来。D、运动状态不能确定。我们常见的物体是外力作用时的状态,在物体不受外力时,可依靠创造性想象,思维着物体存在的状态。 三、实践操作 初中物理教学过程突出强调:观察、实验、思维、运用,这也是初中物理教学的特点,所以初中物理教学中应突出培养三种能力——观察、实验能力;分析、概括能力;解决简单问题的能力。但是,在初中物理教学实践操作中,要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仅仅依靠以上三种能力是远远不够的。我在教学实践中,依赖第二部分的研究分析中的原则和策略,将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细化分解为以下八种能力:①观察能力;②注意能力;③记忆能力;④实验操作能力;⑤检索能力;⑥积累资料能力;⑦发问能力;⑧讨论能力。这样,使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更表现为具体性、分层性和可操作性。 ⒈培养观察能力 物理知识往往通过对事物的观察才能获得,所以要想使学生学会、学活物理知识,必须培养观察能力。无论在教学中的演示实验,还是学生的操作实验,都引导学生学会仔细观察实验过程中所出现的变化,同时还要求学生观察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物理现象。这样,使学生养成“见物思理”和“以物讲理”的习惯, 从而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 ⒉培养注意能力 认知理论告诉我们,学习效率的高低取决于注意力的强弱,因此,在教学中经常利用“环境的创设”、“提问的设计”以及“课外知识的穿插”等手段,指导学生培养并提高注意力,使学生保持较长的兴奋状态,同时物理课堂教学的效率也得到了提高。 ⒊培养记忆能力 记忆力的强弱取决于注意力的强弱,在培养学生注意力的基础上,还在记忆方法的指导方面下了功夫。比如,某一章节学完以后,指导学生采用“列表法”、“树状分支法”等,对所涉及的知识予以梳理归类,既一目了然,便于对照,又培养了记忆力。 ⒋培养实验操作能力 物理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学科,必须重视“实验操作”,因此凡是教学内容能用实验操作的都安排学生去做,不仅如此,而且还将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日常生活中的物理现象也让学生实验操作,如说明大气压存在 的实验。这样,既培养了学生实验操作的能力,又拓展了学生的知识视野。 ⒌培养快速获取所需信息能力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物理资料层出不穷。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学会学习尤为重要。我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读书目”、“读目录”等方法,以最快的速度获取你所需要的有关信息,从而培养了学生的快速获取信息的能力,提高了学习效率。 ⒍培养积累资料能力 在物理教学中,我比较注重培养学生积累资料的能力。首先教育引导学生做学习上的有心人,只要与物理知识有关的材料、信息都注意积累,最终“厚积而薄发”;其次,指导学生利用剪报、摘录等方法,把资料分门别类。第三,我自己也带头积累资料。这样,各种知识的积累既培养了积累资料的能力,更为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⒎培养发问能力 创造教育的倡导者陶行知先生说过:“学问千千万,关键在一问”。而培养学生的发问能力,让学生学会提问则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关键一环。所以,在物理教学中我经常让学生“带着问题走向教师”,并且指导学生如何提问,有时学生提出一个“好问题”,能够造成师生和生生之间的认知冲突,从而形成课堂教学的高潮。这样学生的思维被激活,创造性思维能力得到了确确实实地培养。 ⒏培养讨论能力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学生与学生之间在知识结构和认知水平差异很大。对于物理学科中的问题,我通过讨论课让学生各抒己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通过讨论甚至争论,学生的认识更加完善,表现出很强的互补性。更为重要的是,在讨论时大家积极开动脑筋,思维与思维的碰撞产生了智慧的火花,创造性思维被激活,能力也得到了培养。四、中小学开展创造教育应当注意五个方面的问题: 1.树立创造教育的教育观 开展创造教育,应当有正确的教育观作为指导。中小学开展创造教育,首先应当了解创造教育的四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创造教育的本质就在于充分展示人类的创造力,并使之转化为学生个人的创造力;二是创造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类认识的发展(而不是单纯的稳定和延续);三是创造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使学生的个人认识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四是创造教育的基本途径在于实现个人认识的自然发展,这种个人认识自然发展过程的实质在于重演人类认识自然的基本过程。因此,自然发展的思想是整个创造教育观的实质和灵魂所在。我们只有认识和掌握了这些基本思想,才能真正树立起创造教育的教育观,也才能以此指导创造教育的实践。 2.构建创造教育的教学模式 教育教学及其改革实验,总是按一定的模式进行的,实施素质教育也应当有一定的教学模式。创造教育应当通过什么样的模式在课堂教学中进行呢?近年来,国内的一些中小学曾做了有益的探索。例如南京市琅琊路小学就构建了“自主创新学习”的教育模式。该教学模式从生命的高度,用动态生成的观点看待课堂教学,以师生关系和谐为基础,以培养质疑品质为关键,以教师创新示范为前提,以小组交流为主要方法,以更新教学手段为有力保证,以及时反馈鼓励为有力措施,进行教学。因而其具有六个特点:第一,其学习目标是发展学生的整体素质;第二,从教育对象看,要求全体学生自主参与;第三,其教学关系为民主、互助、合作、愉悦;第四,其教学方法是启发、导学、激励、内化;第五,其教学要素包括语言、工具、形象、价值、人际关系;第六,从评价方式看,不仅关注学习结果,更关注学习过程。广大中小学也应当如此,要在实践中探索出更多的创造教育的教学模式,使创造教育的路子越走越宽。 3.探索创造教育的方法 进行创造教育,既要有一定的模式,也要有一定的方法。因为只有具体的方法才能实现模式所规定的目标。目前,国内外正在探索或运用的创造教育的方法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国际上包括我们国家普遍推行的教育,即“科学——技术——社会”。这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荷兰开展得十分广泛。我国华东师大附中、东北师大附中、北师大附中,江苏苏州、常州,辽宁鞍山,山东莱州,以及上海向明、格致、控江、和田路等中学,结合创造性教育训练,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果。第二种是美国使用最广泛、我国正在推行的CPS教育,即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教育和训练,它运用创造学原理培训学生,开发创造性思维和能力。第三种是超前教育,超前学习(Over-stepLearning)。根据人的学龄,使学习的儿童能超越知识积累和学习时间上的某种限定,有所突破,这种教学方法使学生的探索性提前进入新知识学习阶段。第四种是右脑开发训练。人的左右脑由胼胝体联结,并由胼胝体里的二亿条神经纤维沟通左右脑。只有在左右脑共同发挥作用时,才能对客观事物有创造性的成功。但人们一般习惯用左脑,而很少用右脑。因此,在创造教育中,应当注意右脑的开发训练。对这些方法,要认真理解,消化掌握,灵活运用,并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一些更切合实际、操作性更强的方法,以更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4.开辟创造教育的主辅渠道 创造教育的主渠道是课堂教学。课堂教学又应当通过渗透和灌输两种方式实施创造教育。所谓渗透,就是各学科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当注意结合教材内容对学生进行创造教育的知识传授和能力训练,其中应当力求做到“六结合”,即教材的知识结构与学生的学习结构有机结合,学习知识与思维训练有机结合,培养各种能力与开发创造力有机结合,习题教学与多角度思维有机结合,实验教学与创造技能训练有机结合,提高智力品质与提高非智力品质有机结合。所谓灌输,即通过开设“创造学”课程对学生进行较为系统的“创造学”知识能力的教育训练。在此方面,安徽屯溪一中取得了较好的经验。该校从创造理论、创造主体、创造环境等几个方面自编教材,在高一、初一试开“创造学”课。如在“发散思维”一课的教学中,教师提出:“吸过墨水的笔杆上沾满墨水,往往弄脏了手指,如何避免?”在教师的启发下,学生的思维便产生“连锁反应”,纷纷提出各种方案,智慧的火花不断闪现。之后,师生共同评价各种方案,互相启发。最后,教师讲解了全国获奖发明作品“气压墨水瓶”的发明原理,把教学推向高潮。这样,整个教学活动以学生为主体,以启发和提高学生创造力为目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创造教育的辅渠道,也就是“第二课堂”。中小学的各学科可配合课堂教学成立兴趣小组,并举办或开展讲座、竞赛、参观、考察、实验、小制做、小发明等活动,教师有意识地在这些活动中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使学生在根据自己兴趣自选项目、发展志向的基础上,创造知识得以增长,创造能力得以提高。 5.加速创造型教师队伍的建设 要开展创造教育,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必须要有创造型的教师。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是师范院校可以设置创造教育专业或开设“创造学”课,为未来的教师和在职进修教师系统讲授创造教育课程,提高他们的创造教育理论水平和创造能力,把他们培养成为中小学的学科创造型教师和创造教育的学科带头人。二是广大在职教师要通过进修、短训等多种方式提高自身的创造素质。 要通过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教育,系统地或较为系统地对广大教师进行创造教育知识的教育和能力的训练,从而提高广大教师的创造教育素质,建立一支创造型的骨干教师队伍。 五、几点体会 课堂教学中的创造教育要充分把握学生的创造潜能,开发学生的创造力,而创造力的本“创新”,而这种“新”仅仅是对学生个人来说是新的,前所未有的。在初中物理的教学中,这种创造力就应是学生在学习概念规律形成的过程中,自己发现问题、积极思维,并自己总结出物理概念、规律的能力。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我将以上一些策略运用于教学过程,取得了较好的效体现。学生的学习能力得到培养,知识面宽,思考问题周密,学习主动性强,后劲足。学生不仅在学科的学习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而且在一些科技活动竞赛中获得优异成绩可见“创新”应从基础教育抓起,并落实到各个学科教学上,要不断地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能力和创新精神,那么,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人才辈出,巍然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教育实践论文:小学实施素质教育实践论文 当前,基础教育正在进行着又一重大变革,课程改革成为素质教育的优秀内容。如何搞好课程改革,落实素质教育,已成为小学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加强理论学习,转变教育观念 小学教师是实施小学素质教育的主体,教育观念的转变直接影响着素质教育的进展,要落实小学素质教育,搞好课程改革,教师首先必须转变观念。长期以来,小学教育深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一直是以一张考卷的考分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唯一依据,严重的背离了素质教育的轨道,导致小学 二、抓教育技能训练,提高教师素质 教师整体素质的高低,决定着素质教育的落实程度。要使教师的素质提高,必须抓好教师的基本技能。因为,教师基本技能是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职业技能,对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搞好素质教育、落实课程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小学教师除了要具有“三笔字”“简笔画”“普通话”“思想教育”“电教知识”等一般小学教师的基本功以外,尤其要加强“语言”“板书”“教具学具的使用与制作”“组织管理”与他人合作、开发课程资源及“教学机智”等基本技能。 1.语言。语言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手段,教师的语言能力可以直接决定教育效果的好坏,同时也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的效率。小学教师的语言必须准确、精炼、有条理、生动形象。例如,数学语言是利用一些数学的名词术语、关系符号来表达数学概念、结论或说明解题思路的语言。教师不仅自己要做到正确使用数学语言来表达,而且要求学生随着年级的升高,也能逐步学会使用数学语言。例如,把算式(65+35)÷(40-35)读作“65与35的和除以40与35的差,求商是多少”。这样,不仅能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还有利于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总之,语言修养是与思想修养分不开的,每一个教师都要下功夫进行语言基本功的训练。 2.板书。板书是小学教师的第二基本功。教师的板书对学生理解概念、系统掌握知识有极大的影响,并对学生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教师的板书应规范、有条理、重点突出、简练明确、布局合理。板书的方式要不拘一格,有的用表格式,有的用提纲式,有的边讲边板书,也有的在新课结束时系统板书。不管以何种形式进行,一节好课的板书,在教学时犹如一幅具有整体结构的蓝图,把教学的重点和关键,鲜明而又形象地印在学生的脑海之中,起到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 3.教具、学具的使用和制作。在小学教育中,有些学科知识比较抽象,而小学生又处在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阶段,要解决这个矛盾,恰当地运用直观教具就十分重要了。使用和制作教具、学具也成为小学教师的另一个基本功。首先教师要能够根据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以及儿童的年龄特征,选择恰当的教具和学具。例如在小学数学学科中学习几何初步知识时,低年级可多用大小、颜色不同的纸或其他材料剪几何图形;中年级可多用钉子板;高年级可发动学生自制教具。其次,使用教具要突出对象的本质特征或发展过程,使用时要注意恰当的时机,做到适时、适量、适度,以达到直观的目的。教师还要具有操作使用电化教学手段的基本功。 4.教学中的组织管理。教学中组织管理的基本能力,不仅表现在课内的教学环节中,如收发作业本、使用学具、订正作业等都应有统一的常规,反映在教师敏锐的视察力、说话的感召力和行动的感染力方面。教师要善于从学生的神情、言语、气氛上洞察学生的内心活动,做到及时发现问题,正确解决问题。教师的讲话要有鼓舞力,要有激情,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要以教师自己谦虚好学的精神、自信和不怕困难的乐观情绪来感染学生,以自己的一切行动来有效地组织学习。 5.课程资源的开发。在未来的新课程中,将出现课程资源的概念。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保证新课程实施的基本条件。学校和教师应该成为课程资源开发的重要力量,教科书不应该也越来越不可能成为惟一的课程资源了。课程资源需要教师去组织、去开发、去利用,教师应当学会主动地创造性地利用一切课程资源,为教育教学服务。教师还应该成为学生利用课程资源的引导者,引导学生走出教科书,走出课堂和学校,充分利用校外各种资源,在社会的大环境里学习和探索。 三、落实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 1.改革学科课程。学科课程是义务教育教材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内容。学科课程的改革主要应围绕下列3个方面进行。 (1)学科课程必须坚持德育首位。现代教育必须培养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使学生既有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又有全面发展的科学文化素质。学校开设的各门学科都必须渗透思想教育。那么,各门学科又怎么渗透呢?这主要从3个方面进行:①注重挖掘各门学科的思想教育内容,有机渗透思想品德教育;②注重学生文明行为的养成教育;③注重“三风”(校风、教风、学风)建设。 (2)把原来单一的学科课与活动课程结合起来。素质教育的目标要求学生“全面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创设生动活泼的学习环境,让学生主动地去学习,去获取新的知识,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我们只有通过活动课程的形式,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才能使学生动静结合,书本知识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发展语言与认识事物相结合,掌握基础知识与发挥特长相结合。 (3)国家统一课程与地方课程配合进行。学校必须开足国家规定的全部课程,不能削弱音、体、美课程,适当增加一些地方课程,把劳动教育与地方课程挂起钩来,既有育人性,又有社会性。 2.把活动课程落到实处。活动课程是义务教育课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使活动课程落到实处,必须从几个方面去抓:①学校要成立活动课程领导小组;②学校要把活动课程排入课表;③活动课程有专人指导,检查、落实;④活动课程要做到有组织、有目的、有内容、有计划、有场地。通过活动课程的改革,使学生的兴趣、爱好、个性特长、道德情操、知识能力、身体心理全面地、和谐地发展。 3.创设环境课程。环境课程是一门新型的、比较隐蔽的课程。它包括学校环境、社会环境、家庭环境的教育,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学校开发环境课程的途径有:(1)加强学校环境教育。学校环境教育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经常的、大量的教育,利用学校环境教育可以使学生获得丰富的知识。例如:①留心观察学校周围的人和事,引导学生写有正面教育意义的文章或小评论;②利用黑板报、壁报、画廊、宣传栏等,搞好德、智、体、美、劳诸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③利用小记者、小编辑,充分发挥课间一分钟新闻的作用;④利用升降国旗仪式,进行国旗下的讲话活动;⑤张贴名人画像、名言、宣传标语、举办各种展览;⑥开展使用礼貌用语,净化学校教育环境。(2)开展社会环境教育。社会环境教育应是一种比较广泛的、长期的、普遍的教育,利用社会环境教育可以使学生扩大视野,拓宽知识面。例如:带领学生走出校门,观察体验社会生活,深入社会调查,参观访问,了解国情,了解工农业生产、科技卫生、教育事业改革创新、发展腾飞的大量的社会信息。(3)进行家庭环境教育。家庭环境教育应是直接的、随时的、经常性的教育。好的家庭环境教育可以使学生养成良好 的生活、行为习惯。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是教育孩子的第一场所,孩子的成长、培养、成才都与家庭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必须要创设一个很好的家庭环境。 四、改进教学方法 要使学生的智力得到充分发展,体现素质教育,除了有一套良好的教材外,更重要的是有一套先进的、合理的教育方法,才能使教学取得良好成效,体现素质教育。 所谓教学方法,是教师为达到一定教学目标所采用的一种师生互动的教学活动方式。但方法不能只限于几种,它应随教学任务、教材及教学对象而不同。如:讲解法、练习法、实验法、启发式谈话或发现法等,都是在一定情况下适用的。总之,无论那个学科采用何种教学方法,都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既要重视学习的结果,又要重视学习的过程;既要重视传授知识,又要重视培养能力,体现素质教育。 五、开展课外活动 从教育和教学的实践,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单靠课堂教学一种渠道,难以完成教育、教学和培养的任务,与充分发展每个学生的聪明才智的要求很不适应。特别是随着社会信息化、学习化的发展,课外教育活动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了。课外活动与课堂教学是相辅相成的,是学校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对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和进行素质教育而言,两者缺一不可。课外活动决非可有可无,也不是课堂教学的“补充”或“延伸”,而是培养学生能力、发展学生个性的重要途径,对提高学生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根据各学科教材特点,各年级学生特点和学校具体情况,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已成为落实素质教育的必然。 教育实践论文:小学数学素质教育实践论文 近几年来,我市小学数学教师和教研人员深入探讨了素质教育的问题,即如何用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来改革小学数学教学,从以传授知识为主转向以培养学生能力、发展智力为主,从以教师为主体发展为以学生为主体,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一、学习素质理论统一思想认识由于我国的基础教育在“应试教育”的轨道上运行多年,人们在思想观念、政策导向、管理体制乃至教育的内容与方法等诸多方面,都形成了一整套固定的模式,因此,要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决非轻而易举的事。1992年,我市将素质教育作为教育科研的主攻课题,成立了由市教委陈昌清副主任为首的课题领导小组。为了统一大家的认识,课题领导小组于1992年暑假业务学习时组织全市教师开展了素质教育大讨论。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素质教育是一种旨在谋求学生身心发展的教育;是一种承认差异,重视个性的教育;是确认学生主体,从学生个体实际出发的教育;是一种根据社会需要,给学生的素质发展以价值导向与限定的教育;是一种重知识,又不唯知识,以提高民族素质为最终目的的教育。通过学习,大家一致认识到了“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加深了对实施素质教育必要性的认识,增强了从事素质教育的自觉性。理论上的武装和认识上的提高,为素质教育真抓实干提供了前提和保证。为了在实践中少走弯路,课题领导小组决定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六所小学先试点,总结经验,然后推广。同时明确提出各年度的主攻任务是:1992年,系统学习素质教育理论,全面更新教育观念;1993年,编制学科素质教育目标,提出具体实施建议;1994年,编写活动课程教材;1995年,总结试验点校经验;1996年,区域性推进素质教育;1997年,全面推广素质教育。自1992年以来,课题领导小组和实验点校教师举行备种素质教育研讨会达20多次。我们认为,素质教育在我市起步是早的,步子是稳的,进展是顺的,效果也是好的。二、确立素质目标提出实施建议遵循党的教育方针,根据小学数学学科特点和小学生的年龄特征,着眼于小学生身心潜能,我市于1993年编制了常德市小学数学素质教育目标和实施建议。分低、中、高三个学年段,从文化素质、智能素质(包括学习能力、表达能力、应用能力)两个方面分别确立目标,提出实施建议。例如,高年级数学科智能素质的目标,我们是这样分三个方面加以描述的:(1)学习能力:进一步培养绘画、制作的动手能力;进一步养成听讲、看书、看图学习新知识的习惯,听讲能抓住重点,看书能发现不懂的地方;能对比较抽象的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对比较复杂的事物进行归纳、概括;能运用抽象的概念进行简单的推理判断;能对常见图形进行分析;能运用集合图的办法对某些概念进行区别;能运用线段图对某些应用题进行分析。(2)表达能力:能运用“假如……就……”和“如果……那么……”等句式进行分析、综合、归纳、概括、判断、推理,清楚地表达自己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思路;能在作业中采用正确的书写格式和叙述自己的见解。(3)应用能力:能运用概念对是非问题进行判断,能运用规律指导计算;能根据几何图形的特征进行组合图形的分析和有关计算;能运用所学知识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并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显现出一定的逆向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有了目标,学生就有了方向,就有了学习的动力。市直六0一矿子校教师汤立新上“长方形、正方形面积的计算”一课时较好地体现了素质教育目标,因而获得了较佳的教学效果。课后,他深有体会地说:“目标教学,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有利于教学质量大面积的提高。”三、落实“课程计划”开设“数学活动”国家教委颁发的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把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划分为学科课和活动课两大块。这是建国以来学校课程设置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它对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发展学生个性特长,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为了解决小学活动课无“纲”可依,无“本”可据的困难,我们于1994年上半年主编了用于小学数学的一套活动课丛书(试用本)共六册,每年级一册。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指导思想明确,它是为学校落实课程计划、开设活动课程服务的;二是紧扣现行大纲和教材知识点、层次分明、循序渐进,适当拓宽学生知识面,集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三是精心设计活动,体现课型特点,突出学生主体,充分让学生动手动脑,发展兴趣特长,尽力增强活动方案的可行性;四是根据活动课的教学时量适当留有余地,有利于教师创造发挥。1994年底,省教委、省教科所的专家参加了在我市召开的活动课教材成果论证会,这套教材受到了与会代表和广大师生的肯定和赞许。四、重视学科课程做好发展文章学科课程是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主渠道,当然成为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主战场,在这个主战场上怎样做好提高学生素质这篇大文章呢?我们认为应做到三个结合。1.教书与育人相结合我们要求教师通过数学在生活、生产、科技方面的广泛应用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进行学习目的教育;通过组织参观访问,主题班队会,请校外辅导员作报告等活动开阔学生的眼界;通过数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数学概念间的相互联系等知识向学生进行唯物思想和辩证法的启蒙教育;通过选择富有教育意义的插图,有说服力的数据和统计材料以及祖国两个文明建设的成果的介绍,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结合学科教学有目的、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认真、严格、刻苦的学习态度,独立思考、克服困难的精神,计算仔细、书写工整、自觉检验的学习习惯。2.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相结合我们提倡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学生的数学能力(如思考方法、应用能力等),实现知识、能力同步发展,这是素质教育所追求的目标之一。(1)重视表象在知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数学的实质是:符号十逻辑。小学生思维的基础是形象的与动作相联系的有关表象。因而我们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尽可能地利用一些物质化的材料作为思维的中介物,让学生看看、拼拼、摆摆、摸摸,从而将抽象的概念、逻辑关系等通过自身感受呈现出来,达到内化成智力活动的目的。(2)重视思维方法的指导小学数学教学大纲指出:要培养学生具有初步的逻辑思维能力。怎样落实这一要求呢?我们总结出三条基本实施途径:一是示范:结合知识的教学,直观、浅显地给学生以正确思维的信息;二是点拨:基本过程为“点窍----探讨----扫障----总结”;三是训练:特别强调有条有理、有根有据地回答问题或叙述理由,比较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3)重视“三算结合”教学有人说:珠算是我国的国粹。这不仅是因为算盘是重要的运算工具,更在于通过珠算能全面地促进学生数学能力的提高。目前,我市各区、县(市)均有三算班,?不少学校班班都上三算课,节节课前2分钟进行珠算常规训练。通过“眼看、耳听、手动、脑想、口念”,各种感官的综合作用,促进儿童左、右大脑均衡、协调发展。桃源县漳江小学珠脑算小组的队员代表我省参加中南五省竞赛,取得了一个一等奖、两个三等奖,团体总分第一的可喜成绩。1994年我市代表队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小学数学奥林匹克总决赛,夺取了接力赛城市乙组团体总分的第一名。3.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相结合现代教学观要求,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是相互作用、密切配合的。在非智力因素中,学习兴趣的培养特别重要。我们认为:教师不仅要考虑学生“能不能”学习,更要考虑学生“乐不乐”于学习。并探讨各年级兴趣培养的要求:低年级教师要多采用直观教学,中年级要以新颖的教学内容来吸引学生,满足他们日益高涨的求知欲;高年级则多让学生自己解答难题,克服学习上的困难,由内心的成功体验产生情感上的满足,进而产生推动下一步学习的动力。 教育实践论文:中学心理教育课实践论文 一、开设心理教育课要明确学校心理教育的目标。 我们认为,学校心理键康教育的目标可分为三个层次: 1、治疗性的,或叫补救性的。即如果学生真正有了某种心理疾病或心理障碍, 必须进行及时的治疗与补救。 2、预防性的。那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状况,根据学生容易出现的心理困惑及时向他们介绍有关的心理学知识,并提供有效的帮助,以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以维护和保持学生的心理健康。 3、发展性的。即优化学生的心理品质,强调学生的自我认识、自我教育、自我控制,发展他们的心理机能,开发他们的内在潜力,促进心理全面的发展。一些学校和心理辅导教师将主要的目标集中在第一个层次上,即治疗性的或补救性的目标上。一些新闻媒体为了追求报道的新奇性也常常将极少数真正有心理疾病的同学及心理辅导教师对其辅导的过程与成效作重点的报道与宣传。在几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中我们认识到:学校心理锥康教育的目标应以预防性和发展性的目标为主。因为我们面对的学生,绝大多数是积极向上的、活泼可爱的、心理正常、健康的学生。因此,学校心理辅导老师的服务对象与神经科医生的服务对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面对的是病人,心理辅导老师面对的是学生,是正常人。当然,治疗性的目标毕竟也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之一。这就要求心理辅导教师懂得一些精神医学知识,能鉴别出极少数学生是否真正产生了某种心理疾病。如真正出现了心理疾病与障碍需要与医学模式配合或依靠医学模式进行及时的治疗与补救。但这一目标不能做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目标。 二、在确定心理教育内容时,要寻找科学的依据。 (一)学校心理教育的目标。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是心育目标的具体化。因此,内容的确定,应以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为直接依据。如果将治疗性或补救性的目标做为心理键康教育的主要内容,就势必将学生视为不正常的“病人"进行教育与治疗,这显然是不科学的。我们认为,心理健康教育应强调教育发展的模式。应具有四个方面的主要特点:(1)以积极向上的中学生为其主要对象;(2)强调自我认识、自我教育、自我控制。强调个人的力量和价值;份根据中学生的心理困惑,及时对他们提供有效的帮助,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提高他们的学习和生活质量;(4)教会他们模仿某些策略和新的行为,最大限度地发展他们的心理机能,促进内在潜力的开发,加速实现学生个体的社会化。 (二)学生的年龄特点。即中小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在南京师范大学班华教授主编的《心育论》中,针对中小学生心理发展的特点,提出了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内容: 1、学习心理的指导。学习是儿童、青少年的主要任务,也是学生、教师、家长最为关心的事。学习任务完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教育目的的实现。其基本内容为:让学生学会如何学习,掌握具体的学习方法和技能,并掌握有关的学习心理知识,依据学习烧律组织学习活动,提高学习效率;开发思维潜力,提高思维能力,尤其是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加强对学生学习动机的培养和激发等。 2、情感教育。一个人的情感是构成人格稳定而独特的心理因素。通过情感教育可以激发学生积极的情感体验,促使他们健康人格的形成。其基本内容为:培养良好的情绪自制力、良好的情感品德和培养起高级的社会性情操。 3、性心理教育。个体从儿童期到青少年期,学生伴随着生理发展,性逐渐成熟,为性心理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儿童期的教育内容主要有性别的不同教育,帮助儿童正确认识性器官及其功能,防止形成性神秘心理,以适当的方式科学地回答孩子对性方面提出的问题,把孩子的好奇心转化为科学的认识。在中学阶段的主要内容为:性生理教育、性心理卫生教育与指导及性道德教育,增强学生的克制力,帮助他们培养广泛的兴趣,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用理智支配、指导情感。 4、人际关系的指导。儿童、青少年非常重视同学间的友谊,也渴望得到师爱、父母之爱,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其基本内容为:培养健康的人际关系态度,有较强的人际关系知觉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 5、健全性格的培养。性格是一个人个性中最重要的心理特征,良好的性格对学习、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教育内容包括:培养学生对自己、他人、集体的良好态度,培养良好的性格、情绪、意志和理智品质,矫正性格上某些不良品质。 6、耐挫能力的培养。其内容包括:怎样辩证地对待挫折、怎样培养对挫折的容忍力和超越力,并学会处理挫折的技巧和方法。 7、自我心理修养的指导。心理教育过程不仅仅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教育的过程,而且是受教育者自我教育的过程。良好心理素质的形成不仅仅是一些心理知识的掌握,更重要的是具备一定的自我心理修养的能力。自我心理修养的内容包括:认知方面的自我心理修养〈如提高学生对自身感翔和认识的能力〉、情感方面的自我心理修养〈如培养积极愉快的情绪、情感体验、克服消极的不愉快的情绪、情感体验,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情感等〉、意志方面的自我心理修养〈知培养自身意志的自觉性、果断性、坚持性、自制性等〉、性格方面的自我心理修养〈如自觉塑造自身的良好性格,克服并矫正不良性格〉等等。 以上心理教育内容的体系主要是依据学生的年龄特征确定的。在几年的心理教育实践中我们认为,要突出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还必须结合本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及特点。 (三)结合本地区、本学校学生的学习、生活实际。 每个地区或每所学校的学生除了具有该年龄段共有的心理特征外,还有一些较独特的心理特点。例如,我校(南京市金陵中学)是一所省重点中学,在确定我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时,我们先后通过问卷调查、与班主任交谈、与学生座谈、坚持读学生的周记、让学生提建议等方式了解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的心理困惑。现在我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内容为: 1、学会适应新环境。我校是一所省重点中学,考入我校的高中生,大多是原初中的佼佼者,他们经常受到老师的褒扬、同学们的赞誉。现在他们的环镜变了,地位变了:原来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现在落后到几十名;原来在班上是班干部,现在成了“普通百姓"。多数同学处在压抑、苦闷之中。结合学生的这种心理,我们设置了这顶内容,帮助他们懂得怎样看待这种环境、地位的变化,怎样适应新的环境。 2、认识自己、悦纳自己。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看,中学生正处于“第二自我发现期",他们经常思考的问题是:我是怎样一个人呢?我在老师的心目中怎么样呢?同学、老师会怎样评价我呢?等等。他们渴望了解自我,发现自我。结合学生的这一年龄特征,我们向他们介绍了解自己的方法,了解自己的气质类型与性格特征,并学会做气质的主人及塑造良好的性格,还提供有关的量表与测试。使学生充分认识到,每个人都是存在着特点和差异的。让他们发现自己的长处和优势,找出自己的不足,从而积,极地塑造自我。 3、挖掘潜力,学会学习。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学生的心理压力及心理问题主要来源于学习的压力。因此,教会学生学习尤其重要。在这一部分内容中,主要介绍科学学习方法的几个环节、记忆技巧、注意规律与思维方法和个体的生理节律等等。使学生知道怎样科学的安排时间,怎样找到适合于自己的学习方法。 4、学会调节、控制情绪。主要介绍保持愉悦情绪的重要性、健康情绪的标准、情绪表达的正确方式和调节情绪的方法,如何对待挫折,尤其是在学习中如何消除紧张情绪,帮助学生调整学习,心态,减轻心理压力,提高学习效率。 5、学会交往。着重介绍交往的准则,人际沟通的模式与技巧,使他们学会扮演生活中不同的角色,促进学生乐于交往,善于交往。 6、应试心理与技巧。主要介绍应考前、应考中及应考后应具有的心理素质及调节方法和考场上的答题技巧。 7、文理分科指导。高一即将结束时,学生将面临文理分科的问题,究竟学文还是学理,许多同学拿不定主意。在这一单元,着重介绍学科、职业与兴趣、职业与能力、职业与气质、性格,并通过专业兴趣自评量表与职业兴趣自评量表,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兴趣与特长,使他们能平静地对待一切,在人生的重要关口做出较科学的选择。 以上内容体系的第一单元“学会适应新环境”、第三单元“挖掘潜力,学会学习”、第六单元“应试心理与技巧”主要是根据我校学生较突出的心理问题来确定的。第七单元“文理分科指导”是根据高一年级学生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确定的。在这一体系中我们未涉及“异性交往”与“早恋”的内容,因为我校的绝大多数学生将主要的或全部的精力放在了学习上,早恋问题只是极个别的现象。因此,在绝大多数学生未考虑该问题时提出这一问题反而会引起有些同学的关注。总之,心理健康教育要突出实效性必须结合学生学习、生活的实际。 三、关于心理教育课教学形式上的探讨。 心理健康指导课不同于心理学理论课,因为它不仅仅是定义、概念和心理学理论的讲授,心理健康指导课也不同于游戏与活动,因为它不仅仅是只让学生在游戏或活动中进行情绪体验,而没有“知”的指导。我们认为,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需要“晚之以理、功之以情、导之以行”,培养学生的心理品质也同样需要“晓之以理、功之以情、导之以行”。所以在向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时只注重“理”的讲授、只注重“情”的体验或只注重“行”的训练都是片面的。因此在向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时需将“知、情、行”有机的结合起来。在几年的实践中,我们除了运用传统的讲授方法介绍有关的心理学知识外,还创设了各种情境性的活动,提供给学生许多实践的机会,让他们在情绪体验与具体行动中受到感染和锻炼。其具体方法是: 1、情景体验法。即给学生提供一种情景或氛围,让他们从中有所感受和体验。如在讲完赞扬别人的技巧后,每位同学发一张用彩笔写好的“请你珍存”的纸卡,让学生离开座位去寻找对象,互相写赞扬对方的话。然后请部分同学到前面宣读。同学们在宣读的过程中,无形中就受到了情境的感染和鼓舞,从情感上得到升华。 2、角色扮演法。结合,教学内容,我们经常让学生准备小品表演与即兴表演,使学生体验所扮演角色的情绪,并学会扮演角色的行为技巧。 3、讨论分析法。根据教学内容,让学生在小组中相互交流个人看法,集思广益,相互学习。 4、实践锻炼法。结合教学内容,组织各种实践活动,在活动中训练和培养学生优良的心理品质。如“敲响名人之门”、“注意品质训练”、“记忆技巧训练”等。 5、自评自述法。即让学生对自己的某种心理水平和品质进行叙述和评论。如:“自我形象谈”、“做气质的主人”等。 教育实践论文: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论文 历史教育,从来就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与人类走向文明紧密相联的一种永恒的教育课题。的历史教育思想,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有着既不同于传统历史教育思想,又不同于西方历史教育的特征,它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学习和研究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需要。 一 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统治阶级就把历史教育作为培养训练本阶级的继承人以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历史教育。秦朝至汉朝初年,就设立了“掌通古今”的“博士”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博士专掌儒家经学传授,把孔子修的《春秋》和专门解说《春秋》的“三传”(即《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史书奉为儒家主要经典之一,列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学校的必修课。唐朝时,史学和历史教学空前繁盛。廿四史中,有1/3成书于唐朝前期。“鉴古知今”,“循古训”,在中国士大夫中一直奉为公理。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内容,是儒家学说的附庸。历史教育的目标,完全是培养忠于封建统治者的人才。 西方近代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主张改革历史教育。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要让青少年读自己国家的历史,使祖国的辉煌业绩和著名人物的形象,保留在他们的心灵中,使之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中,资产阶级当权者于1893年下达的国家命令中规定:历史教学内容分为三步,第一、第二步均为革命本身的历史;第三步是各族概况及法国美术和工业史。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以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就着手讨论和制定苏维埃教育计划。1920年10月,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我们需要用基本事实的知识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1],列宁这里所讲的“知识”、“基本事实的知识”无疑包括历史知识。1920年底,列宁在评注一份关于教育工作的提纲时,这样写到: 在所有的职业技术学校里增设普通课程 附图{图} 列宁这里说的“职业技术学校”相当于我国的初中。列宁强调增设普通课程的设置,是“为了(使学校——笔者注)不变成培养手艺人的学校”,“避免过早地专业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把历史学科视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必不可少的知识素养,是列宁关于教育的一个重要思想。前苏联党和政府接受了列宁的意见。1920年以后历史学科一直被列为前苏联学校的重要课程之一。 在战争年代,就多次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1938年10月,他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就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的一系列论述,给历史教学指明了方向。在老解放区的干部教育中,规定了要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现代史》等。在一般学校中,也规定了学习中国历史。在运动中,还规定学习《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些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历史教学的滥觞。 二 是我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杰出继承者,素以爱读书、爱学习著称于世。他读书广收博览,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他几乎无所不读。在对中国古籍的阅读中,尤其偏爱史学和古典文学。他从历史书中学文学,从文学书中学历史,并巧妙地将其精华运用到自己的著作中,以及革命事业的实践中。有人统计,已经公开出版的著作中,运用古代成语典故的就有2000余处,[3]这就构成了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一大内容。具体地说,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指导中国革命。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目的,是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实现历史的超越。比如,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他通过总结历代农民战争经验,特别强调吸取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因为没有建立根据地而失败的教训,坚决地批判了流寇主义,提出了建立工农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的路线。 为了防止党内腐败现象的发生,利用历史上农民起义取得胜利后领袖人物发生腐化和宗派斗争而导致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告诫全党要时刻警惕腐败现象。1944年郭沫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文章,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4]建国前夕,告诫身边的卫士李银桥:“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牢记的告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干部教育。一向重视干部教育,他的历史教育实践,注重从才、德两个方面对干部进行教育。1958年,向罗瑞卿推荐读《吕蒙传》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80%~90%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周瑜鲁肃吕蒙合传》。”[6]赞赏吕蒙虽然年长仍然发奋读书的精神,对我军高级干部提出读书学习的要求,这对改善我军的文化结构,提高军事素质,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吕蒙虽然是一位历史人物,他的读书精神却有借鉴意义。 《南史》的《韦睿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在这段话旁批注:“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此类批注还有不少,如“躬自调查研究”,“干部需和”,“仁者必有勇”。[7]这些称赞韦睿的话,正是我党的干部应当学习的。 3.青年教育。注意用历史人物对青年进行教育。195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会见几位在北京的湖南教育界人士时说,办学校要重视青年学生的体育锻炼。不要学《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贾宝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连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待,这种不会劳动的公子哥儿,无论如何是不会革命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常哭脸。她脆弱,她多病,只好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又怎么能革命呢?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的革命青年。 认为,青年是国家的精华,民族的至宝,是革命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他对青年的期望值很高。1958年5月8日下午,在北京怀仁堂讲“破除迷信”的问题,一连举出近40个古今、中外、历史、神话和现代人物,用以说明“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学问比较少的,被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并以相对肯定的口吻设问:“这是不是个普遍(客观)规律?不能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可以说,多数是如此。”对青年人的教育、信任和鼓舞,激励着全国青年在艰苦的革命道路上奋斗不息,勇往直前。 4.家庭教育。在与子女、亲属的团聚和谈话中,常常鼓励他们学好历史,热爱祖国。1947年9月12日,在《致》的信中指出:“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8]意在要求对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国情有所了解。的爱人刘松林读书时,有段时间历史学得不好,亲自为她开列了学习历史的书目,指点她从《资治通鉴》、《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开始学起。的次子毛岸青是在原苏联读书的,常常嘱咐他多读些中国历史方面的书,多了解一些中国的国情。 不但对自己的子女教育十分严格,还运用《战国策》中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教育领导干部对子女应作长远之计,让他们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炼,在实际斗争中增长才干,不能让他们“恃无功之尊,无劳之俸”,“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我们不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7]目前,指出的这种危险性并不是不存在。天下为人父母者,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在家庭教育上,是应该很好地向学习的。 5.爱国主义教育。继承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教育的优良传统,在他的讲话里、著作中用爱国主义的事迹、人物铸造民魂,激励人民的事例是很多的。1917年11月,举办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校时,亲自讲授历史。据《夜学日志首卷》记载:“历史常识出席,教历朝大势及上古事迹。”“教以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9] 1937年,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为了争取每一个有良心的炎黄子孙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写了《祭黄帝文》。他赞美这位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兴起过程的神话祖先:“中华民族,民族轩辕;赫赫始祖,吾华肇造;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5]并根据“世变沧桑,中更蹉跌,”的时代形势,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保卫民族主权的战斗誓言。 神话传说中的黄帝,因对华夏民族的统一和进步有着极大的贡献,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祭黄帝文》中,把对神话先祖的认同、赞美,同他的爱国主义激情和为民族解放而战的信念,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激发了民族生存发展的动力,提高了人们的进取精神。 三 “古为今用”是历史教育思想的主要方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援引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言论。在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中,引用古代思想家的言论有很多。比如,他引用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0]告诫全党要采取谦虚的态度,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实事求是。他引用孟子的“取长补短”,[4]教育我们的党员和干部要以谦虚的态度,虚心学习别人的优点,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他引用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4]并给予新的解释。从而阐明共产党人和每个革命者树立起为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甘愿牺牲自己一切的献身精神。对古代思想家的言论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这种援引不是原封不动的照抄照搬,而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和选择来说明马列主义的理论,并赋予其新的内容,使人感到亲切朴实,清新明快,易于被人民阅读和接受。 2.运用古典文学中的故事。历史教育思想实践中大量运用了包括古代神话、民间传说、文学作品、传统剧目中的故事。比如,他运用京剧《法门寺》里贾桂的故事,[11]批判某些人崇洋媚外的思想,号召人民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自豪感。他借用《聊斋志异》中“狂生夜坐”的故事,[5]教育人民不要怕鬼,要同现实政治斗争中的敌人针锋相对。他运用《水浒传》里林冲等人被“逼上梁山”的故事,[11]说明要发动起对建设方针的研究探讨,就必须有一种相当的压力。将中国民众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故事运用到自己的讲话和著作中,使千姿百态的历史人物栩栩如生,用这些故事去阐发革命道理,寓情于理,寓庄于谐,从而增强了他写文章和讲话的宣传效果。 3.使用古代的成语典故。古代语言中的成语富有生气,它集中表达了劳动人民的经验和智慧。简洁精炼的成语里,蕴涵着意味隽永的哲理。的讲话及其著作中使用的古代成语俯拾皆是。在使用中,他赋予古代成语新的意义,古语新用,从而使他的讲话和他写的文章更加新颖别致、情趣盎然。比如,他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用“愚公移山”[4]来号召全党同志发扬“愚公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去争取胜利。他在《致蔡和森等》信中,运用“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8]来说明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军国主义者,除非被推翻,是没有肯自己退出历史舞台的。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用“叶公好龙”的典故,揭露之流口头上讲革命,实际上是畏惧革命、反对革命的丑恶面目。对成语典故的大量运用,使的讲话、著作形成了抑扬顿挫、起伏跌宕的独特风格,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从而起到了激励壮志,振聋发聩的重要作用。 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提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12],“古为今用”是这一思想的高度概括。无论是在民主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很重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充分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难怪历史学家周谷城曾钦佩地赞叹:“‘古为今用’是没有人能企及的。”[7] 总之,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对提高民族自尊心,促进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如何像那样,用历史教育来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激发人民的进取精神,加速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社会生活论文:太平广记中的香料与社会生活分析 [摘要] 香料种类繁多,在人们生活中应用广泛。以《太平广记》为线索研究当时人民的生活用香,可以看出在社会生活中,香料不仅应用到家居、香身、饮食、医疗领域,还可以作为建筑的原材料,同时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宗教世界里,香更是不可替代的物品,香料已然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关键词] 《太平广记》;香料;社会生活 香料是能够散发出芳香气味的香物质,分为天然香料和人工香料两大类。天然香料包括植物类香料和动物类香料。植物类香料来源,明人周嘉胄《香乘》说:“然香一也,或生于草,或生于木,或花或实,或节或叶,或皮或液,或又假人力煎和而成。”①动物类香料则多取自动物体内的分泌物。我国的用香习俗起源很早,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先民就开始使用天然草本植物。香料可食可浴,可裛可焚,不仅能去除环境中的浊气,带来舒适的芳香,还能达到医疗保健的功效。香料在古人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香身 (一)佩戴 因香料可以净化身体、除臭辟秽,自先秦始,人们就有随身佩香的习俗,所佩之香皆为兰、艾、蕙、芷类的天然香料,如《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②正因佩香能给人带来感官上的愉悦和精神上的满足,并且其容器轻便易携,所以它除了自己佩戴还可以当作礼物赠与他人,如《太平广记》卷295出《幽明录》“河伯”条记载:河伯女以金瓯、麝香囊与婿别。此处的麝香囊是河伯女表达自己思念之情的载体,希望自己的夫君能睹物思人。除此之外,香囊更是男女之间的定情信物,《太平广记》卷129出《冥报志》“王范妾”条有一个小故事:王范妾桃英与史华期通奸,孙元弼捉奸时发现史华期身上佩有桃英麝香。可见当时妇女所佩之香囊是个人比较私密的物品,赠与男性便有了定情之意。香囊除了可以贴身佩带外,还可以佩于步辇中。《太平广记》卷237出《杜阳编》“同昌公主”条载:“公主乘七宝步辇,四角缀五色锦香囊。囊中贮辟邪香、瑞麟香、金凤香,此皆异国献者。仍杂以龙脑金屑,镂水晶玛瑙辟尘犀为龙凤花木状。其上悉络真珠玳瑁,更以金丝为流苏,雕轻玉为浮动。每一出游,则芬香街巷,晶光耀日,观者眩其目。”把香囊放置在步辇中可以起到净化空气、除尘等作用。但以异国所献各种名贵香料以及龙脑、金屑制成的香囊挂于步辇四角,则不仅仅为了净气,更是同昌公主显示其地位的一种手段。 (二)制浴汤 沐浴,从古至今都是清洁身体皮肤的主要方式,沐浴过程中,在浴桶中加入香料煮过的水,其中的有效成分更易被皮肤吸收。因此香汤沐浴不仅能够洁净身体、提神醒脑,还可以改善皮肤的血液循环,从而起到医疗保健、愉悦身心的作用。《太平广记》卷114出《河东记》“韦浦”条:“有稚儿食寝不寐,似中恶之状,用兰汤浴之即愈。”“兰汤”即以佩兰煎水煮的浴汤,有发汗、调气、疗风的功效。除了佩兰煮汤,还有用茵墀香煮的浴汤,《太平广记》卷236出《王子年拾遗记》“后汉灵帝”条:后汉灵帝裸游馆用西域所献茵樨香煮为浴汤,让宫人在里面沐浴。这不仅反映了皇帝个人的癖好,还能看出香水沐浴在上层阶级的流行。由于香汤沐浴的治病驱邪功能,它便逐渐演化成一种可以净化自己身体与灵魂的仪式,尤其是在特殊的日子,如婚娶、生子、死亡。《太平广记》卷344出《宣室志》“郑德懋”条载:郑德懋在娶崔夫人女儿之日,用百味香汤沐浴。卷418出《王子年拾遗记》“苍龙条”:孔子之母生完孔子后,便有神女擎香露沐浴其母。卷270“魏知古妻”条说:魏知古死后用香水沐浴。在这些人生大事中用香水沐浴,则有以崭新、洁净的肉体与灵魂迎接人生新阶段的意味。 二、家居 (一)焚香 从古至今,我国都有焚香的习俗,利用芳香植物焚烧所散发的香气达到净化空气、美化环境的作用。由于焚香的好处逐渐被人们认识,加上各朝统治者对焚香的重视,焚香便慢慢变得更加神圣了。这多是由于古人认为焚香的香气可以联系神明,起到信息传递作用,进而在宗教活动中广泛应用,最后逐渐演化成一种表示对神明尊敬的礼节。《太平广记》卷79出《玉堂闲话》“权师”条说:权师可以焚香呼请神;卷306出《奇事记》“冉遂”条说:游察使者子冉遂与其托身之母告别时曰“若有急,但焚香遥告,我当立至”。可能正是由于它的这种作用,在各种宗教活动中,香便得到了广泛使用,日常居家的宗教活动更是如此。读经时要焚香,《太平广记》卷60出《女仙传》载:湘潭有一媪收了一位名叫逍遥的女弟子,逍遥父母不愿,其亲党劝媪,媪“但帚尘易水,焚香读道经而已”。《太平广记》卷66出《集仙录》“谢自然”条中刺史李坚云:“凡人能清净一室,焚香讽《黄庭》、《道德经》,或一遍,或七遍,全胜布施修斋。”对古人而言,读经是一种神圣的行为,读经时焚香更有灵魂与神灵交流的意味。除了读经,供养经书也焚香,《太平广记》卷104出《报应记》“姚待”条说:有屠儿李回奴者请一卷姚待所写《金刚经》,焚香供养。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焚香除了宗教目的,还可净气、放松。《太平广记》卷300出《广异记》“河东县尉妻”条载:县尉妻王氏,“妆梳向毕,焚香闲坐”。又有卷57出《续仙传》“金可记”条说:金可记“常焚香静坐,若有思念”。这时的焚香已经超越其意义,变成人们的生活习惯。 (二)熏衣被 用香熏衣被,可以干燥衣物、驱虫,并间接地使自己身体沾染香气。《太平广记》中有许多衣香场景的描写,可以看出人们对衣物香气的追求。卷319出《法苑珠林》“张子长”条说:张子长白天见到所梦之女,其衣服薰香殊绝。卷31出《仙传拾遗》“徐老翁”条描写一华服:“须臾衣至,异香满室。”不管是描写风华绝代的佳人还是出类拔萃的衣服,都离不开衣服的香味,可见衣之香已经成为当时审美的重要标准之一。熏衣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火焚香料,从而使香气散出,沾染衣服。如刘禹锡《魏宫词二首》有云:“添炉欲爇熏衣麝,忆得分时不忍烧。”③这是用火焚麝香熏衣。另一种是把香料捣好,放在衣箱中或佩戴在身上,让香味自然地沾上衣服,此法为裛衣。《太平广记》卷238出《玉堂闲话》“大安寺”条记载:唐懿宗年间,有奸猾者想偷大安国寺中的绫,便选一人冒充唐懿宗“衣上私行之服,多以龙脑诸香薰裛,引二三小仆,潜入寄绫之院”。此处的熏衣之法,应该就是将龙脑与其他香料按比例混合制成干香后裛衣。熏衣之香除了气味要受人喜爱,还要香味持久,这是优质香料的重要标准。如《太平广记》卷414出《独异志》“茶芜香”条所记载的茶芜香,“若焚着衣,弥月不绝”。由于所有的香料都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可以透过皮肤进入人体,所以熏衣也可以当作一种医疗手段。《太平广记》卷477出《酉阳杂俎》“虱建草”条:“人有病虱者,虽香衣沐浴不能已,惟水银可去之。”侧面反映了香衣也曾被人们当成一种治病方法。不仅如此,许多熏衣方都记载于中医专著里,如东晋葛洪《肘后急备方》载“六味熏衣香方”,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载五种“熏衣香方”,王焘《外台秘要》记载了五种“薰衣湿香方”。这些香方都是以多种香料按一定比例复合而成,并且用料、配方不尽相同,可见当时熏衣之流行。如《备急千金要方》记载:“熏衣方:鸡骨煎香、零陵香、丁香、青桂皮、青木香、枫香、郁金香各三两,薰陆香、甲香、苏合香、甘松香各二两,沉水香五两,雀头香、藿香、白檀香、安息香、艾纳香各一两,麝香半两。右十八味末之,蜜二升半煮肥枣四十枚,令烂熟,以手痛搦,令烂如粥,以生布绞去滓,用和香乾湿如撩麨,捣五百杵,成丸。密封七日乃用之。以微火烧之,以盆水内笼下,以杀火气。不尔,必有焦气也。又方:沉香、煎香各五两,雀头香,藿香,丁子香各一两。右五味治下筛。内麝香末半两。以粗罗之。临熏衣时。蜜和用。”④熏被,也是古代一种生活习惯,尤其是在冬日,熏被不仅可以使被子更暖和一点,还可以杀菌。至于其工具,香笼是其中一种。白居易《秋雨夜眠》载:“灰宿温瓶火,香添暖被笼。”⑤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专门的香炉可以熏被。《太平广记》卷236出《酉阳杂俎》“丁媛”条载:丁媛“又作卧褥香炉,又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媛始更为之。设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被褥以为名”。对于“被中香炉”,清人曹庭栋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且在其所著的《养生随笔》中将其与香笼对比。《养生随笔》说:熏笼只能熏香,不适合暖被,因为火气太大,而“被中香炉”则是熏被的最佳工具,并且在当时并有仿制“被中香炉”者,谓之“香球”。⑥ (三)制床枕 床是供人坐卧的主要用具。春秋以来,除了睡觉,人们读书、写字、饮食都可以在床上进行,唐代出现桌椅后,人们的生活饮食转移到桌椅上进行,床成了专供睡卧的家具。由于床在生活中的重要性,自古以来,人们对其舒适度要求比较高,将香料用于床中,就是提升其舒适度的一种方法。《太平广记》卷226出《大业拾遗记》“观文殿”条曾载:隋文帝观文殿中有五香重床,“春夏铺九曲象簟,秋设凤绫花褥,冬则加绵装须弥毡”。五香重床即以五香木为材制成的床,据《隋书》载,真腊、赤土皆有五香木,真腊国的五香木可以用来烧尸收灰,⑦但其医药价值未有记载。除五香木外,沉香木也是制床的不错选择,《太平广记》卷119出《还冤记》“支法存”条记载:支法存有“沉香八尺板床,居常芬馥”。沉香作为名贵药材,不仅有助眠的功效,而且防潮、杀菌,在夏天卧于沉香床上还可以防蚊虫,从而保证睡眠质量。枕也是人睡觉的必需品,香枕的功效与香床类似,都是在睡眠中保健人体,但这种享受也只是上层阶级才可以拥有,如《太平广记》卷336出《广异记》“常夷”条载:林邑所献沉香镂枕为梁武帝秘惜。作为皇帝都对这沉香镂枕珍爱至极,可见当时其珍贵。 (四)入墨 制墨是中国古代传统工艺,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仅制作工艺在不断进步,原料也变得更加复杂。关于墨的原料,秦汉多用松烟、桐煤制墨。汉朝开始出现以中药作为墨的辅料,香料作为中药的一部分,也在墨中得到应用。《齐民要术》卷9记载了三国时期韦诞的合墨法:“……亦以真朱砂一两,麝香一两,别治,细筛,都合调。下铁臼中,宁刚不宜泽,捣三万杵,杵多益善……”⑧《太平广记》中也有麝香入墨的记载,卷208出《朝野佥载》“欧阳通”:“欧阳通以松烟为墨,末以麝香。”麝香入墨的主要功效就是碎胶煤气,使墨的气味更加馥郁芬芳。用这种墨进行书画,又为文房生活添一笔雅致。除了麝香,丁香、零陵香、龙脑、藿香、白檀等香也可以入墨,作用与麝香类似。 三、建筑 (一)作涂料 把香料涂在墙壁上,是用于建筑的一种方法。古代将香料涂于建筑内早有汉朝皇后所居的椒房殿。其涂壁所用之椒为花椒树的花朵,将其制成粉末和泥涂壁,使室内空气芬芳而温暖,居住之人便心情愉悦,再加上花椒本身的医用价值,对人体的好处不言而喻。除了花椒,沉香也可泥壁,《太平广记》卷236出《朝野佥载》“宗楚客”条:宗楚客所造新宅,“皆是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开门则香气蓬勃”。 (二)作建材 将檀香、沉香木之类的木材直接用于建筑中是香料应用于建筑中的另一种方法。这样不仅可以杀虫,维护木质建筑,还可以杀菌、净化空气,保持人体健康。如《太平广记》卷16出《玄怪录》“张老”条载:有一“其堂沉香为梁,玳瑁帖门”,《太平广记》卷237出《杜阳编》“李璋”条载:“杨收造白檀香亭子初成,会亲宾观之。先是璋潜遣人度其广袤,织成地毯,其日献之。”此处的白檀香亭子就是用檀香木所造的亭子。其实,不管是将香料涂在墙上,还是将香木用于房屋中都是非常奢侈的行为,只能上层阶级享受,而在《太平广记》还记载了一种用香更奢侈的建筑,即建筑用香结合两种方法,如《太平广记》中的“芸辉堂”条所记载的芸辉堂。卷237出《杜阳编》“芸辉堂”条载:“元载造芸辉堂于私第。芸辉香,草名也,出于阗国,其香洁白如玉,入土不朽烂,舂之为屑,以涂其壁,故号芸辉,而更以沉香为梁栋……”关于芸辉,其外形洁白如玉,入土而不朽,足以见其质量上乘,沉香则自古以来都是名贵的木料。芸辉堂用与椒房殿类似的方法把芸辉舂为屑涂在墙壁上,又以名贵的沉香为梁栋,其作用已不仅仅为保健、杀菌,更是元载财富、地位的体现。 四、饮食 (一)含咀 把香料含在嘴中是净化口气的一种方法,《太平广记》卷469出《幽明录》“钟道”条说:钟道爱含咀鸡舌香。其实鸡舌香是含香的常用香料,早在汉朝时就有口含鸡舌香的记载,《通典•职官》:东汉“尚书郎口含鸡舌香,以其奏事答对,欲使气息芬芳也”。⑨至于其产地,《文献通考》中说“杜薄国,隋时闻焉……出鸡舌香,可以含……”⑩到了唐朝,口含鸡舌更加成为一种节俗,唐李商隐《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攻讨》诗:“暂逐虎牙临故绛,远含鸡舌过新年。”輥輯訛除鸡舌香之外,《太平广记》中还出现含荷花、含异香的场景。卷23出《拾遗录》“淋池”条载:汉昭帝淋池中植低光荷,“花叶杂萎,芬芳之气彻十余里,食之令人口气常香,益人肌理,宫人贵之。每游宴出入,皆含咀……”低光荷能香彻十余里,并且令人口气常香,可见其珍贵,可能正是由于它的珍贵,其含咀之法才没能像含咀鸡舌香一样流传下来。异香是气味特殊的香料,由于普通常见香料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感官需求,异香就成了人们对香味的另一种追求,如《太平广记》卷272出《王子年拾遗记》“石崇婢翾风”条载:“使数十人各含异香,使行而笑语,则口气从风而扬。” (二)调味 天然香料由于其气味芬芳,有医疗功能,人们经常将其作为调味品应用于饮食中,既可以进食欲、去腥解毒,还对人体有一定保健功效。在我国,常用的香料有葱、姜、花椒、桂皮、梅等,由于这些香料生长范围广,在古人的饮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太平广记》卷219出《续玄怪录》“梁革”条载:一个叫莲子的丫鬟尸蹶,将她放在床上,床下有微火,“曰:‘此火衰,莲子生矣。且戒其徒,煮葱粥伺焉。其气通若狂者,慎勿令起,逡巡自定。定而困,困即解其缚,以葱粥灌之,遂活矣。正狂令起,非吾之所知也。’”。这是由于葱粥有发汗、复元气的药效。又有《太平广记》卷132出《法苑珠林》“店妇”条载:唐有店家新妇生一小儿,亲族杀羊庆祝,煮羊时“余人贪料理葱蒜饼食,令产妇抱儿看煮肉”。将葱蒜放入饼中经过烹调后,葱蒜的辛辣味减轻,增加整个食物香味,从而增进食欲。所以当时人们十分喜爱用葱蒜调味的食物。葱蒜之类的香料除了加入米、麦食中增香,还可以放入肉食中去腥,早有《礼记•内则第十二》云:“肉腥,细者为脍,大者为轩。或曰:糜、鹿、鱼为菹,麋为辟鸡,野豕为轩,兔为宛脾,切葱若薤,实诸醯以柔之。”輥輰訛又有《太平广记》卷465出《领表录异》“水母”条记载了云母的烹法“先煮椒桂或豆蔻,生姜缕切而煠之,或以五辣肉醋,或以虾醋,如鲙食之”。椒、桂、豆蔻都是去腥的常用香料,今天的肉食烹饪依旧离不开它们。放入食物中与食物一起烹调,是香料调味的一种方法。除此之外,香料可以单独调制,佐主食一起吃。《太平广记》卷20出《续神仙传》“王可交”条载:王可交煮鱼时“捣蒜韭以食,常谓乐无以及”。此处蒜韭就是将其捣为泥,与鱼一起吃,依旧起到了去腥、调味的作用。由于香料本身的功效,以其作为主料,制作食物,可当药膳。《太平广记》卷149出《逸史》“术士”条:唐李栖筠吃两盘糕糜后“腹疾大作,诸物绝口,唯吃桔皮汤”。桔皮健胃除湿,治脾胃不调,是治消化不良的好食材。 (三)入酒 香料应用于烹饪中可使食物增香,将其应用于酿酒中更是美味。《太平广记》记载了许多用香花酿的酒,《太平广记》卷321出《冥祥记》“庾绍之”条有“茱萸酒”,卷18出《杜阳编》“元藏几”有“菖蒲花桃花酒”,卷195出《甘泽谣》“红线”条有“芫花酒”。香花酿酒的酿造之法有很多种,同一种香花都会有不同的酿造方法,比较常用的方法是在已经酿好的酒中放入香花,由于香花放香,酒便可以吸收香花的香味,从而使酒味中透着花的芬芳。此外,还有一种方法是将香料入酒曲再酿香酒。卷233出《王子年拾遗记》“消肠酒”条记载:张华制消肠酒“煮三薇以渍曲蘖”,此法是先将薇的香气浸染到酒曲中再酿酒,从而使酒味更厚。除了酿酒,用香料调酒也出现于《太平广记》中。卷153出《逸史》“李宗回”条:李宗回“及到华阴县,县令传语,遣鞍马驮乘,店中安下,请二人就县。相见喜曰:‘二贤冲寒,且速暖两大盏酒来,着椒葱。’”卷220出《玉堂闲话》“申光逊”条:“即命醇酒升余,以辛辣物洎胡椒干姜等屑仅半杯,以温酒调。”把新鲜的椒、葱、姜放入热好的酒中既降低其营养的损耗,又助酒力,有驱寒之用。 五、医疗 (一)入药 香料基本上都有药用功能。人们的日常用香除了净气辟邪,还可以防病祛秽。因此香料在医疗领域应用广泛。《太平广记》中解毒之药常用甘草。卷24出《酉阳杂俎》“权同休”条载:秀才权同休得病,有一本村人照顾他,权同休“疾中思甘豆汤,令其市甘草。”甘豆汤的主料为大豆与甘草。《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四》云:“甘草解百药毒,此实如汤沃雪,有同神妙。有人中乌头巴豆毒,甘草入腹即定;中藜芦毒,葱汤下咽便愈;中野葛毒,土浆饮讫即止。如此之事,其验如反掌,要使人皆知之,然人皆不肯学,诚可叹息。方称大豆汁解百药毒,余每试之,大悬绝不及甘草,又能加之为甘豆汤,其验尤奇。”輥輱訛又有卷171出《朝野佥载》“郭正一”条:郭正一婢玉素以浆水粥毒之,于是郭正一“索土浆甘草服之,良久乃解。”卷408《投荒杂录》“治蛊草”条:有解毒及蛊神用无比的药吉财,遇到中毒的人,“夜中潜取二三寸,或剉或磨,少加甘草,诘旦煎饮之,得吐即愈”。治脾泄,卷278出《稽神录》“崔万安”条:“可取青木香肉豆蔻等分,枣肉为丸,米饮下二十丸。”脾虚即脾虚泄泻,肉豆蔻与青木香对其都有一定的作用,《本草纲目•草部》卷14载:“肉豆蔻可以暖脾胃、固大肠。”輥輲訛青木香可以“健脾消食、散滞气、调诸气”。輥輳訛除了这些草部香料,许多木类香料也可以入药。如龙脑香,《广记》卷414“龙脑树”条载:“龙脑香树……香在木心,中断其树,劈取之,膏于树端流出,斫树作坎而承之。入药用,别有法。”龙脑的药用功能,《本草纲目•木部》卷34载:“妇人难产时,则研龙脑为末,少许,新汲水服,立下。”此外,还可以治“心腹邪气、风湿积聚、耳聋”,“去目赤肤翳、内外障眼,镇心秘精,治三虫五痔”。 (二)灸 用艾叶等制成艾卷或艾柱,烧灼或熏烤人身的穴位可以起到一定的医疗作用。《太平广记》中艾灸可以引毒,卷220出《玉堂闲话》“蛇毒”条:“赵延禧说:‘被毒蛇咬后,应在伤口处灸以艾柱,引去毒气。’”除此之外还可以治疣,卷34出《传奇》“崔炜”条载:崔炜用艾成功地帮一老僧和一蛇治赘疣。艾灸的这两种功能,《本草纲目》也有记载。《本草纲目•草部》卷15:艾叶“灸百病,可作煎,止吐血下痢,下部匿疮,妇人漏血,利阴气,生肌肉,辟风寒,使人有子”。輥輴訛治诸虫蛇伤“艾灸数壮甚良”。治身面疣目,则“艾火灸三壮即除”。輥輵訛 六、结语 香料的使用体现在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在人们家居生活、建筑、饮食、医疗等物质生活方面都有广泛应用,正是基于这些不同用途,它对于人们精神世界才有各种独特的意义:恋人之间用香囊来定情、寄托思念,沐浴香汤可以净化身心,熏衣则成为一种审美标准,香料的品种后来又慢慢演化成身份、地位的象征。宗教生活中,香则是通神、表达对神明尊重的物质,这些都表明香料对人们而言已不仅仅是物质材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 作者:方草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社会生活论文:从社会生活实际走进化学课堂走向社会科学的研究 在传统的初中化学教学中,教师往往将化学当作一门课程来教,而未引导学生将化学当作一种科学来对待。学生不能从科学的角度理解化学知识,就不能从宏观的意义上理解化学。本次研究提出从社会生活实际走进化学课堂走向社会科学的教学方法,就是为了说明化学教师从科学的角度引导学生学习化学知识。 一、引导学生关注生活中的化学现象 在传统的化学教学中,教师不太注重引导学生关注生活中的化学现象,部分化学教师甚至认为课本中记载着生活中的化学知识,而且书本中记载的知识更详细、更系统。这些教师并没有意识到引导学生了解生活中化学知识与课本中化学知识的区别。以《爱护水资源》这一节课为例,很多教师会告诉学生:虽然地球上水的覆盖率为70%,但是只有不到1%的水资源可被人们利用,中国是严重的缺水国家之一,我国人均水资源仅仅只有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4……这些教师并未思考过这些抽象的理论知识不能让学生产生太大的触动。如果教师能够应用开展化学活动的方法让学生关注水资源,学生的感受就会不同。比如有一名化学教师就曾给学生布置调查身边水资源污染的情况,学生通过实地调查才发现,他们周围的水资源不多,并且70%的水资源已被污染,国家目前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净化水资源。在调查的过程中,学生的全身感官被调动,他们能亲身体验化学情境,感受化学现象,化学活动给学生带来极大的冲击力。从此,学生愿意以优化生活为目的学好化学知识。如果教师要引导学生从化学的角度学习化学知识,就要应用各类化学活动引导学生关注身边的化学现象,让学生了解学习化学科学的意义。 二、引导学生探索课本中的化学知识 当学生愿意从化学科学的角度学习化学知识之后,教师可引导学生学习化学基础,让学生了解到掌握化学基础知识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化学知识。例如,当教师以《爱护水资源》为主题,引导学生调查水资源,让学生对周围水资源的污染情况有所了解以后,教师可引导学生进行净化水资源的实验,让学生掌握净化水资源的基础。在开展化学实验以前,教师可引导学生观察被污染过后的水资源与澄静的水资源之间区别,学生通过比较发现被污染过后的水资源颜色混浊,含有各类杂质,闻之有异味;澄清的水资源则是颜色澄澈,没有肉眼可见的杂质,没有异味。教师引导学生观察已受污染的水资源和未受污染的水资源是为了让学生了解开展化学实验的目的。学生对观察的结果进行分析,认为净化水资源的关键问题就是去除水中的杂质。为了去除污水中的杂质,学生自制了污水过滤包,这个过滤包中有细砂、活性炭等。当污水通过过滤包,物理杂质就能被过滤掉。为了去除水中的化学杂质,学生在物理过滤后的水中投入明矾,然后再次过滤污水,这时被化学处理后的污水从肉眼看上去已经变得澄清了。化学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化学知识时,首先要引导学生学会观察,即让学生学会有目的地了解生活中的事物;其次,要引导学生学会用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的方法了解化学问题,让学生学会比较、提炼、总结化学问题。教师应用这种教学方法能够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会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让学生能够以科学思维的工具理解化学课本中的问题,彻底理解化学课本中记载的知识。 三、引导学生了解社会中的化学应用 在传统化学教学中,教师不太注重引导学生从实践应用的角度学习化学知识,或者仅仅只是让学生从化学课本中简单理解化学应用问题。这种教学方法不能让学生从宏观的角度理解化学知识。为了让学生学好化学,教师要应用引导学生了解化学应用的方法开展化学教学。以学习《爱护水资源》一课为例,教师可引导学生实地参观啤酒厂或煤矿厂污水处理的情况。只有经过实地观察,才会了解到生活中的污水并非课堂上取得的污水一样简单。化工厂中处理的污水含有大量胶状物质,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物理过滤法与化学过滤法都不能有效处理这类胶状物质。为了改变这种污水的性状,化工厂通常应用生物处理法。即将胶状污水送进生物处理池中,加入化学反应剂。污水中的胶状物质被微生物处理以后,胶状性能改变,处理后的物质变成絮状沉淀物。然后,工厂将经过微生物处理后的污水送入其他处理池,进行后续的物理过滤与化学过滤。学生在参观污水处理生产的流程中,能发现生物、物理、化学等科学知识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它们在实践应用的过程中,往往相辅相成,起到各自的作用。以后学生在学习化学知识时,能以宏观的科学视角看待化学问题。教师可在教学中通过引导学生了解化学应用方法,使学生了解到化学理论与化学实践的区别,让学生能从实践的角度思考化学理论知识,然后把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整合,形成一个更为完善的化学知识系统。教师在开展化学教学时,要应用从社会生活实际走进化学课堂走向社会科学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从化学科学的角度学习化学知识,应用这种教学方法能让学生深刻的理解化学知识本质。 作者:陈孝根 单位:江苏盐城市大丰区刘庄镇三圩初级中学 社会生活论文:汉代新乡的社会生活探讨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考古发掘(1950年)是在新乡辉县市进行的,在该考古工作完成之后发表了第一本考古报告《辉县发掘报告》,由此可知新乡在新中国的考古历史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及新乡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新乡这片文明富饶的土地上开展了大量的田野考古工作,出土了诸多珍贵文物,填补了新乡文物史上的诸多空白,也为认识新乡历史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途径。如新乡辉县市孟庄遗址的发掘,把新乡历史从6000年的仰韶文化推至8000年的裴李岗文化。整体观之,在新乡考古发掘及所出土的文物中,汉代墓葬占有一定比重。这些汉代墓葬具有多重的历史文化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汉代新乡地区的社会风貌。 一、新乡汉代考古概况 自1950年发掘辉县固围村战国、汉墓以来,河南省及新乡市考古工作者在新乡地区相继发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其中包含多个汉代墓葬及遗址,如20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火电厂改扩建发掘汉代墓地、配合京珠高速公路安阳至新乡段建设所发掘的卫辉倪湾汉代聚落遗址、凤凰山汉代墓地、王门汉代墓地、原阳西汉墓地等。 (一)辉县至凤凰山至卫辉一线考古从2006年3月至2014年元月,在南水北调干渠及支线工程项目中,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对辉县市百泉墓群、固村墓群、庞村墓群、张雷墓群、赵雷墓群、金河小屯墓群、凤泉区前郭柳墓群、王门墓群、卫辉市山彪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战国两汉至唐宋明清时期的墓葬420余座。在此次考古与所出土的文物中,与两汉时期有关的墓葬占有很大比重。需要指出的是,自辉县至凤凰山南麓东西一线,是战国两汉墓葬聚集区域,在此处埋藏着大量该时期的竖穴土坑墓、土洞墓、砖室墓。 (二)新乡县金堤的发掘2013年4月,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新乡县焦田庄发掘了黄河故堤遗址,《平原晚报》就此事件相关报道[1]。在该遗址中有两处古代的黄河大堤,其中一号大堤呈东北-西南走向,共计14层。根据所出土的遗物推断,此黄河大堤的修建年代为南宋时期,这就与《新乡县志》所记“庆元元年(1195),奉召,开凿新河,于新乡县南修石岸14里”相吻合[2]。二号大堤叠压于一号大堤之下,共计9层。根据叠压关系、堆积分布特点,以及出土文物残片,可推断该号大堤为东汉遗迹,《后汉书•王景传》对此有所记,“永平十二年,议修汴渠”[3],由此可知该号大堤修建于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 (三)全顺线材厂东汉大墓的发掘2010年3月,为配合全顺线材有限公司西厂区建设,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市区西环路发掘了一座大型砖石结构墓葬。该墓葬有高高的夯土封土堆,最高处残高3米,长宽各有20米,由此可以想象到该墓葬在古代时的高大醒目。然而该墓葬也遭受多次的盗挖与破坏,因为在封土发掘时发现了多个晚期的盗洞。墓葬由墓道、甬道、封门、前室、后室、2个侧室等部分组成,俨然一座墓主人生前豪宅的缩影。尤为可贵的是,该墓葬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四角攒尖顶。同时,该汉墓出土了大量随葬品:陶罐、壶、豆、盘、耳杯、案、井、猪圈、猪、狗、鸡等。在此次所出土的文物中,有明器车马饰件、半两钱、剪轮五铢钱。文物工作者认为“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的特征分析,该墓的时代应为东汉晚期”[4]。 (四)原阳西汉早期空心砖墓的发掘2015年2月,新乡市原阳县文物钻探队在对原阳县文化艺术中心人防工程项目建设区域进行文物钻探时,在探区中部发现了一处古墓群,初步统计有28座墓葬。为配合基建工程,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专业人员对此墓葬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此次所发掘的28座墓葬,整齐排列,规划有序,多两两并列分布,考研工作者怀疑为祔葬(合葬),即死后葬于先茔之旁。此28座墓葬均为空心砖墓,随葬品多为仿铜陶器。在此次的文物挖掘过程中,还发现了铁剑、铜镜和半两钱,以及彩绘陶壶、陶罐。新乡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初步判断,该墓葬“为西汉时期古黄河南岸的家族式墓葬群,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5]。此次考古发掘的完成具有双重意义,不仅有效地保护了该建筑区域的地下文物,提取了大量的考古研究信息,而且也为建设方排除了地下隐患。 二、新乡汉代时期的社会生活 由上述可知,新乡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地下埋藏着大量的历史文物。在新乡所发掘的众多文物中,墓葬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尤以汉代墓葬最为丰富。整体观之,这些文物,尤其是汉代墓葬,基本上折射出当时新乡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们为认识汉代新乡的社会风貌提供了一个重要途径。 (一)汉代新乡的社会文化心理在新乡所出土的汉墓中,常随葬一种很特别的陶制飞禽———陶枭(又称鸮)。陶枭随葬的现象,仅限新乡及其周边地区,如鹤壁、焦作。陶枭随葬现象具有双层意味,一方面枭是商代商族的图腾,崇拜的风俗,由此表明新乡汉墓的墓主人有一部分是商人的遗民,保留了商人的遗风。这是因为殷商迁都今之安阳,而新乡与该地相距不远,由此在所难免地保留了浓厚的殷商文化因子。另一方面枭在汉代又是战神的象征,由此不难理解在新乡所发掘的汉墓中,成年男性多随葬铁剑、配刀等武器,该现象表明了当时新乡人的尚武精神。由上述可知,在新乡所出土的汉墓不只是一件件普通的物品,而是蕴藏着当时该地区浓厚的社会文化心理。 (二)汉代新乡的庄园经济形态1994年为配合京珠高速公路安阳至新乡段的建设,河南省及新乡市文物考古所在该路段沿线进行了文物调查和挖掘,在卫辉的倪湾发现了大量历史遗址。在卫辉倪湾遗址中,含有大量与两汉文化相关的文物,如夯土围墙、五铢陶钱范。同时在该遗址的聚落区发掘大量的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而在该遗址的聚落区发掘了制陶作坊,同时在此区域发现大量的大型缸、瓮、罐等残片,此乃汉代典型的庄园经济形态。 (三)汉代新乡的冶铁业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是在辉县市进行的,在该市固围村所发掘的战国大墓中,首次发现了大量的铁质生产工具。在新乡所出土的汉墓文物中,包含着大量的陶灶,其中部分灶上陶釜模印有官营。在这些陶釜上有模印的“内三”“内二”铭文,此乃汉代官铁营作坊的名称。其中王门墓地M71出土了一件二孔灶(编号M71:1),而在该灶的两个釜上,分别模印有“五斗二石,内三”和“内三,三石”字样,同时在此二釜上均有范线,这显然是国家铁官作坊所生产的釜。“五斗”“二石”“三石”是指釜的容量,“内三”是指釜的生产厂家,也即河内郡第三铁官作坊。新乡地区所出土的陶釜铁官铭文,多为“内三”铭文。结合辉县市所发现的战国古共城铸铁遗址可知,“内三”铭文的铁官作坊就在辉县设置。由上可知,在汉代,新乡的铁器生产和铸铁技术非常发达,不仅能够生产各种铁制工具,而且所生产出的铁制工具非常精美。 (四)汉代新乡的饮酒习俗汉代新乡的社会生活,盛行饮酒,这在该地区考古中所出土的文物中得以证实。在新乡所挖掘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饮酒器皿,如成套的酒器耳杯以及三足樽,其中在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中,发现了辉县市汉墓所出土的一件三足樽,该樽上有用白色颜料所书写的“酒樽”二字。饮酒器皿为饮酒提供了工具,也是饮酒得以进行的重要保障。再者,在新乡所挖掘的墓葬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随葬谷物,这些谷物被装在陶罐之中,由此为酿酒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在新乡所挖掘的墓葬中包含大量的饮酒器皿及酿酒的原料———谷物,该现象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它在某种程度上映射出汉代新乡人的生活习俗,从中揭示了饮酒在汉代新乡社会生活中的盛行。 (五)汉代新乡的养猪业汉代新乡的养猪业极为发达。在西汉中晚期的墓葬中开始随葬陶猪圈明器,降至东汉时期,此现象更为明显。在新乡所发掘的汉墓中发现了大量的陶制明器猪圈,这些陶制明器猪圈大多经过精心的设计与科学的规划,在猪舍的设计和建造方面都非常考究,追求合理实用的最大化,它们均有圈墙,且上有厕所(多数为二层设计,显然是储存猪饲料的仓房)。上述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彰显出汉代新乡人在养猪方面非常规范,并且已经达到规模化的程度,奠定了汉以后中国的养猪模式。同时这些陶制明器猪圈内多模制母猪及猪仔,有的猪仔多达8只。猪在汉代是财富的代表,也是汉代人生活品的重要构成部分,由此成为时人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再者,王门墓地M27出土了一件猪圈(编号M27:46),它的厕顶二面坡悬山内脊上刻有“大将军李一”的字样。李一是该墓的主人,猪圈内所放置的模印印有一头奔跑状的猪。此猪獠牙明显,具有野性,应该是一头公种猪。由于该公种猪在李一生前为他带来了财富,故李一死后把该公种猪封号随葬,由此足见当时新乡人非常重视对猪品种的选择培育。总而言之,在新乡所发掘的汉墓中发现大量与猪相关的文物,其中以陶制明器猪圈最具代表性,此现象具有双重的历史文化价值,一方面它在某种程度上映射出当时新乡的养猪业非常规范,另一方面也从侧面暗示了当时新乡人对养猪业的重视,而在这其中蕴藏着他们对能够给他们带来财富的相关物品的珍重,也从中体现出他们对财富价值追求的心理。 (六)汉代新乡的城邑经济新乡县金堤的发掘,证实了黄河在汉代新乡的走向,是从新乡延津折向北经滑县东流。黄河在新乡的流经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它为新乡提供了重要的农业灌溉用水,由此促使时之新乡农业的发展,而农业的发展又为当时新乡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其次,它为当地居民以及牲畜提供了重要的用水。在上述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汉代新乡的人口繁衍迅速并且沿黄河两岸集聚,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城邑。在汉代,新乡的城邑经济发达,城邑密集度高,如宁(获嘉)、南阳(获嘉)、凡(辉县)、共(辉县)、新中(新乡县)、汲(卫辉)、扈(原阳)、圈(原阳)、践土(原阳)、市丘(延津)、清丘(封丘)、黄池(封丘)。上述城邑在新乡所出土的文物之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详情可参看相关文物。再者,在新乡所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大量与经济活动相关的物件,如原阳西汉早期空心砖墓中的铁剑、铜镜、半两钱、彩绘陶壶、陶罐,卫辉倪湾遗址中的制陶作坊,在辉县市固围村所发掘的铁质生产工具。上述文物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汉代新乡经济之发达,其中在手工业方面尤为突出。 三、结语 新乡历史文物丰富,历史遗迹遍布各处,其中以汉墓葬最具代表性。迄今在新乡发掘出多个汉代墓葬,而这些汉代墓葬不再仅仅是一件件普通的物件,而是承载着丰富的信息,从多个角度映射出汉代新乡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还原了新乡的社会历史面貌,且对于认识新乡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考古工作的意义,不仅在于发现、抢救、保护古代文明,而且重在阐释古代文明的价值,因此对于新乡所出土的珍贵历史文物及挖掘的宝贵历史遗迹,不仅要更好地予以保护,更应该阐释它们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以此配合新乡市委、市政府的文化强市战略,努力推动新乡由文物资源大市向文物资源强市、由文化资源大市向文化资源强市的转变,更好地服务于新乡的社会经济发展,使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作者:勾鲜瑞 李慧萍 单位:辉县市博物馆 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社会生活论文:政治课教学与社会生活的有机融合 一、寻找生活化的教学素材 高中政治教学如果离开富有时代气息的生活实例就会如“无本之木”毫无生机。因此,高中政治教学需要与社会生活进行有机融合。这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寻找生活化的教学素材,把具体的理论知识和生活素材相结合,调动高中生学习政治的兴趣。信息时代的到来促使科技产品被逐渐应用到政治教学中,政治教师可以在此基础上利用互联网搜寻生活化的教学素材,跟随时展的脚步,利用互联网浏览新闻,关注国内和国际的重大新闻事件,为自己的教学搜寻素材。通过这种方式,教师在讲课时就可以就教材的具体内容进行拓展,穿插一些国内外的新闻,这样可以做到讲课新颖,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政治教师需要巧用社会热点,利用社会热点创设生活化的教学环境,让具体的生活化环境激发高中生探究的热情和动力。在此过程中教师需要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把具体的社会热点和学习情况相结合,提高政治课堂的教学效率。 例如:在讲解“中国的外交活动”时,政治教师可以结合近年来的外交活动进行具体讲解,这样就可以把抽象的知识化为形象的知识,加深高中生对政治知识的理解。高一、高二处在接受新知识的阶段,Kechengyujiaoxue课程与教学因此,政治教师需要注重把政治知识与社会生活相结合,在学生较容易接受新知识的阶段,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帮助学生对政治知识有一定深层次的理解。又如:在讲解公民责任和权利时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具体的生活材料,借助材料帮助学生记忆公民的具体权利以及让学生了解到公民需要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权利。“2015年3月16日《检察日报》有这样一则新闻,标题是《落马贪官刘铁男》:‘我怎么会堕落成这样呢?’”教师在讲解公民权利和政府责任义务时可以借用中国现阶段反腐新闻,来告知学生公民行使权利需要在法律的范围内,而政府权力的行使会受到监督。教师通过在教学活动中插入社会新闻可以拓宽高中生的视野,还可以引导高中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开展生活化的教学活动 虽然课堂是政治教学的主要阵地,但是如果学生长时间处在封闭的空间内学习,那么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因此,政治教师需要把课堂延伸到室外,通过开展生活化的实践活动,启发高中生的思维,锻炼高中生的政治实践能力。教师可以多开展一些例如参观、访问、社会调查等实践活动,真正让学生把知识落实到实践活动中,不断提高高中生的社会实践能力。高中是学习的重要阶段,在传统政治教学模式下,政治教师片面强调学生的成绩,用成绩作为衡量学生学习能力的标准,在政治教学中忽略学生的感受,只是一味地强迫学生接受知识,并不在乎学生是否真正地理解知识。在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下,学生的自主性无法发挥,长此下去会降低学生对政治的学习兴趣。因此,教师需要寻找合适的教学方法,多用实践活动带动高中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摆脱课堂沉闷的氛围,在社会实践或者具体活动中感受政治知识的魅力。政治教师可以在学生寒暑假时期,为学生布置实际任务而不是书面作业,这样会创新预留作业的形式,让学生在缓解学习压力的同时升华知识。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去西柏坡,看看革命起源的地方,感受一下国家领导人的居住环境,让学生在此基础上结合建党90周年,从政治生活的角度说说如何为中国共产党献上自己的祝福。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可以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学生可以在新颖的作业模式下找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还可以在实践中夯实自己的理论知识,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三、创新生活化的教学方法 与社会生活的有机融合还需要教师创新生活化的教学方法。传统的政治教学方法已经不适合时展的潮流,终将被社会淘汰。因此,政治教师需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结合时展的进程和教育变革的需要制定生活化的教学方法,使教学方法更适合高中生的发展,更符合当代政治教学的要求。为了使政治教学贴近高中生的生活,教师需要在课堂上穿插一些生活化的提问环节,让学生根据教师的提问回答问题。教师需要搜寻具体的问题进行提问,选择贴近学生生活的问题,而不是“假、大、空”不切实际的问题。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在课堂上增加一些与学生互动的环节,在与学生互动中与学生形成良好的关系,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在提高教学效率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总之,政治教师应该在教育变革的大背景下创新自己的教学模式,选择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使政治教学与社会生活进行有机融合,让高中生把高中政治课当作一种愉快的课程,感受政治课程的魅力,然后提高自己对政治课的兴趣,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 作者:陈晔红 单位:江苏省苏州市第五中学 社会生活论文: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危机与道德重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传统发展模式到现代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成效。相对来说,上层建筑方面,道德建设由单一格局发展到多样化,使得道德观念发展过程中总会和传统道德规范、行为习惯产生矛盾和冲突。由此来看,社会道德状况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范。如何正确看待我国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危机,进行道德重建工作,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道德危机的实质和标准 (一)道德危机的实质道德危机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原有道德失范、道德评价标准多样化,在人们的内心表现为不安和困惑。据20世纪90年代的一项权威调查显示,调查对象中“没有信仰”的人占36.09%,如果把“曾有过信仰”的人视为“当前已经没有信仰”,那么这个数字会达到58.33%。[2]所以,道德危机在当今社会已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并非杞人忧天,而有充足的证据。 (二)衡量社会是否存在道德危机的标准评价社会是否存在道德危机的主要标准包括:(1)道德体系自身标准受到冲击。(2)道德语言和行为不相符。诚信缺失作为社会道德的一种显性体现,一系列的商品造假,使人们无法相信事物的真实性。例如,老年人不小心摔倒,如果无人帮助,会认为这是没有道德的表现,因为助人为乐是一种美德;若有人帮助,又害怕其家人诬告或讹诈,这种“是否帮助他人”的内心挣扎就是道德语言与道德行为不相符的体现。(3)道德信念不坚定。一些人的价值观只趋向于金钱、权力、奢侈、腐朽,使得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到处蔓延滋生。因此,道德无用论使得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发生扭曲。 二、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危机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种转型带来的一个主要变化是个人主体性不断增强和个人利益最大化,每个人不再只以社会人或家庭人而存在,而主要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而存在。因此,个人品德所反映的就是一定社会关系所规定的道德原则在个体思想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特征。 (一)社会公德的缺失社会公德,即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公德包括人在社会交往、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表现,具有普遍性的特征,是人类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最低层次的道德要求,但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公德缺失现象却如此普遍,插队、乱穿马路、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比比皆是。 (二)家庭伦理道德的演变家庭道德渗透于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国外思想涌入中国,受多种文化的影响,中国的传统家庭道德也出现一些不和谐的现象。(三)职业道德的迷失在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下,由于人们过分追求商品经济利益最大化,导致整个社会的职业道德出现严重偏差,一些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良知,违反职业道德规范,导致我国职业道德出现众多问题。 三、我国社会出现道德危机的原因 本文主要从社会宏观背景,以道德表现的三大领域为指向,展开对道德危机出现原因的探析。 (一)经济原因现在,拜金主义、钱权主义等价值观支配和占据着众多民众的内心。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走向完善,在这一转型期内,诚信道德缺失问题比较严重。长期以来,人们受到市场经济“效率至上”的影响,无法明晰自身承担的社会责任,不能对广大消费者负责;受“私德”的影响,注重个人利益和个性张扬,不会考虑公共道德的约束规范;受强权的影响,无法肩负起个人责任,不能履行应尽的义务。上述情况最终导致个人利益和权力凌驾在他人、集体和社会利益之上,为使个人利益最大化将会不择手段。 (二)政治原因在现代社会,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建立相对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使社会的各种资源在全社会的各个阶层尽量得到合理分配。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政府的足够重视,那么公众的趋利能量就不能有一个正当的宣泄渠道,就会出现分配不公、社会心理失衡和社会落差巨大的情况。 (三)文化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逐渐失去约束力,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分化使以前统一的规范解体。旧的社会道德和价值体系解体后,并没有出现新的被人们共同认可的规范,这就会导致人们精神空虚,让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状态。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不断涌入我国,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民主观念、科学技术,这对我国改革推进具有一定的激发性,但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也会给我国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如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当腐朽观念与传统中国文化中的落后内容一并被认同后,便会诱发道德滑坡。 (四)社会原因道德境界中最崇高的境界是只讲奉献,不求回报。我们也会常常通过媒体报道看到一些助人为乐者并未获得社会肯定,反而受到社会打击。在这一社会中,赏善罚恶被人们当作评价社会道德优劣的标准,但当社会出现赏罚错位现象时,就会体现出社会不公的一面,极有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导致个人道德信仰动摇。 (五)教育原因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就在于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而思想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道德教育。良好的道德表现不仅是社会对个人的要求和愿望,也是每个人在学习、工作、生活中的需求。然而,长期以来,我国道德教育存在诸多问题。例如,重视整体利益,忽视个人价值和利益;重视教育者的主导地位,忽视受教育者的主导地位;重视道德教育,忽视社会实践;重视科技教育,忽视人文教育。这种道德教育也是造成道德危机的重要原因。 四、道德重建的对策研究 道德重建不是对现有道德现状进行简单的完善和再建,而是构建形成一种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具有现实性的道德内容。道德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社会生活中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仅靠单方面的措施无法完成这个系统工程,因此,应全方位、多层次地进行道德重建。 (一)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重道德重建,在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方面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市场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平等,这就意味着市场活动的参与者是平等自由的个体。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沿着健康、合理的轨道发展和道德重建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市场经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理性和非理性逐利,因此,在发展经济过程中要注意引导经济的理性发展。因为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市场,而是为了人民之所需,为了科学的发展。最后,市场经济发展的变动性和道德信仰的相对性之间的矛盾应注意给予调节,因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对经济环境具有人为操作性,所以要控制人们的趋利心理。 (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在民主社会中,首先要做到政治民主,开拓人的视野,激发灵感。而专治会带来人们思想的僵固,使人愚昧无知,打消人们的积极性,堵塞道德功能的发挥。法律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它可以消除人们有法不依的主观随意性,给人类社会提出具体的规范准则,运用强制手段消除危害社会的行为,增强社会信誉度,维护社会秩序,特别是对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个人的不道德行为,应运用法律规范。只有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道德重建的实现才会成为可能。 (三)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建立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在道德重建工作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坚持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开展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等行为规范。其次,坚持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指导,形成多样化的文化氛围,达成社会共识。应对中国传统文化科学地批判和吸收,对世界各民族的优良伦理道德科学地借鉴,这些文明成果能够形成道德重建的价值根基,建立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新型道德秩序,形成和谐、稳定和健康的社会环境。 (四)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公民自律以思想道德教育为依托,弘扬自我道德行为。首先,从思想道德教育对象来看,接受道德教育者包括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成年人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主认识社会,而未成年人还须在心理和身体上不断被塑造。其次,道德教育强调言传身教。当前一些道德在社会实践中只被当作一种形式来执行。造成这种结果,主要是因为道德教育实施方式上的局限性,应让道德教育可以反映在人们的实践中,自觉自愿地接受道德规范,采取自下而上、由内到外的道德灌输方式,在无形中自发实施规范的道德行为。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大国,面临的危机不只是经济、政治危机,道德危机也在影响着中国发展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对国家软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的不断增强,我们应高度重视道德重建工作,提高全民的综合素质,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型道德要求,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作者:宋阿娟 单位:西安理工大学 思政部 社会生活论文:女性的政治参与和社会生活讨论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女性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她们担负着种族繁衍的任务,并和男性一起创造着历史,共同推动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然而,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由于男性掌握着各种权力和社会资源,女性成了男性的附属品,从政治活动到经济生活;从文化观念到法律制度;从社会体制到家庭关系,无不浸透着“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而在此过程中,也有中国女性抗争男权文化的典型代表,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独立结合起来。鸦片战争以后,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逐渐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他们忧国忧民,并积极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与此同时,鸦片战争也使中国的大门洞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男女平等思想也逐渐传入我国,并启发了知识分子重新考虑女性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呼吁政治变革的同时,对束缚女性的封建礼教进行批判,他们主张通过参加反帝斗争、兴办女学、废除妇女缠足等形式逐步实现男女平等,并把妇女解放和救亡图存、强国保种联系在一起,由此揭开了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近代以来,辽宁地区的妇女运动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一、参加反帝斗争 早在18世纪,英、美、俄等国就向辽宁的锦州、营口、盖平(今盖州市)、岫岩等地倾销鸦片,以获取暴利。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舰队曾在复县长兴岛以南和金州一带海面出没,骚扰掠夺渤海沿岸和辽东半岛。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侵占大连湾后,拆毁民房,抢夺百姓的粮食、牲畜等。甲午中日战争时期,日军入侵了九连城、安东(今丹东)、凤城、宽甸等地,后来又在庄河市花园口登陆,偷袭金州,侵占大连、旅顺,日军所到之处,强奸妇女,洗劫财物,并在旅顺屠杀居民2万人。面对日军的暴行,手无寸铁的当地妇女为保全名节,以结束生命的形式表达了对日军的反抗,如“金州城内西南城根曲氏一家10名妇女(成年妇女7人,女孩3人)为避日军凌辱,一起投井自尽。” 她们的后人为铭记先人,不忘国耻,将其投身的井命名为曲氏井。清末民初,辽宁地区在近代化进程的大趋势下,民众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尽管,这10名妇女投井的行为验证了千百年来男权文化对女性贞洁意识作用的结果,但其行为本身客观上也说明了女性用实际行动反抗侵略的坚强决心和意志。19世纪中叶,俄国侵占了我国北方的大片领土。1896年,俄国攫取了东省铁路(又称中东铁路、东清铁路)的修筑、经营、运送军队等特权。1900年,俄国以保护正在修筑的东省铁路为由,出兵6路,大举入侵我国东北地区。其中有两路军直犯辽宁,一路进攻旅顺、盖平(今盖州市)、营口、辽阳、盛京(今沈阳);一路由参加八国联军的部分俄军组成,从天津经山海关进攻锦州。入侵的俄军,对辽宁民众进行烧杀抢掠,据相关文献记载,“仅在海城牛庄一带,侵略军一次就用马刀砍杀了逃难的中国民众几千人。” 面对俄国的侵略行为,辽宁妇女和其他民众一起,纷纷奋起抗击。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延伸到辽宁,到五六月份时,盛京(今沈阳)、辽阳、铁岭、营口、锦州、朝阳、安东(今丹东)等地的广大妇女纷纷参加了义和团的“红灯照”。她们和其他义和团成员一起,烧教堂、扒铁路、捣毁俄国设立的铁路公司,并到处贴揭帖,号召民众行动起来,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领土。其中“,铁岭‘红灯照’李孀氏率一千多名团员,攻打并焚毁了龙首山脚下的天主教堂和东关的耶稣教堂。”后来,随着义和团运动被国内外势力的联合绞杀,在辽宁兴起半年多的义和团运动也随之失败了。尽管,辽宁妇女参加的义和团反帝斗争如烧教堂、扒铁路等行为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但其抗击行为客观上也反映出当地普通妇女最朴素的爱国情怀。 二、女学运动的兴起 近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动荡、变革的时代,在萌发于中国内部的先进力量和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巨大推动下,中国逐渐走上了近代化的历程,并由此带来了女性近代化的发展。妇女解放也和强国保种、民族独立联系在一起。近代女学的兴起,使女性接受教育成为可能,而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女性近代化的发展。中国近代女学的发端,是从戊戌维新时期开始的,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积极倡导下,1897年,以谭嗣同之妻李闰、康广仁之妻黄谨娱为倡导理事,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个以女子为主体的学会组织———中国女学会。1898年,梁启超协助国人在上海创办了第一所女学堂———中国女学堂。同年,中国近代第一份女子报刊———《女学报》创刊,由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和梁启超的妻子李惠仙等人担任主编。维新派关于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思想观点以及身体力行的行为,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为清末民初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1905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教育逐渐被官方倡导,1907年,清政府颁布《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此后,女学逐渐兴办起来。但当时的女学,男女比例差距是很大的,“据1907年统计,当时有女子初等学校391所,有女学生11936人,男女学生人数相差很大,其比例为49:1。” 辽宁地区的女学以教会创办的女子私塾为起点,1907年,英国教会将在1901年小津桥开办的女子私塾改名为坤光女学堂。而随着官方教育体制的改革和维新派人士的倡导,辽宁地区的女学也逐渐有所发展,“在盛京,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官立女子一小(南关)、二小(北关)和私立淑慎女学创立;大北关官立模范小学招收女生1个班;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官立女子师范学堂成立。”清宣统三年(1911),营口、安东(今丹东)、辽阳、岫岩等地相继建立女子小学堂。同年,奉天女校、辽阳女子师范学堂、铁岭清真女学堂相继开学。当时,女学的课程设置仍然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为主,注重缝纫、刺绣等。女子小学设家事一课,女子中学设园艺一课。1918年,旅顺师范学堂成立,并率先男女同校。而直到1928年,东北大学才开始招收女生,至此,女性才有机会进入高等院校。此外“,20世纪初,奉天省每年有十多名女学生留洋,去日本女子实践学校学习。”辽宁地区女校的兴起,使女子教育成为可能,对于培养知识女性,推动辽宁地区妇女运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废缠足运动的发展 关于缠足的起源,众说纷纭,一般以南唐后主李煜让其妃子娘缠足始,大致到了南宋时期,缠足习俗在民间逐渐流行起来。近代废缠足运动始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这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需要。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维新派把其和民族独立结合起来,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民权平等为思想武器,揭露和控诉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和摧残,初步提出男女平等的思想主张。康有为在其代表作《大同书》里对压迫女性的封建伦理纲常进行了批判,主张男女平等,并提出女子应同男子平等享受教育权。他认为妇女应该自立,并得到自由,如压制女子,则“损人权,轻天民,悖公理,失公益,于义不顺,于事不宜。”他把妇女缠足和民族发展结合起来,“今中国两万万女子,世世永永,婴此刖刑,中国四万万人民,世世永永,传此弱种,于保民非荣,于仁政大伤。”康有为不但在理论上积极创作,在实践上也大胆尝试,他与其弟在广州创立不缠足会,号召乡间妇女不缠足,其女儿康同薇、康同璧成为直接的受益者。中华民国成立后,官方发出了禁止缠足的法令,并得到社会各界和地方政府的支持。而辽宁的废缠足运动也在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逐渐开展起来,如1911年,奉天女校设立了天足会。官方也积极倡导放足,如1912年,安东县政府贴出布告,要求“缠足者速行舒放,未缠者任其自由。” 同年,安东女学成立女子天足会,营口的淑慎女学堂校长姚幽兰也在这一年组织女子天足会,并劝导女子入会。但由于缠足陋俗积习较深,加之辽宁地区相对偏远,宣传力度不够,放足运动发展迟缓,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辽宁地区仍然有缠足的陋俗存在,如1931年“盖平县政府仍将禁止妇女缠足纳入县政计划,规定分劝导、解放、检查、处罚四期进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辽宁地区才最终根除了这一陋习。 四、结语 总之,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是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思想之一,它所提倡的“天赋人权”、男女平等思想引领了一批近代中国女性投身到革命的历史洪流中。可以说,在中国女性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清末民初的女性是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承前启后位置上的。一方面,清末民初的女性仍然生活在“男尊女卑”传统文化的束缚中;另一方面,由于近代社会结构的变迁又使清末民初的妇女运动始终和民族独立、阶级解放联系在一起。但对于地域相对偏远的辽宁来说,由于交通的不便,信息的不发达,文明之风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影响到这些地区。特别是对于辽宁地区的普通女性来说,由于受教育程度的匮乏,其所进行的反帝斗争,参加女学运动和废缠足运动也都是在一种被动的状态下进行的,还没有形成自觉的女性群体意识,尽管如此,其行为本身对于推动辽宁地区近代妇女运动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深远意义。 作者:黄巍 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 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 社会生活论文:泰国色彩在社会生活讨论中的运用 一、泰国人对色彩的认知来源及特点 1.地理环境对泰国人认知色彩的影响泰国是一个接近赤道的国家,其动物、植物等物种具有多样性,这给泰国的自然风光和社会生活带来了丰富的色彩。泰国素有“水果王国”的美誉。这里不仅水果品种繁多,其颜色更是五彩斑斓,如黄色的有榴莲、罗沙果、水仙芒、龙宫果、泰国枇杷芒、菠萝、皇帝蕉等,红色的有火龙果、红毛丹、莲雾、荔枝、百香果、酸溜果、蛇皮果,绿色的有白蜜柚、释迦果,棕褐色的有甜角、罗沙果,米白色的有人参果,紫色的有山竹、牛油果等。 2.人文历史对泰国人认知色彩的影响古代印度有“九曜”之说,即指太阳、月亮、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罗与计都9个天体。泰国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发展出自己的“七彩文化”:每周7天,各对应一颗星,并由一位神守护,颜色也就不一样。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是以曼谷王朝第五世国王名字命名的。五世王生于星期二,所以朱拉隆功大学象征色就选定粉红色。曼谷的轻轨线是以颜色命名的,分别称为红色、紫色、蓝色、绿色捷运线等。普密蓬•阿杜德国王生日在星期一,代表色是黄色,所以与国王相关的活动庆典会场布置、相关纪念物品等都是明黄色调。王后生于星期六,代表色是紫红,与王后相关的活动则挂满紫红色的旗帜。 3.泰国色彩的特点泰国色彩具有纯度较高、明度对比强烈、色相运用丰富、冷暖色调对比和谐统一的特点。其色彩的表现还具有象征性、浪漫性、装饰性的特点。这些色彩特点在泰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有所体现。色彩是反映情感的一个重要元素,由此反衬出泰国的民族具有坚韧、热情、活泼、乐观、理想、纯洁等性格特征。 