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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迫切需要我们的教师既精通专业知识、做好‘经师’,又涵养德行、成为‘人师’,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①这对新时代高中思政课教师的专业素养和人格力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于高中思政课教师而言,阅读是增强自身专业素养进而提升教学品质的要件,更是建构其专业发展的基石。学科阅读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普通阅读,是一种从课程性质与育人价值角度去寻找学科育人方向的读书方法,既可以有效避免学科壁垒,又可以精准把握高中学段的教育使命。学科阅读是高中思政课教师对思政学科的基础理论、典型事实、思维方法、价值观念等基于思政课程而又回归思政课程的阅读。思政课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诸多学科门类。②另一方面,从统编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结构及模块设置看,必修课程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政治与法治》《哲学与文化》,选择性必修课程包括《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生活》《逻辑与思维》。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政课教师的学科阅读就是信马由缰、漫无边际,应当从课程性质和育人价值中寻找思政学科阅读的方向以上四个词汇,可以说是我们民族自近代以来180多年艰辛探索的成果。高中思政课,就像是为学生打开了一扇洞穿历史与现实的窗口,引导他们和教师一起感受180多年来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理解这四项成果的来龙去脉及其科学性所在。凡是有利于完成如上这个任务的阅读资料,都在高中思政课学科阅读的范围之内。 一、构建塔式阅读结构,解决如何选择专业书目的问题 选择合适的阅读书目是有效阅读的前提条件。基层教师已经脱离了高等学校的系统学习环境,各类时政新闻和党政学习材料数量很多。针对这种选择困境,应当通过塔式结构的方式,建立一个专业资料库。这里所说的塔式结构借鉴了中国古代典籍“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系统,它既是一种图书分类方法,更是一种本质与现象、认知与表达辩证统一的阅读指南。经,明确为人治世的基本原则,重在研究规律;史,关注社会历史的演进发展,重在总结经验;子,纵览各学科门类的具体知识,重在开阔视野;集,汇总各类文学作品,尤其是与政治、道德相关的作品,重在示范表达。参考“经史子集”系统和高中思政课学科背景,尝试建立这样一种塔式结构(见图1)。“经”,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诸子),特别是纲领性、代表性的文献和重要的工具书。“史”,主要指叙述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等以编年、纪传、数据统计等方式呈现的历史资料。“子”,主要指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的各个领域的专题论著、论文以及各类典章制度(重要文件、法律等)。“集”,主要指各类报刊、新闻节目中的专题采访类、实践典型类报道和纪实类影视资料。下面以“法治”为例,说明这一结构在阅读实践中的具体应用。高中教材体系中,有关法治的内容占了很大比重。如果不组织系统深入的长期阅读,单纯凭一本《民法典》或是不可能讲清楚法治问题的。那么我们如何开展有关法治的阅读学习呢?先从经入手,法律、法治,这些概念的词源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有关法律的基本论述有哪些?(以法哲学为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关法的代表性论述是什么?(以《荀子》为代表)我党历代领导集体,对于法治的认识是怎样的?(如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再在史上用功,梳理中外法治发展史的基本脉络,形成大事记、时间轴,理解主要的法治成就;然后选取一两部代表性的法律做些专门阅读,比如《宪法》《民法》(总纲、草案说明等);最后关注现实,了解代表性的法治人物、典型案例、法治评述。这种结构,能够引导我们站在中学教师的视角,形成较为完备的阅读储备。 二、畅通环式阅读路径,解决怎样实现读以致用的问题 学科阅读应当着眼于学科教学品质的提升,做到“因教而读,以读利教”。但真正建立起“教”与“读”之间的有效关联,却是存在困难的。比如,有观点认为读书确实能丰富知识储备,但也可能造成课堂教学无限的拓展,或者一味的延伸。还有些观点认为阅读就是为了给思政课的教学找些背景材料,能举出更多更有意思的例子。以上这些,聚焦到一个点上,就是要解决读以致用的问题。对此,可以使用环式阅读路径的具体方法。所谓“环式路径”,是从课堂教学活动到学科阅读活动,再回到学科阅读活动的诸多行为构成的闭环。是什么激发了阅读的动机,通过阅读我们获得了什么、改进了什么,最终又如何将其运用到课堂之中。这些问题的解决,构成了“对话→概念→情境→逻辑”环式路径上的四个节点(见图2)。课堂教学在本质上是对话。对话的融洽度和启发性,决定了教学的品质高低。针对教材的文本和资源,寻找师生的兴趣点、疑惑点和生长点,聚焦到某一个话题上,进而将其提炼为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只有还原到一定的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的情境中去,才能变得清晰、立体和真切,而通过对这段社会历史活动的反思,又能形成一定的逻辑,归结为相应的理论观点、历史结论,进而转化为课堂教学生动、严谨的语言,从而有利于更好地开展对话。例如,讲好马克思主义,是思政课教师的看家本领,也是统编高中教材中诸多教学内容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经典作家著述颇丰。我们在课堂对话中,最重要的是要明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笔者将其提炼为一个概念———解放。那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笔下,什么是解放?怎样追求解放?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又是怎样带领人民求解放的?实现了哪些方面的解放?新时代,我们还要继续进行怎样的解放?围绕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可以开展相应的理论、历史和专著的学习,进而形成马克思主义是为人类求解放的科学这样的逻辑和观点,在课堂上,给学生提供一把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钥匙。 三、延伸梯式阅读活动,解决如何培养读书自觉的问题 学术界普遍认为阅读行为是一种社会行为。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学科阅读应当是在学科教研团队中进行的常态研习工作,并通过一定的交流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使其逐步转化为教师的自觉行为。实际工作中,学科阅读容易被理解为教师个人的兴趣。因为日常事务性工作的繁杂,教师持续而广泛进行学科阅读的共识和习惯还未形成。针对如上问题,建议开展梯式阅读活动,在活动中营造钻研、共享、互助的阅读氛围。所谓梯式阅读活动,就是通过由浅显到深入、由个体到群体、由问题到共识的阶梯递进的一系列阅读活动的开展,引导教师认识到学科阅读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将其转化为自身和团队的教研行为的有机构成。结合日常备课教研的实践,将梯式活动设定为如下四个层次(见图3)。名作导读,即根据教材中列举出的或涉及的经典篇目或著作展开阅读,安排教学骨干或在团队中分工协作,完成相关篇目的导读资料的撰写,并在学科教研会上进行阅读分享,带动更多的老师自发阅读,既能够增强教师的学科理论积淀,又能开阔教师的学术视野。个性荐读,即在名作导读的基础上,围绕教材中的核心概念、重大命题、重要事件或典型人物,基于教师个人的专业背景和擅长领域,开展个性化的涉猎并采用沙龙式的荐读活动,分享阅读资源和学习体会,这不仅能够使教师全面掌握并深刻理解教材,又能提升教师对思政学科的审视能力。整合研读,即在个性荐读的基础上,整理各类阅读资料,形成对某个问题的阅读链条,集合大家的阅读智慧和研讨成果,形成对这个问题的系统而深入的认识,这有助于教师深刻提炼教材的相关问题并把握其本质,进而掌握从中传递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方法。教学讲读,即在教研团队内部,依托学科阅读的心得和成果,进行融入式的教学设计并进行研磨、共享的活动,达成对阅读成果的转换,改进课堂的教学活动,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阅读实践活动。例如,学习党史、理解近现代以来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势必离不开对于毛泽东同志生平和著作的研读。教材中引用了大量毛泽东同志的经典著作和重要论述。这都有必要在备课中一起查阅原文、做好导读,把握其理论和实践价值。毛泽东同志的传记、年谱、选集(文集、文稿)以及诗词,几乎可以视作一部鲜活生动的党史国史。我们可以通过个性阅读和整合研读,通过毛泽东的革命生涯、探索之路,理解20世纪中国的历史轨迹。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故事为背景,我们可以设计很多探究活动,从而使我们的四史教育,特别是哲学教学更加鲜活而深刻。 作者:刘乐 薛洪国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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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档案学发展论文:我国档案学发展趋势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我国档案学发展论文:档案学研究发展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我国档案学发展论文:档案学管理发展 档案学是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规律的科学。主要研究档案的形成、发展以及档案管理、利用的规律和方法。包括档案学概论、档案管理学、文书学、档案保护技术学、中外档案事业史等分支学科。 中国档案学界对档案学的体系进行的研讨,代表性的观点把档案学分为理论档案学、应用档案学和档案管理技术三个部分: 理论档案学是从整体上把握档案学各门分支学科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在应用档案学基础上进行高层次的理论概括,揭示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和档案学自身的本质和一般规律,为档案工作实践和国家档案事业建设提供一般性理论依据。 应用档案学是档案事业管理、档案资源管理与开发、档案工作应用技术研究的总称。所属学科有:档案事业管理学、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统计学、档案目录学、档案保护技术学、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档案缩微复制技术等。 应用档案学的特点:一是实践性强,它所阐明的理论、制度、原则与方法,直接应用于档案事业管理实践和档案业务工作实践,具体原则和方法在学科知识中占很大比重。二是技术性强,它研究现代技术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解决档案保护技术现代化、档案管理自动化、档案复制缩微化、档案信息传递网络化等问题。 当代档案管理和国家档案事业管理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因此要求档案学也必须进行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理论档案学是应用档案学的高层次理论概括,对应用档案学起直到作用;应用档案学的研究成果或提出的问题将推动理论档案学的发展。两者相互协调,同步发展,有利于提高档案学的整体水平。 档案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或者说基本上属于社会科学,这是由档案学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档案工作是管理档案和提供档案信息为社会实践服务的一项社会活动。档案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即研究档案、档案工作运动规律及其与人们社会实践关系的学科,因此属于社会科学范畴。 总之,由于档案、图书、情报工作有许多共同之处,决定了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密切关系,这三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互相借鉴和参考,相互从对方吸取适合本学科需要的知识。 此外,研究档案学尚与其他一些学科发生密切关系,诸如采用数学的定量分析方法,运用系统科学、社会学、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利用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知识等等。 档案学的发展已有将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但还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和提高。当代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也正在向档案工作提出挑战,传统的档案管理方式,将向现代化的档案管理方式转变。 我国档案学发展论文:我国档案学发展论文 【正文】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档案学理论工作者、档案教育工作者和档案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现代中国档案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档案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档案学的研究内容逐步深化,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毋庸讳言,现代中国档案学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笔者认为,要想保持档案学的繁荣局面,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档案学的理论与学科体系,必须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学术规范问题的优秀是学风问题,而学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科的生死存亡。总的来说,档案界的学风是比较好的,大多数档案学者都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并自觉抵制学术腐败,这是我国档案学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不竭动力。然而,当前档案学研究中的确也存在着一些不良学风,如抄袭剽窃、自我吹嘘、互相吹捧、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我们不能像对一般商品那样对档案学术研究设计出一套可以量化的、方便操作的标准,但在科学精神、文风文德、术语概念、学术评论等方面为档案学者制定出一些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一)规范学术精神。鉴于档案学的学科特点,每一位档案学者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与档案部门合作,紧密联系档案工作实际,善于从鲜活的档案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透过纷繁复杂的档案工作表象抓住档案工作发展规律。力戒纸上谈兵、闭门造车,尤其要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字游戏和空洞说教。即使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我们也不能脱离档案工作实际,因为任何一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都包含着某种特定的应用目的。更何况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本来就互相渗透、互相交叉,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将其非常清楚地区分开来。研究档案史、评价历史上的档案工作现象、档案学思想和档案学理论,也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实事求是既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一种科学方法,彼此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二)规范文风文德。档案学理论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且被档案实际工作者所接受,才能发挥其对现实的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档案学研究者应努力培养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工作作风,不盲从、不迷信、不附和、不武断,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善于提出新问题,勇于开拓新领域,探求新知识,并大力提倡运用清新质朴、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剖析档案工作现状,揭示档案工作规律,预测档案工作发展趋势。切忌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故弄玄虚,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档案学研究者还应加强文德修养,自尊、自信、自强、自律,淡泊名利,谦虚好学,不抄袭剽窃,不,把做人与做学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三)规范档案术语概念。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专家对现有的档案术语概念进行审查清理,在词形、语义、专指性、配套性等方面严格把关,剔除那些内涵模糊、外延过大、语义陈旧、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所谓术语概念,重新建立一套符合档案专业特色的、符合档案学发展需要的术语概念,使档案学者们在统一的术语概念基础上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 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档案科研管理体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因此,适应社会和档案学发展需要,改革档案科研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要与我国档案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及档案工作改革的精神相一致,抓大放小,充分调动各级档案科研机构和档案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档案科研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国家档案学发展战略,确立档案科研布局,协调各档案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组织全国性档案学优秀成果的鉴定、转让、评奖工作。在此前提下,有计划地逐步改变我国档案学会条块分割的分布状态,使之完成社会化的转变,成为在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的非官方机构,并注重促进学术民主。 与此同时,要逐步改变目前的档案学研究方式,重建档案科研系统结构,实行档案学研究集约化,优化配置档案科研资源。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微观主体是以档案学研究者为最小单位的,档案学研究者的创新性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物质载体,其提高和改进的途径主要在于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档案科研人才的素质。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宏观主体是以国家为最大规模的,国家的档案学发展战略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优秀力量,档案学的整体水平能否提高,关键在于国家的档案科研政策是否正确。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就必须建立档案科研共同体,即建立以学术带头人为优秀的档案科研小组(课题组)或档案科研开发群体。通过档案科研共同体,将不同部门、行业、地区的档案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特别是将从事理论工作的研究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研究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集中资源,取长补短,高质量地完成档案科研课题,并可避免或减少低水平重复研究。档案科研共同体的大量出现是实现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基础和基本任务。 另外,要研究档案学学科发展政策,制定档案学发展战略。档案学发展政策研究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总体上对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进行考察,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合理发展,才能使其同档案工作实践相适应、相协调:二是针对档案学的具体领域或具体方面的发展,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该领域或该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活力。具体来讲,就是要研究各类档案学研究机构的协调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研究经费的划拨政策,档案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政策等。档案学的发展战略是档案学发展的长远性、全局性蓝图,是对档案学未来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规定和谋划。它以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规划当前的行动方案,要求既要重视对事关档案学发展大局的热点问题和重要领域的研究,又要注意档案学理论的整体发展。制定档案学的发展战略一定要结合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规律,紧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尤其要与我国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总体规划相适应。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近20多年来,我国档案学术评论有了一定的发展,不少杂志都先后刊发了篇数不等的述评文章,其中不乏上乘之作。这自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档案学术评论所受到的重视与应受到的重视,还有不小的差距;档案学术评论所发挥的作用与应发挥的作用,也有不小的距离。也就是说,档案学术评论还没有被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水平还比较后,远远不能适应档案学发展的需要。 为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当前我们应下大力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提高对档案学术评论重要性的认识。首先,档案学理论研究者要正确认识档案学术评论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和范围,进而明确开展档案学术评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义不容辞的职责,切实加以重视。中国档案学会及地方各级档案学会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列入各自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召开包括档案学术评论在内的专题座谈会和学术讨论会。档案学会会员及其他档案工作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积极撰写档案学术评论文章,藉此交流经验,逐步完善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分支学科来建设。第二,开辟档案学术评论园地。目前我国既没有档案学术评论刊物,也没有哪一种档案杂志设置档案学术评论专栏,这显然不利于档案学术评论活动的开展。从长远来看,创办一种以档案学术评论为主要内容的杂志是十分必要的。在当前,各级各类档案杂志应开辟学术评论专栏,增加理论研究的比重,这对提高刊物的质量,扩大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不无益处的。第三,建立档案学术评论队伍。这支队伍应以档案专业教师为主体,因为这部分研究者为了教学的需要,大都对档案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理论造诣相对较深。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档案实际工作者也要结合工作实践,积极参与档案学术评论,对档案理论界的一些观点和现象大胆质疑,发表自己的见解。档案专业学生是档案研究的后备军,应重点加以培养。各档案专业教学点应在课程设置时安排档案学术评论的教学内容。攻读档案学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更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专业主干课来学习、研究。 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泛指档案学研究系统之外的与档案学研究系统直接或间接发生联系的一切要素和条件,主要有:向档案学研究系统给予政策支持的政策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入科研人才的教育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划拨科研经费的经济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提供有用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知识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送组织与管理技术的实践环境,接受与检验档案学理论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以及普及与推广档案学研究成果的中介机制等。 应该肯定,改革开放以后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档案意识逐步增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已为不少人所接受。但是,不利于档案学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例如,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档案科研经费一直缺乏稳定的来源,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档案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宣传,深化研究,努力提高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不仅要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工作基本知识,而且要宣传档案学及其知识体系,使大家明白建立与完善档案学研究系统、优化其外部环境既是档案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生产力整体发展的需要;档案学的发展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社会各项工作的发展也需要档案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档案服务;档案学只有与经济、科技、文化协调发展,才能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以此唤起社会各界对档案学的理解、重视与支持。各级档案学会要积极鼓励、动员广大会员参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以扩大档案学的社会影响。档案学研究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不断深化档案学研究内容,努力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使档案学在现代科学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多方筹措科研经费,增强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活力。建议国家档案局在“科技三项费用”之外设立一种档案科研专向基金,或向国家科技部申请增加“科技三项费用”的额度,以资助重大或具有典型意义的档案学课题研究。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专业主管机关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划拨一定的经费,专门用于档案科研工作。各级档案学会也要通过各种方式筹集科研经费。此外,档案学研究者要认真组织力量,积极申请国家和地方社科、教委及其他基金项目,也可利用自己在专业知识、科研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与其他单位联合开展档案学理论研究,以缓解档案科研经费紧张的矛盾。 第三,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改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首先,要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使档案学理论能够快速、顺利地运用于档案实际工作,发挥其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档案教育培训,注重实效,尽快提高档案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及理论水平,增强其接受、消化、运用档案学理论的能力。 五、建立、健全文献检索体系。应该说,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界在建立文献检索体系方面确实已经做了较大的努力,如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编著的《档案学论著目录》将1911—1993年间出版(发表)的论著、教材以题录、书目的形式按专题汇集在一起;不少档案学期刊已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档案学》每期除了全文复印转载若干文章以外,还按专题公布有关论文索引。这些努力为档案学研究者查阅文献资料提供了一定的方便。然而,仅此还不能满足档案学研究者对文献资料的需要。我国现有各种档案学期刊100多家,而被《档案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建立、健全档案学论文检索体系,全方位、多角度地为档案学研究者提供服务。具体措施有:第一,定期出版《档案学论著目录》;第二,扩大《档案学》(复印资料)的收录范围;第三,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尽可能多的档案学期刊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第四,每年编制一套涵盖面广的档案学论文索引。
深刻把握建筑理论的本质,有利于把握建筑理论与建筑创作实践之间的关系,对于建筑研究和建筑教育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国内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建筑理论的内涵、性质及其意义有诸多深入讨论,推动了国内建筑学理论教育的发展。文章在这些成果基础上,以当代西方建筑理论为背景,集中探讨建筑理论的本质内涵,认为现象学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更为深入地把握建筑理论的基本性质,能够基于自我主体的知觉经验与环境、社会的关系来把握建筑空间的特性,能够深刻理解建筑理论与文本、符号以及创作实践的关系问题,从而提供建筑理论在建筑教育中所应采用的切实有效路径。 1关于建筑理论性质的讨论 建筑理论在西方建筑创作实践和建筑教育活动中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建筑的理论研究与建筑的历史研究也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因而关于建筑理论性质的讨论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成果。概括而言,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西方建筑理论的主流,注重建筑理论与建筑创作实践的关系,将建筑理论作为探索建筑创作实践的准则,或者作为建筑学研究的原理。这一大类又有三种不同研究倾向:一是倾向于通过惯例或较为系统的历史经验来总结创作准则;二是倾向于通过实验和交叉学科知识来探索创作准则,并系统建立建筑学原理;三是致力于探索建筑永恒主题或建筑本质特征而展开建筑创作理论的系统建构。第一种研究倾向,我们以斯克鲁顿的观点为例:“建筑理论的意图在于阐明准则、规律和规则,它们指导着或应该指导建设者的实践。例如柱式的古典理论,它们是在维特鲁威、阿尔伯蒂、塞里奥和维尼欧拉的伟大著作中建立起来的,它为建筑各部分的系统结合和建筑部件的装饰制定了许多规则,它们属于建筑理论。……这些规则设想着我们正在寻求得到的东西,使建筑的成功不成问题,但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取得这种成功”[1]。这类研究倾向在于通过历史建筑作品和建筑文本来总结各类文化背景中建筑的结构、空间与形式的发展规律,进而探讨建筑创作的一般准则,诸如此类的现代学者如布鲁诺•赛维对于空间观念的阐释、对于现代建筑语言特征的阐释。第二种研究倾向则是关注建筑与现当代文化理论及其与哲学、科学的交叉学科关系,可以克里斯•亚伯《建筑与个性—对文化和技术变化的回应》为例。该书关注“科学和技术中的新思想”,以此扩展建筑“对于人类行为复杂性的理解”,提高建筑“处理那些复杂性的技术能力”;同时深入考察建筑自身“在任一交叉学科或类推方法中所引出的特殊问题和矛盾”[2]。第三种研究倾向致力于探索建筑本质从而展开建筑创作理论的系统建构,最为典型的代表是C•亚历山大的系列理论著作《建筑的永恒之道》和《建筑模式语言》。两书完整地建构了一套基于人性深刻理解而发展出生活与空间紧密结合的建筑创作理论,前者旨在理解“建筑过程的本质”并描述“建造各种城镇和建筑物的基本性质”,后者通过这些原理为建筑及规划建构一套“切实可行的模式语言”[3]。第二大类是对西方建筑理论的总结,注重建筑理论研究本身的历史脉络和学术内在理路,对于建筑理论内涵的讨论呈现出专业化特征。这一大类以克鲁夫特《西方建筑理论史》和卡彭《建筑理论》为代表,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历史的和哲学的)对西方建筑理论给予了总结概括,并以学理性较强的方式对建筑理论的内涵给出了典型界定。克鲁夫特将建筑理论理解为“一种建筑表达系统”“其中既包括理解性的,也包括实践性的,这些问题基于一种美学的分类范畴”[4]。基于这样的界定,克鲁夫特在该书《导论》中对建筑理论的内涵给予了详尽的讨论。卡彭将建筑理论的定义及其相应研究方法分为两类:第一类定义是关于不同时代建筑主题“曾经说过或写过的那些东西”,其相应研究方法就是对建筑理论文献的历史文本研究,“由对相关文献的收集和研究,对与这些文献之撰写的上下文有关的种种陈述,以及能够对由这些陈述所构成的相对价值的产生而构成的”;第二类定义是关于不同时代建筑主题“相关联的各种原则与学说”,其相应研究方法就是对建筑理论的思想概念分析,“通过一系列理性的论证,在一个特别的结构下来研究与探讨事物,并建立起一套分层次的概念体系,通过这一体系,使主题可以被理解”[5]。依卡彭的分类界定,他自己的《建筑理论》属于第二类“建筑理论的哲学研究”,而克鲁夫特的《西方建筑理论史》属于第一类“建筑理论的历史研究”。关于建筑理论性质的这些讨论,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基本特征:(1)建筑创作实践过程提供的经验与规律,包含丰富的实践知识、自觉的探索实验与多学科相关理论及方法的综合应用;(2)以概念和命题形式表现的建筑创作规则或建筑学原理,包含建筑基本概念的辨析及确立、各类建筑概念与命题之间关系的判断与建构、建筑学说命题的推演与验证等;(3)以文本形式承担的建筑学术文献和理论编史,包含自觉而系统的建筑历史视域(如年代、谱系、文脉、考证等)和严格而丰富的建筑历史符号阐释技能(语言符号、图像、实物、遗存)。这些内涵特征相互涵摄,不过在实际研究倾向中有不同的侧重或选取不同出发点的研究范式。无论如何,据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将这些建筑内涵概括为:建筑理论是利用知识、经验、符号,对作品、文本的各类建筑的解释活动,这类解释活动与具体建筑创作及建筑方案的解释活动不同,它们更多侧重于前瞻、分析与总结,含有评价性质;同时这类建筑解释涉及历史、惯例、价值等主观因素,因而取决于解释者的理论前设、目标与解释方法,也就是解释主体的问题。就目前学术理论和方法而言,能够对建筑的空间、形式、符号和主体等关键理论范畴给予综合深入把握的,则是现象学方法,舒尔茨的系列建筑学术文献即为代表。本文就现象学视域下的建筑理论基本性质尝试给予专题探讨。 2现象学与建筑理论的基本性质 就西方建筑理论而言,其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一直与西方哲学发展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正如学者所言:“建筑理论大厦的奠基,其实是与西方历史上许多令人眩目的伟大哲学家的深邃思维联系在一起的”[6]。英国学者卡彭在其专著《建筑理论(下)勒•柯布西耶的遗产——以范畴为线索的20世纪建筑理论诸原则》中,对西方建筑概念、范畴、命题给予了系统的哲学分析,并对其类型、问题给予了归纳总结。该书在讨论完与建筑理论有关的各种范畴之后,将综合性和一般性的建筑理论学说归纳为两大类:实证主义和现象学。“实证主义倾向于分析,科学地与客观地,焦点在我们所假设的存在于事物之间的关系上,例如,空间关系、因果关系和意义关系。”“现象学,从另外一个方面,集中在事物本身,或至少是我们所体验的事物(现象),因而倾向于更为主观的方面,与艺术和感觉相联系”[7]。实证主义的建筑理论基于经验、知识、规范、科学技术理论或文化传统来把握各类建筑现象或建筑活动。现象学视域下的建筑理论一般不限于既定的事实或既成的知识经验,而是基于建筑现象本身的直接描述、空间环境的体验观察和建筑思维本身的深入反思来把握主体与空间、环境的真实联系,以此更为具体深入地理解符号、形式、建造与人的关系。众所周知,在建筑理论中将现象学明确引入建筑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是诺伯格•舒尔茨。美国著名建筑理论家C•亚历山大虽然没有明确利用现象学方法来探索上述的建筑理论,但一般都将他及其学说与实践纳入现象学建筑学说发展脉络之中,正如缪朴指出:“两个专门为研究环境而形成的现象学方法:美国建筑理论家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及其合作者在他们的《图式语言》中创立的‘图式’(pattern)及日本园林理论家樋口忠彦在他的《景观的视觉与空间结构》中采用的‘景观类型’”[8]。他对两个方法给予了专门阐明:“……这两个方法的本质其实是现象学的。首先,‘图式’或‘类型’均来自人对环境的直接且全面的体验,这一体验涵盖物质形式、人的感情,乃至宗教及历史上的联想。其次传统的结构描述是关于几个通用变量之间的各种搭配……与之相反,每个‘图式’或‘类型’是为某类独特环境定做的提要,不依靠能在各处通用的抽象公约数(如‘空间界面’)或其组合。……当然,这两位作者使用了现象学方法并不妨碍他们在研究中应用其他方法,如实证法等”[8]。如何应用现象学方法展开建筑学研究,这不是本文要展开讨论的主题,我们这里仅在明确现象学与建筑理论的基本关系,而主要的任务则是尝试通过现象学思路来阐明建筑理论的基本性质问题。按现象学分析思路,理论思维的本质属于“范畴意向”的意识活动,所谓“范畴意向”,“这是对事态和命题进行联结的意向,是我们在进行述谓、联系、汇集以及把逻辑操作引入我们经验到的东西的时候发挥作用的意向。”“它指的是那种把某个对象加以联结、把句法引入到我们所经验到的东西之中的意向活动”[9]。这类范畴意向活动,通过语言使我们的知觉经验转向理智活动,从而形成范畴对象,这是理论形成的本原雏形。建筑的理论思维正是这种将建筑语言、建构逻辑引入到建筑的空间体验与建构经验之中的范畴意向活动。我们知道,建筑学非常重视空间与环境的体验,这些体验很大程度上属于知觉经验。赛维明确提出:“……内部空间是一种任何形式的表现方法都不可能完满地表达的空间形式,它只能通过直接的体验才能领会和感受,这种空间就是建筑的‘主角’。领会空间,弄懂如何能感到它,这就是认识建筑的关键问题”[10]。这里强调了空间的知觉体验与空间的理论认识之间的关系,强调了理论概念与知觉经验之间的统一。那么,从知觉体验到理论思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意识活动变化?经验对象从感知到理论发生了那些变化?它们之间又如何联系?长期以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缺乏有效的理解方式和思维路径,使得我们对建筑理论难以获得充分恰当地认识和应用。对此,现象学方法对我们把握这些关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也就是说,提供了理论的范畴活动与知觉经验的感知活动之间关系的有效理解方式:“向范畴领域的转变与此前正在发生的经验明显是不连续的。转入范畴领域不是意味着更多的知觉;……当我们回到了整体,并把它确切地记示成包含着有关的部分在内的整体,这时候,我们中断了知觉的连续性。……范畴对象的同一性是被一次性地呈现的。在知觉那里,我们经过一个过程,诸多外形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接一个地相继呈现,然而在范畴记示中,整体和部分则是同时被给予”[11]。由这些阐述,我们能够理解到:建筑的理论思维是对空间经验的选择提炼,旨在整体呈现各类空间经验对象的普遍性和抽象类别性,因而缺失了空间知觉经验发生的那些具体场景和连续性。也就是说,空间知觉经验是多样性的和动态的具体感知呈现过程,而建筑理论是整体同时呈现的范畴思维。建筑理论的这些本质特点,使得我们能够普遍交流,能够摆脱个体经验的有限性而提升知识分类的逻辑性。如果理论的思维缺失知觉经验的不断充实,单纯停留在从语言到语言、从概念到概念、从学科到学科的常规符号意义、思维逻辑或知识范式中,那么建筑理论自然就会因为单一的整体性和抽象的离散性而形成新的固执与僵化,反而丧失了它的普遍交流功能和超越经验层面所具有的创造性。因此,作为范畴意向的建筑理论,它所发挥的概念范畴抽象行为及联结行为,其本身不能完全独立于空间经验的感知行为之外,也无法独立于建筑实践规范与学科发展历史之外。它们之间所保持着不断综合联系的内在意识活动关系,用现象学方法可以给予深刻阐明。我们先来看现象学对于这类综合意识行为关系的阐述:“范畴意向性本身就是一种新的认定,一种新的同一性综合,它也补充和渗透前述谓经验中达到的认定和同一性综合。当我们范畴性地意向立方体,我们得到的不仅仅是通过侧面、视角面和外形的多样性而被知觉到的立方体的同一性,同时也是通过记忆、想象和预期的多样性而得到的同一性;我们还拥有通过各方面的陈述(我们能够提出的有关陈述、我们能够听到的其他人从别的观点出发提出的陈述)和充实(我们听到他人的说法,然后力图经过亲自观察以及直接为我们自己进行的联结,确证他人的意见,从而获得充实)而达到的同一性。表现与真理的一个全新范围就在范畴领域中敞开了。甚至我们的想象、记忆和预期也都开始带上范畴的复杂性;……在人的意识中,知觉、想象、回忆和预期都表现出它们受到的规整所产生的效果,而这种规整的方向,就是要让它们在理性思维中达到完成”[11]。这就意味着,任何建筑理论以概念范畴的命题形式呈现出来时,并不具有抽象永恒的综合同一性或至高真理的普遍概括性,它们的思想建构包含有内在“想象”的诗意、内在“回忆”的历史、内在“预期”的理想。就最为直接现实的建筑活动而言,建筑理论的塑造斥诸建筑教育与建筑创作实践的互动,这是一个有关人的历史与社会的过程。因而,建筑理论的价值意义不在于话语的权威性,而在于话语的人性穿透力和生活力量。与空间知觉经验相比,建筑理论揭示的是非直接在场的对象化、符号化内容,这就要求建筑理论必须具备一个证实或证伪的思维环节,斥诸实践验证以获得与空间知觉经验的联系,斥诸语言分析或逻辑论证以获得事物之间关系的同一性,斥诸建筑空间与建筑结构、材料的相互可能性以完成建构逻辑的生成。建筑理论自身的思维本质在于超越空间知觉经验及其各类相关经验等生活母体,充分使用各类概念、符号所形成的建筑规范及知识来把握事物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及其形式结构,它自身必须具备判断与分析的理性能力,但也必须具有与经验保持联结的明晰性。正是在这一点上,舒尔茨说:“建筑可以被定义为存在空间的具体化。同样,建筑还是一个符号系统,它描述了组成总体人类环境的特征和空间关系。”“建筑的符号体系使人们不论在何处都可以体验一个富有意义的环境,并以此帮助他找到一个存在的立足点”[12]。 3建筑理论的现象学内涵及意义 由上述可知,建筑理论最为基本的思维性质属于现象学意义上的范畴意向,因而,建筑理论的现象学内涵就是指与空间知觉经验保持通达并有普遍适应性的概念范畴,其意义在于促进经验的自我检省及扩充,使得设计活动所身处的生活世界与预期想象的可能世界展开有效对话和设计问题的合理解决。建筑理论的本质不仅仅是用概念命题表现出的范畴意向,更是要用切身的主体性来重新把握已有的一切建筑行为经验及实践成果,而使之回归自我的空间知觉体验,从而更为包容、更为澄明地联结建筑传统、建筑规范、建筑知识及他人的设计经验,更为有效地发挥设计者在传统、规范与经验的人性活力①。在现象学视域下深入理解并把握建筑理论的思维本质,最大的意义在于回归到建筑理论的思维活动及其思维主体自身,使我们能够贯通理解建筑理论以下五个方面的具体意义:(1)建筑创作实践的指导意义;(2)建筑现象的认知意义;(3)建筑设计的教育意义;(4)建筑活动的交流沟通意义;(5)建筑学的研究意义。这五个方面是值得我们今后展开全面系统探讨的专题。这里仅以刘克成“自在具足、心意呈现”为主旨的建筑设计教育改革为例,简要阐述其中关于建筑理论的设计教育意义问题。刘克成基于建筑理论和建筑设计实践的反思与总结,倡导并实践以“自在具足,心意呈现”为主旨的建筑设计教育改革,就是对建筑教育主体知觉体验意义的尊重与弘扬。他明确提出:“好的设计是基于自己对世界的感知,对生活的体验,呈现自己的心意,呈现对别人、对世界的心意”[13]。并且在建筑教育的四条主线中,第一条就说:“培养生活与想象能力—这是建筑学最根本的内容。对生活之观察、触摸、体验和想象是建筑设计的基础。……生活和想象能力决定了一位建筑师的适应力与创造力”[14]。在这里,探索生活空间可能性的思想能力和表现生活空间可能性的设计技巧并行共生,由此,探寻出一条基于东方思想及文化价值的建筑设计教育路径。这条路径的基础“相信自在具足”其实就是自身与环境、生活建立真实的联系,从而获得自身认识的自信,为积极塑造生活空间的可能性提供原动力。这样的基础在东西方思想中皆有体现,前文关于建筑理论基本性质的理解也在于此,这是建筑理论对于设计教育的根本意义所在。由此展开以挖掘潜能为要点的建筑启智教育,以心意呈现为优秀的生活体验训练,以思想能力与设计技巧并重为主线的教学脉络,知觉经验与生活、文化相应的教育过程等等,为探索生活空间可能性的设计教育提供了清晰有效的路径。总之,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自觉利用现象学方法对建筑理论本质内涵给予新的深入阐释,尝试从学科思维原理层面重新理解建筑理论的重要价值,为中国建筑理论教育及其应用实践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英)罗杰•斯克鲁顿.建筑美学[M].刘先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2](美)克里斯•亚伯.建筑与个性——对文化和技术变化的回应[M].张磊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3](美)C•亚历山大等.建筑模式语言[M].王听度,周序鸿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4](德)汉诺-沃尔特•克鲁夫特.建筑理论史——从维特鲁威到现在[M].王贵祥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5](英)戴维•史密斯•卡彭.建筑理论(上)维特鲁威的谬误——建筑学与哲学的范畴史[M].王贵祥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6]王贵祥.建筑理论:一个沉甸甸的话题—《建筑理论》上•下册译后有感[J].建筑学报,2006(1):86-89. [7](英)戴维•史密斯•卡彭.建筑理论(下)勒柯布西耶的遗产——以范畴为线索的20世纪建筑理论诸原则[M].王贵祥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8]缪朴.现象学与建筑理论:为建筑师写的入门[C].见:彭怒等.现象学与建筑的对话,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108-130. [9](美)罗伯特•索科拉夫斯基.现象学导论[M].高秉江,张建华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10](意)布鲁诺•赛维.建筑空间论[M].张似赞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11](美)罗伯特•索科拉夫斯基.现象学导论[M].高秉江,张建华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12](挪)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西方建筑的意义[M].李路珂,欧阳恬之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13]刘克成.自在具足,心意呈现——以建筑学认知规律为线索的设计课改革[J].时代建筑,2017(3):24-30.[14]同[13]. 作者:吴国源 刘伟 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文化研究论文 1.作为一种新类型的课程 视觉文化研究课程带有学科的交叉性特点,这也是符合当今国际教育改革发展潮流的。因为目前的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即学科内部的专业划分过细,有的甚至在本专业内部也要划分出几个部分、阶段,并且各个专业恪守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不愿涉足到其他相关专业领域。这样做的结果,尽管可以把自己分内的专业问题研究得深入细致,但时间一长,极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导致视野狭窄而缺少宏观的见识。为了打破这种专业与学科的壁垒,国际教育界推出了一系列新兴的课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跨学科、跨专业,主张在一门课程中运用多门类知识来研究、解决问题。就文科而言,文化研究与视觉文化研究课程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具体来说,视觉文化研究课程的跨学科、跨专业特点表现在:它是以研究问题为优秀,这些问题一般不是关于所学学科的专业理论知识,而是当下现实社会出现的文化热点、文化事件,力求让学生学会运用多学科、多专业知识来透析、解决现实问题,也就是强调理论的实际运用。这一点就与传统授课方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这正如罗兰•巴特所指出的:“要从事交叉学科性的工作,确定一个科目(一个主题)并围绕着它设置两到三门科学,然而这还不够。交叉学科性的研究关键在于创造一个新的对象,这个对象不属于任何一门学科。”由于这种交叉性的特点,解读这些纷繁复杂的视觉文化现象与事件则需要借助诸种理论,如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就中文系学生的知识储备来说似乎很难承担起这一学科的学习任务。然而答案竟然是可以,因为他们所学过的文学理论知识就能胜任,这样的回答会使人感觉很困惑,为什么文学理论能够承当起阐释当下视觉文化现象的任务呢? 2.这是首先要给学生解释清楚的问题 概而言之,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理论,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传统的文学理论基本局限在文学的范围之内,基本问题是研究文学内部的发生、发展规律,如文学本质论、创作论、文学批评等,即便承认文学与社会存在紧密的关联,但主要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阐释社会背景对作家、作品的影响。而当下的文学理论由于受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双重影响,吸收进大量的非文学方面的理论,把符号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学科知识统统吸收进来,使得文学理论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自身的领域,在向后现代社会迈进的途中,文学理论就如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远远跃出自己的范围领域,积极参与社会的文化表意实践,把“文学场”置换成“文化场”,从而发挥其过去不可能发挥的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呈现出跨学科、跨文化的多元格局特征,研究对象几乎包含整个社会文化现象、文化事件的热点问题,在东西方世界的影响十分普遍。文学理论甚至有时被简称为理论,其含义即指其作用的广泛性。具体而言,当代文学理论的前沿部分主要包含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批评、后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文论、符号学批评、审美人类学、文化研究理论等,这些理论如何在视觉文化对象上灵活运用呢?这是视觉文化研究课程中最优秀的问题。比较好的教学方法是选择一些当代社会的经典个案来进行阐释分析,让学生注意什么样的个案应该用什么相关理论来解释,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举例来说,在分析《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罗拉快跑》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电影时,可引导学生回忆文学理论课程中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理论的内容部分,并加以适当补充,进而介绍什么是后现代艺术,它的特点有哪些,与现代主义艺术、传统艺术的区别,后现代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有哪些等。这样学习之后,学生不但对后现代艺术与理论有了基本的认识,而且还把现代主义、传统艺术都联系起来,对整个艺术史都有一个初步的把握,扩展了知识量。在介绍摄影与绘画的区别时,可以运用德国理论家本雅明的“灵韵”理论来讲解从手工业到机械大工业的时代变化,进而带来绘画艺术的衰落与摄影艺术的兴起。也可以运用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理论来解析一张黑人少年向法国国旗敬礼照片的深层含义,白人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心理的影响可以从这张照片见出。教师还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来讲授,比如在阐释大家都关心的时尚潮流文化现象时,围绕时尚与认同这一主题,来分析中产阶级的小资情调,并以村上春树作品的流行现象为个案,详细解读中产阶级的形成条件,及其在观念、行为、物质以及生活方式上所具有的特征,使学生对未来可能的生活状态有一个预先的理解。由于一个成熟的消费社会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而中产阶级又是指有文化修养,受过高等教育,至少掌握一门外语,经济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是城市人群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品质,都市化的浪漫情调都会对城市中的其他群体产生广泛的影响,又因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就是大学生,他们代表着未来与希望,所以讨论时尚、认同、小资情调这些问题对大学生们是十分必要的,能够使他们明确人生观与世界观。在对此类问题解读的过程中,主要运用的是齐美尔、波德里亚、罗兰•巴特等人的消费社会理论。 3.再以大学生普遍爱穿的牛仔裤流行风为例 解读其背后所包含的文化含义,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主体性的反思,即区分出自我与他者,从而明确自我是在社会中的独特存在;第二是归属感的要求,即从文化、信仰、共同体三方面来确定自我所归属的何种文化、何种信仰、何种社群共同体;第三是社会文化的整体层面,即从性别、族裔、种族、阶级、国家来分析个体自我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在此主要运用的有德国齐美尔的时尚社会学与罗兰•巴特的时尚符号学理论,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后殖民批评理论等。当学生们平时十分熟悉的视觉文化个案逐渐显示出背后那些丰富而复杂的含义之后,学生会非常震惊,进而对所学的文学理论产生深深的敬意,深入学习的劲头更足了。除了在课堂上讲授理论之外,在课堂教学中也应注意教会学生学以致用,把刚刚学到的新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例如讲授完戏仿、拼贴、反讽、真人与动漫的混搭、开放式结尾等后现代艺术手法后,就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如指导学生做后现代风格的拼贴艺术作品,可以用数码相机给每一位上课的学生照张标准相,然后将照片全部粘贴在一块比较大的白纸板上,这样做出来的效果的确与单张相片不同,看起来制作很简单,但却准确地展现出后现代艺术的特征来,学生很快就能领会。再如鼓励爱好文学写作的学生写一个后现代开放式结尾的短篇小说,来与传统封闭式结尾的小说作比较,明确传统小说的必然性特征,并体会可能性这个后现代小说的特征,从而对“文学的可能性”这一根本问题有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以上的例子可以说明,视觉文化与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确,在日常生活审美化日益普及的今天,在影像虚拟景观越来越充斥我们生活世界的今天,文学要想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跟上时代的巨变,调整自身的生存策略,走与视觉文化联姻的道路,避免自说自话,避免沦为小众文化,这也许是文学在当下的最现实的出路。把文学理论与当代视觉文化相结合,可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理论来分析和把握现实的能力,拓宽学生的文学与文化视野,并且为文学突破“文学的边缘化”困境寻找出一条现实的出路,实现文学与影视、广告、摄影、流行文化等的联姻,让文科学生恢复对文学的自信。 作者:金哲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之政治思想论文 一、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并不过时 教学中应当强调这一理论的经典意义,并用它来说明文艺的实践运动。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书中说:“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一卷648页)列宁这段经典论述的精神无非是一句话:无产阶级的文学应当成为社会事业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文学艺术是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应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那些主张“文艺的本性是审美”的人,那些认定文艺活动仅仅是人的主体性行动而否定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经济关系的理论家们,对列宁和文学党性原则大唱反调,在他们看来,文艺的根本使命只是“在想象和情感的虚构的形象世界中领悟人生之幽邃”。而所谓“人生之幽邃”的内涵,乃是在“人性描写深度和艺术感染力方面”。根据这一标准,他们把《白毛女》、《松花江上》这样优秀的作品,判定为“将文艺等于政治”的非真正艺术品(见《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历史无可避免》)。其实,这种理论并不新鲜,它只是三十年代梁实秋等人主张的“文艺人性论”的翻版而已,而那种理论在当时就已经被鲁迅驳得体无完肤了。文艺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给社会生活一定的影响,这是早已为人类数千年的文艺实践运动所证明,凡是历史上优秀的文艺作品,无一不是反映了先进人物的社会实践和思想。同时,无一不是对社会发展中最进步的阶级的肯定。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应反映人民的生活,帮助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列宁关于文学党性原则对于一切进步的作家都具有指导作用。列宁主张文艺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同时主张文艺本身应有独立自由活动的广阔天地。他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是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选集》一卷664页)在这里,列宁主义充分估计到文学事业的特殊性,反对这个领域中的公式主义。在教学中,列宁文学党性原则的两个方面的观点,应当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把它贯穿于理论的各个方面。笔者在多年教学中,认为蔡仪同志主编的《文学概论》及暨大、华东师大等院校出版的《文学理论》,都是思想性和知识性较好的书,其始终把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作为专节论述,而且全部理论都贯穿了这一精神。近几年出版的部分教材,未把文学的党性原则写进去,明显地淡化了这门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编写教材关系到争夺无产阶级思想阵地的大事,不能不严肃认真对待,编写教材如此,教学亦如此。文学理论教师本身就应当加强党性的修养和锻炼。 二、消除和防止崇洋偏见,弘扬祖国传统文学理论遗产,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意识 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高等教育不可忽视的任务。文学理论这门课程的教学,也应有这项教育任务在内。文学理论这门课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中国大学才开设的。最初全国各主要大学采用的教材,都是苏联专家依•萨•毕达可夫所著的《文艺学引论》。目前,文学理论的教材多至几十种,其中多数模式和体系基本上尚未跳出依•萨•毕达可夫教材的范围。应当指出,毕达可夫教材体系有它的合理性,主要是它的内容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当然其中也不免有庸俗社会学的成分,但非主要的),但由于它过于洋化,是一种舶来品,对于我们的国情并不十分适合。近年来编写出版的一些教材,力图在传统上有所突破,其中虽然也确实有独到的理论创见,但其中很多无非是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系统论、主体论、信息论,或弗洛伊德的性欲论之类的东西。当然,借鉴外国人的理论,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更应当打开闭锁的大门,把世界上一切进步的、于我们有益的东西“拿过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为人民群众享用。然而,借鉴外来的东西,不仅在质上要严格考究它的精华与糟粕,而且在量上应有一定的界定。因为一个民族,无论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一个民族自身的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它自己的内部,外来的因素只是提供一种条件。我们华夏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的文化遗产。仅仅是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就论述了各种文章,主要是文学与社会的、历史的、自然的、哲学的各种关系,并对文学的各种体裁的特点作了理论说明,对于文学的创作、文学的技巧、文学的鉴赏、文学语言修辞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其他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蝾的《诗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李清照的《论词》,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记》,刘熙载的《艺概》,等等,举不胜举,都是古典文论中最优秀的理论遗产,完全可以继承和发展。当然,文学理论不是文艺批评史,无须一一介绍古代的文学遗产。然而,既然我们自己有这么丰富的遗产,为什么不能把它们的主要精华融汇在文学理论教材中呢?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新民主主义论》)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整个民族的综合素质,从当前的实际出发,特别要努力激发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热情,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自强不息的民族信心,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为实现中国梦教书育人。因此,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弘扬民族的古典文论精华,使学生认识到在文学理论方面,我们祖先的成就并不下于西力,从这方面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爱我中华传统的爱国意识,不仅是在思想教育方面是必要的,就是在理论知识的传授方面,而且是必须且有益的。 三、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时,要尽量联系历史上和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中的进步文艺思潮和进步文艺作品,特别要突出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以此使学生受到进步思想潜移默化的熏陶 在文学理论教学中,与其他理论课一样,应当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应当用文学创作的实践情况说明理论,其中离不开具体文学作品的举例,这种举例,应当充分考虑到作品的思想教育的实际效果,进行有目的、有选择地举例。我们不能否认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我们只是承认这种教育作用有其特殊性,它是通过文学的艺术审美作用,潜移默化地对人的思想、道德情操起到熏陶作用。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存在各式各样的作品,历史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过的巨匠的名著,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然而,正如高尔基所说的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秀的作家,产生了大量的闪耀着伟大革命思想的文学作品。诸如中国鲁迅的小说、杂文,茅盾的《子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郭沫若、艾青、臧克家、闻一多的诗,等等,外国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绞刑架下的报告》、《真正的人》、《党的生活》,等等,都是不朽的名著,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出类拔萃的。令人遗憾的是,在近年来文学理论教学中,许多教师并不热衷于现代和当代的无产阶级的作品,而在许多人身上,厚古薄今、重洋轻中的现象很严重,西方的现代派、象征派、荒诞派,以一种特殊的优势,冲击着革命的文学家和作品。当然,我们也不一概排斥上述这些文学流派和作家。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评赞这些流派和作家作品。就拿徐志摩来说,他的诗,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压抑与苦闷,感情比较真实,诗味也浓,也体现了形式美,在文学史上有它一定的位置。然而,作为当时右翼小资产阶级代表的徐志摩,他作为《新月社》的负责人,对于当时蓬勃掀起的革命文学持攻击否定态度,这又是不能不严肃指出并予以批判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竟然把他的诗当做现代诗歌的代表,并且将他凌驾于郭沫若、鲁迅之上,岂非天大的笑话。而这当中、不能不说与教学有相当的关系,教师对于教育事业和学生,应当有强烈的责任感。对于作家作品的介绍与评价,应当从教育学生,有益于发展学生身心健康的实际效果出发,慎重对待,科学评价,决不能任意、不加选择地举例,甚至颠倒了美丑,给教育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文学理论是一门思想性、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在教学中如何把思想性和知识性统一起来,是艰巨的任务。在这里,正人必须立己。教师加强在文学理论和思想立场方面的修养,乃是决定性的一环。青年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新曲,历史地落在当代青年肩上。教师要把他们教育培养成为国家栋梁,勇敢承担重任。 作者:何先慧 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教学与学位论文写作分析 摘要: 中文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的写作普遍存在质量低下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开设《学位论文写作》课程,给学生以相应的理论知识,但同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这要在本课程知识教学的同时,有针对性地从理念转变、理论储备、文学作品写作、短文评析、长文试写等方面作出教学设计。 关键词: 文学理论;教学;学位论文;写作实践 一、学位论文写作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对于本科毕业生是否需要学位论文写作,一段时期以来一直是有争议的,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人才培养要求、学生能力、学生就业压力等方面。要求废止的意见认为,对学生的理论水平要求不应过高,只要学生把大学学习期间应修的课程学分修够,就应当允许其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相对于停废的呼吁,坚持继续保留的呼声更大,他们认为对本科生的教育是一种学历教育,根据国家1982年学位制度的有关规定,凡申请学位者都要提交学位论文,学生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申请的学位应在提交学位论文并经过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这一看法在国内很多高校中被认可,因此,就目前而言,绝大部分高校仍然都有毕业论文(设计)的要求。但毋庸讳言,本科生在学位论文写作上存在很多问题,这既表现在选题、论证以及结构等大的方面,也表现在题目名称、叙述方式、语言表达乃至标点符号等细微方面。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一般而论,主要是以下几点:一是对毕业论文写作(设计)的认识存在误区。学校和教师未能深刻认识到毕业论文在本科教学中的地位,大部分学生和一些老师都认为毕业论文可有可无。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学生没有尽心尽力去写作,指导教师在指导过程中也没有足够重视,有的教师只重视所带的硕士生,而忽视对本科生的指导,有些学校的某些专业存在一个老师指导十多个学生的现象,自然也拿不出应有的时间和精力去认真负责地指导。二是随着高校就业形势的严峻,毕业生忙于考研或找工作,用于写作毕业论文的时间和精力较少。三是写作课教学内容缺失。中文专业的写作课所讲内容多为应用文,而应用文中缺少学位论文写作这一内容,即使有这一内容,也是和其它公文写作一样仅仅是其中的一节,课堂上一笔带过,不可能展开来认真细致地讲解。更有甚者,一些学校在培养方案中没有写作课程,学生写作理论更是无处可得。另外,在大学学习期间,课程论文、学年论文等给学生布置得较少甚至没有,他们的社会实践报告和毕业实习报告等大多都是在网上粘贴拼凑的,写作训练几乎得不到实现。凡此种种导致了学生学位论文质量的低下。 二、《文学理论》教学与论文写作 受传统教学理念和既往教学模式的影响,毕业论文写作很少像专业基础课一样受到重视,教师也很少在基础课教学中有意识地渗透写作知识,即使是写作课程亦如上文所述,也没有加重学位论文写作的教学内容。对于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学生只要了解作品,背背笔记,就基本可以保障考试及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毕业论文写作和其它专业课程教学之间的内在衔接。我们认为,文科专业特别是中文专业,学位论文的写作与专业基础课之间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写作》课程自不待说,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本身就是作家作品讲析,而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也是语言方面的理论探讨、语法讲解和语感训练,这些都完全可以与论文写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专业课知识的掌握与理论思维训练和写作实践有效地统一起来,这就看授课教师有没有这样的意识。而在所有专业基础课中,《文学理论》与学位论文写作的关系更为切近。就中文类毕业论文的主要方向类别而言,学生写作主要是文学类选题,如作家评介、作品评介、作家与作品、作品与社会、作品与读者、文体风格研究、人物命运研究、人物性格研究、语言风格研究、人物心理与作者心理、作品所反映出的人性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种族和宗教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文论所包含的内容,必须以文学理论的相关知识来构思写作的。因而依据文论课程所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有计划地把写作教学同步起来,把相关知识渗透在全部学习过程当中,就会收到较好的效果。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样的教学设想呢?我们认为,应当采用如下基本方法。 (一)更新理念: 改变学生学习习惯在教授这一课程之初,要用至少两节课时的时间给学生灌输一种与高中时期不同的学习理念,要求学生尽可能地树立大学学习的新习惯———研究性学习。让学生做到三个转移: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文论课程的开设一般是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或二年级,这期间,学生的学习习惯还没有从中学应试教育的轨道上走出来,而一些大学里的奖学金制度的设置也使得唯分是图的学习目标不能及时改变。因此,有必要对学生的学习理念进行一次变革,尽管这种变革是不可能彻底的,但却是必须的。中学生的学习目的是应付各种各类的考试,尤其是应付升学考试,这就养成了一种应试学习习惯,只注意要考试的内容,在学习方法上多是死记硬背。对于这样的学生,革除应试教育的不假思索、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学习习惯,提倡自主研究性学习就是一项非常重要、非常及时的任务。我赞成我的老师张玉能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大学教师不去改变初入大学的学生的学习习惯,那么中小学所养成的应试教育的学习习惯会以极大的惯性力量把这些中文系大学生保留在旧有的应试教育学习的轨道上,对学过的知识只是死记硬背,自己不思考、不质疑、不辨析,那么,研究型、创新型的人才是难以产生的。[1]同样,以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和评论写作能力为旨归的学习习惯也是培养不起来的。因此,必须通过教育教导,让学生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 (二)同步教学: 实行的基本思路与步骤文学理论课程的基本内容是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文学接受论、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思潮等。[2]根据这些内容,在两个学期的时间内,在教授全部知识内容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渗透论文写作。可以分为以下几步: 1.理论储备。 按照一学期十六周计算,拿出来九周时间教授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这三部分内容。这三部分的学习目标是,使学生掌握有关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懂得文学基本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树立科学的艺术观和审美观。在这些理论当中,有些是学生在中学时略知一二的,如文学形态体裁等;有些是学生所不知道的,像文学艺术的起源、文本的层次划分等。这些理论的储备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构建学生的文学理论系统,在理论自觉的层面上接受和解读具体作品。如文本层次理论,过去在中学时期,语文老师在讲解课文时也会从艺术特色、中心思想等方面来描述,但这是笼统而不明晰的,在文论课程中深入了解语言层、形象层和意蕴层之后,学生就有了剖析任何一种文本的理论指导,有了实际操作的可能性。但仅仅课本理论是不够的,理论储备还要在课外同时进行,主要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指定书目,阅读中西方文论原著,每周做出读书笔记。第二,课堂前讲述与课堂外讨论相结合。即前一节课下课时布置任务,指定学生在下一节课上课前讲述自己的见解。第三,组织课外学习小组、举办小型学术讲座等。学术讲座主要邀请院系其他文学理论教师和现当代文学老师,每周一次。 2.文学创作。 用至少四周时间来讲授“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这两个章节,该章节学习目标是让学生能够深刻系统地了解作家的创作过程。在讲授课程中,要对创作过程的三个阶段逐一细致讲解,对素材准备、艺术构思以及物化阶段都要讲述较多的作家案例,让学生在具体案例中去除对于创作的神秘感,意识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学的创作者。在讲授完这些理论知识后,给学生布置作业,每人写一篇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均可,然后在下一节课堂上展示,好的作品给予表扬,并推荐到学校文学社团的杂志、校报的副刊或者其它高一级的刊物上,积极鼓励学生进行文学创作,并以此为契机在班级建立“文学创作者”小组,以他们为优秀把活动持久地开展下去。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培养未来的作家,而是让学生多练笔,熟悉写作的路数,从敢写到会写,再到想写、爱写,一步步建树他们写作的信心和兴趣。3.短文评析。这一步骤是在第二学期进行。与“文学接受论”教学内容同步,在经历了上一学期的学习和写作实践后,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储备和文学作品的写作经验,在此前提下,讲授“文学作品的接受”,指导他们欣赏和品评文学作品,打好小论文写作的理论基础。小论文写作应当从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和热播电影等文学体裁开始,选取小的角度,从某一方面切入评析。如清人李调元《咏麻雀》诗歌的生命不平等意识、刘庆邦短篇小说《小小的船》的人性美、电影《高考1977》观后感等,要求在1000字左右。在写作之前,教师要首先选择一些好的赏析文章,复印后分发给学生,让他们认真阅读,结合所学理论,熟悉掌握写作格式,使用合适的文学理论术语,尽量学术化。这一阶段应在本学期第三周后进行,时间约为两周。 4.长文写作实践。 这一阶段一般放在第二学期的第六到十一周。首先详细讲授“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文学思潮论”这些章节的内容,把形式主义批评、道德批评、新历史批评、性别观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社会学批评、神话批评、读者反应批评以及马克思主义批评、解释学、文化批评等具体内容讲解详细,着重教授批评的基本操作方式。如道德批评就是要阐释和评价文学文本的道德内容、考察作家与文本创作的道德关系、考察文本对读者的道德影响等。这些理论知识讲述完后,在第十二周让学生尝试写作长文。所谓长文,是与前期进行的短文评析相对而言的。这一阶段的写作要求学生在业已掌握短小评论文章写作的基础上,在观点提炼、题目审定、结构安排等方面作出突破,这也就要求文章字数要达到三到五千甚至更多。实际上就是学位论文写作的小型排练,写的好的话就是他们毕业论文的雏形。除了掌握以上的理论批评的基本原理外,每一种批评模式都要给出批评案例,让学生认真阅读体会,搞清楚其论证的内在逻辑思路,了解掌握基本架构,然后还要在写作上进行专门指导,帮助学生制定写作的步骤:了解对象———选点切入———确定要旨———布局安排———力求创见等。刚开始可以用命题作文的形式来启发学生,如《论席慕蓉诗歌的陌生化表达》《刘庆邦小说的儿童视角》《论路遥小说的苦难意识》《儒家思想在周大新小说中的体现》《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论“本事”与“情节”的关系》《论昆德拉的小说理论》《论赫什的“意义”与“意味”》等等,但不强制要求一定是本题目,学生可以举一反三,自己命题,自由写作。这一时间约为三周,通过三周的练习,学生要写出一至两篇文章。 (三)必要的延伸措施: 及时反馈评论必须说明,无论在文学作品写作,还是短文评析、长文写作期间,反馈评价机制要一直跟上。在学生写作后,教师要及时批阅学生文章,开始之时,应全部阅读,逐一写出评语,并在课堂上讲评,指出普遍存在的问题,给出解决的方法。这当然是一个费时费力的工作,但教师一定要认真对待,不可敷衍,否则会伤害学生的积极性,使课程改革试验起不到预设的效果。一段时间后,可以采用学生自评和互评的方式,而这里,学生互评的效果会更好。 三、不足之处与应对措施 毫无疑问,光靠专业课教学来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是不够的,这只是一种辅助方式,要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是要开设学位写作课程。这一课程可以在三年级第二学期进行,应由写作经验较为丰富的教师来授课。那么,包括中文专业在内的文科本科学生的学位论文写作指导应当教授什么内容、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呢?根据笔者的经验,课程内容应在查阅过去毕业学生的学位论文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并向学生做出调查询问的基础上设置。一般来说,主要是:(一)理论知识的讲解。这包括1.对毕业论文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2.了解论文类型和题目类别。3.选题的原则和方法。4.材料的搜集与整合。5.大纲与开题报告的写作。6.具体论文的写作与修改。7.格式规范。8.答辩准备等。(二)学位论文范文讲析。(三)实际练习。以训练学生列提纲为主要方法。 (四)讨论反馈等内容。 但也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有所删减,有所突出。总之,针对学生写作水平不高的现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进而整体性地提高毕业生学位论文的质量。 作者:石长平 单位:许昌学院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古代文学理论发展论文 (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和思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句出自《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可以看出,“乐”与“淫”、“哀”与“伤”是两对相近的词,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乐”至极为“淫”,“哀”至极则是“伤”;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则是讲感情不能太过,要适中,也就是后世所总结为的中和。当然,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这里的《关雎》不仅仅就《关雎》这一首诗而言,这里的《关雎》应该包括整个“诗三百”,只不过《诗经》之首的《诗经》表现得更加明显罢了,正所谓“哀乐并举,亦可使人体悟到一种性情之正,有超乎哀与乐之上者”。这种中和对应的正是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先进》),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也多有体现,所谓“允执其中”(《尧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即是如此,至于“礼,与其奢也,宁简;丧,与其易也,宁蹙”(《八佾》),“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虽看似有点不得已而言之,但其实还是体现了一种中和思想,后世对于文学思想的很多评论也延续了这种“A而不A”或“A而不B”的评判方法。这种中和思想发挥到一种极致,便成为了中正乃至纯正的思想了,这就涉及到对于《诗经》思想的解读了。 (二)思无邪———善?真?《论语》中的“思无邪”出自《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三个字本是《诗经•鲁颂•驹》:“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的一句。一般认为“思无邪”是说《诗经》的思想纯正,后世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不惜歪曲《诗经》中的某些篇章,譬如《毛诗序》将《关雎》一诗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即是此例。这种说法被引申开,即是说《诗经》中的诗意在劝善而惩恶。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诗经》中的“思无邪”本来是在歌咏马,马岂有邪正?而且,“祛祛”,是强健貌,而“徂”是行义;所谓“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说的是马直路行走;而其中的“思无邪”的“思”只是语助词,没有意思,“无邪”乃直义。也就是说“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丑男怨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饰,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台湾学者李炳南和唐瑜凌等人也认同这种说法,并且认为“邪”字念“虚”音。这样看来,将“思无邪”理解为思想纯正,大概并没有真正把“思”作一个助词来看待,但是这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读。这两种解释,一种偏向于思想的纯正,一种偏向于内容的真实。如果原意正是后者,那么,孔子在整部《论语》中不仅探讨了美与善的关系(所谓《八佾》中“尽善矣,又尽善也”所言),还探讨了真的问题。 孔子直接探讨《诗经》的言论其实不多,不过他与门人子弟对于《诗经》中诗句的问答以及其他一些与文学有关的言论则对于后世的影响较为深远,远远甚于孔子对于《诗经》解读的影响。 (一)实用上的断章取义《论语•八佾》篇中有言:“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诗经》中本无“素以为绚兮”句,子夏所说的几句是描述一个美女的,但孔子认为,一个纯洁的女子要先知礼才是真美。②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这章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澳》)来解释“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所谓“精益求精”。而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也意在让伯鱼(孔子的儿子孔鲤)领悟诗意而早点结婚生子,含蓄地运用了《周南》《召南》多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表层意义。可以看出,孔子以《诗》为修身之具,与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一样,是可以离开全诗的本来意义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加以发挥的。诚然,“唯其因为目的在于应用,所以孔门言诗往往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甚至只是作为一种语言材料来运用,阐说的对象和原诗的本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就开了后来经学家任意曲解诗义的先河”。后来的孟子虽然提倡“以意逆志”,其实也还是不免断章取义。而这种断章取义,在后世对于“经”的解读上显得更加显明,《诗大序》将《诗经》解读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怨刺功能即是此例,这种解读与孔孟为我所用的思想虽然不无继承关系,但是后者显然是一种歪曲,与孔孟的实用观相差甚远。 (二)寻章摘句所谓断章取义,可以说就是按照具体环境对诗歌的意思进行解读的意思,这在春秋时代比较普遍,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譬如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奔奔》以表达对于郑伯的不满,而原诗却是卫人讽刺其君上宣姜的荒淫无耻,显然,这里赋予了诗本没有的意思。而这种断章取义如果走向另一面,就是一种“寻章摘句”了。所谓“寻章摘句”,就是用摘取诗中的一些语句来对诗歌进行概括,当然,这种摘句,很可能运用了原诗句的意思,也很可能在对原诗句进行了改造,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只“突出了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从而形成不同的关注重心”。《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如上文所言,“思无邪”出自《诗经》,孔子用这三个字来概括《诗经》,很可能是在说《诗经》的思想纯正,也可能是在说《诗经》内容的真实;如果是前者,显然是在对原诗句进行改造,而后者则符合原诗句的意思。无论怎样,我们将这种摘句的传统归之于孔子,虽然显得唐突,但是仍然不无道理,因为后世的解经者或文学家都在先圣那里找到依据,以作为自己突破的勇气和决心。这在下面的德言之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德言之论所谓德言之论,出自《论语•子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种言论当然有轻言论重道德的意思,其实儒家的经典大都有这种倾向,譬如《左传》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就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的后面。这种重德轻言的思想为历来的治经者所接受,但是,将德言之辨提上日程却始于文道之争。“言”在渐渐演化中,成为了一个与“文”相提并论的概念;“道”本来是指前辈先哲们的大道,荀子、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即是如此,即使在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那里,其实还是在说先辈们的大道。不过在韩门弟子,即古文运动的继承者那里,则渐渐发生了分歧,本来在韩愈那里文道并重的思想分化为两派:一派重道,一派重文。重道的一派将古文道统与儒家道统合二为一,仁义与文章合二为一了,自然也就是提倡“有德”在先,即“有德者必有言”。宋代的道学家更是使其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朱熹虽然也重德轻文,但是他却对于“有德者必有言”表示怀疑。这涉及到文统与道统的关系等等。但如果引申言之,则可以发现,这个德言之论其实与人品—文品之辨有所重合,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其实,这个话题又牵涉到文质的问题。 (四)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本质。胜,多。文,是文采。野,包咸注:“如野人”。史,古注有两层意思:史书,史官。这句话的意思是:本质多于文采,则如野人,文采多于本质,则如史书。史书乃史官所写,不免有所偏废或言过其实。子贡也说过类似的话:“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这两处的意思本来与文学没有太大联系,不过后来被引入文学中,譬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就将文质与文章的内容—形式等同起来。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还是谈及到了内容形式的问题。比如“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不过孔子所说的“辞”到底还是偏重于政治外交辞令,几乎不涉及文学,并且这句话看起来说的是那样轻巧;即使《左传》中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也一样不属于文学,但是对于内容和形式并重的观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孔子之后,却有许多学者将“文质”“辞达”纳入到文学体系内进行阐释。 (五)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商朝的贤大夫。孔子自言只述而不作,《论语》即是秉持这种宗旨的结果,即使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不得已而作。孔子和老子都有一种向往恢复到古代那种社会的情结,孔子是想恢复到礼乐文化昌盛的西周时代,老子向往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其实,这都是一种复古的念头。这种复古的思想,其实在后来愈演愈烈:对于新鲜事物进行打压,而对于古代的东西都一味推崇。可是,新出现的事物,经过一段时间或历史,也还是会变成“古”的,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对于新的事物保持距离,使得人们无法认清新事物的优缺点;而几乎全盘接受旧的事物,也就把旧事物的一切视为精髓或营养而吸收掉,这就导致中国文学缺少当下的反思。这种复古思想历代都有,越接近封建社会晚期,这种思想也就越突出,比如明朝的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秦汉派等即是如此。而与这种思想相关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是古非今,历代都出现过这种声音,譬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在谈到文章流变时就认为今不如古,前胜于后。 (六)升堂入室所谓《论语》中的“升堂入室”,出自《先进》篇:“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其实无关文学,孔子只是在说子路入道虽然还不够深入,但是已经不浅,叫门人子弟不得小觑了子路。后来的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曹植陈思王时曾这样说道:“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钟嵘直接将孔子的“升堂入室”运用到对于人物的评论上来。唐朝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的诗人分为六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五等,虽有偏颇,但将钟嵘的这种做法更细化了。后来江西诗派的吕本中在《江西诗派图》将一个诗派的人物归入一类,也有这个意思在,而后来的方回,其在《瀛奎律髓》中为江西诗派重续家谱,提倡“一祖三宗”(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说,则更加明显。这种突出一个宗派之内的座次排名的做法,如果仅仅限于一个派别之内,而对其他门派不予借鉴,则很可能造成门户之见,这就是下面所要讲到的内容。 (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出自《论语•为政》。其实在孔子那里,诚如钱穆先生所解释的,“攻,如攻金攻木,乃专攻义,谓专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说攻,攻伐义”,“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但是也有解释说,反对圣人之道的都为异端,并且还举例,说释家、道家和儒家很多地方相互抵牾。虽然这种说法纯粹是歪曲,是无稽之谈,因为孔子时代,百家争鸣,根本还没有形成一个派别,道家和儒家还只处在形成中,而佛家还要等到西汉末年才传入中国。但是,这种说法还是被后世许多人所接受,他们拘于自己的小天地或派系之内,对其他派系进行攻伐,且常常引此言证明圣人孔子已有先见:攻于与自己不同的学问就要大家鞑伐。这显然是门户之见的缺陷了。 孔子对《诗经》的探讨,在其儒家创始者身份的影响下,后世对于《诗经》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并在西汉时代形成了以《诗经》为首的经学研究体系,从而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而《论语》中的其他言论,虽然已经超过了文学范畴,但是,由于孔子和《论语》本身的流传,后来的的某些见解则留下了孔子或《论语》的影子,将这些言论完全归之于孔子和《论语》的影响,虽然显得有点幼稚,但是,这可以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文化之间内在的联系。 作者:聂家伟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探究式教学的文学理论论文 一、问题主导,培养学生大胆质疑的习惯 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在强行灌输的过程中被迫接受枯燥的理论知识。探究式教学理论改变了这一传统教学模式,它主张通过问题的提出,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在活跃的思维过程中确认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循循善诱的引导中让学生在问题探究中感知理论的深度,拓展自己的认知。问题的提出意义重大,不仅可以诱发学生的思考,而且可以激发学生内在强烈的求知欲。有了问题才可以让学生深入思考,突破事物的表层与形式。在文学理论教学实际中,因为理论自身深度和难度需要老师在问题情境中引导学生,而且,老师不直接给出答案,这个过程需要贯穿整个课堂始终,在积极思考过程中,结合具体文本、具体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逐步让学生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通过问题的提出让枯燥的理论知识慢慢内化成学生的体验,在体验的过程中让学生从文学现象的感性认知逐渐过渡到深入的理性思考。问题主导式教学均是从同学们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关注热点、关注理论前沿与文学理论教学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不可等同。现实中,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文学理论未来发展如何?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不是理论教学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面临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文学理论教学如何通过可操作性的实践设计,将貌似枯燥、教条的理论和生活中的文艺现象联系起来,恢复其本有生命力。要求学生把讨论中的理论要点、基本观点形成文字,特别注意引导学生建立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论证结构,并学会对自己的论证进行概括和总结。主动思考问题是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能动性,让学生自主寻找和发现知识。相信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逐步扭转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错误认识,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起到真正训练学生理论思维、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从而使文学理论教学获得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合作与交流,开放探究环境 探究是一个过程,探究是一种行为,同学之间需要展开交流,这是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自己思想和倾听别人意见能力和态度的需要。使课堂教学真正成为既能让学生自主探究,又能促进师生、生生合作互动,以培养适应现代化社会生存发展的人的阵地,教师在教学中“教会学生合作学习”,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教育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文学理论教学不单要求学生掌握文学基本概念和文学理论基本知识,更善于引导学生进行理论思考,培养学生应用理论的能力和理论思维能力。理论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精神。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逐渐进入到自主学习氛围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尽力为学生营造深入学习理论的良好氛围,为学生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在合作性学习中,教师的功能在于设计教学方案,并以指导者和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到师生互动中,引导学生体会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之间的依赖关系。要求学生运用已有理论分析作品,或者就文学现象对文学的普遍规律进行归纳,如讲授文学活动时,对世界、作家、作品、读者之间的具体关系,需要学生在具体作品中认识到文学源于生活,生活是文学产生的源泉,这个认识是在就这个问题具体文本讨论过程中清晰起来的。就作家和作品的关系、作品及读者的关系同样需要从不同角度激发学生的兴趣,多角度地思考,呈现出思考的多维度,让学生对问题中彼此的关系有明确的认知。就读者和世界的关系,在读者接受过程中,每个学生都是接受者,就这个问题谈自己在阅读中的切身体会,在阐释与批评中理解和诠释读者对作品进行评价反馈的重要性。学生在合作与探究过程中深入理论学习,不仅是对以往文学认识的梳理和修正,更是对理论思维方式的切身感知,与此同时强化学生对文学理论本身的理解。在学生自主探究的基础上,课下可以组织学生组建各种学习团队,针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进行相互交流与探讨,在师生互动的氛围中培养学生理论学习兴趣,不仅对课堂教学起到辅助作用,而且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 三、引导探究,课堂教学可操作性实践环节设计 文学理论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需要系统阐述文学的基本知识、规律和理论,但是文学理论也是一门应用性课程。文学理论在理论指向和诠释方面具有多功能性,必须让学生清楚明晓文学理论的理论指向和最为合理、最适合的诠释方法。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沟通的关系,因而要让学生在理论视域方面认识到其交融互摄、旁通统贯、相浃相洽的思维脉路。文学理论具有广且厚的内容涵盖面和阐释的界域极宽的潜在理论因素。要顺利展开对一个理论问题的“探究”活动,仅靠课堂上三言两语的思考讨论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往往只能停留在问题表面,不能将理论深化。因此,注重课外资料收集,引导学生进行课外延伸思考是探究式教学方式的关键环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关注学术前沿,并及时把相关学术观点带给学生,让学生在文学理论应有的语境中审视文学现象,如果不站在当下文学发展语境下,那么学生始终都会把自己当做理论的外人,不能真正理解理论的发展状况。所有在探究理论发展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当下。教师在具体课堂教学中需要针对具体实际调整教学内容,灵活针对学生提出的关于文学理论认知的相关问题进行讲授,层层深入,理解理论精髓所在。大学教学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感知体验和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概念的接受、学科视角的形成、方法的训练和知识类型的再生产等。这些方面都建立在教学个体之间的感知和互动过程中。文学理论课程教学过程是一个在师生互动过程中推动学生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的认知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要求学生结合自身实际,加强逆向体验,增强学生解读文学与理解文学现象的能力。 21世纪以来,文学理论逐步形成形态多元、流派众多、体系变动不居的发展局面,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探究式教学法的使用不仅确立了教师的主导地位,而且明确了学生的主体作用,问题探究把文学基本理论和学生联系起来,不仅传授必要的文学理论知识,而且对学生思维能力起到培养作用。文学理论课程枯燥无味的传统教学模式在探究式教学的影响下会重新焕发出理论自身的魅力,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这对学生是受益终生的。 作者:吕佳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论文 一、文学理论教学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用文学经典作品,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 《文学理论》是一门理论性、基础性很强的课程,具有深奥性、抽象性、理论性、枯燥性的特点,现在的学生对纯理论性质的课程不感兴趣,即便学习了理论也不会应用于实践活动之中。文学理论的枯燥、难理解使得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学习提不起兴趣,不能把文学理论学到的知识很好的用于实践活动中,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其实通过对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研究发现,文学理论课程蕴涵丰富巨大的信息量且近来发展迅速。这就给文学理论的教学带来了难度。大众文化时代,是个开放彰显个性的时代,当代大学生们大多数是伴随着电子媒介、影视、网络成长起来的,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们对新艺术、新形式、新媒介有很强的适应力、亲和力、接受力,比如他们对网络文学、动漫作品、大场面大制作的奇观电影感兴趣,而对于传统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不感兴趣,甚至表现出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疏离,他们喜欢收看动漫作品、奇观电影,不喜欢阅读纸质文学作品,更不爱看同样是电视节目的京剧、越剧等表演艺术。当代大学生感兴趣的是一些形象的艺术形式,因此他们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知识,这样就很难适应由具象到抽象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因而学习文学理论这门比较抽象的学科就比较困难,感觉很难融会贯通,认为文学理论比较难学习难理解。因此,为了解决这种难接受、枯燥的理论学习,适应大众文化的时代特征,在文学理论的教学中,例证的选择、分析就举足轻重,在教学中所举的案例尽量适合大众文化时代的需求,尽量迎合学生的兴趣点。由此可见,文学理论教学中选择一个恰当的案例,既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也能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地说明一个原本十分枯燥、深奥的理论问题。翻阅多部文学理论教材发现,大多数教材多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证,这些例子虽然能够达到有效说明理论问题的效果,但是太古板、生硬,缺乏新鲜性、时代性、活泼性。与当代大学生们感兴趣的热点问题相差比较远,难以调动他们的兴趣。经过多年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我发现当代大学生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奇观电影、动漫、电子读物、网络文学作品等方面,如果将这些学生感兴趣的大众文化现象引入到文学理论的课堂教学中,一方面提高了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即巩固了大学生原有知识结构,又提升了大学生分析理论问题的应用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也提升补充了文学理论自身的涵盖力。例如在讲到“叙事结构”这一节叙述视角内容时,我选取了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加以分析,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打破了以往抗日片中人物形象模式化、平面、视角单一的叙述模式。放弃线性叙事手段、采用独特的叙述视角,将日军的“反角”作为主角,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角川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南京!南京!》虽然是历史片,但是视角很独特。把侵华日军还原成人,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以一个日本兵的视角,一个占领者的视角来叙述,比较独特,新颖,比较能让现代观众接受,这表现出中国人已经有觉悟从更高、更开阔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而不仅仅着眼于民族情绪。但处理起来也有一些局限。陆川把角川这个日本人描写得太有血有肉,整条脉络和整个形象通过种种优美的细节自然铺陈。总之,大众文化时代,文学理论教学所面临着枯燥的理论如何选择合理的论据加以论证的困惑,选择什么案例对于讲课效果至关重要。在传统的文学理论教学体系中,当老师试图讲解、说明某一枯燥理论问题时,大多数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论据。这样的论据用得多了,就不新鲜了,学生不感兴趣,另外有时举到的文学作品的例子,学生没有读过,感到陌生,起不到说明理论的问题。然而,在大众文化时代,作为文学理论教学授课对象的大学生,他们经常面对的、感兴趣的恰恰不是所谓“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而是“应运而生”的众多身边的大众文化现象。他们感兴趣不是审美活动,而是大众文化产品如何生产、传播和消费等环节。因此,他们的接受经验、接受能力大多数是由消费性、娱乐性、游戏性产品的讯息刺激而形成的。这样,当文学理论老师用“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来说明抽象、枯燥理论时,大学生因为缺乏体验,没有读过作品,具体情节不熟悉,始终处于隔膜状态,这样最有说服力的经典例子也就失去了说明理论问题的经验基础。因此,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引用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子,而且要大胆的引用当今热门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实例。这样不仅是为了适应当代大众文化语境的要求,尽可能地吸引当代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兴趣,关注大众焦点,而且也是为了通过对当代大众文化产品的解释、赏析,使文学理论知识在实际运用中变得鲜活生动起来,从而促进大学生对这些知识的理解掌握。 二、针对学生文学活动体验薄弱的情况,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反过来又去指导文学实践,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的就是文学实践,学生只有具备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的实践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知识。“实践出真知”,学生只有经过大量的文学活动的体验,包括文学创作、文学阅读等体验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中涉及的各种文学现象、各种文学原理。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审美体验教学模式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对于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情景模拟”就是讲到一些枯燥、抽象的理论时,通过设计一些直观、形象的情景,使抽象的理论尽可能的具象化,便于学生理解掌握理论知识,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调动学生掌握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学科的知识,给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展示自己的空间。比如我在讲到文学风格这一章时,为了证明有无文学风格,我就设计了“情景模拟”,即“一个小伙子遇到了一个的漂亮姑娘,你模拟一下琼瑶、金庸、柯南道尔会怎么写。”我分别找了三个女生,三个男生,一个男生与一个女生自由组合成一组,让他们分别以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来模拟表演,学生调动了自己的想象力,生动演绎出了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由此得出不同的作家创作风格是不同的,学生兴趣很高,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表演力,活跃了课堂气氛,使枯燥的理论变得直观、形象、易懂。再比如讲到戏剧时,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戏剧作品,在此基础上学生自己评价,这样戏剧的特点、分类等理论知识学生就自己总结出来了。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多幕剧《抢坐》、独幕剧《电热棒的故事》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即在课堂上与学生平等对话、交流,采用启发性互动式教学方式。具体应做到:一、在教学中多使用疑问句,反问句等形式以启发引导学生对文学理论问题的积极思考,多给学生总结发言的机会,帮助他们养成边学边思考、边运用的良好习惯;二是课堂对话和课下对话同时进行,课堂对话是在教授文学理论的课堂中,老师围绕本堂课教学中的重要内容,精心设计一些环节引发学生深入思考,或根据课堂学生反应情况,即兴提出一些引导性话题与学生平等对话与交流,用以来培养大学生进行理论思考的兴趣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既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进行,也可以利用课外业余时间,课下进行,如采用电脑播放古今中外的经典电影,或播放当今一些学生喜欢的热点视频,组织学生观看,观看后安排学生讨论、对话交流,让学生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有直观的心灵接触,然后再布置学生去阅读相关的经典文学作品原著,了解文学经典作品的内容,通过比较文学经典与根据文学经典改编成的影视剧,学生发现文学经典作品一旦改编成影视剧后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蕴。这样提高了学生比较学习的能力,提高了审美趣味。课下“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就是下课后给学生提供适合对话的问题,引导学生在自己喜欢的场所,比如宿舍、餐厅、草坪自由结合畅所欲言地讨论,下次上课时再提供机会让他们阐述讨论的结果。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这样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要不断总结改进“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以适应不同阶段、不同基础的学生。全方位确立学生在文学理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传统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模式往往剥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存在只是单纯的灌输、单纯应试等多方面的弊端。“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把确立学生主体地位首先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学生主动、自主学习的能力,强调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的重大改革,它不但把课堂上与课堂下完美结合为互动状态,而且把审美教育、专业教育、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 三、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大力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 大众文化语境下,对文学理论的教学从对象到观念都提出了诸多挑战性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应用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的教学应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合理吸收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的优点,大胆使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的课程改革。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鲜活性和丰富性,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存在以下两点优点:第一,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有利于形声兼备的视像效果,吸引学生眼球,增加学习兴趣。例如在讲解“文学的形象性”内容时,我结合学生每天使用的手机,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手机》的精彩片段后,提出了一个问题:手机短信是文学吗?让学生踊跃回答,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我搜集了许多有关手机短信的视频资料,包括有审美价值的手机信息、手机短信连载小说《城内》、“全球通”短信文学大赛等,把这些资料做成多媒体课件,用以辅助课堂教学,使抽象的理论教学变得丰富多彩,吸引了学生的眼球,这一内容既在讲解的范围之内,又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相关,因而很具有现实意义,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大增,他们讨论热烈,各抒己见。再比如在讲解“文学意境”内容时,我结合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英雄》的精彩片段后,用张艺谋的话来说明意境的重要性,张艺谋曾经说过:过两年以后,说起《英雄》这部电影,你肯定把整个电影的故事都忘了。但是你可能永远记得一些有意境的画面。你会记得在漫天黄叶中,有两个红衣女子在飞舞;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有两个男子在以武功交流,在水面上像鸟儿一样的,像蜻蜓一样的。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理论认识水平,我搜集了一些有意境的绘画,如朱耷的《荷花水鸟图》用多媒体课件的形式展示出来,吸引了学生的眼球,激发起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第二,多媒体容量大、直观、形象。多媒体教学综合应用文字、图片、动画和视频等资料来进行教学活动,而应用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手段难以讲清楚,文学理论中一些抽象难懂的知识重点、难点,可以通过多媒体用直观、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采用鲜明的图片,生动动画和视频使原本抽象、枯燥的理论变得更直观更形象!这样课堂教学活动变得活泼,生动形象有趣,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单调的模式,从而活跃学生的理性思维,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增强了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了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 总之,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应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经据典,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建立一套适合于本校学生学习的文学理论体系。遵从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重点培养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尽量为枯燥理论注入鲜活生命,注重多媒体教学技巧的运用,使枯燥抽象的文学理论散发鲜活生动气息。 作者:王钦鸿孔莉李建春单位:山东济宁学院中文系 文学理论论文:翻译理念与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论文 新批评派不仅坚持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而且还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新批评派学者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提出对作品的认知要避免“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所谓意图,就是作者内心的构思或计划。他们认为作品的意义不同与作者的意图,探讨作者意图与分析文本无关。研究作品,没有必要去研究作者的意图,否则就可能导致作品研究的荒谬性,成为“意图谬误”。因此,新批评派极力反对在作品研究中受到有关作家的传记评介等先入为主的影响,新批评派强烈反对传统的对文学进行自传的和历史的阐释,因为“作品的真正意义存在于其内部结构,而与其创作者的传记或历史信息无关”(朱刚,2001:41)。“感受谬误”是说读者阅读作品时可能错误地认识和分析作品,片面强调自己的感受,而每个读者的感受各不相同,从而导致对作品阐释的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新批评派反对印象主义的批评,实际上是试图将读者的情感客观化和作品的价值永恒化。“意图谬误或感受谬误的结果都是使诗歌本身作为一个具体批评判断的对象趋向消亡”(朱刚,2001:44)。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通过对“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的论证,意在说明诗是自律的产品,虽然它是诗人心智的产物,但最终不由作者的意图或读者的个人反应所左右,诗的含义只能产生于诗本身。这种将作品与作者、读者和外部世界隔离的本体论诗学观,无疑也是理查兹的文学阅读班和后来的美国翻译研讨班所自觉或不自觉奉行的圭臬。 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选了13首诗印成卷子发给学生,这些诗的范围从莎士比亚的诗一直到E.W.威尔柯克斯的诗,但是不注明题目和作者,让学生读完后任意地写些评论。而结果理查兹颇为意外:著名诗人的作品不一定就得到好评,“二三流”诗人的作品反而被视为佳作。这一实验的影响广泛而深刻,“理查兹的教学实验,是新批评派的直接起点”(王锺陵,1998:163)。可以说,理查兹在文学阅读班上采用的文学教学方法和批评方法,造就了英美新批评派。如果从“意图谬误”的角度来看,这次实验似乎验证了:通常读者对作品的认识,容易受到社会对某个作家的既有评判标准的左右,从而导致理解的偏颇;但从另一角度来说,理查兹的实验似乎也说明了因为个体反应的多样性,读者仅仅从个体印象出发认识作品也容易导致“感受谬误”。但理查兹自己认为:“文本中应存在着一个‘统一意思’,读者也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判断系统’,并据此对‘统一意思’进行评价”(许冬平、王东风,2000:42)。这是理查兹开设文学阅读班的意图所在,这一设想也成为后来翻译研讨班的前提和出发点,因为原文本的统一意义才使翻译活动成为可能。 在一篇题为《翻译理论探索》的论文中,理查兹认为通过恰当的训练,达到对原文一致的、正确的理解是可能的,而这正是后来翻译研讨班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的翻译实践,正好成为这种训练的一种极好形式。也就是说,在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里,翻译活动被看作是理解和阐释的一种途径。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实际上是效法了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把文本与作者和社会隔离的做法,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所译作品的原作者本来就出自非英语文化圈,特别是一些中国古代诗歌作者的个人背景和社会评价不为英美人所了解,所以在客观上起到了理查兹在其实验中隐去作者姓名的效果。另一方面,研讨班通过对作品的集体阅读、研究、讨论、交流和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作品的个体印象所导致的片面和狭隘的误读,从而达到对原诗的统一意义、客观情感及永恒价值的探求。总之,这种翻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对原作客观阐释的干扰,在翻译研讨班上,甚至不懂原文语言和文化的成员也可以参加翻译活动,这更是加强了这种效果。 并且,新批评派的学者在“细读”过程中如何把握诗的意义和构成要素方面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布鲁克斯和沃伦所合著的《怎样读诗》是论述细读批评方法的代表作,他们主张从诗的整体意象和意义中把握每首诗的特点。在《诗的张力》一文中爱伦•泰特提出诗歌语言中,有两个经常在起作用的因素: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外延”是词的“词典意义”,“内涵”是词的暗示意义,张力是将这两个词的前缀去掉后的共核词:tension。它表示外延与内涵的协调,明晰和暗示的结合,意象和意义的统一,优秀的诗歌就是应该像这样富有张力,“诗的意义就是它的张力”(塞尔登,2000:300),退特在分析邓恩的一节诗时认为,“诗中的意义已完全融入“金子”这一意象之中,这里,内涵与外延是合二为一的,它们相互充实”(塞尔登,2000:301)。新批评大师兰色姆则将诗的构成总结为“肌质—构架”。“肌质”,就是那些活的、局部的细节,是诗的意象;“架构”是诗的逻辑优秀,是诗可以意释而转换为散文的部分。但诗不同于散文的独特性及其对世界本体的表现,都在于它的意象,可见兰色姆关于诗的结构的观点,实际上是偏重于肌质,即细节和意象的,兰色姆认为:“就现代诗人而言,他力求去达到意义的朦胧,通过众多意象去捕捉纷繁复杂、神秘莫测的世界,这也反映出诗歌的本体意识”(方珊,2000:181)。新批评的这几种代表性观点都不同程度地强调诗歌中的意象因素对把握诗的特征和意义的重要性,这对现代派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现代派诗歌就是要通过意象去表现一个与理性不同的世界,这些观点同样也深深地影响了翻译研讨班的翻译观,特别是诗歌翻译的理念。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把庞德的诗歌翻译方法作为他们效法的典范。 庞德不仅是意象派现代诗歌的开创者,并且也被认为是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庞德在诗歌翻译,特别是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延续了其诗歌创作的思想,他在诗歌翻译中对原文意象的刻意追求是和新批评派对诗歌内部结构的论述,特别和兰色姆对“肌质”的强调是不谋而合的。庞德认为:“一个“意象”是在瞬间表现智慧和情感的复合体”(塞尔登,2000:329),这一点和理查兹对诗歌意义的看法倒是基本一致的:“一首好诗传达给读者的是诗人对世界的独特体验产生的有益的心理效应”(方珊,2000:129)。换句话说,在译诗时抓住了原诗中的意象,也就传达了作者创作时的思想情感和独特感受,这正是译诗的真谛所在。由此可见,美国翻译研讨班的研究过程中受到了新批评派积极地影响和有力地推动,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新批评派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遵循了新批评派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同时,美国翻译研讨班形成了自身的翻译理念,进行了以诗歌翻译为主的实践活动,从而为美国文学翻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李丹单位:南京工业大学外语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论文:信息时代中的文学艺术展望 作者:银兴贵 单位:贵州师范学院 一、文学艺术的自律诉求 阿瑟•丹托进而也说道:“认识实现之际,实际上也就不再有任何艺术的意义和需要了。艺术是某种知识出现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2]98 但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涵义是发展的、开放的和复杂的,我们不能用恒定不变的观念去框定信息化时代下这种多元的文学艺术现状。“无论媒体如何变化,文学是不会消亡的。诚然,文学是永远变化发展的,但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还在于人类情感生活变化,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变化。”[3] 鲁枢元进而诘问:“米勒认定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将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进逼下覆灭,……然而我却怀疑,与人类生命、人类语言、人类精神同根并蒂生长着的人类的文学,竟会如此仓促地被尖端电子产品轻轻抹去。”[4]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从存在以来,它一直都在给人以心灵的安慰与生命的安顿,“而伟大的艺术给人的安慰更是无穷无尽。艺术在未来将以何种形式出现是谁也无法预言的,但没有哪个健全的社会希望自己的存在可以不需要艺术。”[5]433 文学艺术终结也就标示着人类精神价值与审美的消亡,亦即表明人类生存的无意义。 其次,无论是论及以往文学艺术堕落、滑坡与危机的问题,还是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终结的提法,在言说者们的头脑中都预设了一个衡量的尺度,说文学终结是因为把文学看成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从这个角度看,信息化时代人们已经可以用其他手段了。 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变化,改变了原有的文学艺术背景与知识谱系。文学艺术最优秀的精神本性在于它的自由性,而信息化媒介对自由精神的抒写与张扬,是文学艺术得以走进新媒介的前提条件,信息媒介为文学艺术审美的自由精神提供了又一个新颖奇特的理想家园。信息化时代,人们通过互联网来表白最真我的生命状态,让创作紧随信息化生存的情感现实,逼近鲜活的生命感悟,敦促文学艺术走向自我的真实表达,因为传统的文学艺术主要是精英艺术,它追求“畅神比德”、“文以明道”与“立言立心”进而“不朽”,它也要通过向善求真的审美化诉求来获得一种宗教式的精神信仰,而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它不是要济民救世而是要表现自我,不求崇高典雅与浑雄宏大,不企求终极关怀而注重兴致所至时的痛快淋漓,此时文学艺术的认同模式由社会性标准转向自娱而娱人的尺度。人通过言以不朽的目的消失了,言以自娱成了唯一目的。 再次,文学艺术所改变的是叙事模式,而不是它的主题,这就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生产的历久更新的问题。艺术生产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7]28 之后在马克思的众多论著中,都有精辟的论述。 众所周知,艺术生产思想,早在马克思之前就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萌芽、发展过程。柏拉图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曾把诗(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当成是一种模仿,“模仿确实是一种生产,只不过它生产的是影像,如我们所说,而非各种原物”[8]77 。柏拉图把诗等艺术产品当成人类以自身作为工具时所独具一格的一种形象的艺术生产。柏拉图已经认识到了艺术创造与生产制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柏拉图的这一见解是与其“理式”说紧密相关的。 柏拉图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也把艺术视为生产,但他更强调艺术家所特有的创造力和能动性,“一切艺术的任务都在生产,这就是设法筹划怎样使一种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东西变为存在的,这东西的来源在于创造者而不在于所创造的对象本身”[9]70。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技术都与生产有关,创造就是去思虑某种可能生成的东西如何生成,这就是意指艺术生产,它是通过人的思维将可能存在的也可能不存在的东西创造出来。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全面地考察了人类生产活动(包括艺术生产活动)之后,提出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一重要命题。马克思对生产(包括艺术生产)的看法,就是强调主体的人及其心理能力,人的这些本质力量就必然会在他的生产劳动中对象化出来,任何真正的生产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之后的本杰明等人也对艺术生产提出了他们的见解。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3)中,本杰明提出了他的艺术生产论的主要概念———机械复制,并以此为基点,来考察从古代艺术到现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以及艺术生产对物质———技术手段的依凭关系,最后得出结论说,人所制造的事物总是可以被仿造的,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是可以进行复制的。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生产是一种富蕴审美价值的精神活动,它属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10]484。这是因为,文学艺术的价值产生、存在于人对事物的审美需求之中,在人的形成及其社会发展中,审美需求作为情感化、诗意化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生存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学艺术的生存方式 信息技术的革新、进步带来了文学艺术传播方式的改变,而传播方式的改变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不只是载体上、形式上的,它同时也使文学艺术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因是科技的发展或多或少地总会带来文学艺术的新变革,促使文学艺术产生新的变化,文学艺术随着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的转变,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人的生命的体验与满足也应据此而加以调整:“生命追求与满足的内容,也就是艺术的内容;生命的感受器官所可能接受的色彩、音响和语言结构关系,才是艺术使人产生审美愉悦的表达方式。”[11]259 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每一次变革并不意味着是对原来的文学艺术生产的彻底消解与颠覆,而是以主流和非主流、大众与非大众的形式共存共生,毕竟文学艺术是在继承以往传统的基础上,才又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进而更加有力地抒写人类的现实生活。 第一,从纸质文本式微向“读屏”转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学艺术正在进入一个世界图像时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不如说,根本上世界变成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12]97 当然,“世界图像”的创制并没有改变文学艺术存在的基本前提,因为这个基本前提就是创造文学艺术和需要文学艺术的主体———人,毕竟人最终还需要语言的交流与交往,同时也需要具有以语言为媒介的审美意识与审美需求。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智慧的有力体现,自从文艺作品以文字作为载体进行传播以来,人类就习惯于使用其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然而到了今天,“读图”胜于读文,“读屏”多于读书,在文学艺术审美视界里,视觉文化己经创生出一种有别于传统文学艺术的审美范式:真实、自由和直观。这就是说,文学艺术的图像转向不但标示着是一种文学艺术范式的转化,而且还意味着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这是人类能动地掌握世界,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构的伟大壮举,也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确证,更是人的主体性的集中体现。我们认为,进入图像世界的文学艺术仍然是人的文学,它既是写人的,表现人的,又是为了人、写给人看的,因为人类看待世界的过程就是真理的开启过程。如果远离了人,远离了人类的生存状态,远离了人的思维与语言,而去研究信息时代的文学艺术能否存在的根由,那便丧失了人文传统与人文精神,那就必然会陷入技术至上论的怪圈,从而也就只会在信息数码图像这一时代幽灵面前麻木茫然,徘徊乃至悲观。 事实上,随着文学艺术的信息网络化,使得多种艺术形态得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声像互补、图文并茂的仿像艺术境域。而这“仿像”是一种“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13]199它和古希腊理论家所说的“摹本”是截然有别的:“摹本”是对原作进行的一种模仿、改编,原作具有真正的存在价值,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当然,摹本也有价值,但其价值是从属性的,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现实感,使我们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而“仿像”却不一样,它们是那些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仿像”虽然也必须经过人手,但却是没有原作,它是对非存在的模拟,它是从模型中产生出来的超真实,它是把一种不在场呈现为一种在场,把想象、虚拟的东西描绘为现实实在的东西。仿像瓦解、颠覆了与现实事物的任何比照,将现实事物吸纳进仿像之中。正如周宪所指出的:“仿像的生产必然导致现实和影像之间关系的颠倒。 ……人们不再是通过真实之物来理解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影像来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影像的极度真实取代了日常现实,我们的思想和生活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影像的制约甚至控制。”[14]133 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视觉空间正日益地被信息带来的图像所占据,人与现代世界正逐渐建立起新的关系,人类生存空间的现代生活节律被信息化波及,意识空间慢慢被信息所影响,人们的兴趣、需求、思考、判断、幻想,越来越多地围绕着信息媒介所形成的图像而展开,这一切变了,而表现人的文学艺术当然就不得不变。 第二,从单向阅读向互动交流转变。传统文学艺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相对固定的“书本阅读”形式,无论是以纸质形态存在的文学艺术作品,还是通过技术处理之后放在屏幕之上的影视艺术作品,读者仅能被动地单向“阅读”作品。而与此不同的是,在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与接受都转到了一个较为开放的领域,创作者不再受年龄、身份以及性别等差异的束缚,他们的写作更为随意与自由,只要其高兴抑或愿意,随时可以在网络上“灌水”或者“涂鸦”。而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而言,因为受众凭借了网络资源所蕴涵的极大的自主性与丰富性的审美空间,欣赏者充分获得了文本的选择权,因而不再被动、单纯地受传统媒体所钳制。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印刷媒介的不断变革也一直在不停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艺术生产的内容和形式。社会文明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异军突起的信息媒介快速地改变了当下文学艺术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伴随着传播方式的进化,而传播方式的变化又是促进文学艺术体裁随机演化的重要因素。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造纸与笔墨技术使原始状态之下的口头创作日落西山,从而转向了以书面创作为主体的文学艺术;印刷技术的发明与使用,又为文学艺术文本的广泛流通与传播提供了便利。而在当今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渐繁盛,文学艺术的发展又不得不面临着一个新的关口———超文本技术。人们通过这一技术实现“点对点”的实时交流,每一个人都成为潜藏着的交流对象,这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刷新了人际交流的模式。 时代在进步,媒介在更新,而文学艺术也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欣赏,通常是单向度的。欣赏者即使拥有充分的创造空间与艺术想像力,但是,其与所处于另一极的作者以及作品,他们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因而就不能改变原有艺术作品的形态。而在信息网络的空间世界里,文艺作品的欣赏却是双向度的,它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实现审美欣赏的互动性。作者可以凭借网络,对自己所创作的作品进行阐释,解答读者的疑问,并尽可能地提供其创作该艺术作品的创作动机与文化背景。欣赏者也可以直接参与到作品的创作当中,从而改变作品的人物命运、情节结构、事件结局与主题思想。在网络上,艺术作品真正的吸引力在于其互动性。这是因为,信息网络介入文学艺术作品之后,新的文学艺术作品样式层出不穷,它们借助网络技术,实现了不同于传统的写作模式,在网络媒介所提供的互动空间里,透射出了一种大众参与文学艺术创作的生命气息。正是由于这种别具一格的超媒体写作模式,不仅跨越了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和欣赏惯有的平面化单向模式,使创作与欣赏不断向立体化方向拓展,还进一步让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鉴赏与批评等众多环节融为一体。这是因为,在信息网络上,选取不同的链接路径,就代表着作品在另一个层面上重新整合,同时,在线阅读,其本身也就意味着是一种创作。自文学艺术栖居于网络之后,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欣赏以及批评,就有了一个可以即时、互动交流的审美平台,信息网络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信息资源共享和传递的即时性,文学艺术由单向阅读转向互动交流,文学艺术凭借着网络媒介实现了审美形态上的一次转换。 第三,从物质性向非物质性转化。在人工传统的书写时代,由于修改很不容易,创作者必须严格遵循文字所因袭的线性逻辑,这是因为,文字一经从头脑中的形象转化成书写形态,就会面目一新,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而电脑显示屏与手写的痕迹不同,电脑将创作个体的痕迹完全从写作中抹去,致使书写标记非个人化、私人化。我们可以将在电脑上写就的并且保存在软盘上的一部文本和人工手写的、甚而是打字的文本作个对比,人工手写体具有原稿价值,学者和研究者通过看原稿进而希望借此更能接近创作者的本意,或者可以从当中找到“真迹”,甚而推测出该文本的变化、演进过程,这些变化常见于抹除、替换、删除、眉批、添加等过程中,这或许就是图书馆与收藏家常常会花费大量资金来搜集这些代表真实性的手迹的根源所在。而电脑书写的情形是:其所书写的痕迹,已经非物质化了,这是因为,人们在敲打键盘的过程中,已将自己脑中浮现的语句录入电脑,这对于物质材料的依存程度而言,它仅存在于电脑中的存储系统中,这与人工手写时代的物质实存方式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信息化时代,即使是很有名的作家,如果其在电脑上进行创作,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一个收藏家或者文学博物馆绝对不会花钱购买存有创作者文档的光盘或磁盘,因为在这一载体上,创作者创作时的真实性与原创性的痕迹,已经被这种符号存在非物质化的媒介消除掉了。 另一方面,电子书写中产生的非物质化特性,是网络作为文学媒介得以存在的、具有大量空间的技术基础,正是由于电脑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许多以往需要面对面或面对实物时才能获得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其可以更快捷、方便地通过电脑网络来获取,进而减少了以往必须直接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繁复程序,真正应和了马克思所言:“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15]218电脑网络传输与处理信息快捷、方便,交互联系面广,存贮量大,这就在众多方面极大地延伸了人脑的功能,可以说,它不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生产工具,而且在人们的平常生活世界里也得到了更为普遍的应用,从而尽可能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这一切,使得人们通过电脑这一平台,让拼贴、复制简便易行。同时,由于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的手段超越了传统的信息传播形式所逼促的时空限制,人们可以简易、方便地获取信息,大众心理也就逐渐养成了追求简易、方便的趋势,一些网络上盛行的新闻炒作,其往往比较短小,容易获取,并且绝大多数是娱乐性质的,人们可以快速地获取、享受抑或忘却,并不需要做理性的反思,仅仅只注重追求一种感官上获得愉悦的快餐文化。 在信息技术所构成的生存空间里,传统的文学艺术观念、创作方式等均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此时的文学艺术,栖身于多元、互动的虚拟平台,不管其在内容上有何变化,它都以其独特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正在深刻变化着的人们的生活。文学是人学,是人的思想意识、情感的外化,因而,文学艺术的创作就应该是大众心灵化与个性化的抒写,也更应该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独特审美范式。基于此,文学艺术的价值在于,人类通过审美的独特方式来进行生命体验与追求生命的满足,进而对社会历史以及人类精神的深刻追问、感悟以及思考。 文学理论论文:师范学校文学理论课程探讨论文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高等师范院校;课程改革;中学语文课程改革 论文摘要:基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师院校中文系学生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调查显示,当前高师院校中文系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它要求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以及开设相应的课程以加强文学理论教学的实践性、时代性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文学理论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按照一般的观念:文学理论是一门“以美学方法论为总的指导,从理论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建立要以文学史提供的大量材料与文学批评实践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为基础,同时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直接关系着学生的理论水平,决定着学生能否以科学的方法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目标。现实中的情况如同相关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大学的文艺学研究与教学中,或者说在教科书形态的文艺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文艺学的危机就表现得尤其突出。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的文艺学教学知识僵化、脱离实际,它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也不能解释大学生们实际的文艺活动与审美经验。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教文论的不讲作品,讲作品的没有理论,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隔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文学实践也因为缺乏理论的引导而显得感性、随意。尤其是对于高师院校而言,人们往往对于那些玄奥、费解的理论观念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意义存在着疑虑,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相关课程的开设价值的怀疑。 这种状况的存在固然与人们认识上的某些误区相关,但它也与我们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围绕着“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面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探索”这一课题所展开的一项调查中,笔者曾向近十年来由各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学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毕业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回到高校中文系学习,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在问卷中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提高自己分析、阐释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然而,当在同一份问卷中问及他们:“你觉得大学中文系应当减少课时的专业课程是什么”时,许多毕业生选择了文学理论方面的课程。在这里,提高理论素养的要求与削减理论课程课时的希望之间的矛盾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一矛盾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在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理论诸多课程是否,充分地起到了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因而,对高师院校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学科反思,对其所涉及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清理,从而对文学理论课程在高师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的意义进行评价,这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在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由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文学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社会生活、吸收人类传统中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帮助他们培养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感,陶冶情操,发展个性。这种独特的学科价值,是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一般是规范、优美的语言,是理想的母语教育范文,中学语文教材中一般有一半以上的课文是文学作品,这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学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因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选读经典名著和其他优秀读物,与文本展开对话”fal。从这一要求出发,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用了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课程标准”还向中学生推荐了大量的课外经典读物,其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呐喊》、《子夜》、《边城》、《巴黎圣母院》、《复活》、《老人与海》、《变形记》、《西厢记》及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这些都说明了文学教育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学教育既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指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也就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师的一项基本职责。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语文教师对其理解不能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上,他应当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能够站在理性的高度对一定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作出理性的把握,这样,较强的文学理论素养就成为我们对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固然,中学语文教学不同于大学教育,它不要求向学生讲授系统的文学理论,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在阅读欣赏中,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并要求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文艺理论名著。另外,“课程标准”还要求教师“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里所要求的审美能力的提高、文化意识的培养,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以及对一定文化现象进行阐释的能力,实际__卜都是指向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的。中学语文教师承担着指导学生展开文学欣赏,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分析和阐释一定文化现象的能力的使命,这就对高等师范院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素质培养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固然与他们对文学史的学习、作品的阅读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对文学理论的全面、系统的自觉把握,是离不开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开设的。 就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开设的目标而言,它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素质的提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首先,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文学理论的一般知识,为他们能正确认识、分析文学现象奠定基础。作为一名合格的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生,应当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学素养,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不应当停留于感性的层面上,而应当对文学的性质、特点,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欣赏的一般规律有较为深人、全面的认识。只有如此,他们才可能科学地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现象,才有可能深人浅出地引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当前中学语文教材选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在对这些古典诗词的欣赏中,就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认识,特别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意境”的理论是我们解读这些作品的的关键。然而,我在围绕着本课题的相关调查中曾向毕业生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对‘意境’、‘典型’、‘灵感’、这些术语的熟悉程度如何”?约有60%的毕业生选择了“知道,但不太清楚其·确切内涵”。这一回答是很不能让人满意的,这些概念都属于文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缺乏对其内涵的充分认识显然是不利于他们对学生阅读的指导的。 同时,在调查中我还发现,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中,一些教师往往把重点放在字、词的解释和翻译方面,而忽略了引导学生进人到对这些作品的艺术境界的感受、体验之中,这与他们的文学理论基础方面的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实际上,中学语文教学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的,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诗是中学语文课外阅读篇目之一,对于这首非常晦涩、含蓄、“几同无字天书”诗歌,中学语文教师如果不了解中国古典艺术的一般审美特征,是很难说得上为学生的欣赏活动提供指导的。对于教师文学理论素养的要求是贯穿于中学语文教学之中的,它涉及到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的构成、文学的创作、鉴赏、发展等方方面面。再如,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取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作品,其内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类型。如何引导学生展开对这些作品的欣赏和阅读呢?这就离不开对各种文学样式、创作思潮的理论把握。对于诸如((祝福》、《我的叔叔于勒》这些作品的分析,也离不开文学理论中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相关理论,而对于《变形记》、《等待戈多》等作品,就离不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把握。 其次,文学理论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文学理论作为对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其根本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能力。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学科,不是仅仅介绍各种文学理论知识和各家各派的观点就行了,关键的是它必须阐明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理”,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阐发作家、作品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的能力,使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不至于停留于感性、直观的层面上。它当然要介绍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观点,但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知识介绍,更主要的是要为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一种认知方式。向研究型、学者型的教师转化,这是我们对中学语文教师的理想要求,我们很难想象一名基础理论匾乏,缺乏较强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的毕业生能够成长为一名研究型教师。因此,在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对各种理论问题的内在意义、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把握,最终都指向为学生提供一种理论思辨能力,引导学生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从理论的高度上展开思考,通过不断加强这种训练,逐步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再次,文学理论应当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的能力,培养他们能够面对现实进行思考的能力。”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人类生活状况的整体反映,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总是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等文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固然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但这种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它通过文学涉及人类广泛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当前文艺学领域正在发生的“文化论”转向就体现了这一内在要求,它强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价值阅读”,发现文学所承载着的文化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传授关于文学的一般知识,更要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教会学生如何面向现实进行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分析、评价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着的文化意义。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网络、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文化工业”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使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文学理论要取得鲜活的生命力,就不能忽视这一趋势的存在,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应当具有阐释文学经典的能力,还应当具有引导中学生面对现实社会中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思考的能力。 就高等师范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与研究的现状而言,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就是文学理论本身的实践性问题。在高等师范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体系主要是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美学、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马列文论为辅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结构方面来说,这一体系是无可非议的,它很好地涵盖了古今中外关于文学的一般观念,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一体系在强调了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相关知识的掌握的同时,却对文学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实践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一种现象:基础理论与文学实践相脱节,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课程各讲各的,文学史、作品选读的课程往往对文学理论问题缺乏充分的注意,而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往往与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相脱节,这种趋势在近年来尤其严重。理论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句空话。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大学文学理论课程往往无视这一变化:“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甚至连在西方已经经典化了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很难作为”例子”进人文艺学教材),并且坚持把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文学特征”当作文学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与标准,建立了相当僵化机械的评估一筛选一排除机制。这就日益丧失了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一艺术活动进行积极对话的能力”(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知识僵化,脱离实际,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文学问题。这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学学科的一个普遍看法。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人类丰富的文艺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较全面地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处于西方文化的绝对影响下,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观念的大量引人,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理论上的多元化成了文论界的一道基本景观,这些理论往往自成体系,在不同层面上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其加以整合,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这一间题突出地表现在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方面,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难度是困扰着文艺学界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说,二十余年来,国内文艺学研究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文艺学研究成果向教学领域、教材编写领域转化的效果却还很不尽人意,其中困扰着大家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对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也就是教材的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教材涵盖当代学术进展的客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 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在苏联文论模式的影响下,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文学观的基础之上。作为在八十年代以前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承认”万古不变的文学原理是不存在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川,但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教材却以反映论的理论模式代替了对古今中外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认识,观念严重滞后,知识老化、僵化。当前文学理论界对这一模式的不足是有着足够的认识的,也在突破这一模式方面做出过许多努力,近几年所出的几样教材的确有不少新意。但是,这些教材在注意到理论上的前沿性的同时,却又r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对各种理论观念的整合差强人意,特别是在本科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中,对于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的知识基础、文学素养考虑不足,教材涉及的理论问题往往过于宽泛、面面俱到,什么都谈,但什么都谈不透,整部教材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教师也很难取舍。 针对上述各种情况,对于当前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作出相应的改革。这主要涉及到优秀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加强,特别是应注意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性与时代性,加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联系,开设富于实践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课程,同时,作为对转型期时代文化状况的回应,把文化研究纳人到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系统之中。 教材的编写是文学理论课程建设的难点之一。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使我们从以往那种单一、封闭的环境之中走了出;来,地球上每一种创作思潮、理论观念都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多元化已经成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共同认识。表现在文学理论界,理论上的创新、学术观念方面的多元共存,不同的理论观念、审美取向各领风骚数百天。在今天,如何把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整合到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之中,使我们的理论体系有足够的覆盖力,从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又不.至于使文学理论成为各种理论观念的拼凑,而能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这无疑是高校文学理论教学中所巫待解决的问题。