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论文写作规范及其方法 撰写国际关系论文,研究模式没有一定之规,但要做到逻辑自洽,结构合理,特别是要有所创新,有几个规范是必须遵守的,包括(1)研究对象要对应明确的国际关系事实;(2)有对事实的疑惑作为研究问题;(3)有对问题的明确答案即优秀观点;(4)有适宜的文献综述证明自己的优秀观点具有新意与研究价值;(5)有适宜的方法以实现论证优秀观点的目的;(6)有明确结论构成对国际互动现象的新认识并产生政策启示。这六个方面,前五点是基本要求,第六点是前五点做好的结果。作为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这些规范是衡量论文设计与写作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一、研究对象——事实的确定 进行学术研究,都有一定的研究对象。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根本特点是与现实的国际互动密切相关。对于研究者来说,不但演绎的每一步都须与现实相联系,而且其最终结果也必须与可以观察的现实有对应关系。即使是进行抽象的概念或理论探讨,也不可能脱离现实,因为这些概论与理论一定是对于现实的概括与解释。现在的一些国关论文人们读不懂,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理解不了其论证过程或结论与现实的国际互动有怎样的联系。这种“玄之又玄”的研究,不是值得倡导的模式。从规范的角度讲,进行国际关系论文的设计,首先需要明确自己的研究是与哪些具体事实相关。不能指明这样的联系,设计论文就如同是缘木求鱼。 作为对象的国际关系事实,概括地讲,包括国际行为体本身,行为体的观念、政策与行为,行为体的互动和互动所导致的结果。研究者选择研究对象,可以是单一事实,也可以是多个(一组)事实;可以是历史事实,也可以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可以是作为实在的事实,也可以是作为文本的事实;可以是具有物质属性的事实,也可以是具有观念属性的事实。研究者进行事实选择,无论出于怎样的偏好,根本宗旨都是要实现研究的创新。 选择事实实现研究的创新,可以体现在论文写作的四个环节中,即描述、解释、价值判断与提出对策。 (1)描述 描述就是把对事实的观察表述出来。描述要创新,就要通过观察有新的发现并把这种发现表述出来。在这里有两种情况。 第一,通过现象观察,发现并描述了新的事实。例如,新闻记者进行突发事件的报道,国际机构就重大事态(如核问题、人权问题等)进行核查并提出研究报告,专业研究者通过阅读文献、档案发现新事实并做出描述等,都属于这一类情况。 第二,在已知事实的基础上,发现并描述了事实的新的关系、属性、特点、变化趋势,特别是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等。例如,描述国际格局的新结构、大国关系的新特点、国家对外政策的新动向、全球治理的新的作用机制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双边关系、区域形势、国别政策走向等问题的研究,通常都应包括对机制、结构、趋势的新描述。 在描述环节创新,关键是要有新的发现。如果仅仅是梳理已有描述,即使文字做得更好,也不能算创新。对于研究者来说,仅仅把新发现描述出来是不够的,还必须做出解释。实际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描述不可能是单纯的“是什么”的研究,研究者还必须作出有关“为什么”的解释。因此,描述的创新往往会带来解释的创新。 (2)解释 解释就是对于事实的机理进行系统说明。它不是针对事实“是什么”,而是针对事实的“为什么”。由于国际关系事实作为人的行为都具有社会属性,有可以观察的外在现象和由人的意图所决定的内在意义,因此在这里解释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对观察事实的解释,例如对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的解释。现实主义者观察国际冲突现象所提出的有关权力政治的解释,[1]自由制度主义者观察相互依赖现象所提出的有关国际合作的解释,[2]都属于这样的情况。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人们研究某一类机制(诸如冲突解决、一体化进程、经济制裁等),常常需要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在这样的研究中就包括对观察事实的解释。 第二,对社会意义的解释,例如对外交政策意图的解释。这种解释,主要针对的是国际关系事实与文本中所蕴含的主观因素,包括事实发生的社会意识背景,国际互动所形成的集体意向,以及国际关系文本中所内含的作者原意等。由于国际关系事实都具有社会意义,因此进行国际关系研究始终需要这种解释。在国际关系的主流学派中,建构主义的研究就属于这个范畴。温特有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的论述就是有关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意义的系统解释。 研究者要在解释的环节进行创新,就要提出与此前解释不同的东西。通常,人们提出全新的解释是困难的,能够在已有解释基础上再向前走一小步,例如弥补已有解释的不足,或是纠正已有解释中的缺陷或错误,那就是难得的创新了。 在解释环节创新,如果能提出具有新意的系统说明,提出一组相互联系的命题,那就实现了理论的创新。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理论的创新通常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例如,如果研究者能够对事实发生的原因、属性、运作机制和国际影响做出系统的新说明,那就具有了理论创新的意义。 (3)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就是对事实进行好坏的判断。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大到国际格局的结构,小到一个国家的身份认同乃至一项具体的对外政策,研究者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价值的评估与取舍。尤其是涉及国际伦理问题时,人们往往需要就正当性与合法性进行阐释。例如,冷战结束以来围绕人道主义干涉而不时发生的国际争论,就涉及了这个领域的问题。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价值判断,就是从学理的角度进行正当性的阐释,例如,说明什么样的事态符合国际正义,怎样的格局有利于世界和平,怎样解决人权问题,怎样看待民主的价值,怎样做一个负责任大国,国家应怎样遵守国际规范等。进行这样的阐释,关键是要有新意,即要讲出此前学界未讲过之理由,而这样的理由能够成为政策选择的依据。 (4)提出对策 提出对策就是建议政府应当怎样做。通常,价值判断与对策建议是相联系的。研究者认为有价值的政策,也就是希望政府能够采纳的政策。在这个研究环节进行创新,就要基于事实的判断与价值选择,提出具有新意的建议,或是针对已有对策提出新的分析与阐释。 在以上的四个环节中,研究者基于事实都可以创新。不过,从学理研究的角度讲,解释的创新应该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因为没有解释的创新,就没有理论的创新,也就没有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因此,在设计论文选取研究对象时,应首先思考能否提出新的解释。以此作为标准,在观察事实时,可以侧重思考对国际互动的原因、运作机制、影响因素等有没有疑惑,对所发现的相关关系、因果关系有没有进一步解释的前景。 以创新为目标选取事实,适当性标准只有一个,即发现了尚未解决的疑惑。如果有关事实的方方面面都清清楚楚,那就不存在创新的可能和进行研究的必要。只有存在疑惑,人们才能够提出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 二、提出问题 把事实的研究价值体现在论文设计中,其表现就是提出研究问题。所谓研究问题,是指学术界有待解决的疑惑或争论。对于研究者来说,研究问题不单是需要解答的疑问,它还具有规定研究出发点和所要达到目的的属性。没有研究问题,研究者都会茫茫然而不知向何处去。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撰写学术论文与编著教科书在宗旨上的不同。编教科书是综述、梳理已有的知识,而撰写论文则是要通过解决问题创造新的知识。 从知识的构成来看,研究问题是处于已知领域与未知领域相交的部分。研究问题相对已知的知识而言,应该是未知的东西,但这种未知并不是完全的未知。对于完全不知道的东西,研究者是不可能提出有意义的研究问题的。在这里,研究者提出问题所要探求的未知,必须是与已知有联系的东西。这种东西应该存在于已知与未知这两个范畴的交界之处。研究者能找到这种具体的交界之处,就有可能提出有意义的研究问题。 设计论文提出的问题,在形式上可大体概括为“是什么”、“为什么”和“做什么”三大类。 “是什么”的问题是与前述的“描述”相对应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事实是否存在,有怎样的形态、属性、影响和变化趋势,都需要通过描述来解决。例如,《美国利益面临五大威胁》一文,所要解决的就是一个“是什么”的问题。[5]除了对现实问题的描述,“是什么”还涉及对理论概念的描述。例如《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是什么?》所描述的就是一种概念化的事实,即一个行为体使他者做原本不会做之事的能力或关系机制。[6]通常,在有关概念的研究中,描述与解释总是结合在一起的。研究者在运用概念阐释有关现实的“为什么”的同时,也需要回答有关它自身“是什么”。 “为什么”的问题是与前述的“解释”相对应的。比如,发问“北约为什么要东扩”,“美国为什么会把战略重心转向东亚”,所提出的就是这样的问题。针对冷战后现实主义不再具有解释力的批评,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N.Waltz)2000年在《国际安全》杂志发表了题为《冷战之后的结构现实主义》的论文。该论文讨论的优秀问题,就是为什么冷战后现实主义仍然具有解释力。 “做什么”的问题是与前述的“价值判断”和“对策建议”相对应的。由于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价值判断就意味着赞同或反对某种行为体、互动行为、政策或现状,而对策建议则总是与价值判断相联系,因此这两者就研究问题而言往往是分不开的。例如,《美国不同的大战略观》一文所进行的战略观的比较,[8]就包含价值的取舍和美国政府应当“怎样做”的建议。 研究者设计论文提出问题,途径没有一定之规,但其中最基本的来源有两个,一是现实,二是文本。在这里,现实是指实际发生的各种国际关系事态,而文本是指描述、解释现实的各种成果。对于国际关系研究者来说,观察现实和阅读文本都是必须做的事情。观察现实可以得到有关真实的信息,而阅读文本则可以得知有关真实的描述、解释、价值判断和应对策略。如果人们发现这两者不一致甚至相矛盾,就会产生疑惑,并进而提出有待研究的问题。 从操作的角度讲,提出研究问题可以经由这样几个途径: 第一,观察事实,进行横向与纵向比较。人们的观察通常会从个案开始,关注与他者不同的事实,或是理论不能解释的事实,由此提出问题。进行这样的观察,人们可以横向地比较同类的事实,以探求事物的新属性;也可以纵向地进行历史的比较,以探求事物的发展变化。前者是由此及彼,后者是由表及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尽管坚持实证方法的人青睐大样本的统计分析,但直接做这样的研究是困难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样的事实可以做定量研究。通过对个别事实进行深入观察,即个案研究,就有可能发现进行统计分析的路径。这也是一个从点到面的过程。通过这样的观察提出问题,人们重点应关注现有理论不能解释的东西,这样就能从发展理论的角度进行创新。 第二,阅读文本,进行理论、概念的比较。人们阅读文本,了解一个理论概念的时候,总会对比已知的其他文本和已知的事实。对理论、概念进行判断,固然要看逻辑是否自洽,但最关键的还是要看与事实是否相符。通常,得到一定认可的理论总是能解释一定的对象。在阅读文本时产生疑惑,通常是因为有些事实用现有的理论不能解释。当研究者发现一种理论不适用时,就会思考是不是有其他理论可以解释。当发现没有适当理论可以解释时,就需要针对已有理论提出问题。这种问题可以是颠覆性问题,也可以是修正和补充的问题。对于一般的研究者来说,针对已有理论的弱点、缺点和遗漏进行增强、修正、补充,以便把原有理论再向前推进一小步,是很值得做的事。当然,为了能够提出真正有意义的理论问题,研究者必须对相关事实和文献有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第三,诠释意义。研究者提出“为什么”的问题,通常都涉及对意义的解释。例如,提问小布什为什么坚持进行伊拉克战争,伊斯兰极端势力为什么与西方为敌,日本的右翼政客为什么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为什么能够和平崛起,都是涉及行为体意图的问题。 第四,变换角度,探讨新的研究思路。当研究者发现传统的研究路径不能有效解决问题,或是发现可以借鉴其他学科有效方法时,就可以跨学科进行研究途径的借鉴。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人们借鉴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的研究视角与手段,就是这样的探索。基于新角度进行研究,就可以提出新的问题。当然,借鉴新的学科方法,最终是要为国际关系研究服务,因此只有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才应该进行这样的转向。一般来说,变换思考角度要向研究较少、较薄弱的方面转化,向研究的空白点转化。 第五,提出政策建议。当国家外交面对新挑战需要有新的对策与战略时,就可以提出这样的研究问题。这样的研究问题,与现实的国际互动有直接关系,所要解决的是行为体应当怎么办。例如,应如何进行特定问题的外交谈判,应如何对国家利益进行判断,应怎样排列不同的目标与需求,应怎样处理国际危机等,都是对外政策的决策部门需要研究者加以回答的问题。除了短期和急迫的对策需求之外,国家还面对着中长期的对外政策问题或战略问题,如国家应实施怎样的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地区战略以及针对某一特定国家的战略等,都可能需要对策建议。提出这样的优秀问题,配套问题通常涉及对形势走势、国家得失、资源运用、相关国家的可能反应等方面的研究。 以上所讲的问题提出途径,都有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不过,研究问题并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产生的,有时问题可能是来自灵感和突发的联想。牛顿看到苹果下落,突发奇想而提出了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我们也不能排除这种情况。研究者在思索研究问题时,应该不受任何拘束。当然,有了初步的想法之后,还要经过仔细推敲,以便判断它是不是一个好的研究问题。 关于好的研究问题,有四个方面是可以考虑的: 第一,一个好的研究问题,一定对应于一个未解决的疑惑,所期待的答案与论证具有创新性。这种创新性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现实意义是指能产生对于事态的新的描述、解释或对策,理论价值是指有助于推动理论研究的发展,要么能推翻一个错误的理论并建立新理论,要么能修正一个有缺陷的理论使之更完善。 第二,好的研究问题应表述得非常清楚,有严谨的逻辑基础,其指涉对象没有含糊之处。如果问题表述含糊,那么针对它的研究,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都不可能给出清晰的论证。要想使所做研究不产生歧义,提出清晰的问题是一个必要前提。 第三,好的问题应当有适中的领域范围,有较为广阔的研究和解释空间,但又不过于宽泛。通常,其构成应当是以优秀问题为主的一组问题,这一组问题能够很好地构成研究者的研究框架。如果大问题不能分解或演绎成若干具体的小问题,研究者就可能无处着手。 第四,好的问题应当有适用的研究方法和资料。对于研究者来说,问题就是要达到的目标,没有适宜的方法,就不知道应如何研究,自然不可能达到目标。由于研究者掌握和熟悉的方法都是有限的,因此所提问题一定要与自己的研究能力相适合。再者,研究者有了好的方法,还要考虑能否找到适用的资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例如进行外交史研究,有时就是因为档案不开放而无法进行研究。 关于问题的提出,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约瑟夫·奈在《理解国际冲突》一书中的问题设计。“20世纪上半叶,大国两次介入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导致将近5000万人丧生。20世纪下半叶,世界又经受了冷战、地区战争以及核威胁的折磨。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冲突呢?在新世纪里它们还会再度爆发吗?抑或日益增强的经济和生态相互依存、跨国和国际制度的发展、民主价值观念的传播会带来一个新世界秩序吗?在21世纪,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又将如何影响国际政治?信息技术又在怎样影响着全球的权力分布?”约瑟夫·奈虽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但他的优秀问题是清楚的,即“为什么会发生国际冲突”。 三、提出优秀观点——问题的答案 研究者提出问题,同时需要给出问题的答案。在论文设计中,与问题相对应的答案就是论文的优秀观点。[11]在设计论文时,优秀观点必须先行提出,这一点与写小说不同。写小说可以把悬念留到最后,写论文则必须在一开始就把观点亮出来。有人主张写着看,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明确自己的观点,“摸着石头过河”。从操作的角度讲,未尝不可,但一旦观点明确,就必须在论文的结构中体现出来。人们阅读论文,需要在一开始就知道作者要论证的观点是什么。事实上,论文选题有没有意义,自己的研究是不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自己的方法是否适当,都是相对论文的优秀观点而言的。 论文的优秀观点,在不同类别的研究中有不同的形式。 进行实证研究,例如论证所发现的因果关系、相关关系,优秀观点就是论文的优秀假设。作为对变量间关系的一种学术猜想,假设既是对研究结果的一种预测,也是对所研究问题的预先给出的有待验证的答案。这样的答案是要说明国际行为体间有怎样的关系,国际事态为什么会发生和怎样发生的。从形式来讲,假设乃是陈述事实的一个命题。 对于假设的提出,钟伦纳指出,在一定的时间和资源条件下,每一个可以接受检验的概念或概念间的关系,都可以成为一项待验假设。有些题目可以转化为一项而且只有一项待验假设,有些则可以分解为多项或多种可以互相代替的待验假设。如果研究者遇上题目广泛而时间或资源不足的情况,那么就应选择最重要或最具代表性的假设来检验。 对研究者来说,要提出假设,基本的前提就是研究对象要可以观察。如果研究者提出的命题包含不能观察的要素,那么这样的命题就无法进行经验实证。例如,建构主义者所提出的命题“共有观念建构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包含了“共有观念”、“建构”、“国际体系的结构”等不可以直接观察的因素,因而不能作为研究假设。相反,民主和平论者所提出的“民主国家不打仗”,则符合假设的条件,因为该命题所涉及的两个要素,即“民主国家”与“战争”,都是可以观察的,因而是可以进行验证的。 根据指涉变量的属性,假设可以反映因果关系,也可以反映相关关系。如果观察事实发现A是C发生的原因,那么就可以提出有关A与C的因果关系的假设;如果发现A与B是影响C发生的因素,那么就可以分别提出有关A与C和B与C的相关关系的假设。例如,米尔斯海默所提出的大国关系导致争霸战争的观点,指涉的就是因果关系,[13]而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所提出的在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非国家行为体地位上升、国际政治中低政治议题地位上升和军事力量地位下降等命题,[14]所指涉的则是相关关系。 根据指涉的对象,假设可以分为特定假设或一般假设。特定假设是有关特定对象的假设,主要用于解释国际关系中的特定事件,带有特殊性。例如,冷战是一个特定事实,对于冷战的结束,人们就可以提出待验证的假设(答案)。一般假设是针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事实,具有较广泛的解释力。用于解释规律的假设,就是一般性假设。上述米尔斯海默和基欧汉的假设就属于一般假设。这种假设即使只能表明变量关系的或然性,仍具有较广泛的解释意义。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论研究者提出何种假设,从规范上来讲,都应该有清楚明确的表述:假设所涉及的基本概念不应存有争议;所有变量都应有明确的界定;表述应为陈述句而不是疑问句;每一个假设说明的都是两个变量的关系,如果有更多的变量,则应分解为不同的假设。如果假设在表述上存在模糊性,人们在理解上就会有不确定性,进行验证也会有歧义。 同实证研究不同,如果研究者是进行非实证研究,那么就不能采取提出假设的方式陈述优秀观点。通常,探讨事实之意义的研究,进行战略意图的研究,解读文本的研究等,所提出的优秀观点,都是基于对事实理解的主观判断。例如,美国实施“再平衡”战略,把力量的重心转向亚太,这个事实的意义何在,是不是有遏制中国的意义,研究者只能根据自己所得到的信息进行解读和判断。 研究者采取非假设形式提出优秀观点,特别需要表述简明清楚。如果是用一段话来陈述拟论证的观点,那么其中一定要有优秀命题。一般来说,优秀命题越简明,设计论文框架就会越明确,是否有创新就会越清楚。如果读一篇文章找不到清晰的优秀命题,那么这篇文章就可能存在根本性缺陷。 设计论文提出优秀观点,必须要有新意,这是设计与写作论文的最重要的规范。所谓有新意,就是要与此前学界已提出的观点有所不同,能够贡献新的知识。要清楚地表明这一点,研究者就必须进行文献综述。 四、进行文献综述 专业研究者进行文献综述,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学科综述,即说明学科的发展,表明自己对相关研究有充分了解,拟在前沿问题上做进一步探索。另一种是问题综述,即集中于所要研究的问题,通过陈述已有研究的观点,说明自己正进行的研究具有创新性。这两种综述有密切关系,但范围与功能是不同的。前者是要说明研究者所选定的研究领域,而后者则是要说明论文拟研究问题的特定知识背景。从撰写论文的角度讲,阐明自己的观点具有创新性,拟做研究才具有合法性。 以创新为目的进行文献综述,既要表明论文拟论证的观点与已有研究的不同,又要表明这两者间有密切联系。研究者集中陈述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方方面面,要旨是搞清楚自己拟解决的疑惑学界已有怎样的研究,是否已经解决。如果发现学界已有研究,自己的观点没有新意,那就需要调整自己的研究角度和观点,或是放弃对该问题的研究。如果发现自己的观点有明显新意,且与已有研究存在逻辑联系,那就能证明自己的研究具有合法性。在综述中,如果研究者发现学界没有或很少相关文献,要慎言“填补空白”,因为与现实相关且具有学理意义的问题,通常不可能没人关注。除非研究者有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否则这样的问题很可能是没有研究价值的。 一般来讲,学术研究都具有沿袭传承的特点,有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任何一项研究的创新都是在一定的知识背景下产生的。从这个角度讲,适当的研究问题应当处于既存在研究又存在疑惑的领域。研究者为解决疑惑,其问题与观点应当是从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演绎出来的。在这个从已知走向未知的过程中,研究者的演绎做得越精妙,拟做研究的创新价值可能就越大。在这里,成功的演绎乃是创新的保证。 从操作来讲,进行文献综述要特别避免泛泛而谈,例如从三大主义讲起。基于研究问题进行文献综述,就象是为盖房子而打地基。房子的地基不应打在任意的地方,而要打在拟建房子的地方。如果做综述缺乏针对性和深入性,所综述的文献与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逻辑关系,那就像是在一片土地上东挖一锹,西刨一镐,然后就随意地把房子建起来。这样的房子是肯定会出问题的。 以拟提出的问题和观点为导向,综述文献要选取与问题相关的资料,特别是对于该问题的直接论述。如果没有直接论述,则要选取有逻辑联系的相关论述。这里所说的逻辑联系,是指有直接的推导关系,而不是泛泛相关。为了说明逻辑联系,进行综述就不能是纯粹的梳理,而是要联系拟提出的优秀观点对资料进行评述。例如,可能需要说明已有研究是否涉及过这个问题,已提出了哪些观点,是否解决了问题,哪些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没有解决,在已有研究途径无法进一步深入的情况下为什么选取新途径具有学理意义,等等。对文献进行学理分析,对于研究进程来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总之,做好文献综述,归根结底是为了在学界已有研究与论文拟做研究之间建立起逻辑联系。这种联系阐释的越明确、越深入,综述的任务完成得就越好。 五、方法的选择 有了适当的问题和拟论证的优秀观点,还要选择适宜的方法才能实现论证的目的。在撰写论文时,研究方法的选择决定于研究对象的属性。由于国际关系事实既是客观实在,又是行为体的意图的结果,因此针对可以观察对象的实证方法和针对不可以观察对象的非实证方法都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以对军事力量的研究为例。一个国家的军费开支、武器装备、军队规模与部署等都是可以观察(包括统计)的“外在现象”,需要进行实证研究。国家发展军事力量的意图,对安全问题的判断,特别是会如何运用其军事力量,则具有不能直接观察的“内在意义”,只能进行非实证研究。再比如,研究美日同盟关系的演进,对于其意图需要做非实证的研究,即依据各种文本进行诠释;而对其实际行动则需要做实证研究,即进行经验观察与解释。总之,对于任何一个国际事态,都需要同时研究其两面,只解释一个方面是不行的。当然,在实际研究中人们都会有所侧重。 研究者进行实证研究,必须坚持客观性原则,这一点与自然科学研究是一致的,即在搞清楚事实客观真象的基础上探求变量间的关系。这样的研究不能靠主观想像与猜测,所得结论必须是可以检验的。从操作的角度讲,实证研究可以选用多种方法,包括关注一个或几个事例的案例方法,对大样本进行统计描述与分析的定量方法,以及把事实模型化、数学化的形式模型方法等。这三种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要实证方法。 案例法是针对单个或少数事例进行深入分析与解释的一种途径。研究者基于特定目的挑选的事例与大样本研究中随机选出的样本是不同的,通常不能代表事实的总体。用案例法进行研究,可分为非理论性研究和理论性研究。前者是对该事实本身进行解释,类似于历史性研究,而后者则是为了检验或发展理论。用案例法对理论进行检验,可以进行证实,也可以进行证伪。不过,由于案例法在本质上不是一种普遍性研究,因此用于证实一般性命题通常被认为缺少说服力。相反,用案例法进行证伪则是受肯定的,因为只需要找到一个反例,就可以证伪一个命题。用案例法发展理论,其目的不是检验假设,而是要探求新的变量关系,以便提出新假设。这类研究作为理论创新过程的初始阶段,是最值得提倡的一种案例研究方式。 定量研究法是与事实的量的规定性相对应的。对于可以观察之事实,没有恰当的定量研究,就不能进行准确描述,也不能发现规律并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验证。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定量分析,简而言之,就是研究者根据大样本数据描述事实的现状、过程、趋势(包括测量变量间关系),或者根据部分数据以及问题的条件和假定对未知事物作出推论。由于这种研究途径具有科学的形式,因而在国际关系学界有日益流行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许多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关系事实不具有进行大样本统计的条件,因此定量研究的选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再者,进行统计推论尽管可以得出非常“科学”的结论,但这种计算结果未必与事实的发展相符,因为国际关系的演进并不是纯客观的进程,人的意图发生改变,国际互动的“客观规律”就会被打破。 形式模型(formalmodel)方法是指运用数学、图形和符号的研究途径。其中,以研究对抗冲突中的最优对策为目标的博弈模型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方法。由于外交谈判、经济制裁、军备竞赛、军事结盟等国际关系的过程和模式经常会表现出某些类似博弈的特征,研究者基于理性选择模型可以明确各方的战略选择与收益,并推论出结局,因此把某些国际问题形式化是可以得到许多有益启示的。例如,研究者可以简化真实世界的某一部分以描述其逻辑关系,可以用模型的方式演绎在经验世界无法观察到的景象,也可以用经验事实对所做推论进行证实或证伪。这些都是运用形式方法的长处。不过,形式方法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由于把问题形式化会忽略掉许多关键因素和条件,因此所做推论很可能与现实情况有较大距离。再者,以形式方法演绎的结果是以博弈者对环境与规则有共识为前提,但现实却未必是这样的,即决策者未必是理性的,因此,用形式模型说明现实问题时,必须综合考虑更多的因素。事实上,实际决策者是不可能把形式模型的结论简单地应用于实际的。 与实证研究同等重要的非实证研究,所需运用的主要是诠释方法。这种理解与解释文本的途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针对的是事实的不可以观察的方面,宗旨是说明事实的社会(历史)意义。运用这种方法,研究者首先要理解文本的语言学意义,即文本的原意。再进一步,则需要理解文本作者的主观世界,即解释作者思想是如何从生活的整体环境中产生的。由于文本的内涵不能做经验实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可以从中解读出新意义,因此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诠释,要旨始终是要能提出更好的理解与解释,即说出前人没有理解或解释的东西。 在诠释的操作中,研究者可以不拘一格地运用许多具体的方法。例如,可以用历史分析法解释国际事件的由来,用演绎法把已有理论用于解释现实问题,也可以用比较法对照反映国际事实的不同文本。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始终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即所有的理解与解释都是为了回答预先提出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用诠释法解释出来的东西,尽管针对的是不可以观察的对象,例如心理因素,但这种对象与可以观察的事实是始终存在对应关系的,因为它或迟或早、或直接或间接、或局部或全部会以可以观察的外在现象表现出来。 例如,国家的对外战略理念最终会表现为实际的对外政策行为。当然,要确定这种联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主观的东西与客观的东西终究是不能划等号的。 以上所介绍的四种方法,是适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途径。[16]除了这几种学科方法之外,研究者们为了实现论证目的,还需要灵活运用其他工具性方法,例如访谈、问卷、层次分析等。研究者选择方法,关键是要切合拟解决的问题。用过的俗语:“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就是对方法选择的形象表述。 六、结语 了解论文的设计与写作规范,对国际关系研究才能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在研究中自觉地做好这些方面,论文的论证目的才能够达到。对研究者来说,要写好论文,最关键的是要有好的观点和好的论证。所提观点好不好,要靠文献综述说明;所做论证好不好,则要看解释是否自洽与深入。什么是好的解释?也许可以从效果着眼,即人们读过之后对于国际关系现实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对事态的未来演进能够产生一定的前瞻性认识,并且能够从中得到对策性启示。 以上所讲的规范与方法,对论文的设计和写作是否有益,也需要进行检验。下面的评估简表是对本文思路的概括。思考这个表中的几个问题,可以衡量自己的论文设计,也可以评估别人的论文写作,而这个过程同时也就是对这些规范的检验。 国际关系论文:生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论文 引论、国际政治学家眼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依国际政治学家眼光看,生态环境问题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依不同兴趣研究的,哪怕从国际问题研究(而非国内问题研究)这样一个大范围来看亦是如此。 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著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优秀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主权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主权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主权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主权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生态环境政治——主权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主权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主权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色色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主权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9] 另一类课题是,生态环境因素如何构成了国家间暴力冲突的新来源,情况有多严重?西方有国际冲突研究专家指出,生态环境的改变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在某个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导致新的不稳定,并诱发各种冲突乃至战争。[注10]例如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些问题:气候的变暧,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级资源的争夺;膨胀的人口和土地压力造成移民潮,给接受国的国内秩序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带来消极后果;水资源的紧张(尤其是水供应的下降)和上游的污染,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食品的缺乏造成城乡之间、定居者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粮食出口国用食品作为要挟或施压的武器;联合国海洋法的生效,加剧沿海国之间的“蓝色圈地运动”、以及沿海国和内陆国之间的生存权利之争。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易受到环境遭破坏的影响,并导致彼此间的麻烦,因为发展中世界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环境退化的恶果,仍然在使用旧的开发方式加剧生态环境威胁(如滥伐森林、农田退化、水资源过度汲取、渔业资源枯竭等);也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在环境之战中显得更脆弱和易遭攻击,例如生态问题导致的移民潮肯定向欧美方向移动,核污染主要出现在工业化区域,汽车和电器等现代消费品的大规模使用严重加剧了工业化国家对石油等矿物原料的依赖程度,“生态恐怖主义”势力打击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以美、日、欧为中心的西方国家。不论我们赞成哪一派观点,有一个现象是毋庸置疑的:生态环境在当代所受到的破坏,给国际战争和国家间冲突增加了许多新的变量,使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同时变成某种新形式的“人质”——生态环境可怕退化的“人质”。[注11] 论述到目前为止,生态环境威胁对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挑战,仍然限于“传统的安全关注”的层面,就是说,它只是给国家提出了新的任务或压力(包括设置新的功能与目标),并没有要求限制甚至改变国家本身;国际格局仍然被视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的竞争和冲突环境,全球一体化与合作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生态环境之被破坏给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各种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挑战,不如讲是一种激励;在国家角色的塑造上,这些问题被当成是“建设性的”,而不具有“破坏性的”后果。 3.国家主权关注 依照国际政治学的分析,生态环境给民族国家带来的麻烦,不止表现为直接的安全威胁,更体现在对国家主权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利所受到的约束和制衡上。然而,如何认识这种约束和制衡,人们却有着大相径庭的立场与观点。基本上可以看出两种大的利害关系和思考方向:一种是从主权国家的利益出发的,另一种则主要着眼于全球共同体的利益。 从国家行使管理权利的角度看,以生态环境遭破坏为优秀的全球性危机的加深,给各国政府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难题,其中不少涉及到国家主权、威胁到原有的统治能力。比如,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会议和国际规定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严格;从环保标准上看,环境保护也趋向于定量化和加强监督过程,对各国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世界各个地方,尤其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到处能够听到所谓加强“全球村居民”之间合作的呼声,其中最强烈的吁求来自“绿党”、新社会运动、各国政府及民间的环保机构、反核组织、各种专门的国际组织。到目前为止,各国对于这种势头抱有一种多少有些矛盾心理:当仅仅涉及生态保护、难民安置、水资源分享等比较具有技术工艺层面的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时,它们愿意显得比较慷慨大度,主动出让一部分曾经属于主权范围下的权利和权力;而一旦触及比较敏感的国家安全、军事和政治利益等领域时,最典型的如国际核监督、资源信息等等,主权受到损害的意识便会增强,相应地,在行动上也变得比较谨慎甚至有敌意(法国政府默许情报部门对新西兰等国的绿色和平组织的反核船只实施秘密爆炸行动便是一例)。冷战结束后的这几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形形色色的国际干预日益增多。国际干预在当代的加强及其结果,无形中使国际法律秩序得到了某种硬化或加固。按照传统的理解,国际法原则上只对同意这些规则的国家有约束力,如果主权国家表示异议,即等于本应适用于主权国家的规则失效或名存实亡。当代的世界政治现实与此并不完全一致,而且看上去似乎越来越不一致:如果涉及的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协定、国际法院的判决或权威的法学家的著作等国际法的渊源,主权国家的不承认或口头承认后的不履行,的确可能导致国际法的失效;在上述诸方面,“软约束”表现得十分明显。然而,一旦涉及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决议,就难以讲同样的话。很清楚,在90年代的今天,谁也不敢拿安理会的决议当耳旁风;在很多场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当然是许多主权国家不愿见到的情形。 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国家主权的关注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它们看来,如果说国际社会的环保决议或各种标准确实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至少是多数国家的意愿)所致,那倒还容易理解一些;问题是其中相当多的东西是“少数发达国家塞进去的私货”,仅仅代表着一些西方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凭借其军事、经济实力和信息及技术上的优势,支配着许多国际制度、规章和条约的起草和执行,逼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它们本来不应当接受(起码程度上有别)的环保方案,甚至以预防环境被破坏为名、行控制发展中国家之实。这里面又可区分出三个方面:一是西方国家对议事程序和国际规则及优先性的控制,比如多数发展中国家会认为发展优先、环保只能在此基础上跟进,而多数发达国家从既得利益出发,则有相反的强调,最终的国际规则往往是后者意志的体现(世界银行近年来关于环保标准在用于发展援助的贷款项目中的强制性要求,就是一明显的例子);二是决策权力和权威有利于发达地区的分配,比如凡是与生态环保问题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关键的位置均由欧美日地区出身的专家出任,发展中国家推举的代表充其量能够担当一些名义性、礼仪性等比较次要的职务[注12];第三表现在对环保协定的执行和监督上面,比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及“伦敦核供应俱乐部”等重要国际核管理组织对核原料的控制、对发展中国家核技术的封锁、以及对所谓“麻烦国家”的制裁。[注13] 各国政府、尤其是较为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主权关注”,由此自然产生出来;简单说,它的基本含义是,在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全球化时代,如何既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利用比较成本优势,使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又能够学会适应国际上日益加大的重视生态压力和各种环保标准,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摆到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平衡点上,同时又能够确保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发言权,避免陷入某些发达国家设下的“游戏圈套”,尤其是防止涉及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根本权益受到损害,不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少数“优秀国家”的“依附性外围”。这里的关键词是“依附”(英文为“dependence”),按照其发明者之一的界定,它“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无论如何,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总局面。”[注14]因此,所谓“国家主权关注”,实际上就是指沦为经济及政治上的依附国的担忧。 无论是地理政治关注,还是生态威胁关注,或者是国家主权关注,反映的都是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体的思考及忧虑。然而,象我们前面指出过的那样,民族国家并不是唯一的行为体,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被当成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在后面这些场合,生态环境政治引起的关注自然也有了另外一些内涵。 生态环境政治——国际社会的视角 最近二十年多来,全球主义政治观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它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透视,它在进行这种透视时所采取的独特视角,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传统国际政治结构和国际思维框架的局限性,感受到了建立新的合作与协调模式的必要与可能,感受到了世界在新的时代所发生的改变与演进。从国际社会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全球主义政治观在观察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的冲击时,揭示了一系列具有“破旧立新”意味的命题与思想,把人们的眼光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安德鲁·胡里奥(AndrewHurrell)指出,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挑战,是对旧式的国家主权观念的冲击。这个构造传统国际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在生态危机的全球性扩展面前,日益展示出其时代的局限性。“生态的挑战迫使我们重新开启有关自然与国家主权局限性这一问题的探索之门。向传统的主权观念发出质疑的,既有国家处理生态威胁的有限能力(地方性和全球性两方面兼而有之),也有新社会力量围绕环境问题显示出来的动员能力及其潜力,还有国家控制全球经济的力不从心的各种表现,以及管理生态保护问题的国际制度的各种安排显示的力量及其前景。不仅如此,世人环境保护意识的增长和‘人-境’相互依赖感的强化,增加了一种新的星球意识(anewsenseofplanetaryconsciousness),它导致了不是基于领土之上的政治认同感,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组织和行动的机制。”[注15] 依照这种“新的思维”,生态环境危机给国际关系结构和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深远改变,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国家主权的受制约和相对弱化 与上篇提到过的“国家主权关注”不同,这里讲的主权问题,是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的。按照新的观念,由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新趋势,显示出传统的国家主权结构和观念的衰变。国家在新的全球生态危机面前要么显得太大,那么显得过小:所谓“太大”,是指它无法设计和承担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它们只能从下面、从基层、从各个地方逐渐实现;所谓“过小”,是说国家无法应对跨国界的生态问题,后者经常是由国际组织和NGO处理的。“从这个角度看,正在分崩离析的主权国家体系已经成为管理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障碍。”[注16]另一方面,全球生态危机的加深,和世界对待它们的反应的变化,为“世界主义道德意识”(acosmopolitanmoralconsciousness)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它的资源是有限的,所有人必须负责任地分享这个世界,“星球方舟”上的全体乘客不得不同舟共济,保护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保留一个健康、和谐的家园——资源必须在所有民族(国家)之间保护和分享、在不同代际之间保护和分享的这种观念,与旧的国际政治学中所讲的国家利益、权力斗争或集团本位主义有质的区别. “地球村”意识的发展,有可能导致限制国家主权的要求:首先,全球意识的加强将要求约束国家主权的范围和功能,比如,限制矿物能源的消费,控制可能造成对臭氧层的破坏的物质(如氟利昂)的使用,制止对雨林及森林地区的砍伐等等。其次,全球意识的强化将要求加大对全球NGO和各国内部个人及集团权利的保护,促进资源、财富和活动余地的公平分配,推动可持续发展在不同层面的实现。例如,在新的国际气氛下,对少数(个人和集团)的保护和重视会比从前多得多。再次,全球意识的发展将要求人们注意一些过去不曾注意或注意不够的互斥关系,如自然环境的高度保护与经济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关系、迅速的经济成长与传统文化(包括历史遗址、传统技艺等)的保留的关系、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关系、新技术新科学的发明与道德尺度的维护的关系。总之,“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的现有政治经济结构发出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与组织的严肃课题,比如,国家间谈判与合作的形态,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世界财富的分配和全球民主化的新形式,等等。……在国家观念的现有尺度内,秩序、正义等标准已经形成特定的模式;而一旦超越这种尺度,就会发现许多不完善之处。……环境问题和生态政治可能正在改变占支配地位的偏好和价值,创造新的思维空间”。[注17] 从国际制度层面观察,全球生态环境挑战及其“制度效应”(即不断设立解决相关问题的各种制度、规范和法律),会逐渐导致国家间关系中以往存在的“无政府现象”的减弱,同时令各国的本民族意识淡化,国际化、全球化程度提高。由于世界各国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卷入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各种机制,世人已经不可能再把国家视为某种完全自主的单元。这一“缠绕过程”(processofenmeshment)将持续延绵下去,逐渐增强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在此过程中,权力正不知不觉地从各国的上层向各种国际制度转移(如联合国环境纲要、联合国发展纲要、联合国海洋法、联合国发展援助、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海牙国际法庭、世界自然保护协会、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等等),而各国从开始时的不情愿、不主动地进入国际合作与协调过程,逐渐朝比较情愿、比较主动的协作方向迈进。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既往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一面是正式的主权国家的权利要求,另一面是国际社会的权威性;变化的趋势是前者弱化,后者加强。国际范围的各种机制和规范,逐渐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各国政府的旧的权威地位受到日益增长的削弱。国际制度的不同层次,把不同的约束(实践的和规范的)施在国家主权的概念上面。各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高密集度的国际准则、规定、规范和制度的约束,也不得不学习和适应这些约束;即使是那些强国大国,它们的国际权力和地位及影响他国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们是否“有力”和“有效”地利用各种国际合作安排。总之,从全球主义者角度看,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一个国际结构性的变化是,国家的传统权利及权力在淡化,而国际社会的共同职责在加强,影响在扩大;变化的特点,是从最低限度的合作目标,朝建立国际规则和承担更大责任的方向演进,朝改善及改造国家内部的组织功能的方向演进,朝形成共同的星球意识的方向演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主权受制约的时代。 2.国际国内的界限逐渐模糊 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重要的思想传统建立在一个认识之上,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有别于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然而,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和世界解决这种问题的新的努力,使上述旧的认识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与各国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过程之间,存在着日益强烈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使每个国家成为国际社会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了某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内在结构,并且,逐渐消蚀着、侵割着、淡化着传统的国家边界和政治分野,把各国内部各个领域的各种变化在全球范围内折射、放大和再现。因此,不论是纯粹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或者是政治家和企业界人士,甚至于艺术家和出版家,都必须面对全球共同的挑战,把自己生活的小环境与国际大背景联系起来加以对待。如果说内河污染、森林乱伐、生物物种灭绝,还可以看成是某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至多对周边区域造成一定影响,那么,国际水域的污染、大片森林地区的沙化、某些地球生物的绝种,影响所及便大大超出单独的国家;至于世界性气温急剧升高、全球“热岛效应”的形成、臭氧层出现空洞等恶果,更是殃及整个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的生物圈。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生态环境退化与暴力冲突之间的联系。按照既往的解释,由于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冲突,正是现实主义者所说的典型的“资源战争”(比如围绕中东地区水资源发生的各种冲突)。然而,这一类解释却漏掉了生态环境安全中最重要的方面:环境退化的危机已经和正在削弱弱小国家的社会构造,不仅严重加剧国家内部的动荡和暴力,而且造成周边国家和整个地区的不安。例如,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片非洲区域,由于长期缺少治理,也因为人为利用的不当,生态条件正急剧恶化,人为造成的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从短期和局部后果上看,它严重危及到黑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政治稳定,从长期和更大范围观察,它给世界造成了一波又一波可怕的战争冲突、难民潮流、援助需求和疾病传染等威胁。换句话讲,生态环境安全的观念,已经无法简单按照旧的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的界限,或者军事威胁与其它形态的不安定的界限,加以划分和对待。 另一个事例具有同样的意味:在国家利益的认同问题上,传统观念的一个判断——国家实力大小决定国家所获得的利益——由于生态环境危机的加深同样有所失效。即使是最强大的美国,也有可能在生态恐怖面临束手无策或遭受严重的打击——假如这种威胁来自臭氧层的遭受破坏、或者海平面的非自然升高、或者某种可怕的生物物种对人类的难以抵挡的侵害的话。显然,在生态危机面前,人们不可能完全根据国家的实力大小和传统地位,确定什么样的程度有害、什么样的程度无害的问题。在生态环境政治学里面,人们更多地是根据科学与政策的关系作出判断;国家的“环境学习”不得不适应于科学的揭示,国家利益的塑造必须服从于自然的法则;国内行为者的角色和国内的价值经常不得不与国际上生态环境的尺度协调,内部的议事日程常常不得不与国家对外的生态方针一致。 再如,当人们谈起国际生态环保制度和措施时,必须考虑它们的贯彻和效能。“传统的关注点”在于制度的构成、制度与权力的联系、制度延续的因素等方面,但问题在于如何使这些制度行之有效。十分清楚,国际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在于国家的内部弱点和结构上面。非洲和南美一些国家的事例证明,当国家内部政治构造十分陈旧和虚弱时,国家的政权是很难执行国际协定的。笔者曾经指出:“从历史上看,大凡民族比较单一、文化发展线脉比较有连续性、环境造成的大的冲击比较少见、社会进步比较平衡的国家,政府的对内统治对外独立的权利都有较好的保证;相反,在那些群际族际关系比较复杂、文化演进过程中‘断层’较多、外部挑战内部忧患的‘双重变奏’反复出现、社会现代化举步维艰的国家,国家的主权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主权问题一般都被放入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加以说明,国家主权与社会进步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离开了对各国国家内部事务的考察,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当代的国际关系。” 上述事例证明,国际政治理论需要更多地聚焦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上。无论如何,以往所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内秩序”的标准,已经不能令人满意。当我们问道,国家是否能够在其边界内有效地贯彻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政策?与国际压力这种“外生变量”相比,国家自身治理生态污染的能力的下降,在多大程度上标志着主权的弱化?国际上所说的许多“半主权国”(quasi-state),是因为它们失于管理环境退化问题,还是由于经济失败或政治合法性丧失,或者其它原因的综合所致?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在探索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势必跨越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界限,产生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和范畴。 3.NGO基础上形成“全球市民社会” 从全球主义角度分析,对旧的国际政治造成深刻巨大冲击的另一个因素,是世界范围内“跨国性市民社会”(transnationalcivilsociety)的萌生。由新的国际行为体组成的全球性市民社会网络,不论组织形式还是政治纲领都有别于国际政治学家已经十分熟悉的方式和内容。 在新的国际行为体中,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NGO)最引人注目。一般说来,NGO是指非官方的、非盈利的、与政府部门和商业组织保持一定距离的专业组织,它们通常围绕特定的领域或问题结成团体,有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代表社会某些集团或阶层的愿望或要求。处在地方、民族、区域、国家、国际等不同范围的NGO,情况可以有很大的差别。按照“国际组织联盟”1993年年鉴的统计,1909年,全球范围的NGO为176个,1972年达到2173个,1992年超过27190个。NGO色杂样多,形式特点一言难尽。有的NGO是全球性的,有的是地区性或次区域性的;有的政治色彩浓厚,有的纯粹是专业人员和技术精英的俱乐部,;有的NGO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经常出现在国际政治的画面中心,有的仅仅表达少数人的偏好和追求;有的同联合国和各国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有的则与正式的官方的机构格格不入;有的财政来源丰富、组织网络遍布全球,有的NGO入不敷出,或者靠不稳定的某些赞助和课题维持有限的活动。 不论组织大小、范围广狭,总起来看,各种NGO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的角色。例如,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除了各国政府的正式代表外,另有1400个NGO的4000多人出席了这次世界瞻目的会议,与此同时,在主会场附近,还有来自167个国家的25000名代表不同NGO的个人,围绕同一主题举办了“全球论坛”;更重要的是,在里约同时召开的这两个大会,最后通过的文件都强烈反映了重要的国际NGO对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见解。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中,有来自各国各地区的各种NGO的代表978位,一些国家的官方代表团里也有部分NGO成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小岛国由于无法负担参加一些国际会议的费用,常常委托某些著名的NGO的代表作为临时代言人;例如,太平洋岛国瑙鲁便是请两位环境保护组织的活动家代为出席在伦敦举行的“防止废料倾倒国际会议”。从生态保护领域观察,各种国际NGO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除上面已经提到的以外,还可举出的事例有:协调世界各国沟通南北方对话,达成各种环保协议;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人类可持续发展概念对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的各项具体工作;向国际社会和舆论揭露世界各地发生的破坏生态环境、违背有关协定的现象;努力揭示各国内部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过程同国际自然生态环境改善的内在联系;等等。 从发展前景看,国际NGO在未来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扩张。原因之一是联合国的支持和鼓励。不少专家指出,UN实际上是NGO的天然盟友,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国际主义的”行为主体。现在,各种NGO参与联合国的程度日益加深,联合国与一些重要国际NGO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另一点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未来一段时间还可能进一步增强的世界“缩小和碎片化”趋势。目前的种族主义急剧上升、国内冲突大量外溢、国际干预不断增强、各国内部动荡不稳等现象,具有明显的跨国界跨地区特点;在电视等传媒的作用下和人们的日常感觉里,这个世界不仅变得越来越小,而且更加支离破碎,原有的维系手段和尺度却在日益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超国家的、跨地区的、次区域的、纵向横向的NGO显示出强劲的崛起势头,迅速填补了或力图填充民族国家衰败后的某些真空。所以说,国际政治不仅不再是、而且越来越不止是国家间政治,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的那样,它是21世纪的大趋势之一。此外,也不能忽视NGO成长壮大的社会内部原因。市场化潮流使市民社会的发育成为难以阻挡的过程,它在令各国认同法人规则、产权规则和竞争规则的同时,给予个人、团体、利益群体自我表达的机会,使政府的调控及整合能力受到这样那样不无益处的挑战。因此,NGO的境遇以及它能否与政府建立建设性的批评伙伴关系,是全球市民社会成熟与否的一个象征。从各国历程观察,比较有弹性有包容性的社会,会有比较多有特色的专业化的NGO,会有更丰富更生动的多种行为主体互动的画面。同理亦适用于国际社会:比较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时期,可能有国际NGO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有特色的“补空”方式。[注19] 4.重新思考国际研究的内涵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全球主义者在看待生态环境问题时,建立了不同于传统的国际政治学派的视角与方法。他们重新考察了国家的作用和主权的观念,重新估计了国际社会的道德与组织力量,主张用更大的单元(国际共同体甚至全球村)取代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主张以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历史以及对外关系)的综合分析代替权力政治为中心的单一视角,主张赋予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比国家更大的单元如世界社会、或比国家更小的单元如个人或集团等)更重要的角色,主张用“世界政治”(worldpolitics)概念取代“国家间政治”(politicsamongnations)或“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politics)等概念。 “全球主义”并不是一个思想整体。全球主义者中又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有的学者以乐观主义态度看待国际体系发生的新变化,有些人则比较悲观,故国际上又有“乐观论的全球主义者”(optimist-globalist)与“悲观论的全球主义者”(pessimist-globalist)之分。前者相信,“如果相互依赖的程度持续上升,它将最终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或世界‘文化’的形成,这又会进一步促进能够管理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进程的世界‘国家’的发展。”他们同时赋予跨国单元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动和影响以更多的政治和安全含义,肯定它们对国际稳定与和平的积极贡献。[注20]后者认为,“并不存在肯定的理由说,相互依赖的增长会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的出现”;相反,它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冲突,因为,“系统性的相互依赖的增长,在世界政治中一般会同时创造新的冲突机会和新的合作领域。”[注21]悲观论者承认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但他们主要从“全球性问题”的角度加以考察和得出结论。“罗马俱乐部”的两份重要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是悲观论的典型。不过,总起来讲,全球主义立场代表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观的视角,它使人们拉开了与传统的权力政治位置的距离。 全球主义理论家提出的许多问题,有些在比较保守的现实主义者看来,可能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但这些问题确实启发了人们的思考、扩大了研究者的视野。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抨击,可看成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者发展出的多样性的一个事例。 美国研究生态与道德关系的一位著名专家亨利·舒(HenryShue)指出,西方的多数道德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之上的,这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是指人类活动所追求的全部的和唯一的利益,归根到底是人类自身的好处和需要;人类不会为了任何非人类的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如生态体系)去干任何事情,除非它们适合了人类的某种需求或偏好。例如,假如人认为某种非人的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很漂亮”,或“很有趣”,或“很稀罕”,有“医用价值”或“营养价值”或“观赏价值”,人类可能会采取这样那样的行动,去保护、拯救或培育它(们)。人类养身的目的、娱乐的目的、休闲的目的等等,才是人类提出生态保护或环境改善的理由。生态系统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被人类视为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value)。因此,一旦某种(或某些)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被觉得过于“丑陋”,或过于“肮脏”,或“数量过多”,或直接对人的生存“产生威胁”,人类就可能毫不犹豫地置其于死地或限制其生存、活动范围。“人类从不把自己当成仅仅是一种手段,或者是为其它什么种属提供服务的工具;但人类却把人以外的其它种属当成人的潜在资源、能源和利用对象,在人的眼中它们没有自身的独立的存在价值;它们的‘可持续性’仅仅服务于人类的‘可持续性’,‘可持续的资源’最终仍然不过是资源而已”。从根本上讲,现在世界各国和多数环保组织所谈论的生态环境保护,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避免人类受到自然的伤害,哪怕这种自然伤害的致因来自于人类反复无常的行为。“在气候变化上人类采取的行为的目标,是服务于人类的长期经济福利,尽管现有的植物和动物种类也将受益于这一过程。国际道德的考虑几乎完全是在人类范围内展开,其关注焦点是如何在世界各国之间分担防止地球燃烧所需的成本。”试想象,假使大气环境和山川地理的改变,会使人更加赏心悦目或更加舒适方便,而不是现在科学家们所担忧的使人类面临各种连锁性的消极反应,人类可能不是采取目前的限制性措施,而是会使用各种鼓励、诱导、“开发”式的手段(比如人造地震、特大水库、观赏性运河和山丘等等)。亨利·舒教授比喻道,这就好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不过是表达了西方人对非西方的“非我族类”的利用、排斥和“自我中心主义”心理一样,现在欧美国家所宣传的“生态保护主义”的背后,实际上透射出一种“居高临下、为我所用”的傲慢的人类种属中心主义。[注22] 可以想象,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亨利·舒的上述观点及其比喻,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生态政治论在当代世界歧展延伸的程度,反映出国际关系学在全球主义推动下出现的思考多样性。 本文的上下篇分别叙述了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待生态环境问题的不同态度,依笔者看,虽然角度各异、对策有别,它们已经具有、并且将越来越具有深刻的国际关系含义,这就是,使世界各国及其决策者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地面对在新的全球性问题面前传统安全观和主权观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及新挑战,不能不寻找新的政策选择和思维方式,不能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方法改变或完善自己国家和周围世界的现有存在形式,尽管各种选择之间存在矛盾与磨擦,但从更高的视角观察,它们最终构成了一种“合力”,共同推动着国家及国际社会朝更高的阶段上迈进。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进步,是生态环境政治引发的当代国际关系的积极变化。 国际关系论文:浅谈东北亚地区安全对中国国际关系上的作用与重要性 【摘要】冷战之后,中日美俄等国家的国际关系愈加复杂,东北亚地区安全是关乎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是位居东北亚中心地区的大国,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东北亚地区安全的状况、战略、模式进行分析,探讨了中国与日美韩朝等国家的关系,并指出东北亚地区安全对中国国际关系的作用与重要性。 【关键词】东北亚地区安全分析;国际关系;影响 一直以来,东北亚地区就是大国力量交汇和冲突之地。从地理和政治角度讲,包括中国的东北、华北地区,日本、朝鲜、韩国、蒙古和俄罗斯东部以及和东北亚地区有着重要利益关系的美国。中国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之一,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变化与中国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保持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现状 历史上的东北亚地区一直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地区。20世纪以来,这里就曾经爆发过多次战争和矛盾,有1905年的中俄战争、30-40年代的中日战争和50年代的朝鲜战争,以及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而导致的长时期的军事对峙。二战结束以后,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东西方冷战的格局,东北亚地区成为了美苏争夺的重要地区。在这里形成了两大阵营,即社会主义国家的朝鲜-苏联-中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韩国-美国-日本。两大阵营达成了同盟关系,这样的关系大致维持了40年左右,并在势力上形成了均势状态。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对峙得到了全面的缓解。首先,中国与前苏联在1989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次,美国、日本也与朝鲜开始接触,并达成了核能源利用的协议。并且,由朝鲜、韩国、中国、美国参加的朝鲜半岛四方会谈也已经举行。随着地区安全的改善,经济合作也得到了提高,形成良性互动。优先发展经济、加强经贸合作已成为各国的共识。可以说,经济合作的发展加深了各国之间的联系,有利于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而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又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政治格局的角度来看,各个大国之间的势力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可以说,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状况总体上趋于平缓。 二、东北亚大国的安全政策 美国虽然不属于东北亚地区,但却是对这个地区有重大影响力的一个国家。当前美国的政策一是保持前沿驻军,二是保持美日、美韩的双边安全同盟。 关于日本的东北亚政策,日本国内的战略研究专家有两大派,即大国国际主义与和平国际主义。主流现在已经倾向于大国国际主义。力图通过经济手段加强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地位和大力加强防护战略,也就是加强与美国的同盟来提高自身的军事能力。 俄罗斯在东北亚的安全战略目标有四点,一是重振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二是以东北亚经济合作为契机介入亚太经济大循环,以利于其经济安全;三是通过加强东北亚的战略地位制衡美国、西欧;四是促进东北亚地区安全以利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稳定。同时俄罗斯把对华关系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在政治上,上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军事上签订了《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 三、东北亚地区安全对中国国际关系的影响 冷战之后,苏联解体,俄罗斯复苏,中国的复兴,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努力,再加上在东北亚地区有着广泛利益的美国,使该地区的大国关系变得愈加复杂。四国关系的走向,不仅关系世界和平与稳定,更影响着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中国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之一,该地区的安全是关乎中国优秀安全的重要因素。中国长期奉行着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对中国国际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东北亚区域战略可具体表述为:以维护东北亚区域的稳定为前提,构筑东北亚各国全新的合作体系,与东南亚区域战略相呼应,为中国北方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发展营造新的发展空间。 四、结束语 由于美国和前苏联(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在东北亚地区的减少和退出,中国被认为可能是在东北亚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中国一直以来反对霸权主义,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在对待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上更是同样的态度和立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发挥了积极的建设作用,而且所带来的意义已远远超过解决朝鲜核问题本身,较好的体现了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发展思想,新安全观和新政治经济秩序观。 可见,中国在维护东北亚地区安全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夸大其在建立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中的作用。我们应在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下,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以谨慎把握为原则,合理处理好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论文:地区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 摘要:对于国际关系来说,现在已经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两种国际关系研究范式,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已经普及和增进了人们对于国际关系的普遍性了解,但是对于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却乏善可陈,本文即从地区政治的角度入手,从地区范围内的国际关系入手,在体系结构、进程、秩序这三个角度对其具体特征进行了分析,并从该角度出发,探讨了其他理论问题,从而明确国际合作以及国际冲突可能发生的原因。 关键词:地区政治;体系;国际关系 一、研究地区政治关系的必要性 (一)国家交往和影响在地区范围内最为强烈,国际关系也更为密切复杂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讲,相互依存关系在邻国范围内最为明显,地理上的近距离会极大的影响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资本交往、产业之间的交流、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活动,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具有高度依赖关系的地区政治经济一体化发生的前提,也是发生在相邻国家之间的。而各个相邻国家之间,安全问题一直是各个国家最为重视的问题,他的各种形态依存在地区体系内的“安全复合体”之中。 (二)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和平在相邻国际地区之间出现的可能性最高 从国际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全球范围内实现和平是几乎不可能的,而冲突与战争是及其容易在历史和纠葛比较多的相邻国家之间发生的,矛盾是相对相生的,相较于战争和冲突,持久的和平也最容易在地区范围内实现。 (三)国家的机会与医院在地区范围内更加显著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经过战略考量的、慎重的选择过程,亦是一个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社会意识所支配和影响的过程。而在这之中,到底各国之间有没有战略利益的趋同性和国内社会需求的可能性与机会,到底各个国家之间有没有能力、意愿去利用这些机会和可能性去实现彼此之间本就不相同的目标,这两个问题,是关乎国家与国家之间,乃至于国际社会之间交流的根本方向的问题。有的学者用意愿和机会两个词语来概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此种关系,并指出,地理上越近的国家之间两者的强度越高,而事实上,在临近国家地区之间,资源的争夺、地区文化的相似性、政治战略的考虑,必然会产生更多的机会与意愿。 二、地区政治的特征浅析 (一)地区体系和结构的开放性、多变性 与全球体系相比较,地区体系从根本上来讲,是多元和开放的,地区体系既可能是由合作式的互动联结起来的,也可能反映着一个紧张和冲突的群体。地区体系与成员国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相互塑造能力,两者的互动有高度的敏感性,地区的变化能迅速传导给国家,重要国家的政策调整也会立即产生地区意义。许多重要的具体事务与问题更容易上升到地区层面,具有了地区性,对其反应与解决也往往体现出多边的色彩。同时,地区体系内的社会经济、价值与政治文化、制度特征或者发展阶段一般是比较相似或者接近的,社会发展的同质性强,各种国内冲突、挑战或者诉求比较容易越过边界在地区范围内蔓延,成员国内部事务与秩序对地区政治的面目与秩序有着较大的塑造能力,对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地区而言,这种国内力量与地区发展的关联尤为明显。 (二)地区体系有其自身运转的逻辑和方式 首先,相对于全球政治,地区政治的根本问题更加集中在安全事务上,威胁的平衡成为地区国际关系的轴心。相互邻近决定了地区内国家彼此间的威胁感易于产生,较小的冲突也有上升为地区安全问题的很大可能性,当然这种地区属性也为解决安全问题的各种努力提供了更多的动力。其次,地区政治中的权力关系是在多重制约下展开的,国家之间力量与影响的差距要比全球层面上小得多。地区层面上的权力既会引起高度敏感的反应,也更易受到硬制衡的应对;大国有较多自我约束的动力,中小国家有保护自己的众多手段。最后,地区政治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全球体系的广泛多样性决定了即使是存在一个国际社会或者全球社会,其社会性也是在最低程度上而言的,无论是共同价值与规范以及理解与共识的形成和遵从,还是它们的维护与推广。尽管不能说所有的地区都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地区社会,但地区成员大都会认识到并承认它们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价值,相互间深陷安全与福利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它们有动力为管理分歧、冲突和相互依存关系而取得共识,形成规范,地区认同、近似的制度文化与社会价值以及普遍的社会交流则为地区政治提供了规范性的深层基础。 (三)各个相邻地区之间都会由重叠相同的多种秩序 每个地区的秩序和关系的形成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是各国国内和国际秩序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但是,在处理每个地区的安全和政治两种事务上,各个地区基于本地区的历史、文化等因素,都会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从而保证本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稳定。地区秩序对于国家之间来讲,就是对于本地区国家之间政治与安全相关事务进行处理和解决安排的模式,从而促进本地区的安全、国民福利、经济发展等普世性的价值的维护。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普世价值的范围内,各个相邻地区之间,多种秩序的重叠是有其必然性的。 三、地区政治研究新范式:新超越地区主义范式 中国学者最近几年才开始关注和思考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地区政治有关的学术问题,主要集中在新地区主义范式上,包括地区主义及其国际政治经济影响的一般性理论探讨,对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分析,当然也包括学术历史较为长久一些的欧洲一体化研究。也就是说,中国学者基本上是以新地区主义作为主要路径进入到地区政治研究之中的。新地区主义确实是与全球化并行高涨且紧紧缠绕在一起的世界新气象,成为促进和塑造全球体系结构变革的一个重要力量,尤其是在更深的程度上改造并规范着许多地区的体系结构,为众多国家重新定义其“机会”与“意愿”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与行动指南,抑或一种看待与处理互动关系问题的视角,新地区主义主要来源于地区意识、地区认同、地区价值和地区共同体等理念与视野,地区内国家以及各种力量能够以积极的眼光看待它们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意义,能够关注共同的挑战与命运,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共识;反映了对地区概念以及国家-地区-全球关系的一种新界定,在不阻碍甚至是以更有利的方式参与全球化的条件下,以不同的形式提高地区内部聚合的程度以及在广泛的事务领域加强合作的水平,增进成员国的安全与财富以及地区和平与发展等共同利益。无论是“问题驱动型”还是“视界驱动型”,新地区主义在总体上体现着地区走向一体与合作、多边与稳定、繁荣与共赢、和平与安全的趋势及诉求。 但是,新地区主义并不代表地区政治的全部,多面体的地区政治至少还有另外一个侧面,那就是不同程度的利害冲突、权力较量、安全困境、体系与秩序不稳定及地缘政治考虑等因素阻碍、分裂和离散合作的动力以及预期一致性的消极方面,这些因素以不同的形式阻碍或者限制着地区主义的动力与进程。 四、总结 地区政治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应该是20年以来国际关系中发展最快、最具特色的一个领域,本文对地区政治概念的引入和分析,试图通过有限的篇幅,丰富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扩展了其维度,伸展了其深度,从而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突破的可能性,推动了学界建构全新的理论。本文中,限于篇幅,有几个理论问题尚需考量,即地区政治的一般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地区与地区政治的社会建构、地区与国家的相互塑造,这三个因素对地区政治与国际关系也存在着重大的影响,值得我们的进一步考量。 (作者单位:燕山大学,河北 秦皇岛 066000) 国际关系论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思想初探 [摘 要] 关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思想是其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思想的优秀内容。十八大以来,围绕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在为什么要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关系、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如何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关系方面,作了一系列全面深刻的论述。学习关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思想,对我们做好外交工作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新型 国际关系 思想 十八大以来,高度重视外交工作,亲自运筹外交工作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大力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围绕在新形势下如何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新型国际关系思想,成为关于外交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国际关系思想,突出回答了以下三大问题: 一、阐述了为什么要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关系 (一)从国内看,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告诉我们,搞好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历来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良好的周边环境是我国能够安心搞建设、发展国内经济的重要外部条件。2013年10月24日,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1]p296。“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1]p296-297 (二)从国际视角看,这是面对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需要。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大家都在一条船上,都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当今世界并不太平,恐怖主义、金融动荡、环境危机等问题给世界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世界各国需要以负责任的精神同舟共济、协调行动。”[2]p265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事业是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事业,“中国梦”与“世界梦”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必须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国际关系。 二、论述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型国际关系 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在访美期间重申应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十八大以来,围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型国际关系,明确指出,各国应该共同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优秀的新型国际关系。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优秀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3]p1572013年3月27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时他又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合理关切。”[3]p158当今世界,新型的合作共赢关系,是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和平实现发展的最好选择。正如强调指出的,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和平和发展的目标迈进,而合作共赢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途径。2015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优秀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p264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三、指明了应该如何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关系 面对当今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对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周边外交工作、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从战略高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一)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是2013年10月在我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成为我国在新形势下周边外交工作的标志性方针。在会上强调,要谋大局、讲战略、重运筹,把周边外交工作做得更好。并明确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1]p297所谓“亲”,就是要重感情,多走动,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所谓“诚”,就是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所谓“惠”,就是与周边国家交往要坚持互惠互利的原则;所谓“容”,就是要有开放包容的思想,求同存异的大国胸怀。“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既反映了中国高度重视周边外交,更体现了中国正在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及地区形势来调整自身对周边国家的外交思路;既是对新中国60多年周边外交实践的经验总结与发展,更为新形势下如何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全新理念。 (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2]p263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道路,离不开和平外交。中国积极运筹中俄、中美、中欧等主要大国关系,中国把广大发展中国家视为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路人。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要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永不称霸和扩张;就是要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就是要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积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指出,要着力深化互利共赢的格局,关键是要同有关国家共同努力,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3年9月7日,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时,分别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此后,相继提出亚投行、金砖行、上合行、丝路基金的构想。在当今世界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离不开世界各国通过合作走出困境。建设“一带一路”,既为区域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更是我国实施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 (四)推动与各方关系全面发展。推动与各方关系全面发展,关键要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大国关系决定世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体系的走向,是影响世界和平的决定性力量。2012年2月,在访美期间重申应“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6月,中美元首在加州庄园会晤,标志着这一外交理念最终成为双方共识并在外交实践中开始落实,而且中国新一届政府不断将这一理念应用到与其他主要大国关系上,推动与各方关系全面发展。围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如何进一步推进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指明了方向。同时,为进一步推动各方全面发展,还就如何进一步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积极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等问题作了重要论述,比如,对如何处理中非关系,强调中非历来是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对非合作要讲“真、实、亲、诚”。 国际关系论文:亚投行成立与国际关系局势新变化 摘 要:现实主义视角下,亚投行的成立是在中国基于经济发展、实力匹配与形象展示考量以及亚洲国家基于发展困境与协同优势考量背景下的产物。亚投行的成立将会对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一定影响,主要体现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四对关系中。应当理性认识亚投行成立对于新型国际关系格局的形塑作用。 关键词:亚投行;国际局势;新变化;现实主义 一、亚投行成立的背景分析:现实主义的视角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是政府间性质的区域性金融机构,其主旨是为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扶持,其成立有着多方面的时代背景。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层在对外宣称中将亚投行定位为促进亚太地区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建设的机构。在学界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向来注重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倡导成立亚投行是中国在亚太地区自觉“负责任”、自觉承担国际义务的行为体现,以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出一份力。实际上,在目前主导主权国家行为的优秀要素仍然是利益,无利益的单纯履行义务的行为不会为主权国家所实施,因此在本部分中将以现实主义的视角试图更客观地审视亚投行成立的背景。 从中国的考量来看,亚投行的成立时经济发展、实力匹配与形象展示的结果。中国作为成立亚投行的倡导者,有着基于国家利益的多种考量。首先,成立亚投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长速度开始由高度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并且面临着制约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障碍,表现为产能过剩并内需不足的情况下通过“走出去”来盘活经济的压力和要求。除了释放产能过剩的压力外,这种走出去对于中国基础产业的国际化也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而亚投行的建立通过对于东盟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的配合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亚投行可以为东盟共同体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援,从而有助于中国将内部过剩的产能消费掉,并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活力和增长点,将其基础设施产业推向亚洲乃至国际,促进中国的经济转型。第二,成立亚投行是中国对于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地位和实力匹配的要求。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政治、经济以及人口等要素可以对权力格局的重新配置产生较大影响,而中国在这三个要素方面已经在亚洲地区居于主导位置,因此相应地中国在该区域的权力格局中应该匹配其权力要素。而现实的情况是,在亚洲的金融话语中占据主导的是日本人,亚洲开发银行中的高层人事安排鲜明体现了这一点,而日本又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相当程度的控制,因此倡导建立亚投行被认为是中国谋求其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的努力。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亚洲金融秩序、金融政治中中国及亚洲国家的话语权都会受到抑制和忽视,进而损害其利益,而中国作为该区域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因此对于更为有利于亚洲国家,当然也更有利于中国的金融话语权的新型秩序的构建是中国政府倡导建立亚投行的初衷之一。第三,亚投行也是中国展示其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一个平台。成立亚投行是中国展示其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一个渠道而非后果,因而亚投行在此具有了“工具理性主义”的色彩。中国形象的输送需要一定的形式和媒介,如同东盟共同体、“一带一路”一样,亚投行也可以成为中国展示其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合作理念以及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一个平台。 从亚洲的考量来看,亚投行是解决亚洲国家发展困境与发挥协同优势的必然产物。仅仅有中国的倡导是不够的,亚投行的成功成立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对于中国的响应密不可分。而亚洲国家加入亚投行主要基于以下考量:第一,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困境使然。亚洲经济具有规模、活力、增长潜力以及人口、资源等显著优势,但是在相关交通、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这将会制约该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质量的提高。布雷顿森林体系支配下的金融机构对于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无法满足,因此当中国政府倡导建立亚投行后,亚洲很多国家积极予以响应,就是看到了突破既有金融机构困境的希望,从而也看到了依靠发展中国家主动的金融机构来解决发展的资金困境的希望。第二,亚投行的建立将发挥协同优势的效果。亚洲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具有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使得该区域国家已经有能力建立由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机构,亚投行的建立使得这种潜在能力得到应用和发挥,从而使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形成优势的协同和互补,从而推动经济社会更快的发展。 二、亚投行成立与新型国际关系的形塑 基于现实主义的视角分析亚投行成立的背景可以看出,中国以及成员国家尤其是亚洲发展中国家都基于其自身国际利益倡导或加入亚投行,这无疑会对国际关系格局产生影响,换言之,亚投行的成立将会形塑新型的国际关系,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下几对关系: (一)中国与其他国家。由于中国在亚投行的成立以及实际运作中倡导者和主导者的地位,因此探讨亚投行对于新型国际关系的形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第一,亚投行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多边关系的建立。亚投行的建立使得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发展中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使得中国与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国家的联系也更为紧密,从而推动建立多边合作体现的建立。第二,亚投行推动中国在亚太金融体系中话语权的提升。由于中国在亚投行的成立以运行中的主导作用,使得亚投行之于中国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力会突破亚太地区,对于由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也具有一定的突破,如人民币国际化将会对美元的统治地位产生一定动摇作用,英国与中国签署的货币交换协议就体现了这一点。第三,亚投行推动输送中国影响力。通过亚投行,中国可以与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中国建设”也将借助亚投行的资金东风更多地出现在世界的角落,这都将成为中国影响力的新的符号和标志。并且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中国作风和理念也会进一步提升中国形象,成为一种“软实力”。与其他国家基于亚投行与中国的良好互动对比明显的是,美国和日本与中国关系的微妙变化。美国和日本对于亚投行目前持一种被动观望的态度,亚投行的建立将首先使得日本在亚洲地区金融政治中的地位下降,亚投行对于亚洲开发银行的部分替代和冲击将会使得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日本地位发生变化,这些也会或多或少反映到中日关系上来。 (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来看,亚投行对于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良好合作也提供了有利平台。首先,发达国家如英、德的参与将会在融资上对亚投行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如前所述,亚投行的主旨就在于为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而发达国家的加入以及其拥有的资金优势使得亚投行本身作为融资组织的生存得到了极大的保障。其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通过亚投行在经济上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有利于建设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利益共同体,有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以欧盟成员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亚投行的参与有着对于其本身国家利益的考量,即亚洲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潜力区域,其待开发的规模、程度、方面都有巨大潜力,而通过将资金投入、支援这一广阔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建构其与该区域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关系,从而为将来的深入合作,实现发达国家向这一区域的产业转移或市场开拓等经济活动奠定基础。而发达国家基于这种“放长线钓大鱼”意图基础上的融资行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因此可以说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局面。 (三)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基于亚投行的平台撑持,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格局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可以加强不同国家的之间的合作交流,建立密切的利益共同体;不同发展水平之间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进行优势互补式的合作,有利于经济市场的拓展,从而推动其国家经济的发展,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增强区域竞争力。另外,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中国家在亚投行中的地位和角色发挥将有助于在亚太地区的金融秩序中得到话语权的提升,一定程度上降低旧的金融体系中不得不受制于发达国家的制约。 (四)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亚投行的建立也会影响到发达国家之间关系格局的变化,这种变化最鲜明的体现当属于欧盟国家与美国之间以及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变动。首先,欧盟国家与美国关系将发生传统同盟关系的弱化趋势。其实欧盟作为一个共同体共谋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崛起降低了欧洲国家的国际地位,欧盟的建立其实就是欧洲国家试图走向复兴之路的一个努力。而亚投行的建立中,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对于其加入以及融资方面的活跃表现,相比较于美国的被动回应而言,显得两者之间的距离变大,再次凸显出国际关系中的“利益铁律”。看准了亚洲这块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地块的欧洲,选择与中国以及亚洲发展中国家走的更近,人民币向某些欧洲国家如英国的扩展更是直接冲击到美元的统治地位,因此可以想见美国与部分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国家的关系将会有所降温。而在美日之间,日本处于较为尴尬的地位,一方面其处于亚洲,是亚洲发达国家,其在文化上也有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独特性;而另一方面,日本进入现代国家以来一直以西方最先进国家马首是瞻,尤其是在美国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之后,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在亚洲的者。而亚投行的建立使得日本在亚洲金融天平上的地位下降,这会促使日本做出恢复其地位的努力,即可能会选择融入到亚投行中来,而这又会与美国做法和价值上产生一定分歧,因此美日关系也会受到亚投行的一定影响。 三、结语 亚投行的成立和运行无疑会对新型国际关系产生一定的形塑作用,我们对于这种新型国际关系格局要有一定的认识和把握。尤其是要认识到中国与欧洲国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中国与美日的关系的变化。应理性认识亚投行的建设对于中国在亚太地区以及全球金融政治中的话语权地位的提升问题,不能对于这种提升作用过分乐观。应当看到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发达国家其军事、科技、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并没有发生动摇,因此其对于国际金融政治的主导优势依然存在,因此要想真正提升中国在国家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实力是关键,因此应当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另外,应当认识到在亚投行的具体运营中亦会存在多种风险,比如投资风险,发展水平各异的国家在运营中经验的缺乏,成员国尤其是创始成员国在投票权、持股权的配额问可能会引发矛盾等等。再如日本作为先进经济体加入亚投行后的股份比例问题,对此应当予以提前设定和安排发达国家的投票比例,以凸显亚投行以发展中国家为优秀的宗旨。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中的对称性与互补性 [摘 要]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保罗・瓦茨拉维克所提出的交际理论为跨文化交际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其中关于交际过程中的对称性与非对称性关系的理论零散见诸于少许相关文献之中。在现实生活中,对称性与互补性(非对称性)理论并非仅停留在人际交往层面,甚至可以借以分析国家间对话,为国际政治理论提供一种新的社会学观察视角,这种跨学科研究方法能够更好地理解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复杂政治现象。 [关键词]国际政治;交际理论;对称性;互补性 上世纪下半叶,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态势,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传统主流理论受到新兴主义的冲击。这些新兴理论(如建构主义、女权主义)将不同学科贯穿起来共同探讨国际政治,由此产生了很多成果性创新。虽然这些理论观点由于其自身的片面性而饱受质疑与批评,但其中出现的跨学科的政治探究方法未尝不是理论创新的敲门砖。本文借助社会学的相关知识,即瓦茨拉维克(Watzlawick)的社会交际定理对国际关系进行初步探讨,从社会交际视角对几类常见的国家关系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一种理想的国际关系模式进行初步探讨。 一、交际定理的对称性与互补性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瓦茨拉维克认为,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对称性和互补性是根据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否建立在相同或不同的基础上而划分的。〔1〕人际交往存在多种行为方式,包括强势行为(One-up)、弱势行为(One-down)和中和行为(One-cross)。所谓强势行为,即某一行为者在交际中占据强势地位,试图主导双方的交际行为;弱势行为与之相反处于被动状态;中和行为则表示,行为者试图缩小双方在行为方式的差异而做出的行动。交际关系可以根据双方在上述行为方式的差异或等同分为互补性与对称性。如果行为体双方的行为方式表现为一一对等,那么两者交际关系可称作为对称关系。但如果双方出现行为风格上的差异,则其交际关系表现出互补性。但在实际交往中是不可能出现完全对称的,因为交际双方的行为方式不可能完全对等,其行为方式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方的实际力量,正因为双方力量的不对等,交际的对称性是难以实现的。即双方交际的最终形态将回归到互补性关系上来。 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它们之间所形成的国际关系也会呈现类似人际关系的对称性与互补性。不同国家拥有自己的行为风格及其背后的行为力量。国家的“社会行为会趋于朝着有利于权力较大一方的方向发展”〔2〕。在此有必要提及权力与上述两者之间的关系:所谓权力,就是“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3〕。它更多地强调行为体贯彻自己意志时的行为,此时既可以表现为对自己行为力量的运用;又可以以口头警告的方式体现在对话中,即行为风格。一定程度上可以将权力看成行为风格与行为力量的上位概念。国家行为力量(因素)可以进行细分:军事力量、经济实力、政治地位、地缘特点、人口、领土等多种因素。霍布斯学派对力量的理解基于资源、财富或者潜在实力上,以上三个概念是可以交换使用的;像摩根索等一些学者将补充了资源、人口、国家特征、国家道德、外交能力和国家机器的水平,此外还有人将气候、地缘、教育和人口因素加入其中。〔4〕但国家力量绝不是所有因素的叠加,正如华尔兹所言,“强国将因自身所拥有的力量而感到烦恼,尽管弱国并不会因此而变得强大,但是它们却可以像强国一样行事”〔5〕。国际关系也因此呈现各种各样的对称与互补关系,下文将逐一对这些国际关系进行梳理。 二、完全对称关系与部分对称关系 双方对称关系和互补关系是基于双方的相似性或差异性。存在这样的一种假设,若世界被唯一两个国家行为体均质地占有所有资源,那么双方在任何领域的对话将会呈现理想式的完全对称,此时双方都表现为中和行为,因为完全强势的行为必然导致新一轮的危机冲突甚至会面临同归于尽的后果。合作将成为双方不言而喻的默契。这样的话,囚徒困境时候不再是一种困境,双方只会向共赢发展,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理想对称关系。这种积极的、基于同质化的对称关系形式只能称作为一种理想,它只能适用于乌托邦式的社会。〔6〕 所谓部分对称关系,即双方在交际行为中同时表现出强势行为或者弱势行为,在当前无政府体系的国际关系中,“那些不实行自助或自助效率较低的行为体将无法实现繁荣”〔7〕,甚至会面临其他国家的威胁。所以双方的弱势对称关系是不现实的。双方都试图通过各自的强硬态度来占据对话的主导地位,因此常见的部分对称关系表现为强势对称关系。正如针对乌克兰问题上俄美两国互不相让的强势行为使我们感受到此次争端的遥遥无期。俄美两国长期以来在优秀利益上的对抗传统总是呈现出强强对抗的稳定对称关系,由于双方之间的力量差异较小,使双方的强势行为风格呈现出稳定性的特点。 当然存在另一类部分对称关系,正如美国与伊朗双方在核谈判中的存在的强强对称关系,由于核因素的存在,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的伊朗屡次表现出的强势行为风格使美国时常陷入尴尬的境地。但这种部分对称关系并不稳定,某种意义上可称作危险对称关系,伊朗不可能期望存在那种像俄美对抗式的对称关系,因为伊朗不具有保持长期强势风格的对抗资本,也就是说,伊朗的强势行为很快将会被纠正,一方面可能来自于国际舆论或国际制裁的压力,另一方面可能会引发类似于伊拉克的政权推翻。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危险对称关系。 部分对称关系是暂时的,或者通过军事威胁、国际舆论使一方屈服,或者导致双方对话的无限期搁置(往往以冷战形式表现出来),但通过无限制搁置的强强对话最终会被一种互补性关系所替代,因为在当前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中,想要让自身偏安一隅的理想不现实的。问题争端最终会重新摆上谈判桌。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对称关系的最终形态将会导向一种更加稳定的互补关系模式。 三、互补关系及其相互转化 国际政治中的互补关系是行为体双方所建构的常态和最终形式。“不对称性是相互依存政治的优秀”〔8〕。这种交际关系的存在以共同承认一方的主导地位或认可一方的主导行为为前提。也就是承认一方的领导权地位。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互补关系表现为霸权世界的存在,地区性互补关系则表现为一国与周边国家的不对称。纵观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互补关系在人类互动初期表现为征服与被征服,因为其共有知识是建立在一种敌对认知的基础之上的,一国实力的膨胀必然会将势力范围伸向周边国家,这种关系的最终结果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持续不断的动荡时期。而当人类历史进程过渡到一种“康德”式文明时,军事手段已被国际社会所摒弃,国家间对话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手段。 “等级制是最稳定的,也是最倾向于和平的体系”〔9〕,单极世界的出现反而会引领世界朝向一个更高效率的社会发展。成功的霸权领导,自身也依赖一定形式的非对称的合作。霸主扮演着一种独特的地位,为其伙伴提供领导,换取服从的回报。〔10〕霸主如果可以“自我克制”,并“运用其权力服务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在这种理想模式下,霸主的“权力便能以最有效的方式转变为影响力”〔11〕。正如美国所努力的那样,尽管某些行为会招致其他国家的不满和指责,但这却是未来和平的前提保障。究其不称职的原因,一方面世界无政府体系使国际社会并不能像国家机器一样正常的运转,由于缺失一种绝对权威的国际司法程序,美国维护世界秩序的行为往往表现为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另一方面欧盟、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等力量的崛起使得美国的权威主义往往陷入尴尬局面,当地区动荡出现时,当事国可能会有更多的选择性,不再看美国人的眼色,而是可能求助于临近的大国,若此时美国仍充当这一世界警察的角色,国际舆论反而会质疑美国的真实目的。但由于美国角色在避免世界规模的战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种制约作用,大多数国家还是默许了美国的这一光荣使命,但当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暴力工具的警察国家出现在对话平台上时,难免会出现这样一种行为惯性:特权意识和领导观念将会渗透到行为方式中使得一种与其他国家间的不对称关系无处不在。美国得益于其“较多方面的权力资源“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但“当今的世界秩序并不是美利坚帝国的时代” 〔12〕。 同时一种基于互补关系上的国家对话往往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高效率,往往能够很快地达成某种一致,不管弱势一方表现为主动或被动接受,世界政治将会向一种秩序化机制发展。因为“秩序产生于一个支配性大国将它的偏好强加给其他国家的能力” 〔13〕。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占有支配地位的大国以及它的受益国“不愿意让渡给新兴国家更多的东西”,同时“新兴国家从现状中可以得到的好处较为有限”〔14〕。 因此,当出现双方行为力量的对比与行为方式不相称时,往往伴随着战争来加速权力转移进程。通过战争来进行角色关系转换往往是收效最快的。当然军事手段存在一种高风险性,如果失败,双方之间的权力地位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甚至有灭亡的危险。 但军事手段并不是可以逆转角色的唯一方式。是否会出现一种缓慢的转换模式,它通过时间与历史的检验而产生关系互换呢?即一种和平崛起的范例。 这种和平渐进式的逆转的模式在历史进程中往往比较困难,较弱方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去完成自身的改变,期间可能是一种韬光养晦的过程,单以战后时期来看,从经济腾飞后的日本,到实现统一后的德国,共同经历过战败国的弱势地位,但它们之所以能够获得国际上的话语权,除了背后分别拥有美国和欧盟的支持外,更多的是自身行为因素的增长(经济实力、政治地位等)。 四、理想的合作范式:基于中和行为的对称关系 基于双边关系之上的国家之间的交流是国际关系中最基础、也是最常见的交际模式。当第三方或其他多个行为体出现在这一双边模式里时,传统的沟通模式将会变得复杂,因为各方利益都需要平衡,想要在此进程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将会变得异常艰难。若希望将这种复杂的沟通模式顺利进行下去,其一必须明确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在明确框架范围内进行对话,其二必须建立一种良性对称关系,需要强势一方做出某些妥协让步以缩小各方之间的差异性。一些行为者之间紧密的互动有助于替代或者补充一个霸主的行动。随着霸权的衰落,一个缓慢的从霸权合作到霸权后合作的转化就可能发生。〔15〕 通过欧洲一体化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理想的合作范式:经济腾飞后的德国亟需一个强大欧洲的支持,原本主权受限的德国通过一种主权捆绑的形式―煤钢领域―获得了与邻国相同的地位,而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法国也试图弥补与德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因此存在一种相互依赖的合作去弥补双方的短板。像德法之间的中和行为出现的前提条件是双方存在共同利益。我们习惯性地将共同利益局限为一种狭义且工具主义色彩的行为影响因素,类似双方之间的合作无非存在于经济利益或军事安全领域那样,而忽视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共同利益―和平。就此抱有乐观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会认为,以经济合作为纽带的世界各国将会将战争遏制在共同利益的摇篮中,但这种论调很快招致现实主义的批评。由于未来战争的不确定性及其毁灭性后果使和平主义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堪忧。是否存在一种完美的互动关系可以将双方固定在一种和平的机制框架之中?笔者认为,要构建一种这种理想的对称模型,需要达到如下的条件: 最重要的是要存在一种普世原则的共同利益,因为利益会决定行为体的行动方式。行为体通过各自的中和行为缩小各自的差异,原本双方的互补关系将逐渐向中间靠拢,形成各自克制的对称关系。“减少国家之间的不同会加大它们利益的趋同”,从而产生一种“集体身份”〔16〕。而这种集体身份正是理想中的国家合作模式。 追溯到问题的根本就是一种这样的建构主义逻辑:行为与观念的相互建构。缩小各国之间的差异以形成一种趋于理想的对称关系(集体身份)。使我们对这种理想关系抱有乐观态度的原因在于,“对安全和利益的理解”更加趋于理性化,从而“使得因为这些因素而爆发的战争至少在大国之间越来越少”〔17〕。观念层面上会形成这样的共有知识:和平与发展是当下时代的主题。而这种观念影响下的利益表现为双方之间基于共同发展与安全上的交流与合作,当这种观念进一步深化时,对世界和平负责的态度将成为各国对话的前提与基础。在这种理想观念作用下强势行为方式更多的是自我约束,而对方则会表现出更多的理解。我们无法确信这样的理想模式会在多久后出现,但从一种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景上升到各个国家行为体的共有观念,需要的更多是时间与谅解。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现状 本文简单地谈一谈当前国际关系的现状,主要涉及学科方向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希望可以从中发现机会,找到落脚点. 第一个现状是出现了三个同潮,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战略层面都存在这个问题。第一是权力政治回潮,这在美国表现得十分明显,尤其是在美国战略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却引起了很大反响。文章称,“过去的坏日子回来了(The bad old days are back)”,亦即以往的权力政治时代又回来了,所以美国需要以权力政治对抗权力政治。冷战之后,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在美国迅速崛起,这也表现了当时美国的一种乐观情绪,但是现在美国确实感到很多事情并不是靠其想象和能力就可以做成。我参加过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与会者中有两位知名现实主义学者,一位是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另一位就是斯蒂芬-沃尔特。他们提出两个现实主义标志性观点,第一个观点是何必把关注重点放在恐怖主义问题上面?伊斯兰国再可怕,至多杀数百个人,国家才是国际体系的主导行为体,崛起大国才是美国需要关注的重中之重。所以,美国仍需把战略重点放在崛起大国上面。第二个观点是美国仍要依靠实力主导世界。我作了一个发言,发言结束之后,米尔斯海默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中国)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美国)来管理世界呢(Let us run theworld)?集中精力对付崛起大国是现实主义的根本战略取向。权力政治回潮确实十分明显,去年我梳理了一些美国关于对华关系的研究文献,其中大多数都强调应当对中国强硬,并且这种强硬不是制度或理念上的强硬,而是实力上的强硬 第二是国家中心论回潮。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消解,国家中心论有些弱化,至少不像原来那样明显,当时很多声音是强调全球治理、国际制度、国际社会、公民社会等等,但现在国家中心论观点再度出现,认为唯有国家方能真正把握和运用实力,唯有军事实力才有最终发言权。在俄罗斯、乌克兰等问题上尤为明显。领土主权问题格外突出,形成的热点难以降温,引发的矛盾难以消解。 因此,“国家”重又占据了国际关系很多战略和理论的优秀位置,成为国际关系话语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关键词。 第三是民族主义回潮。就其实质而言,这与国家中心论相关联。涉及到民族主义的一些言论和行动,都明显地表现出来。且不仅表现在原来民族主义较为有基础的地方,例如亚洲等,在其他地区,如欧盟一些国家,都表现出民族主义情绪。不仅仅是在类似于希腊这样的欧盟边缘国家,也包括在一些欧盟优秀国家。国家性民族主义突出,认为国家自身利益至高无上,没有必要去帮助别的国家、别的民族,也没有必要去管别人的事情。总体而言,这三种回潮势头还是比较强劲的。 造成这几种回潮出现的原因大致有三个。第一个原因是大国战略博弈的加剧。中国迅速崛起,美国高度防范,凸现了大国博弈问题。尤其是中美战略互疑,很多事情都会引起猜忌。例如说在太平洋容得下中国和美国,这本来是说想与美国谈合作,但美国则认为这是要同它分权。我接触一些美国人,他们对这些问题疑虑很大,其中包括美国的官学两界,也包括原来对中国较为理性的一些专家学者。除此之外,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在格鲁吉亚问题上,还是在乌克兰问题上,进行的都是代表国家意志的实力对抗型博弈,这是出现回潮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全球治理成效甚微。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问题不断涌现,全球治理本应是一个可供大国合作的巨大平台,但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在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WTO谈判十分艰难,各国受阻后纷纷转向小多边和双边,创建地区、周边、双边自由贸易区(FTA)。这些无不表明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制度建设在全球层面上严重受挫。在其他领域,如美国着力最大的反恐领域,也是“越反越恐”,现在出现了伊斯兰国,比“基地”组织更为可怕。我曾在会议上遇到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记者,她采访了不少伊斯兰国高层领导人。这些人就是要采取最极端的手段,最残忍的手段,挑战当前以美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他们针对的并非某一个人、几个人或者某几个政权。这个记者也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西方需不需要反思?还有,这些恐怖组织以前主要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现在已延伸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许多国家,成为国际秩序中高危因素。第三个原因是国际合作出现新的阻力,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受到质疑。冷战结束伊始,新自由主义在战略政策领域强劲崛起,与现实主义形成针锋相对的理论流派。新自由制度主义主张以多边国际制度促成国际合作,认为战后由美国建立的一套制度能够有效维持国际秩序,可以容纳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当时桑顿(Thornton)的一篇文章刊登在《外交事务》杂志,其观点即为美国所建立的制度具有强大的同化功能,中国完全可以被纳入其中。当时这种乐观的情绪弥漫在整个美国的政界和学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以国际制度协调国家之间的行动,从而促成国际合作。然而,三十年过去了,人们发现事情并非完全如此,国际合作仍然举步维艰,所以人们开始质疑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效度。可以说,以上三个原因直接导致了现实主义回潮。 第二个现状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个重要进展,即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兴起。起始点应是2005年巴里.布赞(BarryBuzan)和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联合发起了“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Why is there no non-westem IR theory)”这一研究项目。该项目原本希望研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非西方地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现状与前景,首先在亚洲找了一些国家,其中有中日韩,还包括东盟的几个大国。项目于2007年完成亚洲部分,但结项的时候,发现东盟几个成员国,包括印尼,几乎都没有完成。东盟国家除新加坡外,其余各国多是研讨政策,很少做理论。涉及理论问题,也多是使用西方现有的理论。项目的最终成果发表在《亚太国际关系》杂志(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上,共计六篇论文,其作者除阿查亚和布赞外,还有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学者。我参与这一项目有两个很深的印象。一是大家形成了两个共识:第一,世界是多元的,文化是多元的,理论也应该是多元的;第二,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原因是西方话语主导造成的。这一项目的成果后来集结成书,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引起很大争议。对这一项目提出的问题,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界都需要作出回应。2015年,阿查亚担任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简称ISA)主席。阿查亚原籍印度,所受的教育来自西方,曾在新加坡、英国、美国等多间大学任教。就阿查亚本人的学术成就而言,主要是在建构主义规范议程内从事东盟研究,他曾经提出过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际规范在东盟可被接受,有些则不被接受。他的代表性论文是“谁的理念更为重要?(Whose Ideas Matter?)”。他发现,当国际层面上的规范性理念与东盟地区自身的理念相吻合时才会被接受,如若不吻合,东盟会先接受地区的规范性理念。阿查亚使用了两个规范的例子,一个是共同安全,一个是人道主义干预。共同安全与东盟的规范相吻合,东盟很容易就接受了。人道主义干预规范与东盟白身规范不能很好地吻合,东盟就难以接受。阿查亚主张国际关系理论多元化,担任ISA主席时发表了一个主席讲话――“全球国际关系学和世界中的区域(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该文提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议程包含六项内容:(1)国际关系理论应表现为具有普适性的多样性(universal diversity);(2)世界史不是西方史,而是包含多个地区历史;(3)国际关系话语同样是多元的;(4)地区和本土产生的理论要有普适性,不能完全拘泥于本土或区域;(5)不能奉行例外主义,不能奉行美国例外主义或中国例外主义;(6)所有的体系,无论是话语体系抑或理论体系、社会体系,一旦封闭必然停滞,体系必须开放。ISA会刊ISR (lntemational Studies Review)杂志近期会出版专刊,发表一组文章,主要围绕全球国际关系学展开辩论,卡赞斯坦、米尔斯海默、布赞等重要学者参与讨论。这一组文章发出之后,估计在国际学界会再度引发较大的争议。目前是国际关系发展十分关键的时期,对我们也是很好的机会。当然,根本而言,还是我们是否能够生产出真正优秀的研究成果。非西方学界不仅仅要提供成熟的观点,还要提出优秀概念、进行理论建构、完善理论体系。 第三个现状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关注以实践本体为优秀的理论研究。所有的知识都基于共同体的实践。如女性可以形成实践共同体,具有自己独特的实践经历,其感受、思维方式、对问题的建构与男性不同,因此会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观点。非西方文化也是如此。学术本来就是越争论越有趣,有人指出,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自建构主义之后便没有提出十分重要的理论,大家整天就围着三大理论转。当然,要看到还是有新的思想出来。2011年,以学理研究为重点的剑桥国际关系研究系列(Cambridg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推出了加拿大学者阿德勒(Emanuel Adler)和普利奥特(Vincent Pouliot)主编的《国际实践》(International Practices)这本论文集,剑桥大学出版社这一系列以专著为主,很少出论文集。文集的出版一方面说明,注重实践本体的研究可能成为重要的研究议程,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近年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元理论构建上没有重大突破,还没有形成足以与三大理论抗衡的理论。我觉得这种状况的出现尤其为非西方学者都提供了机遇,也为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带来机遇。首先是非西方确实在崛起,不仅是物质上、经济上在崛起,文化上也在发展。印度或中国等大国的崛起,一定会给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一些不同于西方的实践和理念,而非仅仅在威斯特伐利亚经验和实践基础上思考问题。其次是西方学者也发现,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非西方国家崛起,很多问题再以西方理论进行解释,就会出现理论和现实不相吻合的状况。阿查亚对东盟规范的研究就发现“国际组织传授、发展中国家接受”这一主流建构主义规范传播模式存在问题,在东盟就出现了另外的规范传播方式。再如,均势依然是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优秀概念,认为均势可以维持和平的思想也很普遍。这一概念的经验依据是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但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普遍话语。然而研究威斯特伐利亚之外的国际体系,例如东亚国际体系,就会发现这种均势并不存在。那么,为什么东亚体系在1300-1900年间没有均势的条件下存在相对稳定的和平?再次,整个世界学界的多元意识加强,西方学界内部的多元化趋势更为明显。比如,女性主义在西方已经是非常重要的理论。试想,胡传荣、李英桃老师致力于女性主义研究,如果中国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加人世界女性主义的研究,参与学术辩论,提出新颖观点,一定会产生重要意义。这就是我谈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它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启发。有人做战略研究,有人做政策研究,这在任何国家都是最多的。但也必须有一部分人从事理论研究,否则中国会在全球国际关系理论话语领域缺位,对中国和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都是一种损失。现在的一个基本状态是西方学者出理论、出思想,非西方学者出数据,出案例。需要改变此种状态。所以必须要出新东西,但这并不是说新东西就绝对反对旧东西,学习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当谈一点的就是期刊。中国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但存在语言障碍,国际上被很多人看不懂中文。莫言的小说为什么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首先是他自己写得好,这是根本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作品的成功传播。张艺谋将作品改编为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有人将其作品译为英文,而且翻译得非常好,也加强了莫言小说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没有这两点是不行的。现在国际研究协会希望着手推动三件事情,第一个专门组织、发现真正高质量的非西方学界的英文文章,很多很好的思想不能被共同分享是遗憾的事情;第二个就是需要非西方学者进入西方一流刊物内开展真正意义上的辩论;第三个是收入优秀的非西方学者的非英文文章并翻译为英文发表。这些对我们而言都是启发。当然这些事情能推到哪一步,有多大的投入都是问题。对我们中国期刊国际化而言,大前提仍然是我们要把自己的功课做好,发表高质量的学术文章,否则,就难以构建全球层面上平等学理对话的平台。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学中科学哲学的应用及前景 摘要:近年来有关科学哲学的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它兴起的原因大体是由于知识的高度浓缩性以及其所特有的反思与批判精神。同时,也因为科学哲学在方法论的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故而,科学哲学的发展对推动国际关系学科的进步有着很大的作用。本文从科学哲学的视角入手,着重探究它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应用过程,对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来说,科学哲学对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和引领作用,科学哲学能够利用方法论的独特优势对国际关系学进行指导,从中窥测出新的知识点和创新性的理论建设,从而使关系学的建设趋于完善。同时,将科学哲学运用于国际关系学科当中,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提高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故而,科学哲学的发展和进步,也更应该受到学界的探究与关注。 关键词:科学哲学;国际关系学;应用与发展 一、引言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如何在发展的同时与其他交融学科共同获得进步,是学术开放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学科之间能够得到发展,其本质是因为学科间的互溶性。即学科的对话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共同进步。对于科学的发展历程而言,学科间互融的部分往往是新兴理论所成长和发展的沃土。而新兴学科如何能够获得新发展呢?去旧存新、兼容并蓄的“拿来主义”无疑是一种有效方法。[1]对于国际关系学来讲,它能快速地发展并在近年内于学术交流平台上获得重要地位,与它擅长与诸学科间进行互相借鉴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对历史学、传统政治学甚至经济学、物理学的充分借鉴,国际关系学才能得到快速的发展。 而目前,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它的理论性研究却也进入了新的瓶颈阶段,自国际关系学中最重要的建构主义被提出后,令人遗憾的是本该在此基础上蓬勃发展的国际关系学却再未提出任何新的创新性理论。而理论研究的缺乏也使得国际关系学被迫进入了蛰伏期。故而,针对国际关系学的瓶颈现象,如何进一步强化国际学的发展就成为了其中的关键。故而,学界现在也开始就理论层次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新的反思。例如:何为国际关系学?它的影响是什么?又该如何在研究中体现出国际关系学的科学性?等等。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其实就是国际关系学获得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基础。 在知识的发展过程中,科学认识是以哲学为研究的一种群体,它着重探究了科学理论发展的合理之处,通过探求科学发展的合理方法,从而解决科学和非科学之间的界限。同时,正是由于科学哲学与当前国际间所可能面对的各种问题具有一致性,所以近年来许多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也开始重视科学哲学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研究科学哲学与国际关系学间内在的联系。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要探讨科学哲学对国际关系学的重要意义,那么应该从三个方面着手展开:首先是要理清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过程中究竟占据着一个怎样的位置,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条目比较有利于梳理科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内在进程。其次,要理清科学哲学对国际关系学在发展中所可以起到的作用。科学哲学是一门能够为国际关系学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建设性思想的学科,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认识到科学哲学对国际关系学的作用,理顺作用并加以利用,对我们而言,还是有着很长的路要走。最后,要弄清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是否适用,并不是所有跨学科间的联系都会对本学科发展起到全然积极的影响,弄懂科学哲学的适用范畴,也有利于国际关系学的进一步强化和发展。 二、 科学哲学的应用 所谓科学哲学,其最早被古希腊人所提出,经过长期的演变过程从而形成了今天的模样。对于科学哲学而言,它着重于强调知识的起源作用,对知识的合理性与客观性进行评判,同时,对知识的局限、作用等诸多方面也做出相应的评价。但随着社会的进展,科学哲学的应用范畴也开始越来越广泛,故而,随着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哲学已不仅仅作为一种单纯的研究知识起源的存在,反之,它成为了一种哲学研究的新的中心问题,并且开始对其他学科的发展起到一个引领性的,新型方法论的指导。 通过科学知识来对认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过程,这种行为很早就已经有哲学家提出并进行阐释,著名哲学家培根、笛卡尔和康德等人都曾从科学知识的角度入手,从而研究认知论可行性的问题。[2]也正是经过漫长的科学哲学思想的发展,科学哲学也开始慢慢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可以单独作为研究的新型学科。到了19世纪的中期,科学哲学进入了研究的顶峰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独具慧识且富有影响力的著作纷纷涌现,科学哲学的探究也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激烈讨论时期。也正是由于科学哲学在19世纪的蓬勃发展,在现代社会,科学哲学也已经成为了一门具有自己的独特影响力的学科,它的发展对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学科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由于它独特的方法论的体现,对其他学科发展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地体现了出来。 对于科学哲学而言,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研究知识的形成架构,从而进一步解析知识的起源和合理的发展过程,因为它能够对其他学科提出方法论的指导,所以,科学哲学在学科构建发展的过程中,主导性的作用是我们无法否认的。同时,伴随着社会科学进一步的发展诉求,科学哲学的作用也引起了广泛的重视,至现在已经衍生成了社会科学的分支。 经济学在科学的发展中素来有着“硬科学”的美誉,它对科学哲学的重视起步很早,也正是由于科学哲学对它发挥出的许多作用,才进一步导致了经济学在自身学科领域的飞速发展和进步。 在这些例子的基础上,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新出现不久的学科,就更应该加大对科学哲学的借鉴和利用,从而促进自身的发展。而事实上,由于科学哲学的介入,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也确实出现了新的活力。以著名国际关系学家沃尔兹为例,他能够在国际关系学方面取得长足进展,构架出现实主义的大体架构,就与他对科学哲学的重视是分不开的。[3]正是由于他对科学哲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才最终在此基础上将科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融合,得出了新的建设性理论。沃尔兹强调:无论是构建主义还是其他理论,都需要从科学哲学中吸收养分,从而才能得到发展和进步。同时他还认为:由于理论是由科学哲学创造性构建而成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深入研究科学哲学,从而抓住科学哲学的基本理论特征,那么就无法形成高度的理论性的意识,从而使研究获得新的发展路径。 通过沃尔兹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哲学在促进国际关系学发展的过程中其所起到的作用实在是无比巨大。对于研究者而言,在学科发展的初期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将学科任务形成一个完整的架构,这一过程是无比关键的,因为它的创造力决定了今后的研究思想是否会被局限,又将走向何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学科初期,由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还有着许多不完善,所以科学哲学的作用得不到很大的体现。但到了后来,科学哲学却开始崭露头角。总体来说,它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地位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即逻辑实证主义开始阶段,该阶段处在国际关系学发展初期,主要即是为国际关系学得到证明,在这一阶段,逻辑实证主义发挥的作用巨大,而科学哲学也是由此进入了大家的视野。第二阶段则是多元竞争的时代,从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关系学开始出现竞争态势,在这场竞争中,其主要焦点就是国际关系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许多学者认为,由于国际关系学并没有脱离人文学科的基本属性,故而并不应当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而此时,科学革命和常规科学这几个关键词,却为国际关系学的独立发展提供了辩护的关键词,也正是由于科学革命的进行,国际关系学才慢慢脱离了人文社会科学范畴的掌控,慢慢演化成了一门独立的新型学科。最后,是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则是方法论间的争端,在国际关系学的体系已初步完善后,科学实在论和后实证主义的差别引起了方法论之间的主要争端,对于此时的国际关系学而言,如何定义它的深度已经成为了此时争论的重点。[4]至此,也由于有关国际关系学方法论的问题开始出现,科学哲学正式作为一种要素进入了国际关系学之中,由此衍生了国际关系学方法论争论的问题。 三、 科学哲学的应用前景 了解了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发展历程,在现阶段,我们首先应该确定的是;如何才能保证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的重要作用得以发挥。想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那么我们必须从国际关系学的方法论入手,在认识论层面来解答科学哲学的作用。[5]因为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间互为前提关系,所以如果想要考证出科学哲学对社会科学的关系,就必须清晰地界定出科学哲学的适用性。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研究的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事实,自然科学以自然事实为基准,而社会科学则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又由于社会事实是以人为行为对象进而所实践得出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颇为主观的一面。 而针对社会事实与自然事实之间的界定,学界对社会科学的定义也开始逐渐分为两派,一派以诠释学派的思想为主,其中尤以狄尔泰为之中的代表者,而另一派则代表了实证主义的思路,他们以涂尔干为代表,认为社会事实虽然具备着主观性,但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社会的既定发展过程却是自主存在并且不以人类的改变为转移的,故而,我们完全可以抛却认为社会事实主观性妨碍学界进行研究的观念,或者说,即便它具有主观性,但是这一主观性却并没有妨碍到客观规律的发展,事物的因果关系仍然存在于社会的发展进程当中。 实证主义和诠释学派的区别在于:诠释学派认为社会事实具有极大的主观性,主体和客体间互相依存而存在,故而它认为应该坚持住社会事实发展的独特过程,不以其他的变化为转移;而实证主义则认为,社会科学虽然具有客观独立性,但它与自然科学间依然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故而,这一学派强调社会科学的中立价值,认为它的发展应该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一起进步、共同发展。 从社会科学出现到现在,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后,学术界对社会科学却始终都无法形成一个固定的理论,对于诠释学派中的支持者来讲,有许多科学家甚至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可以说永远也无法进化到后者的标准。著名哲学家内格尔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即便社会研究的方面也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善的研究体系,但是这些研究体系无论是在研究范围还是在研究对象上,与自然科学间依旧不具备相等的能力。 但实证主义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间存在着统一的特点,虽然他们在研究范围、对象、价值取向等诸多方面都有着非常大的不同,但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规则却仍然不失有着一致性,所以,自然现象也好,社会现象也罢,两者之间固有的因果联系都是无法革除的。 也正是在实证主义的保持和发展下,结构现实主义的科学正确性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实证主义的分析首先进入的是经济领域,也正是因为这些思想的进入,经济领域也涌现了很多有建设性的研究成果,同时,经济上的成果也从另一角度上带动了政治的发展,使得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新的气象。这也使得新生的国际关系学的地位得到了稳固的发展,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甚至开始借鉴自然科学领域的科研成果,从而,国际关系学的进程迅速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成果。 故而,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社会科学的特性其实并不会影响科学哲学方面的发展,而对于科学哲学而言,因为它的新型指导方法论的出现,它在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具备着相当良好的前景。可以说,目前的学界已经基本认可了科学哲学的方法论研究过程和它对其他学科的指导作用,在学界开始纷纷将科学哲学的引领性效果付诸实践的今天,科学哲学作用的进一步发展似乎已为时不远。 但是,科学哲学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它在应用中已经实现了零问题的共识。事实上,有关科学哲学的争议一直存在,争议的焦点也在于:对科学理论的归纳整理究竟应该走向何方。科学理论事实上是一种系统化理论的集合体,也只有对研究领域等诸方面进行适时的转向,使得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结果、评价标准等都得到了清晰的界定,才能真正地梳理出国际关系史发展的来源和转变。对于现在的阶段而言,科学研究的纲领性条目虽然算不得完全完善,但是它在学科发展史上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是其中却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现阶段,因为学科发展史存在着不同阶段的差异,科学哲学的研究纲领不可能在每一个阶段都有着适用于社会发展的因素,面对发展的差异性,我们应当怎样处理科学哲学作用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关系?同时,于国际关系学发展的评估过程而言,它的理论评估标准又应当作何解释?关于这几点疑问,学界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能得出一个合理的解答,但对于国际关系学史的发展而言,只有当学界能够充分解答出这几点疑问的时候,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才能真正做到更上一层楼,同时,也只有理顺了科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中的联系因果,才能真正发挥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的重要作用。 四、总结 综上所述:科学哲学起到了一个为国际关系学提供新的方法论的作用,而加强科学哲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加强,使得高品质理论建设进一步得到构建,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因为科学哲学来自于自然科学,所以科学和非科学之间的界限更加可以得到区分,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加入科学哲学的元素,形成一种充足的完整的借鉴,也有利于增加科学的解释,使国际关系学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论基础,从而加强国际关系学的进一步发展。对国际关系学而言,科学哲学在它的研究过程中有着极为宽广的研究前景,而科学哲学的发展,也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研究年度关注 2015年,中国在外交舞台上异常活跃,在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方面都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和深远意义的中国方案、中国倡议。这一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向全世界发出和平和正义之声,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国家主席阐明中国对于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宣布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加入联合国维和待命机制并组建8000人维和部队,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债务,在气候合作方面,中国不仅向世界表明了气候治理的主张,还宣布建立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 这一年中国倡导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是全球首个发展中国家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中国成功实现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成为首个纳入SDR的新兴市场货币。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在世界经济总体形势不景气的大势下,作为促进各国经济合作的推动者,全球和谐均衡发展的践行者,彰显大国风范,履行大国责任。 这一年中国外交异彩纷呈。在“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重点、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舞台”的外交战略指引下,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分别进行了一系列历史性的国事访问。2015年是中欧建交40周年,主席成功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中英决定共同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默克尔访华落实《中德合作行动纲要》,推进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政府发表第二份非洲政策文件,进一步明确发展对非友好合作关系的坚定决心和良好意愿。访美,同奥巴马会谈,并确认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外交推进奋发有为,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国际形势波诡云谲,世界主要大国关系复杂微妙,美俄关系波澜起伏、日本外交矛盾尴尬、中美合作中有抗衡,各国利益诉求复杂、交融,国际安全形势危机重重,地区形势不确定性增加。如何看待2015年国际关系领域的总体形势?中国在国际关系领域有何作为,有何挑战?全球治理有何成效,未来趋势如何?我们邀请了国内国际关系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来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敬请关注。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回顾2015,中国外交在理念上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内涵,在实践上彰显了打造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在形式上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世界格局演变带来积极推动力,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稳定动力,展现了一个勇于担当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何茂春 郑维伟 在中国综合国力蒸蒸而上、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国大国地位的提升,中国国际作用和话语权扩大,国际影响力提高,中国的国关学人一定能够借助中国的外交思想,结合中国的外交实践,提炼中国的外交经验,总结中国的外交成就,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与独特视角,把国际关系的普遍理论与中国的具体经验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 ―李 兴 成志杰 在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不应该成为缺席者,而应该成为全球治理制度转型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改革者。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并非是为谋求世界霸权和国际领导地位,而是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代表发展中国家声音,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出中国倡议,贡献中国智慧,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是为整个世界作出较大贡献。 ―赵可金 和平崛起是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随着我国的和平崛起,民主、人权、法制等都能进一步完善。应当继续宣传中国是维持现状国家的理念。广交朋友,减少对华强硬政策的同情力量。应当大力加强中国的国防力量,遏制美国一些人军事冒险的冲动。可以多向外部世界宣传中国式的理想世界。 ―张芜 纵观近年来国际冲突的整体演变态势,越来越多的国际冲突现实表现出复合化的趋势,不仅涉及直接对抗的显性冲突,还涉及间接对抗的隐性冲突。对于复合型国际冲突特征下的国际安全形势演变,不单需要做出更加充分的分析、顾及更多的变量,还需要关注到复合型冲突影响下的国际关系变化对安全形势的影响。 ―沈海涛 李永强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对外发展战略中的关键战略,是中国从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的成长战略,是中国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的战略。所以,“一带一路”战略实践中,中国应该重点发挥倡导、组织、推动作用。关于当前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需要正确应对。 ―张历历 张宇炎 国际关系论文:基于政治模拟游戏的国际关系实验教学 摘 要:计算机模拟和角色扮演是国际关系实验教学通常采取的两种主要形式。而以地缘政治模拟为代表的严肃游戏及以此为基础的实验教学,则致力于打通上述模式之间的传统界限,创造一种人-机-人循环对话与互动的新方式。它在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推动理论知识运用,培育能力素质等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但同时也需要企业与高校更密切的合作以创造适用性更强的实验教学平台。 关键词:实验教学;国际关系;模拟游戏 实验法通常被认为是“硬科学”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但它在像国际关系这样的“软科学”领域同样占据了独特的位置。如果说国际关系研究由于更讲究科学性与真实性而使得学者们在使用实验法的问题上变得小心翼翼,那么国际关系教学反而会因为其更注重学生思维能力与实践素质的培养而促使教师们创造性地开发和运用实验教学的方法。 1 既有的国际关系实验教学 “模拟已经成为许多国际关系课堂普遍使用的工具”。研究者认为,此类模拟的价值在于使学生能够更深入地洞察政治进程,更有意且更积极地参与学习,获得更长久的信息,掌握批判性思考和分析的技巧,同时改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其中,角色扮演式的模拟赋予了学生充分的自主权,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其主观能动性,从而有助于全方位地体现学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分析能力和实践技能。但此种形式对国际关系现实的还原在硬件和软件上都存在诸多的限制,尤其是对海量数据的搜集、逼真情景的展现、以及模拟进程中排除人为干扰的变量介入与结果反馈。 就此而言,计算机模拟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另外一种解决方案。这种实验手段致力于将实验设计的各种内容、要素与环节通过相应的人工智能程序在计算机上体现出来。只要参与实验的学生输入相关的数据或信息,计算机就能根据已有的程序换算出相应的结果。与此同时,在网络化时代,计算机模拟还充分地利用了虚拟空间,为实验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渠道与平台。然而,此类模拟通常依赖专业人士或机构设计的软件程序,而这往往需要在资金和时间方面付出巨大成本。不仅如此,纯粹的计算机模拟还容易使学生陷入简单的人机对话,进而有损于实验教学对学生思维能力之外的其他综合素质进行全方位培养的初衷。 2 国际政治模拟游戏 谈到游戏,一般人首先会联想到娱乐,甚至将二者等同对待。然而,这种观念存在着对游戏一词乃至整个游戏行业发展演变的片面理解。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严肃游戏”(seriousgames)就已经问世,并在其后的时间里被广泛应用于军事、医学、工业、教育、科研、培训等诸多领域。与传统游戏不同,严肃游戏是“不以娱乐为主要目的的游戏”。它旨在利用游戏的技术手段、展现形式和娱乐体验对现实事件及其过程展开模拟,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对游戏参与者的知识、技能、素质进行培训和提升。严肃游戏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有助于实现人机对话和人与人之间经由虚拟网络的交流,而且它还有效地解决了学生参与实验教学的兴趣问题。游戏的介入使得实验教学与课堂教学的区别更加明显,增加了实验课程对学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反过来也使得实验教学的价值变得更加独特。 成立于2004年的法国埃韦森公司(Eversim),其主要业务就是开发设计模拟类、战略类、以及角色扮演类的网络游戏,公司产品则主要面向社会公众以及来自防务与安全部门的专家进行培训和学习。其中,地缘政治模拟系列游戏即是埃韦森公司成功开发的严肃游戏之一。 GPS3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游戏实现了对现实世界的全真模拟。游戏所提供选择的100多个国家和50多个国际组织,以及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和战略关系都是1:1还原;第二,游戏拥有强大的人工智能。玩家在游戏中针对特定问题所作出的任何决定都会得到系统程序的即时反馈。这些来自国内外不同个人和组织的意见或行动将会成为玩家进行下一步决策的重要信息源,而这些信息都将通过3D图像、声音和文字的形式加以展现,具有优质的视听效果和现场体验感。 3 国际关系实验教学模式探索 第一,概念界定。本文所探讨的是狭义上的实验教学,即仅在专业实验室内进行的教学实践活动。笔者认为,实验教学与课堂教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相辅相成。课堂教学是基础,是对学生进行专业知识讲授,专业思维训练,专业能力培养的基础途径。实验教学是拓展,是对学生专业知识、思维和能力展开运用,从而进行检验、评估,进而对课堂教学进行改进的方式与手段。实验教学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是从书本走向实践,从受众迈向主导,从专业能力向综合素质转化的重要步骤。 第二,教学目标。国际关系实验教学的目标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巩固学生专业素养,培养既懂理论,又识实务,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善于用理论指导实践的外交外事高端人才;二是打造学生综合素质,突出个体能力(搜集、分析、运用、评估)和团队意识(协作、领导、应变)相结合的高素质涉外人才。 第三,参与对象。国际关系实验教学的对象为外交学与国际政治专业大二到大三的学生。这些学生已经学习了《国际政治概论》、《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热点问题研究》、《大国关系研究》等专业课程,并初步形成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意识与能力,这就有利于检验课堂教学的效果,也有助于进一步改进剩余的课堂教学质量。 第四,实验教学过程。在实验前阶段,指导教师负责联系实验场地,介绍实验软件,设定实验议题,讲解实验规则。而学生的主要任务则是,回顾背景知识,熟悉游戏规则,进行团队组建。指导教师将提前两周向外交外事实验中心申请使用专业实验室,并在该实验室内向学生讲解GPS3的操作程序与方法。事后,指导教师会就实验议题、游戏规则、评判标准进行说明。学生则按要求组队展开实验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在实验正式开始后,各实验小组随即进入游戏展开模拟。每一小组由三人组成,分别扮演决策者、信息员、协调员的角色。 第五,教学评估。国际关系实验教学的评估方式应突出创新性、针对性与实用性。整个评估包括三大部分:一是学生参与游戏模拟的结果占总成绩的30%;二是学生就游戏过程中运用理论及战略策略的陈述占35%;三是学生课后提交的涉及实验过程和学习收获的报告占40%。 结束语 自2013年地缘政治模拟游戏第3版发行以来,笔者已经借此开展了一年多的实验教学探索。总的来看,这种基于模拟游戏的实验教学的确让学生耳目一新,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寓教于乐的目的。然而,游戏本身对实验室硬件环境和软件配置的高要求则是对更多高校采取此种实验教学模式的首要挑战。此外,游戏设计者毕竟不是专业的教学工作者,GPS3的模拟功能尚有一些不太符合现实教学的地方。如果未来校企之间可以进行更好地协同合作,那么升级后的GPS游戏或者其他更多的模拟游戏将为国际关系实验教学提供更优质的平台。而这对双方来讲都将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作者简介:朱天祥(1981,11-),男,汉,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从事外交学与国际政治专业教学科研。 国际关系论文:从国际关系视角看日本明治政府的对外政策 [摘 要]俄国的南下和英美的北上分别诱发了日本的“北进”和“南进”政策,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又在无形中催化了日本的侵略野心。通过巧妙利用欧美列强之间的对立,并和其中一方交好,日本明治政府才接连实现了出兵台湾、挑衅朝鲜、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一系列侵略战争。 [关键词]北进;南进;国际关系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近代化道路,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亚洲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然而,在明治新政府成立后不久的1868年12月14日,政府首脑之一的木户孝允即怂恿公卿岩仓具视说“征韩乃当务之急”。从此,日本开始了出兵台湾、挑衅朝鲜、吞并琉球、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武装突进过程。由此可见,明治政府从其成立伊始就极具侵略性。日本加入世界强权政治体系,“其殖民侵略不仅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而且极大地玷污和扭曲了日本人的伦理意识[1]222”。剖析日本在明治时期得以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东亚历史问题。日本学者井上清认为:“日本的国际政治归结于它与中华民族、中国政府以及西方列强在有关中国问题上的关系[2]322”。所以本文拟从国际关系视角考察日本明治政府的对外政策。 一、俄国的南下与英国的北上 经过沙皇彼得一世的大力改革,俄国国力日益增强,进入18世纪以后便开始觊觎东方领土。1771年,俄国船只漂流到阿波(今日本德岛县)。1778年,俄国商人从国后岛登陆,向松前藩提出通商请求。1792年,俄国遣日使节拉克斯曼带着日本漂流民进入根室港,正式要求通商往来。1804年,列扎诺夫作为遣日全权使节携带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亲笔信进入长崎港。由于德川幕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通商交涉终因日方的拒绝而以失败告终。为了报复日本,俄国人在1806到1807年间袭击位于桦太和择捉岛的日本人村庄与官府。在其后的数年之内,日俄两国在北方地区陷入了紧张对峙的局面。 无独有偶,1808年发生了英国军舰费顿号侵入长崎港并强行要求提供粮食和淡水的事件。1824年又发生了两艘英国捕鲸船来到水户藩所领的大津滨要求燃料和淡水的事件。俄国的南下与英国的北上所引发的危机意识使德川幕府终于在1825年颁布了《异国船驱逐令》。不仅如此,俄国和英国的到来还深深地影响着日本对外政策的走向。戴季陶先生曾说:“从大陆来的俄国,引起日本的北进,而从海上来的英美诸国,便引起日本的南进。即‘大陆进取政策’和‘海洋进取政策’[3]97”。 二、美国的亚洲战略与日本的开国 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就已经是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棉制品工业国,为了在与英国争夺中国市场上获得有利地位,美国产业资本家们急于开拓横跨美国西海岸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太平洋航道。通过美墨战争(1846年―1848年),美国从墨西哥手里夺取了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紧接着,由于在日本勘测到煤炭资源,美国开始把目光移向日本。为了让装载棉制品的汽船在日本获得燃料补给,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长官佩里于1853年7月率舰队驶入浦贺,要求日本开放港口。 幕府吏僚们吸取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教训,于1854年和美国和平签署《日美亲善条约》,避免了“战败条约中的割让领土和支付战争赔款等惩罚性条款[4]112”。而且该条约以开放下田和函馆两个港口,向美国船只提供燃料、淡水和食品为主要内容,大致符合美国的亚洲战略。四年后的1858年,美国与清政府签订完《天津条约》之后,美国驻日公使哈里斯便诱使德川幕府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其中增加了自由贸易的规定。之后,荷兰、俄国、英国以及法国相继和日本缔结了包括关税自主权和领事裁判权在内的不平等条约。此乃《安政五国条约》。 三、攘夷之后的自我殖民地化 开国之初,大量外来商品的涌入使日本传统产业的经营步履维艰,而本国原材料的出口又使物价出现暴涨。“对黑船的恐惧和对物价暴涨的厌恶燃起了日本人的攘夷思想,并首次在他们心中根植下‘日本’这一相对于外国的国家观念[5]233”。幕府大老井伊直弼未经天皇许可就签署《安政五国条约》,这成为日本列岛“尊王攘夷”运动的导火索。1862年,萨摩藩主的父亲岛津久光从江户回藩途中经过横滨附近的生麦村时发生了“生麦事件”(1)。英国要求幕府和萨摩藩支付赔偿费并惩处凶手,可是攘夷氛围正盛的萨摩藩拒绝了英国的要求。以生麦事件为由,英国于翌年8月15日派舰队炮击鹿儿岛。以好战闻名日本的萨摩武士终因在萨英战争中领教了西方的强悍,故转而向英国求好。同年6月25日,作为攘夷中心地的长州藩炮击经过下关的美国商船。对此,英法荷美四国联合舰队于1864年9月5日攻击下关,并于翌日占领下关炮台。经历了马关战争的长州藩最后也走上了与英国交好的道路。 幕府对攘夷运动的镇压使攘夷者们逐渐从“尊王敬幕”转向“尊王讨幕”。通过与京都公卿的战略结盟,讨幕派终于用武力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对欧美列强采取屈从政策的同时,积极吸纳以《万国公法》为优秀的欧美外交模式,通过西化国内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生活习惯来改变国民的思想认识。此举被称作“自我殖民地化[6]7-8”。然而,“尊王论的结局却是权谋术数式的行为主义[7]385”。因为19世纪以来,欧美诸国加紧了对东亚地区的殖民步伐。英俄在亚洲地区的敌对与他们在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势力争夺息息相关,而且呈现出复杂化的局面。日本从明治初年开始即对俄国觊觎朝鲜心怀戒备,所以英日在对俄问题上有了利益的交集。为保持国际均势,英国希望日本充当他在东亚地区的“看门人”角色。 四、清政府对不平等条约的容忍 为打开中国的棉制品市场,英国以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为借口,于1840年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战胜国,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除了战争赔款、割让香港岛,英国还获得广州、上海等五处通商口岸。随着《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的到来,英国开始考虑续约问题,但均被清政府拒绝。以1856年的“亚罗号事件”为借口,英国勾结法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军队直逼北京。在英法联军的威压下,清政府被迫于1858年与俄美英法四国签订《天津条约》。在当时的清政府内部,主战派的呼声非常强大。但是,1861年咸丰帝去世,新帝同治的生母慈禧伙同皇弟恭亲王趁机发动宫廷政变,并杀害主战派。此后的清政府对不平等条约采取容忍的态度。 比起外来的侵略者,清朝的皇帝和高官们更担心来自内部人民的反抗。洋务运动的初衷乃是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引进英法等国的军事技术的。清政府被卷进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但是他们不能及时领会在近代国民国家语境下的欧美外交模式,因而缺乏国家平等的主权意识。小森阳一认为:“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者不乏其人,但是总体而言仅仅以爱国热情取性思考者居多,能够正确认识西方思想文化的正面价值、积极有效地投身于近代化文化生产的学者少[8]”。在丛林法则下,若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不仅会危及国家的安全问题,还可能诱发他国的攻击。清政府的弱体化在无形中膨化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五、在欧美列强支持下的侵略战争 中法战争(1883年―1885年)再次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1884年,乘清政府无暇顾及朝鲜之机,金玉均、朴泳孝等朝鲜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改革派在日本军方的支持下发动甲申政变,企图从闵妃一族和事大党手里夺取政权。然而,该政变最终因为清政府的介入而以失败告终。为了驱逐清国这一传统阻碍力量,日本于十年后挑起战争,即甲午海战。该战争是“日本在修改不平等条约时对英国作出让步以换取其支援而实行的侵略战争[2]”。在当时,俄国想以朝鲜为据点打开前往太平洋的通道。早在1891年,俄国就开始动工兴建西伯利亚铁路。该铁路的建成将大大增强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为了牵制俄国,英国需要拉拢日本,因此同意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 英、俄、法夺走的是中国的边境或离岛,而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分割走的不仅有台湾、澎湖列岛等离岛,还有与清政府的政治中心地近在咫尺的广袤的辽东半岛。俄国对辽东半岛垂涎已久,该地的割让触犯了他的利益,所以俄国伙同德法两国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给中国。英国因为担心日本一枝独大,对三国干涉还辽一事采取中立态度。日本迫于无奈,最终返还辽东半岛。日本从中国攫取的巨大利益极大地加剧了欧美列强在亚洲地区的势力争夺。此后,日、俄、法、德、英等国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分别以租借的形式割取中国的战略要地。 日本把台湾和辽东半岛分别作为其“南进”和“北进”政策的桥头堡。辽东半岛的返还暂缓了他“北进”的步伐,但是割取台湾之后,日本开始把目光瞄向太平洋。1897年美国吞并夏威夷的时候,日本以保护占该国人口三分之一的日本侨民为借口,向夏威夷派遣军舰“浪速”号。1898年美西战争之际,日本为了监视美军,以“观战”为名向菲律宾派遣军舰“秋津”号、“浪速”号、“松岛”号。日本的“南进”终因美国的强大军事后盾而受挫。 六、牺牲中朝利益的日俄战争 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借助日俄对立来防止任何一方独吞满洲,并以此牵制日本涉足菲律宾事务,因此他有意斡旋日俄讲和。在罗斯福的奔走之下,日俄讲和会议从1905年7月开始在美国朴茨茅斯召开,最后签订《朴茨茅斯和约》。该条约规定俄国承认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将俄国在旅顺、大连的租借权和中东铁路南满洲线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割让库页岛南半部及其附近岛屿给日本。这样,日本通过牺牲中朝两国的利益与俄国进行交易,完成了对朝鲜的占有和对满洲的瓜分。1909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车站被朝鲜爱国人士安重根暗杀。日本以此为借口,于翌年8月强行合并韩国,即日韩合并。 日本是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经济竞争力优势不明显。通过甲午、日俄战争垄断了朝鲜和满蒙市场,日本产业资本才获得迅猛发展。为保护日本的产业资本,日本军政在南满往往漠视《朴茨茅斯和约》中规定的“门户开放”和“利益均沾”原则。由于南满市场的封闭性,美国棉制品一直受到日本产品的打压。围绕满洲问题,日美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然而,日本在与俄国签订《日俄协约》的过程中竟然发现彼此在垄断满洲问题上存在共同的利益诉求,于是两国的关系日益密切。 结语 来自北方的俄国和来自南方的英美各自诱发了日本的“北进”和“南进”政策,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又在无形中催化了日本的侵略野心。通过巧妙利用欧美列强之间的对立,并和其中一方交好,日本明治政府才接连实现了出兵台湾、江华岛事件、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一系列侵略战争。台湾和朝鲜分别是日本“南进”和“北进”政策的桥头堡。由于英美的支持,“北进”过程中的独吞朝鲜、瓜分满洲均得以顺利进行。然而,由于“南进”牵扯到英美自身的利益,所以日本的厦门占领计划和反对美国合并夏威夷等行动都无功而返。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中的女性主义 一、社会性别概念 与生理意义上的男女之分不同,社会性别表明的是社会对人的性别身份的认定,这意味着一个生理上的男性或女性只有具备了社会所公认的男子气和女人味即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才能成为社会意义上的正常男人或合格女人。因此每个人自出生时起,就在家庭、学校等教化机构中受到社会依据其性别施以的不同规范,如男孩的名字多表现家长对其勇猛顽强、刚毅果敢的期望,女孩的名字则要求其温柔美丽、温顺贤淑;男孩的玩具多为交通工具和武器的模型,而女孩的玩具一般是洋娃娃、长毛绒小动物等。同时,社会也通过学校教育、职业分工、大众传媒等手段对每一个个体进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熏陶,例如小学课本中极少出现女性的形象,或即使出现,基本上也不是以职业妇女的身份,而多扮演着妈妈、奶奶等家庭生活的角色;中学老师通常鼓励男生报考理工科专业,而希望女生学习人文科学;富有挑战性、要求从业者具备创新精神的职位录用的往往是男性,女性则大多集中在为他人提供服务的岗位上,如担任秘书、护士、保育员、服务员等;广告中的男性主要是事业有成的社会精英,女性则多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等等,使人们于潜移默化之中接受了诸如此类的性别观念并加以内化而男女由此产生并表现出来的种种自觉不自觉的言行举止反过来又进一步作用于社会对两性的普遍认知,使社会性别规范不断得以再造和强化。 社会性别的概念负载了许多社会文化的理念,它的内涵远比生物性别的区分要复杂得多。“社会性别”概念主要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男人和妇女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而是在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并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第二,被划归男性和女性的性别特征和行为方式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第三,社会性别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现着男女两性的权力关系,即男子与妇女之间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二、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 权力、安全、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优秀概念。女性主义从社会性别视角审视传统的权力观、安全观、战争与和平观,揭露其隐含着的性别缺失和偏见,批判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仅以男性视角对世界的描述与解释。女性主义通过对这些优秀概念的批判与重构,在国际关系中加进了社会性别的视角,拓宽了国际关系的理论视野,同时也暴露了自身的不足和缺陷。 (一)女性主义的权力观 权力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优秀概念之一。女性主义在批判现实主义的权力概念时,往往会追溯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奠基者们对女性与权力相关问题的论述中。在一系列堪称经典的西方政治学著作中,或直白或隐晦地暴露出对女性的歧视、曲解和贬低。 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著述涉及了对女性的轻视和偏见。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在论述变幻莫测的命运与个人成功的关系时,将命运之神比作女性,“……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协调,他们就成功了;而如果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我(马基雅维利)确实认为是这样:迅猛胜于小心谨慎,因为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人们可以看到,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因此,正如女子一样,命运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因为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较差,但是比较凶猛,而且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她。” 西方政治学经典著述中对女性的歧视、歪曲、甚至嘲笑,使女性在政治生活中遭遇的偏见找到了部分的根源。女性的被动、柔弱、远离政治、以及天然的母性,即便在今天,仍模板一样存在于绝大多数当代人的观念中。现代社会的政治环境对女性来说已经大为改观,大多数国家对女性参政的问题,在法律和制度上的限制已几乎找不到了,但是隐藏在表面公正的背后,人们观念中的性别歧视依然存在,且根深蒂固、弥漫于无形。在人类不断进步的历史中,通过比较不同时期女性在政治领域的发展与变化,既看到了不公和歧视,更看到了进步和改善的前景。 (二)女性主义的安全观 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安全是首要问题,在国际社会的自助体系中,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安全与独立。但是,一个国家对安全的追求将会导致其他国家的不安全,这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这种处于“安全困境”之中的安全概念所体现的是一种“零和游戏”,即一国的安全建立在另一国不安全的基础上。如此安全观已不适合当今世界的现实状况,尤其是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间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安全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各国开始关注非军事安全领域的安全问题。当前,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的超出“国家安全”的安全问题:人口爆炸、粮食短缺、环境污染、跨国犯罪、国际恐怖主义等等,这些问题多为跨国、跨地区的问题,单凭一个国家的力量很难解决,必须依靠广泛的国际合作。鉴此,人们提出了“综合安全”、“合作安全”等新的安全理念。 女性主义者在汲取安全领域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安全”概念进行了深刻的性别剖析,指出,现实主义安全观重视军事安全,强调冲突与暴力,具有明显的男性特征。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现实主义安全观强调的是具有男性特征的安全内容,如军事安全,有时这一安全是建立在剥削和压迫妇女的基础上(如军事基地的妇女),而忽视关涉女性的安全内容,如使妇女免于战争、各种暴力和来自环境等方面的威胁,有利于女性生存、生育安全的基本条件等。女性主义认为,我们应该摒弃狭隘的男性视角,在内涵到外延上,全面拓展传统的安全概念。对于世界绝大多数人而言,安全更多的涉及到满足生活的基本物质所需,更多的关涉到人们在一国政府内的生活状况,安全应包括所有人及其整个社会。女性主义者概括出了“人类安全”所包含的三个特征:第一,从广义上来分析安全的概念,指出对“人类安全”的威胁既困扰着发达国家,也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第二,“人类安全”强调安全的相互依存性。因为对“人类安全”的威胁对所有国家都有影响。第三,“人类安全”从根本上说是主动的。它认为采取预防措施比在危同时,“人类安全”除了包含国家安全之外,还兼容了个人安全,将国家安全与个人安全统一起来,是一种将“人”放在考虑中心的安全观。女性主义的“人类安全”所倡导是一种新的、“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安全新概念,“以全人类利益为中心的”安全哲学。 (三)女性主义主张的“移情合作” “移情”这一概念来自于美学,在美学中,“移情”是指审美主体将自己的情感投入审美对象,仿佛对象本身拥有了主体的感情,并对审美对象产生欣赏之情和美感。 “移情合作”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提出的政策主张――即倾听并尊重国际关系中的不同声音,通过平等的、建设性的对话和协商构建一种包容性的理论,后现代女性主义借用这一概念说明女性主义介入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前提是融合各种不同的情感和体验,“真实地听取别人所说的……并力图把别人的观念融入我们自己的观念中,以便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这种融合而发生改变”,这是女性主义者所期望看到的结果,也是女性主义理论区别于传统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 古希腊思想家,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曾提出过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区分开的思想,男女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女性不能介入公共的政治领域,更谈不上涉足国际关系领域,这已经成了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传统。因此,在国际关系领域,女性一直处于“无家可归”的境地。女性主义者要打破这一状况,试图开垦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从女性特有的经验和立场出发,填补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性别“盲区”,进一步扩展该领域的知识范围和理论发展潜能。女性主义试图借用“移情”这一特定的方法与途经进入国际关系领地,引入女性主义的性别视角,对于“性别缺失”的主流理论而言,可以提供他们自身所不能思考透彻或可能有失偏颇的观点。例如,现实主义的安全观所导致的“安全困境”,如果采用女性主义的“移情合作”策略,往往会产生更好的效果,可以帮助我们走出这一困境。 总之,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由于国际关系领域一直是由男性主宰,而女性被排斥在外。国际关系活动,从外交到军事、国防等所谓“高级政治”都被认为是“男性范畴”,而女性被认为不适合从事这一类的工作,而被限定在诸如家庭、社团、民族等国内事物的范围内,主要从事处理人际间关系的工作,即所谓“日常生活的政治”、(哈贝马斯语)“低级政治”。而且,在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男性学者的数量也大大超过女性学者,在研究方向上,女性学者鲜有研究学理问题的,也很少有安全问题专家,她们多是在从事国际关系中的南北关系、经济、种族、难民等问题的研究。那么,在这种情形下自然地形成了带有性别偏见的国际关系思想和知识结构。国际关系学科的“重男轻女”倾向首先表现在其所关注的话题上。长期以来,国际关系一直关注的是诸如战争和冲突、全球政治和经济扩张的问题、军事打击、核威慑、安全与战略、利益与权力、外交干涉等男性特征强烈的话题。如传统的现实主义就是以权力和利益为其优秀概念构筑其理论框架。在这类话题的影响下,国际关系讲究权力和控制,世界成为了有着等级秩序的世界。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为实践中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提供了合法性。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缺少女性的、被男性特质扭曲了的世界并非是合理的,而理所当然的接受下来,而且习以为常了。女性主义思潮的使命就是要向国际关系这个被惯性积习而成的、所谓的“男人的世界”发起猛烈的攻击。 国际关系论文:朝鲜战争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影响 摘要:2015年,距离朝、中、美三方在板门店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已经有了62年的时间。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对当时的国际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朝鲜战争的后遗症依然时至今日。本文主要针对朝鲜战争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影响做一个综述。 关键词:朝鲜战争;战后国际关系;中美苏三角关系 二战期间,开罗会议决定朝鲜将在战后独立。但由于种种原因,在雅尔塔会议后又决定朝鲜实行国际托管。1945年,日本投降,美苏两国以北纬38°为分界线进驻朝鲜半岛。冷战开始后这条界线分裂了朝鲜,南北双方分别受美国和苏联支持而建立了朝鲜和韩国两个不同政权的国家。1950年6月25日拂晓,战争全面爆发。李承晚的部队并没有大规模的武器导致朝鲜战争初期李承晚节节败退,战线快速南移。正当李承晚退守釜山时,美国率领的联合国部队进入朝鲜半岛参加作战支持李承晚政权,同时,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防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入台湾,或者中国国民军。联合国军进逼平壤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1]。 联合国军的参战让苏联和中国感到巨大的压力。中国对于是否要出兵内部意见并不统一,最主要的担忧是因为中国经历了多次战乱,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局势以巩固发展自己的政权。在于苏联磋商后中国在得到苏联的口头支援下,中国政府决定组成志愿军抗美援朝志愿军。在经历了5次战役之后,双方均伤亡惨重均有和谈的意向。双方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2]和《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的停火协议。谈判的最终结果是在三八线附近以1953年7月27日22点整双方实际控制线南北各2公里宽设立非军事区。但至今朝鲜半岛依然是分裂的两个国家[3]。 朝鲜战争后对于周边国家的影响是显著的: 1. 中国 中国志愿军把美军打回了三八线,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中国在朝鲜半岛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被长期孤立并且失去了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机会,而朝鲜战争让新中国解放台湾的计划因为美国的干涉而使得台湾至今未能回归祖国。同时,由于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热战中国只能依靠苏联的支援而无法与国际接轨,这也是后来赫鲁晓夫敢同中国摊牌的最直接的原因,因为当时中国离了苏联,根本就无法选择[4]。这种民族牺牲也换来巨大的经济回报。在中国出兵朝鲜后,苏联领导人才改变了过去援华不大慷慨并有怀疑的态度,中国得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来经济援助,从1952年起开始大规模援助中国大陆建设全面的工业基础。 2.美国 这一时期美国的军事开支扩大了4 倍,大部分资金的用途,都在于围绕苏联和中国建立新的军事基地,以及进行大规模的武器生产。同时,美国的主要得分是在盟友面前建立了信任:它不会抛弃朋友。在关键时刻,美国会义无反顾的支持和帮助自己的盟友。美国最长远的损失是有几十年没能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长期处于对峙的状态。朝鲜战争也让美国认识到自己的实力难于打赢地面局部战争,战争结束后艾森豪威尔便实行“大规模报复战略[5]”,把军备重点转到发展核武器和空军方面。美国同苏联展开了持续的军备竞赛,导致冷战局面进一步加剧。 3.苏联 苏联并没有正式参加朝鲜战争。通过朝鲜战争苏联了验证了中苏同盟的坚定性(要知道在1949年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苏联依然追随国民党政府一道迁往了广州)。但是,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哥不但没有出兵,还要中国自己出兵自己出钱。苏联害怕直接参加朝鲜战争会和美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只关心自己的安全和建立一条对苏友好的缓冲带。斯大林认为中朝牵制美国的主要力量使其能处于安全地位,而苏联在国际社会的声望空前提高。西欧,美国在面对苏联时均处于较为被动的局面。苏联最大的得分在于朝鲜战争切断了中、美可能建立的关系,大大的巩固了苏联的东方阵营。 4.朝鲜 朝鲜战争后其国内政党一直对内进行独裁统治。朝鲜时至今日依然被美国认为是一个无赖国家,没有民权和真正的自由,对其进行封锁。朝鲜被国际社会所孤立以至于它经济落后、农业欠发达、文化生活贫乏、体制有严重缺陷但是仍然推崇先军政治。唯一的一点好处是对于金氏家族的,他们一家三代统领着整个朝鲜。上台后依然对朝鲜进行这独裁统治,在外交方面仍然没有大的突破,美国仍然对其进行封锁,导致朝鲜现在国际上仍然面临诸多的困难,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援助。 5.韩国 本处于岌岌可危的李承晚保住住了自己的地位。韩国从此依靠美国的帮助成为亚洲四小龙,经济社会发展远超过朝鲜,国内政治局势稳定,经济也飞速发展,外交文化方面也与国际社会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但是朝鲜战争使得韩朝两国越走越远,两国在边境地区也时常爆发小规模的冲突,这给两国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6.日本 日本虽然没有参战,但是,战争期间美军在日本大量的物资采购,对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经济复苏,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使美国认识到日本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关键作用,美国为巩固后方,允许日本以“自卫队”名义重组军队,美日军事同盟的基础也在此时奠定。 7.台湾 对当时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而言,朝鲜战争的爆发及中国的参战使得美国认识到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将台湾重新纳入防御体系,杜鲁门总统派遣第七舰队游弋台湾海峡,宣布台海中立化,阻止了中国共产党渡海攻台及的企图。50年代台湾当局得到美国20亿美元以上的无偿军事、经济援助,在台湾站稳脚跟,并为后来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也成为朝鲜战争的主要受益者[6]。 孙子曾经说过:上兵伐谋,中兵伐交,下兵伐战。但是朝鲜战争这一场局部战争搅动了整个世界,几乎导致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麦克阿瑟甚至扬言要用核弹攻击中国。作为美苏冷战中的一场热战,朝鲜战争同样表现出了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朝鲜战争根源在于二战后美苏对势力范围的划分和冷战结构性的缺陷。直到今天朝鲜战争的后遗症依旧,朝鲜半岛仍然存在如延坪岛炮击事件的危机,朝鲜半岛的走向依旧破朔迷离,任何朝鲜半岛的冲突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触碰世界的神经。最终拍板决定出兵很大的原因在于是为了赢得前苏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中国的支持。朝鲜战争后金日成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提倡主体思想,它直接影响到朝鲜人的人生价值观是朝鲜立国的基础。主体思想阐明了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即以人在世界上所占的地位和作用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并阐明人决定一切,人是一切事物的主人的哲学原理。很明显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但是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对于被国际社会所孤立的朝鲜金氏政权来讲是十分必要的。这种主体思想对于朝鲜人民是及其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在国内及其贫困的情况下维系金氏政权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倘若有一天这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垮掉,也许离李承晚想要吃掉朝鲜的日子也就不远了。(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国际关系论文:作为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发展的国际事务学学科价值述略 摘要:国际事务学具有相对独立的学科特点:强调技术性和应用性,淡化理论性;强调公共事务性,淡化政治性和民族性;强调学科专业的开放方向,淡化专业的自我封闭倾向。作为本体论基础的国际事务学强调“以公管公”,优先关注“国际重大但不紧迫问题”,致力于角色扮演实践,以国际问题为导向,具有相对独立的本体特征。 关键词:国际事务学;本体特征;差异;就业优势 2012年9月,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与1987、1993、1998前三次修订不同的是,本次修订版专业目录在“政治学类”之下增加了编号为030204T的“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学”特设专业。关于该专业的学科特征与性质,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与注意。2011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先获批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学专业设置,并于2011年迎来第一批本科生,比教育部2012年颁布的本科专业目录早一年。随着该专业进入教育部特设专业目录,在国内出现了新建该专业的“小高潮”。暨南大学、湘潭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等等高校纷纷设立国际事务学专业,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通常是国际事务学专业特征是什么?它仅仅是过去国际关系专业、国际政治专业的换汤不换药吗?或者是这些专业的修修补补?又或者有相对独立的本体特征?本文认为,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以下行文简称国际事务学专业)是一个与国际关系专业、国际事务专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专业,具有相对独立的本体特征。 一、国际事务专业和传统国际政治学科的差异 国际事务专业和国际关系专业、国际政治专业,无疑共同点居多,而不同点较少。国际事务专业更为接近国际关系专业,而更加远离传统的国际政治专业。但是国际事务学专业和传统的国际关系专业相比,增加了“国际事务”这个词语,并置于“国际关系”词语之前,反映了国家的教育导向。具体来说,国际事务专业和传统国际政治学科的差异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强调技术性和应用性,淡化理论性 国际关系专业经过多年的发展,虽与西方同行的研究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纵向相比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国际关系专业学科状况,已经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青壮年时期。表现在:产生了一批具有国内外重大影响的国际关系学者,如王逸舟、秦亚青、时殷弘、倪世雄、阎学通等,并产生了质量并举的青壮年学者梯队;初步编著了一系列方法论、本体论的教材,在国内外出现了大量颇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著作;由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坚持的方向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要维持学科的自尊与独立,必须提高学科介入的‘门槛’”,因而初步形成了国际关系专业特有的概念操作、理论逻辑和研究路径,形成了独立的专业特征,等等。由于国际关系学者在该专业的多年发展中,注意提高学科的准入门槛,因此高度关注科学性特征,进一步使国际关系专业的学习和研究向理论化、精英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专业走向独立的学科特征,对国际关系专业的发展和成熟是一大幸事。但也带有一些弊端,即对本科专业和社会需求而言,应用性和技术性才是主导方向。在强理论性、强科学操作性思路培养出来的本科生,在就业市场陷入了应用性困境。尽管国际关系专业本科生就业难是大学生找工作难的整体社会环境决定的,但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带着“国际”字号光环的国际关系专业在就业上应相对较好才符合逻辑。这些问题表明,政治学类下设的各个专业,应进一步对本科培养和研究生培养进行区分。国际事务专业的出现,适应了这一需要。有学者认为,“‘地方化’、‘次国家化’、‘非政府化’或‘公共政策化’的国际关系研究,是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有待开拓的新领域,也是国际关系专业本科生日后就业竞争力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国际事务专业进一步强调应用性、实践性和技术性,注重将国际关系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本科生也能够进行的操作实务,将相对发展成熟的国际关系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来。二外强调国际事务专业的外语特长,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强调与滨海新区取向结合,都是国际事务专业灵活地与应用需求贴近的写照。 (二)强调公共事务性,淡化政治性和民族性 国际关系专业、国际政治专业、外交学专业等等都带有公共事务的特征,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习惯将国际社会按照活动主体区分为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国际政治专业一般是指国家间活动,而外交学则以一国政府为活动主体开展对外活动。这些与国际关系专业包含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个人有着显著不同,表现在国际关系专业对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个人作用的强调上。从国际关系专业中进一步区分出来的国际事务专业继承了国际关系专业这一取向,进一步淡化政治色彩,将带有国际公共性的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强调国际社会中的共性问题,超越传统的国家利益,关注国际公共利益。这一点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保护更多的国际公共利益,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有着较强的逻辑联系。 (三)强调问题的解决导向,淡化问题的解释倾向 如果说,马克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意识形态上影响到执政党的文化取向,那么“经世致用”等口号则反映了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实用思维。从传统和现实、上层与民间等多个维度来审视,要求国际关系学科不仅仅要试图解释国际问题,而更要试图解决国际问题,提供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案,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全球治理,则是对国际关系专业提出了“深化和扩展”的更高要求。从中国古典思维去理解,以往国际关系专业追求“道”,那么国际事务专业则倾向于如何使用已经初步“悟”到的“道”来实现儒家所言的“出世”。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现象,国际关系使用各种规范理论进行阐释,使人获得知识。而对于这些知识,应进一步关注其应用价值,使之向政策学、管理学渗透。 (四)强调学科专业的开放方向,淡化专业的自我封闭倾向 国际关系专业从改革开放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强调独有的学科特征,也从历史学、经济学、新闻传播学等多个学科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借鉴了不少的概念、方法和工具。国际关系专业初步形成独有的学科特征,提升了学科准入门槛的同时,也逐步带有自我封闭的倾向,这不利于国际关系学科的深入发展。国际事务专业尽管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但国际事务专业横跨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多个学科,将它们对于国际公共事务问题的思路、模式和方法统筹于国际关系之中融合、转化、提升,成为国际事务特定的解决问题思路和对策,从而出现国际关系理论统筹各学科的“位居其上”的局面,进一步将国际关系研究成果反馈回它在发展历程中所借鉴的那些学科,进一步相互交叉和融合,促进专业的开放,而降低专业的自我封闭倾向。 除了以上几个差异外,国际事务专业和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等专业的差别,还在于进入21世纪,国际环境和中国教育政策的导向发生了变化。国际事务专业更加强调中国参与国际事务能力的塑造和应用。与国际关系专业学者的“参谋”传统不同,国际事务专业培养的是既具备国际关系专业知识,又能直接从事国际公共事务的管理型人才。也就是说,尽量减少国际关系专业与社会具体事务脱节的程度,使本科生在大学期间就受到一定的职业化实践训练。 二、国际事务专业的若干性质 以上的特点,是国际事务专业与相近专业的若干差异。在这个基础上,作为国际事务专业的本体基础――国际事务学还有一些独有的特点。试总结如下,以便读者加深对国际事务专业的理解: (一)国际事务学强调“以公管公” 在国际活动中,外交学倾向于从国际社会满足国家利益的需要,可谓是“以公益私”,而国际事务学则与之相对,强调借助于国际公共组织,包括国际政府间组织和跨国非政府组织来应对、管理国际公共事务,着重于“以公管公”,在实现国际公共利益的过程中符合道义地实现国家利益,使国家利益“取之有道”。这也是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所主张的内容。 (二)国际事务学优先关注“国际重大但不紧迫问题” 国际关系学者将国际问题区分为“第一类是重大而紧迫的问题,第二类是重大但不紧迫的问题,第三类是无关全局但紧迫的问题,第四类是无关全局并且也不紧迫的问题”等四类。如果说,国际政治学和外交学,特别是国际危机问题倾向于解决“重大而紧迫”和“次要但紧迫”问题,那么国际事务学则除了这两个问题外,优先关注“重大但不紧迫”的问题。例如北京雾霾,在短时间内不会立即造成大量人员死伤,因此其紧迫性远远不如叙利亚内战和乌克兰危机。但是雾霾作为环境政治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具有国际公共事务的长远效应。在国际政治关注传统安全的基础上,国际事务学将跨国领域的非传统安全作为自己的优先考虑对象。 (三)国际事务学致力于角色扮演实践 由于国际事务专业强调应用性与技术性,因此在授课方式上,国际事务学致力于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开展角色扮演。例如通过“外事礼仪”课程,教学者亲自演示礼仪的过程,甚至具体到外宾接待中的调酒、打领带等操作性细节。通过模拟联合国、模拟商务谈判、模拟外宾接待等活动,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体验,积累他们从事国际公共事务的经验和兴趣。在一定程度上,国际事务学还聘请高端国际事务人才来为学生授课。 (四)国际事务学对国际问题导向的结构性调整 由于国际事务学面向国际社会需要解决的各类问题,因此国际事务学也和相近专业相同,紧跟国际热点问题,但是在结构方面有所调整。除了国际热点问题外,国际事务学除了继续关注国际热点问题外,也较多地关注国际长期、重大但非新闻焦点的问题,避免国际事务学受到媒体议程的操控。 三、国际事务专业发展的若干障碍与问题 国际事务专业作为新设置的专业,有着显著的知识储备和政策环境优势。它建立于国家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的需求上,有经过长达三十年改革开放环境的哺育。它的天然优势还在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专业发展已接近四十年,积累了丰富的人才、教学经验。尽管具备了以上的优势,国际事务专业的发展也面临着若干障碍和问题。 (一)国际事务专业和国际关系专业在培养层次上的如何衔接 由于本科生并非都直接从事外事活动,而是由相当比例的学生选择了继续深造。这些继续深造的学生如果也以应用性为主要方向,那么很显然不符合国际关系专业科学化、拔尖化的需要,因此从考研需要以及学界认可度而言,国际事务学的培养应相对二元化,一方面对有考研需要的学生在理论素养方面提出较高要求,另外一方面对直接就业的学生着重培养实践性和应用性。 (二)国际事务专业如何不简单地办成国际关系专业的重复 由于国际事务专业与国际关系专业、国际政治专业密不可分。如何避免把国际事务专业办成国际关系专业的简单名称改变,而不在课程设置、培养方法方面做认真细致的改革,那么国际事务专业就成了国际关系专业的附属品,而不具有独立的专业性质。由于国际关系专业在该领域中占据绝对的学缘、人才、资金优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既有专业利益格局”。如何超越专业利益形成的优势格局,难度甚大。 (三)如何形成全国性的国际事务专业共享平台 在国际关系专业的多年发展中,教师们通力合作,把分散的科研能力团结起来,形成拳头效应是保证国际关系专业建设成效的基本经验。但是国际事务专业是否能和外交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等专业一样,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学科群和集体优势,建设诸如“外交学年会”等全国国际事务专业交流机制,尚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困难。在建立 “国际事务学年会”,合办“国际事务学研讨会”,增强影响力方面,国际事务专业尚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当然,国际事务专业作为一门在大陆地区新兴的专业(西方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早已设置有该专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招收国际事务专业学生的过程中,与传统的国际政治专业相比,生源质量、社会评价都有极大的提升。这说明,加强国际事务专业的教学研究、本体论研究迫在眉睫。国际关系学界要抓住这一时机,继续推进国际关系学科向纵深发展,不辜负国家、社会,特别是师生们的期望。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政学院国际政治系、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中国石油论文:中国石油和化工经济分析 一、在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它所走过的路程,展望今后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事情。石油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和成长在十年“”时期,石油工业质量管理、标准化、计量管理与各项技术工作虽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是,在原石油工业部和燃料化学工业部的领导下,广大石油职工和石油工业技术监督工作者仍然坚持了对石油工业工作质量要求不放松,标准化工作和计量工作等基础工作不放松,并继续前进。 1982年,**副总理在接见参加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石油系统代表时,就石油工业标准化工作在石油勘探、开发各专业领域里的全面发展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在1984年举办的油田标准化工作成果展览上,国务委员康世恩又作了重要指示,他说:“美国有个API(美国石油学会),日本有个JPI(日本石油协会),我们能不能搞一个CPI(指中国石油工业标准组织)?”。这对推动石油工业标准化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这一时期,许多企业根据国家和主管部门的要求,建立了企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使石油工业企业标准化工作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为了理顺标准化工作机制,石油工业部经国家标准局批准,于1984年11月4日正式成立了由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李天相任主任委员的第一届石油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随后陆续成立了十多个石油工业的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从事石油工业标准编写和审查工作的“专标委”委员、“分标委”委员和技术专家达700余人。 这一时期,是我国石油工业标准化工作在各个领域的全面快速发展时期。1985年创办了《石油工业标准化》期刊;编制了《石油工业标准体系表》(第一版);1987年在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组建了石油工业标准化研究所;全面开展了石油企业标准化工作检查和表彰活动,进一步提高了石油工业标准的制定速度和质量水平;初步建立了石油工业标准的出版、发行渠道;强化了石油企事业单位的标准化管理工作;开展了石油工业标准化的国际交流。 1990年5月,石油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换届,产生了第二届委员会领导机构,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工程师李虞庚担任主任委员。第二届油标委开展工作的四年,标准化继续取得快速发展。石油工业标准化工作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伴随着石油工业深化改革和持续发展的步伐,在标准制修订速度,提高标准水平,促进标准化标准化是石油工业生产发展的技术基础,是石油工业新技术发展的助推器,是石油工业市场化发展的支持与保证,是石油工业国际化发展的桥梁与纽带。 万战翔我国石油工业标准化的发展工作与国际接轨,以及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建章立制,维护油田企业利益等方面做出了新的成绩。加快了标准制修订速度,提高了标准水平。在这一期间行业标准的数量已近1280项,基本满足了当时石油工业(上游领域)生产的需要。按第二版《石油工业标准体系表》计算,标准覆盖率达到了49%。在标准制修订工作中,勘探开发主专业标准比例达到了47%。 第二届油标委将标准化工作的重点,放在与国际接轨和采用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准方面。组织各相关专标委和专家对美国石油学会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开展了大规模的翻译工作。1991年初,为了提高石油工业标准水平,积极采用美国石油学会(APl)标准,正式成立了“石油工业国际标准工作委员会”,下设“API标准翻译出版组”,统一组织,系统翻译,配套出版。这一工作得到了美国石油学会API的认可,授权“石油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中国翻译出版API标准。 这一期间共翻译API标准110种,出版106种,为我国石油工业的采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还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活动,派团参加IS0/TC67,IS0/TCl93和API等国际标准化会议。有7名专家被API接受为投票委员和替补委员。还承办了国际标准化组织天然气技术委员会第七次年会。1994年7月19日,石油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产生了第三届领导机构及委员,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张永一担任主任委员 1997年2月19日,石油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油标委”领导成员进行了部分调整。“油标委”主任委员由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黄炎担任。 第三届石油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恰逢石油工业经历重大的历史性变革时期。石油工业的标准化工作又跨上了一个新台阶,体系趋于合理,标准质量有所提石油论文出石油高,标准制修订机制的改革开始起步,标准化研究工作得到加强,标准实施监督开始起步,国际标准化交流进一步拓展。对促进石油工业的发展和改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经过十多年艰苦努力,1996年石油工业标准的综合覆盖率迅速提高到60.8%。到1999年底石油工业标准综合覆盖率已达85%以上。1999年,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经过重组,分别成立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完全取消了原有的包括行业标准化管理等的政府职能,原有的“油标委”运行机制已经不能适应工作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经中国石油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撤销石油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其职责和相应业务工作由集团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归口负责。石油工业标准化工作再次起步和发展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为了使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真正成为代表全行业的标准,2000年10月,经原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批准,由中国石油集团公司牵头联合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等,重新组建了石油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第一届石油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阎三忠出任。委员会下设16个行业性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同时负责协调石油钻采设备和工具、天然气两个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涉及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及相关事宜。 二、全行业范围的石油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成立,是我国石油工业在重组改制的新形势下,走向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标志之一;是我国各大石油公司加强协调,谋求共同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我国石油工业迎接“入世”挑战,加快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步骤。 对我国石油工业加强技术基础,加快发展步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重新组建的石油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今后的发展提出了以下目标: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改革为动力,完善石油工我国石油工业标准化工作进一步发展的指导思想,应该是:用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指导石油工业标准化工作,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国际化为目标,以信息化为手段,加强标准化战略研究,主导发展石油工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提高技术标准质量和水平与国际接轨程度。完善企业标准体系,不断提升企业的总体标准水平,使我国石油工业技术标准成为在国内有权威、在国际上有影响的技术标准。业标准体系,提高标准的质量和水平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力争通过三到五年的努力,使石油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为在国际石油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标准化技术组织,使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逐步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标准,满足我国石油工业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油标委借鉴了国际上通行的作法,吸收了国内外各标准化组织的经验、采用了新的工作机制。“油标委年会制”,年会每年定期召开,由参加油标委的三大石油公司轮流承办;“主任委员办公会议制”、“秘书长办公会议制”、“秘书长联席会议制”、“工作经费分摊制”、“技术标准专家审查制”,以及“技术标准委员投票表决制”等制度,有效地保证了油标委的工作正常运行。 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从只制定标准向注重标准项目前期研究转变。标准的制定是总结经验、提取精华、规范行为的过程。因此,新组建的石油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汲取了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在分析、评价的基础上认识到,石油行业标准的制订也需要开展前期研究,即使不能对每一项要制定的标准全部进行研究,也要开展对重点标准的研究。几年来经油标委组织,开展了多项综合性的标准化研究,其石油论文出石油中《石油工业标准化工作机制研究》、《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与国际接轨研究》、《油田总体开发方案编制指南的前期研究》等研究项目,均为开拓标准化工作的新局面起到了先导作用。从战略角度思考石油工业标准化的未来在新的历史发展条件下,加强标准化工作是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石油工业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保证我国石油工业持续发展的技术基础;是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承担起我国石油工业与国际接轨的桥梁,实现我国石油工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保证。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国家能源消费和供应安全需要石油工业的持续发展。石油工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先进适用的技术标准指导企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活动的全过程,以提高科学决策水平,降低生产消耗,保证产品质量,提高管理效益。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技术标准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 发达国家石油公司纷纷借助技术标准优势,强化其石油论文出石油经济和技术的国际竞争地位,使我国石油企业面临着严峻挑战。积极开展技术标准发展战略研究,改变我国技术标准滞后的状况,建立和完善我国技术标准体系,已成为我国增强竞争能力的必然选择。2002年,国家科技部制定的《重大科技专项启动实施若干意见》提出,要大力推进“人才、专利、标准”三大战略的实施。标准化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技术经济政策,确定了国家技术标准的发展战略。我国石油工业标准化工作进一步发展的指导思想,应该是:用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指导石油工业标准化工作,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国际化为目标,以信息化为手段,加强标准化战略研究,主导发展石油工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提高技术标准质量和水平与国际接轨程度。完善企业标准体系,不断提升企业的总体标准水平,使我国石油工业技术标准成为在国内有权威、在国际上有影响的技术标准。 为提高石油企业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走效益型的石油工业发展道路服务。要继续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按照国家质检总局等七部委下发的《关于积极推进采用国际标准的若干意见》的要求和石油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的“石油工业国际标准化战略”,积极推动“采标”工作,努力促进企业标准化工作与国际接轨。要进一步建立并完善“石油工业标准化信息数据库和服务网络平台”,满足企业生产、科研和管理的需要。要努力培养企业标准化技术队伍。应建立选拔、培养标准化人才的机制,大规模培养生产经营企业的标准化人员,组织好对标准化骨干人员的培训,提高基层标准化人员素质,为提高标准化管理和标准水平提供保障。应在石油大专院校设立标准化课程,提高学生的标准化意识和标准化素质,培养标准化工作未来的生力军。对目前正在从事标准化工作的人员开展第二学历教育培养工程,以提高标准化工作的整体水平。 标准化工作是科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大标准化科研力度,科研立项中要有标准化项目,标准立项与科研立项同步,通过科学研究提高标准技术水平。真正把标准列入科技成果范畴,鼓励和引导企业技术人员开展标准化科研,疏通标准项目的评奖渠道。应将标准化工作经费纳入科研经费渠道管理和划拨。各级企业应更加重视标准化工作,加大对标准制修订工作和技术管理等标准化领域的资金投入力度。历经几十年的探索,从无数标准化工作者亲身经历和实践中总结出的认识告诉我们:标准化是石油工业生产发展的技术基础,是石油工业新技术发展的助推器,是石油工业市场化发展的支持与保证,是石油工业国际化发展的桥梁与纽带。 中国石油论文:谈中国石油歌曲的音乐艺术特点 摘要:分析与研究中国石油歌曲的音乐艺术特点,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揭示中国石油歌曲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与教育价值等。中国石油歌曲的发展虽然短短几十年,但其在中国音乐领域中的地位是非常突出的。本文首先对中国石油歌曲的渊源进行了简单介绍,然后从音乐节奏、歌词语言、歌曲主题、演唱形式等方面对中国歌曲的音乐艺术特点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石油;石油歌曲;音乐艺术;音乐特点 中国石油歌曲是伴随着中国石油工业从萌芽到成熟的道路一步一步发展与成长起来的。在中国石油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石油歌曲见证了中国油田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成绩,无论是歌曲名称、歌词语言、音乐节奏还是演唱者,都处处体现着中国石油人的工作态度与精神。 一、中国石油歌曲的音乐特性 (一)产业性特征 相比中国民歌、流行歌曲等,中国石油歌曲由于它本身固有的“石油”属性,赋予它鲜明的产业特性。换句话说,中国石油歌曲无论是何种体裁、何种演唱形式,它本身都是围绕“石油”产业来展开的,或歌颂石油人物事迹,或宣传石油开采地,它都以“石油”为优秀。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中国石油歌曲的名称(如《我为祖国献石油》)、歌词(《石油工人之歌》中的“不怕流血汗,累不垮压不弯,不怕流血汗,石油工人多光荣”)中得出结论。除此之外,在歌曲内容上,也都是对石油产业相关的细节如景观,如干打垒、井架、钻塔、油田等。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国石油歌曲可以说见证了中国石油产业从萌芽到发展成熟几十年的坎坷历程,也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石油产业的有力佐证。 (二)时代性特征 以大庆石油歌曲为例。大庆石油歌曲的诞生与大庆油田50多年的开发创业密切相连。1959年9月26日,大庆松基三井出油。1960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大庆地区进行石油勘探开发大战,此后一直到1964年,大庆开展石油大会战,进入“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的决战时期。在那个年代,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任劳任怨,辛勤工作,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为大众油田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虽然那时正赶上国家三年严重困难时期,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都异常艰苦,但正是有了王进喜以及王进喜的铁人精神,大众油田得以蓬勃发展,也为这一时期的大庆石油歌曲创作提出了素材依据。该时期的大庆石油歌曲以反映大庆石油工人艰苦创业为主,虽然歌曲中透露了大会战时期石油工人生活与工作条件的艰苦,但依然以国家利于高于一切的创业与奉献精神为主。这时期的歌曲主要有《我为祖国献石油》、《石油工人多豪迈》、《大庆家属闹革命》、《干打垒之歌》等。这些石油歌曲无论是名称、歌词、还是旋律上都将大庆石油大会战时期的艰辛与荣誉表现地淋漓尽致,时代感非常强烈。 (三)地域性特征 中国有众多个油田,如大庆油田、胜利油田、长庆油田、辽河油田、克拉玛依油田、四川油田、华北油田等等,众多的油田因其所在地区的地理位置不同,在工作环境上也有很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也使得中国石油歌曲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例如,大庆石油歌曲歌唱的是大庆石油工人、大众石油开采情况,如《美丽的大庆,我可爱的家乡》(高树林词曲)、《大众油田是我的家》(雪歌词,颂庆曲)、《大庆颂歌》(张书宝词,姜春阳曲)等;玉门油田的石油歌曲歌唱的玉门石油工人、玉门石油开采情况,如由著名作曲家秦咏成、田歌教授,著名词作家张藜、郑南来创作的《中国有玉门》、《玉门油田——中国石油的摇篮》、《玉门关上立标杆》等;克拉玛油田的石油歌曲歌唱的是克拉玛依石油工人、克拉玛依石油开采情况,如《克拉玛依之歌》(吕远词曲)等。 二、中国石油歌曲的音乐艺术特点 中国石油歌曲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对石油工人,还是社会大众,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中国石油歌曲以“石油”为脚本,安排曲式、节奏,展开歌词内容,以石油开采地真实发生的事情为案例来歌颂该地石油开采历程、先进人物事迹等。中国石油歌曲主要以歌颂为主,兼有抒情功能,同时在音乐、文学与表演上具有很强的融汇性。具体来说,中国石油歌曲的音乐艺术特点如下。 (一)音乐节奏欢快、热情、豪迈 绝大多数中国石油歌曲的音乐节奏非常欢快、热情、豪迈,这与石油工人坚实有力地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在中国时期初创时期,石油工人的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他们每日除了辛苦的工作外并没有任何业余文化生活。为了鼓舞士气,激发石油工人的工作热情,石油歌曲应运而生,节奏欢快、热情与豪迈的歌曲让石油工人斗志昂扬,让他们忘却了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的艰苦,一心一意地投入到石油工作中。这才有了王进喜等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决心与意志力。 (二)歌词语言朴实、直白 中国石油歌曲大多叙述地是石油开采地的人或事,其本身是真实存在的,歌词通俗易懂,口语化较强,易被石油工人接受与传唱。以《我为祖国献石油》为例,其中歌词“头戴铝盔走天涯,头顶天山鹅毛雪,面对戈壁大风沙,嘉陵江边迎朝阳,昆仑山下送晚霞”都是石油工人常年累月生活的真实写照。当石油工人聆听或吟唱这些歌词时,无一例外地会将自身的角色带入歌曲当中,对自己的工作感慨万千。随后,歌词“天不怕,地不怕,风雪雷电任随它,我为祖国献石油,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聆听与吟唱之后又为自己的坚强,以及能为国家做贡献感到无比荣光。 (三)内容丰富,情感细腻 歌曲是情感的艺术,中国石油歌曲也不例外。中国石油歌曲以石油工作中的人与事为对象,抒发真实的情感,触及石油工人的心灵,增强社会大众对石油工作的情感共鸣。以《妹妹是红柳》(唐元峰词,韩德全曲)为例,歌词“妹妹是红柳,美在风沙口,常借一支古老的歌谣,撵着井队走。妹妹是红柳,柳丝绕心头,绕成一片爱情的绿洲,伴我追石油。”歌词以简练的手法,歌颂了石油工人的纯真爱情,让这首石油歌曲变得非常美妙、动听。在作曲编配上,曲作者运用了北方地方曲调,加上后期拍摄也以北方实景为主,将红柳、姑娘与石油三者在强烈的对比中呈现出来,情深意切,给人以深刻的审美感受。 (四)体裁与演唱形式多样 中国石油歌曲的内容虽然简单,无外乎歌颂石油工作中的人与事,但其体裁、演唱形式多样。在体裁上,有颂歌体裁《铁人颂》、抒情歌曲体裁《妹妹是红柳》、舞蹈歌曲体裁《荒原男子汉》、表演歌曲体裁《新老铁人对话》、劳动歌曲体裁《干打垒之歌》等。在演唱形式上,有个人独唱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齐唱歌曲《踏着铁人脚步走》、对唱歌曲《大庆不是传说》、重唱歌曲《灿烂的石油之光》、合唱歌曲《天下大庆》、说唱歌曲《新世纪摇滚》等。诸多的体裁与演唱形式,大大丰富了中国石油歌曲的主题内容,满足了不同石油工人以及社会大众对中国石油歌曲的审美需要。这也是中国石油歌曲长期以来深受广大石油工恩与社会大众喜爱与传唱的重要原因。 三、结语 中国石油歌曲是中国歌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重要的音乐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它对我们研究中国石油产业的历史发展,石油工人的工作价值观,以及构建石油企业文化,提高石油工业城市的文化层次,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中国石油的音乐艺术特点,是中国石油音乐发展以及中国石油音乐学科建设发展的客观需要。在新时期,我们有必要以中国石油发展的新趋势为依据,对中国石油歌曲的音乐艺术特点进行全新的诠释。 作者:李鑫 单位:大庆师范学院 中国石油论文:中国石油企业内部审计论文 一、企业集团内部审计的定义、范围 (一)企业集团内部审计的定义 企业集团内部审计是指在本企业集团负责人的领导下,在企业集团内部设置独立的审计机构,配备专职的审计人员,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通过系统化和规范化的方法,评价和改进企业集团各成员企业风险管理、控制和管理过程的有效性,帮助企业集团实现其目标的一项独立、客观的保证和咨询活动。企业集团内部审计的目的在于增加价值和改进组织经营。 (二)企业集团内部审计的范围 在企业集团内部,除了有优秀企业,还有众多的紧密层、半紧密层和协作层企业,点多面广,特别需要内部审计来加强控制和评价业绩,因此内部审计的范围必须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审计要有重点、分层次。由于集团成员在企业集团中所处的地位各不相同,对各个基层法人企业的内部审计范围也就应该有所差别,而不应一视同仁,应该按照各基层法人企业在企业集团中所处的地位进行有重点、有层次的内部审计工作。 1、优秀企业:优秀企业是企业集团的主体部分,是企业集团内部审计的重点,对优秀企业应该进行全面审计。 2、紧密层企业:紧密层企业在企业集团中处于相对重要的位置,内部审计也应该比较全面,但比优秀企业的监督范围可以适当窄一些。 3、半紧密层企业:根据半紧密层企业的特点,主要是对投入资金的使用情况、成本、利润及分配的真实性以及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4、松散层企业:松散层企业与优秀企业只有互惠性的协作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由彼此之间达成的契约或协议来决定的。因此,对这一类企业仅仅只对其提供协作的事项进行调查,以及对协议合同进行审计。审计的范围相对比较窄,内容也比较单一。 二、企业实施内部审计的必要性 (一)实施内部审计是企业集团内部管理的需要 随着企业集团不断扩大,经济业务不断复杂,管理层次更加多样,生产经营地点日趋分散,母公司管理监督子公司的经济活动更加困难,所有这些都要求设立内部审计机构,并独立于各职能部门之外,对各职能部门、分公司、办事机构的经营活动和经营状况等方面做出相对独立公正的鉴定,为企业集团管理者服务。 (二)来自外部审计和政府法令的要求 随着审计活动向深入细致发展,外部审计的业务逐渐庞大杂乱,工作越来越力不从心,一部分审计业务需要内部审计来分担。而激烈的市场竞争也要求企业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将眼光向内,堵塞漏洞,节约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三)实施内部审计是企业集团治理结构优化的要求 在企业集团中,不仅各法人企业内部存在着委托关系,而且母公司与子公司、总公司与所属职能部门之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委托关系。这种情况下,内部约束与制衡机制就显的尤为重要,作为内部控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内部审计,在企业集团中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四)实施内部审计是企业集团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 完善企业集团内部审计制度,是扭转当前我国企业集团效益低下,帮助其走出困境的要求。当前,我国企业投入产出比例低、经济效益不佳的问题十分突出,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是企业集团自身经营管理不善,损失浪费严重。扭转这种局面的措施有很多,完善内部审计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内部审计通过对产、供、销和人、财、物的经营状况和利用状况进行检查和评价,可以帮助集团管理者节约支出,降低成本,减少消耗,增加盈利。 三、以石油企业为例,阐述内部审计中存在的问题 (一)审计体制有待理顺 目前中国石油企业内部审计体制实行的是双重领导体制,即各专业分公司、地区公司审计部门在中国石油审计部和本公司的领导下开展审计,审计人员工资、人事管理和工作经费由各公司负担;中国石油审计部的审计人员工资、人事管理和工作经费归中国石油负担。这样的审计体制虽然有其独到的可取之处,但是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审计工作的客观公正。在具体的审计工作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各单位领导从局部利益着想,为被审计单位说情或阻止部分审计结果如实反映的情况;部门、单位和个人从自身利益出发,影响审计工作的情况。 (二)审计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当前中国石油企业拥有内部审计人员2万余人,这里不乏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注册会计师、MBA等高级人才,加之近年来接收了很多大学毕业生,审计资源较为充足,但是就总体来看,审计人员知识结构尚不合理(多为财会、审计、工程人员,缺乏相关的法律、金融、管理人员),学历和职称层次仍然偏低,业务骨干存在青黄不接的问题已提到议事日程,复合型人才较少(随着中国石油企业规模的日益扩大,涉足的海外项目也日趋增多,境外审计、IT审计等都要求审计人员不但要熟悉本专业必备的审计业务知识,而且又要熟悉外语和计算机),由此可见,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亟待提高。 (三)审计法律、法规、规章有待完善 中国石油企业的审计工作是依照《审计法》、《独立审计准则》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石油企业内部的规定的职责、权限和程序进行,作出审计评价和处理、处罚的依据也是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目前审计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条文规定过时;条文规定不够明确;对一些财经行为的判断缺乏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依据等。如《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已是1987年6月16日颁布实施的,《规定》中关于财经违法行为的许多规定,如今已不适用;对“小金库”问题的处理、处罚规定不够明确,审计实践中存在理解差异。 (四)审计工作的任务数量有待调整 目前审计项目任务是由中国石油审计部下达、各专业分公司、地区公司领导交办(含组织部门委托)和自定组成,中国石油总部和各专业分公司、地区公司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下达和交办审计项目任务,难免对各公司审计部门的人员力量、工作任务量考虑不够。如某公司审计处人数12人,2007年完成审计项目20项,审计项目完成数量在全系统中相对较多,但对该公司审计项目质量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审计项目审查深度不够,大部分审计项目反映查出的问题较少,审计意见内容简单。 (五)缺乏全程审计 按照审计实施过程划分,审计分为事前审计、事中审计和事后审计三个阶段。事前审计为事中审计服务,即搞好审前调查和编制审计实施方案。其目的是指导审计实施过程;事后审计检验事中审计的结果,即撰写审计报告的质量是对审计实施过程的检验,三个审计阶段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1、事前审计中存在的问题 (1)审前调查不充分 主要原因是对被审计单位的生产经营情况了解的不透彻,包括被审计单位所处的经营环境、业务流程、内控制度等方面,致使编制审计实施方案时对审计事项的重要性水平和审计风险未进行初步评估,或者评估不充分,影响审计质量。 (2)审计实施方案编制的质量不高 编制审计实施方案是保证审计工作质量,提高审计工作效率的重要环节。审计实施方案的编制质量直接影响整个审计工作的质量。目前影响审计实施方案质量的因素主要有:一是方案编制过于简单,审计重点不明确;二是审计内容不详细,操作性不强;三是分工不合理,审计责任分担不清晰。 2、事中审计中存在的问题 (1)审计组对审计实施工作质量控制不严格 一是审计组成员对审计实施方案的理解程度的差异,工作中对审计实施方案的遵循性控制不到位,甚至存在不同程度的偏离审计实施方案的问题;二是审计组内部沟通不够,主审和审计组长对审计情况不能完全掌握,存在遗漏重要审计事项或隐瞒重要审计发现形成审计风险的问题;三是个别审计人员对审计技术和方法掌握的不够熟练,没有使用补充审计程序,影响审计实施过程的工作质量。主要表现在个别审计人员对有关的政策、法规以及相关的规章制度等了解掌握不够,审前准备又不充分,待到审计碰到问题时,缺少对问题的判断标准,不能熟练的运用审计技术和适当的审计方法,有效地履行审计程序,抓不住审计重点,无法深层次地披露审计发现,而其他审计人员对其审计过的内容无法再次审计,形成重要事项漏审的风险。 (2)审理机构对审计实施缺少必要的质量监督 审理机构对审计质量的控制主要体现在对审计程序、审计工作底稿、审计报告等方面履行情况进行审理,一般停留在对审计报告提出的审计发现进行核实,对审计结论的正确性进行确认层次上;对审计现场实施情况了解较少,难以对审计实施的质量控制情况进行评价,缺少对审计组审计实施的质量监督和制约。 3、事后审计中存在的问题 主要表现为对审计发现挖掘不够,审计报告层次有待提高。主要原因是:目前,影响审计报告质量的因素除事前质量控制、事中质量控制外,另外还有审计人员综合素质参差不齐、职业判断能力、业务能力的高低以及对政策法规掌握的多少与否,造成对审计发现挖掘不够,审计结论不准确,难以提出建设性的审计意见和建议,降低了审计信息的价值,影响了审计报告的层次。主要问题表现有: (1)文书格式不规范 不少审计报告的标题写成“关于XX审计的报告”,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关于统一审计文书格式的通知》曾规定标题的正确格式应为“关于对XX的审计报告”。这里,“对”字不能少,“审计报告”四个字也不能分开。排版、字体、字号等均存在不统一、不规范的现象。 (2)文字功夫不过硬 主要表现在:①用词不当。在分析某单位经营状况时,一份审计报告这样写道:“XX年,该单位费用比年初计划增长了17%。用“增长”来形容费用显然不恰当,应改为“上升”。②说多余的话。一份审计报告的结尾这样写道:“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审计组全体同志将一如既往、满怀信心地为维护公司的利益多做贡献”。这段话纯属空喊口号,与审计事项毫无关系,说了不如不说。 (3)审计定性不准确 某审计报告在对既包括超投资决算,又包括计划外工程的事实进行审计定性时,将其定为违规。这是不准确的,应分清工程是否属计划外,如果根本没有立项,那就应定性为违纪,不能含糊其辞。 (4)事实叙述不清 对某审计事实叙述时,没有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面完整地说清,而犹如蜻蜓点水、一带而过,使人看了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一份审计报告在叙述某单位存在账外料80万元,按照XX规定,属违纪问题”。让人看后不知道这些账外料到底是什么,什么原因造成的也不清楚。 (5)前后数字不吻合 如一份审计报告在介绍某单位经营概况时这样写道:“XX年该公司实现收入7.600万元,总费用及税金5.900万元,取得利润1.500万元。但计算7.600万元减去5.900万元可知,并不等于1.500万元,正确的应为取得利润1.700万元。 (6)工作底稿不健全 在审理中还发现,一些审计项目的工作底稿没有按规定编号,也没有按审计报告的叙述顺序排列,所附证据不充分等。这样一来,就给人混乱、模糊、定性依据不充分的感觉。 四、以石油企业为例,阐述内部审计制度的建立方法 (一)建立内部审计组织保障 1、建立健全有效的内部审计组织保障机制 内审的成功运作,首先需要制度健全、运行有效的公司治理。为此,应从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合理设计经理激励约束机制、实现董事长与总经理分离、明晰产权等方面强化公司治理。逐步实现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或最高管理者领导,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独立于各职能部门,发挥其权威性。 2、建立审计项目负责制 建立审计项目负责制,就是要明确划分审计部门领导、业务部门负责人、审计项目负责人、审计人员各自的质量控制责任。建立项目负责制后,应选择有丰富工作经验、具有控制时间与工作能力、对其他审计人员有指导能力、和客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的人担任项目负责人。审计质量贯穿于审计工作的全过程,所以项目负责人在授权范围内,从审计计划、审计准备、审计方案,到审计实施、审计报告、审计决定、结论落实、审计资料归档等业务的全过程负责,亲临现场承担大量的具体工作,针对审计问题及时调整审计方案,了解重大业务问题并及时提出处理意见,同时对授权履行职责的结果承担责任。审计部门领导和业务部门负责人也在更高层次上承担相应的质量控制责任。 3、建立审计业务督导制 建立审计业务督导制度,通过督导,可以保证审计师严格遵循专业执业标准,尽量降低审计风险。督导由项目负责人对其他审计人员的督导和审计部门负责人对审计项目的督导两部分组成。项目负责人主要对现场审计进行督导,目的是帮助审计人员了解审计的目标,督促审计人员执行审计方案,指导审计人员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确定重要性和风险水平,为审计结论取得充分可靠相关的审计证据,提出可行的审计建议。审计部门负责人的督导主要解决重大会计问题和决定重大审计问题或实施重要审计程序。 4、建立审计工作底稿和审计报告分级复核制 审计工作底稿是反映审计成果最基本的载体,记录审计主要成果和查出的问题,为形成审计报告提供依据。审计工作底稿的取证是否完整、引用法规是否恰当、审计定性是否准确,直接影响到审计报告。在审计工作底稿编制完成后,在签发审计报告前,通过一定的程序、经过多层次的复核显得十分必要。在审计现场由项目负责人对审计工作底稿进行复核,对审计工作底稿中证据不充分、定性不准确、表述不清楚的底稿要求审计人员补充、修改或重新编制,并签署意见;项目负责人复核后,提交给独立于审计项目的复核人员进行复核,复核审计人员看是否执行了审计方案、审计程序,有无重大的漏项或误差,签署意见后提交给审计部门负责人复核;审计部门负责人复核审计组是否完成审计目标、审计建议是否可行、结论和处罚是否准确等。通过对审计工作底稿的分级复核,可以减少或消除人为的审计误差,可以分清审计责任,防范审计风险,提高审计质量。审计报告的复核审定是审计项日质量控制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审计组现场审计结束后起草审计报告初稿,交审理人员审核后提交审计部门负责人审核,形成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稿,以审计部门名义征求被审计单位意见。征求意见后,审计部门修改和完善审计报告,提交主管审计部门领导审核签发。据此,审理人员发出审计意见书和审计决定书。 5、建立审计质量评价制度 审计项目质量评价是对审计全过程的评价。在审计开始时审计部门就向每一位参与审计工作的人员提供一份简单的“评价表”,让审计人员记录下他们认为对今后审计工作有价值的信息。如,特别有效或无效的审计程序、特别敏感的问题和时间安排等,审计结束后,将表格交给项目负责人。在后续审计前、审计结束后召开审计质量评价会。这时候审计小组对整个审计过程仍记忆犹新,因而得出的评价结果就比事后评价更为深入和全面,得出的经验教训也可以尽快运用到实践中。审计质量评价会通常由审计组成员、审计项目负责人或监督人以及审计部门负责人参加。审计评价包括对整个审计项目的评价和对审计人员的评价。对整个审计项目的评价主要包括审计方案的执行情况、审计目标的完成情况、审计工作小组的整体情况、与被审计单位的沟通、审计证据的质量、预期的审计发现和结果。对审计人员的评价主要包括专业胜任能力、工作的效率等等,审计评价结束后写出书面的评价报告并归档。通过审计评价可以促进审计工作质量的提高,总结值得以后审计工作借鉴的经验教训,并以此考核审计人员业绩。 6、、建立审计质量责任追究制度 建立质量责任追究制度,明确审计人员、项目负责人、业务督导、复核人、审计部门负责人在审计质量控制过程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对不履行责任的审计人员,必须追究责任,严肃处理。制定奖罚分明、责任到人的责任追究制度,是落实和执行审计质量控制体系的保证,只有将审计质量控制体系落到实处才能真正提升审计质量,有效控制审计风险 (二)坚持依法审计,建立健全企业内部审计规章制度 坚持依法审计是提高企业内部审计工作水平的重要保证。为此,企业内部审计机构必须依据国家的审计法律法规和企业内部审计制度实施内部审计,按照内部审计规范所规定的程序、方法、内容等开展各项审计工作,逐步实现内部审计工作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为达到这个目的,首先,企业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应加强学习和培训,以熟练地掌握有关法律法规和内部审计规范;其次,应建立健全内部审计的控制制度和激励机制以及责任制度,规范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的行为,克服工作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切实维护内部审计工作的严肃性。中国石油各级审计部门应深入开展以“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宣传宪法、审计法律法规及相关法律法规,促进审计人员熟练掌握必备的法律知识,做到依法行使职权、履行法定义务、承担法定责任,自觉用法律规范自身行为;增强审计部门内部依法管理、依法决策的能力和水平;把法制教育与审计文化建设相结合,加强审计部门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教育,在审计部门内部形成遵守法律、崇尚法律、依法管理、依法审计的法治氛围。 (三)坚持全程审计,降低审计风险 1、事前审计 (1)明确审计目标,细化审计内容 审计目标是指开展审计项目所要完成的任务,是审计工作的方向。审计目标因审计项目不同而不同。审计内容是指为实现审计目标需查明的具体经济事项。审计目标决定审计内容,审计内容为实现审计目标服务。细化审计内容就是要根据审计目标的要求,有选择的确定需要查明的具体的经济事项。细化审计内容应该有确定的审计范围和重点,应该与审计目标密切相关。 (2)突出审计重点 审计重点是指对实现审计目标有重大影响的审计事项。编制审计实施方案时,要认真分析审前调查取得的资料,结合以往的审计成果,分析可能存在的问题和线索,确定审计重点。 (3)确定审计步骤和方法 确定审计步骤和方法的原则是能够指导审计人员实施审计,具有操作性,并且能够减少随意性,避免审计资源浪费。每个审计项目的审计目标不同,决定着审计步骤和方法不同,审计步骤和方法具有多样性。由于对被审计单位情况变化较多,《审计工作方案》中确定的审计步骤和方法不一定都具有适用性。在这种情况下,为确保审计工作质量,审计人员应根据审计实施情况,适时调整《审计工作方案》,进一步确定适用的审计步骤和方法。 (4)明确分工、落实责任 编制《审计工作方案》时,应当明确审计组长、主审及审计人员各自承担的责任,建立审计项目质量责任追究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明确审计人员在各项工作中的职责、任务;同时,主管领导或相应部门应定期检查审计项目档案,对查出的问题予以通报,进一步强化审计人员的责任意识。 2、事中审计 (1)提高对《审计工作方案》的遵循性 主要措施包括组织审计组全员参与对《审计工作方案》的编写;组织参审人员学习确定的《审计工作方案》;审计组长或主审对《审计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纠正等。 (2)推行审计工作记录制度和工作会议制度 内部审计在实施审计项目过程中,目前普遍存在的薄弱环节是,没有充分完整的审计工作记录。在长期的审计实践中,内部审计人员已习惯一般的审计取证和《审计工作底稿》编制,尽管审计取证和《审计工作底稿》编制还存在许多不够准确、不够完整的问题,审计证据和工作底稿的复核、分析也有待进一步加强,但在内部审计人员心目中毕竟普遍有了基本的概念。 (3)加强技能培训,提高人员素质 全面提高内审人员综合素质,加强内审队伍建设。审计人员的素质包括学识、工作经验、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这些对审计工作的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要保证和提高审计质量,就要有一批合格的、胜任的、高素质的内审人员。加强内审队伍建设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建立职业准入制度和从业资格制度。对进入内审机构的人员要严格把关,要求从业人员取得和具有与其工作相适应的专业资格,确保内审人员达到履行其职责所需要的专业胜任能力;建立内审人员职业教育和后续教育制度。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针对工作需要,系统地、有计划地组织各层次的业务培训;建立内审人员待遇和晋升制度。由于对内审人员的要求和标准越来越高,就要制定政策保证内审人员待遇的提高不低于其他部门。晋升制度也要明确执行,样才能保证内审队伍的稳定和不断壮大发展。加强内审队伍的建设,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专业内审人才,是推动我国内审事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4)运用现代审计技术方法,防范和控制内部审计风险 使用以制度基础审计方法为优秀,兼容抽样审计法与详细审计法的审计方法体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组织业务的复杂化和内部管理的科学化,其内部控制越来越健全和有效,进而就更多地需要使用制度基础审计方法。运用制度基础审计确定重点,对审计重点采取详细审计,增加审计证据数量,减少失误和差错;对非审计重点采取抽样审计法,确定合理的样本量,作出审计判断和结论。这样,克服了传统的、单一的审计方法的缺点,推动和促进内部控制的建设和执行,使审计主客体之间良性互动,达到既提高审计效率,又防范和控制内部审计风险的目的。用现代科学技术改进审计方法和手段。当前,要大力开发和应用计算机辅助审计方法,迅速提高内审人员计算机专业知识和技能,不断开发设计计算机辅助审计软件,建立审计作业平台。以审计方法的创新,来提高审计质量,降低内部审计风险。 (5)培育企业文化 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审计人员的工作精神集中体现在具有高尚的职业操守方面,既要有客观公正、求实谨慎的精神,又要有爱岗敬业,认真投入的精神。一个人的职业操守跟职业道德风貌相关,一个团队的职业操守同企业文化的形成紧密相连。良好的企业文化对于审计队伍形成高尚品德,保持旺盛的工作精神具有重要的基础保证。作为企事业单位组织和审计部门应高度重视并致力于培育良好的企业文化,使审计人员处于团结和谐,创新进取的氛围中,在审计项目中才会有更多精力投入,才会焕发更多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3、事后审计 做好审计发现的综合分析工作,强化精品意识,提升审计报告的质量和水平,主要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对审计发现进行深加工 分析加工审计发现时,不能停留在发现问题的表面,应注意问题产生的根源、注意审计发现的内在联系、注意管理和控制上的重要缺陷。经过对审计发现进行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挖掘和加工后,找出最有价值的信息,为写好审计报告服务。 (2)审计报告立意层次要高 审计报告反映的审计信息应有利于被审计单位加强内部控制,改善内部管理,有效防范和规避经营风险。切忌泛泛而论,没有深度,没有重点。 (3)审计结论准确、客观 依据审计发现得出的审计结论,一定要体现出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审计原则,不可携带任何感情色彩,表达的意思应该简洁明确,不能含糊其辞。 (4)提出的审计意见和建议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 提出的审计意见和建议应该直接指向审计发现产生的根源,便于被审计单位从根本上纠正审计发现的问题,堵塞管理和控制上存在的漏洞。 五、总结 长期以来,我国内部审计深受传统审计理论影响,企业内部审计工作普遍存在着目标定位过低、机构设置不合理、职能定位侧重于“监份导向”、审计范围过窄、人员素质不高、技术手段落后等问题,这都严重制约了我国企业的良性发展。笔者认为,在这众多的问题中,我们首先应该完善我国企业内部审计制度,制度的完善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基础,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企业内部审计制度,在其基础上,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情况,解决内部审计中存在的各项问题,促进企业良性、快速发展。 中国石油论文:分析新势态下中国石油企业海外合作战略 摘要:“走出去”成为我国石油企业践行科学发展观、保证国内能源安全和满足社会石油需求的必然选择。金融危机给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带来了机遇,本文通过研究金融危机带来的变化和影响,提出我国石油企业在“走出去”战略上要适时调整目标市场选择和“走出去”形式选择,同时要采取多样化的项目发展战术、不拘一格的项目组织策略,政府加大保障支持力度,共同促进我国石油企业开展海外油气合作。 关键词:金融危机石油企业走出去战略选择 2008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及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国内石油储量、产量远远满足不了石油消费量的快速增长,石油进口量和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石油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我国石油企业只有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有效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石油的需求,以石油的可持续发展支撑能源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我国石油供求现状严峻 (一)我国石油储量有限,稳产、增产难度较大 国土资源部2008年5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石油可采资源量仅有212亿吨。论文百事通在剩余探明可采储量中,低渗或特低渗、重油、稠油和埋藏深度大于3500米的石油储量占50%以上,勘探开发难度极大。近几年来,我国东部主力油田已经进入高含水、高采出、高采油速度的开发中后期,稳产压力大。2000-2007年,我国原油产量保持在1.6-1.9亿吨之间,未来增幅有限。 (二)我国石油消费量持续快速增长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加快,我国石油消费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消费量从1991年的1.18亿吨增长到2008年的3.9亿吨,平均每年增长1600多万吨,年均递增7.4%以上。 (三)我国石油进口量飙升。对外依存度突破50% 石油需求的快速增长与国内石油的有限供应导致的必然后果就是石油进口量越来越大,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2002-2007年,我国石油净进口量从7773.5万吨增加到1.85亿吨左右,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8.7%,石油对外依存度从2002年的31.2%上升到2007年的49.6%。2008年我国净进口石油近2亿吨,对外依存度更是首次突破50%。 面对快速增长的石油需求和国内石油资源有限的矛盾,迅速提高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和国家能源安全的矛盾,持续高位运行的油价和满足国内石油需求的矛盾,仅仅依靠国内资源是远远不够的。我国石油企业必须从保障国家石油安全和经济稳定的角度出发,积极推行“走出去”战略,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从根本上保证我国的石油安全。 二、我国石油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面临的问题 (一)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成果显著 自从1993年国家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我国石油企业开始大力开展海外油气合作以来,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力度不断加大,海外油气业务发展迅速。目前已经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油气项目100多个,逐步形成了以非洲、俄罗斯和中亚、南美以及亚太为主的五大海外油气生产区。截至2007年,我国海外油气作业产量将近9000万吨,权益产量4000万吨左右。其中,中石油海外原油产量近3000万吨,中石化700万吨左右,中海油将近130万吨。预计2010年我国海外油气作业产量将达到1亿吨,权益产量超过5000万吨,占国内油气生产总量的比重将超过25%。 (二)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问题 尽管我国石油企业在走出国门开展国际石油合作上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但在“走出去”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也遇到了许多障碍。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面临资源国政治风险的同时,法律和经济制约因素越来越多,国际石油合作难度加大。 由于西方跨国石油公司占据了世界石油的中心地带,因此我国石油企业在“走出去”时,更多时候只能进入西方石油公司不愿意进入的国家和地区。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往往蕴含着较大的政治风险,包括政治体制变动风险、战乱风险、社会风险、东道国经济政策发生变化等,而且我国石油公司同西方公司相比,在应对这些风险方面经验欠缺。同时,资源国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制定了诸多法律法规,同时在石油合同里规定了很多限制条款,比如除了支付勘探费、矿产资源税及其他各类税赋外,还要支付资料费或签字费和其他红利等,有成本回收比例的限制,原油出口、设备进出口以及外汇出口限制等,导致我国石油企业获得海外区块的难度不断增大。 2资源国推出的合作区块勘探开发难度较大,经济效益差。 勘探开发作业难度主要体现在技术难度大和成本高两方面。勘探项目如陆上深层勘探、深海勘探、山地等复杂地表条件下勘探;油田开发项目如老油田改造,高含水油田、低渗透油田、稠油、高凝油开发等。如果没有相应的先进技术,是很难介入这类项目的,即使获得此类项目,其经济效益也是比较差的。另外,在东南亚、南美、北非等世界主要产油地区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招标区块中都大量存在一些项目,在油田开发初期过分追求产量,致使后期开发难度极大,经济效益很差。此类油田不但对开采技术有很高的要求,工作量大,且增产潜力较小。 3潜在目标地区国际合作困难重重。 除了油气勘探开发的热点地区及一部分油气勘探开发早、技术比较成熟的发展中国家以外,其余油气资源丰富、可以进行国际石油合作的国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受作业条件或目前的技术条件所限,勘探开发难度很大或无法勘探开发的地区,包括深海、极地、高山和沙漠地区;二是资源国油田基础设施欠缺或远离油气市场,如内陆发展中国家尼日尔和东西伯利亚地区;三是政局不太稳定的国家和地区,如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等。 4多国石油公司参与导致国际石油合作市场竞争激烈。 世界上大部分具有油气资源潜力的国家都对外开放或部分开放其国内油气资源,有成千上万的公司参与其中,使得国际石油合作市场的竞争更趋激烈。国家石油公司拥有资源优势,把资源潜力大、邻近市场且容易勘探开发的区块牢牢控制在手中。大型跨国石油公司以其资金、设备、技术、经验、人才及市场形象等多方面的优势,在国际石油合作中占据主导地位。众多的中小型石油公司经营灵活、善于公关,在获得区块许可证上往往有独到之处。各类基金、财团或投资公司凭借资金优势在全世界寻找各种投资机会,也常常在国际石油合作中分得一杯羹。 5国内石油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缺乏沟通和协调。 国外石油项目多是通过竞标获得,公司之间必然要开展竞争,也包括中国各石油企业之间的竞争。我国石油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仍然处于各自分割、单打独斗的状态,显然不利于各个企业的境外发展,也影响了海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效益。 三、新形势下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选择 金融危机给我国石油企业带来一定战术上的损失,但就战略层面而言,有可能成为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历史上的大机遇,有利于我国石油企业克服上述障碍,取得海外石油合作重大突破。金融危机会对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选择产生重大影响,无论是走出去的目标选择还是方式方法,都需要我国石油企业深入研究,努力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一)石油企业“走出去”的目标市场选择 我国石油企业在“走出去”开发利用海外油气资源时要力求既积极又稳妥,讲究实效,在目标市场选择上首先要选择优先矿产资源丰富,勘查开发潜力大的国家。其次选择投资环境良好的国家,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多种因素的结合,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法律、人文等。第三选择与我国友好的国家。总结起来,要到有油或可能有油、得到了油能拿回去、矿业权有保障、服务好、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去。 金融危机之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最多、作业产量最多的地区是非洲,项目数占我国海外总项目数的35%左右,作业量占海外总产量的43%。我国企业不但在非洲国家进行油气勘探开发,炼油等业务也取得了进展,中国石油和苏丹合作的喀土穆炼油厂年炼油能力达到500万吨。俄罗斯中亚地区是目前中国企业第二大海外油气合作区,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俄罗斯。第三则是南美地区,包括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不断深化,世界主要的油气合作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先是非洲地区形势严峻。非洲地区资本流入主要是国际援助及贷款、外国投资、侨汇和旅游收入以及资源出口。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援助、贷款和投资均有所下降,来自欧美的侨汇骤然减少。同时,因欧美游客人数急剧萎缩,外汇收入也大幅减少。能源、矿产品和一些农产品价格猛跌也导致非洲主要产油国收入锐减。其次是俄罗斯中亚地区经济增长普遍放缓。俄罗斯国内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外汇储备不断缩水,几大石油公司已经联名请求政府提供贷款。金融危机本身对哈萨克斯坦等国影响不大,但是国际油价暴跌导致政府收入锐减。第三是拉美地区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委内瑞拉、巴西等国因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下跌导致财政收入锐减,拉美国家在本币贬值、资金逃逸和股市震荡的多重冲击下,实体经济受到影响,之前针对油气行业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政府的国有化倾向暂时缓解。中东地区受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经济没有出现大的动荡,基本保持平稳发展。亚太地区受到的影响比较严重,出口型经济在欧美订单不足的情况下大幅下滑,大量出口型企业倒闭。 在此背景下,我国石油企业在进行国际油气合作的目标选择上必须进行适当地调整。非洲地区资源丰富,与我国关系良好,此时对外国投资和援助的需求极为迫切,是我国石油企业进入本地区油气勘探开发领域的大好时间。俄罗斯中亚地区资源丰富,且急需境外资金缓解债务压力,帮助企业脱困,我国石油企业应积极把握机会,通过国家石油公司股权收购、石油公司之间的区块权益转让和股权转让、购买中小私营石油公司等方式,积极参与本地区的油气资源合作。拉美地区正在加快与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鉴于拉美地区长期比较突出的资源民族主义和国有化情绪,我国石油企业应与拉美国家石油公司积极合作,争取到我国建立炼厂。 (二)石油企业“走出去”形式选择 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形式包括全资控股、合资参股和非股权安排的投资模式。全资控股即项目股权由我方全部持有。合资参股方式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与东道国石油公司的股权联合,另一种是与国际石油公司联合。非股权安排方式的范围很广,包括租让制、经营合同、产量分成合同、技术援助合同、租赁合同以及各种工业合作。 在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石油企业参与国际油气合作的方式主要是合资参股和非股权安排的方式,尤其是以产量分成合同、服务合同等方式为主。试图以全资控股的方式进行国际油气合作的努力往往因为各国政府对进入本国的外国石油公司严格监管和干涉而作罢。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下,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首选战略就是加强海外资产收购。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油价暴跌,大量投机资金撤出,融资难度加大,国际大石油公司纷纷压缩投资。近几年大量购进区块的公司因为面临融资和债务压力,无法摆脱被收购的命运,一些拥有区块的中小型石油公司由于资金缺乏,已经购入的区块无力开发,甚至破产。而高度依赖石油的中东、非洲和拉美产油国,迫于财政的压力,也有抛售项目资产融资的愿望。我国大型石油企业的资产质量与之相比有很大优势。从融资方面来看,我国主要国有石油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低于很多国际石油公司,中国石油的资产负债率不足30%,融资方面不会有任何问题。我国石油企业应积极把握机会,加紧购买海外资源,去占领一些能源资源,获取我国的战略利益。我国石油企业相对融资机会较多,成本较低,手中握有大量现金,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机会,积极购买国外区块,或则利用资金优势,与国际大石油公司进行合作开发,甚至大量并购一些拥有区块的中小型石油公司。同时,一些油气资源丰富但是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可能会放松对外国石油公司参与本国油气资源开发的限制,也为我国石油企业进行国际石油合作提供了机会。 四、石油企业“走出去”的战术选择 我国石油企业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现有海外油气合作区的基础上,充分利用金融危机带来的有利时机,通过优选目标,方式方法创新,不断拓展新领域和新项目,发挥优势,优化布局,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建立稳定可靠的海外能源供应基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跨国石油公司。在实际操作中,还要有合适的战术,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 (一)政府保障支持选择 1加大政策支持和能源外交力度。 由于石油的特殊地位,海外油气合作竞争异常激烈。目前海外石油投资已经不仅仅是资金、技术等经济因素所能决定的,任何国家的石油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利益保证,都需要依靠本国的国力优势和政府的石油外交政策支持。我国政府应积极实施能源外交,努力推进与石油资源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加强与国际性的能源组织和国际石油通道沿线国家的官方联系,为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开展海外油气合作争取比较好的条件。 2完善“走出去”的相关政策与法律法规。 国家出资设立风险基金,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项目、产品的政治风险和非商业性风险保障。政府应积极同有关国家签订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并利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的有关条款,保护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利益,为企业创造对外投资的安全环境,并通过法律法规和适宜的企业管理机制防范海外企业的系统风险。作为高投入项目,石油投资的风险巨大,而“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企业的融资成本就会更高。我国政府应该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广泛拓展融资渠道,综合运用各种金融工具,为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提供资金支持。 3建立石油公司海外业务的统一协调机制 国家应修改完善境外油气资源开发协调机制,避免在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项目上与自己的公司互相竞争。为避免我国一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开展恶性竞争,应该由政府出面建立协调机制,一致对外,凡是几个公司同时感兴趣的石油项目,应组织共同投标,政府应根据各公司的实力、技术特点、在项目所在国的工作基础,在公司间进行有效协调,确定合适的作业者或者各公司的参股比例。除了区域选择,还应鼓励我国石油企业通过兼并、收购和产权互换进行资产结构调整,组建战略联盟,共同携手利用全球资源。 (二)石油企业的战术选择 对企业来讲,要优选战略选区,要在政治、经济等多项评价对比的基础上合理选择目标,要采取灵活多样的项目获取战略,股权购买、股份转让、收购等多管齐下,还应注意采取合适的项目发展战术和项目组织策略。 1采取多样化的项目发展战术。 勘探与开发相结合,早期以油田开发项目为主,逐步增加勘探项目。如果有新油田合作机会,应该成为首选项目。油田项目的进入费用高,操作不当损失可能就会很大。勘探项目进入费用比较低,且划分阶段,每个阶段的义务工作量不是很大,一旦成功,其收益可能很高。国际上的大石油公司都有勘探项目,上游工业的获利主要从勘探开始。 逐步进入海洋勘探开发领域。目前,陆地的勘探程度总体上比较高,而海洋的勘探开发程度比较低,深海区和极地海域的勘探程度更低。海上剩余油气储量增长速度比较快,随着勘探开采技术的进步,海洋勘探从浅水区进入深水区。我国石油企业应积极进入海洋勘探开发领域。 大力参与和积极进入天然气项目。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国外大多数天然气项目中所生产的气难以供我国利用。鉴于天然气存在巨大的剩余可采储量和勘探潜力,近年来天然气的液化技术有很大进展,而且天然气是清洁能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积极选择天然气勘探开发项目,也可以通过天然气项目的合作,促进石油勘探开发项目的获得。 重视重油和油砂矿项目。重油、沥青砂资源在地质上主要分布在盆地边缘,在地理上主要在加拿大、委内瑞拉、俄罗斯的中亚地区和美国的阿拉斯加等地。目前,国际大石油公司正在加大重油和沥青砂的勘探开发力度,我国石油企业也要抓住这个机会,积极进入重油和沥青砂勘探开发领域。 2不拘一格的项目组织策略。 争当海外项目作业者。油气勘探开发项目有作业者和非作业者之分,对于两种角色的能力要求是不同的,对作业者的要求比较高。从能力而言,我国石油企业经过多年来跨国经营的实践,基本上已经有能力当作业者,而且当作业者有利于带动自己公司的劳务、物资、设备出口,比较容易贯彻自己的战略意图。 努力带动劳务、物资、设备出口。我国石油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很大一部分转化为劳务承包和设备物资输出,我国石油企业的专业技术服务公司通过海外项目作业,取得跨国作业的经验,提高了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有利于在国际技术和工程服务市场上投标。同时,各技术服务公司也可以为我国石油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提供强大支持。 中国石油论文:中国石油业需要影响成因动态计量 石油是现代工业和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是国民经济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重要能源和工业原料,国民经济对石油具有很强的依赖性。石油一方面直接影响着一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安全。如果石油供应紧张,供不应求,势必成为遏制一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石油既是能源,又是基础原材料,下游的石油加工、化学原料及制品和交通运输等各行业对其有很高的依存度,因此石油资源对我国整个经济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图1反映了单位石油产量所支持的GDP总量,可以发现石油对整个经济的支持度不断提升,从2001年的每万吨支持6亿元GDP,到2006年上升为支持13亿元GDP。该指标反过来也说明了我国获得单位GDP所消耗石油数量的下降,即我国正趋向于节能经济和发展多种能源,这种趋势自最近石油价格持续上涨变得更加鲜明。由以上的分析能看到石油行业对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因此,本文通过建立石油及其下游行业的向量自回归模型,来研究石油供需平衡以及石油下游行业需求对石油行业的冲击效应,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保障石油行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平稳支持。 一、参变量的选取 石油行业是一个传统的垂向行业,我们根据《2005年按行业分能源消费量统计表》,选取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四个下游行业来对石油行业进行需求状况分析。从表1可以看到,石油加工及炼焦业消费了原油总量的72.26%,包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消耗了大量的石油衍生能源,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也在能源消费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我们选择石油行业及其主要的下游行业的销售收入数据作为各行业的需求变量。 从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变量oil、coki、chem、tran、fiber均仅有一个单位根,这说明他们都是一阶单整过程I。可以对它们进行Johanson检验,从表4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所选用的5个变量之间满足协整关系。这说明,所选的各下游行业的销售收入与石油行业的销售收入之间在短期内由于随机干扰,偏离均值,但在长期具有均衡关系。 2 模型构建。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有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我们主要利用石油行业及其主要下游行业的销售收入建立了相应VAR模型,即Y=(0il,coki,chem,tran,fi.ber)。 用Eviews5.0对系统Y进行VAR分析,估计结果如下: 由上式大体可以看出,石油行业销售收入主要受其自身滞后期值的影响,另外,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销售收入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滞后期值对它也有一定的影响,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和化学纤维制造业销售收入对它基本上没有影响或者说影响极为微弱。为了进一步说明各个变量间的相互作用,我们根据上面对Y1的VAR分析结果继续进行脉冲响应分析。 我们分别给石油各下游行业销售收入一个单位大小的冲击,得到关于石油行业销售收入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在下图2-5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单位:月度),纵轴表示石油行业销售收入(单位:亿元),这几个图中曲线表示了脉冲响应函数,代表了石油行业销售收入对其相应下游行业销售收入的冲击的反应。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 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在本期给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销售收入一个正冲击后,石油行业销售收入在第2期达到最高点,之后的几期内小幅度上下波动,从第5期以后开始稳定增长。这表明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受外部条件的某一冲击后,经市场传递给石油行业,给石油行业带来同向的冲击,冲击效应在第2期达到最大,之后逐渐回落,在第5期之后趋于稳定。即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销售收入的正向冲击对石油行业销售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一显著促进作用具有较长的持续效应,可见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的快速发展将带来石油消耗的增长。 当在本期给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销售收入一个正冲击后,石油行业销售收入在第1期有个小幅度负向的波动,从第2期开始变为正向波动,在第6期达到最高点。之后的2期小幅度上下波动,从第8期以后开始稳定增长。这表明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受外部条件的某一冲击后,经市场传递给石油行业,在第1期会给石油行业带来反向的冲击,从第2期开始,经市场传递作用,又给石油行业带来同向的冲击,冲击效应在第6期达到最大之后,逐渐回落,在第8期之后趋于稳定。即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正向冲击对石油行业销售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一显著促进作用具有较长的持续效应。具体地说,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销售收入增加会在8期后对石油行业的销售收入产生稳定的拉动作用,反之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销售收入的降低也会在8期后给石油行业带来负面的冲击。 当在本期给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销售收入一个正冲击后,石油行业销售收入在前7期内会有小幅度的负向波动。从第8期以后开始稳定回升变为正值,直至平坦,波动幅度不大。这表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受外部条件的某一冲击后,经市场传递给石油行业,在前7期会给石油行业带来小幅度的负向冲击,从第8期开始变为对石油行业同向的冲击并趋于稳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增加会在8期后对石油的销售收入产生正向的冲击,反之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销售收入的降低则会在8期后给石油行业带来负向的作用,但波动幅度不是很大。可见,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对石油消耗的增长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但带动作用不是很大。 当在本期给化学纤维制造业销售收入一个正冲击后,在第1期,石油行业销售收入为负向的波动。从第2期开始,化学纤维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提高将带动石油行业销售收入的提高。由图5可知,石油行业销售收入在前5期内有上下波动;从第6期以后开始稳步回升直至平坦。这表明化学纤维制造业的某一冲击从第6期开始也会给石油行业带来正向的冲击,但冲击力度不大。化学纤维制造业销售收入增加会在6个月后对石油的销售收入产生正面的冲击,反之化学纤维制造业销售收入的降低则会在6个月后给石油行业带来负向的冲击,波动幅度虽不是很大,但比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对石油行业的冲击幅度略高。正是由于化学纤维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正向冲击对石油行业销售收入具有较小幅度的促进作用,并且该促进作用具有较长的持续效应,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推动化学纤维制造业的发展带动石油行业的发展。 3 下游行业的贡献率分析。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VAR模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带来的影响,但是并没有确定各变量具体影响力,而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率,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因此,方差分解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 在这里我们仅考虑各下游行业需求冲击对石油需求的前期的相对方差贡献率RVCii(s),当i=1时的经济意义为:如果RVc1(s)较大时,意味着第一个行业需求冲击对石油需求的影响大;相反地,RVc1(s)较小时,可以认为第j个行业需求冲击对石油需求的影响小。下面分别给出各下游行业销售收入的变化对石油行业销售收入的方差分解。 下面做图比较各下游行业对石油行业变化的贡献程度,我们在此将分析时段定为36期。 由图6中我们可以看出,石油行业销售收入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信息立刻有较强反应,第2期石油行业销售收入的响应最大,此后对其自身的波动逐渐减小并趋于稳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对石油行业的贡献率,最大在43%左右,其对石油行业的贡献率是逐渐递增的,在30期左右达到40%。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对石油行业的贡献率也比较大,从第5期开始达到顶峰,在37%左右,此后趋于稳定。而化学纤维制造业对石油行业的贡献率比较小,在第6期达到最大值,最大时仅为7%。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对石油行业的贡献率最小,不到1%。 可见,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对石油行业的贡献率最大,我国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也为石油行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能源需求,主要是石油的需求,这使其对石油行业的贡献率较大;化学纤维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对石油行业的贡献率都比较小,但是这两个下游行业的发展对石油行业也有一定的带动作用。 三、结论 通过建立石油下游行业的向量自回归模型,我们可以知道,由于市场化程度、政府保护政策等各方面的原因,石油行业的主要下游行业的外部冲击均会经市场传递给石油行业,给石油行业带来同向的影响。其中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给石油行业带来的冲击较大,并且具有持续的稳定效应。而化学纤维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带给石油行业的冲击力度不大。因此政府可以利用这种现象,对市场进行有区别、有重点地调整。 在石油行业的主要下游行业中,对石油行业影响最大的是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贡献率在43%左右;其次是石油加工及炼焦业,贡献率在37%左右;再次是化学纤维制造业,贡献率在7%左右;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对石油行业的贡献率最小。因此我们在制定产业政策和产业规划时,应注重石油行业与其下游行业的协调发展,石油企业应该紧盯市场,了解这些下游产业,着重调查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及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的发展信息,以此来研究石油行业产品需求的变化情况,并根据需求及时调整石油企业的产品结构。可以说,石油行业的发展不仅仅是石油行业自身的事情,它涉及到上下游的诸多产业,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全局。我们不能只强调市场经济规律而忽视政府对行业发展的宏观调控,对石油行业重大建设项目必须统筹规划,加大技术改造的投人,减少盲目的重复建设项目,使我国石油行业得到更大的发展,使我国能源短缺的问题能够得到缓和,进而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石油论文:中国石油供应安全策略研究探索论文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一部分人们的心目中, 石油已从战略性资源和“武器”回归到一般商品的属性。应该承认,产油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关系正在向以互相依赖为共识的合作方向发展,但是发生大规模石油供应中断并带来重大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我们对石油安全问题必须坚持“两点论”,丝毫不能麻痹大意。近两年我国的石油消费呈现高达两位数的增长,面对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机制,抑制油气消费,节约和合理使用油气资源已刻不容缓。为此,文章从大力节油、加强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展石油资源的国际化经营、保障运输通道安全、燃料替代和石油储备方面评述了我国的石油安全对策。 一、对石油供应安全必须坚持“两点论” 石油供应安全是指任何时候都能以合理的价格获得足够数量的石油。这里面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供应既不能中断, 也不能严重短缺(按照国际能源署IEA的标准, 供应短缺量达到上一年进口量的7%, 就标志着进入了不安全期);二是不能出现难以承受的高油价。 1. 传统的石油安全观 传统的石油安全观认为,石油安全是指减少石油消费和进口的依赖性。石油供应安全度用石油进口依赖度来表示,石油进口依赖度越高,石油供应安全度越低。 自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和1974年IEA成立以来,国际石油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供应者增加,探明储量和石油储备增加;价格变得灵活和透明,由市场而不是垄断来决定;世界的紧张局势总体有所缓和;贸易更加发达,自由化和全球化进一步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石油供应国没有再使用过石油制裁的武器,世界上也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石油短缺。即使一些石油供应国受到联合国或其他国家的制裁,也未影响世界石油贸易或引发石油供应短缺。 2. 新的论点 今天,一部分人心目中的石油安全观在悄悄地改变, 石油安全已成为进口国和出口国共同的问题--大部分石油进口国渴望有可持续供应的资源和稳定的市场以保证供应安全,而石油出口国也渴望有一个稳定的出口市场,以保证需求安全和可持续的收入。高油价是一柄“双刃剑”,不仅伤害石油消费国,也伤害石油供应国。因为高油价既能使石油出口国获得更多的利润,也会促使消费国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及替代燃料,从而加速改变石油在世界能源结构中的主导地位。 由此,一些专家认为,石油已从战略性资源和“武器”回归到一般商品的属性,石油进口依存度的提高,不值得大惊小怪,它与石油供应安全没有直接的关系。动用很多资金去搞石油储备,是得不偿失。有的专家甚至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已使我国可以不用一兵一卒就可以在国际市 场上买到任何所需要的矿产资源。 3. 石油安全的两点论 应该承认,产油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关系正在向以互相依赖为共识的合作方向发展。但是,正如1999年5月IEA部长理事会发表的声明所指出的那样 :虽然故意中止石油供应的危险得到了缓和,但自然灾害、技术上的障碍以及政治混乱所引起的危险仍然继续存在。 今后如果再发生石油危机,其原因不一定是产油国的企图。例如,2002年12月至2003年3月,委内瑞拉内战一触即发,其石油行业几乎陷入全部瘫痪的状态,造成了1990年8月海湾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石油供应中断,高峰中断量达到260万桶/日。 过去发生的石油供应中断事例,大部分都与中东地区的局势有关。中东拥有世界石油探明储量的三分之二,其石油产量占世界的30%,其石油生产成本在世界上是最低的,而且中东原油占国际市场原油总贸易量的44%,今后20年世界石油需求对中东的依赖程度将进一步增加。最近的伊拉克战争所引发的高油价更说明,中东产油国局势的不稳定是世界石油供应安全的潜在威胁。 IEA在不久前的《2004年世界能源展望》中指出,“能源安全在短期内将有更大的风险。近年来的地缘政治形势以及能源价格飙升也印证了这一判断。多数OECD国家、中国、印度等油气进口大国将越来越依赖产自遥远、动荡地区的进口能源。石油供求的灵活性将下降。石油将越来越集中用于交通运输,且没有唾手可得的替代能源。对石油与日俱增的需求将由少数几个拥有庞大储量的国家来满足,如欧佩克的中东成员国和俄罗斯。贸易的蓬勃开展将强化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与此相联系,海盗、恐怖袭击或者事故导致油井或者管线封闭、油轮停航的风险也会进一步加大。” 鉴于客观的现实,我们认为石油安全观必须坚持两点论:一方面承认国际石油市场有了很大的发展,石油安全形势有了很大的改进;另一方面,认识到天下并不太平,发生大规模石油供应中断并带来重大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我们对石油安全问题必须提高警惕,丝毫不能麻痹大意。 二、我国石油安全对策及评价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的研究,2020年中国石油的需求量将为4.5亿~6.1亿吨,届时国内石油产量估计为1.8亿吨,进口量将为2.7亿~4.3亿吨。进口依存度将处于60%~70%。IEA《2004年世界能源展望》的预测值是能源研究所的中值5.3亿吨。 有专家认为,当一国的石油进口量超过5000万吨时,国际市场的行情变化就会影响该国的国民经济运行;当一国的石油进口量超过1亿吨以后,就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供应安全。当石油进口依存度超过60%时,石油供应的不安全性加大。 确保石油安全,需要采取一系列配套的政策措施。 1. 大力节油 2000 年我国的原油消费量为2.33亿吨,如果我们希望将2020年的原油消费量控制在4.5亿吨以内,原油消费的年增长率就必须低于3.4%。实际上,2003年我国的原油消费年增长率超过了11%,2004年上半年超过了20%。显然,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改变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石油应主要用于交通运输业和石油化工业。当前的问题,一是小轿车增速过快,如不加引导,2020年我国汽车保有量将达1.3亿~1.5亿辆,燃油需求将达3亿吨,将难以实现把石油需求控制在4.5亿吨的目标;二是一部分人追求豪华的高耗油的大排量小轿车,增加了石油消费,而相比之下,许多发达国家的小轿车都在向1.3甚至1.1的排量发展(例如德国);三是目前我国机动车的燃料消耗水平普遍比世界发达国家高10%~20%。值得欣慰的是,“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强制性国家标准已经正式颁布,将于2005年7用1日起实施,这必将大大改进机动车燃油利用的效率。 与邻区和发达国家比,我们的油品税相当低,以油品税占售价的比例计,日本为50%,新加坡为40%,韩国为65%,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为56%,而我国大陆地区仅为10%左右。我国的油价大大低于日本和欧洲,为什么我国不能提高税收和油价以抑制石油消费过快的增长?为什么议论已久的燃油税还不能出台?笔者认为,贯彻总理的指示,“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机制,抑制油气消费,节约和合理使用油气资源”已刻不容缓。政府应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将节油工作推向一个新水平。 2. 加强国内油气资源勘探 根据2000年以来我国三大石油公司对部分盆地进行的油气资源重新评价,全国有石油地质资源量1041亿吨,最终可探明地质资源量619亿吨;全国石油最终可采资源量约150亿吨,目前已探明可采储量65亿吨;可采资源探明率为43%,尚有85亿吨可采资源待探明。全国主要含油气盆地属于中等勘探程度,未来储量增长仍有较大潜力。石油资源量还将随着地质理论的创新、勘探认识的深化、工程技术的进步和勘探投入的增加而增加。 为鼓励石油公司加强风险勘探,建议国家设立风险勘探基金。一是可以仿照日本政府对石油公团的做法,石油公司可以向国家申请风险勘探基金使用权。一旦获得重大发现,可从利润中收回资金用于新的风险勘探。勘探无发现时,沉淀的资金由石油公司和政府按比例分担。二是免征稠油、高凝油和三次采油的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三是制定“尾矿”政策,促进老油田、低渗透油田的开发利用。 3. 开展石油资源的国际化经营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的保守评价,全球拥有石油可采资源总量4582.2亿吨(含天然气液),约3.35万亿桶。截至2003年,全球累计探明石油可采储量2693.7亿吨,其中剩余探明储量1567亿吨。从资源的探明程度上看,全球尚有41.2%的石油资源,即1888.5亿吨,有待进一步发现和探明。截至2003年底,世界已累计采出石油1126.7亿吨,约占全球石油可采资源总量的24.6%。IEA《2004年世界能源展望》指出,“根据多数估算结果,探明石油储量足以满足未来30年的全球累计需求。我们的分析显示,如果必要的投资能够到位,全球常规石油的生产到2030年之前还不会达到顶峰。天然气和煤炭的探明储量比石油还要充裕。未来发现更多油气煤资源的潜力还是很可观的。” 除常规石油资源外,世界上的非常规石油资源(如重油、沥青、焦油砂和油页岩等)颇为丰富。据估计,全球拥有非常规石油资源4000亿~7000亿吨。非常规石油资源主要分布在加拿大、委内瑞拉和前苏联。目前,加拿大沥青砂生产的合成油和委内瑞拉超稠油生产的奥里诺科乳化油已成为商品,技术进步也将使油页岩的开发和利用具有可行性。因此,随着技术和经济条件的改善,非常规石油在今后的石油产量中将占据重要的份额。 未来全球能供应石油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东、非洲以及俄罗斯。根据IEA预测,到2030年,全球每天的原油供应量约为6600万桶,中东地区仍将是全球最大的原油出口地区,其每天的原油产量将达到4600万桶,占全球每日原油供应量的69.7%,而非洲将超过俄罗斯成为原油的第二大供应地区,其每天的原油产量为800万桶,占全球原油供应量的12.1%。俄罗斯则将以7.6%的占有率排在每日原油供应量的第三位。中国的三大石油公司已经将注意力投向了这些地区,实行石油的国际化经营。 从目前看,中国石油集团在海外有三个战略选区;以苏丹项目为基础的北非战略区:以哈萨克斯坦项目为基础的中亚和俄罗斯战略区;以委内瑞拉项目为基础的南美战略区。已签项目合同26个。中国石化集团的战略区更多在中东。现在它已经进入伊朗油田进行合作开发,并已在卡山区块风险勘探中成功地打出了高产油气井。目前重点跟踪评价的海外油气项目还有20余个,今后两年内,将根据研究和评价情况对其中有利项目进行投标或报价。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已经收购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三块石油天然气田,并且并购了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在印度尼西亚5个海上油田的部分石油资产,这将带来每年约500万吨份额油。 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已经在苏丹、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等国取得了成绩,但是也并非一帆风顺。2002年,中国石油集团在最后一刻被迫放弃收购俄罗斯斯拉夫石油公司;2004年7月下旬以来,随着美国推动对苏丹的经济制裁,中国石油集团在苏丹石油的开采成效很可能遭受影响;中国企业在印尼、苏丹、哈萨克斯坦等敏感地区的海外油气田作业,存在着一定的政治风险。一些专家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公司在进行国际能源合作的过程中,由于调研不够,动作迟缓,各自为政,谋略欠缺,错失了许多机遇。为此,建议政府建立海外协调机制,协调三大石油公司的海外活动,以减少内耗,降低成本,集体作战,提高效率;同时,对石油公司的海外活动给予多方面的支持。 4. 保障运输通道安全 目前中国的原油进口主要来自中东、非洲和亚太地区,2003年从这三个地区进口的原油分别占进口总量的50.9%、24.3%和15.2%。进口原油的运输量的约五分之四需通过马六甲海峡,而从中东到东亚的这条海上经济命脉,存在着一系列的安全威胁。这就要求中国寻找更多的运输线路和运输手段,提高运输通道的安全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输油管道意义重大。从俄罗斯远东地区进口能源,距离短、成本低,而且相对稳定,是能源进口多元化的较优选择。经过10年的起起伏伏,俄罗斯终于在2004年的最后一天做出了远东石油管线的决策,决定由俄罗斯国营石油运输公司修建一条从泰舍特至纳霍德卡的石油运输管道,即“泰纳线”。“泰纳线”比“安纳线”北移150千米,减少了污染贝加尔湖的风险,并有利于俄罗斯实现石油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目标。虽然俄政府的决定暂没有确定分阶段修建该管道等其他具体细节问题,也没有说明输油管道建成的确切日期,但修建至中国的原油管道已写入俄2020年前的能源战略中。另外,俄罗斯将用铁路增加向中国的石油供应。 中哈石油管道的“阿塔苏-阿拉山口”段已于2004年9月28日正式破土动工,并将于2005年12月竣工。工程第一阶段完成后每年至少为中国输送1000万吨原油,随后展开的管道二期工程将使输油能力达到2000万吨,这将缓解中国的石油供应紧张局面。 解决马六甲海峡问题的另一大胆设想是开凿横穿泰国南部的克拉运河。这条运河将横贯泰南,全长120千米,宽400米,深25米,预算耗资达200亿美元,耗时10年。运河建成后,从中东来的油轮无须经马六甲海峡就可直接从印度洋到太平洋,对中国石油进口必将产生有利的影响。另外,横贯马来半岛的泰国管线项目,也是缓解中国石油运输压力的备选方案。泰国计划在取得相关国家的支持后,在泰国南部克拉地峡地区修建一条长达260千米的石油管线,该工程包括位于克拉地峡两端的两个深水油港、石油储库和连接印度 洋安达曼海与太平洋泰国湾的输油管道。但输油管道或运河的建设成本非常之高,泰国的力量能否支撑,尚不敢肯定。另外通往缅甸的石油运输管道也在考虑中。但是考虑到复杂的政治关系,这条管道的修建绝非易事。 预计,今后中国石油企业还将进一步加快走出去。然而,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石油资源的竞争将更趋激烈。对中国来说,不论是进口石油或是企业在海外获得份额油,都需要经过安全的运输通道将油运回中国,这仍将是有待解决的课题。 5. 燃料替代 (1) 煤制油 用煤制油的工艺可分为“直接液化”和“间接液化”两种,从世界上来看,无论哪一类液化技术,都有成熟的范例。 “直接液化”是对煤进行高压加氢直接转化成液体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早在1927年纳粹德国就从战略需要出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煤炭直接液化厂,年产10万吨飞机和坦克发动机燃料,到1944年产量达到423万吨。“间接液化”是先将煤气化,原料气经净化后再行改质反应,调整氢气与一氧化碳的比例后生成液体。20世纪50年代,南非为了应对进口石油的制裁,成立了南非萨索尔公司,主要用煤生产汽油、柴油、乙烯、醇等120多种产品,年总产量达到700多万吨。目前,这家公司的3个液化厂,年耗煤4590万吨,年产合成油品1000万吨。 自1997年至今,中德、中美、中日通过政府间的科技合作,对我国煤炭直接液化示范厂进行了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神府煤田、内蒙古东胜煤田和云南先锋煤田的煤都可以液化。2004年8月25日,中国神华集团“煤制油”直接液化工业化装置已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开工,成为世界上第一套煤直接液化的商业化示范装置。2008年一期工程建成后预计可年产合成油产品500万吨。 对于煤制油技术是否符合我国的发展方向,国内专家有不同的观点。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它的经济性。神华案例研究中采用的煤价是80~100元/吨,这有无代表性?既然经济,国外为什么不发展?我国煤炭供应已经紧张,今后能不能支持用3~5吨煤转换为1吨油以供汽车消费?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讨论的是石油供应安全,我国又是富煤少油的国家,我们就需要煤制油的技术以应不测;至于发展多大的规模,可在工业化示范评估后,视当时的油价和煤制油的技术进步状况再定。重要的是应不失时机,加快工业化示范项目建设的速度。 (2) 生物质制油 燃料乙醇 燃料乙醇在汽油机上的应用技术已经完全成熟,美国和巴西已经大量使用。现状表明,应用燃料乙醇,发动机不需改造,动力性能基本不会改变,可使一氧化碳排放减少30%以上,碳氢化合物排放减少10%,油耗略有降低。 我国已批准建设燃料乙醇项目共4个,主要是利用陈化粮做原料。吉林60万吨/年第一条生产线已经运行,河南等地也在加快建设,2004年底可望建成90万吨规模装置。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等省已经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计划2004年底东北三省车用乙醇汽油的市场覆盖率达到80%,2005年底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安徽5省及湖北、山东、河北、江苏部分地区将基本实现车用乙醇汽油替代其他汽油。 推广燃料乙醇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生产成本尚高于普通汽油,目前由财政补贴解决;二是目前我国燃料乙醇的原料主要是玉米、甘蔗、甜高梁等,平均每生产一吨燃料乙醇需要3.3吨玉米。转换陈化粮显然是合理的,但是每年的陈化粮数量有限,在规划生产规模时应考虑上述因素。 生物柴油 生物柴油是利用动植物油脂为原料,经反应改性成为可供内燃机使用的一种燃料。全球对此一致看好,生物柴油的生产能力已达200万吨/年。在美国,生物柴油已成为增长最快的车用替代燃料。发展生物柴油不仅可缓解我国车用燃料油中的柴汽比矛盾,还可减少二氧化碳、多环苯类致癌物和“黑烟”等污染物排放,亦可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我国生物柴油已开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建成了年产万吨生产规模的生产厂。建议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制定生物柴油中长期发展规划,建立标准,出台经济激励政策,规模化发展生物柴油。 6. 石油储备 IEA主要国家有着成熟的石油储备经验。从美、日、德三国的战略储备制度比较中可以发现:三国都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开始对战略石油储备立法,三国对于储备目标和规模在法律中都有明确规定。在政府储备方面,美、日、德的储备量或目标储备量分别是10亿桶、3.15亿桶和5350万桶。加上民间储备,美、日、德的石油储备量分别相当于本国158天、169天和117天的净进口的石油消费量。 三国的储备体制各有不同。美国实行自由市场型,石油储备的主体是政府,对于民间储备,虽然有一些优惠政策和存放服务,但没有任何资金支持,也不进行管理。日本是政府导向,储备主要由政府进行,但也严格规定每一个石油企业都有一定的储备额度,没有完成的要被罚款。德国是“联盟储备”机制,官民联盟储备、政府储备、民间储备量的比率为57∶17∶26。 我国“十五”能源规划指出:为保证石油安全供应,提高政府调控国内石油市场的能力,应加快建立国家石油储备制度,逐步形成我国完备的石油储备体系。“十五”期间要争取建成一定规模的国家战略储备能力,同时也应鼓励企业扩大储备。根据上述精神国家已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内建立了国家石油储备办公室,负责处理国家石油储备事务。 石油储备包括国家储备与企业储备两种。国家储备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主要功能是防止和减少因石油供应中断、油价大幅度异常波动等事件造成的影响,保证稳定供给。企业储备是企业在与生产规模相匹配的正常周转库存的基础上,按有关法规承担社会义务和责任所必须具有的储存量。其主要功能是稳定市场价格、平抑市场波动。 石油储备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件大事,一般应首先立法,明确储备目标、政府和企业各自的职责、管理机购、运行规则、储备地点、资金筹措等问题。 石油储备是一件长期的工作,不宜操之过急。油价高时缓进口,油价低时多进口,避免不必要的花费。 石油储备不能单靠一国的力量,要加强国际合作。IEA成员国(目前共有26个国家)通过国际能源协议(IEP)组成了应付石油紧急事态的国际合作共同体。这是石油进口国对抗石油输出国组织利用石油作为武器的措施,应该说是有效和成功的。据IEA估计,2000年全球石油库存量在8亿吨左右,相当于90天的世界石油消费量。其中战略储备1.7亿吨,商业库存6.3亿吨。2000年IEA成员国的石油储备规模约为3.7亿吨,相当于110天的净进口量。如有可能,我国应参加IEA 的活动,交换信息和观点。 目前亚洲除日本和韩国这两个IEA成员国外,持有的石油储备都不多,而今后亚洲国家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应当早商对策。近年来,日本、韩国一些人士建议成立东北亚能源共同体,虽然呼声很高,但是未能产生实质性的结果。笔者认为,我国应该积极主动倡导和参与东北亚和东南亚石油安全共同体的建立;亦可仿照IEA的做法,在北京或其他城市建立石油安全的研究中心,从事信息收集、政策研究,提出问题,供各国政府协调各国的行动。当前立即可从事的工作是合作研究如何加强马六甲海峡运输通道的安全和开辟第二通道。 中国石油论文:中国石油工程技术发展论述 1中国石油工程技术服务业务存在主要问题 重组以来,集团公司的工程技术服务业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与国际大型服务公司相比,在盈利能力、技术创新、装备结构、国际化程度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总体显现出“大而不强”的特征,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1.1营业收入规模较大,但整体盈利能力偏弱 与国际大型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公司相比,中国石油工程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不算少,但利润比较低。例如,斯仑贝谢公司人均营业收入在220万元以上,利润率为14.59%,而中国石油人均收入还没超过80万元,利润只有1.88%。斯仑贝谢公司国际化业务比例达到68.9%,中国石油只有26.5%,远低于国际服务公司45%以上的平均水平。在国际10家大型工程技术服务公司中,中国石油工程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排第三,利润率排第九(表1)。 1.2资产结构不够合理,高端技术与装备短缺 中国石油工程技术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总额与国际大型公司基本相当,但资产净值差距较大,五大钻探公司固定资产净值只有54亿元美元,而斯仑贝谢公司固定资产净值为148亿美元。中国石油的装备虽然经过几轮更新,但高端技术与装备仍十分有限,难与国外公司抗衡,钻井高端装备表现更为明显。以钻机为例,50及以下钻机占钻机总量的75.4%。缺少高端装备的直接后果是市场的创效能力低下。以塔里木油田市场的巴州派特罗尔石油钻井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为例,2008年该公司在塔里木只有2台7000m钻机作业,占市场钻机总量的2.6%;到2012年该公司已有20台70及以上级别钻机在作业,占到市场钻机总量的16.3%。 1.3技术研发未能形成合力,优秀技术发展慢 近年来集团公司工程技术加大了技术创新投入,投入比例与国外公司基本相当,申请和授权专利数量也不断增加。但由于研发资源分散,尚不能形成合力,企业创新能力不足。虽然近些年技术实力得到大幅提升,但在缩小和国际服务公司技术差距上表现并不明显,一些技术从立项到攻关仍以跟随模仿为主,并且各大研究院所间科研同质化现象严重。优秀技术发展缓慢,在国际市场上能与大型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公司同台竞技的工艺、技术与装备均极其有限。 1.4内部市场价格失衡,国际市场开拓能力不足 工程技术服务业务作为集团公司发展的主营业务,其市场主体地位并不突出。在集团公司内部市场,由于受百万吨产能建设投资逐年递减、内部市场定价机制不健全等因素影响,工程技术服务企业与油气田企业间经常出现价格谈不拢、工程结算难、拖欠工程费等问题。工程技术服务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可持续发展后继乏力。在国际市场,由于缺乏竞争力的特色技术,高端装备几乎全部靠进口,缺少国际竞争的话语权。由于缺乏有效的联动协调机制,集团公司的工程技术服务企业同业竞争、低价竞标等现象时有发生,不仅影响了集团公司的整体声誉,也使服务市场环境恶化。 2对中国石油工程技术存在问题的几点思考 2.1改造重组过程中顶层设计不够严谨 1998年中国石油上市后,旗下各油田分公司与存续部分的各管理(勘探)局分开、分立运行,未上市企业转换机制、走向市场。工程技术服务企业在经历了分立初期的剧烈阵痛之后,思维方式、经营理念、管理体系和经营机制都发生了相应变化,市场意识和竞争能力显著增强,扭转了分开、分立初期的整体亏损局面,盈利水平逐年提高。2008年,集团公司密集实施了专业化重组与业务整合,按照“两级行政、三级业务”的管理架构和集约化、专业化、一体化的原则,将分散在各油气田的物探、钻完井、测录井、井下作业等石油工程业务公司实施专业化整合,成立了工程技术分公司、形成了“1531N”的工程技术服务格局。但这次重组改革过于突出集约化、专业化、一体化的指导原则,缺乏总体方案设计和可行性论证,改革目的和方向不清,更多地是在机构拆分合并上做文章,缺乏在理顺体制机制上下功夫,一定程度上造成市场化机制改革停滞不前。刚刚走出困境的工程技术服务企业,再次背起沉重包袱,有的甚至背负巨额亏损,这是造成目前诸多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 2.2工程技术服务业务战略定位不明确 集团公司对工程技术服务业务的历次改革,使其从“钻井是龙头”的主导地位被列入存续企业行列,既要提供“服务保障”,又要“闯市场”的发展定位让工程技术服务业务发展陷入两难境地。在集团公司发展规划中,目前尚未对工程技术服务业务有明确的发展战略及目标定位。在一些产能建设投资严重不足的地区,油气田企业就要求工程技术服务企业提供“服务保障”;而在一些产能建设投资相对宽松的地区,油气田企业又以“低成本”战略发展为由,让工程技术服务企业“闯市场”。此外,油公司对“低成本”战略存在一定的误读,认为采购“低价格”的服务就是实现了“低成本”的发展,而未能考虑整个集团公司的利益和“低价格”服务的后续维护成本。在这种观念指向下,集团公司的工程技术服务市场不断向民营资本开放。其直接结果就是让拥有23万员工、75%低端装备、背负大量社会包袱的工程技术服务企业与民营队伍竞争。据统计,目前集团公司授予外部资质的钻机队已经超过了公司工程技术服务企业钻井队伍总数的18%。集团公司工程技术服务企业的生存环境恶化,促进了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压制了自己队伍做专做强。此外,板块的角色究竟是什么?目前,人事、投资、科研、财务等企业发展攸关的重要权能依然集中在集团公司总部,板块更像是个管理夹心层。因为板块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仍未成为市场竞争中的独立主体,面对市场的复杂变化响应能力差。如果仍然用计划的思维去管理企业的市场行为,其结果自然可知,这种情况必然造成企业发展乱象重重。 2.3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人才成长渠道不畅 国家要求取消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但集团公司是从石油工业部演变而来,行政色彩一直浓厚、官员意识强烈,从而使内部行政级别得到变相保留、扩张,工资分配和福利待遇与行政级别挂钩,业绩考核也与行政级别挂钩,而且行政级别档次多、通道宽、报酬厚、地位高,而基层技术人员的职业生涯一般只有初级、中级、副高级3个台阶,大体10年时间就会走到终点,正高级只能是普通员工一个难圆的梦想。工人的上升空间就更加狭窄了。因此,“当官”成了技术人员的奋斗目标。根据2012年对中国石油工程技术分公司直管5家企业的调研,教授级高工总计128人中,其中局级领导21人占16.4%、处级领导97人占75.8%,科级领导9人占7%,一线科研人员1人,仅占0.8%;集团公司级专家33人中,局级领导1人占3%,处级领导28人占84.9%,科级领导4人占12.1%,从岗位来看,全部是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因为缺少职业认同感,中青年技术骨干和一线骨干大量流失。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目前工程技术科技投入与国外公司相当,但水平差距依然巨大的原因之一。 3对工程技术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几点建议 3.1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工程技术服务业务的发展定位 根据集团公司到2020年全面建成世界水平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发展战略部署,希望集团公司尽快明确工程技术服务业务的发展定位和发展目标,以便使工程技术服务企业持续快速发展。根据近几年对工程技术服务业务的跟踪研究,中国石油工程技术服务业企业已经具备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能力。建议借鉴中国海油和中国石化的改革经验,考虑简政放权。抓住十八大以来深化体制改革的机遇,适时成立独立的工程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并择机上市。 3.2理顺市场关系,构建公平合理的内部价格体系和市场交易规则 以集团公司整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理顺目前油田公司和工程技术服务企业的市场关系,及时准确地传导市场信息,客观揭示内部企业间的价格空间,充分反映各主体对集团整体价值的贡献,调动它们创造价值的能力和积极性,控制和降低管理成本。为此建议建立健全以定额和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内部价格体系。建议组织专家对不同储层、不同地质条件下,百万吨产能建设投资进行成本写实,对作业成本按预探井、探井、开发井和直井、水平井、分支井、欠平衡井等不同井型进行细化,确定统一的定额标准。为了防止内部交易无序混乱、局部利益损害整体利益以及各单位恶性竞争争夺企业资源,必须根据集团公司整体战略的要求,围绕集团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制定内部市场交易规则,包括交易程序、交易方法、交易计价、交易限制和交易保护等制度,以及分类分层次的标准合同或订单。成立集团公司市场管理委员会,成员由各专业分公司和机关主要生产经营部门组成,负责制定内部市场管理办法,修订完善关联交易、市场准入、招投标与合同管理等相关制度、标准,以及总承包管理规范,明确过程管理的职责界面,监督检查和协调交易关系,仲裁处理交易中发生的矛盾纠纷,确保内部市场依法合规、公开透明运行。严格市场准入的资质认证和管理,建立可追溯的档案制度,相关专业分公司归口管理本专业市场的资质审查及发证,并作为调节内部市场服务队伍的重要手段。实行“同等条件下内部企业优先”原则,首先满足内部符合资质要求的供应商和承包商市场需要,在此前提下,通过公开招标适度引进高素质的社会市场主体。规范内部市场招标管理,重点考虑技术、质量、安全、效率等,引导内部企业通过技术进步、管理创新赢得市场。禁止无底价招标。鼓励油气田企业和工程技术服务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实施工程项目总承包,风险合作、互利双赢。指定一个总部职能机构,统筹协调各业务板块的海外业务发展,坚决扭转各自为政、分散出击、相互拆台的弊端。建立高效、快捷、准确的信息网络系统,实现国际市场信息共享[1-2]。 3.3加快“去行政化”改革步伐,构建公平公正公开的人才成长渠道 完善岗位系列和职位等级体系,实现员工管理从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针对受“官本位”思想影响,过于强调行政职级的岗位体系,忽略专业和技术管理岗位的价值,缺少专业技术人员发展通道和阶梯等突出问题,建议借鉴国内外知名大公司岗位系列及职位等级体系管理经验,将现有管理、专业技术和操作服务三大系列岗位划分,调整为经营管理、专业管理、技术研发、技能操作四大系列(或加上生产技术,成为五大系列)及其子系列,重新设计职位层级,使用通用的岗位评价系统和统一的评价标准,确定每个岗位在整个组织中的相对价值,形成规范、统一、科学、有效的职位等级表,构建新的职位等级体系,实行岗位分类管理,搭建层级平台,完善岗位设置,逐步建立起以岗位管理为主线,提高职业能力为导向,履行岗位职责为基础,绩效考核为依据,配套待遇为激励,纵向有通道、横向能交流的专业人才发展机制,拓宽专业、技术、技能人才的发展通道。原则上,与技术无关的管理岗位,如党群、人事等部门工作人员,不得参与高级工程师及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评审。 3.4严格市场准入的资质认证和管理,完善区域市场协调制度 严格市场准入的资质认证和管理,并以此作为调节内部市场服务队伍的重要手段。集团公司内部市场首先是要满足内部符合资质要求队伍的市场需要,在此前提下,通过公开招标适度引进高素质的社会队伍,规范内部市场招标管理。进一步加强中东、中亚等海外区域市场协调管理,完善区域市场协调制度。对中方为作业者的项目,严格按照已经明确的市场划分规范工程技术服务企业开展业务,严禁出现任何形式无序竞争;对于集团公司投资参股比例较小、中方为非作业者的项目,原则上允许少量企业参与竞争;对其他外部市场,在统一协调的基础上鼓励企业自主参加竞争。特别是对海外高端市场,集团公司应采取相应措施,支持鼓励企业进入。充分发挥集团公司一体化优势,对产能建设区块实行总包、钻完井总承包、EPC总承包和风险技术服务合作等模式,努力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市场化运行机制,切实调动甲乙双方积极性,促进工程与地质的有机结合、油气田企业与工程技术企业的有机融合。 3.5创新科技管理模式,注入发展新活力 建立课题立项选拔的市场竞争机制,打破集团公司直属研究院所对“某领域”的学术垄断。对列入科研计划的项目实行分类管理。第一类是关系到集团公司战略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项目,由集团公司拨款,科技管理部管理;第二类是针对业务板块的应用技术研发项目,特别是需要集中力量攻关的原创性大项目,由业务板块拨款并管理;第三类是主要涉及个别企业的应用技术改造和开发项目,由企业拨款并管理。三类项目分别由管理部门或单位组织公开招标投标,优选课题承担单位。集团公司所属科研单位均可投标,并就优秀技术、技术路线等内容进行答辩。开标后分别与中标单位签署科研合同。从而实现用市场化机制选择最合适的队伍,完成最合适的科研任务,让研发更接地气。参照项目监理制度,在科研领域引入第三方机构,建立科技咨询机制。无论是科研项目立项论证评估,对投标单位的审查、答辩和评标,以及结题后的后评价工作,由独立第三方中介机构承担,增强客观、公正性。切实改变科研部门和管理部门既当运动员、教练员,又当裁判员的不合规现象。 作者:刘兴和 刘炳义 朱景萍 丛强 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咨询中心 中国石油论文:工程技术下的中国石油化工论文 1工程设计技术创新与扩展领域的技术创新有了飞跃式发展 中国石油化工始终将工程技术开发创新看作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发展趋势。工程设计单位的主要作用就是将已有的科技成果转变成解放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借助过程系统工程技术的应用已经实现了工程技术开发创新的快速发展。对于炼油技术而言,更是凭借着工程技术集成创新提升了自身的设计与建设千万吨级炼厂的能力,同时还能达到多种石油产品的需求。在经历了多年的不懈研究与开发之后,过程系统工程技术的扩展领域,包括分子模拟、计算流体力学等技术也在中国石油化工技术开发中扮演起了重要的角色[4]。其中,前者在催化剂研发、油品添加剂设计等方面有着突出贡献。 2中国石油化工技术创新与应用展望 为进一步实现石油化工行业的发展,中国石油化工立足于自身的长期发展,严格执行科学发展观,以此来满足国内与自身的发展需求。在这一过程中,过程系统工程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必然将会在中国石油化工行业发展中有着更加深远的影响。 2.1炼油领域 在未来的时间里,中国石油化工必然会继续加大对炼油布局和装置结构的调整与完善力度,从而扩大装置规模,并提升其系统性。这样一来,中国石油化工将会朝着规模炼化企业群更加迈近一步,进而达到炼化一体化水平,同时有效减少能耗,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最终从整体上实现其自身竞争力的提高。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中国石油化工将以过程系统工程技术为重要纽带,坚持对清洁燃料生产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力度,着重研制清洁汽油与柴油生产技术、炼油化工一体化技术以及非常规原油加工处理技术。 2.2清洁生产领域 近些年来,我国一直在大力倡导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基于此,中国石油化工将会继续关注环境友好生产技术的发展,在生产与经营中严格遵守节能、绿色等原则,最大限度的降低污染排放量[5]。与此同时,还会继续走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路线,降低“三废”的排放量。此外,在生产过程中还要尽可能的实现清洁生产,即四用节约型能源,采用最节约的工艺,并生产出耗能最低的产品,并在此过程中提升资源的利用率。除此之外,还要进一步加大先进的节能、节油、节水、减排和环保技术的开发力度,扩大这些技术的应用范围,降低有害物质,如SO2,CO2的空气排放量。其中,在对新型技术进行开发过程中应十分注重对清洁生产工艺与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开发,从而争取在源头处对污染气体与物质的产生管理,以此来进一步实现清洁生产。污染物总量控制技术同样也是清洁生产领域中的一项重要技术,这一技术的应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三废”排放的控制水平。而环保技术同样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做好废物回收与副产品的二次利用工作,以此来达到废物处理、废物再生的要求[6]。 2.3前沿科技创新与应用领域 要想促进我国中国石油化工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石油化工就必须要进一步加大在技术方面的研发力度,只有形成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全新的技术、理论及方法,才能使石油化工行业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不断进步。这就需要扩大对新兴业务的研发,研制出高效的替代化工原料技术,加大对先进生物质能技术的攻关,充分发挥非常规油气资源的优势,在石油化工领域增大化工技术、纳米材料与技术、生物技术的扩展应用,实现聚烯烃高性能化,使石油化工在应用领域及技术方面做出创新。 2.4工程设计领域 在结合当前中国石油化工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注重设计能力的提升,应遵循“以工程开发为主,引领国内整体发展水平”的理念,形成以技术带动发展的目标,实现科技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间的转化,促进生产,提高效益。在发展过程中要针对大型化工技术,努力发展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优秀技术,完善我国在炼油化工技术、大型化化工设备方面的不足。将智能化设计技术、工程数据库技术的研究工作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在将智能化二维方案设计系统应用进行深层次探究的基础上,加大对三维协同设计的开发力度[7]。此外,还应将系统知识库、数据库有机综合起来,使工程设计集成系统的功能得到进一步的优化,从而在三维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健全的资料数据库,提高三维工厂设计能力,扩展应用范围,最终达到中国石油化工工程设计能力稳步提升的目的。 3结语 面临社会不断发展的新趋势,中国石油化工也逐渐意识到自身所肩负的重任,站在整体的角度上,对自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明确未来的主要发展目标。中国石油化工一方面应结合当前的发展状况,增强自己的使命感、责任感,树立为全社会和工作服务的意识,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同先进国家的石油化工行业的沟通和交流,共享先进的技术,弥补自身的不足,深化对过程系统工程的研究力度,将其更好的应用于实际生产工作中,逐步构建创新型石油化工企业,实现经济、环境的共同发展,促进中国石油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何潇 单位:华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中国石油论文:小议中国石油在苏丹地区的市场环境 摘要:近年来,国家能源形势非常严峻,据专家预测,到2010年,石油需求缺口将在1.2亿吨左右;到2020年至少到2亿吨以上。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中国石油加快发展海外油气业务,而苏丹石油项目作为中国石油迄今为止最大的海外项目,也是第一个上下游一体化项目,涵盖了石油勘探开发、地面建设、长输管道、石油炼制和石油化工等领域,重点分析和研究苏丹地区的投资市场显得至关重要。 关键词:苏丹中国石油市场投资 苏丹石油项目作为中国石油迄今为止最大的海外项目之一,其地位举足轻重,重点分析苏丹投资市场,对中国石油在当地的战略决策意义显得尤为重要。 一、市场背景分析 (一)苏丹石油勘探开发情况 苏丹石油勘探的黄金时期出现在1996年之后,随着苏丹政府重新划分14个区块进行对外招标,中国石油、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等大石油集团进入苏丹。在近十年的时间里,苏丹石油勘探取得历史性突破,探明石油地质储量由不到20亿桶增加到120亿桶,具备了建成日产60-65万桶产量规模的能力。 近年来,苏丹3/7区继发现并探明Palogue这个世界级大油田后,又发现了Moleeta、Gasaab和Gumry等一系列大中型油田;苏丹1/2/4区在进一步扩大Diffra油田规模的同时,又发现了Neem油田和Haraz-Shutaib油田;苏丹6区在Fula和Moga油田区进一步挖潜,既增大了稠油储量规模,又新增了一定数量的稀油储量。 2005年3月,苏丹与白尼罗河石油公司(由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印度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以及苏丹国家石油公司组成的联合体公司,分别占68%、25%和7%的股份)签署4亿美元的合同,开发南部的TharJath油田,2006年下半年起,日产量达到8万桶。 (二)苏丹石油市场的不利因素 根据美国能源情报局的统计,苏丹的探明石油储量共计5.63亿桶。到目前为止,苏丹石油勘探仅限于中部和中南部地区。上游是苏丹将来经济发展的关键。 从2004年以来,苏丹市场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石油基本自给后,苏丹民族主义情绪逐渐增长;在内乱和外国制裁的双重压力下,政府的反垄断意识不断增强;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和外界的巨大压力,苏丹政府和业主中的其它伙伴更希望吸引更多的国家来苏丹投资开发,投资主体趋向多元化;苏丹政治局势依然严峻,达尔富尔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南北和平协议签定后的政府的不确定性、苏丹政府对合作伙伴选择的多样性,使得市场竞争变得激烈和复杂多变。 此外,马来西亚公司的低成本运作,以及他们与苏丹国的民族亲近感等多种因素,也都对中国石油参与市场竞争造成了诸多不利。 二、苏丹政府改善投资环境的措施 长期的政局动荡使苏丹国内经济基础薄弱,对自然及外援依赖性强,苏丹是被联合国宣布的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巴希尔政府执政以来,致力于发展经济,先后实施了《十年全面发展战略计划》等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 1.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行市场经济,鼓励外国投资,发展农业,促进出口;大力推进国营企业私有化的工作,吸引世界各地的投资者。这些措施明显地改善了苏丹的投资环境,近几年来,通货膨胀率明显下降,汇率保持稳定,成为非洲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 2.苏丹新投资法体系由《1999年投资法和2003年修正案》和《2000年鼓励投资条例2003年修正案》构成,是苏丹政府吸引外国投资的重大举措之一,采取了贸易自由化政策,放宽外汇管制,放宽进口限制。为保证新投资法的贯彻和实施,新投资法采取了“条款至上”的原则,并对鼓励投资额优惠政策予以明确。自1999年鼓励投资法颁布实行至2004年6月,累计利用外资总额达130亿美元。 目前,苏丹的投资政策和投资立法,无论投资的结构还是投资的鼓励和优惠,其优惠政策和开放程度都较之前的投资法有质的飞跃,而且在许多方面已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立法,其在非洲国家所制定的投资法体系中具有典型的意义。 3.加强建设老工业城、发展建设新兴工业城,设置吉利和塞瓦肯那两个免税区,利润返回自由,战略性项目全部免海关税和非战略性项目免固定资产进口税,资本经营自由。 4.2002-2003年,苏丹实施强势的经济改革计划,采用现代化的宏观调控机制,加强非石油收支管理,建立石油收入储备金账户(OSA)以及制定中期预算。 5.苏丹保持了相对开放的贸易体系,极少非关税壁垒项目,平均关税率为22.7%,苏丹加入世贸组织也取得进展。 三、苏丹市场主要风险分析 1.银行支付风险。苏丹经济尽管在石油开发的带动下逐步复苏和发展,并且增加了外汇储备,但由于其多年受经济制裁及内战的影响,消耗巨大,债务负担严重,加之其国际政治环境并不十分宽松,美国仍单方面保留对苏制裁;苏丹央行和其它商业银行在美元汇出和结算方面仍有许多限制性规定及制约因素,仍属金融高风险地区。 2.达尔富尔危机。达尔富尔问题是历史、部族、宗教、难民和贫穷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长期作用的结果。达尔富尔危机以何种形式得以解决,仍然存在很多变数。达尔富尔危机在带给苏丹民众灾难的同时,却给某些大国带来了染指苏丹石油乃至控制整个非洲石油的福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力图趁达尔富尔危机抢摊苏丹石油市场,已经威胁到了中国的利益。 3.宗教信仰和风俗习俗。苏丹尤其北方大多为穆斯林,伊斯兰宗教信仰习惯,在投资等、开发方面要符合穆斯林消费习俗,比如在颜色、图案、符号、发音,有时会有意识形态的冲突。 4.市场多元化以及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近几年,西方众多工程技术服务公司进入苏丹,也加剧了外国公司在苏丹的竞争。工程建设领域,政府对选择投标人、评审技术和商务标以及最终确定承包商的招投标的各个环节的参与力度都大于以往任何时候,干预外来投资主体的经营。 四、结束语 基于以上分析,中国石油在苏丹地区的机遇与风险并存,如何把握机遇、降低风险,最大限度的增加中国石油在苏丹地区的投资利益,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中国石油论文:中国石油人力资源系统管理工作分析 摘要:本文介绍了中国石油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基本情况及系统运维管理工作现状,针对系统运维体系、人员服务意识、系统培训方式等方面,阐述了一些改进运维质量的想法,对提升人力资源系统运维管理工作及中国石油人事业务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中国石油;人力管理系统;运维管理;运维服务;提升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各行各业的信息系统也不断增多。为了使系统处于良好运行状态,充分发挥工作效能,就必须加强系统的运维管理。系统运维管理对信息系统运行至关重要,在企业运营管理和经营决策中起到愈发重要的作用。中国石油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自2009年初全面上线后,逐步搭建了一套适合自身的运维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系统运维管理工作。随着系统规模不断扩大和运维工作要求不断提高,如何进一步提升系统运维管理工作,对中国石油人事业务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1中国石油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概述 中国石油是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是以油气业务、工程技术服务、石油工程建设、石油装备制造、金融服务、新能源开发等为主营业务,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作,成为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经营的综合性石油公司。2000年,中国石油制定了《中国石油信息技术总体规划》,ERP是IT总体规划中的一条主线,中国石油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包含在ERP系统中。借鉴国际大型企业成功实施ERP的经验,采用相同软件、统一标准,在对人事工作业务流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独立实施ERP系统中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模块,用较短时间建成统一高效的人力资源信息管理平台。[1]通过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建设,全面实现了人事管理、考勤管理、薪酬管理、经营管理、人员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操作技能人员管理、报表统计等功能,统一了中国石油的人事管理系统,实现了中国石油整体业务数据的高度集成,从日常人事行政工作职能、人力资源战略规划、员工共享服务等多方面满足了中国石油人力资源管理业务需求,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平台。 2系统运维管理工作现状 2.1系统运维管理工作发展历程 2009年2月27日,中国石油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揭牌启用,标志着中国石油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全面上线应用。按照中国石油信息化管理要求,信息系统运行维护工作应按照三级运行维护体系实施。为此,根据中国石油信息化“谁建设、谁运维”原则,首先设立了由系统建设实施团队建立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信息技术支持中心,负责系统的日常应用和整体运维工作,为系统应用和三级运行维护提供共享技术支持。其次,组建了由各类信息技术和业务专家、外部软件和咨询专家等人员组成的信息技术专家中心,负责解决复杂故障、突发事件和宕机恢复等问题,为系统升级、功能完善、扩展实施等提供技术支持。最后,每个企事业单位专门设置了一至两名系统关键用户岗位,负责企事业单位信息系统现场运行维护工作。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运维管理工作以三级运行维护体系为基础有序开展,主要包括《中国石油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管理暂行办法》、《中国石油人力资源用户及权限管理办法》、《中国石油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用户认证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规则制度,梳理规范系统业务流程及运维工作流程,制作各类审批表单,明确工作要求,按照系统应用推广期间的区域划分策略,进行系统日常应用支持工作,管理用户需求,新增功能开发;定期系统应用监控分析;数据备份及系统应急工作等等。 2.2系统运维管理工作的不足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稳步推进各项系统运维管理工作,成功保障了系统健康、稳定、高效、安全地运行,为中国石油人事工作提供了有力帮助。虽然,系统运维管理每年都能够按时完成工作任务,满足服务目标,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2.2.1人事业务复杂,关键难度较大中国石油人事业务模块较多,业务工作繁杂琐碎,各单位人事业务也不尽相同。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关键用户岗位,包括信息技术支持中心一线支持人员,虽然具备IT技术能力,但是很难对问题岗位人员的人事业务完全熟知掌握,在实际的系统运维支持中,经常需要充分了解其业务情况,结合系统功能进行深入分析,才能给出合适的解决方案。这样对于问题处理的有效、及时性都会受到影响。2.2.2岗位意识有待增强,服务意识有待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运维工作不仅仅是系统热线支持,还包含问题跟踪处理、配置变更、应用监控、数据备份、系统培训、安全保障等几十项工作内容,信息技术支持中心人员少、任务重,只能采用“一人多岗、一人多技、一岗多能”的管理机制。因此,运维人员每天忙于完成工作,虽然有很多事情干,但是重复性工作居多,时间久了,工作热情减弱,进取意识淡化,对于那些常见问题,反而不愿花时间去帮助用户深层次解决问题,感觉做了也没什么成就感。2.2.3系统培训形式单一,培训效果落地难系统培训工作一直是系统运维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仅包括关键用户取证培训、高级用户功能培训、企业最终用户培训等系统用户培训,还包括运维人员轮岗培训、新增功能知识转移培训等信息技术支持中心内部培训。系统培训工作一直采用传统面授的形式,培训形式较为单一,学员积极性不高,经常出现教室里听讲师讲得头头是道、条分缕析,实际系统操作寸步难行、束手无策的情况,学员学习效果难以保证。 3提升系统运维管理工作的几点想法 中国石油人事业务不断变化,决定了运维管理工作是一个长期持续、动态完善的过程,无法做到一劳永逸,如何改进运维质量,提升系统运维管理工作,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3.1弱化关键用户部分职责,调整系统运维体系架构 目前,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持续推广新功能,人事模块不断细化,越来越多的企业高级用户逐渐深入应用系统,企业关键用户岗对于系统模块应用维护工作也越来越吃力。为保证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稳定运行,应定期分析运维体系架构,不断完善系统运维体系,如将企业关键用户岗各人事模块业务支持职责逐渐划转至企业高级用户,让更多的企业高级用户参与到本单位系统运维工作中来,使企业高级用户逐步变成企事业运行维护队伍的一部分。这样不仅有利于系统各业务模块新功能在企业中的应用推广,企业最终用户能够得到更专业的解答,企业关键用户岗也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系统监控、用户考核、系统培训等非人事模块业务工作中去。 3.2激发运维工作热情,培养运维服务意识 系统运维工作的有效进行,离不开高素质运维人员。作为一名优秀的系统运维人员,不仅要具有优秀的技术素质,更要有良好的岗位观念及服务意识。只有这样的人员组成的团队,才能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服务工作,不断提高运维队伍的服务水平。那么,如何能让运维人员明晰岗位定位,不断提高服务水平,满足用户个性化的服务需求?首先,在运维人员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通过参与“岗位技能大比武”、“争当系统专业讲师”、“有奖更新运维知识库”、“参与专题QC小组”各类活动的方式,扩大运维人员知识面,丰富其岗位生活,使运维人员对本职工作的重新认识,重新定义;其次,可以定期请外部专业讲师进行运维理念、方法培训,使运维人员不仅懂得先进的IT技术,也懂得先进的管理思想,增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运维人员树立服务意识;最后,可以采用“走出去、看一看”的方式,去其他IT公司调研学习,看看周边优秀的团队是如何工作的,看看运维业界现在发生了什么。这些都能够带来很多的反向思考。 3.3培训形式多样化,吸引系统用户 随着社会科技的进步,培训工作也必须跟随时代的潮流,利用多样化的培训形式,使培训工作变得丰富多彩,吸引培训对象,可以获得更好地培训效果。在目前面授培训的基础上,将培训场景化,如挑选授课内容流程性强的培训,采用扮演流程各个环节的形式,请学员分组协助完成,完全改变传统老师台上讲、学员台下听的模式;将培训在线化,如利用标准课件制作工具将培训内容制作成电子课件,放置在中国石油统一在线培训平台上,方便学员随时随地学习;将培训社区化,如讲师将面授学员利用网路社交工具,组成一个学习团队,有问题一起交流讨论,大家共同提高。这些都是很好的培训多样化的改进方式,这样不仅提升了运维团队系统培训水平,学员也不再感到枯燥无聊,更加乐意学习。 3.4转换沟通思维,化被动为主动 沟通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思想与感情的传递和反馈的过程,以求思想达成一致和感情的通畅。人力资源管理管理系统作为信息系统,提升系统运维服务能力也可以采用从“沟通管理”下手的一些通用方法。沟通是运维人员与业务人员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对于系统运维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的沟通手段包括运维热线服务电话接听、电子邮件接收、即时消息接收、门户在线交流等。既然已经有了多样化的沟通手段为基础,我们就可以转换思维,将原先的“响应式服务”转变为“主动服务”,如在日常工作中主动询问了解业务部门需求,协助进行分析,满足业务部门个性化需求;组织不定期运维座谈会,相同岗位、地域相近的业务人员、运维人员聚在一起共同讨论,互相交流经验等。 4结束语 随着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功能的不断完善,中国石油人事业务也与系统之间的耦合越来越紧密,对系统运维工作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提升系统运维管理工作,使我们的信息系统运维服务工作更加科学、规范、智能,更大地发挥信息化对人事业务的支持作用,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需要我们不断地深入探索和完善。 作者:刘硕鹏 单位:北京中油瑞飞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石油论文:中国石油安全问题及对策 摘 要: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受国内石油资源的制约,石油产量难以自给自足,供需矛盾日益显现,石油安全面临诸多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为此,应加强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实施石油贸易的多元化、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运用各种手段加强对国际石油的控制,维护我国的石油安全。 关键词:石油安全;战略储备;多元化 一、世界石油的储量、产量和消费量 1.世界石油储量 2005年,全球石油探明储量为1 200千万桶。其中,美洲为24%,西欧1%,中东58%,非洲8%,亚太地区3%,东欧及前苏联地区为6%。图1为世界石油探明储量前12位的国家。 2.世界石油产量 2005年,全世界合计生产原油35.90亿吨。其中,美洲为23%,西欧7%,中东32%,非洲12%,亚太地区10%,东欧及前苏联地区为16%。图2为2005年世界各主要产油国的石油产量。 3.世界石油消费量 2005年,世界石油消费总量达38.368亿吨,表3为2005年世界前12个国家石油消费量。 从图1―图3①的数据可以看到我国石油储量、产量在世界上的排位较低,尤其是储量。相反的,我国的石油消费量近年来增加很快,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二、中国石油安全问题的现状 1.中国的石油储量相当有限,对外依存越来越严重 我国是一个人均能源资源不足、优质能源短缺的发展中国家,人均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尽管石油勘探技术在不断进步,但探明石油储量却在逐年下降。 2.供求矛盾日益显著 尽管中国的石油产量达到340万桶/天,是世界第五大产油国,但还是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自1993年以来,中国一直就是石油净进口国,原因很简单,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石油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另一方面中国现有主要油田的产量都在经历着自然下滑。2004年,中国石油进口总额高达431.5亿美元,同比增长112.56%,成为我国一大贸易逆差和外汇支出项目,已对我国的贸易平衡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同时,国际能源署(IEA)估计,到2030年中国的石油进口比例将高达84%。这种供需之间矛盾的日益显著,必将给中国的石油安全带来巨大的威胁。 与持续膨胀的石油需求相比,中国的原油自给能力几乎达到了极限。原油产量不能满足需求,供需矛盾突出,进口石油依存度不断增大。目前,中国剩余可采储量为23.8亿吨,储采比仅为14∶8,已开发油区的储采比只有10∶9。在这样的储采比配置下,中国原油稳产已处于临界状态,目前年产油在1.8亿吨,到2020年至多也就能达到2.0亿吨。据此保守估计,2010年,中国需要进口原油量大致为1.3亿吨,到2020年将达到2亿~2.5亿吨。油气后备资源严重不足。 中国未来15年的经济增长将维持在7%以上,原油需求将至少以4%左右的速度增加,但同期国内原油产量增长速度难以超过9%,国内原油供需缺口逐年加大,中国原油的生命线将越来越脆弱。一旦世界风云突变,中国的能源安全将首当其冲地受到威胁。石油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必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软肋,进而成为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重大因素。 3.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抵御风险的能力差 随着中国对WTO有关条款的逐步兑现和中国进口石油数量的持续增加,世界石油价格的涨跌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最近,国际石油价格的不断飙升就已经造成了国家外汇支出的增加、炼油加工及运输成本增加等现象,已严重影响和波及工业、农业、交通动力以及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使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成本增加,产生了“成本推动”型的物价上涨,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甚至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和政治外交上的主动权。有关专家对我国GDP、石油进口数量和价格波动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认为,油价每上涨1%,并持续一年时间,将使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平均下降0.01个百分点。表3和图4分别为2000年石油价格的变动对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价格变动的影响测度表和2000―2004年国内价格总水平和石油价格上涨率的对比图。 同时,石油价格上涨也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出口面临着下降的危险,一是使以石油为主要燃料、原料的产品,因为生产成本的上升而导致产品竞争力在世界市场上的下降,从而使出口面临着下降的潜在可能。二是出口对象国因油价上涨使他的国际收支出现困难,从而影响了其进口能力,进而使我们的出口面临着潜在的下降危险 4.缺乏健全完善的石油安全预警应急体系,没有国际公认的石油战略储备及商业储备战略石油储备对一个国家、尤其对像中国这样存在石油供求矛盾的发展中大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可以在国际社会发生军事和经济动荡时,保证我国军队和生产用油;在油价高居不下时可以平抑石油价格,减小经济遭受的冲击;可以对石油的禁运和投机起到威慑作用。和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石油能源储备进度严重滞后,2005年我国的储备量为30天,按目前计划,到2010年储备量也只不过相当于40天净进口量,仍远远低于美国(175天)和发达国家现在的标准(90天)。因此,我们的石油储备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扩大。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在石油已经成为决定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的今天,其是否建立有健全完善的石油安全预警应急体系,是否有符合国际公认标准的石油战略储备及商业储备,对于该国的石油安全和国家安全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我国要想在将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就必须建立符合标准的石油安全预警应急体系,建立具有国际公认标准的石油战略储备及商业储备,以增强应对石油危机的能力,保障国家的石油安全。 三、解决中国石油安全问题的对策 1.大力实施煤化油战略和积极开发原油替代品,加紧海洋石油资源的勘探和研发海洋采油技术 石油安全战略不是孤立的,而是国家能源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制定中国石油安全战略时,不能就石油抓石油,而要从整个能源战略出发,优化能源结构,降低能源结构中的石油比例,尽可能地实现非石油能源向应用石油能源的转化,进而降低国民经济发展对石油资源的过分依赖,如煤化石油的生产就能极大地缓解经济发展对石油紧缺的巨大压力。我国是一个煤炭资源丰富的国家,已探明煤炭储量达1万亿多吨,年产量达10亿吨。而且煤化石油的成本也较低,在煤化石油的同时可以开发出附加值很高的上百种产品,如乙烯、丙烯、蜡、醇、酮、化肥等。因此,应重视煤炭液化、气化技术的研究,发展“以煤代油,以煤造油”的高新技术产业,达到煤炭的清洁利用、高效利用、增值利用,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同时,我国还可以大量开发可再生能源。如:大力开发风能、太阳能和生物柴油等。另一方面,尽管我国主力油田已进入中后期,但还有大量探明程度较低的地区,具有继续保持石油产量稳定增长的资源潜力。尤其是海洋上,石油资源的潜力较大,必将成为国内石油产量增长的主要地区。资料显示我国海洋的石油发现率仅为18.5%,可以说海洋勘探和开发有着巨大的潜力可挖。仅南沙海域的石油资源可开采量就约为100亿吨。 2.实施石油贸易的多元化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的石油海外依存度将不断提高,相应的,我国的石油安全将越来越受到外界的干扰。从石油安全的角度来看,今后我国的油气资源外部供应线路必须实施多元化的方针而绝不是像目前的这种单一的和绝对的海上运输路线,改变石油贸易上长期的偏向中东和非洲的地域保守做法,开发地域盲区,充分的利用国际石油资源。总体来说,为了应对随时到来的石油安全危机,我国的石油贸易应实施进口来源和供应渠道的多元化、进口方式和进口品种的多样化。同时,采取来料加工和合资、合作等方式获得石油资源也可以作为中国获得稳定石油供应的重要途径。除了不断在境内开采石油外,还应通过各种方式从国际市场上寻找稳定的供货渠道,积极的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石油市场的竞争,以实现石油供应的多元化,规避当前石油集中带来的风险,避免石油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同时,我们还应当以“份额油”的方式多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合作开发,这样一来,我们拿到手的就是实物,石油的进口量不至于受价格波动太大,因此,可以说,“走出去”买油不如“走出去”采油。而在石油贸易上,我们还应当改变对石油现货过分依赖的现状,采用国际石油的期货交易方式来减少油价上涨对我国石油安全造成的影响。 3.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战略石油储备体系 立法先行是国际石油战略建设的成功经验,我国石油储备建设,务必走“要储备,先立法”的道路。在石油储备建设前,应加快石油立法,尽快制定出台我国的《石油法》、《石油储备法》等法律法规。通过法律法规明确石油储备建设的目标、管理、资金、方式等问题,使我国石油储备建设的全过程有法可依,有法可行,有法律保障。在石油战略储备的体系构建上,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采取国家和企业相结合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在进行国家与企业相结合的石油储备体系中,以国家储备为主,企业储备为辅,使得储备不但是一种国家行为还是一种企业行为。在石油储备建设的资金筹措方面我们也可借鉴日本与德国的做法,实施筹措资金的多渠道化,即国家、社会、企业三方面结合筹措资金。 4.积极应用政治和外交手段加强对国际石油的控制能力和决定力 回顾20世纪特别是近几十年的世界石油产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地球上发生的许多危机、冲突,都与石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石油与外交的关系将越来越紧密,各国围绕石油问题的外交战将会更加激烈,能源外交、石油外交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政治生活的主旋律。2006年,中国的石油消费已增至3亿吨,进口石油1.2亿吨,占全球石油出口总量的4%~5%。按国际通行标准,当一国的石油进口超过1亿吨时,该国就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供应安全。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的石油进口国和第二大的石油消费国,国际石油格局的变动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为此。中国应当采取务实的石油外交政策,和那些大的产油国之间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也要特别注重与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的合作,这也是中国能源外交所推动的合作方向。同时,巩固和发展中东国家、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巩固和发展俄罗斯和中亚各国对我国的石油供应,通过高层互访加强与欧洲的关系,继续发展中国与东盟的10+3和10+1对话机制,争取同周边国家获取更多的石油资源。同时,积极的采用外交方式,利用我国的资金和技术去开拓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石油市场。只有以积极的政治外交去为我国开拓广阔的国际石油供给市场,才能使我国的石油供给得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从而为我国的石油安全提供可靠的保障。 中国石油论文:新时期中国石油安全战略探析 摘 要 石油安全则是一个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能源优质化的加强及需求数量的不断增加,我国石油需求量日益增加,并且越来越依赖于从国外进口石油。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的石油安全问题也日益突显出来。因此,分析我国当前石油安全现状,提出构建石油安全战略体系的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石油安全 安全战略 措施 石油作为一种世界性资源,是影响一个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与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其战略价值可以体现在国际经济、政治、军事等诸多领域。当前,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石油的消费量骤增,进口量更是呈现出极速上涨的趋势,从而石油供需矛盾加剧,使得石油安全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因此,在这种形势下,确立和完善我国石油安全战略已成为一项重大的现实性课题。 一、石油安全的内涵 所谓石油安全就是指一国拥有主权、或实际可控制、或实际可获得的石油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能够保障该国经济当前的需要、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石油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体系中的要组成部分,其根本内涵是在一定价格水平范围内内保证石油有比较可靠的、安全的、和稳定的供应以及满足需求,而优秀问题是合理的石油价格和稳定的石油供应。对外石油的依赖程度是评估一个国家或地区石油安全态势的重要指标。当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对外石油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因而,国际石油市场的变化就会对我国石油的安全产生重大,甚至是深远的影响。鉴于此,重视石油安全问题刻不容缓。 二、中国石油安全现状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石油,但由于国内石油资源相对不足,产量增加不明显,对外依赖明显,加上国际油价的高涨不下,导致我国石油安全存在很大的隐患。 1.石油自给能力不足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石油资源分布不均,且相对贫乏。我国陆上石油主要集中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柴达木盆地等8个盆地。海上石油主要集中在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北部大陆架,并且开发力度不够。另一方面,品质较差的石油资源比例高,勘探难度大。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石油资源44%以上分布在地理条件复杂或恶劣的地区,例如,滩海、沼泽、沙漠、山地和高原等,同时约有1/4埋藏在3500米以下,而深埋在4500米以下的又占其一半以上。 2.石油进口规模增大,对外依存度增加 近年来,我国石油产量比较低,且不稳定,加上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石油,进一步加剧了供需矛盾。为弥补石油供需缺口,我国每年都从海外进口大量石油。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石油净进口量达20067万吨,同比增长9.5%。石油进口的增加,及对外石油依存度的增大,对石油安全形成了很大的挑战。据预测2010年我国石油需求量会更大,进口依存度将会突破50%。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石油安全无疑面临着很大的威胁。 3.缺乏完善的石油储备体系 当前世界各大国几乎都建立了国家石油储备体系。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南非、印度等也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石油储备体系。然而在目当前世界主要石油进口大国之中,我国是唯一尚未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的国家。在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由于没有石油储备,我国无法在低价时大量买进,也无法在高价时减少采购,从而增加了高达百亿美元的成本和机会损失。因此,为保障石油供应、经济稳定运行、国家能源安全,我国迫切需要建立战略石油储备。 三、构建中国石油安全战略路径 1.加强国内石油资源的勘探和开发,保障石油基本供应 我国需要加强同内石油资源的勘探开发,增加后备储量和产量,以达到保障国内石油的基本供应。为此,一方面。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下,增加对国内石油资源勘探的投入,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本国石油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加快形成多元化能源结构。充分利用新能源,发展石油替代能源;利用新科技,提高石油利用效率;加强海上与西部石油能源的开发。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强化本国石油能源在石油安全中的战略地位。 2.寻找洁净的能源,减少对石油的过度依赖 在新时期,我国要加快开发石油替代资源,减轻国民经济发展对石油需求的压力。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天然气,以气代油。天然气是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和优质化工原料,我国有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发展以气代油可以优化我国能源结构,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同时,可以减轻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对石油需求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发展洁净煤技术。我国是世界上第一大煤炭生产国,应当加快洁净煤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以利用中国丰富的煤炭资源及储备的洁净煤技术,保证特殊情况下的能源供应。 3.建立和完善我国石油战略储备体系 建立石油储备体系,一则可以防止因突发事件导致的石油供应中断,二则还可缓解油价剧烈波动带来冲击。为此就要做到:首先加强石油战略储备的法制建设。石油储备是一项事关国家与产业安全的战略性工作,现阶段,我国需要在“能源安全”和“石油储备”方面加强相关立法。其次,建立完善的石油储备体制和财政负担机制。这种财政负担机制,可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走中央、地方财政拨款与企业投资相结结合的模式。最后,政府和民间相结合,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建立石油储备体制,是一个涉及面很大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可以借鉴与采用西方国家常用的国家、社会和企业共同承担的方式,建立以政府为引导、政府和民间储备相结合的体制,以共同筹集建立石油储备所需资金。 中国石油论文:中国石油公司与跨国石油公司国际化比较研究 一、跨国石油公司国际化经营现状对比研究 与世界主要大型石油公司的发展战略相比,我国的石油石化由于受到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发展定位上存在很大区别,大部分企业定位于发展国内市场,发展时间较短,大量的生产和销售局限于国内,不过随着我国的国际化进程,我国的公司也开始了海外市场的拓展,加强与国际石油公司的合作。通过研究发现世界主要跨国石油公司广泛采取全球战略,这些公司几乎在全球任何一个具有能有开采价值的土地进行勘探开发,从全球战略的角度规划自身的销售渠道和炼油公司分布,从而达到全球范围内最合理的资源配置。 因此,在国际化经营方面,尽管中石油和中石化在过去十多年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国际大型石油公司相比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国际化水平还很低,表 1列出了2008年表现跨国石油公司国际化经营能力的一系列指标。可以看出,伴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兼并联合活动,近年来,国际大型石油公司的国际化拓展力度越来越大。2008年,埃克森美孚、BP、壳牌、道达尔和雪佛龙五大跨国石油公司的海外油气储产量比例、海外炼油能力比例和海外油品销售比例等几项指标均在50%以上。其中BP公司的几项海外比例指标最高,如海外炼油能力高达97%,其他几项比例也都在80%以上。埃克森美孚公司的海外油气储产量比例也都在80%以上,海外炼油能力和海外油品销售比例均高于60%。而且从90年代起,埃克森美孚公司国外地区的利润普遍为国内的2倍左右。相比之下,截至2008年底,中石油股份境外原油和天然气探明储量仅占到公司的5.5%和1.5%,境外油气产量也仅为6%和3%,中石化的海外业务比例比中石油还要低。 下面选取海外收入及占总收入的比例、海外资产及占总资产的比例、海外资本性支出占总资本性支出的比例几项指标,对跨国石油公司和我国石油公司进行了对比,分别如图1、图2和图3所示。 从海外销售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来看,几大跨国石油公司中,BP的国际化程度最高。2005-2007年,BP公司三年平均海外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为80%左右,即BP的海外收入是英国国内收入的4倍左右。埃克森美孚、壳牌等另外几家跨国石油海外收入占总收入的最近三年平均比例也基本分布在60%-75%左右。而中石油海外收入占总收入比例仅为3%-4%。可以看出,在海外收入获取能力方面,中石油与跨国石油公司还存在较大差距。 在海外资产与总资产的比例方面,BP、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等跨国公司近三年来都在60%以上,其中以BP最高,为80%左右。相比之下,中石油2005-2007年海外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为7%-8%,与跨国石油公司也存在着较大差距。 从图3海外资本性支出占总资本性支出的比例中可以看出中国石油公司与跨国石油公司之间更为明显的差距。2005-2007年,BP、埃克森美孚、壳牌公司和道达尔等公司海外资本性支出占总资本性支出的比例基本在80%以上,仍以BP公司为最高,三年平均比例为92%。相比之下,中石油2005、2006年的海外资本性支出占总资本性支出的比例均为4%。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几大跨国石油公司的经营是全球性的和国际性的,它们几乎在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拥有资产和资本。当局部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发展受阻时,跨国石油公司的受影响程度要比单纯在该国家或地区经营的公司要小。相比而言,我国石油企业在这方面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大型跨国石油公司经过许多年在海外的摸索和发展逐渐走向成熟,而中国石油公司仍然处于国际化的成长阶段,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国际大石油公司的发展为我国石油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下面将进一步研究国际大石油公司的跨国发展战略。 二、 国际石油公司跨国发展战略研究 近年来,国际大型石油公司的跨国发展战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上游领域实行重点地区集中投资 随着近几年来勘探地区的转移趋势,加之服务和原材料价格的猛涨,勘探所需费用日益增大,而传统石油上游部门是资本集约型,因此相应存在较高风险。从目前的发展趋势,跨国石油公司开始集中向有利于其优秀利润的地区集中投资。当前,大型石油公司的勘探和开发核算价格在每桶20美元左右波动,因此开只要开发油价高于每桶20美元便有利润[2],跨国石油公司的投资也主要集中于以下这些重点地区。 集中向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安哥拉、利比亚等非洲国家加大投资力度,以获得更高的资金回收率,但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存在的不稳定因素,例如罢工、生产纠纷等,使得投资存在较高风险。美孚公司最近五年来在非洲的投资增长率达到28%(目前在非洲的油气产量换算成石油计60万桶/日,2010年将提高到100万桶/日),排在其后的是壳牌和法国道达尔公司,BP公司则在安哥拉深海领域投入研究发现了新的油田。 在非洲以外的区域,另一个跨国石油公司重点投资的方向是中东地区。壳牌公司和美孚公司启动了在卡塔尔的天然气项目,预计在近2到3年内将有急速增长。BP公司通过建立的TNK-BP公司加快了在阿塞拜疆的ACG油田开发。雪佛龙和壳牌公司将里海做为未来投资的重点。雪佛龙开始了在哈萨克斯坦的投资活动,壳牌启动了萨哈林-2项目,未来将在这些区域大幅度增加油气储产量。虽然欧洲的现有油田已相对成熟,但大型跨国石油公司仍然继续将其作为投资重点之一,例如埃克森美孚、壳牌和道达尔公司,其中以道达尔公司的投资最为显著,其20%的储量集中在欧洲,并已天然气投资为其继续增加产品。 大部分跨国石油公司开始降低在北美地区的投资,相应的油气产量和储量都在下降,可见跨国石油公司对北美地区的依赖程度降低。但是,除道达尔公司的各大跨国石油公司对北美右气的储量、投资和产量仍然占相当大的比例,埃克森美孚的油气储量北美占31%、壳牌为16%、BP为31%、雪佛龙为21%(道达尔l%),北美仍是这些公司上游运营的主要地区。但从中长期看,跨国石油公司不得不重新审视具备丰富储两的中东和俄罗斯等地区。 表2为2007年以后跨国石油公司新增油气储量的主要来源地区。可以看出,前面所述的西非、中东、俄罗斯和墨西哥湾等地区是各大跨国石油今后重点关注的地区。 (二)重视研究开发,确保技术优势 先进的技术水平一直是各跨国石油公司常年保持优秀竞争力的方法之一。当前各项技术竞争中,上游热点之一无疑是西非深海的运作船,这种技术大部分都掌握在跨国石油公司手中。在油气资源日益短缺的显示情况下,需要更高精度的钻井技术,在这方面跨国石油公司凭借长期在该项技术上的研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安哥拉深海油田的52处油储,BP、雪佛龙、埃克森美孚、道达尔占据51处。另一方面,跨国石油公司注重开发新型石油开发技术,例如美孚石油公司在积极研究降低油砂等非普通型石油的生产成本的方法。在委内瑞拉道达尔公司着手开展超重质油开发项目,可见跨国石油公司已开始重视非普通型石油的开发。国际大石油公司不仅掌握了一整套的上游勘探技术,在炼油环节也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面对日趋严格的环保要求,它们逐渐转向清洁产品和环境友好工艺技术的研究开发。 (三)资产重组,剥离非优秀资产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了使企业能在全球工业发展和新开放市场的成长机遇中获利,合理化重组已有资产,并扩展到全世界新的低成本资产是十分重要的。跨国石油公司中市场地位不够坚挺的资产会被出售掉。如从1980年代末开始,BP出售了一系列非优秀业务资产,包括鸡肉生产和销售、计算机制造、煤炭和矿石生产以及一家旅行社。此外,BP除了在1998年到2000年进行了快速大规模并购交易之外,还迅速剥离了大量的资产。它的目标是建设具有“最低成本、最高效率和成长能力”的全球业务资产组合。 近年来,各跨国石油公司更加合理的利用北美和北海的成熟化油田,在资产合理化组合的同时,获取丰厚的现金流。2004年,雪佛龙转让了30亿美元的上游资产。2005年,埃克森美孚处理了国内部分成熟资产,获取14亿美元现金。同时,跨国石油公司也剥离了一些效益低下的炼厂。如2005年,BP以90亿美元现金出售了旗下主要经营石蜡生产、石化衍生品和炼油等业务的Innovene公司。并利用技术优势,加大对高附加值产品如润滑油和清洁燃料的投入。从负债/自有资本的比值来看,只有BP公司持续保持在30%左右,其他大部分跨国石油公司在这三年里基本上呈现下降趋向,这表明大部分公司的财务素质得到了改善。雄厚的资金实力对跨国公司今后即将开展的一些项目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四)上游增长向天然气转移,注重非常规能源发展 对于外国投资本国油气产业的态度,产油国在天然气和石油两个领域差别很大,具体表现为大部分产油国对跨国石油公司投资本国天然气的生产、开发、勘探和销售持欢迎态度。这种“态度”上的区别使得跨国石油公司更加倾向于天然气的开发,从数据也可以看出在各大公司油气储量的增长中天然气所做贡献日益增长。在2001年,5大跨国公司基本保持在40%左右,然而到了2004年壳牌和美孚石油的增长超过100%,达到120%左右,相对增长份额较低的BP公司是由于其与俄罗斯石油巨头建立了TNK-BP石油公司,大幅增加了石油储量。即便如此,截至2005年底,BP公司的天然气产量占油气产量的比重从1999年的33.7%提高到41.1%,天然气销量年均增长超过20%。 这种战略转移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各国对天然气需求的大幅增长,另一方面则是产油国对于这种投资的态度,相对而言设定的门槛较低。具体分析其原因,天然气与原油相比要达到商业化更加困难,对于原油,一旦生产出来便可用游轮输送到世界各地,立刻可以销售转化为现金。但是对于天然气而言,在开发和勘探阶段便需要大量的技术成本和管理成本,只有LNG的形式才适合出口,因此还需要建设大规模的液化装置,这些原因导致了产油国若想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实现产业化。另一方面,由于在开发天然气前期的巨额投资,需要准确掌握消费的动向,获得消费群体的买入承诺,在这方面跨国石油公司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依靠其建立在世界各地广泛的销售网络,可以立刻将LNG运往所需地方,这些资源与经验也是产油国所需要的。以上这些原因,必然导致在未来各跨国石油公司将大幅增加天然气领域的投入以增加储量。 (五)构建战略联盟 在资金短缺、技术储备不足、环境和政治风险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国际大石油公司越来越认识到仅凭自身力量难以实现其经营目标,因此近年来各种形式的企业战略联盟应运而生。这些联盟包括油公司与油服公司、供应商之间的联盟、石油公司与石油公司的联盟以及油公司与非油源部门的联盟。许多联盟的成功经验表明,联盟不仅能使石油企业摆脱目前的困境,而且是企业迈向成功的一条捷径。战略联盟的形式己突破了国家、地区和行业限制,日益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我国石油公司国际化战略 为了追赶跨国石油公司的步伐,实现我国石油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我国石油公司已将“国际化”作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之一。根据相关调查显示,中石油的愿景是在2020年左右将自身建设成为“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中石化的战略也曾提出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际石油化工公司”。在迅猛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浪潮面前,中石油集团积极调整自己的海外发展战略,通过争取海外重量级的油气项目以增加自身的国际影响,同时力争未几年内收购具有潜力的海外资产,从而逐步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的海外油气生产基地,为自身的海外扩展战略打下基础,通过资本的投资使其跨国经营业务的规模得到高速发展,具体表现在几下几个方面: 首先,加强国际资本市场运作,向上下游海外业务一体话的目标发展,可采取的方式有:与海外本土的石油天然气公司组建合资公司、与大型国际石油公司制定联合发展协议、与东道国的石油公司联合开发油气资源,签定一揽子协议等多种方式,通过这些途提高油田采收从而逐渐实现向跨国石油公司的转变。 其次,加强海外油气勘探开发、上下游一体化建设,提高国际经营管理能力。中国石油集团利用先进的勘探开发理论与技术优势,加强海外的油气勘探活动。在苏丹,油气勘探、生产和炼油加工业务继续保持稳定发展,在公司拥有的区块内,油气勘探新增石油地质储量4.58亿桶,可采储量1.27亿桶。在阿尔及利亚,2007年2月26日,部署在阿尔及利亚438B区块的首口勘探评价井HEB-A-1井获得高产油气流,经测试日产轻质原油700立方米、天然气22万立方米。HEB-A-1井于2006年2月15日开钻,井深4200米,钻遇了主要目的层三叠系T1组地层,获得的高产油气流主要来自三叠系T1油藏下的新油藏。 再次,集团公司与股份公司共同出击海外市场,提高国际油气市场占有率。为了避免海外收购时的碰撞,2003年集团公司明确在非洲的苏丹、南美的委内瑞拉、中东的伊朗地区发展海外油气项目,股份公司则寻求政治风险相对低的中亚地区。这一举措大大提高了中国石油集团在国际市场的份额。2007年10月2日,集团公司与委内瑞拉能矿部签署了合作开发年产2000万吨重油的协议,参稀后混合油为3000万吨。11月6日,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深化奥里诺科重油带上下游一体化合作项目的备忘录;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签署了总统转移令,将集团公司在苏玛诺油田从事勘探开发活动的权利转移到集团公司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合资的苏玛诺石油公司,集团公司享有合资公司40%的股份,成功解决了Sinovensa重油合作项目的转产、转制等问题。 最后,建立稳定的组织机构,强化海外勘探开发业务的管理,全面强化企业管理,不断提高科学管理水平,面对市场竞争的严峻挑战,必须以深化改革的精神抓管理。中国石油集团的海外油气勘探开发业务明确由中国石油天然气开发公司统一经营管理;股份公司为加强海外油气业务的开拓,2001年成立了海外油气勘探公司,2003年成立了国际贸易部,专门管理海外油气业务。 中国石油企业资本运营国际化模式探析 【摘 要】 在石油产业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能源需求的增长,我国原油产量的增长已无法满足消费需求的增长,石油企业“走出去”多渠道、多形式地获得油气资源,已经成为保障我国石油供应安全的必然战略选择。论文探析了我国石油企业资本运营国际化三种模式并进行分析,培养有竞争实力的跨国石油企业,确保中国石油安全战略顺利实施。 【关键词】 石油企业;资本运营;国际化 一、前言 石油石化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之一,随着石油产业竞争的全球化,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能源需求的增长,我国原油产量的增长已无法满足消费需求的增长,石油企业“走出去”多渠道、多形式地获得油气资源,已经成为保障我国石油供应安全的必然的战略选择。探求我国石油企业资本运营国际化模式的轨迹,这对我国石油企业更好的制定和实施国家的“走出去”战略,培养有竞争实力的跨国石油企业,确保中国石油安全战略顺利实施,都有着一定的应用价值。 二、 中国石油企业境外上市 (一)石油企业到境外上市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模式。这种模式是指国内石油企业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在境外发行股票并在境外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 (2)买壳上市模式。买壳上市是指我国石油企业以现金或交换股票的手段收购一家已在境外证券市场挂牌上市的石油公司,即“壳”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份,然后注入国内石油企业的资产和业务,以达到间接境外上市的目的。 (3)造壳上市模式。造壳上市是指我国石油企业通过在境外注册一家控股公司,对国内希望到境外上市的公司进行控股,然后由在境外的控股公司在境外证券市场上市,将所筹资金投资于国内石油企业,从而达到国内石油企业到境外间接上市的目的。 (4)可转换债券上市模式。可转换债券是公司发行的一种债券。它规定债券持有人在债券条款规定的未来某一时间内可以将这些债券转换成发行公司一定数量的普通股股票。 (5)存托凭证上市模式存托凭证是一种以证书形式发行的可转让证券。一般是由美国银行发行的,代表一个或多个存放于原发行国托管银行的非美国发行人股权份额的可转让证书。 (二)中国石油企业境外上市策略 (1)“卖点”策略。上市石油企业必须具有一个有吸引力的“卖点”。所谓“卖点”,就是能够吸引投资者投资的主题。(2)资产重组策略。对于资产规模庞大的企业,则可考虑先将部分主营业务资产注入上市公司,这样新股发售的规模相对较小,易于为市场接受,否则将会给市场资金造成较大的压力,降低新股发行的成功率。(3)资本结构的优化策略。(4)定价策略。(5)承销商的选择策略。(6)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制定策略。(7)战略投资者的选择策略。(8)发行时间的选择策略。 三、中国石油企业跨国战略联盟 (一)跨国战略联盟特点 (1)联盟的跨国性不仅表现在结成联盟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国家,还表现在跨国战略联盟的活动是企业间资源的跨国整合。(2)联盟各方成员地位的独立性和平等性。(3)联盟成员战略目标的一致性。尽管各成员组建战略联盟的动机可能不同,但一定具有一致的战略目标。(4)从合作中学习。联盟的过程就是各方不断学习的过程,是技术知识创新和共享的过程,是联盟“内部学习”和企业“外部学习”的有机结合。 (二)中国石油企业发展跨国战略联盟的策略 (1)注重企业自身优秀能力的培育,提升企业竞争力。与跨国公司结成战略联盟需要具有一定的基础,即拥有足够吸引对方的互补性资源。因此,我国石油企业应重视自身优秀能力的培育,使自己拥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2)精心选择战略联盟合作伙伴。战略联盟是否获得成功,联盟伙伴的选择是关键因素。由于中国石油企业在国际市场相对于西方大石油公司实力较弱,中国石油企业往往愿意寻求强大的合作伙伴,以增强自己的实力。中国石油企业在选择战略联盟的伙伴时,并不一定非要寻求和国际一流跨国石油公司的合作。实力相当的联盟伙伴才是一种较佳的选择。 (3)注重组织学习过程。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竞争规则和竞争焦点的转变,基于全球学习效应的跨国战略联盟日益成为联盟成因的主流。知识和能力成为企业最具竞争力的经济要素,而知识和能力的获取在于企业在经营活动中的不断学习和创新。 四、结论 (1)中国石油企业资本运营国际化模式,具体有跨国并购、境外上市、跨国战略联盟三种,它们与在国外直接投资建厂、立项的本质区别是强调资本的运作,投资见效的速度很快。但是,每一种具体的模式都有其具体的应用背景、应用条件、应用区域,这就需要中国石油企业根据资本运营国际化战略的侧重点不同而灵活应用。 (2)中国石油企业资本运营国际化的目标,不单单要实现中国石油企业的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还担负着保障中国石油供应的安全。因此,在石油实施资本运营的过程中,要考虑到石油企业本身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有义务、有责任确保本国石油企业资产的增值和保值,要保证国家的利益不受损失。 (3)中国石油企业资本运营国际化面对的市场更加庞大,面对的运营环境更加复杂,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也就更加难以预料。因此,必须要加强对中国石油企业资本运营国际化的风险管理,以确保中国石油企业资本运营国际化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国家效益。 综上所述,资本运营国际化有利于提高中国石油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中国石油企业向国际化的石油大公司方向发展,更加有利于中国石油企业向国外石油市场“开源”、获取丰富的石油资源以保证国内不断增长的能源消耗。展望未来,解决解决中国石油供需矛盾的最好办法,并不只在于努力增加油气产量的“开源”,更重要的是厉行节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尽量避免能源浪费的“节流”。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开源”势在必行,但是整个中国的“能源节流”才是可持续发展之大计。
社会经济论文:高速公路社会经济论文 1高速公路建设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 1.1高速公路建设带来了道口经济 高速公路的建设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加速物资生产的流通以及有效地促进其他运输方式的联运方面具有非常重大的经济价值。高速公路的建设促进了道口经济的发展。高速公路建设为道口经济提供了商业机会与专业人员及设备。道口经济的主要表现为依托高速公路、水路运输、铁路运输等交叉路口的优越交通条件和地理条件。随着交通工具的日趋先进,道口地区便日渐成为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快速聚集地,较为典型的就是专业市场和物流企业入驻道口地区,从而引发人们的投资热情,提供更多的商机。这就是“物流+道口”的道口经济。高速公路道口经济逐渐得到发展,为城市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道口经济发展区其实对城市整体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高速公路道口快速发展能够向全国各地引进高素质人才、资金投入以及先进的技术等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并且将其进行整合,促使城市的产业链得到扩展。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在严峻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城市经济需要进行产业转型迎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当然原先的城市地区规划制约着城市人口以及城市空地的使用,道口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城市产业升级,从而为城市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同时影响道口附近地区经济的发展。道口经济作为区域经济新中心,加大了区域经济在社会经济的影响力。道口地区原本荒凉,但随着高速公路的建成使用,道口地区在高速公路所带来的商业机遇的作用下,从原来的荒凉的区域迅速成为了商业口岸,从小城镇发展成了具有经济活力的城市。 1.2高速公路建设推动了现代物流的发展 一般来看,道口经济可以严格按照国际物流、区域物流、城市物流三个层次上的物流功能要求,有效地发挥好本地区各方面的优势,同时利用道口地区的特点,切实以物流园建设为载体,从而有效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城市附近的道口地区,比方说高速公路的出口以及海港的出入口,可以依据物流园区的明确分工和其自身的发展状况等,充分建设和第二产业发展成熟的城市,从而更好地进行配送和储存,提升城市中心区域的影响力。高速公路的建设与使用减少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运营时间,有效地减少了沿线地区企业物流成本,提高了经济运营的效率,加强了经济的全面流通。高速公路的建设加速了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优化了运输通道资源利用;促进了现代综合运输枢纽的形成;加快了推进多式联运,促进了交通一体化发展运输信息的资源共享。高速公路在增长运输半径、降低运输成本的同时促进了运输结果的优化,从而推动现代物流的发展。而现代物流的迅速使得其他企业的所需要的原材料与商业信息能够更加及时到位,从而快速推动经济发展。 2高速公路建设缩小了城乡差距 高速公路建设推动了农业的稳定发展。高速公路的建设大大减少了农业产品向城市流动的运输时间,保证了农用物资和农村医药物资能够准时进入农村,促进了农业信息的流通,促进城镇农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有利地促进了城镇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农业产品商业化经营。同时,高速公路沿线集中了区域主要的产业布局,使高速公路成为区域经济主要的产业布局,高速公路的建设强化了城市与乡镇的联系,推动了城镇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使农村的农产品能够更好地销售出去,而城市的先进文化也可以进入农村,进而更好地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高速公路的建成使用使得一些偏远地区的农业与矿产资源能够得到全面有效的开发利用,同时为沿线城市的人才与技术学习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使高速公路的沿线地区整体科技水平得到全面的提高。同时拓展了人们的空间,使人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更加正确,拓展人们的视野,激发人们的开拓精神,最终达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 3高速公路的建设增加了就业机会 在当前的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可以有效地增加就业机会。高速公路建设使公路沿岸的商业机遇增加,缩小了城镇差距,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得原来原本荒凉、交通不便且劳动力大量剩余的地区有一个可靠的就业机会,让原本是“靠天吃饭”的农民有了生活的保障。这些就业职位也使得该地区的青壮年有了能追求梦想的平台,从根本上减少了犯罪率,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4结语 高速公路建设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巨大,在其建设前后提供了劳动职位;投入使用后,能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合理安排和优化资源利用,加快高速公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契合度,间接地提高生产力,改善沿线人民的精神世界和物质资源。高速公路的建设对社会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更缩小了城镇差距,推动了社会的进步。高速公路的建设使得运输所需要的费用得以减少,道路交通阻塞的情况得以减少,改善了人们出行的条件,加快了沿线经济发展,使高速公路沿线地区的商机明显增多。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决策以修建高速公路建设为首要,这将会为中西部经济带来巨大利益,同时也可以将中西部的资源更快地运往东部,而东部的高新技术与人才来到中西部,这些技术与人才将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章志强 单位: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绍兴管理处 社会经济论文:社会经济背景下高速公路经济论文 1高速公路经济网典型特征 1.1长期性高速公路网建设和现代化通信系统的结合 使得时空概念大幅度缩短,高速公路逐渐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高速公路经济带不同于传统经济学上由点到片,由片到面的发展规律,而是由点到线,由线到网。高速公路的存在导致生产要素有着更大的选择空间和可选择余地,要素在几条高速公路形成经济带,逐渐交错发展,形成网络状空间结构。高速公路经济网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缓慢的过程,并非一日之功。 1.2和工业化进程息息相关 高速公路经济网的形成是工业社会结构演进的必然结果。后工业社会,产业结构调整使得运输产品逐渐转向轻薄短小,工业农业都向着集约和高效的方向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衰落,知识密集型和高附加值产业逐渐崛起,这种工业化进程改变了产业和运输体系的互动方式,是高速公路经济网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1.3高速公路经济带能够实现区域内部资源的高度整合 高速公路实现了“门对门”的运输,有效减少了换装环节,根据各国实践情况,高速公路在交通运输量中占有优势,尤其是在300km-600km中距离运输中。高速公路的这种特性使得内部资源的整合阻力更小,有益于形成区域内部产业之间的协作和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契合度。 2高速公路经济网对社会的影响 2.1高速公路经济网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高速公路具有运送便利以及运输快捷的特点,因此,其在地区进行建设,可以有效的加快各地区经济的循环,使得该地区的相关经济产业和经济部门得到极大的发展。而且高速公路的使用性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还在不断的改善之中,在改善的过程中,高速公路的交通运输质量也得到了提升,同时高速公路运输的成本也相应的下降,这样就使得区域内的货物运送量得到增加,从而使得该地区的经济贸易值不断的提升,从而极大的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而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我国的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来说,高速公路在建设的过程中,能够充分的利用沿线的自然资源和地域资源,加大了旅游资源的开发力度,从而使得高速公路沿线的产业经济效益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这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2高速公路经济网对环境的影响 相较于其他的道路工程来说,高速公路能够有效的实现对资源和能源的节约,其属于节能环保型的交通运输管道,高速公路处于全封闭的状态,路面较宽,能够容纳多部车辆的运行,使得交通状况比较理想,车辆可以顺利的进行通行,而且高速公路上具有明确的车速标识,这一系列的要求,有效的降低了车辆在百公里内部的耗油量,从而实现了能源和资源的有效节约。而且高速公路路面相对平稳,可以有效保障汽车的平稳运行,这样可以使得车辆发动机的尾气排放量相应的减少,从而减少环境的污染。另外,高速公路的建设能够充分的对土地资源进行利用,使得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得以有效的提升,从而保证了土地利用可以实现集约化,这样可以使得道路运输的压力得到有效的缓解,可以说,高速公路经济网的建设对高速公路周围的环境具有明显的良好影响。 2.3高速公路经济网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就我国目前的高速公路建设情况来说,我国已经充分的认识到高速公路建设的重要性,并且开始不断的对高速公路路网建设进行优化,从而使得高速公路的运输情况以及高速公路的使用性能得到极大的提升,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高速公路的运输方式得以转变,实现了各个运输方式的有效结合,通过高速公路路网等级的提升,使得高速公路中各运输方式的优越性最大限度的表现出来,从而使得交通网络的布局更加的协调。而高速公路在建成之后,也能够有效的改善公路沿线区域的生活水平和企业生产水平,从而使得区域经济出现新的增长点。同时高速公路的建设使得区域之间的联系性有效的加强,各区域能够全面的吸引外资的投入,区域间形成了有效的合作和交流,从而对社会发展形成良好的影响。 2.4高速公路经济网对开发的影响 开发影响是高速公路经济网对资源开发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有土地增值、自然资源开发、旅游资源开发、自然景观、历史遗迹的破坏等。 2.5波及影响 高速公路经济网导致的交通条件的变化,对地区区位优势、竞争优势的增加和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高速公路经济网会显著改善区域内交通条件,减少了运输成本和时间,提高了区域的可达性,经济优势提高,产生波及效应。 2.6高速公路对传递的影响 一些和高速公路经济网并不直接相关,但是在交通形式改变影响下产生的新需求,而和高速公路经济网之间没有很强的直接联系,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包括商业、服务业等呈现典型的传递效应。 3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速公路经济网的出现和建设对于经济、社会以及环境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的影响,高速公路经济网的建设能够有效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和交流,使得区域之间的经济能够形成互通,从而更好的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应该注意到高速公路经济网的逐渐形成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改善环境的作用,但是经济发展本身对区域环境产生的不良影响也应该得到重视。 作者:张熙娜单位:辽宁省高速公路管理局铁岭管理处 社会经济论文:民商法变化下的社会经济论文 一、社会经济发展使得民商法一些内涵出现变化 就目前来说,安全和效益是民商法的基础价值,而过去民商法中,安全一直处于派生地位,如过去民商法对安全的定义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信用及交付方式等方面,而就目前来说信息安全对交易安全影响变得更小,并且过去交货方式也发现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当前经济的高速发展及信息科技发展,使得民商法主体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各个行事主体能够以自己的意志并通过网络工具和不同地域的任何人进行信息传递,进而完成民商活动。并且市场的高度开放性,使得人们获取的信息的方式更多,并且人们可更加方便的进行信息,这无疑使得民商主体自由度得到了全新的提高。对于民商法价值体系来说,自由仍然是其根基,但是平等、安全等内涵均因为信息时代的特殊性而发生了一些改变。 二、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民商法其原则方面出现的一些变化 (一)中立平等原则变化当今的民商法的中立平等其是指民商法对交易中的各个主体中要求的相关条件、技术及交易平台等方面应该保持中立平等,不能存在维护或偏爱,而是当今经济高速发展而形成一种全球性的特点。就电子商务来说,平等中立必须要做到如下几点: (1)技术平等,其对各类加密方法及密钥都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不能出现一些歧视。 (2)媒介的平等,对于这一点来说,主要体现在无线、有限通讯及广播通讯等方面的一视同仁。 (3)具体实施平等,其不但应该对国内当事人保护,而且要对国内外消费者等均予以保护。 (二)安全原则变化在当前的经济发展背景下,安全原则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其主要指所有民商事活动均要以安全作为前提和基础,并且对应的立法也必须体现安全这一基础。就电子商务来看,安全原则不但是其制定的一个本质原则,而且是其实施最重要目的。对于当前经济背景来看,民商事活动集中体现了快捷和高效特点,但是对于这种快捷和高效必须要以安全为基础,特别是信息网络的虚拟性这对安全就有了更高的要求,并且这一安全内涵与过去的安全有了一些变化, (三)效益原则变化对于法律来说,效益与公平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难题,对于法律来说其为公正诞生,但是其又是一种基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因此在进行立法过程中,必须要对这两个基本原则的内涵做充分理解,对于如今的经济高速发展大背景下,民商法的效益原则具体表现要求立法及相关活动均应该在经济效益提高,推进效益目标发展,实现在当前信息时代下的民商法价值展现和效益提高。 三、当今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民商法制度及范畴的一些发展变化 (一)民商法应用范围得到了很大拓展对于民商法律体系来说,其构建时在一定是其内的完善,因此必然存在时间上的局限性,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过去的民商事体系范围必然要求不断拓展。而这样的拓展发展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 (1)信息库专用。信息时代的民商事发展中信息作为所有民商事发展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信息的挖掘是所有民商事活动的重要方向,并且信息利用直接影响着民商事活动是否成功,所以必须要对信息库开发有贡献的人给予一定的民商事权利,以保护其劳动成果。但是当前在信息库专用这一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 (2)域名专用。对于域名来说,当前的民商法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是作为一个虚拟地址,可以通过它利用计算机进行信息联络,并且还能够使其他计算机访问自己的信息。而随着网络进一步发展,各个行业对域名的应用不断加深,其已经成为了一个商业符号,并几乎与过去企业商标及知识产权等有了一直的作用,因此,当今的域名已经成为了一个集使用功能和商业价值的商业竞争筹码,因此民商法应该要对该方面加强重视,并对其进行合理的整合。 (二)民商法调整对象得到了拓展互联网一个本质特性就是开放性,这使得信息发放及收集更加丰富,并且其开放的特性为信息交流创建了一个足够广泛的空间,由于信息有着较好经济利益、财产利益及一些隐私方面的人格性利益,因此此时的信息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对较为现实的主体。因此民商法应该加强对其的重视。另外,无可置疑,信息的更加广泛交流,必然增加更多的信息交流对象,并且这些信息交流对象和过去民商法调整的对象有着一些区别,因此民商法的发展必须要充分重视这些新增对象的权利及责任强调。 (三)民商法不断发展可能实现一定的全球统一过去各个国家及单个经济市场相对较为独立,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网络使得各个国家民商活动有机联系,并且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及网络融合等趋势,这使得全球网络民商事活动的普遍性及共同性不断被挖掘,并不断得到总结,必然会使得全球范围内价值观、法律观念及一些标准不断趋于统一,最终导致民商法趋于统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个国家社会习惯、风俗等的不同,虽然民商法的发展有趋于统一的趋向,但是各国的民商法绝不是任意而为的结果,因此在这统一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方式方法,以实现一定的大同小 总而言之,经济的高速腾飞及信息化的不断发展,作为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民商法,其地位日益突出,并且基于发展需求我国立法部门进行很多民商法立法完善工作,但是应对时代的不断变化,民商法具体应该从哪方面重构完善,依然要求相关学者加强研究,以真正解决一些民商法相关问题。 作者:于婷婷单位:长春理工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 社会经济论文:交通运输社会经济论文 1交通运输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 交通运输业,是运输劳动力借助运输工具对运输对象改变位移的产业。交通运输普遍存在人类各种经济活动中,能够为经济活动提供空间联系的环境,是经济空间形态形成和演变的主要条件,如交通运输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产业区域的形成。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使得自然资源的开发有了可靠并且廉价的运输保证,促进了经济的集中,也自然使得交通便利之地成为运输成本较大的工业的集聚地,如港口,铁路附近等。人口、劳动力都向经济带集聚,能增加就业岗位,进而刺激国民经济的增长。交通运输不仅能带动经济增长,对不同地区、国家的政治、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例如,我国交通运输增加值由1997年4148.57亿元直线增加到2013年27282.93亿元;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就业人数从2003年888518人增加到2011年1169084人。 2社会经济与交通运输两者相关关系的数量分析 2.1运输弹性系数国民经济发展,运输需求量增大,运输量也会随之增加,它们之间成正比。因此把运输量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这种关系叫运输弹性系数。弹性系数是一种比例关系,反映出社会经济发展对运输的需求,以及运输业是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以及适应程度。设运输量(客/货运周转量)年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分别为,,则运输弹性系数表示为:E=(注:这里E取其绝对值),以我国1979-2013年运输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相关数据计算运输弹性系数(取小数点后三位)。数据来源:统计网(1)1980年前E>1,说明我国1980年之前交通运输发展速度要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运输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较为敏感,国民生产总值的一点变动都能引起交通运输较大变动。(2)1980年到2012年E基本稳定在0<E<1范围,说明1980年到现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变动所引起的运输量变动较小即交通运输发展速度慢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这时期受社会经济影响程度较改革开放前期有减小趋势,但2009年客货运弹性系数相对前后几年来说较高,特别是货运弹性系数>1,原因是2008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运输业表现出对社会经济发展较高敏感性。随着经济危机缓和,运输发展开始趋于平稳,最终恢复到稳定水平。2013年我国客货运输年增长率出现负增长,表明我国运输业发展遇到瓶颈,需要制定科学产业发展政策。 2.2运输强度运输强度指在一定时期内完成的客、货运周转量与同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采集1978年-2013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客货运周转量相关数据计算客货运强度,结果如下:客运强度为0.4782、0.5019、0.3007、0.1217、0.1023、0.0951、0.0810、0.0730、0.0661和0.0487;货运强度为2.7236、2.5584、1.4001、0.3990、0.4371、0.3807、0.3589、0.3400和0.2970。(1)1978-1980年运输强度明显较大,说明这一时期运输发展速度高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原因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工作中心在经济建设上,客货运周转量较大,运输发展速度快于社会经济发展速,是工业化带来的结果。(2)1980-2001年运输强度呈下降趋势,说明运输发展速度相对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随着运输工具不断改进,运输技术不断更新,运价不断降低,运输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也不断降低。(3)从2001年到现在,运输强度呈现慢慢下滑趋势最终处于基本平稳态势,货运强度基本保持在0.5以下,客运强度基本保持在0.1左右。说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交通运输发展都处于一个稳步发展状态,只是运输发展速度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 作者:宋薇单位: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白马藏族社会经济论文 有研究者将白马藏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解放前(确切说是民国之前)的白马藏族地区处于传统的农牧经济时代;此后到80年代初期的集体经济时期,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革,但生产方式和经济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性变革;90年代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和商业、旅游业的兴起,白马藏族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农牧经济虽然仍在延续,但商业、旅游业得到较大发展[5]。而百褶衣形式的演变,也基本应和着白马藏族社会经济的这三个发展阶段。解放前,白马藏族社会基本维系着具有原始氏族公社特征的社会形态,社会经济发展缓慢,《魏略•西戎传》记载的氐人“俗能织布,善种田,畜养琢、牛、马、驴、骡”以及清代《龙安府志》记载“氐人刀耕火种,畜养牛羊,衣麻布、羊毛毡、衫”的生产生活习俗与解放前白马藏人的生产生活状况几乎没有太大差异。这一阶段,白马藏族的经济以农耕为主,兼事牧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复合型原始经济模式。除极少数富裕人家外,绝大多数白马藏人民族服饰的面料基本为土产麻布和羊毛布,也即所谓的“褐”。现代白马藏族妇女平时也穿右开襟棉布长衫,但从白马藏族村寨中保留的传统服饰遗物的类型、数量来考察,长衫可能出现较晚,应与临近民族服饰文化的影响有关,笔者考察中,在传统服饰遗物中并未发现一件妇女的右开襟长衫,可见百褶衣就是此阶段白马藏族妇女最主要的服饰类型。笔者在系列论文以及《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服饰卷》中,将此阶段的百褶衣暂且称为第一阶段百褶衣。第一阶段百褶衣是现存白马藏族服饰的最古老形态(图2),在各个白马村寨都有不同程度的遗存,出产年代一般在清代晚期到解放初期之间,这时期的百褶衣一般用羊毛布(褐子)或麻布制作,袖口宽大(宽约30厘米),显得厚重保暖。 以羊毛布制作的百褶衣较为精致,不仅布料要进行精细的染色加工,而且装饰手法也较为细腻。主体部分色彩以青蓝色系和红褐色系的搭配为主体色,两种色系的不同色块之间形成平面构成的形式感,整体而富有变化。装饰图案的工艺也很有特色,是白马藏族最古老、最独特的一种贴绣工艺,即用白色或其它浅色的布条拼出图案,白色布条不仅形成了单纯古朴而富有深意的图案,也巧妙地调和了两种基本色块的关系。这种百褶衣的装饰图案主要以“米”字形、“车轮”形和圆形团花图案为主,前一种主要位于衣领、袖子或背部,后两种则位于后背左右的肩胛部位。据白马藏人讲,“米”字形图案象征太阳,是描绘太阳的光芒四射,“车轮”形不仅描绘了太阳的光芒,而且描绘了太阳的形体。圆形团花图案则代表月亮,是用美丽的团花图案象征月亮的柔美。“米”字纹中又穿插小圆点,据白马藏人说是代表星星。图案的制作工艺古朴,用单纯的语言描绘天体图像符号,如史前岩画一样,虽然造型稚朴,但具有深厚的文化寓意和浓郁的精神意味,日月星辰星罗棋布,一件百褶衣仿佛就是一幅灿烂生动的天象图。裙褶的装饰也简洁而富有特色,用两种基本色彩的布条穿插拼成,裙褶处又贴白布线条,不仅调和了色块,也突出了裙褶的结构,加强了韵律感、节奏感和立体感。为了保持裙褶的结构和立体感,这种传统型百褶衣在存放时也要将裙褶仔细折叠,并用针线缝合、绑扎固定,以免变形而失去美感。此阶段百褶衣的裙褶数量也是约定俗成的,一般为24折,白马藏人认为代表了一年的24节气。除此以外,在肩部左右还贴其它颜色的布条,一般左右各六条,共12条,白马藏人认为代表一年12个月。以麻布制作的百褶衣工艺相对简易,一般不进行染色处理,突出灰白的麻布本色,装饰图案简洁,虽然装饰部位与羊毛布百褶衣基本相同,但图案形式十分简单,较常见的是背部装饰四个用交叉线连接起来的三角形,白马藏人认为这种三角形也代表星星。多数麻布百褶衣则素面无装饰,由此可知麻布百褶衣应为白马妇女日常劳动服饰。第一阶段百褶衣不仅制作材料具有原生态特征,而且装饰工艺古朴简洁,图案纯真自然而富有文化深意。羊毛布和麻布分别是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的产物,也间接反映出白马藏族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白马藏人崇拜自然神,以天、地、日、月、山、水、树木、火等为崇拜对象,体现了原始崇拜的性质和基本特征,因为这些自然现象与他们这种相对原始的复合型的生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白马藏人认为他们耕作、畜牧、狩猎以及其它日常生活都离不开这些自然神灵的护佑。他们将天体图像装饰在百褶衣上,传达出鲜明的农牧文化含义,因为日月天象、时令节气对白马藏人从事农业生产以及牧猎活动都具有重要意义。此阶段百褶衣朴素自然的材质,古朴简洁的工艺,天真烂漫的装饰,是白马藏族传统农牧经济时代的图像形式和文化符号。 解放后至8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生态的巨变,白马藏族也进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时代,虽然生产力发展水平依然以农牧经济为主,并保持传统模式,但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白马村寨也进入了合作社、农业社,村寨变为生产队,共同从事农牧业生产,个体的经商、狩猎活动受到限制,土地、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变,使白马藏族的传统文化也受到较大的冲击,他们的一些传统民俗活动作为封建迷信被禁止和废除。民族服饰方面,随着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生态的变迁,种麻、纺线、织布、绣花这种传统的服饰文化已不适应时展的趋势,因此穿羊毛布、麻布衣服的白马藏人逐渐减少,许多人改穿汉装。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此阶段白马藏人也开始用现代棉布料制作民族服装,从而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此阶段用棉布制作的百褶衣为第二阶段百褶衣(图3),在基本结构方面虽然仍保留了传统样式,但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面料方面逐渐用棉布代替了羊毛布和麻布;色彩方面,服装主体色多以黑色和深蓝色为主;结构方面也有一定的变化,袖口变窄(约20厘米),腰围变细,裙褶打破了传统百褶衣24折的严格形式,显得随意自由,立体感已不突出;图案变化最大,此阶段百褶衣已没有了传统绣花图案,多数百褶衣减少甚至去掉了太阳花、月亮花,多以红、黄、蓝、绿等各种色彩艳丽的棉布小块进行拼贴而成,基本延续了传统百褶衣图案的装饰部位和结构特征,但拼贴图案的内容趋于简化,突出了抽象的几何形体组合,具有现代平面构成的特色。 同时也巧妙运用花棉布本身的花型和肌理,代替了人工刺绣,尤其百褶衣后面的裙褶,以正方形套三角形为基本格式,进行各种色彩布块的拼贴组合,形成一种自然朴素、轻快活泼的装饰效果,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此阶段的百褶衣还有一种形式是将过去的麻布、羊毛布百褶衣进行翻新处理,即在原来的麻布、羊毛布底子上,用各色现代新棉布块重新拼贴图案,为传统百褶衣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并体现出过渡性特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运动和浪潮中,白马藏人也顺应历史潮流,他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和条件从事精雕细琢的传统女红活动,所以使百褶衣的制作也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这种彩色棉布块拼贴的图案,既是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一方面要讲求节约,对边角料进行巧妙利用,另一方面也要节省时间,以提高服装制作速度,从而更有利于集体生产和建设事业。第二阶段百褶衣的造型结构和装饰虽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装饰图案虽然简化了,但依然保持了纯手工制作的工艺特征,所以仍然体现出朴素自然、轻松活泼的审美特色。这也正体现了这一阶段白马村寨的生产关系虽发生了根本变化,但依然以传统农牧经济为主的社会经济形态,是白马藏族传统农牧文化与社会主义新文化融合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白马村寨的推行,白马藏族社会的生产关系又发生了巨大变化,由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化经济模式转变,由于受白马村寨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延续了传统农耕经济特征,但随着国家政策、交通、通讯、白马藏人观念等一系列变化因素的影响,白马藏族农、牧、猎结合的社会经济受到较大冲击,经济类型和性质发生了较大变化,白马藏人的生活方式、民俗文化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国家政策层面,由于实行封山育林、退耕还林以及野生动物保护等政策,白马藏人过去的牧猎经济受到极大限制,所以他们过去进山放牧、打猎所穿戴的番鞋、配饰的牛皮火药袋以及猎枪等服饰及生活用品,都已成为历史文物,牧猎文化符号已淡出了白马文化范围。尤其90年代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商业、旅游业、交通、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白马村寨与外界的交流开始变得频繁而广泛,白马藏人的观念也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尤其年轻一代的白马藏人,更多地接受了现代汉文化。除了传统农耕经济以外,商业、旅游业在白马村寨得到较大发展,外出务工、求学的白马藏人和来白马村寨考察旅游的社会各界人士将更多的现代文化传播到白马村寨。另一方面,为了突出民族文化特色以促进白马村寨旅游业经济的发展,结合地方政府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加强民族文化产业开发的政策扶持,白马藏人又重新开始重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当然在此过程中,也不乏一些特意的臆造和包装行为),过去相对自闭的民族文化逐渐变得开放。第三阶段的百褶衣就是在这种经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第三阶段的百褶衣(图4),在白马藏族社会多元经济以及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势头。在面料方面已大大突破了传统百褶衣的范围,开始利用现代丝绸、麻纱、毛料、呢子等面料进行制作,材质由原来的粗犷、朴素、单纯变得细致、华丽、丰富,款式方面也变得自由多变。 一种新型的百褶衣在白马村寨普遍流行(图4,左),这种百褶衣有意识地注重形式感与时代感,衣领由传统的圆领变为翻折领,袖口更加窄小,下摆加长且不再套衣襟而成为整体,多数百褶衣的裙褶则舍弃了传统的24折形式,采用更为细密的现代“百褶裙”形式,现代面料裙褶的垂感强,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腰部变得更窄,有利于突出女性的形体节奏。