二、泰国色彩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 1.泰国服饰色彩绚丽多彩的泰国服饰在泰国社会生活中也是随处可见。由于受到“七彩文化”的影响,自星期日开始,红、黄、粉红、绿、橙、淡蓝和紫红色每周7天按序排列而来。对于套装服饰,女性服饰下装的腰部和脚踝处会出现对比色、邻近色以及精美的纹样图案。当上衣为纯色,下装为深色,则腰部或者肩部的纱丽会用纯度较高的亮色图案进行点缀装饰。 2.泰国手工艺品色彩泰国的手工艺品名闻遐迩,深受海内外游客的喜爱。这不仅因为它精湛的技艺,还有它本身色彩搭配而带来的美感。夺目的黑色和金黄色图案使漆器极具魅力并且光彩照人,柚木色或者胡桃木色再配上金黄色的佛头和深红色的底纹图案,这种色相及明暗对比使人从视觉上对色彩获得直观性与意象性的美感。泰丝以手工织制驰名世界,质地轻柔,色彩艳丽,图案设计也富于变化。这种极具东方特色的织物,更是运用多种方法来表现颜色:有同类色的和谐与统一,有邻近色的韵律与变化,有对比色的鲜艳与饱和,在视觉效果上形成丰富多彩的装饰情调,从情感上增强了观赏者的视觉感知。 3.泰国交通工具色彩在首都曼谷的大街小巷,你可以看到五颜六色的出租车,充满了乐趣,像是各种律动的音符。就连车顶的内部都用多彩的颜色装饰,有嫩嫩的粉色、耀眼的大红色、娇滴滴的玫红色、金灿灿的黄色、海阔天空的天蓝色,还有运用双色混搭,把明快、热烈的色调渲染到每一个角落,就像是一道绚丽的彩虹,让这座城市如此美丽多彩。 4.泰国宫殿建筑色彩泰国人民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宫殿建筑风格,即多层的屋顶、高耸的塔尖,用瓷片、彩色玻璃、木雕、陶瓷马赛克、珍珠等镶嵌装饰。以泰国大皇宫为例,大皇宫的屋顶以分段遁落式建造,屋顶色彩采用对比色进行装饰;运用红色系中的橘红色进行大面积铺装,象征着希望、生命等;运用绿色系中的墨绿色来装饰周围的边框,或倒反过来的绿面红框装饰屋顶,象征着和平、青春、宁静等。还有,或简单高洁白色的墙面,绚丽多彩的宫殿墙面;在大片黄色的玻璃墙面上装点着小片湖蓝色的玻璃,并拼装成莲花等装饰性图案,再运用点、线、面等元素相结合构成菱形线条的造型,使得大面积的墙体充满着时尚感与设计感;鱼鳞状的彩色玻璃在阳光照射下,光晶璀璨。窗户部分运用金黄色的窗套,金色的陶瓷马赛克、少面积黑色的镶框、金色佛像,加上青莲色点缀装饰,构成金色谱的色彩图样组合。还有用天蓝色瓷片、紫红色釉面陶瓷墙砖,与蓝绿色和紫罗兰色的陶瓷马赛克等材料结合,运用“线”元素构成菱形线条造型,以线的灵活表现突出其装饰情调;运用“点”元素,依靠“点”面积的大小、疏密、形状的对比来制造不同的装饰格调。立柱的四个面运用金黄色玻璃装饰且金色中点缀着蓝、绿、白色,中间位置则采用红、白、翠绿、中绿等颜色玻璃,以及陶瓷马赛克等材质,以同样的设计方法和同样的造型与墙面相呼应,形成丰富与统一、对比与协调的视觉效果。宫殿台基部分则用艺术砖、彩色釉面陶瓷墙砖,以及蓝、红、黄色玻璃和瓷片等材质,绘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动物植物图案,给宫殿建筑增添灵气。 三、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色彩这个日益重要的视觉元素不仅具有更多的情感意义,还为社会带来更佳的经济效益。泰国色彩的丰富性使泰国在手工艺品、服饰、建筑、美食等领域扩大其经济效应并为旅游行业增加其附加值。泰国色彩遵循“丰富与统一、对比与协调”的原则,是整个东南亚色彩的缩影。泰国色彩的饱和度高、色相丰富、明度高、冷暖对比强烈,加之在建筑中运用瓷片、彩色玻璃、彩色釉面陶瓷砖、陶瓷马赛克等装饰建筑新型材料,对于我国建筑装饰设计及其他艺术设计领域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了解其色彩特点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成功运用,对我国乃至整个亚洲的色彩创新会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作者:张淑维 单位: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社会生活论文:魏晋墓画的经济社会生活反映 《丝绸之路杂志》2015年第九期 一、兴旺的畜牧景象 在表现畜牧业的题材中,牧牛与牧羊也是重要内容。牛不仅广泛用于农耕和运输,也是重要的肉食来源。河西魏晋墓壁画中大约有十余幅牧牛的场面,每幅画面上绘有牛3~7头。从外形看,有大牛、小牛,有低头吃草的牛、昂首行进的牛和奔驰的牛。从颜色看,有黄牛、黑牛和花牛。如新城5号墓前室东壁的牧牛图中绘有一牧牛人,右手持弓,左手握箭,注视着前面的7头牛,似乎在吆喝着牛群。此外,壁画中还有很多牛车图像,其中的露车一般多用来载物负重,贫民也有乘坐露车的现象。在有牧人的情况下,牛与羊往往共同出现在一个画面中,以新城1号墓和西沟墓出土的放牧图画像砖为例,在这两组画面中。牧人仅占画面的最边缘,却以大量的篇幅来表现牲畜的数量,这种情况其实就突出表现放牧这样一个主题。在新城1、5、6、7号墓室中都有描绘放养大量牲畜和大型牧场的壁画。典型代表为1号墓编号为32的放牧图:2头牛、12只羊,牧官手持皮鞭,还有朱红色“牧畜”字样,生动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牛羊成群的情景。通过此图可以看出魏晋时期河西地区经济的发达以及水草的茂盛。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养鸡业已形成一定规模。新城6号墓壁画中绘有10只鸡,不仅有母鸡,而且还有几只羽毛丰满的公鸡。3号墓编号为38的养鸡图中,画1只公鸡、4只母鸡。公鸡挺胸阔步,母鸡们小步跟随,俨然人间一夫多妻的景象。 公鸡显现出它出身于富贵人家、洋洋得意的样子。4只母鸡则随着与公鸡的位置不同,姿态也不尽相同(图8)。除了马、牛、羊、猪外,画像砖中还出现有狗、骆驼等经人驯养的动物。在河西魏晋墓画像砖中,骆驼一般都是双峰驼。高闸沟魏晋墓出土的一块画像砖画的是在一棵大树下,一只双峰驼和一头驴在树下乘凉。表明当时河西地区已经蓄养了一定数量的骆驼,并用它进行长途运输或作为其他用途。新城5号墓一画像砖活灵活现地展现了一条狂吠不已、几欲挣脱锁链的看家犬;另一砖画则表现的是在一座房前,一条龇牙的恶犬,在主人的吆喝及鞭子的威慑下,乖乖地蹲于地上,但仍然目视前方作跃跃欲试状。狗的描绘反映出六畜之一的犬在主人家的重要角色:既可以看家护院,又可以消遣娱乐,是人不可缺少的动物朋友和生活伙伴。狩猎的场面在画像砖中出现的比例很高,既有表现豪强地主围猎的壮观场景,也有表现猎手单人单骑百步穿杨本领的画面,还有只画出猎物惊恐逃窜并无猎人的情景。新城1号墓前室北壁就有两幅相关的画面表现围猎的情景,前面一幅三猎人张弓搭箭,返身施射逃兽,而后面一幅是三猎人围堵的场面。新城4号墓一幅射鹿图,策马疾驰的猎人作张弓状,而箭已射中正在逃窜的鹿身,活灵活现地表现了猎手高超的本领。新城7号墓两画像砖则分别描绘了放鹰扑兔和猎犬逐兽的场景。在这些表现狩猎的画像砖中,凡是单人单骑射猎的画面,几乎被逐的动物都已中矢,反映了当时对狩猎技艺的重视(图9)。 二、兴盛的蚕桑、酿造图景 河西魏晋墓中,有大量关于蚕桑业的壁画,形象地反映了魏晋时期河西地区桑养业兴盛的历史。墓画中桑园、采桑、护桑、蚕茧、丝束、绢帛等图幅应有尽有,而且还有蚕桑丝织工具图。画中有采桑女在树下采桑,有童子在桑园门外扬杆轰赶飞落桑林的乌鸦;采桑的妇女既有服饰较好、长衣曳地的贵妇,又有短衣赤足的婢女;画中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画面上桑树枝叶茂密,桑椹累累,且排列有序,为人工精心培育的桑园。观其树形以及树高和采桑人身高比例(妇女站立采桑,童子站立采桑,树上挂筐采桑,甚至跪坐采桑)可知,这些桑树多是质地好且低矮易采的地桑。采桑护桑图中一位婀娜贤淑的女子提篮采桑,一位英俊年少的男子拉弓射箭保护桑林,生动地描绘了魏晋时期男耕女织的安定生活(图10)。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种桑养蚕和缫丝纺织技术的国家。春秋时期,亦有“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产区扩至西北。《晋书•张轨传》载,西晋凉州刺史张轨“课农桑”,明确提及蚕桑业。西凉蚕丝生产仍受重视,西凉时期主簿氾称曾上疏谏曰“:后宫嫔妃、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劝蚕绩,以清俭素德为荣,息兹奢靡之费,百姓租税,专拟军国。”由上疏内容可知当时妇女授田应多为桑田“,蚕绩”为其主要劳作。北魏时期,河西地区蚕丝业依然兴盛。丝织品中“,凉州绯色,天下之最”。 新城1号墓后室南壁上绘有8幅绢帛图,每幅中间均绘蚕茧,左右各画绢帛数卷,其中两幅各绘两条丝束,一幅所画数卷绢帛上方饰有日月状饰物,一幅将绢帛数卷与挂有衣服的衣架画在一起。3号墓中室东壁和后室北壁的三幅画中两侧亦绘数卷绢帛。4号墓后室南壁上几幅显示墓主人财富及其家庭日常用具的画中,6幅画面的两侧绘数卷绢帛,4幅画中绘有丝束,1幅画中还绘有满置蚕茧的高足盘,说明丝帛的多少已成为当时衡量财富的重要标志。5号墓前室西壁3幅画中绘蚕茧和丝束,1幅画中绘布帛二卷,还有1幅画绘蚕笼与蚕茧。6号墓前室东壁、北壁和中室南壁各画布帛一捆,后室南壁画布帛4幅,中室东壁、南壁、西壁和后室南壁共画丝束12幅。7号墓后室南壁14幅画中均绘布帛二卷,12幅画绘有丝束。12号墓后室后壁画有7幅布帛、5幅丝束。13号墓后室后壁有5幅布帛、10幅丝束。画面所见养蚕、缫丝的工器具有高足盘、扁笼、方盒、锅、鐎斗、奁、笊篱等。整个墓画中专绘采桑、蚕茧、丝帛以及蚕丝工器具的画面计有140幅。说明当时蚕丝业生产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河西魏晋墓壁画均出自当地民间画工之手,桑蚕丝帛画面,绝非外来情景的搬置,而是魏晋时期河西蚕桑业兴旺发达的真实写照。魏晋墓中还先后出土20多件丝绸残片,为衣服衬里、衣面、领口、垫肩、裙带、云耳以及招幡等的残件。质地有绢、绮、锦等,颜色有浅红、浅灰和淡黄色,花纹多为“八”字形和菱形,图案多系套色印染,其织造、印染技术堪称上乘,可与中原地区的丝织品媲美。河西魏晋墓壁画中,有不少大中型的缸瓮之类陶器,出现了酿醋、酿酒图。大量的滤醋、温酒情节和宴饮场面,反映了魏晋时期酒泉发达的酿造业。新城3号墓前室东壁砖墙上有一幅滤醋图,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酿造器具、原料和工艺过程。画面上有一长条案子,案上放三陶罐,案下有两盆,陶罐上有流孔,有液体(醋)从罐中流出,注于案下的盆中。案上另外一陶罐可能是用来盛水的。新城魏晋壁画墓出土的随葬品中,还有一种灰陶滤罐,罐的下部有一滤孔,与图中所绘陶罐相似。高闸沟晋墓、西沟5号、7号墓也绘有8幅滤醋图,真实地再现了古代酿醋的场景 三、丰富的社会生活画面 河西酒泉魏墓画有大量反应社会生活的画面,如表现百姓日常生活的宰杀、切肉、揉面、烧火、烤羊肉串、井饮、宴饮、蒸馍、烤饼、炊具等。这些画面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示了当时酒泉百姓安居乐业和舒适恬静的生活。在西沟、崔家南湾、丁家闸、高闸沟、新城出土的墓葬彩绘砖画中,均有许多庖厨宴饮的图画,其中宰杀猪、牛、羊、鸡等动物的画面有数十幅。这些屠宰图间接地反映了畜牧业的兴旺以及人们食物结构的变化。牛、猪、羊、鸡是当时主要的肉食来源。墓砖画中,猪、羊、牛、鸡等动物的屠宰方式各有不同。屠牛图均用锤击方法击杀牛,而牛都像是已知将死,极力向后挣脱。新城3号墓前室东壁、5号墓前室西壁、6号墓前室东壁、13号墓前室东壁,均绘有庖丁手持铁锤右手牵牛准备屠宰的场景,4号墓前室西壁绘有一庖丁持刀宰牛的图像。果园西沟7号墓前室东壁,西沟4号墓、西沟5号墓北壁均绘有一庖丁右手牵牛,左手举锤,向牛头砸去的图像。羊一般是倒悬,前后各一条腿被缚于两根立柱上,往往还处在挣扎状态,屠夫即已开膛活剥。如高闸沟出土的一块画像砖描绘的是一手持尖刀的屠夫,解剖被屠之羊,血顺着羊头淌落一地,旁边的架上挂满了割下的羊肉,场面十分血腥。新城1号墓前室南壁和前室北壁均绘有一幅庖丁宰羊图。羊四足倒悬,下置一盆盛皿,一庖丁正牵羊准备宰杀。3号墓的中室西壁、4号墓前室西壁、5号墓前室北壁西侧、6号墓前室东壁,均有绘有宰羊图,画面绘有庖丁持刀准备屠宰一只四足倒悬的羊。高闸沟和西沟4号、5号晋墓砖画中,各绘有一只羊挂在木架上,一屠夫持刀剥皮的图像(图12)。猪的杀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从头部亦即从颈部开膛剖肚,一种是从尾部刺杀。如新城7号墓一画像砖中将一只黑毛猪倒置于案上,屠夫手持尖刀刺向猪的颈部;而新城1号墓的宰猪图则描绘的是一幅十分有趣的画面:一头龇牙咧嘴的大肥猪四肢伸展,卧伏在倒了一条腿的案上,屠夫手持尖刀欲刺向猪的肛门,正应了民间的俗语“,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招”。 还有一种常见的画面是杀鸡,其表现形式是妇女手拎鸡脖,在盆中作拔除鸡毛和清洗状。新城6号墓前室东壁的一块砖描绘的就是这样一幅烫鸡图:两名妇女相向而跪,面前各置一盆,画面右侧的手脚利索,鸡毛已经褪尽,左侧的仍在全神贯注工作之中。西沟魏晋墓一画像砖,表现两妇人烫鸡做饭的情景。两妇人均高绾发髻,上穿红色圆领上衣,下着浅灰色长裙。左边妇人双手拿着已被杀死的鸡往地上陶盆中按下,准备烫鸡拔毛清洗。右边妇人亦双手撑在一陶盆中,似乎在用力揉面,看来一顿美餐即将做成。新城5号墓前室西壁、7号墓中室东壁和中室西壁,均绘有二庖女相对跪坐,各在盆内烫鸡拔毛。西沟7号墓绘有一女庖在清洗一只刚被杀的鸡。西沟4号墓绘有一男庖,左手提一只鸡,正欲烫洗拔毛(图13)。 以上对牛、羊、猪、鸡等的宰杀和剥剖洗濯的种种场面,生活气息十分浓厚。宰杀好像都在室外进行,而室内大都以灶为主体,种种饮食活动非常丰富。同时,还可以见到壁上成行排列、用挂钩悬挂的肉条,这也许是腌制的肉,就是今天火腿的滥觞,说明魏晋时期河西一带肉类腌制已很普遍。从砖画上杀猪宰羊等情景看,人们日常生活中肉食的种类丰富,吃牛、羊、猪、鸡等是平常之事。画像砖中详尽描绘了人们各种炊事活动及进食场景。新城八座彩绘砖画墓中出土庖厨的画面达百余幅。如3、4、5、6、7、13号的墓葬彩绘砖画的画面,均表现有一座炉灶,体积较大,呈方体,并筑有隔烟的火墙和排烟通道。这种形式的灶,当时在河西地区很流行,甚至今天,还有不少农家使用这种古老样式的灶。画面一般在灶前也绘有一庖女,双腿跪地而坐,灶上放一钵正在煮食。庖女身着交领红衣,头梳双环发鬓,左手持烧火棍,灶膛的红色火焰正往灶门外喷。果园西沟7号墓绘有一庖女头梳高鬓,身着圆领红色衣衫,下穿长裙子正在灶前煮食,她左手持棍拨火,形象十分生动。新城6号墓前室东壁,绘有一幅烤羊肉串的图像,画面中一女子手持带柄的三股叉,叉上串有肉块;另一女子双腿跪坐在火盆前,正在烤肉。在北壁西侧和西壁右侧绘有多幅进食图,画面均表现仆人手持长柄三股铁叉的羊肉串,递给主人。最具河西特点的是烤肉,除了像城6号墓的烤肉图直接表现的饮食场景外,画像砖中大量出现的烤肉叉也从另一个方面强调了这种饮食方式的普遍存在。1号墓中也绘有一仆人在烤肉;另一幅绘有一男主人坐于榻上,手持一把扇子,前面有一男仆正在把羊肉串递给主人。7号墓中绘有两女子席地跪坐,中间一张小桌,右侧一女子右手持一长柄三股铁叉,她们正在宴饮。5号墓中室绘有孩童手持羊肉串的图像。酒泉高闸沟晋墓画像砖中,也有一幅绘有一女仆手持羊肉串的画面。和面做饭的画面(图14)在魏晋墓壁画中很普遍。新城1号墓前室东壁、3号墓前室西壁西侧、7号墓中室北壁,均绘有一庖女用缸揉面的图像。西沟7号墓绘有一头梳鬓、着长裙的庖女,高挽衣袖,双手在陶盆中揉面的图像。酒泉墓葬彩绘砖画所表现的庖女盆中揉面,其揉面的姿态已与今天没什么区别,可见面食当时已成为河西地区民间的主要食物。面粉制作食物主要的方法是微火烧烤与大火煮食。新城6号墓中室北壁西侧,有一幅厨师蒸饼图像。画面是一厨师持擀杖在案上制饼,右侧一庖女正包馅,左边放置五层蒸笼,笼上放有正待蒸之饼。据文献记载,魏晋时期制作的蒸饼形状是圆的,饼上嵌有枣子,饼内包有肉馅。新城3号墓前室西壁、5号墓前室东壁、4号墓前室西壁,均绘有庖女右手托盘,盘上有圆形食品,形似馒头。嘉峪关新城1号墓前室东壁,还绘有一幅两庖女制作胡饼的图像。西沟7号墓也绘有一幅制饼图,画面是一庖女头梳鬓、着裙,在灶前用左手在平底锅上烤饼,右手在案上取已做好的胡饼(图15)。除了和面、烙饼、烤肉及灶前烧火做饭这些题材外,还有只表现灶间器具及储备食物的画面。新城5号墓一画像砖描绘的是两名厨工手持快刀,在案上切肉,切碎的肉块置于案下的盘中,厨工宽袖舞动,一副忙得不亦乐乎的样子。3号墓一画像砖描绘的是一女庖在盆里揉面,灶间墙壁上分别挂着圆案、耳盘、烤肉叉、巾等。这样的一幅画,人物及和面已不重要,其存在不过是为了衬托厨房这样一个特定场合及其丰富的厨具。3号墓一画像砖的画面为一个三层橱柜,最上层放置长条形和圆形食案;中层中间置摞起的长条案,两侧置似笼屉盖状物;下层空缺。酒泉城区东关外出土的一块炊厨画像砖,一炊妇双膝跪于灶前,手执火棍,专注拨火,其身前灶眼上置一大釜,灶间墙壁上挂满了刀、叉、钩等炊具。 表现进食的题材也很普遍,有些是与宰杀、庖厨等画面相连接如连环画般出现。在这些画面中,凡主仆共存于一个画面的,主人必然高大伟岸、身板挺直、凛然不可侵犯,而仆从则往往显得瘦小谦恭。新城6号墓画像砖中,主人即使跽坐于地,也和仆从站立等高,其身形宽大更是两倍于仆从。显然,画像砖墓的主人在当时都是富足或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或者说,普通民众是修不起画像砖墓的。表现进食场景的题材如宴饮,一般都安排在墓葬的前室,表现的是墓主人的社交场景。在出土的画像砖中,主客往往分置于画面的两端,身形也不相上下。也有墓主夫妇二人对饮的场面。新城1号墓一画像砖宴饮图,宾主四人坐于榻上,榻下俩乐师,一人吹箫,一人弹琵琶,无论听众还是乐师都神情专注、栩栩如生。新城7号墓一画像砖描绘的是宾主二人对坐而饮,二人中间置案,案上置勺、斛、镟等食具,旁边另置一案,案上置耳杯。对坐的二人服饰完全一致,人物在画面中的比例也相同,可见,具有同样社会地位的宾主之间宴饮与仆从侍奉主人进食是有严格区别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等级划分的森严。 河西魏晋墓画中还有许多炊庖工具,如铁叉、缸、储缸、滤罐、食案、长几、托盘、耳杯、木匣、斛、碹、箸、勺、鼎、盆、庋、铁刀、蒸笼、耳锅等。彩绘庖厨题材砖画的大量出现,反映了魏晋以来河西地区农牧技术与经济的发展为绘画艺术的描写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反映了王公贵族、官吏与地方豪强在生活享受上的日趋奢华(图16)。除庖厨内容外,还有其他生活场面的壁画。如新城1号墓前室东壁二庖女用木架抬一罐,准备取水,井架有辘轱,以绳结铁钩取水。酒泉西沟7号墓也有一幅庖女在井台取水图。她头梳鬓,着长衫短裙,双手持井绳用辘轱打水。身体稍后倾,显然在用力,身后置一盛水的大陶罐。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已普遍凿井,主要用于人畜饮用。由于河西地区气候干旱,缺少雨水,地下水位较低,而这种辘轱式的井架似安了滑轮。这种以滑轮为基础,利用轮轴与杠杆原理相结合,是一种进步的深井提水技术,即使现今农村中仍有使用。新城1号墓一幅彩绘砖画,图中有一人牵井绳从井中汲水,水井的左右为两个大水槽,两头牛在左槽、两匹马在右槽饮水。还有几只鸡正向水槽方向走去,井口周围筑有高台。这张图揭示出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牲畜会交叉传染,并且提高了防疫意识。而井口周围筑台则是一种保持井水清洁卫生的有效措施,体现了古代人民的环保意识。河西魏晋墓画像砖的另一主要题材就是通过连环画的形式,表现传说故事和神禽灵兽。在敦煌佛爷庙湾墓群出土的画像砖中,有如李广射虎、伯牙抚琴、子期听琴之类的故事画面,羽人、神马、奔羊、河图、仁鹿、神雀、洛书、麒麟、辟邪、受福、白象等神兽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的图案也大量出现。总之,河西墓画是一种因时因地而产生的特殊艺术表现形式,是魏晋时期河西地区民族融合、经济发展、物产富足、社会安定的真实写照。 作者:孙占鳌单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酒泉分院 社会生活论文:命题素材选择的社会生活讨论论文 一、命题素材的来源 1.命题素材来源于时事、热点话题。社会对教育的影响深远而重大,传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习方式已不能适应多元化的社会发展需求。因此,我们可以探索如何把当下的热点问题、人们关心的问题作为命题的素材。如:南通启东2010小升初考试的第5题。“世上罕物皆尽有,博古精品必全收。”(1)请你把这副对联写到图上相应位置。(2)仔细读读对联,你从中了解了世博会有什么特点?(3)图片中的建筑物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国家馆"东方之冠”请你用一两句话作一下介绍。此题目的是考查考生的知识面、观察力、理解力和表达能力等,但试题选取素材复杂,考生的阅历、认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达不到命题者的要求。 2.命题素材来源于媒体中的图表、数据等。媒体报道、图表等都是编制试题的好材料,小学高年级可尝试以此作为命题素材。这种阅读形式来自国际“PISA”阅读素养测试项目,旨在考查学生阅读文本、图表的“再加工”能力。考生的阅读能力倾向不同,测量结果不同,本题显然对图表处理能力较强的考生有利。另外,此类题型有时会出现材料的信息量过大,超出考生信息处理能力的情况。 二、命题素材选择的基本原则 基于对上述案例中命题素材来源与选择的讨论,笔者认为对命题素材的选择应考虑下列几个因素。 1.命题素材的来源应该多样化。命题素材的来源多样化主要包括内容多样化和形式多样化。内容多样化的好处是兼顾不同考生知识倾向,如有的考生对时事热点了解比较多,有的对生活常识了解的较多。形式多样化的好处是兼顾不同考生能力倾向,如某些考生文字阅读能力比较强,某些考生图表信息处理能力比较强。因此,命题素材多样化保证了命题的效度和公平性。 2.命题素材应与考生的学习和生活经历相适应。从学习心理学的角度看,可以将考试看作是考生学习结果的迁移。对命题素材了解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考生能否在考试环境中顺利进行学习的迁移。因此,选择的命题素材要考虑考生现有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考生能否将材料中新知识与已有知识体系建立联系。 3.命题素材的信息量应适量。背景材料的信息量对考生完成指定的考试任务影响较大,命题者给考生的信息有时冗余或不足,需要考生对信息进行选择、剔除或推理等处理,这样就会降低考试的效度。因此,如果试题不是专门考查考生信息处理能力的话,最好不要给考生冗余信息或不足信息。 综上所述,从命题素材的来源上,我们可以从社会、生活、报刊、杂志等多方面进行取材。从命题素材的选择与处理方面思考,应注意素材来源多样化,素材与考生的学习、生活经历相适应,素材的信息量要适量等原则。真正发挥试题的评价与测量功能、导向与育人功能,给学生带来学习语文的信心。 作者:舒东娜单位:江苏教师 社会生活论文:避讳社会生活讨论论文 一、因避讳而更改地名 地名是专指地域的语言符号,是历史的产物,地理的反映。因此,地名是一个地区的文化符号,承载了浓厚的地域人文底蕴和悠久的地域历史文化。但在历史上,地名曾因国讳、官讳而几多改易。这种地名改易割裂了历史,影响历史、文化、民俗的传承:许多发生在该地的历史事实、人物、典故、民俗、民间传说,随着地名的改易而变得不为人所知。陈垣先生《史讳举例》也指出:“避讳改地名,系一朝掌故;避讳改前代地名,则失史实矣,因当时并无此地名也。”孔子名丘,因孔子是圣人,也要避其名讳,即所谓圣讳。北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为避孔圣人名讳,改龚丘县为龚县。清雍正三年(1731年),也为避孔子名讳,创造了一个“邱”字,“丘”成了孔子的专用名,民间只能用“邱”,所以清代很多地名中都带有“邱”字,如章邱、安邱、封邱、霍邱、商邱、任邱、内邱、沈邱、邱北等等,甚至连韩国历史上的“大丘”也变成“大邱”。这些“邱”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陆续被回改为“丘”字,但安徽的“霍邱县”、河北的“邱县”至今仍然沿用。唐代大诗人李白有《登半月台诗》:水色流且静,令人思镜湖。终当过江去,爱此暂踟蹰。李白所称的“镜湖”,到宋代却成为“鉴湖”,诚如宋人吴曾所说:“会稽鉴湖,今避庙讳,本谓镜湖耳。”(《能改斋漫录》)这是因为宋太祖的祖父叫赵敬,为避“敬”之嫌名“镜”罢了。因避讳而改地名大约从秦始皇时肇始其端,汉代渐趋兴盛,六朝蔚然成风,唐宋登峰造极,至元而疏,明清又趋严苛,民国以后式微。其中隋朝因避讳改地名45例,唐代57例,五代36例,宋代50例,共188例,约占历代避讳改地名总数的90%。可见,从隋至宋的700多年间,是历史上避讳改易地名的高峰期。 二、因避讳而改变书名 因避讳改易书名,导致一书多名,引起淆乱,加重了人们查检的负担。《广雅》改为《博雅》。三国魏张揖为增广《尔雅》而著《广雅》,隋秘书学士曹宪为避隋炀帝杨广的名讳,改《广雅》为《博雅》。《龙龛手镜》改为《龙龛手鉴》。辽代和尚行均编字书《龙龛手鉴》四卷。该书本名《龙龛手镜》,宋人刻书,因避宋太祖的祖父赵敬嫌名“镜”,遂改《龙龛手镜》为《龙龛手鉴》。《白虎通义》改为《白武通义》。汉代的班固著《白虎通义》,到唐代因避唐高祖李渊祖父李虎的名讳,讳“虎”为“武”,改《白虎通义》为《白武通义》。《旧唐书•艺文志》引作《白虎通》,书名无“义”字,则是宋人为避宋太宗赵光义名讳而改省。《齐民要术》改为《齐人要术》。后魏贾思勰编著农书《齐民要术》,到唐代时因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讳“民”为“人”,改《齐民要术》为《齐人要术》。《殷芸小说》改为《商芸小说》。南朝时梁人殷芸著有《殷芸小说》,宋人为避太祖之父赵弘殷名讳,讳“殷”为“商”,改《殷芸小说》为《商芸小说》。今两名并存。《丛书集成初编》有《殷芸小说》一卷,《说郛》《古今说部丛书》则作《商芸小说》一卷。 三、因避讳而改称名物 秦始皇叫“嬴政”,一称“赵政”。秦人为避嫌名“正”字,把“正月”称为“端月”;后人又将“正月”读作“征月”。汉景帝叫刘启,汉人讳“启”为“开”,把“启明星”称为“开明”,把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启蛰”改为“惊蛰”,至今沿用。三国时,魏武帝曹操的父亲名曹嵩,魏人因避嫌名“菘”字,把一种可腌制咸菜的植物“菘”称为“蔓菁”。隋朝著名学者刘臻,特别爱吃蚬子,但他父亲叫刘显,为避“显”之嫌名“蚬”,就把“蚬子”改称为“扁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有“江州司马青衫湿”一句,其中“司马”原是由“治中”(州刺史的副职)这一官号改来的。唐高宗李治为避其名讳,于贞观二十三年七月下令“改诸州治中为司马”。唐高祖名讳“渊”,唐人遂把“龙渊剑”改称“龙泉剑”。唐太宗叫李世民,朝廷就把中央六部之一的“民部”改为“户部”。唐武后名曌,避“曌”之嫌名“诏”,改“诏书”称“制书”。唐代宗叫李豫,为避“豫”之嫌名“蓣”,把“薯蓣”改称“薯药”;到宋代时,宋英宗叫赵曙,为避“曙”之嫌名“薯”,又把“薯药”改称“山药”。五代时,吴国建立者、太祖武皇帝杨行密占据扬州,其名讳“密”之谐音为“蜜”,扬州一带人即改称“蜂蜜”为“蜂糖”;又避“行”之嫌名“杏”,把“杏子”称为“甜梅”。吴越太祖武肃王叫钱镠,吴越人即避“镠”之嫌名“榴”,把“石榴”改称“金樱”。南唐后主叫李煜,为避“煜”之嫌名“鹆”,把“鸲鹆”称为“八哥”。宋仁宗叫赵祯,时人不得不将蒸包子、蒸馒头的“蒸”字改为“炊”字,“蒸饼”改称“炊饼”。宋光宗赵惇的妻子名李凤,为避李皇后的名讳,宫中称“凤仙花”为“好女儿花”。唐高宗时有一个年号叫显庆,但到唐中宗时却有“明庆中,皇后亲蚕”的说法,这里的“明庆”其实就是“显庆”,是为了避唐中宗李显的名讳而讳“显”为“明”。唐太宗年号叫贞观,到宋代时,为避宋仁宗赵祯名讳的嫌名“贞”,把唐代年号“贞观”称为“真观”或“正观”。 四、因避讳而擅改词语 秦始皇叫嬴政或赵政,时人为避嫌名“正”字,把“不敢正言其过”称为“不敢端言其过”,把“正平法度”改为“端平法度”,把“正直敦忠”改为“端直敦忠”。改后的词语令人费解。唐高祖李渊祖父名虎,为避讳,唐人将成语“管中窥虎”改成“管中窥豹”,“画虎不成反类狗”改成“画龙不成反为狗”。唐人李延寿作《北史》,把成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写成“不入兽穴,不得兽子”。还有讳“虎”为“武”,出现诸如“熊武之姿”“握蛇骑武”“龙行武步”“武视江湖”等词语,怪诞离奇,义理不通。“皮里春秋”是一成语,指藏在心里不说出来的言论。东晋时期,谢安经常在众人面前夸奖褚裒风度不凡,尚书吏部郎桓彝见他后也夸他名不虚传,有皮里春秋。意思是口头上不说什么,心里是非分明很有主见。但《晋书•褚裒传》却载:“季野有皮里阳秋。”这里皮里阳秋很是怪诞,其实这是晋人为避简文帝(司马昱)母亲阿春的名讳,讳“春”为“阳”,把“皮里春秋”说成“皮里阳秋”。唐太宗叫李世民,唐人为避其名之偏讳“世”,把词语“厌世”改为“厌代”。唐高祖李渊的父亲叫李昞,为避“昞”之嫌名“丙”,唐人将干支纪年的词语“丙寅”“丙申”改为“景寅”“景申”。若不明避讳,真不知是何意思。 五、因避讳而影响职官科举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担任太子詹事一官职,但其父亲名叫“范泰”,官职名中“太”字与父名“泰”谐音,犯了家讳,范晔不得不因之而辞官。南朝齐文惠太子萧长懋,被任命为“秘书丞”(掌文籍等事之官),但其曾祖父名“承之”,犯了家讳之嫌名,于是辞不赴任,改任中书郎。北宋人吕希纯担任“著作郎”一职,因父名“公著”,官职名犯了家讳而辞官。北宋司马光被遣出使辽国,但因辽主名耶律德光,司马光只好以同名难避而辞掉了这一差使。南宋人马骘,绍兴八年任衡州知府。因为州内有一个安仁县,恰与父同名,马骘不得不辞官。先秦时虽有“诗书不讳,临文不讳”的规则,但汉唐以来,写成的文字均须避讳。尤其是科举考试,所避文字最多,包括国讳(庙讳)、圣讳、家讳、宰相名讳、主考官之讳等等。比如,宋代是避讳最严的一个朝代,庙讳就达到50个字。宋孝宗时,应避讳的文字达到278个。科举考试中,文人士子遣词造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举子“举场试卷,小涉疑似,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进而失去中榜机会。科举考试中,如遇试题之名犯家讳,应试者必须中途退出考试,还要递上纸状,说“即患心痛,请出试院将息”。甚至科举考试的级别之名如果犯了家讳,也不得应试。宋代举子刘熙古的祖父名“实进”,为避家讳之偏讳“进”字,刘熙古终生不考进士。还有因为考生姓氏犯家讳而使主考官被迫辞职的。如唐代的崔殷梦父亲叫崔龟从,崔殷梦主掌贡举考试,得知有一个叫归仁泽的考生。因这位考生的姓“归”和父名偏讳“龟”谐音,崔殷梦遂辞去主考官之职。宋钦宗名赵桓,为避“桓”之嫌名“丸”字,凡在科举考试中所作八股文以“丸”字作韵脚的,一律不予录取。明英宗叫朱祁镇。天顺三年(1459年),科举考试殿试评卷完毕,有一个叫祁顺的考生本来名列第一,但因这位考生的“祁”姓犯了英宗“祁镇”的偏讳,评卷的阁老在司礼监太监的提醒下,把祁顺降为第二,原本第二的王一夔升至状元。晚清慈禧太后的小名叫“翠妞儿”,人们在诗赋中、科举考试中都会回避“翠”字。光绪朝有一年会试,题目是“麦天晨气润”,一个外地来京城参加考试的士子不知慈禧太后的小名避讳,在诗中竟用了“翠浪”一词,因“翠”字犯讳,“浪”字则意味女人风骚,本来这份试卷非常优秀,阅卷考官也只能忍痛割爱了。 六、因避讳而影响饮食生活 唐朝的国姓是李,因“鲤”与“李”同音,唐朝就禁止捕、食鲤鱼,甚至于开元三年(715年)下诏:“禁断天下采捕鲤鱼。”一旦捕食,要打六十杖。宋徽宗赵佶生于壬戌之年,属狗,因此忌讳“狗”,便降旨禁止天下杀狗。元仁宗因为属鸡,便讳“鸡”,降旨禁止在大都市内捕捉鸡。从此买鸡卖鸡,都得抱鸡而行,以示对“鸡”字的尊崇。明武宗既姓朱,又属猪,便讳“猪”,在正德十四年(1519年),下了一道圣旨,禁止民间养猪,认为养猪、杀猪是对皇帝的大不敬。圣旨一下,几年后,几乎全国都断了猪种,以至于节日用来祭祀天地祖庙的猪都无法找到。后来,由于大臣们的劝谏,他才不得不取消这些禁令。清代慈禧太后属羊,于是朝中下令,不许人们说“养羊、杀羊、吃羊肉”之类的话;但是又不能不吃羊肉,于是慈禧太后又下令,把“羊肉”叫“福肉”或“寿肉”。晋朝有个叫王忱的人,一天去看望名将桓玄,桓玄用酒招待他。王忱忌喝冷酒,便吩咐仆人去“温酒”,谁知桓玄听后突然大哭起来,原来他的父亲叫桓温,一听“温”字就痛哭流涕。王忱自知犯了桓玄的家讳,讨了个没趣,只好匆匆告辞。五代后唐天成(926—930年)年间,卢文纪担任工部尚书,其父叫嗣业。卢文纪的下属有一个叫于邺的人,多次想拜见他,卢文纪均以其名“邺”和父名“业”谐音,犯其家讳为由而拒绝。北宋有一人叫刘温叟,其父名“岳”,所以他不游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又因“岳”与“乐”同音,为避嫌名,又终身不听音乐。北宋还有一人叫徐绩,父名石,所以徐绩平生不用石头做的器皿,遇到石头从不践踏,遇到石桥则让人背他过去。 作者:卞仁海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对外汉语系教授 社会生活论文:古代社会生活尊卑的体现方式 作者:李现红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丙汉初尚右,武帝以后尚左代表者如晁中辰先生④,主要根据是,第一,《史记•陈丞相世家》载吕后时,王陵为右相,陈平为左相,后为右相。后来在迎立汉文帝刘恒后,陈平为讨好文帝,将右相之位让与周勃。“于是孝文帝乃以绛侯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赐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户。”第二,引用了上文“右贤左戚”的例子。第三,史书中多有关于“左迁”表示位降的记载,汉高祖以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相,称其为“左迁”。(《史记•张丞相列传》,笔者加)第四,史籍有“在其右”之说,“上(汉高祖,笔者加)尽召见(田叔等十余人),与语,汉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说,尽拜为郡守、诸侯相。”《史记•田叔列传》,笔者加)武帝以后尚左的事例有:《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汉书•史丹传》、《后汉书•冯奉世传》等记载某军事官由“右××”升迁为“左××”。丙观点可以作为乙观点的补充。 ⑤丁行政职官尚右,军事职官尚左张焯⑥先生主要利用西汉百官朝位⑦进行分析,并举以其他文献记载。图示:据图可见,皇帝左侧的文官队伍以右为上(首),而右侧军官队伍则以左为上(首)。张氏又举例说明军事上尚左的事例有:汉景二年至武帝太初元年设左右内史,以右为尊;东汉建武二年间羽林左监军高于羽林右监军。张说可从。戊等级尊右,礼俗尊左康苏先生指出,在古代中国,诸如进门、升阶、就坐、安席、拱揖、停柩、下葬、入庙、定位、站班等方面,是尊左(但古代“丧事”和“用兵”则是尊者在右);某些抽象事物区分则是“尚右”的,“左”与“右”只表示高下,不表示尊卑;而历代官序,或“尊左”或“尚右”,变化无常,毫无规律。 ①康氏的主要依据是《红楼梦》、《史记》、《辞源》、《礼记》等,且这些材料反映的多是记载于书面的社会上层的情况,与现实生活还有一定差距。己将左右的尊卑含义二分张霭堂先生指出,左右二字的第一个尊卑含义是:用左右手做比时,“右”尊于“左”。右尊除表示权力较为尊、重之外,还可以用于凶事方面。左右的第二个尊卑义主要表现在职官名称上,我国古代的左职大多是尊于右职,不仅春秋时楚国尚左,汉时匈奴尚左,三国时魏、吴尚左,而且魏晋以后除元朝外,直至明清都是以左为尊。以左为尊的现象还表现在特定的事件如吉事、奉献、军将和乘车等方面。②以上讨论,注意了尊左与尊右存在的范围之别,其中戊和己将左尊与右尊含义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所依托的材料并不全面,且未对形成原因做具体、深入的分析。其实,在社会礼俗方面,自唐代就有不同看法。司马贞“左骖”注说:“又斩其马之左骖,以御者在左故也,”③言外之意,在车位上,尊者位于右。而颜师古却明确指出“乘车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处车之右,以备倾侧。” ④李贤则言:“乘舆,尊者居中,执辔在左。”⑤尊者在车上的位置有右、左、中三种,可见从唐代开始,乘车中的左、右尊卑,就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二社会生活中,“左”、“右”并不具有绝对的尊卑概念考古材料给了我们更为丰富、直观的信息。古语云“席则有上下,车则有左右,行则有随,立则有序,古之义也。”⑥车马出行图是汉画像石、画像砖中很普遍的画面,信立祥先生称车马出行图“不仅数量大,而且刻画生动,气魄恢弘,是汉代画像中最典型、最精彩的部分”,⑦这些画面反映的多是他们的生前现实和死后想象,⑧且车马出行图是“表现运动的过程”,⑨所以他们在车上的左、右位置是汉代“尊左”、“尊右”观念的有力反映。以下是笔者对目前已公布的画像石、画像砖中车马出行图的全面统计:有的车马出行图,有文字表明主人是“二千石”官字样,“多数祠堂或墓葬的画像石,只有一幅出行图,而一般讲,这是表现主人生前最高身份的”。 ③有的则不是,“有些车马图,由于主人是没有官秩的当地豪强,只有主人夫妇的二、三辆车,没有导、从之车,也就算不上是什么出行图了。这在陕北画像石中,由于墓门或后室之间的门框上,常用题刻把墓主的姓名和身份标记出来,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这样一种情况,正从另一侧面表示出这种图中的车马行列,的确是按照身份高低而按当时的制度来安排的”。 ④两表显示:汉代尤其是东汉,尊者的位置似乎与车的行驶方向有关:向左行驶时尊者多位于车左,向右行驶时尊者多位于车右,这完全是很随意的事情,并不代表固定的尊卑观念。车马出行图的行驶方向既有向左又有向右,数量上并没有十分悬殊的差别。即使在同一画像石中,表现两个不同方向的行驶也有好几例。这种现象同样出现于迎归场面中。以下是拜谒、宴饮场面中尊者位置情况统计:拜谒、宴饮是汉画像石、画像砖中的另一重要内容,从上表可见,两汉时期尊左多一些,但尊右也有相当数量,没有固定做法。又,按照礼书记载和前代考古发掘结果,墓葬中男尊女卑是有规定的,笔者对夫妻墓葬中男女位置进行了大致思考(限挑选已确定男女身份者)。高智群先生据《仪礼•士婚礼》指出:“(周代贵族)以东(左)为阳,西(右)为阴,因此室中夫妇卧位是妇席在西而夫席在东,表示男尊女卑”,他通过对晋侯墓地的葬制研究指出:“从晋侯墓地第二组晋侯墓(M6、M7)起,夫妇异穴并葬的位置开始固定为‘男左(东)女右(西)’……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应是周人‘尚左’习俗在墓葬制度上的反映……晋侯墓地的朝向当为坐北朝南,夫妇穴位置和整个墓位安排都体现出‘尚左’的特点,这正是出自礼制的需要。”①但从汉代的墓葬习俗看,这种习惯并不是定制,仅从夫妇合葬墓中看,男性位置与女性位置并没有明显区别。如甘肃酒泉东汉合葬墓中就既有男左女右又有男右女左的现象,②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一、二号墓各据东西,采取分穴合葬的方式,薨于吕后二年的驮侯利苍葬在西边,其妻葬在东边。 ③是为男左女右。在甘肃武威、贵州地区、山东地区也有类似情况, ④这些体现了无论中原还是边远地区,在汉代人的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十分严格的“尚左”、“尚右”观念区分。分析文本,我们不可忽视“左”、“右”提出的初衷。彭美玲先生指出:“很早开始,人们便习惯以‘左、右’来分判某种‘人数非一而职责近同’的职称。” ⑤我们来看甲骨文中的记载:王作三师:右、中、左。(《殷契粹编》五九七)戎马,左、中、右人三百。(《殷墟书契前编》(三•三一•二)可见,左与右的书写顺序并不固定。笔者还注意到,左官与右官的待遇有时并无区别:如《汉书•百官公卿表》“廷尉”条:“宣帝地节三年初置左右平,秩皆六百石。” ⑥《后汉书•百官志》:(南主客曹与北主客曹,笔者加)“尚书六人,六百石……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左丞主吏民章报及驺伯史。右丞假署印绶,及纸笔墨诸财用库藏。” ⑦该志还有许多类似记载:如左、右中郎均是秩比二千石,左、右仆射均是秩比六百石,左右都侯均是六百石。追溯“左”与“右”的本义。从字书看,《说文》右作“”,许慎释为“手也,象形”; ①左作“”,释为:“手也,相左也。” ②目前所见最早提到“男左女右”的见于《礼记•内则》:“三月之末,择日翦发为鬌,男角女羁,否则男左女右。”郑玄注曰:“鬌,所遗发也”。 ③无论从文字学还是《礼记》原文以及郑注中,我们都读不出男左女右含有尊卑之意,当时用“左”、“右”,只是习惯而已。从“左”“右”二字发展历史看,清人王筠曰:“古之‘’、‘又’,今用‘左’、‘右’;古之‘左’、‘右’,今作‘佐’、‘佑’” ④,可见许氏、王氏均未明确指出左与右的尊卑之别。至于在官制上的不同,只是表示高低不同而已,但左官与右官之“秩”大多是相同的,而且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尚左”与“尚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古代中国,始终说法不一,赵翼在“尚左尚右”条开端就说“尚左尚右,诸家之说纷纷。” ⑤王子今先生也说:“历代尚左尚右的风习曾发生反复演变,而战国秦汉时代尤其纷杂混乱。” ⑥三被忽视的一项———方位词其实,在区别尊卑方面,我们忽视了另一因素:方位词。古代常见“左东右西”、“左南右北”的说法。殷商卜辞中就有方位词的记录,据彭美玲先生的研究,“殷商卜辞关于方位的指示词,已包括上下、内外、左右、东西南北中等。” ⑦《仪礼•士冠》中冠礼规定:“摈者告,主人迎出门左,西面再拜,宾答拜……宾西序东面。” ⑧古代匈奴人的习尚是“其坐,长左而北向。” ⑨正义云:“其座北向,长者在左,以左为尊也。”可见,东西南北和左右在表示尊卑方面,是同时应用的。那么,座次有尊卑之别吗?汉代是有的,《汉书?高帝纪》曰:“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瑏瑠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史记•项羽本纪》中的记载鸿门之宴的座次:“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张良西向侍。”瑏瑡项王自尊,亚父次之,置沛公于卑坐。“信乃令军毋斩广武君,有生得之者,购千金。顷之,有缚而至戏下者,信解其缚,东乡坐,西乡对,而师事之。”师古曰:“乡,皆读曰向。以东向坐为尊。又如:“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责之。” ①可见,东、西、南、北这些方位词是有尊卑含义的,一般以东向为尊。四结论与思考综上,在汉代政治生活中存在尚右、尚左的情况,主要表现在行政职官以尚右为主,军事职官以尚左为主。而在社会生活中,尚左、尚右并不十分明显,对此我们应立体化、多维度地看待。对于古代中国的尚左尚右问题,首先要明确左与右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有尊卑之别,其次要看是在什么领域,还要看是在什么历史时期。进一步思考,制度层面上的改变是显性的,而文化、价值或心态层面上的改变则是相对隐性的,二者的改变幅度往往不相适应。在讨论某一具体问题时,我们往往会忽视它产生的原本面貌。“礼”究竟为何而产生?文献典籍告诉我们:“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 ②这是礼形成的原由。《史记》太史公曰:“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 ③首次执行于汉七年十月的礼仪乃“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 ④美国人类学家之父鲍亚士(Fransboas,1858-1942)说过,文化现象“越复杂,它们的规律就越具特殊性,想建立一个适用于任何地方的任何事例,并能解释它的过去与预测未来的概括性的结论是徒劳的”。 ⑤尚左与尚右广泛分布于吉、凶、军、宾、嘉诸礼,在日常生活中诸如衣、食、住、行方面表现多样,体现了多视角的古代中国文化。 ⑥本文即是在此基础上对某一特定时间所做的考察,也是对前人研究的一点补充。分析问题,要做到因人、因时、因事、因地置宜,不可笼而统之。 社会生活论文:转型城区社会生活的变革 作者:叶鹏蔡永洁单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公共生活 公共生活系指社会生活中那些具有“公共性”的部分,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是国家诞生后才出现的,公共性反映了人们利益之间的“不可分割性”。换言之,公共生活就是客观(有时也可以是主观自觉的)上以“通过大家”(手段)并“为了大家”(目的)的一种生活样态和生活领域。 1980年代城市广场上的社会生活 1980年代,政府执政中心转向经济建设,过分集中的中央权力开始下放到地方;经济体制调整,使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松动,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活力。主流文化在否定“两个凡是”和展开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实现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并带动了1980年代精英文化的崛起。 1)社会日常生活的概况 精英文化积极倡导人的主体性,个体价值的确认是这个时代的主线,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从禁欲主义转变到现实主义,大胆追求现实的幸福与感性的快乐。当人的价值受到理性启蒙之后被唤醒时,人们开始自觉地探索幸福生活的标准,中国人第一次有了近百年来真正属于自己的、可以选择、可以追求的日常生活。在日益宽松的政治环境和逐渐丰裕的物质生活中,大多数市民开始在日常生活中体验生命的多姿多彩。 2)城市广场上的日常生活 1980年代,随着社会阶层分异现象趋于深化,人们活动和交往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超越了家庭、亲属、街坊邻居和同事的范围而扩展到整个社会。城市广场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们日常活动和交往的场所(图1)。1980年代,中国的城市广场上的日常生活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日常休闲活动和日常消费活动。 相对于改革开放前,1980年代的人们开始注重生活的质量,日常生活中的休闲方式有了较大的增加,城市广场开阔的空间也为一些新的休闲方式提供了合适的场所。除了传统的散步、闲逛、纳凉等之外,健身、娱乐等新型休闲方式也开始出现在城市广场上。刚刚冲破了思想禁锢的人们对一切新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他们急不可待尝试各种新生活的滋味,追求时尚是1980年代普遍的社会心理。随着计划经济的松动,城市广场对经济活动吸引力的不断增强。1980年代中期,城市广场的商业和市场价值开始得到重视。为了进一步搞活经济,方便人民群众。1980年代,五一广场逐渐成为长沙当时的商业中心;1985年6月20日,南昌市东湖区开设广场夜市,随行就市、当面议价。到了1980年代末期,城市广场的经济活动更加活跃,开始出现了展销活动,广告活动等。对于1980年代的人们来说,他们终于可以在工作之余,放下思想上的负担,来到广场这个城市的开放空间,感受空气中弥漫的自由气息。即使3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的那种朴实无华的生活,奇装异服的时尚青年、孩子们在草坪上的追逐打闹、集体练功的众生、以及此起彼伏的叫卖声等,相对于今天浮华的社会环境,那时的城市广场显得更真实、自然。 1990年代城市广场上的社会生活 1990年代,我国的意识形态彻底摆脱了“左倾”思想的干扰,政治改革措施始终围绕着经济建设;市场经济框架基本建立,经济快速增长,1980年代生活物资短缺现象基本缓解,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大众文化的兴起成为当时中国文化领域的一大景观,它打破了精英文化唯我独尊的格局,文化成为人人都可以参与和分享的运动。 1城市广场上日常生活的变革 1990年代,新的住宅小区改善了人们的居住环境,然而,陌生的邻居取代了以往熟悉的街坊,封闭的单元式居住模式阻断了人们之间的交往。与此同时,城市广场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良好的广场环境开始在市民日常生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随着人们闲暇时间增加,人们在广场上停留的时间大大增加。物质环境的改善让人们愿意停留下来,引发进一步的活动,日渐完善的设施为人们的活动提供了支撑,从而使得广场日常生活内容更加丰富:健身、交往、娱乐、休息活动等。人们在轻松的活动中,调节日趋紧张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景观环境良好的城市广场在1990逐渐成为城市形象的标志,政府部门也开始加强了对城市广场的维护和管理,1980年代城市广场上的商贩、地摊和夜市被纷纷禁止,日常消费活动逐渐退出了城市广场。 2文化生活的兴起 1)社会文化生活的概况改革开放后,国民教育受到重视,我国开始强调并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社会的平均文化素质普遍提高。经过了1980年代的文化启蒙,当大众文化打破了精英文化独霸天下的格局之后,文化突破过去特定的“文化圈层”进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1990年代,文化生活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消费的支出逐年增长。 2)城市广场上的文化生活随着社会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具有开放性和公共性的城市广场自然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图2)。1990年代初期,人们根据不同的爱好和需求,自发开展文化活动,他们从各自的兴趣、爱好、需求出发,组成松散群体,表现出大众文化的特点。随着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断提高,广场文化活动内容开始从简单的娱乐跃进到涉猎科、教、文、卫、体等范围。上海徐家汇五点一线的文化广场,由戏曲、艺术、健康、体育、科技5个特色的广场与一条“行街”组成,以多种文化艺术的形式,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活动,引导着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 从上海的外滩音乐会,到北京的夏日文化广场活动、重庆的“坝坝”故事会等,城市广场的文化生活内容日渐丰富,广场已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马尔库塞(Marcuse)认为:“人的解放的根本标志和现实途径,便是以艺术—文化为手段,对心理—本能压抑的消除。”1990年代的广场文化生活为公众提供了平等共享文化资源的机会,市民由此获得一种心灵的慰藉和精神上的享受,消解了社会转型期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失衡,以及几近封闭式生存环境给人们带来的陌生感和孤寂。同时,广场上的文化生活折射出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展现了一个城市社会进步的时代特征。 21世纪初城市广场上的社会生活 进入21世纪,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形成了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的格局,反映了中国当前社会政治发展的状态和水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纪之初的10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进入了科学发展的阶段,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成为了社会进步的最高目标。大众媒介先进的传播技术和形式,突破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壁垒,促进了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融合,凸显了文化的公共性,构建了中国当代和谐共生的公共文化。 1城市广场日常生活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里,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在享受科技带来便利的同时却发现人与人之间温情正在消失,城市生活中的生存压力导致了绝大多数人的亚健康状态,人类的自然本性,正遭受着技术进步带来的压抑。21世纪初,人与人之间交往依然是城市广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体育健身活动成为城市广场上日常生活的主流形式,他们在广场的时间和空间上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 新时期广场日常生活的另一个变化就是日常经济活动的回归。曾经在1990年代被“驱逐”的个体商贩又悄然出现在广场的周边,他们大多经营与广场上行为活动相关的内容,很好地支持着广场的各种活动。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许多城市的地下空间进入了有序开发的阶段,越来越多的城市广场的地下空间被重新综合开发利用,或作为城市地下轨道交通的枢纽,或作为重要的消费场所。如成都的天府广场、武汉鲁巷广场、合肥胜利广场等采用了专业的开发模式、专业的商业运行方式,尽管是地下空间,但整个商业的规模、服务的内容都远远超过1980年代的广场夜市。 2城市广场文化生活的转变 当代大众传媒的开放性、实时性和广泛性,消解了文化传播中的等级和差异,文化广泛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当艺术和文化脱去了自身的神秘面纱,大众便能够去直接发现、感受现实生活的美,并通过审美的方式来满足自己,提升自己的生活品味。“让文化走进社区,贴近百姓,融入生活”,“社区文化应该是为过日子服务的那样一种文化,或者说就是过日子的文化。” 这种指向日常生活的文化建设理念,也是我国当前基层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一个令人瞩目的动向。文化重心的下移,大众作为文化主体的提升,将在新的层次上实现整个社会的文化与生活的一体化,创造出普通大众新的审美生活和文化人生。文化活动由节庆化、仪式化向日常化、生活化转换,是21世纪初城市广场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的转变。 3公共生活蓬勃兴起 1)社会公共生活的概况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形成了一个以血缘伦理与宗法为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3)造就了“臣民”而非“公民”。在新中国成立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强大的国家行政力量在社会生活各领域居于支配地位,形成国家与社会、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同构状态。因此,无论是历史传统还是近代社会,中国民众都不曾实际经历过“公共生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众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文化与价值观转型,同时也是生存方式或生存模式的重塑,其优秀是“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也就是希尔斯(Shils)所论及的“公民性”或林毓生先生所主张的“公共性格”或“公共精神”。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社会逐渐与政治国家分离而产生公民社会,并培育了契约精神,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开始分化。经过30年的建设,中国的市场经济日臻完善,公民社会孕育了公共生活所需的公共精神,契约精神为公共生活提供运行机制,公共领域为公共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内容。21世纪,中国民众面前出现了一个宽广的“公共生活空间”。 2)城市广场上的公共生活卢梭(Rousseau)曾经这样理解公共生活,“正如宗教中的天国生活与尘世生活要协调起来,需要教堂生活这一介体一样,基于私人利益而形成的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要与基于普遍利益而形成的国家领域中的政治生活协调起来,也需要一个介体,这个介体生活形态就是公共生活。” 教堂是天国和尘世之间沟通的桥梁,城市公共空间自然成为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联系的场所,它为公共生活创造了物质条件。 1990年代,中国城市广场的大规模建设,为公共生活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图3)。2001年7月13日晚,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和天安门广场,各界群众共庆申奥成功;2004年6月27日,为支持建设绿色家园,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合肥人民广场举行万人签名活动;2008年5月21日晚8点,呼和浩特市民在新华广场为汶川地震中受难的同胞献上祝福和祈祷。2011年7月25日晚8点,温州市民在世纪广场,为7.23高铁事故中遇难和受伤的乘客默哀。公共生活已经成为21世纪城市广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当代城市广场为这种社会生活背后的公共精神提供了彰显的环境与栖身之所。 结语 环境具有意义,物质要素和行为活动共同构成了环境的意义,行为活动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1]。同样的空间,由于不同的行为活动,所展现出的环境意义可能迥然不同,世界各地的游客以及他们的行为活动,使得中世纪建成的圣马可广场成为当代大众旅游的象征。行为心理学家马斯洛(Maslow)认为,人类的需求是分等级的,首先是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然后向更高的层次发展,高层次需求的满足不会影响低层次需求的存在。社会整体需求层次的结构,同社会发展状况紧密相关。如果说日常生活、文化生活是关系到个体生命的二重指向,那么公共生活就是关系到社会群体的另一个向度,它属于人类社会生活中高层次的需求。因此,它只有当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化生活得到满足,在社会环境成熟后,才会出现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当然,它的出现也不会抹杀或者压抑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国当代社会的转型带动了城市广场的演变,伴随着物质环境的变化,城市广场的社会活动不断催生着新的内容(图4)。万人集会的政治生活已逐渐从广场退去,在过去的30年,中国城市广场正从时期政治性空间向当代的人性场所转变。进入21世纪,中国当代城市广场形成了日常生活、文化生活、公共生活多元共存的局面。这个来自欧洲城市文明的元素,在中国的土壤上尽管它与西方的传统还有着明显的差别,但它促进公共生活繁荣、促进社会融合的价值正逐渐得以体现,在它的环境意义中,人性的光辉正在闪耀。 社会生活论文:校园教程与社会生活研讨 作者:宋珺单位:晋州市桃园镇纪庄学校 李四光、华罗庚、陈景润、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等科学家是教育培育出的杰出精英,他们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教育的对象是大众,我们不能把人人教育成精英,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教育提高每个人的生活质量。也就是说,教育不能脱离生活,脱离生活的教育毫无意义。看看我们的现实教育,我们的九年义务教育,似乎离我们的生活有点远,在现在的农村,能够读到高中毕业的不足一半,能够读大学那就更少了,读书无用论在社会上悄然兴起。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读大学可能一辈子贫穷,读大学立刻就贫穷!”这说明什么?当人们通过教育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质量时,教育将逐渐失去她的魅力。 美国思想家杜威认为“,生活就是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没有教育即不能生活!”教育就是为生活服务的。一个小学生毕业了,马路也过不了,连一件生活用品也不会买;一个中学生毕业了,连一个电灯都不会安装,连最基本的逃生技巧、安全常识也不懂;我们的大学生毕业了,找不到工作,融入不了社会……等等现象说明什么,我们的教育出问题了,她不能为社会生活服务了。 培养尖端人才固然重要,但教会孩子们生活更重要。我们的中小学教育目标该进行调整了,做难题,学高深知识,培育高科技人才,那应该是高等教育的职责,我们的基础教育职责应该是教会孩子们生活,教会孩子们做人。考试是指挥棒,上面怎样考,教师怎样教,因为成绩是衡量教师教学水平的唯一。我们的教师不得已把工作的重点放到纯粹的知识讲授上,强迫学生做大量的难题,厌学之气已在孩子们心中悄然形成,师生对立悄然形成。 好成绩才能得到老师和家长好评,孩子们从小就变得自私自利,没有合作意识。这严重偏离了教育根本意义存在,错过了引导学生优良品质形成以及社交能力发展的良好时机。 我们的孩子踏入大学,本应该为了获取好的工作而努力学习的时候,由于在中学时代早已产生厌学心理,再加上大学教师不再强迫学习,况且好多学子认为考上了好大学好专业就等于找到了好工作的错误认识,导致大学里学子混天的诸多不该有的现象。近段时间大学生找工作难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学教育脱离社会生活的不争事实导致了部分人对教育失望,这是读书无用论悄然兴起的主要原因。 社会生活是教育的源头,教育就应该回归社会生活。教育只有扎根生活,为提高生活质量服务,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生活与教育是对孪生姐妹:生活是人类存在的方式,有人类便有了教育,教育归根结底是为了发明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对于生命的意义在于创新,她有可能使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使我们的社会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社会生活论文:近代妇女社会生活缺陷探讨 作者:陈美玲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 缠足问题 中国妇女缠足之俗,起源于五代十国的南唐,有上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封建社会从精神到肉体对妇女的禁锢。缠足给广大妇女带来了沉重的苦难,造成女子终身痛楚。由于身体的局限,中国妇女不能像男子一样正常劳动,这其实就变相地侵害了妇女的劳动权、自由权等人生权益,因此劝禁缠足对妇女解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早在辛亥革命前,维新派人士就已在社会上历陈缠足之毒,提倡“不缠足”运动,并成立了“不缠足会”等专事废除缠足恶习的机构。清末新政时期,更由政府出面,劝止民间缠足。于是,社会上缠足的风气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但是,当时的缠足之风也仅限于部分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之中。真正以法令形式对缠足予以废弃,取得立竿见影效果的,还是辛亥革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积极倡导废除缠足恶习。孙中山在致内务部关于劝禁缠足的指令中,历陈缠足恶习给社会及妇女带来的危害,并“为此令仰该部速行通饬全省一体劝禁,其有故为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据该命令,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通令各省,要求严禁缠足,“已缠者令其必放,未缠者毋许再缠,倘乡僻愚民,仍执迷不悟,或编为另户,以激其羞耻之心,或削其公权,以生其向隅之感。” 这是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和实施废除缠足恶习。民国成立后,中国妇女逐渐摆脱缠足恶习,由于“不缠足”更多地与人们的社会道德及现代生活观念的变迁有关,故民国后官方在劝禁妇女缠足等恶习的过程中,没有因为民初民众政治心理的滞后,而发生巨大冲突,其过程基本上是由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由城市推广到农村,由观念较新者带动愚昧无知者,由政府有关部门因势利导,逐步在全国推广开来的。于是,“女子裹脚从此解放了。已裹的放掉,已经裹小的也放大。” 尽管“民国社会的妇女生活依然有许多旧时的遗留物,妇女解放的道路仍很艰难,但,这是通向妇女解放的决定性一步,由此,妇女才有可能获得生活的自主、自立,寻找全新的生活环境,或求学或做事,甚或参加革命斗争,争取其应有的社会地位”,放足成为了民初女子争取自身权利和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婚姻家庭的问题 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和“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的统治下,中国妇女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她们没有表达自身欲求的权利,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她们所能做的仅是屈从于家长的权威和守好相夫教子的本分。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妇女的命运是悲惨的,她们别无选择,无法追求和实现自身的真正价值,而只能沦为封建时代的牺牲品。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以及西化的婚姻家庭观念的逐渐传入,封建式的婚姻家庭制度越来越难以维持,不断遭到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抨击和批判。与此同时,那些饱受封建世俗礼教摧残的女性也不再安于现状,她们渴望获得自由,渴望平等。于是,废除封建落后的婚姻家庭制度,实现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自主与独立,成为一种向高层文明演进的趋势,锐不可当。伴随着改良运动的发展,晚清一场声势浩大的婚姻家庭变革终于拉开了序幕。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欧风美雨的震荡下,面对风云际会的时局,以挽救国家危亡为出发点,把婚姻家庭作为影响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提出了许多婚姻家庭新观念。这些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与妇女解放运动、实现婚姻自由相联系,显示出相应的进步性。但是,由于封建守旧势力的阻挠,这些新观念只是限于城市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士绅阶层,并没有得到众多女性的积极响应,因此未能取得过多实效。直到辛亥革命后,关于婚姻自由、家庭变革的思想观念开始由知识分子和士绅阶层向广大人民群众、由城镇向乡村逐渐渗透,不断冲击落后的封建婚姻制度。广大妇女也逐渐觉醒,她们发动“女权运动”,争取教育权、参政权及其他权力,改变自己在家庭中从父、从夫、从子的地位,争取做自尊、自强、自立的新人。 与此同时,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有了极大改善,得以与男子平权。她们可以拥有自由选择婚姻的权利而不再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封建礼教的困扰,如民国政府规定“亲不为其子谋婚嫁”,“欲改良家庭,于子女结婚宜重视本人之意见”。中华民国家庭改良会主张“男女同有继承权,成年者有财产独立权”,破天荒地实现了女子可以同男子一样享有财产继承权。此外,民国政府还废除了买卖婚姻,规定“男子不纳妾,女子不置婢”,极大地保障了女性的自主与平等的权利,使妇女不再遭受封建性礼教的压迫和凌辱。随着妇女地位的提升,寡妇这一特殊群体也引起了人们的同情和关注,于是,不少地区开始逐步认可了寡妇再嫁的事实,寡妇不再为封建礼教的“重操守,灭人欲”所累。这与封建伦理道德强迫妇女守寡的贞洁观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至此,现代式的婚姻家庭关系在辛亥革命时期逐步形成,女权运动初显成效,妇女地位开始稳步提升。 妇女自由问题 妇女自由,即妇女思想自由、行动自由。换句话说,妇女拥有自主权利,她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在生产劳动、参与政治、恋爱婚姻、社会交往、人际关系等方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自由精神。 (一)妇女参政自由 从一定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可以称其为一次全民革命。在革命期间,除了男子,不少妇女也“以纤弱女子之身”,抱着“慷慨兴师之志”投入到了这场革命中,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辛亥革命胜利前后,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妇女参政自由问题也日益提上了日程。 1912年1月10日,中华民国女子同盟会在上海成立,它本着“扶助民国、促进共和、发达女权、参与政事”的宗旨,主张女性参与国家政事并可对国家事务提出意见和建议。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把妇女解放和民主权利的实行联系在一起,特别强调“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提出“女子将来之有参政权,盖所必至”。临时参议院随后通过了承认女子参政权的议案,正式宣布赋予妇女与男士一样的政治参与权利。这对千百年来备受歧视的广大妇女来说,盼得此种彻底之解放,诚属亘古未有。此后,女子参政自由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女子参政,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女性的政治地位逐步上升,越来越多女性开始关注国家政事,她们活跃在国家政坛上,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交往自由 随着身份等级的否定和“男女授受不亲”、男尊女卑的传统格局的打破,男女平等的观念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种较为普遍的意识,自然使“男女交际不公开”的传统交往方式成为“中国有许多不良的风俗和习惯,你觉得哪一种应当首先改良”中普遍视为应当摒弃或改进的一个方面。妇女由此开始步入社会,成为人际交往的重要成员。男女平等,男女同校,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男女的正常交往由完全紧闭到公开自由,妇女社会生活的开放性和平等参与程度得以提高。 禁婢问题 奴婢制度不仅是丑恶奴隶制的一种遗留,也是中国封建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判断妇女是否得到解放、地位是否得到提高的一个重要依据。辛亥革命前,奴婢制度是合法的,奴婢没有独立的户籍,他们或依附于官府,或依附于私家,连命名权都属于主人。奴婢等同于主人的资财,没有人格与自由,奴婢本人和子孙累世都和主人家有依附关系。婢女若遭受主人的性侵害,法律上也难给予有效的保护。在该制度下,无论男奴或是女婢,都过着非人的生活。其中,女婢的数量要远远多于男奴的数量。到了民国时期,女婢制度终于失去了其法律依据,然而蓄婢作为一种习俗却依然存在,“大概城市中百个女人中,怕至少也有三十或四十个,大城市如北京,怕还不止此数。”显然,这是与知识分子所倡导并要建立的新的国民形象相违背的。因此,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政府就颁布法令禁止蓄婢,要求“其从前所结买卖契约,悉与解除,视为雇主雇人关系,并不得再有主奴名分” 。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颁布并施行了《修正解放奴婢办法条例》《禁止市民蓄婢办法》。这些法规规定,婢主供给婢女的衣食须和自己的子女同等,不能虐待婢女,并且要将婢女送入学校就读。婢女到达一定年龄后还有婚配的自由。1932年,国民政府又将禁婢的措施具体化,颁布了《禁止蓄奴养婢办法》,禁止非雇佣关系的奴婢的存在。 从解决蓄婢问题的结果来看,由于政府执行不力,总体成效并不是很理想。比如在桂林,就曾有人做过这样的估计,“假定桂林人口为五万户,每四十户有一养女,也有养女一千人”,“约占全女性人口百分之一”,“桂林的婢女数量达到二千五百人以上,占女性人数的百分之二”。虽然这只是人们的一种估计,没有很高的精确度,但是它却足以反映出当时存在的婢女人数之多。不可否认的是,民国时期婢女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与社会的足够重视。禁止蓄婢、禁止买卖妇女,这对中国妇女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婢女问题在辛亥革命后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但是它毕竟引起了政府的重视。从此以后,婢女的生活质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人格尊严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维护。中国妇女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 妇女服饰问题 服饰是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透过服饰,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出这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清朝的服饰是封建专制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阻碍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因素之一。辛亥革命后,中国传统服饰出现了巨大变化,即不再以等级定服饰,而是让服饰充分体现“自由”、“平等”、“民主”等精神。孙中山曾说:“但凡政治、法律、风俗、民智种种之事业,均须改良进步,始能与世界各国竞争。”在他看来,风俗(其中以服饰尤为重要)的改良进步是中国实现与各国竞争并成为佼佼者的必要条件之一。 20世纪初,与社会大变革相适应,中国的服饰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妇女服饰发生的巨大变化尤为引人瞩目。它以中西交融、满汉交融为特色,充分展示了这一时期女性服饰大跨度的历史变革,突显了人性化、个性化和近代化的时代特征。一方面,中国大地上兴起了一股崇洋风,“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这个时期时兴的旗袍款式也在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吸取西服的特点,使之成为一种中西合璧式的服装,且不断创新,不断变化。另一方面,中国妇女可以自由着装,自由讨论服制问题了。她们不再饰以厚重的冠失物(其中有很多是象征封建等级与民族压迫的)。 以往服饰上的那种单调、古板、等级森严的局面,开始被生动活泼、千变万化的景象所取代。据相关资料记载,20年代以后中国妇女有了“曲线美”的意识,她们一改传统习惯,开始将衣服裁制得称身适体,服装上不仅装有垫肩、硬领,而且打有胸裥,故在贮藏时适宜以大橱悬挂,很少折叠存箱。当时的妇女不时兴戴手镯、戒指、耳环,此种服饰由于紧身得体尽显妇女婀娜体态,风格清雅、简朴。妇女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生活,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社会生活论文:截瘫者社会生活能力研讨 作者:周开颜单位:解放军第266医院骨二科河北承德 提高排尿反射阈值 截瘫患者因膀胱肌无张力,排尿功能紊乱或丧失,除实施预防泌尿系感染的措施外,常规组每2小时开放尿管引流尿液,直至能自行排尿;干预组患者视膀胱充盈情况行膀胱区热敷、按摩、按压,并嘱患者在夹闭尿管时有意识自行排尿,几分钟后开放,如此反复进行建立排尿反射,以减少受损机会,逐渐刺激膀胱功能重建。 疗效评定:优秀:能自行排尿,恢复正常的随意性膀胱。 良好:膀胱胀满时可自行排尿,但有尿不尽感或需加压,相当于反射性膀胱或自律性膀胱。差:无效,患者出院时仍需留置导尿管。优秀、良好均视为有效,计算干预措施对患者排尿功能恢复的有效率。 建立排便反射意识:指导患者合理饮食搭配,避免牛奶、甜食等产气食物的摄入,食物宜清淡,多蔬菜、水果,少脂肪、油腻,由流食、半流食、软食逐渐过渡到普食。每日早晚定时按结肠走向自上而下按摩患者腹部及肛周,并嘱患者做提肛动作练习,以刺激肛门括约肌的功能,反射性促进肠蠕动,恢复排便功能。 建立回归社会的能力 肌力训练:主、被动相结合,早期进行,为从床上移动到轮椅、扶双拐、双杠站立行走及穿衣、洗漱等日常生活的自理奠定基础。上肢训练:用哑铃、拉杆完成上举、扩胸动作及肩、肘关节的外展和内收,双手抓捏健身球以训练手的灵活性。肌力正常者指导主动完成,肌力低者督导被动完成。下肢被动行股四头肌等长性收缩及刚柔适度的肌肉挤捏、向心性环形按摩,同时辅以功能性电刺激,3次/日,每次30分钟,一周后可渐调整为1次/4小时。 肌力分级:0级:肌肉完全麻痹,触诊肌肉完全收缩无力。I级:肌肉有主动收缩力,不能带动关节活动,可见肌肉轻微收缩。Ⅱ级:可带动关节水平活动,但不能对抗地心引力,肢体能在床上平行移动。Ⅲ级:能对抗地心引力做主动关节活动,但不能对抗阻力,肢体能抬离床面。Ⅳ级:能对抗较大阻力,但比正常者弱,肢体能做对抗外界阻力的运动。Ⅴ级:肌力正常,运动自如。以肌力≥Ⅱ级为有效,计算干预措施对患者肌力恢复的有效率。 关节训练:截瘫患者关节反馈功能丧失,由足趾开始,依次为踝关节伸屈,膝、髋关节的外展、内收及直腿抬高,3次/日,每次30分钟。部分功能恢复患者可督导或嘱主动训练,也可借助CPM、脚踏车完成,训练的时间、频次可根据患者的病情逐渐增加。 离位训练:在功能锻炼后期,随着肌力的提升,安排患者住摇床,逐渐增加坐起的高度。指导患者正确的卧、坐、站姿势,讲解戴支具的目的,演示戴支具的方法,在护士或家属的协助下,由扶坐、自坐、床边坐过渡到扶床站立、扶双拐站立、扶双杠站立避免屈膝跪倒,再借助助行器行走。经过系统干预,对患者下肢功能的恢复显效和有效均视为有效,计算有效率。 结果与讨论 通过采取相关护理干预措施结果经统计,两组间具有显著性差异。详见表1、2、3:干预组患者无一例发生护理并发症,均能在医护的指导下积极配合治疗和康复,两组间有效率比较有统计学意义,功能恢复满意。出院后随访:除5例高位截瘫患者在3.5个月左右训练成自律性膀胱外,其余患者在3个月内均脱离尿管自行排尿。3例高位截瘫患者4个月后佩戴截瘫支具行走,其余患者2个月后能应用助行器完成上厕所、整理室内卫生、洗菜、做饭、外出活动等,脱离了亲属照顾,达到了心理、生理、社会的康复,维持了良好的适应性,提高了生活自理能力。以上统计结果表明,护理干预可控制危险因素,可帮助患者建立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从而达到满意的康复效果。
经济史论文:社会经济史论文 一、社会经济史的最初提出以及 《EconomyandSociety》,由其遗孀根据他1919—1920年在慕尼黑大学讲授“普通社会经济史概论”的讲稿整理汇编而成,这说明韦伯在1920年之前已经产生了社会经济史的理念。该书于1936年由郑太朴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年由中国法制出版社重版。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为“家计、氏族、村落、及庄园制度———农业状态”;第二章为“资本主义发展开始以前之工业及矿业”;第三章为“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财货及货币之流通”;第四章为“近代资本主义之起源”。书中重点考察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诞生的历史,及其产生的独特社会条件。另一位在这一学科领域具有开创作用的学者是俄籍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1870—1952)。他于1926年出版了英文本《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一书,1930年出版德文本,1932年出版意大利文本,1957年出版英文本第二版,影响广泛。他采用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碑铭、钱币、建筑遗址、器皿、苇纸卷等文物为依据,并利用古代罗马作家著述中的相关内容,阐述了罗马帝国时期意大利及外省的社会经济状况,对罗马帝国兴衰的原因提出了独到的看法。该书由马雍、厉以宁译成中文于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罗斯托夫采夫还著有《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等社会经济史的著作。第三位对社会经济史学科领域有重大影响的学者是美国的汤普逊(1869—1942)。他在1929年和1931年接连出版《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此二书的主要内容为欧洲中世纪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特别是后者较多着力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重点记述了在欧洲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如英法百年战争,德国城市同盟,意大利羊毛工业和教廷及其君主国的财经政策,行会、银行、商业、外贸,以及无产阶级的早期斗争。该二书的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61年和1992年出版。1929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吕西安·费佛尔和马克·布洛哈合作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这意味着他们开始提倡经济和社会历史的研究。他们的这一提法是针对以往历史研究限于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只是研究政治、军事、外交的历史,其用意在于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要把经济史和社会史特别是经济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法国年鉴学派的这一倡议,日益引起欧洲和日本历史学家的重视,到1930年代出现了一批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著作,由此社会经济史学科及其研究开始在欧洲和日本兴起。由中国学者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外国学者的相关著作主要有:英国学者亨利·皮朗(1862—1935)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原版1935年,中译本196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贯串着商业发展农业和农村阶级变化城市和市民阶级变化发展工业产生和发展国家新经济政策的研究路径。同时,又有日本学者的一些相关著作传入中国。如森谷克乇《中国社会经济史》、猪谷善《美国社会经济史》、崛经夫《英国社会经济史》、加田哲二《德国社会经济史》、伍纯武《法国社会经济史》、山口正太郎《意大利社会经济史》、内田繁隆《日本社会经济史》、小林良正《俄国社会经济史》以及佛尼威尔《缅甸社会经济史》等。统观这一阶段欧日学者这些著作的内容结构,从中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大多属于经济和社会,或经济+社会的历史,即韦伯所谓的“EconomyandSocie-ty”,其他西方学者所谓的“EconomicandSocialHisto-ry”,是经济史和社会史的机械相加,且大多内容结构不太完善;尤其是日本学者的著作内容更显单薄,大多只有100页左右。二是在称谓上有所不同,或称社会经济史,或称经济社会史。欧洲学者对这两种称谓都有采用,早期的主要称社会经济史,法国年鉴学派之后主要称经济社会史;日本学者则几乎都称为社会经济史。这可能与翻译上的不同习惯有关,或将经济放在前面,或将社会放在前面。这两种称谓虽名称各异,但内涵类同,即均是经济+社会的历史。至今,国外学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一直在延续和深入之中,但大多仍属于专题性的研究,通史性和整体性的研究尚属少见,而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则显得更为广泛而多样。就他们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而言,其广泛性和多样性显而可见。如美国学者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重点论述了20世纪前60年代中国农村集市、乡镇和中心城市三级市场的发展、变迁和现代化的过程;分析了市场与社会结构、市场与社会习俗、市场与交通、市场与地理状况的内在关系。美国学者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二书,在论述小农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中,既涉及了生产技术和规模的问题,也涉及了社会因素的问题;美国学者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在分析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和竞争时,涉及了企业家精神、组织技巧、国际环境等问题;美国学者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对比英国产业革命时期与同期中国江南经济发展的差距及原因时,着重论述了技术因素和资源因素;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涉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周边环境、商业网络、传统社会因素等问题。由上可见,社会经济史这一学科在西方国家已经产生、流行一百多年,并取得了许多力作,其中所包含的思维逻辑、内容结构、研究方法无疑是社会经济史学科内涵的重要元素,有待我们去提炼、总结和整合。 二、中国学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状况 在中国,就笔者所见,社会经济史这一名称的最早采用是在1936年,比韦伯《社会经济史》采用这一名称晚十四年。是年,王亚南署名王渔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纲》一书由生活书店出版。王亚南于1928年赴日本留学,阅读了大量马克思著作及欧洲古典经济学,该书以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讨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据作者自述,自第二编以下大体根据日本学者森谷克乇所著《中国社会经济史》编译而成。继王亚南之后,汪洪法著《中国经济社会概论》一书于1940年由四川曲江新建设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势概说、国人的观念与习性、国人的生活动态与劳动效率、历代货币、交通问题、商业组织、商业清算与度量衡等。汪洪法系民国晚期较为著名的经济学家,1930年前后留学日本,1937年曾出版《国民经济建设概要》一书。傅衣凌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公认的社会经济史专家。他从1940年代开始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1942年出版《福建省农村社会经济参考资料》,此后又相继出版《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1944年)、《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年)、《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1957年)、《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年)、《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年)。他主要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经济变动等方面来研究明清社会经济,以经济结构阶级结构阶级斗争为研究路径。他还于1960年在厦门大学建立了中国首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室”。社会经济史研究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即已出现,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对其学科概念的认识并不清楚,研究所涉内容也主要限于生产关系、商帮、行会、阶级之类。汪洪法著作虽涉及面稍宽一点,但仍显单薄。198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史开始受到重视,认同面逐渐扩大,有日益增多的学者开始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自1990年以来,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著作陆续增加。除了傅衣凌这样承前启后的专家继续出版著作之外,一些新学者的著作相继出版。如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1991年),显恩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2年),范金民等编《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1993年),陈桦《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6年),段本洛主编《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1997年),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2000年),张晓辉《民国时期广东社会经济史》(2005年),以及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2006年)等。这些著作显示了两个研究状态:一是以区域的明清时期的研究为多。即所涉及的空间范围大多是区域性的,涉及全国性范围的唯有《民国社会经济史》一种;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大多是明清时期,明确以近代为界的只有三种。二是在研究内容上,虽然仍以经济状况、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为主体,但有的亦兼及商帮、行会,还有涉及其他方面者,如人口、土地因素,这与此前的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相比,显然拥有较大的完整性。在普通经济史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朝着社会经济史的方向迈进。如汪敬虞主编、由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三册),与以前严中平、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相比,社会经济史的内容已有明显的增加和加强,其中能够体现这一特色的内容主要有:农业经济中租佃关系、雇佣状况、生产力及其改革,政府政策中的税收、财政、公债、工商政策和法规等,这反映了普通经济史学科内容体系向社会经济史扩展的新动向。此外,在专题研究中,具有社会经济史特色的内容和领域已有众多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和法规;企业制度、企业文化、生产技术;商会、农会、经济协会、同业公会等经济团体;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及其现代化改造等方面;还有一些论著着力于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融合,或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社会,或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经济,等等。 三、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 经济史概念和研究体系的讨论迄今为止,国内外社会经济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对于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范畴尚未形成明确的概念,尚处于混沌状态,有关的研究者只是界定了自己的研究内容,或因自己的研究内容超出纯经济的范围,故而称之为社会经济史,因此社会经济史的学科概念和研究方法尚待作进一步深入探讨。随着国内外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展,有的学者亦在探讨这一学科的概念含义和研究体系等问题。对此较早进行探讨的是西方学者,如成立于1956年的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经济社会史系于2001年提出了“什么是经济社会史”的命题,并认为经济社会史有三大特点:一是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即通过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来理解历史过程在长时段如何发生变化;二是整体的历史,即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三是普通人生活的历史,即人民日常生活史,也可以说是由下至上的历史。在中国,有原本从事普通经济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个人见解。最早对社会经济史学科含义和研究体系进行设计的是陆仰渊,他在《民国社会经济史·绪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中提出:“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反映两者之间适合或不适合,以及两者之间关系,就是社会经济史的全部内容。”所研究的内容,则“必须兼顾重视”影响经济变化的“各种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因素”以及政府的决策、政策,民族资本与官僚、商人和买办的关系。2001年,著名经济史研究学者吴承明在谈论经济史研究方法时也涉及了社会经济史的学科含义和研究体系问题。他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可以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一派重视从经济理论上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乃至计量分析。一派重视社会和文化思想变迁,自成体系。”并明确表示“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吴承明所说的第一学派也可以与第三学派归纳在一起,统称为社会经济史。关于研究方法,他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经济发展和制度革新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社会群体组织和行为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经济发展”。言下之意,经济史研究不仅要考察经济发展的现象,更要考察现象背后的社会制约因素,以及考察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一研究方法已不同于普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而应该说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除了经济史学家之外,社会史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行龙《经济史与社会史》(《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一文即专门探讨了经济史与社会史的关系问题。他指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深入。时隔四年,行龙又在其著作《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中谈及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研究体系。他指出,各行各业的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并强调“首先从区域史的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要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此外,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也对社会经济史学科有所采用。例如,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1992年)一书,虽为专题性研究,但视角颇为新颖。徐泓和邱澎生1998年编制的“明清社会经济史专题”课程,虽未成著作,但亦体现了他们对社会经济史构成体系的一种理解,不乏值得借鉴之处。其课程的内容构成包括:人口与耕地、田赋与徭役、政府的经济管制、农业生产力与土地经营制度、资本主义萌芽与传统工商业、市场扩展与商业制度、都市化的发展、人群的分野、家族制度与乡绅社会、民间社会的发展、政府政策与民间社会的互动等。体会和总结上述相关学者对社会经济史研究范畴的阐释,以及众多学者的各种专题研究,笔者觉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体系包含六个层面:一是思想观念层面,以能够影响国家经济决策的思想观念为主体,包括经济方针决策者的思想观念、资产阶级等社会群体的集体性经济主张;二是经济决策层面,以政府为主体,包括决策者的经济诉求、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制定;三是环境层面,以国外和国内的政治及经济影响为主体,包括国际关系与经济主权、外贸和投资状况,国内的制度变革和时局状况;四是经济活动承载层面,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包括他们的参与国家商政活动、组织状况、经济外交活动以及与政府的互动渠道;五是技术层面,以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为主体,包括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引进及创造、新产品的发明、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六是经济运行层面,即各部门经济的发展和变迁状态。 四、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未来之路 通过前述可知,与以往普通经济史研究体系相比,社会经济史更多地关注经济运行状况背后的社会制约因素,并对此两者的互动关系作具体考察和深入分析。笔者认为,从这一研究体系出发,结合目前学术界已有的研究状况,就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而言,今后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其一,突出经济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大致说来,社会经济史研究既要考察纯经济史所研究的经济发展的状态、现象和运行规律,更要研究经济发展状态及现象背后的政治和社会制约因素,而且要研究这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密切的互动关系。以往的有关研究虽已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这两方面的内容,但往往是两张皮,较少对互动关系的考察和分析,即使有所关注亦不全面。如在讲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往往是把两方面的情况各作论述,然后依据经济政策和制度的条文内容及同时期经济变化的统计数字,得出有没有作用和有何种作用的结论,缺少对这些经济政策和制度是如何发挥实际作用的考察及分析。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存在类似的欠缺。其二,加强对薄弱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外已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经济社团、社会动员、经济资源、国民所得、经济观念、管理体制、生产技术、经济教育等是没有或很少涉及的问题,而它们又是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内容。对这些内容应加大研究力度,努力构建一个内容和体系相对完整的社会经济史。其三,全面整理和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如上所述,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整体性研究成果虽然较少,但专题性研究成果已经很多,应对此作全面、系统整理,以利更好地总结和提炼出社会经济史的学科含义及研究体系,推动近代社会经济史的专题研究更加丰富多彩,整体研究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在上述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中,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具体问题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关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问题。关于1937年之前商人团体的经济外交观念和活动虽已有所涉及,但尚需做进一步全面系统的研究,它不仅可以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还可在资产阶级问题、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开辟新的研究视角。这是社会经济史外部环境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必将有助于考察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争取民族经济发展和平等互利国际经济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二是关于经济发展的国内环境和条件问题。应着重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各种制约因素,包括政治和制度环境,各种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其具体内容包括:由于帝国主义势力入侵而带来的国内政治环境变化;由于本国制度所造成的内在政治环境:包括资本的来源构成、融通渠道、数量状况的资本条件;包括燃料、动力、原材料等的能源条件;由交通运输、国内贸易、国际贸易、消费水平、人口状况所形成的市场条件;包括工业生产的工具设备、工艺技巧、产品开发的科技条件;包括劳动者的教育结构、来源结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劳动力状况;包括企业管理体制、工程技术人员素质、管理人员素质的企业管理状况,等等。三是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对此,不能只就资产阶级的数量,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或资产阶级参与政治活动的状况,从单方面作出论断,而应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阶级形成的理论,结合前述这些因素,以资产阶级的组织状况为优秀考察其形成过程和时间,并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对于资产阶级与近代历届政府的关系,不能笼统地一概论定其依附性,而是有一个从基本独立转向被迫依附的过程,即使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依附阶段中,也有依附合作与矛盾冲突两个方面,且不同类别的资产阶级有不同的现实表现。对于资产阶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要考察他们的经济发展思想和主张,如重商主义思想、实业救国思想、抵制洋货主张、提倡国货主张、经济体制改革主张、利用外资主张等;他们的经营管理理论和方法,如管理企业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各种方式和方法、推销产品的各种方式方法、与外资企业和外国商品竞争的各种方式方法等;他们的经济活动形式,如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同僚关系、官商关系等。以此揭示资产阶级是如何推进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及其不同遭遇和作用。四是关于科技因素问题。研究的内容包括生产上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理论两个方面,它们对于经济的发展变化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来说亦是如此。生产技术作用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变化;经济理论作用于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管理体制的发展变化。在生产上的科学技术方面,包括引进和自我发明先进技术,从生产设备、工艺流程、原材料到优秀人才、优良品种都有不同程度的引进和发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在经济理论方面,引进了不少外国的经济理论和学说,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创造了新的经济理论,尤以孙中山民生主义学说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最为重要,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制度变革的两种主导理论,并产生及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种经济制度。上述是笔者在学习已有社会经济史研究著作基础上提出的一个自认为较可操作的社会经济史体系,也是笔者即将完成的《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课题的研究思路,仅为一己之见,恭请学术界同人指教。 作者:左玉河 经济史论文:佉卢文经济史论文 一、佉卢文简牍所见鄯善国之农业 《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扞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辅国侯、却胡侯、鄯善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且渠、击车师君各一人,译长二人。西北去都护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墨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民随率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能作兵,与婼羌同”。这是传统史籍对鄯善国总体经济状况的大致描述。其中的细节只能用佉卢文简牍提供的信息来补充。佉卢文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土地耕作与农业生产方面的内容,兹略举数例于下:1.Kh.72是一份灌溉小麦次数的统计账目。绿洲农业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河流灌溉,是否得到良好灌溉对于耕地上农作物产量的高低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塔里木河流域的河水流量是有限的,所以在鄯善国进行灌溉一般是有计划进行的。2.Kh.83中有这样的内容:“至于汝有关马之命令,詹贝耶(Campeya)随后将马带去。汝已吩咐将其移交此地,万万勿忘办理。橐驼之租金为八掌长之布匹,余已交欢吉(Namtasrrma)送去。该布匹系白色。至于农耕、大麦、小麦和ad’imi之事,请汝等精心关照。汝之黎弗罗摩(Lyivrasma)也须精心关照。余等奉上礼品一件。沙毗那(Sarpinae)之礼品系……羊一头。无论彼等在农耕地播种多少谷物,汝都应该让黎弗罗摩记账。”3.Kh.292是一份国王谕令,其中有这样的内容:“必须给那些难民以田地和房舍……和种子务必发给那些难民(palayanaga或palayamne),以便彼等能耕种更多的更多土地”。佉卢文简牍提到的难民是鄯善国社会中的一个身份特殊的社会群体。贝罗和印度学者阿格华尔(R.C.Agrawala)都认为这个词指的是英语中的“fugitive”。他们的具体身份不详,可能是被流放或充军而又逃跑的人。看来鄯善国政府对农业很重视,连难民的耕作问题都相当关心。这可能和当地缺乏劳动力的状况有关。4.Kh.655中的僧人和其儿子将一块播种量为1米里马(milima)5希(khi)的土地卖给了另一个僧人。他们在官方的主持下签订了买卖契约。值得注意的是,所买地产中有一所葡萄园。希和米里马是鄯善国的计量单位,1米里马等于20希。文书中经常出现的价值单位是穆立(muli)。1穆立相当于1米里马谷物之价值。由上可以看出,鄯善国种植的农作物有大麦、小麦、葡萄等。政府对农业的管理也相当重视,谷物的播种和灌溉的次数都要登记造册。鄯善国还设有司谷(Koyimam)、谷吏(Tsamgina)等专门负责粮食的播种与收获。王国还设有司账(Maravara)负责有关账目的管理,从而形成由王廷到地方的一套完整而严密的粮食管理体系。Kh.655显示鄯善国的耕地是以种子播种量的多少来计算的,而不是用面积计算。由此可以推测,鄯善国各类耕地单位面积的产量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二、佉卢文简牍所见鄯善国之畜牧业 鄯善国的畜牧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在佉卢文简牍中也有所体现,其中频繁地提到牲畜。例如:1.Kh.4称:“威德宏大、伟大之国王陛下敕谕,致御牧(kori)卢达罗耶(Rutraya)谕令如下:本廷曾向汝颁发一道谕令,内具详情,命汝将十头橐驼送至且末。倘若橐驼尚未送出,汝务必速将这批橐驼交予黎贝耶(Lyipeya)送至且末”。2.Kh.39载:“威德宏大、伟大之国王陛下敕谕,致州长勤军(Samasena)和布伽(Pugo)谕令如下:今有黎贝耶(Lyipeya)上奏本廷,彼之女奴支弥伽(Cimika’e)擅自将女儿送与迦波格耶(Kapgeya)诸奴仆做养女。该养女由彼等抚养成人,抚养费用亦未支付。当汝接到此楔形泥封木牍时,务必亲自对此事详细审理。若其女奴确实擅自作主,给迦波格耶一养女而未付抚养费用,黎贝耶理应向迦波格耶诸奴仆索取三岁之牝骡一匹或三岁之牝马一匹,而养女则完全为彼等所有。”3.Kh.157提到“当这些人到汝处时,要在泉边将祭牛一头奉献给贤善天神。据贵人昆格耶(Kungeya)说:‘余曾得一梦,梦见天神未接受该泉边之祭牛。’贵人昆格耶还说,在尼壤之乌宾陀之牛栏中有一头两岁之牛。”4.上引Kh.83文书中还提到了作为礼物的羊。这些简牍告诉我们,鄯善国的牲畜种类有骆驼、骡马、羊、牛等,设有御牧等职官对畜牧业加以管理。《汉书·西域传》说鄯善国“民随率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佉卢文简牍的内容可与之相互引证。从文书的内容来看,驴马和橐驼不但是交通工具,也是重要的交易物品。这些牲畜常常充当货币的角色。Kh.157所见之牛还是重要祭品。 三、佉卢文简牍所见鄯善国之手工业 佉卢文简牍则提供了不少鄯善国手工业方面的信息。冶铁业方面,Kh.107称:“汝曾从余等之庄园派一人来此干活。现彼等正让其在此干活。但是又传闻,诸差役又派其到彼处……干铁匠活”。葡萄酒酿造业比较发达,Kh.637提到potgonena酒。这种酒就是葡萄酒。据考,汉时“蒲桃(葡萄)”二字的发音直接源于希腊文“Botrytis”。汉学家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篇》里认为葡萄一词是波斯语“Budawa”的对音。Potgonena的发音与这两个词的前半语发音基本是相近的,没多大差别。上引的Kh.655还提到了葡萄种植园。佉卢文简牍中关于葡萄和酒的内容非常多,证明鄯善国饮酒之风盛行,连僧人也普遍饮酒。葡萄酒酿制业十分发达。鄯善佛僧饮酒习俗在西域的遗风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吐蕃和敦煌的佛教界。此外,Kh.715还提到了制箭匠,文书记载,身为制箭匠的父子二人出卖土地,得到九岁骆驼一峰作为地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鄯善国的丝织业相当发达。如所周知,古代西域本不产丝,《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西域之丝是从中原传过去的。7世纪著名旅行家玄奘西天取经途次于阗,在当地听到一个有关蚕种西传的古老而动人的传说,大意是说于阗原来不知桑蚕,由于嫁于于阗的“东国”公主把桑蚕种子藏在帽子里带到了于阗,并在《大唐西域记》卷12中记下了这一生动的传说故事。从新疆出土的佉卢文简牍看,鄯善国不仅产丝,而且丝绸已成为当地非常流行的物产,丝织物是鄯善国考古出土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又以尼雅遗址出土的丝织物为大宗。当时常见的丝绸、丝绢、锦等织物及印染和刺绣等均有发现,品种丰富,应用广泛,而这些丝织品名在敦煌文书等各种文献中也可得到印证。斯坦因在鄯善国西境尼雅古城附近发现许多枯死的古桑树,故知3世纪鄯善国已经种植桑树,鄯善人植桑的目的显然是养蚕。敦煌出土有婆罗米文(Brāhmī)丝卷碎片,为公元1世纪之物,其中一片上写有贵霜婆罗米文,意为“短绸布(pata)46柞(gishti)。1928年,中瑞西北考察团之瑞方成员贝格曼在楼兰地区的一座汉墓中发现一片写有佉卢文的汉锦,经释读,这行佉卢文意思为“印度法师之绸缎(pata)40匹”。在尼雅出土佉卢文文献中,pata一词多有使用,如Kh.3记载:“国王陛下等等……顷据苏祗多向余等报告,彼已买妇女一名,名苏祗沙,买价为四十一匹绸缎(pata)。”类似记载又见于Kh.35:“待自汉地来的商贾抵达时,务必清查绸缎(pata)债。若发生纠纷,朕将于王廷亲自裁决。”Kh.225亦曰:“僧伽钵罗那之奴隶一名走近余家并(?)绸缎(pata)三匹。”最后,Kh.345还提到:“该僧人阿难陀犀那之奴,名菩达瞿沙又从余及鸠瞿钵之屋窃取绸缎(pata)12马身长……共计价100穆立。”鄯善国原本并不产丝,后由中原输入,并在鄯善国扎根、逐步发展,后来竟然成为当地向中原输出的主要物产之一。这一情况的出现,与鄯善国地处丝绸之路交通孔道及中原丝绸的西传息息相关。佉卢文简牍对鄯善国手工业的记载比较贫乏,其中可见的种类有冶铁、酿酒、兵器制造和丝织业等。这不但引证了史书中“能作兵”的记载,也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材料。 四、佉卢文简牍中的商品买卖和放贷 佉卢文简牍中有大量商品买卖和放贷方面情况的信息,毋庸置疑,文书的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鄯善国内商业经济的繁荣。 (一)买卖契约。 斯坦因所获佉卢文文书中属于契约类的大约有47件。这些文书均属于简牍,有相当严格的矩形双简之形制,其中属于买卖类的契约大约有30件。这些契约既是法律文件,又是经济合同,内容翔实丰富,涉及土地、人口和牲畜等多种商品的买卖,是研究鄯善国经济问题的宝贵史料。例如,1.Kh.589是一份保存得非常完整的买卖奴隶契约。内容如下:“此一关于女孩色迷蹉(Smitsae)之字据,由书吏罗没索蹉(Ramsotsa)妥为保存。兹于伟大国王、上天之子阿没笈伐迦(Amguvaka)陛下在位之11年2月12日,有一妇女,名莱毕没蹉(Lyipim-tsaae)及其子名钵祇多(Pgita)。彼等于饥荒之时愿将名色迷蹉之女孩一名买给书吏罗没索蹉。给价为价值40穆立之一岁骆驼一峰。莱毕没蹉及钵祇多现已收到该骆驼。另又给绵羊四头,作为头(?)价。故现罗没索蹉对女孩色迷蹉有权为所欲为。双方在执政官元老毕特耶(Piteya)及太侯迦罗没蹉(Karamtsa)之面达成协议。证人为司土凯地耶(Cadhiya),督军僧凯(Samca),税监鸠罗吉耶(Kurageya),阿钵吉耶(Apgeya),凯布伽(Capuga),莫伽多(Mogata),蒙吉耶(Mangeya),莱钵多(Lyipta),沙门达马陀罗(Dhamadara)及司税凯托(Cato)。此字据系由余、书吏耽摩色钵(Tamaspa)之子、书吏莫伽多奉诸执政官之命所写。其权限如生命一样长达一百年。督军僧凯断绳。该女孩色迷蹉身长4distis。莱毕没蹉得售价之一半,摩信那的司税支祇托耶(Cigitoya)得一半。”2.Kh.677是一份交换土地的契约:“兹于上天之子大王安归迦(Amgoka)在位之……年7月6日,妇女科瑟那耶(Kosenaya)用以地换地(namanagamuliyena)之方式,向尸伽夷多(Sigayita)购地一块。赠送给科瑟那耶土地一块。全部土地[能播]3米里马jhuthi籽种。该地现已成为妇女科瑟那耶之财产。她在各方面对该地有一切使用权利。该地既不交seni税,也不纳niciri税(harga)……关于科瑟那耶,余等现已提出。其诸子完全不赞成该项计算。[……其]诸子无权占有该地。该科瑟那耶对该地有所有权,可以播种、农耕……作为礼物送人……证人为……苏德罗内耶(Sudarneya)。此字据系由余,皇家司书,僧人……奉……之命根据妇女科瑟那耶之请求所写。其权限为一百年。”3.上引Kh.715也是一份以骆驼买土地的契约。其格式和所列条款与Kh.677基本相同。这三份契约的内容包括立约时间(以国王在位的时间为纪年方式)、立约双方当事人姓名、交易方式、买卖或交换物品性质、价格、双方的权利义务说明、证人姓名、时效声明、和经手书吏等重要信息。鄯善国官员对契约进行当面公证,这说明政府对经济活动相当重视,其监管也很到位。Kh.589甚至还写明了违约处罚和公证人姓名。如此内容详尽的记载是研究鄯善国经济史的第一手资料。Kh.677更是一个历史记载的孤证。它说明在魏晋时期的鄯善国内存在着以地换地的经济现象。在上述的契约中,僧人扮演了证人和书吏的重要角色。上引Kh.655中的僧人还直接买卖土地。佉卢文简牍频繁地提到出家人的各种经济活动。他们蓄养奴隶、置办田产、饲养牲畜,甚至参与妇女买卖,和俗人生活几无差别,乃当时鄯善国佛教戒律尚未形成所致。值得注意的是,佉卢文简牍频繁地提到了鄯善国的奴隶,特别是在契约中有不少买卖奴隶的契约。这些近似实录的记载几乎是现今研究鄯善国奴隶问题的全部史料。塔里木盆地诸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与鄯善完全类似,它们都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所以,魏晋时期鄯善国奴隶制度的研究,并非只是涉及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对天山以南的“城郭诸国”都有普遍的意义。 (二)放贷行为和货币的使用。 佉卢文简牍提到了谷物的借贷。例如,1.Kh.100是一份私人信件,其中有这样的内容:“汝处有余借贷出的谷物……但彼却说,汝处有两笔分期支付之利息,不得再拖延一年”。2.Kh.142是一道国王谕令,其中也提到了这种借贷行为:“黎贝耶(Lyipeya)曾借粮食一弥里码一硒。按惯例借一还二”。从以上的文书内容中,我们可以知道鄯善国内存在以谷物放贷收取利息的经济活动。这种借贷行为的利息与本金相等,而且似乎是以年为时间单位分期收取的。从“年利息100%”这点来看,这种放贷行为也称得上是高利贷了。鄯善国居民在买卖和借贷中通常使用的不是货币而实物。如前文所述,很多买卖和偿付行为都使用骡马和橐驼等牲畜作为等价交换物。它们似乎替代了货币的作用。看来货币的使用在这个绿洲国家并不是很发达。从佉卢文简牍中,我们可以知道鄯善国居民有时也使用希腊钱币金币(Sadera)、德玛克拉(Drakhma)、波斯钱币达尼(Dhane)和印度钱币玛莎(masa)、茹帕巴那(rupya-bhana)。但这种情况不是很常见。鄯善国的货币对后来新疆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17世纪南疆所铸的“普尔(pul)”钱应该是肇源于鄯善国的穆立(muli)。 五、佉卢文简牍所反映的鄯善国土地制度 很多佉卢文简牍涉及到鄯善国土地制度,其内容相当复杂。史籍提到鄯善国“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可耕地在这个绿洲国家是相当宝贵的。因此,鄯善国形成了有自身特点的土地制度。 (一)国王所有的耕地。 鄯善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是国王。他有时会把属于王室的田地赐给属下的贵族和官员。例如:Kh.160是写给州长黎贝耶(Lyipeya)的一封信,其中有如下内容:“莎阇地方的一块田已给州长黎贝耶使用,但未提供水和种子。该田地系天子陛下所赐,为汝私人所有。汝处若有关于水和种子之事的任何亲笔信,或有内具详情之谕令书,应找出送来。若无此类文件,汝得先交纳水和种子费用,才可在此耕种。此外,据诸长者所云,当年沙尔比伽(Sarpinae)在此居住时,由彼提供土地,由莎阇人提供水和种子,合作耕种。汝等可商议依此办理。”可以看出,国王赏赐田地的同时也可能给种子和水,而赐给下属的耕地是可以再收回转赐别人的。鄯善国的自然条件较差,可开发为耕地的荒地很少。王室唯有如此行事才能保证其所直接掌握的田地不会越来越少。 (二)私人的田地。 佉卢文简牍中多次提到私人拥有的地产。例如:1.Kh.37是一道国王谕令:“今有税监黎贝耶(Lyipeya)上奏本廷,关于土地一事,彼等正向诸司土(vasu)呈明左迪(Cedhi)、布罗(Pulpa)和司税(yatma)僧卢韦耶(Samluveya)三人之地界划分。此时……伏伽(Pugo)和黎贝耶业已挖成一条沟界。现在有人已经在叶吠县划分出地域。”2.Kh.187:“……鸠伐耶(Kuvaya)、莫伽多(Mogata)、支莫啰(Cimola)及莱迷没那(Lyimimna)四人有彼祖父和父亲所传之农场一所、葡萄园一所及耕地若干。现彼等已将遗产平均分配,包括衣被等细软。相关问题已经解决……”3.上引的Kh.677是妇女科瑟那耶(Kosenaya)买田的契约。其中规定“该地现已成为妇女科瑟那耶之财产。她在各方面对该地有一切使用权利……该科瑟那耶对该地有所有权,可以播种、农耕……作为礼物送人”。我们从以上这些文书的内容中可以了解到:鄯善国私人所有的耕地是个人私有财产,可以任意转让和买卖,可以世代继承;这些私人地产之间有地界和界沟;私人地界方面的纠纷是由司土等政府官员来解决的。 (三)佃农和雇农。 佉卢文简牍没有明确提到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可以推测,鄯善国王室、贵族和官员的土地主要是由佃农和雇农耕种的。贝罗认为文书中的kilme一词是指贵族的封邑和领地。而kilmechi指的是这些土地上的佃户。“所以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土地所有权和租赁关系问题,而是涉及到了封建制度”。佉卢文文书中有两件提到了劳动者的一些活动。其一,Kh.450是一封地主写给佃户的书信:“汝务必知悉余之书信所述。春天,汝绝不可借机在此地耕种土地。现系汝停止向余交税之第四年。汝之房屋和土地,余现允许出售。汝及汝之母亲、妻子、儿子和女儿应一起来此。务必来此地耕作。关于余之税务,仅茜草及curama必须带来,尚无其它税欠余。”这位在地主土地上耕作的佃户丧失了人身自由和经济自主权,还欠了地租和税款。佉卢文文书生动而真实地记录了这些农民的悲惨处境。其二,Kh.532是一件国王谕令,其中提到:“叶吠县领地有一人,名伏斯弥伽(Vusmeka),靠其母之权利迁居叶吠县。其实彼系精绝人。彼自精绝逃出,受雇于叶吠县。但是,唯有叶吠县人才能受雇于叶吠县”。这个人因不是当地人而不能在该地被别人雇佣做工。这种将劳动力固定在出生地的经济制度与中原王朝的户籍制度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值得注意。据此,贝罗提出了一个观点:“劳工或农奴出现了,并被或多或少地束缚在土地上,不能随便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阿格华尔认为:实行这种的规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增加当地农奴的数量;这样他们就会更忠诚,更能团结生产;这种与雇佣劳力相关的限制对这一地区平稳而又高效的生产劳动产生了较好的影响。总而言之,尼雅等地出土佉卢文简牍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绝大多数为传统文献所不载的第一手资料。汉文史籍对鄯善国经济问题的记载往往语焉不详。通过对这些佉卢文简牍的研究,可以重新构建魏晋时期鄯善国的经济史,对其中的很多细节问题也能进行比较深入的讨论。 作者:杨富学徐烨单位:敦煌研究院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经济史论文:近代乡村经济史和乡村金融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摘 要: 陈峥博士的专著《民间借贷与乡村经济社会研究――以近代广西民族地区为中心》,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民间借贷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该书的学术价值与贡献体现了近代乡村经济史和乡村金融史研究的新发展。 关键词: 近代 乡村经济 乡村金融 2016年1月,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陈峥博士的专著《民间借贷与乡村经济社会研究――以近代广西民族地区为中心》,全书40多万字,是一本颇具新意的学术著作,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民间借贷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作者以其独具的眼光、宽阔的视野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近代广西民族地区民间借贷的史实,论述了民间借贷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影响,体现了近代乡村经济史和乡村金融史研究的新发展,其成就颇值肯定与赞赏。综览全书,笔者认为,该书的学术价值与贡献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书结构合理,详略论述得当 全书分为八章,外加导言、结语,共十部分。该书在论述了研究缘起和近代广西的少数民族及分布地域的基础上,对广西民族地区乡村民间借贷总体状况、主要形式、盛行的原因、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阶层、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社会功能等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全方位研究,最后在综合比较的基础上总结了广西民族地区民间借贷的特点。 在研究中,作者在第二章对近代广西民族地区民族的负债情况、借贷的期限、利率与利息、债主与债户等略加论述,该书的第三章民间借贷的主要形式,作者将其分为一般私人借贷和非政府借贷两方面,所占篇幅不多。而在第五、六、七章则泼墨如雨,用较大的篇幅深入剖析了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经济、阶层、社会之间的逻辑关系,重点论述了民间借贷与近代广西少数民族民众日常消费、小农生产、乡村商业、社会阶层变动、借贷中的其他人群、社会问题、社会关系、民教冲突等问题。主题明确,重点突出,内容安排有条有理,中心突出,详略处理得当,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二、满足现实需要,弥补已有研究不足 乡村民间借贷是中国近代金融史和乡村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长期以来不仅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而且引起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的密切关注。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和成为一门显学,学术界研究重心的下移和眼光向下,为学术研究的创新注入新的活力,学人对乡村民间借贷的研究取得一批成果。如李金铮的《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对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借贷问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但从研究时段说,学人选题的时间段大多是民国时期;从研究对象的地域看,学者主要以华北和长江流域为研究范围,而长时段连续地研究全国范围乡村民间借贷的著作较少,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乡村借贷更是几近空白;从研究内容说,学者对乡村与乡村市场发展问题、民族之间的借贷问题、外国进入中国城乡资金放贷问题、民间借贷与乡村人口的流动问题、民间借贷与乡村陋习、民间借贷与乡村道德文化、民间借贷与乡村民众社会心理等研究不够,这不能不说是十分遗憾的。 三、思考未来研究方向,提出独到见解 该书在考察近代广西民族地区民间借贷问题的同时,还对民间借贷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思考,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如从研究视角与理论方法而言,该书指出,有关乡村民间借贷的研究,应从新的视角出发,如民俗、民间信仰、宗法制度等。