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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是作为我国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在其运输能力、运输速度等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通过高速公路的互联互通,对平衡我国地区发展差异、调节贫富差距、建立高效交通体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高速公路的国家和地区已近100多个,通车里程更是接近30万km,高速公路正逐渐成为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随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结构不断变化,运输需求持续增长,经过近几十年的稳步发展,高速公路建设已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总体上仍然处于上升发展阶段,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近年来,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方针的指引下,利用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合作,通过签署协议来规范彼此的权利和义务,从而达到互利共赢的建设模式,在我国以及周边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同时也促成了国内外多条高速的诞生。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不仅促进了我国道路交通网络的快速形成,还优化了道路交通运输结构,对缓解城镇交通拥堵压力、促进社会进步都具有积极深远的影响。道路轮廓标作为高速公路安全设施的一部分,设置在道路两侧边缘,附着于波形梁钢护护栏波形凹槽之中,由逆反光材料、支架和连接件组成,用于被动反光显示道路边线轮廓,指引车辆安全行驶能的一种交通安全设施,可附着于隧道侧壁、混凝土护栏、波形梁钢护栏等各种护栏之上。从表面上看,在道路交通建设中,虽然附着式轮廓标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但其重要性却不可小视,尤其是高速公路、环城路等快速公路,由于车辆行驶速度快,在夜间或视线不良的情况下,轮廓标能使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快速对道路轮廓做出判断,提高可视距离,警示道路边线,极大地增加了行车的安全度。因此,道路设置连续线性轮廓标对行车安全显得异常重要。 1轮廓标的使用现状 一直以来,我国公路常规设计都是连续设置线性被动式反光轮廓标,通过对汽车灯光的反射,提早使驾驶员了解行驶前方路况,轮廓标作为道路车行道边界的警示标志,在夜间行车诱导、警示驾驶员等方面作用明显,很好地保证了通行车辆的行车安全。但是,在近来的使用过程中,部分轮廓标已经无法发挥其安全引导行车为目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1反射器反光率不达标 轮廓标反射器的优秀部件是反光片,它是用玻璃珠技术、微棱镜技术、合成树脂技术、薄膜技术等制作而成,广泛的应用于交通标志行业,而反光片首选材料则是高透光率的雅克力板,由于其价格相对较贵,有些生产厂家开始选择价格便宜但折射率低的材料代替,最终造成反光片反光系数不达标,影响轮廓标的使用。除反光片本身质量问题外,当背板结构与反光片密封不合理时,反光片和背板不能黏合在一起,从而影响轮廓标的反光效果。 1.2反射器底板厚度不够 常规底板设计厚度应大于1.5mm,但有些厂家为了节约成本,使用厚度1.0mm甚至更低的钢板来代替,结果底板强度低,既不利于加工制作,又不利于安装施工,同时还会因为变形影响后期的使用。 1.3防腐镀锌不足 根据国标要求,室外安装金属构件表面需热镀锌防腐处理,而且镀锌层厚度应大于50μ,但有些厂家偷工减料,支架表面镀锌层厚度明显低于50μ,有的用冷镀锌,这样的结果显然达不到防腐蚀的作用,有些轮廓标底板支架甚至还没有完全交验就已经锈迹斑斑而脱落,危害道路行车安全。 2轮廓标质量控制及安装的若干建议 2.1加强材料监管力度 为了确保材料质量,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各个环节严格按质量管理体系控制程序执行,使对材料质量有可能出现偏差的各个环节处于受控状态。首先,材料采购须采取择优采购原则,选择有生产历史、管理严格、产品优良、市场信誉好的知名产品,已取得质量认证体系的企业产品将优先采购。其次,材料的采购将由相关负责人编制统一的材料采购计划和要求,在采购时,要严格要求供货商采取切实可靠的安全运输方案,分批及时地将设备运抵现场,并对进场设备按开箱验收规范进行开箱检查,经报验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2.2严把安装质量关 严格按照设计确定的位置进行安装,附着于梁柱式护栏上的轮廓标可按立柱间距定位,附着于混凝土护栏和隧道侧壁上的轮廓标应量距定位,控制好安装高度,确保其线形平顺,逆反射器的安装角度和方向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经螺栓连接后,紧固可靠。管理上要建立分级质量管理机构,配备专职的质量工程师及质检员,在安装过程中按照“自检”、“复检”、“抽检”分别实施检测任务。要完善岗位责任制,明确各级管理职责,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将经济效益与质量挂钩,随时接受上级监督检查,保证安装质量合格。 3轮廓标发展前景 由于常规道路轮廓标是被动式反光,无光线的情况下无任何警示作用,尤其是高速公路S型弯道、互通双向行车匝道等路段以及夜间雨雾天气,被动式轮廓标无法发挥其安全警示作用。为此,急需一种新型的轮廓标,在常规情况下能被动反光,在光线不足时能主动发光,达到警示后方车辆的目的,这就促使人们开发一种新型的同时兼备上述两种功能的轮廓标,进一步保障道路车辆行车安全。 3.1太阳能主动式轮廓标 太阳能主动式轮廓标是一种利用太阳能供电、具有主动发光和逆反射性能的、并能持续发光的轮廓标,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主动发光而且发光亮度大,一般太阳能轮廓标的发光亮度最高可达5000MCD以上,是普通逆反射轮廓标的发光亮度的10倍以上,高强度的黄光可以穿透夜色及雨雾等低能见度场景,为驾驶员指导安全行车方向。在晚上,太阳能轮廓标还可设置以某种频率闪烁,这种动态闪烁警示作用非常强,对于人的视觉刺激更为敏感,因此,主动发光的太阳能轮廓标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雨雾的干扰,促进行车安全。 3.2风能主动式轮廓标 风能主动式轮廓标是一种安装在路侧护栏上带有黄色警示LED灯的能自动闪烁的附着式轮廓标,在无汽车经过形成阵风或者平常无风时,与普通轮廓标类似,当有汽车经过形成阵风或风吹轮廓标时,在风力的作用下,微型发电机旋转发电,释放的电能经控制器驱动LED灯,在黄色反光膜的印射下,变成主动发光式轮廓标。这种轮廓标就是利用空气流动所生成的“阻力”来工作的,合理利用“废弃”的能源,为后车提供警示。新技术新材料的涌现促进了新产品的诞生,也促使了更多的更丰富样式的轮廓标展现在世人面前,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召下,中国的交通系统又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4结语 轮廓标作为交通安全设施的重要部件,在安全行车中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切不可因为在交通安全设施中所占的比重较小而忽视其重要性,尤其是高速公路、环城路等快速公路,由于车辆行驶速度快,在夜间或雨雾天、能见度低下以及互通匝道、高速弯道、上下坡等不利行车的条件下,可视距离短,可视条件差,小小轮廓标就能提示道路线性轮廓,大大提高行车的安全度。因此,研究轮廓标的发展应用,提高对轮廓标的认识,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桥梁、桥墩轮廓标[J].交通标准化,2010(2):44. [2]包兴臣,孟强.高速公路主动发光轮廓标应用方案设计探讨[J].中国交通信息化,2017(4):113-115. 作者:李首才 单位:中冶(北京)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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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叙事论文:浅谈刍议教育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 论文关键词:质的研究 教育叙事研究 理论基础 研究方法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质的研究形式,教育叙事研究受到很多不同思潮、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具有多重面相和多种焦点的特色。现象学、解释学以及后现论、文学中的叙事学理论、现代知识论等为教育叙事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叙事研究在文学、历史、人类学、社会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等学科,有悠久的开发和使用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叙事和生活故事的概念在社会科学中变得引人注目,并不断进入包括心理学、教育、社会学、历史等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应用中。但是,在教育研究领域,将叙事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系统阐释,则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克莱丁宁和康纳利系列研究成果的发表标志着教育叙事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的教育研究方法的诞生。作为一种质的研究形式,教育叙事研究起源于很多不同的学科,它同时跨越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物理科学,具有多重面相和多种焦点的特色。现象学、解释学以及后现论、文学中的叙事学理论、现代知识论等为教育叙事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一、后现论 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后现论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也没有统一的理论,但通常后现代主义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状况、一种哲学导向和一种研究运动。?①20世纪90年代后现论开始进入教育领域。教育学者开始运用后现代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对现今教育的教育目的、研究方法、德育、教育管理、课程改革及教师观等诸多方面进行批判与反思。从1990年起,质的研究进入了后现代时期,也就是说,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要影响。?②现代文化中的机械论世界观陷入危机,所谓的“决定性、稳定性、有序性、均衡性、渐进性、线性关系”等现代科学的基本范畴逐渐被“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断裂、突变”等后现代的观念所代替。建立在普适意义上的语言、社会和知识结构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已经崩溃,现代文化创造的三种元神话(人性解放、精神目的论、意义阐释)也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后现代主义主张彻底的多元化,反对任何统一的企图以及将自己的选择强加于别人的霸权,它坚决维护事物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主张各种范式并行不悖、相互竞争。?③“一切都被解构了,固定的意义不再存在了,意义只存在于关系之中”?④信奉后现代主义的人们以无信念为信念,以无基础为基础,以无限制为限制,以无规则为规则,他们不对任何信念、基础、限制、规则持确定的态度,而这本身就反映了他们的一种确定的态度。?⑤此时,由于对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实际作用的意识更加敏锐,质的研究更加重视以行动为取向的研究。比如,勒温(K.Lewin)的行动科学和阿吉里斯(C.Argyris)的实践研究范式就是建立行动理论的有益尝试。?⑥被研究者成为研究者,亲自参与研究,打破了科学界对研究的一统天下,消除了笼罩在“研究”本身这一现代神话之上的神秘感。在行动研究中,参与者不再承认任何普适的、绝对的宏大理论,不再企图寻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更加重视对区域性小型理论的建构。与此同时,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质的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的状况,更加注重不同人群(特别是弱小人群)的声音,在方法上也更加兼容并包。社会科学在一些学者的眼里变成了“杂货摊”,各种文化作品以不寻常的方式在无法预料的地方浮现出来,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被认为是“神圣的”“永恒不变的”或“永不开封的”。而罗沙多(Rosaldo,1993:44)等人却认为,这一比喻巧妙地描绘了后殖民时期世界范围内内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局面。 二、文学中的叙事学理论 文学理论是教育叙事研究首要的智慧源泉。自20世纪70年代以术,叙事学成为文学研究的优秀领域。叙事学中关于叙事的情结、结构、语言、语境、合理性以及口头叙事与书面文本间的转换等,都成为当前教育叙事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同时,新时期叙事学研究由“所指之事”向“所用之叙”的中心转移?⑦以及由经典叙事学向多元叙事学或新叙事学的转向也对教育中的叙事运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国20世纪40年代问世的一本蜚声海内外的叙事研究的社会学名著《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堪称为叙事研究的典范,英国伦敦大学教授雷蒙德•弗思在《金翼》的“英文版导言”中评价这部书说,作者“巧妙地设法将这一记述提高到具有真正社会学意义的水平,使几乎每一件事都成为东方农村社会某些进程的缩影。”?⑧同样,叙事学的写作手法同样可以运用到教育研究中来,实现“巧妙地设法将叙述提高到具有真正教育学意义的水平”。 三、现象学和阐释学理论 叙事研究作为质的研究方法,受到现象学的影响。现象学对质的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现象学研究把生活世界作为研究的起点,对意义的追寻使得测验、控制、结果、规范和任何别的事物都不再享有优先权,以自然的态度面对日常生活的世界,这种态度就是胡塞尔所描述的原始的、前反思性的、前理论性的态度。质的研究应该有所指向,以对故事现象或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为本质诉求,应该关注被研究者与世界之间的意识活动,研究者需要站在当事人的视角,了解他们是如何对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解释的、他们是如何理解别人的意图和动机的、他们是如何协调彼此的行动的。?⑨其次,现象学认为本质就是现象,如果意向活动受到感觉质料的充实,本质直观便于工作具有“明证性”。这对质的研究的启示是:研究要注意整体性、情境性和关联性,不能孤立地看待问题。对现象要进行“深描”,以此揭示社会行为的实际发生过程以及事物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要“面向事实本身”。再次,现象学认为理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人的意向活动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时间性。时间的三项(过去、现在、将来)由视域所连接,意识活动本身就是处于这个视域之中。这对质的研究的启示是:研究要进入人的意识境遇,要同时考虑到现象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研究者要深入现象的内在联系之中,贴近被研究者自己对时间、历史、空间等概念的理解。 质的研究还受到与现象学密切相关的阐释学的影响。阐释学主要在如下三个方面对质的研究产生了影响。首先,确认“理解”是质的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和功能。质的研究强调在研究中获得对被研究者的理解。“这是因为‘人’既不是一个‘实物’,也不是一个‘概念’,对人的研究不能通过‘证实’的手段,而只能通过‘理解’和‘阐释’”。?⑩其次,对研究者本人“倾见”的认可和利用。“阐释”受到历史、文化和语言各方面的制约,阐释者自己的“前设”和“倾见”是“理解”的基础。“研究者在研究中是不可能选择立场的,因为在开始研究之前他?她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立场”。(11研究者的个人因素,包括自己的文化身份、对研究问题的前设、自己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等,都会影响到研究的进程和结果,需要认真地加以清理和利用。研究者必须意识到,所谓“他人的观点”不是客观存在的、自足的一个实体,而是透过研究者个人的视境构造而成的。再次,“理解”中参与者之间主体间性的确立。研究者的自我意识不仅可以包容被研究的对象世界,而且可以创造一个对象世界。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双方处于一种新的、可以相互沟通的历史视域之中才使得理解成为可能,对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主体间性进行有意识的探究成了质的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而不是研究方法上的一个“禁忌”。在探寻当事人意义建构的过程中,质的研究强调研究者长期在当地与当事人生活在一起,通过亲身体验了解自己与对方相互之间是如何影响、互动的,自己是如何理解对方的。 四、现代知识论观点 现代知识观深受杜威、海德格尔、波兰尼、弗洛姆、斯普朗格等人的影响。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在于,致力于克服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的寻求抽象、永恒、普适的本质的思维方式,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将人与知识视为孤立的、具有某种先在本质的人与物,其结果是,两者都变成僵硬的存在物,失去了彼此关照的意义。(12这种知识观可以概括为旁观的知识观、静态的知识观或者客观主义的知识观。杜威认为,逻辑型知识代表的是较基本的系统知识的成熟的、专门化的发展阶段,因而当孤立地作为起点呈现给学生时,逻辑型知识就无意义,而且在教育上是有害的,教育的目的在于尽可能把所传授的内容同个人直接的行为及情感反应的内容融为一体,常犯的错误不在于把重点放在传授的事实和观念上,而在于以这么一种孤立的方式呈现,以致它们不能同直接有关的带有感情色彩的内容自发联结起来。海德格尔把人看作可能的、在操劳中认识着的“此在”,人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本质在于此在自身的筹划与操劳,知识在人的操劳中产生,又成为人筹划未来、实现自身可能性的用具,知识的意义等待人去赋予,知识的力量由此得以体现,而人的可能性也由此得以拓展。波兰尼使用“识知”(knowing)一词来统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认为现代科学所宣称的要建立严格分离的、客观的和正式化知识的观点是具有误导性的,除非理论知识被人“内化”并广泛用于诠释经验,否则它不可能被确立,真正的知识在于能应用它。弗洛姆曾指出“占有生存方式”和“存在生存方式”在知识领域的区别表现为“我有知识”和“我懂得”这样两种措辞方式,存在生存方式的至高鹄的就是深刻的知识,而占有生存方式则是大量的知识,存在生存方式把知识看做是生产思想的一部分,而占有式把知识看做是实体性的财产,不与自身的内心世界、精神世界发生联系。斯普朗格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认为:教育即“以环绕个人周围的客观文化材料,使个人心灵的不断介入,得以更为生动、进展”。客观的文化材料仅仅作为潜在价值存在,还不产生教育的作用,它要成为教育的过程,必须由文化的承担者来真正加以理解和评价,同时,这种文化必须与具有体验能力的、不断复苏的个人精神“碰撞”。总之,杜威、海德格尔、波兰尼、弗洛姆、斯普朗格等人强调知识的主体性、实践性和工具性,可称为参与者的知识观或者动态的知识观。波兰尼说:“知识的取得,甚至于‘科学的知识’的取得,一步步都需要个人的、默会的估计和评价”(13而对于每个具体的人来说,客观知识如果不能有选择地转变为个人知识,融入个人的热情、智慧和操劳,就不能成为自己可以自由驾驭的资源。动态的知识观强调知识的个体性、主观性和活动性,与教育叙事研究的旨趣不谋而合,为研究者使用教育叙事研究观察合作者的个人实践理论或教师知识提供知识论基础。 从教育研究的目的分析教育研究不仅是从已然的教育事实中找出实然的教育事理,更要注重从更深更广的知识、历史现实背景中探索教育的应然之理。(14现实的教育问题总涉及个人的活动,而个人的经验积累不同以及个人所处的教育环境不同、个人对问题认识的差异性,导致表面上或者形式上相同的问题,实质上会因人而异。叙事研究旨在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意义,注重参与者的观点,关注不同的人如何理解各自生活的意义,因而能够深入探究人的内心活动和思想的叙事研究弥补了以往那些忽视人类经验的某些特殊层面的研究方法的缺陷。“叙事研究的兴起不仅意味着它是对教育生活探究的有效的研究方法之一,而且也是研究者们的一种生存方式的转变。”。 教育叙事论文:关于教育叙事研究在农村教师中的应用 【论文关键词】教育叙事研究 背景 意义 策略 【论文摘要】教育叙事研究是一种新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它通过揭示有意义的教育教学事件,指导教师以后的教育教学实践。进行教育叙事研究不仅有利于农村教师进行自觉反思、不断成长,还有利于教育科研走向“平民”化。农村教师在具体应用教育叙事研究时,需要把握叙事的标准,处理好叙事者与研究者、特殊性与普遍性、主观性与客观性三组关系。 一、教育叙事研究的内涵 1. 教育叙事研究的概念 教育叙事研究,“就是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借此来改进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以更鲜活的形式丰富教育科学理论,促使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更加完善和灵活。”它的研究主体既可以是教育主体,即叙述者(教师)本人(这种教育叙事研究被称为叙事人类学),也可以是专门的研究者(这种教育叙事研究被称为叙事行动学)。一个完整的教育叙事研究应包括:叙述事件——解决问题的具体过程,如解决时的所思所想,何以得到最后解决;反思事件——从整个事件的表面现象提炼出所蕴含的深层次意义;升发事件——从先前的反思中建构新的思想或经验,使主题事件所蕴含的意义普遍化或理论化。 2. 教育叙事研究兴起的背景 教育叙事研究最初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教育研究领域内率先兴起,90年代末引起了我国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它的兴起受到了哲学现象学、解释学以及人类学中的“田野考察”方法的影响。 现象学强调对事物、事件本身的理解、分析和阐释,强调生活、情景和意义。教育叙事研究正是由此受到启示:回到事实本身、交互主体性和生活世界,提出了它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方式,不满足于传统教育教学研究中追求事物的普遍真理和客观规律,以及对概念等的抽象和泛化分析,而是回到人们的生活世界中去,用交际和对话等直观的方式从整体上去探索教育教学事件本身中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一些值得他人借鉴的、应引起注意的东西。 教育科学是人文学科,它的研究不同于自然学科。自然学科需要“定量”,需要说明,一个板一个眼。而教育叙事研究则只能“定性”,需要理解,需要合理的解释。这种理解和解释以研究者的“先见”为基础,充分尊重和利用这些“先见”,逃离理论教条的束缚,通过对话确立主体间性关系而趋近合理。主张“理解”的教育叙事研究方式正是受到解释学的影响而由此形成。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研究者深入基层,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通过切身体验获得对当地人和文化的理解。这种“田野式”的研究方式也对教育教学研究产生启发:教育研究者通过对话、交流或倾听,切身体会叙事者的所思所悟,与其产生情感共鸣,达到对相关事件的一些质性认识。这样,教育叙事研究应运而生。 二、教育叙事研究对农村教师的意义 1. 有利于教学反思从“自发”到“自觉”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和生活事件中,教师们有时对于某些现象,头脑中会出现灵光一闪,似有所悟,产生自发式反馈行为,形成某个经验。有心的教师也许会在事后对其作以梳理,略作记录,做出反思。但大部分教师则会无所理会,任其流走,对这笔宝贵的财富视而不见。美国教育专家波斯纳(G . J . Posner)认为,“没有反思的经验是狭隘的经验,或者是肤浅的知识,如果一个老师仅仅满足于经验而不是经验的反思,那么即使他有二十年的教学经验,那也只是一年工作的二十次重复。”可以说,反思是教师的自我成长和专业发展以及教育研究的优秀因素。 教师不应该满足于经验,需要对教育教学行为进行反思,而且反思还应该从自发的状态上升为自觉的行为。无论研究者是否为教师本人,教育叙事研究的过程都贯穿了自觉反思:面对众多的教育教学问题或事件,需要反思、“筛选”;对于教育教学问题的解决方式,需要反思;教育教学问题解决后的效果如何,得到哪些启示、经验和教训,更需要反思。可见,主动的教育叙事研究促成了教师们从以前自发式的、毫无意义的反馈阶段向自觉阶段转化,为教师们进行教育教学的自觉反思提供了契机。 2. 有利于教育科研走向“平民化” 教育和科研是学校里的两大工作。关系紧密,相互影响:教学为科研提供土壤,科研又促进教学的改善和提高。在农村学校,由于经济条件差,设施设备简陋、奇缺,师资不足、水平不高,开展“阳春白雪”似的传统教育科学研究,困难重重,农村教师无力、也无能问津,当然,更谈不上通过科研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而对于“下里巴人”似的新兴的教育叙事研究,操作简单,不需要资金、设备、设施,只需要一颗滚烫而热情的心,农村教师完全可以为之,而且能有力促进教育教学的改善。这样,以前只有依靠少数教育专家、学者和科研机构才能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的行为,现在也能在广大的农村教师群体中开展并应用起来,实现教育科学研究的“平民化”。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蓬勃发展,教育教学效益的不断提高。 3. 有利于教师的成长 教育叙事研究对于教师的成长显而易见。主要表现在:第一,能促进教师科研意识和素养的形成。教育叙事研究使得“平民化”的农村教师们除了教育教学外,更对地关注了一定教育教学事件后的反思及经验总结,这种习惯的养成必然会促进其形成一定的科研意识,具备一定的科研素养,为以后从事更高效、更复杂的教育科学研究奠定基础。第二,能促进教师有效处理师生关系和师师关系。教育叙事研究体现了教师对自己和学生生活世界的关注,其间,教师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注意学生的真实情感和复杂状态,于细微处研究学生、了解学生;更多地与学生对话、沟通和交流。从而实现师生双方彼此的更加理解。对于一项教育教学事件的叙述,教师们可能会由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生活体验,产生不同的感受和经验,大家从各自的视域中走出,互动、交流彼此的心声、理解和感悟,必然会促进教师们的共同成长与合作。第三,能促进教师形成自己的教育教学哲学。在教育叙事研究中,教师通过对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是日渐麻木的教育教学经历的回顾和反思,对业已模糊的教育教学理论、理念和概念有了一次更加清晰的再认识、再理解和再诠释,从而根据个人的知识来源和形成,选择与建构有效的教育教学方法与经验。经常的这种教育叙事研究,必然能促进教师形成自己的教育教学观点、教育教学哲学。第四,能促进教师成就感、使命感的形成。在教育叙事研究中,教师的真实教育教学和生活状况得以深描,生命的激情和感性的灵光再次在研究中被他人或自己重视,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全面释放,教育教学生活里充满更多的机智和幽默,教育教学效果得到提高,成就感的获得,也必然会促进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形成。 三、农村教师开展教育叙事研究的策略 有效地开展教育叙事研究,教师们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叙事”的标准。首先,要具有“问题性”。教师生活在学校里,每天都会经历许多的教育、教学、生活事件,但教育叙事决不是对每件事件的叙述或记录,只有那些让教师或感动、或困惑、或后悔、或兴奋的能引起教师内心萌动的、值得注意的、表现为某种问题的事件,才值得叙述和研究。其次,要具有“情景性”。情节和环境是故事发生的载体和条件。每个人的思想、行为都不能脱离他们所处的环境,故事也只有在丰富、复杂、变动的环境中考察才有意义。正如杜威所说,“环境不仅表示围绕个体的周围事物,还表示周围事物和个体自己的主动趋势的特殊的连续性。”也只有这样,研究后取得的经验才有其参照性的支撑点。故事情节蕴含着个人丰富的内心体验和细腻的情感变化,有血有肉的情节故事才能打动人、感染人、以情服人,引起听者注意,产生共鸣。最后,要具有“释放性”。对教育、教学、生活事件的叙述要求叙事者真实感情的流露,所思所悟真实的呈现。它不仅是指教师面对自己、同事、研究者要完全甩掉心理包袱,摆脱心理困惑、担忧和顾虑;也是指教师面对传统教育科学研究的那种“自上而下”性和权威压制性要实现个人身心的全面解放和心理完全宣泄,表现出巨大的无畏性。 第二,处理好三队关系。首先,叙述者与研究者的关系。在教育叙事研究的叙事人类学中,叙述者与研究者为同一人。这时,教师不仅要正确发出作为叙述者的声音,也要正确发出作为研究者的声音。同时,在教育叙事研究的叙事行动学中,教师作为单纯的叙述者,在民主、平等的条件下,发出内心的真实倾诉和释放,应受到研究者的尊重和保护。研究者应既站在事件的外面,也“生活”在里面,这样才能获得叙述者的真正所思所悟,自己也才会有客观的经验所得。确定好了二者的关系,才会有双方合作的起点和平台。其次,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教育叙事研究是一种“微观叙事”,是对个别对象个别事件进行的研究,注意研究材料的细节性、生活性、情景性和研究层面的深入性,因此,少有高屋建瓴的抽象概括和泛泛而谈的大道理,呈现出一种特殊性。在研究中,对这种特殊性,不能强调过度,否则教育叙事研究毫无意义。其实教育叙事研究也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表现为一种“启发性”和一定环境条件下的“参照性”。人们了解了有意义的教育、教学、生活事件后,所产生的那种心领神会,唏唏之叹,那种“曲尽意犹在”、“掩卷思不罢”之感,正是这种“普遍性”。随之,后继者也才会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对其参照和仿效。最后,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关系。面对众多的事件,叙事者根据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进行“筛选”,对其所思所悟也无不流露出叙事者以及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取向和态度,体现出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的特色。这本无可厚非,但叙事者和研究者也不能毫无节制地任其主观价值倾向四溢,尽量保持某种客观态度,把握一定的度,坚持“筛选”、“判断” 、“反思”的批判性和理性,遵守起码的研究规则。 教育叙事论文:试论教育叙事研究方法 论文关键词: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叙事研究方法 论文摘要:近年来,教育叙事研究作为质的研究方法的一种运用形式,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从其兴起背景出发,介绍了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内涵、方式和特点及其实施的过程,并就目前人们对其一些普遍性的误解进行一些澄清。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教育实验法、教育调查法、教育统计与教育测量等定量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近年来,人们逐步认识到,教育科研应该更注重人本主义的质的研究,教育叙事研究作为质的研究方法的一种运用形式,也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一、教育叙事研究兴起的背景及其意义 教育叙事研究最初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教育研究领域内率先兴起,90年代末引起了我国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在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们对已有教育研究方法的反思、教师专业化实现的途径与方法以及教育研究的目的与作用等几方面的研究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 叙事研究是教师专业化实现的有效途径与方法之一。教育叙事研究还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它更注重教育故事所具有的意义,并通过对意义的重构与解读,来反思与提高实践,来丰富与优化理论;它关注教育主体实践智慧与个人理论的形成与优化。叙事研究基于对个体经验与故事情境的关注,降低了教师进入教育科研的理论高度,但并不否定教育理论的价值。它的兴起不仅意味着它是对教育生活探究的有效的研究方法之一,而且也是研究者们的一种生存方式的转变。 二、教育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内涵 1、理论基础 后现论 后现代思想家们关于主体的消亡、元叙事、对差异的颂扬等对叙事研究影响很大。反过来,叙事、故事、语境等词汇也成为后现代思想家们高频率使用的语词。 文学中的叙事学理论 这是教育叙事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叙事学成为文学研究的优秀领域,叙事学中关于叙事的情节、结构、语言以及口头叙事与书面文本间的转换等.都成为当前教育叙事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同时,新时期叙事学研究由“所指之事”向“所用之叙”的重心“转移以及由经典叙事学向多元叙事学或新叙事学的转向,也对教育中的叙事运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现象学和解释学理论 这两派哲学的主张为叙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启示。现象学的意向性、交互主体性和悬置等思想,有助于人们暂时悬置主观判断和先见,尽可能地揭示教育事件本身;解释学则从方法沦角度强调了社会科学的特殊性,主张对经验性文本进行解释和理解理解。 现代知识论观点 现代以来不同类型知识的划分表明了人们对知识理解的深入,尤其是加涅(R.M.Gagne)和安德森(J.R.Anderson)的知识分类观点极大地拓展了传统知识的内涵,并确立了如今日益被广泛接受的一些新的知识观念。如,只有个体积极建构的知识对个体才有意义等。 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理论与方法论 近些年来.随着人类学研究的升温,对人类生存和交往模式的思考及其运用的田野作业法开始对诸多社会学科领域产生影响,同时社会学使用的扎根理论方法、行动研究,以及语言学中的符号互动理论等都构成了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的一部分。 2、内涵 国内目前对于教育叙事研究基本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广义的,就是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另一种是狭义的,专指教师叙事研究,当前似乎基于狭义理解的叙事研究居多。 三、教育叙事研究的方式和特点 教育叙事研究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教师自身同时充当叙说者和记述者,另一种是教师只是叙说者,由教育研究者记述。 教育叙事研究有其本身独有的特点:时间性、情节性和主观性。教育叙事研究所叙述的内容是已经过去的、实际发生的、有情节的相对完整的教育事件;无论是”所叙之事“还是”所用之叙”都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能反映参与者的教育信仰、价值观念和理论水平。 四、教育叙事研究的过程 叙事研究的过程是依照叙事研究自身的逻辑和方法所实施的过程,有研究者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1、现场工作。 主要是指研究者进入研究现场对所研究对象的体验。在这一阶段研究者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叙事研究强调研究者要参与到研究对象的活动中去,通过全面深入的了解来获得资料。第二,研究者要从整体上对这一现场所产生的包括历史文化背景在内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考察。 2、从现场到现场文本。 现场文本不仅包括事件的客观记录还包括研究者和参与者的关系,是经过选择、演绎解释的经验记录。它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形成,如口述史、故事、照片、回忆录、现场笔记、文献分析等。 3、从现场到研究文本。 研究文本要回答意义和重要性问题,可以用文学、诗歌、科学等不同风格撰写。 总之,叙事研究在内容与手段上与其它研究方法有着本质的不同,它还要求研究者要具有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敏锐的洞察力、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写作的能力。 五、对叙事研究几种误解的澄清 有人认为叙事研究就是讲故事,就是把自己的经历与体会表达出来。这样的理解是肤浅的,叙事研究是通过行为者对教育故事的叙述,来反思教育实践的合理性,及重构教育实践的理论意义以优化教育实践规划质量。还有人认为,叙事研究就是不需要理论基础的研究,其实,叙事研究既要求通过叙事来体现理论对实践的解释与洞察力,也要求通过对叙事者个体价值与情感的认可及对故事情境的关注,来丰富理论的视野。更有人认为人人都可以做叙事研究,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实践智慧与个人理论,都具备做叙事研究的可能;但如果只是白描事实,而不反思与重构,不通过重构来丰富个人理论,就不是做研究。 教育叙事论文:关于教学案例与教育叙事辨析 【论文关键词】教学案例 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技术 质的研究 【论文摘要】目前对教学案例和教育叙事尚无清晰明确的定义和区分,不利于研究的开展和写作的规范。本文从目的意义、定义内涵、基本要素、共同点和不同之处等方面,对近年来受到教育界推崇的教学案例与教育叙事研究进行了较深入的辨析,对教师在撰写教学案例和教育叙事研究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教育研究者愈来愈强烈地认识到,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既不同于哲学,也不同于自然科学,那种满足于理论思辨,或以经典自然科学为标准的研究方法难于把握复杂的教育现象。在此背景下,质的研究方法逐渐在教育研究中得以提倡,教学案例、教育叙事研究等质的研究方法得到教育研究者的广泛认同,它的最大意义在于真正能使教师成为研究的主体,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教育研究与教育行动分离、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脱节的状况,从纷繁复杂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探讨与挖掘那些很难用理论推导或实验数据来概括与抽象的内涵、意义与深层规律。它重视对教育教学过程中人的心理与情感活动的研究,重视行动与反思,反对不切实际的空谈,主张“一例胜千言”,提供“样板”与“范例”,提倡移植与借鉴,强调理论要来自于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与修正,只有在真实情境下能够应用的理论才是有价值的。这也就是当前教学案例与教育叙事研究越来越受到推崇的原因。 目前对于教学案例和教育叙事研究都没有十分严格的界定,大多数教师甚至教育技术工作者都不知道两者的准确定义和区别。笔者通过百度搜索检索到含“教育叙事”关键词的网页160,000条,以“教学案例”为关键词的网页919,000条,以“教学案例+教育叙事”为关键词的网页16,900条;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到从1979至2006年,以“教学案例”为关键词的论文1940篇,以“教育叙事”为关键词的论文168篇。通过对内容的初步分析,笔者发现存在三种情况:一种是不加区别、混为一谈;一种是自说自话、大同小异;第三种是有所区别、但未进行系统比较。笔者认为:从本质上来说,教学案例与教育叙事都属于同一类教育教学研究方法,即质的研究方法,是教育行动研究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但又各有侧重;教学案例与广义的教育叙事中的一种类型——教学叙事比较接近。为写作和研究方便起见,应加以区别和规范。本文将就两者的异同之处进行辨析,以供广大教师参考并就教于方家。 一、什么是教学案例? 案例一词译自英语“Case”,原意为状态、情形、事例等。案例是一个实际情境的描述,在这个情境中,包含有一个或多个疑难问题,同时也可能包含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案例应有如下几个特征:案例是一个故事(事例)的讲述;案例要有完整的情境和背景、情节和冲突、对问题的思考和解决过程;案例的叙述要具体、特殊;案例要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情感、态度、动机、需要等;案例要有隐含的思想,案例描述的是实践者的所思所想所为,都是具体的甚至细小的行为,但这些行为的背后都隐含着某种思想、信念和理论,等待读者去解读、品味和分享。案例如果没有这种思想,只是一个平淡而肤浅的故事,就没有教育意义。 根据理查特(Ricahert,A.E.,1991)的定义:“教学案例描述的是教学实践。它以丰富的叙述形式,向人们展示了一些包含有教师和学生的典型行为、思想、感情在内的故事。”[1]从这里可以看出,教学案例实际上包含了“教”与“学”两方面实践的记录,它既是“教”的案例,也是“学”的案例。 在教学案例所记录的教学情境故事中,包含了某些教学疑难问题的解决过程与方法。这类案例的搜集必须事先实地作业,并从教学任务分析的目标出发,有意识地择取有关信息,因此研究者自身的洞察力至关重要。 从Internet网上搜索发现,“教学案例”一词还常常被用作案例教学所采用的案例的统称,案例教学中使用的案例,是指那些符合教学要求、能够引起分析和思考、达到教学目的的故事性材料,如生活中具体的事例、病人的病情介绍、刑事案件的案情等,可以称之为“用于教学的案例”,这与本文所指的专门描写教学过程的“教学案例”是不同的。当然,描写教学过程的教学案例也可以作为案例教学的材料。 二、什么是教育叙事研究? 叙事,就是“讲故事”,原本是文学(特别是小说)的要素之一,它所获得的是具体的事实性知识,而不是抽象的真理性知识,因此它长期以来被“科学的研究方法”所排斥。但是,后现代主义对“叙事”给予了新的解释和强调,将之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之中。波尔克霍恩(Polkinghorne,1988)将叙事界定为人们从他们的经历中获得意义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的几位课程学者将叙事研究作为教师的研究方法运用于教育领域,从而出现了教育叙事研究。简单地说,教育叙事就是“讲一个教育方面的故事”,教育叙事研究是在“讲教育故事”的基础上,通过对故事进行感悟和反思,来研究教育问题。抽象一点来说,教育叙事研究,就是研究者通过对有意义的校园生活、教育教学事件、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与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这些生活、事件、经验和行为背后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信念,从而发现教育的本质、规律和价值意义[2,3]。 目前关于教育叙事的分类很多,也很不统一。比如有将教育叙事分为“真实的教育叙事”和“虚构的教育叙事”的;有将教育叙事分为“教学叙事、生活叙事和自传叙事”的;有分为“调查的教育叙事、行动的教育叙事、虚构的教育叙事”的;还有分为“大叙事、小叙事”的。 三、教学案例的基本要素 1. 教学背景 教学背景包括教学的基础、条件、学情等方面的情况。教学基础指前一个教学活动所完成的教学任务(如前一节课所学的知识及形成的能力),新的教学任务是在怎样的知识、技能、能力基础上进行的;教学条件主要是指教学设备和教学技术;学情是指学生的基本学习状态,如班级学生的总体状况、学习基础、学习习惯、学习风气等。 2. 教学过程 即教学实录。它忠实地记录整个教学活动的细节,包括显性的教学行为和结果,还包括一些隐性的教学行为,即教师、学生的情感活动以及学生的思维反应等。后者是我们经常忽略的地方,比如,学生对某一教学结果作出会心的微笑反应,这样的面部表情流露是瞬间的,但却包含许多学习信息,可能具有重要的教学意义。课堂教学往往是具有某种结构的,应真实地记录结构以及结构内的内容细节。 3. 教师反思 是指教学活动结束后,任教教师对自己的教学行为作出的自我评价性介绍。可以由教师自由地阐述自己的教学行为、结果、方法等,也可以由案例设计者提出有关问题,任教教师就这些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教师反思反映了任教教师对教学活动的认识水平,是案例分析的重要对象。一些研究者还主张,教师反思中还应提出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4. 学生反馈 这是目前大多数教学案例所缺少、而笔者特意强调的内容。它是指教学活动结束后,通过师生交谈、问卷调查、学生学习心得体会等形式,所收集的学生对教学活动的认识与评价。从中可以得出大量的反映学习者心理活动和思想感情的信息,对研究教学过程、改进教学设计、提高学习质量非常必要。 四、教学叙事研究的基本要素 1. 故事背景 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但不必面面俱到,关键在于说明故事发生有何特别原因和条件。 2. 情境描述 每个教育叙事都必须有一个鲜明问题或矛盾。不能杜撰,但可以对实际情节进行选择,凸现焦点。要有细节的描写,描写要生动、引人入胜。一般采取叙议结合,即先描述后分析,或夹叙夹议。 3. 问题解决结果或效果 问题或矛盾解决后的情形.可以用一句或几句简单的话进行描述。 4. 反思或评析 反思是指教师把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多角度地进行审视、深思、探究与评价,对教学教育行为的成功与失败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分析。评析是从观察者的角度对他人的教学叙事进行的分析和思考。 五、教学案例与教育叙事研究的异同 1.相同点 教学案例与教育叙事研究都具有质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如自然情境性、自身工具性、情节性和反思性等。 (1)自然情境性 教学案例和教育叙事研究都是教师从教育实践出发,从校园生活出发,从真实教学过程出发,从自然教育情境出发所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显著特征在于“实”,它是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对实事、实情、实境和实际过程所作的记录、观察和探究,从而获得对事实或事件的解释性意见。教师平时要善于捕捉这些教育教学故事的“源文件”,只有“原汁原味”的教育教学事件才有特定的意义。 (2)自身工具性 大多数教学案例和教育叙事研究是研究者直接融入并成为主体的研究,研究者本人是研究的工具,他(她)通过自身长期在教育教学的实际生活体验中,在与对象的直接互动与实际交往中,发生了各种生活故事和教育教学事件,对这些事件,教师(或学生、参与者)们通过观察、分析、反思,而获得一些见解或解释性的意见,这就是行动者自身作为主体并直接介入其中的行动研究。 一些描写他人的教育教学故事或与教育教学有关的虚构作品如教育小说、教育电影等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3)情节性 案例和叙事不是记流水账,而是记述有情节、有意义的相对完整的故事。通常有与所叙述的教育教学事件相关的具体人物、冲突和事件发展等情节。每个案例或叙事都包含一个或多个的“意外事件”或冲突,冲突可以是外部的,也可以是内在的。 (4)反思性 教学案例和教育叙事研究是一种反思性研究。教师在叙事中反思,在反思中深化对问题或事件的认识,在反思中提升原有的经验,在反思中修正行动计划,在反思中探寻事件或行为背后所隐含的意义、理念和思想。离开了反思,教学案例和叙事研究就会变成为叙事而叙事,就失去了它的目的和意义。 2.相异点 (1)目的不同 教学案例是一种在先进教育理论与实际教学活动之间的“中间状态”,是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样本”和“范例”,它通过对在先进教学理论指导下的教学实践进行观察与反思,将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统一起来,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使专家“倡导的理论”(espoused theories)真正成为教师“采用的理论”(theories-in-use),目的在于用理论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检验和修正理论。而教育叙事研究则不拘泥于某种具体的理论,更强调回归教育教学实践本身,在日常生活和教育教学事件中,通过观察与反思归纳出解释性的见解与结论。 (2)有无主题 姜瑛俐认为:教学案例要有主题,而教育叙事研究可以只有问题没有主题。主题是案例所要反映的优秀理念和观点,是案例的灵魂和精髓,问题是案例主题的支脉。写案例首先要考虑这个案例所要反映的主题是什么,如是说明如何转变后进生,还是强调怎样启发学生思维, 或者是介绍如何组织小组讨论等等。主题像一条主线把案例故事串起来。案例主题要有指导意义,能引起大家对教育教学中带普遍性,倾向性问题的关注,并能促使这些问题解决,不能只局限于个别情景或特殊问题[4]。 (3)方法不同 教育叙事研究采用的是“从实践到解释性见解”的自下而上的归纳法,而教学案例既有自下而上的归纳法,又有自上而下的演绎法,采用的是“理论-实践-修正理论”的途径。教育叙事更强调故事的自然情境性,一般没有事先的安排与设计,主要是事后的感悟与反思;而教学案例事先往往要进行精心的设计与安排,事后要有系统的教师反思与学生反馈,带有较浓厚的“研究”的味道,是一种“有血有肉”的理论。 (4)范围不同 教育叙事的内容一般比教学案例要更加宽泛,可以涉及教育教学领域的方方面面。教育叙事所叙之事大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教育事件,这些看似平淡的教育故事蕴含了丰富的内涵,教育叙事研究正是要多角度、多维度地去体会、去挖掘这些教育故事的内涵,因而其所获得的信息具有丰富性与情境性,但它不能用作评价标准,不可作为推论的前提或基础。相比之下,教学案例一般局限在具体教学的范围,由于有事先的设计与一定的条件控制,因而更有典型性与代表性。 (5)文体与结构差异 教育叙事研究对文体的要求不太严格,也没有比较明确的格式与规范,只要具有某些基本要素就行了。教学案例虽然目前也没有统一的格式与规范,但相对教育叙事来说,还是要严格一些,结构要求越完整越好。教育叙事更强调可读性、故事性,而教学案例虽也要求有可读性,但更强调逻辑性、规范性。例如,对背景的描述,教育叙事侧重于时间、地点、人物与场景,而教学案例则侧重于描述教学的基础、条件、学情等方面的情况;反思方面,教育叙事研究侧重于感悟,教学案例则强调理性分析,而且还要提出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写作手法上,教育叙事常采取夹叙夹议,教学案例则大多是先叙述再集中分析。 总之,教学案例与教育叙事研究报告虽比较相近,但仍有多方面区别,研究者不可不细加辨析。 教育叙事论文:浅谈教育叙事视角下的大学英语自主教学模式探究 论文关键词:自主学习;教育叙事;课程创生;后现代教育观 论文摘要:自主学习一直是外语界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从教育叙事的视角讲述并解读大学英语自主教学模式下的一堂课。在这个“彻底变革的课堂”上,师生之间相互融合、平等协商,成为互惠互赖的语言学习“共同体”。“故事”的挖掘旨在说明自主学习模式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学生获得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自主学习一直是外语界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从教育叙事的视角,介绍一位从事了大学英语自主学习理论实践研究长达八年之久的高老师的课堂,并对课堂内外的故事进行解读和深度分析,从“教师、学生传统角色的转换”,以及“创生的课程”几个角度来展现一个“彻底变革的课堂”。通过对于课堂的真实动态地描述及梳理,来探究大学英语自主学习模式,从而展现中国自主学习教育的一角,而促进自主学习的发展。 一、高老师的一堂英语课 故事中的高老师从2002年开始,采取行动研究方式,即有计划地进行相关的理论探讨、实施步骤、观察和反思,并创造性地运用已经选择的、有针对性的教学理论解决了一系列具体的教学问题。 高老师这个自主学习的课堂很特别,学生们分为“教师组”(高老师亲切地称他们为“小先生”)和“学生组”(课堂活动的参与小组)。与其说是高老师的课堂,还不如说是她学生的课堂,因为整个课堂活动的设计、教学目标的确定、都是由“小先生”们课前经过与老师和同学们“协商拟定的”;而课上课堂活动的组织则都由小先生们“把持”着。 整个课堂的活动是围绕着一个主题——jobhunting来展开的。笔者,带着那样强烈的好奇心,带着那么多的困惑和期待,心中自然在把她的课堂和自己的课堂在做着细致的比较。令笔者颇有些吃惊的是这些小先生们还真的有几分大学老师的风范——自信、从容、富有条理;对于演示文稿的讲解不是像笔者的学生那样逐字逐句的读,而是试着用自己的话来表达,阐述其中的要点;而那些“活动参与小组”的学生个个都那样兴致勃勃,积极的学习状态让笔者分不清哪些同学是主角,那些是配角! 课堂上的高老师并没有舒舒服服的坐在那里当观众,她一直在倾听,一直在班级里走动,协调,她还随机应变地把笔者安排到小组活动中。笔者当然乐意之至,为他们出谋划策,改善语言表达……但有时笔者也为高老师捏了一把汗。比如,在词汇练习游戏时,笔者发现学生们ppt中的单词还真的颇有难度,几位竞猜者都没答出,台上的“小先生”便把目光转向了老师,笔者不由得想,“高老师怎么办呢?”这时,笔者看到高老师对大家说,“大家查查电子词典,看看这个单词什么意思,因为笔者也没见过”……笔者越发感觉到在这个课堂上做老师的不易。 笔者也在观察自己的学生,也许是“走出了家门来做客,笔者对他们的关注有些像把孩子带出去的妈妈。”他们听得很认真,满眼的好奇,被这种热烈的学习气氛所感染。高老师的学生们很可爱,他们怕坐在下面的观众被冷落,时时想着邀请笔者的学生参与活动,后来竟然邀请笔者的学生参加他们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辩论!出乎意料,笔者的学生毫不怯场,竟然还互相推举,选出班里的好学生与他们抗衡,这两个班的学生是一个系的,所以就少了些拘束,辩论热烈地进行着,就连那些平日里懒洋洋、对一切都无所谓的学生们竟然听得那样认真,看得出,他们很为在“台上”的“同胞”们捏了把汗……笔者从没有见过他们这副认真专注的样子…… 课堂的“井然有序”而又“热烈活泼”一直持续到下课前,高老师的研究生(她一直在听高老师的课,做课堂观察,并作为助教协助课堂内外管理)做总结性的点评,笔者发现她很讲艺术,给予学生们更多的是肯定,是赞扬,当然不是无根据的赞扬,但是她很细心地发现了哪怕一点点的可取之处,然后放大,给予鼓励,这些鼓励对于这些学生来讲是多么的意义重大呀! 下课了,笔者把本班的这些“孩子们”带回“家”,笔者说的第一句话是,“怎么样,大家作何感想?”学生们不知为什么,一个个都露出了不好意思的神情,笔者感到了一种“自惭形秽”;而扪心自问,“我的学生们处于这样一种学习的颓唐状态,该首先检讨的是笔者这个当老师的!”仔细思考这两个课堂里故事,笔者在教学日志里写道,“学生,即便是大学生,他们也像小树,需要老师的塑造,引导。老师的教学理念,老师的辛勤付出都会在她的每一堂课中,在每一个学生身上得到体现,淋漓尽致的体现!” 二、一场彻底的“课堂变革” 大学阶段的英语学习要完成从“输入到输出”,从“语言知识”到“语言运用实践”的过渡。而传统的外语教育模式、已形成的语言学习观念和策略对于大学生的影响依然很深。大学英语教师们也都在尝试着各种各样的改革,比较常见的是,“老师选择授课内容,设计好课堂活动,布置好学生课后准备的题目,比如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围绕某一话题的对话编写,或者表演……”表面看来,学生们参与了课堂,但实际上他们仍然活动在“老师的设计”当中,并没有掌握真正的学习自主权。 与完全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高老师的课堂无疑是一场“彻底的变革”。在这个课堂上,我们看到的是“退出讲台”的老师;“走上讲台”的“小先生”以及“不再是权威的课本”。下面,我们就来解读这个“变革的课堂”。 在高老师的自主学习课堂上,讲台由“小先生们把持”,台下有“学生们的热烈参与”,她看似是“无所事事”的。但是高老师在课前和课后“为自己安排”的工作却是很发人深思的。众所周知,较之中学阶段,大学英语的课时少,加之学生的学习热情不高,很容易造成“课堂内外学习的断裂”。而高老师的“导师制”却帮助学生们完成了从高中到大学学习转换的适应。比如,在课外辅导中,灌输新的教学理念,协商教学目标,从而引导学生理解大学教育的目标;再如,她将学生们根据兴趣爱好分为固定的活动小组,对学生完成各种任务所需的技术手段予以了尽可能的指导。 课堂上的高老师真正的走下了讲台,她甚至都不是“平等中的首席”,而是融人到了学生当中的一员;同时,她在“闲置”状态中“忙碌着”——沟通,协调,帮助。更值得一提的是,她随时都要准备好迎接“挑战”。在这样的课堂上,老师要随时准备参与到活动中来,随时要准备应对即时性的难题,而且随时都有可能对学生们说,“这个问题我也不会”!在这个课堂上我们见到这样一种师生关系一同化关系:师生之间相互融合,平等交流、协商合作、教学相长,双方互相成为新知识、新信息以及智慧的资源。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的构建过程中必须要求一种真实的参与,即承担特定角色、分担职责和义务的主体性参与,而不仅仅是心理或者生理水平的活动。高老师的英语课上,学生们都会轮流当上“小先生”。学生们到讲台上来完成各种教学任务,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高老师的“小先生”们却是真正拥有自主的,拥有课堂组织管理权力的小老师。这些小先生不是老师的“傀儡”——去带领同学们去完成老师设计好的一切活动,而是有着“先进的教育理念”,并且有着高度的“责任感”的真正的“老师”;而那些依然“做学生”的学生们在“小先生”的带领下,都在努力的参与到课堂中来,因为他们也将要走上讲台,需要台下同学的配合;更因为“小老师们”的课堂活动的设计经常是他们也十分感兴趣的话题,乐于加人其中的活动。这是一种生生互惠互赖的语言学习“共同体”。 后现代的课程观重视课程的“建构性”,即,“课程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由课程参与者的行为和交互作用构成的。同时,课程不是封闭的、固定的,而是开放性的、可调整的、随活动情境而变的,也就是说课程要有关联性”。 在高老师的课堂上我们看到,教材依然是教学内容的蓝本。但“小先生”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自己要讲述的单元。他们在充分理解了“固化”的教材内容后,可以自由选择,并且自由拓展学习的内容和方式。课程内容不再是老师带来的现成的“面包”,而是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来创造性地运用的“面粉”。正如吴宗杰所指出,“所谓理解课程,也就是批判性地解读课程符号的教育和社会含义。教师要培养这样一种解读能力,并能与学生一起构建符合人发展所需要的,自己的活动课程‘文本”’。 现代语言哲学认为,语言的意义就是语言本身,就在于语言的具体使用。思想就存在于语言之中,而不存在于语言之外,这就是语言“思想本体论”。在外语教学中,教师们常发现,把语言当作“可随时拿来,不用时便弃之于一边”的语言学习观是无法真正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的。在高老师的课堂上学生们虽然时时会表现出对语言使用的稚嫩甚至误用,但却都在努力地表达着自己的思想,情感,对于人生世界的观点看法。此时,语言不再只是“固化的知识”,而是“流动的思想”;学生们不再为了说英语而说英语,而是在与老师和同学在平等的交流“生活的经验,成长的困惑,人生的感悟……”。这样的课堂不是被理论话语束缚的固然的课堂,而是一个流动着思想情感的鲜活的课堂。此时,外语超越了传递信息的工具而成为心灵沟通之桥梁。口中的言辞也不是作为一种学习的目标和工具,而是融化情景和人的精神的一种自在语言,这正是Haber-mas的交往理论思考中所说的“理想语言情境”。 张中载曾指出外语的“功用之用”和“无用之用”。“无用之用”即旨在“大用”,因为它涉及人的素质和精神的培养。在高老师的课堂内外,学生们真正地获得了“自主”一他们自我确定学习目标、自我制订学习计划、自我监控学习过程、自我评价学习的结果。可以说,他们收获的是对自己学习负责的能力,还有“看不见的”“无法被分数来量化的”持久的学习的动力,张扬着个性自由的学习热情,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能力,同时积极地与他人合作协作的意识和技巧以及批判性思维的发展和创新意识的提高等等。其实,这正是那位被人误解质疑的“闲置”教师的教育理念的实践,这其中也有她不经意地传递的,学生不经意地、不知不觉地接受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一种‘无痕’的教育境界”。 教育叙事论文:试论以博客和播客整合平台为路径的教育叙事研究 论文关键词:教育叙事 博客 播客 整合平台 策略 论文摘 要:教育叙事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质的研究方法,叙事的路径和有效性是研究的关键。博客和播客作为信息时代新型的沟通方式,具有极强的叙事功能。教育叙事研究、博客和播客具有各自的特征,以博客和播客整合平台为路径的教育叙事研究具有自主性、开放性、多元性和动态交互性等特征,这些特征对教育叙事研究具有促进作用,围绕叙事的博客与播客整合策略主要有:以校园网为依托,建立跨区域的学习共同体,通过整合平台优化知识管理,加强同伴教师间的横向交流,促进教师与专家的纵向交流,建立有效评价和激励机制。 近年来,教育叙事研究逐渐成为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与其它研究方法相比,教育叙事研究作为一种非量化、以叙事为主的质的研究方法,使一线教师可以在不必掌握艰深复杂的科学研究方法下以“较低”的准入条件进入教育研究行列,有力推动了教师专业化的发展。以文本表现为主的博客作为一种新兴网络媒体,由于其易用性、开放性、交互性的特点,而成为了很多教师作为教育叙事研究的平台。以音、视频表现为主的播客的出现,更为这个研究平台注入新的活力,使教育叙事研究向立体化方向发展。 一、教育叙事研究 1.教育叙事研究产生的背景。长期以来,教育研究使用一种科学化、抽象化的意义解读方式,追求量化和简单地以量化的程度作为评定教育研究质量的标准。然而,在当代信息社会里,教育应该体现更多的人文关怀,也应关注个体的、情景性的、偶发性的事件,因而,以关注个体或小样本事件为专长的教育叙事研究方法得到教育学界的重视。 2.教育叙事研究的含义。教育叙事研究通常以研究者讲故事、现场观察、日记、访谈等形式来述说自己或别人经历过的教育生活并诠释其中的意义。①教育叙事研究的基本目的是通过“讲教育故事”来反思自己的教育生活和实践,发现教育的普遍价值和意义,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 3.教育叙事研究的方式。教育叙事研究采用质的研究方法。陈向明认为,质的研究方法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研究现象进行深入的整体性探究,从原始资料中形成结论和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教育叙事研究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教师自我讲述式,即教师以类似“自传”的方式通过自我陈述来反思自己的教育生活和实践,构建自己的教育思想和理论,重建自己的教育生活。这种方式也称为“教育叙事的行动研究”;二是他人记述式,即教师是叙说者,而记述工作由教育研究者来完成。以这种研究方式进行时,研究者与述说者之间应遵循着信任、平等、开放的原则来进行。 4.教育叙事研究的特点。教育叙事具有真实性、故事性、教育性、反思性和通俗性的特点。真实性是教育叙事的基石,是教师生命中的真实经历,必须真实可信,不宜虚构杜撰;故事性指叙述的是具有人物、时间、地点、情节等完整性结构的故事;教育性是指教育叙事不是各种教育事件的杂乱堆砌,而是教师通过理性和逻辑思考后阐述的有意义的教育事件,包含积极向上的、有意义的、能够给人的心灵带来影响或震撼的教育思想;反思性在于给教师一个对教育教学进行反思的方法和途径,在反思中探求教育的理论和方法,但是在反思过程中应避免出现过多的心理刻画和渲染;通俗性指教育叙事要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方便其他读者理解,达到共享共鸣的效果。 二、博客与播客 博客,英文名为Blog,是继E-mail、BBS、QQ之后出现的第四种典型的网络交互方式,它以流水记录的形式来发表日志、文章,可看作一种特殊的网络出版,是一种开放的、低壁垒的交流媒体,也指使用博客的一类人。Jupiter研究公司副总裁丁伯格把Blog的作用概括为:个人自由表达;知识过滤与积累;深度交流沟通的网络新方式。 播客,英文名为Podcast或Podcasting,维基中文百科对播客的解释如下:这个词源自苹果电脑的ipod与广播(broadcast)的合成词,指的是一种在互联网上文件并允许用户订阅feed以自动接收新文件的方法,或用此方法来制作的电台节目。播客也指使用播客的一类人。播客的工作原理是:内容提供者利用录音工具录制一段节目放到公共服务器上,再用导读文件(feed文件,通常为RSS格式,包括出版日期、名称、文字描述等)来指明这个音频文件的位置。客户端使用aggregator(聚合器)的软件订阅和管理导读,这样,只要节目一有更新,便会自动搜索和下载到本地电脑或可随身携带的MP3上。目前,播客除了可以音频和文本信息,还可以传播视频、flash动画等多媒体资料。播客不仅是一种传播媒介,它代表了未来内容可定制、可点播、可携带的互动交流趋势。 三、整合平台对教育叙事的优化功能 在教学过程中,不仅存在着大量的显性知识,还存在着大量的缄默知识。缄默知识是相对显性知识而言,是教师自己获得的、难以明确意识与清楚表达、不能以规则的形式加以传递的知识,是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或“日用而不知”的知识,由教师在日常生活和教学工作过程中形成的有关教育、教学、知识等的观念构成。②斯腾伯格等人研究表明,在显性知识的获得方面,缄默知识可以起到基础的、辅助的、向导的积极作用,也可以起到干扰和阻碍的消极作用。研究者们一致主张有必要使缄默知识显性化。缄默知识显性化是教师成长的重要因素,教育叙事作为教师自我实践的讲述,可以引起教师的共鸣,使一定的缄默知识显性化。以博客和播客相整合的交流平台作为个性化、结构化的流水记录方式,其具有的自主性、开放性、多元性、动态交互性的传播特征,对教育叙事的促进作用如下: 1.自主性。通过博客和播客相整合的交流平台,教师可以在自由的时空中,以一种自由化的方式实现记录、表达、参与的愿望,也以一种更加本真的状态实现对当前教育的解读。教师将整合的平台当作网络空间的一块“自留地”,将个性化的有声播客文件以博客相对固定、结构化的方式存放和传播,强化了个人的拥有感,在张扬个性的同时也强化了网络责任感。 2.开放性。博客以文字和图片的传播为主,而播客传播的是音频和视频信息,两者都是个人通过互联网、管理信息的方式。整合的交流平台具有的开放性打破了传统媒体单一封闭的局面,其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使每个教师都可以成为信息的者,使教学过程的个性化叙述有了现实的依托,形成了教育领域中多个信息中心。 3.多元性。开放文化所催生的另一种文化就是多元。多元性强调个体经验的差异,而非差距。正如杜威所言,它体现的是“一些在价值上独一无二或不可被取代的东西,一种独特的价值差异”。教育叙事是一种包括教育思想的经验叙事。经验叙事强调的不是形式、规律,而是经验意义。其尊重每个个体的生活意义,主要是通过有关经验的故事、口述、现场观察、日记、访谈、自传或传记,甚至书信及文献分析等,来贴近经验和实践本身。③教育叙事研究强调教师个体教学经验的叙述,这些经验是不可复制,独一无二的,却具有强烈的借鉴意义,为教师的快速成长和专业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教师使用整合的交流平台在网络上个人的教学经验等信息时,个性化的叙事使网络中出现了多元的信息中心,彼此之间相互交流、借鉴,形成不同的虚拟学习社区,有力推动教育叙事研究的发展。 4.动态交互性。整合平台的动态交互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教师与整合平台的动态交互,表现在教师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自由地进入平台中发表信息;二是平台与平台之间的动态交互。博客和播客使用的RSS2.0技术使平台都具有强大的链接和动态交互功能,实现资源的简易聚合,为教师提供选择性的、汇总过的web内容;还有另一方面是教师与教师之间的交互。教师之间不但可以看到彼此之间闪耀着教育思想火花的故事,还能聆听到不同的声音,达到心灵与心灵的交流。 四、围绕叙事的博客与播客整合策略 目前,博客和播客已出现相当大的融合,有的博客网站也已提供播客功能,如新浪博客、博客网等,但是主要的运用还仅仅停留在娱乐方面,在教育领域特别是教育叙事中的应用还处于探索阶段。笔者认为,围绕叙事的博客与播客整合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点: 1.以校园网为依托,建立跨区域的学习共同体。以校园网为依托,每个教师都可以拥有以博客和播客整合的交流平台,利用平台进行个性化的叙事和动态地交流。博客和播客都是网络上具有开放性、交流性和共享性的个性化结构记录方式,可以构成一个个基于共同话题的虚拟社区。虚拟社区不是静态的简单地陈列文字、图片、视频和音频的博物馆,而是有着现实中对应的实体,实体之间存在着的较强的同质性使他们可以围绕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对话”交流。一个学校的师资力量是有限的,建立跨区域的学习共同体可以扩大学习与交流的范围。 2.通过整合平台优化知识管理。通过整合平台来管理知识资源,包括文本、视频、音频、动画等个人文档资源。先将知识进行分类,然后在平台中将这些知识资源按不同的专辑或类别进行划分,分门别类地形成个人知识库。博客需要一定的写作水平,而制作播客只需要一个麦克风和一台联网电脑,即可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声音,有条件的可以再配一台采集视频的DV。利用整合的交流平台,每个教师可以使用录音工具或DV将自己教学过程中的讲话或场景记录下来,用简单的视、音频软件编辑后生成MP3或其他视频文件,再上传到播客上管理、回放,在观看中进行自我反思,寻求自我建构,最后通过文字、图片等形式把反思发表在博客上。 3.加强同伴教师间的横向交流。从传播方式看,播客的沟通模式是以时间轴流向为特征的顺序性,其自身双向沟通的“顺序阅读”的缺点可以通过博客的非线性传播方式来弥补,两者的整合加强教师之间有针对性的横向交流,同时,视、音频的加入,使传统的单靠博客传播的“读”教育叙事向“看”、“听”教育叙事发展,这也给不擅长文字写作的教师提供了另一个“出口”。而且,语言作为人类原始的交流方式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人的言语除了具有表达逻辑思想的功能外,还因其音调、音色、力度、节奏等因素而具有情绪、性格、气质等形象方面的丰富表现力。④ 4.促进教师与专家的纵向交流。教育叙事是理论与实践结合,如果仅仅停留在同伴之间的横向交流上,就会缺乏有效的专业性指导,可能会导致低水平的重复,因此需要教育专家学者的引导。通过整合平台的纵向链接,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形成模糊、粗浅的理论成分经过专家学者和更高水平的教育工作者点拨后会更加清晰和牢固,从而内化为自身的理论品质。内化的理论品质继续推进实践向理论的跃升,最终更好地指导和服务于实践。 5.建立有效评价和激励机制。教师通过整合平台写教育叙事,需要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励机制包括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内部激励一般表现在教师在用平台交流中得到同行和专家的鼓励,在反思中得到发展,从而促进其自我效能感的提高。外部激励的关键在于解决制定什么样的规则使教师写教育叙事的行为的实际结果与给定的社会(集体)目标相一致,比如学校对教育叙事的评比和奖励等。通过评价和激励机制,教师通过整合平台反映他们的内在价值,使有价值的叙事得到更加充分、客观的推广。 在信息化社会里,整合的交流平台使教师的所思所想与全球化的数字交流方式融为一体,为每一个普通的教师提供了宽阔的视域和经验共享的空间,使教师以更积极的态度关注自身教育实践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多样性。在叙述教育实践中进行对话,在对话中获得理解,在理解中进行反思,在反思中给予教育叙事理论解释和更具体的说服力。 教育叙事论文:关于教育叙事研究的内涵与特点及局限性 论文关键词:教育叙事研究 特点 教育研究方法 论文摘要:教育叙事研究是作为质的研究方法而进人教育领域并为学者所接受和认可的,厘清教育叙事研究的内涵、特点,认清教育叙事研究的局限性有利于我们在研究中根据研究的目的和需要合理地选择教育研究方法。 一、教育叙事研究的内涵 康纳利和克莱丁宁认为,叙事是基于反思并通过个人的经验来制造意义,具有整体主义的品质。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了相似的看法。莱布里奇等人认为,叙事研究指的是运用或分析叙事材料的研究,叙事材料可以是一些故事,也可以是其他方式收集到的材料,叙事材料可以作为研究对象或研究其他问题的媒介,也可以用来比较不同的群体,了解某一社会现象或一段历史时期,或探索个人发展史。教育叙事研究就是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借此来改进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以更鲜活的形式丰富教育科学理论,促使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更加完善和灵活。也有学者认为,教育叙事研究专指教师叙事研究,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教育叙事就是教师叙说自己在教育活动中的个人化的教育“问题解决”和“经验事实”,并在反思的基础上转变自己的教学观念和行为。 目前,研究者广泛使用教育叙事研究去研究教师。而教师或作为研究对象或作为研究者也很乐意接纳这种研究方法,这使得教师叙事研究似乎成为教育叙事研究的代名词。但是,实际上,教育叙事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教师叙事研究,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现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这不仅有助于教师改进教学实践,而且能以更鲜活的形式丰富教育科学理论。此外,从更大的范围来考察,教育叙事研究的应用也不仅仅限于教师教育与专业发展领域,国家及地区间教育文化传统、价值体系的比较研究、具体的学科领域和教学研究等都可作为叙事研究的教育问题。 综上所述,教育叙事研究就是将叙事研究法运用于研究教育问题的研究,即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教育现象进行研究,通过运用或分析叙事材料,用故事的形式呈现研究结果,并对故事现象或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凡是在教育背景中包含任何类型叙事材料的分析研究都可以称为教育叙事研究。叙述不仅仅是为了解释,而是要寻找故事背后的意义。 二、教育叙事研究的特点 目前,教育叙事研究大致分化出两条道路:一条是“叙事的教育行动研究”;另一条是“叙事的教育人类学研究”。前者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自己展开的研究方式,也可以是中小学教师在校外研究者指导下所使用的研究方式;后者主要是大学研究者以中小学教师为观察和访谈的对象,或者,以中小学教师所提供的“想法”或中小学教师所提供的文本为“解释”的对象。国内外学者一致认同,要看到教育叙事研究作为质的研究的总体特征,不能像规范性的量化研究那样,对其可靠性、有效性及普适性抱以过高的期望,至于具体表述,则各有侧重,这里仅概括其突出的特点。 (一)时间性 时间不仅是叙事文本分析中的技术性需求,而且从根本上来讲叙事的冲动就来自于寻找失去的时间。叙事的本质是对神秘、易逝的时间的凝固与保存,或者说,抽象、不好把握的时间正是通过叙事变得具体可感。教育叙事的视域基是指向过去的。过去和当下的教育经验总是凝结在时间之网中,把握特定时间内发生的事件就等于找到了认识经验的途径,叙事文本中的情节就是时间性的体现。 (二)主观性 教育叙事无论是“所叙之事”还是“听用之叙”都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包括对细节的取舍、现场气氛的描述、心理状态的分析等,这本身也反映着参与者的教育信仰、价值观念和理论水平,而这些“弦外之音”也是研究的一部分。当然,对主观性的调控也是最难的,由于过分受到研究意图的影响而出现的“讨好效应”或“完美效应”必须加以克服。 (三)实践性 从质的研究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以质的研究为方法论基础的教育叙事研究无不体现着实践性特征。“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叙事研究强调研究者本人是研究的工具,通过长期深入实地体验生活从事研究,收集资料的方法如开放型访谈、参与型和非参与型观察、实物分析等都离不开研究者本人的实地调查,叙事研究通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理解后者的行为及其意义解释,而要做到这一点,除研究者的“文化主位”的方式以外,研究者还需要与被研究者不断地接触、沟通,这样才能做到以被研究者的角度去理解、建构文本的意义。 (四)情境性 首先,叙事研究必须在自然情境下进行,对个人的“生活世界”以及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进行研究。研究者本人就是一个研究工具,需要在实地进行长期的观察,与当地人交谈,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该事件与其他事件之间的关系。其次,叙事研究认为,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及社会组织的运作是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分不开的。如果要了解和理解个人和社会组织,必须把他们放置到丰富、复杂、流动的自然情境中进行考察。 (五)重视意义理解与建构 教育叙事研究不是记流水账,而是记述有情节、有意义的相对完整的故事。叙事探究并不停留在展示存在者的层面,与建立在客观主义基础上的寻求普适性结论的研究不同,叙事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被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作“解释性理解”或“领会”,研究者通过自己亲身的体验,对被研究者的生活故事和意义做出解释。 (六)真实性 胡塞尔的“面向事情本身”的思想,经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改造,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叙事研究也尊崇胡塞尔提出的“面向事情本身”。叙事研究强调对研究者要进行“深描”。以此揭示社会行为的实际发生过程,以及事物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描述越具体、越“原汁原味”,就越能够显示现象的原本。同时,对叙事研究的评价不追求客观性和有效性,它强调标准的运用必须适用于情境。叙事关键是看叙事者是否清晰、真实地描述了事件及其背后的心理状态以及叙事本身是否注意到经济性和熟悉性。叙事研究工作的价值也不在于研究程序及结论的推广,而在于具体教育问题的解决、教育经验的意义重构和教育主体(教师和学生)的发展,并期望通过其激发共鸣,使倾听者和阅读者获得基于自身的启示。 (七)重归纳而不重逻辑推演 从研究的基本思路看,叙事研究主要采纳的是一种归纳的方法。质的研究的归纳过程通常由如下步骤组成:1)研究者自己投入实地发生的各种事情之中,注意了解各方面的情况;2)寻找当地人使用的本土概念,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孕育自己的研究问题;3)扩大自己对研究问题的理解,在研究思路上获得灵感和顿悟;4)对有关人和事件进行描述和解释;5)创造性地将当地人的生活经历和意义解释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归纳的方法决定了质的研究者在收集和分析资料时走的是自上而下的路线,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分析类别。分析资料与收资资料同时进行,以便在研究现场及时收集需要的资料。叙事研究的理论建构走的也是归纳的路线,从资料中产生理论假设,然后通过相关检验和不断比较逐步得到充实和系统化。 三、对教育叙事研究的反思 近年来叙事研究招致不少批评。如,过于关注自我经验反省的研究旨趣,容易使研究陷入自我中心或唯我论;由于受到研究的规约而在叙事中出现“好莱坞情节”,即通过人为地化解或折中为所谈及事件中的矛盾设计一个完满结局:由倡导情境意义的特殊性而加剧了相对主义的泛滥,尤其是道德的相对主义,招致工具合理性在学术和现实生活中受到过度批判等。 就目前的观点来看,教育叙事研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小样本往往只有一个到几个参与者,因此研究成果的典型性、代表性经常被人质疑,也无法回答普遍性问题。二是时间长。对个案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丰富资料要花费相对多的时间。当教师事务繁忙或精力不足时参与比较困难。三是评定难。对一叙事研究的相对主观性标准目前还在探讨中,借鉴的典型研究较少。此外,教师相对封闭的专业生活习惯和缺乏自觉反思意识也会影响到叙事研究的开展。四是叙事研究对研究者具有很高的要求。教育叙事研究一方面要求研究者深入了解某一个教育实践现象,另一方面又要有足够的理论视角。只有这样,在叙事的过程中,才知道如何组织事件,才知道事件组织起来后能够表达什么样的理论主题。与此同时,“在叙事研究中,研究者必须以对话者、倾听者的身份同时与三种声音(至少)进行交流:叙事者的声音(包括录音带或文本作者的声音)、理论框架(为解释提供概念和思考的工具)以及对解释与阅读的反思性批判(即对材料所作结论的自我评价与反思)。”。教育叙事研究除了要求研究者“贴近”“身处”教育实践这一前提性条件之外,还应有必要的教育理论作为内隐的支撑,否则。教师叙事难以避免“叙事越叙越贫庸”的结局。 教育叙事研究在我国不过经历了短短几年的时间,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有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对于叙事研究的反思与批评正是叙事研究发展的历史阶段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当前国内外教育叙事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 第一,教育叙事内涵理解褊狭。国内很多学者简单地把教育叙事等同于教师叙事,认为教育叙事研究仅仅适用于教师教育与专业发展领域,而且,无论是教师叙事行动研究,还是合作研究,对叙事者与研究者的关系缺乏辩证理解,要么取消研究者指导,要么无视教师自主性。 第二,对研究缺乏跨学科视野。如前所述,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很厚重而广泛的,教育领域的叙事研究必须基于多学科的理论视角和开放的思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如果囿于所谓的学科独立意识,就教育论教育,叙事便很容易成为教育琐事、经验体会甚至牢骚的代名词。 第三,忽视教育叙事的本体价值考察。一方面,很多学者在运用叙事的过程中并没有真正了解叙事到底是什么,它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基于怎样的研究假设等,造成了叙事一定程度的泛滥;另一方面,更多情况下,学者仅仅把叙事作为研究资料收集的过程与方法,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叙事其实是教育中人的存在方式,叙事本身也有教育价值,可以作为教师培训项目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四,我国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传统影响了叙事研究的开展。长久以来,我国教育研究中存在着很强的逻辑推演和量化取向,所以觉得叙事缺乏科学性与推广价值。比如,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提出理论,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叙事脱离了教育科学理论的指导,加重了教育科研的虚假之风等。对于这些评判,我个人持保留意见。我们姑且不论学者对叙事研究的质疑是来源于我国教育研究对逻辑推演和量化取向的推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以质的研究存在有某种抵触情绪,单就说叙事研究缺乏理论基础、忽视理论在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来说,我个人觉得,这也许是学者对叙事研究缺乏足够了解的前提下而得出的结论。 第五,叙事研究只是多种研究方式的一种。布鲁纳把叙事研究以外的研究形式统称为“范式研究(par-adigmatic research)”,与叙事研究相对应,他指出,虽然范式研究也能进行意义阐释,但由于它追求形式化、数学体系式的意义解释系统,运用的只是分类法或概念化的方法并以价值中立式的科学化语言,进行普遍意义的解释,而置个体性的、情境性的、偶发的特殊事件等于不顾,因此它无法适用于对个体或小样本群体或事件的研究,而这正是叙事研究的专长,叙事研究的不可或缺性正在于此。正如布鲁纳所指出的,叙事研究的不可或缺性在于能够弥补范式研究只能以价值中立式的科学化语言进行普遍的意义解释而无法适用于个体或小样或事件的研究,由此可见,教育叙事研究成为教育研究中一种新兴的质性研究方式,并不是否定教育领域中以前的“范式研究”,它只是在以往“范式研究”难以企及的地方,弥补“范式研究”之不足,发挥自己的特色。所以,叙事研究只能是既往教育研究方式的补充、丰富,而不是教育研究的转向。 综合以上的观点,笔者认为对叙事研究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首先,认清叙事研究的局限性有利于我们在研究中根据研究的目的和需要进行合理地选择。其次,从历史的眼光动态地看教育研究的发展,叙事研究为教育研究的多样化注入了活力,而其自身也在随之不断完善与发展。第三,叙事研究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教育叙事研究只是科学经验研究的补充形式,它具有自己的认知风格与洞察能力,但是,它并不排除其他研究方式的存在。第四,叙事研究的开放性说明了无论采用哪种研究方法而得到的结论并不能证明其永久的有效性,而只是为他人的研究有所启示或成为继续研究的基础。 教育叙事论文:关于教育叙事研究在农村教师中的应用 【论文关键词】教育叙事研究 背景 意义 策略 【论文摘要】教育叙事研究是一种新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它通过揭示有意义的教育教学事件,指导教师以后的教育教学实践。进行教育叙事研究不仅有利于农村教师进行自觉反思、不断成长,还有利于教育科研走向“平民”化。农村教师在具体应用教育叙事研究时,需要把握叙事的标准,处理好叙事者与研究者、特殊性与普遍性、主观性与客观性三组关系。 一、教育叙事研究的内涵 1. 教育叙事研究的概念 教育叙事研究,“就是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借此来改进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以更鲜活的形式丰富教育科学理论,促使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更加完善和灵活。”它的研究主体既可以是教育主体,即叙述者(教师)本人(这种教育叙事研究被称为叙事人类学),也可以是专门的研究者(这种教育叙事研究被称为叙事行动学)。一个完整的教育叙事研究应包括:叙述事件——解决问题的具体过程,如解决时的所思所想,何以得到最后解决;反思事件——从整个事件的表面现象提炼出所蕴含的深层次意义;升发事件——从先前的反思中建构新的思想或经验,使主题事件所蕴含的意义普遍化或理论化。 2. 教育叙事研究兴起的背景 教育叙事研究最初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教育研究领域内率先兴起,90年代末引起了我国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它的兴起受到了哲学现象学、解释学以及人类学中的“田野考察”方法的影响。 现象学强调对事物、事件本身的理解、分析和阐释,强调生活、情景和意义。教育叙事研究正是由此受到启示:回到事实本身、交互主体性和生活世界,提出了它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方式,不满足于传统教育教学研究中追求事物的普遍真理和客观规律,以及对概念等的抽象和泛化分析,而是回到人们的生活世界中去,用交际和对话等直观的方式从整体上去探索教育教学事件本身中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一些值得他人借鉴的、应引起注意的东西。 教育科学是人文学科,它的研究不同于自然学科。自然学科需要“定量”,需要说明,一个板一个眼。而教育叙事研究则只能“定性”,需要理解,需要合理的解释。这种理解和解释以研究者的“先见”为基础,充分尊重和利用这些“先见”,逃离理论教条的束缚,通过对话确立主体间性关系而趋近合理。主张“理解”的教育叙事研究方式正是受到解释学的影响而由此形成。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研究者深入基层,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通过切身体验获得对当地人和文化的理解。这种“田野式”的研究方式也对教育教学研究产生启发:教育研究者通过对话、交流或倾听,切身体会叙事者的所思所悟,与其产生情感共鸣,达到对相关事件的一些质性认识。这样,教育叙事研究应运而生。 二、教育叙事研究对农村教师的意义 1. 有利于教学反思从“自发”到“自觉”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和生活事件中,教师们有时对于某些现象,头脑中会出现灵光一闪,似有所悟,产生自发式反馈行为,形成某个经验。有心的教师也许会在事后对其作以梳理,略作记录,做出反思。但大部分教师则会无所理会,任其流走,对这笔宝贵的财富视而不见。美国教育专家波斯纳(G . J . Posner)认为,“没有反思的经验是狭隘的经验,或者是肤浅的知识,如果一个老师仅仅满足于经验而不是经验的反思,那么即使他有二十年的教学经验,那也只是一年工作的二十次重复。”可以说,反思是教师的自我成长和专业发展以及教育研究的优秀因素。 教师不应该满足于经验,需要对教育教学行为进行反思,而且反思还应该从自发的状态上升为自觉的行为。无论研究者是否为教师本人,教育叙事研究的过程都贯穿了自觉反思:面对众多的教育教学问题或事件,需要反思、“筛选”;对于教育教学问题的解决方式,需要反思;教育教学问题解决后的效果如何,得到哪些启示、经验和教训,更需要反思。可见,主动的教育叙事研究促成了教师们从以前自发式的、毫无意义的反馈阶段向自觉阶段转化,为教师们进行教育教学的自觉反思提供了契机。 2. 有利于教育科研走向“平民化” 教育和科研是学校里的两大工作。关系紧密,相互影响:教学为科研提供土壤,科研又促进教学的改善和提高。在农村学校,由于经济条件差,设施设备简陋、奇缺,师资不足、水平不高,开展“阳春白雪”似的传统教育科学研究,困难重重,农村教师无力、也无能问津,当然,更谈不上通过科研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而对于“下里巴人”似的新兴的教育叙事研究,操作简单,不需要资金、设备、设施,只需要一颗滚烫而热情的心,农村教师完全可以为之,而且能有力促进教育教学的改善。这样,以前只有依靠少数教育专家、学者和科研机构才能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的行为,现在也能在广大的农村教师群体中开展并应用起来,实现教育科学研究的“平民化”。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蓬勃发展,教育教学效益的不断提高。 3. 有利于教师的成长 教育叙事研究对于教师的成长显而易见。主要表现在:第一,能促进教师科研意识和素养的形成。教育叙事研究使得“平民化”的农村教师们除了教育教学外,更对地关注了一定教育教学事件后的反思及经验总结,这种习惯的养成必然会促进其形成一定的科研意识,具备一定的科研素养,为以后从事更高效、更复杂的教育科学研究奠定基础。第二,能促进教师有效处理师生关系和师师关系。教育叙事研究体现了教师对自己和学生生活世界的关注,其间,教师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注意学生的真实情感和复杂状态,于细微处研究学生、了解学生;更多地与学生对话、沟通和交流。从而实现师生双方彼此的更加理解。对于一项教育教学事件的叙述,教师们可能会由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生活体验,产生不同的感受和经验,大家从各自的视域中走出,互动、交流彼此的心声、理解和感悟,必然会促进教师们的共同成长与合作。第三,能促进教师形成自己的教育教学哲学。在教育叙事研究中,教师通过对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是日渐麻木的教育教学经历的回顾和反思,对业已模糊的教育教学理论、理念和概念有了一次更加清晰的再认识、再理解和再诠释,从而根据个人的知识来源和形成,选择与建构有效的教育教学方法与经验。经常的这种教育叙事研究,必然能促进教师形成自己的教育教学观点、教育教学哲学。第四,能促进教师成就感、使命感的形成。在教育叙事研究中,教师的真实教育教学和生活状况得以深描,生命的激情和感性的灵光再次在研究中被他人或自己重视,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全面释放,教育教学生活里充满更多的机智和幽默,教育教学效果得到提高,成就感的获得,也必然会促进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形成。 三、农村教师开展教育叙事研究的策略 有效地开展教育叙事研究,教师们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叙事”的标准。首先,要具有“问题性”。教师生活在学校里,每天都会经历许多的教育、教学、生活事件,但教育叙事决不是对每件事件的叙述或记录,只有那些让教师或感动、或困惑、或后悔、或兴奋的能引起教师内心萌动的、值得注意的、表现为某种问题的事件,才值得叙述和研究。其次,要具有“情景性”。情节和环境是故事发生的载体和条件。每个人的思想、行为都不能脱离他们所处的环境,故事也只有在丰富、复杂、变动的环境中考察才有意义。正如杜威所说,“环境不仅表示围绕个体的周围事物,还表示周围事物和个体自己的主动趋势的特殊的连续性。”也只有这样,研究后取得的经验才有其参照性的支撑点。故事情节蕴含着个人丰富的内心体验和细腻的情感变化,有血有肉的情节故事才能打动人、感染人、以情服人,引起听者注意,产生共鸣。最后,要具有“释放性”。对教育、教学、生活事件的叙述要求叙事者真实感情的流露,所思所悟真实的呈现。它不仅是指教师面对自己、同事、研究者要完全甩掉心理包袱,摆脱心理困惑、担忧和顾虑;也是指教师面对传统教育科学研究的那种“自上而下”性和权威压制性要实现个人身心的全面解放和心理完全宣泄,表现出巨大的无畏性。 第二,处理好三队关系。首先,叙述者与研究者的关系。在教育叙事研究的叙事人类学中,叙述者与研究者为同一人。这时,教师不仅要正确发出作为叙述者的声音,也要正确发出作为研究者的声音。同时,在教育叙事研究的叙事行动学中,教师作为单纯的叙述者,在民主、平等的条件下,发出内心的真实倾诉和释放,应受到研究者的尊重和保护。研究者应既站在事件的外面,也“生活”在里面,这样才能获得叙述者的真正所思所悟,自己也才会有客观的经验所得。确定好了二者的关系,才会有双方合作的起点和平台。其次,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教育叙事研究是一种“微观叙事”,是对个别对象个别事件进行的研究,注意研究材料的细节性、生活性、情景性和研究层面的深入性,因此,少有高屋建瓴的抽象概括和泛泛而谈的大道理,呈现出一种特殊性。在研究中,对这种特殊性,不能强调过度,否则教育叙事研究毫无意义。其实教育叙事研究也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表现为一种“启发性”和一定环境条件下的“参照性”。人们了解了有意义的教育、教学、生活事件后,所产生的那种心领神会,唏唏之叹,那种“曲尽意犹在”、“掩卷思不罢”之感,正是这种“普遍性”。随之,后继者也才会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对其参照和仿效。最后,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关系。面对众多的事件,叙事者根据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进行“筛选”,对其所思所悟也无不流露出叙事者以及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取向和态度,体现出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的特色。这本无可厚非,但叙事者和研究者也不能毫无节制地任其主观价值倾向四溢,尽量保持某种客观态度,把握一定的度,坚持“筛选”、“判断” 、“反思”的批判性和理性,遵守起码的研究规则。 教育叙事论文:试论教育叙事研究方法 论文关键词: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叙事研究方法 论文摘要:近年来,教育叙事研究作为质的研究方法的一种运用形式,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从其兴起背景出发,介绍了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内涵、方式和特点及其实施的过程,并就目前人们对其一些普遍性的误解进行一些澄清。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教育实验法、教育调查法、教育统计与教育测量等定量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近年来,人们逐步认识到,教育科研应该更注重人本主义的质的研究,教育叙事研究作为质的研究方法的一种运用形式,也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一、教育叙事研究兴起的背景及其意义 教育叙事研究最初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教育研究领域内率先兴起,90年代末引起了我国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在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们对已有教育研究方法的反思、教师专业化实现的途径与方法以及教育研究的目的与作用等几方面的研究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 叙事研究是教师专业化实现的有效途径与方法之一。教育叙事研究还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它更注重教育故事所具有的意义,并通过对意义的重构与解读,来反思与提高实践,来丰富与优化理论;它关注教育主体实践智慧与个人理论的形成与优化。叙事研究基于对个体经验与故事情境的关注,降低了教师进入教育科研的理论高度,但并不否定教育理论的价值。它的兴起不仅意味着它是对教育生活探究的有效的研究方法之一,而且也是研究者们的一种生存方式的转变。 