如同童庆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文学理论只关注现实主义,不关注现代主义。实际上现代、后现代都要关注,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样才完整”。然而,困难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之中,虽然理论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但面对丰富的文论资源,不同学者囿于教育背景方面的不同,学术兴趣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选择哪些观点、学说来加以介绍,如何依据教学的需要,把这些观念整合到教材自足的系统中去,这本身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即既要使教材能够体现出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又不至于使教材内容的普适性为编者本人的学术个性所掩盖。大学教材与学术专著有着很大的区别,优秀的学术专著往往带有著者鲜明的学术个性。而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它不应该只是讲述著者的一家之言,它应当客观地介绍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文学理论教材的个人风格,不应冲淡其理论的全面性、普适性,而应当综合本学科国内外主要的成果,特别是对于作为基础课程的“文学概论”课,它应具备较强的知识性,应当在综合整理前人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文论体系,而不宜过多的强调编写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其中应特别注意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如果我们缺乏对当代学者科研成果的吸纳,教材便往往缺乏时代感,与时代相脱节,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如果仅仅因为“创新”的原因而排斥前人的优秀成果,就会使文学理论失去丰富的学科资源而显得漂浮、浅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者应当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把历史上不同学者关于某一文学理论问题的优秀研究成果吸收到教材之中,而应避免把教材作为宣讲个人学术观念的地方。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间题是教材所涉及的理论的深浅程度问题。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界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对于全面地反映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对于《文学概论》这样的课程,在注意到人们关于文学的观念的多元化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考虑到其作为基础课程的性质,内容不应过于繁杂,以至于追求面面俱到,造成术语名词满天飞的局面。“文学概论作为讲授文学理论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知识的课程,是文学理论的初步。文学理论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它都概括地讲到,但它只讲最基础的东西,不涉及其中比较专门的复杂问题。它是概论,不是专论”。一方面,文学概论是为大学低年级学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这一阶段的学生文学方面的素养还相对不足,如果这一门课过于艰深,亦或面面俱到,必然影响到他们学习理论的效果,甚至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学理论的热情。另一方面,师范院校的文学理论课不是培养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在注意到引导学生了解文学观念的丰富性的同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学以致用问题呢?因此,对教材所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的慎重考虑是我们在教材编写中所必须注意到的。 就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而言,传统上分层开设课程的做法是值得继承的,在大学低年级以开设文学概论课为基础,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理论素养。在大学三年级以后逐渐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文学理论的分支课程,分别在相应的领域作进一步的深人学习。在此之后,可结合师资状况开设中国古典美学、文心雕龙研究、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等专业性较强的专题课程,对这类课程必须突出其选修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兴趣。 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是对每一阶段的具体某一门课程开设的价值、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从提高学生文学理论素养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课程分为三类: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文学概论”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其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历史上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它是文学理论的初步,基础性是其基本特征,它的开设一般放在第二、三学期比较恰当。 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是在学生学习了“文学概论”课,对文学的基本原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经过对文学史的学习、阅读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更进一步了解中国、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一般状况。它是在“文学概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人,如果说“文学概论”课是侧重于对历史上人们关于文学的本质、规律的综合性的介绍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课程则是深人到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具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家关于文学的认识发展过程。这类课程可列为专业必选课,放在三年级开设较为恰当。对于马列文论、美学原理这些以往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课程,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在内容、课程性质方面与文学概论课多有重复之处,将其作为必修课并无多大的意义,可将它们归人选修课的范围。专业选修课的开设对于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但在这一类课程的开设中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突出其选修的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兴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类课程为提高课,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的开设应当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而定,在此类课程的开设上,应特别强调教师的学术特长,以保证其学术性,达到引导学生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提高理论素养的目的。 在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建设中,对传统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加强文学理论课程的实践性,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相互脱离的现状。文学理论来自于对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源于实践而又面向实践,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超越具体的实践而存在。文学理论并不是以知识的传授为最终目的,它应当为学生提供理论思维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提高其阐释、分析具体文学现象的能力,这些能力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就可以实现的,而只能在学生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完成。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文学理论的教学往往成为抽象的理论灌输而与鲜活的文学实践相脱离,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脱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这正是导致学生一方面觉得自己缺乏阐释具体作品的理论素养,另一方面却认为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实际意义而应当削减课时的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加强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的联系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以往很多学校虽然也开设有文学批评课程,但也是偏重于批评理论的讲授,对于文学批评与鉴赏的实践性质缺乏充分的注意。与此不同的是,一些高校能够针对这种状况,开设文学文本解读、文学批评实践等课程,在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中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这是很值得借鉴的。 其次,注意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时代性,加强文化研究类课程的建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领域的激烈变革,我国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电视、网络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也造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同时,文艺活动前所未有的市场化,这一切“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审美’的经典定义”。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这一传统范畴与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使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呈现出较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何适应这一环境的变化而进行文艺学课程的改革呢?这里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来为众多学者所倡导的文艺学的“文化论”转向,文化研究是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打破原有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综合交叉,从而形成新的学术应对面的结果。当前大众文化的兴起,影视文化的普及,图像、网络文化代替了以往以印刷、出版为基础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些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固守传统上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为中心的文学观念,适应时展的需要,文艺学学科几年前已经:出现了“文化论”转向。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学语文教师,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引导中学生“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给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培养目标上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所培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应当具备剖析各种当代文化现象的能力,作为对时代所提出的这一问题的回应,在文学理论课程建设中,我们是否应当开设文化研究类课程?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可以作出这样的规划:可在一、二年级之间开设文学概论的专业基础课,为学生提供本专业的初步理论;在三年级重点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文本解读”或“文学批评实践”等专业必选课或专业限选课,强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在四年级则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开设中国古典美学、当代文艺思潮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文化传播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以及各种相关文化现象的专题研究等选修课程,更进一步深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及阐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的能力。在选修课程的开设问题上,不一定规定具体的课程,而应在考虑学校的师资条件、学生本身的兴趣、需要的基础上作出安排。 针对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中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现状,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是非常必要的,就其巫待解决的问题而言,一方面,它需要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应充分注意到文学理论学科的实践性特色,开设相应的课程,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出对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理论剖析的能力。 文学理论论文: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作品创作 论文提要:胡适在批判我国古代传记的缺点和吸收西方现代传记文学长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传记文学思想。他是我国最早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末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并以创建传记文学理论和努力创作两方面的实绩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显著而重要的地位。 胡适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要贡献。在传记文学方面,胡适是我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他大力提倡传记文学,开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理论之先河;同时还身体力行,积极创作,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范例。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作品,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显著而重要的位置。研究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正确认识和评价他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对于推进我国当代的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与创作繁荣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试根据胡适传记文学理论逐步演进的特点将其分为酝酿、成型、成熟三个历史阶段,并结合其写作实践作一综合考察,借以阐发胡适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贡献。 一、“传记文学”出台前的思想准备 在我国,传记是一种古老的历史体裁。早年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就对传记感兴趣,1908年在《竟业旬报》上曾发表过他最早写的《姚烈士传》、《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等短篇传记,并明确表明其写作目的在表彰豪杰,“使大家来崇拜”师法他们。1910年胡适去美国留学后,由于受西方传记的影响,对中国的传统传记作了认真反思。他于1914年9月23日写的一则札记(《藏晖室札记》卷七第一条),曾把中国传记同西方传记作了一番比较研究,认为中西传记存在明显的差异:“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在列举了东西方传记的不同体例后他又具体地阐述了两者的长处和短处。从这条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中国传统传记的否定多于肯定。其对我国传记存在缺陷的分析批评是深刻而中肯的,对于西方传记优劣的评析也是较为精当的。这种比较研究对他后来的传记文学理论构建及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之所以要提倡传记文学,到处劝老辈朋友写自传,主要动因就是对中国传统传记的不满和深感“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而另一方面他对西洋“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这一点则表示钦羡,他后来写作的传记文学也大抵是借鉴了西方长传的体例,如《四十自述》、《丁文江传》等。 虽说胡适留美时期写的这则札记与他后来的传记文学思想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但这还不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开始。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学术界都有学者把这则札记看作是胡适最早提倡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佐证,这实在是一个大失误。造成误解的直接原因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这条札记有个“传记文学”的标题。事实上《藏晖室札记》是胡适在留美时期的日记和杂记集,我们现在看到的“传记文学”这四个字作为分条题目,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这些札记交给亚东图书馆印行出版前,由胡适的朋友章希吕在帮助整理这批札记时拟加上去的。再从这则札记的实际内容看,其主题是比较东西方传记文体的差异,札记从头至尾并没有出现过“传记文学”字样,也没有对传记文学概念作任何阐释,很显然胡适当时说的只是“传记”而不是“传记文学”。而在胡适正式提出“传记文学”的名称之后写的有关文章或演讲中可以看出,他对“传记”和“传记文学”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有所区分的。因此,1914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还只能说是他传记文学思想的酝酿期。 二、“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和“传记热” 在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思想酝酿,到了1930年前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正式开始“亮相”。《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则是一个开篇。该文写于1929年末,序文开头说“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接着通过具体分析阐述这三方面的原因,对中国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作了深刻批判与否定,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说的“新体传记”的三个条件与写作要求:一是“爱敬崇拜”伟大人物,二是“纪实传真”,三是“传神写生”。这是胡适以文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古老传记文化作出的看法。虽说“最不发达”,但明确把传记说成是“中国文学里”的一门,这表明此时的胡适已有了将传记纳人文学领域的思想,这种看法可说是超越前人的。因为传记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历史的范畴,此前他的前辈朋友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和创作的“近代传记”,“属于在历史范畴中的内容和体例上的革新”。虽说胡适在这篇序文里还没有提“传记文学”的名称,但“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他以后谈论传记文学时始终坚持的,说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基石在这篇序言里已经奠定。 在时隔半年之后的1930年5月28日,胡适在给友人董授经先生的日记《书舶庸谭》作的序言中便正式提出了“传记文学”的书称:“日记属于传记文学,最重在能描写作者的性情人格,故日记愈详细琐屑,愈有史料的价值。这是胡适第一次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也是中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第一人。这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前的中国文坛有传记文学之实而无传记文学之名,“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使传记文学名正言顺地登上了中国文艺舞台,它标志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一个新的开端口从‘旧记属于传记文学”这一说法可以看出胡适所说的“传记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日记属于非正式自传,胡适后来说过他在美国留学时期的日记“就是我的留学时代的自传”,而在西方人眼里“自传是传记文学的嫡亲或特殊形式”,后来胡适也是把自传作为传记文学重要成员大力提倡的。在这篇序文里胡适虽然没有对什么是传记文学作具体阐释,但却揭示了传记文学的两个重要特点和条件:一是能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二是有史料的价值。这同上文说的“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传神写生”、“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原是文学的特长;而“纪实传真”才有史料价值。而历史与文学的结合,这正是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书舶庸谭·序》中还特别引述了日记作者做的情梦“柳丝一梦”,极富文学趣味,可见胡适对于传记文学在文学性方面的强调与重视。后来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又说:“我在这十几年中,……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这对前面“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的说法来讲,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的一个进步。而“传记的文学”正好是对胡适“传记文学”概念的一个简明解释。这里“文学”是中心词,“传记”是修饰词起限制界定的作用,“传记文学”也就是传记性质的文学,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胡适晚年在台湾作《传记文学》讲演中曾再次解释说:“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这是胡适把传记文学看成是一种文学门类的最直截的说明。 胡适是个实验主义者,在提倡传记文学方面,他也是一边进行理论构建,一边亲身投人创作实践。《四十自述》是他这一时期在传记文学上的又一个贡献。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说:“《四十自述》,只是我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而这场“传记热”的引发是:“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胡适劝告朋友写自传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用一种“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来“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即写出他所倡导的“自传文学”来。那么其意义不仅可以“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由此可见,胡适劝告友人写作自传(包括他自己写自传),有着历史与文学的双重目的和意义,即“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这是胡适对“自传文学”创作提出的两点希望和要求,也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根本目的。因为胡适对于传记文学所特有的史料价植和文学感化教育功能这两方面作用已有充分的认识和重视,所以他要大力提倡传记文学。 令胡适感到不幸的是,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动笔。于是他便身体力行,于1930年6月开始写了他的第一部正式自传《四十自述》。虽说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自传,但它作为胡适倡导传记文学的示范之作,体现了胡适的传记文学理想,既有“纪实传真”的史料价值,又有“写生传神”的文学特色,是值得重视和应该肯定的。关于《四十自述》的写作计划胡适在《自序》中作了说明:“我本想从这四十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的题目,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写我的父母的结婚。这个计划曾经得死友徐志摩的热烈的赞许,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可以看出,胡适在提倡传记文学,构想自传创作计划时是很注重“有趣味”这一特色要求的,这也是胡适在以后的有关文章和讲演中用来评判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如何实现传记文学的“有趣味”?胡适认为在确保“纪实传真”的前提下,“遇必要时”可以“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在追写传闻和某些记忆不清又没有法子证实的生活细节时也可以“用想象来补充”。因为这里出现一些人名地名的讹误和合理的想象虚构不影响基本史实的真实,相反还能够增添阅读的趣味。应该说胡适的这些想法和写作方法是可取的,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受到了友人的赞许。遗憾的是胡适上述的这种创作思想没有能够在自传写作的实践中坚定有力地贯彻到底,而是在“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网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刘一于这种“倒退”胡适自己是不满意的。从他本人来说,曾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是以破旧开新而闻名的;他自己动手写作自传本身具有“给史家做材料”和“给文学开生路”的双重目的、任务。因此这种“倒退”与上述思想是不相符合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胡适在倡导传记文学上存在着实践与理论的脱节。造成这种“倒退”和“脱节”有客观方面的凉因,最主要的还是作者的主观因素:“但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胡适的《四十自述》作为他的传记文学的实验之作还是比较成功的,它为我国自传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在我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三、传记文学理论的成熟和“创作无力” 在经过了30年代的郑场传记文学热之后,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已趋于逐渐定型,接下来是“退热”后长时间的“冷静”。到1953年初,已经步人晚年的胡适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作了一场《传记文学》的专题讲演,标志着胡适传记文学理论进入了成熟阶段。演讲是他提倡传记文学的又一重要方式和途径。从他晚年的这篇演讲可以获得以下几点传记文学理论演进的信息: 一是对我国古代传记总体评估由虚无悲观变得实在客观。胡适以前哀叹“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并说过“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的偏激之言,而在这篇演讲中,虽然仍坚持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但同时又从传记文学的角度对中国正史中的传记作了较为客观实在的评价:“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其中的传记有许多篇现在看起来仍然是很生动的。”在举例中还特别提到:《晋书》中“小说传记,给中国传记文学开了一个新的体裁”。过去胡适写《四朴自述》曾试图采用小说体裁给自传文学开辟一条新路子,但是中途给放弃了。现在直接把小说传记作为传记文学提出来,这确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新进步。 二是拓宽了传记文学的品种领域。胡适在以前谈的传记文学对象,主要是指文学性传记,包括自传、日记,而在晚年的这篇演讲中,又把《晋书》中的小说传记也列人传记文学范围,并说“《红楼梦》也是传记文学”,这是胡适经过考据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得出的结论。这一观点本身当然尚可商榷,但由此可见胡适在这里说的传记文学概念范围更为宽泛。他还说:“除了短篇传记之外,还有许多名字不叫传记,实际是传记文学的《言行录》。这些言行录往往比传记还有趣味。我们中国最早、最出名,全世界都读的言行录,就是《论语》。”从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健将到把孔子《论语》作为传记文学而加以高度评价和赞扬,这既是胡适文化思想的一种巨大转变,也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演进和完善。 第三,胡适在论述我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问题时对过去的三点看法也有所修正。主要是去掉了“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这一点,而改成了“缺乏保存史料的公共机关”。这样就显得较为准确客观。 晚年的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树方面已臻成熟,但其传记文学的创作却并没有什么大的“长进”。《丁文江传》是胡适步人晚年后又一项重要的传记文学活动。它写于1955年底,是胡适所写的最长的一篇传记文学作品。该传大体上是借鉴西方长传的体例按照年代的顺序,记述丁文江一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既写出了丁文江献身科学的精神和他对中国地质科学所作的重要贡献,又写出了丁文江“捧出心肝待朋友”的美好品格,通过各个侧面塑造出了“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形象。由于作者在作传时采用了严格的“科学方法”,尽可能地容纳了所找到的材料,使传记明显地体现出它的历史性和史料价值,但同时也因此而大大地削弱了传记文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这是胡适在传记文学创作上又一次与其理论的脱节,并且较《四十自述》更为严重和明显。胡适晚年在台北的另一次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讲演中说到:“我们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拿它来作为对胡适在传记文学方面的评语,也是颇为恰当的。 回顾考察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设及创作实践上所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是在批判否定中国古代旧式传记的缺点弊病,学习吸取西方现代传记文学的经验与长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并对传记文学的概念特征、范围种类、功能作用和创作原则、要求、方法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精到的阐述,从而形成了一种有着鲜明个性特色的理论系统。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在我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贡献,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历史,指导传记文学创作,正确评价传记文学作品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胡适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直到晚年在台湾去世,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可谓不遗余力。“在现代中国,各界知名人士开始逐渐形成写自传的风气,也在30年代,有关文献材料表明,这的确与胡适身体力行地倡导有关。”再有上世纪60年代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刊也与胡适的提倡有直接关系。这些都表明胡适提倡传记文学是“有心”而有功的。 三、胡适一生写的各类传记将近40部(篇),但在明确提出“传记文学”概念之后,自觉按照他的传记文学理论写的并不多,而且还存在较明显的实践与理论脱节的间题,真正符合传记文学条件、称得上“传记文学”的作品则是屈指可数。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传记文学创作又是“无力”的。但它给史家留下了有价值的材料,为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自传文学创作)开辟了新路,这一历史功绩是不能低估的。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批评探究论文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即:批判之风再起;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中国特色”研究得到了强化。下面分别加以考察。 1.批判之风再起 中国思想理论界是在全国又一次“拨乱反正”的新情势下进入9O年代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思想理论上的“乱”与“正”,尽管在一定时期与一定政治思潮有某种联系,但它毕竟是学理范围内的事情,必须按照思想学术的规则在深入地探讨与争鸣中,去鉴别,去矫正,而且还需经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然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影响学理的健康发展。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个突出的情况是,90年代最初的二三年间,一些占据有力地位的人,把某些比较敏感的学术问题政治化。并从政治的角度居高临下地开展批判。这一时期受冲击最大的有三个人∶李泽厚、刘再复、王蒙。批判的内容,是他们发表在80年代的有关专著和论文,主有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的历程》、《答问录》,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王蒙的《文学三元》(以及小说《坚硬的稀粥》)等。这些论著,在发表当时有的也有过不同意见,有些批评还相当尖锐,如陈涌等人对刘再复“文学主体论”的批评,但总体上还是在学术争鸣的氛围中进行的。然而同样的问题,进人90年代,骤然升级,本来正常的学术争鸣,一下子变成一边倒的政治性批判。 三人中又以李泽厚受力最猛。据有关统计,仅1990至1992年间即发表专题文章60多篇。50余万字,从哲学、美学、文学、政治等多角度进行批判。除此之外,还由有关部联合召开了两次专项会议,分别对他的“救亡压倒启蒙”、“新启蒙”、“西体中用”以及“主体性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等理论主张进行集中批判。会议强调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还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广泛的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覆活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极为突出。⋯⋯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李泽厚及其著作为什么曾一度在我国走俏。也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必须对李泽厚的政治、哲学观点开展严肃的,原则性的讨论和批评。”(见《文艺理论与批评》l991年第6期)可见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成为这次批判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对李泽厚的批判主要是在哲学界进行的。这里从略。 就文学界而言,首当其冲的是刘再复,不仅文章众多,而且抨击相当严厉。1990年11月,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等十多个单位联合举办的专题“讨论会”,对他的“文学主体论”做出如下的判定:理论上,宣传主观唯心论、历史唯心论和抽象人性论。把抽象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旗帜。用“眼泪”文学来批判社会主义现实。政治上,“文学主体性”的呼唤,直接与资本主义道路联系了起来,根本否定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和成就,否定了以《讲话》为优秀的文艺思想的历史贡献和理论价值。否定了“二为”方向,为“精英文艺”大造舆论;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损党对文艺的领导和否定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仅要消解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明显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进行了直接的攻击和根本的否定。其影响,不仅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界的泛滥,而且酿成了文艺创作的大滑坡大倒退。并认为,刘再复从反对文艺领的“机械反映论”、“庸俗社会学”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发展到比较系统、全面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说,蔑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近些年来文艺学领域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的言论的变化轨迹。实际上是政治化学术,或打着学术旗号的政治,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1期)这一判定不仅集中表达了当时批判意见的基本观点,而且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不容置疑的气势。对刘的“批评”还涉及他的散文创作。有一篇代表性的文章,题目是《“心史”唱出“杀伐之声”———评〈寻找的悲歌及其评论》。(同上刊,1992年第2期)作者得出结论:刘是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与个人主义人生观的理论家”,他“逆历史潮流的追求”站在错误的营垒里摇旗呐喊。其心灵的异常孤独、寂寞、痛苦,其发誓要进行绝望的寻找,乃是咎由自取的没落的悲剧。这恐怕很难算是学理的批评。 王蒙的《文学三元》被指认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观的“怀疑与否定”,“对西方文学思潮的首肯与宣扬”,必将导致“文学本质的取消论”①他的《坚硬的稀粥》被说成是篇“影射现实的政治”,“政治倾向有严重错误的作品”。②不仅如此,直到90年代中期,他还受到全面“批评”。两篇典型的文章是刊登在《中流》上的《王蒙其人其事》和《文艺理论与批评》(l995年第4期)上的《有感于王蒙的处世哲学》(山城客)。这题目立刻让人想起“”中的大字报,不用看内容便可知道它的政治分量。 李泽厚,刘再复,王蒙,一个主要在哲学界,一个主要在理论批评界,一个主要在文学创作界,理论上互相支持呼应,确实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理论(也包括创作)自然也有不足与失误,完全可以批评与商榷,但正常情况下,应该主要在学术的范围中进行,并且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也允许被批评者有反批评的权利。然而上述的所谓“批评”却基本是在政治的层面并且依托于政治而进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面倒的政治性的批判。这种政治性的批判之所以能够重新盛行一时,是同一部分占据有力地位的“批评者”的思想认识有关的。这些人实际上对于新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修正和调整始终没有想通,他们认为不提“三论”(即“从属论”、“服务论”、“工具论”)是一种理论上的失误。这种思想,在新的“拨乱反正”中找到了适应的气候。 1990至1992年间,资深理论家陈涌接连发表《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要恢复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与文艺》等三篇文章,③其中心问题,就是试图从理论上重新论证“文学———从根本上———是服从政治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认为,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是决定和被决定,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理论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有机部分,它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关于文学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以及文学应该为无产阶级政冶服务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关于“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论述,关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的论述,是他“根据现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丰富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理论至今并未“过时”,必须继续予以确认。这是一个“不能有任何模糊,任何模棱两可,任何折中调和”的“重大的原则问题”。与此相呼应,《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自1991年第5期起,开辟“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待文艺问题笔谈”,再度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西方文化的渗透和我们应有的对策”等问题进行阐述与探讨,要求“文艺应当帮助人民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基于上述理论,他们强调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我们正面临着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的严峻斗争,意识形态领域是这场斗争的主战场。这些年来,阶级斗争问题被人为地“淡化”了。但事实上,国内外反动势力正“勾结起来”,对我国进行所谓“攻心战”、“思想战”、“宣传战”,那些口头上最热衷于“淡化”阶级意识的文化“精英”,却一直在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着阶级斗争,对于这种现象,如果缺乏清醒的头脑,丧失必要的警惕,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我们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要在批判中建设,在斗争中建设,对一些重要的文艺思想、理论问题,既不能简单地贴上阶级的标签,也不能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能不问姓“社”还是姓“资”。现在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正本清源”,“任重道远,战斗未有穷期”,因此“必须长期不懈地进行顽强的韧性的战斗”,决不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④如此,为了完成“战斗”任务,集中而持续的批判便不可避免。 对于这种批判,学界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一直得不到发表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学术气氛开始活跃,10月赵士林主编的《防“左”备忘录》一书出版。该书收入了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对上述现象进行批评的文章,主编在“前言”中称,这一时期出现了“全方位”的“‘左’倾回潮”。对此,《文艺理论与批评》立即刊登文章予以反击,指认该书正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回潮”。很快文坛又归于寂寞。不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对文艺工作还是保持着积极慎重态度的。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央立即提出了“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方针;同时依据历史的经验指出,在整顿中必须注意把学术行为与政治行为加以区别。1990年元旦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即会见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及全国话剧戏曲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之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发表题为《繁荣文艺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讲话。讲话共四个部分:一、充分发挥文艺对稳定社会和鼓舞人民的作用;二、大力弘扬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三、积极借鉴一切对我有用的外来文化,着力讴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四、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造成重视民族文化的舆论环境。他重申要贯彻“双百”方针,并具体指出,“一要开展同志式的讨论。二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三要把握好‘二为’和‘双百’的辩证关系。四要尊重艺术的特点和规律。领导者应和文艺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防止简单粗暴地对待文艺家的艺术创造”。他特别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就要求我们努力为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民主、和谐、团结、奋进的环境。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和贯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繁荣兴旺,生气勃勃;什么时候放弃或背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枯萎凋零,冷冷清清。十年动乱中,十亿人民八个戏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见《人民日报》1990年1月12日)还有,当王蒙正被某些报刊点名批判的时候,一次由等中央领导人出席的元宵节接见会,一如既往地邀请他参加。李泽厚域外访学,也照样进出自由。所有这些,都明确地体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积极态度。虽然,这种态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有力的贯彻,但它确实使得火药味很浓的政治性批判未能造成对文艺更为严重的伤害。从而在后来(特别是1992年之后)得以实现艰难的调整与发展。 2.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 对于一门学科学术史的研究,不仅是该门学科整体构成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而且体现着它的深入与成熟。正因为这样,早在80年代中期,全国文学学科规划小组在审议国家七五科研课题时即提出了这一问题。当时认为,首先有必要通过对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等一些近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的个案剖析,探讨他们在借鉴西学和继承与发展传统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利今后研究的健康发展。并确定了由王瑶教授承担这一课题。其研究成果已经出版,即《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一书。但实在地说,关于学术史研究,80年代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注意。这是因为,那时的学者们大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报国情怀,孜孜以求的是自己的研究能更直接地为中国的现实改革与文化复兴贡献一份力量。这种热情一方面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悠久的爱国传统,同时也自然地使学术带有较多的功利感情色彩和浮躁气息,在学理探究上显得不够严谨与深沉。这其实是并不利于真正的学术建设的。但是在政治热情高涨的境况下,人们对此却无暇去进行反思。90年代初的一阵批判,促使学界冷静下来,重新清理思想,调整思路,寻找自己真实的位置。结果之一,就是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这一开拓,由于临近世纪末而进一步得到加强,以至成为90年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时尚。 有人将90年代初期的学界称为“学思不兴”的“冷冻”期。在这个时期,许多富于学术眼光和责任意识的学者,定下神来,收视返听,重读历史,如同发现了新的宝藏一样,“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晚清,关注起那一段长期被冷落了的学术与思想遗产。或许是此时此地的情境,使之产生了与彼时彼地互相沟通的“灵犀”吧,他们忽然都从那里感悟到一种有力的启发和鼓舞。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这样写道:“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辱,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路,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国学大师丛书·总序》)陈四益先生进一步说:“这一时期的杰出学者,大都是忧国忧民之士,推动他们辨章学术的,是救国拯民的动机。他们的眼界由于吸收了外来文化而大大开阔了,这样才能重估旧学,融会新知,成就一代新的学术风貌。他们在学术上虽然各有成就,但由于所走的道路不同⋯⋯可供人们咀嚼回味的东西正多”。⑤于是人们开始认真地“咀嚼回味”起来。最先显示这一征候的标示有两项。一项是《国学大师丛书》的策划与出版。一项是《学人》杂志的创刊。《国学大师丛书》策划于1990年,启动于1991年,l992年开始出版,现已问世28册。传主包括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熊十力、欧阳竟无、蔡元培、刘师培、汤用彤、胡适、钱穆、冯友兰、鲁迅、林语堂、郭沫若、顾颉刚、贺麟等等,都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史上的显赫人物。这些人,“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尽管所遵循的学术思想路向以及所经历的人生遭际不同,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奋斗做出了突出的成就,或开现代风气之先,或首创新型范式,而独成一家。在他们的学术思想历程中,两个共同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一个是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而这两个问题,不仅是影响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学术)建设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今天继续需要认真探讨和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有鉴于此,今天人们用大师评传的形式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确如陈平原教授所说:“必有深意在。”这种“深意”,从消极意义上讲,是借对逝者的追思,浇今人心中之块垒;从积极意义上讲,是通过对现代中国学术进程的清理和反思,从民族学术内部寻找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从而为新一代学人确立“跨世纪的文化选择”,“继往开来”,提供一种真切的历史镜鉴。这项工程首先由出版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发起和推动,很快得到学界的大力支持,由目前还健在的当代学术重镇如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周一良、殷法鲁、庞朴等出任顾问,又由亲历学术风云造诣颇深的中青年学者(主要是以后培养的研究生)担纲主撰,可以说是出版界与学界联手,老中青学人共同的创举。这个事实本身即说明此项选题深沉的时代内涵。正因为如此,作品一上市便大受欢迎,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一时间国人争相传阅,一读为快。 《学人》是以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青年学人为主体的同仁刊物,1991年正式开张。该刊第一辑便推出这批学人关于学术史研究的一组笔谈。这表明,他们在经历了一阵热烈的政治呼唤之后,已经冷静,决心更加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面对学术,并且首先从重审本民族学术史开始。陈平原在该期《学术史研究随感》一文中表达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说,学术史研究“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因为“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他选择的结果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⑥在这样的选择和坚持中,他一面开设中国学术史的课程,一面奋力读书研究,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该书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努力探源中国学术之“根”,用心感受并积极阐释中华民族的优秀学术传统。这批学人中葛兆光、汪晖等人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汪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研究成果,都能注意资料的详博,力避空泛,观念方法上多有开拓创新之处,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家樊骏认为,汪晖一向关注重要概念尤其是优秀概念的历史演变,和它们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不同含义。他的将“观念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研究,旨在辨析这些优秀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后的实际演变和确切内涵。这个工作,对于准确地深入地认识判断中国文学、思想、社会的现代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⑦《国学大师丛书》的编辑、发行,《学人》集刊的出版,推动了学术史研究的进程。此后,这一研究从各个层面全线展开,表现为如下特点∶首先是时域拉长了———从近现代直到当代新时期,即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涵盖了百年学术史。其次,视界更为开阔系统———举凡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如当代文学研究、近现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等等,都在其内。其三,大、中、小项目齐上,方式灵活多样———有的以国家重点项目,集众多精英分工合作,总揽百年学术史的回顾、清理与探讨;有的与出版社合作,另行组织队伍,分科进行百年学术史总结;有的以个人的力量,就某一 学科分阶段或分专题进行检视与反思;有的以理论思潮为中心,有的以主要观念、范畴的演变为中心,有的以人物为中心,有的以某一学派为中心;有的重在学术史实的梳理评述,有的更关注深层思想文化原因和学术发展内在规律的探寻,如此等等。各有所长。现已经出版的主要成果,除上述提到者外,尚有:《学术史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走出拟古时代》(李学勤),《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朱维铮),《清园论学集》(王元化),《释古与清华学派》(徐藻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周勋初),《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张海明),《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黄修己),《新潮学案》(夏中义)等丛书、论著,以及更多的专题论文,如聂振斌《试论百年中国美学》,刘纲纪《略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美学》,钱中文《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王元骧《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高楠《中国文艺学的世纪转换》,庄锡华《人性,人道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杜卫《世纪回眸: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文学审美论》,《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和意义》,宋剑华《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性质与特征》,胡晓明《二十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五个传统》,罗宗强等《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朱立元《反映论文艺观崛起的文化反思》,赖大仁《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转型与探索》,汤学智《影响未来的历史性变革———新时期文学深层透视》、《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述评》,朱寨《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评价问题》,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支克坚《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上、下),陈伯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之检讨》,樊骏《关于学术史编选原则的思考》,陈思和《20世纪文学史编写的三种对象和三个层面》,朱寿桐《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葛红兵《文学史学引论》,王岳川《20世纪西方文论思潮的反思》等等。同时,《民国学术经典》(东方出版社),《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包括文史哲各界卓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的学术自选集系列,以及新近问世的《跨世纪学人文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也都是具有学术史价值的重要的文献,同样可以视为这一时期学术史研究的一种成果。 就目前所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百年学术史”的全国重点科研项目,是属于多学科总体回顾的大型项目。他们力图以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视野和学术眼光,对百年学术史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检视与探究,着意寻求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学术演进的真实历史轨迹、独特规律和对于未来发展切实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其中的“文艺学学术史”为例,为了更好地从中国学术自身揭示文艺学走向“现代”的曲折复杂历程,以著名文艺理论家杜书瀛为首的课题组,经过多次研讨,在与“文艺学史”和“文艺学思想史”的比较中,确认了“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即:“文艺学的学术活动的运行过程,历史内容和发展规律”;进而确立了“长时段,大视野”,“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研究方略,即无论着重探讨近代、现代还是当代的学术史,都必须把它置于近代以来百年中国社会文化演进的整体背景之中进行观察、考量,将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与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文化氛围一并纳入研究视野。现在已经有了初步成果,个别片段已有发表,如杜书瀛对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回顾的文章,孟繁华关于文艺思想的重新探讨等。⑧杜文认为,新时期20年来,中国文艺学在基本观点、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学术命题、研究范式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深刻的变化,并对“拨乱反正”的意义与局限,认识论文艺学的功与过,接受西方现代文艺学资源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文艺学发展由“内转”而“外突”的总体趋势,进行了深入的评析。孟文则将文艺思想及其内部结构,置放在纵横交错的国内外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上,进行学理探讨,从而更冷静地论述了它的贡献、局限与内在矛盾。从这些文章的学术视野和所触及的深度看,人们有理由对这部学术史著作(多卷本)寄予较高的期望。据悉,上海徐中玉等几位著名教授也正主持编纂同类著作,但在体制上别出心裁,采用辞书结构,将以精心设计和组织撰写的自成体系的词条,实现百年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这两部大书,目标一致,又在结构功能上呈异态互补之势。必将受到后人的重视。发生在世纪末的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热潮,其重头成果也许要到下个世纪初方能问世。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确实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使中国知识界的大多数,在下面一些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首先,由于百年来的特珠国情,中国学术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始终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并且常常受到政治的强行干预,而实践证明,政治的干预往往对学术造成伤害。故欲求学术的健康发展,必须确实创建一个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在这个基础上,其次,要确认学术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必须从民族学术自身内部去探求其走向“现代”的可行之路,为此学术必须自立,学者必须回到学术。而真正“自立”的学术,决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因此,其三,必须言行一致地贯彻“双百”方针,鼓励“百家争鸣”。只有真正形成众多在理论上自成一体的“家”,中国学术才能在中西文论的冲撞、融和中,树立起自己的“现代”形象。百年的经验教训,足可以让我们聪明起来了。如果真能记取历史的教训,那么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使之形成更为完备的理论生态机制,从而逐步走向成熟,也必将为下一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正是中国学人所热切盼望的。 3.“中国特色”研究得到强化 80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与此前的30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相比,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的确有了深刻的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具有一定突破性的论著,但如果从时代的和世界的眼光来看,又的确如季羡林教授所说,“在近现代没有一个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东方文论·序》)。在整个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批评领域,还听不到中国独立的理论声音。(注:美国著名学者亚伯拉姆斯在谈到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时,曾列出20种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论潮流和主义,均与中国无缘。参见黄维梁《〈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这种状况,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无论有何种现实原因,都不能不是一个深深的遗憾。于是90年代,在新一轮的反思中,“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问题,被提到特别突出的地位。 自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并非始于90年代。还在50年代中期就有人指出:“近几年来,有许多人用教条主义的方式去学习苏联的文艺理论,而不顾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实际”,因此不能“成为中国的花朵”。(注:见应杰、安伦:《整理和研究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遗产》,《新建设》1957年第8期。)对教条主义的批评,激发和强化了民族主体精神与创造意识。在此基础上,周扬于50年代末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命题。此后乃有蔡仪和以群分别主编的《文学概论》和《文学的基本原理》。这两部著作虽然在质量和影响上居当时同类著作之首,在与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实际的结合上有所进步,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仍未能从体系上摆脱苏式理论的影响,完成质的突破。如此,当80年代有了相对宽松的时代条件之后,问题便自然地再一次提上日程,尤其80年代后期,讨论渐趋热烈,并产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成果,然就学界整体而论,那时还处在急于借鉴模仿的兴奋与浮躁之中,还不能更集中更踏实地就“中国特色”问题进行多方位的研究与探讨。这只能是90年代的事情。这一时期虽然失却了80年代的轰轰烈烈,但有关学者的精神更为集中,研究更为扎实。 什么是“中国特色”?目前学界仍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强调“民族性”,有的强调“社会主义”性,“马克思主义”性,也有的强调二者的结合,可谓众说纷纭。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特色”,归根到底,就是指由中国学者所创建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理论系统,关键是要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声音。这种理论应该具有原创性、体系性和普适性。所谓普适性,即是理论的先进性、超越性,它产生于中国,又有能量的强势,具有向外的辐射力,能在不同的民族地区进行传播,发生影响,获得世界性的认可。当世界学界谈起某一理论,共同指认它来自中国时,这一理论自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反之,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理论境界,而只是自我标榜有“中国特色”,那恐怕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依照这种观点,我认为90年代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设性探讨,主要表现为三种路向。 一路寻求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造性发展。 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文论现代传统继承、扬弃和重建的路向。在这个方向上,有两支人马在奋力前行。一支沿传统文论体系整体改造的目标推进,如钱中文,王元骧等。他们在80年代已经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90年代继续锲而不舍地努力。但由于问题难度甚大,未能取得更大的突破性的进展。他们所进行的主要工作,是对新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的回顾和总结,目的在于更好地探寻前行之路。 钱中文的《世纪之争及其更新之途》,《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注:分见《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1996年第1期;1999年第2期;《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是几篇分量厚重的论文。他把中国20世纪文论的演进,放到本世纪世界文化和文论发展的大背景上进行纵横观察,比较,反思,高屋建瓴,发人深思。他认为,对20世纪中国文论进行反顾与前瞻,不能离开“现代性”这一理论问题。所谓“现代性”就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推动自身不断地走向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现代性的策动下,中国文学理论必然走向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和哲学基础的多元化。有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有不断更新,丰富自己,才能获得不可替代的位置。他强调,20世纪的中国文论经过百年流变,实际上形成三种传统,即:古代文论、现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必须要面对这三种文论传统,并给出科学的定位与选择。而这种选择,只能从现实的传统出发,以现代文论为主导,充分融和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否则又会中断传统。这将是一种在长远时间里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体现现代性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在谈到文学理论现代性时,他又特别指出,要有“充分的人文精神”,要树立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他说,“这是从近百年来文学理论痛苦演变中凸现出来的一个思考”。他的识见,的确包含了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学者深沉乃至痛苦的历史思考。 王元骧的《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展的思考》,《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文学理论建设刍议》以及《艺术实践本性论纲》(注:分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5期;《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等论文,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何走向当代,以及作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逻辑起点、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通过“世纪回眸”,在比较已经取得的成果(主要是80年代以来的新成果)的得失之后,他深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最关键的环节”,是要形成和确立正确的文学观念;这样的文学观念,应该到科学与人文两种学科的结合部去寻找;在内涵和功能上,它必须充分反映时代要求,民族文化精神,并有能力整合与同化已经积累起来的一切理论资源。遵循这样的思路,他在坚持认识论的基础上,引入实践范畴,提出了“艺术实践本性论”。试图以实践为中介,将知识论、认识论与人生论、价值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阐释文学的“人学”性质,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发展。另一支是更年轻一些的博士,如许明、郑元者等。他们的兴趣,暂时似乎更在于某种重要的研究领域和专题上,期望通过这些关键性问题的突破,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现展寻求契机。 许明是已故著名美学家蔡仪的学生。他的博士论文《美的认识结构》,完成于80年代,修订出版于1996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的一部“具有高层次研究水平”的论著。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美学的最基本的合理内核——客体思想,同时又广泛吸收近百年来西方多种美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以哲学认识论——思维科学为方法论基础,以审美实践为出发点,整合客体、主体、动力、反应等因素,首次提出和论述了“审美思维结构”,并由此对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形成的逻辑过程,以及美感和性质等,进行了创造性的探讨,从而为认识论美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在长期踏步之后重现生机。许明认为,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首先要“重读马克思”。所谓重读,就是要恢复过去长期被误读和“弱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性”,“价值立场”,“人的解放”等重要内容,重新以“人”为优秀,张扬那些与人道主义等相联系的价值资源,以回应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与危机。他的研究新著《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起源》一书已经问世。其次,要关注现实。因为理论发展的契机,最终是要到现实中去寻找的,它的独特的内涵,应该来自时代的深处,来自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处,来自人性的深处,研究者只有融进这个现实之中去方能真实有效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为此,近年他主编并参与撰写了全面研究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问题报告》(丛书,20余种),《与总书记谈心》等很有影响的书籍,获益匪浅。第三,要有明确的理论目标。在环视世界理论思潮走向的基础上,他强调中国文论建设要“重返意识形态”(当然是开放的意识形态),要“建设新的人文精神”,即“以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为优秀的价值观、方法论、社会观所构成的新的意识形态建构”,从而使文学更好地担负起帮助民族实现“人格重建”这个时代性的主题。他曾发表《人文理性的展望》,《当今文学理论发展的十个问题》(合作)等多篇重要论文,分别收入《轻拂那新理性的风》,《人文理性的展望》等文集。在我看来,上述三项,确实从理论本源,现实需求和未来方向的结合上,抓住了今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的关键所在。目前,他正投入心仪已久的《意识形态笔记》的写作。这将是他为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所进行的新的理论探索。 郑元者师从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教授。他的博士论文题为《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已于1998年出版。关于艺术的起源,西方古今理论家曾经有过多种说法、多部论著,如劳动说、模仿说、游戏说、心灵表现说,《艺术起源》(格罗塞),《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原始艺术美学》(简·布洛克)等等。这些著作与见解,虽然各成一体,但往往视角比较单一,带有比较明显的局限。郑著则积极开扩视野,将艺术起源分解为艺术何时发生/艺术如何发生/艺术何以发生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互动层面,归结为一种规律性生成过程;同时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史前宗教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的有效理论和方法,既重实证考据,又有哲学思悟,在认识上突破了艺术起源“单数”论的传统见解,提出艺术起源于原初性的图腾观念以及它的特化形态的“复数”理论。其优秀概念是“图腾观念特化说”,其理论展开为“图腾观念特化树”。有关专家认为,“这种自成体系的崭新的观点,使艺术起源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为美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注:参见蒋孔阳:《艺术起源学研究的新创获》,《复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他的努力方向,是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的学科体系。他认为,“要改变传统美学的诸多重大失误,当代人类学美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它是‘新美学’的前导”(注:见廖明君《艺术起源学研究与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郑元者访谈录》,《民族艺术》(南宁)1998年第2期。)正是为了探寻“新美学”,他“甘于清贫,甘于寂寞,坚守学术阵地”(蒋孔阳语)。近年来又完成和出版了《崇高之始》(已出),《当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人类学美学与21世纪中国经济文化战略》等新著。目前正继续进行艺术起源学研究,埋头撰写计划中的其它几部论著。他的研究显示了一代新学人严肃负责的学术追求。可以预计,在理论建设的道路上,他将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他的导师高兴地说:“在元者身上,我看到了我国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确实,在新一代博士中,正涌现出一批具有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及现代科学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的新型人才。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民族文化建设的希望。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还有一些文章值得注意,如《文艺社会:结合部与生长点》(周平远),《文学理论与文学世界》(吴元迈)等。(注:前文见《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后文参见《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面对现实融汇中西》(徐新建、阎嘉)一文。)周文认为,文艺社会学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和精髓,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现代文论的主流,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也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强烈诉求和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文论/文化思潮,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和西方文论、马列文论中国化的结合部,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术生长点。吴文认为,20世纪以来,由于各门学科的独立发展及其相互渗透,文学边界内的“入侵者”越来越多,一方面文论变得越来越不像文论,另一方面文论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广,与此同时却似乎偏偏不关注文学现实本身。今日文论的发展,固然需要与古今中外种种学说对话,但最重要的是进行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对话。惟有这样,文论才能发展,惟有以实践为基础的文论才可获得生命力。此外,朱立元《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结构》(专著,1991),《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民族化的思考——力求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融通》(1990),狄其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形态》(1991),周来祥《辩证思维方法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理论体系》(1992),彭立勋《意识形态论与审美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设的思考》(1992),董学文《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1996)等也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一路寻求中国传统(古代)文化的“现代转换”。 这种“转换”,与古代文论的一般研究(如历史研究、专题研究、范畴研究等)不同,它是以这类研究为前提,谋求其与现代文论的“接轨”;也不是仅仅将个别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移接到现代文论的系统上,而是要在对古代文论根本精神特征深入把握的基础上,将其生命内能激活,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自然地与现代文论融和,形成独具特色的新体系。这可能是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但又确实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程。正如罗宗强所说,“借助于古代文论的‘话语转换’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必将遇到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或许正因其难,才更有吸引力。80年代后期,要求“转换”之声开始出现,进入90年代呼声日益高涨,到90年代末,以此为中心议题召开了全国性专门学术研讨会。同时,《文学评论》也为此开辟专栏,持续讨论达两年之久,一时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文坛热门话题。 尽管目前学界对于究竟如何实现这种转换,尚在讨论之中,实践这种转换的代表性著作暂时还无法产生,但这种呼唤本身却已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发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开始超越传统的“历史研究”、“阐释研究”,努力向古文论体系的深层和优秀部位掘进。这种研究的端倪初现于80年代末期。主要有五种方向:一、发生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如赵沛霖《兴的起源——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1978)等。二、本体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的本质、特征、构成等基本理论问题。如栾勋《现象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1988),李泽厚《华夏美学》(1989),潘知常《众妙之门》(1989),于民《气化谐和》(1990)等。栾文潜入古代美学的肌理,第一次对古人思维路线(由“两端论”而“中和论”而“神秘论”)和古代哲学——美学思想总体结构(由“思想环”、“宇宙环”、“现象环”连环交错构成)作出独到的揭示;李著认为,华夏美学从礼乐传统和孔门仁学开始,以儒学为主,同时包括道、屈、禅,其基础是以性情为本体的“心理主义”,它既超越又内在,既是感性的又超越感性,形成独特的“审美的形而上学”;潘著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意在揭示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秘密;于著借中西思维文化的比较,提炼出“气化和谐”说,由此阐释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特征。三、文化学方向——主要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中国古典美学与相关文化的关系。如漆绪邦的《道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论》(1988)指出,古文论中许多重要观念来源于道家思想,因此仅说“儒道互补”是不够的;张法的《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1989)着重从中国文化背景考察中国悲剧意识的性质、特征、类型及运行趋势。四、心理学方向——主要从心理学角度对古代文论作新的探讨。如皮朝纲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论纲》(1989),以现代审美心理学为参照,提出文气、才力、个性、养气、积学、研阅等六个范畴,试图建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五、发展论方向——主要探讨古典美学近现展的内在机缘。如潘知常的《美的冲突》(1991)通过对近现代美学曲折进程的分析,旨在说明其最终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归宿的历史“必然”性。 进入90年代,研究进一步深入和扩展。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1991),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1992)是继续总体探讨的两部论著。前者着重探析中国诗学的精神与原型,提出并论述了比兴、意境、弘道、养气、尚志五个优秀范畴。后者则认为中国诗学体系主要由志、情、形、境、神五个范畴构成。栾勋《人学、美学、道学》(1996)一文,超越一般的文论层面,立足于哲学,美学的高度,指出中国传统的人学、美学、道学,实际上以“人学”为中心,而在深层次上它们之间又是相通的,因而主张研究古代文论应从“人学”处入手。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1997)一文,对古代文论范畴的哲学基础,思辨特征,认知体性,传统文论范畴之知识类型,诠指方式,理论形态,以及它们的展开层次,相互结构关系乃至整个中国文论范畴体系的系统结构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的《传统文论范畴体系之现代阐释及其方法论问题》(1998)一文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优秀是范畴体系问题;这一范畴体系的基本结构是:以“道”为历史原点与逻辑起点(元范畴),根据天——地——人这一系统结构框架,依循气——人——文或物——心——文这一生成模式,由源到流,由体到用,由实到虚,由对立到统一,以范畴为基本单元,围绕着作为一种文化的或精神现象的文学艺术所涉及到的各个认知方面而具体展开,形成文源论、文体论、价值论、通变论、主体论、创作论、作品论、风格论、批评论等八个层面或曰理论专题,彼此之间的相互贯通,从而呈现出一种网状式的结构特征;而在“转化”过程中,又必须充分注意“视界融合”,“创造性阐释”以及“活化”问题,如此才能把握真谛,激活内能,自然地融入当代文论之中。毛宣国《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重要选择》(1998)一文,重点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如何“沟通契合”,并从人的关注,思维方式,范畴融通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释。张海明的《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文学评论》1998·1)也循这一方向进行了探讨,强调在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建设中,古代文论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是民族文化的“根本”,欲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必须在以现代意识完成“价值重估”的基础上,实现“现代阐释”。蒲震元的《现代诠释与微观考辩——再谈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转型》(《文艺研究》1998·3)则主要探讨在实现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扬长避短,为我所有,并逐步建立中国的当代诠释学理论。古风的《意境理论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社会科学》1998·3),专就“意境理论”的演进过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优秀范畴“现代化”的路向:其一,以现代思想“重写”传统,并在传统内涵的基础上增殖和发展;其二,以现代西方文艺美学思想进行阐释,给传统注入外来血液,使其内涵产生重大变革。该文认为,意境现代化的最高理想是对意境范畴的重构,并对这种重构提出了设想。关于意境的系统研究有两本著作值得一提。一是蓝华增的《意境论》(1996),一是蒲震元的《中国艺术意境论》(1995)。它们结合古今中外文艺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将“意境”提升为一个现代文论和美学的术语;尤其前著更受称道,被认为是意境理论现代化的“一个成功范例”。此外,余虹在《文史哲:中西叙事理论的内在旨趣与知识眼界》(1997),《中西传统诗学的入诗方式及其历史性建构》(1997)等论文中,通过中西比较,对中国文论的入思方式,历史性建构以及叙事理论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王齐洲的《中国文学观念的符号学探源》(1999)也以中西比较的开阔视野,从符号学的角度,详细讨论了中国文学观念发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文学观念所具有的原初意义,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文学观念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尽管这些探讨还只是初步的,但其攻坚的目标和力度,显然是前所未见的。 一路在继承的借鉴的基础上更注重独立的理论发现和创造。 在这一路向上可以举出杨义、叶舒宪、萧兵、蓝棣之、王一川等人。 杨义的长处在于对中国文学本体有比较扎实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他首先在现代小说史领域辛勤耕耘,以独具特色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立稳脚跟,进而由现代进入古代,在对大量古代作品的研读品评中,体味、追索中国文学的生命底蕴和民族特征。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中国叙事学》(注:见《杨义文存》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这部书与同期出版的叙事学理论著作不同,它不是对同类外国著作的综合性演绎,也不是对这类理论的创造性重构,如胡亚敏的《叙事学》,董小英的《叙事艺术逻辑引论》,罗纲的《叙事学导论》等。它是著者以西方叙事学理论为参照,用现代眼光(新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对我国古籍钩玄提要,梳理爬抉,细读精研之后的独立发现;第一次揭示了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叙事的文化密码,即叙事与历史结合的源起,提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叙事中的不同表现原则,发掘了中国叙事智慧之特征。(参见该著附录专家推荐意见)这样的研究,由于集现代人类文化之光凝聚于中国文学的本体,阐幽发微,综合提炼,自成一体,因之既充分显示了中国叙事学的特色,又具备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虽然不能说该著已经完美无缺,但可以说,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进程中,这确实是一项重要的创获。 叶舒宪和萧兵是八九十年代很有实力的两位学者。在研究领域上,前者神话与理论兼长,一部《中国神话哲学》体现了他的这一特长;后者则专注于神话研究,尤其楚辞神话研究成就突出,出版《楚辞与神话》等多部著作,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世界的眼光,做中国的学问;在方法上,更注重文化人类学和中国乾嘉学派的积极价值。近年来,他们合作主持并参与撰写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将这一特点进一步贯注到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探讨上,为了对古代文化更好地进行现代破译,他们一面积极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视界,一面努力继承和开掘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力求融汇中西古今,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理话语。他们的这种创造性追求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被称为“中国文化考据学派”。乐黛云认为,他们用现代的世界的眼光诠释中国文化,竭力使它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共享的思想资源,这种努力代表着我们学术的方向和未来。(注:参见《文学人类学走向新世纪》所记乐黛云的发言,《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二期。) 蓝棣之曾师从著名现代文学史家,鲁迅研究家唐弢先生。读书期间思维即有些“怪异”。他借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抓住文学文本的某些特殊情节,便不顾一切地向作品的背后深钻细探,必欲挖出其深藏的“秘密”而后快。此后,一直沿着这一思维方向充实丰富,深化发展,终于形成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正统的与异端的》(1998),《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1994),《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1998)等。其中后者影响最大,是他的代表作。该书用独特的精神分析解读中国现代小说、戏剧,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别开洞天,令人耳目一新。他所注意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形式与技巧,而是从文本的“疑团”(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等)寻找其作者的“症候”,再由“症候”寻踪探源,所要揭示的是:作品说了什么,一个故事下面还有没有另一个故事,哪是作者想讲而没有讲出来的,哪是作家要掩饰的,哪是作家没意识到而无意之中流露出来的,还有,作家之所以要讲故事的无意识动因是什么?(注:参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5月19日9版,梁妍:《深入到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中去——蓝棣之谈文学的症候批评》。)这样,如多节火箭一样,节节推进,使探究超越作品的表层、外层空间,进入作家心理和文本结构的深层,进而由作家的无意识动因的分析深入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这部书并不是系统的理论建树,但其中贯穿着独立的理论观念,形成了当今理论批评界难能可贵的“一家之言”。有人称他为“症候分析学者”,他认为自己属于心理批评派,而心理批评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补充。 王一川是一位很有个性的青年学者。90年代以来,他以“修辞论”为中心课题,但不满足对他人理论的一般移植与借鉴,而是在中外相关理论的辨析比较中,寻找建构自己的理论系统。他认为,既有的认识论美学、语言论美学和感兴论美学都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前者往往为内容、思想而牺牲形式、语言;中者在执著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时,常常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后者则又忽视了语言论美学的优长。为了走出这种美学的困境,他主张“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经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他认为,“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由此,他提出了与众不同的“修辞论美学”。(同名著作于1997年出版)这已不是一般的创造性借鉴,而是在借鉴基础上的一种独立创造,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提供了新的尝试。杜书瀛认为这是一种力图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的美学,力图建立一种既避免单一的“内部研究”的缺点,又避免单一的“外部研究”的缺点的美学。因此,是很有创见,也很有价值的。(注:参见《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学再反思》,《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就目前来看,以上三种路向的研究,都还未能形成更多更有分量的“拳头产品”,但可喜的是都已有先行者在奋力拼搏。经过二十年——也可以说20世纪几辈学人艰难曲折的探索,终于看清了的学术道路,我想,富有光荣传统和聪明才智的中国学人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新一代学者和论著一定会涌现出来。 文学理论论文: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分析论文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次革命性变化,与之相应,英美各高校也出现了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这些教材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理论与批评的全景,而且表现出与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尽相同的体例和风貌。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这些教材,特别是国外学者为解决“理论”危机而做出的种种颇有创意的努力,对于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目前收集到的近50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20本教材作为研究对象(见篇末附录),通过认真研读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思想和写作体例,并希望通过对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为我国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类型 导论型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不难发现其书名冠以“导论”、“引论”(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导论型教材,但这种导论型教材与国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国人看来,作为导论型教材,应该关注文学理论(Literarytheory)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优秀范畴等基本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理论建构和明晰的范畴界定,论述过程缜密,结构也应相对完整。而在英美高校,这种具有完整体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许受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当代哲学不再诉求宏大叙事的影响,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构普遍的理论体系。 就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是少数具有完整体系建构的教材之一。该教材涉及到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韦勒克试图通过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区分来界定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来寻找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并重点阐述了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分析了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该教材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影响颇深。卡勒的《文学理论》也属于导论型教材。如果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型体系的教材的话,那么这一本便可以视为“解构型”教材了。该教材对文学理论中的几个关键范畴均提出了质疑。其开篇标题为“理论是什么?”第二章标题是“文学是什么?”接下来则对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学是什么?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该教材通过分析历史上各种界定“文学”的说法,最后将“文学”理解为从五种视角审视的结果,从而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理论试图找到文学的普遍性本质的消解。这种解构方式告诉人们,对“文学”这一术语的界定的不可能与无限可能。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文学理论,是一本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教材。该教材首章为“哲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谈到了“客观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极端不确定主义”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以此为出发点,论及“诗学的形式与功能”、“变异、价值和文学理论”等文学理论的优秀问题,并探讨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及其意义与前景。这本教材可视为理论面临坍塌之际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学理论中特定范畴的专论性教材,我们也将它们归入导论型教材内。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斯·罗伊尔合著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就属于此类,该书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开端”、“读者与阅读”、“人物”、“悲剧”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这一方式。该书各章之间虽亦有参阅,但就总体而言,各章几乎全凭某一关键词而自成一体。此类教材因各章节之间独立性较强,所以在教学过程之中可以从不同的章节入手,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路径。 有些导论型教材则具有史论结合的特征,如查尔斯·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该教材既有对文学理论的优秀概念的质疑与界定,又有对自古希腊以来学科史的勾勒,包括对20世纪以来的主要理论批评流派的介绍。还有些教材主要通过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评述来结构全书,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它将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梳理出三条线索,从而引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与之类似,佛克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也是通过对各理论流派的选择性介绍和评价,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文学理论。 选本型教材选本型教材即选辑他人著述而成,一般为选家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选择编排一些理论或批评实践文本,其中大多为经典文本,偶尔也收录学生习作,用来作为课堂教学或学生阅读练习的实例。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的选本型教材不只是资料汇编,大多具有选家眼光和水准,大多在选编中有说明、指要或有一定篇幅的介绍。如诺顿出版公司的《诺顿文选理论与批评选集》,在前面就有长达28页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导引”,对“什么是阐释”、“什么是文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了概要的介绍。再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罗纳尔德·席勒夫编选的《当代文学批评:文学与文化研究》,该书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什么是文学研究”和“什么是文学理论”。这类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 根据编选标准和内容的差异,我们又可以将选本型教材分为三种。一种是依据历史编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该书有2600多页 ,遴选了自古希腊至今的文论家著作,按照文论家出生年代先后而编排。另一种是按理论批评流派选编,这类教材往往精选出文学理论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批评著作片段。例如安·杰斐森和戴韦德·罗比的《当代文学理论介绍》,选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批评、美国新批评、结构—后结构主义批评、阅读阐释理论、精神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等八种文学批评流派的代表性著述,勾勒出一幅当代批评理论之图。第三种则是前两种的综合,既根据主题或专题选择,又兼顾历史与流派的顺序。例如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全书共分为五大主题: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每一主题下又分为若干子题目。菲利普·莱斯和帕特里夏·沃夫编选的《当代文学理论读本》也与之类似。该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按照流派编选了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与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家的文章;后半部分则按照主体、语言与文本性、话语与社会、后现代主义等专题编选。 手册型教材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互为补充。相对于导论型教材和选本型教材而言,手册型教材是与前两种类型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这类教材又分两类,一类是辞典,一类是批评方法手册。手册型教材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或者初涉批评领域的人提供了获取知识的途径。#P#与导论型教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不同,手册型教材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普及。有些辞典收录的词条范围很广,如《韦伯文学百科全书》,该辞典言简意赅地介绍西方近几十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和术语。安约翰·派克和马丁·库勒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则仅限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这类辞典既可供初学者入门,也可作为工具书。 手册型教材与选本型教材也有差别,选本型教材虽然也辑录的是他人的文本,但重点在选,手册型教材则带有实践性质,重点在指导如何运用。该类型的典型例子是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编著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该手册介绍了数种批评理论,每章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介绍该理论的背景、性质与运用范围,第二节为经典批评文本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该批评理论本身的评价。比如该书第二章“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第一节介绍了形式主义理论的背景及分析方法;第二节为“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实际应用”,具体包括:①用形式主义方法解读《致他羞涩的情人》,②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③对立统一:《哈姆雷特》的形式,④形式中的意义等。第三节是“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局限”,对于只关注于文本内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编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而是要恢复文学跟生活和思想的联系”。这类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即在介绍使用各种批评理论的批评实践时,往往选择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对象,《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是用不同方法分析了《致他羞涩的情人》和《年轻的布朗先生》这两部作品。朱利安·沃尔夫莱和威廉·贝克合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也是如此,该教材收录了分别用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雪封》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这种编排可以使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各种批评方法的不同特色,同时也训练了学生阐释文学文本的能力。 教师用书教师用书严格地说不能叫教材,而是带教辅性质的参考书。这些用书对文学理论本身和教学方法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提示,迪安·F.萨多夫和威廉·E.凯恩合著的《大学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和麦克·肖特的《阅读、分析和文学教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有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还注意到了多种类型的教材配套使用的问题。如塞尔登的三本教材就是可以互相参阅和补充的。其一《当代文学理论导论》,主要评介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其二《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分主题遴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文学理论著述;其三《理论实践与文学阅读导论》是一本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批评案例分析。 二、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 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指编写者对文学理论性质的看法和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的指导思想。编写者的立场与其理论素养、文学观念特别是所属的理论派别有关,在教材编写中,往往表现为编者对各种文学理论观点或流派的取舍和评价,对具体的理论术语的界定和表述,以及对教材的逻辑思路及建构方式的选择和设定等。由于编写立场的差异,有些教材侧重于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阐释,有些教材则集中研究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使得英美的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导论型教材一般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立场,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从构架上看似乎是一种全面的文学研究,但在具体论述中,著者对文学研究中的传记、心理学、社会和思想等四种从“外部”切入的态度有所保留和否定,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忽视了语言符码的特殊性,将文学作品虚构世界的生成机制简单化了。实际上著者是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主张文学理论应立足文本,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立场与韦勒克相左,著者毫不回避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该书从“什么是文学”开始,在缜密的论证过程中否定了传统和当下社会的各种观念,在追问中得出结论:纯“文学”只是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给人造成的错觉,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佛克玛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虽然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范式,但纵观全书,他们是希望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为基础,同时吸收接受美学、符号学等相关成分来合成。卡勒的《文学理论》则通过一系列的质疑表现出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学派立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所表现的这种鲜明的 学派意识与编著者在编写教材时的文学现状及文化思潮有一定联系,而这些教材所坚持的指导思想通过被学生接受和掌握,又可推动某一学派和思潮的普及和发展。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起到了推动和传播新批评主张的“内部研究”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及文化的多元并存促使文学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反映在教材编写上则表现出综合性的倾向或采用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评述各派理论。正如朱利安·伍尔夫雷和威廉·贝克编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中所言:“没有一种理论是封闭或者自足的”,“批评、理论的写作和阅读已经泛滥,超出了‘理论’这一术语的同质性”。当今的许多教材往往不再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立场或是学派意识,而是囊括诸多文论观念,其框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凯思·格林和吉尔·列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就体现了这种特征。该教材全面阐述文学和语言、结构、历史、作家(主体性)、读者、政治和文化之间关系。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也是从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五个方面来编纂教材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则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中探询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各种意义斗争激烈的领域”,多种定义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教材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无不有一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提供任何简单的定义的答案,也许是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一个积极而非消极的特色。 需要提及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十分注重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资源,特别是本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情况,由此显示出一种本土立场。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选用了100多个文论家的著述,其中英国文论家占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一编第三章和第五编第二章,分别所选的五个文论家都是英国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第一章分析了英国文学的现状,针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提出现在到了强调理论的时候了,第二章又设一节专门探讨英国的文学传统。英国汉斯·伯顿斯的《文学理论基础》主要以英国近代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为例子作为演示。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开篇所选的范例就是“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些对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有启示意义。 三、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逻辑思路 清晰严谨的逻辑思路无疑是每一位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或描述理论现状时所遵循的,只有如此,教材中各方面的内容才能融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也才能让学生易于把握教材的内在线索,并藉此掌握相关理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大都具有相对清晰而又体例各异的逻辑结构。有些教材以问题为出发点,通过质疑某种观点来结构全书。如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是从对当时流行的“起因研究法”和“个性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发难开始的。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表现出对各种批评理论中自我中心主义的反击,因为那些理论“总是威胁要切断读者及其熟悉的精神支柱”,而对文学研究不是“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评价”,而是“发出绝望的呼喊或进行道德的讨伐”。由此这些教材形成这样一种思路:置疑现状否定传统提出新观点论证新观点。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有些力求在各理论流派之间寻找其内部的逻辑关联,以统摄整个教材。如凯思·格林和吉尔·利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编者首先介绍与文学的本质特征——语言相关的批评方法,然后一步步走向文学的外部,形成一个以文学文本为圆心的众多的同心圆,其结构方式是由内及外:语言符码结构含义历史生成作者主体读者接受政治意识文化解读,由此勾勒出各种批评理论的内在关系。有些教材集中围绕文学理论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显示各种文学理论批评的联系与发展。如汉斯·伯特斯的《文学理论基础》将各种批评理论聚焦在“阐释”和“阅读”上,关注各批评理论的阐释功能。他在序言中指出,曾经“有段时间里文学文本的阐释和文学理论似乎是两个不同而且毫无关联的物”,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阐释和理论彼此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事实上,对于当代的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来说,阐释和理论已无法分开”,由此该书便有如下章目:第一章:意义解读:实用批评与新批评;第二章:形式解读(上):形式主义与早期结构主义(1914—1960);第三章:形式解读(下):法国结构主义(1950—1975);第四章:政治解读: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从章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章关注的都是作为各种批评理论的共同功能,即如何阐释文学作品。还有些教材则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考虑,根据各理论流派本身的理论难度来结构全书。如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的结构方式。有些教材甚至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无论是全书的导论,还是每章的开始,都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讨论入手走向文学理论教学的。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中大多数章节的开篇便是一首诗歌或一篇小说的片断。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文本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初有一个比较生动或强烈的印象,从而产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和欲望。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编排上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如有些教材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为了更好地介绍当今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各种怪异理论,在第四版里把以前版本里涉及到的理论(包括1993年增加的新批评)压缩成一至六章,仅占整本书的一半,而用另一半篇幅论述各种后现论。有些教材在编排上更为前沿。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结构就彰显出一种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的色彩。全书分二十多节,既有传统的如“叙述”(Narrative)、“人物”(Chara cter)和“修辞和比喻”(Figuresandtropes),也有耳目一新的“笑”(Laughter)、“自我认同”(Me)、“上帝”(God),还有“意识形态”(Ideology)、“种族差异”(Racialdifference)、“怪异理论”(Queer)等,各节之间相互独立,亦没有偏重。 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排风格 从编辑学的角度我们还发现,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有诸多和国内大学教材迥异的特色。 英美教材的封面设计与国内教材相比,更具个性化。有的教材采用的是带有现代色彩的油画,如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有的教材则刊入一幅颇有意味的图片,如塞尔登和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的封面,画的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人端坐在一扇门前,他在思考什么,门里面又是什么?这些都给读者以遐想。此外,还有的教材封面居然是一幅漫画,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勒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封面,漫画中的教师西装革履面带笑容的拍着学生的肩膀,两位学生却被缚于木板上不能动弹,甚至连嘴巴也被封住,下面一行小字说明:“通常,艾德尔森特别恩典的给少数几位学生讲授关于当代小说的后结构主义分析”。 英美教材在目录的编排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劳拉·芬克编著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从古希腊到现在》,全书的编排顺序是按年代来进行的,但在后面又编排了一个按主题分类的目录。诺顿公司多人合编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更多达五个目录,分别按:著者出生时间;现当代流派与运动;文类;历史分期;论点与主题等五种顺序来编排。这种方式已接近计算机的链接,它提供了多个入口,给学生带来一定的便利。 英美教学非常强调课外阅读,因此它们的教材无一例外都附有指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的书目,并且书目的编排有多种方式。一般按照由易而难的顺序,这样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理论知识。也有一些编著者根据教材自身的内容安排阅读书目,如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由于各章内容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他的扩展阅读书目是按章来附录的。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由于专业性很强,因此在按章注释之后对一些参考书目还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的扩展阅读书目做得更为精致,分别标为文学理论的入门或普及性著作、一般导读性书目、接受理论书目和语言理论书目等四部分,并且每一部分的前面都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俨然一本课外自学指导手册。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也很重视附录,注意增加一些特殊的内容。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每节都附有批评实践的范本。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则在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的后面附有一篇学生的评论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该教材2003年版中第三到第十章的后面均附有与该章内容相关的网址。 顺便说一下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再版特色。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再版时往往有较大的变动,内容或增或减,顺序也多有调整,这样做也是与时俱进,使教材更具时代特色。查尔斯·E.布莱斯勒编写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1994年首版后,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再版,每版都有变化,不断加入最新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和彼得·布鲁克合编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也是如此。 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英美教材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一些偏颇之见。同时,很少有编纂者注意到东方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使它们所阐发的理论的普遍性大打折扣。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值得我国高校教材建设中借鉴的东西。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所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观念的多元和不断更新,教材体例和编写风格的丰富多彩,以及对选本和辅助教材的重视等等,都给我们诸多启发:文学理论教材可以有多种写法,也可以同时编写出多本不同体例教材,除具有导论性质的教材外,还可以有选本、有个案分析或手册。教材的表述可以严谨细密,也可以文采飞扬。总之,一本好的文学理论教材既能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又能在学习中发现理论的价值和思考的乐趣。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性成分研究论文 书名"理论留下了什么?"问的是:被称为"理论"的话语在今天占有什么位置,它如何既与自身的过去又与那些自称有权在政治领域占有一席地位的话语相关?作为今年英语协会会议上的第一位讲演者,我的讲演就是理论留下了什么的一个范例--一个活生生的余留物--一种理论的剩余,它的范例性将使别的讲演者摆正自己的位置而不至于对理论的遗产有太大的曲解,不用说,这样做的方式就是抓住理论与其过去的关系:理论留下了什么? 在1960年代,当我刚涉足我们的书名简单称之为"理论"(theory)的东西时,这一术语(如此怪异,它是关于什么的理论)的含义比今天宽泛得多。在结构主义风行的时期,出现了大量不断扩展的理论--从根本上看,它们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普遍化运用--这种模式自称将适用于全部文化领域。理论指一些特殊的结构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将阐明各种各样的材料,是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有文字书写和无文字书写的社会以及人类心理结构的关键。理论指具有特定的学科间性的理论:它激活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心理分析和文学批评论文。 不过,尽管理论具有广泛的跨学科目标,但在它的高潮时期,文学问题仍处于其规划的优秀: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尤其是对罗曼·雅各布森(它将列维一斯特劳斯引入音位模式,这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言--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激活思想的问题。理论试图将文化对象与事件当作形形色色的"语言"要素来处理,因此,它们首先与语言的性质相关,而当文学表现为最为有意的、最反常的、最自由的、最能表现语言自身的语言运作时,它就是本真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结构与功能最为明显地得到突出并显露出来的场所。如果你想了解语言的一些根本性的方面,你就必须思考文学。因此,在雅各布森所界定的一系列语言功能--指涉1、表情、交际、意向、元语言、诗性,这些功能分别突出或强调语境、说话者、联结、接收者、编码与信息本身--中,正是语言的诗性功能(用雅各布森的论说)"为信息而强调了信息"("信息"在此指说话样式本身)[1]。在众所周知的一道公式里,雅各布森说:"语言的诗性功能将选择轴上的对等原则投放进了结合轴。"[2]语言的诗性功能包含了语言两大基轴的重叠。 不过,即使在每位优秀的理论家都必须谈论文学的文学性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看,理论也显然在改变文学成分的地位,至少对所有攻击理论的人来说如此。这些人指责我们贬低了文学的价值,损害了文学的声誉和特性。叙述学家以同样的热情研究巴尔扎克和Io佛莱明(IanFleming)的叙述结构。众所周知,雅各布森为说明语言的诗性功能而选用的例子是政治口号"IlikeIke"而非波德莱尔的《猫》("Leschats")。在"IlikeIke"这个句子中,被喜欢的对象(Ike)与喜欢的主体(I)都包含在喜欢(like)这个行动中,因此,我喜欢Ike的必然性似乎就刻写在这个语言结构中[3]。文学作为优先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受到了很大损害,不过,这种研究的结果(这很重要)将"文学性"置入了各种文化对象,从而保留了文学成分的某种中心性。 对文学语言特殊性或文学特殊性进行理论概说的企图在早期对理论至关重要,但有时候它也并不是理论活动的焦点。应该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回答了文学的本性问题,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思路接近于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最初理论研究将文学看作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不过,有关文学性的每一种界定都没能对文学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往往是在别的文化现象(从一些历史叙述、一些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广告口号)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文学性。另一种研究提出文学不是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而是对语言的特殊使用,然而,不管So费什的努力如何大胆(比如,他试图证明写在黑板上的语言学家的名字表可以被读作一首宗教诗),还是不能提供有关文学性的满意答案[4]。 我想上述情形有两层潜在的意思。第一:文学正如意义一样,它既是文本事实又是一种意向活动,因而既不能按照上述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也不能通过将两者综合起来的方式对文学加以充分地理论说明。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交替变换,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成功地兼并另一方而成为综合框架。我们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是有特殊性的语言,我们也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语言在特定方式中的构成,但任何有关特性的说明或有关感知框架的说明最终都使我们走向另一模式。文学的品质似乎既不能还原为客观特性,也不能还原为一系列语言构造方式的结果。 我想第二层含义是:对文学性或文学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并不是要发现我们用以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以便将其适当归类的标准,相反,回答这些问题的企图最初只是引起我们对文学的某些方面的直接关注。通过谈论文学是什么,批评家们提炼了一些据说是最适当的批评方法,消除了人们对据说是文学之最基本和最特殊的那些方面(无论是将文学看作对语言的突出,还是将文学看作各语言层面的综合或文本间的结构)的忽略。问"文学是什么?"实际上关涉到应当如何研究文学的问题。比如,如果文学是一种高度模式化的语言,那么,研究它就是关注其模式而不是关注它可能表达的作者心理或它可能反映的社会构造。对文学性的追向似乎首先是探索批评方法的一些步骤。 正如我说的那样,最近,文学的性质或文学成分的性质已非理论关注的优秀,简单地说,我们称之为"理论"的东西显然已不是文学理论。1992年我为现代语言协会所编的《现代语言与文学学术研究导论》第二版写了一篇题名为《文学理论》的文章,此后我便离开了文学理论[6]。我忙于谈论种族、性别、身份、,被So纳泼(SteveKnapp)和WoBo米查尔斯(WalterBennMichalls)反-理论的理论之间的论争弄得糊里糊涂,忘了文学理论。我认为记住文学理论很重要:比如,叙述理论对各种类型的文本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低年级的研究生通常对基本的叙述学也了解不多(他们读了福科,但未读巴尔特或热内特,更不必说Wo布思了)。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辩认叙述视点,如何分析隐含的读者,而这恰恰是与其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的优秀,比如对被某一文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的分析。 为了弥补我为现代语言协会写了那篇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之后对文学理论的忽略,我写了一本小书,名为《文学理论:简要的导论》。这本书抛开了纳泼和米查尔斯,不仅提出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即题名为"文学是什么以及这一问题重要吗?"的那一章),还讨论了叙述、诗与诗学,以及身份确认、表行语言的问题。由此,我着手将文学成分保留在理论之中,我希望它留在那儿。 不过,Jo基勒瑞(JohnGuillory)以《后-理论之后的文学》为题要告诉我们什么?我将"后-理论"看作一种假定"宏大理论"死亡之后的理论,正如"后-理论"这一短语所示。如果你想了解这说法的具体出处,可见1982年由纳泼和米查尔斯写的一篇文章《抵抗理论》[7]。现在很多人都忘了这篇文章,它曾说理论论辩毫无结果,因此,理论毫无用处,应该结束。正如很多评论者所言,对理论的这种抵制性论说显然是理论的一种现象,它引发了很多枝蔓横生的回应,而这些回应本身也是理论的一些现象,因此,在我看来,这种状况就是"后-理论":由理论之死的诸问题激活的一些理论讨论。 如果这是我们的参照点,那么,尤为令人吃惊的是(我承认,对我来说它是某种恶意快感的来源)近年来传统理论研究之最纯粹的例子,即对文学性质的理论研究恰恰是理论之死的鼓吹者之一纳泼写的一本书,该书名为《文学兴趣:反形式主义的限度》。这本书重新提出了传统的文学理论问题:"有一种不同于别的思想和写作模式的特殊的文学性话语吗?有什么办法可以用来维护这样一种直觉:一部文学作品说出了用别的方式说不出的东西?"纳泼的著作对这些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答从而令人惊讶。与大多数同类研究相比,纳泼的研究在哲学的意义上更为严谨,应该说,它更为明智地没有以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些答案结束了这些追问)而告终--诸如文学是一个既定社会所赋予意义的东西--纳泼的追问以这样的结论结束:的确存在着一种文学的特性。的确,文学做特殊的事。 然而,纳泼是在不同的标题下处理和提炼传统的答案。在这篇反理论的文章中,他同意这一看法: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作者赋予它的意义(任何别的意图都缺乏内在的凝聚性)。他不是经由考察一部文学作品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类别(不存在这种类别),而是通过考察他所谓的"文学兴趣"来研究文学的特性。既然他承认我们对文学语言的兴趣超过了我们猜度文学语言的作者想用语言表达什么的兴趣,那可得的多余之物将被称之为别的什么,一种受洗之后的"文学兴趣"。 文学性成分的特性不在文学语言的特殊种类性之中。纳泼说:"我开始注意到,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有关文学语言的论述而加以维护的东西,却可以将其作为对某种表述的论述而加以维护,这种表述激发了某种兴趣"。文学是一种"使人们对表述本身感兴趣的语言表述;这种语言表述之能引起人们对其本身的兴趣,是通过对情感及其指涉物的别的价值进行具体个别的描述来达到的;它的描述方式是:将其指涉物插入与表述本身的特定语言叙述结构一体不可分的新的脚本"。对这种表述本身的特殊结构至关重要的是被别的理论体系称之为文学话语的自指层面与结构层面的同构,不过,纳泼将此说成是包含着不同层面的类似结构的关系:作者写诗这件事似于诗中发生的事吗?纳泼说:"这类重现--在此仿佛外在于作品的问题也出现在作品内部--结果使一种解释的难题成了文学兴趣之源"。当我们说解释的难题不仅成为兴趣之源,而且能引起对某种类似结构(这些类似结构的个别性和复杂性给作品以特有的文学地位)的兴趣时,我们正在谈论文学兴趣。 一个例子--这是我举的例子,而非纳泼举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十分简明--是K·弗洛斯特的两行诗《奥秘坐着》: 奥秘坐着 我们跳着园舞并猜想 而奥秘坐在中间并明白。[9] "诗人在此正在说什么或做什么?"当这一问题转换成这位诗人或这首诗正在做什么和这首诗内部的者-"我们"和"奥秘"正在做什么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人们可以说,这一解释的难题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兴趣的来源。这首诗将我们舞蹈并猜想与奥秘坐着并明白对立起来。我们可以问这首诗对这种对立或存在状态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这首诗是对人类行为之徒劳的嘲笑呢?抑或我们可以将舞蹈的公共猜想与阴郁确定的了知对立起来?不过为了探究这首诗所呈现的这些对立,人们必须问这首诗本身是否在舞蹈并猜想或者它是否坐着并知道。这首诗本身是以猜想或知道的方式存在吗? 答案有点复杂。的确,这首诗似乎有知道的意思,但作为一种动词结构,它可能不同于人类的猜想行为吗?如果我们追问这首诗中知的情形,我们能发现的是:被猜想为知的主体即奥秘是由一种修辞或猜想生产的,这种猜想使奥秘由被"知"的客体变为知的主体。奥秘是人们知或不知的某物。在此,诗将奥秘大写并拟人化了,此外,还通过换喻将它从被知的位置转换到知的位置。因此,这个知者被表述成了由一种修饰性猜想或假定所生产的东西,这种猜想或假定使知的对象(某种奥秘)成了知的主体(这一奥秘)。该诗说奥秘知道但却表明奥秘是一种修饰性猜想所做的表行言述的产物。 纳泼打算将文学兴趣放在的类比上,那么,他会在此说什么呢? 他的主张也许是:文学兴趣内在于弗洛斯特在诗中的行为和被表述的诸种行为的关系之中。弗洛斯特了知或猜想,跳着园舞或坐在中间,这有什么不同?要决定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很难,这一困难是由将诗中"我们"的行为和奥秘的行为之关系分门别类的困难所表明的吗?我认为这首诗也许为纳泼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虽然当他坚持我们应关注有关作者的之类比时,他会让我们问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而不是诗在做什么。我不相信这是有意的,更不用说是必要的。问诗人或诗正在做什么以及与诗中所做的什么之间的关系,比关注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以及它与诗中行为的关系可能更恰当,更有效。不过,这可能是另一个问题。我认为文学性的难题因纳泼的阐说更加尖锐化了。纳泼指出:就我们对文本的兴趣超过我们对猜度作者意图的兴趣而言,文本具有文学趣味。 纳泼力图借助这一术语重新解释通常被用来说明文学性之特征的结构复杂性。于是,他着手论辩道,虽然文学的确具有在当前被人们通常从一般政治立场出发(作为某种不合法的高高在上的精英话语)加以否定的特殊性,但它并无文学维护者通常所要求它的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因此,其如他在与米查尔斯合著的那篇反理论的文章中所言,他希望在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继续刺激每一个人。 不过,对留在理论中的人而言,也许几乎没有人会被以下结论所震惊与激怒,这一结论便是文学并不必然具有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为先锋的破坏性和解放性价值辩护总是要遭到要求文学规范化和正常化的主张的反对,对此我们也很清楚。然而不管怎么说,纳泼这一例子都明确说明了什么是当前思考文学理论的趋势,尽管他采用了非同寻常的传统方式。这一趋势便是:为文学要素及其特殊性辩护既相关到的表现又相关到另类性的约定,而不是将其与文学语言的特殊性问题或意义中断的潜在可能性联系起来[10]。纳泼的观点是:文学描述(它以类比的方式突出了对的复杂描述)并未告诉我们如何行动,而是有助于我们发现自己的评价倾向是什么,并提高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倾向中的复杂关系(也许是矛盾关系)的意识。他举的例子是Co阿克博(ChinuaAchebe)的《事物之崩溃》。在这部作品中,对伊博传统文化的殖民干涉既被描写成一种野蛮的侵略行为,也被描写成对极端不正当的伊博风俗(贬低妇女、遗弃双胞胎,如果有神谕则杀死收养的儿童)的反应。对读者而言,小说可能使他们原有的一系列价值产生冲突。纳泼写道:阅读这本小说,"一个女权主义的反殖民主义者可能发现她对宗教式风俗的反感远胜于她维护本土文化的冲动(或相反)(100-101)。"如果文学有助于使我们成为自觉的者,它的做法是:提高具体描述使其高于简化原则,以便使价值与原则间的潜在冲突得以呈现。洛克(Lock)将自由主体之自由说成是一种悬置决断的可能性,纳泼引用洛克的有关论述来仔细测试可选择的对象和它们的价值,他的结论是:文学趣味为自由之运作提供了范本。他提醒说:"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趣味会使某人作为较好的。"(他不相信自觉的是较好的。)不过,文学趣味的确会给出一种有关什么是较好的,什么是较差的的超常经验。(103) 包含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与文学理论称之为"具体的一般"的东西紧密相关,这是一种将个别性和普遍性合而为一的特殊结构,这种结构(比如)能使哈姆莱特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实体之人:哈姆莱特既具体体现在个别细节中,又以实在之人所不具有的方式带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的自我就是既要在由自己特定的过去所决定的具体情境中观察自己,又要想一想对某人来说在我的情境中他会做什么,他会因此作出什么样的对某种类型(我只是这种类型可能的例子之一)来说可能的选择,由此出发来考虑可选择的行动路线。由于真正理想的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结合--被决定的特殊个别之我可以有效地选择任何成为者的道路--,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正如纳泼指出的那样,遇到文学趣味"应该感到像看见了实际本身的理想条件"(140)。 这些观点多少解释了俗常的直觉:文学经验与判断有关。正如有的人常常说的那样,文学提供了一种健美体操,一种以方式进行的操练。[11]纳泼明确否定文学兴趣使某人成为较好的,但他的著作是新近理论中之一般趋势的标志:将文学特殊的品性置于者的表现和文学读者被带入的他者状态的关系中,而不是置于语言的特殊品质或对语言的特殊构造之中。我想,这样的文学效果有赖于文学中特殊的范例结构。 一部文学作品不只是用作例证的轶事或单纯的例子,虽然拥有细节并描述得很精彩的秩事成了文学性之条件的一部分。文学描述有较大的自主性,因此尽管有关举例说明什么的问题可能被悬置起来,但同时这一问题又与文学描述所具有的意义有关。正因为如此,所以多年来人们常常被引向去谈论文学的普遍性。文学作品的结构是这样的:它让文学作品告诉我们有关人的一般状况比让它们详细说明其阐述的较为狭窄的范畴要容易。哈姆莱特只是一个王子,或者只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或者只是一个好反省的年轻人,或者只是一个其父亲在荒谬的情境中死去的人吗?如果说,以上的回答都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对读者来说较容易的是不回答,默默地接受一种可能的普遍性。小说、诗歌、戏剧,在其各自的情境中都倾向于揭示它们力图举例说明的东西,但同时,它们也邀请读者进入叙述者的意识和进入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例证的角色的意识以及困境之中。 对文学与身份问题的关系而言,例子结构十分重要,而身份问题对当论又十分关键。自我是天生的抑或是被造成的,对它应从个体方面思考还是应从社会方面加以思考?文学总是与这些问题相关,文学作品提供了身份如何形成的大量潜在的范例。有关于身份在根本上是由出生决定的叙述:由牧羊人养大的国王的儿子从根本上看仍然是一个国王,并当其身份被发现之后他合法地成了国王。在另一些叙述中,人物随其命运的变化而变化:他们通过可能出错但却有力的识别而获得身份;或者在人生苦难中发现的个人品质成了确立身份的基础。 当前,文学研究领域中对种族、性别、性的理论研究迅速扩张,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也许是:对有关身份构成诸要素的功能所进行的复杂的政治社会性解说而言,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比如,我想到了Eo塞奇威克[EveSedgwick]和Jo巴特勒[JndithButler]对Wo戴瑟[WillaDather]小说中交叉性别识别的讨论--社会学家梦想不到的解说。)[12] 请考虑这一潜在的问题:主体的身份是既予的某物呢还是被构成的某物。在文学中不仅这两种情况都有,而且常常在常见的情节中向我们展示出复杂的纠葛。正如我们所说,在常见的情节中,人物不是经由了知他们过去的事情,而是通过他们变成其后转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天性"的东西的行为而"发现"他们是谁。对最近的理论而言,这种结构(在此你必须成为按推侧你已然所是的存在)是作为自相矛盾的东西或阿泼瑞亚(aporia)而出现的,但它始终在叙述中起作用。西方小说暗示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存在着在与世界相遇中涌现出来的自我,这种自我(从读者的角度看)又被作为使自我产生的行为之基础。西方小说以此方式强化了一种本质的自我内涵,人物的基本身份是作为行为的结果,作为与世界斗争的结果而呈现的,不过,这种身份转而又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基础,甚至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原因。这不是我们在有关本质主义的理论论争中正在与此斗争的东西吗? 可以说,大量新近的理论都企图整理那通常暗示了文学在谈论身份问题时出现的悖论。文学作品以特殊的方式描写个体,因此,有关身份的斗争是在个体内部以及个体与群体间进行的斗争:人物反抗或遵守社会规范与期待的斗争。然而,在一些理论著述中,有关社会身份的论争倾向于关注群体身份:成为女人,成为男人,成为男同性恋,成为男人是怎么回事?因此,在文学探索和批评或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紧张。文学描述的力量基于其对个别性和范例说明性的特殊综合:读者读到的是有关哈姆莱特王子、简·爱或哈克贝尼·芬的具体描写,通过这些人物而假定这些人物的困难具有典范性。然而,何谓范例性?小说并无回答,正是批评家或理论家必须面对范例性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这个人物是哪一群人或哪个阶级的范例:哈姆莱特的状况具有普遍性吗?简·爱的困境在女性中具有普遍性吗? 因此,与小说中微妙复杂的探究相比,有关身份的理论研究似乎是简约的,小说可以通过个别事例的展示并同时凭借潜在的概括力量(也许我们都是俄狄浦斯、哈姆莱特、爱玛·包法利或J·斯达克斯[JanieStarks])来有技巧的处理要求概括的难题。正因为如此,对文学范例性结构的理论思考,不仅对思考身份和问题十分重要,对任何将文学的特殊性与文学关涉到的问题联系起来的企图(正如在纳斯鲍曼[Nussbaum]和纳泼的研究中那样)都十分重要。 对理论来说,如果文学性成分的作用是对的范例性表达,那么,由于文学作品为理论论争提供了杠杆,文学性成分可以是理论中的来源。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巴特勒的《安提戈涅的要求》[14]在这部著作中,文学的作用被说得十分复杂且过份确定(因而也难以确定)。众所周知,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中安提戈涅提出了自认合法的要求(确切地说,这种要求是该剧接受史上的主要议题),因此,安提戈涅具有潜在范例性和关涉的文学描述。比如,Lo艾里咖瑞(LuceIrigaray)曾认为,安提戈涅可以为生活在今天的很多女孩和妇女提供自我确认的标准。不过巴特勒简洁的书名暗示安提戈涅--描述或文本--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如果在有关心理分析和政治学之间的关系的持久论争(这些论争关注如何在理论上述说亲属关系和家庭结构的问题)中,巴特勒运用安提戈涅的言行,这不仅因为安提戈涅这一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范例性的,更在于由安提戈涅的形象生发出一种从黑格尔到拉康到艾里咖瑞的有力的解释传统,这一传统已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关系概念以及家庭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概念。我们可以问:如果在突出范例性问题时,心理分析以安提戈涅而非俄狄浦斯为其出发点,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巴特勒写道: "注意这一情形是十分有趣的:安提戈涅结束了俄狄浦斯式的戏剧,她不能为俄狄浦斯式的戏剧提供异性相爱的结局,这可能为那种以安提戈涅为出发点的心理分析理论暗示方向……她拒绝做为海蒙(Haimon)活下去而必须做的事,她拒绝成为母亲和妻子,她那摇摆不定的性别使共和国震惊,她拥抱了作为其洞房的死亡,由此她破坏了异性相爱的习俗。"(《讲演三》) 安提戈涅的例子为西方文化已经采用的概念化路线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不过,更重要的是,有关安提戈涅的解释已经强化了有关亲属关系及其与政治结构关联的话语,这一话语在今日仍有其影响。正如巴特勒指出的那样,"她的行为既违反了性准则,也违反了亲属关系准则,尽管黑格尔传统将她的命运读作这种违规必然失败和毁灭的确定无疑的标志,但仍有另一种解读的可能,即她这一形象揭露了亲属关系的文化偶然性,只是为重新书写作为不变必然之偶然性提供了可重复的契机。"(《讲演一》)巴特勒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将安提戈涅的形象引述为一个作出某种选择或提出一些要求的者。他仔细阅读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安提戈涅》,以便暴露一些理论家阅读的简单,这些理论家将亲属关系(作为一种"自然关系"结构)与国家对立起来,将亲属关系理想化为一种可理解的结构性领域,因此而确立了某些可理解且合法化的亲属关系形式。将某种家庭结构假定为先于或外在于政治的东西并使之合法化的理想化做法利用了安提戈涅的故事,不过,当其这样做时,它已经否定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对其可理解性之专断的挑战。如果黑格尔注意到今日之语言揭示了安放在安提戈涅这个范例上的概念装置的不稳定性,转而注意她的行为而非言论,也许是另一情形。正是求助于这部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巴特勒以那些在今日企图建立另类家庭结构者的名义(比如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可以组成家庭)介入,在对据称是原始父亲和母亲的象征地位的精神分析理论、文化理论和政治理论中,这些人的行为被理想化了。 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对神话和图腾崇拜的结构主义研究中强调:由于神话"有助于思考",因此它乃是文化的中心。巴特勒用《安提戈涅》谈到亲属关系模式和政治模式的合法性时表明:文学较有利于思考,因为它的语言为批判用它来维持的结构提供了有力的资源,因此也为批判它协助巴博冷德(Bublend)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有力的资源。 到此,我已经讨论了新近理论对文学性成分的理论论述所采用的一些思路,由此我接近了理论中的文学性成分。不过,人们也可以争辩说在理论中文学性成分的状况已经由理论的对象变成了理论本身的品质:在美国我们称之为"理论"--毕竟,这是一种美国发明--的东西在别的地方是宽泛的现代思想运动,这种运动将工具理性与经验科学看作"另类",这个"另类"的其他名子是:狭义的实用经济学、装框逻辑,具体化逻辑与具体化理性,总体化的技术效率逻辑,在场形而上学的二元逻辑等等[15]。如果理论是以普遍化的思想方式对文学的剥离,那会怎么样呢?众所周知,弗洛依德说,诗人们早在他之前就存在了,他试图创立一种揭示文学洞见的科学,在今天,一些评论他的人差不多已成功地将他抛回到一种失败的科学家和成功的故事讲述者的位置。更概括地说,人们可以说,就思想试图超越熟悉已知和可算计之物而言,它与文学同类,至少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学效果同类。 有关这一点的一个突出标志是哲学文本已经变成了古典意义上的文学性的东西,即像诗一样,它们不能被释义:释义即会丢掉根本的东西。当然,人们通常会说到德里达这方面的情形,但是,在此我们看看阿多诺,一个通常不被认为与文学有关的哲学家,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写道: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首先不得不对哲学进行二度创作,而不是将其简化为一些范畴。哲学的道路必须凭借它自身的力量以及与它可能具有的任何标准的磨擦而不断更新。关键的是在哲学中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某一主题或某一命题;是文本结构,而不是由单向度心灵操持的归纳与演绎。因此,从根本上看,哲学是不可解释的。如果哲学是可解释的,它将是多余的;大多数哲学可以被解释这一事实与真正的哲学对立。"[16] 这是一种设想哲学的文学方式--哲学被设想为一种获得文学效果的写作。这并不是说对哲学文本的评注不必要,而是说对这些文本也必须从修辞的角度进行阅读和对此作语境分析,正如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惯常所做的那样,因此,文学性成分已进入了理论。 就理论是一种力图谈论非同一性、变化、另类、不确定性或超出工具理性之外的另类事物而言,它表明自己具有后-启蒙诗的文学血统。阿多诺在《起码的道德:来自被损坏的生活的沉思》中,有一段谈及思想任务的名言,将文学的目的和理论的目的合在一起。 "必须形成脱离这个世界的眼光,从而凭借它与世界的断裂和裂缝,将这个世界显示为它在救世主的光芒中所显出的贫乏和扭曲。思想独有的任务是:获得这种不带任何意愿和暴力、完全来自其与对象直接接触的眼光。这是最简单的事,因为这一情形急切地吁求这种知识,的确,一旦正面地看待彻底的否定性,它就会勾勒出其对立面的镜像。不过,要获得这种眼光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它先行假定了一个脱离生存世界(哪怕是一发之隔)的立足点,而我们很清楚,任何可能的知识都必须首先从存在的事物中强取(如果它必须被认识的话),不仅如此,这些知识还因此打上了它力图摆脱的歪曲和贫乏的印记。思想愈是情绪冲动地为了无条件地思想而否定它的条件性,它愈是无意识地、愈是如此不幸地被交给了这个世界。甚至为了思之可能它必须最终领悟到思之不可能。不过,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17] 这一设想的文学性显示在这个困难的结句之中: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正如在文学中那样,思想要有另类性。不过,我们将不再在救赎的幽灵出没的道路上冒险,而以另一种方式谈论文学性成分的弥漫。 在有关文学兴趣的讨论中,纳泼说:新历史主义卷入了文学兴趣从文学作品本身向在历史场境中把握的文学作品的转移:结果,事实上,作为文学兴趣之对象的新的结构是文本与语境相互间的复杂关系(当然,语境即更多的文本)。文学兴趣不来自于形式与意义的复杂关系,或者作品所言和作品所为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是来自于,比如,它激发并介入其中的颠复与遏制的辩证法。大量新历史主义者解释的含混性源于这一事实:他们的目的不是判定(比如说)"某种戏剧在某种特定时期是某君主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果呢还是原因",而是阐明一种像文学作品一样复杂的相互依存结构。纳泼写道:"关键是看戏剧(它处于与国家难以界定的关系之中)如何(对那些关注权力关系的人)变成了与国家相互暗示的东西"。(104)文学兴趣的对象--被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学结构而加以探究的东西--是处于某假定语境中的作品。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探究不是以对历史的解说为其目标,而是以对某种历史性对象的阐说为目标,这展示了文学兴趣的结构。 Do辛普森(David辛普森)在最近的一本著述《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这本书(应该说明的是)以一种批判和抱怨的态度争辩说:并非像一些保守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文学被忽略和被放逐到了大学的边缘。 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了别的样子。辛普森力图说明很多学者和学科为了描述世界而甘愿接受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术语。他指出历史著述曾认为自己已摆脱了人文性和文学性,然而现在故事讲述回到了历史著述的中心(辛普森谈到了"故事讲述的流行病"),他概说了这一现象的方方面面,在历史、哲学、女性主义和人类学中,对秩事和自传的求助,对"详细描述"和"乡土知识"的推崇,以及对"谈话"或修辞的使用。当前的知识采用了文学形式,这便是人文学科的变化。正如辛普森解释的那样,对具体性和历史特殊性的追求并不是新式经验主义的一部分,而是吁求文学特殊性之价值,吁求具有文学话语特性的个别中一般在场的表现。比如,Co吉尔滋(CliffordGeertz)的《乡土知识》并没有导致经验主义的统治,而是显示了全部知识要求的不完备性和不稳定性,它吁求以现实的生气勃勃替代经验主义的统治。文学性成分统治着。 不过,辛普森问:"当一些最敏锐的当代状况评论家(他引述F·詹姆逊和J·基勒瑞)正在描述一种远离文学成分的动向,而这一动向对后观代状况具有急迫的决定性时,我如何能提出这一看法。"[18](詹姆逊说:文学被电视所取代是一种后现代状况的信号,J·基勒瑞说:在人文学术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最特殊要素的文学已不再是文化中心),由于这些人是辛普森的朋友和同路人,因此,他礼貌地回答:"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他们看到了全副武装的文化现象)。但从根本上看,他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 的确,正如我们通常所说,如果文学是那种明知自己是虚构的话语,那么,就理论已告知诸学科其结构所具有的虚构性和须经再度创造才能实现而言,似乎存在着大量支持辛普森有关诸学科状况之说明的东西。就诸学科话语已经关注到自身的位置、境遇及其规划与结构性而言,它们有了文学性成份。 如果文学性成分如辛普森所说的那样已高奏凯歌(对他来说,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那么也许是重新给文学中的文学性成分以基础的时候了,也许是回到实际的文学作品以便察看后现代状况是否的确是可以从文学操作中推知的东西的时候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相当可能的:重给文学的文学性成分的基础也许有一个批评的限度,因为我们对文学作品所了知的事情之一是:它们有能力拒绝或胜过期望它们说的东西。辛普森相当明确地宣称:理论的遗留物是文学性成分。如果事实如此,完全有更多的理由为了批判地考察文学性成分而回到文学作品,而对文学性成分的批判性考察已历史地成了文学的任务之一。 文学理论论文:笔耕文学研究组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 80年耕文学研究组基本是从真实性问题、典型性问题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三方面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早在1980年2月,陕西《延河》文学月刊辟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专栏,当年刊出5篇文章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其中,畅广元在《发扬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指出,文学批评同文学创作一样需要发扬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不仅作家遵循,评论家也不例外。”[2]畅广元以鲜明而强烈的批评意识,针砭“工具论”的错误,批驳其伪现实主义的实质。尽管这种认识依然驻留于60年代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把握,即从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范畴内把握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然而,其包蕴着的自觉而独立的批评意识,表明文学研究者力求摆脱政治意识形态诸多非文学因素制约的努力。无疑,这为后来如火如荼现实主义文学讨论的展开起了好头。 第一,真实性问题。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艺术遵循的基本原则,求真实也是文学的根本命脉。但一个时期,我国片面地追求文学的政治性、党性原则与革命性,似乎文学的生命不在于真实,而存在于“革命的”倾向性之中,从而过分夸大倾向性作用。表现在创作上作家成为政治、政策、道德的化身,创作观念上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被割裂开来。1981年1月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第一次在西安举办学术研究活动,就文艺真实性和倾向性进行讨论。笔耕文学研究组首先梳理真实性与倾向性的概念,王愚认为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把握,而思想倾向是对生活真实的追求而不是作家主观注入到生活[3]。王愚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片面强调倾向性容易滑向公式化、概念化的路径;其次,大会厘清真实性与倾向性的依存关系,“作品的倾向性,即包含渗透在文学的真实性之中”。作家的倾向性是通过艺术作品流露出来的思想观念与情感态度,这种观念与情感判断本身源自生活,并经作家心灵化诉诸作品。因此,倾向性不可能离开真实性,寓于真实性中。费秉勋的艺术真实观颇有见地,他认为讨论真实性要注重艺术本身的规律,指出我国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存在严重问题,远离艺术规律谈真实,这对“文学真实性的讨论,对于我国文学的发展,并没有根本性的意义”[3]。建国以来,文艺一直提倡现实主义真实性原则,实践中却游离艺术本体谈真实,驻留于政治性、党性原则等环节。实际上,当我们以为抵达真实内核时,真实本身却隐匿起来、逃之夭夭,艺术真实性在不间断的追问中显得玄妙虚空、难以捉摸。这次真实性问题的讨论,首次展示了8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阵容。批评者根据创作发展需求深入思考,批评品格具有实践的针对性,不少观点不乏真知灼见。费秉勋回归艺术本体论,具有向内转的研究视角,这对长期囿于外部的文学研究来说具有反拨作用,虽则文学内在自律规律的研究在80年代初期的陕西文学研究界还未充分展开,限于研讨会的倡导,然而透露出研究者力图走出庸俗社会学批评的迷津,逼近艺术本体的价值诉求。以上从真实性和倾向性的关系进行讨论,蒙万夫从理论层面重提“写真实”。他认为“写真实”“首先要紧的是作家、评论家在生活和艺术面前的胆识和勇气”,作家应该“敢于把生活的全部音响坦陈在读者面前”,“敢于揭示重大的尖锐的生活题材的真谛”,“敢于为人民群众的历史命运挑担子”;反对那种“回避现实矛盾冲突,编造不合情理故事,粉饰生活的创作现象”[4]。这显示了批评者直面现实的勇气,其认识直逼文学本质。蒙万夫批评视野中的艺术真实是什么呢?他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阐述:“就是事物表现特征的真实和事物内在规律真实的统一。前者属于现象范畴,包括细节真实,是客观社会以具体感性形式呈现出来的‘本来’样子。后者属于本质范畴,是生活逻辑的真实,矛盾冲突发展趋势的真实,现实关系的真实。后者通过前者体现出来,或者说同时就包含、隐藏在前者中。”[4]这种认识立于现实基础,“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吧!”斯大林的真实观是抵达艺术更高意义的必经之路,蒙万夫呼唤作家和评论家对待生活的态度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这种文学评论渗透着浓郁的民本意识和敢于担当的社会情怀,反观今天日益疲软的文学批评,不无警示意义。 第二,典型性问题。典型性问题是现实主义理论范畴中又一重要问题。