研究者还应在发扬过去长处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如何结合中国乡村社会实际,既借鉴西方理论,又超越西方理论,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适合中国特色的乡村民间借贷的研究理论框架和话语系统,这是研究能否取得突破的关键。作者指出,研究乡村民间借贷时,应面向整体史,立足专史,把乡村民间借贷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面联系之中进行考察,既要从经济史、社会史等角度进行研究,又要从生活史、民族史、文化史、政治史等角度切入,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研究;既要从宏观上把握,又要从政治、社会经济、民族关系、思想文化等微观方面研究,进而了解民间借贷在社会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及民间借贷与乡村社会生活的关系。实际运用时,应注意运用联系的、整体的眼光审视民间借贷与其他经济领域的联系与互动,关注外部因素对民间借贷的作用与影响。应超越时段分割而从近代延伸到现当代的“长时段”,使民间借贷变迁的过程不再被人为斩断,从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起延续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见微知著”,真正体现整体史范式的研究宗旨和精髓,从而使研究更具现实价值。 三十多年来,尽管学术界对乡村民间借贷研究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创新无极限,前沿无穷尽,学术研究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挖掘新资料,利用新理论,采用新手段,革新研究方法,从新的视角继续拓展和深入对乡村民间借贷的研究,仍然是摆在学人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经济史论文:在初中历史课中加强经济史教学初探 九年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中指出:“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受经济发展,主要是受生产力发展制约的。人们的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历史教学中,如何能自然地灌输这一历史发展规律,以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高素质的后备军――这是义务教育教学改革的紧迫任务之一。为此,我们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加强了对经济史教学的探索,现就《三国鼎立》一课谈谈我们的一些教学做法。 义务教育教材把《三国鼎立》一课分为:“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三国的建立”、“曹魏重视农耕”、“诸葛亮治蜀”、“孙吴开发江南”五个子目。按过去传统的应试教学做法,一般把前两目作为教学重点,强调官渡一战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赤壁之战是三国鼎立形成的关键;而魏、蜀、吴各自经济发展的情况,往往只是轻描淡写,点到而已,好象是“三国鼎立”的赘述。这样做法,单就中考应试来说,无疑是没有错误的。但要培养具有历史思维能力、适应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高素质人才,那就相距太远了。 我们认为“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三国的建立”当然应作为本课的教学重点,而魏、蜀、吴的经济部分,对初一学生来说却是本课的教学难点(虽然这一部分文字表面无深奥之处,一看就“懂”),原因有三个: 其一,义务教育初中《历史课程标准》在“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第四条中要求:“历史教学应当重视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容”。 其二,教材在把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讲完后,又单列了三个子耳讲三国各自经济的发展情况,前后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这种蕴含在教材中的“看不见的结构”,恰是我们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切合点。 其三,以初一学生现有的历史知识层面及年龄心理等特点,对复杂的经济现象是较难理解的,更不容易理解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如果不辩证地对学生进行引导,学生势必把“三国鼎立史”学成“三国政治史”。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在搞好三国政治史教学的前提下,加强了三国经济史的教学,着重抓了以下四个环节: 一、南北方经济实力的大体均衡,决定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出现 军事斗争――赤壁之战固然是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关键,而战争所依靠的基础正是经济实力。在北方,从184年黄巾起义开始,长年战乱,中原地区给群雄“逐鹿”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北方经济几乎完全被毁了!而南方相对安定,并且经济有所发展。因为大批北方农民逃避战乱,流亡到蜀、浙、江淮一带,带去了先进的耕作技术,使南中国的山川土地得到开发,促成了南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因而,曹操在赤壁败于孙刘联军以后,暂时无力南顾,“不敢再轻易南下”,“鼎足”之势便趋于形成了。 二、三国各自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吴、蜀经济实力的增长.是三足鼎立局面得以维持数十年的基本原因 诸葛亮奖励耕织,设置堰官维护都江堰,西蜀的农业得到迅速发展;蜀锦驰名各地,成为蜀汉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今民困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诸葛亮)。 在东吴,江南地区得到开发,粮食产量增加了,青瓷制作和造船等手工业技术有很大进步;吴国还与南洋许多国家有着友好的贸易往来。 北方的曹操在赤壁之战后,更加重视农业,继续大兴屯田,“数年中,所在积粟,仑廪皆满。”(《晋书》卷26“食货志”) 这样,南北经济相互独立地发展起来,使三分天下的局面得以维持数十年。 三、三国经济实力的悬殊,最终导致了三国鼎立局面的结束 曹魏及后来取而代之的西晋,在中原经济恢复以后,国力强盛。作为生产力进步标志的生产工具――水排和翻车在中原的使用,无疑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水排:水力鼓风机,比欧洲早1000多年;翻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灌溉工具)。作为农业发达标志的水利工程设施,当时仅在淮河南北兴修的就有芍陂、茄陂、太寿陂、郑陂、夏侯渠、淮阳渠、百尺渠、沁水堰等等。这些水利设施不仅使中原的经济飞速发展,而且也使漕运交通空前地发展起来。 而这时吴、蜀的经济虽然也有很大的发展,但决不意味着它们已有充足的力量能与经济恢复后的中原相抗衡。 吴国除太湖沿岸及钱塘江流域的三吴一隅之地稻米生产相对发达之外,有特色的便只有造船了。而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人烟稀少的经济落后地区。 至于蜀国,在北方大举兴修水利的时候,他们还只是维护老祖宗留下的产业――都江堰,经济上最有成就的当推蜀锦了,但丝织业在那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主导产业,要振兴经济还得靠农业。 西蜀的经济基础落后悬殊,使得当时一流政治家诸葛亮的政治抱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难以实现。他五次兴兵主动出击曹魏,反倒把西蜀微弱的家底拼了个精光。灭亡的命运首先降临到蜀汉政权的头上了…… 西蜀灭亡以后,东吴与晋王朝的国力对比更加悬殊。一度在赤壁之战中所依赖的长江天险,此时也显得微不足道了,根本不能阻止晋军的攻势。最后,只落个“金陵王气黯然收”的结局――“三国鼎立”到此结束。 综上所述。经济是魏、蜀、吴各自的立国之本,它们经济发展得如何,最终决定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存废。 四、从历史的角度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读史使人明智”,“发展才是硬道理”。今天,我国正抓住机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这的确是集历史经验之大成的英明决策,是振兴中华之路的最佳选择。只有尽快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中华民族才能巍然自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今天的中学生,正是二十一世纪的建设者,只有今天学就一身高素质,明天才能担当起历史的重任,经得起新世纪的挑战。华夏腾飞的梦想,定能在我们几代人的奋斗中实现! 总之,我们这样注重三国经济史的教学,既让学生认识到经济的基础地位,理解了经济发展最终制约着历史发展的道理,又不失时机地渗透了国情教育,发展了学生的思维,顺利地突破了本课的教学难点,对学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的形成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经济史论文:如何突破高中经济史教学难的囹圄 【摘 要】高中历史教学内容中,经济史占据了较重的份量,而经济史主要涉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概况、我国不同时期经济发展过程,以及经济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所含内容跨度大,从古代经济体制、社会生活概况到现代经济构建过程,由于经济史内容与学生距离较远,多数学生在学习时较为吃力,加上教师教学方法有待改进,加大了高中经济史教学的难度,对此,本文将进行详细探究,以找到突破高中经济史教学难点的方法,从而提升经济史学习质量。 【关键词】高中经济史;教学难点;措施 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等联系紧密,对人们生活、学习与工作也产生关键性影响,鉴于此,高中经济史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经济价值观,熟悉当今社会运行的经济体制、经济理念、经济方式在不同时期对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影响,使其形成关注经济动态的良好习惯,在当今发展迅速的社会生活中,积累足够的经济知识,科学分析经济形式与个人成长、社会发展的之间的关系。然而,目前经济史教学效果不显著,学生对经济史内容掌握存在较大难度,高三由于时间短,任务重,更加大了学习难度,对此,下文将针对这一现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1.密切联系实际,优化教学内容 教师在设计高中经济史课程时,应当在初中历史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合理补充,结合当今社会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动与经济形势,为枯燥的经济史内容注入生活气息,以课堂模拟世界经济市场,实行分组角色扮演,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例如,在学习“大国崛起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展史”时,首先,教师可进行现场模拟,提问学生: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哪国?你认为她在哪些方面较为强大?她现阶段强大的原因是什么?她是借助哪些方式实现自身强大目标的等,在学生回答时,教师应根据其回答内容,引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新航路开辟的历史价值、殖民侵略历史进程、工业技术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这一教学任务,以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其次,分组进行角色扮演,认命各个小组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将“资本积累方式”、“工业发展过程”等搬到课堂中,以英国代表组为例,引导学生从世界市场形成原因、方式等进行陈述,同时允许其他小组进行辩驳,提出各个国家在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各种行为对其他国家与世界的影响;最后,教师对整个世界市场形成过程进行串讲,强调重点内容与标志性事件,并对各个“国家代表小组”进行点评;通过这种全民参与的教学方式,变教师主讲为学生主动探索经济史知识,既活跃了课堂气氛,提高了教学质量,又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记忆效果。 2.重视反馈,及时调整教学任务 教师应定期询问学生教学建议,包括教学方式,内容安排、互动活动效果、课后作业布置量等,从而获取第一手资料,并依据学生提出的建议,及时调整教学任务与课程安排,以提升教学效率,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例如,在复习古代社会经济内容时,例如,在系统复习中国不同时期的耕作方式时,教师可采用对比方法,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人民基本素质等进行对比教学,以时间为纽带,将整个发展过程融合为一体,探究耕作方式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形成的基本原因、具体耕作方式以及对当时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影响,讲解完毕后,应做好反馈信息调查,如果学生对某个知识点存在疑问,教师可实行“问题整理”,即设置答疑环节,在串讲时,号召学生指出不懂之处,在黑板框架上进行罗列,可先询问已经掌握的学生的看法,再结合教学内容,进行重点解释,争取让每位同学都能熟练掌握古代社会经济概况。 3.抓住关键,突破讲解难点 正所谓,打蛇打七寸,要想突破高中经济史讲解难点,也应抓住题目关键,能够透过现象分析事物本质,从而将题目进行及时消化与吸收。例如,在复习“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内容时,教师应突破常规“背诵复习法”,可事先向学生提问相关问题,了解学生的掌握程度,再结合复习计划,将重点、难点各个击破,然后找准切入点,带领学生进入历史学习状态,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教师:课文提到,鸦片战争后,较多的洋货涌入中国境内?这里的洋货都有哪些东西呢? 学生:西方国家所生产的产品。 教师:涌入中国,说明规模大、数量多,那么西方国家是怎么生产这么多产品的呢? 学生:运用机器生产。 教师:为什么洋货进入中国市场后,打击了我国原有的手工呢? 学生:洋货价格低,而且功能多…… 通过这样富有逻辑性的“雨点式提问”,使学生的思维跟随“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形成的关键原因,抓住该知识的本质内容,从而突破了教学的难点。 4.结束语 高中经济史教学最重要的是掌握灵活的教学方法,依据学生的兴趣、知识掌握程度,并结合多角度的反馈信息,做好课程设计、教学内容、教学措施的优化工作,合理安排教学活动,借助对比、时间关系、影响等对经济史实行专题讲解,找到突破其难点的关键,在教学中,教师应结合高三学习的特点,对经济史知识综合探究、分析对比,以实现“低投入,高产出”,提升经济史教学质量,帮助高三学子顺利通过升学考试。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江浦高级中学文昌校区) 经济史论文:中国古代经济史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摘 要】经济史所涉及的内容,纷繁复杂不好掌握,纵横交错不易分析,中外经济跳跃性大且丰富繁多,加上地域跨度、数字累计、类别琐碎,都使中学的经济史教学极为困难。文章试图以《原始氏族公社》、《春秋战国社会经济》、《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唐社会经济发展》、《明代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等课的设计和实施过程,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教与学进行探讨。 【关键词】古代经济;教学;实践;研究 一、中国古代经济史中所贯穿的基本理论 (一)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终极动力 如教材叙述原始社会发展时突出作为生产力的最活跃因素。即生产工具的变革,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北京人使用打制旧石器,山顶洞人开始使用磨制新石器,生产力有了提高,社会组织也就从原始人群转化为以血统关系组成的固定的集团。半坡时期是人类普遍使用磨制石器,石器种类不断增多。生产工具的进步,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革。原始农业、畜牧业使生活更为丰富。夏商时期铜器使用,使人类从无阶级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到春秋时期,铁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出现,促进井田制瓦解,中国进入封建社会。 (二)经济现象之间的纵横关系 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横的联系,这是指同一时期中各种经济现象(如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是纵的联系,指不同历史时期先后相承的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讲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是要让学生了解:社会经济是一个总体,彼此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只有让学生把握可经济发展规律,才能学好经济史。 在介绍经济现象横的联系时,要说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之间的联系。由于农业生产力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有剩余,使得部分人从农业中脱离出来,专门从事手工业、商业等。可见,农业是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础。反过来,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又推动农业进步。铁制农具的使用就是最好的证明。战国时期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铁制农具,促进手工冶铁业发展;冶铁业发展又为农业创造出大量更为先进的农具,为兴修水利、开坑种植提供便利条件,又推动农业生产;农业和手工业发展为商业繁荣打下基础。由此说明:在古代社会经济生活中,三种产业的发展相互促进、推动。 在介绍经济现象之间纵的联系时,要说明每一种经济现象先后相承、依次发展的演变过程。如井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制、大地主田庄、屯田和均田、租庸调制、两税法、一条鞭法、地丁银等经济现象。 (三)经济、政治、文化三者是密不可分的 经济、政治、文化密不可分。教师要通过具体的史实和有关材料,深入浅出说明彼此之间联系。各国变法运动是在奴隶制经济崩溃、封建经济出现的情况下而发生的(商鞅变法);于此同时,各国封建政权的建立和变法运动又给封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战国经济的发展)。而当地主阶级掌有政权后,新旧势力斗争依然存在,各阶级思想家从不同阶级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主张,于是在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化上的百家争鸣又影响和推动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韩非的主张对秦统一后的政治和经济产生的影响)。 二、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教学方法 (一)讲清经济制度演变的来龙去脉 中学教材中,经济发展史往往涉及土地制度及赋税制度演变,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状况。涉及面较广、内容较多、头绪繁杂,学生不易掌握,容易造成概念上混淆。在讲述时,应注意帮助学生弄清来龙去脉。认清发展线索。 我国土地制度演变过程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我国奴隶制度社会盛行的是井田制为主的土地国有制,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进入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出现土地国有、土地私有、自耕农土地所有三种形式。三者围绕争夺土地和人口展开激烈斗争。我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演变过程,实质上是封建大地主所有制不断发展和巩固的过程,封建大地主把国有土地和自耕农地变为大地主私有制的过程贯穿了整个社会历史之中。东汉大地主田庄出现,南朝大地主“封山占水”、唐朝后期贵族、官僚和大地主较普遍的建立庄园,明朝后期皇、庄园遍布全国,都是封建大地主私有制发展的具体表现。同时,同土地制度相联系的赋税制度也随着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而变化。赋税制度也存在演变过程:从春秋时期鲁国“初亩税”、唐朝租庸调制和两税法,到明朝“一条鞭法”和清朝地丁银制,清晰看出封建社会赋税制度发展的线索。这一线索贯穿赋税征收的根据从以人丁为主逐步转向以土地财产为主。赋税形式逐渐以劳役、实物为主转向以银钱为主。它反映封建社会农民在封建生产关系中身份地位的提高和依附关系的削弱。 讲述经济史,应适当引用一些生动、形象的历史材料,让学生在阅读相关材料的历史背景,并能据此勾勒出当时的经济生活场景。例如:在初中讲述中国古代灌溉工具时,我们在课前出了一道题:在我国唐朝,劳动人民创造了一种新的灌溉工具筒车。这一提水工具安置在田边小河里,史书记载:“水激轮转,众筒兜水,次第下倾与岸上...以灌稻田,日夜不息,决胜人力。”请根据上面的文字叙述进行想象,并画出这种灌溉工具(男生成绩更为突出)。给学生提供再现经济生活形象的材料,教师可从考古发现、史书、相关文献中去搜集,然后向学生展示,这样会更易于学生对某一时代经济现象产生想象,从而获得正确的历史概念。 (二)对教材中琐碎、零散的经济史进行整合,有助于提高建构知识框架的能力 教学中,教师要把知识进行排列组合,形成知识系统。在讲述中国古代农耕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的内容时,大家会感到内容庞杂、琐碎。教师可以从农具、耕作栽种、农作物、水里灌溉、对土壤的认识利用几方面发展线索,在宏观把握基础上,对有关内容进行恰当处理,使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结构。 作者简介:赵纯仁,副教授,白城师范学院历史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学历史教学法。 经济史论文:浅谈乡土历史资源在高中历史经济史模块中的应用 摘要:在新课程标准下,乡土资源有着其它历史资源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各省新课程高考命题凸显乡土历史考查。从中归纳乡土历史资源在新课程教学使用的原则。 关键词:乡土历史资源 历史教学 红帮裁缝 宁波商人 一、乡土历史资源在新课程教学中的作用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指出:高中历史课程,“应密切与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生活,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凡是对实现课程目标有利的因素都是课程资源。” 在新课程标准下,注意挖掘和使用乡土资源,对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领悟历史,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增进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都有着其它历史资源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各省新课程高考命题凸显乡土历史考查。鉴于此,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开发和应用乡土资源显得尤其重要。 二、乡土历史资源在新课程教学使用示例 宁波作为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近代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改革开放后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当代东方大港,乡土历史资源,特别是经济史乡土资源丰富。现以《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一课为例,谈谈乡土史资源在课堂教学中的利用。 教材引述: “西装在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民国成立后流行开来。……西装的传入和流行对中国服饰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山装就是在广泛吸取欧美服饰的基础上形成的。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综合了西式服装与中式服装,设计出了一种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饰,定名中山装……”――《普通高中历史必修第二册》 概括:服饰由长袍马褂向西装、中山装的变革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影响深远。并设问: 同学们知道是谁缝制出中国最早的西装和中山装吗? 出示材料: “乾隆六十年(1795),一场偶然的海难,把一位从鄞县茅山外出谋生的包袱裁缝张尚义送到了日本横滨。他在异国的港口帮助海员缝补救生衣和水手服中学到了西装的制作方法,在横滨开创了自己的成衣业……最早的红帮裁缝队伍就这样形成了。1905年,根据孙中山等人的意见,鄞县人张学诚设计出最早的一款中山装。” ――周时奋 《故土家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原来是宁波人缝制出中国最早的西装和中山装,学生赞叹不已,并为作一名宁波人而自豪! 教师追问,这批缝制出中国最早的西装和中山装的宁波裁缝为什么叫红帮裁缝呢?同学们热议起来,有的说是因为他们穿着红色服装吧?有的说大概与宁波的十里红妆有关吧?有的说他们是信奉共产党吧?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中国人认识西方文明从被称为红毛人的葡萄牙人开始,在宁波方言中,红毛一词是西洋的代称。” 三、乡土历史资源在新课程教学使用的原则 1、时代性原则。 历史教学讲求现实立意,从历史中探寻现实问题的答案,为什么宁波服装业发达,雅戈尔的渊源仅仅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乡镇企业吗?这些带有鲜明时代感的问题,可以成为乡土史教学选取的内容。 2、典型性原则。 红帮裁缝――既是宁波现代服装业的重要源头,又代表了宁波商人思想开放,眼光敏锐,勇于开拓的特点,具有典型性。不仅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当代宁波经济,又有利于学生理解宁波商人的特点。 3、趣味性原则。 缝制出近代中国第一件西装、第一件中山装,红帮裁缝以鄞南茅山人为发端,而鄞南茅山与我校毗邻,这一切极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了课堂气氛,使历史变得不再遥远,它从未与我们那么近切;历史也不再空洞,它真实地在我们身边存在。 4、探究性原则。 从服饰由长袍马褂向西装、中山装的变革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说起,联系红帮裁缝缝制出近代中国第一件西装、第一件中山装及原因,进一步总结宁波商人的特点,自然引申,步步深入。对于有些问题,既可以通过出示材料进行课堂探究,也可留给学生借助图书馆、网络等做课外探究,而这些正是新课程理念的应有之意。 经济史论文:财经院校中国经济史教学改革探讨 摘 要: 从课程的性质和内容来看,中国经济史本应在财经院校的本科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课程教学现状却不禁令人担忧,教学急需改革。要使中国经济史教学取得良好的效果,教师需明确定位经济史的学科性质,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发挥教师情感因素对经济史教学的影响,注重研讨式教学在经济史教育中的应用。 关键词: 财经院校 中国经济史 教学改革 目前,中国经济史是财经院校普遍开设的理论经济学系列课程之一。开设中国经济史课程,既是经济发展与教学的需要,又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的要求。经济史是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但与其他经济学学科相比,对于经济史尤其是中国经济史课程,不仅学生学习的兴趣普遍不够浓厚,教师教学的积极性亦逐渐减退,课程存在日益被边缘化的趋势,很多财经院校已将中国经济史调整为选修课。从课程的性质和内容来看,中国经济史本应在财经院校的本科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课程教学现状却不禁令人担忧,教学急需改革。如何有效组织教学,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经济史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笔者主要结合教学经验在中国经济史的教学改革上作了一些探索总结,供同仁参考。 一、明确定位经济史的学科性质 只有明确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才能更好地进行经济史教学。当前经济史教学深陷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专业教师没有从根本上明确经济史的学科性质。综合来看,经济史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经济科学,是一门兼有历史学和经济学两大学科特征的交叉性学科。首先,经济史是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的经济部分,是历史学科下属的一个分支学科(专门史)。但是,经济史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相比,还有明显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史具有独特的研究方法,其使用的研究方法既有历史学的方法,又有经济学的方法,尤其是经济学为经济史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使经济史具有明显不同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的最重要的方法论特征。其次,经济史是经济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的历史部分,是经济学科下属的一个分支学科(理论经济学)。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尽管划分学科或是确定学科性质的根本标准,是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定的研究对象,而不是它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但是,历史分析和经验归纳方法的使用,仍是经济史区分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的一个重要特征。经济史特定的学科交叉属性,决定了经济史教学方法的交叉性,即经济史教学需要历史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的结合。教师在讲授经济史时,单纯使用历史学方法或经济学方法教授,都会使经济史教学偏离应有轨道,导致课堂沦为单一的历史课堂或经济课堂,学生兴趣不浓厚在所难免。因此,明确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是搞好经济史教学的前提和出发点。 二、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 经济史一般分为实证性经济史、分析性经济史和经济史学概论三部分。实证性经济史侧重于对经济史实的叙述,分析性经济史侧重于对经济规律的总结,经济史学概论侧重于对经济史学这门学科的探讨[1]。基于财经院校的学科特色,中国经济史的教学至少包括实证性经济史和分析性经济史两部分,尤其要加强分析性经济史的教学。如果教师在授课中仅限于讲授实证性经济史,而不注重分析性经济史,一些经济类专业的学生就会抱怨。经济学理论是把分析性经济史条理清晰地讲授的重要工具,因此,一些中国经济史教师呼吁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实现经济史教学与经济学理论的对接,但现实是不少中国经济史教师在授课中仍倾向于使用历史学的教学方法,忽视经济学理论的应用。总体而言,目前国内的经济史教师在对历史学方法比对经济学方法知道得要多一些,运用得要好一些。只有把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教学有机结合,才能真正让学生体会经济史的学科魅力,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因此,注重经济学理论分析,尤其是加强统计方法、数学模型在中国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应成为今后努力改革的方向。 三、发挥教师情感因素对经济史教学的影响 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因素很多,教师情感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教师积极的情感投入是教学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是激励学生学习进步的动力,是发挥德育陶冶感化作用的催化剂”[2]。因此,中国经济史教学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必须充分认识情感因素在教学中的作用,并学会适时调控情感。为此,一要陶冶情操,保持良好的心境;二要提高个人修养,提高人格魅力;三要提高情绪涵养,保持良好的心理势态和情感势能;四要提高业务水平,切实领会教材;五要控制不良情绪,保持适宜的情绪状态。 四、注重研讨式教学在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 研讨式教学是一种将教师研究性讲授与学生研究性学习、规定教材与广泛查阅、教师指导与学生自学、课内外相互讨论等有机结合的一种教学方式。研讨式教育既能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又能使学生掌握系统扎实的学科知识,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3]。财经院校注重研讨式教学在中国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不仅有助于培养经济类专业学生的历史感,更有助于培养学生运用历史经验检验经济学理论的意识,这对经济史充分展现学科性质和更好地履行学科使命显然具有重要意义[4]。为在中国经济史教学中更好地开展研讨式教学,教师应积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键环节:首先,课前要选准问题,精心组织。在选择研讨的问题时,教师应做到“两要两不要”,即选题要紧扣教学内容,不要四处“海选”,选题要专、不要博。其次,课中要把握主题,做好“导演”。在研讨的过程中,教师应通过制定并执行研讨规则,提高“导演”能力等方式对研讨的进程进行调控,避免研讨偏离主题和出现冷场、偏激的尴尬局面。最后,课后要画龙点睛,精练得当。研讨会结束后,教师应以简练准确的语言对研讨会的情况进行点评,并以鼓励为主,提高学生后续研讨的兴趣和积极性。 经济史论文:关于世界经济史课程特性与开设现状的思考 摘要:世界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之源,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时序性与规律性研究,而且是研究经济学的必备基础,但是世界经济史在高校经济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中并未得到应有重视。本文从高校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理念、世界经济史课程定位、师资队伍欠缺和教学方法单调等方面查找原因,并提出正确定位世界经济史课程,培育世界经济学教学队伍,开展专题教学,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史 世界经济史 课程特性 世界经济史是一门反映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活动领域的一门科学,学习这门课程,不仅要了解人类经济活动的知识,更要培养深刻的历史理解力、洞察力和对历史发展趋势的预测力,进而对现实的经济问题有所指导和参考。经济学本科专业开设这门课程,将有助于学生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通过考察经济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更好的理解经济学理论和探究经济发展规律,对构建经济学专业学生完整的知识结构有着重要意义。 一、世界经济史的课程特性 经济史是一门伴随经济学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介于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在课程设置上,经济史分为中国经济史与世界经济史两个分支,中国经济史主要以中国经济发展演变过程为研究对象,侧重于探求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世界经济史则以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侧重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与地区人们经济活动的联系与相互影响,从地理范围上看,世界经济史即包括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也包括对中国以外其他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所以世界经济史具有和经济史一样的学科特性。 首先,世界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的源泉。世界经济史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之间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研究经济组织、经济制度和经济部门的发展演变过程,研究经济发展的结构和历史过程,研究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而经济学理论恰恰也是以人类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研究个人、组织和社会行为的学科。世界经济史为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大量历史事实,经济学理论就是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凝练和抽象出来的。世界经济史通过为经济理论提供大量证实与证伪素材,推动着经济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正如希克思所言:“为了不致使逻辑进程与最明显的事实发生冲突,我们应当回过头来看看历史纪录”。 其次,世界经济史注重时序性与规律性研究。世界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相似之处更多地体现在研究方法的趋同性,二者的考察对象都是以往经济、社会状况以经济发展轨迹,在叙述方法上都有用“史料说话”的特点,在研究过程中都重视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从而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指导当前的人类活动,并对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合理预测。但二者的研究任务却不相同,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任务在于通过对史料的发掘,以证实和证伪的方法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而历史学的研究任务则在于客观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探求事物发展规律。 再次,世界经济史是一种分析方法。熊彼特说过:“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多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法的欠缺倒是次要的”。由此看来,“历史感”和“历史经验”是经济学者研究经济学必备的基础。而所谓的“历史感”和“历史经验”其实就是思考和分析经济问题的历史自觉性,具体而言就是在历史中求解现实经济问题时,做到“以史为鉴”,在运用经济理论工具分析经济问题时,做到“史论结合”,在归纳总结经济问题,探寻经济规律时,做到“论从史出”。 二、世界经济史课程的开设现状 世界经济史在我国高校课程设置中,长期作为历史学专业的必修课。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传入中国,国内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以新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外历史中的制度(变迁)案例,并与中国当前的制度变革进行比较、印证,世界经济史开始成为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目前世界经济史课程的开设情况大致可归纳为三种情况:少数高校将其作为经济学本科专业必修课,部分高校将其纳入经济学专业选修课,还有部分高校并未开设该课程。 通过上述资料显示,在少数重点财经类高校经济学专业,基本都开设世界经济史课程,并多数作为必修课程。在综合类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基地班,在教学方案设置中,也都开设世界经济史课程,并作为必修课。而在地方财经类院校,将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学专业本科必修课程开设的则寥寥无几,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经济学本科专业设置中一度被边缘化了。当然,由于一些高校的专业设置及课程开设情况并未通过网络公开,为此只能通过不完全统计得出上述结论。 三、世界经济史课程未得到充分重视的原因 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史的一个重要分支,为何在课程设置中没有受到应有重视,国内多数高校的经济学本科专业为何没有将其列为必修课程,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探求原因。 首先,经济学本科专业人才侧重于理论逻辑培养的理念导致世界经济史课程未得到应有重视。自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几百年间,经济学理论先后演化出古典学派、边际学派、新古典学派、数理经济学、制度学派、福利经济学、凯恩斯学派、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基础、芝加哥学派等多个经济学流派,各学派在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上各有所长,共同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繁荣与发展,与经济学理论的多样性相适应,形成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创新经济学等许多经济学理论课程,而这些课程都是经济学本科专业必须开设的专业课,为此经济学专业本科教学则更侧重于对上述经济学理论课程的传授与学习,使学生掌握各种经济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此外受到总学分和学时的限制,经济学专业课的门数也存在界限。总体而言,在本科生培养过程中各高校更加注重对学生逻辑思维及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培养,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理论源泉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大多数高校并未将世界经济史列入经济学本科专业的必修课程。 其次,对世界经济史的课程定位影响了其作为经济学本科专业必修课程的开设。如前所述世界经济史在我国长期以来作为历史学专业必修课,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逐渐作为经济学专业课来开设,所以提到世界经济史,很多教师和学生并未认识到其在经济学理论学习过程中应发挥的证实与证伪功能,而仅将其列入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不仅如此很多财经类高校将世界经济史作为通识课程,意在扩展学生的知识面,所以仅作为选修课来开设。 再次,世界经济史课程师资培养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史教学。从教师知识结构上,讲授世界经济史课程要求教师既具备经济学专业素养,同时又具备历史学人文素养,并将二者融会贯通,授课时既能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经济问题,又能自如发掘经济史素材,让学生逻辑分析经济问题的同时又能以史为鉴,然而同时具备两种知识结构高素质教师队伍人数较少。 此外,世界经济史课程的教学方法也影响其对经济学功能的发挥。就目前来看,世界经济史课程教学多以课堂讲授为主,虽然在教学方法上采用了多媒体授课,但是课件内容以文字和授课大纲为主,视频和音乐运用较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免感觉枯燥、乏味,自然将世界经济史等同于高中时期的历史课程,重视程度也随之减弱。 四、加强世界经济史课程地位的建议 首先,正确定位世界经济史课程,加强对其重视程度。世界经济史不是一门历史课,而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强调历史与经济学理论相统一,培养学生以史的方法和视角,运用经济理论去分析经济问题,通过世界经济史的教学,实现学生对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在头脑中衔接历史与未来,而不是单纯学习各种经济学理论。因此应该重视世界经济史课程在经济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中的地位,将对世界经济史的学习作为经济学专业人才知识结构中必备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素养。 其次,培育世界经济史教学队伍,增强教学能力。世界经济史课程对教师专业素质的要求较高,需要教师同时具备经济学专业素养和历史学人文素养,因此要求本科高校重视该课程教师队伍培育,为教师提供多种形式的进修、访学、攻读学位、科研项目及精品课程申报等途径,促进教师队伍成长和成熟。 第三,开展专题教学,选择注重历史与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教学内容。目前大多数世界经济史教材均采用编年体例来设计内容,而这种设计与历史教材雷同,使学生感觉乏味,按这种方式编排教学内容,容易疏离世界经济史与经济理论和现实经济问题的联系。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如果以专题形式来讲授世界经济史的相关内容更符合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特点,容易吸引学生,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更好地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相结构,对能适当对现实经济热点问题进行分析。 第四,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趣味性。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教学手段,如果偏重于史实的介绍,很容易变成史料堆砌,如果偏重于理论和方法讲授,又容易枯燥乏味,因此有机结合多种教学方法,对于世界经济史教学非常重要。其中全面调动学生视觉、听觉和思考的多媒体教学、对经济热点问题有针对性的研讨式教学以及让学生直接参与的研究型教学是世界经济史教学值得尝试和实践的几种好方法。 作者简介: 董君(1980- ),女,呼和浩特人,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世界经济史。 经济史论文:新经济史学对于时间维度的认识和处理 内容摘要:较之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史学在对时间维度的认识和处理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福格尔创造性地使用反事实计量法来研究历史事件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诺斯关于制度变迁的研究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得了纵向的维度,格雷夫的历史制度分析则带来了动态的制度演化理论。 关键词:新经济史学 时间维度 福格尔 诺斯 格雷夫 传统的经济史学系属于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其对于历史过程中的经济活动的解释都是史学式而非经济学式的。在传统的经济史学中,很少会使用定量分析,历史数据的作用主要是作为定性分析的佐证。 从20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新经济史学蓬勃发展起来。新经济史学和传统的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历史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增长或者是衰退、增长或衰退与经济组织的相互关系(重点是制度)以及伴随着增长或衰退而发生的收入分配的变化。不同的是,在新经济史的研究中,定量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统计学方法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本质上来讲,新经济史学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非史学的一个分支。 新经济史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突破 根据诺斯在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演讲,纯粹的新古典经济学运用数学方法构筑了一个静态的和谐的世界。这种做法至少包含两个根本性的错误,一是忽视了制度的重要性;二是忽视了时间的重要性。 先看诺斯所说的第一点,一般的新古典增长模型都将制度看作是外生的,到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中寻找经济增长的答案。而新经济史学却认为制度性因素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比技术性因素更为根本性的作用。因为制度能够带来秩序、增进协作并降低交易费用。再看第二点,新古典经济学是一种关于存在(being)的经济学。它将时间视为同质的、对称的、可逆的实体,外在于经济行为。既然经济行为游离于时间之外,时间就不可能成为经济行为的一个内生的变量。新经济史学在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有关稀缺性和理性人的假设的基础上,引入了时间维度,将时间视为经济的内在变量。向新古典模型中引入时间与向新古典模型中引入制度是密不可分的,时间作为内在变量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于制度变迁的分析当中。从保留理性人假设和均衡分析这个角度看,新经济史学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但由于其优秀内容是以时间为自变量的制度的变迁和演进,因此,新经济史学又有演化分析的特征。 新经济史学一经诞生就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从开始时主要致力于对历史上的经济现象进行计量分析,迅速过渡到对于经济系统历史演变的理论构建,可以说,如今的新经济史学是一门以经济系统(及其置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系统)在历史维度下的发展与演进的全部内容作为自身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学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如今的新经济史学主要由三个部分的内容构成:以福格尔为代表的计量经济史学、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以格雷夫为代表的历史制度分析。 福格尔的计量经济史学与假设:演绎分析法 福格尔是计量经济史学的代表人物,致力于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经济史进行定量分析。由于计量分析依赖于数据,福格尔的首要贡献就体现在对经济史数据库的构建上。福格尔毕生致力于更正和补正历史档案数据,重建美国经济中重要经济指标的时间系列。但是,历史数据往往由于种种原因残缺不全,有些数据从未被搜集过,有些数据已经遗失。针对这个问题,福格尔创造性地运用了假设―演绎分析法。假设―演绎分析法也被称为反事实计量法,是指先假设出一种违背史实的条件,然后将在此条件下得到的结果与史实进行比较,从而得到该历史事件在经济增长史上所起到的作用的方法。 在福格尔之前,铁路对十九世纪美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一命题得到了广泛的承认。福格尔通过使用假设―演绎分析法,得出了与之不同的结论。在其所著《铁路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书当中,福格尔提出如果当时不发展铁路而发展运河的假设(这个假设明显是反史实的),在该假设下,通过运用计量模型进行计算,福格尔计算的结果是铁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超过3%,并进而得出了“铁路并不是绝对必要的”这样的结论。 福格尔对于假设―演绎方法的另一次著名应用是在其与恩戈尔曼合著的《不光彩的时代:美国的奴隶制经济》一书中对黑奴经济的研究。他先做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如果没有南北战争,奴隶制维持到1890年会怎么样?通过复原历史资料,福格尔发现当时奴隶的生产率比自由农高70%左右,高效率源自以奴隶为劳动力的大农场的组织方式。该书驳斥了有关奴隶制是无效率且无盈利的制度的传统观点,认为是政治力量而非经济力量导致了奴隶制的终结。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与静态均衡分析 (一)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是新经济史学福格尔之外的又一代表人物,他们二人曾因为对于新经济史学的贡献而于1993年共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与福格尔主要关注对历史进行计量研究不同,诺斯主要关注的是制度变迁。诺斯新经济史论的主线是制度、制度结构与制度变迁。制度是旨在约束理性人行为的一系列规则、程序和道德规范的统称,它规定了一种经济秩序以及这种秩序下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制度决定了受其约束的理性人能够得到的激励和收入。制度结构即制度框架,它静态地决定着经济系统的绩效,比如产量和分配情况。诺斯写道:“我把经济史的任务理解成为解释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和绩效”。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被打破的方式。在诺斯看来,制度变迁是经济能够实现长期增长的真正源泉。 在诺斯看来,制度和物质商品一样,其均衡同样取决于对它的供给和需求。制度(尤其是基本制度)的供给者是国家,国家同样具有理性人的特征;制度的需求者是具有理性的个人和团体,他们能够对所需要的制度进行理性的计算。如果在既定的制度结构下:首先各种资源所能带来的潜在收入全部实现;或者虽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但改变制度结构的预期成本超过预期收益,则可以认为制度结构处于均衡状态。当这种均衡状态无法继续保持时,就会发生制度变迁。 经济史论文:经济史研究的另一种视角 【摘要】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是一部有关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著作。其独特性在于从长时段的视角和经济学的背景中梳理了长达千年的中国经济史脉络。通过对该书内容及观点的初步考察,或许有益于为经济史研究的视角及方法提供新的启示。 【关键词】经济史研究;长时段;麦迪森风格 中图分类号:F09 一、作者及内容简介 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以下简称《长期表现》)一书是一部有关经济史方面的长时段的研究著作。其研究时段跨越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在当今的历史学研究中显为异类。而事实上,这或与作者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和从事工作相关。其本人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和从事工作均非历史学,而是经济学。而麦迪森最重要的工作或许就是曾担任了多国的经济政策顾问,这一点对其今后擅长宏观考察的学术风格有着很大的影响。他在导论中称:“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20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表现……今天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比以往远为重要的角色,而且它的重要性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在本书中,试图考察出现这种加速增长的原因和方式,从而理解中国未来增长的潜力。”①。 《长期表现》虽然年限跨度极长,却并非一本大部头的著作。全书除去导论,共有四章,每章述及一段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在第一章中,作者考察了宋朝作为集约型经济增长的例证,以及宋朝以后五百年的历史作为支持粗放性发展观点的一些依据。包括“从本质上探讨官僚行政管理体系如何在推动农业发展的同时,却抑制了其他方面的发展,以及它的制度架构如何限制了资本主义式的企业的发展,减少了国际贸易和知识交流的机会。”②而到了第二章,作者论述了晚清及民国两个时期中国经济相较于以前的衰退。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内乱造成人口减少了5000万,而中国在1890-1933年间实现的人均GDP上升7%也由于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半的解放战争“使得1952年的人均GDP退回到1890年的水平。”③在第三章作者论述了新中国的宏观经济记录、农村部门的经济表现、工业的政策与表现、服务业的表现、对外关系的变化及其财政和货币政策。作者指出:“在1952-1978年间,GDP增长了两倍,人均实际产出增长了82%,劳动生产率增长了58%。经济结构出现了转变。”而从1978-2003年间,中国的经济更是取得了“GDP增长将近7倍,劳动生产率增长了4倍。”④第四章中作者根据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情况,预测“中国可能在2015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⑤然而中国仍面临着包括能源与环境的紧张、地区间收入不平等、城乡收入差距、法制及私人财产权利的缺失等严重问题。在这四章后的附录中,作者又分别列举了中国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和农村副业的经济表现:1933-1995年;中国工业经济表现:1913-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规模;中国的人口与就业;对外贸易五方面的大量经济数据和表格。 二、观点评价及启示 关于麦迪森和他的著作,《长期表现》的译者伍晓鹰曾经用“麦迪森风格”一词对其进行了评价,认为“麦迪森风格”最大的特点“在于强调个别经济事件之间在当时历史和国际背景下的因果关系和它们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以系统地揭示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而不是逸闻趣事式地着重个别事件或人物的影响,更没有囿于任何有影响的学说或信仰。”⑥大体说来,麦迪森非常注重宏观的视角。这也就是为何其著作(如《世界经济千年史》)大多以相当长的时间跨度和广阔的空间跨度为研究对象。伍晓鹰还说到:“不知道是否有人思考过统计数字的饶有意味的性质:一方面,它可能被公认为是最枯燥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会使所有的说教黯然失色,苍白无力。历史可以被按照不同的需要编撰成绘声绘色的故事,只有可靠的数字可以使它恢复本来的面目。”⑦这里,伍晓鹰实际指出了麦迪森为何敢于进行如此宏观的研究的原因。因为相较于抽象模糊的文字,麦迪森是通过大量可靠具体的经济数据作为其研究的支撑,因此通过数据的比较和变化便得以获得相对客观的结论。 事实上,即使掌握大量严谨可靠的经济数据,也并不见得变能获得比文字更为客观公正的结论,这也正是麦迪森为何要费十分的心力在附录中重新检验和修正官方统计数据的原因。其实正如同历史学家即便掌握了反映历史真实的材料,但不同的解读和组合仍可能得出甚至全然相反的结论。《长期表现》更多仍然是借用了何炳棣、帕金斯、罗兹曼等人的研究,这似乎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大量严谨可靠的经济数据本身就非常不易搜寻。 但从另一方面而言,麦迪森长期的视角一定程度上也弥补材料不足的问题。正因为麦迪森所涉时间跨度极长,因而总可以获得几个关键时间点的数据,从而勾勒出了一幅人口增长图表,甚至很形象的反映出了增长的总体趋势。其实,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这样的宏观视角,确实有助于从宏观层面上把握一些在具体时段上缺乏材料的问题,正如李伯重先生所说:“要认识中国今天的经济奇迹,就必须对19世纪中期西方到来以前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作全面深入的检讨……只有从历史的长期发展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了解今天的中国经济奇迹。”⑧当我们从更长远的视角来观察时,或许更能获得一些平常无法获得的启发和认知。正如麦迪森的目标虽然是为了认知今日的中国经济和未来发展,但其研究却囊括了长远的过去。我想这正是麦迪森此书给予历史学最大的启发。 经济史论文:浅议高中经济史教学如何培养学生兴趣 高中历史新课改教科书加大了在经济史的方面的比重,使经济史成为独立的必修模块。应该说加强经济史的学习,有助于学生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更理解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脉络。但至新课改以来,把经济史独立编在一本教科书中又会使学生掌握起来颇感吃力,也使身在一线的高中历史老师感到经济史确实不好教,原因大致有如下三个: 其一,经济史的史实纷繁杂乱,学生学起来常常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恼; 其二,经济史尤其是越是离我们现时代比较远的史实,初中了解得比较少,学生比较陌生,也难以跟自己的生活挂起钩来,因此学起来比较枯燥; 其三,经济史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堆史实的堆砌,其实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由于许多文科生在读初中的时候,社会发展史掌握得也比较不好,因此要理解起来就比较吃力。 基于以上三个原因,高中生对经济史的学习往往感觉到繁、杂、难,一线老师们也感到经济史的教学枯燥无味,原理又过于抽象,因此也常常为此而苦恼。笔者从事高中历史教学十几年来,也时常思考如何在经济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兴趣,让课堂"活"起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老师能在历史课中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乐于学习,就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经过课改以来这些年的实践和探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帮助学生学习经济史,培养学生对学习经济史的兴趣。 1 注意梳理史实之间的逻辑关系,挖掘课本中的隐性知识,理顺历史的发展脉络 如《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这一课,是经济史中的重难点,该课讲述了中国古代从周到明清的土地制度演变,史实很多,但要让学生理解起来却也不那么容易,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如何从井田制到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演变,课本只是列了一些史料作为佐证,还牵涉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税制改革,如果我们的老师在课堂上没有讲透史料间的逻辑关系,学生读起课本的话还是感到一头雾水或者也是似懂非懂。为此笔者在课本表述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理解,整理出一条历史发展的事件逻辑链条: 铁器牛耕的出现(生产力的发展)个体家庭耕作逐步取代千耦其耘、人们耕作完井田后还能开垦荒地公田被抛荒、私田出现(公田要交贡赋缺乏积极性、私田不用)各国税制改革(不管公田私田都要交税)承认土地私有、刺激人们劳动积极性井田制瓦解、封建土地私有制形成,生产关系改变(有地个体小农交税,无地农民交租,租佃关系产生)。 这个逻辑链列出来后,一目了然。学生按照这个事件链加上老师的适当讲解,当场就能掌握这么一个较难理解的历史事件发展脉络。有理解,也就能把课本堆砌起来的史料化繁为简,记忆得到深化。 2 拓展课本知识尽量使史实与身边时事、生活联系起来 例如,在《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一课中有许多发明就跟我们现在的生活紧密相关。笔者在讲述引发英国工业革命的棉纺织业发展中,不仅梳理了人类服装布料的发展历程,从中国的麻布、丝绸到西方的呢绒、棉布和化纤布,而且还结合当代我们所穿各种衣服布料的优缺点,介绍了我们选择服装布料时应注意的事项,学生听起来才会感觉到历史就在他们身边。又如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子目,要理解起来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笔者在讲这个子目的时候,不仅讲述了人类货币发展的历史(贝壳、铜钱、白银、纸币),纸币赢得人们信任的价值依据,更主要是结合当前世界跟美元霸权和人民币汇改相关的时事,如煤炭和铁矿石谈判,我国是最大的煤炭出口国,又是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为什么不管出口和进口,中国都不能掌握定价权?华尔街引发的次贷危机为什么美国金融家闯出来祸却要全世界来帮他买单?而这一切都归于华尔街主导的美元霸权。将历史与时事结合理解,不仅使历史变得不再陌生,同时在拉近历史与现实距离的时候,学生就自热而然对历史有亲近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也随之增强了。 3 课堂上老师积极创设情境,让学生体验历史的味道 如《新潮冲击下的社会生活》一课,介绍了近代中国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的变化。该课趣味性较足,也跟我们身边的生活联系比较密切,为了加深学生对该课的印象,激发他们的兴趣,笔者在该课中设计了一些近代生活的情景: 在1916年的某一天,某个商人要从北京到上海洽谈生意,首先他在北京打电话给上海的朋友预约好到达的时间,然后穿上棉布做的中山装,坐火车到上海后,乘电车到外滩。当他到达外滩的公司时,已近日暮,看到大街上灯火通明。当天晚上他与上海的生意人一起去吃牛排,饭后就住在这个生意人自家的一座三层高的洋房里。第二天,他便搭乘飞机匆匆赶回北京。到达机场时,你的家仆开着一辆汽车把他接到家中。吃过晚餐后,他的妻子孩子们又热情地邀请他去看电影。闲聊中,他告诉妻子这次去上海洽谈的是一笔农业化肥的生意。如果做成,对方就通过邮局马上给自己汇款过来。 通过以上材料,复原当时中国社会的衣食住行,然后让学生判断以上场景哪些可能是真的,哪些不可能是真的。通过这样的情景创设、角色体验,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记忆得到提升,不仅调动课堂参与的积极性,还让他们感到历史不是冷冰冰的"事实刑场",而是活生生的生活,也就增强了他们学习历史的兴趣。 4 适当引导学生看一些历史课外书,也可以是一些专题纪录片 我们发现很多历史学习好的同学其实学得很轻松,他们真正花在历史单科学习的时间并不多,考出来的成绩却比经常在读、反复在读课本的同学好,这其中的原因难道仅仅是他们记忆力好吗?应该问题不在这,这种情况的发生绝大多数是因为这些同学从小阅读面宽,见识广博,理解力自然就强,理解力强也就记忆深刻。但对多数高中生而言,他们的学习时间节奏已经很紧凑,加上以前如果没有课外阅读的习惯,就很难啃大部头的名著和历史著作。因此我们老师在给学生推荐课外书目的时间是应该斟酌一下,既考虑知识性、 可读性,又应考虑有内涵有趣味。比如网络历史小说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等。电视纪录片可看《大国崛起》、《复兴之路》,还有老少皆宜的《百家讲坛》,这些都有助于学生理解历史,也培养他们对历史的兴趣。 5 开展研究性学习,让学生选择一些他们感兴趣的跟历史相关的课题 比如新课改以来,笔者曾经指导了一个研究性学习的课题是《中国古代一两白银相当于我们现在多少钱?》。这个课题名称原来是由一个对历史感兴趣的学生在课题讨论时当场提出的,笔者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回答,可笔者发现当这位同学问起这个问题时,其他同学都竖起了耳朵,可能由于课题名很吸引人,所以笔者就因势利导,经过讨论当场就定下这个课题。过后课题组的同学都很想了解到问题的答案,因此他们也都很积极投入到这个课题研究中。通过这个课题的研究,笔者发现凡是参加这个课题的同学,历史成绩普遍都有较大的提高。尤其是有两个女生本来是被动来参加这个组的研究性学习小组,平时的历史成绩很不理想,但通过这次研究,成绩上升特别快,原因就在于他们找到了学习历史的方法,领悟了历史的乐趣,因此历史对他们来说不再是枯燥的,而是"找到感觉了"。 以上五个方面的建议和做法是笔者在经济史的教学中思考总结出来的,其优秀就是一条,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加强历史教学的有效性。当然,老师给学生减负,老师自己反而是要加负,加负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在学"繁、杂、难"的经济史的时候,不再有畏难情绪,让学生感觉到经济史不再枯燥,更主要是有助于扩宽他们的视野,加深他们看待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又能让我们的学生真正做一个乐于学习的人,从而实现新课改的价值理念。 经济史论文:传统史家笔下的中国经济史 钱穆作为历史学家,其作品涉及经学史、史学史、哲学史、政治史、历史地理等分支领域,“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不过,稍显遗憾的是,在此前出版的著作中,我们未能看到钱氏关于经济史的系统论述。 实际上,钱穆有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史》,只不过它是以课堂讲稿为基础,后由学生根据笔记整理而成。 “经济”一词,在我国出现甚早,但多作“经世济民”之义。在古代,用来表达“经济”之义的词,是“食货”。故研究我国经济发展史,不得不读的,是各正史中的《食货志》与《通典・食货典》《通志・食货略》等文献。钱穆这本书的材料,亦多来源于此。 尽管《史记》中的《平准书》《河渠书》《货殖列传》已具备后世《食货志》之雏形,但真正将“食货”单撰一志,进行专题考察的,是班固的《汉书》。班固认为,“食”指的是生产范围内的事情,“货”则属于流通范围内的事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前者自以农业生产和田制为主,后者则以货币制度和手工业为主。 首创《食货志》,是班固的一大历史贡献,后世史书亦多遵循其例。自隋迄清,除欧阳修私修的《新五代史》外,历代正史都有《食货志》,这为后世考察中国历代经济带来了极大便利。 便利固然有了,但文献仍属浩瀚,而如何在众多资料中获得需要的史料,并从中筛选,最终成书,便是考验一位史家“史学”与“史识”的时候。钱穆在这本不到300页的书中,讲述了自上古至明清的经济及财政状况,既有通观全局的论述,又有微观细致的考证,大有“纵横古今”之气象。 所谓“纵”,即是他注重制度变化的传承性,将经济制度及财政政策的历史沿革梳理得非常清晰,如币制、田制、税制等,我们都可以从各个章节中轻松找到相关专题论述,进而单提出来,考察该项制度的发展史,甚至稍微扩展一下,即可成书;所谓“横”,则是他注重考察经济政策的制定与王朝之兴替、制度之行废、文化之盛衰、军力之强弱间的关系,能够在有限的篇幅内抓住要害,进行论述。 例如,在讲授三国时期的经济制度时,钱穆敏锐地发现这一时期最具时代特色的是屯田制度,将其分以曹魏前期、曹魏后期、孙吴、蜀汉四个专题加以评说。在这些专题中,钱穆细致考察了魏蜀吴三国屯田制度的缘起、发展,并与历史相结合,评价各国屯田之得失:曹魏屯田使得中原统一而稳定;东吴常将屯田赐与臣属,使屯田易于衰败;蜀汉自恃天府之国,屯田起步较晚,成效不著。读毕本节,读者自然会对魏国(西晋)能够统一全国在经济方面的因素,了然于胸。 值得一提的是,众所周知,《三国志》中并无《食货志》,故钱氏这一章节引用的材料,多散见于《三国志》《晋书》中。他对典籍的熟悉程度与“剪辑”史料的功力,可见一斑。 钱穆并非经济史专题研究者,而是具有“通史之才”的传统史家。故考察本书写作,与专题史学者相比,具有大视野、大气魄的长处,并且由于钱氏对材料的极大占有,故能做到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融会四部、举重若轻,进而切中肯綮,形象地对结论加以说明,以史实而非所谓的“逻辑”支撑论点。例如:讲井田制,他引用《诗经》《周礼》《左传》《孟子》;讲汉代制糖业,他引用《方言》《楚辞》《四民月令》《齐民要术》;讲唐代经济,他更是直接引用到李白、杜甫的诗作……要言之,钱氏特别善于从各种看似与经济史相关性不大的文献中发掘材料,见微知著,而这也恰恰是“通史之才”与“专史之才”的最大区别。 诚然,正如一些人批评的那样,钱穆不谙西方经济学原理,个别论断往往流于迂阔、偏狭,其写作手法、关注重点亦大体承袭了历代《食货志》等典籍。但长远来看,观念终将陈旧,方法亦会过时,唯有基于扎实材料得出的结论,才能历久弥坚。从《中国经济史》的体例与写作上看,其价值即在于,钱穆不是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讲经济史,而是站在整个历史的角度讲经济史。 经济史论文:从《新中国经济史》看改革开放的探索历程 【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指出,《新中国经济史(修订本)》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到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程,具体分为三个阶段。即:艰难的探索与成长阶段、改革开放的序曲阶段、改革开放的新篇章阶段。这三个阶段,反映着历史的积淀。尽管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但也不能忽视改革开放之前的艰难探索历程。 【关键词】 《新中国经济史》;改革开放;艰难探索;新篇章 苏星先生作为老一辈经济学家,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经过四十年的漫长积累,秉承实事求是的宗旨,写成了首部全面反映新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巨著《新中国经济史》。《新中国经济史》首次于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大庆之际出版,《新中国经济史(修订本)》于2007年出版。本书叙述了从新中国的诞生一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这段经济史。它具有经济研究的重要史料价值。熊彼特认为经济学分析的技术之一就是经济史,这是必备的经济学研究功底。有了经济史,有了翔实、丰富的史料,才能从中提炼出经济观点。《新中国经济史》的记述非常详细,很多资料来源于苏星先生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收集保存的一手资料。苏星先生力求用丰富的史料,让广大读者切身感受新中国经济史。 一、艰难的探索与成长 《新中国经济史》在新中国的诞生篇里,描述了中国人寻求救国真理的救国历程,到新中国建立时,是一幅经济薄弱的画卷,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也决定了以后发展的艰难。从社会主义改造到改革开放,这条路充满了荆棘、曲折,其间有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喜悦,也有的热情,更有十年的漩涡。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革命前辈的智慧在新中国的最初几十年中,都体现在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探索中。 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划分基线。在第一个时期,我国以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和计划经济作为社会变革的目标,向苏联的社会主义过渡,在1956年提前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后,单一的经济形式和计划经济并没有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发挥出它的优越性。在第二时期里,根据国家的大政方针,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国开始了从单一经济形式向多种经济形式转化和市场经济多元化发展,实行新的改革创新管理机制。在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我国在大力推进工业发展的同时对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是起到了推动的作用,终于让我们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建设的经济建设发展道路。 在新中国建立起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制度的完善程度是变化最快的一个时期。在短暂的几年时间里,平复中国大陆上动荡百年的战乱,又用三年的时间,从战后凌乱的废墟上逐渐建立新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逐步恢复经济建设,并且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距离。另一方面,这七年又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变化最剧烈的七年。 1958年是中国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我国摆脱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走中国自己经济建设道路的开始。而1978年,即在中国进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20年后,所经历的曲折、挫折、灾难、困惑,又开始孕育着一场新的探索。从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间,是中国共产党带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一五计划成功的喜悦开始,最后带着“”后的痛苦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困惑而结束的。就经济建设来说,这20年我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方封锁、中苏交恶的国际环境中,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除了在国防工业、尖端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外,还在改善基础设施、缩小沿海与内地差距方面取得很大成绩。总得来说,这个时期尽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算慢,但是经济建设是付出大于所得,挫折的痛苦多于成功的欢乐,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 二、改革开放的序曲阶段 改革开放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在这之前,可以从1972至1978年这段历史中看出,改革开放的序曲已经开始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序曲,是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的前奏,反映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内在驱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已经为新中国走向世界开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中国走向世界开拓了先行环境。从1976年12月到1977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一系列全国性的会议,目的是解决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使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正常。1977和1978年两年,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比较快。1978年7月到9月,国务院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问题,提出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冶金和化工部门计划大规模引进国外设备,拟建大量项目。在当时的国内条件下,政策并未充分符合现实,强调加快建设速度,加剧了原有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尽管如此,这样的思想还是反映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迫切要求。当时很多政府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的环境,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作了铺垫。历史是不断地成螺旋式发展的,是不断渐进的。这一转折时期的经济史也不容忽视。 三、改革开放的新篇章 在1979年之后,中国的发展速度就提升了很多,为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好的经济发展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书写了我国历史的新篇章。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30多年的经济改革,经历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国有企业从扩大经营自主权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经过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经过长期探索,我们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指明了方向。我国经济改革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了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其中包括:在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上,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既坚持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又坚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既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又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既注重提高效率,又注重实现公平;在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上,既促进国有资本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又保障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和发展壮大,既促进劳动力资源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又保障劳动者比较充分的就业和劳动关系的和谐;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既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又强调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走自主发展道路;在政府职能的改革上,既强调为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创造条件,又强调加强和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既坚持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权威性,又坚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改革方式上,既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大胆试验,又强调统筹兼顾、协调配套,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 一切当前的现状,反映着历史的积淀。苏星先生书写的《新中国经济史》,体现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不断改革探索的历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来之不易,经历了几代人的艰难探索。新中国走过的改革开放及其以前的路程,都需要从经济分析的角度进行分析。无论是社会主义改造,还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都需要用历史的视角看待。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不能忽视改革开放之前的艰难探索历程。 薛 睿(1984-)女,博士,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经济史论文:中国经济史中的人口发展与社会组织 提要人口数量的多寡往往决定着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进而也决定着不同社会组织形态和社会结构。人口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为了维持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中国古代就在广大农村建立了乡里基层组织,以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从而有效地组织生产和征收赋役。同时,受宗法观念以及社会分工与社会分配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形成等级明晰的阶级与阶层结构。 关键词:人口;社会组织;阶级结构 当前中国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更多地了解和学习一些经济的发展历史,以企在通古今经济之变的过程中获得教益,增强自身对复杂经济问题和理论的理性认识能力。 一、人口数量的发展 (一)人口数量增长的历史轨迹。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历代统治者往往将户口的多寡作为国力盛衰、社会治乱的重要标志。更为重要的是,户口是政府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对户口的统计和调查极为重要。 (二)人口数量增长的阶段与特点。中国传统社会人口的增长过程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商、周、秦至公元初西汉末年,人口增加到约6,000万人。 第二阶段:自东汉至8世纪中叶的盛唐,人口增加到约8,000余万人。 第三阶段:从中唐经五代,至北宋期间的12世纪初,人口突破1亿人,在13世纪初达到近2亿人。 第四阶段:明末清初人口的下降在17世纪初得到恢复,至19世纪中叶达到4.3亿人的高峰。 特点:1、人口自然增长缓慢;2、人口数量增长呈现大起大落的阶段性特征;3、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 二、社会组织与阶级结构 (一)家庭、宗族与聚落。家庭是基于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和收养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人口再生产的单位,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也是一种基本的经济生产单位。而宗族则是由若干个有父系血缘关系的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属于宗法社会,宗族血缘关系就构成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和主体。宗族作为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 (二)中国古代的宗族组织。殷商时宗族就已诞生,到周代宗法制度就相当完备和盛行,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建立自己的宗族组织。 周代宗法制度的特点是大小宗法制和分封制相结合,且大宗、小宗等级森严。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宗族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废除了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建立起中央集权制,这使固有的宗子宗族制不复存在,但在官僚体制下,一批世代为宦的官僚家族又逐步发展起来,经两汉时期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形成了士族宗族制。 东汉末年,豪族大姓已经空前膨胀,他们控制地方民众,左右中央政局。曹魏时代曾经推行强化政府对官员选拔的九品中正制,即郡置中正、州置大中正,中正由官吏兼任,其主要任务是评定人物,并以此作为政府用人的依据。 西晋政府还给予士族以一定的荫族、荫客以及免役等特权。士族以家庭为单位,拥有各种特权,中古时期尤受推崇。 东晋南朝时的谱牒之学极盛,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分辨族属支派分化之殊,以明亲疏贵贱、保障士族自身的特权为主旨。 宋代是我国宗族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即由门第等级型宗法制度向庶民型宗法制度过渡。 宋元时期宗族制的实践者主要是官僚士大夫阶层,到了明清时期才真正出现宗法理论庶民化,祭祖活动普及于民间。 清康熙九年(1671)颁布“上谕十六条”,前二条即为“敦孝第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以孝治天下的宗族政策十分明显。国家基层政权和族权渐趋合一,宗族逐步成为维系王朝统治的基层社会组织。 (三)聚落形态。一个血缘群体往往集中居住在一个点上,形成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这一现象自东汉以后已较为普遍。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这种聚族而居的风气更为盛行,清代张海珊在《聚民论》中说“今者强宗大姓所在多有,山东、西江左右以及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直到20世纪初,各地村落家族聚族的现象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观,可以说家族聚居是中国乡村居民的主要居住形式。 这种家族聚居的聚落形态是与特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相联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堡以及后来的山水寨等一般与社会动荡不安有关,宗族聚居便于保障本族人的安全,而承平之时的聚居则是受农耕经济、宗法观念的影响,这种聚族而居的聚落形态使得血缘与地缘达到统一,在增进宗族凝聚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宗族组织对族众的管理和控制,从而使家族组织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 (四)聚落与环境。聚落是人类聚居和生活的场所。聚落环境是人类有意识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创造出来的生存环境。早期人类的聚居地一般都选择在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比较优越、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地点。例如,我国陕西蓝田猿人的遗址,就在一条河流最高的阶地上,当时那里的气候温暖湿润,有较多的动物可供捕猎(仅考古发现被捕猎的动物种类就有42种)。随着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类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大,由热带、温带逐渐扩展至寒带,创造出各种形式的聚落环境。 综上所述,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的社会历史性决定了人与社会都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因此,需要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总体历史进程中考察人和社会,探讨人与社会交互作用、演化发展的规律性。聚落的外部形态、组合类型无不深深打上了当地地理环境的烙印。同时,聚落又是重要的文化景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风土民情等。当然,聚落也对地理环境和人类的经济活动发生作用,城市聚落对经济的发展和分布有着巨大的影响。人口数量的变化,往往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利用自然环境从事物质生产的能力。聚落作为人类适应、利用自然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 经济史论文:关于经济史教学中的若干思考 [摘要]经济史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史课程的学习能够给学生以思考、理解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方法,有利于经济专业学生史学思维的培养和完整知识结构的构建。然而,目前经济史教学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挑战,为此,应从经济史课程在经济学本科专业教学中的定位出发,从教材、教学方法等方面加以改革,以适应本科生的需要,提高教学的效果。 [关键词]经济史;教学;思考 [作者简介]侯燕,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经贸学院讲师,硕士,郑州450015 经济史是人类在一定时期经济活动的总称。作为经济学领域的一门基础学科,经济史研究的是以往的某个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历史。在教育部的规定中,将经济史课程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对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来说,通过对经济史的学习以及经济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的考察,可以为理解经济学理论和更好地探究经济发展规律提供历史学的方法,拓展其思路,也可以为其它应用学科的学习提供大量的经验和资料,对构建经济学学生的完整的知识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史的学科性质 经济史的研究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它不仅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的交叉,还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目前,经济史学科的设置存在两种体系,经济院系与历史院系都可以设置和教授经济史课程。但由于经济学中的经济史与历史学中的经济史对问题的研究方法、视角等有所不同,两者研究的侧重点以及研究结果的表现也存在着差异。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史与经济学和历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对大多数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对此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实际上,经济史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仅仅用经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仅仅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都是不够的,而是需要两种研究方法的有效结合,缺一不可。 1.与经济学的关系 有学者提出,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经济理论就是从历史的长河中凝练和抽象出来的,而任何的经济理论也离不开大量历史事实的验证。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诺斯曾指出:被认为是约束演进理论的经济史,不仅能解释过去的经济绩效,而且为现代社会学家提供了一个可以用以解释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绩效的日臻完备的框架…㈣”。 经济史研究的是以往某个时期的经济活动,探讨其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制度以及各种经济关系,并探索经济、社会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而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皇后的经济学是以人类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研究个人、组织和社会经济行为的学科。从研究对象上来讲,经济史与经济学大致相同。经济学研究中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是其两种基本的分析方法,而经济史可以看作是实证经济学的基础。经济史为现实经济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经验、事实,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其区别于西方的特色,因而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国经验的证实与证伪的检验。而经济史区别于一般历史研究的特点也在于经济史是运用经济理论去阐明经济规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具体作用。具体而言,是利用经济理论来考察历史上的经济活动,总结经验教训,供人们在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时借鉴和利用。 2.与历史学的关系 经济史与历史学的关系也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联系主要体现在经济史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两者的考察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比如两者都是考察以往的经济、社会状况和经济的发展轨迹等;在叙述方法上,两者都重视时序性,“用史料说话”的分析方法也是一致的。当然,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研究也存在较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者的任务不同,经济史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通过对经济理论的不断证实和证伪来推动经济学的发展,但这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却并非重点。再者,经济史需要在史学家的人性判断中,加入“经济人”的假设,因而两者研究的观念不同。此外,两者的研究方法也有差异,经济史在研究中一方面运用史学的方法和理论,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地借用经济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创新理论等和经济分析工具如数学模型、经济图表等来展开分析。 二、经济史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熊彼特曾说过,经济学家应该掌握三门知识,一是经济理论,二是统计学知识,三是经济史。如果三门中只能学习一门的话,情愿选择经济史,而放弃前两门。然而今天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经济史教学却越来越沦为经济学教学中的边缘学科。究其原因,既与当前全社会对于应用技能的重视和对基础学科教育的忽视有关,也与经济史课程的特点以及经济史研究与现实经济的脱节关系密切。可以说,在经济专业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并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心之一的今天,经济学专业的经济史教学面临更新的压力,也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经济史教学很难受到高校以及经济院系师生的重视,存在日益被边缘化的趋势。经济史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经济学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经济史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是经济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必备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素养。然而目前在全国众多高校的经济院系的教学中,开设经济史课程的还较少,而即便开设了类似课程的经济院系,大多数师生也是敷衍了事。 其次,经济史课程的师资培养不够,不能较好地适应经济学专业教学的需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史教学的效果。在学科设置上,经济学和历史学专业都可以独自地培养经济史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当然,由于两者各自所设置的培养方案以及知识结构的差异,不同学科培养出的师资在知识结构、研究方法、教学思路等方面也有所不同。经济学专业的经济史教师更倾向于利用经济理论、经济方法研究问题和教授学生,而历史学专业的经济史教师更倾向于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研究和教学。然而,无论是经济史的研究还是教学都需要两种方法的结合,而经济史课程的教学更需要同时具备两种知识结构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这些问题都给当前的经济史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挑战。 再次,缺乏适应本科生学习的较好的经济史教材。在目前国内经济史类的教材中,编年体体例的教材占了大多数,以中国近代经济史为例,大多数教材都将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的时间划分为清末、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抗战、解放战争等几个时期进行阐述。编年体体例的教材在史实的叙述和衔接上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但与现实经济的结合较少,也缺乏与本科生所学的经济学理论的联系,更未能很好地利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经济问题,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加上教材中的许多内容与中学历史教材多有雷同,因而在内容上很难吸引学生,不仅影响了教学效果,更严重的是使学生忽略了经济史与经济理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 三、对经济史教学中存在问题的思考 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根基,对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理解经济学理论与掌握经济发展的历史同样重要,而且,经济史的学习能够给学生以思考、理解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方法。比如熊彼特指出:我们知道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因而在考察经济史的过程中,势必会将某些并非是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原因体现出来,因此,它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而诺斯也曾指出:这些制度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建立和破坏,并不是发生在真空里,而是人民在历史上归结的机会和从价值准则中所引出的观念的结果。 具体而言,一是经济史教学的定位问题。在经济史教育教学方面,应当依据学生的不同层次采取不同的思路和教授的方法。对本科生教育而言,应以基础知识的学习为主,注重经济发展过程中基本史实的教授和经济发展历程的把握。而且对于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经济史的学习不仅仅在于掌握了多少经济史的知识,还在于培养其看待经济问题的另一种思路和史学的思维的培养,因而在教学中应注意引导学生运用历史的视角分析经济问题,并更加注重对于学生的史学研究方法的培养和学生素质的提高。 二是在教授内容的选择上要注重与经济理论结合,注重与现实经济问题相联系,提高学生的兴趣。在课程内容的安排方面,以专题的形式来讲授经济史中的相关内容更符合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特点,容易吸引学生,也能够更好地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相结合,并能适当地将目前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介绍给学生。以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为例,完全可以将其分为工业、农业、国际贸易、金融等专题来讲解,这样做既能区别于中学时所学习的经济史知识,提升大学学习的专业性,也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和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当然,在教材的选择上,也要注意与专题讲授课程的配套。目前,已经有学者在教材的编撰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如赵津在近代经济史的编撰中就撇开时间顺序的束缚,将近代109年的经济发展史的内容划分为工业、农业、金融、外贸、资源与人口、市场化、城市化、产业结构、政府职能、国民收入分配等12个专题。这种对经济史教材内容的设计与现实经济问题的关系更加紧密,更适合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也更容易给学生以研究方法和思路的启迪,提高教学效果。 三是注重思维方式的培养。对本科教育而言,注重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更是思维方式方法的培养。经济史是一门跨学科的课程,内容既涉及到如何运用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史,也涉及到如何运用历史的方法和视角来看待现实问题。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当今社会中遇到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历史累计而成的,而且任何经济问题的解释和解决都要受到政治的、社会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经济史的分析中势必会涉及到这些非经济的史实,因而在这方面,经济史可以为我们提供最好的方法去了解各种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比起具体的经济史知识的讲授,如何把史的方法和思维传授给学生更为重要。 四是采用教师讲授、课堂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趣味性。教师讲授是经济史教学中最基本的手段,但是偏重于大量资料的讲授很容易变成史料的堆砌,深度不够;而偏重于理论和方法的讲授又枯燥乏味,因而如何将两者有机结合对教师来说是一个考验。而采用课堂讨论,甚至是实践教学的形式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为学生选择适当的题目,要求学生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并运用经济理论分析问题,为今天提供借鉴。例如,当前中国经济正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也是学生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因而可以以历史上的几次经济危机为题目,带领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既可以让学生更深刻地接触历史资料,加深学习的印象,也能促进学生多角度地来看待历史问题和当前所面临的经济问题。 五是采用多种方式相结合考核学生的成绩。不同的考核方式侧重点不同,考试尤其是闭卷考试能够较好地考量学生对于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而论文的考查方式则更倾向于测试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和分析能力,检查学生笔记则能够对学生的日常学习起到较好的督促和检查的作用等等。因而应采用多种方式结合的办法来考核学生的最终成绩。当然,这里有个比例的问题。鉴于本科教育阶段的特点和经济史课程的考察重点在于学生的研究和思维方法的学习,笔者认为,应将论文作为主要的考核形式,并辅助以笔记检查、课堂表现考核等形式。这样做既可以兼顾到学生的平时表现。又可以使其主动查阅相关资料,并逐渐了解如何运用历史的方法来看待和研究问题。