二、教育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内涵 1、理论基础 后现论 后现代思想家们关于主体的消亡、元叙事、对差异的颂扬等对叙事研究影响很大。反过来,叙事、故事、语境等词汇也成为后现代思想家们高频率使用的语词。 文学中的叙事学理论 这是教育叙事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叙事学成为文学研究的优秀领域,叙事学中关于叙事的情节、结构、语言以及口头叙事与书面文本间的转换等.都成为当前教育叙事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同时,新时期叙事学研究由“所指之事”向“所用之叙”的重心“转移以及由经典叙事学向多元叙事学或新叙事学的转向,也对教育中的叙事运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现象学和解释学理论 这两派哲学的主张为叙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启示。现象学的意向性、交互主体性和悬置等思想,有助于人们暂时悬置主观判断和先见,尽可能地揭示教育事件本身;解释学则从方法沦角度强调了社会科学的特殊性,主张对经验性文本进行解释和理解理解。 现代知识论观点 现代以来不同类型知识的划分表明了人们对知识理解的深入,尤其是加涅(R.M.Gagne)和安德森(J.R.Anderson)的知识分类观点极大地拓展了传统知识的内涵,并确立了如今日益被广泛接受的一些新的知识观念。如,只有个体积极建构的知识对个体才有意义等。 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理论与方法论 近些年来.随着人类学研究的升温,对人类生存和交往模式的思考及其运用的田野作业法开始对诸多社会学科领域产生影响,同时社会学使用的扎根理论方法、行动研究,以及语言学中的符号互动理论等都构成了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的一部分。 2、内涵 国内目前对于教育叙事研究基本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广义的,就是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另一种是狭义的,专指教师叙事研究,当前似乎基于狭义理解的叙事研究居多。 三、教育叙事研究的方式和特点 教育叙事研究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教师自身同时充当叙说者和记述者,另一种是教师只是叙说者,由教育研究者记述。 教育叙事研究有其本身独有的特点:时间性、情节性和主观性。教育叙事研究所叙述的内容是已经过去的、实际发生的、有情节的相对完整的教育事件;无论是”所叙之事“还是”所用之叙”都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能反映参与者的教育信仰、价值观念和理论水平。 四、教育叙事研究的过程 叙事研究的过程是依照叙事研究自身的逻辑和方法所实施的过程,有研究者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1、现场工作。 主要是指研究者进入研究现场对所研究对象的体验。在这一阶段研究者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叙事研究强调研究者要参与到研究对象的活动中去,通过全面深入的了解来获得资料。第二,研究者要从整体上对这一现场所产生的包括历史文化背景在内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考察。 2、从现场到现场文本。 现场文本不仅包括事件的客观记录还包括研究者和参与者的关系,是经过选择、演绎解释的经验记录。它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形成,如口述史、故事、照片、回忆录、现场笔记、文献分析等。 3、从现场到研究文本。 研究文本要回答意义和重要性问题,可以用文学、诗歌、科学等不同风格撰写。 总之,叙事研究在内容与手段上与其它研究方法有着本质的不同,它还要求研究者要具有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敏锐的洞察力、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写作的能力。 五、对叙事研究几种误解的澄清 有人认为叙事研究就是讲故事,就是把自己的经历与体会表达出来。这样的理解是肤浅的,叙事研究是通过行为者对教育故事的叙述,来反思教育实践的合理性,及重构教育实践的理论意义以优化教育实践规划质量。还有人认为,叙事研究就是不需要理论基础的研究,其实,叙事研究既要求通过叙事来体现理论对实践的解释与洞察力,也要求通过对叙事者个体价值与情感的认可及对故事情境的关注,来丰富理论的视野。更有人认为人人都可以做叙事研究,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实践智慧与个人理论,都具备做叙事研究的可能;但如果只是白描事实,而不反思与重构,不通过重构来丰富个人理论,就不是做研究。 教育叙事论文:关于教学案例与教育叙事辨析 【论文关键词】教学案例 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技术 质的研究 【论文摘要】目前对教学案例和教育叙事尚无清晰明确的定义和区分,不利于研究的开展和写作的规范。本文从目的意义、定义内涵、基本要素、共同点和不同之处等方面,对近年来受到教育界推崇的教学案例与教育叙事研究进行了较深入的辨析,对教师在撰写教学案例和教育叙事研究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教育研究者愈来愈强烈地认识到,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既不同于哲学,也不同于自然科学,那种满足于理论思辨,或以经典自然科学为标准的研究方法难于把握复杂的教育现象。在此背景下,质的研究方法逐渐在教育研究中得以提倡,教学案例、教育叙事研究等质的研究方法得到教育研究者的广泛认同,它的最大意义在于真正能使教师成为研究的主体,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教育研究与教育行动分离、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脱节的状况,从纷繁复杂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探讨与挖掘那些很难用理论推导或实验数据来概括与抽象的内涵、意义与深层规律。它重视对教育教学过程中人的心理与情感活动的研究,重视行动与反思,反对不切实际的空谈,主张“一例胜千言”,提供“样板”与“范例”,提倡移植与借鉴,强调理论要来自于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与修正,只有在真实情境下能够应用的理论才是有价值的。这也就是当前教学案例与教育叙事研究越来越受到推崇的原因。 目前对于教学案例和教育叙事研究都没有十分严格的界定,大多数教师甚至教育技术工作者都不知道两者的准确定义和区别。笔者通过百度搜索检索到含“教育叙事”关键词的网页160,000条,以“教学案例”为关键词的网页919,000条,以“教学案例+教育叙事”为关键词的网页16,900条;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到从1979至2006年,以“教学案例”为关键词的论文1940篇,以“教育叙事”为关键词的论文168篇。通过对内容的初步分析,笔者发现存在三种情况:一种是不加区别、混为一谈;一种是自说自话、大同小异;第三种是有所区别、但未进行系统比较。笔者认为:从本质上来说,教学案例与教育叙事都属于同一类教育教学研究方法,即质的研究方法,是教育行动研究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但又各有侧重;教学案例与广义的教育叙事中的一种类型——教学叙事比较接近。为写作和研究方便起见,应加以区别和规范。本文将就两者的异同之处进行辨析,以供广大教师参考并就教于方家。 一、什么是教学案例? 案例一词译自英语“Case”,原意为状态、情形、事例等。案例是一个实际情境的描述,在这个情境中,包含有一个或多个疑难问题,同时也可能包含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案例应有如下几个特征:案例是一个故事(事例)的讲述;案例要有完整的情境和背景、情节和冲突、对问题的思考和解决过程;案例的叙述要具体、特殊;案例要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情感、态度、动机、需要等;案例要有隐含的思想,案例描述的是实践者的所思所想所为,都是具体的甚至细小的行为,但这些行为的背后都隐含着某种思想、信念和理论,等待读者去解读、品味和分享。案例如果没有这种思想,只是一个平淡而肤浅的故事,就没有教育意义。 根据理查特(Ricahert,A.E.,1991)的定义:“教学案例描述的是教学实践。它以丰富的叙述形式,向人们展示了一些包含有教师和学生的典型行为、思想、感情在内的故事。”[1]从这里可以看出,教学案例实际上包含了“教”与“学”两方面实践的记录,它既是“教”的案例,也是“学”的案例。 在教学案例所记录的教学情境故事中,包含了某些教学疑难问题的解决过程与方法。这类案例的搜集必须事先实地作业,并从教学任务分析的目标出发,有意识地择取有关信息,因此研究者自身的洞察力至关重要。 从Internet网上搜索发现,“教学案例”一词还常常被用作案例教学所采用的案例的统称,案例教学中使用的案例,是指那些符合教学要求、能够引起分析和思考、达到教学目的的故事性材料,如生活中具体的事例、病人的病情介绍、刑事案件的案情等,可以称之为“用于教学的案例”,这与本文所指的专门描写教学过程的“教学案例”是不同的。当然,描写教学过程的教学案例也可以作为案例教学的材料。 二、什么是教育叙事研究? 叙事,就是“讲故事”,原本是文学(特别是小说)的要素之一,它所获得的是具体的事实性知识,而不是抽象的真理性知识,因此它长期以来被“科学的研究方法”所排斥。但是,后现代主义对“叙事”给予了新的解释和强调,将之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之中。波尔克霍恩(Polkinghorne,1988)将叙事界定为人们从他们的经历中获得意义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的几位课程学者将叙事研究作为教师的研究方法运用于教育领域,从而出现了教育叙事研究。简单地说,教育叙事就是“讲一个教育方面的故事”,教育叙事研究是在“讲教育故事”的基础上,通过对故事进行感悟和反思,来研究教育问题。抽象一点来说,教育叙事研究,就是研究者通过对有意义的校园生活、教育教学事件、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与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这些生活、事件、经验和行为背后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信念,从而发现教育的本质、规律和价值意义[2,3]。 目前关于教育叙事的分类很多,也很不统一。比如有将教育叙事分为“真实的教育叙事”和“虚构的教育叙事”的;有将教育叙事分为“教学叙事、生活叙事和自传叙事”的;有分为“调查的教育叙事、行动的教育叙事、虚构的教育叙事”的;还有分为“大叙事、小叙事”的。 三、教学案例的基本要素 1. 教学背景 教学背景包括教学的基础、条件、学情等方面的情况。教学基础指前一个教学活动所完成的教学任务(如前一节课所学的知识及形成的能力),新的教学任务是在怎样的知识、技能、能力基础上进行的;教学条件主要是指教学设备和教学技术;学情是指学生的基本学习状态,如班级学生的总体状况、学习基础、学习习惯、学习风气等。 2. 教学过程 即教学实录。它忠实地记录整个教学活动的细节,包括显性的教学行为和结果,还包括一些隐性的教学行为,即教师、学生的情感活动以及学生的思维反应等。后者是我们经常忽略的地方,比如,学生对某一教学结果作出会心的微笑反应,这样的面部表情流露是瞬间的,但却包含许多学习信息,可能具有重要的教学意义。课堂教学往往是具有某种结构的,应真实地记录结构以及结构内的内容细节。 3. 教师反思 是指教学活动结束后,任教教师对自己的教学行为作出的自我评价性介绍。可以由教师自由地阐述自己的教学行为、结果、方法等,也可以由案例设计者提出有关问题,任教教师就这些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教师反思反映了任教教师对教学活动的认识水平,是案例分析的重要对象。一些研究者还主张,教师反思中还应提出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4. 学生反馈 这是目前大多数教学案例所缺少、而笔者特意强调的内容。它是指教学活动结束后,通过师生交谈、问卷调查、学生学习心得体会等形式,所收集的学生对教学活动的认识与评价。从中可以得出大量的反映学习者心理活动和思想感情的信息,对研究教学过程、改进教学设计、提高学习质量非常必要。 四、教学叙事研究的基本要素 1. 故事背景 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但不必面面俱到,关键在于说明故事发生有何特别原因和条件。 2. 情境描述 每个教育叙事都必须有一个鲜明问题或矛盾。不能杜撰,但可以对实际情节进行选择,凸现焦点。要有细节的描写,描写要生动、引人入胜。一般采取叙议结合,即先描述后分析,或夹叙夹议。 3. 问题解决结果或效果 问题或矛盾解决后的情形.可以用一句或几句简单的话进行描述。 4. 反思或评析 反思是指教师把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多角度地进行审视、深思、探究与评价,对教学教育行为的成功与失败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分析。评析是从观察者的角度对他人的教学叙事进行的分析和思考。 五、教学案例与教育叙事研究的异同 1.相同点 教学案例与教育叙事研究都具有质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如自然情境性、自身工具性、情节性和反思性等。 (1)自然情境性 教学案例和教育叙事研究都是教师从教育实践出发,从校园生活出发,从真实教学过程出发,从自然教育情境出发所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显著特征在于“实”,它是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对实事、实情、实境和实际过程所作的记录、观察和探究,从而获得对事实或事件的解释性意见。教师平时要善于捕捉这些教育教学故事的“源文件”,只有“原汁原味”的教育教学事件才有特定的意义。 (2)自身工具性 大多数教学案例和教育叙事研究是研究者直接融入并成为主体的研究,研究者本人是研究的工具,他(她)通过自身长期在教育教学的实际生活体验中,在与对象的直接互动与实际交往中,发生了各种生活故事和教育教学事件,对这些事件,教师(或学生、参与者)们通过观察、分析、反思,而获得一些见解或解释性的意见,这就是行动者自身作为主体并直接介入其中的行动研究。 一些描写他人的教育教学故事或与教育教学有关的虚构作品如教育小说、教育电影等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3)情节性 案例和叙事不是记流水账,而是记述有情节、有意义的相对完整的故事。通常有与所叙述的教育教学事件相关的具体人物、冲突和事件发展等情节。每个案例或叙事都包含一个或多个的“意外事件”或冲突,冲突可以是外部的,也可以是内在的。 (4)反思性 教学案例和教育叙事研究是一种反思性研究。教师在叙事中反思,在反思中深化对问题或事件的认识,在反思中提升原有的经验,在反思中修正行动计划,在反思中探寻事件或行为背后所隐含的意义、理念和思想。离开了反思,教学案例和叙事研究就会变成为叙事而叙事,就失去了它的目的和意义。 2.相异点 (1)目的不同 教学案例是一种在先进教育理论与实际教学活动之间的“中间状态”,是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样本”和“范例”,它通过对在先进教学理论指导下的教学实践进行观察与反思,将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统一起来,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使专家“倡导的理论”(espoused theories)真正成为教师“采用的理论”(theories-in-use),目的在于用理论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检验和修正理论。而教育叙事研究则不拘泥于某种具体的理论,更强调回归教育教学实践本身,在日常生活和教育教学事件中,通过观察与反思归纳出解释性的见解与结论。 (2)有无主题 姜瑛俐认为:教学案例要有主题,而教育叙事研究可以只有问题没有主题。主题是案例所要反映的优秀理念和观点,是案例的灵魂和精髓,问题是案例主题的支脉。写案例首先要考虑这个案例所要反映的主题是什么,如是说明如何转变后进生,还是强调怎样启发学生思维, 或者是介绍如何组织小组讨论等等。主题像一条主线把案例故事串起来。案例主题要有指导意义,能引起大家对教育教学中带普遍性,倾向性问题的关注,并能促使这些问题解决,不能只局限于个别情景或特殊问题[4]。 (3)方法不同 教育叙事研究采用的是“从实践到解释性见解”的自下而上的归纳法,而教学案例既有自下而上的归纳法,又有自上而下的演绎法,采用的是“理论-实践-修正理论”的途径。教育叙事更强调故事的自然情境性,一般没有事先的安排与设计,主要是事后的感悟与反思;而教学案例事先往往要进行精心的设计与安排,事后要有系统的教师反思与学生反馈,带有较浓厚的“研究”的味道,是一种“有血有肉”的理论。 (4)范围不同 教育叙事的内容一般比教学案例要更加宽泛,可以涉及教育教学领域的方方面面。教育叙事所叙之事大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教育事件,这些看似平淡的教育故事蕴含了丰富的内涵,教育叙事研究正是要多角度、多维度地去体会、去挖掘这些教育故事的内涵,因而其所获得的信息具有丰富性与情境性,但它不能用作评价标准,不可作为推论的前提或基础。相比之下,教学案例一般局限在具体教学的范围,由于有事先的设计与一定的条件控制,因而更有典型性与代表性。 (5)文体与结构差异 教育叙事研究对文体的要求不太严格,也没有比较明确的格式与规范,只要具有某些基本要素就行了。教学案例虽然目前也没有统一的格式与规范,但相对教育叙事来说,还是要严格一些,结构要求越完整越好。教育叙事更强调可读性、故事性,而教学案例虽也要求有可读性,但更强调逻辑性、规范性。例如,对背景的描述,教育叙事侧重于时间、地点、人物与场景,而教学案例则侧重于描述教学的基础、条件、学情等方面的情况;反思方面,教育叙事研究侧重于感悟,教学案例则强调理性分析,而且还要提出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写作手法上,教育叙事常采取夹叙夹议,教学案例则大多是先叙述再集中分析。 总之,教学案例与教育叙事研究报告虽比较相近,但仍有多方面区别,研究者不可不细加辨析。 教育叙事论文:农村教育叙事管理 【论文关键词】教育叙事研究背景意义策略 【论文摘要】教育叙事研究是一种新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它通过揭示有意义的教育教学事件,指导教师以后的教育教学实践。进行教育叙事研究不仅有利于农村教师进行自觉反思、不断成长,还有利于教育科研走向“平民”化。农村教师在具体应用教育叙事研究时,需要把握叙事的标准,处理好叙事者与研究者、特殊性与普遍性、主观性与客观性三组关系。 一、教育叙事研究的内涵 1.教育叙事研究的概念 教育叙事研究,“就是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借此来改进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以更鲜活的形式丰富教育科学理论,促使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更加完善和灵活。”它的研究主体既可以是教育主体,即叙述者(教师)本人(这种教育叙事研究被称为叙事人类学),也可以是专门的研究者(这种教育叙事研究被称为叙事行动学)。一个完整的教育叙事研究应包括:叙述事件——解决问题的具体过程,如解决时的所思所想,何以得到最后解决;反思事件——从整个事件的表面现象提炼出所蕴含的深层次意义;升发事件——从先前的反思中建构新的思想或经验,使主题事件所蕴含的意义普遍化或理论化。 2.教育叙事研究兴起的背景 教育叙事研究最初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教育研究领域内率先兴起,90年代末引起了我国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它的兴起受到了哲学现象学、解释学以及人类学中的“田野考察”方法的影响。 现象学强调对事物、事件本身的理解、分析和阐释,强调生活、情景和意义。教育叙事研究正是由此受到启示:回到事实本身、交互主体性和生活世界,提出了它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方式,不满足于传统教育教学研究中追求事物的普遍真理和客观规律,以及对概念等的抽象和泛化分析,而是回到人们的生活世界中去,用交际和对话等直观的方式从整体上去探索教育教学事件本身中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一些值得他人借鉴的、应引起注意的东西。 教育科学是人文学科,它的研究不同于自然学科。自然学科需要“定量”,需要说明,一个板一个眼。而教育叙事研究则只能“定性”,需要理解,需要合理的解释。这种理解和解释以研究者的“先见”为基础,充分尊重和利用这些“先见”,逃离理论教条的束缚,通过对话确立主体间性关系而趋近合理。主张“理解”的教育叙事研究方式正是受到解释学的影响而由此形成。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研究者深入基层,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通过切身体验获得对当地人和文化的理解。这种“田野式”的研究方式也对教育教学研究产生启发:教育研究者通过对话、交流或倾听,切身体会叙事者的所思所悟,与其产生情感共鸣,达到对相关事件的一些质性认识。这样,教育叙事研究应运而生。 二、教育叙事研究对农村教师的意义 1.有利于教学反思从“自发”到“自觉”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和生活事件中,教师们有时对于某些现象,头脑中会出现灵光一闪,似有所悟,产生自发式反馈行为,形成某个经验。有心的教师也许会在事后对其作以梳理,略作记录,做出反思。但大部分教师则会无所理会,任其流走,对这笔宝贵的财富视而不见。美国教育专家波斯纳(G.J.Posner)认为,“没有反思的经验是狭隘的经验,或者是肤浅的知识,如果一个老师仅仅满足于经验而不是经验的反思,那么即使他有二十年的教学经验,那也只是一年工作的二十次重复。”可以说,反思是教师的自我成长和专业发展以及教育研究的优秀因素。 教师不应该满足于经验,需要对教育教学行为进行反思,而且反思还应该从自发的状态上升为自觉的行为。无论研究者是否为教师本人,教育叙事研究的过程都贯穿了自觉反思:面对众多的教育教学问题或事件,需要反思、“筛选”;对于教育教学问题的解决方式,需要反思;教育教学问题解决后的效果如何,得到哪些启示、经验和教训,更需要反思。可见,主动的教育叙事研究促成了教师们从以前自发式的、毫无意义的反馈阶段向自觉阶段转化,为教师们进行教育教学的自觉反思提供了契机。 2.有利于教育科研走向“平民化” 教育和科研是学校里的两大工作。关系紧密,相互影响:教学为科研提供土壤,科研又促进教学的改善和提高。在农村学校,由于经济条件差,设施设备简陋、奇缺,师资不足、水平不高,开展“阳春白雪”似的传统教育科学研究,困难重重,农村教师无力、也无能问津,当然,更谈不上通过科研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而对于“下里巴人”似的新兴的教育叙事研究,操作简单,不需要资金、设备、设施,只需要一颗滚烫而热情的心,农村教师完全可以为之,而且能有力促进教育教学的改善。这样,以前只有依靠少数教育专家、学者和科研机构才能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的行为,现在也能在广大的农村教师群体中开展并应用起来,实现教育科学研究的“平民化”。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蓬勃发展,教育教学效益的不断提高。 3.有利于教师的成长 教育叙事研究对于教师的成长显而易见。主要表现在:第一,能促进教师科研意识和素养的形成。教育叙事研究使得“平民化”的农村教师们除了教育教学外,更对地关注了一定教育教学事件后的反思及经验总结,这种习惯的养成必然会促进其形成一定的科研意识,具备一定的科研素养,为以后从事更高效、更复杂的教育科学研究奠定基础。第二,能促进教师有效处理师生关系和师师关系。教育叙事研究体现了教师对自己和学生生活世界的关注,其间,教师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注意学生的真实情感和复杂状态,于细微处研究学生、了解学生;更多地与学生对话、沟通和交流。从而实现师生双方彼此的更加理解。对于一项教育教学事件的叙述,教师们可能会由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生活体验,产生不同的感受和经验,大家从各自的视域中走出,互动、交流彼此的心声、理解和感悟,必然会促进教师们的共同成长与合作。第三,能促进教师形成自己的教育教学哲学。在教育叙事研究中,教师通过对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是日渐麻木的教育教学经历的回顾和反思,对业已模糊的教育教学理论、理念和概念有了一次更加清晰的再认识、再理解和再诠释,从而根据个人的知识来源和形成,选择与建构有效的教育教学方法与经验。经常的这种教育叙事研究,必然能促进教师形成自己的教育教学观点、教育教学哲学。第四,能促进教师成就感、使命感的形成。在教育叙事研究中,教师的真实教育教学和生活状况得以深描,生命的激情和感性的灵光再次在研究中被他人或自己重视,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全面释放,教育教学生活里充满更多的机智和幽默,教育教学效果得到提高,成就感的获得,也必然会促进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形成。 三、农村教师开展教育叙事研究的策略 有效地开展教育叙事研究,教师们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叙事”的标准。首先,要具有“问题性”。教师生活在学校里,每天都会经历许多的教育、教学、生活事件,但教育叙事决不是对每件事件的叙述或记录,只有那些让教师或感动、或困惑、或后悔、或兴奋的能引起教师内心萌动的、值得注意的、表现为某种问题的事件,才值得叙述和研究。其次,要具有“情景性”。情节和环境是故事发生的载体和条件。每个人的思想、行为都不能脱离他们所处的环境,故事也只有在丰富、复杂、变动的环境中考察才有意义。正如杜威所说,“环境不仅表示围绕个体的周围事物,还表示周围事物和个体自己的主动趋势的特殊的连续性。”也只有这样,研究后取得的经验才有其参照性的支撑点。故事情节蕴含着个人丰富的内心体验和细腻的情感变化,有血有肉的情节故事才能打动人、感染人、以情服人,引起听者注意,产生共鸣。最后,要具有“释放性”。对教育、教学、生活事件的叙述要求叙事者真实感情的流露,所思所悟真实的呈现。它不仅是指教师面对自己、同事、研究者要完全甩掉心理包袱,摆脱心理困惑、担忧和顾虑;也是指教师面对传统教育科学研究的那种“自上而下”性和权威压制性要实现个人身心的全面解放和心理完全宣泄,表现出巨大的无畏性。 第二,处理好三队关系。首先,叙述者与研究者的关系。在教育叙事研究的叙事人类学中,叙述者与研究者为同一人。这时,教师不仅要正确发出作为叙述者的声音,也要正确发出作为研究者的声音。同时,在教育叙事研究的叙事行动学中,教师作为单纯的叙述者,在民主、平等的条件下,发出内心的真实倾诉和释放,应受到研究者的尊重和保护。研究者应既站在事件的外面,也“生活”在里面,这样才能获得叙述者的真正所思所悟,自己也才会有客观的经验所得。确定好了二者的关系,才会有双方合作的起点和平台。其次,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教育叙事研究是一种“微观叙事”,是对个别对象个别事件进行的研究,注意研究材料的细节性、生活性、情景性和研究层面的深入性,因此,少有高屋建瓴的抽象概括和泛泛而谈的大道理,呈现出一种特殊性。在研究中,对这种特殊性,不能强调过度,否则教育叙事研究毫无意义。其实教育叙事研究也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表现为一种“启发性”和一定环境条件下的“参照性”。人们了解了有意义的教育、教学、生活事件后,所产生的那种心领神会,唏唏之叹,那种“曲尽意犹在”、“掩卷思不罢”之感,正是这种“普遍性”。随之,后继者也才会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对其参照和仿效。最后,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关系。面对众多的事件,叙事者根据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进行“筛选”,对其所思所悟也无不流露出叙事者以及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取向和态度,体现出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的特色。这本无可厚非,但叙事者和研究者也不能毫无节制地任其主观价值倾向四溢,尽量保持某种客观态度,把握一定的度,坚持“筛选”、“判断”、“反思”的批判性和理性,遵守起码的研究规则。 教育叙事论文:叙事教育中护理教育的应用探析 【摘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的健康保健意识也日益增强,无形之中对医疗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且促进了护理教育事业的发展。在以往的护理教育工作中存在诸多问题,在教育方式不断调整和摸索的过程中,叙事教育模式脱颖而出,成为了新的护理教育方式,并成功提高了护理教育工作水平。在这个前提下叙事教育开始广泛应用,成为新时代下护理教育的主要方法。本文就叙事教育在护理教育中的价值以及具体体现形式进行分析。 【关键词】叙事教育;护理教育;新时代背景 引言 随着人们健康保健意识的增强,对医疗工作的要求更高,促进了护理教育事业的发展。既往护理教育工作中存在诸多问题,叙事教育模式成为了新的护理教育方式,并成功提高了护理教育工作水平。 一、叙事教育特点 叙事教育是指在教学工作开展中教师通过相关经验的描述、相关现象的解释、讲故事等方式向学生进行教育内容、知识的普及。学习中搜集的相关资料均可作为叙事教育的内容以及辅助工具,加深学生对于护理专业知识的理解,并利于护理工作的实践,提高护理人员专业性。 二、护理教育中叙事教育价值 1.强化了护理教学体验。叙事教育相对于传统教育更为有趣,实现了理论性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鼓励学生从注重理论知识学习到实践应用发展,整体上提高护理专业学生的护理工作能力,并在逐渐演练中掌握丰富工作经验。2.提高了护理专业学生的护理观念、思想品德。叙事教育将道德、相关规范成功融入到教学中,并在阐明护理工作重要性的基础上建立护理专业学生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护理形象,真正懂得作为一名护理人员需要养成的观念、意识以及完成的工作和责任,正确树立“三观”意识。3.利于抽象概念的学习、理解。叙事教育中通过向学生进行专业性教育,让学生能够明白作为一名护理人员工作开展的基础条件,仅仅技术过硬远远不够,还需要做好患者的人文关怀,了解患者的心理需求,做好患者的心理情绪疏导。 三、护理教育中叙事教育的具体形式 1.讲故事。很多道理通过强制性宣教无法达到预期教育目标,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调动大家参与的积极性,可以通过讲故事进行道理普及,而叙事教育同样如此。为了更好的完成护理教育,完全可以借助讲故事的方式向护理专业学生进行职业教育。例如,搜集临床发生的老年独居者真实案例,让学生明白对于此类独居患者仅仅采取专业技术无法实现良好的效果,而通过有效的护理可以提高独居人员的身体、心理舒适度,提高整体治疗效果,也建立了和谐的护患关系。再如,患者住院期间家属负性情绪也表现相对明显,要求护理人员不但要关注患者本身,还要关注家属的情绪,做好家属情绪疏导并进行疾病知识宣教,护理工作注意事项说明等,明白护理工作的细节对于护理工作效果的影响价值。2.看电影、文艺作品欣赏。在教学工作中教师为了加深学生对于某一知识的理解、课堂参与的积极性,经常通过看电影以及进行文艺作品欣赏的方式达到预期教育目的。叙事教育模式中也通过看电影以及欣赏文艺作品的形式向护理专业学生进行专业知识的强化,例如为学生播放儿科护理课程,明白儿科护理工作中的细节,让学生明白患儿是护理工作中相对特殊的人群,吵闹问题明显增加了护理工作的难度,作为护理人员要有绝对的耐心、细心,可以通过看动画片、握手、微笑等方式建立和儿童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及患儿对护理人员的依赖感,保证儿科护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并提高护理工作效果。再如,观看产科电影中明确产科护理工作中的关键点,了解产妇的需求,明白护理工作对产妇分娩方式以及心态情况的影响,加深产科护理知识学习情况。3.书写反思日记。我们经常通过写日记的方式记录一天发生的事情,可以随时观看并回忆,叙事教育中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书写反思日记。例如,护理人员可以将日常护理工作中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感受、经验等详细记录,包括儿科护理工作(如何通过护理改善患儿负性情绪,更好的配合护理工作)、老年病科护理工作(了解老年患者的需求以及疾病认知度,以便护理工作中能够满足不同性格特点、性别、疾病患者的合理需求,实现患者身心舒适状态)、妇科护理工作(了解孕期女性的身体变化、心理需求变化、性格变化等,能够注重护理细节)、外科护理工作(围术期患者的表现情况以及对于护理工作的需求、卧床期间的护理重点/并发症问题)以及不同性别、性格人群的护理需求表现,通过反思日记记录进行不断的自我反思并总结经验,利于护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四、结语 当前,护理工作在医疗行业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所以对于护理人员的专业性也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护理专业教育工作是每一个护理人员正式上岗前所必须学习的专业知识,基于护理工作的重要性,所以要求护理教育工作必须实现新时期背景下的改革。既往护理教育工作的方法较为传统,以灌输式为主,复杂的知识以及老旧的教学方法无法吸引学生课堂参与的积极性、无法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叙事教育作为新时代背景下的教育模式之一,可以通过书写反思日记、讲故事以及看电影等方式提高护理教育效果。 作者:唐蓉 单位: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叙事论文:临床护理教育中叙事教育进展分析 摘要:介绍了叙事教育的概念及教育方式、叙事教育在临床护理教育中的应用,从为带教者提供展示平台、提供多样化的教学形式、促进师生职业素养、利于抽象概念的教学等方面综述了叙事教育在临床护理教育中的应用。 关键词:叙事教育;临床护理教育;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护理教育学家Diekel-mann[1]首先将叙事教育方法引入护理教育,提出叙事来源于师生在学习、教学中的共同经历。随后,Cha-ron[2]在2001年首次提出“叙事医学(narrativemedi-cine)”的概念。叙事教育是以研究为基础,通过解释现象学的方法,解释、分析和重构护生、教师、临床护士的生活经历,以达到教育目的的一种教学方法[3]。目前,临床护理教育仍以行为主义为主,重视护生的实践能力,而在人文教育方面有所欠缺。叙事教育强调的“生活经历”正是临床护理所具有的优势,在临床护理教育中应用叙事教育的方法值得进一步推广。本研究旨在综述叙事教育在临床护理教育中的应用进展,为临床护理教育者提供指导意见。 1叙事教育的概念及教育方式 1.1叙事教育概念 叙事教育是指通过叙述、解释和重构教育者和护生的故事、经历,达到教育目的和研究目的[4]。叙事即将所表达的理念糅合并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传授给学习者,以达到教育目的的一种方法。 1.2叙事教育的教育方式 1.2.1精细阅读 阅读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如医务人员日记、病人自述等。同时也包括各种艺术作品的欣赏,达到培养护生的倾听和理解能力。Charon[5]提出精细阅读5要素:结构、形式、时间、场景、要求,进一步明确了精细阅读的主旨及目标。 1.2.2反思性写作 美国学者Kerr[6]认为,医学教育领域中的反思性写作是“以自我意识和(或)专业成长为目的,对自身经历进行反思的写作”,并认为反思性写作具有改变行为的潜力。反思性写作可以让护生对自身经历主动进行评价和分享,表现出内心的体验。 2叙事教育在临床护理教育中的应用 2.1叙事教育的应用程序 国内学者郭瑜洁[7]通过教学实验研究,提出了叙事教育开展人文教学的4步程序即创设情境,激发情感、躬行实践、引导感悟。 2.1.1创设情境 教师通过故事、诗歌、音乐、图片等艺术形式,为护生提供可感知的体验情境,包括情景设计、情景呈现、情景推演、情景感悟4步。Vasudha等[8]利用阅读文学作品和反思性写作在教师学习单元中引导护生进行自身反思,记录对自身有影响的事件或感悟。 2.1.2激发情感 护生在情景中审美体验,并生成积淀情感,经历一个情感发生、发展的过程,产生情感共鸣。Wall等[9]组织护生对所观看的电影展开讨论,并提出问题激发护生思考,让护生设身处地于电影中的场景,体会电影所传达的意思。 2.1.3躬行实践 护生在实践中强化自身关怀品质,教师利用实践机会,使护生参与护士与病人间的互动沟通,以护生的亲身实践、临床典型范例为叙事素材,外化关怀品质,让护生在实践中体验学习。 2.1.4引导感悟 叙事是基于反思并通过个人的经验来制造意义[10]。教师在护生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情景教学,引导其自我反思,感悟关怀的真谛。郭瑜洁[7]在“护理人文关怀教学模式的理论构建与实验”研究中,收集护生日记,记录反思自己照护病人的经过。通过仔细、反复阅读日记,运用“沉浸”“明确”的方法理解、解释日记的内容,深入了解护生内心变化,引导护生在反思中感悟关怀。 2.2叙事教育对护生的影响 ①使护生产生真切的人文情感:护生人文情感最多来自于课本的描述,没有设身处地之感。叙事教育可将人文关怀的叙事目的隐含在每个生动的人文故事中,为护生认识关怀价值创造一种可被感知的工作情境,为护生在真实或模拟真实的情境中体会病人的感受、自我发现和感悟关怀的真谛提供了环境。叙事教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框架来探索和管理治疗的复杂性。其影响超出了医患关系进入到医生和自我之间、医生与医生、医生和社会的关系。聆听医务工作者自我讲述的故事可以提高对病人的照顾满意度[11],同时护生能在临床护理实践中更好地体验人文情感,达到同理之心。②提高护生的职业认同感:叙事教育通过故事讲述可以使护生了解护理专业的发展历史,因此建立起护生的职业和文化认同感[12]。护生不理解护理职业的历史便不能欣赏护理先驱们的奋斗和成就,也就无法评价领导者提供的职业指引或对护理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批判性思考[13]。护生在临床护理教育中接受良好的指引能使护生对自身专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它使护生对个人以及职业角色的展开探索,叙事教育可作为提高护生职业认同的重要工具。③提高护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目前,国外已有很多研究将“叙事教育”引入到护理教育中,以探索叙事教育能否有效地提高护生在临床实践中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认知和道德水平。刘素珍等[14]对本科护生评判性思维能力的调查显示:仅3.2%的护生有较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同时,李冬梅等[15]的研究显示,护生对能力培养,特别是在护理领导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等方面评价较低。国内对于护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方面有诸多研究[16-17],实际效果较差。批判性思维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性很强的思维技巧,在培养过程中不能按照常规的课堂授课方法进行传授。叙事教育的教学形式是一个主动探索知识、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过程,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护生的思维会产生质的飞跃,从而能有效地培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反思性思维能力,继而实现提高评判性思维能力。 3叙事教育在临床护理教育中的教学效果 3.1为带教者提供展示平台 临床护理教育者日常经历的生死离别,每天会有让人兴奋或是失落的情感体验,如何处理与病人之间的护患关系,随着时间的积累,这些形成了带教者丰富的临床经验。通常人们要求护士表现出职业素养,以控制自身的情感,而叙事教育可以给带教者们一个展示平台,让带教者将这些宝贵的经历与护生分享。带教者在叙说自己的经验故事的同时,也在重新体验和梳理个人的生命历程、表达个人的内心世界,个人潜意识的观点会逐渐浮现并清晰,个人的情感、目标、需要与价值会得到体现,个人的生活与行动也会重新被赋予意义[18]。临床护理教育者可以将自身经历的事件再现,与护生面对面地进行情感交流,不但能发挥这些故事的人文魅力,拉近实践与理论的距离,更能激发护生内心的情感。 3.2提供多样化的教学形式 临床护理教育形式的多样化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对护生而言,叙事教育能引起护生的注意力,训练护生解决问题能力,分享各自经验并理解自身生活[19]。在健康教育方面,叙事使护生从某个角色的角度来看待故事,促进护生产生移情,从而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叙事教育提供了一种可供临床教育者参考的教学形式,相对于传统的教学形式,临床教育者也能选择更适合护生的教育方式。 3.3促进临床教育者的职业素养 叙事教育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方式,对临床教育者既是一种挑战,也是潜在的机遇,它对临床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研究结果显示,85.78%的护生认为带教教师的总体水平一般[20]。辛明珠等[21]研究认为,护生对总体带教质量较为认可,但护生认为带教教师的带教意识、带教技巧及护理小课的授课水平有待提高。护理临床带教是护理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叙事教育对目前的临床教育现状是一种巨大的冲击,临床教育者必须加强自身学习、积极提高职业素养,以应对快速发展的护理事业。 3.4叙事教育可帮助护生提高职业素养 国外已有很多研究将“叙事教育”引入到护理教育中,以探索叙事教育能否有效地提高护生在临床实践中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促进认知和道德水平的提高。Kirkpatrick等[22]2004年提到将文学叙事教育用于本科老年课程教学中,并认为叙事教育有助于提高本科护生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能促进护生的个人成长。Mar-garet等[23]将叙事教育应用于澳大利亚一所大学的护理课程中,认为叙事教育可以提高护生的专业知识,提高其文化意识和敏感性。 3.5叙事教育利于抽象概念的教学 情感是教科书中难以描述的一种体验,护生往往最难以把握这类抽象概念,而情感体验又是护士产生同理心的基础。Brown等利用电影、文学和艺术等方法促进护生主动探索老化、精神疾病、痛苦和丧亲之痛等概念,叙事教育将情感糅进文学影视作品中,使抽象概念具体化,让护生易于理解[24]。Koenig等[25]认为,通过故事可以理解之意,使得护生深刻了解疾病危机与转型的影响,对于护理的复杂性有具体的认识。 3.6叙事教育对过程教育的重视 传统的教学模式注重结果,忽视教育过程中护生的情感体验,叙事教育在每个教学环节更加看重细节描述,让护生自己在教学过程中体验到教育者所表达的意图。叙事教育学需要老师和护生在病人或护理的故事中共同努力,达到一个共同理解的意义[24],叙事教育的过程控制相对容易,能将护生往积极的方向引导,达到满意的教学效果。综上所述,叙事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方法和手段在临床护理教育中有很大的应用前景。叙事教育形式多样,对护生的人文关怀,认知能力的提高有着显著的效果,与此同时,叙事在我国临床护理教育中的研究很少,迫切需要积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与应用,以提高临床护理教育水平。 作者:程文夫 赵体玉 郭月 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教育叙事论文:叙事教育中的护理教育论文 一、叙事教育应用于护理教学中的开展形式 1.1给别人讲故事的形式开展:我们经常会通过一个故事来讲一个道理,这就好像是我国以前很多的成语典故一样,通过一个浅显的故事,从而揭露深刻的道理,叙事教育也是如此,其中一种主要的开展方式就是通过给别人讲故事的形式从而开展护理教育,比如对于老年人的护理课程开展过程中,通过讲故事的形式,使得学生对于老年有一个准确的理解,首先必须具备关爱老人的思想,这对学生以后的工作开展有很大的帮助,学生通过对故事的理解和启发,从而在故事背后真正含义的理解过程中,懂得关怀和爱,这对于在护理教育课程中开展人文素质教育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能够培养学生具有很好的医德。 1.2 看电影、欣赏文艺作品等形式开展:在国外的护理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曾经在2004年就有教育者利用电影等文学方式来进行叙事教育课程中的老年护理课程,这样的教学方式,新颖有趣,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同时也让学生们能够深刻地理解什么是爱和关怀。通过播放有关于老年人相关类型的电影,学生通过这样的电影,能够老年患者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能够切实地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从而做好在以后的护理工作开展过程中的护理管理。 1.3自我日记的记录:通过每天自我的一个反省,能够达到了一个很好的理性思考的过程,在工作和学习过程中,对自己的每天的一个学习和工作进行准确的记录,从而每天对自己的日记进行查看,发现问题,从而进行改进,对于其中有利的影响,进行经验的积累,在反省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护理水平。 二、 叙事教育在护理教育中的应用价值 2.1加深了护理教学体验:叙事教育方式,通过一种比较有趣的教学方式进行护理教育的开展,在教学过程中,实现从理论被动的教学转变为灵活的教学方式,逐渐地从只注重理论教学向实践教学不断地转移,将叙事教育方式不断地应用护理教育过程中,从而有效地了提高了学生对于医疗护理工作的了解,在学习过程中,通过实践演练,不断地接触到了真正地医疗护理工作,积累了工作经验,也明白了自己所担负的使命和责任,也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有很大的影响。 2.2培养了学生的医护观念和思想品德提高:叙事教育通过一系列有趣的教学方式,使得抽象的道德和规范融合到了护理教学过程中,解释了护理人员必要养成终生学习的习惯,在学习过程中,培养了粱厚啊的医护品德,树立了良好的护理形象,通过在故事中,从浅显的故事内容中获取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观念进行理解和吸收,培养了学生的医护观念和思想品德提高,逐渐地影响自己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观念,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2.3 叙事教育很好地对抽象概念进行了准确的描述和理解:在叙事教学方式的开展过程中,使得护理人员明白首先对患者有一个良好的态度、同情心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护理工作开展的基础条件,那么要想做到对患者的了解,就必须对患者的生活情况、性格等进行了解,在了解的过程中,就需要和患者进行沟通,从而明白其内心真实的感受,实现心和心之间的沟通。通过叙事教育的开展,使得在教学过程中将各种各样的内涵传达给了学生,使得学生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抽象情感的真谛,好地对抽象概念进行了准确的描述和理解,从而不断地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更加地理解患者,帮助患者做好护理。 三、结束语 叙事教学方式具有护理专业特色,通过各种各样的教学方式从而开展叙事教育在护理教学过程中的良好运用,使得学生对抽象的情感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和把握,更加地懂得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护理人员,在护理过程中,注重对患者心理方面的护理,理解患者,关心患者,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在叙事教育过程中,通过运用合理的叙事教学方式,紧密地结合我国当前对于护理人员的护理要求,不断地促进我国护理水平的提高,培养更多专业的护理高素质人才。 作者:董项慧 单位:内蒙古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教育叙事论文:教育叙事研究与学前教育研究 一、教育叙事研究 (一)教育叙事研究资料来源的多样性。 教育叙事研究以教师的生活故事为研究对象,这从资料收集的来源上可以看出,作为一种质的研究方法,教育叙事研究在收集资料时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捕捉研究对象的深层信息。日常中平淡的教育故事也许就隐藏着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和教师独特的体验和感受,周围环境、气氛、教师的行为动作也许就隐藏着个人的某种价值观念和理论修养水平,这都需要研究者仔细观察。另外,教师的“教育日志”、自传或传记、各种活动的图片、相关的学生的作品和日记、教师对学生的评价等也为教育叙事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二)教育叙事研究所叙述内容的情景性。 教育活动是一种实践活动,它总是在特定的背景或情景下发生,教育叙事研究并不是对教育活动进行简单地描述与记录,而是将研究对象的行为与教育场景、背景相联系,对情景做细致描述,分析和把握处于情景中的个体是如何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事件的,并剖析事实背后所含的意义,将其融于事实讲述之中,只有经过这样的深度描述,才能引起叙述者和读者情感上的共鸣,帮助教师、学生、研究者有所发展和提升,促进彼此间的互动。 (三)教育叙事研究所述内容对人的关注。 多数教育叙事研究的研究对象常常是单一的个体,每个个体在真实情境中的所思所想都是不同的,所以研究者对个体在真实教育情境中的个人生活经历、所思所想十分关注,通过搜集教育、叙述、重构个体在教育生活中的故事,达到对个体行为和经验的理解。此外,研究者在进行教育叙事研究时,不仅对事件本身、事件背景做各种记录和描述,同时还对研究者自身的信息做描述。因为研究者所叙之事处处渗透着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是生命中一种独特的亲身经历、体验和感受,有着不可重复性。教育叙事研究所述内容体现了对个体独特性的尊重。 (四)教育叙事研究强调民主平等。 教育叙事研究的主体有两类,一类是一线教师(或学生、家长、教育管理者),作为叙事研究的主体,目前的很多中小学教师会在研究者的指导下开展教育叙事研究,他们叙述的内容多是自己的课程、教学故事和自己对教育教学事件的理解。另一类是教育理论研究者,作为叙事研究的主体,他们以中小学教师为观察或访谈对象,对其所述内容进行分析和阐释。受“教师成为研究者”观点的影响,目前我国教育叙事研究的主体更多地指向前者,认为教师身处教育情境中,不但容易观察和获取教育情境中的事件,而且在叙述过程中容易对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进行反思,其实我们更倡导理论者与研究者两者共同、平等地参与研究过程,两者之间互相学习、平等交流,才能将理论与实践完美地结合,才能使教育叙事研究远离平庸。 二、教育叙事研究与学前教育研究 教育叙事研究方法与学前教育研究有密切的关系,将科学的方法运用到学前教育领域中的目的是揭示学前教育教育规律、充实学前教育知识和改善学前教育实践。①将叙事研究方法应用于学前教育领域,使其成为学前教育研究方法中的一部分,是否具有适切性?其适切性表现如下。 (一)教育叙事研究有助于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彼此相互靠拢。 长期以来,由于受社会分工的影响,学前教育科学研究已经逐渐成为少部分人从事的活动,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多数教育工作者不具备幼儿园教育工作经历、经验,不愿意深入到幼儿园实际中,由此导致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往往与教育实践场景脱离,对实际缺乏指导作用,成为学前教育研究中的一大弊病。幼儿园教师与专业研究者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一直生活在教育教学实际现场,在现场中感受教育生活中发生的一切,而教育现场正是产生教育问题的地方。叙事研究通过要求教育工作者深入现场,把幼儿园作为研究基地开展研究,倾听一线教师叙述的产生于真实教育情境之中的故事,体会他们对学前教育最为深切的感受,教育工作者作为研究者,与幼儿园教师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在此过程中建成,加强两者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学习。教育叙事研究作为沟通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桥梁,丰富着学前教育理论,指导实践活动,促进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接轨。 (二)教育叙事研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科研兴校”、“教师即研究者”等理念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小学教师的共识。目前,许多幼儿园已开展了许多研究课题,但是对于为什么要开展科研,幼儿教师从事研究应当采用什 么样的教育科研方法,广大幼儿教师却不是十分清楚。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之所以鼓励幼儿教师参与科研活动,是因为学前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阻碍着学前教育向前发展,如不及时解决,将使学前教育陷入难以适应社会和儿童发展需求的困境。那么,什么样的研究才最适合幼儿教师呢?一些幼儿教师对科研抱有畏惧心理,认为无从下手,主要原因是缺少可行的研究方法,而行动研究法对于幼儿教师来说是较合适的,行动研究中的教育叙事研究可称为“叙事的行动研究”,教师更容易掌握,因为这种研究方法与教师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关注幼儿教师日常遇到和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需要教师把自己的教育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对日常教育生活进行反思。教育叙事研究对于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有很大帮助,因为教育叙事研究中的描述和解释的方式本身具有很高价值,对故事的写作过程就是对教育问题的探索过程。当幼儿教师在对某一教育故事进行描述时,会舍去大量的无关信息,然后挑出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准备关注和探究的教育问题,并把事件与背景和情境相联系,试图解释自己的认识。在教育叙事研究过程中,教师对日常教育生活的观察能力提高了;有意识地、系统地探究反思能力形成了;倾诉、发泄个人经历和感受的机会获得了;对教育教学理论和儿童也有了新的认识。 (三)让学前教育研究回归生活本身。 教育学本身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所以教育必须回到一定的情境中,回归到具体的生活中,而不是被概括化、统一化。教育叙事研究倡导回归生活世界,重视个体生活史和生活实践的意义,要求高校的教育工作者深入到具体的教育实践中,以教师的教育实践和经验为研究对象;要求教育叙事研究的另一主体,教师所陈述的故事不是其主观想象的,而是教师在日常生活、课堂教学中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教育事件。教育生活事件发生的时间、环境、完整的情节、与事件密切相关的人物、事件背后的意义都包含在教育叙述研究中,所以说教育叙事研究是最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给人一种亲近感。教育叙事研究的方式无疑为学前教育研究回归生活本身开辟了一条道路。对于倾听者和阅读者来说,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中鲜活生动情节的具体描述,能让他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使他们从多个侧面和纬度认识和了解学前教育实践,理解幼儿教师教育信念的形成。对于幼儿教师来说,儿童的自然成长发生在幼儿园的一日生活中,许多教育情景都是在没有刻意计划下发生的,掌握教育叙事研究方法可以让教师更加关注儿童的生活,在儿童生活的背景和环境中认识儿童的学习与发展,从而采取恰当的教育行动。 三、结语 综上所述,教育叙事研究作为一种质的研究方式,它真实性、行动性的特点决定了它可以被用到学前教育领域中,我们在强调它的同时,并非将它处于与其他研究范式对立的位置上,因为学前教育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系统,需要运用不同研究范式,从多角度看待学前教育问题,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深入认识学前教育研究方法论,了解它们的优势与局限,结合具体研究问题,科学地运用各种方法。 作者:马文华 孙爱琴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叙事论文: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的策略 摘要:教育叙事研究在高一政治教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将以往学生被动式的学习方式转变成主动的学习方式,使政治课堂变得更具开放性,进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基于此,文章对教育叙事研究在高一政治教学中的应用策略进行了详细分析,并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高一政治;课堂教学;教育叙事研究;策略 引言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对教育叙事中的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其中的问题,这是一个将客观过程、真实体验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教育过程。因此,教师要对自身的做法进行反思,在高一政治课堂教学中开展教育叙事研究。文章以此为基础,对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的策略进行了分析,希望对一线教师提供一定的帮助。 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的必要性 1.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教师在开展高一政治课程教学时,要与学生面对面交流。而学生是一群有个性、有思想、主动发展的人,如果教师仍然沿用之前古板的教学模式,不仅会影响教学效率,也会使学生对政治学习产生抵触心理。而教育叙事教学方式让学生慢慢地打开内心世界,愿意与教师、同学进行沟通、交流,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这样有利于师生建立良好的关系,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构建属于教师和学生共有的教育世界,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2.推动教师反思 教育叙事研究能够让教师对自身的教育实践进行充分反思,并不断形成属于自己的教育哲学。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专业知识会得到全面的丰富。高一政治教师一般都会在原有教学经历的基础上进行教学反思与回顾,从而对之前模糊的概念、假设以及理论等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尤其是在经过日常教育活动的洗礼之后,教师的教育思想肯定会更进一步,对今后开展相关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加深了学生对政治知识的认识和理解。 3.加强教师工作责任感 高一政治教师在应用教育叙事方式进行教学时,不管是教学设计,还是教学反思,都会从学生、家长以及学校的角度出发,并按照自身以往的教学经验,带领学生去观察世界,从而对自己有一个多角度的认识和提升。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使教师的工作责任感、使命感得到很好的提高,并且在教育叙事的过程中不断塑造自身形象,在教育行为中锻炼自己,最终成为一个素质较高、知识容量大的政治专业教师。 二、开展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的策略 1.营造自然情境 对于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而言,主要是教师从班级的实际情况入手,在掌握教学过程的基础上,以自然教育情境营造的方式来展开对教学内容的研究。该种形式的研究比较注重“实”,即实际情况、真实事件以及实际过程等,需要教师将某件事情的经过讲述给学生,引导学生提出问题,通过对课程的学习去解决问题,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因此,教师在平常的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收集与之相关的故事,只有将最原本的事件展示在学生面前,才能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比如,在教学人教版高一政治《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教育叙事来展开教学。教师:“我有几个朋友在工作之后都购买了手机,一个朋友选择了实用的,还有的选择了与众不同的。有一个朋友无所谓,随便买了一个,只有一个朋友选择了最贵的。当你们工作之后,会选择什么样的呢?”学生这时会进入非常激烈的讨论中,之后教师就可以引入从众心理、攀比心理、求实心理以及求异心理的教学,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会更加投入,有利于教学效率的提升。 2.创设故事情节 与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科的教育叙事没有什么区别,基本上都是讲述一个有情节、有意义的故事,其情节主要包括与叙述教学事件有关的人物、冲突以及事件发展等。而且,在每个故事中,还会包含一个或多个意外事件、冲突等,它们可以是内在的,也可以是外在的。比如,在教学人教版高一政治《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时,教师可以给学生讲解“祥子”的故事,受当时旧社会的打压以及不平等的待遇,导致祥子身心疲惫,由此教师可以引入社会公平的体现、收入分配公平含义以及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使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我国政治文化和生活。 3.开展教育反思 实际上,教育叙事研究属于一种反思性的研究,所以教师应该注重教育反思。在教育叙事的研究过程,教师要不断积累教学故事,之后再进行反思,从而加深对问题、事件的认知,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积累教学经验,在不断反思中改正教学计划,并对事件、行为后面的含义进行探索,掌握政治教学的相应规律,进而提高政治教学的水平。一旦脱离教育反思,那么教育叙事研究就会变成单纯的叙事,也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所以,教师在开展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时,一定要对教育反思引起重视,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还能加强学生对政治内容的理解,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除此之外,教育叙事研究的开展还能将实践与理论结合在一起,为学生今后的学习奠定扎实的基础。 三、教育叙事研究反思 在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中,教师才是主体,所讲解的故事能够将教学活动中的情境、真实现象反映出来,而且对教学活动中学生的主观感受和心理活动格外重视,这也是教育叙事研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对于教育叙事研究反思而言,通常会受到研究人员自身教学实践、理论水平等因素的限制。针对这种情况,研究者在实践教育过程中,就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进而实现教育叙事研究水平的提升。我们重点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确定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的根本目的。对于高一政治教育叙事来说,不会受到一些具体理论的制约,会比较注重教育教学的实践,因此,在日常的教育和生活中,一定要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观察,从而得出具有解释意义的理论。其次,充分掌握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的根本方法。教师在开展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时,通常会采用“由实践到解释理论”的方法,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归纳方法。由于教育叙事对故事的自然情境性比较重视,所以不会将重心放在教学安排和设计上面,最关心的是事后的感悟与反思。因此,教师在开展教育叙事研究时,一定要注重“由实践到解释理论”的方法应用,从而提高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策略的实施效率。最后,全面了解政治教育叙事的文体和结构。实际上,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对文体没有太高的要求,而且也没有规范其具体格式,只要能够满某些基本要素即可。高一政治教育叙事比较注重故事性和可读性,对人物、场景、地点以及时间等不是特别关注。由此可见,在开展教育叙事研究时,对感悟、反思等十分注重。 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一政治课堂教学中引进教育叙事研究,是一个非常可行的教育方法,它不仅能够深化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认知和掌握,还能使高一政治课程内容变得非常丰富,对学生起到更好的教育意义,为学生今后迈入社会奠定扎实的基础。 作者:崔占鸿 单位:浙江省嘉兴市秀水高级中学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试析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的量化研究 [论文摘要]教育科学研究方可归纳为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文献研究方法和思辩方法等四走基本类别。量化研究的广泛使用是教育科学研究日趋成熟精细的标志,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相应的运用区间,适用于教育宏观层面、教育现象、课程改革、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描述和预测性研究,并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 [论文关键词]教育科学 量化研究 文献研究 思辨研究 质化研究 教育学科理论和体系的建构,依然是今天教育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使命。教育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则是教育科学理论建构的根本有效路径。 一、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及其分类 如果将教育学科归为社会科学范畴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即量化研究、质化研究和文献研究方法,理应成为教育学科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和手段。而思辨研究依然会是教育学科研究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因为教育研究者面对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价值关涉的教育世界,教育学科所蕴含着的人文精神和人性特质,使它与人文科学有着天然的联系。 因此,教育科学研究方可归纳为四大基本类别:量化研究方法(实验法、定量调查法、数理分析和测验等)、质化研究(人类学方法、定性调查法、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思辨方法(注重纯粹的逻辑推理的一种哲学思辨)。虽然,量化研究与文献研究、定性调查法等一样,都具有一定的科学属性,具有可积累性、可修正性等特征;都强调对资料数据的科学收集和有效占有,通过严密可靠的数据资料为寻求事物间的规律性联系和科学性结论提供必要的事实和依据(当然,量化研究通过观察、调查和测量所得出的相关数据属于第一手资料,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中的数据则主要来自于文本,属于第二手资料),但由于研究技术、手段、方法的差异性,决定了它们属于不同的研究方法类型。 二、量化研究的广泛使用是教育科学研究日趋成熟精细的标志 广义上的实证研究包含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学者张红霞认为,实证研究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比如,个案研究如果能把每一步操作都详细地记录下来,就可以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重复性。而我们这里所指的量化研究属于狭义上的实证性研究,即主要以实验、调查、测验和数理分析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的实证性研究。实证性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主张从经验人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 20世纪初,德国学者梅依曼和拉伊力倡把教育研究从哲学思辨传统中脱离出来,走科学化、实验化的路径,要求通过科学的验证来发现和陈述事实,提出只有通过实验与观察,在有意识地简化要素条件下研究教育现象中各种复杂的因果关系,教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术蓬勃发展,研究方法日趋精细,并陆续引入教育研究领域,促使教育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取向和形态。从西方教育科学的发展历程看,教育科学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借鉴、吸收是其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教育研究者通过对教育实践中各种数据的调查、分析,通过对文献研究、质化研究、思辨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对教育实践中的众多实然问题给予问答,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有益探索。 以教育管理学的发展为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教育管理理论的兴起,教育管理科学论成为美国教育管理研究的一个主流性理论学派。“教育管理科学论将自身奠基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强调教育管理研究立场的价值无涉,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可应用性、可操作性,强调量化研究,重视测量、数据统计,强调观察、实验的重要性,偏爱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尽管教育管理科学论在20世纪70年代后遭到了教育管理主观论和价值论的挑战,然而,纵观今天美国和欧洲的教育研究,量化研究方法依然占据着研究方法的重要地位。 马尔科姆·泰勒在分析了欧洲2000年出版的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性的17种英文高等教育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后得出结论: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占主导的只有三类研究方法,分别是:文献分析(37%)、多变量分析(26%)以及访谈(17%),这三种研究方法占到文章数的80%之多,即文献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分别占据了发表文章的37%、26%和17%。马尔科姆还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在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像文献评论、问卷调查和访谈这些方法都非常普遍。 从我国教育研究的现状看,国内主要教育类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马尔科姆所指的诸如概念分析、批判和现象学等思辨类型的研究方法,而关于量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内容比较单一,比如,调查问卷类文章主题主要集中在学生经验方面,诸如大学生就业、创业、学习等。有学者在分析《教育研究》所发表的文章后指出,它共登载的165篇研究论文中,主要以思辨、历史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完成的论文为主,占86.7%,其中思辨类论文达115篇,又占有绝对优势(70%)。采用“定量方法”或自然科学方法完成的调查报告、实验报告和数理分析研究论文共计22篇,仅占13.3%。 三、量化研究的运用与效用范围 在教育领域中,量化研究要求研究者事先建立假设并确立各种关系变量,通过概率抽样的方式选择样本,使用经过检测的标准化工具和程序采集数据,同时将事物在某一时刻凝固起来,对数据进行分析、验证,建立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必要时使用实验干预手段对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对比,进而检验某种关于事物客观规律的理论假设。在研究过程中极力排除研究者本人对研究的影响,尽量做到价值中立。由于量化研究所具有的客观性,以及具有明确、具体的操作程序、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等特征,它在宏观研究、因果分析、规律性和趋势性问题的分析、描述、预测及验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马尔科姆对高等教育文章研究方法特点的总结看,采用量化研究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系统政策、课程设计、高等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经验等研究层面和主题方面,关于教学质量、院校管理等研究则较多采取了混合研究方法。由此可见,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适用于下述研究。(1)适合于宏观研究。即比较适合于教育政策、教育规划和教育预测方面的研究,适合在宏观层面上对事物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趋势性的特征预测,通过教育现象的平均情况和抽样总体的代表性,以求发现问题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2)适合于对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例如,研究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与GDP之间的数量关系、专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相关性分析等。(3)适合于课程改革、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描述和预测性研究。通过观察、实验、测量,将数据加以分析和归纳,发现和推断具有代表性的、可推广的特征和模型。(4)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并不断地修改或完善已有的理论假设。比如,学习心理领域的许多理论就是通过验证或证伪方法发展起来的。 信度和效度是关系到量化研究结论准确和普遍意义的关键性要素,而无论是观察、实验、测量、数据统计,还是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其设计和研究难度都比较大,对研究者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因此,研究者除了需要具有严谨规范的求实精神、较强的演绎归纳分析能力外,还需要对研究问题能够给予合理假设,需要具有一套完备的操作技术,包括抽样方法、资料收集方法(如问卷法、实验法)、数字统计方法(如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研究者不仅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样本或者选题值得进行大样本调查,同时在问卷设计、样本选择、信度和效度检验、分析工具、分析深度、合作沟通等诸多方面都应具备科学的态度和较高的专业水准。 四、基化研究的优缺点辨析 实际上,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虽然强调事物的“量化”,即通过对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而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但其根本意义依然在于寻求一种规律性认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只是量化研究更追求和强调科学的程序、手段和步骤,依靠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和相关关系进行调查、测量、计算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一定把握。一般来讲,在研究阶段上、对问题的认识程度上,定性是定量的基础,定量是定性的更高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量化研究方法有以下优点。(1)量化研究方法符合教育研究的根本目的。“教育研究可以定义为对数据(用于分析和研究的各种数字、文字、图象或其他形式的资源)的系统收集和分析,其目的是对教育的方方面面进行有效的概括、预测、干预和说明。”(2)量化研究有利于数据资料的有效积累,有利于对研究问题的深度解决,有利于克服教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各种偏见。如果我们想对大学的教学改革评头论足,必须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型大学和普通大学的教学现状,否则难以令人信服,而这很难通过思辨或文献等方法来完成目的。大学教学的实际状况和学生对教学质量的真实想法,只有通过问卷调查等量化研究方法才能够真实地得以反映。以张红霞、曲铭峰的《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及启示——基于全国72所高校的问卷调查》为例,该文章通过对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性的问卷调查,通过大量调查数据的整理分析,客观真实地为我们揭示了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情况和影响满意度的相关因素。其得出的结论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研究型大学(北大、清华除外)的教学质量问题普遍严重;教学经费不足是质量问题的首要原因。由于研究者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和科学求实的科学态度,由于问卷内容的严谨规范和数据资料的真实可靠,尽管结论令人意外,但却很难否认该结论的真实性。(3)量化研究能够通过清晰易懂的图表、数字或简短的文字说明事实、实质和趋势。比如,马丁·特罗通过相关数字对高等教育精英阶段、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15%以上)和普及化阶段(50%)作出了科学论段,形象说明了高等教育不同发展阶段的数字特征。 量化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量化研究除了对研究者的技术性有较高要求外,还需要研究者秉持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尽量坚持价值与事实的适度分离。但是,当研究者因某些原因想用自己的研究支持某种观点时,就有可能产生偏见,这势必会影响结论的真实性。虽然研究者应坚持价值无涉这一原则,但真正将价值与事实分离却很难做到。(2)作为量化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问卷调查法,其抽样误差总会客观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研究的总体效度受到影响。问卷调查和结果往往会受到经费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而且,大多数问卷往往比较浅显,不能深入到引出应答者真实意见和情感,也就不能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以《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一文为例,研究的主题是关于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的调查,但调查的人群却只有在校大学生,调查内容主要反映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创业意向与家庭背景关系、大学生赞成创业或不赞成创业原因、大学生创业知识等问题方面,而有些结论与问题内容不构成必然关系。比如,结论对策中的“政府应优化大学生创业的社会环境”与问卷内容无法呼应。(3)基于访谈法的量化研究结果的效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访谈者的观察能力、反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4)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研究者在对复杂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时,不同变量的选择会对结论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如政策等变量因素在实证研究和数据预测中很难得以体现。预测与实际的不符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对宏观预测的科学性提出质疑。比如,关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预测方面,20世纪90年代相关实证性预测文章对我国2010年的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最大胆的预测也没有超出1000万人,而2008年我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已经超过2 700万人。在对教育现象的相关分析中,有些相关分析显得比较牵强,令人难以认同。有时从一项相关研究的结果中获得有关原因和结果的推论是困难的。当变量A和B相关时,研究者不能明确地推断出是A引起B,还是A和B是由第三个变量C引起的。 要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这些方针和政策,为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为教育科研机构的转型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第三,《纲要》的制定过程本身就是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发挥重要作用的典范。《纲要》从制定到出台征求意见稿,都有教育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与贡献。从中央到地方,不少教育科研部门全力投身其中,既发挥了教育科研的独特功能,也极大地提升了教育科研工作的地位。吉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承担了《纲要》的部分制定工作,为我省增添了光彩;不少人以各种方式参与《纲要》的制定工作,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更多的人对《纲要》的制定过程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期待。根据国家部署,《纲要》在正式颁布之后,将在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与计划,这是我省教育科研工作者发挥作用的重要时机。应当把握机遇,主动出击,努力展现教育科研工作的功能,体现教育科研工作的独特价值。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从课题训练谈《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摘 要:《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的开设应该以“教师成为研究者”的理念为指导,引领学生在课题的实际训练过程中获得发展。课题训练的模式可以采用“作业—课题—论文”一体化的训练模式,具体的实施策略可以采用课题分解、逐步实施;量化打分、层层推进;结题验收、强化考核等方式开展。 关键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题训练;教学改革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以下简称《科研方法》)在教师专业成长过程中有重要的地位,对提高教师的教育科学研究素养、增强教师实际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从《科研方法》课程的实际开设效果来看普遍存在问题,甚至被许多学生称为是教育类课程中最不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一、《科研方法》课程课题训练的指导思想 (一)教师成为研究者 自英国课程论专家斯滕豪斯20世纪60年代提出“教师成为研究者”理念以来,迅速成为现代教师专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引领教师通过反思实践教学,并通过积极参与科研活动提升教学层次和水平,是现代教师实现专业发展的基本路径。《科研方法》作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必修课程,其主要关注的是教师如何参与教育科学研究活动,因此其应该直接为教师在日后的教学实践中成为研究者做好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准备。 从实际的状况来看,中小学教师由于缺少教育科研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而不会做科研,这成为阻碍中小学教师成为研究型教师的技术性难题。究其原因,一方面源自于教师从认识上对于这一理念的认可度还不够高,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教师教育课程在培养教师的科研意识和能力方面的不足。现在教师教育中的《科研方法》课程的开设,多数限于科研方法一般性理论知识的传授,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于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的实际技能性的训练重视不够,使得课程的教学在脱离了实际的科研训练之后变成了抽象的理论讲演。学生在学完了《科研方法》课程之后,对于如何从事教育科研活动仍然无所适从。因此,《科研方法》课程的开设应该紧紧围绕“教师成为研究者”这一基本理念为中心,课程的目标应该定位于教会学生实际的掌握教育科研活动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能力,从而最终成为一名研究型教师,以此更好的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二)在训练中求发展 从性质上看,《科研方法》课程是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特征的课程。其目标应该从总体上既需要服务于学生认知思维层次的提升,引领学生的认识达到理性的高度,同时也需要关注具体的教育实践问题,帮助学生提高具体的教育问题研究能力。《科研方法》这两方面的性质相互影响和作用,而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则需要结合具体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 成人的学习往往更具有实用性和功利性,对于绝大多数参加继续教育的一线中小学教师而言,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工作而学习是其基本的学习动因。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学习思潮在学生的学习中影响深远,“有用的就学,没用的不学”也成了很多学生对学习内容进行取舍的主要标准。虽然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是面对现实情况,与其否定这种思想的存在,不如在承认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做出适当引领和改进。因此,立足于学生具体科研实践能力的训练和掌握,并逐步引导学生思维朝纵深化方向发展,应该是此课程开设的基本逻辑。 二、《科研方法》课程课题训练的实施策略 (一)“作业—课题—论文”一体化的课题训练模式 《科研方法》课程的开设一般需要先开设教育原理、教育心理学等基础学科,其课程的开设一般在继续教育活动的中后期。这与学生后期完成的毕业论文在时间上有衔接的可能性。因此,在《科研方法》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为了增强教学训练的针对性,可以考虑将学生的课堂训练作业与其以后的毕业论文的写作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改变学生课程作业和毕业论文粗制滥造的现状,为毕业论文写作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学生参与《研究方法》课程课堂训练的积极性,以此提高科研训练的质量。从可行性角度来分析,毕业论文的写作从其性质来看就是在完整的参与某个特定的课题的研究。而《科研方法》课程在“教师成为研究者”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帮助学生学会如何的独立的从事课题研究。以完整课题研究的形式作为《科研方法》课程的训练内容 以对学生的科研素养的提升能够起到一个全方位的训练。因此,采用“作业—课题—论文”一体化的课题训练模式,课题研究就成了联接《科研方法》课堂训练内容与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一个桥梁和纽带,使学生在实际参与某项课题的实际训练过程中,既强化学生在《科研方法》课程学习的实效性,同时也为后续的毕业论文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课题训练的具体实施策略 在具体课题训练的实施过程中,为了保证每一个学生参与教育科研训练的质量,可以从教学考核这一方面加大对学生课堂教学训练在学分考核中的比重。另一方面,各类高校都有鼓励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的相关政策,课题训练可以利用学生参与学校学生科研立项的机会,鼓励学生将科研立项与课题训练联系起来,以此提高学生参与课题训练的积极性。在实际的课题训练过程中,以学生参与课题研究为中心,结合课程内容的教学进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实施: 1.课题分解、逐一实施 一项完整的课题研究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基本过程,即课题的选择(选题)、课题的论证(开题)、课题的完成(结题),而其中又可以具体的分解为:课题的选择与界定、文献的检索与分析、研究计划的形成、研究方法的选择、研究成果的书写、研究结论的论证等阶段。这一过程与《科研方法》课程的教学内容的顺序基本一致。因此,在学生的课题训练过程中,可以将整个课题研究的过程分解成不同的阶段和任务让学生分阶段的完成,并结合《科研方法》课程教学的内容进度逐一的予以实施。这样可以让学生通过实际参与训练进一步强化《科研方法》课程内容的学习,对课堂所学内容做出及时的巩固与练习,同时将整个课题研究活动分阶段的逐一实施,有利于保证整个课题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2.量化打分、层层推进 在将一个完整的课题分解成若干个步骤之后,为了保证各个阶段性任务完成的质量和水平,需要按照课题研究的进程在各个不同的任务之间形成一个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局面。学生在完成各阶段具体的任务时,只有上一个环节的任务完成了,并且顺利通过特定的考核,方可进入下一个环节的任务。在此过程中,强化考核对于整个课题完成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在课题训练的实际过程中,为了保证每一个环节的训练质量,需要对训练的每一个环节做出单独考核,并予以打分。在打分的过程中可以采用百分制也可以采用等级制,但是无论如何需要建立一个考核的退出机制。以便让那些在训练的过程中不合格的作业重新接受练习,直到这个环节合格了方可进入下一个环节的研究。这样操作可能会使不同的学生在整个的课题研究过程中进度会出现个别化的差异,但是为了保证整个课题研究的质量却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训练作业个性化的一种体现。 3.结题验收、强化考核 在课程结束之际,通过课题分解、层层推进的方式,学生的课题训练任务也基本接近尾声。此时所需要做的是对学生的课题研究成果进行结题验收,并对其整个的研究活动进行考核打分。结题的形式可以有多种,可以让学生写书面的结题报告和结题论证来完成其课题的结题工作,也可以利用课堂教学时间让学生模拟参加结题活动中的答辩工作。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结题方式,严格考核在这里至关重要。对于考核结果优秀的课题研究成果,可以为学生在公开出版发行的刊物上进行推荐发表,或者推荐到学校相关的刊物或学报上发表,以此激励学生进一步从事科学研究的兴趣。而对于整个的课题研究活动考核不合格的同学,则需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帮助机制和惩戒机制,让其通过帮助获得提高并能够在后续的毕业论文写作的过程中获得较好的成绩。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的量化研究 摘要:教育科学研究方可归纳为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文献研究方法和思辩方法等四走基本类别。量化研究的广泛使用是教育科学研究日趋成熟精细的标志,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相应的运用区间,适用于教育宏观层面、教育现象、课程改革、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描述和预测性研究,并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 关键词:教育科学 量化研究 文献研究 思辨研究 质化研究 教育学科理论和体系的建构,依然是今天教育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使命。教育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则是教育科学理论建构的根本有效路径。 一、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及其分类 如果将教育学科归为社会科学范畴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即量化研究、质化研究和文献研究方法,理应成为教育学科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和手段。而思辨研究依然会是教育学科研究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因为教育研究者面对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价值关涉的教育世界,教育学科所蕴含着的人文精神和人性特质,使它与人文科学有着天然的联系。 因此,教育科学研究方可归纳为四大基本类别:量化研究方法(实验法、定量调查法、数理分析和测验等)、质化研究(人类学方法、定性调查法、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思辨方法(注重纯粹的逻辑推理的一种哲学思辨)。虽然,量化研究与文献研究、定性调查法等一样,都具有一定的科学属性,具有可积累性、可修正性等特征;都强调对资料数据的科学收集和有效占有,通过严密可靠的数据资料为寻求事物间的规律性联系和科学性结论提供必要的事实和依据(当然,量化研究通过观察、调查和测量所得出的相关数据属于第一手资料,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中的数据则主要来自于文本,属于第二手资料),但由于研究技术、手段、方法的差异性,决定了它们属于不同的研究方法类型。 二、量化研究的广泛使用是教育科学研究日趋成熟精细的标志 广义上的实证研究包含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学者张红霞认为,实证研究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比如,个案研究如果能把每一步操作都详细地记录下来,就可以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重复性。而我们这里所指的量化研究属于狭义上的实证性研究,即主要以实验、调查、测验和数理分析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的实证性研究。实证性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主张从经验人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 20世纪初,德国学者梅依曼和拉伊力倡把教育研究从哲学思辨传统中脱离出来,走科学化、实验化的路径,要求通过科学的验证来发现和陈述事实,提出只有通过实验与观察,在有意识地简化要素条件下研究教育现象中各种复杂的因果关系,教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术蓬勃发展,研究方法日趋精细,并陆续引入教育研究领域,促使教育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取向和形态。