色彩搭配更为自由,上衣底色以红色、蓝色、紫色较为常见,裙褶多为黑色,装饰图案的色彩则更为华丽多变。图案的装饰部位依然延续了传统形式,但内容却有较大的变化,突破了传统的格式规范,衣领、背部图案不仅有传统的“米”字格式,也出现了圆形、三角形、正方形等拼贴或刺绣图案,形式更加活泼。为了传承和突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此阶段还流行另一种以传统样式制作的百褶衣(图4,右),主体面料多为红色毛料或呢子,后摆为传统样式裙褶,前摆仍为衣襟,并基本按传统样式搭配了绣花图案,但装饰图案的线材是购买的成品,腰间系用各色棉线编织的有抽象图案的新式花腰带,体现出华丽、喜庆、活泼的现代特色。现代商业文化对百褶衣的制作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过去那种纯手工的制作程序已不能满足时展的需求,为了加快生产速度,提高经济效率,百褶衣制作已由原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白马妇女的个体行为向产业化方向转变,采用现代化的缝纫机等设备进行大批量生产。装饰材料的来源也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传统绣花图案由村寨中的中老年妇女以构件的形式专门绣制,成批转卖给个体户,一部分花边图案则从成都、绵阳等大城市购买,初步具备了流水线型的生产模式,加快了制作速度,也使百褶衣体现出更加鲜明的现代气息。 按照经济文化理论,各民族的经济发展方向和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民族物质文化的特点,其中就包括服饰,反过来讲,服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生活环境、经济从业和生活方式。白马藏族服饰文化的形成,既有其历史上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更与其独特的居住环境所决定的经济类型及特征有内在联系,他们在长期的民族压迫和辗转迁徙中,最终在川甘交接的山区居住,这一地区沟壑纵横、森林茂密、气候湿润,既具备了较为优越的农耕基础,也有较为良好的牧猎经济条件,这里独特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逐渐塑造了他们的服饰文化。而白马藏族的服饰文化也正反映了他们农、牧、猎结合的复合型经济类型特征,既有以皮革、羽毛为基本材料的游牧民族服饰文化的历史传承性,又有以桑麻为主体材料的农耕民族服饰文化的特征。传统百褶衣在面料方面以游牧民族的羊毛布和农耕民族的麻布、土棉布为主,在结构方面融合了南方农耕民族裙子和北方游牧民族长袍的特点,在装饰方面将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与农耕文化有机融合,从而形成了这种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并且随着白马村寨经济文化的发展,其造型、色彩、结构、装饰又在传承传统样式的基础上,不断发生着变化,彰显着每一个阶段的时代色彩。透过白马藏族百褶衣的形式演变,我们也能更深入地认识和了解白马藏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 作者:余永红单位: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 社会经济论文:丝绸之路支持能力社会经济论文 1研究方法 1.1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耦合是复杂系统通过各子系统或要素相互作用与影响,促进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并且决定着系统相变的特征与规律[2]。耦合度反映区域各子系统或要素协调程度,它刻画了某一时点区域系统之间、系统各要素之间交互胁迫、交互依存关系的演进趋势[9]。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利用和改造也更加积极和迫切;而由于生态系统支持能力的有限,反过来制约社会经济超速发展。生态经济协调论指出,一定区域发展的实质就是区域生态支持系统与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相互胁迫、相互作用、由低级协调共生向高级协调演进的过程。耦合协调模型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主要有熵值法、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等,而熵值法能够深刻地反映出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其给出的指标权重值比层次分析法和专家经验评估法更具可信度,适合对多元指标进行综合评价[10]。因此,选用熵值法确定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模型的各指标权重。 1.2指标体系和评判标准根据丝绸之路东段生态经济区域特色,参考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中国学者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以及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2-11],确定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表1)。评判标准是衡量区域自然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的尺度参考。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会消耗自然资源,给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压力,但这并不代表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以破坏自然生态支持能力为代价。高水平社会经济可以通过发展新技术,开发新能源等,减轻对生态环境的依赖,更可以对自然生态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和修复。因此在两大系统耦合发展评判标准的划分中,既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要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为了更准确地反映两大系统的耦合关系和发展水平,以生态支持能力综合指数(F)、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数(G)和耦合发展度(D)为基础,提出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发展评判标准(表2) 2结果分析 2.1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2000—2012年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整体呈波动减弱趋势(图1),生态支持能力指数平均每年降低0.02,其中R2=0.78,通过了α=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近13a,研究区生态支持能力指数平均值为0.494,2000年生态指数最大,为0.655,最小值出现在2009年,仅为0.290,极差0.365,进一步表明处于干旱区的丝绸之路东段生态环境脆弱,稳定性低。分析2000—2012年研究区生态支持能力变化,大致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2000—2004年生态支持能力缓慢减弱,主要原因为研究区降水量下降和工业废水废气排放量增加;第2阶段:2005—2009年生态支持能力快速减弱,生态支持指数平均每年减小0.07,远高于近13a的平均减少速率,且R2=0.92,通过了α=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2009年生态支持能力指数出现极低值的原因主要是该年研究区的废气排放量剧增,由2008年的1.17×1011m3激增到2009年的1.61×1011m3,尤其是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加速了局地小气候的变暖趋势,影响区域降水,增加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进一步扩大该段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第3阶段:2009—2012年先增强后缓慢减弱。2000—2012年丝绸之路东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不断提高(图1),由2000年的0.049上升到2012年的0.362,平均每年增加0.02(R2=0.85,通过了α=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分析2000—2012年研究区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2007年社会经济相对低速发展,研究区该时间段人均GDP、全社会固定投资资产和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由3240元、66亿元和72亿元上升到9077元、304亿元和193亿元;第二阶段:2008—2012年社会经济相对快速发展,年增长速率(0.05)较上阶段的0.01增加了4倍。该时段人均GDP则突破了万元大关,增长至31199元,全社会固定投资资产也达到了1105万亿元。 2.2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 2.2.1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演变由图2可以看出,2000—2012年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整体不断提高,由2000年的0.15上升到2012年的0.61,平均每年增加0.04(R2=0.97,通过了α=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尽管该区域的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不断增加,但最大值(2012年)0.61仅达到低水平协调发展标准。按表2的评判标准,研究区2000—2012年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经历了3个阶段。第1阶段:2000—2007年严重失调发展阶段,且其g(y)/f(x)均小于0.8,因此属于经济损益型,即经济发展滞后,勉强保持在生态承载力阈值内;第2阶段:2008—2009年轻度失调发展阶段,g(y)/f(x)小于0.8,属于经济滞后型;第3阶段:2010—2012年低水平协调发展阶段,仅2012年的g(y)/f(x)大于0.8,属于经济发展与生态同步低水平协调发展型,其他年份仍属于经济滞后型。 2.2.2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空间分布对f(x),g(y)和D,g(y)/f(x)值进行分析,可将丝绸之路东段生态经济耦合发展类型划分为4类:轻度失调发展生态损益型、轻度失调发展磨合型、低水平协调发展同步型、低水平协调发展经济滞后型(图3)。其中,甘肃省兰州、武威和定西地区属于轻度失调发展生态损益型,耦合度D分别为0.56,0.56和0.58。这些地区人口较多,经济发展超过了自然生态的最大支持能力,有限的生态支持能力无法满足相对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不调和,系统落后,如果长此发展,该地区经济和生态必将走上恶性循环的道路;甘肃省酒泉和平凉地区属于轻度失调发展磨合型,虽然整体发展缓慢,但是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支持能力处于相互适应磨合的调整阶段,短时间内可以促进二者共同发展;甘肃省张掖和陕西省的咸阳、西安地区属于低水平协调发展同步型,这些地市g(y)/f(x)值在1附近,生态压力不大,社会经济发展尚在生态支持能力范围内,二者处于低水平协调状态;而天水市和宝鸡市则属于低水平协调发展经济滞后型,其F值大于G值,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低。经济发展滞后,基本保持在生态支持能力范围内,生态环境压力小,社会经济发展仍有较大空间。总体来看,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不断下降,且耦合协调类型多数为生态损益或滞后型,表明该段生态支持能力无法满足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快速工业发展模式,给该段经济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3讨论 生态文明建设不只是生态、环境领域一项重大研究课题,而是人与自然、发展与环境、经济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协调、发展平衡、步入良性循环的理论与实践,是人类社会跨入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对于生态环境脆弱的西北干旱区,尤其是承担复兴西部经济发展,解决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更是重中之重。从丝绸之路东段现实情况出发,当前最紧要的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强化第一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适当调控第二产业;实现由主要靠物质(资金、资源、环境)投入向主要靠知识和技术进步加快发展的转变;调整优化经济区域布局,按照不同生态功能区确立发展方向、重点;坚持经济、社会、环境、资源、民生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发展。本研究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对丝绸之路东段的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表征。但是,本研究以值域标准来进行刚性划分耦合基本模式评判标准的方法,势必会带来一定误差[12]。另一方面,由于个别数据为插值以及数据标准化的原因,计算结果具有一定的相对性[13],因而在反映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的协调耦合方面尚有不足,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和深入分析。 4结论 (1)2000—2012年近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以0.02/a的速率减小,多年平均值0.494,极差0.365,表明该段生态环境脆弱,稳定性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则不断提高,由2000年的0.049上升到2012年的0.362,平均每年增加0.04。(2)2000—2012年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整体呈不断提高趋势,经历了3个变化阶段。第1阶段:2000—2007年严重失调发展经济损益型阶段;第2阶段:2008—2009年轻度失调发展经济滞后型阶段;第3阶段:2010—2012年低水平协调发展阶段,仅2012年属于经济发展与生态低水平协调发展同步型,其他年份仍属经济滞后型。(3)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与经济耦合发展总体水平较低,10个地市生态经济耦合发展模式可划分为4类:轻度失调发展生态损益型、轻度失调发展磨合型、低水平协调发展同步型、低水平协调发展经济滞后型。(4)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不断下降,耦合协调类型多为生态损益或滞后型,表明该段生态支持能力无法满足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快速工业发展模式。因此,该段必须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对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优化调整,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区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 作者:吴梦初延军平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 社会经济论文:方向玫瑰图社会经济论文 1轨迹语义方向玫瑰图 1.1可视化效果图1中分别给出了利用三种不同的分析工具对相同的社会经济重心轨迹进行分析的结果。其中图1(a)为原始轨迹的显示结果;图1(b)为传统方向玫瑰图方法的可视化结果;图1(c)为本文中的语义方向玫瑰图。语义方向玫瑰图将社会经济重心轨迹各自对应的经济属性作为语义信息与全局轨迹方向玫瑰图的方法相结合,以可视化的形式表达。在语义方向玫瑰图中每个词的位置代表了该经济属性对应的重心轨迹在该方向区间内移动的距离大小即移动模式的显著性。同时,词汇的字体大小与该经济重心移动的显著性也成正比。因此,在图中词的位置离中心越远,字体越大,代表该经济属性所代表的经济重心轨迹在该方向上移动的模式越显著。对比图1中三种不同方法的实验结果可知:1)语义方向玫瑰图可从语义的角度对社会经济重心轨迹进行统计分析,最终直接以语义信息代表经济重心在图上表达。因此,语义方向玫瑰图给使用者提供了一种更直观更易理解的分析方法。2)语义方向玫瑰图从整体角度上看可反映经济重心轨迹的全局移动特性。同时,图中单个词汇又能反映其所代表的单条重心轨迹的显著移动模式,从而能更直接更全面的传递出经济重心轨迹的显著移动模式的信息。 1.2形式化定义语义方向玫瑰图是基于带有语义信息的重心轨迹Pj进行统计分析的,语义重心轨迹以式(1)的形式表达。式中n是轨迹上的采样点数,(xi,yi,ti,wj)表示的是在ti时刻移动物体状态;xi,yi为重心轨迹的空间位置信息;wj为语义信息,即轨迹所代表重心的经济属性名,如“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量”等。 2生成方法 根据带有语义信息的社会经济重心轨迹数据,按照上式(3)即可计算出八个方向区间内每个语义词汇的词频,得到每个词在图中显示的极坐标位置。一般情况下,由于轨迹数量较多,为了保证语义方向玫瑰图分析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可根据轨迹语义词汇的重要性即其所代表轨迹移动模式的显著性大小进行排序和筛选,仅对移动模式最为显著语义词汇进行分析和表达。此外,由于词汇之间难免会出现许多重叠部分,影响可视化效果。因此,最后还可图中的词汇位置进行微调,以减少词与词的重叠碰撞。由此可知,语义方向图的生成过程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统计各个方向区间的词频;根据显著性对词汇排序和筛选;文字位置微调。接下来,本文将详细阐述语义方向图的生成过程。表1为实现语义方向玫瑰图的伪代码。 2.1统计各个方向区间词频先将[0°,360°]划分成8个等间隔的方向区间。根据式(5)确定轨迹Pj上的矢量kkkj,x,y,w所处的方向区间km。中[]代表取整数。2.2计算tf-idf并排序过滤在信息检索领域中,有研究人员提出了tf-idf的概念来衡量某一个词在整篇文档中的重要性[15]。在本文中,同样可以用tf-idf来词汇在语义方向图中的重要性。其中tf反映词代表轨迹移动模式在全局中的显著性,而idf则反映的是该词是否常见。由于各个方向的重要性实际上相同的,因此只考虑词频的距离值。其中,N和num分别代表所有方向区间的个数与所计算词出现的方向区间的个数。在取对数之后,idf的值能更好的表达一个词出现的区间越少,则这个词越重要的特点。此外,在idf的基础上加1是为了处理idf等于0的情况。从上式(6)中可看出,tf-idf值越大,表示这个词越有意义越重要,其代表的轨迹移动模式显著性越强。计算出各区间内各个词的tf-idf后,即可根据tf-idf值的大小在每个方向区间中选择出tf-idf最大的若干个词汇进行显示。此外,若数据在纵轴上出现小指聚集或有异常值的情况下,可以对纵向的R轴进行了一个如下式(7)的指数变换,以保证语义方向图的效果更好。式中R和R’分别为变换前后的纵轴距离值。下图2(a)即经过指数变换之后的可视化结果。 2.3文字位置微调为了提高空间利用率以及可视化显示效果,很多研究词云的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法来避免词汇重叠。例如,FernandaB.Viégas使用了一种随机贪婪算法,即每次给与其他词重叠的词移动一个新位置,直至不再重叠,实现逐步逼近最优解的过程[16]。本文即通过这种类似的贪婪算法解决词与词之间相互重叠的问题。以下为实现文字位置微调的贪婪算法的基本流程:(1)碰撞检测首先依次对一个词与其他所有词进行碰撞检测。若检测得该词与另一个词有重叠时,则进行下一步;若与其他所有词都无重叠,则对下一个词进行判断。检测碰撞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检测两个词的外接矩形是否相交。(2)位置随机微调若某两个词有碰撞,则随机选择其中一个,并对这个词的位置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进行随机的调整,包括角度和距离两个方面。其中限制条件有两个。第一,在进行调整时,其距离和角度的移动步长应该是在某一个范围内的随机值,不能太大。此外,对于字体较大即较移动模式较显著的词,其移动幅度应较小,尽量保持其原有的分布;第二,在微调的过程中,不能移出词汇所在区间范围。(3)循环至无碰撞或终止在完成对一个词的移动后,返回第一步检测碰撞,直至所有的词都不发生重叠的现象。在实际过程中,多数情况下很难找到最优解,即所有词都不重叠,特别是当显示的词数量较多时。因此,此处可以限制一个合理的循环次数。当循环了足够多的次数或者所有词都不重叠时,终止循环。 3应用研究 3.1数据来源与实验工具本文以1985年到2004年间我国大陆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客运量、医疗机构数、就业人口等40项经济指标的重心轨迹数据为例,利用语义方向玫瑰图的方法对其进行统计分析。根据得到的语义方向玫瑰图,发现隐含于经济重心轨迹数据中的显著移动模式,反映出在所研究时间段内研究区域内部各项经济指标重心的整体移动特征以及模式显著的单项经济指标重心移动特征。该实例应用数据来自统计局经济年鉴。本文中实现的分析工具和探索性分析方法都是由Python编程语言实现。其中主要用到python中专门用于绘图的matplotlib库。 3.2实验结果如图2(a)与2(b)为该实例应用进行文字位置微调前后的语义方向玫瑰图。结果表明:1)从整体模式上看,移动角度在[0°,90°]以及[180°,270°]之间的轨迹多,频率高,由此计算所得这两个区间内语义词汇的词频矢量中的r值较大,所以区间内词汇字体较大,颜色较深,即轨迹移动模式较显著。图上大部分语义词汇集中于东北与西南两方向上,即1985年到2004年间我国各项经济指标主要在东北、西南方向上移动。这主要与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政策颁布初期我国整体社会经济活动主要向西南和东部聚集,但之后该趋势明显减弱,开始向东北方向扩散有关[17]。2)从单项经济指标移动模式来看,轨迹在某一方向区间移动的距离越长,即词频矢量中的r值越大,在图中就表现为词汇所处位置离中心越远,字体越大,颜色也越深,说明其往该方向上移动的模式越显著。由此可见,图中反映的重心轨迹移动模式最为显著的经济属性为客运量、卫生机构数、集体企业以及油料产量。在1985年至2004年间全国客运量重心显著往北方移动,这是由于北京是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重心,交通便利,与全国各地的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紧密,流动人口多,且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和天津的旅游业发展迅速[18];随着改革开放之后,上海、江浙及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地位的快速提升和发展,特别是外向型经济[19],引起集体企业重心向东聚集;而且,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地位提升后,人口也随之增多,必然导致东部地区卫生机构数的增加;而反映了农业发展的油料产量重心主要向西南方向移动,与该时间段内西部大开发政策带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西部地区的发展的情况一致,且在全国范围内,西部地区经济地位仍然较低,因此农业在其经济产业中占主导地位[20]。 4结束语 本文详细描述了语义方向玫瑰图的生成过程与方法,并以实例数据为例,通过语义方向玫瑰图分析工具对社会经济重心轨迹移动模式进行挖掘。结果表明语义方向玫瑰图结合了轨迹语义信息与方向玫瑰图,从语义的角度进行统计分析,以一种更全面直观的可视化形式,有效的同时反映出显著的单条或多条相关社会经济重心轨迹的移动模式以及各经济重心移动的整体分布格局。下一步的研究工作主要有三点:1)在语义方向玫瑰图中添加时间维度,反映出重心移动在所研究时间段内的历史变化过程,以表达出经济重心轨迹移动的时空模式特征。2)增强用户交互,实现图中的语义词汇与实际地理空间内的原始轨迹的对应和链接。3)合理控制词汇位置微调的程度。在满足研究对词汇位置精度需求的情况下,尽量减少词与词之间的重叠碰撞,优化可视化效果。 作者:刘汝倩佘冰朱欣焰呙维单位: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社会经济论文:服装设计社会经济论文 一、服装设计的创新与社会经济发展 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自有人类文献记载开始,我国祖先就已经有了对服装的认识,在原始社会中,祖先就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服饰的功能性,而是在社会的发展中,将服饰品作为身份的象征。古代历朝历代的服装的演变,除了风格的变化、功能的完善,服装的身份表达意味仍然是主导。 社会经济兴盛,则服饰奢华;社会经济衰败,则布衣草履。如《洛神赋》中:奇服旷世,骨象应图。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仅看赋中辞藻的奢华,就能想到当时高层社会风气的奢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一点在服装上就有很明显的变化,不论是在款式,面料还是色彩方面,现代的中国人已经成为了时尚的推崇者。随之而来的就是人们对服装个性化的要求急速发展。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情感诉求,不满足于大众化的服装款式,追求个性化,品牌化,生态化。这就推动着服装行业的设计师们在各种服装材料,色彩,服装工艺,款式设计等方面做到更符合人们需求的创新,并根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运用到服装产品中。 目前,服装业已进入了一个以材质取胜的时代,服装的流行变化将以服装材料的创新而发展变化,它是提高服装档次的重要途径,也是追求服装高附加值的重要因素。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服装的消费水平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人们更加崇尚与追求舒适、健康、安全以及自我体现,在这种形势下,服装材料已突破了保暖、遮羞、装饰的原始功能,进而指向了功能化与智能化,追求触觉风格、视觉风格与功能化设计。它们的出现,既可增加纺织服装企业的效益,又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因此有强大的发展潜力。 二、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中服装设计创新的不足 我国服装历史悠远流长,古时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的服饰都有着鲜明的国家色彩及风格。但是近年来,中国服装的设计却没有了更加鲜明的国家色彩。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中国服装被西方同化愈发严重。国内鲜有具有中国特色的服装品牌及服装设计师可以在国际的舞台上大展身手。传统观念抑制了人才培养方式的创新,淡漠服装品牌意识造成与市场的脱节,落后的科技水平导致了设计潜力的局限等问题。我国的服装设计师在对服装及面辅料产品进行设计时,很少有人去真正地体味生活、熟识历史,而仅仅是天马行空的寻求虚无缥缈的设计灵感。很少有人静下心来去进行长时间的生活体验和调查,设计构思来源只能是对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揣摩。现在国内的服装品牌也很多,虽然有一些设计师能把握市场的脉搏,设计出既能体现自己的理念,同时又能符合广大消费者意识需求的产品,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产品缺乏认真思考、缺乏仔细的调查、缺乏自己的个性,更多的是对国内外优秀设计作品的借鉴甚至是照搬照抄,并不具备和国外其他优秀服装设计产品竞争的实力。 我国服装行业的现状仅仅是在满足普通消费市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批量的、大众化的产品行业特点。如今我国虽已有不少自主服装品牌。但我国服装产品仍然缺乏品牌文化、缺少设计内涵,设计能力和设计水平整体较低。境外知名品牌服饰专卖店在国内各个城市不断出现,并通过技术合作、管理支持等手段与中国企业进行合营,逐步将中国服饰市场的份额进行刮分。人们的消费观念日渐成熟,对国外品牌的推崇已经达到空前的壮大,国内部分自主品牌生存现状堪忧。 三、总结语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历经了原始设计、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达现在的信息化社会,社会经济持续良好的态势继续发展着。新技术、新能源、新观念等不断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及自身意识形态的进步。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大环境下,生活产品的创新设计也在不断地发展更新,人们对新事物新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急迫。服装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必需品,在其功能性,审美性等方面时时刻刻等待着人们更高的要求及期待。作为这个时代的服装工作者,我们有义务将我国服装设计行业推向更高更广阔的国际舞台,在我们最平凡的设计工作中,将更新的更符合现代时念的设计带到实践中,不断创新设计,创新材料,创新理念让国内服装设计行业迈上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张彬单位:山东英才学院 社会经济论文:青少年身高发展社会经济论文 1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1.5以及Excel2003软件分析数据。身高的描述采用均数与标准差;组间身高的比较采用t检验;不同经济指标与身高之间的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相关系数r表示相关的密切程度。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山西省经济变化趋势山西省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87.99亿元到2009年的7358.31亿元,增长幅度为8362.7%;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城乡居民年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均持续增长。见表1。 2.2身高及其变化趋势 2.2.1身高水平的变化山西省城乡青少年2010年与1979年身高的差值(增幅)分别为城男(2.9~9.4)cm、乡男(5.2~14.6)cm、城女(1.6~10)cm、乡女(1.7~10.1)c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总增幅分别为6.73,8.99,5.32,6.74cm,每10a平均增幅分别达到2.24,3.00,1.77和2.25cm,乡男>乡女>城男>城女。见表2。 2.2.2身高最大增长年龄变化城男、乡男、城女、乡女MIA均表现为1979年>1995年>2010年,逐渐提前。见表3。 2.2.3身高性别差变化山西省城乡男女学生成年时身高性别差的变化表现出一定的波动,1985年以后基本维持在(11~13)cm之间。2.3身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3.1身高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979—2010年期间山西省7~18岁城乡男女身高与经济指标均呈正相关,绝大多数年龄组身高受到生产总值、人均收入、人均消费的影响,相关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2.3.2身高最大增长年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979—2010年期间山西省青少年身高最大增长年龄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相关系数在-0.717~1.00之间。 2.3.3成年身高性别差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979—2010年期间乡村青少年成年时身高性别差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较高,影响程度较大,相关系数在0.702~0.787之间;城市青少年成年时身高性别差的变化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在0.266~0.284之间,影响程度低于乡村学生。 3讨论 1979—2010年山西省青少年身高生长水平与社会经济指标的正相关程度较高,客观地反映了山西省国内生产总值、年人均收入和消费等经济指标的变化对青少年身高生长水平的影响;7~17岁身高增幅分别为男生8.04cm、女生6.2cm。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在1960—1990年的30a间,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7~17岁男生身高平均增长了7.4cm,女生增长6.1cm[8]。山西省青少年身高发展最快的阶段1985—1995年正是经济环比发展最快的时期,10a增长幅度7~17岁城男4.31cm、城女3.4cm、乡男3.85cm、乡女3.44cm[9],其中1964—1979年15a间7~17岁男、女生分别为4.96cm和3.81cm的增长幅度[3]。表明1979—2010年期间山西省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保障和促进了青少年身高生长水平不断提高。同时山西省18岁城男、城女身高增长值达到0.97cm/10a和0.53cm/10a。欧美国家18岁成年身高每10a增长值男为0.6~1.1cm、女为0.4~0.8cm[10]。结合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和消费对于城男18岁身高影响最小化,表明在身高生长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经济因素的促进作用降低。 在1979—2010年期间,山西省生产总值、人均年收入和消费指标与同一时期青少年身高最大增长年龄均呈现高度负相关。在经济环比发展最快的1979—1995年间,乡村男生、城乡女生的提前幅度明显高于1995—2010年间。1979—2010年间山西省青少年身高最大增长年龄逐渐提前,尤其城市男生的身高最大增长年龄逐渐接近女生。表明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生活条件、营养状况的逐渐改善,促进了青少年青春期发育提前。因此,对于城市儿童的青春期方面的教育应该考虑男女一致并且提前。西欧、北美的研究均证实,长期趋势增速越大,持续时间越长,男、女间的身高性别差越大。身高的性别差可作为反映生活环境良好与否的生物学指征。山西省1979—2010年经济指标变化与青少年成年时性别差的变化存在正相关。乡村青少年成年时身高性差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较高,影响程度较大,逐年呈递增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身高依然具有进一步提高潜力。城市青少年成年时身高性差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相关性较低,影响程度较小,表现为社会经济发展对于身高生长潜力达到一定程度可能出现逐渐饱和,直至成年身高停止增长。但是近年来山西省青少年成年时身高性差变化,与成年身高已停止增长的荷兰等国(14cm)[12]依然存在差距。表明山西省青少年身高生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依然保持生长长期趋势的潜力。 作者:陈斌单位:太原理工大学体育学院 社会经济论文:海河流域社会经济论文 1材料与方法(MaterialsandMethods) 1.1数据类型和来源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废污水排放量)来自海河流域涉及的张家口、廊坊、保定等25个地级市以及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1985-2009年统计年鉴,其中人口数据包括总人口、非农业人口,宏观经济数据包括GDP、三次产业产值,废污水排放量包括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排放量。土地利用类型数据由海河流域1985年、2005年遥感影像解译获得,土地利用分类参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必要调整,将流域土地类型划分为林地、草地、农田等11类。水文、水质数据由海河水利委员会提供,包含88个站点2005年逐月监测的CODMn、NH3-N、TN、TP、Pb、Hg等水质指标。监测站点分布于海河流九大水系,覆盖了海河流域主要河流,具体位置见图1。 1.2数据处理方法 1.2.1经济和人口变化表征将流域范围内所有县级行政单位统计数据加和得到流域人口和经济,分析人口及经济变化趋势。将各区县工业产值及城市用地比例导入ARCGIS9.3,结合区县面积,计算工业产值密度和城市用地密度,分析流域范围工业生产强度及城市用地空间分布特征和演变过程。 1.2.2土地利用动态度计算在ARCGIS9.3支持下,对流域土地利用矢量文件进行分析。通过土地类型所占比例确定流域土地类型结构,采用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模型(王秀兰等,1999)分析1980年至2005年土地类型数量变化。模型计算如式。式中,K为研究时段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Ua、Ub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 1.2.3水资源利用强度计算水资源利用强度表征土地类型变化对流域水环境影响。水资源利用强度计算如式。式中,P为某一土地利用类型水资源利用强度,∑Qi为该土地类型所有水资源利用量之和,S为土地类型面积。 1.2.4统计分析方法对流域主要城市废污水排放量变化和经济人口增长进行相关分析,明确经济和人口增长流域水环境影响;基于主成分及多元回归统计方法,综合分析经济社会指标对河流水体污染物影响程度。由于河流监测断面水质状况是上游范围内社会经济活动累计作用结果(Shoemaker,1994),水质数据需要同累计社会经济指标对应。同时,上游不同区域对监测断面影响因监测点距离扩大而减弱,采用(Kingetal.,2005)距离权重求和方法计算监测断面对应的累计社会经济指标。 2结果与讨论(ResultsandDiscussion) 2.1人口和经济产值与废污水排放规模海河流域经济产值和人口数量都有明显增长,二、三产业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第一产业,非农业人口增长明显快于农业人口增长(图2)。1985~2007年,第一产业产值由204亿元增长到2565亿元,第二产业产值由478亿元增长到1.55万亿元,第三产产值由246亿元增长到1.51万亿元。流域三次产业结构显著变化,二、三产业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例逐渐缩小。1994年到2007年,第一产业所占比例由21%下降到9%,第二产业维持在46%左右,第三产业由32%增长到45%。流域非农业人口由1985年的1890万增长到2007年的4620万,非农业人口由1985年的6270万增长到2007年的8400万。从变化趋势上看,农业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大规模增长,但90年代中期农业人口进入平台期;非农业人口一直呈现增长趋势,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农业人口。流域工业产值密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近二十年来工业生产强度大幅提高,工业生产聚集区明显增加(图3)。1988年流域工业生产活动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其中北京工业产值密度最高,最高6万元km-2左右,其它地区处于相对较低水平。2005年流域主要工业区域已经由京津地区扩大到京津唐地区,该区域工业产值最高达到14万元km-2,且北京、天津及唐山形成大规模工业聚集区。另外,河北石家庄和山东聊城-德州区域出现小规模工业聚集区,其中石家庄地区工业产值密度最高超过10万元km-2,聊城-德州最高达到7万元km-2。总体上,流域工业生产强度呈现出明显增强趋势。水排放量由1985年的3.3亿t增加到2007年的23.9亿t,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由1985年的8.3亿t增加到2007年的25.9亿t。流域工业产值及人口数量与废污水排放规模具有明显关联性(图4C,D)。北京、天津、石家庄和唐山工业产值较高,其工业废水排放量也显著高于其它城市,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工业产值之间相关性显著(p 0.01),复相关系数超过50%(R2=0.51)。生活污水排放量与非农业人口数量之间相关性更加显著(p 0.001),复相关系数高达97%。流域工业发展和人口扩张造成废污水排放量增加,已经成为河流水质恶化的直接驱动力。 2.2土地利用变化与河流水资源利用随着人口快速扩张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流域城市用地明显扩张。流域土地利用动态度(表1)显示,1980年至2005年,林地、草地和农田变化不大,荒漠面积有一定比例减少;城市用地和农村聚落分别增长85%和19%;湿地面积变化不大,但不同类型湿地变化明显,其中沼泽和河湖滩地减少12%,近海湿地和内陆水体分别增加121%和12%。主要水系土地利用变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城市用地在北三河水系增长比例最高,其次为永定河水系及大清河水系;农村聚落增长主要分布在子牙河和黑龙港运东水系,增长比例超过30%;近海湿地大清河水系增长7倍,黑龙港运东水系增长79%,而滦河及徒骇马颊河水系均呈现出减少态势;黑龙港运东、海河干流及大清河水系河湖滩地较大比例减少,其它水系变化幅度不大;盐田在大清河水系增加10倍以上,而其它水系变化相对较小。城市扩张是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最显著特征,近几十年来流域城市用地规模扩大,城市群数量显著增加(图5)。1980年,城市用地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和唐山地区,且城市优秀相对孤立,其它地区城市用地仅零星分布,不成规模。2005年城市用地面积比例明显提高,以北京、天津和唐山为优秀的城市群逐步形成,其中北京主城区城市用地比例50%以上,天津和唐山主城区城市用地比例在20%~50%;保定-石家庄、邯郸-安阳-焦作以及聊城-德州等地区都形成了小规模城市聚集区,城市用地扩张趋势明显。土地利用变化改变水资源利用方式,尤其是城市用地扩张造成流域水资源开发利强度加剧。2005年流域农村聚落总面积1.3万km2,用水量24.6亿m3,农田面积16万km2,城市用地面积7687km2。结合用水总量,流域农村聚落和农田水资源利用强度在17万m3km-2左右,城市用地水资源利用强度为116万m3km-2,是农田和农村聚落的6倍以上。农业用水代表第一产业用水情况,工业用水和城镇生活用水分别代表第二和第三产业用水情况。根据海河流域三次产业发展趋势,用水强度大的二、三产业规模不断扩张,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尤其在城市用地高度集中的京津地区,城市用水的集聚效应非常显著。高强度水资源利用一方面造成河流径流量减少,同时形成大量废污水排放,造成河流污径比过高。流域平原河流平均污径比由1980年的0.25上升到2007年0.37,北京地区河流污径比甚至超过2。流域自然径流匮乏改变河流水文节律和水化学过程,降低河流自净缓冲能力,对河流水环境造成极大冲击。 2.3经济社会发展与河流水质统计关联流域影响河流水质因素分解为农村、城市和自然三个方面。表3为社会经济指标因子分析结果,提取有效因子3个,原始变量比例合计81.3%。根据因子荷载矩阵,因子1载荷主要分布在农业人口、第一产业产值、农业总产值、化肥施用量、农村聚落面积等指标,表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因子变量2载荷组要分布在非农业人口、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城市用地面积等指标上,表征流域城市化发展过程;因子变量3在林地面积、草地面积、河湖滩地面积等指标上载荷系数较高,表征自然属性强弱程度。城市化过程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河流水体污染物有显著影响。以三个因子变量因子得分(SPSS计算)作为自变量,水质数据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复相关系数显示,水质指标回归结果均在p 0.01水平显著。从因子变量标准化回归系数看,CODMn与因子1显著正相关(p 0.01),氨氮、总氮与因子1和因子2均显著正相关(氨氮p 0.05,总氮p 0.01),总磷、汞和铅仅与因子2显著相关,铅显著水平(p 0.01)高于总磷和汞(p 0.01)。总体而言,因子1和因子2与污染物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流域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过程使得河流水体污染物浓度水平提高,是流域水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3结论(Conclusions) 本文基于海河流域人口规模、经济产值和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从废污水排放和水资源利用角度分析了其对水环境影响过程机制。结论如下:1)流域人口规模大幅增长,工业生产强度大幅提高,工业聚集区由北京-天津地区扩展到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聊城-德州等地区。人口和经济产值大幅增长直接导致流域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规模迅速上升,成为河流水质恶化直接驱动力。2)城市扩张是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最显著特征。近30年来城市用地面积增加85%,北京-天津-唐山城市群规模扩大,造成流域水资源开发利强度加剧,降低河流自净缓冲能力。3)流域影响河流水质因素可以分解为农村、城市和自然等方面,多元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化过程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流域河流水体污染物浓度水平的影响非常显著。 作者:王超单保庆秦晶张洪单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社会经济论文:传媒业与社会经济论文 传媒业推动经济发展的例子有很多。就拿已经进行到第三季的《中国好声音》这个节目来说吧!它已经成为了包含无限商机的一种为化产业了。这是浙江卫视创办“中国蓝”之后首个大红大紫的节目,也让浙江卫视创收不少。暂且不说它捧红了很大一批歌手主持人,光是节目的赞助商就收获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一档节目虽小,由它引发的大众效益是难以想象的。《中国好声音》广告爆棚,15秒就达到20万,单个选手的歌曲,彩铃下载量就达到了1千万,当时发短信与电视台互动也使移动、联通等通讯公司创收不少。发达的经济离不开传媒的推动,光靠传统媒体是难以完成预期目标的,在国内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商业模式,稳定及更高的创收很大程度上依赖互联网的推动。 如果说《中国好声音》获利最多的是赞助商,那么湖南电视台的《爸爸去哪儿》带动的则是旅游经济的发展。《爸爸去哪儿》中五爸萌娃,去了不少名山胜水,也去了一些没有被开发的风景区,只要是他们待过的地方,统统都火了一把,激发了观众强大的旅游欲望。有很多《爸爸去哪儿》的忠实观众和明星萌娃的粉丝会去节目里出现的景点、房子等亲自体验,对当地的旅游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近期的《花儿与少年》也起到了同样的经济效果,不少旅游团纷纷制定了“爸爸去哪儿亲子团”“花儿与少年自助游”“欧洲穷游”等系列。这无疑极大地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虽然不知道这种风靡会持续多久,但是它不仅证明了它们本身所代表的文化潮流,还体现了其背后所隐藏的经济价值。传媒业所产生的市场效应将会带来更深层次的影响。 在传媒业极大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可忽略的是经济的增长也促进传媒业的节节高升。经济的增长使传媒的途径越来越广,覆盖的面积越来越大,受众也越来越多。经济的丰满,推动了设备的更新,使传播效果更上一层楼。经济的发展激发了传媒业的创新能力,这是传媒业的优秀,有创意才会使这个行业不断提高创收。有句话说,传媒不是一门技术,而是一门艺术;中国媒体的竞争不是赛跑,而是舞蹈。有了经济的支持,传媒界才能把这只舞跳好,经济实力才能更好地显示出来。 湖南卫视是传媒行业仅次于中央电视台的领头羊,算是各大卫视的领军企业,收视率每年都有所攀升,有许多品牌栏目、品牌主持人。《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我是歌手》等几个品牌栏目,还有湖南卫视的自制大戏,每周都吸引着无数观众的眼球。而湖南卫视之所以有突出的成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强大的经济支持。为了提高节目质量,花大价钱设计包装舞台、更新设备,高价邀请演员明星,许多创收的节目是从韩国引进,力保为观众提供强大的视觉盛宴。如此,经济的增长提高了节目质量,而节目质量的大跨越同时又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这仅仅是传媒界一个小小的成功案例,就揭示出了调整好传媒业与经济的发展会带来巨大的收益与回报。 然而,国民经济收入的提高,也会支持传媒行业,并推动传媒业的发展。传媒行业有今天的发展,也多亏我国经济实力在有条不紊的提升。国民生活有了保障就有心情,想去丰富工作之余的生活,也希望通过传媒了解更多的讯息来适应这个迅速更新的时代,这也一定程度上巩固和壮大了传媒的受众。经济的发展仍是传媒业发展不可估量的因素。这是一个循环效应,传媒业在推动经济的同时,经济又是传媒业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传媒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想要让任意一方发展,都要把握好它们之间微妙的关系。通过传媒业创收,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民众生活水平提高,又有能力去支持传媒业,在这个循环中是GDP的不断上涨。在这个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把握好经济与传媒的循环,把握好经济与传媒业的发展方向,就会更加适应社会。传媒业熠熠生辉,在未来有更广阔的发展,只要在遵循规则的前提下,一定会创造更多的经济奇迹。韩国、美国、包括泰国在内这几年纷纷加速发展传媒业,通过传媒业进行文化渗透,成为一种新型的战略。伴随着各国传媒行业的迅速发展,传媒行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增长最富有潜力的增长点,所以在我国发展传媒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传媒行业发展的道路很光明,传媒业在我国的发展尚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随着传媒技术的不断更新发展和大范围的应用,传媒行业正在面临一次全新的挑战,也在迎接巨大的机遇。只要不断创新,大胆推陈出新,一定可以实现经济的大发展、大跨越。 作者:张向华单位:山西省大同市大同日报社 社会经济论文:公路建设项目社会经济论文 一、对我国公路建设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在划分标准等级和选取指标时对外部环境具有的影响采取轻视的态度调整和修改评价指标必须满足时展的需要。但是在评价社会经济效益指标是所选择的指标变化较小,影响着评价指标的适应性和准确性。因为公路建设需要跨越很长时间,很多指标也具有较大变动,所以选择稳定性差的指标会出现评价结果和实际情况具有差异的现象。在确立项目阶段过分依赖标准会造成评价社会经济效益的结果低于制定标准的情况。 (二)效益指标之间没有具体、科学的对比分析公路建设项目后评价是对其社会经济效益进行评价,包括评价项目决策环节、施工设计环节、运营环节等方面的具体工作情况。预测数据作为评价的前提,将各个环节和预测进行比较和分析,对其中差别以及成因进行研究。但现在后评价公路建设效益的过程中,通常只根据现实产生的数据和对后评价进行重新预测后的数据再次对各种指标予以计算,没有深入的实施对比和分析效益指标的工作。究其原因,主要因为公路建设项目经济效益后评价并没有按照结构层次来分析指标体系,忽视对比和分析经济效益指标,对影响指标的数据出现变化的具体原因没有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 (三)在选取指标时重视直接效益指标,轻视间接效益直接效益评价指标包括评价筹措资金方式、评价财务效益、评价经济效益等指标。在评价过程中通常以财务效益指标和经济效益指标为评价主体,例如降低运输成本、减少运行时间、缩短公路里程等指标。以沈阳环城高速为例,在进行后评价的工作中,选择的指标多为直接效益指标,例如区域建设布局、影响交通运输指标、财务效益指标等。而选择的间接指标很少,只有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国防力量、土地增值等几项指标。在整体效益中,间接效益也是其组成部分,忽视间接效益会让实际效益和评定结果之间出现差异,让效益后评价指标不能真实、全面、客观的对公路周边经济情况予以反映。 (四)细分社会经济效益指标缺少必要的深度对社会经济效益实施后评价的公路一般都具有社会影响力大、投资规模大的特点,这种公路在运营后,会影响到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空间发展结构。评价公路建设项目所具有的社会经济效益,要研究公路对周边的自然环境、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在经验和学术方面带来的影响。因此要分析公路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现在分析指标将两种效益结合起来分析,没有深入细致的对各种指标进行深入解读,难以客观准确的体现出公路项目对社会和经济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二、构建我国公路建设项目获得社会经济效益所具有的后评价指标 (一)构建公路建设项目得到社会经济效益所具有的后评价指标的方法现在构建后评价体系的方式比较多,一般采用问卷调查法、整合法和分析法来。第一、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就是运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得到专业学者和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然后整理分析并形成完整的指标体系的一种方式。第二、整合法。整合法就的以从前实践中认为恰当的指标当做是基准定位指标,根据要制定的新方式和目标对其进行改进和重新分类,让它更具完善性。在重新建立效益指标过程中,要运用使用率高的评价指标为前提,按照实际情况,完善和修改指标,并建立起全新的指标系统。第三、整体分析法。整体分析法是将具有多元化评价整体根据各个环节内在的联系拆分为很多子模块,接着将子模块继续细分,并描述、分析、评价各个指标。在分析社会经济整体时,要把社会经济效益分为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再细分各个效益,根据评价内容的差异制定评价指标。 (二)构建完善的公路建设项目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后所具有的评价体系现在我国对很多公路实施了后评价,但是公路后评价作为新生事物,其概念、内容、特点、作用等环节在认识上还比较模糊,需要加深了解。社会经济效益后评价在项目评价中的地位很重要。以下就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个方面对后指标进行分析。第一、经济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是指公路建设项目根据本身财务状况、对公路周边经济发展的影响情况进行评价的一种工具,是评价其对国民经济做出贡献的根据,有直接效益以及间接效益之分。在传统划分的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的前提下,按照整体分析法细分层次探索评价因素,评价针对性强的指标。直接指标包括减少运营成本、评价经济效益、评价财务效益三个方面组成。其中评价财务效益有财务效益费用、投资回收期、财务净现值、内部收益率等方面构成,项目主要按照交通部颁发的规章制度和财务制度共同选取。间接指标由评价对外交流、评价资源开发、评价经济环境等指标构成,主要从对经济环境有影响的环节对公路推动周边区域经济进行科学评价,其中包括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地区投资率、影响就业等指标。新建立的经济效益指标系统,在提高国民经济和财务受益指标的前提下,细分间接经济效益指标。第二、社会效益指标公路对周边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影响,建设公路的目标是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从保护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进步两个方面对公路实行社会效益后评价,社会效益指标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提高GDP增长率、转变思想等部分构成。对社会效益指标进行分析的前提下细分指标。在充分考虑截取数据的困难后,将该项目的社会适应性指标予以删除,最终形成公路社会效益的后评价指标系统。对评价体系进行指标简化,选择的指标要可以体现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不同层面,并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价各种指标对社会进步具有的影响,增强公路项目社会效益。第三、环境效益指标公路环境效益评价是评价和分析公路环境,要以发展为前提,是评价公路效益的重要指标,也是公路运营和建设部门掌握公路发展方向、管理公里建设环节的重要依据。环境效益主要包括公路环境保护能否达到标准,环境指标能够实现等方面。具体分为保护文物古迹指标、开发景观效益指标、保护生态环境指标、土地占有率指标和环境持续发展指标等,从生态环境、景观开发、古迹保护等多角度评价环境效益,提高评价指标的广度和深度。 三、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建设出现供给不足的现象,推动我国公路的建设向着高速度、高质量的方向发展。公路在发展前期阶段,公路系统的技术方方案是研究的重点,现在我们更加强调公路建设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后评体系。后评体系能够促进公路建设和管理的程序化和规范化,在项目管理中占据着更加重要地位。本文对公路建设经济社会效益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表现进行研究,对评价指标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适用、合理、科学的项目后经济社会评价体系,为分析和定性项目后评价体系提供重要依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作者:宗小宾单位:河北盛通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社会经济论文: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论文 1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获取 1.1目前,由于各学者学科背景的差异性,针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评价的侧重点不同,给出的相应指标体系并未达成一致看法.因而,在对不同区域环境与经济协调度评价时,应避免盲目效仿,而应从研究区域实情出发,合理选取评价指标.为此,本文以协调发展理论内涵为依据,从区域环境与经济发展特征出发,遵循指标科学性、系统性、可获取性的原则,参考了近些年发表的关于环境与经济协调度评价的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并对使用频率较高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和独立性分析处理后[23],最终选取了27个评价指标构成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1.2数据来源文章所采用的原始数据及相关计算主要来自《山东统计年鉴2013》[24],部分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2研究方法 2.1数据处理与指标权重赋值 2.1.1数据处理由于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指标较多,为了消除指标间量纲的差异,使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需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无量纲化通常采用极差标准化处理,用于计算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中不同指标的功效系数。 2.1.2指标权重的赋值不同指标在评价系统中的重要性不同,当前学术界对指标权重赋值采用的方法众多,主要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由于每种方法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片面性[26],本文采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求出指标权重后,再将两种方法所得权重进行综合处理,结果即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各指标权重。 2.2协调发展度模型 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状况,借鉴相关协调发展研究[3]的基础上,从耦合协调发展定义出发,建立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协调度只是反映f﹙x﹚与g﹙y﹚两个子系统有序发展关联性和互动耦合作用,并未体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为此,在协调度的基础上引入协调发展模型,以进一步反映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协调综合发展程度。通过﹙4﹚、﹙5﹚两式,测算了山东省2003年以来10a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效益、综合评价指数、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协调发展度类型划分标准见文献[28]. 2.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预测 预测是进行决策与调控的基础,现有的预测方法主要有回归分析法、时间序列法等,这些方法难以适应系统复杂、数据量少的问题.灰色系统GM﹙1,1﹚模型不仅预测精度高,也能在数据有限、系统复杂的情况下有很好的预测效果[29].为了深入探究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在未来发展趋势及演变情况,在协调发展度结果的基础上,通过GM﹙1,1﹚模型对其未来协调发展度进行预测. 2.3.1协调发展度预测根据GM﹙1,1﹚预测模型,得出社会经济预测模型为。 2.3.2预测精度检验为了检验模型预测精度是否符合要求,根据式﹙6﹚、﹙7﹚得到2003−2012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预测值﹙见表4﹚,并将预测值进行残差检验和后验差检验[30],结果均满足预测模型精度要求.根据表4预测值,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误差都较小,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0.96%、2.19%.故在未来经济波动幅度不大的情况下,本文所建GM﹙1,1﹚预测模型可以用来进行预测. 3结果与分析 3.1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时序变化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的趋势.从时序发展速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指数发展变化快,除2008−2009年稍有放缓之外,其他时间段均为均匀快速上升增长.与社会经济相比,生态环境则呈波浪形缓慢曲折发展.生态环境效益除在2006−2008年发展较快外,其他时间段平缓发展,且慢于社会经济.从效益指数值来看,生态环境效益初始值较高,但发展缓慢,且在2003−2006年为负增长,因而10a内变化量不大,社会经济效益初始值虽较低,但发展速度快,效益指数与生态环境差距不断缩小,自2010年超过环境效益后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从效益指数变化幅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变化幅度大,平均年变化率为8.89%,生态环境变化幅度小,年均变化率仅为0.75%.这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在生态经济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环境对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制约作用.山东省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大户,也是受渤海跨海通道建设影响最明显的地区之一.因此,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山东省要积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向促进和良性循环协调发展. 3.2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分析图2为协调发展时序动态,从协调发展类型来看,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处于0.660~0.852之间,即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向良好协调发展阶段转变,说明山东省当前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良好.根据协调发展度类型划标准,协调发展度可以明显分为3个阶段:2003−2004年为初级协调发展阶段,2005−2009年为中等协调发展阶段,2010年后开始转入良好协调发展阶段.在初级协调发展阶段中,经济发展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属于初级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说明此阶段山东省生态环境发展状况较好.在中等协调发展阶段,虽然经济发展仍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二者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到2009年时,生态经济转变为经济环境同步发展型,反映了此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比例配合得当.在良好协调发展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距离继续缩小,协调度不断提高,并在2010达到协调度最高点之后由于社会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生态环境开始滞后,生态经济在2012年开始转变为良好协调发展环境滞后型协调发展类型.在图2中,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综合评价指数和协调发展均呈平稳发展态势,反映了各指数内在的互动关系和相互约束作用.生态经济协调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而综合评价指数则相对较低,表征了在测度时间段内,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虽是协调有序、相互影响,但由于各子系统低水平效益,未能使系统整体功能增强,因而协调发展度未能达到较高水平.在此阶段,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是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了在一定时期内,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主导方向是不断加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协同共生、促进物质交换频度的同时,努力提高二者的功效水平,增强系统整体功能. 3.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结果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模型,通过式﹙4﹚、﹙5﹚计算得到2013−2030年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状况,其发展趋势见图3.按照现状预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趋势将总体上处于先上升后下降状态.在协调度中,协调度曲线自2010年达到最高点之后逐渐持续快速下降,并于2030年低于0.4.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滞后,使得原本处于协调一致状态的两个子系统数量上比例失调,结构上缺乏有效的相互促进和协同一致的交换匹配,导致二者之间的演化趋势背离系统整体的良性互动,从而引发对生态经济系统的负反馈调节和约束作用,促使其协调度不断下降.协调发展度曲线初期由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的提高而在发展初期不断攀升,并于2024年左右达到其最大值,但由于受生态系统协调度不断下降的制约和瓶颈作用,使得协调发展度在达到最大值之后开始下降,并呈加速衰退下降趋势.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促进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不仅要体现系统总体功效的协调,也要达到系统内部结构的和谐有序.2013−2030年是按照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自2003年10a以来协调发展变化作出的预测,是在渤海跨海通道“零替代方案”下得到的结果.然而,渤海跨海通道的建设势必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山东省生态经济的协调性,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负向影响.因而,这种只重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以环境保护发展滞后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难以维持区域的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必须在当前及未来的发展中引起高度重视. 4结论与讨论 ﹙1﹚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2个动态变化的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综合体,构建合理可行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其评价结果准确的关键.本文选取的指标是在参照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统计方法处理并根据山东省实情得到的,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意义.在指标权重确定的方法上,运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综合确定权值,不仅能够克服主观赋权法的主观性和臆断性影响,也能避免方法本身所具有的缺陷而造成结果可信度的下降,具有较强的实用性.﹙2﹚2003−2012年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速度还是效益指数发展幅度上,社会经济效益指数发展均快于生态环境效益指数.这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在生态经济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环境对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制约作用.因此,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要积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向促进和良性循环协调发展.﹙3﹚2003−2012年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处于0.660~0.852之间,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良好.通过GM﹙1,1﹚模型对山东省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显示,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趋势将总体上处于先上升后下降状态,且下降趋势明显.学术界关于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虽早已开始,但由于研究方法的差异性和评价指标体系未能形成统一观点,目前仍处在进一步探索中.本文基于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零替代方案”的研究视角,以山东省为例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进行了初步的有益尝试,其所构建的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方法是否适合中国其他区域乃至整个中国的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评价,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和充实完善. 作者:李赫龙王玉梅苏玉萍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鲁东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 社会经济论文:陶希圣之社会经济论文 一、学术界对社会史论战反思的特征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要继续发展不可能始终与社会史论战保持交织的状态,到了一定阶段上,它必然要转向对论战的重新审视。当时学术界对论战进行总结和反思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几项重要特征。其一,对简单化、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倾向的反思。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就论战的主流而言,往往表现于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时,否认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差别和不同,存在严重的“简单化”、“公式化”倾向。王礼锡指出:“非封建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非资本主义社会即封建社会,中间不容有其他过渡形式的存在。这是何等机械的观点!”人们在运用唯物辩证法论证中国历史的“普遍性”时,缺乏对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深入探讨,很少留意乃至根本抹杀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由于过于强调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忽视中国历史特殊性,在解释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时难免不陷入简单化和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郭沫若坦言:“我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主义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 中国社会经济史本是十分复杂的现象,中国社会史分期能不能简单地套用欧洲的历史分期,这是人们必须首要正视的问题。在社会史论战中,人们吸纳唯物史观理论养料时,不可能总是机械的盲从,它有赖于人们对固有理论方法的能动整合。人们对此的自觉,经历了一个识见的增进与反思的过程。其二,对社会史论战陷入“谩骂式”政论的不满。在中国社会史的讨论和剧烈的辩论中,因为“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所以学术上的分歧与政治斗争互相交错纠缠在一起。争论者“你来一拳,我来一脚”。[3]167社会史论战一度陷入谩骂式的政论之中。陶希圣认为当时的风气是:“证据不足之处,以谩骂补足。”“大家都这样想:‘你说的便不对,因为是你说的。我说的一定对,因为是我说的。’大家也都这样争;‘我骂你是应当的,这是无产者的憎恨。你骂我是不应该的,那是小市民的成见。’这样的论战,大家(我也是一个)同是在中国史的大门外呐喊。”[12]因为论战的文章多囿于门户之见而一时谩骂,因私见偏见而流于意气之争,甚少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被认为是“无结果而散”。陈啸江深刻地指出当时之所辩论者,实为名词之争,皆未经精密研究之价值。其中的原因:1.失去学术合作的精神;2.为辩护自己的短处,不惜曲解事实,迁就成见;3.为驳斥敌人的论点,不惜将其长处,一笔抹杀。这种因参与讨论者的政治立场、背景及现实政治斗争的关系而使中国社会史论战陷入“谩骂式”政论的局面,是不利于任何一方的,对学术更是无补。代之而起的是大家要求暂时停止争论,等把中国历史材料研究透了,再来一场更有学术性意义的大讨论。其三,在理论与材料关系上,人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倡言史料,重视史料。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参加中国社会史的讨论,这场争论虽然非常激烈,深度却远远不够。社会史论战是一场探本溯源式的社会史辩论,本应依据丰富的史料,以细致深入的论析为基础,但论战的文章不肯在史料上下功夫,只对史实作简单勾勒,用历史材料附会唯物史观的理论。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特别是复杂性的经济层面,应对各地各民族历史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而不是盲目的套用现有理论。1933年《读书杂志》停刊之后,犹如急流迥回,人们纷纷从史料本身来探寻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无论杂志报纸,大学历史系以及专门研究机关,多在这方面用功夫了。”[14]例如1933年5月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主编的《现代史学》第1卷第3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刊载的论文多注意到史料的运用。1934年中山大学法学院还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要工作是搜集史料及对材料本身之研究,并不断缩小研究的对象,进行专题的研究。1934年南京《中国经济》第2卷第9、10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上下两册所集的文章,“关于史料的整理和考证者居多,而泛论社会史公式者极少。”此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发表的社会经济史论文也渐渐注意到史料的搜集。而北平的《食货》半月刊杂志尤其专以“搜集史料”相号召。嵇文甫认为社会经济史研究进入了“搜讨时期”。以上表明,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转向史料的搜集整理。当时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学报及其他史学刊物和经济学刊物普遍重视史料,是人们要求回到冷静的学术探讨中来的有力征候,成为推动史学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学术界对史料的高度重视既反映了人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深邃识见,又展现了史学研究向多元选择的迈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随即迎来了更为开阔的局面。其中有三支力量最值得重视: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仍然坚持以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但主张从史料方面充实建构理论,逐步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二是社会调查所(即后来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汤象龙、梁方仲等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他们非常强调史料的收集,大力开展中国近代经济史料的收集整编工作。三是以陶希圣为优秀的食货派。应当说,社会史论战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偏向史料的转向最突出的一个重要表征,便是食货派的崛起。 二、陶希圣的学术转向 陶希圣是食货派的领袖,他是由研究法学而转治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陶希圣早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在各地高校讲授亲属继承法,旁及民族学,从民族学而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组织,进而讲述中国社会史。这一研究旨趣的转向主要是受时代的革命形势激发。陶希圣说:“北伐完成后,文化界有一时期对中国社会的本质与形态,发生争端。我是研究民法的,因家族与婚姻制度的历史探讨,自然涉及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民国’十七至十九年,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18]陶序1927—1928年他在《新生命》月刊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等系列论文,引起诸多学者的响应和论战。1929年1月,陶希圣将刊于《新生命》月刊上的论文收集成册,冠以《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书名出版,提出要“把中国社会史作一决算”。该书出版后反响甚大,颇为畅销(后三年间销了八版、数万册),有所谓陶希圣打响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炮”的说法。随后又出版《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进一步阐述他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看法。二书以其“斗争之文字”,“皆尚能流行于社会”。[编辑者小引为促进讨论走向深入,1930年,陶希圣还收集了当时学者讨论中国社会史较有代表性的论著,编成《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一书在新生命书局出版。1931年4月,王礼锡、陆晶清主编的《读书杂志》第一期上刊登了1931年1月23日朱其华写给陶希圣的一封《关于中国的封建制度》的信和1931年1月31日陶希圣的回信。这两封信的刊登标志着以《读书杂志》为主要阵地的社会史论战的开始。“日本学人关心或参加中国社会史辩论者,称为‘陶希圣时代’”。“在数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陶希圣先生算是一位有名的大将了”,被学界认为是“最有希望的一位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者”。1928—1934年间陶希圣还陆续出版了《法律学之基础知识》、《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现象拾零》、《辩士与游侠》、《婚姻与家族》、《西汉经济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陶希圣的翻译作品以德国学者奥本海末(FranzOppenheimer)的《国家论》为重,以及与人合译了《各国经济史》、《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刑法读本》等。在社会史论战中,批判式的文章大为流行,因陶希圣敢于立论,每为人所攻击。王礼锡将陶希圣列为“论战”的五个权威之一,公开号召论战者对于陶希圣的观点提出“挑战”,一时间向陶希圣挑战和批评的文章着实不少,陶希圣所受到的指责、批评乃至谩骂,可谓惨烈。陶希圣言:“在这文人积习的各张门户的论争里,我是最先受骂的一人。每一中国社会史家的开场白,每一中国社会史刊物的发刊文,首先攻击的大抵就是我。”学术界对陶希圣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唯物史观之不纯与治学的因袭与论战者一样,陶希圣在运用唯物史观时为外来解释框架所支配,研究上流于比附,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人们指出陶希圣的每一种主张并不是自己细心研究的结果,只是随时随地抄袭别人学说的结果。刘光宇认为:“陶希圣一向就好利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来掩护他自己的说教,他自以为是懂得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其实则只是曲解和利用,并不知道历史的唯物主义是甚什。”[24]王宜昌指出:“陶希圣自己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的开始就说着他应用什么归纳法、统计法、抽象分析法。这只是从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概论》和《社会主义社会学》(萨孟武译的书名是这样,陈望道等译名《社会意识学大纲》)上抄来的所谓经验一元论(即经济批判论)的玄学方法论。”“《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两书中,不少应用奥本海末尔的‘海国’‘陆国’‘土地私有权’和‘商业资本主义’之点。”周予同后来深刻地指出,陶希圣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产量相当丰富”,“但因为陶氏并不是单纯的客观研究的理论家,所以时被不同派系的人所指责”。 (二)逻辑的混乱与观点的豹变在社会史论战中陶希圣史书最多,差不多在每本书中,都有一个主张,各书中的见解前后每不一致,甚至在同一本书内,也有冲突。傅筑夫指出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前后观点冲突,“起初还以为是偶尔如此,可以放过不提,那知道逐章细看下去,都是扑朔迷离!”“关于封建制度的发生时期,在这一本为‘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奇书上,有时虽也偶尔提到,但不是前后冲突,便是笼统万分。”[27]马乘风对陶希圣的观点豹变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指责,“春秋时代封建社会已崩溃、春秋时代封建制度趋于崩溃、春秋时代是封建社会时代、春秋时代是资本主义时代、封建制度崩溃后,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社会之可能。”“这五项根本不同的见解,若是分之于五个根本不同的作家或著作,犹有可说,事实上,竟出之于陶先生一人之口,真不知陶先生何以自圆其说?”[17]427对于自己各书中的见解前后每不一致的现象,陶希圣在出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时也承认,“本书各论文依执笔时期的先后,内容时常有冲突矛盾的处所”。 (三)史料审视之不严陶希圣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史料的处理方面犯有不少错误。杜荃的《读〈中国封建社会史〉》一文主要针对陶希圣的史料问题进行了“不甚客气”的批评。他说:“我仅仅读了那么一小段,便觉得差不多句句都有问题。以下我便不敢再读下去了。一来以下我还没有甚深的研究不敢多谈,二来我怕的是错误的观念先进了我的脑中,所以我也不敢多读。”“我希望陶君对于历史更要有详细的精密的认识,然后再下论断。”[28]傅筑夫对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一书批评的要点之一也是认为陶希圣处理史料时有诸多的错误。[27]马乘风认为,陶希圣“对于旧有的历史资料又舍不得出一番苦力,作一番苦力,作一番整理融贯的功夫。”关于史料审视之不严的问题,陶希圣自己也坦言道:“各篇的论题非常广泛,所用的材料也不过疏略的大体的,没有经过多少考证的工夫。” (四)中国社会史观点的“歪曲”因为陶希圣在探讨中国社会史时,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敢立新说,他的观点遂成为学术界不同学派论争和笔伐的对象。陶希圣曾总结人们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批评之所在:批评的第一集中点,是士大夫阶级的论议。士大夫阶级这名词,有好些个党派、好些个刊物书籍乃至决议案都正在使用,然而批评却集中于我。———甚至有人以为这是我的“发明”,或是我的“罪恶”,好像只有一个人使用这个名词,又好像使用这个名词便是反革命。批评的第二集中点,是封建制度的论议。我觉得农奴制度自战国时代已经分解。如果农奴制度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则中国从此时以后没有完整的封建制度。如果佃租制度才是封建制度,则中国自战国到今日才是封建制度。我的意见于此外更着重于商业资本与农村经济的有机关系。中国商业资本发达自战国时期,确曾有分解旧生产方法及孕育旧生产方法使日益进于商品生产的效用。批评的第三集中点,是游民无产者问题的提出。我读过《德意志农民战争》等书之后,深觉游民无产者的问题,在中国应当及时充分讨论,打开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换的锁。[29]自序陶希圣既是挑战者,又是凶猛的应战者。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非难,陶希圣在1930—1931年初期写了一些涉及多方面倾向的短篇随笔,后辑成《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一书进行应战。“这书中各论文有些是在著者紧张的情绪里写出来的。著者自感孤独,对于纷至沓来的评论,感谢或接受或驳覆的工夫都不够。所以紧张的情绪之中饱含着无上的悲苦。在政治斗争尖锐的现代,孤独的个人是不应当多说话以紊乱各方的论争战线的。我明知事情是这样,也曾屡次起停笔的决意,但一方面有各杂志主编的刺取,他方面又感觉到理论斗争的参加,或者有贡献于理论的进步。于是我终于拿笔,终于大胆去受各方的批评。”在中国社会史论战浪潮中,陶希圣一直处于论战的中心位置,对论战的感受实较许多人更为痛切。1932年,陶希圣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解说失之于空泛笼统,认为丰富的材料才是犀利的战具,打算少写文章,多搜集材料。他说:“近来我不想批评,我想多少添一些材料来建立。公式主义者大有反对材料而重视公式的毛病。有人批评我说我是经验主义,因为我重视历史的记载。又有人批评我说我材料愈多愈弄糊涂了。其实我的糊涂,正是由于材料太少,即理论所依据的经验太少。如果材料多了,便不至于乱争盲斗了。用公式来收纳材料,这一方法最怕材料多,材料一多则公式主义便会崩溃。历史上两个不同的社会形式,供给我们不同的材料。但因公式主义不许我们指出两者的异点,我们是弃材料而留公式呢?还是弃公式而取材料,重新估定社会进化的途径?公式主义是前者,我的办法是后者。这是我四年来见解屡有变动的原因。” 陶希圣主张抛弃公式主义,下苦功读书,从材料出发对中国社会发达过程进行新的估定。他在通读中国历史,对中国史逐朝逐代都细看它一下的过程中,便感觉立论极难了。于是,他提出两个希望:一、唯物史观固然和经验一元论不同,但决不抹杀历史的事实。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二、论战已有四年之久,现在应当是逐时代详加考察的时期。我希望有志于此者多多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我四年来犯了冒失的毛病,现已自悔。但我四年前冒失下手,是因为那是很少人注意这种研究。现在见解已多,如再以冒失的精神多提意见,反把理论战线混乱。以上表明,陶希圣对社会史论战中从事空泛理论争论的现象已日益不满,感觉解决问题应该多从材料入手。在修正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对论战中普遍存在的不重材料分析的公式主义提出了一些批评,表现了陶希圣思想转向的迹象。陶希圣所作的回应是希望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也是对自己在社会史论战中遭受指责、批评的深刻反思。然而,陶希圣的申论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论战的风气,减少对自己的批判,反而愈演愈烈。论战中对陶希圣批判的客观现实令其感到触目惊心。这给陶希圣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陶希圣保持着沉默。“陶希圣的沉默是当然的,左派说他是xx派不彻底,右派又说他是左派,在左在右为难之中他只有沉默为最合适,所以他沉默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何以前行?这是萦绕在陶希圣脑际最发人深思的问题。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是回护、斗争,还是坦然面对,重整待发?陶希圣选择了后者。1933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的《刊行缘起》一文成为陶希圣学术转向的誓词:“我们的誓愿是:宁可用十倍的劳力在中国史料里去找出一点一滴的木材,不愿用半分的工夫去翻译欧洲史学家的半句字来,在沙上建堂皇的楼阁。我们的誓愿是: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 《附言》这段话明确地表明陶希圣已决意和当时一般的社会史论战者划清界限,开始逐渐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史料收集和专题研究上来。这一丛书计划准备收罗以下的编著:通论中国社会全部或一时代的变化过程的;对中国一时代或一问题作特殊研究的史料的收集。[32]卷首《附言》陶希圣先后编校组织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六部: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中国中古时期的田赋制度》、全汉昇《中国行会制度史》、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曾謇《中国古代社会》(上)、陈啸江《两汉经济史》。这些著作一改以前只作空洞论列的情形,注意材料的搜集,着重通过经济要素和社会组织的深入考察来探讨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如果说论战中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史的叙述限于史料的不丰富而显得薄弱,在这套丛书中得到很大的加强,史料更加丰富,内容更为充实,更具学术价值。这套丛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已经渐渐跨过粗略笼统的“概说”阶段,力求较为精确地描述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全貌。为了迅速摆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陷入政论的状况,扩大史料的搜集,改变学术界忽视史料的局面,陶希圣拟创办一种“中国社会史专攻刊物”———《食货》半月刊。1934年11月14日,陶希圣在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食货半月刊〉宣言》,阐述了《食货》半月刊的研究旨趣与筹建食货学会,开展学术活动的方法:“一、凡是中国经济社会史料,足够提出一个问题或足够解答一个问题,整理成文不论字数,都可在这里发表。二、多举事实,少发空论,不谩骂,更绝对不做政论。三、凡是愿意或正在做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或特定问题的研究,都可任意做食货学会的会员。四、食货学会的会员对中国经济史料的收集及研究如能分工进行,使工作不致重复,那是最希望的事情。如此,会员应当随时分配工作交换成绩。”[33]至此,陶希圣决定全身心投入到《食货》半月刊的创办和食货学会的筹建当中去,倡导搜集史料,倡言学术的合作,培植学界新人,学术界的一场“食货运动”便由此浸浸而起。 作者:苏永明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社会经济论文:灰色关联分析的社会经济论文 1填海社会经济驱动因素指标选取 填海规模是指在一定的年期内,逐年通过审批实施的填海面积的累积总和。填海是一种引致需求,受多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1)海岸带人口增长。填海的原因在于人类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人口增长是土地资源需求增加的主要因素。由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海岸带一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地带,2005年,包括大连在内的由24个城市组成的沿海城市带吸纳了全国约37%的流动人口;2010年末,沿海城市总人口约2.4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1%[15]。同时,人口的过度集中往往带来快速的城市化,有研究表明,1929-1954年的美国每增加1个城市人口,城市用地增加0.105hm2[16]。本文选取年末户籍人口和市区人口比例表征区域人口水平,并预期这两个因素对填海规模有正向影响。(2)海岸带区域经济发展。城市经济活动的增长带来了对工业、商业等各种经济活动的建筑空间需求。我国填海以建设用为主,建设用围填海计划指标被认为是海上建设用地指标,是陆地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重要补充,主要用于港口码头建设、临港工业园区建设、城镇建设等方面。与此同时,填海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以地区生产总值(GDP)、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及固定资产投资额表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并预期这3个因素对填海规模有正向影响。(3)海洋经济发展。对于沿海地区来说,海洋经济逐步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海洋产业发展本身亦有一定的填海需求,以大连市为例,在辽宁沿海经济带加速开放开发的大形势下,其港口建设、临港工业发展等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填海需求,同时,作为一个旅游城市,随着大连滨海旅游业的发展,游艇码头建设、海岸景观建设等也会产生较大的填海需求。因此,以港口货物吞吐量表征海上交通运输业发展水平,以旅游总收入表征滨海旅游业发展水平,并预期这两个因素对填海规模有正向影响。(4)填海获取土地成本低廉。我国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耕地转为建设用地需要实现土地占补平衡,而填海造地不涉及耕地保护,获取建设用地比较宽松,且填海成本和形成的土地价值间存在巨大的价格差,Davis指出填海造地工程对工业化后期的日本仍然具有吸引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陆地产价格昂贵[13]。填海获取土地成本相对低廉,面对填海造地后的巨大收益,填海方必然存在填海造地的逐利心理。因此,选取综合地价增长率来表征沿海城市的地价水平,并预期该因素对填海规模有正向影响。 2大连市填海概况 大连市是我国海洋大市之一,横跨黄海和渤海,大陆海岸线全长1371km,拥有广袤的海域资源。截至2009年,大连市20m以浅海域开发利用总面积达到466059hm2,其中滩涂占31.6%,0~5m海域占31.8%,5~10m海域占20.7%,10~20m海域占15.7%。1990—2009年,大连市累计填海面积达6328hm2,大连市2009年累积填海区域空间分布显示填海区域主要分布在大连市区的小窑湾、大窑湾、大连湾,以及位于渤海的长兴岛。根据大连市通过审批的填海情况来看,大连市填海用途主要为城镇建设、港口及配套设施、船舶工业、核电等临港工业、滨海旅游基础设施以及渔业基础设施等。其中,港口及工业填海一直占据绝对高的比例,尤其是2008年,几乎全部新增填海活动都是为了港口建设或临港工业的发展;渔业基础设施填海所占比例非常少,仅2006年超过了20%。2005年,辽宁省提出沿海“五点一线”开发战略,“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和“庄河花园口工业园区”成为“五点一线”战略中的两点,大连市沿海重点发展区域陆续实施填海工程来缓解工业及城镇建设用地供需紧张的矛盾。截至2012年6月,大连市两个区域建设用海规划获得国家海洋局批准,围填海面积合计近5000hm2,同时,5个区域建设用海规划正在报批过程中,规划类型主要为港口航运、临港工业、城镇建设、工业区等单项或多项复合型用海。 3大连市填海社会经济驱动因素灰色关联分析 3.1灰色关联分析法由于填海社会经济驱动因素之间以及因素与主行为的关系十分复杂、不够明确,呈现为典型的灰色系统特点,所以用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等一般方法分析比较困难。同时,由于每年新增填海规模统计相关数据有限,样本量较少,加之采用遥感手段提取的数据没有统一的评定标准,使得样本不尽符合一般定量分析所要求的规律条件。灰色关联分析可以克服一般统计方法追求大样本、典型分布、计算工作量大、有时与定性分析大相径庭的弱点,同时,它还可以对一个系统发展变化趋势提供量化的度量,非常适合动态的历程分析。因此,采用基于灰色理论的灰色关联分析法来分析不同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对填海规模的影响程度。灰色关联分析法是一种用灰色关联度顺序来描述因素间关系的强弱、大小、次序等的方法,步骤如下:(1)确定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参考序列狔0和影响系统行为的比较序列狓犻。(2)对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常用的数据处理方法有初值化处理、均值化处理、极差化处理、极值化处理等,本研究对原始数据采用均值化处理。 3.2数据来源本研究中,参考序列狔0为大连市填海规模,比较序列狓1至狓8为衡量人口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及地价水平的指标。大连市填海规模为每年新增填海造地面积累加结果,从国家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中提取大连市2006—2011年的填海数据,该指标统计的是大连市每年通过审批的填海面积总数。同时,采用大连市1990年、2000年和2005年3个年度的高精遥感影像提取1990—2000年和2000—2005年两个时间段的填海数据,1990—2000年,2000—2005年两个阶段中每年新增填海面积取遥感影像分析数据的平均值。2000年、2005—2011年大连市的年末户籍人口、市区人口比例、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额、港口货物吞吐量、旅游总收入、综合地价增长率等8个指标数据可根据历年《大连市统计年鉴》及中国地价网直接观察到,各指标值具体见表1。 3.3结果分析采用均值化处理原始数据,按上述步骤求取灰色关联系数及关联度(表2),关联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大连市填海社会经济驱动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结果显示:(1)经济发展水平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与大连市填海规模的关联度均超过0.8,说明大连市经济发展水平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对填海活动有较强的驱动作用。(2)指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地区生产总值和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与大连市填海规模的关联度均超过0.9,说明大连市经济增长尤其是快速的工业化产生了大量的填海需求,工业化不仅加速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张,也膨胀了沿海地区的填海速度。虽然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大连市围填海规模的关联度相对略低,但也达到了0.882,说明大连市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长对填海造地面积的增加也有较强的带动作用。(3)指示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中,旅游总收入与大连市填海规模的关联度略高于港口货运吞吐量,说明大连市通过大量的填海式的滨海景观或旅游设施建设来发展滨海旅游业,反之,滨海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又进一步催生了填海需求。(4)人口水平的指标与大连市填海规模的关联度基本相等,约为0.731,说明大连市人口数量和人口城乡结构的发展基本一致,人口水平对大连市填海活动的驱动作用一般。(5)指示地价水平的综合地价增长率与大连市填海规模的关联度仅为0.669,说明地价水平并非是大连市填海活动的主导因素。大连市2005—2011年的综合地价增长率与围填海规模的关联系数在0.335~0.969之间,波动幅度较大,显然和大连市2005—2011年综合地价增长率本身变化幅度大直接相关,同时说明地价的增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填海活动,但填海行为主体通常并非只是为了获得填海造地的增值收益。 4结论与建议 (1)2000-2011年,大连市填海规模不断扩大,其中2010年新增填海面积高达1807hm2,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填海行为主要基于两点:一是我国实行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新增建设用地年度计划管理从总量上控制了建设用地的供应量,填海造地成为解决建设用地缺口的必然途径;二是某些临港工业(如装备制造业、船舶修造业等)本身有一定的填海需求。围填海计划管理办法出台后,国家海洋局2012年向大连市下达的建设用围填海计划指标1000hm2,大连市应按照节约集约用海的要求,合理安排每年有限的围填海计划指标,优先保障国家重点基础设施、产业政策鼓励发展项目和民生领域项目的围填海活动,同时规范及严格执行海域使用论证制度,最大限度地减少围填海活动造成的生态破坏。(2)海洋经济是大连市经济发展的关键,大连物流中心和东北亚航运中心建设、临海临港装备制造业基地建设、滨海旅游资源开发、海洋文化建设等方面必然带来填海规模的扩张。但海洋产业不能盲目扩张,必须根据产业规划及海洋资源条件合理布局,减少不同产业间的用海矛盾。渔业是最基础的海洋产业,填海活动不可避免地破坏着渔业资源,近年来,大连市填海规模的扩张使得金州湾南岸的养殖区域,普兰店湾南岸的养殖区域,谢屯沿海近海养殖区,登沙河口近海养殖区以及长兴岛沿岸围海养殖区域逐步取消。在遵循海洋功能区划的前提下,大连市制定了“辽宁沿海经济带大连区域用海规划(2008—2020年)”,大连市各海洋产业用海应以此为依据,再结合每年的围填海计划指标做好空间布局。(3)大连市是一个人口低增长的城市,2000—2011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6%,远远低于填海规模的扩张速度,因此,人口自然增长对大连市填海活动的影响相对较小。然而人口和生产要素具有趋向沿海地区移动的特征,大连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常住人口为669万人,比同期户籍人口多出83万人,相比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而言,年均增长率为1.28%,超过人口自然增长率的2倍。在人口向海岸带地区集中的形势下,大连市应该按照政府引导与市场调控相结合的原则控制填海进度,强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推动海岸带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管理目标。(4)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价格和填海成本之间的价格差会促使有限理性经济人产生填海造地的逐利心理,但追求填海造地形成的级差收益并不是大连市填海规模扩张的主导因素。在现有制度下,经济主体趋向填海造地更多是因为填海造地不涉及耕地保护问题,每年转化为建设用地的指标会比较宽松,从而大大降低了土地使用成本。因此,从制度方面来说,对于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海域,政府应该严格执行建设用围填海计划指标,同时要考虑填海造地的生态补偿,调整填海造地的收益分配关系,降低填海行为主体比较收益的预期,从而抑制为获取建设用地而产生的填海造地。 作者:蔡悦荫王伟伟赵建华单位: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国家海洋局海域管理技术重点实验室 社会经济论文:基于CGE的碳税政策社会经济论文 1CGE模型 本文构建的CGE模型主要包括6个模块:生产模块、贸易模块、机构模块、社会福利模块、碳排放和碳税模块,以及均衡和闭合模块。 1.1生产模块生产模块中,生产函数描述各部门所使用的资本、劳动力、能源和中间投入以获得产出的方式。生产函数由5层套嵌常替代弹性函数(CES)构成,如图1。底层为煤炭、石油与焦碳、天然气与燃气的合成,以及火电与清洁电力的合成。第二层为化石能源与电力能源的合成;第三层为能源与资本的合成;第四层为资本-能源与劳动投入的合成;第五层为资本-能源-劳动与中间投入的合成。生产函数要素投入的合成采用CES函数形式。 1.2贸易模块贸易模块主要涉及北京地区消费者需求产品的来源与北京地区生产供给产品的分配。北京地区消费者所消费的商品由北京本地生产、外省调入和国外进口三部分构成。假设三者之间存在不完全替代关系,消费者会在这三者之间选择一个最优的消费比例,以z最小化其成本。第一层是消费者需求是在北京本地生产供给与外省调入供给之间合成;第二层是国内供给与国外进口产品之间的合成。需求函数采用CES函数形式,消费者在不同供给产品之间进行最优组合以实现成本最小化。北京地区生产的产品分配有三个流向,即供应北京市场、调出外省、出口国外。假设三者之间存在不完全替代关系,生产者会在这三者之间选择一个最优的销售比例以最大化其收入。第一层是北京地区生产的产品供应国内市场与出口之间分配,第二层是供应国内市场的产品在北京市场与调出外省之间分配。产品分配采用常转换弹性(CET),假设生产者在一定生产技术约束下在不同需求市场之间分配的最优策略,以实现收入最大化。 1.3机构模块模型中机构主要包括居民、企业、政府。居民模块包含居民收入与支出函数,居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劳动收入、资本收入、政府的转移支付;居民支出主要包括居民消费,居民支付的所得税,居民收入扣除消费后为居民储蓄,居民消费采用斯通—盖利(Stone-Geary)效用函数形式。企业模块包含企业的收入与支出函数,企业的收入主要是企业的资本收入;企业支出包括企业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企业支付的所得税、企业的储蓄等。政府模块包含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函数、政府收入主要是政府的间接税、关税、所得税等;支出包括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政府消费,政府储蓄等。 1.4社会福利模块在CGE模型中衡量社会福利变化,运用比较普遍的是希克斯等价变动(Hichsianequivalentvariation)。本文也通过希克斯等价变动来衡量实施碳税政策冲击后对居民社会福利的影响。希克斯等价变动以政策实施前的商品价格为基础,测算居民在政策实施后的效用水平的变化情况(以支出的函数表示)。希克斯等价变动为正时,说明居民福利在政策实施后得到了改善。反之,如果变动为负,则说明政策的实施将损害居民福利。 1.5碳排放与碳税模块-假设碳排放主要来自于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最终消费,且能源消费技术经济水平不变。不同类型能源排放因子来自IPCC(The2006IPCCGuidelinesforNationalGreenhouseGasInventories),化石能源的CO2排放量是由各种化石能源的需求量乘以它们各自相应的碳排放系数。根据化石能源需求排放的CO2量征收碳税,并且将每种化石能源征收的碳税转化为该种化石能源的从价税税率,即对某种化石能源征收的碳税税额与该化石能源的国内需求的价值量之比。 1.6均衡与闭合模块模型的均衡模块包括各种要素市场、商品市场的供需均衡。(1)劳动力市场均衡,本文假设工资为内生变量,受到政策冲击后,经过工资的充分调整,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出清。(2)资本市场均衡,本文假设资本相对价格为内生变量,受经济政策冲击,经过资本价格改变,资本自由流动,企业充分调整资本存量,最终实现资本的充分利用。(3)商品市场均衡,每个部门产品的需求(居民需求、政府需求、投资、存货,中间需求)等于总供给。模型的宏观闭合通过三个主要的宏观恒等关系反映,即储蓄—投资平衡、政府收支平衡、贸易收支平衡。(1)储蓄—投资平衡,本文采用新古典的闭合规则,即投资由储蓄决定,经济中所有的储蓄都将转化为投资。(2)政府收支平衡,在这里政府的收入与其总支出的差额为政府储蓄,政府储蓄内生于政府账户的收支平衡。(3)外省调入调出平衡,外省调入与调出之间的差额为外省净储蓄。(4)国际收支平衡,本文选择汇率为内生变量,国外储蓄为外生变量的闭合规则。政策冲击影响汇率的变化,进而影响进出口的变化,以至影响整个经济。 2数据来源和部门划分 本文根据研究需要以及北京市投入产出表产业部门的实际情况,将北京市2010年投入产出表中的42个部门调整为18个部门。并尽可能地细分能源部门,本文将能源部分细分为5类: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与炼焦业、天然气与燃气、火电生产和供应、清洁电力生产。根据北京市2010年投入产出表以及《北京市统计年鉴2011》编制北京2010年社会核算矩阵表(SAM)。 3模拟结果 本文设定五种情景下分析征收碳税对北京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即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10年的基础上分别减少5%、10%、15%、20%、30%。 3.1碳税税率及对能源消费的影响表1显示了不同情境下碳税水平、化石能源从价税率、化石能源对减排量的贡献,以及碳税对能源消费的影响。随着减排幅度的增加,从量碳税会更显著地增加。由于不同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各异,由此对不同能源所征收的从价税税率也不一致。在同一情境下,化石能源中,煤炭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系数最高(单位价值量的碳排放量),煤炭的税率最高,石油从价税税率居中,天然气与燃气的从价税税率比较低。与此同时,在北京市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与石油占主导地位,因此,煤炭对于减排的贡献也是最大的,在各情景中,煤炭对于减排的额贡献都达到60%以上;石油对于减排的贡献也是比较显著的,因此严格控制煤炭和是石油的使用时减少碳排放的主要措施。征收碳税对于高碳能源需求的影响也是十分显著地,尤其大幅度的降低了煤炭与石油能源的需求量。征收碳税对天然气与燃气、火电能源需求的影响相对比较温和,同时提高了清能源的使用量。 3.2碳税对部门产出的影响由于征收碳税会导致化石能源价格的上升,从而使生产成本上升。由于不同部门化石能源投入占总投入比例差别很大,因此对不同部门产出有不同的影响。表2分析了征收碳税对不同部门产出的影响。由于征收碳税,13个部门产出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与炼焦业、其他开采业的产出显著下降,尤其是减排目标提高后(如情境3和4),这些部分的产出大幅度地减少。天然气与燃气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交通运输与邮政业等部门产出下降也比较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这些高耗能的部门能源需求量大,能源投入在总投入中占的比例高,征收碳税导致其生产成本提高明显,供给下降;另一方面这些部门由于产品价格上升幅度高,部门产品需求下降程度也比较大,供给与需求的下降导致产品的产出下降幅度大。农林牧渔业、木材加工与造纸印刷业等行业产出收到的负面影响比较温和。但碳税对5个部分的产出具有积极的影响:纺织及其制品业、通讯仪表及其他设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服务业和清洁电力部门。因此征收碳税对非能源密集型产业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3.3碳税政策宏观社会经济变量的影响表3分析了碳税政策对宏观社会经济变量的影响。对居民来说,居民的总收入主要由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及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构成,由于劳动价格作为基准价格并假设劳动市场充分就业,因此居民的劳动收入不变。征收碳税导致产出和资本需求量下降,资本价格随之下降,从而导致居民的资本收入下降。征收碳税一方面增加了政府收入,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收入增加而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也增加,整体实现了居民的总收入的增加,但增加幅度有限。在居民需求方面,由于居民收入提高导致居民的需求增加,但由于碳税导致企业成本增加,产品价格提高,因此导致居民消费需求(实物量)下降,但由于价格上升,用价值量表示的居民消费略微上升。由于价格水平的上升和消费需求(实物量)的下降,居民的社会福利业也有所下降,但影响有限。对企业来说,企业的收入主要来自资本收入,而资本价格下降导致企业的收入下降,企业储蓄也随之下降。对政府来说,征收碳税在增加政府税收的同时也降低了间接税和居民所得税,而企业所得税有所增加,碳税与企业所得税增加幅度大于其它税收的减少幅度,导致政府收入随着碳税的增加也逐渐增加。相应的政府的消费(价值量)和政府消费(实物量)逐渐增加,政府储蓄企业储蓄随之下降。企业储蓄与政府储蓄下降导致总储蓄下降,总投资(价值量)和总投资(实物量)也均下降。名义GDP等于资本收入、劳动收入与间接税收入之和,总资本收入降低,劳动收入保持不变,间接税随着产出量降低而减少,因此名义GDP是不断下降的。实际GDP等于消费、投资加净出口,消费方面居民消费下降,政府消费上升,但是政府消费占消费的比例比较小,整体消费下降;由于假设投资等于储蓄,总储蓄下降,投资也随之下降。征收碳税导致国内产品价格相对提高,国外产品价格不变,净出口也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因而整体导致实际GDP下降。总体来说,征收碳税对宏观经济变量有负面影响,但这种负面影响比较有限。因此碳税政策对节能减排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对整体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比较温和的。 3.4结果对比文献[17-23]从国家角度探讨了碳税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由于不同文献在构建CGE模型时,基础数据的选取、基础数据部门划分、模型方程结构的构建、模型参数选择、碳税征收环节与征收方式都有所不同,因而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尽管差异较大,但也存在一些共同点:这些文献指出碳税是一种有效的减排工具,同时征收碳税会使实际GDP下降,但下降的比率大多在1%以内。文献[22]指出,虽然GDP下降的比率不大,但是由于我国GDP总量大,因此GDP下降的绝对值非常大。在碳税水平为5美元和10美元时,每减少一吨CO2,短期内GDP将损失87.10元和94.91元,远超过当时国际市场碳交易价格。本文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分析了碳税对北京市经济的影响,从整体上看,基本结论和这些文献基本类似:碳税对北京市减排具有显著的影响,实际GDP的下降比例有限,即使在减排30%的情景下,实际GDP将下降0.54%。采用与文献[22]相同的计算方法,北京地区每减少一吨CO2排放,实际GDP损耗达到191.37元至246.15元,远高于文献[22]的结论。同时,对部门的影响也与从全国角度的分析有显著的差异,比如与王灿的研究结果相比,当碳减排目标为30%时,王灿[23]的研究结果指出煤炭和天然气的产出分别减少37.4%和18.7%,而本文煤炭和天然气的产出分别减少33.73%和8.94%;石油与电力部门的产出将分别提高5.7%和16.7%,但本文结果说明石油和电力部门产出将分别减少31.03%和30%。这种差异除了来自于前述模型构建、数据、参数等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的不同。因此,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制定碳税税率时要充分考虑到这种区域的差异。 4结论 本文在北京市2010年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编制北京市的社会核算矩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CGE模型模拟了碳税政策对北京市能源、碳排放,以及社会经济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1)对化石能源征收碳税,具有显著的节能减排效果。高碳能源的从价税率很高(比如煤炭和石油),低碳能源从价税税率很低(比如天然气)。同时煤炭和石油能源对碳减排具有显著的效果,因而北京市要严格限制煤炭和石油的使用是减排的重要措施。(2)征收碳税对北京大部分产业部门带来了负面影响,尤其是能源密集型部门,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与炼焦业、其它开采业的产出下降程度最为显著。但征收碳税对纺织及其制品业、通讯仪表及其他设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服务业和清洁电力5个部门产出具有正面影响。同时,碳税对北京部门产出的影响与全国相比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实施碳税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地区之间的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以及资源禀赋的差异,实施有针对性的碳税政策。(3)碳税政策将对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从相对量来看,影响效果并不明显。但是由于经济总量较大,因此减排的绝对成本相对比较高,因此在碳税税率设计时,应避免较高的碳税税率。 作者:张兴平朱锦晨徐岸柳郭正权刘珊珊单位: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信息产业发展中心 社会经济论文:地区中小学教师社会经济论文 1结果与分析 1.1南疆地区中小学教师身体健康状况表4结果显示,在涉及健康状况的18项条目中,被调查教师身体健康状况的平均值在6.00~6.44之间,汉族教师最低6.00,维吾尔族教师略高6.44,依次为塔吉克族6.42,柯尔克孜族6.27.结果显示,不同民族中小学教师的身体健康状况均处在亚健康状态,主要表现在视力减弱、食欲差、睡眠不好、易感疲劳、日常生活能力下降、身体活动能力下降等方面. 1.2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问卷中心理健康状况有16项条目,教师根据自身状况评价,统计结果发现(见表4),被调查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平均值在6.11~6.84之间,柯尔克孜族教师最低6.11,汉族教师最高6.84,依次为维吾尔族6.68,塔吉克族6.35.根据心理健康评估的综合判断,不同民族中小学教师的心里健康状况均处在向负向情绪发展的趋势.主要表现在精神紧张、精力不集中、记忆力减弱、心情、情绪不高、自信心差、安全感、幸福感不足、思考或处理问题的能力下降等. 1.3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社会适应状况调查问卷中社会适应状况有13项条目,教师根据自身状况评价,统计结果发现(见表4),被调查教师社会适应状况的平均值在6.31~6.86之间,柯尔克孜族教师最低6.31,汉族教师最高6.86,依次为维吾尔族6.83,塔吉克族6.71.根据健康评估社会适应综合判断,不同民族中小学教师均有社会适应困难的趋势.主要表现在适应新形势、新环境、新问题的能力减弱,与亲戚、好友联系减少,参加社会、集体活动减少,妥善地处理事情的能力下降等. 1.4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总体健康状况调查问卷中总体健康状况有4项条目,教师根据自身状况评价,统计结果发现(见表4),被调查教师总体健康状况的平均值在6.48~6.88之间,维吾尔族教师最低6.48,塔吉克族教师最高6.88,依次为汉族6.59,柯尔克孜族6.52.不同民族中小学教师的总体健康状况也均处在亚健康状态.四个民族中小学教师总体健康状况平均值之间的差异与不同民族教师的工作、生活地域、环境,民族生活习惯、饮食结构,学校教师的民族构成及学校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等都有着直接的关系. 1.5南疆四地州中小学男、女教师的健康状况从表5明显反映出不同民族男、女教师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及总体健康状况的平均值存在着差异,各民族男教师的各项平均值都大于女教师.男教师总体健康状况平均最高值是6.98,最低值是6.71,女教师最高值是6.51,最低值是6.02.说明各民族男教师的健康状都略好于女教师.这与女教师在社会、学校和家庭所处的地位、角色和承担的工作(劳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1.6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健康状况从表6可以看出,不同民族中、小学教师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及总体健康状况的平均值也存在着差异,小学教师的各项平均值都大于中学教师.小学教师总体健康状况平均最高值是7.49,最低值是6.53,中学教师最高值是7.06,最低值是6.17.说明小学教师的健康状况均好于中学教师.这与中、小学对教师的总体工作要求、工作压力不同有着直接的关系. 1.7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情况我们从教师在学校的正常工作时间、周课时量、课外用于备课批改作业等加班时间三个方面调查了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情况. 1.7.1中、小学教师工作时间长从表7中可以看出,教师在学校的工作时间较长(除中午休息时间外),8小时以下的仅占5.7%,8~9小时占43.6%,9~10小时的占45.9%,10小时的占4.8%.在学校工作时间10小时以上教师比例最高的是中学教师,占20.1%.这与中考、高考和中学工作量大尤其是高中部的教师工作量大有直接的关系. 1.7.2中、小学教师周课时量大教师的周课时量普遍较大,10节课以下的占10.1%,10~15节课的占63%,16节课以上的占26.8%.在统计调查数据中发现,中学教师10~15节课的比例最高,占77.9%,小学教师16节课的比例最高,占38%.这与我们教师座谈会、访谈了解的情况基本相符.这些与师生比差较大、学生人数多、教室容量有限、教师严重缺编等因素有直接关系. 1.7.3中、小学教师课外加班时间多中、小学教师除了正常的上课、辅导以外,还要备课、批改作业、制作课件、教研组活动、指导学生课外活动、学生思想工作、家访、在职进修、职称论文、优质课评选、基本功大赛等,这些工作基本上需要利用业余时间来完成.加班时间在0.5小时的教师比例占5%,0.5~1小时的占26.5%,1~1.5小时的占30.8%,1.5~2小时的是占37.8%.中学教师1.5~2小时的比例最高,占47%,小学教师占31.6%. 2影响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健康的主要原因 2.1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压力大、强度高、心理负担重从社会对中小学教师的期望来看,教育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基础教育受到各民族家长的高度关注.面对着社会竞争、人才培养需要而赋予中小学教育工作者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教师有渊博的学术知识,精深的专业修养,高超的教学技艺,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高质量的教学水平,教师们承受着来自于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越来越大.从中小学内部管理来看,每年的“中考”、“高考”已成为学校和社会关注的热点,许多学校将学生的升学率与教师的考评挂钩,直接关系到教师的职务晋升、职称评审及经济收入等切身利益,学生的成绩排名、班级排名、年级排名,都是变相的对教师施压.迫使教师陪着学生起早贪黑,有53.7%的中学教师、38.6%的小学教师每天要工作9~10小时以上,工作的时间远远超过其它行业.教师们除了正常的上课、辅导、学生思想工作以外,业余时间要按时完成批改作业、备课等多项工作,还要应付各种培训、考试.从教师的工作强度来讲,一是南疆四地州经济发展滞后,造成中小学教师严重缺编.二是按教育部对教师工作量(师生比)的规定,普通中学为1:13.5,小学为1:19.我们调查的城市中小学的师生比均在1:20以上,县乡中小学师生比均在1:25以上,这无疑就加大了教师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从心理学角度说,有的教师抗焦虑程度低,不能忍受困难与挫折的考验,有的教师人际关系不和谐,适应环境能力不强,不能接受新事物等,使自己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身心健康受到影响,长期积压的心理压力,正吞噬着教师们的健康. 2.2南疆中小学教师的工作、生活、地域环境特殊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新疆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天山北坡经济带的高速发展,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差距拉大,尤其是新疆南、北部的发展差距也开始拉大,区域性的不平衡在新疆境内加速显现.占新疆面积1/3、人口42%以上的新疆南疆四地州,其经济、社会发展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南疆四地州地处天山以南,呈“C”字型环绕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西部、北部和南部,跨越了天山山脉、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脉三大山系,绵延数千公里,属典型的大陆干旱气候,水份蒸发量大于降水量,天然植物稀少,并处在严酷的干早环境中,生态系统十分脆弱,风、沙(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繁.因此,在经济相对落后、工资待遇滞后、自然环境恶劣、工作、生活条件较差的影响下,使南疆四地州中小学各族教师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 2.3中小学教师的饮食时间、质量得不到保证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0%以上,南疆少数民族人口占80%以上,本次调研少数民族中小学教师占调查教师的77%.民以食为天,营养是确保身体健康的基础和重要因素.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饮食结构基本相似,多年生活在南疆地区的汉族教师也基本习惯了少数民族的饮食.以面食为主,喜食牛羊肉、鸡蛋,饮茯茶(砖茶),蔬菜品种较少,水果(干果)丰富.以上所述少数民族中小学教师的饮食习惯、饮食结构,从营养学来说,各种营养素都不缺乏.但是,被调查的中小学教师因工作时间、性质、压力和家务负担等因素的影响,根本保证不了一日做三餐的时间,饮食结构和质量就无从谈起.在座谈和访谈中多数教师反映,为了完成学校安排和要求的各项工作任务,几乎没有时间在家做饭,多数情况下是在饭店或学校食堂吃快餐.根据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工作情况调查显示,教师在学校的工作时间较长(出中午休息时间外),8小时以下的仅占5.7%,8~9小时占43.6%,9~10小时的占45.9%,10小时的占4.8%.在学校工作时间10小时以上教师比例最高的是中学教师,占20.1%.加班时间在0.5~1小时的占教师比例的26.5%,1~1.5小时的占30.8%,1.5~2小时的是占37.8%.中学教师每天加班1.5~2小时的比例最高,占47%,小学教师占31.6%. 2.4中小学教师的保健意识不强,缺乏有效的健身运动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们都有很强的上进心和责任心,希望自己有所作为,常常是勤勤恳恳,忘我地工作,使教师们要比别人付出的更多.一是自身缺乏保健意识和基本的保健措施,膳食不合理,生活没有规律,经常加班熬夜,过度工作,过度透支,缺乏(睡眠)休息,缺乏运动和体力活动,不善于调节心理压力和紧张情绪.二是缺乏锻炼意识和有效的健身运动,多因忙于工作、家务没时间运动,由于工作累而不想锻炼,部分教师不知道如何运动,也不知道如何选择运动项目、运动时间和运动强度,尤其是少数民族女教师基本没有锻炼的意识和行为,致使机体免疫力下降,身心健康受到损害. 3提高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健康状况的对策与建议 3.1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及学校要关注教师身心健康政府各有关部门及教育主管部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目前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健康问题的重要性和教师健康状况的严重性,把关心中小学教师身心健康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尽可能地为教师创造舒适、宽松、愉快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南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逐步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不断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要进一步加大素质教育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调整中小学教师评价体系,更有效地引导教师注重提高教学效率.要把教师健康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师考核项目和继续教育的内容,在中小学校开辟教师心理咨询室,开通教师健康保健咨询热线,为中小学教师提供相关的服务和指导.坚持以人为本,要严格按照《教师法》的有关规定,坚持1~2年定期为教师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并联合社会有关机构开展中小学教师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活动,营造有利于确保教师健康的内部、外部环境.要千方百计增加投入,加强教职工体育、娱乐场地与设施建设.不断改进领导方式和方法,积极推行人性化“弹性”管理,保证中小学教师自由支配时间,努力为教师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氛围. 3.2中小学校领导应以教师为本,进行民主管理中小学校领导应树立“人本主义”的现代教育管理理念,要发扬民主作风,尊重、信任教师,确立教师在学校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为教师创造展现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和条件.要加强与教师的情感交流,建立起民主和谐的人际关系,使教师心情舒畅地投入工作.要科学地制定和不断完善学校内部的竞争激励机制,营造良好的学校竞争环境,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教师.同时,要创设和谐宽松的校园心理氛围,帮助教师将心理压力转化为激励性动力,增强教师的心理承受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3.3重视教师身体健康,强化健身意识,提供健身条件学校应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缩短教师在校工作时间,尽可能不占用教师的下班时间,切实减轻教师工作负担.对教师进行身体锻炼和保健类知识的讲座及培训,不断强化教师的自我保健和锻炼意识.学校要为教师创造和提供身体锻炼、健身娱乐场所和必要的运动器材,方便教师随时健身,以供教师在课余时间进行锻炼、娱乐.要逐步健全教师健身的机制,明确固定的健身时间,开展健身竞赛活动,为教师展示健身成果和特长搭建平台,增加教师健身的成就感和荣誉感,逐步形成教师自觉健身的良好习惯.要有计划、经常性地组织教师开展健康有益的体育活动,为教师提供锻炼身体的机会和条件. 3.4重视教师心理健康,为教师营造和谐的工作环境教师心理健康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必要条件,也是教师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需要.中小学校领导要高度重教师心理健康问题,要深入了解教师,积极创造条件满足教师在政治、学习、职称、体现自我价值、生活等的需要.学校要以人为本,促进教师身心健康.作为教育的直接管理者,各中小学校要努力为教师营造和谐的内在环境,主动为教师排忧解难.学校任何制度的制定、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必须考虑到“教师健康”这一问题,考虑到教师也会出现“心理危机”这一现实,并且把大部分中小学教师的心理承受能力作为底线. 3.5教师自身应注重生活质量,保持身心健康首先,教师自身要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注重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质量,建立和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有规律的生活节奏和科学的饮食习惯.其次,教师要学会妥善安排时间,合理分配精力,提高工作效率,避免身心经常处于疲惫状态.要努力增强自我保健和锻炼意识,关心自己的身心健康,积极参加身体锻炼,提高自我保健能力.第三,教师要学习心理保健和预防心理疾病的知识,采取适当手段进行自我调节和控制,保持良好的心境,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教师应该主动扩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广泛接触社会,参与社会活动,创造与他人交往的机会,提高人际交往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3.6建立、健全中小学教师身体检查的福利制度建立教师健康体检制度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具体表现,也是一项有利于基础教育长远发展的民心工程,必将成为南疆四地州尊师重教的又一大亮点.体检是中小学校领导关注、关心教师身心健康的最好方式.希望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校领导本着对教师负责的态度,对基础教育重视的精神,根据本地、本校的实际情况,尽快研究制定和落实教师一年一次体检制度,把这一民心工程做好做实,促进教师身心健康,使每位教师都能感受到来自党和政府的关爱,更加精力充沛地献身于新疆南疆的基础教育事业。 作者:丁亚军丁晓伟王新陈志强单位:喀什师范学院体育系 社会经济论文:用水结构变化与社会经济论文 1邢台市各行业用水量变化趋势 1.1农业用水量变化通过对邢台市2001-2012年农业用水量资料和粮食产量对比分析,用水量呈递减趋势,而粮食产量呈增加趋势。农业用水效率明显提高,2001年农业用水量为16.6103×108m3,到2012年减少到13.2860×108m3,平均每年减少用水量0.2662×104m3。粮食产量2001年为300×104t,2012年粮食总产为453.2×104t,平均每年增产13.93×104t。图2为邢台市农业用水量和粮食产量变化过程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指根据市场对农产品需求结构的变化改变农产品的生产结构,从而使农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相协调的过程[3]。农业生产通过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开展农业节水等措施,使农业用水成逐年减少的趋势,而粮食产量逐年增长。灌区灌溉节水,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因地制宜推广渠道衬砌、低压管道、喷灌、滴灌、渗灌、沟灌、畦灌等田间灌溉,输水新技术,提高灌区水利用效率和效益。根据2011年资料统计,邢台市农业节水灌溉面积272×104hm2,其中低压管道输水灌溉面积268×104hm2,喷灌灌溉面积2×104hm2,微灌灌溉面积2×104hm2。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提高单产[4]。结合邢台市地域特点,以市场调控为主,种植耗水量少,产品附加值高的产品;加大蔬菜基地设施建设,扩大蔬菜种植规模,增加农民收入。 1.2工业用水量变化工业用水包括火力发电、规模以上企业和规模以下企业等。火力发电用水占工业用水量的10.29%,规模以上企业占工业用水量的45.49%,规模以下企业占工业用水量的44.22%。邢台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占工业主导地位,采用2001-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用水量以及对应的工业增加值进行对比分析,在用水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工业增加值成倍增长,由2001年的90.94亿元,到2012年增加到600.6亿元,平均年增长46.3亿元。图3为邢台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用水量和工业增加值过程线。工业用水重复利用:①减少废水外排,污染环境;②可以节省大量处理费用[5]。邢台市工业节水从淘汰落后用水工艺设备产品,加强重点行业定额管理,积极推广水资源循环利用和工业废水处理等措施。加快淘汰落后高用水工艺、设备和产品。依据《重点工业行业取水指导指标》,对现有企业达不到取水指标要求的落后产能,加大淘汰力度。组织研究工业节水器具、设备认证评价制度和实施方案,工业节水器具和设备目录,加快推进工业节水器具和设备认证评价工作,适时推进市场准入制度[6]。切实加强重点行业取水定额管理。严格执行取水定额国家标准,对钢铁、染整、造纸、啤酒、酒精、合成氨、味精和医药等行业,加大已取水定额国家标准实施监查力度,对不符合标准要求的企业,限期整改。加快完善取水定额标准体系建设,尽快出台氧化铝、乙烯和棉纺织等其他高用水行业的取水定额标准。强化高用水行业企业生产过程和工序用水管理,制定和实施钢铁行业焦化、烧结球团、炼铁、炼钢、热轧、冷轧等主要工序用水定额和节水标准。积极推进企业水资源循环利用和工业废水处理回用。采用高效、安全、可靠的水处理技术工艺,大力提高水循环利用率,降低单位产品取水量。加强废水综合处理,实现废水资源化,减少水循环系统的废水排放量。加快培育节水和废水处理回用专业技术服务支撑体系。 1.3林牧渔业用水量变化林牧渔业用水量包括林果灌溉用水、草场灌溉用水、鱼塘补水和农村牲畜用水等。根据邢台市2001-2012年统计资料,邢台市林牧渔业用水量总体呈递减趋势,减少幅度不大。而林牧渔业总产值成上升趋势,特别是2006年以后,上升幅度较大。图4为邢台市林牧渔业用水量和总产值变化过程线。在林牧渔业用水中,林果灌溉用水占总用水量的67.42%,农村牲畜用水占总用水量的32.55%,鱼塘补水和草场灌溉两项总和仅占总用水量的0.03%。根据邢台市自然条件和资源优势,近几年发展名特优新经济林、速生丰产林、森林生态旅游和绿化苗木花卉。农村养殖业对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成本低,适应性强,深受农民喜欢。 1.4生活用水量生活用水包括城镇生活用水和农村生活用水。农村生活用水变化呈两个阶段,2001-2006年,用水量增长;2007-2012年相对稳定,略有增长趋势。随着城镇化发展,农村居住人口呈递减趋势,相应用水量减少。城镇生活用水量变化也分为两个阶段,在2001-2008年期间,变化幅度较大,变化因素较多,如人口变化、用水方式,节水措施普及程度等。2008-2012年呈稳定上升趋势:①城镇居住人口增加;②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城镇生活采用先进的节水设施,对节约用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结果,使城镇生活用水呈增加趋势。随着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伴随着用水结构的变化,对用水保证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7]。图5为邢台市生活用水量变化过程线。 1.5城市公共用水城市公共用水包括建筑业用水和服务业用水。城市公共用水随着行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建筑业用水,变化幅度较大,与房地产开发热度有直接关系。服务业保持相对稳定状态。根据邢台市2001-2012年城市公共用水量分析,2002-2004年用水量偏大,主要是建筑业用水量增加所致。其他年份相对比较稳定。图6为邢台市城市公共用水量过程线。 1.6生态环境用水生态环境用水是指为维持生态与环境功能和进行生态环境建设所需要的水量。根据天然生态和人工生态的区别,可以根据不同覆盖类型,把生态环境用水分为植被生态用水、湖泊水库及重要河道生态用水、城市生态用水。目前,邢台市统计的生态环境用水包括城镇环境用水和农村生态用水量部分。城市生态用水是指为了改善城市环境而人为补充的水量。主要包括公园湖泊用水、风景观赏河道用水、城市绿化用水和园林建设用水以及污水稀释用水。邢台市城镇环境用水从2002年开始由统计资料,用水量变化幅度较大,2012年城镇环境用水达0.4946×108m3。农村生态用水从2004年开始有统计资料,用水量逐步增长,变化幅度不大。图7为邢台市生态环境用水量过程线。 2结论 通过对邢台市2001-2012年不同行业用水量分析,邢台市用水总量总体呈递减趋势。农业灌溉用水占总用水量的76.4%,工业用水占10.9%,生活用水占8.0%,林牧渔业用水占3.6%,城市公共用水占0.6%,生态环境用水占0.4%。农业灌溉用水量呈下降趋势,而粮食产量呈递增趋势;工业用水变化幅度平稳,略有递增趋势。由于开展工业节水和采用先进技术,使工业增加值变化幅度较大;林牧渔业用水呈递减趋势,产值呈递增趋势;生活用水受社会环境影响,分阶段性变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质量的提高,用水量呈递增趋势;城市公共用水在特殊年份用水量较大,其他年份变化平稳;生态环境用水从2002年开始统计,呈递增趋势。随着对环境的重视和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生态环境用水将大幅度提高。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用水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不同行业用水量变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如农业用水逐渐减少,生活用水和生态用水会逐渐增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作者:王红彦单位:河北省邢台市水务局 社会经济论文:社会经济带动下的物流经济论文 一、物流经济的管理模式和意义 1.自营模式自营模式是我国综合性企业广泛使用的一种物流模式。作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较大型的企业,选择自营模式也是一种必然。自营模式下,企业自备仓库,自备物流车队等。在此基础之上企业建立一个完善的自我服务流程。一种是企业各个部门可以单独的完成物流中的任务,另一种是在企业中又设置了专门针对物流运作的综合管理部门,对企业物流部或者物流企业进行统一的物流管理。目前我国使用最多的还是第一种,因第二种需要较多的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比较适合规模比较大实力比较强的企业,所以第二种的选择比较少。自营模式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实现原材料和零配件的采购、生产一体化,有效提高采购效率,库存的管理更加便利,有效减少企业资金的投入。因为可以对供应链进行较强的控制,较容易的将生产和其他环节紧密配合,更好的合理规划物流管理,针对提高物流工作效率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2.第三方物流使用第三方物流最广泛的是电子商务物流。电子商务物流将一部分甚至全部物流作业交予第三方物流。第三方物流的出现是基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能够较好的处理数据,为第三方物流提供技术支持。第三方物流不拥有产品,不参与商品的买卖,只是为客户提供以合同为约束、以结盟为基础的,具有专业化、系列化、个性化、信息化特点物流服务。第三方物流的意义在与能够根据条款需要提供全方位、多样化的物流服务,比起单一功能的公司更具有社会发展潜力。第三方物流是十分具有个性化的,一般以合同条款为基础,在此基础上按照客户要求提供物流服务,有效将货物装卸运输、仓储、订单处理、保管、配送一体化,提高物流工作效率。 3.电子商务模式随着电子商务在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普及,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网络中进行购物。由于支付方式的便捷,许多比较年轻的消费者越来越习惯在网络购物平台中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礼物在网络中买衣服、买家电等等。这种虚拟的支付方式因其具有的便利性使用程度变得越来越广泛。电子商务的普及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其巨大的市场潜能让我国物流经济的管理模式也逐渐向这方面倾斜,随着越来越多电子网络购物平台的建立,也更加的促进了国民的消费,推动了物流经济的增长。电子商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将推动了物流经济的发展,比较具有突出性的是在淘宝网中近两年的“双11”的出现,去年的“双11”在这一天淘宝网中的交易额达到350亿。这个数字的出现表明电子商务模式的发展不仅大大增加物流行业配送人员的就业机会,对促进我国物流经济甚至是整个社会的经济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电子商务模式的出现为我国物流行业翻开了一个新篇章,也带来了一定的机遇与挑战。针对形成一个信息化的物流行业,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多人看到电子商务模式带来的商机,纷纷投入到这个行业中,但是想要在日益激烈的电子商务行业里抢的市场,提高竞争力,就需要对信息进行一个系统的处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物流行业的信息化。 二、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于物流行业的要求也在进一步提高,而物流行业的不断发展又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物流行业主要面临的问题仍然是针对物流的服务和水平方面。但是只要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及时做出调整,始终保持服务质量,物流企业的发展才能更加稳定。 作者:李璇单位:琼州学院
天然气论文:管道风险下石油天然气论文 一、石油天然气的管道存在的风险 1.对天然气管道的保护意识不足。导致管道安全问题最基本的原因是燃气管道的运行维护管道保护意识薄弱。主要的原因在于制度建设不完备,缺乏良好的监督和激励机制。有些员工缺乏责任感,在管线巡查中责任失职,在管道检查时没有不仔细,使天然气管道运行存在安全风险。对一些压管道的现象不能及时制止,总觉得对管道的影响不大,不会出现安全问题。存在这些现象,说明缺乏对保护天然气管道的意识。还有就是和企业对日常管道的管理也存在很大的关系,使得在日常的工作中出现管理不到的,从而给天然气管道的安全运行产生了风险。 2.不法行为对天然气管道的风险。天然气作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源,具有很高的经济意义,所以就有一些不法分子冒着犯法的危险去偷盗天然气,这不仅对国家的经济利益到来了损失,同时也使天然气管道的正常运行带来了隐患,主要表现在偷盗时在管道上打孔,都完之后会想办法把小孔封堵,然而这种行为会导致一些安全的事故发生,并不仅仅是天然气的失窃。 3.外界环境对天然气管道的腐蚀。暴露在环境中的石油天然气管道腐蚀风险是急需解决的安全问题,石油天然气管道材料基本上都是钢质材料,大面积与外部环境接触,从而引发大规模的管道腐蚀。一旦管道腐蚀发生,就会速度很快,导致严重的危害,发生管道泄漏,加上天然气本身的化学成分会加速腐蚀的进行。埋在土中管道的一部分,除了发生腐蚀和化学腐蚀外,电化学反应发生的可能性更大,可见管道腐蚀对管道运行的影响。 4.焊接对天然气管道风险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天然气管道以通过焊接进行连接,焊接质量直接影响管道的安全性。在管道施工过程中,由于焊接过程不到位,会影响管道焊接的质量,在对管道进行运输的过程中,多少会由于振动的原因使得焊接口出现压力,从而容易造成裂纹的产生,使得天然气管道在平常的运行中出现风险。 二、如何做好石油天然气管道的保护 1.重视对天然气管道保护。对天然气管道的保护必须从思想上引起重视,在认识到管道保护的重要性之后才能真正的重视起来。并促进每位负责检查管道的工作人员应具有良好的责任意识,切实履行管道安全监控,管道损坏应立即采取行动修补。同时,企业应建立健全监督和激励机制,对于有过失的员工,要进行相应的经济处罚和批评,对于认真负责的工作人员,应给予物质奖励。使员工形成良好的管道安全意识,注意维护的工作思想。 2.打击偷盗天然气的行为。首先,要加强对管道的检查力度,组织人员分组检查,二十四小时工作,尤其是在夜间,提高员工的检查权,起到防止盗窃和预防作用。其次,地方政府和公众安全部门要加强地方治安,在交通路口安装摄像装置和设置天然气管道警示标志,提高石油天然气管道周边的治安安全。通过与企业和政府紧密合作,做到打击非法盗窃天然气的行为。 3.提高天然气管道焊接技术。在焊接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要切实履行职责,按照规定和要求,认真完成任务。应严格执行焊接程序,有问题或不符合条件的,要及时制止,焊接检验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认真审核焊接技术措施进行现场焊接作业进行全面的检查和控制,并能够承受外界的压力,以完成自己的工作,焊接技术人员应负责指导焊接工作,给焊工必要的技术支持,及时处理在焊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参与焊接的质量管理工作,完成焊接的技术问题,焊后热处理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按照设计要求,施工要求在焊接完成后进行热处理工作。 4.科学进行管道防腐。在针对周围环境造成的腐蚀问题时要采用科学的方式进行防腐,常见的有缓蚀剂防腐、涂层防腐、阴极防腐。缓蚀剂的防腐原理为极性吸附,可以高效率的吸附在管道表层,隔离管道与腐蚀源。涂层防腐的原理是切断腐蚀的传播途径,降低腐蚀物体与腐蚀源的接触机率。阴极防腐主要是完善涂层防腐,部分管道在运输或使用时,导致防腐涂层破损,降低抗腐蚀能力,因此利用阴极防腐,作为补救措施。 作者:张保胜 单位:西安石油大学 天然气论文:安全管理下石油天然气论文 一、石油天然气站场安全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1.安全管理机制不健全 当前,绝大部分的中国石油天然气站场以及生产型企业都制定有严格的安全管理相关制度,并且对于违规行为的处罚也都非常明确,但是,往往在违规行为发生之后的执行处罚的力度不够,最终导致安全事故频发。因此,对违规操作人员造成危险事故的,一定要严格按照处罚制度处理,对于后果严重的员工,甚至要免职开除。强烈的责任心与使命感是每一个工作在天然气站场人员的必备素质,严惩低素质工作人员。所以,石油天然气场站必须要按照国家规定制定相应的管理体系,并且还要严格执行相关的体系。 2.缺乏细致的安全规划 面对当前科技的日新月异,经济的不断革新与发展,安全规划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专业安全人员是安全生产的保障。安全规划对石油天然气站场的安全意义重大。安全管理是石油天然气站场安全生产的前提,由于石油天然气站场的特殊性,如果企业不能在第一时间采取合理手段控制突发的安全事故,其造成的后果和损失将是难以估算的,并且对国内经济的发展建设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当前的许多职工并不能意识到安全管理对石油天然气站场的重要性,在安全管理和风险管理上缺乏重视,制定安全规划的精力不足,在生产的过程中也往往忽视了安全管理工作,从而造成安全事故的频发。 3.缺乏相关安全培训 在安全管理工作中,安全培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同时它也是提升劳动者全员安全生产素质的关键性途径。生产石油天然气的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危险性,有许多地方需要特别关注,所以,安全管理过程中,安全培训是其根基,要想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几率,保证员工生产操作过程中的安全,专业的安全培训是必经之路。而安全管理工作人员,也只有通过学习创新和培训才能转变旧的思想观念,树立全心的管理思想。由此,石油天然气站场安全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首先就要健全安全管理体系,并获得相关能力,但是这种能力绝不可能是一蹴而就获得的,只能通过不断的培训和学习才能获得。 二、加强石油天然气站场安全管理工作的措施 1.构建健康安全环境(HSE)管理体系 近年来,随着各国安全管理经验的日益丰富,新的管理体系——HSE管理体系逐渐通行于国际各石油天然气,改管理体系的主要特点是加强了对领导承诺、全员参与、预防为主的重视,这也是当前市场环境下的石油天然气企业运作日益规范的体现。这种管理模式对石油天然气站场非常有效,并且作为一种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它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有着其他模式所没有的长处,并且把健康、安全、环境融合为一个管理整体。在安全管理过程中,中国的石油天然气站场也应该发挥创新性学习精神,采用这种管理模式,是中国的石油天然气站场与国际石油天然气站长相接轨,使天然气的安全迈上新的台阶,并进一步推动祖国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2.加强设备的安全管理 安全生产管理除了管理模式外,生产设备安全性能的提高也是其重点之一。因为设备问题而导致的原油与天然气泄漏,其后果也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为了防止因设备问题而造成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导致资源大量浪费,设备的运行是否安全正常也是生产过程中应该密切关注的问题,平时更要做好设备的维护。在对设备进行规范操作、管理及使用过程中,应涵盖以下档案内容,即安全设施适用的范围、维护维修记录、涉及安全设施的全部资料等。 3.重视人员的安全管理工作 将安全工作划分责任到个人是安全管理工作的首要任务,尤其是生产管理人员,生产工作安全有序运行的关键就在于生产管理人员安全意识的高低。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安全生产责任制,有经验表明,一个企业安全情况的好坏与其是否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有直接的关系。为了切实贯彻落实好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就需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制定安全生产责任条例,逐层逐级地落实工作,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员工身上。 三、小结 总体而言,石油天然气站场维持生产的保障就是安全管理,任何人都不会愿意为一份无法保证个人生命安全的工作努力。所以,保障石油天然气站场的安全稳定和潜力挖掘意义重大,同时,当前中国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石油天然气行业稳步健康发展都需要安全管理的保证。 作者:魏后超 单位:江苏新世纪江南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天然气论文:天然气加气站工程监理论文 1天然气发展方向 天然气具有低碳、环保、资源广泛、热值高、价格低廉的特性,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深受建设单位青睐,从立项、审批、选址筹建到土建、设备订购、安装、投入运营,加气站项目建设方兴未艾,成为今后能源的开发趋势,客运车、货运车、出租车、私家车等机动车燃气,机关、企事业单位、厂矿以及自然村落燃气取暖、洗漱、厨房热源用气等等,推动着天然气热源的蓬勃发展。从2010年至今,我项目部有幸参与到这些项目的工程建设中来。完成天然气自然村进户工程6个,管线工程50余千米,正在建设当中的加气站有5个:阳盂路加气站、307国道娘子关加气站、平定南外环合建站、平定两郊加气站、昔阳新源合建站等等。 2工程性质、特点、工程监理人员现状 天然气(甲烷80%)属易燃、易爆的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主要储存在压力容器LNG储气罐内,内筒温度为-196℃;CNG为压缩气体,靠压缩机25MPa压缩至储气井内,加气站建成并投入运营后,其场所站区是一个较大危险园区,整个站区的防火、防雷、防静电的级别要求相当高,天然气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必须遵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所以天然气加气站工程的建设给我们参建各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类似工程我们介入短短两年,工程由于其特殊性,项目选址独立,多为远离市区和城镇,可谓前不着村,后不挨店,交通工具常不能抵达,生活工作条件简陋,无办公、休息场所,用餐也极其不便。监理机构工作环境异常艰苦,这就要求我们的监理人员必须有吃苦耐劳的心理准备,克服严寒酷暑,路途疲劳,还要有高度责任感和敬业精神,有安全意识,风险意识。目前,我们中心相关专业或接近相关专业的工程监理人员不够用,通过面向社会招贤纳才,吸收进来通过监理培训上岗。 3加气站工程监理质量控制措施 1)施工安装单位资质审查(单位资质、人员资质)。由于设备工程专业性较强,对专业设备(成套设备由厂家组装完成运至安装场地)的安装,安装企业自身的施工技术标准、质量保证体系、质量控制及检验制度都要求高,因此资质审查是重要环节,其企业资质经营范围应满足工程要求,其焊工必须持有效的合格焊工证,持证焊工操作必须在其考试合格项目认可范围内。 2)材料、构配件的进场验收。a.管材:管材分为三种:介质温度在-196℃~-20℃,管道选用标准为GB/T14976—2002输送流体不锈钢无缝钢管的不锈钢管,其材质为0Cr18Ni9;介质温度在-20℃~60℃的管道,选用GB/T8163—2008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的碳钢管,其材质为20号钢消防水管和用镀锌管,设计有特殊要求的管道采用真空管。管道进场必须有产品合格证,材料标准代号、生产批号、检验印签标志、生产单位名称及材料相关数据,外观检验无缺陷。b.阀门:低温阀门和常温阀门。低温阀门原则上均采用焊接连接,常温阀门原则上采用法兰连接。阀门的订购安装按《阀门订货技术要求》,常温阀门在安装前需按SH3064石油化工钢制通用阀门选用、检验及验收的要求,逐个进行温度试验和严密性试验。安全阀和压力表需经相关技术质量监督部门进行校验。c.管件:管件生产厂家必须有压力管道制造许可证,管道生产标准执行GB12459—2005钢制对焊无缝钢管中Ⅱ系统。d.法兰紧固件:LNG低温设备配对的法兰、螺栓、螺母、垫片及地脚螺栓由设备生产厂统一配套供应。e.真空管道:按设计要求,厂家的生产标准验收。3)安装质量控制。a.管道防腐。质量控制:除锈、防腐、检漏。质量控制内容:埋地敷设的碳钢工艺管道采用挤压聚乙烯三层结构加强防腐,架空碳钢管道除锈后先涂两道与环氧漆配套的防腐底漆,再涂两道外用环氧漆;不锈钢管和真空钢管不用防腐。b.焊接。质量控制要点:焊工资格、焊接环境、焊缝外观质量、焊缝检测一次合格率。质量控制内容:焊工必须取得特殊设备作业人员证书。所焊设备满足焊接工艺要求,检查焊接设备上所有计量仪表是否在检定的有效期内。检查管材、焊材是否符合焊接工艺规定,焊接材料在保管时符合产品的说明书上的规定。c.无损检测。质量控制要点:焊缝检测单位资质审查。质量控制内容:焊缝外观、X射线检测、超声波检测。d.吹扫、试压。质量控制要点:计量表检定、安装检测合格、压力等级、稳压时间及压降。质量控制内容:按业主、监理批准的《吹扫、试压方案》试压用压力表必须经计量检定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检定有效期内,且压力表精度必须符合规范要求。e.管道的保冷及预冷。质量控制要点:外观质量应严格执行设计要求和GB50126—2008工业设备及管道施热工程施工中有关规定。f.电气仪表安装。站内的储罐区、加气区、装卸区及放散管等属于爆炸危险区:设计危险环境的工艺生产装置区。除设备区独立设避雷针外,全站防雷、防静电、接地保护共用接地装置,接线系统采用TN-S系统实地测试接地电阻要求不大于1Ω。第一,盘、柜及二次回路。质量控制要点:母带搭接、二次回路接线。质量控制内容:执行GB50171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母带搭接必须搪锡,并均匀涂抹电力复合脂,二次回路接线紧密无松动。第二,电缆、接地装置。质量控制要点:接地体顶面埋深、电气装置接地。质量控制内容:执行GB50169电气装置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接地体顶面埋深达0.6m,焊接部位必须做防腐处理;电气装置接地必须以单独接线与接地干线相连接,不得采用串联方式。第三,防爆电气安装。质量控制要点:接线盒、接线箱、电缆线路穿过不同危险区、保护钢管的连接。质量控制内容:执行GB50257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接线盒、接线箱的防爆面上无砂眼和机械伤痕,电缆线路穿过不同危险区,在交界处的电缆沟内填干砂,保护两端管口用玻璃纤维布堵塞严密并填塞密封胶泥,保护钢管内的连接以及钢管与电气设备、钢管附件之间的连接用螺纹连接方式,丝扣处涂电力复合脂。第四,仪表安装。质量控制要点:调试校验,电缆电线与绝缘试验,仪表设备外壳保护接地。质量控制内容:执行SH3521石油化工仪表工程施工技术规程,安装前须进行校验合格,电缆电线在敷设前须进行导通与绝缘试验,仪表设备外壳、仪表盘(箱)、接线箱等保护接地。g.报警系统。质量控制要点:可燃气体检测器,报警装置。质量控制内容:第一,加气站、加气合建站应设置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第二,加气站、加气合建站内设置LNG设备的场所和设置CNG设备(罐、瓶、泵、压缩机)罩棚下应设置可燃气体检测器;第三,可燃气体检测器一般报警设定值应不大于可燃气体爆炸下限的25%;第四,LNG储罐应设置液位上限、下限报警装置和压力上限报警装置;第五,报警器要设置在控制室内或值班室内;第六,报警系统应配有不间断电源;第七,可燃气体检测器和报警器的选用和安装,应符合现行GB50493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第八,LNG泵应设置超温、超压、自动停泵保护装置。h.紧急切断系统。质量控制要点:应急切断系统、启动开关、操纵关闭。质量控制内容:加气站应设置紧急切断系统,该系统能在事故状态下迅速切断LNG泵、CNG升缩机电源和关闭CNG,LNG管道阀门,并应有失效保护功能。第一,LNG泵、CNG压缩机的电源和加气站管道上的紧急切断阀,应能由手动启动的过程控制,切断系统操纵关闭;第二,紧急切断系统应在下列位置设置启动开关:距加气站卸车点5以内;在加气站现场工作人员容易接近地位;在控制室内或值班室内;第三,紧急切断系统应能手动复位。 作者:刘国红 单位:阳泉市工程建设监理中心 天然气论文:清洁开采石油天然气论文 石油生产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业链,也是决定石油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的决定性因素。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章程。在开采石油天然气的同时,应防止对环境与生态平衡的破坏,加强污染防治技术,合理开采资源。石油天然气的开采要同时注意污染防治和开采活动等多方面内容,对油气田进行整体开采规划、布局,将防止环境污染作为重要项目,结合当地地质情况进行合理开采、清洁开采。在石油天然气开采前,要进行勘察,对其生态、环境进行详细的了解,做出总体评价,制定合理的方案,加强对生态、环境污染的防范措施,以及风险发生时的治理方案。 1清洁生产石油天然气 1.1在石油天然气开采时要注意不得违背国际公约的条例,禁止用含有化学物质的油气田化学剂,逐渐剔除油气田中具有微毒的化学剂,使用无毒的化学剂进行石油天然气开采。 1.2石油天然气在开发的时候要集中规划,结合各方面影响和被影响因素进行合理布局,进而降低石油天然气在开采中的损失,以及缩小占地面积,合理集中排放废物和实现油气的集中处理。 1.3在石油天然气的勘察开采过程中,要尽量避免产生落地原油现象。在井下作业时要配备相应的刮油器、泄油器等设备。对落地的原油要及时采取回收措施,以保护不可再生资源的妥善利用。 1.4燃料泄漏造成污染我们熟知的问题,在石油天然气勘察开采中,要使用可控震源和环保型炸药,并采取全面的防渗措施,以防燃料的泄露现象对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破坏生态平衡。 1.5钻井时,要制定环保型钻井体系,配备完善的设施,硬件设备,专业的作业人员,以保证钻井液的循环使用率达到95%以上,并且在钻井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水应合理回收利用。 1.6井下作业过程中,对压裂液和酸化液要集中配置,并将压裂残液和酸化残液进行无害处理或者回收利用,操作过程中都要做好防漏、防溢、防刺等相关措施。 2石油天然气清洁开采是生态保护 2.1在油气田建设时,要以减少占地面积和废物的产生做基础,建设丛式井组,采用空气钻井、多分支井、小孔钻井、水平井等钻井的技术。 2.2勘测过程中,要采用核磁共振的技术,减少对生态平衡的破坏,进行科学环保测井;测井放射源的运输车辆也要安装定位系统,以做安全保障。 2.3在对油气田的勘察时,需要对爆炸点和行车路线进行合理的规划,避免让环境受到破坏,对爆炸点要及时采取恢复措施。 2.4石油天然气开采的过程中,要将不可回收的物质,进行充分燃烧,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达到80%的可回收率。 2.5石油天然气开采过程中,对附近植被的影响也是层出不穷的现象。在开采前,要注意做好防护措施,及时对被破坏的植被进行恢复。加强对地下水质的监控,防止对地下水造成污染。 2.6在油气田被建设在鸟类必要的活动范围,及自然保护区时,其附近的油井、油田,会对其生态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要将采油管线及电线都埋置在地下,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3石油天然气开采中的清洁污染防治 3.1石油天然气开采中会产生许多固体废物,因此,对固体废物的存放、收集、处理都需要按照相应的规范采取合理的防渗措施,及时封闭试油的废弃贮池。 3.2在开采时,造成的污染,无论是土壤,还是植被,都要采取相应的方式进行恢复。 3.3注意各开采企业尽量采用SO2的尾气处理方式,对天然气进行净化处理。 3.4对石油天然气开采中出现的落地原油现象,应及时采取回收措施,在原油及废水的处理中,产生的油泥等,含有油类物质,对其利用率要达到90%以上,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以及危险物品的鉴别,对残余的固体废物,要依据相关条例进行识别,并采取无害处理或资源利用。 3.5在钻井与井下作业的过程中,其产生的污水和污油要作为资源在生产流程中进行循环利用,没有进入生产流程的污水、污油要根据情况采取废水处理、固液分离等处理方式,直至处理达标后向外排出。 4污染防治新技术的研发污染防治 作为石油天然气开采中的重点问题,其技术的研发鼓励以下几点: 4.1二氧化碳的驱采油技术,是低渗透地层中,注水的处理技术。 4.2采用压裂、酸化技术,将钻井产生的废物,所钻井直接处理,提高天然气的净化回收率,采用环境友好的压裂液、酸化液、钻井液、油田化学剂等。 4.3对井下作业的废液、油污泥、废弃钻井液等进行无害处理或资源利用,石油污染物的降解技术,受污染地下水、土壤的修复技术。 5结语 在石油天然气的开采过程中,要注意其运行的管理和对其风险的防范。通过对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企业适用的环境保护等管理规定,建立安全、环保的管理体系。加强在油气田的勘察、建设、开采中的环境监测,加强对开采设备的监测与维护,防止石油天然气开采时出现泄露现象污染地下水。石油天然气的开采很重要,但对环境污染的防治也是国家发出的号召,加强污染防治技术,促进经济发展。 作者:杨峰 陈鹏 王华杰 单位: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三采气厂气井修井大队 天然气论文:尼日利亚发展天然气论文 尼日利亚是欧佩克成员国,非洲第一大产油国、第二大石油储量国、第三大产气国、第一大天然气储量国,国内油气资源十分丰富。但是长期以来,尼日利亚国内天然气价格由联邦政府确定,政府定价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油气田作业者对勘探、开发和生产天然气缺乏积极性,近10年来天然气储量和产量一直徘徊不前。尼日利亚所产的天然气主要为油田伴生气,天然气严重供不应求。由于缺乏天然气处理加工的基础设施,该国天然气利用率一直较低,放空燃烧现象较为严重。尼政府曾三令五申禁止放空燃烧天然气,近年天然气放空燃烧情况虽有所改善,但要彻底杜绝还存在很大困难。2008年,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天然气工业发展总体规划,却由于相应的改革措施不到位,以及新石油法案中天然气财税条款尚不确定,一直未能有效地调动石油公司投资天然气工业的积极性。自2011年起,尼政府对天然气价格进行改革,逐步提高天然气价格,直至完全放开价格。2013年,尼政府又对天然气工业发展总体规划进行了分解和细化,尤其是提出了3个天然气工业园自由贸易区规划。在总理2014年5月8日访问尼日利亚时,尼总统乔纳森提出,尼日利亚天然气工业发展总体规划的实施需要中国的大力支持,希望中国石油企业积极参与天然气工业园自由贸易区的投资和建设。 一、天然气储产量 截至2013年底,尼日利亚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为5.1万亿立方米(见图1),居非洲第一位、世界第九位。据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NNPC)的统计数据,2013年,尼日利亚天然气总产量为658亿立方米,实际利用量为543亿立方米,扣除天然气作业者自用量(包括发电用气、回注气和气举采油用气)后,在市场销售的天然气只有349亿立方米(见图2),居非洲第三位、世界第22位。2013年,尼日利亚液化天然气(LNG)出口量为223.66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四位,比印度尼西亚的224.11亿立方米略低。2013年,该国国内天然气消费量4814万立方米/日。据估计,尼日尔三角洲盆地还有约171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资源量有待发现,尼日利亚天然气的勘探开发前景广阔。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尼日利亚天然气储量自2002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近10年来该国天然气产量也非常稳定,几乎未有增加。目前,已有上百家石油公司云集在油气资源丰富的尼日尔三角洲地区,投资油气项目,但油气资源主要被壳牌、埃克森美孚、雪佛龙、道达尔和阿吉普这5家西方大石油公司垄断。 二、国内天然气市场 近年尼日利亚经济发展速度较快,GDP增长率一直维持在约7%,能源消耗逐年增加,天然气市场需求旺盛,理论上天然气市场应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由于长期以来尼政府确定的天然气价格为全球最低,石油公司对勘探和生产天然气缺乏积极性,加之产出的80%以上是伴生气,天然气处理和储运能力不足,造成天然气开发生产严重滞后。与此同时,尼日利亚廉价天然气导致消费量不断攀升,市场严重供不应求。由于缺气,尼日利亚燃气发电厂时常停产,国家电网供电严重不足,导致政府机构、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城市居民自备柴油发电机,以备不时之需。由于柴油发电成本太高,许多制造业工厂被迫关闭,严重制约了该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由于缺气,西非输气管道被迫低效运营,贯穿撒哈拉沙漠的长输天然气管道项目、尼日利亚LNG厂扩建和新建项目被迫推迟,投资者被迫放弃了兴建以天然气为原材料的化工厂、化肥厂、甲醇厂等许多下游项目。一方面是供气严重短缺,另一方面是天然气利用率很低,尼日利亚天然气放空燃烧量位居世界第二。为此尼联邦政府在2003年规定,2008年底前停止放空燃烧天然气,否则将予以处罚。此后,尼日利亚天然气放空燃烧量逐年下降,年放空燃烧量占年产量比率由2003年的46.2%降至2013年的17.6%(见图3)。但是,由于天然气处理厂和管道等基础设施落后且严重匮乏,加之气价过低,处罚不严格、不及时等原因,天然气放空燃烧仍屡禁不绝。该国政府再次提出,2012年年底后禁止放空燃烧天然气,否则将处以高额罚款。尽管如此,直至2013年,尼日利亚仍有116亿立方米天然气被放空燃烧,占世界放空燃烧量的10%,仅次于俄罗斯,尼政府因此损失超过10亿美元。 三、主要天然气项目 1.埃斯科拉沃斯(Escravos)天然气合成油(EGTL)项目该项目位于尼日尔三角洲埃斯科拉沃斯河西岸,雪佛龙公司为作业者,持有75%的股份,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NNPC)持有其余25%的股份。一期建成产能3.3万桶/日,加工天然气920万立方米/日;二期产能为12万桶/日。一期建设始于2008年,但施工进展缓慢,经历多次延期,预算也屡次上调,建设成本最后增至95亿美元,已于2013年底投产。 2.液化天然气项目尼日利亚是世界上重要的液化天然气生产国之一,近年其市场份额虽有下降,国际市场占有率由11%下降为7%,但仍是世界第四大LNG出口国。尼日利亚共有6条LNG生产线,年产LNG量2200万吨,液化石油气(LPG)400万吨。预计未来几年,该国LNG年产量将达到4200万吨。1)尼日利亚LNG厂(NLNG)。该厂位于尼日尔三角洲河流州伯尼(Bonny)岛,是目前唯一在产的LNG项目。股份分配为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49%、壳牌(作业者)22.6%、道达尔15%、阿吉普10.4%。该项目于1999年投资38亿美元建成2条生产线,开始出口LNG到美国、欧洲(西班牙、法国、葡萄牙)及亚洲(日本、韩国)。项目已有6条生产线,LNG产能为2200万吨/年,LPG产能为400万吨/年,天然气需求量为9910万立方米/日。目前该项目正在筹划第7条生产线,将增加产能800万吨/年,但由于气源紧张,尚未得到尼政府批准。2)布拉斯(Brass)LNG厂。该项目位于尼日尔三角洲拜耶尔萨州,股份分配为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49%、奥昂多(Oando)17%(2012年收购康菲的股份)、阿吉普17%、道达尔17%,预计投资85亿美元,设计2条生产线,年产LNG量1000万吨。该项目12年前已启动设计、工程建设招标和征地等,已花费10多亿美元,但目前仅完成设计、征地和部分前期辅助工程。由于融资问题和新石油法案未出台,最终投资决定一直未获伙伴公司的签署。3)奥罗柯拉(Olokola)LNG厂。该厂位于奥贡州和昂多州交界的海滨,由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雪佛龙和壳牌等合资兴建。初步计划建设2条生产线,日加工天然气约2832万立方米,年产能为2×630万吨,最终建成产能为LNG3500万吨/年、LPG3万桶/日、凝析油1.5万桶/日。2006年该项目正式启动,2007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议,目前已经完成前端工程设计、工程建设招投标、征地和前期营房建设等,并开始了陆上和海上的岩土工程测量和海底测量。4)进步(Progress)LNG厂。该项目计划建设1条生产线,虽然已经得到政府许可,但目前尚处在可行性研究和设计阶段。 3.西非天然气管线(WAGP,WestAfricanGasPipeline)该项目由雪佛龙、壳牌,以及尼日利亚、加纳、贝宁和多哥等国家的石油公司共同投资建成。管线从尼日利亚三角洲沿海岸由东向西,经贝宁、多哥至加纳,全长676千米。2010年建成并开始运营,天然气运输能力为1274万立方米/日,目前运输量仅约481万立方米/日,将来不仅要增加输气量,而且管线将进一步向西延伸至科特迪瓦。 4.贯穿撒哈拉沙漠的天然气管线(Trans-SaharanGasPipeline)2002年,尼日利亚与阿尔及利亚两国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计划修建一条贯穿撒哈拉沙漠的天然气管道,从尼日利亚三角洲向北,经尼日尔到阿尔及利亚地中海港口,面向欧洲市场,全长4023千米。目前已完成可行性研究,预计管道建设费约100亿美元,集输站建设费约30亿美元,该项目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融资问题。 四、天然气工业总体规划、相关政策及制约因素 前已述及,尼日利亚天然气储量位居非洲第二,具有雄厚的天然气工业发展基础。为了加快天然气工业的发展,尼政府制定了包括上述项目在内的宏大的天然气总体规划。 1.天然气工业总体规划2008年2月13日,尼日利亚联邦政府正式批准了该国的天然气总体规划,该规划旨在加快天然气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促进国内天然气开发利用,提升其在国际天然气市场的地位,使天然气工业成为尼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引擎。天然气总体规划包括三个主要战略:一是激励天然气工业的发展,使之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二是增强尼日利亚在国际天然气市场的竞争力,并确立其高附加值天然气产品出口国的地位;三是确保尼日利亚长期能源安全。该规划有三个主要目标:一是到2015年,向燃气发电厂的输气量增加3倍,保证生活和生产用电供应;二是建设撒哈拉以南非洲天然气工业枢纽,包括天然气处理中心站、化肥厂、石油化工厂和甲醇厂等,将天然气工业变为增加附加值的行业;三是发展西非天然气管道运输和LNG出口,巩固并提升尼在国际天然气市场的地位。该规划除了包括上述项目中未建成的项目之外,还包括建设4座化肥厂、4座甲醇厂、若干座天然气制油厂、20多座发电厂以及6座天然气中央处理厂等。总体规划将完善尼日利亚国内天然气管网,纵贯南北,横穿东西,使各石油公司的管线建设和国家建设相统一,实现统一调气,协调使用,避免重复建设。预计到2017年,实现每天向国内发电厂、制造业工厂、水泥厂、石油化工厂和西非天然气管道输送天然气92.6万桶油当量(约15.21亿立方米),LNG日出口量增加至86.8万桶油当量(约14.26亿立方米)。尼日利亚政府分四个步骤实施天然气总体规划。第一步,2008年2月,以激活天然气市场为目的对国内天然气市场进行干预,包括出台国内供气义务法规,禁止放空燃烧天然气的法令,引入气价改革过渡框架,建立天然气买卖协议和证券化等商业模式,制定天然气基础设施的规划方案等;第二步,2011年1月,国内天然气实行市场价格,天然气基础设施投资开始起步,出台相应天然气法规;第三步,2013年1月,主要天然气基础设施投资启动,实现完全的天然气货币化,成立多个新天然气公司或投资公司;第四步,2014年1月,实现完全市场化,结束政府对天然气市场的干预,实现市场引导投资者在天然气勘探、生产和利用产业链的投资。 2.天然气相关政策与天然气总体规划配套,尼政府出台了有关合同、禁止放空燃烧天然气和气价改革等政策与法规。1)产品分成合同有关天然气条款规定,作业者在开发天然气前,需签署天然气开发协议,该协议包括优先满足资源国战略需要等内容。2)国内天然气义务供应法案规定,作业者须为尼日利亚国内市场预留出一定数量的义务天然气;未完成义务供气量者,按3.5美元/千立方英尺处以罚款,且罚款不能抵税;只有在满足义务供气量后才允许天然气出口。3)禁止放空燃烧天然气法令规定,作业者放空燃烧天然气须获得尼政府批准,并按3.5美元/千立方英尺处以罚款,且罚款不能抵税,不得计入可回收成本。4)天然气价格政策。在2010年前,以相对便宜的气价首先供应尼国内,并将天然气用户分为3个领域,对应3个定价方案:一是民生领域,例如电力和轻工业用户,天然气采用成本价格,气价不足0.2美元/千立方英尺,此价为全球天然气最低价格,这部分供气是石油公司最主要的天然气供应义务;二是以天然气为基础的工业领域,例如甲醇、化肥和天然气制油业等,天然气价格采用净回值作价法,气价随产品价格波动,约为1美元/千立方英尺;三是商业领域,例如制造业、LNG行业,天然气按代用燃料价格计价,气价约为2.5美元/千立方英尺。自2011年开始,尼政府实施了天然气价格改革,规定供应发电厂的天然气价格由0.3美元/千立方英尺上调为1美元/千立方英尺,2012-2013年上调至1.5美元/千立方英尺,2014年上调至2美元/千立方英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2011年和2012年实际气价分别为0.3美元/千立方英尺和1美元/千立方英尺,气价改革滞后,没有到位。尼国内非发电用气价格规定为:2011-2012年2美元/千立方英尺,2013年2.5美元/千立方英尺,2014年3美元/千立方英尺;LNG厂用气价格由市场决定。通过调整天然气价格,尼日利亚天然气价格倒挂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在尼石油公司投资、生产、供应天然气的积极性。 3.制约因素天然气总体规划和相关天然气政策实施后,尼国内天然气利用率和供应量有所提高,2012年供应量达到创纪录的4248万立方米/日,而且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然而,天然气总体规划实施情况远远落后于尼政府的计划和预期。究其原因,除了天然气项目投资拖了项目建设期后腿,目前主要面临以下几方面的制约因素。一是新石油法案至今仍在尼国会审议迟迟未能出台,油气财税条款尚未确定,严重影响着石油公司的油气勘探开发投资,包括对天然气总体规划的响应和投资决定。目前,尼日利亚朝野和工会组织均已认识到,应尽快通过新石油法案,否则将严重影响尼日利亚经济的支柱产业——油气工业的健康发展。二是尼日利亚近10年来社会安保形势日趋恶化,国际救援组织(SOS)近年一直将尼日利亚社会安全列为高风险I级和极高风险II级。尼日尔三角洲产油区武装组织不断对油田设施和人员进行袭击和骚扰,不仅影响油气生产,也严重影响了石油投资。三是油田社区矛盾日益突出和复杂。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油气生产历史中,尼政府和石油公司均忽视了对当地社区的发展投入和对百姓就业的教育培训。同时,油气生产事故和不法分子的盗油活动频繁,漏油事件对社区环境造成污染与破坏,影响了社区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石油生产与社区的矛盾严重影响了油气生产效益。四是尼日利亚国内天然气供产销市场三角债错综复杂。油气作业者将处理后的天然气卖给尼天然气公司,天然气公司将气卖给发电厂,发电厂将电力卖给电网公司,电网公司向社区供电。由于电网公司不能及时全额收取电费,最终影响油气作业者及时收取天然气费用,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对此,电网公司开始推行先付费后用电的插卡电表,以扭转居民用电后不付费的局面。 五、天然气总体规划下的基础建设项目 根据天然气总体规划,尼日利亚加快推进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一批输气管道和天然气处理厂已经建成或即将建成投产,并计划建设天然气工业园区。目前,总体规划中确定的总长722千米的6条新的输气管道已经竣工投产;总产能为6088万立方米/日的6个天然气中心处理厂项目正处于开发阶段,并将于2015-2019年陆续建成,届时该国国内供气量将翻番。2013年以来,尼政府进一步提出在尼日尔三角洲建立3个天然气处理加工工业园自由贸易区,分别位于三角洲奥吉迪哥本(Ogidigben)镇(西园)、河流州(中园)和阿夸伊博州(东园)。其中西园已经破土动工,称为奥吉迪哥本天然气革命工业园,占地面积2700公顷,其中一期585公顷,包括化肥厂、甲醇厂、石油化工厂、发电厂以及办公室和居住设施,西园将是撒哈拉以南地区非洲最大的天然气工业城。尼政府的目标是通过该工业园区的3个项目提升天然气附加值:一是天然气发电,提供可靠的平价电力,确保民生用电;二是天然气工业化,建设以天然气为原材料的化肥厂、甲醇厂、石油化工厂等,推动工农业发展,形成天然气产业价值链;三是出口创汇,通过西非天然气管道和LNG把天然气出口到西非地区和其他国际市场,实现外汇收入。天然气工业园区将以天然气中心处理厂为中心,沿海岸而建,位于伊斯克拉沃斯(Escravos)河东岸,在雪佛龙的伊斯克拉沃斯油气站的河对面,是尼日利亚天然气工业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将为其他天然气园区起到示范作用,由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运营管理。目前,该工业园区已经破土动工,尼政府正在招商引资,尼总统希望中国石油企业积极参与。作为该地区的主要天然气生产商,雪佛龙将参加该园区的投资建设。中园和东园的开发建设正处于招投标过程中,壳牌将参加中园项目的投资。总体来看,尼日利亚天然气总体规划的实施呈现稳步有序推进之势。 六、展望 尽管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尼日利亚近年油气储量和产量维持稳定,这主要得益于尼日尔三角洲盆地油气资源丰富、地质条件好、油气质量好、生产成本低。目前,该国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国会尽快审议并通过新石油法案的紧迫性,预计2015年上半年尼国会和政府换届后,国会将会通过新石油法案,届时石油合同的法律和财税条款就会确定下来。同时,天然气和电力系统的三角债问题会随着插卡电表的引入而得到解决。随着电价和天然气价格大幅提高,气田作业者和发电厂的效益会越来越好。为推进落实天然气总体规划,不排除尼政府进一步推出包括宽松的天然气开发财税条款在内的新的改革措施和政策。天然气工业园区可以使投资者享受自由贸易区减免税的优惠政策,对投资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据估计,在未来两三年内,尼日利亚天然气工业将进入快速发展轨道,这对中国石油企业在尼扩大油气合作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机遇。 作者:刘舒考 单位:中油国际(尼日利亚)有限公司 天然气论文:公司组织结构下的石油天然气论文 1引言 石油天然气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但中国能源公司目前参与海外资源开发的程度和质量均较低,“技术、合作与创新”成为能源领域各型公司未来发展的指导方针[1]。随着中国NOC与世界IOC不断加深合作,中国能源领域工程设计公司迎来发展良机,但也面临国外设计公司的巨大挑战。在国家能源战略大背景下,中国设计公司不甚健全的组织结构和稍显粗放的管理模式严重制约企业竞争力提高,组织革新成为关乎生存的重大课题。国内许多研究工程设计公司组织结构的文献指出:专业所和综合院是国内工程设计公司的两种基本组织结构模式[2]。国际上大多数欧美设计公司多采用以事业部制为主的组织结构,国内大中型设计公司也多吸纳并模仿此种组织结构形式[3]。按照组织结构的权变理论,组织结构与外部环境、战略定位、系统构成、工艺过程、企业规模等因素紧密相关,不存在适用于任何情景的组织结构,但是,可以建立一定条件下的最佳组织结构的关系类型[4]。近10年以来,随着国内业务多元化和公司规模扩大,在形式上盲目改组为事业部制的做法蔚然成风,照搬某种模式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做法导致很多综合院的国际竞争力尚不及欧美公司的单一事业部。工业与能源领域设计公司多属国企,均不同程度上残留着传统生产组织体系的影子,发展步调与竞争力水平参差不齐,与世界同领域前10强公司在企业规模、优秀技术、管理水平、市场占有率等方面差距明显,追赶起来还要一定时间,在寻求组织革新时更要切忌生搬硬套。相比其他工程行业,工业与能源工程设计公司有其独特性,组织结构革新时应当量体裁衣。 2石油天然气能源工程设计公司的内在特征 2.1科技知识是竞争力优秀科技创新是国内外能源市场的外在需求。科技创新是石油产业的生命力,也是石油公司的优先发展战略。未来20年油气仍将是主要能源,以深水、极地、油砂和页岩气为代表的新兴领域将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接替区,成为科技创新的重点和热点。油气资源勘探开发项目具有难度大、系统复杂、技术先进、时间敏感、国际化程度高等典型特征,工程设计公司作为主要的技术输出组织,从企业体制来看,工程设计公司本质上属于科技型企业,不断追求科技实力的提升才能满足外部能源市场的需求。科技创新是企业竞争力提高的内在需求。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说:“知识已经成为关键的经济资源,而且是竞争优势的主导性来源,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来源”。工程设计公司开发如下形式的信息体:报告、各种图表、演示文稿、文件、视频或音频文件等,可广义定义为项目产品,本质为知识集合,最终被定义为“最优技术解决方案”提供给客户。这是很多公司的共有特征,但工程设计公司对知识的关注度是独一无二的[5]。工程设计咨询公司由优秀的“知识工作者”组成,他们既是项目执行所需的主体资源,又是科技创新的主导力量。项目执行情况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客户关系、组织结构、员工素质、企业文化、管理程序和工具水平等,但人员素质决定产品质量,技术解决方案作为设计公司提供的知识产品,其质量对客户投资的成败影响巨大。公司一般配置工艺、配管等多个专业团队,属于专业知识创新的团队,知识工作者按照知识发展内在规律进行知识积累、共享、转化、运用和创新,保证组织具有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执行力,最终转化为企业竞争力。 2.2项目是组织活动的中心工程设计公司可做如下定义:以“回答问题”为主要目标的组织。客户需求的实质是多个相关问题,问题的形式有多种多样,这些问题的集合形成项目需求。项目执行目标是“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项目执行过程包含各种为寻找答案而开展的项目活动。项目是工程设计公司组织存在的必要条件,工程设计公司一切组织活动都源于项目并且服务于其最终目标。工程设计项目的全生命周期一般划分为4个阶段:识别需求、提出方案、执行项目、关闭项目。执行设计项目的基本流程可以概括为:1)客户提出需求:招标文件进行招标,或直接委托;2)公司内部评估:从可行性、成本、目标成果等方面做综合评估,编制初步方案;3)组建项目团队:接到客户正式委托后开始组建项目团队,并委任项目经理;4)进行资源配置:编制详细预算,完成项目所需各种资源的配置;5)编制执行计划:包括时间点、里程碑、完成日期、目标体系以及监管程序等;6)执行分项任务:团队成员执行子任务,协作完成中间环节和阶段成果;7)交付设计成果:向客户交付报告、图表、发明和专利等各种形式的项目产品;8)提供后续支持:提供技术支持等后续服务,关闭合同。项目全生命周期中各项活动在公司的组织行为中占据主导地位,公司组织结构理应围绕项目执行过程进行搭建,这是公司以项目为运营中心的客观需求。项目耗用资源以获得客户回报,它既是提出资源配置需求的主体,也是利润核算的基本单位,从企业赢利角度出发,其主体地位毋庸置疑。目前,国内设计公司重专业技术而轻项目管理的做法是国内工程设计公司与国外公司的主要差距之一。 3石油天然气设计公司组织结构构成的基本要求 3.1资源配置集中化组织结构必须解决两个主要问题:资源建设和资源利用。资源建设旨在培养项目执行能力,而资源利用着眼于能力发挥。能力培养需要专业化,能力发挥则要高效率,资源建设与利用也应满足同样要求。人员作为组织的基本构成元素,也是最重要的资源。人才队伍配置需要满足两个集中化要求:第一,企业根据工作职能划分团队,资源建设以团队为中心,即“同职能资源集中化”;第二,人员能力和素养高度专业化,企业应优先从提高员工个人能力入手,其次才是扩大同岗人员的规模,即“同岗资源集中化”。专业分工细分是实现同岗资源集中化的基础,有利于提高岗位人才匹配度,培养专家人才。企业扩张的实质目的是占领更多市场,规模扩大只是形式上的结果,换言之,对资源质量的关注应重于追求数量。扩张过程中,专业资源宜合不宜分、资源质量宜精不宜多,这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尤为重要,国外很多知名设计公司对此已形成普遍共识[6]。 3.2项目管理专业化组织的活动是在不断变动的条件下以反馈形式趋向组织目标的过程。因此,必须根据组织的近远期目标以及当时的条件,采取依势而行的管理方式。组织的权变理论对组织提出稳定性和适应性双重要求,设计公司的组织应兼具稳定形态组织构成与灵活调整的动态组织构成。从职能上看,专业团队是相对稳定的组织构成,而项目团队或项目组则是动态形式的组织结构元素。根据上文分析,为了对设计项目执行全过程中的各种活动进行严格控制、协调和监管,需要设置专门的项目管理团队。考虑到不同项目在资源占用方式、资源类别、数量和周期长短等方面存在差异,有必要根据每个项目的特点实施针对性管理,以满足不同项目之间的差异要求。配置相对稳定的专业项目管理团队体现了对“项目为主导”基本原则的尊重,也有利于企业积累项目管理专业人才和经验。资源建设与资源利用应均衡发展,任何一个成为短板都会影响竞争力。项目是使用资源的主体,项目管理水平提高与专业团队建设应相辅相成,项目在最大程度发挥资源效能的同时要扮演好专业资源建设平台的角色。国内很多设计院重技术轻管理,等同于重视资源建设而轻视资源利用,很不可取。 4基本组织单元根据 上文论述,设计公司的组织系统可以划分为管理系统与业务系统。由项目全生命周期分析可知,项目活动主要包含产品生产和项目管理两大类,应分别设置项目管理团队和产品生产团队。除此之外,项目执行过程中需要一些必要的服务与支持,该部分职能由企业运行团队提供。因此,能源工程设计公司可划分为3大基本团队:项目管理、产品生产和企业运行。下面分别讨论每种团队的基本组织构成。 4.1项目管理团队从职能设置上,项目管理团队应包含3个基本构成:主管项目管理的公司副职、项目经理、项目控制人员。1)根据管理分权化原则,应设置主管项目管理的副总经理,项目经理在纵向层级上向他直接汇报。设计公司往往多项目同时执行,有必要为每个项目指定排他性的项目经理,可视项目情况专职或兼职。目前,配备专职项目经理的必要性在国际上已经得到广泛认同[7]。2)控制是项目管理的优秀活动,对产品生产过程的控制符合生产制造企业的一般性特征,配置专业控制团队是项目产品生产的客观要求。能源领域大型工程的设计成果虽然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但仅是产品形式不同,对控制职能的设置上不能例外。对于工程设计项目,控制内容一般包含计划、进度、成本、文件等若干方面,应按照管理专业化要求为每种职能配置专业人员。随着高科技信息化手段的引进,项目控制团队的规模得以大幅缩减,可由1名专职控制经理负责管辖。项目管理还涉及合同、质量和HSE等几个重要方面,考虑到这些职能在公司内覆盖很广,不仅仅局限于项目本身,宜独立设置以保证资源的合理共享和灵活调配。每个项目需要一定的控制资源,该需求也应由项目经理提出,控制经理进行合理配置,并视项目执行情况做动态调整。项目经理并不唯一,如果项目经理成为控制经理的上级,势必导致项目之间的资源矛盾无法调和,因此,项目经理与控制经理应平行设置。项目管理团队的基本组织结构见图1。 4.2产品生产团队建立专业技术团队是产品生产和技术创新的职能所需,也是资源集中化配置的要求。能源工程设计公司按照专业不同一般设置如下团队:工艺、配管、设备、电气、仪表、建筑结构、总图等,各专业团队处于平行层级。为区别于专职负责项目管理的公司副职,应委派一名公司副职归口管理。能源工程不同于传统建筑工程:各专业在追求最优方案的同时,必须满足其他专业的关联要求,避免发生技术冲突。该工作必须依靠具有丰富工程整体方案经验的专家才能实现,公司主管副职偏重管理无法胜任,引入技术专家是必要的,见图2。笔者与国外工程设计公司合作时发现,国外公司中此类专家队伍的规模与水平都大幅高于国内,是其优秀人才。 5石油天然气能源工程设计公司的企业级组织结构 5.1设计公司基本组织结构上文根据能源工程设计公司的内在规律分别定义了3种团队的基本组织单元,是开展能源工程设计项目所必需的基本职能构成,缺少任何元素都将导致组织结构不健全和职能缺失。把这3种基本组织结构进行横向拼合,即可得到工程设计公司的企业级组织结构。其中阴影框代表灵活设置的专家岗位,比如合同、法律和人力等方面专家,级别可灵活对待,见图4。根据常见企业组织结构的基本特征[8,9],图4所示基本组织结构是一种符合“直线-职能制”特征的变种结构。该组织结构为实现各类专业人员的矩阵式管理创造了条件,项目经理可根据项目需求申请调用专业人员,任务完成后随即释放,非常有利于项目团队更高效、更广泛地吸纳专业性意见。此结构依据能源工程设计业务的内在特征量体裁衣,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代表性,其理念已被很多著名的工程设计公司所实践。 5.2设计公司事业部制组织结构在企业扩张过程中,地区市场特点与业务类型是影响组织结构的两个主要因素,主要因为:1)外部环境决定组织形式:设计公司为争夺区域市场进行规模扩张,推动组织结构发生变革,这是组织革新的一般性过程。油气能源项目呈现明显的地域特性,不同国家、地区在能源政策、项目数量和类型、投资规模等方面存在差异。鉴于外部市场的多元化需求,国际工程设计公司往往通过兼并、收购和合作等手段扩大市场,而直接兼并优质设计资源的方式最为快捷。必须强调,企业规模变大只是形式结果而并非目的本身,例如国外公司会通过售出低质设计资源而缩小规模,从而保证企业竞争力优势。国内很多企业偏重企业规模扩大而忽略优质设计资源占用数量,很不可取。2)据ENR统计,工业与能源领域前20名设计公司的业务范围呈现出逐步覆盖设计咨询、项目管理咨询、EPCM等多元业务的特性,不仅局限于单一的工程设计。但是,国际知名工程公司旗下的设计公司都有相对独立的经营权,并符合图4所示基本组织结构的特征。本文仅讨论工程设计实体,对开展多元业务的工程公司的组织结构不做讨论。根据国际大型设计公司的发展历程可知,单个工程设计公司覆盖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业务之后,可通过快速复制成功经验组建多个类似的设计公司,形成位于不同区域的利润中心。同时,为了适应外部市场需求,允许它们具有相对独立的经营权,实行单独核算以激励经营。很明显,上述要求符合“区域事业部制组织结构”的基本特征,符合P.R.劳伦斯和J.W.洛尔施关于组织分化与整合的理论。以事业部制为主的组织结构在国际工程设计公司中很多见,例如:美国FLUOR在波兰、印度和菲律宾分别设立3个全球执行中心,为全球58家分支机构提供设计和管理支持;美国CNH2HILL在伦敦、迪拜和丹佛设有3个大区管理中心,下辖全球近50个地区办事处,包含几十个以工程设计为主营业务的事业部。为了区别分公司制,大区总经理与每个事业部制之间的关系用虚线表示,见图5,含义为:各个事业部保持纵向弱附属关系和横向独立关系,即使从组织关系上脱离纵向上层结构和横向平行结构也仍能完成独立经营;总部的职能机构和管理人员负责对各事业部进行考核、监督和指导;横向事业部之间通过设置公司级别的专家中心实现优秀人力资源的灵活共享。 6结论 组织结构形成企业骨架,运行机制造就企业血脉,两者相辅相成。只有在合理的组织结构上创建完善的运行机制才能真正提高优秀竞争力。“以科技知识为竞争力优秀、以设计项目为运行中心”是工业与能源工程设计公司的两大典型特征,据此建立的基本组织结构,不但重视资源建设与资源利用的均衡发展,而且兼具稳定性与动态性双重组织特性,是当前形势下较为适合此类公司的基本组织结构构型。以事业部制为主的扩张型组织结构可减少公司内部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时间和费用,也为放权经营提供了条件,有利于针对市场做出快速决策和行动。事业部与管理层之间的有限联系降低了企业高层的管理难度,事业部之间的相对独立性保持了设计资源的相对集中,可很好地适应工程设计公司进行区域和行业市场扩张的组织变革要求。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研究,能够给国内油气领域工程设计公司提供有益参考。 天然气论文:优化管道阀室工艺下的天然气论文 随着天然气产业的快速发展,天然气长输管道的安全平稳运行,则成为下游用户长期稳定用气的必备保障,而阀室在天然气长输管道中起着重要的节点作用,科学合理的阀室工艺既便于长输管道分段管理,又有利于后期天然气市场的开发,为天然气资源和管道资源的高效利用做出贡献[1-3]。针对天然气长输管道生产作业过程中的常见问题,以陕西省天然气长输管道为例,详细论述了在生产作业过程中阀室存在的缺陷,从工艺流程入手,分析了阀室工艺改造的可行性,提出了阀室工艺进行优化改造的措施,并对新工艺进行了HAZOP分析。 1优化输气干线阀室的主要作用 阀室是天然气长输管道干线中的重要设施,通常情况下无人值守,工艺流程相对简单(图1)。为便于进行长输管道的维修,缩短放空时间,减少放空量,避免事故扩大化,在输气干线上间隔一定距离修建阀室,并安装线路截断阀[4-6]。阀室在天然气长输管道中的主要作用有:①当阀室上、下游管道突然发生事故时,管道内天然气的压力将会在短时间内骤降,则线路截断阀可以根据预先设定的允许压降速率自动关闭阀门,切断上下游天然气,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②在进行管道维修等生产作业时,通过关闭作业段管道上下游阀室,切断上下游气源,排除不安全隐患,便于生产作业安全、顺利进行。 2生产作业中阀室的常见问题 在役的天然气长输管道中由于建设初期各种因素影响,存在部分输气干线阀室未设置注氮口及新增用户供气接口,给后期的生产运行管理带来诸多不便,其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2.1无法从阀室直接完成干线氮气置换 据不完全统计,在陕西省天然气长输管道每年的生产作业中,涉及到“氮气置换”的约占91%,其中主要包括新建管道的投气置换作业、输气干线改线碰口作业、接气碰口作业以及输气干线附属设施的拆装更换作业等。在生产作业前期,科学合理地选取注氮点则成为工艺调整中的重要环节[7]。从历年的大型生产作业情况来看,常常由于输气干线阀室未设置注氮接口,而只能通过拆卸作业管段上下游各侧场站、阀室的放空阀、排污阀或其他阀门来连接注氮设备进行置换作业,常常由于所拆卸阀门的尺寸与注氮设备接口的尺寸不匹配而无法直接进行注氮,还需通过在两者之间连接变径短管进行注氮。这既延误了作业时间,又额外增加了氮气置换的风险,给生产作业带来较大不便。 2.2无法从阀室直接向用户接气 随着下游市场的开发,用户对天然气的迫切需求愈来明显,每年新增的直接或间接用户数稳步上升。据统计,2012年陕西省天然气公司用户总数为48家,截止2013年底,公司用户总数已达68家,比上一年增加20家,增长率高达41.7%。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频繁的新增用户接气碰口作业,根据用户的不同,可将碰口作业分为以下3类:①通过输气场站预留供气口直接接气;②通过阀室预留供气接口直接接气;③输气干线上开口接气。由于部分阀室未预留新增用户供气分输接口,且用户距离输气场站较远,难以通过第①类、第②类方式直接进行连头接气,这样就给新用户的接气碰口作业带来诸多不便。在长输干线上开口接气或在阀室内进行开口连头作业,其前期准备工作较为繁琐,工程量较大,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的同时还需进行复杂的工艺调整,并常常会影响到正常的输气工作。与此同时,在施工过程中繁琐的操作步骤极易埋下安全隐患,从而引起事故的发生。 3阀室工艺改造的可行性分析 针对生产作业中上述两大问题,通过对阀室工艺进行改造,合理设置标准注氮口及预留口,既可实现从阀室注氮口直接对作业段干线进行氮气置换,又能满足新增用户直接从预留口连头接气的需求,保证生产作业顺利、安全进行,确保各用户用气不受影响。 3.1方案设计 在进行阀室工艺改造设计时,阀室的原有功能,即在紧急状态下关断的功能和管道检修作业时切断气源的功能不能改变。在阀室原有设备工艺的基础上,增加标准注氮接口,应使其满足既能向上游注氮,又能向下游注氮;增设预留供气分输接口,应满足既能从长输管道上游向用户供气,又能从长输管道下游向用户供气,且要求注氮作业和用户正常供气二者互不影响(图2)。当作业点位于阀室下游一侧时,只需拆除注氮口8阀后盲板,将注氮设备与阀室标准注氮接口8用法兰连接起来,同时确认阀门1、2、5、6、7、9、10、11关闭,确认阀门3打开,缓慢打开阀门8,控制注氮速度,向阀室下游开始注氮,对作业管段进行氮气完全置换,当检测到管道内气体中O2含量低于2%、CH4组分含量低于天然气爆炸下限的25%(25%LEL)且持续20min检测合格后,则停止注氮[9],关闭阀门3、8,拆除注氮设备,恢复注氮口8阀后盲板封堵。与此同时,确认阀门4打开,利用阀室上游来气继续向用户供气,这样既可保证下游检修时注氮作业正常进行,同时保证了用户用气不受影响。当作业点位于阀室上游一侧时,将注氮设备与标准注氮接口8用法兰连接后,确认阀门1、3、4、6、9、10、11关闭,确认阀门2、7打开,缓慢打开阀门8,控制注氮速度,向阀室上游开始注氮,注氮合格后,关闭阀门2、7、8,拆除注氮设备,恢复盲板封堵。在向上游注氮的同时,确认阀门5打开,利用长输管道下游来气继续向用户供气,保证用户用气不受影响。 3.2阀室工艺 HAZOP分析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OP)是一种用于辨识设计缺陷、工艺过程危害及操作性问题的结构化、系统化的定性风险评价方法[10],将其应用于改造后阀室工艺的风险评估中,根据阀室工艺改造的现场情况,按照改造后的阀室工艺流程可划分HAZOP分析节点:正输供气并向下游进行干线注氮作业工艺流程,反输供气并向上游进行干线注氮作业工艺流程。针对改造后的两种阀室工艺流程进行HAZOP分析(表1),分别考虑6种偏差,最终提出将改造后阀室工艺纳入管道SCADA系统中进行实时监控,并在作业过程中增加气体泄漏检测装置及检测频次等运行管理建议,便于新工艺的顺利实施,最大限度的保障安全生产。 3.3方案实施 对已建成的管道、场站、阀室进行全面排查,梳理阀室工艺状况,秉着“安全第一”的原则,根据地区不同、市场差异,对存在缺陷的阀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逐步进行整改。在此次工艺改造过程中,每个阀室需增加阀门6个、法兰盲板1个、对焊焊口9道(图2b)。通过对阀室工艺进行升级改造,增设预留供气分输接口简化输气干线碰口作业流程,加装标准注氮接口,保证氮气置换作业安全、高效,便于设备的管理,提高设备的互换性,简化了氮气置换的操作步骤,节约作业成本,减小工程量,消除了在拆装其他无关设备阀门时的不安全因素。针对长输管道干线开口接气的碰口作业,生产部门应与下游用户洽谈协商,建议其通过就近分输场站或阀室的供气预留口接气,通过法兰连接进行连头碰口,避免大型动土作业、割管焊接动火作业等危险操作,避免复杂的工艺调整,极大地缩短工期,节约物资成本,并有效避免管道原防腐材料、阴保设施等遭到破坏,保障下游用户用气不受影响,确保管道安全、平稳运行的同时保证管道的完整性[11]。针对此改造方案,建设单位会同设计单位多次进行沟通,对于新建、改建、扩建的项目,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未来下游市场的发展及管道检修等生产作业的需要,充分发挥阀室在整个天然气管道中的节点作用,全面科学设计阀室工艺,合理设置标准注氮接口以保证生产作业安全经济进行,合理预留供气分输接口以满足下游市场发展的需要。例如陕西天然气公司所辖西商线、汉安线、靖西三线、关中环线等,在管道设计建设中,阀室均采用了此方案,并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 4结论 从天然气长输管道阀室优化改造项目实施后反馈的结果分析,在阀室内合理增设标准注氮口,一定程度上简化了氮气置换时作业人员的操作步骤,降低了作业风险,提高了作业效率,为后续的生产作业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通过阀室预留的分输供气接口与新增用户连头接气,避免了复杂的工艺调整及长输干线动土、动火等危险作业,保证管道完整性,并且减少工程量,节约物资成本,彻底消除了大型作业带来的不安全因素,确保管道安全、平稳运行。从管道生产运行管理的角度出发,新建管道的投气置换、输气干线改线碰口、新增用户接气碰口以及管道附属设施维修等大型作业,必将会随着天然气管道的敷设、市场开发的深入而越来越频繁,为了减小工程量、简化作业步骤、降低作业风险,阀室工艺流程技术改造项目的开展意义深远,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作者: 张科 牛生辉 朱建平 单位: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天然气论文:站场设计差异分析下的天然气论文 中亚天然气管道AB线的设计主要遵循乌国和哈国的法律、法规、规范(主要是苏联规范)和当地通用做法,但也结合了部分国际公认的ASME或API等标准和规范,具有诸多与我国国内不同的设计特色。以下以已经投产运行的AB线的输气站场为例,论述中亚与国内天然气站场的若干设计差异,分析各自优势和不足,以期对中亚天然气管道后续设计的C线、D线起到更好的指导作用,对我国国内天然气站场设计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压气站进出站ESD阀门、越站管道和清管设施设置折差异分析 1.1中亚 对于中亚输气站场,苏联规范ОНТП51-1-85指出,输气管道清管站应与压气站的接通枢纽合建[7],合建后简称清管站,压气站接通枢纽为干线管道和压气站的联结点。苏联规范СНиП2.05.06-85规定了压气站与干线管道中心线的最小距离,其与干线管道的类别有关。中亚AB线干线管道直径为1067mm,为I类管道,则压气站与离干线管道中心线的最小距离为225m(即压气站与压气站接通枢纽的距离不小于225m)[8]。按照以上规范要求,压气站和清管站为两个单独的站场,压气站围墙与进出清管站干线管道的间距不小于225m。进出压气站的ESD阀设置在压气站接通枢纽与压气站之间的连接管道上,其与压气站的越站管道、清管设施均设置在清管站内(图1)。 1.2国内 对于我国国内输气站场,按照国标GB50251—2003,清管站一般与压气站合建[9]。国内压气站的进出站ESD阀门、清管设施及越站旁通管道一般均设置在压气站内(图2)。清管设施作为压气站的一个单独分区(清管区),压气站的各个分区的间距满足GB50183—2004防火等相关规范的要求[10]。压气站的进出站ESD阀门设置在收发球筒连接的干线管道上。管道和压气站之间的相互影响,安全性更有保障;中亚清管站和压气站分开设置,而国内设计为合建,更便于统一管理。对比中亚和国内压气站进出站ESD阀门的位置设置(图1、图2)可见,国内的ESD阀门设置在清管器必经的干线管道上,若在清管过程中触发站场进出站ESD阀门,可能出现清管器不能进入收球筒的情况,对清管作业造成影响,而中亚设计却有效避免了这种情况,即使在清管作业中触发ESD,仍可顺利完成清管作业。 2压气站放空立管设置的差异分析 2.1中亚放空立管的数量 哈国规范СТРК1916-2009不允许将手动和自动放空管道及不同设计压力的放空管道合并[11],因此根据实际情况压气站需设置多座放空立管。放空立管的高度:苏联规范ОНТП51-1-85要求压气站管网的放空立管距地面的设计高度不低于5m[7],结合当地通用做法,在中亚AB线管道施工图的最初设计阶段,乌国和哈国两国压气站站外放空立管的高度是5m。放空立管结构:根据当地通用做法(图3),埋地的放空管道与90°弯头焊接伸到地面之上,其顶部设有防雨盖,以防雨水进入放空管道。防雨盖和支承架由4mm厚的钢板制作而成,旋转轴由Φ14的圆钢制作而成。防雨盖一般情况下处于关闭状态,只有在管道放空的时候,靠天然气的冲击力打开防雨盖[6]。 2.2国内放空立管的个数 国标GB50183—2003指出,高压、低压放空管宜分别设置,并应直接与火炬或放空总管连接,不同排放压力的可燃气体放空管道接入同一排放系统时,应确保不同压力的放空点能同时安全排放[5]。因此,国内天然气站站场均设置一座总的放空立管(图4),其他各放空支线在放空终端前就已汇入总管。放空立管的高度:国标GB50251—2004指出放空立管的高度应比附近建(构)筑物高出2m以上,且总高度不应小于10m[4]。在设计中,放空立管的具体高度需根据放空立管与站场的间距及放空量的要求(需满足GB50251—2004和GB50183—2003规定)确定。使用软件模拟放空立管放空时其出口周围及下风向的天然气扩散范围,根据模拟结果选取合理的高度,以保证在满足规范要求的间距范围内天然气浓度低于爆炸极限要求。 2.3对比分析 我国国内设置一根总的放空立管,存在放空时高压气体串到低压管道破坏设备的可能性,也存在手动放空管道维修时,由于自动放空突然排放气体发生串气造成危险的可能性,但由于国内站场的各放空支线在放空终端前才汇入总管,系统中各泄放装置的最大允许背压也已经过计算,能够保证不同压力的放空点同时安全排放,确保不会发生危险。中亚天然气站场将自动、手动、不同设计压力的放管管道分别设置在放空立管,杜绝了发生以上问题的可能性,但设置多个放空立管,造成征地面积和工程投资增加。中亚AB线压气站放空立管最初设计高度是5m,高度过低,管道放空时,天然气会弥漫到压气站,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对AB线已经施工完成的压气站的放空立管进行了改造,对未完成的压气站进行了整改,放空立管高度均超过12m。关于放空立管的结构,国内的放空立管结构设计明显优于中亚的设计。由国内设计图(图4)可以看出,当雨水进入放空立管后,可以通过隔板上安装的排污管道排出,不会进入放空管道;当立管内积有尘土时,可以通过手孔清理。中亚设计图(图3)中,防雨水主要靠放空立管顶部的防雨盖。防雨盖一般情况下处于关闭状态,只有在管道放空时,靠天然气的冲击力打开防雨盖,当防雨盖打开后,必须人工才能复位,对于12m以上的放空立管,人工复位难度较大。综上,在遵守当地规范的前提下,设计者应从操作更方便、运行更安全的角度考虑,对当地的通用做法进行优化。在中亚天然气管道的后续设计中,站场放空立管的高度和结构将参照国内放空立管设计思想进行设计。 3清管站(区)排污收集系统的差异分析 3.1中亚清管污物收集装置外形结构 苏联规范ОНТП51-1-85指出,清管站应设置输气I级管道钢管制造的地下收集管来收集清管污物[8]。中亚天然气清管站将这种清管污物地下收集管称作冷凝液收集器(图5),其采用干线钢管和一些弯头焊接而成,根据容积大小做成U形或多个U形相连通的形状,设计压力与干线管道相同。中亚AB线管道设计的冷凝液收集器容积均不低于50m3。装置上设有清管污物进口、吹扫口、回流口(同时接放空管道)装车口,以及液位计、压力表等仪表接口。清管污物收集流程(图6):正常运行时,阀门1和ESD阀打开,其他阀门均处于关闭状态。清管时,清管排污收集程序为:①中亚清管站进站前1km处设置有清管指示器,站内收到站外清管指示器发来的清管器通过信号时,先打开阀门5、6、7,再打开阀门4的平衡阀给收球筒、排污管道2和冷凝液收集器充压,随后打开阀门4、3、9。当清管器进站后,调整阀门1的开度,控制清管器的速度,当收球筒上清管指示器指示清管器进入收球筒后,全开阀门1,完成清管器接收,恢复正常运行时的阀门开关状态。清管排污管道2位于收球筒之前的埋地干线管上,该排污管道上的阀门在清管器距离清管站1km时打开,由于冷凝液收集器与压气站进站管道相连,且与干线设计压力一致,因此在清管污物进入冷凝液收集器的同时,污物中携带的天然气循环回流到压气站进站管道,从而实现在线排污。②从图6可以看到,除了清管排污管道2,还有清管排污管道1也同时接入冷凝液收集器。当完成清管器接收后,整个系统回到正常运行时的阀门开关状态,收球筒内会收集有一定的清管污物需要排出,此时打开冷凝液收集器上的放空管道阀门,放空其内部的天然气至常压,再打开收球筒上的放空管道阀门进行放空,当筒内压力降到0.2~0.4MPa时,关闭放空管道上的阀门,打开收球筒清管排污管道1上的阀门10、11,待筒内压力降为常压,完成筒内清污,关闭清管排污管道1上的阀门,随后打开收球筒快开盲板,取出清管器,完成清管工作。以上程序适用于清管污物较多的情况,若清管污物较少,则可执行程序①,但程序①中的阀门5、6、7、9要始终处于关闭状态,然后执行程序②。 3.2国内清管污物收集装置外形结构 国内有清管功能的天然气站场,清管污物的收集一般采用排污池或排污罐。目前设计采用排污罐的情况较多,以西气东输二线为例,排污罐的容量一般不会超过20m3,设计压力为1.6MPa,排污罐可地上或埋地安装。常见卧式圆柱形罐体,罐体一般设有人孔、排污进口、安全泄放口(设安全阀接放空管道)和装车口,以及液位计、压力表等一些仪表接口。清管污物收集流程:根据国内常见收球流程示意图(图7),清管污物进入排污罐只有一条排污管道。收球过程中不执行排污程序,当收球筒上清管指示器指示清管器进入收球筒时,清管污物被清管器推入收球筒内,此时恢复管道正常运行流程,阀门1和ESD阀全开状态,其他阀门处于关闭状态,随后执行排污程序,打开收球筒放空管道上的阀门,当筒内压力降到低于1.6MPa时,关闭放空管道上的阀门,打开清管排污管道上的阀门4、5,完成筒内清污后,关闭排污管道上的阀门,随后打开收球筒快开盲板,取出清管器,完成清管工作。 3.3对比分析 当在投产初期或天然气中含液体及杂质较多需清管时,若收球筒的容积不足以容纳全部污物,会造成部分清管污物被带入下游管段,增加后续过滤分离设备的处理负荷。中亚清管污物收集系统除了设计有与国内相同的收球筒底部排污通道外,同时在天然气进入收球筒前的干线管道多设计了一条污物收集通道,与之相连的冷凝液收集器采用干线管及管件组成,设计压力与干线压力相同,设计了5‰的坡度,并与压气站进站管道连接。