园林景观论文:秋色叶植物园林景观论文 1、秋色叶植物的定义 秋色叶树种是指当秋季来临或霜打后,叶面颜色由原来的绿色转变为其他各种不同的颜色,进而使得整个叶面显得鲜艳且优美的树种。秋色叶树很多都是落叶树种。但是,并不是所有符合这个定义的树种都是秋色叶树种,如有些树种的叶面颜色也会变化,但发生变化的季节不在秋季而是在冬季;还有一种树种的叶面颜色也会经过霜打后变色,但由于持续时间不长,很难达到观赏效果,所以也不能称为秋色叶树。凡是具备如下特点的树种才能称为秋色叶树:整棵树都是统一的黄色、红色或其他颜色,具备艳丽的色泽、透亮的树冠、优美的树姿,整棵树就像一副美丽的图画。 2、秋色叶植物布景 2.1、朝向 秋色靠植物表现,植物在阳光下感受到温度低了、日照短了,才开始引起体内的变化,渐渐由绿变黄、变红、变紫,显出季象,所以在阳光照射下的植物具有这种生理敏感性。向东、向南的平地或坡地日照充足,因此,秋色叶植物应选向南、向东或向东南为好。 2.2、面积 秋色的显示可以大到一个城市,如华盛顿特区,全区秋色盎然,成为美国首都的特色。还有美国北部明尼苏达州的首府,全市以糖槭为主调,既显秋色旖丽,又能生产糖浆,双重兴旺。至于局限在一个景区或景点,建成一个集锦的秋色园也可行,例如在公园中建设秋景园、秋色叶盆景园等。有些公园或植物园设有“家庭园”、“绿篱”、“灌木”的示范区,供游人学习美化环境参考,这些地区也可以展出不少秋色植物。北欧国家因天气寒冷,用落叶植物充作绿篱,如落叶松、山楂,每逢秋季变黄、变红,异常美丽。面积可大可小,在总体规划时事先决定。当然,秋景的主调应着眼于乔木,用秋色迷人的大乔木作主角布置园林景观,是突出秋色的最佳手法。 3、秋色叶植物景观配置模式 乔木是园景的骨干,秋赏红叶以乔木变红效果最佳,实际变黄的树木占大多数。若欲得到红黄交辉的景象,要选叶面大、落叶缓慢的树种,如华盛顿特区闻名的公园选用美国鹅掌楸成为秋色中一片金黄的重要点缀,四周零星加上鲜红的小檗属灌木,达到红黄相间之美。由于地区气候的差异、植物来源的不同,难以形成固定搭配的“公式”,且约束了变化的艺术性,下面提出几点供选择的方法。 3.1、色块法 用同一树种所造的片林,形成同一的色块,具有较浓重的影响力。但不能造过大面积的纯林,否则会造成单调或过分统一,使游人乏味,在直径50m以内的色块比较适宜。例如,北京香山公园栽植的蛇莓,每到秋季遍地红,和其他区域绿色的草坪地被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反差。北京植物园丁香园内的小叶扶芳藤自每年11月上旬叶色就变为紫红色,经冬不凋,观赏期长,是值得推广的秋色叶地被植物材料。 3.2、混交法 用两种秋色树种(色调及变色期不同),最多3个树种,植造“混交林”,既延长或穿插秋色显示的期限,色调有协调的变化,而且似有自然巧合的趣味。混合种植有乔木与乔木的混交,也有乔木与灌木的混交。按“风景林”的植造法,秋色林的树种选择更要注意相互间的生态适应性。例如,许多灌木不能生在林下充作“下木”,只能在林缘搭配,而且还要注意树林的朝向,树林的北面很难见到阳光。大面积秋色林在黑龙江漠河一带见到:条状的混交,2~3个树种各自形成一条林带,在高处俯视十分美丽壮观。成块状的混交,如东北的秋色中有牛皮杜鹃花开大片淡黄色花朵,与红色叶的碱蓬交织,也是一种类型的混交。 3.3、对比法 面积大小的对比,中国古已有之,常说:“万绿丛中一点红”。长沙岳麓山上一片松柏林中有1株乌桕,秋季时这1株独红,非常醒目。这种自然风景中的植物组合,虽有数量的对比、面积的对比,但更重要的是颜色的对比。到秋季乌桕叶片变红,四周的松柏绿色,在色彩学中与绿恰是对比色。即使红色的面积小,也起到以少胜多的装饰效果。秋季天高气爽,蔚蓝可爱,大量绿色落叶树逐将变黄,故古称“金秋”。在色彩学中,黄蓝二色在色环上也是对比色,所以,布置秋色园要能巧妙地利用红绿的对比、黄蓝的对比,相映衬托,收效很大,美丽动人。 3.4、国画法 这里笼统地用“国画”的意思是指在一定的框框内,用少数秋色植物按国画的“章法”制作出像画一样的自然缩景。在园中有意无意地会遇到一些“框景”,如两株大树的树冠与树干之间;两排直栽的数列夹景或尾景;园与园之间隔墙上的窗洞、门洞等,都是一个有边框的可用空间。在这个空间内可以“挥毫”造景,如置石充假山种植秋色植物,配上灌木或松柏树为衬托,俨然造成一组“小品”,如同一幅可赏的秋色图画。但要注意,立体景观的观赏客来自四面八方,一个成功的秋色小品要满足各种方向的视线,而且边框要大,框内的景物(包括植物及假山石等)要比例适当,远观近赏均如入画境。中国古山水画讲求“六法”,其中有一法为“经营位置”,很像现代艺术中“构图”的含义。也就是说置造这样一组框景中的小品要像画一幅山水画,如先立下主题,打算展出秋色为主,假山为辅,主辅之间相互呼应对比,统一而又和谐。各种秋色植物(观果、观花、观叶在内)在小集体内要有疏有密,有繁有简,有藏有露,虚实参差,力求自然。避免出现几何形体、直线、等距离之类非自然物象,要通过设计推敲时间、空间的变化,一定能造出秋色园中如画的精彩景点。 3.5、分赏法 秋色来源于秋叶、秋果、秋花3个方面。秋色园的布景可以按不同的内容(指观赏的部位)分区布置,以便给有人按喜好的意愿选择,使情趣与收获一致。 4、结语 总之,在园林植物造景中,可供选择的秋色叶植物种类有很多,应用方式也是多变的,其开发利用前景广阔,具有较高的园林观赏价值。希望城市园林主管部门重视秋色叶植物的开发和利用,营造更好的园林景观。同时,在秋色叶植物应用中,应注意以下问题:一是不应盲目引种,必须经过栽培试验才能大面积种植;二是注意病虫害防治。目前,一些秋色叶树种由于病虫害或粗放的养护,在景观上显现出不足,如元宝枫易遭受蛀干害虫的侵袭,使其观赏价值降低;三是秋色叶树种种植应避免随意性,与其他树种配植时不应忽略本身的美学价值。 作者:陶强 李秀玲 单位: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林业局 园林景观论文: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论文 1、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设计的原则 1.1、适度性原则 事物的变化存在一定的界限,在界限之内量的增减并不会改变事物的质,一旦超过界限就会引发事物的质变。在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设计实践中,必须遵循适度性原则,要实现景观与其他各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协调,通过适度性原则创造节约、美观、适用的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 1.2、因地制宜原则 在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设计实践中,要依据城市原有的立地条件、地域文化等进行景观设计。只有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才能创造出满足人们需求的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为人们所接受与欢迎。 1.3、经济性原则 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为人们创造更加舒适与愉悦的空间环境。因此,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的设计并不是一味地追求豪华消费,不能以过度开发环境与资源作为创造景观效益的代价,应该遵循可持续发展观点,对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利用。在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的设计过程中,要尽量采用绿色材料,同时对现有的资源进行有效利用。 2、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设计要点 2.1、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设计的根本——生态功能 生态设计是指通过多样性景观的构建与绿化空间的配置,提高景观生态结构的生产力水平。在城市绿地生态功能中,最基础的就是绿量,利用植物进行造景的过程中,要通过植物复合群落结构实现叶面指数的提高,在植物选择方面要尽量选择叶大、光合作用强的植物,创造适宜的小气候环境,从而降低建筑物的能耗,为居民提供贴近自然的机会。同时,选择植物时要注重其耐污染性,充分发挥城市绿地对污染物的覆盖、同化、吸收等作用,从而对城市的污染发挥重要的清除作用。 2.2、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设计的基础——物种多样性 2.2.1、提高植物品种意识 在进行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要提高植物品种意识,注重对地带性植物生态型与变种的筛选与驯化,通过地带性植物的应用形成具有当地地域特色的绿化景观。同时,在引进国外特色物种时要慎重并有所节制,重点采用原产我国并经过改良的植物品种。 2.2.2、注重合理、科学地配置植物 城市对植物引进的过程中,往往是种类较多而种群规模较小,甚至出现渐渐消亡的趋势。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对绿化植物的要求太高,存在追求完美与轻易否定两种情况。例如,在绿化过程中追求“四季常青”,追求景观的一次成型,导致很多适应性较强的落叶植物被冷落。就植物本身而言,植物之间并不存在好与坏的区别,植物的枯荣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与景观,而是要注重合理、科学地配置植物,从而实现绿地适应性种类与多样性物种种群的增加与丰富。 2.2.3、实现生态系统的多样化 自然群落是指在不同的气候、生态环境等条件下,经过长期发育形成的群落。不同的自然群落有着不同的种类、外貌、层次与结构特征。自然群落的维持能力与修复能力较强,在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可以广泛地仿效合适的自然群落类型,既能实现城市生物多样性的提高,又可降低维护成本。 2.3、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设计的保证——因地制宜 人们对城市环境的多样化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要对土壤、位置、功能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同时要结合城市的特殊小气候与地下环境,实现栽植植物与城市环境之间的适应性、稳定性。在植物配置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植物对周围建筑物的遮挡、修饰、协调等功能,实现植物与建筑物之间的相互融合。在植物造景过程中,不仅要选择基调树种,同时还应该选择花卉、草皮等,实现景观空间的丰富化与多样化。另外,要应用更多的乡土植物,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不能盲目引入过多的外地植物。 2.4、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设计的关键——种间关系 绿地植物的种间关系对群落的演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绿地出现结构单一的情况,主要原因包括绿化观念、绿化投资及种间关系了解不足等。植物种间关系中最关键的就是竞争,这是一种负相关的关系,影响竞争的因素包括植物适应能力、植物扎根类型、植株大小、耐阴性等。种间关系也包括正相关关系,例如,树冠层为林下植物创造合适的荫生环境。因此,应该强化植物生物学与生态学的特性研究,考虑植物之间存在的相生相克性,选择适宜的乔木、灌木、地被植物等,通过密度、频度制约等方式对群落种间关系进行调整,同时促进各种植物的生长。此外,成株与幼苗相比,成株的耐性比较强,应该实现种间更新时间的前后错开,同时也对种间的共存具有益处,提高城市园林绿地植物群落结构的生产力与稳定性。 3、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的植物配置 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植物配置的主要作用是对城市的风情与特色进行塑造与保持,因此,在植物配置过程中要将自然生态条件、地带性指标作为依据,在城市园林绿化中融入民俗、文化、宗教、历史等因素,赋予城市绿地特有的地域特色与文化特征,提高城市绿地的可识别性与特色型,将城市绿地的功能与意义相互统一,更好地满足市民的需求。 3.1、合理配置植物 在植物配置过程中,要重点考虑植物的种类组合、色彩季相、园林意境、园林植物等要素之间的相互搭配。 3.1.1、适地适植物原则 首先应对当地的自然条件与植物特征进行了解,在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遵循适地适植物的原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途径:(1)改植物适地,是指对植物进行选种、驯化及育种等,通过这些措施使植物能够适应当地的实际情况;(2)改地适植物,通过对土地的施肥、灌溉、混交等方式使土地适合植物生长。 3.1.2、依据植物特点进行合理配置 植物配置应该将植物的特点作为依据。植物具有多种多样的特性:(1)观花植物:玉兰、紫薇、石榴、山茶、月季等,其中部分观花植物具有花形奇特的特点,如兜兰、美人蕉等;部分观花植物具有香气迷人的特点,如月季、桂花、梅花等;部分观花植物具有花色鲜艳的特点,利用不同的花色可以组成花带、色块及图案等,在植物配置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能够兼具香味与花色则更好。(2)观叶植物:棕树、蒲葵、亚马逊王莲等植物具有叶片巨大的特点,应用非常广泛;部分植物的叶片形状奇特,如含羞草、山杨、马褂木等;部分植物的叶片具有鲜艳的色彩,在园林中的应用更加广泛,如枫叶、红叶桃、红桑、银白杨等。(3)观果植物:象耳豆、神秘果等,其中果实巨大的有番木瓜、木菠萝等,果实色彩鲜艳的有葡萄、枸杞、南天竺等。(4)香花、香叶植物:部分植物的花朵或者叶片具有香气,在园林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如茉莉花、兰花、含笑、桂花、紫罗兰、金银花、梅花、荷花等,能够为游人提供美好的嗅觉享受。 3.1.3、植物的高度与色彩搭配的协调性 植物在配置过程中要注重色彩的变化与对比,体现园林景观中丰富的季相变化。例如在落叶树的下方可以选择一些长青植物,在春季或秋季形成鲜明的季相对比。在常青树下可以选择一些耐阴性强、花期长、花色鲜艳的植物,如紫萼等。 3.2、通过乡土植物的充分应用提高园林绿地的地域特色 在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要注重乡土植物的充分应用。当地树种资源较为优越、品种齐全、适应性强,还能够节约成本,为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设计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在园林景观中,可以将当地树种作为园景树,构成园林景观的中心景物,体现出园林景观的形体美或色彩美。观叶树木主要应用于城市道路中,而花果树则多用于园林色彩点缀,同时还能够增添园林的生气,吸引蜜蜂、蝴蝶、小鸟等,例如桃树、梨树、杏树、石榴树、海棠树等。乡土植物还可以在墙面、桥梁、廊架、假山等地作为垂直绿化,例如紫藤、金银花、五色锦、爬山虎等。乡土树种在园林中还可分隔空间、屏障视线、衬托景物和起到防范的功能,这类绿篱树又可分为篱、果篱、彩篱、棘篱。 4、结语 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已经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城市绿化事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要充分认识到建设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的重要性,通过各种具体措施的落实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史永红 单位:天津市园林规划设计院 园林景观论文:虚拟现实技术园林景观论文 1、虚拟现实技术简介 1.1、VR技术的特征 虚拟现实技术有沉浸感、交互性、想象力等3大基本特征。一个典型的VR系统,主要由专业图形处理软件、硬件系统(包括VR和VR软件,数据库)、输入和输出设备等部件组成。交互性是指通过输入和输出设备的用户,在虚拟环境中对象的范围是可操作的以及与自然环境的反馈程度,它的用户和虚拟环境之间接近虚拟环境中的交互方式是自然可取的。身临其境的参与感,也被称为是虚拟现实技术最重要的特征点,用户利用交互设备和自己的知觉系统,接触到虚拟现实环境中的真实程度。园林景观设计中VR技术的运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虚拟现实技术正在改变传统规划设计方法的许多方面。一方面,为创造景观虚拟现实技术提供了一种新的艺术表现手段:另一方面,它使景观规划设计方法和观念发生改变。计算机网络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相结合实现网络虚拟化,让更多的市民通过网络可以看到和听到设计师的作品,理解设计意图,参与景观规划设计。 1.2、园林景观设计中VR技术的关键技术 支持图形建模的软件工具有很多,由于3DSMAX对VRML有较好的支持功能,因此对园林景观设计师而言,3DSMAX是较为合适的建模软件。它不仅支持VRML程序的输出,同时还可以在VRML程序中通过选择摄像机在三维场景中进行导航设置,在场景中指定活动控件和感应器,丰富实时浏览的内容。所以,对于熟悉3DSMAX的园林设计师来说,VRML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景观设计中视景建模是虚拟现实的基础,也是园林设计的关键,要使参与者有沉浸感,必须创建真实的虚拟世界。园林场景的建立主要由AutoCAD和3DSMAX来完成,场景平面图在AutoCAD中处理完后导入3DSMAX中,进行园林模型的构建,然后将这些元素进行整合,整合后的地形模型上再加入如建筑物、小品、植物等充实虚拟环境,最后得到设计者理想的园林场景。三维图形的生成技术较为成熟,目前关键是如何实现实时生成设计中虚拟场景数据量较大的问题,典型的大规模场景,难以达到实时制的技术要求。为此,需要配置高性能计算机,为达到实时目的,至少要在保证图形质量和复杂程度的前提下提高刷新频率,这是影响该技术发展的瓶颈问题。设计师在园林设计方案过程中,需要有功能强大的交互技术作为支持,方便实时更换移动场景中的要素模型,以便于审视和比较设计方案的合理性;VR技术是交互、系统集成、管理模型识别和合成技术等多个技术的综合运用,如何将这些技术合理地运用,最大化地展示设计作品的功能理念是园林景观设计应用VR技术的关键。 2、园林景观设计中应用VR技术的意义 2.1、VR技术使景观设计意图直观呈现 园林景观设计要求设计师对空间形象思维要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既要考虑公众的要求,又要满足场景功能需要,同时达到与周边环境的相互协调,所以设计过程是一系列的创新过程。如何将规划、设计、施工、维护等工作合理地结合起来,即对项目施工前后所要呈现的效果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方案和思路。VR技术应用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可减轻设计人员的劳动强度、缩短设计周期、提高设计准确性和工程质量要求。通常情况下,设计者会通过沙盘、三维效果图、漫游动画等方式展示设计效果,供决策者、设计者、工程人员以及公众理解和感受。以上的传统展示方式都各有其不同的优缺点,但有一个缺点是共同的,即不能以人的视点深入其中,得到全方位的观察设计效果,而运用VR技术则可以很好地做到这一点。使用VR技术后,决策者、设计者、工程人员以及公众可从任意角度,实时互动真实地看到设计效果,身临其境地掌握周围环境和理解设计师的设计意图,这是传统手段所不能达到的。 2.2、VR技术辅助激发设计师创作灵感 园林景观设计中,公众有时无法亲临项目现场进行实地考察,可以采用VR技术进行场地环境分析评判,并通过网络平台进入到虚拟项目的场地内部,全面了解项目的周边环境,包括气候条件、地质条件、交通状况、人流分布、水系分布、土壤条件、植物资源等现状特征。在方案设计阶段,设计者需要将一些景观节点定位定量地表达出来,包括植物配置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及局部效果图。采用VR技术使设计者能够进入虚拟的环境空间内,直接摆放、移动、组合各种园林植物、小品,反复调整植物种类位置数量,综合对比不同植物组合的景观效果和空间形态,较大程度弥补了传统平面设计中对植物空间与环境无法进行综合感知的缺陷,进一步激发设计师的创作灵感。在该阶段,可采用VR技术对植物种植模式和植物空间组合进行高度仿真,模拟植物的栽植位置、植株大小及材料种类,最终完成植物种植总平面体现高程和剖面的竖向组合图、植物与各种景观要素搭配立面图等,其间反复调整植株数量和树木株行距获取最佳的生态效益和景观效果,可以直观地展示出植物群落的景观特征和空间形态。 2.3、园林景观设计中运用VR技术是必然趋势 园林景观中常用的设计要素,如植物、地形、水体等都是不规则的形体,用计算机的模型表示会非常复杂。例如,一棵树有成千上万片树叶,做成模型后需要用到的面数量庞大,这对于普通民用计算机来说,实现流畅的VR效果是不可能的。因此,VR技术在园林造景中的应用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当前,计算机的运行速度不能满足完全建模情况下园林景观的虚拟现实,那么只能使用贴图(MAP)的方式来模拟其中的植物。使用一张处理好的树木照片,就能在VR中用一个面来表现一棵树,虽然在真实度方面会有一定的损失,但相对于完全建模所需的上百万个面来说,这样操作能减少工作强度。随着季节的变化,四季中同一地点的植物也会有完全不同的景观效果,所以,如何编写基于VR技术的程序,体现出植物景观的时效性,也就成为VR技术应用发展的方向。将植物群落四季交替的数据信息输入VR的场景数据库中,当公众需要观察不同季节植物景观特征时,实时改变场景信息即可。从20世纪80年代提出VR技术应用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创新理念,到现在虚拟现实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传统风景园林设计思维相比,VR技术突破了传统维度限制的虚拟风景园林,应该是一种相对全面的设计表达系统。未来应用VR技术辅助园林景观设计是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科技能够将风景园林的物质功能与信息功能分别赋以不同的载体,使一些风景园林的存在形式发生质的飞跃。 3、讨论 园林景观设计中VR技术的应用,为设计者和公众提供了观察自然景观形态特征的强烈支持。它可以激发公众与多维化信息环境的互动,设计师可以直观阐述对项目案例的感性与理性认识,从而激发公众产生共鸣和认同。VR技术运用在植物景观设计的项目分析、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等阶段中,可以使决策者或公众切实感受到植物的空间布局、群落的动态演替及四季景观的时序变化,使设计作品更加立体化、数字化、精准及直观化,让单调的项目案例富有意境、内涵和乐趣。虽然VR技术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等领域发展得相对比较成熟,但由于园林景观设计要素的多变性与复杂性,为VR技术在该领域的应用推广造成诸多瓶颈。随着多维信息环境交互技术的迅猛发展,未来有理由相信VR技术必将引领园林景观设计的发展之路。 作者:尹娟 李君茹 单位:信阳农林学院 园林景观论文:主题与文化园林景观论文 1、园林景观规划中主题与文化的重要性 1.1园林景观规划中主题表达的重要性 利用景观来凸显主题是园林景观规划的最终目的。园林景观的规划通常是围绕一个或多个主题来进行,其灵魂和精髓均需通过主题来体现,因此,主题的鲜明与否直接决定着园林景观品质的好坏。园林景观的规划者在最初设计时,往往会花费大量精力来突出设计整个园林的主题。因为虽然现实空间是有限的,但精神空间却是无边的,对于园林设计来说,其主题就像文章的中心思想,只有主题明确,才能优化组合中各设计要素,使园林的整体品质得到最大限度的提升。园林景观建成后,主题便是游客参与游园的线索,因此,只有将不同游人的不同游园需求融合进园林景观中,使其符合大部分游人的审美要求,园林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价值。 1.2园林景观规划中文化表达的重要性 园林景观作为一种特殊的建筑符号,不仅要满足其自身应具备的各种功能,还承载着文化传递的职责,从侧面反映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在欣赏优秀的园林景观时,人们往往可以感受到一种言之不尽的意境,而真正带给游人这些深刻感受的不仅仅是园林景观中具体的雕栏画柱,而是游人将自身的生活经验、文化素养和思想感情移情于景之后,体会领悟到蕴含在这些雕栏画柱之中的文化内涵和人文价值。园林设计只有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才能成为值得被传承的优秀设计。一些有名的园林景观,其设计规划往往氛围融洽、意境丰富,在有限的地理空间中发挥出无限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例如北京皇家园林,其建筑风格多变,色彩丰富,规模宏大,尽显帝王气派,园林中考究的园林构造和房屋结构,很好地展现出了当时我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思想。因此,在进行园林景观规划时,不仅需要考虑园林自身的特点,还需要结合当地传统民族文化特色,才能赋予其具有特殊意义的主题,为园林景观的规划增添色彩。 2、园林景观在主题与文化规划中存在的问题 2.1主题与文化成分不够鲜明 在实际的园林规划设计和建设中,由于部分规划者的主观倾向等各方面原因,设计元素过分强调“形式美”,盲目追求视觉和外观刺激,导致有些园林景观中被赋予太多主题,使其所要表达的文化信息显得杂乱无章,大众无心去探寻和挖掘其所想表达的文化内涵。还有部分规划者片面认为建设大面积的绿地才是城市景观园林建设的关键,却忽视了其所服务人群的真实需要。例如,很多大广场大树稀少无处遮阳,缺乏必要的休闲功能,或者并未体现所在城市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名人文化等文化主题,反而成为人与自然之间的阻碍。 2.2主题与文化和周围环境不协调 尽管大部分园林景观在规划时已将景观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考虑在内,但仍有部分园林景观忽视了主题文化与周围环境的融合,并未结合其所处环境的特点进行统一规划,而仅仅将创新设计作为重点,使景观所表现的主题与文化有失水准,无法诠释城市生态环境,甚至还会对城市生态系统造成不利影响。2.3园林设计文化品味落俗园林景观可以被看作是大型实体艺术品,其功能之一就是被人鉴赏。不同园林景观规划风格各不相同,有些让人感觉华丽端庄,有些是宁静清冷,也有一些让人感觉舒适恬静,这些不同的体验都是由规划者主观注入在园林景观主题与文化之中的。但是,现在不乏一些“媚俗”的园林景观设计,有意或无意间营造出一种拙劣感,体现不出规划者的审美追求,急需提高其文化内涵。 3、园林景观主题与文化规划策略分析 3.1园林景观规划应明确主题 在规划园林景观之前,常常会先根据园林整体定位确定主题,并依据园林所在城市的文化和基础建筑类型来确定园林设计的风格。因此在开展设计工作之前,规划者需结合设计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前期考察和调研,结合当地文化和历史特色,将生态环境、气候等多项特征均考虑在内,有针对性地设计园林景观的主题与文化,不管是整体设计还是细节处理,均应围绕确定的主题与文化进行规划布置,避免多个主题出现在同一园林景观中。在规划设计园林景观的过程中,还需防止生硬地参考借鉴其他优秀设计,只是拼凑抄袭而没有确定的主体成分,也不宜过于追求另类,不能符合大众审美要求。 3.2园林景观规划应做到统筹兼顾 在园林景观主题与文化的规划过程中,为了更好地统一并突出其内在的主题与文化,就必须做到统筹兼顾,既要把握好整体设计,又要合理布局细节;既要尊重传统,又要结合实际现状合理创新;既要紧密结合当地的文化特色,注重历史与现代文化的有机结合,也可借鉴西方同类型园林设计的表现形式,学以致用,设计具有当地特色的现代化园林。同时,规划者还应了解研究大众审美的标准,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去规划设计园林景观。 3.3园林景观规划应注重人性化设计 园林景观设计和建造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不同类型、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提供游玩、休憩、交流的场所,其肩负着政治、文化、商业和休憩等多种功能,是城市人文风貌表达的窗口。由于不同类型的游人对园林景观的功能要求不同,因此在规划园林景观的过程中还需充分考虑不同服务对象多样化的需要,做到以人文本,体现对人的尊重和关怀。 3.4园林景观规划应注重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 在园林景观规划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一部分规划者单纯侧重于设计和建设,并没有考虑园林整体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导致园林景观建成之后才慢慢发现有些植物会影响城市的生态环境。因此,在设计园林景观的过程中,不应只重视提炼主题与文化,也要注重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最好的解决方法是选用当地植物,既可以为打造具有城市特色的园林景观打下基础,又有利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结语 城市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可以通过园林景观进行集中、直观的展现,园林景观规划中的主题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园林景观的整体水平和质量。随着园林景观规划主题与文化的不断发展,园林景观设计不断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通过园林景观的设计和表达,应将各地不同的文化内涵体现在景观设计中,在现代生活环境中融合传统观念,丰富园林景观的表现手法,并采取有效措施弥补规划中发现的不足,在改善城市生活环境的同时,促进园林景观文化内涵和主题表达的整体提升,使园林景观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作者:郑文娜 单位:黄淮学院生物工程系 园林景观论文:工程细部处理园林景观论文 1园林景观工程细部处理的重要作用 1.1提升园林的观赏性 优美的园林景观环境能够带给人美的享受。对园林景观工程细部处理,能够优化和完善园林景观工程的建设质量,保证园林景观在远观和近赏的情况下都能够带给人美感,尤其是在近处观赏时,完美的细部,更加能够增加园林的观赏内涵,使人们直接体会到园林景观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历史性、地方性以及时代美感,切实提高园林的观赏性,漫步其中,给人带来身心愉悦之感。 1.2提升园林景观工程的实用性 在园林景观设计中,以人为本的理念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要求园林景观设计具有实用性。通过对景观工程的细部处理,可以将实用性不断提高。在园林景观工程的细部处理中,应该充分考虑人的尺度和视觉距离,确保给人一种真实、完美的景观空间。所以,只有将园林景观工程的细部工程处理好,才能保证园林景观工程的实用性得到最大限度地提升。在园林景观工程中,台阶、围栏扶手、排水口、灯光照明等细节处理无时无刻不在为园林景观设计的实用性服务,只有将细部处理好,才能在园林景观工程中营造安全、舒适的娱乐环境。 2园林景观工程细部处理的具体内容 2.1景观建筑的细部处理 作为园林景观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园林建筑是所有项目中工程量最大的项目,其基本上占据了总工程量的3/4。其中,门廊、景墙、水池、假山、亭台楼阁、栏杆、台阶、平台、花架等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些景观建筑的细部处理更是决定着整个园林景观工程的整体观赏质量。在细部处理的完善施工中,压顶是常用的措施,在景墙、水池、花基等部位有着广泛应用。保持施工的一致性是压顶细部处理的关键,而饰线也是园林景观建筑细部处理的常用手段,在景墙、亭台楼阁、门窗套等部分十分常见。在细部处理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持线条的完整性,通过精致的线条来完成连接和过渡,确保细部处理的质量。檐口的细部处理要保证平整度,尤其是转折处,要充分考虑滴水因素。而台阶更是园林景观工程细部处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整度的保持是细部处理的技术关键。此外,平台、地面铺装、水池饰面等细部处理也应该根据相关要求做到精益求精,打造园林精品工程。 2.2绿化植物的细部处理 园林景观工程中绿化植物也是提高园林观赏性的关键,所以,在园林景观工程的细部处理中,对于绿化植物的处理更是必不可少。在细部处理绿化植物时,应该搭配一些装饰物,确保达到锦上添花的效果。在细部处理过程中,最关键的还是要注意绿化植物与周围环境、景观建筑、排水照明灯部分的协调一致。所以,对于绿化植物的细部处理过程,只有合理选择植物形态、质感、颜色和层次,才能保证绿化植物细部处理的效果。 2.3景观给排水的细部处理 在园林景观工程的细部处理中,景观给排水的处理对于整个园林的整体观赏价值有着重要意义。在园林内部,人工湖、水景、游泳池、广场排水系统、绿化灌溉系统等工程中,其细部处理工作都显得十分重要。作为园林景观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游泳池与广场排水系统的细部处理更是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地方的人流量往往更多,对于整个园林工程观赏性的提升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2.4景观照明的细部处理 除了特定的实证道路照明外,园林景观工程中的景观照明细部处理的侧重点应该放在特色景观灯、埋地灯、射树灯、特色煤油灯等这些能够营造园林艺术氛围的照明设备上。对于这些景观照明的细部处理,首先在设计中就应该采取专门的措施,确保这些设备与周围景观建筑的协调性,所以,在灯具的选择上要根据不同的需求具体分析和考虑,确保园林景观工程的照明效果具有艺术性和观赏性。 3结语 总而言之,园林景观工程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对于园林景观工程的细部处理也没有任何速成法。在实际施工中,要根据实际需求具体设计和处理,从而保证园林景观工程的观赏性,通过完善细部处理,打造园林精品工程,为人们营造舒适、优美的生活环境。 作者:蔡文慧 单位:昆明市政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园林景观论文:工程施工园林景观论文 1.新时期园林景观工程施工技术要点分析 1.1表土回填技术 任何植物的生长离不开土壤,土壤作为植物生长的基础,其最适宜植物生长的土壤便是团粒结构土壤。而在改造地形时,往往就要注意了,为在栽植时能够将其加以利用,往往先剥去表土是最好的。在此,园林景观工程施工人员要注意的是①避免在雨后进行表土掘取,且在施工进行时要保持地面的干燥;②使用铲车倒退的方式来掘取表土,并且要在同一方向,不得反复碾压,以免团粒结构的保护层遭到破坏;③如果下层土质不好,则应当改良土壤,改良的深度要适宜,可在80~100cm范围。④一般情况下,要避免在复原的地面上形成滞水层。 1.2定点放线技术 植物放点技术是园林景观工程施工中重要环节,它能决定塑造者塑造出来的作品的成败。在施工开始前,首先要对设计图纸进行一定的了解,并且要充分理解设计中所想要表达出的意图,这样在后期施工过程中能够利于施工人员的施工。故在进行施工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问题:①按照设计图中中给出的可利用因素进行定点放线,如参照点和参照物等。为保证定点的位置准确无误,也可以采用方格网法,且在进行定点标记时,其标记要明显,方便事后的检查;③对于树木的放置,一定要考虑到树木自身的高矮以及间隔位置等是否正确,特别是在树穴排列上一定要整齐,行道式注意行距以及参照物,并且孤植时要注意标注好中央位置;④在进行施工时,如果遇到色带以及绿篱等,可采用方格网法,用白灰或其他可以明显辨清的方式来描画线条。⑤如果在树木品种、规格变更的情况下,苗木树木不符或者是景观面积不合时,务必要经过相关单位的同意,即业主、监理单位以及设计单位;⑥如果发现图纸中存在着错误,不得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进行随意改动和放线。必须提交修改建议并请设计单位和监理单位到场观看进行图纸变更之后才可以进行施工。 1.3铁丝网和水泥底的塑性 对造型钢骨架进行初步绑扎钢丝网的过程中,务必要确保其达到平整、无反弹的要求,并且扎丝的扎点要控制在山体的内测。接着,采用塑性较强的砂浆在砌好的骨架上进行打底和塑性,最后,再经过后期的造型、刻画等来确定和完成最后的模型。 1.4植物栽植技术 ①挖穴。在进行苗木树木的定点放样之后,便进入了植穴的开挖。施工过程中,要选取一个点作为中心点,即以所定点为中心,沿其向四周进行向下挖坑。并且要注意的是,种植穴的大小是有规定的,不可盲目开挖或全部种植穴都一样,要根据所种植的苗木的规格大小,以及其所带的土球的大小来决定。种植穴的大小与深度一般比所要种植的苗木土球的直径和高度要大,一般直径范围控制在比土球直径大20~50cm,深度控制在比土球高度深10~30cm,这样才能保证苗根的充分舒展。一般来说,种植穴的底部要是圆形,且上下口的大小要一致,至于特殊种植苗,则要依据实际情况而定。②修剪。在苗木栽植前对其进行修剪可大大提升苗木的存活率。原因在于修剪部分可以达到减少苗木的水分蒸发的效果,对于不同的苗木树种要采用不同的修剪方法:常绿阔叶要进行疏枝,剪去短枝上叶片,如果是落叶乔木,则要求将其树冠进行大修剪,可剪去二分之一;常绿针叶树、用于绿篱的灌木,只需剪去已经枯竭的或是折损的枝叶即可;但是对于花灌木则要进行疏枝,过密枝、折损枝以及短枝上的叶片等都要剪去。③栽植。在进行苗木栽植时,最好是按照种植平面图进行,并且种植的品种要按照一定的排列顺序,并且按照先里面后外面的规律进行栽植。对于乔木的栽植,下坑后一人扶植一人填土,等到填入适量的土之后,再将苗木稍稍提起,这样可以有利于树根的舒展。对于灌木的栽植,起苗时苗床要保持湿润,用工具连图掘取,在种植时要用小花撬进行刨土,并在种植后浇水;对于草坪种植时,一定要按照设计图纸来进行。施工前要清除地表的杂物,并且边铺边镇压,这样能够有效使得草坪与土壤达到紧密结合的效果。并在铺好镇压后,用符合用于填满园间隙的园土进行补填,发现有杂物杂草时,应当马上剔除干净。 1.5养护工作 园林景观工程在完工之后还要进行养护工作因为养护工作对于工程质量的好坏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其中包含了随着栽植苗木的生长对其进行设立支撑、不定时耕除杂草以及浇水施肥、防治病虫等等工作。以满足树木的生长要求。 2.新时期园林景观工程施工质量控制措施 2.1做好图纸会审工作和工程验收工作 建筑工程建设之前必须要开展图纸会审,这是毋庸置疑的。图纸会审工作就是各个相关单位聚集对图纸中存在的问题或是疑问进行分析或更正的过程,为保证园林景观工程施工的顺利进行,在开工前一定要做好图纸会审工作。而在园林景观工程完工之后,需要进行竣工验收,主要是验收该项工程的施工是否达到了质量要求。在开工到竣工期间,监理人员务必要全线跟踪施工进度,对每一道施工工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等都需要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全线跟踪便于后期更好地进行竣工验收工作。 2.2提高施工人员的技术和素质 施工人员的技术与素质与园林景观工程施工的好坏有着重要的影响。这就要求施工人员要具备一定的园林施工知识、施工经验,以及良好的人格素质。因为园林景观工程是关系到城市绿化环境,关系到生态环境的和谐的一项工程,具有一定的施工技术和较高的艺术修养,是为园林景观工程施工质量的重要保证。故最好是能够对施工人员开展专业操守和艺术修养的培训工作,以此来提升园林景观工程的施工质量。 3.结语 综上所述,在城市化建设步伐加快的新时期,园林景观工程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它是一门集建筑、艺术和生态等学识的综合学科,故在施工技术上对于施工人员的水平就会有所要求。特别是在注重艺术审美的现时代来说,好的园林景观工程设计理念和施工技术水平,才能够建设出更经济、更美观的园林景观作品。 作者:王子亚 单位:太原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园林景观论文:园林景观工程施工成本管理论文 1施工成本在园林景观工程中的管理控制 1.1工程在施工前期的成本管理控制 (1)根据工程项目的需求,组织建立项目部门管理机构 将这一管理机构视为企业施工经营管理的前提和依托。好的项目工程成本的管理和控制,要对施工各项工作的各个环节进行评估,评测者应为专业的管理从业人员。工程的修缮工作要极其注意,对有关的拆除工程所得的旧的材料要加以利用,并对其进行现场的价值评估。 (2)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管理人员要深入到施工现场,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现场工作进行经验总结,规划和制定出有效的经济方案,促进工程造价的科学化和合理化。在平时的工作时,如有较特殊的工程项目,管理阶层应不定时的对现场进行勘察,掌握工程的进度,能更好的了解整个工程现场的情况,对那些隐蔽项目给予警示作用,保证工程项目健康实施。 1.2工程在施工过程中的成本管理控制 1.2.1对工程的直接成本费用在施工过程中的管理控制 (1)人工劳务费是直接作用 在施工工程里的一项费用。在对劳务工人进行选择时,要选择专业技能强、技术娴熟、服从指示和安排、配合度高、工资合理的人员班组和技术作业人员。在现实的操作过程中,施工队伍的调配也是相当重要。另外,符合实际发展情况的承包方式不仅能在人工劳务费方面节省开工资本,还能够高效高质量同时兼顾,完成工程任务。 (2)建筑材料在项目施工中占非常大的比重 成本费用极高,因此,加大对材料成本控制,是实现有效成本管理控制的首要工作。项目在施工时,要根据设计好的施工图纸和设计方案进行施工,对材料的编制和入场计划,对材料的市场价格进行调查,做到货比三家,选择满足施工质量和设计规格要求的性价比高的施工材料。根据施工的进度对原材料进行采购,材料进场要定量,争取不压材料,对于没有使用完的材料要妥善保管。就材料而言,要从细节入手,使损耗降到最低,做到节约成本。 (3)在园林景观施工的过程中 机械设备的作用是显著的,它能提高施工的效力,加快施工的进度,弥补了人工劳力的不足。然而,机械的单个价格比人力单价成本高很多。所以,要根据项目的实际需要,合理的将机械和人力进行调配。另外,对机械应该根据实际施工状况进行编制计划,对机械成本进行有效节约。 1.2.2科学合理的施工方法 能节约部分施工成本现如今,园林景观工程包括很多专业领域,如园林的绿化工作、市场工程、水利电力设施安装、小型土建工程及装修装修工程等。在这一施工过程中,出现交叉施工的现象很常见。因此,制定合理有效、切合实际的施工方式是很重要的。这不仅可以减少交叉施工浪费的不必要的时间和原材料,更能降低施工成本。 1.2.3保证工程质量,建立安全文明的施工体系 确保工程质量对节约施工成本的管理控制有重要作用。只有按照合同的要求对工程进行施工,才能保证产品一次性就能被接收,从而降低返工的几率,减少工程返修的费用,减少施工的成本。另外,建立安全文明的施工体系,它能够减少施工中安全事故的发生,文明施工自然可以提升企业的气质,树立良好的形象,保护环境,减轻环境污染问题。 2工程在施工后期的成本管理控制 在工程竣工后,对绿化工程要进行养护处理。要有计划的投入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提高绿化带的质量,保证植物存活,按照要求进行设计,对不能成活的绿化植物进行更换。其余的园林景观工程,要定期给予养护和维修,及时处理问题,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从而降低工程使用时所需的养护成本。 3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 工程的预算和决算是相当复杂的一项工作,这就要求从业人员要有较高的专业技能、职业操守等。对预决算人员来说,他们不仅要多接触工程,还要对工程材料、施工新技能新工艺有所掌握,强调终身学习,坚持学无止境的宗旨,以便为工程更好的服务。对新工艺、新方法、新技术和新材料的掌握,是有效对工程进行管理的前提。因此,从业人员要在实践中检验工作、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4结束语 工程施工成本的管理控制是园林景观的重要部分,它贯穿在工程施工的整个过程中。因此,要加强对园林景观工程施工成本的管理和控制,对工作人员的劳务费,施工材料机械设备以及工程的管理成本进行测算,预测出项目所需的总成本,并把它作为施工过程中各项目施工花费的参照和指导标准。坚持“成本最低,获取效益最大化”原则,施工方式要具有灵活性、实用性等特点,在满足合同规定的要求下,减少人力、物力的投入,降低工程施工成本。 作者:林如浪 单位:厦门宏旭达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园林景观论文:生态园林景观论文 一生态园林景观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1)在人类活动的长期影响下 园林景区不断流入外来营养盐及其他污染物,大量营养盐、有机物等被水体接纳,进而繁殖了大量藻类与浮游生物,进而降低水体溶解氧含量的能力,导致水质不断恶化,增加水体色度及降低水体透明度,甚至出现鱼类大量死亡的严重后果,这种情况下,将出现生态不平衡的现象。 2)因园林景观水体 具有较低的自净能力,当受到污染物的强烈冲击后,水质将急速恶化,进而大大降低景观效果,甚至对人们的生活水平造成极大的影响。对水体自净能力造成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三种:①物理因素。通过稀释、扩散、混合及沉淀等过程污染物的浓度有所下降,但水流方向、风向等都会对分解污染物等能力造成极大的影响。②化学因素。通过氧化还原、酸碱反应等作用水质的部分化学物质浓度将有所下降,但其他物质则无法分解。③生物因素。水景生物具有较差的多样性,种群极为单一,水生植物种植具有不明显的分层。 二园林景观设计中生态技术的应用 1屋顶花园 作为一种不占地面土地的特殊绿化形式,屋顶绿化很大程度上可以对城市建设与绿化争地矛盾进行有效缓解。随着城市绿化面积的不断扩大,应大力发展屋顶绿化项目。屋顶花园可以对城市环境面貌进行有效改善,进而对大气浮尘情况进行有效缓解,起到净化空气及空气湿度增加的作用,同时对水源加以净化,以此达到市民生活及工作环境质量提升的目的。可以对城市绿地面积进行有效增加,在人类绿化空间开拓的同时,进行田园城市的建设,在城市环境美化的基础上,对生态效应进行有效改善,并以此对生活质量进行有效提升。 2强化生态感知意识设计 能使人们对自然具有感知能力,并认识自然的组成元素,能够进一步地让人们体会到现今环境中的不同问题,如像植物园或者其他众多具有教育意义的地方。他们用设计传达世界的状况,将人们的视野放宽,去认识那些难以观察到却具有深远意义的多元功能元素。本设计在具观赏和实用功能的雕塑上添加了一些与环保相关的数据,以达到教育及生态知识普及的作用。 3生态景观材料 屋顶排水格分PVC和HDPE两种,价格相差不大,那么HDPE的排水格相对PVC排水格就更环保些;硬质铺装能透水的材质当然比不透水的材料更环保,如透水混凝土、土壤硬化地面、碎石铺地(crashrock)、生态沙、植草格、透水砖、陶土砖;钢比混凝土相对环保些;竹材比木材更环保,因为竹是速生植物,3~4年即可成材,而木材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锤炼;透水沥青不会比沥青更贵,只是配比的不同,而且是公开的;塑胶实际是透水材料,且内部能有组织排水,所以下面的基础最好选用透水混凝土,如果因为造价问题不能选用,那只有在混凝土上每50cm见方设置排水口穿过混凝土,以防止因为排水找坡不到位,塑胶长期泡水,而严重减短寿命。 三结语 综上所述,随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提升,我国园林景观建设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通过设计,多方面、多角度、多技术地将生态景观方法运用到实际项目中,将增加园林景观的和谐性及美感,促使园林事业的快速发展。 作者:徐峰朱海荣单位:郑州市中秀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园林景观论文:房地产园林景观论文 一施工常见问题分析 1前期准备工作不充分,影响施工工期 由于对房地产景观项目的施工特点不熟悉,施工前未对施工现场进行前期考察并结合现场情况及工程特点提前做好准备工作。施工人员与设计师之间缺乏沟通,不重视施工图纸的解读,盲目应付施工前的准备工作。中标后仓促安排进场施工,不能合理的对人员、材料、机械等进行科学的安排,严重影响施工工期及质量。 2施工阶段的不合理控制,影响工期及质量 (1)施工组织设计不合理,影响工期及质量。因为房地产施工时间短,施工内容较多,如果没有一个科学、合理的施工组织设计指导施工,仅靠现场技术人员凭施工经验安排现场施工,或者用一个不合实际、不科学的施工组织设计指导施工就会造成施工现场混乱,各个工序之间不能科学、合理的衔接。轻者出现质量问题造成材料及人工的浪费,增加施工成本,重者影响工程工期。 (2)专业人员短缺,技术力量薄弱,影响工期及质量。对景观施工工期及质量影响较大的是现场技术人员的能力,而园林行业专业技术人才的短缺,造成了一些公司现场管理人员技术力量薄弱,技术人员不明白设计者意图或对于一些景观的施工规范及要求不了解,没有施工经验,不能进行科学、正确的技术指导,返工率高,造成了人工和材料的浪费,影响了施工工期及质量,同时也增加了施工成本。 (3)重进度、轻质量、盲目赶工。施工单位不能很好的摆正质量与成本关系,出现了重进度、轻质量、盲目赶工的现象,导致质量不合格而返工,不仅造成信誉和经济的损失,又延误了工期造成不好的影响。 (4)施工技术上,土质处理重视程度不足,苗木种植违背植物生长规律。由于工程造价及工期进度的原因,在具体施工过程中,根本无法兼顾土质的科学处理、地形设计的进一步完善,种植的土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达到相关技术要求,比如土壤土层浅、缺乏团粒结构、容易板结、保水保肥能力差,这将直接影响到植物栽植后的成活率以及后期的生长效果。同时在工期、交房等因素的影响下,为了表现短期的景观效果,开发商或施工单位违背植物生长规律,留枝挂叶,少修剪、不修剪,导致植物生长不良或存活率不高。 二房地产景观施工的管理 针对地产类景观施工特点及容易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在施工管理上,更应科学安排工期,合理组织劳动力,引进先进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施工技术,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管理,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做好施工前的技术准备准备工作 (1)接到中标通知后,应组织人员进行施工现场勘查,认真了解现场施工情况,初步确定大概进场时间。根据现场了解的情况,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充分做好基础工作。同时组织项目部有关技术人员仔细审核设计图纸,吃透设计意图,并根据现场勘查情况与图纸进行对照,找出图纸不足之处,提出合理的修改意见,在图纸会审中提出建议,做好技术交底工作。(2)做好市场考察工作,落实各项主要物资材料、机械设备等供应计划。根据设计图纸,对各种主要材料需用量、规格型号进行市场考察,落实货源及加工计划,根据需要时间分批进场,尽量减少二次倒运,同时也根据工程内容和时间要求,安排好机械设备、数量、规格及进场日期。 (3)编制切实可行的施工组织设计,做好施工计划,安排好施工程序,做好各交叉专业施工的协调配合计划。 (4)组建专业齐全强有力的项目部管理班子,对项目技术人员及专业工种工人进行培训上岗,使所有施工人员都熟悉施工图纸和施工方案,建立技术责任制和质量检验制度。 2做好施工阶段的管理,加强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1)全面控制园林绿化施工全过程,重点控制工序质量。在施工全过程中,严格按照经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对施工过程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建立质量目标考核制度,确保各种工序质量目标,贯彻“谁施工,谁负责”的精神,严格执行“上道工序不合格,下道工序不施工”的准则。园林工程的施工管理应采用科学的管理办法和手段,使工程的实施在质量、安全、文明施工及进度等各方面得到最佳的控制,确保工程的顺利实施。 (2)把控好施工中的重点、难点。采取措施,对工程施工中的一些难点重点把握,如:抢工期、土壤改良、反季节施工等。工期上应严格按照施工进度计划表安排施工工序,对施工期间出现不可预见或预见不足给工期造成影响时,应及时调整、增加施工队伍及施工机械,制定切实可行的抢工期措施及应急方案,施工上应高度重视土壤置换和改良工作的重要性,对符合栽植条件的原生土,要进行杂物清理;对原有不符合栽植条件的土壤要进行客土置换,进行土壤改良。对于反季节施工的苗木,应通过疏叶修剪、增大泥球尺寸、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等方法,采取一些新技术,提高苗木的成活率。 3加强后期的养护管理 加强后期养护管理是园林绿化工程质量管理与控制的保证,后期养护管理是苗木成活的关键,俗话说:“三分栽,七分管”,因此,必须加强园林绿化工程后期养护管理工作,确保工程质量。管理和养护可以从灌溉、防寒、抗旱、病虫害防治、施肥、修剪等全方面进行防护,只有进行长期精心的管护,才能确保绿化施工质量和保障施工的长期效果。 4做好竣工验收阶段的管理及办理 竣工决算施工中要做好施工资料的同步整理工作,对于每一道施工工序的施工都要及时做好资料整理,特别是关于工程变更的资料,因其牵涉到竣工决算,应及时整理,以利于竣工结算。竣工验收,必须遵循科学准则,以科学态度,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 三结语 园林景观在房地产开发项目中的推广和应用,大部分房地产开发商都对园林景观在房地产开发中的作用和地位有了共识,也把房地产景观作为提高品质和品位的主要选择,这也就确定了园林景观在房地产开发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这种形势下,如何营造优美、健康的居住区环境,并保证高质量的生活环境得以延续和发展,使之与时俱进,符合时代的要求,做到既叫好又叫卖,是当前园林工作者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作者:林华生单位:厦门园之景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园林景观论文:快速构思园林景观论文 1园林景观初步设计基础信息准备 1.1设计资料的搜集 设计方案的确定是需要依据的,方可以保证设计定位的准确,才可以保证满足客户的需要。设计之初最先开始的工作就是对基础信息的搜集和整理,为下一步构思提供依据。园林景观设计资料涵盖范围很广,主要包括基地现状和历史人文等资料。基地现状资料包括自然条件(地形地貌、水文状况、土壤状况、植被状况等),气象资料(日照条件、温度状况、主风状况、降水状况、小气候状况等),人工设施资料(建筑及构筑物、道路和广场等),视觉质量资料(现状景观、环境景观、视域等),环境资料(物质、知觉、法规、周边规划等)。历史人文资料主要包括:对设计有影响的特色的历史资料(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当地的历史沿革等资料),人文状况(人口组成、民族组成、文化素质状况、主要从业方向等)。除此之外,还应该对整个工程项目的初步投资预算有所了解,以便在规划设计时控制成本。 1.2设计基础信息的整理分析 搜集好基础资料后,当对其进行整理分析。整理分析设计资料应根据项目设计的需要而定,分清主次,主要的资料应详尽调查整理分析,次要的可以做简要的了解。在整理分析过程中很容易找到灵感,在结合项目的功能设计构思便会快速地产生了。 2园林景观功能的基本定位 园林景观设计开始之前最应该做的是功能的定位,这是设计的最基本原则,一切设计都应该在保证功能的前提下再做艺术加工与处理。可以称之为园林的景观种类很多,如庭园、小型游园、花园、公园、植物园、动物园等以及居住区园林景观、广场景观、道路景观等等。不同的园林景观发挥的作用也有所不同,设计之前应做好调查,确保整个园林功能的准确性,才可以为后期的艺术处理提供准确的信息。功能定位主要依据园林景观的性质及客户和使用者需求而定。 3园林景观造型格局的确定 3.1定位景观风格 园林景观风格直接指引着设计的方向,影响着园林景观与环境的协调关系,影响着景观设计的功能和看点及工程造价等诸多问题。园林景观风格是设计构思过程中首先确定的项目,直接关系到景观的品味与档次,关系到项目的造价控制。确定园林景观风格主要从环境特征、气候因素、建筑格调、项目卖点、客户需要、园林主题等方面入手,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来确定景观的风格。 3.2景点布置与主题的确定 园林景观中的景点指的是在大景观环境内,对区域景观或者节点进行功能和艺术的定位及命名。景点规划应以合理均匀为原则,对比与调和并用,使每个景点都有景可赏。园林景观主题是整体环境或区域环境内需要表现出来的总体特征,对景观环境、看点、特色等方面有重要的影响。 4园林景观初步设计快速构思的程序 4.1景观概念的确定 园林景观设计是一个综合形象设计的过程,但大体上应属视觉形象设计。无论声音形象还是视觉形象的设计实质上都是在表述一个概念,所以概念的确定是一切形象设计的前提,相当于文章的主题,没有主题怎么知道要表现什么,因此在造型之前应先确定概念。 4.2基本形象的塑造 确定概念之后就要研究造型,园林景观造型是一种视觉形象,其概念本质的表现主要是通过造型来完成。想要快速构思就应该根据表现的内容合理地选择形象来塑造整体造型,一切形象都应为表现概念而服务。形象的选择应根据调查的内容、景观的功能、艺术需求而定。 4.3造型的表现 根据设计构思的需要合理地选择平面造型技巧,如想表现统一、规律特点的造型,可以选择重复、发射、渐变等表现技巧;想表现矛盾的,可以选择对比、密集等技巧;想表现活泼和个性的,可以选择近似、特异、分割等技巧。色彩对于一切视觉形象设计都是十分重要的,其可以完全不借助造型就可以将概念表达出来,是设计不可忽略的内容。色彩的选择应该根据知觉进行,根据概念的需要和使用者的视觉经验确定颜色的使用。使用技巧主要有对比与调和2种,可酌情选择。总体说来,想要对园林景观设计进行快速构思,应该准备好基础资料并进行详细的整理与分析,对景观功能准确定位,把握好整体风格和局部特色,准确运用表现技巧方可实现。 作者:王金贵单位: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园林景观论文:园林景观古代文学论文 一、先秦文学作品中的园林景观 1神话中的园林神话传说中的园林往往带有浓重的神话色彩,例如,神话传说中的“悬圃”具有“登之乃灵,能使风雨”的神奇功能。先秦文学作品中的悬圃往往被安置在昆仑神山的第二层,犹如一个空中花园,在《离骚》《淮南子》《山海经》等文学作品中都有关于悬圃的描述。除了悬圃,蓬莱仙岛也是先秦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园林景观,蓬莱仙岛常出现在远离陆地,地域广阔的地方,且多有“无风而洪波万丈”的滔天海浪作为与外界隔绝的天堑。这些蓬莱仙境中常有高山流水和繁盛的草木,仙岛上的宫殿也都流光溢彩。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蓬莱仙岛的构建和描述中已经出现了石头、山水植物等后世园林的基本构成要素。总体而言,先秦文学作品中的园林景观都展现出“万物有灵”的原始思想理念,且具有明显的共性特征:首先,这些园林景观的选址都倾向于比较偏远的地方,悬圃选择建在高山之上,蓬莱仙岛则在海浪汹涌的海岛上,这些地方均与世隔绝,不易被尘世干扰,较为适合人和动植物休养生息。其次,在建筑形式方面,这些神话园林均由宫殿、高台等元素构成。建筑风格庄严肃穆,让读者在惊叹其神奇辉煌之余顿生向往之情。最后,这些神话园林中的植物大多未经修饰,呈现出原始的生长状态,因此,树木多茂密繁盛,其中还有许多具有神奇功能的稀有植物。 2皇家园林皇家园林是指隶属于帝王或诸侯的园林景观,其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并逐渐变化和发展。皇家园林在建筑形式和装饰风格上多参照神话园林,因此多临水而建,其选址不仅要环境优美,还要物产丰富,以满足日常生活、宗教活动、饲养狩猎、农业生产的需求。先秦重要文学典籍《诗经》中记载周朝祖先公刘就曾选择“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之地修建都城,此地不仅水源丰富,而且地势平坦,利于进行农耕生产。除了参照神话园林的建筑形式,先秦文学作品中的园林还多采用“囿”与“台”的建筑形式。台的边缘多为斜线和直线形式,这体现了先秦人民对于山岳的崇拜。台多建在环境优美之地,商周时期台多为宗教祭祀之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台演变成为供帝王或诸侯饮酒游赏的场所。在东周时期台的构建要素已经不止是宫殿楼阁,还囊括了天然山水。先秦时期文学作品中的皇家园林总体展现出“图腾崇拜”和“万物有灵”的原始建筑理念,建筑形式和风格也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同时,这些皇家园林在选址方面多以物产丰富、环境优美、依山傍水为参考依据,植物均具有保佑国家兴盛的象征理念,建筑则要流光溢彩,这些建筑原则显然受到了神话园林的影响。 二、红楼梦中的园林景观及造园手法 1《红楼梦》中的园林景观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这一章节就有多处文字涉及园林景观,贾政等人从“曲径通幽”这一景观开始游览大观园,在潇湘馆、蘅芜苑、沁芳亭等处都有贾宝玉题咏的诗词对联,在蘅芜苑的不远处“层楼高起,面面琳宫合抱,迢迢复道萦纡”,这里就是富丽奢华的正殿,经过正殿“正面现出一座玉石牌坊,上面龙蟠螭护,玲珑凿就”贾政命诸人为此牌坊题名,一众文人清客的题词都未能合贾政心意,于是,众人示意宝玉拟题,贾宝玉见了这块牌坊却“心中忽有所动,寻思起来,倒象在那里见过的一般”其实,这些建筑景观正是他在宁府秦可卿房中睡觉时梦到过的“太虚幻境”。贾府中的大观园可以看做天上太虚幻境的一个缩影,因此,大观园中的园林景观与太虚幻境中的颇为相似。贾府中的大观园是为了迎接皇妃贾元春省亲而建,因此,它虽是贾府的私家园林,但其在建筑质量、工艺、风格、规模等方面都接近了皇家园林的标准。大观园的园林景观主要分为六个部分,贾政等人在经过这处名为“曲径通幽处”的石洞之后,就进入了大观园的第一部分园景区域,这里位于大观园前部,建筑华丽。在这处景区的尽头是一座斜阻的青山,转过此山就到了贾政颇为满意的“稻香村”,在“稻香村”附近的山坡上是大观园的后花园,这里有牡丹亭、荼縻架、芭蕉坞和芍药圃,此处繁花似锦,主要供贾府诸人观赏花卉。沿盘山小道经过这片花圃,再翻过“大主山”,经过一座板桥,便到了蘅芜院,蘅芜院不远处正是“省亲别墅”,这里也是大观园的正殿。过了正殿就进入了后来宝玉所住的怡红院,出了怡红院的后门“便是干坦宽阔大路,豁然大门前见”。通过对太虚幻境和大观园园林景观的描述不难发现,其园林艺术吸取了许多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的精髓。 2《红楼梦》中园林的造园手法首先,大观园采用了主题造园的手法,其主题即为“天仙宝镜”,这四个字原是正殿玉石牌坊的题词,后贾元春认为太过招摇就更名为“省亲别墅”。站在这块玉石牌坊下,越过院中广阔的大水池,可以尽情观赏水池对岸的各个景区:由“曲径通幽处”导入的花柳繁华;以“稻香村”为主的农田村舍;繁花似锦的大花圃。面对这特色各异的景区,不禁让人恍若身处天上,俯瞰人间一般。曹雪芹将此处定名为“天仙宝镜”实则是要提醒读者,这些富贵繁华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罢了。正是这个“天仙宝镜”的主题,使大观园笼罩在一片神秘的气氛中,给人一种如梦如幻的朦胧感。在这块“宝镜”中可以看到人间众生诸相,这里既有穷困,也有奢华;既有淡泊明志之地,也有富贵奢靡之乡。尽显世间的沧桑和坎坷,让人在感受命运浮沉的同时,不免发出千古兴亡之慨。为园林设置一个思想主题,是文学家曹雪芹对中国园林艺术的一大贡献,园林有了主题就可以化繁为简,依照主题进行总体规划,确定各个景区的特色要点。其次,大观园还采用以景区造园的手法,按照大观园的园林景观特色和方位,基本可以划分为:园前区、葬花区、花圃、稻香区和寒塘区。这些景区的建筑风格和意境都与之后入住的人物性格有契合之处。如稻香区为丧夫守寡的李纨所居,葬花区则是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居住,寒塘区归身世凄楚、性格冷傲的妙玉所住。 3.曹雪芹将大观园的建筑景观与其主人的性格身世相互映照。例如,果敢决绝的探春所居住的“秋爽斋”,室内陈设每一件都精美珍贵,且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大,这一方面体现了探春大度豁达的性格特点,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她系出名门、气质高雅的身世特点。在贾宝玉所居住的怡红院里,建筑装饰锒宝嵌金、流光溢彩,且兼具中西建筑风格,这显然与中国传统建筑装修风格相违背,但却恰恰反映了贾宝玉出生不凡、叛经离道的性格特点。再如,薛宝钗所居住的蘅芜院,它其实是“太虚幻境”中神仙洞府的缩影,是世外高人修身养性的处所。因此,蘅芜院内建筑用材虽规格极高,但建筑外观却朴实无华。进入院内迎面就是一块气派非凡的插天大山石,院中没有种植任何花木,均以香草为饰,表面看来似乎过于简陋,实则不然,古时院内摆放的山石皆以大为贵,蘅芜院中的这块插天山石显然是上等珍品。而香草虽然不似繁花耀眼夺目,但却比花草树木更加名贵。蘅芜院中看似朴素无色的油壁也是由优质木材精制而成,这种木壁需要用上好的桐油反复粉刷,极耗工时。这种建筑装修手法与“自云守拙”的薛宝钗可谓相得益彰。曹雪芹运用多种造园手法将大观园中庭院建筑风格与诸人性格一一照应结合,将读者的阅读目光吸引到人物性格的细节和局部描写上,以其细腻的笔触撩拨读者心绪。 三、结语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园林景观,体现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天人关系的思考,因此,深入解读文学作品中园林景观的建筑理念、艺术追求,对于探究文学作品的内涵、理解人物的行为和心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王小冬 园林景观论文:房地产小区园林景观论文 一当前房地产小区园林景观成本过高的原因 1景观设计与景观成本控制工作任务分离 房地产小区的园林景观设计人员往往在小区建设开始之前就对小区的园林绿化设施进行了设计,而景观成本控制的人员则是在设计图纸完成之后再通过后期的材料、人员的安排以及施工的规划等方面来进行成本的控制。景观设计人员与景观成本控制人员的工作之间并无相互衔接,导致了后期成本控制的困难。在房地产小区的园林景观设计时,相关人员有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核算能力和成本控制理念,这样才能真正从设计阶段就做好园林景观的成本控制工作。 2施工现场成本管理监督机制欠缺 小区园林景观的建设过程中,由于施工与设计单位之间缺乏合理的沟通与监督机制,导致了在施工过程中缺乏设计单位的指导,而设计单位在设计时也不能较好地兼顾到施工过程中的需求。且在施工过程中,对于成本控制的监督机制也比较缺乏,各人员的管理以及各施工工序的成本动态检查方面都比较薄弱。由于缺乏完善的园林成本控制与监督反馈的机制,导致当前小区园林施工过程中的成本控制困难。 3园林景观建设过程中材料规划不合理 小区园林景观的施工中需要用到各类的绿化材料,包括各类树木、花草等。很多施工企业在采购过程中往往并不能很好地根据施工的设计需求与实际情况,制定材料的采购计划。加上小区园林景观的施工单位一般都是独立的景观建造单位,他们在进行树木等材料的采购时,会存在一定的浪费现象,在使用过程中也不能很好地对材料进行合理的利用和规划,从而导致绿化材料的成本不断上升,超出预算。 4小区园林景观项目的招标无法满足成本要求 房地产景观营建项目往往只注重与前期方案设计阶段的招标,对于技术设计和图纸设计的招投标工作存在严重的漏洞。然而技术设计和图纸设计的完善程度对于园林项目的成本而言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当前的情况是,方案设计中标单位直接决定了技术设计和图纸设计的方案,导致了技术设计和图纸设计的单位选择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在设计过程中无法提高设计人员成本控制的积极性,从而最终影响了园林施工的总体成本控制。 5园林景观施工的取费标准不合理 在进行园林景观的施工成本取费计价时,往往是由建设项目工程造价的高低或建筑面积的大小来决定的。然而这种方式会在极大程度上降低设计单位对于设计经济性的考虑,同时施工单位也很难从整体经济合理的角度对施工进行规划。由于造价过程中缺乏相关的经济效益的考虑,景观设计方案缺少必要的经济合理性分析,将最终造成景观园林项目的投资浪费。 二房地产小区景观园林项目的成本控制方法 1园林景观设计阶段的成本控制 园林景观的设计阶段对于整个园林的建造成本的控制有着重要的意义。只有设计人员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施工的成本以及设计的经济性,从业主的实际需求出发,对园林的各类景观以及布置进行合理的设计。在设计完成之后还需要对其经济性进行充分的论证,依据设计思路、功能、特色,各项绿化过程中的指标数据,中长期以及四季中的观赏效果,树木种类的配置等原则,对园林景观建设过程中的成本以及维护管理费用进行详细的计算并做出评价。在进行设计过程中,首要考虑的是施工现场的实际环境,包括了道路、地形以及原有的自然环境,如水资源以及各类植被等。应该在对原有设施充分利用的基础上再进行园林的绿化设计,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原有资源,节约成本。在进行小区的景观设计时,应该考虑到长远的发展需求,在设计过程中留有一定的余地,以满足后期的发展需求。在进行小区的道路规划时,除了考虑到道路的基本疏导交通的功能以外,还需要考虑到其有一定的装饰性作用。因此在进行道路的设计时,需要对道路的铺装材质进行科学考虑,根据小区的道路级别和所在各区的特点,选用不同的铺装面层。同时通过景观小品的设计,合理利用不同的景观资源,保证园林的美观性和经济性。 2园林景观施工过程中的成本控制 园林景观的施工成本控制需要从设计阶段完成就开始,首先需要根据施工设计图纸进行合理的规划与计算。制定合理的成本计划以及各类材料的采购计划。通过合理的施工组织设计兼顾园林施工项目的成本、工期以及质量三者之间的关系。小区园林景观建造的成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施工方案的制定,不同的施工方案会有不同的施工工期和材料以及成本需求。因此必须根据工程设计图纸以及实际的规模和现场的情况进行综合考虑,可以同时制订几个施工方案,进行比较,从中优选最合理、最经济的一个,施工方案的优化选择是施工企业降低工程成本的主要途径。在施工过程中应对成本所占比重比较大的项目进行重点的成本预算和费用的核算与跟踪,从而通过合理的动态控制综合保证园林项目的成本节约。通过标准化的管理,对相关人员和机械的操作进行合理的安排,通过合理的施工监管措施,对成本进行过程控制,避免材料的浪费,保证员工效率的最大化。 3后期园林维护过程的成本控制 园林工程最大的特点就是需要精细的后期维护工作,才能保证小区的绿化与发展。而园林维护的难易程度以及其维护质量的高低都将影响到小区园林建设的维护成本。园林景观的建造成本关系到整体的售价以及利润,而且后期的维护关系到物业费用的收取。尤其是在绿化种植方面,由于景观设计师在作种植设计时,往往很少考虑今后养护成本,因此,许多建成的绿地在养护管理时导致了养护工作的困难以及养护成本的增加。有的小区绿化,由于建设成本和建成后维护管理费用超过单位经济实力,只有低水平维护,最后观赏效果不理想,很多应有的功能丧失,有的草坪被杂草挤占,绿化带太多难以很好修剪,且会滋生很多害虫。尤其是小区中的人工水景的布置,应由其注重对其后期维护成本的计算,一般的小区中采取人工湖的方式将会带来很大的成本增加。因此在进行园林的设计工作时,就应该考虑到后期的维护问题。尽量在满足业主需求的基础上,选择较易进行后期维护的树木和花草等,从而减少后期的维护成本。在后期的园林景观的维护过程中应该制定合理的维护计划,委派专门的人员对园林景观的后期情况进行定期的检查,并采取合理的养护措施对各类园林景观进行维护。通过定期的修剪、养护等方式,保证园林植物的可持续发展。 4园林景观施工人员的素质培养 小区园林景观施工人员的基本素质对于整个景观的施工质量以及成本的控制有着重要的意义。园林景观从最初的设计到施工过程中的材料采购、施工到后期的园林维护等工作都离不开施工人员的合理操作与安排。因此在进行园林景观成本控制时,必选考虑到人的影响因素,并通过相关的培训和激励措施,提高员工的基本素养,发挥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园林景观施工是一项多工种交叉作业的工程,因此必须合理安排不同的人员进行不同工作的施工,从而保证对于不同人员的合理安排。通过定期组织人员的培训与考核,为他们传达园林施工的相关技术,介绍国内外优秀的施工经验等,提高员工整体的操作水平。通过不断灌输企业内部的各项制度以及园林施工相关的法律法规等,保证员工在施工过程中有章可循,明确施工的基本目的。采纳各方面合理建议,充分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进而实现安全文明施工、科学有效管理、合理控制成本的园林景观三位一体化建设模式。同时可以采用信息化的方式,员工进行虚拟化的操作培训,并通过管理信息系统等方式,保证各类信息的顺利传达与反馈,从而能够更好地对园林施工的成本进行合理控制。 三结语 园林景观的建设对于小区的整体环境水平以及居住舒适度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进行合理的园林景观成本控制,能够保证用最少的成本实现最好的小区环境效果。各园林施工单位必须明确当前园林施工成本控制中存在的问题,兼顾园林景观设计阶段的成本控制、施工过程中的成本控制以及维护过程的成本控制,并加强对于施工人员整体素质的培训。 作者:王峰云单位:福建省浩发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园林景观论文:天然置石园林景观论文 一天然置石的选择 园林景观的设置,应站立在对人们兼具美感同时又有高尚的美的教育和启迪的基础上。置石景观是园林景观的一部分,应用更用尊循这一原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设计之初,设计者就要注意把握整体感,在注重师法自然,讲究章法的设计手法上还要尊重文化、艺术和历史,院校中置石的应用,更要紧贴院校文化,体现该院校的“灵魂”,展现院校自身的特色和历史文化内涵。其次在选石、布石的过程中应把握好比例尺度,要与环境相谐调还要熟知石性、石形、石色等石材特性。在不同的环境中,置石的布置是不一样的,例如在狭小局促的环境中,石组就不可太大,否则会令人产生窒息感,宜用石笋之类的竖向型石材置石,在植物配置上辅以竹或花木,作竖向的延伸,减少紧迫局促感;在空旷的环境中,石组宜集中,显眼,一般采用孤置巨石垒置假山的方式,与环境融合。院校中置石选择贵在神似,不必刻意去追求外形的雷同,在形似与神似的意态中吸引人们的眼光,同时应就地取材,不应沽名钓誉或用名贵的石材堆砌,在经济合理的基础上又能展现当地自己的石文化。同一环境中石种选择必须统一,不可杂乱,保持整体的协调性,使整体效果凸显。 二天然置石在院校园林中的作用 (1)置石的使用作用。作为艺术造景,供人们观赏游憩。现代社会人们想回归自然,由于自身条件限制或不想舟车劳顿,故通过营造园林景观的方式实现这一想法,在城市绿地中叠山置石,辅以艺术加工,赋予自然的江河流水、山林景色,供人们观赏、游憩。 (2)作为园林景观的主景。例如苏州四大名园狮子林,假山全部以太湖石垒致而成,为园中不二主景,具有压倒群芳之势。周围的园林建筑、植物等则起着配景陪衬主题的作用,使主景突出,主配相得益彰。 (3)置石在园林空间组合中起着重要的分隔、穿插、连接、导向及扩张空间的作用。例如置石分隔立面空间,既不一览无余,又可丰富本身的园林景观,同时还能够起到障隔视线,组织空间,达到若影若现、增加景深和层次的作用。 (4)石材的纹理、轮廓、造型、色彩、意韵往往具有象征作用,尤其是院校园林在主景置石的选择上很多程度注入了自身院校的人文及历史,赋予人一种想象的空间,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 (5)院校园林在营造大面积的地形景观中,常利用置石作“谷方”和“挡水石”,防止地表泾流冲刷地面,既可减缓水流冲力,防止水土流失,又可形成生动有趣的景观。 (6)运用山石小品点缀院校园林空间,常见的有:作铭牌石也叫指路石,标示建筑物、路面导向等;作园林景观湖面驳岸、挡土墙、护坡等,既造景,又具实用功能;作为园林景观小游园等较独立空间内自然式的器设如石屏风、石榻、石桌、石凳、石栏或掏空形成种植容器、蓄水器等,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又可结合造景,使园林空间充满自然气息;作为花池或树池,达到保护花草树木的作用又兼具美观。 (7)置石与院校中的园林建筑相结合,陪衬建筑物,尤其是一些历史较悠久的院校中更为多见,可在某种程度上打破建筑物及的呆板、僵硬,使其趋于自然、曲折,此外还与桥梁、水系相结合,达到自然、和谐的作用,在当今,很多大的院校景观营造都注入了水的作用,哪怕没有天然河道也要通过人工的方式打造一些人工湖面,俗语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更是这一道理,置石在水系中的利用可说达到了极致,在水岸边辅以卵石起着过渡衔接与美观自然的作用,在关键节点孤置一景石,达到分隔及形成独立的园林景观功能。 三天然置石的布局要点及原则 作为园林工作者,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置石布局的经典案例:日本匠师相阿弥在京都龙安寺前庭分组安置了15块石头,每组分二、三、五块不等,从任何角度看,总是只能看见14块,这一作品很有独到之处,耐人寻味。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布置一组景观置石时,必须认真思考所处环境(包括地形、建筑、植物、铺地等)、置石的形状、体量、颜色等诸多因素,反复推敲,艺术性地处理石头的平面及立面效果,也就是把完全不同的东西(地形、建筑、植物、铺地、石头等)有机地联系起来,创造新的一个统一的空间,典型化地再现自然山水之美,达到“虽由人作,宛若天开”的境界。院校园林中天然置石的布局造景应目的明确,格局严谨、手法洗练、“寓浓于淡”、主次分明、层次丰富,达到寸石生情的目的。置石布置中常见的应用形式有孤置、对置、散置、山石器设、石景雕塑等手法。孤置景石,主要是采用一些体积较大的,整体性好的石材来进行布置。所选石材在造型上应有独特性,质地上乘,色泽光亮,主要作为园林中的主景,例如苏州留园的“冠云峰”,而其在院校园林中才常常出现于主教学楼或办公大楼或标示性广场绿地的出入口处或中心。对置景石,在院校景观中应用不多,常常在院校中的道路出口处、拐弯处出,以此美化环境。散置景石,顾名思义,是将石材分散于园林中的各处。这种景石布置的手法,多出现于院校园林的绿地中,一般选用的是卧石,在丰富绿地景观的同时增添自然趣味。山石器设,是将石材打磨成石栏、石桌、石凳等,以此增加园林的艺术感染力。这种景石布置法在院校园林建设中也处处可见,常常以组合桌凳的形式出现,布置于道路旁或是园林小建筑中。石景雕塑,主要是将石材塑造成人物雕像,或是以浮雕形式出现。这种景石布置手法,在院校中也屡见不鲜,例如在关键场所,竖上一尊具有代表该院校的人物雕像以及在一些小游园中,立几尊孔孟雕像或与教育有关的代表性事件、人物等。 四结论 天然置石在院校园林中的应用虽然篇幅不大,结构简单,施工技术也没有专门的要求。但要达到以少胜多、以简胜繁、有独到之处,却并非是容易之事。 作者:吴桂泉单位:厦门园之景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园林景观论文:防腐木园林景观论文 1对防腐木的基本认识 1.1基本概念 一般来说,木材在受到虫害、雨水侵蚀以后极易发生腐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了有效防止木材腐烂,延长其使用周期,人们开始采用各种技术手段加强木材的防腐能力,防腐木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了。将普通木材经过人工添加化学防腐剂之后,使其具有防腐蚀、防潮、防真菌、防虫蚁、防霉变以及防水等特性。能够直接接触土壤及潮湿环境,经常使用在户外地板、工程、景观、防腐木花架等,供人们歇息和欣赏自然美景,是户外地板、园林景观、木秋千,娱乐设施,木栈道等理想材料,深受园艺设计师的青睐,不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防腐木已经非常环保了,故也经常使用在室内装修、地板及家具中,室内装修设计师也非常喜欢防腐木。 1.2基本类型防腐木的处理 首先要将原生木自然风干后再做高温处理或化学药水浸泡,否则在原木未干透后处理会在使用后产生反脂干裂现象。从防腐木制作的角度来看,其主要有3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含有防腐剂的防腐木。此类型的防腐木是通过真空加压的方法把防腐剂压入木材内部从而达到防腐的目的;另一种是没有防腐剂的防腐木。又称为热处理木和深度炭化木,此类防腐木是通过炭化木材有效营养成分,进而切断腐朽菌的生存营养链来实现防腐的;第3种是未经任何人工加工的天然防腐木。此类防腐木主要是通过自身内部的一种酶散发特殊的香味达到防腐的目的。 1.3用途防腐木具有环保、安全、自然、防蛀、防霉、防白蚁、以及使用寿命长、便于加工安装、可回收利用等特点 最初运用在建筑业和桥梁建设中,后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其用途逐渐扩大到其它领域,目前在景观、建筑物墙、柱、以及地面及屋顶构件、古建筑维修;各种公共设施的扶栏、扶手、楼梯灯;最近几年以来随着城市园林景观建设的加快和景观建设理念的发展在城市园林景观建设中防腐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4主要树种 1.4.1樟子松 目前公园、住宅、广场等城市绿地景观最为常用的一种防腐木材,适应性、赖寒性、抗逆性皆较强。此类树种在我国有较大的产区,经过防腐加工、高温处理脱脂或化学药水处理以后防霉菌、防蛀虫能力较强。 1.4.2北欧赤松 主要生长于北欧的芬兰,又称芬兰松,主要材质是北欧红松,慢生树种,木质紧密,含脂量低,木材纤维纹理、木节小、比大部分软木树种强度高。可以直接与水体和土壤等外部环境接触,是户外园林中的木质地板、栈道、以及围栏和桥体等木质小品的主要材料。 1.4.3红雪松 生长于美国西部和加拿大,是一种未经加工具有天然防腐功能的防腐木。其内部的一种酸性物质可以确保其不被昆虫侵蚀,木材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不易发生变形。该木材由于不用进行药物加工就具有防腐性,所以不会造成环境污染。该类材质比较适用于高湿度环境,在在厨房、浴室和桑拿房中有广泛运用,由于该类木材防腐无需要再进行人工添加各种化学药物,所以没有环境污染且对人体健康无害,在全球市场,尤其是家庭室内装修中受到极大欢迎。 1.4.4柳桉木 柳桉木一般分为白柳桉和红柳桉2种,白柳桉树干高直,树干结构粗,干燥加工便利,具有较好的着钉、油漆和胶合性能;而红柳桉虽然材结构纹理与白柳桉相同,但是不易于干燥和加工。干燥过程中柳桉木翘曲和开裂较少。但是柳安木的缺点在于纤维长、有棕眼、弹性大,木制偏硬、易变形。 2防腐木在园林景观中的具体应用分析 2.1园林亭 在园林景观中,亭作为一种园林小品,其形式和风格都表现出多样化特征。目前在各种园林环境中,以防腐木为材质的亭都有广泛应用。尤其是在山地公园、森林公园等景观环境下,防腐木质结构的山亭、路亭、桥亭等都得到广泛的应用;此外防腐木还可以与其它材质组合构建不同材质的组合亭,例如,与自然石、钢结构组合等。这种防腐木与其它不同材质材料组合构建亭的形式,在城市公园、住宅小区园林景观中应用广泛。 2.2园林台 在园林景观中的主要功能是供观赏和休息之用,主要分为平台和挑台2种形式。目前挑台在原生态园林景观中应用较广,而平台则主要在现代园林景观中被应用。而防腐木生态、环保以及易于安装的突出特点,使得其在目前的平台和挑台中都得到广泛应用,在满足功能需要的同时,又与景观实现有机融合。目前在城市公园和街边绿地中防腐木平台得到广泛应用,比较典型的有厦门湖里公园南大门的木平台。而防腐木挑台则在厦门五缘湾湿地公园中的应用也比较有代表性。 2.3园林路 在园林景观中,路主要分为主干道、次干道以及步游道3种,而防腐木在3种道路中适合于步游道的建设。防腐木的特性与目前园林中步游道自然、融合的要求相吻合,在园林步游道的建设中得到广泛应用。在森林公园、滨海地段以及山地公园中,防腐木一栈道的形式得到了广泛应用,主要有纯防腐木栈道路和防腐木与其它材质组合栈道2种形式。纯防腐木栈道在厦门天竺山森林公园中有典型运用,而组合材质栈道在厦门梅海岭景区则得到很好的运用。 2.4园林桥 桥既是水中的路,同时也是人工建筑美的体现,在园林景观中桥是重要的点缀,有时甚至是院中主要景点。在园林景观中以防腐木作为材质的桥主要分为2种,一种是纯防腐木结构的景观桥,这种桥主要以平桥为主,用于有流水景观的园林,木板架在水流之上自然中透露中几分野趣。一种是防腐木与混凝土或者钢结构组合的桥,这一类型的桥形式多样,既有平桥,又有拱桥、廊桥、亭桥等,一般跨度都较大,主要应用在具有瀑布、山谷、峡谷的自然生态景区。现代城市人工园林景区运用较少。 3结语 在我国古代的建筑中,木质结构得到广泛的应用,成为我国古代建筑的主要材质。这些古代建筑中不乏有皇家宫殿、亭楼各台等经典之作,直到近代我国仍然广泛使用木质结构的建筑。现代园林建筑要求既要满足基本的功能需要,同时还要与整体景观效果和周围环境相协调,追求自然、环保、和谐。防腐木作为一种独特的建筑材料与现代园林的自然、环保、和谐等理念相吻合,在园林景观建设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防腐在园林景观中的应用不是完全固化的,它与园林的种类,具体的化境是密切相关的,对其运用要注意综合各种因素、准确定位,从而确保防腐木的特性与其创造的园林景观得到最佳的体现和表达。 作者:蒋雪景单位:深圳市翠绿洲环境艺术有限公司 园林景观论文:现代园林景观发展趋向论文 1现代园林继承古典园林的精髓 1.1从“形”上继承 1.1.1咫尺自然的营造中国古典园林强调“虽由人做、宛自天开”,高度浓缩自然山水,在咫尺之中见到大自然的景象,作为设计者,不论你营造什么样的景观,它都是自然的一员,它都应融于自然、作用于自然。如果我们设计的景观没有立足于当地的自然资源,而为了求新奇、求档次,那么这样的景观处于大自然之中,形式是格格不入的,同时它对自然的这个大生态系统循环就起不了促进作用,最终破坏自然。例如,重庆本是山地城市,如果做景观之时,硬是将山地铲平做成平原景观,这不仅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也不能体现重庆的城市特色,所以并不可取。因此,设计者应学习中国古典园林,充分深入大自然、观察大自然、提炼大自然,即“师法自然”。从“山形水貌”上营造出融于大自然的景观,促进大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1.1.2“形式”上的取舍中国古典园林在形式上是多样的,自然式园林通过各种方式提炼大自然的精华呈现在小空间之中;规则式园林体现宏伟、严谨的空间布局,如皇家园林;而混合式园林场地平坦时营造广场、平原,修建场地、建筑,场地起伏多变时营造错落有致的植物景观,场地有水源时营造灵动的水景,综合营建“步移景异、一步一景”的景观,这些形式各有各的特点。在现代景观设计中,我们也应根据具体情况,营造多样化的景观,不拘泥于某种形式,不能过分地为了达成某种形式的景观而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挖池、堆山。如前几年流行的大草坪,就是脱离实际,追求同一种形式,盲目放大,经过实践检验,大部分以失败告终。 1.1.3艺术手法多样化中国古典园林在手法上千变万化,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在空间布局上,中国古典园林讲究动静结合、虚实对比,承上启下、循序渐进、引人入胜、渐入佳境的空间组织手法,常常将园林整体分隔成许多不同形状、不同尺度和不同个性的空间,并且将形成空间的诸要素糅合在一起,参差交错、互相掩映,将自然、山水、人文、景观等分割成若干片段,分别表现,使人看到空间的局部而非一览无余;在空间表现形式上讲究“小中见大”,抓住大自然中各种美景的典型特征,提炼剪裁,把峰峦沟壑一一再现在小小的庭院中,“以有限面积,造无限空间”。当然“大”和“小”是相对的,关键是如何利用自然之景,把握最佳尺度,营造园林意境。 1.2从“意”上继承 1.2.1“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国古典园林受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将建筑美、人文美与自然美巧妙结合,处处营造恬静、安详、舒适的自然氛围。这种思想也是现代景观设计的需要,人与自然的融合,建设生态美、方便游人使用的园林景观是全球高度工业化、人口快速膨胀、环境严重破坏背景下的必然。但是,现代景观又不能仅仅从园林形式上来审视“天人合一”的思想,而要从更理性、科学、客观的观点去审视和理解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1.2.2诗情画意的营造中国古典园林不仅利用自然山水创造某种真实,反映真境,同时还利用诗歌、绘画、书法等为园林增色,反映虚境,虚实结合,共同创造富有诗情画意的空间,从而使园林的构成要素富有思想内涵和景观层次,这种方式是值得我们设计者学习和继承的。在现代景观设计中,一些造园元素如石刻、书法、文学典故、声音等也随处可见,这些要素在细微之处使园林获得了生命和文化韵味,与我国园林文化一脉相承。 1.2.3比拟联想的艺术中国古典园林受儒家“比德”思想的影响,园林中山、水、泉、石等都被赋予人的品格,是人们托物寄兴、借景抒情的审美对象,情景交融,意在景中,深化了园林的意境。在现代景观设计中,我们不仅可利用山、水、泉、石,还可利用雕塑、景观小品、植物,使人不仅满足视觉感官上的享受,还获得不断的情思激发和联想,即“寓景于情”、“见景生情”。 2现代园林设计结合新科技的发展 2.1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发展在现代信息高度国际化的大环境中,现代园林设计不能丢掉过去,但也不能一味地守住过去,我们应结合国情在继承中国古典园林优点的同时有所创新,不断地给景观注入新的活力,这就得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力量,如在考察基地情况时,我们可以用声、光、电的现代工具,准确探测基地的土层厚度、土质、水质情况、地下水位高低等所需资料的详细数据,为景观设计提供精确的数据和依据。在方案设计时,我们可以利用计算机的各种软件作出二维、三维、四维景观,进行多方面比较、修改,更直接地看到景观的实际形成以及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在景观营造时,我们可以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营造出形式独特,但又能体现自然神韵的景观。如多种喷泉以及跌水景观,虽然在自然界中并没有真实的存在,但是却能让我们体会到大自然的神韵。 2.2现代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发展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全球信息的共享,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引进新材料或新工艺营造有特色的园林小品来体现园林的文化,如塑造更接近于自然的假山,精致的雕塑小品,也可利用新材料和新工艺修建或修补遗留的古典建筑,保留古典园林的精品;驯化或培植出更多的植物品种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以增加植物多样性。大力推广节约型园林技术,贯彻节约型园林设计理念,多选用耐性强的植物和乡土植物,提高植物成活率,减少建设成本和养护成本;多选用节约型设施备,减少资源损耗。 3结语 现代园林设计既可以遵从中国古典园林设计手法,也可以借鉴西方的表现形式,两者都不排斥。不能一味地认为中国古典的或者西方就是最好的,不加以分析就照搬或模仿使用。古今结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必然的趋势。应继承传统,汲取精华,取西方园林之长,补中国园林之短,融中国文化思想之内涵与西方现代之观念创造中国特色的现代园林。对西方及古典园林一知半解而妄加抄袭拼凑是不可取的。只有端正态度,融会贯通,方可运用自如,创造出更精彩、层次更高的新园林,再创中国园林的辉煌时代,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做出有中国特色、本土特色的设计。 作者:黄丽霞单位:重庆巨杉园林有限公司 园林景观论文:乡土植物园林景观论文 1乡土植物的特征 1.1乡土植物有着很强的生命力由于乡土植物是经过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对于本土的气候以及自然灾害有着很强的抵抗力,而外来植物除了增加不必要的成本外,对本地的气候需要较长时间的适应,这对于急需改善城市生态的建设者来说是不可等待的;且其生命力的疲软,容易失去应有的作用。 1.2乡土植物管理方便,具有很高的性价比由于乡土植物是经过本地自然选择而遗留下来的具有很强生命力的本土植物,其成活率相当高,管理起来也比较方便,大大降低了后期的维护费用。采用合理的景观设计方式,很快就能营造出具有区域文化特性美的景观效果,从而使整个城市具有园林的观赏美。 1.3乡土植物能够更全面地诠释当地的特征性文化气候区域性的差异,形成了地理环境的区域性差别,从而使得不同的区域具有区域特征的植物景观,比如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区域植物景观的东北针叶林、北方杨柳树、西南橡树林等等,这些乡土植物均被赋予了千年的文化积淀,不仅具有较强的适应性,还能体现人们区域性的审美观点,更能形成特色而成为吸引游客的手段。 2乡土植物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尽管乡土植物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也能淋漓尽致地体现当地的文化特色,更能极大地降低后期的维护费用,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也存在种类单一,不能满足园林景观多样性的要求,而且部分设计者不能很好地认识到乡土植物的重要性,极大地限制了乡土植物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2.1将乡土植物作为园林景观设计中的主景这种园林景观的设计方法是将乡土植物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植物经过优选后进行单独布景,从而将其观赏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比如作为景观单独设置的孤植树。 2.2将乡土植物作为背景衬托主景比如乡土植物中的一些藤蔓植物,可以充分利用其自然的曲线及随物而变的柔弱形体,附着在硬质的混凝土构筑物或者独特的造景景观上,从而更加完美地展现其特征。另外,也可以将乡土植物比如常绿植物种植于雕塑的周围,通过色彩的相互映衬而呈现出特定的景观和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 2.3利用乡土植物架构空间这种设计方法是利用乡土植物对空间进行分隔和重新组合,从而达到丰富空间形态的目的。而植物本身就可以看作一个三维的空间结构,利用低矮的常绿植物分割成为一个一个的三维空间,并加以修剪整理,配上高低起伏的地势和折转弯曲的回廊,另外根据植物具有引导空间变化的功能,借助障景和借景的手法组成具有一定艺术气息的漫步廊道。 2.4按照适宜原则选择乡土植物在选择树种时,要根据当地的气候特点,优先选择杨树、榆树、柳树以及各类的常绿杉属树种,另外选择花卉和地被时,也要注意选择生长期长、无霜期长的品种,而对于那些游人可以经常进入的绿地,则要选择诸如早熟禾这类耐踩踏和韧性好的草皮作为地被。 2.5要注意植物之间共生原则这里所说的共生是指在进行造景过程中,不同的植物在一起进行组合能够达到共生共利,而不是相互竞争生存资源。比如一些树木可以分泌出另一种树木需要的物质,或者2种树木之间可以相互分泌彼此需要的物质,这样就达到了共生共利;而有一些植物分泌出来的物质是影响其它植物生长的,像胡桃树就能分泌一种对苹果有害的物质而不宜在一起种植。 2.6要特别注意利用乡土植物的观赏性能不同的乡土植物可以给人们展现不同的姿态,给人们不同的感官刺激,这就给园林景观设计的充分发挥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比如:多干苏铁的错落有致、松树的奇形怪状和椰子树的伟岸挺拔,这些乡土植物若再依附于上下起伏的地势,则将会形成令人流连往返的奇特景象。又比如在园林设计中,可以将不同的花色进行合理的组合,以形成不同的图案并向公众表达一种强烈的思想感情,比如可以将具有观赏性的龙爪槐、垂榆等,组合诸如月季、丁香等具有色香俱全的花草,则可以形成具有色香味齐全的花卉组合,当然也可以单独将具有同一功能的花卉进行组合以形成季节园、色彩园和芳香园等。 2.7可以利用叶色进行造景这种造景的方式是针对不同树木的叶色差别,比如常绿阔叶树的叶色为有光泽的暗绿色,常绿针叶树的叶色为景绿色,但是针对北方大部分落叶树木,其叶色有较大的差别,而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就可以利用这种叶色的差别来排列不同的图案,如可以利用紫叶矮樱、金叶榆、水蜡等等配置出各种生动的图案。而且很多树木会根据不同的季节变化出不同的叶色,如北京香山的枫树的叶子,一到秋季就会变成红色,其成为了国内赏枫的最佳游览地之一。 2.8利用树形造景在乡土植物中,一些植物经过园林人员的稍加修饰就可以成为姿态多样的树木,比如新疆杨和油松可以让人感觉一种正能量的感觉,而杨柳树却可以给人一种缠绵、浪漫的感觉,而一些诸如蒲葵这类热带的植物却可以使人们好像置身于热带雨林的感觉,不过这均需要对这些乡土植物进行合理的组合和配置才能更显示出其特有的价值。在我国园林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是常绿植物,这些植物经过园林景观设计师的设计可以给人们一种永恒的感觉:生命的永恒、爱情的永恒、理想的永恒…… 2.9可以综合利用水体来进行造景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可以弯曲成河、取土成湖,并在河两边种植杨柳,也可以形成南方独有的那种韵味,而在湖中种植莲藕,并养上金鱼,这样就能形成多种的观赏景观。 3结语 乡土植物由于其特有的优越性,应该在园林景观设计中被充分的考虑,这需要园林设计人员从实际出发,采取合理的措施对有价值的乡土植物进行合理的驯化,使其更容易地展现其欣赏价值。园林景观的路任重而道远,需要专业技术人员不断学习和实践,只有这样才能更好为推广乡土植物在园林景观中的应用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贺晓辉单位:新疆鄂尔多斯市林业治沙科学研究院
初中历史论文:自主合作学习初中历史论文 一、自主合作学习理论 自主合作学习是目前国内教育界比较普遍适用的教学范式之一,让学生在教育中占的为主导位置,以人为本,让学生有过去机械性被动式接受知识变成,老师引导学生学习自主性学习,发挥学生主动能动性,让学生探究学习的兴趣。传统教学范式应试的,师生缺乏互动,没有充分学生的创造性,让学生成为为了考试的工具,成绩的奴隶,而不是为了兴趣。所以为了改变这一现象,需要引入自主合作学习。 二、自主合作学习利弊分析 (一)自主合作学习有利之处 在传统初中历史教学里,老师都是在教学范式的主导位置,学生是属于被动位置、次要位置。师生之间无法互动,严重压抑学生主动性无法提高学生历史成绩。自主合作学习的范式能够克服这一困境,有利于充分开发同学们的主观能动性。 1.自主合作学习有利于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 学习关键让学生学会自己学习,让学生体会一个主动学习过程。历史学科教学不同于语文数学学科,是一种功能性极强的学科,具有自己的学习的规律。所以我们根据规律来刺激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老师在分析历史人物之时,先讲述历史人物的发生事迹,在讲述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可以引入一些野史之类,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同学们积极配合老师课堂教学成果。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可以课堂分组学习,让老师来指导学生学习,每个小组的成员分别说出对历史人物的看法。一个说完,让另一个去补充,最后组长做好笔记,加以总结,老师做点评。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让学生体会学习的兴趣。 2.自主合作学习能够突出学生在课堂上主导地位 根据新课改“以人为本”的要求,让历史老师在教学范式中逐渐改变。有学生评价历史老师就像是评书人角色一样。说的很清楚,故事性很强,但是听过很快就忘记。自主合作性学习让课堂成为学生发展的天地,让老师的演讲才华得以实现。例如老师在讲授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让学生先收集材料,然后再课堂上让同学们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理解第一次世界战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危害,特别是要理解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什么是战胜国最后却变为失败国一方。在这个过程里,老师只是加以引导一方却给课堂带来了生动性,老师做出最后总结性发言,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讨论才能,提高学生交流能力。 3.自主合作学习能够活跃课堂氛围 学习的课堂氛围是提高教学效果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舒服、和谐的教学氛围有利于老师与同学们加强交流。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是上好历史课关键。在传统的课堂上,老师与同学们之间无法沟通,同学们没有学习的兴趣,有了自主合作学习这种模式,教学境况有了改变。例如老师们在教授比较乏味的历史知识的时候,例如古代政治政策与经济建设的时候,同学们往往无法不愿意去听。这时,老师们可以补充相关的历史人物如何去发展当时的如何发展,当时人们吃什么、穿什么。补充当时有趣的历史史实,来激发学生学习的气氛。 4.自主合作学习能够加强同学实践能力 自主合作学习能够加强学生之间交流,训练他们团队意识。团队意识是现代社会必须具备的,这样才能加强以后工作的竞争力。老师组织学生学习的时候,培养学生团队合作能力。学习历史知识,不仅仅是要学习历史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要知道如何去看待历史事件,去分析历史人物。例如教授学生学习明治维新,老师启迪同学们谈谈自己的感受,谈谈维新的态度。对比中国,同样是变法,日本为什么会成功,中国为什么会失败。让同学们分成两组做PPT,一组做明治维新,一组做。让同学们在团队协作中学到书本中学不到的知识。 (二)自主合作学习的弊端 1.使得教学速度变缓,教案设计难度加大 在传统的历史教学里,老师只需要简单写一套教案,然后灌输同学们教学内容。在自主合作学习的教学范式,同学们活动成为主要的,同时占据老师们教授的时间,会导致老师们无法按时完成教学方案。如果小组讨论超过十五分钟,老师们就会压缩讲授内容甚至造成拖堂,延迟下课时间。 2.使得课堂纪律不够严肃,一些学生浑水摸鱼 一些老师虽然展开了自主合作学习范式,但是只是简单分成小组学习,让其自由讨论。不是所有的学生都热烈参与讨论,有些学生默默坐在那里玩自己东西,心不在焉。这样讨论看似课堂氛围活跃,其实讨论教学效果不好。因此在教学讨论的时候需要老师加强监督。 作者:姜海英 单位: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包头市第四十六中学本科 初中历史论文:情境教学视域中初中历史论文 一、情境教学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1.教师使用语言描绘,增强课堂气氛的活跃性 在初中的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如果能够用生动的语言将要讲的知识描绘出来,对学生的学习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要求历史教师在讲课时要富有感情,形象生动,比如在讲述一些历史英雄人物时,要慷慨激昂地讲述,让学生受到感染,进而对其充满敬意。在讲到一些比较残酷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时,要在语气上体现出气愤等情绪,使学生能够与教师的情感形成共鸣。这样,学生就会在教师正确的情感带领下,形成正确的学习观和价值观。 2.再现历史场景,使学生积极参与其中 在初中历史的课堂教学中,情境教学是比较重要的,教师在讲课时,可以制作一些PPT课件,把一些重要的历史场景和事件用图片或者视频的方式展示给学生,如果时间允许,也可以播放一些相关的影片,把学生代入当时的情境中,让学生能够切身感受到历史的氛围,并认识到历史的本质。比如在讲“鸦片战争”时,可以将圆明园被烧毁之前的图片和视频与被烧毁之后的圆明园进行对比,让学生一目了然事件的整个过程,达到学习的目的,提高了教学质量。 3.通过音乐渲染气氛,使学生产生共鸣 在初中的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运用一些音乐来帮助学生体验情境,可以在讲课时将音乐声音调小一点,营造一种历史氛围,也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播放一些相关的歌曲,比如:在讲述“九一八”事件时,可以给学生播放《松花江上》这首歌,这首歌学生应该都耳熟能详,让学生试着跟音乐一起唱,增强学生对情境的体验,渲染课堂气氛,使学生产生共鸣,从而更好地理解和学习历史知识。 二、情境教学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应用的意义 1.能够活跃课堂气氛,课堂效果更好 上好一堂历史课的标准就是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课堂气氛中学到历史知识。教师要在课前做好备课工作,精心设计课堂情境,在上课的过程中和学生积极配合,和学生一起参与到课堂活动中,这样学生与教师的距离拉近,在学习和表演时就会有更高的兴致,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进而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 2.有利于发挥学生的想象力 在传统的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只注重学生的历史知识是否掌握全面,只为了考试而一味地枯燥讲解,强行灌输,学生很难从中真正领悟历史,也将学生的天性扼杀了。在历史教学中加入情境教学,可以让学生在轻松、活跃的氛围中学习,能够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表演和想象,在教师设定的情境教学过程中,发挥出自己独特的想象力。3.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初中的历史课堂教学中,设置情境教学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有效的,初中的学生普遍都喜欢这种轻松的学习氛围,并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在快乐中学习历史知识。这种教学方法可以活跃学生的思维,将学生从传统的死气沉沉的教学气氛中解救出来,使原本枯燥无味的课堂变得生动而有趣,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充分地展现出来。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的历史课堂教学中运用情境教学是增强历史课堂效率的一种有效方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发现学生的潜力,使学生在最佳的学习氛围中学习历史知识。 作者:孛小媛 单位:甘肃省舟曲县峰迭新区中学 初中历史论文:学生公民意识下初中历史论文 一、健全学校教育体制 教育体制是教学的前提和保障。完善的教育体制可以为各科教学提供制度和系统保障。作用到初中历史教学中,可以为历史教学和学生意识、品质培养提供正确引导。就目前来说,初中历史教育教学体制建设的主要内容有:建立健全教师工作、学习、管理机制,加强教师理想信念教育和教学能力培养,将能否做好本职工作、实施素质教育列为教师考评目标之一;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德育工作队伍,制定德育工作规章制度,有组织、有步骤地推进德育工作,营造浓郁的校园德育氛围;颁布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条例,将品质、道德、责任感培养当作历史教学的主要目标;生成初中历史教学实践机制,创新历史教学方法,提高历史教学学生品德、意识培养质量。在此基础上,教师要根据历史教材内容进行教学改革,变静态教育为动态教育,变灌输教育为形象教育,切实发挥历史学科在学生品质、意识培养方面的优越性。 二、因材施教,分类加强学生社会认知 教师按照一个标准要求所有学生,忽视学生个性差异和需求,是历史教学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新课改要求教师必须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根据学生年龄、认识能力、心智水平加强学生意识培养和品质教育。这就要求初中历史教师根据低年级学生盲从、自觉性差等特点,开展爱国主义道理、责任感说服教育、榜样典型示范教育和道德规范约束教育。而面对具有一定创新能力、辨别能力的高年级学生,历史教师可以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合作教学等方法引导学生进行历史知识使用锻炼,鼓励他们通过知识归纳总结形成正确的责任认知和价值取向,进而实现学生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目标。 三、立足教材,深挖意识责任培养的素材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优良的品质并非是生而俱来的,但是有效的后天教育却可以激发个体身上蕴藏的巨大潜能,使之成长为一个品质优良的人。鉴于此,初中历史教师可以采取一切有效途径去培养学生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对于处于心智发展时期的初中生来说,许多人都有英雄情结和英雄崇拜心理,因此,教师可以立足历史教材,深挖教材中有利于品德和意识培养的素材,用伟大人物的思想和事迹鼓励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培养坚强意志。如初中历史教师可用卫青、霍去病、岳飞、戚继光等人的英勇事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用勾践卧薪尝胆、司马迁著史、苏武牧羊等故事鼓励学生磨炼自己的意志,敢于同困难作斗争。当然,教师还可以运用现代网络技术进行历史影视资料、电子素材搜索和整合,丰富课堂教学内容,为学生历史情感养成和责任感培养提供有利条件。总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要强化课程资源意识,因地制宜开发和利用各种课程资源,深挖社会责任感培养素材,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四、多载体、多渠道培养策略 新课程背景下的历史教学不仅不能局限于课堂和教材,还要教师有效拓展、利用各种资源、各种渠道、各种载体向学生传递更多的历史知识,为学生情感和意志培养打下坚实基础。就目前来说,可以利用的历史教育资源有:历史教科书、图书馆藏、网络资源;社区和地方历史资源,如历史文化古迹、博物馆、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时事报纸、国内外时政热点、历史影视资料等。而行之有效的历史教育、学生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载体有:历史教学课件、历史图文资料、校园德育文化活动、校史剧创编、校园网络、板报、宣传栏等。常用的学生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渠道有:学生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合作学习等;开放性作业、课外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公益活动、勤工助学、志愿服务等。总之,教师要对初中生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问题有清醒的认识,能够运用各种方法和手段激励学生更好地学习历史文化知识,鼓励其树立报效社会、报效国家的理想。 五、结语 由上述可知,学生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是初中历史教学的主要任务之一。这就迫切需要初中历史教师将书本知识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关注学生实践能力和反思能力培养,引导学生知行统一、学以致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学生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养成的最终目标。 作者:刘红霞 单位:江苏省滨海中学 初中历史论文:素质教育视角下初中历史论文 1初中历史教学中素质教育的体现 1.1发挥历史学科特点 初中历史教学中的素质教育表现在要求教师对教材中的深层含义进行挖掘,并对学生进行适当的道德教育。首先,可以结合历史教材中人物的生平事迹,在潜移默化中教导学生做人的道理。如在学禹治水时,就可以通过大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行为,教导学生学禹高度的责任感;在学习司马迁的生平时,挖掘出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人生价值观;学习诸葛亮的相关事迹时,可以挖掘出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教师对教材中历史人物的内涵进行充分挖掘,并且由此对学生进行启发和教育,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认识水平。其次,教师通过对教材中近代史的教学,使学生树立爱国主义思想。中国的近代史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历史。中国在近代相继遭受到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侵华战争等多次外国的侵略,中国人民也进行了相应的抗争,在抗争过程中涌现出无数的民族英雄和他们的英雄事迹,这些民族英雄和他们的斗争实际就是教育学生爱国最好的素材。另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还有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和辛亥革命,都没有带领中国走上新的道路。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才真正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才最终走向新时代。教师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讲解,使学生们深刻认识到共产党对新中国建立的重要性,能够更加热爱我们的党和祖国。 1.2教会学生独立学习 培养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也是素质教育的主要要求,只有拥有独立学习的能力,才能够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真正占有主动性,为学生以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学生应当是学习的主体,应该在学习过程中占据绝对主动的地位,只有让学生在开心快乐的状态下进行学习,才能够有更好地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将教和学的过程融为一体,在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下进行教学。比如,教师在讲解中国近代史中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时,可以引导学生自己来对圆明园为什么会被英法联军烧成一片废墟进行思考,还可以引导学生对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者为什么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国第一份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以及我国是如何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学生通过对这些课文的学习,心中的愤怒和痛恨不言而喻。中国近代史中这一段段残酷的史实教育了学生,也将是学生学习的动力。教师可以运用这种教学方式,培养学生自己教育自己,不仅能够学到课本中的知识,也能够对课文中蕴含的道理有自己的理解,学习效果比教师的一味说教要强得多。 1.3结合多种教学手段 多样化的教学手段也是素质教育中应当重视的。素质教育要求教师创造更好的教学条件,尽量对教学条件和教学手段进行改进,充分利用现有的电脑、网络等高科技技术,生动形象地再现历史场景,通过声音、光照形式与学生互动,使学生多方面地体会教学内容,增强课堂内容与学生的实时互动,更直观地展现出历史教学内容的直观性和生动性,促进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兴趣。如讲解二战部分的内容时,教师就可以利用投影或电脑,通过影片或历史图片,向学生们直观地演示希特勒是如何发动战争,日本如何突袭珍珠港,还有日本是如何节节溃败最终签署无条件投降协议的。这些场面真正地展现在学生面前,比起课本上枯燥的文字,学生更容易接受。而且学生通过这种教学方式,丰富了感性认识,对课本知识理解得更加全面,对学生的概括总结能力和独立性都能够进行有效培养。 1.4积极开展课外活动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也是素质教育中必不可少的。教师可以在课下时间,组织学生对历史博物馆进行参观,相比于课本上枯燥的文字,历史博物馆更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学生在参观过程中,由于自身的兴趣,就会向教师提出各种问题,教师解答问题的过程也就是教学的过程。此外,教师还可以在课下组织学生举行辩论赛,如在学习完鸦片战争后,教师就可以将学生分成两组,对“如果没有鸦片战争,清朝会灭亡么?”这一问题进行辩论,学生可以通过自己对课文的理解,借用网络和课外书等工具,对相关知识进行仔细研究,在辩论的过程中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充分阐述,最后教师对这个问题进行总结,说明清政府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政府的迂腐,封建社会随着历史的前行也必然会被取代。学生在辩论的过程中不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本节知识,还在搜集素材的同时锻炼了自学能力,在辩论的过程中也锻炼了学生的口才,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2结语 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的发展趋势,如何将素质教育真正结合到教学过程中,是每一位教师所重视的。教师应当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符合素质教育的教学方式,并结合学生自身的特点,充分运用到教学过程中,真正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作者:李守龙 单位:山东省平邑赛博中学 初中历史论文:问题式教学初中历史论文 一、教会学生提出问题 课堂教学中的问题意识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因发现一些难以解决的、疑虑的问题而产生的一种怀疑、困惑、研究的心理状态。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只有让学生想问、敢问才能真正实现历史课堂的问题式教学。初中生正处于青春期阶段,思维活跃、好奇心强、行动力强,对一些故事成分比较丰富的内容兴趣高,等等,这些都是他们所具有的特点,那么教师就应当充分利用学生的特点,依据学生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以及教材具体内容恰到好处的设置问题。运用问题式教学,引领学生带着问题学习,启发学生进行思考,活跃课堂气氛,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历史学科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现实当中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中寻找根源。初中历史教材涉及的内容多,但课时少,教材编排跨度较大,甚至会出现断代现象,仅凭课堂时间完成教学任务是远远不够的,除了教师在课堂上的补充知识外,还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获取相关的历史信息,帮助消化课堂内容。教师应当将课堂讲解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把历史学习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热点问题联系起来,不仅为课堂增添趣味,还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对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在课堂上,师生之间沟通的桥梁就是问题。教师在向学生提问时要注意技巧,从全局考虑,标新立异,立足于事实,在学生理清史实了解其生产过程、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想象力,大胆提出问题。当然更需要教师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启发学生从反面思考问题,激发学生的探求欲望和求知欲望,帮助学生建立如何提出问题的思维模式方法。教师要鼓励学生进行提问,逐渐培养学生提问意识。 二、创设问题式教学氛围 教学要真正实现高效,必须在课堂上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仅要在形式上调动起来,还要调动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问题式教学能有效地调动教学氛围,促进教学发展。问题是教学的灵魂,教师要实施问题式教学必须首先创设氛围,只有学生敢于提问,大胆质疑,教师悉心教导,真正启迪学生,激发学生创造力和想象力,让学生自己寻找属于自身的学习规律,才能真正实现问题式教学。在课堂上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利用学生的好奇心创设问题式教学氛围;鼓励和表扬是教师进行教育的良好方式,教师要给予学生适当的鼓励和表扬,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还应当结合当前社会现实与课本相联系,引发学生思考,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感,让学生对历史有一种亲近感;利用多媒体技术,播放相关教学视频联系相关时事,进行问题式教学,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三、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引导学生,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能够主动参与课堂,说明他们已经在积极思考问题,教师应当进行引导,教会学生如何思考,并把他们的主体地位发挥出来,及时对学生进行鼓励,提高他们的学习热情。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平等地对待学生,尊重学生的想法,营造轻松、平等、和谐、自由的课堂氛围,使学生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要有足够的耐心进行解答,学生和教师进行问题探讨,有利于增进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亲近感和信任感,增加学生的探讨热情。教师要指导学生认识错误,强化自身领悟。在问题探究的过程中,学生犯错误是难免的,教师一定要鼓励学生大胆提问,而不是因为错误就退缩,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改正错误,解决问题的才能会越来越强。 四、有技巧地提问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扮演的是引导者的角色,历史问题式教学模式必须要考虑教师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教师将大问题转化成一系列有内在联系的小问题,对问题进行分类筛选,对学生给予指导,教给学生学习策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指导学生启动思维,从而主动思考解决问题的途径。问题是教学的灵魂,教师设问要善于激发学生提问的欲望,促进学生进行思考。解答教师设计的问题,关键是引导学生从分析问题的条件入手。因此教师在进行问题教学过程中,不仅要设计好题目,又要有明确指向的引导、点拨、示范,要引发学生的思考与质疑,开展教学与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有机结合,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掌握知识点。教师还要注重对学习方法的指导,教师提出问题,学生进行讨论,在教师的指导下得出结论,这样就使得学生与教师之间增强了交流,同时也使学生获得知识。课堂教学不能限制学生的思维,应当充分鼓励学生发表自己意见,围绕优秀知识展开思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有目的、有计划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多引导、多启发学生进行提问,帮助学生学会提问。 五、结语 总之,问题式教学的发展是实施新课程标准的有效手段,它是一种启发式教育方法,突出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弱化了教师的主导作用,更正了以往传统教学的弊端,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动参与,注重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教学充满活力。初中历史教学运用问题式教学有助于推动历史教育的发展,培养学生的创造力、积极性,还能增加学生对历史的了解。教师在运用问题式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采取恰当的策略,还要注意讲究教学方法,教师与学生进行问题互动,要把学生问题意识和提出问题的能力落实到教学的每一个环节,推动问题式教学的发展。 作者:嵇华连 单位:江苏省响水县黄圩中学 初中历史论文:教学实践初中历史论文 一、设置相关教学场景,激发学生真正参与学习的兴趣 历史学科是一门以探讨、研究为主,通过对历史内容的真正探讨和分析,让学生真正通过历史相关内容对历史事件和事迹的了解得到学习内容和知识。历史事件和内容是过去式,学生对于许多历史课本和知识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疑惑和疑问,由于历史内容的过去呈现,许多内容存在不清晰的状况,在初中历史学习课堂上,学生对于学习内容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理解,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不断积极的创设一系列与历史内容相关的相关场景,让学生在参与学习的过程中真正有效的了解和掌握学习内容,教师要想真正有效的保证学生对于学习内容的了解和掌握,需要教师真正完善对教学内容的教学手段,在真正教学实践参与落实的过程中,教师需要不断完善和更新教学手段,不断创设相关历史事件的教学场景,让学生在教学高效手段的辅助下真正得到知识和内容。例如:在现代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情景教学设置教学内容,保证学生参与学习和实践。在讲到“商鞅变法”相关内容时,教师可以设置一些当时的场景让学生真正有兴趣参与和学习,“商鞅变法当时场景的呈现”,“商鞅变法失败的原因”等等,让学生在学习和实践的基础上真正有效的了解和掌握学习内容,得到对学习内容的高效汲取。 二、设置历史问题,引导学生真正参与 高效的教育方法添加到初中历史的课堂实践中对于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有一定的推动的作用。在教学实践落实过程中,学生对于学习内容存在的抽象问题有时会存在不理解现象,为了让学生真正高效的保证对学习内容的汲取和了解,让学生学有所得,教师可以在历史课堂上依据教学内容和课本呈现的内容设置一些相关的历史内容小问题,设置历史问题,引导学生真正参与,保证在学习课堂上有效获取到教学课堂上呈现出来的内容和知识,让学生在这些一系列内容和问题的分析和探讨,让学生真正对学习内容有更加深入和透彻的了解和掌握,真正实现教师教学的有效落实,通过对学习内容内部设置的问题和探讨内容,使学生真正有效的参与学习和实践当中,真正保证学生对于学习内容的有效透 彻了解和掌握,实现对学生的高效培育。例如: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设置一些历史课堂上针对教学和需要掌握知识点的问题和探讨点,让学生自由参与和探讨,得到学习内容的有效充实和落实。在讲到“昭君出塞”相关内容时,教师可以带领学生了解此次出塞存在的原因和相关的背景,让学生欣赏和了解课本呈现的文字知识和图片信息,然后在教学课堂基础上对于学习和探讨呈现的现象提出一系列问题和观点,让学生真正在学习基础上保证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有效汲取和掌握。 三、注重学生自身,保证学生对学生内容的高效汲取 初中学校内部教学旨在通过现代学科教学内容培育有思想、有技能的优秀人才,学校最主要培养和教育的是学生自身,因此在真正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在真正教学中真正有效的保证教学实践真正落实到学生自身,保证学生自身对于教学内容和知识的有效汲取和掌握,学生每个人自身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各不相同,学生对于学习内容的汲取和掌握也不一样,要想真正保证学生自身对于学习内容的真正掌握,让学生自身得到高效的参与和实践,教师需要在真正重视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注重学生自身,保证学生对学生内容的高效汲取,不断注重对学生自身学习和状态的关注和了解,使学生有学习和参与的积极性,保证学生对于学习内容的有效汲取,对于学生自身学习和能力有一定实质性的了解和掌握,真正保证教学内容在学生自身的真正落实。初中学校内部教学通过不断完善和更新教学技巧,不断加强和重视教学力度,促进学生参与学习的高效化,真正保证学生高效高质的参与和汲取学习和知识,真正实现对学生的高效培育。作为义务教育教学实践的最后阶段,其内部教学参与和实践需要真正落实到学生自身,保证学生自身对学习内容的有效汲取和掌握,才能真正保证学生有效成长和进步。 四、结语 综上所述,初中学校是一个旨在培养学生能力和思维高效提升和促进的场所,初中历史作为初中学校内部教学课程的一部分,内部涉及的历史事件、理论内容、历史故事、历史史实等内容的分析和呈现,真正有效的通过三段式教学方法的辅助和参与,真正有效的保证学生自身对学习内容的了解和汲取。 作者:闫丽 单位:吉林省四平市第六中学 初中历史论文:小组合作下初中历史论文 一、新课程改革下初中历史课堂教学方法的变革 1.结合多媒体技术的教学方式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多媒体教学方式逐渐走进了课堂。多媒体教学方式引入了图片、音频和视频,利用丰富多彩的资料,为学生营造了一个精彩的课堂。尤其是历史学科有着丰富的教学内容,且教学内容之间相互联系贯通,一节课的教学任务量很大,传统的灌输法使得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都比较吃力。初中生的兴趣广泛,学习能力有了很大提升,把多媒体技术引入初中历史课堂,学生的反映良好。一首歌曲、一张图片、一段视频都可以绘声绘色、生动形象地展现出很多历史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远比教师口述的效果要好。多媒体教学营造了良好的课堂氛围,增添了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极大地丰富了课堂教学的内容,提升了初中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2.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参与课堂教学 在初中历史课堂中开展小组合作,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活动,让学生更多地参与到教学当中。如在学习某个内容较为简单、知识点较繁杂的章节时,教师就可以采用小组合作的方式,分配小组任务,小组成员内部共同搜集资料,准备课件展示给全班,变教师主体为主导,把学生当作课堂的主角,并培养其主动学习和团结协作的能力。小组合作教学极大地提升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每个小组成员分工明确,各自承担自己的责任,共同完成学习任务,在轻松又紧张的课堂气氛中发挥学生的发散思维和创新思维,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此外,教师还可以在小组之间展开历史知识竞赛、历史擂台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进一步丰富历史课堂的教学内容和形式。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不仅减少了教师的负担,而且大大提升了教学效率,激发了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培养了学生的创造力。这样的课堂更加生活化,充满了趣味性。 3.引入发现式教学法 发现式教学法是指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根据自身已有的知识和经验获取新知的过程和方法,非常适用于前后联系紧密、知识体系庞大的历史学科,它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发现式教学法包括阅读指导法和讨论法。阅读指导法要求教师的语言要精准,要引导到位,才能使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主动获取历史知识;讨论法既有师生之间的讨论,又有生生之间的讨论,随着讨论的逐步推进,学生一边听取他人的意见,一边形成自己的观点。 二、结语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尤其对于历史这样一个教学内容丰富、知识前后贯通的学科,还需要教师的不断努力和创新,在新课程改革的指引下进一步丰富教学方法。 作者:熊绍安 单位:江西省丰城市丽村镇丽村中学 初中历史论文:多媒体技术初中历史论文 一、多媒体技术应用存在的问题 纵观新课改下的初中历史教学,发现多媒体技术应用存在以下问题。 1.多媒体技术的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 多媒体教学容易受到课件质量和多媒体设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会导致初中历史教学时课堂的信息量过大,学生无法有效地消化吸收教学内容,导致教学无法达到预期作用和效果。还有些教师上课时过分依赖课件,不注重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 2.课程资源匮乏。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可以共享的有效课程资源较少,普遍需要自己制作上课所用的课件。有的教师在进行课件的制作时,一味地追求“高科技”,却忽视了初中历史课堂中本该呈现的历史内容,把课件变成多媒体制作的技术成果展览。还有的教师怕课堂上操作出现失误,为了方便,把课件制作成顺序式,讲课时只按一个键,顺序播放课件即可。 3.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层次较浅、应用方式单一。 大部分教师在制作课件时使用的工具是PPT软件,很少应用其他软件辅助制作,导致制作出来的课件是单一的文字式,没有动画、图像与声音等元素,降低了初中历史教学中多媒体的效果。 二、完善并提高多媒体的应用 针对以上多媒体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下面笔者就如何完善并提高多媒体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应用提几点建议。 1.以理性的态度对待传统教学与多媒体辅助教学。 传统教学和多媒体辅助教学各有优势,相互互补。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同时要以多媒体技术为教学手段,更加直观、生动、形象地创造情境、传递教学内容和信息,引导学生自主积极主动地学习并建立新的认知框架。 2.加强教师的职业技术培训,不断提高教师的计算机水平和理论水平。 除了PPT软件以外,教师还应掌握Flash等多种软件辅助制作课件,使课件效果更加生动、形象、具体、富有生命力。 3.加强教师之间的沟通交流,最大限度地实现教学资源共享。 这样能够减少教师耗费在寻找教学资料上的时间,让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在已有课程资源的基础上,根据教学对象、内容和目标的差异,制作出适合学生的优质课件。 作者:张骞 单位:甘肃省张掖市甘浚镇中心学校 初中历史论文:历史故事运用原则下初中历史论文 一、选取历史故事的原则 1.坚持真实性原则 历史是一门科学严谨的学科,坚持真实性不仅是对历史学科的尊重,也是对学生获得知识的尊重。如果学生发现老师所讲的历史故事有悖于历史事实,会严重影响到学生对老师的信任,无法建立正常的师生关系,更不能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合理进行想象和推测,才可以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2.故事内容要生动有趣,形式题材多样化 在一个班级中,每个学生主体的理解方式、思考方向不同,将故事生动化、有趣化、多样化有利于不同层次的学生提高对历史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新鲜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价值观。 3.立足课本,鲜明主题 选取历史故事,一定要围绕大纲要求,把握知识重点,围绕一个主题,有条不紊的展开,让学生不会感觉混乱,不会失去学习兴趣,分阶段、有层次的对学生思维进行引导,使学生的史学认识和分析能力得到提高。 4.注意结合初中生的心理变化特征 初中生主要集中在13-15岁这一年龄段,学习以感性思维为主,逻辑思维的能力不足,历史故事可以使学生对历史事件有一定了解,给学生以思考和教训,使学生理性看待问题,开发和培养初中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二、历史故事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原则 1.运用历史故事导入新课程 在讲新课之前,不应急于直奔教学内容,已完成教学任务,可以运用历史故事导入课程。课堂中,为避免学生思维在15-20分钟后出现分散游离现象,如果能在一开始就把握住学生的听课学习兴趣,那么这个良好的开端就使整个课堂成功了大半。在这个时候,老师可以先讲些历史小故事,将课堂气氛“预热”,让学生在听故事的同时调动起学生的兴趣,促使学生能集中精力,将历史专业理论知识和历史故事联系起来,加深印象,提高课堂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历史故事可以是成语故事、神话故事、战争故事、名人名事、文化故事等等,这些都可以加以利用。比如讲到中国近代不断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原因众多,但其中慈禧太后作为顽固派领袖权倾天下,把持朝政,不断阻挠进步思想和势力,固守闭关锁国,崇洋媚外,导致清庭逐步沦为列强统治的工具,加剧了中国两半社会的形成,加深了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使中国近代化举步维艰。所以可以列举一些慈禧太后的错误做法,如对外屈膝投降,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大肆挥霍钱财,阻碍等等。通过慈禧太后这一学生们熟知的历史人物故事来反应中国近代屈辱史,不仅可以促进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还可以重振学生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学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2.在课堂中穿插讲述历史故事,并通过提问的方式来启发学生 要想在45分钟内不让学生走神,就需要使讲课内容具有吸引性。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也要适当地穿插历史故事。如在讲到三国混战时,可以描述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战役的激烈场面;在讲到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孙中山的所作所为;在讲到亚里士多德的发明发现时,穿插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现的这些原理等等。这要求教师改变以往上课严肃的气氛,将课堂变成一场生动有趣的“故事会”,让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下,更好地记忆课堂上所讲的历史事件过程、人物、时间、结果影响。在历史故事之后,还应该提出一些由小故事引出的与教学内容相关的问题来让学生思考,鼓励学生发散思维,积极发言。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思考能力。 3.在课堂结束时也应运用历史故事 在课堂结束时运用历史故事有利于实现课堂教学的首尾呼应,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感到历史课不再那么枯燥,促使学生更加期待下次上课。 4.注重讲课技巧,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历史学的主观性较强,一字之差就可能使学生产生误解。历史故事需要教师运用自己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以生动的语言使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其次教师的态度要客观公正,另外,还应注意语速和节奏,太快或太慢,都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三、结语 运用历史故事的教学方法既符合初中生感性认识占主导的思维认识方式,也能有效地帮助学生获得历史知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既要合理运用历史故事,也要让学生积极参与进来。以故事为载体,结合实际,融会贯通,以古鉴今来传授历史知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丰富课堂教学内容。科学教学,促进历史学科不断受到学生的重视,发挥历史学的积极作用。 