从西方教育科学的发展历程看,教育科学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借鉴、吸收是其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教育研究者通过对教育实践中各种数据的调查、分析,通过对文献研究、质化研究、思辨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对教育实践中的众多实然问题给予问答,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有益探索。 以教育管理学的发展为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教育管理理论的兴起,教育管理科学论成为美国教育管理研究的一个主流性理论学派。“教育管理科学论将自身奠基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强调教育管理研究立场的价值无涉,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可应用性、可操作性,强调量化研究,重视测量、数据统计,强调观察、实验的重要性,偏爱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尽管教育管理科学论在20世纪70年代后遭到了教育管理主观论和价值论的挑战,然而,纵观今天美国和欧洲的教育研究,量化研究方法依然占据着研究方法的重要地位。 马尔科姆·泰勒在分析了欧洲2000年出版的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性的17种英文高等教育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后得出结论: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占主导的只有三类研究方法,分别是:文献分析(37%)、多变量分析(26%)以及访谈(17%),这三种研究方法占到文章数的80%之多,即文献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分别占据了发表文章的37%、26 %和17%。马尔科姆还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在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像文献评论、问卷调查和访谈这些方法都非常普遍。 从我国教育研究的现状看,国内主要教育类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马尔科姆所指的诸如概念分析、批判和现象学等思辨类型的研究方法,而关于量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内容比较单一,比如,调查问卷类文章主题主要集中在学生经验方面,诸如大学生就业、创业、学习等。有学者在分析《教育研究》所发表的文章后指出,它共登载的165篇研究论文中,主要以思辨、历史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完成的论文为主,占86.7%,其中思辨类论文达115篇,又占有绝对优势(70%)。采用“定量方法”或自然科学方法完成的调查报告、实验报告和数理分析研究论文共计22篇,仅占13.3%。 三、量化研究的运用与效用范围 在教育领域中,量化研究要求研究者事先建立假设并确立各种关系变量,通过概率抽样的方式选择样本,使用经过检测的标准化工具和程序采集数据,同时将事物在某一时刻凝固起来,对数据进行分析、验证,建立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必要时使用实验干预手段对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对比,进而检验某种关于事物客观规律的理论假设。在研究过程中极力排除研究者本人对研究的影响,尽量做到价值中立。由于量化研究所具有的客观性,以及具有明确、具体的操作程序、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等特征,它在宏观研究、因果分析、规律性和趋势性问题的分析、描述、预测及验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马尔科姆对高等教育文章研究方法特点的总结看,采用量化研究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系统政策、课程设计、高等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经验等研究层面和主题方面,关于教学质量、院校管理等研究则较多采取了混合研究方法。由此可见,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适用于下述研究。(1)适合于宏观研究。即比较适合于教育政策、教育规划和教育预测方面的研究,适合在宏观层面上对事物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趋势性的特征预测,通过教育现象的平均情况和抽样总体的代表性,以求发现问题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2)适合于对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例如,研究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与gdp之间的数量关系、专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相关性分析等。(3)适合于课程改革、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描述和预测性研究。通过观察、实验、测量,将数据加以分析和归纳,发现和推断具有代表性的、可推广的特征和模型。(4)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并不断地修改或完善已有的理论假设。比如,学习心理领域的许多理论就是通过验证或证伪方法发展起来的。 信度和效度是关系到量化研究结论准确和普遍意义的关键性要素,而无论是观察、实验、测量、数据统计,还是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其设计和研究难度都比较大,对研究者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因此,研究者除了需要具有严谨规范的求实精神、较强的演绎归纳分析能力外,还需要对研究问题能够给予合理假设,需要具有一套完备的操作技术,包括抽样方法、资料收集方法(如问卷法、实验法)、数字统计方法(如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研究者不仅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样本或者选题值得进行大样本调查,同时在问卷设计、样本选择、信度和效度检验、分析工具、分析深度、合作沟通等诸多方面都应具备科学的态度和较高的专业水准。 四、基化研究的优缺点辨析 实际上,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虽然强调事物的“量化”,即通过对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而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但其根本意义依然在于寻求一种规律性认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只是量化研究更追求和强调科学的程序、手段和步骤,依靠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和相关关系进行调查、测量、计算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一定把握。一般来讲,在研究阶段上、对问题的认识程度上,定性是定量的基础,定量是定性的更高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量化研究方法有以下优点。(1)量化研究方法符合教育研究的根本目的。“教育研究可以定义为对数据(用于分析和研究的各种数字、文字、图象或其他形式的资源)的系统收集和分析,其目的是对教育的方方面面进行有效的概括、预测、干预和说明。”(2)量化研究有利于数据资料的有效积累,有利于对研究问题的深度解决,有利于克服教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各种偏见。如果我们想对大学的教学改革评头论足,必须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型大学和普通大学的教学现状,否则难以令人信服,而这很难通过思辨或文献等方法来完成目的。大学教学的实际状况和学生对教学质量的真实想法,只有通过 问卷调查等量化研究方法才能够真实地得以反映。以张红霞、曲铭峰的《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及启示——基于全国72所高校的问卷调查》为例,该文章通过对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性的问卷调查,通过大量调查数据的整理分析,客观真实地为我们揭示了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情况和影响满意度的相关因素。其得出的结论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研究型大学(北大、清华除外)的教学质量问题普遍严重;教学经费不足是质量问题的首要原因。由于研究者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和科学求实的科学态度,由于问卷内容的严谨规范和数据资料的真实可靠,尽管结论令人意外,但却很难否认该结论的真实性。(3)量化研究能够通过清晰易懂的图表、数字或简短的文字说明事实、实质和趋势。比如,马丁·特罗通过相关数字对高等教育精英阶段、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15%以上)和普及化阶段(50%)作出了科学论段,形象说明了高等教育不同发展阶段的数字特征。 量化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量化研究除了对研究者的技术性有较高要求外,还需要研究者秉持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尽量坚持价值与事实的适度分离。但是,当研究者因某些原因想用自己的研究支持某种观点时,就有可能产生偏见,这势必会影响结论的真实性。虽然研究者应坚持价值无涉这一原则,但真正将价值与事实分离却很难做到。(2)作为量化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问卷调查法,其抽样误差总会客观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研究的总体效度受到影响。问卷调查和结果往往会受到经费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而且,大多数问卷往往比较浅显,不能深入到引出应答者真实意见和情感,也就不能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以《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一文为例,研究的主题是关于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的调查,但调查的人群却只有在校大学生,调查内容主要反映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创业意向与家庭背景关系、大学生赞成创业或不赞成创业原因、大学生创业知识等问题方面,而有些结论与问题内容不构成必然关系。比如,结论对策中的“政府应优化大学生创业的社会环境”与问卷内容无法呼应。(3)基于访谈法的量化研究结果的效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访谈者的观察能力、反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4)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研究者在对复杂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时,不同变量的选择会对结论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如政策等变量因素在实证研究和数据预测中很难得以体现。预测与实际的不符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对宏观预测的科学性提出质疑。比如,关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预测方面,20世纪90年代相关实证性预测文章对我国2010年的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最大胆的预测也没有超出1000万人,而2008年我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已经超过2 700万人。在对教育现象的相关分析中,有些相关分析显得比较牵强,令人难以认同。有时从一项相关研究的结果中获得有关原因和结果的推论是困难的。当变量a和b相关时,研究者不能明确地推断出是a引起b,还是a和b是由第三个变量c引起的。 要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这些方针和政策,为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为教育科研机构的转型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第三,《纲要》的制定过程本身就是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发挥重要作用的典范。《纲要》从制定到出台征求意见稿,都有教育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与贡献。从中央到地方,不少教育科研部门全力投身其中,既发挥了教育科研的独特功能,也极大地提升了教育科研工作的地位。吉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承担了《纲要》的部分制定工作,为我省增添了光彩;不少人以各种方式参与《纲要》的制定工作,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更多的人对《纲要》的制定过程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期待。根据国家部署,《纲要》在正式颁布之后,将在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与计划,这是我省教育科研工作者发挥作用的重要时机。应当把握机遇,主动出击,努力展现教育科研工作的功能,体现教育科研工作的独特价值。 论文网在线: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学思考 一、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一)教师讲授与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同步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内容主要是讲授教育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方法性、思想性、标准和规范性,如果完全放手,让学生小组单独去按照所学的方法完成一个课题研究会很困难。因此,在课程教学中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并不是完全抛弃教师的课堂讲授,课程内容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必须由教师来进行细致的讲授。同时,在小组合作学习活动过程中,教师的指导和引领对学生的学习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具体的教学实施过程中,采用教师课堂讲授和小组学习相结合的模式,使教师理论讲授与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同步开展。学生通过教师的课堂讲授能够在单位时间内获得更多系统化的知识,同时通过展开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实践理论知识,实现“做中学”,将理论与实践一体化。 (二)建立以“课题研究”为中心,解决问题为目标的小组合作学习模式教学实践中教师讲授与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同步开展时,必须建立一个学习目标来将二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中,学生小组要模拟完成一项教育科学研究课题,完成这项课题成为学生课程学习的终极目标。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学生必须解决研究过程中的很多个问题,这些问题就成为学生小组活动的研究任务。教师把课程教学内容和学生小组科研课题研究结合起来,以“课题研究”为中心,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将整个课程的学习内容贯穿为一条主线,使学生将课程学习的理论和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学生学习方面来看,在整个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小组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模拟完成小组课题研究,在完成这个终极目标的过程中就分解成了多个小任务,通过这些具体任务的实施,使学生形成一个研究团队进行探究学习,实践教育研究方法,体验课题研究过程。从教师教学方面来看,把课程教学内容和学生小组科研课题研究结合起来,坚持以“做中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原则来设计教学方案,努力与教育专业其他课程呼应与对接,为学生专业成长服务。教学中无论采用案例、讨论等教学方法都可以与学生小组模拟的研究课题结合起来进行讲解,以学生关心的、有兴趣的重点热点问题为切入点,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案例讲解更能引起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三)合理设计小组合作学习活动任务成立学生小组后,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的特点来设计学习活动任务。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活动的任务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最好学生能够自主选择。因此,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中,学生小组活动任务分为共同项目和自选项目,见表1。在小组学习活动任务中,学生享有较高的自主选择权,小组成员都围绕着“课题研究”来展开,共同探讨解决策略,研究出最佳方案。围绕着小组的共同课题目标将每个成员的贡献有机地结合为一体,使学生之间的合作性贯穿于整个课程学习的始终,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课堂上教师的讲授。 (四)建立小组合作学习档案袋评价体系教育科学研究是一个长期的研究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学生的研究能力的培养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对学生的评价不能“一卷定终身”,应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教学实践中将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核。期末笔试主要以课程内容中基本的、重要的原理、概念进行考核。平时成绩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档案袋评价考核,同时提高平时成绩在总评成绩中的比重,提高学生小组合作学习的积极性。每个学生小组建立一个学习评价的档案袋,课程学习结束时根据档案袋中的资料作品及平时小组活动表现进行形成性评价。收录到档案袋中的资料作品可以是多种形式的,体现多样化。除了课程教学设计中必须完成的小组活动任务作品或表格外,还可以是每次小组活动或讨论结束之后小组进行的总结报告或研究阶段报告,也可以是成员成长的感想和小组活动的图片等,体现个性化,注重对学生小组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的研究能力提升、合作能力、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的成长评价。 二、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学生分组及角色分配的问题。在小组合作学习法中,强调学生分组的异质性,强调混合编组,使具备不同的认知能力、学习风格、性格特征、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小组成员要通过合作学习和相互帮助,以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在小组角色分配上,设立负责人,在小组中负责人起了模范带头作用,还有发言人、记录员、计时员等。但通过教学实践发现,在分组问题上学生更喜欢自愿组合。因为有的学生小组是已经在其他实践、实验课程中组建的,成员之间合作默契。因此,为了控制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教学实践中小组建立以学生自愿组合为主,教师根据情况进行适当调配为辅,人数4~6人为宜。同时,不指定角色的无负责人小组的学习效果更好。无领导即意味着所有成员一律平等,一些平时没有机会发挥、但有能力的小组成员就有机会浮出水面,脱颖而出,这也是避免出现部分学生的“搭车”现象的方法之一。 其次,避免出现部分学生的“搭车”现象。小组合作学习中的“搭车”现象指的是小组中一个成员承担了所有的任务,而另外一个成员无所事事的现象。在教学实践中,也有部分学生反映个别小组成员参与活动不积极,“搭车”现象会严重影响小组合作学习的教学效果,削弱学生的创新能力、凝聚力、积极性。因此,教师要对“搭车”的学生进行积极的引导,同时采用多样的分组方法,小组角色分配轮换制,多样化的小组评价,丰富的活动内容等方面来避免“搭车”现象。 最后,提高教师自身专业能力和组织能力,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在小组合作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要成为学习过程的参与者、指导者和协调者,随时关注并调控合作学习,精心设计选择合作任务,才能有效地提高合作学习的效率。同时,合作学习过程中学生的思维得到发展,积极地研究思考,关于教育问题、教育现象的很多想法都被激发出来,急需与教师进行讨论交流。无论在课内还在课外,学生小组研究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这需要教师的积极的专业的引领与指导,这对教师的教育科学研究的专业指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专业能力和组织能力,密切注意学生学习的反馈情况,及时调整教学进程,纠正一些错误,并对学生共同出现的一些问题组织讨论研究,并主动融入到学生中去,和学生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流,建立教学相长、合作互助的新型师生关系。 三、小结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一门理论性、方法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对高校学生毕业论文的撰写和未来的科学研究具有奠基作用,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应用在课程教学中,符合教学实践规律,有效促进学生知识、能力、情感方面的发展,使学生把所学知识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合作精神,具有良好的教学效果,对不断深化高等教育课程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马锦单位:文山学院教务处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丛书系列之比较 【摘 要】教育研究对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迄今为止,国内外有关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专著和教材已为数不少,本文试图通过对两本教育研究方法著作的分析和比较,发现有关教育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并学习如何去做教育研究。 【关键词】教育研究 方法 比较 教育科学研究是有目的、有计划地采用科学的方法,按照一定的步骤去认识教育现象,探索教育规律的一种研究活动。当今社会发展迅速,教育的差异性变得越来越明显,对于教育变革的呼吁更加强烈,对于教育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从而为教育变革提供支持的迫切性也越来越强烈,因此对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这么学科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一、威廉・维尔斯马、斯蒂芬・G・于尔斯著:《教育研究方法导论》(第9版),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一)简介:维尔斯马先生的《教育研究方法导论》是本领域的一本经典著作,是国外许多大学的通用教材,写作初衷是主要服务于教育学专业研究生的需要,阐释了研究过程中从选题到研究工具的所有优秀问题,对于学生理解基本原理和各种研究类型都有很大帮助。 (二)内容:维尔斯马先生的《教育研究方法导论》在内容上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章到第五章主要讲述研究过程,第六章到第十三章主要讲具体的研究设计,第十四章到第十七章主要讲解不同研究设计中都用得到的研究工具。 这本书作为教育研究方法方面的导论型著作,内容十分翔实,可以说是基本涵盖了教育研究方法这门学科的方方面面。它不仅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基本概念做了阐述,对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做了讲解,还引入了历史研究、人种学研究、混合法、建模法和德尔菲法这些非传统研究方法。其中我认为德尔菲法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因为在有些教育研究情景中,缺乏足够的信息或数据,包括缺乏足够的理论(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就是这样),对于这样的情况,就可以采用德尔菲法来进行研究。同时,本书第三部分研究工具中很大的篇幅用于介绍怎样去收集、统计和分析数据,并在介绍中引用了大量的实例,通过对这部分的阅读和思考,我相信我们都会对怎样去处理数据有所了解。 (三)特点 1. 维尔斯马先生的《教育研究方法导论》主要强调常用的研究程序的基本原理及其运用。在介绍中,各种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例子进行讲解,其中有些例子就来自真实的研究中。书中讲解了各种常用的具体研究类型,有定量也有定性的方法,同时作为一本导论型著作,为了尽量全面的覆盖,研究全过程中的重要话题(比如,如何查阅文献,如何做研究报告交流研究成果,如何对研究报告进行评价。)也都有涉及。本书中所覆盖到的研究程序都有广泛的实用性,所阐述的研究理念对于许多具体研究情景都有普遍的应用价值。 2. 本书在编排的体系上,每章结束时都有一个小结,小结后紧跟这章的优秀概念,又附有练习,对于学生自学有很大帮助。 3. 作为一本从国外直接引进的著作,许多的研究和实例都是以美国教育中所出现的情景和问题为例的,因此在我们实际做研究时,可以学习和参考书中的内容和方法,但是也需要结合中国国情。 二、杨小微主编:《教育研究的原理与方法》(第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简介:杨小微主编的《教育研究的原理与方法》主要是作为教育类专业基础课教材。在这本教材中编者参考了目前出版发行的众多文献资料,在选编时试图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尽可能地使教育研究方法区别于任何一种别的活动领域也适用的方法体系。同时,编者尽可能筛选出了一些适合读者的内容,努力给读者一个教育研究基本框架,以便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去进行个性化的自我建构。 (二)内容:编者主要从教育研究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两个层次上来展开本书的内容。前两章属于基本原理部分,探讨了教育研究的对象、方法、类型和特性,讨论了教育研究的准则与规范。第三章论述的是在教育研究中如何进行选题与设计,不管运用任何方法进行教育研究,都不可能跳过选题与设计这个环节。第四到十六章阐述的是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分不同的章节系统地讨论了教育研究中的教育观察法、教育调查法、教育实验法、教育测量法、教育预测法、教育经验总结、教育文献研究、教育行动研究、教育叙事研究、教育人种志研究,以及教育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分析、教育理论的构建、教育研究成果的表述与评价等等。 (三)特点 1. 本书作为高等师范院校的教育类专业基础课教材,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在编排的体系上也考虑到了学生学习的特点,在每一章的开头,增加了“学习目标”“内容提要”“重要概念和术语”,还采取了“案例导入”这种生动的形式;在每一章的末尾还增加了“拓展阅读材料”。 2. 本书作为选编型教材,在采各家所长的基础上也有自己的亮点,比如关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对比,教育研究的准则与规范等等。本书关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从产生的背景、特性和优缺点进行对比和分析,阐述了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以及在实际的研究中应该采取哪种方法更合适。关于教育研究的准则与规范,无规矩不成方圆,本书中所提出的基本准则与规范是值得我们遵守的。 三、个人总结 教育研究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充实和完善的知识体系,所选取的五本书,每本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和着重点,并不存在优劣之分。通过对所选取的两本书的阅读和思考,我对教育研究的基本原理和概念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对研究的方法也有所了解,只有针对研究的课题采用合理的研究方法,遵循一些研究中的准则,才能获得成功,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理论研究,同时也要重视实证研究。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觉得学习教育研究仅仅学习书本是不够的,学习教育研究方法的最好方式无疑是从做中学,从具体的教育研究中不断摸索。我们可以通过平时的观摩、见习、考察和专题研究等实践活动来学习书本知识,这样也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探析音乐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摘 要】音乐是一门反映现实生活、表达人们思想情感的艺术,以它独特的魅力给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美的享受。音乐教育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学生完美人格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就音乐的教育教学方法加以阐述,谈谈个人的看法。 【关键词】音乐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研究音乐教学法必须了解音乐的特点,教师必须根据音乐的特点,选择适当的教材和教学方法,使学生掌握音乐知识和技能,培养他们的感受能力、鉴赏能力和表现能力,以启发其树立远大的理想,陶冶其优良品格、高尚情操和丰富的感情,使他们的身心得到健全的发展。 音乐教学主要应用的方法是练习法、演示法、欣赏法、讲述讲解法、问答法和复习法。主要的教学原则是:艺术性与思想性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直观性,自觉性,积极性,循序渐进,巩固性,量力性以及统一要求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等。在此之上,还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问题教学法 美国音乐教师协会在《关于行动的议程》中提出:“必须把问题解决作为学校音乐教学的优秀”。由此,“提高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就成为音乐及其他学科的主要教学目标之一,问题教学也成为课堂教学的有效方式之一。我国古代早有关于问题教学的论述,如孟子的“重思存疑”,朱熹的“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陆九渊的“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等等。国外也早有问题教学的若干模式,如杜威的“疑难的情景――确定问题――提出假设――推理――验证”,当代美国的“选择问题――明确问题――寻找线索――解决问题”,巴班斯基的“创设问题情景――组织集体讨论――证实结论――提出问题作业”等等。这些都说明了问题教学是一种教学的理念,是一种教学的过程,是一种教学的方式。本人涉及的资料中,尚未找到定义性的答案。但从教学论专家马赫穆托夫在《现代的课》一文中的一段话中,可以见到答案的概貌:“从内部结构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问题性的课是这样的:在这种课上,教师有意地创设问题情境,组织学生的探索活动,让学生提出学习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这种作法的问题性水平较高),或由教师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并解决它们,在此同时向学生说明在该探索情境下的思维逻辑(这种作法的问题性水平较低)。”马赫穆托夫的这段理论概括,与我们对问题教学法的运用,在客观上是相吻合的。因此,我们对问题教学法本身可以作这样的界定:问题教学法是这样的一种教学方法,即教材的知识点以问题的形式呈现在学生的面前,让学生在寻求和探索解决问题的思维活动中,掌握知识、发展智力、培养技能,进而培养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现代教学论认为: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开启任何一门科学的钥匙。问题意识是学生进行学习,特别是发现学习、探究学习、研究性学习的重要心理因素,没有问题意识,就不可能激发学生认知的冲动性和思维的活跃性,更不可能激发学生的求异思维和创造思维。问题教学,关键是培养问题意识。问题教学,是新课程课堂教学的有效武器,那么如何实施问题教学呢? (1)假设性 问题解决要依靠假设。从青少年开始是产生撇开具体事物运用概念进行抽象逻辑思维的时期。通过假设进行思维,使思维者按照提出问题、明确问题、提出假设、检验假设的途径,经过一系列的抽象逻辑过程以实现课程的目的。 (2)预计性 思维的假设性必然使主体在复杂活动前,事先有了诸如打算、计谋、计划、方案和策略等预计因素。古人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个预就是问题的预计性。从青少年开始,在思维活动中就表现出这种“预计性”。通过思维的预计性,在解决问题之前,已采取了一定的活动方式和手段。 (3)形式化 从青少年开始,在教育条件的影响下,学生思维的成分中,逐步的由具体运算思维占优势发展到由形式运算思维占优势,此乃思维的形式化。 (4)层次性 问题的设置要由浅入深,由11已知向未知进行迁移,切合学生的思维流程。又因为学生差异的层次性:学生的基础不同,理解能力不同,思维方法也不同。所以,问题应充分考虑让每个学生的思维都被触动,都体会到成功的喜悦,都参与思考的积极性。 问题是教学的心脏,是教学思维的动力,且是思维的方向;数学思维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在数学课堂学习中,教师还要即兴的不断的向学生提出新的数学问题,为更深入的数学思维活动提供动力和方向,使数学思维活动持续不断的向前发展。 二、任务教学法 任务教学法的理念来源于外语教学实践。20世纪80年代各国的外语教学研究者经过大量实践,提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语言教学模式──任务型教学。任务教学法是当代教育所推崇的以人为本、注重培养学生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新型教学法。在音乐教学中实施任务教学法对培养学生的演唱、演奏能力、综合性艺术表现能力,使学生能用音乐的形式表达个人的情感并与他人沟通、融洽感情尤其具有时代意义。如果要对任务教学法有深入的认识,最好从任务教学法的理论基础入手,去思考和理解一系列相关的学术问题和教学问题,并在音乐教学实践中有意识地应用。一种新型的教学方法,值得大家探究,但也要科学地、辨证地看待“任务”教学法,任务教学不是万能的,很多东西也不适合用任务教学,所以,科学地理解任务教学,必须要认真地研究,只有从学习者角度出发,仔细推敲每个知识点,为学生设计、构造出一系列典型的“任务”,让学生在完成“任务”中体验自身的主体性,自主地去掌握知识、技能与方法,使学生有成就感、荣誉感,那么我们的教学才会事半功倍,让我们共同努力,不断探索,进一步推动音乐教学不断向前发展。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从课题训练谈《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摘 要:《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的开设应该以“教师成为研究者”的理念为指导,引领学生在课题的实际训练过程中获得发展。课题训练的模式可以采用“作业—课题—论文”一体化的训练模式,具体的实施策略可以采用课题分解、逐步实施;量化打分、层层推进;结题验收、强化考核等方式开展。 关键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题训练;教学改革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以下简称《科研方法》)在教师专业成长过程中有重要的地位,对提高教师的教育科学研究素养、增强教师实际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从《科研方法》课程的实际开设效果来看普遍存在问题,甚至被许多学生称为是教育类课程中最不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一、《科研方法》课程课题训练的指导思想 (一)教师成为研究者 自英国课程论专家斯滕豪斯20世纪60年代提出“教师成为研究者”理念以来,迅速成为现代教师专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引领教师通过反思实践教学,并通过积极参与科研活动提升教学层次和水平,是现代教师实现专业发展的基本路径。《科研方法》作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必修课程,其主要关注的是教师如何参与教育科学研究活动,因此其应该直接为教师在日后的教学实践中成为研究者做好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准备。 从实际的状况来看,中小学教师由于缺少教育科研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而不会做科研,这成为阻碍中小学教师成为研究型教师的技术性难题。究其原因,一方面源自于教师从认识上对于这一理念的认可度还不够高,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教师教育课程在培养教师的科研意识和能力方面的不足。现在教师教育中的《科研方法》课程的开设,多数限于科研方法一般性理论知识的传授,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于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的实际技能性的训练重视不够,使得课程的教学在脱离了实际的科研训练之后变成了抽象的理论讲演。学生在学完了《科研方法》课程之后,对于如何从事教育科研活动仍然无所适从。因此,《科研方法》课程的开设应该紧紧围绕“教师成为研究者”这一基本理念为中心,课程的目标应该定位于教会学生实际的掌握教育科研活动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能力,从而最终成为一名研究型教师,以此更好的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二)在训练中求发展 从性质上看,《科研方法》课程是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特征的课程。其目标应该从总体上既需要服务于学生认知思维层次的提升,引领学生的认识达到理性的高度,同时也需要关注具体的教育实践问题,帮助学生提高具体的教育问题研究能力。《科研方法》这两方面的性质相互影响和作用,而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则需要结合具体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 成人的学习往往更具有实用性和功利性,对于绝大多数参加继续教育的一线中小学教师而言,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工作而学习是其基本的学习动因。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学习思潮在学生的学习中影响深远,“有用的就学,没用的不学”也成了很多学生对学习内容进行取舍的主要标准。虽然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是面对现实情况,与其否定这种思想的存在,不如在承认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做出适当引领和改进。因此,立足于学生具体科研实践能力的训练和掌握,并逐步引导学生思维朝纵深化方向发展,应该是此课程开设的基本逻辑。 二、《科研方法》课程课题训练的实施策略 (一)“作业—课题—论文”一体化的课题训练模式 《科研方法》课程的开设一般需要先开设教育原理、教育心理学等基础学科,其课程的开设一般在继续教育活动的中后期。这与学生后期完成的毕业论文在时间上有衔接的可能性。因此,在《科研方法》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为了增强教学训练的针对性,可以考虑将学生的课堂训练作业与其以后的毕业论文的写作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改变学生课程作业和毕业论文粗制滥造的现状,为毕业论文写作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学生参与《研究方法》课程课堂训练的积极性,以此提高科研训练的质量。从可行性角度来分析,毕业论文的写作从其性质来看就是在完整的参与某个特定的课题的研究。而《科研方法》课程在“教师成为研究者”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帮助学生学会如何的独立的从事课题研究。以完整课题研究的形式作为《科研方法》课程的训练内容可以对学生的科研素养的提升能够起到一个全方位的训练。因此,采用“作业—课题—论文”一体化的课题训练模式,课题研究就成了联接《科研方法》课堂训练内容与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一个桥梁和纽带,使学生在实际参与某项课题的实际训练过程中,既强化学生在《科研方法》课程学习的实效性,同时也为后续的毕业论文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课题训练的具体实施策略 在具体课题训练的实施过程中,为了保证每一个学生参与教育科研训练的质量,可以从教学考核这一方面加大对学生课堂教学训练在学分考核中的比重。另一方面,各类高校都有鼓励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的相关政策,课题训练可以利用学生参与学校学生科研立项的机会,鼓励学生将科研立项与课题训练联系起来,以此提高学生参与课题训练的积极性。在实际的课题训练过程中,以学生参与课题研究为中心,结合课程内容的教学进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实施: 1.课题分解、逐一实施 一项完整的课题研究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基本过程,即课题的选择(选题)、课题的论证(开题)、课题的完成(结题),而其中又可以具体的分解为:课题的选择与界定、文献的检索与分析、研究计划的形成、研究方法的选择、研究成果的书写、研究结论的论证等阶段。这一过程与《科研方法》课程的教学内容的顺序基本一致。因此,在学生的课题训练过程中,可以将整个课题研究的过程分解成不同的阶段和任务让学生分阶段的完成,并结合《科研方法》课程教学的内容进度逐一的予以实施。这样可以让学生通过实际参与训练进一步强化《科研方法》课程内容的学习,对课堂所学内容做出及时的巩固与练习,同时将整个课题研究活动分阶段的逐一实施,有利于保证整个课题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2.量化打分、层层推进 在将一个完整的课题分解成若干个步骤之后,为了保证各个阶段性任务完成的质量和水平,需要按照课题研究的进程在各个不同的任务之间形成一个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局面。学生在完成各阶段具体的任务时,只有上一个环节的任务完成了,并且顺利通过特定的考核,方可进入下一个环节的任务。在此过程中,强化考核对于整个课题完成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在课题训练的实际过程中,为了保证每一个环节的训练质量,需要对训练的每一个环节做出单独考核,并予以打分。在打分的过程中可以采用百分制也可以采用等级制,但是无论如何需要建立一个考核的退出机制。以便让那些在训练的过程中不合格的作业重新接受练习,直到这个环节合格了方可进入下一个环节的研究。这样操作可能会使不同的学生在整个的课题研究过程中进度会出现个别化的差异,但是为了保证整个课题研究的质量却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训练作业个性化的一种体现。 3.结题验收、强化考核 在课程结束之际,通过课题分解、层层推进的方式,学生的课题训练任务也基本接近尾声。此时所需要做的是对学生的课题研究成果进行结题验收,并对其整个的研究活动进行考核打分。结题的形式可以有多种,可以让学生写书面的结题报告和结题论证来完成其课题的结题工作,也可以利用课堂教学时间让学生模拟参加结题活动中的答辩工作。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结题方式,严格考核在这里至关重要。对于考核结果优秀的课题研究成果,可以为学生在公开出版发行的刊物上进行推荐发表,或者推荐到学校相关的刊物或学报上发表,以此激励学生进一步从事科学研究的兴趣。而对于整个的课题研究活动考核不合格的同学,则需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帮助机制和惩戒机制,让其通过帮助获得提高并能够在后续的毕业论文写作的过程中获得较好的成绩。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对不同版本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比较分析 【摘 要】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教育学类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课程。该门课程是研究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与其他要素之间为规律为目的。通过选取四本相关的教育研究方法著作,从写作目的、章节安排与内容选择、研究方法、语言表达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以便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和学习者更好地掌握教育研究方法。 【关键词】研究方法;比较;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教育的需求、教育的实践、教育的规模等教育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就需要人们对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探索其中的规律,从而更好地为教育服务。目前国内公开出版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有40多个版本,本文选取的四本相关著作以出版顺序排列分别是:(1)裴娣娜:教育研究方法导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2)袁振国:教育研究方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3)孙亚玲: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4)韩延伦:教育研究方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下文以A、B、C、D分别代表这四本著作。 一、写作目的 四本著作出版时间先后不同,时间跨度较长,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以及个人的研究方向或侧重点不同。这些因素将会对他们的写作目的产生影响,笔者从他们的序或前言中认为: (一)A的这本著作是她在多年来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时的讲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她的目的是:“试图在总结我国丰富的教育研究实践经验和借鉴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教育研究方法学科体系的一种尝试和探索。”她的写作目的可以理解为是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探索。 (二)B版这本著作是这四本著作中唯一没有序和前言,但是我们可以从内容提要中看书,本书写作的目的是为高等教育学校教育学科而撰写的教学用书,是面向21世纪的课程教材。 (三)C在前言中认为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教育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和研究方法,有了长足的发展,旧的一些观点和内容已经不能满足这些需求,因此,需要提出新的观点和研究方法。所以说她的写作目的很明确。 (四)D著作为高等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系列教材,可见,本书的写作目的是为教师的专业发展而量身订做的。当然也可作为本专科生教学用书。 二、章节、结构安排 (一)A在章节的安排上共分为四编十五章,第一编教育研究方法的一般原理,第二编教育研究的构思与设计,第三编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第四编教育研究的结果与评价。从一般原理——构思设计——研究方法——成果表达,可见编与编之间逻辑性强。但章节内容较多,都比较详细,看不出侧重点,各种研究方法都有介绍。另外,成果表述及评价安排在了倒数第二章,笔者认为应该安排在倒数第一章更为妥当。 (二)B共十四章,前三章论述教育研究的意义,过程,一般性原理,第五章到最后具体论述了各个研究方法的具体步骤、运用。第十三章,两个案例单独成章,这则是本书的亮点之一,不足之处是本书的最后没有成果的表述与评价。应该把成果表达与评价这的内容加进去,样安排才使得整个教育研究更加完整,系统化。 (三)C共十一章,第一章是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概述,然后是一般步骤、选题,抽样,论证,建立假设、6种具体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统计法与SPSS操作以及成果的表达。从孙版的章节看出该书思路清晰、循序渐进、一气呵成。 (四)D共十二章,前两章是概述、确定问题。第三章到第十一章具体论述了各个研究方法的含义、分类、步骤、案例。最后一章则是成果的表达。总体上说,思路清新,每一章的题目都是“如何……”,可见,本书的侧重点是怎么做,如何做,操作性很强。 三、研究方法的选取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根据研究性质、目的、范围、对象等的不同,可以把教育科学研究分成20多种,这四本著作都选取了5-9种研究方法进行论述,但各版本选取的侧重点不同。 (一)A选取了五种,分别是教育科学的历史研究法、教育科学的调查研究法、教育科学的比较研究法、教育科学的实验研究法、教育科学的理论研究。这五种研究方法比较传统,由于年代久远,以及时代的发展,这五种研究方法目前很少见了,近年新编的教材里较少选取这些研究方法。 (二)B选取了实验研究、调查研究、定性研究、文献研究、比较研究、行动研究等,包括了目前经典和一般的研究方法,各研究方法都有具体的操作步骤介绍。 (三)C选取了文献法、教育调查法、观察法、教育实验研究、行动研究、教育叙事研究、统计法及SPSS操作。涵盖了目前经典和流行的几种研究方法,其中统计法及SPSS操作,其他三版本中是没有,这也是本书的亮点。 (四)D选取了文献研究、定量研究、教育实验研究、调查研究、定性研究、比较研究、现场研究、历史研究、行动研究等共九种研究方法。每一种研究方法按照“含义、特点——分类、设计——运用”的顺序介绍。另外大多数的研究方法的最后都有案例分析。 按照质和量的构成,教育研究方法可分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问卷调查、统计法、实验研究等属于定量研究。行动研究、比较研究、教育叙事研究等属于定性研究。这四本著作根据自己的写作目的、知识背景、研究方向的不同选取了几种不同类型的教育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种类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在选用的时候是选取其中的一种还是多种,要根据问题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未来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四、语言表达 (一)A是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在语言表达上很严谨,语体很正式、详细、准确,更加倾向于学术性的著作特点。该著作专业性很强,里面有很多专业性的术语。如第19页:“熟知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熟知各个不同的时代所出现的关于外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见解,这对理论自然科学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这位理论自然科学本身所建议起来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准则。”可以看出,直接运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深思难于理解,更倾向于学术性。 (二)B在语言表达上也是更倾向于学术性,书中有很多专业名词的字体都加工成黑色粗体,在解释概念的时候较多地运用了图标、数据等方式加以阐释。有些词语专业性很强,比较难懂,应该需要进一步说明。 (三)C在语言的表达上出现了一种清新的特点,语言幽默诙谐、通俗易通。比如在导入的时候,作者这样写道:“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教育现象,当教育经验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人类开始了对教育这一社会现象的研究。我们不能确切地说出教育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有关这一问题的记载没有确凿的文献来佐证,所以,我们只能说教育研究很早以前就有了。”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好像和读者对话,讲故事似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作者做学问是很严谨的。语言令人亲切,通俗易懂。 (四)D的语言在表达上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通俗易懂的,用词严谨、准确。有些词语的引导性很强。比如第65页:“对我国而言,校本课程开发毕竟是一个新手事物,有许多课题亟待研究,国内对校本课程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探索大多停留在‘概念引人’阶段的新奇,并未走入实质化的研究。” 五、各自的特色 (一)A版最大的特点就是历史与现实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以及中西结合。该书对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作了比较系统的回顾。注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及吸收西方最新科研成果。该书又吸收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方面的成果。把数学方法也运用其中,这突出反映了教育研究时代的特点。 (二)B版的这一著作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第十章,加人了统计法及SPSS的具体操作。这部分内容在其他版本中是没有的。正所谓“物以稀为贵”,这更说明了该著作的独特性,具有新颖性。全书思路清晰,前后编排连贯性强。在内容的安排上有似于人的思维、学习习惯。课后的思考题需与本章的内容结合回答。另外,每一章后面有文献链接,这一点很好,而且选取的案例都是比较经典的。这一做法可以让读者更加广泛地了解到相关知识及最新的学科动态。 (三)C版的亮点、最吸引读者的地方则是书中有很多图式、案例。这样会使读者一目了然。重要性的概念都会黑色加粗,这种则突出了该专业术语的重要性。 (四)D版的亮点则是各章的题目上,都有“如何”,这种句式在著作中并不多见,可作者的这一做法更加突出了本书的亮点。更加具有操作性,章前有内容提要、学习目标等是读者在阅读之前就可以浏览到相关的知识点,有助于理解,在文中有许多信息栏,这也有助于读者拓展课外知识。章后的资源连接,并有该资源连接的简单介绍,这一特点是其他版本所没有的。 六、结语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一门内容丰富、结构复杂的学科,实践性强,以上四种不同版本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作者根据自己的写作背景、研究方向等出发写作,侧重不同,但是都有自己的写作特色,可谓是各具特色、各有千秋。 作者简介:胡波(1990.01- ),男,重庆人,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2012级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浅析五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异同 摘要: 本文以孙亚玲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作为参照物,比较分析了其他四本同类著作在教育研究方法上的异同,认为这些著作中基础理论的有效利用将使教育实践活动更为完整高效。 关键词: 教育科学研究 研究方法 异同 笔者以孙亚玲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作为参照物,与其他四本书即裴娣娜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温忠麟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基础》、全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陈时见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 1.教育研究方法概述 首先,什么是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裴娣娜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认为,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按照某种途径,有目的、有计划、系统地进行教育研究和构建教育理论的方式;孙亚玲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认为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教育科学学科群中的一门学科,它主要就是探讨教育研究的一般原理、理论基础的方式和方法。在全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中的概念是:所谓教育研究方法,是指在研究教育问题和构建教育理论时,研究者采取的程序、策略、原则、工具、方式的总和。简单来说,教育研究方法就是去研究教育现象,探索新的未知规律的方式的总和。 2.教育研究的类型 孙亚玲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按不同的分类标准把教育研究分为20个类型。裴娣娜主编《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按研究的普遍适用程度,按研究目的,按研究方法将教育研究分为了10个类型。全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从教育研究的目的是为理论服务还是为实践服务的角度,从教育研究是为了探索、描述还是解释的角度,从教育研究的性质,从教育研究的内容为依据将教育研究分为10种类型。陈时见主编《教育研究方法》根据教育研究的范围或内容,根据教育研究的目的,根据教育研究的性质及使用的手段,根据教育研究工作场所或资料收集方式将教育研究分为9个类型。温忠麟主编《教育研究方法基础》未给出分类标准,只是说“根据不同的标准,教育研究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将教育研究分为7个类型。至于哪个作者的分类更好,要看读者的需要了。 3.教育研究的一般步骤 孙亚玲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将教育研究的一般步骤分为确定研究课题,查阅文献、获取和积累科学事实,制订研究计划,收集并整理资料,分析研究、形成并验证科学抽象与假设,检验假设、撰写研究成果。温忠麟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简单地将教育研究过程分为计划、实施、总结三个阶段。裴娣娜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认为教育研究过程是“选题—研究—分析—成果表述与评价”。陈时见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将教育研究的实施过程分为课题选择、整理资料、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研究方案、撰写成果。全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认为教育研究的开展过程主要包括选择课题,研究设计、研究实施、搜集资料、分析资料、成果表述。教育研究的一般步骤不外乎就是选题、研究、总结。相对来说,孙亚玲主编《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和陈时见主编《教育研究方法》给出的步骤比较完整,而且最后的成果正不正确也要有检验,在五本书中只有这两本书提到过研究需要经过检验。 4.教育研究方法 孙亚玲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有文献法、教育调查法、观察法、教育实验法、行动研究法、教育叙述法、统计法等。裴娣娜教授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有文献法、历史研究、观察研究、调查研究、实验研究、理论研究、定性定量分析法等。全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包括文献法、调查法、实验研究法、数据搜集与定量分析法等。温忠麟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基础》有文献法、调查研究法、个案研究法、统计与教育测验法、实验研究法、行动研究法等。而陈时见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有实验研究、调查研究、个案研究、田野研究、行动研究、叙事研究、比较研究等,基本技术有文献检索、问卷编制、数据分析、个别访谈、抽样调查、教育观察、课题申请等。比较起来陈时见教授主编《教育研究方法》给出的教育研究方法是比较详细具体的。关于教育研究方法,由不同的类型可以得出不同的方法。简单来说,教育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两类,即定性法和定量法。定性法包括教育叙事、行动研究、比较研究、个案研究等。定量法包括问卷调查、统计、数据分析、实验研究等。 5.结语 教育研究有法,但无定法。我们要在具体研究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这些著作也为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不同版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目录之比较 摘 要:不同年代、不同作者关于教育科学研究都是不同的,不过这是在理论源泉相同的基础上。个人的存在环境,知识储备,研究重点和发展方向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四本书各有千秋。用A代替《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用B代替《信息化教育科研方法》,用C代替《教育教学科研概论》,用D代替《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与应用》。 关键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前言 A、B、C、D这四本书都有前言,而且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主要就是介绍各自的编写背景;作者对于教育科学的研究历史;高度概括各自的主要内容;章节分布;对于在编写过程中给予了帮助的同僚们的真诚致谢。由此可见,前言部分是不可或缺的,在现代,基本上所有的专著都有这一项。因为,读者通过前言可以大概了解此书的研究水平,研究历程,研究内容从而确定是否能从书中吸收到对自身有用的东西,可以说,前言就是专著的一个“招牌”。 一、概述 1.总体情况: A、C、D三本书都有概述,B没有。A的概述介绍了什么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及结构分类,教育科学研究的历史发展和教育研究方法论;C的概述讲述了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指导思想,基本途径,意义与作用,要求,基本原则,内涵;D的概述则讲述了什么是教育科学研究,教育科学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教育科学研究的原则;B则用信息技术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影响取代了该书这部分内容,因为,这本书主要是讲信息化了的教育科研,以信息技术为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注入了新的元素。 2.各自特点:(1)对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内涵,三本书都有讲述,因为这是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忽视了这方面便称不上是合格严谨的专著;(2)A和C的概述都有关于教育科学研究重要性的内容;(3)A和D都有关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历史和发展;(4)C和D则都讲述了教育科学研究的原则;(5)A是比较前沿的,有结构分类和方法论这些操作性的理论;(6)C是最详细的。由此可见,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对于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解是有很大差别的,我们暂且不论它们具体的定义,描述,单单从目录中就可以窥见它们的不同之处。首先,这三本书都很注重基础的地方,这是必须的,缺少了理论源泉,文不成文,即使是不同的人也明白这个道理。其次,不同的时代,大家的关注点不一样,D就是比较保守的代表,从书中内容也可以看出其遵循了老一辈研究者的成果,基本上那个时代的教育科学研究就是一个模板;C则在已有的研究上新加了一些理论性的东西,不过,我认为是可有可无的,没有什么创新,换汤不换药;A显然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模式,即使是概论也在倾向实践,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二、研究方法 1.方法种数:(1)A虽然含有行动研究和教育叙事研究这两种研究取向,但是也属于向我们提供了教育科学研究的一条有效途径,所以A共有文献法,教育调查法,观察法,教育实验研究,行动研究,教育叙事研究和统计法七种方法,把经典的和主要的研究方法都介绍给了读者。(2)B从目录中看不出什么具体的研究方法,计算方法种数也就比较困难了。包括资料的收集方法,资料的分析方法,观察法,S-T分析方法,弗兰德斯互动分析法,网络教学交互信息的研究方法,各种方法范围再细化就不是个位数可以表达的了。(3)C介绍了几种常用的研究方法,实验法,追因法,调查研究法,历史法和统计法等五种。(4)D几乎涵盖了教育科学研究的所有方法,有观察法,教育调查法,文献法,历史法,教育文件研究法,教育经验总结法,教育实验法,个案法,教育统计法等九种方法。虽然不同版本的著作介绍的研究方法种数不一,其学术效果也不一,但是从中可以作者自身的取舍。A在坚持历来大家津津乐道的研究方法以外还适时地呈现了在竞争不断激烈的现实中所需要的新的,有用的研究方法;B则因为著作定位的特殊性而随着改变,不过,也是坚持了传统精髓的东西;C则比较简明,另一方面,也稍欠系统性;D力图将所有的方法都呈现出来,十分全面,有时总会适得其反。 2.所占篇幅:(1)A从91~188页都在介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全书共212页,几乎占整本书的一半,足见研究方法的分量和重要性。(2)B从28~185页在案例中阐述其研究方法,全书共202页,几乎全盘在为方法服务。(3)C从59~89页告诉我们其研究方法,全书共304页,由此可见它的重点并不在研究方法上,反而显得有点弱不禁风。(4)D从49~143页介绍研究方法,全书共167页,比重也是相当大的。B的书名是教育教学科研概述,而其他三本书的书名中都包含有“方法”二字,所以,书名和内容是有很大的内在联系的,它们是相互说明的。B既然也是关于教育教学科研的,而方法又是与实践紧密联系的,这样的比例未免太过苍白。 3.介绍与应用:(1)A中的各种研究方法基本上都是按照概述—操作步骤—设计—应用的顺序来告诉读者研究方法的原理和基本情况,接着给出使用方法的借鉴模板,如何根据实践设计研究方法,让读者,学习者能比较轻松地学会各种研究方法。(2)B则是完完全全通过案例来介绍各种研究方法的,理论和实践无缝结合,每一节内容都对应一个案例,通过对案例的解剖和分析从中获取研究方法,比较生动和形象,读者很容易就钻进案例情景并积极思考。不过,由于B是以信息技术为主的,所以,不管有多生动还是有很多让人费解的地方。(3)C由于篇幅小,所以看不出再详细一些的信息,其实,这也是一个失败之处,没有结合实际地满足读者真正的需求。(4)D的完整性,详细性,系统性是值得学习的。它基本上按照研究方法的定义—特点—步骤—注意事项—优缺点—实际应用的顺序讲述呈现各种研究方法。从基本的定义到各种研究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一览无余,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D稍显烦琐,在有限的空间里面要做到很详细是不大可能的,D是一本比较小的书,单单目录便占据5页,这也是不大可取的。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从默会知识的角度看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整合 【摘要】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究竟该使用定量还是质性的研究方法常常使研究者感到困惑。比较这两种方法可以发现纯粹的定量或质性的研究方法在运用中都有其优势与局限性。教育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两种方法整合的必要性,而默会知识论也为其整合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系词】定量研究;质性研究;默会知识;整合 科学方法是科学活动的灵魂。在《国际教育百科全书》中,瑞典教育学家胡森将教育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定量和质性两种研究范式作了清晰的界定:“一是模仿自然科学,强调适合于用教学工具来分析经验的、可定量化的观察。研究的任务在于确定因果关系,并作出解释。另一范式是从人文科学推演而来的,所注重的是整体和质性的信息,以及说明的方法。”〔1〕 应该说这两种方法各有所长,在研究中彼此无法完全替代。然而,在具体的教育研究中,由于存在着知识结构、教育、研究理念以及研究前见的差异,许多研究者不能深刻认识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区别和联系,往往会在方法的选用上失之偏颇,要么追求纯客观化的研究取向,要么追求主观体验的研究取向,从而导致人文与科学的分裂、定量研究方法与质性研究方法的对立。这种方法论和科学观上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育科学研究的深入。波兰尼提出的默会知识论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法论冲突、整合两种研究方法的新视角。 一、两种研究方法的特点与整合的必要性 由于哲学基础不同,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在对教育现象的研究中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因此,研究者有必要从两者的区别中寻找冲突所在,同时从两者的联系中寻找沟通和整合的可能性。 1.定量取向的教育研究的特点 定量研究基于实证主义的决定论、还原论、普适论和经验论信念,具有确定的逻辑结构和严格而可操作的研究程序。对于一个定量研究者来说,他们信奉以下三个原则。 (1)客观性原则。这一原则强调认识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主体应该绝对反映客观事物的特点,不搀杂个人的态度、情感、信念、价值等主观因素,否则主体的知识就不是科学的知识。教育研究只涉及事实,因此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必须保持“价值中立”,尊重客观教育事实。 (2)可重复性原则。研究者所获取的研究数据、资料必须有其合法性,在相同的条件下也能被其他研究者获取。这就要求教育科学研究者在进行具体研究时,应该像物理学家或化学家那样,以观察、实验的方法为手段,去收集可观察性的、可检验性的数据,否则整个研究也就无科学性可言。 (3)量化原则。定量研究的关键是通过测量将理论与实践、经验认识与数学表达联系起来。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研究者必须从复杂的背景中抽取出可以研究的变量,把事物与它们的性质暂时分离。比如要研究某种教育模式的效果,就要从众多影响因素中抽出跟教育模式有关的因素为自变量,忽略其他因素,并确定一些可量化的指标(如考试成绩)作为因变量。 尽管遵循上述原则的定量研究方法具有客观性、精确性、可操作性等优点,但是它在教育研究中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教育活动的实践性决定了教育理论不能仅仅走经验演绎之路。以可操作化及量化来建构研究对象并将无法量化的数据排除的定量研究方法,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教育教学现象的表层问题,但很难解决意义与价值层面的问题。 第二,量化研究取消了研究者的前理解,并将复杂教育问题化约,从而忽视了教育教学中的意义与价值以及不断生成的、历时性的、不可逆的、过程性的存在,因此很难把握研究对象的整体性与脉络感,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有时甚至是习以为常或滞后的。 第三,在教育研究中,传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是定量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因此,在研究中往往会出现只关注研究对象的行为而忽视个体的个性、学习风格、学习体验的差异,关注教育教学效能的研究而忽视教育价值的研究等现象。 2.质性研究方法的特点 质性研究是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动关系中,通过深入、细致、长期的体验、调查和分析,获得对教育现象比较全面、深刻认识的一种方法。作为人文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质性研究的兴起与19世纪末以来西方出现的强调人文学科的独特性,主张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应采用不同方法的哲学运动有关。〔2〕归结起来,质性研究方法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寻找解释性理解原则。质性取向的研究者认为对教育现象的研究不能忽视行动者的主体性。也就是说,教育研究关注的焦点应该是人的“主体性”,关心主体性也就是关心意义的建构,因此教育研究过程是一个“理解”的历程。 (2)崇尚研究的自然性原则。质性研究者反对将具有联系的研究对象孤立地抽取出来,在研究过程中遵循不操纵(manipulate)被研究者的原则,在自然情境中对研究对象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全部背景因素进行整体的、体验式的研究。因此,研究者不仅要考察被研究者真实的“生活世界”,而且要考察其所在的社会组织的特点;不仅要了解该事件本身,而且要把握事件发生和变化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在资料收集上,研究者可以在不违背研究伦理的前提下,在自然情境中灵活地采用任何有利于研究进行的方式。 (3)遵循不断“深描”原则。韦伯(Max Weber)曾指出,人是被悬挂在意义之网上的,这个意义网是主观构造的,“深描”就是将这个意义网呈现出来。因此,质性研究是在没有事先假设的情况下,收集大量第一手资料,经过分析归纳之后得出结论。 在教育研究中,质性研究方法的优点不言而喻。例如,关注教育过程中的意义,使构建的教育理论具有浓郁的人本色彩;通过自下而上研究形成的“有根据的理论”, 揭示研究对象的整体结构或深层结构,减少理论的预设色彩。此外,质性取向的教育研究对帮助人们在教育过程中理解和关注人性方面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近年来质性研究为越来越多的教育研究工作者所推崇,但它同样存在局限性。〔3〕首先,由于缺乏严格、精确的观察、测量、统计和表达,质性研究不能对特定事件作出严密的说明和解释,给出明确的解决问题方案。第二,由于质性研究不受严格的操作规则或实践规则约束,研究结构的任意性大,在主题、对象、时间、空间等各因素之间存在很大的跳跃性,因而强化了研究者的背景知识对分析结果的“污染”,导致研究结构松散,研究结果不具有定量研究那样的可重复性、可检验性,也进一步影响了研究结果的推广效度。第三,质性研究缺乏严格的逻辑推理系统的约束,往往导致前提和结论之间无逻辑的必然性,使结论具有或然性。此外,尽管研究样本不大,但研究者在收集资料时需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进行文献分析、现场观察、个别访谈。 通过对两种研究方法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纯粹的定量或质性的研究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但是前者的优势恰能弥补后者的不足,反之,后者的优势又能弥补前者的不足,因此就有将两种方法整合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是,教育研究对象――人的复杂性决定了孤立地采用定量或质性的方法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从量的角度把握教育规律和人的发展特点,从事实层面认识教育现象,更要从价值的维度去诠释教育活动中的深层次内涵和结构。 二、从默会知识的角度看两种研究方法整合的可能性 从哲学角度来看,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的争执实质源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野。狄尔泰(Dilthey.W)等人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本质差别归结为:前者试图解释,后者试图理解。而波兰尼(Polanyi)默会知识论的提出为两种方法的整合提供了哲学认识论的基础。〔4〕 1.默会知识与两种研究趋向整合的必要性 波兰尼在《个人知识》一书中指出,“人类的知识有两类。通常被描述为知识的,即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只是一种类型的知识。而未被表述的知识,像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是另一种形式的知识。如果把第一类称作明确知识,把第二类称作默会知识,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总是默会地知道,我们的明确知识是正确的。”〔5〕在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各种情形中,“我们知道的要比我们能够言说的多”。这一事实,证明了默会知识的存在。 默会知识的存在为定量和质性研究方法的整合提供了哲学基础。从研究的目的看,定量研究从复杂的教育现象中抽取有限的变量,并对干扰变量进行控制,是为了获得“明确”的规范性知识――教育规律。然而,由于定量研究对研究对象的背景缺乏整体的认识,因此影响了对研究问题的解答。波兰尼认为,“如果我们接受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以一种超然的态度,用还原论的方法来研究人和人类事务,我们很难避免‘人的概念的败坏’,或者把人归结为一副无知觉的自动装置,或者把人还原为一束欲望,或者把人视为受现存的权利和利益支配的被动的存在等等。”〔6〕相反,质性研究则通过对自然状况下研究对象的整体状况进行展示,帮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教育事件背后的原因。可见,质性研究所展示的是不能“明言”的知识。那么,将质性和定量研究方法联结起来,通过从理解部分到理解整体、再从整体到部分的“诠释循环”,我们将获得对研究对象更深刻的认识。 2.默会认知结构与研究者视角的主导性 在证明默会知识存在的同时,波兰尼还提出了默会认识结构的三个组合项:第一,辅助的各细节;第二,集中的目标;第三,把第一项和第二项联结起来的认识者。〔7〕默会认识就是建立在辅助意识和集中意识的动态关系之上,但它们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并非自发形成和维系,而必须通过第三个项目,即认识者的整合作用来实现。 默会知识论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研究者视角的支配地位。在以往的教育研究中,有关定量和质性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差别就在于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是否要保持价值中立:定量研究方法为了保持研究结果的客观性,要求研究者尽可能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而在质性研究中,研究者则以交往中的参与者的身份与研究对象形成互动。波兰尼认为默会认知能力在人类认识的各个层次上都起着主导性、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参与是获得科学知识不可或缺的因素,定量研究所要求的完全客观主义的观察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正因为如此,科学哲学家汉森在《发现的模式》一书中提出了“观察渗透理论”〔8〕,证伪主义者波普尔也认为“一切观察都充满理论,绝没有纯粹的、不偏不倚的、脱离理论的观察”。〔9〕因此,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的差异不在于是客观观察还是主观介入,而在于研究者视角的差异,前者关注的是“集中的目标”,后者关注的是“辅助的各细节”。由于研究者在认识活动中具有能动性,能在“第一项”和“第二项”之间建立联结,因此研究者才是将两种研究方法进行整合的关键。 三、如何整合定量和质性研究方法 事实上,随着教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尽管许多研究者都遵循定量研究的客观性、准确性和可检验性准则,但常常会出现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教育现象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研究结论。同样,大量的个案研究、叙事研究结果也面临着如何将研究结果运用于教育实践的问题。这就迫使研究者重新对教育现象的特殊性及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因此,在教育研究中开始出现质性与定量方法相整合的趋势。 1.在定量研究中加入质性研究方法 在定量研究中,当研究假设没有得到证实或与其他研究结果不一致时,研究者可以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被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以揭示导致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可能原因。例如,在延迟满足的研究中,研究者可以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非结构式的观察或访谈,了解研究对象选择延迟满足的原因,从而解释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质性区别。在检验教育干预措施的有效性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干预成功或失败的原因。 2.在质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量研究 Lafontana和Cillesen. J关于儿童对受欢迎度(popularity)的理解的研究中,首先让408名儿童量性地判断同伴的受欢迎程度,接着与其中92人进行深入会谈,让他们描述哪些行为是受欢迎的,哪些行为是不受欢迎的,从这些质性资料中分析出可能与受欢迎度相关的因素,最后通过量性的方法进行相关因素的验证,解释儿童对受欢迎度的理解及其相关因素,从而深入理解儿童对受欢迎度的看法。〔10〕 当然,在具体的研究中,两种研究方法可以有不同程度的结合。例如,研究者可以分别开展质性和定量的研究,直到解释和报告部分才合并两类资料和结果;也可以从发现研究问题一直到资料的收集、分析到结果的解释各个步骤都整合地运用两种研究方法。 教育现象是一个整体,它不仅作为客体而存在,也是价值的选择、实现等主体活动的过程与结果。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主体的前见、研究客体与研究背景三者之间应建立相互渗透关系,不仅不能将主客二分、事实与价值进行彻底分离,更要立足于既定事实,从事实中抽象出一般特征,并洞察事实背后的意义和根源,从而超越既定的经验,获得对教育现象的整体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Holmbeek等人认为,运用单一的资料收集方法和对单一来源的资料进行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多方法和多来源的资料则可以使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解释结果。〔11〕 近年来,教育研究中质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整合似乎是一种研究趋势。一部分研究者尝试着对教育实验及其他经验性教育研究成果在量的方面进行反思和整合,如美国学者格拉斯(G. U. Class)提出了“元分析”(meta-analysis)①的概念和技术。另一部分研究者则意识到经典自然科学研究对象与教育研究对象在性质上的差异,不再像早期实证主义者那样要求对教育实验进行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严格的变量控制。如坎贝尔(B. T. Campbell)和斯坦尼(T. C. Stanley)提出了准实验(quasi―experimentation)的概念和设计方法,在坚持用定量方法揭示教育现象间的因果联系的同时,兼顾教育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特殊性质,不再要求严格地设控制组,强调研究的生态性,在真实的情境中对自然条件下的教育对象进行研究。此外,近几十年来在西方发展起来的适合复杂教育情境的一些多因素实验设计、因素分析、结构方程建模等新方法也反映了定量研究在方法上的改进和与质性方法结合的趋势。 其实,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本来就没有也不应该存在某一种单一和固定的方法,任何研究方法的选择都要视研究的目的、条件与研究者的构思、设计随时调整、整合。