当含液体和杂质的天然气通过该通道进入冷凝液收集器时,液体和杂质沉积下来,净化过的天然气回流进入压气站进站管道,同时由于冷凝液收集器设计容积比国内排污收集容器大,因此中亚清管污物收集系统相对具有更强的纳污能力。另外,中亚清管站可根据管道中清管污物量选择清管污物收集程序,这一点比国内设计更加灵活。但是,中亚清管污物收集系统操作比国内复杂,同时在线排污收集操作时压力较高,增加了操作的风险。 4结论与建议 中亚压气站进出站ESD阀门、越站管道和清管设施布置的安全性比国内设计要高,但不便于统一管理,进出站ESD阀门的设置位置比国内设计更合理;国内放空立管的高度和结构设计优于中亚压气站放空立管设计;与国内设计相比,中亚清管污物收集系统具有更强的纳污能力,操作更灵活,但清管污物收集程序较复杂,操作风险高。除此之外,中亚天然气站场设计还有很多与国内不同的设计特色,设计过程中要善于多做对比,相互借鉴,这是提升中亚和国内设计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 作者:赵翠玲 王晓红 孟令兵 罗叶新 李艳 董志伟 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天然气论文:灰色非齐次模型预测需求天然气论文 灰色模型是一种针对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问题的预测方法,广泛应用于众多领域。在天然气行业中,已被用来预测管道腐蚀因素分析、管道完整性数据,以及管道优化等方面[1-3],但在大量实例有效应用的同时,也出现了预测误差较大的情况。众多学者也相继提出了不同的改进优化方法,刘思峰等[4-7]通过改变模型参数的计算方法及优化背景值的方法来提高预测精度;肖新平等[8-11]采用灰色序列生成的方法对建模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以获得更贴近原始数据变化趋势的预测效果;谢乃明等[12-13]关于模型稳定性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上述研究成果虽然大大提高预测精度及稳定性,但在优化的同时却忽略了模型数据类型的局限性,其建模基础都是假定原始数据序列服从近似齐次指数规律,但当建模序列不符合近似齐次指数序列时,精度则难以保证。为预测未来天然气需求量,以灰色模型为建模基础,首先,通过数值分析了传统灰色预测模型预测的不足之处;其次,以预测数据序列类型与实际数据序列类型一致为目标,构建一种满足原始序列非齐次指数律变化的灰色模型,并推导模型的白化解和精确解,研究影响模型稳定性的因素;最后,对陕西省天然气销气量进行模型验证并预测。 1传统灰色模型 1.1建模机理 灰色预测模型主要针对具有少数原始数据及灰因白果律的事件进行预测。在天然气需求量的预测中,影响天然气需求量的因素很多,故为灰因,然而需求量又是具体的、具有全信息的量,称为白果。因此,在只具有很少原始数据的情况下,可通过建立灰色预测模型对未来天然气需求量进行预测。对原始数据列累加处理后呈现明显的指数规律是灰色预测模型的建模机理。为拟合指数曲线,建立差分微分方程模型,通过最小二乘法求解微分方程的时间响应函数,累减还原后即可得到原始数列的预测模型。因此,原始数据累加后指数曲线的光滑度及所建模型对原始序列的拟合程度将直接影响预测精度。为准确预测未来各地区天然气的需求量,有必要对其历史数据进行分析。以上海市、陕西省及山西省3个地区为例,取近7年天然气年销气量历史数据绘制曲线,通过对原始数据(图1a)的累加(图1b),3条曲线均呈明显的指数形式,说明原始数据具有一定的指数律,完全符合灰色模型的建模条件。 1.2数值分析 文献[13]指出:除原始数据曲线的光滑程度外,数据的级比偏差也是影响模型预测精度的重要方面。定义δ(k)=1?σ(k)=1?x(k?1)x(k)为原始数据序x(k)的级比偏差,其中σ(k)称为序列的级比。δ(k)越接近0,模型的精度就越高。δ≤0.5时,则称序列具有准指数律。根据上述地区天然气销气量序列的级比偏差值(表1)可知,δ(k)值均小于0.5,指数律明显,但各地区的δ(k)值并不是常数,且变化幅度较大,说明天然气销气量是非齐次指数序列。基于传统灰色GM(1,1)模型对上海市、陕西省及山西省2012年天然气销气量进行预测,预测结果分别为58.1×108m3、31.2×108m3、25.9×108m3。与实际销气量63.8×108m3、28.4×108m3、22.7×108m3的相对误差分别为8.9%、9.9%、14.1%,预测误差偏高,说明传统的灰色GM(1,1)模型对具有非齐次指数特性的原始序列的拟合度较低,模型欠妥。 2灰色非齐次模型的构建 以灰色模型能够预测的数据序列类型与实际数据序列类型的一致性为目标,通过优化改进模型结构,构建出一种满足原始序列非齐次指数律变化的灰色模型。 3灰色非齐次模型稳定性分析 由于所建立的非齐次一阶微分方程是连续方程,而为求解方程系数a、b,必须将其转化为离散方程。因此,从离散形式到连续形式的跳跃说明:用来拟合与预测的时间响应函数是“借用”的近似解,并不是由模型的定义型直接推导出来的,因而通常在使用白化解作为预测表达式进行预测时,往往会出现预测结果不稳定的现象。3.1模型的精确解为详细分析灰色非齐次预测模型不稳定现象产生的根源及其模型白化解的适用范围,从模型的离散表达式入手,直接推导出一种精确的原始序列预测表达式。同样,该预测表达式除指数项外,也存在非齐次项,满足了与实际数据序列类型一致的要求。在求解该表达式的过程中,并没有做任何的近似、简化处理,因此,可称作是灰色非齐次模型的精确解。3.2稳定性分析为分析上述两种预测表达式之间的区别,对其差值进行麦克劳林展开。基于以上分析,针对具有非齐次指数律特性的序列,由于造成误差的因素较多,因此,在进行预测时,最好用非齐次模型的精确解作为预测表达式,避免因系数不当带来预测误差,而白化解可作为近似形式辅助使用。 4模型验证及预测 以陕西省2006-2011年天然气销气量作为原始序列,以2012年销气量作为预测数据,对所建模型进行验证,数据序列如下(单位为108m3):0x(k)=12.414.616.318.621.725.1。在建模之前,通常采用原始数据级比的覆盖区对模型的可行性进行检验[1]。对原始序列求得非齐次级比为0.73、1.29、0.73、0.74、0.91、1.03,基本落在级比覆盖区间(0.77,1.33)内,故原始序列符合建模条件。通过MATLAB编程运算得到模型系数:a=-0.1657,b=6.1482,分别建立传统灰色GM(1,1)预测模型、灰色非齐次白化模型以及灰色非齐次精确模型,并对2012年陕西省天然气销气量进行预测(表2)。显见,采用非齐次模型预测的结果的精确度明显高于传统的齐次模型,且预测误差在5%以内,说明非齐次模型对具有非齐次指数特性的原始序列的拟合度较高。其中,非齐次精确预测模型的预测准确度高达99.5%,所构建的模型与陕西省天然气销气量的增长趋势基本吻合,模型预测准确度高,参考价值大,适用性强。假设未来几年陕西省天然气用户用气结构不出现较大的改变,基于非齐次精确预测模型对陕西省天然气需求量进行预测。将模型系数代入式(11)得到未来3年的预测值分别为29.85、30.96、31.90。充分考虑模型的预测偏差。 5结论 (1)通过数值分析,论证了上海市、陕西省、山西省天然气销气量均具有非齐次指数律特性,传统的灰色模型对具有非齐次指数特性的原始序列拟合度较低,预测误差较大。(2)构建了一种满足原始序列为非齐次指数律变化的灰色非齐次预测模型,利用最小二乘法与矩阵运算法证明该模型成立,并推导出模型的白化解与精确解。(3)通过分析模型的白化解和精确解之间的差值,可知模型系数及原始数据初值是产生模型白化解预测不稳定的原因,建议使用精确解作为灰色非齐次模型的预测表达式。(4)以陕西省天然气销气量为实例,验证了所构建的模型对具有非齐次指数律特性的原始序列预测有较强的适用性,预测精度高达99.5%。 作者:张卫冰 单位:陕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天然气论文:我国天然气计量技术论文 一、我国天然气计量发展现状 1.天然气计量系统的含义 所谓天然气计量,就是指在天然气流动的过程中,对于天然气气流进行测量。而天然气测量系统的优化设计,维护管理都将成为影响天然气计量准确性的重要因素。若要保证计量系统的准确性,需要健全的计量系统标准和规范。 2.天然气计量技术现状 我国天然气计量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不足。近年来,我国参照国外标准,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新型计量仪表的研制,提高了仪表的测量精度和可靠性,同时,在天然气计量仪表选型、使用、维护和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摸索出了一些成熟的经验。制定了SY/T6143-1996《天然气流量的标准孔板计量方法》和GB/T11062-1998《天然气发热量、密度、相对密度和沃泊指数的计算方法》等一系列天然气计量标准。尽管如此,我国的天然气计量系统标准仍不完善,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很大差距,计量标准难以与国际接轨。目前,我国的天然气计量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孔板流量计量。其是国内目前使用最为普遍的计量方式,技术成熟度高,但存在一定的偏差,改进和调整空间比较大(;2)涡轮流量计量。具有测量精度高、测量范围宽等特点,但对于流体的性质有较高的要求;(3)超声波流量计量。工作原理简单,测量精度高,量程比大,能实现双向流量计量,适应性强、占地少,无可动部件,坚固耐用,有望成为基准流量计;(4)互补式气体流量计量。技术成熟,结构多样,适用于高压、低容量的场合,目前还处于实验阶段的计量技术。 二、天然气计量技术的发展趋势 1.计量方式向自动化、智能化、远程化方向发展 天然气计量工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能否对天然气流量进行准确计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相继被运用到天然气流量计量领域中去,为构建自动化,智能化和远程化的流量计量系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该系统不仅可以依照标准程序进行运行,对天然气流量实现记录、存储和传输,还可以将其纳入到计算机网络平台上去,为远程操作和控制工作提供条件。由此可见,计量方式自动化、智能化和远程化是未来天然气计量技术的发展趋势。 2.计量仪表的多元化 以前使用天然气流量计量仪表相对较单一,并且结构简单,只能对天然气流量进行粗略的测量,误差较大,影响了天然气公平的贸易结算,成为了制约天然气工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为了满足各种测量的需要,我国加大了对流量计的研究力度,研制了多种不同类型和不同用途的流量计,使计量仪表选型从单一仪表向多元化仪表方向发展。针对不同测量范围、不同测量介质和不同的工作范围,可以选择不同种类和不同型号的流量计,能够很好的满足生产的需要。 3.计量标准的完善化 随着我国天然气计量标准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国外先进的计量技术相继被运用,形成了与国际标准接轨的计量标准和规范。目前天然气计量标准已基本构成完整的体系,正逐步由单一标准向多重标准发展。 4.计量属性的精确性 从计量体积到计量能量的转变,表现了天然气计量技术的精确性。也就是说,以能量计量的方式可以更加公平的展现天然气的属性,有利于市场公平的发展,这也将成为我国天然气计量的重要发展趋势。现阶段,已有部分天然气计量站配备了天然气在线分析系统,由此提供的天然气组成和发热量数据,将反馈更多的天然气属性。从本质上来讲,这是计量内容不断丰富的表现,同时也为构建更加公平、科学的天然气计量体系奠定了基础。 5.计量管理的制度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天然气流量计量的准确性,特别是贸易计量。人们对天然气计量的管理观念正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流量计量由原来的单一数据向系统管理方向转变,不仅加强了对现场流量计的使用和相应技术人员的管理,而且在对仪表采购、选型、安装、使用、质量监督以及过程控制等方面都加强了管理,有效避免了计量纠纷。结束语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天然气计量技术还存在很多不足,需要我们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着力解决,不断提高天然气流量计量的准确性。对天然气流量计量存在的问题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善:一是大力开展天然气计量技术研究工作,为开展计量体系构建工作打下夯实的基础;二是积极推广天然气计量试点工作,促进天然气能量计量的合法性;三是不断健全我国天然气计量标准规范,使其朝着统一化的方向发展,构建更加公平的天然气测量市场。只有这样,天然气计量技术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和进步,我国天然气企业的竞争力才能不断提高,实现社会公平、促进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 作者:曾银 单位:江西省天然气有限公司 天然气论文:期货市场天然气论文 1中国建立天然气期货市场的必要性 从天然气工业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建立天然气期货市场可以合理解决天然气的定价问题。通过天然气期货市场定价有以下3个特点。 1.1期货市场发现的价格最接近理想的均衡价格 市场经济是最有效地配置资源的经济组织形式,而价格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在现实市场中,交易价格是不可能像理论中所描述的在某个时点上产生唯一的一个均衡价格,而是分散的、存在差异的,但是当实际交易价格偏离了均衡价格的时候,供求力量会引导价格向均衡价格调整。向均衡价格调整的速度越快,价格发现的效率就越高。由于商品的特性不同、竞争程度不同、市场组织形式不同、交易手段不同等多种原因,不同市场的价格发现效率也是不一样的。在市场类型中,完全竞争市场是最典型的一种市场结构。其主要的特点是:市场中有众多的卖方和买方;信息是完整的,买卖双方都能获取相关的所有信息;产品没有任何差别;交易者可以自由地进入或退出市场。在所有市场类型中,只有完全竞争市场能够实现资源最有效的配置。在均衡价格上,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总和为最大,没有任何社会福利的损失,代表了帕累托最优的状态。所以说,由完全竞争市场产生的均衡价格,是市场经济发现价格从而配置资源的最理想状态和终极目标。从完全竞争市场所具有的这些特点来看,期货市场是与之最为相近的。首先,期货市场中汇集了大量的买方和卖方,他们或者出于套期保值的目的,或者出于投机的目的入市进行交易。在发展成熟的期货市场中,大量交易者的存在使得任何一个交易者不能操纵期货价格。第二,期货市场中交易的对象是标准化的期货合约,商品的品质等级、交割的时间等均是由交易所事先确定的,因而所有交易者面临的交易对象均是无差异的。第三,期货交易所对参与期货交易的主体没有过多的限制,除了因违规交易被视为“市场禁入者”之外,一般具有一定的资金量就可以入市交易,因此交易者可以自由进出市场。由此可见,期货市场所形成的价格是非常接近均衡价格水平的,因而也是最有效的市场价格。 1.2期货市场可以发现连续的远期价格 期货市场交易标的物是某种商品在未来某时间交割的合约。对于同一种商品来说,在同一时间段会有连续的多个未来月份的合约在交易。在2014年1月27日,同时可以交易买卖的豆油合约包括:201403合约、201405合约、201407合约、201408合约、201409合约、201411合约、201412合约、201501合约(表2)。这些合约的价格在交易日是适时波动变化的。对于同一种物品,我们可以利用期货市场得到在未来一段时间的价格预期走势。在2014年的1月27日,我们可以从市场获得豆油价格的连续预期(图1)。1.3在合约到期日(交割日),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收敛趋同由于期货市场的交易特点,决定了期货价格在临近交割日会与现货价格收敛趋同(图2)。对于商品期货来说,两者价差接近合约量商品的持仓成本。如果临近交割日,二者没有收敛趋同,就会产生投机套利空间,期货市场中大量的交易者会采取跨越期货、现货两个市场的套利行为,使二者价格收敛趋同。 2中国建立天然气期货市场的可行性 有的学者认为,天然气期货市场虽然很重要,但是我国目前还不具备条件。他们认为,只有在天然气现货市场健康发达、充分市场化的情况下,才能建立期货市场。这种观点,与发达国家的经验不相符,也与我国的国情不符。建立期货市场的目的是解决现货市场中出现的问题,发挥其在定价和市场流通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为现货市场的发展提供补充和支持,促进现货市场的发展。而目前我国建立天然气期货市场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2.1我国天然气现货市场参与者已经达到一定数量,进行期货交易的需求潜力巨大 近10年来,我国天然气现货市场发展迅速。2000年天然气消费结构中,城市燃气、发电、化工和工业燃料分别占12%、14%、38%、36%;2010年分别占30%、20%、18%、32%,城市燃气和发电比例大幅度提高。2010年用气人口为1.88亿人,占总人口的14%;预计到2015年,我国城市和县城天然气用气人口数量约达到2.5亿,约占总人口的18%[2]。参与天然气现货市场的企业数量也逐渐增多。上游供气企业已经不止中石油、中海油这样的国企,也有众多煤层气、煤制气、页岩气等生产企业。下游城市燃气公司、工业用户等企业数量猛增,用天然气作为原料和能源的关联企业数量也急剧增长。据统计,截至2009年,仅我国城市燃气行业内规模以上企业就有853家,其中大型企业有10家,占1.17%;中型企业110家,占12.90%;小型企业733家,占85.93%。这些参与天然气现货市场的企业,都有利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的需求,为期货市场提供了交易主体。伴随着前十年中国货币投放(M2)的高速增长,在房地产、理财产品、工艺品收藏、银行存款等领域积累了大量的民间资金,建立天然气期货市场后,将为这些富余资金提供新的投资目标,会吸引大量民间资金进入天然气期货市场投资交易,有利于物价稳定。 2.2我国天然气管输和储备系统基本完善,交割条件已经具备 截至2010年底,全国天然气基干管网架构逐步形成。天然气主干管道长度达4×104km,地下储气库工作气量达到18×108m3,建成3座液化天然气(LNG)接收站,总接收能力达到1230×104t/a,基本形成“西气东输、北气南下、海气登陆”的供气格局。西北、西南天然气陆路进口战略通道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中亚天然气管道A、B线已顺利投产。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呈现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和外资企业为辅多种市场主体共存的局面,促进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十二五”期间,将新建天然气管道(含支线)4.4×104km,新增干线管输能力约1500×108m3/a;新增储气库工作气量约220×108m3,约占2015年天然气消费总量的9%;城市应急和调峰储气能力达到15×108m3。到“十二五”末,初步形成以西气东输、川气东送、陕京线和沿海主干道为大动脉,连接四大进口战略通道、主要生产区、消费区和储气库的全国主干管网,形成多气源供应,多方式调峰,平稳安全的供气格局[2]。由此可见,国家在天然气管网、储气库等基础设施方面的大量投入和建设,为天然气期货交割提供了基础条件。 2.3国内期货市场快速发展,提供了管理经验和人才保障 我国期货市场自1990年发展以来,大体经历了初期发展、清理整顿和规范发展3个阶段,经过近25年的发展改革,期货市场逐步走向成熟。尤其是2013年,步入了规范发展的新阶段,各方面成效显著,国内期货品种步入“40时代”。国内期货市场创新发展步伐明显加快,2013年就上市了焦煤、动力煤、石油沥青、铁矿石、鸡蛋、粳稻、纤维板、胶合板8个商品期货品种和国债期货1个金融期货品种,为国内期货市场清理整顿以来上市期货品种最多的一年,且新品种上市后表现整体较好。至此,国内期货品种增加至40个。2013年11月初,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成功落户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承担推进国际原油期货平台筹建工作,自此,原油期货上市的信号越来越明显。原油期货破题,将标志着中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实现“零突破”,相关期货及衍生品市场将迎来历史性的机遇。与国际市场交易步调一致,2013年以来,上海期货交易所的6个期货品种“夜市”已经开锣。国内市场的黄金白银等期货品种基本可以与国际市场“同步”,一些曾经需要在国际市场上参与交易规避风险的投资者可以直接在国内市场交易就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国内期货市场的成熟,不但在交易的软硬件上提供了充足的保障,而且国内期货市场近25年的发展也为推出天然气期货交易提供了充足的管理经验和人才保障。 2.4中国地理位置优越,有望成为东亚天然气定价和交割中心 在国际天然气价格逐渐与油价脱钩,天然气交易向标准化、金融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下,日本已经先行一步,欲成为亚洲LNG期货市场首个吃螃蟹者。2013年5月,日本政府宣布,将于两年内于东京商品交易所(TOCOM,原名东京工业品交易所)推出亚洲第一份LNG期货合同。如果成功,那么日本将成为亚洲首个LNG期货交易市场。据媒体报道:美国已经与日本达成LNG长期出口协议,LNG贸易将纳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如过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那么日被将在东亚天然气期货市场建设上领先于中国。这将对我国的金融安全、能源安全、和平崛起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在争夺东亚天然气期货市场主导权的竞争中,我国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和数量优势。众所周知,船运LNG的成本大于管道输送天然气,其数量和稳定性不能与管道相比。而日本几乎不产气,而且目前还不具备建立天然气跨境管道的条件,所以只能通过船运LNG进口,这不能代表东亚天然气市场的主流。而我国的地理位置优越,地处欧亚大陆东部,有条件成为东亚天然气管网交汇中心。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中日两国同时推出天然气期货,日本无论在合约标的物、市场参与者数量和交易量上都处于弱势。 3结束语 国际上有美国的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堪萨斯城商品交易所(KCBOT)和英国的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分别于1990、1995和1997年推出了天然气期货[3]。天然气期货合约虽然推出时间较晚,但交易量上升很快,目前是仅次于原油的第二大能源期货品种。天然气这一商品完全具备期货品种的属性,能够推出期货合约,解决现货市场的定价问题。期货市场的独有特性,使天然气的交易方式更加丰富,供求信息更加透明,价格预测更加合理,能增强市场的信心,大大降低交易成本,维护供需的平衡。综上所述,我国建立天然气期货市场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应该尽快建立天然气期货市场,发现天然气市场价格,促进天然气工业的发展。 作者:史建勋 单位: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 天然气论文:不同成因类型天然气论文 1天然气母质成因类型 1.1天然气组分特征 西北缘天然气组分以烃类气体为主,具有气顶气与气藏气两种类型。其中,气顶气主要分布在克拉玛依五、八开发区,甲烷含量(体积分数,下同)主要分布为73.64%~85.81%,为湿气;气藏气主要分布在中拐凸起,甲烷含量为91.52%~95.75%,为干气。非烃组分中主要为N2,平均含量为2.10%;CO2平均含量仅为0.16%。从天然气的分布特征来看,湿气主要分布在佳木河组顶面不整合附近,干气分布较为广泛,既有不整合型又有内幕型分布。 1.2天然气碳同位素组成特征 天然气碳同位素组成特征分析结果表明,该区天然气类型主要有油型气和煤型气两种,并有不同程度的混合。油型气与煤型气的乙烷碳同位素组成分布均较为集中,煤型气的乙烷碳同位素值主要介于-27.49‰~-25.81‰。甲烷碳同位素值则有较大的变化范围,油型气主要介于-48.92‰~-34.26‰,煤型气主要介于-46.46‰~-29.60‰,前者总体偏轻,后者总体偏重。从两类天然气的分布特征来看,煤型天然气主要分布在佳木河组内部远离其顶部不整合面,即内幕型天然气;在不整合面附近则分布油型或混合型天然气,即不整合面型天然气。除主要的类型划分参数乙烷和丙烷碳同位素值外[9-10],其他参数也能较好地区分油型气与煤型气。油型气甲烷碳同位素组成较轻,C1/(C2+C3)较低,说明湿度大;煤型气甲烷碳同位素组成较重,C1/(C2+C3)总体偏高,均高于油型气,说明煤型气湿度小。在甲烷与乙烷相对含量关系中,油型气的甲烷含量高,乙烷含量低,煤型气则相反。此外,从油型气乙烷碳同位素值与乙烷含量关系来看,部分井天然气的乙烷碳同位素组成偏重,应该存在煤型气的混入。这些井均位于风城组尖灭线以外腐殖型母质为主的佳木河组烃源岩和腐泥型母质为主的风城组烃源岩都可以向其供给油气[11]。所以,从地质条件来说,两种不同类型天然气的混合是合理的。综上所述,克拉玛依五、八开发区天然气主要为湿气,类型为气顶气,主要赋存于不整合面附近,成因类型以油型气为主,个别样品属于煤型气或混合气;中拐区天然气主要为干气,类型为气藏气,主要赋存于佳木河组内部,即内幕型天然气,成因类型为煤型气。 1.3天然气来源 下二叠统佳木河组烃源岩沉积上受火山作用的影响明显,以凝灰质泥岩为主,有机质丰度整体偏低,有机碳含量为0.08%~2.00%,平均值为0.55%,氯仿沥青“A”含量介于0.0014%~0.0696%,平均值为0.0088%,总烃含量介于0.89~51.8μg/g,S1+S2含量介于0.05~0.25mg/g。佳木河组干酪根碳同位素值很重,581井、514井和594井9个样品干酪根的碳同位素值为-21.96‰~-20.29‰,有机质类型以腐殖型干酪根为主。这套烃源岩成熟度较高,镜质体反射率为1.38%~1.90%,综合评价为高成熟的较差气源岩。依据沉积古地理推测在凹陷中泥岩的有机碳含量应该更高。因此,佳木河组应该是一套(且是研究区内唯一一套)具有一定有机质丰度、演化程度较高、具有生气能力的烃源岩。加之煤型气与其碳同位素值相近,并且同一来源天然气的顺层运移会造成碳同位素分馏,以煤型气为主的天然气甲烷碳同位素值在该区区域性斜坡的背景上,呈现出自佳木河组气源中心向气藏方向逐渐变轻的趋势(图2),指示了天然气自东向西的运移方向。油型气来源已有大量研究[12],皆表明其与原油同源,主要来自于风城组烃源岩。 2天然气的分布规律及其主控因素 2.1天然气的分布规律 2.1.1平面分布规律 不同类型天然气的分布特征是其来源的重要反映,从平面分布来看,各类天然气呈条带状分布(图2)。风城组尖灭线以内,主要分布油型气,尖灭线以外较近的区域主要分布混源气,尖灭线以外较远的区域则主要分布煤型气。 2.1.2垂向分布规律 垂向自上而下,上乌尔禾组分布范围最广,底部为一套重要的不整合面,其赋存的天然气成因类型多样。其中,克拉玛依五、八区主要分布油型气,中拐区则以煤型气及混源气为主。下乌尔禾组分布范围小于下伏风城组,受风城组的封隔,仅能接受来自于风城组烃源岩的油型气。佳木河组主要为内幕型煤型气聚集,其平面分布范围比风城组大,且佳木河组顶部为一套不整合面,风城组生成的油型气也可沿不整合面运移进入佳木河组形成混源气,构成了其以煤型气为主、少量混源气的天然气成因格局。 2.2主控因素 2.2.1气源灶控制了天然气的集中分布 佳木河组气源灶的演化历史模拟结果表明,佳木河组气源灶在风城末期即开始出现,但此时范围较小,主要分布在玛湖凹陷的西北斜坡部位;随着地质时间的推移,气源灶的范围不断扩大,位置也由玛湖凹陷的中心向东南方向迁移。二叠纪末期,气源灶范围达到最大,之后由于部分地区烃源岩过成熟不再产气而气源灶范围开始缩小。到现今,气源灶的范围主要分布在中拐区(图3)。根据煤型气(克82井)碳同位素值计算出天然气Ro值(Ro=2.17%),与佳木河组下亚段烃源岩演化史对比分析发现,天然气应当是古近纪—现今的产物[13]。目前发现的煤型气藏也主要分布在西北缘的中拐区[14-17],说明新近纪气源灶控制了煤型气藏的集中分布[18]。风城组烃源灶是该区油型气的主要来源,该烃源灶形成于风城组沉积末期,但当时有效生烃范围较小,主要分布在玛湖凹陷中心部位,且以生油为主(图4)。随着地质时间的推移,烃源灶范围不断扩大,中心位置也逐渐由油源灶向气源灶转化。至今,大部分地区仍在供烃,靠近凹陷边缘位置的烃源灶以生油为主,靠近凹陷中心位置的烃源灶以生气为主,凹陷中心由于演化程度过高而不再生成油气。这样的烃源灶分布形成了油型气与原油相伴生、油气围绕风城组尖灭线环带状分布的特征。 2.2.2“断—盖”遮挡控制了油气的差异聚集 断层是形成二叠系圈闭的重要封闭条件,克百地区断层遮挡具有以下特征:①断层较为古老,二叠纪后未活动,剖面上表现为未错断上乌尔禾组盖层;②延伸较长,断距较大的断层控制了主要油气藏的形成;③呈弧形弯曲的断层易形成有效的圈闭和油气藏。统计结果表明(图5),当前三叠系断层断距大于单砂层厚度时[19],利于形成上倾方向遮挡,如581井北断裂井北断裂、克007井北断裂、克80井西断裂等,而当断层断距小于单砂层厚度时,不利于形成上倾方向遮挡。该区主要发育乌尔禾组顶部、风城组、佳木河组顶部3套盖层。其中,乌尔禾组顶部盖层为湖相暗色泥岩沉积,是该区最为重要的区域性盖层,厚度为20~80m,受其对油气的分隔作用形成了该区“上油下气”的特征;风城组盖层对应于二叠纪最大湖侵期沉积的泥岩,厚度可达200m;佳木河组顶部盖层为风化黏土层,厚度介于10~20m,对聚集于佳木河组内幕的煤型气起封盖作用。盖层的宏观封闭性主要取决于盖层厚度[20],天然气藏与油藏的统计结果表明,该区天然气对盖层厚度要求更为苛刻,在盖层厚度小于10m的条件仍有油藏形成,却无法形成天然气藏,最终形成了油气平面分布的差异性。 2.2.3“断—面”输导体系控制了不同成因天然气的分布序列 在区域向东倾斜的背景下,佳木河组顶部不整合面之下的风化黏土层构成了有效封闭,其下的半风化岩石是二叠系油气重要的侧向运移通道。统计结果表明,距离不整合面越近,储集层物性越好,有油气显示的层数越多。风城组生成的油型气一方面受自身烃源岩的封隔作用,另外一方面由于烃源岩的演化阶段未完全进入生气阶段,使得油型气主要分布在风城组尖灭线以内。而佳木河组气源岩生成的煤型气大量沿着这套半风化岩石发生长距离的侧向运移(图6),大范围分布在斜坡外缘。煤型气与油型气之间则分布了混源气。输导断层相比遮挡型断层,其发育规模更大,历史上经历了多期活动,垂向上断穿至白垩系,平面上主要分布于西北缘斜坡外环的克拉玛依—乌夏断裂、红山嘴断裂等,主要对早期生成并运移至此的原油及油型气起到纵向调节作用[21]。综上所述,供气层位及分布范围、“断—盖”遮挡条件及“断—面”输导条件的配置关系,构成了西北缘克拉玛依—中拐区不同类型天然气有序分布的格局(图6):靠近凹陷一侧的佳木河组上部与油型气源灶对接形成油型气藏,下部则接收了来自凹陷中心的煤型气;由于断裂与不整合面对天然气垂向的调整作用,在风城组尖灭线附近形成了混合气藏;佳木河组内幕的煤型气则顺着该组顶部的不整合面发生较长距离的侧向运移。 3结论 1)准噶尔盆地西北缘五八区天然气主要为湿气,类型为气顶气,主要赋存于乌尔禾组顶部不整合面附近,成因类型以油型气为主,个别样品属于煤型气或混合型天然气,成藏期次与成藏过程与风城组烃源岩生成的原油一致。2)中拐区天然气主要为干气,类型为气藏气,主要赋存于佳木河组内部,成因类型为煤型气。该类天然气成藏时间较晚,为古近纪至今,平面分布主要受控于佳木河组新近纪气源灶。3)不同成因类型天然气的有序分布受控于供气层位及分布范围、“断—盖”遮挡条件及“断—面”输导条件三者的耦合关系。 作者:柳波 贺波 黄志龙 张越迁 殷忠朴 郭天旭 吴凡 单位:东北石油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中国石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一采油厂 天然气论文:焦炉煤气制天然气论文 一、甲烷化工艺主要类型 由于甲烷化反应是一个强放热过程,保持甲烷化反应器床层的温度在允许的范围内,及时而有效的移走反应热是甲烷化工艺过程平稳进行的关键。根据移走热量的方式不同,目前国内甲烷化工艺过程有多种,但经常应用的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1)等温甲烷化工艺(2)无循环绝热甲烷化工艺(3)有循环外移热甲烷化工艺第一种工艺是甲烷化反应直接在等温(典型的为列管式)反应器中进行,反应产生的热量由冷媒及时移走。其优点是反应可以控制在最佳的温度范围内进行、反应床层的温度梯度小,因为催化剂装填量较小;缺点是:反应器结构较为复杂、反应管材质为不锈钢,造价较高;其次,除了为反应器移走热量的冷媒循环系统之外,还需要另外设置反应热回收系统(如锅炉给水-蒸汽系统)。国内以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开发工艺为代表,使用导热油作为反应器移热的冷媒。第二种工艺流程的反应器采用绝热反应器,反应热在反应器外被移走。该类流程经常在合成氨等工业装置中采用:通过甲烷化反应将工艺器中微量的CO和CO2与H2反应转化为CH4来达到净化的目的。在原料气中CO和CO2含量较高的情况下采用本工艺方案,由于反应温升明显,要求甲烷化催化剂有非常好的耐热性能,同时反应器必须能够使用高温反应工况。目前在国内,从事耐高温甲烷化催化剂和绝热甲烷化工艺研究,并取得较好成果的有西北化工研究院、西南化工研究院(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他们研制的耐高温甲烷化催化剂可以耐受600℃以上的高温。第三种工艺流程的反应器仍为绝热反应器,不同之处在于:甲烷化反应气在回收了热量并分离掉游离水之后,部分气通过循环压缩机升压后,与新鲜原料气混合,再回到反应器的入口。这种工艺适合于中、大型工业装置上采用。与其它方案相比,具有明显的优点:反应温升不剧烈,流程相对简单,控制相对平稳,可以有效回收中压蒸汽,反应器结构简单、无须采用特殊材质、投资相对节省、易于放大。同时,也存在不足:由于反应器进料流量增大,反应推动力减小,催化剂装填量在一定程度上明显增加,此外,该工艺必须要设置循环气压缩机,与无循环方案相比,会增加一定的动力消耗。 二、国内外甲烷化工艺现状 国外甲烷化催化剂及工艺的研究可追溯到上世纪初,当时主要用于脱除合成气中残留少量的碳氧化物(CO和CO2)。高CO含量的甲烷化的开发始于20世纪40年代,而真正发展时期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国外从事甲烷化催化剂和工艺研究的很多,美国煤气化研究所(GRI)、法国煤气发展公司(GI)、美国芝加哥煤气研究所(IGT)、托普索(Topsφe)、Lurgi等的研究成果,最引人注目。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煤气公司采用间接甲烷化路线将鲁奇气化炉生产的煤气经变化再甲烷化得到合成天然气(SNG);1984年,历时8年的美国的煤气甲烷化生产代用天然气的示范工厂——大平原厂终于建成投产。该装置采用RM多级甲烷化工艺直接将煤气转化为天然气。目前,利用煤气甲烷化生产天然气已经在美国、德国、丹麦等多个国家应用。有代表性的甲烷化流程有RM的多级绝热甲烷化工艺、Koppers-SNG法的变换-甲烷化联合工艺、Lurgi-Sasol甲烷化工艺、托普索的TREMP甲烷化工艺等。国内中科院大连化物所、西北化工研究院、华东理工大学、北京煤气化所和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也开展了许多研究工作,在甲烷化催化剂的研制和甲烷化工艺研究上取得了不少成果。如西北化工研究院开发的RHM-266型耐高温煤气甲烷化催化剂在1986年就通过了化工部的鉴定,该院开发的JRE性耐高温煤气甲烷化催化剂1996年也通过了化工部的鉴定。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生产的甲烷化催化剂在国内多套合成氨装置的甲烷化单元实际运用多年,使用效果较好。总体来说,国内的甲烷化技术的不足在于缺少大规模的工业实践,已有装置规模偏小。 三、甲烷化工艺的综合比较 国外已工业化的SNG装置,以及国外公司(如丹麦托普索公司等)推荐采用的甲烷化工艺方案都是通过循环气外部移走反应热。因此,通过以上工艺的比较,第三种工艺较好,即有循环气外部传热(绝热多段固定床循环)的甲烷化工艺流程。当然,这些都需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考虑,从而实现项目的经济最优化。 作者:李伟 单位:河北国泰安全评价有限公司 天然气论文:关于抢修泄漏的石油天然气论文 一、天然气管道泄漏的原因 1.管道腐蚀 通常,管道的外层会有防腐绝缘层,但是在运行过程中,非常容易出现因老化而开裂的现象,从而导致管道直接与外界的土壤、空气或者天然气接触,从而加速了腐蚀过程的进行。管道腐蚀是天然气管道泄漏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腐蚀能够使管道壁厚减薄,因此会造成管道过度变形甚至破裂,也有可能造成管道穿孔或腐蚀开裂,从而造成严重的天然气泄漏事故。 2.环向焊缝开裂 天然气输送管道中存在很多的环向焊缝,而这些环向焊缝容易出现未焊透、溶蚀或者错边等缺陷,当受到天然气暑期压力或者外界压力时,容易在断面上产生一定大小的应力,当产生的应力比较大时,就会使缺陷进一步扩展,从而达到临界值而失稳,甚至出现裂纹,直接导致管道焊缝锻炼,从而造成严重的天然气泄漏事故。 3.外界因素的影响 所谓外界因素就是由于第三方责任事故以及不可抗外力而引发的管道泄漏事故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一些不法分子对输气管线进行盗窃破坏,两一方面由于操作不当或者工程机械的使用不当而损毁了长输管线,从而使长输管线在运行中出现故障。通常这些外界因素的发生频率与管道直径、壁厚和管道埋设深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通常管径越小,管道埋设越浅,越容易遭到破坏。 二、天然气管道泄漏的抢修技术 1.更换管道 对于在天然气输送过程中损坏比较严重的管道,或者腐蚀面积比较大,人为造成管道断裂等等需要采取更换管道法进行抢修。通常更换管道之前要做好相应的安全措施,并且依据已经受损的管道情况去决定管道应该切除的长度,通常还需要在待切管的两端外侧1.2m的范围之内。另外还要查看管道有无焊口,之后方可切割。当旧管道被切除之后,要按照略长于旧管道的长度将新管道准备好,并且新管与原管的两端要用60o-70o的角打坡口,并且与原管道进行对口,之后再用钙基脂堵住原管两端的关口,通常钙基脂要在挂呢你距管口40cm以上的位置上,从而避免在进行焊接时由于高温熔化而使其失去密封性。对口后,还要沿着圆周等距离利用点焊的方式进行焊接,通常点焊的长度是管壁厚度的2-3倍。固定焊接的焊缝加强高度为2-3mm,不能够比壁厚大出百分之四十。另外,如果需要利用多层焊接技术,各层的焊道起点就需要错开20mm,并且逐层焊接。 2.补块修复法 补块修复法通常应用于内径比较大的腐蚀管道的修复当中。如果产生泄漏是由于裂缝造成的,则用熔断丝进行堵封,并且在管道中涂抹一层钙基脂。如果是由于腐蚀性穿孔而造成的泄漏,则应该先对补块进行点焊,再进行环向或者纵向的焊接,要将补块与管子形成90o的焊接角,并且对补块周围的管道进行必要的冷却措施。如果进行分层焊接,则需要在第一层焊完并且冷却之后在进行第二层的焊接。另外,管道在焊接后应该进行自然冷却,从而有效的避免由于冷脆影响焊接质量的现象产生。 3.管卡修复法 对于腐蚀泄漏点造成的天然气泄漏,通常由泄漏卡箍去解决。泄漏卡箍由相对轻的金属板条组成,采用单拉螺栓紧固在管线上。在离拉紧螺栓180o对面的位置上,还有一个丝扣活动件,通过它能够将密封橡胶板紧密压实堵住泄漏点。一般这种堵漏卡箍在独立的泄漏点的维修上应用比较广泛,并且该段管件最终会被更换。这类维修通常都被看做是临时性的紧急维修。 三、结束语 天然气管道安全输送过程中最重要的安全隐患就是泄漏,因此如何能够对泄漏采取有效的抢修措施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技术。在确保天然气输送管道安全运行的前提下,不仅需要提高泄漏抢修技术,还需要对天然气管线进行好日常维护,如对整体管道安全性进行评估,尽量排除隐患,并且努力探索和研究新型高效的管道治理与维护措施等等。总之,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一定要从根本上杜绝长输管道泄漏事故的发生。 信息:黄鹤 单位:中石化江汉油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天然气论文:天然气水合物研究论文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是21世纪潜在的新能源,它正受到各国科学家和各国政府的重视,本文简介了天然气水合物和各国对其合物资源调查和研究现状。 1什么是天然气水合物 天然气水合物又称固态甲烷,它是由天然气与水所组成,呈固体状态,其外貌极象冰雪或固体酒精,点火即可燃烧,因此有人称其为"可燃冰"、"气冰"、"固体瓦斯"。天然气水合物的结晶格架主要由水分子构成,在不同的低温高压条件下,水分子结晶形成不同类型多面体的笼形结构。其分子式为MnH2O加表示甲烷等气体,n为水分子数)。天然气水会物的结构类型有:I、11和H型。I型为立方晶体结构、Ⅱ型为菱型晶体结构、H型为六方晶体结构。Ⅰ型天然气水合物在自然界颁最广,而Ⅱ及H型水合物更为稳定。它是在低温高压条件下,由水与天然气(主要是甲烷气,每平方米的天然气水会物可释放出164立方米甲烷和0.8立方米的水)结合形成一种外观似水的白色结晶固体,主要存在于陆地上的永久冻土带和海洋沉积物中。 2国际上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调查、研究现状 随着世界上石油、天然气资源的日渐耗尽,各国的科学家正在致力于寻找新的接替能源。天然气水合物被称为ZI世纪具有商业开发前景的战略资源,正受到各国科学家和各国政府的重视。 自60年代开始,俄、美、巴德、英、加等许多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其也极为重视,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俄罗斯自60年代开始,先后在白令海、鄂霍茨克海、千岛海沟、黑海、里海等开展了天然气水合物调查,并发现有工业意义的矿体。即使近期经济比较困难,仍坚持在巴伦支海和鄂霍茨克海等海域进行调查或研究工作。位于西西伯利亚东北部的Messoyakha天然气水合物矿田已成功生产了17年。 美国科学家早在1934年首次在输气管道中发现了天然气水合物,它堵塞了管道,影响了气体的输送而开始了对水合物结构及形成条件的研究。随后美、加在加拉斯加北坡、马更些三角洲冻土带相继发现了大规模的水合物矿藏。70年代初英国地调所科学家在美国东海岸大陆边缘所进行的地震探测中发现了"似海底反射层"(BottomSimilating,Reflector,英文称BSR)。紧接着于1974年又在深海钻探岩芯中获取天然气水合物样品,并释放出大量甲烷,证实了"似海底反射"与天然气水含物有关。1979年美国借助深海钻探计划(DSDP)和大洋钻探计划(ODP),长期主持和组织了此项工作,最早指出天然气水合物为未来的新型能源,并绘制了全美天然气水含物矿床位置图。积极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英国、加拿大、挪威、日本和法国等。1991年美国能源部组织召开"美国国家天然气水合物学术讨论会"。最为重要的是1995年冬ODP64航次在大西洋西部布莱克海台组织了专门的天然气水合物调查,打了一系列深海钻孔,首次证明天然气水会物广泛分布,肯定其具有商业开发的价值。同时指出天然气水会物矿层之下的游离气也具有经济意义。以甲烷碳量计算,初步估计该地区天然气水合物资源量多达100亿吨,可满足美国105年的天然气消耗。在天然气水合物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美国地质学会主席莫尔斯于1996年把天然气水合物的发现作为当今六大成就之一。因此,美国参议院于1998年通过决议,把天然气水合物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能源列入部级长远计划,要求能源部和美国地质调查局等有磁部门组织实施,其内容包括资源详查、生产技术、全球气候变化、安全及海底稳定性等五方面的问题,拟每年投人资金2000万美元,要求2010年达到计划目标,20年将投入商业性开发。 亚洲东北亚海域是天然气水合物又一重要富集区。80年代末ODP127、131航次在日本周缘海域进行钻探,获得了天然气水会物及BSR异常广布的重要发现。美国能源部的Krason在1992年日本东京召开的第29届国际地质大会上表明在日本周缘海域共发现9处的BSR分布区。天然气水合物矿层位于海底以下150-300M处,矿层厚度分别为3m、5m、7m,总厚为15m。估计在日本南海海槽的BSR颁面积约35000Km2。由于美国能源部发表了上述评估数据,加之日本油气能源短缺,它引起了日本通产省、科技界及企业界的高度重视。1995年日本通产省资源能源厅石油公司(JNOC)联合10家石油天然气私营企业制定了1995-l999年宏伟的"甲烷天然气水合物研究及开发推进初步计划",投资6400万美元。通过对日本周边海域,特别是南海海槽、日本海东北部的鄂霍茨克海的靶区调查,发现南海海槽水合物位于水深850—1150m离岸较近,易于开发。水会物赋存一砂岩和火山沉积物中,其也隙度为35%,水合物充填率达85%,初步评价,日本南海海槽的天然气水合物甲烷资源量为7.4×l012m3,可满足日本100年的能源消耗。 德国从80年代后期还曾利用"太阳号"调查船与其他国家合作,先后对东太平洋俄勒冈海域的卡斯凯迪亚增生楔,以及西南太平洋和白令海域进行了水合物的调整。在南沙海槽、苏拉威西海、白令海等地都发现了与水合物有关的地震标志,并获取了水合物样品。 印度在1995年全国地质地球物理年会上统一了认识,认为天然气水含物已成为现今地质工作的主题。在印度科学和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下制定了"全国天然气水合物研究计划",投资5600万美元。迄今为止,印度已在其东西地区发现了多处地球物理异常,显示出良好的找矿前景。 韩国资源研究所和海洋开发研究所于1997年开始在其东南部近海郁龙盆地进行水含物调查,相继发现了略受变形的BSR、振幅空白带、浅气层、麻炕、海底滑坡、菱锰结核等一系列与水会物相关的标志。 新西兰在北岛东岸近海水深1-3Km,发现面积大于4×104km2的BSR分布区。 澳大利亚近年在其东部豪勋爵海底高原发现BSR分布面积达8×104km2。 巴基斯坦在阿曼湾开展了水会物调查,也取得了进展。 加拿大西侧胡安一德赛卡洋中脊斜坡区发现约1800亿油当量的天然气水合物资源量。 总之,目前已调查发现并圈定有天然气水合物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西太平洋海域的白令海、鄂霍茨克海、千岛海沟、冲绳海槽、日本海、四国海槽、南海海槽、苏拉威西海、新西兰北岛;东太平洋海域的中美海槽、北加利福尼亚一俄勒冈滨外、秘鲁海槽;大西洋海域的美国东海岸外布莱克海台、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南美东海岸外陆缘、非洲西西海岸海域;印度洋的阿曼海湾;北极的巴伦支海和波弗特海;南极的罗斯海和威德尔海,以及黑海与里海等。目前世界这些海域内有88处直接或间接发现了天然气水合物,其中26处岩心见到天然气水会物,62处见到有天然气水合物地震标志的似海底反射(BSR),许多地方见有生物及碳酸盐结壳标志。据专家估算:在全世界的边缘海、深海槽区及大洋盆地中,目前已发现的水深3000m以内沉积物中天然气水会物中甲烷资源量为2.1×1016m3(2.l万万亿m3)。水合物中甲烷的碳总量相当于全世界已知煤、石油和天然气总量的二倍。可满足人类1000年的需求,其储量之大,分布面积之广,是人类未来不可多得的能源。以上储量的估算尚不包括天然气水合物层之下的游离气体。 3我国有关天然气水合物的研究、调查现状 近年来,国家领导和国土资源部、科技部、财政部、国家计委等部委领导非常重视天然气水合物的调查与研究。首先是对我国管辖海域历年来做过大量的地震勘查资料分析,在冲绳海槽的边坡、南海的北部陆坡、西沙海槽和西沙群岛南坡等处发现了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存在的似海底地震反射层(BSR)标志。并在对海底天然气水合物的成因、地球化学、地球物理特征、外北采集、资料处理解释、钻孔取样、测井分析、资源评价、海底地质灾害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资料和大量的数据。 自1984年始,我国地质界对国外有关水会物调查状况及其巨大 的资源潜力进行了系统的资料汇集。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的科技人员对80年代早、中期在南海北部陆坡区完成的2万多公里地震资料进行复查,在南海北部陆坡区发现有似海底反射(BSR)显示。根据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安排,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于1999年10十月首次在我国海域南海北部西沙海槽区开展海洋天然气水合物前期试验性调查。完成三条高分辩率地震测线共543.3km。2000年9-11月,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探宝号"和"海洋四号"调查船在西沙海槽继续开展天然气水含物的调查。共完成高分辩率多道地震1593.39km、多波束海底地形测量703.5km、地球化学采样20个、孔隙水样品18个、气态烃传感器现场快速测定样品33个。获得突破性进展。资料表明:地震剖面上具明显似海底反射界面(BSR)和振幅空白带。"BSR"界面一般位于海底以下300-700m,最浅处约180m。振幅空白带或弱振幅带厚度约80-600m,"BSR"分布面积约2400km''''。以地震为主的多学科综合调查表明:海域天然气水合物主要赋存于活动大陆边缘和非活动大陆边缘的深水陆坡区,尤以活动陆缘俯冲带增生楔区、非活动陆缘和陆隆台地断褶区水含物十分发育。根据ODP184航次1144钻井资料揭示,在南海海域东沙群岛东南地区,l百万年以来沉积速率在每百万年400-1200m之间,莺歌海盆地中中新世以来沉积速度很大。资料表明:南海北部和西部陆坡的沉积速率和已发现有丰富天然气水合物资源的美国东海岸外布莱克海台地区类似。南海海域水含物可能赋存的有利部位是:北部陆坡区、西部走滑剪切带、东部板块聚合边缘及南部台槽区。本区具有增生楔型双BSR、槽缘斜坡型BSR、台地型BSR及盆缘斜坡型BSR等四种类型的水合物地震标志BSR构型。从地球化学研究发现南海北部陆坡区和南沙海域,经常存在临震前的卫星热红外增温异常,其温度较周围海域升高5-6℃,特别是南海北部陆坡区,从琼东南开始,经东沙群岛,直到台湾西南一带,多次重复出现增温异常,它可能与海底的天然气水会物及油气有关。 综合资料表明:南海陆坡和陆隆区应有丰富的天然气水合物矿藏,估算其总资源量达643.5-772.2亿吨油当量,大约相当于我国陆上和近海石油天然气总资源量的1/2。 西沙海槽位于南海北部陆坡区的新生代被动大陆边缘型沉积盆地。新生代最大沉积厚度超过7000m,具断裂活跃。水深大于400m。基于应用国家863研究项目"深水多道高分辨率地震技术"而获得了可靠的天然气水合物存在地震标志:1)在西沙海槽盆北部斜坡和南部台地深度200-700m发现强BSR显示,在部分测线可见到明显的BSR与地层斜交现象。2)振幅异常,BSR上方出现弱振幅或振幅空白带,以层状和块状分布,厚度80-450m。3)BSR波形与海底反射波相比,出现明显的反极性。4)BSR之上的振幅空白带具有明显的速度增大的变化趋势。资料表明:南海北部西沙海槽天然气水合物存在面积大,是一个有利的天然气水合物远景区。 2001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在财政部的支持下,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继续在南海北部海域进行天然气水合物资源的调查与研究,计划在东沙群岛附近海域开展高分辨率多道地震调查3500km,在西沙海槽区进行沉积物取样及配套的地球化学异常探测35个站位及其他多波束海底地形探测、海底电视摄像与浅层剖面测量等。另据我国台大海洋所及台湾中油公司资料,在台西南增生楔,水深500-2000m处广泛存在BSR,其面积2×104km2。并在台东南海底发现大面积分布的白色天然气水合物赋存区。 4意见与建议 (1)鉴于天然气水合物是21世纪潜在的新能源,它正受到各国科学家和各国政府的重视,其调查研究成果日新月异,故及时了解、收集、交流这方面的情况、勘探方法及成果尤为重要,为赶超国际天然气水合物调查、研究水平,促进我国天然气水会物的调查、勘探与开发事业,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建议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天然气水合物调查动态、勘探方法和成果研讨会"。 (2)我国南海广阔的陆坡及东海部分陆坡具有形成天然气水含物的地质条件,建议尽快开展这两个海区的天然气水含物的调查研究工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能源。 (3)天然气水合物的开采方法目前主要在热激化法、减压法和注人剂法三种。开发的最大难点是保证井底稳定,使甲烷气不泄漏、不引发温室效应。针对这一问题,日本提出了"分子控制"开采方案。天然气水会物矿藏的最终确定必须通过钻探,其难度比常规海上油气钻探要大得多,一方面是水太深,另一方面由于天然气水合物遇减压会迅速分解,极易造成井喷。日益增多的成果表明,由自然或人为因素所引起温压变化,均可使水合物分解,造成海底滑坡、生物灭亡和气候变暖等环境灾害。因而研究天然气水合物的钻采方法已迫在眉捷,建议尽快开展室内外天然气水合物钻采方法的研究工作。 天然气论文: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研究论文 石油天然气行业是具有高风险、高投资、长周期和效益递减等特性的特殊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众多大型石油天然气企业公开上市,这要求该行业必须有适合自己行业特点的制度化、准则化的会计业务处理政策和原则。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是其会计准则中的重要内容。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以下简称FASB)先后颁布了六个关于石油天然气行业的专门会计准则(FASNo.19、25、69、95、109、121),其中仍然适用的内容或条款,包括在《FASB现行的关于石油天然气生产活动的规定(第Oi5节)》中。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以下简称IASB)也在2005年1月颁布了IFRS6《矿产资源的勘探与评价》。本文就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的几个重点问题进行国际比较,并提出制订我国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的建议。 一、FASB、IASB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的比较 (一)准则制订的背景比较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引发社会对石油天然气的供应安全的焦虑与担心,促使美国政府开始重视能源数据以满足建立国家储备的需要,并且当时指导石油天然气公司会计与报告的文件很多,导致报告的复杂与混乱且缺少可比性,因此FASB花费几十年进行了大量的石油天然气会计理论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制订并颁布了一系列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用以指导会计信息的计量与披霹。而IASB是从21世纪开始进行石油天然气等采掘业的会计理论研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采掘行业企业在财务会计与报告方面的差异以利于采掘业企业的跨国经营,但是由于许多采掘业的主体自2006年1月1日起需要按国际会计准则编制和提供财务会计报表,因此IASB只能先关注于矿产资源勘探与评价这主要问题,于2004年12月颁布了IFRS6《矿产资源的勘探与评价》。同FASB相比,IASB制订的准则只是一个中间过渡产物,并且由于概念理解上的区别,IASB制订的准则在名称上和FASB存在区别,采掘业所包括的内容范围更广一些。 (二)准则内容的比较 FASB现行的关于石油天然气生产活动的规定(第Oi5节)主要内容包括:总论、范围、成本发生时的会计处理、资本化成本的处理、矿区转让和相关交易、所得税的会计处理、探明矿区的减值测试和资本化的勘探、开发成本、全部成本法下的资本化利息、披露和名词解释等;而IFRS6其内容包括目标、范围、勘探和评价资产的确认、勘探和评价资产的计量、列报、减值、披露、生效日期与过渡性规定等。可以看出FASB和IASB的准则都涉及了对采掘行业矿产资源的勘探与评价的会计处理。只是FASB的准则包括从事石油天然气生产活动的企业的矿产权益的取得、勘探(包括前景勘探)开发和原油的生产和权益的取得与转让的会计处理,其内容完整并且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准则体系;而IASB的准则仅仅涉及到了矿产资源勘探与评价。以下我们将就两个组织颁布的准则中涉及的共同方面一勘探与评价所包括的具体内容进行比较。 (三)确认与计量的比较 1.确认时计量的比较 FASB现行准则认为:勘探应包括钻勘探井和勘探参数井,勘探成本包括辅助设备和设施的折旧和操作成本以及进行其他勘探活动发生的成本,其主要种类有地层、地质和地球物理研究费用、为维持未开发矿区所发生的成本、干井贡献和井底贡献、钻探和装备勘探井的成本、钻勘探参数井的成本等;而IFRS6认为勘探与评价资产的计量按历史成本计量,初始计量时勘探与评价资产的成本构成包括与下列活动有关的费用:探矿权的取得、地形与地质地球物理化学研究、钻探井、土建、采样、与评价开采矿产资源的技术可行性和商业可采性等活动、相关恢复和拆除成本等。可以看出两个组织对勘探成本构成要素的认识基本一致,只是FASB认为一般石油企业经营活动分为取得矿权、勘探、开发和生产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发生相关的成本,会计都要对其进行相应的记录与反映;而IFRS6却将矿权取得成本归入勘探与评价支出,将石油天然气经营活动前两个阶段和为一个阶段。 2.减值的确认与计量的比较 FASB规定应对分别对探明矿区和未探明矿区进行评估来确认减损,在未探明矿区钻干井后不继续打井或租期已到而未在油藏附近打井时,则认为该矿区可能遭受减损,减损的确认和评价备抵的数目应通过矿区的摊销来实现,对于找到油天气储量的勘探井,如当年不能确定探明储量或以后发现储量不能生产时则应假设发生减损,并将其成本做费用列支;IFRS6认为勘探与评价资产的主体应每年进行减值评估并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在确认减值时应考虑IAS36《资产减值》的规定和某些表明主体将终止勘探的迹象。主体确定会计政策将勘探与评价资产分配到现金产出单元或现金产出单元组中以便对资产减值进行评估,为减值测试而确定的层次可能由一个或多个现金产出单元组成。可以看出两者都规定每年都进行减值评估并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但FASB规定分别对探明矿区和未探明矿区进行评估来确认减损,减损的确认和评价备抵的数目应通过矿区的摊销来实现;而IFRS6则规定将勘探与评价资产分配到现金产出单元或现金产出单元组中以进行减值评估,并认为一个或多个现金产出单元构成减值测试的层次。 (四)列报与披露的比较 FASB认为对石油天然气矿区的取得、勘探、和开发活动中发生的成本的揭示,应按成本的发生地点分地理区域揭示,并且探明矿产权益成本很大时,要和未探明矿区分开揭示,在对油气生产的经营成果的揭示中必须说明勘探费用、折旧、折耗和摊销以及估价准备等信息。IFRS在开采一项矿产资源的技术和商业可行性得到证明之前将勘探和评价资产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两类,并认为主体应披露以下信息:关于勘探与评价支出的会计政策,由矿产资源的勘探与评价所引起的资产、负债、收入和费用的金额。可以看出FASB和IASB都要对取得矿区和勘探成本进行揭示,只是FASB对矿区取得成本与勘探成本的揭示是做为石油企业经营活动的两个过程中所发生的成本的揭示,并且需要分探明矿区和未分探明矿区进行揭示,在经营成果中也需要对勘探费用进行披露;而IFRS6则是将矿区取得与勘探评价过程所形成的资产负债收入与费用进行披露,并需披露关于勘探与评价支出的会计政策。 二、我国石油天然气会计信息披露规范的现状 目前我国石油天然气生产公司主要有三家,即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CNPC)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SINOPEC)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其中CNOOC的会计核算制度相对与国际惯例比较接近,类似于成果法。而CNPC和SINOPEC也借鉴采用了国际通行的成果法,对香港和国外10%股份股东的报告则按国际会计准则或美国油气准则的要求对现行资料进行调整,但其对国内90%股份股东的报告使用的是《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和已颁布的具体会计准则。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对上市的股份执行的IASB或FASB的准则,对非上市的股份则执行各自内部会计制度,在国内没有统一的油气上游作业信息披露规范。这样在我国石油天然气行业企业实际上是按照不同的标准来对其生产活动进行计价与报告,这不但造成了不同企业间的会计信息的不可比,不利于投资人和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投资与决策,也大大增加了我国石油企业的会计信息转换成本,并且在国际会计准则标准化的趋势下,也不利于体现我国石油企业的意愿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借鉴国际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制订符合我国国情的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势在必行。 三、改进我国石油天然气会计披露的建议 通过对FASB和IASB对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的制订的过程及内容的比较,并结合我国石油天然气会计信息披露规范的现状,我们可以得到下列启示。 (一)必须建立我国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 在我国,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资源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客观、公允地计量与报告石油天然气生产活动对投资者投资和政府进行管制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国石油企业会计报告由于缺乏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造成了报告内容的不规范和上市企业的高成本,这也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和投资者的需要,因此必须制定我国的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规范油气企业的会计核算,完善我国会计准则体系,促进国际间的协调。 (二)加强石油天然气会计理论的研究 FASB和IASB两个组织在准则的制订过程中都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准备工作,尤其FASB几个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的制订经历十数年,其间颁布的准则的部分内容随着研究的深入分别被以后的准则所替代,最终形成了一个严整的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体系。而我国制订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虽然有FASB和IASB现存的准则可以借鉴,但我国有自己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因此必须对我国国情下石油天然气会计理论进行研究,尤其是需要充分界定石油天然气资产的定义和其构成内容,以体现我国特色和符合国人的阅读理解习惯。 (三)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制订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 通过对FASB和IASB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FASB的现行的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在准则名称、内容范围、对油气企业活动的会计处理的规范中,都具有更高的借鉴性。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借鉴FASB现行的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来制订我国的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在准则制订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准则名称上应该将石油天然气行业从采掘业中划分出来,因为在我国石油天然气行业的重要性和其生产的特性决定有必要专门为规范其活动制订准则,其他采掘行业可以仿照执行。 准则内容上应该对油气企业整个生产经营活动的会计处理进行规范,而不是仅仅限于油气生产活动某一环节,其具体可以分为引言、定义、费用发生时的基本会计核算、油气生产活动的揭示、矿区财产权益的转让及相关的交易、所得税的会计核算以及生效日期和过渡等几个部分。 准则的制定需以对基本概念的界定和对会计基本原则的把握为基础,不同的概念基础或对基本原则不同角度的理解会导致不同的确认与计量结果,由于中国的财务会计有对资产做明确的类别划分并规定具体的内容和条件的习惯,这不仅便于实务操作,也便于信息使用者的阅读和理解,因此在准则中可以对石油天然气资产的定义和其构成内容首先进行严格的界定。 由于中国石油企业习惯上将其经营活动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矿权取得阶段、勘探阶段、开发阶段和生产阶段,因此在对其费用发生时的会计核算应该就这四个阶段分别进行会计处理,尤其是取得成本的核算,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必然需要对成本的取得进行单独处理,这点需在准则中有所体现,而不能因当前的情况而忽视。 石油天然气资产应采用的会计方法的选择上需要实施和完善成果法,虽然FASB和IASB的准则中没有明确规定必须采用成果法,但通过其对资本化成本的处理可以看出,两者都倾向于采用成果法,并且我国石油企业的实力也决定其完全可以采用成果法,目前需要做的是对我国现行近似成果法的进一步完善。例如可以取消储量使用费,改变CNOOC对自营勘探投资不论是否发现商业性油气流,均在次年摊入油气销售成本的会计处理方法。 天然气论文:石油天然气行业改革论文 一、石油天然气行业下一步改革的主要内容 为保证能源安全和石油天然气的可持续供应,下一步必须在阻碍石油天然气改革的难点领域有所突破。应该在完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力度,实现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打破行政垄断,引入市场竞争,营造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加快投融资体制和价格体制改革,为我国石油天然气行业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一)完善政府管理体制 石油天然气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政府无疑必须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要集中分散在各政府部门的职能,将仍保留在企业中的行政职能分离出来,建立综合的能源政府管理部门,并根据行业发展的要求建立相应的监管机构,将政府的政策制定职能与监管职能逐步分开,按照依法监管的原则建立现代监管制度,逐渐淡化行政审批等行政管理职能,在进行经济监管的同时,增强技术、安全、环保等社会监管手段。根据我国石油天然气行业所处发展阶段、资源状况和市场特征,政府的职能应主要体现在:制定宏观发展政策;在建立国家能源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实行石油战略管理;针对石油天然气行业制定有关促进竞争和反垄断的政策和法规,保证市场的公平有序竞争,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根据上下游各环节的技术经济特点,采取不同的监管机制,在竞争性环节放开竞争,进行市场准入和价格管制等,在自然垄断环节实行政府管制;发挥规范、协调企业行为和督促企业自律的作用;进行市场预测和提供信息服务等。 (二)打破行政垄断和市场分割,培育有效市场竞争 石油天然气行业应深化市场化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建立与健全市场机制。主要包括放松市场准入,逐步放开终端销售市场;打破地域垄断,积极培养市场主体;从开放、完善和规范市场入手,制定市场规则,形成合理的、有序的竞争格局;鼓励其它社会资金进入流通领域,营造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充分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如建立国内石油现货和期货交易市场,以达到发现价格、规避风险、跟踪供求、调控市场的目的,合理引导石油天然气的生产、经营和消费。 应根据行业发展阶段和上下游各环节的技术经济特点,在我国石油天然气行业有序引入竞争。具体来说,上游石油天然气资源开采环节在实行许可证制度的基础上,引入竞争,这样有利于打破资源的区域性垄断,促进企业增加勘探投入,增加石油天然气资源储量,提高开采效率;下游销售环节,特别是加油站是竞争性市场,应加大放开竞争的步伐,并通过安全、技术和环保标准等手段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从管道运输环节来看,天然气管道运输环节具有一定的自然垄断性,特别是我国的天然气产业还处在发展初期,管网非常薄弱,大部分生产者和用户之间都是单线联系,而且需求规模有限,还不具备欧美国家那样广泛引入竞争的条件,应该逐步引入竞争,可首先实行管道运输特许经营权的公开招标制度,引入市场竞争;同时,实行运输与销售分离,加强对管道运输定价的监管。石油管道运输与天然气管道运输有所不同,石油管道可与其他运输工具平行竞争,其垄断性要比天然气管道弱,但由于我国所处发展阶段及石油战略的重要地位,且管道建设仍非常不足,国家仍有必要加强对管道建设的投入和监管。 (三)划分自然垄断业务与竞争性业务 石油天然气行业是由开发勘探、管道运输和终端销售等多个环节组成,各环节的性质不尽相同。总的来说,除管道运输因其网络特征而具有自然垄断性质外,其它各环节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应该是竞争性的。而我国的现状是这两种业务混合在一起参与市场竞争,这对于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极其不利。一方面,企业会凭借优势地位将垄断延伸到竞争性环节;另一方面,会导致“交叉补贴”的长期存在。 从国际经验看,为在具有自然垄断业务的行业改革时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各国都在改革之初严格界定石油天然气行业的非自然垄断环节和自然垄断性环节,并将这两种业务根据改革的进程逐步分离。如美国的天然气行业改革就是从分离销售与管道开始的。首先,联邦能源规制委员会要求管道公司把天然气运输与其他各种服务(主要是销售)分离,规定消费者可以从任一生产者处购买天然气,生产者也可以直接向最终用户和批发商卖气,生产者之间展开争夺用户的竞争。其次,要求管道公司公平地提供管道服务。尽管天然气产业上下游已经形成了竞争市场,但是,由于管道运输具有一定的自然垄断特性,联邦能源规制委员会要求管道公司对所有的市场参与者提供非歧视性的管道运输服务。 应借鉴国外改革的经验,根据我国行业特征和发展阶段,逐步将自然垄断性业务从竞争性业务中分离出去,竞争性业务放开市场准入,建立公平有序的竞争秩序,形成多元化发展的格局;而在自然垄断性环节加强监管,防止滥用垄断优势,确保管道运输的安全和稳定,保证对第三方提供非歧视性管道接入,保证整个市场的公平竞争;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引入一定程度的竞争,如可由两家国有企业竞争经营,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垄断造成的效益损失。在严格区分自然垄断业务与竞争业务的基础上,应该对不能获得正常经营利润,具有普遍服务性质的环节形成合理的财政补贴机制,避免因行业内的交叉补贴而扩大垄断的范围。 (四)投融资体制改革 我国石油天然气还处在发展阶段,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石油天然气行业又具有投入周期长,见效慢,风险大等特点。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投融资体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石油天然气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因此,完善投融资体制,建立投资风险机制,形成包括外资和民间资本积极参与的多元化发展格局,对于我国能源安全保障和可持续供应具有重要意义。 要改变过去由政府决定和主导投资的方式,政府在投资领域的角色应是制定行业发展规划,公布投资信息,协调部级的投资项目;对关系到国计民生重大项目适当进行投资,但这些项目的投资决策应充分科学化和民主化,且不一定由国有企业独资经营;同时,抓紧制定和规范我国天然气企业境外投资监管制度。至于具体的投资活动应由企业自主决策,鼓励多渠道,包括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的方式,加大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管道运输的投资;鼓励各种资本通过参股、控股、合资、合作等形式参加我国石油天然气建设,逐步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石油天然气企业对外投资,支持具有竞争力的天然气企业跨国经营,并在信贷、保险等方面予以帮助。 (五)价格体制改革 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往往是各行业改革的攻坚环节,它要求市场竞争的局面初步形成,有相应的体制环境和配套条件,如在自然垄断领域就要求有发达的管网作保证,而这些在我国现阶段基本不具备,因此不能操之过急,应根据我国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发展阶段和行业特点制定相应的价格市场化道路。 1.完善与国际价格接轨的办法,促进石油价格机制的形成 从长远看,国内石油价格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放开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但在竞争性市场结构尚未建立,市场竞争还不充分的条件下,完全放开价格不现实。近期改革的重点应是进一步完善石油价格 接轨,接轨的原则是:一是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价格的确定要反映市场供求变化;二是适应加入WTO后市场逐步开放的要求,坚持与国际市场接轨;三是以企业为主体,国家适度管理;四是多种机制减少价格波动。石油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可先在成品油环节突破,并带动其它环节的价格市场化进程。 2.以供求关系为基础,兼顾能源比价,形成合理的天然气价格机制 天然气定价机制改革应按照发展阶段和行业特点,循序推进市场化进程,保障投资者的合理回报。改革初期,政府应确定管输价格,可以采取社会平均回报率或略高的投资回报率,以吸引多种资金进入,扩大管网规模;逐步放松对天然气行业其它环节的价格的管制,鼓励供求双方制定包括“照付不议”条款在内的长期供气合同;还应与可替代能源(如燃料油、柴油、LNG等)价格和物价指数挂钩,以鼓励天然气消费。改革后期,应逐渐在上游引入竞争,允许第三方进入天然气管输网络,创造竞争的市场环境,在条件成熟时政府不再监管天然气井口价,但对管输价格仍然严格监管。 (六)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石油天然气行业国有企业改革与重组应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建立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责权利相统一和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离,完善经营机制,提高优秀竞争力。同时,建立有效的激励和惩罚机制,特别是在投融资领域,实行法人负责制,研究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支持并推动企业减员增效,处理不良资产。 由于国有经济在石油天然气行业中占主导地位,为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探索国有资本的多种实现形式,实现产权多元化。其中,股份制是优化国有经济的有效方式之一。国有资本通过股份制可以吸引和组织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而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并促进产权多元化的形成和市场化改革进程。 二、政策建议 (一)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应从法律保障我国能源安全角度出发,制定国家层面涵盖整个国民经济的《能源法》;抓紧制定和修订《反垄断法》、《反倾销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等维护公平竞争、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法规;加快制定《石油法》和《天然气法》;为促进节能,应根据需要完善《节能法》,并加快制定《节能法》配套法规和实施细则,引导和规范全社会用能行为,其重点是制定《节约石油管理办法》、《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等。为保证法律法规的落实,应加强执法,完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健全执法体系,加强监督检查,依法实施管理。 (二)制定综合发展战略 石油天然气不仅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休戚相关,而且内在联系也非常强的行业,因此,在对国内外资源和需求变化进行科学预测的基础上,制定长期的系统的行业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不仅对行业发展非常必要,而且还将促进整个能源产业的发展,对国家能源安全保障和能源可持续供应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发展变化非常快,行业内外的经济关系非常复杂,制定发展战略应周全考虑,充分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以保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协调性。 (三)管理机构改革 1.建立集中统一的能源管理部门 能源产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国民经济重要产业,涉及石油等国家短缺战略物资、以及电网和天然气网的建设和运行等国家经济命脉,同时,能源内部各行业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很强,这些决定了能源产业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产业部门,其发展除了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外,还应有政府管理和协调。而我国目前的能源管理呈多部门分散态势,综合性和长远性较差,为此,应借鉴北美经验建立国家层面的集中的宏观能源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比较符合我国能源大国的特点。应将分散在多家综合部门的能源部门分离出来重新整合,将管理权集中,这能有效避免政府职能的重复及交叉;按照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分别设立专业性的司局,以加强对这些行业的发展战略、政策目标、管理体制框架、法律法规的研究和制定。 2.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 由于能源产业改革的特殊性及其广泛存在自然垄断性环节,发挥政府管理的作用是勿庸置疑的。但政府应该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进一步转变职能,从“指令性管理”向“禁令性管理”转变,这就要求将政策的制定与监管职能完全分开,建立独立的部级综合监管机构和行业监管机构。 根据监管机构设置的原则及职能确定,设计了三个能源领域监管设置的方案。 第一种方案:建立独立于能源主管部门的部级综合能源监管机构;部级综合能源监管机构下对网络性质较强的行业(如电力、石油、天然气)设单独的行业监管机构。 第二种方案:国家能源主管部门内设立能源监管机构,并通过立法规定其独立监管的权力,在监管机构下对自然垄断性较强的电力、天然气、石油单独设立行业监管机构,这些行业监管机构是相对独立的。 第三种方案:充分考虑现有能源管理机构的现状和正在进行的改革,可考虑在现有能源管理格局下尽快建立自然垄断性强的电力、天然气、石油行业单独的监管机构,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赋予这些机构真正行使监管的权力,并将能源局仍保留的相关行业监管职能尽快分离出来,归入成立的行业监管机构,没有建立独立的行业监管机构的行业监管职能仍暂由能源局行使。 上述三种方案是根据不同的背景和目标而设计的,从真正实现政监分开,提高监管效率方面考虑,第一种方案是理想方案,也是最符合建立现代监管体制要求的模式;从现实性和可操作性角度考虑,第二种方案是现在应该采取的模式,但鉴于我国现有的能源管理格局,可先由第一方案起步,但过渡时间不能太长。需要强调的是,这三种方案都是在国家和地方设立相应的监管机构,即都在省一级也建立相应的政府主管部门、综合监管部门或行业监管机构(个别行业可根据情况需要在区域一级设立相应机构,如区域的电力监管机构)。其中地方成立的监管机构,职能相对独立,权限也较大,且随着改革的深入,具体监管的实施应主要放在地方监管机构,但地方级的机构都接受国家相应机构的管理或监督;不管采取何种方案,都应在明确各自隶属关系和职能划分的基础上,处理好国家能源主管部门、部级能源监管机构、行业协会及各地方相应机构的关系;在发挥能源主管部门和能源监管机构作用的同时,逐渐加强行业协会在能源协调发展和社会监管中的独特作用,以促进监管的公开透明,提高监管效率。 (四)建立石油安全保障体系,确保可持续供应 我国石油供应的不安全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对外依存的增大、企业石油库存量过低、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尚未建立、石油进口外汇支出逐年增加、进口通道安全性变差、国内石油价格过分依赖国际油价、国际石油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等等都对中国获得稳定、可靠、安全的石油供应产生影响。我国石油供应既存在价格急剧变动的经济风险,也存在石油供应阶段性、部分性供应中断的隐患,因此,完 善石油安全保障体系应成为我国能源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内容。 1.多种方式保障石油安全 为确保经济的稳定发展和能源的安全供应,必须采取多种途径利用国际能源资源和市场。现在尽管世界区域性纷争不断,但经济手段仍是解决能源领域的主要途径,我国还是应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遵循市场规律,主动出击,在全球性的石油资源争夺中逐步占据有利位置,不再受制于人。但世界的复杂形势也要求我们有应对策略,未雨绸缪,在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时,必要时结合使用多种办法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随着我国实力的增强及国际地位的提高,保障石油安全应该日益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甚至是军事紧密联系起来,国家应增强外交活动中对能源领域的关注度及目的性,在国家层面对开放性能源政策实施统一指导和协调,建议与俄罗斯等能源大国建立稳定的能源合作双边机制。 2.立足国内,利用国际市场 总体而言,应该立足国内、面向世界,解决我国石油供应不足的问题。首先,应立足国内,一方面要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下,充分挖掘国内能源生产能力,加大对国内油气资源勘探的投入,增加海洋油气资源勘探的投入,大力发展油气生产。另一方面,应改善我国能源结构,形成我国多元化能源结构,特别是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发展石油替代能源;大力实行节油,发展石油高效利用技术,提高石油利用效率。同时,应加强西部能源的开发,提高开发和利用西部能源在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中的战略地位。 在加强我国油气资源勘探和开发的同时,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多方位开拓油气供应渠道。随着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已有能力在国际市场上调整石油供应安全战略。应尽快确定成本较低和较为可行的能源供应方案,尽可能经济、合理地利用国外能源资源。可通过对海外石油勘探开发给予积极的扶持政策,如对运往国内加工利用的海外份额油取消或优先获得进口配额和许可证,建立海外石油勘探开发基金和信贷支持等,并对份额油的进口免征进口税等办法推动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建立海外油气生产基地,以减少对国外的直接依赖,降低能源供应风险。 3.加强能源安全评估和预警体系建设 我国石油不安全性主要集中在石油行业,既存在价格急剧变动的经济风险,也存在石油供应阶段性、部分性供应中断的风险。应该建立一套保障能源安全的全面、系统和完善的机制,包括密切关注国际能源发展态势,全面评估我国的能源状况,监控我国能源发展变动情况,并对可能出现的能源危机做出预警反应,相应采取应急措施等。应全面分析在哪些情况下我国可能发生能源危机,根据国内外能源形势适时判断可能发生危机的严重程度,进行能源安全评级(可有不同的评级方法,如可按程度不同采取“蓝”、“绿”、“黄”、“橙黄”、“红”的警示),并针对不同级别的能源危机设计系统的应急方案。这样既可以保证我国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从容应对,又不至于在出现一般性的国际市场价格波动或暂时性的国内供求矛盾时采取过急措施而导致国民经济遭受重大损失。 4.完善油气储备体系 建立油气储备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解决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其中石油是最主要的战略储备物资。20世纪70年代两次世界石油危机使一些石油消费大国纷纷响应由经合组织(OECD)1974年设立的国际能源机构(1EA)所制定的石油储备标准,建立起由政府控制的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石油生产销售商也扩大了各自企业的石油储备能力,这使得这些国家在能源安全方面应变能力大大加强,并藉此给其他国家施加更大压力。而我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不断上升,进口石油又主要来自局势动荡的中东地区并且要通过漫长的海上运输线,石油的持续供给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为防止突发事件导致我国能源供应的中断,建立我国的石油战略储备势在必行。应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国际成熟经验,组成部级的专门机构,并由国家作专项资金安排,确保石油储备的战略性、统一性、安全性;科学确立战略石油储备的水平,合理安排储备基地的布局,建立有效机制促使企业积极参与石油储备工作,逐步形成“实物储备与产地储备相结合”,“国家为主、分级储备、官民结合”的储备体系;随着科学技术在石油天然气中的作用日益显现,技术储备也应逐渐成为油气储备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以使我国能在发生石油安全危机时能启动技术储备从容应对;应完善石油市场体系,尽早使国内油价与国际油价真正接轨,采取国际通行的市场手段,如石油期货交易等缓冲石油危机的压力。 (五)提升石油天然气在能源结构中的地位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现代经济工业部门的不断崛起,我国对石油天然气的需求将进一步上升,并将占能源进口的绝大部分。今后我国能源安全的焦点将集中在石油天然气行业,它的发展将影响我国的能源安全和可持续性供应。多年来,我国的能源发展战略都是将煤放在主导地位,这和我国的能源资源状况及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而且这种能源发展战略也确实在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国际能源形势的变化,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推进,以及环保对经济和能源发展的制约日益显现的背景下,调整我国的能源结构势在必行。煤炭将继续在我国经济和能源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但这并不是我们的最佳选择,甚至是一种无奈的接受。随着我国煤炭开发成本的提高以及煤质的下降,结合环境压力综合考虑,煤炭在能源发展中已没有以往的优势,石油天然气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将日益重要。一个处于现代社会的国家,没有煤炭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如果没有石油,整个社会将立即瘫痪。因此,在强调煤炭的重要性的同时,应该提升石油天然气在能源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虽然目前还不能取代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重要地位,但至少应该将石油天然气提升到与煤炭同等重要的地位。其中石油与天然气的重要性在性质上略有不同,石油的重要性是从国家能源安全的角度考虑的,而天然气的重要性是作为一种上升势头非常好的清洁能源,将有可能成为我国调整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的突破口。 (六)制订经济激励政策 建立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固然要靠政府支持,但更为重要的是必须鼓励其它资金参与,实现国家的能源发展战略目标。为此,各国政府通过各种政策鼓励和支持民间企业对有利于国家能源安全的投资、开发和储备。主要通过增加低息贷款、贴息贷款、调节税费、财政担保和补贴、建立专用基金,以及加速折旧等多种方式对行业发展给予必要的支持。我国也可借鉴国际经验制订相应的经济激励政策,加快石油天然气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步伐。 为保证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建议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妥善处理石油天然气生产、运输,上游、中游与下游间,以及资源性地区与非资源性地区的分配关系。应研究建立石油天然气行业税收在相关地区的合理分配制度,兼顾资源省区、过境省份的利益,体现向西部倾斜的政策。为保证石油天然气安全,鼓励天然气形成使用,建议逐步将生产型税种调整为消费型税,并提高汽油的消费税率,减轻天然气勘探开发、城市配气、LNG进口税赋,实行差别税率,对发电用气给予税收优 惠。建立海外石油勘探开发投资保险机制,放宽审批权限,份额油返销国内实行零关税;节油代油设备投资税收减免。 (七)设定改革的过渡期 由于石油天然气行业改革的特殊性和艰巨性,在朝着市场化改革的目标迈进的过程中,不能寄希望于短期内解决所有问题,特别是在完善法律法规,健全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更有赖于改革的探索实践。因此,对改革设置一个3到5年的过渡期非常有必要。在这段由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过渡期内,允许对改革内容作一些特殊安排。如在现有能源局的基础上过渡一段时间再成立综合能源主管部门;尽快完善电力监管委员会,并着手建立天然气监管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着手建立综合性能源监管机构;在国家相关法律没有出台之前先制定行之有效的有关条例,待时机成熟后再逐步过渡到国家层次的法律。 天然气论文:石油天然气行业改革政策建议论文 一、石油天然气行业下一步改革的主要内容 为保证能源安全和石油天然气的可持续供应,下一步必须在阻碍石油天然气改革的难点领域有所突破。应该在完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力度,实现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打破行政垄断,引入市场竞争,营造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加快投融资体制和价格体制改革,为我国石油天然气行业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一)完善政府管理体制 石油天然气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政府无疑必须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要集中分散在各政府部门的职能,将仍保留在企业中的行政职能分离出来,建立综合的能源政府管理部门,并根据行业发展的要求建立相应的监管机构,将政府的政策制定职能与监管职能逐步分开,按照依法监管的原则建立现代监管制度,逐渐淡化行政审批等行政管理职能,在进行经济监管的同时,增强技术、安全、环保等社会监管手段。根据我国石油天然气行业所处发展阶段、资源状况和市场特征,政府的职能应主要体现在:制定宏观发展政策;在建立国家能源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实行石油战略管理;针对石油天然气行业制定有关促进竞争和反垄断的政策和法规,保证市场的公平有序竞争,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根据上下游各环节的技术经济特点,采取不同的监管机制,在竞争性环节放开竞争,进行市场准入和价格管制等,在自然垄断环节实行政府管制;发挥规范、协调企业行为和督促企业自律的作用;进行市场预测和提供信息服务等。 (二)打破行政垄断和市场分割,培育有效市场竞争 石油天然气行业应深化市场化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建立与健全市场机制。主要包括放松市场准入,逐步放开终端销售市场;打破地域垄断,积极培养市场主体;从开放、完善和规范市场入手,制定市场规则,形成合理的、有序的竞争格局;鼓励其它社会资金进入流通领域,营造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充分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如建立国内石油现货和期货交易市场,以达到发现价格、规避风险、跟踪供求、调控市场的目的,合理引导石油天然气的生产、经营和消费。 应根据行业发展阶段和上下游各环节的技术经济特点,在我国石油天然气行业有序引入竞争。具体来说,上游石油天然气资源开采环节在实行许可证制度的基础上,引入竞争,这样有利于打破资源的区域性垄断,促进企业增加勘探投入,增加石油天然气资源储量,提高开采效率;下游销售环节,特别是加油站是竞争性市场,应加大放开竞争的步伐,并通过安全、技术和环保标准等手段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从管道运输环节来看,天然气管道运输环节具有一定的自然垄断性,特别是我国的天然气产业还处在发展初期,管网非常薄弱,大部分生产者和用户之间都是单线联系,而且需求规模有限,还不具备欧美国家那样广泛引入竞争的条件,应该逐步引入竞争,可首先实行管道运输特许经营权的公开招标制度,引入市场竞争;同时,实行运输与销售分离,加强对管道运输定价的监管。石油管道运输与天然气管道运输有所不同,石油管道可与其他运输工具平行竞争,其垄断性要比天然气管道弱,但由于我国所处发展阶段及石油战略的重要地位,且管道建设仍非常不足,国家仍有必要加强对管道建设的投入和监管。 (三)划分自然垄断业务与竞争性业务 石油天然气行业是由开发勘探、管道运输和终端销售等多个环节组成,各环节的性质不尽相同。总的来说,除管道运输因其网络特征而具有自然垄断性质外,其它各环节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应该是竞争性的。而我国的现状是这两种业务混合在一起参与市场竞争,这对于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极其不利。一方面,企业会凭借优势地位将垄断延伸到竞争性环节;另一方面,会导致“交叉补贴”的长期存在。 从国际经验看,为在具有自然垄断业务的行业改革时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各国都在改革之初严格界定石油天然气行业的非自然垄断环节和自然垄断性环节,并将这两种业务根据改革的进程逐步分离。如美国的天然气行业改革就是从分离销售与管道开始的。首先,联邦能源规制委员会要求管道公司把天然气运输与其他各种服务(主要是销售)分离,规定消费者可以从任一生产者处购买天然气,生产者也可以直接向最终用户和批发商卖气,生产者之间展开争夺用户的竞争。其次,要求管道公司公平地提供管道服务。尽管天然气产业上下游已经形成了竞争市场,但是,由于管道运输具有一定的自然垄断特性,联邦能源规制委员会要求管道公司对所有的市场参与者提供非歧视性的管道运输服务。 应借鉴国外改革的经验,根据我国行业特征和发展阶段,逐步将自然垄断性业务从竞争性业务中分离出去,竞争性业务放开市场准入,建立公平有序的竞争秩序,形成多元化发展的格局;而在自然垄断性环节加强监管,防止滥用垄断优势,确保管道运输的安全和稳定,保证对第三方提供非歧视性管道接入,保证整个市场的公平竞争;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引入一定程度的竞争,如可由两家国有企业竞争经营,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垄断造成的效益损失。在严格区分自然垄断业务与竞争业务的基础上,应该对不能获得正常经营利润,具有普遍服务性质的环节形成合理的财政补贴机制,避免因行业内的交叉补贴而扩大垄断的范围。 (四)投融资体制改革 我国石油天然气还处在发展阶段,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石油天然气行业又具有投入周期长,见效慢,风险大等特点。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投融资体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石油天然气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因此,完善投融资体制,建立投资风险机制,形成包括外资和民间资本积极参与的多元化发展格局,对于我国能源安全保障和可持续供应具有重要意义。 要改变过去由政府决定和主导投资的方式,政府在投资领域的角色应是制定行业发展规划,公布投资信息,协调部级的投资项目;对关系到国计民生重大项目适当进行投资,但这些项目的投资决策应充分科学化和民主化,且不一定由国有企业独资经营;同时,抓紧制定和规范我国天然气企业境外投资监管制度。至于具体的投资活动应由企业自主决策,鼓励多渠道,包括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的方式,加大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管道运输的投资;鼓励各种资本通过参股、控股、合资、合作等形式参加我国石油天然气建设,逐步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石油天然气企业对外投资,支持具有竞争力的天然气企业跨国经营,并在信贷、保险等方面予以帮助。 (五)价格体制改革 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往往是各行业改革的攻坚环节,它要求市场竞争的局面初步形成,有相应的体制环境和配套条件,如在自然垄断领域就要求有发达的管网作保证,而这些在我国现阶段基本不具备,因此不能操之过急,应根据我国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发展阶段和行业特点制定相应的价格市场化道路。 1.完善与国际价格接轨的办法,促进石油价格机制的形成 从长远看,国内石油价格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放开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但在竞争性市场结构尚未建立,市场竞争还不充分的条件下,完全放开价格不现实。近期改革的重点应是进一步完善石油价格接轨,接轨的原则是:一是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价格的确定要反映市场供求变化;二是适应加入WTO后市场逐步开放的要求,坚持与国际市场接轨;三是以企业为主体,国家适度管理;四是多种机制减少价格波动。石油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可先在成品油环节突破,并带动其它环节的价格市场化进程。 2.以供求关系为基础,兼顾能源比价,形成合理的天然气价格机制 天然气定价机制改革应按照发展阶段和行业特点,循序推进市场化进程,保障投资者的合理回报。改革初期,政府应确定管输价格,可以采取社会平均回报率或略高的投资回报率,以吸引多种资金进入,扩大管网规模;逐步放松对天然气行业其它环节的价格的管制,鼓励供求双方制定包括“照付不议”条款在内的长期供气合同;还应与可替代能源(如燃料油、柴油、LNG等)价格和物价指数挂钩,以鼓励天然气消费。改革后期,应逐渐在上游引入竞争,允许第三方进入天然气管输网络,创造竞争的市场环境,在条件成熟时政府不再监管天然气井口价,但对管输价格仍然严格监管。 (六)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石油天然气行业国有企业改革与重组应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建立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责权利相统一和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离,完善经营机制,提高优秀竞争力。同时,建立有效的激励和惩罚机制,特别是在投融资领域,实行法人负责制,研究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支持并推动企业减员增效,处理不良资产。 由于国有经济在石油天然气行业中占主导地位,为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探索国有资本的多种实现形式,实现产权多元化。其中,股份制是优化国有经济的有效方式之一。国有资本通过股份制可以吸引和组织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而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并促进产权多元化的形成和市场化改革进程。 二、政策建议 (一)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应从法律保障我国能源安全角度出发,制定国家层面涵盖整个国民经济的《能源法》;抓紧制定和修订《反垄断法》、《反倾销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等维护公平竞争、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法规;加快制定《石油法》和《天然气法》;为促进节能,应根据需要完善《节能法》,并加快制定《节能法》配套法规和实施细则,引导和规范全社会用能行为,其重点是制定《节约石油管理办法》、《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等。为保证法律法规的落实,应加强执法,完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健全执法体系,加强监督检查,依法实施管理。 (二)制定综合发展战略 石油天然气不仅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休戚相关,而且内在联系也非常强的行业,因此,在对国内外资源和需求变化进行科学预测的基础上,制定长期的系统的行业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不仅对行业发展非常必要,而且还将促进整个能源产业的发展,对国家能源安全保障和能源可持续供应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发展变化非常快,行业内外的经济关系非常复杂,制定发展战略应周全考虑,充分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以保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协调性。 (三)管理机构改革 1.建立集中统一的能源管理部门 能源产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国民经济重要产业,涉及石油等国家短缺战略物资、以及电网和天然气网的建设和运行等国家经济命脉,同时,能源内部各行业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很强,这些决定了能源产业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产业部门,其发展除了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外,还应有政府管理和协调。而我国目前的能源管理呈多部门分散态势,综合性和长远性较差,为此,应借鉴北美经验建立国家层面的集中的宏观能源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比较符合我国能源大国的特点。应将分散在多家综合部门的能源部门分离出来重新整合,将管理权集中,这能有效避免政府职能的重复及交叉;按照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分别设立专业性的司局,以加强对这些行业的发展战略、政策目标、管理体制框架、法律法规的研究和制定。 2.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 由于能源产业改革的特殊性及其广泛存在自然垄断性环节,发挥政府管理的作用是勿庸置疑的。但政府应该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进一步转变职能,从“指令性管理”向“禁令性管理”转变,这就要求将政策的制定与监管职能完全分开,建立独立的部级综合监管机构和行业监管机构。 根据监管机构设置的原则及职能确定,设计了三个能源领域监管设置的方案。 第一种方案:建立独立于能源主管部门的部级综合能源监管机构;部级综合能源监管机构下对网络性质较强的行业(如电力、石油、天然气)设单独的行业监管机构。 第二种方案:国家能源主管部门内设立能源监管机构,并通过立法规定其独立监管的权力,在监管机构下对自然垄断性较强的电力、天然气、石油单独设立行业监管机构,这些行业监管机构是相对独立的。 第三种方案:充分考虑现有能源管理机构的现状和正在进行的改革,可考虑在现有能源管理格局下尽快建立自然垄断性强的电力、天然气、石油行业单独的监管机构,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赋予这些机构真正行使监管的权力,并将能源局仍保留的相关行业监管职能尽快分离出来,归入成立的行业监管机构,没有建立独立的行业监管机构的行业监管职能仍暂由能源局行使。 上述三种方案是根据不同的背景和目标而设计的,从真正实现政监分开,提高监管效率方面考虑,第一种方案是理想方案,也是最符合建立现代监管体制要求的模式;从现实性和可操作性角度考虑,第二种方案是现在应该采取的模式,但鉴于我国现有的能源管理格局,可先由第一方案起步,但过渡时间不能太长。需要强调的是,这三种方案都是在国家和地方设立相应的监管机构,即都在省一级也建立相应的政府主管部门、综合监管部门或行业监管机构(个别行业可根据情况需要在区域一级设立相应机构,如区域的电力监管机构)。其中地方成立的监管机构,职能相对独立,权限也较大,且随着改革的深入,具体监管的实施应主要放在地方监管机构,但地方级的机构都接受国家相应机构的管理或监督;不管采取何种方案,都应在明确各自隶属关系和职能划分的基础上,处理好国家能源主管部门、部级能源监管机构、行业协会及各地方相应机构的关系;在发挥能源主管部门和能源监管机构作用的同时,逐渐加强行业协会在能源协调发展和社会监管中的独特作用,以促进监管的公开透明,提高监管效率。 (四)建立石油安全保障体系,确保可持续供应 我国石油供应的不安全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对外依存的增大、企业石油库存量过低、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尚未建立、石油进口外汇支出逐年增加、进口通道安全性变差、国内石油价格过分依赖国际油价、国际石油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等等都对中国获得稳定、可靠、安全的石油供应产生影响。我国石油供应既存在价格急剧变动的经济风险,也存在石油供应阶段性、部分性供应中断的隐患,因此,完善石油安全保障体系应成为我国能源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内容。 1.多种方式保障石油安全 为确保经济的稳定发展和能源的安全供应,必须采取多种途径利用国际能源资源和市场。现在尽管世界区域性纷争不断,但经济手段仍是解决能源领域的主要途径,我国还是应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遵循市场规律,主动出击,在全球性的石油资源争夺中逐步占据有利位置,不再受制于人。但世界的复杂形势也要求我们有应对策略,未雨绸缪,在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时,必要时结合使用多种办法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随着我国实力的增强及国际地位的提高,保障石油安全应该日益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甚至是军事紧密联系起来,国家应增强外交活动中对能源领域的关注度及目的性,在国家层面对开放性能源政策实施统一指导和协调,建议与俄罗斯等能源大国建立稳定的能源合作双边机制。 2.立足国内,利用国际市场 总体而言,应该立足国内、面向世界,解决我国石油供应不足的问题。首先,应立足国内,一方面要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下,充分挖掘国内能源生产能力,加大对国内油气资源勘探的投入,增加海洋油气资源勘探的投入,大力发展油气生产。另一方面,应改善我国能源结构,形成我国多元化能源结构,特别是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发展石油替代能源;大力实行节油,发展石油高效利用技术,提高石油利用效率。同时,应加强西部能源的开发,提高开发和利用西部能源在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中的战略地位。 在加强我国油气资源勘探和开发的同时,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多方位开拓油气供应渠道。随着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已有能力在国际市场上调整石油供应安全战略。应尽快确定成本较低和较为可行的能源供应方案,尽可能经济、合理地利用国外能源资源。可通过对海外石油勘探开发给予积极的扶持政策,如对运往国内加工利用的海外份额油取消或优先获得进口配额和许可证,建立海外石油勘探开发基金和信贷支持等,并对份额油的进口免征进口税等办法推动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建立海外油气生产基地,以减少对国外的直接依赖,降低能源供应风险。 3.加强能源安全评估和预警体系建设 我国石油不安全性主要集中在石油行业,既存在价格急剧变动的经济风险,也存在石油供应阶段性、部分性供应中断的风险。应该建立一套保障能源安全的全面、系统和完善的机制,包括密切关注国际能源发展态势,全面评估我国的能源状况,监控我国能源发展变动情况,并对可能出现的能源危机做出预警反应,相应采取应急措施等。应全面分析在哪些情况下我国可能发生能源危机,根据国内外能源形势适时判断可能发生危机的严重程度,进行能源安全评级(可有不同的评级方法,如可按程度不同采取“蓝”、“绿”、“黄”、“橙黄”、“红”的警示),并针对不同级别的能源危机设计系统的应急方案。这样既可以保证我国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从容应对,又不至于在出现一般性的国际市场价格波动或暂时性的国内供求矛盾时采取过急措施而导致国民经济遭受重大损失。 4.完善油气储备体系 建立油气储备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解决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其中石油是最主要的战略储备物资。20世纪70年代两次世界石油危机使一些石油消费大国纷纷响应由经合组织(OECD)1974年设立的国际能源机构(1EA)所制定的石油储备标准,建立起由政府控制的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石油生产销售商也扩大了各自企业的石油储备能力,这使得这些国家在能源安全方面应变能力大大加强,并藉此给其他国家施加更大压力。而我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不断上升,进口石油又主要来自局势动荡的中东地区并且要通过漫长的海上运输线,石油的持续供给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为防止突发事件导致我国能源供应的中断,建立我国的石油战略储备势在必行。应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国际成熟经验,组成部级的专门机构,并由国家作专项资金安排,确保石油储备的战略性、统一性、安全性;科学确立战略石油储备的水平,合理安排储备基地的布局,建立有效机制促使企业积极参与石油储备工作,逐步形成“实物储备与产地储备相结合”,“国家为主、分级储备、官民结合”的储备体系;随着科学技术在石油天然气中的作用日益显现,技术储备也应逐渐成为油气储备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以使我国能在发生石油安全危机时能启动技术储备从容应对;应完善石油市场体系,尽早使国内油价与国际油价真正接轨,采取国际通行的市场手段,如石油期货交易等缓冲石油危机的压力。 (五)提升石油天然气在能源结构中的地位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现代经济工业部门的不断崛起,我国对石油天然气的需求将进一步上升,并将占能源进口的绝大部分。今后我国能源安全的焦点将集中在石油天然气行业,它的发展将影响我国的能源安全和可持续性供应。多年来,我国的能源发展战略都是将煤放在主导地位,这和我国的能源资源状况及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而且这种能源发展战略也确实在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国际能源形势的变化,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推进,以及环保对经济和能源发展的制约日益显现的背景下,调整我国的能源结构势在必行。煤炭将继续在我国经济和能源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但这并不是我们的最佳选择,甚至是一种无奈的接受。随着我国煤炭开发成本的提高以及煤质的下降,结合环境压力综合考虑,煤炭在能源发展中已没有以往的优势,石油天然气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将日益重要。一个处于现代社会的国家,没有煤炭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如果没有石油,整个社会将立即瘫痪。因此,在强调煤炭的重要性的同时,应该提升石油天然气在能源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虽然目前还不能取代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重要地位,但至少应该将石油天然气提升到与煤炭同等重要的地位。其中石油与天然气的重要性在性质上略有不同,石油的重要性是从国家能源安全的角度考虑的,而天然气的重要性是作为一种上升势头非常好的清洁能源,将有可能成为我国调整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的突破口。 (六)制订经济激励政策 建立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固然要靠政府支持,但更为重要的是必须鼓励其它资金参与,实现国家的能源发展战略目标。为此,各国政府通过各种政策鼓励和支持民间企业对有利于国家能源安全的投资、开发和储备。主要通过增加低息贷款、贴息贷款、调节税费、财政担保和补贴、建立专用基金,以及加速折旧等多种方式对行业发展给予必要的支持。我国也可借鉴国际经验制订相应的经济激励政策,加快石油天然气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步伐。 为保证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建议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妥善处理石油天然气生产、运输,上游、中游与下游间,以及资源性地区与非资源性地区的分配关系。应研究建立石油天然气行业税收在相关地区的合理分配制度,兼顾资源省区、过境省份的利益,体现向西部倾斜的政策。为保证石油天然气安全,鼓励天然气形成使用,建议逐步将生产型税种调整为消费型税,并提高汽油的消费税率,减轻天然气勘探开发、城市配气、LNG进口税赋,实行差别税率,对发电用气给予税收优惠。建立海外石油勘探开发投资保险机制,放宽审批权限,份额油返销国内实行零关税;节油代油设备投资税收减免。 (七)设定改革的过渡期 由于石油天然气行业改革的特殊性和艰巨性,在朝着市场化改革的目标迈进的过程中,不能寄希望于短期内解决所有问题,特别是在完善法律法规,健全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更有赖于改革的探索实践。因此,对改革设置一个3到5年的过渡期非常有必要。在这段由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过渡期内,允许对改革内容作一些特殊安排。如在现有能源局的基础上过渡一段时间再成立综合能源主管部门;尽快完善电力监管委员会,并着手建立天然气监管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着手建立综合性能源监管机构;在国家相关法律没有出台之前先制定行之有效的有关条例,待时机成熟后再逐步过渡到国家层次的法律。 天然气论文:技术与天然气资源情况论文 前言 自国家作出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以来,西起塔里木东抵上海的“西气东输”天然气管道工程成了燃气行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它是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序曲工程,是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举措。该项工程将于2001年开工,2003年建成送气。它的建成对于加快新疆以及我国西部地区具有重大意义,将促进我国能源结构的调整,有效地治理大气污染。 广东地区(尤其是深圳市)经济增长较快,能源需求量较大,然而省内能源匿乏,能源自给率仅为10%;同时南海天然气在数量和时间上均难以满足需求。因此,1999年底国家正式批准广东LNG试点工程总体项目一期工程立项,各项筹建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目前,己进入了LNG接收站和输气干线的招商阶段。 深圳市早在1986年就开始为迎接南海天然气而积极准备,规划做了一轮又一轮,方案讨论了一次又一次,随着MG项目的启动,深圳天然气梦真要成为现实了。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的天然气正伴随着21世纪的钟声向我们走来。 一、天然气资源情况 我国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全国第二轮资源评价结果认为:我国有38×1012米3(38万亿米3)的天然气资源量,其中陆上30×1012米3,海域8×1012米3,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和近海海域(约占全国天然气资源总量的80%)。至今累计探明了2.3×1012米3的天然气储量,探明率仅为5.8%。“八五”以来的近十年间,我国探明天然气储量年均以1200×108米3以上的速度增长;年产气量平均以10%以上速度增长。1999年全国天然气生产量为252亿米3,预计2000年生产天然气300亿米3,到2005年可达到400—450亿米3,到2010年将达到700—800亿米3。 全球天然气探明储量比过去20年增长了一倍,截止到2000年1月1日,世界天然气探明储量为5146万亿立方英尺(145万亿米3),前苏联、中东、亚太地区的天然气探明储量都呈上升趋势,仅俄罗斯和中亚三国就拥有剩余可采的天然气储量达58×1012米3,每年可向我国提供数百亿米3的天然气资源。 进口LNG有着广泛的资源基础,1998年全球LNG进出口贸易量达8249万吨(1130亿米3),主要出口国包括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文莱、卡塔尔等,LNG出口能力合计达1亿吨以上。由于LNG贸易属于买方市场,资源供大于求,中国进口LNG将有多个来源可供选择。在2000—2005年间,亚太地区的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印尼都有新增LNG供应能力的项目,此外,还将涌现阿曼和也门两个LNG新出口国。我国天然气进口在2005年将达到50—120亿米3、2010年达到210—260亿米3,2020年达到537—1037亿米3,进口天然气届时将成为中国天然气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我国近中期利用天然气项目 目前我国累计探明天然气储量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和近海海域,天然气开发利用受到地区性的限制,:到目前为止建成输气管线只有13000多公里,且主要以地区性干线为主,如陕一京输气管线和崖13-1一香港输气管线等。为满足我国经济发达、能源短缺的东部及东南沿海地区的需求,今后十年内我国将新建六项天然气利用工程,形成六个区域性输气管网。计划建设的这六项工程分别是: 1)已经开工的涩北一西宁一兰州管道 管线全长950公里,年输气能力,20亿米3,计划2001年10月建成。国家已将该项工程列为重点工程项目实施。 2)重庆忠县一武汉管道 主管线全长703公里,管径700mm,年输气能力30亿米3,计划2002年建成,主要供湖北、湖南省用气,中远期部分供江西省。 3)新疆轮南一上海管道 管线全长4200公里,管径1500mm两条。管线计划2003年建成,2005年一期规模达产,供气量在2003年、2004年、2005年分别为42亿米3、74亿米3、108亿米3,2010年达到199亿米3。 4)陕北一北京复线 在已建成的陕京管线上,增建加压站,提高输气压力,将原输气能力由20亿米3/年,增加到30亿米3/年。供应河北、山东两省,保证对北京的供气量。管线计划2002年建成。 5)俄罗斯一东北一华北一华东管道 管线全长4091公里,其中中国境内2131公里。规划从俄罗斯进口300亿米3/年,中国境内利用200亿米3/年,其中,东北地区100亿米3/年;环渤海地区l00亿米3/年。输送到韩国100亿米3/年。 6)引进LNG和利用海上油气资源的管道 包括广东LNG项目,渤西南气田向胶东半岛供气,东海春晓气田向浙江供气,南海气田向海南和广西供气。 待这六项工程建成后,将把这些管道所在区域性管网连接起来,形成产、运、储、配、销五位一体,横穿西东、纵贯南北的天然气输送,这样全国的天然气利用程度也将从现在的百分之二左右,提高到百分之七以上。 三、广东LNG工程项目 广东LNG工程项目包括:接收站和输气干线项目(以下简称站线项目),以及燃气电厂、城市燃气、独立等用气项目。 1、项目规模 一期工程规模年进口300万吨LNG,接收站站址位于深圳秤头角,通过输气干线,向惠州和深圳前湾2个新建燃气电厂,深圳3个现有燃油改燃气电厂,深圳、广州、佛山和东莞4个城市燃气,以及香港电灯集团有限公司新建燃气电厂和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供气,目标是2005年投产。 二期工程,新增年进口200万吨LNG,引入南海天然气15亿米3/年,实现近海天然气和进口LNG两种资源互补,除增加向已有项目供气外,输气干线延伸向珠江三角洲的惠州、肇庆、江门、中出和珠海等城市供气,计划2008年投产。 LNG接收站也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设置两座13.5万米3储罐, 二期再增加一座约10万米3的储罐。接收站配备高压开架式海水气化器,并设高压浸没燃烧式气化器作调峰和备用。气化能力:一期1200米3/小时LNG;二期2000米3/小时LNG。接收站港址内建可停靠13.6万米3LNG运输船的专用泊位一个,栈桥长450米,停泊水域设计水深为—13.2米。主泊位旁建一工作船泊位。 该项目的输气干线一期主干线起自秤头角接收站出站端,经坪山、东莞、广州,到达佛山,全长215.4公里,年输气量约为40亿米3。一期还包括两条支干线,坪山惠州电厂支干线长32.6公里,坪山至前湾电厂、美视电厂支干线共长78.8公里。二期主干线起自珠海市的横琴岛,经珠海、中山、江门、鹤山市,最终到达佛山,全长181.7公里,年总输气量82亿米3,包括南海15亿米3天然气。 2、投资 接收站和输气干线一期投资约51亿元人民币;二期投资21亿元人民币。资本金30%由参股各方自有资金注入。资本金以外部分的融资方案在可研阶段确定。 3、股份 本项目为中外合资项目,项目发起方包括:中国内地发起方、中国香港发起方和外商合作伙伴。参股比例中,中国内地发起方占64%,香港发起方占6%,外商合作伙伴参股30%。在中国内地发起方中,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占33%,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占14%,广东省电力集团公司占6%,广州市煤气公司占6%,东芜市燃料工业总公司占2.5%,佛山市燃气总公司占2.5%。香港发起方中,香港电灯公司和中华煤气公司各占3%的股份。 4、用户 广东LNG工程项目其供气范围覆盖珠江三角洲和香港地区,用户包括以下四大方面:1、珠江三角洲九个城市的燃气供应,包括民用和工业用户。一期覆盖深圳市、东莞市、广州市和佛山市,二期增加惠州市、肇庆市、江门市、中出市和珠海市。本项目将供气至各城市门站。2、新建电厂经可行性研究和广东省电力供应情况确定,本项目将供气至电厂;3、油改气电厂,一期包括深圳南山电厂、美视电厂、月亮湾电厂,本项目将供气至电厂;二期项目包括佛山得胜电厂和沙口电厂,初步考虑由城市燃气管网供气。4、香港用户,包括香港电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灯)电厂用气和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华煤气)的城市燃气。 5、下阶段工作计划 广东LNG工程项目,在完成接收站和输气干线项目外商合作伙伴选择后,将进行一期工程有关用气项目和站线项目可行性研究,进一步落实天然气市场,落实项目建设条件;竞争性选择LNG资源,谈判签定上游购气及运输原则协议;下游售气原则协议和融资原则协议,并且探讨国家试点政策支持。目标是2002年一季度向国家上报总体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目前已进入了接收站和输气干线项目外商合作伙伴选择阶段,已有27家外商取得了标书,将于近期开标。
海洋经济论文:海洋生态经济论文 1天津市发展海洋生态经济的机遇和基础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只有遵循生态原则的经济才是可持续的,因而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探索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生态经济模式。海洋生态系统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平台,与人类经济活动相叠加而耦合成海洋生态经济系统,而海洋生态经济则是在海洋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通过挖掘海洋资源潜力来建设的海洋生态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海洋产业经济。 1.1天津市发展海洋生态经济拥有难得的发展机遇 发展海洋生态经济,拥有国家的政策支持,与环渤海区域发展战略相一致。一方面,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海洋经济,为天津海洋生态经济发展创造了难得机遇。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建设海洋强国。国家海洋局指出要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规划用海、集约用海、生态用海、科技用海和依法用海,推进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提高海洋生态承载力,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海洋工作的全过程。另一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天津海洋生态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加快实施,环渤海经济圈迅速崛起,对于天津来说,要充分发挥环渤海中心城市的作用,辐射和带动周边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全力构筑现代海上丝绸之路,这些都为天津海洋生态经济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遇。 1.2天津市发展海洋生态经济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 近年来,天津在探索生态循环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为全面发展海洋生态经济奠定了基础。例如,在汉沽建立了以北疆电厂为代表的国家循环经济试点,打造了集海水冷却、海水淡化、浓海水制盐、海水化学资源提取、废物再利用为一体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实现“五位一体”的良性循环,真正将海水“吃干榨净”。其中,一期和二期工程分别采取摊晒制盐和工厂化真空制盐的方式进行,对浓海水进行综合利用,在有效避免浓海水直接排海而造成生态破坏的同时,并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另如,天津临港经济区作为部级循环经济示范区,规划建设按照远近结合、长短结合原则,集约节约利用岸线资源,形成了产业聚集,在发展特色产业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建设,目前已建成了具有生态修复和污水处理功能的临港生态湿地公园,据统计每天可对1.75×104t污水进行生态净化,并将其全部作为景观用水,实现了污水“零”排放。 2天津市发展海洋生态经济的主要路径 进入21世纪,随着海洋开发热潮的不断掀起,作为沿海超大型城市的天津,也在不断探寻海洋经济发展的捷径,坚持海洋开发与保护并重,协调海洋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平衡,由此可见,在天津海洋经济发展中引入生态模式,已是大势所趋。按照海岸带不同区域,有针对性地打造特色鲜明的海洋生态经济体系。 2.1在潮下带———浅海区域发展海洋生态经济 在潮下带———浅海区域发展的海洋产业,主要有海水增养殖业、海洋捕捞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其生态经济模式主要体现在这三个产业各自内部的节能减排方面。例如海水增养殖业的生态经济模式,其本质是遵循生态学原理,利用海洋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和共生关系,形成鱼虾贝藻立体多元养殖体系,目的是增加有益成分,减少物质残留,减少海水污染,目前主要有贝藻套养、轮养、循环水养殖、立体化养殖等模式。同时,积极研究高效、低污染的规模化养殖模式,推广无公害养殖,包括养殖水域水质监测,养殖生物疫病测报防治,技术示范基地建设和技术服务网络建设等,降低养殖的技术风险。此外,以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为方向,适时建立沿海养殖基地、海水产品开发基地等平台,促进海水养殖业向基地化、规模化发展。 2.2在潮间带区域发展海洋生态经济 在潮间带区域发展的海洋产业,主要有海洋盐业、滨海旅游业、海水利用业,其中循环产业链主要有海水综合利用产业链条。一直以来,天津是我国水资源较为短缺的沿海城市之一,近年来随着沿海大开发战略的加快实施,临海工业用水量进一步加大,进而造成淡水紧缺的形势更加严峻。因此,应提高海水利用率,特别是在电力、钢铁、化工等行业增大海水利用量。近年来在电厂中,天津市广泛采用了热电联产方式,已经有了较大突破,首先利用海水作为直流冷却用水,尔后对海水进行淡化处理,并将淡化水用于供热,同时还可将淡化后的浓海水进行制盐,进而提取海水中的化学资源,延伸了产业链,由此构建了高效的海水综合利用产业循环链,与传统热电分产相比,此产业链提高了能源利用率,形成了一种高效的生产方式。 2.3在潮上带———陆地区域发展海洋生态经济 在潮上带———陆地区域发展的海洋产业,主要有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化工业、海洋装备制造业等产业,它们均是对环境污染较大的产业,且地处沿海地区,致使废水、废气、废渣的产生严重威胁着海岸带生态系统。因此,对于此地区的产业,要发展生态经济模式,关键在于控制废弃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提高对废弃物的利用率,由于产业链条较长,可通过生态工业园区模式发展,重点建设废物代谢链条,在产业内部、产业之间建立有机联系;二是,要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首先是从源头上降低废弃物的产生量,通过关键、优秀技术创新,大力开展清洁生产,同时要在生产过程中的每个环节进行严格控制,有效降低废弃物产生的可能性。总体看,要从企业内部的清洁生产到废弃物的循环利用等多方面入手,着力打造海洋生态经济产业链。 3结语 总之,天津应加快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方式,统筹海洋开发强度与利用时序,强化海洋资源集约节约利用,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和布局,推动海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探索绿色经济、低碳经济模式,推进海洋产业的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确保天津海洋经济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真正打造基于生态理念的海洋经济发展体系,为促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全面提升城市发展优秀竞争力保驾护航。 作者:虞子婧张文亮单位:天津市联合环保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海洋经济论文:我国海洋经济论文 1海洋工程技术进展分析 对海洋工程技术进展的分析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1海底汽油资源开发的工程技术海底汽油资源的开发要借助FPSO系统、SP及TLP,它们分别是浮式生产储运系统、浮式独柱平台和张力腿平台。浮式生产储运系统早在很久以前就被应用在边际油田和油田的早期生产系统中,近年来它被应用的范围更加广泛。之所以被广泛应用是因为它的投资周期比较短,而且投资小,再加上它逐渐的成熟,所应用的范围不断增加。当前,这种系统已经可以用在台风的袭击地区,即使在台风的风浪中也可以不断的进行生产。另外,它也可以应用在冰冻海域,包括极其寒冷的极地地区。也有很多人为了减少投资的成本,将浮体利用旧船进行改造,也有显著的成效。浮式独柱平台是一个主体直径较大,吃水量高的高科技浮体,它的柱内可以储存很多的油,它的中部有缆绳锚固于海底,同时底部也瞄固于海底。浮式独柱可以被应用在深达3000米的海区,它的造价较低,而且安装便利,可以反复的使用,对边际油田来说比较适用。除此之外,它的主体内部可以储备油,并且可以有效的保护立管,自身运动不受水深的束缚,适用于海水比较深的海域。张力腿平台是除了浮式独柱平台以外的另一种适用于深水的油气田海洋平台,它可以有效的避免在海水中发生共振的现象,并且限制了自身的垂向运动。它的应用已经有较长的历史了,但是到现在应用的平台数量并不多,它还存在很多问题没有被解决,还正在被研究之中。 1.2水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工程技术目前,由于人类的不断开采海底资源,造成海水资产的不断减退,为了保护海洋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以及保护保护海洋环境,海洋水产业应该适度的发展远洋捕捞,还要加大力度发展深水养殖,以平衡海底资源。当前,深水养殖主要利用深水养殖网箱进行养殖,我国当前主要依靠进口的深水养殖网箱,国外的深水养殖网箱主要有重力式的网箱、飞碟式的网箱以及锚拉式的网箱,它们其中有的可以控制深沉,当遇到特大风暴的时候,它们自身可以自动的下沉以避免风浪的袭击。除此以外,它们本身还具有抗风浪能力强的优点。由于国外产品的价格比较高,我国当前主要进口重力式网箱。 2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策略分析 我国不仅拥有广阔的路地面积,还拥有广阔的海域。据调查,我国的海域面积约为300万平方千米,约占我国国土的三分之一。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并且发展速度快。但是,我国的海洋经济发展目前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到20世纪末我国海洋经济的总产值占全国国民经济总产值比重约为百分之五,这和全球的经济平均水平相比远远的低于全球经济的平均水平。为此,我国要想有效的发展海洋经济就要进行一定的整合与思考。 2.1以实施海洋经济强国战略为前提,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海洋经济强国反映了时代经济的发展要求,符合我国的经济结构布局及需求,更加反映了我国正在逐渐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较发达,为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海上贸易奠定了经济基础,而且海洋经济贸易在东部沿海地区比较容开展起来,见效又快,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由于海洋经济的发展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路线,所以在对海洋进行开发利用的同时,需要注意: (1)要加强对其环境的保护和海洋防灾抗救能力; (2)为了迅速的发展海洋经济,要对近期发展和长期发展制定可行的规划,将人力资源和资金资源投入到近期的发展目标上来,使海洋经济得到更有效的发展。 2.2在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要注意海洋资源利用技术的开发及高度重视海洋基础的研究海洋经济的不断发展是以海洋资源利用技术为前提的,如果海洋工程技术不完善且不科学,就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海洋经济的发展。由于海洋自身的特殊性及复杂性,海洋工程技术的发展还要依靠对海洋基础研究,如对当地的风、水流、水质、水环境等的研究与了解。如果海洋资源利用技术的开发忽视对海洋基础的研究,很有可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2.3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要突出重点当前,海洋经济的发展重点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发展。 (1)以开发利用海洋能源为重点; (2)以水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为重点; (3)以海洋的交通及通讯通道作为开发利用的重点; (4)以海水为开发利用的重点; (5)以海洋空间为开发利用的重点。由于海洋的环境比较复杂,并且影响开发利用的因素有很多,风险性很高,所以要推动海洋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以确保海洋经济的发展。 3结束语 近年来,由于科技的不断发展,各国的海洋工程技术也正在逐渐的发展完善。海洋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后领域,具有相当多的资源。就我国的海洋资源来而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海洋资源比较丰富,而且海洋面积大约占了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海底碳氢水合物资源多的开发利用以及海洋作为交通、通讯通道的开发利用等。在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同时还要求相关人员注意对海洋工程的研究与发展,为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科技保障,不断的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 作者:孙文康刘东阳童元正单位:浙江海洋学院 海洋经济论文:沿海地区海洋经济论文 1广西海洋经济存在的问题 海洋经济总产值低,海洋经济水平低下建国以来,广西的海洋经济总产值一直偏低,落后于其他大多数沿海省份。尽管我区海洋经济近年来出现了较快的发展势头和速度,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区海洋经济尚处在起步阶段,我区海洋经济总量和产业规模还很弱小。2010年广西区海洋经济生产总值为570亿元,远远落后于广东省海洋经济的生产总值8291亿元;广西区海洋生产总值仅占广西区国民生产总值的6%,也远落后于广东省的18.2%。总体而言广西海洋经济仍处于低度发展,经济总产值较低,海洋经济水平低下。从经济发展模式上来看,广西沿海地区海洋经济仍处于粗放型开发阶段,海洋经济产业结构比例仍不合理,海洋产业门类仍不太齐全而且仍以低技术传统海洋产业为主,传统的海洋渔业占据了海洋经济总值超过一半的比重,海洋科技附加值偏低。因而,广西沿海地区要转变海洋经济增长方式,力推海洋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海洋航路。 2广西海洋经济发展方向 要真正促进广西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和谐快速发展,充分利用我区的海洋资源优势,发展好海洋经济及其依托海洋资源优势的临港产业至关重要。不仅如此,我区海洋经济的发展对扩大我区的对外开放和促进整个广西的经济发展也可以起到很强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2.1加强港口基建,服务海洋经济发展 充分整合利用我区各港口资源,加强港口泊位建设,疏浚深水航道,拓展港口作业区。加快建设和完善港口保安、视频、通讯、雷达、船舶识别系统和基站,加快电子口岸海运物流平台向三个沿海港口的移植工作。完善港区铁路输运系统,完善从货物装船、离岸、航行、进港到装运送达物主的一条龙物流体系,加快把沿海三大港口建成功能齐全、分类明确、吞吐量大、班期航线多、集疏运快捷大中小泊位相匹配的现代化大港,发挥港口对海洋经济的引领作用。 2.2加强环境监测,重视海洋环境保护 强化重要海洋生态功能区保护与生态修复,做好海洋污染防治工作,严格控制近海环境污染,开展局部受污海域治理。加强海洋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建立健全海洋环境监测体系,积极开展海洋环境监测能力的标准化建设,加强对各种海洋开发活动的环境跟踪监测。加强对海洋产业规划一票否决机制建设。 2.3实施人才战略,坚持科技兴海战略 切实贯彻落实《国家“十二五”海洋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加快海洋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加大海洋科技投入,引进和培养海洋产业发展所需的各类人才,注重海洋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重点培育造船业等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海洋产业。3.4做到统筹协调,提升海洋综合管理水平海洋经济管理涉及众多系统和部门,海洋经济管理工作面宽、量大。欲把海洋经济做大、做强,需要整合各部门资源,设立一专门管理机构,统筹海洋资源的管理职能,建成责权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海洋行政管理体制。强化国土资源、发改、环保、交通、海事(海监)、农业、水产畜牧兽医局、建设规划等部门对海洋经济工作落实的领导和指导,研究协调解决海洋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负责总体推进本地区、本部门海洋经济工作,积极贯彻落实各项政策措施任务。 作者:刁春凤 单位:防城港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海洋经济论文:浅谈海洋经济发展及环境保护 【 论文 关键词】:海洋; 经济 发展 ;环境保护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因为便利的水上 交通 和丰富的海洋资源,使得经济飞速发展。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海洋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破坏,如何在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让海洋的生态环境得到应有的保护,已成为全世界共同关心的话题。文章就针对海洋经济和海洋环境的相互作用,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随着沿海经济的迅猛发展,近海海域遭到越来越严重的污染,使海域环境质量明显下降,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并对生物资源和人体健康产生有害影响。近海水域的污染已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象我国这样具有相当长的海岸线和众多海湾的国家所共同关心的环境问题。海洋经济的发展还面临严酷的海洋 自然 环境,海洋灾害直接影响着海洋经济的发展规模、速度和效益,精确预报海洋灾害的发生、发展和应该采取何种防灾、抗灾和减灾工程措施,也成为严重关注的环境问题。为了开发海洋中的空间、矿产、渔业、能源等物质资源,需要在海上进行各类工程建设,在目前科技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工程建设的规模日益巨大,这些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和海洋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将是开发海洋中的一个应引起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为了适应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环境的日益恶化,海洋灾害的频发和海洋工程向大型化发展,近海石油气田的开发,以及海岸带开发过程中的后效问题的研究需要,针对我国重大海洋环境与保护问题开展研究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在这方面,重点需要开展的研究课题大体上有三类。第一类课题是海洋环境特征对各类污染物作用的机理和 规律 研究,第二类课题是海洋工程设施防灾、抗灾和减灾研究,第三类课题是海洋工程及海洋环境工程与海洋环境的相互作用吸防治措施与对策。 一、海洋环境特征 对各类污染物的作用机理和规律研究以海洋流体动力对各类污染物迁移、扩散、转化规律的研究为基础,考虑各种自然环境因素(浪、流、风、光、温度、湿度)、物理因素(扩散、挥发、沉降、吸附、释放)、化学因素、生物因素的作用,揭示污染物在海洋复杂条件下的运动及演变规律,并建立海洋水质预测预报模型。此外,近年来,在我国沿海海域,赤潮频发严重。因此,除了加强赤潮的监测和预报外,也应加强在建立赤潮生长机理和发展规律方面的研究工作。 此项研究应通过现场观测、物理模型实验和数学模拟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由于现场观测工作耗资巨大,且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所获得的数据往往有许多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很难将其中的单因素影响分离出来,因此,往往只能用它来作为对某一水质预测预报模型进行检验其可行性和精度的一个实例。 用数学模拟方法来建立海洋水质预测预报模型是一个较为有效的方法。目前,在这方面国内外已有不少水质预测预报模型,这些水质预测预报模型大体上都基于以下几方面的模型:水流数学模型;波浪数学模型;液流相互作用模型;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数学模型。 在水流数学模型研究方面,对于较大范围的海域,通常可采用深度平均的潮流教学模型,对于紊动影响不显著的海域,可不考虑湍流影响,而对于湍流效应显著的区域,如排污口近区,则应考虑湍流效应。此外,采用坐标变换,可建立一种能够考虑复杂地形和套流效应的三维潮流数学模型,这样才能够较好地重现实际海域的三维潮流特征。在较小范围的水域,水流数学模型可以以n-s方程和通用的k-单流体数学模型。也可以基于多流体模型的基本概念,分别对两相本身的湍流输运规律以及相间相互作用规律进行模拟,建立两相湍浮力分层流的双流体数学模型。 在波浪数学模型研究方面,可应用bi—cgstab法求解由椭圆型缓坡方程离散得到的代数方程组,以提高求解效率。从水波发展方程出发,可导出一种用于大区域波浪变形问题的数学模型。通过引入弱非线性波色散关系,可使双曲型缓坡方程能够有效地考虑波浪的非线性效应。对高阶boussinesq方程的进一步研究,可使方程的色激性从入水到深水都达到很高精度,并提高方程的非线性精度,可以更精确的 计算 较深水域波浪的非线性特征。 针对带自由表面的波浪场问题,通过把能有效模拟自由面形态的n— s方程和波能平衡方程的结合,可导出一个能考虑破波能量损失的抛物型缓坡疗程,用这个方程可模拟规则波和不规则波破碎引起的波高变化。建立沿岸流数学模型,可模拟海岸上波高变化和破碎波波高、波浪增减水和沿岸流。 在波流相互作用模型的研究方面,对于弱流情形,可采用一种考虑流影响的修正的合流缓坡模型;对于强流情形,可采用在botssinesq方程中考虑流影响的模型。可以将辐射应力的计算公式与抛物型缓坡方程中的待求变量联系起来,建立一种辐射应力计算的新方法,用该方法可对较大区域均匀斜坡地形上的波浪辐射应力进行数值模拟。 在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数学模型研究方面,基于n一s方程所建立的深度平均的二维应力一通量代数全场模型,可对非对称潮流作用下的侧向岸边排放问题过分数值模拟。以研究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的三维预报系统作为目标,在分析近海环境中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现象的基础上,针对近海海域水污染的特点,从三维湍流模型出发,在动量方程中引入表面风应力、底部切应力以及柯氏力的作用;在输运方程中引入反映物理、化学、生物等作用的源、汇项,可建立一个统一考虑物理、化学和生物等过程综合作用的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的三维预报模型,它可为环境评价、水质规划、污染控制以及水域排污工程设计等提供重要的 科学 依据;同时对确定水域环境容量,从而制定水域环境保护策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前景。 应该指出,在海洋水质预测预报模型研究方面,数学模拟无疑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但不论是何种数学模型,其模型中所需的必要参数和边界条件的处理是研究水质模型的技术关键,直接影响到水质模型的科学性和预测能力。而这些必要的数据是无法从数学模型本身来取得的,有些可以通过现场观测来得到,但其中一些最基本的卷数是要通过基本机理的研究才能得到,在这方面物理模型实验研究将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能模拟海洋动力因素的先进实验设备, 现代 化的量测仪器和测试系统是开展物理模型实验研究的必备条件。进一步完善piv和lif的浓度场、速度场同步测量系统,可研究非破碎波浪、破碎波浪及波流相互作用下水流的垂直结构,获得流场中水质点速度的空间分布和时间过程;并同步获得波浪及波流相互作用下浓度场的空间及时间变化过程,可用以分析定量污染物团在波浪及波流相互作用下扩散的基本特征和扩散系数。 二、海洋灾害的精确预报及海洋工程设施防灾、抗灾和减灾的研究 海洋灾害主要包括风暴潮、海浪、海冰、海啸、赤潮及海岸侵蚀等。 90年代以来,我国海洋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每年达上百亿元人民币,是世界上海洋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海洋工程结构的投资费用很高,一旦发生破坏,将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当前我国海洋能源开发与海洋空间利用的绝大部分活动是在近海和极浅海海域。为了保证在这些海域所建造的工程设施能够安全服役免遭破坏,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弄清这一海域中严酷和复杂多变的环境因素。我国东临西北太平洋,每年出现的台风数目占全球的38%,其中对我国可能造成灾害的台风每年有7—8个。每当台风在我国登陆或接近我国沿海通过时,都会在沿岸局部地区产生风暴潮,形成风暴潮灾害。 在我国北方海域,冬季由于受寒潮影响,沿岸地区每年都有结冰现象,结冰严重的年份则出现冰害。若对这些海洋灾害估计不足将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渤海重叠冰与堆积冰的形成,不但可给结构物以强大的冰压力,而且由于冰激引起的振动作用,也会给海洋平台的使用和安全带来巨大的损害。而冰区溢油的迁移规律及预防和清理技术,至今尚未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对近岸大面积冰排和海上浮冰,在波浪、潮汐作用下都会引起海冰的断裂,断裂后冰块的尺度直接影响其对结构物的作用。在渤海海域建造的海洋平台,为了抵抗冰害,往往建成正、倒锥体的结构型式,冰排对锥体结构的冰荷载及与其的动力相互作用,也是目前尚未解决的课题。在海冰力学的研究中,除进行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外,实验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在实验研究中,模型冰可采用冻结模型冰和非冻结模型冰来进行,它们各有其优缺点,发展这两种技术是海冰力学研究中的一个课题。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海域中时有地震发生。强烈的地震将有可能是海上工程设施的主要破坏荷载。如果一旦在地震中结构物发生破坏,除其直接经济损失极大外,其次生灾害——火灾、环境污染等的后果也不堪设想。 近年环太平洋地区地震的频度和强度都在上升,造成重大灾害。大型海上工程在地震作用下的安全性,特别是抗震防灾的基本原理和减震技术措施需要认真研究。海域中的大型海上水工建筑物在地震作用下的响应和振动破坏机理更有待深入研究。日本阪神地震记录资料表明,地震及由此引发的巨浪共同作用对水中和岸边建筑物造成的破坏十分严重。水工建筑物的这类破坏机理,至今国内外对此都很少研究,且由于试验条件的限制,国内外对此方面的试验研究工作开展极少。这是海上水工建筑物抗震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 海上水工建筑物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其损伤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结构的老化、疲劳、超载、内部损伤(裂缝)、地基沉降变形以及环境的物理化学损伤(低温、冻融、大气侵蚀)等;其二是设计不周或设计标准偏低,施工质量差,原材料不合格,管理维护不善等。大型海上水工建筑物的损伤和事故都将对国民 经济 的 发展 造成重大的影响。 因此,发展以下的一些技术和方法将是十分重要的。如在考虑海洋环境荷载在幅值。时间及方向上的随机性所导致结构安全的不确定性情况下,对现役海洋工程结构进行健康诊断和评估剩余可靠度的理论;结构健康状态及损伤检测的新技术和新方法;结构病害治理用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方法;海洋工程结构在多种复杂海洋环境条件下(风、浪、流、冰、地震等)的可靠度和优化理论研究,设计与建造新型抗灾工程结构;研究和设计使海洋工程结构物在设计使用期限内有足够的安全度,而在退役之后又便于拆除的各种工程措施。 为了及时掌握海洋环境的风云变幻和灾害的可能来临,发展海洋环境及灾害的预报技术是非常必要的。为此需要建立以下一些系统,如建立由近海到远海的海洋环境及灾害观测 网络 、预报与预警系统、沿岸防灾准备和各类应急处理系统;以主要海域和海岸带区域经济发展为背景,进行重点研究,建立数字化的海洋环境信息系统模型与结构;以及建立海岸和近海工程设施防灾减灾数字信息系统,将海岸和近海工程与网络技术人算机技术、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相结合,建立数学物理模型,通过多媒体技术,形象化地描述灾害成因、发生机理、传播 规律 、模拟灾害破坏的过程,建成智能化的防灾、抗灾和减灾决策支持系统。 三、海洋工程及海洋环境工程与海洋环境的相互作用及防治措施 为了充分利用海洋空间, 现代 海洋空间利用除传统的港口和海洋运输外,正在向海上人造城市、发电站、海洋公园、海上机场、海底隧道和海底仓储的方向发展。 人们现已在建造或设计海上生产、工作、生活用的各种大型人工岛、超大型浮式海洋结构和海底工程,估计到21世纪,可能出现能容纳10万人的海上人造城市。我国澳门和日本已经在海上建成了人工岛海上机场。为缓解紧张的陆地资源及减少城市噪音等,日本已经于99年8月在东京湾用6块380米长,60米宽的矩形漂浮钢板拼装海上漂浮机场。 由此可见,随着海洋资源与空间的开发利用,各类海上工程建筑物数量不断增多、规模日益复杂和庞大,保证这些海上工程设施的安全运行及采取海洋工程防灾减灾措施将越来越重要。海岸带和近岸海域是各种动力因素最复杂的地区,但同时又是经济活动最为发达的地区,海上工程建设如果考虑不当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环境灾害。工程设施可能破坏原有海岸带的动态平衡,影响岸滩的冲淤变化。海上回填和疏浚会改变海岸的形态,破坏某些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地,若对含有污染物的疏浚污泥倾抛处理不当则会造成二次污染。海上石油生产中的溢油事故将对海洋环境造成极其严重的污染。日益增多的海上退役工程设施如果不及时处理也将会逐渐成为海上障碍物以致引起公害。海洋工程抗灾减灾的任务是一方面要保证最大限度地减少 自然 界海洋灾害带来的报失,另一方面又要避免人为造成的海洋环境灾害。 随着人类对海洋资源的不断开发和利用,海洋环境保护与人类生产实践活动协调发展日显重要。如港口开发中的环境问题,主要内容包括:航道、港池开挖、疏浚引起的泥沙输运及其疏浚物抛放对海洋环境的影响,深水港口水工建筑物、大型人工岛、超大型浮式结构的环境和生态影响;破波带及其附近水域沿岸流对物质输运扩散规律研究;大型海岸工程、岸滩保护和整治工程引起的海域环境的变迁和海岸演变;海岸演变、防护及开发利用新概念的原则与理论,如由于工程措施所引起的海岸动力学、生态学、社会经济学及与环境关系的综合分析与协调。 随着沿海大、中型城市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平建设中的污水深海排放技术,感潮水域污水多点排放漂移扩散研究,天然海湾、人工湖及人工运河的水质交换能力,人工沙滩的保护措施,滩涂围垦对水域环境的影响等,都将是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鉴于黄河三角洲海岸线不断依退所带来的国土面积减少、陆上设施受到威胁甚至破坏、对黄河三角洲湿地自然条件的毁灭性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也是非常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此外,长江三角洲、珠江口及珠江三角洲的海岸开发、滩涂围垦和岸滩保护及整治工程对水域影响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及其对策,也是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以主要经济发达的河口和海岸带地区以及主要海域的经济发展为背景,建立一个数字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模拟系统。与防灾、抗灾和减灾决策支持系统一样,将环境工程、水利工程、土木工程与网络技术、 计算 机技术、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相结合,建立模型,通过多媒体技术,形象化地针对经济发展规划,预测由于发展经济带来的海域环境水污染的恶化、海洋自然灾害(台风、巨浪、风暴潮、地震、冰害、地质灾害)频发的情况。人类活动特别是大规模工程建设所引起的海洋环境的变迁和海岸演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用数字手段统一地加以处理,建立智能化的决策支持系统,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将会是决策部门进行宏观决策和具体规划时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手段。 海洋经济论文:普陀区海洋与渔业经济发展现状 一、普陀区海洋与渔业工作基本概况 1、规范管理,服务海洋经济发展 我区规范管理,服务海洋经济发展。认真做好《普陀区海洋功能区划》中期评估与修编、无居民海岛甄别、海底管线普查等工作,为科学管海用海打好扎实基础。切实履行海域使用管理职责,成立了用海项目审核委员会,规范用海申请审批程序,及时办理围填海项目验收,做好海域使用证换发土地证,确保了全区经济建设用海需要。加强用海项目的监督检查,遏制非法占用海域的现象 2、实施工程,优化渔业产业结构 我区认真贯彻落实舟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十百千万”工程推进渔业转型升级的意见》文件精神,制定实施方案和年度建设计划,设立十百千万工程专项补助资金,在三年内打造5个渔业强镇、50名渔业发展领头人、500艘捕捞示范船和5000亩生态高效养殖示范基地。积极做好渔业产业结构调整工作,加快建设现代渔业,做精做强国内捕捞,稳步拓展远洋渔业,优化提升海水养殖业,大力扶持休闲渔业。通过这些措施,在受伏季休渔政策调整和鱿钓生产不佳的影响下,全区渔业生产基本保持平稳发展。 3、落实精神,推进标准渔港建设 我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标准渔港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大力推进标准渔港建设,沈家门中心渔港一期与二期、蚂蚁渔港前期、台门渔港前期、虾峙一级渔港前期、月岙渔港前期、桃花渔港和东极渔港等7个标准渔港建设项目已全面启动,有的已进入施工,有的在编制项目建议书。这些标准渔港的建设,极大地加强了我区的渔业基础,为渔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4、三大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新渔村 一是推进渔业经营体制创新。积极引导渔民走规模化发展道路,新建立民营渔业责任有限公司2家、渔民专业合作社14家。加快推进渔民专业合作社“五化”建设,提升渔民专业合作社运行质量。 二是推进渔业科技创新。大力开展“渔业科技入户”工作,组织科技下乡活动,培训养殖户。提高梭子蟹养殖成活率和配合饲料应用技术攻关,取得明显成效。全面完成渔船安全信息服务系统建设任务,全面启动渔港重点水域视频监控系统建设。 三是推进为渔服务机制创新。成立普陀区渔业行业协会渔船渔机分会和朱家尖分会,提高为渔服务能力。推进双转渔民及家属培训工作,顺利完成年度培训任务。调减渔业互保费率,全面提高渔业互保的覆盖面和入保率。做好渔业柴油补贴发放工作,确保柴油补贴资金准确、及时发放到应享受渔民手中。 二、普陀区海洋与渔业工作存在的问题 1海域资源开发利用与科学保护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随着土地要素的制约,海洋开发进程加快,各涉海产业用海矛盾突出,违法用海现象时有发生,给海洋管理带来一定难度。 2、渔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进程缓慢,企业规模小,效益不理想,缺乏带动能力的龙头企业,渔业经济难以做强做大。 3、渔业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部分渔区渔民,包括部分渔区干部的安全生产意识还比较淡薄,基层安全管理力量仍然比较薄弱,安全管理手段、设备以及抢险救灾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4、初级水产品质量安全涉及面广、管理难度大。 三、解决存在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1、加强审批管理,提高海洋综合管理水平 一是优化用海审批程序,服务海洋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我区要按照“主动对接、优化程序、提高效率、全程服务”的要求,优化海域使用审批(审核)、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等工作程序,在依法依规前提下,加快工作进度,提高工作效率。重点做好六横小郭巨、朱家尖西南涂区域建设用海审批,保证重大建设项目用海需要。 二是加强海域使用管理,提高科学管海水平。我区要按照《海洋功能区划》和《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规划》,认真履行海域使用监管职能,提高海域海岸线的科学化集约化利用水平。科学管理海域使用,对涉海工程、围填海工程、养殖用海、排污口全程监管,把各类违法行为制止在萌芽状态,打击非法用海和损害海洋环境的违法行为。 三是加强海洋环境监测和预警能力,保护海洋资源生态环境。我区要切实加强海洋环境监视监测,及时赤潮信息和海洋生态环境通报,及早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严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审核(核准)关,继续强化涉海工程建设项目的“环评”、“三同时”、“竣工验收”管理,防止工程建设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继续推进中街山列岛海洋特别保护区、白沙岛海洋牧场建设工作,积极开展资源增殖放流工作,严格执行伏季休渔管理制度,切实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 2、加强渔业建设,确保渔业增效渔民增收 一是大力组织实施渔业“十百千万”工程,优化渔业产业结构。我区要在2009年工作的基础上,按照《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渔业“十百千万”工程的实施方案》的部署,继续推进5个渔业特色强镇和50名渔业发展领头人的培育创建工作,重点打造135艘捕捞示范船和2000亩的生态高效示范基地。继续推进渔业产业结构调整工作,在国内捕捞方面:在严格控制船只总量的前提下,加快捕捞渔船更新改造步伐,新增大型钢质渔船60艘,淘汰劣质木质渔船,控制小型渔船数量。严把渔船准入关,严厉打击未经批准擅自违规建造渔船行为。推广渔船节能产品安装,推进渔具渔法革新,发展低耗高效作业,增加渔民收入。在远洋渔业方面:要继续实施以大洋性渔业为重点的“走出去”战略,引导现有远洋渔业企业整合资源,培植起若干家规模化生产、集团化经营、社会化服务的现代化远洋渔业龙头企业。扶持远洋经济型标准渔船的建造和更新,新建远洋渔船10艘以上,确保远洋渔船总量在130艘以上。引导远洋公司实施海上“捕捞船+加工船”生产加配套的捕捞方式。在海水养殖方面:以梭子蟹、对虾养殖主导产业为主线,放大渔业科技入户示范效应,不断完善普陀精养高产和设施化养殖模式,完成1000亩标准养殖围塘的改造建设,努力提高资源利用率、单位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以鲍鱼新品种养殖为突破口,打响浅海海珍品养殖新品牌,积极拓展浅海养殖新领域,发展浅海贝藻类养殖产业。在休闲渔业方面:继续扶持休闲渔业基地建设,全面推进现有休闲渔业基地规范化运作,有计划有重点地支持和引导我区休闲渔业上档次、上规模,着力增强休闲渔业的吸引力和辐射能力。 二是大力组织实施基础保障设施工程,夯实渔业生产基础。我区要全力推进全区7个标准渔港建设项目,完成沈家门中心渔港一期和蚂蚁渔港建设任务,推进台门渔港、桃花渔港、虾峙一级渔港、月岙渔港、沈家门中心渔港二期工程建设,。同时加强群众性渔用码头、补网场地和避风锚地的维修,为渔业生产提供后勤保障服务。 三是大力组织实施渔业合作化工程,提升渔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我区要把发展渔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创新渔业经营体制的重要任务来抓,加强对渔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分类指导,引导发展各类渔民专业合作社。进一步推进渔民专业合作社经营品牌化、生产安全化、管理规范化、社员知识化、产品绿色化“五化”建设。充分发挥各级渔业行业协会作用,提高渔民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能力。 四是大力组织实施渔业科技创新工程,提高渔业科技支撑能力。积极推进基层渔技推广体系建设,充分整合科技推广资源,完善首席渔技推广专家、渔技指导员、责任渔技员职位设置和考核制度。要继续推进水生动物疫病防治中心和农产品质量检测站建设,加强养殖水质、病害、水产品质量跟踪检测。要强化各种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抓好渔具渔法革新、生产交流研究、渔船节能保鲜、卫生设施改造等工作。要完善渔业船舶动态管理系统、渔船安全管理信息服务系统建设,继续推进海域使用动态监管系统建设,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五是大力组织实施初级水产品质量安全工程,杜绝初级水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我区要进一步落实初级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责任,强化源头管理,完善“三项记录”制度,加大对育苗场、养殖场、捕捞渔船、渔业运销船的抽检,重点开展对海捕虾二氧化硫的超标检测和查处,努力提高全区初级水产品质量安全整体水平。 六是大力组织实施“平安渔业”工程,维护渔区社会和谐稳定。我区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发展理念,紧紧围绕“抓常态化管理,严整改落实”的总体工作目标,以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渔业安全台账建设、渔船动态数据库建设、信息系统建设和确保责任落实到位、签证检查到位、隐患整改到位、宣传教育到位为工作重点,确保全区渔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3、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 一是加强思想素质建设。我区要进一步推进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海洋与渔业各项工作。大兴学习研究之风,加强业务知识、法律知识、管理知识和现代科技知识的学习和培训,提高干部职工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 二是加强机关队伍建设。我区要加强海洋与渔业系统科技支撑、执法监察、行政管理三支队伍建设,扎实开展海洋与渔业执法实务培训,不断加强执法装备建设,提高执法管理的规范化水平,培养造就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 三加强依法行政建设。我区要切实加强海洋与渔业法制建设,依法管海、以法兴渔,依法解决海洋与渔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用海矛盾、渔事纠纷等问题,维护好社会的公平正义。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 四是加强作风廉政建设。我区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组织机关干部深入基层、深入一线,从解决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扎扎实实为基层、企业和渔民渔区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推动渔区和谐发展。切实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到海洋与渔业工作的各个环节之中,确保海洋与渔业各项工作的健康、有序、顺利开展。 海洋经济论文:海洋经济工作思路 一、全面扎实推进海洋经济发展试点 一是抓规划体系完善。贯彻实施党的十八大关于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启动全省海岸带综合利用规划思路和若干海洋经济发展重大问题课题研究;指导沿海六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完善各地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和试点工作方案,强化规划引领作用。 二是抓政策措施落实。把落实《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发展规划》、《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方案》和落实《关于加快海洋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支持和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九条措施》结合起来,协调推进海洋经济发展及试点各项工作和政策的落实,加强试点、示范,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 三是抓载体平台建设。用好优惠政策,扶持壮大一批海洋产业示范园区、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加强海洋新兴产业的产业链梳理、项目策划和境内外招商推介工作,认真组织开展一些海洋产业科技成果专场对接活动,推进一批海洋经济重大项目和研发平台建设,引领、带动海洋经济发展。 四是抓考核评价督查。抓紧制订考核评价办法和奖惩办法,将加快海洋经济发展、推进试点工作情况纳入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的目标任务考核,并协同有关部门认真做好督促检查工作,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二、加快重点区域开放开发 一是配合国家发改委组织编制《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认真做好配合起草和联系协调工作,细化实化各项工作任务和扶持政策。 二是推动国家层面尽快建立贯彻实施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协调工作机制,争取各项优惠政策尽早落实到位。配合做好《平潭综合实验区产业准入目录》修改完善和促批工作。 三是加大对苏区老区等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推动国家扶持苏区老区等政策的落实,争取国家加大对我省以工代赈资金、扶持人口较少民族专项资金等资金支持,促进我省原中央苏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库区、海岛等欠发达地区发展。继续做好扶持欠发达地区投资专项管理和挂钩帮扶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少数民族乡和扶贫开发重点村的具体联络、协调工作。 三、加强生态省建设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一是积极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研究起草请求国家支持加快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的报告。加强生态省建设的指导、协调和督查工作,推动建立评价考核机制。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支持和安排好省级预算内专项资金,推动节能环保、循环经济重大示范项目、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建设,加强项目实施的督查工作。 二是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编制2014年省级温室气体清单,基本完成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规划编制,推动碳强度下降目标责任的落实,指导推进我省低碳城市、低碳园区等低碳发展试点工作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开发利用。 三是继续做好推进资源型城市和独立工矿区可持续发展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国土开发整治、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基础测绘、水资源利用等相关工作。 四、做好区域合作等相关工作 一是协调推动2014年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议定事项的落实,认真做好我省参加第九届泛珠大会的组织协调工作,提升区域务实合作水平。继续深化海西区域兄弟省市交流合作水平。 二是加强综合规划实施的跟踪分析。做好对口支援宁夏、参与和支持西部大开发等有关协调工作。 海洋经济论文:海洋经济史的未来研究方向 作者:姜旭朝 张继华 单位: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一、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 学界关于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研究主要围绕海洋经济史概念范畴、历史观和方法论展开。其中,关于海洋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即海洋经济的概念,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国内最早的著述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海洋经济学科产生之初。但是海洋经济史作为一门学术史被纳入到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时间则相对较晚。 (一)海洋经济史研究对象———海洋经济的相关概念范畴界定 归纳研究中关于海洋经济概念表述,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1、经济学意义上的海洋经济范畴。海洋经济概念探索随我国海洋开发实践不断深入,其时代特征明显。由此形成如下各种观点:早期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海洋资源开发论、海洋经济产业论、海洋资源配置论、海洋开发综合论等。海洋经济概念范畴由狭义的海洋资源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逐渐扩展到广义的海洋相关产业、与海洋经济难以分割的海岛陆域产业、海岸带陆域产业、内河经济等多个层次。在海洋经济归属上,相关研究或将其视作陆地经济的扩展和延伸而归为大农业经济一部分,或将其归为与陆域经济相平行的大区域经济。海洋经济体系的相对独立性特征在学界还未完全得到重视。2、史学视角下的海洋经济概念。杨国桢研究发现,早期西方史学研究认为海洋经济即为海洋航运和海洋商业,随着西方历史发展,尤其是十五、十六世纪以海洋为纽带的地理大发现,最终促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后,海洋经济在相当长时期内被史学界等同为“殖民掠夺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以海洋为活动舞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1][2]3、多元学科综合的海洋经济释义。海洋经济的学科交叉特征,以及海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磨合,形成了多学科综合视域下的海洋经济概念。杨国桢将其表述为“海洋经济是人类在海岸带、岛屿和海洋(近海和公海)中直接或间接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的经济构成、经济利益、经济形态和经济运作模式”,其特征突出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动态性、起源的多元性、发展模式的非固定性、多层次性,以及与不同经济形态的依附性。[2] (二)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架构研究 海洋经济史在学理上属于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顺应经济史研究注意非经济因素、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发展趋势,“海洋社会经济史”提法在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研究中得到更多学术关注。无论是作为海洋人文历史研究的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还是更大范围的中国海洋史,其根本理论出发点都在于矫正中国史文本中海洋史“陆地化”的认知偏差,“让原本附属于陆地史的有关研究回归海洋性的本质”,即要树立站在海洋活动群体角度观察思考问题的“海洋本位”思维。[3][4]就其研究任务而言,学者认为,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旨在“考察我国沿海区域、海岛和海洋国土及相关的外海海域、海外地区间的中国海洋经济活动,阐述这一经济运动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经济关系、社会组织的具体形态,揭示海洋社会区域经济运动的规律性”。[1]采用“科际整合”研究方法,“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当作一个子系统,并置于不同时空、内外推拉的海洋经济圈内,对中国海洋发展区域的经济变迁和社会变迁作有机的历史考察”;立足开阔、外向的“海洋视野”,兼顾大陆和海洋,跨地区、区域、国家、大洋,以至世界的“整体思维”,“跳出中国看中国的学术思维”,站在中国经济史立场和世界海洋社会经济史视域,整合各相关专门史研究。[1][5]郑杰文概述了海洋经济史研究的辅助史料文献支撑,包括海洋古典文献及佚文、海洋方志资料、海关物流文献、海洋科技文献情况。[6]另外,作为海洋经济规制层面的中国海洋经济制度和政策也属于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内容。史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与当代海洋经济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属于海洋管理史的学术框架。关于历史研究中“海洋管理”的概念界定,学者认为,应“采用管理学中管理的最广义定义,管理的主体不仅是政府与国家,还有民间各种组织、机构,方式,即可以从严厉的控制一直到温和的协调服务;管理内容包括海洋权益管理和海洋经济管理,管理的外延包括海洋、海岛、海岸带和向海洋用力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等社会系统和关系,以及海洋政策、理论、战略、观念心理等人文素质,即海洋经济、社会、人文三个层面”。[7]中国海洋管理史研究最优秀问题在于要立足于海洋本位的思维方式,即“以海洋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研究的出发点,脱离农业文明的研究框架,以海洋的独立视野研究中国古代的海洋管理,从农业思维中解放出来,从传统农业文化话语的历史文本中发掘古代海洋管理的人文信息”;应采用科际整合的研究方法;其未来的研究取向在于“揭示当代中国海洋管理民间、各行业的相对有序发展与政府、国家的海洋综合统一管理的相对无序进行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7]关于中国海洋经济制度更替和政策变迁的研究主要关注以下问题:中国海洋管理体制变迁历程及演变动因;海洋管理与中国社会变迁关系;海洋管理体制变迁过程中民间、行业、国家政府三者在海洋开发利用上的互动与行为均衡等。这些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海洋管理主要是从陆地农业经济角度出发,以行业和部门管理为主,海洋管理中职能交叉,缺乏统一协调现象突出;海洋管理政策调整是中央朝廷与地方海洋社会之间、官方与民间之间几度达成均衡,又在新一轮的不均衡中重新调整的磨合过程,在这一动态历史过程中,既存在服务于海洋经济整体发展的制度与政策,又在不同时期分布着大量部门专项政策。 二、海洋渔业史研究 海洋渔业史的早期著作可追溯至清末沈同芳《中国渔业历史》,该著作虽对明清海洋渔业经济略有研究,但主要内容是大范畴的中国渔业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震东和杨金森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在海洋渔业史的综合研究和长时段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断代中国海洋渔业史中,欧阳宗书的《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对明清时期整个中国海域的海洋渔业做了系统考察。区域海洋渔业史研究的地理单元集中在山东、江苏、福建、香港等东南沿海地区。近年来,伴随着海洋渔业统计数据不断完善,以及经济地理学分析手段发展,区域海洋渔业史研究开始由单纯的史况介绍转向遥感、GIS等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技术辅助下的海洋渔业空间规律揭示。#p#分页标题#e# (一)中国海洋渔业历史沿革梳理 这方面研究成果既包括中国海洋渔业总体发展概况,也包括不同历史时期海洋渔业细分部门(海洋捕捞、海水养殖等)发展。部分学者对海洋渔业领域其他一些细节问题给予了关注,如韩兴勇和于洋、都樾和王卫平关于张骞发展海洋渔业思想和发展海洋渔业实业行为,对中国海洋渔业近代化进程推动的分析;[8][9]韩兴勇对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地区渔业社会经济发展史的研究;[10](P1-220)伍员对解放前浙江海洋渔业金融发展的分时段考察等。[11] (二)海洋渔政管理与渔业技术研究 海洋渔政管理属于海洋渔业规制范畴,早期海洋渔业专门史著作中一般将其细分为渔业政策、渔业税捐和渔盐政策阐述。新世纪海洋渔业管理更突出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下的管理制度和政策。在管理手段上,由单一政策措施引导扩大到综合性措施制定和探索,包括海洋渔业信息系统、海洋渔业风险管理和渔业保险制度、海洋渔业资源养护激励和共同管理、跨界海洋渔业管理等。海洋渔业技术是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资本要素,这方面研究多见于自然科学领域,如郭仁达《现代海洋渔船》等。 (三)海洋渔民社会与渔业组织研究 海洋渔民是海洋渔业经济的实践主体。海洋渔民社会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如欧阳宗书的《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同时关注渔民生产空间系统(渔场系统)和生活居住空间系统(渔村系统)、静态的渔民在海洋社会中经济行为与动态的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演进,对明清以来中国海洋渔民社会和渔业经济进行综合系统研究。该领域的其他研究还包括:海洋渔业政策对沿海渔村和渔民生活的影响、渔农文化及渔民的海洋文化活动与海洋渔业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等。渔业组织是沿海渔民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组织。渔业组织问题多单独构成海洋渔业历史著作的一个重要专题。新中国成立之前,渔业组织的主要形式有渔帮、渔民会所、渔会、渔业合作社等;新中国成立之后,产生较大影响的是1954年成立的“中国渔业协会”。经历了近50年发展,近期相关文献多围绕中国渔业协会发展历程和职能演变、地方渔业协会在区域海洋渔业生产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和功能、渔业协会的制度性缺陷及发展方向等方面剖析。概括而言,以上众多有关中国海洋渔业历史的研究偏重于不同年代史况概述和史料整理,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分析多将海洋渔业经济视为一种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缺乏将海洋渔业视为一个产业的相关分析。该领域研究的一大特点还在于对海洋渔业各部分往往侧重于单一条块研究,对不同部分间的联系及相互影响,及海洋渔业诸多历史事实背后的经济逻辑则较少挖掘。 三、海洋盐业史研究 目前以《中国盐业史》、《中国盐政史》,以及诸多断代盐业、盐政与盐务史研究为代表的盐业史研究,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历史文献。这些研究中渗透着海盐研究内容,但这类史学研究往往关注广义的“盐”概念(包括井盐、池盐、岩盐、海盐等),缺乏关于海盐的独立研究。这主要囿于海盐在诸多方面,尤其是管理制度和政策方面,与其他盐种的一致性,难以将这些文献中海盐研究成分独立出来。下面针对海盐研究文献进行梳理。 (一)海盐业考古探索与文献考证 历史上海盐业是中国历代封建经济的重要支柱。历朝历代海盐生产、盐政管理文献浩如烟海,为海盐考古研究提供了丰富物证和史实。因此,考古、文献考证成为海盐史研究的一大特点。海盐业考古覆盖海盐产地、海盐生产技术、海盐管理等方面。其中实物考古关注的年代主要在时代久远的商周时期,集中于鲁北地区。这些实物考古研究在中国海盐业起源年代和发源地地址上基本达成一致,认为其起源年代早于晚商时期;并对《世本》所载“夙沙氏煮海为盐”的年代和地址给出了较为可信的结论:中国海盐业起源应是在距今5500—5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中期或略早,制盐地域应在现今山东北部寿光至广饶一带。关于海盐技术的实物考古显示,鲁北地区是我国用淋煎法生产海盐的最早地区,并且早在距今3000年前后就已发展出一套初具规模的技术流程,流程包括摊灰刮卤和煎卤成盐两个环节;在《管子》所载海盐生产资料中,“煮海为盐”实际上只是泛指当时山东北部沿海出产海盐,并非仅指用海水煮盐,也包括利用地下卤水(即“煮泲水为盐”的“泲水”)煎煮成盐,“煮海为盐”的煮盐器具应是山东北部沿海商周遗址常见的盔形陶器,煮盐设施是圆形或长方形盐灶。文献考证与考释上,海盐生产的考证内容广泛涵盖古籍和出土文字资料所载词句、古代海洋生产沿革,以及区域海盐业发展,跨越先秦、隋朝、汉朝等多个历史时期。海盐技术考证集中在海盐第一生产阶段的技术考究、区域海盐生产技术比较、海盐生产技术改革的起源时间、唐宋海盐制法、宋代莆人陈应功开创的“海盐天日晒制法”等。海盐业制度方面主要是对《管子》所载齐国盐业制度,尤其是齐桓公时期海盐管理制度的考证。 (二)海盐生产与技术变迁研究 海盐生产历史的断代时序研究,多关注海盐产地分布及其变化、海盐生产及影响因素、海盐产量等方面。其主要结论为:(1)唐代海盐产地的格局为南多北少,这一时期中国海盐生产重心已由渤海沿岸开始南移至东海沿岸;(2)北方海盐生产虽较之南方落后,但仍能满足本地需要;(3)海盐生产受气候变化明显。区域海盐生产史研究的地理范围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山东地区、两淮地区,以及福建、宁波、海南等东南沿海区域,研究主题包括盐区围垦、海盐生产和运销等多个环节。从研究朝代看,北方海盐研究时期多集中在先秦商周;两淮地区研究主要在秦汉时期;东南沿海多数研究则推进至明清以及近现代。这基本符合中国海盐生产由北向南的迁移时间趋势。与海盐生产相比,海盐技术研究无论从史料记载还是学术层面的问题关注都略显不足,但不乏一些对海盐技术发展史的长时段系统研究。林树涵通过海盐生产技术沿革史研究,认为中国海盐生产史上存在过三次重大技术革新,分别起始于唐代的广东、江淮,宋代的福建、广东和明代的福建。这三次技术变革分别为:改直接煎煮海水成盐为晒沙土淋滤制卤,再煮卤成盐;改煮卤成盐为晒卤成盐;改晒沙土淋滤制卤为晒海水制卤,再晒卤成盐。[12]纪丽真关于山东海盐生产技术的考察则在某种程度上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佐证,其研究表明,清代山东盐业生产技术在承接明代盐业基础上,已由淋卤晒盐法发展到了工艺成熟的滩晒法阶段。[13]此外,吉成名还对唐代海盐生产技术的材料及其被用于海盐生产问题作了论述。[14]#p#分页标题#e# (三)海盐制度与政策研究 海盐制度包括海盐管理体制和海盐运销体制,这两方面的制度建设与改革是政府盐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且这两种体制的演变往往与私盐问题密切相关,尤其是盐业运销体制。盐业运销体制不当,将形成不合理盐业运销体制与私盐泛滥相互作用下的恶性循环,这恰恰是推动海盐制度变迁的动力。此外,王日根和吕小琴还专门对清代海盐赈济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海盐行业赈济是对海盐区自然灾害时期盐民的一种间接补偿;经清代规定盐商支盐需纳“赈济灶丁银米”,并开辟各种渠道,建预备仓储谷备赈,以及建盐义仓,逐渐走向制度化。[15]渔盐制度在清代不同地区表现为不同形式,这也是与治理渔盐走私问题密切相关的制度之一。现有研究中提及的海盐政策主要包括盐滩管理政策、盐业生产管理与盐业保护政策,但文献研究多为不同时期政策梳理,对这些海盐政策背后蕴含的经济学原理缺乏深刻挖掘。在这一点上,马俊亚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他从清朝和民国两淮地区海盐业集团博弈和利益分配的视角,对张骞盐务改革实践困境进行了经济学解析。[16]总体而言,中国海洋盐业历史研究文献浩繁,集中于海盐史考古、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海盐生产、海盐技术及盐政等方面,且大量涉及地方性研究。这主要源于中国海盐资源和海盐生产材料时间空间分布的不平衡。该领域研究的突出特点在于,绝大多数海盐研究关注中国古代海盐资源开发和海盐发展的各层面问题,现代海盐业研究,则由于习惯被纳入到更大范围的海洋产业和产业结构研究领域,很少进入海盐史专门研究的学术视野。 四、海洋贸易历史发展与政策 (一)断代海洋贸易史综合研究① 近三十年来,有关中国海洋贸易史领域的著作主要是断代史。在国外学者中,日本松浦章著有《清代海外贸易史の研究》,国内研究则围绕不同朝代、跨代海外贸易史和区域海外贸易史展开,朝代海洋贸易史覆盖宋、元、明至清初。国内的代表性著作,如李金明和廖大珂的《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黄纯艳的《宋代海外贸易》、喻常森的《元代海外贸易》、高荣盛的《元代海外贸易研究》、陈高华的《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李金明的《明代海外贸易史》、林仁川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等。区域海外贸易史著作研究的地理单元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如《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等。 (二)海洋贸易制度与政策研究 这方面的综合性研究著作有《中国市舶制度研究》、断代的《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和《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海洋贸易制度研究主要关注中国海洋贸易管理管理制度与机构设置(如市舶司、近现代海关),以及海洋贸易立法和法律制度变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宋和明朝,研究内容多为各朝代海洋贸易立法或法律制度演变的考究。在海洋贸易政策研究中,尤为关注明清时期的海洋贸易政策,集中于对明清海洋贸易政策及对海洋与沿海经济兴衰的影响、明清“海禁”政策定性、关于海禁政策是“闭关”还是“非闭关”的争论、关于明清海禁政策与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关系的争论等问题的探讨。综合这些研究成果,可归纳得到该时期海洋贸易政策的总体特征,即受陆权思想、陆地威胁影响,海禁成为了明清海洋管理政策的基调,但该时期海洋贸易政策兼具外向性和内收性的双重特征。另外,与海外贸易相关议题研究还包括中国海外贸易网络研究、海外贸易思想研究、中国海运史研究,以及海商问题专题研究等。总体而言,国内外有关中国海洋贸易史研究跨越多个历史时期、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的贸易品种和贸易对象。就研究朝代看,绝大多数文献集中于唐代以后。唐宋早期研究主要是沿海贸易,以及建立在海上丝绸之路基础上的对外贸易,此后朝代的研究则以海外贸易为主流。总体来看,这是与中国海洋贸易发展的历史相吻合的。海外贸易在中国海洋贸易发展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而中国海外贸易被纳入到国家管理轨道的起始点正是唐代市舶司的设立。中国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拓展以及贸易多元化时期主要是宋元和明清以来的时期,尤其是地理大发现以后,世界范围内的经贸联系的加强,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 五、中国历史上的海洋开发与沿海社会经济变迁研究 在历史文本中,海洋开发史多被纳入海疆史研究视野,但海疆史研究主题多包含海洋权益和地缘政治成分,更强调海防、军事等非经济要素。海洋经济史范畴上的海洋开发则关注经济层面的研究成果。另外,海疆的地理范畴由古代海岸带(包括沿海的陆地、滩涂、港湾、岛屿)到现代涵盖海岸线、海岛、海域的“管辖海域”的扩展,也决定了完整地理意义上的海洋开发,应同时包括沿海海岸带开发和海洋产业开发。本部分主要梳理古代海疆开发意义上的中国沿海海洋开发史文献成果。 (一)中国沿海海洋开发史研究 中国沿海海洋开发史研究多循时间和空间两条线索。时间上着眼于中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总体状况及政策的历时性梳理;空间上针对海洋开发的地域差异,又分离出诸多沿海区域的专门研究;关于区域海洋开发的历史研究则在这两者研究综合基础上完成。中国海洋开发的时序研究,上自先秦两周时期,经秦汉、明清,一直关注至今。在研究范围上,既包含综合性的海洋资源利用和海洋国土开发,又强调海洋资源开发的环境生态因素,不乏专门针对海岛、荡地等海洋生态资源和陆海交汇地带的系统考察。各学者研究成果的综合,展现了中国海洋开发无论广度还是深度上均渐次递增的轨迹:(1)两周时期人们对海洋资源的认识利用,主要限于海洋渔业、海水制盐业、海产品的加工和利用。这一时期,海洋渔业捕捞处在起步阶段;海洋盐业资源被纳入到了国家专职管理的轨道;海产品加工的用途由单纯的食用扩展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其他实用层面。(2)秦汉时代,海洋采集捕捞业和珍珠捕捞发达;以盐官为依托、遍布全国的海盐生产和食盐供给体系形成;船舶制造业的规模化和航海航路开辟,推动了中国进入大规模海疆开发的时期。(3)明朝郑和下西洋推动了海军参与海洋经济开发。(4)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国家海洋开发政策的与时俱进,海洋开发逐渐由传统的资源开发向海洋强国战略和海洋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海洋开发和海洋产业发展转变。海洋生态资源开发研究主要围绕海岛和荡地展开。前者集中于明清海岛开发由传统单一模式,向以农业、渔业、海上走私贸易为主、多样并举开发模式转变的探讨,以及明清海岛开发形式的差异性分析;荡地研究主要关注明代荡地土地资源与海洋资源双向开发的综合效益、荡地开发在中国海洋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现代中国海涂围垦的历史沿革和开发方式等问题。区域海洋开发史研究强调中国海洋开发历史进程中因时代、地域差异的特殊性。该类研究围绕地区特定的区位特征和特有的海洋类要素禀赋展开。研究区域集中在环渤海和东南沿海地区,研究内容主要是特定时期区域不同层面海洋资源和海岛开发、沿海区域海洋资源和海洋国土开发历史进程的梳理。相关研究表明,明清时期海洋开发在历史上具有一定转折意义,尤其是福建地区,由过去仅为谋生而进行的经济开发,逐渐转变为以牟利为目的的经济开发,这种开发在凸显其商业化色彩的同时,也显示出了因经济开发活动中的短期行为和嗜利倾向,导致自然生态环境失衡,引发或加剧自然灾害的弊端。此外,另一些学者还专门对历史上沿海区域经济开发中生态环境因素,以及江苏古今沿海滩涂的垦殖历史等给予了专门关注和梳理。#p#分页标题#e# (二)沿海区域海洋社会经济及海洋观变迁 这方面研究既包括实践层面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也包含根植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意识领域的海洋观嬗变。 1、沿海区域海洋社会经济发展与变迁研究。相关研究在地理维度上覆盖中国北部的渤黄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以及更大范围的南中国海区域。其中以东南沿海研究为最多,包括:(1)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路向演进及海洋经济发展模式演迁:东南沿海由内陆向海陆发展路向的转折始于唐代甚至更早,到南宋时期初步成形;明清时期伶仃洋区域海洋社会经济的变迁,展示了中国近代意义的海洋文明与传统时期的内陆文明,在伶仃洋区域相互斗争、交融过程。(2)福建、深圳和作为广西开放区历史渊源的桂东南沿海等更小地理单元海洋发展模式的形成探索。(3)中国海港城市及腹地、海湾、海岛历史变迁进程的考察:海港区和湾区的发展在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际力量的磨合中经历了由传统走向现代、由陆地走向海洋的社会经济转型。中国北部海洋区域经济研究见于杨强的《北洋之利———古代渤黄海区域的海洋经济》。该著作旨在矫正中国海洋史研究中重南方、轻北方的研究偏好,致力于从人地相关系统视角,提出以环渤海为中心的古代北方海洋经济史的研究构想。关于更大区域范围的南中国海区域经济史研究,则主要强调海洋考古学对该领域研究的学术价值。 2、海洋要素对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及两者互动研究。这里所指的海洋要素涉及三个层次内容:(1)综合性的海洋经济活动,包括海洋开发、沿海与海外贸易、海洋运输;(2)海关、海防、海疆等经济管理制度与政策等;(3)海洋文化和海洋意识。海洋经济与沿海区域社会经济联动发展研究中,主要集中于海洋经济对广东区域经济历史影响、不同历史时期海洋经济对山东沿海地区向现代化转变过程影响的论述。单项海洋要素研究主要是各要素对沿海区域社会经济的单项或双向、积极或消极影响。所论及的沿海区域社会经济既有关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或经济结构变迁的综合研究,也有专门针对区域农业经济、商业经济,以及经济观念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单项研究。鉴于海洋经济发展与区域海洋文化的附着,以及两者间共生共荣的融合关系,另外一些学者还对如下问题有所研究:(1)海洋信仰与区域经济发展;(2)海洋区域经济发展与民俗嬗变的互动;(3)中国历史时期海洋灾害与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4)国家和社会在应对海洋灾害时扮演的不同角色;(5)海洋史学视野下的海洋灾害史等。关于沿海民众海洋意识与海洋观的研究,学者主要就中国海洋人文社会大系统中海洋观演变历程;新中国成立后广西人所体现出的由“近海不识海”到“扬帆向海”再到“全方位开发海洋”的海洋行为,以及由“冷却”到“复苏”再到“升华”的海洋意识嬗变;明代闽南乡绅积极参与海上贸易活动的海洋意识等问题进行研究。 (三)海洋移民问题研究 海洋移民是海洋经济活动的重要方面。杨国桢认为,海洋移民史研究包括在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范畴内。关于海外移民的界定,他们指出,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意义上的海外移民活动,不同于“华人社会经济史”“华侨社会经济史”,但是这些概念间往往难以鉴别,在讨论晚清海外移民时,海外移民与华侨经常可以替代使用。海洋移民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以杨国桢等的《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为代表。其从中国沿海社会变迁与海外移民史交互影响的双重视野出发,致力于对明清海外移民动因,海外移民社会特征及反馈等问题的系统研究。其他研究还包括台湾早期海洋移民研究、明清国内的海洋移民、明清海外贸易和南洋开发与海洋移民的互动、海外移民与海洋文化的关系研究、海洋移民政策研究、海洋移民的比较研究等。 综合以上研究,虽然在沿海海洋开发问题上积累了诸多成果,但在多数研究中海洋作为第一研究本体的特征不明显,尤其是区域研究层面,多将海洋开发等同于沿海地区的区域开发。而在沿海地区海洋开发与陆地开发的分异、沿海海洋经济活动与陆域社会经济间交融过程、当前中国沿海海洋经济区外向型经济的历史源流分析等问题研究上,则相对薄弱。事实上,也正是由于沿海地区海陆交界的地理特征以及荡地同时兼具海、陆和生态的三重属性,而中国的史学研究中又未有海岸带这一概念,决定了以往对这些区域海洋经济规律的历史研究,难以将海洋经济与沿海经济、沿海海洋开发与沿海区域开发明确区分,因此难以避免海洋经济史研究中海洋“陆地化”倾向。系统研究中国沿海海洋开发与区域海洋经济结构变迁历史,还需建立在对不同海洋区域,尤其是陆海交汇地海洋开发综合效益的量化评估基础上。 六、现代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 在现代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的专门著作中,拙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经济史》主要从新中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变、海洋经济政策、海洋产业、海洋经济中技术演变,以及海洋经济理论研究及方法论五个方面,对现代中国海洋经济历史发展进行断代研究。[17](P1-483)其他相关研究情况详述如下: (一)中国海洋经济理论演进与思想梳理 该领域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现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二三十年,这与中国海洋经济理论研究,多是在1978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提出建立“海洋经济”学科和专门,研究机构后发展起来的现实是相符的。研究内容包括中国海洋经济研究脉络的文献梳理、中国海洋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总结、中国古代海洋发展战略思想、中国海洋经济思想嬗变等。 (二)海洋空间经济与产业演化研究 现代中国海洋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研究主要在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围绕中国海洋地域空间结构和产业空间集聚态势的演变展开;海洋产业演化研究内容则包括海洋三次产业结构演进,以及主要海洋产业独特的演化轨迹等。 (三)可持续发展视角下海洋产业演进规律 在海洋渔业研究中,重点关注海洋渔业资源核算、渔业资源保护、海洋渔业经济发展评价等问题。学者关于海洋渔业资源核算的研究包括最大持续渔获量估算、海水产品增养殖、海洋渔业生产潜力和效益测度、海水产品成本核算、海洋水产品捕捞回归分析等。海洋渔业资源保护研究主要包括海洋渔业资源衰退情况分析及经济学解释、中国海洋捕捞作业方式变化和海洋渔业生产的资源经济学分析等。海洋渔业经济评价则多强调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应地,其研究主要采用生态学方法,如生态足迹和人文发展指数、逻辑斯蒂增长模型等。另外,在海洋渔业转型问题上,由于海洋渔业转型是伴随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专属经济区制度建立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就学术界现有成果看,多集中于理论层面海洋渔业转型具体问题探讨,如国外转型经验推介、转型运作机制及评估体系建立、推进区域海洋渔业转型和渔民转产的政策等,对具体转型实践现实的描述和评价较少论及。在海盐业方面,当代海盐经济研究多强调海盐产业布局优化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海盐区产业结构调整等产业经济领域主题。与中国古代和近代海洋经济历史研究主题相比,现代海洋经济的这些特殊议题研究,一方面源于现代海洋经济领域诸多概念范畴的变化,这为学界依据不同海洋经济的概念范畴,形成不同的观点和思想提供了条件;另外,现代中国海洋经济核算体系和统计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对诸如海洋产业结构变迁、区域海洋经济的空间布局等方法的定量分析有了数据支撑。#p#分页标题#e# 七、研究评价与展望 纵观近三十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有关中国海洋经济历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多数著述为中国海洋专门史、海洋行业史、区域海洋地方史和各朝代海洋断代史。这些史料和学术研究成果对中国海洋经济变迁全历程的整体梳理颇具参考价值。但需看到,在贯通中国海洋经济历史发展全周期的综合系统研究领域,无论在研究视角、研究路线、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还有待深入。兹述如下: 第一,研究视角上,对中国海洋经济历史源流、孕育和发展历程的解读,多从中国陆地经济主导的区域经济系统着眼,或将海洋经济视为沿海所特有的一种经济形态,或将其割裂为沿海经济系统中陆地经济“向外用力”的一种地理范围的延伸,海洋经济研究过程中的“陆上痕迹”颇多。由于史学研究对考古、古籍文本考证考释等技术的依赖,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史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集中在史学界。这种单一史学视野下的经济史往往囿于“注解式”研究———基于古籍史料的历史信息的整理,而对这一漫长历史进程的诸多问题缺乏一种经济学意识的观照。另外,“站在中国看中国”也是从事中国海洋经济问题研究的学者所普遍存在的视野局限,对数千年中国海洋经济的理论探索,长期停留在系统闭合式思维的狭隘层面,缺乏一种全球化视野。 第二,研究路线上,现有海洋经济史研究侧重于单体研究和以朝代形态为界点的时段研究。虽然无法排除海洋经济系统本身即为部门和区域组合的观点,但这种部门或区域孤立式研究思路,难以刻画经济部门间融通,容易造成海洋经济史研究的专业“条块分割”局面。多断点的朝代研究,因无法充分兼顾大历史时期内经济的连续性,也无法对中国数千年的海洋经济史源流进行长周期研究。 第三,研究内容上,以往的海洋经济史研究多零散地分布于沿海社会人文的史学考究中,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缺乏一种经济学关怀。即便是单纯的历史学研究,海洋经济领域诸多文献的零散分布也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史料本身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第四,研究范围上,多集中在中国海洋经济实践时序发展脉络的梳理,中国海洋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显匮乏。海洋经济史研究中“重古略今”和“重南轻北”的研究倾向依然未得到合理矫正。另外,中国海洋经济史诸多措词表达上也有待深究和统一,如中国海洋经济,尤其是古代海洋经济研究,自海洋经济活动出现伊始,有关称谓的表述就被冠之以“产业”(海洋渔业、海盐业等)称呼,其实这些活动远未成熟为一种产业。在诸如这些问题上,还需克服学术盲目的痼疾,真正立足于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范畴界定。 第五,研究方法上,以往海洋经济历史研究由于研究内容多偏重于专业史内容,所以在方法使用上,史学方法占绝对地位,而较少使用经济学方法,对中国海洋经济历史变迁规律给予经济学解读的“新经济史”著作阙如。同时我们注意到,在海洋经济历史研究中还有另外一种趋势,即强调多学科交叉方法的使用,如“科际整合”等观点,强调多学科交叉的重要性。这就面临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研究方法的范式问题,即方法论意义上的冲突。如何兼顾各学科方法,范式层面如何处理冲突,具体解析方法如何交叉使用,仍是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基于以上各方面,在未来研究中,破除海洋经济研究附属于陆地的藩篱,秉持“立足于中国看中国,跳出中国看中国”的研究大视野,以海洋经济研究的独立视野和中国海洋经济史与沿海社会经济史研究范畴的厘清为基点,由单线研究向多线条的立体研究转变,对中国海洋经济发展进行全面性的全周期研究,总结中国海洋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规律,形成综合性、连续性、贯古通今的中国海洋经济通史,有待成为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的一大方向。 海洋经济论文:海洋经济渔业补贴问题思索 本文作者:金普庆 张颖超 罗骞 单位: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 近年来,渔业的补贴问题始终困扰着各级政府,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下文中,我们将在公共财政对区域经济发展必要性的理论基础上,结合海洋经济的发展,以浙江舟山为例,探讨中国现行渔业补贴政策的局限性以及补贴政策的完善方向。在深入分析中国渔业补贴政策之前,首先对当前中国渔业补贴的现状和基本框架有一定的认识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渔业补贴的现状与基本框架 1.中国渔业补贴的现状。中国渔业补贴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政府的财政支持,增加渔民收入,改善渔民生活,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和促进渔业的健康、持续发展。21世纪以来,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进行补充修正,并已出台《渔业发展计划》、《优势出口水产品养殖区域发展规划》和《中国中长期渔业科技发展规划》等法案,旨在进一步推动中国渔业经济又好又快向前迈进。与此同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对渔业的扶持和投资力度不断加大,1999年中央政府对渔业的财政投入为2.06亿元,2000年为3.16亿元,2001年为4.44亿元,2002年增加到10.67亿元,2003年超过12亿元,2004年达到12.6亿元,2005年为10.8亿元。2002—2008年中央财政专项用于支持渔业的财政资金达273.15亿元,其中2008年131.8亿元,比2002年增加121.13亿元。2010年仅农业部渔业局归口管理的基建投资和财政资金就达15.52亿元,比上年增长26.7%,重点加强了水产良种繁育、病害防治、水产品质量管理、渔业资源养护、水产科研、渔港和渔业安全、渔业执法装备体系建设和渔业柴油补贴等行业发展瓶颈领域的支持力度,为行业后续发展奠定基础。 2.中国渔业补贴的基本框架。中国渔业补贴的主体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中央一级以行业管理部门农业部(渔业局)为主,其他包括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从各自的管辖领域出发作为补充,形成中央一级多层次、多领域的渔业补贴主体体系。与中央一级相同,地方各级也形成了以农业(海洋渔业)厅局为主,其他部门配合的渔业补贴主体体系。除了以上中央和地方政府各级行政部门外,中国渔业补贴的主体还包括诸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渔业协会等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共服务机构。 中国渔业补贴内容多、覆盖面广,根据调查,中国浙江、福建等省份渔业补贴内容大约有十八种:①(1)渔船燃油免税或差价补贴;(2)政府转移支付税收;(3)减收捕捞渔民各类渔业费;(4)渔业企业技改,新产品开发贷款贴息;(5)渔船或捕捞许可证的赎回补贴;(6)捕捞渔民转产专业补贴;(7)渔民的教育培训和渔业科技推广投资;(8)远洋渔业开发新渔场补贴;(9)渔业管理补贴;(10)用于养殖业的科研或品种改良的资金补贴;(11)检疫,防疫及质量控制补贴;(12)开拓国际市场或“走出去办企业”的前期补贴;(13)发展水产养殖业的补贴;(14)渔港建设补贴;(15)海洋渔业开发和科研补贴;(16)养殖贷款补贴;(17)水产品龙头企业贷款贴息;(18)远洋自捕鱼进口免税补贴。从全国范围来看,还有一些其他的补贴,如渔船折旧补贴,但总的来说,这十八种补贴已基本包含中国现存渔业补贴的主要内容。 二、公共财政补贴的理论阐述 1.公共财政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已经积累起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其中区域经济增长差距日益扩大,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在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政府行为具有突出作用。财政支出作为政府行为的重要内容,体现着财政职能的基本内涵,全面直接地反映财政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政府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从1990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基本形成了两大结论:一是政府支出活动的替代效应,即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二是财政支出的互补效应,即强调财政支出会促进经济增长。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通过增加社会性支出来扩大国内需求,其中社会性支出主要是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只有解决好居民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让其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更加有效地增加消费需求。所以,公共财政对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公共财政与海洋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海洋经济以两位数的年增长率快速发展,增长速度快于全国国民经济增长。同期,世界海洋经济发展步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在众多沿海国家和地区,海洋经济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现代海洋经济包括为开发海洋资源和依赖海洋空间而进行的生产活动,以及直接或间接为开发海洋资源及空间的相关服务性产业活动,主要包括海洋渔业、海洋船舶工业、港口物流业、滨海旅游业等。不难发现,要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还是对海洋性产业发展的政策倾斜支持,都需要政府公共财政发挥其作用。 3.海洋渔业补贴的理论阐述。当前,对“渔业补贴”下一个各方均能接受的定义是很难的。事实上,基于不同自身利益的考虑,包括世界粮农组织、经合组织、世界银行等在内的机构纷纷对渔业补贴的定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有关渔业补贴的研究中“,补贴”(subsidies)、“财政支持”(financialsup-port)、“经济援助”(economicassistance/aid)和“政府财政转移”(governmentfinancialtransfers)是四个最为常用的术语,均指政府向渔业行业提供支付。因此,在本文中笔者把渔业补贴定义为政府为维护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支持渔业的生产、加工、科研以及保障渔民的切身利益而给予企业或个人直接或间接的财政支持。过渡的捕捞所导致的渔业资源日益枯竭以及无序竞争引起的渔业生产效益的下滑,使各国政府认识到渔业补贴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发展海洋经济,做好对渔业的公共财政支持不容忽视。 三、当前中国渔业补贴政策的局限性———以舟山市为例 为推动渔业健康持续发展,根据中国渔业补贴的基本框架,作为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浙江省舟山市已推出了一系列渔业补贴政策。当前舟山市主要的渔业补贴政策包括渔船柴油涨价补贴、减船补助、渔民转产转业项目补贴、渔民失海补贴等。舟山市渔业补贴政策的实施,对稳定渔业生产,保障海产品正常供给,解决渔民生产生活出路问题,推广渔业新产品、新技术,发展远洋渔业等方面都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渔业补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p#分页标题#e# 1.补贴覆盖面不广,政策落实与预期有差距。舟山市渔业补贴政策的预期目的是为了促进渔业这个弱势行业的发展,特别是维护舟山广大渔民的利益,从而保障舟山海洋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然而,政策出台后,却有很大一批渔民没有享受到福利。一方面是由于补贴政策覆盖面不够广泛,忽略了部分渔民的需求。比如柴油补贴《补助办法》第4条指出:本办法所称的补助对象,即渔业生产者,包括依法从事国内海洋捕捞、远洋渔业、内陆捕捞及水产养殖并使用机动渔船的渔民和渔业企业。该政策要求只有渔用柴油购买(消费)者才能享受补贴,大大缩小了政策辐射的范围,使得大量基层未拥有股份的渔民无法享受到优惠政策。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宣传力度不够,广大渔民对补贴政策了解不多。基层渔民大多不会主动去了解政策变动趋势,大多数渔民都是从亲戚朋友中听说补贴政策,但对具体的补助办法并没有足够的了解。 2.补贴结构不合理,弱势群体利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渔业补贴政策是为了提供发展海洋经济的长足动力,而发展海洋经济的一大目的是提高舟山人民的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然而补贴政策不尽合理的结构使得大量弱势渔民利益没有得到有效保障,反而是一些渔业中的“富人”拿到了大部分的补助。如,“油补政策”主要补助的是承担油钱不断上涨压力的船老大,使得这些“富人”享受到大部分国家补助,这与该政策“惠及最广大渔民的切身利益”的初衷有所偏差。渔业补助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也的确维护了一些从事渔业工作的群体,但是仍没有实现利益的最优分配,补贴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不容忽视。 3.部分补贴政策与环保要求相悖。补贴政策有助于推动海洋渔业的发展,不过这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环境问题。舟山目前在海洋捕捞上实行了以渔船主机功率为基础,不同作业相对油耗作为标准的系数的设定依据,表面看上去公平合理,其实存在“功率大、用油多、多补贴”的政策弊病。导致对破坏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作业渔船多补贴,而资源杀伤力较小的作业渔船反而少补,渔业补贴政策作为一项公共财政政策,目的之一是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建立海洋环境友好型舟山,可见部分补贴政策与此初衷相悖。 4.补贴管理不完善,存在骗取补贴金现象。作为公共财政政策,政府推出渔业贴补目的在于一定程度上提高渔民收入,增加当地消费需求,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确对一些渔民来说,补贴金已经成为一项不小的收入,比如一艘200马力的小型船舶一年就可得到20万元的柴油补助,而像一些马力更大的船舶一般可获得50万元~60万元的补助。