恩格斯曾在别林斯基“熟悉的陌生人”的观点上提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性外,还要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5]462恩格斯的典型性着眼于戏剧文学以及叙事类文学创作,通过生动的个性形象反映普遍的社会意义典型性的这一特征,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1981年,徐俊西认为典型论观点是“一种必须破除的公式”[6],一石激起千层浪,典型论争再度展开。经过讨论重新肯定了恩格斯的典型论观点。第一,“典型环境应该看作是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的统一,既不能只讲社会历史环境,也不能只看到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7]。第二,艺术形象是多样化的;第三,这次讨论厘清了理论上模糊不清的问题,如“一个时代一种典型环境”、“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甚至于“每个阶段只有一种典型人物”、“典型就是英雄,非英雄也就非典型”的僵化模式。在全国典型论谈论的语境下,笔耕文学研究组着眼于实现典型化途径的探索。1983年《延河》文学月刊开辟专栏“小说提高与突破的讨论”进行长达一年的讨论,李星认为进入艺术创造境界的标志就是实现典型化,京夫就是这样的作家。李星提倡作家“从更高的意义上把握了生活,再现了生活的本质规律”[8],他反感“逼似生活”机械式的写作,看好作家极大的概括能力和无边的想象能力。李星号中了陕西文学创作症结,作家胶着于生活,描摹生活太实。在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他敏锐指出艺术升腾力的重要性,呼吁作家注重艺术概括力与想象力的培养与提高,这种见地对胶着生活的陕西文学创作意义重大。如何实现典型化?肖云儒针对作家重视描写人物而忽视典型环境营造的现象,《在生活环境的典型化上下更多功夫》设计出实现环境典型的三个途径。其一“捕捉典型的冲突”,要求作家将隐藏在生活素材中的冲突,经过艺术的重组和虚构,焊接、铸造到震撼人心的程度;其二“设置典型的人物关系”;其三“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9],如果作品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浸染上时代的诗情意绪,作品的典型环境蕴藉的意趣由此得以显现。典型化途径提供了创作操作的具体方法,尤其“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对克服陕西及全国文学创作过“实”而缺乏艺术升腾力的状况有指导性。 第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我国流行了近20年。1958年3月,在谈到诗歌创作问题时说:“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周扬认为:“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10]郭沫若认为:“古往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茅盾觉得“两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从作家进步的世界观来强调“两结合”。但是,有人认为“两结合”是远远高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第三种创作方法”。王愚在《现实主义的厄运及其教训》中指出“两结合”并非最好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这 两种创作方法在反映生活上,“各有侧重,途径迥异”,一个依照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真实,一个通过夸大、变形反映生活;其次,两者并非水火不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非缺乏理想,恰恰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如《红楼梦》闪耀着理想之光;最后,正是不恰当地夸大浪漫主义,导致50年代后期虚假浪漫主义的泛滥,其恶果“不是推动文学更接近生活,而是助长了瞒和骗的文学”[11]。王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结合陕西文艺实际,希望陕西文艺研究能走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尊重艺术规律”的良性路径。陕西文学批评有关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讨论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论争,1978年9月16日至23日,《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就社会主义文学要不要揭示生活矛盾、暴露生活阴暗面组织展开讨论[12];1982年2月10日至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召开贾平凹近作座谈会[13],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的问题。 当代文学为什么会出现“两结合”的怪胎呢?回到“两结合”提出的历史背景答案自明,1958年“浮夸风”盛行,政治上我国与苏联分裂,虽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与苏联修正主义路线无关,但文艺上依然沿袭苏联口号总不如自己的口号更贴近形势。其二,像王愚提及的《红楼梦》这类优秀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闪耀着理想之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因素完全可以一体并存,把“两结合”作为一种生硬的创作方法倡导是没有道理可言的。其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在“两结合”中看起来并驾齐驱、不偏不倚,实质是“抽空了现实主义也萎缩了浪漫主义”[14]181。在当代文学史上,一边独尊现实主义,一边却极力反对写真实,文学一旦触及到真实,难免要揭示社会阴暗,而暴露阴暗就可能与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背道而驰,讲现实主义就可能演变为反革命的代名词;浪漫主义在当代文学中基本是被排斥的,浪漫主义本身具有的主观随意性、感伤颓废的意绪向来为无产阶级文学所不齿。然则浪漫主义的想象、理想色彩又是革命文学所需要的,也为政治政策的制定者、阐释者青睐不已。“两结合”创作方法既回避了现实主义“写真实”倾向的偏移,又保留了浪漫主义理想的崇高品质。揭开“两结合”真面目,术语背后暗藏的政治目的就很清楚。 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批评界还时有荆棘、险象环生,笔耕文学研究组不仅要对抗周遭环境,更需要批评者剔除多年自身的鬼气。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以自审的品格考量自我,以积极的参与意识跨入解冻后的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如重生的火凤凰振翮而起,引吭高歌,翩然翱翔于文学批评的天宇,对现实主义文学诸多理论进行身体力行的讨论,拉开了新时期陕西文学批评的序幕。 倘若将陕西文学批评置于全国文学批评的范围内进行评价,其理论探索的深广程度不太显着,多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作出应和的或镜子式的反应批评,批评者的思维模式、精神向度和批评方式浸染着批评的印迹,文学研究的理论原创力匮乏。其根由在于文学批评者无可逃避地成为“全景控制”活动中有效而可靠的实施者或受训者,其情感倾向、思想维度及精神向度受到革命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的双重挤压。福柯认为,人的“身体经验”受到认知意志和与之伴随着的道德意愿的排斥和遮蔽,同时,“身体”又成为权利意志实施的对象及不断争夺的活动场所,“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利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15]27。“身体”完全成为文明条律规训过的驯服存在,不仅不再属于个人,甚至异化为他者的影子存在,承载着他者的权利意志和社会的道德意愿。当然,这不仅限于陕西文学批评,在“全景敞视主义”控制下中国文学批评亦然。缘于陕西位居西北身居内陆腹地的区域位置,历史文化因素必然积淀深厚,文明条律必然更直接、深远地浸染着秦地人。这样,陕西文学批评应有的创造力和发现力相对薄弱,与全国文学批评相比难免显得守成滞后。尽管如此,在80年代,笔耕文学研究组展开的系列活动推进了陕西文学创作,取得的成果不容小觑。他们具体研讨柳青、贾平凹等作家数十部作品,从全省文学长远发展的至高点,在1985、1986、1988年多次讨论小说创作的提高与突破,为陕西文学发展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这是另一个话题,详述待另文探讨。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文学理论之问题和可能 一、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几乎是一个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隔绝的学科,它主要存在于大学讲坛上,其学科特点与形态、学科概念与范畴所指,又常常带着某些习惯性误解。长期以来,文学理论被等同于文艺学,表面看文学理论的学科范畴膨胀增大了,实际上却与为它提供材料与对象,同时也提供理论活力的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活动相分离。文学理论在学理意义上的空泛与孤立成为普遍现象。一个世纪来,中国文学理论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改变依附古代文论或西方文论的状态。这种努力,是伴随着现代大学教育的产生而产生的。自20世纪初至今天,各种各样的《文学概论》、《文学通论》、《文艺学概论》、《文学基本原理》等,几乎都是以讲义、教材方式出现的,其数量之多,难以尽数。但是,由于复杂的原因,文学理论的建构大都囿于文学理论自身范畴而不能在丰富的文学世界里寻找活力,少数民族文学更难进入到它的理论世界。 换言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总体趋近西方现当代文论,带着引进、学习、借鉴和生发西方文论的明显痕迹,其中虽也包含某些民族化选择与追求,但尚不足以达成总体建构和价值主流,因而在与西方当代文论的比较中优势不明,在对中国文学创作的阐释与导引中话语欠韦‘提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人们往往被刻板的印象所左右,用简约表象的文化符号替代了原本鲜活生动、意蕴深刻的内涵。”川甚至在文学史中也是这样,“中国文学史上,曾有不少虽不显赫但也并不默默无闻的地域文学,在今天的习见的文学史着作中,仅仅是淡淡一笔,有时甚至连一笔也没有。; 其结果,当人们使用“中国当代文学”一类概念的时候,所指其实并未真正涵容那些丰富多彩的文学状态,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对“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把握实际上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态度,它将精英化的汉语写作与区域化的“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区别开来,使人们心中形成一个传统化的既定的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学”概念,它约定俗成的内涵中一般并不包含多区域多民族文学实践。也就是说,由来已久的理解惯性已经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消减了理论应有的包容能力和普适渗比“中国当代文学”的所指范围因之缩小,结果致使中国多数民族文学分离而为一些孤立的文学范畴,一些与主流文学意识甚至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意识差异明显的文学范畴。 那么,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哪里,是从本土化的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构成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元素,还是继续在西化的理论思维中搬用现成的外来话语扩展理论领地?这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在文学日趋多元多样发展的今天,将文学的地域意义和民族意义放大,以审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及由来已久的观念规约,已经成为十分必要的行为。中国是幅员辽阔地域广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文学形态应远远超过现代以来的主流文学范畴,更不是单纯的精英文学意识所能涵容。在现代性进程中,与民族国家一道成长的,是56个民族汇聚的伟大阵容,民族文学的丰富意义正在于书写了共同目标下的不同心路。它们的审美选择和价值追求,它们的讲述方式和话语内涵,犹如它们所依傍并根植的美丽山水一样,魅力无限又意味迥然,并不服从于单一的欣赏兴趣和理解思维。在这里,需要的是“换一种方式”,甚至“换一种观念”,这样,另一种新的文学景致将会改变我们由来已久的视野,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也必将得到业已存在的多民族多区域的多样化写作的佐证与支撑。在理论层面,关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在两者的关系中发现可资运用的理论元素和规律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或可说,对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将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之中,是寻求当代文学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实际五“文化发展各具特点的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学在与汉族文学的接触和交流中,并不是仅仅体现为被动地接受汉族文学对自己的单向影响和给予,少数民族文学同样也曾经向汉族文学输送了若干有益的成分,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始终清晰地表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与情状。可以说,中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互动,早已形成了固有的传统。”因如果说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已经体现出积极意义,那么,从多民族多区域文学角度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尝试通过文学观念和实践姿态的调整来加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的联系,在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理论的本土特色与原创资源,以期拓宽文学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建设路径,必然要成为一个巨大的现实诉求和理论空间。 三、从理论走向看,重视多民族(或各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建设、创新,是当前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实践策略。人们置身于后现代文化大背景之下,传统思维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贝斯特和凯尔纳“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 具体而言,这是一个注重文化多元多样的时代,在《多元文化主义》中沃特森写道“‘多元文化’的这个词语和提及的其它词语的区别是什么呢?在于它不仅仅是造成一种差异感,而且认识到这些差异源于对一种文化普遍共有的忠诚和固有的对所有文化一律平等的理念的认可。”困与此相关的是“文化相对主义”,在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这个旨在强调西方文化优越性的概念被杜威·佛克马重新阐释,其基本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 时代的这一总体文化背景为我们思考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设置了一个必须尊重的前提,在这里有众多的理论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从国外看,雅克·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沃特森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着在哲学观念和总体思维层面上突出了当代多民族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联和价值;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与族群散居》、《多元文化问题》,乔纳森·弗里德曼的《文化认同与全球过程》,安东尼·D·史密斯的栓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乔治·拉伦的臆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的《文化认同性的变形》等着作从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入手,彰显了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和理解方式。美国学者洛德创立的比较口头诗学研究,则以口头史诗创造力量为起点,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把口头史诗提升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领域。普里查德、利奇、道格拉斯和科恩等学者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使多民族的不同区域的文学意义得到有力突出。在美 国,族裔和种族批评正是研究少数族裔文学的方法。边缘化文学批评理论从西方主流文论中逐渐浮现,使当代趋同、合流的文学理论研究不断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也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思路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关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思路,我们在特里·伊格尔顿的}}o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马克·柯里的垢现代叙事理论》,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怎样做理论》等着作中,可以明显看到多元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所具有的价值。 在国内,人们越来越多意识到多民族文学的重要性,这是中国作为地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决定的。因此,对多民族文学的研究与理论缺陷的反思越来越多,形成十分丰富的状态。像关纪新的忆。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曹顺庆的《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关纪新、朝戈金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刘大先的幻立缘的崛起》、《从想象的异域到多元的地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徐新建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认同》,李晓峰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姚新勇的《萎靡的民族文学批评》,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姚新建的《文化身份建构的欲求与审思》,赵汀阳的《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杨志明的《全球化、现代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宋炳辉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汤晓青主编的《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田泥的;佳在边缘地吟唱》等等,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为深入的探讨提供了前提。 四、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的创新是一个开阔的学术领域,可以作为的空间十分巨大。在当代中国,几乎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作品。自20世纪以来,我们发现,就整体构成而言,民族文学创作的成就与困惑共生,边缘化与主流化交织……每一种选择取向中似乎都包含着与之悖反的价值因素。也正因此,在我们反思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观念之时,中国多民族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我们深信,通过不断展开的意义追寻与审思,在其粗糙的硬度下面,必能发现精华与原创意味,一种本土化的理论成分,这将有补于过分西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使之展现出某些中国特色和本土意义。 以历史眼光考察,中国少数民族有丰富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较为突出的有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枪世纪》、彝族支系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布依族的《开天辟地》等等,中国56个民族中有近30个民族有创世史诗。它们发生于中国的自然山川,最为形象地保存了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具有宏阔而神奇的民族色彩,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铭〔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维吾尔族的坞古斯传》、傣族的目》 ,《兰嘎西贺》等几乎都是影响深远的宏大巨制,它们在绵延的传唱中不断吸纳时代意义而日臻丰美。 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众多抒情与叙事作品,长期以来被界定为“民间文学”而少有论者问津,但这些作品大多保留着特定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它们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视野迥然相异,可以为理论提供少数族群甚至个人化的生存诉求、价值追索和艺术理想的多样性文学佐证。实际上这类作品中的精粹之作,如彝族支系撒尼人的《阿诗玛》、蒙古族的螟达梅林》、傣族的《娥并与桑洛》与《召树屯》、维吾尔族的《阿凡提的故事》、苗族的《张秀眉之歌》、《仰阿莎》、回族的绿豆妹与马五哥》、壮族的《特华之歌》、纳西族的《人与龙》等等,无不以鲜活的民间想象展示了独特的生存与反抗、向往与回忆,其中艰辛与美好交织、朴素与浪漫共存,景象独特意蕴丰厚,历史演进的多样化方式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保存,这绝非主流意识与西方视点所能简单囊括或随意改写的。在现当代,多民族多区域文学更为丰富多彩,有许多主流化优秀作品如《白毛女》、《刘三姐》等也来自乡土民间传说。中国广阔的民间以原生态养分滋育了作家的灵感、想象与激情,使之找到民族化的写作之路。 现代性历程中成长期起来的一代代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写作虽然以不同方式体现了对主流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趋同倾向,但其作品中依然流动着少数民族的意识与激情,其独特的感觉、领悟与表达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艺术风格如群星闪烁,使我们得以领略到时代之歌的不同魅力。维吾尔族诗人铁衣布江、藏族诗人饶介巴桑、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和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彝族作家李乔、仇族作家董秀英、傣族诗人康郎英等等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今天,新的民族作家不断涌现,这个阵营在迅速扩大。 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民族国家通过发展民族文学艺术以塑造国家形象这一文化策略的实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发展迅速,成就斐然,其丰富的整体构成绝对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一片沃土,对它的沉潜与发掘,必能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在具体思路上,要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发展,应该主要针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情况进行广泛的阅读、思考。就媒介而言要关注当代图书、报纸、网络、电子出版物等主要传媒和文学载体;就材料类别而言要注意各类文学作品、文艺评论以及相关的文学、文化研究材料。通过这些材料,重点阐释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时间意义上的内在联系和空间意义的相互影响,探讨民族意识的内外成因,总结基本规律,彰显理论价值,最后归结到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建设高度,形成关于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发现与理论总结;在中国当代文化大背景下找到开展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建设的途径,形成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辨识、形态分析与理论定位。对其中的少数民族意识、汉民族意识,以及多民族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梳理,努力丰富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世界,我相信,这种追求一定会为文学理论形成一定中国化特色提供有益成分。 通过研究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内在联系,为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找到在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形态构成中的位置,和在中国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中的应有的地位,同时从民族的、区域化的文学研究中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有益的新因素,这是十分可行的中国化的文学理论建设方式。 文学理论论文: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 提要:本文以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两篇上个世纪初的文章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实现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的标志。提出并论证了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转型的四个维度:文学观念的转变,文体观念的转变,批判观念的勃兴,文论话语的转变。并认为这些变化说到底是价值和意义的转变。 作者:童庆炳,福建连城人,1936年生,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前讨论文化现代性转型的文章很多,歧见也很多。但是从一个学科角度来讨论现代性转型的文章还比较少。本文的立意不是泛泛地讨论一般的文化现代性问题,而是进入一个学科的语境中,力图揭示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现代性转型的发生和若干表征。 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时期。就文学理论角度看,在晚清时期,梁启超和王国维为现代学术转型所作出的贡献是特别大的。其中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1902)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家和美术家之天职》(1905)这两篇文章在观念上的更新可以视为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一种标志。 晚清时期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公然入侵,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的事情层出不穷,人民受苦受难,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的危机。出现如此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宗法政治制度和礼教思想在统治了中国二千年之后,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绳索,结果是固步自封,不能及时改弦易张,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它们成为了中国走向现代的阻力。和辛亥革命两次政治运动就是要从政治制度上解决解救这危难的局面。折射到学术层面(包括文学理论),就是要实现从中国古典到现代的转变。 我们说梁启超和王国维的上述两篇文章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转变的标志,其理由是什么呢?我们的看法是这两篇文章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下),但在观念上都是现代的,都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对现代性的基本理解应该是:现代性是相对于古代性而言的,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教制度以及思想、习惯、信仰等由于其在发展过程的僵化,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再发生作用或发生反作用,成为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因此中国现代性是对于中国古代的传统的制度、思想、风俗、习惯、信仰等的决裂,它强调的是当下的需要与发展及其条件。下面围绕着梁启超和王国维这两篇文章并联系相关的情况,简要地来考察一下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四个维度: 一 文学观念的转变 摆脱以君王一人为中心的封建正统观念,树立为民众为中心的观念。康、王在文章中透露出的思想,都力图摆脱封建主义的正统观念。封建主义正统观念的优秀是:君王就是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者,君王一人而已。天下都必须以君王的是非为是非,以君王的喜好为喜好,以君王的愤怒为愤怒,以君王的悲哀为悲哀,以君王的快乐为快乐。普天下的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都不算,普天下的人民群众都没有地位,唯有君王一人的喜怒哀乐才算,才有地位。反映到文学艺术上面,中国古典的文学基本观念就是“诗无邪”,“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怨而不露”,“哀而不伤”,“美刺”,“?美匡?骸保?爸魑亩?苴伞钡取N难У闹魈獠荒芾肟?庑┭到搿A?拼?按蟮氖?硕鸥σ卜⒆阅谛牡匦吹溃骸爸戮?⑺瓷希?偈狗缢状俊薄!耙⑺础本褪且磺校?⑺淳褪钦?鍪澜纾?ㄓ小耙⑺础辈庞幸庖搴图壑怠M砻魇逼冢??⑸?裘伤枷耄?缋铌薜热说睦刖?训溃?推笸几谋湔庵忠跃?跻蝗酥?欠俏?欠恰⒁?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 孔子一人之是非为是非的专制局面,可惜历史没有朝这个方向前进。整个清朝又回到儒家思想的统治上面。直到晚清时期开始,这种思想开始被突破。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他主编的《新小说》上面。《新小说》杂志提出了振兴国民精神为宗旨,所谓“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他认为“今日最重要者,?t制造中国魂是也。”[1]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再次提出了小说应“新民”的主张。所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小说的功能是要改良“群治”。从为“君”到为“民”,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用后来周作人的?来说:“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这是现代性思想的精髓之点。现代性思想的根本就是民主。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说了算,而是广大的国民说了算。王国维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t提出了走了另外一条摆脱君王的思路。他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美术家都硬要挤到政治家的行列里去,从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到诗人杜甫,都是如此。这样一来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独立,结果中国的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发展起来。王国维认为哲学和美术是“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即此神圣之存在也”,这里强调哲学与文学艺术的独立性、与一时一国的政治不相容性,也就意味着古典的那种文学艺术为君王一人的观点,是过时的,与哲学、艺术的性质不相合的。王国维虽然似乎在强调文学艺术的“审美自治”,实际上他的思想最终也是要利用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学艺术改变“国民之趣味”[2]。在这一点上他与梁启超的思想是相通的。所不同者,梁启超要求的是直接性的“开发民智”,王国维则是要求间接地改变“国民之趣味”。“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白话文主张,深受西方实用主义影响,目的是为了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扫除僵死的封建教条,其文学的功利性是很强的。与胡适同时的作为政治家的陈独秀,政治思想的革命性可以说是最强的一个,但他对于文学的观念,却另是一样。他认为文学艺术的“美感与伎俩”,具有“自主独立存在的价值”,他说:“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3],陈独秀的论点与王国维的论点很相近。鲁迅高举反封建旗帜,明确提出“暴露国民性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文学观念,他的文学观念似乎功利性很强;沈从文则要返回原始的民风民情民俗,似乎文学观念的功利性很弱,倾向于“审美自治”;其实他们的区别与康、王的区别是相似的。鲁迅在强调“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同时,在强调文艺是也不是不要审美与艺术,他说:“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4]他还认为若是文学作品“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要是追溯到鲁迅的早期,则提出过文学是“不用之用”著名观点。由此可见,鲁迅对于文艺具有一定的审美自治性也是赞同的。沈从文在追求乡土牧歌情调的同时,何尝不关心社会,何尝不关心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这是由他的《边城》等一系列作品为证的。他在《边城》的题记中希望小说的读者是有理性的,应该是“对中国现社会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他还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边城》所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从而“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说明沈从文的明净、隽永、优美的追求最终仍落实于社会和人性的改造与建设,只是他所采取的态度是间接的。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讲话》,虽然主题词是“工农兵”、“政治”、“武器”、“斗争”,但仍然要“艺术标准”,尽管这“艺术标准”只是第二位的。 回到梁与王。虽然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文学思想都是现代形态的开始,但是他们的文学思想又是不同的。梁启超的形态更多是吸收和改造了传统的“载道”论,文学要为维新政治的改良服务。当时的国家面临危机,面临“亡国灭种”,提出这样的服务论也是有他的充分理由的,这可以说是揭示了文学艺术在非常态下的功能的被借用。王国维的美术“独立”论和“超功利”更多是吸收了西方的现代传统。他的思想实际上与早期鲁迅的“不用之用”观念相一致,所表达的是文学艺术在常态下的功能。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家们从各种不同的渠道去寻找思想的资源,存在着多样的思想追求,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对于梁启超和王国维都应有同情的理解。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强调社会功利的文学观与审美自治的文学观始终并存着,只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状态,特别是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以及战时惯性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不正常的延续,强调文学功利性的文学观念占了上风。这种情况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新时期开始,才不再提“文学为政治”口号,而“文学是审美反映”、“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被鲜明地提出来。审美自治的文学观终于又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但不能不指出的是,80年代的文学审美特征论,在强调审美的同时,也是不忘功利的,只是这功利属于新时期的新的启蒙而已。 所以从文学观念的层面说,从上个世纪初文学现代性的追求,有两个鲜明的维度:改造旧社会、改造国民精神和审美自治、艺术独立。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包容了贯穿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常态下强调审美的特性,但不忘功利;在非常态下强调功利,但不忘审美。 二 文体观念的转变 摆脱小说等艺术创作为雕虫小技的古典看法,这是文体观念的一大变化,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重要方面。中国古代一直?诗文为正宗,连宋代的“?”也只是“诗之余”,只是“浪谑游戏”之作,北宋文人钱惟演自述:“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欲读小词。”(参见欧阳修《归田录》)这种轻视诗赋意外文体的思想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裨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元代开始兴盛的小说和戏剧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小说、戏曲的地位一直很低。当时《小说林发刊词》?人所说:“昔之于小说也,博奕?之,俳优?之,甚至鸩毒?之,妖孽?之,言不齿于缙绅,明不列于四部……”虽然私下读得津津有味,但在公共的场合则受到鄙视。我们只要看看曹雪芹的遭遇就可以想见了。曹雪芹创造了中国小说巨著《红楼梦》,在当时只能默默地在北京正白旗过着“举家食粥酒常?”的生活,除了敦诚、敦敏等几个朋友,根本没有人知道他。连他哪年逝世也要今人去反复查证。至今他的家世和经历仍是许多许学家考证的对象。但是到了晚清时期,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笔下,情况为之一变。小说被抬到比诗歌要高得多的地位。梁启超的文章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支配人道故。”梁启超详细论述了小说的“熏”、“浸”、“刺”、“提”四种力。能把这四种力发挥到极致的人,那就是“文圣”。最后的结论是“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这种矫枉过正的论点,彻底转变了那种鄙视小说文体的观念。王国维则对各种文体均不排斥。诗词小说戏剧,只要是好的,都认为表现了“天下万世之真理”。他评《红楼梦》,写《宋元戏曲史》,大大提高了小说、戏曲等文体的地位。那么,在梁启超和王国维提高小说等文体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呢?总的说是把下层人民开始看成国民,既然是国民,就要有国民的精神,那么真能改变国民精神者,是通俗的小说和戏剧,而非读不懂的古文诗词。这就说明文体观念转变的背后是现代观念的萌生,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萌生。 其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由于白话文体运动取得了胜利,由于平民主义取得了地位,小说、戏剧和新诗等文体成为了文学文体的正宗,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驱鲁迅以小说传世,而不以古代格律诗成名,就充分说明了小说、剧本、现代新诗、散文已经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鲁迅不去写中国古代诗歌史,却写了一部《中国小说史略》,也不是偶然的。从此,中国古代那种文史哲不分的泛“文”的观念开始淡化,古代诗文形式的至高地位也逐渐走低。西方的文学文体观念经过转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组成部份。 文体意识往往深入到人的无意识的层面,因此文体观念的转变是文学理论转型的深刻的表现。 三 批判意识的勃兴 批判意味着冲突、矛盾、不和谐、不稳定,意味着争论,意味着一方批判另一方,另一方也这样那样回应批判方。20世纪的中国作为追求现代化的曲折过程,这种基于冲突和矛盾的批判充满了整个过程。批判封建礼教,批判古典,批判帝国主义,批判日本侵略者,批判汉奸,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批判反革命,批判唯心主义,批判“右派”,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走资派”,批判极左思潮,拨乱反正,批判,批判贪污受贿,批判拜金主义……这里有批判对的,有时也有批判错的。批判错了,又有平反与反思,再回过头来批判当年的批判方。这些批判在文学理论上面都有回响,有时候批判就从文学理论开始,然后再进入思想批判和政治批判。 中国现代文学的前驱者始终认为,统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组织社会秩序的“礼教”思想,被认为是致使中国落后并受列强欺凌的原因。因此五四新文学运动批判意识勃兴,并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儒家思想。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离儒家之经叛封建之道,成为一种时尚。封建礼教吃人成为定论。最典型的批判就是鲁迅在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的描写:“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狂人心目中的几句疯话,比当时许多义正辞严的的批判都深刻有力。通过各种文学作品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成为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 为了批判要寻找批判的思想武器,这样就有向欧美寻找的和又向俄苏寻找的不同。如进化论就是欧美的时髦理论,可能是较早传进来的,用进化论来批判儒家思想,就认为儒家思想是过了时的东西,经不起“物竞天择”的过时货,是劣等的思想,应该加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全盘西化”;另一派的理论就是从俄国传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一个事实,从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论看来,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时期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把人分成“君子”与“小人”或“上智”与“下愚”,就是为地主剥削阶级寻找理论支持,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也应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论从哪种观念看,儒家思想一时间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由于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不同,导致了左右派的矛盾,互相又批判起来。 在其后的岁月里,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和许多运动,其中也充满了批判精神,如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都充满思想政治的批判,除了批判国民党的反人民反民主的专制之外,还在党内不断整风,不断搞运动,整风、搞运动也是批判。党内左右派的斗争,实质也是思想批判。批判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惯例,所谓“不破不立”成为一种模式。就是在80年代新时期开始之际,也是“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思潮,其后又批判“精神污染”,是为了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尽管批判的内容可能不同,但批判意识勃兴是中国整个20世纪的一个特征。 为什么整个20世纪批判意识会如此勃兴呢?这还是20世纪中国所处的境遇相关。20世纪的中国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发展的道路。不同党派、不同学派、不同人群的政治主张不同所信奉的思想不同所追求的理想不同。这种种意见分歧转变为矛盾与冲突,进一步演变为思想和政治的批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矛盾论》说:“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既然20世纪的中国自身充满这些矛盾,那么斗争就不可避免,批判意识的勃兴也不可避免。 这种批判意识折射到文学理论上面,那就是中国20世纪的文学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充满矛盾和斗争,论战和批判充满了20世纪的所有的岁月。举其大者如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派与保守的“论衡派”的论战,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家与“新月派”的论战,抗战前夕两个口号的论战,四十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争论,五十年代文艺界的反胡适唯心主义运动,“”时期的斗争,80年代、90年代也充满论战,只是不搞运动了。大家知道,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家都不能不在论战和批判的语境中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那些前沿人物,如胡适、鲁迅、梁实秋、周扬、丁玲等更是如此。前面所说这些论战的性质这里无法一一具体分析,但文学艺术的确是“时代的风雨表”,许多政治斗争都从这个领域开始。文学批判的背后是寻求。通过对某种文学思潮的批判,寻求文学观念的更新或变异。批判,斗争,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过程的一种表征。 四 文论话语转型 在反对封建的共同斗争中,和不断的论战过程中,文论话语开始转型。文论界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也是封建时代的僵死之物,已经无法用来解释中国现代的新文学。于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在批判意识勃兴的情况下,放弃中国古代的诸如“赋比兴”、“风雅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教化”、“礼乐”、“美刺”、“温柔敦厚”、“思无邪”、“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意在笔先”、“主文而谲谏”、“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春秋笔法”、“兴寄”、“天人感应”、“齐梁遗风”、“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等文论话语,吸收外国的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形象性”、“真实性”、“典型性”、“内容”、“形式”、“主题”、“题材”、“文体”、“风格”、“艺术性”、“思想性”、“倾向性”、“生活”、“反映”、“灵感”、“形象思维”、“审美”等等文论话语。到了上个世纪末,像“形式主义”、“文学性”、“陌生化”、“新批评”、“隐喻”、“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意识”、“无意识”、“接受美学”、“作品层次”、“艺术生产”、“艺术消费”、“后现代”、“后殖民”、“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以至于有人说文论界患了“失语症”。 但是,中国传统文论作为一种文化,并没有完全死去,也没有完全失去。原因是中国文论传统蕴含在风雅颂中,蕴含在汉?汉乐府中,蕴含在六朝诗歌中,蕴含在唐诗宋词中,蕴含在唐宋八大家中,蕴含在元曲明清小说中。只要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及其作品仍然有生命力,他们的鲜活的作品仍然被我们诵读,他们仍然作为文化传统被继承下来,那么从他们那里总结出来的古代文论,就仍然具有生命力。而且我们不但可以用古人的理论分析古人的作品,而且也可以用古代文论的概念分析现代的作品。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当然知道,古代文论属于古典,现代文论属于现代,他们具有不同的性质,但是古代文论中仍然有许多具有世界性的普遍的成分,这些成分可以作为资源之一“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来,现在有人说古代的文论与现代的文论不具有通约性,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在中国20世纪现代文论发展的过程中,许多著名的文论家为把中国古代文论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例如王国维从古代文论中提炼出来的“境界”(有时又称为“意境”)说、“出入”说,鲁迅提炼出来的“白描”说、“形神”说、“文人相轻”说,朱光潜提炼出来的“不即不离”说,宗白华的提炼出来的意境的“灵境”说、“虚实相生”说,钱钟书提炼出来的“诗可以怨”说、“穷而后工”说,王元化提炼出来的“心物交融”说、“杂而不越”说等等(这只是举其要者,其中肯定有许多疏漏),都进入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此外,还有不少古代文论的术语,根本不用特别提炼,就直接进入现代的文论话语体系中,举其要者,如“比兴”、“气势”、“气象”、“养气”、 “阳刚”、“阴柔”、“含蓄”、“自然”、“自得”、“灵气”、“胸襟”、“本色”、“童心”、“感悟”、“主旨”、“意象”、“性格”、“神似”、“形似”、“滋味”、“韵味”、 “知音”、“品味”、“豪放”、“婉约”、“谨严”、“衬托” 、“对仗”、“伏笔”、“直叙”、“补叙”、“插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托物抒情”、“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疏密相间”、“前后呼应”、“波澜起伏”、“言之有物”、“一唱三叹”、“声情并茂”、“知人论世”、“诗无达诂”、“文如其人”、“意在言外”、 “成竹于胸”、“胸中之竹”、 “中和之美”(这里暂举50条,实际上远比此多)。这些本来是中国古代文论、艺论中的概念、术语自然地融入现代文论,成为现代文论体系中的一部分,充分说明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是有通约性的。因为我们的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的转型是中国文论的转型,还因为现代性转型是具有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人在做的,它在无意识中就渗透了一些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其实,不单文学理论的转型中是如此,人文学科的现代转型无不如此。这说明了“现代性”本身是民主的科学的宽容的,在现代性的创造中,向所有的一切资源开放,因而现代性在拒绝传统中腐朽的成分的同时,也不完全排斥传统,一切人类优秀的成果都会吸收到它的熔炉里。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现代文论话语的确由古代的“点到即止”的“诗文评”转变为逻辑的系统的论文结构。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以及王国维的更早发表的《〈红楼梦〉评论》,都是逻辑性的论文结构。这种变化也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在这种变化的后面,意味着掌握世界方式的转变。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当然也不完全是诗文评,系统的文论著作起码有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寄》和叶燮的《原诗》)重在对作品的“体验”,现代的文论则重在“认识”,体验与认识是两种不同的掌握作家和作品的方式。体验总是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并直觉式地去把握,在点到之间就把本质揭示出来。认识则把对象进行分析,然后进行综合或者推衍。到了80年代以降,论文专著出版了很多,其中有见解的也不少,综合与推衍能力大为加强,这说明中国现代的文论开始走向成熟。 以上四点转变,说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在于重建世界的意义,重建文学艺术的意义。某些古代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被我们抛弃,认为它没有意义;相反过去认为没有多大意义的东西,被赋予了重大的意义。如过去认为歌颂帝王将相的作品是维护大一统,是有价值的,现在则认为这是颂扬专制,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只有负价值;过去自由恋爱是违背伦理的,现在则认为是有价值的,我们贾宝玉与林黛玉的自由爱情是有价值的,而贾母、王夫人的干涉是?价值的。价值观念完全颠倒过来。又如,按现代的观念,作为小说家的曹雪芹是伟大的文学家,是有价值的;而与曹雪芹同时代当宰相的人,则是封建帝王的走狗,是无价值的。……现代文论所导致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是如此全面而深刻,以至于我们无法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必须另外作一篇文章。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研讨会综述 由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首都师范大学美学所、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前沿》编辑部主办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暨《文学前沿》创刊座谈会,于1999年12月18日在京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40余人,就西方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历史、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及90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评价、文化研究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以及市民社会、知识分子角色等学术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一、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概况。王逢振认为:所谓文化研究,最好理解为一种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而不是属于少数人的或专门化的领域。文化是不同群体或民族---国家的象征行为的空间,文化研究必须考虑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各群体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张力,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孤立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从事文化研究应强调当前所在的语境,要从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及文化关系来考虑问题,必须关注社会文本与国际化的大背景。王宁认为:所谓"文化研究"在我们今天的理论讨论中并非其传统意上对精英文化的研究,而是特指当今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的一种反精英意识的文化理论思潮和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有着鲜明的反建制和反理论倾向,并有着跨学科研究的特色。文化研究至今仍是一门界定含糊的准学科批评话语,它虽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但是它的政治性并不能达到对文学艺术现象的美学批评和分析。但作为一门正在形成中的准学科,文化研究的这些局限已经得到一些著名学者和理论家的重视,他们中的一些有着良好文学修养和理论功力的人正试图把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使之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下得到观照。金元浦认为:文化研究在西方被作为一个准学科,有具体所指,包括文化诗学、文化批评还有文化唯物主义,等等。这种新理论的特点首先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超越。在本世纪西方理论界,文本中心主义与形式研究盛行了相当长的时期,作为对此的一种反驳、改造和容纳,文化研究应运而生。但是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对20世纪文本中心的反驳,另一方面又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成果进行保留、改造后的新理论。同时它也是对学术中心主义的改造与超越。西方长期以来学术化、专门化的发展方向在90年代走向文化研究时,实际上已从学术中心主义转向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罗钢认为:文化研究主要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批评运动。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接触到的有关文化研究方面的东西是很少的,一些研究范本我们都没有接触到。因此,应该对从伯明翰当代文化中心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自身的文化研究。西方文化研究始终贯彻着关怀政治的立场,这是从伯明翰开始的文化研究一直都有的倾向。中国的文化研究在吸取西方的经验时,能不能吸收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吴琼认为:文化研究应该是指一种方法的运作,是一种"症状分析"。它的优秀是运用这种"症候分析"方法动手去解构权力。这种对于权力的解构必须结合文化研究的本土性,而所谓本土性就是指我们所处的现实,它实际上是立场问题。我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什么?症状分析最后归结到权力问题。有权力的地方也必然存在解构权力的权力。在一个充满建制的社会,我们都处于无权者的地位,但我们也有一个出路,那就是解构权力。文化研究方法的运作就是要揭示权力背后潜在的建制化的层面,就是解构权力。 二、关于如何评价中国90年代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以及它与西方文化研究的关系。陶东风认为:90年代中国的文化批评,但说到底是当今中国本土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也应当在自己的语境中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与研究方法。西方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批判话语,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它的主流具有强烈的反思与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倾向;而在中国,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我们不能原样照搬。中西方文化背景既有相似也有错位,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我们建构自己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意义与难度同样巨大。一种特定语境中的批判理论在另一个语境中未必依然具有批判性,一种文化批判理论是否具有批判性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正确把握并正视具体环境中的具体的权力关系。温儒敏认为:文化研究这几年兴起有其必然性,值得我们关注、提倡。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势在必行。文化研究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视野,拓宽了我们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它要我们从事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从关注所谓"精英"、关注知识分子本身,转向关注民间日常生活的一些现象,这是值得提倡的。但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或学科分支,应有自己的目标、理路、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近几年的文化研究有一个泛化的问题,有的文化研究文章写得太空、太泛,连基本的概念、理路、学科规范都没弄清。在研究的目标、方法不是十分确定,而且研究的论题又搞得很大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学术论文质量下降的问题。温儒敏先生的观点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兴趣。黄卓越认为:应区别"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批评还属于泛泛而谈,文化研究则要具体落实。文化批评应该建立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在文化研究方面,我们应该参照西方发展得较好的学术经验,进入到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中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的文化批评。我们要了解大量的大众文化的产品,不仅阅读经典文本,还要进入大众文化的制作领域、市民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调查,这样的文化批评才能论之有据,才不至于泛泛而谈。盛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也对于现在有些人一窝蜂地追赶"文化研究"表示担忧。他认为:今天在这里讨论"文化研究"的转向,好像人家人人都在搞文化研究。从事介绍国外文化状况的学者,往往会把事情说成一股风,好像人家都在做同一件事。回顾80年论热以来我们对外界状况的介绍,就严重存在着这样一种一窝蜂扎堆的现象。现在有人告诉我们,搞"文化研究"已是大势所趋,其实也未见得。他同时指出:在目前的文化交流中,我们很有必要检讨一下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文化主体的。孟繁华与童庆炳等则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中国90年代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出现的必然性与正面意义。孟繁华指出:90年代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老是说没有读到一些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其实不是的。有很多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文化研究就是一个跨学科学的、反学科的、反机制的、反经典文本研究的,它给我们带来了宽广的视野。不能再用精英的立场、规范化的、中正性的对学科的要求来面对文化研究的现象。童庆炳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界搞文化研究不能一味地照搬西方文化理论,而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90年代中国的文化研究的突显,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是对于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的回应。文化研究的落脚点是社会政治问题。9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过几年发展以后,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时,文学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是很自然的,文学研究采取一种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视角也是自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是对时代说话,理论并不局限于解释作品,它是可以接过文学作品里面的许多问题,对"社会文本"说话。这种批评仍然是一种文学批评,是文学的文化批评。王德胜指出,今天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或文学研究者大多不再满足于局限在传统文学范围内,而是渴望把自己的身份社会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批评家的主体意识与批评过程本身都发生了改变,现在不从文学文本出发,而从社会文本出发,即借文学来说文化问题,或说借文学话语来说文学现象。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及其成果问题。王富仁结合新文学谈了自己想象中的文化批评。他认为,新文学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现在看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是文学革命。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的特征是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分离,它受到传统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压制,停留在个体才能或私人情感单向交流的层面。这样的文学不具有整体的社会性,用现在的话说,不是国民文学,而是知识分子这个特殊阶层的文学。"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把个体人和整体社会结合在一起,感受的是整体的社会,形成了朦胧的、不自觉的公民意识。这样,他们的文学活动就和他们的公民意识紧紧结合起来,在独立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个人与社会沟通的文学。但是这种文学受到两方面的压制。一是大众的功利主义的阅读态度,另一个是政治权力,现代文学就是夹在两者之间。袁济喜谈到了古代文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真正要把古文论研究激活,使它在当挥作用,文化学的解读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不在于具体的范畴与文本,而在于内在的文化精神。现在许多古代文论研究视野比较狭隘,注重具体的作品的欣赏点评,当谈到文化精神价值时就认为是空论。其实文化研究不存在空论,只要言之有据,就能对文化、文学作出回应。陈光炜从最近一二年文化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反应或动向,切入了同样的问题。他举例指出,钱理群、谢冕、洪子诚等教授最近的研究吸收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解决了一些过去很难解决或不被重视的问题。这种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扩大了文学研究的空间。过去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文本研究,文化研究使比较纯粹的文学和社会文化制度的关系开始受到了注意。但他同时指出,文化研究渗透到文学研究中,要处理好文化研究与文学性的关系。四、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化领导权以及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许明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就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文化态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葛兰西认识到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理解为只是运用暴力夺取政权,一定要注意在无形的思想文化领域中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承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公共空间,正因为存在这个公共空间,葛兰西才论证到文化空间的领导权问题。文化领导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和官方机构的支配权、统治权,不仅仅存在于政治机构的系统中,也存在于无形的民间生活空间中。不管在什么体制下,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能完全控制这个空间。这种领导权应该是由精英知识分子来掌握。面对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知识分子应肩负起这个历史任务,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显示出对文化历史的深层次思考。文化批评的意义就在于向这个空间渗透我们认为合理的价值体系,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的问题。马相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对许明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他承认知识分子没有进入巨大的公共文化空间,知识分子没有起到文化引导的作用。但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与政府主导机构对文化的领导有一个距离,其对文化的介入与领导应该在一个比较高的层面上,而不是直接充当一种政治化的文化角色。知识分子还是要通过自己的专业的工作影响文化、社会、政治,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角色。针对上述争论,傅瑾(中国艺术研究院)则试图通过个案研究来说明:如果精英知识分子掌握公共空间的领导权以后会出现很可怕的结果。他指出,知识分子可以用自己的艺术观和政治观来从事艺术批判,但是一旦他的艺术观成为意识形态,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只有存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公共空间的前提下才是有益的。 文学理论论文:现代文学理论创建与反思探索 “语言学转向”强调的是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语言符号之间的不断转换产生了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的产生不过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完成了语言对世界的编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经验和实体的世界,而是一个语言符号的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是由语言来塑造的,在语言的主宰下,语法、句法、语用、词汇、话语、语境、意义、文本、叙事、修辞等跟语言学相关知识被广泛运用到其它学科领域中,以至于语言学的模式和方法成为人文科学普遍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因此,“语言与存在”取代了传统的“思维与存在”的命题成为整个知识范式转换的重要表征,这也从根本上揭示了语言的本体含义,它远非工具,而被看作存在本身,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宣称: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3],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 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4]。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图文之争与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几点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一直存在论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在本质建构和拆解的论争中宣扬自己的文学理论观念。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在为文艺理论营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时,跳出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维模式,力求返回文学活动本身,沿着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的路线寻求“拯救文学现象”,这无疑将为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首先,文艺理论研究应从文学现实出发,避免抽象化。何谓文学现实?在我看来,其实质就是被文学本质思维模式所遮蔽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交织、文学本身新变的现实问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理论观念指引下,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抽象概念的演绎展开讨论,试图勾画出一幅以理念存有为深层基础的文学图景。这是一种本质先行的理论模式,此种模式直接规定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达到一种理论自身的自洽性和完美性,最终,文学现象被置换成一个抽象化、一元化的世界,文学活动的朴素性和现实性逐渐消失。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不同,它是当代传媒文化现实中文学发展出现的真问题,它带动文学活动各要素在传媒世界中发生了新变。比如依照新媒体观念,图像、语言和其他文本都混杂其中构成超文本文类,读者面对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文本世界目不暇接,此种变化打乱了以往文学理论设定和裁量文学的标准。因此,文学理论必须真正面对这些问题,从学理层面加以阐发,进而把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其次,回归文学本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文学理论问题。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注重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和永恒性。这是它的功绩,也是它的偏颇。因为,它在把文学的文学性研究推上高峰的同时忽视了语言以外、或者与语言相关的知识场域(比如,文学与其他艺术语言之间的关系)。当前盛行的文化研究,打破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界限,以超越文学社会学的姿态,把触角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文学研究的边界变得模糊,文学本身的问题几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话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文学基础理论知识体系的松散和脆弱。在两种研究方式面前,我以为,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学理论重新思考文学自身问题反弹的重要表现,它介乎语言和文化之间,寻找理解和阐发文学的新维度,同时这也是对强调文学性研究的形式主义文论和强调文化权力的文化研究的一种反驳和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语图关系研究意味着在经典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之外拓展出新的文艺理论研究思路。最后,应该提倡文学理论研究的多元主义理念。文学是复杂多元的,不同的阅读欣赏群体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精神需要和文化想象,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现实存在的特殊性、差异性和多元性,那么,文学本身就变成铁板一块。语图关系问题从一个现实的侧面证明了文艺理论研究应立足文学自身的多元关系研究,借助不同的艺术形态展开自身,并在各种关系的澄明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语图关系而言,这种关系指的是图像作为他者在场以及互动双方的意义建构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这种关系的存在并非局限于双方的认同和沟通的样式,它们在思维设置、知识分布、言说方式、审美取向等方面的配置过程中构成一种缠绕和错落的复杂关系,并常常以微观形式渗透、穿行在文学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因此,语图关系研究肯定了不同文化艺术形式之间关系性存在的价值合法性,它造就的不同媒介、不同艺术形式之间关系研究的理论范式,将为我们重新检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总之,语言与图像的关系问题给现存的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结构成分,它不仅引发我们对现存文艺理论研究范式的反思,同时警惕自己应保持一种建立在学术立场上的理论自反性,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文学理论不是思辨、玄想的知识生产场,也不是停留在责难层面上的集体“围观”场景,而是踏踏实实地解决问题的文学现实
档案学论文:档案学发展研究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档案学论文:档案学校和谐联系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加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客观需要;加强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提高档案部门为构建和谐校园服务的水平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档案信息资源是学校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建设校园先进文化的需要、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建设校园民主政治的需要、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完善校园法制建设的需要、更新观念,强化主动服务意识、加强宣传,提高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丰富档案馆(室)藏,提高馆(室)藏档案的综合质量和管理水平、深挖资源,加快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的步伐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本文围绕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特点,论述了其在构建和谐校园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构建和谐校园中如何更好地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 [关键词]档案信息资源和谐校园服务利用 档案信息资源是学校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其开发利用,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当我们把档案工作与学校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考虑时,我们就会看到档案与校园和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构建和谐校园与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息息相关。 一、加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客观需要 1.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建设校园先进文化的需要 档案信息资源,是人类生活、生产、思维方式和创造性活动及其产物的直接记录和结晶,是学校一项基础性信息资源,是宝贵的财富和资产,是特殊的文化资源。而档案部门则是汇聚、储存、加工整理这些特殊文化资源的基地,其通过加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不仅使文化资源得以传承,也为新时期的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了条件,学校的历史材料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模范读本,是培养优良校风,构建丰富校园文化的重要工具。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经济时代的来临,如何加强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全面提高人才质量,已是各高校乃至中国教育界共同面临的迫切任务,档案材料在这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档案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在建设校园先进文化的道路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2.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建设校园民主政治的需要 民主政治以信息公开为前提,随着我国政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的民主意识日益增强,对于平等占有信息资源的愿望也与日俱增,从而为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提供了政治层面的需求范围与发展目标。档案信息资源作为学校的优秀信息资源,是学校各项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信息支持与信息保障,只有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实现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广大教职员工才能真正了解学校正在进行和将要进行的重大举措和发展方向,时刻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群策群力,齐抓共举,在和谐的大氛围中,为学校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贡献力量。 3.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完善校园法制建设的需要 公平共享档案信息资源,确保应用者应有的知情权和了解权。在这些基本人权实现的过程中,也必然要求权力按照公开、公平的原则行使,从而有效防范权力腐败和权力不当行使,这样学校各项事业前进的步伐才能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有条不紊地快速迈进。 二、加强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提高档案部门为构建和谐校园服务的水平 1.更新观念,强化主动服务意识 高校档案工作者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对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进行改革,树立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思想,把大力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工作,放在促进档案事业在新时期的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为构建和谐校园服务的战略高度去认识,树立档案工作为学校的整体发展服务的意识和分工协作、资源共享的新观念,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克服“等、靠、要”的思想,破除“等待观望、坐而论道”的观念,改变“看门守摊,等人上门”的做法,以主人翁姿态积极投身到学校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中来,为促进校园先进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2.加强宣传,提高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 档案部门为构建和谐校园服务的效应要通过提高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来体现。档案信息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就必须加大档案工作的力度,提高档案服务工作质量。档案信息资源的数字化是提供优质服务的一项必不可少的环节和基础工作,是保证档案文献快速有效传播、方便使用、长期保存的一项重要手段,是高校档案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档案的提供利用不能只满足于一般的查阅档案,而是要进一步广泛地开发和传递信息资源,档案工作要建有自己的网站,提供更加快捷、方便的档案信息服务。 3.丰富档案馆(室)藏,提高馆(室)藏档案的综合质量和管理水平 构建和谐校园要有高质量的馆(室)藏档案和管理水平做支撑。这就要求我们要把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纳入科学化、规范化轨道,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共享。档案部门开展档案利用服务工作,必须要有门类齐全、内容丰富的档案资料做后盾,在多层次、多渠道地收集和征集档案资料,丰富馆藏的同时,档案工作人员要把精力集中使用到档案管理的关键上,使档案管理工作速度快、质量高,为档案的提供利用创造有利的条件;建立科学的、合理的室藏结构,注意收集不同载体的档案,不仅收集文字、图表形式的纸质档案,还要收集照片、录像、VCD、磁带等音像档案和牌匾、锦旗、奖杯、奖状、证书等实物档案,这些不同载体、不同门类、不同内容的档案作为学校发展的历史见证,它们之间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印证,更加完满地反映学校各个发展时期的历史面貌。 4.深挖资源,加快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的步伐 广角度、深层次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就是要开拓收集范围,积极挖掘现有的档案信息,搞好超前服务。档案馆(室)藏档案中不乏有教学、科研、调查报告、数据分析、规章制度等方面有用的信息材料,对提升学校管理品位、提高教学质量、科研水平都将发挥重要的参考作用,这些价值较高的档案按内容分门别类地编制成专题目录或专题资料,或者利用现代技术制成光盘收藏或做成专题网页,通过校园网供广大教职员工利用;编研是一项具有较高层次的信息开发工作,能够为教职工提供更好的服务,为领导决策提供准确信息。加快档案信息资源数据库和网络建设,信息时代逐步将所有的相关计算机数据库、通讯系统等连接起来,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学校档案馆(室)作为提供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就要逐步由人工分类、编目,过渡到运用标准机读目录,建立自己的馆(室)藏检索系统和能够发挥自己的馆(室)藏特色的数据库。可进入校园网和局域网,将学校的具有特色的档案信息提供给教职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档案资源共享。 总之,在构建和谐校园的进程中,档案工作者要加快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以科学的态度,把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构建和谐校园紧密结合起来,在实现学校的宏伟目标中发挥更大作用。 档案学论文:档案学发展论文 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学术规范问题的优秀是学风问题,而学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科的生死存亡。总的来说,档案界的学风是比较好的,大多数档案学者都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并自觉抵制学术腐败,这是我国档案学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不竭动力。然而,当前档案学研究中的确也存在着一些不良学风,如抄袭剽窃、自我吹嘘、互相吹捧、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我们不能像对一般商品那样对档案学术研究设计出一套可以量化的、方便操作的标准,但在科学精神、文风文德、术语概念、学术评论等方面为档案学者制定出一些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一)规范学术精神。鉴于档案学的学科特点,每一位档案学者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与档案部门合作,紧密联系档案工作实际,善于从鲜活的档案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透过纷繁复杂的档案工作表象抓住档案工作发展规律。力戒纸上谈兵、闭门造车,尤其要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字游戏和空洞说教。即使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我们也不能脱离档案工作实际,因为任何一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都包含着某种特定的应用目的。更何况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本来就互相渗透、互相交叉,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将其非常清楚地区分开来。研究档案史、评价历史上的档案工作现象、档案学思想和档案学理论,也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实事求是既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一种科学方法,彼此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二)规范文风文德。档案学理论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且被档案实际工作者所接受,才能发挥其对现实的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档案学研究者应努力培养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工作作风,不盲从、不迷信、不附和、不武断,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善于提出新问题,勇于开拓新领域,探求新知识,并大力提倡运用清新质朴、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剖析档案工作现状,揭示档案工作规律,预测档案工作发展趋势。切忌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故弄玄虚,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档案学研究者还应加强文德修养,自尊、自信、自强、自律,淡泊名利,谦虚好学,不抄袭剽窃,不,把做人与做学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三)规范档案术语概念。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专家对现有的档案术语概念进行审查清理,在词形、语义、专指性、配套性等方面严格把关,剔除那些内涵模糊、外延过大、语义陈旧、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所谓术语概念,重新建立一套符合档案专业特色的、符合档案学发展需要的术语概念,使档案学者们在统一的术语概念基础上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 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档案科研管理体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因此,适应社会和档案学发展需要,改革档案科研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要与我国档案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及档案工作改革的精神相一致,抓大放小,充分调动各级档案科研机构和档案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档案科研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国家档案学发展战略,确立档案科研布局,协调各档案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组织全国性档案学优秀成果的鉴定、转让、评奖工作。在此前提下,有计划地逐步改变我国档案学会条块分割的分布状态,使之完成社会化的转变,成为在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的非官方机构,并注重促进学术民主。 与此同时,要逐步改变目前的档案学研究方式,重建档案科研系统结构,实行档案学研究集约化,优化配置档案科研资源。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微观主体是以档案学研究者为最小单位的,档案学研究者的创新性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物质载体,其提高和改进的途径主要在于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档案科研人才的素质。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宏观主体是以国家为最大规模的,国家的档案学发展战略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优秀力量,档案学的整体水平能否提高,关键在于国家的档案科研政策是否正确。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就必须建立档案科研共同体,即建立以学术带头人为优秀的档案科研小组(课题组)或档案科研开发群体。通过档案科研共同体,将不同部门、行业、地区的档案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特别是将从事理论工作的研究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研究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集中资源,取长补短,高质量地完成档案科研课题,并可避免或减少低水平重复研究。档案科研共同体的大量出现是实现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基础和基本任务。 另外,要研究档案学学科发展政策,制定档案学发展战略。档案学发展政策研究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总体上对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进行考察,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合理发展,才能使其同档案工作实践相适应、相协调:二是针对档案学的具体领域或具体方面的发展,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该领域或该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活力。具体来讲,就是要研究各类档案学研究机构的协调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研究经费的划拨政策,档案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政策等。档案学的发展战略是档案学发展的长远性、全局性蓝图,是对档案学未来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规定和谋划。它以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规划当前的行动方案,要求既要重视对事关档案学发展大局的热点问题和重要领域的研究,又要注意档案学理论的整体发展。制定档案学的发展战略一定要结合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规律,紧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尤其要与我国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总体规划相适应。 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近20多年来,我国档案学术评论有了一定的发展,不少杂志都先后刊发了篇数不等的述评文章,其中不乏上乘之作。这自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档案学术评论所受到的重视与应受到的重视,还有不小的差距;档案学术评论所发挥的作用与应发挥的作用,也有不小的距离。也就是说,档案学术评论还没有被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水平还比较后,远远不能适应档案学发展的需要。 为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当前我们应下大力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提高对档案学术评论重要性的认识。首先,档案学理论研究者要正确认识档案学术评论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和范围,进而明确开展档案学术评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义不容辞的职责,切实加以重视。中国档案学会及地方各级档案学会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列入各自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召开包括档案学术评论在内的专题座谈会和学术讨论会。档案学会会员及其他档案工作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积极撰写档学术评论文章,藉此交流经验,逐步完善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分支学科来建设。第二,开辟档案学术评论园地。目前我国既没有档案学术评论刊物,也没有哪一种档案杂志设置档案学术评论专栏,这显然不利于档案学术评论活动的开展。从长远来看,创办一种以档案学术评论为主要内容的杂志是十分必要的。在当前,各级各类档案杂志应开辟学术评论专栏,增加理论研究的比重,这对提高刊物的质量,扩大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不无益处的。第三,建立档案学术评论队伍。这支队伍应以档案专业教师为主体,因为这部分研究者为了教学的需要,大都对档案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理论造诣相对较深。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档案实际工作者也要结合工作实践,积极参与档案学术评论,对档案理论界的一些观点和现象大胆质疑,发表自己的见解。档案专业学生是档案研究的后备军,应重点加以培养。各档案专业教学点应在课程设置时安排档案学术评论的教学内容。攻读档案学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更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专业主干课来学习、研究。 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泛指档案学研究系统之外的与档案学研究系统直接或间接发生联系的一切要素和条件,主要有:向档案学研究系统给予政策支持的政策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入科研人才的教育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划拨科研经费的经济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提供有用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知识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送组织与管理技术的实践环境,接受与检验档案学理论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以及普及与推广档案学研究成果的中介机制等。 应该肯定,改革开放以后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档案意识逐步增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已为不少人所接受。但是,不利于档案学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例如,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档案科研经费一直缺乏稳定的来源,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档案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宣传,深化研究,努力提高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不仅要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工作基本知识,而且要宣传档案学及其知识体系,使大家明白建立与完善档案学研究系统、优化其外部环境既是档案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生产力整体发展的需要;档案学的发展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社会各项工作的发展也需要档案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档案服务;档案学只有与经济、科技、文化协调发展,才能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以此唤起社会各界对档案学的理解、重视与支持。各级档案学会要积极鼓励、动员广大会员参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以扩大档案学的社会影响。档案学研究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不断深化档案学研究内容,努力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使档案学在现代科学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多方筹措科研经费,增强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活力。建议国家档案局在“科技三项费用”之外设立一种档案科研专向基金,或向国家科技部申请增加“科技三项费用”的额度,以资助重大或具有典型意义的档案学课题研究。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专业主管机关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划拨一定的经费,专门用于档案科研工作。各级档案学会也要通过各种方式筹集科研经费。此外,档案学研究者要认真组织力量,积极申请国家和地方社科、教委及其他基金项目,也可利用自己在专业知识、科研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与其他单位联合开展档案学理论研究,以缓解档案科研经费紧张的矛盾。 第三,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改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首先,要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使档案学理论能够快速、顺利地运用于档案实际工作,发挥其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档案教育培训,注重实效,尽快提高档案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及理论水平,增强其接受、消化、运用档案学理论的能力。 五、建立、健全文献检索体系。应该说,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界在建立文献检索体系方面确实已经做了较大的努力,如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编著的《档案学论著目录》将1911—1993年间出版(发表)的论著、教材以题录、书目的形式按专题汇集在一起;不少档案学期刊已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档案学》每期除了全文复印转载若干文章以外,还按专题公布有关论文索引。这些努力为档案学研究者查阅文献资料提供了一定的方便。然而,仅此还不能满足档案学研究者对文献资料的需要。我国现有各种档案学期刊100多家,而被《档案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建立、健全档案学论文检索体系,全方位、多角度地为档案学研究者提供服务。具体措施有:第一,定期出版《档案学论著目录》;第二,扩大《档案学》(复印资料)的收录范围;第三,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尽可能多的档案学期刊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第四,每年编制一套涵盖面广的档案学论文索引。 档案学论文:档案学术成果评奖分析论文 纵观几年来北京市档案学术成果评奖,既产生了一些优秀的学术论文,也涌现出了一批善于钻研、专心从事档案学术研究的人才。但是从总体来看,我市档案学术研究水平不高,在档案干部队伍中,能够在档案学术研究领域中作出突出贡献者甚少。我市档案学术成果评奖活动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我们共同研究和解决。 一、存在的问题 (一)、档案人员对于参与档案学术成果评奖活动缺乏积极性 1995年学术论文报送数量为303篇,到2000年仅有60篇,总体呈下降趋势。档案学术论文数量的减少,反映出档案人员撰写论文和参加学术评奖的积极性逐渐减退,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档案人员对学术研究重视不够。许多基层单位的档案人员因自身业务工作繁忙,如档案馆、室的达标升级以及本行业系统的业务指导任务较多,还要负责其它日常事务性的工作,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再者,很多单位处于机构改革时期,档案部门人员变动较为频繁,档案人员无法专心于研究工作。 2、档案人员缺乏自信心。有的同志认为撰写学术论文是一件很难的事,而参加学术评奖就更是高不可攀,于是不敢投稿;还有的同志虽然多次投稿,但因始终未能获奖,而逐渐失去了信心和兴趣。 3、档案学术成果奖自身缺乏激励机制。由于档案学术成果奖与职称评定不挂钩,不作为档案人员考核晋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定的依据,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档案人员参加学术评奖的积极性。一些同志认为,不写学术论文,不参加档案学术成果评奖对自己无任何妨碍,评奖活动对他们来说可有可无。有的同志认为档案学会要求会员写论文是-种压力,久而久之对学术成果评奖产生抵触情绪。 (二)、参评学术成果形式单- 北京市档案学会1996年2月实施的《北京市档案学术成果年度奖奖励办法》试行第二章评奖范围中的第五条规定参加评奖的档案学术成果形式包括三大类:档案学术论文、调研报告、实验报告类;档案学著作类;软科学研究成果类。而几年来的学术成果评奖所征集到的855项学术成果中,学术论文为841篇,占98%;调研报告14篇,占2%。其它形式的学术成果如:实验报告、档案学著作及软科学研究成果等则严重匮乏。 参评成果形式单一,反映出我市档案人员对档案学术研究的深度不够,涉及领域不够广泛。 (三)、获奖学术成果推广不够 其一,每年经过评委们精心评选出的获奖成果,虽然学会也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但时间明显滞后,读者不能及时看到获奖论文。二三年之后,当大家看到论文集时,文中的很多观点可能已经过时了。其二,大部分论文集只下发给学会的会员,而非会员则不知道学会出版论文集这一信息。因此,获奖学术论文无法得到广泛的传播。还有些论文,虽然不能获奖,但是论文中的一些很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值得提倡,但却也因为没有获奖而被束之高阁。 (四)、档案人员写作功力欠缺 1995年至2000年,档案学术成果评奖活动征集到855篇学术论文,而仅有119篇论文获奖,占论文总数的14%。多数论文质量不高,反映出大部分档案人员的写作能力不容乐观。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选题不当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进步。”①对于一篇档案学术论文,有没有提出新的论点和问题,对档案工作是否具有指导意义,选题则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在没有获奖的论文中,很多论文在选题上存在问题。有的论文作者将别人已经研究多年的问题作为选题,而自己又不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比如“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这一题目已经研究了好多年,如果不能有独到的见解则很难有所突破,而且容易出现抄袭的现象,让人一看便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还有的作者选题过大,在写作过程中往往不能坚持始终,无法驾驭全局。如一个基层单位档案人员的论文题目为《中国档案馆的演化及其依据》,这个题目需要作者对我国各级各类档案馆的起源、发展及其变化有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而这篇文章最终因作者的材料依据不足,而没有写作成功。 2、文章缺乏新意,论述不够充分 这方面问题在大多数论文中普遍存在,也是导致论文写作质量不佳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现象:一是文章缺乏独到见解,观点陈旧,信息量小;二是文章论述一般化,洋洋洒洒数千字,却都是泛泛而谈,浮语虚辞,空洞无物;三是论点与论据不相协调,论据不够充分,文章缺乏说服力。 3、档案工作经验不能上升为理论 “档案工作经验是档案工作者在从事档案工作的实践中,对档案工作过程的各种表面现象的初步认识。”②“经验不是科学,只是处于较低层次的感性认识,它代替不了理论的指导作用”。③ 档案人员所撰写的论文,都能将自己在工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叙述清楚,但是能将这些问题分析、总结并形成理论者甚少,因此许多文章缺乏理论深度,致使论文既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对档案工作实践也无指导意义。 笔者认为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基层档案人员长期在某一个单位从事档案工作,其工作经验不免带有-定的局限性,缺乏普遍意义;二是有些档案人员平时阅读档案业务书籍、报刊较少,对学术界发表的论文内容了解甚少,不能在较高的水准上作进一步思考;三是档案人员之间的交流较少,除定期参加协作组或学会组织的一些交流活动外,档案人员没有更多的机会就档案业务工作中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沟通、分析与交流。写作缺乏理论基础,也就很难将工作经验升华为理论。 二、几点建议 档案人员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需要档案人员、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档案学术团体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一)、档案人员应加强学习,勤于思考,勤于动笔。档案工作者应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多阅读业务书籍、资料,善于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哪怕是很小的一个问题进行深入透彻的思考,并加强对档案学术研究的新成果、新知识、新观点的学习与了解,掌握档案学研究发展动向及学术动态,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 (二)、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为促进档案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创造便利条件,协调、处理好有关部门之间的关系,让学术研究工作在全市档案事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果把档案学术成果评奖与职称评定联系起来,将会更有效地激励档案人员从事档案学术研究。 (三)、北京市档案学会应针对每年的学术成果评奖召开讲评会,邀请参加评奖工作的评委对论文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讲评,让作者知道自己的论文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从而能够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通过论文讲评会,档案人员可以系统地掌握如何选题,如何调研分析、如何谋篇布局等要领,逐步提高写作技能。 (四)、北京市档案学会要鼓励、带动我市档案人员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研究,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如制定课题,组织人员开展调研等,提高我市档案学术研究的层次和水平。 (五)、市档案学会及所属各学会、协会、研究会、学会分会及各专业学术委员会应充分发挥学术团体的作用,根据会员的知识需求,有针对性、目的性地组织学术研讨、学术论文交流、学术论文写作培训等活动,使档案人员有更多的机会学习交流,互通有无,博采众长。 (六)、市档案学会应加强档案学术成果的推广 首先要及时出版论文集,加强宣传。学术成果评奖之后,学会应及时将获奖学术论文出版发行,并将这一信息刊登于相关刊物上,让更多的部门和人员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有关档案学术成果的信息。其次要加强学术观点的交流与推广。对于那些虽然未能获奖,但是论文中包含一些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对工作实践有一定指导意义的学术观点,学会可以对其进行归纳、汇总,然后组织会员及档案人员围绕这些观点展开讨论,并可邀请档案界专家、学者参加研讨并及时解答档案人员提出的问题。 随着我市档案事业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档案学术成果评奖工作也需要不断完善和规范,从而为全市档案人员从事学术研究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 档案学论文:我国档案学发展论文 【正文】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档案学理论工作者、档案教育工作者和档案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现代中国档案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档案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档案学的研究内容逐步深化,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毋庸讳言,现代中国档案学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笔者认为,要想保持档案学的繁荣局面,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档案学的理论与学科体系,必须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学术规范问题的优秀是学风问题,而学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科的生死存亡。总的来说,档案界的学风是比较好的,大多数档案学者都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并自觉抵制学术腐败,这是我国档案学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不竭动力。然而,当前档案学研究中的确也存在着一些不良学风,如抄袭剽窃、自我吹嘘、互相吹捧、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我们不能像对一般商品那样对档案学术研究设计出一套可以量化的、方便操作的标准,但在科学精神、文风文德、术语概念、学术评论等方面为档案学者制定出一些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一)规范学术精神。鉴于档案学的学科特点,每一位档案学者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与档案部门合作,紧密联系档案工作实际,善于从鲜活的档案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透过纷繁复杂的档案工作表象抓住档案工作发展规律。力戒纸上谈兵、闭门造车,尤其要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字游戏和空洞说教。即使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我们也不能脱离档案工作实际,因为任何一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都包含着某种特定的应用目的。更何况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本来就互相渗透、互相交叉,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将其非常清楚地区分开来。研究档案史、评价历史上的档案工作现象、档案学思想和档案学理论,也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实事求是既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一种科学方法,彼此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二)规范文风文德。档案学理论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且被档案实际工作者所接受,才能发挥其对现实的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档案学研究者应努力培养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工作作风,不盲从、不迷信、不附和、不武断,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善于提出新问题,勇于开拓新领域,探求新知识,并大力提倡运用清新质朴、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剖析档案工作现状,揭示档案工作规律,预测档案工作发展趋势。切忌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故弄玄虚,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档案学研究者还应加强文德修养,自尊、自信、自强、自律,淡泊名利,谦虚好学,不抄袭剽窃,不,把做人与做学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三)规范档案术语概念。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专家对现有的档案术语概念进行审查清理,在词形、语义、专指性、配套性等方面严格把关,剔除那些内涵模糊、外延过大、语义陈旧、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所谓术语概念,重新建立一套符合档案专业特色的、符合档案学发展需要的术语概念,使档案学者们在统一的术语概念基础上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 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档案科研管理体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因此,适应社会和档案学发展需要,改革档案科研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要与我国档案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及档案工作改革的精神相一致,抓大放小,充分调动各级档案科研机构和档案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档案科研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国家档案学发展战略,确立档案科研布局,协调各档案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组织全国性档案学优秀成果的鉴定、转让、评奖工作。在此前提下,有计划地逐步改变我国档案学会条块分割的分布状态,使之完成社会化的转变,成为在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的非官方机构,并注重促进学术民主。 与此同时,要逐步改变目前的档案学研究方式,重建档案科研系统结构,实行档案学研究集约化,优化配置档案科研资源。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微观主体是以档案学研究者为最小单位的,档案学研究者的创新性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物质载体,其提高和改进的途径主要在于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档案科研人才的素质。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宏观主体是以国家为最大规模的,国家的档案学发展战略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优秀力量,档案学的整体水平能否提高,关键在于国家的档案科研政策是否正确。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就必须建立档案科研共同体,即建立以学术带头人为优秀的档案科研小组(课题组)或档案科研开发群体。通过档案科研共同体,将不同部门、行业、地区的档案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特别是将从事理论工作的研究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研究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集中资源,取长补短,高质量地完成档案科研课题,并可避免或减少低水平重复研究。档案科研共同体的大量出现是实现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基础和基本任务。 另外,要研究档案学学科发展政策,制定档案学发展战略。档案学发展政策研究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总体上对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进行考察,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合理发展,才能使其同档案工作实践相适应、相协调:二是针对档案学的具体领域或具体方面的发展,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该领域或该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活力。具体来讲,就是要研究各类档案学研究机构的协调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研究经费的划拨政策,档案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政策等。档案学的发展战略是档案学发展的长远性、全局性蓝图,是对档案学未来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规定和谋划。它以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规划当前的行动方案,要求既要重视对事关档案学发展大局的热点问题和重要领域的研究,又要注意档案学理论的整体发展。制定档案学的发展战略一定要结合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规律,紧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尤其要与我国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总体规划相适应。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近20多年来,我国档案学术评论有了一定的发展,不少杂志都先后刊发了篇数不等的述评文章,其中不乏上乘之作。这自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档案学术评论所受到的重视与应受到的重视,还有不小的差距;档案学术评论所发挥的作用与应发挥的作用,也有不小的距离。也就是说,档案学术评论还没有被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水平还比较后,远远不能适应档案学发展的需要。 为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当前我们应下大力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提高对档案学术评论重要性的认识。首先,档案学理论研究者要正确认识档案学术评论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和范围,进而明确开展档案学术评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义不容辞的职责,切实加以重视。中国档案学会及地方各级档案学会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列入各自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召开包括档案学术评论在内的专题座谈会和学术讨论会。档案学会会员及其他档案工作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积极撰写档案学术评论文章,藉此交流经验,逐步完善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分支学科来建设。第二,开辟档案学术评论园地。目前我国既没有档案学术评论刊物,也没有哪一种档案杂志设置档案学术评论专栏,这显然不利于档案学术评论活动的开展。从长远来看,创办一种以档案学术评论为主要内容的杂志是十分必要的。在当前,各级各类档案杂志应开辟学术评论专栏,增加理论研究的比重,这对提高刊物的质量,扩大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不无益处的。第三,建立档案学术评论队伍。这支队伍应以档案专业教师为主体,因为这部分研究者为了教学的需要,大都对档案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理论造诣相对较深。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档案实际工作者也要结合工作实践,积极参与档案学术评论,对档案理论界的一些观点和现象大胆质疑,发表自己的见解。档案专业学生是档案研究的后备军,应重点加以培养。各档案专业教学点应在课程设置时安排档案学术评论的教学内容。攻读档案学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更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专业主干课来学习、研究。 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泛指档案学研究系统之外的与档案学研究系统直接或间接发生联系的一切要素和条件,主要有:向档案学研究系统给予政策支持的政策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入科研人才的教育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划拨科研经费的经济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提供有用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知识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送组织与管理技术的实践环境,接受与检验档案学理论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以及普及与推广档案学研究成果的中介机制等。 应该肯定,改革开放以后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档案意识逐步增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已为不少人所接受。但是,不利于档案学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例如,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档案科研经费一直缺乏稳定的来源,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档案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宣传,深化研究,努力提高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不仅要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工作基本知识,而且要宣传档案学及其知识体系,使大家明白建立与完善档案学研究系统、优化其外部环境既是档案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生产力整体发展的需要;档案学的发展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社会各项工作的发展也需要档案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档案服务;档案学只有与经济、科技、文化协调发展,才能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以此唤起社会各界对档案学的理解、重视与支持。各级档案学会要积极鼓励、动员广大会员参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以扩大档案学的社会影响。档案学研究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不断深化档案学研究内容,努力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使档案学在现代科学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多方筹措科研经费,增强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活力。建议国家档案局在“科技三项费用”之外设立一种档案科研专向基金,或向国家科技部申请增加“科技三项费用”的额度,以资助重大或具有典型意义的档案学课题研究。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专业主管机关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划拨一定的经费,专门用于档案科研工作。各级档案学会也要通过各种方式筹集科研经费。此外,档案学研究者要认真组织力量,积极申请国家和地方社科、教委及其他基金项目,也可利用自己在专业知识、科研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与其他单位联合开展档案学理论研究,以缓解档案科研经费紧张的矛盾。 第三,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改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首先,要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使档案学理论能够快速、顺利地运用于档案实际工作,发挥其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档案教育培训,注重实效,尽快提高档案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及理论水平,增强其接受、消化、运用档案学理论的能力。 五、建立、健全文献检索体系。应该说,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界在建立文献检索体系方面确实已经做了较大的努力,如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编著的《档案学论著目录》将1911—1993年间出版(发表)的论著、教材以题录、书目的形式按专题汇集在一起;不少档案学期刊已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档案学》每期除了全文复印转载若干文章以外,还按专题公布有关论文索引。这些努力为档案学研究者查阅文献资料提供了一定的方便。然而,仅此还不能满足档案学研究者对文献资料的需要。我国现有各种档案学期刊100多家,而被《档案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建立、健全档案学论文检索体系,全方位、多角度地为档案学研究者提供服务。具体措施有:第一,定期出版《档案学论著目录》;第二,扩大《档案学》(复印资料)的收录范围;第三,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尽可能多的档案学期刊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第四,每年编制一套涵盖面广的档案学论文索引。 档案学论文:我国档案学研究对策研究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档案学论文:我国档案学研究对策研究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档案学论文:国内档案学研究与对策论文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档案学论文:档案学史研究论文 【摘要题】理论探讨 【正文】 中国档案学史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对中国档案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价,有利于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完善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丰富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同时,研究中国档案学史可以帮助我们反思我国档案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扬长避短,增强档案学理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更好地发挥档案学理论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从而加快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步伐,提高档案的科学管理水平,为社会各项工作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一、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 在长期的档案工作实践中,我国历代档案工作者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档案管理经验,为中国档案学思想的孕育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同时也为日后中国档案学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档案文献编纂方面。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孔子、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教育家在文献整理和史学研究的实践中,熔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历史编纂学及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和方法于一炉,对档案文献编纂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总结,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几位档案工作者(架阁官)还就档案管理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档案学文献。此外,在我国历代奴隶、封建王朝颁布的有关文书、档案工作律令、制度及当时的文书、档案工作实践中也蕴涵着一些档案学思想。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具有以下特点:(一)研究主体的非专业性。由于缺少档案教育,我国在封建社会始终未能建立起一支结构合理的档案专业队伍,因此这一时期档案学思想的形成主要归功于史学工作者和主管文书、档案工作的官吏。(二)研究行为的无意识性。我国封建社会的档案学思想是在史学研究和文献整理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形成的,是以其他活动的副产品的形式出现的,其提出者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在进行档案学研究。(三)思想资料的分散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还不是完备形态的科学,只是一些零星的档案学思想,且分散在法典、制度和史家著述中,没有专门的档案学论著,未能形成严密的知识体系。(四)思想内容的继承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前后相继,历代相因。(五)思想范围的狭窄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只是为(文书)档案管理学、文书学(史)、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等少数分支学科的创建积累了一些思想资料,而对科技档案管理学、专门档案管理学及档案学原理、档案术语学等绝大多数分支学科则少有贡献。(六)思维层次的经验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大多属于“就事论事”式的经验之谈,抽象性、概括性不够,思辨的成分较少,未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特点,是因为:(一)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档案数量较少且总体上处于分散保存状态,档案管理方法简单,对档案学理论的需求不甚迫切。(二)以史官为主体的档案工作者大多实行世袭制,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沿,因循守旧,传统经验根深蒂固。(三)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其档案大多是围绕着帝王将相的政务活动和饮食起居而形成的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和其他专门档案只占有很小的比例。(四)在封建社会,档案工作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一项独立的事业,一直是以文书工作的后缀部分存在的,“政治”、“存史”是其两大主要职能,机要性、保密性十分突出,因此,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只能局限于具体的档案管理方法和经验的总结,只是在与文化关系比较密切的档案文献编纂领域有所贡献。 孕育时期中国档案学(思想)的主要成就及其对当代中国档案学和档案工作的借鉴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提出了“述而不作”、“多闻阙疑”等一系列档案文献编纂原则和方法,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比较扎实的思想基础,为当代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二)提出了许多档案管理原则和方法,为我国档案管理学的创立准备了珍贵的思想资料。(三)对档案和档案史料汇编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奠定了基础。(四)在档案库房建筑及档案保护方面积累了许多足资借鉴的经验。 二、创立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辛亥革命以后,孕育于封建社会中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发展迅速,开始向科学形态演变。至20世纪30年代,近代中国档案学终于建立起来,其主要标志就是十三本档案学“旧著”的问世。这些论著对档案定义、档案的范围、档案的作用、档案行政、档案分类、档案立卷、档案的编目、档案的鉴定与销毁、档案保管与保护、档案的编辑与公布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 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一)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内在动力。(二)以文书档案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效率运动”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直接诱因。(三)大规模的明清档案整理运动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重要助推器。(四)档案教育的创办是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催生素。(五)国外档案学的发展经验为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创立提供了借鉴。(六)我国古代档案学思想为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创立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资料。 近代中国档案学呈现出以下特点:(一)研究主体的多元性。参与近代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既有档案工作者,也有行政界的官员,又有史学工作者,还有档案专业教师,研究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二)研究内容的系统性。近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的定义、范围、作用、文书与档案的关系、档案管理的组织形式与机构设置、档案的点收、登记、整理、分类、立卷、编目、排列、鉴定、销毁、保管期限、保管、保护、档案人员的素质与培养、中国档案史、外国档案史及文书档案连锁法等诸多问题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三)研究对象的模糊性。近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学的研究对象还不是十分清楚,大多把档案工作当作文书工作的一个部分进行研究。(四)研究方式的移植性。近代中国档案学大量地继承、借鉴了我国古代档案学思想及欧美档案学和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方法,真正属于自我创新的东西并不多。(五)研究范围的局限性。近代中国档案学基本上没有突破机关文书档案管理的界限,而有关档案馆工作、档案行政管理工作、档案教育工作、档案宣传工作以及科技档案工作和其他专门档案工作的研究成果则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近代中国档案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建立了早期中国档案学的基本体系,将档案学引进科学的殿堂。(二)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观点,深化了对有关问题的认识。(三)构建了档案管理学的基本框架。(四)摸索出一些好的档案学研究方法。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学科体系不健全。近代中国档案学者的理论建树主要表现在文书档案管理学方面,而对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专门档案管理学等其他档案学分支学科则少有贡献。(二)研究范围过于狭窄。近代中国档案学是以机关档案工作实践经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主要思想、观点、原则和方法一般都带有机关档案工作的烙印。(三)研究水平不高。近代中国档案学的研究成果一般表现为直接经验材料的堆积和局部经验的个人总结,缺乏高度的理论抽象与概括。(四)在移植、引进国外相关理论的过程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食洋不化”、“囫囵吞枣”的现象。 三、发展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档案学界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学本身的许多问题均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内容涉及档案学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及应用技术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一时期的中国档案学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指导思想的科学性。新中国档案学者们运用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和探讨了档案概念的本质、档案的作用、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起源、档案工作的矛盾和规律、档案室工作与档案馆工作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极大地丰富了档案学的研究内容,提高了档案学的理论水平。(二)研究内容的系统性。现代中国档案学者初步建立起一套基本符合中国国情、档情的档案术语、概念和统一自洽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并据此建立起相应的档案学分支学科。(三)研究范围的广泛性。现代中国档案学既研究机关文书工作和档案室工作,也研究档案馆工作;既研究文书档案管理的原则与方法,也研究科技档案和专门(特种)档案的管理原则与方法;既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也研究档案学自身。(四)研究成果的概括性。现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学自身的诸多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对蕴藏其中的本质和规律进行了深层次的理性思辨,其研究成果的概括性、抽象性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五)研究主体的群众性。从事现代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既有档案学理论工作者,又有档案实际工作者(包括各级档案部门的领导),还有史学(方志学)工作者。 发展时期中国档案学的主要成就有:(一)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得到明显提高,第一次以独立学科的身份屹立于科学之林。1956年4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和同年6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的《一九五六——九六七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都将档案学列为独立学科。(二)初步建立起现代中国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至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档案学界先后编写出版了《档案管理学》、《文书学》、《中国国家机关史》、《中国档案史》、《文件材料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公布学》、《技术档案管理学》、《档案学概论》、《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管理》等教材,一个由多门分支学科组成的现代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三)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批较有影响的现代档案学著作,如《档案管理法》、《历史档案整理法》、《档案学基础》、《档案管理学》等。(四)对诸多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增强了档案学的理论色彩。(五)极大地拓展了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六)档案保护技术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七)锻炼和造就了一支档案学研究队伍。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过分强调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阶级性,忽视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普遍性。(二)在“”时期,我国档案学界也犯了“冒进主义”错误。(三)在学习前苏联档案学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教条主义现象。(四)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不完整,整个档案学研究还显得比较粗糙。(五)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定量分析方法、比较方法、系统方法运用较少。 四、停滞与倒退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由于、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我国档案事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档案学研究也未能幸免,许多有志于档案学研究的档案干部或被赶出档案部门,或被迫害至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也被打成了档案界的“反革命”、“三家村”之一和“贩卖封资修黑货的大本营”,不少骨干和教师被打成“叛徒”、“特务”;国家档案局档案科研所被撤销。这一时期,档案学研究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 五、恢复与繁荣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结束以后,我国档案学研究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迅速地恢复、发展起来,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在我国档案学的发展史上矗立起一座新的丰碑。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内容极其丰富,几乎涵盖了档案学的所有领域。 恢复与繁荣时期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特点有:(一)研究范围的广泛性。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从档案到档案工作到档案学本身,从档案室工作、档案馆工作到档案事业管理工作、档案教育工作、档案法制工作直至档案科研工作本身,从文书档案工作到科技档案工作和其他专门档案工作,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都有一大批成果问世。(二)研究内容的综合性。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档案学者积极引进与移植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档案学研究,这不仅拓宽了档案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开阔了档案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三)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当代中国档案学者逐步摸索出多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基本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四)研究成果的时代性。新时期的档案学研究者密切关注档案工作发展的时代脉搏,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及档案工作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积极开展档案学研究,因而其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五)研究行为的组织性。1980年以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及一些专业系统相继成立了档案学会,国家档案局和部分省级档案局还先后设立了专门的档案科研机构,档案学研究主体的组织性和协作精神明显增强。(六)理论和观点的抽象性。近二十年来,我国档案学界越来越重视对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档案学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明显提高,思辨色彩日益浓厚。 恢复与繁荣时期中国档案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档案学学科体系走向成熟与完善。分支学科的纷纷创立,使现代中国档案学已经从单一的学科发展成为内容丰富、结构合理的学科群体,档案学的理论与学科体系也因此而显得更加丰满和健全。新时期的档案学建设已逐渐与档案专业的课程建设分道扬镳,已经从具体学科建设和档案教育的课程建设入手的自然建设发展阶段转入从整体系统上设计一个科学体系结构,并有计划地按照这个结构去进行建设的自觉发展阶段。(二)档案学的学科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档案学研究被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学卷的编写出版被纳入《当代中国》丛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的编辑出版计划当中;档案学的研究项目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立了图书情报档案专业评议组,负责图、情、档三个专业的硕士学位点、博士学位点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审批;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档案学的学科归属由历史学调整为管理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一起组成一级学科。(三)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全面推进,填补了许多空白。档案学界除了对前人已经探讨的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深化研究以外,还努力开辟新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对前人未曾涉及的诸多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其成果更为系统、深刻,更能反映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本质与规律。(四)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日益细化。我国档案学界一直非常重视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其成果在整个档案学研究成果中始终占有很大的比例。这一时期,档案学界除了继续深入探讨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及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的管理理论、原则和方法以外,还对各种专门档案的管理理论、原则与方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五)中外档案事业史研究不断深入。与前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更为深入、细致,不仅出版了档案专门史和断代史专著,而且研究的内容也更加全面,涉及档案、档案工作、档案机构、档案人员、档案教育、档案文献编纂、档案学思想与理论等各个方面,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富有创建性的成果,并且纠正了一些讹误。我国档案学界与国际档案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对外国档案学理论及档案工作实践的了解越来越全面,先后翻译、编写了一批外国档案事业史论著。(六)档案学应用技术研究成就喜人。在档案库房建筑、档案装具、温湿度控制、档案制成材料的耐久性、褪色档案字迹的恢复、机械化档案修裱、运用现代科技管理档案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有不少成果属于世界首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七)档案学术气氛更加活跃,档案学术评论健康发展。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档案学发展的方针、政策,倡导并鼓励大家开展档案学术讨论。学者们本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和“与人为善”的原则,心平气和地开展档案学术批评,大家互相探讨,互相补充,互相争论,互相商榷,或达成共识,或取长补短,或共同提高,或有所启迪。(八)建立了档案学科研课题的立项审批制度和优秀科研成果奖励制度。在科研课题的申请立项和优秀科研成果的评奖方面,档案学获得了与其他学科完全相同的机会和待遇。(九)档案学研究队伍进一步壮大。越来越多的人相继投身于档案学研究,档案学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这不仅表现为数量的增长,而且表现为质量的提高。从事档案学研究的既有专职档案科研人员、档案专业教师,又有档案实际工作者,还有来自于其他学界的研究者。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存在着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问题:(一)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程度低,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严重。(二)部分档案学术语(概念)、理论不严谨。(三)在移植和引进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食而不化”、“生搬硬套”现象。(四)部分档案学者对待外国档案学理论不够理智、客观,感情色彩浓厚。(五)故弄玄虚,隔靴搔痒。(六)在评价档案学遗产时,部分档案学研究者陷入了的泥潭。(七)定量分析法在档案学研究中的运用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鉴于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五)建立、健全文献检索体系。 六、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规律及其发展趋势 中国档案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除了体现出从无到有、从分散到系统、从低级到高级、从肤浅到深入、从简单到复杂等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外,还呈现出如下一些发展规律:(一)档案工作实践的需要是档案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档案工作实践不仅规定着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而且决定着档案学的发展规模、速度和水平;档案工作实践也是检验档案学理论正确与否的惟一标准;档案工作实践还是档案学理论不断补充、修正和完善的原动力。(二)结构合理的科研队伍是档案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开展档案学研究,铸造档案学的繁荣局面,离不开一支结构合理、精干高效的档案科研队伍。不同岗位、不同职业、不同学界的档案学研究者各有千秋,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着当代中国档案学快速向前发展。(三)稳定的政策是档案学发展的根本保证。档案学的兴衰、成败与国家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的直接关心、重视与支持更是档案学健康发展的政策保证。(四)经济、科技、文化是档案学发展的必要条件。经济是开展档案学研究的重要物质基础,对档案学的发展规模、速度和水平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科技的发展导致档案学研究范围的拓宽,并促使档案学界及时地进行理论补充、修正和完善。学术研究空气活跃,文化事业发达,就会推动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发展。(五)中外档案学术与业务交流是档案学发展的外部动力。国外档案学的传入对于我国档案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我国的许多档案学理论也因此而更加充实和完善。 中国档案学将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发展:(一)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将进一步拓宽。随着我国档案事业的不断发展,未来中国档案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扩大,许多目前尚未引起档案学界普遍重视的问题将成为档案学者们悉心探求的重要领域,并将涌现出一批新的分支学科。(二)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将逐步深入。随着定量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今后我国档案学界一定会在现有基础之上对档案学的众多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中国档案学的理论水平将会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档案学的史学研究也将朝着纵深方向发展,在断代档案工作史、专门档案工作史、地方档案工作史研究领域将会取得全面进展。档案学的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也将趋向专深,以档案工作各环节、各程序为依托的新的档案学分支学科也将不断产生。(三)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程度将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档案学者已逐步认识到开展集约化研究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并开始尝试通过组建科研共同体的形式来进行档案学研究,相信我国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程度将随着档案科研主、客观条件的日益成熟而不断提高。(四)档案学研究的综合性、系统性将更为明显。引进与吸收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使其与档案学相互渗透而形成交叉学科或横段学科,这是未来档案学分支学科产生的主要方式。定量分析方法将越来越受到我国档案学界的重视,含有定量分析研究成分的档案学论著将不断增加。(五)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互相交错、互相转化的趋势将日渐突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纯粹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彻底的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都是不存在的,二者从来就不是完全对立、截然分开、水火不容的,而是相互包含、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可以预见,二者之间互相结合、互相作用、互相转化将会更加紧密、更加迅速。(六)档案学研究将逐步融入国际档案学的洪流之中。在档案学研究中,世界各国之间存在着许多共性的课题,它们既包括许多应用理论与技术问题,也包括不少基础理论问题。不难想像,随着国际档案业务与学术交流的不断增多,我国档案学研究最终将成为国际档案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档案学论文:我国档案学发展趋势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档案学论文:档案学研究发展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档案学论文:基于CNKI的国内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研究 摘 要:本文以1065篇国内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为例,全面分析了学位论文的施引及被引信息,以管窥国内档案学博硕士的学术视野及其在学术界的影响。本研究建议各高校重视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问题及学位论文开放获取问题,同时建议国内档案学界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交流。 关键词:博硕士学位论文;档案学;引荐分析法;Dh指数;文献计量 作为博硕士多年学习成果的结晶,每篇博硕士学位论文或多或少总有创新之处,蕴藏着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思想。而且作为完整的学位论文通常须系统性征引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故经由众多博硕士集体鉴赏、评估的研究主题、参考文献等信息对我们探测学术前沿非常有价值。开发博硕士学位论文资源不仅能够揭示博硕士的学术贡献,促进学术界的知识交流与共享,也能够提升学位授予机构的学术影响力。本文以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为出发点,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法、引文分析法等多种方法,从施引和被引角度全面探析国内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 数据来源及方法 笔者于2016年6月8日在中国知网博硕士数据库中检索了有关数据,将学科专业名称限定为“档案学”,时间段为2004-2015年,共得到1065篇文章。在数据采集过程中,不仅采集了全部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以下简称学位论文)的题录信息,还采集了高影响力学位论文的被引信息及部分学位论文的施引信息。在采集题录信息的过程中,首先利用CNKI的文献导出功能采集了作者、篇名、导师、学校等信息,然后从网页上抓取每篇论文的被引次数、下载次数等数据,接引信息。在采集题录信息的过程中,首先利用CNKI的文献导出功能采集了作者、篇名、导师、学校等信息,然后从网页上抓取每篇论文的被引次数、下载次数等数据,接着用自编程序将属于同一篇文献的信息整合在一起。在采集引文信息过程中,共采集了被引次数大于等于5的学位论文的2389条施引信息,以及2014年的136篇学位论文的7632条参考文献信息。 本文通过分析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研究档案学博硕士的学术视野,通过分析引用学位论文的施引文献来观察学术界对有关成果的关注度,这两个角度有助于更全面地挖掘档案学博硕士的学术兴趣和影响力。分析高频引证行为可揭示施引者视角的学术交流图景,同时客观地评估被引对象的真实学术影响,故本文在挖掘引文信息时采用引荐分析法[1],将引荐阈值设为2,即施引者对同一对象的2次及以上引用方视为一次引荐。将《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中国档案》《兰台世界》《浙江档案》《北京档案》《档案管理》《档案与建设》《山西档案》等档案类北大版优秀期刊在CSSCI数据库中的被引数据进行整合,运用h指数批量统计法[2]得到档案学界全部主流学者的领域内h指数,以此作为表征作者学术地位的指标。在分析学位论文的学科影响力时,采用2014版北大优秀期刊的学科分类对有关期刊进行标注。 2 学位论文的施引和被引分析 分析学位论文的施引与被引情况可了解档案学博硕士的学术视野及被认可程度,本节从文献类型、引文文献的作者、期刊学科类型、学位授予单位等方面进行论证。 2.1 文献类型分析。提取2014年136篇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并统计其类型及次数,得到中文期刊(5109次)、图书(1225次)、英文期刊(832次)、学位论文(465次),这显示出档案学博硕士在消化吸收知识方面的文献类型偏好和能力。提取学位论文被引文献并统计其类型及次数,得到学位论文(1380次)、中文期刊(965次)、会议文献(43次),这揭示了学位论文成果的市场影响特征。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博硕士所引用的文献类型比较丰富,但中文期刊论文所占比重很大,同时也少量引用了博硕士论文、英文期刊和图书;而学位论文的消费者主要是博硕士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与情报类学位论文相比,档案学学位论文所引的英文文献数量明显偏少。 2.2 作者分析。本文以引文中的第一作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学位论文的引荐和被引荐情况,采用Dh指数标记其学术地位,以探讨档案学博硕士所关注学者与所影响学者这两类群体的学术影响力差异。 2.2.1 参考文献作者分析。为探讨学位论文作者的学术偏好,需对其引用学者的学术地位和被引次数进行分析。将样本中全部学位论文参考文献中的作者信息进行汇总,统计作者的被引次数和被引荐次数,用Dh指数表征其学术地位,最后得到样本(136篇)学位论文高度关注的学者名单,如表1所示。 据任红娟(2013)[3]利用2003-2012年CSSCI档案学来源期刊的被引数据进行的研究,被引次数在20次及以上的高影响力学者依次为:冯惠玲、何嘉荪、胡鸿杰、周毅、傅荣校、安小米、丁华东、何振、张辑哲、王英玮、张照余、周耀林。这与利用学位论文引证数据得到的表1榜单有较大差异,两份名单中的相同部分均以粗体标识。这两份榜单揭示了档案学高影响力学者群体在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中的影响力差异。结合表1数据和学位论文题录信息可知,由于论文选题等原因,博硕士引用较多的学者除业内高影响力学者外,还参考了其导师的有关成果。此外,表1所列学者大多与中国人民大学有较深的学术渊源,如冯惠玲、黄霄羽、邓绍兴、胡鸿杰、安小米、李扬新、张会超等,这印证了中国人民大学在档案学界的强大影响力。 2.2.2 施引者分析。