社会科学论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合 1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应建立在多层次多角度的基础上 在某种意义上说,两者统一的难度实质是统一标准严重不一致,有的主张以方法论为标准,有的主张以科学语言为标准,有的主张以可预测为标准等等,但是无论以哪一种为标准,都难以统一两大科学。因为这种统一往往或者以自然科学单方面的特点为标准片面地评判社会科学,或者以社会科学的标准去片面地评判自然科学。实际上,两者在这些方面确实存在着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有各自的理由。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而不是回避或者无视它们各自的特点。那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该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统一呢?笔者认为两大学科的统一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多视角的统一,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下面笔者将主要从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三个方面进行说明。(本体论层次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理论层次即方法论、科学语言等、还有应用层次) (1)在本体论层次上主张弱自然主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所以难以统一,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人们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根本的区别。笔者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固然存在区别,但是这个区别不能被无限夸大,以至影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如前文所说,大多数的意见认为自然界是无意识无目的,而人类社会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人自己单方面的看法,我们并没有征求动物界的看法。常言道,“狗眼看人低。”但是谁能保证不会出现“人眼看狗低”的现象呢?事实上,至少在高等动物中,少数动物的社会化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人类却单方面地贬低它们为群体性。这种人类种族优越论的预设实际上是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思想的一种表现。人类把本来浑然一体的世界人为地分割成两个决然对立的部分,并以此为基础把人类的认识也相应地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分。如果人类出于认识的需要,对世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本来是人的认识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不能把认识中的二分反过来当作本体论的二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和人是一个有机体的思想,水平反而更高超,它们可以为两大科学的统一提供坚强的本体论基础。如果我们愿意调整自己的本体论的看法,那么相应地在认识论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分法就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且所谓对自然界应该采取说明的方法,而对人类活动的意义必须采取解释或理解的方法,这看法的基础也就不再牢固。 (2)从科学方法论来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各自内部的特征也不是完全一致或一成不变的,这既为两大科学的潜在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又说明这种统一只能是多样性基础上的历史的动态的统一。首先,从历史上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是到一定发展阶段后才分开,而在分开之前它们已混在一起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特别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辩证哲学思想至今仍然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是可以一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主要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而现在不仅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运用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叉性学科,这更是它们直接统一的例证。随着时间的延续,这种相互渗透性也许会更多。其次,自然界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特征也有不太一致的方面,因而才有有机物和无机物、动物和植物、生物和非生物、人类和非人类等的区分。相应地,物理学和生物学存在着很多不一致的特征。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否定自然科学内部的统一。同理,我们也不应该否定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但是这是一个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不需要把人类社会完全还原为生物的强自然主义。 (3)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也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虽然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自分开以来,各自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人类发展科学的最高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人类自身。当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自然产生着日益严重的冲突,这固然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但是也与片面的自然科学观有一定的关系。而生态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和科学发展观等学科和思想的出现说明了人类已经开始在思想观念和实践活动层面上对两大科学进行整合。如果说近代工业革命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地迅速发展及其与传统社会科学的分野,那么如今工业发展及其被滥用的恶果又促进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 2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质疑很多,不过主要是两大类型,一是科学方法类型的,二是有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区别问题。这是两大相关联的问题。涉及到科学方法类型的主要是,很多人仍然认为自然科学的理论具有逻辑性强、可预测性和清晰性的特点,因而它们可以采用数学工具和实验检验的手法,客观性似乎更强。而社会科学的理论则不具备上述特征,特别是人文科学更差些。笔者认为这里首先应该搞清楚方法的三个层次,一是具体学科的方法,二是一般科学方法,三是哲学层次的方法。具体学科的方法最具有个性,它可能只是被某个学科所特有,企图在这个层次追求统一确实比较困难,所以应该在后两个层次去追求统一要相对容易些,比如前文所说的中医学中的中国古代哲学理论基础,它为中医学既提供理论基础,又提供哲学层次的方法,这种哲学方法就具有相当高的普遍性。系统论等一般科学的方法几乎可以为所有自然科学和大部分社会科学提供方法论的支持。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系统论最初只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而后来才被人们发现是一个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的方法,所以我们还应该用发展的观点看待统一。其次,人文科学的可预测性和逻辑性确实要差些,这是一个事实。不过,由于自然科学率先走向了科学化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远比社会科学大的成就,因而人们已经形成了对科学形象的思维定式,似乎逻辑性和可预测性等只有达到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程度才能称为科学。事实上,即使在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的可预测性也不一样,甚至连物理学内部也做不到同样的可预测性,不然就不会有几率论和决定论之争。当然科学正是为了寻找规律,规律要求有可预测性,否则不成其为规律。我们只是要求改变对规律的机械看法,允许不同的事物在规律的可预测性上稍有区别。另外,必须指出的是,两大科学的统一问题,既涉及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又涉及到认识意义上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规律和人们对规律的认识是不同的,人们只能得出对规律的近似的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本体论上虽然同属物质世界,但是两大物质系统的确各有个性,因而我们既不能要求两大物质系统的规律在某些性质上完全一样,也不能要求在认识方法上完全一样。此外,关于说明(explain)方法适用于自然科学,理解或解释(interpret)方法适用于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的问题,这只能是相对而言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观察渗透理论,任何自然科学的认识活动同样必然具有前见,同样拥有解释学循环,这和人文社会科学是一样,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且说明方法不为自然科学所独有,理解方法也不为人文社会科学所独有。总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是辩证的历史的统一,是在多层次多视角上的有差别的统一,是一个相互渗透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完全吞并另一个,也不是完全等同。 作者:沈云龙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科学论文:现代化视域中的社会科学研究 一、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应有不同的思想理论 它们为现代化进行辩护、论证,提供思想理论的支持,或为现代化进程出谋划策,规范典章,或对现代化进行批判抨击,揭示其弊端。西方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既有快速发展,也有危机滞缓。西方民主政治和法制的理论和实践对西方经济现代化起着关键作用。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问题是互动的。人文社会科学在现代化的实践中不断积累、发展。17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洛克等提出了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理论以及各种民主政治体制的学说。18世纪席卷欧洲的启蒙运动,延续至19世纪初(法国、英国、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尤为凸显),不断激励人们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1860-1894)”,但被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所中断。康梁变法(1895-1898)实际上是一次推动现代化的维新运动,但被封建王朝扼杀。20世纪初辛亥革命(1911)之后,中国再次面临现代化机遇,但是,内忧外患,连绵不断的战争,特别是日本侵略战争再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下半叶,在经历一系列的探索、挫折、失败之后,中国实现了从封闭型的计划经济到开放型的市场经济的转折,走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已名列世界前茅,政治和外交能量已使中国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的现代化成就举世瞩目。现代化使中国在世界上迅速崛起,是当今世界发展中最耀眼最引人瞩目的亮点。 中国的现代化历经被侵略被奴役到独立自主,从被现代化到自觉主动现代化,经历了推翻封建专制王朝、新文化运动、反侵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花了整整一个世纪(19世纪中下叶至20世纪中下叶)。此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已经发展成熟,而中国周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竞相实施现代化,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全球化的实质还是现代化,全球化是由现代化引起的,没有现代化也就没有全球化。中国的现代化已不可能孤立地实施,不可能与全球化分割开来。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接受国际经济秩序,受制于种种规章制度的约束,而这些规章制度又都是由现代化先行一步的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当今,中国国际关系的错综复杂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另一方面,中国又决不追随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当然也决不重蹈苏联的现代化道路,明确提出并且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发展道路,因而具有极大的探问求索的需要。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现代化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而其代价也是巨大的,其中有两方面最值得重视,一是大量资源的消耗,一是众多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价值的低廉。对资源的索取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对资源(如油气、矿产、木材等)的需求也加剧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劳动力的低廉导致相当多民众(特别是农民)的贫困、缺少甚至没有社会保障,贫富两级分化日益明显,种种社会问题凸显,恶性事件频发。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突出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显然都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现实性。中国和世界各国为实现现代化所进行的变革及其所产生的种种尖锐的矛盾、严重的危机、错综复杂的问题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机遇和任务。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实现现代化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探索和实施现代化的进程和道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肯定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因为后者是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实施的现代化,而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并重)。所有制是社会最基础的部分,不同的所有制必定派生出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等一系列制度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观念,相互之间必定发生矛盾冲突。然而,双方又处于同一经济环境之中,遵守共同的规则,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存在着互利双赢的可能。因此,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合作共赢与对抗冲突乃至兵戎相见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是应当探索以私有制为基础和以公有制为基础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道路的相同和相异之处。长期以来我们惯于把矛盾双方看作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一方吃掉另一方。但是,现实生活中无数事例表明,矛盾双方并不都是这样,如果处理得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互利共赢的结果。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长期以来西方社会被种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所支配,将西方文明、欧美的生活方式看作最先进的,应当取代其他文明。这种历史观文明观的优秀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自由民主是天赋人权。在西方文明观价值观支配下,对中国在实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充满着种种疑虑乃至反对和敌视。中国开创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成功的先例。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路还很长很远。从历史久远和实力、经济发达程度来讲,欧美现代化无疑占据优势,然而其弊端和矛盾危机的深刻程度也更突出和严重;中国的现代化还处在初始阶段,在力量、发展程度上远不如前者,而其展现的勃勃生机让前者无法比拟,但迄今中国依然未能避免类似欧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譬如,欧美国家从现代化开始就高喊公平正义,历时数个世纪也未真正达到;中国的现代化也强调社会公平正义,迄今也未完全做到,就此而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越性远未充分体现出来。中国的现代化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不同于西方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应该有不同于西方的思想理论。当前,我们不仅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现代化先行的国家,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远远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任重道远。 二、现代化展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域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以往的历史是这样,现当代同样如此。从宏观层面看,现代化的道路以及经验和教训就值得我们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去研究探讨。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方法,既有共性更有个性。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方式,这与各国的政治体制、自然资源、周边环境、文化习俗等都密切相关。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现当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以前那样用侵略掠夺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可是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资源(包括自然资源、资金、人力)和市场,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肯定是不行的。这就是说实现现代化必定是在一个国际关系之中,决不可能在一国之内实现,因为资本和市场按其本性就是要增值,要扩展,决不限定在某一点上。现代化已经形成了“全球化”的态势和格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这里涉及大量重要的国际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我们记忆犹新的美苏争霸,苏联解体,其中的许多前因后果、内在的外在的条件、偶然的和必然的联系等都还有待研究分析,揭示真相。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国家继续寻求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美国的霸权,欧洲的一体化(欧盟),中东的战乱,国际恐怖主义,民族主义,等等。这些问题都与当今全球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有关,又都是我国实现现代化不能回避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上所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又要利用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所积累的经验和方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并没有现成的模式,需要通过实践去求索。现代化进程不仅有经济方面的种种问题,还有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中的大量问题,两者是紧密相关的。这里不可能一一讲述人文社科在各个领域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只能从宏观角度,先就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两个层面,再从中提出当代世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来谈人文社科研究所面对的问题域。 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开发索取利用自然界,更要治理保护培育自然界,还要防范大自然对我们的侵害袭击。当前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灾害频仍。联合国论坛专家疾呼发展绿色经济,称“气候变化危害远超金融危机”。联合国报告称:全球3千多城市面临海平面上升威胁。(《文汇报》2009年10月28日)我国并不能幸免。一方面是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迅速而神奇,另一方面却是陆地、海洋、天空全方位地出现危及人类发展乃至生存的严重灾害。一方面是高新科技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无论无机界还是有机界,植物、动物、人类,不断面临新的威胁。在科技得到高度重视并快速发展的今天,必须同时重视科技的正确应用,否则,科技成果给人类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科学社会学、科技伦理等人文社会科学必须与科技同行。撇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单凭自然科学技术是不可能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各种问题的。在人际关系层面上,人文社会科学显得更为重要。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人化自然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扩展和加深,社会生活的外延和内涵也愈来愈宽广和深化。一方面个人的能动性、能量和作用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人的个性得到超过往常的发展;另一方面个人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也比以往任何时代和社会要高得多,个人的社会性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现代人一方面提倡个人自由,个性发展;另一方面又被现代科学技术和各种规章制度连结在一起,须臾离不开社会。现代社会是个体和整体相关联的有机体。为使这个整体、这个社会健康协调地运作和发展,现代人制定各种各样的制度、规章、法规、条例等,遍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和角落。现代人生活在由制度和法规交织而成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个网络是否合理完善、是否现实可行,对于个人和社会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为编织好这张网络服务,从各个方面为这张网络论证辩护。任何社会制度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决不可能是永恒的万能的。 论证辩护一种制度既不是单纯的颂扬,也不是简单的否定,而必须判明其合理与不合理,现实与非现实,利与弊,正面与负面,等等,进而划清真善美与伪恶丑,并为人们的行为方式确立价值标准和观念体系。任何规章制度的制订都有其合理性、合法性、可行性的问题,既要考虑动机、理由、原因和可操作性,也要考虑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影响、效果。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国内情况往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许多界线常常模糊不清,法情理,真善美,并非都一目了然。现实生活经常要求人们作判断分界线,否则将迷失方向。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说到底就是要寻求真善美的统一。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把真善美的养料渗透到社会成员的心灵之中,凝结为社会成员的内在的素养和能量,表现为人们观察问题、分析情况、作出解答时的一种立场、观点、方法,或者一种思路、途径、态度,一种分析思考的视角和思维能力。社会成员的这种内在素养和能量的高低优劣对于社会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发展至关重要。由此可以看出人文社科研究的重要性。我们认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对人的素质、修养、品格、能力等方面的要求,比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对人的要求更高。特别是对各级政府官员、管理人员、执掌权力的人员的要求必须更高。因为任何所有制必须有载体,在公有制条件下,掌权者和管理者实际上成了公有资产和财富的代表,对于公有资源(资产)和财富的分配、调节、管理起着关键性作用。他们的政治、业务、道德、思想、文化水平和素养直接关系着他们执掌和运用权力的水平和状况。无数事实表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与人的素质问题密切相关。提高人的素养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我们现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最重大的问题应该是如何提高全社会成员尤其是掌权者和管理者的政治、道德、思想、文化、教育水平,以及各种素养。权力的运作无疑是贯穿于现代化各项事业的优秀和关键,与此紧密相关的则是财富和性欲,它们构成当代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大问题。 权力、财富和性欲自古以来就是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当代世界它们显得格外突出和重要。这是因为现代化给社会带来的巨大财富是以往社会所没有的,如何分配和利用财富成为突出显要的问题,由此也使权力和性欲问题凸显出来。处在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能看到这三大问题的浮现。西方社会对这三大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曾作过探索、研究,但均未达到成功解决的地步。在中国,这三大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缺乏探索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未敢正视这些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直面人生、直面社会,揭示和探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权力、财富和性欲三大问题各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但又是彼此密切关联的。如前所述,现代人生活在由各种制度和法规交织而成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些规章制度也正是权力的体现。因此现代人也可以说是生活在由各种权力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力的改革和转型,就是使权力的运作能推进而不是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权力从本质上说应体现公共利益和意志。权力及其运用首先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权力由谁来执掌和行使及其是否正当合理公正的问题。权力的确定和运作的范围、限度,它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的确立和实施,是当代权力问题中最重要最紧迫的优秀问题。当代世界普遍采用民主制度来规范、健全权力的运作和使用。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都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文化传统的特点,确定自己的民主制的形式,这是一个漫长的艰难曲折的过程。强制推行某种形式的民主制会引起或激化社会矛盾。在国际关系领域、国际社会中,同样要确立以民主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防止或制止霸权、强权等不正当不公正权力的实施。 财富分配的方式和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从理论上说,公正合理应是财富分配的最基本原则。但是,怎样才能公正合理,如何做到公正合理,即使在理论上也未能有一个满意的回答,至于在实践上公正合理只能是一种愿望或理想。现实是:在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日趋悬殊。据报载,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与最贫困的1/5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7年的74∶1;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拥有的财产已超过了48个最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国际金融报》2000年8月30日)在各国内部因财富分配而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同样十分严重。有数据显示,“最富有的5%的美国人拥有全国72%的财富”。在金融危机复苏期的2009-2010年,“美国新增财富中的93%被1%的最富有人收入囊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状况正在削弱美国中产阶级,财富向顶层集中正在改变美国引以为傲的梭子型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家庭的比例已从70年代的65%下降到了44%。”(朗咸平《谁来拯救世界经济》,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7页)中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中国社科院《2011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反映社会不均衡差距的指标)达到0.5,这“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均衡已经成为极其危险的社会问题”。(同上书,第17页)财富分配制度首先取决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一般来说,个人获得财富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凭借劳动,包括体力或脑力、知识、技能,等等,按理,这是最公正合理的获取财富的方式。问题在于在衡量不同性质的劳动的价值上能否真正做到公正合理。另一个是凭借资本,在市场经济日趋发达的今天,凭借资本获利尽管有一定风险,但其获利量要远超过凭借劳动所得;而且凭资本获利已不限于“资本家”,因为凭资本获取高额财富在许多情况下是与新知识和高科技结合在一起的。在此情况下,凭资本获取财富是否公正合理就显得更为复杂。除此之外,凭借政治、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权力谋取社会财富,即“以权谋利”、“权钱交易”,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极为普遍的客观事实。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的谋财途径最易遭到民众的反对和愤恨,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乱。财富和权力之间的这种关系无疑是最值得重视和研究的课题之一。财富分配制度中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个人)与政府(国家)之间究竟如何分配。 应该说无论偏重哪一方都各有利弊。从理论上讲,富国与富民应该统一,但在实践上达到两者一致并非易事。藏富于民可以说是普遍的共识,因为民众的财富可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可以兴办各种社会事业(包括教育文化等),而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成员富裕起来,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但是,注重富民而忽视了富国,那么,必定会削弱社会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的建设,削弱军警等治理社会的力量,难以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反之,聚敛财富于政府,可以克服上述弊端,使城市出现崭新面貌,取之于民的财富可以返回来服务于民,利于民。但是,政府利用财富兴建各种“项目”,也往往成为不良分子腐败的良机,尤其在缺乏严格而科学的管理、监督、检验的情况下,这些工程项目的效率和质量更是令人堪忧。市场经济要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政府的开发项目如何确立、权力的行使如何顺应和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都不是靠官员的意志愿望能解决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其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不可或缺。所谓性欲问题,指的是合法婚姻之外的性要求、性活动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婚姻制度是人类得以健康地可持续地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的社会制度之一。随着文明的发展,婚姻制度也有很大的进步。 但性欲及由此引发的性暴力、性犯罪、性疾病和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却有增无减。在现当代社会,性欲活动商品化市场化倾向日趋严重。在有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性交易的红灯区已成为合法的商业区。是否允许性交易成为合法的经营,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看法做法不一,无法达成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回避或掩盖这个问题,用空泛的话语代替切合实际的措施,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和复杂。更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是性欲问题与财富、权力问题的密切关联。性活动日益商业化,已成为谋取财富的手段,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畸形的产物。性欲与权力的关系古已有之,少数统治者曾经利用手中权力在性欲方面享有种种特权。随着社会的进步,虽然这类特权已被取消,但性欲与权力的关联并不因此而终止,而是变得更为密切而广泛,使得性欲问题具有了政治、经济的内涵和特点。利用两性关系争权夺利贯穿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当今世界出现的女性主义、女性运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社会中权力与性欲的关系。 三、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思潮: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 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伴随有相应的社会思潮,包括各种理论学说等。西方自现代化以来,出现过各种思潮,其中最重要的、从走上现代化道路开始就出现而至今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具有重大影响的当属“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19世纪中叶诞生并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至今它们依然是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两股最强大的思潮。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不过那时的“自由”思想还未成为“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16世纪的宗教改革开启了人性解放、自由的理念,为自由主义的形成产生作了充分的酝酿和准备。现代的自由主义是随着西欧社会推翻封建专制、建构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而产生形成的,源于17世纪英国革命时代的霍布斯(1588-1679)和洛克(1632-1704)的“自然状态说”(“自然权利说”)和“社会契约说”。同时代的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1632-1677)也是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国家是建立在个人的自然权利基础上的契约,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人的天赋权利。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休谟(1711-1776)、亚当•斯密(1723-1790)、柏克(1729-1797),德国的康德(1724-1804),法国的启蒙运动思想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由主义理论,为西方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孟德斯鸠(1689-1755)的“三权分立说”,卢梭(1712-1778)的人类平等自由说,孔多塞(1743-1794)的人类历史进步的历史哲学,等等,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18世纪80年代美国革命(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民主派领袖杰斐逊(1743-1826)的《独立宣言》(1776)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联邦派领袖汉密尔顿(1757-1804)设计制定了美国宪法和宪政之路。他们把欧洲思想家们的自由主义传播到美洲,并且从理论变为了实践。 19世纪堪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现代化呈现繁荣兴旺发展的局面,自由主义从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民主解放的思想武器,成了为现政权和现成政治秩序服务、辩护的思想工具。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1805-1859)于1831年到美国考察并总结了民主制,提出民主制国家如何保障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问题,指出民主制条件下对自由带来的新问题。他所提出的“多数的暴政”、“多数的意志”、“多数的权威”尤为引人关注。他强调要防止民主国家借多数之名扼杀个人自由;指出绝对权威无限权威都是危险的,一种权威拥有无限权力,就会对个人自由构成巨大威胁。他的观点影响至今。当然,19世纪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表现为功利主义,最著名的思想家是英国的边沁(1748-1832)和密尔(1806-1873)。他们打着“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旗号将功利主义式的自由主义推向高潮。功利主义与社会契约论具有不同的理论前提和内涵,但都趋向政治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即个人自由是社会的最基本出发点,是社会政策和立法的基础,虽然不排斥集体和社会,但强调保护个人的生命、财产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认为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政府,要以社会制约政府,不能让政府主宰社会,社会人群是主人,政府是公仆。提出对权力进行限制、牵制、制衡。主张人格平等,宗教宽容,多元文化,等等。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5)提出国家干预主义,终结长期居主导地位的放任自由主义,形成著名的“凯恩斯主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12-2006)提出了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的主张。强调“货币最重要”的理论,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主要是控制货币的发行量,而不是凯恩斯主义那样要求政府进行更多的干预。批评20世纪近数十年间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日益扩大,构成对自由的威胁;坚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认为市场机制可以保障并促进人们自由的天然权利,自由市场经济促进机会平等,使用强力推行平等将毁掉自由,一个社会把自由放在首位将得到最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弗里德曼将古典放任自由主义转变为新自由主义。20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发展,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等诸多实践哲学蓬勃兴起,涌现出许多有影响的代表和著作。诸如哈耶克(1899-1992)、奥克肖特(1901-1990)、阿伦特(1906-1975)、波普(1902-1994)、伯林(1909-1997)、布坎南(1919-2013)、罗尔斯(1921-2002)、德沃金(1931-2012)、诺齐克(1938-2002)等等。其中尤以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最为出众。罗尔斯并不认同功利主义,而以新社会契约论为基础阐释正义原则。他强调正义的至上性,称正义是法律和制度、政治和道德的最高标准。达成正义原则的“原始协议”是人们在“无知之幕”的后面选择出来的。原始协议下的“起点平等”是一种假设,而现实社会中的人生来就处于特定社会的特定地位,经过“审慎思考”,通过对各种正义观的“反思的平衡”,形成道德和正义判断。他强调法治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法治与自由密切联系,形成“秩序良好的社会”是“正义论”的基本前提。他在晚期针对西方多元社会和文化的现实,提出正义是合理而广泛包容的各种学说“重叠(交叠)共识”的焦点,以此来解释社会正义和自由民主。自由主义自产生起还不断遭到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批评和挑战。早在18世纪末英国思想家柏克(1729-1797)就从保守的立场攻击法国大革命,反对平等和抽象的天赋人权,是典型的保守的自由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卡尔•施密特(1888-1985)和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也是20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的保守派思想家。晚近30多年来,麦金太尔(1929—)、查尔斯•泰勒(1931—)、桑德尔(1953—)等在道德、政治、社会等领域以“社群主义”向自由主义发起挑战。但自由主义依然占据主流地位。当代美国思想家弗莱西斯•福山甚至声称,历史终结于自由主义的民主理想。这种看法遭到各方面的尖锐批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我国是有影响的。 20世纪初,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中6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三大思潮,这三者之间相互矛盾、冲突又相互渗透融合,是20世纪、21世纪乃至以后更长时期我国社会生活、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内涵。笔者曾把这称之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三角”(《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当然,不能将这三者等量齐观。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被中国共产党用于进行一场极其艰难复杂的社会革命、改造和建设,并且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在人类社会历史、思想史上确实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就意识形态而言,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我国一切事业的指导思想;而从学术研究方面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也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和思潮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依据。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这是时代赋予人文社会科学的使命和职责。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目标是反对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目标则是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两者无疑是根本对立的。从现代化的视域看,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同为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产生演化而来的两种思潮。数百年来,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论证、辩护、谋划,其中也包括尖锐的批评、抨击;马克思主义则肯定现代化而反对、否定资本主义的制度和道路,提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制度、道路和目标。历史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而资本主义的体系、制度出现了严重深刻的矛盾和危机,前景黯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经历种种挫折失败之后,终于在中国生根结果,并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旺盛的生命力,然而也遭遇到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至今尚未克服的问题和矛盾,道路和途径还在探索之中。因此,我们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口号式的概念性的条文中的词句,而是适应国情世情的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当然有不同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必须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但决不能因此而蔑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简单否定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和优秀是历史唯物论、历史辩证法,面对现实面向实际,用辩证的眼光观察世界研究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同一星球上的两大历史潮流,两者在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思想方面既有不同的制度、体制、发展方式、途径、目标,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历史观,乃至相互矛盾冲突,但同时又有着共同遵循的规则,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思想理论,积累了数百年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时作为重要的参考。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不是某个国家、民族或某种文化、理论学说的专利品,而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逐渐产生形成的思想、概念。它们的含义和意义、内涵和外延,它们的表现和实施,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演化发展的,因不同的空间、时间、地域、人群、文化而具有不同的形态、方式,不是用统一的模式铸造出来的,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强制推行。它们是否正确、得当、合理、合情、合法,不是凭借权威、权力、强力,归根到底要由人类生存实践的历史来检验。 作者:黄颂杰单位: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中的政治性分析 一、社会科学论文具有政治性 同志、同志和李长春同志的讲话表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把好政治关是我们党对思想文化战线的基本要求,也是对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的基本要求。社会科学论文具有政治性,因此要求我们把好政治关。但体现在论文主题上的政治性问题大家都警惕性比较高,政治性问题也多能被发现。而分散在论文中隐匿的或非直接点题的政治性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也就更容易造成政治性问题。目前我们对这种隐匿性问题的研究讨论恰恰是最不够的。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复杂变化,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任务十分繁重,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任务十分繁重。在这样的形势下,处理好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更加重要,因此我们应该对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各种形式的政治性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并谨慎把握。 二、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及其分析 (一)有关主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资本主义国家做一些介绍,包括它的文化、条例规定等,这时可能会出现无意识地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的褒扬倾向。社会科学论文中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一项条例或规定可以提出参考借鉴的意见或建议,但参考借鉴意见或建议不能等同于对资本主义整体社会制度的褒扬,这时的话语、用词要特别注意掌握分寸。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有鲜明的主旋律立场,应该多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正面宣传,应该传递正能量,应该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体现我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办刊宗旨。因此,社会科学论文的主旨应该是歌颂党、歌颂人民的,应该是歌颂社会主义的,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应该是否定的。对此,编辑人员要懂得“讲政治”,要学会“讲政治”,要有正确的信仰,要有政治责任感。 (二)有关引用中央领导人讲话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进行引用,甚至是使用引号的引用。引用时有的出现与原话或原文不完全相符的情形,这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因为这不但是有关尊重的问题,而且涉及意思表达的准确性、完整性问题。通常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词一句都有深刻的含义,甚至贯穿了政治思想、政治方针和政策,引用有误就可能引起原意的改变,造成误解或被敌对势力所利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和发表,一定要确保其引用的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字字准确无误,这就对写作者提出了做事要特别认真的要求,编辑人员也要养成做事认真、一丝不苟的好作风。 (三)有关政治口径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政治上的重大问题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例如有一篇论文使用了“统治时期”的说法。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人民民主政权,不存在个人统治。“统治时期”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而造成不好的影响。对待此类问题,要做到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除去主观意愿以外,写作者以及编辑人员还要不断地加强政治学习,多读书看报,了解、掌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这样才能保持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 (四)有关台湾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些涉及台湾,把台湾无意识地划到国际或国外范畴。有的在按国外、国内分标题讨论问题时,误在国外标题下讨论台湾。有的在提到国际问题时,错误地包括台湾。例如谈到国际交流时,包括了与台湾大学的交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社会科学论文在进行文献综述的时候,把文献分为国内、国外文献分述,这时若含有外文文献,很容易就把台湾作者的外文文献划到国外文献中。通过对社会科学论文的不断总结,本文建议对这个问题,可以回避国内、国外的划分方法,代之以采取中文文献、外文文献的划分方法。这样可以确保划分无误,也不会影响学术研究与表达。台湾问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的党和国家一直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因此社会科学论文涉及台湾时应做到表述严谨,这就需要写作者及编辑人员加深对台湾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时刻绷紧这根弦。 (五)有关传统文化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但说法上却仍然停留在过去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对孔子持批判否定的态度等。社会科学论文应该受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约束,必须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要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我们应该坚持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这样做不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且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态度,符合历史潮流的态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态度。因此,写作者及编辑人员要知道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及思想,要知道应该歌颂什么、应该反对什么,通过“三贴近”提高自己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水平。 (六)有关网络材料的使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使用非我国官方网站下载的资料,甚至包括涉及国家边界的地图。由于这些资料或地图不够准确,有时会使论文出现严重的政治性问题。使用资料时,最好选择我国的公开出版物或政府有关部门的官方网站,这样才能做到资料翔实可靠。因此编辑人员对论文的重点,包括关键的语句或图表,要做重点的核对,有疑问时要向作者问明出处,要有不厌其烦的精神,同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编辑业务水平。 三、结语 同志在2013年3月17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同志的讲话为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开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为实现“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要做到上述几点,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就应该确保不出现政治性问题。本文提出的目前常见的几种政治性问题还很不全面,研究也还不够深入,需要大家更多的讨论及关注,并需要大家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相关研究。 作者:王俊和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转型与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一、社会科学是社会变迁或现代性的产儿 如果我们将围绕上述两次革命性事件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迁视为社会学诞生的动力的话,那么就可以将社会学的缔造者们提出的各种理论和他们所作的不同努力,视为对人类尤其是西方世界在18-20世纪的转折时期所遭遇的社会危机或文明断裂做出的种种回应。具体说来,马克思和迪尔凯姆意识到他们生存的时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但他们又都对未来抱以乐观主义的态度。马克思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和崩溃的必然性,但他设想将有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并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见的物化和异化现象;迪尔凯姆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和马克思、迪尔凯姆不同,滕尼斯、齐美尔、帕雷托特别是韦伯,则以一种悲观主义甚至绝望的心情来对待上述断裂或危机。 比如,在韦伯眼中,现代西方世纪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在这里,人类社会要想取得任何物质方面的进步和扩张,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与个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天然不容的作为“理性化”象征的科层制“铁笼”的不断扩张。进而言之,既然欧美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直接孕育了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在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叙事逻辑中,从一开始建立在单线进化论基础上的有关传统与现代的讨论就会成为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ideatype)。如此,在经典社会学的文献中,几乎随处可见“传统-现代”这对二元模式变项的各种变式。比如曼恩的身份社会-契约社会、斯宾塞的尚武社会-工业社会、马克思的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腾尼斯的共同体-社会、托克维尔的贵族制-民主制、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以及韦伯的宗法传统经济-理性资本主义经济,等等。瑣事实上,经典时代有关“社会”的所有“乌托邦”想象,说到底都不过是站在“传统”的此岸向“现代”的彼岸所作的理论眺望。导源于西方文明转型而带有的这块天生的“胎记”,使得“十九世纪在欧洲和北美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由此西方的理论家们无论从认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都会自然地站在西方主位的立场上,用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和西方的经验来看待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变迁,即形成了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或东方学视角。在这里,我们这样论证起码想说明这样两个问题:其一,以西方为叙事主轴的社会科学理论,最初也是一种建立在特殊性的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话语体系,它只是随着从西方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向全球推进而开始获得某种普适意义的;瑦其二,正因为西方社会科学家精心研究了在自己的特殊场景下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必然性,最终不仅使得他们的研究在揭示人类社会结构与行为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普适意义,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理论或学术的转换使得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最终获得了精神意义或文化价值,即我们所说的避免了将西方世界的发展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 二、社会转型:理论蕴含和学术意义 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18-19世纪这一朝向现代性的力量对一门后来影响越来越大的知识体系的破土或催生作用,也同样表现在对其后继形态、分支学科乃至具体理论的不断革新和塑造。鉴于西方的社会转型即所谓现代化进程一直持续绵延,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并未有任何停滞的迹象;加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1960年代以来,随着拉美、非洲以及东亚国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下也步入了社会转型或现代化的进程(当然,我们一会也会说到,共产主义文明及其实践是现展的另一主轴),变迁或社会转型的新趋势和新经验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充实、修正和再造。最近一百多年来,现代社会科学分支越来越庞杂、理论越来越繁芜、方法越来越精当,庶几正是变迁或社会转型的普遍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所造就的。还是以社会学为例。继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和齐美尔这些经典大师之后,继续凭借变迁或社会转型之主题锻造自己的理论之矛的社会学家不胜枚举。以直接诉诸变迁或广义的社会转型为主题的发展社会学为例,它的两种主要形态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就分别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变迁和拉丁美洲、非洲及东亚模式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和分析对象的。事实上,虽然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都是在社会学及经济学内部成长起来的,但在战后“这两种理论几乎在全世界占据了社会科学的主导地位”。现代化理论作为发展社会学的最初形态,形成于冷战时代开始的1950年代。从理论脉络上说,构成现代化理论的基础是此时如日中天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而更为深远的渊薮则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出的“理性资本主义”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推演问题。而从现实挑战上说,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显然是为了与此时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相竞争,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之外,为欠发达国家确立一条以美国为标准的发展之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它是一部标标准准的“非共产党宣言”。瑨虽然现代化理论涉猎广泛,但其基本的理论主张不外这样几条:(1)从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出发,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化过程;(2)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单线的,现代化只有一种模式,即西方或美国的模式,由此进一步推导出现代化的趋同论;瑩(3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所以未能实现现代化,在于这些国家的内在制度结构或文化传统不利于现代化;因此,与西方的接触或西方文明的传播是不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唯一路径。自1960年代末开始,经典现代化理论及其上述主要信条因多种原因受到广泛的批评并陷入困境。借用美国社会学家赵文词(RichardMadsen)的观点,学术范式的更替,是流行理论、可获得的经验性数据和社会舆论三者互动的结果。就现代化理论所面临的困境而言,此时,在理论上,伴随着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失势,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大行其道;就经验数据而言,拉美、非洲和东亚的发展为新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资料;而就社会舆论而言,美国卷入越战及其对这样一个弱小民族的狂轰滥炸,不但导致了战后“美国梦“的破灭,也使得其所推行的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广受质疑,一如韦伯斯特所说,对“现代化理论最激烈的批判,是指责它完全无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自196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化理论开始受到包括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在内的发展理论的强有力的挑战。依附理论主要导源于拉丁美洲的学者对自己国家现代化的研究,他们认为在现今的世界系统中,存在着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中心国家”和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边陲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困境,就是发达国家利用不平等的经济贸易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控制,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技术依附。如此,正是西方国家的发达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而现代化理论所提倡的“西化”过程,自然也就是不发达国家不断被纳入“中心-边陲”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依附过程。 同依附论者大多为拉美国家的学者不同,世界体系论的首创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来自世界体系的中心美国。虽然和依附论一样,世界体系论也是对现代化理论的回应,但与依附论不一样的是:(1)它的分析单位不是国家,而是作为一个单一整体的世界,这个世界由“中心”、“半边陲”和“边陲”三个等级构成;(2)现代世界体系分为三个维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多民族国家体系和多元文化体,其中世界经济体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经济功能体,是政治体和文化体存在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3)世界体系的三级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边缘国家可以通过结构位置的流动而上升到半边陲甚至中心的位置,因此“发展的意义主要就在于如何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发生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巨大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继续为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灵感和想象空间。不仅像伊利亚(GilEyal)和赛勒尼(IvanSzelenyi)等人尝试着通过对匈牙利和前苏联等国的社会转型的研究,建构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而且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有关中国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学术文献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原先处于边缘地位的当代中国研究进入欧美社会科学的主流学术圈,从一个单纯的学术“消费领域”开始逐渐成长为一个“生产领域”。鉴于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中国,都既是人口众多的世界性大国,又都在20世纪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实验中做出过令人惊讶的尝试,同时还构建并逐渐固化了与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庞大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与前述拉丁美洲诸国相比,其所经历的变迁或社会转型过程不可能不更为复杂、更为触目惊心。正是如此,自然使人们深信,“我们有理由认为,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对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尽管中国与前苏联、东欧的社会变迁或转型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根本性的差异。除了政治体系在前苏联发生断裂而在中国依旧延续以外,“在俄罗斯,这一过程是自发的……在中国,这一调整则直接来自上层,因此更为稳健并富有连续性”。虽然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转型吸引了包括伊利亚和赛勒尼在内的社会学家的高度关注,也产生了诸如《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这样的名篇巨制,但从某种程度上说,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尤其是经济独一无二的高速增长,更是成为推动社会科学进步的强劲动力。认真分析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上述历史上每一次巨大的社会变迁一样,具备着普遍的理论蕴含和独特的学术意义。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之所以会具有普遍的理论价值,是与我们一再论述的变迁与社会科学的天然联系决定的。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这种普遍性或普适性:首先,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虽然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运作逻辑,但与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种种大变迁一样,依旧是一种朝向现代性的运动,一如其转型的起点高度计划和集权的苏式社会主义也同样也是对现代性的反应一样。 换言之,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就是与整个世界文明进程背道而驰的“对向车”,中国也并不是整个世界文明的“他者”。考虑到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中国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转型社会”,瑑我们更有理由同时也有必要申明中国社会的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甚至人类文明进程的某种普遍价值。如果这种普遍价值不能获得有力的证实,中国的转型及其经验就只能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例外”,从根本上说我们也就无法真正消解西方文明所鼓吹的绝对普世性。其次,对那些和中国一样具有相似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遭遇的东方世界的各个民族和国家来说,13亿中国人民当下所经历的复杂而剧烈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或许可以为他们未来所经历的嬗变提供一种借鉴或参照。当然,我们申明当今中国所经历的这场大变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变迁可能具有某种普遍意义,并不意味着要用中国人的转型实践代替其他国家的发展实践,也不意味着要在其他国家推广中国转型的经验(就像西方新老殖民者曾经以及还在做的那样)。鉴于发展和转型的多样性,每一个国家哪怕与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相似的国家,在与中国转型或变迁的相似性之外,也一定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因此我们申明中国转型的普遍意义是以承认这种特殊性为前提的。但显而易见的是,申明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或普适性,才能确立这种转型的正当性,并真正破除绝对意义上的普世价值。进一步,中国社会转型所具有的普遍的理论价值,是以这场大转型对社会科学所具有的独特的学术意义为前提的。我们曾经论述过,今天盛行于世的西方文化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多少具有普适价值的流行话语,正是由其所率先经历的那场绵延数百年的独具特色的现代化进程所决定的。 问题只是在,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主义或东方主义,在过度彰显自己的普遍性或普世意义的同时,都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自己所走道路的特殊性。由此,我们不但不回避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而且意识到,如果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没有自己的独特性,它只是西方世界或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过的转型实践的一种变式或重演,那么这种转型也就不会有自己的独特意义,所谓“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也就成了一个伪命题。事实也是这样,在这个世界上不乏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印度),也不乏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的国家(如前苏联和东欧),同样不乏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国家(如印度和埃及),当然它们也都无一例外处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中。但是,既历史悠久,又人口众多,在面对共时态的全球化冲击之时,也在经受历史态的社会转型,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国家,大概只有一个中国。“这种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广泛而深入的变迁,不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独特的,是他们先前五千年的历史中不曾有过的,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也是独特的,是其他民族或国家未曾经历的”。能够想象,以中国社会转型为朝向的社会科学,自然能够从这种转型的独特性中获得同样独特的学术意义。 三、理解变迁: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在论述了现代社会科学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以及中国社会目今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发展的理论蕴含和学术意义之后,接下来我们有必要去说明,如何理解当下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如何通过对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独特解释,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尤其是推进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近年以来,人们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目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深远意义,并且力图通过对“中国经验”的研究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价值和实践品质。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也进一步提出,总结所谓“中国经验”只是这种学术“转换”的可能路径之一,“转换”的另一路径是关照“中国体验”———即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13亿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巨大的震荡,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变化。在我们看来,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应该成为社会科学家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的双重视角,或者说,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经验”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边界清楚的概念,与这一概念具有相似内涵的术语包括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奇迹……,而最初的源头则是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虽然中国学者广受雷默之启发,意识到这有可能是在以资本和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华盛顿共识”之外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但鉴于中国的一切远未定型,因此他们最初相对谨慎地选择了“中国模式”来表述与雷默同样的发展内涵。瑑瑨接着,在进一步的疑虑和批评之下,瑑瑩最终产生了更为中性和谨慎的“中国经验”这一替代性概念。在“中国经验”的概念形成和内涵讨论中,人们逐渐将其视为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的新的发展经验的一部分,而其基本的内涵包括:(1)它不仅仅指“成就”,也包括“教训”,包括走过的发展路程的一切特殊经历;(2)它特别指一些因为中国的特定人口规模、社会结构、文化积淀特点而产生的新的发展规则;(3)它是开放的、包容的、实践中的、没有定型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经验,他尊重其他经验的选择,它不是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建构的,它也不强调自己的普世性,它的存在只是说明统一律与多样性完美结合的可能性。 一句话,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视为,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社会近十几年来在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的发展与教训。如果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转型相比,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所积累的所谓“经验”起码有这样一些特点:(1)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及在其领导下的权威政府;(2)具有较大柔性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因此许多重要的转型或制度变迁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实现的;(3)经济改革的“理性超前”和政治改革的“理性滞后”,也就是说,在市场发生巨大转型的同时,居于主导地位的却仍然是先前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4)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又警惕和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 简单一些,也可以表述为,:“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比较而言,“中国体验”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说“中国体验”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并不意味着要用这一概念代替先前的“中国经验”或其他相似概念。“中国体验”的概念之所以具有新颖性,一方面是指它和“中国经验”一样,也是中国社会这30年的急速变迁或社会转型的结果,因此先前的社会科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关注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则是指虽然它和“中国经验”一样都是变迁或转型的结果,但和“中国经验”相比,“中国体验”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中国社会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人的微观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同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作为1978年开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赋予我们这个独特的时代以完整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如果单单总结“中国经验”而忽视“中国体验”,我们就不可能发现在这场涉及13亿人口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现代化之主体的中国人的精神起了何种作用,他们的欲求、愿望和人格在改变中国的同时又发生了何种改变,表现他们喜怒哀乐的社会心态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潮起潮落,最后,他们的精神世界遭遇过现在又在面临何种困窘和茫然?在近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我们多次陈述了“中国体验”起码应该具备的基本内涵:(1)“中国体验”不同于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它不是中国社会在最近30年中发生的那些结构性或制度性的宏观变迁,而是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2)“中国体验”既包括积极的心理体验,也包括消极的心理体验,前者诸如开放、流动、竞争、进取、平和、包容……,后者诸如物欲、拜金、浮躁、冷漠、缺乏诚信、仇富炫富……,人格的边际化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恰是中国体验的最重要特点,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中国体验本身就是变迁的一种精神景观;(3)“中国体验”虽然是一般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社会都可能出现的人格和社会心理嬗变,但却因为中国特定的人口规模、转型前后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差异、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变迁的速度之快而带有一般的精神嬗变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社会心理学家对人类精神世界嬗变的研究具有了全新的意义;(4)虽然中国体验具有独特性,但并非就不具备某种程度上的普世意义,也就是说,这一“体验”对其他民族或国家尤其是剧变中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具有借鉴意义,一部分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复制,而反映到社会科学中,即能够像石之瑜所说将中国研究之成果与“人类普遍性的行为律则相衔接”。 如果确实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而对变迁的理解又与社会科学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就是关注变迁的路径及动因分析的社会科学本身,那么通过对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的研究就不但能够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而且从根本上说也是实现社会科学中国化的一次天赐良机。众所周知,有关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努力并非始于当代。早在上个世纪20-40年代,中国第一代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如孙本文、吴文藻、潘光旦、陈达和费孝通等人,在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时,就产生了使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适用于中国社会即使之中国化的具体设想,他们并且为实现这一设想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可以说,当时提出中国化的设想,既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且不断接受西方文化后产生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又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包括社会科学知识在内的西方文化、作西方文化传声筒的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这种设想的提出前提是,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两面性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既不但了解了作为西方现代性产儿的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普适性的一面,同样也了解了它的非科学性和特殊性的一面。此后,在1970年代因反对美国学术霸权而兴起的“本土化”浪潮中,台港地区的社会科学家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并因此影响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的走向。 尽管我们承认今日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运动与上述中国化或本土化运动有着某种前后一致的学术继承关系,今天讨论的诸多主题如社会科学知识中国化的必要性及基本路径在1930年代和1970年代也都已有所涉及,但我们还是需要说,由于1980年代以来席卷整个世界的全球化运动和中国社会独特的转型实践,既加深了社会科学中国化的紧迫性,也为最终实现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先来看全球化浪潮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影响。就紧迫性一方而言,尽管100多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在接受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西方文化的时候,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研究的主体性问题,但显然1980年代后当人们面对以中国为客体或知识构成的海外中国研究时,这种主体性或对主位立场的欲求会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如果说30年前台湾的叶启政教授就直言不讳:“中国社会学所具有的‘移植’和‘加工’性格,就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那么,今天像刘东所说的“读着‘洋书’去认识中国的场景”自然更令人难堪。而就可能性一方而言,由于全球性的生产和市场体系的形成,促进了不同国籍的研究者在全球范围内的“跨界”流动,这不仅“动摇了原本欧美学者观察中国时为自己所预设的客观基础”,而且也有可能使中国学者通过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研究,了解社会科学知识的非普适性的一面,这都有利于社会科学及其知识体系的中国化。 再来看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影响。就紧迫性一方而言,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涉及面广,原有体制的刚性十足,现行改革的均衡性不够,中国的改革或社会转型已经进入矛盾多发期或“深水区”。我们曾经论述过,因为人口众多和素质不高、基础设施落后、资源有限以及政府管理能力欠缺和执政理念落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所遭遇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比如人口膨胀、贫困失业、贫富差距、环境污染以及越轨与犯罪)与西方世界曾经遭遇的问题相比,在性质上是相似的,在程度上可能更为严峻。现在,无论是巨大的成功还是严峻的现实,都向社会科学提出了挑战,要求这样一种现代知识体系能够解释中国经验的利弊两面。同样,就可能性一方而言,也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以及某种程度上对与我们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的普适意义,第一次赋予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以现实的可能性。我们以为,无论在1930年代的大陆,还是在1970年代的港台,两度社会科学中国化或本土化运动所以最终都未能成功,并不是倡导者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社会的传统与西方世界现实的巨大差异,而是受单线进化论的影响,研究者们根本上都以为中国的发展进程就是不断克服这种差异、最终实现西方已经实现的现代化的过程。如此,几乎所有的讨论者都着眼于如何用西方的“普适”理论去说明中国的特定“异例”,而很少有人去思考如何用中国的“异例”去修改西方的理论,或者从中国的“异例”中挖掘带有某种普适意义的新的理论。正是从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其对人类社会所可能具有的独特意义而言,对转型的学术关照不仅为锻造中国社会科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而且或许也能够使这场转型避免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或GDP堆积,从而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提升这场巨变的精神意义。 作者:周晓虹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类社团的管理 一、运用和谐管理理论加强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意义 (一)和谐管理理论概述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为了应对组织内外不确定性的环境,1978年以来,我国学者席酉民及其研究团队对和谐管理思想进行研究,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和谐管理理论已经逐步构建为以和谐主题、和则、谐则等为优秀概念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1.和谐管理的含义管理活动总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或者为了完成特定任务,特定的管理问题或者任务受到组织目标、资源、成本与时效要求等内外环境的约束。和谐管理是指组织为达到其目标,在变动的环境中,围绕和谐主题的分辨,以优化和不确定性消减及利用为手段提供问题解决方案的实践活动。其中,和谐主题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中,在人与物要素的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组织问题。在这一新认识论的指导下,和谐管理将放弃传统管理理论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的基本框架,而成为紧密依赖于环境的“围绕和谐主题的问题解决学”。2.和谐管理的基本内容(1)和则与谐则和则与谐则是和谐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则”是从“和”概念派生出来的一套人嵌入组织的规则或主张。它们是用来应对组织中“人的永恒的不确定性”的专门装置,以调整人际间的“共处”,人群间的共处,乃至组织间、组织与社会间的共处。“规则、契约、文化、舆论、社会观念等等”是这些装置的现实对应物。“和则”主要是为了不确定性的消减。“谐则”是指任何可以被最终要素化的管理问题,都可以用“数学模式/方程”在给定的资源约束条件和目标下去追求结果的最大化。它可以是结构,也可以是过程或流程,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其主要特征在于确定性中的效率问题(即优化性)。和谐管理理论的双规则,是指“优化设计”与“人的能动作用”。“优化设计”是通过设计符合系统内在规律的人的行为路线,物的有效配置,使得系统更为协调与匹配,表现出更高的秩序,类似“谐”。组织中人的“和睦、融洽、同心共济”是发挥“人的能动作用”的前提,类似“和”。因此,和谐管理理论把“优化设计”对应“谐”,把“人的能动作用”对应“和”。于是,把“谐则”界定为“优化设计”的机理、规律、主张等,把“和则”界定为“人的能动作用”的机理、规律、主张等。(2)和谐机制和谐机制是指“和则”与“谐则”围绕和谐主题的机制,是“和则”与“谐则”耦合后形成的能反映组织内在规律且具有对环境应变能力的机制。“和”是指人及人群的观念、行为在组织中的“合意”的“嵌入”;“谐”是指一切物要素在组织中的“合理”的“投入”。只有当两者的共同作用构成“为实现组织目标而进一步确定性和优化性”的必要时,“和谐主题”才成为具有真正意义的管理问题,如图所示。在这一过程中,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均会或应该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和则、谐则变化可能是阶段性的;和则、谐则曲线表示,和则、谐则无论如何变化一定是围绕“和谐主题”的变化而变化。图1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关系图 (二)运用和谐管理理论加强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意义 和谐管理理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对于组织管理的认识途径,不是已经疲于解释管理现实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而是组织在“和谐主题”下的“问题的解决”,而“优化”和“不确定性消减”的并置,使和谐管理理论解释力的广泛性达到了传统理论所没有的高度,因而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它对于社科类社团管理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是社科类社团创新发展的需要。面对当今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性的和知识类组织自身发展的不确定性。如果社科类社团要发展,就必须从现有的管理思维、方法和机制上予以突破。2004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要“转变管理方式,增强活力,壮大实力,形成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强的运行机制”,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要求,“和谐管理”理论是在当前形势下提出来的经实践证明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是综合普适性和局部性管理原理的管理理论,运用和谐管理理论是社科类社团管理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发展。二是发挥社科类社团自身优势,激发活力的需要。大多数社科类社团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多年来社团组织领导和活动计划开展已形成了依靠业务主管和管理单位的惯性思维,独立自主能力差,活力不强。面对复杂多变化的外界环境,利用和谐管理“和则”原理,才能充分调动社团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起“和谐管理机制”,形成管理效率和绩效,激发社团活力,提高应变能力,才能迎接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挑战。三是优化社科类社团发展环境的需要。社科类社团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当地党委、政府的智囊团和思想库,成为公共事业管理的主力军,成为社会压力的“减压器”和“缓冲阀”。但自身各项服务社会功能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适应社科类社团发展的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只有通过和谐管理的“谐则”原则科学建章立制,才能充分激发社科类社团活力,为构建和谐社会作更大的贡献。 二、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球性社团革命”,各类社团迅猛发展。受其影响,我国各类社团曾出现快速发展的态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6年底,在民政部登记的全国社科类社团数为68639个,其中:部级社团557个,省级社科类社团4842个,市(县、区)级社科类社团63240个,占全国社会组织总数的26%,占全国社团总数的48%。社科类社团发展规模与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社会科学的强与弱密切相关,其占社会组织总数的比例不尽相同,大体在20%-30%之间。从中央、省、市、县社科类社团分布情况来看,是呈金字塔状态,越往下社科类社团数量越庞大。但是,由于过去一段时期内,我国社科类社团重数量扩张、轻社团质量提高,重发展规模、轻监督管理,重业务联系、轻法规培训,致使社科类社团出现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 (1)社科类社团对党委、政府和业务主管单位有依赖性思想。改革开放后,党委、政府逐渐从一些具体的社会事务领域退出,鼓励和支持一些社团建立和并承担一部分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由于这类社团是由上而下从原党委、政府部门中分离出来的,原来的行政性运作方式的惯性作用太大,致使一些社科类社团保留着较浓厚的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社团行政化”特征仍然相当明显。一是社科类社团有的是原党委、政府的翻版机构,承接着某些政府工作职能,对所属成员有强制性的管理权;二是社团大多数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其正式工作人员基本来自党委、政府部门,有国家公务员的身份和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三是经费来源于原党委、政府的拨款或行政性收费,其业务多来源于指定,其活动宗旨主要是对党委、政府负责,而不是主要为其成员提供服务。如一些地方的一些政法或司法系统的学会或协会就是如此。正是这些“社团行政化”特征,导致社科类社团对党委、政府和业务主管单位产生了依赖性思想,也不利于社团学术研究独立性的发挥,其先天的不足十分明显。 (2)社科类社团干部思想观念习惯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团运行方式开展工作,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办社团的办法不多,思想不解放,自我发展能力不足。 (3)社科类社团联合攻关能力不强,学术资源、人才资源整合不够;精品力作与传世之作不多,学术成果转化性差;围绕中心,把握大局,服务当地党委、政府决策力度不够。 (4)社科类社团干部队伍建设滞后,部分社团存在人员结构不合理、素质不高、后继无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从事社团工作的专职工作人员和有能力推动社团工作发展的高级人才。 (5)有些社科类社团背离学术性社团宗旨,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出现经济方面的问题。 (6)社科类社团组织管理工作不到位,自律性差。有的社团内部议事规则不完善、财务管理不规范、章程履行不到位,存在无章可循、有章不循的问题;挂靠单位对社团的管理和指导不力,社团活动随意性较大,存在管理弱化的问题;社团凝聚力不强,过分松散,社团业务主管单位对其管理不严,存在管理失控的问题。 (7)管理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由于法律上没有明确各级社科联对社科类社团的管理地位,国家没有成立中国社科联,地方社科联尤其是县级社科联组织不健全,部级社科类社团和一些市、县级社科联分散在多个不同的业务主管单位,一些业务主管单位因为忙于自己的主业,往往没有精力或不愿意对挂靠的社团进行监督和管理,从而造成一些社团各成体系、独自活动、管理不到位、违法违规问题时有发生,这种对社科类社团的方向把握、科学管理、组织协调、学科建设、整合资源是极为不利的。 (8)社会支持不力。社科类社团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应有认可,社团得到社会资助和捐赠不多。更缺少像国外一些由具有雄厚经济基础的基金会支持的有重大成果和影响力的社团组织。从以上情况综合来看,社科类社团发展面临着主要是自身发展思维有待进一步改变和制度、机制有待进一步建立健全的问题,可见,要实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远景目标,应该根据当前形势和要求,运用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提高认识,加强党对社科类社团的领导,进一步规范社团管理,整合人才资源,促进社科精品成果产出,为繁荣发展哲学社科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三、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我国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做了出一系列战略部署。中央接连下发了多个重要文件,推进科学管理,健全完善包括组建县(区)社科联组织等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强调要进一步“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坚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发扬学术民主”等方针,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抓机遇,转观念,夯基础,求发展”成为了当前社科类社团发展的和谐主题。如何运用和谐管理理论特别是“和则”和“谐则”思想规范我国社科类社团管理对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工作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和则”的分析及对策建议 1.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和则”与“和谐主题”一致性分析“和则”与“和谐主题”具有一致性。“和则”适应“和谐主题”是其内在的要求。目前,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中的“和则”主要体现在:一是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各级省委、市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战略部署,各级社科联领导班子得到了优化、社科类社团活动经费得到了补充,“两会”委员的社科专家代表数百分比得到增加,党委、政府的决策也注意听取和采纳社科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二是社会学术氛围日益浓厚。中央一些新闻媒体、网络,纷纷开设学术专栏、专版;在网络媒体上开设学术理论网站,如:中国社会科学网、人民网理论频道、求是理论网、新华网理论频道网等。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术研讨会、咨询论证会比较“热”,广大社科工作者积极参与学术观点、学科体系、科研方法讨论与创新。一些高校在开设公共管理课程中,将社团问题作为专题进行研究,一些有关社团管理的教材相继出现。三是社科人才不断涌现。一些中青年学者积极参加社团活动,越来越多的实际工作者、青年理论人才加入到社科类社团,其中不少教育科研单位的党政领导和企业家也直接参与社团的领导工作和学术活动。 2“.和则”适应“和谐主题”发展要求及对策建议“抓机遇,转观念,夯基础,求发展”的和谐主题对“和则”要求是:党委、政府重视,社会扶持,自我发展和自律意识强,活力旺盛。“和则”的现状和前面提到社科类发展存在的问题来看,社科类社团要适应新形势发展,必须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建立激励机制,形成团结和谐、开拓进取的发展局面。一是形成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文化氛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对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支撑与引领作用。社科类社团是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又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战线。社科类社团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以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创新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二是树立大局和时代意识。(1)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各级党委宣传部要将各级社科联工作纳入宣传思想战线工作之中,总体规划社科联的工作,加大对社科联工作的指导力度。社科类社团在开展学术研究、理论研究、科学普及过程中,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自觉用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思想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自觉抵制意识形态渗透,防止发生色变,成为主流意识的捍卫者。(2)按市场规划营作意识。社科类社团必须要抛开依赖政府、行政化发展思想,创新思维,独立自主,运作市场化。社团要正确处理好营利与非营利的关系,防止别人打着社团旗号谋取私利,严重违法违纪。三是建立建全激励机制。设立“国家最高社科奖”及相应省、区级奖项,填补社会科学奖励体系的空缺,进一步激励广大社科工作者勇攀社科研究高峰。各社科类社团也从自身特点出发,进一步设计和形成学术成果转化、评价、奖励机制,鼓励多出人才和精品。 (二)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谐则”的分析及对策建议 1“.谐则”与“和谐主题”的一致性分析“谐则”是“和谐主题”实现的重要形式。“谐则”是“和谐主题”发展的对策性要求。目前,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中的“谐则”主要体现在:一是实行分级、双重负责管理体制。社科类社团既有全国性(中央级)的,又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级的、地市级的,更有县(市、区)一级的基层社团。各级社科类社团在法律上各自独立,不存在隶属关系,各自接受业务主管部门的管理,但在工作上,上一级社科类社团对下一级有指导关系。(1)分级管理体制。部级社科类社团分别归口各自的业务主管部门,地方社科类社团则在归口各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时,按行业统一归口到各级社科联,成为社科联团体或直属会员。(2)双重管理体制。即是登记管理机关与业务主管单位采取的双重管理体制。业务主管单位侧重日常业务管理,登记管理机关主要进行登记管理和执法监督。从各省、市、县社科类社团运行看,各级社科联是各类社科类社团的业务主管部门。二是建立了章程和制度。社科类社团《章程》规定,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是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领导本社团开展日常工作。一些理事人数较多的社团还设立了常务理事会。一些大型社团还设立了分会、办事机构。制定了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如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民主议事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年检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绝大多数社科类社团能够坚持依法办会,按制度办事。三是形成了学术理论研讨、课题研究和服务社会氛围。社科类社团成立的宗旨一般是以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学术活动为己任的,把学术性是社科类社团的首要任务。随着学科分类不断丰富,社科类社团学术研究成果益见丰硕;开展公益性的科普、政策咨询、扶贫帮困活动,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素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做了很多工作。 2“.谐则”适应“和谐主题”发展要求及对策建议我国社科类社团的发展还处在初始阶段,还没有进入全面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社会各界对社科类社团的认同也还处于较低认知阶段。这种情况恰恰反映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的社科类社团与发达国家的社科类社团相比,还非常稚嫩、非常弱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的非营利组织也曾经历过这一阶段。以美国为例,依然有大约31%的非营利组织是在政府的财政扶持下开展各种活动的。尽管我国社科类社团的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但随着社会组织结构的深刻变化,社科类社团的发展是呈上升趋势的,发展的空间日益广阔,前景看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及时跟踪社科类社团发展态势,切实从体制、机制入手,坚持培育发展与管理监督并重的方针,将党和国家关于社科类社团建设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一是建立健全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工作机制。(1)学术研究和交流机制。营造科学发展良好的学术环境,吸引、凝聚不同学科领域专家学者为当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服务。(2)服务民主决策机制。各社科类社团要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大局,整合科研资源,组织重点攻关,抓好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课题研究现实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也要积极面向企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开展咨询服务工作,增强社团发展后劲。(3)服务公共文化机制。社科类社团要常态化的组织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参与公共文化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食粮,充分分享文化建设成果。(4)学科管理体制。重视学术型社科类社团在推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吸收具备条件的社科类社团中(会长)知名专家学者进入国家学科建设管理体系,组成建设委员会,通过组织学术研究活动,组织重大课题研究,开展优秀成果评奖,推动学科发展。二是组建国家社科管理系统。实行统一管理,将社科类社团登记管理和业务指导职责由各级社科联统一组织实施。法律应明确授予各级社科联组织对本级社科类社团的管理权限,具体负责社科类社团的申请登记和业务管理,。要适应形势发展成立中国社科联组织,具体对部级社科类社团实行统一管理,具体指导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科联的工作,统筹规划社科类社团的发展,形成自上而下的完整组织管理体系。三是实施精神产品购买政策。政府要加大扶持社科类社团力度,出台购买精神产品的具体措施,比如:实施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购买政策,主要用于社科类社团组织的公益性讲座、政策咨询、社科普及、研究成果评价、扶贫帮困等;实施重大课题招标购买政策,鼓励社科类社团参与竞标,对中标者给予资金支持等等。四是完善社科类社团政策法规。比如:实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制度,褒扬社科类社团的真善美,揭露违法违规行为;允许和鼓励公民、特别是捐赠人对社科类社团的章程、组织机构、活动情况和财务管理等相关情况进行了解。增设“监事会”,负责监督社团资金运行情况,使社会团体活动设计、活动开展严格在法律框架内运行。出台《我国社科类社团管理办法》单行法规,围绕社科类社团的目标定位、财务管理、人才培养、税收政策、社会捐赠、社会保障、监督惩罚等具体问题,制定配套的法规体系,使社科类社团尽快融入法制社会轨道,依法依规规范运行。 作者:廖翔单位:桂林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中的评价意义 1语料与方法 本研究使用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方法,结合样本定性分析方法,具体操作步骤如下:(1)收集2008年至2010年3年间来自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应用语言学4个学科的社科论文30篇,组成字数约30.9万字的小型语料库(其中教育学8.09万字;心理学7.41万字;社会学7.21万字;应用语言学8.19万字)。论文收集主要根据学科内部专家推荐在本学科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刊载实证性研究较多的学术刊物。这些论文均为实验性报告论文,由简介、方法、结果和讨论4部分组成。然后,对论文进行必要的加工,删除有关作者的信息以及论文的附属部分,如摘要、致谢、作者简介、参考文献、注释等。另外,用EXPRESSION代替论文中的公式;图和表用CAP-TION代替。最后将每篇论文中的简介、方法、结果和讨论部分剪贴组成新的语料库(其中,简介部分7.31万字,方法部分5.29万字,结果部分7.09万字以及讨论部分11.21万字)。(2)运用软件AntConc3.2展开词频统计,生成出现频率大于(含等于)60的词汇(这意味着这些词汇在每篇论文中出现的次数大约为60/30=2次),最后所得词汇总数为401个。(3)对上述词汇逐条分析,剔除不包含评价意义的词汇(如一些介词、代词和冠词等),最后得出含有评价意义词汇128个。其中主要为形容词,兼顾其他词性如名词、副词和动词等,形成了语料库中出现频率大于(含等于)60的评价词汇表。(4)运用评价参数方法,对上述词汇进行分类,具体情况参见表1。我们重点考察总频率数最高的4种评价类型,即优劣性、相关性、新颖性和规模性评价。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考察所有的评价词汇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因为所涉及的语料库数据较大;其次,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比较不同学科和论文内部的评价特征,使用出现频率最高的4种特征也是可行的,因为前4种类型的评价占所有评价频率的54.46%,超过一半。前4种类型的评价词汇及其出现频率参见表2。表2中的词频是指该词在语料库中出现次数,而“频率”是指该词在语料库中充当评价意义的次数。 (5)对表2中的词汇进行同义和反义词转换或者词性转换,生成表3。这里,只需对表2中部分词汇进行转换,因为表2中有些词汇本身具有同根、同义或者反义特征,不需要进行此类转换。之所以要生成表3,是因为这样能够更为全面地收集语料中所包含的4种类型的评价词汇,而这些词汇可能没有出现在表2中。(6)运用语料库软件中的语境共现(concor-dance)和搭配(collocation)功能,结合定性分析,对表2和表3中词汇的上下文进行细读,删除评价词汇的非评价功能的实例,如词汇new如果出现在NewOrleans中,就不具有评价功能。主要包括:1)专有名词,如NewJersey,GreatBritain;2)惯用法或固定短语,如oldword,generalmanager,aswellas;3)同(多)义词,如keytothelock,thisno-vel.所得部分词汇充当评价功能的频率,见表中的频率栏。(7)排除非评价意义词汇现象之后,逐一统计各种评价类型在不同学科和学科论文内部不同部分(IMRD)中的分布,比较4个学科中评价类型分布上的差异;比较论文内部4个组成部分评价类型分布上的差异。所得结果参见表4和表5。 2结果与讨论 我们将表4和表5中4类评价词汇在学科论文和论文不同部分中所出现的频率与各个部分的词汇总数结合起来,得出4类评价词汇在各个学科和论文各个部分中的万字比率,参见表4和表5的万分比栏。然后,我们依据两个表中的万分比数据生成图1和图。可以看出,4种评价类型在4个学科中出现的频率各有不同。其中,使用评价最多的是教育学,其次分别是应用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这可能与学科本身内在属性、研究对象和知识结构有关。一般说来,如果一个学科的理论比较成熟,研究范式或者分析方法比较一致、规范,那么该学科的学术论文中使用的评价手段或者说评价词汇的频率较低;否则,则相反。如自然科学论文中所使用的评价词汇和手段要低于社会学或者人文科学,就是因为后者研究对象更为复杂,而且学科内部理论知识尚不稳定,尚存争议,研究界限尚未完全厘清,仍然存在很多探索性和未知性,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得不通过各种评价手段来达到说服读者或者同行作者的目的。Cole曾经指出,一个学科内部一致性越强,所使用的评价或者评价词汇越少(Cole1983)。图1说明,相对来说,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比教育学和应用语言学更为稳定,也就是说,它们的知识界限更为明晰,研究范式更为成熟稳定,所使用的理论更为成熟。 另外,从这4种类型的评价分布来看,社会科学论文中的相关性评价和优劣性评价要远远多于规模和新颖性评价。这表明,社科论文作者更加愿意对于研究的质量和研究的重要性或相关性进行评价,而不是过多地评价研究的规模和研究的新颖性。这体现了学科论文所倡导的价值观,学者更为看重的是学术中的质量,而不是开展研究的规模。从词汇出现的频率看,社会科学中4类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大约为每一万字50个左右,与Giannoni的研究比较,他得出的数据要略大些,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所考察的词汇数量较少。Grape&Kaplan认为,“作者在学术论文语篇中使用多种方式来表达礼貌,已经达到说服和评价的目的”。这些不仅可以与学术论文的权威建立稳定关系,而且可以预防来自同行研究者的批评和攻击。 从学术论文内部看,讨论和简介部分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要高于方法和结果部分,这也正好体现出这些次语类本身的交际目的。对于学术论文中这4种次语类的特征,Hyland指出,对简介部分的研究表明,简介部分的3个目的分别是建立研究领地,指出研究空白,占领研究领地。这就意味着,学术论文作者将会充分利用各种修辞策略来避免对他人的研究提出挑战,或者尽力维护语篇社区同行的面子,评价他人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对讨论部分而言,Hyland也指出,这一部分将对结果部分的数据进行解释,也是学术论文中最具说服力的部分。讨论部分始于对结果的陈述,接下来将会对结果进行评价,其目的是从结果中小心谨慎地提炼出论文的主要观点,并试图从其他文献研究中寻找支持其观点的证据。至于结果和方法部分,方法部分只是直截了当地描述数据的收集过程、实验使用的材料以及程序,为的是其他研究者可以复制研究过程。结果部分是论文的优秀部分,它主要通过所获得的数据来说服读者接受数据的有效性;当然,有时也对数据进行必要的陈述和解释。因此,这两个部分在社会科学论文中使用的评价词汇相对较少,评价特征相对不明显。用Swales的话说,“对作者来说,简介和讨论部分是论文中最容易产生麻烦的部分,主要原因就是这两部分所具有的人际特征、所具有的阐释性特征”。 3结束语 评价体现社会科学论文中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情况,劝说同行专家接受其观点,同时避免冒犯前人研究的一种努力。借助建立小型语料库和相关语料库语言学方法,本文描述了4种社会科学论文中的评价意义特征。从评价词汇的使用来看,教育学和应用语言学评价词汇频率明显高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从学科论文内部来看,简介和讨论部分的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也高于方法和结果部分,这样正好体现了各个部分的交际功能和语类特征。本研究无疑为学术研究人员和学生的论文写作提供语言学理论指导,加深其对科学论文的理性认识,提高其写作能力。当然,后续的研究还须要增加更多的学科,扩大语料库的规模。另外,对评价的研究也应该结合评价对象、评价来源进行细致描写,当然也可以从积极和消极评价的角度进行进一步的区分和比较。 作者:郝向利单位:宁夏医科大学 社会科学论文:高校在社会科学普及中的作用 一、新媒体时代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 1.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幸福观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社会转型、经济转型和各项改革开放事业深入推进,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等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消极、抱怨的声音不绝于社会各个层面,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就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时期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直面和解决这些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发挥自身学科优势,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针对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拿出有针对性、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为百姓解疑释惑,使全社会建立起符合我国社会主义要求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 2.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的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要实现文化强国之梦,不是依靠少数人就可以将国家的文化做强,而是要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础性、优秀性的因素。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始终坚持“普及人文知识、传播人文思想、弘扬人文精神、提升国民素质”的科普工作宗旨。 二、新媒体环境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新特点 1.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互动性、开放性和平等性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信息传播过程中的选择性和匿名性大大增强,使社会科学普及对象的主体性凸显和理论权威性弱化,交互性成为社会科学普及的显著特征,受众不但随时收听、收看传播内容,而且能够通过新媒体技术随时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与传者或其他受众产生互动,因此其开放性、平等性更强。 2.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广泛性和辐射力新媒体技术可以海量存储,所以它的传播内容信息量大且丰富。如登陆国家图书馆在线视频就可以随心所欲观看828讲座,内容涵盖哲学、文学、历史、经济等许多方面。而且,新媒体的超时空、全天候性,有利于社科普及工作的经常化;新媒体的等时共享性、即时播发性和快速传播性,也将大大提高社科普及工作的效率和辐射力。 3.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针对性传统的社会普及工作由于社会群体存在不同的学习需求、不同的阅历和文化水平,所以无法有针对性地开展社科普及。而新媒体技术使受众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爱和感兴趣的内容进行学习,可以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要,这样社科普及的针对性更强,普及效率更高。 4.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大大降低了社会科学普及的社会成本传统社科普及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普及对象的范围还有限,普及时效性也较短,同样的普及内容面对不同的对象还需要重复组织、社会成本高、效率低下。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社会科学普及效率大大提高,成本却大大缩减,而且通过新媒体技术还可将普及内容反复使用,扩大了传统社科普及成果的影响范围。当然,新媒体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社科普及工作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第一,新媒体增大了舆论管理、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控制的难度;第二,新媒体传播方式对社科普及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第三,新媒体传播方式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转变传统的普及工作理念和思维。 三、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在社会科学普及中的作用 1.高等学校有着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所需的丰富资源在人力资源方面,目前高等学校仍然是我国科学研究的主力军,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和立项数分别为28678项和3826项,其中高校系统均占比86%。高校除了拥有强大的社科研究师资力量,还有朝气蓬勃、富于创新的年轻学子。带有科学普及性质的开放、多元的泛科技兴趣社区,并提供负责任、有智趣的科技主题内容的网站———果壳网的创始人姬十三,在2004年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开始撰写科普文章,2008年在复旦大学读博士期间即创办了果壳网的前身科学松鼠会,果壳网目前开设了MOOC学院、流言百科等栏目,涵盖了科技、人文、娱乐、生活等多方面的科普网站。到2012年11月,该网站每月有600万用户访问,拥有1000名科学作者,在新浪微博拥有近60万粉丝。在物力资源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65所高校拥有自己的博物馆,还有众多的科技馆、文化馆。如大连大学博物馆是大连大学实现多学科文化素质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促进人文素质教育与科学素质教育的有机结合的重要载体。博物馆于2004年9月正式挂牌开馆以来,现已分别被辽宁省、大连市认定为“辽宁省科学技术普及基地”、“大连市优秀科普教育基地”,2006年10月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高校虽然拥有开展社科普及活动的优势,但普遍不够重视,因此需要处理好社会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的关系。社会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科学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产品的供给端,处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上游。社会科学普及则是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处于社会科学研究下游,是消费端。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方式主要有:第一,公开,出版著作,在报纸、网站等发表文章,通过读者的学习而吸收转化。第二,为政府、企事业单位等提供资政报告、研究决策等。这两种是目前高校主流的科研绩效考核评价指标,专家学者普遍重视。而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在高校中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很多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没有被公众了解和掌握,科学研究的价值无法最终得到实现。由于社会科学的价值主要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来实现,所以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具有长期性,并且是不可或缺。只有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的科研工作不断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我们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才能欣欣向荣、永葆生机。 2.高校有着开展社科普及工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交锋之际,中国的大学也应该拥有自己的声音2010年11月1日,网易推出了“全球名校视频公开课项目”,首批来自于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内容涵盖人文、社会、艺术、金融等领域共1200集课程上线。用户可以在只要有网络的地方随时随地免费观看这些世界级名校的公开课课程,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这些集西方发达国家最高水平的哲学社科类课程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意识形态的烙印,在这个平台上,作为我们国家社科研究工作者有义务和责任来展示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 3.各级政府和教育、宣传主管部门应加强对高校开展社科普及工作的引导和支持力度在传统观念中,高等学校开展科普宣传工作有大材小用之嫌,教授、专家更多关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开展有深度的科学研究,认为科普更多则是科普工作者的事情,他们只是偶尔为之。而从民国时期的张元济、叶圣陶、丰子恺等大师亲自参与撰写的小学课本至今畅销不衰可以看出,用最浅显的文字写最重要的文章,很多时候是非大家所不能为的。从2012年开始,教育部社科司面向全国著名学者、教育部社科委委员、承担过部级及教育部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等知名专家设立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两年来先后资助了75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厉以宁、温铁军,顾明远等耳熟能详的专家学者的名字。辽宁省、大连市社科联从2004年起组织在连高校、学会等单位,于每年五月举办“社科普及周”宣传活动,已成功连续举办十一届。各级政府部门适时调整相关政策,鼓励高校的教授、学者走向社会,为人民群众普及社科知识。这些政策包括借鉴教育部社科普及专项基金的办法设立省、市社科普及专项课题,选取对此工作有兴趣的教师,在其研究的专业范围内、在课题进行阶段完成一定量的讲座等科普活动。另外,在省市各级社科进步奖的评选中,也可专门划出几个名额向优秀的社科普及读物倾斜,鼓励教师在这方面能出精品。 4.应充分调动社会中的社科普及资源,利用高校优秀人才,结合新媒体技术,创新社科普及新模式如,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国图讲座,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文津街七号,一流学者的公益性学术讲座,就启迪了众多年轻学子,使他们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现在国家图书馆利用国图网站开设了在线视频讲座,主讲人或为德高望重、岳峙渊清的学界前辈,或为风华正茂、学术精到的学术中坚,均为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深入浅出地讲授他们毕生研究的菁华。截止目前,已推出文津论坛、中国典籍与文化等系列讲座共828部,其水平之高、范围之广,使如此优秀的文化盛宴为大众所共享。又如,大连图书馆的白云书院,从2000年8月创办至今已有13个年头,截止2013年8月底,已经成功举办了传统文化、寻找大连记忆、“开卷”市民读书会、市民文化系列、视频讲座5个系列一共75场讲座。再如,大连市甘井子区图书馆利用其先进的设施条件也定期开展外语角、文化大讲堂等活动,尤其是针对少年儿童和家庭教育的热点专题开展了系列讲座,深受家长和学生欢迎。 5.新媒体也应与传统媒体相结合,优势互补做好社科普及宣传工作媒体不仅仅是信息,还担负着宣传的任务。因为新媒体技术具有传播迅速、信息量大、交互式等特点,而传统媒体则能够提供足够的信息源,两者可以形成互补。目前,包括中央电视、各省级电视台都拥有了自己的微博、微信和客户端。曾被称为弱势媒体的广播媒体现在因为利用新媒体技术,不再靠单一声音传播,也不再“稍纵易逝”了。由于借助新媒体非但能够与其他媒体竞争,而且还有一定的优势。如大连广播电台的“爱家新主播”,是一档以健康营养和医疗服务为主,以科学合理的方式引导公众理性消费的生活服务性节目,兼顾家庭生活、社会心理、教育成长、人际关系等内容。该栏目就充分利用微博、微信和微信平台等新媒体技术,广泛与听众互动,及时了解听众动态和社会热点,同时定期邀请高校、医院等专家学者举办听众见面会,使该栏目办的有声有色,成为大连早间最受欢迎的生活资讯类节目。 作者:李杰罗洪单位:大连大学人文社科处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图书馆服务的建议 1构建图书馆联盟走共生发展之路 我国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大都隶属于不同的社科研究机构,着力于为本单位的社科研究提供信息服务及保障,而不面向社会。加之受条块分割的体制制约,图书馆各自为政,馆际间缺少必要的协调,致使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表现出小、散、弱的整体特征,其目前的实力状况与高校系统图书馆和公共系统图书馆相比较均差之甚远,面对当前信息环境变化以及用户信息服务需求的提升,图书馆大多强调提升竞争实力,以实力促发展。然而,基于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现实状况,如果单纯地着眼于增强本馆实力,期望通过提升本馆绝对竞争能力满足读者需求,实现事业发展,理论上有其合理性,其目标和结果却难以在实践中得以实现。共生(Symbiosis)原是生物学的概念,指不同种属按某种特质联系而生活在一起。1998年,袁纯清将生物学的共生学说创新成为社会科学的共生理论,他将共生定义为: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共生的本质是共生单元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以弥补单一单元在功能上的缺陷。在互惠共生关系中,各共生单元之间产生能量和利益的交换并实现能量增长与共同进化。图书馆联盟是指以若干图书馆为主体,联合相关的信息资源系统,根据共同认定的协议和合同,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工作程序,通过一定的信息传递结构,执行一项或多项合作项目的联合体。资源共享、利益互惠是图书馆联盟所要达到的目的。图书馆联盟作为一种合作性组织,正是众多原本分散自治的个体图书馆(共生单元),为适应今日社会生存环境的改变而选择的一种最佳共生模式。通过联盟的建立,形成图书馆之间以及图书馆与相关知识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实现互利互惠的共赢策略,致使联盟成员的竞争实力得以整体提升。 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生物圈中的一员,从直观上看,他们之间必然也存在着共生关系。因此,基于共生理论的基本原理,联系当前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现实状况,我们认为,在图情服务事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大背景下,面对科研创新的全方位、高品质信息需求,我国的社科信息服务应尽快打破馆际壁垒,谋求构建区域性图书馆联盟,走信息服务事业共生发展之路.通过馆际合作、资源共享,利用联盟优势最大限度地满足科研需要,实现事业发展。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谋求构建互利互惠的图书馆联盟,走共生发展之路,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发展困境,同时亦可与其他共生单元(参与联盟的其他类型图书馆)一起更加有力地推动我国信息服务事业的整体进步与发展。 2设计合适路径以践行信息服务的先进理论研究成果 作为我国科学与专业图书馆的成员之一,开展文献信息理论、方法和现代化手段的研究也是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一项重要任务,带头践行与推广这些先进的服务方式自然也是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天,面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文献信息工作理应走在科研工作的前面,有效发挥耳目、尖兵和参谋的作用,广、快、精、准地提供信息服务。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需要认真分析、研究自己的专业化特点,适时推出适应时展、符合创新需要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利用先进的服务手段和服务措施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建立更为强大的信息服务支撑。近10多年来,有关信息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创新的研究不断迈向深入、走向高潮。虽然各种观点见仁见智,但现代化图书馆的建设方向、服务内涵、服务特征、服务目标已基本清晰,学科馆员制度、个性化服务、虚拟馆藏建设等先进服务方式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然而,综观全局,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服务创新实践却远远落后理论研究的进程,例如,特色化馆藏建设、学科馆员制度等一些早已为实践证明适应于研究型专业图书馆服务特点和服务需求的新型服务方法和服务内容,目前在绝大多数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中还仍然停留在计划中、放置于空中楼阁的地位,极少付诸实践。因此,我们认为,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要尽快提高服务质量、服务水平,当务之急是要抓落实、抓践行,要设计构建合适的路径,让近年来一直提倡的,在理论上已经思考得很周全,操作性也很强的先进信息服务方式尽快付诸实施,早日发挥实效。 3研究和探索社科信息服务新方式和新手段 面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伟大实践,社科信息服务机构同样需要凝聚精神、砥砺图新,发扬改革突破的锐气,深入了解和掌握科研创新动向,抓紧研究探索符合科研创新信息需求特点的新型服务方式,通过特色鲜明、针对性强的业务创新,切实提高工作绩效,努力开创社科信息服务新局面。 3.1确立服务重心和开展新型对口服务王伟光同志指出“:实施创新工程的关键是制度创新。”他强调“:实施创新工程,就是要在用人制度创新、科研组织方式创新、机构设置创新、科研资源配置方式创新上做好文章。”为了改进科研管理与资源分配方式,目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实行的是通过课题形式重组资源和人力,借以充分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实现科研体制机制的合理化。社科信息服务部门为适应当前科研创新的这种新动向、新特点,应将“课题”服务确立为当前服务工作的重点,针对“课题制”设计开展专门对口的课题服务。开展课题服务需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认真开展课题调研。全面掌握本单位申报以及在研课题基本情况,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原则,主动深入重点课题,分析研究其信息需求,指定专人全程参与到重点课题当中,为课题研究提供点对点的信息服务。第二,满足课题研究不同阶段的信息需求。课题申报阶段,提供查新服务;课题在研阶段,做好课题信息跟踪服务;课题结题和申报奖励阶段,提供查新及成果引用检索服务等。第三,将重大课题服务成果转化成专题数据库资源。课题服务的过程中会积累大量专题文献信息资源,尤其当某个重大课题服务项目完成后,其本身就会形成一个专题资源库。图书馆应将这些形态各异、无序的课题服务资源进行有序整合,并进行规范化处理,形成专题数据库,以丰富本馆特色馆藏资源体系,并形成课题资源利用的良性循环。 3.2针对跨学科研究引进新型服务内容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复杂而多样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而越来越多的问题又难以在单一学科领域寻找到彻底解决的方案,如果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去研读它们,却又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似乎都有其局限性。因此,目前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将其作为解释和解决自身发展中不断涌现的各种新型挑战的重要研究模式,我国也早有学者提出:“社会科学的未来是跨学科研究”。最近,中国社科院领导在分析当前科研工作与创新工程的主要差距时,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较为薄弱”列入其中。“LivingLibrary”起源于欧洲,是一种基于“对话”的图书馆新型服务方式。与传统图书馆搜集、整理、提供信息资料供人参阅不同,“LivingLibrary”被译作“图书馆借人活动”,就是因为在这项服务中,图书馆所推出的是被模拟成书的人。图书馆创造机会,让形形色色的人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与交流,读者通过借阅“真人图书”,相互借鉴,消除隔膜,增加理解和包容。如果从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角度来解释,其实质就是开发与利用储存于人脑中的智力资源供他人分享并造福于人类。针对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发展的需要,社科信息服务可以尝试开展“LivingLibrary”(图书馆借人活动)。发挥图书馆的中介作用,以问题为导向,根据读者档案,为需要提供跨学科服务的科研项目发掘合适的对话与交流对象,创造条件让不同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士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组织、整合与利用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智慧,跨越学科界限,帮助研究者获得创新性研究成果。 作者:白云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思考 一、打造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队伍 构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长效机制要求必须打造一支社科普及工作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队伍。一方面,应该强化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专业队伍建设,培养选拔品德好、专业精、水平高的研究者从事科普工作,以科普课题立项、科普成果评奖、科普能力培训等吸引专家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参与;③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志愿者队伍建设,构建遍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兼职人才网络。只有通过专兼职相结合的方式,才能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长效性提供人才保障。 二、创建丰富多样的巩固活动机制 创建丰富多样的巩固活动机制可以从三个方面努力。第一,实施重点计划和品牌战略,全力打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社会科学普及精品。各个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和社科联可以依托图书馆、博物馆、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科普阵地,针对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和个性特点,制订具体的活动计划,开展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活动,争取打造社会科学普及精品。如重庆市设立的“三峡大讲坛”,电视台设置的“人文天下”“重庆掌故”等④已经成为重庆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品牌,同时《改革》《探索》《现代法学》《西南大学学报》(哲社版)、《重庆大学学报》(哲社版)等学术期刊也成为社科普及重要品牌载体。第二,探索多种渠道和活动形式,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建设社会科学普及网络,利用网络平台整合社科普及资源。第三,坚持社会科学普及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积极培育新的水平高、影响大的活动形式。比如可以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周”“专家义务咨询”“科普读物展示”“重庆历史文化行”“中国梦重庆梦”“重庆青年人才论坛”等活动,还可以与出版社、重庆报业集团、广播电视网络等合作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形式,形成强势的普及效果,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科学化、现代化、常态化和长效性。 三、完善科学合理的评价激励机制 要构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必须重视对社科普及工作成效的积极评价,完善定向资助和表彰奖励相结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评价激励机制。首先,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相关部门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量化考核制度,制订相应的考核评价标准,为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及时进行奖励提供制度依据。其次,完善多种奖励方式,可以根据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大小,分别采取定向资助和表彰奖励相结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激励方法,形成系统的奖励体系。再次,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纳入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评奖范围和精神文明创建评价体系,改变和完善科普工作表彰方法,变“软指标”为“硬任务”。⑤每年都要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而且把社会科学普及读物和学术著作都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成果同等看待,可以设置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设置单独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奖,通过多种方式奖励,充分调动各学会、协会、研究会、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参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良好环境的形成,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 四、建立多种渠道的经费保障机制 为了推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顺利开展,还必须建立多种渠道的经费保障机制。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社科普及工作正常的经费投入机构,中央和各级政府都要建立以政府拨款为主渠道,社会筹资、单位自筹、利用外资等多渠道的投入体系,不断改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条件。⑥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建立专门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经费财政拨付机制;二是中央和地方宣传部要建立相应的年度重大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经费划拨机制;三是社科联建立相应的社科普及经费筹集机制;四是各高校、党校、图书馆、博物馆、广播电视报刊、出版社等各界社科普及单位也要完善经费自筹机制,形成一个多种渠道的经费筹集保障机制,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的构建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五、创建系统协调的法制保障机制 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的构建,还必须建立完善的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相适应的法制保障机制。《科学普及法》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将自然科学普及纳入法制化轨道,也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立法提供良好的契机。⑦为了推动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有效开展,确有必要把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基本原则、组织管理、社会职责、保障措施与法律责任⑧等一系列问题通过立法程序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立下来。建立以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为载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普及法》,国务院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建立相应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构建一个上下统一、左右衔接的法律保障体系机制,为社会科学的全面普及提供法制保障。除此之外,还应该提高认识,牢固确立社科普及工作的战略地位,努力构建社科知识教材体系,⑨架构省市之间以及与外国之间的社科普及工作经验交流机制等。 总之,要确保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实现长效化,就必须从完善领导组织体系机制、培养专业人才队伍、探索巩固活动机制、完善评价激励机制、建立经费保障机制和完善法制保障机制等方面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上下协调左右衔接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科普及工作之路,才能让社会科学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朱华光单位:重庆旅游职业学院思想政治教研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现代性理论 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重建社会科学理论的用心良苦,也可以明确地看到在吉登斯的研究生涯中,他对社会科学现代性这个问题的重视,可以说社会科学现代性问题是贯穿吉登斯思想的主线。吉登斯为什么这么看重社会科学现代性问题,并且在研究它之前,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反思和重建工作。在吉登斯的眼中,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存在着很多问题和危机的失控时代,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人们对工具理性的过度崇拜和张扬。科学的快速发展,知识的高速膨胀,使得人们的内心也变得极端自负起来,人们相信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些都与启蒙思想家们原先预想好的美梦背道而驰。他们原本坚信,随着人类掌握越来越多的社会和科学知识,就能越好地掌控它们,然而危机四伏的社会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他们的预想在尖锐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得苍白无力。 (一)社会科学现代性 在吉登斯的著作中,现代性这三个字到处可见,使用频率颇高,究竟何谓现代性,吉登斯有他自己的理解,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曾经提及,“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在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在往后的岁月里,程度不同的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我们现在正处于高度现代性时期。”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他认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 (二)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特点 吉登斯反对将社会科学现代性和传统承接起来,他也反对社会是持续进化的,这就是吉登斯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第一个特点,他坚持非持续性的现代史观,也就是所谓的断裂的现代史。在他看来,社会科学的一些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独特的,是任何传统的社会模式中所没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科学现代性发展史明显是断裂的,这也是社会科学现代性最基本的特征。同时,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变革也更加具有内在和外延的意义,从内在来看,它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不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生活态度;从外延来看,整个世界的联系变得紧密起来,这也就引出了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第二个特点: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紧密,事件造成的影响的范围也日益扩大,出现蝴蝶效应,或跨区域影响。就像吉登斯所认为的那样,远在异地的事件在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且这种影响在不断扩大和加强。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社会科学现代性也不例外,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它为我们营造出更舒适、安全的生活状态,人们在享受这一切的同时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双重性,人类要做好心理准备去面对现代性所伴生的种种恶果。吉登斯在研究现代性的时候也非常重视探讨现代性的阴暗面。面对各种危机和风险,吉登斯认为不要对这些风险麻痹不仁,相反,人类应该更加积极承担,将风险和危机转化成一种动力。 (三)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维度 吉登斯反对用单一的维度去阐释社会科学现代性,他认为应该多元化地看待这个问题,所以他认为现代性有四个制度性维度。首先是资本主义,它是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雇佣和劳动的关系为优秀所构成的一种商品生产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和企业本身的发展壮大需要技术层面的支持和创新,经济的发展成为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基础因素。其次是工业主义,它是指人们通过自身劳动,借助技术和工具,生产商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机械化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再次是政治领域中的监督,是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基础,这种监督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并且建立在信息控制的基础上。 最后是对暴力工具的垄断,吉登斯对国家统治和军事两者之间关系的分析,填补了过去社会学领域过重关注经济而忽略战争的空白,在现代社会中,暴力工具和工业的结合,使得战争的规模和影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造成的后果和威胁也在增多和加剧。社会科学现代性的这四个制度性维度,虽然相互独立,有着自己的特性,却又彼此联系,不可或缺,他们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完整的社会科学体系和现代社会。 作者:刘琳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詹森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詹森主义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带来的具体影响:首先,统治地位的政府迫于无奈开始不断地革新,维持自身通知的法律法规,在维持统治不断适应社会需求的同时,为新兴的思想带来了默许式的承认。但是最终都无法阻止自身灭亡的趋势。然而各种法规的提出从侧面给社会科学现代性带来了新的曙光。 其次,18世纪是启蒙思想深入人心的时代,而由詹森主义带来的论战过程中,公众舆论开始逐步地在我们上层建筑中扮演不可或缺的作用。公众舆论打破了长期以来以王权和教会为优秀的绝对权威,从根本上动摇了王权和教会的统治根基。公众舆论称为一种新的思潮和人们心中向往的新权威。公众舆论代表了国民正当的、无上的需求,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发展的奠基石。公众开始不断坚信自己是社会和自身生存的主宰者,新的解放式的思想在人们心中开始沉淀,使得社会科学兴起和现代性的形成更顺应潮流。 第三,随着詹森主义带来的争论不断地深入,政治层面的术语开始在公众面前大肆传播,一种政治氛围不断形成,政治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中不可阻挡的力量。新兴起的政治学开始不断地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在吸收中不断壮大,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现代性的一个显著趋势(各学科开始逐步繁荣,并且交织着发展)。最后,由詹森主义带来的各种思潮对于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形成也是十分重要的: 一、由于基督教神学是存在着一种主宰和被主宰关系的,它长期阻碍了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不断向前。受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广大民众在面对宗教和专制皇权的严密统治,开始逐步寻找契机去改变现状,詹森主义(运动)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大众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自由作为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重大区别,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形成带来了思想的拓展力量。 二、社会科学兴起时期,詹森主义和王权的论战,演变到最后,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法则,这使得各个学科的规律和法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三、“宽容”在詹森主义的影响下,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性信念。由于人们思想性的不断解放,新兴的学科也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理解,“宽容”成为不同目标或者不可能达成一致的目标之间的最好的处理方式,正是由于“宽容”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四、在詹森运动过程之中,“社会”概念不断在人们心中滋生、发展,“社会”概念开始超过国家的范畴。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审视他们所生活的环境,这样一来,人们对社会科学现代性的需要就显得那么迫切。 综上所述,起源于17世纪,在18世纪得以迅速发展的詹森主义,打破了原有人们对王权和神学推崇至上的社会发展模式,詹森主义所以起的争论最终进入公众领域,从而使得人们的思想开始更具现代性,为社会科学现代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新型的思潮在人们生活的构建,也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发展营造出一个更为广阔的思想氛围和平台。詹森主义所带来的与其说是一个宗教的革命,毋宁说是个社会的革命,社会科学现代性的革命。 作者:陈昊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探究 一、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 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横向拓展、细分:另一种是纵向挖掘、深化。 1.横向拓展、细分。讲这个问题,要提到一个新的概念,即“研究板块”,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研究板块。既然是板块,就可以分割,或者叫细分。所谓“细分”,就是把一个研究领域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并将这些分割出来的部分当做独立的研究对象。细分不仅仅分一次,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细分下去。比如,经济学首先可以分成三大块:工业、农业、服务业。这三大块中的第一块当然还可以再分,比如,工业可以再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重工业可以再分为汽车制造业、工程机械制造业、矿山开采业等。矿山开采业又可以再细分为铝矿开采业、铜矿开采业等等,依此类推。随着工业生产实践的发展还可以细分下去,分得越细,选题就越多,创新性也就越强。所以,只要你时时关注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研究领域进行细分,找到具体创新性的选题是不难的。 2.纵向挖掘、深化。研究领域既然有横向,当然就有纵向。通过横向的拓展和细分可以找到创新性选题,当然也可以通过纵向的挖掘、深化获得创新性选题。所谓纵向挖掘深化,就是对一个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别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不够透,而自己可以对它再进行深化的研究。比如对国有企业的研究,最先是研究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其实是国有企业经营权的问题,当时学术界强调要政企分开,给企业松绑,给企业自主权,于是国务院就出台了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条例,给了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十四项权利,这十四项权利后来又通过立法出台了《国有工业企业法》将其法制化固定下来。后来,由于国有企业负责人权力过大,企业内部没有制约,厂长经理以权谋私的现象十分普遍,实际上,谁当上了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这个国有企业就是谁的,他也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的支配者,从而使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发生大量的腐败性流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术界又将国有企业研究深化到所有权问题上来,开始讨论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和错位问题。所谓缺位,就是国有企业所有权名义上是国家,但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没有人也没有哪个部门行使这个所有权,出资人的利润支配权,资产监督权没有到位。所谓错位,就是企业的负责人本来是个人,只有经营权,但实际上他们行使了出资人所有权的各种权利。这就造成国有企业利润和资产原值大量腐败性流失的原因。于是,学术界就对如何构建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机构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本人是赞成和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要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机构,也就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机构,今天的国资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于国有经济的研究,最先是从经营权不足的研究开始,深化到所有权缺位的研究,再从所有权缺位的研究深化到建立国有企业的出资产人代表机构从而解决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错位问题。今天的国资委,从国务院国资委到省(直辖市)自治区再到地市的国资委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3.追踪学术前沿,发现理论问题,确定争论式的创新性选题,这种方法就是要高度关注学术前沿动态。有很多研究成果,如论文、专著虽然选题很新,立意很新,但其理论观点有些不一定准确,或不与实际情况切合,甚至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选一个题目,写一篇论文,与其进行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想出很多其他创新性的思想观点来。比如,关于法律是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个问题,是值得争论的。因为它与我们当今的司法实践不是很融合。因此,有争论是正常的。前几年我也编发几篇这方面的争论性文章,有的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 4.紧跟实践前沿,找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确定应用研究性的选题。比如,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费用体制改革的思路及建议”,这个选题就是我调到南宁后,发现不同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差距很大。某校我有一位同学,我跟他是同一个级别,但他的月薪比我高了3倍,他的财政性工资与我是差不多的,但他的补贴比我多5倍,因为该校的门面收入每年600多万,而我们单位的门面收入才10多万。这就是说,哪个单位争取到政府的钱就能买更多的地,起更多的房子,其财政收入就更多,工资报酬就越高。这种收入分配不协调会带来很多弊端,如腐败,并影响低收入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高收入单位工作人员也无心做好本职工作,而是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现有的资源去搞创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矛盾问题。于是,我当时提出就此问题申请一个课题立项,我这个提议被一些人嘲笑,认为搞这么个课题会把单位变得更惨。但我当时已经看到不单单是广西的问题,而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还是自费做了一些调研,然后发表了3篇系列论文,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作用。最初,南宁市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把所有党政机关多余的办公楼和门面统统收归由威宁公司统一经营,然后将利润上缴财政,由市政府统一按不同级别的标准发放津补贴。在实行两年后,区党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调研组对威宁的做法进行调研和评价,我被邀请参加这个调研组。在调研报告写完后,召开了征求意见会,自治区财政厅苏厅长也参加了这个会。我在会上对苏厅长提出:“自治区政府也应该这样做。”后来,我写了《关于广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在内参《社会科学与决策》上发表,得到郭声琨书记的指示和采纳,从而推动了自治区对这方面的改革。到现在,全国都实行公务员阳光工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行的,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实践效应最大的一项科研成果。它的选题也是出于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搞应用对策研究必须高度关注实践。 5.做学问的学问———博与专的哲学———知识更新与主研方向的定位。上面讲了那么多选题方法,涉及方方面面太宽泛了。如果每个人都全部照搬这些选题方法去找研究课题,那么,他的研究领域必然很宽。这就涉及一个叫“做学问的学问”的问题。现代科学太发达了,做什么都讲学问。做官的有做官的学问(领导科学),送礼有送礼的学问,交际有交际的学问(关系学),做人有做人的学问,喝酒有喝酒的学问(酒文化)。当然,做学问也会有做学问的学问(研究学在西方叫科学哲学)。做学问最主要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大学问,出经典性成果,不能就在一个研究领域中沉浮。要多搞几个领域,扩大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后根据你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找准各个领域的交汇点,作为突破口,从而更新你的知识体系,开辟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样,你就会搞出可以让你留名千古的经典性成果来,从而成为千千万万学者中可望不可及的经典作家,至少是某一个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家。 二、应用性选题的研究方法 (一)调研方法1.正面调研方法。这种方法很简单,但用处不大。该方法就是先与调研对象联系,并给对方寄去调研提纲,让其做好准备,若干时日后,就到这单位去,调研就进入三程式的过程中。第一程式就是单位领导带着调研组参观需要调研的单位,包括参观厂房、车间,有讲解员陪同。这就是所谓先给你有个感性认识吧。第二个程式就是开座谈会,听汇报,听介绍。调研组的成员们都成了上级领导,认真地听单位领导的介绍、汇报,不断记笔记,听完介绍、汇报后,调研组的成员就有关问题进行提问,这时也到吃饭时间了,然后进入第三个程序。边吃饭边聊,并探讨一些具体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三程序调研方法。如果我跟随领导干部出去调研一般的都是这样三个程序。但如果是我做课题负责人的,我决不这样搞。因为这样搞调研绝对搞不到真实材料,都是假的东西,不可靠,而写出的研究报告也不客观,向领导提出的建议也不可行。我总共搞了22年的国有经济研究,调研了119个国有大中型企业,我一般采用的是侧面调研和非正式调研。2.侧面调研。所谓侧面调研,就是尽量避免与调研对象直接面对面的座谈,也不提前寄调研提纲给他们,也不预先通知他们要什么材料,而是与调研对象周围相关的人接触,交朋友、聊天,从而了解研究对象的情况。比如,在我搞国有经济学的调研中,我不找国有企业家的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而且,当我刚开始搞国有企业调研时,只有经委,没有国资委和工信委,也不直接找国有企业负责人交谈,而是找一般员工,或者找被置换了国企员工身份的自谋职业的人,或者找破产后的国企留守人员,因为这些人都可以说不是既得利益者的圈内人。因此,他们说真话道真情的可能性比较大,你会得到所需要的真实材料。这样,写出的调研报告才有客观性、真实性,给领导提出的建议才有可行性,才容易得到采纳,才会在实践中产生效应。3.非正式调研方法。所谓非正式调研,也称随机调研,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正好遇到与自己的调研项目相关联的人。比如,坐火车,与你同坐在一起的,有一两位刚好是你的调研项目所需要调研的对象,你就想办法,与他搭话、聊天,从中了解你需要了解的东西。比如我在搞国有企业研究时,在坐火车时也跟至少20位左右的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人聊过,其中得到不少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有时候,在开会聚餐的时候,如果同桌一起吃饭的人有国有企业的,我也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为了尽量多地利用非正式研究方法,我经常以教师的身份(我曾在百色学院当过14年教师)到其父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学生家进行家访。在吃饭时,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通过这种调研方式,我得到了很多真实的有关国有企业的情况,为我研究国有经济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二)调研材料的加工分析前面说过,调研方式分正面调研、侧面调研、非正式的随机调研,这三种调研材料肯定是各不相同,即真实程度不同、客观性不同、涉及面不同,甚至对相同的事实进行评介和分析也不同,那你相信哪一种声音,在撰写研究报告中采用哪种调研方式得来的材料呢?这就需要对调研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筛选过滤,判断真伪,决定取舍,做到所说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这番工夫,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客观可靠的调查报告,但调查报告还不等于调研报告。研究报告一般分四个部分,即基本情况、存在问题、问题的原因分析、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调查报告最多能用在调研报告的基本情况这部分上。因此,写出调查报告后,还要进行下面几个步骤的工作。从调查报告中找出若干关键问题,并对这些关键问题召开小型研讨会,从而形成若干专题的调研报告。从调查报告一般不能直接提升到调研报告,必须经过小型研讨会形式形成专题调研报告这个环节。因为调查报告纯粹是属于感性材料的东西,不能反映出深藏在事物内部的问题,更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原因。因此,按照常规的做法,必须召开若干次小型研讨会,找各个方面的专家参加研讨会,让方方面面的专家来讨论这个调查报告,找出调研对象的问题所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然后结合有关专家的意见,拟出撰写研究报告的提纲。 (三)研究报告框架的构建分析起点与研究框架的确定。通过若干次小型研讨会,了解各方面专家意见后,我们就要着手撰写研究报告或专著了。专家的意见有各种各样的,都是针对不同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教你怎么写研究报告、怎么写专著,这得靠我们自己去做。你要写一个研究报告或一本专著,首先就要在脑子里有个写作思路,这个写作思路怎样去勾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分析起点的问题,分析起点定位不好,就有可能要走多次的回头路。如果分析的逻辑起点选对了,写起来就会顺利很多。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写《资本论》的过程很值得我们学习。《资本论》是分析、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趋势、结局以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发展规律以及危机周期性交替出现的一部社会巨著。马克思在撰写这部不朽巨著时,是怎样构建其分析框架的呢,又是怎样定位逻辑分析起点的呢?我们知道,《资本论》的第一章就是商品,所以,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起点就是商品。由于篇幅关系,要讲清楚《资本论》的整个分析框架是不容易的,我在此描述一下《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框架。我刚才说过,商品是《资本论》整部巨著的分析起点,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起点。马克思在分析商品这个概念时,最初引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劳动。他指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劳动这个概念就被引申出来了,在分析劳动和商品关系时又引申出“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概念,又引申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又称为社会劳动);在分析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时,又引申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结成商品的价值;在分析什么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马克思指出:“在当时平均的生产力水平和平均技术水平下,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要的时间。”这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比较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尺度。在分析这个问题后,马克思又指出另外一个问题,工人的工资是否等于他们生产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呢?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收入是不是他们付出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作了否定性的回答。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他的衣食住行和养育后代,从而形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时间,这部分叫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在生产过程中就形成了劳动力价值。这部分劳动时间形成的价值,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要求并不满足于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如果满足于这一部分的话,他就赚不到钱。资本家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让工人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被延长的劳动时间被称为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力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资本家以工资形式回报给工人,而剩余价值则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 从上述马克思的整个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商品”开始到“剩余价值”结束,总共出现了11个概念,而哪个应该最先出现,哪个在第二,哪个在第三,哪个在第四、第五,哪个最后,体现了一种严密的内在的逻辑排序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无懈可击的逻辑分析框架。按这个逻辑分析框架思考形成的剩余价值理论,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完美程度。《资本论》面世以来,没有人能找到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论据批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起点的定位和分析框架的构建对学术专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起点选对,分析框架完美,符合逻辑排序,写起来就非常顺当,否则就会反反复复走弯路。 三、激发灵感的三种方式 (一)头脑放松法所谓头脑放松法,就是当你对某个学术问题绞尽脑汁想不通、百思不解时,你就不要再呆在书房苦思冥想了,到户外去散散心,迈步山水田间,或昂首看看蓝天与白云,或听听树林里的百鸟鸣叫,或看看农田里的庄稼长势,放松放松。啥都不想,这样,灵感的火花就会突然爆发出来。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学术问题就会在瞬间想通了。为什么在书房里思考了那么久的问题一到户外放松一下就有了答案呢?连你自己都不理解,从而感到惊讶!我有很多这种经历。但原因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的。我想,大概要用脑科学的某些原理解释吧。原因不清楚不要紧,但这方法谁都可以试一试,我保证绝对有效。 (二)头脑风暴法所谓头脑风暴法,就是当你遇到某个学术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你不妨提出来与同行讨论,甚至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你的灵感就很容易激发出来,从而得到答案。在争论过程中,不仅可以解决你想了很久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可以引起你一系列的学术假想。这些假想又会成为你感兴趣的新研究对象或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坡尔在与爱因斯坦争论广义相对论时,引发了他对原子模型的假想,从而在对原子模型的研究过程中,创立了一门新的理论物理学———量子力学。而他在创立量子力学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科学问题,都是在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时受到启发想通了的。 (三)醒后晨思法这个方法很有效,就是在你甜睡了一夜,清晨睡醒后,不要急于起床(当然我不鼓励睡懒觉),而是躺在床上想想你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因为早晨头脑最清醒,思维效率最高,也就是最容易产生灵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灵感易发的时段。 四、做学问的平台 老鼠哲学与金子哲学。老鼠哲学是秦朝丞相李斯提出来的,实际上是说从政的平台,是关于厕鼠与仓鼠的关系问题。李斯发现,粮仓里的老鼠比厕所里的老鼠长得大而肥,他认为:这是环境不同。仓库里都是粮食,所以,老鼠吃得好、吃得饱,当然要比厕鼠大而肥。做官也一样,在京城做官比在县乡做官,容易升得快,做得更大,因为京官容易靠近皇帝,容易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的才华。金子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来的,意思是说:只要你是一块真的金子,放在哪里都闪亮,放在牛粪上也闪闪发光;如果你是一块铜或一块铁,就是把你放在火堆中,也很难让你发光闪亮,这就是金子哲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师经常对大学毕业生讲金子哲学,鼓励毕业生到边远山区、落后的地方去工作,要服从分配,不要总是想往大城市跑。他们是这样对学生说的:只要你有能力,在哪里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来,而且,越是艰苦的地方,越容易干出成绩。这两种哲学,用来分析做学问的平台,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我认为,老鼠哲学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金子哲学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因为自然科学研究要出成果需非常先进的实验设备,因此,在实验条件好的地方搞自然科学研究比在实验条件差发地方搞研究,出成果就容易得多。而社会科学则不同,社会可要出真理性成果必须靠近实践,关注实践,还要有好的研究方法,设备条件不起实质性作用。在北京搞社会科学研究,效果并不比在县城搞优越多少,关键在于思考方法,在于实践的介入程度。 作者:周志华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社会科学论文: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1如何寻找对话点 笔者评论过的一篇文章以重大体育赛事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正的或负的为对话点,从方法学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争论源于计算经济影响的方法不同,解决了为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王岩的博士论文《职业联盟的经济分析》以前人用交易费用解释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存续及发展问题为对话点。作者提出交易费用的理论将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一切关系都视为一种“交易”关系,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去讨论职业体育联盟源起涉及到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交易费用是职业体育领域内参与职业体育活动的人与人之间交易产生的成本;第二个原则是,为使交易费用达致最低,参与职业体育活动的各方会寻找产生最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组织)形式。根据此逻辑,由两家职业体育俱乐部共同组成的联盟并向消费者提供体育产品其制度运行的费用较低,因此会形成联盟。但实际上这样的联盟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应如何理解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和发展?作者认为,联盟的组织形式除了受到“交易费用”的影响外,还涉及到“联盟剩余”问题。所谓的联盟剩余,是指职业体育联盟产生后给联盟带来的价值和财富。联盟剩余正是在交易费用一般化前提下具体替代交易费用的因素,也正是理解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存续、发展及扩张等问题的关键所在。尽管以联盟剩余补充或替代交易费用的解释的尝试的论述尚有待完善,但是这种对话对知识积累是有益、可取的。 2问卷的信度问题 问卷的信度往往是研究结果是否合理的前提基础。它是指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进行测量时,其所得结果相一致的程度(风笑天,2001:109),并可具体划分为再测信度、客观性、内部一致性等多项内容。在目前体育社会科学的领域内,一些相关研究并没有对问卷的信度进行考察与验证。例如,2005年《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研究居民体育参与的一篇文章没有做信度检验。2013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一篇研究锻炼与心理健康的文章运用折半信度(Cronbach’s)进行信度检验,做得不错,但仍然不够充分。因为折半信度仅为衡量问卷内部一致性的指标,信度的测量还包括前述的多项内容,以多重的指标反映问卷的信度更为可靠。 3抽样方法的选取 社会科学研究要从样本推断总体,抽样方法的选取十分重要,只有运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才能知道每个个案被抽中的几率,并据此推算总体情况。可能受制于调查成本和追求操作便利或对抽样知识的把握不够,一些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并没有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至少在文章叙述中并无交代调查的抽样方法。例如,2013年《体育科学》中研究运动员心理和2008年《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中研究大学生体育兴趣的两篇文章便存在这样的问题。不是随机抽样,研究的结论只适用于样本,不能推论到总体。更进一步的要求是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者需要根据自己的研究目标和总体特征,慎重地选择适当的随机抽样方法,例如,当组间差异大,组内的差异小时,选用分层抽样方法更恰当;当组间差异小,组内差异大时,选用集体抽样方法更适合。最后,样本获取后需要评价样本的代表性,分析样本与总体的吻合程度。研究者可以根据总体的某项指标,诸如年龄、性别等常见的人口特征变量,来检查样本与总体的情况是否一致。在已发表的涉及抽样调查的体育社会科学的文章甚少见到有评价样本代表性的环节。 4统计推断的谬误 统计推断谬误主要源于混淆研究的分析单位,错误地将某一层次的行为模式和研究结果推广或嫁接到另一层次。其中,根据集合单位的分析结果作关于个体的断言,被视为生态学谬误(郭志刚,2009:11)。这些统计推断的错误在于将宏观层次的分析结果运用到微观层次上。例如,如果我们通过对不同省份的统计年鉴数据分析发现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公众的体育消费呈现正向关系,研究者因此得出“个人的收入水平越高,他们花费在体育方面的消费也越大”的结论,就有可能产生生态学谬误。虽然我们不排除宏观层次的现象与微观层次的行为模式出现一致的情况,但由于我们没有证明解释宏观与微观层次的连接路径和通道,这种根据宏观统计结果推断微观层次的行为是有风险的。如果以低层次研究单位的分析结果推断较高层次单位的运行规律,则是还原论谬误(郭志刚,2009:12)。这种情况在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并不少见。例如,2003年《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和2013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的两篇文章,就将片面地将某个区域大学生余暇体育现状和大学生运动员应对压力方式的研究结果推广到更高层次、更大层面,产生还原论的谬误。 5统计方法的运用 社会科学的研究可分成三类: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探索性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研究者对现象与问题有一个初步了解,并为今后的研究打下基础;描述性研究经常用于描述某些现象,并试图从杂乱的现象中找出一些事物联系的特征。解释性研究通过严密的归纳和演绎过程,挖掘行为、认知以及现象发展的深层原因,寻找影响事物关联性的因果规律,是社会科学最高层次的研究。(风笑天,2001:66-67)遗憾的是,目前体育社会科学解释性研究尚不多见。例如2012年《当代体育科技》和2004年《天津体育学院学报》研究大学生休闲体育和居民体育消费的两篇文章只是描述现象和问题的表征。并未深入探究影响事物发展的关键实体。即便部分学者试图寻找事物的发展的规律,但也并未运用科学的方法,更多是基于个人的主观臆断。例如,2012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研究网球运动的文章,作者有探索因果关系的意识,然而,在分析网络运动对完善体育管理制度的影响时,单靠询问被访者的认识感知,而不是通过建立两个变量的分析模式,从统计角度加以考察与验证。此外也有学者运用相关分析来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2004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研究大学生体育大学学生生活满意度的文章做了两变量的相关系分析。社会现象是错综复杂的,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李沛良,2002:211)。单纯的相关分析只能确定两个变量X和Y之间相关程度或正负,在没有控制任何变量的情况下,仅仅运用相关分析无法判断和排除变量之间是不是虚假相关。如果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够在条件的情况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和因子分析模型,甚至结构方程、路径分析等方法,我们的研究才会更准确和客观。 6迈向综合性的分析 个人的认知与行为受制于个人本身以及外在的环境。一方面,外在环境是先于任何个人而存在,并是既定的社会事实,所以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均生活在一套难以改变的约束系统下。另一方面,个人的自主性也决定着人们绝不是任由环境、秩序和结构摆布的“机器”,行动主体的认知观念和意义建构影响和形塑着行为本身。这种融合了个人特征与社会因素的分析视角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的研究思路和分析路径(吉登斯,2003;杜瓦斯,2011)。目前体育社会科学采取综合的分析视角的研究难得一见。多数的研究要么偏重于从个人的人口特征、社会特征的归因,要么单纯从宏观的制度背景、结构因素和文化影响对个人的体育认知与体育行为进行分析,并且往往忽视了诸如组织、社区和家庭等中观层面的因素。假如我们认同上述的趋势和主张,则可以考虑搭建一个整合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框架供研究者参考。以体育锻炼为例,在微观层面,个人从事体育锻炼有可能出于自己的喜好,并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个人人口社会特征密切相关。在中观层面,选择体育锻炼也有可能受到同辈群体、家庭环境或者学校规定等影响。