然而恰是这不薄的利益诱惑导致违规套取国家补贴现象时有发生,如,一年不出海的渔船蒙混支取补贴,空证、无船的渔民套取补贴等等。舟山渔业补贴政策实施的时间不长,相应的补贴管理能力尚未达到政策的要求,这也是舟山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四、渔业补贴政策完善的建议 1.扩大补助范围,加大宣传力度。当前中国的渔业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渔民的利益,然而这种保障并没有普遍惠及渔民,因此扩大渔业补助的范围是当务之急。一方面,渔业补贴的对象不应只包括股东渔民,而是要兼顾雇工渔民的利益,让更多的补助金流向这些弱势的雇工群体。另一方面,为了切实使得更多符合要求的渔民拿到补助金,政府应该加大宣传力度,派出专门人员向渔民深入介绍补贴制度,并建立灵活有效的反馈机制,及时将渔民对补贴政策的建议反映给相关部门,以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只有扩大补助范围,才能提高渔民的整体消费水平,改善渔民生活并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 2.完善补助结构,实现利益的最优分配。在渔业发展过程中,海洋捕捞股份合作制的资金股逐步被少数人掌握,原来的全体船员股份合作制已变成少数船员股份合作制,这样的制度拉大了船员之间的差距。而如今的补助结构恰恰与这样的制度挂钩,补助金大部分流向了少数船员股份合作制中的富有成员,忽略了大量没有股份的弱势成员。因此要形成合理的补助结构,政府应该转变挂钩模式,或者为弱势渔民提供更多更全面的补助,使得资源合理流向需要人群,缩小渔民之间的差距,以符合公共财政政策的要求,推动当地海洋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 3.采取补贴限制,合理保护环境。政府的渔业补贴政策在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兼顾环境保护。针对当前渔业补贴中所存在的“对破坏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作业渔船多补贴,而资源杀伤力较小的作业渔船反而少补”的现象,政府应做出相应的限制,减少大排量的渔船,缓解环境压力。此外,出于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政府应尽快建立伏休渔民生活补贴制度,深化伏季休渔制度,确定合理的伏休时间和补贴率,从而在兼顾环境的同时保障渔民的基本利益,使得当地的经济社会能够长远健康发展。 4.提高补贴管理能力,落实补贴规范发放。政府的补贴管理能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确保补贴资金落实到位,各级政府应该安排专门人员负责资金的分配问题,加强制度管理,严防任何单位和个人虚报冒领、滞留、挤占、截留和挪用资金。同时,政府应建立资金的追踪体系,由于补助金大多由基层乡镇企业所发放,为了保证资金最后全部流入渔民手中,政府应完善追踪体系,及时调查各级政府的资金发放情况。对于那些挪用、占用补助金的行为严厉查处,用法律手段维护广大渔民的利益。另一方面,补贴管理能力还体现在能够准确识别骗取保证金的行为,限制他人利用补贴政策钻空子。针对此种情况,政府应要求基层组织深入了解渔民的真实情况,力求将每一笔资金发放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上,从而切实实现政策的预期效果,提高渔民的生活水平,积累发展海洋经济的消费基础,从而为海洋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海洋经济论文:越南海洋经济拓展的重要性 本文作者:梁薇 单位:中联部 越南国土面积小、人口众多,陆地自然资源消耗大、生存发展条件有限。但与此同时,越南三面环海,海岸线长达3260公里,海岸系数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倍。全国63个省、直辖市中,有28个省、直辖市临海,其面积约占越南国土总面积的42%,其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5%。近些年来,越南高度重视发展海洋经济,不断加大对海洋经济的投入。海洋经济在越南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不断上升。但与此同时,海洋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难。1993年七届越共中央出台了“关于最近数年发展海上经济任务”的决议,首次提出把越南建设成为一个海洋经济强国。 2001年越共九大提出要“大力向海洋进军,做海洋的主人”。2006年越共十大重申,力争早日成为本地区的海洋强国。2007年越共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把越南建设成为海洋强国的目标。越南认为要想成为海洋强国,就要优先发展海洋经济。因此早在1986年的越共六大就强调,海洋经济是最优先发展的经济行业。1993年七届越共中央对发展海上经济的任务作出了具体规划。1996年越共八大指出,海洋和沿海地区是经济建设的战略区域。2006年越共六大重申,制定和实施有重点的全面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强调重点完善海洋和海运网络,推动油气开采加工、海产品加工和海洋服务业,加快发展造船工业和海产品加工工业。2011年越共十一大提出“沿海、海洋、海岛地区”发展新战略,强调重点建设海港、沿海工业区、经济区、都是系统,同时发展船舶修理工业,尤其勘探加工工业以及海洋运输、海洋旅游等。发展岛屿经济,加大远海水产资源发掘力度。越南同时也强调,发展海洋经济要统筹兼顾国防安全。 1986年越共六大明确提出海洋经济建设要与国防建设同步进行。1991年越共七大通过了“至2000年发展海洋经济和保卫海上国家主权”的指导路线。2006年越共十大强调发展海洋经济,保障国防安全。2007年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把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防安全紧密结合。越南已明确提出海洋经济发展的目标,即“靠海致富”,到2020年,越南海洋和沿海经济展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3-55%。“纯海洋经济”产值占全国GDP的20-22%,主要发展在油气开采、海产、航海和旅游。海洋经济出口将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5-60%。目前,越南海洋经济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正步入加速发展时期。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油气业和滨海旅游业等成为越南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 在海洋渔业方面,越南水产量居世界第六位。2010年越南水产捕捞量为245万吨,其中海洋渔获量为222万吨,水产养殖量为270万吨,水产品加工144万吨。水产品出口额为49亿美元。越南水产品远销欧洲、日本和美国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越南有近130万只等级渔船,一般为木质船,马力小、捕捞设备落后、活动分散、抵抗风浪能力低。在海洋油气业方面,越南海上油气开发在其原油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石油是该国第一大经济支柱,战国民经济总值30%。目前,越南海上石油产量为日产30多万桶,占其石油产量的一半。曾有报道称,越南已经对我南海已经进行了30年的开采,从中获利250多亿美元,将来“更要以国家利益为重”,继续在南海勘探石油和天然气。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目前,越南沿海有近270个大小海港,大部分港口吞吐量有限、规模小,缺乏达到国际标准的深水港。 2010年港口货物吞吐量为2.59亿吨。越南海港货物装卸设备落后,而且没有与之配套的后勤服务区和公路网,因此当通过货物增多时,各港口常出现超负荷运转或货物积压现象。目前,越南有约630家海运企业,拥有船舶约1680艘,大部分船只载重量仅1000-2000吨,缺乏大型船和专用船,整体运输能力较弱。越南国内船队运力仅能满足全国进出口需求的20%,无法开展远洋运输,出口欧美等国的商品必须经新加坡和香港中转。在海洋船舶工业方面,越南目前有20家造船厂和14家相关企业,与世界30多家船业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大量采用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越南已经能够制造5万吨级散货轮、10吨级油轮、1016个标准集装箱级货轮。越南正努力实现到2015年成为第五个造船大国的目标,至2020年将再投资建设3个造船中心、3个船舶维修中心。在滨海旅游业方面,越南沿海集中了全国三分之四的综合性旅游区,在越南现有的7个世界自然遗产中有6个在沿海地区。滨海旅游每年吸引70%夫人国际游客和50%的国内游客,为旅游业贡献70%的营业额。但滨海旅游资源开发程度有限,尚未形成突出特色;旅游基础设施较差,滨海旅游比重以及旅游收入长时间没有提高,滨海旅游项目宣传不到位。 在沿海工业区建设方面,2008年,越南出台了“到2020年越南沿海经济区发展规划”。据此,越南将建设15个沿海经济区。越南希望到2020年沿海经济区经济总量展全国经济总量的15-20%,并创造130-150万个就业机会。为发展海洋经济,越南已出台落实多项措施。在沿海经济方面,一是拓宽沿海经济投资、融资渠道,促进投资社会化和投资形式的多样化,以推动沿海各省海洋基础设施完善升级、临海工业区、经济区建设发展,推进沿海各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进步。二是发挥沿海各地区比较优势,有侧重地建设海洋经济只能更新,北方沿海省份以北部湾经济区建设为重点;中部沿海各省以云峰国际中转港建设为重点;南部以富国岛国际交通中心、国家及地区海岛生态旅游建设为重点。三是鼓励沿海农民从事渔业捕捞养殖等海上经营活动。四是提高海洋自然灾害预警、海洋救援救护能力,确保海洋经济各项活动的安全。 在海洋开发、利用和管理方面,一是制定海洋开发、利用与管理的总体战略。二是明确至2020年海洋经济的发展方向和任务,制定落实相关政策、措施三是加强中央及地方各级海洋行政管理机构建设,明确各级有关部门在海洋开发、利用和管理中的工作职责。四是提高海洋科研与应用水平,加强海洋科技和经营管理人力资源建设。但目前,越南海洋经济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越南海洋与海岛总局局长阮文居曾指出,目前越南沿海、海上和海岛基础设施薄弱,港口体系弱小,设备十分落后。越南海洋经济发展与潜力极不相称,不仅落后于世界大国,而且远不如地区的其他国家。越南人均港口货物吞吐量仅为新加坡的1/140、马来西亚的1/7和泰国的1/5。#p#分页标题#e# 当前,越南海洋经济得发展目标虽然已经明确,但是海洋经济发展政策措施仍缺乏具体落实,海洋资源开发管理体制不完善;海洋经济基础设施和技术设备落后,国家投入不足或滞后;海洋科技总体水平低、新兴海洋产业尚未形成规模,海洋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素质不高;低于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虽然越南海洋经济建设与发展尚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越南将克服重重困难,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海洋经济在越南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将会占据越来越突出的位置。 海洋经济论文:谈论浙江发展海洋经济动机 本文作者:张志刚 杨卓凡 任淑华 单位:浙江海洋学院水产学院 在国家大力提倡和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浙江省被确立为“海洋经济示范区”,舟山市更是被设立为“舟山群岛新区”。浙江发展海洋经济,不但拥有丰富的资源禀赋,也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同时浙江省还拥有大量闲置的民营资本,这对于浙江省下一步的海洋经济的大力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然而,在浙江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我们不能盲目地进行开发,一定要详细分析发展海洋经济的动因。 一、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动因”研究的重要性 由于近年来国家加大对海洋经济开发的支持,研究者对于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动因逐渐开始关注。不过由于立场及角度不同,不同研究者对于浙江发展海洋经济的“动因”研究不一。刘键初(1999)认为浙江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调整、接轨国际市场是浙江开发海洋的战略选择原因;俞树彪、阳立军(2006)从海域管理工作不断加强、可持续开发海洋理念不断深化、海陆联动与统筹三方面作为浙江海洋开发的基础来研究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实际上,无论是从哪个方面研究浙江发展海洋经济的动因,我们都需要了解的是如何能将发展海洋经济的动因分析与开发海洋的过程结合,达到全面科学合理开发海洋的目的。对发展海洋经济的动因进行合理归纳,首先有助于树立全面开发海洋的思路,能够从更广阔的视野着眼开发海洋,可以更全面地考虑问题,达到科学开发的目的;其次有助于加强对开发海洋中各个重要组成部分中的关键因素的把握,针对海洋开发的复杂性,对于关键因素的把握更容易保证海洋整体开发的完整与协调;再次更有助于把握对各种影响海洋开发的部分要素的科学论证与考核,在通过论证后设立制度化的法律法规来保持海洋开发的协调性,以免开发过程中出现“木桶短板效应”而影响整体开发进程。 二、发展海洋经济动因 针对浙江省的具体情况,将浙江发展海洋经济的动因分为以下四种: 1.资源禀赋决定论 浙江省地处长三角地区,拥有丰富的港口、渔业、旅游、油气、滩涂、海岛、海洋能等资源,具有十分明显的组合优势。同时,浙江省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6,696km,约占全国30.7%的可规划建设的万吨级深水泊位岸线506km。另外,浙江有世界四大渔场之一的舟山渔场。渔业资源丰富,可捕捞量全国第一。浙江省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湿润,地形多样化,滨海旅游资源丰富,同时还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海洋文化底蕴,开发海洋旅游潜力巨大。所谓资源指的是一切可被人类开发和利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总称,它广泛地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是一种自然存在物或能够给人类带来财富的财富,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石油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区位资源等[1]。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够保证社会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实现资源在区域空间上的有效配置;实现社会财富在代际间的合理转移。一般而言,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或多或少地具有资源开发型的特性,其主导产业也与资源类型和分布有很大关联。由于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一般是人力因素难以改变的,同时资源禀赋又是一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因素,因而对一国(地区)的主导产业及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按照上述资源的新概念,浙江省实际上是一个资源大省,而且由于海域资源的丰富甚至可以使得浙江省的资源排名提高到全国前列。而浙江省陆地资源贫乏,因此,要促进浙江经济的第二次腾飞就必须从开发海洋做起,深度挖掘海洋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大力发展海洋产业,引导全省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 2.经济发展转型论 浙江作为一个陆地面积小省、陆地资源小省,在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由于资源的缺乏,浙江存在过分依赖外省资源,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等问题。浙江的工业经济中的重要部分是由传统制造业组成,新兴产业与高科技产业比例低,这造就了浙江省经济发展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发展海洋经济,首先能够将浙江省对资源的需求从省外转移到海洋。开发海洋能够大力利用海洋资源,可以减轻对省外资源的依赖,也可以增加对海洋新能源的利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摆脱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的格局。发展海洋经济,其次能够将浙江省对海洋旅游的重视程度提高。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了新世纪的朝阳产业。发展海洋旅游,可以充分利用浙江丰富的自然资源条件,同时浙江省也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再加上紧邻长三角这个巨大的市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十分明显。海洋旅游也的发展必然能够提高第三产业在浙江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更能够促进浙江省生态建设步伐,使浙江省生态环境更趋于和谐。发展海洋经济,最后能够将浙江省对高新技术的开发利用水平提高。海洋作为一个巨大的空间,发展海洋经济,由于不同的海洋产业之间关联度很高,它们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同时开发海洋也因为海洋特殊的环境而要求高新技术的应用。开发海洋空间,浙江省必然加强对高新技术人才的引进,增强对高新技术的攻关,并提高新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贡献率,促使浙江工业结构从以传统工业转向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这对于构建浙江省科学合理的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3.充分就业论 就业乃民生之本,就业和收入分配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两个重要的环节,它们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只有达到充分就业的地步才可以提高居民收入来抑制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致贫的根源。主导产业对于关联产业具有扩散效应,它的选定和发展都决定这关联产业发展的走向,更决定了区域劳动力就业的结构。因此,在进行区域主导产业选择的时候,就应该对于那些能够大力拉动区域就业的产业进行扶持。海洋产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对陆域产业的拉动效应使得海洋产业成为了我国新的劳动力吸引磁场。研究结果表明:海洋产业增加值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创造直接就业机会3.7万人,可相应为陆域创造4.7万人的间接就业机会[2]。因此,大力发扬海洋产业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下表列出了近年来国家与浙江省陆域产业与海洋产业相关比例数据。虽然海洋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得到快速发展,但在浙江省海洋产业产值不断上升,其所吸纳的就业比例也在成倍上升,这就凸显了海洋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力度。正因为如此,从充分就业层次来讲,在当今大力提倡发展海洋经济的时代,对于海洋产业的优先发展必须要考虑到其对就业的影响,优先发展海洋产业中对于劳动力吸纳能力高的产业,并形成规模化的海洋主导产业,同时其带动关联产业发展的能力也提高了整个海洋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这对缓解我国就业现状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沿海地区来说,海洋产业的发展能够更好地依托区域区位的优势,这种区位优势加上沿海地区的经济优势对劳动力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吸引磁场,促使劳动力涌向区域海洋产业。海洋产业的各个产业之间的相关程度十分密切,其产业带动能力较强。海洋产业之间、产业群之间都关系密切,发展海洋产业,可以促进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大批海洋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势必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就业的压力。#p#分页标题#e# 4.文化影响与政策引导论 浙江省作为公认的“经济大省”,却是实实在在的“资源小省”,因此多年来关于浙江经济现象的原因一直是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的研讨课题[3]。经济学界之后对于浙江经济发展的奇迹给予的解释是浙江人经济理论。那就是:浙江最大的资源就是浙江人,最大的财富是浙江精神,最大的优势是浙江文化(李强,2004)。因此,浙江省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所创造的辉煌业绩,最大的动力可以说是来自于浙江人的文化精神的推动。高淑云在《浙江人的素质特点》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浙江人所具备的特点:首先是开放的心态;第二是敢闯的精神;第三是善变的头脑;第四是负重的品格;第五是务实的作风;第六是现代的理念[4]。把浙江的经济归结于浙江人经济,其实也就是在肯定浙江人文化精神对于浙江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的决定作用。正是浙江人的文化才使得温州、义乌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不管是“温州模式”,还是“义乌模式”,其实都是“浙江模式”的一个缩影,“浙江模式”是指在市场化、信息化、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浙江所有的样式、方法、路径和特征。其本质是一种市场经济模式,是市场、市场体系、市场机制和市场体制形成过程所具有的浙江地方性特征。浙江模式”的特色主要是:具有根植性、内生性、群众性的创业文化与企业家精神;“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经济体系;服务型且有为的政府和公正、透明、可预期的体制框架[5]。从“浙江模式”的经验我们可以总结出: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单单取决于资源禀赋,区域深厚的文化精神的驱动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充分利用这些精神财富的前提下,政府部门大力建设有利于商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做好政策引导和服务,就能够更好地带动区域内各个产业的快速发展,而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需要做的是协调好各个产业间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对于本区域能够利用精神文化优势而加快发展的产业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协助,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应优先确定那些能够通过精神文化的刺激和引导而获得快速有效发展的海洋产业作为海洋主导产业,以达到引领其他海洋相关产业发展的目的。最后,更应该在原有产业发展的基础之上做大做强,形成区域特色的海洋主导产业。 三、总结 在海洋经济时代来临之际,浙江省作为全国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先驱,更应该在确立全面了解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的动因的前提下,通过利用本身独有的海洋产业发展优势,利用浙江省所具有的资源、政策、资本、科技等各种优势,为浙江省海洋经济的腾飞乃至全国海洋经济的长远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洋经济论文:海洋经济防洪御潮保障思索 本文作者:潘存鸿 倪勇强 韩海骞 胡国建 单位: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 1问题的提出 浙江省海域面积26万km2,大约是陆域面积的2•6倍;海岸线6696km,规划可建万吨级以上泊位的深水岸线506km,面积500m2以上海岛2878个,均为全国第一;舟山渔场是全球4大渔场之一,可捕捞量全国第一;潮汐能、波浪能、洋流能、温差能等可开发的海洋能居全国首位。2010年7月浙江省被确定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省份。2011年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同年6月批准设立舟山群岛新区。这标志着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舟山群岛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浙江省围绕防灾减灾、水资源、水生态3大保障体系建设开展了大量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全省防洪减灾、水资源配置、水环境保护能力。但是,近海地区由于其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在防洪安全保障、水土资源开发利用方面仍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随着单位面积人口、财富的快速增加,对防洪安全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是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水土资源的需求迅速增加,水土资源短缺,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三是人类活动频繁,开发建设活动与环境保护之间、各类开发建设活动之间矛盾日益突出,对管理协调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主要从水利角度出发,探讨浙江省沿海及海岛地区防洪御潮和水资源、滩涂资源开发等关键问题,以保障浙江省海洋经济的发展。 2统筹兼顾,搞好相关规划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勾画了美好的蓝图,根据该规划,舟山群岛新区、沿海几大河口海湾及近海地区将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重点地区,包括杭州、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舟山7市,为了保障这些区域的防洪御潮安全,科学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同时为协调好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的海洋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应根据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编制或修编相关规划。内容包括社会经济和重大工程布局、防洪御潮、水资源配置、岸线利用、海洋环境保护、滩涂资源利用和湿地保护、港口航道布局、海洋能开发,借此推动浙江省海洋经济示范区的建设,保障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提高防洪御潮能力[1] 洪涝灾害和台风暴潮灾害是浙江省最主要的自然灾害。特定的地理地形环境、气候和潮汐特性决定了浙江省沿海地区是水灾害多发的地区。(1)据1949—2009年统计,影响浙江台风共有203个,平均3•4个/a,其中登陆浙江省的台风共40个,平均0•66个/a。发生台风灾害的年份有44a,平均1•4a中就有1a发生台风灾害。(2)降雨集中是浙江省洪涝灾害的主要成因,浙江省洪涝灾害主要发生在每年的5—9月,大多数由梅雨暴雨、台风暴潮和短历时暴雨引发。(3)浙江省沿海地区大多数为海积平原,地势低,杭嘉湖平原、萧绍平原、温黄平原和温瑞平原地面高程分别为1•6~2•2,4•5~5•5,2•6~3•2,2•7~3•1m,杭嘉湖平原高程甚至低于平均高潮位。(4)浙江省沿海大部分水域属强潮区,潮强流急。在台风影响下,风暴潮流和台风浪联合作用下水动力很强,容易造成潮灾。浙江省防洪御潮工程体系主要由海塘及沿塘水闸、水库、堤防工程等组成。海塘是最重要的御潮工程,浙江省海塘建设历史悠久,特别是1997年遭遇11号强台风后,浙江省开始标准海塘建设,于2000年完成,并不断续建,建成20a一遇及以上海塘1723km,提高了沿海地区的防台御潮能力。为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海塘工程的安全,自2008年起,浙江省开始实施“强塘工程”,计划于2012年底完成海塘和沿塘水闸的配套加固工程,提高防潮能力。 目前浙江省海塘总长2248km,可分为钱塘江海塘(长415km)和浙东海塘(包括岛屿上的海塘,长1833km),其中100a一遇的海塘长254km,50a一遇的海塘长1050km,20a一遇的海塘长419km,20a一遇以下的海塘长525km。浙江省沿海及海岛地区县级以上河道堤防长7940km,其中设计防洪标准为100a一遇的堤长461km,50a一遇的堤长1926km,20a一遇的堤长4348km,10a一遇的堤长1206km。尽管近10余年来,浙江省在防洪御潮工程体系(包括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等新形势、新情况下,浙江沿海及海岛地区水灾害防御也面临着新的挑战:①沿海城市化加速使城市防洪排涝问题日益突出;②经济、人口等要素进一步集聚对现有工程防御标准提出更高要求;③海塘防御能力有待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沿海地区大多数为软土地基,标准海塘沉降和变形大,降低了防潮能力;④超标准风暴潮防御问题。因此,依据新形势、新情况,需要进一步分析论证现有防洪、防潮工程的防洪、防潮及排涝能力,提高台风、降雨量、洪水、风暴潮位、台风浪等预报精度,从流域、区域角度建立与保护对象相适应的工程防御体系,完善非工程体系建设,提高应对超标准洪潮灾害的能力,保障浙江省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 4进一步开发利用水资源,优化水资源配置[1]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浙江省沿海及海岛地区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浙江省沿海及海岛地区水资源量538亿m3,占浙江全省的56•3%。区域水资源主要特点有:(1)总量较丰,人均较少。平均单位面积水资源量为88万m3/km2,水资源总量较为丰富。但人口密集,人均水资源量仅为1388m3,约为全省平均的66%(见表1),全国平均的60%,世界平均的15%,人均量相对较少。(2)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约有70%的水量集中在5—9月;年际水资源量差别较大,最枯年份的水资源量仅为正常年份的1/2;在空间分布上,山丘区水多,平原和海岛区水少,地区间单位面积水资源量差异可达2~3倍之多。(3)水资源可利用程度不高。区域内的河流多为源短流急的小河,独流入海,加上降雨在时间上分布不均,水资源可利用程度不高,约30%左右。至今,浙江省在沿海及海岛地区修建了各类供水工程达15万处,使得该区域现状供水能力达到176•3亿m3,约占多年平均水资源量538•1亿m3的26•3%。其中水资源开发利用率最高的是宁波,约34•0%;海岛地区因水资源开发难度较大,其开发利用率最低,如舟山仅15•1%左右。 已建供水工程基本满足了该区域在平水年、一般枯水年的水资源需求。但在连续干旱年或特殊干旱年,区域内特别是海岛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仍十分突出,主要问题有:①水资源调控能力不足;②水环境问题突出,限制了水资源利用;③海水和雨水等非常规水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据预测,到2030年90%保证率时,区域需水总量221•4亿m3,为现状用水量的1•4倍。现状供水工程状况下,7个市均不同程度存在缺水,缺水相对严重的市有台州、温州和舟山,缺水量分别为6•6亿,8•0亿,1•0亿m3,缺水率分别为20•7%,20•9%,29•9%。因此,为保障海洋经济发展,在沿海6市需优化水资源配置;增建或调整蓄水工程,以增加区域水资源调配能力;调整灌溉制度;沿海产业布局应考虑与当地水资源条件相适宜的产业。在舟山海岛地区,降雨相对较少,蓄水能力弱,内部可挖掘潜力不大,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如大陆引水、岛际引水、海水淡化,充分利用当地水资源包括雨水资源和海水资源。同时,积极探索平原生态湿地型水库建设,实施水库联网,翻、引河网水入库等新型雨水利用手段。#p#分页标题#e# 5加强滩涂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2-3] 浙江省耕地面积仅208•17万hm2,人多地少的矛盾一直制约着浙江省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滩涂开发,在寸土寸金的临海地带开拓发展空间,对浙江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滩涂可分为河口区滩涂、平直海岸区滩涂、港湾内滩涂和岛屿周边滩涂4种类型。根据冲淤特性,滩涂也可分为淤涨型、稳定型和侵蚀型3类,浙江省滩涂绝大多数属前2类。浙江省滩涂的开发利用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开发利用的滩涂面积已有约66•67万hm2(1000多万亩)。自建国(1949年)以来截止2010年浙江省沿海共围垦滩涂面积约23•74万hm2(356•10万亩),其中,杭州市约4•46万hm2(66•9万亩),宁波市约7•10万hm2(106•44万亩),温州市约1•85万hm2(27•77万亩),绍兴市约2•85万hm2(42•68万亩),嘉兴市约1•00万hm2(15•03万亩),台州市约4•78万hm2(71•71万亩),舟山市约1•70万hm2(25•57万亩)。目前,已围土地开发利用的方式已从单纯的农业利用转向高效立体养殖业、效益农业、工业、电力、交通、港口和城镇建设等。1950—2009年浙江省滩涂围垦面积中已开发利用约18•93万hm2(283•88万亩),占已围面积的80%。同时,滩涂围垦还衍生了大量的人工湿地,1950—2010年有约6•53万hm2(98万亩)转化成了水库、河道、养殖场等湿地水面,占围垦总面积的27%。 浙江省滩涂资源是动态变化的,在自然条件下绝大多数滩涂处于缓慢淤涨状态。据统计,杭州湾庵东附近岸线、瓯江口、飞云江口、鳌江口、椒江口及台州湾的岸线以平均10~70m/a的速度不断向外海推进。近20余年来,随着海岸人类活动的加剧,滩涂有加剧淤积的趋势。据实测资料分析,在围涂及促淤工程实施后,邻近滩涂的淤积速率可提高4~7倍。建国后浙江省曾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70年代后期、90年代后期以及2004年进行过4次滩涂资源调查,根据历次调查数据,50余年来滩涂并未随围垦面积的增加而减少,而是稳定在约25•87万~28•87万hm2(388万~433万亩)的水平,变化幅度也在平均数的6%以内,说明滩涂资源在合适的围垦速率条件下是可以恢复的。根据2004年滩涂资源调查,理论深度基准面以上的滩涂资源面积约为26•07万hm2(391万亩),全省适宜造地滩涂区面积约为17•47万hm2(262万亩),扣除2005—2010年已围的面积约为4•95万hm2(74•3万亩),不考虑滩涂自然淤涨,2011年以后理论深度基准面以上可开发利用的滩涂面积仍有约12•51万hm2(187•7万亩)。近几年为保障全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适度加大了滩涂围垦力度,“十一五”期间,全省匡围滩涂4•21万hm2(63•11万亩)。“十二五”期间,浙江省将继续适度加大滩涂围垦力度,保障海洋经济的发展。同时在技术上还需进一步研究:①滩涂围垦的供沙问题。长江口来沙和浙江省河流输沙减少对滩涂的影响;②滨海湿地保护与滩涂围垦及其环境影响研究;③滩涂淤泥资源化利用综合技术研究;④深水围涂综合技术研究。 6结语 滩涂资源和水资源是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的2大关键资源,防灾减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保障条件,以规划为先导,科学合理开发滩涂资源和水资源,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对于促进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以及舟山群岛新区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海洋经济论文:海洋经济航运业的重要性 本文作者:陈晓 陈昌锋 单位:镇海区财政局国资科科长 镇海区财政局 2011年国务院正式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批准设立舟山群岛新区,海洋经济已经成为浙江省又一轮大发展、争创经济新优势的战略重点。镇海区地处宁波—舟山海洋经济优秀示范区的优秀区域,加快海洋经济发展,占领未来经济的制高点已经刻不容缓。航运业是海洋经济的重要载体,能否实现航运业的跨越式发展,直接关系镇海区乃至宁波市海洋经济优秀示范区战略的成效。为此,进一步明确镇海区发展航运业的必要性和优势,进一步形成实现航运业跨越式发展的共识,为镇海区“十二五”时期海洋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奠定基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镇海区航运业发展的现状 “十一五”时期,镇海区出台了一系列扶持航运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在促进航运业做强做大、实现跨越式发展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航运业迅速崛起并成为全区七大专业市场之一,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不仅经受住考验,而且化危为机,进一步壮大了整体实力,在全省乃至全国航运业占有一席之地。 1、从纵向比较看,“十一五”时期镇海区航运业不论企业数量还是运力规模均上了一个新台阶。一是航运企业规模快速增长。航运企业数量从“十五”期末为5家,到“十一五”期末的2010年激增至25家,翻了两番多。二是船舶数量和总运力双双大幅增长。2010年末拥有船舶113艘,是“十一五”初期的2006年65艘的近两倍。年平均吨位增长率达到45.28%。总运力从2006年末的22.25万吨,到2010年末增长至98.94万吨,位居全省第二,全市第一,发展之快为全省首例。三是实现了航运业多元化发展。集装箱船、高速客轮、游船实现零的突破,目前拥有集装箱船8艘、高速客轮2艘、游船9艘。 2、从横向比较来看,镇海区航运业经过“十一五”时期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宁波航区举足轻重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船舶数量从2006年仅占全市的10%,到2010年增长至17%。总运力从2006年占全市的10%,增长至2010年的21.6%,位居全市第一(见表1)。另一方面,在宁波航区,以镇海为代表的油品、化学品运输已成为宁波水运行业的三大特色区块之一,实现经济效益与规模的双双飞跃。 二、实现镇海区航运业跨越式发展的必要性分析 尽管镇海区航运业在“十一五”期间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在浙江已经成为国家海洋经济示范区,宁波作为浙江海洋经济的优秀示范区之后,镇海区航运业的发展现状与其在宁波优秀示范区中的地位不相称,与将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纳入全市“六个加快”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不相称,加快航运业发展已经刻不容缓。 1、从国际层面分析,发展航运业是海洋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中外历史证明,传统的世界强国和经济发达的地区都是从海洋走向繁荣和强大的。近50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而海洋经济平均增长率高达11%,每10年翻一番。1990年之后的10年里,我国海洋产业总产值几乎增加了10倍,我国的沿海地区面积占全国的13%,却创造了60%的GDP,这在很大程度上倚重于海洋。航运业作为海洋经济的载体,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各海运国家均将航运业作为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家层面制定一系列优惠措施扶持航运业发展。世界主要海运国家,特别是APEC各成员国一般都限制外商从事本国的沿海和内河运输,以保护本国航运业发展。韩国、墨西哥、菲律宾等国家规定货载优先或货载保留等措施,对本国船舶承运进出口货物给予一定的优先权或货载比例。 2、从国内层面分析,发展航运业是我国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航运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之一,其兴衰荣辱与国内外总体的经济、贸易、社会和政策法规的发展态势关系密切。一方面,全球贸易迅速发展,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贸易往来日趋频繁,资本、资源以及产品等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和流动,进一步促进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重新布局,推动了贸易的高速增长,为航运业带来巨大的运输需求,也为中国航运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国际空间。航运业是实现国际贸易的重要保障,也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基础,航运业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巩固世界主要贸易大国的地位提供了便利的运输服务。另一方面,海洋经济已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新战略。我国拥有海洋国土面积300万平方公里,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资源。“十一五”时期我国海洋经济年均增长13.5%,预计2020年前平均增长率可达20%,占GDP比重将进一步提高。“十二五”规划纲要已经把海洋经济发展纳入国家战略。这些都充分说明,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已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而作为海洋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载体的航运业必将成为优先发展的战略行业。 3、从浙江省层面分析,发展航运业已经成为浙江海洋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国务院批复的《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明确提出要构筑“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的海洋经济发展总体格局,海洋经济已成为浙江提升区域竞争力、服务国家战略的新载体。在新一轮的区域竞争中,浙江省迫切需要一个服务国家战略、引领浙江发展、体现时代特征、再创浙江优势的发展战略,海洋与港口无疑是浙江最具优势、最具发展潜力的战略着力点,也是浙江战略与国家战略的最佳结合点。航运业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浙江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重要组成部分。 4、从宁波大市层面分析,发展航运业是宁波建设国家海洋经济优秀示范区的战略举措。港航服务业在宁波建设国家海洋经济优秀示范区中具有战略优先地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提出的“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的海洋经济发展总体格局中,以宁波—舟山港海域、海岛及其依托城市为优秀区。按照这一规划要求,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已被纳入宁波市“六个加快”重要战略。宁波市的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港航服务业、临港先进制造业、海洋新兴产业和海岛资源开发为重点,以创新体制机制为动力,努力做到“三统筹”、“四着力”,即统筹陆域经济和海洋经济发展,统筹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统筹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着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着力完善海洋基础设施体系,着力提升海洋科教研发能力,着力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海洋经济大市”向“海洋经济强市”的战略性转变,把宁波建设成为海洋经济实力较强、辐射服务功能突出、空间资源配置合理、科教文化体系完善、海洋生态环境良好、体制机制灵活的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优秀示范区。#p#分页标题#e# 5、从镇海自身发展层面分析,发展航运业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建设海洋经济强区的需要。一是镇海建设“港航强区”的需要。港口发展具有产业集聚的作用,可带动相关产业和配套产业的发展,极易形成区域性的产业带,加快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合理布局。据有关数据显示,港口生产经营与其他相关产业及间接诱发的经济贡献为1︰5,提供就业比值为1︰9。航运业发展为镇海区构筑临港石化产业、先进制造业和三位一体的物流港航体系提供有力支撑。二是打造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的引领示范区的需要。镇海地处我国黄金海岸、黄金水道“T”字形经济带优秀区,大宗生产资料交易配置功能日益突出。航运业是对外经济联系纽带,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港口优势,加快发展航运海洋经济,有利于与相关区域合作共同打造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提高我国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水平。三是镇海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需要。在《宁波市镇海区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中,航运业的发展是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建设之一。镇海海洋经济的发展将依托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宗货物物流枢纽港、镇海经济开发区、机电园区,发展三位一体的物流港航体系。作为重点发展环节之一的航运业,是镇海各大园区对外的纽带,计划至2015年,海运总运力将超过200万吨。提升发展港航服务业,充分挖掘现有航运企业潜力,改善运力结构,使水运运力向大吨位、远洋化发展,鼓励有实力的航运企业在保持国内市场竞争力的同时积极投身国际海运市场,是镇海区海洋经济发展的需要。四是镇海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需要。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而镇海区“十一五”期间三次产业结构演进速度较慢,2005年区属产业结构三次产业的关系为3.5︰57.7︰38.8,2010年为2.3︰60.4︰37.3,可见“十一五”时期三次产业结构几乎没有调整,二产比重高于宁波全市平均水平5.5个百分点,三产比重低于全市平均水平3.5个百分点。因此,“十二五”时期镇海区经济结构调整任务繁重,发展以航运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成为镇海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 三、实现镇海区航运业跨越式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实现镇海区航运业跨越式发展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镇海已具备航运业跨越式发展的基础和优势。 1、区位优势明显。镇海是我国东部沿海和长江流域走向世界的黄金结合点,具有承接世界临港产业向我国长江流域转移的区位优势,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江流域国际贸易运输的重要节点,区位优势突出。镇海港具有良好的港口条件,海域面积165平方公里,使用岸线3683米,开发潜力巨大。“二桥一路”的建成,全面改变了现有区位格局,使镇海的区位优势更加明显: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大大缩短了与上海的距离,使宁波迈入长三角地区同城时代;舟山连岛大桥的建成,为镇海提供了前方深水港资源,也使之由浙江省、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交通运输网络中的末梢地位变为枢纽节点;宁波绕城高速的建设,使镇海纳入了宁波中心城区交通圈和浙江省1小时交通圈。 2、政策优势突出。一是国务院批复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中明确宁波定位为发挥产业和沿海港口资源优势,推动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发展,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现代物流基地和国际港口城市,与上海、舟山等城市相关功能配套的沿海港口城市。《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明确要构筑“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的海洋经济发展总体格局,以宁波—舟山港海域、海岛及其依托城市为优秀区。二是浙江目前与山东、广东被列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地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海上浙江”战略将涵盖船舶与港航工程、传统海洋产业升级改造、新兴海洋产业培育、海岛开发科技示范等多个领域,镇海作为实施“海上浙江”战略的桥头堡和排头兵,具备大力发展港航经济的潜力。三是2006年以来镇海区单独出台了扶持航运业发展政策措施,对航运企业的扶持力度达到了110%;调整运力奖励结构,鼓励航运企业做大做强;建立航运业发展政策长效机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3、腹地经济优势。腹地经济是港口经济的重要源头。镇海地处我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优秀区,港口可立足宁波,辐射全国,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一是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根据国际城市化的规律性,当城市化水平超过30%以后,城市化将进入加速发展时期,预计“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人口将突破7亿,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0%。预计到203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超过70%,全国总人口将达到15亿,市镇总人口将超过10亿。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数量的增加将促进我国资源进口需求的大幅提高,给港口大宗散货吞吐提供了有力支撑。二是宁波市经济发展达到一个新台阶。2010年宁波市生产总值达到5125.8亿元,“十一五”时期港口货物吞吐量由2.7亿吨增加到4.1亿吨、集装箱吞吐量从520.8万标箱增加到1300.4万标箱,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由4891亿元增加到10867.5亿元,自营进出口总额由334.9亿美元增加到829亿美元,这些都为镇海港航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三是镇海临港产业全面发展为镇海航运业发展提供直接支撑。镇海港区形成了六大专业市场,发展态势良好。其中,镇海液体化工产品交易市场是国内最大的液体化工交易市场之一,2010年进场的交易企业有300余家,市场成交额达120亿元;镇海再生资源金属园区被国家环保总局命名为全国进口再生资源园区化管理试点园区,进园企业60余家,年进口拆解废旧金属100万吨以上,2010年销售额达91亿元;镇海煤炭交易市场集聚了近70家煤炭企业,2010年完成煤炭吞吐量超1500万吨,销售额达到100.9亿元。除专业市场外,区域内还形成了一批包括期货交割库在内的仓储型物流企业、配送加工型物流企业和运输企业,具备了发展包括航运业在内的现代物流业的基础。 4、基础设施优势。镇海港现有经营性泊位码头47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10个,5万吨级泊位2个,拥有全国第一座万吨级液体化工专用泊位和全国最大的五万吨级液体化工专用泊位,形成了液化、煤炭、内贸集装箱、散杂货等四大物流亮点。2010年港口货物吞吐能力达到了3782.7万吨。“十二五”期间,将再建5个泊位,包括化工专用码头和散杂货码头,码头吞吐量将突破5000万吨,为整个“三位一体”的现代港航物流枢纽港发展奠定良好的港口基础。成立于2007年12月的宁波(镇海)大宗货物海铁联运物流枢纽港是宁波市“中提升”十大功能区块之一。枢纽港共分钢材、木材、煤炭等十大区块,总面积9.5平方公里,着力打造以海铁联运为支撑、面向浙江和华东、辐射全国的大宗货物物流、贸易和信息管理中心,目前已初步形成以镇海中国液体化工产品交易市场、镇海金属园、镇海煤炭交易市场、镇海钢材市场、木材市场以及货运市场等六大生产资料专业市场为主体的临港型特色物流产业,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海陆联动集疏运网络、信息和金融支撑系统“三位一体”的港航物流服务体系的一个缩影。#p#分页标题#e# 5、公共服务优势。近些年来,镇海港区服务功能迅速提升,政策服务不断完善。一是制定出台了物流枢纽港产业发展、招商引资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确了产业发展导向。二是信息化课题研究已经启动。信息化建设旨在通过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和电子交易平台的建设,逐步实现交易、物流、仓储与港口、铁路之间的信息对接和实时交换,全面提升交易手段和物流效率。目前该项目已委托宁波工程学院进行前期课题研究。三是期货交割库集聚工作有序推进。为实现物流枢纽港区域期货交割库功能的集聚,物流枢纽港支持国储浙江837处做大做强郑州商品交易所PTA及大连商品交易所塑料(LLDPE)指定交割仓库的商品交割量;支持宁波港九龙仓仓储公司申报黑色、有色金属期货交割库资质,并已获得上海期交所有色金属交割库资质。四是金融服务平台逐步搭建。物流枢纽港已与有关金融单位签署了合力推进物流枢纽港企业供应链融资服务的合作协议,并积极与保险、通信、海关、商检等相关部门建立合作制度,提升区域服务功能。 四、提升镇海航运业的对策 面对新形势,镇海作为海洋资源强区,必须把握机遇,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从更高的层次和更宽的视野来审视海洋发展战略,谋划海洋经济,推进航运业跨越式发展,为“海上浙江”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1、强化航运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服务功能开发。航运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服务功能开发是实现航运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要优化航运投资环境,加强港口、航道等基础设施建设,保证船舶运输的畅通无阻,以港促航进一步带动航运业发展。一是支持港口集疏运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航道整治,建设镇海港19#、20#液体化工泊位,21#、22#、23#通用散货泊位等5个深水泊位。调整和优化泊位功能布局,提升改造现有泊位,改造港口货物装卸、堆存、转运设备。启动七里屿港口建设前期研究,积极规划镇海港新增泊位建设。“十二五”时期,码头吞吐量将突破5000万吨,通过规划建设新码头,远期吞吐量将超过1亿吨。二是推进“三位一体”港航物流服务体系建设。发挥港口资源优势和区位交通优势,以构筑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海陆联动集疏运网络、金融和信息支撑系统“三位一体”的港航物流服务体系建设为目标,高起点、高标准推进贸易港、物流港和智慧港建设,努力建设成为面向华东、辐射全国的大宗货物物流、贸易和信息管理中心,快速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和七大专业市场,实现市场交易额1000亿元以上。进一步提升金融、保险、会计等中介服务和海关、国检等行政审批服务功能。三是推进临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以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平台,推进新一轮的炼油一体化项目建设,1500万吨炼油,120万吨乙烯,与此相配套的有宏远化工、中庆石化、荷兰的阿克苏诺贝尔,以及韩国SK,德国朗胜等等一批大型石化产业项目。进一步延伸石化产业链,发展石化精加工和生物化工产品以及石化资源性产品,促进石化产业向产品精深化、产业延伸化、价值高端化发展,努力打造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环境友好的石化产业体系,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临港石化产业基地。 2、鼓励总部型航运业。一是参照先进地区经验,建立航运企业集聚区,鼓励海运服务业集群发展,进一步增强全区航运企业凝聚力和竟争力,创造条件建设航运服务中心,从政府层面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二是鼓励现有航运企业做大做强,“十二五”期间至少有1家航运企业进入全国排名前10位。为此,首先要优化运力结构,争取万吨以上运力占70%以上;其次要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在现有煤炭集聚、辐散效应明显的前提下,发掘潜藏着的运输需求量,如金属园区废旧金属进口、后海塘钢材市场进出口量均较大,粮食市场有50%粮食靠东北调运过来等等,且随着仓储、加工基地建设投产,为航运带来更多商机;第三要发展国际航运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航运企业跨国经营与投资正成为国际航运发展的新趋势,在立足国内航运市场的基础上,要积极参与国际航运市场竞争。三是鼓励国内外航运企业总部集聚,借鉴先进地区发展部部经济相关政策,适当降低航运企业总部认定标准,落实有关措施,吸引国际国内航运企业、国际国内航运机构、航运中介机构及大型航运企业地区总部到本区注册。 3、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随着基本航运服务进化而产生了教育、信息、金融、保险和法律等高端航运服务业。基本航运服务业将跟随着船舶和货物走向全国之世界各地,而高端航运服务业则将随着城市航运经济、船舶金融、海运教育、航运信息的成熟和发展,在城市中心逐步生根发芽。因此,发展信息、金融、保险等高端航运服务业是下步政策引导的方向,为此须从单纯运力和税收奖励向鼓励信息、金融、保险等高端航运服务业发展转变。具体而言:一是调整运力结构。镇海区现有运力中万吨以上船舶只占25%,“十二五”规划海运总运力超过200万吨,调整运力结构要重点鼓励发展万吨级以上散货运输船舶,特别是油品、液化气(化学品)和集装箱船舶;对到期企业奖励政策在考虑总运力规模的同时,要考虑平均运力规模,同时调整对小规模企业奖励力度。二是支持本港货源运输本地化。依托港口优势,推进本港货源由本地企业承运相关工作,对镇海港口企业将水运业务由本区航运企业承运、运输量超过100万吨的,其超额部分给予一定奖励。三是加大对金融、信息和保险等高端航运服务业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航运金融服务,积极发展船舶融资、航运租赁、金融仓储、航运结算、航运保险等金融服务;加强航运金融政策和业务创新,探索发展离岸金融业务;引进组建航运专业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及相关中介服务机构,形成航运金融特色品牌。推进航运物流企业信息示范工程建设,提升航运物流信息化整体水平。 海洋经济论文:海洋经济财税政策机制分析 本文作者:陈平 李静 吴迎新 杨海生 单位:中山大学 海洋经济研究中心 环南中国海研究院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人们对资源、能源的需求急剧加大。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沿海国家纷纷调整国家海洋发展战略,我国也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发展海洋经济的具体目标和要求,海洋经济的发展必将在我国整体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财税政策作为一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实施机制,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海洋经济的突出特点是资源依赖性强,环境约束程度高,开发利用及保护的难度大、风险高。目前相关的财税政策尚不完善,且多是采用行政手段,缺乏利用经济杠杆进行调整的政策。具体说来,已有的政策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我国目前还没有系统的海洋经济相关财税政策。以税收政策为例,现行税法中涉及海洋经济方面的相关规定散现于各类税收政策中,如农产品相关增值税税收政策,水生动物的疾病防治免营业税政策,海上特定地区石油、天然气开采作业等项目的规定设备、仪器等免征关税政策,石油、天然气的资源税征税方案,渔业生产用地、盐场的盐滩、盐矿的矿井用地、港口的码头用地等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港口、航道占用耕地减征耕地占用税政策,捕捞、养殖渔船免征车船税政策以及从事远洋捕捞以及渔业养殖业的企业减征企业所得税等相关政策。 (2)现有政策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持范围不够全面。以海洋渔业发展为例,渔业生产面临的主要风险即是疾病和自然灾害。目前,财政已投入一定资金用于良种培育、疾病防治和防灾减灾工作,对于疾病和自然灾害损失的相关保障工作则较为有限。尽管对这些损失不可能完全通过国家财政来消化,我们仍可以通过引入巨灾保险机制,通过资本市场运作,对风暴潮等发生频率低、损失重大的灾害进行再保险,增强渔业生产的抗风险性,促进海洋渔业发展。鉴于我国目前资本市场仍有待完善,建立巨灾保险机制所需的灾害损失数据亦有待整理完善,这一市场的建立必然需要借助财政税收等政策的支持。 (3)现有政策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持方式不够完善,除行政手段外,还应采用多种市场调节手段。以战略性新兴海洋产业发展为例,就企业融资角度来看,需要多种政策支持手段。在产业发展初期,将会有大量的研发投入,从而需要国家财政税收的相关扶持;在由研发成果的技术转化的过程中,则需要国家开发资金、企业研究开发资金或个人注资,从而需要国家财政税收以及金融资本市场的相关扶持;在科技成果商品化的环节,主要是以风险投融资方式为主,从而需要金融资本市场的扶持;在产业化中后期以及生产经营规模化阶段,企业多以商业信贷、有价证券买卖以及资本市场融资方式为主,此时同样需要金融资本市场的扶持。 (4)现有政策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持效果不够显著。以深水网箱养殖的推广为例,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末引入该项技术,以期提高海水养殖抗风浪能力,促进海水养殖业的大力发展。国家科技部也将深水抗风浪网箱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先后列入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以及科技部新产品计划等予以重点支持,先后投入经费上千万。然而,尽管国内深水网箱的技术已经达到国际进口网箱标准,同时价格降低了数倍,但目前国内有深水网箱的生产企业仍只有10多家,深水网箱养殖业有待进一步发展,相应的财政税收等支持政策有待加强及优化。为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提高政策效力,势必要对可行财税政策及其适用性进行研究。如林光纪(2006)[1]、郑奕等(2008)[2]、韩立民(2008)[3]研究了渔业生产及资源保护中的税费等相关制度,孙颖士(2008)[4]、徐小怡(2010)[5]、赵晓宏(2006)[6]讨论了渔业领域的财政补贴及政策性渔业保险问题,陈蓝荪(2006)[7]、苏昕(2006)[8]、闫杰等(2007)[9]讨论了渔业发展的财政投入机制,邝奕轩等(2011)[10]、王伟伟(2011)[11]则主要研究了渔业或海洋财政的国际经验。 尽管目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至少存在着以下两方面问题:(1)多为定性研究或对国外实践经验的分析,缺乏对于各种财税政策工具实施机制的分析。(2)多集中于渔业、滨海旅游业等产业,缺乏对于海洋经济主要产业的全面分析;同时没有区分政策的行业差异性。首先,政策工具是具有多样性及差异性的,在建立健全海洋经济的财政宏观调控体系时,必须要“因材施教”。其次,在不同性质的行业中,如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其产业发展基础、发展程度、发展特征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对此的政策方式、力度等肯定是不同的,相应地政策也应有一定的针对性。忽略了这些差异,而采取“一锅端”的政策,必然导致政策效力的下降。有鉴于此,本文从通过财税政策工具对海洋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及管理的角度出发,研究海洋经济优化发展的财税政策实施机制,并尝试结合产业特征及政策工具作用机理给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1财税政策工具的特征分析 财税政策作为主要经济政策之一,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可通过预算、税收、补贴、政府采购等财税政策工具对经济行为进行调整,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其主要作用是对市场失灵的调节,如提供公共物品或其他外部性较强的产品、改善信息不对称情形等。财税政策对一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财政投资的分配,对民间投资进行结构引导,优化资源配置;二是通过收入的再分配,调节收入不平衡问题;三是,通过国家财政来汇集资金,建立健全预算、税收、国债等财政宏观调控体系,发挥财政宏观调控作用,促进经济协调、健康发展。财税政策主要分为四类:一是收入,主要体现在税收政策;二是支出,主要体现在财政补贴(直接补贴或贴息贷款等)、财政投资以及政府采购等;三是财政预算;四是国债。此外,政策性的金融支持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政府专项扶持基金、信贷担保等。本文主要关注税收、补贴、财政投资以及金融支持这四种财税政策工具。 在实际作用过程中,税收、补贴、财政投资以及金融支持这四种财税政策工具在激励方式、激励对象、反应速度等特征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税收优惠作为目前来说应用最广的政策之一,具有以下几方面基本特征:一是税收优惠主要是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即,企业的投资活动完全是自主决策的;二是税收优惠可以对符合条件的所有企业起到激励作用,覆盖面较广。从目前的实施情况来看,税收政策得到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应用。然而,就税收对经济的作用效果而言,其反应速度相对较慢,同时存在着“强者愈强”的作用结果,因为税收优惠只有纳税企业起作用,未纳税的企业则无法享受,而未纳税企业往往是中小企业或新进入产业的企业,正是最需要优惠政策的群体。此外,税收优惠的执行成本相对较高,这些成本包括税务机关的行政成本,纳税人的申报成本及其效率损失等。相反地,财政补贴尽管是通过政府来配置资源,政府而非企业对资助范围进行选择,覆盖面较窄,但财政补贴的反应速度较快,其执行成本也较低。更重要的,政府由于其信息方面的优势,对资助项目的选择往往更科学合理,更能体现政策导向,当然,一旦政府决策失误,其后果也是更为严重的。此外,财政补贴政策有可能会产生挤出效应,即没有获得补贴的企业会减少该项目的投资,从而导致产业的整体投资水平下降。然而,财政补贴与税收政策面临同样的困境,其往往也不能惠及中小企业或新进企业。就这一点来看,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政策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p#分页标题#e# 首先,财政投资对中小企业和新进企业的优惠主要体现在公共品的投资方面。一方面,政府可投资于外部性较强的项目,如研发投入等,这一正的外部性是惠及产业内所有企业的,当然就不排除中小企业和新进企业。另一方面,财政投资于产业初始所需设施建设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产业投资环境,对于中小企业,特别是新进企业而言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资的沉没成本,刺激企业进入。其次,就金融政策而言,一方面,政府可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信贷担保等,降低其投资成本,而投资决策依然是由企业自主选择,风险由企业承担,这避免了政府选择资助项目的主观性。同时,正如我们前文所述,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资金需求是不同的,而金融支持政策可以较好的实现灵活调整。需要注意的是,税收、财政补贴都属于事后激励,即主要对企业进入该产业进行生产后的行为给予优惠,而财政投资属于事前激励,即无论企业是否进入该产业,财政投资都在进行,金融支持则属于全过程激励。这就意味着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与税收、补贴政策的作用机理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第2部分我们将对此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综上所述,税收政策覆盖面较广,且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具有一定的市场化特征;财政补贴支持对象为政府重点发展和扶持的产业,政策作用反应快,但可能存在挤出效应;金融支持可以激励支持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且充分尊重了企业的市场选择行为,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投资行为起到主要的激励作用,应该是将来政策选择的重点。财政投资则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公共品投资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中也应予以重视。 2财税政策作用机理分析 除了政策工具特征的差异外,财税政策工具的作用机理也是不尽相同的。特别地,税收政策由于其应用的广泛性,在财税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而财政补贴由于作用迅速而直接,且执行成本较低,也得到了广泛的采用。鉴于二者同属于事后激励机制,本文尝试统一的建立静态局部最优化模型,对这两种工具的作用机制进行对比分析。考虑到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政策应是政府财税政策的主要着力方向之一,且二者均具有事前激励的作用,本文也将在统一框架下对这两种政策的作用机制进行简要分析。 2.1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基本的税收制度设计(如税种、税率、课税范围、计税依据等)以及税式支出手段(如税收豁免、税收抵免、优惠退税等)来设置差别税费,从而改变不同产业或经济行为的比较利益,引导资金、劳动、技术等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在基本税收制度设计中,税种设置以及课税范围都是从外延的角度设置差别税负,税率及计税依据则是从内涵角度设置差别税负。就税式支出手段而言,其主要是通过对特定行为给以背离基本税收制度规定的让渡来设置差别税负的,如税收豁免是通过直接减免应纳税额提供税收让渡的,而加速折旧、税收抵免等则是通过改变课税要素而间接提供税收让渡。 2.2财政补贴政策 从财政政策工具的性质来看,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支出中,财政补贴、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等投资性支出①(下文称之为财政投入)都属于供给调节型支出,政府采购则属于消费调节型支出。鉴于供给调节型支出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更具激励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更为持久,本文着重讨论这一政策的影响机制。 2.3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政策③ 对于财政投资而言,基于政策性的要求,其投资目标主要是基础产业、公共基础设施、技术研发等有利于改善产业投资环境的项目,因而其主要目的是提高企业投资回报率从而吸引更多的社会投资进入,由此达到支持产业发展的目标。对于金融支持而言,其主要目的与此一致,即提高产业内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吸引企业进入。不同之处在于支持方式,金融支持并不直接投资于项目建设,而是对企业投资行为进行支持,如贴息贷款等。二者的作用机理类似:假设产业原来的资本需求曲线和资本供给曲线分别为DD1和SS,均衡点为A,均衡投资数量为K1。在政府进行财政投入或优惠贷款之后,企业投资相同额度时其成本会降低,从而引致投资回报率升高,资本需求曲线变为DD2,均衡点为B,均衡投资量为K2,产业内总投资增加。由此可见,当政府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某产业以后,受其直接的拉动作用以及间接的外部性及政策引导作用的影响,产业内的总投资额增加;但随着投资支持幅度的增大,其对产业内总投资额的带动效应呈现递减趋势,即单位投资所引起的资金回报率的增加是递减的,这符合边际收益递减原则。从企业角度来讲,由于产业内各企业的融资等成本不同,要求的资金回报率也是不同的,当产业的实际资金回报率大于企业要求的资金回报率时,企业就会进入该产业,因而当政府投资和金融支持提高了产业的资金回报率时,就会吸引具有更高要求资金回报率的企业进入该产业,从而使得产业内的投资总量增加。 3海洋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选择 3.1基于海洋产业特征的政策选择 基于政策工具特征及政策实施效果的分析结论,结合海洋产业特征,本文认为:首先,对于新兴产业(包括海水利用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电力业等)及其他投资经营风险较大的产业(包括海洋矿业、海洋油气业等),主要面临三大问题:一是目前产业内企业数目不多,需要鼓励企业进入该产业;二是考虑到这些产业未来的利润是较丰厚的,目前较少企业进入的主要原因在于初始沉没成本较高、经营中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多、风险较大;三是这些产业(特别是新兴产业)的技术水平都亟待提高,而企业的研发力量往往不够。因而应综合采用税收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及金融支持政策,调动企业投资积极性,降低企业投资经营中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同时采用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直接投入研发活动或间接支持企业投入。结合政府期望的政策效果,若政府希望均衡要素价格不变,则应考虑利润税优惠,或财政补贴。若政府希望提高均衡要素价格不变,则应考虑采用从量税优惠。同时鉴于利润税的税收优惠政策作用力度更显著(变动幅度大于从量税),且达到同样效果所支付的直接成本④低于财政补贴,应主要考虑采用利润税政策。对于传统产业(主要指海洋渔业等)及其他需要技术改造升级的产业(如海洋船舶工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海洋化工业等),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产业发展较成熟,但技术水平不高、发展结构不合理,亟待进行技术改造升级(如深水网箱养殖的推广、高端滨海旅游业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等),但技术升级的投资成本较高、风险较大,鉴于此时政策的对象是特定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升级的企业),因而应主要采取财政补贴及金融支持政策。注意到,尽管财政补贴见效快,但需要的资金量较大,可考虑主要运用金融支持政策,同时在专项扶持基金的设立中,可考虑发行海洋经济建设债券,募集公众资金支持海洋产业发展。对于公共基础设施及其他保障性机制建设,包括海洋工程建筑业、防灾减灾工程建设、渔业良种培育、病虫害防治以及海洋经济巨灾保险机制、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等,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利润率较低或外部性较强,企业投入生产建设及研发的积极性不高,难以运用市场化机制促使企业自主投资,因而应主要采取财政补贴政策、财政投资政策,敦促大企业投入建设,同时协调使用金融支持政策以通过多种途径募集资金,保证基础性及保障性设施的建设,保障海洋产业健康快速发展。#p#分页标题#e# 3.2基于海洋产业面临问题的政策选择 目前海洋产业普遍面临的两大问题是:(1)环境污染严重;(2)技术效率亟待提升,包括加快新技术研发、推动技术应用改造升级、提高产业集聚度等。基于政策工具特征及政策实施效果的分析结论,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协调政策以解决上述问题。 3.2.1针对环境污染的政策选择 针对环境污染这一问题,鉴于这是一项长期任务,且应发挥事前激励作用,避免企业采取高污染的生产工艺等,根据我们对四种政策工具特征的分析,应该使用税收政策进行调节。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税收政策来加强环境保护始于20世纪70年代。许多国家的探索和实践证明,利用税收手段治理环境已经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环境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改善。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征收硫税,从征收方法上看,一般根据主要能源产品的含硫量或排放量计算征收。碳税最早由芬兰于1990年开征,碳税一般是对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按其含碳量设计定额税率来征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在环境政策中应用经济手段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这方面,丹麦堪称“楷模”,推行生态税收制度不仅有效地保护了丹麦的环境,而且为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发展积累了资金,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使丹麦在欧盟国家中成为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利用征收资源税也可以达到节约能源的使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限制高能耗产品的使用等目的,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资源的浪费和过渡消耗。开采税是美国对自然资源主要是石油的开采征收的一种税。开采税可以通过影响资源开采的速度和数量来影响环境,它会抑制处于边际上的资源的开采和经营活动,促使减少资源的开采。荷兰的土壤保护税是由省级部门对抽取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以及从土壤保护中直接获益的单位或个人征收的一种税。其目的是为保护土壤提供资金。瑞典的一般能源税是对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征收的一种税。综上分析,我国海洋经济发展中,应尝试开展污染税征收,同时对海洋矿业、海洋油气业等资源的开采征收资源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低污染水平。 3.2.2提升技术效率的政策选择 在技术效率方面,我国海洋产业发展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一是研发动力不足。这主要是指我国现有技术落后,亟待进行技术研发,如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风电并网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以及深海资源开发等所需的高新技术。这些技术一旦研发成功,其利润是客观的。目前较少企业进行研发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投资成本高、风险较大,多数企业无力单独承担;二是研发的正外部性较强,信息溢出会使得企业研发成功后极易被模仿,从而利润降低,无法弥补成本。要解决这一问题,应综合采用税收、补贴以及金融支持三种政策。首先,鉴于财政补贴政策执行成本低、反应快、效果最为直接,财政直接投入一直是公共财政促进科技创新最主要的手段,通过财政预算安排的各项科技计划、服务平台的建设、以及对企业的直接补贴等对研发活动基础性的支撑作用、人才储备和培养的作用、实现科技创新战略的政策支撑作用。因而应首先积极对重点企业或重点项目的研发活动所采用的仪器设备等进行补贴,降低企业研发的投资成本。 在企业研发成功之后,则可对研发产品进行政府采购、销售补贴等,以避免出现企业将资金投入研发后无力生产的局面,促进企业进行大规模生产,满足社会消费需要。需要注意的是,财政投入资金在管理中存在着诸多难题,要有效解决总量与结构、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率问题。而在政府采购方面则应构建科学、合理的促进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制度体系,要完善其组织和规划,如建立政府首购和订购制度,优化自主创新产品评标方法,编制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等,并加强部门协同全方位落实。其次,税收政策方式对研发促进作用的扭曲效应较直接财政支出小,因而可同时辅以税收优惠政策,以惠及所有企业的研发活动。税收政策在遵循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可在一定程度上加快研发活动的进程,但税收政策作用是有限的,应以最小的税收优惠成本取得最大的促进研发的效果。针对我国研发活动中所面临的突出困难,未来研发活动税收政策要在税收激励的原则、方向和方式上进行重大变革,实现我国税收激励政策设计总体考虑和各项政策的有效配合,如明确税收激励政策对接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定位,加强对科技人才培养的税收支持,税收激励的方式要突出税收中性,实现优惠税种以流转税优惠为主,对所得税的优惠实现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优惠并重。 最后,金融支持政策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政府可为企业的研发行为提供信贷担保,或设立专项扶持基金,用于支持具有广泛使用性和正外部性的研发活动,已有的成功案例包括深水网箱养殖技术的研发等;另一方面政府可发行相关的债券或衍生品,募集公众资金投入研发活动,同时将研发风险分散到资本市场,由此可解决企业无力单独承担大规模研发活动的问题。最后,由于研发的外部性较强,对于企业的研发成果,政府除税收减免或补贴外,更重要的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保障研发企业的利润,从而激励企业进行研发。二是技术升级困难。这主要是指我国已经具备某些先进技术,但由于新技术的采用所需初始投资大、经营风险高,企业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不高,如我国目前深水网箱养殖技术虽然已较成熟,但仍未得到广泛推广。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技术升级的初始投资一般较高,另一方面是由于海洋灾害频发,技术升级也并不能保证完全不受灾害影响,这就使得技术升级带来的利润不一定能弥补成本,即一旦灾害发生,带来的经济损失加上技术升级投入的成本将远超技术升级前的损失。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可对技术升级活动进行补贴,如对购买新设备进行补贴,降低企业技术升级的投资成本;其次可财政投入海洋经济危机管理机制及巨灾保险机制的建立,一方面完善海洋灾害预警机制,提高灾害预报技术,帮助企业防范风险,另一方面,当灾害发生后,根据所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及时对企业或渔民损失进行补贴以及保险理赔。三是产业集聚度不高、产业集群发展不成熟。当前我国海洋产业集群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档次不高,技术含量较低,规模较小。以浙江省为例,全省产值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达五百多个,诸如海洋渔业传统优势产业的提升和集群化建设项目47项,总投资123.81亿元,计划投资47.6亿元(王宁,2008)[12]。黄瑞芬、苗国伟(2010)[13]利用区位熵法⑤对环渤海和长三角经济区的海洋产业聚集度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海洋第一产业(海洋渔业)存在明显的聚集性。但也说明了较多的资源聚集在低层次的初级生产上,海洋产业集群结构不合理。要解决这一问题,财税政策应着重改善产业发展的经济环境同时鼓励创新。创新这一问题我们在上文中已进行了讨论,在改善产业发展环境方面,相关财税政策一方面可投入于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如在财政预算中设立园区发展专项基金,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提供稳定可靠的财政支持和财力保障,另一方面可投入建设信息平台,提供企业和经济发展的信息和数据:有关市场、消费者、竞争对手和技术发展趋势的信息数据,以及有关对集群参与者的建议与咨询报告等等。#p#分页标题#e# 4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财税政策作用机制模型,对税收、财政补贴、财政投资以及金融支持四种财税政策工具的特征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结论认为: 首先,从特征上来看,税收政策覆盖面较广,且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具有一定的市场化特征;财政补贴支持对象为政府重点发展和扶持的产业,政策作用反应快,但可能存在挤出效应;金融支持可以激励支持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且充分尊重了企业的市场选择行为,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投资行为起到主要的激励作用,应该是将来政策选择的重点。财政投资则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公共品投资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中也应予以重视。此外,税收、财政补贴都属于事后激励,即主要对企业进入该产业进行生产后的行为给予优惠,而财政投资属于事前激励,即无论企业是否进入该产业,财政投资都在进行,金融支持则属于全过程激励。 其次,从作用机制及其效果来看,从量税使均衡要素价格降低,同时最大化利润降低;对利润征税不会改变均衡要素价格,但最大化利润下降,下降幅度等于征税比例且大于从量税下降幅度;财政补贴不会改变均衡要素价格,最大化利润增加,增加的幅度等于补贴幅度;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改善产业投资环境来提高产业的投资回报率,从而吸引企业投资。因而,在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制定过程中,有必要根据产业特征、产业需求以及面临问题的不同,针对性的选择政策工具组合,从而达到政策效力的最优化。特别地,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未来的研究中可对海洋经济发展中财税政策与金融保险政策的协调机制进行研究,从而为建立完整的海洋经济发展政策体系提供理论参考。 海洋经济论文:中外海洋经济理念启发 本文作者:林香红 陈刚 单位: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主要沿海国家纷纷关注海洋经济研究,并着手研究海洋经济理论,在制定的相关法律或的报告中,对海洋经济的概念也进行了界定。各国对海洋经济的重要性虽然有共识,但对海洋经济的内涵和外延却存在较大差异,各国海洋经济的统计范围、统计口径和统计指标亦不尽一致。 1各国对海洋经济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目前,有6个国家对海洋经济有明确定义。 (1)中国。海洋经济是指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各类产业活动,以及与之相关联活动的总和[1]。海洋经济由海洋产业和海洋相关产业构成,包括20个门类、28个大类、107个中类和380个小类。其中包括海洋渔业、海洋油气业、海洋矿业、海洋盐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化工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电力业、海水利用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滨海旅游业等12个主要海洋产业,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和海洋相关产业。 (2)美国。海洋经济是指来自海洋及其的资源为某种经济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活动[2]。海洋活动主要包括海洋建筑业、海洋生物资源业、海洋矿业、海洋船舶修造业、旅游与休闲娱乐业、交通运输业、海洋研究与教育、海洋保险和海洋工程与设计等。 (3)加拿大。海洋产业是指在加拿大海洋区域及与此相连的沿海区域内的海洋娱乐、商业、贸易和开发活动及其依赖于这些产业活动所开展的各种产业经济活动,不包括内陆水域的产业活动。按照《北美行业分类体系》标准,加拿大海洋经济涉及加拿大国民经济的19个行业(门类),48个大类和85个小类。 (4)澳大利亚。海洋产业是利用海洋资源进行的生产活动,或是海洋资源作为主要投入的生产活动[3]。《澳大利亚海洋产业发展战略》将海洋经济活动划分为水产养殖、新兴产业、渔业、海洋油气、造船、海上运输服务业、支持产业与“高技术”产业及服务业、旅游与娱乐九大产业。 (5)新西兰。海洋经济由产业和地理共同界定,是指发生在海洋或利用海洋而开展的经济活动,或者为这些经济活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并对国民经济具有直接贡献的经济活动的总和[4]。 (6)日本。海洋产业定义为“对海洋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活动”。日本海洋经济分为3类,即A类海洋产业、B类海洋产业和C类海洋产业。其中A类海洋产业的业务活动主要发生在海上。如,海洋渔业、航运业、拖船业、矿物、石油和天然气开发、污染防治和海洋工程建筑等。这些活动不只发生在水面,也可能发生在水中、海底和底土。B类海洋产业主要为A类海洋产业提供产品和服务。如,造船、钢铁和电子工业等。这些活动并非发生在海里,而是发生在陆上,沿海到内陆的区域。C类海洋产业的产品由A类海洋产业提供,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如,水产品加工业和海洋化工业等。这些产业购买并接受A类海洋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产品[5]。 2我国与国外海洋经济范畴比较 世界主要沿海国家关于海洋经济内涵的界定,其来源有国家法律,如日本海洋产业的内涵;有国家标准,如我国海洋经济与海洋产业的内涵;有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如美国、加拿大海洋经济和海洋产业内涵;也有研究成果,如新西兰、澳大利亚海洋经济和海洋产业内涵。对比分析我国与国外主要沿海国家海洋经济(海洋产业)内涵,可以总结出以下几项特点。 (1)我国与新西兰、日本对海洋经济(海洋产业)内涵的阐述最为相似。从海洋经济内涵来看,我国与新西兰对海洋经济的理解既包含开发利用海洋的经济活动,又包括与直接开发利用海洋经济活动相关的活动。从海洋产业内涵来看,我国与日本对海洋产业的理解都指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活动。 (2)与澳大利亚相比,我国对海洋产业内涵的理解更为宽泛。除利用海洋资源的产业活动之外,我国海洋产业的范围还包括为海洋保护发生的生产和服务活动。而澳大利亚对海洋产业的阐述,仅指利用海洋资源和以海洋资源为投入的产业活动。 (3)中国、美国和加拿大都将“与海洋及其资源有投入产出关系的产业活动”纳入海洋经济或海洋产业范畴。但是,鉴于对海洋认识的不同,三国对海洋经济和海洋产业外延的扩展是不同的。美国将海洋经济的地域范围界定到海洋、海岸带和五大湖水域,而我国对海洋经济的认识主要集中在海洋和海岸带,但对海洋及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相关联的产业活动的认识较美国更为广泛;加拿大与我国从地理范围上对海洋产业的认识基本一致,但是从产业范围来看,加拿大对海洋产业的认识较我国广泛,基本和我国对海洋经济的理解相同。 3海洋经济概念的共性分析 涉海性原则是各国划分海洋经济与国民经济和其他经济体系的首要原则,各国对海洋经济的认识,均统筹考虑地域上的涉海性和产业上的涉海性。一是地域上涉海。各国都是以海岸线作为划分沿海地区的主要依据,拥有海岸线的地区都在沿海区域划分的范围内,基于地缘政治界定海洋经济活动的地域范围。例如,我国的海洋经济活动范围主要是指11个沿海地区,美国的海洋经济活动范围指沿海和五大湖沿岸的州,加拿大海洋经济活动范围指海洋区域以及与海洋相连的沿海区域。二是指经济活动原材料和产品的涉海性。各国都认为使用的原材料来自于海洋及其产品、提供涉海服务或为涉海活动提供服务的活动都属于海洋经济的范畴。例如,新西兰将为海洋经济活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也纳入海洋经济范畴,澳大利亚把利用海洋资源进行的生产活动、海洋资源作为主要投入的活动都列为海洋经济活动。 4海洋经济概念的差异性分析 虽然海洋经济的界定都涉及区域和产业划分,但由于不同国家间行政管理体制和管理理念的不同和文化差异,各国对海洋经济外延和海洋产业组成的理解差异较大。 4.1在沿海区域划分上,区域范围不同 各国公认的原则是以海岸带为基础进行划分,但对沿海区域的具体划分上仍存在显著差异,国外的划分比我国更加灵活和宽泛。例如,美国推行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区域管理政策,在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管理理念的指导下,以海岸带及其流域作为划分沿海区域的基本依据,将海岸带以及对海洋与海岸带产生影响的五大湖流域均纳入海岸带管理范畴;相比较而言,我国对沿海区域的理解仅限于海岸带区域,在沿海区域的划分上严格以海岸线为标准进行划分,而与海洋具有密切联系的江河流域都未纳入沿海区域范畴。同时,美国的沿海州、流域县和海岸带县3层沿海区域层次都包括并不拥有海岸线的地区;而我国沿海地区、沿海城市和沿海地带3层沿海区域层面只包括拥有海岸线的区域。#p#分页标题#e# 4.2在海洋产业划分上,分类体系和依据不同 我国的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是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基础上,对涉海产业活动进行提取,按照海洋经济活动的特性及其内在联系重新组织与分类,并对国民经济行业原有分类进行了延伸和压缩等特殊处理而形成的,包括海洋产业和海洋相关产业两大类。美国涉海行业分类并未建立海洋行业分类的相关标准以及独立的海洋产业分类体系,只是按照《北美产业分类系统》(NAICS)对海洋经济相关活动进行归类,同时从产业和地理两个角度综合确定海洋经济的行业范畴。加拿大按照新执行的《北美行业分类体系》(2002NAICS)标准按三次产业划分海洋经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考《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标准产业分类》对海洋经济的构成进行归类。日本将海洋经济分为3类,包括业务活动主要发生在海上的海洋产业,为发生在海上的海洋产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产业,以及由发生在海上的海洋产业提供、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的海洋产业。 5启示与思考 海洋经济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经济体系,成为沿海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国民经济的重要形态[6]。政府、学界和企业关于海洋经济的认识都在不断地深化和发展。海洋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环境和重要资源,是世界各国进入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桥梁。随着陆域资源的紧张和能源的日益短缺,世界的触角不断向海洋延伸,海洋成为世界主要沿海国家拓展经济和社会发展空间的重要载体,海洋经济等于全球经济[7],海洋产业不受地域的限制,跨国性和流动性大,对海洋经济的研究和共识影响到全球海洋经济研究和海洋产业的发展。由于意识形态、行政管理理念和历史沿袭等原因,世界各国对海洋经济认识的不同,对海洋经济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存在争议,进而导致各国海洋经济和产业构成的差异。各国对海洋经济的认识存在差异是必然的,任何人也无法对各国的认识给予“对”或“错”的评判[8]。海洋经济是多个产业的综合体,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和国民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产业不仅内部存在关联性,而且海洋产业与全球经济其他部门也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深入地认识海洋经济,理清海洋产业内外部的关联关系,还需要在借鉴各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多地探索与创新。 在海洋经济理论的国际研究上,应该充分发挥政府间的合作,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力量,争取全球著名涉海企业和专家的积极参与和共同研究,努力做到4个“坚持”的原则:一是坚持求同存异的基本原则,尊重各国对海洋经济的差异性理解;二是坚持国际合作的大方向,充分发挥现有涉海国际组织的协调沟通能力;三是坚持保持与各国现执行的标准的有效衔接性,最大化地满足全球海洋经济和海洋产业发展对领导决策的支撑要求;四是坚持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研究方针,稳步推进全球海洋经济和海洋产业研究,对共性问题开展基础研究,对差异性和区域性个性问题进行深入剖析,逐步缩小差异,推动统一的海洋经济内涵的界定和海洋产业分类国际标准的建立,这是一个漫长的研究过程。 海洋经济论文:海洋经济产业科技发展战略 本文作者:珠海市海洋农渔和水务局 单位:珠海市海洋农渔和水务局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海洋经济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亮点。珠海作为海洋大市,如何以更广阔的视野积极制定发展战略,投身海洋竞争,是珠海市面临的一项重大战略选择。本文依据国家、广东省的宏观发展政策文件精神和规划要求,以及珠海市委、市政府对“十二五”规划的基本思路和要求,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构筑“两带六区”空间格局、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以及科技兴海等四个方面提出珠海市海洋经济发展战略。 一、实施产业支撑战略,构建五大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海洋经济的发展需要产业支撑,珠海市海洋经济的发展将构建现代临港工业、现代物流、滨海旅游、现代海洋渔业、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五大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一)重点发展现代临港工业集群 按照“以港引工、以工促港、港工互动”的发展思路,实施大港口带动大工业的发展战略,全面突出港口、园区与城市的相互融合,形成港口、临港工业、临港产业园区、港口物流一体化的“港口-园区-基地”开发构架。依托高栏港港口资源优势,以石化、能源、钢铁、装备制造业等重化工业为主导,以高栏港经济区为载体,构建大中小型企业配套、轻重工业并举、高新技术和实用技术相结合的临港工业集群,使之成为集聚效应强、生产规模大、产业链长、发展水平高的华南临港工业基地,以及广东重要的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和新兴的现代重化产业基地。推进三灶航空制造及航空服务基地建设,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加快把斗门虫雷蛛作业区建设成为集休闲旅游、装备制造和现代物流三位一体的临港产业园区。大力建设平沙游艇技术创新专业镇,把珠海建成国内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游艇产业中心和游艇消费兴盛的滨海城市。 (二)全力推进两大物流中心建设 整合港口资源,优化港口功能结构,着力构建以高栏港区和万山港区为龙头,以九洲、香洲、唐家、洪湾、斗门港区为有机组成部分的现代港口体系,逐步建设成为面向港澳、面向国际的全国沿海主枢纽港。按照深水化、大型化、专业化的要求,推进大型集装箱、油气化工和大宗干散货深水码头建设。规划建设疏港公路、铁路等完善的集疏运系统,拓展粤西、粤北乃至中南、西南经济腹地,开辟连接“泛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经济圈的国内航线和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欧洲、美洲以及港澳台地区的国际班轮航线和集装箱公共快线,力争到2015年全市港口货物年吞吐量超1亿吨。加快高栏港2个5万吨级和4个10万吨级集装箱码头、1个30万吨级原油码头、2个15万吨级矿石干散货码头以及1个10万吨级煤炭码头建设,打造区域“港口物流中心”。加快珠海综合保税区、珠海保税港区和自由贸易区的申报,建设区域“综合保税物流中心”,形成能够提供仓储、运输、配送、加工、海运、货运、订单、库存、分销覆盖、交叉作业、信息处理等全方位的物流服务体系。 (三)重点打造特色滨海旅游文化品牌 以海洋生态和历史文化特色为重点,打造三大滨海旅游产品,形成三大滨海旅游功能区。以生态观光为基础型产品,完善和塑造滨海旅游标识、解说系统,力求以最佳的景观背景烘托整个滨海旅游主题;以滨海休闲度假为提升型产品,大力开发休闲度假旅游产品,尤其是新兴高端滨海和海岛旅游产品,将珠海打造成为国内富有特色的海洋旅游度假胜地;开发参与性为主的海上运动、休闲渔业、海洋乐园等专项型产品,发掘新的滨海旅游消费时尚。形成以观光、休闲度假等基础型和提升型产品为主的中部滨海旅游区,以温泉等提升型产品为主的西部滨海旅游区,以海岛旅游、海上项目等提升型和专项型产品为主的东部海岛旅游区。在滨海地区发展一批大型、高端、综合性的文化产业项目,培育一批优秀文化企业和文化品牌。通过组织举办海洋发展论坛、游艇博览会、海洋文化节、海洋科技产品交易会、沙滩音乐派对等各种主题的海洋节庆活动,形成富有地域特色的海洋文化,建设海洋文化名城。 (四)加快发展具有新型“海洋牧场”特色 的现代海洋渔业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的方针,按照“提升一产、主攻二产、发展三产”的思路调整渔业结构。以人工鱼礁建设为重要手段,走控制性海洋渔业之路,发展新型“海洋牧场”。以品牌渔业、高效渔业、生态渔业为优秀,构建养殖、捕捞、加工、物流、休闲渔业等产业链完整的现代渔业产业体系。扩大优势主导品种健康养殖规模,建设一批出口创汇养殖示范基地和无公害养殖示范基地。引进大型水产品加工企业,以水产品保鲜、保活和低值水产品精深加工为重点,建设水产品加工园区。促进水产品流通市场发育,加大对水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力度,促使水产品流通向专业化、大市场、跨区域推进。鼓励支持渔民转产转业,积极发展海上游钓、滩涂旅游、观赏、品鱼等多种多样的休闲渔业。采取“政府主导、多方融资”的模式加快渔港经济建设,全面开发环渔港经济带,建设以渔业产业为基础、集渔船避风和补给、水产品集散和加工、休闲渔业为一体的现代渔港经济区。加强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能力建设,完善渔业养殖许可制度,深入实施“水产品放心工程”。 (五)加大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 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水淡化和海水综合利用业、海洋可再生能源产业、海洋装备业、深海产业等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将加速海洋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升级换代,是各国争相抢占的科技制高点。重点鼓励海洋生物制药和海洋生物食品产业发展,开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生物医药、化妆品、保健品和食品,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生物医药和生物食品企业。推进海水综合利用技术产业化,制定优惠政策,发展海水淡化和海水直接利用产业示范工程,扩大海水利用产业规模。支持海洋化学资源开发的技术革新,加强海洋化学资源、卤水资源以及钙盐、镁盐、溴等系列产品开发和精深加工技术研发,大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适度发展风能等滨海能源利用项目,探索利用海洋能、潮汐能的新途径。海洋科技是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的助推器,战略新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是科技的强大支撑力。加快海洋科技和高新技术发展,加快海洋信息服务业发展,实施“数字海洋”工程,逐步建设海洋信息体系,实现海洋信息资源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p#分页标题#e# 二、实施产业集聚战略,构筑“两带六区”空间格局 通过打造两大海洋产业集聚带实施产业集聚战略,将海岛根据区位、功能定位划分为六大经济区进行针对性开发,构筑“两带六区”空间格局。 (一)打造两大海洋产业集聚带 以磨刀门出海口为界,将珠海划分为除海岛群外的东西两大海洋岸带,构建海洋产业区域布局。打造东部沿海旅游、信息及高新技术产业、渔业产业集聚带和西部临港工业、物流业及旅游业集聚带。东部海洋产业集聚带通过中心城区“退二进三”,加快第二产业向西部园区转移和集聚,加快以信息、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高科技经济资源开发和成果产业化示范基地建设,以及情侣路、高尔夫、国际赛车场等高品位休闲旅游项目开发,利用原有渔业基础发展观赏渔业和休闲渔业,集中力量推动服务业发展。西部海洋产业集聚带以高栏港经济区为依托,重点做强临海重化工业和港口物流业,以珠海航空产业园为载体建设先进航空制造业基地,辅之以适当的滨海旅游业和海洋高科技产业。 (二)建设六大海岛经济区 将海岛根据区位、功能定位划分为六大经济区进行针对性开发。城区沿岸岛群(横琴岛、淇澳岛等)主导发展生态旅游、高新产业和高端服务业;高栏岛群(高栏岛、荷包岛、大杧岛等)主导发展港口、临港工业、物流和生物资源养护;桂山岛群(桂山连岛、大蜘洲、三角岛等)主导发展港口、中转仓储、旅游和生态保护等;万山岛群(大小万山岛、东澳岛、黄茅岛等)主导发展综合旅游开发、现代渔业和能源中转仓储;外伶仃岛群主导发展旅游度假、渔业增养殖和岛陆生物资源养护等;担杆岛群(担杆列岛、佳蓬列岛)主导发展旅游度假和自然生态保护。充分发挥横琴岛区位优势,围绕建设“开放岛、活力岛、智能岛、生态岛”的目标,发展成为带动珠三角、服务港澳、率先发展的粤港澳合作示范区。鼓励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和尝试新的发展思路与途径,全面提升海洋经济总量和质量。研究制定海岛开发管理条例,在确保国防安全和海岛环境的前提下,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海岛建设。加强海岛特别是条件较差海岛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海岛投资环境和海洋开发条件,努力建成一批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渔村。按照“保护为主,适度开发”的原则,试行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招标或拍卖工作。 三、实施和谐海洋战略,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 通过切实保护海洋资源、有效防治海洋污染以及着力完善海洋应急管理体系,实施和谐海洋战略,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 (一)切实保护海洋资源 加强海洋自然景观、历史人文和地质遗迹等海洋资源保护和海岛资源保护。加大对近海渔业资源的恢复与保护力度,严格执行禁渔区、禁渔期以及南海伏季休渔制度,通过封岛栽培、增殖放流、建设人工渔礁等措施,不断提高海洋生物资源多样性水平。加强红树林、珊瑚礁、水松林、滨海湿地等典型生态系统的保护、恢复和修复工作,建设一批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海洋生态特别保护区。科学、合理使用岸线和航道资源,强化对港口岸线资源开发利用和养殖业发展的监管。严格执行海岸保护与开发利用总体规划,确保滩涂资源得到科学合理有序开发。 (二)有效防治海洋污染 加快编制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建立入海污染物总量与浓度控制制度、海洋与海岸工程管理制度,实施环保一票否决制。加强海洋环境监测体系建设,市、区两级建立海洋环境监测机构,提高海洋环境与资源监测监视和预警预报能力,定期全市海洋环境质量公报。加强江河流域综合治理,加快建设沿海城镇工业废水、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工程。加强海水养殖业的科学规划,合理确定养殖规模与结构,控制养殖业污染。加强对海洋倾废、船舶排污和港口的环境管理,建设船舶污水处理工程,增强船舶污染处置能力。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促进海洋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依法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开展环境影响评价论证,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开发项目的建设。 (三)着力完善海洋应急管理体系 加快推进“和谐海洋”、“和谐渔业”建设,合理提高江海堤围标准,增强对海浪、海潮的防抗能力。完善海洋生产安全指挥系统和海洋灾害应急处理救助系统,抓好事故预防、灾时救援、灾后救济等环节。加强船舶安全管理,推广应用助航、救生设备,构建海洋与渔业安全应急通信网和渔船船位监控体系。利用“数字海洋”平台,加快建立健全台风、海啸、风暴潮、赤潮等海洋灾害预警预报和防御决策系统。建立政策性渔业保险制度,推进渔业保险全面实施。 四、实施科技兴海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通过构建科技兴海平台、开展重大海洋专项、实施海洋人才战略等举措,实施科技兴海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一)构建科技兴海平台,提高海洋科技创新能力 实施科技兴海战略,不断增加科技兴海投入力度,优化海洋科技创新平台和科技兴海平台,努力将万山区打造成为部级国际海洋科技合作示范区。 1.推进海洋科技自主创新体系建设。加强与中山大学、广东海洋大学、中科院等高校、院所合作,在珠海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科技兴海基地和区域性水产试验中心。通过成立珠海海洋科学研究中心、珠海海洋科学岛、珠海海洋科技产业园等方式加强重点实验室、海洋科技中试基地等科技攻关、成果转化和技术交流平台建设,打造海洋自主创新生力军。强化涉海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建立自主创新激励机制,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设立珠海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洋科技产业园,积极培育海洋生物制药、海洋能源利用等新兴海洋产业。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形成产业技术联盟,深化与港、澳的交流与合作,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其他组织在万山区创办研究开发机构,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创办中介机构,提供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直接相关的交易、经纪、咨询、评估、等服务。 2.推动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大力推动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充分利用国家、部门、地方的涉海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结合企业的科技开发基地和试验场,建设若干专项成果转化基地,形成技术集成度高、带动作用强、国家和地方结合、企业逐步为主体的科技兴海平台和示范区网络,加快海洋科技成果孵化和产业化。#p#分页标题#e# (二)开展重大海洋专项,带动科技园区全面发展 按照科技兴海的总体目标和海洋产业的发展需求,通过多种投资方式和强化投入,实施科技兴海专项示范工程,加强海洋科技的重点攻关,着力突破一批重大关键性和共性技术,形成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加快海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动科技园区全面发展。加快现代海洋渔业、海洋生物工程、海洋油气矿产勘探等技术集成攻关与产业化研究,推动海洋产业技术更新换代。加快海洋工程与装备制造、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海水综合利用等高新技术重大专项攻关,为培育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技术引领和支撑。加强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等技术开发与应用,提高海洋科技对海洋综合管理的支撑能力。 1.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开发示范工程。结合珠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园,珠海火炬计划生物医药特色产业基地建设,建立1-3个技术集成、装备配套、产业衔接的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示范工程和发展模式。开发以大宗水产品为原料的海洋功能食品、生物材料、精细化工制品和海洋药物的综合利用技术,优化水产品精深加工及水产加工废弃物综合利用配套工艺和装备技术,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关键技术体系,提高水产品精深加工装备制造能力和海洋生物资源产业化能力,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生物医药和生物食品企业。 2.海洋装备制造业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建立海洋油气开发工程装备、海底管线电缆铺设维修装置的产业化基地,开展海洋油气资源勘探、深海作业、通讯导航船用电子仪器、机电设备等技术的中试,建立产业化示范工程,推动产业化进程。按照《珠江三角洲产业布局一体化规划(2009-2020年)》的要求,发挥经济特区和科学发展示范市的优势,以珠海中船集团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珠海中海油深水海洋工程装备等项目为依托,建设具有现代化技术水平的以海洋工程装备及游艇制造为主的世界级海洋工程装备基地,努力将珠海打造成为国际重大海洋装备制造业中心。 3.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示范工程。建立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的试验基地和示范工程,重点建设高栏岛风电场工程,开发风能、潮汐能发电和相关配套装备技术,提高能量转换效率及抗台风能力,建立高效多能互补发电示范系统,集成示范边远海岛和滨海地区通电保障系统。 4.“数字海洋”工程。加快海洋信息服务业发展,实施“数字海洋”工程,逐步建设海洋信息体系,实现海洋信息资源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 (三)实施海洋人才战略,建立科技兴海智力保障 实施海洋人才战略,加大海洋科技人才培养与引进力度。充分发挥珠海大学园区的科研、教学优势,支持驻珠高校加强海洋科技研发和海洋科技推广,重点发展与横琴新区澳门大学的教育服务合作,促进教育服务与高技术产业良性互动发展,建设高层次人才教育培训基地,构建横琴新区珠江口西岸的区域性科教研发平台,加快培养创新型人才。加强与港澳合作,建设国际化的公共科技信息服务平台和中介服务体系。大力实施紧缺人才培训工程,选派优秀人才进行培训,打造一支高技能实用人才队伍。加快培养海洋工程应用型高级人才,积极开展海洋科技交流,鼓励高等学校、科研院所通过项目合作、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方式开展海洋教育、海洋技术国际交流合作。以海洋关键技术和前沿领域为重点,引进一批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创新型学科带头人。优化海洋科技人才环境建设,建立健全海洋科技人才培养与引进机制。 海洋经济论文:宁波发展海洋经济举措抉择 本文作者:谢梦达 单位:宁波大学商学院 2011年3月1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已经完全上升到国家战略层。而根据“十二五”规划,省委要求今后五年浙江科学发展水平走在全国前列,特别强调要推进宁波都市区建设和打造以宁波—舟山港临近区域为优秀区的“海上浙江”。建设以宁波与舟山为优秀的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一、SWOT分析法简介 SWOT分析是战略管理中常用分析工具,四个字母分别代表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和威胁(Threat)。这一方法通过较全面、系统分析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各种主要内部优势与劣势、外部机会和威胁,得出一系列具有战略性的结论与决策(表)。本文主要就是运用SWOT法对宁波市发展海洋经济进行分析并提出宁波发展海洋经济有益的建议。 二、宁波市发展海洋经济的SWOT分析 1.优势分析(S) 综合来看,宁波在整个浙江海洋经济发展中的优势主要体现如下: (1)资源优势 宁波市的港口优势得天独厚,港口岸线总长1562公里,占全省的30%以上,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60多座。宁波港地处我国大陆海岸线中部,南北和长江“T”型结构的交汇点上,地理位置适中,是中国大陆著名的深水良港,内外辐射便捷。宁波港向外直接面向东亚及整个环太平洋地区;向内可连接天津、上海、深圳、厦门等沿海各港口,而且通过长江、京杭大运河、海运等覆盖华东地区及长江流域,是中国沿海向美洲、大洋洲和南美洲等港口远洋运输辐射的理想集散地。另外自然地理方面宁波港水深流顺风浪小,可开发的深水岸线达120km以上,具有广阔的开发建设前景。此外,海洋资源优势也十分明显。宁波地区拥有丰富的“岛、涂、渔、景、油”等海洋资源,组合优势明显,适宜规模化开发。500平方米以上海岛516个,约占全省1/5;岛屿面积524平方公里,岛屿岸线长758公里。宁波的岛主要集中在象山、宁海、北仑等地区。岛屿靠近东海和舟山渔场,周围海域渔业资源和贝类资源丰富。另外,我市拥有可围滩涂资源约140万亩,占全省滩涂总面积的34%,居全省之首。宁波滩涂资源围垦开发条件优良,目前在建围垦工程共有10处,共计19.6万亩。同时人文景观丰富,易于开展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一体的海岛旅游。而东海被誉为“东亚的波斯湾”,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仅在中国大陆架上的天然气储量就有5万亿立方米,原油储量约为1千亿桶,开发前景巨大。 (2)人文优势 主要指宁波帮人士及宁波所具有的创新的底蕴。宁波帮被誉为晚清四大商帮之一。在近代,以港、澳、台为优秀进行发展的“宁波帮”企业家们,更是名声显著。而不少宁波帮人士在发家致富后仍不忘故乡,大力支持宁波的建设与发展,如宁波大学的成立。此次发展海洋经济的新一轮建设可以充分发挥宁波帮这一优势进行大力建设。同时,宁波人的创新精神也是推动发展的有力武器。宁波创新精神的灵魂深藏在“敢为天下先”的文化心态之中,并成为宁波人勇往直前的内在驱动力。从当年的“五口通商”之一到如今的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宁波人敢走出去,敢尝试的性格为宁波及相关区域的发展增加了很多机会。如赵安中、世界船王包玉刚、邵逸夫等。当代宁波人“敢为天下先”的心理也十分强烈,如跨海大桥、鄞南商务区等的建设,宁波企业“雅戈尔”、“杉杉”、“奥克斯”、“贝发”等走出宁波,进军全国甚至国际市场,这也是宁波人的创新精神最有力的见证。 2.劣势分析(W) (1)资源利用率低,产业保护不够 虽然宁波市海洋产品产值较高,但其海洋资源利用水平较低、综合开发科技含量不高,并且以粗放型为主,多为附加值低的产品。同时,海洋产业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而在一些地方,海洋资源如渔业资源等存在使用过度的问题。例如象山海域前几年大量捕捞导致鱼类数量和质量均呈现下降趋势。这个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于一位地追求单一经济指标,片面走短期发展、粗放发展之路。当然,我们也发现在宁波沿海还存在油气资源开发不足、效率不高,各海岛尤其是象山部分海岛与大陆交通存在困难等问题。 (2)沿海海域污染,游客素质不高 在走访中,我们发现许多海域如北仑港、镇海港附近海域由于发达的运输业,船舶进出频繁、货物吞吐量大,从而形成了燃油污染,影响了鱼类的生存;部分近海海域漂浮的生活垃圾形成了一座座垃圾岛,影响了沿海地区的海洋景观,也破坏了海洋生态平衡。同时我们也发现部分游客在游玩过程中存在乱丢垃圾、破坏海洋景观等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沿海地区的海洋生态以及海洋旅游景区的和谐,最终会影响了海洋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3)开发方式传统,科技含量不高 大多数海洋企业与渔民仍然采用的是传统的粗放型模式,捕捞方式、捕捞工具落后且公司化程度低。企业生产设备的科技含量不高,各个企业联系不强,同时科技人才匮乏,从而导致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推力不够、后劲不强。海洋科研条件与基础设施平台建设力度不够,资源共建共享程度较低。 3.机会分析(O) (1)国家的高度关注 国务院于今年正式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批复认为,建设好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关系到我国实施海洋发展战略和完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全局。因此,宁波市发展海洋经济大力获得了国家的支持。宁波市可以在此基础上大力推进“一核两带十区十岛”的建设,建设以宁波--舟山港宁波港区及其依托的海域和城市的优秀区,完善以环杭州湾产业带及其近岸海域为主的北部海洋经济产业带,和以象山港、大目洋和三门湾及其附近区域为主的南部海洋经济产业带。同时,努力建设宁波杭州湾产业集聚区、梅山国际物流产业集聚区、梅山岛、大榭岛等十区十岛,努力成为我国海洋开发开放的先导地区。 (2)宁波的区位优势 宁波位于长三角南翼,是浙江省的经济中心,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宁波-舟山港经历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现已成为了中国第一大港。利用宁波-舟山港的远洋航线,充分引进其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资金,支持海洋经济的发展,走向世界。同时,宁波北接上海,可以充分利用上海的区位辐射优势和宁波雄厚的经济优势,与上海、杭州、舟山连接成为以宁波为优秀的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p#分页标题#e# 4.威胁分析(T) (1)激烈的区域竞争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纵深推进,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正在迅速崛起,经济迅速发展,工资水平也在提高。且沿海地区由于生活成本高、竞争压力大等因素使得对于外来人口不再具有前几年的吸引力。因此宁波市乃至整个浙江省的竞争压力非常巨大,这个从年初的民工荒就可以看出来,许多企业在生产的旺季招不到足够的员工最终导致订单难以完成,影响了企业的信誉。同时广东、上海、江苏等省份也非常重视海洋经济的发展,竞争空前激烈。 (2)国际竞争激烈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步入第十个年头,各国对海洋经济的重视又在不断地提高,对资源、市场、技术、人才的竞争更加激烈,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有新的表现,国际贸易的绿色壁垒成为了宁波市贸易出口的一大障碍。同时,东南亚各国的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了发达国家的资金,宁波必须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积极进行招商引资,发展新兴产业。 三、宁波市发展海洋经济的策略选择 1.加强港口建设,完善港航物流 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来说,港口是腹地范围内的一个特殊区位点,它可通过运输功能加强中心城市与腹地之间的交通联系。要围绕“加快打造国际强港、建设海洋经济强市”的目标定位,大力发展“三位一体”港航物流服务体系,努力提高宁波海洋经济的影响力和辐射能力。充分利用港口优势,借助宁波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坚持海陆一体化开发,充分发挥海洋产业对区域经济,积极打造宁波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平台,形成以临港工业、港口物流为主导,以滨海旅游、海洋化工等海洋高技术产业为引领,以港口贸易、金融等为配套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同时,按照部级综合交通枢纽的定位,重点推进甬台温高速复线等公路网建设,加快梅山、大榭、穿山等港区码头开发,积极培育海铁联运市场建设,努力形成更加完善更为便捷的集疏运网络体系,增强面向长三角、中西部的辐射和服务功能,同时也要加强海岛和大陆之间的连接,使陆岛统筹发展。 2.科学开发海岛,创造生态效益 科学编制海岛开发规划,统筹推进海岛开发开放。根据海岛的地理分布、资源特点和开发现状,明确海岛分类及发展定位,统筹功能布局,选择发展海洋渔业、海岛旅游和中转仓储等产业,努力把宁波海岛群建设成为富饶的生态海洋渔业示范区、国际性的滨海旅游区和先进的港口经济区。按照高标准规划、分阶段开发、市场化运作的思路,重点推进南田岛、高塘岛、檀头山岛等一批重要海岛的综合开发,形成各具特色的主体功能岛。同时,还要加强海岛资源有效保护,颁布《海岛保护条例》及相关配套制度,强化海岛开发空间管制,建立海岛资源开发和保护长效机制,提高全民海岛保护意识。 3.扶持新兴产业,推动第三产业 借助宁波市的丰富海洋资源和宁波大学等高校的科研力量,加快扶持海洋装备制造、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生物育种产业、海水综合利用、海洋新材料产业六大新兴产业,并培育一批国际知名的企业和品牌。同时,以梅山保税港区、东部新城金融服务集聚区等为依托,培育内外对接的资本市场,打造区域性国际金融结算服务中心。另外要提高渔业的现代化水平,加快建设“海洋牧场”,进一步贯彻休渔制的落实,控制捕捞强度,积极发展远洋渔业和高效生态海水养殖和水产品加工业,建设高规格、高水平的水产品加工区,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主动参与国际竞争。 海洋经济论文:地方海洋经济拓展对策 本文作者:张金忠 宋欣茹 单位:辽宁师范大学 瓦房店市纪委 大连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辽宁省瓦房店市地处辽东半岛中西部,隶属大连市,位于大连市西北部。西临渤海,海岸线461km,占辽宁省海岸线总长的17%。近海水域总面积2105km2,占瓦房店市陆地面积60.6%,发展海洋经济的自然资源基础较好,辖区内有六大海湾,大小岛屿25个,自然港湾55个,滩涂总面积27.2万亩,盐田20余万亩,浅海水域面积22.4万亩,沿海乡镇11个,渔村30个。瓦房店经济发展迅速,200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8874元,渔业社会经济总产值实现36.2亿元,渔民人均纯收入12252元,获得“辽宁地区规模最大的苗种生产基地”、“辽宁海参特产之乡”等称号。 1瓦房店市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1.1海洋渔业 瓦房店市渔业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大。近年来,全市海洋经济发展以结构调整为中心,以科技兴海为动力,因地制宜,大胆创新,全面提高海洋渔业经济运行质量,促进了海洋渔业经济的持续发展。近海水域生产毛虾、海蜇、杂色蛤、牡蛎、蟹类等优质种类,海水养殖海参、车虾、文蛤、沙蚕等品种。已发展港圈养殖面积14万亩,浅海底播增养殖面积8万亩,滩涂贝类养殖面积8万亩,浅海贝类管护面积13万亩,已发展陆地工厂化育苗养殖车间规模达200万方水体,有大小育苗企业2000余家,2009年苗种产值实现3.8亿元。现已建成海参、车虾、杂色蛤、文蛤、沙蚕等五大品种养殖基地,十大现代渔业园区建设初见端倪,海参、车虾、扇贝的苗种生产是辽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海参养殖已成为该市渔业重要的支柱产业和环渤海地区规模最大的海参养殖基地。2009年全市完成增养殖产量9.4万t,产值达14.3亿元。 1.2滨海旅游业 滨海旅游是瓦房店市旅游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在滨海路沿线有李官景区、驼山海滨森林公园、仙浴湾国家AAA级旅游度假区、西杨将军石景区、炮台鲍鱼岛景点、红沿河景点、永宁景点等滨海旅游热线及许屯龙门汤、李官等多处温泉疗养胜地。这些丰富的旅游资源为全市滨海旅游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09年全市接待游客38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3亿元。 1.3港址资源 瓦房店市10m等深线离岸1km以内的深水岸线资源有48km,占总岸线长度的10%。主要有长兴岛、松木岛、西中岛等港址。瓦房店市适宜建设港口之处较多,且不乏深水不冻之处,为港口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但是,瓦房店市港口建设一直处于空白,没有货运港口,461km的海岸线资源没有充分发挥其优势,也制约了瓦房店市海上运输业的发展。 1.4海盐及盐化工业 瓦房店复州湾盐场始建于1848年,现已发展成以海盐生产为主、集海盐深加工、盐化工生产、盐田资源综合利用、房地产开发于一体的国有盐业大型企业,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两碱化工用盐及民食用盐的供应基地,是大连市唯一的国家食盐定点生产企业。2005年,生产原盐83万t,加工食用盐21万t,生产盐化工产品总量4.5万t,实现工业总产值14979万元(不变价),实现销售收入20006万元。 2瓦房店市海洋经济存在问题 2.1海洋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低 目前,瓦房店市海洋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发展观念不够先进,发展规模不够大,发展质量不够好,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没有自己强势的品牌,整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与瓦房店具有的天然地理优势和全市已经步入工业化发展阶段不相适应,不能满足瓦房店市发展的要求。从图1可以看出,2006年—2009年在大连市海洋经济总产值中,瓦房店市占的份额比较小且增长缓慢,低于大连市的平均增长速度。从单位海域面积的经济产值来看,瓦房店是0.015亿元/km2,大连市是0.036亿元/km2,远远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2.2海洋产业结构不平衡 瓦房店市传统产业在海洋经济中仍占主导地位,且对海洋经济整体关联和拉动力弱。瓦房店海洋产业结构非常不平衡,海洋第一产业比重过大,占海洋产业60%以上,海洋产业结构仍未摆脱传统的结构模式;海洋第二产业发展缓慢,在海洋产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在18%~25%浮动,且水产品加工在海洋第二产业中占相当大的比重;海洋第三产业处于产业发展初期,稳定增长。全市海洋产业结构呈“一、二、三”的结构序列。瓦房店市的海洋产业结构比例远远低于大连市和全国海洋产业结构的平均水平,海洋产业在许多方面表现为粗放型和资源掠夺型,落后的海洋科技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海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瓦房店市海洋经济的发展。因此,要实现全市海洋产业结构由“一、二、三”序列向“三、二、一”序列转化,必须提高海洋科技水平,在稳定提高海洋第一产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海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2.3海洋科技水平不高 瓦房店市海洋科技薄弱,海洋开发所需要的海洋生物、海洋工业、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人才缺乏,海洋科技投入偏低,科技成果储备匮乏,科技示范滞后于生产的发展,重项目开发建设,轻科研基础试验研究,海洋科技的转化应用不多,海洋资源的利用深度不够,海洋经济优秀竞争力不强。在海洋渔业方面,近海过渡捕捞,资源日益衰退,“船多鱼少”矛盾突出。养殖业育种科技明显落后,“种子工程”建设滞后于生产的发展,渔业发展速度迟缓,单位投入效益没有增长。在海洋工业方面,目前对海水的利用主要是制盐,从海水中提取其他重大价值的产品很少,影响海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由于海洋科技落后,海洋产业多以资源依赖型、劳动密集型和群众自发型为主,新兴海洋产业比重偏低,海水淡化利用、海洋电力、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化工、新能源等海洋资源深度开发利用的高附加值产业还没有形成,与其他先进地区存在明显差距。 3瓦房店市加强海洋经济发展的对策 3.1抓住机遇,做强做大海洋经济 着眼于大连市全域城市化发展战略,瓦房店将转身向海,做强做大海洋经济。瓦房店是大连市北大门,大连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装备制造业向北转移、公共设施向北延伸、生产要素向北集聚的战略部署,这对瓦房店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依托现有的沿岸海水养殖基础设施大力发展海水增养殖和设施渔业;依托长兴岛临港工业区的船舶制造基地优势,位于周边的谢屯镇、三台乡打造船舶制造配套产业集聚区、产业园;依托复州湾盐场资源优势打造松木岛海盐化工产业集聚区;依托仙浴湾、龙王庙、驼山、红沿河核电、复州古城扩大发展滨海旅游和休闲渔业;依托将军石渔港、松木岛港发展水产品加工业和建设水产品交易市场。政府部门要从战略高度来统筹安排,要进一步理顺海洋经济管理体制,高起点谋划沿海经济区建设,把海洋经济建设推向新的高度。#p#分页标题#e# 3.2依靠科技进步,加快海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依靠科技进步带动海洋经济发展,加快海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首先,加快海洋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优化配置科技资源,引导海洋科技力量形成合力。其次,大力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做到传统产业支持新兴产业,新兴产业带动传统产业,提高二、三产业比重。通过项目牵动、龙头带动、工程驱动,提高全市海洋经济的整体实力。三是加快海洋产、学、研一体化。鼓励科研、教学与生产单位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加速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四是加强海洋资源综合利用和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培育海洋科研、开发和管理的各类人才,提高海洋科技贡献率。 3.3加大投入,完善海洋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保障。当前,要加大对交通、能源和港口等重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力度,以此带动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推动沿海地区投资兴业的热潮,加快沿海和临港地区中心城镇、节点城镇的建设、发展与壮大,推进城市化进程,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建设对沿海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3.4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扩大渔业开放 积极吸收国内外资金,加大投入力度是渔业发展的重要措施。招商引资重点要围绕浅海水面开发利用、工厂化养殖和水产品精深加工3个方面来开展。充分利用好该市的资源优势,制定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坚持走出去原则,积极参加各种渔业经贸洽谈会,招商会议,广泛与各业客商接触,宣传瓦房店市渔业优势和政策。进一步扩大加工贸易的规模和水平,大力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根据WTO贸易自由化原则,大力发展水产品进出口贸易。与此同时,还要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府的渔业开发建设项目资金,通过大项目的建设,拉动渔业经济的增长。 3.5强化海洋与渔业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 认真贯彻执行《渔业法》、《海域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及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加大海洋渔业执法力度,维护生产秩序,以法兴海,以法治海。坚持发展与管理并重原则,强化海洋与渔业管理工作,搞好海域使用和渔业生产的管理。海域使用要强化有偿使用和法规意识,通过规范化和法制化管理,防止海洋环境污染,解决资源超容量开发带来的环境恶化和病害的暴发、生产无序竞争造成某些品种养殖一哄而上或一哄而散、乱用药物造成水产品质量下降,出口受阻等问题。加强海洋渔业的法制化建设是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利保证。 海洋经济论文:海洋经济区域特色拓展思路 本文作者:王双 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 海洋经济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属性,区域特征显著,不同区域之间海洋要素禀赋、发展战略选择、潜在优势及其增长特色存在着明显差异。2011年,国务院先后批复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以及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三个部级海洋经济区发展规划,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从国家战略层面逐步肯定及确立了区域特征各异和发展模式不同的海洋经济增长方式。与此同时,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也相继出台地方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根据自身区域特征制定海洋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具体的路径选择,发展海洋经济已经成为我国沿海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本文着重分析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并针对不同类型的区域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1我国海洋经济的区域分类 我国沿海地区具有明显特征的海洋经济发展区域,主要包括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其中,环渤海地区海洋生产总值2010年达到13271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34.5%,是我国目前海洋经济发展规模最大的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次之,海洋生产总值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1.4%,珠江三角洲地区海洋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最低[1-2]。上述海洋区域的划分仅依据地理范畴,不能体现不同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的具体特征,因此,宜以衡量海洋经济发展的具体经济指标来描述不同海洋经济区域的分类及其特征。这里,笔者选择了这三个区域的海洋经济发展重点地区,即环渤海地区的天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广西和福建进行分析(以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海洋经济区均以各省/市/区的名称来表示)。 1.1海洋资源丰裕度指数 资源丰裕度指数是反映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经济指标,体现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状况。这里,笔者利用张耀光等的方法计算了各地区主要海洋资源的丰裕度指数[3](表1),即各地区的各类海洋主要产品产量比重乘以各类海洋资源产业权重,包括海洋渔业资源、海洋油气资源、海洋盐业资源和海洋矿业资源。海洋资源丰裕度指数为:SRPIi=∑t1t2SRi/(t2-t1+1)×∑t1t2Pi/(t2-t1+1)式中:SRPI为各海洋经济区海洋资源丰裕度指数;SRi为各海洋产品产量比重;Pi为各海洋产业的权重①,t1为起始年份;t2为结束年份。表1显示,渔业资源丰裕度指数最高的是山东海洋经济区,与其海洋渔业产量长期居全国首位的现实相符,其后依次是浙江、福建和广西;海洋油气业资源主要集中分布在环渤海和珠三角地区,尤其是天津和广东海洋经济区,油气业资源优势明显,仅以天津为例,2009年天津市海洋油气业增加值占全国海洋油气业增加值比重为45.5%,位居全国第一;盐业资源最为丰富的依然是环渤海地区,即山东和天津;矿业资源则集中分布在长三角经济区,即浙江和福建较为丰富。 1.2海洋经济规模 以上述各地区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衡量海洋经济规模(表2),可以看到,天津和上海比重排位较高,从2006年开始,上海占据首位,说明上海和天津的海洋经济在整个经济发展中规模较其他地区大,一方面依托其雄厚的海洋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其重视发挥自身的海洋经济优势,集中发展科技含量高和增长潜力大的优势产业和项目,通过项目和产业带动海洋经济规模的提升。相比之下,江苏和广西的海洋经济发展基础较弱,没有发挥资源优势,海洋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其他地区的排位变化不大。 1.3海洋产业结构 海洋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能够反映海洋产业发展状况,海洋主要产业③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可以衡量海洋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4]。由于海洋产业包括海洋主要产业和海洋教育科研管理等服务产业,若海洋主要产业增加值比重越高,说明海洋经济还是依靠传统的海洋产业拉动,产业发展的重点依然是传统的海洋产业,新兴海洋产业比重较小,从而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较低,反之则说明海洋服务产业比重较大,产业高级化程度较好。从各地区的比重来看(表3),上海、广东以及浙江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较高,其海洋主要产业增加值比重较低,海洋教育科研管理服务产业比重较大,海洋经济发展逐步从依靠传统产业拉动转向依靠新兴海洋产业。天津、广西以及山东海洋经济区等地海洋主要产业增加值比重较高,反映出其传统海洋产业依然是海洋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 1.4海洋产业就业 产业就业人员的比重也是反映海洋经济发展特征的重要指标,从各地区的涉海就业人员占地区就业人员比重看(表4),一方面,就业结构比重反映了产业结构发展状况,即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较好的上海、广东和浙江,就业比重也较高,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较低的山东、广西和江苏,相应的就业比重也偏低,海洋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尚待提升;另一方面,就业结构的构成也反映出不同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的产业特征,即虽然天津和上海的比重较高,但是其两者吸纳就业的产业有所区别,天津的海洋就业更多的是来自海洋油气业和制造业,而上海则是以海洋服务业吸纳大量的就业劳动力。 1.5海洋基础设施 上述各海洋经济发展较好地区的货物吞吐量是衡量基础设施状况的有力指标。表5显示,2004—2009年,货物吞吐量增长最快的是浙江,其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较快。紧随其后的是天津。相比之下,福建、山东和广东增长率较低,一方面体现出其本身良好的硬件条件,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大规模建设的空间有限,只能在已有基础设施基础上进行完善和整合。 1.6海洋科技水平 海洋科研机构专业技术人员数代表了海洋经济科技水平的基本情况,从各地区的科技人员存量看(表6),山东海洋经济区、天津、江苏和上海具有明显优势,其海洋科研人员数量较多,海洋科技人力资源储备基础较好;从科技人员增长率上看,广西、江苏表现突出,一方面体现出其对海洋经济人力要素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海洋科技水平与海洋经济增长的结果高度相关,海洋科技储备较好的地区海洋经济规模也相应较大。根据以上具体的指标衡量结果,可以将上述地区进行如下分类:I类地区资源禀赋较好,海洋经济发展状况较好,包括浙江和广东;II类地区资源禀赋较好,但海洋经济发展状况相比较弱,包括山东和江苏;III类地区资源禀赋一般,但海洋经济发展状况较好,包括天津和上海;IV类地区资源禀赋一般,海洋经济发展状况较弱,包括福建和广西。#p#分页标题#e# 2我国海洋经济区域特征分析 I类地区:这类地区为产业优势型海洋经济发展模式,其依托较好的海洋资源禀赋,尤其是广东的油气资源和浙江的海洋渔业资源大力发展优势产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较高,加之海洋基础设施状况较好,海洋科技水平较高,因此海洋经济产值较高,较好地发挥了自身资源和产业优势,海洋经济规模较大。II类地区:这类地区为资源禀赋型海洋经济发展模式,即拥有较好的海洋资源禀赋,但是海洋经济规模却不占优势,主要的问题在于资源禀赋绝对优势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海洋产业高级化的程度也相应较低,究其原因,关键在于这类地区海洋科技水平不高,尚不能借助其海洋科技发展基础和已有的资源禀赋优势扩大海洋经济规模,因此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III类地区:这类地区为科技优势型海洋经济发展模式,即虽然海洋资源禀赋一般,但海洋经济发展状况较好,其最显著的优势在于借助较高的海洋科技水平和充裕的科技人才储备,使得自身相对要素禀赋优势得以发挥,从而形成优势产业,产业发展高级化程度较好,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因此海洋经济规模较大,且能够保持未来强劲的增长势头。IV类地区:这类地区为后发增长型海洋经济发展模式,即资源禀赋一般,海洋经济规模也较小,属于海洋经济发展的后发地区,虽然与其他地区存在明显的差距,尤其是海洋科技水平及科技潜力方面差距较大,但是未来若能借助海洋基础设施建设和挖掘自身资源禀赋潜力的机遇,逐步克服制约海洋经济增长的因素,将有机会扩大海洋经济规模,提升海洋经济竞争实力。 3我国海洋经济区域发展对策建议 依据上述海洋经济区域的分类结果,针对不同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特征,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I类地区:这类地区拥有良好的海洋资源禀赋,且海洋经济发展基础较好,海洋经济规模较大,产业高级化程度较好,但是依然面临着海洋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一方面海洋产业中传统产业应继续保持发展势头,并加快其配套的海洋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积极拓展海洋产业链,向更加高级化和精细化的方向发展,打造海洋经济新增长点。浙江的海洋经济增长应在继续保持灵活的海洋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基础上,进一步增强海洋经济优秀竞争力,加强海洋产业空间资源的合理配置,在“海陆统筹”的前提下尽快实现海洋经济的转型升级[5]。广东则重点强调其综合发展特征,并突出其辐射带动周边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的先导作用,因此应促进海洋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发挥海洋产业集聚的空间效应,提升海洋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推进海洋经济综合管理的示范和先行作用发挥。 II类地区:这类地区资源禀赋较好,由于海洋科技水平的制约,海洋经济规模不能较快提升,因此迫切需要通过提高海洋科技水平来进一步发挥海洋资源禀赋的相对优势,逐步壮大海洋经济规模。科技水平的提升关键在于人才,因此一方面应加快海洋科技人才培养和储备,以科技发展带动海洋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重视提升海洋科技人才质量,不能仅仅局限于海洋经济目前发展的需求,更应着眼于更远的未来,有条件地培养和引进前瞻性和战略性人才,抢占海洋经济发展先机。需要注意的是,海洋资源禀赋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的发挥需要相应的基础条件和配套政策措施,即海洋资源的相对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动力需要完善的统一市场条件和良好的产业竞争环境,这就对这些地区海洋产业发展提出了软环境的要求,即在适应自身发展条件和增长环境的基础上,利用资源禀赋优势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培育相应的市场条件,制定适宜于海洋要素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海洋产业结构的进一步高级化,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山东提出建设“蓝色经济”的设想,其海洋装备制造业产值比重较高,未来一段时期将继续带动该地区海洋经济增长,重点发展产业,关键问题要突破制约海洋装备制造业高端化发展的瓶颈,加大海洋装备制造人才培养支出,推动海洋装备制造业规模、质量和层次的进一步提升,实现该产业高附加值化、智能化和系统化,建设较高层次的产业体系,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6]。江苏规划海洋经济发展的重点在于“江海联动”,即通过海洋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的优化,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因此宜以海洋经济为纽带,促进沿海、沿江区域产业配套和联动发展,利用长江下游深水航道和深水岸线的独特优势,加快发展远洋运输及港口物流、海洋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等海洋产业,并进一步提高海洋经济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在更高层次上承接国际产业转移[7]。 III类地区:这类地区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较好,海洋产业正处于积极转型和升级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挖掘海洋产业发展的潜力,并规划海洋高端产业发展的蓝图,培育海洋高新服务产业发展所需的市场条件和要素环境,在海洋经济优秀竞争力显著提升的基础上,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天津海洋经济空间布局已初步形成,未来应以建设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为契机,大力发展高端海洋制造业,推进海洋石油化工业、海洋精细化工业等优势海洋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以高端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发展海洋服务产业,形成与海洋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海洋业务支撑条件,进一步扩大海洋产业竞争优势[8]。上海海洋产业以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海洋船舶工业两大传统产业为主,目前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洋信息业、海洋生物工程、海洋咨询服务业等海洋高科技产业和新兴海洋产业更是迅猛发展,但是有关海洋高新产业发展的科研力量规模无法完全适应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影响了海洋科技综合优势的发挥,应以市场和需求为导向形成科研决策与开发机制,加快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进展[9]。 IV类地区:首先要通过调查研究和横向对比,认清自身海洋经济发展现状,并根据自身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各种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准确定位海洋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科学合理确定海洋经济未来发展的基本定位,积极培育可能的增长点。一方面,根据自身条件延伸海洋产业链条,提升传统产业科技含量,提高产业高级化程度;另一方面,在重视产业发展定位的基础上,有序地培育产业优势项目和优势产业,并为未来延伸产业链条进行必要的准备,以扩大产业高级化的可能发展空间。福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发展规划提出“以港兴工”,因此应充分利用福建沿海深水良港众多和海运成本低廉等优势,推动临港工业快速发展,并积极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强化产业政策导向,着力发展高效益、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业,形成技术先进、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海洋产业体系[10]。广西海洋经济规模相比较小,且海洋经济发展层次较低,因此应进一步加快海洋产业集聚,重视海洋经济空间布局和海洋资源优势产业集聚市场条件的创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海洋经济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为未来海洋经济增长奠定良好的基础[11]。#p#分页标题#e#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宏观经济调控下的文化创意论文 一、宏观经济调控下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不同模式 政府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中应该是一种择优选用的原则,应该帮助消费者和产业者知道新形式下的最好的技术、生产渠道、发展模式或者是调高效益的方法。我们的国家由于名族众多,地域广阔,可用于发展的艺术和文化底蕴也是最多的,在不同的社会意识和心里下,其经济行为和协调关系也不一样,因此由于历史、文化的不同会对艺术与文化认知的意识形态产生差异,一般来说在宏观经济调控下有三种模式(图1)。一种是以个人或者是团队合作形式的自由经济模式,通俗地来说自由经济模式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法治与国家行政规范的指导下,对社会人文与艺术传统因素的个体经营模式,特别是在艺术与文化产业集聚区,此种模式尤为明显。其实早在19世纪后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有了类似的手工艺作坊,并由此而孕育出了各种行会经济体制,自由经济模式的有事在于其调节市场经济的转变作用,同时实现各民族歌地域之间历史、艺术、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在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上,起到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杠杆行为作用,并对社会储蓄与保险承担责任。另一种是企业的集体职能模式,这种模式一般可以理解为集体协调市场经济的行为,艺术与文化可以使个体的发挥,也可以使以集体为载体的创造性经济活动。现在各种以高校为载体的产业园、高科技软件应用;以艺术文化娱乐中心为载体的影视、动漫、展示;已消费为主体的各种民族旅游、映像互动等等。这种集体协调可以使民族与民族之间,也可以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而由此形成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与艺术历史文化的演绎,政府经济管理机构的改革、政府经济宏观计划的协调、艺术与文化产业金融系统、企业模式、劳资关系都十分紧密的相互联系在一起。第三种是国家政府职能模式,国家和政府在行政市场体制中起指导性调控行为的作用,,建立和健全有法律规制的,带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文化的市场经济在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中是十分必要的。例如:新加坡模式。由功能完备的职能部门来控制投资和艺术产业的发展,这种宏观经济的调控无论是在稳定社会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宣传传统与道德界面,更加具有充实性,且具有长久发展的潜力。 二、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对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分析 (一)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行为特征艺术与文化作为一个新兴的知识性意识形态产业,首先需要的是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指导,从当今世界关于文化产业的实践经验来看,宏观调控的手段对于艺术与文化创意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例如1997年的“创意英国”全球推广计划,在税收、出口计划、财政支出所给与的发展战略计划,不仅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国民消费意识的增长。其次艺术与文化的行为特征需要受到规范的约束和保护,艺术和文化从意识层面上来说是我们的精神财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更是政府职能机构对于经济宏观调控的手段,经济学之父霍金斯就曾经提出,文化与艺术需要有传承的载体,这种载体是一种价值,体现在知识的民族性、文化的差异性、对社会的贡献性上面,所以要有完备的法律和宏观的政策去促进它,只有这样,我们的创造活动才有价值。第三,个体与团队的作用在往往可以创造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种创造性思维不仅可以带动经济的跳跃式发展,在绘画、设计、电影与时尚、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甚至我们的将来都会给予深刻的影响,而艺术与文化不仅仅是简单的创意产品的价值,同时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只有激发出这种行为才能促进社会的共同繁荣和文明的进步。第四,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行为需要产业经营的主体,只有通过市场的运作与开发,才能够在市场与消费者之间搭建起桥梁,这些产业经营的主体利用资源和环境,提高全民整体素质,这不仅是带来了经济效益,同时也对社会整体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对我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作用中国经济增长从来都不曾像现在这样备受关注,近50年来似乎没有一个国家做的能比中国更出色,如果让我们穿越到从前,以一个历史者的眼光来看中国现在的复兴,不难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在于宏观调控下渐进式的市场导向,改革开放并不是一条平坦的康庄之道,经验告诉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局部性的市场导向与改革往往是在取得成功之后再随之推广。而现在的中国经济又处在转型期,艺术与文化的创意与发展也符合我国宏观调控机制的中“微观先行”的思路,现今中国的高储蓄额对于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并不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如果不考虑到社会消费能力以及社会主动投资的可能性,那么中国经济也可能会出现高储低开的局面,只有通过刺激消费与改变投资方式,促进资本积累才能有利于经济发展。以江苏省为例,作为全国经济发展的排前兵,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每年的增长率超过25%,高于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的增速,据统计2011年,江苏文化产业产值达到1500亿元,占GDP比重的3.4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0.7个百分点(表1)。从诸多数据可以看出,现在中国经济宏观调控重点已经从开放投资转向了扩大内需、增强消费的理性控制阶段。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投资一度出现过热的现象,导致了投资与消费的失衡,随着中国经济由计划统制模式走向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不在是由国家宏观控制供需比的单一模式,随着改革的深入,可以预期的是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一定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高速增长的需求和消费比率,但是由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所遗留下的高储率以及银行投资贷款项目过热的问题,会导致文化创意产业在现有的经济体制转型中不能以主力军的姿态出现,但其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作为经济转型期的文创产业在当前进出口投资疲软,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情况下,作为改变现有收入分配格局,促进消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对中国宏观经济内外平衡的影响近十年以来中国经济的GDP平均增长率都在10%以上,但是从社会经济内外平衡的研究来看,现在的经济体制构架存在着严重的失衡状态。就国内而言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国民经济的内部吸收成分,即消费投资额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很低,国内的经济增长都是政府企业在投资涉外进出口项目或者是基础设施中体现出的价值逆差;从外部环境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就开始重视文化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把其纳入国家经济宏观协调的范畴中加以深化,以美国为例,其创意产业早已成为国家最大的出口产业,好莱坞影视、迪斯尼主题公园、第五大道等等。据统计,2011年,仅美国的知识产权产业就约占国家生产总值的5.24%左右。在美国艺术与文化创意作为知识经济的优秀,成为其国家经济宏观调控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当前的世界经济已经不在是资本积累初期的意识形态了,多元化、金融性、创造性已经成为现今社会发展的主流,在中国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需要对艺术与文化创意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上升到战略高度,这不仅对社会繁荣稳定、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增加经济增长点、促进社会就业率,都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四)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之一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增长与传统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有所不同,现有的快速经济模式并不适合于艺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短期的经济增长是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所不能带来的,它需要资源配置循环利用,需要先发展后规范进而边发展边规范,并逐步转向先调控后发展的过程,利用艺术和文化的附加值实现经济增长转向,同时依靠新技术改善结构的优化整合,影响体制改革,同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有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能体现当前社会对于知识价值体现的一种新形式,兼顾传承与中国的没学道德,同时体现地投入高回报的经济增长特色。在这里可以运用经济学GNP的模型修订指标来衡量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性,即GNP=GNP-Dm-Dn+A,其中Dm代表人力资本的折旧,Dn表示资源配置的折旧,A表示折旧资本的再利用。模型建立的基本思路是在中国现有的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宏观调控下,通过对中国社会经济、资源利用率等因素,考虑进人文发展指数(HDI),通过艺术与设计创新提高生活品质、促进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所以当前中国社会的宏观调控政策需要有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思维能力,而艺术与文化不仅可以使经济增长的方式之一,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方向。 三、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下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构架模型 (一)国家财政与货币政策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因地域而异,人文风情也不经一样;由于历史原因、民族传统与风俗习惯的不同,国家在对待文创产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调控机制要有不同类型与之适应。大体上来说,一类是投资性财政政策或者是激励政策模式,在鼓励和帮助的机制下,扩大财政支出,降低税率,减少各种规费和地方性税收,以刺激需求和吸引外部资金流动。另一类是有计划财政支出政策,提高税率,控制需求平衡。利用激励模式促进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高就业率和消费水平,提升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对于那些需求过度,供需比不平衡,财政支出过高的要采取稳定有效的措施,一切从有利于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思路出发,做好宏观调控工作。 (二)社会资源分配以及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对于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来说,特别需要对社会资源的有利分配,在初次分配的过程中应该按文创产业的生产要素进行分配,通过再分配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收支水平,计划协调好资源的社会供需比,既要保障对经济增长的有效利用率,同时也要对资源的分配所带来的风险和回报率做好预判。国家宏观调控文创产业的手段一般由税收来调节社会、地区间的极差水平,同时通过转移支付调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比,还有最为关键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作为调节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特别是艺术和文化创意产业是知识产权与国家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息息相关的经济体模式,需要国家宏观调控系统中法律规范的约束和保护,因此经济增长是宏观调控的目的,而对于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来说宏观调控还应该有另一个层面的内容即文化的传承。 (三)文化创意的产业政策对于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来说,并不是一味的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强调经济增长实际上不能忽视艺术品和艺术家在创造精神财富时的不确定性,需要在宏观经济体制调控中加以体现,可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量,刺激市场消费水品,同时增加教育投入和素质培养,例如美国国家博物馆、艺术馆、美术馆、设计中心等艺术文化中心占城市公共服务的比重有87%以上,免费对外开放以及参观的几乎占95%以上,城市基础文化建设的比重占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47%。依据经济最优投资模式主要受国家就业率增长的驱动原理,目前的中国实际处于经济投资过度,未来就业率水平下降的经济过渡期,我们在文化基础建设投入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因此国家对文化创意产业宏观经济政策上应该有“倾斜”的政策,要有合理的维护和适度的竞争机制,不能盲目的追求规模经济。 (四)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在国家宏观政策调控机制下的构架图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需要有国家宏观调控机制政策的引导,而有利的经济增长点;有竞争力的知识产权;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力;都能让中国的经济摆脱过渡依赖对外贸易的被动局面,减少外部需求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但是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跨越性边界十分模糊,因此需要从经济学宏观控制的角度来量化分析,给出了关于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在国家宏观政策调控机制下的构架图(图2)。从构架图上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创意产业的增长模式对国家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构成了一个外循环的过程,如果单从国家GDP即国名生产总值上来看是不能体现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以及社会艺术文化教育水平、创新科学技术等诸多相关因素的,但是从构架图上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出文创产业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国家宏观调控机制起到深刻影响作用的,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内需不足,特别是社会储蓄率过高而物质消费水平偏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于基础设施和制造投资比重太大,而对文化、素质、教育、艺术等公共服务投资严重失衡。从构架图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当前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应向着有利于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方向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在宏观经济调控下的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应抓住机遇和挑战,依据地域文化以及科学发展的优势,不断完善自身产业模式,从长远的角度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走宏观科学的市场经济体制。 四、结论及补充 如果将艺术与文化创意扩展到资源配置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转型手段来看,无疑它对于我国经济储蓄投资长期失衡以及经济体制内外不协调会带来非常有意义结果。从研究逻辑上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并不是值得沾沾自喜的事情,如何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特征构架的经济体模型是一个漫长而浩大的工程,而艺术与文化创意是这个浩大工程中所不能缺少的部分,如何体现高储蓄率与消费水平的协调性,如何体现经济体制改革的优越性,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会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作者:承恺单位:江苏大学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宏观经济调控下经济发展趋势研究论文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总体上是良好的。中国完全可以有效遏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当今世界经济形势,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股市暴跌形成潮流,全球央行纷纷降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前的我国是否应该继续保持紧缩性货币政策,人民币升值的方针能否继续推行,以及对于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将如何进行、财政政策的作用该怎样发挥等问题都成为重中之重。 外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远未结束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可以用“三F”来表示,即FinancialCrisis(金融危机)、FUelCrisis(石油危机)和FoodCrisis(粮食危机)。索罗斯日前曾指出,美国当前可能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目前,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下滑,金融危机已经从次贷蔓延到优级抵押贷款。美国最大的两个房地产贷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证明。这两家金融机构持有大约5.3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这两大公司面临财务困境,势必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要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以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危机还远未到达“结束的开始”(thebeginningOftheend),很可能仅仅是“开始的结束”(theendOfthebe-ginning)。 内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国内的通货膨胀 1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直接和间接途径 发端子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影响到了中国,部分中资银行机构购买的次级抵押债券价格缩水,更严重的是,由于中国是美国机构债的最大持有国,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国最大的两家机构债发行人,因此中国持有的机构债不仅会账面缩水,而且还会面临违约的风险。无论如何,“两房”危机已经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造成极大冲击。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还会表现在资本流动、贸易保护等诸多方面。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可能会改变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极可能导致短期性投机热钱流入中国,也可能导致热钱的迅速抽逃。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将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进而造成中国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而美国经济下滑又会引发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 2美国经济减速或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研究人员测算,中国出口对美国收入的弹性大约为4。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考虑到其他国家经济增速也会因美国经济减速而下降,加上中国出口对许多重要贸易伙伴的收入弹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1/5左右计算,美国经济增速下降1%,中国的总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对中国的通胀形势必须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动的性质。但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说,是经济过热的结果。当前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暴涨,以及国内工资成本的上涨(还有天灾),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发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也是世界范围内经济过热的结果。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第一,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滞后于经济过热的发生和发展数个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经济过热,不但对当前的通货膨胀,而且对和未来的通货膨胀将会发生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高达10.4%,依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压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 第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水平。为了改善资源配置,增加供给,政府必然会逐步放松物价管制。由于价格下调的刚性,一旦解除对关键性产品的物价管制,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第三,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如铁矿石)的上涨——尽管目前已经有所回落,已经而且还将增加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中国PPI的上升。 第四,中国的PPI在最近几个月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10%。下游企业将越来越难以消化PPI的上涨。一些企业将因亏损而倒闭、减产,但这并不意味产品价格不会上涨。因而,CPI很可能将因越来越多的产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涨。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货膨胀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缩指数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猪肉或其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是物价的普遍上涨。 第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扭转,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加强,通货膨胀预期下的企业和个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如要求增加工资、囤积、抢购等)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目前条件下,抢购之类的现象不大可能发生,但工资一物价的上升螺旋却可能形成。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前瞻:坚决遏制通胀 国务院最近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笔者认为,尽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会因基数和农产品价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现回落,但对通胀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仍应该坚持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的方针。如果中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抑制通胀,经济就不需要急刹车;如果过早放松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就可能反弹。最终不得不急刹车,损失则要大得多。 1抑制通胀无需惧怕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 由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途径应该是抑制总需求。换言之,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的总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是增长最快的两部分。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中国的投资率超过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产投资对总投资的增长贡献最大,且存在较严重的泡沫,因此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抑制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必须付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关于“两防”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在通货膨胀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变。投资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对两者增长速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过于担心。目前速度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紧张。没有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可以做些预案,但还没有到需要立即实施的程度。在当前形势下,释放出政府将会对“反通胀”方针加以调整的信号是绝对有害的。即便需要对某些具体政策进行微调,也不应使公众产生“政策将会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许多银行提前放贷,夸大信贷紧张程度,营造信贷需求旺盛、规模紧张的氛围,以倒逼中央银行。温总理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显示了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为治理通货膨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通胀率4.8%的目标今年恐怕难以实现,可以延长实现这一目标的期限,但没有必要对此目标加以改变。而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最终维持在3%左右。 2治理通胀离不开货币紧缩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话虽然不能说得极端,但宽松的货币供应环境毕竟是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离不开货币紧缩。除非通货膨胀形势有了根本的好转,否则,货币紧缩的大方向是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减少有效需求,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货膨胀,自然要增加供给,但为增加供给所能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有限的(减税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般情况下,即便通货膨胀是由供给方原因所造成的,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除实行其他政策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为求抑制通胀,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1980年代,为了抑制由于石油冲击造成的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美国经济一度陷入“滞胀”。但历史表明,美国当时的经济衰退换来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货膨胀。而这种低通胀,则为美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多年的低通胀来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获得,所付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已经越来越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如财政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来解决。 3为了改善经济结构应继续使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本次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同其汇率政策有关。中国本轮通货膨胀的货币源头及其发展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优惠的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顺差日益固化为结构性的双顺差。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需依赖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放出人民币。 第三,央行的干预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为了防止基础货币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央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冲操作:卖出央票,回收人民币;提高准备金率。央行的对冲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对冲难以完全冲销掉过剩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的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创造了货币条件。 第四,中国的持续、巨额双顺差必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产生,这种预期进而导致了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资金的流入,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央行的对冲的负担。过剩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第五,解决由双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最简单办法是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需求自由浮动。但是,由于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上升幅度可能过大。由于担心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中国选择了人民币缓慢升值这一路径。 第六,人民币缓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挂导致热钱流入。在人民币升值速度缓慢条件下,防止热钱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实行资本管制。 4必须加强资本项目管制 如果已经确定了人民币缓慢、渐进升值的方针——尽管笔者不认为这是最佳方针——我们就需加强资本管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取决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只有当资本管制完全有效时,才谈得上人民币升值的自主性,即升值速度才可以由中国自行掌握。当前央行对跨境资本流动加强管理的方针是非常必要的。但笔者认为力度还应该进一步加强、覆盖面应该进一步加宽。“严进宽出”应该调整为对进和出都实行有效管理。在强化对“热钱”防堵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对“热钱”突然流出、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而防患于未然。 5财政政策应在稳定经济、促进机构调整中发挥更大作用 由于银根紧缩、人民币升值,以及外部经济体增速下滑等,出口形势将会恶化,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这时,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大作用,用于帮助经济增长方式平稳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比如,采取减税政策、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补贴、完善社会保险体系等举措。值此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贸易条件严重恶化的时候,通过增加税收的政策刺激出口,以保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办法不是最好的选择。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宏观经济调控行为的可行行论文 摘要: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正当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生活中的“市场失灵”;二是宏观调控能够法治化。宏观调控法治化的最终标志,是司法可以也能够对宏观调控行为进行审理与裁判。认为宏观调控行为具有不可诉性的观点在理论上因有悖于法治的基本理念而不合时宜,在实践中则可能因应人治的需要而十分有害。虽然要实现宏观调控的可诉性在目前还存在许多障碍,但这并不能成为否认宏观调控可诉性的理由。通过对现行司法制度的改革,以建立“公益诉讼”为突破口,辅之以“法院之友”等手段,宏观调控的可诉性是可以实现的。 关键词:宏观调控/法治化/可诉性 基于历史的演绎与观念的推导,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市场失灵作为市场的内生品格而不可避免,通过来自国家的干预以有效消除市场的负面效应,也便具有了正当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就成了一种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虽然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手段、重点和程度因各国历史背景和传统文化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但作为国家干预经济重要手段的宏观调控,则以“国家经济管理行为的最高形式”,而几乎为当今所有市场经济国家所运用。然而,这种隐含了秩序建构主义逻辑的行为,又会因政府的理性不足、能力有限和自身利益偏好等“政府失灵”现象,而在实践中可能出现“干预异化”,从而对市场机制功能的正常发挥构成威胁或破坏。因此,构建可控制、可预见的宏观调控制度框架,实现宏观调控的法治化运行,不仅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更是法治社会的当然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法学界有少数学者却提出了宏观调控行为具有不可诉性的观点。(注释1: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可参见:邢会强.宏观调控行为的不可诉性探析[J].法商研究,2002(5):64-70;肖顺武.置疑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C].第四届全国经济法博士论坛,重庆,2007.)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至少是对现代法治精神的背离——现代法治的精髓在于对公权力运用的控制;现代法治的屏障在于司法权的独立、权威与有效;现代法治的演进在于尽量缩小政府活动的非法治范围而不是维护或扩张这种范围。在经济法领域主张宏观调控行为不可诉的观点,于目前行政诉讼拒绝接纳“抽象行政行为”的背景下,实质上是将宏观调控推向了绝对的人治化运行的危险境地。诚然,宏观调控的控制与矫正有多种方式,诸如政府内部的监督、人大的外部督察、社会公众的谴责、行为者政治责任的承担等等,但在笔者看来,凭借现有司法制度,实现我国法律中业已确立的基本价值,比其他任何监督与控制方式更具有实质与终极意义。事实上,以“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形态”存在的司法权,因其权威性、最高性、中立性的品性和得到法治国家的普遍推崇的事实,决定了宏观调控法治化的进程绝对不能偏废对司法权的仰赖。“任何权利和权力都有被滥用的可能,而对此最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机制莫过于通过司法实现的诉讼法律制裁。”因此,笔者认为,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将宏观调控行为纳入司法权的监控范围并有效克服其“异化”,是宏观调控正当性的法治基础。 一、能否“接近司法”:宏观调控行为属性之辩 宏观调控行为具备什么样的性质,与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不无关系。宏观调控行为作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共同关注并极富争议的时代性课题,我国学界围绕其概念、属性和运行等若干问题,已形成诸多富有创见的理论。从经济法学界的讨论来看,宏观调控行为的性质与其可诉性的关系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即宏观调控行为是不是不受司法管辖的“国家行为”以及宏观调控行为是否仅是单纯的决策行为。 国家行为是指“涉及国家或社会重大安全的判断,以及社会安全专业机关的危险预测”的行为。尽管各国对国家行为的称谓不尽相同,但都把国家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我国学者在论及宏观调控行为不具有可诉性时,也大都预先假定宏观调控行为是国家行为之一种。为了克服这种“对话上的障碍”,本文拟通过界定国家行为的特征的方式,来说明宏观调控行为并非国家行为。 首先,国家行为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或统治性。在日本,国家行为称为“统治行为”,是指关系到国家存亡及国家统治之根本的、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国家最高机关(国会、内阁)作出的行为。在法国,国家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不受普通法院监督,不受行政法院监督的行为,由于只受政府管辖所以称为政府行为”。法国法上规定的政府行为,一般包括以下几种:(1)政府与议会发生关系的行为,如召集和解散议会,提出法律案和公布法律的行为等;(2)政府与其他国家或联合国发生关系的行为,如与外国签订条约、出国访问等;(3)总统根据《宪法》第16条在紧急情况下所采取的紧急措施,以及根据《宪法》第11条所作出的将法律草案提交全民公决的决定。在德国,国家行为是指与国家整体利益、国家目的有关的行为。属于排除法院管辖的“高权行为”。它一般是由最高国家宪法机关(总理领导的联邦各部即整体意义上的联邦政府、联邦总统和议会)实施的行为。由此观之,国家行为是为了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国家外交、军事机密,由最高行政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作出的属于“政治保留”范畴的行为,一般包括国防行动、军事行动、外交活动和戒严、紧急状态、总动员等。而宏观调控行为首先是经济性的,是国家经济职能在经济生活中的运用。笔者固然不否认经济性问题转化为政治性问题的可能性,但在更多的时候它们之间的界限是明确的。 其次,国家行为不具备司法审查的合理性。美国学者亨金认为,所谓国家行为,“其真正含义是指这样一项司法政策,它宣称某些案件或某些案件涉及的问题不具有可裁判性,即不适宜司法解决,尽管这些案件或这些案件涉及的问题属于宪法或其他法律规定联邦法院的管辖权范围之内,或者也符合法院受理诉讼的各项要求。”笔者认为,国家行为之所以不能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的理由:第一,作为政治决策的国家行为是一国对外的绝对主权和对内的绝对统治权的体现,这些权力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性,司法权本身从中衍生而来,司法权无法对作为它自己源泉的权力进行审查;第二,从策略上看,法院之所以拒绝审查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国家行为,也是使自己免于卷入政治纷争,从而保持司法独立、维护司法权威的明智之举;第三,国家行为作为体现国家重大主权利益的行为,涉及到国家的尊严、荣誉和存亡,“其缺乏能被发现和容易控制的司法标准”。而宏观调控行为作为调节和控制一国经济总体的机制和手段,一般情况下和国家主权无涉,更不会引起政治纷争,也具备司法审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所以自然不能游离于司法权的管辖之外。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是宏观调控权(行为)能不能等同于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行为)?因为作为国家主权组成部分的经济主权亦具有不可诉性。笔者认为:一般而言,主权只有在国家间主权相较时才有其应有的意义,因此一国国内事务之间并不存在主权与非主权的可比性;经济主权是国家对本国经济事务的自主权、国家对其境内的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国际经济事务的平等参与权与决策权等一系列权利,这种权利当然也只有在涉及国家间经济事务管制分野时才有意义。而宏观调控行为是确保一国经济正常运行和均衡发展的手段,如果仅仅在国内事务与国内事务之间相比较(如宏观调控与微观管理相比较),说它是主权行为并无必要,也不妥当。二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国家行为的实施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有时国家行为发生,常常伴随着宏观调控行为的实施,比如,因战争引起的经济管制,战时的紧急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等。此时的宏观调控行为已不再是一国范围内常规意义上的经济手段,而是作为国家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即在与固有的国家行为发生特定联系时,宏观调控行为才有可能转化为国家行为,从而不再具有可诉性。 涉及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宏观调控行为是否仅仅是一种决策行为。有学者在论证宏观调控行为不可诉时,认为其不可诉性的原因首先源于该行为的抽象性质——宏观调控行为仅仅是一种决策行为。笔者认为,这种将宏观调控行为人为割裂的论证不仅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而且也与宏观调控行为的实际运行状态不符。事实上,宏观调控行为不仅包括决策行为,还包括执行行为(或实施行为)。(注释2:当前已有学者提出了这一观点,如,杨三正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指出:“宏观调控权是由一系列权力构成的权力束,应包括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等。”(参见:杨三正.宏观调控权论[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6:29.))理由是:第一,作为一种法律意义上的行为,宏观调控行为的本质属性,当然是“在社会生活中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事实”。剥离了执行行为的宏观调控行为,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举例言之,央行加息的决策如果不被各商业银行及其所有客户执行,不知这样的决策在实践中还有何价值?事实上,由于目前我国欠缺宏观调控基本法,缺乏对于拒绝执行、怠于执行或歪曲执行宏观调控决策的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有时中央的宏观调控决策在实践中就是得不到全面、准确和及时的贯彻。实践反复证明,任何缺乏实施机制、责任机制的所谓决策行为,都可能演化成“隔靴搔痒”的“口号”。第二,法理常识还告诉我们,法律意义上行为的内在方面包括动机、目的和认知能力;外在方面包括行动、手段和结果。[12](P73-83)宏观调控行为作为法律意义上行为的一种,当然也不例外。在笔者看来,宏观调控的“行动、手段和结果”,必须通过执行行为来体现。黑格尔说:“后果是行为特有的内在形态,是行为本性的表现,而且就是行为本身,所以,行为既不能否认也不能轻视其后果。”只有将宏观调控行为定位为由一系列行为组成的有机系统,宏观调控行为才能成为真正的“行为”。第三,宏观调控行为的人为分割在实践中是十分有害的。因为作为事关全局的经济手段,宏观调控常常表现为一系列行为的连续行使,比如,产业政策需要财政手段和货币手段的支持,规划政策需要财政、金融的配合等。在我国现行体制下,社会生活中调控部门之间、调控手段之间的冲突和内耗已经相当严重,如果再对宏观调控行为加以人为割裂,宏观调控行为在实践中的协调运行恐怕永远只是一个良好愿望而已。总之,既然宏观调控行为是包含了决策行为和执行行为的综合性行为,那么以宏观调控行为仅是决策行为为由否认其可诉性也就没有科学性可言了。 二、为何“接近司法”:司法权是宏观调控行为法治化的根本保障 法治化是中国现代化实践的一项重要追求。宏观调控的法治化作为政府权力法治化运行的组成部分,在我国已作为一种普遍诉求得到了表达。在当前有关宏观调控行为法治化的论证中,许多人认为,宏观调控行为之所以需要司法审查是法治和民主的要求。不可否认,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实现具有多元路径,诸如政府理性的良好发挥,国家权力运行过程中的自我控制,调控程序的公开、透明与规范等。(注释3:这些方式的存在,在有些学者看来,又恰恰成为否认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的理由。(参见:邢会强.宏观调控行为的不可诉性探析[J].法商研究,2002:69-70.))笔者认为,宏观调控行为的法治化运行之所以需要引进司法权的控制,不仅是因为法治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司法权具有功能和结构优势——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司法以“最彻底、最权威即最具有约束力的裁处方式……最文明、最公正因而最可信赖的法律机制”成为文明时代解决纠纷、平息矛盾和维护稳定的基本方式和途径。 首先,从实体的角度讲,可诉的宏观调控行为意味着权利因宏观调控行为的实施而遭受侵害的人,获得了公正救济的可能。作为现代国家权力扩张的结果,宏观调控行为的存在尽管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但“权力行使的泛边界与消极不作为亦是执法中的常态”[3](P104)。“在使行政自决权的行使必须与法令的基本原则相适应并为正当的目的而行使而且不能以不合理的方式行使等方面,法庭具有很大的作用,换句话说,每一种行政自决权都可能被滥用,而法庭的基本作用,正在于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宏观调控行为的政治控制相比,宏观调控的司法控制具有更加明显的比较优势:政治对行政的控制不具有分权的特征,它无疑于“自己监督自己”,当深究自己错误的时候难免存在“忍痛而不能割爱”的心态,预示着相对人权益被侵害也总是能够找到种种所谓“正当”或“必要”的理由。与此相反,中立而超脱的司法权,只服从法律而不从属于上级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只服从于法律的要求和良心的命令”的性质,决定了它在处理宏观调控纠纷时,更容易作出公正的裁决并获得人们的心理认同,更容易消解因宏观调控行为而引起的社会纷争,维护社会稳定。 其次,从程序的角度来讲,可诉的宏观调控行为意味着个人获得了一种有效的诉求渠道和救济途径。在程序法上,司法的特质并不在于判断,而在于启动判断的程序,即救济(当然包括事先的预防、事中的监督和事后的补救)程序的启动。它为“个人提供了一种表达冤情、诉诸法律的基本途径,使得那些为宪法所确立的公民权利能够得到现实的维护”。在笔者看来,在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司法监控进程中,司法权的功能不仅仅是一种事后的、被动的裁判,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一条可供人们选择的利益诉求通道,由于“国家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国家,在法院面前处于和私人一样的地位”的事实,使得个体通过司法这一中介与宏观调控主体之间的平等沟通、充分交涉、对等抗衡等成为现实。 第三,随着现代司法的演进和司法功能的扩张,现代司法所具有的政策形成功能日益凸现,通过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司法审查,对于良性公共政策的生成,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现代型法院与古代型法院相比较,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可能要数法院政治功能的呈现。自资产阶级国家确立权力分立的政治体制之后,法院就逐渐从国家事务的后台走向了前台——通过裁判来判断政治行为的合宪(法)与否,并形成公共政策以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在笔者看来,从现代司法权功能扩张的角度看,之所以需要通过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司法审查等方式将宏观调控行为纳入司法权的监控范围,(注释4:2005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社会各界对此褒贬不一,但大家都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司法解释将对我国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进而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参见:鲁篱.论最高法院在宏观调控中的角色定位[J].现代法学,2006(6):107.))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一是宏观调控行为作为最富有灵活性和不确定性的行为之一,其规则形式有诸多的空白条款和一般条款,这就要求法官根据自身的职业思维、职业操守和授权范围,作出合理、妥当的裁判,而这对于促导宏观调控行为的合目的性和妥当性具有重要意义;二是我国宏观调控立法冲突需要司法权的介入予以消解。当前,在宏观调控法领域,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立法之间的纵向冲突、同一层次立法之间的横向冲突严重存在的现状,需要法院通过司法判决的方式予以选择并确定其效力;(注释5:在我国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被称为“2003年最热点法治事件”的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起民事案件的判决中,作出了“《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有关条款因与《种子法》相冲突自然无效”的判决,尽管该判决针对的纠纷并不是宏观调控纠纷,但我们至少可从中看出司法是解决法律规范冲突的有效路径之一。)三是在民主代议制政治体制内,社会公众和集团渴望对公共政策(包括宏观调控政策)的形成发挥其影响力,但公众的积极参与愿望有时并不能通过现存的正常渠道得到满足,“当集团发现正常的政治渠道对它们关闭的时候,它们便可能寻找其他途径去影响公共政策。法庭逐渐成了这种努力的中心。”笔者认为,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健全和人民权利意识的愈发觉醒,个人和集团寄希望通过法院影响宏观调控政策的形成和变革将更加普遍和常见。 最后,从功能来源的角度讲,司法权对宏观调控权的监控优势来源于其具有最高组织化的强制力支撑。强制力的存在是社会控制方式获得有效性不可或缺的因素,作为社会控制方式的司法权当然也不例外。事实上,强制力的大小常常成为对某种行为能否有效控制的关键。在对宏观调控行为进行控制的各种手段中,司法权无疑是一种最为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控制力量,司法组织历来就是国家中最成系统的、最稳定的体系,法官、检察官、警察均是世界各国官方角色中最引人注目的和最规范的角色;在司法组织系统和司法角色的行为方式中存在着严格的协调一致的规则、习惯等行为倾向,由此所形成的渊源与合法性以及制度的、机构的力量,是其他社会控制的力量所无法比拟的。一如前文论及,宏观调控权作为权力的一种总是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而作为被侵害的个人由于势单力薄,无力与其制定主体和实施主体相对抗,而借助行政机制,其程序的繁琐和拖沓,以及因权力之间的“亲缘”关系而导致的关联性、倾向性,使得人们难以获得及时公正的救济;与此相反,通过司法的救济之所以能够获得更理想的结果,就在于中立的司法不仅能使权利受损人得到公正的判决,而且这种判决又会得到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国家强制力的执行,此时,公权力的行使代替了私人的力量,受损权利的复原也由此变得更为现实和可行。 三、如何接近司法:宏观调控行为司法审查的障碍及其克服 胡肖华教授在论及宪法诉讼时深刻地指出,“无诉讼即无法治”,“无诉讼即无宪政”,宪法诉讼乃法治之精义所在(P105)。笔者认为,将其类推适用于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之价值评判,亦不为过。诚如前文所言,宏观调控行为的司法监控是实现宏观调控行为法治化的终极路径,然而该法治理想的实现,不仅需要理论依据,更需要制度支持。诚然,笔者并不否认当下中国实现宏观调控行为的司法控制所面临的艰辛与障碍,但这不是我们放弃努力的理由。在此,笔者拟通过对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的现实障碍及其克服路径的分析,试图让“宏观调控行为具有可诉性”这一命题,不至于仅仅是一种虚妄。 宏观调控行为司法审查的障碍分析 1.文化性障碍在中国,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中的法观念,除“德主刑辅、礼法合一”之外,便是“无讼息讼”观念。从《周易.讼卦》中的“讼,终凶”、“讼不可妄兴”、“讼不可长”,到孔子对“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崇奉,以及与之相契合的传统中国的自然农业经济与社会结构和当时现实的政治需求,使得人们视诉讼为畏途。近代以来,急剧的社会变革频频发生,但这种文化上的思维定式,并没有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强势文明的逼迫而完全消退,“实际上,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并没有被中断,它们只是从制度层面上隐退了,而以另一种潜在的方式继续存在着,并在实际上决定着制度层面上那些看得见的东西”。这种厌讼息讼观念的存在和延续,是我国宏观调控行为诉讼难以有效进行的主要文化障碍。 其次,吏官文化和人治理念是制约我国宏观调控行为的司法控制的又一文化障碍。“中国有史以来就存在一个统摄一切、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威,所有活动均以此为优秀展开,所有文化的缘起不妨看作是对这种优秀的说明和解释”(P398-399)。