为分析学位论文的影响力,需对施引者的学术地位和引证行为的有效性进行评价。本文用Dh指数表征施引者的学术地位,用引用次数不少于2次的引用行为界定高频施引者,即引荐者。表2列出了部分被引次数较高且被引荐次数≥2的学位论文所影响到的学者及其学术地位信息。 由于Dh指数与h指数一样都和研究者的资历正相关,我们借助Dh指数可知表2所列施引者的学术影响力较小且资历较浅。这说明即使是高影响力学位论文也尚未得到业内主流学者的重视。对比表1和表2数据可知,博硕士所引荐群体的学术资历要比引荐博硕士论文群体的深。这说明尽管博硕士在撰写学位论文时参考了许多高影响力学者的成果,但其产出的学位论文的影响力偏弱,仅能影响少数学术地位较低的学者。 2.3 学科影响力分析。对学位论文所引用期刊和引用学位论文的期刊进行统计,并利用自编程序按照2014版北大优秀期刊的学科分类对这些期刊进行标记,得到这些期刊所属的学科,所得部分数据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TOP10学位论文引用期刊全部为中文档案类期刊,其中8家期刊为2014年北大版优秀期刊。此外,分析全部引用数据可知,学位论文引用频次较高的其它期刊多属于图书馆事业、情报学。这说明档案学学位论文征引较多的是中文档案类论文,也参考了一定数量的中文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但对外文成果的关注不够。 从被引数据看,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主要被《兰台世界》《办公室业务》等档案类非优秀期刊引用,而来自本专业优秀期刊的引用相对较少。除此之外,学位论文还被图书馆事业、信息事业、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等领域的期刊少量引用。这说明学位论文的参考价值有限,跨学科影响力较弱。 综合分析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数据和被引数据,我们不难看出国内档案学博硕士在与其他学科的学术交流方面较为保守,学术视野不够开阔,需加强对其他学科成果及档案学国外成果的关注和利用。这与王新才[4]等给予档案学优秀期刊参考文献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2.4 学位授予机构分析。为探讨档案学学位授予机构的学术影响力,本文尝试分析学位论文广受关注的高校和重视利用学位论文成果的高校。汇总各高校2004-2015年的高影响力学位论文的被引信息(单篇论文被引次数≥5),得到各学位论文授予机构在CNKI数据库中展示出的学术影响力,如表4所示。为深入探讨各高校对学位论文成果的关注和利用情况,本文还从学位论文施引角度进行了挖掘。由于采集整理学位论文的施引信息相当于建立小型专题引文库,工作量很大,故本文仅整理了2014年136篇学位论文的施引信息略作示例,所得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4和表5可知,在某些高校缺席的情况下,安徽大学、黑龙江大学、山东大学、云南大学、南昌大学、辽宁大学、郑州大学、吉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苏州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学位论文在校内外均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且重视利用档案学研究成果的高校和受档案学界关注的高校重合度较高。这些在档案学博硕士中产生一定影响的高校均较为重视利用档案学学位论文成果。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学位论文的开放获取对提升学位授予机构的学术影响力有着积极影响。 3 分析与讨论 3.1 研究中发现的问题。 3.1.1 CNKI收录学位论文信息不全。从收录的院校来看,武汉大学有26篇,中国人民大学只有4篇,而南开大学的学位论文没有被收录。从收录的时效性来看,近两年的文章数有所下降,这与学位论文呈现上升趋势有一定的冲突,说明近两年的学位论文还没有全部上传。此外,本研究还发现CNKI所提供的学位论文参考文献有时要比原文少。 3.1.2 部分档案学学位论文的创新性较差。学位论文引用了大量的文献,其中不乏名家之作,但引用学位论文的文献多为学位论文,且施引者的学术地位普遍较低。这与杨奕虹等[5]认为我国博士学位论文的被引率普遍较低的观点是一致的。这说明档案学博硕士参考了大量文献撰写出的学位论文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这可能意味着很多学位论文缺乏创新,而这正是导致被引偏低的根本原因。 3.1.3 档案学学科相对封闭。学位论文所征引的期刊多为档案类期刊,而引用学位论文的期刊也多为档案学期刊。此外,关注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的高校与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影响到的学校高度一致。这说明档案学科相对封闭,很少参考其它领域的成果,其影响力尚未辐射到其他领域,而知识交流也主要局限在几所高校间。 3.2 对策与建议。 3.2.1 针对数据收录不全的问题,建议有关方面加大学位论文数据开放及整合力度。从本文的研究来看,不、延迟或仅少量学位论文会直接影响高校的实际学科影响力。从长远看,将学位论文深锁闺中不仅会降低学位论文的学术影响力,进而影响高校的学术声誉,同时也会由于缺乏外界的评判和反馈而导致学位论文质量的下降。因此,各高校应重视学位论文的开放获取问题,这不仅有助于促进学术交流,也能对广大师生进行有效的激励,从而提升本机构的学科影响力。此外,针对部分数据缺失问题,建议各方尽量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缩短数据更新周期,加强数据校验,减少学位论文数据缺失现象。 3.2.2 各高校应重视并加强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培养。各高校应加强对研究生的要求,导师也应在日常的学术研究中多鼓励研究生从事创新性探索,研究生也应有紧迫感,广泛阅读中外文文献,开阔视野,努力提升科研水平,进而从根本上提高学位论文的“含金量”。 3.3.3 档案学科应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国内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固然有其特殊性,较多地参考自身成果也属正常现象。但任何学科只有不断地从其他学科汲取营养才能发展得更好,因此档案学应加强与他学科的交流借鉴,提升本学科的可见度和影响力。正如卢小宾、高欢[6]所建议的那样,档案学需要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学科领域中相关学科的相互交叉、渗透,拓宽档案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提升档案学研究的综合性,此外还应当吸收社会学、 生物学与计算机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4 结语 本研究发现学位论文是否开放直接影响到研究生群体对朋辈学术成果的感知和利用,这无疑会影响其对各高校的专业实力和声誉的判断,建议各高校认清专业成果共享对推动学科发展及提升本机构专业影响力的重要性,重视学位论文及机构知识库的开放利用问题。本文还发现档案学学位论文的学术影响力偏弱且局限于档案学学科,建议广大博硕士加强对国内外档案学及其它学科成果的学习利用。 博硕士学位论文属于灰色文献,较难获取。目前国内尚无任何机构能够完整收录全部学位论文。限于目前的研究条件,本文利用收录相对较全的CNKI博硕士学位论文库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本文所采集样本中部分知名高校的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收录不全,如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且博士论文一共只有13篇,这可能会对研究结果的代表性有一定的影响。 档案学论文:关于档案学论文现状的几点思考 随着档案工作实践的不断深入,档案事业的逐步发展。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档案学论文作为档案理论成果的表现形式,其数量的增长、质量的优化直观地反映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据统计,目前我国各类型档案学期刊已逾百种,自2008年起,每年的档案学论文更是数以万计。然而在巨大的论文数量下,潜藏的问题却是档案学论文总体水平不高,理论研究僵化、缺乏思想创新。本文拟就档案学论文的现状进行分析,希冀档案学论文的现状能够有所改观。 1档案学论文总体现状 2002年,安素琴同志发表了题为《近年来我国档案学论文的分析与探讨》的文章,文章指出了我国档案学论文数量巨大、质量不高的现状,具体反映到论文内容上,表现为空论、泛论、追风论三种形式。当前,尽管涌现出一批高水平的档案学著述,然而低水平重复现象仍较为显著,空论、泛论、追风论依然客观存在于档案学论文写作中,并在新形势下,表现出了新的特征。 1.1论文总体比例失调 档案学的研究方向大致可以划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档案保护技术几个类别,档案学论文也基本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不同研究方向的论文之间,应当根据档案工作实践的需要,维系一个合理的比例,不能再某种程度上出现“短板”,否则必将阻碍档案学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的深化。档案学在我国创立伊始,学科架构尚不完备,在吴宝康、曾三等一批老同志的带领下,档案学者着力于从事基础理论研究,随着一批有影响力的档案学论文、著述的问世,我国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初步建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大力贯彻“双百方针”,档案界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评论,大大促进了基础理论的发展进程。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引入,跨学科研究趋势的兴起,档案学与经济学、法学、行政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产生了日益紧密的联系,人们将研究的重点由基础理论研究转为应用理论研究,一大批档案学分支学科纷纷建立,充分完善了档案学学科体系;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在档案保护方面的应用,也使得档案保护技术取得了极大的进展。 新形势下,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文件更新换代的节奏逐步加快,档案学论文的总体比例开始失调,应用理论研究成为了档案学研究的主流,研究方向趋于单一化,追风论初现端倪。时至今日,这一趋势不但未能得到扭转,反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中国知网对档案学论文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发现,档案信息化、数字档案馆、电子文件管理成为了近年来档案学研究的中心。在应用理论研究逐步升温的今天,与基础理论、档案保护技术相关的论文几近于无,具有理论深度的档案学术评论亦是乏善可陈,档案界整体学术氛围稍显沉闷。 应用理论研究对于提升档案学学术地位,拓展档案学研究领域大有裨益。然而,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是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过分重视应用理论研究,忽视基础理论研究无异于舍本逐末。档案学创立至今,很多档案术语尚未统一,部分领域仍存在空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任重而道远;应用理论研究与形势联系紧密,可以及时针对新问题展开论述。然而,一味求新,生搬硬套,亦略显牵强。当前,应用型论文占据了学术期刊的绝大多数版面,基础理论论文几无立足之地,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应当实现良性互动、相辅相成,解决档案学论文的比例问题,迫在眉睫。 1.2理论研究僵化、缺乏创新 科学的实践是孕育理论的沃土,任何档案学论文、著述的诞生,都是在档案工作实践基础上的总结、反思与升华。我国档案学建立时日尚短,诸多理论不够完善,因而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的引入,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束缚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深入的思想教条。吴宝康先生曾经说过:几年来我们在学习苏联先进档案学理论方面是有成绩的,但不可否认,也是有一些缺点的,这就是没有很好地从实际出发,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有机械搬用的现象。因此,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教训,否则,就会影响我国档案学的健康发展。对待西方的理论成果,我们应当主动去借鉴与融合,并结合实践加以创新。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引进中国伊始,引发了学界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讨论,学者们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档案工作实际,创立了“文件双重价值论”、“档案形成规律理论”,虽然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但仍未脱离原有理论框架。 随着国际档案合作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西方档案学者的观念和理论为人们所熟知。这些观点为国内档案学研究打开了思路,在此基础上,一批档案学术成果相继问世。然而,这些理论并非都能与我国档案学实践相适应,有些甚至可能与之相背离。档案学论文创作一片繁华之下潜藏的问题是:有代表性的原创理论成果不多,大多论文带有浓厚的西方理论色彩,本土理论创新少有建树。 1.3内容空洞、泛泛而谈 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曾经指出了党八股的危害: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当前,档案学论文写作中同样存在这样的不正文风。俗话说:深入浅出是好学问,深入深出是大学问,浅入深出是假学问,浅入浅出是没学问。当前我国档案学论文水平总体不高,归结而言,正是大量的低水平论文充斥其中,明明是“假学问”,却改头换面,冒充“大学问”。在学术期刊中,不难看到题为《大数据背景下的档案××分析》、《基于SECI模型的档案××探讨》这样类型的文章。光看题名,已然令人望而生畏,然而实际内容却并非如此。文章首先介绍何为大数据/SECI模型,接着论述档案工作本身,最后将二者结合,分析研究所能带来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文中不乏生涩难懂的字眼,让读者一头雾水,显得文章高深莫测;实际上,文章却对关键问题避重就轻,浅尝辄止,相关论据亦是一笔带过,缺乏说服力。例如,大数据时代下,将电子信息全面融入档案工作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条件是否完全具备?试点工作是否成功,有没有全面推广的可能性?SECI模型应用于档案学领域是否有生搬硬套之嫌?结合SECI模型的探讨对于提升档案工作效益是否具有显著的效果?带着这些问题去看待文章,不难发现:文章本身带有太多空话套话,却不涉及档案工作实践中的具体业务环节,空有理论,却又无法做出合理的推导论证,这样的文章对于档案工作实践几乎没有任何指导意义。 2档案学论文现状成因分析 档案学论文之所以出现上述状况,一方面是档案学者的主观原因,但更关键的是其背后蕴藏的客观因素。笔者针对档案学论文发展现状,现对其成因做出简要分析 2.1论文写作功利化 近年来,随着档案工作实践的不断深入,档案高校教育的显著发展,档案学论文作为学术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其与职称、职务、绩效工资的关系也日趋紧密。档案学论文能够在知名期刊发表,一方面是对学者理论研究成果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成为了提升职称、职务的敲门砖。相较于建国初期档案学前辈们致力于构建完备的档案学学科体系而从事学术研究,而今的档案学论文写作难免掺杂了一定的功利化色彩,也即“为了写论文而写论文”。近年来,电子文件管理、数字档案馆等问题是档案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与之相关的论文著述产生了较多学术成果,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我国对于电子信息时代档案管理新特点的认识,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档案界一窝蜂研究应用理论,忽略基础理论研究的恶性现象。 当前形势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与职称、职务关联十分密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情况,也成为了学术界研究重心的“风向标”。笔者通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类目下,以“档案”及“电子文件”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自1996年至今,档案共有122个项目成功立项,其中70%以上的项目为应用理论研究。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偏少,申请立项的学者不多。但这却向学术界传达了一个错误的讯号:从事应用理论研究更容易产生学术成果,基础理论研究很难通过审核,成功立项。因而引发了档案界大量学者热衷于从事应用理论研究,越来越少的人沉湎于档案学发展规律的推理与演绎,从而导致了论文总体比例失调的后果。 2.2缺乏学术评论与探讨 笔者通过对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将2000年至2014年档案学、档案事业学科专业目录下的文献记录,按照被引次数从高到低进行排序,选取了其中被引次数不低于55次的文献记录制作成表,如表1所示,这组数据如实反映了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略显僵化,有建设性的本土理论创见不多,缺乏创新的客观现状。 表1共记录了25条文献期刊。通过归纳不难发现,25篇文献的主题集中在数字档案馆、电子文件、档案信息化建设等问题上。这是近年来国际档案界研究的总体趋势,反映了中国近年来档案学研究国际化水平逐渐提高。以上文章都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完善和改进,但总体上仍然没有摆脱西方理论的烙印。表1所记录的各文献,由于被引频次较高,在学术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文章对西方的档案学理论做出了精要的解读,为大多数人认识和了解西方档案学理论构建了桥梁。但同时,这一系列文章也成为了束缚创新的思想教条。我国的档案学实践较之西方,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实践深度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想要建成数字档案馆并取得推广,并非一日之功。因此尽管档案学理论建设进行的如火如荼,实践环节却并非一帆风顺。 西方的理论观点在我国往往被奉为金科玉律,谈及电子文件管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学术界一片赞誉之声。诚然,西方的档案学研究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西方的电子文件理论对于我国的档案学研究的确具有借鉴意义,但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的具体实际,如果不能在档案工作实践中有所创新,对传统理论做出扬弃,显然会陷入教条主义怪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号召学术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致力于打造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然而当前我国的档案学论文却总是围绕西方的理论观点展开论述,学术界的整体氛围稍显沉寂,缺乏高水平、深层次的档案学术评论。档案学论文围绕西方理论展开,不能充分立足于本土实际,仅在原有理论基础上作出小范围修补,严重缺乏创新,这在客观上会引发本土档案学者的惰性心理和依赖心理,严重制约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进程。 学术界应该是一潭活水,学术界需要不同的声音。建国初期,我国曾全面照搬苏联的档案建设经验,没有充分考虑我国国情,使得档案事业走了很多弯路。列宁曾经说过: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同样的错误,不应该再次发生。近年来,档案学论文逐步出现了与档案工作实践脱节的趋势,这亟需高质量的档案学术评论加以规范和调整。关于西方的电子文件理论是否适应于我国的客观实际,学术界也应该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讨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缺乏学术讨论的规范与调节,理论研究必然会走入僵化。 2.3跨专业研究生成为档案学论文写作主体 我国十分重视档案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逐步建成了一支以高校档案专业教师为主、档案实际工作者、专职档案科研工作者和其他有关人员在内的档案学研究队伍。近年来,随着档案高校教育的不断发展,开设有档案专业的院校不断增多,档案专业的在校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人数上有了很大的增长,并逐步成为档案学论文写作的新生力量。自2008年起,我国档案学论文年发表数量突破一万,截至2014年底,论文年发表数量已接近一万五千篇。其中,研究生创作的论文占据了相当的比例。研究生创作论文比例的增长,是导致档案学论文质量良莠不齐,内容泛泛而谈的重要诱因。 曾经有学者对跨专业档案学硕士研究生的情况做过统计。作者选取了国内十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作为样本,统计了2009-2011年十所高校招生总人数及跨专业人数 的基本概况。统计结果显示,2009-2011年的跨专业学生占据了招生总人数的50%以上,部分高校的跨专业人数甚至超过了招生人数的70%,而跨专业学生的专业背景也十分广泛,横跨多个学科门类。从这个结果,我们不难发现档案学跨专业考研成为了新趋势,大部分的档案学硕士研究生本科属于其他学科门类。这为研究生跨专业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可能,但也意味着大量的档案学研究生专业基础极其薄弱,缺乏档案学理论底蕴,实际在论文写作中则表现为文章论述空洞,关键问题泛泛而谈,缺乏深入挖掘与探讨,倾向于 “炒冷饭” ,热衷于研究前人多次探讨过的问题,对于问题和对策的描述局限于前人的研究成果,论文本身仅仅是观点的罗列和拼凑,缺乏新意;或是将本科专业与档案学强行结合,生搬硬套,略显牵强。 跨专业档案学研究生逐步成为档案学论文写作的新兴主体,其创作的论文数量迅速增长,并占据了学术期刊的大量版面。受限于专业基础薄弱,跨专业研究生大多倾向于应用理论研究,而且热衷于探讨电子文件、数字档案馆等热门话题,受西方理论影响较为深远。跨专业研究生成为档案学论文写作主体,也是导致我国档案学论文质量总体不高的最重要原因。 3结语 尽管当前我国档案学论文写作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在前进方向上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但值得肯定的是,档案学者与档案工作者创作论文的初衷都是希望能够为档案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回首过去,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只要我们能够发现和纠正问题,不断总结经验,必然会有一批又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档案学论文相继问世,相信祖国档案学事业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档案学论文:我国高校档案学研究生统计分析 摘 要: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在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统计2008年~2012年档案学9种优秀期刊刊载的各高校研究生研究论文。从年度分布、期刊分布、主题分布与作者分布等方面,分析近五年各高校研究生的科学研究状况。 关键词:高校;研究生培养;档案学;科学研究;统计分析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和档案事业的发展,档案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不断增多,培养单位总体格局基本形成。目前,全国获得档案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院校有24所,占到开设档案学专业本科院校的70.6%。此外,山西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图书情报科学研究所和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设有“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也招收硕士研究生,同时,天津师范大学跨在情报学硕士点下招收档案学方向研究生。以上28所高校中的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和云南大学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1]对2008年~2012年28个培养单位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发表在9种档案学、档案事业类优秀期刊[2]上的论文,从年度分布、期刊分布、主题分布与作者分布等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大致了解硕士、博士研究生的科学研究状况,进而考察各高校教学单位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质量,以期对我国档案学研究生教育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有所参考。 1 数据来源 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源,选择《期刊全文数据库》,以“来源期刊”和“作者单位”为检索途径,分别以“档案学通讯”等9种优秀期刊和“中国人民大学”等28所高等院校的名称为检索词,检索时间为2008年~2012年。 2 统计结果及分析 为保证研究质量,对检索到的论文作如下处理:1.对于合著论文,只统计在校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所发文章,其他文章不在统计之列;2.只统计学术性较强的专业论文,不包括简报、随感、简介等;3.对一稿多投的论文去重。经汇总、核对后,共得到1342篇文章。 2.1 学校与论文年度分布。论文署名学校、发表年份和发文数量分布,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2008年~2012年我国高校档案学研究生发表的论文量呈现出稳定的态势,无大起大落现象。具体来看,中国人民大学的发文量最多,为169篇,其中,硕士研究生发文63篇,博士研究生发文106篇;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分别为上海大学和武汉大学,发文量分别是149篇和90篇。前三名的发文量总计为408篇,占28所高校总发文量1342篇的30.40%。同时,还有7所高校的发文量在10篇以下,这说明各高校档案学研究生的科研成果存在较大差距,也说明科研成果的多少与高校的科研水平、招生数量和是否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有密切联系。 2.2 期刊分布。研究论文的期刊分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研究成果的空间分布和科研水平。近五年研究生期刊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兰台世界》和《档案学通讯》的载文最多,分别为451篇和262篇,占总载文量1342篇的53.13%。发表在《档案学通讯》上前5位的学校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湘潭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和武汉大学,这反映出5所高校的研究生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南京大学总发文量为51篇,其中在《档案与建设》上发文17篇,占发文总量的33%,这表明发文量除与科研能力密切相关外,也受到各刊的办刊特色和地域特色影响。 2.3 主题分布。将检索到的1342篇文章,根据内容可以分为档案管理、电子文件、档案利用、档案馆等11个主题。论文主题分布,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与档案管理、档案利用、电子文件、档案学、档案馆和信息化6个主题相关的文章较多,发文量总计为976篇,占总发文量的72.7%。多数高校虽然对每一个主题都有所关注,但它们仍有各自重点关注的对象。 档案管理与档案利用是档案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各高校的研究生都对这两个主题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其中以中国人民大学和上海大学研究生居多。在电子文件研究方面,武汉大学的发文量十分可观;在档案学学科研究领域,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具有较强实力;在档案馆和档案安全研究方面,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发展势头较好;在信息化、数字化研究领域,南昌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郑州大学发文量较为可观;在档案网站和政府信息研究方面,上海大学、四川大学占据一定阵地。 2.4 作者分布与合作情况。分析高校研究生科研合作的程度,可以大致看出合作研究和学科相互交叉与渗透的深度和广度。将检索得到的1342篇文章分别按照单篇作者数为1人、2人、3人及3人以上的标准分类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 注:合作率为2人、3人及3人以上合著篇数占总篇数的百分比。合作度为每篇论文的平均作者数,即作者总数除以总计篇数。 由表4可知,1342篇文章共有2066名作者,合作率为41.95%,合作度为1.54,这表明高校研究生科研协作现象较为普遍,合作意识较强。吉林大学、浙江大学、河北大学、南开大学、湘潭大学、南京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合作度较高,均在2.0以上。排在最后三位的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苏州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合作度分别为1.20、1.17和1.00。可以看出,我国各高校研究生在科研合作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别。 在合著的论文中,以研究生和导师合著居多,这反映出导师对研究生的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3人以上合著的论文多为需要协同合作的调研报告,它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科学地分析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相关问题。此外,还有不同学科之间、不同院校之间以及研究生与档案局(馆)、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合作,这是顺应档案学学科协同发展的良好趋势,需要保持和发扬光大。 2.5 发文5篇以上作者统计。在检索得到的1342篇论文中,各高校研究生发文量以1篇或2篇者居多,因篇幅有限,表5仅列出发文5篇以上(含5篇)的高产作者。 7.四川大学;8.辽宁大学;9.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10.郑州大学;11.南昌大学;12.天津师范大学;13.黑龙江大学;14.福建师范大学。山东大学、苏州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南京大学、湘潭大学、河北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湖北大学、山西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无作者达到5篇。 由表5可知,发文量在5篇以上的作者有29人,他们拥有较强的科研能力,是档案学界的新秀,构成档案学、档案事业类优秀期刊的研究生高产作者群。他们的成长,将会扩大我国档案学研究的队伍,促进档案学术研究的持续发展。在29人中,博士研究生7人,占发文5篇以上高产作者的24%,其中赵生辉发文10篇,数量最多,这说明博士研究生拥有更强的科研能力。 3 总结 从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可知,我国高校档案学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在不断增强,高校教学单位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质量在不断提升。2008年~2012年高校研究生共发表1342篇优秀期刊论文,各高校研究生在9种优秀期刊上的数量存在较大差距。这一方面反映出档案学研究生在整体上具有较高的科研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少高校研究生还有扩大科研空间的余地和机会。高校研究生应全面关注9种优秀期刊的栏目设置和办刊特色,更加深入地把握档案学的研究现状和研究进展,以便更多地投稿和。研究生与导师之间、高校研究生之间、不同高校师生之间的合作研究程度在逐步加强,这是顺应学科协同研究趋势的良好现象。与此同时,高校研究生也应进一步加强与档案馆、档案室工作人员的合作,更多地发表与档案工作实际相关的科研成果,以便更好地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各高校教学单位需要继续加大研究生的培养力度,进一步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并积极争取获得档案学博士学位授予权。高校硕士、博士生导师和优秀期刊编辑应当及时扶植新秀,培养出更多的研究生高产作者,为促进档案学学科的稳定、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档案学论文: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引用情感类型分析 摘 要:基于引文内容分析的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引用特征研究方法,文章界定三种引用情感类型,实证研究基于引文内容的主题识别和情感类型识别。揭示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反映的引用主题和引用行为动机。 关键词:引用情感类型分析;档案学;高被引论文 1 引言 1927年[1],引用首次被用来对科研进行评价,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引文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体系逐步健全。然而,随着研究和实践应用的深入,引文分析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如,引用的规范性、引用动机以及只注重被引频次而忽视引文内容导致的引用不规范和引文评价的不科学等问题[2]。随着文本挖掘技术和全文提取技术的出现,基于引文内容分析是引文分析的新方向[3]。引文内容分析可以弥补单纯以被引频次数量评价的不足,将引文的数量和质量结合起来,更好地揭示文献之间的关联性。 虽然国外已经有关于引文内容分析的实证研究,但国内基于引文内容分析,尤其是基于档案学引文内容分析的研究目前还不多。鉴于此,本文以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内容分析为基础,深度揭示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反映的引用主题和引用行为动机研究,对于揭示档案学引文特征具有意义。 2 数据来源 本文以档案学高被引论文为样本,样本选择方法为:以CNKI数据库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数据源,选择“档案学、档案事业”学科领域,不设检索条件加以检索,检索结果按照被引频次递减排序,剔除非学术文献和不相关文献,得到档案学被引频次最高的前100篇论文。检索日期截至2013年底。百篇高被引论文分布于18种期刊中,其中《档案学通讯》最多,有51篇文章,占总数的51%。《档案学研究》12篇。 3 引文内容特征研究 引文内容分析指基于引文内容层面的语义关联,对引用句或引用上下文的内容进行关联性分析,以揭示被引文献对施引文献的作用。目前,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引文类型识别、情感倾向分析和引文主题识别。 3.1 引文主题识别研究。引文主题识别是从引文文本抽取代表引文的主题词,利用主题分布来揭示被引文献的被引原因以及被引文献对施引文献的主要作用或贡献。 本文主题识别是通过抽取高被引论文的关键词来实现。百篇高被引论文共有691个关键词,出现频次大于4的关键词有34个,累计频次277次,占总频次的40%。出现频次最高的档案工作者19次,档案管理18次,电子文件17次。 表1 高频关键词 利用共词分析方法将我国档案学高被引论文研究主题分为四个主题知识群,一是档案学基础研究与档案事业,包括来源原则、档案学、现行文件、人事档案、档案事业、档案管理、档案工作者、纸质文件、信息安全、文化、政府信息公开关键词。二是电子文件和文件运动理论,包括电子文件管理、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电子文件归档、文件运动和文件生命周期关键词。三是档案信息化与资源开发利用,包括办公自动化、数字化、档案信息化、信息化、数字档案馆、档案信息、档案信息资源、资源开发、利用、档案开放利用关键词。四是档案工作与档案馆,包括档案工作、虚拟档案馆、传统档案馆关键词。 3.2 引用情感类型研究。引用情感类型识别是通过对施引文献引用被引文献的文本内容,从引用动机和情感倾向分析挖掘施引文献作者对被引文献的观点、态度或立场,主要分为肯定、中立和否定三种基本类型。本文以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引用情感倾向识别档案学引用情感类型。 本文根据引用内容,将引用情感类型分为三类,正面引用、负面引用和中性引用。正面引用指施引文献中对引文的观点、结论或方法的肯定和赞同,还包括在引文基础上展开后继工作,或者应用引文中的理论方法和数据以及引用他人的方法或结论和自己研究进行对比等。 负面引用指施引文献对引文中的观点、结论或方法持否定态度。多是指有商榷性质的文章,或者指出引文研究的不足、缺陷以及目前没有涉及的而本文将要研究内容,主要表述两篇文章研究的不同。 中性引用指施引文献对引文内容没有表示赞同或反对观点,只做内容论述和在综述研究中出现的引用。情感类型界定如表2。 表2 情感类型及界定 由于百篇档案学高被引论文总被引三千多次,涉及施引文献数据量巨大,数据处理困难,本文采用分层抽样调查的方法,保证研究的可行性和科学性。在上述引文主题类型中,依据上述主题分类,在四个主题类团中各抽取一篇代表性文献作为样本研究。研究样本的选择具有代表性:一是涵盖了所有的研究主题,避免因主题不同而产生引文特征不同;二是选取不同作者,既有业界权威,也有不同身份代表,避免权威效应带来研究偏差;三是不同期刊和年代;四是不同层次的被引频次。 表3 抽样样本数据 从上述四篇不同主题的文章被引的情感倾向来看,档案学论文多是正面引用,占63%,不含感情色彩的中性引用占35%,只有不到4%的引用是否定性质的。说明在多数情况下,档案学界对所引用文献都是持肯定态度,或是对引用文献高度评价,或是应用引用文献的理论和数据,只有极少数是指出引文不足。 进一步分析正面引用大部分是理论应用、在别人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和利用别人的研究理论、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或者是自我对同一问题的深化研究。因此,理论性强的文章正面引用的可能性更大。如裴友泉[4]等在文章中引用“正如《刍议》所说,目前‘信息孤岛’、项目资金浪费等问题正面临深化的风险……笔者想说是:《刍议》是篇好文章,不仅较系统地梳理了我国电子文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人们以警示与反思”表明对引文的正面肯定。 实践性的文章和综述性质的文章多是在文章开头的理论综述和研究综述中引用,因此,中性引用的可能性大。如马海群[5]等在文章中引用“由图4可见,数字时代的档案信息资源管理已成为2006年~2007年学者们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冯惠玲(2006)从国家战略的层面上指出:我国电子文件管理战略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走上顶层设计、全面规划和集中控制的发展路径”表明对引文没有感情色彩的中性综述引用。 反面引用的文章很少,说明档案学界在理论争鸣和商榷中不是太活跃,而这仅有的几篇反面引用也不是对于观点的否定,只是指出引文和施引文献研究问题的不同,或者不全面。同时,理论性的文章由于有观点表述更有可能反面引用。如安小米[6]在文章中引用“第一篇《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刍议》,首次提出了我国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研究的问题……该文肯定了电子文件管理问题的严重性,但未对什么是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进行明确解释,由于缺少分析框架,对国外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的研究有待系统和深入”,文章指出引文的不足和缺陷,进而提出本文要研究的内容。同时,学位论文的引用会涉及施引文献对被引文献的多次引用,主要包括在文献综述中的中性引用以及在具体的问题和策略中的正面引用。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引文内容分析的高被引论文引用特征研究,并以档案学高被引论文为数据源,研究了基于引文内容的主题识别和情感类型识别。指出档案学高被引论文主题既有传统基础理论内容的继续研究,但更多地已关注网络环境下新的理论和应用。具体表现为:一是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依旧,新的应用理论逐渐增多。二是信息化催生的档案工作新变化,以及基础理论的应用得到拓展。技术催生电子文件产生、政府信息公开、电子政府、档案网站的建设和数字档案馆等。三是档案工作为社会服务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档案学的引用情感类型以正面引用为主,综述性和实践性的文章多是中性引用,而具有商榷性和争鸣性的反面引用文章很少。 虽然本文从引文内容方面研究了高被引论文的引用特征,但也存在局限。一是引文样本选择的局限。鉴于数据量大,在引文类型研究中,只选择了每个主题中的4篇论文进行研究。二是引文内容分析也只对主题和情感类型进行识别,况且主题识别只选择关键词,没有从标题、摘要甚至全文信息中提取主题标识。未来要在文本挖掘技术和大数据技术下,进行大样本引文内容分析和主题识别。同时,指出引文内容特征还具有学科特征。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来稿日期:2014-04-16)
新闻传播论文:接受美学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接受美学和《非常静距离》 《非常静距离》是安徽卫视的一档娱乐访谈节目,每天23点首播,每期节目主要是邀请各类领域的明星来接受主持人近距离访问,是一档具有李静个人鲜明特色的深度访谈节目,下面我们以《非常静距离》为例,来分析接受美学在电视节目中的应用。 (一)节目选材贴近受众 首先,在嘉宾选择上,《非常静距离》中每期的嘉宾有影视的、体育的、话题的,还有歌唱界的;在年龄上,更是参差不齐,有老一代的前辈,又有最新的小童星;在节目访谈中,主持人采访的嘉宾大多是时下很出名的明星,该节目在这个时间段播放节目也会得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其次,在节目形态上,先是对嘉宾进行短片介绍,或有配以DJ形式来引出嘉宾,这种新颖的形式在中国内地的访谈节目中是独有的,可在第一时间抓住受众眼球,而且DJ形式又是吸引年轻人的制胜法宝,从一亮相,节目给人的感觉便是轻松愉快的,也正与主持人李静的风格趋于一致。与此同时,主持人在访谈中的问题大多是广大受众所关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主持人担当的角色可以说是广大受众的代言人,因此毋庸置疑会得到广大受众的认可和响应。 (二)诙谐幽默的节目语言 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人们天天为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奔跑,在闲暇时间,人们希望在电视上看一些轻松、幽默的话题,《非常静距离》正是抓住了受众这一心理。例如,在2013-03-06《王珞丹在质疑中成长》这期节目中,当王珞丹的恩师霍老师被邀请到现场后,李静向霍老师问道“:刚才王珞丹说您把她比喻成一张白纸,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当时您是如何拥有慧眼就看上这史上最黑的——王珞丹了呢?”现场笑声一片。另外在2012-03-12《林心如格格变皇妃》中,林心如说自己喝醉酒后爱亲人,李静说到“:亲人好,别咬人就行啊!”诸如此类的话语,李静用一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普通语言来进行提问、讲述,大大地迎合了受众的需求。 (三)注重观众的参与和互动 在节目采访过程中,主持人李静会通过微博、微信好友的留言或问题,通过筛选后对嘉宾进行现场提问,这样不仅让嘉宾感到有更多的人在关注自己,也会让网友对自己的言行产生一种认同感。除了网络互动外,该节目还注重对嘉宾的现场互动。例如,让现场嘉宾下台与观众互动,观众上台表演。此外,在每期节目结束后主持人还会再次强调网友的互动和参与,并通过抽奖、送礼的方式来提高受众积极性。不管是现场的还是网络上的,《非常静距离》都是力求最大程度地与受众交流。尽量避免主持人和嘉宾的封闭交流。一切节目的关注点都在受众身上,这也是接受美学所倡导的。 二、接受美学对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启示 我们可以看出安徽卫视的《非常静距离》这档栏目之所以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是因为该栏目以观众的信息需求为出发点来策划制作自己的节目。同时主持人李静又以幽默诙谐的语言来进行访谈和交流,使得观众在忙碌之余可以享受休闲娱乐的轻松感觉。因此,该节目的成功可以将其归功于接受美学研究法与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完美结合。最后,媒体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要重视新闻传播的受众,找准自己节目的受众定位。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重视新闻受众的研究,策划出受众感兴趣的节目。研究受众是一门学问,它包括受众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受众心理规律的探索、受众的审美教育等,只有从受众的角度出发,以受众为中心,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才能使节目受到观众的喜爱,这也是接受美学所提倡的。 作者:刘泽晓 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新媒体视域下电视新闻传播论文 一、新媒体的概念和特点 (1)新媒体的概念 首先,新媒体的发展是基于互联网这一前提之上的,在互联网和计算机的双重条件之下,新媒体逐渐应运而生。新媒体的产生是与传统媒体相比较而出现的,一般来看,新媒体是一种可以向受众提供更多丰富的信息,通过更多全新的技术手段来实现信息推送的媒介。例如,网络、手机、平板、数字电视等智能产品的出现,都可以称为新媒体。它满足人们多样化、个性化的生活要求和生活特点,进而可以更为有效的满足当代人对于信息的获取要求,从而有效地实现和弥补传统媒体在新闻传播方面的不足和劣势。 (2)新媒体的特点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具有许多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也是新媒体顺应当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关键所在。它所具备的特点包括:传播主体普遍化、传播方式多样化以及传播内容丰富化。首先,传播的主体已经不局限于电视观众,它可以使得人们在任意时候,进行新闻的获取,更多的人都可以接收到相应的电视新闻内容。其次,在许多的传播平台都可以有相应的新闻获取,甚至比电视可以更早了解这些内容,人们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方式,及时了解信息,从而掌握更多的新闻内容。最后,传播内容的丰富,传统的新闻传播主要就集中在文字、图片传播上,而新媒体背景之下的传播,可以更为有效地实现对内容的丰富,包括动态图、视频等,都成为激发人们获取新闻兴趣的重要保障。 二、传统电视新闻传播的问题 传统的电视新闻传播,是新闻传播的根本,并不是说将要被取代,而是应该更好的发展,才能够有效地实现对自身的发展与完善。首先,要明确传统电视新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新闻的播出时间受限,许多时候都必须要观众在固定的时间点,选择固定的频道来观看新闻内容,这就导致了时空的局限性,以及对于观众自身积极性的一种抑制。其次,传统电视新闻传播的内容相对枯燥,观众对其认识和理解也比较有限,并不能够兼顾到全部的受众。所以受众的范围不能够扩大,很多时候也很难真正地实现新闻传播的意义。 三、新媒体视域下电视新闻传播的变化 (1)传播方式的变化 新媒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电视新闻的发展和传播。首先,促进了大众对于新闻内容的接受。传统的新闻内容大多数都是通过电视或者传统的纸媒进行传播的,而新媒体的崛起,就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媒体传播的渠道。手机、平板以及网络终端,都成了传播新闻的途径,所以人们可以更加随意地在自己可以安排的时间内进行新闻内容的获取,再也不需要在固定的时间进行相应的电视新闻时间安排。这种传播方式的变革实际上也是新媒体在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对于新的传播方式,要不断地进行推广,这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对新媒体平台的推送。 (2)传播方法的变革 在新媒体发展的今天,传播方法与从前相比也有了一定的变化。传统的传播方法具有许多的弊端,而新媒体恰好可以弥补这些不足。传播方法的变革,可以有效地推进电视新闻的传播。人们可以在更多的时候进行新闻的获取,也可以有效的把握电视新闻传播的方向。现在的传播方法包括互联网传播,这样的一种传播方式可以很好地满足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也可以满足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传播方法,从最初的报纸、杂志、广播、影视、网络,实现了很大程度的一个跨越,同时这也反映出了传播方法的不断深入变革,是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产物,也是进行新媒体发展的重要前提。在这样的传播方法背后,电视新闻的传播更加具有推广意义,人们获得的新闻内容,也将更为全面、真实与直观。 (3)传播内容的变化 在传播内容的变化上,确实新媒体视域之下,具有了一定的突破和创新。首先,传统的电视新闻内容,主要就是有关于国家大事或者政策法规的,这些与许多观众的实际生活都是具有较小关系的。所以许多时候观众并不能够带着更多的积极性来看待这些新闻内容。其次,传统媒体播报的新闻内容过于死板和单调,人们并不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更多有自身息息相关的内容。而新媒体背景之下,传播内容与从前相比,确实有了许多突破。新闻内容除了文字、图片、插图,更是有了许多的动态图或者短小视频,这非常符合当今人们的生活状态,也可以满足传播的特点和要求。另外,作为全新的一种新闻传播手段,更是具有许多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特点,将新闻内容按照板块进行分类,一方面便于人们的查找;另一方面可以满足不同受众的不同要求。因此,在新媒体背景之下,传播内容的变化与丰富,是改变人们对于传统电视新闻传播的弊端的重要方法,也是提升人们电视新闻传播效果的重要保障。 四、结束语 在新媒体背景之下,电视新闻传播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另外,要想更好地为观众带来满足观众需求和口味的新闻内容,就应该实现传播手段的创新,将一些新媒体的平台和手段融入其中,推广新闻内容的同时,满足新闻的不同内容发展要求,进而有效的提升电视新闻的整体发展水平,将新媒体这一背景更好的应用起来。 作者:符岩 单位:洛阳广播电视台 新闻传播论文:传统新闻传播论文 一、网络及传统新闻传播的相同之处 (一)均是对新闻事件的详细分析 无论是什么媒体,在新闻传播中均会起到一定程度上的舆论监督及引导作用。在报纸的一些专栏新闻中,会对一些新闻事件发表一些看法,对舆论导向会起到一定的引导式作用。而在网络新闻传播中,一些社会公知对于某些新闻热点事件的看法也会对网民的新闻意识及行为产生一定的引导作用。由此方面看,两种新闻传播均会对新闻事件进行较为详细分析解答。 (二)新闻娱乐化较为常见 在网络及报纸新闻传播中,均存在着新闻传播娱乐化的特点,也正是因为此特点,对于新闻传播的改革工作开展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例如,曾在对两会进行报道时,无论是网络平台还是报纸媒介均在对基本的会议议程内容报道的同时,对于一些热点话题人物的提案也进行了采访。对于一些极具代表性的会议提案,广大网民也进行了评论,且评论大多带有调侃色彩。新闻传播的娱乐化色彩使得在新闻传播中多样化热点得以突显。 二、网络及传统新闻传播的不同之处 (一)网络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内容性更强 在互联网刚开始兴起时,网络媒体传播的时效性便极为突显。在1999年的5月8日凌晨,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坠落了3枚来自北约的导弹,最终造成3人死亡、20人受伤。在42分钟后,网络媒体便将这些消息传播至互联网之上,我国人民也迅速得知此事。而当时大部分报纸对于此新闻消息的传播在次日,比网络传播晚了24小时。另外,与报纸媒体相比,网络传播新闻的内容也更为丰富化。例如,在对克林顿绯闻消息进行传播时,报纸无法将长达78页的反驳报告完全刊登出来,445页的调查报告自然也无法出现在报纸上。但是在互联网上便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容纳此事件的内容。网络与传统新闻传播之间存在此差异的主要原因为:在报纸新闻传播时会受到其版面大小的限制。而在网络传播中,新闻者中有较大部分为网民个人,无需经过道道关卡,只需点击鼠标便可完成新闻的。 (二)传统新闻更加注重专业性 与报纸新闻传播相比,网络新闻的专业性较低。由于在网络新闻者中,有较大一部分比例为网民,其素质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具有丰富的内涵修养,而有些是尚未成熟的学生。有些正直的网民乐于传播社会中的一些正能量新闻及揭发丑陋事件。而一些素质较低的网民,可能会为了提升自身微博的阅读量而去编写一些假新闻,欺骗民众。还有一些网民,在网络上肆意谩骂,污染了网络环境。与网络媒体相比,报纸在进行新闻传播时,虽然其时效性相对较弱。但是大部分的报纸编辑、记者作为新闻工作人员,其专业素养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民众在获取到网络上的一些新闻信息后,只有在报纸等传统媒体上得到认证后才会相信。就此点而言,报纸等传统新闻的专业性、权威性还是较强的。也正是因为报纸等传统媒体的专业性使得一些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新闻问题得到解决。例如,在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案件,最开始是在网络上传播,随着其转发量的迅速增加,人民网进行了相关报道的转发,从而使得国家相关部门开始关注此事,并将其妥善解决。 (三)网络及传统新闻传播特点存在不同 网络新闻在传播时的互动延伸性较强。在2011年底,方舟子对韩寒的作品原创性提出了质疑,在网络上掀起了热议的浪潮。广大网民在网络平台上运用微博、论坛等渠道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想法。且由此进一步延伸开始对韩寒其他作品进行挑错及韩寒反击行为的探讨。虽然事件的最终发展、结果尚且等待证实,但不可否认的是,广大网民在此事件上的互动及延伸化讨论对推动事件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报纸等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形式以满足受众需求为目的。现今对于重大新闻的传播报道,只有充分展示出真实的场景,满足民众的信息获取需求,才能够真正得到其关注及青睐。在现今这个网络、传统新闻传播并存的时代,报纸新闻传播还是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的。在2011年的3月,日本突发9.0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对当地民众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均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损伤。日本当地的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均参与至新闻传播工作中。无论是海啸已蔓延至日本东部还是震后当地民众的自救,均是当时报纸、电视等媒介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 三、结语 在现今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时代,在报纸等传统媒体进行新闻传播工作时,大部分的新闻工作者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之处,并开始注意灵活运用网络优势去弥补报纸传播的缺陷。在现今互联网之上,也有一些报纸媒体开始打造网络上的阵地,建立、维护相关网站的运行。读者也可在网络平台上阅读电子版的报纸信息,并在信息下发表自身的看法。不仅仅是报纸媒体,电视台媒体也开始开展官方网站的建立、维护工作。可以预见的是,现今不仅仅是我国还有全球范围内的传统、网络媒体均会聚在一起弥补自身不足,充分发挥优势,以此为广大读者带去更为优质的服务。 作者:郭晓野单位:吉林日报社 新闻传播论文:传统研究下新闻传播论文 一、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套路 要想有效创新新闻传播学术,首先得转换研究角度,认真反思迄今为止的学术研究套路,为创新奠定基础。迄今为止仍在应用的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套路主要有七种:一是政策解释式。主要是解释党和国家政府所谈及的关于新闻传播学术工作的指导性政策和精神,进而引领当下新闻传播工作。二是经验总结式。总结经验的对象是新闻传播业的务实工作者,他们自身根据对当下各式学术工作进行总结,然后互相交流经验增长工作经验。三是建构体系式。是理论工作者依据与新闻传播学术相关的各项理论研究,总结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规律。四是历史阐述式。此处的历史指的就是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史,学术研究则根据所学知识分析和阐释传播学术的历史进程。五是问题研讨式。主要是针对各类理论研究成果提出问题,实现边探讨、边发现的目的。六是对策建议式。这是一种为“业界营运和管理问题出谋献策的实用性行政研究”,从而得出具有详尽理论分析的对策建议报告。七是媒介批评式。主要是对各种媒介行为及现象进行评估,主要是批评媒介上的评论文章。总的来说,以上几种新闻传播研究套路或多或少均挟有一定的滞后性,这需要研究者的更正与革新。 二、探析问题意识与科学问题 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套路主要有七种,上文已简要分条列举,但从研究套路实际发挥的价值来看,建构体系式、历史阐述式、问题研讨式、媒介批评式这四种研究套路更具理论创新和知识增长价值,仔细观察这四种研究套路可以发现,这四种套路能够归纳出两种不同学术倾向:一是学科体系倾向。二是问题研究倾向。然而,创新新闻传播学术十分需要问题意识和科学问题两方面内容。科学问题是指一定时代的科学家在特定的知识背景下提出的关于科学知识和科学实践中需要解决而尚未解决的问题,但处于新闻传播学术领域,科学问题的概念更加深化。其指的是认识主体在了解一定的新闻传播科学知识与理论背景的前提下,为了解决学术实践中的疑难问题、矛盾冲突所提出的疑难解答任务。对待科学问题的态度,研究者们不应轻信、盲从所要认识的学术对象,而是应该秉持一种质疑、批评、探索求真知的态度,进而便形成了问题意识,既然问题意识已经真正形成,那么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为后续新闻传播学术创新做好准备工作。但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任务完成得并不好,一些研究者在提出问题这一学术训练阶段不够成熟,甚至有些人还不了解提出问题的基本功,那就更无法很好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新闻传播学术不但要创新,而且要督促研究者们提出有价值的问题,随即加大对某些价值问题的研究力度,才有可能突破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瓶颈。 三、基于传统研究的新闻传播学术创新 问题意识的产生到提出问题,再到真正地解决问题,除了研究者亲身去寻找新的研究热点以外,还不能忘记传统研究的成果,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既保证研究成果的精准度,同时提高研究成果的新颖度,保障整个新闻传播学术创新进程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大放异彩。但究竟什么是学术创新呢?经笔者个人的总结与归纳,认为学术创新指的是保持学术研究的灵魂和精髓始终不变,但从新的视角或者新的领域发现新的问题、找出新的答案,这就是学术创新。那么,新闻传播研究应如何实现学术创新?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便是:创新,必先融入传统研究。这里所说的传统研究别无他物、绝不单一,指的是一系列与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相关的理论知识,或者知识谱系。立于这般学术创新大背景下,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者可以妙用传统研究或者知识谱系的光亮,照亮自己新晋研究的学术问题,从而获取新的感知与认识。例如,“民生新闻”这一名词概念及其内涵自产生之日起便广受关注,但是其真正的本质精髓,却也是众说纷纭,对此,可以从新闻传播学术知识的角度进行思考,便可得出其实质上是一种新式的新闻传播范式,或者说是一类新闻的集合、总称,挟有一定的中国特色。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的传统研究尚处于较低阶段,且传统研究层面的资源相对比较匮乏,导致新闻传播学术创新的推进进程较为缓慢。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便更应该加大对新闻传播学术创新这一问题的关注度,拓展学术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从而研究出更多有价值的成果贡献,最终有效推进新闻传播学术创新的发展进程,保证新闻传播研究水平的快速提升。 作者:胡娜单位:滕州日报社 新闻传播论文:网络时代新闻传播论文 一、充分利用微博平台 利用微博体育新闻资讯不失为一个好的传播方式。在这里,人们可以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地信息,用户也可以通过微博及时接收、查看,传播效率可见一斑。记者可以利用微博将撰写的体育信息或者拍摄图片发到网上,不用因为编辑、校稿和排版问题耽误时间。由于微博具有很强的互动性,将体育新闻在微博上,用户可以随时随地用微博看新闻。在浏览时,还可以对新闻进行及时评论、转发,让更多的人以更快的速度参与进来。这就是网络时代体育新闻传播无可比拟的优势。另外,不少体育明星以微博引导体育舆论,他们因为高知名度而被人们所重视,并且对体育事件的言论会带来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反响,让更多人参与、交流,让体育舆论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通过规范标题提高网络新闻报道 深度和传统媒体不一样,网络新闻的读者需要先点击标题才能进行资讯阅读,而传统媒体则恰好相反。所以,网络新闻标题的好坏直接影响新闻点击率,进而影响传播范围。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体育网站的新闻传播对标题很重视,往往出现了言辞浮夸、标题深奥的报道。这是在损害新闻的真实性,对体育网站的信誉度是一种玷污。而国外诸如天空体育之类的体育网站的新闻标题都是很规范的、不带夸张与渲染的陈述式,大众一眼就能够从题目中了解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网络时代的体育资讯异常丰富,大众对新闻传播中的信息有着更高的欣赏水平与审美品位。他们想要了解的不仅是体育赛事,也更加希望了解某支球队、某个体育明星的信息。这就需要新闻传播中的报道要具有深度,才能满足大众的多元化需求。通过深度报道,人们会对某个球队及明星的过去、现在、未来、逸闻趣事等有全面了解。所以,体育新闻的传播要注重视野拓展,认真做好深度报道,在丰富报道内容的同时,提高其可读性,以特色化的深度报道为新闻信息的广泛传播奠定基础。 三、以精品栏目塑造特色品牌 在网络时代的体育新闻传播中,媒体需要重点加强质量模式革新,着力打造与众不同的精品栏目,以特色品牌为发展目标。这方面我国的网络体育媒体做得不如国外网络体育媒体好,因而需要不断通过借鉴、融合、创新的方式打造自身的精品栏目。例如ESPN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体育电视网,其经营方式和理念都独树一帜。该电视网的“NBA世界”、“英超联赛专栏”等精品栏目在世界上有为数不少的受众,传播效果很好,也正是这些精品栏目成就了今天的ESPN。相比我国,不少网络体育媒体都缺乏特色化的精品栏目。原因在于我国体育网站运营还不成熟,缺乏资金和实力,更缺少奔赴各个体育赛场的专业记者,尤其是国际足球频道、NBA频道,尽管有众多的观众,却缺少独家新闻,很多消息都是通过国外体育网站转载,信息同质化现象突出。所以,要想走出这个尴尬的境地,就一定要长期坚持特色化品牌塑造。网络媒体的竞争极为激烈,要想从中脱颖而出,就一定要做出别人没有或者比别人更具创新实力的精品栏目。品牌特色、个性化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在体育新闻传播中,各个媒体也必须找准自身的发展方向,不能随波逐流。 四、结语 网络时代,网络媒体渐成主流,网络体育媒体参与的重大体育新闻报道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已经能够和传统媒体进行对抗。体育媒体必须依靠网络的的超强信息整合能力,抓住网络时代体育新闻传播的新特点、新途径,通过独特的传播方式加强体育新闻的影响力与关注度。谁能够在重大体育新闻报道中占据优势,谁就能在网络时代的体育新闻传播中获益匪浅。尽管我国已经有一批比较成功的专业体育新闻网站,相互之间在通过竞争强化自身的优势,但是也需认真借鉴和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打造出影响力广泛的品牌,在网络时代的体育新闻传播中独树一帜,为我国的体育新闻传播事业作出突出的贡献。 作者:邸静单位:榆林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新媒体电视新闻传播论文 一、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传播存在的问题 (一)传播形式单一缺乏互动性 对于新媒体的出现,网络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变化,与传统的电视新闻相比,电视新闻由于对人们的舆论和社会生活能够带来更多的信息。因此,受政策、传播理念以及各种体制的束缚,给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空间带来了巨大的限制,尤其是不能够在正常的情况下像网络一样与观众实施互动,只能通过电视直播和网络形式进行播放,并不能够对于某一新闻某一话题针对观众的反应做出及时的反馈,而是在后期的制作过程中才能够得到信息的反馈,这种传播形式的单一性限制了电视新闻的传播。 (二)国内外新闻报道内容不平衡 新闻报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信息时代日益发展的今天,新媒体对于网络和手机电视都带来了更多的信息传播。而对于电视媒体的新闻传播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变。电视新闻主要侧重于国内的新闻报道,对于海外新闻、国际新闻缺少评论和各种报道,尤其是在互联网速度发生之快的状态下,电视新闻对于国际新闻报道的欠缺造成了观众缺乏对国际新闻的了解,从而使得国际化之间的交流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因此,电视媒体的新闻传播还应该加强海外新闻的针对性和包容性。从新闻报道上更多地了解国际新闻,国际新闻也成为电视媒体传播的内容,从而使中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世界,加强与世界文化的交流。 (三)内容更新速度较慢新闻最重要的特点 之一是对于新闻内容的“快”。但是电视新闻由于具有固定的播放时间,并不能够将刚发生的事件通过电视及时地传达给观众,尤其是对于突发事件的爆发,使得新闻事件发生的时间和播出时间产生了时间差,这有可能对于观众的预防措施产生不利的影响。这种应对突发事件报道的能力不如新媒体的更新快,直接失去了新闻媒体所具有的基本特点。 二、加强新媒体环境电视新闻传播理念的措施 (一)加强电视新闻的互动电视新闻 在为观众提供重要的新闻内容外,还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多元的话语空间。在数字媒体和网络媒体发达和普遍的情况下,能够使数字化时代下实现多元化的舆论形式,在于观众的互动和舆论的发表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将新闻变革的理念实现社会的创新,从而加强电视新闻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新发展,使得电视新闻能够根据时代的变化适应社会的发展。事实上,互动理念在电视新闻中的应用是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革新,是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传播理念变革的必然结果,只有加强与观众的互动,才能使电视新闻节目更真实、更体现民众的思想。从而将大众的声音反映到新闻节目中,能够对于社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尤其是在社会舆论压力大的情况下,民众的声音最能反映新闻的真实程度。随着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提高,中文在国际上也得到了普遍,有更多的人去学习中文,我们在关注世界母语的同时,国际上也在关注中国的声音。在互联网日益迅猛发展的今天,这需要电视新闻改变传统的媒介环境和新闻的生产模式,才能呈现给观众以新颖的传播方式。在当下,社会大众在新媒体的情况下,会从报纸、电视台和网络进行多方面的接触新闻,但是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使得互联网更多的是以手机的形式进行传播,这对于传统媒体的应用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因此,这就需要电视新闻针对社会的发展在新闻的节目安排上能够给予国际新闻更多的空间和播放,只有共同发展,才能使得更多的人继续关注电视新闻节目。 (二)及时更新内容新闻的及时性 能够使人民群众更好地了解社会的动态,尤其是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够及时地采取应对措施。新媒体不断冲击着新闻传播格局,新闻信息过载和传播渠道过剩使电视新闻频道的生存空间受到了空前的挤压。因此,在对于电视新闻进行安排的情况下,要将电视新闻的播放时间尽可能缩短,或者设置专属的新闻电视节目,才能将新闻及时地反映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国际新闻和国内新闻同等重要,而不是等待播音员进行时间上的整理后才能播出,这样的效果远远落后于网络的更新。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三、结语 网络的信息量和资源的整合,是目前大多数人们关注的焦点。网络以及报纸的冲击给电视新闻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为了更好地实现电视新闻的新颖度,如何充分地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是电视新闻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众多新媒介应运而生,对传统的电视新闻媒体带来了巨大冲击,媒体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新闻媒体传播不可能脱离世界电视新闻发展的大趋势。新闻的追踪报道、时事评论等多种形式的节目,在新媒体下的电视新闻应该具有属于自己的特色,才能在与观众和网民的互动中以此增加收视效果。利用电视和网络各自的优势,把观众吸引到电视屏幕和新视频媒体前,共同建构大电视、大传媒的观念,真正做到共生共荣。 作者:祝亚军单位:周口师范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新时期人文主义新闻传播论文 一、新时期人文主义与新闻传播的相互影响 (一)人文主义是新闻传播的文化心理基础 在新时期之前,人们处于““的思想枷锁中,而新时期人文主义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象,使人们突破了陈旧的思想,解放了自己,冲破了过去的种种不合理的规则制度。人文主义思想对群众的思想转变作用是这样的:首先,在人文主义思想形成初期,某一特定阶层的人们与之相遇并能够理解、支持;然后,这一阶层的人们互相交流使得这种思想在这一阶层中广泛传播。随后,在得到了绝大部分人的认同之后,他们开始发起思想运动,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了解到人文主义思想,从而引起全国人民观念上的改变,至此,人们的心里接受了这种想法,思想运动取得成功。人文主义思想重在强调“人”的重要性,解放自我。基于这种转变,人们,特别是新闻工作者们开始重新审视关于新闻的一切,新闻的传播形式首当其冲。人文主义就这样给新闻的传播打下了群众的心理基础,新闻传播也促进了人文主义的传播。 (二)人文主义为新闻传播指明了发展方向新闻 随着人文主义的发展,也有了新的转变,大步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然而,这个转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被提出并确定之后,新闻业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个转折点。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导致的传媒业逐渐走向大众,被大众更加了解,新闻业也随之发生改变。从前的新闻业是由政治来指引,围绕着政治展开,而在新时期,在市场经济被高度重视的时候,新闻业的重心是否将从政治转移到经济上,是新闻业面对的首要难题之一。然后和政治一样,经济只是人们生活的一个方面,它是重点,却不是全部,若以经济为新闻发展的中心,则会像过去一样比较片面、笼统。在这个关键时刻,人文主义成了新闻业发展茫茫迷雾中的指明灯。跟随人文主义进行改革后的新闻业,以人为中心,从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工作与生活等多方面来进行对人文的关注。新闻传播开始对普通的个体进行关注,不再只是关于某一个人。 (三)人文主义促进了新闻传播观念的转换 对比20世纪和如今的新闻内容,最显著的感受就是如今的新闻更加强调人的主体性,将新闻和读者放在了平等的地位。在这一改变过程中,“受众”的观念被提出,认为新闻的形式与内容应该根据群众的需要来决定,这是新闻业的改变中强有力的一笔。但改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20世纪80年代,受众的需求仅仅停留在表面,主要体现为改变报纸的版块排列,增加互动内容等方面;到了90年代,才将传播者的姿态降低,和受众处于同等地位。观其发展历程,对“人文主义”的理解越来越深入,将“以人为本”的思想贯彻得越来越彻底,除了将传播者和受众放在同等地位,还能够把每个人当成独立的个体,正视每个人的权利,人文主义已经不断渗入新闻业。从根本上来说,新闻传播观念的转变就是从漠不关心,到无限关注“人”,将受众的需要放到最高的地位上,无处不体现着一种人文关怀。新闻已经能够走进群众生活,贴近群众,更能被群众所接受,都是人文主义促进了这种转变。 二、传媒新技术 对新时期人文主义与新闻传播的交互影响新媒体是在传统媒体发展的基础上运用数字技术、移动技术、网络技术的新的媒体形态。随着科学技术的推进,互联网以及手机的普及,新媒体逐渐成为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新媒体的传播因其传播方式的高度自主性、广泛参与性、去中心化的互动性等特点,使广大民众参与到信息的制作和传播过程中,给人们带来了新的虚拟生活方式,对新时期的人文主义与新闻传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提出,2012年以来,中国新媒体用户持续增长、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而新媒体应用也不断推陈出新、产业日趋活跃,特别是微博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活跃度极高的新媒体应用平台和信息传播空间并频频引发热点。微博、微信都操作简单,使用方便,只要用户下载微博、微信软件并进行注册即可登录使用,再加上智能手机的普及,为微博、微信的使用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而手机即时通信的移动化、碎片化和随时在线的特点,符合当代人们的使用习惯;微博、微信等媒体地出现在改变着大学生获取信息、交流沟通等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新闻传播的方式。微博的出现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微博的特性满足了人们的个性和智力发展的需要,深受人们的追捧和喜爱。微博手机客户端和电脑客户端都可以随时随地信息,更新迅速,交互性传播快捷、信息海量,成本低廉,而微信则融合了腾讯QQ好友和手机通讯录,使关注和分享性更强,再加上微信资费便宜,只花费很少的流量费用,并且支持语音、图片、文字等各种信息的发送,让受众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丰富有趣。“微”软件除具有网络媒介信息传播量大、速度快、超地域性等一般特点之外,还具有传播即时互动性强、高度自由性、信息内容与方式多样性、语言表达方式简捷性等特点。这使得新闻传播更具个人化,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并接受。在一定程度上,新媒体技术改变了新闻传播的模式,新闻传播又传播了人文主义的发展。 三、结语 本文探究了大量新时期的人文主义和新闻传播的关系,其优秀就在于对“人”的关注,人文主义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中,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虽然过程曲折艰辛,但人的主体性始终处于上升的趋势,社会的主体是人,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新中国的人们都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独立性,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性,懂得为自己的权利去抗争,当代中国的主要思想潮流即是社会主体的意识觉醒。新闻传播的变革,正是去传播这种意识,促进思想觉醒,改变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时促进社会和人的发展。使人的进步带动社会进步,人与社会能够更加和谐。 作者:胡芳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论文 一、起步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7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新闻业务》《新闻战线》等刊物少量刊载了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新闻实践活动、分析其新闻作品的文章。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辑出版了一些资料集,最具代表性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1958年8月出版)。“”期间,国内也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报刊》(1978年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编)等相关文集出版。总的来说,80年代之前的研究较为零散,主要集中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新闻实践、新闻思想的分析梳理,可以说是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研究的起步阶段。 二、发展成熟阶段(80年代到90年代) 进入80年代后,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为代表的科研教学单位的一批研究者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继承和发展的发展脉络,使之系统化,开始形成体系。这一时期,学者们所研究的文献中纳入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的论著。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马克思新闻思想研究论文集》(1983年出版);选集《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1985年出版);陈力丹的《马列主义新闻学经典论著》(1987年出版);童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1989年出版)等。90年代以后,研究所涉及的范围进一步拓展,纳入并重视中共各代领导人的新闻观点。同时,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融入研究之中。例如,陈力丹所著《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1993年出版),“借鉴西方传播学的学术体系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研究……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理论和世界交往的基本理念”。 三、进一步发展阶段(新世纪以来) 进入新世纪,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基本均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部分出现。这一阶段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即一方面对之前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一方面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总结过去研究成果并进一步拓展的专著。例如,郑保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2005年出版),选编了25篇论文,描绘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脉络;陈力丹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2006年出版),扩展了原有的研究,并以思想体系的形式进行了总结;吴飞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经典文本导读》(2005年出版)、郑保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论著导读》(2007年出版),则以集中梳理、呈现原文的形式,成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观念的经典文本;此外,还有范敬宜、李彬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2007年出版)等著作,以不同形式总结了以往的研究成果。此外,新世纪以来,许多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呈现。以“马克思”和“新闻”为主题关键词搜索“新闻与传媒”类目下2000年之前的论文,一共有782篇;以同样的主题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新世纪以来所收录的相关论文,共检索到2001篇(时间区间为2000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21日,下文中“新世纪以来”所指区间均为此区间)。单独看这个数据,不到15年里国内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大约是之前51年总和的2.56倍。然而如果以同时间段“新闻传媒”类目下的论文总量比来看,新世纪以来的论文数是之前的4.75倍(新世界前后能检索到的论文分别为103600篇、491218篇),比值是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研究的1.85倍之多。可见,虽然新世纪以来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在绝对值上增加了,相对于新闻传播学的其他课题,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热度并不算高。作为常谈常新的课题,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呈现出“恒温”的态势。由于论文相对专著更为轻巧,更容易采取新的视角、拓展研究视野。例如,将目光投向以往的研究中论及较少的话题,如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新媒体与互联网等等。现有的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主要作为一个组成部分集中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对象涵盖了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关于新闻传播活动的论述,而这些论述多是针对当时新闻传播活动遇到的问题而发的。由于经典作者们所身在的具体环境差距不小,对同一话题亦会有不同见解。学者们为求全面性,在呈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时就不得不采用较低的概括层次,对其当代意义的追寻亦较为薄弱。“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宝贵财富解决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在此过程中使研究成果既体现出实际价值又体现出学术价值,这是需要学人继续探讨的问题”。 作者:张冰清张国伟单位: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大学 新闻传播论文:量化研究方法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缓慢发展中前进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优秀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正如谭天在《新闻传播学应加强质化研究》中指出的,质化研究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自身分析欠缺精确性、研究没有同一程序、很难建立公认的质量衡量标准的问题,而且质化研究可以解决量化研究局限于表层信息、无法获得具体深入问题本质的弊端。而张敏更是指出,量化研究只是一种方法,对方法的迷信是不可取的。所以,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作为研究工具,其实是不分你我、彼此补充的,只有充分协调利用这两种有效的工具,我们才能在研究传播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对于新闻传播学科中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作者:朱卉聂慧敏单位: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量化研究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缓慢发展中前进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优秀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正如谭天在《新闻传播学应加强质化研究》中指出的,质化研究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自身分析欠缺精确性、研究没有同一程序、很难建立公认的质量衡量标准的问题,而且质化研究可以解决量化研究局限于表层信息、无法获得具体深入问题本质的弊端。而张敏更是指出,量化研究只是一种方法,对方法的迷信是不可取的。所以,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作为研究工具,其实是不分你我、彼此补充的,只有充分协调利用这两种有效的工具,我们才能在研究传播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对于新闻传播学科中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作者:朱卉聂慧敏单位: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论文 一、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创新模式 (一)将自媒体纳入到新闻报道之中 将自媒体纳入到新闻报道之中是由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的互动性、传播主体的多样性等决定的。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适应时代潮流,将自媒体纳入到新闻报道之中。在新闻报道中,可以专门开设自媒体版块,可命名为“亲历者说”等,用来作为网友新闻的阵地。同时,设置相应的负责该版块的新闻编辑,对有价值的、有重大意义的新闻进行核实和追踪报道,予以在其他相应版块,以供对严肃的新闻有阅读需求的读者进行阅读。在对有价值的新闻进行核实之后,可以对新闻的第一者进行适当的奖励等,以鼓励更多的人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加入到新闻报道之中,鼓励自媒体的蓬勃发展。 (二)报道有深度、有价值的新闻 在新媒体的影响之下,新闻内容呈现出同质化的现象,为了刺激读者,一些新闻机构开始使用一些哗众取宠、措辞浮夸、观点偏激、内容严重失真的新闻。这严重地影响了新闻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在新媒体时代之下,要想进行新闻传播模式创新,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坚持报道有深度、有价值的新闻,以促使读者能够进行独立的思考,而非只受到一些偏激的言论的刺激。首先,记者和编辑要有发现有价值新闻的能力,坚持报道对人们生活有切实影响、对社会发展有现实意义、对国家发展有一定作用的新闻,避免一味地通过各种奇闻逸事来刺激观众的好奇心。其次,记者对于新闻的报道要有深度。新闻的深度体现在,对于新闻的挖掘能够启发人们进行思考、能够影响人们的实际行为、能够使人们感受到真实的社会。因此,记者应该坚持对新闻进行深度报道,要坚持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做到报道新闻事实、了解新闻事实发生背后的原因、对新闻事实的处理情况进行监督和报道,推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完善等。如此,新闻才算完成了其使命,记者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无冕之王。 (三)新闻要与读者的阅读习惯 相契合现代社会是一个快节奏发展的社会,新闻量上升的同时,给人们造成的是一种阅读负担,使人们找到所需要的新闻越来越困难。因此,我们在进行新闻时,一定要使新闻与读者的阅读习惯相契合,尽量缩短读者对新闻进行筛选的时间,只有如此,才能够获得读者的忠诚。首先,新闻需要进行分类,可以将新闻按照新闻事件的种类、新闻发生的时间等来进行分类,便于读者进行新闻的筛选,并且供读者进行分类订阅,方便读者进行个性化阅读。其次,新闻应该尽量清晰简洁。在新闻的页面,可以采用标题罗列的方式来向读者展示各种新闻,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点击标题进行新闻内容的阅读,这样,能够有效地节省读者的阅读时间。最后,在新闻的内容页底端,附上新闻专题以及相关性较强的新闻的链接,供有阅读兴趣的读者进行深度阅读和扩展阅读。所以,新闻应该是标题内容页相关专题、相似新闻链接的模式来进行,这样,读者能够方便地按照个人的阅读习惯进行阅读,有效地节省了阅读时间。 二、结语 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呈现出新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在无时无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新闻阅读习惯。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对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的特点进行充分的了解,进而在此基础上充分地把握人们的新闻阅读习惯,然后在这两点的基础之上提出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创新模式。我们相信,只有深切地把握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模式的特点,不断地了解人们的新闻阅读习惯,才能够提出具有创新性的新闻传播模式,才能够促进新闻传播效益的大幅提高。 作者:袁敬舒单位:央视国际移动传媒有限公司 新闻传播论文:人才培养新闻传播论文 一、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共建新闻学院的实践探索 “共建”新闻学院,正是通过交流与互动有效地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让教学人员和媒体工作者产生知识和功能的互补,共同从理论抽象和基础学术层面来深入研究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用正确理论促进新闻传播事业跟上时展的步伐。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在前期反复调研、论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和探索。下面选取了共建方案的部分主要内容,作如下推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统领,立足于资源共享、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发展,加强高校新闻院系师资队伍建设,创新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机制,提高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水平,着力培养一批具有“正确立场、人民情怀、责任担当、传播创新”的新闻工作者队伍和新闻传播后备人才,为推进成都市新闻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二)共建任务 1.建立联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机制 建立由成都市委宣传部领导,市教育局、市广新局,各区(市)县委宣传部、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科宣局,成都传媒集团、市广播电视台,市记协及各主流新闻单位等共同参与,成都学院组织实施的联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的机制,推动成都学院与新闻宣传单位在师资队伍、实践基地方面的共建,鼓励成都学院与境内外高水平大学开展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交流合作,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 2.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 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融入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全过程、各环节,引导师生始终坚持新闻工作党性原则,坚持正确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加强新闻职业精神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师生秉持新闻职业操守,履行新闻工作社会责任,增强做好党的新闻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3.加强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按照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领、更加注重学科交叉融合、更加注重职业道德培养、更加注重现代技术运用的原则,制订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加强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三)共建内容 1.办学设计 结合现代媒体业的发展,顶层设计新闻学院的教育教学,努力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教育体系,推进成都市新闻传播人才的学业教育、继续教育和提高教育。切实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专业人才,以满足支撑成都市作为首位城市,在领跑全川发展中对各级各类新闻传播人才的大量需求。 2.加强学科专业建设 结合学校自身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切实加强专业建设,完善培养计划,致力于把成都学院的新闻传播类相关专业建设成省级、市级普通高等院校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切实加强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创新,积极引入媒体实战项目置换现有学校课程,推进实战型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力求在部级、省级精品课程建设方面有新突破。在教材选用和编写中强化教学与教改建设,体现出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基础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系统性(职前职后一体化)、广泛性(学生涉猎的知识面)。学校加大投入,组织教师、行业专家合作编写出版培养成都市新闻传播人才的相关教材。 3.开展师资队伍建设 成都市委宣传部每年定期从新闻单位挑选10名优秀编辑记者到成都学院兼职或挂职任教,从成都学院选派10名骨干教师到新闻单位兼职或挂职1~2年,或到国内外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习。派出单位在人员职级晋升、职称评定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每年推荐1~2名学界知名学者、业界知名专家、媒体精英、优秀从业人员到成都学院兼职授课或从教。引入“双导师”制,聘请业界导师和学校教师共同在选课、实习、撰写毕业论文、就业等方面指导学生,推进教学与行业的接轨,让学生与行业“零距离”接触,加强学生一线体验和业界专业训练。 4.推动资源共建共享 共建“成都市新闻传播研究中心”,开展新闻传播趋势研究,指导成都市新闻传播行业的实践。成立“成都市新闻传播培训中心”,开展新闻传播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共建实训、实习基地,成都学院与市新闻单位合作,共建5~10个实训、实习等实践教学基地,积极建设校外实践平台,强化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从业技能。 5.构建评估机制 健全成都市委宣传部组织,市级相关单位、专家阅评组、市级媒体等多方参与的评估机制,对新闻学院开展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情况进行全面评估,确保办学效果。 (四)保障措施 1.组织领导 成立由成都市委宣传部牵头,相关市级单位、各区(市)县委宣传部、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科宣局、新闻媒体等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与成都学院共同参与的院务委员会;制定共建新闻学院章程,明确各方权利和责任,在多方面加强深度合作。院务委员会要发挥共建优势,加强和完善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领导机制建设,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积极统筹协调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为成都学院新闻学院实施新闻传播教育的创新改革、人才培养质量的提质升位、新闻传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智力支撑。 2.政策支持 成都市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各相关单位给予成都学院培养卓越新闻传播人才计划所需的相关配套政策支持。支持成都学院与新闻宣传单位的合作,建立联合育人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支持新闻学院师资队伍建设,鼓励高校与新闻宣传单位从业人员的互聘制度;支持参与“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新闻宣传单位与成都学院共同建立大学生校外实践平台。3.稳步推进。强化统筹,有序推进,根据各项工作特点,做好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方案、培养标准、培养计划、专业建设、师资引进工作规划,科学安排工作步骤,把握时间节点,确保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二、取得的主要经验 1.加强重视,凝聚共识,突出制度建设 组织机构是工作运行的平台,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是工作得以正常运行的有效保证。在新闻学院筹备前期,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高度重视新闻学院建设工作。成都市委宣传部成立了以副部长牵头,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新闻学院筹备工作组;成都学院在学校党委书记统筹安排下,成立了以主管副校长牵头,学校宣传部、教务处、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艺术学院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小组。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在认真贯彻国家文件精神和中央、省、市思想宣传工作会议要求的基础上,双方结合地方新闻事业发展实际和学校新闻后备人才培养需求,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资源,互通有无,凝聚共识,有力有序推进新闻学院建设工作。在新闻学院筹备前期,双方在全面调研、研讨的基础上,详细规划了新闻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包括共建方案、领导小组、共建章程等。这些规章制度既考虑了国家的相关文件精神,又考虑了各级党委宣传思想工作的会议精神;既考虑了地方党委宣传部门的要求,又考虑了地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实际;既考虑了学校当前的自身条件,又考虑了今后新闻人才培养的长远需求。 2.找准定位,“计划”驱动,打造特色品牌 成都学院在主管副校长的组织下,先后多次召集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学单位负责人、各专业负责教师、学界和行业专家等召开了共建新闻学院研讨会。专家们根据学校的发展实际,学校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城市型综合大学的定位,并结合学校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优势,从指导思想、工作思路、培养模式、运行机制等方面,就校地共建新闻学院,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实施方案展开研讨,并形成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成都学院坚持以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为驱动,在办学设计、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资源共建共享方面等都有新突破,为培育、造就一批高素质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传播后备人才,进一步推动成都市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有效保证。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在共建新闻学院,全面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过程中,既体现了国家的改革精神,符合国家的要求;又充分体现了成都特色、“成大”特色,将以共建新闻学院为契机,打造一批学界与业界的特色品牌。 3.汲取经验,追求卓越,推进改革创新 俗语说,采他山之石以攻玉,纳百家之长以厚己。国内一些重点高校在2013年已率先实施了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并形成了不少有益经验,并已取得了明显进展,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值得积极正视和借鉴。成都学院教务处、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院多次向国内新闻传播学科知名院校进行调研,搜集了大量参考资料,汲取了国内知名院校在新闻学院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有益经验和主要做法,并将这些好经验、好做法融入到了成都学院新闻学院的各项制度中。成都学院在汲取这些好经验的基础上,力争顶层设计各项规章制度,逐步构建卓越新闻人才培养教育体系,全面推进新闻人才教育培养、地方新闻事业的改革创新。 4.强化过程,及时反馈,注重内涵建设 成都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艺术学院在认真学习国家、省、市的有关要求和学校的建设规划的基础上,在学院内就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方案、培养标准、培养计划、专业建设、师资培养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研究和理论设计;并就下一步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进行了初步规划和调研。我校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艺术学院还积极联系新闻单位的行业专家,就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方案征求了业界的行业建议,并为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吸收了一些业界知名人士参与。在整个过程中,两个二级学院积极正视目标与要求,及时反馈问题,适时做出了一系列规划与调整,注重内涵建设,力争在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过程中创新新闻人才培养模式,推进管理、课程、教学、师资、科研五方面的有机互动,充分实现学界与业界联动、教学与科研贯通、理论与实践结合,走出一条政产学研合作互动、深度融合的新路。 作者:黄进杨琨李勇单位:成都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学术规范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勤于思考大学阶段的学习 一方面要对前人已有理论知识进行系统的学习、吸收和继承,同时又不能就此满足。列宁在评价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时曾讲到“: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所束缚的人不能得出的结论。”世界高等教育会议(1998年)发表的《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宣言:观念与行动》中指出:“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教育学生能够批判地思考和分析问题。”真正会学习的学生是具有创新精神、敢于和善于进行独立思考、带着挑剔的眼光看待和接受前人成果的人。要自觉培养、锻炼大胆怀疑、勇于批判的精神。不要以为书上的都是正确的,不要迷信名人权威。在科学上,是无禁区、无偶像、无顶峰而言的的。要勇于发现前人理论、知识中的不完善甚至错误之处,不断发现和提出新问题,并通过学术问题上的讨论、争鸣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化和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有个叫鲁希才的电大学员曾对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袁行霈关于唐诗繁荣原因研究的论文提出商榷,他著文《试论创作自由在唐诗繁荣发展中的地位》,提出袁先生强调的诗坛兴衰与经济相长相消,是经济繁荣导致了唐诗繁荣的观点,值得再讨论。他通过对中外文学艺术史上大量事实尤其是唐代诗歌创作实践的分析,并根据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文学艺术生产不平衡规律,得出结论:导致唐诗繁荣的直接和主要的原因是创作自由。他的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被不少写作教材和相关学术论著选作典范学术论文。今年6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一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就对当前学界存在很大分歧看法的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进行了深入研究,该文获得了学校优秀博士论文。 二、重视实践新闻传播学专业的生命与活力 全在于传媒业的实践及其发展。新闻传播学的专业学习离不开与新闻传媒业实践的密切结合。重视专业实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自觉关注我国传媒业的改革与发展,积极参与、承担传媒业如报刊、图书、网络、广播、影视等业界的实际工作,一方面通过实际工作锻炼独立从事传媒业务的能力,同时,通过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加深、巩固对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把握。二要进行专业领域里理论、实践问题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写作。我以为这是同学们学习、掌握专业理论知识、提高科研能力最有效的途径,也是硕士博士阶段学习生活的主要内容和任务。科学研究实质上是在前人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知识,是与本学科专业领域里最权威的学者、最有代表性的观点的一种对话。优秀的学术论文应该达到“新、深、美”的要求。所谓新,是指论文的选题要新,提出的观点、理论要新,运用的资料要新,研究的方法要新;所谓深,是指论文研究的问题要专深,提出的见解要深刻,论证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分析问题深入充分;所谓美,是指论文的逻辑要谨严、有雄辩力,文字表述要准确、生动,语言要清新、朴实、流畅,写作要规范。在大学阶段的学习过程中,一方面认真学好各门课程,重点打好专业基础,同时,也要积极参与科研,进行科研的训练,努力争取在毕业时能够公开发表一篇有一定价值的学术论文。而对硕士、博士生来说,一定要在系统、扎实地掌握本专业理论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按学校规定写作、发表答辩所要求的论文,并竭尽全力完成好学位论文的写作。在做学问上,我们既不赞成只埋头读书,不思考、研究问题,懒于动手写作的倾向,也反对只读了几本书,仅懂得一点皮毛而没有坚实专业基础就匆忙写作、发表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的做法。应该有一个较高的目标和追求,坚决反对急功近利、只求数量不讲质量的现象。 三、严守学术规范 古人云,“无规矩不成方圆”。学术活动虽是人的自由思想的活动,但亦有规矩需要遵守。学术规范是在长期的学术活动中总结形成的学人共同认可的规则。学术规范涉及道德、法律和技术等诸多层面。其优秀部分是道德规范,根本的是要老老实实做人,坚守诚信。在做学问上,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任何浮躁、抄袭、剽窃都为学界所不齿。凡学术成果都应由自己辛勤劳动的汗水所换来,“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在我国,许多前辈学者都把“板凳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当做治学的座右铭,从而才攀上了学术的高峰。关于学术规范,还有许多操作层面上的规定,譬如,如何进行学术创新,如何借鉴他人研究成果,进行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的著录等等,都有规则需要遵循。对此,教育部曾组织编写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提出了全面系统的要求,希望大家一定认真读读,自觉践行。笔者始终认为,作为生活在21世纪的一代青年,都应当经过努力拼搏进入大学学习,且最好能有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经历,这的确是人生中最美妙的一段时光。期望青年人不负国家的希望、父母的嘱托,树雄心、立大志,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勤奋学习,奋力拼搏,掌握过硬的本领,以在将来回报社会,报答父母,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作出应有贡献。我们期待,在未来,在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同学中能走出范长江、穆欣那样的大牌记者;邹韬奋、范用那样的杰出编辑家;方汉奇、童兵那样的著名教授;郑君里、张艺谋那样的著名导演;夏青、赵忠祥那样的名播音和名主持。 作者:张积玉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论文:国际化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三个环节要实现 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就要从下面三个环节去分析。 1.国际学界最关注的是理论 国际新闻传播学界关注的是理论问题,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是指将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浓缩和组织起来的由相互关联的抽象的概念所构成的体系。需要澄清的是,理论不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缺乏科学理论所要求的批判特征的“准理论”,意识形态具有固定的、强烈的、不可置疑的假设,充满了无可置疑的绝对命题与规范性类别。然而,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研究的话题有的时候与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难以有实际的研究意义。另外,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长期满足于对策研究,缺乏理论关怀。对策研究表面上看有利于企业、有利于政府,但是,缺乏理论基石的对策性研究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没有理论基石的对策最终仍然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为此,学术要回归学术,学界要为理论做贡献,这样贡献可以是对别的理论的验证、批评、质疑与整合。当然,我国新闻传播学应把其研究的最高目标定位为提出或发展原创性理论,这样的理论不但可以利用本国的经验材料去证实或证伪,还可以利用别国的经验材料来证实或证伪。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陆的新闻与传播研究还未真正提出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而香港地区却做了一个示范,如祝建华在研究中国互联网的扩散和使用的经验数据上,提出了“新媒体权衡需求理论”瑏瑢,并可以接受别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材料的证实或证伪。根据笔者向国外的SSCI期刊投稿经验,国外的匿名审稿人的审稿意见第一个关注就是论文是否有理论性的贡献,理论性贡献越高,就越有可能发表。为此,要实现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关键之一就是发展理论。 2.方法的国际化是关键 要发展理论来实现国际化,就离不开方法的国际化。在SSCI的期刊上发文章,其一是定性研究方法,然而,“中国学者目前从事的大部分‘定性研究’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发挥的主要是一种议论和舆论的功能。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供建议”瑏瑣,新闻传播学很多定性研究也是如此。其二是定量研究方法,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定量研究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82年—2000年)以受众调查为主,主要方法是社会调查;第二个阶段(2001年至今)运用定量研究的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增多,主要方法是内容分析和社会调查。瑏瑤然而这些定量研究与国际顶级研究相比,还相距甚远,比如在抽样上,严格的随机抽样,比如多层分阶段的抽样很少,样本多选学生,而面向整个人口群体的不多,在传播学社会调查、内容分析、控制实验三大主要研究方法中,控制实验的不多且质量也不高。在数据分析上,结构方程模型、多层线性模型应用等复杂的分析方法很少看得到,即使有,其数据分析也描述得不太清楚。比较研究、长时间的数列分析更是难以看到。研究方法的主要作用在于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研究的公开性、客观性、经验性的要求瑏瑥。研究方法的发展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关键性一步,如伽利略通过实验法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假说,社会学的奠基性人物迪尔凯姆利用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写出经典名著《自杀论》。因此,绝不可认为研究方法是雕虫小技,无足轻重。祝建华曾经提到四个在SSCI的有效的发表策略瑏瑦,有三个是关于研究方法的,即跨国度、跨文化比较研究,多种研究方法、多种数据来源,长期的跟踪研究。当然,研究方法并不仅仅是量化研究,还应该包括定性研究、历史比较研究等在内的经验研究。经验研究虽然在实质性的领域、风格以及性质上千差万别,但都有类似的结构,并且在逻辑上恰好有八个组成部分:问题、文献、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分析、结论,也称“洋八股”。“洋八股”是组织研究的一种简约有效方式,将优秀观点和发现置于“八股”的结构之中,研究者才能周密、清晰地思考自己的研究和现有文献之间的关系、假设和资料之间的关系等。瑏瑧同时,也能帮助读者一目了然看清楚这些关系。因而,只有以“洋八股”的思维模式去组织研究成果,才能为国际传播学界所承认和接受。 3.流利、地道的英语是前提 在现今学界,英语已成为发表国际论文的语言。瑏瑨尽管祝建华以以色列人、日本人、德国人、荷兰人为例认为,新闻传播学者的国际化是由英语以外的其他因素造成的,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英语能力仍然是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一个瓶颈。如在国内学者发表的英文论文里,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式英语”或“翻译腔”。根据笔者的经验,如果没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在投稿的时候就会直接被审稿人退稿,甚至连参与匿名评审的机会都没有。因此,流利、地道的英语是国际化的前提,其他相关研究也显示如此。如Salager-Meryer发现资历深浅、网络渠道多寡等因素对于论文成功发表的关键因素正在降低瑏瑩,但是研究者的语言能力仍应得到重视,对于非本族语研究者来说,语言能力和与语言以外的因素(即研究能力)裹挟在一起阻碍研究成果的发表。Flowerdew对香港地区学者的调查瑐瑠和St.Joah对西班牙学者用英语的分析瑡瑐发现,用英语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已经成为英语非母语的学者们进行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障碍。语言表达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如词汇量不足,缺乏精确表达自己观点的手段,局限于用简单的英语,文字不够简洁、精炼等。 二、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突破 祝建华指出,个人学术训练和机构奖惩体制均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国际化有影响瑐瑢,但比较而言,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影响更为显著。为此,笔者将从机构层面奖惩体制和个人的学术训练两方面分析如何实现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突破。 1.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设置提高 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水平,需要对机构层面奖惩体制进行设置,实行制度激励。 (1)职称评定采取SSCI或英文要求制度 教师和研究人员最关心的问题可以说是职称问题,利用职称评定进行激励会有很大的动力。如中山大学人类与社会学院规定副教授申请教授,至少要发表1篇SSCI论文。现在各大高校都将SSCI作为重要期刊。由于SSCI的论文基本都采用匿名的同行评议审查制度,因此可以以此作为职称评定一个重要标准。当然,除了SSCI的论文,还可以采用“在同行匿名评审的新闻传播学重要国际会议或者在国内外发表英文稿件的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作为代表作参与职称评定。 (2)学术期刊应实行严格的双向匿名审核 我国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的载体,其审稿程序还存在很大问题。根据笔者的经验,向国外的SSCI期刊投稿,第一时间就能收到收稿回执,在规定的时间内无论是退稿还是送审都有明确回复,而且送出去匿名评审后的退稿肯定会有审稿意见。为此,我国的一些新闻传播学优秀期刊应该按国外SSCI期刊采用的方法招募审稿人,无论是中文和英文一律按照类似的标准来审阅稿件,并且及时给作者提供反馈意见,体现匿名评审机制,形成有国际影响力期刊。目前,我国一些期刊已经有了一定的尝试,如高校文科科学前沿系列期刊等的审稿流程基本跟国外SSCI相仿,但是,要建立的不仅是英文的双向匿名的审核学术期刊,还应将其推广到中文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上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 (3)采取SSCI论文或英文单独评奖制度 我国现在人文社会科学评奖很少以论文单独设立奖励,更不要说采取SSCI论文或英文单独评奖制度,这一方面可能是我国的SSCI论文发文数量少,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管理者并没有真正重视SSCI论文。事实上,在国外SSCI发表文章或发表高质量的英文论文才是真正体现科学研究的高水准。要促进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就要建立这种评奖制度,这种奖励仅仅针对颁发在SSCI发表的论文或发表高质量的英文论文,通过评奖制度来加大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的动力。 (4)拨出专项经费鼓励研究者参加高水平的国际研讨会 新闻传播学有三大最重要的国际会议:ICA(国际传播学协会年会)、NCA(美国全国传播学协会年会)、AEJMC(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年会),这三大会议的共同特点是:收取全文而不是摘要投稿,格式要求跟在SSCI发文一样,采取同行双向匿名评审,接受率一般都低于50%。在这些会议上,不能凭借关系和金钱,完全凭借文章的国际学术水平。因此文章如果被接受,意味着其具备在较好的英文期刊如SSCI上的潜力。但是,这些会议规定,一旦接收了论文,该论文至少派出一名作者出席会议并发言。笔者曾于2011年投稿到AEJMC第94届会议并被接受,2011年8月到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出席会议,前前后后虽然花了一大笔经费,但在与国外学者沟通交流、了解国际研究规则上都大有长进;2012年虽然投稿后也接到AEJMC和NCA的邀请,却由于经费的限制未能成行。因此,要提高研究者的国际化水平,鼓励其在SSCI上发表文章,就需要设立专项经费,鼓励研究者参加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学国际研讨会。 2.个人的学术训练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设置 是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策略,而个人的学术训练对国际化也很重要。 (1)要多与国外学者合作交流 Flowerdew对香港地区学者的调查表明瑐瑣,他们在优秀期刊上发表的论文67%是和他人合作发表的,而这其中又有46%的是同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合作发表的。相关研究表明,对英语非母语的学者来说,与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合作是他们国际化的宝贵经验。瑐瑤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要与世界学术对话,需要派研究者到海外长期进修,资助研究者参加国际会议,长期、有系统地购置国际传播书刊等。 (2)要改革当前的博士生招生制度 可由目前的考核制改为考核制和申请制相结合,最终变为申请制。中国人民大学近年已经开始进行一些改革,如2013年部分专业的博士考生托福、雅思、GRE等英语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后,可申请免外语初试。这样的改革还可以走得更远,香港的博士生招生采取申请制,除了英语成绩外,科研成果尤其是在SSCI发表的文章是申请成功与否的关键。鉴于SSCI发表的文章的公信力,国内大学也可以拿出一些博士生指标来实行申请制,吸引具有国际化能力的科研人才直接就读博士生。 (3)要开设系列的研究方法必修课 在传播学SSCI期刊上,美国博士生成为重要的作者群,如《新闻与大众传播》《传播研究》《传播理论》等。这主要得益于美国的博士生教育非常注重基础性理论和方法训练,无论何种专业方向,无论博士的个人兴趣所在,“传播理论与历史”“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都是必修、必考的;而博士一旦专业方向确定,就具有极大的专业性,是按照理论+方法+专题研究这样的课程结构来设置。瑐瑥而中国的新闻传播博士生课程中,“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很少成为博士的必修课。国外SSCI的新闻传播学期刊中的文章,方法的要求都是目前国内新闻传播院校的课程未能提供的,如结构方程模型、时间序列分析、分层线性模型等。 (4)要抓好学术英语的教育 在中国高校的课程设置尤其是研究生课程设置中,应该将学术英语写作课程列为必修课程,使学术新生力量接受规范、系统的训练,以便将来更好地融入国际学术交流圈。汉语的思维习惯、语法习惯与英语有很大区别,而我国研究者的英语学习又往往局限于应试教育或简单的日常交流,这样的英语知识结构是极不利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如果翻译或者表达不好,甚至连送审的机会都没有。这就导致了很多优秀的文章由于没有很好的英语翻译,失去了发表机会。 作者:曾凡斌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新闻传播论文:新闻传播公共关系论文 1.新闻传播运用公共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本质上来说,公共关系属于一种传播活动,它会利用各种传播手段与公众进行双向沟通。新闻传播作为一种媒体表达形式,具备双重意义:一方面,新闻传播是开展各项公共关系的重要手段,通过新闻媒体,公共关系活动得以良好发展;另一方面,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公共关系的影响,因此,在新闻传播中运用公共关系是必不可少的。众所周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树立品牌效应,媒体经营亦然。从新闻媒体的角度来说,品牌代表了企业的品质和形象,要想从根本上提高新闻传播的良好发展,除了注重新闻质量外,还要有自我宣传的意识,提升媒体的品牌效应和社会影响力。在新闻传播中,加强公共关系的运用,打造良好的媒体形象,加强与公众的沟通,提升社会影响力,对新闻媒体的发展大有裨益。 2.公共关系在新闻传播中的具体应用 引导新闻传播的价值取向。公共关系在新闻传播中最为主要的应用便是引导其价值取向。在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已形成一定的价值导向。新闻传播本身便是舆论,它代表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然而长期以来,媒介与媒介之间缺乏竞争,传播者往往只需要按照自身的价值观进行传播即可。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会迈入了信息时代,公众逐渐形成自己的媒介价值观,新闻传播需要在公共关系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相应的价值观。影响新闻传播的题材选择。公共关系对新闻传播的影响,体现在对新闻题材的选择上。受公共关系的影响,新闻传播的题材在选取时一般会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为例,在每日的播出中,该节目都会与公众进行互动,不仅保证了公共关系的良性循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闻传播的良好发展。影响媒体机构的发展方向。新闻媒体在发展的过程中所秉承的价值理念不同,则传播的内容也会不同。一个只会追求眼前利益、娱乐大众、忽视公共关系的媒介,最终的结果是被社会、受众所淘汰。因此,新闻媒介在传播过程中,无论是从媒介自身还是新闻人角度,都要注重公共关系的运用。 3.公共关系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发展 新闻工作应积极引入公关意识,吸收积极因素,弥补自身不足,促进新闻工作的长效发展,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大众,服务于社会。其中,要想从根本上促进新闻传播的有效发展,需要遵循以下几点:新闻工作者要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对新闻事实进行真实报道,积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不能因为团队以及局部小利益,使整个新闻工作失去客观性,使其成为谋取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坚持双向交流,在多方参与下,让新闻报道更加可信、可亲。由于播发载体的局限性,传统媒体在过去基本是单向传播,很难与读者、观众、听众进行互动。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限,实现了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平等交流。新闻报道在运用公共关系时,不仅能够避免新闻传播的片面性,也能使新闻传播具备一定的群众基础,使整个报道更具有针对性,也更加可信。丰富新闻报道方式,吸引读者深入其中。要想从根本上做到这一点,就要进行新闻追踪以及策划。很多新闻媒体在报道时,往往将新闻作为一个已然结束的事件进行报道,常常采用总结式,致使新闻性较差。而在公共关系的影响下,要将新闻传播看做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仅要将事实传递给受众,还要拓展报道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良好的舆论监督氛围。与此同时,还要利用公共关系的基本原则对新闻事件进行追踪报道,在加强舆论引导的同时,促进新闻传播的良好发展。精心组织,紧抓时效性。要想做到这一点,要树立“战役意识”,进入“临战”状态,要在第一时间内获知新闻事件,及时调动各个方面资源,从根本上保证新闻报道的时效性。 4.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公共关系与新闻传播之间不仅有着密切联系,也存在区别。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新闻传播作为信息的主要载体,能够对新闻事件进行表述。公共关系发展至今,给我国各行各业都带来一定的影响,其作用于新闻传播,既有优势,也有劣势,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新闻传播的正常运作。因此,我们要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坚持相关原则,从根本上促进新闻传播的发展。 作者:金辉单位: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高职全媒体新闻传播论文 一、建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全媒体实践带动教学改革 一个中心解决的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问题。宁波电大文法系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致力于培养地方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所需的掌握全媒体信息采编技能的一线技术人才,培养的是多能复合操作型人才,要求学生具有全媒体的意识,了解不同媒体的特性,掌握多媒体采制和传播的技能,能够承担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信息采制工作,并能根据不同媒体特点相互融会贯通。两个基本点解决的是如何培养的问题:一是坚持全媒体实践为主的课程体系建设,改革课程教学和考核方式;二是坚持校内外实践平台搭建,以项目产品推动提升学生全媒体采编能力。两个基本点相互促进,开始前者搭建基本框架,现在后者进一步带动前者。 (一)建立强化全媒体实践能力的课程教学体系 1、改革课程设置,建立适应全媒体发展的高职新闻传播实践教学体系宁波电大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从2004年创办以来,逐步摸索出一套符合高职层次的课程体系,不分具体媒体方向,突出全媒体采编技能培养的实践课程,相互融合互补。课程体系以专业技能课程群为主,涉及全媒体采编的各方面。主要有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摄影、报纸编辑、电视摄像、电视编辑、图像处理与动画制作、网站开发与管理、平面广告设计、播音主持、网络新闻实务、广告实务、公关实务等。这些专业技能课程群分布在第1-4学期,层层递进,由易到难,相互融合。整合新闻理论课程,将原来的新闻学概论和传播学概论课程合并为新闻传播学概论课,将新闻史的相关内容整合到新闻传播学概论课程及其他实践课程里面,精要教授必要的新闻传播理论知识,让学生具备全媒体的理念。同时辅之以应用汉语、中外文学经典等人文知识课程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让其能对纷繁复杂的信息作出正确的价值和文字判断,还有社会调查研究与方法、秘书实务、企业文化等辅助知识课程,让学生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 2、改革课程教学,教学手段全媒体化,突出全媒体实践能力培养在教学手段上,充分利用文字、图片、视频、音频、动画、网络等各种多媒体教学手段,实现全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室和实验室、摄影棚、录音室、演播室等实现采编播教学全面数字化和网络化,使用电子教案、网络课件、各种音视频案例、蓝易思多媒体控制系统等多媒体教学技术手段,让教学更加形象生动,易于让学生接受,也让他们充分感受到多媒体的魅力。建立教学资源点播系统,把历届学生做的视频作品、音频作品、Flash动画作业放在上面,供大家交流学习。新闻摄影课开发新闻图片系统,让教师和学生上传和浏览新闻图片。教师可以在线评阅,也可以邀请同学共同评价,整个教学评价过程透明公正。学生则可以观看其他同学的作品,相互学习,从而激发学习热情。在教学方式和内容上,精简理论内容,采用案例教学法、情景模拟练习、小组讨论、现场练习、作品主导等方法,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而不是一味灌输和讲授,突出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和全媒体融合意识。不同的实践环节有机统一,围绕专业实践培养目标,以项目产品推动课程设计改革。专业优秀课程体系以“一幅动画、一本杂志(纸质、电子)、一张照片、一档音频节目、一个视频短片”为“五个一工程”项目导向,建立起全媒体融合的课程内容,较好地训练了学生的全媒体思维。在具体的课程教学上注意融入全媒体的思维。比如采访课让学生学会网络采访、手机拍照和写稿,最快速采制信息,并能考虑不同媒体的特性采写有差异性的内容。写作课采写适用于不同媒体形态的稿件,尤其是及时关注最新的移动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稿件特点。播音主持课让学生明白现代播音主持人要会自己策划采访制作“微节目”,既要注意语言的规范性,还可以适当使用网络用语让节目更有亲民特色。 3、改革考核方式,最终以毕业设计可视化改革全面展现学生全媒体采编能力考核方式的改革是为了让学生更重视全媒体实践能力的培养。本专业课程考核或结合平时实践作业;或直接用作品进行考核;或以考级考证为契机,以证代考;有些课程结合学生在系“新文人工作室”里的实践表现,作为加分内容。鉴于视频作品能较全方位考查学生的采编写全媒体技能,2012年起启动毕业作品可视化改革,要求学生组队制作专题视频短片,考核他们对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和网络等各种媒体的掌握情况和整合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实干能力,各门课程所学都能在此得到充分考察展现。2013年继续完善毕业作品操作流程,完善开题答辩、中期检查、验收评定、分组答辩等环节,加强指导和过程监控;2014年增设毕业设计指导课程,每组指导老师分设文案指导和技术指导,制定更完备的流程册让学生和指导老师全程填写,考核更加科学。这几届学生制作的视频或展现宁波历史文化、或反映社会现实、或与实践基地合作,在提升全媒体采编技能的同时也增加了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 (二)搭建全媒体实践平台 1、系内创建“新文人工作室”全媒体仿真实践平台新文人工作室是以学生自我管理为主的专业实践工作室,从本专业创立不久就创建了。十年来,工作室的组织架构随着媒体发展态势而不断调整,原来只制作平面杂志,后增加网站,仍以文字图片采集为主。2009年开始制作视频新闻,但量比较少,2013年创建官方微博,2014年开始制作演播室节目,创建公众微信号,并将部门调整为平面媒体部、网络新闻部和电视媒体部,分设平面媒体部、电视媒体部、网络媒体部,制作平面杂志、电子杂志、视频和音频新闻及节目,管理系网站信息、系官方微博和公众微信号,学生实践全媒体化。每个部门都有专业课程老师提供指导,由同学们自己策划选题,报道校内外新闻,展现自己各种多媒体原创作品。工作室模式创新了教育教学载体,让学生将课堂所学转化为自主实践,融合各种媒介的采编技能,进一步培养自己的全媒体思维和技能,是专业实践教学的第二课堂。在这里,信息的生产是个完整的全媒体融合流程,项目化的管理让学生的全媒体采编能力得到了可视化的呈现。尤其是2014年创建的“今日文法系”公众微信号较集中融合了全媒体的运作流程,文字、图片、视频和音频报道在这里集中展现,并通过手机移动终端发送。同学们锻炼了策划管理、团队合作和各种媒体的采编技能,掌握了最新的移动社交媒体形态的特点。因为有了公众微信号每天快速便捷的终端展现,学生的视频新闻制作积极性也被充分调动起来。电视媒体部打破了原来采编组、配音组、技术组和主播组各自分工干活的机制,所有实习记者都从基础的采编工作做起,全面掌握视频采编技能。自2014年9月以来,共制作165个视频报道,有些还使用了虚拟演播室系统,有主播播报。新文人工作室还通过表彰先进及出台《新文人工作室关于记者(编辑)业务考核及等级评定的暂行规定》等一系列制度,加强对工作室记者编辑们的管理考核,激发同学们的工作积极性,这也是现代化媒体管理手段的仿真模拟。指导老师在指导学生实践的过程中也能得到各种反馈,更好地调整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学生和各指导老师相互间协同作战,相互促进。由此,工作室的全媒体仿真实践带动了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 2、积极开创校外实践和实习基地本专业在寻找校外实践基地时,注意选择可以锻炼学生不同媒体形态采编能力的地方。先后与宁海县文化馆、中国宁波网、天一阁博物馆、人民网浙江频道、江东区百丈街道、江北区芝红社区、新侨报、鄞州电视台新闻中心、搜地网、81890求助服务中心、宁波文化艺术研究院、江东区档案局等单位共建教学实践基地,组织学生开展实习实训活动,受到合作单位好评。为了增强和业界的联系,本专业还建立一支由业内专家组成的校外导师队伍,聘请了宁波大学、宁波日报社、人民网、江东区档案局、宁波文化艺术研究院、海曙作协和影视家协会等单位的15位专家,校外指导或来校讲座。 (三)取得的成绩 本专业在2012年成功申报宁波市高校重点建设(特色)专业,是宁波市唯一一个高职新闻传播类重点建设特色专业。已培养了一批适应社会需要的实用型新闻传播人才,受到用人单位好评。新文人工作室在2008、2010和2013年被评为宁波市先进大学生集体。本专业老师一起做的《创高职高专新闻采编实践教学之路》、《创新载体丰富平台拓宽渠道教学相长——宁波电大以新文人工作室促进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教学》、《轴心驱动可视呈现——宁波电大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学生职业能力实操体系的创新探索》分获宁波市第七、八届高校教学成果奖三等奖和第九届高校教学成果二等奖。学生的毕业作品在校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受到宁波及全国媒体的关注和报道,获得社会各界好评。学生多人次在省市的征文、演讲、播音主持、公益信息传播比赛中获奖。 二、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思考 (一)全媒体技能融合的教学实践还需深入 全媒体采编能力不只是掌握各种媒体的采编技能,关键还要有全媒体的思维,能够迅速判断适用于不同媒介的信息采制角度,能对资源进行有效的全方位的整合。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精通。高职的学生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相对较弱,如何让学生既有全媒体的思维,在综合掌握全媒体实践技能的基础上突出掌握某些采编技能,这是高职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时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关键还是要加强训练和实践。每门专业课程要密切关注媒体发展的最新状况,研究最新媒体形态的特点,及时更新课程教学内容,加强全媒体思维训练,阐述在全媒体背景下,本课程内容所需要变化和注意的地方。相关课件可和学生网络共享,供学生随时自修。目前本专业的工作室虽已有各种媒体形态,但还是分部门各自运作。今后可以做进一步改革:建立全媒体信息处理平台,各部门采集的信息都发到这里,实现信息共享,然后各部门根据各自的需要,选择有价值的信息进行深度报道或制作音视频报道,可以彼此合作。公众微信号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向各部门进行约稿,包括提出对已知信息做怎样的进一步报道的要求,由此提升报道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实现信息资源的全媒体有效配置。 (二)全媒体师资培训仍需加强 虽然本专业有系内外专业教师21名,高级职称比例占43%,部分教师毕业于复旦、浙大、中国传媒等名校,有扎实的专业功底,也有具有媒体从业经验的教师,但要真正掌握全媒体的特点,具备全媒体思维和相应的教学能力,仍需要不断接受培训。目前本专业双师型教师所拥有的证书主要是高级秘书资格证书、律师资格证书、专业普通话测试员证书、MACROMEDIA授权的网页设计师资格证书等,离全媒体采编专业优秀技能仍有一定的差距,需要加强全媒体采编技能方面的专业培训,通过考取相关证书来提高自身实践能力。如何让教师转变思路?如何创造进修培训机会?如何提高教师的培训积极性?如何协调繁忙的工作和培训之间的关系?这都需要校系出台相应政策进行保障,为老师培训创造条件。再艰难,也要保证老师不断进步,这也是学生能学到更多知识技能的源头。同时,要建立校外导师的定期指导或讲座制度,目前的联系仍较松散,缺少针对提升学生全媒体实践能力的交流计划。 (三)全媒体教材亟待建设 虽然本专业教师有编撰过《Premiere基础实用教程》、《宁波历史文化读本》等教材,但离全媒体教学所需教材的差距还较远。要进行适应高职全媒体新闻传播教育的教材改革和建设,一是广泛收集业内各种相关教材,取其精华;二是要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关注业界的最新动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然后进行资料梳理,总结归纳,编撰相应的教材。 (四)全媒体设施设备需要资金投入 全媒体采编设备都是数字化网络化的,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宁波电大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已建立大洋非编实验室、摄影实验室、虚拟演播室。另有摄影摄像仪器设备、平面媒体排版软件等,各类专业实验室固定资产总值近150万元,全面实现数字化采编播一条龙装备,为专业的实验教学提供了条件保障。但现在还缺少全媒体信息处理平台来实现学生多种媒体形态作品的平面、网络和各种移动终端的同时全方位。而且,现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器材设备需要更新换代,仍需不断的资金投入,光靠学校的力量是不够的。除了向教育主管部门进行申请以外,还可考虑争取和企业合作,目前国内校企合作建设的传媒学院亦有一些,如果能为企业输送人才,双方可以双赢,这也要求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全媒体采编人员。同时,还可想办法争取创收,比如目前大洋非编实验室已挂牌大洋非编系统培训认证中心,可考虑向社会开放相关培训。 作者:邬晶晶 单位:宁波广播电视大学
中医医学论文:冠心病证治的中医医学论文 一、芳香温通 1.温通心阳《灵枢•五味》曰:“心病者,宜食……薤”,这是最早用薤白治疗心病的文献记载。薤,即薤白,俗称小根蒜,味辛、苦性温,该品辛散苦降、温通滑利,善散阴寒之凝滞,通胸阳之闭结,为治胸痹之要药。《金匮要略》在此基础上创制多首以薤白为主药的方剂,如瓜蒌薤白半夏汤、瓜蒌薤白白酒汤、枳实薤白桂枝汤等,均以温通散寒为立方主旨。张仲景以“阳微阴弦”高度概括了胸痹胸阳不振、痰浊瘀血乘其位导致阴乘阳虚、血运不畅、胸痹而痛的病因病机。《伤寒论》温通心阳之主方乃是桂枝甘草汤,经云“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方中桂枝用量大于炙甘草,取桂枝辛温通阳,甘草甘缓补虚,两药配伍,辛甘并用,振奋心阳,温通血脉,治疗胸痹心痛,有如阳光普照,阴霾自散。心阳得通,阴寒、瘀血、痰浊尽皆消除。 2.温经散寒在《素问•调经论》中认为胸痹心痛的病机为“寒气积于胸中而不泻,不泻则温气去,寒独留,则血凝泣,凝则脉不通”。归纳本段文字可知,本病疼痛的病机为寒、瘀痹阻心脉,不通则痛。此外,寒邪还可损伤阳气,兼有导致气虚的趋向。所以治疗方法当以散寒、活血兼顾,并同时配合补益之品为法。从此角度分析,则《伤寒论》中当归四逆汤最为适宜。当归四逆汤在《伤寒论》中治疗血虚寒厥证,其临床表现为“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虽未提及心痛的症状,但从症状上分析体现了血虚、寒凝血脉的病机。根据“异病同治”,病机相同则治法相同的原则,则本方可用于治疗血虚、寒凝心脉的胸痹。目前也有应用本方治疗冠心病的研究。如杨传印应用当归四逆汤原方,根据症状加减治疗42例寒凝心脉型冠心病患者。根据《临床疾病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准》制定疗效评价标准,则病情好转38例,有效率为90.5%。 3.回阳救逆汗为心之液,血汗、津血异名同源。《伤寒论》指出大汗大下、火逆烧针等误治因素可损及心阳。轻可出现“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重则出现“下利清谷,里寒外热,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以及“厥逆汗出,脉微细,但欲寐,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等阴阳格拒或阴盛阳衰的危重证候。此时病情危笃,全身脏腑衰竭,虽同为少阴虚寒,但仍以心阳暴脱、君火亡竭为主要病理基础。肾阳虚损虽属必然,然不致如此凶险,故为其次。冠心病心绞痛四肢不温及四肢发凉的表现,其共同发病基础为血液循环障碍。其即中医的“四逆”,四逆是指四肢逆冷,由指端向心方向发冷。芳香温通心阳之方剂多以回阳救逆的干姜、附子为君药,多配合补气药,回阳救逆,阳气运行,则血脉通畅。《伤寒论》中有云:“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雷蕊娥等以本方加减治疗32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在改善临床症状、心电图及心排血量(cardiacoutput,CO)、左室射血分数(leftventricularejectionfractions,LVEF)、射血前期/左室射血期(PEP/LVET)方面优于对照组(32例西医常规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患者),P 0.05。且对照组有7例患者出现不良反应,而四逆汤治疗组无不良反应,优于对照组(P 0.05)。 二、气血双补、健脾化浊 中医认为冠心病病位在心,与脾胃运化失常有密切关系。“治病必求于本”。因此,重视脾胃,并通过调理脾胃防治冠心病才是治本之法。“心胃同治”法标本兼顾、通补兼施,既能补脾健胃启生化之源以固其本,又能助心血运行通其络以治其标,补而不助其阻塞,通而不损其正气,辨证合理,比单行活血化瘀或理气止痛之法疗效更佳。《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开创了从脾胃论治胸痹心痛之先河,其论述:“胸痹,心中痞,留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人参汤即理中汤,其次如橘枳姜汤等,都是从中焦论治。郭立恒等指出冠心病的根本原因是脾虚气血乏源。在治法上应健脾益气,“标本同治”更有利于机体内有害物的清除(氧自由基),使血脂、血黏度降低,心肌供血状态改善,血栓形成的不利因素消除。曹洪欣等通过对150例胸痹心脾两虚证患者的36项指标进行逐步分析,指出益气养心、健脾化痰法是治疗心脾两虚型胸痹的基本治疗法则。王香存、赵国定、李浩等治以补中气、健脾胃,以香砂六君子汤加减,中气虚弱甚者以补中益气汤为主方加减。张映梅应用归脾汤加减,益气活血,气血双补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气虚弱型56例,结果为显效28例,占50%;好转24例,占43%;无效4例,占7%;总的有效率为93%。于归脾汤中适当加入赤芍、川芎、丹参、三七等活血化瘀通脉之品,诸药合用,使心脉通畅、心气得补、脏腑功能恢复而获效。 三、活血化痰,宣痹通脉 “痰瘀互结”病机是正气亏虚,脏腑功能失调,生痰生瘀,导致气机升降失调,气血失和。痰凝气滞,津运障碍,因痰致瘀;血运失调,痰阻络脉,瘀闭不通,继而痰浊与瘀血交结,而形成痰瘀互结的病理变化结果。沈绍功认为冠心病心绞痛患者中有胸闷、胸痛、痞满、痰多黏稠、舌边有瘀斑、舌苔厚腻浊、脉弦滑等,辨证既属痰瘀互结,又有脾运化不及的症状,提出从痰瘀论治,予以痰瘀同治之方剂,药物组成为瓜萎、薤白、水蛭、石菖蒲、郁金等,诸药合用具有祛痰通络、活血止痛之功。邓铁涛认为冠心病早期以“痰”为治,祛痰兼以活血,治以邓氏温胆汤,药用:枳壳6g,竹茹10g,法半夏或胆南星10g,橘红6g,茯苓12g,丹参12g,党参15g,甘草6g。痰湿偏重加浙贝母、薏苡仁等;若口干,改党参为太子参30g,加桃仁、红花、田七等。到了疾病中后期,则以痰瘀互结甚至瘀血征象更为突出,此时可用失笑散、血府逐瘀汤、桃红四物汤、少腹逐瘀汤等加强活血化瘀之力,配伍半夏、瓜萎、薤白、胆南星、浙贝母、橘络等兼以祛痰;痰瘀互结较甚者,可用温胆汤酌情配伍三棱、莪术、虫类药等活血散结之品。 四、调肝活血 冠心病血瘀证的共性已为临床及实验研究所证实,而肝气郁结在血瘀证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情志失调,肝气郁结,瘀阻心脉乃为冠心病的重要病理基础。肝气刚劲失柔,疏泄无度,郁滞不行,“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瘀滞心络,乃发心痛。明代彰潢云:“肝为凝血之本”。李东垣《医学发明》说:“血者,皆肝所主,恶血必归于肝”。《辨证录》曰:“夫肝气最喜条达,一遇忧郁之事,则涩滞而不可解”。唐容川《血证论》中说:“以肝属木,木气充和条达,不致遏郁,则血脉通畅”。以上均为肝郁血瘀的最佳论述。国内外著名中西医结合专家陈可冀院士在《冠心病论治》中也指出,老年人心绞痛的发作常与情志抑郁不畅有关,主张应用具有疏肝解郁、活血化瘀的药物治疗。王行宽等提倡“如人病心痛不可止治心痛,必须兼治肝”,其系列研究表明自拟的从肝治心组方(人参、郁金、柴胡、熊胆、白芥子、九香虫、鸡血藤等)可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减轻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促缺血心肌血管新生、改善心功能等。现代药理研究亦表明,疏肝行气活血治法可抑制血小板黏附、聚集性,抗血栓形成,降低胆固醇及甘油三酯含量,减轻主动脉及冠脉内膜斑块的形成和脂质沉积,扩张冠脉,增加冠脉流量,改善心肌供血等作用。综上所述,肝郁血瘀不仅具有理论基础、临床疗效,也有一定的药理学佐证。王进自拟疏肝通瘀汤(柴胡、香附、枳壳、延胡索、丹参、红花、当归、白芍、川芎、郁金)治疗中医辨证为肝气郁滞、心脉瘀阻型冠心病稳定性心绞痛患者83例,取得良好疗效,观察显示可以缓解心绞痛发作,明显改善症状。 五、结论 综观以上文献,通过总结胸痹心痛其病机治法,可以从中更加系统有条理地看到胸痹病从最初的雏形发展成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在证候、病因病机和治法方药方面形成了更为清晰的脉络,为辨治冠心病提供丰富而祥实的理论资料,也必将有助于开拓该病的诊疗思路和研究。中医学重视“治未病”即未病先防、既病防变。中医理论有诸多关于胸痹的防治原则,至今仍为后世医家所沿用。 作者:李京张明雪金跟海高勃侯攀单位:辽宁中医药大学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中医医学论文:骨质疏松症研究的中医医学论文 1方法 1.1健康管理干预方法 1.1.1对照组:给予针对性健康管理教育[5]。①健康教育:包括OP概念、临床表现、正确的生活方式以及开展健康知识讲座、问题咨询、教育资料发放等,每季度1次。②生活方式干预:干预及观察时间为12个月,包括生活方式干预计划和健康促进方案。生活方式干预包括:根据中国营养协会推荐的膳食营养宝塔图的健康平衡饮食,包括蔬菜、水果,每天250ml牛奶或豆浆,避免高脂饮食和碳酸饮料,戒烟限酒;每天补充碳酸钙维生素D31片;平均每天接受日晒30min~2h;每天有氧运动30min~1h,平均每周3~5次。每月随访1次,随访内容包括平衡饮食、运动、补钙、日晒等生活方式干预的落实情况,确保落实。 1.1.2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运用中医理论对观察对象的体质做出评估并进行辨证施防,具体如下:①气虚质OP体质特征:腰弯背驼,少气懒言,面色萎黄或发白,纳少腹胀,饭后尤甚,大便溏薄,肢体倦怠,或浮肿,或消瘦,舌淡苔白,脉缓弱无力,或腰背酸痛,双膝行走无力,甚则轻微运动就引起胸背剧痛。辨证施防:参苓白术散加减。本研究中符合此体质特征的有23例。②精亏质OP体质特征:腰膝酸软,眩晕而见精神萎靡,少寐多梦,健忘,遗精耳鸣。偏于阴虚者五心烦热,舌质红,脉细数,阳虚者,舌淡,脉沉细无力。辨证施防:大补元煎加减。本研究中符合此体质特征的有26例。③阴虚质OP体质特征:腰背疼痛,腰膝酸软,耳鸣,五心烦热,失眠多梦,男子阳强易举,遗精,妇女经少举经闭,或崩漏,舌红,苔少,脉细数。辨证施防:左归丸加减。本研究中符合此体质特征的有30例。④阳虚质OP体质特征(肾阳虚证):腰膝酸软而痛,畏寒肢冷,尤以下肢为甚,头晕目眩,精神萎靡,面色发白或黧黑,舌淡胖,苔白,脉沉弱,或阳痿,妇女宫寒不孕;或大便久泻不止,完谷不化,五更泄泻;或浮肿,腰以下为甚,按之凹陷不起;甚则腹部胀满,全身肿胀,心悸咳喘等。辨证施防:右归丸加减。本研究中符合此体质特征的有21例。 1.2BMD测量及OP判断标准:采用双能X线吸收法骨密度仪分别对观察组和对照组于干预前和干预12个月时测量脊柱前后位L1~4的BMD及T值。T值是受检者与同性别年轻健康成人比较所得,是评价OP的金标准[6]。根据WHO骨质疏松工作小组制定的标准,T≥-1为骨量正常,T值-1~-2.5为低骨量,T≤-2.5为骨质疏松。 1.3统计学方法使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内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α=0.05为检验水准。 2结果 2.1两组BMD及T值变化两组干预后BMD和T值均较干预前升高(P<0.05),且观察组干预后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1。 2.2观察组不同年龄段健康管理前后BMD和T值变化观察组干预后不同年龄组BMD、T值较干预前均升高(P<0.05,P<0.01),见表2。 2.3OP发生率两组干预12个月后均未发生OP。 3讨论 OP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及多发病。OP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不良的生活方式、钙及维生素D摄入不足和运动过少。OP带来的后果远远不止患者生理及功能的障碍,而是渗透到国家乃至国际医药卫生及经济发展层面的重大问题。健康管理是基于个人健康档案基础上的个性化健康事务性管理服务,是建立在现代生物医学和信息数字化管理技术模式上的,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实现对每个人进行全面的健康保障服务。其服务特点是通过个性化健康信息的采集、评估,建立健康档案,进行健康干预和健康跟踪,达到未病先防,初病早治,慢病控制,把现代医学的最新成果与医疗保健、营养、心理、运动等学科理论有机结合,开展全程优质高效的健康管理服务。Winzenberg等针对470例健康女性为期2年的随机研究发现,骨量报告反馈和骨质疏松专项书面教育对BMD提高和健康行为塑造有显著作用。Lock等发现,生活方式干预能防治OP,增强活性维生素D功能,有效降低骨转换。本研究结果提示,观察组干预后BMD和T值均较干预前明显改善。 Conn等分析发现,规律的健康教育、健身运动和日常健康行为塑造,有目的的自我监测等健康干预措施,对各种慢性病人群的生活质量提高,并发症的预防和医疗费用的减少有重要意义。陈玉平和刘雪琴认为的危险因素包括:老年、女性、白种人或亚洲人、正常或过早绝经、吸烟、过量饮酒、饮用咖啡和浓茶、久坐、较少或不锻炼、钙摄入不足、接受日照少、不合理用药和某些疾病等,其认为健康教育内容应该包括补钙、运动、合理用药、定期体检及监测BMD,并列举举办学习班、通过媒体传播防治OP的知识、开办OP咨询门诊等。李红桂和胡陈蔚运用合理饮食、锻炼身体、建立良好生活习惯、注意适当接受日晒、适当补钙等综合健康教育干预,发现干预组50岁、60岁年龄组OP患病率低于对照组相同年龄组,干预组50岁以上各年龄组严重OP患病率低于对照组相同年龄组。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不同年龄段干预后BMD值及T值与干预前比较均明显增加,提示观察组针对性的健康管理教育是预防原发性OP的有效手段,同文献报道相符。 对于OP中医辨证分型,目前临床缺乏统一标准,但权威学术著作和很多中医医家认为骨质疏松与肾、脾、肝关系最密切,以肾虚证为主。《中药新药治疗骨质疏松症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将OP分为肝肾不足证、脾胃气虚证两证。《骨伤科学》将本病分为脾气虚型和肾阴虚型。谢雁鸣等归纳OP的症候为肾阳虚证、肾精不足证、肾气虚证、肾阴阳两虚证、脾肾阳虚证、肾阴虚证和肝肾阴虚证,主要证候因素为阴虚、阳虚、气虚、气滞湿浊和血瘀。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干预后BMD值及T值较对照组升高,表明针对骨质疏松的健康管理加个性化的“辨证施防”能延缓骨质疏松进展,延缓其发生或恶化,以及避免其出现严重并发症。 本研究以中医学“未病先防”观念为指导,并使用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思维,对研究对象的体质做出评估,从而对OP进行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辨证施防”措施,发扬了中医药学预防疾病的可操作优势,结论认为能有效延缓OP的进展,减少严重并发症的发生,这对于OP的预防具有一定的临床指导意义。但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高危人群样本量偏少,且观察时间仅12个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下一步要进行多中心,大样本量的研究来完善。 作者:谢栋陈大军马国亮蒙喜永刘珍春叶汉深单位:解放军421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中医医学论文:肺疾病表型研究的中医医学论文 1表型的可塑性与证候的形成、演变有相似之处 表型是个体发生发展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受生物基因型和环境等因素影响,机体内存在的许多分子生物过程、机体所处的环境改变均会影响疾病的表型。在COPD发生发展过程中,每位患者均有各自的特点,或表现为肺气肿、或表现为频繁的发作加重、或表现为FEV1的急速下降。从中医学角度看,疾病的发生、发展同样受体质、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一个疾病可能表现为不同的证候类型,疾病表现出不同的证型时对健康的损害程度可能存在差异,且中医证候存在一定的演变过程,环境、体质、遗传因素等均对证候表现有影响。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谓“初之气,地气迁,气乃大温,草乃大荣,民乃厉,温病乃作,身热,头痛,呕吐……”,表明病证的发生发展与外界环境密切相关。有研究者就体质与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表型相关性的研究表明,疾病不同的表型特征与体质类型有一定关联,体质类型对证候类型形成有一定影响,亦可制约证候的转归和传化,而证候发生后的表现又受体质类型的制约。另外,对生物而言,部分基因结构的改变能引起复杂疾病、影响疾病表型的改变。且具有同种基因型的生物在不同环境下可表现出不同的表型,具有相同基因型的生物可因基因表达谱和表达程度不同而呈现不同表型,所以表型本身是复杂的,表型之间又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如同证候的形成、确定需同时具备几个必备的要素。一个症状不可能构成一种表型,也不可能据此明确一个证型,多个互有联系的症状、体征等组合成一种表型或一种证候。同时,证候类型亦会随着疾病的发展而演变,证候之间也往往存在兼夹,使疾病的诊治更加复杂。所以,有必要将COPD的证候研究与表型研究相联系,通过对复杂问题的分析,梳理出更清晰化的脉络。 2基于表型异质性的个体化治疗与辨证论治个体化诊疗的良好契合 医学对表型研究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发现具有独特预后或治疗特征的患者组别。COPD作为一种具有肺和多种肺外效应的多系统疾病,在临床表现、生理学、影像学、对治疗的反应、肺功能下降速度和死亡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目前普遍认为应根据不同的临床分型采取更具针对性的个体化治疗,也就是以每个患者的信息为基础,通过一定的方法对患者进行详细分类,然后针对不同类别实施个体化的治疗和预后判断。深入认识COPD的表型及其异质性,有助于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个体化治疗方案。中医学体现了一种个体化的医学模式,辨证论治是实现个体化的重要手段。通过对每位患者四诊信息的采集和分析,将COPD这个复杂疾病进行分型论治,在此同时,又针对每位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方案调整。而且,与其他个体化诊疗不同,中医辨证论治方法的有效性经历了数千年的临床检验,这些先验性的知识,为疾病治疗提供了丰富的方案和展示了实际的效果,至少在短期内,是非常有价值的。因此,在表型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表型与中医辨证的相关性,并将表型与中医证型有机结合起来,将会为个体化治疗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3小结 COPD表型的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基于表型的整体观、可塑性、异质性、个体化等特征,表型研究的方法可以借鉴用于证候研究,为COPD个体化辨证论治提供基础。同时,亦可将表型研究与证候相结合,制定兼有证候元素的表型,为中医药更多地参与COPD的诊治及预后判断奠定基础和依据。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将更有利于COPD临床诊治及预后的判断。总之,从微观的基因角度认识表型的本质是现代医学采用的方法,但随着对COPD整体观治疗理念的提出,从中医学整体观出发,从宏观、整体辨证角度出发,可为表型的认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作者:杨荣源李际强刘云涛单位:广东省中医院 中医医学论文:基于思维能力培养的中医医学论文 1加强中医基本功训练,奠定中医思维基础 中医思维能力的形成,必须以扎实的中医基本功为基础。按照中医学人才成长规律施教,中医学知识、理论以“够用”为度,强化基本实践技能培养,使学生能够熟练运用中医理、法、方、药进行内、外、妇、儿等临床各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具备对急、难、重症病人的初步诊断及处理的能力。为此,在高职中医学专业教改过程中,设计并实施“521能力工程”作为对本专业学生的最基本要求,即要求学生熟练掌握50种常见单一或相兼脉象的特征及主病,200种中药的功效和主治病证,100种农村、基层常见病证的中西医诊断与处置,100个方剂的组成、功效及应用,100个腧穴的定位、主治及手法,100首民间土单验方的适应证。 2采取“双导师制教学”,实施个性化中医思维培养 “校院一体、双导师制教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依据中医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结合中医学自身特点,在现代院校教育基础上,融入传统中医师承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达到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互为补充。学生从入校开始,除要完成正常中医高职教育所要求的学习内容以外,同时在附属医院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中医骨干医生中,为其选配临床指导教师,让学生在跟师实践过程中,零距离感受带教老师的职业道德、临床技能和学术魅力,一对一实施个性化培养,提升中医思维能力和临证悟性;尽早接受医院环境熏陶,潜移默化地受到专业实践教育;尽早与患者接触,通过亲眼目睹患者的痛苦,增强学生的责任意识,激发学生专业兴趣和学习动力,提高其刻苦训练专业技能的自觉性;增强感性认识,不断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诊治技术水平,有效缩短学生临床实习期的岗位适应时间,提高毕业生岗位适应能力,实现人才培养与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岗位需求相对接。 3结合课程特点,凸显中医思维特色 在中医专业基础课、临床课教学中,要善于结合不同课程特征,加强中医思维方法教学,学会用中医方法解决临床问题。中医基础理论的哲学思维、类比思维、整体思维,中医诊断学的辨证思维、司外揣内思维,中药学、方剂学及临床课程的形象思维、中和思维,重视农村常用草药、单验方的介绍,突出中医药在治疗功能性疾病、心理疾病、免疫缺陷性疾病、代谢疾病、病毒感染性疾病等方面的特色与优势[3]。围绕教学内容,针对不同课程特点,在传统讲授法的基础上,可设计问题式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案例式教学法等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突出“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理念,让学生用课堂学到的知识、内容,用中医思维方法去分析讨论问题,提高中医思维综合运用能力。 4强化实践教学环节,着力培养中医思维运用能力 (1)连贯性病案教学。高职中医学专业的专业技能培养,最终应与今后顺利通过国家中医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和较强临床能力相对应,其中病案教学是必要的环节。根据不同课程特点,收集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一定复杂度的病案作为教师教学和学生实训使用,形成连贯性的中医案例教学体系,系统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和综合分析应用能力。中医基础类课程通过简单病案分析,使学生了解中医学的特色思维和方法,逐步形成中医思维方式,学会用中医的思维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帮助理解中医学理论,培养中医专业兴趣;临床课通过案例分析,边学边练,学生从最初的思维程式化模仿,逐渐过渡到娴熟运用,循序渐进,其临床诊疗水平就会发生质的飞跃,并萌发出新的思维。(2)系统性临床技能训练与考核。充分利用校内实训室、教学医院,通过实验实训课、实践技能强化训练、第二课堂、社会实践等环节,开展临床综合实训课程,融教学做一体,实行项目驱动、情景教学等多种形式的“做中学、做中教”教学模式[4],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动手能力和临床思维。编写各门专业课程的实训大纲和实训指导书,制定各门专业课程操作技能考核项目及标准。课终对各门专业课程进行操作技能考核并将成绩按30%~80%计入总分。(3)台阶递进式病历书写训练。病历书写是中医学专业学生的基本功,也是训练学生中医思维能力的重要手段,直接关乎到毕业生临床工作能力。对学生分阶段从处方书写、门诊病历到专科病历、完整病历等各种医疗文书进行强化训练。一年级完成处方书写,熟悉门诊病历书写;二年级掌握门诊病历书写;三年级通过临床实习完成10份完整病历,要求甲级病历80%以上。(4)反复临床实践。提高中医学专业学生临床能力,让学生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5],充分利用校内外实训基地,通过双导师制教学、课间见习、暑期见习及毕业实习等一切临床实践教学环节,由浅入深,不断强化中医思维方法在临床实践中的综合运用能力,从了解中医,到感悟中医、领略中医,直至学会中医。 5传承中医文化,建立系统中医思维模式 中医学是在浓厚的中国古代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具有理性思辨和哲学睿智的医学科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在校学生是在现代科学知识环境下成长的,经过严格的数、理、化等现代科学的熏陶,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不足。依托学校地处医圣故里的人文优势,以传承与创新中医文化为切入点,营造科学严谨的校园文化氛围,推进校园中医药文化建设,提升学生中医文化底蕴,让学生感受中医文化的魅力,领略祖国医学的博大精深,传承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读懂医学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加强《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课程学习,使学生举一反三,逐步建立中医思维模式。分两个阶段开设中医思维方法课,低年级以中医思维基本知识为主,高年级加强中医思维综合训练,从而形成系统的中医思维体系。 6多元化学生成绩评价,加强中医思维方法运用的考核 围绕高职中医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积极改革学生成绩评价办法,建立多元化、形成性和终结性相结合的全过程评价体系。形成性评价加强对中医专业基本功考核、中医思维方法运用考核、学习态度考核等,并根据评价结果,不断修正教与学的方法、内容;终结性评价主要采用理论考试、实践技能考核等形式,加大中医思维能力考核内容;毕业综合考试侧重于考查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及临床思维能力。 7体会 以能力为本位,凸显中医思维能力培养,设计并实施“521能力工程”,提升毕业生专业基本能力和发展潜力;以“校院一体,双导师制教学”改革为重点,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互为补充,渗透中医思维方法的个性化教学,改革高职中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通过连贯性病案教学、系统性临床实训、台阶递进式病历训练、反复临床实践,实现专业与岗位的无缝对接,在实践中提升学生中医思维能力,强化实践育人。通过本项目推广实施,提高了中医学专业学生专业素质,中医基本功扎实,能够熟练运用中医思维方法和手段处理农村基层常见病、多发病,岗位适应时间明显缩短。 作者:方家选郭延东赵增强李昌单位: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中医医学论文:重症医学科迎接中医医院等级评审的管理体会 【摘要】 通过2012年迎接中医院等级评审,重症医学科积极响应护理部的指示, 分层分步不断自查、补漏、提升、强化, 在中医院等级评审中获得了一致好评。通过评审, 规范了护士分层培训方案, 护理质量持续改进系统。为进一步规范护理工作确立了目标和方向。 【关键词】 等级医院评审;护理质量管理;重症医学科 医院等级评审是衡量医院综合实力与整体水平的有效手段,是全方位、多角度、涵盖各层次的评价体系[1]。其中, 护理工作涉及评审内容的八大方面,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作为重症医学科的一名护理管理者, 面临的不仅是如何迎接新一轮的医院评审工作, 更重要的是如何应用新的护理管理理念, 提升管理水平, 进一步规范重症医学科的各项护理工作。 2012 年, 我省开展了等级医院评审工作, 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认真对照《山东省中医医院等级评审标准》, 结合实际情况,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护理质量管理, 并在2012 年9月省卫生厅组织三级甲等医院复审工作中得到了护理专家的好评, 顺利通过医院复审。结合创建达标经验, 现将重症医学科护理迎评工作的体会总结如下。 1 医院概况 本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1994年被评为国家三级乙等医院, 于2012 年通过山东省卫生厅三级甲等医院复评。目前, 开放病床1396 张, 设有58个临床科室、50个护理单元。护理人员共897 名, 其中副主任护师10名、主管护师234名、护师237 名、护士381名;本科学历199名、大专学历613名、中专学历79 名。 2 护理迎评工作 积极响应护理部号召, 制订重症医学科迎评方案;护理迎评工作共分六个阶段, 分别是学习动员, 安排部署阶段、梳理标准, 自我完善阶段、严格自评, 持续改进阶段、专家试评, 查疑补漏阶段、准备迎评阶段、现场评审阶段。 2. 1 学习动员, 安排部署阶段 2011年初, 全院召开了中层干部评审达标会议, 明确创建目标, 为迎评工作做了全面部署。重症医学科迅速成立迎评优秀小组。成员均为护理骨干。由护士长组织精读评审标准, 汇总护理相关条款, 制定迎评推进计划, 责任到人。将责任划分到每一名护士, 做到全体动员、人人参与, 调动全体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为迎评营造了浓厚氛围。 2. 2 梳理标准, 自我完善阶段 有护士长带领护士反复学习《山东省中医医院等级评审标准》, 分析标准, 找出现有工作的不足, 层层完善, 请教院内护理专家, 咨询参评过的医院, 制定《重症医学科三级中医医院评审护理优秀指标与达标要求》, 并将其作为等级医院评审护理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执行。同步制定了 “迎评周工作计划”、“每日一制度学习计划”等相关内容, 一步步推进中医院迎评工作。迎评材料也从标识、目录、内容以及需要的支撑材料都做了统一要求。 2. 3 严格自评, 持续改进阶段 成立科室内护理评审小组, 模拟专家检查思路、评审办法, 并结合本院实际, 安排多次自评, 不断总结自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为有效整改奠定了基础。在护理技术操作的培训考核方面;做到反复练习, 人人达标, 培训的同时, 锻炼护理人员应对检查的能力。 2. 4 专家试评, 查疑补漏阶段 邀请院内护理专家指导工作, 模拟评审场景进行试评, 增加督查的客观性和严格性。汇总专家意见、建议, 逐项整改。追踪整改效果。同时, 利用统计手段把目标量化, 实施统计评价, 用详实的数据测量出目前达到的水平以及存在的不足。根据专家提出的整改意见, 查缺补漏, 提升各条款的等级水平。 2. 5 准备迎评阶段 这是迎接评审工作的冲刺准备阶段, 从接待评审专家设定检查路线, 以及护士长向评审专家简要的介绍科室特色(灵活掌握), 以及迎评办公室内的布局, 迎评当日的人员安排等均做好周密准备。