作者:魏云芳 单位:山西省大同市第三中学 初中历史论文:史料视域中初中历史论文 一、掌握获取史料的多种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新人教版初中历史课本中的史料比旧版丰富,但仅靠课本提供的史料往往不足以满足教学所需,也不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其好奇心,如学习八年级下册第12课“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时,课本用几段文字讲述了香港澳门“谈判———签约——过渡———回归”的历程,以及几组图片,目标是要学生掌握回归的基本情况、意义,并借此激起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只凭课本这些文图,会让学生觉得枯燥无味,难以激起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我课前让学生查阅相关史料“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以及上网下载“香港特别行政区划图”“澳门特别行政区划图”,播放“香港澳门回归政权交接仪式的精彩瞬间”(或视频)、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大大丰富了本节课的内容,让学生在欢歌、笑语中体会到了我国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很好地完成了本节课的教学目标。 二、恰当地筛选史料,培养学生良好思维品质 历史教材涉及史料众多,重在选出最为典型的,而又适合学生阅读水平的史料。课堂中切忌出现史料滥用,使学生“眼花缭乱”的情况,尤其是在复习课中恰当精选一些史料,能有效地整合教材突破重点、考点,再配以教师精心设问活跃学生的思维,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复习日本历史上的两次改革“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时,我主要选取了两则材料来帮助学生复习比较。材料一:“大化二年(646年)正月初一,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正式开始改革,这一事件又称乙巳之变,革新派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参酌日本旧习,从经济到政治方面进行了改革”。材料二:“政治方面,废藩置县,加强中央集权;经济方面,允许土地买卖,引进西方技术”。提问:材料一、二分别反映日本历史上的哪两次改革?改革者分别是谁?两次改革在性质上有何不同?两次改革对日本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什么重大影响?这样由浅入深的设问,引领学生积极主动去思考问题,既帮助学生比较了日本两次改革的“异同”,突破了考点,又锻炼了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总之,课堂中运用的史料要“精简”。 三、引导学生从史料中提取有效的历史信息,提高史料分析能力 新的课程标准强调教学中要突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教会学生自己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况且近年中考试题中都有相关的材料分析题,考查学生运用史料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运用史料教学,就是将知识学习与能力培养结合起来,对学生进行学法指导,将史料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与整理,从繁杂的史料中获取有效信息。如讲八年级上册第六课《洋务运动》,评价洋务运动时,可引用李鸿章:“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提问:材料反映的是李鸿章在什么事件后的自我反省?“我办了一辈子的事”具体指什么事情?纸糊的老虎……勉强涂饰,虚有其表又说明了什么?这样层层设问,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提取材料中的中心意思,就使学生对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如何评价洋务运动有了一个客观和科学的认识。有些史料生僻、难懂,初中学生有时难以从材料表面提取有效的历史信息,可以引导学生把握其中的关键词,如材料一:“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材料二:“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提问:这两首诗提到了我国历史上一位威名赫赫的皇帝是谁?材料一赞颂了“秦王”的什么功绩?材料二讥讽了这位统治者的哪一项统治措施?这一措施给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造成了什么严重后果?材料二的“山东乱”指的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这次起义爆发于何地?人物关键词“秦王”,地域关键词“坑灰”“山东”等,这样就将秦王嬴政灭六国、统一中国,焚书坑儒、大泽乡起义等这些有效信息提取了出来。 四、结语 总之,历史课涉及的史料丰富多彩,每节课的内容又很多,课堂上能展示的史料就很有限,重在结合教材的重难点、考点精心筛选,科学有效地加以运用,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前提下,掌握知识,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双赢”甚至“多赢”应成为我们历史教学永恒的主题。 作者:牛春玲 单位:甘肃省嘉峪关市第六中学 初中历史论文:高效课堂视域下初中历史论文 一、自主能动,让历史课堂精彩如花 1.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 教师在课堂上只是领导者,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明确师生之间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不可忽视学生的自我思考。新课标指出,新课程改革的关键点是优化课堂教学内容,构建高效的课堂模式,所以首先教师要明确自己的身份。 2.采取积极有效的教学手段。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教学设施不断发展前进,所以教师应当灵活地运用各种教学手段,用多种方式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3.教授自主学习的技巧,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学习方法的重要性大家都很清楚,“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所以教师大多数是要教给他们方法而不是单纯地告诉他们答案,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能够让历史课堂更具活力。 二、注重评价,活跃历史课堂 1.评价讲究实效性。 课堂的有效评价是构建初中历史课堂的主要方式之一,教师的评价要恰到好处,不能太早,也不可过晚。评价要抓住时机,这是做出评价的关键点,适当地做出课堂评价能够提高课堂效率,还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评价讲究真实性。 真实的评价才能让学生重视,教师要先从人格上让学生尊重,才能对学生有信服力,最终目的是让学生相信老师,只有对教师产生信任感才会更认真地听从教师的评价。 3.灵活运用评价方法。 评价的方法尤为重要,教师仅知道要评价还不够,还应当充分了解为什么要评价,该以怎样的方法评价。评价的方法有很多种,不仅可以用言语表达,还可以用肢体语言,用眼神交流,根据学生的个体情况判断应该给学生采取什么样的评价方式。 三、注重提问技巧,讲究提问艺术 课堂提问是一门艺术,能够有效地提高课堂效率,在提问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对知识的一种交流,更是让教师与学生的情感达到有效的共鸣。课堂提问虽然不是课堂教学的主要方式,但是仍是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注重问题类型,保证问题质量。 很多教师虽然一直很重视提问的重要性,但是忽略提问质量,这就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的特点提供不同的问题类型,必须很好地区分问题的难易程度,也就需要教师“因材施教”。 2.全面撒网,重点捕鱼。 教师要保证提问对象的平等性,很多教师只是提问一些学习成绩比较优异的学生,但是往往很容易忽略成绩相对较差的学生,甚至认为对成绩较差学生的提问很大程度上浪费课堂时间。教师一定要转变这种不公平的观念,往往活跃课堂气氛的正是那些“待优生”,虽然他们的答案并不是最准确的,但是只要学习态度认真就应当受到鼓励,也有权利被提问。 3.给学生鼓励,让学生有动力。 学生在完成问题回答之后,教师往往要对答案做出自己的一定见解,教师应当试着站在他们的角度,找到每一个学生的闪光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有它的可取之处,教师不可全盘否定。对于初中生来讲,在历史课堂上做出自己的见解而且受到教师的鼓励,很大程度上会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 四、巧用现代科技,引进多媒体技术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时代的不断进步,教学方式的变革速度大大加快,尤其是现在的多媒体教学,在很多初中学校普及起来。巧用现代的科技技术就是让传统的教学方式和现代的教学方式有效地结合起来,传统的“黑板式”教学虽然能够让学生的学习更仔细,内容更清晰,但是课堂效率是很低的,采用先进的多媒体技术能够从根上提高课堂效率,这是构建历史高效课堂的有效方式。历史教学内容里有很多的图片需要解释,而且为了更有效地了解一个时期的历史发展状况,很多时候可以放相关的时代性视频给学生看,这些图片和视频用板书和教师自己的讲解是远远不够的,这些只有通过多媒体才能更清晰地表现出来。屏幕上的内容能够直接有效地将教学内容传达给学生,这样的有效利用使得课堂效率大大提高。 五、有效发挥小组机制的带头作用 课上将学生分为若干个小组是提高课堂效率的关键,团结才有力量,学生在一种共同学习的过程中更容易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思维火花的碰撞使得学生更愿意融入课堂,并且不会觉得历史课堂乏味。课堂上可以给他们自由发挥的空间,让他们彼此讨论学习,这是提高课堂效率的关键,小组式的学习能够使优秀生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历史老师在分组的时候要注意很多问题,包括小组成员的分配,只有适当地分配才会起到真正作用。 六、结语 课堂教学的高效性是一种过程,更是一种理念,它不仅仅关注知识的传授问题,更是对智慧的崇尚,为学生创造高效课堂,更新教学方法,积极地进行有效的探索才是历史教学的关键。 作者:于翔 单位:南京市营防中学 初中历史论文:合作学习教学法初中历史论文 一、用任务式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合作学习 任务式教学法是指教师给学生一个目的明确的任务,学生完成任务时需要自主地吸收历史知识。这种学习方法开放性强、自主性强、灵活性强。学生在完成任务时,有时会遇到困难,如果学生不能克服困难,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就会受到挫折。如果使用合作式的任务教学法,就可以以取长补短的方式让学生共同学习,让任务式的教学方法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比如教师引导学生学习《灿烂的宋元文化》时,可以让学生完成一个学习任务,研究课题为《从宋朝的服饰看当时社会的阶级性》。该任务课题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初中学生很难独自完成该课题。教师可以依照学生的层次与性格把学生分成学习小组,让学习小组的成员各自研究一块领域。其中一个学习小组将该课题分为:皇帝的服饰、后宫女子的服饰、官员的服饰、命妇的服饰、平民男性的服饰、平民女性的服饰等。学生先精研自己要完成的学习领域,在拼合学习成果时,发现有不够系统或者出现研究错失的问题,学生们就共同研讨,直到找到标准的历史答案。任务式合作学习法把学习自主性交给学生,学生因此得到研究的乐趣。同时学生在学习时与其他的学生共同探索、共同研究,他们就能够多角度地看待历史,对历史课程有更深入的见解。 二、用竞争式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合作学习 竞争的方式是指给予学生一个目标和一个统一的评估标准,将学生依层次与性格不同分成数个学习小组,任何一个小组首先达到了评估标准即算完成学习目的。使用竞争式的学习方法能够给学习小组外在的压力,加强学习小组内部的凝聚力,它能提升学习小组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效率。以教师教学《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社会危机》章节为例,这个章节如果仅仅学习课本中的概念和历史事件,学生将难以从历史中吸收更多知识。在这个章节的教学中,学生依旧要从课本以外寻求知识理解。有些学生认为明朝的社会制度更先进,清朝走上了使人类历史倒退的路;另一些学生则认为清朝的繁荣有它自身的原因,否定清朝统治是拒绝满人统治中原才故意扭曲事实。教师可以依照学生的观点将学生分为两个大的学习小组。先将明朝学习小组分为研究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等数个学习小组,再将清朝也如此。两个辩论小组互相争锋,谁提出的见解有理有据,能驳倒对方的观点即获得胜利。竞争式的教学方法能激起学生的好胜心,学生们会为了获得胜利自主吸收大量历史知识。同时这种教学方法使学生必须紧密配合,团结合作。这种教学方法使学生既享受到竞争的快感,又享受到合作的乐趣,学生能够感受到学习历史的乐趣,同时在竞争中他们能够了解到更多的历史知识。 三、以调查式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合作学习 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历史时,如果一味让学生学习历史课本中的知识,学生可能会觉得历史和自己的生活毫无挂钩,对历史学习失去兴趣。面对这种情况,教师要引导学生用调查法学习历史,让学生理解历史知识与自己生活紧密关联,只有学好历史知识,才能以史为鉴把握现在的生活。学生在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就会有学习历史知识的动力。教师使用调查法引导学生学习历史时,由于调查资料的多样繁琐,学生自己一个人无法完成。如果教师将学生分成历史小组让他们分工合作,分别调查,学生就能够在短期内得到全面的调查资料。比如教师引导学生学习《人们生活发生的变化》这一课,学生单纯阅读历史资料无法对当时的历史有全面了解。如果学生能够亲自实地走访,调查人们的生活,学生就能感受到在数十年的历史中,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迁。以该次教学为例,教师将学生分成数个学习小组,让小组成员依照调查目的自己分工。学生将小组成员划分为“50—60年代”、“70—80年代”、“90—2000年代”、“2000年代后”几个阶段,每个调查成员依照收入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分别调查走访,详细的了解他们的职业、工作方式、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等。通过纵向的比较了解人们的生活变迁。调查法能够让学生从实践中了解历史知识就是来源于生活,了解过去的历史是为了纠正各类历史错误让人类缓慢向前进步,最终过上更好的生活。在这种学习方法中让学生使用合作方式,学生能够了解到自己的实践能力与他人的差距,在获得乐趣的同时获得实践能力的提升。 四、结语 初中历史教师引导学生学习时,需要让学生了解历史知识,思考历史问题,总结历史规律。只有完成三个学习步骤,学生才能称得上学好了历史。小组合作教学法能使教师达到该教学目的,历史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时可以应用该种教学方法。 作者:管燕 单位:江苏省盐城市初级中学 初中历史论文:影响影视资源的初中历史论文 一、强化影视资源融入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必要性 1)影视资源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传统历史教学中教师以板书或讲述的方式将枯燥琐碎的知识全盘灌输给学生,容易使学生丧失学习历史的热情,影响历史教学质量的提高。新时期的历史教学中教师利用多媒体技术为学生播放各种与教材内容相关的影视资料,可以通过刺激学生视觉、听觉等感官神经来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使学生的主观学习历史的动机逐渐增强,最终促进了学生历史学习效率的提升。 2)影视资源能够帮助学生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相关研究表明初中阶段的学生在对知识的理解与消化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劣势,历史课堂教学中经常会涉及到很多较为抽象的知识,这些内容如果不能被学生及时消化理解,最终将会成为阻碍学生历史成绩提升的影响因素。而将具体的知识通过鲜活的画面演绎出来,可以使学生在融入剧情的过程中深化对历史知识的理解。例如,初二上学期第五单元的内容是《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其中便包含了著名的“三大战役”(即辽海、淞沪和徐州战役),很多学生在学习中容易将三大战役发生的时间、具体的地点、领导人、历史意义等发生混淆,因而教学中我便为学生播放《三大战役》的电影视频,让学生在具体的环境影响下加深对各个历史的知识的记忆。 3)影视资源是培养学生情感能力的重要途径。 新课程标准下将培养学生的情感与认知能力作为重要的教学任务,而中国古代史与近现代史的教学中恰好为培养学生的情感能力提供了一个平台,而影视资源的融入便进一步将这种情感的培养具体化。例如,初一的历史讲述的是中国古代史,通过给学生具体的展示四羊方尊、唐三彩、造纸术、印刷术等古明,有利于激发学生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而在初二讲授到屈辱的近现代史时,通过《甲午大海战》、《八国联军》等影片的播放更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思想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感。 二、影视资源的高效利用 当然,说影视资料可以融入到历史教学中并不是强调其会成为教学的主导方式,真正的教学方式仍以各种具体的教学模式为主,影视资源只是众多教学方法中的一种。如何实现对影视资源的高效利用已经成为历史教师教学实践中逐渐深化研究的问题,科学合理的方法更有利于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与消化。 (一)影视资源利用原则 1)严谨性。 历史教材中涉及的每个细节的知识点都是经过无数次的验证才得出来的教学内容,但有的影视资料中为强化某种效果而对真实的历史进行了一定的改编,因而利用影视资料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经过反复的验证,在确定所选用的影视资料与历史真实情况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进行播放,以免不正确的历史影视资料对学生的认知观念造成误导。 2)时间性。 影视资料有很强的时间性,每年我国影视行业出产的同一类型的作品会有很多,因而教师应该与时俱进选取最为新颖的作品,以调动学生的欣赏兴趣。很多教师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利用的影视作品的年份过老,其中没有一个人是学生所认识的,这样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观看热情,因而教师应尽量选取较为新颖的影视作品。例如,在讲到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与共产党进行和谈时便可以引入《建国大业》这部汇聚了众多一线明星的巨制,在积极调动学生欣赏兴趣的同时结合教材中的内容引领学生走进那个时代。 (二)影视资源利用时应注意的事项 1)严格影视资源的选取条件。 教师在引进历史影视资源时一定要结合影片与历史的真实性、教学的重点、对学生的积极作用等多个方面的知识对影片进行筛选。例如,现代电视上很火的《甄嬛传》等历史剧、《雪豹》等战争剧都与历史史实大相径庭,因而虽然这些作品更有利于激起学生的观赏兴趣,也不能使这些作品走入课堂。而在讲到八国联军侵华等历史史实时可以结合《十二生肖》这样的足够吸引学生兴趣的且与历史有一定关联性的影视作品,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影片中的兽首具体阐述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抢夺中国文物等历史恶行,从而更加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2)强化影视资源的整合与思考。 为强化影视资源在历史教学中积极作用的发挥,教师有必要在播放影片前对其进行整合与思考,在深入探究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融入到相应的历史知识学习。教师首先需要对选取的影片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从而能将历史知识与影片进行有效地融合。例如,我在选定一部影片后会综合分析其具体细节,并结合相关知识总结出一定的问题,让学生在欣赏影片的过程中进行思考,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分析、独立判断等能力,更有利于促使学生形成自己的学习框架,对其长远学习有极大的帮助。 三、总结 将影视资源融入到历史课堂教学中去极大的活跃了课堂氛围,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集声音与图像于一体的影视资源能够以更为直观的方式加深学生对知识的记忆,是重要的教学资源,值得更多的历史教师进行实践探索。 作者:蒋恭境 单位: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德化第六中学 初中历史论文:探究性学习初中历史论文 一、提高初中历史探究性学习水平的有效措施 (一)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施有效的情感教育 在初中历史探究性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应当以学生为教学中心,突出学生的自主性,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削弱教师的作用,反而更强调教师的辅导作用,要求教师做好引导工作,以帮助学生开展正确而有效的自主探究学习。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设置悬念和问题,激发学生的好奇心,让学生产生探寻的兴趣和动力,也可以利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促使学生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历史事件,主动地投入到历史教学活动中。例如,在学习国家产生与社会变革的内容时,教师可以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来举例说明社会的影响,然后教师可以通过叙述春秋时代的社会故事来加深学生的印象,让学生了解古人的社会情感,并且使其能够牢记相关史实。除此之外,教师应当重视对学生的情感教育,要充分发挥情感教育的作用,以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比如,在讲解抗日战争内容的时候,教师在授课之前就可以先让学生进行有效的预习,收集相关的资料和图片等,并且做好整理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有利于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让学生感受到教材中所体现出的情感,使其在学习此内容的时候注意力更加集中。在课堂教学的时候,要让学生去思考抗日战争产生的原因,从各个角度来进行分析,自己去探讨,以得出正确的答案。 (二)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技术,采用鉴赏教学方法 在初中历史探究性学习中,应当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技术,教师可以通过图片、影音、动画等形式来刺激学生的各个感官,让学生仿佛身临其境,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优化学生的认知结构。例如,教师在讲解《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一课的时候,教师可以为学生播放相关的影片片段,让学生观看相关图文资料,以此让学生深刻感受到历史的残酷和那个时期的屈辱,使其产生继续研讨和探究的兴趣,从而更深入地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状况,并且能够牢固的掌握所学到的历史知识。另外,教师应当采用鉴赏教学方法,以此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在初中历史探究性学习中,教师可以综合使用教学方法,将历史教材当做是一个作品来欣赏和研究,避免历史课堂教学气氛过于沉闷,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教师在授课的时候,可以朝代为基础来讲述不同朝代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优化学生的历史知识结构,让学生对历史进程的认识更为明朗。通过有效的鉴赏教学方法,能够帮助学生梳理历史知识点,扩展学生的历史学习范围,把握历史主要线路,对历史有一定层次的理解,以此提高初中历史探究性学习水平。 (三)做好初中历史探究性学习反馈工作 为了保障初中历史探究性学习效率,教师和学生都应当做好教学反馈工作。在课堂上开展历史教学活动的时候,教师应当设计具有探究性的问题,要将学生放在主体地位上,给予学生自主讨论的空间,鼓励学生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另外,教师要积极开展历史探究性学习实践活动,以活动的方式来促使学生进行探究,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实现素质教育改革的目标。在课堂教学之后,教师所布置的作业应当具有一定的难度,要让学生在课后进行思考,自己去查找资料、整理资料。分析资料,从而完成教师所布置的任务。 二、结束语 开展有效的初中历史探究性教学活动,是素质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顺应了现代教育发展的趋势,具有重要的作用。为了适应新时期下的要求,教师在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应当根据学生的实际学习状况和个性特点来制定合适的教学计划,关注学生的心理变化,发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及时采用具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加以解决。实施有效的历史探究性教学活动,能够促使学生自觉地参与历史学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性,转变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被动状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提升初中历史探究性学习水平,从而推动初中历史探究性学习的可持续发展。总而言之,加强对初中历史探究性学习的研究,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作者:李绍春 单位: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靖安镇初级中学 初中历史论文:探究性思维教学初中历史论文 1.初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探索性思维的必要性 初中历史学科是学生认识历史的重要途径,对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和认知水平的提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学必须倡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提出问题,转变学习方式,建立以学生为本的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手段,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适合探索性思维发展的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让学生掌握历史知识,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2.初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探究性思维的有效对策 2.1通过启发式教学方法为学生营造探索性思维的情境 启发式教学可以通过两方面来进行,一方面将教学内容转化成教学问题,相比单纯的介绍内容,从问题引入,启发学生主动思考更能够培养学生的探索性思维能力。例如,在教授红军长征一课中,教师可以设置一些问题来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如“红军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原因是什么?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会失败?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人是谁?”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能够让学生主动思考,利于探索性思维的培养和知识点的记忆。另一方面营造情境同样是培养探究性思维的重要手段,例如影音视频、电视题材等多种方式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再现历史情境,深刻感受当时的情景[2]。 2.2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对历史的学习热情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可以通过三方面进行:首先,提出科学性较强的问题,让学生多角度探讨。可以提出一些开放性问题,让学生发表自己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例如“论唐玄宗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这类问题学生可以从多个角度发表看法,有利于探索性思维的培养。其次,提出假设,让学生大胆的去思考[3]。例如“有人说如果商朝没有妲己,就不会灭亡,你对此怎么看?”教师可以让学生探讨,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能够激发学生思考的能力,同时也让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在探讨问题的过程中也深入掌握了历史知识。最后给学生提供广阔的想象空间。这对于学习历史也非常重要,想象能够让学生独立创造出事物,创造历史情境,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加深学生的记忆。适时的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自己阐述自己的感受,描述对于历史的印象能够增强想象能力,提高学习历史的探索性思维能力。 2.3充分发挥史料在培养学生探索性思维中的作用 史料是考证历史、新编历史的重要资料,正确的史料能够激发学生的思维。例如南京大屠杀这一课,给学生观看视频,图片等相关资料,能够激发学生对于侵略者的痛恨,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引发学生的思考,“侵略者为何会如此惨无人道?侵略者在战争中还有哪些罪行?……”通过一系列问题的思考能够培养学生的探索性思维以及对于历史的深入了解和探讨,能够深刻掌握历史知识点,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打开思路,有利于探索性思维的培养。不同史料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评判是不同的,学生在阅读了大量的史料之后,会对评判内容形成自己的思考,判断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有偏颇的,从而形成自己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认识,这相较于传统的死记硬背的方法,更能培养学生学习的能力和探索性思维,对于掌握历史知识非常重要。 作者:官财林 单位:福建省永春下洋中学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认知到诠释初中历史教学论文 一、培养学生重视史料的意识,提高学生运用史料的能力 研究历史必须掌握大量材料,进行艰苦细致的研究工作,而不能撇开研究对象空发议论。孔子曾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恩格斯曾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傅斯年更是直言“史学便是史料学”,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些都强调史料对历史学习的重要性。认知到诠释初中历史课程标准提出通过收集资料、构建论据学习历史。综合专家的研究,以史料为基础展开历史教学的作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能够以具体形象的资料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2.有利于转变传统学习方式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3.关注学习过程,有助于史学研究方法的习得和历史思辨能力的提高; 4.能够有效促进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和道德修养的提升。运用史料教学的方法很多,根据英美学者的归纳,主要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着手: 1).展现叙述与证据之间的关系。常见的提问形式是:“在这段材料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证据来说明……” 2).鼓励学生分析史料内容,从中引出推论,说明自己的观点,以及支持此观点的证据,而不是让他们重复或摘要史料内容。 3).时常要求学生针对不同材料的证据,就内容和可信度做比较。 4).明确针对相互冲突的证据进行讨论。 5).对同一历史事件之不同历史论述加以比较。 6).选出一个主题(如拿破仑的性格),给予学生多段来源不同的材料,让他们对照整理,并且解释其中的差异,进而形成自己的推演,得出自己的结论。 7).让学生尝试用自己的眼光找出史料中的问题,并用自己的方式处理。比如:根据“虽有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于之爵,重于之禄,任之以事……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归纳墨子有关官员选拔的观点是什么。 二、丰富学生的历史想象力 “所谓历史想象,是将自己放入历史之中,进入历史的情况,进入历史的时间,进入历史的空间,然后由此想象当时可能发生的一切”。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在历史的空白处展开丰富的想象;二是要在历史发展的延伸处展开合理的想象。历史事件就像一个个点,是断断续续的、不完整的,而要形成完整的历史全貌,需要我们张开想象的翅膀,把这一个个点连起来,而我们构思所用以连接这些点的曲线却不止一条。可能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想象,只要合乎逻辑,都可以接受。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何乐而不为呢?如教学了北京人以后,可以根据北京人居住的环境、使用的工具和生活规律等对北京人完整的一天生活展开丰富的想象。这是在历史空白处展开想象。那么在历史发展的延伸处展开想象指的又是什么呢?历史本身的发展是连贯的,从古到今,从现在到以后。当下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的,现在发展又将会把我们带往何方呢?就个人而言,现在所做的努力能够实现梦想吗?就国家而言,当前实行的制度政策会有怎样的前景呢?就社会而言,当下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对未来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些都需要我们展开合理的想象认知到诠释。如讲“‘一国两制’的构想”时,教师可以设计这样的问题:港澳回归祖国后,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你们能否想象其发展趋势?五十年后,中国将会变成怎样的情形?你们敢不敢设计一下中国理想的社会制度?让学生充分张开想象的翅膀,在想象的王国里翱翔。提高史料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和充分调动学生的历史想象力只是赋予历史教学以生命的基本前提,目的是让学生克服历史认识上的“拿来主义”,根据自己的见解,通过自己的思考,结合自己的体验获得自己的历史认识,并且在重复过程中实现知识的增长、理解的深入和情感的升华。而现在认知到诠释初中历史教学很多都是失去灵魂或者说没有生命力的,失去学生包括教师对认知到诠释历史史实的理解和诠释,缺乏历史理性的重建,留给我们的只不过是一堆没有生命的数据而已。可悲的是,这些数据还是含有不少水分,目的是趋向既有的理解和阐释。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历史教学者更需要有冲破牢笼的勇气和任重道远的担当。 作者:赵海明 单位:昆山市石浦中学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情境教学法初中历史教学论文 一、初中历史教学中情境教学法的具体应用 (一)创设独特的导课方式 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如果能够花费心思创设一些新颖、独特的导课方式,或者另辟蹊径展开课文教学,往往能够有效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其对本次课堂教学内容的学习兴趣。俗话说:“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在每节课开课前,花费一点点时间来设计一些新颖、灵活的导入方式,如古诗词引用、影视剧音乐播放以及历史小趣闻的介绍等,都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如在讲到《三国鼎立》部分的内容时,教师就可以在开课前先循环播放《三国演义》的主题曲,让学生不自觉地静下心来沉浸在这种深沉、豪迈的歌声中,用心感受三国争霸、烽火连天不休的场景,感受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如此引题,课堂教学效率会提升许多。 (二)演绎真实的历史情境角色 新课改强调学生才是教学的主体,一切教学活动须围绕学生来开展,才具有更为实际的教学意义。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在教学过程中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当中,最好是能够创设一些具有团体性强,且趣味性浓的课堂情境教学活动,尽量使每个学生参与其中,加强师生关系良好互动的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主人翁”的意识,激发其学习能动性。例如,在讲到“官渡之战”“岳飞抗金”时,教师可以安排学生进行相关的历史短剧创作和表演,加深学生对历史人物的印象,并通过自身演绎亲自体验历史人物的爱国情感,以此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中,为了能够广泛调动学生积极性,培养不同学生各自所长,教师要进行详细调查,然后从剧本台词创作、导演、表演、配乐、服饰妆容以及后期剪辑等方面做好合理安排,尽量囊括每一位学生。 (三)合理应用多媒体创设教学情境 近年来,随着多媒体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越来越广,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可以说,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为广大初中历史师生的交流和学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互动平台。因此,实际教学过程中,初中历史教师一定要能够通过合理、充分地运用多媒体信息技术资源,创设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教学课堂教学情境,提升教学整体有效性。例如,在讲解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时,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适时地向学生展示一些课本上没有的史实插图、历史实物等直观资料,再配合自身讲解,使教学内容做到图文并茂,增强教学直观性和生动性。教师也可以安排适当的时间,向学生们播放相关纪录片或影视作品,如《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真实再现历史史实,让学生接受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洗礼。这样的教学方式对于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四)有效开展历史课外活动 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情境教学法的应用并不仅仅局限于课堂之内,教师积极创设一些相关的课外教学活动,也是情境教学法的一种外在体现。因此,为了能够更为有效地加强学生们对于课本历史知识的全面理解和熟练掌握,弥补实施课内情境教学的不足之处,广大初中历史教师应适时地安排和开展一些相关性的历史课外活动,真正实现将学生“带入”到历史当中,体会历史人物的真实感情,以此提高学生对课本教材知识的理解程度。具体方法包括:结合地方实际情况,进行乡土历史教学,带领学生参观当地历史遗址、博物馆;邀请有名的革命前辈做演讲报告;组织安排学生自行编演历史短剧或者撰写历史小论文;定期举办校园历史画作、手抄报评比等,让学生再次“重游”历史等等,对于间接提高历史课程教学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结语 总而言之,初中历史课程教学中,教师只有不断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实现情境教学模式的合理创建,才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其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并逐渐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促进其全方位发展,从而有效提高教学的整体质量,真正实现素质教育的终极目标。 作者:韦新华 单位:江苏省大丰市大桥镇潘初级中学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将故事融入初中历史教学论文 一将故事融入初中历史教学的作用 历史故事都是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发生的,对于故事的结局也可以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来推测。学生根据老师的讲述,伴随故事的发展总结一些规律,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让学生不再以个人的情感看待历史事件,而是从理性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本质,归纳出历史教训然后从中受到启发。 二将故事融入初中历史教学的策略 1.故事选取原则 首先要有真实性。一旦讲述的故事与史料记载相违背,之后让学生了解到了就会对学生的情绪造成严重的影响。为了保障故事的真实性,在故事的选择上要符合史实,不能随意虚构,可以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性的推测,合理的想象。其次就是趣味性。故事要想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欲望,故事本身就必须足够有趣,情节上要生动,内容要有新鲜感。再次就是可以结合现实,在历史教学中不一定就是用历史故事来谈论历史知识,也要让学生学会用历史来指导现实生活,在故事选择上尽量和现实有所衔接。最后就是具有针对性。课堂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在故事的选择上要和课程内容有很大关联,故事要针对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历史意义和思维能力。 2.融入历史故事导入新课 在讲解新课之前不要直接进入主题,首先可以运用关于本节课程内容的历史故事,进行课堂导入。历史教学中如果导入环节非常的出彩,就能激发出学生学习的热情,有效的课堂导入可以说是整堂历史课程已经成功了一半。在新课导入环节,老师可以讲述一个历史故事,为教学内容埋下伏笔,让学生在听故事的同时迅速地进入学习状态,使之能够沿着故事的脉络对有关的史实进行研究。这样,学生在接受老师讲的史实时也能够集中精神,将导学故事和学习的知识进行联系,加深印象,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比如在讲解唐朝安史之乱这一课程时,由于安史之乱原因有很多种,可以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来加强学生的印象。其中一点原因是唐玄宗后期沉迷酒色,统治腐败,里面有一重要人物就是杨贵妃,教师可以利用杨贵妃的故事来导入安史之乱的教学。“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是写唐玄宗为了博得杨贵妃一笑,千里迢迢把荔枝送到宫中。通过这样一个故事来导入课堂主要内容,学生在故事中进入到教学主体,让学生容易理解。 3.在课程中合理地插入有趣的故事 为保障学生的听课状态一直保持兴奋和确保教学内容能够顺利开展,老师在教学中间要适当地插入和内容相关并且富含趣味的故事。比如在讲述东汉历史时可以讲述华佗的事迹。在学习楚汉之争时可以穿插鸿门宴的故事,在讲解西汉时期的历史人物时可以给学生讲司马迁在忍受宫刑之后还能创作出《史记》的伟大精神。在课堂中插入历史故事,不仅能创造良好学习氛围同时还能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实现教学的目的。 4.在课末插入历史故事,提升教学效果 在一节课要结束的时候讲一个故事,帮助学生巩固知识。在之前的教学中学生可能对知识有自己的看法和没有理解的部分,通过故事情节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比如在学习商鞅变法时,虽然商鞅变法对秦国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最后商鞅还是遭受车裂之刑。很多学生不免感到十分惋惜,为了让学生对商鞅变法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解,老师在课末给学生讲述商鞅被秦王追杀的故事:商鞅在逃跑的时候要入住客栈时,客栈老板用商鞅制定法令拒绝了它的要求。让学生理解商鞅就算被杀害了,但是变法没有停止,已经在发挥它的作用了。 三结束语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融入故事对教学质量的提升有很重要的作用,符合了学生的年龄特点,也能引导学生学习知识。现在的教学方式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将故事作为载体传递历史知识,在活跃课堂氛围的同时,也丰富了教学内容。 作者:鄂玉珍 单位:内蒙古莫旗达斡尔中学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资源利用的初中历史教学论文 一、初中历史教学资源在使用时解决问题的措施 (一)让学生带着悬念看历史资源 教师在给学生看历史资源时,往往只注意到想把学生引入学习情境,却没有注意给学生留一个悬念。教师可以试想自己看一本小说时,如果这本小说是平铺直叙地写到最后,教师也只会草草地浏览这个故事;然而如果这个故事的悬念性很强,内容环环相扣时,人们就会被故事吸引,愿意从故事的蛛丝马迹中寻找结局。学生在学习历史时要保持有同样的心情,因此,教师在引导学生看历史资源时,也要留有悬念让学生思考。比如教学《灿烂的青铜文明》时,教师如果给学生播放一段关于青铜器的多媒体教学资源,没有留悬念,学生就会把它当故事看。然而,教师如果换一个策略,给学生播放一段春秋时代战场上使用的剑,又播放一段日本刀的锻造片断。在学生对这个知识产生好奇时,教师告诉学生,过去在战场上,人们发现青铜器很软,通过不断的尝试来提锻造技巧,中国人发现了铸剑的方法。日本人学习了中国的铸剑术加以改良,这种技术成为它们打造日本刀技术的基础。然而,在飞鸟时代后期这种炼刀术失传了,而在唐朝时期,中国的铸剑术精髓也失传了。这造成了时代越靠后,中国和日本的锻造刀剑的技术越来越差。它们为什么会失传呢?教师勾起了学生心中的悬念,学生很想知道是否通过了解历史的碎片可以恢复远古时期的炼剑技巧。这种悬念促使学生愿意自主接触青铜器知识,完成历史学习。 (二)让学生带着思维看历史资源 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时,会发现学生常常接触这些错误的历史资料,然而教师的时间有限,不能阻止学生去阅读一些错误的资源,如何让学生挑选正确的历史资源成为部分教师头痛的问题。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教师与其让学生分辨什么是好的历史资源,不如引导学生学会思辨,如果学生能自主思辨自己了解的历史知识,他们就会客观地得出历史结论。比如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时代特点鲜明的明清文化》时,学生除了会阅读课本以外,还喜欢看目前非常流行的历史资料《明朝那些事儿》,然而这本书中有许多历史资源是未经过严谨考证的。教师与其让学生不要阅读这本书,不如引导学生同时看黄仁宇的作品《万历十五年》,由于这两本书讲的是几乎同一时代的事,它们讲述的很多历史事件都有重复性,学生看完《明朝那些事儿》以后会很愿意看看《万历十五年》,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去思考当两本书中的历史观点、历史事件讲述有出入时,作者是如何看待这些历史事件的。这时学生会发现学者会用严谨的历史文献举证自己的观点,而娱乐性的小说却是含糊带过自己说的历史事件。学生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就会自己自主辨析。 (三)让学生带着目的看历史资源 教师在引导学生参与实践时,如果没有给予学生学习的目的,学生在参加实践时有可能会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学习些什么,在参与实践时就会走马观花、流于形式。所以,教师在引导学生参与实践时,要强调实践的目的性。比如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辉煌的隋唐文化》时,可以引导学生去参观当地的历史博物馆,并要求学生写出博物馆中遗留的隋唐文化研究。学生由于抱着目的去参观博物馆,他们就会一边参观一边思考与研究相关的问题。 二、总结 教师在引导学生利用历史教学资源时,学生没有有效地利用历史资源掌握更多的历史知识,是由于教师的教学方式出现了偏差,教师只有提出正确的应对措施,才能有效地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利用历史资源,进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作者:管燕单位:江苏省盐城市初级中学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多媒体辅助下的初中历史教学论文 一、利用多媒体可以方便地讲解难点重点 如果没有以一定的方式为学生构建历史情境,学生对那些抽象的历史概念以及历史发展的动因和规律的掌握是很困难的,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死记硬背,而且由于没有具体历史内容的支撑,所记忆的历史知识也很快就将会被遗忘,这让重点难点的教与学都成为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而通过多媒体辅助教学,可以将这些抽象的历史知识进行动态演示,化难为易,化繁为简,化苍白抽象为鲜活形象,调动学生多感官共同作用。比如关于《秦灭六国》这一节知识的学习时,就可以制作幻灯片,利用当时的疆域图,并辅以视频、文字等声光电效果,生动地向学生展示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的次序和过程以及秦始皇对文字、货币、度量衡和思想(焚书坑儒)的统一过程,让学生对这其中的重点难点知识有更加深入、直观的掌握。 二、利用多媒体可以有效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让学生感受历史、了解历史,增强爱国主义情操,传承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历史教学的重要任务。而传统的历史教学方法,苍白的文字及语言讲述,缺乏情境的渲染,学生很难理解历史背后的知识,难以对我国五千年来的历史文化、涌现出的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以及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产生共鸣,历史知识都难以全面掌握,更不要说通过历史学习激发爱国主义情感和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了。但是通过多媒体辅助教学,特别是其中的声光电技术,可以为学生营造和复现历史情境,增强历史人物和历史知识的真实感,让学生对历史人物为国家、为民族舍生忘死的举动以及重要的历史时刻有更加直观的认识,对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有更加深刻的感悟,并受到伟大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感染和影响,从而在对历史的认同感中树立起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利用多媒体可以有效地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多媒体辅助教学,以生动形象有趣的视频、图片、声音、文字,既激活了学生的视听感官,让学生更加投入地进行学生,又通过对学生视听感官的多重刺激以及多种教学手段的应用,进一步激活学生的思维,让学生调动更多不同功能脑细胞进行协同作战,在提升学习效果的同时,也加深了对历史问题的多角度、多方位的思考和分析,有力促进了创新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培养。如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学中,我通过多媒体为学生展示了《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形势图》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形势图》,并以文字、声音、图片、视频等全面展示一战前欧洲的经济社会现状,让学生在对比分析之中认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根本原因以及所带来的影响,并进行关于战争、和平以及当前世界形势的开放式讨论,由于学生通过对两张图的深入对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了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在对开放话题的讨论中也能够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方面进行激烈的探讨,所阐述的意见和看法创新性、逻辑性都很强。 综上所述,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利用多媒体设备整合声音、文字、图像、视频等信息载体,为历史学科的教学带来了全新的变革,对厘清历史脉络、简化教学难点、增加课程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同时,应当重视与传统教学方式的融合和与各种教学方法的结合,并注意提高课件制作的质量,避免本末倒置和主次不分,以此全面提升教学效果。 作者:刘桂英单位:江西省于都中学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情景教学初中历史教学论文 一、情景教学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优势 首先,情景教学运用到初中历史教学当中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初中学生的学习特征是以兴趣为主的,兴趣的激发才是鼓励学生主动学习最有效的因素。情景教学需要教师结合现代视听工具,运用真实的情感、多变的场景以及精美的语言为学生创建学习情景,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其次,情景教学运用到初中历史教学当中可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情景教学是培养学生主动参与、感同身受、独立总结的过程,一方面注重学生学习过程的放松性和积极性,一方面培养学生学习历史内容的思维,在满足学生对历史好奇的基础上,为学生自身全面发展带来帮助。 二、情景教学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实施策略 (一)利用素材塑造情景教学 1.诗词歌赋以现有的诗词作为情景教学的塑造手段,在初中历史教学《贞观之治》这一内容中,可以借鉴“九天间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琉”这一组诗句,用以描绘历史时期的繁荣盛世,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繁荣盛世的产生,将学生的思维带入到新课程中。 2.图像画册初中历史教材中的画册与图片是非常多的,在生活总也有很多关于历史题材的彩图也有很多,教师可以在收集一些关于历史题材的画册,带到课堂上为学生展示,使学生对历史内容的认识更加直观。 3.现代多媒体第一,信息技术教学中融合了听说读写、可视性以及可触性,这种多元化形式构成的图文声像并茂的教学课件是能够呈献给学生立体形象的,所以这种课件形式本身具有形象性、生动性,可以从听觉以及视觉带给学生多种感官的刺激,以此能够引发学生与历史事件之间的情感共鸣,从而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课堂上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与思维能力,同时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力与想象力。第二,传统教学方式的主要结构是主讲、板书、教材、文字等;信息技术的主要结构是幻灯片、投影仪、计算机、视频以及广播等,其中使用覆盖面最大的是计算机技术。但是每一种教学方式中都各自有长处和短处,因为历史事件教育课程的章节要求是不同的,所以教学形式的表现也不尽相同,那么信息技术是不同被另外一个完全取代的,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有机融合,以此来弥补教学方法与表现形式上的不同,以提高高校历史事件教学的效率。传统课堂教学形式是依托在教师主讲、表情、肢体动作以及文字声音等基础上,但是这种教学方式能够使学生接受的信息量是非常小的,学生在这种单一的传输中容易分散注意力。但是现代媒体技术中融合了超文本、超媒体技术,所以给学生呈现的知识是以影音、图像、动态文字等形式的,这种方式的教学能够使信息量加大,同时学生接受方面不会有太大压力,能够创造仿真的情景教学,对学生来说更具感染力和吸引力。 (二)创设语言情感语境教师在历史课堂使用的语言语境对学生的引导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良好的语言情感语境能够将学生带入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所以在课前的准备过程中教师要注重自身的语言组织,使课堂的语境更加丰富化,才能够在授课过程中在情感上与学生产生共鸣,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能够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记忆。 (三)建立表演情景教学模式初中学生的天气是活泼、机灵,在学习与生活过程中比较注重感性体验过程,并且对任何新鲜事物充满好奇,所以教师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可以安排学生进行表演,对历史事件中任务进行模仿,只有让学生参与到表演当中去,才能够真正体会到历史事件中的人物情感,对于课程的教学进展也是一种推动,培养学生历史思维,使其对历史知识的掌握能力更强。 三、结论 当前,在新课程的推动下,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已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历史教学的过程中融合情景教学模式的教学会使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上更加深刻,相较于传统形式的教育,学生的潜能会得到更好的激发,对于学生全面的素质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情景教学模式以新型的课堂教学形式出现在教学模式当中,为了符合当下的教育制度,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教师将情景教学模式实施在课堂之中,虽然在初始阶段会出现一些衔接上的问题,但是经过教师的细心改正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当代的教师应该从传统的教育模式中脱颖而出,融合新课程的教育理念将当代的教育模式推进到实践中,使今后的历史教学更加灵活化。 作者:吕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课堂教学初中历史教学论文 一、加强互动教学,促进学生进步 初中历史课堂教学目前缺乏互动,课堂教学氛围比较深沉。笔者认为,教师应该结合教学实际,搞好课堂互动,在互动教学过程中,活跃课堂教学氛围,帮助学生强化记忆课堂教学内容,让学生能够获得阶段性的进步。其实,在互动教学中,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会被凸显出来,学生的积极性也被激发出来。只要学生的学习动力十足,学习兴趣高涨,就不怕学生在课堂生表现不够积极,在学习上取得不了进步。以在初中人教版历史教材中的“文成公主入藏”为例,笔者在传授这节知识点时,就在课堂上举行了一次关于文成公主入藏的话剧表演。在这次话剧筹备过程中,笔者会注意引导每一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此次话剧活动当中来。有的学生喜欢话剧表演,笔者就让他们发挥出自己的长处,去台上表演;而有的学生对表演不敢兴趣,笔者就让他做些幕后工作,参与筹备工作。在大家的努力下,这部话剧圆满地完成了演出,学生在话剧中一方面对历史知识有所掌握,另一方面则意识到了参与的重要性、集体的力量,在互动演出中也培养了团结协作的学习精神。 二、发散学生思维,注入情感教学 学史能够明智,初中历史课程其实可以让学生以史为鉴、以古鉴今,,并且让学生做到古为今用、为我所用。要学习好初中历史知识,则少不了跟实际联系起来,也少不了将各种社会问题和学生内心深处的学习情感有机地融合起来。教师应该尽量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把历史给予我们的启发能够最大限度地辐射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然后在课堂教学上把书本上的历史知识点跟当前现实中的时事等社会热点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可以引导学生进行积极地思考,引导学生发散自己的思维,基于理性的角度去分析教材中的每一个历史事件之内涵与本质,让学生养成把历史跟日常生活实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思考的优秀习惯。教师只要做到了上述几点,就可以让学生能够更好地把握住历史的真谛、科学合理地分析每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比如,在初中人教版历史教材中收录了许多挥之不去的西方凌辱历史,而这些历史都需要我们每一位学生铭记在心的,并且要时刻牢记这条“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古训,同时也要明白“发展是硬道理“之具有历史意义的启发。又如,在传授文化史的过程中,教师则可加强情感教学,采用初中人教版历史教材中的相关史料,将其作出精彩的PPT课件,通过多媒体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示与讲解,使得学生可以深刻地感悟到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的文明,提升其爱国主义的自豪感。同时也可以结合初中人教版历史教材中的历史教育教学方面的内容,积极举办多种课内外活动,比如国情知识抢答赛、影视评论,历史小报编辑、开展历史报告会、举办演讲赛等,有针对性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丰富学生的爱国情感。 三、精设有效提问,提高课堂效率 启发式教学法笔者在初中历史课程中运用了多年,此方法不失为一种好的教学方法,有益于打造高效的教学课堂。这种教学方法主要是按照教学的重点与难点,结合课堂教学实际提出一些富有启迪性、启发性的问题。这种教学方法常常在初中历史教材之关键处与转折处,甚至引申处向学生提出“为什么?”。在采用启发式教学时,我们要主要问题的提问应该问到“点子”上,不能不分主次地问,而是要问的问题要问的有一定的分量,并且问题的难易程度要适中,如果问题太难了则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难以达到师生互动、师生共鸣的效果。比如,在传授人教版初中历史教材中的《最可爱的人》这个知识点时,笔者就这样向学生提问到:文章中讲述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原因和经过是什么?抗美援朝的背景和中国出兵的原因什么?从上甘岭战役,五次大规模战役等能否归纳出抗美援朝的意义?战斗英雄和的故事经过能否描述下吗?这一连串、有递进关系的提问让学生明白到:、等中国人民志愿军,人人敬爱他们,被称为“最可爱的人”。这种环环相扣的启发式提问,让学生对谁是最可爱的人有了深刻的认识。 四、结语 综上所述,要了解历史的真谛,就要努力学习历史知识。初中历史课程教学是历史学科的基础教学阶段。夯实基础,是今后学好历史学科的重要保障。教师应该打破常规,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式,不断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从而打造出高效的初中历史教学课堂。 作者:浦慧慧单位:江苏省启东市东安中学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初中历史与历史教学论文 1.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必须明确学生的主体地位,因为课堂不仅仅属于教师,更是学生学习知识、思考知识以及提升自我的地方。只有真正将学生作为独立平等的个体来开展教学互动,才能摒弃传统落后的教学体制,将学生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适当引导学生对教学内容的主动探讨和思考,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也激发学生对古今中外时事政治的关注,并通过以古为鉴,指导个人树立正确的观点和立场。 2.创建特色教育环境 历史课是一门充满文化氛围的课程,要求教学氛围具备多样的文化特质,在丰富的文化氛围熏陶之下,让学生感受到历史的博大精深。教师可将历史教学灵活地与我们的生活密切联系,让学生感受到历史不仅仅是书本中的空谈,更是与当今社会密切相连。此外,为了创建良好的历史教学课堂氛围,教师要建立科学的评价方式,让师生以平等的关系来探讨历史,教师更需要科学地评价和鼓励学生的观点,创建和谐的历史教学氛围,对表现优秀的学生进行评价和鼓励,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3.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由于历史内容相对枯燥乏味,不需要数理化中的思维灵活度,没有语文、英语的口语操作性,在课堂上,学生一般兴趣不高。而通过多媒体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打破课堂中单一而枯燥的“说—听—记”的教学方式,学生可以通过图片、视频、音频等多维方式,对历史有更为直观的感知,尤其是一些具有重要记录性的影像资料更能够激起学生对历史的学习和思考。如反法西斯战争留下的一些珍贵资料、唤起民族自尊心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影像资料等,直观地将那段激情澎湃、轰轰烈烈的记忆放在学生眼前,这些资料对学生产生的意义可能超过老师课堂上的千言万语。 4.延伸和拓展教学空间 任何一门学科的教学都是来源于我们的生活,历史学科同样如此。人类长久以来的生产和生活创造了历史,而历史也将不断为我们的社会生产生活带来各种思考。因此,初中历史教学需要教育者将课堂历史知识融入现实生活中,将课堂和生活紧密相连,让学生通过对历史知识的学习,尝试解释社会中的一些现象。如教师可以通过当下热点事件和话题,在学生中展开各种讨论,引导学生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学习来剖析当下社会的各种问题,探索能解决这些事件和问题的有效措施。通过这些方式,将初中历史课堂延伸至社会这个广大的空间中,不仅锻炼了学生自我思考的能力,也是进一步走进历史,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和责任心的重要手段。 5.结语 总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应该重视教学工作的科学开展,根据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积极探索相应的改进措施,改善教学手段,立足实践,全面扩展历史教学空间,加强多媒体教学的运用,着力培养学生历史责任感,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从而提升初中历史教学质量。 作者:周阳山单位:福建省惠安广海中学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农村初中历史教学论文 一、当前农村初中学校历史教学“高耗低效”的现状 重视不够,应付式的教学心态导致“高耗低效”。当前一些农村初中学校的教师和学生,都普遍认为历史不是主科,没必要投入过多的精力去进行教学和学习。学生的学习态度决定学习的努力程度。以笔者所任教的初级中学为例,在开展历史教学过程中,有时教师和学生对上历史课都显得过于随意放松,或多或少地存在应付的心态。而现在一些影视作品如《宰相刘罗锅》《康熙王朝》《步步惊心》《铁齿铜牙纪晓岚》等,以其直观形象的模式,深深地吸引着学生,导致他们对历史文字失去兴趣,进而影响到历史教学,而目前很多历史剧虽然情节极具吸引力,但却随意改变史实、生编硬造,对学生产生了严重的误导。有些学生在历史课堂上,竟然拿出电视剧中的情节反驳教学内容,而教师则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说服学生都要花费很多时间。为此,教师要引导学生端正态度、重视历史,激发学习兴趣,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缺乏创新,因循守旧的教学模式导致“高耗低效”。当前农村初中历史课堂教学基本还沿袭传统模式,还是以教师的分析讲解为主,教师深怕讲得不够透彻深入,课堂教学基本是照本宣科满堂灌,很少给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如有的教师在教学《汉通西域和丝绸之路》前给出问题让学生思考:1.西域的含义是什么?2.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时间、目的、结果是什么?3.丝绸之路的路线是什么样的?4.张骞出使西域在路途中会遇到哪些困难?5.丝绸之路的开通有哪些历史和现实意义?结果,教师只给了学生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就开始分析讲解了。而教学内容有几个页面,看完一遍也要用些时间,又怎么能立即解决五个问题呢?于是,学生在没有通读文本的情况,只好被动地接受教师的讲授,根本没有自己学习思考的时间,这种教学模式,教师白劳累不说,而且还抑制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也使历史教学变得毫无生气,对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流于形式,滥用讨论的课堂教学导致“高耗低效”。新时期倡导“探究与讨论”的教学理念,但有的教师却误解了这种理念,变成纯粹为了讨论而讨论,一上课,就向学生提出问题,然后布置学生进行合作讨论,搞得整节课热热闹闹的,根本谈不上教师的主导作用,讨论的质量也无从保证。如有的教师教学《和同为一家》一课,老师只用几句话介绍一下课文内容,就提出了讨论题:如何认识“和同为一家”?然后把学生分成几个组展开自由讨论,学生完全处于放任松散的状态,而老师自己则坐在一旁成为局外人。半节课后,对学生讨论的结果,教师也没有明确的态度,提出自己的看法,接着就布置学生做课后练习题。这样一节历史课,如何谈得上有什么效果。缺乏指导,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导致“高耗低效”。初中历史教学为何一直处于“高耗低效”的状态,主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教师的学法指导不到位,学生没有掌握应有的学习方法,没有养成良好的历史学习习惯。主要反映在:一是大多数初中学生没有自主学习的习惯。而学校每周只设置两节历史课,上课时间少,而在课外,学生也很少主动去学习历史,所用的学习时间不多,加上兴趣不大,自然学习能力不强;二是大多数初中学生没有掌握学习方法。因为历史教师普遍比较注重讲解传授,授给学生的是“鱼”,而不是“渔”,大多数学生只是用“记”和“背”来学习历史,学习效果自然也就事倍功半。 二、有效提高当前农村初中历史教学效率的对策 (一)以激发兴趣为导向,促使学生在快乐学习中提高效率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知者。”当学生对历史产生兴趣,原有的学习情感被调动,学生就会积极主动地投入学习。因此,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快乐地学习历史、学好历史。一是导入激趣。一节历史课能否有个好的开头,直接关系到这节课的成败,因此要讲究导入艺术,一开始就引人入胜,把学生吸引住,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学习。导入的方式有很多,可以悬念导入,如学习《与同学们谈历史》这一课时,设疑导入:“同学们,在历史上,秦始皇、刘邦、曹操、诸葛亮分别是什么时期的人物?他们又是什么样的人呢?”引出了学生的兴趣,教师点评学生的发言后,直接导入新课;也可以视频导入,如在学习北宋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容时,可播放一段清明上河图的视频,以生动形象的影像引发学生的兴趣;还可以古诗导入,如学习文天祥抗元的内容前,播放《过零丁洋》这首诗,用文天祥悲壮激昂的爱国精神感染学生,让学生带着感动进入新课的学习。二是说图激趣。历史教科书插图多,直观性强,形象生动,借助插图讲解历史内容,能有效引发学生兴趣,增强学生的求知欲。如讲述《商鞅舌战守旧群臣》,让学生了解到商鞅作为改革家的气魄和才华,懂得改革的不容易,他响亮地喊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变法口号,驳倒了保守派,让秦孝公最终决定:“商鞅说得对,就按商鞅说的去办”。绘声绘色地讲述配图,吸引学生,他们的学习兴趣自然高涨。三是情境激趣。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巧妙创设情境,使学生在情感上受到触动,更能激发学习兴趣。如在学习《汉通西域和丝绸之路》一课时,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为了联络大月氏,东西夹击匈奴。教师可生动讲述“张骞带着100多人出发,被匈奴兵抓住拘押十几年,得以逃出并找到大月氏,返回汉朝途中又被匈奴人捉住并扣留一年,终于和另一个人回到了长安”。一波三折的故事情境,让学生为张骞的命运时忧时喜,深深地被张骞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从而由衷地生发出对历史的学习兴趣。 (二)以突出学生为根本,促使学生在自主学习中提高效率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指出:“在了解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逐步学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初步理解历史问题的价值和意义,并尝试体验探究历史问题的过程,通过搜集资料、掌握证据和独立思考,初步学会对历史事物进行分析和评价,并在探究历史的过程中尝试反思历史,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为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以学生为本,为学生创设自主学习的空间:一要给学生充裕的学习时间。让学生深入地学习课文,学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初步理解历史问题的价值和意义。学生有了疑问,教师不要直接给出答案,而是鼓励学生在学习中寻找答案,体验探究历史问题的过程,通过这样的学习训练,逐步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能力;二要营造宽松自主的学习氛围。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进行历史学习活动,千方百计地为学生营造宽松自主的学习氛围。激励学生自主选择学习方法,充分体验到学习历史的快乐,将教师的“要我学”转化为“我要学”,形成独到的见解,发展学习个性,提高历史学习水平。 (三)以强化交流为纽带,促使学生在思考探究中提高效率 历史教学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教师、学生、教材在平等的基础上,以学习历史知识为目的、以历史教材为中介,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多维度交流,最终达到提高学生历史学习能力的目的。为此,教师要善于营造和谐的历史课堂教学气氛,引导学生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展开平等互动的学习交流。如请学生对“岳飞抗金”提出自己的评价意见。大多数学生认为“金对南宋的骚扰,造成了南宋社会混乱、人民流离失所。岳飞抗金是正义的,阻挡了金军的进攻,保卫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有些学生则认为“岳飞抗金是负面意义多于正面意义,原因是维护了腐朽的南宋统治,阻碍了金灭南宋的步伐,使祖国长期处于分裂对峙局面,如果南宋不战而降,金很快就会统一全国,这样就能避免战争,百姓免遭战乱之苦。”在学生激烈辩论之后,教师适时点拨:“评价历史人物的关键,是看他所做的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很快,学生形成了共识,归纳出“岳飞抗金,保卫了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护了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正义的。”师生在互动中充实了学习历史的体验,实现心灵的沟通和碰撞。 (四)以学法指导为基础,促使学生在注重方法中提高效率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强调,“逐步掌握学习历史的一些基本方法,包括计算历史年代的方法、阅读教科书及有关历史读物的方法、识别和运用历史地图和图表的方法、查找和收集历史信息的途径和方法、运用材料具体分析历史问题的方法等。”可见,“授人以渔”比“授人以鱼”更重要,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掌握必备的学习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一是引导学生学会阅读思考。教师要有计划地训练学生学会阅读历史读物,并在学习实践中学会独立思考,把握史实资料,从而形成自己对历史的独到见解和看法;二是引导学生学会联系实际分析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将学习历史与现实社会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学会用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和分析问题,从而提高自身的历史学习能力;三是指导学生掌握必备的运用历史地图、收集史实途径等各种方法,把握历史学习重点,争取最大的学习实效。 作者:彭秀容单位:莲塘镇初级中学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学校初中历史教学论文 一、初中历史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正是由于以上两种原因的合力导致部分学生慢慢丧失了学习历史的兴趣。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如果一个学生对学习丧失了兴趣,那么还怎样要求他学好呢?当然,不能否认历史教科书的枯燥与历史这门学科本身具有的沧桑感,对学生学习造成的难度,但是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逐渐下降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历史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个大问题。 二、相应的对策与教学方法的改革创新 1.学校要增强重视程度 只有学校从根本上重视历史教学,才能有一个推动历史教学发展的基石。首先学校要从课程安排上重视历史课的地位,给予历史足够的尊重与时间。其次就是要加强对老师教学成果的考核与评比,加强对老师的支持与帮助,以此来增强教师的积极性,促进教师之间的良性竞争,从而推动教学水平的提高。最后要多举行一些国学讲堂之类的活动,以此来提高学生对学习历史的兴趣,增强学生的文化涵养。 2.教师要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不断发展的时代要求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如今的教师应当广泛涉猎,加强对史料的研究,只有自身素质提高了,才会带给学生更丰富、更饱满的历史,才会使学生愿意学历史,喜欢学历史。也只有这样教师才能让学生拥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开放的思想、更独到的见解。教师理应这样,为学生做出最好的榜样与示范。 3.改良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不应再固守原有的教育方法,那样只会让课堂成为学生睡觉的天堂。教师可以通过在课堂上适当放一些优秀纪录片的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学习西方重大改革的时候,可以播放《大国崛起》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除此之外,可以推荐学生在课下多读一些稍微通俗的历史学作品,例如,比较流行的《明朝那些事儿》《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等等。不为他们能够读多少,只为增强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通过这些来告诉学生历史可以很精彩,历史可以很有趣,历史可以很好学。总而言之,初中历史教学现在仍然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之中,发展前景仍不容乐观。但我相信,只要我们老师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迎合新课改的要求,积极创新,锐意进取,做出自己的改变,为学生服务,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就能改变这种困境,使历史教学再上一个新台阶。 作者:石烈山 单位: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二酉乡棋坪九校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情境教学初中历史教学论文 一、利用情境教学,有利于实现情感共鸣 历史学科因其独特性,学生主要依靠历史教科书上的文字获取历史知识。因此,有必要运用情境教学,提升学生的学习历史的兴趣。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可以运用丰富的语言描绘历史事件,让学生身临其境,感染了学生,引发了共鸣。例如,在讲解八国联军进中国时,教师可以依据历史事实,将八国联军在北京的恶行通过富有感情的语言展示给学生,学生通过教师的描述不仅学到了历史知识还增强了爱国感情。 二、通过问题情境,有利于渲染课堂氛围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通过创设问题情境,可以引导学生对历史问题进行探索。历史教学是对已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回顾,对历史事件的处理方法进行科学地探索,进而总结历史教训。因而,历史中出现的问题也成了初中历史教学的难点。 三、通过表演情境,有助于挖掘学生的潜力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设置一定的表演情境,能够挖掘学生的表演力,让学生置身于历史中,对学生感受历史人物的特定心理活动有着积极的作用,而且还有助于增强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空间想象力。例如,在讲解中国抗日战争史时,可以先播放日军侵华的劣行,教师为了让学生感受当时的抗战范围,让几名学生扮演国军,讲述他们在战场的所见所闻。通过历史性的表演,充分调动了学生了解历史的积极性。情境教学以直观的方式让学生了解历史,并极大地提高了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培养了学生正确的历史观,有助于学生历史知识水平的提高. 作者:何小燕 田景权 单位:重庆市酉阳县第三中学校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课堂教学初中历史教学论文 一、加强互动教学,促进学生进步 初中历史课堂教学目前缺乏互动,课堂教学氛围比较深沉。笔者认为,教师应该结合教学实际,搞好课堂互动,在互动教学过程中,活跃课堂教学氛围,帮助学生强化记忆课堂教学内容,让学生能够获得阶段性的进步。其实,在互动教学中,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会被凸显出来,学生的积极性也被激发出来。只要学生的学习动力十足,学习兴趣高涨,就不怕学生在课堂生表现不够积极,在学习上取得不了进步。以在初中人教版历史教材中的“文成公主入藏”为例,笔者在传授这节知识点时,就在课堂上举行了一次关于文成公主入藏的话剧表演。在这次话剧筹备过程中,笔者会注意引导每一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此次话剧活动当中来。有的学生喜欢话剧表演,笔者就让他们发挥出自己的长处,去台上表演;而有的学生对表演不敢兴趣,笔者就让他做些幕后工作,参与筹备工作。在大家的努力下,这部话剧圆满地完成了演出,学生在话剧中一方面对历史知识有所掌握,另一方面则意识到了参与的重要性、集体的力量,在互动演出中也培养了团结协作的学习精神。 二、发散学生思维,注入情感教学 学史能够明智,初中历史课程其实可以让学生以史为鉴、以古鉴今,,并且让学生做到古为今用、为我所用。要学习好初中历史知识,则少不了跟实际联系起来,也少不了将各种社会问题和学生内心深处的学习情感有机地融合起来。教师应该尽量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把历史给予我们的启发能够最大限度地辐射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然后在课堂教学上把书本上的历史知识点跟当前现实中的时事等社会热点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可以引导学生进行积极地思考,引导学生发散自己的思维,基于理性的角度去分析教材中的每一个历史事件之内涵与本质,让学生养成把历史跟日常生活实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思考的优秀习惯。教师只要做到了上述几点,就可以让学生能够更好地把握住历史的真谛、科学合理地分析每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比如,在初中人教版历史教材中收录了许多挥之不去的西方凌辱历史,而这些历史都需要我们每一位学生铭记在心的,并且要时刻牢记这条“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古训,同时也要明白“发展是硬道理“之具有历史意义的启发。又如,在传授文化史的过程中,教师则可加强情感教学,采用初中人教版历史教材中的相关史料,将其作出精彩的PPT课件,通过多媒体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示与讲解,使得学生可以深刻地感悟到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的文明,提升其爱国主义的自豪感。同时也可以结合初中人教版历史教材中的历史教育教学方面的内容,积极举办多种课内外活动,比如国情知识抢答赛、影视评论,历史小报编辑、开展历史报告会、举办演讲赛等,有针对性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丰富学生的爱国情感。 三、精设有效提问,提高课堂效率 启发式教学法笔者在初中历史课程中运用了多年,此方法不失为一种好的教学方法,有益于打造高效的教学课堂。这种教学方法主要是按照教学的重点与难点,结合课堂教学实际提出一些富有启迪性、启发性的问题。这种教学方法常常在初中历史教材之关键处与转折处,甚至引申处向学生提出“为什么?”。在采用启发式教学时,我们要主要问题的提问应该问到“点子”上,不能不分主次地问,而是要问的问题要问的有一定的分量,并且问题的难易程度要适中,如果问题太难了则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难以达到师生互动、师生共鸣的效果。比如,在传授人教版初中历史教材中的《最可爱的人》这个知识点时,笔者就这样向学生提问到:文章中讲述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原因和经过是什么?抗美援朝的背景和中国出兵的原因什么?从上甘岭战役,五次大规模战役等能否归纳出抗美援朝的意义?战斗英雄和的故事经过能否描述下吗?这一连串、有递进关系的提问让学生明白到:、等中国人民志愿军,人人敬爱他们,被称为“最可爱的人”。这种环环相扣的启发式提问,让学生对谁是最可爱的人有了深刻的认识。 四、结语 综上所述,要了解历史的真谛,就要努力学习历史知识。初中历史课程教学是历史学科的基础教学阶段。夯实基础,是今后学好历史学科的重要保障。教师应该打破常规,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式,不断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从而打造出高效的初中历史教学课堂。 作者:浦慧慧单位:江苏省启东市东安中学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生活化初中历史教学论文 一、初中历史教学生活化的意义 (一)对学生历史学习兴趣的激发初中生作为青少年,心理状态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当历史教学的内容与生活实际脱节时,学生对历史的兴趣会消减得非常快。这是因为初中历史课时有限,当学生在课堂外长期接触不到与历史教学内容有关的东西时,对其的兴趣自然就会迅速下降。但当以生活化策略进行历史教学时,教学内容会与学生的日常生活产生紧密联系,这样一来日常生活中的某些事物会在课堂外激发学生对历史教学内容的联想,学生对历史的兴趣也就获得了保持甚至提高。 (二)对学生综合素质水平的提高我国初中生的课堂教育存在一定的偏颇现象,侧重知识的灌输,轻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生活化的历史教学能一定程度上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让学生养成在生活中获取历史知识、分析历史知识、应用历史知识的习惯,这种能力是学生综合素质的一部分,换言之,生活化的历史教学拓展和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素质,是一种“授之以渔”的教学方式。 (三)对学生个人性格特征的发挥虽然素质教育改革的大潮轰轰烈烈,但依然无法洗刷掉我国大多数初中的应试教育特征,学生个人的性格特征在这种教学背景下被严重压抑,得不到发挥。生活化的历史教学对学生的个人思想、对历史知识的个人看法、对历史人物或时期的个人爱好都是持鼓励态度的,这有助于让学生的思想从硬性的教学中解放出来,发挥自身的性格特征。部分教师在进行生活化历史教学时采用鼓励学生辩论的教学方法,针对某些历史事件的现代特征让学生展开辩论,实践证明对学生个性的发挥和解放有非常好的效果。 (四)对学生社会观察视角的强化初中生这个群体非常缺乏与社会的接触经验,而历史知识往往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因此生活化的历史教学既可以加强学生对历史知识本身的了解,又可以作为一道桥梁连接起学生和社会,为他们提供一个独特的社会观察视角。学生可以通过历史去透视社会,也可以通过社会反向加强对历史的认识,二者的相互作用可以让生活化历史教学的作用反复扩大化,令学生更了解社会,也更了解历史。 二、初中历史教学生活化的策略 (一)通过备课实现初中历史教学的生活化为了令初中历史可以实现生活化教学,在备课时应注意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其一,筛选教学目标,利用历史教学目标可操作性强的特点,订立会与现代生活产生实际联系的综合性目标;其二,加强对学生的了解,关注学生实际感兴趣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知识,以此为风向标决定教学内容;其三,深入挖掘教材,对教材中的内容进行分类,与学生熟悉的生活风俗、名胜古迹等相关的内容要当作教学重点,与生活完全脱节的内容要适当删减。 (二)通过教法实现初中历史教学的生活化生活化的历史教学不能再向传统教学一样以灌输为主,因为教师与学生的思维模式本身就存在代沟,教师所认知的生活化教学未必与学生的认知相同。因此,教师在进行生活化教学时应采取互动性、了解性、引导性更强的教学方法。首先,对学生本身对历史知识的认知与看法加以了解和尊重,因为学生的这种认知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知识生活化的体现,然后才能进行方向上的引导。其次,要注重对历史知识的活用,不能将历史知识看作死板的教材文字,因为历史本身就是对过去生活的一种记述,因此可以利用场景对照法,对比古代与现代的同类场景,让学生感受到历史教学内容的生活化气息。 (三)通过学法实现初中历史教学的生活化如前文所述,生活化历史教学本身具有“授之以渔”的特性,因此教师在教学时不只要考虑自己怎么教,更要考虑学生会怎么学。具体来说,一方面要注重学生学习方法的效率,另一方面要注重这种学习方法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让学生的学法能不局限于课堂。以在生活化历史教学中效果显著的辩论学习法为例,教师可以提出一个历史事件,让学生自行陈述自己如何以现代视角看待这个事件,学生的意见基本都会产生分歧,这时可以让学生进行分组辩论,辩论结束后再由教师总结。这样一来学生会对彼此的看法有所了解,能从多种角度看到该历史知识与现代生活的联系。这种学习方法不仅效果好,而且效率高,具有很高的实践价值。 初中的历史教学对初中生多方面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无论何种教学方法,都应以提高历史教学的能效为目的。生活化教学只是强化历史教学效果的一个途径,而且该种教学模式与其他多种教学模式都具有很高的适性,教师在实际应用时可尝试多种教学方法的共同运用,相信会对生活化历史教学能效的进一步提高有所帮助。 作者:杜洪章单位: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第八中学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课程改革初中历史教学论文 一.初中历史教学的解决对策 1养成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培养细腻的学习方法小学到初中的历史课程学习往往会面临一个较大的转折,从学科的增加到知识层面的过大,这时候如果在细节上不注意就会让学生养成习惯,对初中4年的学习就会一直带着走。因此,这时候需要注重细节上的教学,应注意他们的书写错误,培养他们的记忆习惯,严格矫正他们书写上的错误,在历史课程的学习中还要培养他们仔细学习的习惯,让他们学会细腻的学习方法。 2注重教学模式的养成 培养主动学习的兴趣初中历史课程并非是作为考试唯一的目的,如果广泛的让青少年掌握人文科学,提高人文素质那么这些种种因素的影响就不会实现。要让学生有浓厚的学习历史的兴趣,将历史课程的学习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如果现在的考试制度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学生还是要面对应试教育。从进小学的第一天到高中毕业的那一天,教育的优秀是语、数、英,其次是大考的必考科目。从小到大,学生心中已经形成主次科目的概念,却没有学科平衡,全面发展的概念。由此,他们认为不用考试的科目可以不认真学。 3通过课程学习提高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 在一些人看来,课本的变大、变厚必然会加重学生的负担,实际上,这是对教学目的的认识存在着偏差。历史教学不只是要求学生记忆史实,更重要的是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培养学生的优秀品质。现在教材历史事实叙述不详细,人物描写不丰满,学生没有阅读兴趣,不利于学生知识的增加和视野的开阔。新编教材应更多增加阅读材料,正文内容中增加历史图片数量,提供一些历史人物史料、历史数据,学生的知识和视野的开阔必定会推动思维能力的提高。历史教材又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良好品质教育的重要素材,而现教材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对历史杰出人物的介绍偏重其对社会的贡献,而忽视人物的成长过程和个人品质的描述,这样就减弱了对学生的感染力。通过描述历史人物的言行,使人物形象有血有肉。这有利于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勇敢、坚定、乐观的品质。 二.结束语 综上所述,课程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求教师在进行备课、准备的过程中完成教学任务,利用现有的课堂教学资源形成新的理念和思维模式,利用和发现整合一些课堂教学的资源,这样就能够实现课堂教学的合理可利用资源,在初中历史教学中也应对教学对象进行准确分析,打造可利用的课堂服务,在课程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是层出不穷的,只有问题的不断出现才能愈加加深课程改革的深入,暴露的越充分,改革的就越完全,因此,作为我们初中历史教师应不断追求和探索历史教学课程,并从教学中不断总结经验和对策,为我国初中历史教学多做贡献。 作者:胡天玉单位:辽宁省鞍山市第二中学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多媒体初中历史教学论文 一、初中历史教学中情境教学的有效应用措施 (一)运用多媒体设备多媒体是有效的创设情境手段 因为其图文、声影优势,增强历史教学感染力。例如讲授抗日战争时,教师可以为学生播放“七三一”纪录片、南京大屠杀影视资料、亚洲慰安妇电视采访等,让学生通过对视频或者网络信息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思维,加深对抗战知识的记忆和理解,同时身临其境感受侵华战争的切肤之痛,燃起民族自强、自省意识,激发爱国主义情感,使历史觉悟和体会得到升华。受课堂时间限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课下搜集或者观看和教学相关的视频、电影、书籍,制作小的短片或者课件,自觉创造学习情境,养成热爱历史的习惯,提高动手能力和综合素质。 (二)鼓励学生排练短剧初中历史教学中 师生可以共同模拟历史角色和时间,进行短剧排练,实现教学情境的自我演练。在排练过程中,学生会积极主动研究教材,自己和同学表演,会吸引全体同学进行关注和参与,有利于课堂气氛和思维的活跃。例如讲解美国南北战争时,教师可以设定双方论战的角色创设情境,学生根据对书本知识点的理解,搜集整理相关历史资料作为论据,在辩论中加深对重难点问题的理解,得出最佳结论。角色模拟时,要提示学生充分了解历史背景,讲人物置身于历史事件中,脱离自我,用角色的环境和立场思考问题,从而梳理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分析历史意义和价值判断。角色模拟要选材恰当,虽然花费较长时间,但能促进学生主动探索知识,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锻炼了学生的思维和能力,使学生的心灵得到震动、情感得到了表达。 二、综艺娱乐情境的创设历史知识记忆类的要求较多 需要学生不断积累和复习,初中生缺乏用功意识,可以在课堂上采取学生喜爱的综艺娱乐节目形式,调动学生注意力和竞争意识。教师创设一个开心字典、幸运52之类的教学情境,教师或者历史课代表担任主持人,学生通过综艺节目再现的形式,进行历史知识竞赛,由学生自己设置问题或者互相提问,锻炼学生的思考问题的能力,学生会加深对问题的记忆和理解。 三、用语言情境增强感染力 初中历史课堂一个主要目标是增强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要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和历史感知能力。常规历史教学毕竟不能总安排太多活动,课堂线索和主要知识需要教师用语言描述,这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教师的语言描述力是一种软实力,同样的话语不同的情感语调表达,效果也大相径庭。教师如果照本宣科生硬介绍历史知识,学生自然不爱接受,只得到了知识上的积累,很难获得情感的共鸣。因此,教师要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描述,重构历史画面,调动学生想象力,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例如讲授《甲午中日战争》时,对邓世昌等英雄要用慷慨激昂的话语生动描述英雄牺牲前的大无畏精神,渲染爱国主义气氛,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四、学案设置问题 教师提问是学生自主探究与合作探究有效进行的前提,预设问题看似简单,实际需要教师精心设计,体现了课堂教学的艺术性。历史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巧妙的预设问题,让学生课前都能够带着问题思考和自学,使预习更加具有方向性与目的性,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讲授二战时,可以预设:二次大战的历史背景?导火索?二次大战的真正原因?二战划分为哪两个阵营?中国在二战中做了什么?二次大战对世界及中国的影响?二次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异同点?通过问题的学案预设,为学生整理了整个二战的脉络,学生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疑惑,带着思考与探究的心态进入了教师预设的战争情境中,会对二战整体有清晰的线索认识。教师也可以把教材中的重难点问题进行预设,学生以优秀的重难点问题为出发点,对教材进行辐射性预习研究,从而达到引导学生思考、分析、探究的现代教学模式,使学生的思维积极行动起来,增强了教学的主动性和针对性。 五、创造和谐的课堂气氛 情境教学需要学生的思考和探究,必须创造出和谐的课堂气氛,要充分发挥教师的课堂掌控作用。初中历史教师应该努力构建良好和谐的师生关系,让学生能够自愿的听从教师的引导,集中精力进行各种课堂活动。因此,历史教师要实现课堂角色的转变,努力打造平等、民主的课堂模式,搭建自由、轻松的课堂交流互动平台,让初中生的智力与活力充分活跃,激发创新意识与能力,使创设的历史情境真正发挥作用。历史事件已经尘封多年,但今人的重新审视与归纳意义重大,要提高年轻一代的综合素质与人文精神,必须培养他们的研究历史的自觉性和责任心。我们初中一线历史教师可以将教材内容进行历史情境设定,利用影片、文字、语言、多媒体等将历史真相还原、演绎,学生在形象生动的教学氛围中,感悟道理、体会人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创造更美好的明天而努力拼搏。 作者:张丽敏单位:洮南市第七中学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素质教育初中历史教学论文 一初中历史教学中素质教育的体现 1发挥历史学科特点 初中历史教学中的素质教育表现在要求教师对教材中的深层含义进行挖掘,并对学生进行适当的道德教育。首先,可以结合历史教材中人物的生平事迹,在潜移默化中教导学生做人的道理。如在学禹治水时,就可以通过大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行为,教导学生学禹高度的责任感;在学习司马迁的生平时,挖掘出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人生价值观;学习诸葛亮的相关事迹时,可以挖掘出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教师对教材中历史人物的内涵进行充分挖掘,并且由此对学生进行启发和教育,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认识水平。其次,教师通过对教材中近代史的教学,使学生树立爱国主义思想。中国的近代史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历史。中国在近代相继遭受到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侵华战争等多次外国的侵略,中国人民也进行了相应的抗争,在抗争过程中涌现出无数的民族英雄和他们的英雄事迹,这些民族英雄和他们的斗争实际就是教育学生爱国最好的素材。另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还有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和辛亥革命,都没有带领中国走上新的道路。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才真正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才最终走向新时代。教师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讲解,使学生们深刻认识到共产党对新中国建立的重要性,能够更加热爱我们的党和祖国。 2教会学生独立学习 培养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也是素质教育的主要要求,只有拥有独立学习的能力,才能够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真正占有主动性,为学生以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学生应当是学习的主体,应该在学习过程中占据绝对主动的地位,只有让学生在开心快乐的状态下进行学习,才能够有更好地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将教和学的过程融为一体,在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下进行教学。比如,教师在讲解中国近代史中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时,可以引导学生自己来对圆明园为什么会被英法联军烧成一片废墟进行思考,还可以引导学生对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者为什么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国第一份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以及我国是如何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学生通过对这些课文的学习,心中的愤怒和痛恨不言而喻。中国近代史中这一段段残酷的史实教育了学生,也将是学生学习的动力。教师可以运用这种教学方式,培养学生自己教育自己,不仅能够学到课本中的知识,也能够对课文中蕴含的道理有自己的理解,学习效果比教师的一味说教要强得多。 3结合多种教学手段 多样化的教学手段也是素质教育中应当重视的。素质教育要求教师创造更好的教学条件,尽量对教学条件和教学手段进行改进,充分利用现有的电脑、网络等高科技技术,生动形象地再现历史场景,通过声音、光照形式与学生互动,使学生多方面地体会教学内容,增强课堂内容与学生的实时互动,更直观地展现出历史教学内容的直观性和生动性,促进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兴趣。如讲解二战部分的内容时,教师就可以利用投影或电脑,通过影片或历史图片,向学生们直观地演示希特勒是如何发动战争,日本如何突袭珍珠港,还有日本是如何节节溃败最终签署无条件投降协议的。这些场面真正地展现在学生面前,比起课本上枯燥的文字,学生更容易接受。而且学生通过这种教学方式,丰富了感性认识,对课本知识理解得更加全面,对学生的概括总结能力和独立性都能够进行有效培养。 4积极开展课外活动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也是素质教育中必不可少的。教师可以在课下时间,组织学生对历史博物馆进行参观,相比于课本上枯燥的文字,历史博物馆更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学生在参观过程中,由于自身的兴趣,就会向教师提出各种问题,教师解答问题的过程也就是教学的过程。此外,教师还可以在课下组织学生举行辩论赛,如在学习完鸦片战争后,教师就可以将学生分成两组,对“如果没有鸦片战争,清朝会灭亡么?”这一问题进行辩论,学生可以通过自己对课文的理解,借用网络和课外书等工具,对相关知识进行仔细研究,在辩论的过程中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充分阐述,最后教师对这个问题进行总结,说明清政府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政府的迂腐,封建社会随着历史的前行也必然会被取代。学生在辩论的过程中不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本节知识,还在搜集素材的同时锻炼了自学能力,在辩论的过程中也锻炼了学生的口才,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结语 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的发展趋势,如何将素质教育真正结合到教学过程中,是每一位教师所重视的。教师应当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符合素质教育的教学方式,并结合学生自身的特点,充分运用到教学过程中,真正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作者:李守龙单位:山东省平邑赛博中学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课堂教学下初中历史教学论文 一、产生初中历史教学现状的原因分析 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之所以存在众多问题,其根源在于课堂教学模式创立的不成熟、不完善和教师与学生的沟通不到位。首先,初中教育一再强调要对历史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但是实践方面做得并不到位,只是浮于表面,至今仍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有的教师对创新的理解存在偏差,对教学模式过度创新,让学生在课堂上自由发挥,失去了自己的导航作用,最终导致课堂秩序十分混乱,使得学生不能很好地学习中心知识点。其次,教师的自身教学能力达不到应有的水平,历史的知识面过于狭窄。这主要是由于教师不能很好地适应灵活多变的历史教学,导致难以完全发挥自己的能力,使得其在备课中准备的内容不够充分,不能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地调动起来。还有一些教师好大喜功,在课堂上急于表现,向学生显示自己学识“渊博”,不能很好地结合学生对历史的接受和掌握能力的实际情况,使得教学偏离正轨。最后,学生缺乏对历史课学习的重视程度。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多数初中的历史课都安排在下午,会给予学生一种“历史课不重要”的心理暗示。另一方面是由于在中考中,历史课所处的地位确实如同“鸡肋”,从而使学生形成了一种较为矛盾的心理状态。 二、针对初中历史教学问题提出对策 1.重视学生在历史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课堂教学在初中历史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要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其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从而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要转换自己的传统教育思想,与学生互动,共同探讨。在教学过程中应把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地调动起来,对于教材和教育大纲的要求要认真地分析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之上,改变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做一些探讨性课题的学习和研究,广泛地关注学生的思维模式和方向,从而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此外,教师还应该改变单纯的教学理念,不要只是依赖于历史教材,而是应该将时政新闻、历史事件、重大的社会事件等融入教学内容,从而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激情。最重要的一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给予学生更多关怀和鼓励,进行良好的沟通和交流。 2.更新历史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 随着教学条件的逐步完善和提高,越来越多的数字化教学设备开始进入中学教学,因此作为一名与时俱进的初中历史老师,要能够学会运用现代化的教学设备,通过使用现代化教学设备提高、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从而提高教学质量。目前大多数的初中生认为初中历史的学习是枯燥和乏味的,不像理科的学习具有挑战性,从而使得教师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可以有效地利用现代教学设备,比如给学生提供一些历史相关的影音资料和图片等,这样会使学生产生一种直观的感受,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还能培养其历史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 3.拓展初中历史教学的空间 历史源于生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围绕历史教材开展教学,还应该善于联系教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从而引导学生将学到的知识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并对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解释;此外,教师也要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问题,可以针对社会中存在的热点问题,与学生进行讨论和研究,比如在国庆期间,会有许多相关的活动,这时候教师就该引导学生回顾祖国走过的所有的光荣历史,感悟和理解我国曾经取得的伟大成果,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责任使命感。另外,还应该倡导学生利用图书馆,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对课堂上所学的知识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学习,从而帮助学生丰富自己的知识含量,建立完善的历史知识网络。在学校具备良好条件的情况下,学校可以利用寒暑假及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参观一些历史博物馆,了解一些历史文化和历史遗迹,可以让学生亲身置于历史环境中反思和巩固课堂上所学到的历史知识;还可以让学生走访一些老军人和战士,与其进行良好的沟通和交流,可以让学生更好地感知历史文化,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陶冶学生的爱国情操。初中历史课程是七~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实施的一门综合性学科。通过开设这门课程,可以让学生了解历史,并以此树立科学和正确的历史学习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要想使初中历史教学得以良好稳定地开展,就应该深入分析历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研究其整改措施,从而建立良好的教学模式,提高历史教学质量。 作者:姜小兵单位:安徽省六安市轻工中学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微课与初中历史教学论文 (一)微课时长把握不当 传统历史教学中,为了适应不同学生对于知识点掌握程度的差异,教学节奏进行得比较缓慢。这种传统教学方式并不适用于微课教学的展开。微课教学要求时长较短,使得每位学生在微课教学过程中都能保持较高的注意力和积极性,能够比较轻松地掌握知识点。 调查发现,教学时间控制在五分钟到十分钟,可以使学生一直保持在注意力相对集中地状态,因此我们建议将每段微课视频的播放时间设置在五分钟到八分钟左右的时长。由于微课的教学时间较短,因此在选材上要注意精简、同时要能吸引学生兴趣。通过在开始时播放微课视频,开门见山导出主题和主要知识点,能够让学生尽快进入学习状态,缩短传统课堂的导入环节,提高课堂效率。而微课设置方式可以是一个题目或者是结合学过的相关知识点以及社会新闻、生活现象,当然也可以开门见山以名师讲堂的方式直接进入知识点的展示。 (二)微课教学选材内容单一,没有考虑不同层次学生需求 现在虽然教师们对于开展微课教学的热情比较高涨,但是受备课条件和微课教学认知所限,教师通常只会准备一套微课内容,但是我们知道,对于不同基础的学生,他们对于新知识点的接受程度是不同的,所以同一套教学内容并不适用于所有学生,对于学生整体的提升效果是比较小的,这就与我们实施微课课程的初衷相悖。 针对这一问题,教师需要在微课课程的选材上更加用心,需要针对不同学习层次的学生准备不同的微课素材,即使是同一个知识点的讲解,受众不同、他们对于旧知识的掌握度和新知识的接受度也是不同的,针对接受能力快的学生,教师应将重点放在调动学生兴趣,重在学生在历史学习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合作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因此微课设置要更加灵活、内容要更加丰富有趣;而对于基础较差的学生,就需要教师在新课开始前先帮助学生梳理一遍以前的知识点,才能保证新知识学习的连贯性,那么在微课选材上就不能有过多新内容,要重在旧知识的巩固和新知识的连贯上,教学进度也不能太快。 (三)教师对于微课教学的把握能力不足,忽视自身课堂定位 推行微课教学以来,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部分教师以名师录制的微课课程来代替了自己在课堂上的角色,整个课堂都是由一连串的视频贯穿下来,放映结束,一堂课45分钟也全部过去了。而学生对于视频内容的把握、对于课堂的参与度、以及教师在课堂上的角色都被模糊掉了,这很容易导致学生对于重点把握不清、甚至只是在瞧热闹,而学习能力并没有得到锻炼。那么针对以上现象,教师需要找准自己在课堂上的定位,不能被微课占据课堂;教师在微课教学中的作用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微课视频的播放只能起到更好地呈现知识点和提高学生兴趣的作用,因此,在微课引入历史课堂后,教师在前期需要谨慎细致的选择微课素材,课堂上也要在播放微课的同时做好引导工作,引导学生对微课中的知识点重难点有一个更加准确的把握,微课结束后,教师需要及时作好小结工作,帮助学生巩固在微课中学到的内容,引导学生更加深入地思考、及时反馈和总结,完成对课程学习的巩固和升华。 (四)总结 微课教学引入中学历史课堂是一个十分新颖的改革举措,微课教学方式的成败主要在于几点,首先微课选材的把握既要较好呈现知识点,又要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教师要把握自身定位,做好微课的播放者和课堂引导者,帮助学生在微课中找准知识点,最后做好小结工作,帮助学生提炼和升华学习内容。只有做好以上几点,微课教学应用于历史教学中才能真正获得成效。 作者:陈美婷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基于育人价值的初中历史教学论文 一、历史教学中的法制教学 (一)历史教学中的法制 1、把握历史课堂——法制思想教育 在初中的历史课堂上,对学生进行法律常识的教育,而其中师生之间的活动也需要以完成历史学科的教学基本任务为根本目标。抓住时机,在教学中适当的渗透法制教育。当然,教师在借助历史课本知识的时候,对学生思想进行教育,能够让学生的情感、态度以及价值得到体现,这也是历史教学的目标。教师不能够将历史课程误上为法制课程,失去了原本历史教学应当拥有的趣味性,导致教学目标无法达成。在教育法制的程序上,也应该仅仅抓住有效的历史教学这一线索,既要围绕教学目标,节约课堂45分钟有限的时间,也要学会潜移默化,让学生的思想得以升华。 2、结合历史内容——法制意识教育 历史教育区别于其他教学的优势在于历史教学的内容的丰富性、广泛性,古往今来人物的多姿多彩,在历史教材中体现得栩栩如生。例如: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其在秦执政二十余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并使秦国长期凌驾于山东六国之上,但最后还是死于自己的法,他的“治世不一道,变国不法古”能让学生了解一个国家法治的重要性;又如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在其著作《罗马法精神》一书中说:“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失,宗教随着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了影响,唯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尽管罗马帝国最终灭亡,但其法治的精神,不但规范了社会生活,同时也成为近代西方法律的渊源。历史教育区别于其他教学的优势在于历史教学具有浓厚的趣味性。这一个“趣”字,教师应当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其作用,带领学生进入一个趣味的情境,来诠释法制的理念。例如:唐太宗在位期间,体察民情、广招贤才,知人善任、居安思危、民族政策开明,开创了唐朝的第一个治世,为后来的开元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足以看出唐太宗不愧是一位开明的皇帝。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学习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可以让学生分析纳谏与进谏的原因,从而分析出唐太宗如何是一代明君,从宏观上来说,也看到了世界文明的进步。作为老师,也能够抓住最好的资源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充分的利用历史课本里面的有效资源,让学生探究法制的渊源。然后,了解古今中外的法律,进而知法、懂法、守法的文明学生。 3、联系生活实际——法制观念教育 在进行历史教育的同时,也能够对学生进行相关的法制教育,善于捕捉历史知识与现实生活的关联,成为考核教师基本功的又一方面。例如:在谈到了清朝的时候,教师可以顺带从法理的方面引导学生,让学生了解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上,台湾从三国的东吴与之交往,到元朝设澎湖巡检司,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清初康熙帝收复台湾设台湾府,清末《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抗日战争结束后,台湾回归,解放战争后撤往台湾……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重归中国的版图,新中国邓小平“一国两制”政策的实施以至于台湾问题得到了和平解决。 总之,在历史的教学过程中,能够让学生了解法制、学习法制的教育机会很多,正如: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解放军铁的纪律最终打败敌人。 (二)历史教学中的法制素养与责任感 在中学的历史教学的纲要中明确指出,要对学生进行法制相关的基础教育,对其法制素养的培养也是21世纪人才培养的需要。在历史教学中,让学生知法、懂法、守法也是不可忽略的方面。这里需要强调,初中学生正处于一个发育的关键时段,也是道德品质培育的关键时刻。国内外多数心理学者与教育学家通过研究证明,在整个中学教学过程中,初中生在内外交互的作用下,其品德逐渐的发展起来。在初中阶段,学生已经初步具有了道德伦理的特征,也具有较强的接受法律知识的能力,但是不够稳定、成熟,其法律意识有较多的欠缺。所以,初中学生的法制教育包括了历史教育者在内的所有人士应共同承担的责任,愿所有人士一起携手,为初中生的法制教育工作作出努力。 二、历史课程是承担民主教育的主要学科之一 北师大石中英教授曾对民主做出如此分类:首先,“民主的知识”,其中包含了民主的意义和怎样来实施民主的有关知识,能够帮助一个人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其次“关于民主的知识”,主要包含了与民主制度有深入了解的历史、政治、文化等等相关知识,而其存在的价值在于对民主制度的认同度;最后“为了民主的知识”,这可以看作为专业方面的知识,也可以看作为与决策对象相关的知识。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中国的南京之后,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中国平民和战俘进行的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法西斯势力上台,《联合国宪章》的发表无不是民主法制与暴政的博弈。由此让学生了解独裁、暴政对国家和人民带来的苦难,珍惜生活、反对战争、呼吁和平,从而树立民主、法制意识。 三、历史课程中民主教育得以实现的途径 (一)密切关注和挖掘教材中民主与法制内容 教师的知识储备是决定教学效果的关键,一个合格的教师必须具有扎实而渊博的知识,才能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做到游刃有余。作为历史教师,如何结合课本内容培养学生民主、法制的意识,首要的就是储备足够的知识,这就需要教师对教材中民主与法制内容密切关注和挖掘,例如:韩非子的法治;秦帝国的暴政;儒家的仁政;袁世凯的假共和、真帝制;蒋家王朝的民国假民主真内战;新中国的民主法制的不断完善,都需要教师在教学之前就进行详细了解和挖掘,这样在接下来的教学过程中才能正确引导和培养学生的民主与法制意识。 (二)重视民主知识,转变教学方法 对于老师来说,在以往的历史知识教学中,教师往往局限于讲授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发展、理解历史教学中的概念、却忽视了教学方法和学生人格教育,如何挖掘这些史实背后的育人价值,健全学生的人格,发挥学生潜质,成为当前教师必须具备的素质。在实际的历史教学当中,应发扬民主教学,做到师生、生生的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并且给学生表达自我观点的机会,在平等的讨论、探索、分析、争鸣中达到共识,历史课堂创造一个和谐的教学氛围,积极鼓励每位学生都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只有真正构建一个民主的课堂,才可能让学生感知民主的含义。为此可以采取将知识情境交融,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当教师在备课时,不应当只是完成字面上的知识传授,而是需要让学生体会历史知识背后隐藏的信息,应如何去理解民主与法制,并且充分考虑教材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体会历史事件中所蕴含的情境,老师在教学中能够生动传神的还原历史,才能有效的引导学生进入情境之中。例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在教学时可以结合当时著名的哲学家董仲舒来增强学生学习的感染力,在学生的大脑中形成一个新型组合,教师在学生融入情境时,如董仲舒对汉武帝的策问时曾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又在《春秋繁露》中又加以详尽论证,“仁者,爱人之名也。”足以体现当前仁君、贤丞,举国和平的现象。另外,在课堂教育时,将民主、法制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的连接起来,抓住学生的心理,扣住心弦、吸引注意。例如,在学习新中国民主法制的时候,引导学生领会一些先目前我国政府推出的利于国家、利于人民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民主法治制度建设和民主法治理论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和巨大的贡献,眼前我们能感受到的,如免费的课本、义务教育中免学杂费、家电下乡等政策以及其中包含的民主政策、法制观念。学生自主的寻找,能够便于其思路的拓宽,也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实现历史的“民主化”教育 通过初中相关历史教学的知识学习,学生已经将民主意识真正的融入到了自己的思想里,理解到民主意识是需要自身的努力来争取的,不是施舍、不是赋予、更不是恩赐。在初中的历史教学当中,需要的是学生的大胆、质疑,敢于做出创新,善于思考,不只是单纯接受已有的观点,或者是对其进行的简单注释。 四、在历史课程中进行民主教育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民主”与“法制”的关系 在初中历史新课改下的教材编写中,学生很容易能从中西的古文明的对比中学习,例如:在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文明的发展中,皇权的不断加强是主要的线索,而在西方公元前的古希腊罗马却已出现了民主、法律,而在中国明清之际的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的时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在西方吹起了号角。在这一点上,如果老师不能对学生做出正确的引导,很容易让学生在认识上出现一种偏见,误将优越、完美加于民主制度之上。所以,教师在授课的时候,一定要从全局出发。历史上的每一种制度的形成,都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虽然民主具备有充分的优越性,但是其弊端也层出不穷,有可能会导致形成很多人眼中的“暴政”。对于民主的理解,需要掌握好“度”,即不能过于盲目的信仰,也不可失去对其的信心,在分析、了解民主的优越性的同时,也需要理清它的局限性。所以,在初中历史教学的学习当中,认识民主一定要从客观出发,才能够将民主意识了解透彻。 (二)对民主“质”的界定 民主一词始于西方,受到了一定环境、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影响,随着历史不断的变更,民主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特征,如直接的、间接的、古典的等等。对于中国来说,民主不能看成简单的拿来主义。在初中历史的教学当中,应让学生带着批判的意识认识我国发展中的民主,再考虑我国的政治传统、经济传统以及文化传统,找到真正适合本土的民主模式。我国从民主主义革命到民主建设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历史老师在讲诉中国的民主进程的时候,需要区分民主革命前后的质变,在“质”上与西方有何不同,要让学生从我国的国情上树立出民主建设意识,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对西方民主形式的复制。 (三)以史为鉴,发挥民主教育的批判功能 很多学生觉得历史课上就是讲故事,很少有学生能够思考其真正的的现实意义。当教师传达的知识不能有效的运用到学生已经学会的知识中去,也就没有真正的历史意义了。民主性教育对我国的现实意义非常大,在教学相关的内容讲授中,需要考虑到现实情况,重视其批判功能。由于我国专制观念的根深蒂固的关系,尽管当今民主制度正趋于日益健全,不可否认存在不少腐化的现象。这种社会想象使得初中学生这一正处于价值观形成期间的学生容易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导致学生不能正确的看待民主这一问题,从而对中国的民主建设产生一种悲观的情绪。在历史课程教学当中,需要让学生清楚的、深刻的认识到民主的内在,了解民主的全面发展过程,从而抵制社会上的这一种不良的风气。 五、结语 总之,通过本文的简要阐述,笔者认为在历史教学当中,主要是强调对学生的民主与法制相关方面进行教学,让学生真正的了解到历史不在是简简单单、枯枯燥燥,而是要学生真正的感受到历史教学当中的韵味——民主、法制意识的培养。