如前文所言,这种观念主导下的中国大众心理并没有因为“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种种努力而得到根本的消除。与这种观念相伴随的,便是人们对于行政权力的“仰视”和对“民告官”的恐惧,这从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以来行政审判庭门可罗雀,而上访者如潮涌动(寻求更高级别的行政领导解决问题)的现象中可窥一斑。这种文化观念上的障碍,对于宏观调控行为的司法监控实现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容忽略。 2.体制性障碍当下,司法体制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司法在中国至今尚未获得真正的独立,法院和法官在人民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关于司法不独立的缘由、弊端和危害,我国学者已给予了诸多有益的探讨,本文不再进行学理上的论述。笔者欲说明的是,与普通的私权之间的纠纷对司法权的援引相比,司法权的独立与否,对宏观调控行为纠纷能否公正裁决更为关键。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私权间的纠纷仅仅涉及个人利益,而宏观调控行为引起的诉讼需要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合法与否、合理与否作出评判,甚至需要相关主体承担法律责任,不独立的司法如何能抵御来自行政的干扰?更为严重的是,司法的不独立必然对司法权威造成破坏,进而引起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危机。因此,如果没有司法的真正独立,司法作为依附政治甚至作为行政御用工具的状态不能得到根本改变,那么,企图通过司法权对作为政府权力之一的宏观调控权的规制,只能是一种奢望和空想。 3.立法性障碍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抽象行政行为不能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法院不受理“行政法规、规章或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而引发的纠纷,而宏观调控行为多以抽象行政行为的方式出现,因此现行法律对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规定,是我国宏观调控不可诉的立法性障碍。事实上,关于抽象行为是否应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学者们已有精辟的论证,“规范性文件的入讼,能够有效矫治行政机关‘以抽象行为之名,行具体行为之实’从而规避诉讼的侥幸心理,改变规范性文件违法侵权的现状。”(P108)笔者认为,当前一些宏观调控行为决策或实施部门出于地方保护、部门保护的动机,通过行政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方式滥用权力,扩充、保护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的现象相当突出,而现有的监督方式,其“努力结果非常有限”,“人民代表大会由于缺乏真正广泛的民主基础,也由于受现行政治体制限制,并不能充分行使依法享有的监督职能。”因此,从立法上修正当前关于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相关规定,以克服宏观调控行为司法审查的立法障碍,亦相当关键。 宏观调控行为司法审查制度的法律构造 1.法治理念的树立著名学者梁治平指出,作为一种指导话语的“法治”,似乎已成为当前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存在(P85)。有关法治理念的问题,我国学者已进行了孜孜不倦的研究,其成果也是蔚为壮观。法治理念的确立对于一国法治的实现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言自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前文有关传统文化对于宏观调控行为司法审查的障碍的分析,决不意味着笔者认为传统文化应予以彻底否弃和完全被替代;事实上,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约束对于宏观调控的正当化有着重要的价值,对于降低宏观调控成本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当下,中国各种途径的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如火如荼,这对于弘扬法治理念,进而整合法治精神和传统道德,当然大有裨益。 2.法院人格的健全司法与行政、立法的分离是现代政治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关键性要件。当前,我国关于司法体制的改革,更多的是从司法系统内部着手进行,然而这种“细枝末叶”般的修补,无法解决司法作为行政的御用工具、作为国家暴力工具“刀把子”形象这一根本问题。在笔者看来,只有将司法改革与政治体制改联系起来,司法改革的诉求才有可能有实质性的突破。 3.宏观调控行为司法审查的具体制度设计宏观调控可诉性的实现除了要仰赖深厚的法治观念和独立的司法体制外,还必须从技术层面找到宏观调控“走入法庭”的具体路径。笔者认为,宏观调控诉讼可以考虑两种路径: 第一,建立宏观调控公益诉讼制度宏观调控公益诉讼制度,是指一定的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认为国家宏观调控决策主体、实施主体或受控主体违反了国家宪法、宏观调控法(现尚未制定基本法)或其他法律的规定,侵犯了国家、社会公共利益,而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诉讼活动。宏观调控公益诉讼因其“宏观”,所以其必然首先涉及公共利益,(注释6:从逻辑分析的角度,宏观调控的诉讼应当包括对决策机关的诉讼、对实施行机关的诉讼和对受控主体(宏观调控涉及的具体市场主体)的诉讼,而前两者往往涉及的是公共利益,故主要引发的是公益诉讼。)而公益讼的救济内容,“不仅仅是要求被告对所受的损害的简单的金钱赔偿或修复,还包括要求公共团体、企业以及国家修改、变更有关政策和事业规模,或者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避免损害的出现或扩大,甚至禁止被告再从事有关活动,故而又被称为禁止性诉讼。”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公益诉讼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一是规定宏观调控公益诉讼诉权。立法应当明确规定,宏观调控的决策和实施违反了相关法律的规定,对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的,公民、社会团体或有关机关具有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以解决纠纷或者保护国家或社会利益的权利。二是宽原告资格,摒弃原有诉讼法理论中关于当事人必须是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规定,从更广泛的角度理解利害关系人和利益主体。笔者认为,具有宏观调控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的主体应包含以下几类:(1)直接利害相关人;(2)公益组织或社会团体;(3)间接利害相关人;(4)国家机关,比如英国的法务长官(检察长)可以代表公众提起公益诉讼。事实上,这种由国家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因其权威性和公共性,在我国尤其值得推广。三是确定审查范围。如前文所述,宏观调控公益诉讼的审查范围,不仅仅是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也应纳入其中。四是确立激励制度。如,对原告实施奖励,“尤其是对胜诉的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个人实施重奖,以资鼓励其检举揭发控告经济违法行为”。 第二,建立“法院之友”制度所谓“法院之友”,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是指对法院有疑问的事实或法律上的观点善意地提醒法院注意或向法院报告的人。“法院之友”制度是欧美法院长期以来惯用的手段,其目的是请当事人(含参加人)以外之第三者提供于案件的解决有用的意见和资料,辅助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法院之友”的产生,分为由法院依其权限委托以及由法院根据要求申明己见者之申请予以批准两种情况。能作为“法院之友”的,有政府机关、压力集团,也有专家学者。一般认为,英国是最早将“法院之友”制度引入审判制度的国家;在美国,“法院之友”制度是其法院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50年来,联邦上诉法院85%以上的案件都有“法院之友”参与。 笔者认为,在宏观调控公益诉讼制度中,引入“法院之友”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宏观调控具有极强的政策性,单纯的法律判断并不一定能得出合理的结果,需要参考相关领域专业人员的意见才可能作出合乎情理的判决;二是宏观调控具有极强的专业技术性,承担审判职责的法院当然不可能全知全能,相关专业的人员介入并提供意见,可以保证查明案件的性质及真相;三是作为“法院之友”的权威专家的意见,极易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而这作为一种无形力量,可以有效抵御来自行政部门的干预,并防止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等现象的产生。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宏观经济调控分析论文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好于预期的成绩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4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67%,年均增长10.8%,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全国财政收入达到5.13万亿元,增长1.71倍;进出口总额达到2.17万亿美元,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得到更多实惠,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高。 在2003年至2007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我们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围绕解决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及时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科学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节奏和力度,综合运用多种宏观调控手段和方式,注重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及时性和有效性,促进了经济平稳快速发展,避免了大的起落。 进入2008年,我国先后遭遇历史罕见的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指挥下,全国人民同特大自然灾害进行了顽强斗争,取得重大胜利,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同时,中央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高度重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给和银行信贷过快增长,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推进结构调整、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保持了宏观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的局面。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0.6%;需求结构进一步改善,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增长态势更趋均衡,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持续较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加快,经济发展质量有所提高,财政收入持续较快增长,节能减排取得新进展;就业规模继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加,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这些成绩好于预期,来之不易,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成果,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成果。 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比较严峻的挑战 党的十七大科学总结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特征在经济方面的主要表现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等等。由于这些特征的存在以及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今年以来,月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直在8%左右徘徊,全年预计会高于去年。此次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加大,深层次原因是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经济增长过多地依靠过快的投资增长和出口拉动;直接原因是成本推动因素和外部通货膨胀输入。近年来,多数时期我国原材料等上游产品价格上涨明显高于消费价格上涨幅度,积累了原材料成本上升压力;为了缓解流动性过剩问题,近期货币政策导向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中国人民银行已数次提高贷款利率,资金成本呈上升趋势;节约能源资源以及保护耕地和生态环境政策的实施,使资源、环境、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此外,多种因素使得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也在较快上升。在国际市场,随着石油、谷物等重要商品的价格急速上涨,不仅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陷入通货膨胀,欧美等发达国家也为越来越明显的通货膨胀问题所困扰。输入型通货膨胀影响成为不容忽视的因素。 金融安全面临新的挑战。近几年,我国外贸顺差维持在较高水平,外汇储备快速增加,流动性过剩的局面难以得到有效缓解。今年上半年,尽管贸易顺差增长放缓,但大量外汇资金和热钱却在加速流入。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中美利差是热钱流入规模急剧扩大的直接原因。外汇储备快速增长所释放出的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加剧了流动性过剩的局面。而持续的流动性过剩,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对跨境资本流入流出监管难度的增大以及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波动,都要求我们充分重视金融风险程度提高的问题。 煤电油运的供应保障工作难度加大。由于国内需求增长过快,相关产品价格机制尚未完全理顺,以及多次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再加上国际市场一些重要初级产品价格的持续攀升,今年以来国内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煤电油运供求关系趋于紧张的状况。某些重要产品和部分地区的紧张状况较为严重,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缓解。这对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抑制物价上涨带来了不利影响。 影响农业持续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的不利因素增多。由于中央采取了促进农业生产的有力政策措施,2004年我国农业增长速度达到6.3%,扭转了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粮食产量下降、农业增长缓慢的局面,进而取得粮食连续4年增产的成绩。但近年来农业增长速度持续减缓,特别是今年,由于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较快上涨,保持农业持续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备有利条件 当前,虽然经济运行面临比较严峻的挑战,但也存在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诸多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奠定了抵御自然灾害和外部冲击的雄厚物质基础。这使政府有可能组织协调各种资源力量,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2003年底以来实施的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一方面,经济增长过多依靠投资和出口过快增长拉动的局面正在逐步改善,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已逐步运行到合理区间,防止了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另一方面,2008年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面仍然是平稳较快发展,特大地震灾害和国际经济环境的不利因素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面,GDP增速较上年虽有所减慢,但仍然明显高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速度,城乡居民收入继续提高,全国财政收入继续较快增长。这说明国民经济运行总体效益是好的,政府有能力利用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和进一步向民生领域倾斜。 在过去连续4年粮食增产的基础上,今年夏粮又喜获丰收。“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食增产对抑制通货膨胀、抵御目前世界性的粮价上涨危机、稳定社会提供了重要保障。 我国现在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我国外汇储备不仅比东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外汇储备的总和还多,也已经超过了世界7个主要工业国家(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的总和,使我们具备了坚强的抵御外部经济和金融风险的能力。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宏观调控方面我们已经经历了特点各异的多次磨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使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迎难而上,战胜挑战,把物价上涨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同时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宏观调控的方向和重点 下半年,宏观经济工作应继续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要求,在总体上继续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把握好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和节奏,加大稳健的财政政策对结构调整、保障民生、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支持,有效避免经济出现大的起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当前,特别应防止出现经济增长速度过度减缓而物价水平仍然居高不下的情况。只要科学把握宏观调控的重点、节奏、力度,坚持科学发展,就能战胜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造成的困难。 根据目前形势的特点,当前宏观经济工作的重点内容应该是:控通胀、改价格、稳金融、抓农业。一是把“控通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在当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水平依然较高的情况下,应千方百计抑制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努力把物价涨幅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保障居民生活稳定。二是把“改价格”作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不久前进行的成品油和电价的调整,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应该继续有步骤、分阶段地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进一步理顺价格体系,增加有效供给,抑制不合理需求,促进技术进步、节能减排和增产节约。三是把“稳金融”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基本要求。面对国际国内金融环境的复杂形势,需要进一步加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做到有备无患。应正确分析国内金融领域的问题,高度警惕短期资本流动和国际汇率变化的动向,充分认识金融危机的突发性特点,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促进国内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确保国家金融安全。四是把“抓农业”作为稳定大局的基础工作。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实现农业稳定增产、保障农副产品有效供给,无论何时都是抑制物价上涨和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的基础。应继续认真落实支农惠农的各项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争取实现更高水平的农业持续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摘要:进入2008年,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了不少新的复杂因素,既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又使我国经济运行面临新的严峻挑战。我们正处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时刻,必须正确估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充分认识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努力在党的十六大以来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所取得的成绩基础上,继续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下半年,宏观经济工作应继续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要求,在总体上继续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府调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研究论文 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不同之处 经济管制是指具有经济管制权的政府管制部门依照政府制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进行的(主要是)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宏观经济调控则是指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相关法规的约束下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的调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宏观经济调控一词带有较浓厚的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的色彩,“宏观经济调控”一词所表达的意思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准确地说,这里探讨的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节的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宏观经济只能是进行调节,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并不是对经济进行控制,对宏观经济进行控制的结果是管制经济。但根据习惯或传统,这里笔者仍称宏观经济调控。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同之处的,以下将分别予以说明。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市场缺陷,都是由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但两者产生的具体原因是存在差别的。经济管制主要是由经济的外部性、垄断、信息的不对称、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非市场品、有害物品的生产与消费问题、产权保护问题、市场不完善问题等所引起的,宏观经济调控则是由宏观经济失衡(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总投资、总消费的波动,总就业的波动,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国际收支失衡,经济增长的波动等)所引起的。两者产生原因的差别导致了政府干预部门、干预目标、干预手段等等的不同。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 虽然总的来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弥补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市场的优长(包括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技术创新,促进积累的增长等),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两者的具体目标是存在着差别的。经济管制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主要是:(1)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即限制、减少具有负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鼓励具有正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2)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垄断问题,即政府在避减垄断的总原则下,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垄断分别采取禁止、限制以及数量管制、价格管制和促进竞争的政策,以维持或者促进形成有效竞争的行业市场结构,促进企业和产业经济效率的提高;(3)通过政府的干预增加市场信息的供应量,减轻由信息不对称对经济效率带来的危害;(4)通过政府的干预约束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如禁止非市场品的生产、交易和消费等;(5)通过政府的干预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市场交易,增进生产性活动;(6)通过政府的干预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宏观经济调控则旨在通过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具体来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1)通过对总供求的调节,实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2)通过对投资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投资的波动;(3)通过对消费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消费的波动;(4)通过刺激经济实现充分就业;(5)通过调节宏观经济实现物价水平的稳定;(6)通过调节国内经济和汇率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7)通过逆向的经济调节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不同 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原因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出现时间的不同。虽然经济管制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但由于经济管制主要导源于市场的不完善,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始终存在,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经济管制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而宏观经济调控导源于宏观经济失衡,在市场经济足够成熟,宏观经济失衡对社会大众的经济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损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并危及社会稳定,而且社会充分认识到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并且已经建立起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设施”以后,才会出现宏观经济调控。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演变历史来看,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市场经济出现之时,经济管制也随之出现了,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有经济管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自然也有经济管制(注:实际上,如果不限于市场经济,经济管制在国家或政府出现之后,市场经济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可以说,经济管制是随国家或政府的出现而出现的。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垄断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居民的非理性行为等等,在市场经济产生以前就存在,只不过其规模、影响等小一些而已。),而宏观经济调控是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后才出现的,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前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也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西方国家,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出现宏观经济调控,如果从16世纪算起,在市场经济阶段,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要比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晚了400多年。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不同 经济管制涉及的具体领域很多,政府部门中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既包括司法机构,也包括行政机构,既包括中央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在行政机构中既包括纯粹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如中央银行、财政部等),也包括其他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如证券监管机构、保险监管机构等)、非经济管理机构(如文化管理机构、环境保护机构、药品管理机构等)以及综合性管理机构。这些机构依照颁行的法规在各自管理的领域对被管制者依法进行管制。经济管制具有很强的行业性,即依照行业性质,由设立的政府主管机构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如商业银行一般主要由中央银行进行管理和监督,投资银行主要由证券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保险公司主要由保险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但经济管制的行业性并不排斥政府其他管理机构依法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也有许多行业同时受多个管理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这些管理机构拥有非重复的,但对被管制对象的活动的影响几乎具有同等的制约力和管制权。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则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并且主要是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中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在宏观经济管理机构中主要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的数量远远少于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 5.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实施手段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管制或者调控对象的特征与行为的变化、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演进等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两者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主要是行政、司法手段,因此具有强制性,虽然经济管制肯定会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但政府主要并不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来达到管制的目的,而主要是通过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管制而达到管制目的的。政府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处罚直接减少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造成的损失并不是来自于市场,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奖励会直接增加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获得的利益同样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机构或者司法机构,这种直接来自于政府的经济处罚或者经济奖励在这里仍应归于行政或司法手段,因为它们是行政管理和监督、司法管理和监督的工具。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主要是“裁判”。需要说明的是,经济管制本身并不排斥经济手段的运用,有的领域也需要政府当“运动员”,最近一二十年来,无论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领域,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取得了过去运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进行管制所没有取得的效果,经济手段的运用范围也有扩大的趋势,但基于经济管制的基本性质,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以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为主的格局并不会发生变化。 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则主要是经济手段,因此具有非强制性。宏观经济调控是通过政府参与市场(充当“运动员”的角色),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发生变化,从而使经济总量发生变化,来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持宏观经济平衡的。经济手段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这些政策的运用,会对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市场的供求产生影响,继而会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其调整其行为,最终重新恢复市场平衡。在市场经济中,除非是在战争时期,政府是没有理由普遍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因为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从根本上是与市场机制相排斥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从而也就必然导致市场优长的丧失,造成社会福利的根本性下降。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撇开特殊的战争背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有的时候也是可以采取行政和司法手段的,例如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条件下,政府可以采取直接控制收入增长的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但这类政策的采用除非迫不得已,应该禁止政府使用,并且政府要使用这类手段,也必须获得政府立法机构的授权。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由于经济管制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管制者与被管制者多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管制者直接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与监督,而且管制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经济管制主要是直接干预;而宏观经济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并不与调控对象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影响或者引导微观经济单位的调节方式,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对调控对象的行政管理和监督(注:否则,就属于经济管制范畴,因为如果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即主要采取直接干预的手段,那么市场经济的基础就会受到破坏,这样的经济也就不再是市场经济了,而是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了。因此,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与直接干预是相冲突的,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只能主要采取间接干预手段。近20年来,中国国内经济学文献中大量提到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以间接干预为主(或者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应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理论应该说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是正确的,而且只是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才是准确的。),而且宏观经济调控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是间接干预。(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经有过还要不要经济管制的疑义。应该说,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经济管制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经济管制的问题。195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与市场经济是相背的,必须对这种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这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比较缓慢,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过慢,市场化改革过程从实质上来说也就是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过程,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也意味着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步,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要以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根本改革为前提。但是市场经济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并不表明市场经济与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市场缺陷要求建立经济管制制度,政府的经济管制是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要求,是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必须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弥补市场缺陷的、有着明确的管制边界的经济管制制度。从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宏观经济调控制度方面的差异远较在经济管制制度方面的差异小,借鉴各国在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管制的经验时,选择更困难的是在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各国的经济管制制度相当复杂,而且合理性差异也很大,因此在研究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调控经济的经验教训时,虽然研究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而研究各国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教训更为迫切,应该避免(也是在实践中最容易出现错误)的是将别国特殊的经济管制制度,并且是不合理的经济管制制度当作市场经济的具有共性的一般经济管制制度。对各国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比较、甄别、判断、改造对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6.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方法不同 这里所谓的实施方法是就政府干预的力度而言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依宏观经济失衡程度的不同而会有所不同,宏观经济失衡越严重,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大,失衡程度越轻,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小。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失衡具有周期性,因此国民经济无法避免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这样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的选择直接与经济的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有关。在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会经常性处于失衡状态中,为了防止宏观经济出现严重失衡,一般来说,政府应该逆对经济风向采取经常性的调节政策,这种调节属于微调。相对于有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这种调节属于预防性质的调节。微调是经常性的,大调则不是经常性的,而是周期性的(有时间周期,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才应该进行大调)。相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的选择性,针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经济管制一般来说并不存在微调与大调问题,因为经济管制是依律行事,按照法规应该受到什么处罚就给予什么处罚,应该受到什么奖励就给予什么奖励,同业者间的区别会相当大。当然对于一些经济活动,政府是加大管制力度,还是减轻管制力度,也需要政府做出选择,但这种选择与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选择不同,它与宏观经济失衡的程度无关,与经济周期性运动无关,而是取决于公众的认识、技术水平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等方面的因素,力度加大或减轻一般会表现为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性的周期性的变化。 因此,我们就能发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运用具有典型的逆经济运行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则不具有这一特点,无论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还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只要经济管制制度未变,管制政策就不会有变。 7.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相对价格,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改变了相对价格,那就会改变产业的比较利益,从而会引起经济资源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就其性质而言,可能产生有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也有可能产生出不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不过就宏观经济调控本身而言,其性质、目的等等都与产业政策无关,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为了产业政策的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 经济管制则不同,经济管制虽然并不是只服务于产业政策,但是它是产业政策的必备工具,要实施产业政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否则,产业政策就是无效的。例如政府要支持幼稚产业的发展,政府就要对外实施进入管制政策和其他相关管制政策;政府要促进一个行业的竞争,政府就要实行反垄断、鼓励进入和促进公平竞争的管制政策;政府要压缩有较大污染的行业生产规模,扶持污染小的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就要采取抑制前者、鼓励后者的进入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管制标准与排放数量的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税政策等。 8.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是无选择性的,它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宏观经济调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虽然市场的影响程度对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会有所差别,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改变的是宏观经济变量,因此任何微观经济单位都难以避免地要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实际上是针对所有的经济主体。就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的性质来看,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益,也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损,也可能使一部分经济主体受益,而同时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受损。从社会整体而言,一项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将会增进社会福利。 经济管制的对象则是有选择性的,它所管制的是具体的微观经济单位。例如基于保护环境而实施的污染排放管制的管制对象只是污染排放单位,其他单位则不在管制之列。微观经济单位如果违规,将会受到管制机构的处罚。任何经济单位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如果不在经济管制的范围之列,它就不会受到经济管制机构的约束。虽然经济管制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全局性的,不过一般来说,其影响的局部性更强。 9.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影响。不过两者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存在着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影响的时间长短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原因在于:第一,微调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较小,大调才会明显地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而大调所具有的周期性的特点,使得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第二,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改变经济制度,即不会改变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发生变化,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就会消失。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因为:第一,经济管制总是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趋势,一项管制制度确定以后,往往会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有的持续几十年,有的持续上百年,有的经济管制制度一经确定,几乎就成为永恒性的了,这样就使得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第二,经济管制制度的变化改变的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经济管制制度发生变化,新的制度会在长时期内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从而对经济效率产生持续的影响。 (2)影响的途径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市场环境,或者说宏观市场结构,从而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来影响经济效率。经济管制既通过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也通过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动力机制和能力,还通过对相对价格或者成本、利润率的影响而影响经济效率。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单方位性,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全方位性。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的全方位性预示着经济管制会通过渗入到经济机体的内部而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经济效率,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经济管制制度,低效率社会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应该主要从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入手。 (3)影响的结构不同。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影响最大,而对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则比较小。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这是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最主要的积极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政府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下降,也会增加微观经济单位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这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增强微观经济单位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和能力,因此并不一定能够使微观经济单位努力提高生产效率。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具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可能性,但一方面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不利的变化,从而出现恶化资源配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素的流动性等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条件并不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能改变的,因此即使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因为其他条件不具备而不能改变资源配置,从而不能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而要具备这些条件恰恰需要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 与宏观经济调控一样,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与宏观经济调控不同的是,经济管制不只是主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产生影响,而是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利用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进入管制、过程管制等都会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例如,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进入管制政策就造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大量闲置,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非国有经济进入金融、汽车等现代产业部门的产业进入管制政策也造成了金融发展能力、汽车发展能力的闲置。一般来说,进入管制的领域越广,管制越严厉,经济资源的利用率越低。其次,经济管制对生产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生产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有无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经济管制对这几个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可以削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减轻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也可以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的制度。其三,经济管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既会影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影响产品生产的成本,影响不同产品生产的利润率,还会影响资源的流动性,因此就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经济管制可以促进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可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促进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制度。 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具有局部性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则具有全面性的特点。 (4)影响的程度不同。由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时间长短、途径、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别,因此两者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也存在着差别。由于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时间所具有的持续性、影响途径所具有的全方位性、影响结构的全面性,而这些是宏观经济调控所不具有的,因此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自然要超过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经济管制制度,如果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要改革经济管制制度。 10.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失效的原因存在着差别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存在着共同的原因,但是也存在着差别。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两者在被调控对象俘虏的可能性上存在着差别。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不是因为被调控对象俘虏了调控机构,因为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政府机构并不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而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是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全面性的,具有非排他性,因此不存在政府机构设租和被调控对象向政府机构寻租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主要在于政府能力不足,而一般主要不在于政府权力的滥用。而管制者被被管制者俘虏却是经济管制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管制机构要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管制的利益是可以排他的,而且管制机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每一级管制机构、管制机构的每一个职能机构都有其独享的管制权,并且这些管制权又是被分配给一个一个的作为管制者的自然人手中,管制权都是人格化了的,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得管制具有了一对一的“交易”的性质,这样就存在着管制者设租和被管制者寻租的条件,从而也就出现了管制者被俘虏的可能性,一旦管制者被俘虏,就会出现管制失效。在经济管制中,不仅管制的执行者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而且管制规则的制定者也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在管制规则的制定中,所谓政治上的“看不见的手”(特殊的利益集团等等)发挥的作用往往相当大,这样就使得管制规则本身与管制应该实现的目标相背,即管制规则背离效率和公正而出现的管制规则的扭曲。由于管制规则的制定者被被管制者俘虏而导致的管制规则的扭曲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比由管制者被俘虏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更大。 11.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经济自由是指微观经济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做出经济决策的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最基本、最重要的性质和特征,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使得市场经济具有多方面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不可能具有的优越性,但同时无约束的经济自由也会使市场经济难以避免地产生多方面的缺陷。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它们都会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实质上都是市场以外的力量——政府对经济自由施加的约束,但是两者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方式、影响程度是存在着差别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是间接的,它并不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它是通过改变宏观市场环境而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的,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除非宏观经济调控采取直接的经济管制的手段,否则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因此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程度也要小一些。经济管制则不同,它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直接的,因为它要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因此经济管制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差别性的。例如进入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自由,价格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卖方和买方的价格决策自由,出口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出口商的出口决策自由。不过管制也会对经济自由产生间接影响,因为管制会影响产业环境。由此,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要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大。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尤其要对经济管制的边界给予明确的界定,对政府的经济管制权予以明确的规定,否则就会导致经济管制的无限延伸,就会不正当地侵害经济自由,从而损害经济效率。 由上可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两者都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但是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多方面的。 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相互联系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着明显的、多方面的差异,但是两者也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两者的联系并没有为将两者混同提供依据,但是明确两者的相互联系也是经济理论研究应该关注的,并且两者的联系也是两者关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两者的联系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产生的,虽然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相联系的市场缺陷存在着差别,但都导源于市场缺陷。如果不存在市场缺陷,那就不需要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缺陷是市场经济内生的,市场经济内生的缺陷使得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遭到破坏,或者市场经济本身不能保证满足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或者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或者低下,从而使得仅仅有市场力量并不能使社会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不能实现社会在已经拥有的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的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某些市场缺陷可以由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得到或多或少的弥补,但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并不能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因此只能由政府充当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政府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根据市场缺陷的不同领域分别通过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来实现。虽然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一定能够弥补全部的市场缺陷,但它却是一个社会弥补市场缺陷的最终依靠力量,而且只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就可以与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一道不断增进社会福利。(注:无论是市场缺陷,还是第三种力量的缺陷,抑或政府缺陷,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人类的生产能力的有限性所决定的,因为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以及政府都是人类社会的事情,没有人,便无所谓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和政府。虽然人类的生产能力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社会制度的不断改进(简而言之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但相对于人类的需要,相对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即便是进入到所谓的知识经济社会,人类所掌握的知识仍然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如何使经济资源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挑战。) 市场缺陷导致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也同时规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因此,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不能渗入到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而只能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这从根本上规定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边界。虽然两者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起作用的“领地”有不同,但从它们都只能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发挥作用这一点来看是相同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主体都是政府,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最终目标都在于提高经济效率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引起的,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尽管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的政府职能机构有不同,但都是政府机构。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既不是企业、居民,也不是第三种力量,而是政府。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履行多方面的具体的经济职能,主要包括:维护产权;抑制、限制或消除垄断,促进市场竞争;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提供和鼓励提供公共物品;提供信息和促进市场信息供应量的增加;补充市场的不完善,提供或鼓励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私人物品;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限制非市场品的生产和消费,禁止有害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护宏观经济平衡,促进宏观经济稳定;调节经济结构,促进结构平衡等。任何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履行上述经济职能。而这些经济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即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充分弥补市场缺陷,使社会的经济效率达至最优,既需要实行经济管制,也需要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只有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由于市场缺陷内生于市场经济本身,因而具有长期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离开了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社会的经济效率都会无法达到最优水平,所以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目标不同,两者的干预对象、方式、方法等等都存在着差别,影响经济效率的时间长短、途径、结构、程度也存在着差别,但是不管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从它们的最终目标来看,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增进社会福利。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相互补充的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由于两者导源于市场缺陷的不同方面,由两者的性质决定了两者功能上的差别,决定了各自适于弥补不同类型的市场缺陷,也就是说,应该实行经济管制的就不适于采取宏观经济调控,归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就不应该采取经济管制,经济管制不能代替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也不能代替经济管制,两者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两者这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决定了只有既能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又能有效地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府才能实现有效地履行政府应该履行的经济职能的目标,市场缺陷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都需要不断地发展 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能够进入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领域政府就一定要无条件地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这里涉及到政府的能力。如果政府进入这些领域不仅不能起到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完全浪费,反而因为政府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而损害了市场机制在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作用的充分发挥,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因为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不是增进社会福利,而是减少了社会福利。政府能力是人类生产能力的组成部分,人类生产能力的增长包含着政府能力的增长。政府能力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中的更多的领域,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也因此要相应地发展。 市场力量作为人类生产能力的一部分,也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的,这就使得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与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结构会发生一些变化,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手段等都应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随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的发展,人类会发现和掌握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更有效的方法,更有效的具体的手段,更恰当的干预力度和时机,更好的决策制度,更好的机构设置,更好的机构协调机制等等,人类自然就应该利用这些新的知识来改进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 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不断发展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有效的必要条件,也只有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能够得到不断发展,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 5.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与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1)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会影响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如果经济管制的范围、程度等超越了其应该有的边界,宏观经济调控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例如如果存在着普遍的市场进入管制、普遍的价格管制、普遍的投资管制、普遍的分配管制,那么无论政府如何努力,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都不可能有效。(注: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一直在努力从改革开放前的直接干预过渡到间接干预,在出现宏观经济失衡时,力图依靠间接干预矫正宏观经济失衡,政府的这种意愿是好的,是正确的,但每次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以致于每次都要通过直接干预来最终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出现这一现象并不奇怪。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市场信号是扭曲的,资源不能自由地流动,微观经济单位应该享有的经济决策权和经济利益都被经济管制所侵蚀或者说被剥夺,应该承担的经济风险也因为经济管制而无法通过新的经济安排而转移或者被经济管制自动地转移到其他的经济主体,这就使微观经济单位对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所传达的信号缺乏反映,因此使得间接干预失效。在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宏观经济调控只有采取直接干预才能达到预期目标,间接干预的宏观经济调控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是相背的,因此只有根本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可以作为判断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改革进程的一项指标。)经济管制制度所影响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微观基础。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要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微观经济单位享有独立的经济决策权,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自己承担经济风险,需要有灵活的价格机制,经济资源能够自由地流动,需要有发达的高度竞争性的市场,这些条件在存在普遍的严格的经济管制的经济中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经济管制既可以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提供有利的条件,也可以成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障碍。 (2)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会影响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例如如果国民经济处于总需求严重超过总供给,通货膨胀高居不下,政府的反垄断管制政策就难以奏效。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够为经济管制的有效性提供有利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则会使失衡的宏观经济成为经济管制有效性的不利因素。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本身导致了宏观经济失衡或者加剧了宏观经济失衡,这样的宏观经济调控就成了经济管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障碍。 6.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 与实现宏观经济调控调控目标相关的经济管制可以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例如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对汇率进行管制,为解决通货膨胀而对利率、银行的贷款规模、企业的投资规模和薪酬进行管制,为提高就业率而对雇主辞退在业者进行限制等。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实际上是说为了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管制手段,而不是说这些管制是正常的经济管制的现成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管制本身是不应该存在的。因此经济管制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是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的,只有在间接干预无法矫正业已出现的宏观经济失衡,而宏观经济失衡对于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就是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政府才可采取管制手段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因此经济管制只能作为市场经济中特殊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临时性手段,而不能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常用手段。经济管制手段的运用应该有严格的法律程序,有严格的范围限制和时限,一俟危机缓和,政府就应该撤消管制,而完全采用常规性的间接干预手段。 三、关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几点思考 基于上述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的讨论,考虑到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在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方面,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1.不能混同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有相互联系的地方,但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政府在制定经济调控政策时,应该考虑两者的差别,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都应该有相应的差别。如果将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混同起来,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就会出现错误的选择,导致的结果要么是经济管制的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无法实现,要么是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仅不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反而会强化市场缺陷,而且会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为导致效率下降的因素,总的来说会导致政府失效。如果政府失效由此引起,这样的政府失效比市场失效更糟。 2.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对经济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也应该成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但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呢?这取决于多种因素,除了受政府政策性质的影响外,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政府实施政策的能力等都会影响政策的效力。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可避免地会在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等方面出现或多或少的错误,甚至政府制定的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减少错误才能提高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力。政府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规律,不断改进和完善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不断提高政府制定和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从而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不断提高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效力。 3.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应该法治化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通过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但与企业、居民、民间组织等不同,政府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它是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它享有立法权、司法权,它是唯一合法享有暴力的机构,它能够动用强制力贯彻它的意志,这为政府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来弥补市场缺陷提供了前提,也是它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的根本原因。但它作为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也同时造成了它不作为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无论是它不作为,还是它滥用权力,都会造成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失效。要防止政府不作为和滥用权力,不断提高政府有效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就应该为此提供制度保障,根本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保障就是法治化。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从性质上来说是受托行为,即它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公众赋予其公共权力,它运用这种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贯彻公共意志,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因此,首先应该通过立法明确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无论是政府的行政机构,还是政府的司法机构,其履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政府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权力和应该履行的职责,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从立法上防止政府缺位和越位;其次,应该通过立法和司法对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进行监督,并进行相应的激励和惩处制度,一方面防止政府不履行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另一方面一旦出现政府滥用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权,就及时予以纠正;其三,应该通过法律对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程序予以明确,保障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一方面防止政治中的看不见的手起作用,另一方面防止政府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而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范围的行为和政府随意制定政策而扰乱经济正常运行的行为。只有将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纳入法治化轨道,方能限制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被限制在弥补市场缺陷的范围内,才能促使政府切实履行它所应该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才能成为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有益的手段。 电子政府与宏观经济调控论文 一、电子政府与办公自动化 电子政府的办公自动化的表述,可以用Webnomics也可以用Cyberhomics等;总之中国政府在入世一年,政府使用InternetEconomy使电子政务更加方便了群众,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增加了,无疑使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更加快捷。 党的十六大确定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其中共产党代表最先进的文化,而电子政府与经济全球化接轨,是文化地最先进部分。当然电子政府的网络成本增加了,但人力的节约从总体来说,符合网络经济的要求。 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各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名称有所不同,但都与其政权性质相适应。按照管辖范围不同,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分。中央政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统一领导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管理所辖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我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构。 政府是金字塔型的行政组织结构,塔顶是国务院,而中间层次是各省、自治区,起着上传下达,充当信息驿站的作用;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对政府组织结构的理解。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把过去承揽的大部分社会事务交还给社会。政府便可以集中精力抓宏观的、长远的、重要的事情了。在政府职能的转变过程中,电子政务使电子政府增加了信息、管理、服务、沟通等功能的互联网上的迁移。电子政府使政府部门办公自动化、网络化、电子化,全面信息共享的机关职能由虚拟走向务实,实现政府机关间及政府与社会各界之间的沟通。我国的电子政府仍然是人民政府,依据人民的需求,提供个性的服务选择。 如果电子政府不能与人民办实事,如同玩起滑稽的、与爱犬转圈却永远咬不到自己尾巴的相映成趣的逆向游戏。 电子政府仍然需要大量的熟悉电子政务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通过MPA是各国的培养办法。中国的MPA要学习西方的信息技术,同时要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结合起来。 二、经济全球化与宏观经济调控 一百多年社会主义的发展有过曲折与反复,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说明经济全球化与西方推行的和平演变是同步进行的。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的关键时候,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同志的领导下,近十三年来,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特别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考验中,中国经济增加10%左右,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巩固,也锻炼了一批经济人才和中青年领导骨干。 当代和未来的电子政府,是要使国家政务融合到一体化的全球活动的地球村中去。因此,电子政府将电子政务作为社会信息网络化的宏观手段。 电子政务的内容包括电子政府的内涵、系统、安全防范以及与传统政府的区别,对社会变革的影响,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发展前景与展望等。 电子政务是用互联网的手段,来完成政府的行政工作。然而电子与夸克等一样,是肉眼看不见的客观存在,但通过直接经验可以判断政府行政工作的文件在互联网上的传输,一旦文件成为电子邮件,发出去后,对方是否收件,可以通过电话联系,没有收到可以再发,一旦网络出了问题,互联网的通讯将被中断。然而,一些哲学家在承认电子、夸克等实体存在的同时,却否认香肠、牛奶之类物质的存在。中山大学哲学系翟振明教授的论文《实在论的最后崩溃——从虚拟实在谈起》,刊登在中山大学哲学文库的网站上,成了原创性的靶子论文。 对实在论(realism)的讨论,牵动过一大批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如贝克莱、休谟、罗素、穆尔、胡塞尔、梅洛——庞蒂、帕特南等。 以上是粗略梳理一下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斗争。电子政务长远效率与效率、经济效益与政治效益、封闭与开放,官僚行政与民主行政等的争论,远远没有哲学界争论的激烈。正因为哲学的争论,语言不够流畅、通俗,普及起来有一定的难度;然而,生活中哲学,将赋予MPA的教育对象巨大的任务,不仅要完成电子政府所有的工作,而且要通过政府公务员的工作,吸引对现代政府管理的关心。 然而哲学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感兴趣的人士越来越多,与中山大学哲学系高稿酬悬赏万字评论有关。笔者也是参与评论的稿约者之一,观点是支持翟振明教授,在哲学上的,与时俱进。西方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被我国哲学家从语言角度分析,划分成“真值实在论”和“指称实在论”两种,有哲学上的创新思维;当然,最终寻求的答案,要待专家评选后揭晓。 三、电子政府开启社会之锁只是一种手段 社会问题的政府行为,大量是微观问题,随着电子政务的实施,政府上网工程的顺利进行,政府管理者的政治业务素质也会在实践中得到提高。面对国有企业的转制;社会福利力度的加大,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公开,政府公务员由管理控制的“主人”转变为以服务形式的“公仆”身份来满足社会需求,是公务员生存的社会选择。公务员由追求自我利益转向追求社会利益,体现了政府的经济有效效用函数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从关注政府工作效率转变到关注公众利益的实现,是动态进化博奕在电子政府中的务实。电子政府由过去“替民作主”转变到“由民作主”,是一种互动行为选择的转轨。 电子政务的最终归宿,是实现政府对公众的要求进行快捷有效地回应,更直接、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随着政府寻租行为的减少,理想政府前景,与MPA教育一起发展,全国的地方政府上网工程,随着经济学利他行为的实现,地方政府的财源将得到增加。 电子政务是一把开启社会之锁的金钥匙。然而政府行为有大量的以法为基础的、稳定的、富有弹性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以中央政府为主导,中央与地方政府各司其职并功能互补的运行状态在电子政务实施手段的促进下,达到理想状态。 从哲学上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中,来谈论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结论应该是:中央政府必须准确地代表全局的利益,这种利益不是虚幻的,而是具体可依的。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要通过立法化,以保证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 研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老一辈革命家同志所研究的“十大关系”之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矛盾和摩擦,在我党和中央政府三代领导人那儿处理得十分好。他们重视生活中的哲学在政府工作中的运用,随着电子政府职能的发展,电子政务的工作成绩,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将沿着党的十六大指引的方向,快步前进。 四、入世后转变政府职能需要行政管理高效,协调运转 中国加入WTO后,政府职能要迅速转变,“全能政府”的形象要改革。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机构,它的维持经费来源国民的税收,它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才力支持,因为它要维持其组织机构的运转,给政府工作人员加薪,负责大量社会外部管理,都需要经费。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但经济总量在全球排第7位,是世界第十大贸易国。中国入世,对美国来说,可逐步解决对华贸易巨额的赤字问题。 全权主义模式强调和关注的面向主要是国家正式制度、正式组织及其对整个社会的有效控制过程,因而正式的制度与程序、上层精英及官方意识形成的描述,就成为其分配与解释问题的最佳途径(dHalpern,1993)。显然,全权主义模式的着眼点主要集中于国家一维。 “全能政府”受“全权主义”理论影响。其实,有效的政府能力有利于社会整合和对社会资源的提取,从而达到社会的即定目标,促进社会进步。 我国政府处理“”邪教及时、正确。几名“”痴迷者在天安门广场制造自焚事件,再次证明了“”邪教本质。各国政府对待邪教,都是严厉打击的。法国邪教团体众多,信徒至少50万,法国反邪教部际委员会,1999年9月通过马赛法院审理邪教伤人致残的案件,受到美国国务院同年的所谓《人权报告》的指责。打击邪教是各国政府对公民人身权力的保护,形形色色邪教的本质,是威胁人身健康,影响社会稳定。 当今社会,如果没有政府的作用,要形成错综复杂的经济与社会网络是不可想象的。个人福利不仅依靠市场交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依靠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公共经济最重要的目标,牵涉到政府立法和管理的各种形式,包括一些自我决策的活动。但对稳定社会来说,分配和配置是宏观经济的重要内容。 回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东亚政府过度扩张导致社会对政府的全面依赖,社会防风险的机制丧失。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和行政管理学家C、V布朗所说:“东亚发展的资金获得方式是高负债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在它高速成长时期潜伏和积累了严重的金融问题,繁荣时期必然地递延着在某一个时间上将发生的金融动荡”。 东南亚的那场金融危机,使社会自身发展动力机制丧失,使某些国家的政府在政治统治。经济调控,社会管理方面“疲软”“乏力”。这些经验教训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入世后,我国政府的需要高效,协调运转的行政管理。而这处决于国家公务员的素质。公务员作为一种职业,是以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为专门业务并为一定阶段或人民的“公共利益”服务的。但是,它同时又是公务员谋生的手段,广大公务员总是要通过其职业活动谋取自身乃至家庭的生活资料。入世后,对公务员要求更高,监管的力度加大,这都是应该的。 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前,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农业、服务业和轻工业长期停滞,社会福利水平提高很少;“三线”工业分布分散,地理位置偏僻,失去了规模经济优势和区位经济优势。这都是失败的记录。 1989年《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若干要点的决定》明确规定,严格限制高耗电产品,主要是空调器、冷热风机、电吹风的生产。但这一产业政策并没有抑制住近几年该类产品的生产、经营大战。 国家公务员代表人民行使国家行政权力,其本质是人民的“公共权”。这种权力,首先要促进改革向纵深发展。但是改革的难点之一,加入WTO可以使国外企业和国内非国有企业参与竞争。在公平竞争的促动下,我国物流业无论在资本结构、服务产品结构和区域结构的调整方面,会有一个革命性的飞跃。加入WTO后中国物流业的管理办法和竞争规则会借鉴WTO的基本原则和国外先进办法。 政府采购制度将促进中国法治的进步。西方的政府,采用政府采购制度,为一定阶级服务,并有先进的物流管理与之配套。入世后,我国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物流经验,使政府采购制度,不断在实践中完善。我国公务员职业行为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但个别人违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谋取私利,侵犯和损害群众利益。在避免以权谋私,避免自身的行政行为损害人员利益的同时,要同一切背叛和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是树立大公无私、廉洁奉公、胸怀改革大志,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不固执已见,专横跋扈,文过饰非、诿罪于人。 五、依法行政、从严治政,推进政府工作法制化 欧盟从1998年起不再给中国普惠制待遇,中国有七大类,占税则分类近41%的产品不再享受关税优惠待遇;对我大宗出口产品征收30~60%的反倾销税,有的甚至超过100%;对我优势产品如丝绸实行歧视性数量限制。发达国家在加强贸易保护的过程中,对我的非关税壁垒,包括质量标准壁垒,环境无害化壁垒,反倾销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有所加强。入世后,在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我国将大幅度降低关税税率,取消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外国产品和企业更多进入国内市场,冲击我国部分行业,竞争局面会更加严峻和激烈。 一般来说,与公共资本(包括物质资本的人力资本)形成有关的公共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积极的促进作用,即所谓的“挤入效用”或“拉动效应”;另一个是对私人投资的消极性缩减作用,即所谓的“挤出效应”或“排挤效应”。 公共需求与公共供给之间的关系是公共行政的基本关系。公共供给必须与公共需求相平衡;公共需求决定了政府的职能、活动范围与活动方式。政府的公共供给包括法律体系、公民权利保护、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政策;国防、外交、国家安全、环保、航天科技等公共服务。所以公共行政法制包括行政法制化、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赔偿与行政救济等。研究政府公共产品提供涉及法制问题与法制保障。社会公共需求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共同需要,例如下水道系统,供水供气系统、铁路运输系统、公路交通系统、邮政服务系统等的混合公共服务需要等。 依法行政是要求政府通过市场和社会给社会成员满足需求的平等享用公共供给的权利,例如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卫生标准、安全标准等政府管制的公共服务。另外,现代社会还要求政府维护公共秩序、市场经济秩序、建立社会保障与救济体系、给护公民人权、自由等权利。通过政府工作,提供公共资源与公共财产,满足公民的需求,对城镇来说,就是增加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在进一步提高机关公务员工资的同时,现阶段要把增加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作为城镇反贫困和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对于因企业破产、倒闭、经营效率低下等原因而失业、下岗的职工,以及因其他原因陷入绝对贫困的阶层,一方面要开拓就业领域,创造就业机会,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为其提供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来源:另一方面,要不断扩大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和失业保险基金等的社会覆盖面,并逐步提高发放标准,以提高城镇低收入阶层和绝对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保证其基本生活需要。 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贫困线后,人们的消费模式发生变化,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在高等教育、健康设施、停车场,高速公路和空间探索等方面的公共需求将大量增加。 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认为:“公共行政的客体是社会公共事务”。而这一种事务将国家安全放在首位。 布什政府上台不久,决定把战略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太,予头指向中国,加强中国周边的兵力兵器部署、不惜代价扩大亚太的军事基地,不断加大亚太的军事演习,以所谓“中国封销台湾海狭”制订军事战略;美国电子情报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海域上空撞毁我军用飞机,致使我飞行员王伟遇难。 英国C、V布朗认为,政府稳定的职能,是制度使经济活动中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完美统一⑥。 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政府需要提供社会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投资;经济进入成熟期,公共支出的主要对象又从提供社会基础设施,转向提供教育、卫生和福利、社会保障和收入再分配。 入世后,中国政府面对的挑战最大,用WTO的法律框架体系来约束参加政府的行政职能和行政程序是一种体制性的挑战。 英克尔期通过对6个国家的深入研究发现,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国民收入的相关性正愈益显著。他的成果表明,1950年人们的价值观念与1958年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43,与1965年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71。结论是,1950年人们的价值观念影响着以后8年到15年的社会国民收入的增长。 因此,实现现代化管理,最为关键的是要实现人的观念的现代化。邓小平在我国改革的实践中,始终如一地倡导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把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看成是改革的最重要内容,同时也把它看成是改革的巨大动力。WTO的法委,要求我国改革,处理政企关系,不能沿用国有资产投入。运作的办法,而是用财税返回及贴息的办法;在处理市场运行环境和市场秩序监管关系上,WTO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争端等多款;在现代管理方面,政府服务安全和社会经济稳定以外国的贸易优惠政府重要得多;在政府管理能力和人力结构上,WTO使外资企业和非公有企业依法对政府反控制能力增强,政府管理的难度加大。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宏观经济调控关系论文 多年来,经济学界将政府的经济职能统称为宏观经济调控,虽然已经有个别学者注意到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不同,但至今鲜见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之间的关系进行专门讨论的文献。产业经济学文献中有大量的讨论经济管制问题(主要是产业管制问题)的论著,管制经济学、反垄断经济学以及其他相关经济学领域的文献也有大量的讨论经济管制问题的文献,这些文献主要讨论的是产业管制、微观经济管制问题,而在宏观经济学文献中,则有大量的讨论宏观经济调控的论著。这些论著对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专门领域的问题的研究相当深入,但并没有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在政府经济学文献中,也鲜见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的系统讨论。在专门讨论宏观经济调控以及讨论政府的经济职能的文献中,流行的观点是将宏观经济调控与政府的经济职能等同起来。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将政府等同于宏观,凡是政府做的事,都成了宏观经济调控;二是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还不能明确区分两者的异同。实际上,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一回事,宏观经济是有确定的涵义的,并不是任何经济活动都属于宏观经济活动,从而也就意味着并不是政府对经济进行的任何干预活动都属于宏观经济调控。明确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不仅是经济理论研究的任务,而且对规范政府政策、规范政府行为和政府有效地履行经济职能都具有重要价值。本文拟对二者的相互联系与差别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不同之处 经济管制是指具有经济管制权的政府管制部门依照政府制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进行的(主要是)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宏观经济调控则是指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相关法规的约束下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的调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宏观经济调控一词带有较浓厚的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的色彩,“宏观经济调控”一词所表达的意思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准确地说,这里探讨的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节的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宏观经济只能是进行调节,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并不是对经济进行控制,对宏观经济进行控制的结果是管制经济。但根据习惯或传统,这里笔者仍称宏观经济调控。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同之处的,以下将分别予以说明。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市场缺陷,都是由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但两者产生的具体原因是存在差别的。经济管制主要是由经济的外部性、垄断、信息的不对称、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非市场品、有害物品的生产与消费问题、产权保护问题、市场不完善问题等所引起的,宏观经济调控则是由宏观经济失衡(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总投资、总消费的波动,总就业的波动,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国际收支失衡,经济增长的波动等)所引起的。两者产生原因的差别导致了政府干预部门、干预目标、干预手段等等的不同。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 虽然总的来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弥补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市场的优长(包括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技术创新,促进积累的增长等),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两者的具体目标是存在着差别的。经济管制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主要是:(1)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即限制、减少具有负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鼓励具有正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2)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垄断问题,即政府在避减垄断的总原则下,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垄断分别采取禁止、限制以及数量管制、价格管制和促进竞争的政策,以维持或者促进形成有效竞争的行业市场结构,促进企业和产业经济效率的提高;(3)通过政府的干预增加市场信息的供应量,减轻由信息不对称对经济效率带来的危害;(4)通过政府的干预约束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如禁止非市场品的生产、交易和消费等;(5)通过政府的干预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市场交易,增进生产性活动;(6)通过政府的干预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宏观经济调控则旨在通过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具体来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1)通过对总供求的调节,实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2)通过对投资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投资的波动;(3)通过对消费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消费的波动;(4)通过刺激经济实现充分就业;(5)通过调节宏观经济实现物价水平的稳定;(6)通过调节国内经济和汇率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7)通过逆向的经济调节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不同 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原因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出现时间的不同。虽然经济管制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但由于经济管制主要导源于市场的不完善,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始终存在,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经济管制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而宏观经济调控导源于宏观经济失衡,在市场经济足够成熟,宏观经济失衡对社会大众的经济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损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并危及社会稳定,而且社会充分认识到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并且已经建立起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设施”以后,才会出现宏观经济调控。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演变历史来看,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市场经济出现之时,经济管制也随之出现了,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有经济管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自然也有经济管制(注:实际上,如果不限于市场经济,经济管制在国家或政府出现之后,市场经济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可以说,经济管制是随国家或政府的出现而出现的。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垄断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居民的非理性行为等等,在市场经济产生以前就存在,只不过其规模、影响等小一些而已。),而宏观经济调控是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后才出现的,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前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也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西方国家,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出现宏观经济调控,如果从16世纪算起,在市场经济阶段,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要比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晚了400多年。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不同 经济管制涉及的具体领域很多,政府部门中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既包括司法机构,也包括行政机构,既包括中央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在行政机构中既包括纯粹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如中央银行、财政部等),也包括其他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如证券监管机构、保险监管机构等)、非经济管理机构(如文化管理机构、环境保护机构、药品管理机构等)以及综合性管理机构。这些机构依照颁行的法规在各自管理的领域对被管制者依法进行管制。经济管制具有很强的行业性,即依照行业性质,由设立的政府主管机构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如商业银行一般主要由中央银行进行管理和监督,投资银行主要由证券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保险公司主要由保险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但经济管制的行业性并不排斥政府其他管理机构依法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也有许多行业同时受多个管理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这些管理机构拥有非重复的,但对被管制对象的活动的影响几乎具有同等的制约力和管制权。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则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并且主要是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中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在宏观经济管理机构中主要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的数量远远少于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 5.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实施手段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管制或者调控对象的特征与行为的变化、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演进等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两者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主要是行政、司法手段,因此具有强制性,虽然经济管制肯定会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但政府主要并不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来达到管制的目的,而主要是通过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管制而达到管制目的的。政府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处罚直接减少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造成的损失并不是来自于市场,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奖励会直接增加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获得的利益同样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机构或者司法机构,这种直接来自于政府的经济处罚或者经济奖励在这里仍应归于行政或司法手段,因为它们是行政管理和监督、司法管理和监督的工具。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主要是“裁判”。需要说明的是,经济管制本身并不排斥经济手段的运用,有的领域也需要政府当“运动员”,最近一二十年来,无论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领域,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取得了过去运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进行管制所没有取得的效果,经济手段的运用范围也有扩大的趋势,但基于经济管制的基本性质,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以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为主的格局并不会发生变化。 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则主要是经济手段,因此具有非强制性。宏观经济调控是通过政府参与市场(充当“运动员”的角色),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发生变化,从而使经济总量发生变化,来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持宏观经济平衡的。经济手段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这些政策的运用,会对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市场的供求产生影响,继而会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其调整其行为,最终重新恢复市场平衡。在市场经济中,除非是在战争时期,政府是没有理由普遍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因为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从根本上是与市场机制相排斥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从而也就必然导致市场优长的丧失,造成社会福利的根本性下降。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撇开特殊的战争背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有的时候也是可以采取行政和司法手段的,例如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条件下,政府可以采取直接控制收入增长的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但这类政策的采用除非迫不得已,应该禁止政府使用,并且政府要使用这类手段,也必须获得政府立法机构的授权。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由于经济管制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管制者与被管制者多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管制者直接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与监督,而且管制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经济管制主要是直接干预;而宏观经济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并不与调控对象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影响或者引导微观经济单位的调节方式,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对调控对象的行政管理和监督(注:否则,就属于经济管制范畴,因为如果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即主要采取直接干预的手段,那么市场经济的基础就会受到破坏,这样的经济也就不再是市场经济了,而是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了。因此,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与直接干预是相冲突的,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只能主要采取间接干预手段。近20年来,中国国内经济学文献中大量提到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以间接干预为主(或者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应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理论应该说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是正确的,而且只是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才是准确的。),而且宏观经济调控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是间接干预。(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经有过还要不要经济管制的疑义。应该说,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经济管制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经济管制的问题。195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与市场经济是相背的,必须对这种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这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比较缓慢,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过慢,市场化改革过程从实质上来说也就是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过程,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也意味着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步,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要以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根本改革为前提。但是市场经济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并不表明市场经济与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市场缺陷要求建立经济管制制度,政府的经济管制是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要求,是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必须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弥补市场缺陷的、有着明确的管制边界的经济管制制度。从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宏观经济调控制度方面的差异远较在经济管制制度方面的差异小,借鉴各国在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管制的经验时,选择更困难的是在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各国的经济管制制度相当复杂,而且合理性差异也很大,因此在研究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调控经济的经验教训时,虽然研究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而研究各国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教训更为迫切,应该避免(也是在实践中最容易出现错误)的是将别国特殊的经济管制制度,并且是不合理的经济管制制度当作市场经济的具有共性的一般经济管制制度。对各国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比较、甄别、判断、改造对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6.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方法不同 这里所谓的实施方法是就政府干预的力度而言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依宏观经济失衡程度的不同而会有所不同,宏观经济失衡越严重,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大,失衡程度越轻,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小。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失衡具有周期性,因此国民经济无法避免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这样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的选择直接与经济的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有关。在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会经常性处于失衡状态中,为了防止宏观经济出现严重失衡,一般来说,政府应该逆对经济风向采取经常性的调节政策,这种调节属于微调。相对于有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这种调节属于预防性质的调节。微调是经常性的,大调则不是经常性的,而是周期性的(有时间周期,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才应该进行大调)。相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的选择性,针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经济管制一般来说并不存在微调与大调问题,因为经济管制是依律行事,按照法规应该受到什么处罚就给予什么处罚,应该受到什么奖励就给予什么奖励,同业者间的区别会相当大。当然对于一些经济活动,政府是加大管制力度,还是减轻管制力度,也需要政府做出选择,但这种选择与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选择不同,它与宏观经济失衡的程度无关,与经济周期性运动无关,而是取决于公众的认识、技术水平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等方面的因素,力度加大或减轻一般会表现为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性的周期性的变化。 因此,我们就能发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运用具有典型的逆经济运行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则不具有这一特点,无论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还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只要经济管制制度未变,管制政策就不会有变。 7.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相对价格,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改变了相对价格,那就会改变产业的比较利益,从而会引起经济资源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就其性质而言,可能产生有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也有可能产生出不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不过就宏观经济调控本身而言,其性质、目的等等都与产业政策无关,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为了产业政策的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 经济管制则不同,经济管制虽然并不是只服务于产业政策,但是它是产业政策的必备工具,要实施产业政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否则,产业政策就是无效的。例如政府要支持幼稚产业的发展,政府就要对外实施进入管制政策和其他相关管制政策;政府要促进一个行业的竞争,政府就要实行反垄断、鼓励进入和促进公平竞争的管制政策;政府要压缩有较大污染的行业生产规模,扶持污染小的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就要采取抑制前者、鼓励后者的进入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管制标准与排放数量的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税政策等。 8.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是无选择性的,它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宏观经济调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虽然市场的影响程度对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会有所差别,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改变的是宏观经济变量,因此任何微观经济单位都难以避免地要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实际上是针对所有的经济主体。就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的性质来看,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益,也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损,也可能使一部分经济主体受益,而同时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受损。从社会整体而言,一项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将会增进社会福利。 经济管制的对象则是有选择性的,它所管制的是具体的微观经济单位。例如基于保护环境而实施的污染排放管制的管制对象只是污染排放单位,其他单位则不在管制之列。微观经济单位如果违规,将会受到管制机构的处罚。任何经济单位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如果不在经济管制的范围之列,它就不会受到经济管制机构的约束。虽然经济管制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全局性的,不过一般来说,其影响的局部性更强。 9.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影响。不过两者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存在着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影响的时间长短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原因在于:第一,微调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较小,大调才会明显地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而大调所具有的周期性的特点,使得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第二,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改变经济制度,即不会改变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发生变化,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就会消失。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因为:第一,经济管制总是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趋势,一项管制制度确定以后,往往会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有的持续几十年,有的持续上百年,有的经济管制制度一经确定,几乎就成为永恒性的了,这样就使得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第二,经济管制制度的变化改变的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经济管制制度发生变化,新的制度会在长时期内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从而对经济效率产生持续的影响。 (2)影响的途径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市场环境,或者说宏观市场结构,从而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来影响经济效率。经济管制既通过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也通过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动力机制和能力,还通过对相对价格或者成本、利润率的影响而影响经济效率。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单方位性,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全方位性。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的全方位性预示着经济管制会通过渗入到经济机体的内部而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经济效率,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经济管制制度,低效率社会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应该主要从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入手。 (3)影响的结构不同。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影响最大,而对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则比较小。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这是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最主要的积极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政府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下降,也会增加微观经济单位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这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增强微观经济单位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和能力,因此并不一定能够使微观经济单位努力提高生产效率。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具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可能性,但一方面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不利的变化,从而出现恶化资源配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素的流动性等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条件并不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能改变的,因此即使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因为其他条件不具备而不能改变资源配置,从而不能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而要具备这些条件恰恰需要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 与宏观经济调控一样,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与宏观经济调控不同的是,经济管制不只是主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产生影响,而是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利用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进入管制、过程管制等都会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例如,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进入管制政策就造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大量闲置,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非国有经济进入金融、汽车等现代产业部门的产业进入管制政策也造成了金融发展能力、汽车发展能力的闲置。一般来说,进入管制的领域越广,管制越严厉,经济资源的利用率越低。其次,经济管制对生产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生产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有无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经济管制对这几个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可以削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减轻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也可以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的制度。其三,经济管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既会影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影响产品生产的成本,影响不同产品生产的利润率,还会影响资源的流动性,因此就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经济管制可以促进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可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促进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制度。 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具有局部性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则具有全面性的特点。 (4)影响的程度不同。由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时间长短、途径、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别,因此两者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也存在着差别。由于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时间所具有的持续性、影响途径所具有的全方位性、影响结构的全面性,而这些是宏观经济调控所不具有的,因此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自然要超过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经济管制制度,如果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要改革经济管制制度。 10.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失效的原因存在着差别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存在着共同的原因,但是也存在着差别。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两者在被调控对象俘虏的可能性上存在着差别。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不是因为被调控对象俘虏了调控机构,因为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政府机构并不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而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是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全面性的,具有非排他性,因此不存在政府机构设租和被调控对象向政府机构寻租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主要在于政府能力不足,而一般主要不在于政府权力的滥用。而管制者被被管制者俘虏却是经济管制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管制机构要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管制的利益是可以排他的,而且管制机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每一级管制机构、管制机构的每一个职能机构都有其独享的管制权,并且这些管制权又是被分配给一个一个的作为管制者的自然人手中,管制权都是人格化了的,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得管制具有了一对一的“交易”的性质,这样就存在着管制者设租和被管制者寻租的条件,从而也就出现了管制者被俘虏的可能性,一旦管制者被俘虏,就会出现管制失效。在经济管制中,不仅管制的执行者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而且管制规则的制定者也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在管制规则的制定中,所谓政治上的“看不见的手”(特殊的利益集团等等)发挥的作用往往相当大,这样就使得管制规则本身与管制应该实现的目标相背,即管制规则背离效率和公正而出现的管制规则的扭曲。由于管制规则的制定者被被管制者俘虏而导致的管制规则的扭曲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比由管制者被俘虏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更大。 11.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经济自由是指微观经济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做出经济决策的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最基本、最重要的性质和特征,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使得市场经济具有多方面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不可能具有的优越性,但同时无约束的经济自由也会使市场经济难以避免地产生多方面的缺陷。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它们都会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实质上都是市场以外的力量——政府对经济自由施加的约束,但是两者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方式、影响程度是存在着差别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是间接的,它并不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它是通过改变宏观市场环境而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的,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除非宏观经济调控采取直接的经济管制的手段,否则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因此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程度也要小一些。经济管制则不同,它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直接的,因为它要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因此经济管制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差别性的。例如进入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自由,价格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卖方和买方的价格决策自由,出口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出口商的出口决策自由。不过管制也会对经济自由产生间接影响,因为管制会影响产业环境。由此,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要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大。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尤其要对经济管制的边界给予明确的界定,对政府的经济管制权予以明确的规定,否则就会导致经济管制的无限延伸,就会不正当地侵害经济自由,从而损害经济效率。 由上可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两者都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但是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多方面的。 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相互联系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着明显的、多方面的差异,但是两者也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两者的联系并没有为将两者混同提供依据,但是明确两者的相互联系也是经济理论研究应该关注的,并且两者的联系也是两者关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两者的联系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产生的,虽然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相联系的市场缺陷存在着差别,但都导源于市场缺陷。如果不存在市场缺陷,那就不需要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缺陷是市场经济内生的,市场经济内生的缺陷使得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遭到破坏,或者市场经济本身不能保证满足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或者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或者低下,从而使得仅仅有市场力量并不能使社会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不能实现社会在已经拥有的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的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某些市场缺陷可以由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得到或多或少的弥补,但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并不能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因此只能由政府充当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政府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根据市场缺陷的不同领域分别通过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来实现。虽然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一定能够弥补全部的市场缺陷,但它却是一个社会弥补市场缺陷的最终依靠力量,而且只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就可以与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一道不断增进社会福利。(注:无论是市场缺陷,还是第三种力量的缺陷,抑或政府缺陷,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人类的生产能力的有限性所决定的,因为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以及政府都是人类社会的事情,没有人,便无所谓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和政府。虽然人类的生产能力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社会制度的不断改进(简而言之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但相对于人类的需要,相对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即便是进入到所谓的知识经济社会,人类所掌握的知识仍然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如何使经济资源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挑战。) 市场缺陷导致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也同时规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因此,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不能渗入到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而只能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这从根本上规定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边界。虽然两者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起作用的“领地”有不同,但从它们都只能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发挥作用这一点来看是相同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主体都是政府,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最终目标都在于提高经济效率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引起的,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尽管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的政府职能机构有不同,但都是政府机构。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既不是企业、居民,也不是第三种力量,而是政府。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履行多方面的具体的经济职能,主要包括:维护产权;抑制、限制或消除垄断,促进市场竞争;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提供和鼓励提供公共物品;提供信息和促进市场信息供应量的增加;补充市场的不完善,提供或鼓励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私人物品;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限制非市场品的生产和消费,禁止有害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护宏观经济平衡,促进宏观经济稳定;调节经济结构,促进结构平衡等。任何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履行上述经济职能。而这些经济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即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充分弥补市场缺陷,使社会的经济效率达至最优,既需要实行经济管制,也需要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只有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由于市场缺陷内生于市场经济本身,因而具有长期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离开了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社会的经济效率都会无法达到最优水平,所以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目标不同,两者的干预对象、方式、方法等等都存在着差别,影响经济效率的时间长短、途径、结构、程度也存在着差别,但是不管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从它们的最终目标来看,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增进社会福利。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相互补充的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由于两者导源于市场缺陷的不同方面,由两者的性质决定了两者功能上的差别,决定了各自适于弥补不同类型的市场缺陷,也就是说,应该实行经济管制的就不适于采取宏观经济调控,归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就不应该采取经济管制,经济管制不能代替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也不能代替经济管制,两者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两者这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决定了只有既能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又能有效地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府才能实现有效地履行政府应该履行的经济职能的目标,市场缺陷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都需要不断地发展 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能够进入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领域政府就一定要无条件地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这里涉及到政府的能力。如果政府进入这些领域不仅不能起到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完全浪费,反而因为政府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而损害了市场机制在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作用的充分发挥,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因为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不是增进社会福利,而是减少了社会福利。政府能力是人类生产能力的组成部分,人类生产能力的增长包含着政府能力的增长。政府能力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中的更多的领域,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也因此要相应地发展。 市场力量作为人类生产能力的一部分,也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的,这就使得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与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结构会发生一些变化,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手段等都应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随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的发展,人类会发现和掌握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更有效的方法,更有效的具体的手段,更恰当的干预力度和时机,更好的决策制度,更好的机构设置,更好的机构协调机制等等,人类自然就应该利用这些新的知识来改进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 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不断发展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有效的必要条件,也只有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能够得到不断发展,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 5.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与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1)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会影响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如果经济管制的范围、程度等超越了其应该有的边界,宏观经济调控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例如如果存在着普遍的市场进入管制、普遍的价格管制、普遍的投资管制、普遍的分配管制,那么无论政府如何努力,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都不可能有效。(注: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一直在努力从改革开放前的直接干预过渡到间接干预,在出现宏观经济失衡时,力图依靠间接干预矫正宏观经济失衡,政府的这种意愿是好的,是正确的,但每次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以致于每次都要通过直接干预来最终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出现这一现象并不奇怪。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市场信号是扭曲的,资源不能自由地流动,微观经济单位应该享有的经济决策权和经济利益都被经济管制所侵蚀或者说被剥夺,应该承担的经济风险也因为经济管制而无法通过新的经济安排而转移或者被经济管制自动地转移到其他的经济主体,这就使微观经济单位对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所传达的信号缺乏反映,因此使得间接干预失效。在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宏观经济调控只有采取直接干预才能达到预期目标,间接干预的宏观经济调控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是相背的,因此只有根本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可以作为判断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改革进程的一项指标。)经济管制制度所影响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微观基础。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要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微观经济单位享有独立的经济决策权,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自己承担经济风险,需要有灵活的价格机制,经济资源能够自由地流动,需要有发达的高度竞争性的市场,这些条件在存在普遍的严格的经济管制的经济中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经济管制既可以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提供有利的条件,也可以成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障碍。 (2)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会影响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例如如果国民经济处于总需求严重超过总供给,通货膨胀高居不下,政府的反垄断管制政策就难以奏效。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够为经济管制的有效性提供有利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则会使失衡的宏观经济成为经济管制有效性的不利因素。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本身导致了宏观经济失衡或者加剧了宏观经济失衡,这样的宏观经济调控就成了经济管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障碍。 6.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 与实现宏观经济调控调控目标相关的经济管制可以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例如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对汇率进行管制,为解决通货膨胀而对利率、银行的贷款规模、企业的投资规模和薪酬进行管制,为提高就业率而对雇主辞退在业者进行限制等。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实际上是说为了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管制手段,而不是说这些管制是正常的经济管制的现成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管制本身是不应该存在的。因此经济管制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是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的,只有在间接干预无法矫正业已出现的宏观经济失衡,而宏观经济失衡对于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就是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政府才可采取管制手段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因此经济管制只能作为市场经济中特殊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临时性手段,而不能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常用手段。经济管制手段的运用应该有严格的法律程序,有严格的范围限制和时限,一俟危机缓和,政府就应该撤消管制,而完全采用常规性的间接干预手段。 三、关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几点思考 基于上述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的讨论,考虑到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在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方面,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1.不能混同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有相互联系的地方,但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政府在制定经济调控政策时,应该考虑两者的差别,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都应该有相应的差别。如果将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混同起来,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就会出现错误的选择,导致的结果要么是经济管制的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无法实现,要么是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仅不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反而会强化市场缺陷,而且会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为导致效率下降的因素,总的来说会导致政府失效。如果政府失效由此引起,这样的政府失效比市场失效更糟。 2.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对经济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也应该成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但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呢?这取决于多种因素,除了受政府政策性质的影响外,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政府实施政策的能力等都会影响政策的效力。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可避免地会在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等方面出现或多或少的错误,甚至政府制定的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减少错误才能提高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力。政府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规律,不断改进和完善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不断提高政府制定和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从而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不断提高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效力。 3.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应该法治化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通过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但与企业、居民、民间组织等不同,政府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它是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它享有立法权、司法权,它是唯一合法享有暴力的机构,它能够动用强制力贯彻它的意志,这为政府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来弥补市场缺陷提供了前提,也是它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的根本原因。但它作为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也同时造成了它不作为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无论是它不作为,还是它滥用权力,都会造成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失效。要防止政府不作为和滥用权力,不断提高政府有效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就应该为此提供制度保障,根本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保障就是法治化。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从性质上来说是受托行为,即它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公众赋予其公共权力,它运用这种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贯彻公共意志,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因此,首先应该通过立法明确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无论是政府的行政机构,还是政府的司法机构,其履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政府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权力和应该履行的职责,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从立法上防止政府缺位和越位;其次,应该通过立法和司法对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进行监督,并进行相应的激励和惩处制度,一方面防止政府不履行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另一方面一旦出现政府滥用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权,就及时予以纠正;其三,应该通过法律对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程序予以明确,保障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一方面防止政治中的看不见的手起作用,另一方面防止政府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而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范围的行为和政府随意制定政策而扰乱经济正常运行的行为。只有将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纳入法治化轨道,方能限制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被限制在弥补市场缺陷的范围内,才能促使政府切实履行它所应该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才能成为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有益的手段。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电子政府宏观经济调控 1999年开始,我国的“政府上网工程”的实施,标志着电子政务在中国的全面启动。电子政务在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相对成熟阶段。而我国从2000年开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4所高校才获准试办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 一、电子政府与办公自动化 电子政府的办公自动化的表述,可以用Webnomics也可以用Cyberhomics等;总之中国政府在入世一年,政府使用InternetEconomy使电子政务更加方便了群众,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增加了,无疑使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更加快捷。 党的十六大确定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其中共产党代表最先进的文化,而电子政府与经济全球化接轨,是文化地最先进部分。当然电子政府的网络成本增加了,但人力的节约从总体来说,符合网络经济的要求。 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各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名称有所不同,但都与其政权性质相适应。按照管辖范围不同,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分。中央政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统一领导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管理所辖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我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构。 政府是金字塔型的行政组织结构,塔顶是国务院,而中间层次是各省、自治区,起着上传下达,充当信息驿站的作用;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对政府组织结构的理解。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把过去承揽的大部分社会事务交还给社会。政府便可以集中精力抓宏观的、长远的、重要的事情了。在政府职能的转变过程中,电子政务使电子政府增加了信息、管理、服务、沟通等功能的互联网上的迁移。电子政府使政府部门办公自动化、网络化、电子化,全面信息共享的机关职能由虚拟走向务实,实现政府机关间及政府与社会各界之间的沟通。我国的电子政府仍然是人民政府,依据人民的需求,提供个性的服务选择。 如果电子政府不能与人民办实事,如同玩起滑稽的、与爱犬转圈却永远咬不到自己尾巴的相映成趣的逆向游戏。 电子政府仍然需要大量的熟悉电子政务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通过MPA是各国的培养办法。中国的MPA要学习西方的信息技术,同时要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结合起来。 二、经济全球化与宏观经济调控 一百多年社会主义的发展有过曲折与反复,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说明经济全球化与西方推行的和平演变是同步进行的。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的关键时候,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同志的领导下,近十三年来,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特别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考验中,中国经济增加10%左右,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巩固,也锻炼了一批经济人才和中青年领导骨干。 当代和未来的电子政府,是要使国家政务融合到一体化的全球活动的地球村中去。因此,电子政府将电子政务作为社会信息网络化的宏观手段。 电子政务的内容包括电子政府的内涵、系统、安全防范以及与传统政府的区别,对社会变革的影响,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发展前景与展望等。 电子政务是用互联网的手段,来完成政府的行政工作。然而电子与夸克等一样,是肉眼看不见的客观存在,但通过直接经验可以判断政府行政工作的文件在互联网上的传输,一旦文件成为电子邮件,发出去后,对方是否收件,可以通过电话联系,没有收到可以再发,一旦网络出了问题,互联网的通讯将被中断。然而,一些哲学家在承认电子、夸克等实体存在的同时,却否认香肠、牛奶之类物质的存在。中山大学哲学系翟振明教授的论文《实在论的最后崩溃——从虚拟实在谈起》,刊登在中山大学哲学文库的网站上,成了原创性的靶子论文。 对实在论(realism)的讨论,牵动过一大批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如贝克莱、休谟、罗素、穆尔、胡塞尔、梅洛——庞蒂、帕特南等。 以上是粗略梳理一下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斗争。电子政务长远效率与效率、经济效益与政治效益、封闭与开放,官僚行政与民主行政等的争论,远远没有哲学界争论的激烈。正因为哲学的争论,语言不够流畅、通俗,普及起来有一定的难度;然而,生活中哲学,将赋予MPA的教育对象巨大的任务,不仅要完成电子政府所有的工作,而且要通过政府公务员的工作,吸引对现代政府管理的关心。 然而哲学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感兴趣的人士越来越多,与中山大学哲学系高稿酬悬赏万字评论有关。笔者也是参与评论的稿约者之一,观点是支持翟振明教授,在哲学上的,与时俱进。西方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被我国哲学家从语言角度分析,划分成“真值实在论”和“指称实在论”两种,有哲学上的创新思维;当然,最终寻求的答案,要待专家评选后揭晓。 三、电子政府开启社会之锁只是一种手段 社会问题的政府行为,大量是微观问题,随着电子政务的实施,政府上网工程的顺利进行,政府管理者的政治业务素质也会在实践中得到提高。面对国有企业的转制;社会福利力度的加大,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公开,政府公务员由管理控制的“主人”转变为以服务形式的“公仆”身份来满足社会需求,是公务员生存的社会选择。公务员由追求自我利益转向追求社会利益,体现了政府的经济有效效用函数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从关注政府工作效率转变到关注公众利益的实现,是动态进化博奕在电子政府中的务实。电子政府由过去“替民作主”转变到“由民作主”,是一种互动行为选择的转轨。 电子政务的最终归宿,是实现政府对公众的要求进行快捷有效地回应,更直接、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随着政府寻租行为的减少,理想政府前景,与MPA教育一起发展,全国的地方政府上网工程,随着经济学利他行为的实现,地方政府的财源将得到增加。 电子政务是一把开启社会之锁的金钥匙。然而政府行为有大量的以法为基础的、稳定的、富有弹性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以中央政府为主导,中央与地方政府各司其职并功能互补的运行状态在电子政务实施手段的促进下,达到理想状态。 从哲学上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中,来谈论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结论应该是:中央政府必须准确地代表全局的利益,这种利益不是虚幻的,而是具体可依的。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要通过立法化,以保证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 研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老一辈革命家同志所研究的“十大关系”之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矛盾和摩擦,在我党和中央政府三代领导人那儿处理得十分好。他们重视生活中的哲学在政府工作中的运用,随着电子政府职能的发展,电子政务的工作成绩,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将沿着党的十六大指引的方向,快步前进。 四、入世后转变政府职能需要行政管理高效,协调运转 中国加入WTO后,政府职能要迅速转变,“全能政府”的形象要改革。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机构,它的维持经费来源国民的税收,它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才力支持,因为它要维持其组织机构的运转,给政府工作人员加薪,负责大量社会外部管理,都需要经费。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但经济总量在全球排第7位,是世界第十大贸易国。中国入世,对美国来说,可逐步解决对华贸易巨额的赤字问题。 全权主义模式强调和关注的面向主要是国家正式制度、正式组织及其对整个社会的有效控制过程,因而正式的制度与程序、上层精英及官方意识形成的描述,就成为其分配与解释问题的最佳途径(dHalpern,1993)。显然,全权主义模式的着眼点主要集中于国家一维。 “全能政府”受“全权主义”理论影响。其实,有效的政府能力有利于社会整合和对社会资源的提取,从而达到社会的即定目标,促进社会进步。 我国政府处理“”邪教及时、正确。几名“”痴迷者在天安门广场制造自焚事件,再次证明了“”邪教本质。各国政府对待邪教,都是严厉打击的。法国邪教团体众多,信徒至少50万,法国反邪教部际委员会,1999年9月通过马赛法院审理邪教伤人致残的案件,受到美国国务院同年的所谓《人权报告》的指责。打击邪教是各国政府对公民人身权力的保护,形形色色邪教的本质,是威胁人身健康,影响社会稳定。 当今社会,如果没有政府的作用,要形成错综复杂的经济与社会网络是不可想象的。个人福利不仅依靠市场交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依靠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公共经济最重要的目标,牵涉到政府立法和管理的各种形式,包括一些自我决策的活动。但对稳定社会来说,分配和配置是宏观经济的重要内容。 回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东亚政府过度扩张导致社会对政府的全面依赖,社会防风险的机制丧失。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和行政管理学家C、V布朗所说:“东亚发展的资金获得方式是高负债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在它高速成长时期潜伏和积累了严重的金融问题,繁荣时期必然地递延着在某一个时间上将发生的金融动荡”。 东南亚的那场金融危机,使社会自身发展动力机制丧失,使某些国家的政府在政治统治。经济调控,社会管理方面“疲软”“乏力”。这些经验教训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入世后,我国政府的需要高效,协调运转的行政管理。而这处决于国家公务员的素质。公务员作为一种职业,是以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为专门业务并为一定阶段或人民的“公共利益”服务的。但是,它同时又是公务员谋生的手段,广大公务员总是要通过其职业活动谋取自身乃至家庭的生活资料。入世后,对公务员要求更高,监管的力度加大,这都是应该的。 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前,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农业、服务业和轻工业长期停滞,社会福利水平提高很少;“三线”工业分布分散,地理位置偏僻,失去了规模经济优势和区位经济优势。这都是失败的记录。 1989年《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若干要点的决定》明确规定,严格限制高耗电产品,主要是空调器、冷热风机、电吹风的生产。但这一产业政策并没有抑制住近几年该类产品的生产、经营大战。 国家公务员代表人民行使国家行政权力,其本质是人民的“公共权”。这种权力,首先要促进改革向纵深发展。但是改革的难点之一,加入WTO可以使国外企业和国内非国有企业参与竞争。在公平竞争的促动下,我国物流业无论在资本结构、服务产品结构和区域结构的调整方面,会有一个革命性的飞跃。加入WTO后中国物流业的管理办法和竞争规则会借鉴WTO的基本原则和国外先进办法。 政府采购制度将促进中国法治的进步。西方的政府,采用政府采购制度,为一定阶级服务,并有先进的物流管理与之配套。入世后,我国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物流经验,使政府采购制度,不断在实践中完善。我国公务员职业行为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但个别人违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谋取私利,侵犯和损害群众利益。在避免以权谋私,避免自身的行政行为损害人员利益的同时,要同一切背叛和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是树立大公无私、廉洁奉公、胸怀改革大志,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不固执已见,专横跋扈,文过饰非、诿罪于人。 五、依法行政、从严治政,推进政府工作法制化 欧盟从1998年起不再给中国普惠制待遇,中国有七大类,占税则分类近41%的产品不再享受关税优惠待遇;对我大宗出口产品征收30~60%的反倾销税,有的甚至超过100%;对我优势产品如丝绸实行歧视性数量限制。发达国家在加强贸易保护的过程中,对我的非关税壁垒,包括质量标准壁垒,环境无害化壁垒,反倾销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有所加强。入世后,在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我国将大幅度降低关税税率,取消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外国产品和企业更多进入国内市场,冲击我国部分行业,竞争局面会更加严峻和激烈。 一般来说,与公共资本(包括物质资本的人力资本)形成有关的公共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积极的促进作用,即所谓的“挤入效用”或“拉动效应”;另一个是对私人投资的消极性缩减作用,即所谓的“挤出效应”或“排挤效应”。 公共需求与公共供给之间的关系是公共行政的基本关系。公共供给必须与公共需求相平衡;公共需求决定了政府的职能、活动范围与活动方式。政府的公共供给包括法律体系、公民权利保护、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政策;国防、外交、国家安全、环保、航天科技等公共服务。所以公共行政法制包括行政法制化、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赔偿与行政救济等。研究政府公共产品提供涉及法制问题与法制保障。社会公共需求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共同需要,例如下水道系统,供水供气系统、铁路运输系统、公路交通系统、邮政服务系统等的混合公共服务需要等。 依法行政是要求政府通过市场和社会给社会成员满足需求的平等享用公共供给的权利,例如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卫生标准、安全标准等政府管制的公共服务。另外,现代社会还要求政府维护公共秩序、市场经济秩序、建立社会保障与救济体系、给护公民人权、自由等权利。通过政府工作,提供公共资源与公共财产,满足公民的需求,对城镇来说,就是增加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在进一步提高机关公务员工资的同时,现阶段要把增加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作为城镇反贫困和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对于因企业破产、倒闭、经营效率低下等原因而失业、下岗的职工,以及因其他原因陷入绝对贫困的阶层,一方面要开拓就业领域,创造就业机会,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为其提供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来源:另一方面,要不断扩大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和失业保险基金等的社会覆盖面,并逐步提高发放标准,以提高城镇低收入阶层和绝对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保证其基本生活需要。 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贫困线后,人们的消费模式发生变化,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在高等教育、健康设施、停车场,高速公路和空间探索等方面的公共需求将大量增加。 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认为:“公共行政的客体是社会公共事务”。而这一种事务将国家安全放在首位。 布什政府上台不久,决定把战略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太,予头指向中国,加强中国周边的兵力兵器部署、不惜代价扩大亚太的军事基地,不断加大亚太的军事演习,以所谓“中国封销台湾海狭”制订军事战略;美国电子情报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海域上空撞毁我军用飞机,致使我飞行员王伟遇难。 英国C、V布朗认为,政府稳定的职能,是制度使经济活动中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完美统一⑥。 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政府需要提供社会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投资;经济进入成熟期,公共支出的主要对象又从提供社会基础设施,转向提供教育、卫生和福利、社会保障和收入再分配。 入世后,中国政府面对的挑战最大,用WTO的法律框架体系来约束参加政府的行政职能和行政程序是一种体制性的挑战。 英克尔期通过对6个国家的深入研究发现,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国民收入的相关性正愈益显著。他的成果表明,1950年人们的价值观念与1958年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43,与1965年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71。结论是,1950年人们的价值观念影响着以后8年到15年的社会国民收入的增长。 因此,实现现代化管理,最为关键的是要实现人的观念的现代化。邓小平在我国改革的实践中,始终如一地倡导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把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看成是改革的最重要内容,同时也把它看成是改革的巨大动力。WTO的法委,要求我国改革,处理政企关系,不能沿用国有资产投入。运作的办法,而是用财税返回及贴息的办法;在处理市场运行环境和市场秩序监管关系上,WTO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争端等多款;在现代管理方面,政府服务安全和社会经济稳定以外国的贸易优惠政府重要得多;在政府管理能力和人力结构上,WTO使外资企业和非公有企业依法对政府反控制能力增强,政府管理的难度加大。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宏观经济调控的差异性分析 1干扰性方面 中央在对事权和财权下放的时间进程中,初始阶段存在着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并不匹配的现象,即事权过大、财权过小。但前者也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的博弈,建立起了制度诱导机制。另外,随着税制双轨制的实行,使得地方政府具有通过出卖土地使用权而获得地税的强烈偏好。这样一来,官商合谋下的区域房地产开发局面就孕育而生。从中不难看出,地方政府对于中央做出的诸多调控举措,存在着选择性偏好。也就是说,有利于地方的大力执行,不利于当地的就延缓执行时间。从近年来执行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来看,其不仅挫伤了开发商的拿地热情,且更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影响。从而,部分地区以修保障性住房的名义改修商品房,可谓是机关算尽。有专家指出,应将二元税制合为一统。虽然不明确这一想法能否落实,但针对现在的行业乱象仍需采取有效的管控措施。可见,这种干扰方面所导致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区域差异性,是需要着力规避的。 2理解基础上的价值判断 那么,如何针对宏观经济调控建立起正确的价值判断呢?这直接关系到中央与地方之间讨价还价的民众基础,进而关系到宏观经济调控与地方经济发展实际能否匹配。从现阶段媒体所的信息现实,中央在实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后,会根据调控效果进行过程优化或者终止。这也在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央与地方之间目标函数的异同,并主动使中央政策的植根性得到完善。从以上思路出发,以下可从整体和局部两个方面建立起价值判断来: 2.1整体方面 通过上文的理解可以发现,在宏观经济调控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存在着各自的利益偏好,这就形成了二者相对独立的价值判断。在我国现有行政管理机制下,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意图需要借助地方政府的执行而变为现实,当然中央政府可以采取督察的方式来强化地方政府的执行效力。然而,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中的民生改善目标仍是一致的,也是宪法所规定的。在通过“看得见的手”来引导市场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时,地方政府具有天然的优势。这种优势主要来源于,因科层结构下的信息强势地位使然。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就客观成为代表区域经济利益的主体了。从而,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引导角色,这就使得一切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指导的调控需要建立起区域植根性。由此,中央政府应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渠道。 2.2局部方面 正因为地方政府的政策供给直接关系到各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也难免出现地方强势经济主体对地方政府实施影响的可能。关于这一点,在房地产市场中已有所显现。且这种影响力,也通过地方政府开展土地财政的主观意愿而被加强。作为地方政府难以把控的国有金融机构,则成为后危机时代影响区域产业经济发展的阻碍。首先需要申明,笔者完全赞同借助金融紧缩政策来降温房地产经济,但认为忽视区域差异性和缺乏历史观的急刹车措施,则是值得商榷的。近年来,所执行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使得区域范围内的开发商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周转压力,该压力通过减少对土地需求的方式来显现出来。最后,地方政府因土地出卖受影响而导致地方财政缩水,当然就促使其存在着变相背离中央意图的动机。因此,为了规避市场噪音的出现,中央政府应给予地方政府某种政策性补偿。以上两个方面所建立的价值判断,而构建差异化的宏观调控提供了证据。尽管上面是以调控房地产市场而言的,但针对其它宏观调控领域仍具有很强的启示性。 3价值判断下的优化措施构建 根据上文所述并在价值判断下,优化措施的构建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展开。尽管本文没有论述有关行政部门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但实践已经告诉我们,诸如房产管理中心这一部门,却成为了实施上的执行区域差异化调控的主体。为此,以下将在“其它优化措施”中给予阐述。 3.1进行区域差异性需求的调研 考察二手房交易现象不难发现,其是许多进入城市生活民众的首先策略。相对于一手房源,二手房具备了现房、证件齐备、现有居住配套设施完备等优势。因此,这不仅是农村转移人口的购房选择,也是学区房的重要构成部分。但因各区域房地产市场发展水平不平衡、民众购买力水平不均衡等因素影响,需要充分调研各地现行二手房市场的状况。一般而言,内陆地区的二手房交易中的投机性质并不强,因而在政策执行中应给予一定的柔性。 3.2根据调研建立整体调控措施 宏观经济调控仍面临着目标管理的需要,通过目标分解和目标协同来实现调控的内在要求。因此,中央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时,应在原则性、方向性等环节进行优化,从而建立起整体调控措施来。从目前针对二手房征收20%差额税的政策来看,缺少必然的柔性特质。显然,强行执行这一政策将导致欠发达地区的二手房交易价格猛涨,进而将这20%的税转嫁给刚性需求的消费者。所以,各地在执行中存在政策差异,是具有合理性的。 3.3管控违规的区域差异性调控 针对地方政府与当地开发商之间的合谋举动,需要中央政府实施持续的管控工作。关于这一点,需要采取合理的政策补偿与严格的制度惩戒相结合。这样,才能使得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合谋的机会成本变大,而降低该政府的合谋意愿。综上所述,以上便构成笔者对文章主题的讨论。关于宏观调控的区域差异性是一个有趣的议题,相信笔者将不断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3.4其它方面的优化措施 3.4.1强化中心职能管理效能。市国土资源局提供的具备出让条件土地、环境保护局提供的审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地震局提供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文件、城乡规划局提供的刚性规划条件四个办理事项全部移至土地招拍挂之前,提前统一完成。 3.4.2充分引入舆论监管机制。舆论监管机制主要针对房地产开发商而言的,在上文的前置审核过程中若发生寻租行为,应通过互联网平台相关开发商的信息,从而在声誉约束机制的作用下提高他们实施寻租行为的成本。在针对含有民生福利的经济适用房、保障房建设项目时,中心在审批上给予优先考虑。这一措施,将在规避寻租的同时,提高中心工作的社会效益性。房地产经济当前仍是拉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优秀力量,对它调控效果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各关联产业的发展程度。对此,需要业界给予足够的重视。 4实证分析 4.1地方政府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财政分灶吃饭以来,地方政府逐渐将土地使用权买卖所得收入用来充实地方财政,进而成为了所谓的土地财政。这也就意味着,开发商若要修建商品房首要任务就是从政府手中拿地。在土地公开拍卖市场上,受到房地产开发所蕴涵的巨大利益驱使,开发商之间的竞价十分激烈,并伴随着与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互动。这从不难发现,土地价格就在供不应求的状态下被抬高了。若其中还存在着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之间合谋的话,那么被抬高的土地价格里面并不全由经济因素所决定。由此,这一后果必然使得商品房价格具有上涨动力。 4.2房地产开发商 开发商修建商品房的最终目的在于获得高额经济利润,而这并不因增加保障房建设项目而改变。在成本叠加效应下,开发商必定将高昂的投资成本分解到商品房的单位面积的售价之中。从而,这就在事实上形成了商品房价格上涨态势。另外,还需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商品房的区位环境。根据级差地租I的原理可知,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改善的区域环境下,商品房从开盘到最后竣工都存在着价格上涨的经济学原因。这种原因就导致了消费者因投资买房的时间先后不同而存在着价格之间上涨的情况。应该讲,这是一个正常现象。 4.3消费者群体 消费者群体在面对商品房的购买时,存在着不同的消费心态。大部分人群都属于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这一需求所导致的房价上涨原因已在上文做了分析,而投机性需求(如温州抄房团)则是恶意抬高房价的重要因素。因此,此处的原因一方面存在着合理的一面,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必须限制的方面。从当前国家所设计的调控政策来看,也是主要针对后者的。 结论 本文借助房地产市场调控来对主题进行讨论。宏观经济调控在于通过政府的那只“看得见的手”,来引导市场这只“看不见得手”的功能发挥。以最近出台的针对二手房销售的新政来看,各省、市对此具有不同的解读。从而,在执行宏观调控方面也存在着区域差异性。对此,应从必然性和干扰性两个方面来解读。需要关注中央与地方之间讨价还价的民众基础,进而关系到宏观经济调控与地方经济发展实际能否匹配。其优化措施包括:进行区域差异性需求的调研、根据调研建立整体调控措施,以及管控违规的区域差异性调控。 作者:张洪云单位:中共灵璧县委党校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宏观经济调控对房地产发展的影响 我国房地产业方兴未艾,从改革开放到现在30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惊人发展。这一结果表明,房地产行业有着巨大的提升空间;而从实践角度上来看,我国政府对房地产业高度重视,房地产行业被很多地方都当做经济发展技术和领头羊双重的角色,希望能够借助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促进当地的经济繁荣。同时在本世纪初到现在2015年,我国房地产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和居住状态,加之人民可支配收入持续成长、对生活住房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使得房地产行业发展异常火爆。从一些数据来看,目前国内房地产形势整体运行良好,而面对市场不断变化的环境,国家使用了宏观经济调控措施这样的方式也使得房地产行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地位较为平稳,其作用非常突出。