召开工休座谈会, 坦诚告诉患者及家属医院迎评检查的真实性, 征求他们对病区管理及健康教育等工作的意见, 积极沟通解释, 取得配合, 做好迎评前患者及家属的培训。 2. 6 现场评审阶段 现场评审的时间大约是2~3 d 时间, 实际流程有以下几个方面: 评审前1 d, 医院要准备好相关的资料备查。评审第1天, 评审专家参加病区早交班, 参加医院汇报会, 访谈院长及分管院长, 访谈护士长, 访谈病区责任护士, 访谈实习护士, 访谈科主任及医生, 访谈患者及家属, 查看病区治疗室及急诊急救流程等环节。评审第2 天, 评审专家到供应室、手术室、新生儿室等科室现场查看工作流程和护士培训、护士长考核、病区质量管理情况。评审第3 天, 专家组反馈医院评审意见。 评审第1天, 八个评审小组其中的六组分别陆续来到了重症医学科, 对医疗、护理工作做了全面的检查、评估。全科医护人员热情地接待了评审专家, 以良好的精神风貌, 精湛娴熟的技能水平获得了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 本院的等级评审工作结束了, 纵观护理评审的整个过程, 我们深切体会到了参加医院评审不仅是对护理工作进行的一次认真、细致的全面大检查, 也是利用外力推动护理质量改进的有效方法[3]。只有及时把握新的评审理念, 与时俱进 , 解放思想, 才能找准发展方向 , 提升优秀竞争力, 将护理工作推进新的阶段。 中医医学论文:简述中医医学心理学 【摘要】中医医学心理学源于《内经》,是祖国医学的一部分。医生运用于临床,并进行系统的整理、提高。本文就其理论基础、基本疗法结合案例进行简述。 【关键词】中医医学心理学;理论基础;基本疗法;案例 1 中医医学心理学的理论基础 1.1 形神合一论中医医学心理学研究人的心理、生理,建立形神合一论。在狭义来讲,形为身体,神为心理,形神合一。 1.2心主神明论用藏象学说阐述人的心理和生理的假说。将人身之神依附于藏象之心,故心为“君主之官”。 [1] 1.3 心神感知论《内经》阐明感知活动的中枢(心神)通过经络与感觉器官联系,如心神能感知针灸的“针感”。[1] 1.4五脏情志论 1.4.1五志分脏论《内经》阐述五志分属特定脏腑。不同脏腑精气的盛衰导致不同心理活动的改变,五志的太过不及均可使脏腑受损。 1.4.2七情致病论《内经》以气机紊乱阐述“喜、怒、忧、思、悲、恐、惊”情志致病,有指导意义。[2] [3]七情生于脏腑,出于心神,当其强度超过生理调节范围时可致病。[4] 1.5人格体质的分型《内经》把人格、体质结合:①按阴阳属性,分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和平5型阴阳五态人。②按五行属性,分25型阴阳二十五人。[5] 1.6 阴阳睡梦论《内经》从形神合一论出发,以脏腑功能的阴阳五行属性来释梦。 [1] 2 中医医学心理学的基本疗法及案例 2.1情志相胜心理疗法《内经》始创此法,反映了中国的民族心理,丹溪、子和于此贡献犹大。[6] [7]子和提出“悲治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治悲,以谑浪亵狎之言娱之”等,丹溪提出“怒以忧胜之以恐解之;喜以恐胜之以怒解之”等以情胜情的治疗模式。[8] [9] 2.1.1单独运用 如怒伤肝,悲胜怒:张氏治疗因怒而厥的燕姬,使她因灸法损毁皮肤而悲,而排解郁怒。如喜伤心,恐胜喜:范进过喜而呈癫状,岳父突然打耳光,他因恐而清醒。 2.1.2综合运用以情胜情疗法要灵活运用。[10]一种情志刺激可调一种或数种情志致病;一种或数种情志可调一种情志致病。[11]某女思夫纳呆,丹溪综合“以怒胜思,以喜解思”让其父使女怒,又诈以其夫将归使女喜,女思得解。 2.2言语疏导法用语言对患者劝说开导的精神治疗方法。在能保护患者隐私的环境,使其畅言,顺其意疏导,改善其负面情绪。 2.3惊者平之法《内经》:“惊者平之”。张从正:“惟习可以治惊,夫惊以其忽然而遇之也,使习见习闻不惊”。[12]卫新妻每闻有响则惊倒不知人。戴人用以木击几等方法发出声音,使之耳闻目睹,渐次为常,惊止病愈。 2.4顺情从欲法欲愈其疾,当先治心。室女倾心于某男,初其父不许,由此郁闷而患瘰疬。其父遂许。婚后三月,其症大减,再稍加调治即愈。[13] 2.5移精变气法《素问・移精变气论篇》讲述运用精神疗法转移精神,梳理气机。杨贲亨诊患内障的贵人,用诡言令其凝神于足以降火,愈目疾。 2.6导引运气法让患者安神静志,摒弃不良情绪的干扰,梳理紊乱的气机,恢复平衡的心理疗法。卢不远治疗沈某的恐死症指导其禅宗参究法(导引运气法),百日病愈。 2.7传统音乐疗法《内经》以五音对应五脏的模式,用相应的五音组合,调理忧愁、思虑、悲哀等异常情志及心身疾病。 2.8祝由疗法“祝说病由”以“移精变气”,而“邪不伤正,精神复强而内守”; “祝其病所由来以告于神”,而“病由是可愈”。[14]祝由疗法蕴藏合理的科学内核,借助患者的信仰,掌握和改变患者的心理,达到治病的目的。[15] 2.9针药疗法《内经》强调心神,重视针药疗法,如选用针灸肝经原穴太冲或服用逍遥丸治疗肝气郁结的患者等被广泛地运用。 3 问题与展望 中国古代医学心理学存在发展连贯性,蕴含丰富的心理治疗思想,然其内容支离破碎,系统性不强。我等应结合现代医学心理学研究,形成本土化的心理治疗体系。 中医医学论文:中医医院的继续医学教育 1目前中医医院CME中存在的问题 1.1认识不足 1.1.1CME对象认识不足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工作忙、任务重,难以抽出专门时间脱产学习。即使是自己单位组织的讲座或学习班,也因工作忙和专业的不同而影响学习效果。他们在主观意识上没有继续学习“四新”内容的需求,参加CME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领取学分证。不少人认为参加CME只与晋升有关;某些已晋升正高职称或不再想晋升的人员,对CME学习不够重视;有的人员在晋升期间集中学习,猛得学分,一旦晋升后则热情锐减。 1.1.2医院领导认识不足医院领导中存在重工作轻培养、重经济效益轻技术提高、重近期利益轻远期效果的现象,严重影响了CME的深入开展。在此情况下,医院CME的管理人员没有专职的,而多由医务科或科教科兼管。他们由于事务性工作较多,存在着表面性工作做得较多,缺乏深层次的研究与思考。由于受经费的制约,中医医院投入不足,开展和参加项目较局限,影响了人才培养、技术交流和智力引进,从而影响了学科建设,后劲乏力。一些医院未建立CME制度或虽然建立,但培养目标、考核与职称晋升、待遇、评优评先、执业再注册脱节,难以发挥其促进作用,严重挫伤了医务人员参加CME的积极性。 1.2CME项目水平不高,手段方式落后 1.2.1CME项目水平不高①CME项目的申报质量和教学水平不高。主要体现在相近CME项目的重复申报,项目内容不符合“四新”、“三性(针对性、实用性、先进性)”,CME项目师资力量配置、课程内容设置不合理,项目的监督检查不到位。②CME项目学科覆盖率发展不平衡,缺乏有效的评估体系。申报的CME项目学科覆盖面不广,学科结构往往局限于传统的学科框架格局上,缺少主动适应和应变能力,以及反映“四新”内容不够。在教学目标上,对提高能力和素质重视不够,使学习者选择性较小,难以满足和适应需求,教学质量难以提高。缺乏对CME管理及教学方法、效果的系统评价和研究,尚未建立相应的综合评估指标体系。③CME内容不完善。CME中多注重医疗技术的继续教育,而没有把医务人员的服务意识、医德医风纳入继续教育的范畴,导致个别医务人员医疗技术有所提高,而服务意识、服务水平却停滞不前,两者不能协调发展,造成了医疗纠纷增多的不和谐局面。④中医专业和西医专业没有区别对待。中医医院中,中医临床医师对中医方面知识掌握要优于西医的诊疗技术,西医专业临床医师的诊疗技术要优于中医医师,但是中医基本理论和知识的功底较差。目前对于这两类临床医师的CME基本上没有区别对待,而是一概而论的。 1.2.2CME手段方式落后中医医院的CME方式多以外出进修深造、参加学术活动、参加短期学习培训班等方式为主,而论文交流、院内学术讲座和专题报告会、自学、科室小讲座、疑难病例讨论、教学查房、新技术新业务等开展的较少。因此,难以适应中医医院临床实际工作的需要。 2中医医院开展CME的措施 2.1更新观念,统一认识,是提高CME自觉性的前提人是CME的内在因素,只有充分调动CME对象和工作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开展好CME。通过加大对CME目的、意义的宣传力度,使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意识到:只有不断地学习“四新”,才能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因此,统一认识是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变“学习一阵子”为“学习一辈子”、变“单纯追求理论学习”为“提高能力”的前提。 2.2成立和健全组织机构、健全规章制度,是落实CME的保障 2.2.1健全组织机构,制定和健全规章制度医院应按要求成立CME领导小组、设立专门机构、配备专职人员、明确职责分工,使医院CME组织体系健全。院领导的重视不是一句“套话”,是医院CME经费、人员以及政策的重要保障。医院的CME委员会应由院长任主任,分管副院长任副主任,相关职能科室负责人和医学专家为成员。科教科作为日常办事机构,人员相对固定,保证准确把握政策和标准。医院人事、医务、护理等部门在医院相关制度、考核标准的制定以及执行方面对CME工作予以必要的重视,如职称晋升、评先评优、执业再注册均要求提供CME合格证书,并将科室CME的合格率纳入科室主任、护士长的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各科主任、护士长对科内CME工作也应积极配合,相对固定一名能掌握CME标准的同志协助科教科管理科室内CME工作。医院应根据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结合该院实际,从内容、形式、考核、学分登记及验证等方面制定该院的CME管理制度和实施办法,以实现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医院还应科学进行经费管理,制定相应的办法对个人参加项目学习、接受远程继续教育、在各级杂志等发生的费用给予一定补助和奖励,以调动专业技术人员的学习积极性。 2.2.2做好学分年度验证和CME档案及信息管理为了保证CME学分授予的真实性,在学分授予、登记审核工作中,实行院、科两级审核制度,并为每位专业技术人员建立CME个人档案,授予学分的论文、成果等资料的复印件经院科两级审核后归档保存。现在,宜昌地区已经实施CME信息管理系统,通过网络管理,明显提高了数据的准确性和工作效率。职能部门应定期对科室开展CME的情况进行考核评分,保证医院CME目标的实现。 2.2.3建立健全评价体系CME的评价应由重过程转为重结果。根据评价的阶段分类如下:①过程评价:学习者对课程满意度的评价;②内容评价:评价内容的相关性、课程设置特点和复杂程度;③结果评价:获得知识、技能和态度变化的情况以及学习者在实践中的行为变化;④对患者和社会影响的评价:很多学者指出这是惟一有意义、有效的测量,因为它评价的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对医疗护理的满意度和医护行为变化的感知。 2.3开展具有中医医院特色的CME项目中医学知识、方法、技术的更新,不是由理论的更新带来的,而是由中医专业技术人员对已有理论,即经典理论的深入认识和不同感悟所带来的,这是中医不同于现代医学的一个显著特征。中医医院的临床医师既要掌握现代医学的理论与先进技术,又要发扬传统医学理论,突出中医特色,做好院内、院外CME工作。 2.3.1院内CME①中医基础理论与现代医学诊疗技能操作培训相结合。中医医院应从突出中医特色和专科特色去求发展,无论是哪一个专业的卫生技术人员都应对中医基础理论有所了解,并能在本专科疾病的诊治中运用。此外,要求中医专业人员对中医经典理论做到熟读。经典理论是中医的本体,是中医真正意义上的基础,也是构成中医医务人员理论水平高低的决定性要素。中医医院的专业技术人员,多数是中医院校的毕业生,随着现代技术的不断更新与发展,他们在辨证施治的同时还要掌握现代医学操作技术。②院内办“西学中”培训班,积极鼓励科室对常见病、多发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进展的学习。培训班以自学为主,由有经验的中医专业人员讲解、答疑,并定期组织相关知识考试及考核。③利用教学医院优势,积极申办中西医结合CME培训班。宜昌市中医医院为三峡大学中医临床医学院,鼓励本院中医专家授课,促使其在备课的同时巩固和丰富自身的理论知识。同时聘请上级医院的中医专家前来授课,从而实现资源共享。④积极开展名老中医师带徒教育和临床经验的整理与应用。医院采取为名老中医配备学术继承人的教育形式,指导教师通过口传面授、临床应诊、实际操作,向继承人传授他们的经验和专长。组织人员对有代表性老中医的学术思想及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整理与应用。⑤法律教育与医德培养应成为CME永恒的主题。依法执医、文明执医是现代社会对医务人员的要求,以人为本、尊重人的生存健康权是社会发展的要求。长久以来,医德教育与法律教育是医学教育的薄弱点。CME不仅要补好这一课,还要使之贯穿医务人员的职业生涯,使医务人员保持高尚的医德医风,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⑥重点专科建设与CME相结合。重点专科是医院发展的龙头,将CME与重点专科建设相结合,加强重点专科建设,提高服务水平。⑦积极引导参与医学科研、撰写论文以及自学。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在完成医疗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医学科学研究,不断总结经验,撰写论文,使自己的业务水平不断提高,以促进医院学术风气的活跃和科研水平的提高。 2.3.2院外CME①中医专业人员外出进修应以西医为主,参加院外办的继教班要有选择性。现代医学的诊疗手段不但先进而且更新很快,这就要求中医专业人员要尽快掌握西医先进的诊疗技术以跟上时展的步伐。中医院经费较紧张且专科性较强,不宜参加以学分、参观为诱饵的商业性学习班,应按照各级各类人员的需求规定必学和选学内容,体现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实用性,学有所值。②利用现代技术与媒体参加CME。在通过常规途径做好CME工作的同时,还要充分利用现代技术与媒体参加CME活动。它不但解决了医务人员的工学矛盾,使学习者能跨越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而且可以提高学习的时效性,浓厚医院的学习氛围,夯实CME的内容,节约了人力、物力、财力。中医药的继承和创新是中医发展的基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创新是建立在认真学习和科学继承中医数千年来所形成的优秀理论和丰富实践基础之上的。中医医院通过开展CME活动,在突出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基础上,不断引入现代医学技术与成果,作为中医药发展的支撑条件,既坚持了中医药特色优势,又提高了中医医院综合诊治能力和中医药的现代化水平。 作者:刘颜谈发明单位:湖北省宜昌市中医医院暨三峡大学中医临床医学院 中医医学论文:社区特色中医医学教育研究 摘要:目的分析建立社区特色中医医学教学的方法,建立起有社区特色的中医医学教育。方法在本社区中开展有社区特色的中医医学教育的建设。主要方法为建立健康档案、开展社区宣传和动员、采用生动活泼的方式方法和创造良好社区环境等手段建立教育体系,分析其效果。结果通过社区特色中医医学教育的建立,社区居民对中医的理解更加深入,并且对中医的认同感有着明显提升,对中医满意程度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在社区中建立社区特色中医医学教育,能够明显提升居民对中医的认识,提高了身体素质,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较高社区使用价值。 关键词:社区特色;中医医学;教育研究 0引言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改革开放全面推进,人们的视野也变得开阔,社区化卫生服务分工日益明显[1]。建设具有社区特色的中医医学教育也逐渐被大家所接受。为了让有社区特色的中医医学教育能够得到较好建设,本文分析了我社区的建设方法。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在研究对象方面,需收集本社区相关资料。本社区为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二拨子社区卫生服务站,是一个中医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站,每年接诊患者30000余人次,中医门诊达20000余人次,针灸拔罐等中医技术治疗6000余人次,门诊个体化中医指导教育随时在接诊中进行。2013年被评为昌平区示范社区卫生服务站;2015年被评为昌平区中医特色示范站。每年为社区居民至少进行6场中医健康大课堂教育,出中医板报6期。 1.2建设方法 可以通过建立健康档案、开展社区宣传和动员、采用生动活泼的方式方法和创造良好社区环境等手段建立教育体系,具体方法如下。1.2.1建立健康档案可在社区中建立起健康档案,健康档案是掌握社区居民身体健康状况的一手资料,通过分析健康档案能够更好地了解到社区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更好地开展特色中医医学教育。在收集健康档案过程中,可针对性地对不同疾病、不同症型和不同身体状态的居民进行分类指导,使社区居民掌握中医健康保健知识,并且把这些学到的中医健康知识运用到生活当中去,可以起到预防慢性病发生和发展的作用,并且带动家人和身边的社区居民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并用常见常用而且物美价廉的中医药材和按摩等中医适宜技术手段来提高身体素质,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2.2开展社区宣传和动员可通过已经成为固定服务对象的社区居民,带领更多的居民积极参与到中医医学健康教育活动中。同时也可以和街道办以及居委会的工作进行紧密结合,抓住各种途径加紧宣传动员,并抓住有利时机,使用典型事例教育居民,起到更好的中医医学教育效果。1.2.3采用生动活泼的方式方法进行教学在教学方法上,可通过讲故事等方式来进行,让更多的居民可了解到自己身体状况,并可通过中医医学理论进行分析。而让居民通过学习到的中医知识分析自身状况,可更好地提升其对中医医学知识的兴趣,从而能够取得明显更加的效果。1.2.4创造良好社区环境将社区典型病例患者、慢性病患者及其家属作为重点教育对象,定期对其进行上门随访,了解和指导患者日常治疗、与患者沟通中医治疗方案、了解患者对社区中医治疗的建议等,让患者及家属能感受到中医特色及优势,体现社区卫生服务优势。 1.3研究标准 收集社区居民100例,对其进行中医教育满意程度和理解程度的比较。在社区特色中医医学教育体系建立前后,均使用自制的中医知识问卷和中医医学教学满意程度问卷进行评价,其满分均为100分。1.4统计学方法通过使用SPSS 19.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数据通过t检验,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P 0.05)提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通过社区特色中医医学教育的建立,社区居民对中医的理解更加深入,并且对中医的认同感有着明显提升,对中医满意程度明显增加. 3讨论 社区医学教育主要面向社区,目的在于为社区培养贴近社区服务、能为社区居民提供更优质综合卫生保健服务的人才[2]。社区医学教育还可渗透至初等医学教育、中等医学教育以及高等医学教育、医学成人教育等多个层次教育中。而建立完善的社区医学教育体系是培养高质量卫生人才、提高社区卫生服务整体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医学教育的发展方向[3]。而随着我国人民对中医关注度的不断提升,如何建立社区特色中医医学教育体系开始成为了社区卫生工作中的重点。本次研究中也显示,通过使用这一方法,能够明显改善社区特色中医医学教育体系质量。本社区居民对中医医学教育的满意程度和对中医知识的掌握程度均明显提升,使社区居民掌握到了丰富的中医健康保健知识,并且把这些学到的中医健康知识运用到生活当中去,对预防慢性病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并且能够积极带动家人和身边的社区居民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并应用常见常用而且物美价廉的中医药材和按摩等中医适宜技术手段来提高了身体素质,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较高社区使用价值。 作者:王在凤 单位: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医医学论文:谈论中医医学著作历史特征 本文作者:魏 群 单位:河南中医学院 现代中医论文作为科技论文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中医药科研、医疗、教学成果的重要载体。但是,由于现代科技论文过于强求规范化、标准化,无形中又限制了传统中医论文的写作和发展。这里,笔者试图对传统中医论文的历史特性作一回顾,以期引起人们对传统中医论文的再认识。传统中医论文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又受到社会历史的变迁和科学技术进步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它的流传方式与今有所不同,多散见于文史杂著或书籍之中。 1起于春秋,成于战国 传统中医论文的产生,其渊源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至迟在周代,医学从巫医部分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国家专门设有“医师”的官职,并规定有明确的职责。据《周礼•天官冢宰》[1]记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春秋左伟》[2]是记录春秋时代历史的史书,其中有对秦国医生缓与和的记载,不但记述了他们的高超医术,还有关于六淫致病的阐释:“天有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这是有关病因理论的最早论述。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思想空前活跃,出现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此时医学也有了相当的发展,有关医学的讨论逐渐深入。如秦国宰相吕不韦召集门客撰写的《吕氏春秋》[3],汇集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被称为杂家。其中有些篇章,如《尽数》、《本生》、《情欲》、《达郁》等篇,分别对人体生理、病理、养生、防病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如曰:“耳不可赡,目不可厌,口不可满,身尽府种,筋骨沈滞,血脉壅塞,九窍寥寥,曲失其宜,虽有彭祖犹不能为也(《情欲》)。”“凡人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藏六府,肌肤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气欲其行也。若此,则病无所居而恶无由生也(《达郁》)。”这些论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医学理论已有了比较成熟的认识[4]。据考证,在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医理论已初步形成。《黄帝内经》[4]的绝大多数篇章即成于此期间。该书非一时之言,撰述亦非出自一人之手,实际是古代医学论文的汇辑,这就是传统中医论文产生的始端。 2以论为主,各抒己见 传统中医论文的概念与现代不尽相同,现代的中医论文意义比较宽泛,传统中医论文尤其是古代中医论文专指医论。医论体裁以论为主,或阐发经旨,或辨别是非,或提出新论,或批驳旧说。所论内容与探讨的问题十分广泛,如基础理论、辨证诊法、治疗原则、各科疾病证治的阐述,有关医家、医著、医德、医事的评说。医论的发表形式大体有三,或附于医学著作之中,或整理成医论专著,或汇辑为论文集。 2.1附于医学著作中的医论古代有很多医论是附于医学著作之中的。例如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5],是作者根据《素问》、《针经》、《明堂孔穴》三书整理而成,主要侧重于讨论人体经络、俞穴和各种疾病的脉证及针灸疗法。在该书主体内容的前面则载录了16篇医论,如《精神五藏论》、《五藏六府阴阳表里论》、《营气论》、《阴阳清浊精气津液血脉论》、《奇邪血络论》等,全面论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再如唐•孙思邈《千金要方》[6]卷一之《论大医精诚》,金元医家张从正的《儒门事亲》[7]之《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朱丹溪《丹溪心法》之《不治已病治未病》,明•李中梓《医宗必读》[8]的《不失人情论》,清•徐大椿《医学源流论》[9]中的《用药如用兵论》等,都是附于医学著作中的古代医论名篇。 2.2医论专著宋元以后,中医学术不断发展成熟,一些医家根据自己的临床体验和学习心得,打破了“治病只有伤寒一派”的格局,各创新说,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如寒凉派、补土派、攻邪派、滋阴派、温补派等。繁荣的学术必然带来医学论著的发展,此时出现了许多医论专著,如刘完素的《三消论》[10],李东垣的《脾胃论》[11],朱震亨的《格致余论》[12]等。以朱氏《格致余论》为例,该书即是一部个人医论专著。全书共1卷,载医论41篇,从基础理论到临床治疗,从养生防病到正误、书评,无所不及,集中反映了朱氏“相火论”及“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术思想。另如元•王履撰《医经溯洄集》[13]亦为一部医论著作。全书共载医论23篇,是王氏对于温病与伤寒的辨析和对李东垣学说的探讨,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明清时代,医论著作发展到高峰。如明•张介宾《质疑录》[14]是其晚年的一部医论专著。该书共载医论45篇,是专为纠正前人之谬而著:“论辨之,以正其失”,故题曰“质疑录”。又如清•徐大椿《医贯砭》[15],全书共2卷凡30篇,对赵献可的《医贯》[16]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批驳,语言极为犀利。此外较为著名的医论专著还有明•孙一奎的《医旨绪余》[17],戴思恭的《推求题意》[18],赵献可的《医贯》,清•章楠的《医学棒喝》[19],石寿棠的《医原》[20],吴鞠通的《医医病书》[21],王学权的《重庆堂随笔》[22],高鼎汾的《医学问对》[23],吴东晹的《医学求是》[24],程芝田的《医法心传》[25]等。 2.3医论文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唐大烈编辑的医论文集《吴医汇讲》[26]。该书打破了以往个人医论专著的模式,将众多医家的医论汇编在一起。在公元1792~1801年间每年出一卷,成为我国最早的具有医学刊物性质的书籍,几年间共刊载了江浙地区40多位医家的文章上百篇。文章编排不分门类,体裁亦不拘一格,有医学理论、专题讨论、验方交流及考据、笔记、书评等。其中主要论著有叶桂的《温症论治》,薛生白的《日讲杂记》,顾雨田的《书方宜人共识论》等。该书对当时的医药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也为中医药期刊的创办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3注重西学,推陈出新 明清之际,西方医学开始传入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随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兴起,渴望了解西方科学包括西洋医学,以改变中国现状。另有一些人,既通晓中医学,又想探讨西洋医学,试图将中西医学汇通起来。当时在上海、杭州、扬州、镇江等地都有中西医学研究会一类的组织。如丁福保在上海举办了“函授新医讲习班”,李晴生在镇江举办“自新医学堂”等。由于相互交流的需要,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创办医学刊物,以普及医学知识,交流学习心得,探讨研究结果。如周雪樵于1905年在上海办起了《医学报》,汪惕予于1908年在上海主办了《医学世界》,梁慎予在广州主办了《医学卫生报》,裘吉生、何廉臣在绍兴主办《绍兴医药学报》,丁福保1910年在上海主办了《中西医学报》,叶菁华在广州主办了《光华医事卫生杂志》等。这些刊物登载了大量文章,或介绍西洋医学知识,或探讨中西医学的异同,或交流学习与临证的体会。如著名教育家、史学家陈垣先生于1910年在《光华医事卫生杂志》上发表的“中医解剖学史料”,陈援庵1909年在《医学卫生报》上发表的“肺痨病传染之古说”,李祥麟1910年在《中西医学报》上发表的“鼠疫之历史”,曹炳章1917年在《绍兴医药学报》上发表的“中华药学源流考”等等,这些医学论文的发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医学的发展。由于期刊的出现,使医学论文有了相对稳定的载体和比较便利的交流形式,因此传统中医论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内容从开始的中西医比较进入了更深的研究层次,文章体裁也日趋多样,传统的医论、医案、医话等医学文体得到空前的发展和繁荣。到30年代末,传统中医杂志已发展到相当规模,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从而使中国的医学有了更大的进步,也为现代中医论文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医医学论文:中医医学新领域的探索 1基于临床观察对方证关联的探索 方证关系的临床研究主要是针对临床特定病证对不同方药效用所进行的比较观察,涉及方剂运用的证候规律及其安全、有效性评价等,较为多见的是基于临床资料运用相关数据分析技术对方药与病证关联规律所进行的探查。收集当代名老中医治疗流行性感冒医案72则,采用统计软件进行病因与中药、证候与中药、症状与中药之间的关联分析,结果发现:①从病邪来看,风邪所致流行性感冒与连翘、金银花和桂枝关联度较高,火邪与连翘和金银花、寒邪与桂枝和麻黄、暑邪与香薷的关联度较高;②从证候来看,风热犯表证与连翘、金银花、黄芩的关联度较高、风寒束表证与桂枝的关联度较高;③从症状来看,恶寒与麻黄、桂枝、荆芥、防风,发热与连翘、金银花、黄芩、柴胡,头痛与羌活、桂枝,喷嚏、鼻塞流涕与荆芥、防风、麻黄,咳嗽与桔梗、百部、黄芩、天花粉的关联度较高。龚燕冰等对2501例糖尿病病历数据库进行分析,从所涉及的122首中药方剂中选出使用频数最多的生脉饮、六味地黄汤和四君子汤3首,分析其与症状之间的关联关系,结果发现服用生脉饮的患者倦怠乏力、口干口渴、溲频尿多、肢体麻木、视物模糊、口渴欲饮、夜尿频多、气短懒言等症出现的频率较高;服用六味地黄汤的患者倦怠乏力、口渴欲饮、视物模糊、夜尿频多、口干口渴、肢体麻木、气短懒言、腰膝酸软等症出现的频率较高,且这些症状之间存在多重相关的关联关系。李欣等基于文献回顾及课题组前期临床数据,运用经典统计和数学集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寻常型银屑病血热证与所用方药的相关性,结果显示荆芥、白芍、白鲜皮、蜈蚣、全蝎、苦参、金银花、土茯苓、蛇莓、牡丹皮、生地黄、重楼、赤芍、地肤子、莪术等药味用于治疗寻常型银屑病血热证均为强同势,提示以上中药与寻常型银屑病血热证之间具有较高的关联性。一项从方证对应及疗效关系的角度进行的临床循证研究以冠心病心绞痛的中医气虚血瘀证和痰瘀互阻证为切入点,选择中成药参芍片和丹蒌片,其中气虚血瘀证和痰瘀互阻证的方证对应组分别给予参芍片+丹蒌片模拟剂和丹蒌片+参芍片模拟剂,二证的方证次对应组则分别给予丹蒌片+参芍片模拟剂和参芍片+丹蒌片模拟剂(模拟剂在外观形状、大小、颜色、重量及包装外观上均与真实的参芍片和丹蒌片完全相同),西药对照组给予双模拟剂,各组均治疗28天。结果发现经验中的方证对应组在心绞痛缓解、中医证候、生活质量、炎症因子、斑块因子、血栓因子改善等方面均显著优于方证的次对应组及常规西药组,从循证医学的角度论证了中医方证对应及其辨治经验。 2基于文献信息对方证规律的探查 随着对“方证相关”概念的认同,方药文献学的研究正在从以往只是关注方药配伍,开始转向对方与证及其之间对应规律的探讨。有研究以《中医方剂大辞典》中活血祛瘀方为对象,对所收集的历代活血化瘀方的信息进行标准化处理后,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在获得此类方剂的主治病证(病名、证候、症状、病机等)和方药内容(高频药物/药对/药团、基本配伍结构、类别、剂型、用法)的基础上,首次对其中的方药要素与方证要素的关联性进行研究,以发现历代活血祛瘀方中蕴存的“证—法—方—药”关联规律。此后又有研究以类方为对象,对柴胡类方的界定和《中医方剂大辞典》柴胡类方的收集及其方药(方名、方源、药物、剂量、剂型、用法)和病证(病因、病机、病名等)要素进行规范化处理的基础上,建立柴胡类方的方证信息数据库,运用频次分析、关联规则、聚类分析等方法,从不同角度探查柴胡类方的方药证治规律。刘芳等以古方乌梅丸为切入点,通过对其历代证治的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与数据分析,发现该方的应用规律。路振宇等应用数学状态空间理论,在建立阴阳球—八纲三级结构系统模型的基础上,基于不同药物在寒热、表里、虚实不同维度上的作用趋势给予赋值,对《伤寒论》中常用的73味中药和112首方的空间质点矢量位置及其变化规律进行表征,试图在八纲证治的模型框架中通过药、方、证的空间质点中的位置变化来直观呈现《伤寒论》方的方证对应规律。 3基于“以方测证”对证候模型的辨识 “以方测证”作为证候模型研究的一种思路被广泛沿用至今。王文萍等采用持续缺氧的方法复制慢性间歇性缺氧小鼠模型,选择体重、摄食量、自发活动及心电图等指标,观察补气养阴方剂生脉散对该模型作用,通过其有效性以判断该模型的中医证候的属性。李俊丽以甲状腺片悬液灌胃复制肾阴虚大鼠模型,观察该模型和经左归饮作用后的模型大鼠的肝、肾、血中的蛋白组学的变化,以探讨肾阴虚证的分子内涵及左归饮方所作用的蛋白靶标。这种根据“方因证而效”的经验,通过相关方药对模型干预的有效性以论证模型证候类属,在思路上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研究中缺乏公认的疗效标准和排他性的组别设计,在方法学上曾受到质疑。鉴于此,近年出现了基于“异方同证”探查证候模型的研究思路,即针对某一待测病证模型,通过比较、评价多个相关验方对该模型作用的综合效应,以获得该模型的中医证候属性。如在复制二甲基亚硝胺(DMN)诱导的大鼠肝纤维化模型的基础上,比较茵陈蒿汤、茵陈五苓散和栀子柏皮汤对该模型的防治效应,综合分析发现茵陈蒿汤对该模型效应最好,并根据方证关联性原理推测该模型属于中医湿热证候的研究。有研究从“同方异证”角度,通过比较同一方剂作用于不同病证模型或同一疾病不同阶段的证候模型后的效应,以辨识或判断被研究模型的中医证候属性。如在用去势法、羟基脲法及利血平法分别复制大鼠两个肾虚模型、脾虚模型的基础上,大鼠尾根部皮下注射Ⅱ型胶原与不完全弗氏佐剂混合物诱导出关节炎(CIA)的不同中医证候模型,之后均给以益肾蠲痹丸灌胃处理,结果发现益肾蠲痹丸对两个肾虚证、脾虚证、单纯性CIA四个模型大鼠均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其中以对两个肾虚证CIA大鼠的治疗作用较优,尤以对去势法肾虚证CIA的治疗效果最佳,推测去势法肾虚证CIA模型与关节炎肾虚证更相符。另有研究采用高脂高糖喂养大鼠4周后腹腔注射链脲佐菌素(STZ)制备糖尿病大鼠模型,以空腹血糖、随机血糖、血清总胆固醇、甘油三酯、糖化血清蛋白、胰岛素、胰高血糖素以及胰腺病理变化为效应指标,比较滋阴方(增液汤)、益气养阴方(生脉散)、滋阴补阳方(肾气丸)对不同时期(4、8、12周)模型大鼠干预后的效果,结果发现不同方药对不同时期模型的干预作用有明显差异,其中肾气丸、生脉散、增液汤分别对Ⅰ期、Ⅱ期、Ⅲ期具有较好的干预效果,由此推测此模型的初期(Ⅰ期)偏于阴阳两虚,中期(Ⅱ期)偏于气阴两虚,后(期Ⅲ期)偏于阴虚。 4基于“以证探效”对类方效应的评价 方剂的药理研究通常涉及到效应评价和机理探查两个方面,以往研究大多是选用正常和疾病模型动物作为研究对象。但在中医“方证相关”的原理中“方效依证而显”,即方剂效用与其作用对象(证候)具有密切关系。目前这一概念正在影响方剂药理学的研究取向,表现为研究中更加关注对中医证候或病证结合模型的选择,通过对病证内涵与方药效用相互印证来探查方药作用机理的思路。如胡小勤等在以往单一的缺血性脑卒中模型观察的基础上,通过建立该病的气虚血瘀证模型,选择糖代谢、脂代谢、血液流变学及脑细胞凋亡等多项指标,比较补阳还五汤和黄芪桂枝五物汤对该病证模型大鼠的防治效应,以探讨体现不同治法的方剂在效应上的差异。另有研究运用血清药理学方法和蛋白质组学技术,比较分析正常人、高血压病气虚血瘀证患者、高血压病气虚血瘀证患者口服补阳还五汤后的不同含药血清对体外培养人脐静脉血管内皮细胞株(CRL-1730)蛋白组学的影响,结果发现与健康对照组比较,高血压病气虚血瘀证患者血清作用的内皮细胞的30个差异蛋白中有16/14个蛋白上调/下调;与高血压病气虚血瘀证组比较,服用补阳还五汤的血清作用的内皮细胞的14个差异蛋白质中有9/5个上调/下调,其差异蛋白的功能多与细胞凋亡有关,为认识高血压病气虚血瘀证的内涵和补阳还五汤调节凋亡作用机制提供了一定的蛋白组学依据。高月等运用基因、蛋白及代谢组学技术,在作用对象的整体、细胞及分子和方药的全方、有效部位及组分不同层面上,观察补血方四物汤对辐射损伤、化学损伤及综合放血引起的不同血虚证模型的作用,以探查补血名方四物汤的补血效用机理及其物质基础,该研究则较为集中的反映了这一领域中多角度、综合运用多种技术的特点。 5对方证关联现象的论证及其内涵的探讨 利用同一病证模型比较不同方药的作用异同以论证经验中的方证对应关系,正在成为方证相关领域的主要探索。严蓓等采用丙肾上腺素注射+剥夺睡眠的方法复制气阴两虚证心肌缺血性大鼠模型,运用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GC-TOF/MS)检测技术,比较分析生脉注射液、丹参注射液和普萘洛尔对该模型大鼠的心肌病理、血浆ET及代谢组学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从PLS-DA散点图还是从内源性化合物变化个数来看,生脉注射液的疗效都优于其他两种药物;研究还发现代谢物组学的变化与心血管和睡眠密切相关的指标内皮素-1的变化相一致,生脉注射液的作用与调节能量代谢、脂代谢、氨基酸代谢等多条代谢途径有关,为生脉散与气阴两虚证(心肌缺血)对应及其机制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基于中医证候的外观表征特点,将中医证候与实验室指标结合以综合评价疗效是此类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方面。如以血压、面部温度、抓握能力及狂躁打斗等为综合指标,比较羚角降压方、天麻钩藤方、金匮肾气方对灌服附子汤、盐水+注射麻黄碱诱发的高血压肝阳上亢证大鼠模型的干预效应,结果发现天麻钩藤方、羚角降压方均能缓解大鼠的狂躁症状,改善“腰膝酸软”、“面部烘热”,降低收缩压;金匮肾气方虽可缓解模型大鼠的“腰膝酸软”症,改善其毛色,但不能缓解躁狂症状,也没有降压作用,表明天麻钩藤方和羚角降压方有平肝潜阳的作用,与该证模型具有较高的关联性。另有研究在复制肝郁脾虚证大鼠模型的基础上,系统观察柴胡疏肝散、四君子汤、柴疏四君汤对该模型的外观表征和包括胃肠系统在内的多个系统的生理、病理指标的影响,发现此3方对于肝郁脾虚模型均有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其中以柴疏四君汤的效果最佳,表明柴疏四君汤与肝郁脾虚证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为全面认识中医肝郁脾虚证及其方证相关的现代内涵提供了一定的客观依据。还有研究通过复制中医肝郁、脾虚、肝郁脾虚模型,比较柴疏四君汤对此3个模型作用的效应差异,从“同方异证”角度来探查中医方证的关联性及其生物学内涵。网络药理学是将药物作用网络与生物网络整合在一起,分析药物在此网络中与特定节点或模块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理解药物和机体相互作用的一门科学,为中医方证内涵的认识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牛旭艳等[37]以热证类风湿性关节炎(RA)为切入点,运用定向文本挖掘,筛选出治疗RA热证的常用中药(黄柏、知母、苍术、牛膝),通过PubChem小分子化合物数据库检索到该4种中药的有效成分涉及到的人类活性靶蛋白,通过比较分析获得典型RA热证患者与正常人的外周血CD4+T细胞的差异基因,进一步利用IPA生物分析软件,分别构建针对RA热证的中药靶标蛋白及RA热证相关基因的相互作用网络,比较分析二者的生物学通路的异同来探讨“药—证对应”的机制。李梢等从生物网络调控的角度探查中医寒/热证与热/寒方药关联的生物网络,从临床医学数据库的4000多种被详细描述的疾病中筛选出21种寒证和38种热证的相关疾病,比较寒证与热证相关疾病的致病基因分布,发现热证相关疾病的致病基因显著分布于细胞因子通路,两组疾病的共同致病基因显著分布于神经递质通路;网络拓扑结构分析发现寒、热证生物分子网络具有无标度特性;以寒、热证网络中的多个关键节点作为靶点,比较寒、热方剂对类风湿性关节炎大鼠的干预效应,结果发现热性药(附子、白术、桂枝、卷柏)作用于寒证网络节点,而寒性药(苦参、黄柏、青风藤、萆薢)主要作用于寒证和热证的网络节点。虽然此类研究的结果与中医方药—病证内涵的真实联系还有待全面论证,但作为一种思路具有借鉴意义。此外,基于中医证的时间演变特性对变化中的证进行方药动态干预以探讨方证关系的研究,通过对疾病背景下的证候分布规律,特别是在了解其证随时间演变的规律的基础上,探查相关方药干预效应及其药物进退规律的研究,将有助揭示方证关系的科学内涵,并孕育对病证结合辨治规律认识的突破。 6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综上,有关方证相关内涵的各类研究正在推进该领域的发展,其中从方药文献和临床辨治经验的角度探查方证关联的内容将为认识方证关系提供经验依据;基于方证关系中“方证异同”的经验,从“同方异证”和“异证同方”不同角度开展的“方证相关”的临床和实验研究,为论证中医的方证对应提供了客观实证依据;而基于系统生物学,综合运用现代多种分析技术,特别是在系统、器官、组织细胞及分子多个层面上围绕方证关联及其内涵的探查,则将推进对中医辨证论治科学内涵的全面揭示。目前该领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①在方证关联的临床观察中,除了排他性组别的设计受到伦理学限制外,还存在诸如辨证的模糊性、患者样本的不均衡性、疗效评价不统一等需要解决的问题;②在方证规律的文献研究中,除了受到古代方药文献中有效信息缺失的限制外,还面临文献搜集不全、资料处理不规范、方证关联规律分析适宜方法的选择等问题;③在基于“以方测证”对证候模型的研究中,由于中医证候内涵目前还不清楚,有关证候模型的复制方法、内涵表征、模型效用等均有待进一步评价;④在“以证探效”对方剂效应及机理的研究中,存在诸如适宜模型的选择、效应指标与中医证候的关联性、多指标的综合效应评价等问题;⑤方证关联及其内涵的研究中,除了可利用的中医证候模型太少外,诸如如何选择适宜的关联病证及关联方药作为研究切入,如何设定方证关联探查的维度或范围,如何判断方证之间的关联大小,如何在整体—系统—器官—组织及分子不同层面及其相互联系的角度来认识方证关联的内涵等均是有待探讨的课题。由于中医病证系统、方药系统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引入系统生物学方法及复杂数据的分析技术正在成为该领域研究的趋势。同时,中医病证涉及到整体、系统、器官、组织、细胞及分子等不同生物学层面,方药则涉及到药味、部位/组分、成分等不同的物质层面,对其关联效应的探查则可能因目标不同而有药理作用谱和化学指纹图谱不同方向上的侧重。方证关联探讨的结果最终如能在这两个方向上实现逻辑对接,无疑将成为对中医辨证论治科学内涵的完美论证。 作者:刘进娜谢鸣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国家重点方剂学学科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11号 中医医学论文:中医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探讨 1借助病案,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 由于学生没有接触过临床,对于课堂教授的理论知识,在临床上是否用得上存有很大的疑问。因此选择病案式教学,通过病案实例,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病案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针对所讲授理论知识的重点难点,选择合适的病案,根据教学要求,引导学生灵活运用理论知识,从疾病的临床特征到诊断治疗,使得基础知识转化为临床思维能力,有助于学生知识的巩固和能力的培养。 2契合大纲,选择并编制病案 在病案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围绕教学大纲中的要求,精选并设计、编制病案,使得病案教学能够成为理论教学的良好补充。首先,在病案的选择上,要经典、准确、简单,一个病案能说明一个问题即可。其次,针对所讲授的疾病的关键知识点选择病例,针对大纲要求的知识点,对病例进行编辑,尤其是对典型症状、关键时点等学生易混淆的知识点进行突出描述,有利于学生记忆知识点。再次,根据学生水平、教学层次要求,应用名医医案,提出问题-启发-讨论-总结,提高学生综合应用能力。在医学课程的教学课程中,不仅要教学生掌握疾病的诊断要点治疗方案,还要对学生的诊疗能力进行培养。病案教学就能够很好地对理论教学进行补充,充分利用病案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临床诊疗能力。 3病案式教学与启发式教学相结合,注重学生能力培养 病案式教学的关键在于应用关键知识点,分析典型病例,有利于学生记忆知识点。与理论知识教授的方式不同,病案式教学要以启发式教学为主,以学生为主体,重点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以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开创思维为主要目的。理论知识教授由于授课内容较多,所以以课堂讲授为主,为了使学生全面掌握疾病发生发展、诊断治疗的基本理论,通过教师提出病例,学生进行讨论等多种方式,避免理论课中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可以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率。 4通过引用病案,角色扮演,增加学生学习兴趣,锻炼学生实践能力 由于现在患者难以配合,在示教课过程中,学生缺乏临床实践的锻炼,也难以与患者进行良好的沟通和交流,如何达到示教课的教学目的也是老师需要思考的问题。在示教课中,通过引用病案,以角色扮演的方式,可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可以达到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目的,是值得推荐的教学方式。在此过程中,引用的病例要经过精选,主要是以患者的就诊情形为主要模拟景象,进一步提高患者临床能力培养的要求。 5结语 综上所述,如何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临床能力是目前医学生的教育培养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临床思维是临床能力的优秀和基础,是对医学知识和医疗经验进行合理运用的认识活动。中医学教育除了要培养学生医学科学基础知识.对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也是医学教学的重要目标。恰当的运用病案,运用病案导入式教学方法,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中医辨证思维的培训,有助于切实提高学生临床思维能力,使学生实现认识的飞跃,实现角色的转换,尽快由学生进入医生角色中。 作者:马秀兰马建萍单位: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中医医学论文:中医医学生临床能力培养 高等中医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应用型中医人才,中医人才的服务地点是医院,服务对象是病人。因此,中医院校所培养的医学生应具有较强的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才能适应临床工作的需要,才能受到医院和病人的欢迎。但是,现阶段中医医学生的临床能力与医院需要尚有较大差距。因而提高中医医学生的临床能力,是中医教学改革中值得研究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加强临床能力的培养不能简单地把临床能力理解为临床操作能力,还应包括应用临床基本理论和知识,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临床思维能力等内容,具体而言,包括问病、查体、书写医疗文书、接待处置病人、手术基本操作能力。为此,我们就如何增强中医医学生的临床能力培养提几点看法。 1转变观念,进行课程改革 中医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职业道德,较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较坚实的中医学基础理论,较强的临床分析和思维能力,较熟练的专业实践技能和较扎实的解决临床实际问题能力的临床中医师。中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临床疗效是中医生存、发展及长盛不衰的生命力所在。而高等中医教育却忽视临床能力的培养,部分中医高等院校还出现了医教分家的奇怪现象,部分教师缺乏临床机会和临床经验,使部分教材编写不规范,内容高度重复,相同的内容在中医基础理论中有,在临床各科又重复出现,课堂教学内容与临床脱节。因此中医教育必须以“实践为本”,进行课程结构改革,规范教材,更新教学内容,加强技能培养,已势在必行。针对临床基本操作教学中出现的盲目性、随意性及缺乏理论指导等弊端,可以设立临床实验技能课,系统学习基础性和普遍性的诊疗操作技能,并进行规范的操作训练,训练内容可包括基本的护理、常见的诊疗技术、常见手术的基本操作等,从整体上提高医学生的专业技术素质。 2革新思想,改进教学方法,注重能力培养 过去几年高等中医教育以“课堂、教师、教材”为中心,长期以来采用“灌输式”教学方法,学生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是在课堂里度过。医学生在完成基础和专业理论学习后进入临床实习,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被割裂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阶段,临床实习仅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期间学生实践的时间、机会都较少,因此,学生的临床能力未得到满意地培养。现代中医教育应实现以学生为主体、以实践为重点,应以临床技能、临床思维能力培养为重点,理论教学应紧密结合临床实践。 2.1以临床问题为中心教学临床贯穿于教学过程的始终,将课堂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合二为一,理论学习与临床实践融为一体。激发医学生兴趣的莫过于临床问题,让学生先接触到真实的病人和病情,使医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改灌输式教学法为启发式教学法,提前将思考内容交给医学生,每节课优秀内容都适时展开提问和讨论。让医学生带着疑问听课,带着兴趣思考,不仅对所讲内容加深了印象,加深了理解,而且锻炼了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教学中应增加见习时间及床边教学机会,使医学生的理论知识更好地与临床实际结合,锻炼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改变以往见习以听为主的局面,增加医学生的参与意识与动手机会。通过让学生尽早和更多地接触到临床,让学生耳濡目染,体验医护人员性质,体验中医的社会价值,加深对中医学术思想和辨证思维的认识,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临床水平和巩固专业思想,还可将枯燥乏味的中医理论知识、概念在生动、直观的临床过程中加深理解,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从而强化了理论教学的效果。 2.2临床带教、临床实习应突出能力培养临床教学过程中,应安排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临床经验的教师担任带教老师,根据课堂教学的进度,针对学生的特点,针对性地指导学生临床实践。要改变以往带教病种和病例的随意性,老师带教前有充分准备,结合讲课内容准备好典型病例,并将病种和有关操作内容预先告诉学生,让学生在见习前能针对性地进行预习和准备,这样的示教有助于提高临床见习的效果。加强临床能力培养必须有从事大量临床实践的机会,要有足够的临床实践的时间和病种及操作训练来保证。在安排临床实习时,要在临床相关学科的临床科室进行轮转,并进行专科训练。只有在大量的临床实践活动中,才能加深对所学书本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才能积累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不断提高临床工作能力。实习过程中,我们应让医学生在临床带教老师的指导下独立分管少量的床位,使医学生逐渐摆脱依赖心理,学会运用掌握的中医学基础专业知识,培养独立处理疾病的能力。 2.3加强正确的临床思维方法的培养我们发现,医学生通过同样的临床实践活动,却没有得到相同的效果。那是因为对待实践的态度不同,有的学生是有准备地参加实践,积极思考,而有的则没有准备,不积极思考,所以效果不同。因此,在临床实践活动中医学生一定要积极参与,善于动脑,要有意识有准备地去观察病人,训练获取信息能力、综合分析能力、辨析能力、口头表述、文字处理能力,通过对临床资料的分析,摸索正确的疾病诊断思路和治疗的内在规律。只有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深化,才能不断提高临床工作能力,锻炼临床思维能力,提高医学生的临床综合素质。 3调整考核侧重点,注重临床能力的评价 临床实习阶段是医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也是全面培养临床技能的最佳时期,临床能力培养是一个渐进与积累的实践过程。实习期间学生容易放松自我要求,加之过去的考核重理论、轻实践的导向,使医学生在实习中容易忽视临床技能的培养。因此,对临床能力的考核应贯穿每个培养阶段,考核内容的重点应加强对临床工作能力、临床知识及临床思维能力的考核。应通过制定临床能力考核的细则,规范管理,认真实施,保证评价工作真实可靠,采取平时经常考核和阶段考核,全面准确地评价医学生的整体临床能力与水平。同时,中医教育过程中,还应注意加强思想品德、医德医风、团结协作等综合素质的培养。应按照中医独特的培养和成才规律,通过对学生中医传统文化的培养和熏陶,提高医学生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素养,有利于培养医学生的中医辨证思维,稳定学生的中医专业思想;另一方面还应吸取现代科学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采用开放性研究态度,与时俱进,不断促进中医学术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培养出既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又能够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复合型中医人才。 摘要:论述了加强临床能力培养是保证高等中医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关键,指出临床能力包括运用临床基本理论和知识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临床技能与临床思维能力,提出应转变观念,进行课程改革,改进教学方法,注重临床能力培养以及调整考核侧重点,注重能力评价,加强中医医学生临床能力培养的,培养出既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又能够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复合型中医人才。 关键词:中医教育;临床能力 中医医学论文:中医医院临床检验医学教学分析 临床检验医学教学不仅仅是提供检验报告教学实践,还要求学生能够掌握针对检查项目的咨询服务,包括对结果的解释和为进一步的适当检查提供建议,对临床检验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前景。目前,临床检验医学教学改革势在必行,而基于问题的学习模式(Prob-lem-basedLearning,PBL)的引入为此提供了崭新的思路[1-2]。PBL教学法引导学生分析、综合、评价、思考,贴近临床检验医学的应用,培养了实习生的医学素养[3]。传统临床检验医学教学法侧重于各专业相关知识的传授,强调知识的系统性、知识体系的完备[4]。而忽视了对学生对于整个临床检验医学专业综合能力的培养[5],而PBL教学法能够弥补这些不足,中医医院检验科存在检验教学基础薄弱,带教经验不足的缺点,本院多数为中医科室,因此更需要与临床医护理人员沟通,使他们了解检验项目的检验要求和临床意义,才能从根本上对检验质量工作进行控制;以应对中医院检验科的工作。为改善评价PBL教学法在临床检验医学不同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效果,进行了如下研究。 1研究对象 以2013-2016年在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中心实习的医学检验专业同学(n=112)为研究对象,所有学生为均已完成全部课程学习的专科检验医学专业的实习生,结合的使用PBL教学法结合科室每周的培训工作,开展普通教学法和PBL教学法的对比研究工作。 2研究方法 采用PBL教学法,在授课老师的指导下,围绕教学材料中的内容,课前授课老师结合材料与实践设定若干问题,将学生分成7~8人的小组进行讨论,分析并解决设定的问题,问题内容来自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十二五”规划教材第四版《血液学检验》、《免疫学检验》、《生物化学检验》、《微生物学检验》。 3评价方法 3.1考试内容分为两部分,基础知识为需要记忆的基础内容,综合知识为各专业综合应用的知识。采用试卷考试的办法,考试为50道选择题,每题2分,共100分,《血液学检验》、《免疫学检验》、《生物化学检验》、《微生物学检验》各一份试卷,其中基础知识25题,综合知识25题;对每一届实习生入科实习时进行首次测试,在进行PBL教学完成以后,采用同样的考试模式,对学生进行再次考核。3.2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对教师、课程设置的认可评价,知识掌握和能力的培养的影响等。 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3.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分别进行2组成绩分布的正态性检验。计量资料采用(x_±s)描述,2组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例数(百分率)表示。结果1PBL教学前和教学后的考试成绩分析对比可以发现,教学前组在成绩区间以60~69分的学生为最多,教学后组成绩区间为70~79分的学生为最多(见表1)。PBL教学后总体成绩均高于教学前组,教学前组的总成绩为(67.05±0.48),教学后为(76.89±0.59),组间比较,P 0.05(表2)。表明PBL教学方法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总体成绩。PBL教学前后组实习生基础知识和综合知识成绩见表2。PBL教学后组实习生基础知识和综合知识成绩均显著高于PBL教学前组。尤其对于学科综合知识的掌握,提高的幅度优于基础知识的掌握,表明PBL教学方法可以改善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3四年四门课程平均成绩相对于PBL教学前学生成绩,PBL教学后免疫学、生物化学和血液学成绩显著提高,但微生物学成绩提高不明显。见图1。4问卷调查结果由研究者发放问卷,当场回收,共发放112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12份,回收率100%,经信度检验,可信度为0.99,学生认为老师准备的问题案例在PBL教学中起到关键作用,培养了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自己的学习兴趣。讨论本研究旨在比较PBL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的有效性。PBL教学法在医学教学中的应用学校仍处于初级阶段。PBL是一种教学方法,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方法进行研究[1,6],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特点,符合实习生在中医院检验科学习的特点,对检验结果的判读、审核,是基于实验数据的综合分析,通过PBL学习,实习生获得终身学习技能,通过本科室内部网络资源,可以获得中国知网等文献数据[7]。从本研究中可以发现,PBL教学法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成绩优于传同教学方法,对于一些比较抽象的学科,如微生物学,成绩提高并不明显,可能与微生物学学科特点有关,知识点多且比较分散[8-9]。研究还发现,该教学法很好地训练了学生综合能力,帮助其提高了综合考试的成绩。研究中也发现有些学生喜欢回答问题,能很快提供他们检索到的答案,而有些学生则易于害羞,害怕在课堂上说出不正确的答案,妨碍了教学效果,不利于其提高学习成绩[10]。带教老师应该注重同时鼓励正确和不正确答案的讨论,PBL教学法要求老师花更多的时间准备教学问题,对教师的教学也是一种考验。总之,PBL教学对实习生来说是非常愉快的学习体验。学习如何将知识应用于复杂的问题处理之中,为未来的进步打下基础。 作者:李中良 霍星星 张昌峰 刘漪 单位: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中心 中医医学论文: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医医学教育研究 摘要:中医是我国整个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证人们的身体健康方面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中医医学教育相关问题也开始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为中医医学教育带来千载难逢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对中医医学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带来诸多挑战。市场经济大背景下,还需要立足实际情况,对如何更好开展中医医学教育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从市场经济大环境对中医医学教育的影响入手,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医医学教育的有效途径进行重点研究,以期更好立足市场经济背景,寻找正确、科学的中医医学教育方向。 关键词:中医;医学教育;市场经济 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当前重要的经济体制类型,对不同行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经济与教育之间向来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不同阶段和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种经济制度的制定和执行等,都会对教育事业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在我国中医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同样会受到经济发展状态以及各种经济制度的影响。而面对现实经济条件,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也需要积极探索中医医学教育的有效发展途径。 一、市场经济大环境对中医医学教育的影响 经济与教育之间关系密切,经济环境也会对教育产生极大的影响。具体来看,教育事业肩负着培养大量优秀的人才,以更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重任。中医医学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学科之一,在开展各项教育教学活动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通过系统的教育和培养,不断提高不同个体在中医医学方面的文化素质和劳动能力以及劳动熟练程度等,从而更好地为各种实际建设任务服务,促进整体建设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在教育过程中,也需要提高对各种知识和科技成果的重视程度。经过长期的发展,多种中医理论和资源得到了较大的开发和利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现代化的思想和技术也开始被应用于中医理论和资源的开发之中。而在这一过程中,也需要借助系统的中医医学教育来不断促进相应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以更好将各种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科技成果等应用到实际的劳动生产过程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各中医院校则属于中医药科学研究和教育的中心,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必然会对中医医学教育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案产生一定的影响。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医医学教育存在一定的无法良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我国的中医医学教育历史悠久,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医医学教育也逐渐呈现出一定的滞后现象,无法很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例如,在专业设置方面,存在一定的专业结构设置不合理的情况,相应的专业结构在设置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医药科技发展以及人才市场对不同类型和专业中医药人才的实际需求,相应的专业设置缺乏针对性,没有很多好的针对市场以及各种中医药技术等。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医医学教育的有效途径分析 (一)进行科学的教育体制建设 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医医学教育,促进中医医学教育水平更上一层楼,首先需要积极地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和建设。针对以往中医医学教育体制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不适应现实经济条件的问题,还需要积极地立足中医医学教育的实际情况,逐步制定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制。针对市场经济的特点,注重对教育评估所具备的激励功能和导向功能予以应用,鼓励不同的中医类院校积极参与到激烈的投入与产出市场竞争之中。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不断对中医类院校的教育管理工作予以“倒逼”,促进其管理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升。首先,要做好在教育理念方面的更新。在中医医学教育中,要努力树立新型的教育观念,充分考虑到市场经济对中医医学教育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其提出的各种要求,从而制定完善的多方面对策,从专业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模式等多方面入手,进行积极的改革和优化。例如,在专业设置方面,在立足国家教委所制定的专业目录相关内容的基础上,积极对当前的经济发展状态以及对中医的市场需求情况进行全面的调研和科学分析,进而以相应的调研和分析结果为基础,依据社会的实际需求进行一定的自主专业设置,并上报国家主管部门备案。另外,考虑到市场经济环境下,人才交流频繁,大量人才的流动速度很快,并存在频繁的职业转换现象,在进行专业设置的时候,还要注意适当对专业口径予以拓展,以更好地增强毕业生的适应能力,为其更好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之中奠定良好的基础。在教学内容以及课程的设置方面,要注意充分考虑多方面的实际情况,包括人才市场的需求以及经济条件下的市场需求情况等。并针对实际情况,对具体的教学内容和课程进行适当的调整。 (二)注重教学实践和创业教育以更好适应市场经济环境 在中医医学教育过程中,要注意加强对教育与实际市场经济之间的紧密联系。密切观察市场经济的发展动态,并积极对相应的知识和技能等予以增加。加强中医药相关最新科技知识课程的设置以及建设,并加强中医药教材建设。尤其要注意在教材中对各种最新中医药科技成果予以收录和介绍、反映等,以及时更新学生的知识和技能储备,帮助其日后更好适合市场环境。另外,加强实践环节,在教学方法和办学模式上要注意加强实践环节。通过开展不同形式的实践活动,帮助学生实现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结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同的中医类院校可以积极建立固定的社会实践基地,并定期组织学生前往基地参与各种实践活动,从而为中医药大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供必要的场所和良好的条件。另外,加强对学生进行创业教育。首先,完善创新创业教学体系。开展创业教育,将创业教育融入到专业教学的计划设置、内容更新、方法改革、建设管理等环节,遵循创业教育基本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有效结合课堂教学与实践实训,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社会资源,创新教学方法。加强实践育人,支持学生科技创新与创业实践,提升创新创业能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营造全校创新创业氛围,积极构建学校“大创业”格局。其次,加强创新创业项目管理。以项目科学化、规范化运作为原则,加强培育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创业计划、创业实践项目等,按照小资金培育、梯次资助、不断推进的机制支持学生自主创新创业和师生联合创新创业。另外,积极构建创新创业实践平台。注重创新服务平台和创业实践平台建设,师生共享学校的省部级开放重点实验室,服务于创新创业重点项目;引导成立与专业人才培养相融合的校企联合培训机构,聘请校内外专家指导评价各院项目,选拔优秀项目给予基金支持和导师指导,进入校级创新创业孵化实战平台。 (三)对中医医学教育的管理体制予以改革和创新 以往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在管理体制方面,中医医学教育过程中采用的管理体制基本上是“五统一”体制。在这一体制模式下,相应的招生计划由国家统一颁布。不同中医类院校所使用的地方教学大纲以及教材内容也是相同的,此外,还采用统一教学、统一审批专业以及统一办学等模式。这样的管理体制下,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的教育教学效果,培养出一定的中医人才,但也容易导致人才培养单一情况的出现,导致相应的中医人才在参与到市场竞争中之后无法很好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甚至遭到市场的淘汰。为此,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医医学教育教学的水平,还需要在宏观控制的前提条件下,积极对中医医学教育的管理体制予以改革和创新。针对不同中医类院校的实际情况,给予一些学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打破以往“五统一”的办学模式,鼓励通过多种不同的渠道进行共同集资办学。在具体的办学方式上,可以采取学校与地方、学校与企业等联合办学等多种形式。例如,通过积极开展校企合作,在合作模式下,学校将作为企业的专业技术支撑单位,双方可以开展多方面的合作活动,包括联合培训中医药健康产业需要的高端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联合申报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和课题等。通过开展科研项目深度合作,共同探索中医药职业教育新方法、新模式,搭建企业“用人”和院校“育人”之间的桥梁,培养综合素质好的实用型医药人才。另外,也可以结合不同地区的智力引进工作,在中药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临床医疗、临床医技、康复和护理专业人才等方面全方位开展国内国际合作与交流。 作者:刘俊芳 单位: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中医医学论文: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医医学教育问题思考 摘 要:中医是我国整个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证人们的身体健康方面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中医医学教育相关问题也开始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为中医医学教育带来千载难逢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对中医医学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带来诸多挑战。市场经济大背景下,还需要立足实际情况,对如何更好开展中医医学教育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从市场经济大环境对中医医学教育的影响入手,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医医学教育的有效途径进行重点研究,以期更好立足市场经济背景,寻找正确、科学的中医医学教育方向。 关键词:中医;医学教育;市场经济 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当前重要的经济体制类型,对不同行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经济与教育之间向来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不同阶段和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种经济制度的制定和执行等,都会对教育事业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在我国中医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同样会受到经济发展状态以及各种经济制度的影响。而面对现实经济条件,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也需要积极探索中医医学教育的有效发展途径。 一、市场经济大环境对中医医学教育的影响 经济与教育之间关系密切,经济环境也会对教育产生极大的影响。具体来看,教育事业肩负着培养大量优秀的人才,以更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重任。中医医学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学科之一,在开展各项教育教学活动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通过系统的教育和培养,不断提高不同个体在中医医学方面的文化素质和劳动能力以及劳动熟练程度等,从而更好地为各种实际建设任务服务,促进整体建设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在教育过程中,也需要提高对各种知识和科技成果的重视程度。经过长期的发展,多种中医理论和资源得到了较大的开发和利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现代化的思想和技术也开始被应用于中医理论和资源的开发之中。而在这一过程中,也需要借助系统的中医医学教育来不断促进相应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以更好⒏髦肿钚碌目蒲Ъ际踔识和科技成果等应用到实际的劳动生产过程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各中医院校则属于中医药科学研究和教育的中心,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必然会对中医医学教育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案产生一定的影响。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医医学教育存在一定的无法良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我国的中医医学教育历史悠久,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医医学教育也逐渐呈现出一定的滞后现象,无法很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例如,在专业设置方面,存在一定的专业结构设置不合理的情况,相应的专业结构在设置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医药科技发展以及人才市场对不同类型和专业中医药人才的实际需求,相应的专业设置缺乏针对性,没有很多好的针对市场以及各种中医药技术等。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医医学教育的有效途径分析 (一)进行科学的教育体制建设 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医医学教育,促进中医医学教育水平更上一层楼,首先需要积极地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和建设。针对以往中医医学教育体制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不适应现实经济条件的问题,还需要积极地立足中医医学教育的实际情况,逐步制定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制。针对市场经济的特点,注重对教育评估所具备的激励功能和导向功能予以应用,鼓励不同的中医类院校积极参与到激烈的投入与产出市场竞争之中。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不断对中医类院校的教育管理工作予以“倒逼”,促进其管理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升。首先,要做好在教育理念方面的更新。在中医医学教育中,要努力树立新型的教育观念,充分考虑到市场经济对中医医学教育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其提出的各种要求,从而制定完善的多方面对策,从专业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模式等多方面入手,进行积极的改革和优化。例如,在专业设置方面,在立足国家教委所制定的专业目录相关内容的基础上,积极对当前的经济发展状态以及对中医的市场需求情况进行全面的调研和科学分析,进而以相应的调研和分析结果为基础,依据社会的实际需求进行一定的自主专业设置,并上报国家主管部门备案。另外,考虑到市场经济环境下,人才交流频繁,大量人才的流动速度很快,并存在频繁的职业转换现象,在进行专业设置的时候,还要注意适当对专业口径予以拓展,以更好地增强毕业生的适应能力,为其更好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之中奠定良好的基础。在教学内容以及课程的设置方面,要注意充分考虑多方面的实际情况,包括人才市场的需求以及经济条件下的市场需求情况等。并针对实际情况,对具体的教学内容和课程进行适当的调整。 (二)注重教学实践和创业教育以更好适应市场经济环境 在中医医学教育过程中,要注意加强对教育与实际市场经济之间的紧密联系。密切观察市场经济的发展动态,并积极对相应的知识和技能等予以增加。加强中医药相关最新科技知识课程的设置以及建设,并加强中医药教材建设。尤其要注意在教材中对各种最新中医药科技成果予以收录和介绍、反映等,以及时更新学生的知识和技能储备,帮助其日后更好适合市场环境。另外,加强实践环节,在教学方法和办学模式上要注意加强实践环节。通过开展不同形式的实践活动,帮助学生实现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结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同的中医类院校可以积极建立固定的社会实践基地,并定期组织学生前往基地参与各种实践活动,从而为中医药大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供必要的场所和良好的条件。 另外,加强对学生进行创业教育。首先,完善创新创业教学体系。开展创业教育,将创业教育融入到专业教学的计划设置、内容更新、方法改革、建设管理等环节,遵循创业教育基本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有效结合课堂教学与实践实训,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社会资源,创新教学方法。加强实践育人,支持学生科技创新与创业实践,提升创新创业能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营造全校创新创业氛围,积极构建学校“大创业”格局。其次,加强创新创业项目管理。以项目科学化、规范化运作为原则,加强培育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创业计划、创业实践项目等,按照小资金培育、梯次资助、不断推进的机制支持学生自主创新创业和师生联合创新创业。另外,积极构建创新创业实践平台。注重创新服务平台和创业实践平台建设,师生共享学校的省部级开放重点实验室,服务于创新创业重点项目;引导成立与专业人才培养相融合的校企联合培训机构,聘请校内外专家指导评价各院项目,选拔优秀项目给予基金支持和导师指导,进入校级创新创业孵化实战平台。 (三)对中医医学教育的管理体制予以改革和创新 以往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在管理体制方面,中医医学教育过程中采用的管理体制基本上是“五统一”体制。在这一体制模式下,相应的招生计划由国家y一颁布。不同中医类院校所使用的地方教学大纲以及教材内容也是相同的,此外,还采用统一教学、统一审批专业以及统一办学等模式。这样的管理体制下,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的教育教学效果,培养出一定的中医人才,但也容易导致人才培养单一情况的出现,导致相应的中医人才在参与到市场竞争中之后无法很好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甚至遭到市场的淘汰。为此,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医医学教育教学的水平,还需要在宏观控制的前提条件下,积极对中医医学教育的管理体制予以改革和创新。针对不同中医类院校的实际情况,给予一些学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打破以往“五统一”的办学模式,鼓励通过多种不同的渠道进行共同集资办学。在具体的办学方式上,可以采取学校与地方、学校与企业等联合办学等多种形式。例如,通过积极开展校企合作,在合作模式下,学校将作为企业的专业技术支撑单位,双方可以开展多方面的合作活动,包括联合培训中医药健康产业需要的高端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联合申报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和课题等。通过开展科研项目深度合作,共同探索中医药职业教育新方法、新模式,搭建企业“用人”和院校“育人”之间的桥梁,培养综合素质好的实用型医药人才。另外,也可以结合不同地区的智力引进工作,在中药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临床医疗、临床医技、康复和护理专业人才等方面全方位开展国内国际合作与交流。 中医医学论文:合理应用病案教学法培养中医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 【摘要】 在医学教学过程中,如何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提高教学效果是教学的重要目标。在教学过程中合理应用病案教学法,结合教学大纲,针对性的选择和编制大纲,并运用讨论,角色扮演等方式,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 中医;医学生,病案教学法,临床思维 在中医临床学科的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是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只有掌握了科学的临床思维方法,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临床工作,成为合格的医生。如何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临床思维能力的培训,是教学中的难点。将病案教学法与理论知识相结合,现将几点认识总结如下。 1 借助病案,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 病案教学法起源20世纪初的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经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推广和完善,已成为一种成熟的教学方法。在医学教学课堂中,病案教学法的应用,是围绕一个常见病的典型病例,由教师指导启发,学生进行诊断、鉴别诊断,并提出治疗意见的一种教学方法。运用病案教学,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帮助学生掌握和运用基础知识,提高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由于学生没有接触过临床,对于课堂教授的理论知识,在临床上是否用得上存有很大的疑问。因此选择病案式教学,通过病案实例,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病案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针对所讲授理论知识的重点难点,选择合适的病案,根据教学要求,引导学生灵活运用理论知识,从疾病的临床特征到诊断治疗,使得基础知识转化为临床思维能力,有助于学生知识的巩固和能力的培养。 2 契合大纲。选择并编制病案 在病案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围绕教学大纲中的要求,精选并设计、编制病案,使得病案教学能够成为理论教学的良好补充。首先,在病案的选择上,要经典、准确、简单,一个病案能说明一个问题即可。 其次,针对所讲授的疾病的关键知识点选择病例,针对大纲要求的知识点,对病例进行编辑,尤其是对典型症状、关键时点等学生易混淆的知识点进行突出描述,有利于学生记忆知识点。再次,根据学生水平、教学层次要求,应用名医医案,提出问题—启发—讨论—总结,提高学生综合应用能力。在医学课程的教学课程中,不仅要教学生掌握疾病的诊断要点治疗方案,还要对学生的诊疗能力进行培养。病案教学就能够很好地对理论教学进行补充,充分利用病案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临床诊疗能力。 3 病案式教学与启发式教学相结合,注重学生能力培养 病案式教学的关键在于应用关键知识点,分析典型病例,有利于学生记忆知识点。与理论知识教授的方式不同,病案式教学要以启发式教学为主,以学生为主体,重点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以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开创思维为主要目的。理论知识教授由于授课内容较多,所以以课堂讲授为主,为了使学生全面掌握疾病发生发展、诊断治疗的基本理论,通过教师提出病例,学生进行讨论等多种方式,避免理论课中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可以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率。 4 通过引用病案,角色扮演,增加学生学习兴趣。锻炼学生实践能力 由于现在患者难以配合,在示教课过程中,学生缺乏临床实践的锻炼,也难以与患者进行良好的沟通和交流。如何达到示教课的教学目的也是老师需要思考的问题。在示教课中,通过引用病案,以角色扮演的方式,可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可以达到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目的,是值得推荐的教学方式。在此过程中,引用的病例要经过精选,主要是以患者的就诊情形为主要模拟景象,进一步提高患者临床能力培养的要求。 综上所述,如何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临床能力是目前医学生的教育培养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临床思维是临床能力的优秀和基础,是对医学知识和医疗经验进行合理运用的认识活动。中医学教育除了要培养学生医学科学基础知识。对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也是医学教学的重要目标。恰当的运用病案,运用病案导入式教学方法,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中医辨证思维的培训,有助于切实提高学生临床思维能力,使学生实现认识的飞跃,实现角色的转换,尽快由学生进入医生角色中。 中医医学论文:中医医学模式的思考 【摘 要】 医学模式是对医学本质、医学思想的高度概括。本文主要从整体观念、以人为本、个体辩证和取法自然四个方面,讨论中医医学模式的主要内涵,并把中医医学模式总结为“天人整体医学模式”。 【关 键 词】 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中医医学模式;天人整体医学模式 医学模式(medicai model)是人类对健康与疾病总体认识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医学本质、医学思想的高度概括。医学模式是在医学实践活动和医学科学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每当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医学模式也必然会随之发生相应的转变,这种转变的终极目标是运用医学模式思想的指导,最大可能地满足人类对健康的追求。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的日益提高,生物医学模式的缺陷日见端倪,它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用孤立、静止的观点考察人体,把人体看成一架精密的仪器,越来越精细的分科,无法看到作为疾病的人的整体。所以,它无法解释有些疾病的心理、社会病因以及疾病造成的身心反应,无法解释生物学和行为学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各类致病因素中自然因素、环境因素、行为因素、心理因素等产生疾病的诸多因素构成比例已超过70%,生物因素不到20%。 中医学在其理论体系形成的同时树立起“天人相应”“形神合一”“因人制宜”“治病求本”的医学观念,但是后世并没有将其总结为某种医学模式。但在《黄帝内经》中明确提出了“医道”,是指导中医学发展方向和实践方法之意,其意义等同于医学模式。随着近年来关于西方医学模式变更的讨论及对中西医结合问题的探讨,中医学的医学模式逐渐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普遍认为中医学的医学模式具有以下几个主要内涵。 一、整体观念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整体论不仅强调事物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而且认为事物和世界的本源是一个整体,各个部分都是由整体分化而来的。中医学一贯遵循“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模式,认为虽然疾病从表面上看是身体上的不良现象,但疾病的发生还与所处的环境、心理等因素相关。要顺应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注重心身的相互沟通、相互协调,达到“天人相应”,和谐平衡。因此,中医学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十分重视自然、社会、心理因素对人体的影响。 二、以人为本 中医学的整体观是以“人”为优秀的整体观,始终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把人作为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思想属性的统一体来对待,把人的健康与疾病问题置于时间、空间、社会这个大环境中的优秀来认识和考虑,即从人的生命、心神(包括心理和思维)、环境(包括社会、自然、精神环境)相统一上来认识和调理人的健康和疾病。强调认识病要先认识人,治疗上主要依靠人体自身的康复能力,用药不过是借以调动人体自身组织的康复能力,调整重建体内外的平衡协调关系。从这个角度讲,中医学是“人医学”模式,注重的是人的健康,而不仅仅着眼于对“病”的防治。这种模式在发展水平上虽然还是朴素的,但在性质上比其他医学模式更符合人的实际。 三、个体辩证 中医学模式将“人”置于自然、社会整体的优秀,既注重人的群体共性,又注意区分个体差异,形成“辩证论治”的个体化诊疗模式。证是中医学诊断疾病、治疗疾病的依据,是疾病本质的反映。而导致证不同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体对病因的不同反映,也就是体质。重视人的体质以及差异性是中医学治疗疾病的特色。《素问·三部九侯论》说:“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通过对个体的灵活辩证,确立了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治疗观。所以,中医学模式不是就病论病、就人论人的孤立、呆板的医学观,而是以联系、发展、变化的观点来指导医学实践的。 四、取法自然 在治疗上,现代医学执掌的是“极端式思维”,追求的是“对抗性”策略,要么抑制“病灶”“扑杀”病源;要么“阻断”异变,“挖出”病变组织。中医学对待医学问题的总体指导思想是取法自然。治病方法主要以中药为主,也包括针灸、推拿、食疗、心理、体育等疗法,这些方法都是从自然着手来解决人的问题。其中中药以天然植物、动物、矿物为主,而其他疗法如针灸、推拿等,既不损害人体的自然结构及形态,也无明显毒副作用,属自然疗法范畴。中医治病并非着眼于病本身,而是运用自然之理、自然之法,以恢复人体的平和协调状态。 综上所述,中医学模式构筑于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观及其方法论之上,其中蕴含着丰富而合理的科学内涵。以上四点基本涵盖了中医学模式的主要精神。基于上述特点,笔者认为中医学模式可以概括为“天人整体医学模式”。这种模式能够从宏观和整体上运用联系、辩证、综合的方法把握健康与疾病问题。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在西方医学模式由单一转向复合的整体医学模式背景下,中医学的整体医学模式将显现出巨大的生命力,为人类生命科学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文学研究论文:乡土民俗文学研究论文 一、“风”与“俗”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强大塑造力 风俗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汉书》中记载:“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也就是说,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气叫“风”,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惯叫“俗”。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与精神意识的“塑造力”极其巨大和令人无法逃脱。民俗文化在人的俗常生活中,以其集体性、传承性、制度化、仪式化潜移默化地规约、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正因民俗文化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如此大的塑造力,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们在创作中都无法忽视它,而且会着力表现它。透过它展示人类生存的模式化、多样化,展示人适应社会中的妥协与抗争。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最富于魅力的艺术因素之一,就是民族生活之“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中外文学史上,有很多文学大师的创作堪称“风俗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被称为19世纪法国社会“风俗史”,通过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等的描写,全景式地展现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尚时俗”;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18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画卷”,它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语词典故、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俗、岁时、哲理宗教、诗歌韵文、戏曲、音乐、美术、游艺、地理等等风俗事象,为后人认识和了解这一时代风俗民情的全貌,提供了一面珍贵的“风俗宝鉴”。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历史往往只对轰轰烈烈的场面和突发事件感兴趣,而真正记录了风俗史的常常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文学家。 二、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结缘 审视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与民俗文化的结缘是作家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必然选择。近代以来,屈辱的民族历史深深印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西风东渐也逐渐唤醒了民族的自觉意识。当以科学和民主为主体精神的“五四”时代思潮风起云涌般席卷中国大地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者在关注乡土社会和人生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射到色彩斑斓的民俗文化上。乡土作家们将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作为独特的审美对象和表现中心,展现了“古老中国”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及命运变迁。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作家们走出了两条路径,一是由鲁迅开拓的“启蒙主义”路径:站在启蒙文化的思想高度,以现性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表现“人”和人的精神面貌,透视民俗背后历史积淀的滞重和国民精神的愚弱,以期改良人性,重铸国人灵魂;另一路径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文化认同”路径:站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既肯定原始文化的价值,又对本民族不无缺憾的历史文化积淀有所偏爱,希图在“固有之血脉”和并存的“历史惰性”之间找到一条重建民族文化之路。两条路径虽然使作品的审美风格迥异,但精神内涵是相通的:均指向国民性的改造与重构。 三、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密切关系 1.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与中国现代民俗学具有共通的审美品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俗事象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构成。民俗文化中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本身就极富审美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与“俗”往往成为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而唯其文学对民俗的描写最为传神。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描写中的风土人情正体现“民”与“俗”的辩证关系,并将“民”嵌入“俗”中,成为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共通的审美性,世界各国的民俗学研究,几乎都是从民间文学研究起步的。在相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基于现代乡土小说作家自觉的民俗审美意识和共通的审美品性,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呈现了鲜明的“文学化”倾向。 2.现代民俗学研究者的作家身份在现代文学与现代民俗学共同起步的阶段,很多作家一开始就成为民俗学的传播者和研究者。民俗学家钟敬文在《民俗周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数年来民俗工作的小结帐》中谈道:“……赵景深、郑振铎、傅彦长、张若尔诸君,对民俗学,都颇有相当的注意,虽然只限于民间文学和艺术方面。”一些现代作家以浓厚的兴趣开展了对民俗广泛、深入的研究,像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赵景深的《民间故事丛话》、《民间故事研究》、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郑振铎的《孟姜女》、《敦煌的俗文学》、台静农的《淮南民歌》等。对民俗学的深入研究,又有力促进了现代作家们对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及文学表现内容的拓展。鲁迅前期的一些著名小说,如《孔乙己》、《药》、《风波》、《阿Q正传》、《社戏》、《祝福》等,涉及众多民俗事象,是现代作家对民俗的清理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的最佳体现。 3.文学期刊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文学期刊参与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与传播,也为现代作家民俗文化视野的形成、创作视界的拓展提供了积极帮助。例如,《青年杂志》曾与《民俗》杂志合作开展风俗调查,并开辟“社会调查”专栏;《小说林》、《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月报》等都辟出一定的版面介绍民俗学;《野草》杂志推出了叶德均的“风俗专号”;《语丝》刊发了大量的民俗学文章。《现代评论》也十分关注民俗学发展的动向,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就发表在他主持的《现代评论》上。 四、结语 现代民俗学与现代乡土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良性互动,为从民俗文化视角研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从创作主体来讲,作为民俗个体,作家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民俗文化环境中。民俗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制约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且能够激发主体的创作灵感和审美激情。其次,对民俗文化的观照,也折射出现代作家多元的审美取向。从创作客体来讲,现代乡土小说的民俗描写大都与作家本人的民俗生活有关,民俗又成为制约和影响作家艺术构思及审美活动的重要因素。再看文本,现代乡土小说中描写的民俗事象会引导读者对文本进行深入的文化解读,例如展开叙事模式、叙事形态、叙述视角、叙事语言、原型意象等多层面的解读。民俗在参与提炼情节、塑造形象、刻画性格、营造氛围中成为独特审美创造的重要因素。 作者:刘晓华单位:贵阳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民俗文学研究回望与前瞻 本文作者:吴新锋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中文系 新疆世居各族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间文学作品凝固了各个时代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的历史文化记忆,体现着新疆“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是中华文化和新疆世居民族交流融合的最好见证;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可能从这“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中,发现和谐一体的“中国性”认同。在此语境下,“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应在未来的研究中关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创新,尤其在田野作业问题上更值得研究者反思,特别是对新疆本地学者而言,更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研究视角方面,研究者应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文化交流中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深入研究。新疆地处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地带,同时又是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与中原文明交流碰撞融合之地;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更能揭示其本质特征。以“阿凡提故事”为例,我们应从历史地理学派的角度考辨其源流和流布范围,在此基础上考察某类故事类型、母题的功能是如何在多样化文化交流视野中变化和形成的,并进一步考察这种变异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这一视角和方法同样适用于新疆移民民间文学的研究,特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移民民间文学,从那些老军垦人的传说、故事文本中,文化和精神的内在张力更能体现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和文明碰撞的特征。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我们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角度来理解、阐释这些文本。以《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为例,乌古斯是维吾尔族的神话英雄,我们能从这一神话文本中局部复原维吾尔族先民某些政治、社会、文化、习俗的历史,为我们理解当代维吾尔族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这还远远不够,在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也有乌古斯神话传说的流传,厘清乌古斯神话传说在几个民族中流传、演变、融合的情况,对我们重新认识多民族历史融合的情状具有重要意义。此类文本在新疆地区比较普遍。因此,我们从多样化文化生态背景中、在多民族交流融合视野下考察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应是新疆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重要学术课题。 (二)研究方法方面,应运用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深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并综合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诸方面问题。以新疆天池西王母传说故事研究为例,应该充分利用新近的历史考古学的报告,结合丰富的民俗学材料,在多样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从宗教文化交流与移民信仰变迁等多学科的方法和角度来进行综合的考量,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联系青海湟源、甘肃泾川等地西王母传说故事的流传情况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三)新疆本地学者更应该以全球的理论视野关注新疆多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问题,吸收学界在散居族裔理论、伦理批评、生态批评、创伤批评等方面的最新方法对个案进行深入阐释。我们可以在散居族裔理论的视阈下研究兵团民间文学,用伦理批评的方式研究各民族民间文学文本中的伦理问题,以生态批评的视角关注各民族神话、史诗中的生态意识,在创伤批评的背景下讨论锡伯族西迁之歌等文本。 (四)运用人类学、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基本方法,对新疆世居各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新的、科学的田野作业调查,实现历史文献文本与田野资料的结合。过去,新疆民间文学在田野作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培养了一批民间文学田野作业工作者和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者。在当前形势下,学界应当对过去的田野作业方法进行理论反思与总结,如忠实记录问题、文本与文化生态的综合记录问题、异文的取舍与比较问题等,开展客观的、有效的、深入的田野作业,等等。 综上所述,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置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视野下进行考察,通过基础研究和跨学科的综合考量,能够进一步厘清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多问题和历史情势,能够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视角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观照新疆世居民族社会历史变迁,能够为新疆世居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支持,能够通过深入的人类学、民间文学田野作业呈现客观、丰富的人文社会现实情状,能够为传承弘扬各民族优良文化传统、构建和谐新疆提供更多支持,最重要的是,这对当下和谐新疆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能够为认清新疆作为一个各族人民共同开拓、和谐共处的繁荣家园提供最直接的文本证明。 文学研究论文: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文 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研究的整体观 (一)接续传统以“现代性”为线索 首先,《史论》中文学研究的整体意识体现在其编撰以现代性为线索,对晚清文学的接续、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叙述、对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文学的重新阐释以及对地下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文学的挖掘,它非但没有否定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文学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割裂,反而以现代性为线索,重新发掘其内质使其回到五四文学传统的文学叙述历程上,这向全面的整体观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对黄、陈、钱三人的整体观是一种回应、补充和批评实践。林基成的《天演=进化?=进步?重读〈天演论〉》和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两篇文章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萌发定于晚清这个“移动时间坐标”上,若以此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起点,那么五四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制高点。之所以说它是制高点,其一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它基本上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致,文学史叙述有了一层保护色彩;其二它是现代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发展或者变异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脉络和影子,五四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的资源自不必说,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传统》中通过对《新青年》杂志和文学研究会的分析,我们认识到了左翼文学等现代性的变异也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也要反思下这个“整体”真的全面吗?陈、黄、钱三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通过选择、筛选,重视五四文学传统和新时期文学,力求达到的一种“整体”;《史论》也是通过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解读而使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成为一个“整体”,两者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整体意识的合理性而努力着,但那些被论者有意无意排斥在外的,例如“反共文学”“禁忌文学”的位置,这是不是值得我们深思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意识是否全面呢? (二)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求新互促 《史论》是在文学理论的更新的前提下、以新的视角和评价标准来与“重写文学史”相呼应,意在使“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支撑,从而达成一种整体意识。在文学理论方面,论者不是全盘以西方的理论为背景,更不是具有浓厚说教意味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程,把眼光向内发掘中国传统理论资源、向外吸收西方适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来进行阐发的。一个文学意象、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便可引发论者的议论,譬如刘呐的《望星空———一个文学意象的历史考察》,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中生多”“以小见大”“以微知著”;通过对作者的个人经历的介绍引发叙述。建构在这些文学理论之上的文学批评自然是论者充分发挥批评主体性,以新的视角和评判标准来重写而不是重复,“换剧本”而不是只换“演员和布景”,对传统文学的重新挖掘、对左翼文学的重新审视、对经典的确立和解构等都是在以新的思想呈现在我们面前,譬如王德威的《荒谬的喜剧?———〈骆驼祥子〉的颠覆性》叙述。作者认为,“老舍在描写祥子的堕落时,运用了一种很传统的喜剧模式,即经由某种机械力量的作弄,使得原本有活力的人或事物变成僵化的‘东西’”,王德威的这种见解是不是让我们大跌眼镜,是不是冲击着我们的传统思维,是不是启发我们转换视角产生新的想法呢?恐怕文学史中老掉牙的文字都被惊醒了……主编王晓明正是以修订版的《史论》对80年代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做出回应,使得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个部类相互连接,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观思想的发展。 (三)研究视域中世界视角的缺位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充满了理想主义、精英主义、乐观主义,文学现代性在20世纪80年代话语被打破的情况下成为知识分子急于阐释和追求的目标,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启蒙精神讨论中愈演愈烈。于是,用全新的眼光对传统文学加以重构,努力发掘其现代性因素成为文学界的自觉任务,从而来解构意识形态范式下的文学史研究,这适应了新的学术氛围、表现出追求现代性的努力,但在某种程度上步入了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追求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之中,那么这怎么能算上是一种“纯审美”的研究呢,这里或多或少都带点功利主义的意味,以至于编者在一副求新求异的眼光下而未能很好地用世界眼光去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所以《史论》的“整体观”还不能算全面的“整体观”,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应当以全面全新的眼光深入研究,在中国传统/世界两大背景下进行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述。 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内涵外延 1985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正式以文字形式出现,1985年正值“文化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整体观的研究范式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要与文化联姻,不仅要进行文学的内部研究,而且还要从更广泛的外部———文化来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不仅仅研究文学文本,还要更大范围地研究社会这个大文本。文化研究作为文学的一种外部研究是与文学的内部研究相互补充的,这也是一种“整体意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内涵的外延。文化研究作为外部研究不是简单的政治比附,它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是跨学科活动,从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都可以找到研究对象的切入点,大大拓宽了文学的研究视野。 (一)文化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首先,文化研究成为学者的一种共识,“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发起者、中国文化研究的中坚———王晓明在2008年的一个访谈中说道:“1985年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但是这个研究范式今天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可以说大多数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在这个框架里面展开的。如果说有什么新的研究范式可以冲破这种研究范式,我个人觉得就是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范式”。钱理群也曾说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的好些问题,从‘世界文化’的角度看可能比单纯从文学角度看更清楚些”。除此之外,王德威在接受访问时也说过这样一句话:“除了文学,跟文学相关的一些艺术媒介,我也希望都带到,比如中国书法的问题”[5]73,他的想法被采访他的李凤亮概括为“文化书写”。看来,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鸣,成为寻求新的批评视角的一个窗口。其次,从学科角度来看也有必要引入文化研究,曾经的文学尚未从“文化”这个混沌的状态中剥离出来,随着各学科的分工以及人们对文学“审美”“文学独立性”的自觉要求,文学渐渐从文化中独立出来了,人们愈来愈重视文学的“内部研究”,而如今科学应用技术的发展又带动了各学科的沟通使得研究视域不仅仅局限于本学科,文化研究又顺理成章地引入到文学研究领域之中,历史在这里又会心地一笑。再者,社交网络的发展、公共空间领域的扩大使得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愈来愈大,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承担批判功能的主体地位受到动摇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也与日俱减,这就需要从更广泛意义的文化领域来探讨文学与愈发复杂的时代关系。最后,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视角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范式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都是论者适应时代语境形成新的批评领域,是论者“主体性”介入的完美呼应,与“五四”文学开创性精神一脉相承。 (二)文化研究在《史论》中的初探及其发展 在中国大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运动晚于港台10年,开始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正是从文本以外的文学机制角度来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李今的《新感觉派和二三十年代好莱坞电影》是从电影角度来分析新感觉派的描写对象、主题内容及写作技巧;郑先的《未完成的篇章———为纪念〈今天〉创刊十五周年而作》也是围绕着《今天》这个刊物的发展过程来探讨我国新时期诗歌的发展历程。由此,王晓明通过《史论》来向读者和批评者展示了文化研究的批评视角,给予我们一定启发。《史论》毕竟不是一部文化研究的专集,不可能对文化研究做那么细致地描述,但却昭示出新的研究范式出现的可能,它仅仅是个“引子”,以学院文化研究为例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1999年上海部分学校开设了文化研究选修课,2001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文化研究机构———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文化研究热扩展到了全国许多大学,这股热一直延续至今,文化研究———这个从西方引入的理论术语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热潮,在这股热潮之后我们也要冷静地反思一下:如何衡量文化研究与文本细读之间的关系;怎样把握文化研究这个跨界研究活动的边界所在;怎样合理地利用文化研究这个“舶来品”,如何使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确认自己合理性存在等。 作者:邓菁菁 单位:安徽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唐声诗音乐文学研究论文 一、《唐声诗》研究理念 (一)“歌辞”总体观念 任半塘在《唐声诗•弁言》中,用“歌辞”这一总体概念,作为历史上音乐文学的统称,因此,就包括《诗经》、《九歌》、乐府、声诗、词、曲等音乐文学形态。“歌辞”总体观念的提出,意在梳理历史,探寻“歌辞”间的共性与联系。主要针对历史上“歌辞”各体研究不均衡的现象,造成千百年来,“唐声诗”概念无人问津,相关的认识更是误解诸多,甚至影响到后人对“词的起源”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如学术界曾流行着“诗体多病”、“词为诗馀”、“填实泛声”等观点,该认识在文学史界至今仍占据着支配地位,其影响之深远,可想而知。基于此,任半塘在《唐声诗•弁言》中,特别强调了建立“歌辞”总体观念的重要性,并将“依调填词”视为“歌辞”概念的总体特征,因此,在理解上就排除了较多的误会和矛盾。进而,对“唐声诗”体的确立,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对“唐声诗”概念的理解 基于“歌辞”总体观念,任半塘对唐代“声诗”概念,亦有独到的认识,即以配合着燕乐的齐言歌辞为研究对象,具体特点为,联系着辞、乐、歌、舞四事。[3]强调音乐对唐声诗构成的优秀作用,是任半塘《唐声诗》研究的重要特征。《唐声诗》著作的编撰,正是围绕着燕乐曲调名,对各方面材料展开的排比沟通。该认识将“唐声诗”概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关联着辞、乐、歌、舞四事,打破了唐诗研究,重文不重声的现状。任半塘对音乐文学的理解,无疑扩大了唐诗研究的范围,无论是对唐“声诗”概念的理解,还是对史料的搜集考证,都较以往的纯文学观察更为丰富、科学,也更接近历史原貌。 (三)对音乐文学的总体构想 《唐声诗》是任半塘唐代“音乐文艺”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在《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中,任半塘将唐代“音乐文艺”定义为,“结合音乐之词章与伎艺”,因此,相关的研究就包括,对声诗、长短句、大曲、变文、著词、戏弄之歌辞、舞蹈、表演等的分别研究和综合观察;该定义说明,“音乐文艺”这一大概念,包含着“音乐文学”这一分概念;唐代“音乐文学”的研究对象,乃是唐、五代结合着燕乐的歌辞,根据歌辞体式上的差别,任半塘将唐代“音乐文学”分为齐、杂言两大类,齐言指声诗,杂言指曲子,且二者同时并存发展,无所先后。因此,在《唐声诗》之外,任半塘还计划对唐代结合燕乐的杂言歌辞进行研究,即后来由其学生王小盾撰笔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齐言歌辞与杂言歌辞,是任半塘对唐代“音乐文学”的基本划分,因此,对《唐声诗》进行研究,应结合着《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这样将齐、杂言联系起来,互相关照,便能很好地理解唐代“音乐文学”整体。 二、《唐声诗》研究方法 (一)“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方法 《唐声诗》著作最大的特点,乃是对唐代歌辞及相关史料的广泛占有和运用。据统计,《唐声诗》中引用的国内古今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诗、词、文、曲集;二是历代诗话、词话、文论类;三是各种笔记;四是各种类书;五是各种史书;六是小学类。另外,还广泛引用了近人有关音乐文艺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除了对国内古今文献资料的广泛涉猎,任半塘还特别关注和引用到国外的一些文献。《唐声诗》是基于问题意识下的专题研究,它要回答,唐声诗是什么、唐声诗的构成特点、唐声诗与同时期存在着的杂言歌辞及大曲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他在史料的搜选上,能够避开传统的“雅正”观,进而能够从一个开放的学术视野,关注到与唐声诗问题相关的一切可得史料,即“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方法。该方法的运用,使《唐声诗》在史料数量上,较以往零星可见、不成体系的现状,有了很大的提升,扩增数倍;在史料类别上,也较以往更为丰富多样。 (二)“以唐证唐”的史料考据法 《唐声诗》考据工作的最大特点,是以唐代的原始资料来研究唐代的歌辞面貌,即“以唐证唐”的考据方法,这里是取其狭义解释,实际上,“以唐证唐”应理解为,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唐代诗乐的具体情况如何?唐诗歌唱时声、辞曾如何结合?词体的成因何在?宋以来文人“以宋喻唐”,臆断“唐人歌诗一字一声,因字少声多,余声难遣,惟有填字,变成杂言,以守一字一声不替”之说,该说有何充分依据?针对传统上习惯从成说中注目立说,从简册推实演的研究法,任半塘提出质疑,认为他们是典型的“唐头宋帽”逻辑,即引用宋及宋以来的资料,并用宋代的现象来逆推唐代的现象。该方法显然不科学,任半塘从正反两面证明了“唐代声辞结合一字一声”说是站不住脚的,进而,任半塘根据自己搜集所见的唐代乐谱的实际情况,来排解宋以来文人“以宋喻唐”,臆造出的“唐代声辞结合一字一声”之说。任半塘曾制作一表,将声诗《格调》后附见的各类声谱信息排比罗列,各谱分别指出其谱字数,及原举唐辞的字数,然后相互比较,得出结论,一字一声,实不可能。以此为基础,任半塘又进一步质疑建立在唐代歌诗声辞配合一字一声基础上,因字少音多,余声难遣,故而变齐言为杂言,即诗余词变的理论,拆穿宋人所谓,长短句皆由诗体填字而来的谬说,破和声、泛声、虚声之臆想及明清以来亲字、亲句之说,实在是一举多得,为唐声诗、宋词研究扫除了关键性障碍!任半塘“以唐证唐”的考据方法,为学术界提供了,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的研究模式的杰出范例,也为唐声诗、宋词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方便。 (三)统计学方法的应用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唐代的歌谱,我们今日已经很难求解,这无疑是对唐代音乐史研究、音乐文学史研究最大的限制和挑战。基于这一现实认识,任半塘决定决定暂时撇开传谱,转从传辞形式,对唐代歌辞声、辞结合关系进行试探性研究。具体为,借用统计学的方法,比较同调名声诗与词,句法变化的痕迹,即增字增句的规律,来探求诗调与词调之间的关系,欲探明,词调是由诗调转变而来,还是自发而生,独立循乐创新而来?进而杂言词是由齐言声诗填实虚声而来,还是有其自身产生的一条路径?任半塘统计了目前可见的,唐五代所有的长短句调,确定有传辞的,共131调;同时见于《教坊记》的,共75调;其中同调名或有关的调名原为声诗的,共21调;加上《教坊记》曲名之外的其他同调名的6调,共计唐人同调名声诗与长短句27调;任半塘用表格将同调名的声诗与长短句词相互对照,可以看出同调名的声诗与长短句词,字句上的变化规律,主要为,增字、增句、因亲字成定型、于和声上加亲字;但这类于声诗与长短句间确有关系的曲调,毕竟只占长短句词总数(131调)的十分之一,数量相较于通过其他途径而来的长短句词来说,只是小部分,不能算作长短句词产生的主流,因此,一举推翻长短句调多由唐人诗句变来的说法。进而确认,“齐言与杂言两种歌辞,实为兄弟关系。除小部分外,都难言父子关系。”因此,凡主张“词由诗生”者,必不能通。这是统计分析的方法应用到词源研究领域的一个极精彩的示范,它使得词的起源问题,从此寻得一个有客观、严谨的证据可凭的认知模式,摆脱了宋以来文人,对唐代歌辞实际不加考辨,凭空臆断捏造事实的认知模式,可以说是研究方法上一次质的飞跃。此外,《唐声诗》研究中还特别强调了民间文学、民间文艺的重要价值,以及唐代乐谱、舞谱对唐代“声”、“辞”结合规律解译的重要性,遗憾的是,终因专业所限,任半塘未能深入该领域,因此先生在书中,诚邀相关领域专家前来共同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并在书后附有自己搜集所得的唐代乐谱、舞谱资料,实为珍贵!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任半塘也还尝试“多重证据法”,多学科相结合等诸多方法的灵活运用,使得《唐声诗》著作,一方面,拥有较为丰富、全面的史料基础;一方面,在对唐声诗的理解认识上,也较为科学、客观,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三、结语 对唐代“歌辞”概念的科学认识,使得任半塘开创了一个别具风格的唐代“音乐文学”研究领域,即对唐代结合着音乐的歌辞的全面考察和综合分析。对唐代歌辞新的观察思考,使得任半塘构建出一套基于新问题体系下的,有别于传统研究模式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且在任半塘学术研究的中晚年阶段,得以向世人呈现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进而还吸引了一批研究者参与到该领域的研究中来,如王小盾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杨晓霭的《宋代声诗研究》等,他们自觉学习并发展着任半塘先生开创的唐代“音乐文艺”研究体系,为中国音乐文学史理论体系的发展,奉献出自己的力量。根据“科学学”的标准,即强调某一学科是否能够成立,要看它是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是否产生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否产生了建筑在有特性的研究方法体系上的一整套“科学范式”;是否形成了运用这一“范式”,且遵守共同学术规则的由研究者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我们可以认为,任半塘建立了一套唐代“音乐文学”研究的“科学范式”,《唐声诗》中所集中体现的科学的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值得音乐文学史、文学史、音乐史学界,不断地学习和借鉴。 作者:吕晓燕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文学研究论文:帝王文学研究论文 一、视角独特,视野开阔 以康熙为中心,并由此放眼清初文坛,就仿佛置身于宝塔尖,占领制高点,去俯视一切。就像康熙帝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一般,他在文坛上也有雄视一切之气势。这就是本书给读者的第一感觉。全书起点高,气势足,视角独特,视野开阔。研究清初文学发展,无论是以多么崇高的文坛泰斗为中心,或者是以某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为中心来研究,与之相比都会显得相形见绌。因为在清代任何个人的、集团的、流派的、地域的文学,相对于康熙帝来讲都是支派的。康熙帝站在制高点俯视着文坛,通过微妙的无形的方式影响着文人的心态,推动着文坛向着“合理”的方向发展。作者在文中即如此感叹:“帝王的观念、政策直接影响到他们所统治时代的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这几乎是几千年封建文化发展和文学嬗变的一个规律:周天子为‘观风俗,知得失’,而有十五国风;汉高祖创建帝业,故有《大风》之歌;汉武为润色鸿业、黼黻廊庙,而汉代辞赋昌;‘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建安文学因之勃兴;‘梁武尚文,简文、元帝为之羽翼,四声抑扬,新体是启’;唐宗好诗,故唐诗繁荣……”康熙如历代重视文治的帝王一样,以自己的权力话语左右着当时的文坛生态。可见,作者选择以康熙为中心来研究清初文学并辐射整个清代文学,确是高屋建瓴,匠心独运。 二、由源导流,纲举目张 作者研究康熙,不仅全方位地研究了康熙本人的诗、词、文、赋、曲等的文学特征,同时,特别注重康熙与当时文坛的内在联系。因为作者意识到:“这种系统性的探讨,有利于寻绎康熙与清初文学发展的有机联系,进而尝试归纳康熙与整个清代文学生态之关系。”笔者以为,这种内在联系的深入研究正是文中最有价值的地方。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康熙帝绝对不是当时一流的文人,但是,他的特殊身份对文坛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任何一个文学泰斗都无法比拟的。因为康熙帝是至尊,处于制高点,所以,作者在分析研究的时候,方式也显得与众不同,他是自上而下的,是俯视的。康熙本人勤于学习汉文化,在吸收汉文化精华的同时,融会贯通,然后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观点转而影响身边的文学重臣,文学重臣进而引导周边的文人并且由此而影响整个文坛。作者在研究康熙时,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一方向。具体地讲,康熙通过各种文艺政策及文学活动左右文人心态,规范文学生态,使文学朝着统治者设定的轨迹运行。这样,康熙通过自己的诗文交往以垂范士人,真正实现了其心中的“文治”,规划了清初文坛的纲领。比如王士禛,之所以位列六部九卿,主持风雅近五十年,这与康熙的幕后支持是分不开的。康熙通过与王士禛的交往,用自己的文学思想观念无形中影响着王士禛,而王士禛“与康熙的诗文交往不仅影响了王士禛本人的诗歌宗尚,更主要的是因为二人的特殊身份而决定了当时文坛的走向”。王士禛很好地诠释了康熙的文学观念,进而影响文坛。朱彝尊、査慎行、陈廷敬等无不这样。这种研究高屋建瓴,既直指源头,又由源导流,使整个清初文坛的发展脉络,让读者一目了然,从而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力。 三、考论结合,史实精当 康熙对文坛的影响,是通过与文人的交往来实现的,所以,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考证康熙与其身边文人交往的情形,这些文人主要有王士禛、朱彝尊、査慎行、陈廷敬等清初大家。众所周知,考证是一项很实在的研究,必须拥有大量的史料,没有足够的史料,就有如“无米之炊”。康熙的相关史料,不是不足,恰恰相反,而是浩如烟海,无怪乎作者感慨地说:“《南书房记注》、《康熙起居注》、《庭训格言》、《清实录》、《圣祖皇帝御制文集》等史乘、文集中,康熙有关文艺的谈话录比比皆是,但大多散布各处,金掩沙中。”由于学界对康熙的文学研究相对较少,书中相当一部分此类资料都是作者第一次挖掘整合的。要在茫茫史海中寻找相关的资料,爬罗剔抉,谈何容易,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细致而繁琐的考证,却为康熙与文人之间的文学互动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自然也为康熙影响清初文坛走向提供了最原始也是最有力的佐证。总之,《康熙与清初文坛》一书,不仅对康熙文学的特征有了全面的研究,同时,也基本上理清了康熙对清初文坛乃至整个清代文坛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对康熙文学的研究,更是当代学者对古代帝王文学的一次最为深入的研究,揭开了帝王文学研究的新篇章,同时对历代文学发展的研究,也是一种有益的启迪。 作者:黄彦弘 单位:邵阳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作品文学研究论文 一、文学研究之审美观 陈先生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最为集中探讨来自于其《论再生缘》一文,他认为“再生缘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陈先生主要从思想、结构、文词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论证。首先就文章的思想层面而言,陈先生断言:“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陈先生在这里所言及的“自由之思想”,大致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站在新时代立场上反对旧礼教、旧伦理等五四以来的基本理念。陈先生在详细考证了陈端生家世、社会背景、创作历程之后,便被这位女作者自由之思想深深折服,认为陈端生是“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此种思想最超越的表现在陈先生看来即是对当时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纲常伦理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是陈先生一再激赏、折节喟叹陈端生个人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促使陈先生效韩退之“发潜德之幽光”、使再生缘再生的最主要动机。“自由之思想”的第二个层面的内涵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运用一系列的手法把自己诚挚的情感准确地表达出来,给人以最大的艺术感染力。以陈先生最为称道的庾信的《哀江南赋》与汪藻的《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这两篇文章为例,他认为这两篇文章“词藻固甚优美”,但其最优秀之处便在于“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由此不难看出,在陈先生的文学观之中,优美文学的表现首先须是感情真挚,如《哀江南赋》一文,“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陈端生本人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及本人的际遇所发出的的呼号,更是给作品增添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如陈先生提到《再生缘》一书,“哀怨缠绵,令人感动,殊足表现女性阴柔之美”。此外,陈端生于《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五回中,“岂是早为今日谶”一语,陈先生在行文之中,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更是屡屡提及,对陈端生所言可谓是感同身受。此外,陈先生在论及元稹诗作中的“悼亡诗”之所以能够哀感动人的原因时,认为“直以韦氏不好虚荣,微之之尚未富贵。贫贱夫妻,关系纯洁。因能措意遣词,悉为真实之故”。正是因为是真感情、真性情的流露,“遂造诣独绝”。 此外,在陈先生看来除了感情真挚以外,还须把此种真挚的情感“融化贯通”灵活应用方能称之为大家手笔。从陈先生的相关著述中不难看出他所言及的“融化贯通”,大致就是“古典”与“今典”灵活运用。陈先生通过考察古人诗文中有关古典、今典的运用情况,不但使我们对古诗文进行深层次的了解,同时在他看来也是创作者创作能力的一种体现。在《柳如是别传》一书中,陈先生对著作者能够娴熟运用古典、今典更是屡表赞赏,如对时人宋徵舆所作《秋塘曲并序》中的“湘帘此夕亲闻唤,香奁此日重教看。乘槎拟入碧霞宫,因梦向愁红锦段”解读时,他认为,“则让木亦取卧子所梦之意入诗。此梦必为卧子平日或当日舟中与宋氏并其他友朋谈及者。古典今事融会为一,甚为精妙。”在论及柳如是在过访钱谦益半野堂有赠钱诗“江左风流物论雄”及“东山葱岭莫辞从”之语,陈先生认为这两句诗“以牧斋似谢安石,而自比于东山伎。盖牧斋此时以枚卜失意家居,正是候补宰相之资格,与谢太傅居东山时之身份切合也。由此言之,河东君不仅能混合古典今事,融洽无间,且拟人必于其伦,胸中忖度毫厘不爽,上官婉儿玉尺之誉可以当之无愧”。就诗文的结构而言,陈先生对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持两种态度。“综观吾国之文学作品,一篇之文,一首之诗,其间结构组织,出于名家之手者,则甚精密,且有系统。然若为集合多篇之文多首之诗而成之巨制,即使出自名家之手,亦不过取多数无系统或各自独立之单篇诗文,汇为一书耳。”由此可见,他对出自名家之手之短篇精制作品的结构非常满意,而对于长篇巨制的结构则不无非议,因其无系统、较枝蔓、无中心之缘故,如陈先生对我国古代小说的结构评价不高,认为其结构与西方小说想相比不如后者周密。当然在我国长篇巨制之中在结构上亦不乏优秀之作,如刘勰的《文心雕龙》、白居易的“新乐府”组诗等。我们以陈先生论述白居易的“新乐府”为例对其结构进行扼要探析。陈先生在其文学研究巨著《元白诗笺证稿》中对白居易的“新乐府”组诗给予相当高的评价,称新乐府为“文学巨制”,陈先生评价的着眼点就在于新乐府组诗的结构。“五十首之中,以七德舞以下四篇为一组冠其首者,此四篇皆所以陈述祖宗垂戒子孙之意……。其以鵶九剑采诗官二篇居末者,鵶九剑乃总括前四十八篇之作。……其全部组织如是之严,用意如是之密,求之于古今文学中,洵不多见。” 二、文学之文体观 陈先生对文学文体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新文体产生的社会原因及与其他文体之间的内在关联,而尤重视不同文体之间内在影响。对此他有具体阐释:“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借用摩尼教语)、犹物状有线面体诸形。其演变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对于唐代小说与古文运动之关系陈先生有着精辟论述:“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实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之中坚人物是也”。如韩愈创作的《毛颖传》、元稹创作的《莺莺传》,“毛颖传者,昌黎摹拟史记之文,盖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未能甚成功者也。微之莺莺传,则似摹拟左传,亦以古文试作小说,而真能成功者也”。两篇文章皆是当时文章大家模拟古文文体进行小说创作的尝试,此类新文体的的优点在于便于创造,而其特征则尤在文备众体。陈先生在其治学早期曾对佛典深有研究,对佛典与中国文学文体演变之间的关系多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佛教典籍的文体与后世的小说文学的演变有着直接的联系。明清时期盛行的章回体小说,其最明显的特征便是以散文为主要形式,杂以诗歌,而弹词则纯然是诗歌与散文相结合。陈先生由于精通佛典,通过详加考察,他认为上述两种文体是由佛经的“长行”与“偈颂”相间的体例演变而来。“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陈先生的论述对我们研究传统小说、弹词等通俗文学作品有着重要的启示。在对佛经传播时所用句式前后变化的分析后,他认为,“其偈颂在六朝时,大抵用五言之体,唐以后则多改用七言。盖吾国语言文字逐渐由短简而趋于长烦,宗教宣传,自以符合当时情状为便,此不待详论者也。”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在句式上亦明显受到佛经句式的影响。除此之外,为便于普及,白居易创作新乐府力求能够适应民众的阅读兴趣及取向,所以与佛曲的句式在传播中之所以由简及繁的演变是由受众的需要一样,白居易新乐府在句式上的变化亦是深受当时民歌之影响自不待言。四、文学研究之比较观比较研究历来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和方法。近代以降,一流的学者纷纷借此方法对文学领域的诸问题进行探讨。中西比较在陈先生的文学研究中也不乏其例,但是在中西比较的对象上,陈先生有着较为清醒的认知。“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敎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陈先生进一步指出,所有涉及到中西文化比较文体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概念。我们以陈先生用力较多的佛教故事及文学体裁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及演变为例,来探讨他在中外比较文学中获得的认识。 维摩诘经本及其故事在印度及中土广为流传,陈先生详细阐释了维摩诘经本在印度及中国传播之情况后认为,“原无眷属之维摩诘,为之造作其祖父及父母妻子女之名字,而与今日通行小说如杨家将之于杨氏,征东征西之于薛氏,所纪内容虽有武事哲理之不同,而其原始流别及变迁孳乳之程序颇复相似。……尝谓吾国小说,大抵为佛教化。六朝维摩经故事之佛典,实皆哲理小说之变相。”陈先生还根据诸佛典及相关作品的记载为我们详细勾勒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猪八戒高老庄娶妻、流沙河沙和尚等故事演变历程。这为我们了解西游记人物、故事的生成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此外在中外文学对比中,陈先生突出重视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对于在盲目的对比中丧失了自己的特色并由此产生的本末倒置、“认贼作父”的怪诞现象他更是痛斥不已。在陈先生看来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相较,前者最大特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因为这是中国语文的特性所决定,故他一再强调中国语文及文学的独特性及魅力。1932年陈先生受刘文典所托,为清华大学国文科目入学考试出题。借此机会他将自己对中国语文及文学的认知,以一种形式相对简单且又能体现汉民族语言文学特点的“对对子”这一独特的方式来考察学生的国文程度。因为在陈先生看来,我国语言学未能充分建立之前,“对对子”最能体现中国语言的独特性。此举在当时引起不少争议,因为在当时中国的语言学界,以《马氏文通》所展现出的运用西方语言学规律来研究中国语文是主流趋势。陈先生对被时人奉为圭臬的西方语言学中所谓普遍之规律的适应性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在他看来,根据一国语言所总结的规律,并不能完全体现另外一种文字的特征。故陈先生对当日中国语文界以印欧语系之文法来解读汉语之文法这一取向深恶痛绝,认为这是“认贼作父、自乱宗统”,属于盲目对比的“格义”之作。而对偶恰是中国语文特性之所在,由此我们就不难领会陈先生通过“对对子”的形式考察学生的国文程度之良苦用心了。作为史学家的陈寅恪,其文学史研究亦有着鲜明的史学特色,从对文学作品内容的解读到对作者生平思想的介绍,从对文学作品的品读到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比较,贯穿于其中一点便是深具历史的观念,正是在此观念的指引之下,陈先生为我们廓清了文学研究领域的诸多迷雾和障碍。不但对古代文学这一学科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陈先生深邃而又丰富的人文世界的认知。 作者:郭士礼 单位:四川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范式话语文学研究论文 一、“范式”话语充斥文学研究的原因 由“范式”所形成的各种理论表述或理论语词,使得“范式”成为目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话语资源。在当今文学研究多元化的时代里,原来所坚守的宏大叙事、本质论等话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定势思维及理论表述的局限,找寻新的但又不会造成束缚的文学研究视野和方法成为学者标举“范式”而较少使用“模式”的原因所在。程光炜在《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多样观察》一文中认为,传统的现代文学已没有空白,唯有文化研究、媒介等是文本意义新的增长点。欧阳友权也认为,新的电子媒介是文学研究新的增生点。两位学者都认为文学研究的方法或模式必须进行转换,强调从新的研究范式来研究文学。虽然在具体的应用中,范式与模式两个词在意义使用上的差异并不大,但我们还是预设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模式更在于模式的已然生成性,使用者处于不自觉的状态;而范式则强调自觉性,或者说使用者具有自觉的“范式意识”,且还具有革命性的内涵———托马斯•库恩在谈及范式转换时说:“当每次科学革命改变了经历革命的共同体的历史视角,那么,视角的改变将影响革命之后的教科书和研究著作的结构。”受思维习惯等因素所致,某种具有革命性的“模式”或方法我们会称其为“范式”。因此,我们在提到某种范式时多强调其“未生成性”,也即某种范式本身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和较强的生命力。这是“范式”成为学者语词新宠的一个原因。“范式”一词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话语,还与知识资源的更新方式有关。知识资源之所以需要更新,是因为原有的理论方法、思维方式、话语模式不能适应相应研究领域的发展需求。知识资源的更新最明显地体现在话语模式或者理论语词的更新方面。然而,知识资源需要得到一定“共同体”的认可,体现新知识的语词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因此,这些语词的内涵就需要从它最先使用的学科领域中延伸出来,成为诸多学科领域可以共享的语词,这就是语词的迁移现象。语词的迁移是当今文学理论跨学科研究中最重要的语言现象,当某一语词由某一领域迁移到另一个领域来使用时,该词的主要内涵不变,且与新领域的知识资源相结合,为新领域研究中的理论增生提供话语表述模板。比如,原本是心理学范畴的“精神分析”一词,被广泛运用到其他学科,形成了诸如精神分析社会学、精神分析文学理论、精神分析哲学、精神分析伦理学等学科或研究方法。范式也是这样的语词,与各种文学研究视角相结合形成了各种范式,具有一定的理论建构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尽管“范式”一词在使用中呈现出一定的随意性。 文学研究表述中“范式”话语的充斥,使得我们在文学研究过程中面临着一种范式语境的压力,即只要所强调的语词内涵类似于模式的话语都用“范式”来代替,无形中就形成了一种用“范式”话语表述的行文范式。这一范式的形成,体现并强化了这样三个意义:一是“范式”话语是我们现在标举研究文学新角度或新方法的语词表征,或者学术创新的语词表征。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指出了两种现代文学批评模式:语言学批评模式和心理学批评模式。但随着“范式”话语的流行,这两种文学批评模式被称作是语言学范式和心理学范式。诚如我们前面所说,范式与模式的内涵是有差异的,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两者之间的界限消弭了。因而,在文学研究范式的相关论述中,就可能缺乏真正的理论建树意义,而仅仅停留在语词的堆砌上,最终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些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论文或著作:到处都是“范式”。二是由范式所衍生的“范式转换”成为当前文学研究理论、问题、对象以及方法自我调节机制的明显表征。库恩认为,“范式”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这就强调“范式”本身的时效性,“范式”及“范式转换”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开放性的视野。范式转换是针对旧的文学研究模式不能适应新的文学现象的一种能动调节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文学研究可以突破原有的模式,为文学研究继续进行的可行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能让人们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层面对文学研究的现象、方法有动态的全面的把握。三是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在当前具有哲学意义和方法论的意义。文学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哲学性内涵是指范式可以是一种整体的把握方式,可以从形而上的层面对文学研究有一个宏观的认知;所谓方法论的意义是指文学研究范式具有形而下的层面,即范式可以作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手段或方法来解读具体的文学作品。所以,文学研究范式本身就具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意义,或者说文学研究范式可以既是微观的也可以是宏观的,可以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这是文学范式现在可以畅行的重要原因。上述的三个意义,其实都具有当下性,正如不同时期的文学研究中会出现新的理论语词一样,“范式”只不过是当今学术话语的新宠。当“范式”的革命性内涵渐渐趋于程式化,丧失了其陌生化效果的时候,有关“范式”的论文论著所形成的研究范式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范式功能。此时的范式只是理论言说者的一种无意识表达,其所具有的理论增生功能也将趋于消亡,“范式”话语可能会失去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当有关范式话语的理论表述处于自动化状态时,“范式”一词是否会真的消亡?“新近流行上帝死了,上帝死了的神学也被发掘出来,可是上帝死了之后更多的神再生出来,替代一神教的不是无神论,而是多神教。同理,小说死了以后,它留下来的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你争我夺,不断增生的一大群次生文类,每一个都在大喊大叫,要求获得承认。”这应该也是当前文艺学学科的生存状态:一种研究思路或者范式所造成的局限性日益明显时便会受到种种质疑,从而会有新的研究思路或方法出现,但先前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不会消失。因而“范式”一词在文学研究中被新的语词所取代,但范式所指的模式、思路或方法并不会消亡。我们知道,一种话语的使用代表着一种价值。“范式”这一话语也不能例外。那么“范式”究竟具有怎样的表征功能?张旭东指出:“文本总是会产生行话套话和新奇的流行说法来代替旧的说法。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症候,借以窥探某一历史时刻的集体性是什么,它的需求是什么,它的矛盾性何在,它的问题何在等问题———这些突然变得时髦的意识形态似乎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对上述问题给出解答。”“范式”的行话套话性的意义表征了文学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术语”压迫性,即每个观点的言说者都需要在一定的话语框架中表达自身的想法,这当然与我们的学术体制有密切的关系。而学术体制又是我们这个时代整个社会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反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一系列“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范式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借用范式话语而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这就需要对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表述的范式重新进行审视。 二、有关“范式”的反思 在我们强调差异性的时代里,追求多元化、非中心化也是文学研究努力的方向。在“范式”语词充斥的语境压力中,人们都试图依托“范式”这一话语共同体来争先表述自己的理论观点。诚然,理论观点不同,所形成的范式也就不同。因而,所强调的每一种范式并不必然是所有人的共同体,“艺术家永远不会停止互相反对,互相否定”,因此,文学研究的不同学者会立足于自身学科范式的基础之上,有可能造成对整体语境的忽略,这样也就形成了文学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叶舒宪《本土文化自觉与“文学”、“文学史”观反思》与雷世文《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原生态文学史图景》两篇文章,尽管分别是从人类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对文学进行诠释,探讨文学自身的特征以及文学史的构成方式,但他们都认为,对于文学的解读、对于文学史的重写都应该放在某一个视野之下来观照,从而建构既能还原文学现实又能探讨文学真正本质的文学研究范式。叶舒宪认为应该放在“文学人类学”的视野之下,因为“文学人类学的文学观是一种宏观的整合性的文学视野”。同样,雷世文则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认为“以单行本构筑的文学史至少掩盖了某些东西。作家选集作品所做的淘汰工作,使我们再也无法从单行本中看到其作品的原貌”。因而,文学研究必须考虑整个“复调的文化氛围”。其实,每个学者都认为自己站立在一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野,但终究只是停留在一种理论的建构与言说上,即便对文学的研究有一些本质的解释,但只能算是一种解释,是对文学现象诸多解释中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形成了一种立场。但这种立场并非完全不同于其他的立场。目前文学研究的诸种立场都是以范式为学术话语来涵盖其表述角度和表述方法的,这就导致表面上不同的范式表述最终却不过是一群家族相似的语词而已。也就是说,这些看起来多元性、互不相同的范式论,实质却是相通乃至相同的:这些貌似不同的范式都有共同的原型,都试图通过对自身的强调以便与以往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立场相背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谈论的范式与传统的是完全“隔”的,毕竟对于范式的过分强调可能会忽略新旧理论之间的承袭关系。我们现在所谈的范式多被认为是文学研究方法或者对文学解释的不同角度,那么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比如作者论、作品论乃至读者论等等概念虽然是从文学的本质为根本切入点的,但这些角度也是解释文学的角度。 从这一点来看,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的提法本身就忽视了转型前后两种范式之间的承继关系。并且,我们现在所谈的范式是作为文学研究逃离“文学本质论”的一种尝试,也使得“文学”这一至今仍在不断绵延的话语继续延展内涵。每一种范式也都是对文学涵义的丰富和继续阐释,每一种阐释都是对文学本质的一种预设,尽管那种本质中心论的文学研究模式已经受到了冲击,但对文学本质问题解答的雄心却从没有中断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各种范式论根本上可以被认定为是一种文学本质论的研究模式。以往的文学研究总是拘囿在对“文学本质论”的抽象解读中,强调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指导性、规约性,缺乏具体的实践模式,一旦将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文学批评关联在一起的时候,文学就成为任抽象理论随意宰割的对象。以“范式”为话语中心的文学研究,虽避免空谈文学的本质,却也会在“本质论”的无意识影响下,一方面试图找寻规制文学活动的本质理论,另一方面也试图对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提供方法。这是当今文学研究范式论极具意义的方面。也就是说,当文学理论向文学批评转向的时候,文学研究范式就负载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宏观规约和价值关怀。目前文学研究的范式比较注重把对文学现象的分析要与社会现实充分联系在一起,强调文学、文学批评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功能,把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来对生活中的各种象征物进行喻体化的展示,将不言自明的东西变得失去惯性,使得日常生活陌生化起来,使得文学研究能起到“熏”、“浸”、“刺”、“提”的功能。在多元化的社会里,价值观必然也是多元的,多元的价值观也会给人造成价值失范的印象。而目前的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范式话语及其形成的表述范式,可以认为是学者重建价值观的努力。阎嘉认为,“我们必须明确理论自身的使命,那就是它将以自己的方式来建构一种价值体系,而不是‘直接指导’什么创作实际,或者更糟的是给作家和创作以‘教训’”,并认为这是当今文学理论的“唯一出路”。当前,学者们不仅是在重建文学研究中的范式,也是在重建当今社会具有引领作用的价值观。而这也正是文学研究者的幸事和艰巨任务。 作者:毛郭平 单位:长治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历史文学研究论文 一、历史文学理论形态的体系化建构 在历史文学基本规律与规范的探索方面,吴秀明的研究显示出一种理论体系建构的特色,具体成果主要表现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的诗学》和《真实的构造》三部专著之中。《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属于文学本位立场的理论体系建构。作者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以一定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与一定史实具有异质同构联系的文学”,以题材的自然属性与审美超越这种双重性为出发点,展开了对历史文学本体的探索。作者首先以六章的篇幅,从真实性的内外在层次及其结合方式、历史感与现实感的关系及作家的自主调节功能、作家对历史题材进行艺术转化的特征与条件、创作方法的差异性和艺术表现的多元取向必然性等方面,论述了存在于历史文学创作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对其读者接受和语言媒介层面的独特性进行了分析。然后,作者又深入探讨了历史文学当代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各种重大理论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的独特内涵、历史文学的“翻案”与“影射”问题、历史文学的“现代化”问题等,都进行了史论结合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引导。最后,作者扼要地论述了“深入历史”这一历史文学作家独特的创作功力,并从历史文学产生与发展的高度,揭示了历史文学作为文学大家族一员的认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通观全书,作者所展示的实际上就是一部逻辑周密、规范初具的“历史文学原理”或“历史文学概论”。《历史的诗学》实为《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的逻辑呼应和内容补充之作。该书分为“理论篇”“发展篇”和“实践篇”三个部分。其中“理论篇”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历史”转化为“历史文学”的诗学基础与诗化路径,“本体论”“创造论”“形式论”则是其中具体展开的三个侧面。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以“历史”为本位,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第一至六章从文学本位角度论述历史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形成了一种思维逻辑上的映衬与呼应。《历史的诗学》的“发展篇”与“实践篇”则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表现出一种将自我理论建构贯彻到阐释中外历史文学实践之中、并从得到验证与丰富的学术意图。这些内容又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中有关创作现实中的理论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一种内容上的相互联系与补充。这样纵横交通的相互呼应,使得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显示出视角多维、层次丰富、逻辑贯通的学术特征。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搭建起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吴秀明又以《真实的构造》一书着力探讨了“真实性”这一历史文学的优秀问题与“斯克芬司之谜”。在上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系统考察”中,作者运用在1980年代后期处于中国知识界学术前沿的系统论原理,从历史事实转化为艺术内容、作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古为今用的需要和读者的认同接受这样四个方面,将“真实性”的系统构成分化为“映象性真实”“主体性真实”“当代性真实”和“认同性真实”四个要素。对每一个真实性要素,则先用一章的篇幅以学术界惯有的理论术语和思维逻辑进行阐述,紧接着再用一章的内容以学界前沿的理论知识和作者本人独特的思辨逻辑进行论辩。全书共分成八章,交叉运用经典理论思维和前沿知识思维,将历史文学的“真实性”作为一个立体多维的系统进行了逐层剖析。下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则分别探讨了艺术类型、虚构手段、审美关系、现代意识和形式规范对历史真实的艺术转化所可能起到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实际上是以“历史真实”为意义基点和逻辑枢纽,重构了历史文学的理论体系。上、下编之间,共同形成一种“整体系统分析和静态专题分析相结合”的逻辑结构。可以说,《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是从不同侧面建构起了历史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成功地勾勒出了历史文学作为一个领域或学科的“学术地图”;《真实的构造》则是耸立于这块学术地盘优秀位置的“地标性建筑”,属于对历史文学最基本、最优秀问题的系统化阐述。这三部著作合起来,就以点面结合的研究成果,层次丰富而体系相对完整地体现了吴秀明“将历史文学当作一种独特的学科形态”来对待的宏大学术构想。 二、当代历史文学审美格局的学理化考辨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环境中阐释历史文学创作,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从当代文学的全局出发,应该如何判断和阐述历史文学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独特价值,二是在当代历史文学内部,应该如何理解不同审美和观念形态的作品。对前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的专著《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建构起了一条有理有据的阐释思路,对后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则在他主编的《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问题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两部著作中,显示了一个能形成学术新空间、生发研究新论题的视野与框架。《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主要以采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古代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其学术思路的基本特征,是将历史文学的意蕴探究与文化溯源融为一体。作者走出纯粹的“审美场”,借鉴文化批评的理念,将历史小说置于一定的“文化场”中来解读,通过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及其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视点高远地展现出了当代历史文学的生态特征与意义格局。作者首先勾勒了历史文学在文化转型语境中的演变轨迹与创作群体,并从文化立场、现代意识、题材热点、主体精神、文体形态和另类写作现象六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历史文学的审美生态;然后,作者以姚雪垠、凌力、唐浩明、刘斯奋、二月河、杨书案等历史文学名家的创作为代表,分别对思想立场层面的历史主义典型化、女性现实主义、历史守成主义倾向和审美境界层面的文化意味、大众化、散文化倾向等方面,探讨了历史文学审美境界建构的文化路径及其价值底蕴。贯穿于全书的基本线索,则是对当代历史文学现代性内涵的丰富发掘与充分肯定。这种从思想文化高度、以现代性为线索审视历史文学创作的逻辑思路,既隐含着对当代历史文学内涵特征的深刻认知,也是对历史文学在整个当代文学格局中的意义和分量予以学术强化的具体表现,其中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以当代文学为本位来探讨和判断历史文学价值的学术逻辑。《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最为重要的主编思路,则是从当代文化整体格局的高度着眼,来体察各类历史题材创作的合理性、建构学术考察的视野与框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客观上存在古代历史题材和现代革命历史题材两类社会背景、价值基础都截然不同的创作。而且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历史题材,在史实‘演义’的基础上,都带有思潮性质地出现了纯虚构形态的‘新历史文学’。而影像和网络的出现,更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包含着审美与文化新质的新型内容载体。”于是,这两部学术著作也就将其全部纳入学术考察的范围,并以“历史题材创作”名之,以期“在更大的视野范围内对当代文学尤其是近30年来客观存在的多元复杂的历史题材创作作出回应”。在《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一书中,研究者致力于“对当代历史文学的生产体制、在该体制下派生的创作实践及表现形态,存在于创作实践中的历史观问题进行全面考察”。《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一书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首先从文艺论争中探讨当代“历史题材写作规范的确立”,然后勾勒了传统形态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发展概况,剖析了其中的认知境界特征与世俗化、史诗化等审美文化倾向;后半部分则通过对历史文学经典作品的文本解读,具体阐述了当代历史文学的审美建构与文学成就。相对于仅仅着眼于传统形态创作的历史文学研究,这两部著作的学术视野既有对历史文学研究框架与学术外延的拓展,又体现出一种排除历史与文学观念高下之分、以“历史”为本位的思想逻辑与文化气概,对于在相互比较中理解各类历史题材的复杂情形与审美得失,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吴秀明对当代历史文学从两个基本方面所展开的学术考辨,实际上是从学理化的层面,既为将历史文学纳入当代文学意义格局“开辟了一条道”,又为全方位地审视当代文化格局中历史文学的复杂情形“打开了一扇门”,其中所体现的,确实是一片“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有机融合起来”的“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三、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的探求 总体看来,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首先,在思想视野和学术重心的选择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全局性视野与问题意识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与历史具有“异质同构”关系的一种文学艺术形态,并以此作为全部研究的逻辑起点,这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历史世界与文学世界全面而透彻地理解的基础之上。他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探讨历史文学理论范畴的优秀问题,研究课题的选择也是基于对历史文学创作与研究状况的全局性把握。在选择和分析各种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吴秀明同样表现出一种以谙熟现实状况为基础的问题意识。论述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时,吴秀明着重分析了人民群众描写与历史记载中民众生活内容匮乏之间的矛盾;分析历史文学的语言时,他又对“非常态历史文学”的语言媒介特征进行了专门考察,这些都是发现和剖析历史文学“真问题”所获得的独特学术内容。吴秀明还特别注意到“找到了‘根据地’之后如何防止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实现理性的超越”,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深入探讨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如何继续保持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正是立足于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意识,为吴秀明研究的学术分量与学科意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在学术资源和理论依据的寻找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知识体系前沿性与人文意识真切性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研究,存在着1980年代后期的理论新思潮与1990年代后的文化多元化两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吴秀明进行历史文学理论研究正值20世纪1980年代中后期那“观念论”“方法论”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在操持传统的社会学、美学、哲学、史学批评方法的同时,也广泛地借鉴了心理学、文化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阐释学、接受美学、系统论等文艺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輯訛輥,来作为论证的逻辑和体系的基础,从而充分表现出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和多角度的思维逻辑。但饶有意味的是,吴秀明也高度重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命形态的人文性、创造性特征。当代历史文学研究本就以审美创造为研究对象,关注文本的人文内涵和作家的创造性特征自在情理之中。在历史文学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吴秀明也时时表现出对于文学作为人类生命形式的高度敏感。在《历史的诗学》一书中,吴秀明对历史文学审美创造的逻辑归结点,就是“艺术创造与作家的人格理想”;而对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辨析,作者也将“文体形式与生命形式的构造”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真切地揭示出学术问题中所包含的人文意味,并以之为阐释规律和指导实践的本源性依据,使得吴秀明的研究增添了哲学层面本体论的思想维度。再次,在学术内涵与意义指向的探求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规律论与方法论、理论体系建构与实践指导诉求的统一。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探究历史文学规律与规范的学术意图,在吴秀明的相关论著中显而易见。他同时又认为:“学术研究当然不能太功利,对‘有用’作片面狭隘的理解,但它确实也有个价值论和当代性的问题”,因而注重“所提出的问题,来自实践而又反作用于实践”“对中国文学文化建设是有现实意义的”輰訛輥。因此,他既坚持用前沿学术理论来推演历史文学个性、探究历史文学规律,又注重将研究思路切入历史文学的内在肌理与操作规程之中,甚至注重为创作与批评提供切实可行的运作套路。《真实的构造》一书的前四章,分别存在以“超历史性的深层规约”“文艺创作对历史事实的正确取向”“主体自我显现的方式与途径”“前在经验对创造心理的影响”为标题的小节,实践指导意义在其中就显得一目了然。 阅读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论著,我们甚至会产生历史文学可以当作一门“技艺”来看待的感受,作者仿佛是通过各种角度的“讲道理”告诉我们,在历史文学这门“手艺”中,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工具、采用这样的方法,而反对和拒绝另外的工具、技艺与方法。这种以人文感悟和规律掌握为基础的实践操作规范意识,使得吴秀明的研究有力地避免了人文学术常有的空泛、大而化之的思维倾向。第四,在学理境界与学术价值基点的自我确立方面,吴秀明的研究则表现出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特征。吴秀明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特别注重以跨学科的理论与知识来建构意义逻辑,在学术上“自成一说”;在学术框架的建构和论述重点的选择方面,他往往以既在历史文学研究领域显得优秀和重要、又在他自己的学术思路中自成体系为原则;在基本判断和最终结论层面,吴秀明则以不管“时宜”而遵循“规律”、深刻性与稳健性兼而有之为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以处于学术前沿的新理论和新思维,来阐释本质、精确的历史文学审美规律与创作规范。