在宏观层面,国家提倡的“全面健身运动”与学生升学、毕业相挂钩的体育政策也会促使个人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研究框架如下上述的分析、观点和主张只是一家之言,受个人的训练背景、研究经历的影响,带有个人的经验色彩,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律则,仅供参考,敬请批评。 作者:丘海雄于永慧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社会科学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思考 一、高校社科处与早期科研处的异同 大多数高校早期在科学研究管理工作中并无文理之分,统一由学校科研处执行管理。因此,早期的科研处同时兼顾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科研管理工作,如笔者所在高校江南大学即是如此。但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从根本上就是大相径庭的,管理工作也就有必要区分开来。并且高校可谓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最密集、力量最雄厚、学科门类最齐全、承担科研任务最丰富,科研处在文理皆管的情形下无法做好细部管理,社科处的成立意味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工作的规范和进步。尽管自然科学与哲学社科独立管理,但社科处亦延续着早期科研处基本的、有效的管理方法,并在时代的步伐中不断创新。如在管理过程中通过规划指导、组织协调、监督激励等措施服务于学校教职工和科研人员,做好管理工作,达到管理目的,确保高校科研事业全面健康发展。 二、优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模式 要实现管理模式进一步优化,社科处与各学院需做好协同管理,首先学院需明确其不足,如江南大学的文科学院已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仍存在的诸多问题:(1)过于依赖学校科研管理部门,主动从学院角度出发对科研项目进行管理的能力不强;(2)科研秘书未做到专岗专职、专员专用,导致在努力配合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开展工作的同时,不能发挥自主工作效能:(3)重于对申报立项环节的管理,弱于对过程环节及结项环节的监管,课题不能按计划时间完成;(5)不关注对研究成果的转化,服务社会的效果不明显。这些问题,并非学校职能部门单方面能改善的,在此谈谈作者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想法。 (一)培养竞争意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经济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已成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并且已逐步沁入和影响到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中引人市场化机制,建立竞争意识,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属性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反映,或者说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必然要求(王宝民.论科研竞争与激励机制的若干问题[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4,(1):35)。为了使学校社科工作能获得整体性与持续有效性地发展,加强学院间的竞争意识是科研管理工作中的一项必修课。以江南大学为例,在调动各学院竞争意识方面有以下措施:(1)每学期定期召集各学院书记、院长、负责科研副院长开科研工作会议,通报相关数据及工作,使各学院始终保有良性竞争意识;(2)将各学院月度科研数据汇成报表,将月报表上传公布至校内办公系统网站,传送电子档月度报表给各学院分管科研的院长及科研秘书,通过开放环境与公共舆论,使压力转化为动力;(3)年度数据排序,经过一年的努力与沉淀,社会科学处将各项数据进行整理排序,如学院年度立项数、年度科研经费值、年度优秀论文数、年度著作数等,并计算出与上一年的增长比,通过办公网络与印刷成册等开放平台,激发各学院的自省意识与竞争意识。 (二)协力监管执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主要以项目管理为主,因此社科处与各学院应做好对项目的全过程协力监管。申报立项环节,应首先掌握平衡,即质量与数量的平衡,各学院可先行申报预审,把关质量提高中标率。其次是需做好协同工作,一是形式的协同,学院先对申报书形式做预审,社科处再审;二是内容的协同,社科处与学院尽力协助申报人员围绕或契合学校重点研究方向开展申报工作,借助前期成果和研究团队取得优势。再次是可设立重点研究配套基金,社科处或学院对符合重点研究方向的申报课题择优扶持,立项课题给予配套奖励。执行环节,通过在学院范围内组织关键项目的中期评审会,使流于形式的中期检查实际化,且能借助评审会使项目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不至于拖沓到最后。在上级部门无法集中各地在研人员开展中期评审会的情形下,各学院小范围内部组织,同时邀请社科处、校内外专家、承担同类项目的其他研究人员参加,集中对项目进行到中期阶段的情况结合整体计划进行评估分析,有利于下一阶段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结项环节,科研项目不提倡申请延期,既影响学校及个人声誉也不利于结项后新项目的申报立项,更不利于良好学术风气的形成。学院可先组织院内预结项,在规定结项时间的前两个月向项目负责人发出结项提醒,要求项目组准备好结项材料。项目结项并非最后的终结,在教育部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中提到“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应用,强化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大力开展决策咨询研究,积极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体系,全面提升社会服务水平。”由此可看出成果的转化应用是需加强重视的一个环节,也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之间的一道桥梁。 (三)建立奖励机制以江南大学为例,社会科学处是在学校党政相关负责人的领导下负责具体执行管理工作,各文科学院有分管科研的院长并多数配备有一名科研秘书,可见层级结构比较健全,为金字塔式管理层形。管理各层级的运行状态取决于制度的建设,奖励制度不可或缺。从奖励机制的本质来看,需依凭一套完善的效能评价体系,综合管理工作中必需的各要素:人、财、物、空间、时间等发挥的效能,以“人”为优秀要素,人的效能评价就是对各层级的科研管理人员、科研人员或教师个人根据其劳动性质与劳动内容进行相应的效能评估。从奖励机制的内涵来看,建立集体奖励机制和个人奖励机制,不但要表达对集体的肯定,而且要逐层奖励分管领导、科研秘书、科研人员或教师个人。从奖励机制的意义来看,是一种能更好地调动工作积极性、向心力的管理辅助机制,强调人及人的劳动价值(范俊英.构建高校科研管理和谐机制之我见[J].科技管理研究,2008,(1):125)。 如江南大学近年来一直执行对年度科研教学优秀成果进行一次性奖励,奖励范围为学校在职教职工及各学院、部门,主要负责部门为人事处。根据教职工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和管理工作中作出的贡献进行分档奖励,同时按照工作完成量给予相关集体奖励。评奖程序公开规范,首先由个人申请,学院核实后,向教务处、科学技术研究院、社会科学处等职能部门推荐申报,并提交成果材料;人事处再同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初审并公示;最后由人事处将公示结果汇总报学校考核聘用委员会审定并发奖。奖励机制也顺应时势不断做出修订,以支撑管理水平逐渐完善,管理目标共同实现。 作者:邓理单位:江南大学社会科学处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 一、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开放与内生化 在理论研究中,愈是具有公理性和规律性的事物,愈是具有普适性、兼容性以及共享的特征。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之所以能够成立,以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就是遵循了“三大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即遵循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市场经济”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非具有制度的排他性的一般规律。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或许有学者基于一脉相承的思维定势会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即这一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是具有排他性的;但是,如果在理论研究中,对不断发展的事物要使用“最终”这样的终极判断命题,从方法学的角度看,或许要首先破解一个前提性假设,那就是:人类社会“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本质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是否只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或某一社会形态;另一方面,发展的“过程”是否存在“最终”这样的终极判断命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是这样的判断:“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另外,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内生化还是一种多维现象:如一些学科特别强调自身话语方式的特殊性,尤其是强调以西方的或古人的理论逻辑来规制和证明今天中国的现实主题;又如,有些学术期刊在编审稿件时,若不见其有各种数据、模型的累积,便以为缺少学术真谛;再如,在我们每年大量产出的程式化、格式化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究竟有多少能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当理论研究的内生化已然成为一种惯习,并且进而结构出一种强大的理论情境和逻辑语系时,不仅将对后学者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视野形成束缚,进而弱化理论的创新,而且将限制理论研究中多学科的交叉,甚至削弱理论体系自身在创新中的科学性与说服力。 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全球化与时空维度 有学者认为,提出“全球化”概念的是日本学者大前研一。但笔者认为,最早揭示全球化趋势及未来特征的是马克思。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全球化”概念,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发表时就作出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的趋势性判断;并强调,“过去那种地方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在理论研究中,身处特定社会发展场域(场域是各种关系的总和)中的研究者的价值向度,必然要影响其对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即个体的价值向度与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且还是其开展理论研究的重要前提。虽然任何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都会面临价值向度、理论视角以及方法应用的差异等问题,但也有共性的基元是可以探寻的。今天的全球化,既是一种发展趋势、同构环境,更是一种社会存在。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历史的时空维度时,由于历史不能假设,人们的基本价值向度首先是恪守,并在强调历史传承性的基础上,进而主张坚持是发展的基础。但是,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应用在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实践命题中时,就意味着要思考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谱系和逻辑传统的突破问题。正如,当我们都逐渐认同市场经济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共性手段和路径,并且由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而逐渐培育出一种具有开放和共时特征的发展场域,并培育出崇尚合作、互促、共赢的过程时,从方法学的角度思考,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基于商品生产和市场竞争,基于对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必然产生剥削的理论分析,是否也适用于我们今天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所有市场经济做更深入的理论研究。笔者以为,历史既给人启示,也给人们警示;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看历史有多深,看未来有多远,是为深远。 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现实的时空维度时,研究者的价值向度,通常要强调各国、各地实践条件和环境的差异,强调从国情出发的发展主题的时代性(机遇)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践性。但是从发展趋势看,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体,当其都不能规避全球化的共时性场域和同构、互促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时,其对经济危机性质的认定,以及分析和研究全球经济危机的方法等等,是否存在首先设定各国基本制度作为研究经济危机前提的理论区分的方法,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基于高度分工而相互依存的今天。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未来的时空维度时,理论是一种指导、一种预期或假设,其价值向度既包括坚守制度的阶级性和对理想的追求,又包括坚持理论应由实践来检验和修正的方法。因此,一方面,从理论研究的未来趋势看,当全球化逐渐培育出共时性的同构现象和趋势,而且“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时,除经济全球化以外的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社会生活全球化的互融方式以及程度等问题,都应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关注的;另一方面,从研究未来发展的方法学角度思考,由实践检验理论的“结果”或是或非,都应当被视为一种常态。然而,在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人们不仅很难看到本应同样常态化的“证实”与“证伪”的互验研究,而且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都少有对实践检验不成功的理论,再做进一步的理论检讨的研究。笔者提出这一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在研究中经常面临的困惑,或者说是中国学界长期面临的困挠,是因为这未必只是方法学上的问题,未必只是理论研究者个人的偏好问题,未必只是这个研究群体在理论素养方面存在某种缺失的问题。 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共性寓于个性方法的深化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发展观的基本方法是把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而且纵观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通常都是基于本国国情而采用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即使当年那些提出“依附论”的国家或民族也是如此。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与实践建构的基本路径,就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即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寓于中国国情之中。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当人们强调从实际出发并运用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时,值得注意的是个性不等于共性,这是因为二者的内涵和外延的逻辑边界可能存在不对称的情况。正如,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和逻辑理路,对应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及实践时,或许会产生出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正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而言,与时俱进的方法和路径是“社会主义”寓于“市场经济”之中,还是后者寓于前者之中?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制度命题,那么就需要研究它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它在人类社会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历史方位、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等等;因为这涉及到讨论“寓于”和运用“寓于”时将产生的一系列关于体制和机制创新的“底线”问题。又如,如果“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个命题都是共性的,只是有理论层次上的区分,即其中一个是制度问题,一个是手段和方法问题,那么就需要研究二者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交叉、重叠的历史区间、历史阶段问题,因为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实行有计划生产是历史的必然。再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手段、路径和方法的市场经济的自身规律,如何在我们的特定制度中得到遵循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间潜在某些冲突既是常态的,也是客观的。由此,笔者以为,共性寓于个性的思维方式,以及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应用,应是有条件的;而且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未必适用于对各种发展关系的解读。因而共性寓于个性的研究方法需要深化。为此,笔者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同源性与非同源性”一文中提出并论证了理论研究的同源性和非同源性命题、视野及方法,进而提出的思考有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当我们今天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多元交换和多元分配关系时,要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不是简单地基于共性或个性的视角就能回答,而是在研究方法上要突出现实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的非同源性。但即使如此,从类比研究方法来审视,新困惑又在于:我们或许还需要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恩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同源性或非同源性问题。当我们基于全球化的共时性场域和同构趋势做理论研究时,尤其是把“全球化”视为不同制度发展和同构的某种同源性条件与环境时,我们是否需要思考马克思主义剖析各种生产方式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源性问题。虽然从方法论的角度讲,研究“方法”有宏观的和技术的区分,而且这种区分为研究者提供了走出某些研究困境的选择;但是,研究“方法”本身的同理性和适用的普遍性,是应当受到理论研究者的遵守和依循的。 四、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 解放思想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推动理论与时俱进的重要社会机制。然而,“解放思想”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破与立”两个方面和两种功能,那就是:破除旧思想、旧观念、旧的思维方式和旧的行为方式,树立新思想、新观念、新的思维方式和形成新的行为方式。应当说,“破”是“立”的前提,“立”是“破”的目的。因此,就整个社会而言,包括理论研究中的解放思想,其实质是要在“破”的基础上树立新思想、新观念和新的思维方式,进而形成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在理论研究中,当人们强调“一脉相承”的理论创新方法时,既是在强调理论与时俱进的前提,也是在强调理论创新中解放思想的“底线”;而且强调“一脉相承”通常是指对原有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但笔者以为,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本身也需要与时俱进,因为“生活之树常青”。由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之间,有一系列的关系值得认真思考。彼如,一种理论体系在与时俱进中,自身是否会发生理论产生的前提、社会条件和价值系统“一脉相承”的和谐与否的问题;如一种理论体系在创新发展中自身的和谐问题,是否要影响到理论指导实践和与实践相结合的和谐问题;如理论在指导实践中的和谐与否问题,是否要反映在人们的实践结果上……如此等等。其实,当实践的结果产生出“三农”这类“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社会问题时,基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方法,或许首先应当检视的就是理论或政策(政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 在理论研究中,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思想、观点、立场和方法,人们通常视为“真理”;但研究者在面对“真理”并以此作为再研究的论据时,其学术态度和方法,是应当恪守而不越雷池一步,还是应该把“真理”再视为“理论”,由实践再检验?这里提出的并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恩格斯1886年在《致爱德华•皮斯》的信中强调,“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而列宁在强调的真理不能跨前“半步”时,并不仅仅指“历史事实”,而是同时针对了“发展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当政策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在面对实践基础和实践环境存在巨大差异时,一线实践者的角色紧张(rolestrain),在于难以把握“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坚决贯彻”之间的关系;而理论研究者的角色紧张,在于难以把握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之间同源泉性和非同源性的关系。或许有研究者认为,从实际出发去贯彻或基于同源性开展非同源性研究,就体现了二者的统一。但无论是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的困惑依然: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实践创新的尺度、底线和权限在哪里的问题。人们都知道,“授权”是开展各种“改革试验”的前提(行政免责),但哪一行政层级的创新需要授权,而且理论研究是否也需要授权?这里要顺便指出的是,有些人把“双百方针”中的“百花齐放”解读为“理论研究无禁区”,其实这是一种无知的臆想;因为“百花齐放”本身就是标准,即绝不等于“百草随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形”的目标。因而解放思想无论是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还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否需要思考其如何走向制度化的问题,即鼓励全社会解放思想所要崇尚和追求的,是理性、科学、规范、秩序乃至法治,还是其他?纵观改革开放35年的历程,以整个社会为对象的解放思想,通常都涉及到国家意识形态、生产关系的调整甚至变革,如否定“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这与强调社会个体、单位组织的所谓解放思想显然是不同层次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不仅要考虑研究主题和内容所涉及的层次,而且要考虑理论成果联系实际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否需要授权的可操作性问题。另外,当研究者在推动一种理论创新时,通常会借助从其他理论体系中抽离出某些思想、观点、方法和具有共性的原理,来嵌入其创新的理论体系中。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从其他理论体系中抽离出来的“东西”,如果脱离了那些“东西”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发展基础时,其理论创新的科学性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另一方面,当一种理论体系具有持续的与时俱进的空间、具有巨大的逻辑张力能够兼收并蓄其他理论体系的成果时,除了说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之外,这种情况还同时说明了什么? 五、社会科学研究中“基本原理”的坚守与应用 我们熟悉的研究范式是把基本原理作为理论研究的前提和公理。但什么是“基本原理”,或许理论研究者有不同的认知。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任何基本原理本身也要发展。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践中,被多数研究者和官员所认同的基本原理通常有三大类:其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方法。对实践者和研究者而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客观上存在差异性判断和多样性选择,而且在现实中,研究者是否有权认定哪些基本原理已经过时、哪些不过时。如果说,没有过时的就是“基本原理”,过时的就只是“一般理论或观点”,其实这样的解释不仅牵强,而且没有说明任何问题。其二,把某一时期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视为“基本原理”。这类基本原理通常具有很强的时期特征和所指对象的特定性。因此这类基本原理的应用,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发展环境和条件,如1989年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的“稳定压倒一切”;同时,在某一时期提出的新理论或政策,既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而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而所谓超前性的部分,恰恰是需要通过新的实践去检验和求证的。 当一些研究者把本身就需要由新的实践去检验和求证的东西也视为不可讨论的“定律”,并作为论据使用时,是一种怎样的学术态度和研究方法?从方法学的角度看,这种将抽象的概念视为真实存在,并以其为真实存在来对待的理论研究过程与方法虽类似于“实化”(reification),但应用实化方法的重要前提,是对事物发展时空维度的选择和符合于差异性的具体实际。其三,一些研究者把某级领导的个人认识、看法和观点当作“基本原理”。这种情况值得思考的问题更多:对基层实践者和研究者而言,谁能区分哪些东西是某领导个人的思想和观点、哪些又是代表地方党委和政府?如当一些地方把主要领导的思想作为“基本原理”,特别是当一些地方的高级主官频繁更替甚至极个别出了问题,而后续领导的一些基本观点与前任者又不一致时,无论是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都会面临诸多的困扰。 理论研究中对于基本原理的应用,在于基本原理揭示了事物的阶段性本质和与之对应的规律。但事物的本质又是抽象的,人们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只能通过该事物的外部特征去认识;同时,事物的“本质”是该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即倘若某一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发生了改变,那么该事物就演变或改变为他事物或新事物。按照这一基本原理,对于身处一线的理论研究者而言,研究者是否能以此作出自己在研究中的判断和作出的判断是否有价值。理论研究者都知道,反映事物本质的外部特征和特点通常是多元的,而且这些多元要素之间又是互促、制约和关联的,并与事物发展的阶段紧密联系。在通常情况下,事物发展愈是走向高级阶段,其多元外部特征的关联度既可能提高、又可能发生分化,甚至一部分外部特征或特点还可能开始消失、一些新的特征和特点又会呈现出来。这一过程与事物以“量”的变化为基础而使然的“质”的局部变化相关联。这意味着人们在某一发展阶段揭示并形成的基本原理,客观上都潜在某种历史的局限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坚守基本原理固然重要,但发展基本原理更为重要。 理论是政策的基础,政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并对未来新的实践起指导作用;这也是政策在实践中接受再检验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把需要求证的“东西”作为经验论据,还是作为衡量新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尺度,都是需要进行科学严谨思考的。对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当我们坚守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惟一标准时,理论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既要由昨天的实践即历史来检验,更要由现实的“发展过程”即新实践说了算。诚然,笔者知道这不仅会使理论研究者产生新的困惑,如实践检验理论的周期有多长?生产力作为检验事物发展标准的应用周期如何选择等等?而且实践者的困惑也是存在的,如在实践中我们很难建立追究非科学发展政绩者历史责任的机制。但笔者坚持认为,只有建立起对为政者历史责任的延伸追究机制①,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作者:戚攻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多元化原则的探讨 一、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依据 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必然造成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历史过程,它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其中包括有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民族、习俗、社会心理等因素或者子系统,并且,这些因素或者子系统还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每一个因素或子系统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并由此产生出一些特定的研究方法。此外,上述因素或子系统又不是平行发展的,而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于是就成为多种交叉学科的研究对象,产生出各种类型的交叉学科的方法。由此可见,社会科学只有凭借各种各样的具体研究方法,才能1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7页2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4页揭示出社会历史过程及社会历史现象的复杂性。 二、社会科学研究主体的差异性依据 黑格尔指出:“方法就是逻辑内容的内在自我运动的形式之觉察。”也就是说,对象的内容本性、客观规律要成为思维方法、研究方法,首先要为研究主体所认识和把握,并且要经历由客观到主观的转化、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和建构的过程。客观规律只提供了形成思维方法的客观基础,但不能提供人们思维和实际活动的现成规则和手段。客观规律只有内化于人的头脑中,并转化为思维活动的内在规律,它才能成为科学的思维方法,才变成人们思考问题的规则和手段。所以,思维方法尽管有其客观基础,但绝不是纯客观的东西,而有其主观的因素、主观的特征。 由于研究主体在政治立场、利益需要、知识水平、研究能力、兴趣爱好、情感意志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无疑会影响到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程度,会造成对于思维方法的不同选择和应用,形成不同的思维视角和研究风格,从而形成不同的学风和流派,造成宏观上方法多元化的情形。如培根重视归纳法,而笛卡尔、斯宾诺莎则推崇演绎法;罗素强调逻辑和理性,而叔本华、尼采则提倡直觉和直观,突出强调反理性主义方法的作用;贝塔朗菲对事物善于作整体性、综合性的系统思考,而实证主义者却更强调分析的实证的研究。 三、社会科学研究实践活动的多样性依据 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黑格尔也认为:“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也就是说,方法是主体从事实践活动、达到预定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桥或船。实践是有对象有目的的,不同的实践活动的不同对象和目的就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方法,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就必然要求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工作方法等等的多元化。 四、结束语 随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深入,形成了“方法论热”,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多元化已成为了一种现实的趋势,我们在以后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要重点把握方法的多元,以多元的方法来进行我们的学习研究。 作者:陈凯单位: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科学论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探微 一、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 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横向拓展、细分:另一种是纵向挖掘、深化。 1.横向拓展、细分。讲这个问题,要提到一个新的概念,即“研究板块”,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研究板块。既然是板块,就可以分割,或者叫细分。所谓“细分”,就是把一个研究领域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并将这些分割出来的部分当做独立的研究对象。细分不仅仅分一次,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细分下去。比如,经济学首先可以分成三大块:工业、农业、服务业。这三大块中的第一块当然还可以再分,比如,工业可以再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重工业可以再分为汽车制造业、工程机械制造业、矿山开采业等。矿山开采业又可以再细分为铝矿开采业、铜矿开采业等等,依此类推。随着工业生产实践的发展还可以细分下去,分得越细,选题就越多,创新性也就越强。所以,只要你时时关注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研究领域进行细分,找到具体创新性的选题是不难的。2.纵向挖掘、深化。研究领域既然有横向,当然就有纵向。通过横向的拓展和细分可以找到创新性选题,当然也可以通过纵向的挖掘、深化获得创 新性选题。所谓纵向挖掘深化,就是对一个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别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不够透,而自己可以对它再进行深化的研究。比如对国有企业的研究,最先是研究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其实是国有企业经营权的问题,当时学术界强调要政企分开,给企业松绑,给企业自主权,于是国务院就出台了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条例,给了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十四项权利,这十四项权利后来又通过立法出台了《国有工业企业法》将其法制化固定下来。后来,由于国有企业负责人权力过大,企业内部没有制约,厂长经理以权谋私的现象十分普遍,实际上,谁当上了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这个国有企业就是谁的,他也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的支配者,从而使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发生大量的腐败性流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术界又将国有企业研究深化到所有权问题上来,开始讨论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和错位问题。所谓缺位,就是国有企业所有权名义上是国家,但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没有人也没有哪个部门行使这个所有权,出资人的利润支配权,资产监督权没有到位。所谓错位,就是企业的负责人本来是个人,只有经营权,但实际上他们行使了出资人所有权的各种权利。这就造成国有企业利润和资产原值大量腐败性流失的原因。于是,学术界就对如何构建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机构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本人是赞成和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要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机构,也就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机构,今天的国资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于国有经济的研究,最先是从经营权不足的研究开始,深化到所有权缺位的研究,再从所有权缺位的研究深化到建立国有企业的出资产人代表机构从而解决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错位问题。今天的国资委,从国务院国资委到省(直辖市)自治区再到地市的国资委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3.追踪学术前沿,发现理论问题,确定争论式的创新性选题,这种方法就是要高度关注学术前沿动态。有很多研究成果,如论文、专著虽然选题很新,立意很新,但其理论观点有些不一定准确,或不与实际情况切合,甚至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选一个题目,写一篇论文,与其进行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想出很多其他创新性的思想观点来。比如,关于法律是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个问题,是值得争论的。因为它与我们当今的司法实践不是很融合。因此,有争论是正常的。前几年我也编发几篇这方面的争论性文章,有的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 4.紧跟实践前沿,找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确定应用研究性的选题。比如,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费用体制改革的思路及建议”,这个选题就是我调到南宁后,发现不同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差距很大。某校我有一位同学,我跟他是同一个级别,但他的月薪比我高了3倍,他的财政性工资与我是差不多的,但他的补贴比我多5倍,因为该校的门面收入每年600多万,而我们单位的门面收入才10多万。这就是说,哪个单位争取到政府的钱就能买更多的地,起更多的房子,其财政收入就更多,工资报酬就越高。这种收入分配不协调会带来很多弊端,如腐败,并影响低收入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高收入单位工作人员也无心做好本职工作,而是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现有的资源去搞创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矛盾问题。于是,我当时提出就此问题申请一个课题立项,我这个提议被一些人嘲笑,认为搞这么个课题会把单位变得更惨。但我当时已经看到不单单是广西的问题,而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还是自费做了一些调研,然后发表了3篇系列论文,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作用。最初,南宁市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把所有党政机关多余的办公楼和门面统统收归由威宁公司统一经营,然后将利润上缴财政,由市政府统一按不同级别的标准发放津补贴。在实行两年后,区党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调研组对威宁的做法进行调研和评价,我被邀请参加这个调研组。在调研报告写完后,召开了征求意见会,自治区财政厅苏厅长也参加了这个会。我在会上对苏厅长提出:“自治区政府也应该这样做。”后来,我写了《关于广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在内参《社会科学与决策》上发表,得到郭声琨书记的指示和采纳,从而推动了自治区对这方面的改革。到现在,全国都实行公务员阳光工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行的,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实践效应最大的一项科研成果。它的选题也是出于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搞应用对策研究必须高度关注实践。 5.做学问的学问———博与专的哲学———知识更新与主研方向的定位。上面讲了那么多选题方法,涉及方方面面太宽泛了。如果每个人都全部照搬这些选题方法去找研究课题,那么,他的研究领域必然很宽。这就涉及一个叫“做学问的学问”的问题。现代科学太发达了,做什么都讲学问。做官的有做官的学问(领导科学),送礼有送礼的学问,交际有交际的学问(关系学),做人有做人的学问,喝酒有喝酒的学问(酒文化)。当然,做学问也会有做学问的学问(研究学在西方叫科学哲学)。做学问最主要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大学问,出经典性成果,不能就在一个研究领域中沉浮。要多搞几个领域,扩大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后根据你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找准各个领域的交汇点,作为突破口,从而更新你的知识体系,开辟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样,你就会搞出可以让你留名千古的经典性成果来,从而成为千千万万学者中可望不可及的经典作家,至少是某一个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家。 二、应用性选题的研究方法 (一)调研方法 1.正面调研方法。这种方法很简单,但用处不大。该方法就是先与调研对象联系,并给对方寄去调研提纲,让其做好准备,若干时日后,就到这单位去,调研就进入三程式的过程中。第一程式就是单位领导带着调研组参观需要调研的单位,包括参观厂房、车间,有讲解员陪同。这就是所谓先给你有个感性认识吧。第二个程式就是开座谈会,听汇报,听介绍。调研组的成员们都成了上级领导,认真地听单位领导的介绍、汇报,不断记笔记,听完介绍、汇报后,调研组的成员就有关问题进行提问,这时也到吃饭时间了,然后进入第三个程序。边吃饭边聊,并探讨一些具体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三程序调研方法。如果我跟随领导干部出去调研一般的都是这样三个程序。但如果是我做课题负责人的,我决不这样搞。因为这样搞调研绝对搞不到真实材料,都是假的东西,不可靠,而写出的研究报告也不客观,向领导提出的建议也不可行。我总共搞了22年的国有经济研究,调研了119个国有大中型企业,我一般采用的是侧面调研和非正式调研。 2.侧面调研。所谓侧面调研,就是尽量避免与调研对象直接面对面的座谈,也不提前寄调研提纲给他们,也不预先通知他们要什么材料,而是与调研对象周围相关的人接触,交朋友、聊天,从而了解研究对象的情况。比如,在我搞国有经济学的调研中,我不找国有企业家的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而且,当我刚开始搞国有企业调研时,只有经委,没有国资委和工信委,也不直接找国有企业负责人交谈,而是找一般员工,或者找被置换了国企员工身份的自谋职业的人,或者找破产后的国企留守人员,因为这些人都可以说不是既得利益者的圈内人。因此,他们说真话道真情的可能性比较大,你会得到所需要的真实材料。这样,写出的调研报告才有客观性、真实性,给领导提出的建议才有可行性,才容易得到采纳,才会在实践中产生效应。 3.非正式调研方法。所谓非正式调研,也称随机调研,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正好遇到与自己的调研项目相关联的人。比如,坐火车,与你同坐在一起的,有一两位刚好是你的调研项目所需要调研的对象,你就想办法,与他搭话、聊天,从中了解你需要了解的东西。比如我在搞国有企业研究、在坐火车时也跟至少20位左右的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人聊过,其中得到不少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有时候,在开会聚餐的时候,如果同桌一起吃饭的人有国有企业的,我也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为了尽量多地利用非正式研究方法,我经常以教师的身份(我曾在百色学院当过14年教师)到其父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学生家进行家访。在吃饭时,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通过这种调研方式,我得到了很多真实的有关国有企业的情况,为我研究国有经济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二)调研材料的加工分析前面说过,调研方式分正面调研、侧面调研、非正式的随机调研,这三种调研材料肯定是各不相同,即真实程度不同、客观性不同、涉及面不同,甚至对相同的事实进行评介和分析也不同,那你相信哪一种声音,在撰写研究报告中采用哪种调研方式得来的材料呢?这就需要对调研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筛选过滤,判断真伪,决定取舍,做到所说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这番工夫,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客观可靠的调查报告,但调查报告还不等于调研报告。研究报告一般分四个部分,即基本情况、存在问题、问题的原因分析、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调查报告最多能用在调研报告的基本情况这部分上。因此,写出调查报告后,还要进行下面几个步骤的工作。从调查报告中找出若干关键问题,并对这些关键问题召开小型研讨会,从而形成若干专题的调研报告。从调查报告一般不能直接提升到调研报告,必须经过小型研讨会形式形成专题调研报告这个环节。因为调查报告纯粹是属于感性材料的东西,不能反映出深藏在事物内部的问题,更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原因。因此,按照常规的做法,必须召开若干次小型研讨会,找各个方面的专家参加研讨会,让方方面面的专家来讨论这个调查报告,找出调研对象的问题所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然后结合有关专家的意见,拟出撰写研究报告的提纲。 (三)研究报告框架的构建分析起点与研究框架的确定。通过若干次小型研讨会,了解各方面专家意见后,我们就要着手撰写研究报告或专著了。专家的意见有各种各样的,都是针对不同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教你怎么写研究报告、怎么写专著,这得靠我们自己去做。你要写一个研究报告或一本专著,首先就要在脑子里有个写作思路,这个写作思路怎样去勾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分析起点的问题,分析起点定位不好,就有可能要走多次的回头路。 如果分析的逻辑起点选对了,写起来就会顺利很多。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写《资本论》的过程很值得我们学习。《资本论》是分析、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趋势、结局以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发展规律以及危机周期性交替出现的一部社会巨著。马克思在撰写这部不朽巨著时,是怎样构建其分析框架的呢,又是怎样定位逻辑分析起点的呢?我们知道,《资本论》的第一章就是商品,所以,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起点就是商品。由于篇幅关系,要讲清楚《资本论》的整个分析框架是不容易的,我在此描述一下《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框架。我刚才说过,商品是《资本论》整部巨著的分析起点,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起点。马克思在分析商品这个概念时,最初引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劳动。他指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劳动这个概念就被引申出来了,在分析劳动和商品关系时又引申出“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概念,又引申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又称为社会劳动);在分析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时,又引申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结成商品的价值;在分析什么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马克思指出:“在当时平均的生产力水平和平均技术水平下,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要的时间。”这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比较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尺度。在分析这个问题后,马克思又指出另外一个问题,工人的工资是否等于他们生产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呢?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收入是不是他们付出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作了否定性的回答。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他的衣食住行和养育后代,从而形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时间,这部分叫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在生产过程中就形成了劳动力价值。这部分劳动时间形成的价值,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要求并不满足于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如果满足于这一部分的话,他就赚不到钱。资本家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让工人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被延长的劳动时间被称为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力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资本家以工资形式回报给工人,而剩余价值则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 从上述马克思的整个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商品”开始到“剩余价值”结束,总共出现了11个概念,而哪个应该最先出现,哪个在第二,哪个在第三,哪个在第四、第五,哪个最后,体现了一种严密的内在的逻辑排序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无懈可击的逻辑分析框架。按这个逻辑分析框架思考形成的剩余价值理论,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完美程度。《资本论》面世以来,没有人能找到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论据批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起点的定位和分析框架的构建对学术专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起点选对,分析框架完美,符合逻辑排序,写起来就非常顺当,否则就会反反复复走弯路。 三、激发灵感的三种方式 (一)头脑放松法所谓头脑放松法,就是当你对某个学术问题绞尽脑汁想不通、百思不解时,你就不要再呆在书房苦思冥想了,到户外去散散心,迈步山水田间,或昂首看看蓝天与白云,或听听树林里的百鸟鸣叫,或看看农田里的庄稼长势,放松放松。啥都不想,这样,灵感的火花就会突然爆发出来。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学术问题就会在瞬间想通了。为什么在书房里思考了那么久的问题一到户外放松一下就有了答案呢?连你自己都不理解,从而感到惊讶!我有很多这种经历。但原因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的。我想,大概要用脑科学的某些原理解释吧。原因不清楚不要紧,但这方法谁都可以试一试,我保证绝对有效。 (二)头脑风暴法所谓头脑风暴法,就是当你遇到某个学术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你不妨提出来与同行讨论,甚至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你的灵感就很容易激发出来,从而得到答案。在争论过程中,不仅可以解决你想了很久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可以引起你一系列的学术假想。这些假想又会成为你感兴趣的新研究对象或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坡尔在与爱因斯坦争论广义相对论时,引发了他对原子模型的假想,从而在对原子模型的研究过程中,创立了一门新的理论物理学———量子力学。而他在创立量子力学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科学问题,都是在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时受到启发想通了的。 (三)醒后晨思法这个方法很有效,就是在你甜睡了一夜,清晨睡醒后,不要急于起床(当然我不鼓励睡懒觉),而是躺在床上想想你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因为早晨头脑最清醒,思维效率最高,也就是最容易产生灵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灵感易发的时段。 四、做学问的平台 老鼠哲学与金子哲学。老鼠哲学是秦朝丞相李斯提出来的,实际上是说从政的平台,是关于厕鼠与仓鼠的关系问题。李斯发现,粮仓里的老鼠比厕所里的老鼠长得大而肥,他认为:这是环境不同。仓库里都是粮食,所以,老鼠吃得好、吃得饱,当然要比厕鼠大而肥。做官也一样,在京城做官比在县乡做官,容易升得快,做得更大,因为京官容易靠近皇帝,容易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的才华。金子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来的,意思是说:只要你是一块真的金子,放在哪里都闪亮,放在牛粪上也闪闪发光;如果你是一块铜或一块铁,就是把你放在火堆中,也很难让你发光闪亮,这就是金子哲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师经常对大学毕业生讲金子哲学,鼓励毕业生到边远山区、落后的地方去工作,要服从分配,不要总是想往大城市跑。他们是这样对学生说的:只要你有能力,在哪里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来,而且,越是艰苦的地方,越容易干出成绩。这两种哲学,用来分析做学问的平台,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我认为,老鼠哲学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金子哲学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因为自然科学研究要出成果需非常先进的实验设备,因此,在实验条件好的地方搞自然科学研究比在实验条件差发地方搞研究,出成果就容易得多。而社会科学则不同,社会可要出真理性成果必须靠近实践,关注实践,还要有好的研究方法,设备条件不起实质性作用。在北京搞社会科学研究,效果并不比在县城搞优越多少,关键在于思考方法,在于实践的介入程度。 作者:周志华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社会科学论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术文献探新 一、数据采集与文献计量数据库结构设计 (一)期刊文献数据源及学科文献检索范围。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文献计量分析系统,以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总库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的人文社科类期刊论文为数据源④,机构文献数据通过中国知网“机构指标索引系统”采集获取⑤,学科文献分类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目录为标准⑥。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民族学、文学、历史学、公共管理等27个学科方向。文献题录信息类聚以2000—2012年间,甘肃省内15所高等院校及4所省属科研机构第一署名作者在CSSCI期刊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文献为数据源。通过文献计量分析系统,实现对学术文献从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分析到报告的网络化、一体化、集成化数据处理与加工,从而为机构用户和科研人员获取学术研究动态资讯构建一个开放式文献计量共享平台。 (二)文献类聚数据库设计与信息加工处理。文献信息类聚和结构化数据存储是文献计量系统建设的基础,要对海量的文献信息进行有效组织和后期处理,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必须借助数字化信息处理软件,构建一套集分类存储、加工处理、计量运算、冗余剔选、检测功能于一体的文献数据管理系统。甘肃省人文社科学术文献计量分析系统,是在设计构建机构信息库、作者信息库、文献题录库、词频关联库、引证频次动态库、学科信息库基础上构建的文献计量数据库集成系统。文献检索表达式采用SQL结构化查询语句设计,包括参数查询、交叉查询、类聚查询等人机交互式功能模块,将文献类聚获取的大量期刊文献信息分类导入对应的结构化数据库,然后利用数据验证规则对文献信息进行初始化清洗剔选,进而利用结构化SQL语言创建查询输出功能模块,实现对重复题录、一文多发、同名作者等冗余数据的批处理加工,为提高文献数据库建设效率和保证后期文献计量分析结果的客观真实奠定了基础。 (三)文献计量分析平台应用功能实现。基于网络环境下的期刊文献资源共享,不仅为文献的社会化传播和学术性引用开辟了开放式资源共享平台,也为文献计量分析及学术评价结果的共享开启了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文献计量分析不再局限于学术期刊载文、引用和作者分布特征等有限的应用范围,而是更广泛地应用于学科评估、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基金资助项目评审和学术成果评估等领域。成为人文社科领域推行科学评价、决策和管理的重要参考资讯。源于数字化期刊资源库的文献计量数据库,其文献题录信息包含了机构名称、作者姓名、学科方向、文献题目、期刊来源、发表时间、全文链接、引证图谱、被引频次、下载频次等文献评价动态指数,这些指数是文献发表以后在其传播过程中形成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固态及动态指标,形成文献计量分析中极其主要的评价依据。 (四)文献计量分析系统网络共享策略⑦。甘肃省人文社科期刊文献计量分析系统与共享平台框架体系,采用Asp互动网站信息管理系统和独立服务器(VPS)云计算空间平台构建而成,利用VPS云平台安全、稳定、高效的运行特点,实现对期刊文献数据的量化计算和分析评价,最终实现计量数据和分析结果的开放式共享。通过(图1)系统结构图,可以直观揭示文献计量分析系统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流程,以功能完善的Access作为后台数据库,集数据存储、综合查询、分析计算、报告输出、网络功能于一体,实现对期刊文献动态数据的自动类聚采集和计量分析。开放式期刊文献计量分析平台的构建,不仅方便科研规划、决策和管理机构自主调用相关学科动态信息,也为专家学者自助式获取文献引证图谱、学术发展趋势预测、学术热点追踪等信息资讯提供“一站式”保障服务,有利于提升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文献资源利用和学术资讯共享水平。 二、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文献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资源总库,我们检索采集到2000—2012年间,甘肃省内15所高校及4家省属科研机构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文献15469篇,通过数据格式转换并导入文献分析数据库后,利用数据库过滤功能,从中筛选出符合第一署名机构的4849位第一署名作者发表的论文14172篇,数据有效率为91.62%。通过学科类聚法整合处理,最终生成了机构文献分布计量结果。(图2)2000—2012年CSSCI期刊机构发文量分布表征结果显示,在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期刊文献产出主要源自省内高校及独立科研机构且期刊载文量与机构文献分布之间呈现出高、中、低三级阶梯状分布特征。其中,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文献数占总量的64%,属于机构文献高密分布区;兰州商学院、西北民族大学、甘肃政法学院等6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文献数占总量的25%,属于机构文献中密分布区;兰州交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天水师范学院等6所高校的文献数占总量的9%,属于机构文献低密分布区 。(一)文献高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5000至40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9067篇。其中,兰州大学4803篇,年均369篇;西北师范大学4264篇,年均328篇,占发文总量比率依次为33.89%和30.39%。在省内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因其学科结构完善,学术积累雄厚,科研实力突出而占据明显优势,呈现出传统学科厚积薄发,新兴学科开拓创新的发展现状。 (二)文献中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900至3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3475篇。包括3所高校及3所科研机构,依次为:兰州商学院830篇,西北民族大学691篇,甘肃政法学院648篇,敦煌研究院524篇,甘肃省社科院482篇,甘肃省委党校300篇。位居该区块的几所省内高校和科研机构,既有其各具特色的传统学科优势,也有学术文献资源积累丰富,机构岗位编制空间较大,学术环境良好等特点。随着这些机构近年来一系列人文社会学科的创建和与之配套的学术平台的构建及相应学科人才的引进培养,必将在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拓展出更大的学术发展空间。 (三)文献低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300至1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1332篇。其中,兰州交通大学279篇,兰州理工大学275篇,天水师范学院260篇,河西学院228篇,兰州城市学院186篇,陇东学院104篇。在这6所高校中,兰州交通大学和兰州理工大学素以理工类学科为主体,近年来,在文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人文学科建设中坚持“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和谐发展”的办学理念,积极引进众多省内外高学历人才,文献产出上升势头强劲。在我省“专升本”的6所高校中,天水师范学院位居前列,该校借鉴和吸收省内外高校的成功经验,制定和完善科研绩效考核办法和学术成果奖励措施⑧,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 三、机构文献年度分布特征分析 甘肃省19所高校及科研机构在CSSCI期刊的年度分布态势,通过(表1)所列8年来各机构CSSCI期刊载文年度分布表可知:机构文献年度总量变化呈现出逐年同比增长的发展态势。2005—2006年,年均发文1080篇;2007—2012年,年均发文1272篇。2005—2012年,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总量9793篇,年均同比增长率为5.45%。值得关注的是,随着2006年年底省内各高校及科研机构制定和实施岗位绩效考核制度和科研成果超额奖励办法以及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社科规划项目资金投入的逐步增长,高校自筹配套支持经费等措施的落实,充分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学术论文产出总量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势头,有力地促进了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 四、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文献作者分布特征分析 (一)一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2806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3.23篇。其中,兰州大学1601人,西北师范大学1205人,文献篇数分别为4803和4264,分别占作者总数的33%和25%,分别占文献总量的34%和30%。一线机构中,仅有教育部属兰州大学和省属西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作者密集度高,文献产出量占全省总量的64%,呈现出学科结构完善,学术平台较多,学者容量较大等特点,从而形成学术影响力广泛,传统学科竞争优势明显等特点。但是,随着作者密度增高,机构岗位编制满额,致使人才储备和吸纳空间缩小。加之具有较强科研实力的高水平人才不断外流,势必影响到相应学科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我省高校和科研机构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二)二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1707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2.65篇。机构及作者分布状况依次为:兰州商学院331人,西北民族大学327人,甘肃政法学院204人,敦煌研究院133人,天水师范学院128人,兰州交通大学123人,甘肃省委党校123人,甘肃省社科院119人,兰州理工大学118人,河西学院101人。该层级中包括7所高校和3所科研机构。虽然在作者规模和发文总量上与属于一线机构的两所高校存在较大差距,但是,随着这些高校近年来创办的人文、经济、管理、传媒等新兴学科的不断发展,教学科研平台更加完备,具有较大的人才吸纳空间。同时,随着省属科研机构学术功能不断强化,科研团队结构稳定等优势潜力的不断发掘,将为专业科研机构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拓出全新局面。 (三)三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336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1.75篇。机构及作者分布状况依次为:兰州城市学院96人,甘肃农业大学76人,陇东学院53人,甘肃省图书馆39人,甘肃民族师院34人,甘肃中医学院21人,兰州工业学院17人。属于三线机构的7所省内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包括近年才完成从专科升格为本科的4所高校,“专升本”为这些高校的学科建设和科研人才引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只要抓住机遇,在建立行之有效的学科发展规划体系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和学术成果激励政策,充分调动现有人才队伍的学术积极性;积极营造良好的人文社科学术环境,积极构建和拓展学科平台,吸纳和引进高水平人才,坚持多学科优势互补综合发展的办学原则,必将较快提升其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整体竞争实力。 五、发文总量排名前30位作者分布特征分析 2000—2012年间,甘肃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在CSSCI期刊以第一作者发文总量排名前30位的高频作者共计发文698篇,分别占作者总数和发文总量的0.62%和4.9%。高频发文作者所属机构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两所高校中,其中,西北师范大学18人,兰州大学12人,这些作者大多是我省高校及科研机构中的学科带头人,他们不仅是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而且是我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思想的开拓者和学术精神的引领者。其中,高新才、包国宪、王鉴、赵逵夫、王沛、郑炳林、杨恕、王嘉毅、田澍、万明钢、田中禾、李国璋、聂华林等著名学者分别在经济理论与区域经济、公共政策与战略管理、先秦文学与古典文献学、敦煌学、教育理论、课程与教学论、公共危机与信息管理、明清历史、区域经济、中国古代史、文化人类学、民族教育等人文社科领域,以其丰硕的学术成果奠定了他们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在促进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事业繁荣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学科带头作用。 六、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期刊文献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对2000—2012年间甘肃省19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第一作者的CSSCI期刊的计量统计,总计发表14172篇学术论文,分布在467种CSSCI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上。载文频次最高的11种期刊均属甘肃本地版期刊,发文总量6902篇,占49%。其中,《甘肃社会科学》1309篇,占15.7%⑨;《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176篇,占14.1%;《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946篇,占11.3%;《开发研究》744篇,占8.9%;《敦煌研究》688篇,占8.2%;《科学经济社会》428篇,占5.1%;《敦煌学辑刊》416篇,占5.0%;《电化教育研究》403篇,占4.8%;《甘肃政法学院学报》394篇,占4.7%;《图书与情报》200篇,占2.4%;《西北民族研究》198篇,占2.4%。高频载文期刊特征表明,甘肃本地版学术期刊不仅是我省人文社科界专家学者发表学术论文的主要平面媒体,更是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原创性学术成果和前沿性学术思想的重要传播平台。 七、基金论文分布特征分析 基金论文是获得各类科研项目经费资助而产出的学术研究成果,基金论文产出总量直接反映着一个机构科研综合竞争整体水平。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获取各类基金资助是推动学科建设和支撑学术研究事业持续发展的主要经费来源。通过对CSSCI期刊发表的基金论文的计量分析,可以追溯推算出2000—2012年间,甘肃省高校及科研机构获取社科研究经68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费的主要来源包括国家基金、部委项目、省市项目和国外基金。通过对各类基金论文分布情况进行统计,2000—2012年间,甘肃省上述高校及科研机构在CSSCI期刊发表各类基金论文2727篇,占机构发文总量14172篇的19.24%。主要基金来源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50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57篇,国家教育规划项目191篇,位居各类基金论文前3位。从基金论文的机构分布来看,兰州大学984篇,西北师范大学962篇,名列前茅,与上述各项计量指标相一致,依旧保持着明显优势。 八、结语 机构文献和作者分布计量分析结果说明,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主流作者群分布严重失衡,主要作者集中分布在省内的两所高校中,由于人才密集度过高和岗位编制有限,必然导致内部竞争十分激烈。但是,在位居二线、三线机构的十多所省属高校中,人文社科类人才缺口较大,文献产出量较低,学科竞争力不强。因此,人才分布失衡的现状也是造成省内高水平社科人才不断外流的主要因素之一,其结果必然会削弱相关学科的竞争优势。从文献年度分布特征同样可以看出,近5年的文献产出总量虽然处于高位,但一直徘徊在1300篇以下,年均增长率趋缓甚至降低。从我省人文社科学术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角度考量,完善省内社科人才调配机制,建立行之有效的省内人才资源共享流动体制,真正留住和用好人才,不仅是高校和科研机构必须直面的难题,也是值得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 作者:张伯阳张科王钢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省社科联学会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探析 一、研究自身文化的价值取向问题 研究者研究自身文化时,同样受到研究者长期习惯的价值和文化的影响。但不同于研究异文化,研究自身文化时不存在沟通和理解上的障碍。其实,自身文化的理解和诠释就是自身文化的直接表达。自身文化的表达本身就是一种诠释,此时不存在“为什么”的问题,因为这里表述本身就是终极答案。但其仍然受到自身价值的影响并且难以避免,对此我们只能以无限接近“零价值取向”的态度,做到“相对价值中立”,进而用“假想”的办法来加以把握和操作。关于自我的理解在著名社会学家库利的“镜中我”思想中找到理论依据。在库利的自我意识形成的三阶段里,“将设想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行为方式;设想和理解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以及根据自己对他人的评价的想象来评价自己的行为,并据此做出下一步反应。”研究自身文化时为自身价值所受影响降到最低,做到相对价值中立,可以把研究者自己“假想”成异文化的人,用外面的眼光和视角,进行比较、观察和分析自身文化。这样,既能够摆脱自身文化的影响圈套而扩大研究者视野,又能够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分析,有助于研究的全面和客观。 二、讨论与结语 第一,在研究中为什么同一现象不同学者得到不同的结论,这是否归因于社科研究中研究者能否做到价值中立的问题;社科研究中价值取向的影响难以避免,但影响过多是不可取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能否价值中立的问题上,众多的自然科学及社会实证主义者、诠释主义者都主张价值中立。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可以完全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同属科学不应由研究者主观判断和价值倾向左右。甚至诠释主义者虽然承认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同自然科学研究有差别,但价值取向上仍主张中立。对此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的结论是很好的实例。用弗里曼的话来说,“由于其带着很深的文化决定论的信念和个人的价值取向去研究,因而其得到的结论也是不可信的”。 另外,批判主义者则认为在研究中不主张价值中立。最近国内不少学者不主张社会科学的研究持价值中立的原则。如社会学家郭星华在《也谈价值中立》中说:“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虽然在自然科学里,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也不是截然分离的,但在社会科学里,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互动更为密切。在考察社会发展、变化规律时,在观察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众多的社会科学家由于各自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他们的思想和所建构的理论无一不打上历史时代和价值观念的烙印,要想排斥价值做到‘价值中立’无异于天方夜谭。” 总之,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这是不争的事实。研究者价值取向对研究的影响是之所以同一现象不同的学者得出不同结论的原因。 第二,在研究异文化时对研究者价值的影响应如何把握和操控。由于社科研究难免受研究者价值影响,当研究异文化时,只能以追求相对价值中立为目标,运用理解和诠释的方法予以解读、分析异文化。 第三,在研究自身文化时研究者价值的影响持何态度,理解和诠释如何加以运用。与研究异文化不同,研究自身文化不需要过多的沟通和语言媒介,其不仅受研究者价值取向的影响,甚至更多。故而,依然以相对价值中立为追求目标,运用照镜子式的理解法,即库利的“镜中我”作为基本方法来研究。 综上所述,首先,在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正因如此,产生了对同一个现象不同学者得出不同结论的现象。其次,无论异文化的研究还是自身文化的研究,研究者价值影响上,以“相对价值中立”的态度,运用理解和诠释的方法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因此,基于人类现有条件下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这一事实,选择尽可能地把研究者个人价值取向的影响降到最低,进而依靠理解和诠释法,追求相对客观、相对公正的研究结论。 作者:多杰热旦单位:西藏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式论探新 一、方法论创新:学科交叉与学科融合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社会科学研究面临以下几个挑战[3]:(1)研究目标是探索未知领域;(2)研究对象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环境或者是人类社会,而是由人类、社会与自然构成的复合系统;(3)研究组织越来越复杂,随着大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研究组织已由单一科研机构或科学家组成科学研究群体;(4)研究问题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例如,重大工程管理问题中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常因所研究的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数学模型或无法求解。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问题面前的“窘迫性”。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单纯利用某一门学科知识不能很好地、甚至不能够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科学问题。 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两个有紧密关联而侧重点又有一定区别的概念。交叉,主要指汇集,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集成”思想;融合,更强调相互渗透、合为一体,更多的是在化学层次、生命层次、质变层次上的结合,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综合”思想。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背后隐藏的是普遍性的哲学规律,即世界万物都是相互融合与相互作用的。在科学目标、科学价值以及科学组织管理层次高度统一的“大科学”时代,学科交叉与融合实现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层次以及基础和应用层次的相互融合,打破了传统学科的划分,使社会科学研究者获得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从而在方法论上实现创新。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对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既包括宏观问题,也包括微观问题;既包含结构性问题,也包含非结构性问题;既包含可定量的问题,也包含难以定量的定性问题;即使一个领域的同一类问题,也有研究目的不同、研究视角不同、研究者学术偏好不同的差异性,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能只依一个理念、从一种角度、用一种方法、使一种工具就能解决问题,特别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面对的社会现象与问题较为复杂,这就更需要在研究过程中,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科学理论与实际经验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人与计算机相结合,并使这些结合相互渗透、合为一体,即形成“融合”,融合不仅能涌现出新的前所未有的研究能力,还能涌现出前所未有新的学科分支与学科领域。随着社会科学研究中大量复杂性、跨领域性和综合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在进行前瞻性探索时往往需要借鉴于其他相关科学领域。这种借鉴,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科学领域内,通常还会涉及自然科学、科学技术,这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典型特征。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大力推动学科融合与交叉,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单纯的研究技巧,而是因为只有通过学科交叉与融合才能产生新的认识与分析复杂社会现象的能力,增强对社会问题研究的精细化与准确度,进而提高对社会问题复杂性的预见性和驾驭力,因此,学科交叉与融合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取得创新性成果的一条重要途径,许多成功案例表明“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边缘发现科学问题,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过程中解决科学问题”已成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研究运用学科交叉与融合,充分体现了系统科学思想中集成与综合,在集成之上综合,在综合之上集成,即运用综合集成思想。系统科学中的综合集成思想是我国以钱学森为首的系统科学家历经几十年探索提出的认识、研究和处理复杂系统问题、体现东方哲学智慧与文化特征的方法论。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开展学科交叉与融合需要充分运用综合集成思想,以“定性定量、科学实验、虚实结合、综合集成”为指导原则。当前,实现交叉与学科融合主要有两种途径:(1)以解决某一特定问题为契机而将多种学科聚集在一起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模式;(2)通过开设多课程知识点的综合课程来实现学科交叉与融合的高校交叉学科教育模式。 二、实践体会: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原则 自上世纪末,学者们在研究工作中就不断发现和体会到所研究的社会科学问题日趋复杂,如大范围环境治理问题、重大工程管理问题等都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常因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问题的数学模型,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社会问题研究面前的“窘迫性”。近年来,国内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以复杂系统为基本理论,综合博弈论、运筹学和统计分析等数学方法、人工社会、元胞自动机、多主体系统、心理学、行为科学、文化基因等多学科交叉的计算实验方法开展对复杂社会系统多要素行为、宏微观层次之间相互影响以及系统整体状态演化规律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经济系统演化、公共管理、环境综合治理、重大工程管理等,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回顾和总结多年来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探索,本文形成了以下几点建议。 (1)从现代“大科学”时代的高度来认识基于学科融合与交叉的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重要性,要认识到学科交叉与融合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总体上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推进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学科领域看,它既涉及对社会系统与社会科学问题的科学认识,又关系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当代大科学时代的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动力学机制,还关系到现代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模式及知识结构设计等;从政策角度看,它涉及发展和繁荣社会科学的战略思考和安排,又关系到相应的政策设计与落实,还关系到能充分体现这些战略与政策的具体规划与执行,更要创造有利于学科交叉与融合和有利于多学科人才协同工作的文化氛围。 (2)要深刻认识到,在综合集成思想指导下,大力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创新,并形成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新的方法论体系,它不仅包含着对社会科学研究问题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还要求研究人员在方法论创新的基础上形成具体的研究方法、手段、技术、工具的“落地”,实现方法论到方法的转换,以及新的方法在解释现象、揭示规律和指导实践等社会科学研究实际应用中的成功应用,很难讲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是成功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其实质是关于科学哲学的多层次、整体性的反思和变革,而不能仅仅认为是一些研究方法的改进和新技巧的采用。 (3)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当代社会科学问题的系统复杂性。正是这种系统复杂性,使得社会科学问题既有结构性又有半结构或无结构性、既有同构又有异构、既有同步又有异步、既有静态又有动态、既有稳势又有演化、既有物理又有事理还有人理,因此,必须要区分不同场合、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主体,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才能更准确、更透彻、更精细地揭示社会科学问题的本质、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 (4)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不是个别问题的研究“技巧”,而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大趋势,因此,需要有宏观上推动这一大趋势的战略思考与战略安排,以逐步形成促进、鼓励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大气候、大环境、大制度和大文化。 (5)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关键是人才。这样的人才除了要有“大科学”理念外,还要有较广阔的知识面并掌握跨学科研究问题的技术与方法,如果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在整个受教育阶段仅仅接受传统的“文科”知识教育与训练,对文科之外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特别是对现代系统科学、信息科学基本不知或知之甚少,那他必然很难在一个复杂社会科学问题面前能够产生跨学科研究的联想,更无力运用多学科手段来分析、解决问题。应该说,目前现状不容乐观,现在大学的社科人才培养还较严重地表现出学科割裂现象,相比而言,现在的理工科专业倒比较重视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相反,人文社科专业很少开设理工知识课程,如果这样的情况不加改变,大量年青的人文社科新生力量在学科交叉与融合问题上必然“先天不足”,一谈学科交叉与融合就容易“心虚”与“乏力”,这一状况应引起有关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6)应当建立若干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并不意味着任何单位、任何团队、任何个人在研究工作中都必须运用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这要看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需要,但从整体上讲,在我国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选择若干有基础、有能力、有经验的单位和部门,建立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主要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让他们专注地、持续地开展相关研究是必要的,这些基地既能够成为我国跨学科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基地,又能够起到重要的推广和示范作用。 (7)大力营造有利于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文化氛围。跨学科研究是一件创新性极强的工作,首先,跨学科研究的问题一般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本身就具有研究的难度。另外,跨学科又涉及多方面的系统整合,又有一系列新的复杂问题要解决。因此,从事跨学科研究必然有较大的风险,取得创新性成果的时间一般也较长,因此,如果研究价值观不科学、不辩证,在衡量科学成果的指标时唯论文数量、或过于短视或急功近利,都容易使人浮躁、逼人追求“捷径”,而使人不愿意作艰苦的跨学科的创新性研究,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出现,需要我们对研究人员的业绩考核、对研究成果的认定以及对研究中出现的失败都要有更科学、辩证、宽容的态度,真正让跨学科创新文化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得以体现并蔚然成风。 三、结语 当前,我国的社会科学事业有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但同时还要看到,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包括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手段研究社会科学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在以多学科为基础构建当今大科学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方面,在相应的人才数量和能力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应该在中央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指引下,“下定决心,急起直追”,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开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丁翔盛昭瀚单位: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计算实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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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协调员(CRC)是临床试验的参与者和协调者,在研究者的授权下进行非医学性判断的相关事务性工作。