但是纵观房地产市场,近年来走势呈现出较大的波动,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家政策参与了房地产市场,使得市场不理智行为与调控措施产生对应的矛盾所造成,另一方面是由于市场上房地产企业经营结构和经营策略失控而造成。面对发展潜力巨大却又市场短期波动剧烈行业,房地产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要保持不败之地,就需要采取战略的调整来规避人为因素、环境因素所造成的风险。据此,一方面房地产企业的多元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企业的优秀竞争力;另一个方面,对于宏观调控要在国家发展的大框架下,立足于房地产发展现状,引导和构建我国房地产整体发展战略产业链。但具体到细节如何安排,企业怎么样在经营理念、经营领域、经营方式、经营目标等各方面去运作、去发展,宏观经济调控如何去实施,这都是房地产战略发展需要研究的内容。 一、宏观经济调控的作用 1958年美国发展经济学艾伯特?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率先提出“发展战略”。房地产发展战略是指导我国房地产如何在市场运行发展的理论体系。根据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市场环境,发展战略对房地产发展方向、发展的内容、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发展的政策作出相关的界定,以保证我国房地产从宏观发展方面得到长期持续稳定的策略安排。宏观经济调控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一种体现,其意义在于:一是宏观调控对我国房地产整体发展能起到巨大作用。二是宏观调控对房地产长期发展极为重要。房地产发展需要持续性,因此宏观经济调控需要有长期发展的思维和准备,不能够依据短期房地产发展的目标来替代我国房地产长期发展的计划,只是立足于眼前,不能使得我国房地产获取长期发展的动力。三是宏观经济调控能把握我国房地产基本性问题的解决。四是宏观经济调控对我国房地产应对市场变化而产生的策略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从发展的角度上看,我国房地产发展战略并不能为房地产目前所遭遇的市场形势矛盾提供具体的方法,但是宏观经济调控能够提供解决矛盾的方向,它能够使得房地产在“少投入、多产出,少挫折、快发展”的原则之下,获取决矛盾的方案,指导方案的设计和运行,保证我国房地产正常有序的发展。 二、宏观经济调控框架结构 著名管理学家亨利.明茨伯格(Henry.Mintzberg)将战略管理的理论分成了十个流派。其中设计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德勒最早提出了“战略”的概念,认为只有不断调整组织结构以适应战略,才能够获得竞争优势。针对我国房地产战略而言,其是贯穿于我国房地产经营与产品和市场之间的“连线”。房地产战略管理框架是针对于房地产战略方针的引导而制定出来,通常更具实践管理活动的范式,我们把它归结于三个部分组成,人们经常把它称作为四三一战略框架模型。其中的含义就是:四个问题、三个层面、一个过渡方案。简单地说,四个问题就是WHWW:What,我国房地产愿景和发展目标战略定位要成为什么,首先要对企业的发展目标有着清醒的认识。How,在那里竞争?如何竞争?企业发展运行的战略意图所使用的方法究竟如何?When,什么时候完成?针对企业而言光有计划和目标不能有效的完成战略的安排,需要规划出详细的步骤。Who,由人负责完成?任何目标和计划的实施者都是人,人在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三层面业务:优秀业务,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优秀业务的挖掘;第二层面业务,新兴业务,未来发展需要定位的行业所产生的业务;第三层面业务,种子业务,可以培育发展、未来有较强竞争力的业务。一个过渡方案:新旧战略思想相互之间的衔接。宏观经济调控不仅仅针对房地产一个行业,更是经济综合全面发展的一种考量,由此在界定宏观调控手段的时候,一是要对房地产战略框架进行简单、明了的安排,其显性的重要性是在于它解决了我国房地产战略管理中的基本原则,任何战略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中得到体现好和印证,而不是一味地打压或者遏制其发展。 三、宏观经济调控过程 安索夫在《从战略规划到战略管理》一书中,提出了“战略管理”的概念。安德鲁斯认为“,战略思想是企业原始发展目标、运行模式、以及具体实施的一种宏观政策和纲领性文件。战略思想主导企业发展的内容和方式,以及运行的模式。战略思想决定企业的性质和形式”。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认为,战略发展是一个企业为了实现其终极目标,而产生以一种一企业发展为基础、以事实为依据而制定出来的宏观发展策略。在实际市场竞争过程当中,运用的是取舍效应。明茨伯格将战略定义为“5P”:plan(计划)、ploy(策略)、pattern(方式)、position(定位)、perspectiv(e想法)。简单地说,5P战略是对企业发展、对企业生存所作出的全方位的安排,它不仅体现着企业的实力,也体现着企业的文化以及企业对市场的理解力。我国宏观调控措施的内涵契合上述管理理论,其中就包括战略分析、战略识别、战略选择、战略实施、战略评估、战略创新等六个环节,六个环节构成了我国宏观调控的战略性价值链条,表明了战略价值的传递与形成的过程。具体而言:调控目标的设定、行业自身发展的认知——市场开发、产品和服务开发、横向一体化、相关多元化等方面。目前宏观调控措施对我国房地产如何获取竞争优势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是由于我们国家还处于一个社会经济转折时期,可以说宏观调控措施在房地产这个产业上还属于摸索阶段。 四、宏观经济调控对房地产业影响的因素 1.宏观经济调控对房地产业整体的影响目前,我国房地产面临的许多突出的问题,使得房地产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这就需要宏观经济调控来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安排。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家颁布了《中国房地产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改变政府包揽房地产的格局,使得各类房地产呈现出的春笋般的发展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房地产行业的竞争。由于改革开放,我国房地产业开放的政策逐渐加大,使得国外一些房地产参与到了房地产市场的抢夺当中。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全方位的进入到市场经济发展的轨道当中,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完全依靠我国房地产自身来应对市场的风险,使得一些我国房地产没有足够应对风险的办法,出现了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局面,由此我们必须针对我国房地产发展的宏观环境进行相应的分析,以保证我国房地产经营发展战略制定的有效性。 2.宏观经济调控对房地产环境方面的影响政府对房地产业的定位:在上个世纪末,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开始了货币化分配和房地产市场化改革阶段。而在此之前,国家一直采取的是福利分房制度。随后在2002年5月开始,改革措施进一步得到深化,国土资源部实行了新的土地招拍挂制度试点,并于当年8月出台18号文件进一步落实了此项制度,由此通过竞标,竞拍等方式来购买土地成为了土地制度改革的最大转变。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的供应,也使得部分开发商则联合垄断了商品房的供应。这是后来被认为造成目前房价高企的主要原因。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高企的房价使得百姓难以负重,政府出于民生保障的角度开始慎重考虑商品房的问题,相继推出了与商品房对应的廉租房、福利房、经济适用房等等,来缓解目前商品房市场的矛盾,这体现了目前政府对民生保障的考虑,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以前政策失误的一种修正。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迎合市场发展的自然规律,在处置房地产业改革时,多是强调以市场为主的自我调节方式,但是由于市场的欠规范性,同时国家制度法律的不完善性,造成市场被部分人所操控,致使市场呈现混乱的局面,使得国有国法、下有政策的现象比比皆是,制度法律的不完善,使得市场管控没有明确的依据,更加使得市场朝向偏离社会正常的发展轨迹而运行,使得房地产业为社会服务的内涵和目的性受到挑战。2006年国家出台了第一个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时称“国六条”;2010年出台了“国四条”以及“国十一条”;2010年出台了90平米以上购房首付3成,第二套执行首付5成利率1.1倍、进行了土地挂拍政策大改革、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对不能提供1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买住房贷款等。在2013年出台部分城市开始执行限购政策。这些举措短期来说对房地产业具有很强的抑制性。但同时鉴于房地产业出现的过度疲软现象、房地产市场下行压力沉重,在2014年又对不少于30个城市对房地产政策进行了微调或松绑,放松楼市政策,一方面降低限购门槛、放松非户籍资格审查和购房落户政策、微调公积金政策、提高公积金可贷额度、税收减免、优惠补贴、房价审查,限制降幅等。多年来,一些具体的调控,如税收政策、限制房地产开发的的贷款管理、规范土地储备管理、加强住房消费贷款管理、切实调整住房供应结构、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都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了冲击。 3.宏观经济调控对房地经济环境的影响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近年来国民生产总值持续高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持续高速增长,使得国内人民的收入不断增长,供给的增加也导致了人们对品质生活的追求,继而对购房产生了旺盛的需求,这使得近年来国内的房价飞速上涨,房地产效益不断增加。中央银行存款储备作为宏观调控手段,近年来也进行了相关的调整,大幅度提高存款准备金;这一种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房地产资金的来源,使得部分房地产资金来源受到影响,减少了房地产投资以及流动的资金。为了控制市场的行为,包括股市、房地产市场,国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存款利率调整,而且调整的幅度和周期都极为罕见。尤其是连续性的利率上调,使得房地产行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房地产优质我国房地产能在利率上调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市场扩张机会,抢占了更多的市场占有率,盈利能力不足的房地产则出现了举步维艰状况,两极分化的形势越来越明显。 4.宏观经济调控对房地产业包含的社会与文化要素影响目前我们国家家庭结构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主要是朝着小型化的家庭结构发展。一方面是由于国家采取了计划生育率政策所造成的,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近年来离婚率上升的原因所致。加上思想观念的更新,一些年轻人渴望自由化的生活,不愿意与父母双亲居住在一起,这也导致了房地产市场需求的增加。在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那一代人,目前已经在社会取得一定的地位,大多数在城市居住,这一部分人经济条件普遍很好,这一类人群成为了对居住商品房的强有力的需求者。对我们计划生育初期出生的人群而言,也到了成家立业的时间段,其家庭条件相对富裕,也成为了对居住商品房消费人群。这两个有利因素在短期内依旧会促使房地产业的发展。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使得中国城市化的建设力度越来越大,大部分的农村人口将向全镇人口转化,据不完全统计的数据,我国每年将有两千万左右的人群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些转移的人群也成为了带动当地房地产业蓬勃发展的外因。 五、宏观经济调控对房地产业影响背后的建议 1.宏观经济调控能够引导房地产业总体发展战略战略调整是我国房地产经营发展过程中对过去选择的目前正在实施战略方向或线路的改变。房地产需要不断的更新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建立以科学发展为指导、以我国房地产文化为旗帜、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管理提升为主线、以资源整合为方式、以协同发展为目的,以人才开发为重点、以质量安全生产为根本、加强资本运作扩大规模,依法治企、从严治企、规范治企,全面提升我国房地产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战略调整是一种特殊的决策,是对我国房地产过去决策的追踪。这种追踪决策受到我国房地产优秀能力、行为以及我国房地产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需要在自身优势方便进行大力的拓展,将我国房地产发展的优势延伸到整个产业链当中,形成纵横交错统一完美的形态,将投资结构从单一的房地产商品房项目投资转化为房地产工程技术开发与服务、景区建设投资与开发、惠民工程投资与开发等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上;充分利用并购上市企业资本运作的平台,尽早尽快的开展投融资活动,以提升我国房地产的综合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使得我国房地产能在经济效益、盈利能力上得到充分的发挥。 2.宏观经济调控要体现房地产业的创新机制选择过程以及选择确定后的实施过程中人的行为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管理创新的根本目的在于我国房地产经营能力的培育,创新是我国房地产经营能力的源泉。企业要发展,必须要拥有一定的与众不同之处,这就是创新。创新能够使得房地产经营能够突破原有固有的观念和思想,在新形势下能够更好的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满足因条件变迁、环境变化而对企业形成的新的要求。创新能力的提升能够有效的提高房产企业的实质运行的能力。创新发展能够使得我们房地产企业在市场当中实现强有力的竞争力,由此房地产企业需要管理上的创新与发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自己的经营领域和相关的经营产品,采用横向联系、纵向发展思路进行多元化的发展路径,产生竞争当中的优势。 3.宏观经济调控建立房地产良好的外部环境建立房地产完善的保障制度,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但不仅仅是对于企业自身发展保障的一种措施,也是行业发展和社会效应的一种体现,从其复杂性来讲其实一个完整的、相互联系、相互包容的一个系统。由此在建立房地产保障制度的同时,需要考量外部环境对企业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因素。从我国目前房地产企业状况来看,房地产行业整体框架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自身经营理念和架构需要重新构想、相关的战略战术需要重新整合、有关与人的因素相互关联的具体实施需要保障。那种以老套制度以紧箍咒般的约束来制定出固定模式,在市场的竞争当中最容易受到伤害,从而影响到企业的全面发展。房地产企业发展需要从内部和外部同时着手进行分析和研究,找出适宜于内环境和外部环境的管理策略和管理方法。针对于宏观经济调控而言需要重视培育和发展会计、评估、法律等各种社会终结服务机构,充分发挥外部审计、法律监督与信息传递职能,保障我国房地产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行。具体可以在制定战略管理规划、制定实施管理细则和操作细则、建立绩效评估制度和管理信息制度、完善财务管理技术及制度、建立人才选拔制度、加强我国房地产文化建设、建立我国房地产激励约束机制的评估制度等多个方面来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善制度建立的环境。 六、结语 我国房地产想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良好的经营以及生存与发展,就需要宏观经济调控来起到协调作用,不断地调整我国房地产自身发展的战略,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和要求。面对环境的变化,宏观经济调控需要针对于目前我国房地产的实际情况,分析自身经营特点,找出自身经营发展的优势和劣势,以高瞻远瞩发展的眼光来制定出我国房地产的发展战略,来提高我国房地产自身的竞争力。具体在建立发展战略科学化的指导思想、加强房地产内部管理、拓展融资渠道增强资金保障、加强房地产文化深度挖掘利润增长点、业务链延伸纵向和业务规模范围横向扩张、房地产业发展战略实施的保障措施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有力度的整治,相信由此来进行目前宏观经济调控,会取得一定效果和喜人的成绩。 作者:唐辉艳 单位:广西大学商学院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及模式诌议 一、非正式约束的宏观调控机制 1.目标的选择。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流行的看法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是总量的绝对平衡与结构的相对平衡的统一。这个观念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因而学者重点讨论的是控制总需求还是控制总供给的问题上。宏观经济作为一个超级系统其调控目标是系列的、有层次的,稳定、协调、有序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目标,并且这些目标要分级或分层界定。在非正式约束的影响下,目标选择要依据区域特点进行宏观调控目标的制定,要符合区域文化和区域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念。 2.调控的顺序。从传统的事后调控转为事前调控。传统的调控模式存在严重缺陷,第一存在严重时滞,不能及时解决会错失良机;第二力度很难把握,使经济过冷或过热。因此要改变这种被动模式。 3.调控机制的完善。在非正式约束下要不断完善市场秩序和市场机制,要保证市场进出的规则,优化市场结构;制定作价规则和严格的竞争机制,形成良好的市场道德秩序和价值观念,形成公平、平等的市场秩序。同时,规范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使政府与企业肩负起社会责任。 二、非正式约束的宏观调控工具模式的创新 现有的调控工具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陷,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与观念的进步宏观调控的工具模式也出现了创新和改革。 1.民债。民债是国家在国民经济遭受通货紧缩压力或危害时向公民发行的;在国民经济遭受通货膨胀压力危害时要求公民偿还的,仅具有货币购买功能的购物凭证。与其他债券相比民债的主要特点是:(1)与国债相反。国债是国家向公民借钱用于投资民是国家借钱实际是只能用于消费支出的购物凭证给公民用于消费。(2)债券都是有息的而债无需债务人付息利息由中央政府支付。(3)民债只能用于消费而且必须在规定的时限比天内用于消费支出。(4)民债的对象是全体有稳定收入或偿还能力公民。(5)它是记式的公民无需用货币购买。(6)民债只能参与购买价格高于其面值的商品或服务。(7)民债在行时不规定偿还时限。民债在萧条期可以提升总需求曲线使其与供给曲线重新相交,是总需求与总供给在充分就业下达到新的平衡。在经济过热时期则有降温作用。 2.国土资源。邱铃章(2006)研究指出自2003年以来,土地参与宏观调控成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从体制创新、市场配置、规划编制及部门间协调配合等方面分析了土地参与宏观调控的一些问题,曹清华(2004)认为土地供应政策要像金融货币政策那样,成为国家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而程烨(2011)认为土地参与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包括土地产权制度、土地登记制度、土地产权市场制度、土地税收制度、土地金融制度等。 三、小结 宏观经济调控是经济增长的重中之重,本文从新的视角即非正式约束下入手探讨了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和宏观调控的机制以及工具模式的转换,希望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探讨更多的工具模式的创新与优缺点。 作者:尹玥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宏观经济调控与审计的关系 一、通过实施项目审计,实现国家审计在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中的监督性作用 根据国家审计的经济监督性特征,一方面,围绕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实施审计监督。一是对国家“宏观性部门”的审计。通过对有宏观调控职能的国家财经管理监督部门和市场主体主管部门(如财税、金融、发改、建设、国土、物价、工商、国资等)调控监管市场经济包括本部门经济活动的审计,以及对领导干部任期履行宏观经济调控职责情况的审计,监督这些部门及领导干部按照国家政策法规和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正确履行职责,创新体制机制,完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政策措施,合理调控引导社会资源和有效配置公共资源,确保宏观调控规范有序,提高宏观调控政策效益,为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创造优良环境。二是对国家“宏观性资金”的审计。通过对影响宏观经济调控的国家公共财政、信贷等资金(基金)特别是各类专项资金包括中央财政支持重点领域的资金的审计,监督这些资金来源(收入归集)和运用(支出分配)的合法有效情况,为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提供资金保障。三是对国家“宏观性项目”的审计。通过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确定的新农村建设、交通基础设施、节能、生态保护、环境治理、教育发展、公共服务和文化建设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投资决策及经济活动的审计,监督这些项目合理控制投资规模,严格贯彻落实国家产业政策,改善投资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投资效益,为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奠定坚实基础。 二、开展经济效益审计,挖掘增产节约潜力 当前国家财政比较困难,建设资金不足,财力又过于分散,损失浪费比较严重。同时,部分企业不仅利润下降,亏损上升,而且严重地存在着潜亏挂账、虚盈实亏问题,这是财政的一大隐患。为此,要围绕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积极加强大中型企业的审计监督。要在财务收支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经济效益审计。当前烟草行业潜亏挂账、虚盈实亏的问题比较严重。经济效益审计,主要是检查企业盈亏问题,除研究外部原因外,重点是检查内部问题,如产品质量品种、企业生产流通、影响亏损挂账的因素和“三角债”、资金周转等问题。并要进行一些审计调查,针对存在的重要问题,查找产生原因,提出挖掘内部潜力,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和改善外部环境的意见和建议,做到既审计监督,又帮助解决问题,为宏观经济调控积极工作。 三、社会审计 有利于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细胞,企业的行为及活力直接影响市场经济的运行,加强社会审计有利于规范企业行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根本特征是企业财产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相分离。由于企业编制的财务报表是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晴雨表,所以,企业所有者、债权人、潜在投资者、政府和社会公众都重视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别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会计信息的质量更为重要。为了维护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企业管理人员的行为,法律规定必须聘请注册会计师对企业管理者编制的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中国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公司法规定: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和要求,转换经营机制,有步骤地清产核资、界定产权、清理债权债务、评估资产、建立规范的内部管理制度。社会审计行业拥有一批会计、税务、资产评估、管理咨询等领域的专业人才,他们能根据加强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提供包括股份制改造、记账和设计会计制度、税务、资产评估以及管理咨询在内的各类专业服务。 四、内部审计 是企业健康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监督者”,是现代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和机构。内部审计作为审计队伍的一支强劲力量,正在各类组织和机构中发挥着为企业经营发展保驾护航的作用,通过监督和评价活动能有效的关注组织政策、制度的贯彻执行情况,关注组织存在的风险及资产的安全性和效益性,给组织管理者提供及时、客观的信息,为管理者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作者:周芬 单位:湖南省汨罗市农业局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实证分析 内容提要 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为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为缓解利益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重点取向应是解决扩大就业、缩小贫富差距、发展资本市场、促进居民储蓄向消费和证券投资方面转化等问题。 关键词 宏观调控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执行情况 积极财政政策实施5年多来,累计增发国债8000亿元,所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点机场建设,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电网改造和建设,经济适用住宅建设,国家储备粮库建设,重点行业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建设及科教设施等方面建设,支持西部开发项目建设;在增发国债的同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费需求。重点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包括适当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金、城镇居民最低生活费,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收入,提高离退休人员的待遇;调整部分税收政策,支持外贸出口。 稳健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1)保持货币供应量适度增长。1998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对商业银行贷款限额控制,使商业银行可按信贷原则自主发放贷款;1998年和1999年先后两次下调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7个百分点,1996年6月以来连续7次降息,存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5.73个百分点,贷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6.42个百分点。 (2)调整信贷政策。1998年以来我国对信贷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如为国债项目配套贷款,鼓励银行发展消费信贷,对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在按同档次固定资产贷款减档执行的基础上又下调了10%;推行适合我国农村实际的小额农户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推行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开展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等。 (3)加强金融监管,降低金融风险。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支持和配合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1999年组建信达、长城、东方、华融等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从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剥离的1.3l万亿元不良资产。2002年开始实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制度、审计会计制度和信息公开披露制度。 二、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 1.国债投资,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及企业技术进步,改善了生态环境 1998年一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在国债资金支持下,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2001年,我国政府以西部开发为重点,集中财力支持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建设等重大项目。在1999年增发的600亿国债资金中,有90亿元专门用于符合产业结构方向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进行系统的技术改造。政府将发行国债所筹集的资金的一部分用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环境改善效果明显。 2.调整部分税收政策,促进了出口增长,减轻了农民负担,为扩大消费创造条件由于先后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综合退税率由8.2%提高到15.2%,五年累计退税4000多亿元;同时对生产企业自营出口全面实行免、抵、退税办法。 2000年起农民税费改革在安徽等地试点,2002年扩大到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地区农民负担平均减轻30%。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完成了车辆购置的费改税,取消了200多项收费项目,规范收费制度的同时,为扩大投资与消费创造条件。 3.改善了金融环境,抑制了金融风险 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改善了我国的金融环境。从2000年开始,四家国有独资银行不良贷款增幅下降。与此同时,加大了金融监管力度,进一步整顿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金融风险。 4.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为扩大消费需求创造了条件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提高了人民群众实际生活水平和购买能力,为扩大消费需求创造了条件。从1998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消费信贷政策,2002年底,消费信贷余额达1.07万亿元,促进了消费增长。 5.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抑制了通货紧缩 2002年末流通中现金mo的余额为1.73万亿元,同比增长10.1%,增幅比上年末提高3个百分点,全年现金累计投放1589亿元,比2001年多投放553亿元。高出的幅度较大,这表明目前的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大,对通货紧缩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三、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1.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使政府赤字和债务膨胀 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来,我国财政赤字逐年上升,如果扩张性财政政策继续实施,财政赤字将继续上升。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又持续增加,如果把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欠发工资、养老保险欠账等也计算到政府债务中,政府的债务规模更加庞大。 2.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抑制了商业银行对企业部门的货币投放 我国政府为启动内需而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银行市场风险约束加大和我国现行的金融管理体制决定了银行资产运用结构向政府部门倾斜。从而使银行惜贷现象持续,抑制了商业银行对企业部门的货币投放,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3.积极财政政策难以带动民间投资 由于我国投资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增发国债和由国债投资的贷款所拉动,市场机制的内在驱动因素较少,在国内企业面临“相对过剩”的市场环境下,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实际利率和贷款利率较高,而价格又较低,因而投资回报不足以抵偿企业的投资成本,社会对投资前景预期较差,企业缺乏投资动力,社会投资增长相对缓慢。 4.增加收入及降低利率没能有效地刺激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我们将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把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利率及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利率作为解释变量,利用1990年一2001年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回归模型,通过检验知利率对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影响不显著,从模型中剔除。利用广义差分法消除自相关,得如下两个回归方程: 其中chx代表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chsh代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nsh代表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 居民收入增加,没有明显地带动消费增长,相反却下降了。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gdp、m0、m1、m2之间的相关系数很小,说明提高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加大货币投放都未对扩大消费起到明显作用。 四、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点取向 1.加强国债管理,化解财政风险 由于国债具有流动性强、信誉高、不征利息税等特点,对投资者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因此,可以适当降低国债利率,减轻还债压力,同时降低发行费用,从而化解财政风险。从财政风险及其他国债投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看,国债投资应该加强管理,同时应逐步减弱力度,但并不意味着财政职能的削弱,因为财政的职能包括很多方面。 2.促进居民储蓄向消费和投资方面转化 首先,应加强社会保障体制建设,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各级政府预算中社会保障支出比例。其次,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可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这样既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又可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3.发展资本市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解决体制和结构障碍,加大对全社会企业和民间投资的组织、引导、协调等,可以充分调动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的投资,为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增长创造适宜的政策环境。作为企业,应从产品质量、营销等方面下功夫,提高盈利能力,从而提高自身的信誉,成为银行争取贷款的客户,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 4.转变政府投资方向,加强对第三产业的投入,缓解就业压力 应用描述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模型,可给出1978年以来不同阶段、不同产业就业弹性的最小二乘估计值(见表1)。 取不同时间段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第三产业就业弹性最大。这说明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产业,因此财政政策应对第三产业加大支持力度,第三产业应在现有的基础上发展新型服务业,如社区服务、家政服务、物业管理、信息咨询等,这些部门具有见效快、费用低、容易创造就业岗位等优点。此外,应对农业产业化给予支持,减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其他产业流动。 5.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缩小贫富差距 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很大,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很大,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收入结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不规范。要调解收入分配,财政政策是主要手段,因收入分配与财政收支有特定联系。改革个人所得税税制,在适度提高起点的同时,减少级次、扩大级距并降低税率,对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3000—5000元之间的低收入及中等偏下收入者采取低税率政策,征收遗产税及赠予税等,可在某种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有必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支持西部大开发,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促进地区间均衡发展。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对策分析 摘要:近年来,国际收支持续不平衡,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持续双顺差现象呈现强化趋势,纠正国际收支失衡和妥善处理大量外汇储备成为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宏观经济问题。但是,妥善处理这一问题与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冲突。从多种角度、综合多种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并使这些措施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关键词:双顺差;宏观调控目标;外汇储备 1 问题的提出 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目标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近年来,双顺差现象呈现强化趋势,纠正国际收支失衡和妥善处理随之而来的大量外汇储备成为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宏观经济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严重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及措施将可能对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增长、增加就业、物价稳定以及货币政策效果等诸多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带来负面影响。 2 内外目标冲突的现状 2.1 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均衡的冲突 自1994年以来,中国连续出现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格局,国际收支呈现大量盈余。同时人民银行承担了无条件买卖外汇、平衡外汇市场日常供求义务,导致了外汇储备大幅增加,由此引发的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投放的影响使我国的金融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冲击。一方面,外汇储备过高,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另一方面,巨额外汇占款引发基础货币投放增大,导致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扩张,为了对冲外汇占款引起的基础货币投放,央行采取了一系列货币冲销手段,但这些手段不论在市场基础上还是操作技术上,都是不可持久的,其效果稳定性也将是难以预期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使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很难实施。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两大目标的冲突加大。 2.2 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均衡的冲突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安国之策。双顺差的产生对充分就业带来了好处。其一,经常项目的顺差是由外贸出口导致的,而外贸出口的增加势必会增加国内人员的就业,提高就业水平。其二,资本项目的顺差是由资本的大量流人造成的,而大量流人的资本大部分构成投资,由外商投资企业主导的加工贸易的制造环节在境内主要采取劳动密集型生产,对扩大就业的效果十分显著。如果出口急剧下降,或外商直接投资出现大幅下滑,势必会影响到我国的就业状况,不利于社会与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可见,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与充分就业之间的矛盾一定要权衡利弊,采取适当的措施。 2.3 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均衡的冲突 国民收入的构成要素包括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它们的增长对国民收入的提高起着决定性作用。由于当前中国消费疲软,人们偏向于储蓄,所以消费对国民收入的增长贡献有限。因此,当前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是投资和净出口。目前中国人们的储蓄并没有顺利地转化为国内投资,即对国民收入起到主要作用的投资来自外资的流入。这也是双顺差中资本项目顺差的功劳。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近几年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净出口一直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当然这支主力军导致了双顺差中经常项目的顺差。 3 解决措施 双顺差对我国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有利也有弊。要充分利用双顺差的利同时减少它的弊需要政府充分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等多项综合措施。 3.1 减少双顺差 3.1.1 经常项目 经常项目顺差的根源就是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这部分资源国内居民消费不了,所以只能出口到国外,向国外寻求销售途径。 (1)抑制国内通货膨胀,然后扩大内需。 当前国内出现的困境是通货膨胀和内需不足并存。这两个矛盾可以并存的原因是它们产生的原因和渠道不同。通货膨胀是结构性,它是由猪肉和石油的短期供不应求引起的,进而引起粮价和其他物品的涨价,而内需不足是由于我国国民偏爱储蓄引起的。所以,我们应该针对通货膨胀的起因采取措施控制物价上涨。而扩大内需可以通过降低储蓄率,稳定人们的支出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央行也要降低利率;也可以通过增发国债,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2)调整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减少出口。 今年来,我国一直奉行“出口至上”的贸易战略,如出口退税等,忽视了进口和国内市场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这一措施没有及时得到修改,致使中国内需不足和外汇储备的过度增加。为了减少双顺差,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出口对经济健康平稳增长的作用。当前,政府应该实行出口、进口和内需并重的平衡贸易战略。取消过度激励出口的措施,降低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激励出口商品提高国内增值程度,增加高附加值、高技术、低能耗、低污染商品的生产和出口。从国际收支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带动了服务贸易进口、更有助于国际收支平衡。 3.1.2 资本项目 (1)稳定汇率,减少人民币升值压力。 一直以来,人民币汇率未能反映外汇市场供求关系,不利于均衡价格的形成。并且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较窄,缺乏足够的弹性。所以,外汇管理改革应重在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适当增加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以促进经济的均衡发展。具体地说,首先要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增加外汇市场交易币种,让更多的金融和非金融机构参与进来,使人民币汇率能真实的反映外汇市场供求状况;其次要逐步放松资本外流的限制,放宽个人外汇业务、促进海外投资等,采取更加弹性的汇率制度方法,不断扩大汇率变动的区间;最后要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因为有效的利率形成机制是形成有效汇率的基础。我国应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从而促进汇率市场化的实现,以促进经济的均衡发展。 (2)减少外资流入,引导并合理利用外商投资。 近年来,我国引进外资的主要目的是补充国内储蓄的不足和引进先进的技术。而如今,中国居民自己的储蓄率已经很高,只要合理地把它转化为投资,中国就没必要去引进外资。所以,引进外资应重在引进先进技术、提高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具体来说,首先要取消地方政府把对外资的引入状况作为政绩考核标准的做法,同时取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做到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其次要适当转变外资政策,引导外资流向高技术含量的行业,使其有利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节约能源。真正把利用外资和提高国内产业结构结合起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3.2 妥善处理大量外汇储备 外汇占款的增加改变了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结构。降低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推动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发展。 3.2.1 纠正外汇管理观念 管理层对于外汇储备的管理存在观念上的误区必然会导致管理方式产生失误,如人们普遍认为外汇储备是国家经济地位的象征。但我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来源于经常项目的顺差。产品大量出口被外国使用。对于我们这个资源相对缺乏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是个资源的浪费。所以我们应该出口高质量、高附加值和有高新技术的产品,而不应注重顺差的“量”,更不能简单地把外汇储备看作是国家实力的显示。另外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本资源发展经济。我们可以用这些钱还外债,也可以去国外投资,或者购买外国物品投放到国内经济发展中等等。 3.2.2 建立国家外汇储备管理的动态目标系统 目前,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力正在加强,而我国对外汇储备的管理却相对滞后。处于被动状态。建立国家外汇储备管理的动态目标系统变得越来越重要。这需要慎重选择多项指标,比如外汇储备最优量、外汇持有币种和外汇储备的调节手段等。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中国经济复苏与宏观经济调控 【摘要】中国经济近期呈现明显的企稳回暖趋势,但其基础并不牢固。而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实施半年,在中国经济复苏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着眼长远,在充分肯定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对中国经济未来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做到充分估计与准备,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本文从经济学分析的角度,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的潜力及前景,当前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以及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重点分析,为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与调控提供参考。 【关键词】 经济复苏 市场规模 价格体系 宏观经济调控 一、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分析 中国经济不管是在全球范围还是从自身发展进程角度,其长期发展潜力和前景确实值得我们充满信心。从全球范围来说,中国经济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有新的经济增长点,制度改革进一步提高生产力的潜力较大,工业化、城市化扩展空间也很大。同时,中国经济已经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体制条件,具备实现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空间。从自身发展进程来说,中国经济尚处于起飞阶段,进一步发展空间巨大,而且中国经济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市场规模,这样的市场规模将为中国技术持续创新与发展提供基石和可能,以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在前现代社会,市场规模作为技术发展的关键因素使中国经济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虽然在工业革命之后,数学模型以及可控试验等科学技术的出现使规模在技术进步中的优势消失;但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技术进步与技术的应用必须以需求为支撑,随着技术应用中累计规模效应逐步被即时规模效应所取代,市场规模的大小正成为新技术需求大小的关键因素,市场规模又将成为未来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之一。所以,不管是外部环境比较还是自身条件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前景是非常乐观的,但要想将潜在的优势和潜力转化为现实优势与能力,特别是在当前国内外条件下,阻碍因素也非常多。 二、中国经济运行态势分析 中国经济此次下滑是近二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虽然有世界金融危机的外部因素影响,但中国经济自身经济增长过程中积累的问题等内部因素更是不能忽视。中国经济从2003—2007年经历了连续五年的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增长使中国经济规模和成就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从宏观经济数据上看,集中体现在中国经济的“失衡”——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内外需的失衡、产业结构的失衡、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的失衡等,中国经济增长过多的依赖投资、出口;但从更深层次上说是结构性问题,主要在于经济中配置资源的价格信号被严重的扭曲。 根据经济学理论,市场之所以能实现合理配置资源,就在于其价格的调控作用,但并不是所有的价格都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只有在充分竞争下形成的均衡价格才能实现,计划经济下的计划价格体系就是因为其由人为因素确定,无法通过自我调节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阻碍了我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进行了深入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但长期以来,为保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管是利率,还是能源、土地和各地方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中国的投资成本一直非常低。这不仅导致大量的资源被用于投资,从而减缓了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1995—2007年,扣除通货膨胀后,经济总量增加2.5倍,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加1.2倍);而且,由于我国金融体系缺乏效率,投资整体可以在较低的水平上重复进行建设,导致我国的大量投资应用到最有效率、最能给中国带来经济发展的领域,造成社会资源配置的低效。中国的出口领域的情况也是类似,汇率管制以及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导致部分出口行业的规模超过了应有的水平。中国大部分出口企业技术含量低,出于下游产业链,其赢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非常脆弱,资源也没有被用到更有效率的地方。这种扭曲的价格体系,结果就是老百姓补贴投资、补贴出口,导致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结构必然会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中国经济自然出现“失衡”现象。 三、中国经济复苏与宏观经济调控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很多问题会被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掩盖。此次危机的爆发,使政府、学者、专家都有机会冷静地思考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多年所积累下来、影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问题。所以,在初期就有人提出“借危机、促改革”的想法,但这种声音很快就被经济刺激计划的声音所淹没。因为,中国当前的许多现实问题确实需要经济保持比较高速度增长来暂时解决或缓解,比如失业问题。所以,我国政府在面临经济危机时,果断地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组合拳,这对恢复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起到了非常巨大的积极作用。现在也确实看到经济回暖的种种迹象,如股市回暖、楼市回暖、消费特别是汽车消费增长态势良好,外汇储备稳中有升达到2.1万亿美元等。但我们更需要做的是保持头脑清醒,经济学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方案,也不可能有免费的午餐,其实任何危机的解决方案都会有后遗症,而且有的可能是很大的问题。从经济学分析的角度,当前我国经济宏观调控政策可以缓解短期内的部分矛盾,但对于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长期根本性问题帮助不大,同时还必须看到可能带来或加剧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此轮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供需失衡,内外需求不足导致经济下滑,治理的一个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扩大需求。对于外需,我们采取的稳定汇率、税收优惠的政策在世界经济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对整体需求拉升的作用将会非常有限;而扩大内需,采取的是通过投资和产业刺激计划来间接提高收入,以提高消费需求,但这却面临一个较大的风险,积极的政策会首先体现在供给上有更大的提高或至少保持不变,2009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透支同比增长33.5%,这个速度比2008年同期还快7.2个百分点,如果需求不能实现我们预计的有效恢复,产能过剩将会更加严重,供需失衡是否会更加突出?是否会带来后期更加严重的通货紧缩?这也是短期内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要应对的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第二,在积极的经济刺激政策和宏观管理体制下,一方面会使银行为急于完成放贷任务,使项目控制不严,影响效益(据报道,由于国外市场的不景气,某出口企业企业主在打算放弃银行授信贷款的情况下,由于银行增加信贷的需求,致使他最后不得不申请,其获得信贷资金后便转移到另一家银行的企业账户上,最后流入股市)。另一方面因为过多的货币供给会使原本不应该投资的项目获得资金支持,在经济达不到预期的恢复或增长速度时,由此形成了大量的银行坏账、死账。而且,中国商业银行经过上次股份制改造之后,不可能再享受当年剥离不良资产的免费午餐了,因政府积极政策产生的银行坏账、死账严重影响了我国未来的金融安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部分地区可能因为经济刺激的需要,减少了对环境保护审批等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如前段时间就报道过现在有地区存在简化环保审批环节的现象,原来大概需要三个月审批,现在能够一个星期内完成,使环保审批环节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这样是否会使环境问题更加突出? 第四,经济刺激计划中相当部分经济成果将会归属于政府,而据报道,中国目前76%的资产是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24%。是否会使居民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的情况更加恶化,使社会资源分配不均问题更加突出呢? 第五,如果继续使用积极的经济政策,为提高税收来缓解财政赤字的压力,可能会使原本突出的部分行业垄断利润的问题更加突出。如当前的中国成本油价格问题,公众对其价格形成机制充满质疑,一方面成品油价格机制不能真实按照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定价,具体体现在价格机制对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十分敏感、而对价格下调十分迟钝或无动于衷;另一方面部分政府机构、专家及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暧昧,今年6月的第一次价格上调的前几天,发改委某官员在媒体上公开表示近期不会涨价,这不仅不会改变未来民众对价格上涨的预期,而且还严重影响中国政府机构的公信力。而在6月30日最近一次价格上调、外界普遍质疑中国油价高于美国的事实时,面对质疑,石油系统的某位“权威人士”很快抛出一份清单作为回应,其中,巧妙地选择比较对象、选择税率,并偶尔犯个概念性的“小错误”,最终得出一个“中国油价比美国低”的“权威”结论,这种结论除挑战国内国民智商、损害政策的权威之外,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中国的成品油价格不是不能高于美国水平,而是按照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加国内平均成本、税金和适当利润的定价模式,确实难以做到明确界定和公开透明,也不能够令人信服的解释中国成品油价格在国内现有的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下高于美国成品油价格的事实,这种不能以真诚的态度面对民众的“政策解释学”无疑将会严重损害政策的权威和政府公信力。其实,在关于中国高房价的原因的争论中,也出现类似情况。揭露背后的问题往往比衡量问题本身更具有意义,大家如此争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行业都与政府的收入有直接的关系,如2009年6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近两成,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燃油税。中央政府刚要决心治理的垄断行业利润问题,却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肯定会被较长时间搁置,这对长期经济发展以及整个社会公平不利。 第六,从前一阶段经济刺激政策实施效果来看,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不久前有专家预测,上半年7万亿新增贷款中保守估计有超过20%的流入到股市、房市等非实体经济领域,导致在经济还未出现强势回暖的情况下,股市、房市价格大幅上涨,部分地区的房价甚至超过了2007年10月左右的历史最高水平,与之相对应的实体经济层面并不太理想,大量的资金仍然流入到大型企业,而在经济复苏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并没有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得到多大的改善。所以,在外需下降20%的情况下,内需增长不明显,2009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1%,cpi降1.1%,这个增长速度虽然不算低,但与我国经济刺激力度相比效果不算好。资产价格脱离经济基本面的高涨可能会带来很多问题,如果形成的资产泡沫破灭,将来必然严重破坏经济运行,经济必然再次进入衰退;即使不破灭,资产价格非正常上涨将会扭曲市场的价格结构,给市场发出错误的价格信号,可能诱导原来实体经济领域的资源流入到股市、房市,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行。同时,也会带来社会财富逆向分配效应,恶化社会分配的不公平,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问题;更糟的可能出现资产价格传导到其他领域,导致在经济恢复前价格大幅上涨,从而形成滞胀,中国经济将陷入两难的境界,政策选择的余度更小,经济复苏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中国经济潜力与前景巨大,按照上半年经济增长态势,中国经济今年“保8”应该没有问题,我们并不是要否定所取得的成绩,只是我们在充满信心的同时,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要做到充分估计与准备,要更关心经济增长的质量。只有认识到可能出现的问题,才能防患于未然。直面问题、治理问题重要的是从问题的本质出发,对于此次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阻碍我们经济长远发展的根本问题,要着眼长远,“借危机、促发展”,“深化改革、理顺价格体系、优化资源配置、解放生产力”,充分利用市场规模、制度等方面的优势,在使中国经济迅速企稳回暖的同时,夯实经济基础,使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关于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探讨 【摘要】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正处于关键时期,调控产生的效应遏制了经济增长过快过热,更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增长。近年来国际收支持续不平衡,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持续双顺差现象呈现强化趋势,纠正国际收支失衡和妥善处理大量外汇储备成为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宏观经济问题。但是,妥善处理这一问题与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冲突。本文结合当前我国国内经济形势,提出应从多种角度,综合多种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并就如何将这些措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进行了一些探讨。 【关键词】经济;宏观调控;分析 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近年来,双顺差现象呈现强化趋势,纠正国际收支失衡和妥善处理随之而来的大量外汇储备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宏观经济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严重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及措施将可能对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增长、增加就业、物价稳定以及货币政策效果等诸多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带来负面影响。 一 我国内外贸经济目标冲突的现状 1.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均衡的冲突 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必须调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关系,使之达到基本平衡。如果社会总需求明显超过社会总供给,出现商品普遍供不应求、物价全面上涨,这时宏观调控的重点就是抑制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并适当减少出口,同时鼓励增加供给,适当增加进口;如果社会总供给明显超过总需求,出现商品积压、生产下降、物价下降、失业增加,这时宏观调控的重点,是刺激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的增加,并鼓励增加出口,同时适当控制供给增加,减少进口。自1994年以来,国内连续出现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格局,国际收支呈现大量盈余。同时,人民银行承担了无条件买卖外汇、平衡外汇市场日常供求的义务,导致了外汇储备大幅增加,由此引发的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投放的影响使我国金融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冲击。一方面,外汇储备过高,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另一方面,巨额外汇占款引发基础货币投放增大,导致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扩张。为了对冲外汇占款引起的基础货币投放,央行采取了一系列的货币冲销手段,但这些手段不论在市场基础上还是操作技术上,都是不可持久的,其效果稳定性也是难以预期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使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很难实施。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两大目标的冲突加大。 2.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均衡的冲突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途径。我国目前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一方面,劳动供给数量庞大;另一方面,劳动力需求数量有限。因此,必须坚持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长期将增加就业的宏观调控目标落到实处,并严格控制人口和劳动力增长。 双顺差的产生对充分就业带来了好处。一方面,经常项目的顺差是由外贸出口导致的,而外贸出口的增加势必增加国内人员的就业,提高就业水平。另一方面,资本项目的顺差是由资本的大量流人造成的,这些资本大部分构成投资,由外商投资企业主导的加工贸易的制造环节在境内主要采取劳动密集型生产,对扩大就业的效果十分显著。 如果出口急剧下降或外商直接投资出现大幅下滑,势必会影响我国的就业状况,不利于社会与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可见,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与充分就业之间的矛盾一定要权衡利弊,采取适当的措施。 3.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均衡的冲突 国民收入的构成要素包括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它们的增长对国民收入的提高起着决定性作用。国际收支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由于各种交易所引起的货币收付或以货币表示的财产的转移。 影响国际收支的重要因素,一是进出口贸易状况,二是资本流入流出的多少。如果一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尤其是出现较大逆差时,对本国经济是不利的,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调节,使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当前中国消费疲软,人们偏向于储蓄,所以消费对国民收入的增长贡献有限。因此,当前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投资和净出口。当前国人的储蓄并没有顺利地转化为国内投资,对国民收入起主要作用的投资还是来自外资的流入,这也是双顺差中资本项目顺差的功劳。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近几年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净出口一直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它也导致了双顺差中经常项目的顺差。 二 解决我国内外贸经济目标冲突的措施 双顺差对我国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有利有弊,充分利用双顺差优势的同时减少它的弊端,需要政府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等多项综合措施。 1.宏观调控内需与出口战略 经常项目顺差的根源就是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这部分资源国内居民消费不了,只能出口到国外,向国外寻求销售途径。 第一,抑制国内通货膨胀,扩大内需。当前国内出现的困境是通货膨胀和内需不足并存。这两个矛盾并存的原因是它们产生的原因和渠道不同。通货膨胀是结构性的,是由猪肉和石油的短期供不应求引起的,进而引起粮价和其他物品的涨价;而内需不足是由于我国国民偏爱储蓄引起的。为此,我们应该针对通货膨胀的起因采取措施控制物价上涨;而扩大内需可以通过降低储蓄率,稳定人们的支出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降低利率增发国债,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等来调节。 第二,调整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减少出口。近年来,我国一直奉行“出口至上”的贸易战略,忽视了进口和国内市场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这一措施没有及时得到修改,致使中国内需不足和外汇储备的过度增加。为了减少双顺差,必须重新审视出口对经济健康平稳增长的作用。当前,政府应该实行出口、进口和内需并重的平衡贸易战略。取消过度激励出口的措施,降低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激励出口商品提高国内增值程度,增加高附加值、高技术、低能耗、低污染商品的生产和出口。从国际收支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带动了服务贸易进口、更有助于国际收支平衡。 2.调节资本项目顺差 第一,稳定汇率,减少人民币升值压力。一直以来,人民币汇率未能反映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不利于均衡价格的形成。并且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较窄,缺乏足够的弹性。因此,外汇管理改革应重在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适当增加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基本稳定,以促进经济的均衡发展。具体来说,首先,要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增加外汇市场交易币种,让更多的金融和非金融机构参与进来,使人民币汇率能真实的反映外汇市场供求状况;其次,要逐步放松资本外流的限制,职放宽个人外汇业务,促进海外投资等,采取更加弹性的汇率制度方法,不断扩大汇率变动的区间;最后,要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因为有效的利率形成机制是形成有效汇率的基础。我国应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从而促进汇率市场化的实现,以促进经济的均衡发展。 第二,减少外资流入,引导并合理利用外商投资。近年来,我国引进外资的主要目的是补充国内储蓄的不足和引进先进的技术。而如今,中国居民自己的储蓄率已经很高,只要合理地把它转化为投资,中国就没必要去引进外资。所以,引进外资应重在引进先进技术、提高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具体来说,首先,要取消地方政府把对外资的引入状况作为政绩考核标准的做法,同时取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做到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其次,要适当转变外资政策,引导外资流向高技术含量的行业,使其有利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节约能源。真正把利用外资和提高国内产业结构结合起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3.妥善处理大量外汇储备 外汇占款的增加改变了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结构,降低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推动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发展,所以一定要妥善处理大量外汇储备。 4.纠正外汇管理观念 第一,纠正管理层对于外汇储备管理在观念上的误区,必然会导致管理方式产生失误。如人们普遍认为外汇储备是国家经济地位的象征,但我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来源于经常项目的顺差。产品大量出口被外国使用,对于我们这个资源相对缺乏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是个资源的浪费。所以应该出口高质量、高附加值和有高新技术的产品,而不应注重顺差的“量”,更不能简单地把外汇储备看作是国家实力的显示。同时,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本资源发展经济,可以用这些钱还外债,也可以去国外投资,或者购买外国物品投放到国内经济发展中等。 第二,建立国家外汇储备管理的动态目标系统。目前,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力正在加强,而我国对外汇储备的管理却相对滞后,处于被动状态。因此,建立国家外汇储备管理的动态目标系统变得越来越重要,这需要慎重选择多项指标,如外汇储备最优量、外汇持有币种和外汇储备的调节手段等。 三 结论 针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正处于关键时期,而近年来国际收支持续不平衡、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持续双顺差呈现强势化所带来的影响,要想实现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则纠正国际收支失衡和妥善处理大量外汇储备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简述宏观经济调控下房地产经济如何发展 【摘 要】2011年中国的总体经济形势良好,保持较快的稳定增长,国家的经济运行也都在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之下。房地产作为前几年的经济热点,随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高房价时代已然远去,商品房价格开始逐渐的理性的回落,用于改善居住条件的自用住房成了房地产市场的主要消费目标。按照我国的总体经济形势判断:最近5―10年我国的经济都会保持稳定增长,国家的经济环境很好,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会朝着稳中求进发展,在这种大环境下,房地产必然朝着理性回归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宏观调控;房地产;经济 1 目前我国房地产整体形势和现状 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一种控制手段,这种调控的特点是根据国家的经济形势进行综合分析后,对具体经济行为进行调控。经过实践证明,宏观经济调控成效显著。目前房屋价格已经经过了几轮的上涨,有些地方房屋价格已经超出了原有价格的2-3倍,已经背离了价值规律。根据经济学原理来分析,已经到了价格拐点。恰巧在这时,国家也意识到了房屋价格过高现象的存在,意识到房屋价格过高已经影响到居民的正常生活水平。所以,在这时,国家适时的出台了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这是及时的也是必要的。对房屋价格的调控,国家的原则是明确的,即房屋价格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走,既防止过快上涨,也防止过快下跌,总的房屋价格趋势要保证稳定,要符合市场定价规律。 从这种宏观调控可以看出,国家是根据经济学原理办事的,是尊重客观规律的。我国已经实行多年的市场经济,更多经济行为就应该按照经济规律来执行,而不是依靠行政命令来解决,从这一点上看,国家是极具科学眼光的。目前的我国的整体房地产经济形势是从过快增长向平稳增长转变,从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变,实现由量的增长向质的增长的转变,使房地产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所以,目前房地产经济的总体形势是在国家的宏观政策的调控下,从房屋价格过快上涨向房屋价格稳定的方向发展,从房地产经济过热向房地产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方向转变。 由于房地产经济和多种行业具有密切联系,所以对房地产经济的调控会对许多上下游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和冲击,所以国家出台的针对房地产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首先是稳定的,其次健康,最后是促使国家整个房地产经济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房地产经济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国家的一种重要的经济形式,房地产经济是否能健康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计,关系到每个国人的幸福感,所以目前出台的房地产经济调控政策都是以稳健为主。 2 宏观调控下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发展方向 自从国家出台了房地产经济调控政策之后,房地产经济就破除了持续高速上涨的神话,开始了向合理价格的理性回归。不得不否认,之前几年的房地产出现不正常的快速上涨的怪现象。一部分房地产开发商为了自身的利益,鼓吹“中国人多地少,房子越来越少”的概念,恶意炒高房屋价格,使得房屋价格居高不下,虽然实现了自身利益的上涨,却损害了广大消费者,所以建立在这种方式下的房地产经济发展模式并不可取。 国家出台的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正是基于对这种经济形式的深刻分析之后,做出的理智的选择。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市场经济是主流,国家和政府不可能逆历史潮流而动,但是对于房地产经济不合理的快速上涨,国家和政府也不可能听之任之,出台宏观调整政策就成了必然。最近几年,国家加大了对房地产经济的调控力度,其目的就是挤掉房地产经济的泡沫,使房地产经济能够健康可持续发展。 目前在国家的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之下房地产经济朝着这几个方向发展: 2.1 房屋价格由虚高向理性合理价格回归 房屋价格和其他的商品一样,定价机制都要遵守市场经济规律。根据经济学原理,价格规律是成波浪形的,价格可以适当的偏离价值,但是必须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否则就容易形成经济泡沫,泡沫一旦破裂,对实体经济的损害是巨大的。房屋价格经过前几年的上涨,已经达到了价格顶点。某些城市和地区甚至出现了一年间,房屋价格就翻番上涨的局面,这对整个国家的房地产经济发展是不利的。经济发展有规律可循,我们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不能为了短期的利益饮鸩止渴。所以,经历过大规模的上涨,在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之后,房地产价格逐渐的开始合理性的回归,开始向合理的价格方向发展。这不但是宏观调控的效果,也是房地产经济发展的必然。只有这样,房地产经济才能朝着合理的方向发展。 2.2 房地产开发从过度开发向适度开发方向回归 房地产开发的规模要与城市建设规模相适应,房地产过度开发不但浪费闲置土地,也不利于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在前些年的房地产开发中,有些城市和地区存在房地产过度开发的现象。例如,某一中等城市人口只有100万,新建住宅套数居然达到了20万套,已经超出了该城市正常的发展需求。这种房地产开发就属于过度开发。并且房屋价格虚高,严重超出了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最终导致大量的商品房闲置,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我国的土地资源有限,必须加大土地的使用率。现在国家正在搞城乡一体化建设,有些城市为了扩规模,合并的周边的乡镇,大力发展房地产经济。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地方经济发展固然是好事,但是房地产总量也要从实际需要出发,房地产过度开发是对各种资源的浪费,必须得到遏制。国家出台了宏观调控政策之后,房地产开发正由过度开发向适度开发方向回归。 2.3 房屋形式由商品房为主向经济适用房方向转变 前几年的房地产开发,主要的房屋形式是商品房,主要面对的有改善房屋需求的群体。并且商品房的户型均以中大户型为主,超大户型和别墅也存在相当的比例。但是城市的消费群体为工薪阶层,中大户型并不是其主要的诉求,开发宜居的小户型成为了房地产发展的必然。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转移,国家开始大规模建设经济适用型住房。经济实用型住房面对的群体是城市中低收入家庭,这部分家庭的住房状况日益受到国家和政府的关注。正常的房地产开发结构应是根据群体不同,开发不同的形式的房屋。城镇居民按照收入水平划分,分为高中低等收入水平,这就决定了当地产开发的房屋形式应是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按照一定比例并存的,而不能全部都是商品房。根据这一现实情况,国家及时的出台了针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加大了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力度,目的是为了使房屋结构形式更趋于合理。所以,在这种大的政策的指导下,房地产房屋形式必然由商品房向经济适用房方向转变。 3 新形势下房地产经济如何发展 当前的房地产经济发展,每年钢材用量占全国钢铁产量的40%,水泥使用量占全国水泥产量的60%,铝用量占全国电解铝产量的30%,虽然对钢铁、水泥和铝制品行业有促进之外,但是对整体经济确实有危害的。因为钢铁、水泥和铝制品都是高耗能企业,产能的上升意味着对能源的高消耗。目前国家正在提倡节能减排,建设节能型社会,房地产如果继续按照目前速度发展,对资源的消耗将持续增加,这不符合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基于此,在国家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下,房地产将出现供应量和价格的双重下降。再次,我国的土地资源有限,不可能有大量的耕地用于住宅建设,未来几年内,我国的房地产开发规模将逐步缩减,房地产经济将由高房价和高数量实现平稳着陆,实现价格和数量稳中有降。房地产经济的增长速度将逐渐放缓,最终与国家整体经济增长实现和谐统一,朝着健康理性的方向发展。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滞胀风险下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选择 摘 要:近期我国经济呈增速趋缓、物价攀升的边际滞胀态势。阻碍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主要是人口红利减少、储蓄—投资转化率低和制度不完善,引致我国通货膨胀的因素主要是政府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企业成本上涨和公众的高通胀预期。借鉴国内外有关滞胀治理的理论研究,我国应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提高劳动的收入份额,增加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保投入,实行结构性减税,完善科技投入体制,完善产权、户籍、社保和行政法律制度,明确货币政策的币值稳定目标,合理引导通胀预期。 关键词:滞胀风险;边际滞胀;滞胀治理;人口红利;通货膨胀;通胀预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构性减税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各国政府采取了种种政策措施挽救经济。然而,由于各国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互联网时代经济开放所带来的外部性,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在通缩与通胀并存中摇摆复苏(郑良芳,2011),但美、欧债务危机使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变得更加黯淡(金三林,2012)。后危机时代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也是扑朔迷离,以至于学界难以作出一致的判断。尽管经济仍然保持9%以上的速度增长,但增速呈递减趋势;就业增长依然缓慢;物价水平却一路上扬,大有不可遏制之势。学者们在提出防通胀的同时,又担心陷入增长停滞的两难境地(刘澜飚 等,2011;柳欣,2010)。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正值转型的关键时期,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准确把握,关系到未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正确制定与有效实施。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剖析未来阻碍经济快速增长、引发通货膨胀的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意义十分重大。 本文对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滞胀风险进行了考察,通过引入社会总生产函数构造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运用货币经济学理论分析引发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从劳动力与资本的数量增加和要素效率提高、制度优化、财政货币政策合理化等方面提出应对滞胀风险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面临滞胀风险的现实考察 1.我国经济面临的滞胀风险 “滞胀”是指经济停止增长且有通货膨胀的经济状态。本文研究的滞胀是一种边际滞胀,即经济增速趋缓且通货膨胀攀升的经济状态。尽管“滞胀”一度被认为在中国是最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它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典型特征(尹碧波,2007),然而,从下面几项指标来看,现阶段我国经济正面临边际滞胀的风险: (1)GDP增速下滑,CPI持续高涨。2010年初我国GDP增速达到顶峰11.92%后一路下滑,到2011年末时仅为9.2%;物价指数则从危机时的低迷迅速回升,由2010年初时的2.2%持续上升到2011年第四季度的4.6%。 (2)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不乐观。虽然滞后指数仍在回升,但一致指数在震荡中呈下降态势,先行指数也持续下跌,到2011年末两者仅为99.8%和100.2%,发出较强的经济衰退信号。 (3)消费者信心指数下跌。在消费者预期指数和消费者满意指数下跌的影响下,消费者信心指数从2010年初开始下滑,虽有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却仍然无法改变持续下滑的态势。这表明消费者对收入预期、就业状况、物价上涨等方面的满意度下降,对未来经济有担忧,意味着消费需求可能进一步减少;研究表明,消费者信心指数与失业率有较强的负相关关系,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说明失业状况可能趋于严重。 (4)采购经理人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下降。我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由2010年初的55.8%下降到2011年末的50.3%,直逼制造业衰退的临界点50%;企业家信心指数也由2010年初的79.5%下降到2011年末的68.4%,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经营管理者对当前及未来经济发展信心不足,预示投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受到影响。 2.导致我国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的主要因素 从理论上讲,若社会总生产函数为Y=F(K,L),劳动力、资本(假设土地总量不变)等要素投入数量和各要素生产效率将影响经济增长。劳动力数量取决于人口的增长、人口年龄构成及就业状况等,资本数量取决于资本存量、折旧率、社会总体储蓄率、储蓄—投资的转化率等,劳动效率的高低由劳动者所接受的教育水平(即积累的人力资本)决定,资本效率的高低由生产技术水平决定;知识和技术通过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生产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制度因素则通过影响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进而决定实际产出能否达到潜在产出水平。可见,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和结构、失业率、劳动者的教育程度、资本投入数量和增长速度、生产技术水平、制度等都将影响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是指价格水平持续上涨。根据货币经济学理论,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主要有:从供给角度来看主要是产品成本的上升;从需求角度来看主要是政策因素使货币供给过多,导致市场上流动性过剩;同时,公众过高的通货膨胀预期会对实际通货膨胀产生放大的效果,从而加剧通货膨胀的压力。 现阶段,导致我国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的因素主要有: (1)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 “人口红利”指一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比较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发展创造的有利条件(蔡昉,2010)。充足的“人口红利”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黄金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然而,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从1982年到200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由50.2%上升到63.1%,抚养比例持续下降。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也指出,由于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剧,我国的“人口红利”将于2018年左右消失,未来五到十年内我国的经济增长将受到劳动力资源的约束。此外,我国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也日益突出。城乡大量失业人口与沿海各地“招工难”、“用工荒”并存,劳动力市场价格看涨;产业结构升级伴随着劳动力需求结构转变,而劳动力供给转变相对滞后;企业需要提高劳动力价格以招募日益稀缺的技术性人才,劳动者则因为日益增加的城市生活成本倒逼工资上涨。总之,劳动力供求的结构矛盾和泡沫经济吞噬了一部分“人口红利”,在一定程度上滞阻了经济增长。 (2)储蓄—投资转化率、投资效率、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不高,经济增长方式急需转变 尽管城乡居民的巨额储蓄曾经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投资来源,然而,由于国民的高储蓄、低消费,我国经济步入恶性循环:低消费率—市场疲软—投资利润率下降—市场主导的投资减速—生产下降—失业增加—收入预期不好—低消费。为改变这种状况,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让国有银行以较低的利率贷款给国有企业,银行的坏账风险由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承担;但这种做法却助长了国有企业投资的盲目性,造成了大量重复建设和严重的产能过剩(任志军,2007)。可见,非市场方式的利益驱动最终只能是扭曲投资,降低投资效率;而解决的方法是促进经济增长由投资推动向消费拉动转变。另外,三十年多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我国面临的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压力日益严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急需向集约型转变。然而目前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有限,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产业结构优化受阻,这也将严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投资经济论文:外商投资对经济提升的约束 前言:天津滨海新区成立于1994年,是我国北方最大的综合性贸易港口城市和工商业城市,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2006年5月被国家确定为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后,作为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其发展战略已由城市发展战略上升到国家总体发展战略高度,有望成为继广东深圳、上海浦东之后,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三增长极。作为国家经济重点开发区,其良好的地缘优势、商务投资环境和巨大的发展机遇,成为外商竞相投资的热点地区,直接投资的数量和规模迅速增加。对促进滨海新区当地产品出口、创造就业、技术创新和提升管理水平起着重要作用,成为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截至2010年,滨海新区批准外商投资企业累计已达239家,世界500强企业达到109家,2010年全年新区实现招商引资实际利用外资70.4亿美元,同比增长22.2%。滨海新区完成生产总值5030.11亿元,增长25.1%,占天津市比重的一半以上[1]。由此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滨海新区的影响不仅关系到天津及北方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对全国的经济发展有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本文通过对近年来滨海新区发展的统计数据归纳总结,重点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滨海新区的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而对滨海新区如何引进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对滨海新区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外商直接投资在滨海新区发展的现状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逐年扩大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开发建设步伐的加快,滨海新区近年来利用外资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从表1可以看出,2003年到2010年,滨海新区外商直接利用外资合同额和实际直接利用外资额不断增加。其中2003年到2005年期间,海新区外资项目合同数不断上升,项目数从458个增长到625个。但是2006年后,项目合同数开始减少,外资合同额却不断增加。这表明单位项目合同的外资规模在扩大,外商投资中的大项目增多,整体上看外商在滨海新区直接投资呈逐年增长趋势。资料来源:通过对《天津统计年鉴2004-2011》数据整理得出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发生变化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来看,滨海新区目前主要有三种方式: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和独资经营。从图1可见2005、2006、2009年的独资企业所占比重都在70%以上,而合资企业所占比重整体呈减少趋势,2005年合资企业占外商投资的25%,到2009年其仅占外商投资方式的1%。这说明随着滨海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外商直接投资逐渐减少了对本地企业的依赖程度,更倾向于选择独资的经营方式,以保持其技术领先的优势。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别或地区主要来源分布根据近几年滨海新区利用外商直接的国别和地区来看,香港、韩国、新加坡、日本、美国成为滨海新区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如表2所示)。表2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国别(地区)分布情况(单位:万美元)2006年至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整体上为递增趋势。亚洲国家或地区由于地缘优势,是滨海新区吸引外资的主要来源,2009年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的FDI投资额分别为34.2613、5.1317、4.9191亿美元,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的FDI总额为12.17亿美元,美国08年以前一直是滨海新区外资主要来源国,因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其对滨海新区的直接投资额大幅度下降。欧洲地区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是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但在投资金额上不占据主要份额[2]。(四)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较广,并向服务业转移。从滨海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主要投向于商品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业、地质勘查业和制造业;其次投向于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业,对农业投资较少。从表3可以看出,2007年,投资项目最多的数是制造业达到135个,占到滨海新区外商投资项目数的34%。2009年投资项目和外商直接投资额最多的数是租赁和服务业达到109个,其引进外资额为达到27.8亿美元,而制造业的投资项目数减少到30个,仅占到总项目数的10%。这说明随着投资环境与政策的日趋完善,外商企业的投资方向也由最初的制造业逐步转移到银行、保险等第三产业服务业,如法国里昂信贷银行、法国兴业银行、美国大通银行、英国汇丰银行等已逐步进驻天津并设立代表处,服务业正逐渐成为滨海新区外商投资的重要领域。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滨海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滨海新区的大规模进入,促进了滨海新区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同时对新区整个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具体主要体现对滨海新区GDP、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发展等的影响。 (一)对滨海新区GDP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上。外资依存度可以作为衡量外资利用效率的一个相对指标。其实质表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该地区GDP的直接贡献程度。该值越高就可以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GDP的贡献越大,外资直接投资对该地区的经济起了越强的作用,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越强。其计算公式为:C=FDI*r/GDP*100%其中,C为各年外商直接投资依存度;FDI为该地区各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单位为亿美元;r为我国历年年末中间汇率;GDP为该地区历年生产总值,单位为亿元人民币[3]。根据此计算方法,可以得出表4所示:滨海新区2003-2010年外资依存度情况。从表4统计数据可知,2003年-2010年外商直接投资占滨海新区GDP的比重平均为11.19%,这说明GDP中有11.19%来自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08年后受国际经济形势不稳定和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滨海新区外资占GDP的比重也在降低。由图2003-2010年滨海新区FDI、GDP变化趋势图可知,滨海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关系,同时两条曲线变化趋势也大致相同。大体上,外商直接投资和生产总值每年的增长速度基本一致,外商直接投资对滨海新区经济贡献度越来越大。04-09年,滨海新区外商直接投资依存率都在两位数字以上,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滨海新区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二)对滨海新区外贸出口的影响滨海新区是我国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和对外窗口之一,伴随城市自身以及周边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外贸易额呈现逐年增长趋势,特别是外贸出口商品总额。图3为滨海新区自1999年起至2010年的外贸出口商品额情况:滨海新区1999年外贸出口贸易额只有30.01亿美元,到2010年已达到了232.6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2%。为了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某地区对外贸易出口增长的影响,本文引入统计学指标“贡献率”:该含义是指某因素的增长量(程度)占总增长量(程度)的百分比,贡献率越大则表明该因素的贡献和作用就越大。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增长贡献率是衡量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增长贡献的最为直接的指标。外资企业出口的增长贡献率(%)=(FDI企业当年出口额一FDI企业上年出口额)/(当年某地区出口额一上年某地区出口额)[4]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滨海新区龙头,是天津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下面表5通过数据整理计算得出05-09年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出口额情况,反映出该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由表5可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规模扩大的贡献极大。2005-2009年的外资企业年均出口额占全区出口额的96.2%,其年均出口增长贡献率达到100.08%。尽管08、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该区域出口额增长率增长率持续下降,但外资企业出口的增长贡献率分别达到118.92%、98.74%。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该区域域外贸易增长过程中已经成为推动滨海新区出口增长的最主要力量之一。 (三)对滨海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也给滨海新区带来技术外溢的效应。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外资企业不断在新区设立研发中心并快速发展。先后引进了美国霍尼韦尔(天津)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富士通天研究开发(天津)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天津松下汽车电子开发公司、罗姆半导体(中国)公司研发中心、飞思卡尔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天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研发中心、LG电子(天津)研发中心等世界500强企业。外资企业为了更好地利用当地技术研发资源参与国际竞争,加大了对当地技术研发项目、专利申请、研发经费的投入,极大地促进了滨海新区各行业的技术进步。从表6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滨海新区的科研发展状况。2008年-2010年外资企业在滨海新区设立的企业科技活动研发项目由583项增加到1181项,申请专利由1105件增加到1420件,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09年下降为21.54亿元,但是2010年缓慢回升到34.71亿元。理得出经过多年发展,滨海新区已形成以跨国集团为龙头企业的五大优势产业,成为整个天津的经济重心和支撑天津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它们是摩托罗拉、通用电器、韩国三星、松下电子公司等外资企业为主导的电子通讯业;天津丰田、SEW、铂金斯动力、霍尼韦尔、施耐德电气制造等外资企业为主导的汽车与装备业;中石化、中石油、壳牌、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等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合作的石油开采和海洋化工业;天士力、诺和诺德、史克必成、葛兰素史克、挪威新、中新药业、天津药业,外资与民营企业同步发展的生物制药业;统一电池、劲量电池、德达捷能等外资企业主导,与民营企业同步发展的新能源材料业。目前,电子通讯业和汽车与装备业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具备较强竞争力,其他产业链或配套正初具规模,未来形成较好的产业集聚效应,提高集群竞争力和创新水平。 (四)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引导新区发挥产业集群优势的同时,也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通过对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带动促进了整个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吸引了大量的人才集聚滨海新区。通过图4所示可以看出滨海新区各种所有制经济单位职工人数构成的变化趋势:2008-2010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职工占滨海新区社会从业人员很大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以上,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2007年,国有企业从业人员比例为26.43%,到了2009年比例下降为的20.23%。而到2009年,集体经济企业人数仅占社会从业人数的1.01%。由此可见,国有经济企业和集体经济企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越来越弱,而私营经济企业、个体经济企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却越来越大。 三、滨海新区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及建议 (一)应逐步健全法律法规,不断改善商务投资环境许多著名跨国企业如摩托罗拉、三星等落户滨海新区,得益于其超前、优惠、开放的政策。但仅靠最初的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是不够的,应转变为提高滨海新区投资的软环境建设如加强后续服务、提供国际化医疗、教育等,努力为外商一个规范、健全的法律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服务环境。同时也应注重提高滨海新区政府官员的整体素质,提高政府的服务效率。2010年2月3日,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旨在规范和提高政府执政能力和办事效率,简化行政办事的审批手续,缩短审批时间,逐步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二)积极引进欧美发达国家外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规模和质量经过多年的发展,滨海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在总规模上己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据每年天津滨海新区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滨海新区的外资主要来源集中在韩国、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占了滨海新区利用外资总额的70%。,今后在滨海新区应在继续保持从这些地方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基础上,加强从欧盟、北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引进外资的力度,使得在天津投资的跨国公司之间形成竞争态势。另外,滨海新区实际利用外资率较低,《天津统计年鉴2004-2010》数据显示,2003-2009年滨海新区年均实际直接利用外资额只占直接利用外资合同总额的53%。今后滨海新区应优先考虑世界500强企业进入滨海新区投资,他们投资规模大、资金到位率高、具备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能对滨海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大力培养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积极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优惠政策,促进区域内的竞争发展格局,提高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三)积极引导外资投资方向,改善和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是发展产业集群的重中之重,滨海新区在引入国外资本时应考虑对当地产业、就业、对外贸易等因素的影响,要侧重于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提高产业竞争力。天津是我国著名的老工业基地,拥有大批熟练技术工人,劳动力资源丰富,而劳动力价格比北京、上海地区低20%-40%,如此低廉的成本也是外商在滨海新区投资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因素之一。《天津滨海新区统计年鉴2010》统计,2009年滨海新区从事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产业的企业数共为179个,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高达157家。由此可见,外资在滨海新区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占主导地位,今后滨海新区应该把外商投资逐步从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引向高新技术行业、新能源以及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目前,滨海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面临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虽然近几年大多数外资企业增加了对滨海新区的投资,与之配套的本地企业有所增加,但大多仍以加工装配为主,处于价值链和产业链的低端,完整的产业链中优秀部件和技术掌握在外资企业手中,产业整体仍处于世界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因此,今后应引导外资企业加大在本地的生产和研发,提高本地化程度,加强技术扩散效应,使得当地企业融入到全球分工体系中,避免将来出现珠三角地区企业因为长期以来均从事贴牌生产,缺乏具有自我知识产权的产品,而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情况。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点。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服务业占其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越高。因此,滨海新区应加大对投资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文化业、娱乐业、旅游业、环保产业等第三产业的引导力度。《天津滨海新区统计年鉴2009》显示,2008年滨海新区租赁和商务服务产业吸收外资为265847亿美元,占同期全市合同外资总额的29%,历史上第一次超过制造业外资合同金额,这折射出滨海新区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随着国际服务产业转移趋势越来越明显。 (四)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形成人才集聚效应。技术人才优势对于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滨海新区的人才优势是十分突出的,除了拥有国家干细胞研究中心,国家纳米技术研究中心等部级重点研究中心外,还有摩托罗拉、霍尼维尔等多家大型企业研发中心,对滨海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后,应继续加大对高校和职业院校的投资力度,在新区开办学校,建立实习基地,直接为新区培养人才。同时由于距北京较近,更可依靠北京研究院所和高校集中的优势培养人才,引进人才。2010年1月,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与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动漫园展开合作,高校与外资企业间达成“人才订单培养”意向,并建设生产性实训基地加强合作,动漫园内的企业员工可到学校的实训基地进行再培训,轻工职业学院的学生可在动漫园的实训基地参与真实的动漫设计制作,毕业后可以直接到动漫园工作,率先形成产业与教育对接,促进产学研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紧密合作,全面提高滨海新区专业人才的素质。 另外,应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吸引高科技人才流入滨海新区。留住优秀人才,除了高薪,更重要的是文化和价值观,一个激励、创新、宽容的人文环境更能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滨海新区应利用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产业优势以及巨大的发展机遇,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吸引大批国内外具备拥有先进技术背景的人才流入滨海新区,形成人才集聚效应。2011年6月新区政府建立了滨海新区海外留学归国人员联谊会,举办了首届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发展论坛,并且设立“滨海新区创新创业团队培育计划”项目,以此引进一批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和研发机构,参与滨海新区今后的规划、开发与发展。 结束语:综上所述,2006年国务院把天津滨海新区由城市发展战略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滨海新区在我国整体的经济地位得到了明显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此做出了突出贡献。新区以其优越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产业优势和低成本优势四大优势,吸引了外来资本,提升了技术进步,提高了人才的素质,改善了商务投资环境,促进了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但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个进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这是新区政府在今后利用外资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完善引资环境、改善和优化引资结构等,持续有效地推动新区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吸引和利用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经济系作者简介:温庭莉(1975-),女,四川人,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经济系,讲师,英国莱斯特大学MBA硕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王淼(1989-),女,天津人,现为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经济系08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学生。 投资经济论文: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 摘要:本文运用计量模型,对广东省1997年到1999年的行业数据和城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区分了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和通过企业本身较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在广东省FDI外溢的过程中,示范-模仿效应和联系效应的效果较为显著,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聚集效应;FDI在行业中的外溢效应小于在地区内的效应;各城市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强烈地影响着FDI的外溢效果。因此,当前相关外资政策的制定不应该一味强调引入外资的数量,重点应在于其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经济增长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及日益改善的软硬投资环境,吸引了大批外商来华直接投资,世界许多著名跨国公司也纷纷来华抢滩登陆。论文百事通到1999年底,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达2700多亿美元,外资企业36万家,连续6年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FDI)接受国,外资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经济增长点。为什么要选择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相较于对外借款、出口信贷或延期付款等其他的外资利用形式而言,FDI在引资数量上并无优势,一些FDI厂商甚至在东道国当地筹措资金。事实上,我国在20世纪70-80年代利用外资的实践中,FDI形式所占的比例很低,平均在20%左右。进入90年代以后,FDI则成为利用外资增长势头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主角:其在外资利用中的比例由1990年的33.9%猛增到1998年的77.6%。现实中我们也不难看到,各省的对外政策都竞相向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提供各种优惠,包括更低的所得税率和更长的免税期、进口关税减免、基础设施建设的补贴等。这些优惠措施都是合理的吗?这些政策的理论依据何在?从形式上来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根据外资参与程度以及参与方式的不同,一般分为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三种类型。无论是哪一类企业,FDI从进入时起就展现出其不同于内资的特殊性质:“FDI是资本、专利及相关技术的结合体,因而其对增长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对技术先进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不相同。”(Balasubramanyam等,1996)FDI带来了“打包的资本、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Johnson,1972)。也就是说,FDI不仅是指物质资本,而且是涵盖人力资本、技术知识等多种因素的广义资本概念。这一定义表明:外资与内资存在质量差异,国内企业在当地使用本地和外来资金的效率比外商低。所以,在现阶段的外资利用中,应该注重的不是资金的数额,而是该资金引起的带动国内资金使用效率提高的效应。这才是当前我国FDI迅速增长的原因。经济学研究中用FDI技术外溢效应(SpilloverEffect)来说明这一点。有关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所做的正是将FDI研究的重点由量的因素扩展到质的因素,考察FDI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解决FDI与东道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本文第二部分主要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研究情况,阐述了FDI技术外溢的发生渠道及溢出效果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构造一个基本计量模型,对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加以解释,用于实证检验;第三部分是对数据的描述;第 四、五部分分别就行业数据和城市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第六部分给出本文结论并作简要评论。 二、FDI的技术溢出 文献回顾与模型设立新古典增长模型不能解释决定长期增长的技术进步是如何产生的,也就不能真正解决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80年代新增长理论将外部性纳入到经济增长过程之中,随之有关FDI通过其外溢效应对东道国长期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实证研究也蓬勃发展起来。所谓溢出效应,是指由于广义FDI资本内含的人力资本、R D投入等因素通过各种渠道导致技术的非自愿扩散,促进了当地生产率增长,进而对东道国长期增长做出贡献,而跨国公司(MNE)子公司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的情形。在此意义上,资本将突破新古典理论边际收益递减的经典假设,产生不变甚至递增的收益,从而影响长期增长。事实上,FDI对宏观经济影响是显而易见的。FDI向某一区域的集中往往对当地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如增加当地就业,提高劳动力总体素质,优化地区产业结构,促进城镇化水平等等。这些不是简单的资金投入效应,而是生产率提高的结果。FDI通过什么渠道实现溢出呢?根据相关文献对FDI外溢效应的理论阐述,FDI外溢效应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种渠道。第一,示范-模仿效应(demonstration-imitationeffect),即Kokko(1990)所说的传染效应(contagioneffect)。指由于MNE与东道国企业之间存在技术差距(technologygap),东道国企业可能通过学习、模仿其行为提高自身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外资企业不仅将新设备、新产品或者新的加工方法引入国内市场,还带来了产品选择、销售策略以及管理理念等非物化技术。在某些情况下,国内公司仅仅通过观察学习邻近的外资公司就可以提高自己的生产率(Findlay,1978;Koizumi和Kopecky,1977;Das,1987)。第二,竞争效应(competitioneffect)。这一效应多发生于产业内各厂商之间(intra-industry),Das认为这一效应取决于市场环境、MNE子公司与当地厂商的相互影响。文献中此类效应的作用具有两面性。有关正向影响的研究认为,竞争效应一方面指MNE子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争夺有限的市场资源,加大了市场竞争,刺激当地厂商更加有效地使用现有的资源,推动当地技术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指在本来具有强大行业壁垒的产业,由于MNE的强行进入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垄断,社会福利水平得以提高。Caves(1971)、Kokko(1992)都指出了这一溢出渠道。Wang和Blömstrom(1992)构建了关于MNE子公司与当地企业博弈的基本模型,证明由于溢出促进当地企业技术进步,缩小了两者之间的技术差距,而MNE为在竞争中维护其技术比较优势,被迫引进或开发新技术,从而导致新一轮的溢出。第三,联系效应(linkageeffect)。联系效应被视为一种产业间溢出(inter-industry),包括MNE在与当地企业或客户的交往中,与供应商等上游企业发生后向联系以及与销售商等下游企业发生前向联系。林毅夫、平新乔、杨大勇(2000)最近完成的一个案例研究很好地说明了外资的产业关联效应。后向联系的研究集中于外企与上游当地供应商间的联系。相较而言,有关前向联系的研究要少的多。Ariken和Harrison(1991)认为来自前向联系的溢出在大多数行业都很重要。FDI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对引进国当地有关技术设备维修业务发展的促进也被认为是前向联系的表现之一。第四,培训效应(trainingeffect)。发达国家的经验证实,国外资本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是无法脱离其人力资源而完全物化在设备和技术上的。因此,跨国公司海外投资项目的有效运转,往往和当地人力资源的开发结合在一起。如当地技术及管理人员和跨国公司总部派遣的专家一起工作;对当地人员进行培训;当地技术人员参与对技术、产品和工艺的改进工作甚至研发活动;高级管理人员了解、参与跨国公司全球网络的运作过程。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已经在理论分析上获得了较普遍的认同。然而实证分析的结果却往往大相径庭。一些研究得出正溢出或有限正溢出结果的,如澳大利亚(Caves,1974)、加拿大(Globerman,1979)、墨西哥(BlömstromandPersson,1983)、乌拉圭(Kokko,1996);也有一些研究得到无溢出甚至负溢出结论,如墨西哥(Blömstrom,1986)、摩洛哥(HaddadandHarrison,1993)、委内瑞拉(AitkenandHarrison,1999)。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了FDI的溢出效应呢?Blömstrom等(1994)发现,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FDI的影响就越显著为正。Blömstrom,Globerman和Kokko(1999)认为,竞争程度和当地技术能力是产生溢出最重要的两大决定因素。FredrikSjöholm(1999)利用赫芬德尔指数(HerfindahlIndex)对印尼FDI的实证结果表明,在竞争较充分的产业内,溢出效果较为明显。Dahlman等(1987)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研究发现,若劳动力在新项目开始前先培训以加强当地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则技术转移成功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在各种溢出的影响因素之中,技术差距与溢出效果的相关关系争议无疑是最大的。Kokko(1994)对墨西哥的研究认为,溢出与技术差距具有反向相关性,当本国企业技术能力较强,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小时,溢出效率高。Imbriani和Reganati(1997)对意大利FDI技术效率的分析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而以赶超策略(catch-up)为代表的另一些研究则认为:技术差距越大,当地企业从FDI溢出中获益越多。为此,FredrikSjöholm(1999)提出,技术差距与溢出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显然,溢出的发生要求有某种技术差距。在初级阶段,溢出水平的确随着技术差距的增加而增加。然而,当差距增大到某一水平以至于当地厂商无法在现有的经验、教育水平及技术知识基础上对国外先进技术加以吸收时,溢出将与技术差距的变化背道而驰。Borenztein等(1998)和Blömstrom等(1994)称这一转折点为发展门槛(developmentthreshhold),认为东道国应具备一定的劳动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才能跨过门槛,享受FDI带来的人力资本扩张的益处。何洁(2000)在对中国28个省份的实证研究中,考察了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开放度、当地技术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在内的地区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结论是各省引进FDI的综合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当地经济发展特征的影响。王成岐、张建华和安辉(2002)对中国省际数据的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国内有关FDI技术外溢的实证研究所建立的计量模型都是借鉴Feder(1982)在估计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的研究思路,区分国内和国外两个经济部门,并以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为基础推导出最终的计量方程。如何洁(2001)、汪立鑫和曹江(2000)、张兆杰(2000)。这一建模方法的优点在于较好地突出了外资与内资的差异性,阐明了FDI外溢效应的原因。其具体形式有两种:一种以TFP为因变量,FDI为解释变量之一直接测量技术外溢系数,模型中不包括其他资本项,也就不用考虑资本的要素投入贡献;另一种仍以GDP增长率等传统增长指标为因变量,而解释变量选择总资本K和FDI两项,将FDI与国内资本无差异的纯要素投入作用分离,与国内资本合并到K的系数中,则FDI一项的关注系数量度的就是纯溢出效应。然而,此类模型检验中所得到的FDI对GDP的额外贡献率不仅仅是技术外溢效应,还包括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差异。也就是说,外资企业可能对国内企业并未产生正的技术外溢,所谓的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可能主要是通过外资企业自身较高的生产率而产生的,直接受益人只有外资企业本身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已有学者(姚洋,章奇,2001)对FDI的外溢效应与生产率差异效应作了区分。本文也将两者作出区别,以便更准确地分析FDI在我国的技术外溢效应。根据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本模型,借鉴MiguelD.Ramírez(2000)的研究方法,设定如下回归模型:(1)其中,为内资企业总产出,为内资企业劳动投入,为内资投入,为外资投入,是残差项,我们假设它满足所有的经典假定。在下面的计量经济分析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系数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如果 0,而且从统计上看是显著的,则说明FDI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技术外溢作用;如果 0,而且从统计上看是显著的,则说明FDI没有发挥新增长理论所预言的外溢效应,相反,还抑制了经济增长。 三、数据描述 纵观近几年来国内关于FDI影响的经济模型,多为在国家层面上的分省数据的研究。由于我国FDI投资具有显著的区域不平衡的性质,使得许多中西部地区城市吸收的FDI金额过小,难以发挥作用。这种巨大的地区差异无疑会对外溢的结果产生很大影响。本文力图将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拓展到省的层面,选取FDI较密集的广东省为研究对象,以排除“发展门槛效应”的影响;同时将研究细化到省内不同行业和各个城市的具体数据,以研究在这一层面,FDI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广东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上从1992年才开始有真正大的进展,目前可资利用的时间序列数据较少,而历年数据的统计口径又往往并不一致。如1997年以前,在统计“工业总产值”时,一般统计“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1998年按企业的销售收入来划分,一般统计“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指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及年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因此,在本文分析中,选取宏观经济大环境相似的三年(1997年到1999年)为数据取用区间,数据来源是1998-2000年广东省统计局出版的《广东统计年鉴》以及从广东省外经委所获的一些补充数据。本文选择工业经济作为分析的对象。一方面,根据广东省历年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情况,尽管近年来在第三产业方面的比重有一定增长,但重点仍在工业,因此,选择工业类来考察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总体状况有较高的可信度。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连续性和完整性。工业的统计数据是中国所有行业中最为完整的,其他行业的数据,要么没有统计,要么不连续,实际上是无法进行计量经济分析的。整个工业的产出用“工业总产值”来代表。外资企业的产出用“港澳台投资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的工业总产值之和来代表。内资企业的产出则为两者的差值。同理,其他有关内资企业的变量亦由全部工业企业该变量的数值与三资企业数值之差代表。对于资本存量,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采用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因而很难找到西方经济意义上的资本存量。在以往的实证中,往往采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加上“流动资产年平均余额”来代表资本存量。然而这一资 本变量忽略了除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之外的其他资产形式,尤其是企业的无形资产。而此类资产正是内资与外资质量差异的关键所在,特定的生产技术总是存在于上述某种资产中并通过各种资产的共同运作发挥出来。另一方面,一些合资企业的外方投资甚至采取以专利权等无形资产作价入股的形式。因此,本文拟采用1997年后开始统计的“年末资产总计”计量企业资本投入,以求更准确地描述内资与外资间的差异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外溢效果。该值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全部资产,包括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及递延资产、其他长期资产等(《1998广东统计年鉴》)。劳动投入用每年的“职工平均人数”来衡量。在《广东统计年鉴》中,公布了各市分行业的从业人数,而没有单独公布工业的从业人数。本文按照工业的定义,将其中的“采掘业”、“制造业”和“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三者之和作为工业从业人数。将“外商投资经济单位”和“港澳台经济单位”从业人员数之和来近似代替外资工业企业从业人员。 四、行业数据计量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行业的总体外溢效应在本节,我们首先将1997年到1999年广东省工业类(采掘业、制造业、电力自来水煤气生产和供应业)全部39个行业的各个行业的数据视为一个整体,研究总的FDI外溢效应;接着,根据不同的溢出渠道选择相关变量将39个行业划归各个独立的次级样本组,具体分析FDI的外溢渠道。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模型因变量取工业增加值,而不是工业总产值。因为实证所用的是分行业横截面数据,而行业总产值可能因行业处于产业链的不同位置而产生较大差异,如: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产值一般高于用于生产此最终产品的中间产品的生产部门的产值。以增加值为因变量则无此偏差。相较于总产值,增加值更能体现生产率变化的增长效应。(4-1)0.1530.7050.131(2.568)***(10.89)***(1.694)*=0.897,=0.894,=1.913,=296.665(4-2)0.2180.6800.081(2.953)***(11.329)***(1.165)=0.829,=0.824,=2.043,=164.893其中,方程式下方第一行数字表示相关系数;括号内的数字表示系数的t检验值;***,**,*分别表示置信度为99%,95%和90%;,分别是F-统计量和Durbin-Watson统计量;和分别是模型的相关度和修正过的相关度。(4-1)式以包括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内的整个工业部门为研究对象,取各行业工业增加值为因变量,各行业企业总资产为资产投入,各行业企业职工年平均人数为劳动力投入,各行业外资企业总资产为FDI投资变量。可以看到,(4-1)式所得的相关系数为0.131,t检验值为1.694,与呈显著的正相关性。然而,正如我们已讨论过的,这可能是由于这一相关系数包含了两部分效应: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产生外部性引致的技术外溢效应,以及由于外资企业比国内企业拥有更高的生产率而产生的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当我们单纯以内资企业为研究对象,排除生产率差异引起的偏差后,(4-2)式得到的溢出系数仅为0.081,t值也由1.694降至1.165,与呈不显著的正相关性。可见,(4-1)式高估了FDI的技术外溢水平,方程(4-2)是对FDI技术外溢的一种更恰当的描述。虽然我们从总体数据回归中得到了正溢出系数,但所得结果的t值偏低,仅接近0.1的显著性水平。为了对所得的总体效应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在以下将根据外溢机制对样本进行更细致地分类,考察外溢的各个发生机制,从而得到进一步的结论,说明外溢主要是通过那种渠道产生的。(二)FDI的技术差距效应与竞争效应表1是对不同外溢渠道的研究结果,回归模型仍沿用方程(4-2)。一般而言,技术水平可以采用劳动生产率或是人均资本占有量代表。我们分别以这两种技术指标为划分标准进行分组回归。表1中(1.1)和(1.2)代表了以外企劳动生产率/内企劳动生产率分别为较高和较低的分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在技术差距大的一组,FDI的溢出系数为0.212,置信度达到98%,有显著的正溢出;而在技术差距小的一组,溢出系数的t值并不显著。这与我们的假设相符,证明在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内资企业技术模仿的潜力越大,收益越高,FDI的外溢效果越明显。然而,当我们以人均装备率之比(即外资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年均净值/内资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年均净值)为指标分组时,回归结果参见(1.3)和(1.4),虽然得到了与前一组回归符号一致的溢出系数,但t值很小,无法满足统计要求。这可能是由于以固定资产人均占有率为技术指标时,由于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在折旧率等固定资产财务处理上的差别,使得技术差距的衡量产生偏差。(1.5)和(1.6)是我们以外资企业在某行业的销售比率(即外资企业在某行业的销售收入/全省该行业的总销售收入)为竞争程度指标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外资企业的销售比率越高,表明外商投资在该行业的竞争力越强,对该行业整体竞争力的提高有积极作用。当该值大于1时,表明外资企业在该行业的竞争力大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即外资企业在该行业具有竞争优势。计算中我们发现,在有外资企业进入的36个工业行业中,外资企业销售比率超过50%的占一半。结合外商投资专门化指数的分析表明,外资企业进入的主要是其有竞争优势的行业。我们可以看到,(1.5)和(1.6)的实证结果并不理想。分类后两组的外溢系数t值都很小,外溢效应无论在竞争性强或是竞争性弱的情况下都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正负两方面的效应相互抵消的缘故。为此,我们将竞争力指标与外资的乘积的交叉变量作为自变量之一加入方程(1),得到回归(1.7)和(1.8)。FDI与竞争力指标的交叉变量在缺少FDI项的(3.3)式中表现为显著正值,说明竞争效应对溢出的促进作用。然而当我们同时加入外资变量时,交叉变量的系数不再显著。可见,竞争效应对FDI外溢的作用方向仍有疑问,需要更细致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三)FDI的联系效应与行业聚集效应FDI产生的产业联系效应可以用外资项目产业关联系数的高低来衡量。一般来说,外资项目产业关联系数越高(尤其是后向关联效果越明显),同国内企业建立供应关系的可能性就越大,联系效应也就越明显。而另一方面,凡是产业关联系数高的项目,其资本和技术的密集度也高;同时,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等因素决定,这些产业卷入国际分工,从事跨国经营的程度也越高。因此,大力引进此类高关联度项目,对一国加速技术进步和工业化进程意义重大。当今世界以汽车、微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和航天工业等为主导产业,这些产业的关联系数都很高,分别达到10.1、11.5、9.0和8.5(房汉廷,1996),而且国际化程度也很高。本文所采用的产业关联性指标是根据1997年全国投入产出表计算的30个经济行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其中,影响力系数指i行业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最终使用,对为i行业提供投入的其他行业所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程度,在这里用来作为分析行业间后向联系程度的指标;感应度系数为其他行业均增加一个单位i行业的最终使用时,i行业为其他行业的生产提供的产出量,在这里用来作为 分析行业间前向联系程度的指标。当i行业影响力系数 1时,表示i行业的生产对其他行业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超过社会平均影响水平,则该行业的后向联系性较强;反之,则较弱。同理,当i行业感应度系数 1时,表示i行业所受到的感应程度高于社会平均感应度水平,则该行业的前向联系性较强;反之,则较弱。表2的结果证实,在产业关联系数强的产业内,外资的外溢效应显著;反之,外溢不明显。同时,后向联系效应(以影响力系数为代表)比前向联系效应(以感应度为代表)对溢出的作用更重要。FDI在城市带或在某行业的聚集现象是显而易见的,FDI存量越大的行业和地区,每年新增加的FDI投资额也越高。据调查,东莞市1999到2000年新引进的外资项目中,有六成以上的项目是通过以商引商进来的。也就是现有外商投资企业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将其母公司、子公司、协办公司引进东莞。例如雀巢咖啡公司引入的速冻点心、美极酱油项目,都是以商引商的例证。我们不难看出,FDI的产业聚集的向心力大大促进了产业聚集的形成及其外部效应的实现。聚集加剧了企业间的竞争,也加强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而这一氛围造就了溢出效应所需的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讲,当聚集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聚集区域将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产业生态链”和“经济生态圈”,使其中的外资和内资企业都能从中受益。为说明这一点,我们用行业三资企业总资产占所有三资企业总资产的比重代表FDI在行业的聚集程度,将行业数据按聚集度高低分组进行计量检验。(2.5)和(2.6)式中的回归结果表明,在FDI聚集程度高的一组,FDI外溢效应为显著正值;而在聚集不明显的一组,FDI外溢系数及其显著性都大大降低。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上述聚集效应的分析。然而这一结果也有可能归咎于FDI偏好投向生产率较高的行业,而此类行业的潜在溢出效应可能比其他低技术水平的行业大。进一步的分析有待于更为详细的数据支持。 五、城市数据计量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总体回归分析本节以广东省下属的21个城市的具体数据为依托,检验FDI所在地政策及经济特征差别对FDI溢出的影响。我们仍然由对全体数据的总回归开始,沿用回归方程式(4-1)和(4-2)。这里,为全部工业企业总产值,为全部工业企业职工年均人数,为全部工业企业总资产;为内资工业企业总产值,为内资工业企业职工年均人数,为内资工业企业总资产,为外资工业企业总资产。(5-1)0.0000.4900.488(0.000)(4.232)***(5.058)***=0.914,=0.909,=2.029,=208.275(5-2)-0.0990.8510.176(-1.505)(8.956)***(2.301)**=0.871,=0.865,=1.917,=133.285我们看到,对城市数据的检验结果与上一节对行业数据的回归结果一致,而且外溢系数的显著性还有所提高。这就说明,就全省整体而言,内资、劳动力和外资的投入对内资企业产出均存在正面效应。若考虑外资企业高生产率对工业总产值的影响,沿用方程式(4-1)所得的结果显示,外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额外贡献的大小与总资本投入的增长效应不相上下,而且t值甚至比后者更为显著。(二)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投入与FDI的外溢效应根据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的思想,研发投入以及人力资本投入是东道国技术能力自身积累的两大途径。因而在分析东道国的技术吸收能力对FDI溢出的影响时,这两方面特征无疑是两个关键因素。下面,我们将就这两方面特征选取不同变量进行分组回归,以求更深入地了解FDI外溢与东道国自身特征的关系。表3是对各市科研投入差异进行考察的结果。我们知道,国内企业R D能力和技术水平会影响FDI技术扩散的效果。如果内资企业的设备老化,科研能力弱,则要想与跨国公司合作以达到吸收其先进技术的目的,就必须对原有的生产设备、工艺进行技术改造,并提高研发投入水平。在本文中,我们分别采用各市政府部门R D经费占总投资的比例,以及企业更新改造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对各市数据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在高R D投入组,外资的外溢效果为正0.266,显著性水平接近0.01。相反,在低R D投入组,外资的外溢效果则根本不满足显著性要求。对更新改造投入比例的考察亦是如此。这一结果充分说明,要发挥FDI外溢技术应有的高生产率,东道国需要投入一定的研发和设备改造成本以加强自身的技术吸收消化能力。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缺少市一级的企业R D投入的数据,我们所用的R D变量为政府部门的投入金额。就数量上而言,我国研发投入大部分由政府承担,广东省全省R D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在这一意义上,政府R D投入强度可以代表地区R D的投入强度。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广东省非国有内资经济较强,且此类经济实体的R D投入产出效率往往高于政府部门的R D投入。因此,我们又运用包含了政府与企业投资在内的更新改造投资数据进行分组回归(3.3)和(3.4),并在高研发投入水平的一组(3.3)得到了比(3.1)更为显著的溢出结果。可见,从政策面来看,为企业提供R D投资激励比直接提供R D投入效果更佳。表4是我们就人力资本投入指标(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和人才素质指标(总人口中高校在校学生的比例)分组回归的结果。在两种不同的分组方式下,人力资本水平高的一组所得到的溢出水平都较高。而且无论人力资本水平高或低,外资投入对内资企业总产值产生的正面效应都非常显著。这说明,高素质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对促进经济增长总是有价值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FDI的溢出效果越好。从表5所得数据中,我们得到了一些新的结论。首先,人才培训效应的正效应是明显的。在培训比例高的组,外资溢出效应为0.424,且显著性水平高达0.01;而在培训比例低的组,溢出降为显著负值。这说明,要实现FDI对于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需要对劳动力实行一定的培训,使员工素质达到一定的水平。对人才交流机构的分组回归则始终呈现了显著的外溢正效应。一个地区所拥有的挂牌人才交流机构多,表明该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较弱,人才流动性较好,因而保证了以培训效应为基础的FDI外溢的实现。我们看到,在人才交流机构多的一组,溢出的系数以及显著性水平都高于机构少的一组。然而,当我们以参加人才交流会的应聘人数比例分组回归时,却意外地得到了负溢出值。显然,经由人力资源流动所形成的技术扩散效应在这里并未显示出其应有的重要性。得到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外商投资企业的人力资源流动的流向失衡(王振中,1995)。虽然90年代以来外资企业的人力资源流动日益活跃,但90%以上的人员是在外资企业之间流动的,极少回流到国有企业。这批在我国拥有相对技术优势的人员,在跳槽时所选择的换一家外资企业的做法,显然主要是源于国有企业在待遇和工作环境等方面的差距,有其合理性,但却意味着经由人力资源流动所带来的技术转移效应没有发挥出预想的功效,改变这一状况的根本措施是重塑国企用人机制。(三)对外开放度、外资类型与FDI的外溢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回归(6. 1)和(6.2)的结果与我们的预期不尽相同。在当地经济开放程度较低的一组,FDI的外溢系数为正,且高度显著;而在开放度较高的一组,FDI对当地企业的溢出贡献不仅没有增大,反而变为负值,但t值不满足显著性要求。这说明,通过单纯提高对外开放度并不一定能提高FDI对本地企业的正向外溢效应。也可以这么说,在开放初期,外资流入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较好地发挥外溢效应;当地区对外经济开放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以后,FDI外溢效应的大小在更大程度上将取决于FDI的质量的提高,而不是数量的增加。一般认为,FDI的来源地不同,其技术含量(质量)也有所差异。综观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结构可以发现,广东省FDI中来自港澳台地区的资本占绝对优势,比例在80%左右。港澳台资金的大量流入,加快了广东经济发展的步伐。但一方面港澳台投资以中小项目为主,投资规模小,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使规模效益难以实现;另一方面港澳台投资以劳动密集型投资为主,相对于发达国家技术层次偏低,其技术开发和利用的实力并不雄厚,对广东省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明显。相较之下,在华的其他外资企业更注重投向能源、医药、农业、电子行业、重工业和服务业等为中国市场服务的行业(Casson等,1991),如位于深圳的德士古石油公司(美资)、朗讯科技公司(美资)、西门子公司(德资)、三星公司(韩资)、三洋电机公司(日资)等。根据魏后凯(2000)的研究,在欧洲七国对我国的制造业投资中,南部沿海地区(包括广东、福建、广西、海南)仅占9.9%,而以上海为代表的中部沿海和以辽宁、山东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分别占到了36%和45%。美日投资的情况也与此相似。这可能影响到广东省FDI外溢效应的程度。为此,我们将FDI细化为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其他外商投资企业两类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果:(5-3)-0.0810.8090.1100.139(-1.281)*(9.537)***(1.223)(1.769)*=0.886,=0.879,=1.969,=113.140其中,表示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总资产,表示其他外商直接投资工业企业总资产。结果显示,两种不同来源的资产的外溢效应之间存在差异。港澳台投资的外溢系数小于其他外商投资的外溢系数,显著性也低于后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前面得到的经济开放程度与FDI外溢之间的负相关的结论可能归因于广东省引进外资的来源方面的特征。根据我们实地调查后的初步推断,FDI的质量及其带来的FDI外溢效果还可能受到不同企业内部特征的影响。按照这一思路,我们进一步得到了(6.3)(6.4)(6.5)(6.6)的分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外资企业规模较大的组,溢出系数较大;但无论规模大小,溢出系数都呈显著正值,说明外资企业规模的上升总是有利于FDI溢出的实现。而且规模越大,对溢出的促进作用越大。内资企业规模的检验结果则仅在规模较大的一组得到了显著为正的溢出系数。较小规模的内资企业缺乏足够的资源,对FDI外溢技术的吸收能力较弱,而且更易受到外资企业进入的冲击。(四)地区经济结构差异与FDI的外溢效应地区经济的结构特征对于经济增长也有较大影响。以下我们就各市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进行分类回归。(7.1)和(7.2)式是依据产业结构差异分组回归的结果,划分指标为各市工业企业产值中重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一般来说,重工业的产业后向联系性强,产品的资本、技术含量大,因而企业间技术溢出的潜力大,溢出效果更好。然而,我们虽然在重工业比重较大的一组得到了比重工业比重较小的一组更大的正溢出系数和更高的t值,但两组回归所得溢出系数的t值均不显著。这可能与我国重工业企业大多为大型国有企业,生产设备老化,效率低下有关。这一点也可以从的回归系数比较中看出来:(7.1)式的贡献率及其显著性都小于(7.2)式的结果。在(7.3)和(7.4)式回归中,我们将各市按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产值的比例进行分组。与我们通常的理解相反,实证结果表明,FDI在国有经济产值比重较高的城市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而不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的城市。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FDI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在中国,FDI一般选择与国有企业进行合资合作,而不是私人部门的企业。几个大型国有控股企业都是这一特征的最好例证。原属电子部的深圳赛格公司,自80年代末起,先后通过与日本、香港等地客商成立中外合资企业。90年代初又通过股份制改造,先后推出了多家上市公司,迅速发展成为总资产近百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国有净资产11年间增长了36倍。又如深圳特区发展公司采取灵活的参股方式,通过与外商的合资合作,成为下控100多家小公司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作为广州国企脱困的经典范例,1998年广州汽车与本田合资,使原广州标致每年5亿元的亏损得以遏制。2000年,广州本田产销3.2万台,实现利税40亿元,成为广州工业的有力支柱。从深圳市工业总产值统计数据中,我们也发现,1999年深圳市内资企业工业总产值为530.73亿元,而同期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达到749.41亿元。可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三资企业两种统计值之间有较大的重合。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国有控股企业同时也是接受FDI的三资企业。这可能是对FDI在高国有经济比重的城市的溢出贡献较大的一种合理解释。此外,我们发现在基础设施水平较好和较差的组之间,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异。(7.5)和(7.6)的回归结果表明:FDI在基础设施较好的市具有相当显著的正溢出值,显著性水平高达0.01;而在基础设施较差的组则在0.1显著性水平上呈现负值。这使我们相信,FDI在基础设施较好,而不是较差的省,深化了经济增长;而且,要使FDI有效率,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设施存量。 六、总结与评论 本文利用广东省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如下一些基本结果:首先,无论采用行业数据还是城市数据,回归都证实了外资企业对内资工业部门的总体正向外溢效应是现实存在的,即使排除了外资企业的高产出对经济增长总量的影响,FDI技术外溢对内资企业生产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著的。在行业数据的回归结果中,FDI对内资经济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超过了外资企业高生产率经由外资企业产值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率。可见,FDI技术外溢对东道国影响的潜力很大。第二,广东省FDI技术外溢的主要渠道是示范-模仿效应和联系效应,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FDI的聚集效应。广东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开放前各市经济结构多以农业为主,没有一个长期、稳固的工业发展背景,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都较弱。相较于工业基础较强的东部沿海城市,广东省对跨国公司及较大规模FDI的吸引力不强,聚集在广东的外商投资大多投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一些技术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由于此类行业的外资企业多采用成熟技术,易于模仿,且加工制造业的内部分工和产业联系也较为紧密,所以易于产生模仿效应和联系效应。而竞争效应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之间竞争压力促使更高水平的技术的使用,因此这一效应在广东省表现得不那么显著。同理,培训效应也不甚突出,仅就业培训的效应较为突出。然而,我们的实证也表明,作为外溢主渠道的模仿效应随着技术差 距的缩小而减弱。因此,要扩大外溢效应则必须注意根据当地的发展状况提升引进外资的技术水平。第三,相对而言,FDI在地区内的外溢效应明显大于在行业中的效应.在各市分组的层次上,东道主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均强烈地影响着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中,各地在提高自身技术吸收消化能力方面所做的努力,无论是资金投入,还是人力资源素质方面的改善,都与FDI外溢效果之间存在正向相关性。这强调了东道国自身技术能力的提高在吸引FDI,有效地发挥他们对东道国企业的正面促进作用中的重要意义。第四,简单强调对外开放度的提升,并不一定能达到促进外溢的效果。FDI的外溢程度更多地取决于FDI的质量高低,而非数量大小。这也使我们对某些地区一味强调扩大经济开放规模,尽最大可能吸收外资的政策效果提出怀疑。进一步的研究还将涉及到对外政策中非国民待遇条款的合理性。我们的分析还表明,经济开放程度与FDI外溢之间的负相关的结论可能归因于广东省引进外资的来源方面的特征。因为大部分进入广东省的FDI都是港澳台资本,而回归表明,港澳台投资规模小、技术含量偏低,其溢出效果小于其他外商投资企业。另外,其他因素如企业规模、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都将正向影响FDI的质量和外溢的效果。针对广东省引进FDI的具体情况,我们进一步得到如下政策建议:(1)在保证港澳台FDI质量的同时,注意吸引更多的欧美日FDI,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2)将利用外资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深化产业分工,加强产业联系,引导FDI进入关联性强、带动性大的行业。(3)为企业提供R D激励比直接提供R D投入效果更好。相关政策应从这方面入手,如完善专利保护措施、奖励研发成果、为技术交流提供方便等。(4)深入推进国企改革,大力推广国有控股企业通过与FDI进行各种形式的合资合作完成国企改制脱困的成功经验。由于可获数据的局限性,本文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仍有待加强。(1)由于得不到更好的数据,无法选用更恰当的变量描述企业竞争,尤其是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我们对FDI外溢的竞争效应的分析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2)人才流动性以及人才结构的分析尚不充分。(3)近年来,FDI在形式上呈现独资化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对FDI外溢效果的影响也是外溢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4)研究没有给出许多制度因素对FDI外溢的限制。一方面,官僚主义,歧视,低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政策的非连续性和制度规则的随意性等,都会对外资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以税收减免为代表的优惠政策对外商投资的作用,尤其是其长期影响仍有待商榷。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国际标准的引入和执行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今后进一步深入探讨。 投资经济论文:对外投资经济效应计策 一、中国对外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中国要在本世纪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解决好经济增长与就业这两个重要问题。一方面,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高度重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另外,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就业问题始终是国家关注的一件大事,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对外投资创造的各种效应来增加就业机会、解决就业问题。于是,下文拟从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两方面来探讨对外投资的经济效应。 1.经济增长效应 (1)生产要素配置效应。生产要素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源泉,而我国生产要素结构比例严重失衡,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于是,必须通过国际交换,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为此,对外投资将发挥重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更好地利用国外自然资源。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比较短缺的国家,耕地和水,石油天然气、森林、橡胶、铜铁矿、等重要资源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则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战略稀缺资源,现在已经在大比例地进口,有人估算到2010年,中国石油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将接近或超过50%(江小娟,2004),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我们不能完全依赖进口,因为它受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通过对外投资参与国际资源开发,与那些资源丰富但缺少开发能力的国家合作,并且拥有对稀缺资源的股份,以保证我国重要资源供给的长期安全性。②更好地利用国外先进技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综合技术实力还是比较低的,人均技术水平也急待提高。到目前为止,我国利用国外技术资源的主要方式是引进资金与技术,但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仅凭国外引进已远远不够,对外投资可通过两种方式来利用国外技术资源。一种是国内有实力的大企业到海外人力资源密集的地方设立研发中心或者设计中心,这不仅可以利用和发展原有的技术优势,还能够保持和寻求新的技术优势(马亚明等,2003)。另一种是到海外收购或兼并有优秀技术的国外企业,通过利用已有的优秀技术、顾客资源和品牌优势,我们可以提高技术效率和技术竞争优势,从而缩短时间、降低风险,迅速获取经济效益(李蕊,2003)。③获得更多国外资本。中国对外投资极大地拓宽了利用国外资本的渠道,因为它不仅增加了我国的外汇收入,而且从东道国或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到大量资金,由于实现了资本积累,从而突破了企业发展的资本瓶颈,结果企业可以扩大经营规模、优化资本结构、促进技术升级,实现企业良性发展。 (2)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经济工作的重点,由于我国还未实现工业化、信息化与现代化,加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们必须抓住对外开放的契机利用对外投资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①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与升级。现在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产业生产能力过剩,经济效益不好,企业发展滞缓,这主要是因为国内商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失衡所致,并非完全归因与产品的质量、层次与水平。其实传统产业的大部分产品适应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通过对外投资,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这些生产能力,将使这些资产继续发挥作用、促进国内结构调整,减轻国内企业困境。②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面对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一国的综合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发展水平,而高新技术则是其集中体现。然而,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大量的技术开发投入,许多生产项目需要巨额投资,如果小批量生产,不能弥补前期的大量投资,企业就不会有投资的积极性。我国国内市场虽然容量巨大,但相对于一些高新技术产品,国内需求不足,必须以全球市场为目标,才能进行大规模生产和经营。因此,通过对外投资到国外市场与对手一起竞争将加速我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此同时,国外企业的技术扩散也为我们高新技术发展提供了示范作用。 2.就业效应 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对外投资则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一条主要途径。它对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是刺激效应,二是置换效应。前者是指对外投资导致国内就业增加,后者则是指国内就业被国外替代造成就业减少。对外投资主要通过增长出口来刺激就业,它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越来越明显,它的作用机制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 一、企业的跨国经营特别是对外投资办厂首先会带来资本品的出口,从而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出口,这必然会给国内就业产生拉动作用;第 二、对外投资中的境外加工贸易中,所需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大多是从国内进口,增加了对国内产品的需求,关联产业的就业需求增加;第 三、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国际化竞争力增强,加深了对国际市场的了解,扩大了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从而会拉动对母公司产品的出口,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就业;第 四、我国对外投资多以制造业为主,相对而言,服务业的发展比较滞后,而在国外投资的竞争压力将会提高我国的服务水平,由于服务业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增加就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伴随对外投资规模的逐渐扩大,将对我国就业产生积极影响。 就对外投资的置换效应而言,目前在我国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因为对外投资对就业置换效应的强弱与母国对外投资的动因有密切关系,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寻求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而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原因是带动出口和更好的利用国外资源,使生产要素配置更趋合理,再加上我国本身所具有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在长期内不会改变,这决定了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不会舍近求远,而会充分利用这个比较优势。所以对外投资对我国就业的置换效应很小。总之,对外投资不会减少国内的就业需求,相反会因为对出口的带动和服务业的刺激而扩大关联行业的就业需求,所以对外投资有明显的就业正效应。 二、目前中国对外投资存在的问题 1.宏观规划和管理不够完善 由于国家及政府鼓励和支持国内有实力的企业到国外投资,所以许多不具备条件的企业也急于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但它们在企业制度、技术能力、人力资源、品牌优势等方面均未达到进行国际经营的实力。政府在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方面还存在诸多不健全之处,同时对企业到国外投资的资格认定、业绩评估、过程管理等方面也还有许多不完善,造成了对外投资的企业水平参差不齐,导致企业未达到对外投资的预期目标。 2.企业规模普遍较小 虽然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规模较以前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与国外企业相比差距仍很大,在竞争中常常处于劣势。企业的投资规模偏小直接限制了规模经济的形成和市场竞争力的有效发挥;另外工作人员少,大多数企业只有几人或十几人,很少有几十人的,致使他们难以进行有效的分工与协作,导致企业很难沿着正常轨道顺利发展。 3.技术研发能力薄弱 由于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规模较小,资本相对稀缺,用于技术研究与开发的资金并不充裕,特别是对外投资主体多以资源开发和贸易性开发投资为主,它们缺少技术创新的动力与压力,另者,我们对海外企业人才的培养也不够重视,缺乏高素质的技术与管理人才,结果我国对外投资行业的优秀技术、创新水平、国产化程度并不高,优秀技术仍来自于国外,自身没有升级换代的能力,这意味着要受制于人,且在市场形式变化时没有回旋余地。 4.企业管理水平偏低 由于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的历史不长,经验不多,所以对海外投资的管理存在许多不足。首先,中国对外投资的大部分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它们在人事管理中往往缺乏一套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及人员变换机制,多数民营企业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其次,对企业财务管理不规范、不严格,缺乏一套科学有效的风险控制制度;再次,企业投资决策欠妥。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缺乏足够市场调研,对市场需求和产品规模论证不够,投资企业的产品存在着市场需求较小或生产规模不经济问题,对重大事项的定夺缺乏影响力,在选择合作伙伴方面经验不足;最后,对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往往存在着经营者谋取私利而损害企业利益的行为。 三、促进中国对外投资良性发展的对策 1.加强政府宏观规划和管理,为企业对外投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要防止“定指标”“下计划”式的发展方式,避免盲目发展、一哄而上,政府要做到真正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竞争力和长期发展潜力为目的,讲求实效;同时政府要简化审批手续,完善登记制度,加强对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监管 2.制定和完善促进企业对外投资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 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许多规章制度来规范对外投资企业的行为,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由于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和国外投资状况的不确定性,我国的企业还面临着来自诸多方面的风险。国家应鼓励支持国内有实力的各种投资主体开展对外投资,并在企业融资、税费负担、权益保护等方面给予配套支持;另外要为企业提供风险分担机制,形成境外投资风险保障机制,鼓励企业前去投资。 3.加强企业自身建设,积极推进企业改革要实现对外投资的健康快速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固然重要,但更加重要且急迫的是提高企业自身素质,从根本上增进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具体而言,要至少作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标准强化企业制度建设,形成企业多方利益主体的制衡机制,借鉴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的经验,逐渐改进完善企业制度; 二、加大企业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力度,将自我技术创新同技术模仿改进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三、形成人才选拔、任用、转换、培训等一整套良性循环机制,使我国在同国外公司的竞争中始终保持人才优势。 投资经济论文:地区经济直接投资 地区经济一体化与公司内贸易是当前世界经济两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两者的结合点即一体化的直接投资效应,随着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议定以及中日韩三国关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商谈,我国经济已开始实质性地融入一体化进程。我们认为,地区经济一体化是国家层次的主观行为,是一定区域的国家通过某种制度形式与组织安排,克服由国家政策导致的市场扭曲的过程与状态,它以消除阻碍货物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为根本标志,从本质上而言是市场的统一与扩大,反映了区域性国际分工的深化与资源在区域市场范围内利用效率的提高。随着贸易障碍的降低与消除,区域内外的跨国公司必将利用新的贸易格局与区位优势调整其生产布局与投资方向,由此形成的贸易与直接投资的流向体现了国际分工的调整过程与分工新格局的形成趋势,本文在总结与分析国际经济学关于经济一体化投资效应的基础上,对我国参与一体化可能产生的投资效应提出相关建议。 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优秀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优秀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优秀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投资经济论文:投资消费和经济增长 一、我国近期出现投资过热,但消费增长一直相对较弱 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从2003年年初以来已表现出明显的过热迹象。 200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24.5%,2004年一季度更是高达43%,这已接近1992和1993年经济过热时期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主要源于几个方面:一是地方项目投资。2004年一季度,地方项目投资增长60.2%,中央项目投资只增长4.8%。二是集中于工业和建筑业的投资。三是私营和外企的投资。四是部分省市的投资。江苏、广东、浙江、山东、上海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居全国前五位,占全国的48%。投资明显过热,结构不合理,存在着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过于依赖投资的拉动,消费需求亟待提高。多年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实际增长率一直远低于投资的增长率,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近年来,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约为74%,而我国则要低很多。 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应协调发展。如果投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与未来的消费相匹配,就会导致产能过剩,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如果投资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则可能产生大量新增不良资产。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效率降低,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也称作投资率)在全球一直居高,而且爬升速度也很快。2003年我国投资率为42.7%,仅次于1993年45.3%的最平。这表明,我国增加单位GDP所需的投资越来越多,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资源投入而非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固定资产投资的迅猛增长带来许多问题,包括带来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高耗能行业的巨大需求,造成瓶颈制约。但其最主要的威胁是增大了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增速过猛与货币信贷投放偏多相互推动、互为因果。如果任凭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势必导致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银行呆坏账增加,金融风险加大等问题。依靠高投资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不具有可持续性,这已有前车之鉴。 投资过度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企业(包括相关政府部门)低估投资成本。 长期以来,“唯经济增长”的考核标准取向,促使地方政府热衷投资,往往给予企业过于优惠的土地、税收等政策,造成这些企业投资成本低估。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被严重低估。例如,受高额利润的驱动,2003年我国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的投资分别增长96.6%、121.9%和92.9%,今年一季度又继续高位增长。这些高耗能产业的过快增长,造成大面积环境污染。目前我国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分别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水资源污染严重。很多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不太考虑外部不经济(对他人产生的不利影响),也不对自身制造的污染成本付费,因此往往低估生产成本而进行过度投资。 对付外部不经济的最有效方法是制定政府的反污染计划,政府应当承担其维护公共利益的应尽责任。通过制定技术标准、环保标准,控制污染法令强制企业实行;要求企业支付更高的排放费,从而抑制过度投资。应进一步健全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进行客观、公开的评审。评审除包括经济发展外,还应包括就业、环保生态、卫生教育等。政府重大项目决策,应该建立起透明、科学、严格的程序,从根本上解决投资过热的问题。 二、我国金融市场不够发达,银行体系不完善 各国经验表明,没有健全的金融体系,货币政策就谈不上良好的传导机制。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够发达,证券市场仍不够规范,企业融资主要源自国有银行,使我国企业融资形成了“居民储蓄—银行信用—信贷投资”的模式。我国正处于转型期,投资中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对称,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尚未普遍建立,社会信用管理大大滞后,这些因素导致我国的信贷资金效率低下,借贷企业逃废债现象严重,呆坏帐率高,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需大量新增贷款,导致银行不良资产比率较高。这点与日本比较相似,这种状况发展下去,蕴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因此,应大力发展和规范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使居民的金融性投资更多地表现为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行为,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健全社会信用管理体系;转变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使商业银行成为更有效率的中介系统。 投资经济论文:对外直接投资经济管理 【摘要】长期以来,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参与国际分工、通过生产资本的跨国转移优化资源配置的一种有效形式,被广大发达国家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采用。与此相对应,国内外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也获得迅速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从事跨国经营活动是一个国家加入WTO后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选择,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跨国经营 近年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十分迅速。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而且面临着借助对外投资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我们应当抓住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调整的时机,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主动进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调整,尽可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经过多年的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正在形成,尤其是外贸体制改革的加快,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体制基础;中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为海外投资奠定了经济基础。本文指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和战略选择以及存在的问题,并谈到如何清醒地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利用机遇,迎接挑战,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做出科学的战略抉择,在国际上寻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成了我国企业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期望这些粗浅的分析对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有所帮助。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1.我国企业跨国投资起步晚,但发展较快。, 国企业跨国投资是从1979年开始的,仅有20余年的历史,而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跨国投资已有100余年的历史了。但我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发展很快。20多年来,我国海外企业数量和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年平均增长率都达到约50%,大大超过了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最初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 2.我国企业跨国经营主体日趋多元化,但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 从投资主体看,专业外贸公司的海外投资进入萎缩、调整期,而工贸公司,民营、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踊跃,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生力量,中国对外投资主体初步呈现多元化,但大型国有企业仍是中国海外投资的主力军。在2002年中国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中,中远以9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雄居榜首。海尔和中兴是其中两家非国有企业,但其海外资产规模均较小。 3.对外直接投资贸易型企业居多,多元化的趋势在加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于完善经营体系、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全球化经营效率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的,一些跨国公司将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由传统的制造业转向金融服务业。目前中国海外投资涉及的领域也从过去的以贸易和餐饮为主逐步拓宽到矿产、森林、渔业、能源等资源开发,家用电器、纺织服装、机电产品等境外加工贸易,农业及农产品开发、餐饮、旅游、商业零售、咨询服务等行业在内的全方位的经营活动。总体上看,在投资企业中,从事商品流通的外贸企业多,占49.7%.但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看,境外加工贸易(占22.2%)和资源开发(占18.1%)增长比较快。 4.对外投资区域相对集中,我国的港澳地区以及美欧依然是重点。 1990年底,我国801个非贸易性境外企业分布在世界93个国家和地区,而实际集中在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5个发达国家的企业就达240个,占30%;在前苏联、新加坡、泰国和我国港澳地区又集中了另外300家,其中我国港澳地区就集中了140家非贸易性企业。至1991年,我国近千家境外贸易企业,有180家集中在我国港澳地区;另外的700家则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德国、泰国和阿联酋等少数几个国家。 5.投资方式以新建为主、营运方式以合资经营为主。 为了应对日益缩短的产品生命周期、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和高昂的研发成本,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借助战略联盟方式来广泛开展经营合作,通过建立合资企业、并购、许可证经营、分包、特许权转让及合作生产等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特别应注意的是跨国并购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规模的主导因素,2000年全球直接投资流量中,并购占据84.6%,兼并和收购达到1.1万亿美元。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 1.跨国投资主体的选择。为了有力地提升竞争力,防范经营风险,我国发展跨国公司的主体应该是大型工贸企业集团。对于大型工业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应采取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的美国型跨国公司发展模式。选择实力雄厚的工贸企业集团为基础,按照工贸结合、技贸结合、银贸结合、进出口结合的要求,联合科技、金融等经济组织,从事跨国投资和商务活动。目前,家电、纺织、石油化工、汽车、民航、有色冶金、钢铁、外经贸、商业、电信、金融等行业已初步完成或已开始组建企业集团。一方面鼓励这些集团大力发展跨国经营活动,并给予贷款和保函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一些民营企业已经具备了开展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的条件,如四通集团、万向集团、新希望、华为、科龙、东方集团等,都已不同程度走向国际市场。积极引导和规范这些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和经营活动,鼓励各地根据地方特色,组织企业综合、深度开发某个市场,连片开发,并在贷款贴息、信息服务、海外投资保险等方面给予帮助和扶持。 2.目标市场的战略选择。我国企业跨国投资不应过分依赖一些国家和地区,应树立多元化发展的观念,根据自己的经营目标、技术水平和实力来考虑目标市场或投资区位战略,在此基础上则可对投资市场有所偏重。总体上来看,中国的企业实力、科技水平和产品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我们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与我国相邻的东南亚各国以及有利于绕过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壁垒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经济水平与我国相近,投资成本低,市场潜力大,投资政策优惠,有利于发挥我国企业的相对优势。同时,借助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作“跳板”,也是我国企业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捷径。另外是美、日、欧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社会政治较为稳定,大都实行鼓励外来投资的政策,提供投资者各种低息贷款,这为我国企业进军这些市场提供了大好时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开始了又一轮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继续向资金技术密集型方向转换,这便为我国企业发挥优势、参与国际竞争、进行对外投资提供了机遇和可能。在这些国家投资一方面可以通过投资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为国内企业提供国际最新科技成果的信息,以带动国内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避开区域集团的贸易限制,有利于企业保持和进一步扩大市场。 3.跨国投资产业选择。对跨国经营的战略选择应当充分考虑到本国行业的相对优势及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落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位置,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依靠国家政策的正确引导。而企业要科学地选择跨国经营的行业或项目,要注意考虑到不同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考虑到目前我国企业进行跨国经营的可能性和跨国公司发展的新特点。现阶段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产业选择的重点应包括成熟产业的外移、升级产业的追踪、资源利用型产业的开发等。具体讲,资源开发行业投资仍然是我国近期海外投资的主要战略目标。发展境外资源类投资项目,开发国内紧缺的石油、天然气、森林、木材加工、造纸、采矿、海洋渔业等,可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对于中间性技术产业,许多行业国内已经出现过剩,而这些产品扩大出口又受到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因此,这类技术应尽早转移到经济发展水平比我国更低一档的发展中国家,或绕过壁垒直接进入发达国家。标准技术产业,可以转移到一些资源丰富、劳动力低廉、交通便利的邻国和发展中国家,并向第三国出口。对于科技开发行业,可以通过对东道国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投资和参与管理,从中学习和吸取对方的先进经验,将技术带回国内应用;或在国外发达国家组建高科技新产品开发公司,将开发的新产品交给国内企业生产,然后再将产品销往国外。另外我国具有传统特色的技术,包括古典园林、中国国画、中医中药、手工艺品、传统食品等可以转移到文化背景相近的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地区,还可以通过海外华人网络向全球市场拓展。 4.跨国经营投资方式的战略选择。中国企业由于缺乏对国际市场的全面了解以及资金和先进的管理手段,对于目前国际上最为盛行的跨国并购不宜广泛使用。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入,能较大程度地控制其风险,并能在较大程度上掌握项目策划各个方面的主动性。而通过合资经营有利于企业的跨国投资,有利于企业吸收和利用当地合作伙伴的优势和长处,弥补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的不足,另外还可以有效地防范企业经营风险,提高经营效益。我们应当抓住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调整的时机,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主动进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调整,尽可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减少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消极影响。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1.一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明显偏小 目前中国境外投资金额仅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0.15%。据统计,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发达国家为1:1.14,发展中国家为1:0.13,而中国仅为1:0.09。因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 2.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偏小 目前中国海外企业平均投资不足140万美元,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平均600万美元的投资水平,同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450万美元的水平。由于规模偏小,中国的跨国企业很难获得规模优势,难以进行有效地研究和开发,无力支持销售和售后服务,从而导致了恶性循环,即有限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小规模生产较高的生产成本低质量低价格较低的市场占有率更小的规模制造。 3.是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不高 与前些年相比,尽管近几年中国海外投资质量和档次有所提高,出现了一批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项目,还有一些高科技企业积极在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建立独资或合资的研究机构和技术中心,但总体来说对外直接投资过分偏重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仍然偏小。如在非贸易性海外投资项目中,近40%属于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力密集项目(资源开发及初级加工等)。由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类似产品的竞争,这类项目拓展海外市场的前景不甚乐观。 4.是企业对外投资地区结构不尽合理 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46.8%在港澳地区;其次是北美,占13.7%。从整个海外投资布局来看,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仍明显偏少,从而影响了中国对外投资市场的进一步拓展。 5.是企业对外投资的效益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海外企业中赢利的占55%,其中多为非生产性企业。收支平衡的占28%,亏损企业占17%,其中以生产性企业居多。这与国际上工业类企业在跨国公司中所处的主体地位和巨大规模形成鲜明对比。 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分布不甚合理,多集中在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事实上,我国具备更多的是向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实行“梯度转移”的条件,这种投资在与利用各国贸易政策如普惠制的相互结合中,更能发挥现有比较优势;而在发达国家尤其是技术资源和智力资源密集地区,则应建立研发机构或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合资企业以达到跟踪和开发高新技术,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效果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主动进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调整,尽可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减少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消极影响。 投资经济论文:外商经济投资管理 内容提要:本文选取1983—2000年间我国FDI与GDP、进出口总额T的时间序列资料,描绘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运行轨迹,对FDI与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关系作了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并实际测算了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贡献。本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贡献是显著的,但是笔者也发现FDI/GDP的值从1994年就开始下降,FDI/T的值从1994年开始停滞不前并从1998年开始急剧下降,这说明由于我国实际利率水平及宏观经济环境、亚洲金融危机、美国经济衰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的贡献自1994年以来有所下降。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进出口总额(T) 一、引言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主要发达国家的资本国际间流动就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发展比较缓慢。战后,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恢复,尤其是60年代后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发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及生产国际化趋势的急剧加强,资本国际流动开始加速,规模空前扩大。与战前不同的是战后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对外直接投资(FDI)居主要地位且发展迅速。关于外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学家们有不同的论述。其中以美国经济学家H.钱纳里和A.斯特劳特1969年创立的两缺口模型最具代表性。该模型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经济发展主要受三种因素约束:一是储蓄约束,即国内需求水平低,不足以支持国内投资需求的扩张,影响经济发展;二是外汇约束,有限的外汇收入不足以支付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口,阻碍经济发展;三是吸收能力约束,即由于缺乏必需的技术和管理,无法有效的使用外资和各种资源,从而影响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因此,钱纳里等人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能成功利用外资便可以逐渐克服储蓄、外汇和技术的约束,增加国民总储蓄和总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另外一般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也有显著的拉动效应,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使东道国迅速进入全球分工体系,利用东道国的资源优势促进出口增长,以换取本国发展所需的外汇;二是提升东道国的出口结构,由初级产品出口向工业制成品出口转变;三是提升进口商品结构,由消费型进口转变为生产型进口(江小涓,1999)[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从零起步,实现了快速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外资已逐渐成为发展经济和推动中外经贸交流的重要手段。本文正是在总量分析的层面上,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对外贸易贡献的问题。 二、FDI与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基本态势 样本区间为1983—2000年,这18年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由1983年的6.36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407.72亿美元,增长了63.1倍。我国已连续13年成为引进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最新资料还表明2000年我国利用外资规模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位。 表1我国FDI与经济增长、进出口概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2000年的数据为笔者根据国家公布数据添加。 注:将GDP换算成美元时用贸易平均汇率。 1、FDI与经济运行态势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1983年到1987年,外商在华投资发展缓慢;1988年到1991年,我国引进外资迅速发展;1992年到1994年我国引进和利用外资高速增长;1994年到1998年增长速度显著放缓,1999年首次出现负增长,2000年我国初步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出现明显回升迹象。与此同时,可以看到,FDI与GDP的增长态势基本相似:经济形势较好时,FDI增长迅速,如1992-1994年;经济形势恶化时,FDI的增长速度也相应的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如1997-2000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以前,我国FDI增长的绝对额基本上是上升的;1994年以后,我国FDI的增长速度和增长绝对额显著放缓。如1993-1994年FDI增加了62.52亿美元,而1994-1995年仅增加了37.45亿美元,增长绝对额放缓了近一倍。 图1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外商直接投资(FDI)混合直方图和折线图 说明:GDP以左方纵坐标衡量,FDI以右方纵坐标衡量。 2、FDI与对外贸易的运行轨迹 引进外资和对外贸易都同是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下发展起来的,因而二者从一开始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表1和图2展示的二者关系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FDI与T的运行轨迹基本上是平行的:20多年来,我国利用外资与对外贸易均从零起步,实现了快速发展,并呈现出比较一致的发展轨迹。 