一种建构“公认定说”的学术价值倾向,就从中鲜明地体现出来。所谓“公认定说”,是吴秀明借用老一辈学者王瑶先生的话对自我学术理想所作的表达。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一书的《后记》中,吴秀明谈道:“王瑶先生曾有言:学术研究有三个层次、三种境界:一曰‘公认定说’,这是应当奋斗的方向;二曰‘自成一说’,这是努力实现的目标;三曰‘自圆其说’,这是必须达到的标准。至于‘人云亦云’,则是应该极力避免的不好的作法。”輱訛輥吴秀明所追求的,正是力争使学术研究中的“自成一说”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公认定说”。在当今中国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表面上看往往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寻求和持守“公认定说”并非容易之事。但吴秀明又坚持将“公认定说”境界的追求与吸纳多元价值取向的合理性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他的“公认定说”境界就建立在了视野通达、意义兼容的基础之上。在《真实的构造》“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部分,吴秀明分析“《故事新编》在真实类型上的拓新意义”、思考“如何看待艺术虚构中的非现实因素”、探讨“中西不同真实观之间的民族性渊源”,都是为了视野更开阔地揭示“四维一体”的历史文学真实系统与各种艺术表现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思路更通达地阐述历史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异质同构”特征的辩证性与内涵丰富性。实际上,吴秀明30余年间建立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根据地”、而又超越这一“根据地”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事实本身,又何尝不是在更大范围内的探讨、持守与反思、超越呢?这种将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学理境界,显示出一种既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而又不断探索新的事实、发现新的真理的思想道路,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相统一的哲学原则在学术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理论基础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即由此充分体现出来。 作者:刘起林 文学研究论文:文化研究文学研究论文 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一经戴上科学的桂冠,就意味着将永远陷入科学本质与文学本质之间的纠结与困惑之中。一方面,科学本质要求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实证方法来无限地接近真相。另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文学作品丰富的表现形式,复杂的内心情感,千差万别的经验和常识,理性和科学在进行简单的归纳时都常常显得无能为力,更何况要接近真相,达到真理!这是感性确定性的种类与个体的问题,种和类为第二实体,个体是第一实体。用第二实体把握第一实体是徒劳的、无力的。很多学者用《否定辩证法》来指导文化批评。任何一个概念中都蕴涵着概念性与非概念性的矛盾,也就是永恒的、普遍性的领域与流变的现象世界之间的矛盾。形而上学内部也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文学研究如何处理好这样的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出现这样的尴尬——与它的本质越走越远。文学与科学最容易沟通的恐怕是古典文献学,把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放在世界范围内考察,她也一直是优等生。 在传统文献学里,目录、版本、校勘、注疏、辨伪、辑佚等,被视为传统经史之学的门径和基石,历代先贤大儒在这方面下了苦功,我们所熟悉的民国大师,绝大多数在方面都是世界顶级高手。那么现在的文献学可能对古代文学典籍的重新整理、编纂、考辨、译注包括现代化传播等都有新的要求,其动态和流变也并不容易把握。既然处理科学本质与文学的鲜活生命之间的矛盾成为一种高难度的艺术,那么时至今日,又有多少人真正吃透了这门艺术?在严格的学术制度管制下的文学研究,难免生产出大量与文学实践严重脱节的“产品”,文学真正需要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在研究方法上采取拿来主义,忽略文学的本质属性,与其他社会科学等同,正是前文提到的照搬西方理论模式,才会出现僵化的学报体、新八股文现象。文学研究模式化的后果是,把鲜活复杂的文学框定在刻板的教条里,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与强调精细的科学精神也是背道而驰的。为了冲破这种令人窒息的牢笼,文学研究者中的一些活跃分子兵分两路,一路专事文化批评。文化批评不关注文本的文学性,倾心于文学作品以外的社会问题,作家的文本只是一个借口或者道具,六经注我,在诸如女性主义、生态批评、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历史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国家机器等等方面大做文章。近年来文化批评的“酷评”风潮逐渐流行,其中不乏投机分子,为了快速吸引眼球,来不及细读文本,不注重学理,懒得做功课,只要是文坛大腕的作品,不问青红皂白,先拉出来打他五十大板。批评家长期坐冷板凳,求关注、求疼爱,此乃人之常情。另一路则杀入“文化研究”这个广阔的荒原。广义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于文学这一特定的对象,而是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文学研究的“抱残守缺”相比,文化研究是一个全新的新生事物,它被高校文科院系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看作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比,有更美妙的前景,方法上也有诸多“野路子”。在格局上它打破了狭隘的学科化了的文学研究,在视野上也从文学转向了诸多边缘文化现象。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国际声誉日隆,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中国人都感觉到了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无论是中国目前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还自身发展的需要,文化研究被高度重视,政府机构的文化决策需要各大“智库”提供有力的研究成果。从事文史哲类基础理论研究的研究者纷纷转战文化研究阵地,各种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 与文化研究生意兴隆、人声鼎沸的场面相比,文学研究显得日益萧条冷落。基础理论研究投入大、回报低,其影响力无法预见,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应用研究收效快,几乎立竿见影。不排除科研人员有立刻套现的功利心理,因此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成为上下共谋的结果。实际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两者常常是难分彼此,互相包含,它们在分离与撕扯当中既互相拆台,也彼此成就。然而,被热捧的文化研究也并非一帆风顺,首先它要面临学科归属的尴尬,加上由于缺乏形而上的理论指导,其实践性与理论性严重脱节,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研究人员一窝蜂赶潮流,知识储备不够,即使在实践性研究这一块也无法有效地给党政决策部门提供急需的应用对策研究成果。“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文化研究”一开始就不打算把自己规定为对文化的研究,它带有一定的学理性和学科性质。正式的文化研究机构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其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R.Hoggart)与雷蒙德•威廉斯(R.Williams),被称之为“伯明翰学派”。由于文化研究在各学科之间处于摇摆不定的位置,一直缺乏理论支撑,西方比较早进入这一领域。马克斯•霍克海默(M.MaxHorkheimer)和西方奥多•阿多诺(TheodorWiesengrundAdorno)的《否定辩证法》,以及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的《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两部作品常被作为文化研究的理论骨架。广义的文化研究把社会学、媒体研究、文学理论以及文化人类学等搅拌在一起,对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关注非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亚文化。直到今天,文化研究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还处于模糊状态。目前国内的文化研究出于现实的需要,侧重于实践性研究,其文化立场、批判姿态都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到义理层面。通常情况下,社会总是尽量维护既定的文化机制,这是保障社会结构稳定的基本前提。对于文学研究这门学科说来,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教育体制使文学研究专业化,这门学科在社会关系架构中已经处于相对稳定的位置之中。高校的文学院(中文系)、外国语学院(外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大文学研究机构(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以及全国地方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有一支长期稳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这几年文化研究来势凶猛,它所带来冲击使得地方社科院的文学所研究方向和功能上发生了变化。地方社会科学院一般被定位为“思想库”、“智囊团”,由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某种内在的联系,从事文学研究的科研团队和科研人员的纷纷转行文化研究,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项统计表明,2014年全国31家地方社科院,有8个文学研究所改为文化研究所,三个文学研究所与历史研究所合并,两个所改为民族研究所(属于社会学)。北京、山东、浙江、河南这样的文学资源丰富的省份都改为文化研究所。 全国社科院很多文学研究所被撤销或者合并,合并后名称改为文史研究所。像湖北省,拥有屈原、孟浩然、公安派、竟陵派、闻一多等这样好的文学资源的省份都被合并,只保留一至两名文学研究人员。名称的更改决定学科定位和研究方向。有些文化研究所和文史研究所已经不再设置文学学科,如广东、重庆等。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一面方越来越精细化,但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属性又需要团队作战和跨学科合作研究,呈现高度综合化趋势。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定位主要是为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服务,在注重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相结合的同时突出应用性研究。后者是获得人才、资金和政策的支持的有力保障。基础学科在地方社科院一直很处于弱势地位,改行、合并常常并非出于研究人员的本意。文化研究可谓资源丰富、天地广阔,研究者大可信马由缰。排斥在主流之外的边缘文化,日益兴隆的影视文化,高度被关注的民间文化,亟待保护整理的传统文化等等。当年的伯明翰学派就直言不讳的宣称他们是以文化实践和社会关系变迁为主要研究任务,内容也主要是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包括影视、各种文化媒介、休闲方式甚至房屋装修,后来才转向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无论是伯明翰学派,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的研究人员学科背景大都是社会学、哲学、法学、历史学和心理学,鲜见有文学学科背景的成员。广义的文化研究与文学几乎没有什么交叉点,它本质上应该属于社会学。通常采用抽样调查、统计分析以及社区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试图通过精确数据和各种社会文化动态作为理论支撑。那么,狭义文化研究境况如何呢?文化皮书、文化发展战略一类的调研报告与文学基础理论也是毫不相干。出现这种现象与当今时代分工过细,行业壁垒有关。文学研究也是一门职业陷阱很深的行业,而文化研究处于草创阶段,有文学学科背景的人最容易入手。再者,社会科学未来发展趋势更加注重应用学科和局部研究,文学抢先占领文化研究阵地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然而,真正的文化研究其难度要远远高于其他纯粹单一的学科,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政治性、实践性、批判性,不仅需要极大的知识储备,还需要文史哲与自然科学融会贯通,最好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除此之外,还要有应用对策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两相兼顾的能力。 二、学术体制下文化研究的困境 文学研究纷纷转向文化研究,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学术体制下的人才培养问题。学术职业化和学术体制化的恶果是僵死的教条主义大行其道。国家现行的学术体制与人才培养是紧密相关的,由于前面提到的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边界模糊性,国家一级学科没有、也无法设置文化这一门学科。年轻学者的晋升常常遇到“技术性”障碍。如果一位年轻学者在他的学术规划中打算专事文化研究,那么,他的职称评定将严重受阻。在课题这一块,文学研究在国家一级学科里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课题申报严格按学科分类,除了重大课题有跨学科研究,部级、省级重点课题、一般课题、青年课题都只能一一对应。在重大课题的申报方面,青年学者在申报人资格这一栏就被拒之门外。文化研究要申报纵向课题,打个比方,就算某项文化研究比较靠近伦理学或美学,就意味着要跟思辨哲学或纯粹的伦理学、美学竞争哲学课题。又如,以神话传说为背景的江山胜景、历史遗存被纳入重点保护范围,那么在申请文化保护方面的纵向课题时,可能同时涉及到文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等,但它不好往其中任何一个专门的学科上靠,也无力与其中任何一个纯粹的学科竞争,因此,这类课题一是被地方政府作为横向课题招标,一是作为国家重大课题,年青学者既没有资格也不具备这种综合能力。方面更是重重受阻,国内目前没有顶级文化期刊,有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文化期刊,在考核机制中被排除在“权威”或“重大”刊物之外。各级职称评审成果量化标准具有稳定性和滞后性,很多评审机构还在沿用20年前制定的评审标准。职称评审规则的制定与国家学术体制下的学科分类严格挂钩。按照西方的学科分类将中国传统学术和知识文化逐个对号入座,学科的实用性得到彰显。中国传统学术文史哲不分,事实上,这种讲求博通的“通人之学”的学科分类与西方讲求实用的“专门之学”的学科分类根本无法实现对接,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两汉的经、史、子、集常常无法归类,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古代部分在这种分类法面前无可奈何,仍然沿袭传统的“四部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粗暴分类法可能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向,那么在振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国学的重要历史使命面前,各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始终处于纠结之中。青年学者在职称评定时,拿不出高分值的成果,制度不会对单个的人进行变通。这又回到关系论的问题,大的关于学科的关系论。某种事物之所以成其为某种事物,是在相对应的关系中成立。文化研究被人通俗地称之为“万金油”,其实对专业要求更高。文化研究一方面凌驾于各学科之上,另一方面又委身于各学科之内,在自己编织的蛛网式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迷失了自我。高调的文化研究者不在乎学科上的归属问题,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属性众所周知。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考虑,文化研究的发展还需要有配套的学术体制。当然,无论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只有不受制于体制后才会有真正的自由。科学研究到了无为的境界才有真东西。 三、结语 文史哲短暂的分家之后,信息化之后又进入“大学科”时代,学科的疆界再一次被打破,跨学科跨文体成为趋势。文化研究比文学研究更敏锐的观察到了这一点,它作为一个有旺盛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反衬了文学研究的衰落,它的反制度化、反学院化正是对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刻板学术制度的刺激,它密切关注风起云涌的社会文化运动,以实践的姿态干预社会文化。当然,文学研究处在一种稳定的学科关系中,结构牢固,分工明晰,不可能轻易地被遮蔽、被分散。虽然说文学的本质属性和它的永恒性是它存在的理由,但是面对当前危机,需要学界认真思考,重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作者:卓今 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文学研究论文:英美文学研究论文 一、 英美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 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在评估过程中,进一步淡化其艺术性及故事性的重要性,而是更侧重于作者的思想深度,以及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可以说,一个作品是否具有社会前瞻性在一定程度上标榜了其文学价值。比如《飞蛾:象征的创造性力量——论佛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中飞蛾的象征意义》和《大众的反叛》两本书,虽然一个是对社会现象的剖析和对现论进行补充,一个是对西方现代化历史的反思,但都是通过对一件小事或一段时期的分析,来对社会发展提出值得借鉴的建议,故而受到了专家的充分肯定与褒扬,在社会舆论上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就连各种奖项也对其抛出了橄榄枝。 二、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对我国文学的启示 1.研究英美文学现代化的原因 从五四时期开始,我国现代文学就涌现了大量的新作品,这些作品符合大众口味,不再像过去那样生涩难懂,同时,出现了职业作家、明星作家、业余等各种身份,这促进了我国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文学的发展孕育了新的体裁和思想方式,以及文学研究的变化,而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转变又反过来衍生出更新颖多样的文学形式。而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又是与这一系列的变化相辅相成的,文学的现代化为文学的现代化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促进着后者的发展,而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成果则可以给新文学更多的思想、手段,纠正文学发展中的错误,促进文学更好的发展。从胡适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开始,我国社会变革的步伐就一再体现在文学作品上,改良社会、教育人心的作品成了主流,又加之文学创作人一般也身兼这研究者的身份,对于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要求就更高。分析借鉴英美文化研究现代化的方法和成果,是加快我国文学研究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任务。 2.英美文学现代化的启示 自John教授因图书馆管理使用繁琐,而提出了以网络远距科技来解决始,文字的计算机化就开始深远的影响着英美文学的发展。让图书馆走进网络,不但使图书馆的存储空间无限扩增,也解决了它的取放问题。由此衍生的是,整个学术研究中的数据取放问题都得以解决,新形式的出现,也改变着文学研究的方法和习惯,可以说,以网络分析类化为主的科学思想主导了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无一不反映出人们的理性思考和科技发展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力。这表明作者更多的注意到了一种人文关怀,并且充分认识到了科技对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进而更是将计算机和网络及其相关技术全面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这些发展和对科技的敏感反映都是值得我国借鉴的,文字从文言文变为白话文,再变成数字化的文字,这才是应有的变革。我国学者一则对计算机网络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这一点的反映不够敏感,二则对运用方法也处于摸索之中,故而,发展空间还很大,一方面要培养懂技术的相关人才,另一方面就是要借鉴学习英美文学研究的成果,利用网络加强文学和科学的关系。同时最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学与科学相联系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性,只有将这个思想深植脑中,才能令我国的文学研究获得长足的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文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表达,而灵活的运用计算机和网络去进行文学研究则是对这种表达的检测、管理和促进,同时文学的国际化也是重要的发展趋势。 作者:陈萌 单位:河南教育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后殖民时代文学研究论文 一、后殖民时代概述 所谓“后殖民时代”目前包括了两种相对立的内涵,其一是指西方以英美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开始以各种无形的手段侵略他国,并借此控制他国人民的思想,从而达到他们在精神上殖民的目的;其二是指不少开明的西方民主人士,纷纷反对本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新殖民主义,并且以一种反思和批判的观点来痛斥殖民时代的血腥性。这二者都是相对于“殖民时代”来说的,他并不是意味着“殖民时代”的总结,因为新形势的“殖民主义”依然被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客们所鼓吹。目前典型的西方新“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有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输出文化产品,并且将这种文化不断渗透到落后国家人民的生活中去,并且将落后国家的文化逐渐改造成发达国家所希望的文化。 二、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困境的成因 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困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发展的形势是由多种原因推动而构成的。 (一)殖民时代的血腥 工业时代,由于资本积累的需要,殖民主义随之成为西方世界普遍认同的一种积累财富的手段。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不少文学作品都对殖民主 义的行为进行粉饰,甚至于为殖民主义摇旗呐喊。然而在今天,以世界的眼光来看,殖民主义是一种对落后国家人民的血腥压榨,但是从某些“精英”们的眼光来看,这种行为却是合理合法的。因此,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不少“精英”仍然坚信,只有“殖民主义”才能推动国家迅速发展,因此,这些“精英”选择了各种方法为新时代的“殖民主义”摇旗呐喊,而英国文学就成为了他们最喜欢的一种方法。因为通过文学将自己的思想进行传播,不仅具有隐蔽性的特征,而且能够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们的观点,从而实现“殖民主义”思想传播的目的。因此,这些“精英”往往不希望重提“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去唤醒人们的警惕,更遑论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了。 (二)左派文人的批判 由于在后殖民主义时代,英国都以隐蔽的方式对落后国家进行新型的“殖民主义”。为迎合这种政治上的需要,不少英国的御用文人们也将开始为“殖民时代”的行为作出各种冠冕堂皇的解释。例如,著名的文学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就仔细研究过英国文学研究传统的形成史,论证了这一传统紧抓不放的文化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嬗变之间的鸿沟。尽管不少反对者争相驳斥此类观点,但是依旧有不少英国学者对该类英国文学出现困境的缘由深信不疑。这就使得不少英国学者认为对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研究已经可以画上句号,从而在思想上禁锢了其研究英国文学的动力。 (三)语境的巨大变化 每一代人都会产生每一代人的文化,而大学生活和市井社会更是容易催生出新的文化,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一个尴尬的状态。因为即使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他们接受的语境文化也与许多经典的英国文学中的语境是完全不同的。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研究学者在研究英国文学时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切实领悟英国文学的真实内涵,甚至于可能出现理解上的偏差,最终导致英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受到阻碍。要知道“,殖民时代”的英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其公民的心理与思想与当今的英国人民相比远远不同,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一种断层的阶段。 (四)殖民地的觉醒 在“殖民时代”,英国以其先进的技术和强悍的武力为其推动其文学向世界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这种文学的传播其本质上是将英国本土适用的方法、理念甚至机构都原封不动地搬到殖民地推广实行。不难看出,这种行为其本质上是一种霸权主义,是对殖民地人民思想和政治的禁锢。然而,在后殖民时代,许多原本的殖民地纷纷脱离了英国的控制,其逐渐开始希望恢复本国家的文化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摒弃英国文学研究,改而研究本国家的文学,也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困境。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1968年10月肯尼亚作家、学者恩古吉•瓦•蒂文哥在内罗毕大学做题为《论废除英文系》的演说,旗帜鲜明地提倡用非洲文学取代英国文学研究,将非洲文学和语言中心化,英国文学边缘化。 (五)后殖民的文本政治 后殖民文本政治由于其强调文本作为优秀的作用,因此其希望用文学文本和文本解读介入到文化政治中去。这就使得后殖民文学研究成为了一种具有独特范式的文学研究,他的出现对于英国文学研究传统形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并且揭露了殖民时代权利与文学之间的共生关系。而传统的英国文学大多是以斯皮瓦克为代表的“话语暴力”,通过强调殖民地的从属关系,从而推断出殖民地对宗主国的干涉行为不具有话语权。然而在今天,这种“话语暴力”早已经成为“后殖民时代”所广泛抵制的文学行文,而英国文学研究也因此受到牵连,其文学研究也陷入了困境。 三、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的困境 随着“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不少国家的有志之士纷纷开始反思“殖民时代”的血腥与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老牌西方发达国家的英国,其文学的研究也随之陷入了一种困境,比较典型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一)印度:并立与继承 在印度摆脱殖民地的身份后,其国内的学者不得不开始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好本土文学理论和英国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经历长期的探讨与摸索,以罗伯特•弗雷德为代表的一批文学家提出了并立和继承的观点。在保持印度传统文化不变的基础上,也对英国文学进行有选择性地吸收继承。这样做不仅能够保留印度文学的传统性,而且能为后来者诠释印度今天的语言中为何掺杂着英语的原因。其遵循着“混沌”的原则,将印度的文学与英国的文学相互并立地进行研究,使得其国内的文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后殖民时代”的语言风格,即在其文学作品中往往容易看到印度梵语与英语同时出现的情况。例如,《帝国的反写》与《后殖民小说:类型问题》等书中都与传统的文学风格不同,呈现出一种在后殖民时代用处的新语境、新词汇和新美学等特征。参考皮埃尔•杜里克斯的归纳总结,我们可以得出“后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主要有这样两点共同点:(1)其包含了浓郁的“后殖民时代”的政治特征,而这种特征又被巧妙地融入到了文学写作的精妙语句中。(2)其必然存在着由“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转变的历史印记。 (二)澳大利亚:批判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今天的英联邦成员之一,澳大利亚对于英国文学的研究有着更为深入的探索。由于其有着与英国文化近乎相同的文化,其关注点也不同于印度的本土文学与英国文学关系处理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对于“殖民时代”存在的错误行为进行批判。其主要批判的对象有:强调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或地区文化的优越性,例如西方国家的文化总是优于东方的;强调种族的优越性或种族模式的优越性,例如白人的基因天生优于黄种人和黑人;强调殖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之间的比较;关注混杂、混合等现象更为复杂的比较模式。例如,比较典型的有阿尼亚•伦巴和马丁•奥尔金共同编撰的《后殖民莎士比亚》就将后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进行评点,并联系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在后殖民时代的新认识,分析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的困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后殖民时代”,更多的澳大利亚学者开始讲英国文学列入到他们的批判名单中。 (三)世界:独立的文学体系 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的世界上,英国文学不再是“殖民时代”一家独大的地位了,许多曾经的英国文学研究学者也都纷纷选择对其他国家的文学进行研究,而英国文学因其“殖民时代”所贯彻的“殖民主义”存在,往往受到了不少国家学者的抵制。而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与政治独立后,也纷纷迎来了文化上的独立,那些曾经被英国文学光辉遮盖下的本国文学纷纷浮出水面,对本国文学的研究也逐渐兴盛起来。这就使得原本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体系逐渐打破,而世界各国纷纷建立起了独立的文学研究体系。这些文学体系不仅有着对“殖民时代”罪恶性的讨论,也有着对本国语言、语境、词汇的深入研究。 四、结语 在今天,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困境其实质上是各国人民对于英国在“殖民时代”的行为作出的回应,也是对英国在今天依旧灌输在文学中的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有利回应。我们不能说英国文学的研究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往往文学的价值总是与政治思想的表达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文学的研究也离不开政治环境的支持,或许,这就是英国文学的研究为什么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吧。 作者:刘敏 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城市水文学研究论文 1城市水文学研究现状 1.1城市化的水文效应研究 综合已有研究,将城市化过程中对区域水循环和水文过程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水文现象称为城市化水文效应.从水文过程的本身来看,城市化带来的水文过程效应主要包括:城市降雨过程特征突变、城市耗散强度增大以及城市产汇流过程畸变等.对于城市降雨过程,众多研究表明,城市市区内的降水量显著高于郊区降水量,城市周围降水时空趋势性分布十分明显.其主要原因是城市化对水分和能量收支的影响,这些影响被称之为城市“热岛效应”、“雨岛效应”、城市“干/湿岛效应”等.其中,城市“雨岛效益”和“干/湿岛效应”与城市“热岛效应”密切相关.在城市“热岛效应”方面,Gedzelman等人、Champollion等人、Bottyan和Unger、Nadir基于城区和郊区的气温观测数据分别研究了美国纽约、法国巴黎、匈牙利塞巨(Szged)、苏丹喀土穆等城市的热岛效应,发现纽约城市热岛效应最强,城区和郊区的气温差最高可达8℃.张景哲等人、周淑贞对北京、上海的“热岛效应”做了系统研究.在“热岛效应”定量模拟方面,日本学者Kimura和Takahashi,Toshiaki和Kazuhiro建立了人工热排放(包括汽车尾气、工业废热、人工取暖等)的精细模拟模型,绘制了较为详细的逐日和年际人工热排放变化图.香港城市大学Chan教授建立了考虑热岛效应的城区温度变化修正曲线.在“雨岛效应”方面,黄国如和何泓杰,王栋成等人在济南的研究表明:“雨岛效应”导致城市增雨率约为10%;曹琨等人选取1959~2007年上海市龙华站降水、气温资料及青浦、嘉定降水资料,运用累积曲线、距平统计和相对偏差对比等方法对上海地区降水量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雨岛效应”主要集中于汛期5~10月,市区降水平均年增长率为郊区的1.6倍;目前,在国际上关于“雨岛效应”具有2个基本观点:一是城市化导致城区高强度降水增加;二是城市化及其工业污染产生的气溶胶导致城区降水减少.第一种观点的代表性研究在墨西哥城,Jauregui和Romales通过1941~1985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夏季城区“ 20mm/h”的高强度降水明显增加,而同时期郊区雨量站的降水没有显著变化.第二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Daniel,他基于NOAAAVHRR数据和历史降水数据分析得出“城市化和工业污染导致区域降水量减少”.这两派观点看似矛盾,实际具有科学上的内在一致性,城区点上极端(高强度)降水增加,是以面上其他区域降水的减少为代价的,因为区域水汽通量条件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点”上多必然导致“面”上少.在“干/湿岛效应”方面,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长时期、大范围气象观测资料的对比分析上,Katharine等人基于全球1973~2003年系列5°5°分辨率的逐月地表湿度分布数据分析发现,城市化及其他人类活动导致地表水汽含量(绝对湿度)明显增加.Brown和Degaetano基于美国145个气象站的逐小时湿度数据分析了美国1930~2010年的地表湿度演变趋势,发现绝对湿度普遍增加,相对湿度在城市和郊区表现不一样,东部、中部和西部表现也不一样,大体是东部城市呈现“干岛”,西部城市呈现“湿岛”.顾丽华等人利用4个气象站1961~2005年水汽压、相对湿度的资料,对南京市的城市干岛和湿岛效应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发现南京在平均相对湿度和水汽压上表现为明显的干岛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发展,南京城市干岛效应总体为增强的趋势;在浙江丽水和福建厦门,潘娅英等人和张少丽等人的研究也得到了“城市干岛”的结论.在城市蒸散发研究方面,已有研究认为,由于城市化进程使植被、土壤等下垫面条件被不透水硬地面替代,持水下垫面的减少会导致蒸发量的减少.倪广恒和敬书珍基于遥感技术研究了城市蒸散发过程与土地利用/覆盖的响应关系;吴炳方和邵建华基于遥感影响建立了区域蒸腾蒸发量的时空推演方法,该方法在流域大尺度范围内应用较好,但其空间分辨率较低,对城市区的模拟精度受到限制,而且也没有考虑城市人工取用水的蒸发耗散.Qin等人将下垫面分为5类(耕地、城乡居工地、陆生植被区、水生植被区、未利用土地),分别提出了各项ET的理论与计算方法,在城市耗水计算中综合运用了用水定额、耗水系数和水量平衡法.在耗水率计算方面,李彦东认为“工业和生活用水的蒸发耗水率不超过10%”.孟凡贵在博文“制度性干旱”的附文中()测算北京市区工业和生活蒸发耗水仅为133mm,由此推断城市单位面积水耗远比农田小,对水源的贡献远比农田大,这一计算忽略了城市中水回用及复杂的循环转化消耗过程,结果偏小.“制度性干旱”的观点一度引起学术界的争论.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张佳宝研究员()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孟凡贵)之所以能得出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结论,是因为该文在计算各项水资源消耗量时有一些问题”.以上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蒸发耗水的关注.总体来看,目前城市蒸散发对自然侧、大尺度的研究较多,对考虑城市耗用水过程的综合蒸散发过程的研究还比较少. 1.2城市化伴生的水环境及水生态效应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城市化和工业化往往导致城市环境恶化,生态受到较大破坏.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环境和生态质量逐渐成为制约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水环境和水生态是城市生态环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中国环境报告”指出,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环境质量水平大幅度下滑,“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近似”.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已有超过30%的主要河流、70%的湖泊和20%的沿海水域遭到严重污染,尤其是河流流经城市段的污染最为严重.同时,城市区域地下水污染问题不容忽视,地下水水质优良的比例仅占37.3%.水环境和水生态恶化不仅对居民饮用水安全构成威胁,也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稳定增长的绊脚石.因此,近些年来,城市化、工业化伴生的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相关研究成为城市水文学领域的热点之一.在城市水环境方面,以水环境承载力研究为着眼点,Zacharof等人,Schütze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水环境纳污能力计算、水环境过程演变模拟等模型和污水处理系统的实施监控方案.水环境纳污计算模型可以定量求解水环境承载力,对城市建设决策,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依据.郭怀成和唐剑武以山东临淄为例,建立了该区水环境系统动态预测与决策模型,由模型获得定量化水环境承载力,以研究城市水环境与社会、经济综合协调发展战略及对各协调策略进行评价.崔凤军采用系统研究方法,利用城市水环境承载力指数分析城市水环境,对策略变量做出预测、优化,并利用系统动力学模拟手段进行了实证研究.左其亭等人提出了计算城市水环境承载能力的“控制目标反推模型”(COIM模型),同时以郑州市为应用范例,介绍城市水环境承载能力计算模型应用及水环境调控对策制定.水环境和水质过程演变研究主要从污染物性质,污染事件的过程与方式等方面认识环境恶化与水质劣变过程的演化机理,同时提出相关防治对策.张学勤和曹光杰就城市水质问题提出了节约用水、控制点源和面源污染、加强城市绿地建设、生态修复城市水体等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的具体措施.任玉芬等人通过对不同城市下垫面的分析,研究了屋面和路面等不透水面以及绿地3类城市主要下垫面形式的降雨径流污染.Zheng等人通过动态建模方法,研究城市雨水径流多环芳香烃(PAH)的污染评估.Gnecco等人研究了在城市表面的降雨污染,分别调查了屋顶和路面污染情况.结果显示在路面径流中最显著的污染物为溶解形式的Cu,Pb和Zn的重金属;关于屋顶径流,锌浓度是非常高的.Vizintin等人使用结合过程的模型,测定考虑城市水循环的城市冲积含水层地下水污染.在城市水生态方面,相关研究结合城市生态建设管理实践,通过水与其他生态要素的统一分析,为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与科学建议.早期的城市生态建设规划主要考虑城市结构、形态设计等,忽视了能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城市水问题、水环境和水生态的研究才逐渐受到重视.Kattel等人认为,城市生态是一个联合的整体,是建筑、土地利用、城市绿地、道路、湿地、栖息地及岛屿等不同的组合聚集在一起形成的,维持城市生态,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Gbel等人提出了拟自然的城市水文生态管理方法,并评估了这种管理模式下城市地下水的响应规律.王沛芳等人提出了水安全、水环境、水景观、水文化和水经济五位一体的城市水生态系统建设模式.Wang等人研究了青岛崂山区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综合管理,对于城市居民区的废水排放,为预防水体富营养化和藻类的营养物质汇集,人工湿地和沿岸水生植物形成了缓冲地带.周文华等人以北京市为例,探讨了城市水生态足迹的内涵和4种典型城市水生态足迹的发展轨迹,提出了基于城市生态需水量的水生态足迹的核算方法.刘武艺等人定义了基于城市水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承载力,提出了“基于城市水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承载力-压力量化模型”,并根据理论模型设计了计算模型.综上所述,城市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研究不单单局限于水资源本身,需要结合城市整体建设规划,考虑经济和社会因素.在水环境治理方面,水环境承载力具备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今后主要的研究方向应该侧重于污染物的运移转化,以及污染事件和水质劣变过程机理的认识和模拟等方面.水生态研究作为城市生态建设的重要部分,则紧密结合了经济、社会等各类因素.城市生态需水量、城市生态承载力等研究都已开展.在城市生态建设日益得到重视的情况下,水生态学的研究将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为统筹规划、综合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1.3城市化水文过程机理研究 城市化水文过程机理研究是城市水文研究的另一重要分支,这部分研究可划分为“自然”和“社会”2个方面.“自然”方面重点研究天然降水在城市复杂下垫面上的运动转化和消耗过程;“社会”方面则集中于城市供用水方式和排水过程特征等领域.“自然”方面早期主要关注城市暴雨洪水及市政排水设计等工程问题,中国部分高校为此开设了“城市水利工程”专业.近期关注城市水文内在机理与模拟预测等基础科学问题,包括不同城市下垫面的降雨-径流关系、城市产汇流集成模拟、城市暴雨洪水的源头控制(Perrine等人),代表性成果包括Smith等人,Ragab等人,Amaguchi等人,Naftaly等人,Thomas等人,Yang等人,Ramier等人.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对天然水循环的影响作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化进程改变了天然的下垫面条件,隔断了地表、土壤与地下的水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的产汇流特性; (2)城市化进程破坏了已有的水文格局,改变了原有的水生态系统平衡,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3)城市化进程从整体上改变了城市水文系统的调节能力,增大了城市洪水内涝的发生风险.“社会”方面,已有研究重点关注城市供水安全,研究不同城市单元的用水量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城市水体水质劣变与驱动机制研究等.Mercedes等人对巴塞罗那居住区游泳池的用水量进行了分析,发现城市游泳池的用水约占了总用水量的10%,富人区游泳池相对较多,人均用水量也更高一些.Rachelle等人通过澳大利亚金海岸城132个家庭的用水观测和行为分析,研究了有无节水意识对最终生活用水量的影响.Peter和Denny对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城市资源消耗(水资源、能源、住房)的决定因素的半定量分析表明,用水量的决定因素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个人节水意识对片区用水量的影响较小.Angela和Thomas研究了西班牙马洛卡旅游度假区的用水量,指出高端旅游度假区人均用水量最高,其原因之一就是其私家花园的用水量占到了夏天总用水量的70%,大众旅游度假区的花园用水量占30%,城市居住区约占20%.刘家宏等人、左其亭剖析了中国城市生活用水指标的演变机理,建立了考虑气候、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城市生活用水指标计算模型.城市水质劣变和污染负荷驱动机制是“社会”侧的新的研究热点.Chebbo和Gromaire通过法国巴黎一个名叫“LeMarais”的城市试验小区的综合观测,定量分析了下水道系统的污染负荷,分别估计了径流,废污水和下水道的沉积物对总污染负荷的贡献.Campisano等人利用数学建模和实验观测,研究了下水道的冲洗脉冲波对管道沉积物的冲刷效应.李家科等人从机理模型、统计模型和概念模型3个方面进行了归类整理,梳理总结了城市面源污染估算的主要方法和模型,系统地阐述了城市地表径流污染的过程机理与描述方案. 1.4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 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产汇流与暴雨内涝过程方面,已有研究认为城市化导致城市产汇流机制和产汇流特性均发生改变.Urbonas等人绘制了城市暴雨径流系数与城市不透水面积比例的相关关系图,表明随着城市下垫面不透水特性的增强城市产流系数迅速增大.Brun和Band研究表明,城市不透水面增加0.1~1倍,产生的地表径流将增加2~5倍.Seth等人在美国对高度城市化流域和自然流域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城市化区域降雨径流峰值要比自然流域高出30%以上,同时,城市化区域径流衰退系数要比自然流域低40%左右.Mark等人和Schmitt等人解析了暴雨洪水时城市表面流和下水管道流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我国学者在城市产汇流和洪涝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对城市降雨和径流的预报上.许有鹏等人以我国南方城市地区为例,借助“3S”技术平台,对区域径流过程进行了模拟,结论表明快速城市化导致区域不透水率增加,河网滞蓄能力下降,区域径流深度和径流系数增大.由于水文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原型观测的难度较大.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学模拟技术的发展,借助区域或者流域水文模型对城市化过程中的水文过程进行模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Lhomme等人建立了基于GIS的城市地表产汇流模型.Vieux和Bedient用数值方法分析了人口稠密的城市化地区洪水预报的不确定性.Valeo和Ho分析了目前融雪模型的一些问题,建立了以野外实验得到的城市融雪参数为基础的融雪模型,解决了城市地区的融雪问题.Berthier等人用二维数值模型来确定土壤在城市集水区径流的形成中的作用,发现土壤出流的贡献可以占到径流总量的14%.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概念性水文模型; (2)物理性水文模型; (3)水动力模型.其中,水文模型将城市水循环系统看做一个“黑箱”或者“灰箱”系统,借助输入-输出响应关系或者具有一定物理机理关系的方程来描述系统的水文过程和水循环行为.此类模型结构简单,对输入数据和参数的要求不高,便于普及应用,缺点在于模拟精度受到一定的限制,模拟过程的时空尺度不宜太小.水动力学模型对城市水文过程进行了显式刻画,利用地表水动力学方程,管道流体运动方程等对城市水循环过程进行模拟计算,大大地提高了模拟精度,并且可以显著降低模拟的时间尺度.但是由于建模过程需要大量复杂的输入数据和参数,限制了模型的广泛应用.当前,城市水文和水动力模型层出不穷,但每一种模型都具有其独特的适用范围.这些模型在特定区域和特定工况条件下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总结来看,SWMM模型、InfoWorks模型和MIKE模型是应用成功的典型.SWMM模型的全称是城市暴雨雨水管理模型(StormWaterManagementModel),是由美国环保局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发的.该模型可以模拟城市区域次降雨径流过程,包括城市地面暴雨径流的过程响应以及在城市排水系统的水力运动过程等.模型问世以来,被广泛地应用于世界各地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中,在城市暴雨径流预报模拟、污水排放的环境效应分析以及城市雨水污水排水设计等领域均有应用.我国学者针对SWMM模型开展了广泛的应用研究,刘俊和徐向阳利用SWMM模型对天津主城区外环河以内的主要河道进行了建模计算,得到了研究区重要河道断面的流量过程.陈鑫等人对郑州市主城区的暴雨径流过程进行了模拟,并对研究区设计排涝标准和排水重现期进行了分析.InfoWorks模型由英国Wallingford集团负责研发.该模型的最大特点是可以仿真模拟城市水循环过程,对城市管网的水流过程模拟能力比较强大.我国学者近些年来也积极引进该模型.姚宇建立了城市工业园区排水网络模拟模型,仿真模拟城市排水管网的运行性能.张伟分析了城市排水管网的水力特性,并模拟管网水流的沉积规律,为城市管网防淤塞管理提供有力工具.MIKE模型是丹麦水资源及水环境研究所(DHI)的产品.DHI是非政府的国际化组织,基金会组织结构形式,主要致力于水资源及水环境方面的研究,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软件、领先的技术.MIKE模型家族中有一款专为城市水系统量身定做的模拟工具-MIKEURBAN模型,其前身为MIKEMOUSE模().MIKEURBAN是模拟城市排水,污水系统的水文,水力学和水质等集成工程软件,它集成了城市下水系统中的地表流,明渠流,管道流,水质以及泥沙传输等计算模型,具有强大的城市水循环及伴生过程模拟能力.文献检索显示,MIKE系列模型目前在国内已有广泛的应用,但是MIKEURBAN模型的应用还不是很多.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基于城市水循环调控与城市水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需要,MIKE-URBAN模型会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提升空间. 2城市水文学发展趋势 城市水文研究是通过分析城市化对于降水、城市下垫面产汇流规律、城市暴雨洪水以及供需水、水资源保障、水环境、水生态等方面的影响机制,来实现对城市气候成因分析、洪水预测计算、污染事件防控、景观生态系统建设、雨洪资源化利用等目的.通过以上国内外文献检索可以发现,城市水文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开展城市化的水文效应、城市水文机理与模拟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城市热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对产生“热岛效应”的机理认识也比较清楚.研究手段已从数据对比法(包括城/郊观测数据对比、城区长系列历史数据对比)上升到模型模拟和实验室模拟阶段,建立了一系列能够反演城市“热岛效应”的统计模型、能量平衡模型、数值模型、解析模型和物理模型.目前对城市夏季“雨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对“雨岛效应”的产生机理认识也比较统一.但对城市干/湿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在不同地区并不一致,这与城市水循环的复杂性、城市所在区域气候背景的差异性,以及水分相变过程与能量平衡(显热/潜热转化)过程的高度契合性密切相关.城市干/湿岛效应与城市蒸散发密切相关,欲从机理上阐释干/湿岛形成的原因,必先弄清城市蒸散发的机制及其各项水分来源.城市水文机理与模拟方面,“自然侧”的降水-产汇流研究比较系统,已建立了包括城市屋面、硬化地面、城市绿地等复杂城市下垫面的降水-蒸发-径流定量模拟模型.“社会侧”的用水规律和需求预测研究也比较多,剖析了收入水平、节水意识、生活习惯等因素对城市用水量的影响,建立了考虑气候、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城市生活用水指标计算模型.对城市人工取用水的耗水机理研究较少,在城市综合耗水强度“是高还是低”的定性认识上还存在激烈争论.目前对工业、生活及城市景观生态用水消耗的定量计算做了一些探索,定量方法主要是经验性的耗水系数法,尚没有建立具有物理机制的城市用水蒸发耗散模型.从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水资源消耗的空间分布,以及城市化对水分收支影响等关键科学问题来看,城市综合耗水的内在机理研究将是现代城市水文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该方面研究获得的城市蒸发耗水的定量计算成果,可以建立水分相变过程(蒸发)的能量吸收(潜热)与气温(显热)的关系模型,从而架起城市蒸发耗水与能量收支之间的桥梁,为解释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不同湿度条件下城市热岛效应的强弱奠定科学基础.理论上,蒸发耗散强度大(相对于郊区)的城市,其热岛效应弱,反之则强,因为蒸发吸收显热,对温度升高具有抑制作用.在应用方面,随着城市内涝问题的日益凸显,城市建成区短历时暴雨洪水的精细模拟预测、城市水文极值事件的定量描述、“海绵型”社区建设(低影响社区)模式及其水文响应规律等也是城市水文研究重要方向.城市水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目前国内在机理和模型上的研究还要朝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要重视水文效应机理研究.之前诸多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水文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性,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水文现象.把握城市水文效应的规律性并开发定量模拟模型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如城市暴雨产流过程的时空精细化模拟,重点要探究城市“雨岛效应”、“干湿岛效应”对城市局部气候的定量化影响,提高降雨预报精度和预见期.其次,要发展多学科交叉及应用研究.做好城市水文学研究必须涉及多个领域、学科的交叉合作,城市水文研究不仅与大气科学密切相关,还与环境科学、生态学及社会科学、城市规划等学科领域相互关联,只有协调好学科间的相互关系,领域之间互相合作,才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城市水文效应机制.最后,要把握好气候变化对城市水文过程的响应.全球变暖已经成为科学界不争的事实,诸多学者认为全球变暖现象对于城市水文过程及水生态系统存在一定的影响,相对于其他系统而言,城市系统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加脆弱,因此分析气候变化对于城市水文过程的影响十分必要. 3结论与展望 城市水文学是水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80年代正式独立成为一门学科,早期重点关注城市排水工程设计等水文计算问题.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水文学面临的问题更趋复杂,学科研究领域逐渐拓宽,囊括了城市化伴生的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城市水文过程机理解析和过程模拟等内容.近30年来,城市水文学在城市水文与伴生过程模拟、城市水资源配置与高效利用、城市防洪减灾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基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机理、模型和实验观测方法.但是,目前城市水文学还有诸多问题存在争议.随着气候变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些问题逐渐受到广泛关注. (1)城市区域局部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事件频发问题.目前,城市区域的“热岛效应”、“干岛效应”和“湿岛效应”受到学界广泛认可,但上述效应的产生机理以及定量表征方法研究还很不充分. (2)受到气候变化和强人类活动干扰影响,城市水文要素和自然流域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城市区域的综合耗水强度和蒸散发量显著升高.认识城市高耗水过程机理,实施ET耗水管理,控制城市高耗水对促进区域真实节水具有重要作用. (3)和天然水循环过程相比,城市区域人工取用水强度很大,成为城市水循环运动的主要过程.合理预测和控制城市社会取用水量,促进城市水循环、水生态和水环境可持续健康发展,是城市水文学的又一个重要任务.总的来看,随着城市极端天气事件和内涝问题的日益凸显,城市水文和天气极值事件的模拟、预测与应用是城市水文研究的重要方向.城市区域高耗水过程机理与城市水循环需要加强对城市人工取用水过程的机理认识,对耗水过程中的水分相变带来的能量转换进行深入研究.此外,城市发展已逐渐由点状分布演变为集群分布,未来城市群叠加水文效应的定量评估和预测将是城市水文新的发展方向. 作者:单位:刘家宏 邵薇薇 王建华 陈似蓝 高学睿 王浩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 水利部水资源与水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空间转向文学研究论文 一、空间转向 空间转向在颠覆传统的空间理论方面,并不是对其进行全面的否定,却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改造,在空间的转向理念中,空间和时间在世界中融为一体,共同存在,将时间、空间和存在连成一个整体,而在这一个整体中,空间和时间都并非是静止的,它们是不断在变化的。导致我们无法看见事物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并且对于当今时代的剖析,无论是从理论、政治或者是实践的角度,揭示空间的神秘的力量都是其关键所在。空间转向趋势理念中,经济、政治、阶级、文化、民族等各种力量集中在空间这种异质性的场所进行较量,而将这种存在于异质性空间中的各种力量的较量发掘出来则是当代的西方的空间理论的最终目的,进而批判资本主义,因此,在当代,空间成为了批判得以实现的新型的平台。 二、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范式转型 第一,文学与外部世界在传统的理论中的关系在空间转向理论中得到了全新的定义,在传统理论中文学是作为关照世界的一面镜子出现的,无论是哪一种叙述,都或多或少跟别的叙述空间产生联系,另外在传统理论中文学空间就是对某一固定空间中的时间进行相应的演绎,给人们的观念就是文学文本除了投身到空间没有其它选择,虽然在文学空间实际上就是从现实空间出来的,但是就文学本身来说,它就是构成社会现实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就是消费者的社会,就像有些专家所说的那样,它跟传统的消费根本区别在于,传统的消费主要是以“物”为中心而进行的,而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主要是一种“符号体系”或“影像”的消费,因此詹姆逊就将这种消费社会当成信息饱和的社会,也就是在该消费社会中虽然没有存在着真正的大自然,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信息都已经达到了非常饱和的状态,因此他就把这种复杂的商品网络当做成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文学。由此可以看出,现实空间跟文学空间经常会出现混杂的现象,这就使得某一种符号空间在该种信息化环境下还能不能以一种文学审美文本来对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看”者的眼光和态度来决定的,另一方面现实空间和文学空间之间的混杂现象,也使得人们将传统的文学研究不断朝着文化研究的方向拓展。 第二,就拿文学文本空间以及文学空间的生产这两者来说,在传统理论中,它更重视对文学作品是怎样产生主导力量这方面的内容,然后在对文学文本空间内部的是否和谐进行重视。然而,当前的空间理论确实这样认为的,皮埃尔布尔迪厄(PelrreBoudrelu’又译为皮埃尔布迪厄)所谓的“文学场”(hteraryfield)就是文学本身,而文学空间的生产本身也会构成相应的多元异质性的空间(场)。跟传统理论上的“环境”、“背景”相比,现代空间(场)有着很大的却别,当前的空间(场)主要是政治与文学、管理与被管理、先锋与保守等各种各样权力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体系,从而就会直接导致文学的文本空间不能以一个有机整体出现。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文学在阅读、解释以及研究方面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学文本空间由于自身原因所形成的一些异质性所导致的;而文学文本空间本身的异质性在另一方面,也使文学阅读和解释具有更多的重复性,所以现代的文学生产、文学文本、文学研究这三者都已经成为了一种互文性的空间结构。 第三,那些文本游戏中非常纯粹的解构主义式,他们的文本互文性空间结构是怎样将批判性使命以文学形式呈现呢?总的来说,“空间转向”形成的全新的文学研究理念主要表现在文学空间一方面反映的就是现实空间,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组成现实空间的重要部分,而现实空间跟文学空间之间的距离呈现出弥合态势,进而导致现代的文学研究对象不断向着所有的文化空间拓展,因此,无论是文学空间自身、文学空间的阐释还是文学空间的生产,这三者都能够将多元性、异质性、互文性很好地体现出来,所以文学常常会借助于文本的多次、多重阐释来呈现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力量。 作者:王增 单位: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苏格兰史蒂文森民族文学研究论文 一、《巴伦特雷的少爷》中的苏格兰民俗 《巴伦特雷的少爷》是史蒂文森所有作品中最出众的一部,被评为史蒂文森最优美、最成熟小说。詹姆斯•杜里,巴伦特雷的少爷,在1745年詹姆斯二世党人叛乱之后被宣称死亡,但实际上则隐匿于印度。后来因为一个女人———弟弟亨利的妻子以及一些遗产纠纷,詹姆斯跟亨利反目成仇。他们之间展开了多次争斗,但詹姆斯总是能凭借阴险狡诈的手段而占得上风,以至于最后亨利甚至以为詹姆斯是专门来迫害自己的“超人类”———归来者。两兄弟在印度时,他们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极点,亨利雇佣杀手企图暗杀詹姆斯。得到消息的詹姆斯便想到用假死的方法来躲避杀手,然后再让他的印度仆人塞贡德拉将他“救活”。小说的最后,当詹姆斯在坟墓里躺了一个星期之后被挖出来时,他死而复生的“奇异”现象却直接导致早已精神涣散的亨利被“吓”死了。小说里,詹姆斯能够屡次战胜亨利的关键,在于他对苏格兰民俗故事中迷信思想的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詹姆斯曾经给亨利讲过一个发生在詹姆斯的一位“伯爵朋友”身上的故事。詹姆斯说,这位德国男爵曾做过一个预感性的梦,在梦中看到伯爵朋友死了。之后德国男爵就跟这位疑心很重的伯爵朋友描述了这件事,随即按照梦中的景象,精心制造了一个与之极为相似的情景,最后果然不费力气地让伯爵朋友丧了命。亨利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故事中的“伯爵朋友”显然就是暗指亨利。而那位“德国男爵”毫无疑问就是詹姆斯自己。詹姆斯深谙亨利相信迷信的特点,才编造出这么一个故事来吓唬他。而这个故事很可能也是詹姆斯的“暗杀”计划中的重要环节之一。詹姆斯作恶多端,又加上他神秘复活的灵异事件,使他毫无疑问地成为吸血鬼式的可怕的归来者。而仆人塞贡德拉的角色更是有意地加重了詹姆斯的超自然的神秘形象。有人认为塞贡德拉也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理由是他指出并除掉了企图暗杀詹姆斯的雇凶,最终解救了詹姆斯。 但是,如果我们回头思考一下为什么塞贡德拉能够做到这些,就不难发现其实这些事件无不是在詹姆斯的精心策划之下进行的,而塞贡德拉只是詹姆斯意志的执行者而已,是詹姆斯吸血鬼形象的延伸。詹姆斯这个诡计多端的角色,给这部小说蒙上了一层帝国哥特式色彩。詹姆斯愤世嫉俗,并非常善于运用苏格兰民俗故事中的迷信思想,但在弟弟亨利眼里,他却与苏格兰文化格格不入。亨利与詹姆斯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在他们各自的语言上有清晰的体现。亨利是一个深深地扎根于苏格兰传统的人,因而他讲话时带有浓重的苏格兰方言。而詹姆斯对一切传统文化持怀疑态度,与此对应,他说得一口标准的英格兰英语。尽管詹姆斯十分擅于运用苏格兰传统迷信来调动亨利等人的恐惧心理,但他却从来不相信任何迷信。小说里还有这样一个情节非常值得注意:詹姆斯的朋友麦凯乐听不懂詹姆斯跟仆人之间的对话,因为他们的谈话从来都用印度语。学者彭妮•菲尔丁认为,类似的情节也出现在詹姆斯跟他的妻子之间,“他妻子的无理取闹往往破坏了男人之间的暧昧关系。”至于为什么史蒂文森如此注重表达男人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史蒂文森将国家认同与男人之间的爱与恨放在了一起,旨在表达他自己“既不可能又必须要”对苏格兰进行描写的内心矛盾。我们知道,史蒂文森是苏格兰人,他对苏格兰的感情自然不言而喻。而此时苏格兰正处于大英帝国的统治之下,民族认同感与国家认同感存着巨大分歧。“男人之间的暧昧”表达的正是史蒂文森深沉的民族认同感,但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却又不得不将之深藏在心底。一本正经的威廉姆的形象正是英格兰理性主义的象征,而相信迷信、害怕迷信的亨利,则代表了苏格兰的超自然主义世界观。在史蒂文森笔下,苏格兰和印度的超自然主义信仰与英格兰理性主义的鲜明对比,已然将具有异国风情的思想文化推到了大英帝国的中心位置,而不是再像以往那样,在边缘位置徘徊。小说里大英帝国统治之下的苏格兰和印度的民俗信仰的并列出现,也揭示了为什么表面上统一的庞大帝国文明已濒临崩塌:这个帝国的人民都根深蒂固地生活在本民族的信仰和文化当中。隐藏在这部跨文化背景的哥特式小说情节背后的,则是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的最后挣扎。在《巴伦特雷的少爷》中,史蒂文森成功地将苏格兰传统的超自然主义世界观与英格兰理性主义世界观映射到了亨利与詹姆斯两兄弟身上,并通过两兄弟之间尔虞我诈的斗争,将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的文化冲突展现得淋漓尽致。史蒂文森的民俗小说打破了国界,在给读者带来异国他乡的文化和风光的同时,也在检验着一直以来“英国文化统治世界”的观念的正确性。史蒂文森在太平洋旅行时所写的一些文章中也突出强调了大英帝国政府在殖民地与本土之间形成的内忧外患的不稳定格局。史蒂文森的文字透露出了一种迷信色彩,通过否定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表面上的团结一致性,侵蚀了英国坚实的统治秩序。 二、《金银岛》与苏格兰民族的“海盗情结” 苏格兰是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维京海盗”的故乡。苏格兰民族也因深厚的“海盗情结”而自然形成了以冒险精神为优秀的独具特色的“海盗文化”。直到今天,海盗生活依然是每个苏格兰人心目中向往的充满自由和奇幻色彩的生活。《金银岛》是史蒂文森的成名作。在这部作品中,史蒂文森借一个名叫比尔•彭斯的孩子之口,讲述了吉姆等一群人在前往金银岛寻宝的途中发生的一系列险象环生的故事,对航海生活与海盗文化进行生动、细致地描写,彰显了鲜明的冒险主义精神。小说的开端是少年吉姆发现了海盗比尔遗物中的一份藏宝图,并因此知道了海盗首领弗林特在一个孤岛上埋藏了大量珍宝。吉姆将此事告知乡绅特里劳尼和医生里弗西。两人决定带上吉姆等人一起出海前往孤岛寻宝。不幸的是,船行驶到中途,才发现船员中一大半人都是海盗首领弗林特为了夺取宝藏而招募的海盗。于是,船上分别形成了以医生里弗西为领导的善的一方和以海盗首领弗林特为领导的恶的一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最终善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并顺利探得宝藏,满载而归。《金银岛》开创了寻宝题材小说的先河。小说中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苏格兰人民对航海的热爱。老海盗比尔刚刚住进吉姆家开设的“本鲍”旅馆时,不仅要人们称他“船长”,而且每天早上起床一定要用他那沙哑的声音唱那首航海老歌:“暗礁上有十五个人,唷呵呵!来瓶甜酒吧!”平日里他也确实常常喝着甜酒给大家讲他年轻时的航海故事。而主人公吉姆则更是早在出海之前就多次幻想着自己出海时的情景。在乡绅特里劳尼的家里,吉姆虽然“在花匠雷鲁斯的监视之下,好像犯人一般”,但却“满心怀着航海的梦想,享受着神秘、奇幻的金银岛给他带来的种种快感”。不仅如此,吉姆还已经在梦中“神游”金银岛好几次了。“岛上到处是野蛮人,我们跟他们打仗;岛上还布满了野兽,它们经常追赶我们。”对老海盗比尔的描写和对主人公吉姆溢于言表的激动与兴奋的心情的刻画,无不在展现着苏格兰民族对航海的热爱。当然,除了置身于碧海蓝天的浪漫,“航海”特别是“做海盗”更是危险的代名词。与此相应的是苏格兰民族的冒险精神。在《金银岛》中,史蒂文森十分注重对海盗形象的刻画,以此来表现海盗们临危不惧的精神。老海盗比尔“灰头土脸上横着一道明显的刀疤”,主角弗林特则“左边小腿断了一半,左胳膊下面撑着一个拐棍,以辅助行走。”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一个“海盗”的身体是完好无损的,这足以表明海盗这一行当之危险性。 但是,就算有这么大的危险性,仍然难以阻挡苏格兰人民的冒险热情。冒险精神在小说的主人公吉姆身上有充分的表现。在“西斯博尼奥拉号”航船抵达金银岛之后,吉姆混在了海盗头子弗林特一行人中,跟着他们上了岸,随后又机智地摆脱了他们,孤身一人进入树林中探险。后来他又成功地从被困的木寨中逃脱出来,自己开着小船返回了“西斯博尼奥拉号”,杀死看守,将船成功抢了回来;整个过程都是机智勇敢的吉姆独自一人完成的,其中暗含的对冒险精神的褒扬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虽然小说叙述的是发生在主人公吉姆与凶恶的海盗之间的“博弈”,但文中却并不含有任何贬低海盗的意思,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就连吉姆自己也是人们心目中的海盗形象的化身。在《金银岛》中,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都来自于对财富的追求。纵观整部小说,我们发现,无论是医生里弗西代表的善的一方,还是以海盗首领弗林特代表的恶的一方,他们唯利是图、视财如命的心理却都是完全一样的。但在叙事过程中,作者有意模糊了善与恶之间的对立关系,而重点强调了追寻宝藏过程中的紧张与刺激。从最后的结局来看,海盗们虽然穷凶极恶,作恶多端,但史蒂文森却并没有让他们“不得好死”,而是给了他们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下场:让弗林特的手下留在了金银岛上,而弗林特本人也获得了一包金币。虽然《金银岛》并不十分“贴近现实”,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折射着现实的光芒。苏格兰民族历来有着深厚的“海盗情结”。在小说结尾,史蒂文森借吉姆之口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就是我们不远千里来寻找的宝藏啊,‘西斯博尼奥拉号’上已经有17人因此而丧生。可想而知,这些财富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血与泪的故事,多少船沉入海底,多少人随之丢了性命,多少残忍、龌龊的行为在背后发生,恐怕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讲不出。”这就是血淋淋的历史。 三、结语 史蒂文森非常擅于从苏格兰传统民俗故事中取材来进行创作,他的作品充满奇幻色彩。但史蒂文森并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只会写恐怖和冒险故事的所谓“童话故事家”,相反,他是一位十分严肃的、有着强烈民族感的作家。生活在大英帝国和苏格兰双重文化下的他,或许也只能选择以“童话”的方式来表达对残酷现实的声讨了。史蒂文森诗人般的气质和传奇的经历,已经并将继续感染着读者。 作者:徐小雁 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文学研究论文 一、内容及结构安排 基于以上诸多方面的考虑及对研究内容的把握,《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除“绪论”外共设八章二十五节,其中“绪论”部分主要讨论了选题的基本依据和研究的基本思路。接下来的八章是全书的主体,也是本项研究的优秀,其在结构安排上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1]4第一部分是对唐代御史制度及御史选任情况的研究,该部分研究在书中主要是通过第一章“唐代御史制度概述”和第二章“唐代御史的选任”来展开探讨的;第二部分主要对唐代御史台的文化氛围、唐代御史的政治、法律思维及心态进行研究,旨在全面、深入地把握唐代御史群体相对其他社会群体的特殊性,该部分研究在书中主要是通过第三章、四章来展开探讨的;第三部分是对唐代御史群体文学活动及其对中国文学贡献的研究,该部分研究在书中涉及到第五章“御史活动对唐代文学的影响”、第六章“唐代御史的几种代表性著述”、第七章“唐代御史的文学创作”以及第八章“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等相关的章节。毋庸讳言,不论是在结构的安排上还是在研究内容的设置上,《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都弥补了当前唐代文学研究中所出现的结构性缺失,因而使得全书取得了整体创新的原创性成就。 二、优点及特色 古语云:“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通读《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全书,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该书确有不少优点和特色,就起荦荦大者言之,约有如下数端:第一,立论坚实,论证有理有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南宋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朱熹说:“如人要起屋,须是先筑教基址坚牢,上面方可架屋。”这里朱子虽然谈的是为学与读书的道理,但用于学术研究同样有效。我们认为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还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研究者都应该努力做到立论坚实,论证有理有据,这是做研究最起码的要求。从《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的研究情况来看,作者始终以“文学是人学,文学研究无论出发点还是落脚点,都是对人的呵护与关怀。文学创作是建立在作家的精神生活、生命意识之上的,而其精神生活、生命意识又不能不受某一时期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为理论基点,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了唐代御史的监察、谏诤活动作为国家整个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其是如何影响有唐一代的文学生态,进而触及唐代作家的心灵建构,从而对作家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其立论可谓客观公允、坚实有力,论证也是条理分明、有理有据,因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通读全书,想必大家一定会有同感,并对此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兹不赘述。第二,视野开阔,能够始终把研究置于唐代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下,从文、史、法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展开,并力求做到会通。诚如作者所云:“目前的唐代文学研究中,由于学界相互间研究方法和认知标准的差异,研究中各自为政、融通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使得若干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的发生、演进的本质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不利于对唐代文学的正确认识。”有感于此,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努力从文、史、法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来展开,力图通过传统法律文化与文学相结合的方法解读唐代文学。 以此为基础,《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特别阐述了唐代弹文的审美价值及其生成机制,阐述了唐代御史法律思维与唐代公案传奇生成之间的内在联系。显然,这种研究视野是开阔的,方法是会通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其无疑能引导更多的学者将关注的焦点从文学文本外移至相关学科的视野中,努力寻求相邻学科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解决诸多在文本研究中难以说明的问题。《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可以说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面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其会通的特色为本领域研究的深入和进一步拓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第三,治学态度严谨,能够从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中细心爬梳收集材料,使结论更加可靠。征引广博,资料丰赡,是《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非常显著的特色。众所周知,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必须得有良好的文献功底,因为大多数的研究都得通过详实的文献材料来立论。从《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全书来看,不论是书稿的正文还是注释,几乎所有的文献材料都来自于研究者第一手的资料。据笔者粗略统计,该书援引古籍文献多达100多种,除常见的一些历史文献典籍比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之外,其中还包括了《唐代墓志汇编》、《全唐文》、《全唐诗》等一些大部头的典籍。正因为作者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故常常能烛隐发微,条分缕析。从其研究来看,《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能主要通过文献材料本身来说话,并且往往“在隐约不明之处有可贵的发现”就是这方面最好的明证。作者从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中细心爬梳收集材料,这不仅可以使其结论更加可靠,而且也足以反映出其严谨的学风。当然,作者在写作该书时,辛勤收集并且认真分析材料,其中的甘苦也是可想而知的。第四,锐意创新,能够将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地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19世纪西方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源于创新。”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也正在于能创新。正如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鲁国尧先生所云:“学术,唯有创新方有自家的灵魂。创新之中,最难的,也是最高的,是自主创新,亦即原始原创。”《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虽然不能说处处都是原创,但作者在研究中确实力图做到锐意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甚至可以说创新的理念是作者在一开始进行该项研究时就已经萌生并且贯穿始终的。在研究中,有感于当前唐代文学研究中所出现的一些缺失,作者努力将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地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因而取得了整体创新的原创性学术成就。总之,《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也可能还存在着些许还可以再讨论的问题,但其无疑是近年来唐代文学研究方面一部很有分量的力作,为深入进行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唐代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付乔 单位: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传播媒介和文学研究论文 摘要:世纪之交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主席、西方当代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黑洞》、《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论文学》等一系列论著中对传播媒介与文化文学的关系问题以及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走向问题作了专题性的论述,在国内外理论批评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文章以上述论著为根据全面阐发了米勒关于传播媒介与文学关系,关于人类文学符号及文学符号研究的发展变化过程和未来走向,关于西方现代和当代的文学符号及文学符号研究的具体形态、性质特点等问题的理论学说,为我们了解当代西方理论批评界关于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提供了一幅明晰而透彻的剖面图。 关键词:媒介决定论纸质媒介文学电子媒介后文学 一、媒介决定论 拿破仑说过:“三张敌对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曾利用广播煽动起了德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60年代肯尼迪曾利用电视赢得了美国选民的好感,在大选中获胜。人类的传播媒介,无论是纸质媒介如报纸、书刊等还是电子媒介如广播、电视、电脑等,都对社会文化有巨大的影响力,这是不言而喻的。 为其如此,西方的传媒理论家们便不约而同地指出: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文化活动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如20世纪20、3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媒介犹如枪弹,对接触到它的人会产生直接、迅速、有力的效果,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后来人们将此种观念称作是“枪弹理论”(bullettheory)。70年代西方著名传媒理论家诺利一纽曼(ElisabethNoelleNeumann)认为,媒介对社会观念的形成有强大的影响力:某一时期某一媒介宣扬某种观点,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人由于害怕被孤立而不愿表达他们的看法,这样在大众媒介的压力下支持异常意见的人越来越少,而媒介所宣扬的东西越来越有影响力,以至便变成了主导性的观点。纽曼将她的这种大众媒介强力影响公共舆论的理论称作是“沉默的螺旋”(spiralofsilence)理论。 与“枪弹”论者和“沉默的螺旋”论者一样,西方最负盛名的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也认为媒介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不过在他看来媒介的巨大效力不是由媒介所传输的内容引发的,而是由媒介的传输方式本身引发的。他在名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明确指出:过去人们只注意到了媒介的内容的作用,而没有注意到媒介形式的效力,事实上“媒介的塑造力正是媒介自身”,“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换句话说,媒介的效力主要发生在形式的层面上,主要源自它的运作方式本身对人们的“感知模式”或者说思想方式的“坚定不移、不可抗拒”的深刻影响力。历时地看,人类的传媒方式主要经历了口头语、书面语和电子媒介三大阶段。口头语发生得最早,是人类早期的基本传媒形式。口头语是一种用声音传达人的感知经验的形式,是一种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可以直接通达到人的内在生命经验中去的传输形式。正是这种直接的通感式的传输形式赋予了早期的人类以特殊的思想方式即“整体直觉”式的思想方式,赋予了他们以特殊的思想意识即将全身心完全融会到大自然中和社会集体中的神秘意识和社会集体意识,从而促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机制即“永恒的集体和谐与太平”社会。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部落社会”。书面语发生在口头语之后,是对口头语的超越。西方最典型的书面语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虽产生得很早,但在上古和中古它只是作为一种储存文献的手段而存在,直到文艺复兴后期印刷术出现以后,它才被人们当作一种传输感觉和思想观念的传媒方式运用,才变成了一种主导性的传播媒介。“拼音文字是形声分裂的特殊文字。”它人为地将文字与声音割裂开来,用视觉压制听觉,是一种分割肢解性的传媒形式。“拼音文字在使人脱离封闭的部落回音室而转入线形组织的视觉世界中的转换作用,是无与伦比的。”拼音文字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早期整体的立体的有机的直觉的即兴的思想方式,而赋予了他们以分析的线形的机械的逻辑理性的统一的思想方式。“西方的价值观念建立在书面语的基础之上。”正是基于这种分解性的线形的机械的统一的思想方式之上,西方人建立起了他们的线形的连续的机械的现代文化,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文明”状态。20世纪以来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电脑、因特网等电子传媒形式得到了广泛应用,逐步取代了书本、报刊等纸质媒介的主导地位。“过去的技术是不完整的、支离破碎的,而电力技术是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电子媒介是一种既有声音又有文字和图像的集合性的传媒形式,在它那里听觉、视觉、触觉等相互融会,混为一体,不可分离。正是这种浑一的多维的整体性的新媒介培育了人们浑一的多维的整体性的思想方式从而拓制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景观——即丰富、多元、整体、和谐的新社会机制,西方人又返回到了前书面语时期通感式的、整体化的、人的心理能得到全面释放的、部落式的文化状态中,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重新“部落化”状态。 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面世就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正像该著麻省理工学院版序言的作者拉潘姆所言:“只几个月工夫,该书就获得《圣经》那样的崇高地位,其作者就成为时代的先知。”它从出版之日(1965年)起一直到今天,曾不断被人们传阅、引述、讨论,在西方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传播媒介与人类社会文化形态的关系问题上希利斯·米勒完全沿承了麦克卢汉的这种媒介决定论观念。米勒在一篇讨论传媒方式与文学关系的专论《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吗?》中指出,世界是在人的意识中呈现出来的,表现为意识形态。关于意识形态,过去人们是从二元论的角度理解的,即把现实世界分为精神意识和物质存在两个层面,将意识形态置于第一个层面中。事实上精神意识是空灵的无形的,它们离开物质形态根本无法显现出来,根本无法存身,所以现实中精神意识一刻也离不开物质形态,而物质形态在它呈现出来的那一刻就已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人的眼光,就已包含了精神意识,精神意识和物质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二者谁也离不开谁。意识形态说到底即是那空灵的不可见的精神意识性的东西和那实在的可见的物质性的东西的混合体,说得具体些就是人们关于现实和自然的感觉、观念等精神性的东西和语言符号等物质性的东西的混合体,借用德曼的话说是:“语言与自然的现实以及相关的现象的混合体。”而在这种集精神意识和语言符号为一体的“意识形态”内部,精神意识是所指内容,语言符号是能指形式,精神意识被塑造成什么形态、它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出来,完全取决于它的表现方式语言符号,而语言符号则以什么样的形态去表现精神意识最终则取决 于传播它的物质媒介。所以米勒说:“创造和强化意识形态的,不仅是语言自身,而且是被这种或那种技术平台所生产、储存、检索、传送、接受的语言或其他符号。”“并非语言本身有那么大的力量可以形成意识形态错觉,而是受这种或者那种媒介影响的语言,例如嗓音、书写、印刷、电视或者因特网的电脑。所有这些技术都会利用那种奇怪的倾向以栖居于人人都拥有的想象或幻想空间。我们把身体委托给没有生命的媒介,然后,再凭那种虚构的化身的力量在现实的世界里行事。”意识形态是由语言符号塑造成的,而语言符号则受制于传播技术和媒介,所以传播媒介才是意识形态以至人类文化的最后的根据。 历史地看,西方的传播媒介主要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变革发生在文艺复兴后期,是印刷术和随之而至的书面语对手抄本和口语的更替,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中后期,是广播、电视、电脑等电子媒介对书本和报刊等纸质媒介的更替。西方从16、17世纪到20世纪前期期间的传播技术和媒介主要是印刷术和书面语,“印刷文化的特色都依赖于相对严格的壁垒、边界和高墙”,印刷术和书面语是一种肢解切割性的机械的传媒方式,它培育了人们线形的肢解切割性的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分离的分门别类的连续的一体化的现代文化。所谓分离,即是各种存在相互隔离,如人与人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自我”和“作者”概念),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民族国家意识)。所谓分门别类即是各个知识领域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所谓连续即是将不同的事物用时间序列、空间位置或因果关系连接起来,使之井然有序。所谓一体化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置于某一个统一的框架中,使之连成一体。“印刷术使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以及民族独立国家成为可能。”西方20世纪中后期的传播技术和媒介主要是电子技术和电子媒介。电子媒介是整合融会性的有机的传媒方式,在它那里“所有那些曾经比较稳固的界限日渐模糊起来。”它培育了人们的立体的复合型的思想方式。正是基于此复合型的思想方式之上,过去片面机械的现代文化形态自行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丰富复杂的后现代文化形态:如独立整一的自我被消解了,“自我裂变为多元的自我”;“民族独立国家之间的界限也正在被因特网这样的产业所打破”,整个地球连成了一体,变成了一个小村庄;哲学、心理学、文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也被打破了,不同学科相互交叉交融,进入学科整合状态。人类文化从过去分离的分门别类的线形的统一的现代形态转向了现在杂糅的整合的立体的矛盾差异的后现代形态。 二、纸质媒介与文学和文学研究 人类的传播技术和媒介决定和制约着人类社会文化形态,自然也决定制约着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形态之一的文学。从16、17世纪开始到20世纪前期这三四百年间人类的传播媒介发生了重大的转形,即从口头语转向了书面语。书面语或者说纸质媒介,如前所述,是一种肢解分割性的媒介。它在无形中促成了人们分析型的思想方式。而正是后者在无意识中给事物划界、分类、命名,将之抓捏成一个个界限分明、逻辑有序的、明晰可见的统一体。我们通常所说的现实存在如自我、国家、哲学、心理学等等都是被这样打造成的。文学也一样。 从所指内容的角度看,西方现代人首先用二元对立的方法将他们眼前的世界分成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然后用排他法排除其中的一个方面即物质、客观的方面,将“我思”、“先天综合形式”、“理性”、“意志”等精神、主观的方面视作是世界之根本。接着对人的主观精神世界作了进一步的分割,将之区划为认知、行为、情感等领域,认为文学属于最后一个领域,关涉的是人的主观情感,是用来表现思想情感的。 从能指形式的角度看,西方现代人首先将人类符号形式分为非语言的(如声音、图像、动作等)和语言的两类;然后再将语言符号分为感性形象的和逻辑抽象的两大类,认为文学语言是感性形象性的语言符号;最后进一步将感性形象性的语言符号分为抒情的、叙事的和戏剧的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由之引出了诗歌、小说、剧本三种具体的文学类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米勒说:“词语文学(literature)出自拉丁语,与罗马一基督教一欧洲词根不可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最早出现在17世纪后期的西欧。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仅指诗歌、剧本和小说,出现得很晚,……到了18世纪中期。” 从外部条件看,文学的发生则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自我概念的产生、作者和版权观念的出现等直接联系在一起,这些因素用米勒的话说是“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民族国家、自我、作者等文化形态如前所述无不基于西方现代人的分解性的思想方式之上,无不是印刷术和书面语的产物,所以没有印刷术和纸质媒介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无论是从所指内容的角度看、能指形式的角度看,还是从外部条件看,都基于西方现代人的分析型的思想方式之上,而后者则完全是由西方现代的传媒技术印刷术和传媒方式纸质媒介塑造成的,因而米勒说:“西方的文学总体上属于印刷书本以及其他的印刷品如报纸、杂志、定期刊物的时代。” 西方的现代印刷术和纸质媒介不仅决定着现代文学的形态,也决定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形态。由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人们在对现实世界进行细密的切割分离、摒除异质的东西、保留同质的东西的基础上打造成的,因而无不是单一的连贯的有机统一的。这就决定了西方现代的文学研究必然是求同式的研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现代人的思想方式是肢解分割性的,是二元对立的,是非此即彼式的,基于这种思想方式之上,西方现代人的文学研究理路自然非求同式研究莫属。 西方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文学研究虽然研究观念和方法上大相径庭,但研究理路和倾向都完全一致,都以探求文学作品的某种内在统一性或中心点为出发点,都是求同式的。加世纪前西方的文学研究主要有社会历史研究、人物形象研究、传记研究等几种类型。社会历史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所反映的某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内在统一性或者说社会生活本质,参照物是当时的社会历史状态。人物形象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物的性格的内在统一性或者说人物个性,参照物是生活中的真人。传记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所表现的作家的思想、情感或心理状态的内在统一性,主要根据是作家的生活经历、思想观点和情感状态。20世纪以后西方的文学研究主要有新批评、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等几种类型。新批评主要探讨的是作品的内在蕴含的矛盾统一性,参照系是文学语言的“歧义”、“反讽”、“悖论”等属性——具体指文学语言的集外在的字面义与内在的隐含义于一体的属性。结构主义主要探讨的是文学作品的结构法则或者说写作模式的普遍统一性,参照系是人类语言以及它的运行法则即语法规则。文化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所反映的人们的文化身份的内在统一性(如种族性、区域性、男女性别等),参照物是某种社会集团的文化属性。 从批评视野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各自只注意到了文学作品之内容或形式的某一个层面,而完全忽略了其他的层面,是瞎子摸大象式的,是狭隘的片面的。从批评思路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了探求作品某种统一性或某个中心点上,而完全忽略了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即它的形象大于思想的属性,完全忽略了它的矛盾性异质性和丰富多元性,因而它们只注意到了作品的明晰性和有序性的一面而摒弃了它的模糊性和丰富复杂性的一面,是肢解性的排他性的残缺不全的研究。从批评效果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都基于某种理论假定之上,都以某种非文学的东西为参照,都先有某种预设,然后再到作品中去寻找它、印证它,都是结论在先分析阐述在后,因而是同语重复性的,都在已知的东西中绕圈子,很少涉足于未知的领域,很难给人们提供新知新见。正因此,在米勒看来,这些形形色色的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在根本上都是揭示性的而不是开发性的,都是证明性的而不是发明性的,都是陈述性的而不是施为性的,是指向已知的东西的而不是指向未知的东西的,是不可取的。 三、电子媒介与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 西方的文学和文学研究完全基于现代传媒技术印刷术和传媒形式书面语之上,而现在“新的电信时代正在产生新的形式取代这一切”。现代的传媒技术和传媒形式印刷术和书面语正在被新型的传媒技术和传媒形式电子技术和电子传媒形式如广播、电话、电影、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激光唱片、VCD、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等替代。与肢解切割性的纸质媒介相反,电子媒介的本质特征是整合融会性。它“打破了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内在与外在二分法(inside/outside)”,突破了现代人的二元对立思想,拆解了基于此二元对立思想之上的各种二元对立概念如所指与能指、现实与虚构、文学与非文学等等,瓦解了作者、自我、民族国家等意识形态,消解了文学和文学研究得以存在的所有的前提条件。这样,随着电信时代的到来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消亡自然无法避免。所以米勒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米勒所说的“文学”不是指那种作为人类语言符号之一种形式的、超越时空界限的文学,而是指那种基于现代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之上、作为现代文化形态之一种形式的文学。米勒在后期的理论力作《论文学》中明确指出:文学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意义上的文学,作为一种西方文化机制,是特殊的,它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文学的历史性的特定的形式。在第二种意义上,文学是一种使词语或其他符号成为文学性的东西的一般倾向。”换句话说,“文学”概念有两种不同的所指:一种是指那作为现代人的文化建构物的现代文学话语,一种是指那超历史的普遍的作为人类语言符号大家族中的一分子的人类文学符号。米勒指出:“如果一方面文学的时代几近结束,那么另一方面文学或文学性则是普遍的永恒的。”“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米勒认为,虽然作为现代人的文化建构物的文学话语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文学话语研究将随着现代传媒技术和方式的消亡而终结,但是作为人类语言符号大家族中的一员的超历史的普遍的文学符号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符号研究将永远留存。米勒指出:“我认为这种数字化的东西将会多方面和以人们无法预测的方式改变文学和文学研究。我甚至要说它将会转变和已经在转变文学或文学性的概念,它正在逼杀文学,给它以一种新的存在形态。”这即是说数字化的传媒方式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文学符号以及人们的研究方式,赋予它们以“新的存在形态”、新的品格。那么数字化的传媒方式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它给文学符号以及文学符号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赋予它们以什么样的新品格? 为了论述方便,下面我们暂且将基于新媒介之上的超越现代文学话语的文学符号称作“后文学”,将基于新时代新思想方式之上的超越现代文学研究方式的文学符号研究称作“后文学研究”。 在西方传媒研究史上最早对数字媒介或言电子媒介做出全面深刻的阐述的理论家是被人们誉为“时代的先知”的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他在巨著《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明确指出:“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从文艺复兴后期到20世纪前期期间的各种传播媒介是人的肢体的延伸,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媒介是人的神经系统的延伸;前者是肢解的分割性的,后者是整一的混合性的;具体而言,前者是再现性的、重复的、线条的、连续的、统一的,而后者是构造性的、虚拟的、“非连续的、歪斜的、非线形的”。麦克卢汉之后西方科幻小说作家吉伯森(w.Gibson)推出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术语,传媒理论家尼尔森(T.H.Nelson)发明了“超文本”(hypertext)概念,哈拉兹(F.G.Halasz)阐发了“超媒介”(hypermedia)话语,他们从不同的方面进一步深化了麦氏关于电子媒介是一种构造性的、虚拟的、非线性的、非连续性的、立体化的传媒方式的理论,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电子媒介理论系统。现在“赛博空间”、“超文本”、“超媒介”已经被公认为是电子媒介(特别是因特网)的本质特征,它们差不多变成了电子世界的代名词。在电子媒介的性质特点问题上希利斯·米勒完全沿承了麦克卢汉等人关于电子传媒是一种整合融会性的传媒方式,具有构造性、虚拟性、非线形性、非连续性、立体性、歪斜性等本质特征的理论观念,并将之巧妙而机敏地贯彻到了对后文学性质特点的分析中。 在米勒看来,电子媒介与纸质媒介的本质差别在于:后者将文字和声音、图像、动作人为地隔离开来,抹去了后面三种因素,仅留下唯一的一种因素文字,是地地道道的切割分离性的传媒方式,而前者正相反,它将纸质媒介所抹去的声音、图像、动作等因素重新招揽回来,在文字中引入了声音、图像以至动作,在视觉中加进了听觉、触觉以至味觉等,是整体的混合的浑一性的传媒方式;后者培育了人们切割分离性的思想方式即二元对立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现代明晰的机械平整的审美话语形式文学,前者在无形中塑造了新的思想方式即整合性的多维的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新的混杂的能动多变的审美话语形式后文学。后文学的混杂性和能动多变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它突破了外在与内在、实在与非实在之间的界限,不再致力于再现或表现某种外部存在,不是再现性或表现性的,而将外在与内在融为一体,是构造性的,虚拟性的。在米勒眼里电子媒介本身就是一种集外在与内在为一体的构造性的媒介。他在专著《黑洞》中指出:“印刷品也是技术再生产性的一种形式——对这一点我们差不多快遗忘了,但也许再生产性的效力在照相机瞬间的一闪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它生产出了底片,将那刹那间已逝去的东西保留下来,赋予了它以幽灵般的无尽的生命。……那熔化了形象与文本之区分的数字化生产出了形象/文本,它们比照片更为短促多变和无所不在。它们彰显了本雅明意义上的作为瞬间性产品的照片的另一面:即它赋予那被人们拍过照的已死去的瞬间以鬼影般和幽灵式的永久存在、赋予它以无所不在的生命的方式。”这即是说照相机或摄像机等电子媒介是一种将事物从川流不息的现实时间进程中抽离出来、赋予它们以特殊的形态(即某种图像)的形式。在照相机或摄像机将外在现实事物转化成照相机中的底片或摄像机中的数字图像的过程中,被拍摄的现实事物已经随着时问的流逝而逝去了,留下来的只是它的仿像或者说它的影子,此“仿像”或“影子”完全有别于它的底本外在现实事物,它们是由照相机或摄像机等媒介制作出来的,是外在事物和照相机或摄像机等转换形式的结合体,是构造性的。这种由照相机或摄像机等电子媒介打造出来的电子世界是由数字或信息构成的,它虽源于外在现实,但已不是纯现实,而是被数字化了的现实,或者说是形式化了的现实,是一种介于实在与非实在之间的现实,是虚拟的现实,用米勒的话说,是“非现在的现在”,是一种“仿像”:“所有那些电视、电影和因特网产生的大批的形象,以及机器变戏法一样产生出来的那么多的幽灵,打破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区别,正如它打破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分野。人们常常难以分辨电视节目里的新闻和广告。电视或者电影形象属于比较奇怪的一类——非现在的现在,要想说清楚它到底是不是‘目击新闻’,即是不是所说的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是如他们所说的一种‘仿像’(simulation),也常常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与电子媒介的这种构造性、虚拟性性质特征相应,后文学也完全是构造性的虚拟的。总体而言,西方20世纪以后伴随着电子媒介而出现的新型的文学或者说后文学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直接由电子媒介承载的文学如影视文学、光碟文学、网络文学等,另一类是借鉴电子媒介文学的手法写成的纸质媒介文学。由电子媒介承载的文学完全是构造性的、虚拟的,这不言而喻。以西方当代的“第一部CD-ROM的轰动之作”《米斯特》(Myst)为例,它是由“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意象”构成的。它的作者兰德·米勒(RandMiller)和罗宾·米勒(RobynMiller)两兄弟先将现实事物转换成一连串的数码图像和声音,然后再将它们按某种方式集结到一起,最后组建成了这样一个似真而又非真的数字化的艺术世界。此世界完全是由数码打造成的,是虚拟性的。那些借鉴新媒介的方式方法而写成的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本质上也是构造性的虚拟的。以这种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的开山之作《追忆逝水年华》为例,它是由“记忆的巨大的数据库”构成的。作者普鲁斯特仿照电影、电视、照相机、摄相机的蒙太奇手法,首先将他记忆中的现实事物转换成无尽的意象或词语形象,就像照相机或摄相机将现实事物转换成一个个零散的镜头一样,然后再将这些意象或词语形象按一定的序列组合起来,从而组建成了一个虚幻的艺术世界。此世界,用米勒的话说,完全是由语言词语打造成的,是施为的(performative),它源于现实又不同于现实,是虚拟性的。 (2)它打破了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不同的传达手段和叙事、抒情、议论等不同的表述方式之间的界限,是超媒介、超文体的。米勒说:在数字化的电子世界里,“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也日渐消逝。视觉形象、听觉形象(比如音乐),以及文字都不同地受到0到1这一序列的数码化改变。像电视和电影、连接或配有音箱的电脑监视器不可避免地混合了视觉、听觉形象,还兼有文字解读能力。新的电信时代无可挽回地成了多媒体的综合应用。男人、女人、孩子个人的、排他的‘一书在手,浑然忘忧’的读书行为,让位于‘环视’和‘环绕音响’这些现代化视听设备。”在米勒看来,电子媒介本身就是语言、图像、声响、动作等不同的信息传达手段的混合体,它集视觉、听觉、触觉等于一体,是综合性的通感式的,是超媒介的。与之相应,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电子媒介文学也是超媒介的。以《米斯特》为例,“它有‘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意象’,外加‘声音轨道’和‘快速牌(苹果牌电脑的一个商标)电脑的图像和电子动画图片’。”“它是‘一个迷乱的盒子,盒子里头是小说,小说里头是绘画——并配有音乐,或其他东西。”’∞它是由语言文字、图像、声音等各种不同的传达手段共同打造成的,或者说是小说、绘画、音乐等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的混合体。电子文学文本是这样,那些以电子文学文本为模板的新型的纸质文学文本也不例外。再以《追忆逝水年华》为例,正像米勒所言:“小说充满了信件和电报。”其中既有叙事、描写,又有抒情、议论、说明、解释,是小说、书信、散文、议论文、说明文等各种不同文体的杂糅体。另外“普鲁斯特用很多重要的篇章借小说内部人物的状态刻划了《追忆逝水年华》的读者的状态。”小说将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巧妙地引入文学叙事中,是批评和创作两种完全不同的话语形式的混合体。(3)它突破了话语文本与话语文本的界限,是不同的话语文本的杂糅体,是开裂的、非线形的、非连续的、零散的。米勒说:“在电脑上写作与普通方式或打字机写作大不相同。由于能够很容易进行修改,所以文学研究的文本似乎永无止境或永远不能完成。它可以非常容易地扩展,重新安排,剪裁,进一步加注,等等。”电子文本不像文字文本那样一旦定稿、排版、付印就不便再压缩或扩展,它可以随时增删、修订,“永远不能完成”。正是电子书写的这种便于插入、删除、增补、缩减、编辑、修订的性能使各种不同的话语文本间的链接成为可能,从而使电子文本具备了文字文本所无法具备的独特性能即集各种各类不同的文本于一体的超文本性能。一种电子文本可以将同一个主题的所有的话语文本链接到一起,如可以将描述某种现象的元话语文本、评论这些元话语文本的文本以及对这些元话语文本和评论进行哲学思考的话语文本等等编组到同一个窗口中,也可以将不同主题的话语文本随意地陈列到一起,如“在电子空间中小说《艾亚拉的天使》与天象图、卫星形象、可以想得到的任何一种主题的简报、有关人类基因工程的最新的消息、从哈勃天文望远镜上得到的最新的图片、免费软件、各种游戏、农业信息、你来我往的千百万邮件短信,等等,以惊人的丰富性和无序状态堆在一起”。所以电子文本空间中,“任何东西都可以跟另外的东西,以乱糟糟的混合的方式重叠在一起”。 一般的电子文本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话语文本集结成的,是超文本性的,特殊形态的电子文本即电子文学文本不例外也是由多种多样的话语组合成的,是超文本性的。如《米斯特》就是由“5个有待拓展的完整的世界”构成的,由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零散的意象组构起来的,它是各种不同的数码或者说景象相互链接的结果。“此怪异的游戏或小说的目的是借打开呈现在电脑屏幕上的各种目标物以重新组建一个故事。此游戏是‘被设计出来让那些第一次玩游戏的一般水平的游戏者在40个小时之内完成的。’当40个小时用完时,小说的故事就会呈现出好几个不同的结局。《米斯特》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你可以选择你最喜欢的结局。”这即是说《米斯特》不仅是由各种不同的数据或景象组构成的,是立体的复杂多元的,而且还是动态开放的,它最终被建构成何种形态完全取决于欣赏者或游戏者如何处理它。 超文本不仅是电子媒介文学文本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以电子媒介文本为模板的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文本的本质特征之一。譬如《追忆逝水年华》就是“一个巨大的碎片集合体或不计其数的碎片的聚集地。”其中既有叙事又有议论,既有陈述又有说明、注释,它是由各种不同的话语文本集结而成的。它是“一个布满了无数小多边形的多边形”,是立体的。“马塞尔将他的记忆当作是他可以在其内部不停地穿行的超文本程序。在那记忆的巨大的存储器中,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始,而借一系列链接,最终可以被引向其他任何地方。”它既无确切的入口,亦无确切的出口,不是线形的连贯的而是非线形的不连贯的。普鲁斯特在创作它的过程中,不断地改变写作计划,不断地增添新的材料,不断地扩展它,“它是无尽的”,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电子媒介不仅赋予了新时期的文学符号以新的特性,而且也赋予了新时期的文学符号研究以新的品格。由电子媒介承载或仿照电子文本模式写成的后文学,如上所论,不再是被动再现或表现已有的精神或物质存在的形式而是主动构造未知的事物或境界的形式,不是记述性的而是施为性的,不是单一平面的、线形的、连贯的、透明的而是混杂立体的、非线形的、非连贯的、隐秘的,其中永远隐含着某种深不可测的迷乱怪异的东西或言“黑洞”(blackholes),压根就是“不可读的”,没有人能够完全穿透它。这样,人们在研究它时便不再将重心放在探求其中的某种统一性或中心点、以完全把握它上,而是把重心放在发掘其中的某种无法预见的怪异的东西、以深刻开发它的无限多样性上。这就决定了后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与文学研究完全相反的道路:即不是求同式的而是以求异式的。米勒将这种基于由新媒介引发的新文学之上的新研究称作是“修辞学”。另外从研究主体的角度看,在新的整合融会性的电子传媒方式深刻影响下新时期人们的思想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分割转向了整合、从单向转向了多向、从一维转向了多维、从集中转向了发散。人们用整体的目光,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审视无限丰富的文学文本,自然会更容易体察到它的复杂多元性以至不可穷尽性,更能意识到那种企图捕捉到文学文本的某种优秀、本质或言统一性以完全把握它的设想的空幻性。这样他们便自然而然地将批评重心从过去探求文学作品的某种统一性或中心点转移到了开发它的某种悖论、异质性或言“黑洞”或“他者”上了,便自然而然地走上了求异性的后文学研究之途。 20世纪60、70年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从其解构主义思想出发深刻发掘了西方现代哲学的基础性的话语“自我”之中不透明的层面或者说它的“黑洞”或“他者”,如无法为自我意识所掌控的无意识、为自我的精神心理所涵盖的物质形态如语言符号、文字等,为这种求异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树立了成功的范式。法国的另外一位哲学家福柯从其后结构主义思想出发进一步开发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石“理性”之中的不在场的一面——“疯癫”,以期将西方的社会文化引向一个新的境界,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求异性研究。美国批评家萨伊德敏锐地揭示了貌似公允客观的西方的“东方学”中不为人知的隐秘的一面即深厚的种族主义或言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将这种求异性研究扩展到了社会文化领域。俄国批评家巴赫金深刻揭示了陀斯妥也夫斯基等人小说中的某种统一的意识和声音后面的不一致的意识和声音或者说杂音,揭示了文学作品统一性之中的差异性,不知不觉中走上了求异性文学研究之途。美国“耶鲁派”的批评家德曼开发了各种文学文本之逻辑统一性之中的乖张差异性或者说语法层面背后的修辞层面,全面发展了求异性文学研究,将之推向了高峰。这种求异性研究所关注、探究和开发的是事物中的那种为既有的已知的在场的东西所无法涵盖和包容的未知的不在场的怪异的东西或言“他者”:如为我的民族所无法理解的思想或行为怪异的其他民族,为我所无法穿透的他人,为我的意识所把握不了的梦幻和无意识,为人类语言符号的语法逻辑的层面所无法涵盖的修辞悖谬的层面……等等。此种研究不像多元主义或对话理论那样认为千差万别的事物背后有某种普遍统一的公理、因而在强调这些怪异的东西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将它们归并到某种普遍性中,而是认为千差万别的事物背后仍然是千差万别的事物、因而始终十分看重和尊重这些怪异的东西,它以全面开发“他者”以开辟新的视野和新的人生境界为出发点,它不是兼并、同化、征服性的,而是发散、异化、开拓性的。它是将人类社会引向多元化、引向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平的唯一正确有效的方法。 随着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媒介的广泛运用和人们的思想方式向整合性多维性的急剧转变,这种力求把握事物中某种未知的不可预测的怪异的东西、尊重“他者”、开发新异的事物和新异的境界的求异性的研究日益变成了文化和文学研究中的主导性的方法理路。它正在蓬勃展开,代表着人类文学研究的光辉未来。 四、余论 西方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流变不居的。从总体上看,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显著的阶段:(1)古希腊至文艺复兴。此阶段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境界不在现实中,而在超现实的神灵的王国中(如在奥林匹斯山上空的神祗之乡中或伊甸园里)。此阶段文学符号的形式主要有神话、史诗、传奇、戏剧表演等,它们所创造的艺术境界大多是超现实的天外奇境,它们所塑造的形象主要是神、英雄、骑士等超凡脱俗的角色,此阶段的作品主要以神奇性和故事性取胜,文学符号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作品的情节结构问题(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布瓦洛的《诗的艺术》等都是围绕着此问题展开的),人们将这一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诗”,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诗学”。(2)16、17世纪至20世纪前期。此阶段人们将注意力从天外奇境转向了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生境况。此阶段文学符号的形式主要有小说、诗歌、剧本,它们所描写的是现实中的实实在在的人和事,表现的是人们的真情实感,作品主要以真实性、思想启迪性和情感震撼力取胜,文学符号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文学反映现实人生的广度和力度以及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的真实和深刻程度,或者说它的社会人生启迪作用,人们将此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文学”,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文学研究”。(3)20世纪中后期。此阶段人们不再认为世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由人构造成的,由于过去人们是用分析型的理性的机械的方式建构社会文化机制的,所以所构造的世界是单一化的平面的片面的不合理的,为此人类亟需改变思想形态、用新的方式即复合性的非理性的复杂多样的方式打造新的社会文化机制即无限丰富多样的文化机制、以从根本上改变既有的不合理的世界面貌。他们将文学符号当作是打造新世界的新方式的先锋实验性形式。正因此这阶段的文学符号不是以充分有力地表现某种外在所指为目标而是以革新和变异自己本身的艺术方式或者说内在能指、用非逻辑非理性的方式打造奇异多变的艺术世界为目标,它不是再现或表现性的而是构造性的,主要以虚构性、能指形式的变异性、艺术境界的迷离多样性取胜,此时期的文学研究把重心放在了细读文本、充分开发文学文本的异质多样性上。人们将此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文学性”或“可写性”文学文本,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文学性研究”或“修辞学”。 由于深深囿限于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思想模式中,传统中人们一贯认为文学符号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普遍永恒的东西,文学符号研究是一种探讨文学的普遍性或本质的普适性的学科,因而只注意到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共时性和亘古不变的一面,而完全忽略了它们的历时性和流变不居的一面。在世纪之交,当代杰出的理论批评家希利斯·米勒从其反本质主义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出发,不仅深刻意识到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动态变异性,而且参照人类传媒方式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传媒方式的历史发展过程、以之为根据深刻揭示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变化过程,展现了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别是16、17世纪至20世纪前期和20世纪中后期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不同的形态和性质特点,并得出了随着印刷时代的消逝、电信时代的来临,旧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文学和文学研究正在消亡、新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日益兴盛的惊世骇俗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空前独到深刻的,不能不说是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次重大创举。这也正是他近期的理论学说为什么会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会受到人们高度的重视的根本原因。 不过正像美国当代的批评大师德曼所言,任何洞见中都有盲点。米勒关于传媒方式与文化文学关系的理论学说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米勒虽然在理论上一贯反对本质主义和逻格斯中心主义,但在论述传媒方式与文化文学关系时却不知不觉地落入了传媒方式决定文化文学形态的一元主义、决定论或言本质主义的思想圈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误区。事实上社会文化机制和文学符号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由某一种唯一的因素促发的,而是多种因素的互动促成的,除了传媒技术和传媒方式外,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人的主观意识、人的综合素质、文化符号形式等都是决定和制约文化机制和文学符号的发生和发展的基本因素。希利斯·米勒在论及文化和文学符号发生发展时只注意到了传媒技术和传媒方式的巨大影响力,而忽略了其他各种因素的深刻的制约作用,无疑是狭隘的片面的。其次,他在传播媒介的发展过程问题上,一贯认同麦克卢汉的高级形态取代低级形态的线形发展模式论——即书面语取代口头语、电子媒介取代书面语的发展模式论,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色彩。从历史史实看,传播媒介的高级形态与低级形态之间的关系不是前者取代后者的关系,而是前者丰富和扩展后者、与后者构成多元互补局面的关系,如16、17世纪以后兴盛起来的书面语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传统的口头语传媒方式,与后者构成了二元互补的关系,20世纪中后期发展起来的电子媒介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了口头语和书面语等传播媒介,与后二者构成了三元互补关系。再次,基于媒介决定论和传媒方式单线发展模式论之上,米勒提出,与旧的书面语传媒方式日益为新的电子传媒方式所取代的历史趋势相应,基于旧的传媒方式之上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文学和文学研究日益消亡,基于新的传媒方式之上的新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日益蓬勃兴盛、正在全面取代旧的文学和文学研究。这很明显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当前在世界范围内用传统的方式进行创作和研究的作家和文学家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对的优势,而且他们的作品和成果的质量也是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无法望其项背的。跟书面语有巨大的潜力、没有也不可能消亡一样,文学和文学研究也有巨大的潜力,它们现在没有消亡,将来也不可能消亡。 总之,米勒关于传播媒介和文学关系的理论学说以及基于它之上的关于西方现代和当代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形态、性质特点、未来走向的分析论述等既有深刻独到之处亦有片面悖谬的地方。认真研究和总结它们,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传媒方式的历史过程和走向、深刻理解和把握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变化过程和历史形态、科学预见和策划它们的未来,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和镜鉴作用。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五诊十纲在中医内科学的应用 摘要:中医内科学心衰病的提出是中医学合理适当地融入现代医学,是现代中医发展的结晶。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的“五诊十纲”理念弥补四诊八纲的局限,使中西医病证相对应,开创现代中医教学新思维与新方法,在心衰病的教学中尤为体现。本文将从五诊十纲提出的背景与在心衰病教学中的应用两方面进行阐述。 关键词:五诊十纲;中医内科学;心衰病;教学法 随着现代医学的突飞猛进和社会进步带来的变化,如何改革中医内科学的教学,使现代医学与之无缝衔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力求培养出传承创新的专业人才是不断探索的话题。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在结合现代医学优势的基础上,提出现代中医“望、闻、问、切、查”五诊;再结合上古圣人“治未病”、“养生”和现代预防医学的思想,形成“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已未”十纲的诊治[1],以四诊八纲为辨证基础,洋为中用,丰富了中医辨病辨证体系,拓宽中医内科学的教学思维模式。而心衰病是中医内科学新提出和规范的疾病,四诊八纲在心衰病的教学中难以概括全面,特别在病名上,容易与中医内科学上的喘证、水肿病等相混淆,导致病位不明确,治疗效果欠佳,将理化仪器检查与辨已病未病融入,更能体现现代中医辨病辨证的完整性与严谨性。 1“五诊”与“十纲”的提出顺应医学发展的趋势 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与进步,诊断明确与否摆在举足轻重的地位,传统中医对疾病的诊断单靠望闻问切四诊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对疾病诊断的要求,容易造成医疗的疏漏,在辨病明确的基础上辨证论治即“辨病为先,辨证为次”的现代中医临床思维模式[2]才是现代中医的特色,例如恶性肿瘤辨病不明确,如何辨证也是徒劳。如何以传统四诊为支撑点,拓展中医诊断的新方法,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提出“望、闻、问、切、查”五诊,即运用现代医学的新技术来发扬中医,把西医学的体格检查与理化影像作为中医四诊辨病的延伸,如听诊器协助诊断咳嗽病,心电图协助诊断心悸病。国医大师干祖望教授提出150年前的中医诊断依据,只能依靠望、闻、问、切捕捉得来。现在有了条件,应该再加上一个检查的查诊,发展为五诊[3]。八纲辨证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准绳,是临床上广泛运用的基本辨证方法。而国医大师干祖望教授经过长期临床实践和探索,提倡阴阳为总纲,包含万事万物互相对立的两面,统帅寒热、表里、虚实六目,纲统领目而不是并列关系,“寒热、表里、虚实、标本、体用”为十纲[4];夏克平学者以道家经典《老子》有无辨证观和《黄帝内经》治未病思想为理论基础,认为八纲仅适用于有症状体征的已病,而健康、亚健康、潜病、前病、传变则属于未病之无证,辨证应先辨“有无”,“有无”为十纲辨证的纲领[5];邓铁涛教授根据上工治未病的思想,结合中医养生与现代预防医学,提出阴阳为万物之纲纪,地位不可动摇,在表里、寒热、虚实辨证的基础上辨别已病与未病,极大地促进中医辨证论治的发展,为中医内科学的教学与临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2“五诊十纲”为心衰病教学中提供创新思维与方法 2.1规范病名明确诊断心衰病是以心悸、气喘、肢体水肿为主症的一种病证。古籍虽有心衰病的相关论述,但鲜有提及心衰病病名。《素问•逆调论》云“夫不得卧,卧则喘者,是水气之客也。”《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云“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气,不得卧,烦而躁,其人阴肿。”大部分医家通过四诊合参以“心水、心悸、喘证、支饮、水肿”等病名来描述心衰病。直至西晋王叔和《脉经》“心衰则伏,肝微则沉,故令脉伏而沉。”首次提出心衰病。而心悸、喘证、水肿等只是心衰病的一种主症,并不能系统概括心衰病,如心衰病是心系疾病的最终转归,而心悸病是心脏体用受损的表现;喘证以肺系疾病为主,水肿病关键在肾脏,关系其余四脏,气喘、水肿是心衰病的主症之一,不能混为一谈。在无法明确诊断情况下,五诊中的查诊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通过B型脑利钠肽、N-末端原脑利钠肽或者超声心电图协助四诊合参,便能排除鉴别诊断,准确辨病从而规范病名。2.2拓宽病因便于理解心衰病病因,与外邪侵袭,饮食不节,情志失调,劳逸过度,年老久病,禀赋异常有关。如何理解饮食不节、情志失调,劳逸过度引起严重的心衰病,用中医理论阐释比较抽象,难以被学生接受,五诊十纲的引入使得病因浅显易懂。在未病方面,通过查诊发现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感染导致风湿热或者病毒引起的重症急性心肌炎,与外感风湿热、疫毒之邪侵袭而发病相符;饮食不节制易患高血压病和糖尿病,长期不控制导致高血压性心脏病、糖尿病性心脏病;吸烟、酗酒容易导致酒精性心肌病,与嗜食肥甘厚腻,损伤脾胃,痰热内蕴,痹阻心脉吻合;随着年龄的增长,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律失常、老年性心脏瓣膜病等几率也随之上升,契合年老久病,心肾亏虚,发为心衰;为求证禀赋异常的病因,可以运用基因检测手段筛选罹患某种心脏疾病的概率,如家族性扩张型心肌病、肥厚型心肌病等。在已病方面,精神神经因素如过度紧张焦虑,与过度体力活动容易引发血流动力学变化,妊娠分娩加重心脏负荷而诱发心衰,与中医学的情志失调,劳逸过度不谋而合。2.3辨别已未防病传变《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则求之,无则求之。虚则责之,实则责之。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所言“有”为已病,指有一定症状体征的显形病证;“无”为未病,指无症状体征的隐性病患。“有者求之,无者求之”明确临床辨证要辨别已未[6]。心衰病已病辨证上病位以心为本,五脏相关;病性属本虚标实,气虚为主,兼夹阴虚、阳虚,标实有痰浊、血瘀、水饮;病情发展分为急性慢性。邓铁涛教授强调心衰病病机为“五脏皆致心衰,非独心也”,“本虚标实,以心阳亏虚为本,瘀血水停为标“,治疗上主张“阴阳分治,以温补阳气为上”,代表方为暖心方(红参、熟附子、薏苡仁、橘红)与养心方(生晒参、麦冬、法半夏、茯苓、三七)[7]。而未病辨证上包括两方面:一为对未病之个体的早期预防养生:对于先天禀赋异常的未病个体,可以通过基因检测手段进行筛查,如扩张型心肌病、肥厚型心肌病等家族遗传病,同时进行良好生活方式如积极运动、健康饮食、控制烟酒、限盐与脂肪等的干预;对于亚健康的未病个体,可以通过气候、环境、饮食、运动、人体体质等方面进行调摄,从而减少疾病的发生;二为指导无症状体征之病体的用药调摄。心衰病是各种心脏疾病的最终转归和其他脏腑疾病的危重阶段,如冠心病、心脏瓣膜病、高血压病等,通过五诊中的“查”诊,如心电图、冠脉造影、超声心动图、血压计等辅助,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防止向心衰病进展,做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在心衰病早期治疗方面,陈可冀院士认为,气虚血瘀型病人多见于心衰早期,病位主要在心肺,方宜用加味保元汤(人参、黄芪、甘草、肉桂、丹参、川芎、赤芍等)[8]。四诊八纲是中医辨病辨证的基础,优秀地位不可动摇。在望闻问切中加入查诊,在八纲中引入已未,绝不是中医西化,而是在继承发扬传统中医的基础上顺应时代的发展,利用现代医学为中医学服务,互辅互补,相得益彰,促进中西医医学的交流。 作者:郑耿东 李荣 吴辉 吴伟 单位: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病科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谈中医内科学分型加减讲授的重要性 摘要目的:探讨《中医内科学》分型加减讲授的重要性。方法:通过近20年的中医内科教学和临床实践,针对分型加减一直不被授课教师重视的实际,分析分型加减课堂讲授的重要性。结果:分型加减体现的是中医内科辨证论治的灵魂,是学生从理论走向临床的桥梁,其内容的讲授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学生未来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结论:把《中医内科学》分型加减放在重要的位置讲授,能够提高中医内科教学水平和学生职业能力。 关键词《中医内科学》;分型加减;教学方法 医学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临床运用,《中医内科学》理论讲授的目的也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笔者从事中医内科教学和临床近20年,深感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医教育工作者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一定程度上要从细节做起,如《中医内科学》分型加减的讲授就是值得探讨的一个细节问题,很多教师因学时所限,不讲或者少讲《中医内科学》分型加减部分,似乎这部分内容可有可无,岂不知分型加减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灵魂所在,它的讲授与否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学生未来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笔者现就《中医内科学》分型加减讲授这一问题谈一下个人认识,与同仁共勉。 1《中医内科学》分型加减讲授的重要性 1.1分型加减是中医内科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中医临床运用的灵魂 如果说《中医内科学》是临床的一个宝库,那么辨证分型就是打开宝库的钥匙,而分型加减才是真正的寻找宝物的探宝器。临床上几乎没有病人的病因病机与教材典型证型高度一致的,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病人,所以临床中就没有固定的病因病机,没有固定的证型,没有固定的治法,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方药。中医治疗病人,采用的是个体化治疗方案,体现其运用知识高度的灵活性,这个灵活性在中医内科教学中就体现在分型加减上,所以分型加减是中医内科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临床运用的灵魂。 1.2掌握分型加减是学生由理论走向临床的桥梁 中医临床的灵魂是辨证论治,“有是病,用是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在教学过程中如果只讲证型不讲加减,学生就无法掌握中医临床的灵魂,就无法形成正确的中医临床思维和临床流程,学生不知临床加减,一味照本宣科,对号入座,就会形成理论与临床隔离的局面,因为临床没有与教材一模一样的病情,对学生的临床运用能力和以后职业能力都会产生致命的影响。 1.3分型加减的讲授是体现教师教学艺术和教学风格的重要载体 教师教学水平从低到高有三个层次,即传授知识、艺术化教学和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其中独特的教学艺术和教学风格是每个教师追求的目标,教学艺术和教学风格的形成需要教师有广博的知识做基础,也需要有灵活、自由发挥的载体,而《中医内科学》分型加减的讲授是教师实现教学艺术和风格的重要载体。因为这部分内容的讲授,既可以是教材上有的知识,也可以是自由发挥、教材上没有的知识,在这个载体上,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个性,充分展示自己的知识、能力和才华,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使学生因喜欢教师的教学风格而喜欢中医内科这门课,从而对学生职业发展产生正面影响。 2《中医内科学》分型加减的讲授方法与意义 2.1病因病机是分型加减讲授的内在规律和依据 《中医内科学》分型加减灵活性大,不易把握,讲解难度较大,也是许多老师不愿讲解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万变不离其宗,分型加减有其内在规律和线索,即病因病机演变。讲好分型加减,必须把握好这条线索。加减中出现的不同临床表现,是在证型主要病因病机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中医内科学》教材在分型加减的描述上,有时以症状为依据加减,有时以病因病机为依据加减,易造成理解上的混乱。但临床表现是外在的,病因病机决定其临床表现,所以,讲授分型加减一定要牢牢把握病因病机演变这条线索,只有这样,分型加减的讲解才能条理清晰,学生也易于掌握和理解,才能达到理论和临床相结合的教学目的。以暑湿感冒加减为例。暑湿感冒的主要病因病机为暑湿侵袭,伤表犯中,卫表不和,肺失宣肃。在这一病机中,病性有两个:暑和热,病位有两个:卫表和脾胃,病机演变也会在这四者之间发生。暑热偏盛,发热、口渴、痰涕黄稠、舌红、苔黄、脉数,加黄连、山栀、青蒿、黄芩清暑泄热;湿困卫表,肢体酸重疼痛,加藿香、佩兰;湿在脾胃,胸闷脘痞、泛恶、口渴黏腻、腹胀、便溏,加陈皮、半夏、苍术、白蔻仁;热在下,热盛伤津,小便短赤,加六一散[1]。可见加减背后是病因病机。 2.2分型加减讲授是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主观能动性、加强师生互动、取得满意教学效果的平台 提高学生主观能动性、活跃课堂气氛,加强师生互动是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无可争议的重要途径,给学生以思想自由、提供自由发挥的平台是实现这一目的重要手段。《中医内科学》分型加减讲授不受执业医师考试、职称考试等约束,给师生提供了一个自由发挥的重要平台,师生平等,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在讨论中、在自由思考中提高教学效果。 2.3分型加减讲授是拓展知识、与临床接轨的重要阵地 《中医内科学》很多知识已形成共识,也是执业医师考试、职称考试必考内容,但在知识拓展和与临床接轨的讲解上有一定难度。《中医内科学》分型加减不涉及上述内容,其灵活性较高,为知识拓展和临床接轨提供了一个场所。仍以暑湿感冒为例,因为暑就是热,暑湿本质就是湿热。在知识拓展方面,可以讲授湿热病治疗原则,因湿热易停于中焦,火性上炎,裹湿上行;湿性下趋,裹热下行。湿热弥漫三焦,故治疗上焦顺势清热,中焦健脾,下焦祛湿。下焦祛湿有两个途径:通腑和利小便。这样学生不仅对暑湿感冒的治疗了然于胸,对其他湿热为患疾病的治疗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触类旁通,为走向临床奠定坚实理论基础。在临床知识讲授方面,让学生认识到暑湿感冒因湿热交蒸,临床治疗取效较慢,注重通腑(尤其消食)健脾,使湿热从大便走,利水通淋,使湿热从小便走,湿热去则疾病易愈。这样既拓展了知识,开阔了学生视野,也为学生未来职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作者:韩华刚 单位: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TTE模式在中医内科学教学的应用 摘要:目的研究TTE教学模式在中医内科学课程临床教学的效果。方法采用TTE教学模式和传统教学模式对我校医学院2009级中医针推班本科生开展中医内科学课程教学,并自拟教学评价标准对两种教学效果进行比较。结果对参加教学的19名学生进行测试评价,TTE教学模式教学效果达A级者占26.32%,及格率达94.74%,与传统模式教学及格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TTE教学模式对中医内科学课程的临床教学效果优于传统教学模式。 关键词:TTE教学;中医;中医内科学 中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培养和造就德才兼备的新型中医临床应用型人才是高等中医教育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为传统中医学则更重视临床实践和经验积累,所以在培养过程中,我们应当不断强化教学适应“学生及临床需求”的观念,创新性开展中医教学改革,只有对教学内容的设计以及课堂教学的方法进行革新,才能使我们不断提高培养中医应用型人才的水平[1-3]。近几年来,我们探索一种中医临床教学的“TTE”教学模式,即Teaching(教学)、Training(训练)、Evaluation(评价)英语缩写“TTE”。现将TTE教学模式与传统中医教学模式在中医内科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结果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为避免教师教学方法与学生学习水平的差异,我们在2013年2月~2013年7月对本校医学院2009级中医针推班19名本科生的中医内科学课程采取TTE教学模式与传统中医教学模式教学。首先选择教学内容难易程度相当,诊疗技能各异的10个中医内科病证(喘证、痰饮、心悸、痴呆、胃痛、眩晕、瘿病、中风、水肿、痿证),随机抽签确定TTE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的中医内科课程各5个病证,每个病证教学时为5学时。教材选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中医内科学》[4]。 1.2教学方法 TTE教学是导师根据课程内容需要开展理论与临床技能操作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教学中要求学生掌握教学内容的重点与难点,教师深入浅出的传授临床技能操作。TTE教学方法分:第一步:导师利用多媒体等教学设备讲授理论知识;第二步:导师讲解并示范诊疗技能操作方法;第三步:学生自习技能操作;第四步:导师指导学生完成技能难点操作;第五步:导师对学生诊疗技能操作测试评价。五个步骤按教学需要有机的结合并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传统教学方法是利用多媒体等教学设备,教师课堂讲授理论知识为主,辅助讲解技能操作。 1.3观察指标 教学课程完成后,导师在讲授的内科病证中设制考题,测试包括两个部分,传统试卷笔试与技能操作测试。传统试卷(题型为名词解释、判断题、多选题、简答题与病案讨论等)笔试时间90分钟;技能操作测试2个项目(中医四诊和西医诊疗方法各1项),技能操作测试由学生抽选考题,要求学生在10分钟内口述答案并进行模拟技能操作。传统试卷考试占总分60%,技能操作测试占总分40%,以观察TTE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在TTE教学过程中师生共同记录TTE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1.4教学效果评定标准 自拟教学效果评级标准:测试得分90以上者A级,得分70~89为B级,得分60~69为C级,得分60以下D级。测评人员由TTE教学法授课教师、传统教学法授课教师及临床教研室主任组成。1.5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构成比表示,两组间的比较用x2检验。 2结果 2.1TTE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教学效果比较见表1。表1示,两种教学模式教学效果测评结果及格率(A+B+C)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TTE教学模式优于传统教学模式。2.2TTE模式教学中存在的问题①TTE教学模式不适于在传统教室内完成,教学点需设在医院,或教学点与临床基地在同一个校园内,以便于学生在课余时间进入临床见习。②TTE教学模式不适于>15人数的班开展,因学生人数过多不利于导师一对一技能操作培训。③TTE教学模式所需教学时比传统教学模式多。 3讨论 长期以来,课堂讲授式教学是中医教育普遍使用的传统教学方法[5],这种教学以“填鸭式”灌输,学生只能在课堂上被动地笔记,而对所学知识的接受和理解程度较低,其结果是理论脱离实际。教师对学生要求仅限于将授课的知识要点在考试前复习背熟即可,此种教学法虽可系统地完成教师预定的目标[6,7],但进入临床后,由于学生缺乏诊疗技能操作训练,以致许多优秀学生出现“学而不能致用”的现象[8]。如何全面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学的各个环节,是提高临床教学效果的突破点[9]。所以,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教师如何将学生前期所学的中医诊断学与西医诊断学等相关知识正确的应用在内科相关病证的诊疗过程中,如何将所学的中医基础理论有机的与中医内科学复繁的辨证分型相结合,这是中医内科学教师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开展的TTE教学模式就是在这方面进行教学改革的尝试,其目的是希望将学生前期所学习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中西医的诊断方法能在中医内科病证的教学中得到应用,使学生在学习内科知识的同时,能复习并操作前期所学习过的相关技能,让中医内科学课程教学成为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地。当然,TTE教学模式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的知识面要宽、技能操作要熟练,临床经验要丰富[10]。TTE教学导师的主要职责是启发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临床问题及掌握临床技能操作上来,在教学过程中导师要适当控制教学进度,“手把手”的传授临床技能,鼓励学生建立自信,大胆实践,力争把学习变成一种积极、主动、灵活的过程,让“趣味学习”始终贯穿在TTE教学过程中,改变传统教学中学生的被动地位。在开展TTE教学过程中,我们还对2009级中医针推班不定期召开TTE教学方法师生座谈会,学生普遍对TTE教学模式很感兴趣,特别是在临床技能操作方面感到掌握的程度比传统教学模式效果好。从两种模式教学效果学生测评结果比较分析表中亦可看出,TTE教学模式教学效果达到A级及及格率均明显优于传统教学模式,显示出TTE教学是一种实践性较强的教学方法。分析其实践性较强的原因是TTE教学模式中教师的角色发生了转变,教师由过去“教学优秀”或“信息提供者”转换为学生求知过程中的合作者与引导者,即由“教”师转变为“导”师。这个重要的角色转变给教学带来的最大特点是避免了“纸上谈兵”,强化了临床技能操作的培训。在TTE教学中我们还体会到,如果希望TTE教学达到好的效果,导师必须做好以下6个方面工作:①要求导师集体备课,商讨内科病证讲授的重点与难点,规范技能操作流程。②注重传授分析和解决临床复杂问题的思路与方法。③重点培训临床诊疗技能操作,解决学生进入临床后出现诊疗技能差的问题。④督促学生按执业医师考试指南要求完成技能操作流程,为今后参加执业医师考试奠定基础。⑤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式,为养成学生终生学习的习惯奠定好的基础。⑥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开展互学互助,有利于学生思维能力、交流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近两年来,我们采用TTE教学模式在中医内科学、中医老年病学以及中医外科学的教学中做了一些尝试,但开展TTE教学实践的时间很短,样本很小,难免还存在许多问题有待我们进步探索,例如,如何更合理分配理论讲授与技能操作培训的时间;如何将前期的基础理论知识有机的与临床病证教学相结合,让学生更有兴趣的学习中医临床课程等。今后教学过程中,我们还将不断改进TTE教学方法,力争让TTE教学方法更符合中医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为中医学的发展壮大增添活力。 作者:祁友松 李茜 褚伟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中医内科学OSCE考核模式研究 1方案的组织与实施 1.1方案的制定 客观结构化临床考核(ObjectiveStruc-turedClinicalExamination,OSCE)又叫做多站式临床考核,是指使用模型、标准化病人甚至是病人来模拟临床场景,从而测试医学生的临床能力,是一种以客观的方式评价临床能力的考核方法[2],它能较好的发挥对医务人员临床理论与技能操作水平评估方面的评估作用[3]。课题组借鉴“全国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核”方案制定了我校中医内科学OSCE毕业考核方案。本方案包括制定了中医内科学理论考试、病史采集及病历书写、内科常用临床技能考核等内容,并咨询了资深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以及学生中的意见及建议,修改完善方案的具体内容,最后方案制定如下。 1.1.1中医内科学理论考试 组织副主任医师及以上的临床带教老师(4人以上)进行命题。命题要求:严格按照国家行业“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医内科学》的教学大纲命题,题型为A1、A2、A3、A4、B15种题型,每种题型50题-100题形,由项目负责人组成50-100套题形成题库,每套题保证难易度一致,难、中、易比为1:4:5。 1.1.2病史采集及病历书写 组织副主任医师及以上的临床带教老师(4人以上)进行命题。命题要求:根据教学大纲要求,选取中医内科各专业常见病、多发病及危急重症典型病例编写病例分析题库,每个病种病案不少于3例,整个中医内科病案不少于60例。 1.1.3内科常用临床技能考核 组织副主任医师及以上的临床带教老师(4人以上)进行命题。命题要求:根据教学大纲要求,选取中医内科各专业需要掌握的中医临床技能操作项目制定题库,内容包括:体格检查(按人体部位或系统检查方法考核,在头面部检查、前胸及后背检查、肺部检查、心脏检查、腹部检查、四肢及神经系统检查),及四大穿刺(骨穿、腰穿、胸穿、腹穿)。每套题包括体格检查及四大穿刺内容各1项。考官根据考核内容制定相应的评分标准用于评分。 1.1.4中医临床答辩 组织副主任医师及以上的临床带教老师(4人以上)进行命题。命题要求:根据教学大纲要求,选取中医内科各专业需要掌握的常见病、多发病及危急重症典型病例制定题库。每道答辩题目应包括:病案分析(口述该病例的中西医诊断)、进一步的辅助检查、治疗原则、开具常规医嘱(包括中医理法方药、西医常用药物)。 1.1.5对所有实习生进行实习前培训 将考核方案告知实习生,考核方案中理论考试、病史采集、病历书写、病例分析、内科常用临床技能考核各占一定比例记入毕业考核总成绩,使其按照毕业考核为导向,完成实习计划。 1.2考核对象 将此方案应用于2011届270名及2012届255名中医类本科生的中医内科学毕业考核中。从中医内科学理论考试、病史采集与病历书写、中医临床答辩、内科常用临床技能考核4个方面进行考核。 1.3考核方法 1.1第一站 中医内科学理论考试总分100分,考核成绩占总分的60%。学生从题库中随机抽题进行考核,考试时间2小时,考核方式:闭卷。考试结束后课题组组织教师集中阅卷。 1.2第二站 病史采集与病历书写总分100分,考核成绩占总分的10%。学生从题库中抽取一套题,围绕所选病例进行采集病史,在1小时内完成病历书写,所写病历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法的《2012年中医病历书写规范》评分标准评分。 1.3第三站 内科常用临床技能考核总分100分,考核成绩占总分的20%。体格检查及四大穿刺均要求10分钟内完成,超时则评为不及格。体格检查在学生模特身上进行;四大穿刺在模拟穿刺模型上进行穿刺,考官按照事先制定的评分标准评分。1.4第四站中医临床答辩总分100分,考核成绩占总分的10%。考生针对临场所抽病例进行现场分析并进行临床答辩,回答该病案分析(口述该病例的中西医诊断)、进一步的辅助检查、治疗原则、开具常规医嘱(包括中医理法方药、西医常用药物)。 1.4考核时间 考核由学校教务处统一安排。实习前一周按照方案对学生进行实习前考核,学生结束实习返校后第3周对学生再次进行考核,比较两次考核成绩。 1.5考官认定标准 临床技能考核考官要求为主治3年以上职称人员担任,每2位考官为一个考核小组同时对1名学生进行考核。考官在职称、学历、年龄、性别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6总分计算标准 综合考核成绩分析:考生总成绩=理论考核成绩×60%+病史采集与病历书写×10%+内科常用临床技能考核×20%+中医临床答辩×10%。 1.7评价分析 (1)比较学生实习前、实习后综合考核成绩的及格率(60分以上)及优秀率(80分以上)。(2)对学生、带教老师以及用人单位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反馈意见,以便及时调整改进考核方案。 2结果 2.1两届学生实习前、实习后综合考核成绩 两组毕业生经过以毕业考核为导向的实习后,理论考核通过率及优秀率均较实习前有所提高,且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学生问卷调查情况 2011届发放问卷调查表270份,回收265份,回收率98.1%;2012届发放问卷调查表255分,回收251份,回收率98.4%。从表2看,以毕业考核方案为导向进行实习,可以促使我校医学生尽最大努力,提升自己的理论知识及临床操作能力,普遍满意本毕业考核方案。 2.3教师问卷调查情况 课题组向2011届带教老师发放问卷调查表129份,回收129份,回收率100%;向2012届带教老师发放问卷调查表113份,回收110份,回收率97.3%。从表3看,以毕业考核方案为导向进行实习,我校医学生的临床能力得到提升,大多数临床教师对毕业考核方案持满意态度。 2.4用人单位问卷调查情况 课题组向毕业生就业单位以邮寄方式发放问卷调查表,了解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临床能力的满意程度。按照毕业考核方案进行实习后,用人单位普遍认为我校毕业生临床能力较往届的毕业生逐年提升。 3讨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明确规定:“通过医师资格考试为医师执业注册的前提条件”。为使我们的医学生毕业后能够顺利通过国家执业医师考试,我们的培养目标必须与国家执业医师考试相接轨[4]。中医内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强的学科,培养目的只有一个:培养出来的学生具备有高素质、具有创造性思维、能较快较好地适应临床诊疗工作要求。我们进行的中医内科学OSCE毕业考试方案的研究,发挥了毕业考核在医学生培养中的导向作用和评价作用,通过考试有效地提高了我校医学生的中医临床思辨能力和临床诊治能力。当然我们的毕业考核方案在实施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3.1第二站病史采集及病历书写 采用题库形式,让学生抽题后进行发挥,自行完善病例的书写,这个过程缺乏对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的考核。在目前医患矛盾日益紧张的环境下,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构建和谐社会,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必须掌握的技能。因此,应将医患沟通能力培养作为临床实践教学重要内容,并作为一项考核指标进行考核。但是,每年我校的毕业生人数众多,让每个学生都到临床进行实战考核难度较大,一则考核时间周期长,影响毕业考核的进度;二则考核当时每个内科不一定有典型病例的患者住院,三则即便有典型病例的患者,也满足不了众多的学生问诊,患者本人亦不愿意多次配合。如何在考核中增加医患沟通能力的考核将是我们今后的工作研究一个重点内容。 3.2考核中如何更好地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 尤其在第四站中医临床答辩中,部分考官存在打“人情分”的情况,碰到自己带教过的学生就适当的放宽考核标准,碰到没有带过的学生,考核标准相对严格一些。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考官未能正确认识到毕业考核对于提高医学生的临床工作能了的重要性及指导意义。目前我们采用双考官、随机分配考生的原则,尽量减少此种情况的发生。另外还存在一些局限性,如学生的考试心理承受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也可能导致学生的考核能力出现异常。更重要的是,我们培养临床医学生最终的目的是使之成为一名合格的临床医师,本考核方案对2011、2012届医学生生毕业后执业医师考试通过率有待我们进一步去考证。 3.3结论 本毕业考核方案的制定实施,是经过经验丰富的专家们多次修改形成,符合中医内科学本科生的教学大纲及临床实习带教的需要,能指导学生在临床实习过程中进行有效的、有目的性的学习,极大地提高了我校医学生的临床辨证施治及临床操作能力。同时它能够较为客观的对医学毕业生的临床诊治能力进行评估,促使他们强化训练,弥补自身存在的不足,为今后成为一名合格的临床医生做出了很好的铺垫。 作者:黄鸿娜 史伟 黄晶晶 黄雪霞 区锏 杜娟娇 单位: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中医内科学硕士创新能力培养 1加强重点实验室建设 重点实验室建设是高校建设的优秀,也是中医内科学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基础。目前,中医内科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着重在临床跟师,对各种病例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其诊疗方法。随着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中医内科学硕士研究生除了要挖掘中医传统的诊疗方法还应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这就要求中医内科学硕士研究生要加强科学实验,根据各种理化性质,以探究中医诊疗新方法。因此,中医内科学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如以重点实验室为依托,具有良好的科研基地,必将更好的为中医内科学硕士研究生科研创新提供学术氛围及物质支持。 2改革培养方式,加强管理方法 2.1培养方式的探索 广西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大多采取导师制的培养模式,由于研究生数量众多,在使用设备及研究思路上不尽相同。为了加强实验室的统一管理,探索在实验室整体规划下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以期达到研究生既能获得导师指导,又能服从实验室统一安排管理的目的。 2.2日常管理的改进 2.2.1建立档案 中医内科学硕士研究生进入实验室后,由科研秘书建立完整的档案。包括个人相关信息,考试成绩,研究方向,具体开题时间;中期技能考核相关资料;实验原始数据;毕业论文等。此档案使得研究生的管理更具规范化,促进了整个实验室科研工作的延续和发展。 2.2.2定期举行研讨会 在每个学期开始,每周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上每位研究生报告的顺序和时间根据其科研进度及学习情况而定。通过研讨会制度,不仅使报告者的科研思路更为开阔,同时也使同学们在自己的实验设计和实验过程中得到启发。通过定期的研讨会,使整个实验室的科研氛围浓郁化。又能有效地提高实验研究的效率。 2.2.3统一进行开题报告 由科研秘书召集,实验室所有同级中医内科学硕士研究生参与,可邀请相关专业硕士生导师参加,本实验室所有研究生到会旁听并参与提问,秘书做会议记录。每位开题者以PPT形式报告其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与会各位导师根据报告内容给出不同建议,从而有利于科研思路更为具体更为完善,避免浪费科研资源。 2.2.4研究生自治管理 打破导师单一管理的格局,建立研究生自治管理模式。将科学实验室所有本专业研究生进行分组管理,每组设一名负责人员,负责实验室日常清洁,大型仪器设备的协助管理,危险用品的协助监管等工作。还经常组织一对一谈心,加强组内研究生学术交流及沟通。除了实验室的日常维护之外,还应负责应对实验室突发事件等。 2.3实验技能培训 2.3.1研究生基本教育 (1)实验室的现状教育及规章制度学习。包括科学实验中心简介、各项规章制度等,让研究生对科学实验中心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并提高自身安全意识,增强实验室安全。(2)科研作风教育良好的科研作风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必然要求,是有效履行职责的重要保证。通过踏实的科研工作,培养研究生端正的科研态度和缜密严谨的科研作风。 2.3.2大型仪器及常用技术方法培训 为了确保研究生的实验能顺利的进行,避免实验室经济上的损失,降低对实验室工作的影响。针对高效液相等大型仪器进行经常性、阶段性地培训,对PCR技术、ELISA技术进行手把手的讲解,做到各中医内科学硕士研究生对于仪器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胸有成竹,能够娴熟的掌握科研技术。 2.4建立实验资源共享机制 2.4.1实验耗材、试剂共享 科研实验中需要用到大量耗材及试剂。但部分科研试剂针对性强,且使用率低,对初开展科研的学生,购买该类试剂时常较为盲目,造成极大浪费。为此,实验室通过建立各课题组耗材、试剂目录,则可避免重复购置使用率低的试剂,节省经费。研究生离开实验室前,对剩余的试剂、耗材以及资料等进行交接,使实验中心实验条件维持良性循环状态。 2.4.2实验经验共享 尽管一个实验室会有多个课题组或多个研究方向,但在科研工作开展过程中,一些基础的实验方法或技巧会被实验室成员共同采用,如某一实验流程、某一试剂配比,或者某一篇好的参考文献。通过实验室统一登记,可分享给全体研究生,使之可以快速吸收他人的经验,少走弯路。 2.5建立实验室研究生奖惩制度 要提高实验室的整体科研水平和科研能力,必须拥有一个良好的、管理高效的实验室环境。建立实验室有效的奖惩制度,有利于防止弄虚作假,营造严谨、活跃的学术氛围。通过切实可行的实验室管理制度,声明科研纪律,并明确研究生的奖惩办法。每学年评选出实验室优秀研究生,颁发优秀研究生证书和奖金,并通报表扬。此外,还把这些研究生纳入全校研究生奖学金以及优秀毕业生的评定和考核中。有效的奖惩办法,既能激发学生的科研热情和动力,又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对于违反实验室日常管理规定的研究生,进行通报批评。 3结语 总之,研究生教育重在创新能力的培养。重点实验室不仅肩负着承担科研项目的任务,更担负着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重任,虽然在中医内科学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管理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许多问题,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逐渐发展并完善此模式,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高素质创新型应用人才。 作者:孙正伊 单位: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中医内科学教学质量 1坚定信念,发扬中医 教学质量的提高客观上会推动医疗、科研水平的进步,因此医学教育应奉行精英化教育。积极向上的思维意识形态能促进学生对中医的学习,所以要强化思想教育。传统医学在经历数千年沉淀的同时也因历史变革而受重创,近代废除中医的错误思想的残存、当前医患关系的不和谐及社会奢靡之风的蔓延使得报考中医的考生下降的同时也影响了在读中医学生的思想,因此当前对中医人才的思想教育显得尤为必要。纵观中医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转业人数比例增加,从事中医事业的人数比例下降,中医人才的流失将直接影响中医的发展,因此我们在传授中医文化的同时应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告诫学生戒浮戒躁,教导学生静心定志,淡泊名利,刻苦学习背诵中医经典,立志传承中华文明,坚定学生对中医发展前景的信念,教导学生自觉担负起继承发扬中医、让中医走向世界的重任。同时由于知识结构的统一性,指导学生学习中华文化,博览群书,其中书法、古诗词、易学、四书五经等国学的学习有利于提高学生自身的文学修养,正如《外科正宗》医家“五戒十要”之第一要“先知儒理,后知医理”,同时也为研读古代医学夯实基础,进一步有助于古医经典的理解与阅读,深层掌握中医病因病机,促进中医辨证论治思维的发挥,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2浅涉临床,知行相伍 由于《中医内科学》学时有限,实训课程学时比例相对不足,学生的实践及临床思维能力相当较低。根据笔者调查比较及考核显示:自主参加临床见习的学生中医临床思维能力、对临床常见病的认知水平及处理医患关系的能力等综合能力相对于纯理论、脱离临床学生的均有所提高。所以中医院校应根据实际客观需要增加中医内科的学时并按4:1的比例安排理论与实践的课时。其中跟师见习是临床实践中较有效的方式之一。究其原因:一则师生固定,利于师生交流;二则时间地点固定利于学生更好地安排自我学习时间;三者病人复诊,利于学生更好的掌握某一疾病的发生发展及演变规律,如此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相统一。临床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循序渐进、日积月累的过程,只有在临床实践中反复的强化训练,外加课后的自我学习,带着临床实际问题到课本中寻找答案、发挥主动能动性的深刻思考、请教老师讲解传授三者有机结合才能更好而灵活的运用、领悟中医的博大精深。 3应用 PBL教学法,培养临床思维据资料统计显示问题式教学法(Problem-basedlearning,PBL)已在国际知名的医学院校的临床教学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PBL教学法是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的一种新型教学法,在临床医学课程教学中是主要以讨论的问题作为教学研究的优秀。而临床思维是利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知识对临床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逻辑推理、从错综复杂的线中找出主要矛盾并加以解决的过程。培养临床思维需要学生具备扎实的医学理论知识,所谓医学理论知识不仅是中医基础知识还应涵盖现代医学的生理、病理、药理及实验室检查等临床医学知识。精心选择设计典型、难易适度的中医内科病案示教,达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效果。每个内科病证都具有其相关的中心证候特征及动态证候特征,可根据教学需要,合理筛选临床问题,引出病案中疾病证候的演变趋势,让学生深入探索分析其病理内涵、提炼证候要素,注重潜在可能并发症,思考并解决其中蕴含的主要次要矛盾的方法,辨证选择方药,注重君臣佐使的变化。运用整体联系的动态调控思维法,培养科学的发病诊病观及治疗预防观即“未病先防,已病早治,既病防变”治未病的思想。比较不同学生的讨论结果,并让其认真解释其中的原理,加强其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学生既需科学严谨的诊治态度又需敢于发表观点的勇气,所以教师应严格要求学生认真对待病案分析示教并营造活跃的课堂讨论气氛。PBL教学法可使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得以提高,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掌握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明显提高学生中医临床思维能力和处理各种临床疾病的能力。 4优化教学内容,提高课堂效率 《中医内科学》具有直观性、形象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因此,要改变以往教学的传统模式,引入多媒体技术,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使《中医内科学》教学方法发生深刻变革[2]。目前多媒体技术在实践教学中的运用已日趋成熟,我们在享受网络资源的生动形象便捷的同时也应增加自身的经验教学,传授自身在临床实践中的感悟、思考,与学生共同探讨当今临床中的疑难杂病与困惑,调动学生的兴趣,培养临床思考能力。适时多次引用中医经典原文,一则利于阐释中医病因病机,展现中医各学科的内在联系,增强学生对某一病证的理解与掌握;再者引导学生学习探索中医经典,提高自身文化内涵。由于中医学学时相对不足,授课时应去繁从简,首先回顾已知,既利于学生理解疾病的病理生理联系又利于从整体上把握疾病之间的转归转化。其次要突出重点,精简内容,总结规律,利于记忆。中医是一种综合性,系统化的医学模式,明确疾病的主干内容:病因病机发病观、辨证诊病观、治疗预防康复观[3]。因此在授课过程中要突出病证的概念、历史发展、病机、病理因素、诊断依据、辨证要点等主要矛盾,利于学生更好的掌握中医内科的知识要点。中医内科是一门实践性强、理论基础精深、渊源长久的学科,其来源于反复的临床实践,升华为理论,又反证于临床、不断验证。中医内科教学要课堂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加强课堂的临床效应,才能更好的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及应变能力。教师要重视学生思想教育,在灌注中医知识的同时也要坚定学生对中医的信仰,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融会新知,培养创新型中医临床科研后备军,才能更好的继承和发扬中医。 作者:张德新 单位:长江大学医学院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中医内科学病证编写 1病因病机 对病因病机,中医一般是从宏观整体上加以概括,较为笼统,每个疾病的病因不外乎外感六淫、情志失调及饮食劳倦等,欠缺检验尺度和说服力。因此,可以考虑抓住这一薄弱环节,在中医病因病机认识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医学微观和局部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以期更准确、客观地揭示疾病的本质。如“脾胃肝胆系病证篇”中的“痞满”可通过知识链接,简要介绍幽门螺杆菌感染在胃痛、痞满等病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幽门螺杆菌感染和胃内活动性炎症与脾胃湿热证的形成有密切关系,从炎症反应网络调节通路和胃内微生态改变,可以多角度、多层次、多靶点阐释胃病脾胃湿热证形成的病理基础[2]。该成果能更深层、具体地阐述外感邪气、饮食不节、情志失调等中医病因病机学内容。随着现代生活习惯的改变、西药的摄入及对疾病流行病学的研究等,中医学对饮食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描述不应仍停留在暴饮暴食、嗜食肥甘厚腻、不规律饮食等传统认识上。“脾胃肝胆系病证篇”在胃痛的病因中提及有毒之品,体现了中医病因学认识的发展,但较为笼统和片面,如能进一步详细列出解热镇痛抗炎药、激素等药物和其他腐蚀性物品则更好。另外,在阐述噎膈的病因中增加腌制食物的摄入、黄疸病因中增加药毒(解热镇痛抗炎药、激素、抗结核药物、红霉素类等)损害等内容,则能在突出中医药特色基础上体现中西合参,反映中医与时俱进,有助于学生对疾病的深入认识,从而更全面地认识疾病的发病、预防等。 2诊断与鉴别诊断 对疾病的诊断不能仅依靠典型症状,而应重视早期症状和非典型症状对诊断的重要性,方可见微知著。如发热恶寒、头痛、四肢酸痛及乏力等类似感冒症状,可以是黄疸的早期症状,但此时常因认识不足导致误诊而给予解热镇痛抗炎药(对黄疸患者而言更是有毒之品)治疗“感冒”,从而加重病情的发展。因此,在黄疸的诊断中加入发热恶寒等早期症状是很重要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现代医学先进检测方法的应用,使中医传统辨证方法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拓展,使现代中医在现代科技指导下更好地诊治疾病。如借助电子胃镜可以“望诊”胃痛、痞满、呕吐、噎膈等患者食管和胃黏膜充血水肿、糜烂、溃疡、肿瘤等情况,可以早期发现食管和胃的恶性肿瘤;借助食管测压测酸可以“问诊”嗳气、吐酸、呃逆等症状的轻重;借助心电图、心肌标记物可以更及时有效地区分胃痛和真心痛,使缺乏“真心痛,手足青至节,心痛甚”典型症状、仅表现为胃脘部胀闷不适的真心痛患者尽快得到有效治疗,避免出现“旦发夕死,夕发旦死”。电子胃镜、结肠镜、小肠镜能更直接地观察消化道内腔,在消化性溃疡、消化道肿瘤及出血等疾病的诊断中,比钡餐透视更有明显的优势,建议“脾胃肝胆系病证篇”在阐述有关检查时应明确指出这一点。总之,编写教材时在列举各项实验室检查时,可重点介绍各自的特点、优缺点,以期更好地指导学生以后的临床实践。 3辨证论治 在阴黄阳黄的辨证方面,“脾胃肝胆系病证篇”虽然提出以阴阳为纲,阳黄以湿热疫毒为主,阴黄以脾虚、寒湿为主,但对二者鉴别的重点仍着眼于黄色之鲜明晦黯、阳证与阴证伴随症状。临床常见黄色鲜明,但病证属于寒湿阻遏或脾虚血亏的黄疸,如著名中医学家俞长荣所说的“灿灿橘子色,并非尽阳黄”[3];另有学者经过多项研究,提出“阴阳黄”的概念[4],认为是阳黄向阴黄渐进的中间阶段,并就其病机、辨证论治进行详解。因此,建议在阴黄阳黄的辨证中,应详细分析二者病机演变之差异,同时说明阴黄亦可出现黄色鲜明,增加“阴阳黄”的相关内容,能进一步完善黄疸的辨证论治,既知其一又知其二,更符合临床实际。鼓胀是临床常见病、疑难病,神昏是其严重并发症,是病情发展恶化的结果,也是在一定诱因作用下发生的。神昏的常见诱因包括呕血、黑便、高蛋白饮食、便秘、过度利尿等导致的低钾性碱中毒、缺氧、低血容量、药物影响等。只有充分了解诱因,才能消除诱因,更好地治疗疾病。这是必须详细讲解的重点内容,体现着“既病防变”的“治未病”思想。在方药选择方面,“脾胃肝胆系病证篇”中胃痛之瘀血停胃证用失笑散合丹参饮、呕吐之肝气犯胃证选用四七汤,尚有商榷之处。失笑散是治疗血瘀作痛的常用方剂,但其中五灵脂乃复齿鼯鼠的粪便,入药煎煮时臭味浓烈。胃痛患者常伴有恶心、呕吐,闻之、饮之容易诱发或加重呕吐,不利于治疗;而且,胃痛患者多数病程长,病情缠绵,起病多兼有脾胃虚弱,已成虚实夹杂之证,需选取人参、党参及太子参等益气健脾之品;且人参畏五灵脂,也使失笑散缺乏临床实用性和安全性。