儿童人文教育研究:儿童文学人文教育研究 一、小学语文中儿童文学教育人文性的独特意义 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认为:“有益的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来打精神底子的,一种是用于打完精神底子再读的书。”〔1〕所谓“用来打精神底子的”,主要是指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始终以为了每一个孩子的发展、帮助孩子精神生命成长为己任。因此,儿童文学教育和小学语文教育有着天然的密切的“契合点”。小学语文中儿童文学教育人文性的独特意义,我们要特别关注如下两点。首先,儿童文学接续了小学生精神生命的成长。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文化建设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11版小学语文新课标强调“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提高思想文化修养,促进自身精神成长”,也折射了文化强国应当从小学生抓起、从小学语文抓起的“文化自觉”新理念。所谓“文化自觉”,是借用我国着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小学语文教学责无旁贷,儿童文学教育当然也责无旁贷。人是文化动物,人的精神生命中不能没有文学的滋养。儿童文学是人生最早接受的文学,这是一种直接关系到民族未来一代精神生命成长的文学,是亿万少年儿童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对于广大少年儿童的素质教育、审美陶冶具有特殊作用与价值功能。小学语文中儿童文学,接续了小学生从婴儿到幼儿园的精神生命成长,小学生的心灵在这里很容易与之发生共鸣。通过儿童文学教育,能进一步夯实小学生人性的基础。儿童文学诗性和快乐的人文精神,也将积淀成为他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将获得比别人更具有想象力、创造力和作为优秀竞争力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其次,儿童文学价值取向与小学生人文教育完全吻合。认为,教育面对的是生活在某一特定文化环境中具有精神道德本质的人。因此,教育的任务在于传递文化、体验文化价值,并培养能创造文化价值的人。〔2〕这也与儿童文学教育人文性的优秀意义“如何做人”相呼应。日本着名儿童文学理论家上笙一郎指出:“所谓儿童文学,是以通过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将儿童培育引导成为健全的社会一员为最终目的,是成年人适应儿童读者的发育阶段而创造的文学。”〔3〕这一概念特别强调将儿童培育引导成为健全的社会一员也就是培养儿童健全的人格为最终目的,这也是儿童文学作品的人文价值之所在。既然小学生人文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完善个体的心性,提高人文素养,使人活得更自觉、更高尚、更高雅,与儿童文学的价值取向完全一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儿童文学诗性、快乐、幽默、温情等等人文精神,对于儿童文学的受教育者来说,就不是唯一的但却是良好的精神药剂。 二、小学语文中儿童文学教育人文性的积极作用 人文教育的实质是人文精神教育。人文精神的内涵应包括知、情、意等方面,主要指人格、情感、意志、性格、心理品质等等。人文精神最集中的特点就是对人心理的滋养作用,它是人类文明成果的思想内核,也是对人类的现状、将来的关注与责任。可以说,离开了文化的底蕴、内涵,人文精神就无所依傍。而儿童文学教育的人文性,正体现在它包含了文化性,是在文化的土壤里培植出来的人文精神之花。儿童文学诗性、快乐、幽默、温情等等人文精神,至少有两点积极作用值得重视。首先,游戏精神舒缓压力。儿童文学通过具体的儿童文学作品让儿童得到愉悦和消遣,以及通过娱乐包藏较深的思想认识和道德教育的内容,寓教于乐。儿童文学作品要拨动孩子们的心弦,使他们阅读以后能产生一种愉悦的亲切感。游戏精神就应该成为儿童文学最永恒的精神,最重要的美学个性和品格。游戏精神的实质和美学特征是自由性、愉悦性和幻想性。在具体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游戏精神的实质和美学特征通过人物塑造,情节设计,语言运用,游戏性氛围的创设等文本表现展现着其独特魅力,从而使儿童文学作品充满生机与活力,为儿童创造了一个真正属于他们的世界。其次,温情精神提升气质。儿童情感世界的主旋律是爱和关怀,即使有些忧伤,也会在温情中溶解。儿童文学的诗意永远是暖色调的,充满和煦的阳光,充满人性的关怀。如《卖火柴的小女孩》虽说是悲剧,但也沉浸在温情的诗意中。《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玛丽既然随风而来,必定随风而去。当简和迈克儿伤心地看着玛丽带着他们的友情随风而去时,“对看了一下。他们的眼睛闪着快乐和理解的光芒。他们知道玛丽小姐的意思。”“她把玛丽小姐的画像放到他手里。”“像玛丽阿姨一向那样给他塞好被子……”结局虽然忧伤,却透着温暖。玛丽阿姨虽然走了,但爱还如从前。在作家笔下,诗意默默流淌,衬亮故事,点染心情。儿童文学的温情精神会使小学生永远保持善良、真诚、从容的高贵气质。儿童文学人文精神的光芒,照亮于儿童精神生命成长的漫长之路。因为,单纯的科学主义很可能最后走向末路,只有以人类精神为最终目标的文学艺术(包括儿童文学)才能给人类以光明前途。在这方面,诺贝尔当初确立文学奖时把“理想主义”作为一个重要标准是非常有深意的,它表现出一个思想深邃的科学家对人类未来的深远关注和远见卓识。人性中许多美好的情感、良好的精神状态,例如爱、责任、信念、勇气、诗心、激情等等,是完全可以通过儿童文学传递到小学生心灵中的。儿童文学通过最优秀的精神食粮使儿童受到人文教育,通过阅读儿童文学作品,他们能够体验到人类的诚实、善良、尊严、虔敬、悲悯等等美好禀赋。他们凭借这些美好的东西克服内在的黑暗,超越外部的罪恶,将一颗爱与尊严、理想与诗性的种子悄悄种植在自己天真无邪的心田,直到长成参天大树。 三、小学语文中儿童文学教育人文性的有效途径 俄罗斯作家契诃夫有一句名言:“上帝造就了大狗和小狗。大狗叫,小狗也叫。小狗不会因大狗叫而不叫。”成人是儿童文化的创造者,儿童也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创造文化。然而,有些小学在语文课儿童文学教学中肢解课文,偏重于字词句教学,忽视了儿童文学美感、人性的熏陶;有些小学只关心升学考试教辅书的推广,不重视包括儿童文学经典作品在内的人文阅读,致使一些小学生成为做作业、考试、升学的“奴隶”,他们的人文素养养成和可持续发展前景令人担忧。我们觉得,当下小学语文中儿童文学教育的人文性探索,至少不能忽视以下两点途径。首先,儿童文学教育注重培养儿童的健全人格。人是精神文化的动物,人的精神生命中不能没有文学的滋养。儿童文学是人生最早接受的文学,这是一种直接关系到民族未来一代精神生命成长的文学,是亿万少年儿童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对于广大少年儿童的素质教育、审美陶冶具有特殊作用与价值功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儿童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所接触到的东西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成长,而其中的“阅读”对人的影响最大,比如读童话会培养孩子的审美情趣;读科幻、神魔作品会激起孩子们的幻想;读知识性的读物会增添孩子对世界的兴趣,从而启发创造性。 总之,在儿童时代读什么样的书往往会决定一个人的人生之路和人格形成。因此,儿童文学作品直接关系到儿童心灵的塑造,其意义作用就不是一般读物所能相比的。儿童文学精神功能的释放为我们对儿童进行正确的人文素养培育提供了可能。例如,日本作家新美南吉一篇感情真挚的童话《去年的树》。鸟儿和树是一对好朋友。冬天到来的时候,鸟儿答应了树的请求,明年回来继续为树唱歌。春天来了,鸟儿却见不到好朋友树了。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鸟儿飞到山谷,飞到工厂,飞进村庄,最后终于找到了由那棵树做成的火柴点燃灯。鸟儿对着灯火唱起了去年唱过的歌,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小学老师指导小朋友扮演鸟儿和树,友谊、守信、忠诚等积极情感就会在小朋友鸟儿找树的活动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鸟儿的歌声,是对“去年的树”诚挚情感的流淌。在淡淡的忧伤气氛中儿童会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友情,品味到一种独特的生活滋味。据说有些儿童在看完这个童话故事表演后先是鸦雀无声,后是哭成一团,足以说明深沉的情感在他们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其次,儿童文学教育注重儿童的情感发展。儿童文学与儿童情感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儿童的情感发展离不开儿童文学,就好像人离不开阳光、空气和水一样。而情感发展的关键期在于童年。意大利着名教育家蒙台梭利在她的《童年的秘密》中,阐述了两个优秀的问题:第一,在儿童的内部有一种力量能够引领孩子自我成长,这种力量就是“精神胚胎”;第二,孩子的成长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智力的成长过程,更是一个心理、情感的成长过程。孩子绝不是一张白纸,相反一开始就有一个精神胚胎。这个精神胚胎中藏着心灵成长的密码,并且只有孩子自己通过自己的行动、感受和思考才能揭开这个密码。因为,那些关键期只有一个大概的规律,我们无法找到一个精确的时间表,也就无法主动地操控,而只能由孩子自发行为去发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儿童人文素养的培育是他们“精神胚胎”发育的重中之重。儿童文学要点燃儿童精神生命的火焰,照亮那一个个“漆黑地狱里的灵魂”。〔4〕 为此,儿童文学作家葛竞也指出:“一本好的儿童书,就像一颗种子,播撒在孩子心中,静静地抽枝发芽。当孩子长大成人,种子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大树,成为一道坚固的堤坝。儿童文学给予孩子丰富的情感养料,是其他形式的教育难以替代的。善良而柔软的心,深邃而丰富的情感,经得起摔打的结实筋骨,这是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赋予小读者的三样东西。”〔5〕这说明儿童文学对儿童情感熏陶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儿童教育应当以非智力教育为主,智力教育为辅。非智力教育或者说成长教育的重要元素就是情感教育,而情感教育的重要载体就是儿童文学教育,情感教育离不开儿童文学教育。儿童文学对于儿童来说是汉语的艺术、启蒙的文学、诗性的文学、快乐的文学。儿童文学可以培养儿童美好的情感。孩子的情感是浪漫的,却又是“沉睡”着的,需要成人去唤醒,去培养。例如,安徒生的《海的女儿》中小人鱼高尚的内心世界;《丑小鸭》中表现的对弱者的关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会让小读者心动并有所感悟;《格林童话》中的《小红帽》会唤醒儿童的智慧和同情……而这些儿童情感发展的离不开儿童文学的人文精神教育。每一个孩子身上都能挖掘出人性的美好和优良的品质,每一个孩子都有着丰富的智慧和创造的魄力。儿童文学教育人文性的奇迹就在于能够将儿童潜在的艺术灵性激活,帮助儿童心智的健全成长。正如卢梭所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之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6〕儿童文学是以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和个性鲜活的人物性格,是以审美的力量、情感的力量、道义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打动人、感染人、影响人的。惟其如此,儿童文学人文之美会直抵小学生生命的柔软之处,如漆一般粉刷他们一生的人性的底色。 儿童人文教育研究:儿童诗歌与人文教育论文 一、童诗创作要切合人文需要 “人文需要”是人作为一种历史的生命所产生的“体验自我”、“认识自我”、“表达自我”、“理解自我”、“反思自我”以及“筹划自我”的需要。作为教育的主体,儿童同样有这种人文的需要。这一点,现代教育理论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认同和论证。现代教育理论承认并尊重儿童是“完整意义上的人”。他们同成人一样,拥有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是完全独立的生命主体,对自我有认识、表达、理解、质疑、反思、体验、筹划等需要。童诗的特点正好与儿童的人文需要深刻吻合。童诗创作为儿童的人文需要找到了一条很好的途径和表现形式。古人说“诗言志”,将“志”字解释为“人文需要”也是恰当的。诗歌的抒情言志、直觉感悟就是以指向人的内心世界为前提的。朱光潜先生认为,读一首诗和作一首诗都常须经过艰苦思索,思索之后,一旦豁然贯通,全诗的境界于是像灵光一现似地突然现在眼前,使人心旷神怡,忘怀一切。这种现象通常人称为“灵感”。可以说,童诗创作是儿童自我体验、反思、感悟、表达的结晶。儿童眼中的世界与大人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儿童眼中的世界更加纯洁、神秘,更加新鲜活泼,更加富有吸引力。一句话,更加富于童话的色彩和诗意的感受。所以,朱光潜先生曾说,“真正欣赏诗,要有几分原始人或婴儿的制造神话或童话的心理”。因此,不能把儿童天真的体验简单地斥责为“不深刻”而怀疑儿童是否可以写诗。例如,有一次,我发现不少同学喜欢玩纸飞机,我借机引导学生以“纸飞机”为题创作小诗。有几位同学合作写了这样一首小诗:“我们把欢乐/变成小飞机/在蓝天下飞翔/时起时落/时高时低/载着童年美好的记忆/将秘密珍藏在心里”。简短的诗句中体现了儿童对内心体验和感悟的一种欢乐的表达。诗在古希腊文中是创造的意思。创造是诗的本性之一。引导学生尝试创作儿童诗歌,学生会感受到学习语文,运用语言进行“创造”是多么富有乐趣。宜晓华在诗中写道:“我自由地飞翔/只因用梦与想/编织心灵的翅膀”;徐珺说:“给心灵装上眼睛/带心灵去放风/让它瞭望蔚蓝的天空/带回缤纷的彩虹”……天地间的一草一叶,一蝶一鸟,一砖一瓦,蠢动含灵,山河大地,日月星辉,整个天地世间的人情物事都可以成为吟咏的对象,学生运用自己的语言积累,唤醒自己的生活经验,激活自身的思维方式,用整个身心来创作,乐在其中,乐以忘我。其意义早已超越作品本身的水平,其目的也不仅仅在于作品本身的文学水平,“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第斯多惠)儿童诗歌创作就是一种激励、唤醒和鼓舞。就如我的学生所说:“写诗是一种创造,思想就有多妙,诗就有多妙。写诗是一种乐趣,每写完一首诗,心情别样的舒服。诗是生活中的伙伴,每当不开心时,把所有的一切写上去,折成飞机,放飞在天空中。学诗使我生活中的话语变得优美,泛着一些诗意。”这就是一种人文需要。 二、童诗创作要体现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精神体现在对于自己、他人、社会、环境等总体存在关系的关注和关心,对“人在这个地球诗意地安居”(荷尔德林)的一种精神理解,期望从内心对此进行综合的和谐的把握。童诗创作对儿童的人文关怀精神的培养有重要作用。创作是心灵“诗化”的过程。用“诗”的眼光观察世界、把握世界,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诗心”可以说是童年的天性,有人将童年期称为一种“缪斯性存在”,正说明了这一点。创作实践基于儿童的诗心,将这种诗心引导出来并进行渲染、培养、放大,使它能够有力支撑起儿童充实的内心世界,这就等于铺设好儿童人文关怀精神培养的“温床”。学生的童诗创作实践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如《绿》:“你把年轻还给大树/你把清澈还给小河/你把生机还给小草/你自己的生命/却属于———整个世界”(周乾);《理解》:“因为向日葵理解太阳/所以它的笑脸总与太阳面对/因为枫叶理解秋风/所以秋风一吹它就笑红了脸/因为自然的一切理解我们/所以总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精神饱满地迎接我们/但人类却最最不理解/自己生活的地球/这,是为什么?”(林俊安)等,都有着人文关怀的内涵。创作是“擦亮”生活的过程。生活是诗歌创作的源泉,儿童用诗心观察生活、感受生活、体验生活的过程,也是内心对生活中的人、事、物、境的解读和交流的过程,这是一种精神的理解和感悟,唤起儿童对生活更加深刻的体会,激发他们热爱生活的情感,将他们的想象力和激情调动起来,用到升华自身的精神品质之中去。他们在创作中用更加睿智的眼光将生活“擦亮”,正如学生的一首诗《信》:“采一朵七色花/写成一封信/寄给———/小鸟白云田野/寄给———/老师同学朋友……/所有的祝愿/如花瓣/美丽留在他们的身边”(林晓曼),童诗创作将一种“坚实的美丽”留在了学生的心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人性中本然包含着向善的一面,最突出表现于人类的童年时期。饮誉全球的儿童教育家玛利亚?蒙台梭利在《童年的秘密》中讲到,在儿童身上具有“爱的智慧”,儿童的爱从本质上来讲是单纯的。儿童对环境的爱,对成人来讲似乎是他们天生的乐趣和活力,成人并没有把这看作是一种精神的能量,一种伴随着创造力的道德美。并且,儿童爱成人胜于其他任何东西。儿童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的能量”、“伴随着创造力的道德美”是什么呢?就是儿童一颗向善的心。这种向善的精神,如果没有得到引导、得到巩固、得到培育,随着儿童向成人过渡,它一样有退匿甚至消失的可能。而儿童诗歌中所展现出来的种种美好的真情、高尚的情趣、优秀的品质等,是引导儿童向善的绝佳材料。 三、童诗创作要锤炼人文信念 历代流传下来的诗歌,大多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人文精神。无数诗作,展示的正是诗人对崇高的人文理想和信念的执着与追求。学生涵泳其中,接受的是丰富、博大、深刻的人文精神的熏陶。这种熏陶,将为学生人文信念的构建打下扎实基础。日积月累,对人文理想和信念的追求将会转变为学生内在的真正需要,“诗化”就将有力地对抗着“物化”。“诗言志”是古人给《诗经》定性的一句古老而著名的论断。“志”字的意蕴,闻一多先生在《歌与诗》中说:“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上三个主要阶段。”其实,这个“志”字表达的是《诗经》中的诗从不同层面和维度传达出对生命体验、意义求索和理想追求的关切。古人说,诗者,持也。“持”的是什么?仅仅是手中之笔吗?当然不是,“持”是一种情感、一份情怀、一番境界的承担。诗之所在即志之所在,志之所存即诗之所存。诗歌中展现出来的诗人的怀抱总是高远的,精神总是丰盈的。不然,何以“照烛三才,辉丽万有”。《诗经》如此,唐诗宋词如此,当代优秀的诗篇如此,优秀的儿童诗歌也如此。儿童涵泳诗篇之间,就像被抛进了“高远的志向与理想的大海”,与诗人的心志相通,与诗人的理想相激,与诗人的情怀相荡,与诗人的担当相勉……日积月累,熏陶感染,其高远的志向就会慢慢被培养出来。创作中人文信念的培养。有了坚实的基础,教师在童诗创作指导中就要有意识对学生人文信念的建立进行引导。诗歌的“言志”特性与人文信念一拍即合,学生尽管不知道什么叫人文信念,但他们的创作实践常常与人文信念不谋而合。教师只要用心,如炉中吹火相似进行点拨,学生人文信念的“火苗”就能逐渐“燃烧”起来,从而融化整个心灵。如果不用纯洁的人文信念占领学生的心灵,其他不健康的精神意识就可能乘虚而入,那时再补救可能所补不大了。关于创作中人文信念的培养,试举几例。如结合《马良神笔》一课,让学生以“马良神笔”为题创作童诗,学生从不同角度,发挥各自的想象,借助诗歌写出了对“美好心灵”的寄望。有的同学写道:“假如你有马良的神笔/没人会在乎你/除非你有马良一样的心/假如你有马良一样的心/却没有马良的神笔/神笔会飞来/将自己送给你/假如你发现神笔不见了/证明你已失去了马良一样的心”。让学生写写生活大舞台,有的同学写道:“叮、叮、叮的门铃/敲打着生活的节奏/嘀、嘀、嘀的雨滴/演奏着时间的旋律/在这缤纷的大舞台上/每个人都演绎着/属于自己的七彩生活/你或许有千千万万的假设/而一切的裁决/都掌握在内心深处/那一朵梦的花苞”。有的学生则仿佛是一位“麦田的守望者”:“我向远方望着、望着/看见了金色的麦田/仿佛看见了色彩/那只是属于麦田的色彩/看到了金色的希望/我看到了成熟的大树/徐风荡漾/树上的果实/在甜甜地笑”。在童诗作品的交流中,学生的人文信念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渲染。闻一多说,诗意的境界“是生命情调最直接、最实质、最强烈、最尖锐、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儿童的人文知识、人文需要、人文关怀及人文信念在童诗欣赏与创作中得到了呵护、培育、发展和升华,从而为儿童人文教育的实践开辟了一块沃土,值得人们深情眷注。 作者:谢荣斌 儿童人文教育研究:学前儿童人文教育论文 【摘要】人文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对学前儿童一生影响深远。置于教育史背景下的人文教育内涵丰富,学前儿童人文教育显得尤为独特。学前儿童人文精神的内在诉求、构建良性师幼关系的应然需求、人文教育“回归”趋势的必然要求促使教育者不得不思索学前领域人文教育的必要性。转变教育理念,关注幼儿独特性、加强师资建设,提高教学质量、顺应发展趋势,探索本土特色可作为学前儿童人文教育稳步推进、可供参考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学前儿童;人文教育;必要性;现实路径 一、教育史背景下的人文教育内涵与学前儿童人文教育 我国“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贲卦》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从字面上讲,“人文”即文明,其优秀集中体现于人。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孕育在五千年文明长河之中源远流长。儒家“仁、义、礼、智、信”等蕴含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意识,人文教育重视心智的训练与情感的熏陶。古希腊社会,人文教育“Liberaleducation”意即“文科教育”,由于“Liberal”词源“Libber”,意为“自由”,因此人文教育是培养自由人的教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教育涉及人文主义教育,它肯定人性、人的价值。近代的人文教育在与科学教育相互掣肘的过程中推崇人的理性——人的最高价值是理性,教育最高目的是培养和发展人的理性。时至现代,由于教育普及化与科技的迅速发展,人文教育的旨趣已不再是与宗教神、亦或科学对立,其内涵更关注人格的健全发展。张楚廷先生言:“人文教育即人的教育。”[1]人文教育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人文性,教育以人为本。那么学前儿童人文教育就是对于幼儿阶段的人的教育。我赞成石中英先生“卢梭要求把儿童当做儿童对待的观点是应该加以检讨的。”[2]儿童不仅只是个“儿童”,他首先还是个“人”,教育不是强迫儿童放弃其作为人的内在固定性,将其改造成社会大机器上的小零件。然而,学前儿童又不同于成人,归根结底是儿童拥有独特的儿童文化,即儿童内隐精神生活和外显文化生活的集合。另外,学前期是成人期的基础与准备,担负着人性启蒙的重要责任。因此,学前儿童人文教育具有其独特性与重要价值。学前儿童人文教育给予儿童人文熏陶,重视儿童作为“人”自身的发展,培养他们对自己、他人以及环境的“人文理解”与“人文关怀”,塑造理想人格,促使儿童人性和尊严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和实现。 二、学前儿童人文教育必要性分析 1.学前儿童人文精神的内在诉求。基于对人之为“人”的思考可将人文精神界定为:关注人本身,引导人向之所以为“人”追求的一种价值取向。一方面,儿童是个“人”,且心性单纯,有作为人的人文诉求。另一方面,儿童精神具有内隐性,不是显性的物质载体,需要人文教育为幼儿人文精神诉求提供必要的平台。具体表现有:一、人文追求的自由性满足幼儿游戏精神诉求。人文追求的自由性体现了活动动机源于个体内部的需要,是自发自愿而非外部力量的强制。“自由与游戏显然是一对双生姊妹”[3],儿童以“游戏人”的姿态在游戏2017年第24期论坛•交流中诠释着周围的世界,通过人文追求的自由性得以满足与表达。二、人文知识的隐喻性满足幼儿精神潜意识化诉求。人文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人与人之间灵魂的对话,直触个体最自然、最本源、最感性的心灵深处。“可以说,儿童原发性的生命特征决定了其精神世界与生俱来地携带着潜意识。”[4]幼儿自然而鲜明的潜意识化特征赋予其巨大的隐喻心理潜能。三、人文理解的性情化满足幼儿精神诗性化诉求。人文理解的性情化充满了个体丰富的情感体验,儿童“在观察外界事物时,设身处在事物的境地,把原来没有生命的东西看成有生命的东西,仿佛它也有感觉、思想、情感、意志和活动。”[5]儿童这种泛灵化的精神倾向会使其将自我生命意志于周围世界,人文理解的性情化特征引领儿童体会到世界的灵动与美感。2.构建良性师幼关系的应然需求。良好的师幼关系源自于较好的师幼互动,这就要求幼儿教师在教学活动、人际交往等过程中肯定幼儿人性与价值,尊重儿童地位以及应有的权益与需要,从而在双方互动过程中引发其认知、情感上的共鸣,这是学前教育内涵式发展下幼儿园一日生活顺利进行、教学质量提升的优秀需求,集中体现了学前领域的人文关怀。但从我国现阶段师幼互动形式来看,正规的集体作业活动中仍然存在着教育要求一刀切,忽视不同幼儿身心需要的差异性、评价体制上过于单一等问题。在成人功利化知识观及其狭隘教学意志的控制下,虽达到一定的教学效果,表面上秩序井然实则导致了幼儿成长过程中人文精神的失落,师幼关系的恶化。3.人文教育“回归”趋势下的必然要求。人文教育“回归”绝非偶然。随着世界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和扩张,“技术中心主义”思想悄然统治着人类,某种程度上人变成机器与技术的附庸,人自身的发展逐渐被人们忽视和淡漠,人文教育遭遇尴尬境地。“儿童文化危机在为技术理性所控制的现代社会中愈益明显”[6]现代媒介传递的浅薄、庸俗化信息大大降低了儿童接受人文熏陶的可能性,儿童功利化倾向愈发严重。诚然,学前人文教育的缺失并非我国教育界特有的现象,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多元文化的融合,世界范围内人文教育的“回归”趋势已引起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重视。美国人文学科促进会曾发表《挽救我们的精神遗产——高等教育人文学科报告书》,震憾美国高等教育界,在一定程度上波及到学前领域。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大力推进儿童读经教育,给予幼儿人文关怀。这些国家和地区或多或少进行了学前领域教育改革,探索人文教育途径,增设有关的活动课程,培养具有人文情怀的幼儿教师等。 三、我国学前儿童人文教育的现实路径 1.转变教育理念,关注幼儿独特性。人文教育不等同于单纯的知识灌输,它关注受教育者人文意识的形成与培养。另外,幼儿不等同于成人,幼儿闪现着人性的灵光,最接近于人的本初状态,具有独特的儿童文化,这决定了其独特性,同时幼儿阶段也是进行人文教育的最佳时期。教师应转变以往不合理的教育理念,抓住良好的教育时机,充分地考虑到幼儿自身发展的规律与特点,结合实际情况,尝试将人文教育合理地融入在幼儿园的课程教学之中。2.加强师资建设,提高教学质量。教师在幼儿人文意识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较高的人文素养和专业素质是学前儿童人文教育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然而,我国现阶段的幼儿教师对学龄前儿童进行人文教育的意识还相对淡漠,相关幼师培训机制缺乏正规而完整的人文教育培训课程,难以培养出具有较高人文素养的专业教师,很多教师自身对人文教育这一理念认识不清,对幼儿进行相应的人文教育更是困难重重。我国应完善相关教育培训机制,让幼儿教师普遍关注学前儿童人文教育。另外,教师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定期接受教育培训,在掌握师幼互动之倾听艺术、说话艺术、肢体语言运用艺术等专业技能的基础上,致力于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充分发挥自主性,给予幼儿现实性的人文关怀,全方位提高教学质量。3.顺应发展趋势,探索本土特色。重视学前儿童人文教育以顺应国际大背景下人文教育的“回归”趋势已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如何有效进行人文教育,许多幼师还未有头绪。教师应采取多重管理,进行多方面的交流与借鉴。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近几年“读经热”“国学热”源起于台湾地区并逐渐推广开来。从经典的价值来说,中华文化中民族的睿智,博大的胸怀,艰苦卓绝的精神是教育学前儿童的宝库。经典的诵读不仅在于其实用价值,更在于文化熏陶、人文精神的培养。儿童复归经典更关注个人体验,正如庄子《逍遥游》追求人文的自由美感与超脱。《论语》中“君子忧道不忧贫”,“不迁怒,不贰过”等经典章句也无不体现着浓厚的人文情怀。作为中华文明发源地的我国大陆,当下所采取的教育还是以实用主义教育为主,其弊端日益凸显,我国学前人文教育必须审时度势,立足本土化文化传统来寻找人文教育的源头与归宿,促进学前儿童长远健康发展。 作者:张春秋 单位:淮北师范大学 儿童人文教育研究:浅谈儿童美育中的人文教育 当今社会尤其是美术教育界对儿童美育越来越关注。新世纪的儿童美术教育需要社会全方位的关怀,以人文精神为主线的美育是现代美术教育的主要特征。未来社会是一个开放竞争的社会,竞争的优秀是能否拥有高素质创造型人才。进入21世纪,“以人为本,以培养综合性人才为宗旨”的现代教育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这就迫切需要我们改革传统教育中只注重知识、技能的传递式教学,研究新时期的素质教育,注重情感、态度,注重探索、创造的开放式教育。 一、儿童美育与人文教育的内在联系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些人文主义教育家便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教育指导思想,并主张重视美育,当时著名的教育家维多里诺正是因为看到了中世纪教会教育压抑人个性的那一面,才给自己创办的学校取名为“快乐之家”,并在学校的墙上饰以儿童游戏的绘画,以激发儿童的热情。 上个世纪90年代处一场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在我国展开,它直截了当地触及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涉及了社会思想、道德、精神、文化和教育的发展问题。虽然“人文精神”是由文学界提出来的,但很快就超出了文学界,而成为众多学术界人士所关注的问题。现代教育的人文意义与价值及精神在教育中的体现是以人生为目的,人生理想、意义为优秀,继而延伸到知识、道德、审美等各个方面的。 我国儿童美术教育由于受到功利主义教育观的影响,教育的基点定位在知识和技能的层面,儿童感受到什么,有什么情感体验,他们喜欢怎么表达,这些问题往往被忽略,它的定位更多的是促进儿童心理走向成人心理的转换。当然,这种转换是需要的,但却不是唯一的。在美术活动中,感性的知识转授,人性化环境的熏陶,尊重儿童的情感体验,使之内化为稳定的人格、气质、修养等内在品格。 二、儿童美术教育需要与人文教育结合 面对众多的困惑,很难说今天的儿童美术教育状况是令人满意的。谈起儿童美术教育时,很多家长和老师最关心的是“怎样教育”这一现实的问题,包括将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孩子怎样才能提高画画水平等等。但是,谁都知道,不懂得心的教育就不能有好的教育主张和方法,不懂得儿童美术教育是什么,就不可能有突出的教学效果。以人文为主线的美术文化贯穿于美术学科中,我们转达给儿童的视觉艺术应该具有一定的价值,儿童的潜在能力是通过人文文化的感召力来释放的。 (一)正确认识儿童美术教育在儿童心目中的地位 我们从来都是和孩子从同一方面看他们的画,而且是从同一视角。我们往往忘了考虑,儿童美术教育是一个承接和释放情感的载体,儿童绘画和他的身心发展一样,有一些早期的原生态净土,在这片净土上,每个孩子都在发展着自己的个性,按自己的规律成长。儿童美术教育在儿童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圣的位置,教师和家长应该给孩子提供自由表现的机会,鼓励他们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大胆的表达自己的情感、理解和想像,尊重每一个孩子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分享他们创造的快乐。 (二)拓宽儿童美术视野,让儿童热爱美术 儿童美术教育是在多元文化影响下以多样性的面目出现的,是以多元文化思想渗透的、综合的、全面的审美文化教育,“美是生活”,生活中到处有美的事物。传统的美术课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绘画及技能的培养上,使原本应当丰富、生动活泼的美术-堂中,课堂造成了儿童部分个性的缺失,束缚了他们的想像和创造,儿童美术教育的终点不是要儿童走向一个共同的点,这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应该注重过程,既在过程中提炼美术的精华,让每个孩子的个性不受阻碍,自由发展。 大自然是每一位儿童向往的天地,儿童的生活源于自然的观察和体验。观察是美术教育的教学优秀,是儿童绘画的源泉。孩子看的多,经历的多,留于心中的印象就越多,画画时内容就会丰富,想像即无穷。观察并不是让儿童照实描绘他们的所见,而是通过观察来培养他们对生活的一颗敏感、细嫩的心灵,丰富他们的感性认识,提高认知水平。教育者要善于抓住观察的时机,根据儿童的兴趣和适宜的环境,用积极的语言,提升儿童对绘画的兴趣。 儿童拥有稚嫩的童心,它无不被情所牵引。色彩是儿童表示情感的语言,教师要善于发掘每个孩子身上的潜能,知道他们表达的需要,选择他们所要表达的方式。要让孩子热爱美术,作为执教和教导者,对自身要有严格的要求,自己要热衷于生活中的美,保持对美术的热爱。用自己的热情感染每一颗渴望在白纸上“舞蹈”的心。 (三)美与情感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高于生活是因为它提炼了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并融入了作者的思想感情。美术教育更是通过生活中那些直观、生动、具有美感形象的事物来进行的教育。因此,美术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启迪儿童对真、善、美的认识,陶冶美的情操,激发美好的理想和追求。 (四)美术教育体现人文的价值,为健全人格的塑造打基础 现代教育和教学思想非常重视“人”在教育中的地位,强调儿童为教学的主体,更注重人的品质与修养的培育。杜威提出要保存儿童的天性,……当读到这一段论述时,不由回想起尹少淳先生对儿童美术教育的一段精辟论述:“应该以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儿童画,千万要保护儿童美术学习的重要品质:如高昂的兴趣,旺盛的想象力和主动大胆的创造精神。儿童把美术活动视为游戏,既有兴趣,又有参加活动的愿望。 许多心理学家已经证明,自由说话或交谈,是缓和个人情感与他人之不和,以及侵蚀行动最有效的安全活塞。由于儿童语言发展的局限,他们还不善于用语言表达那些令他感到新奇或不满的事情,他们常选择绘画的方式来表达,边画边用语言来进行补充。这是因为美术活动比较开放,儿童可以不受限制自由灵活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愿望。这使他们的情绪、情感能够得到充分的渲泄,可以使儿童解脱心理压力和紧张,获得情感自由和适应能力,受到精神健康和心理治疗之效。 美术作品注重想象,提倡自由表达和创新,因而在美术创作中没有失败,不会产生挫折感,儿童的心情愉悦。在尝试操作或创作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丰富自己的学习经验,体验到发现、探索的乐趣。在完成作品时,他们又充分感受到成功的喜悦,自信心油然而生。每次美术尝试,对儿童来说是一次新的挑战,在新的挑战中他们所体验、感受的那份快乐、自信、成功,为他们今后能够勇敢面对新问题、新环境作好了准备。
建筑欣赏论文:建筑学中外美术欣赏课教学内容初探 一、社会背景 在艺术史上,把古希腊罗马之后到文艺复兴之前的历史称为中世纪。在时间跨度上是指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4、15世纪的欧洲历史,对于不同的国家,由于历史、政治和社会状况的不同,时间划分也不相同。一般认为,欧洲中世纪在社会制度上属于封建社会,而在中国,封建社会早在战国时代就开始了。欧洲中世纪存在着世俗和教会两种等级制度,国王把大部分土地封给大封建主,如公爵、伯爵、侯爵,后者把部分土地封给中等封建主,如子爵和男爵,中等封建主再把土地封给最低的封建主骑士。上一级是下一级的封主,下一级是上一级的封臣。天主教会也按等级分为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神甫、助祭、副助祭,这就是教阶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完全被排斥在封建等级制之外。城市市民被称为第三等级,政治上也处于无权的状态。在中国,许多人误以为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正教是不同的宗教,而事实上它们都属于统一的基督教Christianity,只是由于具体仪规不同和基督教特殊的历史而分为三个教派。基督教在中世纪消灭了所有的异教,基督教以外的任何宗教都被视为异端。在艺术史上,最能体现基督教思想的自然是教堂和与教堂相联系的各种作品(包括祭坛画和雕塑)。 二、教堂实例 基督教是由犹太教分化而来,产生于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耶稣的门徒把基督教传播到罗马帝国,起先基督教是下层人民群众信仰的宗教,罗马帝国统治者担心人数日益增多的基督徒会威胁到帝国的统治,对基督徒采取迫害的政策。后来许多中上层人士直至皇室成员都相信了基督教,君士坦丁皇帝终于在公元313年颁布“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为合法宗教,380年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从此教堂在欧洲大陆广泛建立,成为欧洲文化的重要代表。 (一)圣索非亚大教堂。 圣索非亚大教堂(Sophia Cathedral)建于公元532—537年,平面接近方形,东西长77米,南北长71.7米。前方有一座三面围以柱廊的院子。中央大厅上方覆盖着大穹顶,穹顶距地面55米。建筑师采用了一套穹顶体系支撑巨大的穹顶:正中高悬在上的是直径33米、高15米的半球形穹隆,由40根拱肋构成,下接一个鼓座,在四角通过一种叫做“帆拱”的三角形拱体把圆形过度到方形平面,架在四角各一个南北长18.3米、东西7.6米宽的巨大半穹顶上,以抵挡大穹顶的南北侧推力。大穹顶的侧推力在东、西两侧各由一个半穹顶承受,半穹顶的侧推力又由其拱角上较小的次一级半穹顶和墩座传递出去。在中央穹顶下面的鼓座上,开着一圈采光窗,从下仰望,大穹顶仿佛漂浮在半空中。墩座和墙体用白、绿、黑、红等彩色大理石贴面,组成图案,两侧巨墩之间有上下两层列柱,柱身呈深红或暗绿色。柱头白色,上贴金箔。穹顶和拱顶以及地面用马赛克装饰。公元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尔。土耳其人把圣索非亚大教堂也改为伊斯兰教清真寺,在教堂外面四角增加了四个尖塔,内部也增加了伊斯兰教箴言装饰。拜占庭建筑在俄国、东欧得到广泛传播。拜占庭建筑在集中式基础上又发展出平面十字形教堂,十字的四臂等长,称为“希腊十字”。在十字的每一个臂上都升起一座穹顶,与中央大穹顶相呼应。 (二)巴黎圣母院。 基督教神学的秩序感在建筑上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在“巴西里卡”的基础上出现了早期基督教建筑和罗马式建筑,后来又出现了哥特式(Gothic)教堂。 哥特教堂首先在法国出现,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是其第一个成熟的作品,这种风格后来逐渐普及到全欧洲。巴黎圣母院始建于1163年,由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奠基,1320年竣工。巴黎圣母院平面上属于“拉丁十字”(和“希腊十字”相对,纵臂长,横臂短)。整个教堂全长130米,宽47米,中部堂顶高35米。全部建筑用石头砌成。正立面按常规向西,进门后是长达127米的中厅和左右两条侧廊,十字交点以东是祭坛、三面围绕祭坛呈半圆的回廊和廊外隔成一间间的祈祷室。正立面是典型的哥特式双塔结构,分三层:底层有内凹的三座尖拱券门,拱券门内侧层层后退,下部布满雕像,上部是层层线脚,被称为“透视门”。右侧“圣安娜门”的中柱上雕有公元5世纪时巴黎主教圣马塞尔的像,拱肩是圣母和两位天使,两旁是莫里斯·德·苏里主教和路易七世的雕像。中门表现内容为“最后的审判”,中柱上是耶酥在世界末日审判每个人的场景:一边是升入天堂的灵魂,一边是被推入地狱的罪人。左侧的“圣母门”是三门洞中最精美的,中柱上雕有圣母和圣婴像,拱肩部分表现的是圣母生平。哥特教堂的特点是垂直感强,整个建筑有一种向上的动感。巴黎圣母院属于早期哥特建筑,到后来,哥特教堂更加强调向上的动势。在巴黎圣母院内部,中厅的宽度是12.5米,高度却达到30多米,上面交织着尖耸的肋拱。教堂后部在十字交点上是尖细的高塔,高达90米。横轴向左右伸出侧厅,立面上也有尖拱和圆形花窗。在教堂外面侧部还有凌空的扶壁支撑教堂。 哥特式教堂主要在法国、德国等北部欧洲国家流行。欧洲有一种说法,认为那些又高又直的哥特尖塔正是北欧森林的再现。在南欧的意大利,哥特式建筑不太突出,开始得也比较晚。1385年动工,建了500年才完成的米兰大教堂是其著名代表。“哥特”(Gothic)一词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它的贬称,意义与“野蛮”相近,但在艺术和建筑史上,它却逐渐成为了经典的象征。 建筑欣赏论文:行走中欣赏西欧现代建筑之五:柏林:没有围墙的乌托邦 它有自然界最常见的形态,直线和圆;它有自然界最基本的元素,空气和水;它有自然界最极端的生命,空气凤梨(Tillandsia)。它们合起来表达了自然界最纯粹的信仰:乌托邦。 柏林对我来说,是一个并不“异域”、但却非常“西方”的符号。这个非常“西方”的国家,演绎出一段让我们至今感同身受的历史。每一个到柏林的人,都会以他奇特的方式和某种“意识形态”结缘。比如我一位朋友的朋友周游到柏林的那天,恰逢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 一座墙被拆掉,一座墙又被立起来。 第二次去柏林,依然只安排了一天时间:参观几个博物馆,会一会旧友。清晨出发,经过两个小时,我们从汉堡中央车站到了汉堡火车站现代艺术博物馆(Hamburger Bahnhof Museum FtirGegenwart)。现代艺术博物馆于1996年重新开放,它的发展历史交织着现代制度的变革和现代城市的建设。博物馆的兴起伴随着君主帝国的衰亡,从前的皇家艺术馆脱离了普鲁士皇宫的管制,逐渐向大众开放,成为与大学类似的教育机构。汉堡火车站现代艺术博物馆前身是柏林皇太子宫的现代艺术品收藏中心,当时的国家画廊负责人路德维希(Ludwig Justi)着力展示“当下的艺术”(Living Art)。1933年之后,由于纳粹政体对现代艺术极其仇恨,博物馆被迫关闭。博物馆的重建亦承载了对现代城市精神的追忆,博物馆原址在19世纪中叶曾经是往来于首都和汉堡之间列车的终端站,是铁路体系中最早的车站之一。 博物馆新古典主义的建筑外观和它的藏品具有完全相悖的内涵。前者表达了对古典主义的崇拜和继承;后者则宣示了对古典主义的否定和反动,乃至对后现代主义的实践和畅想。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藏品主要是1960年以来新锐艺术大师的作品,包括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和赛扬托姆布雷(Cy Twombly)等等。这一方面是对德国纳粹主义政体野蛮遏制“现代主义”政策的修正,另一方面是德国思辨传统的批判性延伸。任何一种潮流,当它存在于当下的时候,它已经存在于历史中了。 所以,当我们认为乌托邦还是一种理想的时候,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实现过了。这是托马斯·萨拉切诺(Tomas Saraceno)的“云之城”给我的第一印象。怎么形容这个装置呢?它有自然界最常见的形态,直线和圆;它有自然界最基本的元素,空气和水;它有自然界最极端的生命,空气凤梨(Tillandsia)。它们合起来表达了自然界最纯粹的信仰:乌托邦。 我在东京农大的时候,曾到植物分子生物学研究室观摩了三天。他们用两个非常新颖的材料研究信号传导途径,一个是我们熟知的向日葵;一个就是南美洲的空气凤梨。当我看到“云之城”的第一眼,就猜想萨拉切诺一定和南美洲有些渊源。果不其然,萨拉切诺1973年出生于阿根廷,现居法兰克福。如果说传统的艺术侧重于展示技巧,那么当代的艺术则侧重于展示观念。“云之城”的灵感来源是肥皂泡和蜘蛛网,它们看上去不堪一击,实际上有不可思议的稳定性。设计师的终极构想是建设一个直径达一公里的“空中之城”,可以供上千人居住。这样的设想仿佛天方夜谭,但设计师在技术上已经提供了解决方案,即利用热气球原理和张力集成体系(Tensegrity)。“张力集成体系”是美国建筑师富勒(RBuckminster Fuller)首先提出的一种结构思想,他认为小到微观世界的原子,大到宏观世界的星体都符合自然界物体的运动规律,即万有引力是一个平衡的张力网,各个星球是这个网中的一个个孤立点。想象一下,若是整个宇宙的维度不断缩小会是什么样的呢?我想,会是眼前这个萨拉切诺人造的“云之城”。 萨拉切诺用长短不一的黑色尼龙线拉扯住20个大小不一的气球模型,尼龙线的另一头固定在墙上或地上,使球体高低不一地悬置于空中,彼此连贯。密闭的球体之间相互输送水蒸气,供空气凤梨生长;也有些空气凤梨成簇地裸露在空气中,被尼龙线用同样的方式固定起来。这些漂浮在空中的球体象征了宇宙万物千丝万缕的联系,绵延不绝。其结构完全符合富勒提出的“自然中总是趋于由孤立的压杆所支撑的连续的张力状态”的构想。在自然界中,拉力是看不见的,人们只注意到“岩石稳固地层层堆叠在一起”,从而认为宇宙万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只存在于这样笃实的压力。萨拉切诺用尼龙线表现出的“力”,正是大家常常忽略的,连续不断的拉力。传统的土木工程结构趋于建成正交梁和正交柱,而在张力集成体系里,构件可以排列成非常规的形式以达到最小的质量。按照相似的构成原则,一个张力集成体系可以作为另一个更大的张力集成体系中的一个构件,使这个体系有效地扩张,形成更大的实体。从单个细胞到生物体,从单个建筑到城市,莫外如是。 这样一个建筑结构学上的思维突破,随即引出了一个更深刻的哲学命题:绝对的水平线消失了,绝对的边界消失了,绝对的阵营也消失了。这种能动性和进步性,按照20世纪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观点,正是乌托邦与“统治势力权力系统支持的意识形态”的区别所在,因为后者是“固定的、停滞的、被动的”。然而现代主义运动以前的乌托邦,无论是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有之乡》,还是霍华德(Ebenzer Howard)的《明日的花园城市》,都设想建筑和城市在一个有限的规划里,反而显示出浓重的极权主义倾向。其实乌托邦这个词本身具有一定的反讽意味,utopia,第一个音节ou-意为“不”,但同时又与eu-为同音前缀,意为“好”;topos意为“地方”。那么,合起来到底是“完美的地方”,还是“没有地方是完美的地方”呢? 乌托邦强调集体性,认为个人的兴趣和愿望与集体的兴趣和愿望是完全一致的,多样化、个性、兼容性等人性的基本要素在理想的乌托邦社会模式中并不存在,它们没有存在的必要。起初乌托邦试图规划一整套“彻底的、完全、公正、无私和无可争议的”(柯布西耶语,精英主义的代表人物)社会秩序来取得集体的幸福感;发展到未来主义的时候,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和他的追随者们在城市建筑中引入了新的向量:速度。因此,能够追求速度之美的科学技术就成为了乌托邦城市设计的一个新元素。通过社会秩序的完善来达成乌托邦,现实中很少有人能真正表现出来。但另一个构想,即通过科学技术快速地淘汰与乌托邦精神相悖的混沌之态,却经常出现在科幻电影中,我们因此也更加熟悉。比如电影《千钧一发》里所描述的:未来的世界,科技的力量胜过一切,基因决定命运。人能够从事的工作和能够到达的阶级完全由基因决定。进入社会各个环节的通行证不是其他,正是你的血液。物尽其用,生生不息。 建筑欣赏论文:中国园林建筑欣赏与设计 摘 要:我国园林建筑历史悠久,类型多姿多彩,不仅有丰富的美学价值,也能为人提供方便。常见的园林建筑有亭、厅、楼、阁、廊等,其中以亭最为典型,亭不仅是园林设计中的重要建筑点缀,也是我国文化的重要元素,高处建亭可俯览全景,深林置亭可如诗如画,临水筑亭可相映成趣。亭是我国园林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美令人赞赏,其设计理念亦值得探讨。 关键词:园林;建筑;亭 1 中国园林亭欣赏 亭是园林中颇为活泼的审美因素,她作为园林建筑中的建筑小品之一,其本身是一种艺术,同时又是审美的出发点,“江山无限景,全聚一亭中”,园林亭的美包含了其建筑本身、园林环境以及整体的文化内涵,“中国建筑之美为群屋之联络美,非一屋之形状美也。”其美是多角度的,也是无穷的。 我国园林亭的美往往是虚与实的结合,是一种含蓄的美,饱含了浓烈的古典文化意蕴,所谓的"实"指的就是园林亭本身,她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有着自身阿娜多姿的美,而所谓的“虚”则是与园林相互辉映所营造出的美的意境,虚实结合,虚实相生。而设计师们所期待的就是让变幻多姿的实体亭来获取无限美的意境。 我国园林亭大多选用木质材料,因为木质材料建筑的园林亭往往能与自然融为一体,让人感觉到大自然的亲近,这种设计也正体现了朴素的宇宙观,而亭的屋顶也是亭整体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形状则富于变化,有简单的正方形、长方形以及常见的六角形、八角形,还有灵活的圆形、扇形等,如八角的塔影亭给人以稳重壮实的美感,圆形的笠亭给人以温暖和谐的美感,等等,其形状的变化体现着人设计理念的灵活以及大自然的丰富和包容千万景象。 随着时代的发展,园林亭也得以不断发展,增添了不少的元素和创新,园林亭的装饰也呈现出各种风格,包括材料的运用以及色彩的处理等等,而在当代,园林亭的建造往往会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尊重生态环境,同时还兼顾其地域特色以及园林所能带动的辐射区内的经济。 2 园林亭设计 园林建筑的设计主要体现在造型、布局、空间处理等方面,不同的设计给人的感觉千差万别,类似的亭子建筑在不同的环境中可能就是不同的韵味,而相同的环境中摆放不同类别的亭子也有可能一个是败笔而另一个可能就是创举了,所以,园林亭的选址一定要细细斟酌。园林亭选址与组景构思是分不开的,设计师必须要让设计的亭子与周围环境相融合,构成和谐统一的整体,而且还要充分考虑建亭处的地理因素对亭的影响,在保证美观的同时,还必须保证建筑的质量,可谓内外兼修,园林设计师经常会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园林的地理优势,增添优美的风景。根据具体环境进行分析,平地筑亭往往选择道路交叉口或路旁的荫凉之处,这种亭子不仅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同时还能为游客提供方便,还能作为标志,指引游客;山顶或山腰建亭也非常普遍,比如叠彩山的游览就是从亭子开始,行至半山腰又添置一亭,供游客驻足欣赏,待登上山顶,亭子又如终点,站在亭中,近处远处的景色尽收眼底,而游客身处的亭也成为了美景中的一部分,山中建亭不仅能方便游客游览,为游客提供绝佳的视角。 根据园林环境选定亭址,下一步就该深入研究亭本身的构造以及布局,使之与具体环境能融为一体。园林亭的平面结构往往比较简单,基本都是选择比较规则的几何形体,其构造除主体构架的柱子、亭顶、栏杆、座椅之外,通常还会有桌子、碑匾等等,亭的入口普遍会选择穿过式设计,一个或者两个入口将人引入小亭。而亭屋顶的设计对于整个亭以及园林来说都很重要,因而其设计风格往往也比较多变,有三重檐、歇山、盔顶、平顶等等,强调自然野趣意境的园林亭,其材料多选用松、竹、棕榈等结构或木结构,甚至是茅草顶也可以用来突出自然野趣的风格,也有仿欧洲古典、伊斯兰等具有不同地域风情的亭屋顶,其柔美的线条给人不一样的感受,为人营造出童话般的意境,但也不会显得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同时,园林亭的装饰也不能忽视,这些细节的设计不仅能体现出设计的精致,还能给人带来很温馨的感觉,比如淡雅的挂落能给人柔和之美,而精致的花格设计则能给人如诗如画般的感觉。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审美需求的变化以及艺术的延伸,现代化的园林亭的设计在尊重其文化的基础上,添加了很多新的元素,提倡”回归自然,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以及”回归文化,人文合一“的人文生态原则,要求园林的设计更多地与城市生活相融,提高人们的生活享受,因而,城市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园林以及园林亭,其设计往往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一种新的园林亭设计理念。 建筑欣赏论文:建筑审美欣赏中的意象重建 摘要:建筑既是实用的,也是艺术的,而艺术是要通过审美欣赏才能获得的。在建筑艺术欣赏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意象重建,它同时也是建筑审美欣赏的优秀。本文从文学的美学角度,着重分析研究了在建筑审美欣赏中意象重建的作用和欣赏过程中领略的不同层次,由外及内,由里触及建筑欣赏中人物相融的最高境界,以期提高建筑欣赏的品位与水平。 关键词:建筑;审美欣赏;意象重建 建筑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是人们用泥土、砖、瓦、石材、木材、钢筋砼、型材等建筑材料构成的一种供人类居住和使用的空间,如住宅、桥梁、体育馆、窑洞、水塔、寺庙等等。广义上来讲,景观、园林也是建筑的一部分。在西方,建筑素有“凝固的音乐”与“石头史书”的称誉。古罗马建筑家维特鲁耶的经典名作《建筑十书》提出了建筑的三个标准:坚固、实用、美观,这三个标准一直影响着后世对建筑的认识和发展。 建筑物只是坚固、耐用却不美观,那它只能是满足功能的房子。只有具备了实用和审美两重性的建筑物才可称为“建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建筑艺术。建筑具有独特的审美,因而对建筑艺术的欣赏就要从领略建筑艺术欣赏内在的审美规律出发,探索建筑欣赏的内核——意象重建。 意象是一个内容丰富、结构复杂的系统,所谓“意”是指人们在审美活动中的意向、意欲和表达的思想情感、艺术追求等,而“象”则指人们通过想象创造出来的,能为感官直接感受、知觉、体验到的非现实的表象。意象是人与世界的交流融合中生成的精神品,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存在和一个审美表象系统(包括仿象、兴象、喻象与抽象),经过物态化和物化构造生成的现实的艺术品。 为什么在欣赏建筑艺术时要进行意象重建?这是因为意象在建筑创造和建筑欣赏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艺术创造的优秀是意象的生成”,而欣赏建筑艺术依然是意象生成的过程。在建筑物起始的构建及建造过程中,设计师及建造者们在满足实用功能的基础上,依据自己的理念、思想、精神、情感意象倾注融灌于建筑中,在建筑物中无不打下建造设计者的精神世界与艺术追求的意象烙印。而审美欣赏者站在创作者的肩上欣赏建筑,在接受创造者原有意象的同时,也在重建扩展着自己对建筑的新意象。虽然这种建筑欣赏生成意象的契机来源于已有建筑艺术品,受其外观和内涵的暗示与引导,重建的意象不会完全脱离原有意象,重建一个与原有意象毫无任何关系的意象,但这种意象的生成不是简单的重复或复制,不可能完全获得建造者创作的原始创意,而是欣赏者对建筑能动的产生意欲、情感、想象,重建着一个与原创意既有相通,又有区别的新的建筑意象世界,这一意象世界的生成是建筑欣赏的优秀,其实质就是建筑艺术欣赏的意象重建。 建筑意象的重建,对于不同时代、不同环境和不同的人所生成的意象也不尽相同。从古至今,众多名人名家、文人墨客和欣赏者住足在建筑成果前,在赞叹中流连忘返,留下了无尽意象世界的千古绝唱。如中华民族的象征——长城,它最早出现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历代王朝都进行过多次扩建与修缮,主要是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把其作为城堡防御匈奴、东胡的南下掠夺,其军事作用是卓有成效的。而随着朝代的更迭,长城的防御功能逐渐弱化,赋予它更多的内涵是中华民族智慧与聪明的象征。由于它多建于群山之颠和逶迤的险山峻岭中,为欣赏者留下丰富的意象世界。曾写道“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和“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等大气磅薄的诗句。而今,长城作为春秋至明时期的古建筑,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成为向世人开放的游览圣地。在穿越历史的金戈铁马和峥嵘岁月的空间中,游览者寻找着古人建造者的足迹,感叹着先人们伟大的创举,生成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意象。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嗟叹道:“在这里,我们要对中华文明表示极大的崇敬,在悠久的历史面前,我们的时间太短暂了。”从单纯的军事作用,到成为一个民族的象征,再到对历史感叹的变化中,对长城的审美欣赏中所生成的意象,充分反映了建筑审美欣赏中意象的重建过程。 即使在今天,建筑欣赏的意象重建也无处不在,如当今流行的以“怀旧”为特征的新型审美需求,在许多地区成为时尚,如北京、上海等地区的一些老军工企业、钢铁厂、纺织公司等废旧厂房和设施,在工厂旅游、产业观光、艺术工厂等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建筑设计师们以新的视角重新定位、重新挖掘和重新改造,对这些老厂房和旧设施在实用功能、保护资源、历史文化方面,从表现形式到建筑内涵重建意象,让游人在留恋建筑原有创意的同时,对新创意也倍加欣赏,使老企业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与青春,也提升了建筑艺术的审美欣赏水平。 优秀的建筑艺术,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欣赏者有着不同的意义。建筑艺术的欣赏,不是重建意象一蹴而就,对于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群体,它是一个开放的无终极结果的过程。欣赏者对建筑艺术产生审美的感受也是一个多重结构,它是由外到内,由表及里,不断升华的审美感受,是从孕育到朦胧再到清晰的心理变化的阶段性过程。因此,在建筑艺术欣赏的过程中,对建筑审美意象生成各个层次的理解和把握,要细致入微的探寻这一精神层面在建筑意象生成过程的三个阶段。 一、建筑立面须突出观察 观察是欣赏者透过艺术的形式符号在直观层次上初步感受和重建意象。对于建筑作品,欣赏者最初接触时,首先看到的是由物质材料堆成的建筑外观,通过建筑的名称、实用功能及所处空间,对建筑外部形体有一个最初直观的了解,通过建筑的线、面、造型、体量、排列、色彩等独特的艺术抽象语言,欣赏者开始感觉到其背后隐含的或历史、或文化、或地域等方面的意义,从意识上初步有了一个不太完整或是粗浅的意象,或多或少的能够感觉到建筑外表所体现的直观上的美。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朦胧之美,对于不熟悉的建筑作品,欣赏者凭借自身的艺术敏感力,来感受这种似有似无潜意识中的朦胧之美,但这种对建筑的感受毕竟是浅显的,且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心理状态,有些欣赏者甚至没有感觉到建筑的这一朦胧之美,尤其是在一些建筑作品中,表现出的思想意义非常隐喻或隐晦,欣赏者对表现出的某种宗教、非现实流派、地域文化等缺乏了解和熟悉,如建筑上的后现代主义、新现代主义一些“光亮派”、“银色派”、“高技派”等,其创造的意象就不是普通欣赏者所能体会到的。 建筑欣赏论文:关于中外建筑欣赏课程教学的几点思考 【摘 要】 高职类艺术设计专业学生有个相同的特点,学生在上课时一味的追求软件的技术运用,而设计的作品总感觉在设计上美感不足。原因是很多学生没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或者是学生的审美能力不行。学校开设一些基础类课程,如素描、色彩、欣赏课等课程似乎是在给学生打基础,但实际的教学中,课程的结构和学生之后的设计联系不紧密。教学时经常是非常枯燥地讲解图片,这也成为这类课程一个很大的误区。在此对中外建筑欣赏课程进行了以下几点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法,以期对课堂教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建筑赏析 教学设计 教学改革 众所周知,艺术讲求审美和精神,技术针对实用和物质。但是无论如何,艺术和技术都要结合才起作用。在很多高职院校都开设了艺术设计类专业,其中艺术欣赏类课程都是必不可少的必修课程,如:艺术概论、中外设计欣赏、建筑赏析等课程。老师上课的形式以讲授为主,学生没有动手实践的机会,学生的学习只是停留在简单地被告知上。却忘记上这门课程的真正目的是:通过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把知识能运用到实践中去。而大多数课堂教学中却忽略了这些,迷失了教学的方向。笔者在几年的教学工作过程中,通过课堂教学改革,总结出了以下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法。 1 明确教学目标和课程目的 高职艺术设计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强调动手能力,培养懂艺术设计观念的操作能手。但很学生在非常熟练地使用一些软件操作上做出来的作业总不尽如人意,其实就是忽略了基本美术知识的加强。以中外建筑赏析这门课程为例子,首先我们应该让学生了解学习此课程的目的。本课程旨在使学生通过中外建筑赏析,了解国内外著名建筑,从这些建筑中让学生体会到各种建筑之美,在课堂上学生通过老师的讲授对建筑审美有所感悟,课外学生通过阅读去了解更多的建筑知识,从而提高自己的审美和鉴赏能力。为后续将要开设的关于设计的专业课程的学习做准备。比如:在欣赏作品的时候,需要从不同方面去考虑:材质、结构、构架、环境、技巧等,并且将自己的想法融入其中,课堂中应多让学生表达出自己的感悟,不应简单的满足于对表象的了解,学生只有对一个作品有了自己的感悟,知识才能升华成灵感,才更容易将其应用到自己的设计中去。学生了解了课程的目的,学习起来将更有动力,有方向。 2 课程的教学结构应辟新路 这里所说的教学结构应辟新路,并不是舍弃传统,传统的教学方式所讲授的建筑欣赏给人的感觉是老师知识丰富而学生孤陋寡闻,课程上完后写一篇论文草草了课。传统的建筑欣赏课,大多老师都是按照历史的发展去计划上课的内容。上完课程之后留下在学生的脑海里的却是很多历史标志性的时间,建筑大师的名字,忽略了艺术设计学生真正要走的方向。那么课程的目的是什么呢?艺术设计类专业学生的重点应该是在短短的课程中如何得到“启发”,如何去挖掘建筑中的精髓。所以作为建筑欣赏的教学不能再用老模式去讲授课程。以下是我对该门课程的结构的理解。整个课程结构分两部分:认识建筑艺术和体验建筑艺术。课程根据学生专业可以选择性学习。如室内设计方向学生,根据课时我们可以只学习体验建筑艺术这部分,这部主要包括:民居建筑、园林建筑、宫殿建筑、宗教建筑。着重点可以放在各种建筑的特色上,这主要是为了能为学生以后的设计增加设计灵感。如图1所示。 图1 课程内容结构图 3 教学中应该要教学互相促进 时代在发展,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1]学习艺术也是一种提高个人精神情操的行为,它可以使人们在繁忙的工作后放下疲惫的身躯,感受身边美好的事物。但在艺术作品教学中怎样让学生去思考艺术的内涵,领略作品的精髓,并探索新的艺术之路呢?我们以苏州园林和苏州新博物馆为例。苏州园林充分体现了“自然美”的主旨,在设计构筑中,采用因地制宜,借景、对景、分景、隔景等种种手法来组织空间,造成园林中曲折多变、小中见大、虚实相间的景观艺术效果。通过叠山理水,栽植花木,配置园林建筑,形成充满诗情画意的文人写意山水园林,在都市内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城市山林”。苏州新博物馆设计者设计大师贝聿铭的祖籍是苏州,对于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贝聿铭设计博物馆新馆,设计结合了传统的苏州建筑风格,把博物馆置于院落之间,使建筑物与其周围环境相协调。博物馆的主庭院等于是北面拙政园建筑风格的延伸和现代版的诠释。在学生学习《园林建筑》这一章节时,我们可以把园林建筑与苏州新博物馆联系起来分析,分析他们的传承与发展。如果去枯燥的讲解苏州园林,学生可能很难领会园林的巧夺天工。但把当今的新博物馆和苏州园林联系起来去思考,这也许能给学生更多的启迪。如图2所示。 综上所述,在进行艺术设计时不需要理论去左右设计,太注重理论,将把我们的设计限定在一个框框之内。在平时的教学课程中,首先要告知学生的是课程的学习意义,让学生知道学习本门课程的目的。其次,旧的教学结构需要更新,用更好的方式去启迪学生发现美。最后,教学中应该要教学互相促进,知识不是孤立存在,传承与发展也是我们在设计中经常用到的。在课堂的内容的编排上要多引导学生去感悟美,引领他们去发现美、实现美,这才是课程的真谛。 建筑欣赏论文:中学生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欣赏 有人说建筑是首凝固的诗,其实建筑比诗更华美,更厚重,更感人至深。中国是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古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这就使得中国古代建筑种类多样,异彩纷呈,别具特色。在高中欣赏课中也有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欣赏内容,如何引导学生学会欣赏古代建筑,能体会和感受建筑的内在美,这是任课教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让学生们对中国古代建筑感兴趣,笔者尝试了以下方法。 一、缩短古代建筑与学生生活的距离,激发学生兴趣 现代社会是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各种新颖的建筑艺术作品罗列在我们眼前,学生往往受其影响,更愿意多了解现代建筑,而忽视了我国独特的古代建筑。而这恰恰是我国建筑的根本,是不能忘却的记忆。应该如何引起学生兴趣呢?笔者觉得精彩的开头很重要。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精彩的导入能使人眼前一亮,能成为课堂的“点金之笔”。精心设计的导入过程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把学生离散的自由思维状态引导到教学中来,大大提高教学效率。建筑与我们的生活联系比较紧密,教师可以选择一些视觉冲击力很强的画面来引起学生的兴趣。例如在教学《皇权的象征――宫殿建筑》一课时,笔者播放了一段故宫的全景视频。这段视频的拍摄角度比较特别,在一分多钟的背景音乐中,画面从北往南俯瞰着故宫,极具震撼力的场面,让人不禁感叹故宫的庞大与威严。视频同时也勾起了学生极大的兴趣,他们觉得自己原来对故宫还是知之甚少的,因而自然而然地有了想去了解的欲望。 二、严谨的教学结构,让学生主动获取知识 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与否就看教学过程是否严谨有序。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知识,我们可以从建筑的布局等方面去欣赏,从而了解建筑的基本知识,学习欣赏古代建筑的方法。中国古建筑例如住宅、宫殿等,在布局上有一些相似的规律。它们大多由若干个庭院组成。一般来说,多数庭院都是前后串连起来,通过前院到达后院。家中主要人物,往往生活在离外门很远的庭院里,这就形成一院又一院层层深入的空间组织。古人所说的“侯门深似海”就很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建筑在布局上的重要特征。这种庭院式的组群与布局,一般都是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比较重要的建筑都安置在纵轴线上,次要房屋安置在它左右两侧的横轴线上。 为了让学生了解这一特性,笔者就举故宫建筑为例。北京故宫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宫殿建筑,具有代表性。故宫建筑大家都比较熟悉,有些学生还去过故宫,于是笔者就请去过的学生回忆一下,在浏览故宫时都参观了哪些地方,然后在故宫俯视图上指出这些建筑的位置,尝试让学生总结参观地点的规律。学生很快发现,原来大家几乎都是沿着一根直线行走的,从前到后参观了这条直线上的建筑。配合图片浏览,学生得出结论,故宫建筑是沿中轴线左右对称的,重要的建筑就放在这条中轴线上。然后观看一段简短的视频,让学生从几张建筑照片中看哪种布局与故宫相似。大家都认为四合院的布局与其最为相似。这也就说明了故宫的布局是一种庭院式的布局,是一层套一层的。 通过图片浏览,学生能感受到故宫建筑的布局是对称的,而且是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同时也体会到了中国古代建筑独特的艺术魅力。就像一幅中国画长卷,必须一段段地逐渐展看,不可能同时全部看到。走进一所中国古建筑也只能从一个庭院走进另一个庭院,必须全部走完才能看完。古建筑的艺术形象也就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脑海中了。 三、鼓励学生自主探究,实践体验中国古代建筑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古典园林与我们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学生也都游览过古典园林,让学生用所学的分析中国古代建筑的方法去分析古典园林,能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用分组合作的形式进行,既增强了相互间的合作能力,又在无形中融入课堂内容的学习中,课堂气氛十分融洽。 这样的学习方式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所有学习小组都很积极地去寻找关于园林的材料,并配合PPT讲解自己小组的学习成果。从PPT展示的过程中看到了学生对于园林艺术的独特见解,每个小组重点分析的内容都不一样,正好形成了知识的互补。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学生的兴致很高,在搜集整理制作的过程中学生既学到了知识,又有了自己展示特长的机会,在快乐中学习,这是最棒的学习状态。 罗曼・罗兰曾经说过:“人类历史上的那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就如一座座高峰,我们要定期登上这些山峰去看一看,去呼吸新鲜空气去汲取营养,然后我们才能神清气爽地下山,勇敢地投入生活。”对高中学生来说,更加要注重对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熏陶,让他们学会欣赏分析中国传统的建筑艺术,体会建筑艺术的美感,汲取古典艺术的精华,从而更加热爱中国的民族艺术,将中国的伟大文明传承下去。 建筑欣赏论文:中国古代建筑欣赏 [摘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建立在城市之中,这些建筑犹如一道人工风景般映入我们的眼中,让我们对其产生不同的联想。建筑是空间的艺术,环境的艺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建筑始终保持了其自身的独特性格。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是中国人的伦理观、审美观、价值观以及自然观的深刻体现。 [关键词]对称美 布局 形象美 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体现在许多方面,而中国古代的建筑更是让古今中外对其叹为观止。其规模浩大、形象曼妙。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观赏中国的古代建筑,感受中国古人的智慧。 一、中国古代建筑的对称美 对称美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之一,我国古代很多事物都体现了对称美这一思想,例如女眷的发饰,窗户上的剪纸。同样对称美是我国古代建筑的一大特色,在我国古代建筑中,对称无处不在。建筑是一代人生活习惯和思想的沿袭,所以我国古代建筑也深受宗教思想、文化教育等影响。道家的中庸思想在我国古代建筑中的到了很好诠释,其具体思想就体现在古代建筑的对称美上。 二、中国古代建筑与自然景色的天然合一 在科技还不发达的古代,淳朴的古人只能用迷信解释那些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因此,古人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和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古人崇尚天人合一的境界。所以在我国古代的建筑中,有很多与天最接近的古建筑的传说,如:云顶天空,蓬莱仙道等。事实上,也确实有很多建筑建到了离天空很近。例如布达拉宫屹立在西藏首府拉萨市区西北的红山上,布达拉宫是13层宫殿建筑,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宫堡式建筑群。它的地理位置是古时候燃烟较少的西藏,而且它确实做到了“与天同高”,给人一种天空的假象。 我国古代建筑与自然的天然合一还体现在许多其它的方面。例如:我国古代的皇宫里都有御花园,而许多南方的园林小院里也有自己的后花园、假山、鱼塘等。 三、庭院式组群布局 中国建筑特别重视群体组合的美。这些建筑十分重视对中和、平易、含蓄而深沉的美学的追求,这些建筑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族审美习惯,与欧洲等其他建筑体系建筑个体的体形体量、外向性格的强烈对比等有明显差别。 在古代中国,封建思想牢固,有“长幼有序,内外有别”思想意识,所以古代多数庭院都是前后串连起来,通过前院到达后院,这种庭院式的组群与布局,一般都是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这种庭院的建筑方式体现了古人门第思想深固,另外这种庭院结构也能体现当时庭院主人的家世如何。一般情况下,庭院的规模和庭院主人的财势官力是成正比的。这也就有了古语“庭院深深深几许”,“侯门一入深似海”。 这种错落有致的院落结构不仅加深了古人之间的门第思想,而且也给我们后人今天参观留下了几许神秘色彩。 此外,我国还保留了一些老北京四合院的房屋。这也四合院也体现了古人庭院式组群布局建筑。古人不仅爱将生前居住的地方建成庭院式结构,考察很多官宦人家的墓地,很多也是“庭院式”结构的,古墓中主墓是墓主人的死后栖息所,而除主墓外还有好多坟墓在古墓中,这些坟墓构成一个“庭院式”结构,把亲人死后也可以联系在一起,也体现了古人生死相依,封建迷信。 四、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 中国古人无疑是最有想象力的。我国古代的建筑多半是以牛马蛇神之类的动物作为依托来建筑的,在我国许多古楼之中,有很多房梁,支柱等建筑上都有龙凤的雕刻,让人望而生畏。而古楼的楼顶四周也多以神兽动物来装饰,给人一种威严感。 而中国古代的石狮应该是中外显著的标志之一。石狮多半放在古代权威人家的门口“看家”,让对主人有非分之想的小人望而却步。同样,石狮高大威猛,目光凶狠,给人一种威严感,象征主人的财力与权势。是家里、门第雄厚的代表。 《红楼梦》中贾府无疑是当时最为有实力的家庭之一,而大观园的门面上也同样矗立着两个石狮,象征着贾府的势力。 此外,中国古代的建筑最敢于使用色彩也最善于使用色彩。不过,古代建筑在用色方面也是有阶级之分的。不是每种颜色都是可以随便运用的。即便如此,我国古代的建筑无不体现了一种大气、富丽堂皇、美轮美奂。尤其是在佛门之地、皇宫贵族的应用,让人看后无不感慨天朝的壮观,浮想联翩。 五、古代建筑与“风水”的结合 风水之说也是起源中国,并且可以说是流传至今,在现在,我们很多家庭盖房子还会找风水先生算上一挂。而在中国古代,由于古人对封建迷信的依赖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所建建筑每一处都有风水之说。尤其是国都选址,皇陵建造,无不是“风水宝地”。古人崇尚“天时、地利、人和”,而这里的风水就是讲的“地利”,而风水宝地之处多是高山多水之处。先不说这些地方是否真是风水宝地,但是这些远离尘世的地方多少可以使人心灵沉静,是佛家陵墓的首选之处。也可谓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风水宝地了。 传统风水学所追求的美,是自然的美。风水所说不需要雕饰,只需要选择。在选择风水宝地时,我们首先应当注重地势的“美”与“恶”,与此同时,风水之说以天然的美为最好。这种天然美,就是井然有序的和谐。 其次传统风水学说追求的美,就是整体的美,而并非零散的、支离破碎的美, 这种整体美,就是有机统一的和谐。和谐美,首先是体现在人为建筑与周围大自然上的和谐统一,而在这个前提之下再追求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和谐美。 这种和谐,又和古人中庸的思想和为一体了。 六、总结 建筑的历史美,主要是体现在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建筑上。我们人类的每个时代,均是用它所有的技术来创造建筑。而那些被历史遗留下来的建筑,有它存在的理由,也有被我们欣赏的道理。 建筑欣赏论文:建筑艺术欣赏在课堂素质教育中的应用 建筑艺术欣赏是一种审美教育,将其与工民建专业的课堂教学结合起来,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优化课堂结构有着重要意义,能有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建筑艺术欣赏在工民建专业课的课堂教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它通过对建筑艺术的欣赏途径,以达到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改变中专生课堂效率低下的现状,且能培养学生的审美情操、职业道德以及“丰富知识,拓宽视野,陶冶情操,提高素质”的目的。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常常是将课本上的专业知识点“满堂灌”,这种“填鸭式”的教学,师生都不讨好,往往是教师厌教、学生厌学。尤其现阶段是“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过渡时期,在专业课教学中,若不注重教学主体的差异性,不注意深研教法的适应性,忽视建筑艺术欣赏,将导致学生对专业认识不足、学习兴趣“江河日下”。 建筑欣赏教学是通过建筑艺术的具体形象来感染人、教育人,因此它的教学过程实施是让学生从欣赏者的角度出发,依照建筑艺术的内容和审美规律体验和感受。造型、空间、环境、意境、主题均为审视的内容,以自身独特的艺术特征引人入胜,甚至跨越时间、地域和种族性,成为标志性形象建筑或构筑物。比如,古代传统建筑:北京故宫、四川乐山大佛、西藏的布达拉宫、印度太阳神庙,近现代建筑:中央电视台大楼、南京商茂大厦、芝加哥西尔斯大厦、悉尼歌剧院等,通过建筑艺术的欣赏,了解社会生产力发展史,感受现代化建设是如何令人振奋!中国现代建筑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突飞猛进,上海浦东金茂大厦(420米),上海环球金融中心(480米),与傲然屹立的东方明珠电视塔(460米)对立,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成为人们认识时代精神、观瞻新风尚的窗口! 这些现代建筑艺术的新成就为我们组织教学内容,发掘建筑的艺术感染力量,启发学生思维,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而每位教师所面临的困难是:素质教育如何操作?因材施教、因时因地制宜、分层次分程序教学是一个大的范畴,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去摸索、去实践。“素质”一词,生物学上本义指与生俱来的生理解剖特点,即所谓的“遗传因素”,它是人的能力发展的自然前提和基础。素质也可理解为:当你抛开一切知识与书本后剩余的东西,它不是某些具体的知识或技能,而是所有事物、知识、文化等在人的身体、心灵、头脑、骨髓中内化之后表现出来的品质。“人之初,性本善”的善也应该指与生俱来的好素质。有专家认为,“审美教育,是达成素质教育的最好途径,也是当前教育改革及运作的突破口,更应是身临现代困境的人和社会解放的必要中介。”审美心理结构的完善,将极大地影响人的智力开发,使审美教育与单纯的以传授知识和技能、培养理性的逻辑思维能力为主的传统模式的智力教育或空洞说教走形式主义的德育教育区别开,“以美启真”“以美储善”,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建筑艺术的特征有四个方面:形式美、静态美、动态美、意境美。课堂教学中建筑艺术欣赏方法,一是了解和掌握形式美法则,以审美的态度来欣赏;二是具备一些建筑学知识,了解作者的时代背景和创作意图;三是善于发掘作品的文化内涵;四是从整体结构上全面、完整地欣赏艺术作品;五是加强广泛的艺术修养,掌握各类艺术相通之处。 课堂教学中,有限的时间还要用于组织教学,教学任务是主要。如此,建筑艺术的欣赏内容必须有所取舍,以利于组织,发挥高效率。因此,应遵循潜移默化的原则,尽可能不显现教育的意图,以便更大效率地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即所谓不露痕迹地起到教育目的。根据教学的需要,有时穿插在课堂教学中间跟随某个知识点之后;有时直接在授课之前,开始上课时介绍;有时在课后和大家谈论;更多时候是让学生自主搜集这些信息,做调查报告,做展板展示,以拓展知识面,提升专业学习的兴趣。 从基本层面上讲,学生是爱学习的,然而传统教育模式的打压策略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激情,加上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海量信息,学生不满足于枯燥的课堂教学。计算机知识的普及,使学生兴趣转移,从互联网上接受知识很快,它的优点在于信息多、更新快,问题出现在管理的调整和网络的安全检查方面,如一旦解决,则传统的多教师教育局面将面临冲击,教育观念的更新非常紧迫,作为教师,应该积极地探索实践新的教学方法,让课堂丰富多彩,使学生能接受较多信息。教育调查显示,教师的人格力量和博闻强记是学生喜爱的重要因素。 因而,建筑艺术欣赏应用于专业课的教学过程中,增加了知识的信息容量,同时,教者再控制好知识点的相互关联,能有效完善教学环节,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我发现这种建筑欣赏的教学模式的确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教学反馈显示学生课堂上再也不是无所事事,而是积极参与的。 (作者单位 江苏省溧水中等专业学校) 建筑欣赏论文:我国古建筑的美学欣赏 建筑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是一项很大的工程,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具体到物力上就是建筑材料的使用。而由此散发的建筑美也给人深思,对于古建筑的美学欣赏必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建筑设计。 一、材质的美学欣赏 古代没有现代的高科技没有钢筋混凝土,他们采用的材料大多都是纯天然的,仅仅进行简单的人力加工。技术条件决定了古代建筑只能以木材和石头为主,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建筑大都是木结构和石结构的。 就木结构而言,由于木材的长度有限,那么用木材构建的建筑也就不会很大,而且会有很多的支撑柱子,内部结构小巧紧密很有安全感。这反映出古代人追求内心的宁静和高雅。这种小巧玲珑的木结构建筑反映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从美学艺术上讲也就是取法自然。这样的建筑群让人有一种喜悦感,很有回归自然的感觉。与欧洲古典的石料建筑相比显得温润柔和,同时显示出中国古人欣赏自然的美学价值。北京故宫建筑群最主要材质就是木头,体现古人追求意境和自然之美的美学观点。 就石料结构而言,大多是指就地取材的山寺建筑和园林雕刻。相对于木结构的而言石料建筑较少,这与古代人力物力有限有很大的关系,尽管如此古代石料建筑还是和木结构建筑一样最大的体现自然之美,很少有人类刻意雕画的痕迹。许多流传至今的皇家园林都是用天然成型的石料来布景。石料建筑与木结构的建筑往往相映成趣,浑然天成。 二、造型的美学欣赏 中国的古建筑可以说是形形色色,造型也是不计其数,每一种不同的类型都显示出不同的美学价值。古建筑造型中最突出的是屋檐的造型。中国古代建筑的屋檐与屋身有很大的统一性与连续性,也就是屋身的变化会带来屋檐的变化。古建筑的屋檐主要有屋檐高大、翼脚翘起的特点。飞起的屋檐有一种动态美,把本来静止的建筑带动的灵动欲活。这既有美学欣赏价值,也体现中国古老的动静结合的辩证思想。 除了屋檐,屋顶的造型多为曲线形,像希腊那样的平顶式基本很少见,这样的屋顶使本来笨拙的建筑显得灵动。而且这样的架构符合没美学的逻辑在简单和自然中增加美感,静态的屋身在动态的屋顶和屋檐的带动下极具美感。 古代建筑造型中不可忽视的是斗拱,斗拱使连接屋顶和屋身的部分。中国古代建筑大都是木结构的,这就有了特殊的构件斗拱。斗拱是古代劳动人民根据木材本身的结构把他穿插架构在许多木构件之间,一层层的叠加,放在屋檐下柱子和屋顶之间。斗拱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经过唐宋到明清时期发展成熟,他的最初出现只是为了连接柱子和屋顶,但随着建筑业的发展变化,渐渐成了装饰的结构。斗拱有着一律整齐的形式,而且相互对称相互均衡,各个部件之间都十分的协调,而且衔接的很巧妙,使整个建筑拥有和谐的韵律。斗拱的构件大都是正方形和长方形,就是从侧面看也多是倒过来的等腰三角形,从上面俯瞰有的斗拱成“十”字,有的是“田”十分的对称。并且斗拱的外观还有完整的几何关系的美感,展现出和谐统一的韵味。这种斗拱除了实用和美观价值之外,还或多或少的体现古代人的社会伦理和思想观念,和各种制度的秩序美。 三、色彩的美学欣赏 建筑有了形还离不开色,有形有色才是完整的美观的建筑。色彩是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不同的色彩传达出不同的信息,不同的搭配和组合也会有不同的效果。色彩是比较形象直观的表现方式,在建筑物上也是如此。中国古建筑大都是木质的,木头容易潮湿被腐蚀,为了长久居住和保持就需要在木结构建筑物的表面涂一些涂料来对建筑物加以保护。这些用以保护建筑物的涂料往往也兼具美学欣赏的价值,这是古代实用和欣赏相结合的价值观。在中国古代等级制度是非常森严的,这种差别也明显的体现在色彩上,尤其在衣服颜色的运用上要求十分严格。所以在古代建筑涂料的颜色运用也十分的谨慎。斗拱是在屋檐的阴影下面,常常以冷色调为主,比如青蓝碧绿。木建筑的柱子和墙壁大都以丹红色为主,这样的红色和檐下的青蓝碧绿相互映衬,形成鲜明的对比,达到很美的艺术效果。这样的对比色在寺庙建筑中运用的比较多,寺庙的柱子多用黑色,而底下的台基多是白色,这样就形成了鲜明的黑白对比。 古建筑中注意用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能颜色太杂,这样就不能现实建筑的庄严。我们经常用金碧辉煌来形容一座很富丽的建筑,但在中国古建筑中很少能找出能用这一词语修饰的建筑,即使作为几代皇宫的故宫也没有色彩斑斓,而是以黄红两色为主。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那建筑不可避免的表现等级制度,所以流传至今的古代建筑大都十分庄严,为了展现庄严在颜色的分配上不能杂乱。色彩的单纯给人一种崇高的威严感,宫廷建筑的黄瓦红墙达到了色彩的和谐还展现了皇家的雍容华贵。 四、平面布置的美学欣赏 古代建筑不仅单个的有很大的美学价值,就其整体的布局而言也具有很大的美学欣赏价值。古代的建筑都是庭院式的。有许多单个的房屋相互连接形成一座屋,然后在屋的周围布置一些其他的景观建筑,这样的庭院和建筑构成错落有致极具美感。古代院落式的布局是在重要的建筑前修建许都院落,主建筑放在庭院的最后,能够激发人们寻找主建筑的兴致和情趣,增加建筑的美感。同时依靠院落里的景致映衬出主建筑的重要地位和居住之人或拥有者的身份地位。古代的庭院还能使单一的房屋建筑富于变化,是主建筑的形态,呈现不同的姿态,从而达到衬托的效果。古建筑的庭院布局是建筑平面结构的纵深发展,呈现出非凡的艺术美感。 除了庭院组合古建筑也十分讲究布局的对称,主建筑大都建在中轴线上,其余的建筑都围绕中轴线对称分布,这样均衡的布置严肃又井井有条,体现中国传统的等级观念和不容僭越的君臣关系。 庭院和围廊组合的建筑在古建筑中是最常见的,像北京的故宫和明十三陵都是主建筑群掩映在层层的庭院之后,既显示出皇家的威严,又有很大的审美情趣。 结语 中国古代建筑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他的灿烂辉煌也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中国古建筑除了深厚的文化韵味外,在材质、结构、色彩和布局上都体现很大的美学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思考。通过将古建筑与现代化建筑相融合,能够更好地体现我国的建筑文化精髓,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何如涛,山西省晋中学院美术学院】 建筑欣赏论文:国内建筑艺术欣赏教育缺失与建构 一、幼儿园“中国建筑艺术欣赏”教育的主要类型要科学地开展 “中国建筑艺术欣赏”活动,教师首先要认识到它是幼儿艺术欣赏教育的重要部分,在此基础上,还要了解中国建筑艺术的基本类型,并根据幼儿的接受心理和兴趣点,选择适宜的教育内容。基于研究,笔者认为,中国建筑艺术的形式多样、造型各异,为了便于活动的开展,下文根据建筑的结构、色彩、装饰、造型与占据的空间位置等构成的外观特征与象征意义,依据满足人们生活居住需要与精神文化需求的属性,将中国建筑艺术分为园林建筑艺术、宫廷建筑艺术、民居建筑艺术、现代建筑艺术四大类,为幼儿教师组织相关教学活动时提供参考。 (一)“园林建筑艺术欣赏”教育 园林建筑是指建造在园林和城市绿化地段内供人们游憩或观赏用的建筑。下面以苏州“拙政园”园林建筑艺术欣赏为例,说明“园林建筑艺术欣赏”教育在不同年龄班应有的不同侧重点。小班幼儿:感知拙政园园林建筑艺术造型中视觉艺术的美,喜欢观看拙政园园林建筑艺术作品,能简单表达自己欣赏后的感受。中班幼儿:通过欣赏拙政园园林建筑艺术作品,理解拙政园园林建筑艺术的基本组成部分,能简单表述拙政园园林建筑艺术的特点。大班幼儿:通过欣赏拙政园园林建筑艺术,能够运用美术技能表现拙政园园林建筑艺术的结构、色彩、造型等。 (二)“宫廷建筑艺术欣赏”教育 宫廷建筑艺术是帝王朝会和居住的地方,规模宏大,雄伟壮丽,格局严谨,给人强烈的艺术感染。下面以宫廷建筑艺术中“故宫”欣赏为例,说明“宫廷建筑艺术欣赏”教育在幼儿园不同年龄班各有侧重。小班幼儿:感知故宫的宏伟,色彩的鲜艳,造型的多样性,对故宫的各种布局感兴趣,喜欢欣赏故宫。中班幼儿:通过观察与教师的讲解,能理解故宫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典型建筑式样,特点是布局方正整齐,各部分之间对称、均衡、和谐,感受故宫建筑的艺术美。大班幼儿:在感知、理解故宫特点的基础上,用涂色、填画、造型等手段,表现出自己对故宫的感受。 (三)“民居建筑艺术欣赏”教育 民居建筑艺术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是人类最早的、最常见的建筑艺术类型。下面以欣赏“北京四合院”为例,说明在不同年龄班开展“民居建筑艺术欣赏”教育时的侧重点。小班幼儿:感知北京四合院布局,对其布局产生兴趣,能够运用动作和表情表达欣赏后的感受。中班幼儿:通过观察北京四合院的布局,理解对称建筑艺术的特点,知道东房、西房、南房、北房的名称和位置。大班幼儿:在感知、理解北京四合院布局的基础上,能通过动手制作北京四合院的模型,进一步表现自己对传统民居建筑艺术的认识。 (四)“现代建筑艺术欣赏”教育 现代建筑艺术是指20世纪后建造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建筑。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代表性建筑“鸟巢”为例,它的欣赏活动在不同年龄班有不同的侧重点。小班幼儿:感知“鸟巢”的造型美和主要功能,对比感知“鸟巢”与鸟窝的相似点。中班幼儿:通过理解“鸟巢”造型特点,知道其用途和意义,感知“鸟巢”的造型美、色彩美和线条美。大班幼儿:在感知与理解的基础上,通过绘画、手工等美术技能进一步表现与表达“鸟巢”建筑的形状、色彩、结构等,理解“鸟巢”的寓意及其中蕴含的中国现代建筑艺术美。在实施上述类型的教育过程中,教师不仅要选择一些代表性建筑物,而且要充分利用本土的优秀建筑资源,让幼儿到现场观察和欣赏,进一步感受身边的建筑艺术美。 二、幼儿园“中国建筑艺术欣赏”教育的实施途径建议 在了解“中国建筑艺术欣赏”教育的基本类型并确定了欣赏内容之后,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家长资源、网络资源等多种渠道去收集丰富的欣赏资料,供幼儿操作,然后通过以下几种途径组织欣赏活动。 (一)在主题活动中系统而灵活地开展 主题活动是近年来幼儿园课程的主要实施途径。在主题活动中应该有“中国建筑艺术欣赏”的一席之地:不仅可以通过集中教学活动开展,也可以在区域活动中进行。在组织教学活动时,中国建筑艺术欣赏活动不仅出现在艺术领域活动中,也应渗透在健康、社会、科学、语言等领域的活动中。活动的组织方式应以实地参观考察的方式为主,让幼儿在多通道参与的欣赏中亲身体验、真切感受到我国建筑艺术中特有的造型、结构、色彩等要素。也可以通过欣赏照片、课件和拼接图片等方式,了解中国建筑艺术的视觉美,理解中国建筑艺术中造型的鲜明特点和象征性,体验其中的情感。还可以通过主题背景下的区域活动开展相关教育。比如,在建构区中教师可以投放一些自制的仿中国建筑艺术的活动材料,如画有飞檐图案的插塑等,供幼儿自主游戏;在美术区投放画笔、纸张、颜料等,供幼儿自主表现出对中国建筑艺术的感受;在表演区,可以投放中国建筑艺术模型为舞台布景,供幼儿戏剧表演时使用;等等。与此同时,在主题活动的实施过程中,教师要注意有计划、呈系统地安排中国建筑艺术的教育内容,让幼儿能较为全面地感受到中国建筑艺术的基本构成、突出特点和整体精神风貌,从而循序渐进地提高幼儿的艺术素养。 (二)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渗透 环境是幼儿的第三任教师。通过环境创设这个载体,为幼儿提供一种良好的欣赏环境,帮助幼儿自然地感受和理解中国建筑艺术。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环境创设:一是在幼儿园的建筑装饰风格上突出中国建筑艺术特色,在造型上呈现中国建筑艺术的元素。比如在园内适宜的地方放置按比例缩放的中国建筑艺术模型。二是在班级的环境创设中,结合主题活动的开展,运用不同风格的中国建筑艺术元素来装饰中国建筑艺术主题墙,并邀请幼儿参与设计和布置。三是在区域活动中开设中国建筑艺术欣赏区域,特别针对我国多个少数民族建筑艺术模型或图片进行欣赏,如傣族竹楼、彝族土掌房、哈尼族蘑菇房、客家围屋等。 (三)在生活中随机进行 “中国建筑艺术欣赏教育”还应在幼儿的生活中随机进行。比如,教师与家长沟通,让家长在外出旅游时,多为幼儿介绍当地的中国建筑艺术。让幼儿有更多机会实地观察和体验优秀的中国建筑,感受不同时期中国建筑的特点和美感;也可以与社会联系,组织幼儿参观本地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充分利用幼儿的家庭资源和社区资源,延伸“中国建筑艺术欣赏”课堂。在上述基础上,教师还要注重整理相关教育经验,尽快将“中国建筑艺术欣赏”教育融入到当前幼儿园的美术课程中,以进一步丰富幼儿艺术教育的内涵和形式。 作者:王冰 付晓莉 李云霄 建筑欣赏论文:论建筑艺术欣赏在素质教育的价值 中央电视台大楼、南京商茂大厦、芝加哥西尔斯大厦、悉尼歌剧院等,通过建筑艺术的欣赏,了解社会生产力发展史,感受现代化建设是如何令人振奋!中国现代建筑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突飞猛进,上海浦东金茂大厦(420米),上海环球金融中心(480米),与傲然屹立的东方明珠电视塔(460米)对立,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成为人们认识时代精神、观瞻新风尚的窗口!这些现代建筑艺术的新成就为我们组织教学内容,发掘建筑的艺术感染力量,启发学生思维,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而每位教师所面临的困难是:素质教育如何操作?因材施教、因时因地制宜、分层次分程序教学是一个大的范畴,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去摸索、去实践。“素质”一词,生物学上本义指与生俱来的生理解剖特点,即所谓的“遗传因素”,它是人的能力发展的自然前提和基础。 素质也可理解为:当你抛开一切知识与书本后剩余的东西,它不是某些具体的知识或技能,而是所有事物、知识、文化等在人的身体、心灵、头脑、骨髓中内化之后表现出来的品质。“人之初,性本善”的善也应该指与生俱来的好素质。有专家认为“,审美教育,是达成素质教育的最好途径,也是当前教育改革及运作的突破口,更应是身临现代困境的人和社会解放的必要中介。”审美心理结构的完善,将极大地影响人的智力开发,使审美教育与单纯的以传授知识和技能、培养理性的逻辑思维能力为主的传统模式的智力教育或空洞说教走形式主义的德育教育区别开,“以美启真”“以美储善”,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建筑艺术的特征有四个方面:形式美、静态美、动态美、意境美。课堂教学中建筑艺术欣赏方法,一是了解和掌握形式美法则,以审美的态度来欣赏;二是具备一些建筑学知识,了解作者的时代背景和创作意图;三是善于发掘作品的文化内涵;四是从整体结构上全面、完整地欣赏艺术作品;五是加强广泛的艺术修养,掌握各类艺术相通之处。课堂教学中,有限的时间还要用于组织教学,教学任务是主要。如此,建筑艺术的欣赏内容必须有所取舍,以利于组织,发挥高效率。因此,应遵循潜移默化的原则,尽可能不显现教育的意图,以便更大效率地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即所谓不露痕迹地起到教育目的。根据教学的需要,有时穿插在课堂教学中间跟随某个知识点之后;有时直接在授课之前,开始上课时介绍;有时在课后和大家谈论;更多时候是让学生自主搜集这些信息,做调查报告,做展板展示,以拓展知识面,提升专业学习的兴趣。 从基本层面上讲,学生是爱学习的,然而传统教育模式的打压策略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激情,加上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海量信息,学生不满足于枯燥的课堂教学。计算机知识的普及,使学生兴趣转移,从互联网上接受知识很快,它的优点在于信息多、更新快,问题出现在管理的调整和网络的安全检查方面,如一旦解决,则传统的多教师教育局面将面临冲击,教育观念的更新非常紧迫,作为教师,应该积极地探索实践新的教学方法,让课堂丰富多彩,使学生能接受较多信息。教育调查显示,教师的人格力量和博闻强记是学生喜爱的重要因素。 因而,建筑艺术欣赏应用于专业课的教学过程中,增加了知识的信息容量,同时,教者再控制好知识点的相互关联,能有效完善教学环节,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我发现这种建筑欣赏的教学模式的确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教学反馈显示学生课堂上再也不是无所事事,而是积极参与的。 作者:袁顺利单位:江苏省溧水中等专业学
历史教师论文:浅谈历史课改实践中教师教育观念及行为转变 《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试验稿)》要求课堂教学“要以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为优秀,注重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和方法,使学生学会学习。鼓励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和交流、合作学习历史,培养发现历史问题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养成探究式学习的习惯”“提倡教学方法、教学形式、教学手段的多样化。”新课程目标强调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并重,这就要求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新教育理念、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帮助学生进行有效的学习知识的同时,培养其能力和完善其人格。新的课程改革要求教师和学生在新的课堂教学过程中观念、行为角色都要随之发生变化。 笔者自2004年9月开始使用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下册,经过近一年的课改实践,在讲课、听课、以及新教材教法、学法中有一些较为深刻的体会。 首先,教育理念的转变。笔者强烈的感受到自己就是课程改革的参与者、实施者和研究者,因而努力转变观念,正确处理好师生之间的关系,为新课改教学的实施提供先决条件。 体会一,学生观的转变,认识到“学生是发展的人”。本人在思想上已把学生看作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灵性可以教育引导的人。学生具有发展的潜在可能,要相信每一个学生都是可以健康成长的具有创造能力的。在历史教学中要面对全体学生,对每一个学生充满信心和爱心,充分利用新教材中的“动脑筋”和“活动与探究”锻炼学生的动脑、动口和动手能力。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训练和展示自己的独特的才能,让他们能实实在在的体验到成功和被其他人欣赏的滋味。特别是在小制作活动中,当同学们拿出自己用橡皮泥或胶泥,模仿制作的形形色色的商周青铜器,在课堂上相互交流观摩时,教室里立即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老师和学生一起沉浸在历史的长河中,体会着中华民族先民们的聪慧与伟大。在学习“昌盛的秦汉文化”一课时,让同学们观看89页的四个兵勇,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形象,用黄泥制作出来。尔后将学生的作品收集起来进行评奖。这样不仅使学生的动手能力得以加强,同时更加浓厚了他们学历史的兴趣。再如小游戏:用各地不同的方言说一句话,再用普通话重复一遍,这既让学生真实感受了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必要性,又锻炼了他们口头表达的能力。 体会二,本人在教育教学尊重学生的独特性。中学生有着自己的个性、情感、兴趣、爱好、需要、动机。尤其是新时期的中学生,他们有敏锐的观察力,活跃的思想,快速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对世界有自己独特的判断,有自己的选择。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对他们的想法做法,合理的、正确的能够给予热情的肯定,相左的也要加以鼓励引导,注意保护学生积极思维的品质。这样良好的师生关系就会渐立渐固,学生也敢于发问,敢于主动与老师质疑。因此也就有了如“小讨论:你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中,哪一派的学说更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这一讨论中的学生根据上网查找的资料,课堂上剑拔弩张,放胆争鸣,各抒己见的白热化情景。由于教师不时对新的不同的观点给予肯定,更加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锻炼了学生学会自己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 其次,教学方法的更新。着名教育家布鲁纳认为:“知识的获得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学习者不应该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应该是知识获取的主动参与者。”因而在教学过程中把学生当作研究者,而不是当作接受者。学生接受教育的过程,其实也是学习的过程、研究的过程。心理学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学习,都是学习者对学习对象的接受、判断、筛选、组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吸收新知识,将新的知识纳入到原知识结构之中,形成新的知识结构,再对新的知识结构进行分析、判断、综合形成新的观点。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的同时,也是一个研究者。教师也是一个研究者,师生双方互相交流、互相沟通、互相启发、互相补充,分享彼此之间的思想、经验、知识,交流彼此之间的情感、体验,进而达到共识、共享、共进,才能实现教学相长的目的。经过近一年的历史新课程标准教材的教学和反思,我体验到一节好的历史课,不在于教师个人的滔滔不绝的讲述,眉飞色舞的表演,而在于学生是否参与了课堂教学,是否和老师一起走进特定的历史情景,同喜、同悲、同忧。要达到如此境界就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尽可能的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如课堂上组织学生分小组辩论秦始皇的功过;角色扮演并评判刘邦、项羽等人物;生活中的“破釜沉舟”透视;史图结合画出陈胜、吴广起义进军路线图;历史课本剧表演等。引导学生参与讨论、参与分析、参与研究。教学方法的不断改进不仅促进了学生主动学习和参与研究的积极性,课堂上形成了融融的学习氛围,而且与学生平等交流,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理解得到尊重,建立起了平等的师生关系,师生和谐的关系得以巩固。 再次,是真真切切把学生待为朋友。第一,新的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这就要求教师要从“独奏者”的角色过渡到“伴奏者”的角色;由教书匠向研究者转变,由课程的执行者实施者向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转变。要想使学生变为“学习的主人”,使教师自己转变为“伴奏者”、“研究者”及“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那么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就必然要把学生当作朋友式的合作关系平等对待。教学中要用心倾听学生的观点、见解,即使是错误的看法,教师也要耐心倾听。要艺术性的与学生展开平等对话,与学生交换看法,纠正其错误观点,鼓励学生自由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师生之间才能建立起民主、平等、和谐的朋友关系,而不是旧的传统的那种被动式的师讲生听、师主生从的关系。也只有这样,学生才可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敢于提出不同的观点并向传统观念发起挑战。在这种民主、平等、和谐的氛围中展开的教育教学能够刺激我们的学生,主动探究历史问题,不就正好达到了使学生变为“学习的主人”的目的吗?学生的心灵得以开放,个性得以张扬,创造力得以开发,这也正是新一轮课程改革所梦寐以求的。 第二,教师在教育教学行为上,要以尊重、理解、宽容、赞赏的态度来处理师生关系。新课程的优秀理念就是“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教师必须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情绪情感、个性特点,尊重学生的选择、判断和意愿,维护每一个学生的人格尊严。同时还应该学会宽容,尽可能的尊重学生的多样性,珍视学生的个性差异学会欣赏他人,这样才有利于在师生之间营造一个民主、平等、和谐的朋友关系。 面对新的课程改革浪潮,我们肩负重任,只 要我们更新观念,反思传统,正确处理好师生之间的关系,以学习为舟,以研究为桨,以人格为帆,新的课程改革才会驶向成功的彼岸。我们的历史教学势必走出新的天地。 历史教师论文:历史教师的学生主体观刍议 近年来,“以学生为主体”一直是许多历史教师高呼的一种口号,也是不少历史教师力图付诸实践的一个目标。但是,就总体而言,“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实践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关于这一问题,其原因相当复杂,其中既有教育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教师自身观念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有教学技能方面的原因。本文试图对历史教学中的学生主体观问题作一简要阐述,谨供正在进行教学改革或有志于教学改革的历史教师参考。 一、新中国的教育体制及教师的学生观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历时半个多世纪,在此期间,文化教育的内容特别是教师的学生观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1.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依附性教育时段 这一时段的中小学教育教学内容主要是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等。建国初期的教育基本上是借鉴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的教育经验并参照前苏联的一套教育教学模式,理论上虽然也提倡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但由于受经济体制的制约,这种理论在实践上是很难做到的。在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的教育模式可以说是一种依附性的教育模式,它从上至下都是一种领导与服从的关系。在这种高度集中的单一所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产生的直条式教育模式下,中央政府是管理与发展教育的唯一主体,地方政府的主要责任是执行中央政府的计划与命令,缺乏管理与发展地方教育的主体责任意识与独立自主权。学校校长也只是执行上级政府制定的计划,服从上级的命令,缺乏管理与发展学校教育的自主决定权;缺乏研究与确定学校发展方向,调整发展教师队伍,改革教育教学工作的主体意识。在这种教育模式中工作的教师,其主要职责是执行政府制定的计划与教学大纲。学生在学习与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而实质上是被忽视的。 由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所决定的直条式教育模式实质是一种封闭式系统,它使广大教师逐渐形成一种惰性,逐步丧失责任感,只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求进取。在这种模式下,教师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也都是依附性的。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只能是从属性的、依附性的,具体表现在学习过程中,则是促使学生形成一种模仿式、再造式或复制式的思维模式与学习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也可能会出现学习的优秀者,也可能会获得较高的学历。但是,在科学技术的创新、经济的开发、推动社会革新与进步等方面,将难于有所作为,有所贡献。由这些人组成的未来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群体也是很难肩负起登攀世界科技高峰、推动国家社会经济变革与发展之重任的。 2.改革开放后多种所有制经济体制下的主体性教育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过去高度集中的所有制经济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继而出现了以公有制为主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中共“十四大”又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后,我国知识经济又初见端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也使社会层面增多,社会信息交流和沟通量增大。中小学教育也倍受社会关注,过去那种直条式教育模式显然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多层面主体的需要都要求学校按照社会的需求培养主体性的学生。所以,不同质的学生同构于学校、班级之中,他们在校都是学习、发展的主体,将来都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与此相应,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社区,特别是教师都应树立学生主体观和自身教育管理意识,使全社会都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发展作出应尽的努力。 二、树立学生主体观过程中应确立的四种观念 在以学生为主体的历史学科教学中,教师应确立以下四种观念。 1.学习主体观。根据教学论专家的认定,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先进教学论思想流派主要有五家,其主要代表人物及观点是:美国布鲁纳的结构课程论;前苏联赞可夫的发展性教学理论;前苏联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前苏联苏霍姆林斯基的全面发展教学理论;德国根舍因的范例教学理论。综合五个流派的共同特点,可以看出他们都重视组织学生直接参与学习过程,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体作用的发挥。在教与学的统一中重视学生智能、个性的发展,让学生在学习中理解学习过程,学习学科基本结构,指导学生 发现学习。也就是说,在全面认识与把握教与学关系、教学任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生学习──认知活动组织形式等教学过程各系统构成要素的基础之上,建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深入地比较、分析与综合研究,深刻认识建构学生学习主体这一思想理论,并在历史教学实践中认真加以贯彻实施,将对历史学科教学质量的提高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而真正成功的历史课堂教学也一定是指向教会学生学习、有利于学生终生发展的课堂教学。 2.潜能发展观。历史教师欲树立学生主体观,必须立足于自己所教学科为学生发展而教,深信每一个学生通过历史学习都能够得到相应的发展,都会取得成功。其发展与成功的内在因素则是每个学生自身存在的待开发的潜能。潜能是学生发展、成功的基础和前提,发展、成功则是潜能的实现过程与形式。研究表明,人的潜能具有如下四点主要特征:(1)普遍性。人的潜能的普遍性包括两个方面:每一个人都具有可待开发的潜能;每个人都有追求发展潜能的需要。科学研究证明,到目前为止,人的潜力发挥得还很少,有的人测算人的大脑只利用了10%,也有人说只利用了5%。尽管他们所测算的百分比不甚一致,但都说明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对每一个人来说大脑的利用率是很低的。(2)丰富性。人的潜能的丰富性是指人脑信息的可容量而言。当代脑科学家研究证明,人脑信息容量是大得惊人的。大脑每天能记载8600万比特信息。麻省理工学院的专家们曾形象地描述大脑信息储存量相当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存储量的50倍。(3)隐蔽性。人的潜能的隐蔽性是就人的潜能存在的方式而言的。它隐藏在人脑深处,往往不为人们所认识,人们甚至根本忽视自身潜能的存在,而常常错误地认为自己的能力一般,特别是遭受挫折时会认为自己的能力不如别人,进而产生自暴自弃的想法。(4)可开发性。尽管人脑潜能存在的方式是隐蔽的,但还是可以被开发的。除了着名的教育家洛扎诺夫利用音乐、游戏等形象手段在语言文学教学的同时,使人脑两半球协调发挥作用,以此开发智能,提高学习效率外,我国着名历史教育家赵恒烈先生也曾论述过利用历史图像教学开发学生右脑潜能的重要性。 3.以学为本观。以学为本的观念具体落实到历史课堂教学中,就是教师的教应当以学生的学为根本。教师应充分认识到在历史课堂教与学的过程中,教师的教是为了学生的学。教师的教法要根据学生的学法而定。当然,教师的教学方法对学生的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学习风格的养成又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4.多元成功观。多元成功可以从横、纵两方面来解释。从横面来说社会是多层面的,对人才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可谓360行,行行有成功。从纵向来讲,人的成功也有大、中、小之分。大的成功可以到基因解密、克隆技术、宇宙探秘;中等成功可以是一般技术革新;小的成功可以是幼儿园宝宝学会游戏、唱歌等。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的智力及经历、职业、环境、机遇的可变性,人的成功也是多方面的,成功的社会价值也是不同的,因而构成了多元成功。这种社会的多元成功,也决定了学校教育必须与社会相适应,培养多方面多层次的多元成功人才。因此,历史教师必须充分相信作为学习主体的每一个学生都有成功的可能,都会取得某一方面的成功或多方面的成功。必须确信学习成绩是评价每一个学生学习成功与否的重要方面,但决不能认为学习成绩是评价学生能否成功的惟一标准,因为学生的成功也是多方面的,它大致包括学业成功;个性发展成功;身心健康成功;思想品德、政治素养成功等。 三、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模式 历史教师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观念,必然作用于教育教学的实践之中,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就其历史课堂教学来说,历史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学习状况和教材的特点,转换选用不同的教学模式进行历史教学,具体说来主要应采用以下几种模式。 1.讲解接受模式。这种模式是历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经常采用的模式。实际调查发现,这种模式在历史课堂教学的实际运用中约占74%左右。讲解接受模式的主要过程为:复习讨论;导入新课;讲授新知识(讲授中亦有师生互相提问、解疑、设置问题情景、进行讨论或争论等);重点总结;练习反馈。其功效是:学生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大量的历史新知识,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它的适用范围应主要是初、高中学生。适用教材应是理论性较强,学生自学较为困难的内容,如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高一年级世界历史教材第一章第一节《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出现》等。 2.自学讨论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不仅仅限于课堂内的历史教学,也可作为作业安排在课外。但不管课内还是课外,都应有以下教学过程:明确学习目标;学生阅读思考;师生提问讨论,解决问题;重点检测反馈;教师总结。自学模式的功效是: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它的适用范围应以高中生为主。教材多为比较容易理解的或学生在初中已初步学过,或在影视及生活中接触过的历史内容,如十月革命、等。这种模式突出了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教师充当了课堂学习的指导者、顾问的角色。采用这种模式教学,教师最好在学生学习的早期教给学生自学方法。如,自定目标、自我监控等。据笔者了解,天津蓟县一中、北京市密云一中等校的历史课堂教学都采用了课前向学生下发“双导”(导学、导思)提纲,课中师生共同提出问题、探讨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促使学生能够有效地进行自学,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3.问题-探究模式。这种课堂教学模式有人也称之为探讨模式,虽然称谓有别,其实质是基本相同的。其主要过程是:由教师或学生提出带有学习价值的、可研究的问题;教师引导学生提出解决问题的假设;教师向学生提供参考书目或网址,学生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学生运用相关资料和理论论证说明;师生讨论、总结和反思探索、论证过程的经验和教训。探究模式的功效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历史探究能力和历史创造思维能力。其适用范围应是初、高中各年级。教材内容的选用多为单元复习或历史专题复习。在问题探究中教师要善于针对本地区学生的实际情况选题,一般选择学生较为关心且饶有兴趣的问题,启发学生多角度地思考、分析、解决问题。如:有一位富有经验的历史教师,当讲到中国古代史《清朝前期的政治和经济》时,恰值1998年底至1999年初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上映,社会上一时出现了“还珠热”。这位教师紧紧地抓住了这个“热”,经过一番准备后,便在历史课堂上以《还》剧为主题安排了一堂探究式讨论课:“你认为《还》剧突出反映了什么思想主题?你能联系教材从经济、政治方面说一说当时的历史背景吗?”问题提出以后,学生感到很新鲜,表现出格外的兴奋,讨论中高潮迭起,学生在论辩过程中不仅牢固地掌握了历史知识,历史思维能力、历史问题探究能力也得到了相应的培养。 4.情感教学模式。目前,在我国关于情感教学模式方面的探索很多,其中贡献较为突出的是:原北京三中朱尔澄 老师的《从情景交融到历史思维》以及江苏南通师范二附小李吉林的情景教学法。关于情感教学模式方面的历史教学,笔者认为一般应具有以下过程:教师创设情景将学生带入情景之中;使学生在课堂或实景中体验情景;学生在情境中体会历史内容,获得历史知识,表达情感。情感模式的主要功效是:培养学生的历史情感。适用范围:小学、初中、高中各年级。教材内容多为历史事件类,但亦不尽然,也有采用情感模式讲述古代文化的。 四、以学生为主体教学实践中需纠正的问题 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历史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正在不断更新,以学生为主体不仅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也正在付诸教育教学实践之中,为此教学新法倍出,新的课堂教学模式不断涌现,这是非常可喜的。但是,笔者在与导师一起去中学随机听课和课余到北京城区及远郊几所中学调查时了解到,在突出以学生为主体的历史课堂教学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需要纠正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可概括为三点,即“两化一性”。 1.浮于表面化。其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教师提出的问题浮浅,不能使高中学生经深思而方得其解,没能达到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目的。第二,学生提出问题后,教师缺乏相机引导,使之向纵深思考、质疑、发问。第三,教师浮于每堂课学生的参与量,认为只要达到一定数量标准,就是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实际上,这是对以学生为主体的误识。教师应做到既能使学生广泛参与,又能引导学生由浅入深、深入浅出;既争取学生的参与数量,又不为参与数量所囿,重在讲求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质量和对学生思维兴趣的激活与能力的训练。 