其工作职责涉及临床试验的各个方面,能弥补研究者时间和精力上的不足,相较于监查员(CRA)更具有及时性和协调性,是保障临床试验项目质量的重要角色之一[1]。目前,CRC来源主要分院内和院外两种,且大多数医院主要以院外CRC为主[2]。机构被动接受外派CRC参与临床试验,因各家SMO公司管理能力和管理模式不同,在没有统一准入制度和规范管理的前提下,存在经验不足、培训不到位、频繁更换CRC、个人能力参差不齐、工作效率相对低下等问题[3],将对项目的质量带来挑战,也使医院在风险把控上存在一定的欠缺。因此,提高对CRC的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此次通过问卷调查形式,从CRC视角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调整未来的管理方向,以期规范对CRC管理,为提高临床试验项目质量打下基础。 1资料和方法 1.1研究对象 选择29名CRC作为调查对象,调查时间为2019年6月。 1.2研究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除收集基本信息外,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1)CRC所属公司性质、管理及培训模式,更换公司的原因;(2)对机构办公室、伦理委员会、研究者、CRA、所属SMO公司存在的不足进行评价;(3)对机构管理提出意见和建议。采用“问卷星”设计调查问卷,被调查者通过扫二维码填写调查问卷,调查时间限定在一个月内完成。 1.3统计学处理 调查结果以手工录入Excel软件,以频数和构成比进行描述性统计。 2结果 2.1被调查者所属公司相关情况在调查人员所属公司中,93.1%为国内企业,且75.86%公司为卫星式管理,即外派CRC到全国各地进行CRC服务的模式。监管频次根据各家公司的管理模式不同有所不同,但基本能满足3个月1次的监管,体现形式以视频,邮件,电话沟通为主。在培训方面,55.17%接受培训每年小于5次,且以一对一带教、远程培训模式为主,分别各占30.30%;参加国家级CRC专项培训的人员少之又少。在“您希望是哪种管理模式?”问题中,20人回答中希望实时监管的模式占50.00%,希望最好由经验丰富的人指导,有提升能力的机会。针对CRC人员不固定的情况,一年内有更换公司打算的占31.03%,主要原因体现在薪酬问题、升值空间、无归属感及其他原因(如家庭、项目质量不高等原因)方面。2.2调查中显示各角色/部门有待提高的地方 2.2.1医院机构办公室和伦理委员会应加强工作流程的简化和规范管理,能够协调相关部门为CRC工作提供帮助。如提供打印等办公设施设备、提交相关资料流程顺畅、简化工作表格的填写内容,建立信息平台便于沟通和交流,便于工作的开展。希望研究者加强对相关概念的认识和配合,明确相应的职责和分工,使CRC能更好地协助研究者开展临床试验。 2.2.2CRA申办方应派遣经验丰富、能力强的CRA进行监查,这样将对项目的有效监管起到保障作用。同时,频繁更换(20%)CRA使监管存在脱节现象,是项目监管中最常见的问题。 2.2.3SMO公司在培训力度、绩效考核、晋升空间和管理模式方面存在有待提升的地方,使得CRC归属感不强。见表2。 2.3对药物临床试验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通过开放式问答题,收集相关意见和建议。部分CRC建议:(1)应该简化流程,比如科室研究人员的资质证书,机构应有备案,节约CRC收集的时间。(2)提供CRC更正式的工作牌方便沟通协调。(3)多设计便于工作的相关表格,对工作有指导性。(4)可对CRC进行相应的考核或评比,以提高管理质量和项目质量。(5)多关心CRC群体、能集中进行统一、固定、规范的管理,且确保简单、高效。(6)对做得好的CRC有奖励机制,提高其工作积极性。 3讨论 目前,外院CRC进驻到机构参与临床试验工作模式,很难从真正意义上对CRC进行管理,且外派CRC的流动性太大,出现工作衔接困难、SMO公司监管不到位的情况。SMO公司卫星式的管理,往往机构只知CRC,不知其主管领导及上级领导,存在沟通不畅及脱管的现象。公司放养式的管理,只关心项目的入组进度,对CRC的培训、管理、职业规划和晋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如在培训上,往往公司进行短期培训后就匆匆上岗,造成对机构管理模式及医院环境不熟悉,且经验不足,导致项目质量得不到保障,存在风险管控不到位的问题[4]。具有工作经验丰富且相对固定的CRC是凤毛麟角,而CRC工作的好坏往往由研究者甚至机构承担相关责任和后果。此外,CRC在医院工作中面临各管理部门工作流程不畅、办事效率不高的问题,如重复到科室收集相关资料的现象,需机构进行相应调整。与CRA的协作和配合度、所属SMO公司的管理、培训力度、薪酬待遇和归属感不强,这些问题也会影响CRC工作质量,并导致人员无法将CRC作为自己长期的职业进行规划,而这也是使CRC团队不稳定的因素之一。机构需要培养经验丰富、固定的CRC团队才能满足需求。然而,组建院内CRC,虽然较院外CRC具有规范管理,人员固定,专业度更高的优点[5],但是在人员待遇、编制、职称和晋升的问题上受限,导致院内CRC组建存在困难。因此,机构自主选择与SMO公司合作,派遣机构认可且经验丰富的CRC这一模式成为了首选。通过共同建设和管理,使院外CRC“院内化”[6],长期固定的CRC人员有利于药物临床试验协调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可固定选择1~2家管理规范的SMO公司长期合作,要求在人员上相对固定,配备机构认可的CRC长期服务,提前储备合格人员以应对项目的需求。首先,机构将面临如何管理外来CRC的问题,在国家层面还没有出台相应的认证标准和管理体系的前提下,机构需制定适合本院的CRC管理制度和准入标准,每一位CRC在正式上岗前应接受机构的考核,除了解专业背景、工作经验和GCP培训情况外,还应对临床试验相关知识掌握度、方案熟悉度和出现各种情况处理的能力进行评估,通过后方可上岗,且必须在机构的有效监管下参与临床试验工作。对CRC进行定期的培训与考核,通过绩效激励机制[7]提高工作积极性。考核分别在项目启动、实施和结束三个阶段进行,列出具体的考核条目,对每一项内容按照“优、良、中、差”进行考评,考核人员由研究者、机构办公室、CRA组成,综合三方的意见得出最终考评结果。同时,根据考核结果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提高CRC整体水平。考评为优秀的人员将获得公司的晋升机会和待遇提升,并且将被机构优先选择参与临床试验;考核不合格的人员,机构有权拒绝接受。通过优胜劣汰的长效管理机制,真正做到对CRC的管理,使CRC团队建设得到长足发展。另一方面公司主管领导应对CRC实时管理,CRC出现问题,对主管领导也应追责。其次,优化机构办公室和伦理委员会工作流程并提高协调能力,统一并简化工作表格,定期收集临床科室资质证书和培训证书,确保CRC工作顺畅。统一制订工作牌且有明显标识,提供CRC办公场所和相关设施设备,丰富CRC的业余生活,提高CRC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同时,临床试验的质量好坏受多方协作的影响,也应加强对CRA的准入和管理[8-9],要求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对其专业背景、沟通能力、临床试验知识和项目熟悉度等考核通过后方可接受开展监查工作。日常监查计划和监查报告除上报研究者和机构外,应及时反馈给CRC,有利于提前做好准备并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并且在合同中规定1年内不得随意更换CRA,如CRA需要更换,须提前3个月告知机构并做好相关交接工作,保证问题无遗漏并得到及时解决。 4结语 CRC协助研究者参与临床试验能大幅度提高药物临床试验质量,但CRC团队的建设需要专业的培训和规范化的管理[10-12]。但目前国内并没有针对CRC的专门培训机构和管理标准,没有国家机构认证的上岗资格,导致国内CRC素质参差不齐。通过SMO公司和机构共同建设和管理,使CRC团队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提高各方协作能力,确保临床试验顺利开展,提高临床试验项目质量。 参考文献 [1]赵海娟,张可欣,刘伟,等.临床研究协调员在临床试验工作中重要性的调查研究[J].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2018(8),34(15):1923-1925. [2]刘璐,周吉银.临床试验中临床研究协调员的来源、职责、问题及对策[J].国际药学研究杂志,2018,45(7):512-516. [3]鲁萌,王健,朱静静,等.医院药物临床研究协调员工作现状的调查分析[J].中国临床研究,2017,30(4):543-545,548. [4]谢振伟,范华莹,王瓅珏,等.临床研究协调员参与的基于风险的闭环式质量控制模式探讨[J].中国新药与临床杂志,2019(2),38(2):90-92. [5]刘晓红,李丹,李燕,等.临床研究护士与临床研究协调员的工作内容调查[J].中国新药杂志,2019,28(3):325-331. [6]曹端文,刘小健,涂颖秋,等.院外临床研究协调员“院内化”及其在试验质量管理中的作用[J].医药导报,2018,37(11):1426-1429. [7]周瑾,杜红丽,陈磊,等.药物临床试验中临床研究协调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构建[J].中国新药与临床杂志,2019,38(3):147-151. [8]王婷,张志华,曹靖,等.监查员在我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履职情况的调查分析[J].儿科药学杂志,2019,25(3):39-43. [9]王婷,张志华,曹靖,等.浅谈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对监查员履职的监管模式[J].儿科药学杂志,2019,25(2):52-54. [10]陈雪松,崔英子,曲冬梅,等.临床研究机构与SMO公司共同管理培养临床研究协调员的模式探索[J].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2019,6(31):11-12. 作者:黄小容 单位: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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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三级医院重症监护室(ICU)护士职业生活质量现状,并分析其与护理工作环境的相关性。方法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护士职业生活质量量表和护理工作环境量表对山东省9家三级医院298名ICU护士行横断面调查。结果三级医院ICU护士职业生活质量量表总分为(174.72±26.85)分,护理工作环境量表总分为(90.97±14.20)分。文化程度、对科室喜欢程度、平均月收入、收入满意度、近一年加班时数、睡眠状况及护理工作环境可影响护士职业生活质量,一般资料可解释职业生活质量总变异度的27.7%,护理工作环境可解释35.8%。结论三级医院ICU护士职业生活质量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管理者可从改善护理工作环境、扩充护理队伍、提高护士学历、改善护士睡眠质量、提高收入等方面采取措施,提高护士职业生活质量,稳定ICU护理队伍,促进重症护理事业发展。 关键词:三级医院;护士;职业生活质量;护理工作环境;相关性 《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1]把发展重症监护事业作为护理事业的发展目标之一。而重症监护室(ICU)护士是影响重症监护质量的重要成员,护士生活质量的提升是护理质量提升的必要前提[2]。护士职业生活质量(QualityofNurs-ingWorkLife,QNWL)是指护士在实现组织目标过程中,其经历(包括工作中和组织中的)在个人重要需求上的满足程度[3],用于描述护士这一特殊职业群体的工作对其生活产生影响的个人感受[4]。有文献[5]报道,高强度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导致护士存在较高的离职率,护理队伍不稳定,加之ICU护理工作高负荷、环境封闭的特殊性,势必导致ICU护士生活质量低下[6]。护理队伍不稳定,也严重制约着护理质量的提升[7]。关于护士职业生活质量与护理工作环境相关性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对ICU护士的此类研究尚未见报道,因此本研究通过调查ICU护士的职业生活质量和护理工作环境并分析其相关性,为管理者制定改善ICU护士生活质量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于2022年5月抽取山东省9所三级综合医院298名ICU护士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取得职业证的注册护士。(2)从事ICU护理工作一年以上且目前仍从事ICU护理工作者。(3)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1)离职或转岗不再从事ICU护理工作者。(2)一年内接受停职处分者。(3)一年内病假、事假超过一个月者。以主要量表条目数的5~10倍估算样本量[8],若样本量>300,则可不考虑此比例[9]。发放问卷,同时向研究对象承诺,所得数据仅做科研之用,不会泄露个人信息,也不会给其工作和生活带来不利影响。 1.2研究工具 1.2.1一般资料调查表该调查表由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龄、是否为独生子女、婚姻状况、子女数、文化程度、从事ICU护理工作年限、选择护理工作的原因、岗位聘用性质、工作部门、职称、护士层级、平均月收入、收入满意度、近一年夜班频次与加班时数、睡眠状况、有无慢性病及近一年是否发生过护理差错(事故)等。 1.2.2护士职业生活质量量表(QualityofNursesWorkLifeScale,QNWLS)该量表由Xia等[10]根据Brooks等[11]于2004年编制的护士职业生活质量量表翻译修订而成[12]。中文版护士职业生活质量量表包括工作家庭平衡(7个条目)、工作量(10个条目)、工作环境(20个条目)、社会环境(5个条目)4个维度,42个条目,采用Likert6级评分法,很不同意=1分,不同意=2分,稍不同意=3分,稍同意=4分,同意=5分,很同意=6分。维度得分=维度内各条目得分之和。量表总分为42~252分,得分越高说明护士职业生活质量越好,对工作越满意。本研究结果显示,该量表总的Cronbach′sα系数及各维度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940、0.791、0.894、0.824、0.654。 1.2.3护理工作环境量表(PracticeEnvironmentScale,PES)该量表由付霞等根据Lake等修订的自评式护理工作环境量表翻译修订而成[13-14],包括人力和物力资源充裕度(4个条目)、护士参与医院事务(9个条目)、高质量护理服务基础(10个条目)、医护合作(3个条目)、护理管理者能力及领导方式(5个条目)5个维度,31个条目。采用Likert4级评分法,非常同意=4分,比较同意=3分,比较不同意=2分,非常不同意=1分。维度得分=维度内各条目得分之和。量表总分为31~124分[15],得分越高说明护士对护理工作环境的感知越积极。本研究结果显示,该量表总的Cronbach′sα系数及各维度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967、0.899、0.945、0.920、0.955、0.913。 1.3研究方法 利用问卷星编辑问卷进行横断面调查,通过医院护士微信群、钉钉群以及单人单发等方式向符合纳入标准的ICU护士发放问卷,参与者本着自愿真实的原则完成问卷,研究者承诺对问卷内容严格保密。最终有318人提交问卷,将问卷结果导入Excel表格后经两名研究者对问卷结果行逻辑筛查,得到有效问卷298份,有效率为93.7%。1.4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分别用(x±s)和[n(%)]描述;对所得数据进行正态检验;一般资料对职业生活质量的影响行独立样本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然后对相关因素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对职业生活质量和护理工作环境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后行线性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ICU护士一般资料 298名ICU护士中,男89人(29.9%),女209人(70.1%);年龄:≤25岁20人(6.7%),>25~30岁72人(24.2%),>30~35岁139人(46.6%),>35~40岁53人(17.8%),>40岁14人(4.7%);是否为独生子女:是90人(30.2%),否208人(69.8%);婚姻状况:已婚236人(79.2%),未婚57人(19.1%),其他(离异或分居)5人(1.7%);子女数:0个66人(22.1%),1个127人(42.6%),2个105人(35.2%);从事ICU护理工作年限:<5年86人(28.9%),5~10年115人(38.6%),>10~<15年83人(27.9%),≥15年14人(4.7%);岗位聘用性质:有编制50人(16.8%),人事代理44人(14.8%),合同制204人(68.4%);工作部门:内科ICU101人(33.9%),外科ICU6人(2.0%),急诊科ICU37人(12.4%),综合ICU154人(51.7%);职称:初级108人(36.3%),中级181人(60.7%),高级9人(3.0%);护士层级:N033人(11.1%),N153人(17.8%),N277人(25.8%),N3及以上135人(45.3%);有无慢性病:有58人(19.46%),无240人(80.54%);近一年是否发生过护理差错(事故):是8人(2.7%),否290人(97.3%)。 2.2ICU护士职业生活质量、护理工作环境现状 ICU护士职业生活质量与护理工作环境量表总分分别为(174.72±26.85)分、(90.97±14.20)分,见表1。 2.3ICU护士职业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和护理工作环境量表总分为自变量,以护士职业生活质量量表总分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护理工作环境量表总分原值代入,分类变量赋值如下。性别:女=1,男=2;年龄:≤25岁=1,>25~30岁=2,>30~35岁=3,>35~40岁=4,>40岁=5;是否为独生子女:是=1,否=2;文化程度:大专=1,本科=2,硕士及以上=3;婚姻状况:未婚=1,已婚=2,其他=3;子女数:原值代入;从事ICU护理工作年限:<5年=1,5~10年=2,>10~<15年=3,≥15年=4;选择护理工作的原因:喜爱=1,谋生=2,父母意愿=3;岗位聘用性质:有编制=1,人事代理=2,合同制=3;工作部门:急诊科ICU=1,内科ICU=2,外科ICU=3,儿科ICU=4(没有),综合ICU=5;对科室喜欢程度:非常喜欢=1,喜欢=2,不喜欢=3;职称:初级=1,中级=2,高级=3;护士层级:N0=1,N1=2,N2=3,N3及以上=4;平均月收入(元):<3000=1,3000~5000=2,>5000~10000=3,>10000=4;收入满意度:非常满意=1,满意=2,不满意=3,非常不满意=4;近一年夜班频次(次/月):0=1,1~3=2,4~6=3,>6=4;近一年加班时数(小时/每周):<7=1,7~14=2,>14~30=3,>30=4;睡眠状况:正常=1,不正常=2;有无慢性病:有=1,无=2;近一年是否发生过护理差错(事故):是=1,否=2。 3讨论 3.1ICU护士职业生活质量仍有待提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ICU护士职业生活质量量表总分为(174.72±26.85)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略高于赖敏华等[4]对广东省ICU护士的调查结果,即(161.15±21.56)分,可能与参与调查的护士学历高(本科及以上者占97.6%)、收入满意度高(73.8%)有关[16],而这也证实学历越高,对收入越满意,职业生活质量越高(见表2);工作量和工作环境维度百分制得分(77.22分、70.00分)较高,而社会环境和工作家庭平衡维度百分制得分(62.17分、61.31分)较低,这与魏丽君等[7,17]对不同科室男护士的调查结果一致。分析原因,一方面,调查对象的年龄多数(69.1%)在30岁以上,且有子女者占77.9%(35.2%的人有2个子女),而这部分护理人员家庭负担较重,因此工作家庭平衡维度得分较低;另一方面,可能与近几年频发的医闹事件导致护理人员对社会环境的感知较为消极有关。因此,ICU护士职业生活质量仍有待提高,护理管理者应采取更多工作环境改善措施,如扩大护理队伍,使护理人员有更多精力兼顾工作与家庭。同时,做好宣传工作,使社会对医务人员形成更加积极的认识。 3.2ICU护士职业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 3.2.1ICU护士职业生活质量的一般影响因素本研究结果显示,文化程度、选择护理工作的原因、对科室喜欢程度、收入满意度、近一年夜班频次、近一年加班时数以及睡眠状况,可影响护士职业生活质量(见表2),这与张睿等[18-19]对二甲医院护士工作相关生活质量的调查结果相似,虽然研究者所用量表不同,但都发现上述因素可影响护士生活质量。本结果还提示,护士职业生活质量与文化程度、对科室喜欢程度、收入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分析原因,一方面,护士学历越高,其知识获取与掌握能力越强,核心能力越强,工作给其生活带来的压力就越小[20];另一方面,较为满意的经济收入可以为较高的生活质量提供物质基础[21]。298名ICU护士中,睡眠不正常者占67.8%,说明绝大多数护士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比张娜芹等[22]对神经外科护士的调查结果高,而睡眠正常者的职业生活质量明显高于睡眠不正常者(P<0.01)。同时,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对科室喜欢程度、平均月收入、收入满意度、近一年加班时数以及睡眠状况可解释职业生活质量总变异度的27.7%。因此,管理者可以通过提升护士学历水平、增加科室吸引力、扩充护理队伍以减少护士夜班频次和加班时数、对护士进行巴林特小组心理干预[23]改善睡眠质量等措施提高ICU护士职业生活质量。 3.2.2ICU护士职业生活质量与护理工作环境关系密切相关性分析显示,医护合作、护理管理者能力及领导方式维度与工作家庭平衡维度的相关性较弱(<0.4),其余维度间相关性均较高(r=0.471~0.762>0.4)。说明ICU护士护理工作环境感知对其职业生活质量的影响较大,且分层回归分析结果也说明,排除其他一般资料的影响外,护理工作环境可解释职业生活质量总变异度的35.8%。因此,管理者可以通过提高护理人员及仪器设备等资源充裕度为更高质量的护理服务提供保障,鼓励护士参与医院事务增强其主人翁意识等措施改善护理工作环境,以提高护士职业生活质量。4结语三级医院ICU护士的职业生活质量较从前有所提高,但仍有提升空间,管理者可在扩充护理队伍、提高护士学历水平与收入满意度、改善护士睡眠质量及护理工作环境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提高护士职业生活质量,稳定ICU护理队伍,促进重症护理事业发展。由于目前关于ICU护士职业生活质量与护理工作环境的相关性分析尚未见报道,因此,本研究与以往研究进行的对比分析较少,以后尚需进行多中心研究,为管理者提高ICU护士职业生活质量提供更多参考。 参考文献: [1]国家卫生计生委.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A].国卫医发[2022]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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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统计学教学研究:医学统计学课堂教学 摘要:生物信息学的蓬勃发展已使医学研究由宏观逐步探索到微观。医学统计学作为一门医学院校的基础课程,其理论和方法在医学研究的新要求下其理论和方法也有了新的发展与应用。将生物信息学知识带入医学统计学课堂教学,介绍医学统计学的新发展,不但能使学员了解到本学科的前沿研究内容,有效地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还能使他们掌握生物信息学研究的工具,提高今后从事医学科研工作的能力。 关键词:生物信息学医学统计学课堂教学 生物信息学融合了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数学和统计学的大量方法,已逐渐成为发现生命过程中所蕴涵知识的一门重要学科。其基本问题主要包括:DNA分析、蛋白质结构分析、分子进化。医学统计学作为医科院校的基础课程之一,长期以来其理论和方法就广泛应用于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的各类研究中。随着生物新技术的诞生,在推动生物信息学发展的同时,医学研究对象也由宏观的病人、生物组织拓展到微观的基因领域,所面对的实验数据在性质和结构上也都有所不同,这对医学统计学的应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目前,医学统计学的很多原理和方法已成功地应用于这些新研究之中,并在此基础之上有了新的发展和改进。如概率分布的知识与序列相似性分析、蛋白质分类等技术密切相关;方差分析、非参数检验方法经改进和结合后在基因表达数据的前期分析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而聚类分析、判别分析、相关分析这些大家所熟知的统计学方法更是在基因分类和调控网络的建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进行医学统计学课堂教学时加入生物信息学方面的应用实例,不仅可以使学员了解本学科研究的前沿和医学、生物信息学研究的新发展,还可以提高学员对于医学统计学理论学习的兴趣,掌握先进的生物实验数据分析方法,提高今后从事医学科研的能力。下面,本文在回顾医学统计学授课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就医学和生物信息学中的可能应用举例如下: 一、概率分布 概率分布(probabilitydistribution)是医学统计学中多种统计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授课内容一般包括:二项分布、Possion分布、正态分布、t分布、F分布等。 借助概率分布常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生命指标的特征、医学现象的发生规律等等。例如,临床检验中计量实验室指标的参考值范围就是依据正态分布和t分布的原理计算得到;许多医学试验的“阳性”结果服从二项分布,因此它被广泛用于化学毒性的生物鉴定、样本中某疾病阳性率的区间估计等;而一定人群中诸如遗传缺陷、癌症等发病率很低的非传染性疾病患病数或死亡数的分布,单位面积(或容积)内细菌数的分布等都服从Poisson分布,我们就可以借助Poisson分布的原理定量地对上述现象进行研究。 在生物信息学中概率分布也有一定应用。例如,Poisson分布可以用于基因(蛋白质)序列的相似性分析。被研究者广泛使用的分析工具BLAST(BasicLocalAlignmentSearchTool)能迅速将研究者提交的蛋白质(或DNA)数据与公开数据库进行相似性序列比对。对于序列a和b,BLAST发现的高得分匹配区称为HSPs。而HSP得分超过阈值t的概率P(H(a,b) t)可以依据Poisson分布的性质计算得到。 二、假设检验 假设检验(hypothesis)是医学统计学中统计推断部分的重要内容。假设检验根据反证法和小概率原理,首先依据资料性质和所需解决的问题,建立检验假设;在假设该检验假设成立的前提下,采用适当的检验方法,根据样本算得相应的检验统计量;最后,依据概率分布的特点和算得的检验统计量的大小来判断是否支持所建立的检验假设,进而推断总体上该假设是否成立。其基本方法包括:u检验、t检验、方差分析(ANOVA)和非参数检验方法。 假设检验为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很好的由样本推断总体的方法。例如,随机抽取某市一定年龄段中100名儿童,将其平均身高(样本均数)与该年龄段儿童应有的标准平均身高(总体均数)做u检验,其检验结果可以帮助我们推断出该市该年龄段儿童身高是否与标准身高一致,为了解该市该年龄段儿童的生长发育水平提供参考。又如,医学中常常可以采用t检验、秩和检验比较两种药物的疗效有无差别;用2检验比较不同治疗方法的有效率是否相同等等。 这些假设检验的方法在生物实验资料的分析前期应用较多,但由于研究目的和资料性质不同,一般会对某些方法进行适当调整和结合。 例如,基于基因芯片实验数据寻找差异表达基因的问题。基因芯片(genechip)是近年来实验分子生物学的技术突破之一,它允许研究者在一次实验中获得成千上万条基因在设定实验条件下的表达数据。为了从这海量的数据中寻找有意义的信息,在对基因表达数据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找到那些在若干实验组中表达水平有明显差异的基因是比较基础和前期的方法。这些基因常常被称为“差异表达基因”,或者“显著性基因”。如果将不同实验条件下某条基因表达水平的重复测量数据看作一个样本,寻找差异表达基因的问题其实就可以采用假设检验方法加以解决。 如果表达数据服从正态分布,可以采用t-检验(或者方差分析)比较两样本(或多样本)平均表达水平的差异。 但是,由于表达数据很难满足正态性假定,目前常用的方法基于非参数检验的思想,并对其进行了改进。该方法分为两步:首先,选择一个统计量对基因排秩,用秩代替表达值本身;其次,为排秩统计量选择一个判别值,在其之上的值判定为差异显著。常用的排秩统计量有:任一特定基因在重复序列中表达水平M值的均值;考虑到基因在不同序列上变异程度的统计量,其中,s是M的标准差;以及用经验Bayes方法修正后的t-统计量:,修正值a由M的方差s2的均数和标准差估计得到。 三、一些高级统计方法在基因研究中的应用 (一)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clusteringanalysis)是按照“物以类聚”的原则,根据聚类对象的某些性质与特征,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将聚类对象比较相似或相近的归并为同一类。使得各类内的差异相对较小,类与类间的差异相对较大1。聚类分析作为一种探索性的统计分析方法,其基本内容包括:相似性度量方法、系统聚类法(HierarchicalClustering)、K-means聚类法、SOM方法等。 聚类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医学中诸如:人的体型分类,某种疾病从发生、发展到治愈不同阶段的划分,青少年生长发育分期的确定等问题。 近年来随着基因表达谱数据的不断积累,聚类分析已成为发掘基因信息的有效工具。在基因表达研究中,一项主要的任务是从基因表达数据中识别出基因的共同表达模式,由此将基因分成不同的种类,以便更为深入地了解其生物功能及关联性。这种探索完全未知的数据特征的方法就是聚类分析,生物信息学中又称为无监督的分析(UnsupervisedAnalysis)。常用方法是利用基因表达数据对基因(样本)进行聚类,将具有相同表达模式的基因(样本)聚为一类,根据聚类结果通过已知基因(样本)的功能去认识那些未知功能的基因。对于基因表达数据而言,系统聚类法易于使用、应用广泛,其结果——系统树图能提供一个可视化的数据结构,直观具体,便于理解。而在几种相似性的计算方法中,平均联接法(AverageLinkageClustering)一般能给出较为合理的聚类结果2。 (二)判别分析 判别分析(discriminantanalysis)是根据观测到的某些指标的数据对所研究的对象建立判别函数,并进行分类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它与聚类分析都是研究分类问题,所不同的是判别分析是在已知分类的前提下,判定观察对象的归属3。其基本方法包括:Fisher线性判别(FLD)、最邻近分类法(k-NearestNeighborClassifiers)、分类树算法(ClassificationTreeAlgorithm),人工神经网络(ANNs)和支持向量机(SVMs)。 判别分析常用于临床辅助鉴别诊断,计量诊断学就是以判别分析为主要基础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如临床医生根据患者的主诉、体征及检查结果作出诊断;根据各种症状的严重程度预测病人的预后或进行某些治疗方法的疗效评估;以及流行病学中某些疾病的早期预报,环境污染程度的坚定及环保措施、劳保措施的效果评估等。 在生物信息学针对基因的研究工作中,由于借助了精确的生物实验,研究者通常能得到基因(样本)的准确分类,如,基因的功能类、样本归结于疾病(正常)状态等等。当利用了这些分类信息时,就可以采用判别分析的方法对基因进行分类,生物信息学中又称为有监督的分析(SupervisedAnalysis)。例如,基因表达数据分析中,对于已经过滤的基因,前三种方法的应用较为简单。而支持向量机(SVMs)和人工神经网络(ANNs)是两种较新,但很有应用前景的方法。 (三)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correlationanalysis)是医学统计学中研究两变量间关系的重要方法。它借助相关系数来衡量两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关系的强弱,以及相互影响的方向。其基本内容包括:线性相关系数、秩相关系数、相关系数的检验、典型相关分析等。 我们常常可以借助相关分析判断研究者所感兴趣的两个医学现象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例如,采用秩相关分析我们发现某种食物中黄曲霉毒素相对含量与肝癌死亡率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采用线性相关方法发现中年女性体重与血压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等等。 生物信息学中可以利用相关分析建立基因调控网络。如果将两个不同的基因在不同实验条件下的表达看作是两个变量,相关分析所研究的正是两者之间的调控关系。如采用线性相关系数进行两基因关系的分析时,其大小反应了基因调控关系的强弱,符号则反应了两基因是协同关系(相关系数为正),还是抑制关系(相关系数为负)。 四、意义 生物信息学不仅是医学统计学的研究前沿,更是医学研究由宏观向微观拓展的重要领域,其研究内容已逐渐为多数医学院校的学员了解和熟悉。而如何对新技术产生的生物实验数据进行准确合理的分析,却成为生物信息学研究的主要瓶颈之一。 在医学统计学课堂教学中引入生物信息学实例,而不仅仅局限于常见的医学、卫生领域的例子,将难以理解的统计理论和方法与前沿的生物实例相结合,拓宽了学员的视野,提高了学员的学习兴趣,更可以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此同时,使学员掌握了生物实验数据的先进分析方法,扩大了学员的知识面,提高了他们今后开展医学科研工作的能力。 医学统计学教学研究:医学统计学教学路径探索 一、教材改革 1增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 职业教育倡导以能力为本位,这点和应试教育是完全不同的,在教授理论知识的同时,更应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传统的教育内容包括3方面:基本概念和方法,公式来源、推导和详细的手工计算步骤,统计结果的解释与分析[2]。虽然掌握基本的知识点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应用相关的统计学知识,但对一名医学生而言,冗长的公式推导、诸多公式的适用范围等都是枯燥的。所以,笔者认为医学生只要掌握统计学思考问题的基本方式、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基本的统计学方法及其应用的前提条件以及结果的解释即可。医学统计学教材应重点介绍医学中常用的统计方法,并将统计理论与医学实际数据结合在一起,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最后,还应适当增加统计软件部分,对医学生而言,重点是培养统计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教学方式、方法改革 在教学中遵循从典型事例的个别特点推出同类事物的普遍特征,再由普遍特征上升到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原则,提高学生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传统的教师讲授、学生听的方法不同,案例教学法侧重实践和案例的讲解分析,以启迪学生思维,强调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主动参与,引导学生运用已学理论知识,去分析、归纳、演绎、推理、总结,从而达到巩固知识的目的。在案例教学法中,应严格筛选案例,案例应是多维的,形成一个反映统计学不同内容和不同方法的统计教学案例体系。案例应尽可能做到简单、常见、典型、有针对性,能够反映本学科的重点和难点。教师在筛选案例时还应做到紧扣章节内容,若用一个案例可以贯穿前后章节的知识点,则教师应反复讲解让学生加深理解。案例教学具有针对性、实践性、应用性、示范性及团体合作等优点,能克服传统统计学教学中的弊端,在教学中可将其与传统的讲授相结合。另外,教师也可以采用直观、有趣的方式进行教学,例如采用统计漫画、统计诗歌、统计幽默等方式,寓教于乐,使枯燥乏味的统计学课程变得生动有趣。 3增加上机实训时间 实践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学生的职业技能培训,理论联系实际。对于医学统计学教学而言,应增加学生上机练习的时间,提高上机练习的效率。教师可在上课前录入相关数据,减少学生因输入大量数据而占用课堂的教学、练习时间。在上机实训中注重培养学生综合应用统计学知识的能力,使学生所学的知识系统化、条理化。在应用软件方面,让学生掌握Excel统计图表绘制、基本数据整理编辑功能。SPSS是一款界面友好、易学易用、功能强大的国际通用统计软件包,它基本包括了医学统计学常见、常用的内容,学生学习起来积极性较高,教师讲授重点是t检验、卡方检验、方差分析等内容。在理论课上,可选用功能比较全面的计算器(具有普通运算和统计运算两方面功能)。学生对于计算器的一般运算和函数运算的功能较为熟悉,但对于计算器的统计学功能了解甚少,所以在理论课上安排使用计算器统计功能的教学,在较短时间内轻松完成复杂的计算,可减少课堂时间的占用,提高效率,使教师有更多的时间指导学生。在案例教学实践中,以统计软件作为案例教学的辅助工具,不仅可以满足学生对大量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的需要,而且统计分析结果以图形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使案例教学更加直观,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 二、加强学生的专业思想教育 1突出学科重要性 首先,应向学生阐明医学统计学的重要性。医学统计学是研究医学领域内数据的科学,是一种方法学,它能指导医学生在医学研究与实践中有效地获取数据、正确地分析数据以合理地解释所得到的结果。因此在教学中应以医学为背景,注重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虽然我们发现在校生对统计学的重要性普遍认识不足,但医学生只要经历一定的临床工作或医学科研后,就会真正体会到统计学的重要性,知道统计学知识对他们很重要,并渴望有机会弥补统计学知识[3]。 2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针对本课程数据多、公式多、推导多、运算多等特点,在理论授课时注意语言的易懂、幽默性,思维的严谨、合理性,内容的有趣、互动性,尽量把抽象的概念、难理解的公式直观化,使学生便于理解。抽象的问题变得生动、形象、具体,从而增加课堂信息容量,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在上机实训时,充分利用计算工具,使学生比较熟练地运用计算器和统计软件,简化运算过程,提高学习积极性[4]。另外,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让学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课题中,带学生进入统计学的科研领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三、提高教师自身素质 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教师,没有高素质的教师就难以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高职学校与普通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是有区别的,必须体现出其职业教育的特色———学有所长、学有所用,使学生能够真正适应社会,服务社会[5]。因此,高职高专教师应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合理优化的专业知识结构,在课堂上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知识的顾问,解决问题的参谋。医学统计学是一门应用型学科,它要求教师不但要精通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还要有一定的医学背景,这样在授课过程中,才能将理论与实践有机地联系起来。此外,还要求教师具有熟练的计算机操作能力、较高的外语水平和统计方法的实际应用能力。 四、改革考核方式 考核是教学的重要环节,可以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教师的教学质量,以指导教学、推动教学。传统的考核方式以笔试为主,考核方式改革后,减少了笔试成绩在期末总评中的比例,增加上机考核成绩所占比例,两项成绩在期末总评中的比例可达60%~80%,其余20%~40%由平时上机练习、课堂提问、讨论课等平时成绩组成。另外在理论、实训考试中既要注重知识应用的考核,又要注重案例分析的考核,从而不断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本文作者:杨艳单位: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医学统计学教学研究:医学统计学课堂教学论文 一、概率分布 概率分布(probabilitydistribution)是医学统计学中多种统计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授课内容一般包括:二项分布、Possion分布、正态分布、t分布、F分布等。 借助概率分布常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生命指标的特征、医学现象的发生规律等等。例如,临床检验中计量实验室指标的参考值范围就是依据正态分布和t分布的原理计算得到;许多医学试验的“阳性”结果服从二项分布,因此它被广泛用于化学毒性的生物鉴定、样本中某疾病阳性率的区间估计等;而一定人群中诸如遗传缺陷、癌症等发病率很低的非传染性疾病患病数或死亡数的分布,单位面积(或容积)内细菌数的分布等都服从Poisson分布,我们就可以借助Poisson分布的原理定量地对上述现象进行研究。 在生物信息学中概率分布也有一定应用。例如,Poisson分布可以用于基因(蛋白质)序列的相似性分析。被研究者广泛使用的分析工具BLAST(BasicLocalAlignmentSearchTool)能迅速将研究者提交的蛋白质(或DNA)数据与公开数据库进行相似性序列比对。对于序列a和b,BLAST发现的高得分匹配区称为HSPs。而HSP得分超过阈值t的概率P(H(a,b) t)可以依据Poisson分布的性质计算得到。 二、假设检验 假设检验(hypothesis)是医学统计学中统计推断部分的重要内容。假设检验根据反证法和小概率原理,首先依据资料性质和所需解决的问题,建立检验假设;在假设该检验假设成立的前提下,采用适当的检验方法,根据样本算得相应的检验统计量;最后,依据概率分布的特点和算得的检验统计量的大小来判断是否支持所建立的检验假设,进而推断总体上该假设是否成立。其基本方法包括:u检验、t检验、方差分析(ANOVA)和非参数检验方法。 假设检验为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很好的由样本推断总体的方法。例如,随机抽取某市一定年龄段中100名儿童,将其平均身高(样本均数)与该年龄段儿童应有的标准平均身高(总体均数)做u检验,其检验结果可以帮助我们推断出该市该年龄段儿童身高是否与标准身高一致,为了解该市该年龄段儿童的生长发育水平提供参考。又如,医学中常常可以采用t检验、秩和检验比较两种药物的疗效有无差别;用2检验比较不同治疗方法的有效率是否相同等等。 这些假设检验的方法在生物实验资料的分析前期应用较多,但由于研究目的和资料性质不同,一般会对某些方法进行适当调整和结合。 例如,基于基因芯片实验数据寻找差异表达基因的问题。基因芯片(genechip)是近年来实验分子生物学的技术突破之一,它允许研究者在一次实验中获得成千上万条基因在设定实验条件下的表达数据。为了从这海量的数据中寻找有意义的信息,在对基因表达数据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找到那些在若干实验组中表达水平有明显差异的基因是比较基础和前期的方法。这些基因常常被称为“差异表达基因”,或者“显著性基因”。如果将不同实验条件下某条基因表达水平的重复测量数据看作一个样本,寻找差异表达基因的问题其实就可以采用假设检验方法加以解决。 如果表达数据服从正态分布,可以采用t-检验(或者方差分析)比较两样本(或多样本)平均表达水平的差异。 但是,由于表达数据很难满足正态性假定,目前常用的方法基于非参数检验的思想,并对其进行了改进。该方法分为两步:首先,选择一个统计量对基因排秩,用秩代替表达值本身;其次,为排秩统计量选择一个判别值,在其之上的值判定为差异显著。常用的排秩统计量有:任一特定基因在重复序列中表达水平M值的均值;考虑到基因在不同序列上变异程度的统计量,其中,s是M的标准差;以及用经验Bayes方法修正后的t-统计量:,修正值a由M的方差s2的均数和标准差估计得到。三、一些高级统计方法在基因研究中的应用 (一)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clusteringanalysis)是按照“物以类聚”的原则,根据聚类对象的某些性质与特征,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将聚类对象比较相似或相近的归并为同一类。使得各类内的差异相对较小,类与类间的差异相对较大1。聚类分析作为一种探索性的统计分析方法,其基本内容包括:相似性度量方法、系统聚类法(HierarchicalClustering)、K-means聚类法、SOM方法等。 聚类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医学中诸如:人的体型分类,某种疾病从发生、发展到治愈不同阶段的划分,青少年生长发育分期的确定等问题。 近年来随着基因表达谱数据的不断积累,聚类分析已成为发掘基因信息的有效工具。在基因表达研究中,一项主要的任务是从基因表达数据中识别出基因的共同表达模式,由此将基因分成不同的种类,以便更为深入地了解其生物功能及关联性。这种探索完全未知的数据特征的方法就是聚类分析,生物信息学中又称为无监督的分析(UnsupervisedAnalysis)。常用方法是利用基因表达数据对基因(样本)进行聚类,将具有相同表达模式的基因(样本)聚为一类,根据聚类结果通过已知基因(样本)的功能去认识那些未知功能的基因。对于基因表达数据而言,系统聚类法易于使用、应用广泛,其结果——系统树图能提供一个可视化的数据结构,直观具体,便于理解。而在几种相似性的计算方法中,平均联接法(AverageLinkageClustering)一般能给出较为合理的聚类结果2。 (二)判别分析 判别分析(discriminantanalysis)是根据观测到的某些指标的数据对所研究的对象建立判别函数,并进行分类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它与聚类分析都是研究分类问题,所不同的是判别分析是在已知分类的前提下,判定观察对象的归属3。其基本方法包括:Fisher线性判别(FLD)、最邻近分类法(k-NearestNeighborClassifiers)、分类树算法(ClassificationTreeAlgorithm),人工神经网络(ANNs)和支持向量机(SVMs)。 判别分析常用于临床辅助鉴别诊断,计量诊断学就是以判别分析为主要基础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如临床医生根据患者的主诉、体征及检查结果作出诊断;根据各种症状的严重程度预测病人的预后或进行某些治疗方法的疗效评估;以及流行病学中某些疾病的早期预报,环境污染程度的坚定及环保措施、劳保措施的效果评估等。 在生物信息学针对基因的研究工作中,由于借助了精确的生物实验,研究者通常能得到基因(样本)的准确分类,如,基因的功能类、样本归结于疾病(正常)状态等等。当利用了这些分类信息时,就可以采用判别分析的方法对基因进行分类,生物信息学中又称为有监督的分析(SupervisedAnalysis)。例如,基因表达数据分析中,对于已经过滤的基因,前三种方法的应用较为简单。而支持向量机(SVMs)和人工神经网络(ANNs)是两种较新,但很有应用前景的方法。 (三)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correlationanalysis)是医学统计学中研究两变量间关系的重要方法。它借助相关系数来衡量两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关系的强弱,以及相互影响的方向。其基本内容包括:线性相关系数、秩相关系数、相关系数的检验、典型相关分析等。 我们常常可以借助相关分析判断研究者所感兴趣的两个医学现象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例如,采用秩相关分析我们发现某种食物中黄曲霉毒素相对含量与肝癌死亡率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采用线性相关方法发现中年女性体重与血压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等等。 生物信息学中可以利用相关分析建立基因调控网络。如果将两个不同的基因在不同实验条件下的表达看作是两个变量,相关分析所研究的正是两者之间的调控关系。如采用线性相关系数进行两基因关系的分析时,其大小反应了基因调控关系的强弱,符号则反应了两基因是协同关系(相关系数为正),还是抑制关系(相关系数为负)。 四、意义 生物信息学不仅是医学统计学的研究前沿,更是医学研究由宏观向微观拓展的重要领域,其研究内容已逐渐为多数医学院校的学员了解和熟悉。而如何对新技术产生的生物实验数据进行准确合理的分析,却成为生物信息学研究的主要瓶颈之一。 在医学统计学课堂教学中引入生物信息学实例,而不仅仅局限于常见的医学、卫生领域的例子,将难以理解的统计理论和方法与前沿的生物实例相结合,拓宽了学员的视野,提高了学员的学习兴趣,更可以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此同时,使学员掌握了生物实验数据的先进分析方法,扩大了学员的知识面,提高了他们今后开展医学科研工作的能力。 还有一些医学统计学方法目前也逐渐应用于生物信息学研究中,诸如:遗传算法、熵理论等等。但这些方法已经超出了医学统计学课堂教学的范围,我们将尝试在第二课堂或选修课中,作为补充知识进行讲授,供那些学有余力的学员学习交流摘要:生物信息学的蓬勃发展已使医学研究由宏观逐步探索到微观。医学统计学作为一门医学院校的基础课程,其理论和方法在医学研究的新要求下其理论和方法也有了新的发展与应用。将生物信息学知识带入医学统计学课堂教学,介绍医学统计学的新发展,不但能使学员了解到本学科的前沿研究内容,有效地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还能使他们掌握生物信息学研究的工具,提高今后从事医学科研工作的能力。 关键词:生物信息学医学统计学课堂教学 医学统计学教学研究:医学统计学教学管理论文 教育是科技进步和经济振兴的基础,在全国上下贯彻落实《中国教育发展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今天,高等教育为适应这一新形式,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大批高质量、高素质的各类专门人才已进行着多方面的改革。 众所周知,医学是理论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医学统计学更是一门既有复杂理论知识,又有丰富应用技巧的医学专业基础课程。它是科研设计、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的灵魂,应用于居民健康状况评价、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科研,涉及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等多学科领域。其教学内容贯穿于研究设计到论文撰写的全过程。如何适应新形势,迅速推广医学统计学的基础知识,在满足医学科研需要的同时实现医学统计学的自身发展,是医学统计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我国医学统计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①教学对象的数学基础普遍较差,教学手段落后。②医学研究进一步向宏观和微观发展,信息数据更加复杂化、多元化和大数量化。我们利用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CAI系统具备较好的独立性、可参与性与知识的全面、系统性,以及多媒体组合的高效性等诸多优点,解决了上述问题。利用多媒体技术,我们可以让学生做到“所学即所见、所闻即所学”,适当拓宽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提高灵活性,大大增强学生的参与感和实践能力,以创造传统教学手段所达不到的效果。同时,还可利用计算机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评估并决定进度,实现因材施教。 进入21世纪以后,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现代统计工具从计算器发展到计算机为主,能应用相关的统计软件处理医学科研数据已成为必备的能力。否则,一方面有人不懂得选用正确的统计方法,使大量的信息和统计数据得不到有效的利用;另一方面又盲目使用计算机和统计软件,不管是什么研究类型的数据都简单地交给计算机处理,用计算机取代统计,势必造成大量统计方法的滥用和误用。医学研究的许多数据关系到病人的治疗、转归,甚至生死,统计方法的误用会导致严重的论理问题。我们利用计算机、统计软件、多媒体教学课件相结合,使课堂教学摆脱大量的繁琐演算的束缚,在单位时间内讲授的信息量将会大幅度增加。统计学教学不再是数据的罗列和公式的堆砌,而是研究设计的艺术和数据表达的艺术,并使学生体会到统计思维和推理的乐趣。 近年来我们进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取得了相应的成果,现总结如下: 一、积极申报院级教学研究立项的课题: (1)医学统计学多媒体CAI教学系统的研究和应用(2001年) (2)医学研究生统计学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2002年) (3)《心理统计学》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及题库的构建(2004年) 另外开了《医学科研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选修课 二、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措施: (1)教学内容上所进行的改革,具体做到了“四增三减”:减少了目前已无必要讲授的详细手工计算步骤与技巧;减少了复杂的公式推导,改为公式内涵的剖析;减少了部分浅显内容,改为自学或课堂讨论;增加了“实验设计和调查设计”;增加了“医学统计学软件使用”;增加了“多元统计分析”;增加了“医学统计应用错误的诊断”。 (2)在教学手段上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改革:建立了医学统计学多媒体CAI教学系统;开设了统计学电脑实验课;开设了“医学统计应用错误的诊断”讨论课。 (3)在考试内容和形式上的改革:着重考核医学统计学综合分析能力以及正确应用统计方法和纠正错误能力。不考死记硬背、公式和定理。 三、发表相关论文: (1)医学科研论文中t检验误用分析皖南医学院学报2002,21(2) (2)医学科研论文中x2检验误用分析皖南医学院学报(论文待发表) (3)皖南地区中学生伤害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3,24(7) (4)胆石病病因的临床流行病学研究现代预防医学2001,28(4) 四、编写的教材: (1)《医学科研方法与临床流行病学》(2003.8,安徽大学出版社) (2)《预防医学》(第2版)(2003.8,人民军医出版社) (3)《心理统计学》(2004.8,安徽大学出版社与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4)《心理评估学》(2004.5,安徽大学出版社与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5)《卫生统计学实习指导》(2003.10,安徽大学出版社) (6)《流行病学实习指导》(2002.8,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五、成果创新点: (1)将统计学软件、多媒体教学模式首次引入我院医学统计学教学之中; (2)将统计思维和科研创造性实践相结合,注重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3)改革了医学统计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考试方法; (4)首次在我院学生中开设“医学科研统计应用错误的诊断”讨论形式的教学模式 (5)特别注重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能动性统一 (6)编写“医学统计学”相关教材 六、成果应用情况: (1)已经将改革的内容应用于我院专科生、本科生和硕士生的“医学统计学”; (2)在本科生和硕士生的教学手段上采用“多媒体CAI教学”模式; (3)在考试内容已作了相应的改革; (4)已经将“医学科研统计应用错误的诊断”应用于皖南医学院学报的论文审阅之中。 以上是对近年来“医学统计教学模式改革”的总结,我们突出了“医学统计学教学课件、医学统计学软件和医学统计应用错误的诊断”三方面的教学改革,敬请各位专家评审,不足之处,请多提宝贵意见,非常希望我们的教学成果能得到各位专家的肯定。 医学统计学教学研究:《医学统计学》双语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摘 要】医学统计教学改革以讲授SPSS统计软件,结合中医学专业最新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中的统计设计和统计方法,解决目前医学统计教学中存在的潜在问题,有效地提高中医药院校学生的统计实践能力和专业科研能力。 【关键词】医学统计学;教学改革;科研论文;SPSS软件 医学统计学是医药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此课程的教学效果直接关系到医学专业和药学专业学生的科研能力,因此我校基于中医学专业本硕连读实验班《医学统计学》课程施行了教学改革,采用双语教学模式,结合SPSS软件讲授英文医学论文中的统计设计与统计方法,提高学生的基本科研素养,培养学生统计设计思维和解决科研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的能力。 1 增加统计软件SPSS实验课 医学统计课程定理内容较多且抽象难懂,而医学院校的学生数学基础薄弱,传统的教学方式会使学生对医学统计的理论知识难理解,也会导致医学统计学的教学效果不达标。因此,在教学改革实验课上进行SPSS的讲解和教学演示,教授学生统计软件SPSS菜单中的统计方法英文表达和如何解读统计软件输出的结果,这样可以简化计算过程,提高学生学习医学统计的学习兴趣,还能行之有效的增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SPSS统计软件具有操作简单,容易被学生掌握。过去用计算器要经过很多步骤计算和画图,现在用统计软件画出来的频数直方图、散点图、箱图、回归曲线既快又准。SPSS统计软件教学大量地节省了教学的板书时间,增加了学生的信息量,开阔了学生的统计知识面,进一步达到医学统计学教学改革的目的,即不是注重传统的统计概念,而是更专业的强调医学统计学的使用条件和具体实施方法,发挥统计的实际应用作用。 2 进行医学统计学的双语教学 本次教改的主要目的是要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而目前的现状是中医药在医学研究发展方面的贡献没有西医显著,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加紧与国外医学研究者增加交流,把我们的最新成果用统计学验证其医学方面的研究意义。因此,中医药院校的学生应在提高自身的统计学应用能力的前提下,熟悉英文表达,在日常教学中逐渐用英语把实验结果和统计学方法用英文表达出来,那么这种教育改革对于学生自身素质的提高、社会竞争力的提高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在本次教改日中,我们增加了统计学专业术语的英文表达方式,真正的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也是为我们的国粹――中医与中药的国际化发展增添一份力量。 3 注重统计分析,实现医学统计学的专业课题融合 医学课题完成的质量与水平离不开统计分析,只有正确、有效的医学统计分析,才能得出可信的结论。医学统计分析是将医学专业知识与统计学知识相结合,运用统计学原理和方法虽所得资料进行科学的加工、整理和分析,用正确的统计指标和方法描述取得的结果,并作出科学的推断。在课题的具体研究中,实验设计和统计方法的选择是学生遇到的最大困难,大多数学生能想到的统计方法不是相关回归就是t检验或方差分析,并没有在实验之前想好课题研究的统计设计方案。因此,在本次教学改革中我们对常用的设计方案:完全随机设计、配对设计、随机区组设计、拉丁方设计、序贯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并结合课题做了具体的实例讲解,实现了医学统计学的专业课题融合。 教学中增加前沿国际学术论文统计方法分析环节,一是,看医学论文中的统计方法表达方式,二是,和学生专业融合,学到最新最快的医学研究方向,当然这要和医学专业的专业课教师先沟通,筛选适合学生参考学习的科学研究结果。 4 网络教学,增加师生交流 使用网络教学进行第二课堂辅助教学。本次教学改革为了提高医学统计课程教学质量,充分利用教学资源增加师生交流的网络教学。在我校的校园青果软件中,在医学统计课程的网页中制作了常用的统计模型和统计实例分析,极大地丰富了教学资源和教学手段。同时帮助学生校正修改参加大学生创业项目和大学生挑战杯项目中所遇到的统计问题,进一步增加了学生学习医学统计学的积极性,使学生能主动地参与医学统计学的科研实践,提高了教学效果。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浅谈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必要性 【论文关键词】人文主义 方法论 教育研究 【论文摘要】科学主义方法论虽然促进了教育研究的科学化,但同时也暴露了许多弊端。通过分析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内涵,分析教育活动的人文特点,我们得出在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必要性。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人们倾向于以自然科学技术的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教育研究自然也受到影响。“当今严肃对待教育理论学者的主要职责是养成归纳研究的习惯和学习统计学的逻辑”。但同时,许多思想家看到自然科学方法阻碍了教育研究的发展,因为这种方法:只处理与教育有关的技术性问题,听命于现实或经验的统计趋势而无法在符合价值与理想的方向上提出真知灼见,触及不到教育活动的本质性问题及教育中的灵魂和实质。而教育中的智慧、人格、情感、精神这些才是研究的焦点。 对此,我们提出在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研究方法论的主张。 首先,人文主义方法论是与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差别在于前者试图解释,后者试图理解。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当代西方人文科学方法论中最具人文精神,最有影响的派别。社会现象研究和纯科学的区别在于社会现象涉及有意识的行为主体,他们自己赋予行为以意义,所以社会科学家为了描述和说明社会现象就要有理解的概念与实践,即理解、移情作用和直觉,所以人文主义传统坚决反对要求社会科学把人的行为客观化,把行为主体物质化的观点。 其次,人文主义方法论关注的焦点为三方面: 1.关于经验的客观性问题。人文主义者强调社会事实中人的主观性方面,如人的信念、动机、需要和希望等并不完全表达于客观的外表行为中。单纯的外表行为研究,不足以深透主观动机和意向领域,因此,人的行为仅仅部分的由它同外界对象或未来结果的关系构成,它的意义相当大部分在于它表达了某种主观的心理状态。没有同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具体个人的直接接触,是不可能完整理解有关的事实的。选择哪些资料作为有意义的事实,在何种深度或层次上挖掘事实本身的意义都与理论的解释有关。 2.关于因果律的有效性。在社会研究中人们往往把各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归结为原因——结果模式,而人文主义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在自然世界中,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对于不同的社会或文化都是中立的,对于支配任何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的意义都是无关的,但人的行为却由它们对行为主体或对象参与者所具有的意义来辨认,而这些意义的内涵与阐释都是由一种给定文化与行为者本身的意义感受来决定的。众所周知,每一种文化有相应的意义库,不同的人对意义的感受、辨认与理解不一样,即使在同一文化背景里不同人的行为之间,要作出正确的因果概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当然不能把因果规律固定下来解释人的具体行为,要了解这种渗透着社会意义的范畴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对那个意义系统的深刻体会,而不是外部的机械概括。 3.关于理论或解释的性质问题。人文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理论或解释的目的,并不是要推导出经验概括或统计定律,而是要对人的行为和语言的意图和意义的深刻理解。人文科学以人的行为和语言为研究对象,以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人而不是事物为研究对象,理论解释的目的不是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而是要回答行为的内在依据,包括个人的、社会的、文化的问题。因此,一个好的理论要能提供合理的行为主体有关的规范标准,要理解他的行为规范的标准,并不是提供当作客观事件的行为的演绎说明。以人的行为和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的价值观念不可能是中立的,不能免除意识形态的影响,总是要受到一定文化的规范、预设和偏见的支配。 教育作为使人性完善的最佳方式,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与人文主义的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所以说,不管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到如何无所不能的程度,自然科学方法论被推到如何高的地位,只要教育还是以人为对象的活动,那么它的人文性就一天也改变不了,人文主义方法论也一天不能被抛弃。 再次,教育活动本性特点与教育实践的内在构成决定了方法论的取向。 一般来说,教育活动的特性表现为:教育活动在对象与目的维度上的特殊性;教育活动进行过程的点双边、共时、交互作用性和要素关系的复合性;教育活动具有预测性与活动过程中的动态生成性;教育活动的本质是在特殊的交往活动中有目的的使社会对学习者的发展要求,向学习者的现实发展转化。教育活动是人的科学精神的活动,表现在求真;教育活动是美感经验活动,表现为求美;教育活动是人伦道德活动,表现为求善;教育活动是实在主体探求生命意义的心灵历程,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或灵魂的洗礼,关怀人生或命运问题,不依赖哪一门学科。教育活动是一种人文活动,而且是人文活动的最高境地,虽然达到这种境地的人是凤毛麟角。 说到底,教育活动的生命力在于其精神的、价值的、人文的、意义的一面。完整的理解教育,就是要清晰的认识教育活动的精神性、人文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设备的更新并不代表教育的先进,可能传播的是非科学、伪科学的知识,训导如野兽般争斗的人生哲学,展示一个紧张、无人性的社会,培养出毫无生趣,面孔呆滞的“接班人”。这样的教育显然是失败的。因此,教育活动形式的完美并不代表价值的实现,教育活动表达的是宇宙的真理,人生的真谛,生命的觉悟,包含了对真、善、美等价值的追求及对终极意义的关怀和寻觅。况且,科学精神本身也是从人文主义传统发展而来的,所以,唯有从人文角度理解科学,才算把握了科学精神的本质。 人类无法将全部教育的意蕴客观化,无法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教育过程无法还原为一个实体或得到严格控制的操作过程,不论历史上的以自然科学方法论研究教育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教育活动中较高层面的内涵并非在归纳推理或统计规律的意义上层面的内涵推演而来的。教育中的人文性是历史的生成的,是传统的,同时也依据个人的觉悟和感觉而存在。教育活动搀杂了历史的内省因素,这些因素与文化价值、目的意义等这些人文性经验的范畴联系在一起,教育活动客观上有很强的独特性,因此,教育科学必须对教育活动达成普遍性的因果规律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用以一种意义标准,一种思想框架或解释尺度来说明全部教育问题,我们能对某一特殊时间、地点、情境的教育发表评论,一旦离开具体场合则可能失效。我们对教育问题的说明或解释常常是暂时的、相对的、主观的。教育中与意义、价值相关的优秀问题本质上是约定的,不是外在规定的,教育的历史是一种互为主体性的过程,任何关于教育的思想如果未经主体心灵深处的认同,也是毫无意义的。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浅析语言教育研究中的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 论文关键词: 语言教育研究 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 论文摘要: 目前,关于语言教育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多。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是两种主要方法。本文在比较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基础上,介绍和讨论了几种常见的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包括实验研究、相关研究、调查研究、个案研究和观察研究,并对这两种研究方法进行了评价。说明在教育研究中应将两种方法结合使用,对提高教育研究效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当前,语言教育研究已经得到了广大专家学者的重视,并被深入推广到各个层次层面。教育研究通过对教育过程的各项实证研究来尝试解决现有教育活动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以求提高教育质量。教育研究有其独有的特性,以实证研究为主,具有系统性、有效性和可靠性。教育研究也可采用多种形式和方法,其中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就是两种主要研究方法。 1.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对比 1.1内涵 定量研究就是对事物的量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而定性研究是主要针对事物的质的方面。事物的质是它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部所固有的规定性,也就是说定量研究是通过解决“有多少”的数量问题,定性研究是通过解决“是什么”、“有没有”的性质问题,从而分别对复杂的教育问题作出数字的描述和语言的描述,来反映研究对象的特征和倾向的方法。 定量研究的基本过程是:提出假设,确定具有因果关系的各种变量、抽样、选择测量工具、控制无关变量、实施测量、检验效度、数据运算与分析、验证假设。定量研究是一个具有标准化程序的、自上而下的演绎过程,是从一般的原理推广到特殊情境中去的。 1.2适用范围 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存在量的方面,但每种事物的量的“显易”程度不同,能够量化的程度也不同,一般来说,物质现象的量比较“外显”,而精神现象的量“外显”不明显。在教育领域中,属于是物质现象的,如教材与教学质量、教育结构与教育投资、学生的身体状况等,一般可以尝试采用定量研究法。而属于精神现象的,如学生的焦虑心理、教师的师德状况、教学方法的改革等,则可以尝试定性研究法。 从方法特点上讲,由于定量研究不考虑研究者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只对操作工具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十分重视,适合对研究者不熟悉的和较大样本的对象进行研究。定性研究则相反,它适合对研究者熟悉的及小样本的对象进行研究,这种方法运用于教育研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个案研究法。 2.几种常见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 2.1定量研究方法 2.1.1相关研究 相关研究在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相关研究包括简单相关研究和复杂相关研究两种,它主要是研究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例如焦虑与二语写作之间的相关关系。相关研究没有自变量,研究者不对变量进行操纵,不能做出因果判断,只能得到两个变量(或多个变量)之间是否有关系的判断。例如,相关研究回答“学习策略与学习成绩之间是否有关系”,不能回答“学习策略是不是导致学习成绩好的一个原因”。 相关研究最大的好处是能帮助我们理解重要变量间的关系,缺点是它的研究对象是群体而不是个人,所以很难对某个实体作出深刻的认识研究。 2.1.2实验研究 实验研究是语言教育研究中的主要方法之一,被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和应用语言学中。实验研究的目的是在两种现象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即探讨一个变量(自变量)的变化是否引起另一个变量(因变量)的变化。实验研究的一个独有特征是,研究者直接对自变量进行操纵,也就是说由研究者自己设立实验组和对照组。例如,如果研究不同教学方法孰优孰劣,教学方法就是自变量,那么研究者就要将学生随机分成两组,并设法给不同组的学生提供不同的教学方法。 由于实验研究是建立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最好途径,因此它常被认为是最有说服力的研究方法之一。 2.1.3调查研究 调查是通过对样本的直接研究来了解总体特点的研究方法,它是采用标准化的资料收集方式研究大量被试的某些变量,通过研究一个样本而推广到整个群体的研究方法。调查的目的不是深入了解每个个案的详细信息,而是探讨大量个体的一个或多个变量,调查是一个标准化的观察程序,所有的被试都面临相同的调查问卷,有相同的指导语,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 进行一个调查研究常常包括几个阶段:首先要确定研究的目的,并根据研究目的确定研究范围;第二个阶段是进行取样调查;第三个阶段是对资料的收集、分析和解释。选择了一个样本之后,就可以运用编制好的调查工具进行实际的调查,收集资料,然后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和解释。资料收集有很多方法,最常见的有问卷调查、面谈、直接观察法等。 一个成功的调查研究具有很多优点,最主要的优点是能够快速地收集大量被试的许多变量的信息,可以研究一个大样本。 2.2定性研究方法 2.2.1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是从分析的单位来定义的,对一个对象的研究就是个案研究。它主要研究一个个体,通常研究处于自然环境中的个体。 个案研究探讨的问题完全不同于相关研究。相关研究探讨群体的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个案研究则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有关个体的丰富信息,例如学习者个体学习的过程、策略,学习者个体的个性、态度、动机等特征是如何与学习环境相互作用的。个案也可以是一位教师、一个课堂、一所学校、一个团体。研究者可以研究一个个体,也可以研究几个个体并对他们进行比较。但是,个案研究所采用的个案数量常常是很少的,因为个案法最重要的是详细、全面地了解某个个体的特征。 2.2.2自然观察法 观察法没有要操纵的自然变量,研究者在研究开始时并没有任何假设,主要是探索和记录自然出现的现象,并不对环境中的变量进行控制。自然观察法的资料收集方法主要是对现场进行观察记录,然后进行总结分类。 自然观察法的最大优点是有很强的现实性,它在自然环境中研究人的行为,力图不干扰被试的行为,不改变情景,因此自然观察法研究常常被看成是产生假设的研究。但是自然观察法也有很大的局限:首先,资料收集存在观察者偏向。研究者进行观察之前对所要观察的行为类型了解很少或根本不了解,很难建立一个标准的测量方法,因此在对行为进行分类时,研究者很容易受预期和已有观察的影响,很难认识到预期之外的新行为。其次,进行自然观察所需的时间很长。自然观察研究不能操纵自变量,不能控制额外变量,因此不能进行因果推论。 3.定量与定性研究法的评价 前面我们已经较详细讨论过了定量与定性研究,这两种方法本身无所谓正确错误,关键是它的运用范围恰当与否,因为每种方法都有自己的优越性和局限性。只有在全面深刻地认识各种方法特点的基础上,研究者才能在教育研究中,根据研究目标和研究课题的性质,恰当地选择和使用某一具体的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的优越性主要表现为:(1)客观性。用数字描述事物比用语言描述的主观程度要小,更符合客观事实。(2)严密性。事物质变总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将引起质变,定量研究能观测到事物的微小变化,防止事物的质变。(3)普遍性。定量研究是建立在大量抽样统计基础上的,研究对象的范围较大,更具有说服力。其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定量研究首先要建立一套可以量化的指标体系,影响制约教育的变量很多。但是,在现有教育研究发展水平上,不是所有的影响因素都能量化,定量研究只能考虑有限的变量,而相应地放弃一些事实,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可靠性必受到质疑。 定性研究的优越性是:(1)真实性和全面性。(2)灵活性。定性研究强调研究者放下自己的主观臆测,尊重事实,允许并鼓励研究对象根据自己的认知框架,而不是根据预先安排好的问题结构来做出回答。(3)准确性。在定性研究中,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而不是问卷或调查表,定性研究是一种基于经验和直觉之上的研究方法,由于经验是生动的、深刻的、可信的,定性研究的结果往往是正确的。定性研究的最大缺点是不精确,对研究问题的认识带有明显的个人倾向,有的描述具有伸缩性和模糊性。 总之,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都是教育研究中非常必要和不可缺少的重要方法,两种方法各有利弊,语言教育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单用定量或定性方法去研究教育现象都只能获得部分信息,不可能穷尽,很难得出全面、准确的结论。在教育科研中,必须把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结合适用,才能使教育研究更加科学、可靠与有效,这样,既可以在两种方法之间取长补短,又可以对两种方法所得的结果进行比较和验证,从而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科学性。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浅析教育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现状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 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 论文摘要:本文对兰州大学教育学院71篇硕士学位论文进行了研究,对其采用的研究方法及论文的性质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研究方法应用方面存在研究方法表述缺乏规范性、思辨研究当道、实证研究匮乏、研究方法单一落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加强对研究方法的理论认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举、多元化、综合化研究方法等建议,以使兰州大学及其他教育学院能够更好地发展,培养更多的高质量人才。 一、研究缘起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研究缘起 兰州大学教育学院(以下简称“我院”)自2002年成立以来,目前已建有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个,几年来,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基础良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作为尚在发展的初级学院,我院在课题研究方法的选取和运用上和其他院校尚有一定的差距,为了进一步巩固在校研究生相关知识的学习,培养更高质量的人才,我们有必要引导学生科学地选取和应用研究方法,更好地为科研打好基础,有针对性地指出并及时纠正学生在该方面现存的问题,以便更好地指导实践。另外,从理论层面来看:方法是深入了解一门学科必不可少的工具。有学者曾经指出,一部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科学方法不断更新和使用的历史,理论的探索,归根到底是方法的探索。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1984年诞生以来,在20多年的时间里有了很大发展,学科体系逐步建立完善,理论探索水平不断提高,但纵观其研究方法,从“无独特的研究方法”到“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一直颇受争议,其发展的不成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高等教育学科的不成熟。教育学者周川曾撰文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学理论发展相对滞后的表现之一,即“研究方法尚未成型,研究规范尚待建立。既缺乏严格的科学实证研究,也缺乏严肃的理论思辨研究。” 高等教育中方法本身不成熟的发展状态又极大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应用。高校学生,尤其是高等教育学研究生,他们初涉研究领域,对方法的应用还不能得心应手。本文以兰州大学高等教育学为基点,通过对我院高等教育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中研究方法运用的状况研究,揭示其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2.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厘清我院硕士研究生进行毕业设计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他们应用研究方法的规范性程度,分析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对研究方法的掌握情况,以及存在什么样的不足,而后针对不足,探寻出路,同时也力图为今后教育研究方法的教学提供指导与帮助,为我院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应用提供一些合理的建议。 本研究的意义,一方面,它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把方法作为研究对象,对方法进行探究与思考,有利于方法自身理论的不断完善;对方法的深入探究,有助于促进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和理论的完善;另一方面,它也具有一定的实际价值:对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探索,有助于指导学生对方法的掌握和应用,在教学中为课程设置提供参考依据,为学院研究方法整体水平的提高提供借鉴。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以文献为样本,在对所选文献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了解当前我院研究生使用研究方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为实现这一研究目的,本研究拟采用文献计量法。文献计量法(又称文献调查法)是情报学与数学、统计学等相互交叉和结合而产生的研究方法。文献计量法产生以后,首先被大量地运用于科技文献中,但近年来,它的理论和方法也逐步运用到教育研究领域,如《论教育研究方法更新与现代教育家的培养》、《我国教育科学发展状况的文献计量学研究》、《通过引文分析看我国教育理论发展的现状》、《教育理论与实践》等,都试图用文献计量法对教育科学的学科发展及研究状况加以统计分析,并探讨了其中的某些规律,为教育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策略启示。 2.抽样方法 由于历史原因,我院建院较晚,可供选择的样本总体较小,所以本研究以完全抽样的形式选择了研究对象。从兰州大学学位论文库里,搜集到高等教育学专业2007学年至2009学年硕士学位论文71篇。 3.研究框架 (1)样本总体中对研究方法的表述情况,列出所有的表述方法,以便观察研究方法叙述的规范程度。 (2)研究方法的总体频次分布情况:用表格直观显示论文中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发现研究方法的应用特点。 (3)从定量和定性(思辨与实证)两个方面统计论文分布情况:用表格直观显示定性和定量论文的研究数量,立足数据,发现问题,寻找规律。 4.研究的结果 通过对学位论文库里的71篇论文的分析,从研究方法部分,共找出了22种研究方法的表述形式,分别如下:文献法、比较法、历史法、调查法、调研法、案例分析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法、访谈法、学科交叉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归纳演绎法、数据分析法、统计分析法、网络调研法、质的研究方法、系统分析法、理论分析法、图表法、资料分析法、经验方法、数据比较方法、经验交流法。 研究方法的总体分布情况:由于研究对象中研究方法应用混杂,叙述模糊不清,本文主要统计几种常用的研究方法,这里的“常用”是指出现频次5次以上的,即主要是文献法、比较法、历史法、案例分析法和调查法。(见表1) 定量与思辨及定量与实证的分类比较:其数量与构成见表2,在71篇学位论文中,定性与思辨论文65篇,占91.5%,这一研究结果表明,思辨研究是我院教育科学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定量与实证论文6篇,占学位论文总量的8.5%,这一结果表明,在定量与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方面,我院有某种程度的欠缺。 三、问题与不足 1.研究方法表述缺乏规范性 通过对每篇学位论文中作者自己标注的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考察与统计,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很多毕业生在表述自己所用的研究方法时,缺乏规范性和逻辑性,存在一定的随意性。比如《大众化下研究生规模化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把研究方法表述为图表法;再如《我国高水平大学教育学科建设研究》,把研究方法表述为规范分析方法。诸如此类的表述混乱现象不在少数。另外还存在一些逻辑混乱、重复表述的现象。比如在介绍自己应用的研究方法时,有把调查法和问卷法并列等现象。 2.思辨研究当道,实证研究匮乏 科学研究方法有两大类,一类是思辨研究(可以是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的等等),目的是获得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结论;另一类是实证研究,目的是获得对事物属性的认识。由于受思辨学术研究传统的影响,在我院硕士学位论文的撰写过程中,依然大量从人文主义的视野对高等教育活动和高等教育现象进行系统研究,从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高度出发,审视高等教育活动和高等教育现象。在研究中非常看重思想性和理论性。而相比之下,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较弱,在上述研究结果中显示,仅有8.5%的学位论文着眼于定量与实证的角度。而定量研究与实证研究在进行教育科学研究中恰恰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通过案例、实地研究、用实际情况及真实数据更能有力地证实实验研究者的观点,因此,在高等教育领域我们应适当增加实证研究的应用。 3.研究方法单一落后 统计结果表明,我院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主要为文献法、历史法、比较法等等,研究方法比较传统和落后,虽然也有些论文力图突破传统的限制,运用了质的研究方法,但总的来说,大多数的论文还是因循守旧、缺乏创新。在已发表的71篇学位论文里,思辨性研究仍居绝大多数,科学设计、规范研究的成果较少。新技术新方法引进速度慢,实际应用少。模型化方法、文化人类学方法、三角研究法、内容分析法、元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参与式观察等此类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已经较为成熟的新技术新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推广的速度慢,实际应用的更是少之又少,制约了学科的发展。 四、对策与建议 1.加强对研究方法的理论认识 教育研究方法一方面担任了认识教育活动和教育现象的工具与手段的角色,另一方面又作为教育科学发展成果的一部分汇入教育科学进步的长河,研究方法是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是科学研究的生命线。如果用错了方法,研究的论文就会成为缺乏生命的文字堆砌,既得不出有效的结果,也没有实际的意义。要想在实践中正确地运用,首先要在理论上做到深入地了解,否则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从上述研究方法的表述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大部分硕士论文的撰写者不清楚教育研究方法的理论实质,以致于表述上杂乱无章,逻辑混乱,进而影响学位论文的质量。针对这种现实,建议我院多开设一些教育研究方法的理论课,让大家在课堂上接受一些系统的理论知识,解决自学的分散与不系统的问题。 2.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举 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作为事物的两种不同规定性,质和量构成了科学研究的两个取向。依据这两个不同取向,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形成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表述为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它们是既有区别又相互补充的研究方法,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是科学研究的必然要求。一般来说,定性研究在前,定量研究在后,即先要认识事物的质,把不同的事物区分开来,然后才能根据质的规定性,搜集和分析事物的数量特征,进行量的研究,量的研究反过来又促进质的研究,使认识不断深化。这里说要适当加强定量研究的应用,并不是说定量研究能够代替定性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在基础、 形式、 结构和功能方面是存在差别的。从本质上说,它们是以方法论的形式展开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纲领和两种不同的认识论框架。从技术上讲,则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采取了不同的解题方式。要有效地运用定量的方法从事科学研究也必须对研究对象在质上的特点有一定的理解,没有高水平的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只不过是盲目的数字游戏。事实上,有效的研究大多是能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合理地结合起来的研究,而要使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很好地结合,单纯依靠定性研究,而不深入考虑教育科学的复杂性,很容易出漏洞。与此相反,仅把教育科学研究局限在数量化这个层面,同样也会产生新的片面性结论,所以在教育研究中,定量与定性的结合势在必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3.多元化、综合化的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方法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多序列组成的整体性复杂结构。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以及科学不断分化与综合的今天,研究方法多元化已成为21世纪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特征。黑格尔曾说过:“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这就是说,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是相一致的,是由后者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就要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教育科学研究的复杂性,要求研究方法多元化。另外,对一个重大问题的研究,往往不是从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某一角度就得以解决,而是要从多角度、多侧面研究才能完成。单一的方法往往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只能取得一部分信息,而大部分信息可能被忽视,使研究难以奏效。在许多情境中,最佳选择可能会是各种方法的结合。因此,交叉综合使用两种以上的研究方法已成为教育科研方法的发展趋势。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我院的学位论文中发现教育学院研究生存在研究方法表述缺乏规范性、思辨研究当道、实证研究匮乏、研究方法单一落后等问题,而同类问题在其他高校教育学院中也存在。针对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加强对研究方法的理论认识,注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举,有意识采用多元化、综合化研究方法等措施加以解决。这对培养高素质、强能力的教育学人才具有积极的意义。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关于中职学校创业教育方法与途径的研究 论文摘要:在中职学校加强创业教育已成为职业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新趋势,但中职学校对学生的创业教育还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如何开展创业教育?从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环境建设等方面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创业意识,增强学生的创业能力。 论文关键词:创业教育 创业课程 创业环境 创业实践 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必须以培养高素质创业者为目标,大力尝试并推进创业教育,不但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内涵,而且突出了教育创新和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本人从创业教育课程设置、创业教育教学模式变革、创业教育环境建设和创业实践活动开展上有效提高学生的创业意识,增强学生的创业能力。 1创业教育课程的设置 中职教育为保证创业教育的正常有效进行,首先应在中职教育中设置创业教育课程,构建具有创业教育特色的课程结构。创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要通过创业课程这个优秀环节来实现,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品质、创业信心和创业能力。创业教育课程应该在传统职业教育课程基础上突出创业实务知识教育,要把“工商税务”、“市场经济”、“经济法律”、“金融保险”等与创业密切相关的课程增加进去。创业课程作为创业教育优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培养目标的达成程度,同时也决定着中职学校的生存空间和发展价值。我校创业教育中,在二年级第二学期开设《职业道德与就业创业指导》课,每周2节,共40学时。同时,对学生进行创业教育需要有鲜活的教育内容,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我们编写了《创业典型案例》、《就业创业指南》、《创业心理疏导》等校本教材,增加了学生创业教育读物,也为教师进行创业教育时提供了大量的真实材料。通过教育提高了学生的创业意识,熏陶学生的创业品质。 2创业教育教学模式的变革 改革传统的教育教学方法,在教学中进行创业意识、创业品质、创业能力的培养。在教学模式上,创业教育要求教学内容的选择不能固定不变,要有开放性和灵活性,让师生共同参与探索知识的过程。从强调积累知识走向发现知识和创造知识,通过探索,使知识结构不断得以充实和完善。创业知识更需要注重针对性,模块化教学体系,打破原来的学科体系,以就业为导向,以专业岗位各项知识、技能的要求为主线,确立若干等级教学模块,进行教学与实践。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一项或多项针对性技能的练习,提升职业动手能力和综合能力。因而,在创业教育中应以教学项目和教学模块代替课程,保证实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在创业教育中,应以工学结合的“大课堂”代替固定的教室,所谓“大课堂”即将教室、实训室、实习基地有机结合。围绕创业型人才培养需要,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以自主创业各项知识及技能的要求为主线进行教学与实践,突出职业优秀能力训练。采取工学交替的教学组织形式,学生除在课堂学习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之外,每学期都应安排4周左右的时间去实训基地和工商企业分别进行认识社会,适应社会。强化职业能力为目的的岗位实习,以实习基地作为课堂。在实习过程中,教师与企业专家的双重指导,通过企业调研分析、营销策划等活动,使产学更好地结合,并以企业的实习鉴定作为取得相应学分的评价依据。从而最大限度地为学生个性发展提供空间,有利于创业素质的养成。 3创业教育环境的建设 创业教育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而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要求知行合一。创业实践活动是创业教育的特定课程模式,也是培养学生创业意识、创业能力的具体途径。 因此,根据同学们所学专业和社会需求,中职学校应通过创业教育环境的建设,有的放矢地进行创业训练和创业实践,促进创业教育中各种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使学生在学习有关职业、择业、创业、社会等有关知识的同时,积极参加课堂内外的各种教学活动,把个人的职业兴趣、职业理想、职业心理、职业能力及求职技巧等的培训变成在理论指导下的自觉行动。 创业教育环境建设首先要加强创业文化建设。