四七汤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紫苏叶、厚朴、半夏、茯苓、生姜、大枣组成,功用为行气散结、化痰降逆,主治痰涎壅盛之证。呕吐之肝气反胃证是因肝气不舒、横逆犯胃,治法如“脾胃肝胆系病证篇”所说为疏肝理气、和胃降逆。显而易见,选用四七汤与病机、治法不相符合,宜选用柴胡疏肝散合小半夏汤加减。 4结语 历代医家形成的理论知识、积累的诊疗经验,既往各版中医内科学教材的成果为当代教材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而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疾病谱的不断演变,临床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新观点,也是值得重视的内容。中医内科学教材建设一直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正确态度继承前人学术成果,因此,应不断总结当代专家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和科学技术新成果,将其充实到今后的教材编写中,以体现教材的先进性、科学性、实用性,促进中医学的健康发展。 作者:李培武 刘凤斌 单位: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内科学在中医专业的教学改革 1更新知识储备,不断提高教师教学素质 目前西医内科学的发展方向是除了将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紧密联系外,其逐步涉及分子生物学相关领域,着重探讨其发病机制,但是目前中医专业的教材内容较为滞后,不能适应现代临床需求,因此本教研室定期组织学科发展的最新方向讲座,不断充实更新教研室老师的知识储备[2]。同时教师不仅要提高专业素质,也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单纯的借助课堂时间已经不能满足现代教学要求,所以本教研室采用多媒体技术以及网络信息手段将死板、枯燥的理论知识转变为生动的图像、动画,甚至是模拟真实环境,以期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2更新传统的教学模式 在教学活动中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学手段,传统的授课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一些较为先进的教学模式相比传统模式有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2.1引入CBT教学模式CBT教学(Case-basedteaching,CBT)是一种以临床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是教师根据上课的内容,选择常见的典型病例让学生进行自主讨论的一种启发式教学。这种模式中最为重要的是病例的选择,因此本教研室首先根据教材内容选择合适的病案,病案的选择要同时具备广度、深度以及难度适宜,要从简单到复杂的反映疾病的发展过程,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采用CBT教学给学生创造了一个相对轻松的临床诊断环境,能够增强学生在真正诊断病人时的自信心,通过学生对一个个真实病例的分析,将书本中的理论知识转化为临床实践,这种方式不仅可以使学生加深对于理论知识的理解,更能够训练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大大缩短理论与临床之间的距离[3]。2.2引入PBL教学模式PBL教学(Problembasedlearn-ing,PBL)是一种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着重培养学生自学以及创造能力的新型教学模式。本教研室运用PBL教学模式将教材内容和实际临床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相结合,然后提出相应的问题,让学生课后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进行分析、判断,最后给出结论,教师在根据学生所得出的结论进行总结、分析,重点讲解学生容易忽略的错误和细节[4]。通过采用这种教学模式可以充分发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同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查阅文献以及团队合作的能力,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加深了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但是这种教学方式只能作为辅助教学,是对教学内容的补充,因为西医内科学本身内容较多,PBL教学所强调的自学必然增加教学耗时,同时不同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自律性不同,不能使所有学生都得到较好的开发,因此本教研室根据西医内科学的教学内容适当运用PBL教学,以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加强临床见习 理论知识的学习最终目的就是服务于临床,西医内科学内容繁多、抽象,而尽可能多的参加临床见习有助于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融会贯通。传统的见习教学都是以教师示教为主,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学的质量,节省了时间,但是对学生的启发性,以及发散思维的培养不够,为改善这一状况,本教研室定期让学生进行示教,而实习老师起引导作用,然后对学生讲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运用西医内科学的理论知识进行讲解[5]。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的能力,又可以在临床实际工作中对西医内科学知识进行消化总结,提高学习效率。 4完善考核制度 对于教学质量最直观的检测指标就是考试,考试制度能够督促学生更好的学习,从而掌握相应的理论知识。为使考试更加科学,要改变传统重理论轻实践的考试模式,因此本教研室在试卷中加大了病例分析以及资料综合分析类题目的比重,着重考查学生实际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日后的临床工作奠定基础[6]。 5总结 随着中医药事业的蓬勃发展,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中医药人才是各大中医专业的教学宗旨,传统教育模式下只重视中医理论学习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因此作为高校必须重视西医课程的开展,而西医内科学又是一门重要的西医基础课程,所以必须不断提高教师整体素质、不断探索高效的教学模式,从而从根本上提高西医内科学的教学质量,培养出高素质的中医药人才。 作者:张竞之 刘彬 刘慰华 谭永振 单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中医内科学课程设计及教学创新 2003年4月,教育部下发《教育部关于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教高[2003]1号)[1],精品课程建设工作正式启动。精品课程是指具有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等特点的示范性课程[2]。围绕这五个“一流”南方医科大学《中医内科学》课程进行全面的建设,尤其在教学改革方面,更是突出了创新性、全方位、多途径等特点,2006年,该课程被评审为广东省精品课程,2009年被评审为国家精品课程。本文即将建设体会进行总结,以期共享。 1一流的教师队伍 教师是课程的建设者和实施者。其知识水平、教学能力、创新精神以及师德风貌直接决定课程的质量。本课程的负责人———南方医科大学中医内科学教研室主任罗仁教授几十年来一直工作在教学、临床、科研的第一线,积极开展教学改革。在中医专业本科生教学中,罗仁教授于1991年在国内率先将PBL(Problem-basedlearning,PBL)引入《中医内科学》教学中,历经近二十年的实践,深受学生的好评。此后,罗仁教授针对硕士研究生提出了“四个一”方案、博士研究生“1121”方案,本科生实习教学“三步四要”法及青年教师培训“五步方案”,从而形成了较完善的中医内科学教学模式。学科中多名教授担任了国家、省部级的学科带头人,如:罗仁教授为国家教育部中西医结合临床重点学科肾病专业学术带头人,广东省教育厅中西医结合临床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国家中管局中医肾病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中医肾病学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中医亚健康学会第一副主委;李娟教授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风湿病重点学科带头人;谢炜教授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脑病重点学科带头人,广东省中医脑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中西医结合疼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启富教授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等。这些均为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此外,本学科主讲教师以中青年硕士、博士为主,有着良好的教学、科研、临床功底,并均经过“五步方案”的培训(即:第一步,教育学培训,包括师德教育和基础教育理论培训等;第二步,试讲,即对新教师和新课程进行试讲;第三步,承担教学秘书,掌握教学特点;第四步,临床带教,掌握临床技能教学的方法;第五步,主讲,即主讲一个年级的专业课程),每一名教师都能很好地掌握教学规律、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树立良好的教师职业道德观,形成了一支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教师队伍。 2创新的教学模式 调查表明[3],当前高校教学内容与方法是制约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最关键问题,有57%的学生认为高校教学方法单一。所以,创新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是课程改革的重点。我科自1991年引进PBL,之后又推广应用了“三步四要”训练模式、“1111”培养模式、“1121”培养模式、SP(Stan-dardizedpatient,SP)考核、双语教学、Flash动画讲解病因病机等多项教学改革。多种教学模式结合注重了经典与现代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效果。 2.1PBL和SP为主体,多种教学模式互参 PBL教学模式是1969年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Barrow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提出的一种课程模式,1993年在爱丁堡世界医学教育高峰会议中得到了推荐[4,5]。PBL教学法是以问题为基础,医学生为主体,小组讨论为形式,在辅导教师的参与下,围绕某一医学专题或具体病例的诊治等问题进行研究的学习过程。我科于1991年开始由罗仁教授首次将其运用于中医内科学教学中,经过数年摸索、总结、改进,形成了适合中医内科教学特点的“中医内科学PBL教程”,明显地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通过对学生成绩评价和对毕业后用人单位的调查,结果显示经PBL教学的学生临床思维和实际操作能力均明显强于其它学生。SP即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patient),是指一些经过标准化、系统化培训后,能恒定、逼真的复制临床情况的非医学专业人员,具备表演病人、充当评估者和指导者三种功能。首先,SP扮演病人,供学生实践;接着,SP作为评估者,对学生的实践给出评估;最后SP还要把学生实践中的表现,反馈给学生,完成对学生的指导。70年代美国开始研究SP教学至今,在SP的定义、合格标准、使用和管理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89年PaulaLStillman等人调查美国和加拿大136所医学院校中,94所(70%)在其课程中不同程度使用了SP,除了用于大学医学教育以外,还用于住院医师的训练和评估[6]。我科于2007年开始应用SP进行临床技能培训和考核,并采取考生、标准化病人、教师三方面评价的模式,使考核更加客观化,也有利于掌握医患间的沟通技巧,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对患者的同情、关心和尊重。在PBL教学和SP考核的基础上,我们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了不同的教学方法。《中医内科学》病因病机部分是教学的重点内容,但同时也是较枯燥、学生最难理解的内容。针对这一特点,我们制作了Flash动画课件,利用Flash动画来表现病因病机的基本图形元素,将声音和图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了课堂气氛,更有助于对中医病因病机内容的记忆和理解,从而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 2.2全方位的培训模式 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我科制定了不同的培训模式。对于本科生,教学中注重早实践、多实践,采取课堂理论教学与临床见习同步进行的模式,对本科生临床实习倡导“三步四要”训练模式(即第一步问病查体,第二步汇报病历,第三步查房分析,要从临床特点、诊断分析、辨证分析及治疗方案来入手);此种训练模式有利于衔接书本知识与临床实践,有助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针对研究生,在提高临床技能的基础上,更强调科研能力的培养,硕士研究生:倡导“1111”培养模式(即在读三年,申报一项科研项目,参编一本专著,发表一篇本专业论著,完成一篇学位论文);博士研究生:倡导“1121”培养模式(即在读三年期间,申报一项科研项目,参编一本专著,发表二篇本专业论著,完成一篇学位论文)。同时,学科注重教育的科学性、创新性以及中医专业的特殊性,於2006年开设本科生中西医结合创新人才基地,首批50人,从七个专业方向开展创新研究,并编辑了《中西医结合本科生创新人才论文汇编》,培养了学生对中医专业学习的兴趣、责任心及创新能力。 2.3多种渠道的教学途径 除课堂教学外,充分利用网络和信息技术,开展了基于WEB技术的教学改革,开发了《中医内科学•黄疸》等10个疾病的网络多媒体课件,开发了中医内科学系列教学学习课件10个,开发了中医内科学10个疾病的病因病机动画学习课件,并建设了三个教学网站:《中医内科学》精品课程网站、《中医内科学》双语教学网站、《中医内科学》常见病证资源库,上述网站内容涵盖了《中医内科学》中英文课程介绍、教学大纲、电子教材、教案、教学幻灯、以及《中医内科学》多媒体课件、教学录像、教学改革、病因病机动画库、实践教学、参考书目、四大经典、常用中药图谱、方剂、舌象图谱等,并开设了在线测试、师生互动等栏目,通过网络技术,延伸了课堂,为各层次的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空间,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并及时反馈学生学习信息,建立了良好的教学互动机制。 3精品课程建设的效果 通过精品课程的建设,学科发展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教学、临床、科研上均取得丰硕的成果。近5年来,学科共取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5项,其它省、部级科研项目30项;取得国家及广东省各级教学课题10余项,编写教材及辅助教材20部,发表教学论文近20篇,获得省部级教学奖二等奖4项、优胜奖1项,指导学生“挑战杯”作品竞赛中获得二等奖1次。学科现为中西医结合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内科脑病、肾病、风湿病三个重点学科和慢性头痛重点专病建设单位,国家教育部“中西医结合临床”重点学科,是南方医科大学中医内科及中西医结合的重要临床基地。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中医内科学的心悸教学创新 心悸是《中医内科学》心系病证的第一个病证,也是临床的常见病、多发病,其脉象异常最显而易见,是教学重点,现将教学中的要点分析如下: 1心悸与心主血脉、心主神明的关系 心为君主之官,主血脉,藏神明,心的气血阴阳是进行生理活动的基础。心悸的发生,主要是心主自病和从血脉、神明而来三个方面。心之气血阴阳不足,是心主自病;“脉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是病从血脉来;骤遇惊恐,忧思恼怒,悲哀过极或过度紧张而致者,则病从神明之乱而来。心主之虚与血脉、神明之乱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而致病机虚实错杂,病程迁延不愈。 2心悸与心律失常的关系 心悸病人应当经心电图或动态心电图检查以明确有无心律失常。但是各种检查都未发现心律失常并非否定心悸诊断的依据,因为心悸的诊断应以心中悸动不安,不能自主的症状为主要依据,心脏搏动增强、心律失常和心脏神经官能症均可引起心悸[1]。存在心律失常的病人也并非都归于心悸的范畴,因为某些类型的心律失常不会出现心中悸动的主观症状。西医的相关检查是深入寻找病因,评价病情与判断预后的有效方法。当就诊者有主观不适而西医检查不能发现异常的时候,应尊重就诊者的感受,可以认为其在基因与分子水平已经发生病变但目前的医学水平尚不能进行有效的诊治。这时更是辨证论治发挥作用的大好机会。《中医内科学》的学习需要强调中医思维的主导地位。从心悸的证治分类七个证候中,出现心律失常的有三个,一个或见略数脉,一个见数脉,一个见结或代脉。可能与心悸呈发作性,就诊时大多处于缓解期有关。例如陈天佳[2]研究表明,387例心悸病人中24h动态心电图发现心律失常272例,占70.1%,心悸发作即刻记录各种心律失常183例,占47.2%。 3脉之促结代 心主血脉,脉象的异常是心悸的重要表现,以数脉为最常见。数脉以每分钟至数大于90次为特点,易于识别。因为人类寿命的延长,诊治手段的发展,促、结、代脉已非绝对的死脉而在心悸中多见。三种脉象都是时有止歇,但促脉脉率快,止歇没有规律;结脉脉率不快,止歇没有规律;代脉脉率不快,止歇有规律。具体到一位病人,在其就诊的时段中,不可能促结代同时发生而只能是其中的一种。但在病人的完整病程中可能都出现。在所有心悸病人中,肯定是三种脉象均可诊得。因而教材中可以促结代并称,但临床书写病历时,就不能促结代皆有。教材编者也注意到这一细节,而于新世纪第二版的心悸瘀阻心脉证记载脉象为“涩或结或代”。 4心虚胆怯证中心胆同病的理解 心胆同病在《中医内科学》中有两处,一为心悸的心虚胆怯证,一为不寐的心胆气虚证。胆虚证历来论述不多,教材仅于总论的脏腑病证辨治概要中提到胆虚注意心胆同治,胆虚多兼心虚。至于机理何在,则未提及。从五行的生克乘侮、经络循行而言,很难给出心胆同病机理的完美解释。但《笔花医镜》言:“气血足则胆气壮,气血虚则胆气怯。”因此可以通过气血将心与胆联系起来。这种理解符合临床实际。虽然不能将中西医的心、胆概念完全等同,但现代医学有胆心综合征诊断,且朱映秋[3]的研究表明胆心综合征患者中心律失常明显高发,可以从一个侧面对心胆同病提供例证。 5心胆虚证表现中“食少纳呆”的分析 心虚胆怯证的症状中有“食少纳呆”,胃纳改变本属脾胃系的表现,但是心胆气虚证常见,很多患者有“没胃口”、“吃饭没味”的主诉。机理上可从胆内贮精汁助消化理解,因为胆气不足,不能正常疏泄胆汁而出现胃纳的改变。如前所述,心胆因气血而密切关联,而气血生化之源在于后天水谷,故而此处强调胃纳改变是要在治法方药中兼顾。一方面补益气血不宜过用甘缓滋腻,另一方面可酌用醒脾开胃之品。 6关于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的应用 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以桂枝、甘草辛甘化阳,龙骨、牡蛎镇惊敛降,用于心悸心阳不足证,可谓标本兼顾。但心阳虚而迁延日久者,多兼脾肾阳虚,且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略有病重药轻之嫌,故合用参附汤。教材以“心阳不振证”命名有失恰当。因为不振更让人理解为正气不虚,邪气闭阻的病机,而本证所涉及的症状、证机概要、治法方药都是心阳虚衰。在“瘀阻心脉证”中以桃仁红花煎合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之,证机概要以“心阳被遏”解释,也是难以令人信服。更为合理的理解是血具有得温则行,得寒则凝的特性;寒主收引,可致血脉凝涩及伤阳气的特点,因而瘀阻心脉证多有心阳不足或兼有寒邪,合用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以治之,体现了审证求机论治的原则。但瘀血的形成还有热邪煎熬、气虚气滞、痰浊阻滞、血行离经等机理,是不宜合用本方的。 7黄连温胆汤的解析 黄连温胆汤在《中医内科学》共出现七次,分别是心悸、不寐、内伤发热中痰热证的主治方,胸痹、痞证、癃闭中加减用方和水肿中临证备要的备选方。本方也是临床常用的有效方剂,文献涉及在多种病证中的应用、实验研究和文献研究等多个方面。但教材中将其出处定为《备急千金要方》,殊为不妥。目前公认温胆汤出自姚僧垣的《集验方》,而黄连温胆汤作为完整方名出自清代陆廷珍的《六因条辨》。书中于伤暑、中暑吐泻等处用到本方,称其苦降辛通。《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所引《集验方》之温胆汤,以生姜四两为君,主治“胆寒”证,性为温热;至《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生姜减为三片,其性转平;至《六因条辨》又加黄连,则其性转为苦寒而仅留温胆之名。类似因加味而致方药寒热温凉之性发生改变的还有丹栀逍遥散因为丹皮、栀子的加入由温热而转为寒凉。教学中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在相应的病证中,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适当进行讲解。总之,心悸是教学重点,也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需要从病因病机、诊断、中西医结合、证治方药入手,深入学习,并结合临证体会,促进理解与掌握。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中医内科学的理论教学革新探索 笔者从事中医内科学理论与临床教学多年,对中医内科学理论教学有一些思考,现与同道商榷,以达抛砖引玉的作用。以下就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第七版《中医内科学》为蓝本进行解读。 1病名 中医多以症状作病名已沿用数千年。然而,历史在前进,科学在发展,中医内科学也要与时俱进,沿用几千年的病名有的已经不适应当今临床的诊治要求,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以中医内科学的咳嗽病为例,咳嗽只是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症状,常见于上呼吸道感染、急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肺炎、肺结核、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以上多数疾病仅以咳嗽来辨证论治是远远不够的,是难以治愈的。如肺癌,仅以咳嗽来辨证论治只能减轻咳嗽的症状,不可治愈,甚者延误病情。又如黄疸,只是临床上的一个症状或体征,常见于肝、胆、胰腺病及血液病,以黄疸为主症的疾病几十种,其治疗更是十分复杂,只以黄疸作病名来辨证论治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如何提高中医药治疗疾病的疗效,认清中医药在治疗不同疾病中所起的作用,这是摆在每一个中医临床工作者面前的首要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须解决病名问题。诊断不清,治疗就无从谈起。笔者认为,中医内科学的病名以病因病机结合病位来命名为好。西医的病名正是以病因病理结合病位来命名的。如胸痹可改为心痹,积聚可根据不同的病位和西医的病理改为肝癌、肝硬化、胃癌、结肠癌、胰腺癌等。有的同仁可能会问:这不是西化了吗?回答是否定的。中医古籍中早有“癌”这一病名,我们今天为何不用呢? 2病因病机 病因病机是中医内科学教学中的难点,如何突破是教学之关键。由于中医内科学的病因病机比较抽象,难以理解,因此给学生学习带来不少困难。要突破这一难点,笔者的体会是:中医的病因病机尽可能与西医的病因病理结合,这样有利于学生理解。 以胃痛为例,胃痛常见于西医内科学中的消化性溃疡、慢性胃炎等。西医学认为,导致消化性溃疡的病因之一是精神因素。根据现代的心理-社会-生物医学模式观点,消化性溃疡属于典型的心身疾病范畴之一。心理因素可影响胃液分泌,如愤怒常使胃液分泌增加,而抑郁常使胃液分泌减少。长期的精神刺激或创伤,如丧偶、丧子、事业失败、失恋等,可产生一系列的生理、神经内分泌、免疫功能等方面的改变,可引起应激性溃疡,或促发消化性溃疡急性穿孔[1]1568。西医学这一引起消化性溃疡的精神因素与中医的肝气犯胃引起胃痛的病因病机是一致的。中医五行学说中肝与脾是相克关系,由于肝气过于亢盛导致相克太过,相克太过就导致肝气犯胃而出现胃痛,即木乘土证。该证是由于情志所伤或气郁恼怒,肝气失于疏泄条达,横犯脾胃,而致肝胃不和或肝脾不和,气血阻滞则胃痛;忧思焦虑则伤脾,脾伤则运化失司,升降失常,气机不畅而导致胃痛。从上不难看出西医的精神因素与中医的情志所伤的病因是完全一致的,只是所用术语不同而已。通过将中医的病因病机与西医的病因病理对比讲授,从而使学生对抽象的五行学说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的认知。进而对情志不畅引起胃痛这一病因病机有了深层次的理解,教学难点也就迎刃而解了。 又如中医内科学的水肿与西医内科学的急性肾小球肾炎的病因也有相似之处。西医学认为,急性肾小球肾炎系由感染溶血性链球菌引起,其理由如下:①本病常在扁桃体炎、咽喉炎等链球菌感染后或皮肤化脓性疾病后引起;②患者血中抗链球菌溶血素“O”抗体升高;③在发病季节用抗生素控制链球菌感染,可减少急性肾小球肾炎的发病率;④肾小球中找到链球菌细胞壁M蛋白抗原[1]1801。而中医学认为,引起水肿的主要病因之一是湿毒浸淫,内归脾肺。肌肤因痈疡疮毒,未能清解消透,疮毒内归脾肺,脾失健运,肺失通调导致水湿内停,泛溢肌肤,发为水肿[2]302。因脾主肌肉,而扁桃体属肌肉组织,因而该组织致病就内传于脾;肺主皮毛,皮肤化脓性疾病往往内传于肺。故反复扁桃体发炎或皮肤化脓性感染,即肌肤因痈疡疮毒而导致水肿就不难理解了。《中医内科学》中病因病机的论述有的缺乏科学性。以水肿为例,导致水肿的病因之一是风邪外袭,肺失通调。 即风邪外袭,内舍于肺,肺失宣降,水道不通,以致风遏水阻,风水相搏,泛溢肌肤,发为水肿[2]302。解读这一病因病机不难看出其病因是感受风邪。即只要感受风邪就可以引起水肿。而临床所见,并非如此。日常生活中感受风邪者众,而引起水肿者寥寥。可见这一病因病机与临床相差甚远。关于这一病因病机笔者认为应该这样解读:素体肾脏亏损(素有慢性肾脏疾病者),感受风邪,内舍于肺,肺为水之上源,上源不通,下源水道不利,风水相搏,泛溢肌肤,发为水肿。临床上鲜有无慢性肾脏疾病感受风邪即出现水肿者。以上是《中医内科学》病因病机中存在问题之一斑。笔者认为,中医内科学的病因病机也应与时俱进,保留其精华,剔除其糟粕。 3辨病 辨病即西医的诊断。中医的优势是辨证,西医的优势是辨病,因此,我们应充分发挥西医这一优势,先辨病后辨证。临床上流行一句口头禅:没有诊断就没有治疗。可见诊断的重要性。而中医内科学在辨病方面存在诸多问题,难以给患者以明确的诊断。以下举例说明之。如腹痛,这是临床上常见的一个症状,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腹腔内外脏器的病变,其病因极其复杂,包括炎症、肿瘤、出血、梗阻、穿孔、创伤及功能障碍等。腹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病变:腹腔脏器病变,腹外脏器与全身性疾病。腹腔脏器有胃、大小肠、肝脏、脾脏、胆囊、胰腺、肾脏、输尿管、阑尾、子宫、卵巢、血管等,当这些脏器出现病变都可出现腹痛;腹外脏器及全身性疾病如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包炎、大叶性肺炎、胸膜炎、带状疱疹、腹型癫痫等也可出现腹痛。因而,腹痛的诊断与鉴别诊断非常复杂而且相当重要。中医内科学腹痛篇中关于诊断的内容只有不到5行字,且无实质的内容,对诊断和鉴别诊断无参考价值。笔者认为,中医内科学腹痛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应在体现中医学特点的基础上与西医学融会贯通,充分发挥西医学诊断与鉴别诊断的优势并为中医所用。因此,腹痛应按腹痛的部位划分来进行诊断与鉴别诊断。按解剖部位,如上腹部主要器官有胃、十二指肠、胰腺,上腹痛主要疾病有消化性溃疡、慢性胃炎、胰腺炎;右上腹主要器官有肝、胆、结肠、右肾,其主要疾病有急、慢性肝炎、肝肿瘤、急慢性胆囊炎、胆石病、结肠炎、结肠息肉、肾石病以及右下肺炎。将以上主要疾病的诊断要点作重点阐述,使学生对产生腹痛的主要疾病有系统的认识、全面的了解、重点的掌握。尤其是急腹痛,病情急重甚至危,如果不能及时作出正确的诊断、正确的治疗,或延误诊治,将导致严重的后果,直接威胁着患者的生命安全。 又如中医内科学的黄疸,黄疸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而是许多疾病的一种症状或体征,常见于肝脏、胆系、胰腺疾病及血液病。黄疸的常见病因有溶血性黄疸、肝细胞性黄疸、梗阻性黄疸。《中医内科学》中关于黄疸的诊断只有寥寥数言,于诊断无甚参考价值;而鉴别诊断更无临床常见相关疾病的鉴别内容。笔者认为,《中医内科学》中的黄疸应参考西医内科学黄疸中诊断和鉴别诊断内容,分别将溶血性黄疸、肝细胞性黄疸、梗阻性黄疸的临床特征、化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予以介绍,使学生全面掌握各类黄疸的诊断要点,以及各类黄疸如何鉴别。 4辨证 辨证,就是分析、辨识疾病的证候,是中医学认识和诊断疾病的方法。辨证的过程就是诊断的过程,也就是从整体观出发,运用中医理论,将四诊搜集的病史、症状、体征等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判断疾病的病因、病变部位、疾病的性质和正邪盛衰变化,从而作出诊断。辨证是中医学的优秀。辨证正确与否直接决定着疗效。笔者认为,中医辨证应突出每个证的特点,只有把握了每个证的特点方可作出正确的辨证。其证的特点包括症状特点、体征特点、舌象特点、脉象特点。如胃痛的脾胃虚寒证,症状特点包括脾胃气虚证的特点:纳少,腹胀,便溏,神疲乏力;脾胃寒的特点:胃脘隐痛,遇寒或饥时痛增,喜温喜按。体征特点是面色萎黄、神疲乏力、四肢不温。舌象特征是舌质淡胖,舌边有齿痕,苔白或厚或腻。脉象是沉细无力或沉缓无力。脾胃虚寒证是脾胃气虚证的进一步发展,故此证应首先具备脾胃气虚证的症状,然后是脾阳虚的症状。因此脾胃虚寒证与脾胃气虚证各有其证候特点,不可混为一谈。第七版《中医内科学》中辨证部分分主症、兼次症,如胃痛中的脾胃虚寒证,主症:胃脘隐痛,遇寒或饥时痛剧,得温熨或进食则缓,喜暖喜按。兼次症:面色不华,神疲肢怠,四末不温,食少便溏,或泛吐清水[2]182。该证症状特点、体征特点不清,主、次症不清,本应是主症的神疲肢怠、四末不温、食少便溏当作兼次症,完全没有反映出脾胃虚寒的特点,给辨证带来困难。 又如水肿脾阳虚衰证,主症:身肿,腰以下为甚,按之凹陷不易恢复,小便短少,面色萎黄,纳减便溏。兼次症:神疲肢冷,脘腹胀闷[2]306。脾阳虚是脾气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脾阳虚证首先应具备脾气虚的特点即纳少腹胀便溏、神疲乏力,其次是阳虚的特点即畏寒肢冷、四末不温、喜热饮。然而水肿脾阳虚衰证的主症既未能体现脾气虚的特点,更无脾阳虚的症状。 5方药 方药是中医治疗疾病的武器,没有锐利的武器是不可能战胜疾病的。中医内科学历经数千年临床,积累了很多有效的方药,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政府对中医药非常重视,使中医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大了发展中医药的投入,科研经费不断增加,对中医药的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不少的科研成果。中医内科学作为中医临床的基础学科,在科研方面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如运用中医药治疗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方面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取得了不少的科研成果。而第七版《中医内科学》根本没有反映近年来中医内科学的科研成果,在方药的运用上沿用前几版教材陈旧的内容,有的甚至是临床运用无效的方药。如胁痛的瘀血阻络证,选用方药是旋覆花汤,该方由旋覆花、新绛、葱茎三味药组成,现已无新绛可用,而旋覆花、葱茎又无祛瘀通络之功,因此用此方治疗胁痛瘀血阻络证,其疗效可想而知。 又如中医内科学的胃痛,其主要包括了急、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而导致前病的主要病因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和胃酸的作用,因此治疗这类胃痛应侧重抗幽门螺旋杆菌和抑制胃酸的治疗。经药理研究和临床研究,中药中有很多抗幽门螺旋杆菌的药,其中包括不同功效、不同性味的中药,可在辨证的基础上选择运用。 这些研究成果为何不能在教材中体现出来呢?另一方面,中药中亦不乏抑制胃酸的药,如海螵蛸、瓦楞子、煅龙骨、煅牡蛎等,均有很好的抑制胃酸的作用,可在第七版《中医内科学》中看不到这些内容。中医如何走向世界?中医学如何发展?正如本教材第1章末写到:“党中央在关于卫生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一方面,中医药学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所独具的特点和优势,必须保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中医必须积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2]5中医内科学是一门科学,历经数千年而不衰,有其生存的基础和存在的必然。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中医人,特别是从事中医教育的中医人必须担起这一历史赋予我们的大任,积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为培养更多合格的中医药人才而努力。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中医内科学的文献引述缺陷思索 项目来源:广州中医药大学2010年度教育研究课题(编号:JYKY)作者简介:陈根成(1962—),男,主任中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从事《中医内科学》教学与中医内科临床工作。通过对历代中医文献引用和阐述,借以帮助准确理解病证概念、辨证论治方法,是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中医内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普遍使用的为修订后的第2版教材,该版《中医内科学》在各论历史沿革部分,其历代文献内容多是在前几版教材的内容基础上改编而成,在编写上存在不少问题,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影响,亟需完善和纠正。笔者将近几年授课过程中讲授历代文献时所遇到的问题总结如下。 1不按照时代的顺序引用 在教材各论中,存在历史沿革部分历代医家文献引用不按时代顺序排列的现象。部分文献引用是为了说明病名、病因、病机或分类、证治,除了可根据所要论述的内容选用不同时代的文献外,说明同一问题的文献应该按时代先后顺序进行排列。如“肺痈”篇引用的《外科正宗》为明代著作,应放在清代著作《张氏医通》、《杂病源流犀烛》、《医门法律》等之前。 2引述出处错误 作为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在引用文献时出现出处错误,似有失严谨。如教材上“感冒”一节就出现和前几版教材一样的错误,认为“感冒”病名出自北宋《仁斋直指方》。错误之处在于:首先,《仁斋直指方》为南宋末年杨士瀛所著,而非北宋时期医籍;其次,“感冒”病名在南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就有记载,在论述“人参养胃汤”时指出“大抵感冒,古人不敢轻发汗者,止由麻黄能开腠理,用或不能得其宜,则导泄真气,因而致虚,变生他证”,这里所说的“感冒”应为病名。《仁斋直指方》只是在引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论述参苏饮时提到“感冒风邪,发热头痛,咳嗽声重,涕唾稠粘”的内容,《仁斋直指方》明显较《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成书晚。又如教材在“哮病”篇治疗原则讲到“当宗丹溪‘未发以扶正气为主,既发以攻邪气为急’的治疗原则”。查阅《丹溪心法》发现朱丹溪把“哮喘”和“喘”分为2篇,在“哮喘”篇并未提出此原则,只是在“喘”篇论述久喘时提出“凡久喘之证未发,宜扶正气为主,已发用攻邪为主”。而治疗“哮喘”采取“未发时以扶正气为主,既发时以攻邪气为主”的治疗原则在《景岳全书》“喘促”篇有记载,其在论述“哮喘”时指出“喘有夙根,遇寒即发,或遇劳即发者,亦名哮喘。未发时以扶正气为主,既发时以攻邪气为主”。 3沿用通假字 历代文献中出现前几版教材使用的通假字。如在“肺痨”一节引用《金匮要略》“若肠鸣、马刀、挟瘿者,皆为劳得之”,其中的“挟瘿”应为“侠瘿”。 4引述不完整 如“咳嗽”一节讲到“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咳嗽候》有十咳之称,除五脏咳外,尚有风咳、寒咳、胆咳、厥阴咳等”,在这里就留下疑问,五脏咳之外的五咳中,除了“风咳、寒咳、胆咳、厥阴咳”4种咳,还有一种咳是什么?《诸病源候论•咳嗽候》记载另一种咳为“支咳”,而其他版本教材是写“久咳”。在“头痛”一节中引用《丹溪心法•头痛》“如不愈各加引经药:太阳川芎,阳明白芷,少阳柴胡,太阴苍术,少阴细辛,厥阴吴茱萸”。实际上是在本段之前有“头痛须用川芎”一语,然后是“如不愈各加引经药”。原文中朱丹溪首先强调了“川芎”在头痛治疗中的基础地位,但教科书把这一句重要的内容略去,这易使学生对学习内容产生曲解[1]。 5断章取义或理解错误 如“咳嗽”一节提到“五脏六腑之咳‘皆聚于胃,关于肺’,说明外邪犯肺可以致咳,其他脏腑受邪,功能失调而影响于肺者亦可致咳,咳嗽不只限于肺,也不离乎肺”。纵观《素问•咳论》及历代诸多医家文献可以看出“皆聚于胃,关于肺”是承接“三焦咳”所讲,而非五脏六腑之咳,亦有少数古代医家论点与教材观点一致,在教材上应加以说明。金元时期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就中风病因有主火、主气、主痰的学术观点,但这些观点仅仅是在辨证论治时有所侧重而已。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风》开篇就说“中风大率主血虚有痰,治痰为先,次养血行血”。而教材则认为,朱丹溪主张中风的病因是“湿痰生热”。实际上是朱丹溪在论述不同地域发病原因时提出“东南之人,多是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对于中风的病因首先强调“血虚”。凡此种种,易给初学者造成诸多误读和误识。在“头痛”一节中指出“头痛一证首载于《内经》,在《素问•风论》中称之为‘首风’、‘脑风’”,而实际上“首风”、“脑风”只是与“风中五脏六腑之俞”一样是风中不同的部位而发生的“偏风”,而非专指头痛。若按照教材上的内容理解,似乎头痛就叫“首风”、“脑风”,给学生造成概念上的混乱。在“中风”一节里提到“《内经》中无中风病名,但有关中风的论述较详。在病名方面……在中风昏迷期间称为仆击、大厥、薄厥”,然而根据《素问•调经论》“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和《素问•生气通天论》中“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的描述可以明显看出,《内经》提到的“大厥”、“薄厥”符合气厥、血厥实证,明显是指“厥证”,而不是指中风。但是临床上也不完全排除“中风”的可能性。如硬把“大厥”、“薄厥”说成是中风昏迷期就会使学生在临证时产生误判。总之,第2版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中医内科学》历史沿革部分引述历代文献错误之处较多,如不纠正就可能影响教学质量,有必要通过文献研究把错误的文献纠正过来,还教科书一个真实的历史源流。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浅析中医内科学运用PBL教学革新 随着国内国际对于中医学的认可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对于中医人才要求的不断提高,如何才能培养出能够肩负起继承发扬中医精髓的现代中医人才,备受各界关注。在此形势之下,中医界教学改革势在必行。而PBL教学作为近年来备受推崇的教学方法,引入中医学教育之中则成为必然趋势。我们就PBL教学法发展历程,中医内科学教学采用PBL教学的必要性,及PBL教学在我院中医内科学教学中的具体实践过程等方面展开探讨,并展望了PBL教学在我国中医内科学教育中的应用前景。 1PBL起源与发展 PBL英文全称为problem-basedlearning,即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方法。其产生的背景源于20世纪20年代,西方医学及医学相关知识的不断丰富,医学生学习负荷不断加重,进而忽视了实践能力和医德医风的培养,医学教育中存在着严重的偏差和危机,在此大背景下,诸多学者提出医学教育模式的改革问题。20世纪60年代,美国精神病学教授Barrows在加拿大McMaster大学医学院成立专家小组,抛弃了以学科为中心设置课程的“标准”做法,制定了一个“三年规划”,标志着PBL的诞生。20世纪80年代,PBL模式在北美获得了快速发展,逐步完善形成完整、科学、成熟的教学模式,并不断被各大学医学院采用,据1991年美国医学学会杂志(JAMA)Jones调查,全美已有100所以上的医学院部分或全部采用PBL教学法,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已全部用PBL教学取代传统模式教学。20世纪90年代,欧洲部分医学院也开始进行PBL课程实验。1993年PBL教学被爱丁堡世界医学教育高峰会议推荐[1],PBL模式在全世界范围的医科院校中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和推广,并被不断修正。1994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医学院在1~4年级的教学中全面采用PBL教学模式。1997年,香港大学医学院正式实行PBL教学法。2002年,美国的著名学者布里奇斯和海林杰注意到了PBL的生命力和其在教育领导发展领域的应用价值,在大量的文献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以问题为本的学习》一书,将PBL正式引入整个教育领域。因为这种教学模式既是一门课程,又是一种学习方式,被誉为“多年来专业教育领域最引人注目的革新”[2]。它强调把学习设置到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通过学习者的合作来解决真正的问题,从而学习隐含在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这种教学方法有利于学生进行自主、合作及探究的学习,能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的能力,发展学生高级认知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直指知识的应用和未来职业技能的培养,并充分体现了建构主义思想的教学策略,这也是该教学法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风靡全球的重要因素[3]。 2国内PBL教学的引入及发展 国内开始对于PBL开展研究,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主要是介绍国外在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并逐步尝试和探索将PBL引入到国内的教学实践之中。1986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和西安医科大学最早引进并试行PBL教学模式。进入90年代,引进PBL的院校逐渐增多,如湖南医科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及暨南大学等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00年我国各主要医科大学的负责人,在香港大学医学院参加了“医学教育改革•香港的经验”研讨会,学习了香港的PBL教学经验。自此,PBL教学在我国各医学院校如火如荼地开展,PBL教学也必将成为我国医学教育的改革发展方向之一,且目前已向其他教育领域发展,并演化出多种流派。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的总体模式还是“以学科为基础”的课程体系占主导,PBL教学模式的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出现像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及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等知名院校所实施的完全整合性的PBL课程体系[4]。究其原因,大多由于在具体实施环节上由于思想禁锢、条件限制、遇到阻力及执行偏差等而使实际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但是PBL教学侧重能力培养、契合现代医学教育目标的独到优势的特点已被广泛认可,故而引发了各校教学改革的热潮。 3中医内科学教学采用PBL模式的必要性 中医内科学的课堂教学在中医学的整体教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医内科学是临床学科,更是中医学学习过程中理论与临床融汇的桥梁,但传统的LBL(lecturebasedlearning,LBL)教学,即以授课为基础进行学习的教学法,却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传统的教学法主要是以教师为主体、以学生为受体及以讲课为中心,采取全程灌输教学,教学进度、内容及方法均由教师决定。这种“填鸭式”的教学单纯注重知识传授,而对于学生临床技能的培养却关注甚少,学生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以致造成教与学脱节,学生与老师脱节,理论与临床脱节,老师教的辛苦,学生学的迷糊,到临床上遇到实际问题更是觉得无所适从,学生普遍反映中医内科学是所学的科目中最难掌握的一门学科。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兴趣,提高教学质量,使其更加贴近临床,一直是中医内科学课堂教学的难点。而PBL教学模式的应用为改变目前现状提供了可能。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PBL教学法优势明显:从以知识传授为中心转向以能力培养为中心;从教师自我思维转向学生群体思维;从追求学习的结果转向注重学习的过程;从教师的“一言堂”转向学生的“群论台”[5]。PBL教学模式更多关注学生的主动学习、独立学习及个性发展;着重教育与培养学生的兴趣和对学习过程的参与,更能培养出创新型、开拓型及有用型的中医继承人。 4我院PBL教学在中医内科学中的应用 PBL教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模式,特别是对于中医学教学来说,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我院教研室在中医内科学PBL教学中,大胆尝试,积极探索,获得了一定的经验,收取了良好的效果,现将我院在PBL教学的具体实施方法及步骤总结如下。 4.1教师课前准备PBL教案是PBL教学能够顺利进行的前提,是PBL教学成败的关键所在,课前教师的主要任务就是PBL教案的编写。编写过程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点。 4.1.1紧扣教学大纲,明确学习目标。教学目标的确立必须以教学大纲为蓝本,还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基础水平、个人素质及接触临床的程度,依据不同的教学目标,编写不同侧重点的案例。实际操作中,可根据单证、单病进行编写,亦可针对一系列有相应关系的疾病编写更为复杂的案例。4.1.2再现真实场景,力求做到真实性与故事性相融合。其真实性体现在病案的内容多化裁自真实临床和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两方面。故事性主要体现在情节的曲折性、迷惑性及冲突性等方面。4.1.3注重编写技巧。使案例及问题具备可读性、劣构性、层次性、整合性及挑战性等特点。 4.1.4关注群体,具有人文关怀性。与传统LBL教学模式相比,PBL教学更注重个人能力的培养,不仅包括学习的能力,还有与他人交流的能力、与他人相处的能力、与他人协作中竞争的能力、服务人群及社会的能力等。这就要求我们的教案在编写过程中需要关注群体、具有人文关怀性。 4.2学生课前准备学生以6~10人(太多不利于组织,太少不利于展开讨论,也造成教学资源的浪费)为一小组,共分为4组,每组选出1名组长。每次上课前约1周将讨论内容提供给学生,令其分头到图书馆和英特网上查阅有关的参考书和文献,寻找答案(可由教师提供部分参考文献的目录)。 4.3组织课堂学习每课时50min,集中解决3~4个问题,每个案例一般在2~3个教学课时内完成。每节课前30min,每组学生在教师引导下,由组长组织,将各自查到的信息与组内同学共享,互相补充,最终得到各个问题的满意答案,其过程要求每一位学生均参与其中。其后20min,由各组推选出的代表发言,进行小组间的讨论。教师或导师在整个辅导过程中,其作用不是给学生提供参考答案,也不是回答学生的提问,而是启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提出问题,控制学生讨论的范围和时间,指导学生如何去查找有关问题的答案,记录各学生的表现,以便明确不同学生的弱点所在并给予相应的帮助。最后由主讲教师联系病案讨论中出现的共性问题,或具有临床意义的不同观点,给予分析、梳理和引导。 4.4填写测评表学生填写评价表,包括病案设计优劣评价表、教学效果评价表、自身表现及收获评价表、其他同学课堂表现评价表、建议及意见。教师填写评价表:课堂讨论效果评价表,对每一位同学的表现做出真实的记录和总结。教学目表完成情况评价表,对于是否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做出客观的认定。通过教学评价表的填写,可以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不断改进,使PBL教学能够日臻完善。 5PBL教学具体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5.1缺少合适教材PBL教学法要求以问题为中心,打破学科间的界限,而现有的医学规划教材都是按照各个学科进行编排的,还没有专门针对PBL教学法编写的教材,因而在实际应用时,都是由各个学校的教师自己去找素材来安排PBL的内容,由于教师的水平参差不齐,造成有些PBL内容不是很合适,尽早出版规范的针对PBL教学法的教材是十分必要的[6]。 5.2师资力量不足由于PBL教学法要求学生分组讨论,每组有一个带教老师,但目前高校普遍问题是,学生日益增多,教师力量不足。加之有的教师本身对于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尚存在很多疑问,势必会影响PBL教学法的应用效果。 5.3对于学生来讲PBL教学法要成功开展,需要学生主动配合,从准备资料开始,就要结合临床问题、病例去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并积极与其他同学交流沟通,大家同心协力得出最佳结论。这样的学习,花在前期准备工作上的时间精力大大多于普通的课堂学习。因此,如果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达不到要求,将很难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和目标。此外,PBL对教学场地和设备有较特殊的要求,对图书和信息的获取有较高的要求,所有这些均需投入足够的经费予以配备。总之,在PBL教学的具体应用中,我们看到了它所带来的变革和成效,同时也体会到了在改变故有教学模式中的诸多困难。PBL教学模式的完善尚需时日,只有不断地探究、改进、培训和鼓励才能使这种新的教学模式最终达。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中医内科学高级课程设计及教学创新 2003年4月,教育部下发《教育部关于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教高[2003]1号)[1],精品课程建设工作正式启动。精品课程是指具有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等特点的示范性课程[2]。围绕这五个“一流”南方医科大学《中医内科学》课程进行全面的建设,尤其在教学改革方面,更是突出了创新性、全方位、多途径等特点,2006年,该课程被评审为广东省精品课程,2009年被评审为国家精品课程。本文即将建设体会进行总结,以期共享。 1一流的教师队伍 教师是课程的建设者和实施者。其知识水平、教学能力、创新精神以及师德风貌直接决定课程的质量。本课程的负责人———南方医科大学中医内科学教研室主任罗仁教授几十年来一直工作在教学、临床、科研的第一线,积极开展教学改革。在中医专业本科生教学中,罗仁教授于1991年在国内率先将PBL(Problem-basedlearning,PBL)引入《中医内科学》教学中,历经近二十年的实践,深受学生的好评。此后,罗仁教授针对硕士研究生提出了“四个一”方案、博士研究生“1121”方案,本科生实习教学“三步四要”法及青年教师培训“五步方案”,从而形成了较完善的中医内科学教学模式。学科中多名教授担任了国家、省部级的学科带头人,如:罗仁教授为国家教育部中西医结合临床重点学科肾病专业学术带头人,广东省教育厅中西医结合临床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国家中管局中医肾病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中医肾病学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中医亚健康学会第一副主委;李娟教授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风湿病重点学科带头人;谢炜教授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脑病重点学科带头人,广东省中医脑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中西医结合疼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启富教授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等。这些均为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此外,本学科主讲教师以中青年硕士、博士为主,有着良好的教学、科研、临床功底,并均经过“五步方案”的培训(即:第一步,教育学培训,包括师德教育和基础教育理论培训等;第二步,试讲,即对新教师和新课程进行试讲;第三步,承担教学秘书,掌握教学特点;第四步,临床带教,掌握临床技能教学的方法;第五步,主讲,即主讲一个年级的专业课程),每一名教师都能很好地掌握教学规律、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树立良好的教师职业道德观,形成了一支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教师队伍。 2创新的教学模式 调查表明[3],当前高校教学内容与方法是制约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最关键问题,有57%的学生认为高校教学方法单一。所以,创新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是课程改革的重点。我科自1991年引进PBL,之后又推广应用了“三步四要”训练模式、“1111”培养模式、“1121”培养模式、SP(Stan-dardizedpatient,SP)考核、双语教学、Flash动画讲解病因病机等多项教学改革。多种教学模式结合注重了经典与现代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效果。 2.1PBL和SP为主体,多种教学模式互参 PBL教学模式是1969年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Barrow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提出的一种课程模式,1993年在爱丁堡世界医学教育高峰会议中得到了推荐[4,5]。PBL教学法是以问题为基础,医学生为主体,小组讨论为形式,在辅导教师的参与下,围绕某一医学专题或具体病例的诊治等问题进行研究的学习过程。我科于1991年开始由罗仁教授首次将其运用于中医内科学教学中,经过数年摸索、总结、改进,形成了适合中医内科教学特点的“中医内科学PBL教程”,明显地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通过对学生成绩评价和对毕业后用人单位的调查,结果显示经PBL教学的学生临床思维和实际操作能力均明显强于其它学生。SP即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patient),是指一些经过标准化、系统化培训后,能恒定、逼真的复制临床情况的非医学专业人员,具备表演病人、充当评估者和指导者三种功能。首先,SP扮演病人,供学生实践;接着,SP作为评估者,对学生的实践给出评估;最后SP还要把学生实践中的表现,反馈给学生,完成对学生的指导。70年代美国开始研究SP教学至今,在SP的定义、合格标准、使用和管理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89年PaulaLStillman等人调查美国和加拿大136所医学院校中,94所(70%)在其课程中不同程度使用了SP,除了用于大学医学教育以外,还用于住院医师的训练和评估[6]。我科于2007年开始应用SP进行临床技能培训和考核,并采取考生、标准化病人、教师三方面评价的模式,使考核更加客观化,也有利于掌握医患间的沟通技巧,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对患者的同情、关心和尊重。在PBL教学和SP考核的基础上,我们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了不同的教学方法。《中医内科学》病因病机部分是教学的重点内容,但同时也是较枯燥、学生最难理解的内容。针对这一特点,我们制作了Flash动画课件,利用Flash动画来表现病因病机的基本图形元素,将声音和图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了课堂气氛,更有助于对中医病因病机内容的记忆和理解,从而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 2.2全方位的培训模式 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我科制定了不同的培训模式。对于本科生,教学中注重早实践、多实践,采取课堂理论教学与临床见习同步进行的模式,对本科生临床实习倡导“三步四要”训练模式(即第一步问病查体,第二步汇报病历,第三步查房分析,要从临床特点、诊断分析、辨证分析及治疗方案来入手);此种训练模式有利于衔接书本知识与临床实践,有助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针对研究生,在提高临床技能的基础上,更强调科研能力的培养,硕士研究生:倡导“1111”培养模式(即在读三年,申报一项科研项目,参编一本专著,发表一篇本专业论著,完成一篇学位论文);博士研究生:倡导“1121”培养模式(即在读三年期间,申报一项科研项目,参编一本专著,发表二篇本专业论著,完成一篇学位论文)。同时,学科注重教育的科学性、创新性以及中医专业的特殊性,於2006年开设本科生中西医结合创新人才基地,首批50人,从七个专业方向开展创新研究,并编辑了《中西医结合本科生创新人才论文汇编》,培养了学生对中医专业学习的兴趣、责任心及创新能力。 2.3多种渠道的教学途径 除课堂教学外,充分利用网络和信息技术,开展了基于WEB技术的教学改革,开发了《中医内科学•黄疸》等10个疾病的网络多媒体课件,开发了中医内科学系列教学学习课件10个,开发了中医内科学10个疾病的病因病机动画学习课件,并建设了三个教学网站:《中医内科学》精品课程网站、《中医内科学》双语教学网站、《中医内科学》常见病证资源库,上述网站内容涵盖了《中医内科学》中英文课程介绍、教学大纲、电子教材、教案、教学幻灯、以及《中医内科学》多媒体课件、教学录像、教学改革、病因病机动画库、实践教学、参考书目、四大经典、常用中药图谱、方剂、舌象图谱等,并开设了在线测试、师生互动等栏目,通过网络技术,延伸了课堂,为各层次的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空间,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并及时反馈学生学习信息,建立了良好的教学互动机制。 3精品课程建设的效果 通过精品课程的建设,学科发展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教学、临床、科研上均取得丰硕的成果。近5年来,学科共取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5项,其它省、部级科研项目30项;取得国家及广东省各级教学课题10余项,编写教材及辅助教材20部,发表教学论文近20篇,获得省部级教学奖二等奖4项、优胜奖1项,指导学生“挑战杯”作品竞赛中获得二等奖1次。学科现为中西医结合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内科脑病、肾病、风湿病三个重点学科和慢性头痛重点专病建设单位,国家教育部“中西医结合临床”重点学科,是南方医科大学中医内科及中西医结合的重要临床基地。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提高实习生中医内科学临床能力锻炼 者简介:韩善夯(1975.5-),男,博士,讲师。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学教研室,主要从事中医内科学教学、临床与科研工作。所谓临床思维能力,是临床医师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对患者的病史、临床表现、辅助检查结果等进行综合分析、逻辑推理、诊断与鉴别诊断,找出主要矛盾,制定治疗方案,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中医学专业如何培养学生科学的临床思维方法,养成学生良好的临床思维习惯,如何使实习生把课堂中学到的书本知识转化为临床实际能力,这应是中医内科学理论教学和临床实习带教需要解决的的关键问题,它既是我们实习带教中的一个中心环节,又是临床教学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 目前中医内科学实习生临床思维能力培养的现状不容乐观。中医内科学实习生到临床实习医院后,很难把理论知识与临床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不知道如何去分析问题,解决临床出现的问题,尤其不知道如何去思考中医内科学临床中所遇到的难点,从而导致临床思维能力欠缺,通过这几年的观察,分析起来可有如下几个方面原因。 1课堂理论教学多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 教师讲、学生听,学生不动脑筋,对教师所讲内容不能消化吸收,灵活运用,甚至死记硬背,应付考试,学生的综合分析,逻辑推理能力很少在教学中得到开发和提高。 2实践机会少,动手能力差 由于某些原因,实习学生在临床实习阶段不能很好的将所学的理论知识用于实践,导致临床动手能力差。为提高学生实习时的临床动手能力,我校在毕业实习前,每个学生都必须进行临床实践考核,对尽快适应临床实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临床带教老师的责任心不强 临床带教老师缺乏教学责任心,对学生不能启发引导,不严格要求,教学意识淡薄,教学查房简单,对教学缺乏热情,用于教学的时间少,学生不能从中学到知识,更缺乏应有的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 4诊断疾病的辨证思维缺乏 实习生常常产生临床思维上的缺陷,如表面思维、片面思维、印象思维和惯性思维等。此外,一些学生片面的认为疾病的诊断只要有先进的设备就可以了,忽视了对一些基本诊断方法的重视,影响了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中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中医临床思维理论包括理、法、方、药,它们是指导中医实践的依据,清代名医叶天士指出,医道之关键在于识证、立法、用药。此可谓是对中医辨证思维过程的经典归纳,点明了中医临床思维的程序和步骤,即收集症状,辨识证候,建立法则,选方用药,中医的发展和临床疗效证明:只有培养了正确的中医临床思维,才能真正掌握中医的精髓,也才能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 中医临床思维步骤中又以中医辨证思维最为关键,辨证论治是中医思维的一大特色,又是灵魂和关键。中医学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创立出了八纲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以及辨病因(六淫、疫疠等)、病性(气、血、津液)等多种辨证归类的方法。八纲辨证是辨证的基本纲领,表里、寒热、虚实、阴阳可以从总体上反映证候的部位和性质。脏腑辨证、经络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是八纲中辨表里病位的具体深化,即以辨别疾病现阶段的病位(包括层次)为纲,而以辨病因病性为具体内容。其中脏腑辨证、经络辨证的重点是从“空间”位置上辨别病变所在的脏腑、经络,主要适用于内伤杂病;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则主要是从“时间”上区分病情的不同阶段、层次,主要适用于外感时病。 辨病因病性则是八纲中寒热虚实辨证的具体深化,即以辨别病变现阶段的具体病因病性为主要目的,自然也不能脱离脏腑、经络等病位。其中辨病因主要是讨论六淫、虫、食等邪气的侵袭或停聚为病,与六经、卫气营血、三焦等辨证的关系较为密切;辨病性主要是分析气、血、津液等正气失常所表现的变化,与脏腑辨证的关系尤为密切。总之,八纲是辨证的纲领;辨病因病性是辨证的基础与关键;脏腑、六经、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等,是辨证方法在内伤杂病、外感时病中的具体运用。中医辨证体系中除上述病因辨证、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及三焦辨证等而外,现代研究认为还有“体质辨证模式”、“系统辨证模式”、“主次症辨证模式”、“症状贡献度辨证模式”、“指标辨证模式”等等[1]。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辨病治疗越来越受到重视,临床实践中辨证与辨病治疗相结合已渐普遍,面对如此复杂庞大的中医临床思维体系,在临床带教中更应强化对实习生在这些方面的培养与训练。 第一、加强基本理论的再学习 虽然学生经过近4年系统的理论学习,但是因不常临证使大部分知识尘封己久,甚至有的知识已经淡忘,所以在毕业实习阶段要重视基本理论知识的再认识,包括《内经》《温病学》《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的学习,要重视对理论知识的温故与拾遗,一是可以使原本零散的无序的混杂堆砌的知识系统化条理化,进而建立起有机的知识体系,二是通过让学生明白理、法、方、药而全面了解中医的临床思维过程,为中医临床思维的建立奠定扎实的基础,只有整个毕业实习阶段都体现从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的认识过程,学生的基本功才能扎实,中医临床思维才能真正建立。[2] 第二、重视临床实践 中医有句常话叫:“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医实践的重要性。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实习生中医内科学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1)提高查房质量。床边教学是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最好途径。查房时,带教老师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从病史询问、体格检查中了解症状和体征,根据已掌握的基础知识,帮助他们分析病情,更好的把课本知识同实际病例结合起来,加深对疾病的认识。(2)开展小组讲课,学生学习临床理论课时大多按教材章节,系统进行纵向联接;而临床诊断疾病时,需要学生具有横向联接的临床知识和思维方法。所以要定期组织小组讲课,讲课时应以横向联接内容为主。当然,也可介绍一些本专业的前沿知识和发展动态等,这样有利于启发学生的创造思维。(3)经常进行临床病案分析讨论。可以提前通知学生,认真准备,踊跃发言,使学生加深对疾病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及治疗愈后的认识,从更深层次上了解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训练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 第三、多读前人医案,吸取他人的经验 这样可以缩短成才的时间,但对于他人的经验要逐步消化成为自己的东西,医案是中医临床的实录,能最直接地反映医生的临床思维,是不可多得的教科书,多读医案对于学生尽早建立临床思维不失为一有效途径。
中小学教育科研论文:中小学教育科研分析论文 一、中小学教育科研具有草根性 草根性是指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关注普通民众生存状态的属性。草根性本身具有的特点与其所代表的群体特点相类似,如分布广泛、生命顽强、朴实无华、重义轻利和吸纳百川等。我们讨论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草根性,主要强调关注:一是中小学教育科研的主体是“草根的”。中小学教育科研的主体是广大中小学教师,而不仅仅是理论家和教育科研精英;中小学教师不是理论家和教育科研精英们研究活动的陪衬和附庸,其主体性教育创新活动是中小学教育科研的重要内容。二是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内容是“草根的”。它源自广大教师对科学、高效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的追求和探索,而非“自上而下”的、“空降式”的工作安排。基于广大教师崇高的职业精神和科学态度,他们将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面临的实际问题视为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研究对象,在实践中进行积极探索,形成了大量珍贵、可资借鉴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艺术。从古代《学记》反映的教学艺术到时下名师的经验总结;从古代“不愤不启,不俳不发”、产婆术到今天内容丰富、形式各异的“教学法”,无一不是一线教育工作者的实践所得。三是中小学教育科研成果的评价是“草根的”。检验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唯一标准是是否推动教育教学质量提高,是否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是否带动中小学办学水平的提升。 二、中小学教育科研草根性的特点 任何事物的特征都有程度之分,一种是深刻的,内在的,先天的,基本的,就是属于原素或材料的特征;另外一种是表面的,外部的,派生的,交叉在别的特征上面的,就是配合或安排的特征。我们认为,草根性是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属于原素或材料的特征”,而不是“配合或安排的特征”。从起源来看,中小学教育科研自然生长在古今中外教育工作者长期教育教学实践中,是原始的、质朴的,反映广大教育工作者各种职业精神、教育理念、教学技巧、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的,它是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客观记载和真实见证,是相对于致力构建成熟抽象的理论体系、经过教育理论家加工改造过的基础性研究而言的。从生存状态看,草根性强调教育科研应该不脱离广大中小学教师面临的实际问题,不脱离具体的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不脱离其学校和社会环境,蕴含着中小学教师群体的文化基因、精神特质,其生命力在于能为中小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带来新的动力。从功能意义看,草根性强调应尊重和维护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原生态面貌,主张中小学教育科研中的教师参与和研究成果为广大教师共同享用,尊重和认同教师职业的复杂性、专业性和创造性,充分体现了教育科研活动对中小学教师生存和工作状态的人文关怀。可见,草根性是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护身符”,没有了草根性,中小学教育科研就丢失了存在的原始根基。 作为最稳定、最本质的原始属性,中小学教育科研草根性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朴素性。“素也至美,朴也无敌”,朴素是自然的、至美的,是抛却功利的。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表现风格是朴素的,不刻意雕饰,不矫情做作,不追求时尚,不过分张扬,其朴素亲切的表现风格深为广大中小学教师所喜爱和运用;其展示的内容是朴素的,中小学教育科研展示的是广大教师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无论是课程资源开发、课堂教学方案设计、教与学活动范式创建、教学方式方法和现代教育技术的使用,还是与之相关的教师队伍建设、学校管理制度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都是与广大师生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承载的精神内核是朴素的,抛却功利的,它们均源于广大中小学教师最基本的生存、更好地工作和谋求发展的愿望,负载的是满足人民接受良好教育的朴素的美好愿望和生活理想,是直接服务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的。由此可见,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草根性首先体现在其朴素性,朴素性是中小学教育科研草根性的最基本的特点,是中小学教育科研原汁原味的真实体现,也是其生存和延续的力量源泉。 第二,大众性。20世纪初,欧美国家的“教育科学化运动”促使教师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教育问题,人们逐渐重视教师的科研能力,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教育家斯腾豪斯呼吁“教师成为研究者”以后,美国教育界对教师的职能重新加以确定。认为教师不仅是知识“搬运工”,更重要的是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研究者。20世纪80年代,我国广大中小学兴起“科研兴教、科研兴校”的热潮,许多教师在实践中研究,在研究中实践,形成一批高质量、有特色的教改成果。国家因势利导,在出台的《教师法》第七条明确提出教师享有“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从事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参加专业的学术团体,在学术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等权利,为推动教育科研大众化提供了法律保障。随着近年来“以人为本”“以校为本”思想的盛行和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教育科研真正走进每个教师的生活,“校校有课题,人人做研究”成为广大教师的共识。从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发展历程看出,相对于教育理论家、权威人士的理论研究而言,中小学教育科研具有广泛的群众参与性,已经成为广大教师们自己的科研方式,已经升华为中小学教师的职业生活方式。 第三,实践性。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草根性非常强调其对教育现实的干涉,最忌空谈。列宁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作为中小学教育领域最常见的实践活动,直接现实性的品格是中小学教育科研最鲜明的品格。首先,中小学教育科研在其研究过程中是从学校教育教学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通过理论导向下的思维范式、行动方式的实践变革,探索和解决教师自身现实的问题,满足教师适应不断发展与改革的教育形势的需要。相对理论研究、基础研究而言,中小学教育科研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的,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解决学校实际问题,改进学校现有实践状态;它是直接改造教育世界的活生生的实践活动,它能给教育工作者直接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成果。这种现实成果在相同的条件下能得到广泛的应用和推广。其次,中小学教育科研中的理念、认识、假设、经验多是经过教育实践活动的检验的。在科研活动中,教师总是带着某种优秀思想、主张开展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努力挖掘教育资源,优化教学过程,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益。因此,一线教师科研成果中的很多认识、理念、假设已经得到实践活动的检验。 三、中小学教育科研草根性散失的现实表现 人们为了功利性的目的过分热衷于追求理想和达成目标,导致人类社会活动的异化现象不在少数。教育领域也不例外,许多教育活动(包括教育科研)无法按照活动本来的面貌存在和应有的规律运行。虽然草根性是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原始属性,但现实中,教育科研活动散失草根性的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第一,研究主体精英化。中小学教育科研是以中小学教师为主体的群众性教育科研,而一些学校管理者至今仍然认为教育科研对中小学教师来说是高不可攀的事情。于是,他们的工作重点不是放在在引导教师认真学习、积极探索上,而是花大量财力、精力聘请专家、教授来校“指点迷津”“理论下嫁”,这使得教师在海阔天空的教育理论指导下无法进入教育科研的“深深大院”。在一些学校,教育科研成了专家、学者和小部分学校科研骨干的专职工作,广大普通教师因为研究深度不够、理论高度不够被拒于教育科研的大门之外。本应成为研究主体的广大基层中小学教师在教育科研活动中变成了可有可无的的附庸。 第二,研究过程形式化。现实中,许多学校为简单应对教育管理部门对教育科研工作考评,一味追求课题立项的级别和数量,不管是国家、省、市、县级课题,不管是子课题还是总课题,不管是否与学校发展相关,都是先立项再说,然后就大肆宣扬学校有“多少国家课题,多少重点课题,多少研究专题”。很多学校不注重课题设计的质量,课题研究缺乏系统完整的、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计划,无操作过程,无检查评估,无阶段小结;教师以工作忙为由,几乎不开展研究活动,不系统思考研究的优秀问题,多数教师对学校的研究一无所知,更谈不上教学实践的改进和教学方法的调整,研究报告几乎看不到教师研究活动的影子;有人提出中小学教师不宜搞教育科研,课题研究成了几个“主研人员”表演的舞台,他们制订课题研究方案,提出某种“教学规律”或建构某种“教学模式”,强行要求其他教师学习、记住并推广这些教学规律或教学模式,然后由一些的“妙笔生花”形成所谓“丰富的科研成果”;开题会、结题会虽然搞得声势浩大,但却无并实质性的研究成果,研究前期、中期和后期缺乏连续性、系统性和完整性,研究资料不全面,在结题前匆匆忙忙赶成果。 第三,研究成果虚假化。一些学校对教育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作深入的研究,不注重实际操作,不系统进行成果的总结和提炼,不实事求是回答研究的效果;撰写研究报告,什么概念流行就说什么,书上、网上、报上、杂志上,只要能用的,一概“拿来主义”,东拼西凑,不重视特色,有的甚至编造数据和案例,杜撰课题研究成果;有的将主要精力放在优秀“概念”的诠释上,从头到尾将“概念”分割,完成引入、诠释、复述的“三部曲”,在书斋里摘章摘句,努力进行“理论创新”,不关心研究是否能够应用和推广,评完奖就束之高阁,当作“财富”炫耀或者放入资料库中。 当然,中小学教育科研草根性散失的现实表现形式还很多,兹不赘述。这类现象最直接的影响是造成中小学教育科研功能的异化,不利于调动广大教师开展教育研究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了中小学教育科研事业的整体发展。 四、保护中小学教育科研草根性的策略 随着新课改的深入推进,教育科研已经成为中小学教师职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和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政策,试图通过行政手段进一步推动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普及和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我们只有尊重和保护中小学教育科研草根性,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使其真正成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育质量乃至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一,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科研素养。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素养,包括教育科研的意识、教育科研的知识、教育科研的能力和教育科研的道德。从当前情况看,中小学教师自觉进行教育科研的意识已经比较强,不过尚需进一步强化教师在实践中进行应用性研究的意识,尤其是能在自身实践中敏锐地发现问题,这是维护中小学教育科研草根性的基础和前提。一般来讲,教师不容易意识到诸如课堂设计、执教风格、师生互动、教学效率等“问题”的存在,这些问题往往被自己认为是“某种成功的经验”所掩盖。因此,应该经常引导教师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和教学风格,与他人进行比照,培养自己的研究意识,掌握必要的研究技能。教育科研的问题有时就是来自教师身边的小事,教师要敢于面对教学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把问题当作自己专业提升的机遇,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同时,学校要加强对教师教育科研知识、能力的培养,使他们通过系统的教育科研培训和在实践中的探索,真正掌握开展教育科研活动的必要方法、技巧;要加强对教育科研道德规范的宣传和教育,使教师意识到:追求真理、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等良好的科研道德素养,对研究者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第二,培育中小学科研文化。中小学教育科研是一种扎根于实践、扎根于学校、扎根于教师的研究,它就像草根一样,虽然很平凡、很普通,但给点雨水就成活,给点阳光就灿烂,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学校的教育教学实践是其成活的“土壤”,学校的科研文化是其成活的“空气”。因此,学校首先必须重视教育科研,自觉重视和维护中小学教育科研本来的面貌,引导和指导教师遵循“在教学实践中探索规律,在教学实验中解决问题,在教改研究中提高水平”,营造人人愿意“做科研”、人人动手“搞科研”的良好风气和氛围。其次,学校要建立有利于教育科研开展的制度及良性运行机制,认同教育科研在学校改革发展、教师队伍建设、教学质量提高中的价值,维持和肯定教师创造性劳动的管理政策,指导教师参与教育科研的途径和方法,为教师开展教育科研提供平台和保障。再次,学校要努力让教师群体成为教育科研共同体,鼓励教师之间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交流,建立若干教育科学研究小组,收集整理教师共同性的问题,形成若干研究专题,在教学实践中尝试,在研讨活动中交流,在合作研究中共同成长。 第三,完善中小学教育科研成果的评价机制。评价具有导向、评定、激励等多种功能,对成果内容要素及其特点的评价认识是成果交流、推广的重要基础。对成果水平及价值的评价是确认研究人员创造性劳动的前提,具有积极的激励作用,而一定的评价标准对科研活动的发展方向则具有规范及引导作用。因此,学校要通过科学的鉴定与评价,充分肯定那些真正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并积极推广和应用;坚决否定那些虚假的所谓科研成果,使中小学摒弃那种形式化的科研行为。其次,学校要建立积极的、导向性更强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代替那些功利性的激励政策,帮助教师树立正确的教育科研观,规范教师的教育科研行为。 中小学教育科研是广大中小学教师的“精神盛宴”,它是广大中小学教师创造性工作的真实记载,承载着特定的学校文化、教师文化和科研文化,具有浓郁的实践特色。越是教师自己创造的研究成果,越能够被教师认同、应用和传播。维护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草根性,不仅会得到广大中小学教师的拥护和支持,也将成为中小学教育科研改革发展的主流方向和必然趋势。 中小学教育科研论文:中小学教育科研选题探究论文 1.可行性原则 可行性原则是指中小学教育科研课题的选择,应当考虑课题经过一段艰苦的研究以后应当是可以实现的或有可能被解决。 选题是否可行,需要考虑以下因素:①研究者个人具体情况。比如:知识基础、专业特长、教育工作的实践经验、教育科研的科研经验、志趣和可以利用的时间。②看课题的难易大小是否合适。小而容易的课题研究顺利,成功率高。就一般规律而言,选题应从易到难,从小到大。③教育情报资料的充实。要占领本选题资料的最高点。④是否抓住了时机。⑤还要考虑花费在教科研的时间因素。 例如:有个教师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小学低年级识字教学方法对比实验研究》。在我们审核时,我就发现一是题目大,二是实验研究要有对比实验班。这根本不符合我们这里的实际情况。因为我们这里一个语文教师只承担一个班级的语文课教学,无法进行实验对比,更何况实验法操作起来特别麻烦。我建议她把课题改为《小学低年级趣味识字行动研究》。这样一改,研究范围更小了,目标也更具体了,研究方法也简便易行。后来,这个课题成果在吉林省科研成果评选中获得一等奖。所以,在选题上既不要过高估计自己、好高骛远,也不要妄自菲薄、畏惧困难。既要从实际出发,又要有科学态度和敢为人先、勇于攻关的精神和勇气。 2.创造性原则 教育科研的目的是要认识前人没有认识或没有充分认识的教育规律,解决他人虽然认识但还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的教育问题。因此,教育科研的课题必须具有独创性和新颖性。由于实际情况不同,课题的创新要求一般可分三个层次: 2.1独创性。要从教育实践提出的新问题中、新生事物的萌芽中、新鲜经验中选题;还要从教育领域里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思维、新设计、新方案中选题;还可以从不同观点的争议中,不同学派的对立中、原有理论和新的实践的尖锐矛盾中选题;还可以从教育科学的知识空白中选题。这是高层次的创新课题,它要求提出没有人提过的新问题,开辟无人涉及过的研究领域,创立新的理论体系、教学流派和教学模式等。 2.2再创性。这是中层次的创新课题,其中,有的是将别人的研究课题加以组装、分解和改造后再生出的新课题;有的是将已有的研究课题运用到新的领域、情境、学科等实践中,又在某方面有所创新。 2.3自创性。这是低层次的创新课题,它只要求对自己是前所末有的,对自我发展是有利的,但并不要求对社会对别人有什么创新价值。 3.需要性原则 指中小学教育教研课题应该根据中小学的教育教学实践和教育科学发展的需要来选择。科学选题的实践经验表明:中小学教育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是研究课题选择的最重要的源泉。作为中小学的教育科研工作者,应该优先选择当前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中最迫切、最亟待解决、最关键性的问题,作为课题来研究。例如:如何开展新时期青少年德育工作问题研究,如何解决城镇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研究,关于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问题研究,关于加强中小学生学法指导问题研究等等。 中小学教育科研的选题的理论价值同样是重要的。目前,我国教育科学的理论研究落后于教育改革和教育建设的需要。教育改革时间中,有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亟待我们去研究、探索,给予理论上的回答。我们除了对当前教育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优先选择的课题进行研究外,还要对某些具有超前性的、预见性的、有应用前景的理论性课题进行研究。 把握了以上几个原则,我们在选题上就有了充分的依据。只有选题确切了,科研才能更具实效性。 中小学教育科研论文:中小学教育科研试析论文 工作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但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对学校的教育教学到底有什么意义,却还需要我们认真去思考。有不少人认为:教育科研工作自有专家学者去研究,我们教师不就是按照书本教书吗,还搞什么教育科研?其实这就是对中小学教育科研目的意义不理解的一种表现。我们知道,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传统的教育形式和方法已越来越不适应今天的社会现实。怎样做到教育“与时俱进”,使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这就需要我们广大教育工作者转变我们的教育理念,提高我们的教育科研水平。广大的中小学教师,虽然教育科研的理论水平没有专家学者的高,但却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我们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是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还是普通中小学教师的研究结果,它都必须经过教学实践的检验。作为中小学教师,不管你对教育科研有没有兴趣,你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了问题怎么办?难道你不去解决吗?而这个解决的过程不正是你的教育科研的过程吗?就这一点说,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最主要的目的意义就在于通过教育科研来指导教育教学实际工作。 思考 二: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方向 我们明确了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目的意义,其实也就给我们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指明了方向,即中小学教育科研更多的表现为对教育教学实践的研究,通过研究来指导教育教学实际工作。因此,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更应注重自己的教学实际,以小的课题研究为主,做到一个课题能解决一个教学实际问题即可,切忌贪多求大。这是因为: 1。工作需要。 2。自己熟悉。 3。便于操作。 4。利于推广。 思考三: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种种不良现象 1.功利主义:今天中小学教育科研热,在很大程度上功利主义造成的,严重违背了教育科研的实质。我们知道,教育科研是一门严肃的科学,。虽然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起点低,学术性不是很强,但其科学性不容置疑。它更多的表现为对教育教学实践的研究,通过研究来指导教育教学实际工作。一切真知来源于实践。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实质就是通过教育科研的研究来达到提高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水平,使之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但眼下的中小学教育科研热,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如此,而是借教育科研工作为学校招来一块“金字招牌”,那些参加科研工作(特别是参加课题研究)的教师,也大多是出于评职晋级的需要,给自己脸上贴金罢了。至于所研究的内容(课题)是否对教学有益,对学生是否有切实的意义则不太关心。只要上级能肯定,给一个什么奖,那就万事大吉了。 造成科研工作功利严重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主管部门只浮于表面,而疏于管理和指导是分不开的。只要留心一点就不难看出,由于现在许多评定的项目和内容中,都有一条“科研情况”或“课题研究”情况。你想评职,没有参加课题研究,不行!你要获得诸如“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的称号,对不起,未参加课题研究,不行!这种人浮于事的现象的确太多、太普遍了,“功利主义”能不大行其道吗? 教育科研是严肃的、科学的,它不能成为一个指标,也不需要所有的教师都必须参与,因为它必定是理性的,学术性很强的东西。而我们今天的某些领导,不能正确认识其科学性和学术性,硬实要把它作为一项评定的指标,这不仅违背了教育科研的本质,更是把它推进了“功利主义”的死胡同。 2。两头热,中间冷:功利主义必然造成中小学教育科研的“两头热,中间冷”。这里所说的“两头热,中间冷”主要是指在中小学教育科研中的课题研究方面,大家的热情和精力都放在课题的立项、开题和结题上。这种现象在中小学教育科研中是比较普遍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应为大家所关心的并不是课题本身,而是课题的影响力,课题在上级那儿能引起多大的注意。说穿了,也就是一个“功利主义”在作怪。 3.泡沫成果多:功利主义、两头热,中间冷的现象必然产生“泡沫学术”,在中小学教育科研热的背后,各种“泡沫”现象层出不穷,水分沙子越掺越多。在不少的科研项目中,老师为课题的名称的确化了不少心思,以取悦于领导,课题一旦获得通过,便在开题、结题方面大做文章,包装过度,大话空话不少,但对课题的实施研究过程,却并不看重。更为甚者,对研究的过程凭空想象,造假数据,东摘西抄,胡乱拼凑,把课题越吹越大,但却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一些用巨资累起来的课题成果,不要说推广运用,就连本校教师甚至高课题研究的老师也不敢真正把它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谁敢拿教学质量开玩笑呢? “功利主义”倾向是产生“泡沫学术”成果的温床,而“泡沫学术”成果的飞扬跋扈又直接刺激和助长了“功利主义”倾向盛行的势头。要纠正这些现象,教育科研管理部门要强调教育科研的正确定位,进一步明确并强调教育科研是运用科学理论来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困难与问题,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服务的功能,淡化名利,弘扬科学精神。 思考四:对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几点意见 1.克服功利思想,端正科研态度 影响中小学教育科研顺利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功利主义思想,因此,要使中小学教育科研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必须克服功利思想,端正科研态度。这就需要我们广大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努力学习,提高我们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正确认识教育科研和教育教学的关系,多做实事,少空谈,不为名利。这样,中小学教育科研才能健康顺利的发展,也才能起到指导教学的目的。 2.切合实际,做小做实 中小学教育科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切合实际,做小做实。作为广大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来说,我们不是为搞科研而科研,不是为开展课题研究而研究,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我们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因此,我们的教育科研工作必须要切合实际,做小做实。所谓“小”,就是我们的教育科研工作应着眼于教育教学中的具体工作,研究一个方面,解决一个问题,决不能贪多误得。所谓“实”,就是我们的教育科研工作应该做踏踏实实的工作,真真正正地解决我们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不为名、不为利。 3.来源实践,指导实践 中小学教育科研有它自身的特点,它不同于一般的教育科研。这就决定了它必须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我一再强调我们的教育科研工作必须要联系实际,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在现阶段的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使不少的教育科研工作都存在功利主义色彩,假大空现象很突出,教育科研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实际的,不仅没有起到教育科研工作的作用,相反对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产生极其不好的影响。因此,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内容必须是我们在教育教学实践工作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形成理论,并用所形成的理论再去指导实践。这是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总之,在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中,我们只有端正思想,正确认识教育科研工作的意义和作用,遵循教育科研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少一点功利主义色彩,多一点实干精神,这样,教育科研工作才能健康发展,也才能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中小学教育科研论文:中小学教育科研分析论文 [摘要]中小学教育科研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推动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草根性是其最稳定、最本质的原始属性。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草根性具有朴素性、大众性和实践性等特点。现实中,中小学教育科研活动散失草根性的现象仍然存在。因此,学校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科研素养,培育中小学科研文化,完善中小学教育科研成果的评价机制,以尊重和保护中小学教育科研草根性。这样,中小学教育科研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真正成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育质量乃至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关键词]中小学;教育科研;基层科研 中小学教育科研是人们基于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和学校办学实践面临的实际问题,采用恰当的研究方法,创造性地改进教育教学实践,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学校办学水平的一种教育科研活动。中小学教育科研中,广大一线教师是“主力军”,课堂是“实验室”,对教育现实进行干预是优秀和关键。深入中小学教育科研活动,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来自民间和大众的底气,这是中小学教育科研最原始的禀赋,笔者将这种最原始的禀赋称为草根貹。这是中小学教育科研从寻求外在支持到挖掘内在属性转向的一种新尝试。 一、中小学教育科研具有草根性 草根性是指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关注普通民众生存状态的属性。草根性本身具有的特点与其所代表的群体特点相类似,如分布广泛、生命顽强、朴实无华、重义轻利和吸纳百川等。我们讨论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草根性,主要强调关注:一是中小学教育科研的主体是“草根的”。中小学教育科研的主体是广大中小学教师,而不仅仅是理论家和教育科研精英;中小学教师不是理论家和教育科研精英们研究活动的陪衬和附庸,其主体性教育创新活动是中小学教育科研的重要内容。二是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内容是“草根的”。它源自广大教师对科学、高效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的追求和探索,而非“自上而下”的、“空降式”的工作安排。基于广大教师崇高的职业精神和科学态度,他们将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面临的实际问题视为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研究对象,在实践中进行积极探索,形成了大量珍贵、可资借鉴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艺术。从古代《学记》反映的教学艺术到时下名师的经验总结;从古代“不愤不启,不俳不发”、产婆术到今天内容丰富、形式各异的“教学法”,无一不是一线教育工作者的实践所得。三是中小学教育科研成果的评价是“草根的”。检验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唯一标准是是否推动教育教学质量提高,是否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是否带动中小学办学水平的提升。 二、中小学教育科研草根性的特点 任何事物的特征都有程度之分,一种是深刻的,内在的,先天的,基本的,就是属于原素或材料的特征;另外一种是表面的,外部的,派生的,交叉在别的特征上面的,就是配合或安排的特征。我们认为,草根性是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属于原素或材料的特征”,而不是“配合或安排的特征”。从起源来看,中小学教育科研自然生长在古今中外教育工作者长期教育教学实践中,是原始的、质朴的,反映广大教育工作者各种职业精神、教育理念、教学技巧、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的,它是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客观记载和真实见证,是相对于致力构建成熟抽象的理论体系、经过教育理论家加工改造过的基础性研究而言的。从生存状态看,草根性强调教育科研应该不脱离广大中小学教师面临的实际问题,不脱离具体的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不脱离其学校和社会环境,蕴含着中小学教师群体的文化基因、精神特质,其生命力在于能为中小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带来新的动力。从功能意义看,草根性强调应尊重和维护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原生态面貌,主张中小学教育科研中的教师参与和研究成果为广大教师共同享用,尊重和认同教师职业的复杂性、专业性和创造性,充分体现了教育科研活动对中小学教师生存和工作状态的人文关怀。可见,草根性是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护身符”,没有了草根性,中小学教育科研就丢失了存在的原始根基。 作为最稳定、最本质的原始属性,中小学教育科研草根性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朴素性。“素也至美,朴也无敌”,朴素是自然的、至美的,是抛却功利的。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表现风格是朴素的,不刻意雕饰,不矫情做作,不追求时尚,不过分张扬,其朴素亲切的表现风格深为广大中小学教师所喜爱和运用;其展示的内容是朴素的,中小学教育科研展示的是广大教师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无论是课程资源开发、课堂教学方案设计、教与学活动范式创建、教学方式方法和现代教育技术的使用,还是与之相关的教师队伍建设、学校管理制度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都是与广大师生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承载的精神内核是朴素的,抛却功利的,它们均源于广大中小学教师最基本的生存、更好地工作和谋求发展的愿望,负载的是满足人民接受良好教育的朴素的美好愿望和生活理想,是直接服务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的。由此可见,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草根性首先体现在其朴素性,朴素性是中小学教育科研草根性的最基本的特点,是中小学教育科研原汁原味的真实体现,也是其生存和延续的力量源泉。 第二,大众性。20世纪初,欧美国家的“教育科学化运动”促使教师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教育问题,人们逐渐重视教师的科研能力,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教育家斯腾豪斯呼吁“教师成为研究者”以后,美国教育界对教师的职能重新加以确定。认为教师不仅是知识“搬运工”,更重要的是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研究者。20世纪80年代,我国广大中小学兴起“科研兴教、科研兴校”的热潮,许多教师在实践中研究,在研究中实践,形成一批高质量、有特色的教改成果。国家因势利导,在出台的《教师法》第七条明确提出教师享有“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从事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参加专业的学术团体,在学术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等权利,为推动教育科研大众化提供了法律保障。随着近年来“以人为本”“以校为本”思想的盛行和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教育科研真正走进每个教师的生活,“校校有课题,人人做研究”成为广大教师的共识。从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发展历程看出,相对于教育理论家、权威人士的理论研究而言,中小学教育科研具有广泛的群众参与性,已经成为广大教师们自己的科研方式,已经升华为中小学教师的职业生活方式。 第三,实践性。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草根性非常强调其对教育现实的干涉,最忌空谈。列宁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作为中小学教育领域最常见的实践活动,直接现实性的品格是中小学教育科研最鲜明的品格。首先,中小学教育科研在其研究过程中是从学校教育教学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通过理论导向下的思维范式、行动方式的实践变革,探索和解决教师自身现实的问题,满足教师适应不断发展与改革的教育形势的需要。相对理论研究、基础研究而言,中小学教育科研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的,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解决学校实际问题,改进学校现有实践状态;它是直接改造教育世界的活生生的实践活动,它能给教育工作者直接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成果。这种现实成果在相同的条件下能得到广泛的应用和推广。其次,中小学教育科研中的理念、认识、假设、经验多是经过教育实践活动的检验的。在科研活动中,教师总是带着某种优秀思想、主张开展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努力挖掘教育资源,优化教学过程,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益。因此,一线教师科研成果中的很多认识、理念、假设已经得到实践活动的检验。 三、中小学教育科研草根性散失的现实表现 人们为了功利性的目的过分热衷于追求理想和达成目标,导致人类社会活动的异化现象不在少数。教育领域也不例外,许多教育活动(包括教育科研)无法按照活动本来的面貌存在和应有的规律运行。虽然草根性是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原始属性,但现实中,教育科研活动散失草根性的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第一,研究主体精英化。中小学教育科研是以中小学教师为主体的群众性教育科研,而一些学校管理者至今仍然认为教育科研对中小学教师来说是高不可攀的事情。于是,他们的工作重点不是放在在引导教师认真学习、积极探索上,而是花大量财力、精力聘请专家、教授来校“指点迷津”“理论下嫁”,这使得教师在海阔天空的教育理论指导下无法进入教育科研的“深深大院”。在一些学校,教育科研成了专家、学者和小部分学校科研骨干的专职工作,广大普通教师因为研究深度不够、理论高度不够被拒于教育科研的大门之外。本应成为研究主体的广大基层中小学教师在教育科研活动中变成了可有可无的的附庸。 第二,研究过程形式化。现实中,许多学校为简单应对教育管理部门对教育科研工作考评,一味追求课题立项的级别和数量,不管是国家、省、市、县级课题,不管是子课题还是总课题,不管是否与学校发展相关,都是先立项再说,然后就大肆宣扬学校有“多少国家课题,多少重点课题,多少研究专题”。很多学校不注重课题设计的质量,课题研究缺乏系统完整的、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计划,无操作过程,无检查评估,无阶段小结;教师以工作忙为由,几乎不开展研究活动,不系统思考研究的优秀问题,多数教师对学校的研究一无所知,更谈不上教学实践的改进和教学方法的调整,研究报告几乎看不到教师研究活动的影子;有人提出中小学教师不宜搞教育科研,课题研究成了几个“主研人员”表演的舞台,他们制订课题研究方案,提出某种“教学规律”或建构某种“教学模式”,强行要求其他教师学习、记住并推广这些教学规律或教学模式,然后由一些的“妙笔生花”形成所谓“丰富的科研成果”;开题会、结题会虽然搞得声势浩大,但却无并实质性的研究成果,研究前期、中期和后期缺乏连续性、系统性和完整性,研究资料不全面,在结题前匆匆忙忙赶成果。 第三,研究成果虚假化。一些学校对教育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作深入的研究,不注重实际操作,不系统进行成果的总结和提炼,不实事求是回答研究的效果;撰写研究报告,什么概念流行就说什么,书上、网上、报上、杂志上,只要能用的,一概“拿来主义”,东拼西凑,不重视特色,有的甚至编造数据和案例,杜撰课题研究成果;有的将主要精力放在优秀“概念”的诠释上,从头到尾将“概念”分割,完成引入、诠释、复述的“三部曲”,在书斋里摘章摘句,努力进行“理论创新”,不关心研究是否能够应用和推广,评完奖就束之高阁,当作“财富”炫耀或者放入资料库中。 当然,中小学教育科研草根性散失的现实表现形式还很多,兹不赘述。这类现象最直接的影响是造成中小学教育科研功能的异化,不利于调动广大教师开展教育研究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了中小学教育科研事业的整体发展。 四、保护中小学教育科研草根性的策略 随着新课改的深入推进,教育科研已经成为中小学教师职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和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政策,试图通过行政手段进一步推动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普及和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我们只有尊重和保护中小学教育科研草根性,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使其真正成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育质量乃至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一,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科研素养。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素养,包括教育科研的意识、教育科研的知识、教育科研的能力和教育科研的道德。从当前情况看,中小学教师自觉进行教育科研的意识已经比较强,不过尚需进一步强化教师在实践中进行应用性研究的意识,尤其是能在自身实践中敏锐地发现问题,这是维护中小学教育科研草根性的基础和前提。一般来讲,教师不容易意识到诸如课堂设计、执教风格、师生互动、教学效率等“问题”的存在,这些问题往往被自己认为是“某种成功的经验”所掩盖。因此,应该经常引导教师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和教学风格,与他人进行比照,培养自己的研究意识,掌握必要的研究技能。教育科研的问题有时就是来自教师身边的小事,教师要敢于面对教学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把问题当作自己专业提升的机遇,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同时,学校要加强对教师教育科研知识、能力的培养,使他们通过系统的教育科研培训和在实践中的探索,真正掌握开展教育科研活动的必要方法、技巧;要加强对教育科研道德规范的宣传和教育,使教师意识到:追求真理、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等良好的科研道德素养,对研究者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第二,培育中小学科研文化。中小学教育科研是一种扎根于实践、扎根于学校、扎根于教师的研究,它就像草根一样,虽然很平凡、很普通,但给点雨水就成活,给点阳光就灿烂,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学校的教育教学实践是其成活的“土壤”,学校的科研文化是其成活的“空气”。因此,学校首先必须重视教育科研,自觉重视和维护中小学教育科研本来的面貌,引导和指导教师遵循“在教学实践中探索规律,在教学实验中解决问题,在教改研究中提高水平”,营造人人愿意“做科研”、人人动手“搞科研”的良好风气和氛围。其次,学校要建立有利于教育科研开展的制度及良性运行机制,认同教育科研在学校改革发展、教师队伍建设、教学质量提高中的价值,维持和肯定教师创造性劳动的管理政策,指导教师参与教育科研的途径和方法,为教师开展教育科研提供平台和保障。再次,学校要努力让教师群体成为教育科研共同体,鼓励教师之间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交流,建立若干教育科学研究小组,收集整理教师共同性的问题,形成若干研究专题,在教学实践中尝试,在研讨活动中交流,在合作研究中共同成长。 第三,完善中小学教育科研成果的评价机制。评价具有导向、评定、激励等多种功能,对成果内容要素及其特点的评价认识是成果交流、推广的重要基础。对成果水平及价值的评价是确认研究人员创造性劳动的前提,具有积极的激励作用,而一定的评价标准对科研活动的发展方向则具有规范及引导作用。因此,学校要通过科学的鉴定与评价,充分肯定那些真正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并积极推广和应用;坚决否定那些虚假的所谓科研成果,使中小学摒弃那种形式化的科研行为。其次,学校要建立积极的、导向性更强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代替那些功利性的激励政策,帮助教师树立正确的教育科研观,规范教师的教育科研行为。 中小学教育科研是广大中小学教师的“精神盛宴”,它是广大中小学教师创造性工作的真实记载,承载着特定的学校文化、教师文化和科研文化,具有浓郁的实践特色。越是教师自己创造的研究成果,越能够被教师认同、应用和传播。维护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草根性,不仅会得到广大中小学教师的拥护和支持,也将成为中小学教育科研改革发展的主流方向和必然趋势。 中小学教育科研论文: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科研改革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在政府支持、制度创新、评价机制,师资培训等方面,积累了一些先进的经验,这些经验对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具有借鉴和启迪作用。 关键词:教育科研;中小学;经验 教育科研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引领教师参加教育研究,推动“科研兴校”,是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目前如火如荼的新课改,呼唤研究型教师和研究型学校的涌现,中小学如何开展教育科研是急需探讨的课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研究的改革经验,可以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倡导教师参加科研 20世纪初,欧美国家的“教育科学化运动”(theMovementinEducationScience)促使教师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教育问题,人们也逐渐重视教师的科研能力,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教育家斯腾豪斯呼吁“教师成为研究者”以后,美国教育界对教师的职能重新加以确定,认为教师不仅是知识“搬运工”,更重要的是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研究者。1960年-1970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贺拉斯曼——林肯”研究所的勒温(lewin.k)、米勒(Mier.A)等人采用行动研究的方法帮助中小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合作学习策略”,引导教师观察和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的变化,及时获取学生和家长的反馈意见,改善教学效果。这项研究取得很大的成功,发展成为“计划——行动——观察——评价——再计划……”的教育行动模式,积极推动中小学教师参加教育研究,这种模式迅速在全美中小学流传开来。后来,欧美国家的教育管理者认识到,中小学教师应该在教育学术界的引领下从事研究,教育研究也应该从大学、实验室转移到中小教室和社区中去。 1985年,由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制定的《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该计划希望从1985年哈雷彗星接近地球到2061年再次接近地球时,能使美国科技教育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确保美国科技超级大国的地位,这项计划覆盖全美范围内的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科学教育改革,“它是美国进行科学教育改革的主要项目,也是一个最早由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和中小学家长共同参与的校改项目。”作为实施该计划的一个措施,美国科学家委员会编著了《科学普及资源》(ResourceforScienceLiteracy)、《科学普及设计》(DesignforScienceLiteracy)等教材,帮助教师提高自己的科学素质,指导教师专业发展和进行课程改革等等;2002年美国通过了35年来联邦政府教育政策最为重大的改革:《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与此相应;美国教育部公布2002-2007年的教育部战略目标(Objevtives),其中战略目标二规定,“支持教师在基于研究的教学工作中获得专业发展”、“关注于基于研究的教学实践”、“为新教师开展基于研究的引导和咨询项目”。20世纪70年代,日本教育界针对中小学教学方法的死板,教师满足单纯的传授书本知识,忽视教育科研的弊病,呼吁中小学重视教育研究。为此,日本《教育公务员特别法》明确规定:“教育公务员为完成其职责,必须不断地进行教育研究和提高修养”。200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在“教育改革国民会议”通过2l世纪教育新生计划,强调“加强对教育研究能力欠缺教师的严格管理(使之离开讲坛)”。英国在2002年教育法中,也对教师的教育研究提出要求,规定合格的教师必须“参与或完成制定的教学研究项目或培训课程。”前苏联教育科学院院长M.N.康达科夫也认为,千百万中小学教师是补充教育家和学者队伍的重要源泉。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是整个教育科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在《2000-2005年俄罗斯联邦教育发展纲要》,中,要求政府加强对中小学教师教育研究的鼓励和支持,提高俄罗斯国民教育系统的国际威望。 二、中小学教育科研管理的制度化 20世纪50年代以后,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趋向于规范化、制度化,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组织体系和保障机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英、美国家中小学设立学科教学研究室、法国成立中小学教学研究委员会,学校为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提供经费、人员等支持。日本在中小学成立单科性质的研究会,鼓励教师进行课程设计,学科开发、开展教学实验等等,探讨教学、学校发展的问题。此外,中小学教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成立各种教育领域的研究组织,诸如成立学生生活指导研究委员会、现代化教学手段研究小组之类,教师分工研究课题,共同发表成果,日本将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成果纳入教师考核和评价体系中,进一步刺激教师教育科研的积极性。 前苏联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也颇具特色,前苏联教育科研管理机构主要是校务委员会和教学方法委员会,《苏联普通教育学校暂行条例》强调中小学教育研究管理的规范化,“为了发展和完善教育过程,提高教师和指导者的职业能力和创造能力,学校应当成立教学法委员会,教学法委员会的职能之一是组织人员进修,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推广先进经验。”另一方面,校务委员会必须充分发挥其管理职责,“支持社会完善和发展青年教学和教育的主动精神、教师的创造性探索和实验性工作;确定学校与科研机构、生产单位、合作社组织、自愿协会、创造协会以及国家和社会其他机构的合作途径,以便为学生多方面发展和教师的创造性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制定2010年俄罗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构想,进一步加强普通教育系统中教育机构与团体的科研、实验、设计管理与协调的机制,“落实普通教育系统中教育与科研工作方面的国家干部政策。” 1994年由美国国会审议通过,克林顿总统签署和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其中第九条规定教育部设立“教育研究和改进办公室”,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管理、推广和资助,提供教育研究培训项目,提高大多数美国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使之达到全国教育目标。另外,美国许多州、学区和学校建立独立于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以外的地方教育理事会,在学区和学校科研管理上,地方学校理事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学校理事会的职责是加强教师科研管理、—提高中小学教师参加课程开发、设计的能力。此外,还承担师资培训、教育经费预算和学校改革等重大问题。 欧美国家非常注重校长对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的管理和领导作用,德国认为校长必须是教育与教学专家。英国规定中学校长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引领教师参与课程编制、教学管理和科研工作。美国教育学者珊娜·斯蒂格鲍尔将美国中小学校长的职责归结为三条:一是确定学校目标;二是组织教学工作,“即对教学提出要求,制定目标、研究方法,保证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三是领导改革,校长要学习如何创新,吸取对改革的意见,与教师合作开展校改实验,预测教师需求,给予教师满足。在《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中,教育部将通过ESEA的TileII项目,鼓励发展创造性培训模式,提高中学校长的教育科研管理能力,支持现任校长的专业发展。 校长在学校管理和改革发展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中小学校长在学校教育科研管理中发挥示范和引领的作用,恰如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兴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的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 三、中小学教育研究加强与大学或其他教育科研机构的合作 20世纪80年代以后,“教师专业化”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关注的中心和焦点之一。世界“教师专业化运动”推动了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蓬勃发展,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和科研能力是中小学教育改革的重点。1990年、1995年,霍姆斯小组发表了关于改革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新报告《明日之学校》(Tomorrow''''sSchool)和《明日之教育学院》(Tomorrow''''sSchoolEducation),将大学教育学院与中小学联合起来;《建立类似于医学行业中教学医院的专业发展学校》(简称PDS学校,改变以往大学教育学院或师范学院与中小学教学互相脱节的状况,更好地适应社会和学生发展的需要。中小学与大学教育,研究机构在课程设计、教材编制、师资培训等方面加强科研合作,整体提高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水平,提升教师素质,使新任教师和.成熟教师都能在教育研究方面得到进一步成长。PDS学校的创建,在中小学与大学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给大学实习生、大学和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的发展都带来了益处,是教师教育多方面“共赢的”好模式。目前,美国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EducationAssociation)正在建立PDS学校网络,并且为PDS学校制定了一些条例以规范其健康发展。2000年,美国几乎每一个州都有1000多所教师专业发展学校,中小学成为教师科研和工作的共同体,中小学教师、教育管理人员和大学教授形成伙伴关系,共同有效地改革教学。 2001年日本政府实施教育新生计划,将教育改革作为最重要的国策,为了实现“学校变好、教育变样”的目标,日本政府加强大学与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合作,努力克服整齐划一的弊病,引进发展个性的教育体系,2002年日本通过修改的《学校教育法》,其中政府财政预算投入17亿日元,促进大学、学会、协会、研究机构与学校教学的合作,创造能使多样的个性和能力充分发展的教育体系。 20世纪70年代,英法等欧洲国家针对中小学教师教育理论学习与实践相脱节的诟病,从学校需要出发,以学校为基地开展教研工作,强调大学、师范学院和其他教育机构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20世纪80年代随着教师专业化运动不断发展,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广泛接受和实施“以学校为中心”的大学与中小学一体化的校本教研模式。 1989年,法国教育预测专家、巴黎诺儿马学派的著名教授费朗西斯科·瓦尼斯科博士在重要著作《七千万中小学生——学习的欧洲》一书中,设想未来五种教学模式,其中“学术型学校模式”倡导将大学学术型研究引进中小学教育科研,鼓励教师参加教学研究,培养学者型的教师。目前英、法国家已经开始探索实验。 四、改革师资培训制度重视教育科研能力的培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掀起了世界范围内师范教育改革的高潮,从“师范教育”走向“教师教育”,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教师培养的开放性、多元化,更注重教师科研能力提高,是发达国家师资培训制度改革的重点。 美国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NBPTS)是独立的、非赢利的组织,指导委员会包括州长、众议员、高级教育官员,以及社区组织和企业界代表,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提交五个优秀建议,其中第四条是教师应系统地思考自己的教学实践并从经验中学习;第五条,教师应成为学习型组织成员。1995年,北卡罗莱那州州长吉姆·汉特和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发起了国家教师资格证制度,专门颁发证书给有委员会认可的优秀教师,借以鼓励教师参加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克林顿政府专门拨款奖励,并提出10年内全国10万名教师获此殊荣,达到平均每所学校都有1名获得国家教师资格证书的教师。 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项目“艾森豪威尔专业发展计划”,对各州和地方实行绩效拨款,推动师范教育改革,建立专业发展的高标准,提高教师质量,使之具有独立的教育科研能力。《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中要求提高教师和校长的素质,“我们将于各州、各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各认证机构通力合作,极大地提高教师职前培养项目的质量。我们将推动开展情景阅读教学培训以及其他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法”。 美国不断提高教师的学术和学历水平,美国中小学教师一般都具有学士学位。哥伦比亚特区规定高书教师必须具备硕士以上学位,鼓励教师成为学者、教学者、交往者和决策者。美国务州教育部门经常组织讲座和科研活动,不少学校对终身教师提供学术假期,促进教师参加进修活动。 2001年日本国会审议通过教育改革六项法案,其中以培养“教育专家”为目标,提高师资质量被列为教育改革的战略重点,日本文部科学省根据国会议案,进一步落实措施,改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新的教师研修制度,加强教师的社会体验学习;实行优秀教师的表彰和加薪制度;加强对教育科研能力欠缺的教师的严格管理。从2001年起,日本教育研究生院实行教师休假研修制度,支持鼓励教师自发性的培训活动。日本教育科研机构遍布全国,都、道、府、县共建立近千个教育研究团体,中小学教师是这些团体的骨干。法国和意大利非常重视中学教师的教育学素养,法国要求中学教师获取教育学学士学位,意大利要求教师具有博士学位,一般是教育博士。 五、重视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科研成果必须物化生成实践,才能发挥应有效益。美国科研成果转化率为80%-85%,日本为60%-70%,西欧为50%-60%。美国非常重视科研成果在生产实践的直接推广和应用,这深受美国实用主义传统影响。美国中小学强调教育理论与实验紧密结合,杜威、布鲁纳、布卢姆等世界级的教育改革家都注重教育理论在实践中的推广,事实上“美国行为科学本身就比较发达,一批专家学者就用教育理论、心理理论,在中小学搞调查,做实验,提出新理论,于是就有一批学校、教师去推广和实验。”2000年美国教育部专门成立“教育研究和改进办公室”,负责开展和支持有关教育研究的活动;推广教育研究成果,为解决学校具体问题提供技术援助;收集、分析和传播教育情报服务资料。 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实施面向21世纪彩虹计划,努力构建适应新肘代的新型学校,培养人格丰富且有创造性的日本人。为此,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小学教育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教育改革实践,努力创造多样化和富有人性化的教育体系。此外,文部省积极鼓励教师将教育科研成果应用到相关学科进行教学实验和探索,日本当代数学教育家远山启所发明的“水道式数学教学实验模式”,在文部省的宣传和推广下,逐渐被日本中小学教育界接受,特别受到中小学数学教师的青睐。 教育科研成果是否运用到学校实践中去,是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事实上,只有借助科学,学校才能改造教育与教学工作,不断提高教育质量。所以,在面向21世纪的世界教育改革热潮中,发达国家非常重视中小学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将教育转化成有科学证据支持的领域。” 中小学教育科研论文:中小学教育科研分析论文 工作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但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对学校的教育教学到底有什么意义,却还需要我们认真去思考。有不少人认为:教育科研工作自有专家学者去研究,我们教师不就是按照书本教书吗,还搞什么教育科研?其实这就是对中小学教育科研目的意义不理解的一种表现。我们知道,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传统的教育形式和方法已越来越不适应今天的社会现实。怎样做到教育“与时俱进”,使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这就需要我们广大教育工作者转变我们的教育理念,提高我们的教育科研水平。广大的中小学教师,虽然教育科研的理论水平没有专家学者的高,但却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我们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是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还是普通中小学教师的研究结果,它都必须经过教学实践的检验。作为中小学教师,不管你对教育科研有没有兴趣,你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了问题怎么办?难道你不去解决吗?而这个解决的过程不正是你的教育科研的过程吗?就这一点说,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最主要的目的意义就在于通过教育科研来指导教育教学实际工作。 思考 二: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方向 我们明确了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目的意义,其实也就给我们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指明了方向,即中小学教育科研更多的表现为对教育教学实践的研究,通过研究来指导教育教学实际工作。因此,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更应注重自己的教学实际,以小的课题研究为主,做到一个课题能解决一个教学实际问题即可,切忌贪多求大。这是因为: 1。工作需要。 2。自己熟悉。 3。便于操作。 4。利于推广。 思考三: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种种不良现象 1.功利主义:今天中小学教育科研热,在很大程度上功利主义造成的,严重违背了教育科研的实质。我们知道,教育科研是一门严肃的科学,。虽然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起点低,学术性不是很强,但其科学性不容置疑。它更多的表现为对教育教学实践的研究,通过研究来指导教育教学实际工作。一切真知来源于实践。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实质就是通过教育科研的研究来达到提高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水平,使之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但眼下的中小学教育科研热,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如此,而是借教育科研工作为学校招来一块“金字招牌”,那些参加科研工作(特别是参加课题研究)的教师,也大多是出于评职晋级的需要,给自己脸上贴金罢了。至于所研究的内容(课题)是否对教学有益,对学生是否有切实的意义则不太关心。只要上级能肯定,给一个什么奖,那就万事大吉了。 造成科研工作功利严重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主管部门只浮于表面,而疏于管理和指导是分不开的。只要留心一点就不难看出,由于现在许多评定的项目和内容中,都有一条“科研情况”或“课题研究”情况。你想评职,没有参加课题研究,不行!你要获得诸如“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的称号,对不起,未参加课题研究,不行!这种人浮于事的现象的确太多、太普遍了,“功利主义”能不大行其道吗? 教育科研是严肃的、科学的,它不能成为一个指标,也不需要所有的教师都必须参与,因为它必定是理性的,学术性很强的东西。而我们今天的某些领导,不能正确认识其科学性和学术性,硬实要把它作为一项评定的指标,这不仅违背了教育科研的本质,更是把它推进了“功利主义”的死胡同。 2。两头热,中间冷:功利主义必然造成中小学教育科研的“两头热,中间冷”。这里所说的“两头热,中间冷”主要是指在中小学教育科研中的课题研究方面,大家的热情和精力都放在课题的立项、开题和结题上。这种现象在中小学教育科研中是比较普遍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应为大家所关心的并不是课题本身,而是课题的影响力,课题在上级那儿能引起多大的注意。说穿了,也就是一个“功利主义”在作怪。 3.泡沫成果多:功利主义、两头热,中间冷的现象必然产生“泡沫学术”,在中小学教育科研热的背后,各种“泡沫”现象层出不穷,水分沙子越掺越多。在不少的科研项目中,老师为课题的名称的确化了不少心思,以取悦于领导,课题一旦获得通过,便在开题、结题方面大做文章,包装过度,大话空话不少,但对课题的实施研究过程,却并不看重。更为甚者,对研究的过程凭空想象,造假数据,东摘西抄,胡乱拼凑,把课题越吹越大,但却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一些用巨资累起来的课题成果,不要说推广运用,就连本校教师甚至高课题研究的老师也不敢真正把它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谁敢拿教学质量开玩笑呢? “功利主义”倾向是产生“泡沫学术”成果的温床,而“泡沫学术”成果的飞扬跋扈又直接刺激和助长了“功利主义”倾向盛行的势头。要纠正这些现象,教育科研管理部门要强调教育科研的正确定位,进一步明确并强调教育科研是运用科学理论来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困难与问题,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服务的功能,淡化名利,弘扬科学精神。 思考四:对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几点意见 1.克服功利思想,端正科研态度 影响中小学教育科研顺利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功利主义思想,因此,要使中小学教育科研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必须克服功利思想,端正科研态度。这就需要我们广大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努力学习,提高我们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正确认识教育科研和教育教学的关系,多做实事,少空谈,不为名利。这样,中小学教育科研才能健康顺利的发展,也才能起到指导教学的目的。 2.切合实际,做小做实 中小学教育科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切合实际,做小做实。作为广大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来说,我们不是为搞科研而科研,不是为开展课题研究而研究,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我们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因此,我们的教育科研工作必须要切合实际,做小做实。所谓“小”,就是我们的教育科研工作应着眼于教育教学中的具体工作,研究一个方面,解决一个问题,决不能贪多误得。所谓“实”,就是我们的教育科研工作应该做踏踏实实的工作,真真正正地解决我们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不为名、不为利。 3.来源实践,指导实践 中小学教育科研有它自身的特点,它不同于一般的教育科研。这就决定了它必须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我一再强调我们的教育科研工作必须要联系实际,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在现阶段的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使不少的教育科研工作都存在功利主义色彩,假大空现象很突出,教育科研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实际的,不仅没有起到教育科研工作的作用,相反对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产生极其不好的影响。因此,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内容必须是我们在教育教学实践工作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形成理论,并用所形成的理论再去指导实践。这是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总之,在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中,我们只有端正思想,正确认识教育科研工作的意义和作用,遵循教育科研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少一点功利主义色彩,多一点实干精神,这样,教育科研工作才能健康发展,也才能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中小学教育科研论文:中小学教育科研选题研究论文 【摘要】科研课题的选择必须考虑到学校实际,坚持可行性;必须具有新颖性和独创性;研究内容必须是中小学的教育教学实践和教育科学发展的。 【关键词】科研选题;可行性;创造性;需要性 教育科研,越来越得到中小学校的重视。但是,通过调研发现,教育科研效果未尽人意,一些学校往往是开题热火朝天,过程冷冷清清,结题草草收场。究其原因种种。但是笔者发现,制约教育科研的最主要因素是学校、教师在选题上不够确切。一些学校、教师在选题时比较盲目,所选择的课题不适合本校或教师个人进行研究,导致课题研究举步维艰,效果不理想。为避免选题的盲目性,根据这几年成功的科研案例和对权威论著观点的归纳,我认为选题一般应遵循下列主要基本原则: 1.可行性原则 可行性原则是指中小学教育科研课题的选择,应当考虑课题经过一段艰苦的研究以后应当是可以实现的或有可能被解决。 选题是否可行,需要考虑以下因素:①研究者个人具体情况。比如:知识基础、专业特长、教育工作的实践经验、教育科研的科研经验、志趣和可以利用的时间。②看课题的难易大小是否合适。小而容易的课题研究顺利,成功率高。就一般规律而言,选题应从易到难,从小到大。③教育情报资料的充实。要占领本选题资料的最高点。④是否抓住了时机。⑤还要考虑花费在教科研的时间因素。 例如:有个教师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小学低年级识字教学方法对比实验研究》。在我们审核时,我就发现一是题目大,二是实验研究要有对比实验班。这根本不符合我们这里的实际情况。因为我们这里一个语文教师只承担一个班级的语文课教学,无法进行实验对比,更何况实验法操作起来特别麻烦。我建议她把课题改为《小学低年级趣味识字行动研究》。这样一改,研究范围更小了,目标也更具体了,研究方法也简便易行。后来,这个课题成果在吉林省科研成果评选中获得一等奖。所以,在选题上既不要过高估计自己、好高骛远,也不要妄自菲薄、畏惧困难。既要从实际出发,又要有科学态度和敢为人先、勇于攻关的精神和勇气。 2.创造性原则 教育科研的目的是要认识前人没有认识或没有充分认识的教育规律,解决他人虽然认识但还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的教育问题。因此,教育科研的课题必须具有独创性和新颖性。由于实际情况不同,课题的创新要求一般可分三个层次: 2.1独创性。要从教育实践提出的新问题中、新生事物的萌芽中、新鲜经验中选题;还要从教育领域里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思维、新设计、新方案中选题;还可以从不同观点的争议中,不同学派的对立中、原有理论和新的实践的尖锐矛盾中选题;还可以从教育科学的知识空白中选题。这是高层次的创新课题,它要求提出没有人提过的新问题,开辟无人涉及过的研究领域,创立新的理论体系、教学流派和教学模式等。 2.2再创性。这是中层次的创新课题,其中,有的是将别人的研究课题加以组装、分解和改造后再生出的新课题;有的是将已有的研究课题运用到新的领域、情境、学科等实践中,又在某方面有所创新。 2.3自创性。这是低层次的创新课题,它只要求对自己是前所末有的,对自我发展是有利的,但并不要求对社会对别人有什么创新价值。 3.需要性原则 指中小学教育教研课题应该根据中小学的教育教学实践和教育科学发展的需要来选择。科学选题的实践经验表明:中小学教育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是研究课题选择的最重要的源泉。作为中小学的教育科研工作者,应该优先选择当前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中最迫切、最亟待解决、最关键性的问题,作为课题来研究。例如:如何开展新时期青少年德育工作问题研究,如何解决城镇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研究,关于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问题研究,关于加强中小学生学法指导问题研究等等。 中小学教育科研的选题的理论价值同样是重要的。目前,我国教育科学的理论研究落后于教育改革和教育建设的需要。教育改革时间中,有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亟待我们去研究、探索,给予理论上的回答。我们除了对当前教育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优先选择的课题进行研究外,还要对某些具有超前性的、预见性的、有应用前景的理论性课题进行研究。 把握了以上几个原则,我们在选题上就有了充分的依据。只有选题确切了,科研才能更具实效性。 中小学教育科研论文:论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根本任务与必要性 摘 要:中小学教育科研推动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是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其根本任务是揭示中小学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并为教育教学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教育科研对中小学而言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学校发展的内在需要,是指导和改进学校教育教学实践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教育科研;根本任务;必要性 教育科研是教育科学研究的简称。关于教育科研的概念在相关的学术论著中有很多种表述,但无论哪一种概念表述,其优秀内涵都是:“教育科研是一种揭示教育规律的创造性认识活动。”即教育科研的根本任务是揭示教育规律,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根本任务则是揭示中小学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 虽然近几年,科研兴校、科研先导的观念逐渐被许多中小学管理者和教师所认同,但总体上来说,与教研活动相比,教育科研在中小学还是一种高大上的活动,特别是在农村中小学,更显陌生和遥远。当前,很多中小学老师对教育科研的理解还停留在“教育科研就是写论文”“教育科研就是申报课题”等这些简单的认识上。有些中小学校为了促进教育科研的繁荣,要求老师人人做课题、年年写论文。这样的教育科研只是停留在无计划的盲目状态,是一种表面上的繁荣,对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和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并无多大益处,反而会给老师徒增科研负担,让老师对教育科研表现出抵抗和厌恶的情绪,也不利于中小学开展真正的教育科研活动。 中小学的教育科研应该从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实践出发,以教育教学改革中的问题为导向,特别是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通过科学的论证,根据本校具体情况设计详细具体的有效教学实验方案,开展课堂教学领域的全面改革研究,从而揭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有效教学规律,提炼出符合本校实际的有效教学模式,进而从整体上改进学校的课堂教学,提高学校课堂教学效率。而这些通常是学校日常教研所不能做到的,而必须开展教育科研。 对教师而言,教育科研不是脱离教师教学实践的额外负担,而是教师探索和把握教育教学规律,改进自身教育教学实践的必然需求。有相当一部分中小学教师撰写教育教学论文和申报教育科研课题都是为了论文评比活动及职称晋升的需要,并非是为了研究和解决自己在教育教学实践中遇到的困惑与问题。这种伪教育科研难免会成为教师无奈的选择和额外的负担,难免会出现论文抄袭和科研造假的现象。中小学教师要想在专业上寻求长足发展,改变被动教书匠的职业形象,开展基于内在需求的教育科研是一条必经之路,也是可行之道。2014年9月荣获“首届基础教育部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的江苏南通师范第二附属小学李吉林老师无疑是教育科研的成功典范。李吉林老师的“情境教育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是一项持续36年的教育研究,研究目的不是为了获奖,不是为了写论文,也不是为了评职称,而是真正处于自身改进教育教学的需求。李吉林老师说:“教学是教师的头等大事。为了孩子的学习,几十年来我矢志不渝,在教学上持久地下功夫。” 综上所述,无论是学校的教育科研还是教师个人的教育科研,根本任务都是为了解释教育教学规律,并用来改进教育教学实践。根据教育科研的具体任务不同,德国教育学家布蕾津卡将教育科研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狭义的教育科学研究,其具体任务是描述和解释教育事实,揭示教育规律,回答“教育是什么”的问题;第二类是教育哲学研究,其具体任务是提供教育价值取向和规范取向,回答“教育应该是什么”的问题;第三类是实践教育学研究,其任务是在教育科学研究和教育哲学研究的基础上,为教育实践的具体实施提供理论指导,回答“教育应该怎么做和应当做什么”的问题。中小学教育科研更多偏重于第三类实践教育学研究,通过揭示教育规律,为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作者单位: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 中小学教育科研论文:中小学教育科研管理的改进策略 教育科学研究,简单地说,就是以科学的方式认识教育活动。教育科研是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改善教育实践、推进理论建设和提高教师素质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教育正面临深度转型、向更高质量更加公平迈进的时期,教育科研对于引领学校推进深度变革、提升教育品质应切实发挥好“先导者”的作用。但是,目前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各种“功利型研究”“虚假型研究”“无力型研究”“低效型研究”大量存在。通过对深圳市某区中小学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中小学在教育科研管理的理念、操作和评价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在症状上突出表现为:泛化、狭化、玄化、裸化、虚化。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应如何改进?本文在对问题成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改进教育科研管理的对策和建议。 当前中小学教科存在“五化” 教育科研的“泛化” 过分夸大教育科研的作用,把学校的所有常规性工作都看作是教育科学研究,“人人都是研究者”“人人都要有课题”。教育科研课题批量申报、批量结题。忽视教育科研本身应因问题而起,必须遵循一定的科学研究的程序,必须经过适当的科研训练,掌握一定的科研方法,并且要基于一定自身的兴趣,而不是基于某种行政命令的要求。 教育科研的“狭化” 把教育科研看作是研究者写论文、编著书籍的一种活动;或者认为课题研究只是校长或科研主任的事,其他老师只需当好“配角”就行。殊不知,做研究与写文章是不同的,有不少人只会写文章,不会做研究。文章是“写”出来的,注重想象和表达;研究是“做”出来的,强调的是证明和解释。 教育科研的“玄化” 有些教师认为:教育科研就是搞“高大上”的理论研究,有点神秘感,难以把控。评价和衡量一个课题研究是否达到标准、质量的优劣是“专家”的事;在结题和评奖时,很多课题主持人的内心都是忐忑不安、焦虑的。其实,教育科研一定是在某种现有理论的指导下开展,有其必要的理论基础,而且最终也希望通过实践研究,把零散的经验提升到理论的层次,自始至终离不开理论。所以,理论不是盘旋在教师头脑上空的“阴魂不散的恶魔”,而恰恰是因为有了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我们的教育科研才能有正确的方向,才能少走弯路。 教育科研的“裸化” 学校或个人把承担课题研究是一项重要的“面子工程”,对于因为各种评估、评奖、评优比较有利。有则锦上添花,无也无可非议。承担课题研究不是基于问题、基于兴趣,而是基于其他的外在目的。不可否认,一项成果好的教育研究,确实可以为学校、个人带来一些“实惠”,可以提升研究者的知名度。但是,科研的真正目标在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于科研过程本身的乐趣。 教育科研的“虚化” 这里的“虚化”,实际上是指课题研究的无力、低效的状况。有些课题,从课题立项,到研究过程,再到研究结果,都存在着一个“虚空”的现象,总是飘在教师们的脑海里,而不能把它落实到具体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只有构想,没有实施。“有的人活着,他的课题已经死了”,这句话或许是一些中小学教师做科研的真实写照。 问题的成因分析 在思想认识上不重视教育科研 通过对深圳市某区中小学的教科研情况进行调查,发现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学校没有成立科研领导小组,科研管理队伍不健全;仅有不到六分之一的小学设立了教科室,大多数是教学处主任兼任,或者安排一个教务干事兼职负责对接上级科研管理部门,而且负责科研具体工作的中层或干事经常更换。不少学校存在着没有科研管理制度和激励措施,也没有科研工作规划的现象。不少学校负责人认为,在中小学阶段,抓好学科考试成绩才是最主要的,做科研是理论工作者的事,中小学教师完全没有必要把精力浪费在科研工作上。通过进一步分析调查数据后发现:有37%的学校没有专门的科研工作办公室和科研档案保存地点;在科研经费管理方面,有28.9%的学校“有制度,但没有很好落实”,有15.6%的学校“没有制度,经费支出不规范”。可以看出,中小学教育科研在人、财、物、政策等方面都没有较好的保障。 教师对教育科研缺乏深入理解,没有接受过基本的科研训练 有些中小学教师虽然意识到科研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没有真正理解科研过程的重要性,没有真正理解教育科研是由“发现问题――提出假设――验证假设――得出结论”等一系列环环相扣的环节组成的。调查发现:深圳市某区的教师中,有28.3%的学校从来没有组织过专门的科研方法及论文写作方面的科研培训;有不少教师连基本的开题报告书都不会写,更不会如何做文献综述,不会写结题报告。有些教师认为,课题研究期限到了就应该结题,履行一个程序,不管研究目的是否达到,研究任务是否完成。这样一来,他们在课题结题时,往往把大量的与课题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作总结、获奖证书拿来充数,或者有的课题组直接从网上下载一些文章来当作自己课题的研究成果,甚至在研究小组的成员调整问题上也极为随意。实际上,关于对中小学教师开展教科研工作的专题培训,在深圳市乃至全国其他城市,在政府层面都会组织一些相关的业务讲座,但往往比较零散,不成系统。教师们既需要科研理论方面的引领,也需要一些具体的技能:如何发现问题、如何提出课题、如何收集资料、如何处理数据、如何撰写科研成果等。如果课题研究者不掌握具体的方法,所拟定的开题报告最终将无法实施。 科研成果应用转化的成效不明显,科研成果评价机制不健全 中小学教育科研主要是实践研究或应用研究,是一种行动研究式的校本教研,应当以解决学科教学、德育管理或学校管理中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是否能通过科研来促进学校办学特色的形成,有赖于科研问题本身内涵与价值的丰富性、适切性和新颖性。目前很多学校的科研课题,选题上本身存在“旧”“大”“空”的现象,而不是“新”“精”“实”。有些学校急于或者过分追求所谓的办学特色,大搞各类“模式”研究,比如培养模式、管理模式、课堂教学模式等,实际上不但没有形成所谓的办学特色,反而遭遇不少教师的抵触,以致真正科研成果转化应用的实效较低,教学与科研为不同的两张“皮”,彼此相互脱节。另外,不少学校在教育科研成果的评价机制上也不够健全。究竟什么样的一篇论文是好论文?什么样的课堂是好课堂?什么样的教师是好教师?什么样的教育研究是好的研究?没有一个规范的、公认的标准。往往在成果评价方面,容易受刊物级别的影响、获得奖励的等次的影响、行政领导者主观判断的影响。 教师可接受的科研指导的资源极其有限,缺乏合作、交流的便利条件 囿于条件,中小学教师在开展课题研究时确实面临着很多现实困境:查找资料不便利、研究时间不能保证、团队整体科研素质不高、经费使用渠道不畅、成果发表困难重重。调查显示,深圳市某区的学校在科研成果发表、推广与交流方面,表示“有措施,效果良好”的学校仅占28.9%,“有措施,效果一般”的学校占42.2%,“没有实质性的举措,效果不好”的学校占28.9%;在获得教育科研类荣誉或承担课题研究重要实验学校方面,“从没有”的学校比例高达50%。以上数据足可见:中小学开展教育科研在交流与“出口”方面的困境。在接受科研指导方面,以深圳市某区少数学校建立了“高校――科研中心――学校”科研共同体(即“U-D-S”),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科研指导与扶持,但大多数学校还是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主要以校内的研究力量为主。而作为学校教育科研指导与管理的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基层教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团队也严重不足,由于教研员身上承担着听课视导与其他业务活动组织等繁重的行政工作,教研员也不可能有大量的时间对学校的科研进行蹲点式的跟踪指导。既不深入研究现场,也不能与老师们一起备课、组织活动、开展研讨、收集资料等;只是利用开题报告会或中期检查会时间短短的几分钟建议,往往不能起到真正的指导作用。 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建议 对学校的建议 建议学校要建立教育科研的组织领导机构,制定学校的科研管理制度,包括科研奖励制度、科研档案管理制度、科研经费使用制度等;要做好学校教育科研的近期以及中长期发展规划,并深入地进行科学论证;要加强学校教师科研能力与方法的培训,针对教师科研方面的薄弱环节加强有针对性的指导。 对教师的建议 要做好科研,成为教育科研方面的专家、能手,研究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一要端正心态。急于求成、浮躁、功利化对科研都是不利的。二要提升素养。通过广泛阅读提升理论素养。只有这样,才能将“问题”转化为“课题”。三要掌握方法。选对了教育科研的方法,研究就成功了一半,这也是整个研究能够得以顺利、持续进行的重要条件。中小学教师开展的主要是教育改革的行动研究,研究的主要任务不在于阐释“为什么”和“是什么”,而在于讲清楚“怎么办”。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实验法、观察法、经验总结法、叙事研究等方法。四要学会合作。做好一项研究,必须要有一个团队,要有“会思”的,更要有“会做”“会写”的。 对基层教育科研主管部门的建议 建议基层教育科研主管部门进一步完善细化有关教育科研课题管理制度的实施细则,以文件或制度的形式督促学校加强对科研的投入,促进科研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化;进一步加强主管区域教育科学研究的宏观设计,做好教育科学五年发展规划;加强区域统筹的教育科研培训,安排专家深入学校一线,每个学期安排两三次教育科研方法和科研实践的跟踪指导;强化成果推介意识,搭建平台,进一步促进区域性教育科研的经验交流和成果展示。 总而言之,要让有能力、有兴趣的教师做自己想做的科研,要让一线教师实实在在地做科研、幸福地做科研,让教科研工作切实成为学校各项工作的先导,引领学校完善内部管理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作者单位: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教育科学研究管理中心) 中小学教育科研论文:区域中小学教育科研所的功能定位与服务模式探析 教育科研是教育科学研究的简称,是指人们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探求教育现象,揭示教育规律的研究活动。简言之,教育科研就是运用教育理论去分析教育现象,探索新的未知规律,以发现新现象、解决新问题、总结新规律,全面推进教育改革的实施[1]。中小学教育科研所是面向中小学校培训教师科研队伍、传播先进教育理念,建设、完善科研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有效带动和管理学校开展科研活动的专业性机构。 近年来,教育科研越来越成为促进中小学教师专业化发展和提高中小学办学水平及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但如何把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做得扎实到位,却是近年来区域教育科研所面临的难点问题。下面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对中小学教育科研所的功能定位和服务模式做简要的分析。 一、中小学教育科研所的功能定位 根据研究可以看出,中小学教育科研所的主要功能体现在服务功能、引领功能,其中引领功能是通过服务功能来落实的。 1. 服务功能 第一,以提供数据分析的结果性建议或对新的教育现象提供科学合理的理论指导等方式,为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决策服务。区域中小学教育科研所自身肩负着以新的视角和新的理念发现新的教育现象,并对这些教育现象进行理论分析和理念指导的功能,同时也肩负着采集教育数据样本,对一些热点教育问题和教育现象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为教育行政部门提供结果性建议的功能,这些功能,是教育行政决策的前提。比如海淀区教科所每年就小学六年间学生的成绩进行采样分析,为小学的减负和升学等方面的教育改革提供非常有效的建议,依据这样的建议,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的相应改革也收到良好的效果。此外,校长领导力分析报告、中小学领导干部听评课分析等,都成为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相应改革的有利依据。 第二,以学校自身需求为内容或以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推广为目的,为学校的教育教学服务。这种服务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自下而上是指学校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研究什么,培训的内容全部来自于被培训者即一线管理者的需求,这让行动更为理性,在行动中加入研究。培训内容从日常工作内容入手,切入点小而具体。比如,开学初学校需要做计划,就以“如何做计划”为培训内容;临近期末,学校要做总结,就以“如何做总结”为培训内容;学期中,学校需要组织各类大型活动,就以“如何做活动策划”为培训内容,及时满足学校和干部的需求。自上而下是指培训者在确定培训内容后,要给予科学规范的系统培训,突出专业性。研究直接指向行动,学校的行动是在研究指导下的行动。 2. 引领功能 第一,把国家的教育方针、大力弘扬和倡导的重要内容,作为研究内容,引领学校践行落实。认真学习和研究党和国家出台的重要教育文件,捕捉教育改革信息,确立研究题目和方向,率领学校开展研究。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据这样的精神,海淀区启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项目,带领70多所实验学校开展研究,目的是把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传统美德、丰富学生精神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等内容在中小学开展、落实。 第二,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进行本土化的改进和研究。欧美等国有一些较为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具体实操方法,可以课题研究的形式,将之引入中国,带领学校开展实践性的探索和研究。如“中英项目”是海淀区与英国剑桥公司合作开展的一个项目,这一项目引进英国的学校发展评估标准,通过海淀区的实验学校自行制订学校发展计划、进行实施和评估,是使学校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和发展,增强学校凝聚力,提高学校管理水平和学校领导力的项目。这个项目运用英国学校制订计划、自我评估的方式指导实验学校进行尝试,通过这个项目,让学校了解如何做自评,明白学校自评最重要的目的是帮助自己了解学校的发展现状,而不能靠外部来了解自己,让学校掌握证据收集的一些办法,体会“真实”的重要性。这样的方法,不仅把国外一些先进的做法引入国内,也使这些做法有了本土化的改造,让它能为我所用,生根发芽。此外,还与瑞典、中国香港变异教学研究专家与教师开展海淀区变异教学课题的研究,这一项目,通过同课异构、研讨会、课题培训等形式,开展课题研究,使变异教学的理论在海淀区得以实践、推广和发展。 第三,对中小学教育中薄弱和需要改进的地方,通过科研的方式,进行有效的研究、改进和推广。比如网络的普及在现代是有目共睹的,开展网上英语学习,以社区化的系统框架搭建英语学习的平台,原来是区域英语学习上的空白,海淀区2013年完成“海e社区”学习平台总体结构和基本功能开发,以课题研究的形式,带领13所项目试验校,完成包含话题学习、课业学习、课外阅读、名师讲堂、娱乐学习以及生活学习6个一级模块,30个二级模块 ,覆盖文字、语音、歌曲、视频等多媒体资源,集合排序、选择、填空、跟读、情景对话等丰富体验方式。这种实体性的科研成果,是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学习力、教育力的一种完美体现。 二、中小学教育科研所的服务模式探索 引领功能是通过服务来落实的,下面就中小学教育科研所的服务模式进行归纳和梳理。 1. 群体课题研究的服务模式 群体课题是在一定时期内,多所学校围绕一个共同关注的优秀问题开展合作研究的课题组织形式。这类课题一般会由区域教科所的专职科研人员做组织者和牵头人,由区域内多所不同类别、不同学段的学校参与组成,研究的内容多聚焦于教育热点问题或课题学校在当时、当地面临的具有共性的关键问题而开展。群体课题的选题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引领性课题,一种是落实性课题。 第一,引领性课题。中小学教育教学中会经常出现新困难、新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常常与教育行政部门和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相一致。引领性课题一般就是针对这类问题而设立的,这类课题对学校的科研发展有一种导向作用,也会为一些科研基础较好,致力于科研的学校提供自我挑战、自我发展的平台。这类课题的设立,建议参与度要广,覆盖面要大,而且应该覆盖到不同类型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学校。这类课题,重在先进理念的传播、意识的培养、途径的探索。 参与此类课题研究和培训的学校较多,但每次学校参与培训的人员不多,一般为1~2名。实验学校多,具体参与的人员少,会带来一些现实问题,比如,无法保证参与人员的长久性和稳定性,人员变动较大。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是:中小学中参与课题研究的人员多为一线教师,而教师的岗位每年都会有变化,比如有的教师调动或升职,特别是涉及班主任队伍的课题研究,有的教师由于不再担任班主任,就会脱离与班主任课题相关的研究,造成之前的研究很难延续和落实。此外,学校的主要领导对课题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也影响课题研究理念的推广和落实。 第二,落实性课题。这类课题是针对教师实际工作中具体的可操作的内容而设立的,也有根据学校的具体的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设立的。这类群体课题,建议培训的学校少,培训人员不少。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就需要每所学校有一个团队参与培训与课题研究,保证所要传达的理念和方法被团队中绝大多数人接受和掌握,以利于推广和落实。如果参与的团队是学校的领导班子,就更能保证培训不会流于形式,培训的内容不会流失了。 2. 群体课题研究的培训模式 群体课题研究多采取集中培训与跟踪培训相结合的培训形式。集中培训多由项目的负责人从理论层面进行系统讲解,再结合学校的情况,进行集中点评和指导。 集中培训的特点是:第一,培训的内容很系统。比如“如何策划大型活动”会从策划的要素:目的、主题、立意、布局、结构、流程等方面做系统的辅导。第二,注意形式的变化。集中培训密度高,时间集中,注意形式的变化,提高培训效率。 跟踪培训的特点:第一,实行专家负责制。聘请6位离退休专家,对学校进行一对一跟踪指导。这类专家社会性事务少,认真负责,不浮躁,心平气和,指导及时,落实到位。第二,参与学校日常工作。结合“伴飞项目”坚持参加领导班子每周工作例会,了解学校的具体工作。阶段性的重点工作,及时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第三,校园走访计划。项目组互相学习,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 3. 个人立项课题集中管理的服务模式 海淀区针对不同人群,设立不同类型的课题,如校长委托、特级教师、年级课题、教师课题等,针对这类课题,区域教育科研所提供的是指导与管理服务。指导指统一对个人立项的课题进行“如何选题、如何撰写研究报告、如何进行课题的开题论证和课题研究的方法指导”等方面的培训,并对个人立项的课题开题报告、中期报告、结题报告等内容,由科研员做具体的指导和修改的一种服务。 同时,区教科所又出台《海淀区课题管理手册》《海淀区学校教科室人员工作职责》《海淀区课题联系人制度》等管理文件,设立课题管理平台,对这些课题进行统一的过程性和结果性的规范管理。 4. 专家指导性服务模式 专家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为所内专家,二为所外专家。所内专家,是指导区域教科所科研员的主力和基础。培养自己的专家队伍,是区域教科所的生命线。因为这批专家,既不同于学校教师,又不同于高校的专家,他们既了解中小学的现状问题,又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是指导学校科研不可替代的力量。 定期举办科研方法讲座、培训等形式的集中学习,发挥所内专家的作用。还可借助区域教育网络、互联网、微信、飞信、信箱等信息技术,开辟多渠道的交流通道,充分利用所内专家资源为全区学校和教师答疑解惑。 所外专家,一般来自国内外高校、社会科研院所和公司科研团队等,所外专家与所内专家相比,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因此,可根据区域的实际情况,构建“所外专家库”。根据区域课题研究的不同内容、不同阶段,灵活更新和组建所外专家的指导机制。所外专家一般理论功底扎实、掌握学科的前沿动态,对提高区域科研的水平功不可没。一般在课题立项、研究过程中和研究成果的整理阶段聘请所外专家进行课题立意、选题、研究步骤、研究方法、技术线路以及进行问题的归因诊断和评估反馈等方面的指导。 所外专家指导多数采用专题讲座、集中座谈等方式进行,也可以针对某一课题,长期聘请某一专家进行跟踪指导。所外专家指导存在的一个误区就是其可能对区域内的情况在短期内全面而深刻地了解有困难,所以要扬长避短,要善于借助专家的科研规范、理论功底,将其转化为具体行动,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5. 交流展示平台的搭建 区域教育科所不是一个所的“单打独斗”,它是区域中小学教科研的凝聚优秀、领导优秀、专家优秀。其主要方式就是带领学校团队进行合作研究,教科所以构建中小学科研管理体系,强调知识的积累、转化传播、交流共享、创造开发和应用评价,为广大学校彼此交流与分享各自的科研经验、研究成果等搭建平台,围绕课题研究流程管理为中心,辅之以科研队伍和科研机构的建设,营造研究氛围是区域教科所一项主要的服务功能。 交流平台的形式是多样的,如现场会交流、研讨会交流、读书交流等方式,还有网络方式的交流,特别是搭建网络交流平台,网络交流平台一方面传递区域科研的要求和信息,另一方面支持中小学从事科研的教师把研究的相关资料和成果上传,这样的平台可以集储存、处理、检索和交流为一体,既是区域科研资源库,又是区域科研管理库,有利于区域科研管理机构对区域中小学科研内容和科研方向的整体管理和把握。海淀区的中小学教师研修网和海淀区科研管理网,在一定程度上都起到这种作用。 现场会是集中宣传某一课题学校经验的一种会议形式,这种展示交流形式,是在课题理念的引领下,学校自主探索的基础上,总结提升学校的一些适合广泛推广的模式和途径,进行集中展示和宣传的方式。比如“高中人生规划课程实践研究”课题,就不同课题学校的研究情况,分阶段地在不同学校进行了“研究性学习模式的人生规划教育现场会”“学科渗透模式开展人生规划教育现场会”“活动课程模式开展人生规划教育现场会”等,意在固化这些模式,进行展示和推广,以达到落实和推进区域人生规划教育活动的目的。 以学期或学年为单位的教科研经验总结交流会,是区域教科研阶段性的总结科研成果、交流科研经验、奖励科研骨干、总结区域阶段性教科研工作、展望下阶段工作所举办的大会,这样的大会是区域科研成果的一个重要的交流展示平台。 定期编印不同研究项目或教科研刊物,是区域教科所能够提供的另一个重要的研究交流平台。它是学校与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校际间、教师间、教师与专家、家长间的交流渠道。 总之,区域中小学教科所的功能和服务模式应该是不断探索和创新的一个过程,要通过这个过程的丰富和完善,逐步构建起区域的科研文化,以文化的力量确保区域教育科研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所) 中小学教育科研论文:试论中小学教育科研现状及解决对策 摘 要: 教育科研在解决学校教育实际问题、提升教师素质、提高教学质量、推进教育理论建设等诸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小学教育科研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中小学教师提出的时代要求。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开展,学校教育科研工作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围绕中小学的教育科研现状及解决对策等问题展开探讨。 关键词: 中小学 教育科研 问题 解决对策 中小学开展的教育科研活动已经有几十年的发展,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体系。很多教育管理人员和教师逐渐认识到,教育科研在解决学校教育实际问题、提升教师素质、提高教学质量、推进教育理论建设等诸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小学教育科研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中小学教师提出的时代要求。但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开展,学校教育科研工作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围绕中小学的教育科研现状及解决对策等问题展开探讨。 一、中小学教育科研存在的问题 如上所述,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总体上看,中小学教育科研整体水平仍不够高,远远不能适应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需要。我国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从观念上来看,中小学教师普遍存在对科研工作的认识误区。 从一定意义上说,现在部分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意识较之以前有所提高了。他们已经认识到教育科研对教育教学活动改进,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有很大帮助,认识到科研可以使教育教学理论更加完善成熟。但是,从整体而言,部分教师对中小学的教育科研工作存在许多观念上的误区。 误区一,搞教育科研是专家学者的事,是专门机构与专业人员的事。很多中小学教师认为,自己只是教书匠,充其量“传道、授业、解惑”,搞教育科研只会分散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影响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误区二,学校领导重视不够。学校管理人员只是把教育科研与评先进、评优秀挂钩,把科研工作的进行作为考核教师的手段之一。这会导致一部分教师错误地认为,教育科研只是证明个人能力的一种方式,是提高工资的一种手段,是换取名誉的一种途径。 误区三,不少中小学教师把从事教育科研工作简单地理解为的数量多少。他们盲目地通过在各种期刊上来证明自己的科研能力,甚至为了增加的数量,不惜把钱花在不知名的期刊上。 (二)学校教育科研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教育科研工作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比较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教育科研的管理方面来看,学校管理者忽视对教育科研的过程管理。很多学校出现这种情况,只重视立项和结果鉴定时的管理,忽视整个教育科研工作各个环节的监督和管理。一些教师教育科研课题申报成功,获得立项以后,科研工作就立刻进入停滞状态,申报人员将其放置一边,学校管理者也没有进行指导和管理。直至结题阶段,申报人员才开始找资料,补记录,编写研究报告,东拼西凑,整理出一套材料,拿到一个国家、省级或市级的奖状或证书就告一段落。