2.方法单一化。主要表现为历史课堂教学过于刻板单一。无论什么教学内容,无论什么学生层次,统统使用一种模式,给人以千人一面的感觉。历史上鲜活的人物,教材中感人的素材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和利用。鉴于这种情况,历史教师应在工作之余,多研究一些教材编写、教材分析方面的知识,研究多种教学模式,以便切实把握教材内容,根据不同类型的课程、不同学生的情况,融会贯通而灵活转换使用多种教学模式。 3.行为被动性。一段时间以来,笔者曾利用假期、双休日等课余时间到7所学校(城区2所,郊区5所)与25名历史教师座谈,了解到仍有15%左右的历史教师没有认识到在课堂教学中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重要性,在教学行为上表现为极大的被动性。正如他们自己所说:“课堂不提问不行啊!让怎么干就怎么干吧。”笔者认为,要改变这种被动性,首先还是要从思想认识入手,教师应努力提高对教育改革必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只有如此,在教学改革的实践中才有可能减少盲目性,避免被动性,增强主动性 历史教师论文:试谈教师角色在义务教育课程改革中基本职责的历史转变 [摘 要] 随着“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的宗旨在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改革中的贯彻,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其基本职责就是自主学习。相对于自己的服务对象,教师角色基本职责的一种基本解读就是——诱导学生自主学习。 [关键词] 课程改革 教师角色 基本职责 诱导学生 自主学习 九年义务教育新课程的实施是我国教育史上空前的改革,新世纪中小学课程由学科本位、知识本位向关注每一位学生发展的历史将由此开创。而实现这一历史转变的主要角色,是千千万万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和学生。因此,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主体角色必须和新课程一起更新一起发展。新课程的实施,关键在于教师。随着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确立,学生角色基本职责和学习方式的转变,教师角色的基本职责,也必须与时俱进地随之转变;并作出言简意赅的基本解读,以便千百万中小学教师的领会和操作,推进课程改革的顺利实施。 一 传统教学角色基本职责的历史演变和历史局限 千百年来,韩愈《师说》中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一直被尊奉为教师角色与基本职责的经典解读,根深缔固地影响着我国的学校教育和教师行为。这种解读,有其历史的积极意义,也有其时代的历史局限。上世纪末,依据填补历史空白的首部《教师法》,虽有“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1] 的新说法,但教师行为并未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随着新世纪课程改革的推进,随着“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 的最高宗旨和优秀理念 [2 ] 的确立和贯彻,对于教学角色及其职责、行为、作用的讨论空前广泛,空前深入。人们从国家、学校,组织、管理,科研、创新,文化传承、社会发展,等等不同的角度,赋予中小学教师种种职责;从各自不同的需要,期盼中小学教师承担种种角色。从传统的春蚕、蜡烛、园丁、人梯、助产士、人类灵魂工程师……到现在的向导、参谋、设计者、组织者、指导者、管理者、参与者、促进者、激励者、对话者、合作者、咨询员、催化剂,等等——这些探讨和演绎,对于全面了解和全面发挥中小学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全面作用,具有一定的意义。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角色是社会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角色体现着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系列的权利义务和基本职责。从小农经济时代到计划经济时代,传统的教学,教是“上所施,下所效也”(许慎《说文解字》);师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师说》)。传统的教师在扮演着先行者、有道者的角色。在欠发达的社会,对于求知的学生来说,教师是知识的占有者和传授者,是有道的偶像和道德的说教者,是有学问的尊者和活的教科书。教师是学生唯一的知识来源;没有教师的传授,学生就无法学到知识。天地君亲师的威严和霸道,传统的学生角色只能是驯服的羊羔。看宋濂《送东阳马生序》中“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的描绘;读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乏味读书生活的回忆;查魏巍《我的老师》全文对三位老师的不同介绍;听郁秀《花季·雨季》中“又搞突然袭击”和同学背地里喊老师“陈老太”、“老古董”叙述;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传统教学,师生关系,其历史的演变和局限,或许可由此而见一斑。这些是艺术的真实,也是生活的真实。 在目前中小学传统教学中,学习(读书),或者更确切说——接受学习(被动读书),作为传统学生角色的基本职责应该说也是很明确的,甚至是唯一的;与之相应的,这时教师角色的基本职责,最传统最通俗的说法就是教书——按书教学生读书(按课本给学生讲课)。几十年来,我国的中小学教育一直是统一内容和标准、统一教材和教参、统一考试和检查。人民教师一切行动听指挥,已无昔日塾师那样的“课堂主宰者”的风光和自由。无奈的教师只能被动地且必须严格地执行教学大纲考试大纲课程计划,忠实地做向学生传授课本知识考试内容的教书匠。无奈的学生也只能是被动地接受教师灌输的书本知识、考试内容,成为被动的知识接受者、信息的容器、应试机械人。教学双方同在无奈地扮演着被动的角色,被动地履行着无奈的职责。教师只是既定课程的讲述者和传递者,学生只是既定课程的接受者和吸收者。“传道授业解惑”与“教书育人”只剩“传道”与“教书”,教师只能仅仅是作为书本知识传授者在苦苦支撑着自己的角色。 二 课程改革中教师不仅仅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 知识经济、市场经济的建立,信息社会的到来,推动着我国新世纪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新课程倡导民主、开放、科学的课程理念,不仅要求教师的观念要更新,而且要求教师角色要转变;要求“教师从过去仅作为知识传授者这一优秀角色中解放出来”。[3 ] 当课程由专制走向民主,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专家研制走向教师开发,由学科内容走向师生经验的时候,教师角色基本职责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就成为新课程实施的关键因素。 由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编写的《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一书第四章第三节《教师角色和教学行为》谈到:“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看,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4 ] 这话,是对的;不过,可以担当“学生学习的促进者”角色的,远不仅仅是教师。至少,有文化的家长可以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没有文化的家长照样可以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所以我们并不认同“教师即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是教师最明显、最直接、最富时代性的角色特征”[ 5 ] 的说法。教师应该是受过教育专业训练的专业人员,相对于学生的学习来说,教师的职责和作用,与有文化的或没文化的家长,应该是大不一样的 。作为学校教育的专业人员,教师应该是学生学习的很专业的促进者,并且在促进、推动、鼓励、激发学生学习的同时,教师还应该更多的履行其专业的职责,执行其专业的任务,施展其专业的特长,发挥其专业的作用。而具有这种职责、任务、特长、作用的角色,与家长作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的角色是有质的区别的。“学生学习的促进者”这个大概念的外延包括教师、家长和别的角色如校外辅导员等,但教师和家长与校外辅导员却是不同质的概念。把包括家长与校外辅导员等在内的“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当成是教师最明显、最直接、最富时代性的角色特征,这就难免要犯“动物是蛇”那样的逻辑错误。 无论是过去和现在,学生的基本职责和任务都是学习。课程改革突出的是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学习方式的变化——由被动学习接受学习转变为自主学习。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在新课程中,其基本职责和任务不再是过去的学习,更强调——自主学习。“自主学习”既是新课程学生角色的基本职责和任务,也是新课程倡导的学习方式。相对于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确立,相对于学生角色基本职责和任务与学习方式的转变,教师角色也应该随学生的转而转,其基本职责和服务方式也应该依学生的变而变。相对于自己的服务对象,教师应该尽快地从传统的不合时宜的角色中解放出来,不仅要做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更要成为学生“自主学习”的服务者。 三 诱导学生自主学习——教师角色基本职责的一种基本解读 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发展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本质要求,是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针对目前课程存在的突出问题,《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明确强调:“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针对传统教学方式的明显弊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突出申明:“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新课程的实施,学生主体地位的确立,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善,是以教师教学行为变化为前提的。教师应该依据改革的目标和服务对象的需要来确定自己的角色和职责,改变自己的服务方式。学生,是教师主要的服务对象。教师应该为“自主学习”的学生服务,教师应该服务于学生的“自主学习”。如何服务?从课程改革的角度、教学角色的发展变化来说,教师的职责和作用不仅仅是“促进学生学习”,更专业更本质的一种基本解读应该是——诱导学生自主学习。 作为学习主体,学生更多的应该是自主学习。在课程改革中,教师要尽快地从传统的不合时宜的角色中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角色、职责、作用的淡化乃至取消。有一种观点认为:“教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师生始终是平等的,不存在谁指导谁的问题,教师并不一定比学生高明”。[6 ] 这种见解很明显是由课堂主宰走向了另一极端。特别是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作用其实是很重要的,其职责也是很必要的。“诱导学生自主学习”既是义务教育课程改革中教师角色的基本职责,又是教师为学生服务的基本方式行为方式;既充分肯定教师的专长和作用在于“诱导”,又明确突出“诱导”的目的在于实现“学生自主学习”。说“诱导”而不说“促进”,前文已作过探讨,“促进”是应该的,但这一概念太宽泛且诱导即为着促进。说“诱导”而不说“指导”“引导”等,则后者之意已蕴含在前者之中。“诱导学生自主学习”作为实施新课程的教师角色基本职责的一种基本解读,应该是千百万中小学教师可以接受、领会和操作的。 诱导学生自主学习作为教师的基本职责,意味着教师要具备诱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本领和能耐。教师要在充分认识和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诱导”学生热爱学习的志趣,“诱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真正发挥学生学习主体的作用,做学习的主人,自信自觉自修自省,有主意有主见地主动学习“自己的课程”[7 ]。在这里,“导”应该是一种启迪,一种引领,因势而导。“诱”可以是诱发、劝诱,循循善诱;也可以是诱掖、引诱,诱其深入……一切可能的教育资源和手段——无论白猫黑猫,只要是有利于诱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师尽可取之用之,服务于学生;并和学生一起学习一同成长。魏书生的成功,正在于他就是这样一位“诱导学生自主学习”的高手。[8 ] 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改革试验正在艰难地推进,教师职责的明确与教师素质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实际问题。身为普通教师,和千千万万的中小学普通教师一样,期盼在为学生减负的同时,也能为教师减负,明确和简化自身的职责,和学生一起解放一同发展。“新课程将改变学生的学习生活,新课程也将改变教师的教学生活”。[9] 是故愿作引玉之石,求教方家。 历史教师论文:中学历史教师如何走进新课程 所谓新课程就是指一种课程文化的再创造,涉及课程理念、课程结构和课程实践的深刻变革,也就是说这是一次从教育理念到教学实践的全面改革与创新。传统的观念已把教师的职责定位于“传道、授业、解惑”,它内含着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倾向,在培养目标上,它指向的是“学”而不是“做”,它缺乏着一种创新意识,在深化教育的今天,这种观念已越来越与社会发展要求相悖了。在实施新型教育中,以传统的教学方式和行为进行授课活动的教师们将面临着时展的严峻挑战,所以对过去的常规的课程进行深刻的变革的新课程出现了。那么,我们中学历史教师应如何面对这次教学改革的洗礼,走进新课程呢? 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深有感触,现将体会简谈如下,希望得到同仁们进一步指教。 一、教学观念的更新是教师走进新课程的前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题为《学会生存》的报告中指出:“教育具有开发创造精神和窒息创造精神这样双重的力量”。长期以来,我们的许多课堂教学比较沉闷,缺乏生气,难于唤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智慧活动的积极性,更不用说激发创意和不断探索的精神了。按照一般的传统理解,课程内容规定了“教什么”,教学活动则主要解决“怎样教”,两者楚河汉界壁垒分明。多年来教师只扮演着“执行者”和“传声筒”的角色,严格按照课程规定,亦步亦趋,不能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而学生则扮演着“接受者”的角色,在“课程进度”和应试取胜驱动下,囫囵吞枣,死记硬背,拼命地在适应“课程要求”中挣扎,而学习效果则事倍功半。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教育人士开始对“教学大纲”所带来的各种教育现象进行反思,最终要以“课程标准”来代替“教学大纲”,这也就迫使教师必须要更新教学观念,紧跟时代脉搏。在“统”字模式下,我们中学历史教师一是应该对众多的教学材料进行选择,提出自己的建议以更适合本学校学生学习和资源利用;二是教师不应再去教教科书,而是用教科书教,教师即要改进教学方法,同时也要对教科书,进行重新认识。三是教法上,教师不能再单一地讲授,而是要多种媒体综合运用。对于教材,教师只能把它作为一种学习的材料。教师根据“课程标准”规定的内容领域,可增删教科书,也可以增补课外知识,以补充教材内容,同时也可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在内容和方法上有所改进。总之,此次课改将反映在教师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教学行为的改变上,那就是要变“以传授知识为优秀”为“以培养创新精神为优秀”;变“教师本位”为“学生本位”;变“权威的传授者”为“平等中的首席者”,充分发挥教师的智慧,把学生置于教学的出发点和优秀地位,应学生而动,应情境而变,课堂才能焕发勃勃生机。 二、重构师生关系是教师走进新课程的落脚点 苏联着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课堂上一切困惑和失败的根子,绝大多数场合下都在于教师忘却了:上课,这是教师和儿童的共同劳动,这种劳动的成功,首先是由师生关系来确定的”。在知识激增,信息爆炸的时代,储存了多少知识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学生要学会如何寻求和获得知识,这就要求教师在走进新课程中,必须重组师生关系。新型教育中的师生关系将不再是单向传递的关系,而是双向交流的关系,教师不但要有能力回答学生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要同学生进行各式各样的认识交往,只有通过心灵对接、意见的交换、思想的碰撞、合作的探讨,才能实现知识的共同拥有与个性的全面发展。如历史教学中,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教师如果简单的把结论告诉学生,必然会使教材黯然失色,如果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讨论得出结论,不仅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提高了教学效率,而且更主要的是完善了学生的能力。课堂教学不再是“填鸭”式的灌输知识,而是越来越多地激励学生思考。由此可见,新课程中师生关系的构建,这个过程不是说教师的作用降低了,而是充分激发了教师进取心和创新意识,成为驱动教师的内化动力,其作用相应提高了。它要求教师在和学生进行灵活的课堂交往过程中要不断地反思自我、超越自我,把学生的学习情绪和生活经验纳入课堂,创生知识,教学才会富有吸引力,才能实现“教与学相长”。 三、知识结构的开放是中学历史教师走进新课程的途径 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目前,我国大多数中学历史教师的知识结构,基本上是知识内容不变或基本不变的封闭型结构。教师的主要知识基本上局限于长期不变的教科书中的内容,知识的陈旧和老化已成为教师走进新课程的障碍。要构建一个既有肉体又有灵魂的活的历史学科知识结构,每位历史教师随时都要更新知识,在当今社会,谁不更新自己的知识,谁就会成为当代意义上的文盲。形势急迫,只有不断“充电”,加强教学业务进修,才能从传承走向创新,从主动探知到发现新认识、新信息,在学生的知识和智力发展间架起一座桥梁。从新课程来看,虽然形式多样,但内容以课为单位,使教师容易忽视前后课的内在联系,不能够使学生形成对某个阶段的整体认识,也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和形成;从初中高中的衔接来看,由于初中教师不了解高中的教学要求和能力培养的目标,更不了解历史学科高考的能力要求,造成初中高中的教学脱节。由此可见,只有通过对新知识的不断接纳和吸收,才能使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得到改造和更新。随着知识社会化和社会知识化程度的日益提高,知识的一体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走向高度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新型的中学历史教师不应是固守于一门学科的狭隘专业人士,而成为具有丰富知识的人才,对每一个历史教师来说,科技、文学、宗教、艺术、哲学等,都应在他的视野之内,如在世界近代史教学中,在讲到外国地名、人名或重大事件的名称时,教师如有意识地加上几个英文词汇,比如black people,Industrial Revolution,booty,Monopoly等学生熟悉的词汇,或增加媒体图画形象显现,这样在教学中不 仅增加了趣味性,而且把历史和英语学习结合在了一起。虽然教师在备课中增加了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但却激发起了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思考的独立意识。当然,教师在走进新课程时,知识结构的开放仍是有侧重点的,它体现了一中有多和多中有一,是一和多的辩证关系。 四、注重学生学习方式的变化是教师走进新课程的运行机制 所谓学习方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学生学习过程的基本特征的改变。传统的学习方式把学习建立在学习者的客体性、受动性和依赖性的基础上,忽视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和独立性;而新课程的教学方式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强调学生的主动性、能动性和独立性。一些教师在备课时,往往更多的是考虑自己怎么上这堂课,而很少把自己当成学生来想想:如果我是学生,我会遇到什么问题?在上课时,也只是按照事先的“脚本”如同演戏样地“教学表演”,于是这些教师难以跨越传统授课的局限性。在传统的教学中过多强调的是如何“教”,而在新课标中则更多地思考学生如何“学”。相应于新课程的教学要求,教师上课时引导学生改变旧的学习方式,在实现新课程学习方式基本特征的前提下,提倡和发展多样化的学习方式,特别要倡导自主探究和合作的学习方式,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使自己的主体意识、能动性和创造性以及合作精神不断得到发展。要使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变化,关键是能否将“各种活动”引入课堂,让学生真正动起来。因此,“活动化”教学是实施新课程较为适宜的教学方法。教师将会通过设置问题情景等多种教学组织形式引导学生独立、自主地发现问题参与到教学环境中来,通过实际操作、调查、搜集与处理,表达与交流等活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最终获得知识与能力,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让每个学生都得到充分发展,提供成功的体验。 为调动中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实践能力,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构建和设想学生学业成绩评价的创新模式,力图打破过去从一张试卷评价学生学业成绩的模式。在承认和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的原则下,在一定范围内让学生选择开放性的考试内容,使学生的个性特长得到充分发挥。开放性考试在某些问题上不强调评价标准的一致性。鼓励提出独特、新颖的观点,具体形式可以是:①写历史小论文 ②制作历史小报 ③制作历史小画报 ④历史小制作等。设想每学期初,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特长和爱好,选择一种考试形式,学生在制作开放式考试作品中,都将融入了他的智慧和创新。新课程强调的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这种考试模式的确定,它符合了新课程的特点,必然会反馈学习方式的改进。因此,重视学生学习方式的变化,这是教师走进新课程的运行机制。 新课程的实施已为中学历史教师提出了一个新抉择,或在张扬教学质量中升华学生素质,或在压抑课堂教学质量中漠视学生素质,这就要求教师们要更新教学观念,转变教学方式,否则课程改革就将流于形式,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因此,中学历史教师要适应新课程,教学观念的改变,新型师生关系的重塑,开放性知识结构的建立,注重学生学习方式的变化的任务是迫在眉睫的。 历史教师论文:实现历史教师角色和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新课程改革是一项关系到几亿人、几代人生命质量的宏大工程,新课程标准带着鲜活的新理念,向我们走来。课程的实施对广大历史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学生的学习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适应这些新变化,教师的角色和学生的学习方式将发生怎样的转变,本文将从师生关系、教与学关系、教学与课程的关系等方面来探讨这些问题。 一、教师角色的转变 新课程的实施呼唤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即师生间的民主与平等。新课程强调,教学与教与学的交往互动,师生双方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分享彼此的思考结果,交流彼此的情感。现代教师应由居高临下的权威者转向“平等中的首席”,要在师生间建立起民主、融洽的合作关系。教师不再是教学活动的主宰者,学生不再是迫从者,师生处于“双主体”的同等地位。 新课程对历史教师的角色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仅仅把自己当作教学中知识的传授者,已不再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促进学生以学习能力为重心的个性和谐、健康发展是教师最具时代性的角色特征。历史教师要成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应当实现由重教师的“教”向重学生的“学”转变。历史教师必须“以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为优秀,注重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和方法,使学生学会学习。教师要转变教学方式,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念。在教学过程中要创设丰富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参与式、探究式、体验式等多种方式的学习,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根本转变,引导学生乐于同他人合作,共同探讨历史问题。 “历史学习是一个从感知历史知识到积累历史知识、从积累历史知识到理解历史的过程”。学生对历史的认识过程一般经历感知具体历史知识──理解规律性历史知识──巩固历史知识──运用历史知识等阶段。在教学活动中要遵循这些规律,不能单纯地让学生记忆和存储历史结论,而是结论和形成结论的过重并重。教师要引导学生探询形成结论的生动过程,引导性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经过一系列质疑、判断、分析、综合等思维过程,伴随着多种观点的碰撞、论争和比较,最后获得历史结论。 教师是新课程的实施者,而教师素养的高低是课程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课程的诸多新问题需要教师学习、研究、反思、发现、探究、创新及总结。这就要求历史教师应由“教书匠”向创新型教师发展转变。 历史学科是一门综合程度极高的人文学科,它要求历史教师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相关学科的知识,在专业素养方面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新课程对历史教师的知识结构和能力都提出了新要求,教师要通过不断学习、充实完善自己。随着科技的发展,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不断涌现并融入新教材中。所以教师要学习这些新知识,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新课程注重历史的人文教育功能、主张通过历史教育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的培养。教师要学习人类社会丰富的人文科学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历史教师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才能与时俱进,不断完善。 二、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在传统历史教育观里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即强制学生接受强的历史使命感和注重对历史的大思考。在孩子的课本里无不充斥着成年人的思想,这些思想多是先贤圣哲们用毕生精力探索出的智慧和真理,这些智慧和真理的确很深刻,但是他们与学生生活离的太远,学生的认知水平达不到这样的高度,因而课堂生活十分琐屑、平庸、贫乏和沉闷。以上表明传统教学存在着严重弊端,因而课程改革已是势在必行,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已迫在眉睫!“它关系到我们教育质量,关系到我们学生能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关系到民族素质的提高,关系到综合国力的强弱”。探究性学习正是从学科领域或现实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主题,在教学中创设一种类似学术研究的情境。通过学生自主、独立地发现问题、实验、操作、调查、信息搜集与处理、表达与交流等探究活动,获得知识、技能、情感与态度的发现,特别是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发展的学习方式和学习过程。 本次课程改革力图将以往单一传授知识的教学转变成全方位的培养人的教学,新课程强调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强调教育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在学习方式上强调培养学生主动参与、探究和动手的能力、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扣人心弦的导语、饶有趣味的材料,活动课的设置,这些无疑都为探究式学习提供了必要条件和旋转舞台。 三、运用探究式学习的方式 在教学过程中,依据探究性学习的实践性、现实性和开放特征,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了一些实质性探索。 1、课前预习,培养探究意识 不会发现问题,人只是知识的容器。发现问题是探究性学习的前提,所以每上课之前,要求学生们预习教材,了解教材的基本知识及观点,并且要求同学们能在每节课教材里发现1—2个与现实联系较紧或自已感兴趣的问题,使他们在心目中有自己的重点、难点,为以后的学习作好了准备。 2、再现历史情景、激发探究欲望 历史学科具有时间、空间的特定场景,教师应有意识地引入具有一定情绪色彩、形象具体的历史场景,让学生有切身的体验与感悟,激发学生探究欲望。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前要精心选用好情景资料,把学生带入历史氛围之中。 学生在观赏中体验历史情感,把各种感官都应用到学习过程中来,可以保证具有各种记忆和思维类型的学生都能积极地感知教材,使学生自然进入探究角色。当然同学们看完影视资料的同时,教师要适当引导。特别是针对学生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引导,使他们能有所收获,有所侧重。 历史教师论文:学生喜欢什么样的历史作业──从美国教师布置的作业谈起 关键词:历史作业;美国;能力 历史作业是检验教学的重要载体。如何让历史作业与新课改的理念一致,使其更具人文性、创造性和开放性,是每位历史教师所要思考的课题。2008年5月中国历史课程网部分转载了高钢的《遭遇美国教育》一/!/文,笔者读后颇受启发。 作业1:《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过了几天,儿子完成了这篇作业。没想到,打印出的是一本20多页的小册子。从九曲黄河到象形文字,从丝绸之路到五星红旗……一是我看到儿子把这篇文章分出了章与节,二是在文章最后列出了参考书目。 作业2:《我怎么看人类文化》……儿子很真诚地问我:“饺子是文化吗?”为了不误后代,我只好和儿子一起查阅权威的工具书。费了番力气,我们总算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又从具体到抽象的反反复复的折腾,儿子又是几个晚上坐在微机前煞有介事地做文章……这次打印出来的是10页,有自己设计的封面,文章后面又列着那一本一本的参考书……上面有教师的批语:“我布置本次作业的初衷是让孩子们开阔眼界,活跃思维,而读他们作业的结果,往往是我进入了我希望孩子们进入的境界。” 作业3:儿子6年级快结束的时候.教师留给他们的作业是一串关于‘二次大战’的问题。“你认为谁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你是否认为当时只有投放原子弹一个办法去结束战争?”“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作业4:1教师让孩子们去图书馆任意寻找10本关于美国历史的着作;2.用自己的语言分别写出这10本着作的内容概要;3.再从每部书中选择你认为印象最为深刻的描写、论述或者是数据做5张卡片,一共要做50张!卡片上要注明引文出处,包括要注明作者、书名、出版机构、年代和版本;4.教师还要求孩子们从书中选择自己认为对美国历史发展进程起到过重要作用的10位人物,对每个人物写上一段几百字的评论。我问儿子,这个作业教师给了多长期限?儿子说四周内要完成。 作业5:你认为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有什么局限?……几天后,他把他的作业给我看,题目是《我们今天离托马斯·杰斐逊有多远》,里面充满了现实批判精神。 阅读上述作业,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教师注重以开阔的视野、严格的过程来引导孩子们去关注现实的生活,培养他们适应社会和运用已有的文化成果进行创新和探究的能力①。这些作业没有“标准答案”,富有挑战性,带有鲜明的综合性特点,不查阅大量的文献,不投入精力是难以完成的。为什么还是“小学生的儿子”乐意投入于如此具有挑战性的作业呢?文章给出的答案是:“美国学校给孩子的‘大型’作业,往往具有这样的特征,一是没有标准答案,让你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二是对方法要求严格,训练你观察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三是实用性,让你去关注生活的实际,让你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和价值。这种作业你想偷懒都困难,找不到机会。”套用我们新课改提出的“三维目标”,美国教师已经将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完美的整体。 与美国教师布置的作业相比,我们很少布置这样的作业,另一方面学生也难有这样的热情去完成历史作业,多半把作业当成了一种负担。笔者所在的广东省重点中学,订了一本教学辅助资料,可是每次都有学生以各种借口不做作业,更有甚者还直接照搬书后的参考答案。我们作业的特点是注意小切口,选取具体的知识点设计题目,这就把学生的思维限定在一些具体的知识点上,例如《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模式的形成》的“自我测评”:“1.简析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2.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是什么?3.评价中国古代的自耕农经济。”②答案都可以直接从教材中归纳出来,“知识本位”的意识仍很明显。学生对作业缺乏兴趣,问题不在学生,而在于作业的古板方式和死板的内容。 农业是人类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从古到今,政府都非常关注。如果从创新和实践能力培养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古代农业的学习,我们有必要把古代的农业和精彩的现实连接起来,引导学生关注今天的农业发展。假如布置《今天中国还有小农经济吗》《你认为今天中国农业的出路在哪里》,这类具有较宽视野、并且可以引导学生关注当前农业发展的作业呢? 我们也很少设计挑战既定结论和“权威”的作业,这样就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有悖于历史教学的目标。《辛亥革命》的自我测评是简析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性质和伟大意义③,《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的自我测评是简述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意义④。这就限定了回答的范围,学生已不可能“信马由缰”。《对外开放格局初步的形成》的学习延伸要求“以小组为单位,搜集一个经济开发区发展情况的图片,配上解说词,举办小型展览,展示我国对外开放的成就。”⑤该活动可以培养学生的时代自豪感,但是在搜集资料时,难免会遇见负面反映的资料,毕竟对外开放的时候还有“苍蝇”飞进来。那么学生如何面对这些资料呢?为了完成作业,这些具有负面影响的资料恐怕将要被弃之不用,学生也就失去一次全面客观地认识对外开放的机会! 从美国的历史进程来看,《独立宣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美国教师竟然布置“你认为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有什么局限?”高钢的儿子并没有因为这类“挑刺”的作业,辨别不清“真善美”,出现“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错乱,相反,“儿子为了回答老师的问题,在互联网上找到《独立宣言》的原文和评价《独立宣言》的各种文章,一边阅读,一边作笔记。他感慨地对我说:‘托马斯·杰斐逊绝对不是一般人!’”。这都表明,只有当学生的内心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融合在一起,教育才是有效的。 受到美国作业的启发,笔者开 始有意识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权威”,培养其主动探索、独立思考的精神,根据教学内容创设一些类似史实的情景,结合学生的想法,尝试布置不再预设标准答案、有一定自由发挥空间的作业。通过大半年的教学实践,学生对历史多了一份爱好,在课堂上我也不再是“单枪匹马”。 以学习《从中日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一课为例,学生痛恨于清政府的无能和卖国,深为中国的处境而悲愤不已。为了引导学生吸取历史教训,认真思考现实问题,笔者设计了一题开放性作业: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有没有获胜的可能?即使今天中日之间不再计较历史问题,领土、能源这些严峻的现实问题就能妥善解决吗?你认为中日之间还会有一场战争吗? 学生争论的很激烈,特别是在“中日之间早晚会不会有一场战争”问题上,必战和必和两种观点互不相让,都有不少的支持者。我整理了大家的作业,发现所有学生都认为,如果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全力以赴的话是可以战胜日本的,之所以失败是统治者的腐败造成的。为了说明这一结论,不少学生举朝鲜战争的例子:同样是中国人,为什么最强大的美国都战胜不了我们,而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和我们实力不相上下的日本?对于“中日之间还会有一场战争”这一问题,认为必战的学生多是从近代以来日本侵略中国和现实一些敏感的事件来谈的;支持必和的学生多是从当今世界潮流和中国拥有核武器这一压倒性优势来谈的。 近日读到王俊伟老师的《寒假作业里的大天地》”[1]一文。王老师利用放寒假之际设计了两道题,让学生任选一道来做:一是家乡、家庭史研究,比如村名变迁研究,家庭收入变化研究等;二是搜集家乡年节材料,透过这些材料的演变折射沧桑的历史。作业中,有的搞村名探源,有的研究村貌变迁,有的研究置办年货多寡、品类的变迁问题,有的研究春节期间人们购买服饰的变化问题,还有的研究春节期间物价问题.研究春节期间人们出行交通工具的变迁问题。就是因为这次贴近生活实际、充满乐趣的作业,使部分学生改变了对教师和学习历史的态度,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我们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台湾的张元教授认为历史教育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清醒的头脑跟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不仅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引导学生去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需要,为成就自我助一臂之力,为未来的幸福生活奠定基础。布置历史作业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实践在课堂上获得的能力,从历史实际中获取某些启示,从而增强学生不断学习、主动探究、适应生活、反思社会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作业模式,设计一些鼓励学生运用文献得出对历史想象的认识和见解,引导学生思考现实的重大问题的历史作业,让学生自己构建对历史的认识,从而更好地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促进学生的社会性发展。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刘良华教授的指导,在此深表谢意!) 作者简介:曹凯,男,1975年生,硕士,广东省肇庆中学高中部,中教一级教师。 历史教师论文:中学历史教师的素质浅谈 当前,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开展,如何提高教师素质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这个主题已经越来越被教育界所重视。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过程的威信,也直接关系到教与学这个教育教学最主要环节中师生的交流是否成功的问题。因此在这一方面,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还是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都有不少的经验和认识。笔者的教学年限虽不太长,但由于一直工作在历史教学的第一线,因此在这方面也颇有一点体会。 教师的素质是一个全方位的问题,不可或缺地包括师德、专业素质和工作方法等多方面,作为一名教师,这几方面自然是缺一不可的, 尤其是师德方面更是每一位教师都应具备的起码素质,这一点许多老师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论述,就不再赘述了。在此仅就笔者在几年的历史学科教学中体会最直接的关于“师才” 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谈一点认识。 作为所谓“副科”教师,一般一周只与学生接触两节课,如何在短暂的时间内培养师生情感,并进而培养起其学科兴趣,比起语、数、外等学科教师来,我们的难度相对要大些,这就要求我们在提高自身素质上做文章。以笔者的认识和实际教学过程中的体会,“师才”可在以下几方面得以体现: 1.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 作为一名教师,与学生最直接、最经常的接触和交流是课堂教学,而课堂教学恰恰是最具有明显的学科性和专业性的。一些被学生反映为“不会教书”或“教得不好”的教师,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就是专业不过关,凭课本和教参“照本宣科”,既无合理的教材处理也无深入浅出的教材分析,一俟学生进一步提出问题或涉及学科新成就和较深层次的问题就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久而久之,在学生中就失去了威信和信任。况且在当前社会多元化影响下,学科的多元化趋势也在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不可分,这种联系性无论是在教学过程的教材处理中还是在高层次的考试中都处于越来越突出的地位。特别是在这几年的高考中文科的语文、政治和历史三个学科之间的联系要求之高历史上尚无出其右者。 比如,在讲述陈胜吴广发动的秦末农民战争这一章中,你会发现历史课本上的内容远不及语文课上的《陈涉世家》来得丰富,有时在预习语文书上的内容后再进行授课,效果会更好些。再如,对于文化部分的文学诗歌的讲解,倘若没有足够的文学功底,一节45分钟的内容一定会显得枯燥无味。在看过福州二中倪江山老师的《封建文化高峰光耀千古的文学》一课的录像后,认为这节课成功的奥妙之一就在于授课者有不浅的古诗词基础,对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词及韩愈、柳宗元的散文等作了十分精辟的演绎,使学生在获得历史基础知识的同时又增长了许多古汉语知识,由此可见历史与语文的联系之密切了。 而政治与历史间的联系则更进一步,历史课上所传授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等即是政治课的内容,尤其是现代史部分,由于紧扣时代脉博,如果历史教师对政治学一知半解或有反向的理解,则会给历史教学的客观性产生导向上的副作用。 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仅列出语文、政治两科与历史学科的联系,其实历史课上也经常涉及美术、音乐甚至数理化的内容,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因此,作为一名历史教师,只有具备比中学教材更高深和广博的多的知识,也只有对教材内容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善于进行教材分析,才能居高临下,正确处理教材,更加准确地讲解教材,解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提出的各种问题。 同时,由于科技的发展,知识结构日新月异,作为教师还应关注着历史研究的新成就,使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得以更新和发展,并在教学中结合教材传授给学生, 以开拓学生的视野,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体现新时期的教学特点。 因此,教师的专业素质是教师整体素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由于现阶段的中学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大多是经过各级高中等师范院校深造后才走上教育教学岗位的,因此这方面的“师才”问题似乎不太突出,而在下述两方面,教师素质的个体之间差距则十分巨大。 2.掌握全面的教学技能和技巧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主要是通过课堂主渠道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因此,就要求教师必须具备有组织教学、课堂提问和解答,批评和表扬等方面的技能与技巧,必须具备有语言表达、身体语言和心理暗示等技巧,同时还必须具备有板书、板绘和使用电化教具的技能与技巧。 对于学生来说,能否最大限度地将老师传授的知识掌握下来,关键在于能否真正的听懂老师在课堂上所传授的知识并加以成功地吸收。相反,为了让学生最大限度地掌握知识,作为教师应该采用各种方法使学生听懂自己所教的内容。一些人认为历史课不是“故事课”就是“古董课”,其中原因有方方面面,在此不作评述。笔者认为要消除他们的成见,不要光停留在争执与辩论上,更重要的应该是努力挖掘自身潜力,发挥自我的最佳水平,变被动为主动。 在几年的教学摸索中,笔者根据学生不同的年龄特点和学科能力的不同要求,形成一套较受学生欢迎的教学方法。如在初一年段展开竞赛式教学法,由于此年龄段的学生比较争强好胜,喜欢听老师和同学的夸奖, 于是每节课都设计十几个问题,然后按小组回答或抢答,将其得分记在黑板上。一分成绩要有一分辛勤付出,为了多得几分,学生们自觉不自觉地掀起学习历史的热潮。以往要求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的效果往往不佳,原因就是因为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的地位,现在要为集体争光,老师即便不布置预习和复习,他们也会埋头书上,于是就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实践证明,此教学方法对于初一学生十分有效。而在初二年段则进行乐学教育法,经过一年的竞赛式授课,效果虽说比较理想,但长期使用此方法,已经长大一岁的学生逐渐由兴趣到枯燥。为了继续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几年来笔者经过反复实践、推敲,在初二年段开展乐学教育法。关于这一方法,许多老师均有较为全面的说明和深刻的体会,就不多做介绍了。对于初三年段的学生则相应采取参与式教学法。这一年龄段的学生身心较为成熟,而且时逢初三学的是《世界历史》,许多学生随着知识面的拓宽,时代节奏感强,他们努力去了解世界,但又不全明白事件的历史背景、发展方向和前景等,所以笔者尽量将初三的 每一节课上得生动活泼,让学生多问多答,即一个问题由学生提出,学生回答,不完备之处再由老师补充。这种参与授课法目前正在进行之中,极受学生欢迎,但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核定。 此外,经验丰富的老师还善于采用身体语言和直观教具来诱发学生的“无意注意”,使学生在课堂中能准确地捕捉信息,并在脑中形成直观而深刻的印象,这些印象是与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的语言和其他表现同时并存的。学生正是在这种获得知识的过程中体验学习成功的快感,产生心理上的满足,从而对使自己获取知识的老师产生信任和崇敬。 因此,作为教师是否具备这一方面的素质直接关系到能否获得学生的信任,在每堂课之前能否使学生产生心理上的期待,以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达到教育效果,这也是教师专业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具有广泛的兴趣爱好和一定的业余技能 一个有着广泛的兴趣和爱好的人在人际交往中无疑是受到欢迎的,在教学过程中也是如此。由于年龄的原因,学生的求知欲是很强的,这种求知欲并不满足于在课堂中所学到的书本上的知识,而是在文学、艺术、军事、体育甚至社会学方面的所有知识和技能都会引起他们浓厚的兴趣,他们获得这些课余知识的途径主要是通过阅读一些有关的书刊和报纸,或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来获取的。虽然我们在专业课的教学任务中可以没有这些内容,但历史科的包容性极强, 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在课堂上让学生接触一些书本以外的知识无疑会使学生兴趣提高。 如在初一上学期的历史教学中,出现了我国古代史上的几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笔者在讲完淝水之战之后,把几次事件串起来,让学生介绍各自所熟悉的典型战术,然后再归纳这几次战例以少胜多的相似之处。有可能的话,还可在适当的机会, 进行一节军事知识竞赛课,既能丰富书面上的知识,又能进行国防教育。 再如,在解释“蹴鞠”这一名词时,如果你有一定的足球知识,就可以与学生一同探讨中国足球和世界足球,也许这会多占用几分钟的课堂时间,但却可以使那些小足球迷对你刮目相看,而后这些学生就会觉得与老师有了共同语言,甚至会认为学不好历史就对不起“历史老师”。由此可见,拥有广阔知识面的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容易朝良性的方向发展。 在成为一名教师之前,我们大多都受过各种较高层次的教育,因此在专业知识和相关学科的知识上已有了一定的造诣,这是我们成为一名教师最起码的素质,也是笔者在上述第一点中所阐述的,但是对于其他如体育、文艺等非学科的知识和技能的掌握都严重的因人而异。有经验的老师特别是班主任都不难发现,在一定领域中有特长的老师特别受学生的欢迎,老师在书法、体育或文艺上的才华也往往会使学生为“自己的老师”感到自豪,在这种自豪的同时,对老师所产生的“崇敬”心理一旦带到历史教学的课堂上,对于我们组织教学和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十分有效。当然,也并非绝对地说看的书多、知识面广或有一技之长,就能呼风唤雨。实际上,我们强调的教学素质更重要的还是将基础知识与能力培养紧密结合,能将所知、所学、所想等贯穿于课堂的实际教学中,让学生在消化本学科基础知识的同时,又增加了对新事务的认识与理解。 一个教师一旦具备了上述几项素质,相信会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人,而教师的威信也是在教学的成功中不断得到提高,更有利于下一轮的教学,这是一对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的教与学之间最直接的发展关系。 一个具有广博知识和广泛兴趣爱好的教师会使学生在接受教育之前以接受的心态来对待即将到来的学习,而教师也可籍此树立十分良好的形象,在教学过程中以“高素质”的形象“先声夺人”,取得学生的信任和欢迎,这对于营造“乐学”氛围,提高课堂效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们新时期探索心理教育与知识教学相结合,提高历史教育工作者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教师论文:中学历史教师人格魅力的构建 历史教育的功能,要求历史教师既是人类历史文明的传播者,又是学生学会如何做人的引路者。对于中学生来说,教师的人格魅力,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替代的最灿烂的阳光。乌申斯基说:“在教育中一切都应以教育者的人格为基础,因为只有人格才能影响人格,只有性格才能影响性格。”“野蛮产生野蛮,仁爱产生仁爱”,只有教师自己具有美好的心灵,才能使学生的心灵更美好。好的教师,本身就是强大的教育力量。因此,历史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不仅要通过语言去传播知识,更重要的是要用自己的心灵去塑造学生的灵魂,用自己良好的素质和高尚、健全的人格,为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起到师表和典范的作用。那么,历史教师应该如何提升自身的人格魅力呢? 第一,历史教师要有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历史教师自身应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也是历史学科的基本任务所决定的。历史教学作为人文学科的优秀课程,其思想性、教育性很强,它所展现的广阔历史视野,蕴含的丰富人文素材,积淀的深刻人类经验,在学生人格教育方面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强大感染力和促进作用。历史教师在向学生传播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历史知识的同时,更要树立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要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旗帜,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进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以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同时,历史教师还应旗帜鲜明地讲理想、讲信念,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用高尚的人生追求教育学生、引导学生、感化学生,坚持全面发展,教书育人的方向。 第二,历史教师要有扎实的理论专业素质。为适应世界科技突飞猛进、知识更新异常迅速的时代要求,历史教师更应该善于接受和消化新知识、新理念,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积极探索好的教学方法,从而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还应自觉学习有关教育学、心理学等教育理论知识,用科学理论指导自己的教育教学,尤其是优秀历史教师更应该成为新的教育教学理论的创造者。历史教师只有学识渊博、业务精良,讲课能够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具有演讲家的口才和艺术家的风采,才能使学生产生敬重感,也使学生从语言到行动上都有了学习的榜样。这可大大提高历史教育教学的质量。 第三,历史教师要有拳拳爱生之情。情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已越来越为更多人认可和重视。有位教育家曾讲过:“教育之没有情感、没有爱,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能成为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因此,热爱学生、尊重学生、信任学生、严格要求学生是历史教师教育威信形成的根本保证。如果历史课教学中教师忽略了对学生的情感关怀和热爱,就等于抽掉了历史课教学的灵魂。同时,历史教师为人正直,出于公心,对待学生无等级之分,并能准确了解每个学生的爱好和内心世界,尊重他们的人格和个性差异,关心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创造欲,促进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与他们和谐相处,用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坦诚相待,学生才会在情感上与教师共鸣,才能亲其师、信其道,也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 第四,历史教师要有执着的奉献和敬业精神。在当前某些人的功利心态愈演愈烈的情形下,不少教师也心理失衡,所以,要做好一名历史教师很难,也就更加需要历史教师具有执着的敬业、乐业精神。历史教师对学生充满热爱之情,不断增强自身教书育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才能正确处理好苦与乐、贡献与报酬的关系,才能以教为乐,不图名利,甘心为教育事业奉献,才能受到学生的尊重,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 第五,历史教师要有很强的创新素质和现代意识。随着教育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也给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历史教师必须要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教育科研能力,只有与时俱进,常思考,勤动笔,才能使自己由“机械型”的教书匠向“学者型”的教育家转变。同时,教师还要积极关心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重视自身的修养与道德品质的提高,自觉树立民主意识、法律意识、竞争意识、合作意识以及具备较强的适应能力,尊重学生人格,承认学生在思维方式上、发展过程中的差异,这样才能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愉快和创造的乐趣。 历史教师论文:幼教师建国60周年征文:让历史告诉未来 怀着虔诚的心情,我郑重地扣开历史那扇沉重的大门,细数时间车轮在这里留下的车辙,或浅或深,默默地,我感到心中一片静水流深…… 60年,对于我们这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古国来说,不过是白驹过隙,弹指一挥。但对于刚过而立之年的我来说,却只能用我的成长历程来见证我们的新中国逐渐坚实的脚步。 我出生于一九七四年,我的幼年生活也充满艰涩的回忆,我们家姐妹四个,我最小,一家人只有父亲一个人有微薄的工资收入,那时只有过节或者生病才能吃上一顿像样点的饭菜。我母亲经常跟我提起我三、四岁时做的一件傻事:那天,姐姐们都上学去了,父母也都出工在外,当时已是初冬季节,外面还下着蒙蒙细雨,我一个人只穿一件单薄的衣服站在院子里,好心的邻居发现后,要把我拽回屋里,我却拼命地边挣扎边大喊,“我不回去,我要生病”“我就是要生病”。直到母亲回来后才弄明白,原来我是想以生病做代价,来换取一个水果罐头。每次听这个故事,我的女儿都会问我是不是真的,只有六、七岁的她当然想象不出穷困的生活是什么样。那一个甜甜的水果罐头,那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面条是怎样的令我魂牵梦绕,渴望生病,我又怎样因为不肯放弃小女孩的美丽,而痛哭流涕地拒绝穿打了补丁的旧衣服! 等等等等。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三十年的努力拼搏,三十年的沧桑巨变,铸就了一个民族近百年的梦想!我们的生活奇迹般的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而身处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我和身边千千万万的同胞们,从普通人的着装饮食到城市的景色面貌,更是真真切切地目睹和感受到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巨变!抚今追昔,我可以肯定的、自豪的说:我是幸福的,因为我正在感受着、经历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幸福生活! 在单位,常常会听到年长的同事给我们讲述他们当时的工作环境,听着他们的描述,我们仿佛在听一个古老的传说。我看到了,看到了那个破旧的一下雨就闹水灾的小四合院,看到了因为生火取暖而被烟呛的直咳嗽的老师和孩子们,看到了那群为了一个纸飞机、一本图画书而欢呼雀跃的孩子们,看到了为做教具而挑灯夜战,手上起了冻疮的年轻的老师们,看到了一块黑板、一架手风琴全园师生轮流用的场面…… 再看如今我们的幼儿园,色彩靓丽的教学楼,塑胶跑道,木地板,应有尽有的图书和玩教具,千兆校园网、多媒体教室、电脑、电视、空调等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实现了教育信息化、办公现代化、管理网络化,我又一次深刻的感受到了建国以来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又一次深刻的感受到了真真切切的幸福,为我自己,为我们所有的人和我们的孩子们,生活在这个幸福的时代里,而感到幸福! 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一个家庭、一个单位可以反映时代的变迁。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为拥有富足、安逸的生活而快乐;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为教育的巨变,为现在的孩子享受优质的教育而欣慰,为我工作的幼儿园的进步和变化而欢欣鼓舞!我感谢,感谢每一位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自己而努力奋斗的人,带来的今天这幸福的生活! 作为一名与改革开放同成长的年轻的幼儿教师,我将怀着无比感激之情,立足本职工作。时刻不忘向优秀的党团员学习,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富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更加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在平凡的岗位上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 60年风雨岁月峥嵘,60载奋斗谱写华章。一个民族,会因为他的古老而闻名,会因为他的倔强而伟大,历史的车轮仍在滚滚向前,岁月会沿着历史的车辙见证一个民族的崛起,这一切,历史会告诉未来! 历史教师论文:历史教师教研意识的基本构成诠释 教研意识是教师开展自主学习以及帮助他人进行有效学习的基本保证,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内驱力,它根植于教师的行为规范之中,帮助教师不断进行自我提升与发展。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历史学科的优秀功能是育人──培养符合社会规范的公民和帮助学习者掌握终身学习的能力。但是由于过去中学历史教学中存在过分强调知识传授的现状和泛政治教育化的倾向,历史学科的功能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挖掘。重知识、轻能力,重结果、轻过程,重感性、轻理性,重说教、轻人文的现象一直存在。学生以记、背为能事,视历史学习为畏途;教师以传授知识为主业,缺乏对历史的感悟与思考──这种缺乏历史智慧的导向和忽视学生理性心灵发展的现状是与部分教师缺乏教研意识有关的。因此,如何引领教师生成良好的教研意识,并不断获得提高,是新课程改革对历史教师的新要求。 一、情境意识 所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有其滋生的土壤和活动的空间,这片土壤与空间就是历史情境。简言之,历史情境就是指历史事件发生以及历史人物活动所处的时间、空间以及其时代背景等,它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历史局面的形成。同样,所有的教学现象也有其产生的情境,它决定着教学活动的开展与教学目标的达成。一个历史教师应该充分创设历史情境与教学情境,帮助学生活化历史,激发情感。 教师必须在钻研教材、了解历史的前提下,创设历史情境,让学生感知历史,让自己拓展历史思维。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制度,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它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使中国的封建制度日益强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及“重农抑商”的统治政策,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但欧洲的情况就不同了,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和强有力的政权保障,可当时欧洲许多地区仍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联合封建王权势力,通过战争等方式完成国家统一,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上可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虽然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格格不入,但当时欧洲的历史情境,专制主义的加强却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例如,德意志与意大利就是依靠封建王朝进行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来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从而为两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障碍。教师一定要让学生明确:历史并不是简单的文字堆砌,也不是天花乱坠的传说演义,历史情境复杂多变,造就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如果用僵化的公式去推论历史,很容易陷入唯心主义的误区。 二、思辨意识 所谓历史的思辨意识是指用独立的、实证的意识来取代盲目迎合的心理,即相信事实的证明以及运用认识规律和理论去思考和分析,以自己的独立思考去支配自己的行动。思辨意识具有四个层面的内涵:探究、质疑、反思、创新,四者之间相互联系,逐渐深入:有探究,才能质疑;有质疑,才会反思;有反思,才能创新。 (一)探究 探究既是科学学习的目标,又是科学学习的方式与优秀。历史史实浩如烟海、历史真相扑朔迷离,如果不去探究,人云亦云,就会以讹传讹,甚至胡编乱造,这是对历史以及历史教学的不负责任。探究是一种刨根问底式的追究,是一种寻求论点、论据的艰难跋涉,但探究决不是钻牛角尖,更不是标新立异,它必须在科学的态度、严谨的思维、执着的精神的引领下进行。洪秀全发起了太平天国运动,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抗争精神与不畏强暴的意志。但据此就过分拔高洪秀全的人物形象,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作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的最高理想就是改朝换代,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决定了他的目光短浅、生活腐化以及极度的猜忌和狭窄的心胸。通过科学的探究,我们可以确认,即使太平天国革命成功,中国历史上也最多出现与清政府难分彼此的封建政权,不可能使中国顺应世界潮流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一点马克思已经有所论述。我们只有不断地探究,才能体验学习历史的乐趣,形成尊重事实、善于质疑的科学态度。 (二)质疑 质,乃询问、责问;疑,乃不能确定、不能解决。质疑,即询问不能确定、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历史学习与教学过程中,质疑应该存在于各个环节,蕴含在整个学习与教学过程的始终,也就是说整个教学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质疑流程。 作为一名历史教师,质疑意识应该存在于学习与教学两个方面。从历史学习的角度来说,现今历史学习的最大困惑,恰恰在于学生不会发问。学生看得懂教材,但理不清思路;学生听得懂课,却提不出问题。这就要求教师首先要有质疑意识,要及时、妥当地引导学生质疑,并能对学生的质疑进行及时疏导和解答,让学生得到释疑的快乐。作为一名好教师,在每一堂课中学生会提出怎样的问题,教师要做到心中有数,并能有所指导。例如,常言道:“落后就要挨打”,但综观中国古代历史,为什么常常是落后的、野蛮的游牧民族侵略先进的、发达的中原农耕地区?同样是地主阶级的变法与改革,目的同样是为了“富国强兵”,变法的内容同样都涉及土地问题,为什么变法却有成有败?这些问题对帮助学生理清历史概念,拓展知识内涵都是有作用的。 质疑的意识还应该存在于教学过程之中。教师应该不断挖掘教学过程中出现的疑点,并围绕这些疑点精心设计问题。因此,教师教学过程的质疑意识是通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问题设计体现出来的。中学历史教学内容的依托主要是教材,教材是教学的依据。教师只有引导学生揭示教材的内在联系,从教材中的热点、冷点、关键点、矛盾点和误点、弱点、难点、空白点、交叉点中,发现隐藏在教材中的有关理论问题──基于教材、超越教材,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把握事物的发展方向与趋势,才能完成教学任务。 (三)反思 反思是指教师对历史问题、教学问题的一些理性思考。作为教师教研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思也具有两层含义:历史反思与教学反思。 历史反思是指教师能够指导学生从历史的视角,运用历史的思维和历史的知识,去分析复杂的社会与现实问题。历史反思意识能够帮助教师深入理解历史发展的线索,体味历史发展的内涵,提高历史教师的基本素养。近年来,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而同为战败国的德国却形成鲜明的对照。运用历史反思意识,我们能够得出结论:德国能够直面民族的历史垢点,哪怕它成为一时的精神隐痛,但他们敢于正视事实,敢于忏悔罪过,这就铲除了法西斯复活的土壤。日本则由于美国的扶植与漠视,较多地保留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思想体系,以“心里穿着旧时军服”的闭塞、顽固心态面对50多年天翻地覆的世事变迁,始终不能正确地进行历史反思,因此才会有反反复复的参拜靖国神社、歪曲历史教科书等事件,成为世界和平的隐患,可见不同的历史反思态度将影响一个国家的文化方向。 教学反思是教师以自己的教学活动过程为思考对象,来对自己所作出的行为、决策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结果进行审视和分析的过程。这里所 说的反思与通常所说的静坐冥想式的反思不同,它往往不是一个人独处放松和回忆漫想,而是一种需要认真思索乃至极大努力的过程,而且常常需要教师合作进行。另外,反思不仅仅是教学经验的总结,它是伴随着整个教学过程的调控、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活动。高中试验修订本·选修教材《中国古代史》体系严谨,阶段特征明显,史料丰富,在编写水平与能力要求方面与过去的教材相比有了较大的提高,得到了广大中学历史教师的认同。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教师在教学处理与教学设计上感到难度加大。固然这其中涉及教师的专业素养问题,但也需要教师进行深刻的教学反思:为什么对体系完整、特征明显的教材,教师反而感觉教学难度加大?难度大在什么地方?教学中怎样才能化解难度?实际上正是由于教材的体系完整、内容充实,才使教师感觉无从下手,如果只按照教材讲述,就会陷入照本宣科的泥潭,这是每一个好教师都不希望看到的。这就需要教师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挖掘教材中的隐性知识,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拓展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率。 (四)创新 创新是指根据一定目的,运用一切已知信息,产生出某种新颖、独特,有社会或个人价值的产品的智力品质。因此,创新的前提是“新颖”──破旧立新而不墨守成规;创新的优秀是“独特”──别出心裁;创新的目的是“有社会价值”──对人类、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如,重大的发明、创造和革新。 中学阶段是学生思维能力与思维品质形成的关键阶段,因此中学教学创新意识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一个没有创新意识的教师肯定难以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生。新课程对教师提出了全方位的要求,教师的工作也因此而显得更富有创造性。中学历史教学属于基础教育,它是对过去已经发生的客观事件进行主观的再认识,因此它不像科学发明一样具有首创性。所以,中学历史中的创新教育不是去开拓和创造未知的知识和知识体系,而是创设一定条件和氛围,引导、启发学生去再现历史情境、揭开历史之谜,拂去历史的尘埃,并能通过联想、判断、推理和综合分析,归纳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培养勇于提出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不盲从教师、不盲从书本、不迷信权威的思维品质。 习惯性看法和固定的思维框架是创新意识的大敌,它会影响人们知识的运用和能力的发挥。我们一直认为:《天朝田亩制度》代表着太平天国运动达到了旧式农民起义的最高峰,但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认识太平天国运动,我们就会发现固定的思维框架影响了我们对事物的判断:《天朝田亩制度》推行朴素的平均主义思想,是明显的滞后行为,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而《资政新篇》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其历史价值要大大高于《天朝田亩制度》。我们以前重前者、轻后者的看法,明显是习惯性的产物。如果我们不能顺应时代要求,对过去的历史进行科学的再认识,就会影响创新意识的培养。 创新更不是“标新立异”,应该是对过去的历史的一种理性、科学的质疑与反思,并根据科学的分析和推理得出新的结论。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历史具有极强的主观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的认识也不断变化。也就是说,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否定着过去的陈腐或错误的观念。但应该清楚,简单否定不是创新。创新作为思辨意识的优秀内容,虽然需要大胆质疑,但更需要科学的推理和小心的求证以及新颖的观点。近年来对李鸿章和曾国藩的评价已经逐步摆脱了“卖国贼”“刽子手”的固定模式,但因此而把他们拔高到“爱国爱民”“鞠躬尽瘁”的层次,就显得缺少科学精神的支撑,这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 三、角色意识 角色本是一个戏剧用语,原指演员在舞台上依据剧本情节而扮演的某一特定的人物,后被引用到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之中,泛指个体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身份,以及由此而规定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的总和。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教师的角色意识也应该相应改变。 (一)主体定位 对于一些历史教师来说,教学是天经地义的,教学研究是可有可无的。这就放弃了自己教学研究的主体地位,把自己置于教研工作的从属地位上,这是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又一个障碍。对此,皮亚杰有精辟论述:“别人认为,尤其坏的是他自己也认为:学校教师无论是从技术和科学的创造性上来说,都不是一个专家,而只是一个知识的传递者,这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事。”因此,我们必须认识:教研具有强大的综合功能,它能确保教师的精力和智力准确、恰当、高效地投入到教学实践中去。“教师成为研究者”的早期倡导者布克汉姆曾经讲过:教育研究不应是专业人员专有的领域,它不是一个领域,而是一种态度。基于这样一种对研究的理解,把研究看作是教师应有的态度,对于理解教师成为研究者、教师专业化具有重要的启示。 新课程改革以“自主、合作、探究”为主要的学习方式,这就给广大教师提出了新的课题:随着学生探究能力的提高,教师应该如何“水涨船高”地提高自己的教研意识与教研能力。因为我们深知:一个缺乏教研意识和教研能力的历史教师,不可能有效地指导学生自主、合作与探究。时展要求历史教师教有所思,教有所悟,教有所得,教有所长。这就要求广大历史教师更新观念、主动探索,形成与新课程改革相应的教研意识,掌握科学的教研方法,形成有效的教研能力,提高自身的教学素质与教学效率。 (二)敏感态度 教研敏感是教师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教研敏感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以当代意识为视角,结合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及时捕捉教学内容与当代新事物的结合点、新理念与教学内容的整合点、教学过程的闪光点、生疑点。 教师要发展和提高,就必须要作一个教学的有心人。作为第一线的中学历史教师,我们有很多专家难以企及的优势:丰富的教学经验、众多的教学案例、频繁的师生交流。只要我们能及时地发现教学中的闪光点、生疑点,及时加以整理、记录,再把它同有关的理论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教研过程。当然,教研敏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教师首先必须具有浓厚的专业兴趣和丰富的知识,才能捕捉到教学过程中有价值的东西。其次,教师必须自觉地发展自己的观察力,形成与教学有关的心理定势,才能理性地看待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得出科学的结论。《历史与社会》教材的使用,让许多教师感到难以适应,知识的综合性、发散性给许多初中教师提出了挑战。但如果我们就此避而远之或加以否定,就绝对不是一个积极的态度。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我们很难捕捉有价值的内容。这就需要我们认识课改的趋势,不断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形成积极的心理定势,有效地完成教学任务。 四、合作意识 学会合作,是现代人的基本意识与素质。当前,学科本位意识越来越淡化,综合课程成为必然的趋势,这就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况:单科的教师面对着综合的学生。教育对象的变化,促使教师的教研意识也随之发生变化:以学科为中心,独立完成教学任务,独立进行教学研究的现象越来越被合作学习、合作教学以及合作教研的情况所取代。课程的综合性、合作性以及探究性的特征,要求历史教师在教育学生学会合作的同时,首先自己应学会合作。通过合作,打破学科界限,完善知识结构,转变教学行为,提高教学效率。 合作教研的前提是要营造一个互相激励、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教研氛围。由于教材内容越来越宽泛,学生的知识面越来越 广,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与学习过程中,教师不可避免地涉及各种专业知识,如,信息技术、教研方法、资料数据统计处理、课题报告写作。这就需要教师学会用集体的智慧来研究和解决教育教学中的问题。例如,“中学历史社会化教学模式探究”这样一个研究课题,涉及语文、政治、地理以及社会学、心理学知识,靠教师个体很难完成。因此,充分利用集体的力量,完成教学研究,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些学校和教师开展集体备课、集体评课、集体[,!]说课就是一个很好的合作教研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拓展教师的思路,激发教研的灵感,明确教研的方向。 五、资料意识 资料是教研的基础,中学历史教研的关键是要积累丰富的教学资料,这也是第一线教师得天独厚的条件。在“知识爆炸”的信息社会里,中小学教师尤其要注重提高自身的处理信息能力,包括善于发现、选择、简化和整合信息,同时,能够对已有的信息进行创造性的处理,综合成新思想、新观念等意识。 历史教研资料意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史料意识与案例意识。 史料意识是历史教师的基本功之一。历史学习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学习者能够对史料进行科学的判断,并能灵活运用。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也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不管历史哲学、史学观念、研究方法如何更新,史料总归是史学成果必要的支撑。中学历史教学论文虽然在实证性、史料的全面性与原创性方面没有史学理论文章的要求高,但能否及时地了解史学动态,掌握第一手的史学材料,仍然是我们开展中学历史教学研究的基础。这就需要教师不断学习,更新自己的知识内容,为开展中学历史教研作好铺垫。人教版《历史与社会》八年级上册回避了“战国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的提法,这说明编者以公正、客观的态度对待史学界有分歧的问题,这必然也需要广大中学历史教师能够适应这样的变化,掌握史学理论发展的趋势与方向。 案例意识是教师意识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学是一个非常具有创造性、新颖性的活动,教师每天都会面对不同的学生,提出不同的问题,产生新的教学灵感。教师在备课、上课、听课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不断的思维碰撞,激发耀眼的思维火花。如果教师能够把这些灵感与火花记载下来,就是典型的案例。中学历史教学论文的实践性、说理性都要求有典型的教学案例支撑,否则就会流于空泛,没有说服力。而案例的积累需要教师平时有心的探索,在教学中发现问题,通过教研解决问题,形成教学和教研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教学新模式。 理念是教学的主导,而教研意识是先进理念能够存在的基础。一个缺乏教研意识的教师,他的视野里就只有教材、分数,长期以往,必然会出现眼界狭窄、目光短浅、思维迟钝、想象贫乏的现象,这样的教师是很难适应新课程的历史教学要求的。因此,我们必须了解教研意识的基本内涵,养成良好的教研意识,提高自身的素质 历史教师论文:浅议历史教师的角色意识 浅议历史教师的角色意识 在纷繁复杂的人生社会大舞台上,每人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即在各种社会群体中居于一定的地位,具有相当的身份。而教师在学校教育这个人类亚系统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担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作用。教学活动,主要是在教师的主导作用下,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意识过程中开展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教师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直接关系到教师基本素养的优劣。 角色本是一个戏剧用语,原指演员在舞台上依据剧本情节而扮演的某一特定的人物,如京剧中的生、末、净、旦、丑等戏剧角色,后被人们引入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之中。1934年,社会学家乔治·米德首先运用角色的概念来阐述个体在社会舞台上的身份及其行为,每一个体在社会舞台上扮演着各不相同的角色,而社会赋予不同的角色以不同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因此,角色实际上就是个体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身份以及由此而规定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的总和。任何一个角色都有明显的社会规定性,“承担”或“扮演”一定的角色就表明个体对他人、集体、社会要尽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并且同一个体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不同的状态下,可能会充当多个角色。 作为教师,其在学校教育活动中所处的地位与身份,称教师角色,具有社会角色的特征。在教育情境中,教师负有多种职责和功能,要求他扮演多样化的角色特征,一般可划分为期望角色、领悟角色和实践角色三个不同层次。期望角色是指社会或团体对某一特定角色所规定的一整套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代表社会的一种理想期望,也称为理想角色。如社会对教师角色就提出如学高身正、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期望。领悟角色是指人们根据对期望角色的理解所形成的观念中的角色模式,对期望角色的领悟、解释、认识,受个体的思想水平、思维方法等主体能动性的影响。实践角色是指个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实际扮演的角色,它受领悟角色的指导与制约,但有时由于受社会环境、个人素质及水平的影响,实践角色很难达到领悟角色的水平层次,更难达到期望角色的水平层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教师角色有水中层次之分,教师扮演的实践角色越接近期望角色,他所扮演的角色就越成功。 教师角色从教师所从事的职业特点考察,有其共性化的特征,即为人师表,教书育人,都必须具备相应的文化知识,都必须遵从教育理论,按教育规律从事教学工作,但也因学科性质不同,教学内容的差异及教师的个性心理特征,又呈现其个性化的内容。因此,在研究教师心理素质时,既要从教育教学规律出发,探索教师角色的共性特征,也要从学科教育的特殊性考虑,研究教师学科教育的个性化特征。历史教师不仅应具备共性化的教师角色特征,还必须形成相应的历史学科的个性化心理角色,搞好本职工作,这是历史教师良好心理素质的体现。 历史教师学科心理角色是指他们在历史教学情境中,依据历史教学任务和内容,面对不同的教学对象而扮演的角色。如果说,教师社会角色具有共性,反映了教师群体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与身份,那么,历史教师心理角色往往突出学科的特殊性,反映了他们在历史教学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征。 1.历史知识特征是构成历史教师心理角色的前提。 有人称历史教师必须上通天文,下晓地理,古今中外,无所不知,反映了历史教师必须具备渊博的历史知识结构。历史知识包括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要素。历史知识多样性、不重复性的特征,也为历史教师心理角色扮演多样化提供了前提。历史教师在教学中如果缺乏角色意识,不具有按照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相应的一套行为方式去实施自己的角色行为,就难以体现历史的韵味,不可能产生强烈的角色效应,更难以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形成他们相应的历史感。缺乏心理角色的讲授只能是说教式的模式化教学,内容显得枯燥无味,苍白无力,难以形成强烈的历史情境与氛围,这样的教学是不会取得成功的。因此,历史教师必须精通本专业知识,只有博大精深,才能深入浅出。 2.历史教师强烈的角色意识是上好历史课的重要保证。 对缺乏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的中学生来说,历史知识的间接性,直接影响着历史教学的效果。所以,在教学中,历史教师必须有着强烈的角色意识,“神入”历史,以形象化的素材,通俗易懂的语言,丰富多变的情感,合适恰当的形体动作,主动形象地再现历史人物的风姿面貌,准确具体地展示历史事件的绚丽画面。化远为近,化静为动,化抽象为具体,化枯燥为生动,“传人适如其人”,“叙事适如其事”,使学生在强烈的历史氛围中,通过历史教师的角色扮演,形成鲜明清晰的历史表象,掌握准确具体的历史概念,形成相应的历史感。 历史教师强烈的角色意识,要求其应有积极的参与意识,不应以局外人的身份来讲授历史知识,要与历史人物同呼吸,共患难。教师只有走进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历史跳动的脉搏,从而引导学生走进历史的氛围之中。这需要教师在讲授历史知识时.突出生动形象的情节,注意语言表述的活泼流畅,把握形体动作表演的分寸,渲染气氛,激发兴趣,再现历史,烘托主题,以唤起学生丰富的想象,准确地理解历史概念,牢固地记忆历史知识,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3.历史教师心理角色的多样性是其角色特征的突出表现。 历史知识丰富多姿的特征,使教师所承担的心理角色也具有多样性的特征,而在教学中,历史教 师所扮演的心理角色之多,是其它学科所难以比拟的。在人物众多、过程复杂的历史事件中,这种多样性的角色特征则更为明显。如讲授《》一节课,人物众多,各具特征,整个事件曲折复杂,一波三折,历史教师不仅要把握每个人物的分寸,形象地表现出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个性气质等角色特征,还要准确地再现变法过程中有关人物在不同阶段的角色变化。这一节课,历史教师扮演的角色超过了演员承担角色的数倍以上,也增加了历史教师心理角色承受能力的难度。 历史教师心理角色多样性的特征,需要教师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认真备课,在教学中把握主次,详略得当,浓墨重染,感情真挚。以强烈的角色意识参与历史教学全过程,尽可能防止千人一面,简单雷同,模式化,以突出历史人物的“个性化”和历史事件的“典型化”,这样才能使历史教师心理角色多样化的特征落在实处。 4.移情是历史教师心理角色扮演成功的关键。 在教学过程中,缺乏角色意识的教师,难以“神入”历史与置身历史氛围之中,必然游离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之外,以旁观者的角色讲授历史,使教学变得单调乏味,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谈不上完成教学任务。而具有角色意识的教师,则“神入”历史,以参与者的身份讲授历史,则能饱含感情,准确、形象、具体地再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强烈的历史氛围之中,使学生常常为之动容,从而产生移情作用。 情感是制约教师影响力大小的重要因素,如果在师生之间有良好的感情交流,建立良好的感情关系,彼此就能产生亲近感、认同感,学生也就愿意与教师交朋友,容易相信传授之“道”,最终导致教师影响力的增大,正如古人所讲的:“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 心理学家研究表明,情感具有六大功能,其中就包括迁移功能,即个体对他人的情感会迁移到与他人有关的对象上去。移情是教师心理角色扮演成功与否的关键,情感可以直接转化为学生学习动机,成为他们奋发进取的内在动力。教师的讲授必然会影响到学生的感知和情感,学生的反应也会影响调整教师的情绪,师生之间情感的交流,又必然会影响到教学效果的优劣与教学任务是否完成。可见,课堂教学艺术是对称的、动态的、能迁移的双向感情的一种交流。 心理实验也表明,群体往往较之个体更容易动感情。历史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具备心理角色的意识,深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以体验历史人物的不同情感,通过移情,使学生受到强烈的情感熏陶。同时,教师也必须结合讲授的内容,深入学生的内心世界,体验他们当时所能体验到的情感,从而在历史人物与学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沟通他们与历史人物的情感交流。 需要指出的是,历史教师所承担的角色,只是一种心理角色,旨在深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以便在讲授中能准确、具体、有感情地再现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和精神面貌,以利于学生在特定的历史氛围中深刻地感知与理解历史人物,形成相应的历史感,仅此而已。历史教师必须保持自己特有的身份,他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等同于历史人物,不等同于戏剧舞台的演员角色,也不等同于学生。历史教师只是具有心理角色的身份,设身处地地“神入”历史,具有历史人物的情感与意识,并将之迁移到学生身上,将教师与学生的学习目的、认识和情感连接起来,使之在教学情境中形成暂时的统一体。同时,历史教师还必须保持自己教育者的身份和理智,否则,将适得其反。 浅谈中学历史教师的素质修养 在人们以往的观念里,提起历史课,都会认为那不就是讲故事吗?只要老师口才好,一堂课热热闹闹下来,学生知道了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这课就算是教好了。如果老师还能启发学生以史为鉴,借古喻今,则更属不错。但是,从当前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来看,教师仅仅意识到这些,做到这些是不够的。历史学科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历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每个教师在自己的教学过程中无论是分析史料,还是论证观点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世界观、方法论。教师也必然会给学生以极大的影响。所以教师自身素质和理论修养就显得尤为重要。于是,关于加强中学历史教师的素质和修养问题,便成为一个常讲常新的问题。这里我作为一个普通中学历史教师也想对此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中学历史教师需要具备并强化哪些方面的素质或修养呢? 一、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广博的知识体系 作为一名中学历史教师,首先应该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这样才能准确地向学生传授教科书中的历史知识,才能科学地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历史教师案头必备几本与历史学科关系密切的经典着作,供平时翻阅研究。当然其他一些教育学着作是不可或缺的。其次,历史教师还应具备广博的知识体系。俗话说“教人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历史教师要不断吸取新养料来充实自己,丰富教学。我认为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持之以恒地坚持以下做法: (一)要处处留心学习。学问无所不在,要多读书,坚持常年读书看报,不停地吮吸知识琼浆,日积月累必有重大收获。 (二)多做读书笔记。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写自己教学经验,写历史问题的见解,摘历史资料,记平时所见所闻,这样锻炼自己的文笔,又促进了自己的学习和探讨,还可提高观察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三)多请教。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只要态度诚恳,虚心好学,必有好处。 (四)多兼涉其他学科。历史教师不必是个“专家”,但应该是个“杂家”。 (五)参观历史名胜。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百闻不如一见”,历史教师应该利用假期参观浏览历史名胜古迹,实地考察出土文物,开阔眼界,丰富知识对于提高教学效果一定会大有好处。 总之,中学历史教师只有具备多层次的知识结构,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历史教师。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 人们常说“文史不分家,文史相通”。作为一名历史教师,承载着人文教育的重任,必须具备相应的较为丰富的文化底蕴与文化积累。《左传》是先秦文学优秀作品,又是春秋时期及其以前的重要历史典籍。《史记》是纪传体历史典籍的开山之作。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同时它又是学术界公认的“无韵之离骚”。《楚辞》是战国时期文学之精华,它为战国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七分历史,三分虚构,但其形象生动的历史画面,纵横捭阖的政治风云,兴衰成败的历史启迪,可以使相关历史知识得到一定程度的具体化,以丰富我们的历史教学。 中国的古典诗词博大精深,有很多传世佳作,它们内涵深刻,包含很多哲理。学一点古典诗文有利于陶冶情操,加强修养,不但提高自己的文化品味和欣赏情趣,而且于教学常可收到意想不到的感染力。比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显示了文天祥的高尚气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的爱国情怀跃然纸上;“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辛亥第一女杰秋瑾的巾帼英雄气概令人景仰等等。这样的诗句在教学中适当运用,作用自是明显。由此可见,历史教师在教学之余,挤时间读一点优秀的古今中外文学作品,读一点杂书,即使是浏览,如陶渊明所说“好读书,不求甚解”,也会使自己的文化素质得到改善和提高。 三、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对国内外新闻时事的学习 历史学科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历史观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学习马克思理论,不是要我们讲究空头理论,而是要用其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叙述、分析、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并对学生进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教育。学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历史观,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养成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作风,避免绝对化看问题的倾向。这正是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目标下我们要教会学生掌握的东西。 在新世纪里,历史教师再也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了,要与当前的社会实际保持紧密的联系,真正做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样,在讲课时可以自如地引古论今,旁征博引,一个比喻,一个事例使学生收到顿悟之效。因此,我们应该把读书看报、收听收看新闻节目当作每天必修之课。 四、加强课堂教学艺术的修养 一节好的历史课,对于学生来说是学习,是感染,是陶醉,是享受,如同欣赏一幅名画,一首名曲。由此看来,追求教学艺术的最佳境界应该是历史教师毕生身体力行的事。课堂教学艺术中最重要的是教学语言艺术,历史教师应该有比其他学科教师更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语言的功能,创造一种历史的意境和氛围,使学生身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历史课堂教学语言的运用,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 (一)准确性。准确性是历史教学语言的生命,它要求教师读音要正确,用词要确切,表达要清晰,逻辑要缜密。 (二)形象性。就是要善于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形象化,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使学生从中产生“愤外敌之强暴。哀民生之涂炭,敬英烈之崇高,憎败类之卑劣”的情操。 (三)趣味性。它是教学语言产生魅力的必备要素,它可以调节学生心理节奏,活跃课堂气氛,强化知识的形象记忆。 (四)通俗性。要结合学生年龄层次、知识水平和心理特征,深入浅出使书面语言尽可能口语化,用学生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语言解释难懂的历史概念。 (五)精炼性。它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整理和记忆。我们要引导学生整理课文把厚书变薄。抓紧关键词,把知识穿成线结成网,由表及里,左右呼应,上下贯通。甚至只要记住一句话,就能牵动一根线,想起一大片。 恩格斯有句名言“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轻视历史,无视人类的发展,这完全是罪过。”历史之与民族正如记忆之于个人,一个人如果丧失了记忆,那他就成了白痴;一个民族如果不讲历史,那就会成为愚昧的民族 。我们有幸担当历史教学重任,不胜荣幸之余深感肩负责任之重,不敢丝毫懈怠。 历史教师论文:谈历史课堂如何处理好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的关系 初中历史教师在教学中如何恰当处理“主导”和学生“主体”的关系,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彰显学生的主体地位呢?我想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 一、坐好教师首席,恰当履行“六个导” 1.诱导 “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这是第斯多惠说的。教师要诱导学生的求知欲,充分挖掘历史自身魅力;运用提纲挈领的引言、直观形象的图表、极富理性的推理、思辨性强的提问、新旧知识的亮点以及生活中密切相关的事例来设疑引思,激发其学习兴趣。 2.指导 在新课改的理念下,开展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其自主探究、交流合作能力,提高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因此,教师要指导学生寻求问题的解法,而不仅是记住过程;指导学生探求新的思路,而不仅是套用过去经验;指导学生发挥联想,而不仅是重复固有模式。 3.引导 教师的教贵在一个“引”字。我们可以利用历史的学科特性,引导学生学习历史、分析历史、审视历史、探究历史。当然,老师的引导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只要是能够使学生的思维更具广阔性、灵活性、深刻性的,只要是有利于学生学习动起来、课堂教学活起来的,都可以恰当的使用。 4.疏导 学生受基础知识、思维定势、读题判断等因素的影响,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思维障碍。教师此时应该是问题的诊断者、思维的疏导者和心理的开导者。对症结进行仔细分析,细心点拨,帮助学生自行解惑。 5.辅导 初中历史知识是学生未来所需要的,但他们的历史素质参差不齐,不可能同头并进。对此,老师可组建学习小组,在小组内好、中、差学生分层次纵向合作,结合老师的个别辅导,把教学由课内延伸至课外。这样,既解放了教师,又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能促进后进生的进步,进而全面提高学生的历史素养。 6.倡导 历史不仅是专业课程,也是重要的文化教育课程。它对培养学生观察分析能力以及客观、真实、公正地判断,都具有深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可见,历史是一门知识,也是一种文化,它具有很强的人文性。所以,教师要利用这一平台,倡导历史的人文价值,倡导正确的历史观,倡导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里既包括课程内容蕴涵的人文知识,又包括教学过程中应弘扬的关怀人、尊重人、解放人、提升人的人文精神,还包括历史学习中应特别重视的重史实、重客观、重背景、重借鉴、重扬弃、重批判的人文方法。 二、关注学生主体,充分尊重学生 1.尊重学生主体性 主体性是人作为对象性活动的主体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它集中体现为人的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就必须信任学生,相信学生有自我调控和完成学习任务的能力。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只有当教育建立在孩子的基础上时,它才会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信任需要教师破除文化传统以及制度上的教师优势定势,确立起人格平等的师生关系,才能使教学交往由阻隔走向沟通。有了以信任为前提的主体参与,学生才能以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身份与教师和谐共创教学流程。只有尊重学生的主体性,才能使他们真正成为教育认识的主体,实现他们的社会化和个性化,才能真正实现学生的主动发展。 2.尊重学生差异性 差异是指学生个体之间稳定的个性特点的不同。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成就感、学习倾向、学习方式、兴趣爱好及生活经验。尊重学生差异性,要面向全体学生,平等地关注每一个学生,给他们以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发展自我能力的机会。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基础、智力和爱好的不同,适时调控内容、程序、方式,使他们都能参与教学活动。不仅在课堂兼顾不同层次的学生,而且在课前预习、课后辅导、作业与考核中都从层次性出发,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全体学生在不同基础上都可以取得不同程度地成功,从而进一步激发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兴趣,并迁移到整个学习过程中去。 3.尊重学生创造性 学生有很大潜能,在学习过程中,他们有独立思维方式,不时闪现出创造的火花。我们不要受传统教育的束缚,要勇敢地鼓励学生挑战教材、挑战老师,使学生求异创新,甚至荒诞离奇思维也受到保护。[[ 编 历史教师论文:新课程中历史教师用教材“教”的尝试 长期以来,高中历史教师因受应试教育的束缚,在“教”教材方面狠下功夫,底蕴十足。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新课程要求教师更新教育理念,转化教学行为,由“教”教材变成用教材“教”。高中历史教师若不积极转变教材观,必然会落伍于课程改革大潮。那么,高中历史教师怎样由“教”教材转向用教材“教”呢?这既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艰巨任务,也是亟待解决的新课题。在实际教学中我深深体会到高中历史教师要从“教”教材转变到用教材“教”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一、用教材“教”与“教”教材的区别 新课程要求教师要重新认识和理解教材,实现教材观的转变,真正树立“教材是范例”的崭新教材观,即教材是引导学生认识生活学习、人格建构的一种范例,是学生发展的“文化中介”,是师生对话的“话题”,旨在引起学生的分析、理解、反思、批判和意义建构,而不是学生全接受的对象和内容,了解用教材“教”与“教”教材的区别。 “教”教材,就是以教材为中心,视教材为“圣明”,被动地围着教材转,教材怎么写,教师就怎么顺从地学,不敢越教材半步。教材不仅是师生关注的中心和兴奋点,而且成为了控制师生行为的工具。“教”教材便成为一个静态过程。用教材“教”,则成为“范例”。教师不仅要解释教材,而且要以教材为“诱饵”去“钓”起学生思考的“鱼”,以教材为主可以从内容、形式上向外延伸,不再局限于教材。教材从而成了一条知识之“舟”,一座能力之"桥。心灵洗礼之“地”,用教材“教”便是一个动态的教学过程。 “教”教材,是教书,考虑的出发点是传授,书本知识传递给学生,是以知识为本位的,侧重知识分析,看重教师传授知识的到位与否及教学技巧,从教师执教的角度来统帅教书的,是对教材负责的“固本教学”,它是一口井,是停靠的码头。用教材“教”,是教人,立足点则放在学习对象上,注重教学行为与学习行为的同步和谐,注重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注重举一反三,是以知识为线索、潜能开发为重点培养为侧重的综合性教学,是以学生全面健康发展为本的“人本教学”,它是一条河,是起帆的绿舟。 二、大胆尝试,营造开放的课堂气氛,培养学生能力 1、改变传统教学方式,营造一种开放的气氛。课堂气氛是指在课堂教学情境中,各种成员的共同情绪(情感)状态。它是由班级社会体系中各个成员之间的互动而产生的,反映了课堂教学情境与学生集体之间的关系。在新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改变填鸭式地灌输知识点和死记硬背、题海战术为特征的传统教学方式,不断调整思路与教学重心,主要采用启发式和讨论式,充分利用教材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使传授知识和调动学生参与的主动性并重,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尽量设计活动来指导、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历史,感知历史,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使课堂教学做到恬静与活跃兼容。 2、积极引导,培养学生的能力。新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承认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地位,因为没有学生的积极参与,任何知识的学习都是不可能的,学生学习知识不是我们灌输进去的,而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动地参与、探索、自我建构而获得的,任何强硬死板的训练方式对于学生知识能力的掌握都是有限的。教学的首要环节不是向学生展示知识点,而是为学生创设一系列巧妙的问题情境,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主体意识,熟悉学习方法,训练思维能力,掌握"知识思维能力"的科学的认知规律。我在近两年的教学中,千方百计为学生创设一个自主、合作、讨论、探究的课堂教学环境,并积极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获取适应社会和个人发展必须的知识,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合作交流的能力。如我在引导学生学习现行高级中学教科书《世界近代现代史(选修)》中“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具体做法是:在导人新课后,首先引导学生回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内容;其次给学生提供一些有关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材料,并将学生分成4个小组阅读、思考、讨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内容、特点、规律性认识。教师以平等身份轮流参与各组讨论;接着由每组推荐一名代表将本组讨论的结果作一个简明扼要的发言,教师点评;然后将学生讨论结果进行整理、归纳,并在全班总结:①前提----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②条件:a.政治条件----19世纪70年代资产阶级反封建任务基本完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b、经济条件----各国经济不断发展、列强殖民侵咯积累了大量资金、亚非拉国家变成了列强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C、技术条件----第一次工业革命奠定基础、自然科学取得重大突破。③内容----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使用,新通讯手段的发明。④特点----科学技术与生产开始紧密结合,范围广、速度快,两次交叉进行。⑤规律性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生产的发展需要技术革命;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最后再利用现代教学手段投影出以下四则材料,让学生去阅读、理解、分析、归纳、讨论,概括第二次工业革命对经济、政治、世界局势国际关系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使新的科技成就很快转化为生产力,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更加扩大,竞争加剧,加之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不断冲击,在生产、资本日益集中的基础上产生了垄断。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各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70、80年代,出现了工人运动的新高潮,工人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团体纷纷建立。……改变了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使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也日益尖锐,大战危机不断加深。 ----摘自王明元等主编《新编世界近代史》 材料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不仅传统的钢铁工业、机械加工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兴起了电气、化工、汽车、石油等一系列工业部门" ----摘自《世界近代现代史教学参考书》 材料三“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加快了对世界的瓜分。世界殖民体系最终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确立。……。为了抗击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和民族压迫,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主义运动进一步发展。" ----摘自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 材料四19世纪70年代起,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向帝国主义过渡。它们对中国邻邦和边境地区加紧侵略,使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甲午中日战争后,它们……大量输出资本进行经济侵略,进而掀起了瓜分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维新派……掀起维新变法运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开辟民族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道路,提出了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要求。 ----摘自高级中学课本《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 我通过近两年的探索、尝试,深深体会到:高中历史教师通过不断学习,努力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逐步掌握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真正树立新的教材观,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宗旨,营造一个开放的课堂气氛,便能从“教”教材转变到用教材“教”上来。 历史教师论文:历史教师应当具备的才能浅议 【摘要】作为新时代 历史 教育 工作者,所应具备的才、学、识又必须符合时代要求,有更新的内容和 科学 标准。 《 中国 教育改革 发展 纲要》中明确指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今天,素质教育已汇成时代的潮流。历史学科如何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其前提是要求历史教师要有较高的素质。高素质的教师是培养深层次学科能力的重要保证,那么,历史教师的素质应包括哪些内容呢?当然,对历史教师的素质要求应当与教师整体素质要求一致,但历史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它的要求应有自己的侧重,笔者试图从才、学、识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什么是才、学、识?唐代着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在他的史学名着《史通》中提出治史要有三种长处:一是史才,二是史学,三是史识。所谓史才,是指搜集、鉴别和组织史料,并驾驭这些史料用以叙述历史事实和撰写文章的能力。史学,是指掌握丰富史料、历史知识和与历史有关的各种知识。史识,既包括见解和观点,又包括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高尚品质和勇敢精神等等。传统史家的这些素养很重要,固然是我们应当借鉴并加以具备的。但是,作为新时代历史教育工作者,所应具备的才、学、识又必须符合时代要求,有更新的内容和科学标准。 1.史才,包括动口才能和动笔才能,即语言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 历史的过去性和时序性决定了历史教学有很强的表述性特点,要求历史教师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良好的语言素质将能使学生清晰地了解和掌握史实,获得科学的历史知识和真情实感,甚至可以说,教学之成败,以语言为先。历史教师语言表达能力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学生对历史知识吸收的程度和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关系到教师教学效果的好坏。 书面表达能力,确切地说,应为教学研究能力,它以探索教学 规律 、 总结 教学经验、丰富教学理论、提高教学质量为目的。积极参加教研活动,有利于教师深入研究大纲和教材,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和总结能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而我们的历史教师真正拿起笔来从事一些专业写作者人数极少。究其原因:一是工作负担重,没有精力去从事教学研究;二是作为检验历史教师的标准是学生的 考试 成绩,而不是发表多少文章;三是资料不足和信息不便。但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只要我们自己做有心人,在搞好历史教学的同时,挤出一定的时间,对自己在历史教学中发现的问题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探讨,是完全能做到的。正如着名史学家郑天挺先生曾说的那样:“在中学教书必须有扎实的准备,学生在他教的过程中前进了,他自己也在备课的过程中前进了,这就是教学相长。在这个基础上,在教学之余从事一些专题的学术研究,也同样会做出成绩的。” 2.史学,指系统的、渊博的、扎实的历史知识 历史贯穿于古今中外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和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历史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历史教师必须具备系统的、渊博的、扎实的历史知识,而系统的、渊博的、扎实的历史知识需要长期的学习、积累才能形成。因此,我们历史教师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最后学历取得时的知识水平,即使是大学本科毕业,也要经常钻研大学教材,以便“温故而知新”,同时,还要经常了解史学研究的新信息和新成果,要站到历史学科和史学专着的高度来研究教材,做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斜,而不能把自己的认知水平停留在与教科书相同的浅层次上,要弄懂、弄通教学大纲、教本,理清线索,完全掌握教材的知识框架。只有这样,才能在教学过程中做到居高临下、旁征博引、厚积薄发和深入浅出,使课本知识简约化、系统化和整体化。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教师“要作自己教学科目的主人,让教学大纲和教科书只成为你最基本的知识,如同字母表对于已掌握修辞学奥妙的人一样。”只有把知识的百分之一用于课堂讲授就够了的教师,才能够适应教学的需要。前些年,高考历史试题的难度居高不下,许多问答题给学生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无所适从感,许多教师抱怨试题超纲、超本、太偏、太难。这种情况反映了高考命题改革的导向给中学历史学科的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也给中学历史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这种情况,许多高考命题和研究专家提醒广大的中学历史教师:“要注意经常不断地进行知识更新,经常翻阅历史新着,及时了解新的科研信息和成果,不断接受新知识、新观点,吸取新知识营养,以期深化中学教学内容的研究,深化对高考目标的研究,努力达到或接近高考命题人员认识中学教材的水平,从而准确地把握教学和考试的重点。 3.史识,指具备一定的 政治 理论、 教育 学理论心 理学 理论和教学法理论等 在任何一所学校,教师不仅是学生知识的传授者,同时也是学生思想品质的塑造者,也就是说,其职责是既教书又育人。 历史 教学的主要思想教育任务,除了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历史作出正确的叙述和分析,做到思想性和 科学 性的统一,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同时还要求“培养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说,历史教学要以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帮助学生认识历史 发展 规律 ,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学会初步运用这些观点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历史教师具有一定的政治理论素养。作为一名合格的历史教师,起码要熟悉马克思主义 哲学 、政治 经济 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有关原理,把握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现象和本质、量变和质变等各组矛盾的辩证关系以及人民观、英雄观、发展观、宗教观、民族观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并能够以正确的立尝观点和方法去讲解、分析、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寓思想教育于历史教学中。如果历史教师在平时的历史教学中,能够自觉运用正确的史学观点、史学理论来分析教材、解答疑难、指导学生,那么,学生对这些一些问题就能轻而易举地作答。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曾说:“在我们许多学校里,某一位教师上课时,学生很安静地听,而另一位教师上课时情形就很坏 ,这决不是因为一个教师有才能,另一个教师无才能,这是因为一个教师有教育上的技巧,而另一个教师没有教育上的技巧。” 这里的“教育技巧”就是“怎么教”的 艺术 问题,既包括教学程序和方法,更重要地是还包括严肃而丰富的教育理论和教育规律。这就要求历史教师掌握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如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原则、教学的过程和教学的方法等一系列重要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问题,使我们在历史教学的实践中,能够自觉地运用教育规律,根据教学内容、学生实际,选择切实而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以达到教学的最佳效果。 历史教学法“是以历史教学全过程为研究对象的教育科学,是以教学原理为指导,根据历史学科特点和学生年龄特征研究中学历史一般规律的科学”。我们许多历史教师错误地认为熟悉教材就是一切,而忽视历史教学方法的研究,因而在备课时只片面注意挖掘教材的深度、难度,不辞检索之劳,遍稽典 !