图2进出口贸易总额(T)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混合直方图和折线图 说明:T以左方纵坐标表示,FDI以右方纵坐标表示 3、FDI/GDP、FDI/T分析 我们已经知道,我国FDI与经济增长运行轨迹、对外贸易趋势基本一致,或者说是平行的。但是,这是否说明FDI的增加带动了经济增长和贸易扩大,是否说明是FDI的特殊贡献。基于此,我们将FDI的增加与国民经济的增长、对外贸易的扩大加以对比,进一步探索FDI与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相互关系。 图3FDI/T和FDI/GDP的变化趋势图 说明:FDI/T以左方纵坐标表示,FDI/GDP以右方纵坐标表示 表1以及图3反映出FDI与我国GDP、进出口总额的比值在1983—1994年间基本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1991年至1994年,FDI/GDP、FDI/T几乎呈直线上升;1994—1998年FDI/T的值在14%上下小范围波动,1998—2000年FDI/T的值急剧下降,而FDI/GDP的值从1994年起就开始呈下降趋势。这说明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从1994年开始就有所下降,对我国进出口的贡献量从1994年开始停滞不前并在1998年呈急剧下降趋势。 总而言之,从FDI与我国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基本态势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态势与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轨迹基本相似,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的贡献;但是在作FDI/GDP、FDI/T分析中我们也发现,从1994年开始,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开始下降,对进出口的贡献从1994年开始也停滞不前,并在1998年呈急剧下降趋势。为了定量地测定FDI对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实际贡献,并对1994年开始出现的FDI贡献量下降的的现象作出解释,下文将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并作计量检验与分析。 四、结论 通过上文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如下两个问题:一是从1994年开始,FDI的绝对额增长速度显著放缓,从相对额来看FDI/GDP的值呈下降趋势,FDI/T的值也停滞不前并最终在1998年开始急剧下降;二是在考虑FDI的时滞效应并将FDI(-2)引入经济计量模型后,FDI、GDP和T的相关系数显著提高。 第二个问题很容易理解,这也正好印证了传统理论所认为的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作用存在时滞效应,即外商直接投资在当年可以为东道国带来需求效应,在滞后年份将带来供给效应。 图4一年期实际存款利率和实际贷款利率图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0年卷,2000年的数据为笔者添加。 针对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可能是由如下一些原因所导致的。第一,如图4所示,1994年我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实际存贷款利率水平达到最低点;1994年以后,国家采取“双控”,实际利率不断上升,根据宏观经济学原理,我们知道投资需求是实际利率的减函数,即由于机会成本的提高,投资需求会随着实际利率的上升而下降,因而从1994年开始FDI出现了增长放慢的趋势;第二,1997年我国宏观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后随即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进入2000年美国经济又出现衰退,全球经济不景气,这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受到全球宏观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以致1999—2000年我国实际存贷款利率下降情况下仍不能迅速回升。 综上,我们得出如下结论:(1)FDI与我国经济运行、对外贸易的轨迹基本平行,从一定程度上这是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对外贸易贡献显著的反映。(2)FDI与我国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具有较高的正相关关系:如果不引入时滞变量FDI(-2),FDI与GDP、T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8672和0.8630,如果引入时滞变量FDI(-2),相关系数可分别高达0.9493和0.9147。这说明FDI对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贡献确实存在着当年的需求效应和滞后年份的供给效应。(3)根据我们利用的线性型式和对数型式的多元滞后分布模型所作的测算,FDI每增加1亿美元,可在当年带来3.74亿美元GDP、2.39亿美元T增长的需求效应,在滞后两年可带来10.77亿美元GDP、4.10亿美元T增长的供给效应;FDI每增加1%,可以在当年带来0.094%GDP、0.210%T增长的需求效应,在滞后两年带来0.210%GDP、0.228%T增长的供给效应。(4)由于受我国宏观经济环境、亚洲金融危机、美国经济的衰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的贡献自1994年以来有所下降。 投资经济论文:农村资产投资经济增长 摘要: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表明,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是造成地区间农业总产值差异的因素;随机效应模型表明,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也是造成同一地区不同年份农业总产值变化的因素,即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最后分析了河南省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关键词: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增长效应;面板数据模型 一、引言 河南省作为农业大省,农村经济发展问题显得尤为重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底,河南省乡村总人口达到7968.77万人,占河南省总人口的82.0%,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8.5%。2004年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553.15元,在全国排第19位,较全国平均水平低383.25元。因此,迫切需要积极探索促进河南省农村经济增长、增加农民收入、变农业大省为农业强省的途径和政策。 大量的研究表明,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一项对58个国家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发展关系的研究表明(Binswanger,1989),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水利灌溉设施增长1%时,粮食总产量增长1.62%;公路修建增长1%时,粮食总产量增长0.26%,农村的公路密度每增长1%时,粮食总产量将增长0.12%;成年人的识字率上涨1%时,粮食总产量增长0.54%。樊胜根等(2002)的研究表明,政府用于促进农村生产方面的投资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增长,同时还促进了农村扶贫,缩小了地区差距,但投资收益因投资的地区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不同地区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大小是不同的,因此本文以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为研究对象,确定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政策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 二、模型设计及变量的说明 由于数据的限制,官方公布的各地市用于农村公共物品投资的数据年度不长,本文为保证样本的数量,采用面板数据模型(paneldatamodel)进行分析。面板数据模型是指对不同时刻的横截面个体作连续观测所得到的多维时间序列数据,并对这些样本数据进行建模。与单纯的横截面或时间序列相比,面板数据模型的优点表现在,提供了更大的样本点以改善参数估计的有效性以及更深入地分析问题。从时间序列看,可以描述不同个体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从横截面数据看,又能描述某个时点各个个体的状态及个体间的差异。 一般来说,农村公共物品按用途可划分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大类(楚永生,2004)。农村生产性公共物品主要包括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水土流失及土地沙化治理、农村道路和公共性运输工具、部分大中型农用机械设备、病虫害防治、农业技术推广、农业信息平台建设等;农村非生产性公共物品包括基础教育、文化娱乐设施、电网、自来水设施、卫星接收设施、邮电通讯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社会福利、行政服务、治安等。因此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可直接作用于农业生产,提高农业产量,增加农民收入,还可以通过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提高农民基本素质,为农民提供信息、交通通讯等便利的生产条件,对农业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间接影响。 根据《河南农村统计年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按投资方向可分为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本文将扣除了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投资看作是公共资本投资(李桢业等,2006)。 其中:下标it表示第i个城市(即代表河南省18个地级市)农村在第t年(2000-2004)的项目;Y代表农业总产值,单位为亿元;β0为常数;β2代表劳动的产出弹性;L为农业从业人员,单位为万人;β3代表资本的产出弹性;G为公共物品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存量(1999年为基期),单位为亿元;u为随机扰动项。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在计量检验时,分别对上述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以上数据均来自《河南统计年鉴》(2000-2005)和《河南农村统计年鉴》(2000-2005)。 在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时,主要考虑两种模型,即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models)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smodels)。不同的模型变量回归系数的影响因素也不同,一般来说,因为面板数据同时包含横截面因素和时间序列因素,所以参数估计值可能会同时受到两种不同因素的影响,一种是不同组别数据之间的差异,称作组间效应(betweeneffect),在我们的数据里就是指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另一种是同一组数据内部不同年份之间的差异,称作组内效应(withineffect),在我们的数据里就是指同一个地区不同年份之间的差异。在固定效应模型中,所有的组间效应都已经通过固定影响消除掉,参数的回归系数只取决于组内效应。而在随机效应模型中尽管考虑了地区之间的差异,但只有当地区之间的差异服从正态分布时,回归系数才会完全不受组间效应的影响,否则,回归系数也会受到组间效应的影响(王红领等,2006)。 三、检验结果及说明 为了检验公共物品投资变量(G)和农业总产值(Y)之间是否有较大的相互影响,依次分别对变量G与变量Y的关系和L与Y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组Ⅰ和组Ⅱ),然后将变量G与L同时与L进行回归分析(组Ⅲ)。回归结果见表1,方程中D.W.的有效范围是dL<D.W.<(4-dU),即对于组Ⅰ和组Ⅱ来说,1.16<D.W.<2.61,对于组Ⅲ来说,1.05<D.W.<2.57,故可认为回归方程中的变量不存在自相关。 在组Ⅰ中,我们首先就公共物品投资变量(G)对农业总产值(Y)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是,累计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分别通过了10%和5%的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无论是组内效应还是组间效应,农村累计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均为正,即促进了农业总产值的增长。 在组Ⅱ中,我们又检验了农业从业人员(L)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回归系数为负,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农业从业人员与农业总产值呈负相关关系,由于固定效应模型中参数的回归系数只取决于组内效应,也就是说从时间维度来看,随着农业从业人员的递减,农业总产值是增加的,这和我们的统计数据是一致的,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机械逐渐替代了劳动,使农业从业人员的效率得以提升。随机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农业从业人员与农业总产值呈正相关关系,显然这里随机效应模型既考虑了地区间的差异,也考虑了一个地区内不同时间的差异,其回归系数同时受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从统计数据来看,不同地区之间农业总产值的差异,主要由农业从业人员决定,农业从业人员较多的地区,其农业播种面积也较大,因此其农业总产值就比较大,与我们的统计数据一致。 在组Ⅲ中,我们将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变量和农业从业人员变量放在一起对农业总产值进行回归,两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与组Ⅰ、组Ⅱ相同,且均通过了至少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从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来看,公共物品投资是造成地区间农业总产值差异的因素,即公共物品投资较多的地区,其农业总产值也会较大(假定影响农业总产值的其他变量均相同的前提下)。从随机效应模型来看,公共物品投资也是造成同一地区、不同年份农业总产值变化的因素,即随着同一地区农村公共物品投资的不断增加,农业总产值也不断增加。 从组Ⅰ和组Ⅲ的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增加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可以增加农业总产值,从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从组Ⅲ随机效应模型(该模型同时考虑了组间效应和组内效应)的回归结果来看,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元,农业总产值将增加0.124元。 四、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1.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匮乏,且结构不合 从财政支农统计数据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财政性支农支出的绝对量从1990年的10.83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48.38亿元,但实际上财政用于支农的比例在整体上却呈现下降的趋势(见图1),由1978年的15.5%,下降到2003年的6.8%,且从1994(1995年除外)年开始河南省的财政支农比例开始低于全国的财政支农比例,其中1998年差距达到2.69个百分点。显然,作为农业大省,河南省对农村的公共物品供给显得尤为不足。 从财政支农结构上看,当前支农支出包括支援农业生产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其他等(见表2),其中支援农业生产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支出所占比例较高,如2003年为74.6%,2004年达到80.3%,并且这一比例也高于全国的比例,由于这些支出主要用于各级农业行政事业单位事业费支出,所以这些名义上属于支农支出,实际上大部分却流向了城市,农业投入的“非农化”现象较严重。财政对农村和农业支出比例过低和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必然导致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匮乏或不足。 2.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的地区差距逐渐拉大 从表3可以看出,郑州市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与其他地区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如2000年郑州市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是开封的4.70倍,到2004年扩大到6.14倍,2000年郑州市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是商丘的4.75倍,到2004年扩大到6.09倍。由前述可知,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增加农民的人均收入,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地区差距的加大,可以说主要是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因此为了促进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政府政策应向落后地区倾斜,加大对落后地区公共物品的投资。 (二)政策建议 从前面的计量分析结果可知,增加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可以提高农业经济增长,因此,针对河南省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相应的政策建议,以进一步促进河南省农村经济的平衡快速发展。 第一,按照公共财政原则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支出政策,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加大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具体包括:(1)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确保财政支农资金总量的稳定增长,同时要提高河南省财政支农支出的比例,至少要不低于全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比例。(2)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结构。首先要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的资金流入结构,即加大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的比例,降低支援农业生产和各项农业事业费的比例;其次要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的地区结构,即加大对信阳、周口、驻马店等人均公共物品投资较低地区的支出力度。 第二,走农村公共物品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发展道路。即建立以公共财政和国债为主体、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的农村公共物品融资体制,以解决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短缺问题。 第三,建立省、市、县三位一体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政府应处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地位,各级政府都应建立起相应的负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组织,具体负责农村公共物品资金投入的筹集和使用,收集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信息,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规划。 投资经济论文:安全投资经济学管理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安全投资行为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规范和引导等进行讲述,包括了企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生产力系统,也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经济组织系统、规范企业安全投资违规行为,建立完善的安全法规体系、运用经济杠杆来引导企业安全投资行为、企业安全投资行为是企业为了达到保障生存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企业安全投资行为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做好企业安全投资是求得企业长期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本文就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状况进行分析,指出我国企业在安全投资方面的不足并给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经济学分析 一、引言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投资是为了增加未来产量而放弃目前的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全投资是目的是提高企业的安全水平,增加产量,获得收益。本文就目前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状况进行分析,指出我国企业在安全投资方面的不足并提出相关建议。 二、安全投资行为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某种定义上来说,安全投资是为了改善企业安全生产条件、预防各种事故伤害、消除事故隐患和治理尘毒等有害作业环境的全部费用,包括为了保护职工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健康所支出的费用。安全投资行为就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系统安全性,防范各类事故的发生,保障生产经营持续顺利进行的一种经济活动。安全投资主要用于消除人的不安全行为、消除物的不安全状态及改善环境三方面。 企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生产力系统,也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经济组织系统,为了求得发展,应根据自身素质与收益结构和外部环境条件作出各种选择与判断,开展各种自觉活动,即发生现实的企业行为。企业安全投资行为就是企业作为行为主体对生产经营安全需求和外界环境变化的刺激,所作出的现实反应,它是由特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两方面因素决定的。 长期以来,我国的安全投资资金主要是从企业更新改造资金中提取,其比率一直为10%至20%,对于矿山、化工等企业则大于20%。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企业获得自主经营权,一些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收益而忽视安全与健康。企业往往把资金集中于直接生产性投资而忽视安全性投资,甚至是明知会造成严重后果却抱着侥幸的心理。致使安全投资不足,安全措施不力和安全装备严重不足,有的企业对项目中配套的安全卫生设施随意削减。在新建、改建、扩建、引进工程项目时,不按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要求设计、施工,致使安全隐患大大增加,使安全生产出现了不少问题。 当今我国经济正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在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安全生产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如果只是将有限的资源全都投资到生产规模的扩大上,忽视安全投资,那么事故和职业病就会增长,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经济损失和社会问题,反过来就会降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目前,企业的安全投资不足,安全基础工作薄弱日益成为了我国政府、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做好安全工作,规范和引导企业主动的安全投资行为、杜绝企业的非理性行为,是我国目前企业持续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关于我国企业安全投资研究多侧重于安全经济效益、安全投资的决策方法和安全管理体制方面,而忽视了对安全投资活动中最基本、最关键和最富有积极性的因素——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研究,缺乏对企业安全投资行为规律的系统总结。从这点出发,我们有必要借鉴行为科学、经济学、风险学、心理学等理论,从多角度对企业安全投资行为进行深入的分析,揭示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规律,从而采取相应措施,增强企业的安全投资意识,调动企业依法进行安全投资的积极性,规范和引导企业安全投资行为。 三、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规范和引导 针对我国企业安全投资不足,安全基础工作薄弱的现状,如何规范我国企业安全投资行为,引导企业理性的安全投资,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对于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改变,安全生产监督部门设立的近期目标是尽最大可能规范企业安全投资违规行为,远期目标则是强调企业的内在素质建设,从“心理”上感化企业,使其打消安全投资违规行为的念头,建立引导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长效机制。因此企业的安全投资要从法律和经济这两个角度出发来解决。 1.规范企业安全投资违规行为,建立完善的安全法规体系 目前我国企业安全投资违规行为主要表现为“自利性”。针对这样的情况,结合心理学家勒温的研究,本文认为在规范企业安全投资行为时,应当按照“服从”到“内化”的过程,有步骤、有重点的进行。在这个阶段,应当提高安全监察水平、加大安全执法力度,严厉处罚安全投资违规行为,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并用,使违规企业的违规投资行为在经济收益、政治前景、社会声誉等方面都得不偿失,从而使投资违规行为的动机得以有效控制。 要建立“规则”层面上的“和谐”社会,必须依靠法律制度。安全立法是强化安全监督监察的重要基础,也是治理企业安全投资违规行为的重要基础。治理企业安全投资违规行为,在整个安全立法上应突出“严”与“明”,加大安全投资违规行为的法律责任。通过建立完善的安全法律法规、安全技术标准,建立一个立足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安全法规体系是依法治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起点,它的实现理所当然是目前安全监督管理的中心任务。2.运用经济杠杆来引导企业安全投资行为 (1)安全费用提取制度 企业要建立提取安全费用制度,根据地区和行业的特点,分别确定提取标准,由企业自行提取,专户储存,专项用于安全生产。在确定安全投资的计提标准后,国家相关部门应对企业的安全投资资金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防止专款费用挪作他用或低效使用,对专项资金的实际用途、安全投资计划、资金使用效率、生产安全环境改善状况等方面进行检查监督,将企业安全投资的措施落到实处。企业一次性安全投资成本大,不可能把所有的资金都用在安全设施的配置上,所以就要多渠道筹集安全投资资金,如建立风险抵押金制度等。提取一定数额的资金,作为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用于整治安全隐患和抢险救灾。积极争取国家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国债资金、财政贴息贷款及职工个人交纳安全保证金,征收事故或危害隐患源罚金,建立工伤保险与安全生产相结合的制度,实行工伤保险差别利率制度,用于事故隐患整改和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等等。 企业安全费用的提取,不能仅仅单从产品的销售额或产量中提取,这就意味着企业产量大经济效益好就应该多提取安全费用,这势必造成大型企业提取过多的安全费用,小型企业提取过少的安全费用的现象。这种安全费用的提取法不考虑企业的安全状况,显然是有所违背安全投资的本意的。所以企业安全费用的提取应该针对行业、企业的特点建立起安全投资的指标体系,包括企业的规模大小,产品销售额,安全现状评价结论等来确定安全费用提取比例。最后要建立企业安全投资资金的监督机制,依法确保专款专用,建立企业安全生产设施长效投入机制。 (2)风险抵押金制度 安全风险抵押金,在煤矿己经实行。煤矿企业先交一笔风险抵押金放在银行,专款专存。一旦发生了事故,政府用这笔钱抢险救灾。在风险抵押金的约束下,企业自身必须加强对安全保护的重视,这样就会大大降低安全生产监督部门的监察成本。借鉴风险制度在保险业及相关领域的实践,在企业安全生产过程中收取风险抵押金,既是防止企业发生事故的保证金,又是保证安全生产监督部门执法的切实可行的措施,能有力地防止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资格后,又对安全法规政策“阳奉阴违”的现象。 实行风险抵押金办法,从准入门槛对企业把关,从制度上建立企业自我约束的违规行为防范机制,有利于强化安全监督,对保障规范企业安全投资行为能起到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但是,安全风险抵押制度的推行和实施,应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应通过立法形式将该办法确定下来。同时,立法要广泛调查听证,以确立一个合理的提取和返还额度。对这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该制度实际上是将企业的权利与义务制度化,安全监察的外部化转化为企业自身管理内部化,制定合理的风险抵押金提取和返还制度对于促进企业安全投资的主动性具有重要意义。 (3)事故赔偿制度 目前一些企业对发生事故、死几个人不太在乎的原因之一是现有的事故赔偿标准偏低,企业赔得起钱。企业在受收益驱动超负荷生产时,很容易诱发灾难性事故,因此,必须依照《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参照有关地方已出台的事故赔偿政策及标准,研究制定全国统一的事故赔偿方面的法规,大幅度提高事故伤亡的赔偿标准。提高事故的赔偿标准,可以增加矿难的经济成本,依法加大对事故责任人的责任追究,能激励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主动性。企业必须认真执行工伤保险制度,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及时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提高生产安全事故伤亡赔偿标准,建立起自觉保障安全投资、努力减少事故的机制。赔偿标准的提高是希望在提高企业事故成本的前提下,促使企业重视安全投资,真正意识到预防的重要性. 四、结语 企业安全投资行为是企业为了达到保障生存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更好地实现企业经营目的而将一定资源投放到安全领域的行为。做好企业安全投资行为,完善企业的安全投资法律,杜绝不安全行为的发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投资经济论文:股权投资经济职能剖析 本文作者:李靖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发展私募股权投资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股权高度集中是我国许多中小企业的一个“通病”。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中小企业,我国的中小企业普遍不愿意让出其控制权。这种股权高度集中的产权结构,使中小企业形成了行政化或家族化的治理模式,直接影响着中小企业的治理结构,阻碍了中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成为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基于这一“通病”,中小企业的产权多元化成为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向。私募股权投资机构进入则可以加快我国中小企业产权多元化的进程。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进入可以帮助中小企业改善股东结构。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可以授权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制订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多元化的方案,推动其向现代企业转变。民营中小企业可以在保留相对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情况下,适度引入私募股权投资等外来资本,逐步淡化家族色彩(江振华、王聪,2008)。 (一)私募股权投资激励的特殊作用机制与途径 与一般企业运作机制不同,私募股权投资进入中小企业后,首先,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作为集所有者与经营者身份为一体的积极投资者,会引进社会资本,即增加中小企业经理人掌握的资源L,来有效提高中小企业的绩效Y。其次,中小企业经理人的上岗激励α可能不变(不会轻易撤换中小企业的经理人),而是通过提高经理人的利润激励R,来激励中小企业经理人的努力水平X。这种运作机制显然弱化了中小企业经理人上岗竞争的激励效应,强化了中小企业经理人的利润激励效应,并放大了中小企业治理结构转变后的激励效应。这完全超出了传统意义上人们对中小企业激励机制的认识,利润激励与引进私募股权投资后的协同效应,在提高中小企业绩效、改善中小企业治理结构上有积极意义。 (二)私募股权投资激励与约束的内容 在私募股权投资中,对中小企业的管理者激励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股权、期权、共同投资机会和实现关键业绩指标后支付的奖金。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在中小企业内部经常展开高效的业绩管理谈话,撤换业绩不良的管理团队,聘用外部专家。还会通过股权调整来减少管理层的股权,使管理层感受到来自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压力。和一般的上市企业相比,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投资的中小企业薪酬激励水平更高,管理层拥有更多份额的股权,这使管理层的利益和中小企业的经营业绩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管理层努力工作,最终实现中小企业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利益一致。与之相对应,激励与约束机制在于对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监督,迫使管理层不断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发展私募股权投资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为了方便分析,假设某中小企业已有资本为K0,创新倾向为R0(即单位资本产生的创新数为R0),现在中小企业获得了私募股权投资P,获得私募股权投资后其创新倾向为R1。下面来分析私募股权投资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第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入前,企业的创新为:I0=R0×K0;第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入后,企业的创新为:I1=R1×(K0+P);第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所带来的创新变化为:I=I1-I0=R1×(K0+P)-R0×K0=K0×(R1-R0)+R1×P=K0×(R1-R0)+(R1-R0)×P+R0×P=(R1-R0)×(K0+P)+R0×P上式中,R0×P称之为投资增加效应,(R1-R0)×(K0+P)称之为创新倾向提高效应。这样可以把私募股权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分解成投资增加效应和创新倾向提高效应两者的总和。下面分三种情形来将上述公式进行具体分析:第一种情形,私募股权投资是企业唯一的资本来源,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入后,企业的创新倾向没有改变,即R1=R0,这样私募股权投资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只存在投资增加效应。即I=R0×P。 第二种情形,如果私募股权投资没有投入,也会有其他形式的投资投入。也就是说私募股权投资是其他类型投资的替代,不是唯一的投资来源。此时私募股权投资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只存在创新倾向提高效应。即I=I1-I0=R1×(K0+P)-R0×(K0+P)=(R1-R0)×(K0+P)。 第三种情形,私募股权投资是中小企业唯一的资本来源,私募股权投资投入后,企业的创新倾向改变由R0提高到R1(R1>R0),此时私募股权投资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等于投资增加效应和创新倾向提高效应之和。即I=(R1-R0)×(K0+P)+R0×P。 以上讨论的是一个市场上已存在企业在私募股权投资投入后产生的效应,事实上这些分析对新生企业也同样适用。即K0=0时的情形,此时:I=R1×P=(R1-R0)×P+R0×P其中,R0×P为投资增加效应,(R1-R0)×P为创新倾向提高效应。此处的R0理解为其它投资替代私募股权投资时的创新倾向(朱孝忠,2008)。 综上所述,上面的一般化公式对私募股权投资支持企业创立和企业发展两种情况都是适用的。私募股权投资的市场化运作,以中小企业技术成长潜力和效率作为投资选择原则。在这种情况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如果能迅速发展壮大,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而言,推动作用将不可估量。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帮助中小企业选择创新投资项目 私募股权投资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首先体现在选择项目上。当前,我国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项目选择困难。一方面,我国传统产品生产已经普遍过剩;另一方面,受人才、信息以及资金等因素的制约,中小企业难以找到有价值的项目进行投资。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汇集了金融、科技、投资、管理、财务以及营销等方面的专家,在技术创新项目分析、论证和选择上具有较高的专业性。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应帮助中小企业选择优质的投资项目,这是中小企业成功的关键。在实际工作中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应帮助中小企业选择技术水平较高的投资项目,在私募股权资本的支持下嫁接成熟的、市场前景看好的技术成果,使之成为中小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第二,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差,而我国政府的研究开发机构里有大批的科技成果还没有商业化,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帮助中小企业选择项目时,重点应该是支持现有科技成果的转化,以促使其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第三,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一般可分为研究开发阶段、中试阶段和产业化阶段,从前到后风险是递减的。我国私募股权投资行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选择切入点时重点宜放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第二、三阶段。 (二)参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管理 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不仅仅是工艺产品等“硬件”的创新,它更应该包括深层次的企业经营战略以及企业文化等“软件”的创新,这种创新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最持久的推动力。私募股权投资机构通常情况下持有所投资中小企业股份的30%左右(张焱林等,2000),两者的利益紧密相连,利益上的一致使得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与中小企业的命运连在一起。因此,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在向中小企业投资后,还要派专家参加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管理。私募股权投资给中小企业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专业人才和技术。 投资经济论文:国外投资经济管理 外国投资在最近十年的匈牙利经济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是所有匈牙利人,不论其赞成还是反对私有化,赞成还是反对吸引外国投资,都承认的事实。匈牙利的私有化模式是以公开出售国有资产为主的,或者说是基于市场竞价的私有化模式。这种模式的确定,意味着有吸引力的匈牙利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认购者必需拥有雄厚的资本作为基础,才有可能出最大的价钱,买最好的企业。事实也是如此,在匈牙利私有化的过程中,大中型企业出售或拍卖时,国家财产局和国家财产托管公司所面对的谈判对手和竞买者基本是外国公司和财团。在目前匈牙利的大中型企业和商业银行的所有者结构中,外国所有者也居于主要地位。匈牙利自1994年开始的经济回升,国际收支平衡的改善都与外国投资者的参与有关。当然,匈牙利经济中的矛盾,群众中的不满也与此有关。 一、匈牙利的利用外资政策 研究今日的匈牙利利用外资政策,离不开对其70年代到80年代利用外资政策的考察。匈牙利是东欧国家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其利用外资政策可追溯到196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在1966年5月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中就规定:"首先应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内促进国际经济和科技关系的发展,但也要力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这种关系。" 从60年代到70年代,匈牙利积极地建立或恢复了与主要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与世界上130多个国家建立了贸易联系,同74个国家签定了科技和文化协定。在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匈牙利的出口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最高,它的国民收入的50%是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的。 1972年和1974年,匈牙利先后推出了《匈牙利和外国资本联合经营权限》和《国外经营企业法》规定,外国企业在匈牙利投资可占联合投资企业资产的49%,所得利润可汇回国。 70年代末,匈牙利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相当于1957年的13倍。它的农产品和食品出口的1/2销往西方国家。除苏联外,匈牙利最大的贸易伙伴是联邦德国,1978年,匈牙利对联邦德国的贸易额占其贸易总额的10.6%。再次是澳大利亚、意大利、瑞士、法国和美国。匈牙利还在东欧国家中率先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员。 从1972年开始,匈牙利开始引进外资,但以间接利用外资,即吸收外国贷款为主。这种政策模式使投资风险主要在匈牙利方面。而匈牙利也恰恰没有很好地利用外国贷款,改善产业结构,加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加上70年代石油危机,使匈牙利的国际收支平衡受到影响。从1972年到1989年,外债从10亿美元发展到210亿美元。而同期匈牙利的外国直接投资只有5.7亿美元。 从1988年开始,匈牙利的利用外资政策发生了变化。1988年前社会主义工人总书记、国家总理格罗斯·卡洛伊公开表示,匈牙利准备将最大的国有企业卖给外国人,这在匈牙利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司法部长立即表示,这与当时的法律是冲突的,按照法律,国有企业不可以出售,更不能卖给外国人。于是,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新法律,为国有企业的出售创造条件。 1988年的6号法律,即《经济公司法》,宣布私人可以成立公司,并允许外国人投资。1989年的8号法律,规定了所有制改变的细则。1989年的14号法律明确了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禁止对外国投资企业实行国有化;外汇自由汇出,利润可以返回投资者所在国;可以由外国财务公司进行财务评估,等等。1989年的宪法修正案,在法律上的所有权、国家的所有制结构、企业自主权等方面都做了新的规定,特别是宣布各种所有制结构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1990年社会制度改变以后,匈牙利的利用外资政策进一步明确为引进外资,推动私有化的加速和完成。政府在制定私有化政策时,也注意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和保护。1990年以后制定的一系列推动私有化的法律和政策都重视发挥外国投资者的作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匈牙利法律,外国人在匈牙利不需许可证就可开办合资企业或独资企业。外资企业可以依法获得不动产权,依法处置企业产权,可以从事生产、商业和外贸经营,执行匈牙利的质量管理规定。可获得贷款和筹措资金。 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合资企业还有税收优惠政策。按照匈牙利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在电子、机车、通讯、车辆及零配件、节能技术等12个领域投资的外商可享受税收优惠待遇。对合资企业也有优惠政策:如果公司资产超过2500万福林,外资占30%以上,公司收入的一半来自企业生产、开设饭店、旅馆,公司可享受10年优惠待遇,前5年免税60%,后5年免税40%。如果公司注册资本超过5000万福林,外资占30%以上,企业一半以上的收入来源于匈牙利政府规定优先发展的部门,公司在前5年可享受100%的税收优惠,后5年享受60%的税收优惠。 外国投资者对匈牙利的投资环境也是满意的。在1999年由著名的Healey Baker国际不动产评估咨询集团组织的,由欧洲502家最有影响的公司总裁评选的欧洲"最佳办公地点"中,布达佩斯居第6位,在"最佳工业生产基地"中,匈牙利居第6位,在欧洲"重要经贸城市"中,排在罗马之后,居第25位,在东欧国家中,居第二位。 二、外国投资者在匈牙利经济中的作用 从1989年开始,外国资本进入匈牙利的速度加快了。在私有化政策出台后,随着私有化的高潮迭起,外资流入的数量也起伏不定。1995年为最高峰达到33.7亿多美元,在东、中欧国家中,包括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在内,匈牙利人均引入外国投资1268美元,居第一。据统计,到1998年,匈牙利共有外商投资企业26527家,其中外商独资企业13865家。世界知名企业,如美国通用电器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福特公司、德国大众公司、日本铃木公司都加入了匈牙利的投资冒险活动。外国资本的介入,对匈牙利私有化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首先,外资的参与加速了私有化的完成。 匈牙利的私有化是以出售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为主要形式的。尽管匈牙利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鼓励匈牙利人购买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措施,诸如"赔偿券"购买、私有化优惠贷款、职工参与、厂长经理买断等形式,匈牙利国内的购买力终归是有限的,只能购买中小企业、小商店、小旅店、小服务业和上市公司的散股。对国家财产局和国家财产托管公司推出的私有化企业,匈牙利人基本是无力问津的,即便是问了一下,也绝对无力与腰缠万贯的外国大亨们抗衡,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外国人将匈牙利最好的企业一家家的收购了去。 从另一方面看,没有外国资本的介入,匈牙利政府的私有化目标是难以完成的。从匈牙利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出售,到国有商业银行的出售,国家财产局和国家财产托管公司面对的谈判对手和竞买者几乎都是外国公司和财团。是他们使财产出售的计划得以顺利完成。1995年和1997年是匈牙利外国投资最多的年份,而这两个年份也是匈牙利银行私有化的高潮,1995年外资在匈牙利银行业资本所有者结构中所占比例上升了20.1个百分点,1997年比1996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达到了60.3%。[1] 在1990年开始推行私有化政策时,匈牙利共有国家和地方管理的国有企业和公司1858个,在实行国有资产托管期间,由国家私有化和托管公司组建和从其它所有者处接受企业和公司438个,共计2296个。经过私有化、改组和破产清算,到1998年底,国家保留所有权的公司和企业93个,可继续实现私有化的125个;全部私有化的1188个,继续实行托管的2个;破产和清偿和撤消724个;转移到其它机构和所有者手中114个。[2]经过8年的私有化,国家在社会总资产中所占比例已降低到20%以下,与西欧混合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相似。可以说,外国资本的介入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其次,外资的流入使匈牙利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得到改善。 自80年代起,匈牙利一直处于外债的困扰之中,1989年人均1000美元的外债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政府陷于困境,不得不向西方国家低头的原因之一。1990年开始,经济转轨使匈牙利出现了连续4年的经济滑坡,虽然在1994年经济开始复苏,但直到1997年,GDP也只相当于1989年的90.4%。经济如此困难,拿什么去还外债?外资的流入,尤其是大量外汇现金的流入,无疑救了匈牙利政府的急。 1990年到1997年,匈牙利国家财产托管系统的私有化收入为14437.5亿福林,其中现金收入11523.4亿福林,占79.8%,含外汇收入9005.9亿福林,占现金收入的78%。在私有化高潮的1995年,私有化收入为4810亿福林,其中95%是现金,现金中87%是外汇。[3] 大量外汇现金的流入使匈牙利的外债占GDP的比例在经济滑坡最严重的1990-1994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1997年以后,外债减少,净外债在GDP中的百分比比高峰时降低了26.38个百分点。外债的减少与1995、1997两年外国投资的大量增加有直接的关系。 再次,外资的流入,刺激了匈牙利出口产业的发展,使经济出现复苏。 出口产业在匈牙利经济中的地位一直是至关重要的。出口产业的发展能有效地带动经济增长。外资的流入也促进了匈牙利出口的增长,并带动了经济的复苏。 匈牙利的外国投资主要来自德国、美国、法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外资的流入也促进了匈牙利与这些主要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1990年以后,匈牙利的外贸地理方向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过去与经互会国家为主,转变为与欧盟成员国为主。其中,1989-1996年间,匈牙利对德国的出口从出口总额的17%上升到33%;对奥地利的出口从6.5%上升到11%,对意大利的出口从4.7%上升到7%。出口总额从1989年的96亿美元,发展到1996年的160亿美元。1997年比1996年增长29.9%,1998年比1997年增长了22.1%。主要出口方向为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荷兰、美国、法国,与主要投资国基本一致。 与此同时,匈牙利的GDP在1995-1998年都有所增长,分别为1.5、1.3、4.6、5.1;工业生产也呈增长趋势,分别为4.8、3.4、11.1、10.6。这与1992年开始的外资的大量增加有一定的联系。 当然,外国投资者不会提供"免费的午餐",匈牙利人为大量外资的引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就是匈牙利的大部分生产部门和银行系统已被外国投资者所控制。从1992年到1996年,外国投资者在匈牙利采矿业总资本中的比例从15.5%上升到49.6%,在加工工业中的比例从23.4%上升到51.1%,在机械工业中的比例从0.3%上升到21.4%,在建筑业中的比例从21.3%上升到41.4%。 外资在匈牙利银行业中所占的比例更大。匈牙利银行业的私有化自1994年正式开始,自1994年至1998年,外资在匈牙利银行业资本中所占的比例已从15.1%上升到60.4%。在布达佩斯证券交易所外国投资基金组合也是支配大盘走向的决定力量。 仅凭这些数字并不能反映事情的全貌,因为外国资本所控制的是匈牙利各行业的优质资本,而匈牙利人手中掌握的是中小企业的所有权和上市公司的散股。 经过私有化,匈牙利的住宅、商业银行、保险业、医药工业、化学工业、建筑业、烟草工业、啤酒工业、食品工业、旅游度假业、印刷业、造纸业、包装业、食品制造与零售业已完全或绝大部分是私营企业,或外商投资、合资企业。国家只保留了核工业、发电网、交通、广播电视发射、27个农业经济公司和国有森林的产权。 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对于经济效益好的竞争性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私有化收入,也为了增加透明度,一般采用了公开竞价出售的方式,而有影响的大企业、大公司、大银行的购买者都是外国人。后来匈牙利政府为了鼓励匈牙利人购买,推出的小投资者参股购买计划,适用范围也只是企业的51%以上的股份已由职业投资者购买的企业。参与者的条件是匈牙利永久居民,有10亿福林的资金,或者是"赔偿券"的合法持有者或法定继承人。 对资产在10亿福林以下,职工在10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一部分实行了职工参股的私有化,对一部分经济效益不好,不适于公开竞价出售的,采用了厂长经理买断的私有化方式。政府推出了优惠贷款、赔偿券购买和分期付款等优惠条件,鼓励匈牙利人购买。但有很多附加条件,比如,要先支付2-25%的第一期付款,才能申请国家银行设立银行优惠贷款。"生存贷款"是专用于匈牙利居民购买出售的国有资产和企业股份,最高年限为15年,年息7%。购买500万福林的国有资产,可获得2%的"生存贷款",其余部分也可用"赔偿券"支付。小商店、小旅店、小服务业的购买者基本是匈牙利居民。 因而在私有化中,匈牙利人能够参与的实际上只有中小企业。除按照产业政策由国家保留的企业外,有竞争力的大中型企业基本是控制在外国人的生中。 一个国家的主要产业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尤其是商业银行基本掌握在外国人手中,长此以往将会如何,现在谁也说不清。 三、匈牙利民众对外国投资的态度 对于大量的外国投资,匈牙利人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赞成,有反对,有不置可否者。TAYLORNELSONSOFRESMODUS经济社会市场咨询有限公司自1992年起一直对匈牙利居民对外国投资的态度,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跟踪抽样调查。[4]公司在每年的3月或11月对1000个左右的匈牙利居民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调查获得有效问卷,1992年999份,1993年982份,1994年1020份,1995年1004份,1996年1002份,1997年1080份,1998年1039份。 该公司调查的结果很能反映匈牙利居民对外国投资的一般看法和思想感情。我们选取其中的几组问题和调查结果,包括匈牙利人对外国投资者的总体看法,对在外国投资企业就业的态度等,通过它可以了解匈牙利居民在最近几年对外国投资的态度及其变化。 是否同意外国人获得匈牙利企业的股份? 调查显示,持完全赞成态度的人在7年中是从多到少,由35.2%降到12.3%,在1996年只有8.4%;持反对意见的人在7年中基本是呈上升趋势,从16.2%上升到29.9%,其中,在银行私有化高潮的1995-1997年,反对的比例最高,达35%以上。这说明,在大量外资涌入,收购匈牙利企业,特别是收购匈牙利商业银行的情况下,1/3以上的匈牙利人对国家的前途感到不安,对大量引进外资产生了疑虑,因而持反对态度。 匈牙利的企业允许外国人持股的最高限应当是多少? 这个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主张对外国资本在企业和公司资本中的份额不加限制的匈牙利人是少数,随着外资收购匈牙利企业的增多,这个比例还在降低。主张企业和公司的50%以上的资本掌握在匈牙利人手中的超过1/3,主张将外国资本在企业和公司中的份额控制在1/4以内的超过1/3。主张不允许外国投资者持股的比例在最近几年呈上升趋势,在外国投资量最大的1995-1997年比例最高。但这一组数据与上一组对照,持反对态度的比例略低一些,说明有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只要严格地将外国投资的比例限制在24%以下也是勉强可以接受的。而上一组数据中,认为有条件的赞成的条件是要将外资的比例控制在49%以内,最好在24%以内。 是否愿意在外国人持股的公司中工作? 这个问题不仅反映了匈牙利人对外国投资的一般看法,而且涉及到匈牙利人在这个问题上对的自己切身利益考虑。数据显示,50%以上的匈牙利人愿意到外国投资企业工作,理由自然是明摆着的,这些企业原来就是匈牙利的好企业,再注入外国资金,无论工作条件还是工资待遇都会比一般的匈牙利企业要好一些。但是,也有1/3以上的匈牙利人不愿意在外国人投资的企业工作。与上一组数据对照,大约有17%的匈牙利人,尽管理智上赞成有条件的允许外国人投资,也知道在这样的企业工作的待遇可能好一些,但从个人感情上,还是不愿去这样的企业工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愿意在外国投资企业工作的人总的是减少的趋势,而不愿意的呈增加趋势。 是否愿意在一个顶头上司不是匈牙利人的岗位上工作? 这个问题进一步考察,如果是在一个外国投资企业里,顶头上司是不是匈牙利人,对人们的选择有什么影响。这组数据显示,40%以上的匈牙利人不愿意在一个顶头上司是外国人的岗位上工作。与上一组数据相对照,有些愿意在外国投资企业工作的人,如果顶头上司是外国人就另当别论了。说明有些匈牙利人在外国投资企业工作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顶头上司要是匈牙利人。在最近几年的跟踪调查中,愿意的基本是逐年递减,不愿意的基本呈逐年递增趋势。在外国投资最多的年份,不愿意的增加比例最高。这个问题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匈牙利人在外国投资问题上的民族感情。 外国投资在最近十年匈牙利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重要的。从私有化的完成,到经济的回升,外债的减少,预算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的改善,都离不开外国投资者的作用。相当一部分人为此感到骄傲,因为匈牙利在中东欧国家中吸引了最多的外国投资,经济较早走出了谷底,出现回升;匈牙利在最近十年中,通货膨胀率在东欧国家中也是最低的。然而,随着外国投资的增加,对此持保留或反对态度的人也在增加。道理也很简单,人们对靠变卖家产换来的一切感到忧虑和担心,前几年有得可卖,现在快卖光了,尤其是,作为一个国家,主要的产业和商业银行已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了,将来怎么办? 投资经济论文:论经济投资机制与国民经济的关联性 一、市场经济中的投资机制 市场经济是一种利润经济。对利润的追逐支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和资源配置,作为经济行为和资源配置主要内容的投资活动自然也在其支配之列。在市场经济中,人们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一定目标的利润,只有当利润率高到这个程度时,人们才会进行投资,人们将资本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是由于两部门间的利润率差别,扩大到这种利益差可以抵销资本转移成本而有余,人们停止投资,甚至放弃或报废已投资,是由于其损失小于预期利润损失。所以在市场经济中,要揭示投资活动的内在机制,必须同时揭示出制约其内容的利润率变化机制。 投资由利润率决定,利润率的高低变化决定着投资规模的肩低变化。在一般条件下,平均利润率与社会资源的就业程度、或者规模、繁荣程度成正比,后者又是与投资规模大小成正比的,投资规模则是沿着利润率变化轨迹运动的,三者之间保持着方向性的一致。由于经济规模是周期性波动的,所以社会平均利润率和投资规模也是以周期波动为特征,并且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这种方向上的一致,并不意味着在时间上的一致。因为在这种函数关系中,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征变化时差。人们对利润率变化的投资反应,受到不同形式的资本在时空转移中的限制,因而变化较慢,所以当利润率最高时,投资并未达到最高潮,而是在利润率已下降的繁荣后期才达到最高潮,由此就使许多投资不能在利润率下降到一个较低阶段前完成,以致到时不是被迫停止投资,就是将已投资本报废而蒙受巨大损失。所以,在市场经济中,投资由利润率决定,但又慢于利润率变化,这种时差使在每一次危机中,都有部分投资被浪费。 平均利润率和投资规模的变化与经济周期一致,但我们不能由此得出每个部门的利润率和投资规模的变化在时间上是大致一致的结论。实际上,它们艺间是不一致的,因为,经济规模的变化或经济危机是经济总量失衡的结果,总量失衡归咎于经济结构的失衡,经济结构的失衡源子各部门发展速度不一致,各部门发展速度不一致又源于各部门的投资规模和时间上不一致,后者则是各部门利润率在时间上变化速度和方向不一致的结果。没有这种不一致,经济就既不会有危机也不会有繁荣,也就不会有周期。在此,社会平均利润率及投资规模与经济规模变化大致一致,只是说明,在经济活动低潮,高利润率部门较少,从而投资的部门也较少。而在高潮,两者的成份较多而已。但这丝毫不说明各部门这几个因素的变化是一致的。实际上,正是这种不一致,才导致平均利润率、投资规模和经济繁荣程度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周期运动。 由于经济危机是结构失调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在一些产品严重过剩时,另一些产品短缺,只是征危机中,由于连锁反应,才使这些短缺产品也出现虚假性的暂时过剩,随着危机的过去,这些产品的短缺性质会很快恢复,产品价格和利润率会在此过程中不断提高。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追逐高利润,厂商会进行投资,扩大生产规模,社会游资的充裕、投入品价格疲软,使投资有利可图并容易实现。这种投资对克服本部门生产规模落后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来讲,是一种调整,是对价值规律要求的能动反应。但在市场经济中,这种调整会矫枉过正,会使其由短缺变为过剩。因为,为了争夺这种有利的投资机会,各厂商会竞相投资,在各部门利润率的巨大差别下,新的竞争者会大量涌入此过程,结果会使投资远超过社会的正常需要,使其由原来的短缺变为投资实现后的过剩,这正如我国的家电产业由原来短缺变为}前的严重过剩一样。其结果,会使利润率不断下降。这种下降来自两方面的压力结果。一是产品供给超过了社会需求,产品价格下跌,二是由子其生产能力突然丫大,为其提供投入品的部门生产能力变化滞后,会由原来的供过于求变成现在的供不应求,价格上升,导致其成本不断增加,在这种双重压力下,利润率自然是下降的,这种下降,使人们投资的预期利润不能实现,甚至可能亏本。由此可见,在竟争性市场经济中,利润率的提高,会使投资增加并超过社会需要,从而出现产品由供不应求变为供过于求,利润率下降。这种结果,只有在其他部门的发展超过了本部门的发展,使其重新成为短缺部门时,才会改变,并开始重复上面的过程。 当这个部门(下面称它为先导部门)由子投资实现、产品供过于求、利润率下跌、新投资停止时,为其提供投入品的部门,即相关部门,由于产品供不应求,利润率不断提高,从而会取代它的位置,成为新投资主导者,并且由于经济的时序联系是越来越广的,所以其投资规模会比前一轮更大,由它推动的经济总规模是不断扩张的,由此也就有更多部门的利润率径提高,所以社会平均利润率在此过程也是不断提高的。这个部门的投资过程及其结果与先导部门并无二致,它也会投资过大,超过社会需求,投资实现后,会出现产品价格下跌,投入品价格上升,利润率下降,并由此踏上萧条之路。这时,为其提供投入品的次相关部门就会象它当初取代先导部门一样取代它的位置,成为利润率最高的部门和新投资的主导者。自然,其投资过程及其结果与前两者是一样的,为它提供投入品的部门会取代它的位置,并且这个过程会不断延续下去。其中,这个这程也许会受到危机的打击而暂时中断,但这种高利润率由于经济结构的失衡而在不同部门间交替出现,并引起投资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使它在调整结构失衡时造成新的结构失衡的这种机制是不变的。实际上,随着投资规模一轮比一轮扩大,其造成的比例失调也越来逮严重,也就必须由危机来对其进行强制性调整,其后那些危机前最短缺的部门就会在经济复苏中率先投资,带动经济重复前面的过程。 在这种由于产品与原材料等投入品联系引起的一轮轮投资中,还交织着一种固定资产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投资转换关系。一个部门由于利润率提高,进行的扩大生产规模的投资会产生对固定资产生产部门的产品需求,当这种需求超过这些部门的生产能力,使其利润率不断提高时,它们也会进行扩大生产能力的投资,自然,这种投资及其结果与其它部门是一样的,也会投资过剩,使利润率由高到低,而为它提供固定资产和原材料等投入品的部门则会取代它原来的地位,成为高利率部门和新的投资者。这种高利润率新投资者会不断从产出品部门转到投入品部门(其中包括作为劳动者和消费者的个人)。由于国民经济的联系性,这种-分别由流动资产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引起的在时间上继起的连锁投资是交织在一起的,并互相推动,使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直至危机发生。 在竞争性市场经济中,这种由适应价值规律要求进行的对短缺部门的调整性投资,在实际中变为违反价值规律要求和造成新的结构失调,投资者由追逐利润却为利润抛弃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同一产品的生产者有多家,他们之间不能有效地协调行动,这种结果就不可避免。即使他们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这种结果也是如此。因为在此过程中,即使有人知道在高利率作用下,其他厂商都会做出积极的投资反应,最终会投资过度,使预期利润不得实现,他还是得,’明知山有鬼,也得往山行”。如果他不采取同样的投资行动,不仅不能分享其中好处,反而可能付出更大代价。因为当产品供过于求时,其生产同样受到影响,并由于其生产规模小、效_益差、市场占有率低,会更快遭到淘汰。为了避免这种结果,他如果不能及时转移投资,放弃已有利益,就得尽可能扩大生产规模,增强竞争力。个人的行为是合理的,但所有这些合理行为的集合却并不一定产生合理的结果,甚至完全相反。这里的情况就是如此。每个人合理的投资行为,最终却导致严重违背人们的结果一一投资过剩、利润率下降、资本不能及时回收。由此也说明,由于结构失衡,这种由高利润率在不同部门的有序转换,引起投资在不同部门转换,并在调整原有产业结构失衡的同时,造成新的结构失衡这么一种过程,就是竞争性市场经济特有的投资机制。 经济危机是比例失调的结果,每一轮投资都会造成新的比例失调,然而在现实中,并不是每一轮投资的结果都会造成大的经济波动或危机,征每次大的危机发生前,一般都会完成几轮投资,这些投资结果并未立即引发危机,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社会存在一种与前面生产投资并行的存货投资,尤其是其中的投机投资,它们吸纳了相当部分的过剩产品,使它们不立即冲击市场和引起大的连锁反应,因而投资得以转换和经济能够扩张下去。在经济扩张过程中,由于需求拉上和成本推进的作用,价格指数是不断上升的,不仅短缺产品价格上升,过剩产品的价格也会上升,并且这种上升速度在资源未充分就业前,快于投机成本的上升速度,.从而使存货投资有利可图,诱使人们将大量资本投到对存货的吸纳上。经济越是繁荣,价格上升越快,投机活动就越活跃,不断扩大的过剩产品不仅不会很明显地冲击市场,有时还会表现为短缺,结构失衡实质被它掩盖,经济得以继续进行。随着不断增加的过剩产品被存货吸纳,资源会在人们的投资活动中达到充分就业,投资成本会以高于产品价格的速度上升,使投机投资变得无利可图,迫使人们停止投机,这时大量过剩产品就会如决堤洪水倾泄到市场,引发全面性经济危机。所以,在市场经济中,投机投资延缓了危机的发生,却加深了危机暴发的程度。 二、投资与价格的关系 投资是利润率的函数,利润率则是投入品与产出品价格的函数,价格受到投资的明显影响,所以,投资与价格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函数关系,然而,至今人们对这种关系的内容却揭示很少。 从总的方面讲,固定资产的投资与价格存在一种正比关系,这种投资实现后为其配套的流动资产投资与价格则呈反比关系。因为固定资产投资是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不断从市场取走产品,而不提供上市产品,所以在货币量供给一定情况下,价格会不断上升。在一定经济规模下,投资规模越大,正常生产的比重就越小,上市产品占经济规模的比重也就越低,价格就越高。价格越高,一方面使投资预算不断被突破,人们必须不断增加投资来完成已有的项目,由此使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生产上市产品的资本利润率会不断提高,投资的预期利润丰厚,人们就会将更多的资本转向固定资产投资,结果将挤占正常生产资本,进,步降低上市产品占经济规模的比重,推动价格进一步提高。所以在此,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价格变化呈正比关系。自然,这种关系在实际中不能无限演变下去,它受到自身结果的影响。一个时期从市场上不断吸走产品,必然合为另一时期不断向市场提供产品所代替。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实现,大量产品将在为其配套的流动资产投资中涌入市场,产品中包含的固定资产价值将不断以折旧的形式沉淀下去,变成了只向市场提供产品却不取走产品,由此社会总需求会小于总供给,价格会在一定量货币面对不断增加的商品面前下降。价格下降,使投资预期利润率不断下降,促使人们降低投资规模,结果又会导致价格的进一步下降。所以在此。生产资本中的流动资产投资与价格呈反比变化。在实际中厂价格总水平是上升还是下降,取决于两种投资的力量对比,若固定资产投资大于流动资产投资,价格总水平上升,反之则下降。 由于投资是投入品价格与产出品价格的共同函数,所以仅以价格总指数并不能很好地说明两者的关系,这对全社会来讲是这样,对部门来讲尤其如此。在复苏到繁荣过程中,大量资本后备军在投资中涌入生产与流通过程,会使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产生一种需求拉上的价格上升,自然它反过来会提高成本,.促使投入品价格也跟着上升,但在资本未达到充分就业前,巨大的需求会使产品价格上升速度快于投入品价格上升速度。这种价格变化差可令厂商在买卖中获得时差利益,提高其利润率,促使人们扩大投资规模,从而进一步拉动价格上升和投资规模的扩大。由此可见,需求拉上为主的价格上升会刺激投资、扩大经济规模和就业。但是,随着资源的充分就业,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实现后的大量产品涌入市场,原来的投资转化为现在的资本沉淀,需求规模相对下浮,而成本则会受资源约束而不断上升,尤其是资源性产业产品的价格上升速度会远高于其他部门。这时需求拉上型为主的价格上升会转化为成本推进型为主的价格上升。这种类型的价格上涨对经济的作用与前者完全相反,它会令厂商在买卖时差中受损,降低利润率和投资规模,使经济由扩张转为收缩,价格总水平则会在成本推进作用(惯性)下继续提高,经济由此走向滞胀。当经济衰退到一定程度,资源短缺状况缓和,成本推进作用减弱,价格又会由升转降。降到一定点,需求又会大于供给,从而开始新一轮循环。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中,投资和经济规模是在需求拉上型价格上涨中扩张,而在成本推进型价格上升中走向衰退,两种类型价格上升的相互转换,致使投资规模与经济发生周期性变化。 如前所述,虽然各部门的利润率变化周期可能不与社会利润率的周期同步,但决定两者的机制是相同的,这里社会和部门的产品价格变化过程及其机制的关系也是如此,它们都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与流动资产投资对_L市产品量的不同影响,而在投入品与产出品的不同比较价格中作周期变化的。从第二种必要劳动理论知道,在一定资源和技术条件下,社会对每一部门的产品需求量是一定的,即社会用于该部门的货币购买力或货币量是二定的。在此条件下,该部门的产品价格与产品数量成反比。当该部门由于结构短缺上市产品较少时,价格较高,在与非短缺的投入品的比较价格上,其处于有利地位,所以利润率要高于这些部门。为此,资本会流向这个部门。投资的实现,增加了产品供给,在既有的市场需求下,价格下跌,投入品则由于相关部门投资的滞后性,会出现供不应求,价格土升,由此比较价格变化朝不利于投资部门发展,出现成本侵蚀利润,生产开始萎缩的结果。这时,投入品部门会取代先导部门先前的这种价格变化过程,这种变化会在各部门间一环环交替传导下去。所以在部门经济中,产品价格变化机制同社会平均价格的变化机制是相同的。同时,产品的价格高低,或者讲比较价格有利与不利在各部门间交替的变化,与前面分析的各部门的利润变化机制是一致或同步的。 在经济的扩张过程和价格总水平的不断上涨中,那些投资过剩部门的产品价格可能并不下降,而是上升,这种上升并不意味着这些部门可摆脱困境。因为一个部门在市场中的地位有利还是不利,并不单纯取决于其产品价格是上升还是下降,而是看其产品与其他产品,尤其是投入品的比较价格,如果其价格上涨速度慢于其它部门产品价格上升速度,其就会处于不利地位,成本就会侵蚀利润,使利润率下降,滞胀中,大部分部门尤其是下游产业的情况就是这样。反之,即使其产品价格下跌,但只要这种下跌慢于其他部门,尤其是投入品价格的下跌速度时,其仍会取得一个不错的并高于其他部门的利润率。所以在市场经济中,产品价格升或降不是决定企业状况好坏的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产出品与投入品的相对价格。 三、投资活动与经济波动的关系 利润率在各部门的有序交替变化,引起的投资活动会导致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萧条阶段,当短缺部门的存货出清、价格和利润率提高时,为了调整短缺状况,其会进行扩大生产能力的投资,这种固定资产投资在实施中,对其它部门,尤其是固定资产生产部门会产生乘数作用,从而推动经济复苏。然而在竞争性经济中,这种投资会使该部门由短缺变为过剩,所以投资实现后,为实现其生产能力进行的流动资产投资,会刺激为其产品提供原材料等投入品部门的产品价格上升,使它们由原来的协调或过剩变为现在的短缺,促使其全面恢复生产并进行扩大生产能力的投资。这时,光导部门本身则处在需求不足和供给紧张的双重压力下,在其他部门的复苏与繁荣中走向萧条,为其提供投入品的相关部门会取代它原来的位置,成为新的投资者和推动经济的主一导一力量。由于相关部门范围比先导部门广,所以投资的规模会更大,对经济的推动力也更强,经济扩张也就更快。自然,其投资结果与先导部门并无两样。它同样会在为其提供投入品部门利润率不断提高进行的新投资和整个经济的扩张中 声走向萧条。同时其造成的比例失调比先导部门更严重,对经济的隐患也更大。这时先导部门的状况会从投入品价格的相对下降中受益,处境会有所改善,利润率会开始回升,但这种回升不足以引起投资,新投资要到社会需求大于其产品供给能力时刁‘会发生。相关部门的衰退,次相关部门会件代它成为新的投资者,由一于在经济的时序联系中,范围会越来越广,各部门涉入的程度越来越深,所以投资规模会随着投资在各部门的时序转换中不断扩大,经济也就在此过程中走向繁荣。但这种扩张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每一轮投资都会在调整原有的结构失衡时,造成更严重的新的结构失衡,所以随着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其造成的比例失调也越来越严重,它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危机,终止扩张。 伴随这种由于产品与非固定资产投入品联系的投资,还并存着一种与固定资产投资相联系的投资活动。前者扩大生产能力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会引起对后者产品的需求,当这种需求超过其供给能力时,它们也会进行扩大生产能力的固定资产投资,这种投资,一方面会产生对另一些固定资产生产部门的需求,从而引起固定资产部门之间的连锁投资,另一方面其投资及投资实现后会引起对原材料等投入品不断扩大的需求,反过来又引发后者进行投资,并使两种投资交织在一起,并互为促进,不断推动经济扩张。自然,这种投资机制及其结果与前面所讲的是完全一样的,它都会由短缺变为过剩,一个部门的有利地位会不断为另一部门替代。 在市场经济中,投资有一种自我扩张机制,这种机制推动经济复苏和繁荣,但这种机制的力量不是无限,因为它受到投资抑制机制的制约,这种机制使投资由扩张变为收缩,并使经济走向衰退。从投资过程本身来讲,它本身会产生一种价格在固定资产投资时期不断上涨、而在流动资产投资时期则不断下降的转换。在价格下降中,投资预期利润不能实现或不断降低,使投资无利可图,制约投资的扩张。同时,随着资源的不断就业,需求拉上的价格上升会转化为成本推进的价格上升,使利润率下降,也制约投资的扩张。更重要的是一,投资造成的比例失调会使社会再生产的价值实现变得越来越困难,过剩部门生产萎缩引起的连锁反应会使经济发生全面衰退,使大部分投资中断或缩小。 过剩部门长期积累的过剩产品涌入市场,不仅使其自身受到致命打击、全面萎缩,而且其产生的连锁反应会使那些利润率正在不断提高并进行新投资的短缺部门也发生绝对过剩,被迫压缩生产和投资规模。因为过剩部门在产品价格的大幅下跌,或在快速的成本推进作用下价格的缓慢上升中,其出售更多产品得到的实际收入会绝对下降,不足以买回生产同量产品的投入品,由此减少了对短缺部门的有效需求。生产的萎缩更会加剧这种有效需求的减少,这就使短缺部门也发生暂时的但也是绝对的过剩,从而被迫减少规模,压缩或停止新投资。至此,经济全面下滑,进入危机和萧条阶段。 危机的发生,使大量过剩生产力遭到淘汰,减少了有效供给,需求则由于生活消费的相对稳定性、汇率下降、出口增加等一系列原因,会逐渐大于供给,尤其是原短缺部门会较早进入此过程,并在利润率提高中恢复已中止的投资,或进行新投资,推动经济复苏,由此经济重新踏上繁荣之路,并在此完成一轮循环。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周期是由于结构失调引起的高利润率在不同部门间的有序转换,‘引起投资在这些部门的转换,并在调整这种结构失调中造成新的结构失调,使经济由萧条到扩张繁荣,然后再回到萧条的一种循环过程。 在这种由几轮投资构成的经济周期中(从历史过程看,约为十年左右,这种周期叫朱格拉周期),由于每轮投资在不伺部门间的转换都有个时差,在这个时差中,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下降,不仅会影响到固定资产生产部门,而且会在乘数作用下起连锁反应,使经济发生衰退。这时,虽然也进行大量的为固定资产配套的流动资产投资,但这种投资在相关部门生产能力的限制下,有相当部分为这些投入品的价格上涨所抵消,而是完全表现为实物的扩张,前者的衰退则完全是实物性的,所以这种投资的扩张不足以抵消前者的衰退。这种衰退的程度,取决子这期间投资下降的规模及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两者呈正比关系。一般讲,每轮投资从实施到实现,约需三年左右时间,所以经济每隔三年会发生一次循环,即基钦周期。这种周期波动的程度既取决于投资规模的下降程度,又要看前面所讲两种联系的投资是否同步,如同步,这种周期会更明显,若不同步,其波动程度就较轻,就会表现出一种一年半左右的经济波动周期。这种投资转换引起的经济衰退,是否会引起大的经济危机,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每轮投资完成产生的结构失调的严重程度。程度轻,其造成的连锁反应就小,就容易为其他部门的扩张抵消。反之,其造成的连锁反应就会与这种衰退迭加起来,形成危机。二是投资规模在转换中下降的程度。三是资源的就业程度。就业程度越高,资本转移越困难,同时成本推进作用加强、投资条件变坏,投资就越不容易实现,经济就会在这种姗姗来迟的投资中走向危机。由于在达到繁荣顶点前的儿轮投资中,投资的规模较小,比例失调的程度较轻,资源就业程度较低等,所以投资转换引起大危机的可能性较小,由此使朱格拉周期总是包含儿个基钦周期。在此,朱格拉周期的危机可能与其中某个基钦周期的衰退重叠,这时危机的程度就会深一些。这种情况一般也比较普遍二但是,两者也可能不一致,朱格拉危机可能发生在基钦周期中间,这是由于资源的充分就业和过剩产品对经济的压力超过了投资的扩张能力,致使危机发生,基钦周期这时就会被打断。 在实践中,并不是每一次朱格拉周期包含的基钦周期都是相同的。一个朱格拉周期包含几个基钦周期,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朱格拉周期处在经济长波中的位置,在长波上升期,会包含较多的基钦周期,在下降期则相反。因为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物质基础是基础性产业的技术创新变革。在该周期的前期,是用创新技术更新或重建主导性基础产业的时期。由于这些产业建设周期长,规模大,需要大量的投资,所以在该时期,如同朱格拉周期上升期一样,从总的方面讲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是价格和利润率提高时期,经济扩张的力量会大于衰退的力量,投资转换更容易进行,一个部门投资完成造成的投资下降更容易为流动资产投资和交织的固定资产投资及投机投资所抵消。从而一个朱格拉周期能够包含较多的基钦周期,同时,它本身的繁荣期更长,衰退程度较弱而短。但经过几个朱格拉周期,基础性产业的更新基本完成后,经济就会走上投资规模下降的衰退期。从这时到下次基础产业的技术更新,是基础性产业资本的沉淀时期,社会总需求要小于总供给,从而是价格和利润率相对下降时期。这时,投资主要发生在非基础性产业上面,它们的投资规模小,对经济扩张的作用力低,使投资转换的难度加大,所以更容易诱发大的危机。再就是在长波下降期,随着非基础性产业的扩张,基础性产业会相对显得落后,其产品价格会相对提高,从而会不断侵蚀其他部门的利润,降低这些部门的活力,使经济不断萎缩。这些极易使经济在投资转换中发生危机。所以在长波下降期,朱格拉周期的回升乏力。萧条期长,周期长度相对下降。这种情况要到原有的基础产业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出现新的技术创新对其进行革新时才有可能改变。所以在历史上,每一次大技术创新,都是因为对其产生了强烈的社会需求后才发生的。没有这种需求,技术创新难的以产生,产生了也不会很快对社会产生大的影响。 投资经济论文: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与投资影响论文 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与计划体制相比较,市场机制无疑更有效率。但是,市场机制并非万能的,它还存在着许多缺陷,而这些缺陷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在宏观上表现为一个盲目、自发的过程,一方面,单个市场主体对于信息的获取是不完全的;另一方面,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市场主体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当价格信号显示出某种产品的生产有利可图时,生产者会蜂拥而至,趋之若鹜;一旦该产品生产过剩、相对价格水平自动降低时,商品生产者明白过来已为时晚矣。 这种盲目、自发的过程必然会导致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又如,市场机制还会造成社会收入两极分化、垄断、企业内部行为经济性与其外部行为不经济的对立等现象,同时在社会领域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也会大大降低。所有这些,都是市场机制自身固有而无法避免的缺陷,都会破坏市场作用的发挥。所以,经济运行客观上要求作为宏观管理者的政府对市场进行调控与管理,以弥补或消除其缺陷,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 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制定并实施各种经济政策来进行的,针对不同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 各种经济政策在具体实现手段上可以是各不相同的,例如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运用政府开支与税收等工具来干预经济的运行,而货币政策则主要运用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再贴现率和存款准备金比率等三大工具来实现政策目标。但是从实质上讲,各种手段、工具都是通过对社会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的调节来实现各自政策目标的;同时又因为在短期内影响社会供给总量变动的因素如生产技术、资本设备的数量与质量、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等都可视为不变因素,因此,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就是在总供给为既定的前提下,来调节总需求,即进行需求管理。如果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有效需求不足,就会存在紧缩的缺口,引起经济增长停滞等问题,此时政府就应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措施来调节总需求,促进总供需的平衡;如果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存在过度需求,则会存在膨胀的缺口而引起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等,政府就应该采取紧缩性政策措施来抑制总需求,促使供需趋向平衡。 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或松或紧的政策,将对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自然也会涉及到投资领域。投资是在整体经济大环境中进行的,当经济出现过热局面、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政府必然会采取各种紧缩性政策抑制过度需求,如增加税收、紧缩银根、提高利率等等,对投资者来说势必增大其筹措投资资金与投资物品的难度,降低其投资收益水平,因此投资行为受到抑制。反之,景气不旺、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政府的扩张性政策措施如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税率与利率、增加进口等,都将会刺激有效需求,投资者此时投资不仅易于筹措资本与投资品,还可降低投资成本,所以投资需求将会增大。如果投资者能够及时预测政府针对不同经济运行态势所采取的政策措施,那么必可先发制人,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等到政策公布之后,即可稳收厚利。因此,对投资者来说,经济政策分析技术构成了宏观分析技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经济政策分析的首要步骤是了解各种经济政策的功能特性等。只有对各种经济政策的目标、政策手段、政策工具、种类等等有全面认识,才能知道在何种经济形势下应采取何种政策措施,才可能作出正确的分析与预测。其次,是对现行政策有效性的评价,目的在于了解目前实行的政策取得了何种成效,在哪些地方还存在不足,在哪些领域失去效用等,为预测下阶段可能的政策措施打基础。最后,是对计划年度政策目标及政策目标选择的预测。前面已经讲过,政府制定各种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方面: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及其他因素如国内国际政治条件的变化等。因此,投资者进行预测也应该从这几方面进行。 关于经济政策分析有一点必须着重指出,即对经济政策的分析必须结合对国民经济形势的分析方可进行。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并非无本之木,它总是产生于一定经济环境之中,为一定的经济目的服务的。因而只有在深入了解整体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才可能正确分析各项经济政策。 主要经济政策 政府经济政策的种类很多,其中对经济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价格政策与外贸政策。下面分别介绍这四种政策。 (1)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概括地说,它是政府财政行为的准则。政府财政行为主要是指政府财政收支行为,因此,财政政策就是政府管理财政收支的准则。 作为政府管理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首先,财政政策体现了政府对国民经济财力的管理。对宏观经济的管理从根本上说,无非是从宏观上对构成经济活动要素的资金、物资、劳动力等进行的管理,其中,对资金的管理就是对国民经济财力的管理,它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制约着对物资和劳动力的管理,而这一财力管理主要是由财政与信贷来实现的。 其次,财政政策体现了对国民经济的分配管理。财政是国家从宏观上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分配的最直接、最主要的手段。一方面,通过对一定的生产条件或生产要素的分配,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形成合理的生产结构,使经济得以发展;另一方面,对一部分生产成果进行分配,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发展,平衡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使经济得以稳定。 具体地说,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①财政政策目标。财政政策目标一般指通过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实施所要达到的目的,它是财政政策的优秀内容。本世纪4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充分就业曾一直是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但是对这一目标的追求导致了后来的通货膨胀、经济波动等。所以,现在大多数国家都实施多目标经济政策,一般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公平与资源优化配置等六大目标。作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财政政策目标与经济政策目标应是一致的,那么这六大目标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财政政策目标的主要内容。 第一,充分就业。所谓充分就业并不是指每个人都有工作,而是指每一个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劳动者都有工作。从更广泛的范围讲,充分就业又指现实的、可供利用的各种资源都得到了充分利用,不存在闲置无用的资源。 第二,资源优化配置。它指的是通过对整个社会的财力、物力、人力等经济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以获得最佳经济效益。 从财政角度讲,资源优化配置主要是指财力资源流向和流量的优化,即通过政府的财政收支活动,实施资金分配,调节各种经济资源的投向,使之在各部门、各地区之间合理配置,以形成合理的经济结构,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第三,物价稳定。它指的是物价总水平的稳定。物价稳定并不排斥个别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也并非是物价总水平的固定不变。只要在一定时期内,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在社会可接受范围内,即可视为物价稳定。 第四,经济增长。它指的是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避免经济停滞或下降。 第五,国际收支平衡。这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与它国之间进行的各种经济交易的收支平衡,具体体现为一个适当的国际储备水平与一个相对稳定的外汇汇率,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第六,收入公平。对于"公平"究竟应如何理解,至今尚无一个一致的、确定的认识。对"公平"的认识不仅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间存在着不一致的理解,而且在同一国家或地区的不同阶层成员间也存在着不一致的理解,甚至同一国家和地区、同一阶层的成员在不同时期对"公平"也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公平"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在现阶段,就大多数人来说,对"公平"所能达成的共识仅仅在于:收入与义务应成正比例变动,收入多者承担较多社会义务,收入少者承担较少的社会义务。 ②财政政策手段。财政政策手段是指为了实现既定的财政政策目标而选择的具体工具或方式方法。财政政策手段的选取以有明确可行的财政政策目标为前提,而且必须以政策目标为转移,即它必须是既定政策目标所需要的,否则它就失去了意义。一般说来,财政政策手段主要包括预算、税收、公债、财政支出等。 第一,预算。国家预算是财政政策手段中的基本手段,它全面反映国家财政收支的规模和平衡状况,综合体现各种财政手段的运用结果,制约着其他资金的活动。国家预算对经济的调控主要是通过调整国家预算收支之间的关系实现的。当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时,可以通过实行国家预算收入大于预算支出的结余预算政策进行调节,预算结余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减社会需求总量;反之,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时,可以实行国家预算支出大于预算收入的赤字预算政策来扩大社会总需求,刺激生产和消费。另外,通过调节国家预算支出结构还可调节社会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例如,调整预算支出方向和不同支出方向的数量,促使形成符合国家要求的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或者调整预算支出结构,形成相应需求结构以影响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等。 第二,税收。税收是主要的财政政策手段,它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特征,因而具有广泛强烈的调节作用。通过调节税收总量和税收结构可以调节社会总供求,影响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关系;可以支持或限制某些产业的发展,调节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可以调节各种收入,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 第三,公债。公债是一种特殊的财政政策手段,具有有偿性是其根本特征。政府通过对公债发行数量与期限、公债利率等的调整,可以将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积累基金,可以从宏观上掌握积累基金流向,调节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可以调节资金供求和货币流通量,从而影响金融市场。 第四,财政支出。财政支出又可分为两个方面,即财政投资与财政补贴。财政投资的主要方向是各种新兴工业部门、基础工业部门与基础设施等,以促进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或消除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财政补贴主要包括价格补贴、投资补贴、利息补贴与生活补贴等,它具有与税收调节方向相反的调节作用,即增加补贴可以刺激生产与需求,而减少补贴则可以起到抑制生产与需求的作用。 ③财政政策的种类。财政政策种类繁多,为了全面认识财政政策,更好地研究、分析财政政策,应该对财政政策的分类有所了解。 对财政政策进行分类,主要有两种划分方法。 第一种是根据财政政策对社会经济总量的影响,将财政政策划分为三种类型: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 所谓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减少财政收入或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社会总需求增长的政策。由于减少财政收入、扩大财政支出的结果往往表现为财政赤字,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亦称赤字财政政策。在30年代经济危机以前,经济学家都强调预算平衡的重要性,把年度预算的平衡视为财政是否健全的标志。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许多国家通过大量增加财政支出以恢复经济,使得财政赤字逐渐取得合法地位,赤字财政政策亦成为一些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 所谓紧缩性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或减少财政支出以抑制社会总需求增长的政策。由于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的结果往往表现为财政结余,因此紧缩性财政政策也称盈余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是作为反通货膨胀的对策出现的。由于一些国家实行赤字财政政策,造成巨额财政赤字,推动了通货膨胀。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对国民经济的破坏性影响,一些国家开始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力图通过缩小财政赤字来缓和通货膨胀及其对国民经济的冲击。 中性财政政策是指通过保持财政收支平衡以实现社会总供求平衡的财政政策。这里所讲的财政收支平衡,不应局限于年度预算的平衡,而是从整个经济周期来考察财政收支的平衡。在经济周期下降的阶段上,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和减少税收,以增加消费和促进投资。这样从财政收支的对比关系上看,一定是支大于收,从年度预算来看必然会出现赤字。当经济已经复苏,在投资增加和失业减少的情况下,政府就可以适当减少财政支出或增加税收,从一个年度预算看会出现盈余。 这样就可以用后一阶段的盈余抵补前一阶段的财政赤字,即以繁荣年份的财政盈余补偿萧条年份的财政赤字。于是从整个经济周期来看,财政收支是平衡的,但从各个年份来看,却不一定平衡。 第二种划分方式是根据财政政策对经济调节方式的不同,将其划分为自动稳定政策与相机抉择政策。 所谓自动稳定财政政策是指政府不须改变其政策,而是利用财政工具与经济运行的内在联系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政策。这种内在联系是指财政政策工具在经济周期中能够自动调节社会总需求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波动,因此,这种财政政策工具被称作"内在稳定器"。所得税与各种社会保障支出是最典型的内在稳定器。在经济繁荣时期,个人收入与公司利润都增加,符合所得税纳税规定的个人或公司企业也随之增加,就会使所得税总额自动增加;同时,由于经济繁荣时期失业人数减少,各种社会保障支出也随之减少,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总需求的增加与经济的过分扩张。反之,经济衰退时期,个人收入与公司利润都减少,失业人数增加,那么所得税总额会降低,各种社会保障支出需要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有效需求,防止经济进一步衰退。 对于短期的、较小的经济波动,内在稳定器可以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对于长期的、较大的经济波动它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正是由于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的这一局限性,使许多国家越来越重视采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所谓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依据客观经济形势的不同,通过调整财政收支规模与结构来影响经济运行。这一政策的主要目标不是平衡政府预算,而是通过积极地运用财政政策去平衡经济。实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要求政府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的不同状况,机动灵活地采取一定的财政政策和措施。当整个社会需求不足,以致失业率提高时,政府就应增加支出,减少收入;当社会上需求过多,致使通货膨胀猛烈发展,政府就应减少支出增加收入;当社会上借贷资本过剩,就应出售政府债券;当社会上资金不足,就应回收政府债券。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要求政府不必拘泥于预算收支之间的对比关系,而应当保持整个经济的平衡。实际上,相机抉择的原则是经济管理的一个基本原则,它不仅适合于财政政策,对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也同样适用。 (2)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也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为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服务的。它是指中央银行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利率、汇率、信贷、货币发行、外汇管理等工具,调节有关变量,最终影响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一种政策手段。与财政政策一样,货币政策也体现了政府对国民经济财力的管理,但是这部分财力主要是指由银行信贷所代表的财力。另外货币政策并不像财政政策那样体现国家对一部分社会产品的分配管理。因此,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①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目标也称作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指货币政策调节最终要达到的目的。货币政策目标的形成历经了很长的时间,由最初的稳定物价发展到今天为世界各国所普遍认同的四大目标:稳定物价、充分就业、适度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如前所述,这四大目标也是财政政策目标的主要内容。前面已对其作过解释,这里就不再重复。 ②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调控是一种间接调控,它不能直接作用于实际经济活动,而必须经由一定的中间目标才能实现其最终目标。因此,必须选取一定的中间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的直接调节目的,同时还可将这些中间变量作为反映货币政策操作效果的指示器。中间目标在整个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导环节。 选取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即一个合适的中间目标必须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国民收入稳定密切联系,又能为中央银行所控制,且能很快地起到宣示货币政策意向的作用。目前,各国提出的较有影响的中间目标有利率、货币供给量、贷款总额、货币基数、股票价格等,但是,能够被普遍认可的只有利率、货币供给量、贷款总额等三项。这三项指标能较好地体现上述原则,且与经济体制与金融体制有较好的适应性,因而被广泛运用于货币政策的操作中。关于利率的有关知识将在下一节中介绍,这里扼要谈谈货币供应量与贷款总额。 第一,货币供应量。货币政策最根本的目标可以归结为为一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在现代信用本位条件下,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以及二者的平衡都会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因此,要使货币的供应不成为重大经济波动的根源并不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必须根据社会总供求状况制订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维持适度的货币供应,不能因为货币过多或不足而造成经济的过度繁荣或长期衰退。 所谓适度的货币供应既有量的要求又有质的要求,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在社会总需求不足情况下。此时整个社会经济处于衰退或萧条状况,资源大量闲置,企业开工不足,社会经济发展停滞。这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应该是扩张性的,即要增加货币供应量以刺激总需求增加,从而促进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促使社会总供求趋于平衡。 二是在社会总需求过多情况下。此时宏观经济处于过热状态,生产迅速发展,投资剧增,市场供给不足,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物价上涨。这时央行的货币政策应是紧缩性的,即缩减货币供应量,抑制社会总需求,促使经济适度而稳定增长,促使社会总供求平衡。 三是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构成不相适应的情况下。此时宏观经济处于这样的状况:一些部门需求不足,商品相对过剩,生产停滞不前;另一些部门则需求过度,商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生产发展很快。其结果将是整体经济比例失调,畸形发展。此时货币政策应有紧有松,松紧结合,通过调整货币供给的构成和流向,改变社会总需求构成与总供给构成不相适应的状况,促使总供求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结构上都平衡,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第二,贷款总规模与信贷政策。贷款总规模及贷款总额,是一定时期内银行以信用方式向社会贷款的资金总量。它与经济发展速度有着客观的数量关系。适度的贷款总量既能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又有利于货币的稳定。因此,控制贷款总规模历来是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 对贷款总规模的调控主要有两种做法:其一是规定贷款最高限额,直接控制贷款总规模。在计划体制下这一做法较为常用,即根据国家经济增长对货币的需求情况,由中央银行统一编制信贷计划,再下达给各专业银行。全国贷款总规模及专业银行贷款限额是指令性计划,须严格执行不得突破。对贷款的限额控制,可以最迅速、最广泛地进行信贷紧缩和扩张,但管得过死,不够灵活。 其二是中央银行再贷款影响整个银行系统产生派生存款的能力,间接地实现总量控制目标。中央银行运用基础货币对各金融机构的再贷款是其调控贷款总量的重要手段,它会影响到各金融机构运作中形成的贷款规模的大小。 与贷款总规模紧密相连的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即信贷总规模。信贷总规模的范围比贷款总规模略有扩大,它包括银行贷款、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以及社会直接融资等。对信贷总规模的控制主要通过国家制订的信贷政策来完成。 信贷政策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一方面它体现了国家货币政策的根本意图,即通过对信贷总规模的调节与控制以寻求一个有利于经济稳定、迅速增长的货币环境;另一方面,信贷政策与一般的货币政策又有所不同,它可以实行结构性倾斜来实现改善结构的目的,而一般的货币政策其主要职能就是调节货币供应量,使货币供应的增长既满足经济增长的合理需要,又不致于经济增长过热而助长通货膨胀。因此,信贷政策的主要任务一是控制调节信贷总规模,使之符合货币政策目标的要求;二是通过对贷款期限、利率、规模在不同部门中按不同比例配置,调节信贷结构,以支持或限制某地区、某部门的发展。一般而言,信贷政策支持优先发展的产业,主要有基础产业、先导产业与支柱产业等。通过对这些产业部门的政策性倾斜,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保障供给,促进高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提高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不仅谋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而且还要力争强化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后劲。 ③货币政策工具。为了实现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并最终实现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中央银行必须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实施货币政策。所谓货币政策工具就是指为达到直接调节目标所采取的工具和手段。通常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性的数量型间接控制工具,包括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和法定准备金比率,它们通过银行系统管制整个经济的总信贷水平;另一类是选择性的质量型直接控制工具,包括改变法定保证金、消费信贷等,主要用以对特殊信贷领域和证券市场进行控制。这两种类型的划分并非绝对,它们都是通过改变货币供给、货币成本和信贷可获得性而影响总需求水平。 再贴现是指一般银行在缺少资金时,以其对顾客贴现而持有的票据请求中央银行给予再贴现,以取得资金。而再贴现率是中央银行对一般银行的再贴现收取的利率。当出现通货膨胀压力的时候,中央银行就提高再贴现率,这使商业银行因借贷成本提高而缩小准备金和放款规模,从而使价格得以稳定或者回落;反之,中央银行也可以降低再贴现率,而使商业银行以至工商企业增加借贷,增加总需求。 公开市场业务指中央银行在货币市场上的证券(特别是短期国库券)买卖活动。当整个市场价格水平上升,需要加以抑制的时候,中央银行就卖出证券,使得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下降,贷款规模缩小,从而使投资以及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得到控制或逆转。当经济呈现萧条迹象时,中央银行就买进证券,使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增加,信贷规模扩大,从而使投资需求和收入水平上升。由于中央银行通过这种办法控制银行准备金非常准确、有效,所以公开市场业务在西方国家中被当作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 法定准备金比率是银行存放在中央银行或金库中的准备金占全部存款的法定比率。中央银行通过提高这个比率,使货币乘数变化,从而通过影响货币存量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作用。 由于它直接影响到各商业银行利润,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况下不常使用。 选择性信贷控制主要用于管理特殊目的的信贷,如证券市场放款和消费信贷。当证券市场投机因素激增,股价暴涨的时候,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高它规定的购买股票的保证金要求,来限制借款购买股票的比重,而又不影响其他部门的经济发展。中央银行对消费信贷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对购买耐用消费品的贷款规定最低保证金和还款期限实现的。 选择性信贷控制除上述两类工具外,中央银行还可运用自己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威望,通过对各金融机构实施"道义劝告"(或"窗口指导"),来影响它们的放款数量和投资方向,以达到控制信用的目的。同时,依照法令,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实施直接干预和控制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选择工具。 (3)价格政策 所谓价格政策是国家对价格形成和价格运动进行干预的行为准则和措施的总称,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价格政策目标的确立与价格政策手段的选择,其中,前者是价格政策的优秀内容。 价格政策作为国家对价格形成和价格运动进行干预的一种行为,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普遍性。价格政策不仅是一种微观调节政策,还是一种宏观调节政策。微观调节主要表现为价格政策能够调节利益矛盾和结构,宏观调节则表现为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二是基础性。价格是市场经济中最基础的经济变量之一,它的变动必然会引起工资、利率等一系列因素的变动,因而价格政策必然也会影响到工资政策、货币政策等等,对其他经济政策的实施有牵制作用。三是相对稳定性。价格政策的普遍性决定了价格政策涉及面广泛,价格变动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因此,价格政策对价格的干预只能是缓慢平稳的。另外,价格政策的实施与其效果的产生对其他经济政策的依赖性较强,必须在其他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下才能进行。价格政策的这些特点对其政策目标的确立与政策手段的选择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①价格政策目标。根据价格政策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价格政策目标包括以下四个:一是促进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二是确立合理的价格管理体制;三是调整价格结构;四是稳定物价总水平。 第一,促进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价格政策也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确立价格政策目标理所应当地把促进经济目标的实现作为首要目标,即通过实现价格结构的合理化和物价总水平的稳定,为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促进经济有序、稳定地增长,扩大就业,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等来实现经济的基本目标。 第二,确立合理的价格管理体制。确立合理的价格管理体制实质上就是要合理划分价格决策权限,科学设置价格管理机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价格管理体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价格决策权限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由政府决定。实践证明,这种价格管理体制必然导致价格体系不合理和价格总水平的大幅度上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的价格管理体制是一种分散的体制,即国家只管理极少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商品的定价,大部分商品价格和劳务收费由供求双方根据市场供求状况来决定。确立合理的价格管理体制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主要由市场来调节价格的机制。 第三,调整价格结构。所谓价格结构调整主要是指对商品比价关系和差价关系的调整。商品比价是不同商品在同一市场、同一时间内的价格的比例关系,它反映了生产不同商品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商品比价的形成除了受生产不同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影响外,还要受到供求关系、经济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常会导致商品比价关系的不合理,使生产某些商品的部门、企业获得较多利润,而另一些商品的生产者得到的利润却很少,因而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与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这就需要国家运用价格政策进行干预。商品差价则是同种商品由于购销环节、购销地区、购销季节或质量不同而形成的价格差额。不合理的商品差价会导致利润在不同商品经营者之间的不合理分配,不利于商品流通和生产发展,因此,也需要国家运用价格政策进行干预。 第四,稳定物价总水平。物价总水平的稳定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调节功能、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基本条件。价格的频繁波动会使得生产要素的流动毫无规则,不利于资源的有效运用,还容易引起经济波动。所以,稳定物价总水平是包括价格政策在内的各项经济政策的共同目标。 ②价格政策手段。价格政策目标需借助于一系列手段来实现,所以,价格政策手段是构成价格政策的重要内容。价格政策手段实质上就是国家干预价格形成和价格运动的形式。 这些干预形式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干预形式;另一类是间接干预形式。 第一,直接干预形式。所谓直接干预形式就是国家直接规定价格水平,主要包括国家定价和国家指导价两种。在采用国家定价干预形式时,国家是价格决策的主体,直接掌握价格决策权并决定价格变动。一般说来,国家定价干预主要是为了实现一些社会政策目标,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小,其范围限于一些具有垄断性质的产品如邮电、铁路、煤气、电力等,这些产品对国民经济运行影响极大,但投资规模大、风险高、收益低,非国家投资无法经营。因此,按照谁投资经营谁定价的原则,这类产品应由国家定价。 国家指导价与国家定价不同,它只是国家规定一些产品和劳务的基准价和浮动幅度或规定一些产品和劳务的最高、最低限价,在国家规定的允许范围内,企业拥有最后定价权。 国家指导价干预主要是针对一些未来供求难以预测,供求变动易因价格变动而大起大落的产品和劳务。对其实行直接干预有利于通过价格在特定的范围内变动对这些产品和劳务的供求进行调节,以避免价格剧烈变动、供求剧烈变动造成生产资源在配置过程中的浪费。 第二,间接干预形式。间接干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泛采用的干预形式,它是国家借助补贴、税收和国家对市场买卖活动的介入等干预价格的手段,所以,间接干预总是与财政政策等其他经济政策相伴而行的。国家通过向个人或企业提供价格补贴可补偿由于低价格给他们造成的损失,从而支持某种产品的生产;通过增加或减少税收可增加或减少各生产企业的边际成本,从而使他们在价格既定的情况下减少或增加生产;在掌握相当数量商品的情况下,通过以商品买卖者的身份进入市场,可以影响市场价格变动的方向及其程度。可以看出,在几种主要间接干预形式的实施过程中,财政都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4)对外经济贸易管理 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国内经济目标,即要实现国内经济的均衡发展;另一类是国际经济目标,即要实现对外经济贸易的均衡发展。 这两个目标是整体国民经济全面均衡的两根支柱,两者总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离不开国内经济的支持,而要实现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也离不开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因此,加强对外经济贸易管理,使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与国内经济发展互相促进就成为政府制订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的一项重要任务。 对外经济贸易管理涉及的内容很多,限于篇幅问题,无法一一讲述。这里只摘要介绍其中比较重要,同时又对投资者影响较大的两部分内容,即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目标与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手段。 ①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目标。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目标,是一国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顺利实现而制定的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标的。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目标,一般由提高出口效益、提高外资和外汇利用效益、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等内容构成。 第一,提高出口效益。出口是对外经济贸易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是进口的基础,而且也是开展整个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基础。而出口效益如何,从根本上制约着一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前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这是因为,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可供出口的商品、劳务、技术等总是一个定量,如果出口效益较高就可使相同数量的出口获得较多的外汇收入,从而为以后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进行创造良好的条件,或者说,就可使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形成良性循环;反之,如果出口效益较低,为获得一定数量的外汇收入就必须加大出口数量,但它又受到出口能力的限制,这样,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就难以持续下去。因此,对外经济贸易管理必须追求较高的出口效益。 第二,提高外资和外汇利用效益。外资和外汇是构成一国经济发展的资金的重要来源,但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的外资和外汇毕竟是有限的,这就需要合理利用外资和外汇,提高其利用效益。外资和外汇利用效益较高,就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较大作用,加速国民经济发展;反之则难以发挥外资与外汇应有的作用。因此,提高外资和外汇的利用效益,便构成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目标的重要内容。 第三,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平衡是国民经济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对该国的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一般说来,如果国际收支是平衡的,它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从而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如果国际收支是不平衡的,它将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从而影响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地增长。尽管可以说,一国一定时期的社会总供给大于或小于社会总需求,可以通过国际收支差额来弥补,但长时期的国际收支差额终究是不能维持的,终究也是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因此,世界各国都把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对外经济贸易管理和整个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 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目标是一个国家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依据。可以说,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目标进行的,都是为实现目标服务的。正因为如此,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目标就成为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首要内容。 ②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手段。在世界各国的对外经济贸易管理中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这些手段既有经济手段,也有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一些:第一,财政政策。运用财政政策来管理对外经济贸易主要通过财政支出的增减和税率的高低来间接影响和调节进出口与国际收支。因为财政支出和税率的变动会影响总需求变动,进而引起价格变动,使得进出口和国际收支发生变动。因此,当一国需鼓励出口、限制进口,扭转国际收支逆差时,政府可削减财政开支或增加税收,抑制社会总需求,迫使物价降低,使出口商品成本下降,出口商品因而增强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出口增加;同时,受国内物价下跌影响,一部分需求弹性较大的进口品不能维持原有利润,因而减少或停止进口。反之,当一国需鼓励进口、抑制出口,消除国际收支顺差时,政府可通过运用相反的财政政策手段来达到目的。 在运用这一手段时必须考虑到它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因为财政支出减少和税收的增加容易引起工商业衰退与失业增加;财政支出增加与税收减少则易导致通货膨胀。 第二、货币政策。运用货币政策管理对外经济贸易主要是通过利率的变动间接影响贸易进出口、资金流入和国际收支。当一国需鼓励出口和资金流入,限制进口和资金流出时,政府可通过提高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贴现率,促使商业银行利率上升,从而抑制社会总需求,其结果必然使得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另一方面,利率上升必然会吸引国外资金流入国内,抑制国内资金流出。这两方面作用最终会使国际收支逆差消除。反之,当一国需消除国际收支顺差时,政府通过降低再贴现率就可达到目的。 第三,汇率政策。运用汇率政策管理对外贸易与经济主要是通过汇率的变动来影响贸易进出口和资金流出入。因为汇率的变动一方面必然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动,从而使进出口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必然引起资本特别是短期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的变化。因此一国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外汇汇率来消除国际收支逆差,也可通过降低汇率来消除国际收支顺差。 第四,外贸直接管制。外贸直接管制又可分为商品输出管制与商品输入管制。商品输出管制是指政府通过制定一定制度、采取一定措施来鼓励或限制商品输出,如采取出口津贴或出口许可证等措施;商品输入管理则指政府通过制定一些制度或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商品输入。相对于关税手段而言,商品输入管制的制度和措施可统称为非关税壁垒。按照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原则,关税应是商品输入的主要管理手段,这样许多非关税壁垒措施就应取消。但实际上,世界各国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都在程度不同的使用非关税壁垒措施,主要的有进口限额制、自动出口限制、反倾销、外汇管制等。 第五,关税。关税是国际贸易中各国贸易管理的主要手段,具体包括进口税、出口税、进口附加税、差价税、优惠税等。进口附加税往往是为某种目的,如减少贸易逆差、平衡国际收支、防止外国商品倾销或对某个国家实行歧视政策而临时征收的关税。差价税是对低于本国商品国内价格的进口商品按进口价与国内价的差额浮动征税。优惠税是对某国或某地区进口的全部或部分商品的关税给予减免优待。优惠税可以是单方面的,也可以是互惠的。 经济政策有效性评价 了解各项主要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给评价现状和预测未来做铺垫,因为对各种经济政策进行分析总是围绕其政策目标、政策手段与工具等进行的,对各项政策的功能特性有一大体认识,在评价和预测时就易于把握大方向。 (1)评价经济政策的步骤 一般说来,分析评价各项经济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第一,确定评价分析的标准。一般说来应以各项经济政策的政策目标为依据。 第二,比较各经济政策实施后的实际结果与政策目标,找出二者之间的差异及产生差异的原因,评价政策手段的有效性;有时还应分析由于某项经济政策实施给其他方面带来的间接影响。 第三,根据上一步所得结论,结合新形势的新要求,预测下一阶段可能会实施的政策。 (2)评价经济政策的原则 为保证评价效果正确、有效,对经济政策的评价必须坚持下面两个原则: 一是系统性原则。由于各项经济政策的政策目标都是多元的,那么其效应必定也是多元的;另外,政策效应不仅包括经济效应,往往还包括了一定的社会效应。因此,对政策有效性进行评价必须考虑到各项经济政策的各个目标的实现状况,不能只要增长不要稳定,也不能只讲规模忽视效益,等等。 必须从多方面、从整体上评价政策效应的好坏,只有这样才可能对某一政策实施所造成的后果有全面、准确的认识,才能为下阶段的预测提供可靠的依据。 二是客观性原则。所谓客观性是指评价应有客观标准,不能只从主观出发来判断效应的好坏。不同的投资者由于其所处地位、环境、自身实力等有差异,出发点往往各不相同,如果全凭主观判断,很可能对同一现象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显然不利于发现真实的客观状况。因此,评价政策效应必须依据一定的客观标准,尽量让数字与资料来说话。 (3)评价政策效应要考虑的两个问题 第一,评价政策效应应考虑到政策的机会成本的大小。所谓政策机会成本是指经济政策实施在取得一定效果的同时放弃的其他方面的效益。这可以用付出的代价的大小来衡量。这一代价可以是物质代价,如人力、物力、财力等;也可以是精神代价,如由于政策实施所引起的社会矛盾等。举例来说,如果政策为实现物价稳定目标而对城镇居民进行价格补贴,在总量资金一定的条件下,必然意味着政府用于其他方面的开支要相应减少,特别是减少了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这会使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受到一定影响。如果为实现物价稳定而在其他方面付出的代价太大,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一政策是不成功的,在下一阶段很可能就不会再采用这一政策。 第二,在进行评价时还应考虑到另外一个具体的问题,即经济政策效应的间接性问题。经济政策往往从其政策目标或手段本身无法直接反映出来,这就需要通过一定的指标间接反映。例如,对于资源优化配置目标来说,"优化"就是一个抽象概念,不同的人对"优化"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这就要求把它转化为一个或几个具体的、可衡量的指标,才便于作出客观判断。由于各项经济政策种类繁多,反映这些目标的指标更是不胜枚举,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就资源优化配置、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经济增长、收入公平等六大宏观经济目标作一介绍。这是因为,各项经济政策均以这六大目标为根本目标,那么其实现状况显然可以反映各项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 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是经济结构合理化与经济效益的提高,由此,衡量经济结构合理与否和经济效益高低的指标就成为观察资源是否优化配置的标准。如何衡量经济结构合理与否、本章第二节已经讲过,这里不再重复。至于反映经济效益高低的指标,从宏观经济角度讲,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即国内生产总值与全部生产要素综合投入量的比率。这一指标可反映单位生产要素投入所带来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值越大表明资源使用效率越好。更具体地讲,国民经济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生产要素概括起来可分为劳动力与资本(或资金)两部分,那么与之相对应,全要素生产率也可分为两个部分生产率比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与资产产值率,它们分别表示国内生产总值与劳动力综合投入量或资本综合投入量的比率,用以衡量单要素投入所产生的生产效果,从而也就反映了劳动力资源与资本资源的配置状况。 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虽然各有自身衡量标志,但它们都体现了在资源有效利用条件下,经济系统地稳定发展,因此,可以把这三个目标综合为一个经济稳定目标加以判断。经济稳定与否在宏观领域最直接地表现就是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否平衡。显然,使社会总供求处于平衡的经济政策其效应是好的。 经济增长目标主要通过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两个指标体现出来。在其他条件许可时,经济增长速度即国民生产总值与即民收入增长速度越快,表明政策效应越好。 对于收入公平目标的衡量争议较多,目前提出的表示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较有代表性的有洛伦茨曲线、帕累托曲线、基尼系数、库兹涅茨指数等,其中,库兹涅茨指数是比较直观的一个。库兹涅茨指数又叫相对收入阶层分布,它代表一定收入水平以下的阶层所占的比重,这就是现实的反映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指标。 计划年度政策选择的预测 选择与确定适当的经济政策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各项经济政策直接指导着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活动,而政府的地位决定了政府行为对于整个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于投资者来说,政府政策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投资的大环境,从而也就影响到其投资行为的方方面面。 所以,投资者对政府在计划年度将选择与确定何种经济政策进行预测是其制定投资战略、实施投资行动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不过,选择与确定什么样的政策是政府的职责,投资者只能是政府政策的被动承受者,因此投资者在预测时应尽量把自己置于政府即宏观经济管理者的位置上,从政府角度去考虑各项问题,这样的预测才可能更接近实际。 (1)政府选择和确定经济政策时考虑的几个问题 一般说来,政府选择和确定经济政策时,以下几个问题是必须考虑到的:①选择与确定经济政策必须以客观经济形势为基点。根据不同的经济状态选择不同的经济政策,实际上就是以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为基础。相机抉择实质上就是根据对经济发展状态的判断来选择经济政策。对客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包含两个内容:一是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二是对未来一定时期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前者是对经济状况的静态分析与判断,目的在于直接掌握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状态,寻找影响经济正常运行的阻碍因素,有利于制定出具有反经济周期性质的经济政策;后者则是对经济形势的动态分析与判断,目的在于掌握经济发展的态势,明了经济发展的要求,增加经济政策调节的针对性和选择恰当的调节力度。另外,由于从政策制定到实施再到产生效应总需要一定的时间,即所谓的政策时滞,这也要求对经济形势做出动态分析。所以,在选择与确定经济政策时,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总是结合而行的。 ②选择与确定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到各方面对新政策的承受能力。选择确定新的经济政策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如果政策选取不当,将会对国民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经济政策这一特点决定了选择新政策必须循序渐进,只有在各项条件都已具备的条件下才可审慎出台。"稳"应该是颁布新政策的指导原则之一,它又可体现为新旧政策之间的承接性与社会各方面对新政策的承受能力。新政策应该是对现行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与补充,使之更符合客观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新旧政策之间跨度太大,二者不能衔接,就可能打破经济运转的连续性,造成经济的震荡。即使是确实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超越了社会的承受能力,非但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甚至可能造成破坏性影响。例如,浮动汇率制与固定汇率制相比,更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更能体现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因此从长远角度考虑,应把建立浮动汇率制作为我国汇率制改革的目标。但是发展浮动汇率制所要求的条件我国现阶段还无法完全满足,那么在短期内就只能着眼于建立一种有限弹性的汇率制度。 ③选择与确定某项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该项政策诸手段的配合与统一。各项经济政策其政策目标的选择应该服从于宏观经济目标,因而往往比较明确;而其效应是一定目标下政策手段作用的结果,因而决定于政策手段。这意味着选择和确定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主要指选择和确定政策手段。而每一项经济政策其政策手段本身就是一个有机体系,它不仅包括种种手段,而且每一种手段都有其调节国民经济的具体方法。例如税收可以通过税种、税目、税率、税收减免等等具体规定影响国民经济,公债可以以发行数量、公债利率、期限等方式调控国民经济,等等。这些手段及其具体调节方法之间有一定的替代性,因此如何配合和统一各政策手段及其具体调节方法就成为选择和确定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问题。 ④选择与确定经济政策必须统筹考虑各项经济政策的搭配与协调,还要考虑到经济政策与其他社会政策之间的配合。 各项经济政策都是为实现宏观经济目标服务的,因而其政策目标是基本相同的。但是各种经济政策为实现政策目标而作用于经济运行的具体方式即其政策手段是各不相同的,各种政策之间不可避免地会相互影响。例如,银行调整利率水平会影响到企业利润,进而影响到财政收入。又如,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会抑制社会总需求,造成物价波动等等。因此,要有效地调节经济运行,避免各种政策效应的相互抵消,必须要尽力做到各种经济政策的统一。另外,经济政策在影响经济运行的同时必然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这就需要在选择经济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到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更要考虑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要使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协调起来,使它们的相互影响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对于其他经济政策的实施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下面特别介绍一下常见的几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 ①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紧"政策通常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通货膨胀压力大时采用。"紧"财政政策的措施主要是增加税收、压缩支出,"紧"货币政策的措施是提高利率、减少贷款。此种结合方式的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抑制总需求,控制通货膨胀;其消极效应是容易造成经济萎缩。 ②双"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松"的搭配通常是在总需求远小于总供给、经济严重萧条的情况下采取的对策,即财政政策的主要措施是减少税收、增加支出,货币政策同时增加贷款投放、降低再贴现率等。其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消极效应是往往产生财政赤字、信用膨胀并诱发通货膨胀。 ③"松""紧"搭配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在经济调控中最常用的调节方式。如何搭配二者的"松""紧"则取决于客观经济状况。例如,当经济中出现货币发行过多但还未演变为通货膨胀时,为了经济的稳定发展,不应急于收紧银根,回笼货币,而应采取增加财政收入、紧缩财政支出的对策,即选择"松"货币政策与"紧"财政政策的搭配;而当通货膨胀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时,就应采取紧缩银根、回笼货币的"紧"货币政策与扩大支出、减少收入的"松"财政政策,以压缩需求,增加供给,使经济增长能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又如,当经济发展中出现财政赤字但经济增长速度尚可观时,不应急于紧缩财政,而应减少货币供应、控制贷款,选择"松"财政与"紧"货币的搭配;而当经济发展中主要矛盾为财政赤字并伴随经济增长停滞时,财政应努力增加收入压缩支出,而银行则应放松银根、发行货币,即选择"紧"财政与"松"货币的搭配,借以启动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同时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 上述几种措施虽非宏观经济调控的必然措施,但在一般情况下,政府调节经济主要还是运用这些措施。因此,投资者熟悉这些措施的作用及其在何种条件下运用,对预测经济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投资经济论文:风险投资经济管理 摘要:文章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回归等计量分析方法,对美国风险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美国风险投资业和经济增长互为因果的关系,并具体分析了美国风险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后提出发展我国风险投资必须营造良好制度环境、促进风险投资市场化、构建风险投资生态系统模式的战略对策。 关键词:风险投资经济增长格兰杰因果检验 经验和统计资料表明,风险投资的发展对就业、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等具有重要贡献,特别是在风险投资业比较发达的美国。风险投资加速了高技术的产业化和商业化进程,促成了新兴产业的成长和发达,并因此而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娱乐和社会交往方式。本文拟以美国为例,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回归等计量方法对美国风险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发展我国风险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美国风险投资发展概况 美国现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源于1946年“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mericanResearchandDevelopmentCorporation,简称ARD)的成立,标志着风险投资进入组织化和制度化发展的新阶段。1958年,为了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美国国会通过了《小企业投资法》(SBIA),授权中小企业管理局制订和实施中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通过设立政府风险基金,引导和促进更多的民间资金进入风险资本市场,支持企业的早期发展并帮助创建新的企业。在该计划的鼓励下,中小企业投资基金发展迅速。从1959年到1963年的5年时间内,全美就有692家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在中小企业管理局登记注册,资金总规模4.64亿美元,其中公开募集的投资公司47家,募集资金3.5亿美元。 然而,由于存在一些内在不足,中小企业投资基金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以后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到1977年,全美风险投资总额仅5000万美元。为了挽救毫无生气的风险投资行业,美国国会在1978年至1981年4年间连续通过了6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法案,分别是:1978年的收入法案,将资本增值税从原来的49.5%下降到28%;1979年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谨慎人条款,修正了1974年制订的退休收入保障法案中有关投资指南的规定;1980年的《小企业投资促进法》,将风险投资公司重新划归为商业性开发公司;1980年的退休收入保障法案安全港条款规定,消除了其接受退休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时所承担的巨大风险;1981年的经济复苏税务法案,进一步将资本增值税从28%降到20%;1981年的《激励股票期权法》,允许股票期权的持有者在行权以后再交税,并降低了税费标准等。正是这一系列法律与政策上的调整为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加之受70年代末风险基金投资于苹果、英特尔和联邦快递等获得了不菲业绩的激励,从80年代初开始,美国风险投资业步入复苏和快速增长时期。 1990和1991年,美国经济全面衰退,社会对风险资本需求明显减弱,大量机构投资者的资产也频频出现质量问题。但随着1992年美国经济逐步复苏并进入一个持续稳定增长时期,加上1992年以来美国政府对50年代确立的“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有效地实现了小企业投资公司的复兴,经济的持续景气和企业股票上市的热潮再次推动美国风险投资业的持续增长。1992年,美国会通过《小企业股权投资促进法》,除解决了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外,还提出了“参与证券计划”,即小企业管理局以政府信用基础,为那些从事股权类投资的小企业投资公司公开发行长期债券提供担保,而且长期债券自然产生的定期利息也由小企业管理局代为支付,从而大大改进了小企业投资公司的投资方式。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ationalVentureCapitalAssociation,NVCA)的统计结果表明,到2000年,美国风险投资额达到1048.274亿美元的历史记录,创造了430万个就业机会,7360亿美元的国民收入,分别占全美就业机会的3.3%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4%。1999年,美国风险投资的平均收益率曾经达到165.3%的历史记录。但2001年以后,由于新经济泡沫破灭,美国风险投资的发展再次进入低谷,2003年后回升迹象向好。 二、美国风险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 为了充分说明风险投资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本文以美国为例,选择了美国1990年至2003年14年的风险投资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情况来论证分析。我们首先检验两个经济时间序列是否存在伪相关问题,因为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表明,经济意义上几乎没有联系的序列却可能计算出较大的相关系数,这对我们的实际研究结果是毫无意义的。本文采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检验X对Y的解释程度(其中Y代表国民生产总值,X代表风险投资)。 可见,对于X不是Y的格兰杰成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只有0.25,表明X不是Y的格兰杰成因的概率较小,拒绝原假设,表明至少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X是Y的格兰杰成因。同样对于Y不是X的格兰杰成因的检验概率只有0.38,也拒绝原假设,表明至少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Y也是X的格兰杰成因。通过分析得出,序列X和Y都能提高彼此的被解释程度,风险投资业和国民经济发展有相互反馈关系,风险投资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发展又为风险投资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我们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反映国民经济发展水平,风险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可以列出其线性模型式表示如下:Y=AX+B,式中:Y——国内生产总值(GDP),X——风险投资额,A、B——待估计的系数。将美国1990年至2003年风险投资额和国内生产总值28个样本在Eviews软件上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运算,估计结论为Y=0.158804X+14.41221,其中R2=0.818469,相关系数r=0.8824,T统计值为62.5209。从估计结论可以看出,风险投资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增长有严格的正相关,两者相关的概率达到0.88。通过回归方程粗略看出风险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风险投资每增加1%,国民生产总值增加0.16%,拟合系数R2为0.818469,回归效果较好,T值显著性通过检验。除了定性分析外,西方学者对风险投资的作用也进行了大量定性研究,具体来讲,风险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在多个方面: (一)风险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根据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VCA)研究报告,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保持着一个稳定的增长率。在对美国风险资本经济影响的7次年度调查中发现,创业企业在第一个营业年度平均拥有员工21人,到第八个营业年度平均员工达到184人,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一般企业。另据一份对500家受风险资本支持的创业企业的调查显示,1991-1995年,这些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每年以34%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财富500强企业每年以4%的速度在减少工作职位。[③]通过调查得知,在就业增长较快的主要行业中,几乎都得到了风险投资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当然,不同的行业在创造就业机会上又会有所不同,计算机软件行业可以说是一枝独秀,由风险投资支持的软件企业雇用了88%的软件工作人员。 (二)风险投资拉动销售收入的增长。风险投资支持的各个行业中的企业在拉动企业销售收入增长方面明显优异于缺乏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1975-1995年的20年间,美国最成功的24家生物科技和信息技术公司的营业额增长了100倍,而这些企业绝大多数都曾经得到过风险资本的支持。特别明显的是软件行业,通过对2000-2003年美国软件行业销售的调查,风险资本支持的软件行业产值增长达到31%,而与此相对应的整个软件行业的增长率却只有5%。在某些风险投资特别青睐的高技术行业,风险资本的支持更是明显,而这些行业的销售收入增长也非常迅速。 (三)风险投资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兴旺。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高新技术发展的高创新性、知识密集性、高风险性等决定了高新技术产业很难像其它一般成熟产业一样从传统融资渠道获得资金。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投资应运而生。风险投资对R D成果的转化进行投入,提高了成果的转化率。支持创业成功,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在科技成果、创业人才以及资金的混合体中,风险资本投资是关键的一分子,正是这种混合体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发展。仅1987年至1996年,美国风险资本家向包括计算机硬件、计算机软件及服务、通讯等在内的信息技术产业投资就从21亿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48亿美元,年均增长7%,信息技术产业的总产值从2175亿美元增加到4445亿美元,年均增长6.5%。 三、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业的政策建议 我国的风险投资目前虽有一个旺盛的发展格局,但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产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障碍:宏观方面存在风险投资发展的制度障碍,具体表现在缺乏有效地推出渠道和退出制度、现行法律和政策不配套所形成的制度缺陷、政府定位不准、参与方式不当等;微观方面缺少风险投资对高技术产业支持的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主要表现在高技术产业的高风险性和低成功率、缺乏真正的风险投资家、单一的风险投资企业制度等。认识到风险投资对经济发展、高技术产业的重大贡献,发展我国的风险投资业势在必行。 (一)营造我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制度环境。Bygrave和Timmons(1992)对美国风险投资的外部环境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和考察。他们指出,风险投资业的内核由资本、人、产品和服务市场以及支撑组织构成。风险投资所处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政府环境、文化环境、智力支持、地区差异等。在营造我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制度环境中,政府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要采取倾斜政策对风险投资业进行扶植,如对风险投资企业进行税收减免和政府补贴、优先采购国内高科技创业企业的产品、以出口信贷方式积极支持高科技创业企业开拓和占领国际市场等;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为风险投资有效的退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利用科研机构、大学、专业人才的智力支撑作用,进行全方位的合作;改变凭关系进行投资的行为,由市场来决定投资的去向等。 (二)风险投资的产业化、市场化和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产业化、商业化紧密联系。风险投资产业化、市场化过程,客观上能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风险投资在投资运作上一定要面向市场,按市场需求选择创业企业和创业投资项目,同时按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建立风险投资市场中介服务体系等。风险投资和高技术产业的产业化和商业化紧密联系,可以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从而带动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比如受市场影响,出现热门行业投资过度,而一些有前途的技术得不到足够的资本,风险投资企业在进行投资时可以通过合理分析受资行业的结构,对受资行业的投资进行平衡。另外,风险投资业和高技术产业的紧密结合可以加快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和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三)构建我国风险投资对高技术产业支持的有效模式。风险投资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环境、文化环境、智力支持、资源、市场等因素的正式和非正式约束。根据这些因素,我们从生态学发展的角度来构建一个风险投资发展对高技术产业支持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金融支持、技术专长、知识等各个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循环反复。风险投资对高技术产业的支持不仅仅局限在资金的投入上,风险投资家往往还肩负着为风险企业输入管理技能、知识经验、市场资讯资源、为企业提供增值服务等重任,同时通过高技术产业投资的平台和科研机构、大学保持紧密联系,获得源源不断的智力资本支撑,促进知识、经验、人才等合理流动,及时了解技术、科研成果的最新动态从而进行新一轮的投资。 投资经济论文:风险投资农村经济论文 一、当前农村的各类风险投资概观 当前,随着我国一系列利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农民的经济收入显著增加,创业热情普遍高涨。大量农民工不仅在外出务工中积累了一定资本,而且大多学到一技之长,并具备一定的市场眼光和经营管理能力。农民工返乡创业,开办中小企业成为一股潮流。然而,农民工创办的小微企业资本实力毕竟有限,为扩大企业规模、升级生产设备,必然需要进行融资活动,由此使得农村的风险投资活动日趋活跃。严格来说,农村小微企业的融资活动大多无法纳入风险投资范畴。因为,无论从操作规范还是企业技术前景上来看,其基本属于具有一定风险性的投资活动,很少存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情形,只能算作广义上的风险投资。其基本类型如下:一是民间借贷。农村的中小型企业,规模小,技术能力有限,且缺乏现代企业制度和科学的财务会计制度。因而,国有商业银行为降低贷款风险,降低不良贷款率,提高贷款收益率,一般不愿意将钱贷给农村中小企业,并为其设置较高的融资门槛,且贷款周期过长。农村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大多属于急需,或为捕捉瞬息万变的市场商机,或为升级影响企业生死存亡的生产设备,或为缓解资金链断裂的燃煤之急。为此,大量中小企业不得已转向利用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有时不需要抵押,有时需要抵押,但抵押之物常常不合法,如农村在民间借贷中有将宅基地作为抵押之物的。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和《担保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农村宅基地属于集体产权,不可作为抵押担保之物。民间借贷还有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其一般拥有很高的资本收益率和很高的投资风险。显然,除不具备高新技术基础外,民间借贷具有显著的风险投资特征。二是小额贷款。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瓶颈。为此,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些列扶持农村中小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其中对农村中小企业进行金融扶持成为其中的重要方面。如一些地方的商业银行专门设置了为农村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的业务窗口。国家也出台了一些金融扶持政策,安排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对农村中小企业进行定向调控,并委托一些商业银行为农村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定向融资扶持。总体来看,国有金融资源近年来开始向农村中小企业适度倾斜,其通过商业银行贷款融资的难度有所降低。从投资的角度看,为农村中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的商业银行,其投资行为有贷款利率的适度收益,且其贷款利率和投资风险一般高于国有企业贷款。所以,商业银行为农村中小企业提供的小额贷款也应当属于风险投资。三是参股出资。合资经营也是现代企业融资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式。我国农民收入虽然稳定提高,但农民的资本实力毕竟有限。在农村,为筹办一家企业,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农民共同出资开办中小企业的现象也很常见。一般情况下,出资人会依据出资额度分配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限和经营收益。在这种融资模式下,企业不必为其融资行为支付额外的融资成本,即不存在贷款或借款的利率问题。所以,合资共筹对于农村中小企业相对不高的资本收益率来说,可以有效降低经营风险,提升资本收益。从投资角度看,出资额度相对较少的一方或几方,其投资行为因可以适度参与企业经营管理而可以获得较高收益,但也因中小企业缺乏现代企业制度、技术水平低下、市场驾驭能力弱和企业控股者一般不具备很强的经营管理能力而存在不小的投资风险。所以,对于占股较少的出资人来说,其投资行为也应当属于农村风险投资的一种。 二、风险投资对农村经济活动的影响 我国的风险投资行业发展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尤其是资本市场的逐步健全,开始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实践证明,风险投资对于推进我国创业投资发展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和商品化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强调自主发展和外向引进高新技术,培养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随着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中国在诸多高新技术领域有所突破,正在加速实现由科技研发大国向强国的转变。风险投资为诸如互谅网、电子计算机、新能源等一大批高新技术成果的快速产业化提供了便捷高效的融资渠道。然而,总体来看,我国的风险投资行业依然主要集中于科研能力较强、资本市场相对活跃的大城市。当前,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稳步推进,农村正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阶段。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大量高新技术成果不仅是农村产业升级所必需,而且也需要在农村落地生根以最大限度地将高新技术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市场优势。然而,农村的各类风险投资对农村的经济活动却有着双重影响。 (一)积极影响 风险投资具有将高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显著优势。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阶段,鼓励农村风险投资的发展,显然有助推进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当前,我国农村的产业结构优化继续高新技术成果的注入。然而,我国的农业科技成果虽然硕果累累,但却主要以政府为主导,仅仅依靠政府的农业科技推广部门和有效的财政资金无法适应农业科技成果快速产业化的市场需要,不仅造成了大量农业高新技术成果的闲置浪费,而且制约了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风险投资既为农业高新技术在农村落地生根提供了资金,而且可以依托风险投资管理团队提升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从而大力提升农业科技项目的资本回报率,为农业科技的发展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形成政府、企业、风投公司和科研单位多方参与、农业高新技术与农村产业升级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另外,发展农村风险投资还有利于调动农民的创业积极性,提升农村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风险投资对于农村中小企业的经营者来说,实际也是一种激励机制,可以鞭策其在投资公司的帮扶监督下提升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水平。 (二)消极影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风险投资机构开始关注农村,尤其是绿色有机农业。然而,我国农村风险投资总额仍然偏少。据统计,2012年,我国农业风险投资总额仅为2.4亿美元,在各行业吸引风险投资额中仅排在第5位。显然,这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并不相符。风险投资不活跃、融资规模过小,还制约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使得大量农村中小企业不得不通过民间借贷、亲友借款等非正规形式融资,无形中为农民的投资活动增加了诸多风险。尤其是政府针对农村风险投资的政策体系不完善,法律机制构建不健全,带动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农村的各类风险投资行为因农村中小企业自身缺乏现代企业制度和财务核算制度、生产技术水平低下和经营管理水平不高而存在较高风险。一旦农村企业经营不善,此类风险投资所蕴藏的资本风险便可能发酵为农村局部地区的金融风险,并可能导致农村区域范围内的金融动荡,乃至威胁农村的社会安定。如一些农村地区的投资公司,以空壳公司的名义,打着风险投资的幌子,许以农民高额的投资回报,非法集资后盲目投资经营,最终造成巨额亏损或资金链断裂,使得参与投资的农民血本无归。 三、以风险投资推进农村产业优化升级的路径 随着国家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和法律规范的出台,我国的风险投资行业虽然存在资本来源单一、规模小、缺乏明确战略和发展规划等系列问题,但整体来看正在朝着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健康发展,已经成为促进我国高新技术成果快速产业化和市场化的重要融资渠道,尤其是推动了互联网等行业的迅猛发展。我国农村的风险投资发展尚处于起步摸索阶段,从狭义的角度看,农村的风险投资发展基本属于空白。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的投资行为日趋活跃,但大多以民间借贷等形式存在,融资规模有限,运作流程够规范,且融资企业既缺乏高新技术支撑,也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旦融资企业经营发展陷入困境,投资风险有可能转化为农村的金融稳定风险和社会安定风险。对此,必须有效规范当前农村的各类风险投资行为,监督、引导和规范其走上制度化、法制化和规范化的发展轨道,借以以有效发挥风险投资对农村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在农村形成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转化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为此,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一)设立农村微型风投基金,加强政府的引导和监管 我国农村的风险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大量农村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长期无以根本解决。以风险投资推进高新技术成果与农村中小企业的结合显然非常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升级。然而,因农村中小企业自身存在诸多缺陷,国有商业银行和社会资本并不愿意将风险资本投降农村。对此,政府应当在农村风险投资发展的起步阶段发挥主导作用,加大对农村发展的财政扶持,通过设施微型风险投资基金,鼓励农民积极采用现代高新技术成果兴业,引导农村中小企业积极采用新型技术升级生产技术水平。对于政府来说,设置微型农业经济2015/6风险投资基金还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壮大微型投资基金规模。但要保证微型风险投资能够取得收益,政府还要积极引导农村中小企业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和财务核算制度,通过引进职业经理人提升其经营管理水平,尽力降低微型风险投资基金的风险水平。另外,政府还要成立微型风险投资的咨询部门,既要监督管理资金的使用流向,也要给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二)构建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调动商业银行和社会资本参与 从长远来看,仅靠政府设立农村风险投资的启动资金显然不够。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可以说,农村的市场投资前景非常广阔。中国要想实现从农业大国到农业强国的转变,更需要为农村产业升级注入大量的高新技术成果。农业科技研发需要大量的成本,仅靠政府设置风险投资基金根本无法满足。对此,政府应当完善农村风险投资的国家担保机制,以政府信誉调动商业银行加大对农村风险投资的支持力度。通过国家担保,可以调动大量社会资本以风险投资形式投向农村。在提供担保的同时,政府还可建立农村风险投资的补偿机制,即商业银行和民间资本愿意对农村进行风险投资的话,政府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奖励或税收优惠。政府的补偿机制可以依据风险投资项目的科技含量分成几个等级,尤其要对农村发展急需的高新技术投资项目给予大幅的税收减免优惠。此外,农村风险投资与其他领域相比,毕竟风险相对更大。对此,政府应当给予风险投资失败者给予适当补贴或者在相关企业陷入经营危机时提供优惠贷款帮助其渡过危机。 (三)完善农村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提升资本利用效率 风险投资是社会流动资本的重要组成本分,当某一风投项目运作成熟之后,以上市、转让、并购、回购等方式实现资本退出,转而投向其他项目或领域,可以持续实现资本增值,提升资本利用效率。农村中小企业,规模小,风险大,基本无法满足上市公司条件,很难通过上市以股权转让形式实现资本退出,不仅加大了投资风险,而且造成了资本浪费。因而,构建完善的退出机制成为农村风险投资发展的关键。对此,证监会等要加强对二板市场的引导,鼓励高科技中小上市企业将资本投向农村。同时,要进一步推进我国的产权交易市场,降低农村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上市门槛。还可以进一步扩容三板市场,探索引导具备一定高新技术实力的农村中小企业参与非上市公司股权转让的试点工作。另外,还可以以税收优惠等措施引导和鼓励上市公司广泛参与农村风险投资。如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并购等形式购买农村中小科技企业的产权,为与农村产业升级紧密相关的高新科技研发及其产业化提供资本扶持,并获得相应的风险投资回报。 (四)规范农民的风险投资行为,加强对农民的投资培训 当前,农民收入显著增加,农村资本市场日趋活跃。在农村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中,民间借贷、投资诈骗等投资行为成为缓解其资金难题的重要方式。其中,也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农民缺乏投资常识和法律意识的现状,以风险投资为名,进行非法集资,或跑路,或经营不当,将资本挥霍一空,造成了农村局部范围的金融动荡,乃至形成一定的社会危机。对此,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投资培训,引导农民以购买股票、债券等正规形式进行风险投资。同时,要加强对农民的法制培训,提升其合同意识,尽量将农村的风险投资引向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此外,鉴于农民投资常识匮乏,难以进行正常的风险投资操作,政府可以鼓励商业银行尤其是农村信用社等专门面向农村的金融服务机构创新金融产品,推出面向农民的风险投资产品,吸收农民资金,从事风险投资或风险投资的业务,降低农民直接参与风险投资的额外风险。比如,地方商业银行可以引导和扶持农村开展资金互助,吸收农民存款,并以农民存款进行风险投资。 四、结语 乡村旅游的发展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它一方面推动了新农村的建设,另一方面解决了城乡统筹下存在的诸多问题。城乡统筹视野下乡村旅游发展中,笔者分析了其总体思路和对策,从中得出:必须注意自身旅游区的特色开发,注重乡村居民的参与,才能达到推动农村经济提升的目的。乡村旅游的发展前景广阔,还需要更多的调研和分析研究。 作者:潘蓉 单位: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投资经济论文:地方投资与经济发展困难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青海固定资产投资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投资规模扩大,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资金来源渠道不断拓展,投资在拉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与经济发展要求和周边省相比,青海的投资总量仍然偏低,投资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较大。 一、改革开放投资建设成绩斐然 (一)投入力度逐年加大,是拉动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1978年的6.75亿元,于1984年超过百亿元达到116.38亿元,到2007年完成投资487.47亿元,为1978年的72倍,1979年到2007年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287.43亿元,是1952年--1978年累计完成投资额的48.6倍,年均增长15.6%。特别是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启动,到2007年累计完成投资2607亿元,年均增长17.9%,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由1978年的43.4%上升到2007年的62.2%。人均投资由1978年人均187元逐步上升为2007年的人均投资8869元,2007年人均投资较1978年提高8682元,人均投资较1978年翻了5.56翻,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2001年跨上200亿元台阶,2004年再迈300亿元大关,2006年超过400亿元。固定资产的迅速增加,使投资率逐年提高,1978年青海投资率为43.4%,到1998年突破50%,达到52.7%,到2003年达到73.1%,投资成为拉动全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省经济增长对投资需求的变化反应也较为灵敏。GDP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相关系数为0.99,是高度相关。 (二)非国有投资步伐加快,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 改革开放30年来也是青海省投资重要转型期,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及投入政策的进一步放宽,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逐步形成,各种所有制投资热情竞相迸发,民间投资从无到有,成为推动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全省民间投资达173.21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64.5%。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民间投资迅速崛起,比重亦不断提高,标志着青海省投资增长由国有经济主导向民间经济主导的转变。民间投资和国有投资之比也由1998年的23.52:76.48发展到2007年的58.72:41.28。外商及港澳投资从无到有,到2007年已完成投资达10.35亿元,占全社会投资的2.1%,比西部大开发前的1998年增长3.3倍,年均增长30.7%。投资主体的多样化,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三)投资结构逐步优化,产业投资协调发展 1、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全省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紧紧围绕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进程,大力调整投资结构。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主体,基础设施建设、工业投资和房地产三足鼎立,竞相发展的增长格局初步形成。1979-2007年,全省一、二、三产业累计完成投资194亿元、1553亿元和1540亿元,年均增长16.1%、14.8%和16.5%。一、二、三产业投资比例由1978年的5.4:55.6:39演变为2007年的5.2:51.5:43.3,第三产业投资得到明显加强。 2、在第二产业中,工业投资是一大亮点。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用于工业投资1493.96亿元,年均增长14.8%,特别是2001年以来,青海省工业投资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2001-2007年年均增长30%,到2007年工业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达到49.6%,比2000年提高20.2个百分点。在这个期间,为了加快盐湖资源综合开发、走产业多元化道路,推进我省新型工业化进程,园区建设也成为加快推进工业化的主要载体,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柴达木经济开发区、甘河滩工业园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等特色工业园区全面推进,已初步形成了以盐湖化工,铜、铅、锌、铝等有色金属冶炼,中藏药,新材料,生物工程,高原绿色食品加工等为主体的特色经济框架,成为全省招商引资的主阵地和工业经济新的增长点,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改革开放以来,累计新增发电装机容量878.29万千瓦,其中水电754.8万千瓦。年发电量由1978年的7亿千瓦小时,增加到2007年297亿千瓦小时,年均增长14%,累计新增电解铝69.63万吨/年,新增钾肥192万吨/年,为促进青海经济腾飞起到积极作用。 3、重大项目建设对投资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重点项目是国民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省委、省政府根据我省区域优势,继续实施重点项目计划,加大了石油天然气、水力发电、有色金属、盐湖化工支柱和优势产业的投资,2000年-2007年我省支柱产业累计完成投资733.22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9.5%,优势产业累计完成投资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为带动和辐射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一批工业重点发展项目相继建成:青海盐湖集团100万吨钾肥项目。100万吨钾肥项目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首批十大标志性工程中惟一的工业化项目,该项目2000年5月开工建设,累计完成25.86亿元,该项目于2004年3月整个系统全面进入试生产阶段。2006年达产达标稳定生产,2008年5月竣工验收。该项目试生产以来共生产出合格氯化钾250万吨。实现销售收入31亿元,实现税前利润20.6亿元。同时,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七个拥有百万吨钾肥生产能力的国家。2005年青海盐湖集团百万吨钾肥产品综合利用项目一期开工建设,两年后的2007年又举行了青海盐湖集团综合利用项目二期工程开工仪式,标志着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又迈上了新的台阶。综合利用二期工程项目总投资46.87亿元,规模为年产10万吨氢氧化钠、12万吨PVC、30万吨合成氨、33万吨尿素、20万吨农用硝酸钾、13万吨氯化铵。项目达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25.2亿元,年均税后利润58791万元。与该项目同时开工的盐湖一万吨碳酸锂项目是由盐湖集团与核工业北京冶金化工研究院共同出资建设的,总投资达5.33亿元。该项目的建设预示着盐湖提锂技术和锂资源开发利用又取得了新的突破。德令哈纯碱项目。此项目是青海省最大的民营招商项目。由浙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青海碱业有限公司总投资16亿元、占地1600亩的一期年产90万吨的纯碱生产线,已于2005年6月30日在海西蒙古族自治州州府德令哈市点火。二期工程年产90万吨的纯碱生产线同时奠基。该项目于2003年8月正式开工,一座世界单线纯碱生产规模最大的化工企业在茫茫戈壁拔地而起。这对于加快柴达木地区资源优势的综合开发,推动青海省优势工业和特色产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石油开采建设项目。改革开放以来年,我省用于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的投资325.11亿元,年均增长16%,1979年--2007年新增天然原油开采501.5万吨/年、天然气开采亿61.5立方米/年,建成了青海境内涩宁兰输气管道932公里。电力建设项目。改革开放以来,黄河上游青海境内水电开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势头,装机容量为160万千瓦的李家峡水电站、装机容量150万千瓦的公伯峡水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6万千瓦的尼那水电站装机、装机容量21万千瓦的苏只水电站,装机容量19万千瓦的直岗拉卡水电站等先后建成,电机组容量开工420万千瓦拉西瓦水电站,也在建设中,改革开放以来,新增11万伏及以上输电线路长度4854公里这一个个标志性工程为我省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提供了绿色能源,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为把我省建设成“西电东送”的重要电源基地起到积极作用。 4、在第三产业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十分活跃,已成为全省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改革开放30年来,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很快,我省房地产从1985年第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注册,到1989年底这段时间一直处于起步阶段,房地产开发企业寥寥无几,到1990年开始起步当年完成投资额0.31亿元。1998年开始国家进行房改,同时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鼓励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当年完成开发投资8.65亿元,比上年增长2.5倍,1999年开发投资比上年增长39.3%,2000年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突起,开发投资再次迅速增长,投资额年均增速为16.5%。到2007年全省房地产开发企业299家,完成投资额34.21亿元,与1998年相比,投资额增长了2.95倍。1990年-2007年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完成219.4亿元,年均增长35.8%,高于同期全社会投资增速14.9个百分点。2007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总量的比重达7.0%,比1990年提高5.6个百分点。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从1.5%上升为2.1%,逐渐确立了其支柱产业的地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以来,1999年-2007年这9年中商品房累计销售面积达796.87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销售面积717.72万平方米,商品房累计销售面积比1990年到1998年增长10.8倍。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由1990年的14平方米增加到2007年的22.5平方米。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18.58平方米,比西部大开发前的1989年增加6.8平方米,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改善了城镇居民居住环境,加快了城市化建设进程,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 5、城市建设投入加大,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瓶颈制约明显缓。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加强了交通、邮电通信、住宅、市政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1999年西部大开发以来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最快,累计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997.04亿元,年均增长22.7%,高于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3.2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交通通讯与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大飞跃。30年来,以高速公路、县级公路、铁路为主的交通建设投资470亿元。年均增长12.2%,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我省先后开工建设了西宁至塔尔寺高速路、西宁至马场垣高速公路,平安至阿岱高速公路、西宁至大通高速公路,新增高速公路215公里。公路建设弥补青海省无高速路的空白,改善交通落后局面,公路基础设施的加快建设,改变了青海省交通落后的状况,使人民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在人口最为稠密的湟水谷地,过去只有一条二级公路,车多、路窄、混合交通严重,如今高速公路横贯东西,上千公里的国道路段已成为青海省东达沿海内地、西连西藏边陲的快速通道,30年来累计新增公路12998公里、其中高速公路215公里,改建公路25176公里。铁路建设取得新突破。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贯通,对青海经济振兴和祖国西部边陲的繁荣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增加了全省铁路运营里程,由1978年的503公里增加到2007年的2231公里。多年的建设为我省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电力、交通、通信、水利等一批重大项目相继竣工投产,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瓶颈制约基本缓解,为全省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交通建设突飞猛进。为加快2005年10月份,为了增加运能,国家铁道部又批准开工建设青藏线西格段应急工程,该项目计划总投资26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8亿元,青藏线西格缎工程是柴达木的大动脉,是对外交流的主要干线,它的开工建设,为推动青藏两省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增进民族团结,巩固国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民航建设方面,为了改变西宁机场航站区建设规模小,候机楼建设标准低、机坪停机位布置数量少、货运保障能力低、配套设施设备严重老化等问题,经国家发改委、民航总局批准,总投资17923万元对西宁机场航站区实施改扩建。该工程于2003年4月奠基,2004年10月正式开工建设。已累计完成投资1.26亿元,2005年11月16日,西宁机场候机大楼正式启用,这座造型新颖、宽敞明亮的候机大楼面积为10727平方米,能满足2010年旅客吞吐量86万人次、高峰每小时518人次、货邮吞吐量9500吨的需求;新候机楼按照民航机场运输技术标准和规范要求进行设计和建设,大楼内部设备先进,有较强的安全防范能力。西宁机场新候机楼及配套设施的建成使用将大大改善西宁机场的航空运输条件和服务设施,全面提高西宁机场的综合保障能力。2007年,全省民航通航里程达3.33万公里,比1978年增长5.8倍,通航城市由4个增至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乌鲁木齐、武汉、拉萨、沈阳等21个城市。玉树民用机场的建设,是全省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大事,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构建和谐社会,支持青海藏区建设的重大举措,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藏区人民的关怀。同时,也促进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富民强省步伐,改善综合交通条件、扩大对外开放、促进高原生态旅游、加强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特别是对于增进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巩固国防、应急突发灾情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该项目建成后青海玉树民用机场跑道长3800米,年旅客吞吐量达8万人次。截至到2007年已累计完成投资万元。 6、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千方百计增加社会事业等薄弱环节的投入,对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方面的投资进一步加大。1979-2007年完成投资511.48亿元,年均增长10.9%。(四)投融资体制改革成效显著,为投资增长提供有力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建设资金来源渠道得到拓宽,各类资金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为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保证。1979年到2007年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国家预算内资金到位509.24亿元,年均增长6.5%;国内贷款到位661.82亿元,年均增长15.5%;利用外资到位45.24亿元,年均增长1%;自筹资金1484.55亿元,年均增长21%;其他资金到位50.97亿元,年均增长33.7%。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省政府制定了投资方式、投资领域税收等方面的一些列鼓励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使参与我省开发建设的客商越来越多。从到位资金比例看,自筹资金成为投资的主渠道,2007年自筹资金占全部到位资金的55%,比1998年提高8.8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8.8%,这表明投资自主增长能力明显增强。 二、改革开放30年来以来青海省投资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是青海省历史上投资总量扩张最快的时期,长期以来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问题得到明显缓解,城乡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30年来以来投资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清醒头脑,对存在问题也不容忽视。 (一)投资总量不足。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呈上升态势,总量明显增加,但与全国及西北五省的兄弟省市比较仍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投资总量偏小,其差距拉大。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为1.4%,总量位居全国第位高于内蒙、宁夏、西藏,在西北五省区列4位,青海的投资与相差陕西的13.6亿元、甘肃的2.55亿元、新疆的亿元、高于宁夏2.48亿元;到2007年青海全社会投资总量在全国位居第30位仅高于西藏,我省投资分别仅为陕西的14.28%、甘肃的37.41%、新疆的26.42%、宁夏的81.27%,占全国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1.4%下降到2007年的0.4%,下降了1个百分点,差距呈扩大化趋势。二是投资增速低于全国,增速居西北五省区后位。2007年,青海全社会投资增速比全国低8.7个百分点。居全国倒数第2位,仅高于西藏自治区。这对我省经济发展十分不利,因此加大投资力度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更是一个迫在眉睫今后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投资扩张与投资项目储备不足的矛盾进一步凸显随着近几年投资力度的加大和建设进度的加快,一些地区和部门储备的项目开始减少,特别是关系全局、能够带动全省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项目储备不足的问题开始显现出来。尤其是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严把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以及严格的项目清理和控制新开工项目等政策措施的实施,导致储备项目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2007年,青海省新开工项目投资已出现减少的趋势,2007年全省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比上年下降%,是改革开放30年来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投资扩张与项目储备的矛盾在今后一个时期将会进一步凸显。怎样谋划项目增加项目储备,已成为影响未来全省加快发展的又一重大问题。 (三)基础设施薄弱,难以适应青海快速发展能源产业的要求。虽然近年来我省基础设施发展情况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起色,但从全国情况来看,目前青海仍是西部“相对闭塞区”。在公路方面,不仅尚未形成大进大出,四通八达的快速通道,而且公路通达深度不够,公路密度低且等级不高,公路密度为全国的五分之一,铁路目前只有横贯东西的青藏铁路,密度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既低于东部的平均水平,也远低于西部的平均水平。特别是青海省资源开发的重点柴达木地区,公路通达深度不够,铁路主干线运输能力不足,不能适应地区资源开发对交通运输的需求。青南地区铁路、民航仍是空白,公路通畅性差,通达深度更不够,不适应该地区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信息高速公路和信息网络等现代意义的基础设施尚处于发展阶段。总体上看,青海交通运输处于低水平的不完善状态,尚未形成现代交通运输体系,难以适应青海快速发展能源产业的要求。 三、建议 投资是是引领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投资的规模和运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影响着经济发展的后劲和活力。作为欠发达省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性较强,经济发展客观上要求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速度,我们应该大力争取国家的支持同时,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努力保持投资的稳定增长。 (一)保持投资稳定较快增长,促进经济健康协调发展。要加快经济发展,实现在西部地区崛起,缩小与兄弟省市的差距,无不需要加大投资力度。因此根据我省实际,保持一定投资增长速度是加快发展的需要,而保持一定水平的投资稳定增长是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础。 (二)以增加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为目的,突出产业投资结构调整。以增量调整为重点,通过增量调整带动存量的更新、转换、提高,把率先做大做强一批有市场竞争潜力的产品作为切入点,通过项目带动投资增长,带动生产要素重新整合,带动环境改善,进而带动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的增长,逐步形成优势产品、优势企业和优势产业。 (三)保持投资增长,做好项目储备和新开工工作。要从实际出发,突出各自特色和优势,切实加强项目储备,紧紧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历史机遇,立足资源优势,在持续扩大经济总量的基础上,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水平、工业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能力,延长产业链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柴达木地区为重点,推进各产业体系间原料、产品、废弃物的相互利用,构建比较完整的循环产业链。大力发展生物资源、水电、风能、太阳能等产业,推进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在结构调整过程中,政府充分发挥组织引导和宏观调控作用,控制低水平重复建设,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利用特许经营、投资补助等多种形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有合理回报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项目建设,对效益高低不同的项目组合搭配,整体推出。对自然垄断性项目,在形成约束机制的基础上试行业主招标制,实行市场化运作,创造良好的融资条件,建立诚信的融资平台,策划并形成一大批投入产出高、市场前景好的工商产业项目库。同时,加大对循环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持,对一些重大项目进行直接投资或资金补助、贷款贴息的支持,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对有利于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重点项目给予贷款支持,对于基础设施、公益设施建设,不能全靠政府直接投入,必须培植和壮大相应的建设性投融资主体,将由政府出面举债为主的投资方式转变为以建设性投资集团作为企业向社会融资为主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我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体制,最终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投资格局。通过对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实施施工营业税等方面的优惠或税收,作为资本金返还给投资集团,保证投资稳步增长。 投资经济论文:地方投资经济环境与法律策略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最南端、马六甲海峡出入口、赤道以北,北隔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相邻,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相望。国土面积约707平方公里,由新加坡岛和63个小岛组成,常住人口约500万,属热带海洋性气候,常年高温潮湿多雨。新加坡资源比较匮乏,主要工业原料和生活必需品依赖进口。新加坡是东南亚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运输中心和国际贸易中转站,也是世界电子产品重要制造中心和第三大炼油中心。 一、经济发展概况 新加坡属于外贸驱动型经济,以电子、石油化工、金融、航运、服务业为主,高度依赖美国、日本、欧洲和周边市场,是亚洲“四小龙”之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新加坡凭借健全的金融体制和着眼长远的发展战略,自身所受冲击较小,但由于其经济总量小,严重依赖对外贸易,区域经济形势恶化使其1998年经济增长大幅下降。2001年,遭遇世界经济下滑、国际市场电子产品需求下降和受美国“9•11”事件影响,新加坡经济出现自独立以来最严重的衰退。面对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与机遇,刺激经济发展,新加坡政府提出“打造新的新加坡”,制定从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战略规划,由新成立的经济重组委员会全面讨论经济发展政策——高科技战略、中国战略和扩大腹地战略,目的在于提升产业结构,积极寻求海外市场,拓展对外经贸活动的空间,同时大力弘扬创业文化,积极对外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确定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保持GDP持续稳定增长、增加就业岗位、控制通货膨胀、构建富有活力与稳定的知识型产业枢纽、增强企业竞争力和创新力。 二、新加坡投资的经济环境优势 吸引外资是新加坡的基本国策,其投资规模不拘,是一个促进商贸,方便创业的国家。新加坡吸引的前十大直接投资来源地分别是英国、荷兰、美国、日本、瑞士、挪威、印度、马来西亚、德国和法国。新加坡吸引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险服务业、制造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酒店餐饮业,约占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87%。全世界7000多家企业已捷足先登,来自中国的企业超过1600家,居中国向东盟国家投资的首位,其中上市的中资或含中资的企业已达100多家,新加坡具备了适合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寻求发展机会的良好环境。 (一)国际化环境良好新加坡是世界上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最多的国家,和29个战略伙伴国家和组织签署了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议,具有相当强的国际商业辐射能力。其中,新加坡与美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是美国首个与亚洲国家签署的协议,自2004年起,驻新企业在美国拓展业务时更加便利。1985年,中新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为两国的进一步经济合作,特别是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摒除商贸障碍,使货物、服务和劳务的流动都能更畅通无阻,保障驻新企业的海外投资和进一步向世界各地拓展。 (二)一流的基础设施新加坡拥有世界级的海、陆、空及电信通讯网络。新加坡港务集团经营全世界最繁忙的中转集装箱码头,处理全球1/4的转运量,为商户提供通往130个国家、700个港口的200多条航运线。亚洲最完善联运网络的机场——樟宜国际机场,载客与载货航班往返50个国家和140多个城市。全球第三广、亚洲第一广的网络连接面,99%的人口具备宽频网络接驳能力,世界经济论坛在2002年把新加坡评为全球十大网际网络整备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此外,国内高效率的交通网络覆盖至现代化商业大厦、时尚保留区和特设工业区。 (三)充裕的研发资源新加坡的研究院走在科技的前端,为工业提供增值服务。新加坡研发项目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2001年的环球经商环境评估中排名第三。新加坡政府对生物制药、信息咨询、精密加工、微电子等领域的研发投入力度大,科技研究局负责确保新加坡的研发业保持世界一流水平,引进和培养了一批来自美国、欧洲、澳洲和亚洲的研究人才,希望新加坡成为本地和海外研究人才的汇聚点,为孵化期间合作研发,提供了可利用的平台。政府也努力加强高等学院和业界的合作交流,学术界和业界的频繁接触对国际企业而言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此外,新加坡的劳动队伍是世界公认具备生产力、工作态度优质且技术水平良好,同时国内外各类培训和进修奖学金计划保证了员工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四)金融中心地位新加坡地理位置优越、地处东西交汇之处,长久以来都是主要的区域金融中心,商务所需的一切金融服务都可在此完成,本地证券和贷款市场以及亚洲美元市场都可提供经商所需的资金。新加坡是全球第四大外汇交易中心,金融市场具有深度和资产折现力,众多环球企业都选择在此设立区域财资总部。新加坡交易所是亚太区首个综合证券和衍生产品交易所,亚洲很多主要企业都已在这里挂牌上市。投资风险业在新加坡已相当成熟完善,17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负责管理175亿新元的风险基金,投资的对象都是有商业化前景的技术开发项目。股票市场管理规范,主板和创业板真实地反映投资市场的变化情况,投资者成熟,融资环境良好。新加坡坐拥东南亚6亿人口的市场,以及亚洲28亿人口的市场,新兴市场的增加与快速发展刺激了消费和创新产品的开发,以及各种配套服务。 三、新加坡投资的法律和政策分析 新加坡法律体系主要受英国法律文化和传统的影响,仍保留部分英国普通法的传统,其法律渊源包括成文法和判例法。自从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共和国成立时,新加坡就开始建立国内法律体系,如今日趋完善。新加坡是法治严明的国家,对各种违法行为均有明确、严厉的处罚。在新加坡投资不可弄虚作假、虚假陈述和提供作伪资料,更要杜绝贿赂等犯罪行为。 (一)新加坡对外国投资的相关规定新加坡负责投资的主管部门是经济发展局(EDB),隶属于新加坡贸工部的法定机构,也是专门负责引进外资的机构,具体制定和实施各种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并提供高效的行政服务,致力于将新加坡打造成为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全球商业与投资枢纽。新加坡政府制定了特许国际贸易计划、商业总部(营业总部、跨国营业总部)奖励等多项计划鼓励外资进入。根据新加坡政府公布的2010年长期战略发展计划,电子、石油化工、生命科学、工程、物流等9个部门被列为奖励投资领域。按照新加坡《公司法令》的规定,注册成立的公司应是一个商业实体,组建公司依照《公司法令》注册,有限责任合伙公司依照《有限责任合伙法令2005》的规定进行注册。 (二)新加坡对外国投资的优惠新加坡优惠政策主要依据《公司所得税法案》和《经济扩展法案》以及每年政府财政预算案涉及的一些优惠政策。其目的是为了鼓励投资、出口、增加就业机会、鼓励研发和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以及使整个经济更具有活力的生产经营活动。包括:在新加坡享有先锋企业称号的公司,可享受免征5-10年所得税的优惠待遇;向非新加坡居民或在新加坡没有常设机构的公司或个人提供与海外项目有关的符合条件的服务公司,其90%的服务收入可享有10年的免征所得税待遇;将区域总部或国际总部设在新加坡的跨国公司可适用降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拥有或运营新加坡船只或外国船只的国际航运公司,可以申请10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最长期限可延长到30年;此外还有发展和扩展奖励、金融财务中心奖励、研发业务奖励和国际贸易商奖励。 (三)新加坡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新加坡对外资准入相对宽松,除国防相关行业及个别特殊行业外,对外资的运作基本没有限制,法律没有关于聘用当地人的一般要求,但是要求外籍人员必须取得许可证才能在此就业。对于外资进入新加坡的方式没有过多限制,除金融、保险、证券等特殊领域需向主管部门备案外,绝大多数产业领域对外资的股权比例等无限制性措施,但如果是涉及交通、通讯、电力、新闻等少数公共事业部门的投资,行政审批的控制较严。另外,新加坡《制造业限制投资法》规定了限制外资进入的产业,这些产业关系到新加坡国计民生的行业,限制的目的在于保护国内的民族工业,促进新加坡经济的良性发展。 (四)新加坡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新加坡一直严肃对待知识产权的保护,致力于把新加坡建成重要的区域知识产权中枢,制定了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同时通过资金支持等手段积极营造鼓励创新、方便智力成果产业化的科研、政策和商业环境。新加坡是《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马德里协定》、《专利合作条约》、《布达佩斯条约》、《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议》等国际条约和组织的成员国。国内则有诸如新加坡知识产权局、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词曲版权协会、新加坡唱片业协会和新加坡协调中心等机构。健全的国际和国内法律规范、完善的国内协调机构以及丰富的专业人才、资源,为投资者在专利权、版权和商标权的诉讼、仲裁、科技知识和评估服务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满足投资者的相关需求。 四、中国向新加坡投资展望 1985年11月21日在北京,中新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新加坡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中国企业投资新加坡近年来呈快速增加的趋势,已成为中资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前沿阵地。同时,新加坡政府也日益重视中国市场,将中国列入未来推动新加坡经济增长的“第四引擎”(其他三个为:美国经济、电子业、周边区域经济)。为此,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政策促进中新贸易与投资。包括:加大新加坡在华投资力度和扩展行业范围,积极引导企业把投资地域从中国沿海扩大到西部;敦促企业从传统企业以外寻找商机,进行经济结构重组;推行商业和教育方面的多项计划,加深新加坡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未来两国投资合作的重点是:第一,加强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利用新加坡实施“走出去”战略、共同开发大西北和人才双向交流。根据新加坡《产业21计划》,工作重点是推进新加坡企业国际化,对华投资地域将逐步向西部地区推进,中国应抓住机遇,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契机,加强推介工作与效果,积极扩大推动与新加坡的合作。第二,组织中国有条件的企业到新加坡上市。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是亚洲影响较大,效益较好的一家交易所,看好中资企业的发展前景,希望能吸引更多有发展潜力的中资企业到新加坡上市。中国可利用新加坡发达成熟的证券市场组织有条件的企业到新加坡上市,以筹措企业发展所需资金,并借此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第三,旅游方面的合作。新加坡旅游业发达、管理先进,在旅游资源开发和组织跨国长线旅游上有丰富经验和优势。中国旅游资源丰富,双方合作可互补。第四,开展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新加坡建筑市场竞争激烈,政府招标项目技术含量高、施工难度大,中资企业通过工程承包、劳务合作可提升竞争力和学习技术与管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