因此,中小学的教育科研管理不能只停留在对课题的监督、检查、成果的鉴定上。 2.教师在教育科研过程中存在理论指导不足。中小学教师在日常的教育教学过程中积累丰富的教学经验,但是也正是因为此,中小学教师缺少足够的时间及时学习先进的教育科学理论。一方面,他们掌握的教育理论和方法较少或者比较肤浅,难以用先进的教育理论来指导科研工作,另一方面,即使掌握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理论或方法,大部分中小学教师也无法用他们所掌握的这些教育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遇到的教育问题,因为他们经验丰富但理论基础薄弱。 (三)科研经费不足造成教师参与科研主动性不高。 一般来说,对于各级规划的课题,相应的管理部门应给予适当的经费支持。但是,科研经费现状是,科研所需要的经费远远高于管理部门所给予的数量,中小学教师申请的科研项目要想出成果,除了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外,还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小学教师参与科研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研究成果价值偏低。 中国教育学者郑金洲曾经指出,中小学教育科研存在“有行动无研究、有研究无成果、有成果无转化、有方法论无具体方法、有定性无定量、有叙事无提炼、有课题无问题、有师本无校本、有分析无元分析”等基本问题①。 教育研究成果价值偏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许多重要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还相当薄弱,有的还近乎空白;二是教育科研对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功能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科研的宗旨是要改进实践。教育科研应该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增强教学效果服务,真正以改进教学为目的的科研活动并不多。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总体水平不高,已无法适应新形势对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工作要求。 二、针对中小学教育科研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针对上述论及的各种问题,结合国内外学者在教育科研方面的研究成果,我认为中小学教育科研要想走出误区,不断提高科研素养和科研水平,应采取以下五个方面的对策。 (一)树立正确的科研观念。 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推进,研究型教师已成为新形势下对当代中小学教师的时代要求。所谓研究型教师就是把中小学教师的日常教实践与理论分析创新相结合,促进教师专业化和研究水平的提高。中小学教师向“研究型”转变离不开教育科研。 一方面,中小学教师要认识到,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既不同教育专家的教育科学研究,又不同于一般的教学经验总结。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应该是在研究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对教育理论的充实和创新。这样,既不会把教育科研工作专家化、专门化,又不会把教育科研工作看作教学工作之外的附加工作。 另一方面,中小学教师要在发展自身、发展学校的基础上来进行教育科研工作,摒弃科研是为了“晋级评优”的思想,克服形式主义和应付了事的工作态度。广大中小学教师要认识到只有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的教学素养,提升教学水平,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二)完善教育科研的管理制度。 如何制定一套科学、完善的教育科研管理制度,我们认为,从教育科研管理制度现状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教育科研管理制度要从课题选择、评审、立项开始,到课题的检查、鉴定及奖励,整个教育科研过程需要不断完善。不能在一些教师刚开始申请课题时,学校表现很积极,整个科研过程却不闻不问,加上教师自身也很懈怠,使得整个研究过程极为松散,科研成为空谈。针对这种情况,学校要对整个科研的过程进行跟踪检查,及时督促,对不能按时完成研究任务的教师取消其研究资格,结题时不予上报。 严格申报教育科研课题的教师资格。有的教师平时教学工作质量不高,考核成绩较差,但数量不少,申报课题很积极。对于这种教学工作考核成绩不好的教师,在制度中应明确规定,在课题申报或者验收时不应给予过高评价,必要时取消其上报资格。 可以设立专门教育科研管理机构,同时打通科研、教学、教师培训之间的关系,使得教师对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同时,在申报教育科研课题时得到必要的指导,从而营造广大教师积极参加的科研环境。 (三)加强教育科学理论培训,以先进的理论指导科研工作。 中小学教育科研加强理论培训是指,中小学教师要接受教育理论的指导,用先进的教育理论武装自己,而不是对教育实践遇到的问题或教育创新进行盲目的、无计划的、随意的经验总结。具体说,中小学可以聘请教育理论工作者进校指导或组织教师积极参加各项教育培训,熟练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教育学、心理学、教学论等方面的知识,了解教育科研的基本方法、基本步骤,以理论武装自己。在教育理论的指导下,从事系统的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以此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教师的科学素养、教育素养。 (四)建立教育科研激励机制,加大教育科研经费投入。 要改变中小学教师进行科研工作的功利思想,调动中小学教师参与教育科研的积极性、主动性,就必须建立教育科研激励机制。通过教育科研激励机制,引导中小学教师端正进行教育科研的态度,积极投身于教育科研实践。 一方面,学校必须本着公平、公正、客观的原则来评价成果的价值,不能根据发表文章数量来评职晋级,否则会挫伤一部分真正想从事研究的教师的积极性,影响研究结果的价值和实用性。 另一方面,学校可以设立“教育科研专项基金”,为中小学教师提供充分的科研经费支持,使教师在从事科研工作时无后顾之忧,从而提高教师从事教育科研活动的积极性。 (五)重视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科研成果价值偏低是当前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工作较为普遍的现象。很多教育科研成果对教育实践中急需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未涉及或未作深入研究,大部分提出的研究成果仍然是口号式的,虽然有些道理,但是可操作性很低,实用价值不大。事实上,评价一项科研成果是否具有价值应该看其对本校甚至中国的教育教学工作的改进是否有帮助,其现实意义尤为重要。 只有科研成果面向实践,才能发挥应有的价值。因此,教育科研成果是否运用到学校实践中去,是判断教育科研活动是否具有价值的关键。当然,只有通过教育科研活动,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 苏霍姆林斯基有过一段经典的言论:“如果你想使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快乐,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艺术,那就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的这条幸福道路上来。”在目前如火如荼进行的新课改过程中,“研究型”教师的理念已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教师通过参与教育科研活动,一方面解决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形成新的教育理念;一方面提高教学水平和自身素质,另一方面推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改进。中小学教师参与教育科研工作已经引起了相当多学校和教师的高度重视。 中小学教育科研论文:关于改进中小学教育科研现状的思考 内容摘要:目前我国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中存在一些显著问题,比如对教育科研工作认识不充分,在科研实施过程中存在理解偏差,项目管理不够科学等,这些问题也制约了我国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应转变思想观念、进行准确定位、构建有效管理机制等措施来改进我国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的现状,促进其向更为积极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中小学 教育科研 现状 对策 随着新课改的全面推进,我国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也实现了较大的发展,此项工作也成为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提升教师教学水平的重要力量。但是,目前我国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中依旧存在一些较为显著的问题,亟需作出改进,促使其向推动中小学教学教学的有利方向发展。 一.我国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的现状分析 1.认识理解方面存在偏差。当前,中小学领导作为工作实施的指导者,中小学教师作为教育科研工作的践行者,两者对教育科研工作均存在认识、理解不足的现象。在对教育科研的认识上,中小学教师普遍存在一些不良倾向,比如重视不足,领导不力,很多人仅仅只是停留在计划中、书面上。此外,也有部分中小学教师认为教育科研工作是专业研究人员应负责得事情,自己做科研会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等等。 2.实施过程方面存在缺陷。在取得项目立项后的实施过程中,部分教师对课题立项、开题、结题等过于关注,而相对忽视了课题的研究过程。一些教师参与课题积极性很高,但由于其教育理论素养有所欠缺,也未经历过专门的教育科研相关知识培训,对教育科研程序、步骤等掌握不到位,往往导致项目研究流于形式,不够深入。此外,也有一些教师相关知识储备不足或参与目的不纯,诸多因素综合起来形成了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实施瓶颈。 3.科研成果方面缺失应有作用。部分教师对于教育科研项目要么懒于参与,要么带着投机主义、功利主义参与,要么相关理论知识欠缺, 导致科研成果成为注水化的理论空洞或总结,不具备实践应用价值,要么不少,也获得很多课题结题,但可以在教学中得到真正转化、运用的却少之又少。很多科研成果成为个人评职评优的工具,未能切实解决我国中小学教育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4.课题管理方面偏离正确方面。我国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课题管理工作目前是由两类部门负责, 一是教育部门或科研院所等来负责课题的颁布、评估等,二是学校本人在课题实施过程中对课题进度予以指导、监督等。当前, 教育主管部门在中小学科研课题的制定、批复、评估等方面存在管理落后、推广乏力、评估不合理等问题,也导致相关课题立项困难、立项偏差、课题分布严重不平等、成果数量大于成果质量等诸多问题。 二.改进我国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的几点建议 1.进行科学定位。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定位科学是该项工作有序进行的必要前提。对中小学教师而言,教育科研是一种促进其教学工作、提升教学能力的宝贵经历。中小学教师是教育科研工作的主要参与和实施者,因此,其首先应被定义为一种以师为本的工作。中小学教师不是专业研究人员, 其工作的宗旨是教书育人,因此就决定了这项工作应在具体教育实践中进行,这项工作应是为教师的教育教学而服务的,这项工作应作为一种立足于学校的行动和应用研究。 2.端正科研态度。作为教育科研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中小学领导层应端正思想认识对教育科研工作抱以充分重视,鼓励和号召学校教师参与到这项工作中,同时不能为处于形式主义的考虑而争夺项目归属,导致正常的教学工作受到消极影响。对于部分存在错误理解的教师也应及早转变错误观念,既要J识到教育科研的重要价值,让积极参与这项工作形成自己的主动认识;也抛弃单纯的出于考虑评职评优晋级才从事此项工作的功利主义理念,坚守教育科研的根本意义。 3.强化培训力度。针对一些中小学教师在科研方面理论素养欠缺、科研知识不足的现状,应不断强化对教师培训力度。应强化教师在教育科研方面的基础知识学习活动,帮助他们正确认识此项工作对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帮助他们正确认识中小学开展教育科研工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帮助他们正确认识此项工作对他们提高自身职业素养能力和教学实践水平的重要意义。这样可以帮助教师准确把握教育科研的最新方向,选择最适合的切入点,把握住教育发展的最新热点,提高科研成果水平。 4.构建有效管理机制。学校应设立专门的科研管理机构并保证其地位独立,不会轻易遭受其他事务干涉。同时应构建与教学制度相契合的完备的科研管理制度,制定和实施可以真正引导教师积极主动参与到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有效政策,营造良好科研环境。只有真正可以改善中小学教师教育教学实践,可以真正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项目成果才是一项优秀成果,才能够真正彰显我国广大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的价值体现,才真正需要进行推广。基于此,必须通过科学的管理制度来提升教育科研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 促进所形成的研究成果能真正应用到我国广大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中去。 (作者单位: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阿吉镇中心小学) 中小学教育科研论文:区域推进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策略与方法 区域推进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必须立足本区实际,明确区域推进的思路,探索推进的策略与方法,最终形成区域教育科研推进的西湖范式。这是我们的追求。 一、依托课题研究,引领区域教育改革和发展 1.区域龙头课题引领发展方向 西湖区教育行政领导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科研先导的理念,围绕区域教育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设计区域龙头课题并亲自组织课题研究。2011年以来,西湖区教育局领导牵头的课题就包括“内驱外引:区域提升教师专业水准的策略研究”“构建孩子想象的现代学校的实践研究”“促进区域优质均衡发展的紧密型教育共同体的运作机制研究”等。这三项课题的成果均荣获浙江省教育科研成果评比一等奖,并出版了2部专著。这些课题不仅提升了教育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教育改革的有效性,同时也在区内发挥了良好的示范表率作用。 2.组织开展系列专题研讨活动 立足区域实际,在调研中提炼研讨主题,共同解决学校发展难题。以钱局长主持的省重点课题“传承・共融・创新:区域推进义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的实践研究”和黄志元副局长主持的省规划课题“促进区域高位均衡的紧密型教育共同体的运作机制研究”为载体,分别开展了一系列专题研讨活动,如,“一校一品:学校特色建设经验交流”“合作组有效学习的策略与评价”“特色课程建设”“美丽学校建设研讨”等,这些研讨活动都有效地推动了课题研究,有利于西湖区教育的均衡发展。 3.围绕主题深入开展专题调研 为提高科研工作的实效性,区教师进修学校教育研究开发中心每年都会组织一次专题调研活动,并撰写出调研报告。2013年,_展了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状调研;2014年,开展了西湖区中小学课改实验学校的现状调研;2015年,组织开展西湖区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现状调研。实践证明,开展专题调研活动,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情况,提出更多符合实际的建议,更好地为教育行政决策服务,同时也为课题研究提供了科学有效的依据。 4.积极培育学校优秀课题 要求校长在每一个五年计划时间段内,除了要自己承担1个课题研究外,还要推广1个课题成果,开发1个新课题。所研究的课题要有引领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推广的课题要有适切性、方向性和可操作性;开发的课题要有前瞻性、创造性和校本性。同时,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学校特色建设项目、省市级课题研究或独立承担子课题研究任务。 二、创新科研实践,开展富有区域特色的教科研活动 1.组织开展学术节活动 西湖区教育系统学术节围绕“以生为本、以学定教、共同发展”的宗旨已成功举办了两届,目前第三届学术节也已进入尾声。每一届学术节都紧跟教育改革的步伐,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高层次的理论引领、精彩的课堂展示、名师论坛、优秀成果推介活动等。学术节由开幕式和主题活动两大部分组成。开幕式上,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张丰和北京市翠微小学许培军校长分别作了关于课程改革的主题报告。主题活动,包括“课程改革研讨活动”“课改课堂节展示活动”“创建新优质学校研讨活动”“优秀科研成果推介活动”等。 2.开展教育科研大讲堂活动 近两年,西湖区分别在翠苑中学、竞舟小学、求是教育集团等学校组织了十余次科研大讲堂活动。科研大讲堂活动形式多样,有课堂展示、圆桌论坛、观点报告、专家讲座等。科研大讲堂在规范学校课题研究,提升教师科研能力,促进区域教科研均衡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3.组建同类课题研究群 对正在研究的课题进行了梳理和统计,把研究领域相近的课题整合成课题群,如,课程建设、美丽学校、智慧教育等课题研究群。依托课题群,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联动式”“联盟式”“主题式”等多种形式的课题指导活动。 三、优化科研管理,提高教育科研工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1.研制“科学公正”的评审制度 近两年,我区逐步完善了科研成果(论文)评审机制。成立了中小学教育教学论文评审委员会,同时,根据评审工作的需要设立若干个评审专项组;按学科类别,分别建立初评委与复评委专家信息库;构建了科学合理的论文(成果)立项课题的评审标准;成果(论文)评审工作“背靠背”,同一类别初评、复评和同一组杜绝同校专家,防止个人学术权力蔓延;区教师进修学校与中国知网签订了合作协议,对我区第28届教育教学论文拟获奖名单(一、二等奖)进行了,有效遏制了学术不端行为,净化了学术风气。 2.开展“条块结合”课题申报 “条”上集合广大教师的智慧,各中心、各部门、各学科,根据自己的工作进度,提供课题研究申报目录;“块”上我们以区域重点课题为基础,延伸出了众多的子课题,同时列出各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供教师研究。通过召开课题申报会议和网上报名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动员广大教师参与课题研究,努力提高立项课题的方案质量。 3.进行“线上线下”成果推介 一是分学科分类整理获奖科研成果的电子稿,并及时上传至网络FTP上,方便全区中小学教师学习,实现区域优质资源共享;二是区域层面综合推广、分学科、分类推广;三是组织形式多样的优秀成果推介活动,各学科整合、校内外结合、共同体融合、地区间联合等。 4.创建“量性结合”的科研评价 创建并完善了《西湖区教育科研考核评价指标》。西湖区教育科研评价采取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分自评、复评、终评三个阶段,确保评价工作的公正、公开、公平。我们既评价科研业绩,立项率、参与率、结题率、获奖率;又评价科研态度、科研过程,分别从领导对教育科研的重视程度、科研机构的健全程度、科研工作的开展情况、科研成果的推广情况等四个维度进行评价。 四、加强科研指导,提升区域教育科研服务质量与水平 1.加强各级课题申报立项指导 一是制定课题申报目录。根据前期调研结果,结合我区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区教师进修学校教育研究开发中心分门别类的制定课题申报目录。二是跟踪指导省市规划课题的申报。通过召开课题申报会议和网上报名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动员广大教师参与课题研究。在区级立项初选的基础上,与课题负责人沟通,按照申报要求,从技术层面对各级课题申报方案进行逐一审核,严格把关,保证课题方案的质量。 2.加强课题过程化指导 一是开展立项课题负责人培训。以“培训研究人员、规范研究过程、交流研究经验、提高研究质量”为目的,通过教科专家引领、“本土”专家观点报告、优秀成果推介、分段研讨交流等方式,提升课题负责人的科研能力。二是深入基层学校,指导课题研究。定期到基层学校对各级立项课题进行中期检查,加强课题的过程化指导。三是实施课题记载手册管理制度。申请结题的立项课题,记载手册必须接受教育研究开发中心的检查,通过后方可结题。四是开展“点面结合”中期交流活动。积极组织开展省市规划课题与区重点课题研究成果中期监测。 3.重视对课题成果提炼的指导 一是依托课题群,有针对性地开展“联动式”“联盟式”“主题式”等多种形式的课题研究成果指导工作。二是实行定人、定时、定向的帮扶原则,对相关课题成果进行全方位的指导,尤其是对部分未在区获奖的课题成果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可以是网上交流,也可以是面对面的交流,有时还要深入到一些薄弱学校进行专项指导。三是定期开展省、市规划课题结题成果集中交流活动,邀请省市级科研专家对课题研究进行过程指导。 4.强化对科研室主任的业务指导 我们非常重视科研主任会议,不仅有工作上的布置,业务上的指导,还会针对下一阶段的重点工作,穿插一些专题性的小讲座。如,10月份举行专题论文评比;9月初的科研室主任会议上穿插讲“教育教学论文的撰写”;3月进行科研成果评比和课题立项,会上穿插讲“课题申报与报告撰写”等。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我区的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与突破,实现了三个转变,即教师观念的转变,从对科研的畏惧到主动参与科研;科研内容的转变,从单一的课题研究到以普及科研知识方法为主的培训活动,以强化过程管理为主的中期交流活动,以展示成果为主的展示活动,以成果为主的推广活动;活动形式的转变,有交流观摩、现场研讨、网上论坛、科研导等。积累了一些经验,形成了“专业引领、全员参与、校本特色”的教育科研新格局。 (作者单位:浙江杭州市西湖区教师进修学校) 中小学教育科研论文:中小学教育科研选题及表述注意要点 问题通常以日常用语呈现出来,而课题需要用专业的学术用语呈现,并要清晰表达不同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明确研究途径,形成研究思路,以此来提高课题成功的概率。 中小学教师开展的教育科研课题研究,主要是一种实践性研究,其主要目的是解决教育教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促进自身专业成长,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选择和确定课题是教师进行教育科研课题研究的首要环节,并且是最关键的一环,因为它基本决定了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从提出问题到研究课题的过程中,需要教师做进一步的深加工。问题通常以日常用语呈现出来,而课题需要用专业的学术用语呈现,并要清晰表达不同概念之间的逻辑P系,明确研究途径,形成研究思路,以此来提高课题成功的概率。 选择研究问题 一般认为,中小学教师进行教育科研课题研究的基本条件包括:对教育事业真挚的热爱、一定的研究意识、较好的观察能力、严谨的理性分析能力、学习与寻求帮助的能力、沟通合作能力等。为了破除“教师科研神秘化”的怪圈,笔者曾经以对向日葵生长的研究为比喻,作图说明,如图1所示。 根据背后的研究逻辑,研究问题可以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即“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与“如何评价”。研究“为什么”的问题,在研究内容上一般表述为研究事物的价值、意义、功能和作用。研究“是什么”的问题,就要围绕事物的内涵和外延去研究,研究组成要素、框架结构等。研究“怎么样”的问题,一般就要聚焦在方法策略、手段路径等方面。研究“如何评价”的问题,一般表现在标准、指标、体系等方面。只有弄清楚自己的研究意图,确定研究问题的层次和类别,才能把握住研究问题的实质与优秀,并据此设计研究途径,选择研究方法。要开展一项成功的教育科研课题研究,选择好研究问题是关键。 1.研究问题应集中在日常的教学实践当中。正如《研究是一门艺术》一书作者所说:“日常的研究通常不是从空想一个题目开始,而是从解决一个碰巧遇到的实际难题开始,而这个难题如果未解决则意味着麻烦。”一线教师应该尽量避免抽象的思辨式理论研究,而是应该选择如教材处理、教学设计、课堂教学策略、学生的行为规范、班级文化建设等问题开展实践研究。 2.研究问题应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也就是说,教师在选题或提出研究问题时,要能够选择那些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可以被研究、完成的问题。因此,研究问题一定要有针对性,切入点要小,研究点要聚焦,研究范围要小,研究目标要明确。如 “基于问题学习的教师校本培训课程设计与实践”就是聚焦“问题学习”这一关键载体进行校本培训课程设计与实践的行动研究。“高中数学优秀素养培养策略与评价研究――以数学建模为例”将数学优秀素养培养与评价聚焦到数学建模上,这就避免了大而全、面面俱到的研究问题,更具有可行性。需要注意的是,切入点小的课题,研究结论要体现深刻性,能够启发自己或其他研究者进行相关的进一步研究与实践。 3.既要有时代意识,把握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的新政策、新要求,思考教育教学的热点和难点,又要有个性意识,充分体现教育行动或经验的“独到之处”,善于把“独到之处”挖掘出来,否则就谈不上研究的新意。如“基于优秀素养培育的STEAM校本课程开发与应用研究”这个选题,就抓住“优秀素养”“STEAM课程”两个热点,研究通过STEAM跨学科校本课程培育优秀素养的内容和途径,体现了研究的时代特点。资深的研究者还会从其他人已经研究过但尚未被彻底回答或未被正确回答的问题处展开研究,并且善于抓住问题本质。如“基于‘学习动力指数’测试分析的学困生转化研究”就是利用新的测试工具对学困生转化这一“老问题”展开的新研究。 明确课题名称 选题确定后,确定一个好的课题名称非常重要,一个独特、新颖、真实的题目会让人过目难忘。研究问题的明确化和表述的清晰化,是教师在进行课题研究时需要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课题研究接近尾声时,教师才开始明白自己研究的是什么。因此,从心理上做好开始课题研究工作的准备,消除可能出现的焦虑的最好方法,就是在对课题名称的准确表述上下功夫。 研究相似问题甚至是同一问题,不同的课题名称所指向的研究方法与具体措施往往可以有很大的差异。《学校教育科研新论》一书中有这样一个案例:“……有一位老师申报的课题是‘教会小学生合作学习的研究’,这样的课题如果改成‘引导小学生学会合作学习的研究’,虽然只是改了寥寥几字,但体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教育理念,差别十分巨大。而题目改变了,研究的方法和采取的各种教学措施必然也会随之发生巨大的改变。” 美国学者布斯等认为,可以通过思考“我在研究……”“因为我想要找出……”“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三步骤来帮助研究者找到并表达自己想要大家认可和重视的课题。在课题研究计划开始之初,研究者可能没有办法顺利通过为自己课题题目命名的第一步,但是可以通过经常询问同事、同学或朋友来检验自己的研究进程,从而强迫自己去质疑题目――这往往会帮助自己知道已经进行到何处,以及还有哪些工作有待完成。 1.从完整性方面考虑,研究课题的名称一般包含三个要素: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如《学校教育科研新论》一书中有这样一个题目:“小学生健康人格的基础性培养的实证研究”,其中的“小学生”即研究对象,“健康人格的基础性培养”即研究内容,“实证研究”即研究方法。如果此课题有相应子课题,其研究对象可以分别细化为“小学低年级学生”“小学中年级学生”“小学高年级学生”等。 2.拟题形式上以“研究”等字眼为特征,用词上要讲究科学严谨,不用感性的或不确定的词语。大多数中小学教师的研究课题题目会以“……的研究”的格式出现,而这样的研究课题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一般会以“行动研究法”为主,可以默认为是“行动研究法”。如果研究课题采用的是其他研究方法,如个案法、调查法、实验法等,那么题目上就应该以“……的个案研究”“……的调查研究”“……的实验研究”等形式出现,以示区别。 3.应该尽可能用一句话(陈述式句型)具体描述课题的名称,表述不能含糊笼统。课题名称表述不同于对一个问题的表述,也不同于论文题目的表述,不能用口号式、结论式、疑问式句型。课题名称表述不能太长,虽未严格限定字数,一般是20字以内的复杂的偏正词组。在实践中,有些教师常常运用“简缩替代法”来变换题目描述,如“基于‘J课堂’教学的学习分析的行动研究”“基于CLASS诊断性评价的职初教师课堂互动能力的研究”“普通公办小学‘4+1’课程模式的构建和运行研究”等。 当然,教师也可以利用一些快速的方法来帮助自己确定课题的名称,比如阅读近期的文章或浏览互联网上对相关领域研究的介绍。 总而言之,科研选题与课题名称的表述是我们从事教育科研课题研究的基本功之一,要引起教育科研工作者足够的重视。学校教育科研管理者如果能合理引导、积极指导,就可以让学校教育科研成为一所学校、一门或多门学科打造特色品牌的重要途径,为学校可持续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 作者单位:上海市虹口区教师进修学院 中小学教育科研论文:城镇化背景下区域农村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评价机制研究 摘要:城镇化背景下区域农村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评价机制是基于城镇化背景下,县级教育科研主管部门(或学校)等考评主体对照工作目标或标准,采用科学的考评办法,对区域内科研项目的完成情况、实施过程、效果及影响给予评定的一种评价机制。根据评价内容的侧重点,可分为学校科研管理组织评价、课题研究评价、学术团队评价、组织成员评价四个类别。 关键词:城镇化;农村中小学;教育科研;评价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和发展,农村中小学校的办学条件有了很大改变。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科研网络的形成和逐步完善,使中小学教师参与教育科研已经成为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当前,中小学教师科研意识和能力逐渐增强,教师参与课题研究的热情日益高涨,教育科研在教学教改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由于缺乏规范的教育科研管理制度和评价机制,致使县级教育科研管理部门对课题研究的工作指导、督导力度不够,课题验收标准较低,学校课题研究工作还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意和盲目性;教师在做课题时,计划性不强,操作不规范;许多课题的开题、实施、指导、结题、验收等过程管理未落实,出现为研究而研究的现象,导致科研过程不真实、过程监控不到位,课题研究质量不高。 中小学教育科研评价机制是中小学教育科研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整体的目标和结果为导向,通过过程的跟踪与调控、行为的改进和结果的评价等系统的过程管理,明确科研组织管理的职责和任务,强化科研管理组织内部的激励机制,激发研究团队和成员的工作热情与工作潜能,优化科研管理组织的人力资源配置,实现管理组与学术团队、成员的预期目标的一种管理机制。通过对学校教育科研工作、课题完成情况等作出科学公正的评价,可以更好地规范中小学教育科研行为,提高课题管理水平和研究效率,推进创新团队建设,推动区域中小学教育科研向前发展。 目前,我国中小学的教育科研评价机制的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对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工作进行科学评价的问题尚未提升到应有的位置上来,这对广大中小学教师从事教育科研的积极性和教育科研工作的深入开展都是不利。从这个意义上讲,城镇化背景下区域农村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评价机制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二、城镇化背景下区域农村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评价机制的基本内容 城镇化背景下区域农村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评价机制是基于城镇化背景下,县级教育科研主管部门(或学校)等考评主体对照工作目标或标准,采用科学的考评办法,对区域内科研项目的完成情况、实施过程、效果及影响给予评定的一种评价机制。根据评价内容的侧重点,可分学校科研管理组织评价、课题研究评价、学术团队评价、组织成员评价四个类别。其基本操作流程如下: 第一步,制定规则。教育科研管理部门根据中小学教育科研评价的科学性、发展性、客观性、准确性、可行性、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等原则,结合本区域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实际需要制定评价规则,包括制订评价工作方案、设计评价调查问卷、设计评价指标体系、评价量化表等。制定规则要广泛听取学校领导、专家、教师的意见,集思广益,不断修改完善,使规则真正能够对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起正面的、推进作用。 第二步,实施评价。实施阶段是教育科研评价的关键阶段,它根据不同评价类别采取不同的步骤和方法。比如: 对学校科研管理组织的评价,可以采取先由学校对照由“中小学教育科研评价量化表”的内容进行自评,得出相应的分值;再由县教科研管理部门在查阅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参照自评分得出考评分。 对课题研究的评价的步骤,首先,由课题主持人提出结题验收或结题鉴定的申请并提交结题材料;第二,科研管理部门审核结题材料,确定是否可以结题;第三,科研管理部门召集评审专家、各课题组成员举行结题结题;第四,评审专家参照对应的鉴定或验收的评审标准,给出一个评审等级以及具体的评审意见。 对学术团队的评价,一般采取调研统计和资料分析的方法,通过定性与定量的方式来评价团队学术。一是定期调查统计区域内课题研究团队的情况,可以从课题与、课题与教师专业成长、课题与教育教学质量、课题与获奖情况等进行考评。二是在审核课题档案资料时,对有关人员专业发展的材料重点关注,如课题组成员在研究过程中的自我成长、自我发展和自我反思等。 对组织成员的评价,一般采取评选教育科研先进个人的形式来进行,其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参与者课题研究的数量、论著、获奖情况等。 第三步,提供反馈。一般通过上级教育科研管理部门下基层(学校)进行专项课题调研来达成的,包括面谈和书面形式。 第四步,推动改进。通过教育科研的评价,全面、客观地分析区域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的开展情况,对于在评价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个别性问题,主要采用有针对性地到学校调研、个别辅导等方式加以解决;对于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采用专题培训、讲座的方式加以落实。 三、城镇化背景下区域农村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评价机制实施条件 1. 综合运用多种评价方法 教育科研评价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定性评价方法。专家针对科研活动的情况,按照一定的标准给出评价结论;二是定量评价方法。主要评价科研活动的产出和科学研究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价指标主要涉及报告、专利、专著、经济收益、社会效益等;三是综合评价。将定量和定性的手段有效结合,如综合调查评价、案例研究评价等。 中小学教育科研评价具体方法的选择以及综合运用取决于组织管理的文化特征,评价的目的、对象、成本以及管理者的能力态度等。任何一种评价方法都有其具体的使用范围和相对局限性,因此,在具体选用评价方法时,要依据评价的(上接第75页)要求和目标,考虑各种方法的配合应用,提高评价的准确度和可信度。 2. 评价方案和标准的制定要做到公开开放 评价方案和标准不能只是教育科研管理部门单方面设定,而是应该广泛听取与被评价方意见。只有这样,才能使制定出来的方案和标准得到上下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确保评价标准客观、公正、降低因对评价结果不认同而导致的冲突。 3. 评价方案要做到可操作 任何一次评价,都要充分考虑客观环境所能提供的时间、财力、物力、人力等,要充分考虑到它的可操作性。从内容上来看:一是数据资料是可以获得的;二是数据资料尽量量化;三是设置的指标体系要尽可能简明扼要、要点突出。从方法上来看,要充分考虑目标和职能两方面的要求,寻求成本与效果的最佳结合点,满足区域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现实与发展需要。 4. 实行全面和动态的评价 教育科研评价不仅要关注具体的业绩结果,更要关注业绩形成过程的行为和态度。评价本身也是动态的持续过程,所以不能孤立地对某一具体环节进行评价,而应将评价放在整个管理系统中考虑,重视评价前期与后期的相关工作。 5. 评价要及时反馈和总结 评价后的结果要及时反馈,好的业绩结果要认真总结和推广,不足之处要加以纠正、弥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教育科研评价的作用,才能促进区域中小学教师教科研能力和学校教育科研水平的整体提升。 (作者单位:广东省博罗县教育局教研室 516100)
档案专业论文:档案管理人员专业素质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住房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在新形势下的房产档案管理也需做出相应的调整。而计算机在高校管理中的普遍应用正为高校房产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准备了条件,利用信息化管理手段来管理房产档案,是提高高校房产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从高校建立房产档案信息化管理的困难入手,探讨了房产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建设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高校、房产档案、信息化 高校房产管理是高等学校的房管部门对学校房屋财产、教职工住房以及与之相关一系列事务进行的管理工作,是高校管理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档案是很重要的信息资源,在高校中,作为档案众多门类中的房产档案,是学校房产管理部门在房产权属登记、调查、测绘、产权转移、房屋变更等房产权属管理工作中直接形成的有保存价值的房产历史记录,是房产权属登记管理工作的真实记载和重要依据。随着计算机在高校管理中的普遍应用,如何将现代信息处理技术与房产档案管理相结合,提高房产档案的利用价值,已经成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在高校建立房产档案信息化管理的困难 1.1领导重视不足 重视程度不足是目前影响我国高校房产档案管理信息化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问题。许多高校管理人员对高校档案管理信息化的内涵和重要性认识不足,许多档案资料其实只是处于长期堆放的状态,没有及时整理归档,更谈不上利用。一些领导往往管理观念陈旧,而工作人员也并不习惯于在网上了解信息,不接受网络办公的方法,依然习惯于传统的管理观念和方法,习惯用传统的手工操作方式处理房产档案信息。 1.2技术手段落后 目前很多高校房产档案管理部门的电脑应用仍然停留在文字处理、财务管理等数据处理上,无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应用水平,还是互联网的认知度、参与度等都远低于其它行业。大多数高校的房产管理部门的工作方式基本上是接收移交档案,编目立卷、存储入库、查阅调卷,档案馆类似于资源仓库。管理介质绝大多数仍为纸质档案,光盘技术和机读方式虽然已经有运用,但十分有限,数据库的建设与当今信息传输技术的要求相差甚远,档案部分应发挥的作用远远未能有效挖掘出来。 1.3档案管理人员专业素质不高 目前高校的档案管理人员专业素质水平差异比较大,缺乏协作精神。采用网络化办公以后,管理部门之间需要相互提供有用信息,才能达到方便、快捷地办公目的.但如果其中一个部门不及时更新信息,没有专人维护,就无法查询到最新资料。目前高校中各个办公室的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人员素质差异大,很难达到信息共享。这就使部门间网络化办公的力度大大降低。 2.如何建立高校房产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建设 2.1提高对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认识 要建立完善的档案信息化管理,首先要充分认识加快房产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意义。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档案内容的多样化、档案载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计算机、多媒体、光盘以及缩微技术等的广泛应用,使传统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手段已不适应时代的变革,我们应认识到,以计算机及档案管理软件等管理应用为主,利用计算机、缩微机、扫描仪甚至互联网等对档案进行检索、存储和管理,是档案管理手段发展的必然趋势。房产档案信息化是现代社会进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房产档案作为社会信息业的组成部分也必须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否则就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运用现代信息处理技术手段来开发房产档案信息资源,必将极大地提高档案资源的开发能力和利用效率,使房产档案管理的各个方面发生深刻变化,促进房产档案管理整体水平明显提高。 2.2推进房产档案馆数字化进程 实现房产档案馆数字化是房产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建立健全数字房地产档案馆,首先要把握好节点有偿访问。一般性查询、检索无论传统服务还是远程服务均可无偿义务提供,但网上深入查询或特殊专题检索、下载等应为有偿服务,对于科技成果还应收取成果转让费。另外,关于档案开放范围和权限问题,要设立相应的访问权限,对于那些可以对公众开放的档案,公众可在公共网上查询、利用,而只可对内部人员开放的档案,只能通过上内部局域网查询利用。开放数字房产档案馆的建立必将会进一步提升房产档案馆的宣传、教育、服务和经营功能。 2.3完善房产档案信息归集、检索系统 为了全面、准确地收集信息,就要将房产档案信息系统与房产交易系统有机地结合,将房产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房屋产权信息自动归入房产档案信息系统,形成文本信息;另一方面要利用扫描仪、数码相机等先进设备将有关资料以图像信息方式归入房产档案信息系统;原始档案数据进入计算机后,再利用计算机强大的分类、组合、检索、调阅、复制等功能建立起完整准确的房地产档案数据库。由于房产产权频繁异动的特点,房产档案的更新速度很快,因此在档案数据库的更新、管理、维护上要实现实时控制,保证房产档案信息与房产产权状况的同步变动,这是房产档案管理的优秀所在。由于高校房产交易涉及面广,这就要求建立高效的房产档案信息检索系统。由于司法查封、抵押登记、房屋租赁、房产交易等不同业务的特点不同,对房产档案信息要求也不相同,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多角度的档案检索系统。要充分利用计算机强大的检索功能,将房屋坐落、产权人姓名、房屋面积、交易时间、产权状况等房屋产权管理中的每一要素都作为检索点,编制各种检索工具,形成计算机检索与手工检索互补的档案信息检索体系,实现万能检索,从而提供高效、便捷的查询服务。 2.4建立准确的房地产档案数据分析系统 房产档案信息不仅要满足产权人产权交易的需要,而且也应该为高校职能部门进行宏观调控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这就要求必须建立一整套房产档案数据分析系统,以便管理人员能够从多角度对房地产产权产籍数据进行分析、整理。通过数据分析系统对房地产市场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的判断,以便相关职能部门能够及时运用相关调控手段,使学校房产需求保持基本平衡、结构基本合理,达到科学决策,回避风险的目的。 2.5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档案信息化管理的日趋完善,要靠掌握现代化技术和管理方法的档案专业人员来实现。档案工作者不能满足于现状,应正视自己的业务水平、组织管理能力等方面的欠缺,主动、及时地提升自己的政治理论知识、相关科学文化知识和档案学知识,做到依法治档,使档案得以安全保管和科学利用,要加强学习业务文件和各级档案专业刊物,明了档案管理的法律法规,及时贯彻落实有关档案管理的新规定,执行新规范,密切注意国内外档案工作的发展动态,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不断提高管理水平,促进档案事业逐渐实现法制化、规范化,推进档案工作的发展。推广使用新归档方法,减轻档案工作量和劳动强度,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实现档案管理的现代化,是我们不可回避的责任。管理人员要充分利用计算机与档案管理软件,对档案的收集、存档、查找、借阅甚至统计等等实现电脑化的规范管理,提高档案的存储和处理能力,为相关部门提供方便、快捷、及时、准确的参考信息,充分发挥档案的信息服务功能。 3.小结 房产档案管理信息化是先进科学技术手段和科学管理方法与传统的档案管理方式的有机结合,是新形势下房地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运用现代信息处理技术手段来开发房产档案信息资源,必将极大地提高档案资源的开发能力和利用效率,必将使房产档案管理的各个方面发生深刻变化,使房产档案管理的整体水平明显提高,大大减少了房产管理工作人员的投入.降低了联系渠道的费用支出,缩短了大量事务的处理时限,使高校房产管理人员在有限的时间内得到充足的信息,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效率。 档案专业论文:卫生防疫专业档案编研工作论文 随着我国卫生防疫事业的蓬勃发展,各级卫生防疫站的档案工作也逐步走上了规范化、科学化管理的轨道,特别是自档案目标管理活动开展以来,更是将档案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卫生部“等级站评审标准”,将档案管理晋级达标做为等级站评审申报的先决条件之一,明确地列入其中,这就极大地促进了防疫站档案工作的发展。仅以我市为例,我市区县站中目前已有十三家区县站晋升了市级先进,两家达国家二级,市防疫站也于96年晋升为国家一级。随着档案工作的升级发展,研究如何提高档案编研工作,深入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已成为各卫生防疫站档案工作中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我站在开展编研工作时,在突出卫生防疫专业特色上做文章,使编研材料有很强的专业性、实用性,受到业务人员的欢迎和好评。在工作中我们体会到,要开发有卫生防疫特色的档案编研材料,要抓住以下几个环节: 一、以业务档案为编研工作的主要对象 卫生防疫站在以开展卫生防病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中,形成了大量的文书、业务技术、科研、基建、设备、会计、教学、声像、实物等档案材料。但由于卫生防疫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故而反映与记录此项工作的主要载体棗业务档案也就具有了极强的专业性。此外,卫生防疫在业务上又具有连续性的特点,对疫情流行规律的认识以及在开展公共卫生的监督监测的过程中,都必须以业务档案为依据。因此,在开展档案编研工作时,应首先从业务档案入手,编研材料才可能有专业特色,才能更有效地为站开展卫生防病、监督监测工作服务。 二、选题要围绕业务上的主要任务 档案编研材料要有特色,要把好选题关。选题应围绕和反映单位的中心工作和主要业务活动。脱离业务工作的选题,就谈不上编研材料的专业性。为此,档案人员应做到两个了解和掌握。 1要了解和掌握单位的中心工作 在安排全年的档案编研工作时,首先要摸清单位档案利用需求的趋向,以此来确定编研选题,从而确保编研材料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单位实际工作的需要。然而,对档案的利用往往都围绕着单位的中心工作,因此,只有了解和掌握单位的中心工作,才能对当年的编研工作的开展做到心中有数,才能确保编研选题在大的方向上与单位的中心工作保持一致,不偏离利用需求,更好地服务于中心工作。如我站近两三年来的中心工作是为申报省市级一级站评审做准备工作,而等级站评审标准要求各科出具近十年、五年的监督监测数据的综合分析。对此,档案室及早做出反应,在制定编研计划时,就安排编制反映这一内容的编研材料,为及时满足全站的利用需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要了解和掌握各项业务工作内容 卫生防疫站的主要业务是开展传染病、地方病的预防和管理以及食品卫生、环境卫生、学校卫生、放射卫生、劳动卫生的监督监测。档案人员在具体做各专业口的编研计划时,应针对以上各业务工作的特点和内容来确定编研材料的题目和适合的类型。为此,档案人员应经常深入科室,广泛地与业务人员交流,了解各科工作职责和范围,熟悉各业务工作的流程和具体内容,从中掌握业务人员的利用需求。此外,还可通过在借阅中开展专题利用登记、发放利用意见表和分析利用效果登记等形式,充分全面地了解和认识业务人员的利用需求。这是确保编研选题具有专业性并能符合业务需求的重要环节。 三、积极开发深层次的档案编研材料 档案部门在分析利用需求的基础上,针对室藏档案的内容和特点,可以开展多种层次的编研加工。如各卫生防疫站的档案中均有历年来国务院、卫生部及北京市政府颁发的关于传染病管理及五大卫生的法规、条例、程序及业务技术规范,而卫生防疫站做为卫生行政机关委托的执法机构,在履行其职权时必须依据有关的法规条例进行。档案部门如能编制有关的业务依据性文件汇编,就会十分有效地满足业务工作的需要。这种文件汇编既实用,做起来又不难。 然而,由于卫生防病业务是一项连续性很强的工作,在开展疫情的分析预测、制定防治策略以及对公共卫生实施监督监测的过程中,都需要掌握和对比以前年度的监督监测数据,特别是在开展预防医学科学研究时,更需要以较长年度的相关数据做依据。因此,档案部门如能将分散在各年档案中的监督监测数据集中起来,做出有针对性的统计和分析,就可以使档案的利用变得更系统更直观,就可以极大地节省业务人员的时间。这就要求档案人员对档案信息除进行上述初次加工外,还应将编研工作的重点放在能系统地提供高度浓缩的档案信息的二三次加工产品上。从实践中看,根据各专业口的需要,开展专题性的统计分析更为适宜。如我站所编制的“1984-1995年北京市食物中毒发生情况分析”,“北京市五百例预防接种副反应分析”,“1985-1995年北京市流脑发病、死亡数统计与分析”,这类编研材料已经常地被业务人员应用于科研、专题调查等实际工作中,显示了很强的实用性。 档案部门在编制专题性统计分析材料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要积极争取业务部门的配合 档案部门根据所选题目,以站藏档案为依据,在完成对各年度相关数据统计后,可交予业务科室,由专业人员做出分析性报告。这样的编研材料既内行,又有一定的深度。 2统计分析时间跨度要大 统计分析材料的时间跨度越大,越能揭示出规律性、本质性的信息,越能有助于业务人员认识和总结疾病流行规律及公共卫生发展趋势。如果所跨年度过短,就没有多少实用的价值,不能为凑编研材料的数量而忽视编研材料的实用性。 3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编研不是杜撰,它必须以档案材料为依据,是在分析档案原件内容的基础上,根据选题对数据进行取舍。因此,如实地采用档案数据,是决定编研质量及可靠程度的前提。有时,某个编研题目所需数据不能从档案上直接得来,就需要档案人员认真研究档案材料,找到相关的数据进行计算而得出,不能图省事而主观杜撰。另外,数据必须要准确完整,不能随意遗漏,要保证所采用的数据能系统全面地揭示编研材料的主题。要根据数据间的有机联系进行分类,同类项目才能进行有关的计算。计算要正确,并要经过复核。 4形式新颖好看 编制专题性统计分析,往往以表格、数字、文字为主,形式比较单一刻板。我们可采用计算机丰富的图表处理软件和打印技术,使编研材料做到图文并茂,色彩鲜艳,生动直观,新颖好看。 四、档案人员应具备专业知识 档案人员要努力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做到编研材料有特色,为卫生防病业务服务,这是卫生防疫站档案工作不断发展和进取的需要。同时,这项工作也对档案人员的自身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做为卫生防疫站档案人员,做好编研工作,应具备的专业知识应有两层含义,一是档案编研专业知识,一是卫生防病专业知识。目前的卫生防疫站档案人员多为“半路出家”,因此加强对档案编研工作的认识和编研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做好编研工作的基础。另一方面,档案人员只有学习和掌握了卫生防病专业知识,才能阅读和分析业务技术报告和总结,才能选择反映专业特点和内容的编研材料题目及适合的类型,这是确保编研材料具有专业特色的前提。此外,在编研材料的编制过程中,即使请有关的业务人员配合进行,也需要档案人员在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与业务人员进行充分的交流,才能共同完成对档案信息的深层次加工。当然,这并不是要求档案人员要成为预防医学专家,但应该做到“耳熟能详”。还有,档案人员还应走出站门,向兄弟站学习编研工作的经验,这也是提高编研水平的捷径。总之,为进一步开展有专业特色的编研工作,深入开发卫生防疫档案信息资源,档案人员应注意培养和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 档案专业论文:档案专业管理论文 参加档案工作不久的我,碰到许多人都问及档案工作的一些基本情况,交谈中他们都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知之甚少。诚然,现阶段较从前社会档案意识有所增强,但从总体上看社会档案意识还较为薄弱。 即使在机关,档案工作也参差不齐,存在许多问题。在年检中我们发现,一是不少单位没有建立综合档案室,各种门类、载体档案没有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业务档案、会计档案、特种载体档案分散保存的现象尤为严重;二是应当归档的文件材料没有及时收集、归档,散存在部门或个人据为己为的现象屡见不鲜。 究其原因。一是历史的原因造成了许多档案馆位于党政机关的深宅大院内,俨然一个保密机关,较为封闭;二是《档案法》虽己颁布近二十周年,但档案法律法规的权威没有真正树立起来,档案执法的刚性也不够。一种违法行为的长期存在并呈普遍性,至少说明相关法律法规缺乏足够的震撼力和威慑力。 社会档案意识的增强是做好全社会档案工作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如何培养全社会的档案意识是每个档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新时期社会档案意识的培养问题,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要探索新时期档案宣传的新方法。只有加强档案宣传,社会档案意识才能得到提高。“酒好也怕巷子深”,档案是一坛酿造多年又陈封许久的好酒,连闻名遐迩的国酒茅台都做广告,何况“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档案呢? 1、把开展宣传贯穿到工作的始终,档案工作开展到哪里,宣传工作就跟进到哪里,使工作与宣传同步进行。 2、抓重点,不断掀起宣传工作的新高潮。根据档案工作的规律性,抓住重点时间、重点内容、重点形式,不断掀起宣传高潮。要掌握好时间,不要错过最佳宣传时机;内容要典型生动,才能吸引观众;形式不能陈旧,否则会使人不屑一顾。例如:在《档案法》颂布重点纪念日前后,开展规模较大的宣传活动,内容上要集中宣传档案法规,除正面内容的宣传外,配合一些违法案例宣传,使人对法律的理解更深刻,效果更佳。形式上不应仅搞搞展览,展览存在较大局限性,应考虑利用电视、报纸、网上、向各单位普发小册子、向各镇、街道提供宣传内容要求他们在各社区、村居代为刊出宣传板报等宣传面广的宣传形式。 3、抓时机,把主管领导作为主要宣传对象。各级主管领导对档案工作的有效开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主管领导一般不仅仅是档案部门的主管领导,往往分管几个口、多个部门。档案部门应积极主动、抢抓时机,向主管领导汇报档案工作开展情况、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取得领导的重视与支持。在实际工作中应突出一个“勤”字,即勤请示、勤汇报、勤动脑,不失时机、千方百计地争取领导的关注与支持;勤动手,经常把工作情况、计划思路形成材料上报领导。档案部门的重要工作和活动,要争取主管领导参与,以便领导全面地了解档案工作。 4、高瞻远瞩,把在校学生作为重点宣传对象。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档案意识应从学生抓起,且学生量大面广,是一个正在集中接受教育的庞大群体和后备力量,目前也是档案宣传的一个薄弱环节,应高度重视。 建立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教育功能,教育青少年学生;省、市级档案部门可编写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的档案通俗读物,服务学生教育工作;普及档案知识,让学生完整保存成长足迹,通过整理、制作个人成长档案,学生们重温自己的成长历程,增强档案意识;走进学校,为学生开设档案专题讲座。 二要加强档案立法、执法力度。档案法规是档案工作的指南针,依法治档,用强制力强化档案意识的培养。营造以法促规范,以法促发展的良好的工作氛围,加强动态管理,完善执法机制,重拳强化档案意识。 十多年来,经过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努力,档案行政执法工作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客观地分析,档案行政执法工作与社会预期和档案事业的客观要求相比,还存在许多问题,并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首先,档案违法现象与行为仍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其次,档案行政执法乏力,违法行为长期得不到有效制裁。档案行政执法的对象有其特殊性,主要是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在许多部门、单位面前,倒显得档案局这个执法主体是弱势部门,加上档案法律法规授予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权非常有限,导致许多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因此畏缩不前。 因此,加快立法步伐,通过立法,进一步扩大行政处罚的范围,授予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更大的执法权。对于普遍存在的同时危害很大的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出现的拒绝归档、拒绝档案安全保管等进馆之前的违法行为作为档案法规调整的重点。因为这些档案在进馆之间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很大,进馆这后倒相对安全了。 同时,要加强组织领导,积极开展专项执法,使执法工作的影响面日益扩大,努力推进档案工作法治化。 三要加强制度建设。其中关键的是开展年检制度和与之配套的将档案工作纳入各县市区年度综合目标绩效考核制度,这两项制度对机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档案工作及意识的全面提高尤为重要,且见效迅速,各地应全面建立。加强重大活动和重点工程档案管理制度建设,对扩大档案的知名度与提高档案意识也大有裨益。 四要重视新农村档案工作。在我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一个地方其他档案工作做得很好,农村档案工作未做好,是不完善的,档案意识的覆盖面也大有问题。长期以来,只重视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档案工作,农村档案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正因为农村档案的薄弱,所以应格外关注。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的形势下,各地应制定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的总体规划,全面推进村级档案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村居建设档案、农村基础设施档案、土地承包档案、农村专业合作社、农村龙头企业档案、村民档案、农民素质培训档案、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档案、农业科技档案、农村文化档案。在现实条件下,推广“村档镇管”管理模式。主动加强服务,以规范化为抓手,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档案工作整体水平,有力地促进全社会档案意识的提高。 五要促进家庭档案观的树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档案工作做好了,社会档案意识真正会达到深入人心的境界。家庭档案应成为档案工作的新领域,档案部门要积极倡导开展家庭建档工作,更好地为和谐社会服务。 随着生活的逐渐富裕,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农民,家庭建档都有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各地应积极开展家庭档案宣讲活动,通过建立示范家庭档案,举办家庭档案展览、讲座、经验交流会等,让百姓通过自己的档案感受生活的变化和祖国的进步。这是一项新工作,在建档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档案部门应积极提供技术指导。家庭档案的建立会使百姓充分体会到家庭档案与社会文明的密切联系,更多地感悟“修身齐家”的中华古训,这样社会档案意识也随之提高。 六要全面推进民营企业档案工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民营企业遍地开花,已成为经济建设的一支强大力量,民营企业档案意识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要积极探索开展民营企业档案工作的思路和方法,培育典型、以点带面、主动服务。举办民营企业档案业务培训班,讲解档案管理业务知识,提高专兼职档案人员的业务素质,及时向民营企业提供有关档案工作业务标准、规范及制度汇编等适用的工作参考材料,引导民营企业档案管理向规范化、制度化发展。积极主动上门为民营企业服务,引导、帮助其开展科学规范的档案工作。通过挖掘档案的利用价值,为企业发展创造效益,使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认识到档案的重要作用,将档案工作作为企业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建立符合企业自身发展需要的档案管理体系,促进民营企业档案意识的全面提高。 七要做好档案开发利用工作。应把开发利用档案资源、面向社会公共服务作为重要抓手,精心谋划,提升实效,使档案在全社会的知晓度得到显著提高。 李瑞环同志说过,档案工作是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档案的价值也体现在利用上,在利用档案中受益过的同志档案意识较强。档案工作者要努力提高档案开发利用水平,让群众切切实实体会感受到档案的价值所在,进而提高社会档案意识。 档案专业论文:档案专业论文 参加档案工作不久的我,碰到许多人都问及档案工作的一些基本情况,交谈中他们都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知之甚少。诚然,现阶段较从前社会档案意识有所增强,但从总体上看社会档案意识还较为薄弱。 即使在机关,档案工作也参差不齐,存在许多问题。在年检中我们发现,一是不少单位没有建立综合档案室,各种门类、载体档案没有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业务档案、会计档案、特种载体档案分散保存的现象尤为严重;二是应当归档的文件材料没有及时收集、归档,散存在部门或个人据为己为的现象屡见不鲜。 究其原因。一是历史的原因造成了许多档案馆位于党政机关的深宅大院内,俨然一个保密机关,较为封闭;二是《档案法》虽己颁布近二十周年,但档案法律法规的权威没有真正树立起来,档案执法的刚性也不够。一种违法行为的长期存在并呈普遍性,至少说明相关法律法规缺乏足够的震撼力和威慑力。 社会档案意识的增强是做好全社会档案工作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如何培养全社会的档案意识是每个档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新时期社会档案意识的培养问题,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要探索新时期档案宣传的新方法。只有加强档案宣传,社会档案意识才能得到提高。“酒好也怕巷子深”,档案是一坛酿造多年又陈封许久的好酒,连闻名遐迩的国酒茅台都做广告,何况“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档案呢? 1、把开展宣传贯穿到工作的始终,档案工作开展到哪里,宣传工作就跟进到哪里,使工作与宣传同步进行。 2、抓重点,不断掀起宣传工作的新高潮。根据档案工作的规律性,抓住重点时间、重点内容、重点形式,不断掀起宣传高潮。要掌握好时间,不要错过最佳宣传时机;内容要典型生动,才能吸引观众;形式不能陈旧,否则会使人不屑一顾。例如:在《档案法》颂布重点纪念日前后,开展规模较大的宣传活动,内容上要集中宣传档案法规,除正面内容的宣传外,配合一些违法案例宣传,使人对法律的理解更深刻,效果更佳。形式上不应仅搞搞展览,展览存在较大局限性,应考虑利用电视、报纸、网上、向各单位普发小册子、向各镇、街道提供宣传内容要求他们在各社区、村居代为刊出宣传板报等宣传面广的宣传形式。 3、抓时机,把主管领导作为主要宣传对象。各级主管领导对档案工作的有效开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主管领导一般不仅仅是档案部门的主管领导,往往分管几个口、多个部门。档案部门应积极主动、抢抓时机,向主管领导汇报档案工作开展情况、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取得领导的重视与支持。在实际工作中应突出一个“勤”字,即勤请示、勤汇报、勤动脑,不失时机、千方百计地争取领导的关注与支持;勤动手,经常把工作情况、计划思路形成材料上报领导。档案部门的重要工作和活动,要争取主管领导参与,以便领导全面地了解档案工作。 4、高瞻远瞩,把在校学生作为重点宣传对象。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档案意识应从学生抓起,且学生量大面广,是一个正在集中接受教育的庞大群体和后备力量,目前也是档案宣传的一个薄弱环节,应高度重视。 建立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教育功能,教育青少年学生;省、市级档案部门可编写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的档案通俗读物,服务学生教育工作;普及档案知识,让学生完整保存成长足迹,通过整理、制作个人成长档案,学生们重温自己的成长历程,增强档案意识;走进学校,为学生开设档案专题讲座。 二要加强档案立法、执法力度。档案法规是档案工作的指南针,依法治档,用强制力强化档案意识的培养。营造以法促规范,以法促发展的良好的工作氛围,加强动态管理,完善执法机制,重拳强化档案意识。 十多年来,经过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努力,档案行政执法工作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客观地分析,档案行政执法工作与社会预期和档案事业的客观要求相比,还存在许多问题,并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首先,档案违法现象与行为仍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其次,档案行政执法乏力,违法行为长期得不到有效制裁。档案行政执法的对象有其特殊性,主要是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在许多部门、单位面前,倒显得档案局这个执法主体是弱势部门,加上档案法律法规授予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权非常有限,导致许多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因此畏缩不前。 因此,加快立法步伐,通过立法,进一步扩大 行政处罚的范围,授予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更大的执法权。对于普遍存在的同时危害很大的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出现的拒绝归档、拒绝档案安全保管等进馆之前的违法行为作为档案法规调整的重点。因为这些档案在进馆之间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很大,进馆这后倒相对安全了。 同时,要加强组织领导,积极开展专项执法,使执法工作的影响面日益扩大,努力推进档案工作法治化。 三要加强制度建设。其中关键的是开展年检制度和与之配套的将档案工作纳入各县市区年度综合目标绩效考核制度,这两项制度对机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档案工作及意识的全面提高尤为重要,且见效迅速,各地应全面建立。加强重大活动和重点工程档案管理制度建设,对扩大档案的知名度与提高档案意识也大有裨益。 四要重视新农村档案工作。在我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一个地方其他档案工作做得很好,农村档案工作未做好,是不完善的,档案意识的覆盖面也大有问题。长期以来,只重视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档案工作,农村档案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正因为农村档案的薄弱,所以应格外关注。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的形势下,各地应制定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的总体规划,全面推进村级档案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村居建设档案、农村基础设施档案、土地承包档案、农村专业合作社、农村龙头企业档案、村民档案、农民素质培训档案、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档案、农业科技档案、农村文化档案。在现实条件下,推广“村档镇管”管理模式。主动加强服务,以规范化为抓手,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档案工作整体水平,有力地促进全社会档案意识的提高。 五要促进家庭档案观的树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档案工作做好了,社会档案意识真正会达到深入人心的境界。家庭档案应成为档案工作的新领域,档案部门要积极倡导开展家庭建档工作,更好地为和谐社会服务。 随着生活的逐渐富裕,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农民,家庭建档都有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各地应积极开展家庭档案宣讲活动,通过建立示范家庭档案,举办家庭档案展览、讲座、经验交流会等,让百姓通过自己的档案感受生活的变化和祖国的进步。这是一项新工作,在建档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档案部门应积极提供技术指导。家庭档案的建立会使百姓充分体会到家庭档案与社会文明的密切联系,更多地感悟“修身齐家”的中华古训,这样社会档案意识也随之提高。 六要全面推进民营企业档案工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民营企业遍地开花,已成为经济建设的一支强大力量,民营企业档案意识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要积极探索开展民营企业档案工作的思路和方法,培育典型、以点带面、主动服务。举办民营企业档案业务培训班,讲解档案管理业务知识,提高专兼职档案人员的业务素质,及时向民营企业提供有关档案工作业务标准、规范及制度汇编等适用的工作参考材料,引导民营企业档案管理向规范化、制度化发展。积极主动上门为民营企业服务,引导、帮助其开展科学规范的档案工作。通过挖掘档案的利用价值,为企业发展创造效益,使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认识到档案的重要作用,将档案工作作为企业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建立符合企业自身发展需要的档案管理体系,促进民营企业档案意识的全面提高。 档案专业论文:文科专业课程实验档案管理论文 一、应用文科专业课程实验的特点 (一)注重互动,强调团队合作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即通过实验去体会或感觉在理论授课过程中的某些知识点或程序,教师在课程实验中的作用相对比较突出。其二,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应用文科专业大部分都是与社会管理实践活动相关的专业,锻炼学生之间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与应急反应能力成为课程实验主要训练的内容。 (二)注重过程,强调经验积累 应用文科专业大部分课程的实验都是对某种专业管理过程的模拟,如人力资源管理、旅游管理等专业课程实验。实验课的设置不仅要让学生通过实验提升自身对专业知识的掌握能力以及训练相关专业技能,还培养学生对某些专业实践活动过程的了解与感受。也就是说应用文科专业课程实验不仅是专业知识与技能传授与演练的课程,更是教会学生了解、感受专业实践过程的课程。 (三)注重应用,强调学以致用 与理工科专业实验注重培养学生科学研究方法与敏锐科学研究视角不同的是,应用文科专业实验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学生某项专业技能的训练与培养,即通过实验、实训和实习环节使学生具备某种专业技能,以此作为从事社会实践,生存于社会的资本。而课程实验则是培养学生这种专业技能的一个环节。因此,应用文科专业课程实验更加注重实验内容的应用性与实用性。 (四)注重引导,强调躬亲示范 应用文科专业的设置虽然侧重于社会应用,但更彰显着浓浓的人文情怀,毕竟文科专业主要研习的是人文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和社会现象,因此在专业课程教学活动中更加注重教师对学生学习行为的指引与指导。教师在课程实验过程中的角色定位是应用文科专业的特色之一,它扩大了传统文科专业实验过程中教师的作用,更加强调教师躬亲示范对学生把握专业知识的引导作用。 二、应用文科专业课程实验的设计思路 (一)以能力为导向,增加实验课内容的深度与广度 首先,要对课程所涉及的实验内容进行拆解与细分,明确不同实验内容所针对的知识点与技能点,充分对实验内容的丰富程度与学生操作的难易度进行论证;其次,实验内容设计要与学生专业技能培养的连贯性相一致,既要符合学生专业技能养成的基本规律,又要遵循循序渐进的知识吸收规律;再次,注重实验内容的层次性,难易结合,动手和思考结合,实验和实训结合。笔者在设计实验内容过程中,充分论证了学生对专业知识把握的程度,分门别类地对实验内容要求、考核标准与所包含知识点进行组配,设计了5组12类共25次实验内容,基本上涵盖了从文书撰写、制作到文书处理,再到文件归档整理,最后档案保存与利用的全过程,并通过实验与实验之间的衔接,打造了文件与档案管理实验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学生对文件与档案管理知识与技能的整体了解与培养。 (二)以职业为导向,凸显实验的专业性与职业性 应用文科专业的设置是以社会实践活动的职业分工为依据的,以职业标准为准绳。由此,准确的职业定位和专业的职业导向是专业课程体系建设过程中要始终贯彻的基本原则。首先,课程实验的设计要凸显职业性,即实验内容要与职业接轨,与职业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其次,丰富实验课程的授课形式,突出专业的职业特色,如实验课程可邀请专业从业人员进行讲解与指导,或实验课程直接开设在专业的从业机构,进一步提升实验课程的仿真感;再次,定期利用实验课程对学生的职业规划进行指导,增强学生的专业感与职业感。 (三)以活用为导向,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 课程实验设计要遵循“感受—理解—巩固—应用”四阶段的教学规律,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有目的、有计划地应用这一教学规律,使学生各种专业技能在不同课程的实验中得到均衡和协调的发展。首先,课程实验的设计要与理论授课内容相互吻合,并互为补充,要引导学生在课程实验过程中去验证和解答在理论授课过程中存在的疑问,养成学生专业思考能力;其次,课程实验内容的设计要具有实用性,能够与职业定位相结合,突出学生专业基础能力与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再次,课程实验的设计要突出学生自主创新能力,结合职业发展方向设计多样化的实验内容,鼓励学生在专业实践范畴内自主选择安排实验,完成实验。 (四)以体验为导向,培养学生的专业认同感 应用文科实验要设计以专业体验为优秀的实验内容,例如参观、考察、采访、座谈等方式,让学生直接与专业人士接触、对话和工作,这种职业体验的方式不但能够增进学生与一线工作者的交流,更能营造课程学习的氛围,培养学生的专业情感。笔者在课程实验中增加了对黑龙江大学档案馆、哈尔滨市档案馆和黑龙江省电子档案馆三种不同类型档案馆的实地参观和职业体验的实验内容,学生不仅了解到了不同类型档案馆档案管理流程与方法,还在与档案工作人员交流过程中提升了自身对档案职业魅力的认知,增强了其对档案学专业的归属感。 三、应用文科专业课程实验开发与建设的策略 (一)实景模拟,现场互动 应用文科实验注重理论成果的实践转化,即学生通过课程实验来体会、把握理论课讲授的知识点,但传统的文科实验课程相对枯燥、呆板,实验互动性不强,缺少一定的专业实践的真实性与层次感。应用文科专业课程实验的设计要注重开发学生的专业认知潜力,通过模拟专业工作现场或搭建实景演练场所的方式,增强实验场景的逼真性,以此提高课程实验的质量。同时,教师在课程实验过程中要积极引导学生展开互动,通过实景模拟和现场互动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生理论知识的实践转化率。如不具备实景模拟实验条件的课程,可采取专业实习或实践的替代方式融入相关课程的实验,以此弥补课程实验资源方面的不足。笔者在课程实验开发与建设实践中,尝试搭建模拟办公室环境,并采用学生分工协作的方式,模拟演练文书处理实验和档案整理实验,非参与学生对模拟过程进行挑错、打分的形式展开互动。 (二)丰富实验内容,注重课程间的衔接 在课程实验开发与建设过程中,教师首先要对课程实验从整体上进行把握,并分成相互独立却又相互联系的单节实验;其次,要对单节实验之间的衔接关系进行分析,在理论授课过程中把握实验课程之间的连贯性。笔者所讲授的“文书学”与“档案管理学”课程分为两个学期开设,“文书学”课程实验要求学生根据最新的公文格式和教师提供的公文写作模板进行12—15次的不同文种的文件写作,第二学期“档案管理学”课程将对上学期制作的文件进行档案整理的一系列实验。同时笔者根据档案管理工作的特点将“档案管理学”课程实验细分为文件前期整理、档案收集、档案整理、档案鉴定、档案检索、档案编研与实地参观等7个专题实验,通过前后两个学期的实验,学生完全掌握了文件制作与处理和档案管理的基本操作方法。 (三)个人与团队实验穿插,注重培养个人能力与团队意识 应用文科课程实验强调学生的参与性,这种参与的形式主要表现在学生个体参与和团队协作两种。所谓个体参与,是指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自行参与实验的过程;所谓团队协作,是指学生以3—4人的团队形式开展实验的过程。应用文科实验要结合实验内容,设计由个体参与和团队协作组成的课程实验体系,一方面通过学生个体参与,提高学生自己对知识的理解与转化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团队协作,提高学生的角色意识与团队协作精神,使学生就业后能尽快适应工作团队的环境与要求。在教学实践过程中,笔者在学生个体参与的实验内容基础上,开发并设计了三个团队协作实验,即“文件收文与发文处理实验”“档案鉴定与销毁实验”“档案编研与出版实验”,学生以小组形式,分工协作按照实验要求自主设计实验内容,学生参与程度高,反响较好。 (四)突破课堂界限,走向社会实践 应用文科专业的人才培养要通过提高学生与专业社会实践领域的接触频率,让学生能较早地适应专业环境,并感知职业环境的危机感、使命感和责任感,能够为学生下一步就业计划的设定与未来职业发展提供较好的前期心理基础。由此,笔者认为应用文科专业课程实验要增加适当的社会专业体验环节,或者通过短期的专业实践,或者通过实地的走访与参观,或者通过亲身体验的方式参与到专业活动领域,一方面通过现场的专业实训模拟验证并消化课程所学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通过走出去的课程实验设计,丰富了学生的专业视野,提高了学生的专业归属感,有助于学生对所学专业自信心的培养。 作者:任越 单位:黑龙江大学 档案专业论文:中等专业学校档案信息化管理论文 1当前我国中等专业学校档案信息化管理存在的问题 制度是保证技术得以实施的基础。在人事档案管理工作中,因为部分中等专业学校未能合理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档案管理制度,致使在实际档案管理工作中管理人员难以规范科学操作。通常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①在对人事档案进行收集时缺乏规范性,常常出现想交就交,不想交不交的现象,使得制度沦为一纸空文,形同虚设,对档案没有明确地予以考核。②在对人事档案进行整理时,没有规范统一的要求。通常在立卷阶段,未能严格依照卷内所标的文件目录顺序正确组卷排序,导致实际整理的文件与卷内目录不相匹配,卷内资料经常无故缺失。③对档案的查阅没有严格的权限审批制度。部分档案管理人员对于档案的查阅未能给予重视,常常出现外紧内松的现象,常常对内部人员开放管理权限,为档案的安全埋下隐患。④在档案录入时,部分管理人员不能严格做到事毕录入,而是通常积累一大堆文件后才一次进行,这既违反规定,又十分不利于查找利用档案。 2当前我国中等专业学校档案信息化管理的对策 2.1加大档案信息化管理工作的宣传力度 加大档案信息化管理的宣传力度,切实使人们转变档案管理理念,一方面引起学校领导对档案信息化管理的重视,加大档案信息化管理的资金投入力度;另一方面,使档案信息化管理人员明确档案信息化管理工作的意义,提高自身素质,熟练掌握档案信息化管理平台的操作技巧,提高档案利用效率。此外,还可以促使更多的企业参与档案信息化管理技术的研发,使中等专业学校档案信息化真正跟得上时代的发展,满足社会的需求。 2.2提高管理技能 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新时代,人事档案作为一项重要的特殊信息,对其进行现代化管理已是大势所趋,也是档案管理发展的必然方向。现代科技是以计算机、网络通信等信息技术为优秀的,借助计算机技术可以实现对流动人口信息的有效检索以及存储等功能,进行网络化管理在目前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对新技术新软件的开发力度,并定期对管理人员的技能进行培训,提高中等专业学校档案信息化管理的科技含量,用技术去推动档案管理工作,使档案信息动态化管理不断完善。 2.3建立健全档案信息化管理规范体系 档案信息化管理是一项综合性非常强、涉及面非常广的工作,为使工作能够正常高效开展,需要有一套完善的规章制度进行规范约束,对档案查阅、档案更新、档案查阅权限、档案系统管理权限等各个操作环节的操作章程都应予以明确,建立统一的档案信息化平台。此外,当前我国毕业生进入社会后,在晋升、聘任、培训、学历、学位、考核时,都需要对档案进行查阅或者转档,而学生的就业方向并不明确,这直接给档案信息化管理的后期工作带来困难与挑战,因此,在相关体系的建立上,应该力求与时代同步,求实创新,与社会接轨,真正使其有使用价值。 3结语 总而言之,中等专业学校的档案信息化管理工作在我国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制度规范与管理技术等方面均有待完善,需要我们脚踏实地,逐步改进。 作者:杜晓娟 单位:江苏省江阴中等专业学校 档案专业论文:继续教育基层档案专业论文 一、档案继续教育的对象及内容 1.我国档案继续教育的对象。 《暂行规定》第四条明确规定:继续教育对象,是各级档案部门及企业事业单位从事档案专业技术工作的,以中青年档案专业技术骨干为重点的在职档案专业技术人员。我国确定受教育的对象并非根据学历,没有将受过高等教育以外的人排除在外。中青年档案专业技术骨干是档案继续教育的主要目标群体,主要包括各级档案部门的领导人员和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通过继续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素养,使他们成为适应时展的领头人,促进档案事业蓬勃发展。 2.档案继续教育的内容。 不同层次的档案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的继续教育的内容也不同,不同工作的人接受继续教育的培养目标、知识结构和实际工作需要也不同。所以,档案继续教育的原则是以先进的科学理论知识为指导,立足于工作实际,依据不同的教育对象制订不同的教育内容,因材施教。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网络计算机的普及,我国已迈入信息化社会,在当前形势下,加强档案数字化、资源化和信息化建设刻不容缓。 二、基层档案继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档案继续教育一直以来都是档案部门的重要职责,不是一个新课题。特别是近十年来,基层各级档案部门和档案工作者在档案继续教育上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但是不得不承认,基层档案继续教育存在局限性,值得重新审视和反思。 1.档案继续教育的教学对象意识薄弱。 在当前基层领导大力提倡档案事业建设之际,档案继续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仍未得到广泛充分的重视与理解。许多人并没有把档案继续教育看成是整个社会档案事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有无档案继续教育,档案事业建设的主旋律照样可以奏响。他们当中一些人缺乏对档案工作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档案事业缺乏了解、对档案事业有质疑之音。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整个社会接受档案继续教育意识薄弱。 2.档案继续教育重视程度不够,资金投入力度不足。 毋庸置疑,省档案局对培养高素质的档案干部队伍高度重视,但缺乏对市、县档案队伍建设必要的重视。省档案局对市、县档案继续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档案继续教育在观念认识上、全省范围统筹规划上、不断深入的机构改革上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一是,重业务教育培训,轻理论教育培训,认为档案理论教育培训可有可无。二是,自身教学条件有限,投入不足,导致出现市县区档案部门教育培训硬件设备的配备明显不足,如缺少专用微机、投影设备、电视及数量充足的桌椅,出现向上级档案部门实际送培人数不足的情况。三是,各自为政,缺乏统筹规划,疏于指导。许多未经过系统的档案继续教育的优秀人才,他们在档案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然而档案专业知识的缺乏,造成他们业务工作不熟。 3.档案继续教育师资力量不足。 优秀档案继续教育教师的缺乏和兼职教师精力有限制约着档案继续教育的发展。优秀教师缺乏是档案继续教育发展的瓶颈,是造成档案继续教育工作外实内虚徒有其表的重要原因。档案继续教育需要掌握过强的专业理论知识,熟悉了解档案业务,能够驾驭课堂教学能力的人才。档案继续教育工作单调、繁琐、基层,人员变动快,兼职多,造成次次培训,次次是新人,档案继续教育工作年复一年,循环往复。由于人少工作忙对档案继续教育教师讲课效果信息反馈做得也不及时。师资队伍体系建设不健全师资力量弱造成讲义质量不过关、讲义模式统一、教案时粗时细、教学内容陈旧、档案工作新理论缺乏“、填鸭式”理论灌输、教学方法简单的情况,影响档案继续教育的效果。 三、提高基层档案继续教育水平的对策 1.加强基层档案继续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档案继续教育教师是档案继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继续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是不断推进继续教育改革深化发展的主力军。掌握先进教学内容和现代化教学技术的档案继续教育教师如何培养和造就;追踪科学技术发展前沿的档案继续教育教师如何培养和造就;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档案继续教育教师如何培养和造就,这些问题值得深思。目前,我国的档案继续教育教师结构具有师资结构专兼结合以兼为主、兼职教师队伍多序列的特点。《暂行规定》第九条规定:“继续教育的教师按照专兼职结合,以兼职为主的原则,由具有较高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档案专业技术人员和科技经济等领域的专业人员担任。”从我国档案继续教育实践来看,兼职教师大体分为以下几种:来自国家省市档案行政部门的专家型领导、来自高等学校的档案学教授学者、来自档案杂志社、档案学会的专家、学术界比较活跃的中青年、来自档案工作中有所建树的专家、档案管理人员和来自国内外的档案专业知名人士。建立健全档案继续教育教师队伍建设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施行持证任教,严格聘任程序。档案继续教育需要坚决施行兼职教师持证任教,根据学员的层次和培训类型选聘教师,严格聘任程序和手续。(2)加快步伐开展兼职教师的培训工作。档案继续教育需要加强对兼职教师的考核管理,开展兼职教师教学资格复审,施行奖惩制度。具体来说,实行档案继续教育工作考核制度和持证上岗制度,聘请专家对所有授课教师进行评审,授课教师登台试讲,符合要求者发给授课证。坚持档案继续教育授课效果信息反馈的常态化,建立健全兼职教师考核评价体系。不断提高兼职教师的水平,优化档案继续教育兼职教师结构,敦促兼职教师改进教学方法,采取参与式、讲座式、启发式、研讨式、对话式等灵活的教学方式“传道授业解惑”,保障档案继续教育的教学质量。借鉴其他国家档案继续教育先进的理论知识和管理经验,以档案继续教育的基础理论和实用操作技术为主要教学内容,开拓档案继续教育的工作思路。活跃档案继续教育工作者的精神状态、创新档案继续教育工作者的思想观念、提高档案继续教育工作者的自觉性和领悟能力,发挥档案继续教育工作者的想象和创新能力,开创档案继续教育培训新篇章。 2.加强基层档案继续教育教材建设。 教材是学员学习的主要载体工具,教材文字通俗易懂、内容深入浅出和结构联系严谨有利于集中深刻地解决知识难点和知识重点,培养学员积极创新思维。然而,当今的档案继续教育缺乏合适的教材,不利于学员系统完整深入地掌握知识点。档案继续教育教材建设是一项亟待研究与解决的重要问题。编写有层次的适合自学的教材。档案继续教育对象的能级层次不同决定了选编教材的不同。我国将相关档案从业人员划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不同等级教材内容不同。初级教材的内容主要是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为初级档案从业人员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中级教材的内容应侧重新的理论、知识、技术和方法,着重于提高中级档案从业人员的技术解决能力和管理能力,成为各自所在领域的业务骨干。高级教材的内容应涉及国内外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最新动向,借鉴国外先进的档案继续教育教育方式和教学内容。接受档案继续教育的对象一般自学能力较强,他们结合实际工作经验,通过业余自学,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业务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将动态联盟战略应用于教材编写之中。“动态联盟是企业生产管理的产品战略之一,它是指当企业发现有市场机遇时,不要企图靠自己一个企业的力量去开发新产品,而应通过社会协作,尽量利用社会上各方面的存量资产进行有效配置,组成虚拟企业,利用合作的力量快速响应市场的需要。”档案继续教育教材编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将动态联盟战略应用到档案继续教育之中,需要联合社会有关人员与单位、高等院校、档案学会、科研院所、学术团体和企业,分散集中的负担,过重的人力物力财力,分工协作,共同编写内容精炼新颖、价值实用、重点突出和紧密结合实际的档案继续教育教材。档案继续教育教材编写需要有明确的目标、健全的体系和具体的措施,这样才能保证教材编写的质量。 3.依托档案网站开展基层档案继续教育。 档案局网站是实现档案继续教育的远程工作平台。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计算机的普及,信息化数字化时代要重视互联网计算机对档案继续教育的影响。依托档案网站,有利于创建开放式的远程档案继续教育模式,实现档案继续教育资源共享。在档案局官方网站上开设档案教育培训专栏。专栏包括公告栏、继续教育栏、公共论坛、岗位培训栏、博客栏、专题培训栏等子栏目。公告栏内可以档案教育培训教学安排和基层档案教育培训最新动态。教学栏内课程的相关内容和授课视频,实现在线上课、在线考试、在线交流,提高学员的学习的兴趣。除此之外,博客论坛给学员提供一个自由民主的交流平台,提高兼职教师教学水平,促进档案科研工作发展。在档案局官方网站上上传网络课件。网络课件是网络学习资源的主要载体工具。利用现代教学技术制作电子图书和多媒体课件,利用网络课件进行档案继续教育,有利于学员与网络课件双向交互,解决档案继续教育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矛盾,保证档案继续教育的教学质量。 作者:王媛 单位:沈阳广播电视大学 档案专业论文:学历教育档案专业论文 一、培养手段不同一种教育模式培养目标的侧重不同 必然带来了培养手段的迥异。而培养手段的合理性直接决定了培养目标的实现效果。对于档案专业的“学历教育”来说,实现其培养目标必定要走“学院派”的常规培养路线。与其他高等教育的学科相同,培养手段通常是让培养对象从档案学的历史来源、基础学理入手,加之情报学、图书馆学、文书学等临近专业、学科和公共课程的研修后,使其档案学知识由浅入深地逐渐提高,最终达到具有一定档案文献、史料编研的能力,以此通过这种循序渐进的教学方式和一定的学习年限,培养出档案行业中的“建筑工程师”。对于档案专业的“在职教育”来说,实现其目标必定要走“职业派”的特殊路线。为了使“非档案学”专业的档案人员快速达到从业水平,对各单位的基础业务工作给予一定的支持,故培养手段往往侧重于实际工作的方式、方法,其课程设置也较为务实且针对性强。比如,“文书档案管理”、“科技档案管理”、“会计与声像档案管理”等。而宏观、学理性的课程,如“文书学”、“档案发展史”等则分量较轻,以此培养出档案行业中的“建筑工人”。 二、培养师资不同为了使培养手段更好地发挥作用 培养师资的选择就成为要仔细斟酌的一个问题。这就好比说,培养“建筑工程师”的人,其本身一定也是“建筑工程师”;而培养“建筑工人”的人,其本身也一定是“建筑工人”。而只有这样,才能在人才培养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档案专业的“学历教育”培养师资必定是具有较高的学理知识和文献、史料编研能力的档案行业的教育家、学者、教授、讲师等诸如此类的“学院派”人物。因为他们掌握着丰富的学术资源,了解国内外最新的档案学动向,参与并编写相关的学术著作,具有很高的史料编研造诣。同理,档案专业的“在职教育”培养师资必定是具有丰富的档案管理实操经验,多年从事档案行业的监督指导人员,以及相关行政业务人员。因为他们常年接触基层单位档案工作,熟悉档案整编的实操流程,对于部分机构特殊的档案管理状况具有丰富的处置经验。总之,由于培训目标和培训手段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培训模式在师资来源选取上要有所差异。相同性质的师资培养相同性质的学员体现出档案专业的“学历教育”和“在职教育”培养师资侧重的不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反映出两种培养模式的本质差别。 三、培养周期不同 档案专业的“学历教育”和“在职教育”可以说是“道”与“术”的关系。所谓的“道”更侧重于理论,知识结构更加系统、全面,偏向于档案实际工作中的研究与编研;所谓的“术”更侧重于实践,知识结构更具有针对性、时效性,偏向于档案实际工作中的“收集、管理、借阅利用”。由于档案专业的“学历教育”与“在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培训手段、培训师资的侧重不同,故在通常情况下,前者的培养周期要远高于后者。就前者而言,培训周期一般为几年(无论是本科阶段或是研究生阶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被培养者的知识体系建构,以及学科敏感性的养成;而对于后者来说,由于培训目标、手段较为有针对性,主要关注于档案日常工作中一些常见问题,故其培训周期可以精华至一周或十余天。 四、结语 从目前档案专业教育的现状看,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方式的教育模式,即档案专业的“学历教育”和“在职教育”。其中,档案专业的“学历教育”是以培养档案文献、史料编研人才为目标,通过系统教授、全面教学等手段,借助高校和学术机构等师资力量,并以几年为培养周期的培养模式。这种培养方式类似于“建筑工程师”的培养。档案专业的“在职教育”是以培养档案专业实操技能,完成本单位档案工作的“收集、管理、借阅利用”等为目标,通过针对性的培训手段,借助档案工作监督指导人员和业务人员等师资力量,以一周或十余天为培养周期的培养模式。这种方式类似与“建筑工人”的培养。档案专业的“学历教育”与“在职教育”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两者有着迥异的培养目标,不能笼统地划分两者的优劣,更不能简单认定我国现今的档案学教育与社会工作相脱节。因此,各单位在档案专业人才的使用和选择上应格外斟酌,要根据自身的工作现状和工作需求来挑选不同教育模式下培养出的不同人才,不能用“学历教育”的培养标准衡量“在职教育”培养出的人才,也不能用“在职教育”的培养标准要求“学历教育”培养出的人才。 作者:王培培单位:北京市档案干部培训中心 档案专业论文:在职上岗教材教学档案专业论文 一、常见问题 从目前来看,笔者认为,编写上岗教材较易出现三个问题:其一,内容过多,编著者想要面面俱到。比如,编著者试图通过一本教材涵盖各门类档案,以及档案工作的各个方面。其二,学理性的知识点过多,教材的实务性不够明显。比如,利用相当的篇幅介绍公文写作、格式排版和档案发展历史。其三,章节逻辑不够明确,章节前后内容有所重复。比如,在声像档案章节中已经介绍了照片档案的利用环节,而在后面的档案利用章节又有所涉及。 二、编写原则 参照上述上岗教材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我们认为,上岗教材的编写应遵循如下原则: (一)简约而不简单上岗教材应更多地突出实用性,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减少理论部分的编写,缩小涉猎范围,突出档案如何整理、如何组卷这些重点,做到教材内容简约而不简单。 (二)章节有效衔接不重复狭义的档案工作包含收集、整理、鉴定、统计、保管与保护、利用六个环节。而按档案的内容来看,又通常将其分为“文书档案”、“科技档案”、“专门档案”。同时,还包括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声像档案”、“电子档案”。这些内容大多相互交叉。所以在教材编写时,我们要合理安排体系框架,设定好章节先后次序,不要出现重复编写、交叉编写、逻辑不清等问题。如遇到不同档案类型的公共性问题,可单设章节统一讲授。 (三)章节名称明确且合理一个章节的名称要能涵盖本章内容主旨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教材在编写“文书档案管理”和“科技档案管理”前,介绍“文书文件”和“科技文件”的知识是必要的,且“文书文件”和“科技文件”档案人员有机会能够接触到,故在此章节编写中,加入“文书文件”和“科技文件”的基础知识部分会更好,其名称也可定为“文书文件与文书档案管理”、“科技文件与科技档案管理”,而不应是“文书档案管理”或“科技档案管理”。相反,就“会计档案”和“人事档案”而言,由于“会计文件”和“人事文件”档案人员几乎不接触,故教材章节不用将其列入,标题则可直接定为“会计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 (四)针对性选取档案门类就教材而言,档案门类显然不能全部涉及,要挑选普遍的档案类型编写。例如,仅就专门档案来说,其内容包含有会计档案、人事档案、商标档案、诉讼档案等。因此,应挑选“会计档案”、“人事档案”,或本地区、本系统常见的档案类型编入其中,有重点、有针对性地构建教材体系。 (五)合理组成教材体系第一,从整体到局部。比如,第一部分设定为综合概述,有利于学员宏观把握档案行业的基本常识,为之后三个部分打好基础。第二,逻辑明确。比如,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分为“纸质档案管理”和“非纸质档案管理”,从逻辑上合理涵盖了全部的档案类别。其中,在“纸质档案管理”章节,按档案内容的标准,再次进行划分为“文书档案”、“科技档案”、“专业档案”,这种划分在档案分类上也是符合逻辑的。第三,分和有序。比如,“会计档案”、“人事档案”、“电子档案”、“声像档案”都有自身的特殊性,故这四个门类的档案管理章节一次性编写收集、整理、鉴定、统计、保管与保护、利用六个环节内容。相反,“文书档案”和“科技档案”在收集、整理、鉴定环节各有特色,故在教材中分别编写,而在统计、保管与保护、利用环节有较强的共通性,故在教材中作整合编写,以此避免重复。 三、档案专业在职上岗教材的体系组成 根据上述五个基本原则,笔者认为,一本档案专业在职教育上岗教材的体系应由如下方面组成: (一)第一部分的内容组成教材体系第一部分称之为“综合概述”,由“第一章:档案概述”和“第二章:档案工作概述”组成。其中,在第一章里,教材应基本涵盖档案的基本概念、特点、种类与划分依据、价值与性质等内容;在第二章里,教材应基本涵盖档案工作的构成、内容、特点、性质、基本原则、注意事项、相关专业术语、广义和狭义之分,以及档案法等内容。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在职教材偏重于实操性的特点,第一部分作为综合概论,不要过多涉及档案的理论内容,如“档案”一词的词源解释、从古至今的档案发展史等内容。 (二)第二部分的内容组成教材体系第二部分称之为“纸质档案管理”,由“第三章:文书文件与文书档案管理”、“第四章:科技文件与科技档案管理”,以及“第五章:专门档案管理”组成。具体为:在第三章里,教材应细化为三个小节。首先是“文书文件基础知识”,即涵盖档案前期(处于文件阶段时)的相关内容;其次,依照文件级、案卷级的整理方法分别划分为“以件为单位的档案管理”、“以卷为单位的档案管理”,并涵盖其收集、整理、鉴定等内容,而“保管与保护”、“统计与利用”环节,由于其与科技档案有共通性,故放在第四部分特别讲授。在第四章里,教材应分为“科技文件基础知识”、“科技档案管理”两节内容。其中,由于前者不是档案人员的主要工作,向学员简单介绍为主;后者为档案人员的主要工作,故应作详细讲授,内容涵盖收集、整理、鉴定等内容,“保管与保护”、“统计与利用”环节,与文书档案在第四部分同讲。在第五章里,教材应选取专门档案中常用的两个门类开设章节,即“会计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与第三章、第四章不同的是,由于专门档案各门类间共通性不大,故本章一次性讲授收集、整理、鉴定、统计、保管与保护、利用六个环节内容。其中,由于“人事档案”不属于档案部门直接的业务内容,故可以作适当说明或简要介绍。 (三)第三部分的内容组成教材体系第三部分称之为“非纸质档案管理”,由“第六章:声像档案管理”、“第七章:电子档案管理”组成。与第五章类似,由于这两种门类的档案具有特殊性和代表性,故这两章内容依然从收集、整理、鉴定、统计、保管与保护、利用六个环节讲授。 (四)第四部分的内容组成教材体系第四部分称之为“特别讲授”,由“第八章:档案法制工作”、“第九章:文书、科技档案保管与保护工作”,以及“第十章:文书、科技档案统计与利用工作”组成。这些章节主要是对前三个部分某些特殊内容或共性内容做出必要的补充,具体如下:在第八章里,主要对第二章:档案工作概述中的“档案法制工作”进行特殊说明和强调。在第九章、第十章里,主要讲授文书、科技档案的保管和保护工作、统计和利用工作,以此补充“第三章”、“第四章”未涵盖的内容。 作者:王培培单位:北京市档案干部培训中心 档案专业论文:档案专业人员再教育的研究论文 我国的档案继续教育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其宗旨简而言之是为了档案工作人员更新与补充知识,提高档案干部队伍素质。因此档案继续教育的内容――即档案继续教育学什么,是继续教育中的应特别重视的问题。继1992年下半年国家档案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举办档案干部继续教育电视系列讲座后,各地、各系统在继续教育的内容上都作了不断地探索、调整,以使继续教育能真正起到提高档案干部业务素质、推动档案工作的发展的作用。 笔者从因特网上浏览了2000年来全国一部分省(直辖市)和市、地区、县以及某些专业系统的档案网站,对其刊登的关于档案继续教育的内容作了些简单的梳理。国内档案继续教育的主要内容可分为如下几大类: 一、计算机、信息技术与电子政务、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 这部分内容是完全适应社会和档案工作发展需要的。由于档案工作在国家信息化系统中有一定的地位,档案部门必须紧跟国家信息化建设的步伐,为了落实国家档案局信息化建设纲要,各地、各系统的档案部门近年来十分重视信息化建设;同时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各单位行政工作、业务工作中的普遍应用,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在各单位形成和使用的文件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在档案管理工作中的地位与重要性也日益显现;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发展快、更新快;为此档案工作人员必须不断学习,更新知识,才能适应形势发展、满足工作需要。 二、国家及档案系统对档案工作的新标准与新规范 随着社会的发展,档案工作也有了相应的发展,为了适应档案工作的发展以及满足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国家档案局了相关的标准与规章。而这些新的标准与规章既是以往教材中未曾包括的内容,又是在现实档案工作中必须遵守或具有指导意义的内容,因此在档案工作人员的继续教育中应该将它作为必学内容之一。 三、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 档案鉴定是档案工作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一个环节,因而档案价值鉴定也就成为我国档案学中一个具有较高难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管理理念也为档案工作所不断吸纳,档案工作信息化成为档案工作的重要任务,而我国现有的传统意义的档案鉴定工作目标仅针对档案存毁,已不能适应档案工作发展的需要,必须进一步研究与探索能适应档案工作发展所需要的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在现实中一方面是档案工作者(主要是具有初级或中级职称的档案工作人员)面对大量的文件、档案很难仅以以往十分简略的《归档与不归档范围》、《档案保管期限表》来进行鉴定工作;另一方面是许多档案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对档案鉴定进行了不断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不少专著与大量的论文,这些论著中有创意的观点应该到实际工作中去验证、有价值的内容应该推广。继续教育是这两者连接的桥梁,将档案鉴定理论研究成果通过继续教育的途径向档案专业人员介绍、推广。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作为档案干部继续教育的内容除上海市,在湖南、浙江、江苏等省和全国环保等系统均有采用。 四、档案工作新动态、发展趋向 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势必会影响和推动档案工作的发展,档案专业人员应该对影响档案工作发展的环境与各种因素有所认识与了解,更应该了解档案工作自身发展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把握自己的前进方向、改进自己的工作、激发自觉的学习愿望,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五、与资格证、职称考试相关的内容 有些省市将与资格证、职称考试相关的内容也列入档案干部继续教育的学习内容。 笔者曾先后给上海市档案专业人员继续教育做过3个专题讲座:《 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 介绍》、《 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国家标准) 介绍》、《档案鉴定新论》。在教学过程中,体会最深的是继续教育的内容从宏观方面看应该是“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新技能、新信息”,而在此前提下,具体的教学内容应做到:来源于实际需要、与实际工作关系紧密、能满足档案专业人员工作直接需要。 浏览因特网,感到档案继续教育的内容还可以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以学习国家及档案系统对档案工作的新标准与新规范为例,作为继续教育内容最多的就是国家档案局的行业标准《归档文件整理规则》,其实仅2000年以来国家质量技术局、国家档案局的档案标准、档案工作规章何止这一个(参见本文附表3)!各地政府、各主管部门等都有与档案工作相关的地方性法规、规定等,这些内容是否可充实到继续教育的教学内容中去?档案继续教育的内容应该深化,例如档案管理中的的一些理论问题、信息化过程中的一些新的技术与方法等等,经提炼后也应该可以充实到继续教育的内容中去。 笔者接触到一些具有中级职称已多年的档案人员,他们在单位档案室工作多年,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较强的业务能力,但在写专业论文方面略有欠缺,影响他们晋升高级职称。是否能在这部分档案专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内容中增加论文写作的内容?有些省市的继续教育也有论文写作讲座的内容,安排一次,3~4小时。笔者认为这样安排一般解决不了问题,根据笔者指导硕士研究生的体会,最好是开设系列讲座,先开专业论文选读、评析,再进行写作辅导。通过专业论文选读、评析学习,使学习者既可熟悉、掌握专业论文的构成要素、表述方法与作用,又可以学到论文内容所阐述的新思想、新观点;既有利于学习者学习写作技巧,又有利于启发学习者萌生自己的新观点。学习者心中有了几篇这样的“范文”,再进行写作辅导效果会更好。如再能在写作辅导中增加习作内容,最终向专业刊物推荐优秀论文,更能提高学习中的学习积极性 档案专业论文:档案专业人员的全面素质综述论文 【摘要】加强档案管理工作,必须大力提高档案专业人员的素质,要具备较高的政治思想品质,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勇于创新的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熟练掌握档案学专业知识和良好的身体素质。总之,政治理论知识扎实,档案专业知识深厚,科学文化知识广博,是一个档案专业人员比较理想的知识结构。 【关键词】档案政治品德职业道德专业知识 档案管理工作是由档案、必要的物质条件、档案专业人员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人是档案管理工作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要搞好档案管理工作,既要具备良好的政治品德素质、职业道德素质、专业知识素质又要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当前档案事业的规模日益扩大,档案内容日益丰富,档案信息载体日益多样化,档案管理现代化逐步推广,对档案提供利用的要求日益提高。为了加强档案管理工作,使之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需要,培养和建立一支高效精干的档案管理工作队伍势在必行[1]。 1档案专业人员的政治素质 1.1档案工作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重大事业维护档案真实和历史真实是档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档案工作的政治性、服务性,决定了档案专业人员必须具有较好的职业道德素质[2]。此外还要求档案专业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品德素质。档案专业人员的政治品德素质是指政治态度、政治品质和思想作风。它要求档案专业人员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工作纪律和职业道德,严守党和国家的秘密,自觉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档案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不断加强自身的政治修养。大力倡导和坚持立档为公的精神,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的真实面貌,满腔热情的为社会各个方面提供档案服务,做好档案管理工作。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档案专业人员,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1.1要有强烈的事业心。事业心是一种坚定的职业信念,对自己从事职业执著的追求,始终以旺盛的精力、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档案专业和其他各种事业一样,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有强烈的事业心,才能使档案专业人员有知难而进的信心和决心。 1.1.2要有高度的责任心。档案专业人员的责任心就在于把党和国家的宝贵文化财富自觉的管理好、利用好、维护好档案的完整和安全。“严谨求实、一丝不苟、实事求是、严守国家机密”等工作作风和思想道德情操都来源于档案工作者高度的责任感。 1.1.3要有勇于创新精神。树立勇于创新的进取心,才能使档案工作者在工作中大胆开拓,勇于尝试,进一步加强档案管理,改善档案管理条件,逐步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 1.2档案专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档案专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是根据一般社会道德结合档案工作职业特点提出的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它是职业道德在档案工作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1.2.1不为名利,甘为人梯,热心服务档案工作的任务、工作对象和工作手段决定了它本身是一项服务性、条件性很强的工作。而档案工作与其他服务性工作的不同在于它不能通过服务对象直接产生效益,而是通过服务对象利用档案所取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来体现。不为名利、勤奋工作、积极主动、热情周到的为利用者提供优质的服务,是档案专业人员职业道德素质的最基本要求。 1.2.2尊重档案,尊重历史档案职业道德要求档案专业人员必须维护档案和历史事实的原貌,既不能任意篡改和歪曲档案的内容和特征,也不允许主观臆断随心所欲的鉴别档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坚持据实立档,据实用档,尊重历史,忠于职守,维护党和国家档案的历史真实面貌,同一切篡改档案、歪曲历史的行为作斗争。 1.2.3遵纪守法,严守党和国家秘密由于档案工作是不同于其他服务性工作,档案工作者对于利用者不能“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必须克服主观随意性,按照法律和工作纪律的要求正确处理保密与利用的关系。当前我国对外交流与合作都在日益扩大,外事活动不断增加,这给国外敌对势力窃取我国的高科技技术提供了可乘之机。档案专业技术人员必需具有严格的保密观念和良好的保密习惯,在不违背保密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确保档案在政治上的安全。 1.2.4工作作风要严谨细致档案工作是一项科技性、服务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也是一项复杂、细致、繁琐的工作,它要求我们在区分全宗、分类立卷、编目、鉴定、确定保管期限、汇编、注释档案内容、利用档案咨询及信息反馈等各个工作环节中,都必须做到准确无误。 2档案专业人员的知识素质 档案专业人员的知识素质指的是一个档案专业人员从事本职工作应该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知识面。一般的说,档案专业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理论知识、档案专业知识和相关的科学文化知识。 2.1政治理论知识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和思想,革命理论是革命行动的指南。档案专业人员只有努力学习,掌握并正确运用马列主义、思想,才能确定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科学的探索、总结档案工作的规律,保证档案事业的健康发展。 2.2档案学知识档案专业人员必须系统的学习和掌握档案学知识,具有较全面扎实的实践技能。档案学理论来源于档案工作实践,档案工作实践又迫切需要档案学理论的指导。档案专业人员要了解和掌握档案专业知识,一方面,档案是一种知识载体,档案专业人员要发挥档案的社会效益,就要熟悉档案的内容,掌握档案内容所涉及的知识。另一方面,档案专业人员在对档案进行收集、整理、保管、编研、提供利用中始终贯穿着分析、研究、综合、判断等各种科学的研究活动。档案专业人员只有熟悉和掌握档案专业理论知识,并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这样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目前情况看,档案专业人员应重点学习、掌握《档案学概论》、《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文书学》、《档案分类学》、《档案目录学》。这是档案专业人员必学具备的专业知识。 2.3相关科学文化知识档案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工作面广,知识门类繁多,特别是在各门学科相互渗透的今天,仅有档案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比较全面系统的文史知识、科学技术知识,才能更好的胜任档案工作。 2.3.1掌握文史知识。语言文字与档案管理和服务是不可分割的,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对于搞好档案信息管理工作具有重要作用。通晓历史,才能了解档案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作用,更好的熟悉、管理和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书写水平也很重要,因为档案工作的各个环节,如编目、著录、标引等与书写水平是分不开的,若所写的文字难以辨认会直接影响档案作用的发挥。 2.3.2掌握相关学科知识。现代档案学与相关学科的渗透日益加强,档案专业人员应有重点的学习和掌握相关学科知识。如现代管理学、情报学、图书馆学,还应具有一定的经贸、法律知识。 2.3.3掌握现代化管理知识。随着档案管理现代化技术建设和科学技术管理手段在档案工作中的应用,要求档案专业人员必须熟悉和掌握复印、缩微、音像以及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技术知识,才能适应档案工作发展的需要。 2.3.4掌握一门或多门外语知识。随着改革开放和国际交流的扩大,档案专业人员掌握和熟悉一门或多门外语知识,以确保外文资料的管理与开发利用的顺利进行。 2.3.5掌握宣传知识。改革开放的形势强烈要求档案专业人员走出“馆堂”,面向社会。档案部门要借助各种媒介宣传档案工作,提高社会档案意识,促进档案事业的发展。同时,还要注意相关知识的学习,加强档案专业与其他相邻专业的渗透与联合,培养自己的信息编研、开发能力,成为能够胜任“办公文秘—档案管理—信息开发一体化管理多面手”,并逐步使档案管理工作从经验型的手工操作模式向现代型的技术操作模式转变[3]。综上所述,政治理论知识扎实,档案专业知识深厚,科学文化知识广博,是一个档案专业人员比较理想的知识结构。 3档案人员的身体素质 档案专业人员应当具有强健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这是做好档案工作的前提。档案管理工作要长期收集、加工、编研,具有很强的系统性、连续性,这些都决定了做档案工作要有一个适应紧张工作的精神状态,而良好的精神状态皆来自健康强壮的体魄。脑力劳动的工作效率与健康的身体密切相关。从档案工作目前的情况看,不仅有脑力劳动,也有大量的体力劳动,因此,在档案专业人员诸素质中,健康的身体素质应成为重要的一个条件。 综上所述,档案专业人员的素质是多方面的,这是由档案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为了发展我国的档案事业,提高档案管理水平,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必须提高档案专业人员的素质。 档案专业论文:如何加快档案专业网络教育步骤论文 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战略任务。北京市档案局根据近两年中组部和北京市委办公厅关于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的实施意见,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于2009年4月3日印发了《北京市2009—2010年档案专业教育培训计划》(京档通[2009]8号),明确了近期档案专业教育培训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具体任务和保障措施,其中提出要用两年时间建立、完善档案专业教育培训网,为大规模培训档案干部提供平台。本文就北京市档案工作者专业教育培训网建设的必要性、整体思路及应设置的主要栏目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建立档案工作者专业教育培训网是基于档案干部队伍现状提出的迫切要求 根据对1991年至2008年北京市档案事业发展统计年报的有关数据分析,可以得出北京市档案干部队伍呈现以下“三多一少”的特点: (一)兼职人员多 18年来,北京市兼职档案人员占全市档案工作者总数的比例不断上升,由78%上升至85.1%,而专职档案人员占全市档案工作者总数的比例逐步下降,由22%下降至14.9%。 (二)高学历人员多 18年来,档案人员中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员占全市档案工作者总数的比例快速上升,由7.5%上升至58.8%。 (三)中青年人员多 18年来,50岁以下的档案人员占全市档案工作者总数的比例都在80%以上。2008年,35至50岁的档案人员占全市档案工作者总数的比例为53.8%,小于35岁的档案人员占全市档案工作者总数的比例为27.7%,两者合计达81.5%。 (四)具有档案专业学历和技术职称人员少 18年来,专职档案人员中具有档案专业学历的比例由26.9%下降至13.8%,具有档案专业技术职称人员的比例由50.1%下降至34.4%。 针对北京市档案干部队伍兼职人员多、高学历人员多、中青年人员多和具有档案专业背景人员少等现状,充分利用现有档案部门的网络资源,建立档案工作者专业教育培训网,可以有效地发挥网络教育培训覆盖面广、共享性好、自主性高、灵活性强等优势,从而达到节约集中面授学习的时间成本、提高档案工作者在职教育的培训率及迅速提升广大档案工作者专业素质与业务能力的目的。 二、开展档案专业网络教育培训是大规模培训档案工作者的有效方式 1991年至2008年北京市档案事业发展统计年报的有关数据表明,在职教育已成为档案工作者接受档案专业教育培训的主要方式,而推进网络教育培训则是大规模拓展档案工作者受教育面的有效方式。 据统计,1991年,北京市档案工作者通过在职培训接受档案专业教育的人数占专职档案工作者总数的比例为43.5%,而到2008年则上升至61%。由于具有档案专业学历人员的数量占专职档案工作者总数的比例在下降,因此,加大对档案工作者在职教育培训的力度势在必行。为扩大档案工作者专业教育培训的受众面,2008年和2009年,北京市档案局尝试着开展了半人工的非严格意义上的网络继续教育培训,即在“北京市档案信息网”上登载有关学习培训资料和考核试卷,要求各区县档案局和市属单位组织本地区、本单位的专兼职档案人员进行学习、考试,考试合格者由市档案局颁发继续教育证书。因为档案工作者可以在“北京市档案信息网”上学习培训资料和下载考核试卷,所以解决了其不能脱岗参加面授培训的问题。据统计,2008年和2009年参加学习培训、考试,并取得继续教育合格证书的人员,合计有2万人。而2007年以前,北京市每年参加档案专业面授继续教育培训的人数最多不超过2300人。可见,开展档案专业网络教育培训,应该成为推进大规模培训档案工作者的首选方式。 据对国内31个档案部门网站有关档案专业教育培训栏目的浏览,了解到国内一些档案部门已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档案专业网络教育培训实践,但目前还没有一个档案部门网站完全具备网上报名、在线学习和考试功能。其中广州市档案局在广州档案信息网主页设置了“广州市档案专业人员岗位培训系统”登录入口,该系统具备学员网上报名(注册和登录)、打印报名表与准考证、模拟考试、查询成绩以及信息统计功能,但档案工作者的专业学习采取集中面授方式,系统不具备网络远程在线学习功能;中国档案学会建立的“文件与档案工作者继续教育园地”网具备网上报名与学习功能,但不能在网上考试,学员在网上登记、注册并交费后可以在线学习,考试采取审核作业或文章的形式。此外,天津市、重庆市、湖南省档案局建立的档案信息网也仅具备网上报名功能。 鉴于目前互联网在档案部门应用的普及和深入,以及档案工作者踊跃参加网络教育培训的旺盛需求,北京市档案局探索建立档案专业网络教育培训系统,通过该系统的建设建立起全市档案工作者基本信息的动态采集制度,完善档案工作者网上报名、在线学习及考试功能,充分发挥档案专业网络教育培训系统在教育培训管理中的作用,对于加大全市档案工作者在职教育培训力度,提高档案专业教育培训管理水平,以及推进全国档案部门网络教育培训工作都将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北京市档案工作者专业教育培训网的建设思路 北京市档案工作者专业教育培训网应是“北京市档案信息网”的子网站,它将以方便全市广大档案工作者自主学习为主要目的,以开展档案专业网上基础知识和继续教育专题培训、考核为主体,同时兼具学习交流、知识传播、问题咨询等功能。 建立北京市档案工作者专业教育培训网应本着统筹规划、组织协调、重点突出、分步实施的原则,重点做好以下四方面的结合: (一)将教育培训管理权的集中与分级相结合 北京市档案工作者专业教育培训网应按照管理权限集中与分级相结合的原则开展建设,教育培训网管理权限的分配取决于档案专业教育培训现有管理体制。北京市档案局、北京市档案干部培训中心、各区县档案局和市属单位要明确分工、各负其责。北京市档案局主要应负责制定档案专业网络教育培训的规划和管理办法;负责构建档案专业网络教育培训的课程体系,及组织编制多媒体课件、相关教材和学习资料;负责向有关部门申报档案专业网络教育培训系统建设的论证材料并组织建设等。北京市档案干部培训中心依职责和授权负责档案专业网络教育培训系统的具体建设、管理和有效运行。北京市档案干部培训中心、各区县档案局和市属单位主要应依职责和授权对所辖地区、所属系统或服务范围的档案工作者参加网上学习和相应的面授培训进行分级组织管理。 (二)将教育培训本市档案工作者与非本市档案工作者相结合 北京市档案工作者专业教育培训网应是依托于“北京市档案信息网”面向社会公众的开放系统。无论是本市人员还是非本市人员,无论是本市档案人员还是非档案人员,都可以登录北京市档案工作者专业教育培训网进行学习,但该网服务的重点受训对象是北京市专兼职档案工作者。由于本市档案工作者与非档案工作者或非本市人员的身份不同,因此该网对登录人员的学习要求也会不同,即只需要求本市档案工作者注册身份信息、在网上进行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的课程学习,并参加相应考试;而对非档案工作者或非本市人员不作具体身份认证,其可以自由浏览教育培训网开设的业务研究、成果交流、政策法规及专业词典等栏目内容。 (三)将网络教育培训与面授教育培训相结合 由于网络教育培训在培训内容上是面授教育培训的补充,在培训对象上是面授教育培训的延伸,所以,要做好两者的衔接与结合。 对于新上岗或转岗人员的档案专业知识培训,要做好网上专业基础知识培训和面授实操内容培训的衔接。在整编档案专业基础知识网上培训内容的同时,做好面授课程案例式、体验式教学的教材或学习资料的编制。 对于已在岗人员的档案专业继续教育培训,要做好面授专题讲座内容在网上的传播。每年应有选择地将普通继续教育班或高级研修班的重点讲座内容挂上网,延伸面授讲座的影响面。 (四)将教育培训网的功能需求与资金投入相结合 在制定档案专业教育培训网建设规划时,要考虑全面和可持续发展,而在系统建设的具体实施时,则要注重循序渐进,处理好现实需求与成本投入之间的关系。要在规划的框架下,根据教育培训的现实需要,确定网络系统应具备的功能,并依据功能需求进行系统平台软、硬件设备的配置。系统建设切记脱离现实需要的贪大求全,避免造成资金投入与实际效果的比例失衡。超级秘书网 四、北京市档案工作者专业教育培训网应设置的主要栏目 北京市档案工作者专业教育培训网作为面向社会提供档案专业知识、业务交流、学术前沿及答疑解惑的平台,应具备方便本市档案工作者网上报名、自主学习、考试和社会公众查阅浏览,以及提升档案专业教育培训组织管理与服务水平的功能。 北京市档案工作者专业教育培训网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可以开设考核性、浏览性、辅导性及管理性等栏目。 针对本市档案人员开设考核性栏目:考核性栏目可分为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岗位培训栏目为新上岗或转岗的档案人员开设,主要内容为档案专业基础知识。本市新上岗或转岗的档案人员经身份认证进入“岗位培训栏目”进行档案专业基础知识学习,并在考试合格后,进行面授报名和培训。档案人员只有在通过面授培训和考试合格后,才能取得由市档案局颁发的档案专业知识培训合格证书。继续教育栏目为已在岗的档案人员开设,主要内容为每年选取面授普通继续教育班或高研班开办的重点课程课件。档案人员经身份认证进入“继续教育栏目”学习并通过考试后,由市档案局颁发继续教育培训合格证书。 针对登录网站的所有人员开设浏览性栏目:浏览性栏目包括专业研究、成果交流、政策法规及专业词典等。浏览性栏目为登录“北京市档案信息网”的本市和非本市所有人员(包括档案人员和非档案人员)开设,主要登载《北京档案》刊发的部分专业文章、北京市档案系统历年获奖科研成果和获奖论著(文)简介、国家和本市颁布的档案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档案专业知识解答等。 针对本市申报档案系列职称的人员开设辅导性栏目:辅导性栏目可分为考试服务和评审服务。考试服务为参加档案系列初、中级职称资格考试的人员开设。自2005年开始,北京市档案系列初、中级职称资格的取得,采取以考代评的形式。至2008年,本市申报档案专业初级职称人员的考试年平均通过率仅为45%(全市职称考试四年平均通过率为84.8%);申报档案专业中级职称人员的考试年平均通过率为68%(全市职称考试四年平均通过率为74.2%)。设置该栏目旨在提高本市参加档案专业初、中级职称资格考试人员的通过率,加大具备档案专业职称资格人员在全市档案工作者中的比例。鉴于该栏目内容的组织需要一定的成本投入,且职称考试是部分档案人员的自愿行为,所以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可以收取一定费用。评审服务为申报档案系列高级职称资格评审的人员开设,主要内容为介绍档案系列高级职称评审的政策、程序,以及申报者应具备的条件、报送材料的要求等。 针对教育培训组织管理人员开设管理性栏目:管理性栏目可分为调查、公告、统计等。管理性栏目为负责档案专业教育培训组织管理的机构或人员开设,主要用于开展档案专业教育培训需求调查、有关档案专业教育培训工作的信息,以及定期公布各区县和各市属单位档案工作者完成档案专业教育培训情况的统计数据等。 总之,教育培训工作的效果最终体现在人员素质与能力的提高上,而人员素质与能力的提高,除需要其自身主观努力以外,关键在于教育培训组织管理工作是否科学、合理,是否具有针对性、适用性。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充分利用现有网络资源、积极探索和不断改进档案专业教育培训工作的方式,使档案专业教育培训工作能有效地促进广大档案工作者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的提高,为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档案专业论文:企事业档案专业人员的道德修养论文 【摘要】加强档案管理工作,必须大力提高档案专业人员的素质,要具备较高的政治思想品质,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勇于创新的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熟练掌握档案学专业知识和良好的身体素质。总之,政治理论知识扎实,档案专业知识深厚,科学文化知识广博,是一个档案专业人员比较理想的知识结构。 【关键词】档案;政治品德;职业道德;专业知识 档案管理工作是由档案、必要的物质条件、档案专业人员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人是档案管理工作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要搞好档案管理工作,既要具备良好的政治品德素质、职业道德素质、专业知识素质又要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当前档案事业的规模日益扩大,档案内容日益丰富,档案信息载体日益多样化,档案管理现代化逐步推广,对档案提供利用的要求日益提高。为了加强档案管理工作,使之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需要,培养和建立一支高效精干的档案管理工作队伍势在必行[1]。 1档案专业人员的政治素质 1.1档案工作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重大事业维护档案真实和历史真实是档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档案工作的政治性、服务性,决定了档案专业人员必须具有较好的职业道德素质[2]。此外还要求档案专业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品德素质。档案专业人员的政治品德素质是指政治态度、政治品质和思想作风。它要求档案专业人员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工作纪律和职业道德,严守党和国家的秘密,自觉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档案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不断加强自身的政治修养。大力倡导和坚持立档为公的精神,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的真实面貌,满腔热情的为社会各个方面提供档案服务,做好档案管理工作。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档案专业人员,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1.1要有强烈的事业心。事业心是一种坚定的职业信念,对自己从事职业执著的追求,始终以旺盛的精力、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档案专业和其他各种事业一样,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有强烈的事业心,才能使档案专业人员有知难而进的信心和决心。 1.1.2要有高度的责任心。档案专业人员的责任心就在于把党和国家的宝贵文化财富自觉的管理好、利用好、维护好档案的完整和安全。“严谨求实、一丝不苟、实事求是、严守国家机密”等工作作风和思想道德情操都来源于档案工作者高度的责任感。 1.1.3要有勇于创新精神。树立勇于创新的进取心,才能使档案工作者在工作中大胆开拓,勇于尝试,进一步加强档案管理,改善档案管理条件,逐步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 1.2档案专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档案专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是根据一般社会道德结合档案工作职业特点提出的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它是职业道德在档案工作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1.2.1不为名利,甘为人梯,热心服务档案工作的任务、工作对象和工作手段决定了它本身是一项服务性、条件性很强的工作。而档案工作与其他服务性工作的不同在于它不能通过服务对象直接产生效益,而是通过服务对象利用档案所取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来体现。不为名利、勤奋工作、积极主动、热情周到的为利用者提供优质的服务,是档案专业人员职业道德素质的最基本要求。 1.2.2尊重档案,尊重历史档案职业道德要求档案专业人员必须维护档案和历史事实的原貌,既不能任意篡改和歪曲档案的内容和特征,也不允许主观臆断随心所欲的鉴别档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坚持据实立档,据实用档,尊重历史,忠于职守,维护党和国家档案的历史真实面貌,同一切篡改档案、歪曲历史的行为作斗争。 1.2.3遵纪守法,严守党和国家秘密由于档案工作是不同于其他服务性工作,档案工作者对于利用者不能“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必须克服主观随意性,按照法律和工作纪律的要求正确处理保密与利用的关系。当前我国对外交流与合作都在日益扩大,外事活动不断增加,这给国外敌对势力窃取我国的高科技技术提供了可乘之机。档案专业技术人员必需具有严格的保密观念和良好的保密习惯,在不违背保密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确保档案在政治上的安全。 1.2.4工作作风要严谨细致档案工作是一项科技性、服务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也是一项复杂、细致、繁琐的工作,它要求我们在区分全宗、分类立卷、编目、鉴定、确定保管期限、汇编、注释档案内容、利用档案咨询及信息反馈等各个工作环节中,都必须做到准确无误。 2档案专业人员的知识素质 档案专业人员的知识素质指的是一个档案专业人员从事本职工作应该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知识面。一般的说,档案专业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理论知识、档案专业知识和相关的科学文化知识。 2.1政治理论知识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和思想,革命理论是革命行动的指南。档案专业人员只有努力学习,掌握并正确运用马列主义、思想,才能确定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科学的探索、总结档案工作的规律,保证档案事业的健康发展。 2.2档案学知识档案专业人员必须系统的学习和掌握档案学知识,具有较全面扎实的实践技能。档案学理论来源于档案工作实践,档案工作实践又迫切需要档案学理论的指导。档案专业人员要了解和掌握档案专业知识,一方面,档案是一种知识载体,档案专业人员要发挥档案的社会效益,就要熟悉档案的内容,掌握档案内容所涉及的知识。另一方面,档案专业人员在对档案进行收集、整理、保管、编研、提供利用中始终贯穿着分析、研究、综合、判断等各种科学的研究活动。档案专业人员只有熟悉和掌握档案专业理论知识,并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这样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目前情况看,档案专业人员应重点学习、掌握《档案学概论》、《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文书学》、《档案分类学》、《档案目录学》。这是档案专业人员必学具备的专业知识。 2.3相关科学文化知识档案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工作面广,知识门类繁多,特别是在各门学科相互渗透的今天,仅有档案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比较全面系统的文史知识、科学技术知识,才能更好的胜任档案工作。 2.3.1掌握文史知识。语言文字与档案管理和服务是不可分割的,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对于搞好档案信息管理工作具有重要作用。通晓历史,才能了解档案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作用,更好的熟悉、管理和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书写水平也很重要,因为档案工作的各个环节,如编目、著录、标引等与书写水平是分不开的,若所写的文字难以辨认会直接影响档案作用的发挥。 2.3.2掌握相关学科知识。现代档案学与相关学科的渗透日益加强,档案专业人员应有重点的学习和掌握相关学科知识。如现代管理学、情报学、图书馆学,还应具有一定的经贸、法律知识。 2.3.3掌握现代化管理知识。随着档案管理现代化技术建设和科学技术管理手段在档案工作中的应用,要求档案专业人员必须熟悉和掌握复印、缩微、音像以及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技术知识,才能适应档案工作发展的需要。 2.3.4掌握一门或多门外语知识。随着改革开放和国际交流的扩大,档案专业人员掌握和熟悉一门或多门外语知识,以确保外文资料的管理与开发利用的顺利进行。 2.3.5掌握宣传知识。改革开放的形势强烈要求档案专业人员走出“馆堂”,面向社会。档案部门要借助各种媒介宣传档案工作,提高社会档案意识,促进档案事业的发展。同时,还要注意相关知识的学习,加强档案专业与其他相邻专业的渗透与联合,培养自己的信息编研、开发能力,成为能够胜任“办公文秘—档案管理—信息开发一体化管理多面手”,并逐步使档案管理工作从经验型的手工操作模式向现代型的技术操作模式转变[3]。综上所述,政治理论知识扎实,档案专业知识深厚,科学文化知识广博,是一个档案专业人员比较理想的知识结构。超级秘书网 3档案人员的身体素质 档案专业人员应当具有强健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这是做好档案工作的前提。档案管理工作要长期收集、加工、编研,具有很强的系统性、连续性,这些都决定了做档案工作要有一个适应紧张工作的精神状态,而良好的精神状态皆来自健康强壮的体魄。脑力劳动的工作效率与健康的身体密切相关。从档案工作目前的情况看,不仅有脑力劳动,也有大量的体力劳动,因此,在档案专业人员诸素质中,健康的身体素质应成为重要的一个条件。 综上所述,档案专业人员的素质是多方面的,这是由档案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为了发展我国的档案事业,提高档案管理水平,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必须提高档案专业人员的素质。 档案专业论文:高职院校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论文 一、高职院校专业教学档案的特点与功能 1、高职院校专业教学档案的特点 专业教学档案作为一种特殊的档案,不同于一般的人事档案、城建档案、组织发展档案、民生档案等等,具有自身诸多的特点。高职院校专业教学档案专业性非常强,主要体现在高职院校涉及到很多学科的专业知识;高职院校专业教学档案教育性很强,因为其直接涉及到诸多具体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效果;高职院校专业教学档案实用性很强,因为专业教学档案直接关于实用学科的一些档案资料。这些都是高职院校在推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建设要好好把握的方面。 2、高职院校专业教学档案的功能 高职院校专业教学档案主要服务教学而存在,彰显了其较强的教学功能与教育功能;同时,专业教学档案也是一个反映和储备教学相关资料的知识信息宝库,能够很好为教师进行专业教育的研究反思与相关专业发展的研究服务,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作为学校的重要档案之一,高职院校专业教学档案能够很好促进学校档案事业的发展,其信息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高等教育信息化和国际化发展的大趋势。 二、当前高职院校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其成因 尽管专业教学档案具有诸多的作用和功能,但是由于各个层面的原因,我国高职院校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建设在价值取向与理念、模式与方式的选择、内容与范围的覆盖、功能的拓展和发挥、管理人员的素质等方面均存在很多不适应信息化发展的方面,非常需要高职院校及时有效应对和切实处理。 1、当前高职院校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建设面临的问题。关于这方面主要体现体现以下几个方面:从理念与价值取向问题上看,高职院校对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形成共识,国际化和信息化理念明显不强。从内容和范畴视角看,高职院校在开展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时,对专业相关的基础档案数据准备不够,涉及到的专业范围有待拓展。从模式与方式视角看,高职院校在开展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时,没有充分利用好网络平台,没有整合好专业教学档案的信息化模式与传统模式的整合融合和创新发展。从功能的拓展视角看,高职院校在开展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时,涉及到专业教学档案开发利用不多,在某种程度上很缺位,彰显了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的功能开发不够。从管理人员的素质与组织机构上看,高职院校在开展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工作时,管理专业教学档案人员的素质不高,而且档案意识不强,一般都是教学秘书附带在做;没有成立专门的档案管理机构,更不要说相应的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的机制和体制建设。 2、引发高职院校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建设问题的成因造成我国高职院校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建设存在各种问题的因素,来自学校层面、师生层面和管理人员等层面。一是学校层面的重视力度不够,这主要体现在高职院校投放到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建设工作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明显不足,导致了专业教学档案管理人员缺乏、管理设施设备陈旧落后。二是受到学校本身信息化建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高职院校开展学校层面的信息化建设工作的力度不大,一种放眼全球和面向世界的态势还没有真正形成,这就严重影响了专业教学档案借鉴国际高校专业教学档案及其信息化建设的成功做法。三是教师和学生对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的利用和开发不够,主要体现在高职院校师生专业教学档案意识不强,没有认识到教学档案与教学工作、学生专业学习成长的互动关系,导致专业教学档案的信息化建设的精神支撑和内在驱动力不足。 三、提升高职院校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建设水平的对策 针对高职院校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建设过程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和吸收国外大学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建设的经验教训,构建国际化和科学化为主的价值取向和理念,紧跟高校教育发展的需要,不断拓展和更新专业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内容,整合好专业档案传统模式与现代信息化模式的关系,充分调动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的功能和作用,大力提升专业教学档案管理员档案学和专业学科的知识与视野,注重提升其档案信息化管理的水平和能力。 1、努力构建信息化与国际化为主的价值取向与理念,推动高职院校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工作科学发展。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在推动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建设工作时要从人才培养模式视角下,不断拓展丰富自己的建设理念,不断规范自己的价值取向。一是坚持质量理念,要求高职院校在推动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建设工作时,务必要重视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过程各个环节做到质量第一。二是坚持科学化和人性话的理念,要求高职院校在推动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建设工作时,务必要遵循高职院校的教学规律、学生学习规律和档案信息化发展的规律,将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发展纳入科学化和轨道;同时注重根据教师和学生的需求,不断调整专业教学档案的发展内容和范围,力求服务于学校师生的成长发展。三是坚持国际化与标准化的理念,要求高职院校在推动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建设工作时,务必要积极借鉴国外发达国家高校的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建设的经验和成功做法,努力与国际接轨,力求标准化发展。 2、与时俱进拓展专业教学档案覆盖的范围与内容,不断提升高职院校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的覆盖面和惠及面。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在推动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建设工作时,要根据高职院校本身发展的需要,根据教师和学生的需要,不断延伸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建设的覆盖范围,从而健全高职院校专业档案信息化发展的内容体系,力争囊括整个教学系统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 3、努力整合创新专业教学档案的信息化模式与方式,提升高职院校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发展的实效性和时效性。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在推动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建设工作时,要积极利用网络平台,大力推进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建设模式;同时也要不断更新传统教学档案管理模式,力促两者形成整合互动的发展态势,形成高职院校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发展的合力。 4、不断拓展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的功能,努力增强高职院校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的发展空间和平台。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在推动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建设工作时,要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宣传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的功能,让之努力服务于高校。 5、全方位提高专业教学档案管理人员的素质,不断增强高职院校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建设的人力基础。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在推动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建设工作时,要通过各种形式和平台,从档案业务、教学业务、学科专业与网络技术等方面不断提升专业教学档案人员的能力和素质,力求为高职院校教学档案信息化建设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人力资源准备。 总之,高职院校专业教学档案信息化建设是一项非常复杂而重要的系统工程,需要学校、院系、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和协作。目前最关键的是要建构起这种教学档案信息化建设的长效机制,不断扩大专业教学档案的功能和角色,以便更好推动高职院校发展和人才的培养。 作者:赵兔巧单位:扬州职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档案专业论文:档案专业人员职业培训研究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档案专业人员的政治素质;档案专业人员的知识素质;档案人员的身体素质等进行讲述,包括了档案工作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重大事业、档案专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工作作风要严谨细致、政治理论知识、档案学知识、相关科学文化知识、档案专业人员应当具有强健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这是做好档案工作的前提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加强档案管理工作,必须大力提高档案专业人员的素质,要具备较高的政治思想品质,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勇于创新的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熟练掌握档案学专业知识和良好的身体素质。总之,政治理论知识扎实,档案专业知识深厚,科学文化知识广博,是一个档案专业人员比较理想的知识结构。 【关键词】档案政治品德职业道德专业知识 档案管理工作是由档案、必要的物质条件、档案专业人员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人是档案管理工作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要搞好档案管理工作,既要具备良好的政治品德素质、职业道德素质、专业知识素质又要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当前档案事业的规模日益扩大,档案内容日益丰富,档案信息载体日益多样化,档案管理现代化逐步推广,对档案提供利用的要求日益提高。为了加强档案管理工作,使之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需要,培养和建立一支高效精干的档案管理工作队伍势在必行[1]。 1档案专业人员的政治素质 1.1档案工作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重大事业维护档案真实和历史真实是档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档案工作的政治性、服务性,决定了档案专业人员必须具有较好的职业道德素质[2]。此外还要求档案专业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品德素质。档案专业人员的政治品德素质是指政治态度、政治品质和思想作风。它要求档案专业人员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工作纪律和职业道德,严守党和国家的秘密,自觉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档案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不断加强自身的政治修养。大力倡导和坚持立档为公的精神,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的真实面貌,满腔热情的为社会各个方面提供档案服务,做好档案管理工作。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档案专业人员,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1.1要有强烈的事业心。事业心是一种坚定的职业信念,对自己从事职业执著的追求,始终以旺盛的精力、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档案专业和其他各种事业一样,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有强烈的事业心,才能使档案专业人员有知难而进的信心和决心。 1.1.2要有高度的责任心。档案专业人员的责任心就在于把党和国家的宝贵文化财富自觉的管理好、利用好、维护好档案的完整和安全。“严谨求实、一丝不苟、实事求是、严守国家机密”等工作作风和思想道德情操都来源于档案工作者高度的责任感。 1.1.3要有勇于创新精神。树立勇于创新的进取心,才能使档案工作者在工作中大胆开拓,勇于尝试,进一步加强档案管理,改善档案管理条件,逐步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 1.2档案专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档案专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是根据一般社会道德结合档案工作职业特点提出的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它是职业道德在档案工作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1.2.1不为名利,甘为人梯,热心服务档案工作的任务、工作对象和工作手段决定了它本身是一项服务性、条件性很强的工作。而档案工作与其他服务性工作的不同在于它不能通过服务对象直接产生效益,而是通过服务对象利用档案所取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来体现。不为名利、勤奋工作、积极主动、热情周到的为利用者提供优质的服务,是档案专业人员职业道德素质的最基本要求。 1.2.2尊重档案,尊重历史档案职业道德要求档案专业人员必须维护档案和历史事实的原貌,既不能任意篡改和歪曲档案的内容和特征,也不允许主观臆断随心所欲的鉴别档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坚持据实立档,据实用档,尊重历史,忠于职守,维护党和国家档案的历史真实面貌,同一切篡改档案、歪曲历史的行为作斗争。 1.2.3遵纪守法,严守党和国家秘密由于档案工作是不同于其他服务性工作,档案工作者对于利用者不能“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必须克服主观随意性,按照法律和工作纪律的要求正确处理保密与利用的关系。当前我国对外交流与合作都在日益扩大,外事活动不断增加,这给国外敌对势力窃取我国的高科技技术提供了可乘之机。档案专业技术人员必需具有严格的保密观念和良好的保密习惯,在不违背保密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确保档案在政治上的安全。 1.2.4工作作风要严谨细致档案工作是一项科技性、服务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也是一项复杂、细致、繁琐的工作,它要求我们在区分全宗、分类立卷、编目、鉴定、确定保管期限、汇编、注释档案内容、利用档案咨询及信息反馈等各个工作环节中,都必须做到准确无误。 2档案专业人员的知识素质 档案专业人员的知识素质指的是一个档案专业人员从事本职工作应该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知识面。一般的说,档案专业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理论知识、档案专业知识和相关的科学文化知识。 2.1政治理论知识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和思想,革命理论是革命行动的指南。档案专业人员只有努力学习,掌握并正确运用马列主义、思想,才能确定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科学的探索、总结档案工作的规律,保证档案事业的健康发展。 2.2档案学知识档案专业人员必须系统的学习和掌握档案学知识,具有较全面扎实的实践技能。档案学理论来源于档案工作实践,档案工作实践又迫切需要档案学理论的指导。档案专业人员要了解和掌握档案专业知识,一方面,档案是一种知识载体,档案专业人员要发挥档案的社会效益,就要熟悉档案的内容,掌握档案内容所涉及的知识。另一方面,档案专业人员在对档案进行收集、整理、保管、编研、提供利用中始终贯穿着分析、研究、综合、判断等各种科学的研究活动。档案专业人员只有熟悉和掌握档案专业理论知识,并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这样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目前情况看,档案专业人员应重点学习、掌握《档案学概论》、《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文书学》、《档案分类学》、《档案目录学》。这是档案专业人员必学具备的专业知识。 2.3相关科学文化知识档案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工作面广,知识门类繁多,特别是在各门学科相互渗透的今天,仅有档案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比较全面系统的文史知识、科学技术知识,才能更好的胜任档案工作。 2.3.1掌握文史知识。语言文字与档案管理和服务是不可分割的,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对于搞好档案信息管理工作具有重要作用。通晓历史,才能了解档案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作用,更好的熟悉、管理和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书写水平也很重要,因为档案工作的各个环节,如编目、著录、标引等与书写水平是分不开的,若所写的文字难以辨认会直接影响档案作用的发挥。 2.3.2掌握相关学科知识。现代档案学与相关学科的渗透日益加强,档案专业人员应有重点的学习和掌握相关学科知识。如现代管理学、情报学、图书馆学,还应具有一定的经贸、法律知识。 2.3.3掌握现代化管理知识。随着档案管理现代化技术建设和科学技术管理手段在档案工作中的应用,要求档案专业人员必须熟悉和掌握复印、缩微、音像以及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技术知识,才能适应档案工作发展的需要。 2.3.4掌握一门或多门外语知识。随着改革开放和国际交流的扩大,档案专业人员掌握和熟悉一门或多门外语知识,以确保外文资料的管理与开发利用的顺利进行。 2.3.5掌握宣传知识。改革开放的形势强烈要求档案专业人员走出“馆堂”,面向社会。档案部门要借助各种媒介宣传档案工作,提高社会档案意识,促进档案事业的发展。同时,还要注意相关知识的学习,加强档案专业与其他相邻专业的渗透与联合,培养自己的信息编研、开发能力,成为能够胜任“办公文秘—档案管理—信息开发一体化管理多面手”,并逐步使档案管理工作从经验型的手工操作模式向现代型的技术操作模式转变[3]。综上所述,政治理论知识扎实,档案专业知识深厚,科学文化知识广博,是一个档案专业人员比较理想的知识结构。 3档案人员的身体素质 档案专业人员应当具有强健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这是做好档案工作的前提。档案管理工作要长期收集、加工、编研,具有很强的系统性、连续性,这些都决定了做档案工作要有一个适应紧张工作的精神状态,而良好的精神状态皆来自健康强壮的体魄。脑力劳动的工作效率与健康的身体密切相关。从档案工作目前的情况看,不仅有脑力劳动,也有大量的体力劳动,因此,在档案专业人员诸素质中,健康的身体素质应成为重要的一个条件。 综上所述,档案专业人员的素质是多方面的,这是由档案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为了发展我国的档案事业,提高档案管理水平,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必须提高档案专业人员的素质。 档案专业论文:卫生防疫专业档案编研工作论文 随着我国卫生防疫事业的蓬勃发展,各级卫生防疫站的档案工作也逐步走上了规范化、科学化管理的轨道,特别是自档案目标管理活动开展以来,更是将档案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卫生部“等级站评审标准”,将档案管理晋级达标做为等级站评审申报的先决条件之一,明确地列入其中,这就极大地促进了防疫站档案工作的发展。仅以我市为例,我市区县站中目前已有十三家区县站晋升了市级先进,两家达国家二级,市防疫站也于96年晋升为国家一级。随着档案工作的升级发展,研究如何提高档案编研工作,深入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已成为各卫生防疫站档案工作中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我站在开展编研工作时,在突出卫生防疫专业特色上做文章,使编研材料有很强的专业性、实用性,受到业务人员的欢迎和好评。在工作中我们体会到,要开发有卫生防疫特色的档案编研材料,要抓住以下几个环节: 一、以业务档案为编研工作的主要对象 卫生防疫站在以开展卫生防病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中,形成了大量的文书、业务技术、科研、基建、设备、会计、教学、声像、实物等档案材料。但由于卫生防疫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故而反映与记录此项工作的主要载体棗业务档案也就具有了极强的专业性。此外,卫生防疫在业务上又具有连续性的特点,对疫情流行规律的认识以及在开展公共卫生的监督监测的过程中,都必须以业务档案为依据。因此,在开展档案编研工作时,应首先从业务档案入手,编研材料才可能有专业特色,才能更有效地为站开展卫生防病、监督监测工作服务。 二、选题要围绕业务上的主要任务 档案编研材料要有特色,要把好选题关。选题应围绕和反映单位的中心工作和主要业务活动。脱离业务工作的选题,就谈不上编研材料的专业性。为此,档案人员应做到两个了解和掌握。 1要了解和掌握单位的中心工作 在安排全年的档案编研工作时,首先要摸清单位档案利用需求的趋向,以此来确定编研选题,从而确保编研材料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单位实际工作的需要。然而,对档案的利用往往都围绕着单位的中心工作,因此,只有了解和掌握单位的中心工作,才能对当年的编研工作的开展做到心中有数,才能确保编研选题在大的方向上与单位的中心工作保持一致,不偏离利用需求,更好地服务于中心工作。如我站近两三年来的中心工作是为申报省市级一级站评审做准备工作,而等级站评审标准要求各科出具近十年、五年的监督监测数据的综合分析。对此,档案室及早做出反应,在制定编研计划时,就安排编制反映这一内容的编研材料,为及时满足全站的利用需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要了解和掌握各项业务工作内容 卫生防疫站的主要业务是开展传染病、地方病的预防和管理以及食品卫生、环境卫生、学校卫生、放射卫生、劳动卫生的监督监测。档案人员在具体做各专业口的编研计划时,应针对以上各业务工作的特点和内容来确定编研材料的题目和适合的类型。为此,档案人员应经常深入科室,广泛地与业务人员交流,了解各科工作职责和范围,熟悉各业务工作的流程和具体内容,从中掌握业务人员的利用需求。此外,还可通过在借阅中开展专题利用登记、发放利用意见表和分析利用效果登记等形式,充分全面地了解和认识业务人员的利用需求。这是确保编研选题具有专业性并能符合业务需求的重要环节。 三、积极开发深层次的档案编研材料 档案部门在分析利用需求的基础上,针对室藏档案的内容和特点,可以开展多种层次的编研加工。如各卫生防疫站的档案中均有历年来国务院、卫生部及北京市政府颁发的关于传染病管理及五大卫生的法规、条例、程序及业务技术规范,而卫生防疫站做为卫生行政机关委托的执法机构,在履行其职权时必须依据有关的法规条例进行。档案部门如能编制有关的业务依据性文件汇编,就会十分有效地满足业务工作的需要。这种文件汇编既实用,做起来又不难。 然而,由于卫生防病业务是一项连续性很强的工作,在开展疫情的分析预测、制定防治策略以及对公共卫生实施监督监测的过程中,都需要掌握和对比以前年度的监督监测数据,特别是在开展预防医学科学研究时,更需要以较长年度的相关数据做依据。因此,档案部门如能将分散在各年档案中的监督监测数据集中起来,做出有针对性的统计和分析,就可以使档案的利用变得更系统更直观,就可以极大地节省业务人员的时间。这就要求档案人员对档案信息除进行上述初次加工外,还应将编研工作的重点放在能系统地提供高度浓缩的档案信息的二三次加工产品上。从实践中看,根据各专业口的需要,开展专题性的统计分析更为适宜。如我站所编制的“1984-1995年北京市食物中毒发生情况分析”,“北京市五百例预防接种副反应分析”,“1985-1995年北京市流脑发病、死亡数统计与分析”,这类编研材料已经常地被业务人员应用于科研、专题调查等实际工作中,显示了很强的实用性。 档案部门在编制专题性统计分析材料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要积极争取业务部门的配合 档案部门根据所选题目,以站藏档案为依据,在完成对各年度相关数据统计后,可交予业务科室,由专业人员做出分析性报告。这样的编研材料既内行,又有一定的深度。 2统计分析时间跨度要大 统计分析材料的时间跨度越大,越能揭示出规律性、本质性的信息,越能有助于业务人员认识和总结疾病流行规律及公共卫生发展趋势。如果所跨年度过短,就没有多少实用的价值,不能为凑编研材料的数量而忽视编研材料的实用性。 3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编研不是杜撰,它必须以档案材料为依据,是在分析档案原件内容的基础上,根据选题对数据进行取舍。因此,如实地采用档案数据,是决定编研质量及可靠程度的前提。有时,某个编研题目所需数据不能从档案上直接得来,就需要档案人员认真研究档案材料,找到相关的数据进行计算而得出,不能图省事而主观杜撰。另外,数据必须要准确完整,不能随意遗漏,要保证所采用的数据能系统全面地揭示编研材料的主题。要根据数据间的有机联系进行分类,同类项目才能进行有关的计算。计算要正确,并要经过复核。 4形式新颖好看 编制专题性统计分析,往往以表格、数字、文字为主,形式比较单一刻板。我们可采用计算机丰富的图表处理软件和打印技术,使编研材料做到图文并茂,色彩鲜艳,生动直观,新颖好看。 四、档案人员应具备专业知识 档案人员要努力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做到编研材料有特色,为卫生防病业务服务,这是卫生防疫站档案工作不断发展和进取的需要。同时,这项工作也对档案人员的自身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做为卫生防疫站档案人员,做好编研工作,应具备的专业知识应有两层含义,一是档案编研专业知识,一是卫生防病专业知识。目前的卫生防疫站档案人员多为“半路出家”,因此加强对档案编研工作的认识和编研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做好编研工作的基础。另一方面,档案人员只有学习和掌握了卫生防病专业知识,才能阅读和分析业务技术报告和总结,才能选择反映专业特点和内容的编研材料题目及适合的类型,这是确保编研材料具有专业特色的前提。此外,在编研材料的编制过程中,即使请有关的业务人员配合进行,也需要档案人员在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与业务人员进行充分的交流,才能共同完成对档案信息的深层次加工。当然,这并不是要求档案人员要成为预防医学专家,但应该做到“耳熟能详”。还有,档案人员还应走出站门,向兄弟站学习编研工作的经验,这也是提高编研水平的捷径。总之,为进一步开展有专业特色的编研工作,深入开发卫生防疫档案信息资源,档案人员应注意培养和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 档案专业论文:卫生防疫专业档案编研工作论文 随着我国卫生防疫事业的蓬勃发展,各级卫生防疫站的档案工作也逐步走上了规范化、科学化管理的轨道,特别是自档案目标管理活动开展以来,更是将档案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卫生部“等级站评审标准”,将档案管理晋级达标做为等级站评审申报的先决条件之一,明确地列入其中,这就极大地促进了防疫站档案工作的发展。仅以我市为例,我市区县站中目前已有十三家区县站晋升了市级先进,两家达国家二级,市防疫站也于96年晋升为国家一级。随着档案工作的升级发展,研究如何提高档案编研工作,深入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已成为各卫生防疫站档案工作中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我站在开展编研工作时,在突出卫生防疫专业特色上做文章,使编研材料有很强的专业性、实用性,受到业务人员的欢迎和好评。在工作中我们体会到,要开发有卫生防疫特色的档案编研材料,要抓住以下几个环节: 一、以业务档案为编研工作的主要对象 卫生防疫站在以开展卫生防病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中,形成了大量的文书、业务技术、科研、基建、设备、会计、教学、声像、实物等档案材料。但由于卫生防疫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故而反映与记录此项工作的主要载体棗业务档案也就具有了极强的专业性。此外,卫生防疫在业务上又具有连续性的特点,对疫情流行规律的认识以及在开展公共卫生的监督监测的过程中,都必须以业务档案为依据。因此,在开展档案编研工作时,应首先从业务档案入手,编研材料才可能有专业特色,才能更有效地为站开展卫生防病、监督监测工作服务。 二、选题要围绕业务上的主要任务 档案编研材料要有特色,要把好选题关。选题应围绕和反映单位的中心工作和主要业务活动。脱离业务工作的选题,就谈不上编研材料的专业性。为此,档案人员应做到两个了解和掌握。 1要了解和掌握单位的中心工作 在安排全年的档案编研工作时,首先要摸清单位档案利用需求的趋向,以此来确定编研选题,从而确保编研材料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单位实际工作的需要。然而,对档案的利用往往都围绕着单位的中心工作,因此,只有了解和掌握单位的中心工作,才能对当年的编研工作的开展做到心中有数,才能确保编研选题在大的方向上与单位的中心工作保持一致,不偏离利用需求,更好地服务于中心工作。如我站近两三年来的中心工作是为申报省市级一级站评审做准备工作,而等级站评审标准要求各科出具近十年、五年的监督监测数据的综合分析。对此,档案室及早做出反应,在制定编研计划时,就安排编制反映这一内容的编研材料,为及时满足全站的利用需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要了解和掌握各项业务工作内容 卫生防疫站的主要业务是开展传染病、地方病的预防和管理以及食品卫生、环境卫生、学校卫生、放射卫生、劳动卫生的监督监测。档案人员在具体做各专业口的编研计划时,应针对以上各业务工作的特点和内容来确定编研材料的题目和适合的类型。为此,档案人员应经常深入科室,广泛地与业务人员交流,了解各科工作职责和范围,熟悉各业务工作的流程和具体内容,从中掌握业务人员的利用需求。此外,还可通过在借阅中开展专题利用登记、发放利用意见表和分析利用效果登记等形式,充分全面地了解和认识业务人员的利用需求。这是确保编研选题具有专业性并能符合业务需求的重要环节。 三、积极开发深层次的档案编研材料 档案部门在分析利用需求的基础上,针对室藏档案的内容和特点,可以开展多种层次的编研加工。如各卫生防疫站的档案中均有历年来国务院、卫生部及北京市政府颁发的关于传染病管理及五大卫生的法规、条例、程序及业务技术规范,而卫生防疫站做为卫生行政机关委托的执法机构,在履行其职权时必须依据有关的法规条例进行。档案部门如能编制有关的业务依据性文件汇编,就会十分有效地满足业务工作的需要。这种文件汇编既实用,做起来又不难。 然而,由于卫生防病业务是一项连续性很强的工作,在开展疫情的分析预测、制定防治策略以及对公共卫生实施监督监测的过程中,都需要掌握和对比以前年度的监督监测数据,特别是在开展预防医学科学研究时,更需要以较长年度的相关数据做依据。因此,档案部门如能将分散在各年档案中的监督监测数据集中起来,做出有针对性的统计和分析,就可以使档案的利用变得更系统更直观,就可以极大地节省业务人员的时间。这就要求档案人员对档案信息除进行上述初次加工外,还应将编研工作的重点放在能系统地提供高度浓缩的档案信息的二三次加工产品上。从实践中看,根据各专业口的需要,开展专题性的统计分析更为适宜。如我站所编制的“1984-1995年北京市食物中毒发生情况分析”,“北京市五百例预防接种副反应分析”,“1985-1995年北京市流脑发病、死亡数统计与分析”,这类编研材料已经常地被业务人员应用于科研、专题调查等实际工作中,显示了很强的实用性。 档案部门在编制专题性统计分析材料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要积极争取业务部门的配合 档案部门根据所选题目,以站藏档案为依据,在完成对各年度相关数据统计后,可交予业务科室,由专业人员做出分析性报告。这样的编研材料既内行,又有一定的深度。 2统计分析时间跨度要大 统计分析材料的时间跨度越大,越能揭示出规律性、本质性的信息,越能有助于业务人员认识和总结疾病流行规律及公共卫生发展趋势。如果所跨年度过短,就没有多少实用的价值,不能为凑编研材料的数量而忽视编研材料的实用性。 3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编研不是杜撰,它必须以档案材料为依据,是在分析档案原件内容的基础上,根据选题对数据进行取舍。因此,如实地采用档案数据,是决定编研质量及可靠程度的前提。有时,某个编研题目所需数据不能从档案上直接得来,就需要档案人员认真研究档案材料,找到相关的数据进行计算而得出,不能图省事而主观杜撰。另外,数据必须要准确完整,不能随意遗漏,要保证所采用的数据能系统全面地揭示编研材料的主题。要根据数据间的有机联系进行分类,同类项目才能进行有关的计算。计算要正确,并要经过复核。 4形式新颖好看 编制专题性统计分析,往往以表格、数字、文字为主,形式比较单一刻板。我们可采用计算机丰富的图表处理软件和打印技术,使编研材料做到图文并茂,色彩鲜艳,生动直观,新颖好看。 四、档案人员应具备专业知识 档案人员要努力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做到编研材料有特色,为卫生防病业务服务,这是卫生防疫站档案工作不断发展和进取的需要。同时,这项工作也对档案人员的自身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做为卫生防疫站档案人员,做好编研工作,应具备的专业知识应有两层含义,一是档案编研专业知识,一是卫生防病专业知识。目前的卫生防疫站档案人员多为“半路出家”,因此加强对档案编研工作的认识和编研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做好编研工作的基础。另一方面,档案人员只有学习和掌握了卫生防病专业知识,才能阅读和分析业务技术报告和总结,才能选择反映专业特点和内容的编研材料题目及适合的类型,这是确保编研材料具有专业特色的前提。此外,在编研材料的编制过程中,即使请有关的业务人员配合进行,也需要档案人员在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与业务人员进行充分的交流,才能共同完成对档案信息的深层次加工。当然,这并不是要求档案人员要成为预防医学专家,但应该做到“耳熟能详”。还有,档案人员还应走出站门,向兄弟站学习编研工作的经验,这也是提高编研水平的捷径。总之,为进一步开展有专业特色的编研工作,深入开发卫生防疫档案信息资源,档案人员应注意培养和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