文学与文化论文:分析体育文化与文学结合 本文作者:尹林单位: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射击方面的描写《诗经》中有许多关于射击的描写,比如,在《召南•驺虞》中这样写道:“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彼茁者蓬,壹发五豵,于嗟乎驺虞!”全诗共两章,每章分三句,第一章首句“彼茁者葭”,交代了畋猎的背景,当风和日丽时,花木秀出,风煦润物,母猪藏匿极为隐密,猎人却能够“壹发五豝”,所获不菲。第二章首句“彼茁者蓬”,指出行猎是在蓬蒿遍生的原野,天高云淡,草浅兽肥,猎人都有丰厚的收获,足见其射技之高超。人们可以非常真实地感受到古代射技在人们心中的分量,古代人不但重外表,更重技艺,这也是人们综合审美情趣的体现。(三)游泳方面的描写游泳这一体育活动也在《诗经》中有所描写,比如《邶风•谷风》第四章中对游泳这样描写道:“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诗中对于游泳这一体育活动有着丰富的描写,“泳之游之”将游泳比作喻体,可见游泳在古代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体育活动。在《邶风•匏有苦叶》中“: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有弥济盈,有鷕雉鸣。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雝雝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昂否。人涉昂否,昂须我友”。诗中通过对女子的游泳活动的细致描写,从而达到其丰富的文学效果。《诗经》涉及内容众多,其中描写了许多关于体育方面的活动,比如驭马、摔跤等体育活动,都有精彩的体现与细腻的描写,体育文化在《诗经》中有很好的体现。 唐代诗歌中关于体育文化的描写 唐代诗歌是历史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中不乏与体育文化相关的作品。唐代也是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体育文化对唐代诗歌发展有着极深远的影响。(一)娱乐表演方面的体育活动描写在唐代诗歌中,有大量关于娱乐表演方面的内容,其中体育活动也有着很生动的描写,比如,“日暮江南闻竹枝,南人行乐北人悲。自从雪里唱新曲,直到三春花尽时”。“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窗映树鹧鸪鸣”。“桃蹊柳陌好经过,镫下妆成月下歌。为是襄王故宫地,至今犹自细腰多”。“新词宛转递相传,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踏歌词》,四首诗都对古代聚会时的欢快场面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虽然语言含蓄平述,但舞者们尽情跳舞,舞姿优美婀娜,情绪热烈奔放的场景却被作者描绘得生动形象。诗中不仅展现出民间对舞蹈这一艺术形式的热爱与赞美,更将整场表演渲染得热闹非凡,使人们有身临其境之感。再如,白居易的《胡旋女》:“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篷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顾况的《王郎中妓席五咏舞》:“汗浥新装画不成,丝催急节舞衣轻。落花绕树疑无影,回雪从风暗有情”。两首诗都对舞蹈这一表演活动的技艺、动作等方面进行了生动的描写,从而提升了整首诗的意境与审美度。诸如此类的作品非常之多,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体育文化在唐代的娱乐表演方面有着很广泛的基础。(二)骑射游猎活动方面的描写骑射游猎等方面的活动在唐代诗歌当中也有不少的作品进行描写,比如:“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这是诗人王维的《观猎》,诗中将将军飞驰猎骑的情节描写得形象而生动,不仅对体育活动有深入的刻画,也使整首诗意味深长,令人回味无穷。(三)节令风俗方面的体育活动描写中国传统节令风俗节日非常多,而体育活动也在这些传统节日里有非常形象的体现,比如重阳登高、端午赛龙舟等活动,既是传统风俗节日的象征,又使体育活动与之相融合,充分繁荣了体育文化。唐代诗人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正是一首描写重阳登高的诗:“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作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登高活动在唐代是极其重大的体育活动,所以对于重阳登高的描写非常多,不仅充分地展示了唐代人们对于体育活动的热爱,也将唐代繁荣昌盛的社会文化现状充分地展现出来。(四)球类活动的描写球类也是唐代很受欢迎的体育活动之一,许多唐代诗词都对球类有形象的描写。比如“,亲扫球场如砥平,龙骧骤马晓光晴。入门百拜瞻雄势,动地三军唱好声。玉勒回时沾赤汗,花騣分处拂红缨。欲令四海氛烟静,杖底纤尘不敢生。”这是唐代诗人杨巨源的一首描写打球观后感的诗,作者将打球过程中的激烈场面进行了真实而生动的描写,从中也体现出唐代人们对于球类这一体育活动的积极参与和热爱。(五)女子体育活动方面的题材唐代女子与男子都可以进行体育活动,女子的体育活动种类也很多,与之相对的诗词也很多。比如,唐代诗人张籍的《美人宫棋》:“红烛台前出翠娥,海沙铺局巧相和。趁行移手巡收尽,数数看谁得最多”。诗中巧妙地描绘了女子下围棋的场景,“趁行移手巡收尽,数数看谁得最多”。简单的几句却将下棋的情节刻画得惟妙惟肖。 体育文化在其他古典文化中的描写 除《诗经》和唐代诗词对体育活动有着深入的描写外,在其他朝代的古典文化中,也对体育文化有着精彩的描写,可见体育文化在古典文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蹴鞠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极盛行的体育活动,所以在很多朝代都有详细的描写,与之相对应的文学作品也不在少数。汉代刘歆在《七略》一书中说:“蹴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戏以讲练士,今军士羽林无事,使得蹴鞠。”文中不仅将蹴鞠这一古代传统体育活动很好地展示出来,而且更强调了体育活动强身健体的功能,是一种培养士兵勇敢与吃苦耐劳精神的好手段。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意义第一,体育文化的发展拓宽了文学的研究范围。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悠久,古典文学的内容丰富而广泛。体育文化作为一种民族传统文化,在古典文学的发展中有着积极而重要的影响,传统体育文化不仅拓宽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使古典文学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风貌,提高了古典文学的审美情趣与影响力,从而使大众通过体育文化的了解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与生活方式,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第二,体育文化的发展丰富了历史文化资源,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古代传统的体育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文学创作的宝贵资料。这些宝贵的体育资料丰富了体育文学作品的内容,不仅将体育活动真实地展现在文学作品中,成为永久流传的珍贵历史资料,而且体育文学也极大地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容与种类,大量优秀的体育文学作品不仅使人们更清晰地了解了不同的体育活动与形式,同时也提高了大众的审美情趣,对我国文学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三,体育文化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与文学的相互融合,使二者也得到了共同的发展与进步。传统的体育活动在文学中精彩的呈现,成为了文学创作中不可缺少的素材,而古典文学中体育文化的融合,也将古代传统体育活动展现出特有的历史景象,古典文学也因此散发出浓浓的民族魅力。体育与文学的相互结合,不仅推动了二者的共同发展,也使体育文学这一文学门类得到了更深入的研究与发展,对中国古曲文学的探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文学与文化论文:学生文学与文化素养论文 一、乐读 根据学习的内容和自己的爱好,由语文课代表每周到学校图书室借阅图书,利用阅读课进行阅读。再次建立班级图书角,每一名学生将自己的图书带到学校,登记后,由专人负责。学生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借阅,按时归还,实现资源共享。每天利用晨会时间进行背诵经典书籍,同学之间、班级之间互相交流展示,了解传统文化,陶冶性情,不断提高自己的记忆力,增长自己的文学才华。语文学习讲究厚积薄发,关键是帮助学生完成积累,并学会学以致用。积累分文本和电子形式,在课堂和校内以文本积累为主,设立课堂名家、名句名段、个人风采、名著阅读等栏目,以写为主,辅之剪贴,将内容分门别类地记录下来。在校外以电子形式积累为主,加强对课外书籍的阅读,在电脑上设立自己的文件夹,设立他山之石、真我风采等项目,努力充盈自己的知识,开阔自己的视野。 二、巧写 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写作水平的提高不仅仅和读书密不可分,也需要掌握一定的写作技能。日常生活中,认真观察,积极动脑,勤于练笔,坚持写日记或周记。不论长短,只要写出自己的感受就行,一个片段,一个见解,一个创意,都是收获。在平常的写作指导与批改中,我不断变换作文和批改的方式,不断提高要求,让学生步步提高,看到自己的进步,在成就感中不断培养学生的信心。初次作文,我以规范为首,从立意、构思、语言、内容、书写、段落层次、标点符号等方面做出具体的要求,将作文誊写在作文本或稿纸上。作文批改以教师的面批为主,了解学生的真实水平,找出其优点,同时说出自己的建议,有利于以后的作文指导和学生水平的提高。中段作文以标新立异展示个性为主,用作文纸进行训练。具体方法是:用一张八开附有格子的纸,第一面让学生列提纲,从第二面开始作文,第三面的后面和第四面是教师的指导和学生的修改。此次形式的作文以师生课堂共评和优秀例文引导为主,在看到自己长处的同时,主要是学习别人的优点,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鲁迅先生说,作文是改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对于学生作文的修改,一方面可以借鉴别人的优点,例如好的作文题目,巧妙的构思,充实的内容,精彩的段落等;另一方面可以修改自己的不足,或是局部修改,改正错别字,注意语句的精练与生动,也可以是整段,甚至是整篇文章,直到满意为止。修改好的作文,教师给予指导,等双方都满意后,再进行打印,变成铅体字,编辑成册,收入个人文集或班级文集,让学生有成就感。对于特别优秀的作品,教师或学生自己积极地往杂志或报纸推荐投稿,争当文学小明星,在自己发表作品的同时,又增强了自己的信心。 三、勤展 以活动为载体,根据教材的内容和具体的节日,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语文活动。演课本小品剧、优秀诗文及经典吟诵、演讲比赛、书画展、手抄报、艺术节、读书报告会、笔记展评等活动,发挥学生的特长,展示自己的能力。同时合理地利用校园、教室等条件,创设多彩的校园文化,促进学生语文实践能力的发展。语文实践活动要引领学生走出校门,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人文景观,如风景名胜、博物馆、纪念馆,引导学生在自然、社会的大课堂中观察、调查、获取信息,学习语文;让学生走进社会,利用各种渠道,调查了解当地的景观物产、风土人情等情况。一激,二读,三写,四展系列文化活动,培养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增强了热爱汉语的责任感。学生学会了阅读,广泛地阅读,文学积累更加深厚。在写作方面,学生有的写,写得好,积极参加各项活动,自己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展示,充分提升了学生的文化素养。 作者:杨华 单位:山东省寿光市羊口中心小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化创意论文 一、中国经典文学可以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养料 文化创意产业是精神生产的凝聚形态。其最大特点就是将文化、科技、经济、教育等因素融为一体,生产出既具有物质意义又具有精神内涵的产品或服务。文学作为艺术的母体具有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丰富的精神和智力资源的能力,理解和挖掘文学资源,尤其是经典文学资源,有助于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营养。立足长远来看,按照文化产业化的路子再造文学经典作品,会形成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可持续再造的产业链或产业群。从商品营销的角度来看,今天是一个讲究“品牌至尊”的时代,人们在购买产品时,品牌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甚而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文化产品也不例外。因此,就文化产品的开发而言,由于经典作品有着很高的知名度,是一种“品牌产品”,而且很多经典是头顶着“神圣光环”的“名牌”,因而比非经典作品会显现出更大的优势,更具有商业开发价值。文学经典所具有的“品牌效应”,也即商业开发价值,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首先,文学经典具有“明星效应”,能够有力争夺公众的注意力。在经济资本控制下的传播形态,日益演化为一种商业化传播,传播的目的就是为了攫取利润。而今天的经济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注意力经济”,一个产品如果要在市场中获得成功,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能够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文学经典显然具有这种功能,它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直被不同年代的人所推崇和重视,在大众心中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对它们的关注几乎成为了一种自然状态,以至于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经典作品是一种带有“神圣光环”的存在,只要它进入人们的视野,就自然而然地会聚焦社会大众的目光。人们对经典的推崇,使经典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人类文化活动的中心,占据着人类话语秩序和表征系统中的特殊位置,甚而在相当程度上对话语权构成控制,对意义的表达形成规范。在很多的社会历史语境当中,我们发现是否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和文学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某个人或某个群体对话语权的获得。有很多时候,文学素养和文学能力甚而会成为一个人身份的表征。而这种素养和能力的形成,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文学经典的滋养。文学在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特殊的话语垄断,使经典相较于其他的话语形式,更容易争夺公众的注意力,形成引人注目的“明星效应”。 从这一意义上讲,“不是说消费者主观上需要拆借经典,而是因为经典在客观上堪值利用。哪怕是拆借嵌入经典的只言片语或地名人名,它立刻就可以获得一种招引力,一种情调感,一种‘差异性区别’的标示,一种身份和品位的象征。”①其次,受“明星效应”影响,文学经典还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文学经典由于具有很高的经济开发价值和很强的商业扩张性,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形成了文化创意产业链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文化的产业化,使得文化生产对整个文化创意产业链的建设越来越重视,进而让文化产品市场形成了广泛的延伸性和关联性。一种文化产品的成功,往往可能带动相关产业链上很多其他产品的发展与兴盛,从而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带来滚滚财源。文学经典由于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进入市场后,更容易引发文化创意产业的连锁反应。实践表明,通过“经典再造”、“故事新编”等方式,文学经典可以被转化为异质文本,演化为戏曲、话剧、舞蹈、评书等艺术形态,通过电视、电影、手机、互联网等传播媒介进行传播,可以有效改变因传播方式的单一化和传播对象的精英化而造成的局限,增强人们消费经典的便利性,从而使经典的影响力得以迅速扩大。对经典作品的再生产,可以使经典以更快的速度向网络产品、音像产品、视听产品等文化消费领域延伸,并且这种影响力将很容易被扩散至诸如玩具、服装、旅游、休闲、礼品、文具、饮食等其他相关产品市场,从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二、将文学经典融入文化创意产业,对于提高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层次具有重要作用 文学本身具有很强的审美性,经典文学更是如此。文化创意产业致力于生产富有审美属性的文化产品,借助经典文学充实文化创意产业,有助于文化创意产业审美水准的提升,让文化产品更具魅力。此外,文化产品需要个性,需要富有经典意味的底蕴,将文学经典融入文化创意产业,有助于增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民族个性,充实文化创意产业的文化内涵。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国际潮流,文化创意产业自然也被裹挟其中。以文化创意产业中的电影为例,中国电影面对好菜坞的全球化扩张,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劣势。其具体表现为资金短缺、人才匮乏、技术落后,但这其中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电影产业机制的严重不成熟。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与好莱坞电影相抗衡,最为突出的优势就是中国拥有丰厚的经典文学艺术资源,这种资源早已被国外的电影产业开发和利用——迪斯尼的《花木兰》便是显例。中国文学艺术传统完全不同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有着非常独到的特色,这种传统,不仅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影响力,而且对于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国家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对西方世界而言,中国经典的文学艺术也有着独特的东方魅力。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可贵的文学艺术资源进行产业化开发,完全有望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品,从而占据广阔的市场。中国有着逾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从楚辞汉赋到明清小说,从礼、乐、诗、书等精英文化到坊间说书、戏曲故事、民间传说、通俗小说等通俗文化,都彰显出中华文学艺术的博大精深,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可资利用的资源。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唯有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沃土,从中汲取强大的能量,才能真正地与世界文化产业相抗衡。我们应该走出效仿跟风的窠臼,有意识地整合属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学艺术资源,将经典作品与产业形式进行有效的组合嫁接,进而形成文化创造力。文化创意产业的实践也表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阐释经典文学艺术,完全可能赢得世界观众的喜爱。《花木兰》的全球发行便是一个成功的典范,通过融合中国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经典故事与现代科技,使《花木兰》获得了世界观众的认可。而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对《花木兰》有着原始版权的中国,却至今缺乏对这类经典故事的有效开发与运作。中国文学艺术资源的丰富性有目共睹,它完全有望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一种潜能:一方面,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应该植根于本土的文学艺术,因为越具有民族性才越具有国际性;另一方面,又必须重视现代意识对本土文学艺术的观照与超越,在全球化的舞台上,积极地与“他文化”进行交流与融合,使之更加具有世界性和现代化的色彩,这样才更容易被现代观众所接受,更容易获得国际化的认同。我们应该认识到,面对全球化的竞争,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便是通过充分开发、利用本土文化资源,来有效提升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力。中国有那么多精彩的神话故事、传说、典故,那么多优秀的文学名著、艺术作品,这些都是让我们这个国家具有东方魅力的重要元素,如不加利用或不善利用,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遗憾。我们应该看到,在全球化的文化环境中,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过程中,充分利用本土经典文学资源将是我们的优势,把文学经典有效融入现代文化创意产业将有力提升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层次和国际竞争力。 三、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相嫁接,有助于丰富既有的文化体系 从前瞻性的眼光来看,产业化了的文学作品会对以后的文化发展产生影响。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积淀,它们也会表现出长久的历史性的文化功能,会使既有的文化体系更加饱满。实践表明,在文化创意产业中,融入文学元素,让经典文学在文化创意产业工作者富有激情的头脑中生根发芽,完全有望催生新形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从文化创意产业崭露头角开始,文坛便依托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掀起了一股文化创意产业批判与文学精神保卫之风。批判者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汲取理论来源,抨击文化创意产业对于传统文学的破坏,进而倡导维护传统文学精神。他们认为,就生产手段来看,文学致力于探索人类心灵世界的秘密,是人的心智的形象化体现,而文化创意产业则更像是工厂里的流水作业,侧重于借助技术手段进行模式化生产。由此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精神无缘。这种观点单方面看非常有道理,它敏锐地看到了机械式的生产和商业化的运作对于文学的灵动和追求真善美的破坏,但如果从更多元的角度来探讨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系,这种观点却未必经得起推敲。笔者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的生成与发展确实对文学造成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文学的存在形态,但是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精神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与冲突,我们应该正视这一产业形态所带来的改变。事实上,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文学都难免会受到社会发展、产业变更的影响,因为文学毕竟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本身就是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化创意产业的出现与各个时代的产业发展带来的变革有着很大的一致性。其差异主要在于影响力的大小,其造成的结果也不是毁灭性的。毕竟,文学精神的保持归根结底还是要看文学对自身认同的努力,对文学追求的信守,这才是文学精神能否持续的内因,而不宜单方面地归责于文化创意产业。在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创意活动的文学,难免会与文化创意产业产生诸多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出现磨合也是非常正常的情态,我们不妨以更加理性全面的态度对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的磨合期予以观照。辩证地来看,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碰撞与融合,确实会对原有的文学形态造成冲击,但是在这种冲击动荡之中,新的文学形式也会应运而生,而它们的出现则可以有力地丰富文学的既有形式,有效地充实现代社会的文化体系。比如图文文学书籍“绘本”,便是文化产业运作的典型个案,它作为一种“以大众传媒为载体,以现代都市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①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它不再囿于传统的文字叙事,而是借助现代化的构图手段,着力展现文与图的内在联系,将文字与图画有机融为一体。在绘本作品中,创作者以现代技术手段为依托,让文字与图画共同承担起讲故事的任务,通过形象生动、韵味十足的图像符号来引发读者的关注,表达自己的观点,用更加可感的方式与读者展开思想的交流与互动。这种创作方式瓦解了“想以纯粹的语言形式来界定文学的传统观念”,重新界定了文学创作中的图文关系,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类似绘本这种结合了现代传媒手段的作品形式很可能会越来越多,它们本身将成为新的文学样式,会对文学和文化体系的发展和丰富产生重要的作用。 四、将文学经典与文化产业相结合,有益于文学作品的保存与弘扬 文学经典经过文化创意产业的运作,能够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得到有效的保存与弘扬,甚至一些濒临灭绝的文学艺术形态或作品,也可能通过文化创意产业被激活。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一个由数字媒介主导的信息化文学社会正在形成。人们往往把更多的时间用在电视、网络这样的媒介上,而开始摒弃传统的阅读方式。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倘若文学要作为少数人的一门学科而保留下来,它就一定要将自己的感知和判断技巧迁移到这些新媒介之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的生存境况势必会受到文化格局变动的影响。文学经典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形态继续下去,很有可能导致消费体验缺乏新意,继而传播范围越来越窄,传承性将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站在文化学的维度,大胆地将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将有助于文学经典找到另一种生存状态,从而促成经典的延续与弘扬。与以往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是,除了印刷传播的方式之外,随着手机、网络、电子阅读器的普及,原典传播发展出了数字传播的新形式。阅读现状已经表明,随着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数字传播将越来越成为经典传播的重要手段。此外,影像传播也构成了当代非常受欢迎的经典传播方式。它是一种在视觉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文学经典改编现象,主要形式是经典作品的影视传播,比如电视剧版的“四大名著”,也包括各种flash动画、影像视频、图文书以及漫画书的传播。自2O世纪以来,电影一直占据着影像传播的主导地位,许多艺术形式,包括文学在内,都需要依照与电影的关系来审视其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文学经典是否被改编成电影也成了衡量其价值和影响力的一个方面。①中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极为丰厚的文学艺术财富。 文化产业的发展,使得大量留存的中华典籍及人物事迹得以弘扬。史书《三国志》,小说《三国演义》,衍生了精彩纷呈的“三国文化”。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影视界掀起了一股改编三国经典的热潮:从8O年代初的《诸葛亮》、《曹操与华佗》,到长篇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卧龙小诸葛》、《武圣关公》等,以及电影《见龙卸甲》、《吕布与貂蝉》的上映,在相当程度上引领了三国影视改编的潮流,之后对三国的关注被扩展到整个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网络作品《大话三国》、图书《水煮三国》、动漫《Q版三国》,都是以三国故事为蓝本进行的经典资源开发。在国际市场上,很多国家从中国引进了电视剧《三国演义》,同时自己也拍摄了一些以三国为题材的电视作品。如日本横三光辉以三国时期“桃园结义”、“草船借箭”等著名典故为依托,拍摄了动画作品《三国志》。与此同时,日韩等国家以三国为背景的网络文化开发更是随处可见。由此可见,文化创意产业对三国文化的现代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很多作品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比如《西游记》、《搜神记》、《红楼梦》等。我们应该充分考虑运用产业化的方式,把这些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经典作品传播出去,形成充满生机的文化输出格局,运用经典的力量有效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无论是传统的文本阅读,还是新兴的视觉影像传播,文学经典都以其丰厚的文学底蕴和丰富的历史内涵而彰显出动人的魅力。正如汉朝人王符在《潜夫论》中所说的“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典者,经也是故圣人以其心来造经典,后人以经典往合圣心也,故修经之贤,德近于圣矣。”②美国辛普森也认为“视觉文化语境下的文学不仅没有全面失守,相反的,文学在这个时代完成了它的统治,并且渗透到各个学科发挥着潜在的支配作用。”⑧特别是在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代,文学经典与新兴媒介的结合让经典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经典文学作品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 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并不是绝对的对立与不可调和的关系,文化创意产业的出现与发展必然会改变文学的存在形态,必然会对文学的创作、传承、发展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我们应该客观正视这一产业形态所带来的变化,这与各个时代的产业变更所带来的变革有着共通性。文化创意产业的功利性与文学经典的无功利性在结合中难免会有排异反应,两者的结合会带来磨合期的阵痛,甚至会出现两者互相损害,即过分关注经典美感而导致文化创意产业缺少经济效益,或过度追求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效益导致文学经典丧失美感的极端情况。但是应看到文学经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联姻能够有效推动双方的发展,应该给二者的结合予以充分的自我完善的时间,以建设性的态度促成其形成良性循环发展机制。应该看到,一方面,只有科学认识古典文学的精髓,创新传播方式和模式,古典文学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将中国经典文学作为资源,着力打造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品牌,有助于增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集聚力、辐射力和国际竞争力。 作者: 孙玮志 单位:广东医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发展与中西文化差异论文 随着文化的全球性融合时代的到来,中西方文化的融合越来越频繁,使中国文化也注入许多活力,不仅为中国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同时也使中国文化的发展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形势。通过探析中西文化差异在文学发展中的特点与规律,对于中西文化未来的发展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就是那些经典文学,其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文学既能够展现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化形态,也能够反映出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当然,文学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再现形式。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巨大,这种差异在文学发展中也体现较深入和广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也是中西方文学的融合与发展。所以对于中西方文学的研究与解析,也是中西文化差异的解析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许多的思想内容都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无论是文学的表现形式,还是文学作品所描述的内容,都是双方所需要的,但是就中国文学发展来看,并非完全借鉴西方文学的特点,而是在此基础之上更突出中国文化的思想及价值观,这也形成中国文学的特点。比如在价值观念方面,对于国家及社会的关注度是中国作家的社会担当,这也是他们必须关注和聚焦的范畴,所以,只有通过文学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强烈的感受,这种内心感受及价值体现与西方文学的价值观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价值体现。中国作家在借鉴西方文学观念的同时,也恰当地融入了中国所特有的民族价值观念,从而使中国文学体现出一种中西相融的独特魅力。再比如在审美价值方面,中西方文化所倡导的精神不同,因此也就形成了鸽子的审美的标准与需求,一些作家为了能够使自己的作品更贴近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要求,对于审美价值融入更多的民族特性,这样的文学不仅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需求,同时更与本民族的特性相贴近,更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这也是中国文学所展现出的独特之处。 在文学作品中,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与手法,其中寓言就是一种,通过对中西方寓言故事的分析与解析,让我们的读者在阅读和理解中,感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内涵与价值,从中找到中西文学的相似与差异所在,为二者共同发展提供依据。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古至今,出现了许多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这些神话故事也是中国文学的最早来源。中国先奏时期的文学书籍《山海经》,汇集了我国古代大量的神话故事,其中涉及宗教、民俗的也数不胜数,对现代人研究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比如《夸父逐日》这则神话故事,描述的上古时期神人夸父追赶太阳的故事,在追赶太阳的过程中,他被灼热的太阳烤死在路上。这则神话故事是通过一种拟人的描法来表达人类一种坚持不懈、努力争取的精神,既然是神话故事,就融入了故事创作者丰富的想象,故事当然也会揭示人们关注的问题。虽然人们这个故事存在这样那样的认识和理解,但它所揭示的意义和目的是让人们认识世界,这个出发点是无可厚非的,淡然最值得让人称道的是,故事的创作者就是在表达个人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期望。再比如《精卫填海》,炎帝最疼爱的小女儿女娃在东海游泳时淹死了,但是他的灵魂却化成了一只精卫鸟,离开了家人的女娃当然对大海是痛恨无比,他发誓一定要填平可恶的大海,于是,这只小鸟开始了她艰难的复仇行动,她每天都从西山上叼来小石头和小树枝,并且将它们扔进东海,虽然故事中并未实现她最初的愿望,但却表达了一种坚持不懈、不怕困难的精神。这两则神话故事描写的都是人类与自然相抗争的故事。除此之外,《山海经》这部书籍当中,大量的神话故事值得我们去阅读,尤其是神话中人类积极争取,对美好生活充满期望的思想。随着文学的发展与进步,《诗经》的出现使人类的伦理道德有了更多的体现,人类对于伦理道德的关注与思考也越来越多起来。在《诗经》中有许多的文学内容都强调了让人明晰的成分,或揭示或批评,这也使文学作品中对于人类社会所经历的苦难之处真实地揭示出来,使文学发展带上了深刻的责任与思考,成为一个时展的展现与思考。 我国的大量神话故事中,多数体现出了以物言志的方式,通过这种内隐的方式发泄自己的情绪,释放自己的情感,这种情绪在许多的神话故事中都有广泛应用。比如《山海经》中的《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等,也表达了人们内心的苦闷。虽然这些神话故事所体现的是一种坚持不懈、勇于抗争,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思想认识上的偏激,其表达出来的结果往往失败,所以当这种努力经历一系列变化之后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自然会引起人们内心的苦闷,这也是中国人对于审美价值的一种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传统的审美价值观念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人类对自然间的关系不再有太多的关心,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社会的需要而发生着改变,交流和沟通成为工具,将人们之间变的紧密,在长期的贾汪和沟通中,人们彼此得到了信任,于是这种关系也开始和谐,人们之间的情感也变得更加丰富而深刻起来,这种人伦道德观念也变得清晰而深厚起来。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往多以后,自然也会出现不和谐的一面,尤其是在中国史官文化的出现,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相互迫害的情况时有发生,早先形成的和谐深厚的人伦情感开始变得更加现实起来,由于人们对于物质的占有与欲望越来越强烈,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开始变得令人苦闷,人与自然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变化,都使一种苦闷的情绪开始漫延起来。中国文学正是将这种苦闷的情绪以最真实的笔触展现出来,也使中国文学呈现出别样的审美价值观念,散发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 西方文学的最早来源是古希腊神话。这些神话故事通常以诗的形式展现人类起源及发展历程。使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及矛盾冲突形象地展现出来。《神谱》是最具代表性的古希腊诗集,不仅保存最为完整,同时具有丰富的内容,其中诗集中有关于宙斯神族的介绍、有宇宙与世界如何形成。古希腊的宗教信仰有其独特的艺术特点,它们对于个体的神极为崇拜,对于自然界的事物并不崇拜,这也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所在。在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中,包括了各种爱情亲情友情,它们之间也有冲突矛盾。在神谱中曾经记载道,在世界之初,乌拉诺斯与该亚女神由于相爱有了爱的结晶,这个孩子确实一个巨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夫妻矛盾不断,导致小儿子对父亲的不满,于是,乘着父亲不注意,便用镰刀割掉了他的阳物,并且把父亲的男根丢进了大海,在男根落入到海中的那一刻,激起的泡沫化成了维纳斯。从这些神话故事中我们就看到了西方最原始的历史文化,他们的民族是怎样的一个民族,在西方国家的原始的民族形成中,她们往往是年轻的一代会不断屠杀那些老年人,这种杀戮往往是一个家族之间的杀戮,家族之间的氛围就显得血腥和残暴。从这些神话就看出了西方国家最原始的社会形态。没有正义就是当时社会的人与人之间体现,掠夺与杀戮就是人类存在的形式。由此可见,西方文学是通过揭示人类发展的奥秘来不断释放他们所认同的价值思想,这也正是西方价值观所在。西方历史文化之所以与东方文化有特别大的差异,其根源正是人类为了继续生存下去,而不得不与困难相较量,向自然界掠夺,在这种掠夺过程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也越来越深化,尤其在面临自然与人伦的矛盾时,为了生存,人伦也遭到践踏,人们之间的情感备受伤害。尽管现实残酷,但这种现状却仍没有改变,人们对于现实的渴望与目标只会一味地向前,尽管情感受到伤害,也会为此而痛苦,但却不得不如此,这种坚持不懈的决心为历史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 西方文学尽管在价值观方面有其独特的地方,但是,西方文学也在某种程度上不断觉醒,很多创作作品是会带有对历史的及人伦的批判。比如在美狄亚取得金羊毛的故事中,作者描写了善良的美狄亚被贪婪的丈夫抛弃,作品用很多描写对美狄亚的丈夫进行了批判,同时也对她的父亲及兄弟进行了道德批判。可见,在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中,仍然可以看到对于人伦批判的影子。这也是西方文学所特有的一种价值观体现。他们认为任何邪恶情的发生与出现都带有历史合理性,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都仅仅只是一个偶然,所以二者并无历史的必然关系。这也是西方文学的一种独特的创作形式。 中国文学在创作中,也借鉴了西方文学的一些特点,但这些特点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融合。中国文学在这样的融合之下所呈现出的是只有独特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形式。中国文学通过相对的思想借鉴下,不仅使自己的文学表现出一种创新特点,同时也与西方文学有着较大差异,这也使中西文化在价值观及审美观等方面都产生了差异。西方文学认为文学是一种人类所共有的文化形式,是一种代表不同民族与历史的产物。西方文学带有极深刻的哲学思想,是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探索。而中国文学所代表的是一种本民族的文化展现,具有特定的历史特性和对于社会的批判。无论中国文学有着怎样的思想内涵与价值体现,但是作家对于文学都带有一种美好的期望,他们所表达的是一种对现实社会的揭示与批判,是一种对于文学的思想情感的抒发。 中西方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完全源于中西方的历史背景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还体现在不同的价值观与审美观方面。通过对中西文学作品的分析与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中西文化差异所在。随着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中西文化也会更加具有影响力,对于中西文化未来的发展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张晓晖单位:辽宁科技大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与大众文化论文 基于真实性之上的文学虚构与想象,给予了人生以必要的启示。我们的肉身之躯总是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内,但是作家却能够将过去、现在、未来统摄笔端,增加了我们生命的厚度与深度。同时,也拓展了我们的生活疆域,使我们不再浮于日常需求,转而关注丰富的内心世界,探测存在之本质。具体而言,这种启示首先表现在精神性时间的再定义上。存在主义作家博尔赫斯在小说《小径交叉的花园》中通过主人公俞琛的奇遇力图阐释人生活的时空其实是多维无限的。在观念而非事实意义上,时间并非是单行的、不可逆的线性序列,而是存在许多的时间,而且这些时间的序列———这些时间序列的成员之间自然是有的在先,有的同时,有的在后———并不分先后,也不同时存在,它们是各种不同的序列。时间线索的多元并置无疑是对单调的生活秩序的对抗,我们因此可以在另一重维度中想象自己命运的新的可能性。时间的这种无限性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更多的时候和“情”结合在一起,至真唯美。流传甚广的元代词人元好问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突破了生之局限,将情感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更经典的是元曲汤显祖《牡丹亭》,题词有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正是在生与死的时间穿越中,杜丽娘对爱情的执着得以淋漓尽致的凸显。《红楼梦》中,贾宝玉初见林黛玉,脱口而出的是“这个妹妹,我好像在哪里见过”。照常理,这是一句痴话。然而从美学上讲,这句话无疑是将前世连及今生的命运寓言,宝黛的爱情悲剧也因此有着更为绵厚的哲学意义,无论前世今生如何情意绵绵,到头来往生成空,万事皆灰。如果说古典时间观是一种圆形而封闭的思维形态,现代性的时间观念则表现为线性的、一往直前的不可重复,20世纪文学中启蒙、革命、改革的书写主题无不是这一时间观的具体展开,正是这种向未来无限敞开的思维培育了人们的乐观心态。 除此,文学的启示还在于心理空间的拓展。前面讲到的《树上的男爵》如此,我们所熟知的鲁迅的作品也是如此。《故乡》中,作为早年出走接受新知的知识分子,“我”在一个萧瑟的冬天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少年好友闰土已苍老麻木,一句“老爷”让“我”顿然失语,少年时代的美好记忆被完全粉碎,绝望之感充溢内心。但在离开故乡时,“我”却自觉否定了这种绝望,即谓“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伤逝》是鲁迅惟一的一部表现五四青年男女的爱情小说,在追求自由恋爱的过程中,涓生引导子君走上惟爱是求的反抗之路,不惜与家庭决裂。然而,后来子君因无法承受涓生不再相爱的表白,抑郁而死。作品整篇弥漫着涓生无处忏悔的虚空与悲哀,然作品末尾却说“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作为隐喻,“路”显然是指“心路”,而“走”与“跨”则意味着对旧有生活的告别与拒绝,同时也是新生活的开创。在实现梦想的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沟沟坎坎,难免困顿、疲倦、丧气甚至抱怨,然而只要抱定“反抗绝望”的意志与决心,心底就会敞亮很多。 如果说鲁迅作品中的空间突破是激进战斗、毫不妥协式的,那么还有一种空间超越是内敛、收纳式的。当代作家史铁生高位截瘫,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在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在一次次面对荒芜古园的追问、沉思中,认识到人生种种缺憾可能是出自上帝安排,是无可逃脱的宿命。在看穿这一鬼把戏之后,活着是不言自证的事情,然而如何选择救赎之路却是每个人的自由,生命的意义也由此凸显。无论是鲁迅那种开放性的、向未来无限敞开的叙事还是史铁生终日枯坐古园的封闭式沉思,其实都是对此在意义的叩问与寻求,他们均以扩张心灵的疆域为本,是对血肉之身这一有限形体的超越。说到底,文学是一种不同于宗教布道的生命启示。若将文学与当今流行的大众文化尤其是影视剧作相比,这种启示价值将会表现得更突出。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少名著改编为影视作品,很多作家的人生经历拍摄成戏。如果说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文学作品的改编侧重其政治表达、宣扬某种政治意识形态,那么90年代以来以文学、作家为蓝本的影视剧目,则带有明显的消费符号,思想性减弱。2014年依据萧红命运及其作品拍摄而成的《黄金时代》,就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度偏移。萧红出生于偏远的东北,不满于父亲的专制、蛮横,追求恋爱的自由以及现代性的幸福,而离家出走寻找新生。深受五四启蒙影响的萧红,一方面关注愚昧而坚韧的故土乡民,一方面注重个体生命体验的表现,悲惨而荒凉的命运、执着而伟大的自由追求是萧红命运及其作品的底色。但是,电影却弱化了这一原旨,与其说是对萧红的重塑,不如说是对萧红的消费,而且消费得表面、潦草,完全轻忽了作为女性的萧红坚贞、执着、痛苦的内心,轻忽了作为作家的萧红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这一消费首先表现在对萧红曲折而不幸的婚恋生活再演绎上。为表达这一复杂性,电影设置了多种声音,让其朋友白朗、罗烽、聂绀弩、胡风、梅志、骆宾基等一一出场,绍介、评价萧红的情感选择乃至冲突。从头至尾,影片津津乐道于萧红的情爱经历,几近八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女神汤唯饰演的萧红不断变换衣着,尽情展现民国质地优良、印染精致的旗袍。殊不知,这只是上流阶层年轻女性的潮流打扮,并不适于来自黑土地的萧红。萧红一生流落,病痛缠身,尤其是早年还饱受饥饿折磨,服装不过是影片的卖点而已。影片最强烈也最直观的消费性体现在宣传上。电影宣传册上,连连使用同一句式,堆砌民国时代的“黄金”感。“想怎么活,就怎么活!”(萧红),“想爱谁,就爱谁!”(萧军),“想结婚,就结婚!”(端木蕻良),“想骂谁,就骂谁!”(鲁迅),这种更在意烘托气势而缺乏任何逻辑合理性的表达,显然不是在暗喻影片的主题,而是意在吸引消费者眼球。“黄金时代”语出萧红寓居日本时期写给萧军的信件。异国他乡,她举步维艰,又为疾病困扰。但是,也正是在日本,她才感叹道:“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中国/日本的语境措置,自由/束缚的相提并论,无疑使得这一“黄金时代”着上了浓厚的反讽色彩。显示了萧红的反叛与超越意识。但是,影片因过于迎合大众心理,奉票房为信仰,最终瓦解了这一深刻的人生理念,造成了意义的脱节。 因此,与流行的大众文化尤其是影视文化相比,文学更能凸显出思想的先锋性与深邃性。那些文学经典以沛然若水的情感抒写、丰赡多彩的形象构造以及韵味无穷的思想哲理,力图超越现世时间与空间的有限性,展现生命的永恒价值。时光飞逝,斗转星移,作为渺若草木的个体,我们终将老去。但是,正是因为有了李白、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卡夫卡、泰戈尔等灿若群星的文学家们,人类的精神世界才得到无限丰富的展现与再塑造。在这个轻阅读、浅阅读时代,也让我们静下心来,少阅读一些快餐式的文化产品,多细细品读文学经典,自由穿梭于虚构的艺术世界,在时间之经与空间之纬的重置中,再建我们的存在坐标。相信,生活会因此变得醇厚如酒,轻盈成诗。 作者:赵双花耿涛 文学与文化论文:古代文学教学与民俗文化论文 笔者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以民俗视角切入古代文学的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恰当渗透和运用民俗文化因素,在增强课堂趣味性,调动学习积极性的同时,也促进了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更为重要的是学生知识面的拓展,文化素养的提升,古代文学教学效果的提高和改善也随之取得成效。笔者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对民俗视角的切入与运用贯穿于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两大途径: 一、课堂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学,这些文学历史的脉络基本不变,教学的内容无非是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内容。相对固定不变的教学内容若要讲出新意和变化,只能依赖于评价视角的转换和改变。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与运用就是一种新的评价视角和教学思路,不仅能揭示出古代文学的内在文化含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民风民俗视角切入教学,才能有效地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从真实的文化氛围中领会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繁杂,需要教师结合古代文学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课件、图片、实物等教学手段,全方位展示。1.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揭示讲授者能否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进行准确还原和揭示,首先关系到对作品的正确解读。尤其对于古代诗歌来讲,其蕴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着痕迹,讲授者若昧于当时的风俗民情,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失。如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讲授者若不了解“星桥”为古代元宵节期间令人观赏的灯的名称,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是被灯装饰的河桥,其实星桥即是一种灯的名称。《云南府志》云:“元宵赏灯张乐,列星桥火树于道。次夕长幼挟游,爆竹插香于其处,相传以为祛病。”《宛平县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赏灯夜饮,火树银花,星桥铁锁,殆古之遗风云。”可知这两句就是描写元宵节灯火的盛况,与真正的河桥无关。由此看来,古代文学教学应关注民俗资料,这样才能保证讲授知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和揭示还关系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别诗词中“杨柳”意象的解读和分析,讲授者通常也会提及古人因“柳”“留”谐音而折柳赠别这一风俗习惯并解读出该意象所蕴含的留念、惜别涵义,但仅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杨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内涵,从而也失去了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理解的机会。笔者并不满足于“折柳赠别”这一民俗行为的介绍,而是通过引用各种文献资料进一步挖掘这一意象的深层文化内涵。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有记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谈到“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至毒”;体现佛教教义的《灌顶经》中述及禅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龙,观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众生。受此影响,中国民间称柳树为“鬼怖木”,认为它有驱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围绕“柳”展开的民俗活动已经非常丰富,如在门首屋檐插挂柳枝,头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别等等。正是民间社会赋予“杨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种与杨柳相关的民俗活动,使这一意象不仅蕴含留念、惜别的含义,更蕴含着“驱凶求吉”的文化含义,积淀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成为送别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讲解李白《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或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适时地对诗句中的“捣衣”民俗进行还原:“捣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缝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种生产民俗,具体来讲就是衣服缝制前的一种特殊劳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之平软便于缝制。[3]同时运用多媒体播放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其画面展现的唐代妇女捣衣情景和捣衣工具形制会让学生对捣衣民俗有更直观的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捣衣多是民间女子为征人备置寒衣,常与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息息相关。战争越频繁,征夫越多,需为征夫制作寒衣而“捣衣”的现象越普遍,从而出现诗句中描写的“万户捣衣声”“寒衣处处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况下,学生自然会深刻理解作品所隐含的征人思妇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以及对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厌恶的复杂情感内涵。总而言之,这种对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与揭示,不仅能有效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开拓知识视野,更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阐释文学现象,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2.从民俗文化视角对古代文学史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除了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读外,还包括各个时期文体样式、文学思潮、重要流派、文学传播及接受等相关问题的阐释与分析,这是文学史部分的重要内容。许多讲授者在讲授文学观点时容易流于单调、教条,使之枯燥、空洞,极易导致学生学习倦怠。如果能从民俗文化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和解读,讲授效果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讲解元杂剧这一文体时,都会提到其情节结构的大团圆模式,但多数讲授者在此并没有深入挖掘这一情节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和蕴含的文化意蕴,学生也只是机械性地记住了这个观点而已,对此并没有很深的体会。倘若对大团圆模式的成因能从中华民族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讲究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等角度进行阐释解读,讲授效果会得到很大的提高。[4]这样从民俗文化视角所做的阐释和解读,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文学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开阔视野,实现学习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结合也不无意义。 二、实践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 一直以来,古代文学课程偏于理论教学,疏于实践教学的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该门课程教学效果提升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性,更好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就显得刻不容缓。笔者在该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中,也尝试从民俗文化角度进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不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更有效提升了实践教学的效果。1.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众所周知,兴趣既是学习的动力和内驱力,又是激发学习者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故而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常常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成为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也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只是如何运用该形式并取得相应成效需要教师提供视角和思路并精心组织。长期以来,笔者从民俗文化视角切入,围绕“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关系”之思路,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开展了相关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组织”指的是在笔者带领和指导下利用qq群成立“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群,学生自愿加入,建立兴趣小组;“有目的”指的是群中话题讨论和活动开展都是围绕“古代文学和民俗文化”相关问题进行,如让群中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分门别类收集整理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民俗文献、民俗图片等古代民俗资料或描写反映民俗文化生活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秩序”是从收集整理到分享再到问题讨论,有条不紊进行。时至今日,在qq群空间已经了兴趣小组所收集整理的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农业生产、日常饮食、文房四宝、工艺器用、花卉草木、岁时节日、游艺娱乐、巫卜信仰等古代民俗资料和民俗图片,以及古代民俗诗词若干首。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对拓展古代文学的学习空间以及提高学生收集整理资料的实践能力也不无意义。2.进行科研活动训练一定程度的科研训练,不仅有益于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更有利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所以大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活动,进行科研训练已成为高校实践教学环节的基本要求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必要途径。鉴于此,笔者在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中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科研活动训练,可以说是上一阶段活动的自然延伸和拓展。在经历了一系列“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兴趣小组活动之后,学生在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必然会对相关问题有进一步探究的愿望。这时笔者就会围绕他们提出的问题与之商讨选题,提炼角度,开展研究,并进行论文写作。经过这些科研活动的训练之后,学生已先后写出《唐诗中的冬至节民俗描写》《唐代婚恋民俗诗代表作品举隅》《古代节令民俗诗词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等选题较小而不乏新颖、且适合本科生写作的小论文。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学生真实参与体验的科研活动训练,再没有其他活动形式能比这种真刀实枪的训练过程带给学生的获益大。 三、结语 总之,民俗文化与古代文学的交叉研究不应仅仅作为学术领域的研究视角和学术生长点而存在,更应该成为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新思路和有效途径。笔者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对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和应用也在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王卫波单位:河南科技学院文法学院 文学与文化论文:我国文学与世界性文化矛盾研究论文 一、“西方化”及其历史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的,按照胡适的总结,这个现代化在语言形式上以“白话文”为特征,内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学”为特征。胡适进一步认为,“白话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学”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无论是提出以“白话文为正宗”的胡适,还是提出“人的文学”理论的周作人,在当时都是西化论者,即主张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须走西方化的道路。周作人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精神上,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东西就如同遗传基因一样是永远地在我们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着我们着意继承或者模仿,而外来的东西则相反,“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1],周作人希望借西方的新鲜血液使中国文学获得新的精神动力,当然周作人也强调这种借鉴必须以“遗传的国民性”作为“它的素地”[2],也就是说周作人对“西方化”是有一定保留的。比较而言,胡适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形式上,而且态度比周作人彻底、激进,“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璨,屈原”。 “西化论”者如何对待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呢?胡适从“白话语言”的形式角度对辽、金、元之后中国白话文学传统做了肯定,对《水浒》、《西游》、《三国》推崇备至,不过他对上述古典古代白话文学作品的推崇是从“对欧洲中古路德、但丁反对拉丁文,建立本国的俚语文学的比附”出发的,其立意点依然是在鼓励中国现代作家向西方人学习,做路德、但丁上,并非真的要人们向中国传统白话文学靠拢。事实也的确如此,周作人、钱玄同换了一个角度--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就对上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生出了否定的看法。周作人差不多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贬得一钱不值,在《人的文学》[3]一文中,周作人把《聊斋志异》看成是“妖怪书类”,把《水浒》、《七侠五义》看成是“强盗书类”,把《三笑姻缘》看成是“才子佳人类”,把《西游记》看成是“迷信鬼神书类”,并说“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钱玄同,他一方面极赞成“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但是,一谈到内容,他的观点就立即来了个大转弯,他说,“词曲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关于词曲小说之作,其有价值者则?庀省#?]”钱玄同从“高尚思想”、“真挚感情”角度遴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选来选取,却几乎把那些古代白话小说全部否定了。周作人、钱玄同者是从思想内容角度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展开批评的,他们把小说定位在为“人本主义思想”做宣传鼓动上,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看成是“才子佳人”、“诲淫诲盗”、“神怪不经”、“迂谬野史”而加以挞伐,主张中国文学必须在精神上西方化(启蒙化)。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时期西化派作家强调文学白话化,却大多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特别不感兴趣。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现代横断面式短篇小说的发达,与之相关的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式微。明清白话章回小说,大多有“拟话本”的形式特征,保留了小说作为“说书”的口语体式,但是,在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小说家一方面强调小说要用“白话”、“口语”,另一方面恰恰在形式上革除了明清白话小说的“说书”特征,他们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但是这白话文的“现代小说”却恰恰不再具有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因“听-说”这一“说书”特征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口语化表现技巧,而向着“纯书面/案头读物”方向发展。这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个矛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显然,五四人是把“书面/案头化”作为现代小说的标准之一来认识的,其来源是对由知识分子案头创作,纸面媒体印刷出版发行的西方“书面/案头小说”的观察和比附。五四一代人以西方小说来比附中国小说的思维定势,导致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的口语体长处。五四人不仅全面否定中国古代文言文学的士大夫传统(从启蒙的动机出发,五四人要求文学成为宣传启蒙理念的利器,因而他们要求文学通俗化),也否定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特别是话本小说传统(启蒙要求小说知识分子化,话本小说虽然是通俗化的,但却是非知识分子化的),其优秀动机是在“西方化”上。 这个“西方化”在当时是以文学的“启蒙化”为特征的,在这种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学革命的参照系横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纵向的定位在中国古代某个(白话)文学传统上。他们之所以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白话传统,只是在理论上玩了一个“白话文学古已有之”的论证策略(中国人特别欣赏“古已有之”的论证,这种方法近代维新知识分子也用过,例如《孔子改制考》),这个策略仅仅是出于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舆论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并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实践中,对新文学发展起导向作用。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五四西化派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之道路的选择,是令其“向西而去”,五四西化派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理路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可能性是盲视的。五四西化派有一种中国“万事不如人”的心态,中国文学要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双双“向西方学习”的心理。 五四西化派的这种心态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找到了回应。随着五四时代大潮的落幕,又因为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文学上的西化浪潮渐渐湮灭,1949年以后更是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大陆再次进入开放时代,文学上的西化浪潮也又一次浮出地表。经过极端民族主义文学禁锢,80年代初的中国作家突然发现,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竟然变得那么亲近西方现代派文学,这个时候袁可嘉适时地翻译“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徐迟等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要,于是一股拿来之风骤然兴起。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朦胧诗的崛起是它的第一个标志,北京的一小拨人爱诗的人在的禁锢当中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当局内部印刷之供领导干部阅读的西方作品,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西化理论主张和趋向,只是直觉地亲近着他们所能看到的西方作品,摹仿着这些作品,就这样他们无意中挤上了西化之路。此后是西化的现代派小说及戏剧的流行,小说理论方面出现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5]等书,该书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这些和当时的阶级论、典型论、工具论文学观构成了鲜明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当?庇形焕献骷揖退担骸敖昀从行昵嶙髡叩拇醋魍牙肷睿晃蹲非笏健隆⑵妗⒐帧疵磕7挛鞣较执难У哪承挤ǎ呱狭诵奥贰!痹谡庵智榭鱿碌笔钡奈骰壅呙媪俚难沽艽螅辽俨槐任逅氖逼诤省⒅茏魅说忍岢骰庇龅降男J且裕?0年代的西化论者其理论策略是仅仅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当作一种技巧来认识,以规避“现代派文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现代派文学”论者的反对,他们提出,如果说西方现代派文学本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那么其艺术表现技巧则是没有意识形态性的,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学习的。的确,论证技巧问题要比论证“西方现代派文学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因而具有无产阶级性,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之一部分”容易得多。《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作者的讨论严格限定在“技巧的演变和发展”上,并且就“同一种技巧,是否能为不同的内容服务呢?具体来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作家的体现资产阶级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说所使用的技巧,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作家可否用来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趣味和感情?”的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呼吁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派小说作技巧上的借鉴,实际上作者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现代派文学观”(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称五四西化派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该书《序》中叶君建先生说,“我们现在的欣赏趣味,根据我们所出版的一些外国作品及其印数看,似乎是仍停留在蒸汽机时代。我们欣赏欧洲十八世纪的作品,如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基度山恩仇记》,超过现代的作品。至于本国作品,现在还有一个奇特现象,有些人欣赏《七侠五义》,似乎超过了任何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新华书店的定货能作为判断一部作品的欣赏价值的标准的话。这种’欣赏’趣味恐怕还大有封建时代的味道。这种现象的形成也可能是我们多年来无形中在文化上与世隔绝的结果。”从上述分析可知,其实作者是在努力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只是这种推介是羞羞答答的罢了,它的逻辑是“技巧是没有阶级性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完全可以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可以用西方现代派这个形式,表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这种论说方式体现了经历过,对磨难记忆犹新的一批中老年作家、理论家的比较典型的思维。 但是,更年轻的理论家们则不满足于这种遮遮掩掩的“西化论”,他们更愿意以激进、直露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西化观念。一位在当时非常出名的青年理论家就认为中国当时的现代派都是“伪现代派”,“作家体验到的东西大多是受到社会理性道德规范束缚的东西,表达出的观念是社会层次、理性层次、道德层次的东西,可是又采用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这就造成了外在形式和内在观念的分离。”(《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在更青年的理论家们看来,中国文学之现代化并不能简单地从借鉴西方现代派表现技法上获得,这只会导致“伪现代化”,中国文学的真正现代化必须整个地从头来过:不仅仅是从技法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思想意识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有西方现代派的形式,而没有西方现代派的内容,这正是中国文学之危机所在;必须下决心使中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同时西方现代派化。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强调中国文学不仅要在形式上西方化(现代主义化),而且还要在内容上西方化(文学体验的现代主义化)。[6] 这种激进的西化观,一经出现便遭到激烈批判,这逼迫这一派对中国新文学作西化观指导下的历史回溯,以便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历史证据。在这种思路的左右下当时出现了一股用西方现代主义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冲动。1985年黄子平与钱理群、陈平原的三人对话《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7]就是这样一个文本,该文这样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种与十九世纪文学的理性、正义、浪漫激情或雍容华贵迥然相异的美感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识与本世纪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该文实际上全盘推翻了中国学界、政界以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所作的论断,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在性质上是和西方20世纪现代派文学同构的现代主义文学。这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重新解读,与此同时,这种重读思潮也发生在具体的作家作品领域,汪晖、王晓明、吴俊等开始更加重视鲁迅小说和散文中的现代主义因素,鲁迅作品中,杂文的受重视程度明显降低了,一时间《野草》成了鲁迅的代表作;相应地对矛盾、巴金等作家作品的重读也热行起来;以致发展出一波“重写文学史”浪潮。 西化思路,不仅仅作为指导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指针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也产生了影响,如陈平原对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研究。陈平原对中国近代小说流变的观察实际是建立在一套西化的评判模式上的。陈平原说“……中国小说的主流还是不能不推白话小说。白话小说语言清新通俗,善于描摹人情世态,再加明清两代文人的改造,渗入不少文人文学的色彩,产生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批杰作……白话小说艺术表现力强,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又甩不开说书人的腔调――两者(指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葛红兵)都无力承担转变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重任,除非在小说观念和小说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8]读了这段引文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我们还一定要对它进行’大的变革’呢?‘说书人的腔调’作为一种小说技巧为什么就不是现代性的呢?”显然,陈平原先生的现代小说的标准是来自西方的,他要求中国“小说观念和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实际上就是西方化,正是以此,他才产生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不是现代小说,话本小说必须接受“现代化转型”的看法。事?瞪希?0世纪中国文论界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叙述模式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我们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叙述模式中的“现代性”成分所知甚少,只是简单地从西方现代小说叙述模式出发对它产生了“非现代性”的定性。 西化思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是居主导地位的,它促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中国文学有今天这样的格局不能不说多和它有关,但是它也造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一些致命欠缺,这个欠缺就又如一位理论家所说:“(1)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偷窃’的基本命题;(2)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借贷’的范畴概念系统;(3)缺乏自己独创的、非’移植‘的哲学立场。”[9]。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理论在其生长、发展的近一个世纪中,常常是徘徊在“西方”的阴影之下:它的基本主题(启蒙主义的“人的文学”思想)是西方的,它的基本形式,例如中国现代小说在叙述模式上的现代叙述学转换,也是向着西方而去的。 二、“民族化”及其历史 周作人在写于1919年9月1日的《中国民歌的价值》一文中借用英国文论家FrankKidsond的说法,对“民歌”如是界说:“生于民间,并且通行民间,用以表现情绪或抒写事实的歌谣”。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周作人在这个时候已经注意到了“民族文学”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他反对“用鉴赏眼光批评民歌的态度”,认为民歌是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的,它只赞成把民歌当作“一点供国人自己省察的资料”的民俗学材料。此后他在一系列文章如《民众的诗歌》[10]中,极力批评“民歌”的内容、形式。到1922年12月17日,周作人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中依然对“民众的文学(民歌)”持批评态度,但是这个时候,他的观点有了比较大的改变,他说:“本会收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些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周作人心中隐约有了在民歌基础上建立“民族文学”的想法。但是,他的这个观点是不明确的。前述《中国民歌的价值》一文实际上是在1923年1月21日的《歌谣》周刊第6号发表的,虽然写于1919年却在1923年首发,且与此前刚刚发表的《〈歌谣〉周刊发刊词》观点有出入,首发的时候却又不修改,可见周作人在这方面其意识还是模糊的。但是,他在为《希腊小岛集》写的序言(后收入《永日集》)中这样说:“中国现在的文艺的根芽,来自异域,这原是当然的;但种在这古国里,接受了特殊的土味与空气,将来开出怎样的花来,实在是很可注意的事。希腊的民俗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希腊古今的文学。若中国想建设国民文学,表现大多数民众的性情生活,本国的民俗研究也是必要,这虽然是人类学范围内的学问,却于文学有极重要的关系。”周作人已经意识到了西方化的艺术要在中国扎根,开出国民文学的花朵来,必须要和民俗学研究结合,和中国土壤结合。上述周作人的看法可以作为五四时代西化论者对文学西化观的补充、反思,也可以看作是他们对文学民族化问题的粗浅思考。从文学创作实践角度看,五四西化派对文学民族化的探索有两条路。一是从民间歌谣中借鉴形式,这方面刘大白、刘半农有极好的尝试,这派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向民间歌谣学习语言形式以形成中国现代白话诗歌的新体式上,他们的诗“大多有强烈的?胤饺丁保秃罄吹墓敉耆煌舻氖璐醋魍耆俏骰摹6蔷穹迪纾佣韵缤辽畹姆此贾谢竦镁窨占洌夥矫嫘纬闪艘月逞肝淼南缤廖难桑鞘怯梦鞣交男∷的J叫闯渎胖泄缤疗⒌纳睿还笔闭馀傻闹饕Ψ旁诹硕灾泄裥缘呐校皇墙杓窦渚裰锌梢晕泄执幕裥怂盏闹仕厣稀U馀啥灾泄窦涞目窕毒瘛⑸嬉庵玖臼敲拥模缍园精神的认识,阿Q作为一个下等的,生计都成问题的人,他坚韧地活着,还有点儿撒欢的味道,这是不是一种精神呢?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者大多觉得像阿Q这样的人身上只有劣根性,他们还没有占得人的位置,根本就不配做一个人。他们没有想过阿Q虽然是个下人,或者极端点儿说,完全不像个人,但是他也有权活着,从生存的角度讲,活着是重要的,然后才是尽量争取活得好一点儿。由此,阿Q对生活的态度不见得比启蒙主义者对生活的态度差到那里去。阿Q身上有一种中国民间特有的笑谑、撒欢的精神,他活着不是为了验证历史功过是非,也不是为了建功立业,而是争取活下去,在可能的时候把每一个黯淡的日子过得像节日一样,有的时候浪一点儿,比如找吴妈讨点儿没趣,有的时候狂一点,比如找赵太爷攀个亲什么的,有的时候酸一点儿,比如革命,有的时候烈一点儿,比如绑缚刑场的路上,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这个时候他当然是害怕的,但是他立即就掩饰了那害怕,唱起了大戏,这就近乎烈了。我们暂且不管他为什么死,死得是否值得,就冲他这种面对死亡的勇气(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也是可以钦佩一番的。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来自中国民间的笑谑精神,吃喝、唱戏、行刑以及性等正是在笑谑和狂欢的意义上被放在了生活的首位。将生活当成一场狂欢节表演,不管它是否合理,是否有意义,都要将这出戏演好,这是中国民众在数千年历史中学会的生存技术和生存精神,它在笑谑和撒欢的外表下突现着“人”这个要素的主导力量。这种精神一直在中国民间滋长着,它在中国民间人物的身上一代一代地保留着,它和儒家、道家、佛家三教合一的中国正统完全不是一回事,因而在正统的语言中一直是被压抑、抹煞的。中国现代启蒙知识分子虽然在精神气质、品位上反对三教传统,他们提倡小说、收集童谣,试图深入民间文化中汲取养料,但是他们没有发现这种民间笑谑和撒欢主义的力量,鲁迅也是其中之一,鲁讯也没有看到这种笑谑和撒欢的生存形态中渗透出来的反抗、追求、渴望的力量。所以我们说,这一派,在小说内容上是本土化的,具有民族性,但是?诰衿噬鲜俏骰ㄆ裘苫┑模挥辛炻灾谢褡逭庵置窦渚褡试础?BR 总的说来,五四时期中国文坛的主流观念是由西化派占据着的,但是,西化派也不是说对文学民族化问题完全没有思考,西化派占据主流时也不是没有民族化派在活动。如学衡派,学衡派主张在“昌明国粹”的基础上“融化新知”,1922年在一篇文章中梅光迪认为“国人倡言改革。已数十年。始则以西欧之越我。仅在工商制造也。继则慕其政治法制。今日兼及其教育哲理文学美术矣。其输进欧化之速。似有足惊人者。然细考实际。则功效与速度适成反比例。[11]”梅光迪并不是完全排斥向西欧学习,他所排斥的是他自称的一种“伪欧化”的病态现象,他认为,这种伪欧化(此一提法和上文提到的20世纪末理论界关于“伪现代派”的提法似有偶合,但立场、诉求刚好相反),一是重模仿而轻创造,“实则模仿西人与模仿古人,其所模仿者不同,其为奴隶则一也。况彼等模仿西人,仅得糟粕,国人之模仿古人者,时多得其神髓乎。”二是提倡欧化者对欧洲文化实并不了解,而是样样拿来,最终失掉了创造的根本――中国文化,拿来的又是人家的残渣。这是民粹主义的一派,认为外国的不如中国的好,建设中国的文学就要走中国古已有之的道路。文学创作方面持类似民粹观点的作家较少,但是走从古诗文转化的路子的作家不少,如沈尹默,他的成功甚至是周作人也不能不承认的,当然周作人在本质上对沈尹默作的还是“西化论的解释”:“尹默觉得新兴的口语与散文格调不很能亲密地与他的情调相合,于是转了方向去运用文言,但他是驾御得住文言的,所以他的文言还是听他的话,他的诗词还是现代新诗,它的外表之所以与普通的新诗稍有不同者,我想实在只是由于内含的气氛略有差异的缘故。[12]”胡适在《谈新诗》[13]中论述的一些新诗人,多也是走古诗文转化的路子:“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胡适和周作人一样肯定了沈尹默等的这种尝试,认为沈尹默在作品在语言和音节上都获得了中国旧体诗词的功效,作出了新诗中“最完全的诗”[14]。所以大致可以说,中国新诗的道路,初期是走在“一半词一半曲”的路子上,只有在日本的郭沫若新出,以及从欧洲游学回来的徐志摩崭露头角[15],这种局面才改观了,直至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诗人崛起,以徐志摩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崛起后,中国诗歌的西化才算有了自己的代表人和代表团体。 我们知道胡适和周作人在本质上是西化派,他们认为中国新诗整体上必须西方化,但是在西方化的总主张下,他们在策略上又非常明智,他们都认可了新诗诞生之初以民族根基为基础的探索道路。周作人在给刘大白的《旧梦》写的序中说:“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合(成)能和谐的全体,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也就是这个意思。 直接在文学上提出民族主义口号的是1930年之后聚集在《前锋》杂志周围的一批作家,1930年他们发表了《民族主义运动宣言》[16],认为中国文艺正面临危机,一是“残余的封建思想”还在无形地支配一切,二是左翼文艺把艺术当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将艺术呈献给了“‘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他们认为上述危机是由于新文艺发展“进程中缺乏中心意识”的缘故,为了构建“中心意识”,就要从民族意识出发,建立民族艺术,“文学底最高的使命,是发挥它所属的民族精神和意识。换句话说,艺术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族文艺的充分发展必须有待于政治上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文学底发展必伴随以民族国家底产生”,反过来“文艺上的民族运动,直接影响及于政治上民族主义底确立”,因此“民族主义的文艺,不仅在表现那已经形成的民族意识;同时,并创造那民族底新生命。”这派的民族化思路有它的合理性。一、五四之后中国文坛弥漫着西化风,小说、诗歌、戏剧这些文学样式都直接取自西方,甚至语言也欧化了,出现了另一种欧化体的语言,虽是白话,但却脱离是时的口语,造成新文学发展的障碍,二、国民革命之后,中国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民族意识开始形成,又列强环伺,特别是东邻日本的崛起更是让中国人感到威胁,在文化上形成了民族主义的要求,进而反映到文学上来。这一派的观点非常极端,只认为文艺是民族的,而不认为文艺是世界的,而且把左翼文艺同封建文艺并列加以反对,错估了左翼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学理上又没有区分文学民族化和文化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的界限。 如果说“民族主义运动派”之前的西方化与民族化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方向问题上,那么此后的争论则是依附在“文学如何为更广大的大众接受,从而为抗战、解放战争、为解放以后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命题里面的。这个问题的发生先是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论争开始的。抗日战争爆发,文学要面向大众宣传抗日,这就产生了“文学形式如何面向大众、鼓动大众”的问题。最早提出“民族形式”口号的是,提出这一问题可能是受到苏联文艺的影响[17]。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报告中提出要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报告中最早出现了“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等提法。1940年,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的口号。接着,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展开。但是,解放区的讨论多限于正面阐述学习理论的体会,没有真正的观念交锋,国统区的讨论范围大一些,也有一定深度。例如,1940年向林冰在《大公报》撰文认为,“以抗战建国为内容的文艺通俗化”――大众化运动,其表现形式是否“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乃是问题的优秀所在”[18],“在民族形式的前头,有两种文艺形式存在着:其一,五四以来的新兴文艺形式,其二,大众所习见常闻的民间文艺形式。”那么,民族形式的创造,究应以何者为中心源泉呢?作者提出“现存的民间形式,自然还不是民族形式,但它是民族形式的源泉”的观点。就此,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之“民族化”路径派有了自己的理论表达――它赋予民族形式以“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明确界说,又确定了向民间形式学习的“民族化路线”。 很明显向林冰的这个理论表述是相当极端的,它基本上否定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成就,对新文学的形式做了几乎全盘的否定,而把“民族形式”的源泉简单地定位在“民间形式”中,这实际上是一种新国粹主义(和《学衡》派的旧国粹主义观点比较而言)的思路[19]。在这场“民族形式”讨论中,即使是赞成“民族形式”提法的人,绝大多数也不赞成向林冰的“新国粹主义”主张,例如,郭沫若就认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现实生活”[20],“’民族形式’的这个新要求,并不是要求本民族在过去时代已造出的任何既成形式的复活,它是要求适合于民族今日的新形式的创造。”胡风认为形式和内容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民族形式‘应该是反映民族现实的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所要求的、所包含的形式”,而且这“民族形式”应当是“国际的东西和民族的东西的矛盾和统一、现实主义的合理的艺术表现。[21]”胡风实际上是把“民族形式”问题放在了更为广阔的世界文学背景中进行了鸟瞰,得出了“民族形式”的创造决定于“时代的内容”,并且要在世界文学经验[22]和民族文学经验的结合中才能产生的结论。 以“民族形式”为理论口号的民族化派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设,在创作实践中也获得了自己的代表作,例如《马凡陀的山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解放日报》1947年连续发表了几篇讨论文章,这些文章对马凡陀诗歌路线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例如,默涵认为:马凡陀用民间语汇、民间形式来写诗,代表了中国诗歌的正确发展方向[23]。 说20世纪40至60年代中国文坛较多地受了新民粹派的影响,似乎是不过分的。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出现了以山药蛋派等为代表的小说创作潮流,解放区作家在解放以后十七年期间一直是中国文坛的主流,解放以后大陆文坛还出现了以民间通俗文艺为基础的民间文艺浪潮,《刘三姐》一类作品一时间竟成了中国文坛正宗。但是,70年代期间,这种状况又翻转了过来,经受过解放前大上海新兴文艺的熏陶、当过电影明星的不喜欢民歌,认为它低级、土气,主张“洋为中用”,用西洋管弦乐改造京剧,西洋芭蕾舞改造民间素材,推出不中不洋的样板戏――一种对京剧进行“革命”进而消灭京剧传统的一种戏剧形式。总的看来,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民族化浪潮受政治局势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它的发展是扭曲的,这种扭曲我们可以从“样板戏”等极端中明显见出。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化多元化与文学艺术论文 【内容提要】当前文化呈现四种元素或层面:体现特定时代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主导文化,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高雅文化,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来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的大众文化,以及传达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民间文化。这四种文化元素往往呈现多元互渗景观,即多种文化元素交叉渗透于具体文本中,使不同文化层面间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清晰地分辨的情形。需要从初级的多元互渗走向更高级的多元化生境界。多元化生意味着多元文化因子按照理想尺度组合成相互化合和相互生成的互动结构,包含多元共存、各行其道、优化组合、个性彰显等具体步骤,目的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重新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 【摘要题】问题与思考 【关键词】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多元化生 文化,是当前学术界持续思考的热点之一,牵涉到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古典与现代、全球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精英与公众等许多方面,因而不无道理地一再引发种种讨论或争论。这些探讨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不过,其中留下了一个有待我们去填补的空白:当前中国文化的层面。在一种特定的文化内部,总会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组合成为一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共生的整体。梳理这些文化层面,考察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对于这种文化的整体发展是有益的,这尤其会有助于建构这种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那么,就当前我国文化的基本构成来看,我们的文化中究竟有哪些层面呢?它们之间结成何种关系?问题就提出来了。我在这里不打算普遍地纵论文化层面,而是着重从文学文本的文化层面角度来加以分析,即透过文学的文化层面而为揭示普遍文化层面提供具体的想象性模型和个案。因为,文学是文化中最富于表现力的想象性形态,完全可以承担透视普遍文化层面的任务。 一、文化及其层面 文化(culture)的定义历来很多,这里仅仅采纳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Cassier,1874-1945)的界说:文化是人类创造和运用符号(symbol)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形态,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注:参见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288页。)。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去表达生活的意义。而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每个民族及其特定历史时段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状况。一定时段的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不一定就是统一的整体)。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形来说,这种容纳多样的文化结合体往往有4个层面或形态(注:我自己在过去一度将审美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见《从启蒙到沟通》,《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后来认识到不能忽略民间文化的存在。):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从文化价值看,这4个层面之间本身是无所谓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的,关键看具体的文化过程或文化作品本身如何。每一层面都可能出优秀或低劣作品,无论它是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抑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上面的4个文化层面往往会渗透或显示在具体的文学艺术文本中,这就有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具体说来,这4个文化层面有可能同时并存于同一个文本中,这要求我们细心分辨各种文化层面在文本中的存在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它们中的某一种会在文本中居于相对主导的地位,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划分出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大众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 1.主导文化 主导文化文本是指体现特定时代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文本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教化性,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传达统治群体制定的社会规范,以便教育、整合或感化社会公众。每个时代的统治群体都会有意识地书写或制作这种文本,并大力鼓励原来属于高雅文化的文人作家来参与这种旨在巩固统治性规范的书写工作,再借助行政手段加以传输和推广,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文学特有的审美感染力去达到教化公众的目的。自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统治群体对文学的控制或支配作用就获得了明确的合法性,从而推演出文学承受主导文化引导的历史。需要注意,主导文化文本并不一定只要直接的或者甚至赤裸裸的教化性,而可以把教化性掩映在富有感染力的审美表现中。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正是古典主导文化的典型范本。《前出师表》首先陈述了蜀国的“危急”情势,表达了一下自己“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的忠心,提出“开张圣听”、“亲贤臣,远小人”等等一系列的社会整合以及国家安定的方针政策。接下来,他又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对君王的耿耿忠心,发出“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铮铮誓言,从而近乎完美地表达了一个臣子为报答主子的知遇之恩而全力以赴的忠诚之心和献身精神。最后他在《后出师表》里立下誓言——“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在这里,主导文化所追求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目标,以及个人的尽忠报恩之心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就当代来讲,影片《生死抉择》(2001)也可以说是当代主导文化的代表性文本。它讲述了当今中国公众普遍关心的“反腐倡廉”故事。主人公海州市长李高成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回来,立即被卷入自己工作过的中阳纺织厂工人的集体请愿风波中,由此引发出自己也被牵连进去的重大腐败案件。李高成面临一个“生死抉择”:是把自己交给廉政还是留给腐败?作为一个关键人物,他的自我抉择确实成了事件进展的关键:只有他作出正确的抉择,才能确保廉政一方的成功。他在市委副书记杨诚的协助和省委万书记的支持下,经过短暂而艰难的思索,战胜了自我,作出正确的抉择,起来斗倒了以郭中姚为首的“腐败集体”,并由此挖出了其后台省委副书记严阵等,从而夺取了反腐败斗争的胜利。这部影片鲜明地反映了当今主导文化关于社会群体整合和秩序安定的要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主导文化历来扮演着群体整合等重要角色,至今仍然如此。不过,主导文化也需要不断更新、发展,体现民主性,并且让自身的权威不是强制而成为令人倾心服膺的感动。 2.高雅文化 高雅文化,有的称“精英文化”,是指主要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文化文本。这种文本往往从知识分子或文人的个体立场和视角出发,去从事独特的形式变革,以便在这种新形式中传达对于社会生活的理性沉思、社会问题的批判性观察。这种文化文本的主要特征有三点:形式创新、社会批判和个性化追求。 第一,形式创新。高雅文化文本总是善于总结前人的形式惯例,并从现实生活和民间文化传统中吸到资源,创造出新的原创性形式。因而在高雅文化文本里,形式上创新的特征往往格外突出。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说“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而诗人徐志摩在《再别康桥》(1928)里则打乱了这一日常语言顺序,转而说:“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把状语“轻轻”前置,先说“走”,而后说“来”,并破例出现三次重复。这种形式创新有什么意义?下面不妨完整地感受全诗,尤其注意体会志摩式“轻悄”: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后面几节注意选用与“轻轻”合拍的表述轻柔妩媚事物的词语,如“金柳”、“新娘”、“波光里的艳影”、“软泥”、“柔波”、“水草”等,而且结尾还有“悄悄”的三次重复,造成首尾呼应的效果。这就使得全诗都呼应着“轻轻”和“悄悄”,带来了语言形式上的整体创新,使本来司空见惯的日常表述语句竟突然间获得了新奇而别致的意义。我把这种语言形式称为志摩式“轻悄体”。读者因为志摩式轻悄体而可以获得一种新奇的意义体验。文学史和文化史容易忽略“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这类平常的陈述,但却可能永远地记住独特的志摩式轻悄体。其实,这里的“康桥”对诗人本人来说可能是确定的,但对读者来说却可能无限丰富而不确定。每一个读者都可能有自己心目中的永远留恋的“康桥”。他们用自己的活生生的生存体验去填充形式独特的“轻悄体”,从而形成了内心深处的深切共鸣。这可能正是这首诗得以长久流传的一个原因吧? 第二,社会批判。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强烈的责任感自觉地关心社会问题,大胆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的痼疾。当然,知识分子作家创造的高雅文化文本,不仅体现出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怀和忧思,同时还可能展示出他们的社会乌托邦构想。他们有时可能不合时宜,甚至不见容于当世,但历史却会永远记住他们独特的文化贡献。杜甫的许多诗正是这样的杰作。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无情地揭露其中隐伏的复杂矛盾,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批判效果。现代诗人臧克家的诗《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1949)这样说: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它摔垮;/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它抬举得很高,很高。 这首诗的语言明白如话、通俗易懂,但字字铿锵有力,如匕首或利剑令“有的人”胆寒,如春风化雨令“有的人”获得慰藉。既是一支崇高人格赞歌,更是一篇声讨一切“人民公敌”的战斗宣言,产生出明显的社会批判效果。 第三,个性化追求。与主导文化文本突出教化性不同,高雅文化文本着力书写知识分子的个性化追求。个性或个性化是高雅文化文本的显著特征之一。知识分子当然要关注社会问题,但这种关心往往是从他们自己的个性角度出发的。他们以独特的个性化心灵去体验生活,解释他们所“发现”的生活真相,展示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和幻想。他们有时当然可能有个人偏见,但这正是高雅文化文本的一个必然伴随物。有时,这种偏见或者“刻薄”正可能具有独特的历史深度。而如果没有这种鲜明而又独特的个人伴随物,高雅文化就失去其独特魅力了。例如,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坚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借“狂人”之口喊出的这些“疯话”,初看起来极不“真实”。因为,似乎任何一位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同意说,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特点就只是“吃人”。人们会质问说这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丑化”或“全盘否定”。但如果联系当时的文化语境看,就可能不得不承认:这些表面看来充满偏颇甚至“别有用心”的疯言疯语,其实正是鲁迅以其个性化视角对“五四”时期中国历史症候的冷峻地“诊治”。中国文化传统当然有值得肯定的“灿烂”之处,但对当时的鲁迅来说,要紧的却不是去歌颂而是去剥露。可以说,“狂人”形象及其“吃人”表述,充分地体现出鲁迅的形式创造和社会批判的个性化特征。高雅文化可以集中代表特定时代文化中的理性元素和创造性力量,体现真善美的运行方向。但它也容易流于僵化或神秘化。 3.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文本是指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来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的文化文本。 大众文化文本具有自身的与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不同的特征。 第一,信息和受众的大量性。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和电视)成批地制作和传输大量信息并作用于大量受众,是所有大众文化文本的一个基本特征。“大量”是其优势,但贪多图大往往对公众造成传媒的“暴力”。 第二,文体的流行性和模式化。一种大众文化文本在开初总是善于吸收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等的某些特点,创出原创性新模式,随即迅速地通过批量化生产而流行开来,从而变得模式化了,并引来众多摹仿之作,如《一封家书》之后有《祝你平安》、《常回家看看》等一批仿作。流行是大众文化文本的必然特征,但流行的结果就是模式化,而模式化则又距“老化”或“僵化”不远了。 第三,故事的类型化。在一部电影剧本或电视剧剧本中,好人与坏人、情人与情敌、由顺境转逆境或相反等故事,都是按大致固定的类型“打造”的,从而有武打、言情、警匪、伦理、体育等众多类型片、类型剧。这与高雅文化文本注重“典型”或“个性”是不同的。不仅影视甚至流行音乐,往往都是按明星的类型化特点“定做”的。 第四,趣味的日常性。与欣赏高雅文化文本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文本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满足公众的日常生活俗趣。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第五,效果的愉悦性。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或喜,总是追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影响《红衣女郎》通过一个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的中年男性与一个红衣女郎的恋爱经历,带给公众一场日常趣味的满足。冯小刚近年拍摄的贺岁系列影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和《大腕》,就是当前大众文化的一个典范实例。它们都围绕葛优这位戛纳影帝而编造故事,打造出由他扮演的类型化系统形象,满足公众的时尚趣味。 我们不妨来看看近年广泛流行的通俗歌曲《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是在1998年创作出来的,在1999年的联欢晚会上进行表演,从此风靡大江南北: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着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歌词很是普通,用高雅文化的经典看法来讲,真可以说是一点“诗意”或“审美”意味都没有。大家不妨把这其中表述的“回家”的含义与朦胧诗中的“回家”比较一下。 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心灵,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我想回家,/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翠绿的三叶草。//而且,/我还想打开书橱,/取出一本《海涅歌谣》,/我要去约会,/我向她举起这本书,/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爱情的信号。//这一切,/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天,又开始下雨,/我的钥匙啊,/你躺在哪里?/我想风雨腐蚀了你,/你已经锈迹斑斑了。/不,我不那样认为,/我要顽强地寻找,/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太阳啊,/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愿你的光芒/为它热烈地照耀。/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 在这里,“家”代表着高雅文化诉求的精神家园。那里有“儿童时代的画片”、“翠绿的三叶草”,还有德国浪漫诗人海涅的歌谣。这种精神富足是他征服爱情的制胜法宝。实际上,在高雅文化系统里,“家”常常就是那种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至高精神境界的象征,相应地,“回家”成为寻找或追求那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精神境界的行为的象征。 但在《常回家看看》里,“家”却早已“丢失”了这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含义,而转变成一种日常家族亲情的象征。“回家”,是日常家族亲情的实现的象征。这首歌完全没有了高雅文化那种内在精神性,那种经典“诗意”;甚至也没有《涛声依旧》那种对于经典诗意的怀旧式宣泄,而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诉说的是日常家族亲情。但是,为什么它会流行开来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常回家看看”,一声充满亲情而又温和的规劝或鼓动,胜过千言万语、千呼万唤,煽动起、催动着千千万万男男女女的无定焦虑和思家情怀,使得他们不远千里万里排除千难万难也要奔回父母的身边实现短暂的团圆。“回家”是来自过去的生活地点及其固定生活记忆的无意识召唤,表面看来构成对当下无地生存与流动性格的一种否定和一种回归,但实际上却是对流动性生存形成一种肯定。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无地生存、流动生活的否定,恰恰是通过地点流动本身来完成的,从而就形成以流动否定流动的奇特悖论,结果是使地点流动无尽地再生产下去。同时,“回家”而不是“在家”,“回家看看”而不是“在家呆着”,表明无地焦虑以及流动生存注定了会循环往复地持续下去,从而不停顿地再生产出人们的“常回家看看”这一日常生活欲望。道理很简单:愈是流动在外的游子,对“家”的记忆才会愈益珍视,他们的“常回家看看”的无意识渴望才会因被压抑而变得愈益强烈,从而推演出“常离家生活”又“常回家看看”的互动型生存轨迹,形成流动——回家——再流动的循环圈。诚然,这首歌并没有在字面上特别强调地点的重要性,但实际上,整首歌在其字里行间都在述说着人们的一个日常现实——流动、流动、再流动,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生存体验。无论如何,在《常回家看看》的旋律中,这种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已经推演成为当前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命运和自主选择。这首歌曲让公众在轻松的愉悦中体验到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无所不在的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现实,其作为大众文化作品的效果已显露无遗。 流动人口是指在某一时间范围、居住地发生跨越一定地域界限变动的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了每个人的常住地及其户口登记地,从而统计出全国流动人口已达到1.2107亿,这个统计数字显示了流动人口在中国社会的强大比重,从而为我们理解《常回家看看》得以深入人心的原因提供了有力的社会学证明。《常回家看看》的歌词很是普通,它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庭温情对于流动人口的召唤。它使得很多打算回家看看的人的回家行为变得合理化和合法化,使得本来没有计划或无法回家的人产生出回家看看的强烈冲动,也使得实在没有办法回家的人选择在电话或者在想象中满足自己回家的愿望,同时,它也可能使正在回家路上的人们的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中变得充满家庭的温馨。显而易见,大众文化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娱乐趣味。 上面的特征,规定了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以大量的信息、流动的和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的故事及日常氛围来满足大量公众的愉悦需要。使大量社会公众获得感性愉悦,让他们安于现状,这是大众文化的基本功能。大众文化在当代可以集中代表文化的日常性、感性和稳定性,是文化趋于稳定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容易自我复制,以至于丧失创造力。 大众文化是否只是具有消极作用?持这种看法的人常常依据如下论点:普通公众完全受到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操纵或暴力强制,无法进行任何反抗。下面一种不同观点值得我们注意。 与法兰克福学派全盘否定大众文化不同,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公众对电视节目可以有三种解码立场。一是统治性-霸权性立场(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意图控制;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negotiatedcodeorposition),可以投射进自己的独立态度;三是反抗性符码(oppositionalcode),站在对立面瓦解电视意图(注:斯图尔特·霍尔:《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据西蒙·杜林(SimonDuring)编《文化研究读本》(TheCulturalStudiesReader),伦敦1993年版,第100-103页。)。这表明大众文化决不是铁板一块,公众既可能淹没也可以寻求自己的主体性。 一个合适的例子是,2001年春夏之交,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这引来全国电视观众的各种各种反应,批评、指责、讽刺、谩骂充斥着网上和其他媒体,这是制作者们始料未及的,也是媒体事前所无法预料的。观众的如此激烈的反对声浪,在中国电视剧的播映史上应是空前的,而各种媒体的重点报道也是前所未有的,这突出地证明了观众对于大众文化文本解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折射出此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状况。所以说电视剧《笑傲江湖》好,好就好在对制作者意图的抑制和观众能动性的揭示上。这典范地说明,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和反响是复杂多样的,应具体分析,不能单凭制作者意图而断定它的优劣好坏。这同时也可以提醒那些轻视或否定大众文化的人们:公众中有可能蕴藏着对于大众文化进行反抗的能量,而这种反抗并不简单地来自大众文化之外,而就存在于它之中。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本身就可能是自反性的,即它可以自己反对自己、自己解构自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大众文化总想投观众所好,让观众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显得比故事中的人物高明,从而使观众有时可以轻易地看穿制作者的意图或把戏,并站出来毫无顾忌地以常识为武器加以揭露。相比而言,高雅文化文本在语言、形象及其意义等方面要复杂一些,接受起来要艰难一些。 4.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文本是指体现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文艺文本。民间文化虽然与大众文化在通俗性和娱乐性方面颇为相似,但却不是像大众文化那样采用大众媒介、按市场行情和流行趣味成批生产的,而是往往与前辈具有传承关系,从日常生活中自发地生长出来,带有自娱特点。普通民众没有多高的文化教养,关注的主要不是知识分子标举的那种个体意识、自我实现欲望,而是日常生活过程及其自娱效果。 南朝民歌《三峡谣》说:“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注:见《水经注·江水注》,引自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3页。)说的是早上开船看见黄牛,晚上停船也看见黄牛,走了三天三夜,还是看见黄牛。“黄牛”在这里直接代指“黄牛滩”,是长江三峡西陵峡西边的险滩,滩边峭崖上有石纹如人背刀手牵黄牛,所以得名。《三峡谣》正鲜明地体现了民间文化文本的特点:所用语词都是日常生活常用的,讲究上口易记,注重日常生活氛围的渲染。长达三天三夜的行船生活,本来是可以丰富多样的,但这里却只能在同一时空区域里重复进行,这可以说清晰地显示了船夫日常生活的单调性和重复性。当然也可以换个角度看,得出另一层理解:三天三夜的艰难的逆水行船生活,竟然不过是围绕着同一个“黄牛”峭崖进行,终究无法走出“黄牛”的眼界,这难道不是对日常生活及人的命运的一种有趣的发现?这一发现难道不可以给原来单调乏味的行船生活增添一点自娱效果?而吟唱《三峡谣》本身,正可以说是积压在心底的情感体验的激情宣泄。在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宣泄中,吟唱者本人体验到一种轻松和愉快。 民间文化有怎样的功能?恩格斯说得好:“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注: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01页。)民间文化在平时可以在普通民众中起到安定、自娱等作用,而当着主导文化、高雅文化或大众文化分别面临各自的僵化和衰微困境而亟待脱因时,民间文化往往可能成为一种出奇制胜的激活的力量,甚至是革命性力量。 二、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 上述分类只是相对的,而实际上,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总是渗透到这4种文化的具体文本形态之中,而每一种具体文化文本都可能包含其他多元文化因素的互渗,从而形成更复杂多样的文化状况。多元互渗,在这里是指多种文化元素交叉渗透于具体文本中、使得不同文化层面之间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清晰地分辨的情形。重视这种多元互渗是重要的。如果只看到文化层面的分别而看不到这种多元互渗,就会把问题简单化,从而无法真正认识文化状况。 例如,主导文化影视作品往往注意吸收大众文化的一些东西。电视剧《导弹旅长》以很大的篇幅去讲述江昊、石志雄等几个主要人物的情感纠葛,以满足普通公众的娱乐需要。高雅文化文本中常常渗透进主导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元素。王蒙的小说如《季节》系列就充满了主导文化的政治话语。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开篇第一句就写“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句话在语言上是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的摹仿,而在效果上则试图仿效大众文化去迎合普通公众的阅读趣味。莫言的近作《檀香刑》显然从民间说唱艺术中吸取资源。大众文化中的互渗就更为鲜明。《北京人在纽约》和《不见不散》在结尾都不约而同地让漂泊纽约的主人公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体现了主导文化的制约作用。电视剧《桔子红了》在人物语言、行为举止、服装、布景和音乐等方面都体现出高雅或“唯美”趣味,显示高雅文化已成为大众文化争取公众的制胜法宝。还有一种互渗情况:大众文化常常在调侃的意义上戏拟高雅文化以便取悦于普通公众。 《射雕英雄传》第30回《一灯大师》写郭靖护送黄蓉去寻找一灯大师治伤,一路闯过“渔樵耕读”四大高手中的前三个。面对最后的高手书生,小说这样写道: 黄蓉……见那书生全不理睬,不由得暗暗发愁,再听他所读的原来是一部最平常不过的“论语”,只听他读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读得兴高采烈,一诵三叹,确似在春风中载歌载舞,喜乐无已。黄蓉心道:“要他开口,只有出言相激。”当下冷笑一声,说道:“‘论语’纵然读了千遍,不明夫子微言大义,也是枉然。”那书生愕然止读,抬起头来,说道:“甚么微言大义,倒要请教。”黄蓉打量那书生,见他四十来岁年纪,头戴逍遥巾,手挥折叠扇,颏下一丛漆黑的长须,确是个饱学宿儒模样,于是冷笑道:“阁下可知孔门弟子,共有几人?”那书生笑道:“这有何难,孔门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人。”黄蓉问道:“七十二人中有老有少,你可知其中冠者几人,少年几人?”那书生愕然道:“‘论语’中未曾说起,经传中亦无记载。”黄蓉道:“我说你不明经书上的微言大义,岂难道说错了?刚才我明明听你读道: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五六得三十,成年的是三十人,六七四十二,少年是四十二人。两者相加,不多不少是七十二人。瞧你这般学而不思,嘿,殆哉,殆哉!”那书生听她这般牵强附会的胡解经书,不禁哑然失笑,可是心中也暗服她的聪明机智…… 这种“胡解经书”的方式,显然属于当今大众文化惯用的经典戏拟,就是用戏谑的方式拆解经典,造成化雅为俗和以俗戏雅的效果。解读儒家经典以及对对联、猜谜语等,原是中国古代文人阶层的高雅文化传统的一个显著特征,这里却以戏拟这一特殊形式移置到现代大众文化文本中,并且与黄蓉和书生等人物的具体生活境遇密切结合起来,既有助于刻划黄蓉和书生的性格或特点,又可以向现代读者显示高雅文化传统的独特魅力。这样做,意味着使武侠小说这种大众文化形态趋于“高雅化”,从而可以跨越通常大众文化的水平而进入优秀的高雅文化的行列。事实上,金庸武侠小说具有多面性,既可俗读也可雅读,既可视为大众文化也可视为高雅文化。原因并不复杂:某些优秀的大众文化文本是可以超越通常分类的限制而兼具其他文本特征的。 三、从多元互渗到多元化生 上面只是介绍了一些文化的多元化生的例子。然而,我认为,仅仅有当前的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是不够的。多元互渗当然比“”时那种一元独尊好,因为它尊重不同的文化因子,呈现出开放、进取和活跃的态势。然而,多元互渗毕竟没有进一步梳理出明确的文化价值系统,这就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结构中,哪些文化因子在文化价值系统分别承担着各自的使命? 我以为,需要从初级的多元互渗走向更高的多元化生境界。多元化生,意味着多元文化因子按照理想的和合理的尺度组合成一个相互化合和生成的互动结构。我在这里提出有关具体步骤的几点初步考虑: 第一,多元共存。应当承认这种多元共存格局的合理性。这4种文化因子都需要存在,不能简单武断地以此代彼甚至以此灭彼。谁灭谁呀? 第二,各行其道。这4种文化因子各自按照各自的规律和类型特征去发展,各自承担自身的文化功能。 第三,优化组合。在这里,主导文化中的伦理和睦、高雅文化中的个性品质、大众文化中的感性愉悦、民间文化中的群体娱乐等因子,可以着力组合起来并且加以突出,使得我们的文化既注重伦理和睦又不忘群体娱乐,既突出个性性格又注意感性愉悦。当这些多元文化因子在文化中凝聚为一体时,我们的文化是否会逐渐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四,个性彰显。在如上过程顺利进展基础上,也许可以进一步展望一个目标——这就是使得中国现代文化在保证内部多元化生的基础上寻求新型个性特征的彰显。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如何重新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这种凸显是否可能在21世纪实现? 问题提出来了。我想,有关多元化生的这些考虑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这种探讨对于21世纪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应有益处。我在这里主要是提出这个问题,希望更多的朋友都来关心它。 文学与文化论文:大话文学与消费文化论文 一、大话文学的语体特征与快感类型 无论在汉语还是其他语言中,“经典”都有规范、法则的意思,它不但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以语言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文本,更包含此类文本所或明或隐地体现的制约、规范人类思维、情感和行为的文化2道德与政治力量,由此决定了单纯的审美本质主义视角恰恰不能解释经典的本质。我们固然不能认为文学艺术经典不完全是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等“外部”力量肆意打造的权力产品,特别是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能够经得起时间淘洗的经典作品常常体现出某种程度的“超历史”的稳定性,但是,我们却也无法逻辑地列举和分析这种稳定性的固定要素(比如,对象应该为何,技巧应该怎样等等)。何况在历史尚未终结的情况下,我们又如何说经典的“超”历史性呢。我更倾向于综合的视角,即把经典看做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因素介入其中的复杂建构,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经典一直在被建构、解构与重构。 正因为这样,经典的命运、对经典的态度,常常能够折射出特定时代、特定民族与群体的特定文化态度与政治立场。比如,历史上所谓文化守成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分歧就常常集中表现为对于经典的不同态度。守成主义者总是维护统治阶级所确立的文化经典,他们深知要保守传统就不能不维护经典,经典是储存传统、维护规范的仓库。在以维护传统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士大夫阶层对于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的主导态度就是尊奉。从接受的角度看,这种尊奉常常体现为一种绝对忠实于原文的接受方式——背诵;而这种接受方式反过来又成为作家创作的基础(由此中国古代的创作论历来强调背诵先贤经典的重要性)。背诵实际上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乃至整个人文教育的基本途径,当然也是文化规训的重要方式(它与下文要说的“戏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到了充满激进革命色彩的中国近现代,对于经典的这种敬畏态度与原样接受方式受到极大冲击。革命常常从思想领域开始,从“洗脑”开始,而“洗脑”首先是把脑子里原先的经典刻印抹去,然后植入新的刻印(建构并灌输新的经典)。文化激进主义者的反传统常常就从“离经叛道”开始。康有为重新考证经典,把许多重要的儒家经典指斥为“伪书”;顾颉刚辨古史的目的也是为了通过颠覆经典来反传统。陈独秀要打倒“贵族的”、“山林的”、“古典的”文学,实际上是要把古代的绝大多数经典的文体与文本统统置于死地。像鲁迅、钱玄同这样的文化革命闯将,还曾有过“不读中国古书”的极端主张,鲁迅《狂人日记》中那个“狂人”(他身上有启蒙主义者的影子)的觉醒,居然始于对《二十四史》等中国经典的重新解读:他在这些经典中读出了两个字:“吃人”! 如果说,我们必须在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文化价值建构,以及相应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语境中,理解人们的离经叛道、解构与重构经典的行为,那么,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早熟的消费时代,经典所面临的则是被快餐化的命运。“五四”时期启蒙知识界对于经典的态度虽然偏激,其动力却来自启蒙知识分子真诚的变革愿望与启蒙救亡的社会文化使命感。他们真诚地相信,要想拯救中国的文化进而拯救中国,首先必须彻底背叛儒家经典。这种对于经典的态度丝毫不带有商业动机与物欲色彩,其对经典的解构也是以现代启蒙主义价值理想的建构为正面的肯定性内容,从而使之免于滑向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而所谓20世纪90年代肇始的经典消费化思潮,指的是在一个中国式的后现代大众消费文化的语境中,文化工业在商业利润法则的驱使与控制下,迎合大众消费与叛逆欲望,利用现代的声像技术,对历史上的文化经典进行戏拟、拼贴、改写、漫画化,以富有感官刺激与商业气息的空洞能指(如平面图像或搞笑故事),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艺术灵韵以及权威光环,使之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构件、装饰与笑料。君不见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被用作音响产品广告的开头曲;各种宗教偶像的人像被制成商品在各个旅游景点廉价出售(甚至印制在文化衫上);巨幅的《蒙娜丽莎》复制品被用作瓷砖广告挂在北京街头。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电影、电视剧在肆意地戏说历史、改写经典。 这些对于经典的戏说、改写形成了洋洋可观的所谓“大话”文艺思潮,它们在文化类型上则属于所谓“大话文化”。大话文艺的重要特点就是对经典的改写和戏说,从其创始人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到最近出版的林长治的《沙僧日记》《Q版语文》,大话文化的风潮几乎遍及古今中外各种文化与文学经典。其中既包括中国与西方古代的文学经典(如《大话西游》《悟空传》《沙僧日记》等,还有新近出版的漫画版四大名著),也包括解放后创作的革命文艺经典(如《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等所谓“红色经典”)。还有人从实用主义角度把经典改写为经济类、管理类和励志类的畅销书(如《水煮三国》、《麻辣水浒》、《孙悟空是个好员工》)。前段时间热闹一时的《Q版语文》更是用模拟语文课本的方式,把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那些所谓“范文”(如《孔乙己》、《荷塘月色》、《卖火柴的小女孩》、《愚公移山》等)大大地戏弄了一番。当我们带着思想史研究的兴趣来讨论大话文艺.文化的时候,我们关注的首先是它与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的关系,大话文艺很典型地表征了文化经典和文化权威在我们这个消费主义时代的命运。 大话文艺的基本文体特征,是用戏拟、拼贴、混杂等方式,对传统或现存的经典话语秩序以及这种话语秩序背后支撑的美学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等进行戏弄和颠覆。大话一代根本不认为对于经典必须毕恭毕敬,在他们看来,“文本不是由一个高高在上的生产者——艺术家所创造的高高在上的东西(比如中产阶级的文本),而是一种可以被偷袭或被盗取的文化资源。文本的价值在于它可以被使用,在于它可以提供的相关性,而非它的本质或美学价值。大众文本所提供的不仅是一种意义的多元性,更在于阅读方式以及消费方式的多元性”①,这正是大话文学对于传统经典的态度。 当大话文艺的作者通过改写经典而进行创作的时候,他们就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作者同时又是消费者——消费经典。林长治创作《Q版语文》的过程同时就是一个(通过特殊的方式)消费与颠覆经典的过程,经典在这里成为他创作的“原型”和素材。如果说在文本的经典化过程中,官方化的阐释符码逐渐固定了文本的意义,那么,大话文艺的创造力则充分体现在对于这些被时间和传统所固定了的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的颠覆。这可以说是一种生产性的快感,也是一种冒犯和颠覆的快感②。这是一场文化的斗争:一方是对大话文艺持激进批判态度的文化守成主义者(教师、家长与教育部门官员),他们试图维护经典的规训权力(不管是它的美学权力、意识形态权力还是其他权力),限制经典的文化用途;而另外一方则是林长治等“大话一代”通过大胆地篡改、戏说经典而冒犯权威、亵渎神圣。这种篡改和冒犯几乎指向文本的所有方面:人物、情节、时空关系、话语方式。司马光砸缸后可以流出来七个小矮人、圣诞老人、兔巴哥、机器猫、刘老根、西瓜太郎、流氓兔以及李亚鹏。《背影》中的老爸会唱“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荷塘月 色》里的“我”居然希望在荷塘看见MM在洗澡。在话语方式上,大话文学继承了狂欢文化的精神,打破了时间、地点、文化等级的限制,把古语和今语、雅语和俗语、宏大话语和琐碎话语随心所欲地并置在一起,组成话语大拼盘。“七个小矮人”、“圣诞老人”、“兔巴哥”、“机器猫”、“刘老根”、“西瓜太郎”、“流氓兔”、“李亚鹏”,这些人物符号分别来自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但它们统统被抽离出原来的语境,跨时空、跨等级地拼贴在一起。如白雪公主“爱穿着高叉泳衣去打猎”;卖火柴的小女孩成了时髦的促销女郎;少年闰土变为“古惑仔”;贾宝玉竟然对贾政的丫环说“你别跟着我,我要去上网”。媒体中播放的广告词也在漫画中频频出现,“我给您备了金嗓子喉宝、三九胃泰、速效救心丸”。“爽”、“酷”、“MM”、“东东”、“886”、“GG”、“bingo”、“faint”、“酱紫”“视频”“晕菜”“切”之类的“新新人类”专用词语比比皆是。这典型地体现了大话文化的语体与快感的又一个特征:在传统的文本中夹杂大量的流行词汇,以便建立传统文学经典与当下日常生活、日常语言的相关性③。尤其是当我们注意到被改写、戏拟的作品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经典,而且是直接控制他们的思想,在课堂上根本不能进行自由阐释的课文时,冒犯的快感可能就更加强烈了。 二、大话文学的流行与政治文化功能 关于大话文学的流行原因,它的文化、道德、政治功能,无论是评论家、学生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是见仁见智。有人认为它完全是糟粕,是对传统文化与优秀的人类文化遗产的亵渎,应该加以禁止(这种观点无法也不想深入解释大话文学流行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除了表达论者的道德义愤似乎没有更大的意义);有人充分肯定大话文学给大众带来的快感,并认为它具有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的作用(这种观点似乎过分夸大了大话文化的进步政治意义,而且对于不同的颠覆方式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当然也有人试图对大话文学的流行原因与政治文化功能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解释: 1.中学语文教学过失说。周士君在《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中小学语文课本中那些有资格入选的课文,不是让孩子瞻仰和膜拜岳飞、孙中山等历史伟人的丰功伟绩,就是让学生感受和吟颂祖国大好河山的美好壮丽,使孩子们不得不接受语言学习和“思想改造”的双重压力。尤其是在“完人情结”主导下选进教材的那些正面人物(如雷锋、李时珍、詹天佑、宋庆龄等),与《Q版语文》中那些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相比,距离如今孩子的生活现实和视野过于遥远,难免让他们心生高不可攀之感。结果,“传统语文教材,不知让多少孩子因其过于古板而感受不到学习语言文字的乐趣”。文章认为,《Q版语文》击中的是传统教材的软肋,它让孩子体会到了学习语言文字过程中轻松而快乐的一面,而其新鲜活泼的传授方式,更令孩子摆脱了一种近似“思想改造”的痛苦和熬煎。儿童有着与成年人完全不同的心理特点,尤其当他们置身于当今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时,一成不变的传统教材根本适应不了其需要。最后,作者认为,既然是编给儿童看的教材,首先就应该突出幽默性和趣味性,兼顾“思想性”,毕竟语文课的主要功能是向孩子传授语言文化知识,而不是上政治课或搞“思想改造”④。 这种观点当然不乏深刻性,特别适合于解释那些政治性强的作品。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尽管今日中国的语文教科书仍然存在政治化倾向,近年来总的趋势却是政治性逐渐淡化,而且,《Q版语文》所戏拟的恰恰是那些政治性不强而突出人类普遍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作品,它们是比较标准的文学经典而不是“革命经典”。点明这一点很重要,这表明我们不能用“反感政治”来充分解释《Q版语文》的流行。《三只小猪》、《狼来了》、《小蝌蚪找妈妈》、《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些世界童话经典真的那么没有趣味、那么政治化么?回答恐怕是否定的。再说,即使我们承认中学生喜欢大话文学具有反感和挑战教科书的意味,也不能把目光单纯地集中在中学语文教育,须知中学语文教育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有来自社会体制、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支持。 2.满足青少年心理说。有人把《Q版语文》的流行归因于青少年心理,比如娱乐需要、叛逆冲动等。殷建光认为,中小学生热读《Q版语文》,首先是因为这种读物读起来轻松、活泼。追求快乐是人的天性,中小学生当然也不例外。陷于沉重的学习、作业与考试重荷中的学生当然很想有一种轻松的读物,以排遣心中的疲劳、获得片刻的轻松与欢乐。《Q版语文》把经典改成了爆笑故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满足学生轻松一下的心理需求。其次,这种读物满足了学生内心深处的潜在叛逆心理。“叛逆心理是中小学生的一种正常的心态,也是青少年成长中的正常现象,《Q版语文》对经典的篡改,实际上是对所谓经典的一种嘲弄,这恰好满足了学生的潜在心理的叛逆需求,传统的经典和现代生活杂交,产生一种别样的境界,学生当然会对这种文章喜爱有加”⑤。这种诉诸青少年普遍心理的解释不可否认有一定的道理,但依然不能抓住时代精神和社会心理的特殊性而流于抽象。如果说“叛逆”是青少年的普遍心理,为什么这种心理在今天才冒出来?特别是,它为什么采取后现代式的消费经典、调侃经典的形式,而不是“五四”时期或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主义的形式? 3.缓解成人心理压力说。有专家指出,从某种角度来说,“戏说”、“大话”、“胡写”是一种成人的故意“童稚化”。“大话”就是吹牛说瞎话,而说瞎话常常是儿童天真烂漫、想像力丰富的表现。当今社会紧张的节奏和激烈的竞争环境,给一些成年人和正在走向成年的人造成了过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可以通过创作、阅读这种“戏说”、“大话”、“胡写”来缓解生活中的压力,重温自己幼时无忧无虑的时光,获得愉快轻松的心态。作者林长治自己也持这种观点:“无厘头文化是一种让人轻松并爆笑的文化,它在压力如此大的社会很有发展前景”,“《Q版语文》本来就是写给那些压力大的人看的,想让他们在紧张工作、学习之余身心能得到放松”⑥。这种解释同样是一种抽象的心理学解释,它所突出的社会环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的紧张——没有能够切中当代中国的特殊性。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反问: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当代人的生活节奏同样非常紧张,为什么没有生产出中国特色的大话文学呢?或者即使有类似大话文学的东西,也不能像在中国这样风行呢? 我认为,大话文艺与大话文化表现了一种极度的颠覆权威和偶像的态度,它的流行可以看做是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心态:世界上没有神圣,也没有权威与偶像;一切都可以戏说、颠覆、亵玩,不但文学的权威、政治的权威、意识形态的权威是这样,就是宗教的权威也是如此。这种对神圣、权威的态度本身虽然不指向某种特定的官方主流话语,却使得任何对于主流话语的盲目迷信成为不可能。所以,大话文学及其所代表的大话式精神姿态一旦流行起来,无论是对目前的主流文化,还是对今后的权威话语建构,无疑都是釜底抽薪之举。当一个人说“我们不应该相信一切”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具体说我们应该怀疑什么,但是任何具体的真理、价值却都已经逻辑地包含在怀疑与颠覆之列。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精神对于防止盲从和迷信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对“”权威话语与偶像崇拜仍然心有余悸的知识分子来说,大话精神当然具有积极或进步意义,它未尝不能说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之一。三、大话文学与犬儒主义 但是应该看到,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是思想解放的一枚畸形的果实。一味的游戏、戏说态度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消解了人为树立偶像、权威之类的现代迷信、现代愚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叛逆精神或怀疑精神由于采取了后现代式的自我解构方式,由于没有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的支撑,因而很容易转向批判与颠覆的反面,一种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式的人生态度。 根据旅美学者徐贲的研究: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现代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犬儒主义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一面,也有委曲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⑦。徐贲认为,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信任危机,其程度到了一个人自己的左、右手之间也没有信任的地步。 依据徐贲的分析,历史上的犬儒主义具有三种倾向,一是随遇而安的非欲生活方式;二是不相信一切现有价值;三是戏剧性的冷嘲热讽。而就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言,还可以划分出“在下者”和“在上者”的犬儒主义。下层人面对世道的不平和权势的强制,没有公开对抗的力量和手段,冷嘲热讽和玩世不恭便成为他们以谑泄怒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对于“在上者”即“权势精英”来说,犬儒主义则是一种对付普通老百姓的手段。现代社会各场域的分化和各自建立的场域规范,使得权势政治和大众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经常处于冲突状态。冠冕堂皇的政治理想和令人失望的政治表现之间的差距,使得普通人对政治敬而远之,甚至视之为不道德的事业。现代大众犬儒主义的重要特点表现为政治冷漠,它表现了大众对政治的不满、抗议和无可奈何。在徐贲看来,“不管多么无奈,大众犬儒主义毕竟表现了大众某种独立的自我意识”⑧。 徐贲的分析对我们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的大话文化及其所体现的中国大众的政治态度、生活方式和文化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借此我们可以深入理解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以及它的双重特性。由王朔小说为开端、以周星驰和林长治等的“无厘头”文艺为代表的大话文化,具有明显的犬儒主义特征。一方面,大话一代聪明绝顶,具有超常的想像力和创造性,具有强烈的叛逆心理,认定世界上没有不可以怀疑和亵渎的权威和偶像;但另一方面,大话一代又玩世不恭,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值得献身的崇高价值、值得相信的真理⑨。一切皆不能信任,同时意味着一切都不值得执著、献身,他们的否定、调侃、戏说因此而显得很潇洒也很轻飘,激进无比却不具备建设性。这使得犬儒主义者的怀疑、批判与否定,由于价值底线的支撑可能滑向享乐主义,滑向与现实的妥协——敢于在心里否定,与嘲弄一切精神界的权威,却未必会触及现实中的敏感问题,小心地避免与权力的冲突。历史与现实都证明:由于没有“非如此不可”的信念,犬儒主义者很容易成为以另外一种方式接受与肯定现实的“顺民”。犬儒主义的这种双重特征,在王蒙分析王朔的痞子文学的时候就已经敏感地把握到了。一方面,王蒙认为,王朔笔下的那些“玩主”的玩文学、玩崇高、玩人生撕毁了“”时期政治化、非人性化的伪崇高、假崇高,“多几个王朔也许少几个高喊着‘捍卫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⑩。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他(指王朔和他笔下的‘玩主’)不像有多少学问,但智商满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不往枪口上碰”,“他们惟一的和平而又锐利的武器便是起哄,说一些尖酸刻薄或者边应付边耍笑的话,略有刺激,嘴头满足,维持大面,皆大欢喜”,“他们的一些话相当尖刻又浅尝辄止,刚挨边即闪过滑过,不搞聚焦,更不搞钻牛角。有刺刀之锋利却决不见红”11。这种非常讲究策略的捣蛋式的批判,既体现了对于现实的批判与不满,一种特殊环境下的特殊的斗争智慧,但又潜藏着向得过且过的犬儒主义式的生活方式发展的可能性12。 这种犬儒主义式的大话文化或无厘头文化的流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依据徐贲转述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在控制严厉有效的现代全权社会,或者在多元开放的民主自由社会,犬儒主义都很难广为流行。在现代全权社会中,因为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强制相信”状态下,有效的一体化意识形态封杀了异端思想的可能生存空间。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有人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空话、假话心存怀疑或不满,也不敢公然表示冷漠和抵制,更不要说对它冷嘲热讽。当然,在全权社会制度下,也可能存在对全权意识形态的怀疑,但它属于“双重思想”,而不是犬儒思想。“双重思想”者对自己思想的罪孽深信不疑,对自己所犯的思想罪行一面恐惧万分,一面却欲罢不能。经历过“”的人都不难理解双重思想的恐惧和罪孽感。与“双重思想”相比,犬儒思想并不带有自我罪疚感,这是因为人们根本就不信,罪疚感无从说起(所以在戏说和亵渎的时候显得轻松而痛快)。在犬儒主义的文化氛围中,无论从认知还是从道义来说,不相信是常态,相信才是病态;相信是因为头脑简单,特容易上当。“犬儒思想者也不再受恐惧感的折磨,因为他知道人人都和他一样不相信,只是大家在公开场合不表明自己的不相信罢了。”如果说“双重思想”是全权社会的文化表征,那么,流行犬儒主义生活方式的社会往往具有“后全权”的特征。 我以为,后全权社会正是大话文化与犬儒主义产生的最重要的社会根源。后全权社会和全权社会之间既存在延续性也存在差异性。一方面,后全权社会的生存与言论空间比全权社会虽然多一些,但其限制也是明显的。即使在事实上没有干涉或不太可能干涉的情况下,受制者对此仍然心知肚明,受制者不受干涉的限度是由别人设置的。所以,即使在不相信的情况下,也必须按别人制定的“规则”继续玩假装相信的游戏,或者至少不正面与之冲突。这样,后全权社会的重要病症就是表演性,人人都在正而八经地表演,都在假装相信并重复自己根本不相信的大话、假话、空话。随着全权社会的各种条件(比如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封闭的生存方式,等等)逐渐消失,后全权统治的思想一体化已经不再具有实质效力,但它仍具有表面的效力。在后全权社会,意识形态话语的特点是:一方面是人们出于生计与实用的考虑不能不经常重复它们;但另一方面,说者与听者都根本不相信,它与说.听话者的真实生活严重脱节。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出现意识形态话语的表演化现象。它既是一种不认同的接受,也是一种无奈的权宜之计。 但是,后全权社会又的确有较全权社会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和较大的思想言论空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娱乐产业的发展、日常生活的非政治化,除了官员和意识形态工作者之外,大多数人不必经常重复那套意识形态话语,他们只是埋头过自己的日常生活;而那些具有较强叛逆精神和游戏冲动的青年一代,则选择一种大话式的表达方式,对一些无风险、至少无大风险的对象进行冷嘲热讽式的调侃与戏说,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名著正是他们选择的对象之一。这导致了与正经八百的表演同时并行的、在被允许的范围流行的大话文化——各种各样以戏说、“胡说”(没有贬义)为特征的无厘头文艺。还有相当多的对于权力的调侃则采取了地下流行的方式,政治笑话和所谓“黄段子”是这方面的代表13。在这里,对什么是“被允许的范围”的心照不宣的把握,体现了后全权时代大话一代极高的政治和文化智慧,或者说打“擦边球”的艺术(用王蒙的话说是“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 这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大话文化抵抗与妥协、冒犯与合作的双重性格。一方面,受制性以及对于受制性的敏锐把握,使得大众犬儒主义和大话文化与现实存在妥协的一面,它不把矛头直接指向禁区,它的冷嘲热讽的方式也不同于批评理性,而是一种非理性的否定和怀疑,与民主政治文化环境中的理性批评有很大的差距。大话一代不相信可以改变世界,因此与理性主义的批评是不同的,其对于建立理性、诚实的民主公众话语的正面贡献也是极为有限的。另一方面,结合今天中国公共话语空间的自由度以及大话文化的现实制度环境,我们又必须对之有同情的理解。由于非大话式的质疑和批评不可能自由进入公共话语领域,以非建设性的彻底怀疑和颠覆权威为特征的犬儒主义与大话文化的流行具有相当大的必然性与无奈性,正是这一点凸现了它相对于官方话语的受制性。而且,即使是最老到熟练的冒犯者也不可能完全准确地把握自己的受制性程度,更何况大话文艺所调侃的对象常常是介乎禁区和非禁区之间。比如,对于《西游记》的大话式戏说安然无事,而对于中学语文课本中的经典名著的戏仿和改写则惊险不断,因为,许多课文尽管不是政治文本,却与政治话语的关系相当紧密。正是这种受制性决定了大话式文本与语体的隐晦和曲折,正如斯各特在《统治与反抗的艺术》中指出的:“民间文化的暧昧和多义,只要它不直接与统治者的公开语本对抗,就能营造出相对独立的自由话语领域来”14。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大话文化还是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中国式文化亚文化形式15。从年龄上说,“大话一代”多为80年代以后的大学生,他们生长于“”后的政治冷漠、犬儒主义生活态度流行、消费主义盛行的环境中,对“民族国家”、“人文关怀”之类的“大词”有先天的隔阂,他们热衷于生活方式的消费,历史记忆与社会责任感缺失。就其非建设性的怀疑精神而言,他们比那些经过了“”的一代更为激进(无选择、非理性),但是同时也更为现实。他们是反叛的,但是为了现实利益,批判、怀疑与反叛都可以搁置一边。在无奈中趋于现实和妥协,是“大话”一代典型的生活策略和文化姿态。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析启蒙运动与现代欧美文学与文化 一、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内涵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优秀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 理性精神强调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对事物进行推理以进行对现实事物的认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当中,人们应当具有充分怀疑的精神,敢于突破旧有传统进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怀疑。这种思想主张促成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产生。 文学与文化论文: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优秀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扞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请记住我站域名/]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着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着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英美文学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跨文化意识培养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阅读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风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将自己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以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鉴赏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从易到难,从简写本开始,逐步过渡到读原版作品。这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时事等。因为现在的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动态、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和英语语言发展新趋向,获取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文学作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学习英美文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只有通过研读英美文学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国际化人才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轻车熟路,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翻译中的文化传达与读者 在开放发展的全球化国际氛围下,社会科学研究正发生这一系列历史性的变化。在从文学批评到翻译理论,从哲学思考到人类学探索,研究的重心和视角都发生了转移。这种变化在当代文艺理论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具体体现在文学批评领域为:文学批评正在走向两个分化的方向:以人文为关怀的非理性转向和以文本为基础的语言论转向;体现在素有语言关怀传统的翻译理论领域则表现为“文化热”在翻译界的兴起。在《当代美国翻译理论》一书中,郭建中教授提到近二十年来翻译研究的两个明显的趋向:一是交际理论在翻译理论上的体现,二是对文化转换的重视深刻动摇了重视语言转换的传统。换言之,因为交际与文化都具有以人为本人的特质,人文关怀在翻译界已经赢得高度的重视,翻译理论界正在加强宏观把握,拓展翻译视野,加强翻译工作的文化融合功能。 对于文化这个及其宽泛的概念,很多学者试图给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现代文化学之父,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定义文化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即包括显型式样,又包括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罗伯特·拉多和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儿也都指出文化行为的模式化特性。[1]英国学者泰勒做出了另外一种经典的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够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型整体。”[2]虽然定义的角度各不相同,但无疑文化具有极大的含概性,包容了几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中国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3]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鲁迅先生就充分认可了“文化传递”的重要性。然而,基于文化与语言的若干特点,翻译工作所能完成的只是尽可能多的文化传递,“文化传真”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或是说,终极的目标。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4]这说明翻译要将中西文化结合起来,离开文化背景去翻译,不可能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然而,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差异往往会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如双关的翻译就很难用译语完整地传达原语的意义。在以下句子 “If we do not hang together, we would be hanged together.”中,hang 一词在英语里既有“挂”又有“吊死”之意。而汉语中,没有等效得多义词。文学作品中这类双关现象尤为常见。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剧中,第二幕新王问哈姆雷特说:“我的儿子(son),你为什么躲在阴影里(shadow)。哈姆雷特用了一个双关来回答“too much sun”。这里的sun与son同音,是一种含沙射影的讽刺,讽刺哈姆雷特的叔父篡夺王权,又假意亲热。在翻译时,这一棘手的问题,最多只能用注释来告诉读者原文的巧妙又完整的含义表达, 原语的睿智用心则在直接译文中出现空缺。再如《苔丝》中,克莱尔抱苔丝、莱蒂、玛丽安、伊兹过河一节中克莱尔说:“Three Leahs to get one Rachel”一句中,没有文化背景的读者就无法理解该句的含义。所以,译者不得不在此采用加注的手法。不胜枚举的此类例子说明这种语言与语言间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翻译时完全的等值等效是难以做到的。本文将主要从接受理论的角度分析翻译中的文化传达。要解决该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分析和归纳一下这种文化隔阂的产生原因。 这显然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大方面。所以,造成中西文化差异的两个主要的因素也分别来自精神方面的思维的差异,与迥然的物质因素影响。 西方思维自苏格拉底开创思辩的方式起,惯于逻辑思维、抽象思维;中国则偏重形象思维(此点在中西方文字形式的差别上可见一斑),加之迥然的历史及宗教传统、哲学思想、语言文化,使得对于原文的理解难度加大。当然这种挑战更加针对译者,对读者来说,只能体会其洋味了,让读者充分的体味这种文化差异也正是翻译欣赏的目标之一。针对与较抽象的思维影响来说,物质因素对翻译欣赏的影响更加琐碎,更加具体。诸如地理环境,传统习俗的物质化反映等几乎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翻译界有名的东西风之争就是一例。东风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是和煦温暖的,代表着春天和美好事物。李商隐《无题》诗云:“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东风是该是催开百花的使者,所以才有百花残而怨东风之感慨。 最后一句被译为“荞麦的荞,自治的自,清洁的清,克服的克,孙子的孙——怎么样,”他说。这种翻译在当今自然不太可取,但也提供了归化翻译的例型。以色列的特拉维拉派的Evan-Zohar的多元系统假说认为强势文化的多元系统内,译者往往采用归化,弱势多元系统内者多用异化或阻抗式翻译策略。[6]在英美这种强势文化系统内,归化翻译是一种强劲的流派,而在当今中国大规模的归化却并不可取,容易造成读者的心理误解。有着悠久的自闭传统的中国是一种弱势文化,边缘文化,翻译大都以西方为中心,着力于向读者介绍西方文化,传达翻译的洋味。异化的实例不胜枚举,如外国的人名地名等,文化内涵词语(cultural items:即含有特定的文化典故、来源的词语)包括一些西方实物的象征性内涵(如:玫瑰一词原在西方文化下具有特定含义,后被中国读者普遍接受)等。 具体的翻译实践走过的是这样一条道路:从文本(含有原文化内涵)——译者——译者构造的文本(含被译者理解的文化内涵)——译者传达的文本(包括译者能够传达的文化内涵)——读者的接受(包括读者所能理解的内涵),也就是说翻译的终点是停泊在读者身上的,而文化翻译更是针对读者的。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一书中指出“译文实际是原文+原文文化背景+译文+译文文化背景+原作者的气质和风格+译者的气质和风格的混合体。”[7] 而翻译得成败只能有读者来校验。也就是说读者是所有以上的因素的综合衡量者。安德列·勒菲弗尔认为翻译的首要任务是要是译文读者看得懂。理想的翻译还要表达原文的言外意义,其中就包括文化效应。所以,文化效应的终点也是读者。由此可见,读者在翻译中的地位是绝对不容忽视的,文化传达更应该是以读者为第一优先考虑。 事实上,重视读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西赛罗,在他的修辞三要素中就包括了听众,即:翻译工作中的读者。然而不同的读者会对同一原文的翻译做出不同的要求。精英读者(即:对原作的语言与文化背景了解较多,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内涵的较专业读者)对文化阐释的要求很低,不经处理的文化知识也不会造成理解的障碍,而普通读者则会对译者的文化传达的处理提出较高的要求。王宁老师在97年翻译与文化传播国际研讨会上提倡翻译要走出知识分子的局限,走进人民大众,实现后启蒙,使中西方文化实现平等对话。这无疑是倡议翻译的读者群要以普通人为中心,走出精英圈的内部交流的误区。这个倡议对翻译实践的文化传达使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奈达将翻译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分析、转换、重组、与检验。[8]在检验的阶段无疑读者才具有最大的发言和评判的权力。校验的标准就是奈达的著名的“动态对等”或后来的“功能对等”。翻译是力争朝着“最高层次的对等”的靠近,而“最低层次的对等”则是基本要求。这些对等都受读者的文化背景知识限制。当代读者反映论,和接受理论都强调读者对译文的参与作用。在功能对等翻译中,译文受者是一个重要因素,是交际活动的参与者(在翻译道路的最后一环,也是决定性的一环)。当读者理解一篇译文时,他们因受姚斯的 “期待视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的制约会不可避免的对应他们母语的用法或他们的本民族文化习惯的知识。所以,与其说译文的读者能否正确理解译者所要传达的意思关键不在于语言而在于文化。所以,对文化差异的处理,即是归化还是异化就成了理解译文的文化内涵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认为归化和异化都各有道理,各有各的用武之地,不能绝对的摈弃任何一方。总的说来,归化大都表现在语言的层面上,为了跨越语言理解的障碍,在文化传达上,为了让读者充分理解西方文化,译者大都采用异化策略。但是,说到底在文化传达问题上的异化是为了最终使得读者在文学作品的欣赏中做到真正的归化,也就是说使读者把原语经译者所传达的异域视野经自身的文化视野过滤、对比、沉淀而后引起视野的从新定位,在对比中做到对自身文化和原语文化的再认识,即在文化意义上的完成真正的归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