中职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要同校园创业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周边环境处理要同创业教育结合起来,从而做好创业教育宣传。利用学校宣传栏、校园简报、校园网和学生社团组织等,对学生进行创业教育和创业方面的知识宣传。同时,在学校布置一些鼓动创业立志成才的名言誓句,张贴创业者的成就榜和风采照。举办一些内容形式都具创业意识的活动,观看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题材的影片,展示创业型教育队伍形象,开展典型创业者的报告会,讲述优秀毕业生的创业历程。从而营造良好的创业教育氛围,起到潜移默化的功效,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激励创业精神。 创业教育环境建设最重要是构建学校创业实践基地,建设创业实训基地、创业见习基地、创业园或校内创业一条街等,为学生创业实践活动创造条件,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学校对建设创业实践基地应给予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制度上的保障。要扩大对创业实践基地的投入,适当吸收学生直接参与学校产业公司的经营和管理,指导学生按程序体验创业过程。也可以面对全校师生增加创业经营方面的活动。如服装专业学生开设服装销售和修补、电子电工专业学生开设电器维修、烹饪专业学生开设特色早餐、美容美发专业学生开设理发、机械专业学生开设对外加工以及学生报刊亭、学生特色小卖部等等。学校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和引导,引入社会竞争机制,与学校的餐厅、商店等社会承办方形成竞争,使学生在经营过程中,不但掌握某些专业生产的操作技能,而且能在社会生产、市场营销、规划运筹、社会服务等活动中接受锻炼,提高创业能力。使学校创业园、创业一条街的“学生老板”走了一拨,再新来一拨,学校创业园、创业一条街成为学生创业的“孵化器”。 中职学校对学生的创业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目前还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没有成熟的模式可供借鉴和推广。因此,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和学校几方面的共同努力。通过不断的尝试和实践,让学生创业有门,创业有路,创业有成,激发学生的创业激情,培训学生的创业信心,使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勇于创业,乐于创业,形成一个良好的创业氛围,才能真正实施创业教育的目标,达到预期的效果,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创业能力,中职教育的明天才会更加美好。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浅析对计算机文化基础教育教学方法的研究 论文关键词:计算机文化基础;教学质量;教学方法;任务驱动;分层次教学 论文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文化基础已成为高校学生必修的一门基础课程。为了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根据现代教育思想和教学理论,改进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手段,强化实验教学,实施分层次教学,改革考核方式。 一、精心组织教学内容 教学离不开教材,而教材内容都是按一定的规范编写的,有其科学性,实用性,可操作性,但未必就说他一定适用于所有的学生。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上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精心组织,认真编排,注重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和基本操作技能的学习,强调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的使用,同时兼顾计算机应用领域的前沿知识,培养学生的“计算机文化意识”,让学生由易到难,由直观到抽象,从而激发学习的热情,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 二、实施分层次教学 由于学生生源和家庭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学生在计算机方面的知识水平差别很大,水平参差不齐。针对大学生进校时的不同情况,采用分层次教学,让学生有机会根据个人情况在学习深度上进行选择,也可以更好地执行教学内容,体现“以人为本”的教学思路。在学生分层次的基础上组织教学,在讲授、辅导、练习、检测和评估等方面充分体现层次性,让学生在各自不同的起点上分别进步,避免基础好的学生“吃不饱”、基础差的学生“吃不消”的教学局面,对计算机完全零基础的学生要进行适当的补习。 三、采用“任务驱动”教学 “任务驱动”是一种建立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基础上的教学法,强调学生的学习活动必须与具体任务相结合,以探索问题来引发和维持学习兴趣和动机,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将课程内容切分成相对独立的若干模块,以任务加案例的形式组织教学,教学目标巧妙地隐含在任务中,实际案例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始终。每次上课时给出一个明确、具体的任务,在讲解和演示的过程中,让学生深刻了解Office中各个软件的每一个菜单和按钮的具体功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加强学生理解和记忆的能力。 四、强化实验教学,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 计算机文化基础是一门操作性很强的实作课程,要注重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上机实习课,教师要针对课堂授课的内容,认真布置实习内容,让学生认真练习,仔细体会课堂上教师讲授的每一个知识点。同时,教师要做好辅导工作,随时注意学生的练习情况,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及时给予指导,由于学生人数多,教师不可能逐个进行辅导,可以采取“教师教学生,学生帮学生,滚雪球式”的方法。 五、改革考核方式,施行教考分离 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重点考核学生的操作能力,培养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动手能力的技能型人才。针对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不强的现状,加强计算机基础教学的管理,要求学生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是非常必要的。考试的主要职能,一是检测学生的学习成绩,评价学生知识水平与能力状况;二是检测教与学的综合效果,并为改进教学提供必要的依据。等级考试的试题质量高,考核面广,真正能够体现考生的理论知识以及实践操作能力。对于学生来说,考试通过可获得全国通用等级证书,可作为学生将来升学、用人单位选用的重要参考,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于教师来说,教学目标统一,任务明确,采用全国统一考试、统一阅卷,考试既权威、公平、合理又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教考分离。 六、结束语 总之,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位置去思考,将计算机文化基础教学作为一项教学基础工程来建设,不断更新教育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按照现代化建设对于人才的要求,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创新人才。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试析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的量化研究 [论文摘要]教育科学研究方可归纳为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文献研究方法和思辩方法等四走基本类别。量化研究的广泛使用是教育科学研究日趋成熟精细的标志,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相应的运用区间,适用于教育宏观层面、教育现象、课程改革、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描述和预测性研究,并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 [论文关键词]教育科学 量化研究 文献研究 思辨研究 质化研究 教育学科理论和体系的建构,依然是今天教育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使命。教育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则是教育科学理论建构的根本有效路径。 一、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及其分类 如果将教育学科归为社会科学范畴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即量化研究、质化研究和文献研究方法,理应成为教育学科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和手段。而思辨研究依然会是教育学科研究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因为教育研究者面对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价值关涉的教育世界,教育学科所蕴含着的人文精神和人性特质,使它与人文科学有着天然的联系。 因此,教育科学研究方可归纳为四大基本类别:量化研究方法(实验法、定量调查法、数理分析和测验等)、质化研究(人类学方法、定性调查法、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思辨方法(注重纯粹的逻辑推理的一种哲学思辨)。虽然,量化研究与文献研究、定性调查法等一样,都具有一定的科学属性,具有可积累性、可修正性等特征;都强调对资料数据的科学收集和有效占有,通过严密可靠的数据资料为寻求事物间的规律性联系和科学性结论提供必要的事实和依据(当然,量化研究通过观察、调查和测量所得出的相关数据属于第一手资料,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中的数据则主要来自于文本,属于第二手资料),但由于研究技术、手段、方法的差异性,决定了它们属于不同的研究方法类型。 二、量化研究的广泛使用是教育科学研究日趋成熟精细的标志 广义上的实证研究包含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学者张红霞认为,实证研究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比如,个案研究如果能把每一步操作都详细地记录下来,就可以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重复性。而我们这里所指的量化研究属于狭义上的实证性研究,即主要以实验、调查、测验和数理分析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的实证性研究。实证性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主张从经验人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 20世纪初,德国学者梅依曼和拉伊力倡把教育研究从哲学思辨传统中脱离出来,走科学化、实验化的路径,要求通过科学的验证来发现和陈述事实,提出只有通过实验与观察,在有意识地简化要素条件下研究教育现象中各种复杂的因果关系,教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术蓬勃发展,研究方法日趋精细,并陆续引入教育研究领域,促使教育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取向和形态。从西方教育科学的发展历程看,教育科学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借鉴、吸收是其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教育研究者通过对教育实践中各种数据的调查、分析,通过对文献研究、质化研究、思辨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对教育实践中的众多实然问题给予问答,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有益探索。 以教育管理学的发展为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教育管理理论的兴起,教育管理科学论成为美国教育管理研究的一个主流性理论学派。“教育管理科学论将自身奠基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强调教育管理研究立场的价值无涉,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可应用性、可操作性,强调量化研究,重视测量、数据统计,强调观察、实验的重要性,偏爱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尽管教育管理科学论在20世纪70年代后遭到了教育管理主观论和价值论的挑战,然而,纵观今天美国和欧洲的教育研究,量化研究方法依然占据着研究方法的重要地位。 马尔科姆·泰勒在分析了欧洲2000年出版的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性的17种英文高等教育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后得出结论: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占主导的只有三类研究方法,分别是:文献分析(37%)、多变量分析(26%)以及访谈(17%),这三种研究方法占到文章数的80%之多,即文献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分别占据了发表文章的37%、26%和17%。马尔科姆还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在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像文献评论、问卷调查和访谈这些方法都非常普遍。 从我国教育研究的现状看,国内主要教育类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马尔科姆所指的诸如概念分析、批判和现象学等思辨类型的研究方法,而关于量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内容比较单一,比如,调查问卷类文章主题主要集中在学生经验方面,诸如大学生就业、创业、学习等。有学者在分析《教育研究》所发表的文章后指出,它共登载的165篇研究论文中,主要以思辨、历史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完成的论文为主,占86.7%,其中思辨类论文达115篇,又占有绝对优势(70%)。采用“定量方法”或自然科学方法完成的调查报告、实验报告和数理分析研究论文共计22篇,仅占13.3%。 三、量化研究的运用与效用范围 在教育领域中,量化研究要求研究者事先建立假设并确立各种关系变量,通过概率抽样的方式选择样本,使用经过检测的标准化工具和程序采集数据,同时将事物在某一时刻凝固起来,对数据进行分析、验证,建立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必要时使用实验干预手段对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对比,进而检验某种关于事物客观规律的理论假设。在研究过程中极力排除研究者本人对研究的影响,尽量做到价值中立。由于量化研究所具有的客观性,以及具有明确、具体的操作程序、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等特征,它在宏观研究、因果分析、规律性和趋势性问题的分析、描述、预测及验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马尔科姆对高等教育文章研究方法特点的总结看,采用量化研究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系统政策、课程设计、高等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经验等研究层面和主题方面,关于教学质量、院校管理等研究则较多采取了混合研究方法。由此可见,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适用于下述研究。(1)适合于宏观研究。即比较适合于教育政策、教育规划和教育预测方面的研究,适合在宏观层面上对事物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趋势性的特征预测,通过教育现象的平均情况和抽样总体的代表性,以求发现问题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2)适合于对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例如,研究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与GDP之间的数量关系、专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相关性分析等。(3)适合于课程改革、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描述和预测性研究。通过观察、实验、测量,将数据加以分析和归纳,发现和推断具有代表性的、可推广的特征和模型。(4)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并不断地修改或完善已有的理论假设。比如,学习心理领域的许多理论就是通过验证或证伪方法发展起来的。 信度和效度是关系到量化研究结论准确和普遍意义的关键性要素,而无论是观察、实验、测量、数据统计,还是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其设计和研究难度都比较大,对研究者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因此,研究者除了需要具有严谨规范的求实精神、较强的演绎归纳分析能力外,还需要对研究问题能够给予合理假设,需要具有一套完备的操作技术,包括抽样方法、资料收集方法(如问卷法、实验法)、数字统计方法(如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研究者不仅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样本或者选题值得进行大样本调查,同时在问卷设计、样本选择、信度和效度检验、分析工具、分析深度、合作沟通等诸多方面都应具备科学的态度和较高的专业水准。 四、基化研究的优缺点辨析 实际上,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虽然强调事物的“量化”,即通过对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而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但其根本意义依然在于寻求一种规律性认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只是量化研究更追求和强调科学的程序、手段和步骤,依靠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和相关关系进行调查、测量、计算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一定把握。一般来讲,在研究阶段上、对问题的认识程度上,定性是定量的基础,定量是定性的更高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量化研究方法有以下优点。(1)量化研究方法符合教育研究的根本目的。“教育研究可以定义为对数据(用于分析和研究的各种数字、文字、图象或其他形式的资源)的系统收集和分析,其目的是对教育的方方面面进行有效的概括、预测、干预和说明。”(2)量化研究有利于数据资料的有效积累,有利于对研究问题的深度解决,有利于克服教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各种偏见。如果我们想对大学的教学改革评头论足,必须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型大学和普通大学的教学现状,否则难以令人信服,而这很难通过思辨或文献等方法来完成目的。大学教学的实际状况和学生对教学质量的真实想法,只有通过问卷调查等量化研究方法才能够真实地得以反映。以张红霞、曲铭峰的《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及启示——基于全国72所高校的问卷调查》为例,该文章通过对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性的问卷调查,通过大量调查数据的整理分析,客观真实地为我们揭示了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情况和影响满意度的相关因素。其得出的结论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研究型大学(北大、清华除外)的教学质量问题普遍严重;教学经费不足是质量问题的首要原因。由于研究者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和科学求实的科学态度,由于问卷内容的严谨规范和数据资料的真实可靠,尽管结论令人意外,但却很难否认该结论的真实性。(3)量化研究能够通过清晰易懂的图表、数字或简短的文字说明事实、实质和趋势。比如,马丁·特罗通过相关数字对高等教育精英阶段、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15%以上)和普及化阶段(50%)作出了科学论段,形象说明了高等教育不同发展阶段的数字特征。 量化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量化研究除了对研究者的技术性有较高要求外,还需要研究者秉持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尽量坚持价值与事实的适度分离。但是,当研究者因某些原因想用自己的研究支持某种观点时,就有可能产生偏见,这势必会影响结论的真实性。虽然研究者应坚持价值无涉这一原则,但真正将价值与事实分离却很难做到。(2)作为量化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问卷调查法,其抽样误差总会客观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研究的总体效度受到影响。问卷调查和结果往往会受到经费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而且,大多数问卷往往比较浅显,不能深入到引出应答者真实意见和情感,也就不能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以《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一文为例,研究的主题是关于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的调查,但调查的人群却只有在校大学生,调查内容主要反映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创业意向与家庭背景关系、大学生赞成创业或不赞成创业原因、大学生创业知识等问题方面,而有些结论与问题内容不构成必然关系。比如,结论对策中的“政府应优化大学生创业的社会环境”与问卷内容无法呼应。(3)基于访谈法的量化研究结果的效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访谈者的观察能力、反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4)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研究者在对复杂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时,不同变量的选择会对结论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如政策等变量因素在实证研究和数据预测中很难得以体现。预测与实际的不符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对宏观预测的科学性提出质疑。比如,关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预测方面,20世纪90年代相关实证性预测文章对我国2010年的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最大胆的预测也没有超出1000万人,而2008年我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已经超过2 700万人。在对教育现象的相关分析中,有些相关分析显得比较牵强,令人难以认同。有时从一项相关研究的结果中获得有关原因和结果的推论是困难的。当变量A和B相关时,研究者不能明确地推断出是A引起B,还是A和B是由第三个变量C引起的。 要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这些方针和政策,为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为教育科研机构的转型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第三,《纲要》的制定过程本身就是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发挥重要作用的典范。《纲要》从制定到出台征求意见稿,都有教育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与贡献。从中央到地方,不少教育科研部门全力投身其中,既发挥了教育科研的独特功能,也极大地提升了教育科研工作的地位。吉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承担了《纲要》的部分制定工作,为我省增添了光彩;不少人以各种方式参与《纲要》的制定工作,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更多的人对《纲要》的制定过程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期待。根据国家部署,《纲要》在正式颁布之后,将在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与计划,这是我省教育科研工作者发挥作用的重要时机。应当把握机遇,主动出击,努力展现教育科研工作的功能,体现教育科研工作的独特价值。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关于中职学校创业教育方法与途径的研究 论文摘要:在中职学校加强创业教育已成为职业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新趋势,但中职学校对学生的创业教育还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如何开展创业教育?从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环境建设等方面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创业意识,增强学生的创业能力。 论文关键词:创业教育 创业课程 创业环境 创业实践 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必须以培养高素质创业者为目标,大力尝试并推进创业教育,不但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内涵,而且突出了教育创新和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本人从创业教育课程设置、创业教育教学模式变革、创业教育环境建设和创业实践活动开展上有效提高学生的创业意识,增强学生的创业能力。 1创业教育课程的设置 中职教育为保证创业教育的正常有效进行,首先应在中职教育中设置创业教育课程,构建具有创业教育特色的课程结构。创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要通过创业课程这个优秀环节来实现,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品质、创业信心和创业能力。创业教育课程应该在传统职业教育课程基础上突出创业实务知识教育,要把“工商税务”、“市场经济”、“经济法律”、“金融保险”等与创业密切相关的课程增加进去。创业课程作为创业教育优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培养目标的达成程度,同时也决定着中职学校的生存空间和发展价值。我校创业教育中,在二年级第二学期开设《职业道德与就业创业指导》课,每周2节,共40学时。同时,对学生进行创业教育需要有鲜活的教育内容,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我们编写了《创业典型案例》、《就业创业指南》、《创业心理疏导》等校本教材,增加了学生创业教育读物,也为教师进行创业教育时提供了大量的真实材料。通过教育提高了学生的创业意识,熏陶学生的创业品质。 2创业教育教学模式的变革 改革传统的教育教学方法,在教学中进行创业意识、创业品质、创业能力的培养。在教学模式上,创业教育要求教学内容的选择不能固定不变,要有开放性和灵活性,让师生共同参与探索知识的过程。从强调积累知识走向发现知识和创造知识,通过探索,使知识结构不断得以充实和完善。创业知识更需要注重针对性,模块化教学体系,打破原来的学科体系,以就业为导向,以专业岗位各项知识、技能的要求为主线,确立若干等级教学模块,进行教学与实践。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一项或多项针对性技能的练习,提升职业动手能力和综合能力。因而,在创业教育中应以教学项目和教学模块代替课程,保证实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在创业教育中,应以工学结合的“大课堂”代替固定的教室,所谓“大课堂”即将教室、实训室、实习基地有机结合。围绕创业型人才培养需要,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以自主创业各项知识及技能的要求为主线进行教学与实践,突出职业优秀能力训练。采取工学交替的教学组织形式,学生除在课堂学习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之外,每学期都应安排4周左右的时间去实训基地和工商企业分别进行认识社会,适应社会。强化职业能力为目的的岗位实习,以实习基地作为课堂。在实习过程中,教师与企业专家的双重指导,通过企业调研分析、营销策划等活动,使产学更好地结合,并以企业的实习鉴定作为取得相应学分的评价依据。从而最大限度地为学生个性发展提供空间,有利于创业素质的养成。 3创业教育环境的建设 创业教育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而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要求知行合一。创业实践活动是创业教育的特定课程模式,也是培养学生创业意识、创业能力的具体途径。 因此,根据同学们所学专业和社会需求,中职学校应通过创业教育环境的建设,有的放矢地进行创业训练和创业实践,促进创业教育中各种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使学生在学习有关职业、择业、创业、社会等有关知识的同时,积极参加课堂内外的各种教学活动,把个人的职业兴趣、职业理想、职业心理、职业能力及求职技巧等的培训变成在理论指导下的自觉行动。 创业教育环境建设首先要加强创业文化建设。中职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要同校园创业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周边环境处理要同创业教育结合起来,从而做好创业教育宣传。利用学校宣传栏、校园简报、校园网和学生社团组织等,对学生进行创业教育和创业方面的知识宣传。同时,在学校布置一些鼓动创业立志成才的名言誓句,张贴创业者的成就榜和风采照。举办一些内容形式都具创业意识的活动,观看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题材的影片,展示创业型教育队伍形象,开展典型创业者的报告会,讲述优秀毕业生的创业历程。从而营造良好的创业教育氛围,起到潜移默化的功效,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激励创业精神。 创业教育环境建设最重要是构建学校创业实践基地,建设创业实训基地、创业见习基地、创业园或校内创业一条街等,为学生创业实践活动创造条件,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学校对建设创业实践基地应给予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制度上的保障。要扩大对创业实践基地的投入,适当吸收学生直接参与学校产业公司的经营和管理,指导学生按程序体验创业过程。也可以面对全校师生增加创业经营方面的活动。如服装专业学生开设服装销售和修补、电子电工专业学生开设电器维修、烹饪专业学生开设特色早餐、美容美发专业学生开设理发、机械专业学生开设对外加工以及学生报刊亭、学生特色小卖部等等。学校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和引导,引入社会竞争机制,与学校的餐厅、商店等社会承办方形成竞争,使学生在经营过程中,不但掌握某些专业生产的操作技能,而且能在社会生产、市场营销、规划运筹、社会服务等活动中接受锻炼,提高创业能力。使学校创业园、创业一条街的“学生老板”走了一拨,再新来一拨,学校创业园、创业一条街成为学生创业的“孵化器”。 中职学校对学生的创业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目前还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没有成熟的模式可供借鉴和推广。因此,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和学校几方面的共同努力。通过不断的尝试和实践,让学生创业有门,创业有路,创业有成,激发学生的创业激情,培训学生的创业信心,使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勇于创业,乐于创业,形成一个良好的创业氛围,才能真正实施创业教育的目标,达到预期的效果,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创业能力,中职教育的明天才会更加美好。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浅谈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必要性 【论文关键词】人文主义 方法论 教育研究 【论文摘要】科学主义方法论虽然促进了教育研究的科学化,但同时也暴露了许多弊端。通过分析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内涵,分析教育活动的人文特点,我们得出在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必要性。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人们倾向于以自然科学技术的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教育研究自然也受到影响。“当今严肃对待教育理论学者的主要职责是养成归纳研究的习惯和学习统计学的逻辑”。但同时,许多思想家看到自然科学方法阻碍了教育研究的发展,因为这种方法:只处理与教育有关的技术性问题,听命于现实或经验的统计趋势而无法在符合价值与理想的方向上提出真知灼见,触及不到教育活动的本质性问题及教育中的灵魂和实质。而教育中的智慧、人格、情感、精神这些才是研究的焦点。 对此,我们提出在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研究方法论的主张。 首先,人文主义方法论是与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差别在于前者试图解释,后者试图理解。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当代西方人文科学方法论中最具人文精神,最有影响的派别。社会现象研究和纯科学的区别在于社会现象涉及有意识的行为主体,他们自己赋予行为以意义,所以社会科学家为了描述和说明社会现象就要有理解的概念与实践,即理解、移情作用和直觉,所以人文主义传统坚决反对要求社会科学把人的行为客观化,把行为主体物质化的观点。 其次,人文主义方法论关注的焦点为三方面: 1.关于经验的客观性问题。人文主义者强调社会事实中人的主观性方面,如人的信念、动机、需要和希望等并不完全表达于客观的外表行为中。单纯的外表行为研究,不足以深透主观动机和意向领域,因此,人的行为仅仅部分的由它同外界对象或未来结果的关系构成,它的意义相当大部分在于它表达了某种主观的心理状态。没有同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具体个人的直接接触,是不可能完整理解有关的事实的。选择哪些资料作为有意义的事实,在何种深度或层次上挖掘事实本身的意义都与理论的解释有关。 2.关于因果律的有效性。在社会研究中人们往往把各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归结为原因——结果模式,而人文主义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在自然世界中,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对于不同的社会或文化都是中立的,对于支配任何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的意义都是无关的,但人的行为却由它们对行为主体或对象参与者所具有的意义来辨认,而这些意义的内涵与阐释都是由一种给定文化与行为者本身的意义感受来决定的。众所周知,每一种文化有相应的意义库,不同的人对意义的感受、辨认与理解不一样,即使在同一文化背景里不同人的行为之间,要作出正确的因果概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当然不能把因果规律固定下来解释人的具体行为,要了解这种渗透着社会意义的范畴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对那个意义系统的深刻体会,而不是外部的机械概括。 3.关于理论或解释的性质问题。人文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理论或解释的目的,并不是要推导出经验概括或统计定律,而是要对人的行为和语言的意图和意义的深刻理解。人文科学以人的行为和语言为研究对象,以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人而不是事物为研究对象,理论解释的目的不是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而是要回答行为的内在依据,包括个人的、社会的、文化的问题。因此,一个好的理论要能提供合理的行为主体有关的规范标准,要理解他的行为规范的标准,并不是提供当作客观事件的行为的演绎说明。以人的行为和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的价值观念不可能是中立的,不能免除意识形态的影响,总是要受到一定文化的规范、预设和偏见的支配。 教育作为使人性完善的最佳方式,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与人文主义的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所以说,不管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到如何无所不能的程度,自然科学方法论被推到如何高的地位,只要教育还是以人为对象的活动,那么它的人文性就一天也改变不了,人文主义方法论也一天不能被抛弃。 再次,教育活动本性特点与教育实践的内在构成决定了方法论的取向。 一般来说,教育活动的特性表现为:教育活动在对象与目的维度上的特殊性;教育活动进行过程的点双边、共时、交互作用性和要素关系的复合性;教育活动具有预测性与活动过程中的动态生成性;教育活动的本质是在特殊的交往活动中有目的的使社会对学习者的发展要求,向学习者的现实发展转化。教育活动是人的科学精神的活动,表现在求真;教育活动是美感经验活动,表现为求美;教育活动是人伦道德活动,表现为求善;教育活动是实在主体探求生命意义的心灵历程,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或灵魂的洗礼,关怀人生或命运问题,不依赖哪一门学科。教育活动是一种人文活动,而且是人文活动的最高境地,虽然达到这种境地的人是凤毛麟角。 说到底,教育活动的生命力在于其精神的、价值的、人文的、意义的一面。完整的理解教育,就是要清晰的认识教育活动的精神性、人文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设备的更新并不代表教育的先进,可能传播的是非科学、伪科学的知识,训导如野兽般争斗的人生哲学,展示一个紧张、无人性的社会,培养出毫无生趣,面孔呆滞的“接班人”。这样的教育显然是失败的。因此,教育活动形式的完美并不代表价值的实现,教育活动表达的是宇宙的真理,人生的真谛,生命的觉悟,包含了对真、善、美等价值的追求及对终极意义的关怀和寻觅。况且,科学精神本身也是从人文主义传统发展而来的,所以,唯有从人文角度理解科学,才算把握了科学精神的本质。 人类无法将全部教育的意蕴客观化,无法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教育过程无法还原为一个实体或得到严格控制的操作过程,不论历史上的以自然科学方法论研究教育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教育活动中较高层面的内涵并非在归纳推理或统计规律的意义上层面的内涵推演而来的。教育中的人文性是历史的生成的,是传统的,同时也依据个人的觉悟和感觉而存在。教育活动搀杂了历史的内省因素,这些因素与文化价值、目的意义等这些人文性经验的范畴联系在一起,教育活动客观上有很强的独特性,因此,教育科学必须对教育活动达成普遍性的因果规律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用以一种意义标准,一种思想框架或解释尺度来说明全部教育问题,我们能对某一特殊时间、地点、情境的教育发表评论,一旦离开具体场合则可能失效。我们对教育问题的说明或解释常常是暂时的、相对的、主观的。教育中与意义、价值相关的优秀问题本质上是约定的,不是外在规定的,教育的历史是一种互为主体性的过程,任何关于教育的思想如果未经主体心灵深处的认同,也是毫无意义的。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浅析教育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现状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 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 论文摘要:本文对兰州大学教育学院71篇硕士学位论文进行了研究,对其采用的研究方法及论文的性质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研究方法应用方面存在研究方法表述缺乏规范性、思辨研究当道、实证研究匮乏、研究方法单一落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加强对研究方法的理论认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举、多元化、综合化研究方法等建议,以使兰州大学及其他教育学院能够更好地发展,培养更多的高质量人才。 一、研究缘起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研究缘起 兰州大学教育学院(以下简称“我院”)自2002年成立以来,目前已建有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个,几年来,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基础良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作为尚在发展的初级学院,我院在课题研究方法的选取和运用上和其他院校尚有一定的差距,为了进一步巩固在校研究生相关知识的学习,培养更高质量的人才,我们有必要引导学生科学地选取和应用研究方法,更好地为科研打好基础,有针对性地指出并及时纠正学生在该方面现存的问题,以便更好地指导实践。另外,从理论层面来看:方法是深入了解一门学科必不可少的工具。有学者曾经指出,一部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科学方法不断更新和使用的历史,理论的探索,归根到底是方法的探索。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1984年诞生以来,在20多年的时间里有了很大发展,学科体系逐步建立完善,理论探索水平不断提高,但纵观其研究方法,从“无独特的研究方法”到“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一直颇受争议,其发展的不成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高等教育学科的不成熟。教育学者周川曾撰文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学理论发展相对滞后的表现之一,即“研究方法尚未成型,研究规范尚待建立。既缺乏严格的科学实证研究,也缺乏严肃的理论思辨研究。” 高等教育中方法本身不成熟的发展状态又极大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应用。高校学生,尤其是高等教育学研究生,他们初涉研究领域,对方法的应用还不能得心应手。本文以兰州大学高等教育学为基点,通过对我院高等教育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中研究方法运用的状况研究,揭示其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2.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厘清我院硕士研究生进行毕业设计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他们应用研究方法的规范性程度,分析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对研究方法的掌握情况,以及存在什么样的不足,而后针对不足,探寻出路,同时也力图为今后教育研究方法的教学提供指导与帮助,为我院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应用提供一些合理的建议。 本研究的意义,一方面,它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把方法作为研究对象,对方法进行探究与思考,有利于方法自身理论的不断完善;对方法的深入探究,有助于促进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和理论的完善;另一方面,它也具有一定的实际价值:对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探索,有助于指导学生对方法的掌握和应用,在教学中为课程设置提供参考依据,为学院研究方法整体水平的提高提供借鉴。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以文献为样本,在对所选文献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了解当前我院研究生使用研究方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为实现这一研究目的,本研究拟采用文献计量法。文献计量法(又称文献调查法)是情报学与数学、统计学等相互交叉和结合而产生的研究方法。文献计量法产生以后,首先被大量地运用于科技文献中,但近年来,它的理论和方法也逐步运用到教育研究领域,如《论教育研究方法更新与现代教育家的培养》、《我国教育科学发展状况的文献计量学研究》、《通过引文分析看我国教育理论发展的现状》、《教育理论与实践》等,都试图用文献计量法对教育科学的学科发展及研究状况加以统计分析,并探讨了其中的某些规律,为教育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策略启示。 2.抽样方法 由于历史原因,我院建院较晚,可供选择的样本总体较小,所以本研究以完全抽样的形式选择了研究对象。从兰州大学学位论文库里,搜集到高等教育学专业2007学年至2009学年硕士学位论文71篇。 3.研究框架 (1)样本总体中对研究方法的表述情况,列出所有的表述方法,以便观察研究方法叙述的规范程度。 (2)研究方法的总体频次分布情况:用表格直观显示论文中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发现研究方法的应用特点。 (3)从定量和定性(思辨与实证)两个方面统计论文分布情况:用表格直观显示定性和定量论文的研究数量,立足数据,发现问题,寻找规律。 4.研究的结果 通过对学位论文库里的71篇论文的分析,从研究方法部分,共找出了22种研究方法的表述形式,分别如下:文献法、比较法、历史法、调查法、调研法、案例分析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法、访谈法、学科交叉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归纳演绎法、数据分析法、统计分析法、网络调研法、质的研究方法、系统分析法、理论分析法、图表法、资料分析法、经验方法、数据比较方法、经验交流法。 研究方法的总体分布情况:由于研究对象中研究方法应用混杂,叙述模糊不清,本文主要统计几种常用的研究方法,这里的“常用”是指出现频次5次以上的,即主要是文献法、比较法、历史法、案例分析法和调查法。(见表1) 定量与思辨及定量与实证的分类比较:其数量与构成见表2,在71篇学位论文中,定性与思辨论文65篇,占91.5%,这一研究结果表明,思辨研究是我院教育科学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定量与实证论文6篇,占学位论文总量的8.5%,这一结果表明,在定量与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方面,我院有某种程度的欠缺。 三、问题与不足 1.研究方法表述缺乏规范性 通过对每篇学位论文中作者自己标注的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考察与统计,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很多毕业生在表述自己所用的研究方法时,缺乏规范性和逻辑性,存在一定的随意性。比如《大众化下研究生规模化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把研究方法表述为图表法;再如《我国高水平大学教育学科建设研究》,把研究方法表述为规范分析方法。诸如此类的表述混乱现象不在少数。另外还存在一些逻辑混乱、重复表述的现象。比如在介绍自己应用的研究方法时,有把调查法和问卷法并列等现象。 2.思辨研究当道,实证研究匮乏 科学研究方法有两大类,一类是思辨研究(可以是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的等等),目的是获得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结论;另一类是实证研究,目的是获得对事物属性的认识。由于受思辨学术研究传统的影响,在我院硕士学位论文的撰写过程中,依然大量从人文主义的视野对高等教育活动和高等教育现象进行系统研究,从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高度出发,审视高等教育活动和高等教育现象。在研究中非常看重思想性和理论性。而相比之下,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较弱,在上述研究结果中显示,仅有8.5%的学位论文着眼于定量与实证的角度。而定量研究与实证研究在进行教育科学研究中恰恰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通过案例、实地研究、用实际情况及真实数据更能有力地证实实验研究者的观点,因此,在高等教育领域我们应适当增加实证研究的应用。 3.研究方法单一落后 统计结果表明,我院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主要为文献法、历史法、比较法等等,研究方法比较传统和落后,虽然也有些论文力图突破传统的限制,运用了质的研究方法,但总的来说,大多数的论文还是因循守旧、缺乏创新。在已发表的71篇学位论文里,思辨性研究仍居绝大多数,科学设计、规范研究的成果较少。新技术新方法引进速度慢,实际应用少。模型化方法、文化人类学方法、三角研究法、内容分析法、元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参与式观察等此类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已经较为成熟的新技术新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推广的速度慢,实际应用的更是少之又少,制约了学科的发展。 四、对策与建议 1.加强对研究方法的理论认识 教育研究方法一方面担任了认识教育活动和教育现象的工具与手段的角色,另一方面又作为教育科学发展成果的一部分汇入教育科学进步的长河,研究方法是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是科学研究的生命线。如果用错了方法,研究的论文就会成为缺乏生命的文字堆砌,既得不出有效的结果,也没有实际的意义。要想在实践中正确地运用,首先要在理论上做到深入地了解,否则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从上述研究方法的表述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大部分硕士论文的撰写者不清楚教育研究方法的理论实质,以致于表述上杂乱无章,逻辑混乱,进而影响学位论文的质量。针对这种现实,建议我院多开设一些教育研究方法的理论课,让大家在课堂上接受一些系统的理论知识,解决自学的分散与不系统的问题。 2.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举 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作为事物的两种不同规定性,质和量构成了科学研究的两个取向。依据这两个不同取向,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形成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表述为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它们是既有区别又相互补充的研究方法,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是科学研究的必然要求。一般来说,定性研究在前,定量研究在后,即先要认识事物的质,把不同的事物区分开来,然后才能根据质的规定性,搜集和分析事物的数量特征,进行量的研究,量的研究反过来又促进质的研究,使认识不断深化。这里说要适当加强定量研究的应用,并不是说定量研究能够代替定性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在基础、 形式、 结构和功能方面是存在差别的。从本质上说,它们是以方法论的形式展开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纲领和两种不同的认识论框架。从技术上讲,则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采取了不同的解题方式。要有效地运用定量的方法从事科学研究也必须对研究对象在质上的特点有一定的理解,没有高水平的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只不过是盲目的数字游戏。事实上,有效的研究大多是能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合理地结合起来的研究,而要使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很好地结合,单纯依靠定性研究,而不深入考虑教育科学的复杂性,很容易出漏洞。与此相反,仅把教育科学研究局限在数量化这个层面,同样也会产生新的片面性结论,所以在教育研究中,定量与定性的结合势在必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3.多元化、综合化的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方法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多序列组成的整体性复杂结构。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以及科学不断分化与综合的今天,研究方法多元化已成为21世纪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特征。黑格尔曾说过:“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这就是说,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是相一致的,是由后者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就要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教育科学研究的复杂性,要求研究方法多元化。另外,对一个重大问题的研究,往往不是从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某一角度就得以解决,而是要从多角度、多侧面研究才能完成。单一的方法往往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只能取得一部分信息,而大部分信息可能被忽视,使研究难以奏效。在许多情境中,最佳选择可能会是各种方法的结合。因此,交叉综合使用两种以上的研究方法已成为教育科研方法的发展趋势。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我院的学位论文中发现教育学院研究生存在研究方法表述缺乏规范性、思辨研究当道、实证研究匮乏、研究方法单一落后等问题,而同类问题在其他高校教育学院中也存在。针对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加强对研究方法的理论认识,注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举,有意识采用多元化、综合化研究方法等措施加以解决。这对培养高素质、强能力的教育学人才具有积极的意义。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浅析语言教育研究中的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 论文关键词: 语言教育研究 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 论文摘要: 目前,关于语言教育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多。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是两种主要方法。本文在比较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基础上,介绍和讨论了几种常见的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包括实验研究、相关研究、调查研究、个案研究和观察研究,并对这两种研究方法进行了评价。说明在教育研究中应将两种方法结合使用,对提高教育研究效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当前,语言教育研究已经得到了广大专家学者的重视,并被深入推广到各个层次层面。教育研究通过对教育过程的各项实证研究来尝试解决现有教育活动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以求提高教育质量。教育研究有其独有的特性,以实证研究为主,具有系统性、有效性和可靠性。教育研究也可采用多种形式和方法,其中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就是两种主要研究方法。 1.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对比 1.1内涵 定量研究就是对事物的量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而定性研究是主要针对事物的质的方面。事物的质是它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部所固有的规定性,也就是说定量研究是通过解决“有多少”的数量问题,定性研究是通过解决“是什么”、“有没有”的性质问题,从而分别对复杂的教育问题作出数字的描述和语言的描述,来反映研究对象的特征和倾向的方法。 定量研究的基本过程是:提出假设,确定具有因果关系的各种变量、抽样、选择测量工具、控制无关变量、实施测量、检验效度、数据运算与分析、验证假设。定量研究是一个具有标准化程序的、自上而下的演绎过程,是从一般的原理推广到特殊情境中去的。 1.2适用范围 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存在量的方面,但每种事物的量的“显易”程度不同,能够量化的程度也不同,一般来说,物质现象的量比较“外显”,而精神现象的量“外显”不明显。在教育领域中,属于是物质现象的,如教材与教学质量、教育结构与教育投资、学生的身体状况等,一般可以尝试采用定量研究法。而属于精神现象的,如学生的焦虑心理、教师的师德状况、教学方法的改革等,则可以尝试定性研究法。 从方法特点上讲,由于定量研究不考虑研究者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只对操作工具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十分重视,适合对研究者不熟悉的和较大样本的对象进行研究。定性研究则相反,它适合对研究者熟悉的及小样本的对象进行研究,这种方法运用于教育研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个案研究法。 2.几种常见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 2.1定量研究方法 2.1.1相关研究 相关研究在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相关研究包括简单相关研究和复杂相关研究两种,它主要是研究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例如焦虑与二语写作之间的相关关系。相关研究没有自变量,研究者不对变量进行操纵,不能做出因果判断,只能得到两个变量(或多个变量)之间是否有关系的判断。例如,相关研究回答“学习策略与学习成绩之间是否有关系”,不能回答“学习策略是不是导致学习成绩好的一个原因”。 相关研究最大的好处是能帮助我们理解重要变量间的关系,缺点是它的研究对象是群体而不是个人,所以很难对某个实体作出深刻的认识研究。 2.1.2实验研究 实验研究是语言教育研究中的主要方法之一,被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和应用语言学中。实验研究的目的是在两种现象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即探讨一个变量(自变量)的变化是否引起另一个变量(因变量)的变化。实验研究的一个独有特征是,研究者直接对自变量进行操纵,也就是说由研究者自己设立实验组和对照组。例如,如果研究不同教学方法孰优孰劣,教学方法就是自变量,那么研究者就要将学生随机分成两组,并设法给不同组的学生提供不同的教学方法。 由于实验研究是建立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最好途径,因此它常被认为是最有说服力的研究方法之一。 2.1.3调查研究 调查是通过对样本的直接研究来了解总体特点的研究方法,它是采用标准化的资料收集方式研究大量被试的某些变量,通过研究一个样本而推广到整个群体的研究方法。调查的目的不是深入了解每个个案的详细信息,而是探讨大量个体的一个或多个变量,调查是一个标准化的观察程序,所有的被试都面临相同的调查问卷,有相同的指导语,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 进行一个调查研究常常包括几个阶段:首先要确定研究的目的,并根据研究目的确定研究范围;第二个阶段是进行取样调查;第三个阶段是对资料的收集、分析和解释。选择了一个样本之后,就可以运用编制好的调查工具进行实际的调查,收集资料,然后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和解释。资料收集有很多方法,最常见的有问卷调查、面谈、直接观察法等。 一个成功的调查研究具有很多优点,最主要的优点是能够快速地收集大量被试的许多变量的信息,可以研究一个大样本。 2.2定性研究方法 2.2.1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是从分析的单位来定义的,对一个对象的研究就是个案研究。它主要研究一个个体,通常研究处于自然环境中的个体。 个案研究探讨的问题完全不同于相关研究。相关研究探讨群体的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个案研究则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有关个体的丰富信息,例如学习者个体学习的过程、策略,学习者个体的个性、态度、动机等特征是如何与学习环境相互作用的。个案也可以是一位教师、一个课堂、一所学校、一个团体。研究者可以研究一个个体,也可以研究几个个体并对他们进行比较。但是,个案研究所采用的个案数量常常是很少的,因为个案法最重要的是详细、全面地了解某个个体的特征。 2.2.2自然观察法 观察法没有要操纵的自然变量,研究者在研究开始时并没有任何假设,主要是探索和记录自然出现的现象,并不对环境中的变量进行控制。自然观察法的资料收集方法主要是对现场进行观察记录,然后进行总结分类。 自然观察法的最大优点是有很强的现实性,它在自然环境中研究人的行为,力图不干扰被试的行为,不改变情景,因此自然观察法研究常常被看成是产生假设的研究。但是自然观察法也有很大的局限:首先,资料收集存在观察者偏向。研究者进行观察之前对所要观察的行为类型了解很少或根本不了解,很难建立一个标准的测量方法,因此在对行为进行分类时,研究者很容易受预期和已有观察的影响,很难认识到预期之外的新行为。其次,进行自然观察所需的时间很长。自然观察研究不能操纵自变量,不能控制额外变量,因此不能进行因果推论。 3.定量与定性研究法的评价 前面我们已经较详细讨论过了定量与定性研究,这两种方法本身无所谓正确错误,关键是它的运用范围恰当与否,因为每种方法都有自己的优越性和局限性。只有在全面深刻地认识各种方法特点的基础上,研究者才能在教育研究中,根据研究目标和研究课题的性质,恰当地选择和使用某一具体的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的优越性主要表现为:(1)客观性。用数字描述事物比用语言描述的主观程度要小,更符合客观事实。(2)严密性。事物质变总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将引起质变,定量研究能观测到事物的微小变化,防止事物的质变。(3)普遍性。定量研究是建立在大量抽样统计基础上的,研究对象的范围较大,更具有说服力。其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定量研究首先要建立一套可以量化的指标体系,影响制约教育的变量很多。但是,在现有教育研究发展水平上,不是所有的影响因素都能量化,定量研究只能考虑有限的变量,而相应地放弃一些事实,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可靠性必受到质疑。 定性研究的优越性是:(1)真实性和全面性。(2)灵活性。定性研究强调研究者放下自己的主观臆测,尊重事实,允许并鼓励研究对象根据自己的认知框架,而不是根据预先安排好的问题结构来做出回答。(3)准确性。在定性研究中,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而不是问卷或调查表,定性研究是一种基于经验和直觉之上的研究方法,由于经验是生动的、深刻的、可信的,定性研究的结果往往是正确的。定性研究的最大缺点是不精确,对研究问题的认识带有明显的个人倾向,有的描述具有伸缩性和模糊性。 总之,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都是教育研究中非常必要和不可缺少的重要方法,两种方法各有利弊,语言教育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单用定量或定性方法去研究教育现象都只能获得部分信息,不可能穷尽,很难得出全面、准确的结论。在教育科研中,必须把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结合适用,才能使教育研究更加科学、可靠与有效,这样,既可以在两种方法之间取长补短,又可以对两种方法所得的结果进行比较和验证,从而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科学性。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关于教育学研究者的多元意识——教育学研究方法论探讨之一 论文摘要:教育学研究者不能妄自把自己所理解的“一种可能”看成是“惟一可能”。因而教育学研究者一定要有可能性域、可能世界的理念背景,要有自己的教育理想,并去实现更丰富的可能性域与可能世界——通过价值、真理与方法的多元共生 论文关键词:教育学研究者;多元;可能性;教育理想;描述 教育学研究到底做出了什么贡献?教育学研究应该做些什么?能够做些什么?又应该怎么去做?自觉的教育学研究者(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似乎谁都可以弄一弄关于教育的文章,我们称这些“业余爱好者”为“教育研究者”,而不是“教育学研究者”。教育学研究者应是有明确的教育学学科意识,是把教育学研究当成自己生命一部分的研究者,这即是我们用“教育学研究者”的缘故。)总会这样反思自己的研究。诚然,我们可以说教育学研究提供了教育思想,倡导了先进的教育理念,但我们决不应就此打住。遗憾的是,我们似乎以为任务已经完成,至于能不能实现,好像已不在考虑之列。但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更深层的问题:我们所倡导的教育理念,究竟对教育实践是否起了作用,有没有让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真正理解与接受,并把这些外在的口号或标语变成他们实际的教育行为?美妙的教育思想在云端召唤,而教育实践则双脚站立于坚实的大地上自力更生。 教育学研究要取得新的进展,似乎要突围,要突研究视角的围,要突研究范式的围,要突分析框架的围,要突主流话语所隐含的权力之围……,而种种突围的成功,系依于或体现于另一种突围:教育学研究者自身的突围,武器即是方法论革新,表现方式即为研究者意识的形成。“表面看来,……方法论研究似乎离开解决具体的教育理论或实践问题很远,看不见,摸不着,有些玄乎……”。是的,这只是表面上,而实际上,方法论离我们很近,不,它与我们根本就是一体的,它就在我们的意识中,就是我们的研究意识,“是自觉的思想的活动”。本文着力于探讨教育学研究者的多元意识。 一、“一种”“可能”与“惟一可能” 面对生动丰富的教育现象,从个人的历史“成见”出发所做的教育学研究,都只能说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解释或描述。我们必须尊重其他人的“成见”与“视域”,他们所做的研究与我们自己的样,也只是对教育现象的“一种”理解。在你看来不可理喻的解释或许能引起别人发自内心的深刻的认同。 因而,我们做教育学研究,首先就应树立一种描述的信念。胡塞尔声称“我不想教诲,只想引导,只想表明和描述我所看到的东西。”有很多人把胡塞尔整个的研究称作为一种方法(实际上更应被理解为一种方法论),“现象学的基本方法是描述方法”,但我们宁愿称它为一种信念,一种描述的信念。这种描述即始终是主体对客体的主观描述,是一种主体间的关系的呈现。因而,我们做研究,都只是在描述自己的感受或心得,都只是一孔之见,每一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不必使自己去从属于或臣服于别人的意见,但我们可以也应该相互欣赏。 这不仅仅是一种谦虚、宽容、兼容的学术心态,也是对事实的尊重——问题永远以不同的方式呈现。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的研究是最有效、最有意义的教育研究。有多少人引用你的研究成果,有多少人认同你的研究,这才是对你学术生命的裁决,而不是靠自己的宣言与承诺。 应该承认,每个人的教育研究都只是“一种”“可能”的理解,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真正的学术繁荣。诚然,学术上的争论或论战是难免的,也是有益的,但我们一定要站在同一问题上、同一层面上去展开讨论与对话,是就事论事。否则,学术界尽管热闹纷呈,但在旁人眼中,也只不过是浮躁的学术界的一个典型案例而已。 迄今为止,有许多理论家实际上就没有持这样一种学术心态,他们把自己的“一种”“可能”看成是“惟一可能”,从而形成了科学主义式的独断。 也许他们是为了“真理”,但他们对真理的理解却是错误的。哈贝马斯曾深刻地指出,这种状况的出现,正是在于:我们不再把科学理解成可能的知识的一种形态,而是将知识等同于科学。 教育学研究中若出现这种情况,则是对充盈着生命的学科中生命的漠视,也是教育学研究者自身的悲哀。也许,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最好的教育理论。 二、可能性域、可能世界与教育理想 “我”的教育学研究是一种可能,但世界决不是“一种可能”。一方面,现实世界是一种可能性域。每个研究的“一种可能”就表明了丰富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把诸种可能性联系起来,就形成了一种外延非常广阔的可能性域。它是一个由若干可能状态和可能转换关系组成的整体,是诸多可能性的集合。在其中,不同可能性共存,而且诸可能性之可能度也存在着差异,它标志着我们从线性领域进入到了多维空间。另一方面,存在着无限多的可能世界。任一可能世界都与现实世界在某些方面不同,现实世界只是一种实现了的可能世界。 正是由于这种现实世界的可能性域与可能世界的存在,使我们对教育现实的批判、反省及对教育进行改造的理想才有了坚实的土壤。 诚然,我们的教育理想或许是可能性域与可能世界中的某一种可能性,但更多的机会是从可能性域中进行可能性判断与组合,去寻找新的可能的教育世界,因为理想即为一种价值期望。教育理想作为教育可能性域与可能世界,无时无处不在“窥视着”现实的教育,从而不断地促成了教育从一种可能性向另一种可能性的转变。 教育学研究者一定要有教育之可能性域与可能世界的意识,要有自己的教育理想。教育理想的形成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对“教育是什么”的深刻思索,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思考过,没有形成自己的信念,则可以说还没有真正进入教育学研究,所进行的只是一种外在的、工具式的探究,教育学研究还没有融入到你的生命中来。或者说,只是一个教育研究者,而不是一个教育学研究者。教育学研究者提出自己的理论或观点,即是自己教育理想的体现,是实现教育理想的途径之一。 “一个理论不是一个目的,它只是一种可能的出发点;一个理论不是一个解决办法,它只是提供了处理问题的可能性。” 教育理想就是教育理想,但教育理想又不仅仅是教育理想,它是教育之可能性,众多的教育理想是对教育之可能世界的描绘。教育之可能世界像…个由教育理想组成的“超市”一样,供教育现实去选择。但“超市”中的教育理想还应该有一种设计,一种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换的条件设计。也就是说可能性域的提出或教育之可能世界的设想并不是教育学研究者止步之处,还应深入:如何可能?这也是我们为教育理想而奋斗的必然内容,也是我们目前教育学研究中一个最薄弱的环节,也是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脱节的关键之处。可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对峙在教育中不断地出现,这层隔阂必须被冲破。 我们的教育研究要深入,就要研究“如何”工作,“如何可能”与“如何操作”,要有自己的“设计”。因而教育学研究者必须要有这样一种能力:进行类似于政策科学所进行的政策执行所必需的备择方案制定。在这个方案中我们必须提供各种可能性、必要性、条件性及代价、机会成本等等分析,而且要考虑到在实现自己的教育方案过程中会牵涉到的种种社会关系,及它们对教育方案实现的影响力。这样我们的教育学研究成果就不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成为一种实践。也只有这样的教育学研究才可能在面向教育实践的“超市”中有自己的“市场份额”,才有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可能。 三、多元共生 我们目前的教育学研究及教育实践要想获得更多的可能性,形成更丰富的可能性域与发现更多的可能世界,一个根本的前提就是倡导多元共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价值、真理与方法的多元共生,也惟有如此,才能实现教育学研究与教育改革的真正深化。 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化的活动,教育必然渗透与传递着某种价值观念,在教育中进行主流价值观的熏陶是无可厚非的。但值得反省的是,在教育实践中,所有价值都是预设的,而且是一种能够被学生意识到的预设,那么就必须考虑到这种价值预设对学生的影响和对教育效果的作用。现在在教学领域中已倡导开展多元哲学基础上的多元性教学,这是一种更富有生命力、也更切合实际的教学理念。价值判断由于有主体尺度的介入,其本质上就是多元的。因而教育学研究者进行探讨即是一种价值表现。“教育学即是理想,即是精神的一般趋向。”但在我们的教育学研究中,教育学曾一度被理解为政策解释学,并且至今还留有历史的痕迹。因而价值多元化就成了一个最为关键的突破口。在目前的教育学研究中,我们首先要做的似乎就是把在教育学研究中被认为是贬义的判断与概念给予中立化,对教育学研究中的价值取向予以平衡化(并不是颠覆)。也许我们就可以看到另一种精神趋向。 真理多元化在传统思维方式中是难以接受的,但在现时期的文化视野中,尤其在复杂性思想的影响下,在微观领域及科学哲学的研究中,这已不再是坚冰~块。传统理性观念下的“知识”现在也已成了不再是“中立性”的了,给它的客观性提供基础的“自主性”与“非人格化”等属性已被消解,知识本身就具有价值性。福柯的研究也揭示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并以其“知识型”宣告了“人之死”。在现代的认知过程中,价值的需求取代了求知的渴望。 真理多元化并不仅仅是指真理把握中认识能力与条件的不确定性与发展性,这只揭示了真理的发展性。真理多元化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应该是“实在本身是多元的”,而我们“没有360度的视角”,这是从实在之本性出发的,是从人的本性出发的,“多元性是人类的状况”。多元性、多形态性、差异性是其前奏,歧异性、相对主义、视界主义都是其表现。因而,我们的教育学研究、教育理论都只是表现了教育实在与我们的一种关系,这是我们的生存状态,不容漠视,也不应绝望。方法在经典科学中被机械地予以理解,蜕变成了只须加以机械运用的技术。事实上,“方法是理论所必要的重新组织活动。方法的改变将直接导致研究范式的改变。在教育学研究中,一般的状态是处于两极方法之间的钟摆,很多时候难以找到合适的平衡点。目前的状况是实证化、数据化研究是主流,似乎只有这种研究才能与国际接轨,而思辨式研究则处于边缘。在方法运用方面,也应有一种我们前面提及的连续统一体意识。只有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才能使教育学研究出现不同的研究范式,才能从更多的角度透视教育事实。 费耶阿本德在《反对方法》中通过其增殖原理,进行一种反规则(可以看成是毫无理由的反规则,为反规则而反规则)活动。其目的即在于促使我们“采纳一种多元主义的方法论。费耶阿本德摒弃一致性而倡导方法多元性,“怎么都行”就成了一个容易被误解但又更有力的、更好理解的“多元方法论”的口号。教育学研究中必须倡导方法多元化。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有其自身的适用范围,只有多种方法互补,才可能形成有效的方法系统。 目前我们进行的复杂性研究,从其中产生了方法与思想,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种可能的悖论,即复杂性本身就成了一种简化的工具。幸好,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复杂思维没有方法论,只有方法,它的方法就是一种信念——不要封闭,粉碎疆界,重建联系,把握多面性,考虑特殊性又不忘记整体引。康德说,政治与教育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现象,对此我们必须采用复杂性思维的方法、采用多元方法才可能对这最复杂的事物作一个尽可能的全方位的描述,才能更充分地展示“人类的状况”以及“教育的真相”。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试析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的量化研究 [论文摘要]教育科学研究方可归纳为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文献研究方法和思辩方法等四走基本类别。量化研究的广泛使用是教育科学研究日趋成熟精细的标志,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相应的运用区间,适用于教育宏观层面、教育现象、课程改革、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描述和预测性研究,并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 [论文关键词]教育科学 量化研究 文献研究 思辨研究 质化研究 教育学科理论和体系的建构,依然是今天教育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使命。教育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则是教育科学理论建构的根本有效路径。 一、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及其分类 如果将教育学科归为社会科学范畴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即量化研究、质化研究和文献研究方法,理应成为教育学科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和手段。而思辨研究依然会是教育学科研究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因为教育研究者面对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价值关涉的教育世界,教育学科所蕴含着的人文精神和人性特质,使它与人文科学有着天然的联系。 因此,教育科学研究方可归纳为四大基本类别:量化研究方法(实验法、定量调查法、数理分析和测验等)、质化研究(人类学方法、定性调查法、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思辨方法(注重纯粹的逻辑推理的一种哲学思辨)。虽然,量化研究与文献研究、定性调查法等一样,都具有一定的科学属性,具有可积累性、可修正性等特征;都强调对资料数据的科学收集和有效占有,通过严密可靠的数据资料为寻求事物间的规律性联系和科学性结论提供必要的事实和依据(当然,量化研究通过观察、调查和测量所得出的相关数据属于第一手资料,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中的数据则主要来自于文本,属于第二手资料),但由于研究技术、手段、方法的差异性,决定了它们属于不同的研究方法类型。 二、量化研究的广泛使用是教育科学研究日趋成熟精细的标志 广义上的实证研究包含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学者张红霞认为,实证研究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比如,个案研究如果能把每一步操作都详细地记录下来,就可以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重复性。而我们这里所指的量化研究属于狭义上的实证性研究,即主要以实验、调查、测验和数理分析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的实证性研究。实证性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主张从经验人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 20世纪初,德国学者梅依曼和拉伊力倡把教育研究从哲学思辨传统中脱离出来,走科学化、实验化的路径,要求通过科学的验证来发现和陈述事实,提出只有通过实验与观察,在有意识地简化要素条件下研究教育现象中各种复杂的因果关系,教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术蓬勃发展,研究方法日趋精细,并陆续引入教育研究领域,促使教育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取向和形态。从西方教育科学的发展历程看,教育科学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借鉴、吸收是其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教育研究者通过对教育实践中各种数据的调查、分析,通过对文献研究、质化研究、思辨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对教育实践中的众多实然问题给予问答,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有益探索。 以教育管理学的发展为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教育管理理论的兴起,教育管理科学论成为美国教育管理研究的一个主流性理论学派。“教育管理科学论将自身奠基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强调教育管理研究立场的价值无涉,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可应用性、可操作性,强调量化研究,重视测量、数据统计,强调观察、实验的重要性,偏爱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尽管教育管理科学论在20世纪70年代后遭到了教育管理主观论和价值论的挑战,然而,纵观今天美国和欧洲的教育研究,量化研究方法依然占据着研究方法的重要地位。 马尔科姆·泰勒在分析了欧洲2000年出版的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性的17种英文高等教育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后得出结论: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占主导的只有三类研究方法,分别是:文献分析(37%)、多变量分析(26%)以及访谈(17%),这三种研究方法占到文章数的80%之多,即文献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分别占据了发表文章的37%、26%和17%。马尔科姆还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在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像文献评论、问卷调查和访谈这些方法都非常普遍。 从我国教育研究的现状看,国内主要教育类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马尔科姆所指的诸如概念分析、批判和现象学等思辨类型的研究方法,而关于量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内容比较单一,比如,调查问卷类文章主题主要集中在学生经验方面,诸如大学生就业、创业、学习等。有学者在分析《教育研究》所发表的文章后指出,它共登载的165篇研究论文中,主要以思辨、历史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完成的论文为主,占86.7%,其中思辨类论文达115篇,又占有绝对优势(70%)。采用“定量方法”或自然科学方法完成的调查报告、实验报告和数理分析研究论文共计22篇,仅占13.3%。 三、量化研究的运用与效用范围 在教育领域中,量化研究要求研究者事先建立假设并确立各种关系变量,通过概率抽样的方式选择样本,使用经过检测的标准化工具和程序采集数据,同时将事物在某一时刻凝固起来,对数据进行分析、验证,建立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必要时使用实验干预手段对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对比,进而检验某种关于事物客观规律的理论假设。在研究过程中极力排除研究者本人对研究的影响,尽量做到价值中立。由于量化研究所具有的客观性,以及具有明确、具体的操作程序、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等特征,它在宏观研究、因果分析、规律性和趋势性问题的分析、描述、预测及验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马尔科姆对高等教育文章研究方法特点的总结看,采用量化研究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系统政策、课程设计、高等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经验等研究层面和主题方面,关于教学质量、院校管理等研究则较多采取了混合研究方法。由此可见,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适用于下述研究。(1)适合于宏观研究。即比较适合于教育政策、教育规划和教育预测方面的研究,适合在宏观层面上对事物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趋势性的特征预测,通过教育现象的平均情况和抽样总体的代表性,以求发现问题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2)适合于对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例如,研究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与GDP之间的数量关系、专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相关性分析等。(3)适合于课程改革、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描述和预测性研究。通过观察、实验、测量,将数据加以分析和归纳,发现和推断具有代表性的、可推广的特征和模型。(4)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并不断地修改或完善已有的理论假设。比如,学习心理领域的许多理论就是通过验证或证伪方法发展起来的。 信度和效度是关系到量化研究结论准确和普遍意义的关键性要素,而无论是观察、实验、测量、数据统计,还是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其设计和研究难度都比较大,对研究者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因此,研究者除了需要具有严谨规范的求实精神、较强的演绎归纳分析能力外,还需要对研究问题能够给予合理假设,需要具有一套完备的操作技术,包括抽样方法、资料收集方法(如问卷法、实验法)、数字统计方法(如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研究者不仅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样本或者选题值得进行大样本调查,同时在问卷设计、样本选择、信度和效度检验、分析工具、分析深度、合作沟通等诸多方面都应具备科学的态度和较高的专业水准。 四、基化研究的优缺点辨析 实际上,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虽然强调事物的“量化”,即通过对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而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但其根本意义依然在于寻求一种规律性认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只是量化研究更追求和强调科学的程序、手段和步骤,依靠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和相关关系进行调查、测量、计算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一定把握。一般来讲,在研究阶段上、对问题的认识程度上,定性是定量的基础,定量是定性的更高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量化研究方法有以下优点。(1)量化研究方法符合教育研究的根本目的。“教育研究可以定义为对数据(用于分析和研究的各种数字、文字、图象或其他形式的资源)的系统收集和分析,其目的是对教育的方方面面进行有效的概括、预测、干预和说明。”(2)量化研究有利于数据资料的有效积累,有利于对研究问题的深度解决,有利于克服教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各种偏见。如果我们想对大学的教学改革评头论足,必须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型大学和普通大学的教学现状,否则难以令人信服,而这很难通过思辨或文献等方法来完成目的。大学教学的实际状况和学生对教学质量的真实想法,只有通过问卷调查等量化研究方法才能够真实地得以反映。以张红霞、曲铭峰的《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及启示——基于全国72所高校的问卷调查》为例,该文章通过对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性的问卷调查,通过大量调查数据的整理分析,客观真实地为我们揭示了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情况和影响满意度的相关因素。其得出的结论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研究型大学(北大、清华除外)的教学质量问题普遍严重;教学经费不足是质量问题的首要原因。由于研究者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和科学求实的科学态度,由于问卷内容的严谨规范和数据资料的真实可靠,尽管结论令人意外,但却很难否认该结论的真实性。(3)量化研究能够通过清晰易懂的图表、数字或简短的文字说明事实、实质和趋势。比如,马丁·特罗通过相关数字对高等教育精英阶段、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15%以上)和普及化阶段(50%)作出了科学论段,形象说明了高等教育不同发展阶段的数字特征。 量化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量化研究除了对研究者的技术性有较高要求外,还需要研究者秉持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尽量坚持价值与事实的适度分离。但是,当研究者因某些原因想用自己的研究支持某种观点时,就有可能产生偏见,这势必会影响结论的真实性。虽然研究者应坚持价值无涉这一原则,但真正将价值与事实分离却很难做到。(2)作为量化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问卷调查法,其抽样误差总会客观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研究的总体效度受到影响。问卷调查和结果往往会受到经费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而且,大多数问卷往往比较浅显,不能深入到引出应答者真实意见和情感,也就不能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以《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一文为例,研究的主题是关于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的调查,但调查的人群却只有在校大学生,调查内容主要反映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创业意向与家庭背景关系、大学生赞成创业或不赞成创业原因、大学生创业知识等问题方面,而有些结论与问题内容不构成必然关系。比如,结论对策中的“政府应优化大学生创业的社会环境”与问卷内容无法呼应。(3)基于访谈法的量化研究结果的效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访谈者的观察能力、反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4)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研究者在对复杂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时,不同变量的选择会对结论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如政策等变量因素在实证研究和数据预测中很难得以体现。预测与实际的不符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对宏观预测的科学性提出质疑。比如,关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预测方面,20世纪90年代相关实证性预测文章对我国2010年的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最大胆的预测也没有超出1000万人,而2008年我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已经超过2 700万人。在对教育现象的相关分析中,有些相关分析显得比较牵强,令人难以认同。有时从一项相关研究的结果中获得有关原因和结果的推论是困难的。当变量A和B相关时,研究者不能明确地推断出是A引起B,还是A和B是由第三个变量C引起的。 要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这些方针和政策,为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为教育科研机构的转型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第三,《纲要》的制定过程本身就是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发挥重要作用的典范。《纲要》从制定到出台征求意见稿,都有教育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与贡献。从中央到地方,不少教育科研部门全力投身其中,既发挥了教育科研的独特功能,也极大地提升了教育科研工作的地位。吉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承担了《纲要》的部分制定工作,为我省增添了光彩;不少人以各种方式参与《纲要》的制定工作,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更多的人对《纲要》的制定过程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期待。根据国家部署,《纲要》在正式颁布之后,将在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与计划,这是我省教育科研工作者发挥作用的重要时机。应当把握机遇,主动出击,努力展现教育科研工作的功能,体现教育科研工作的独特价值。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试论教育叙事研究方法 论文关键词: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叙事研究方法 论文摘要:近年来,教育叙事研究作为质的研究方法的一种运用形式,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从其兴起背景出发,介绍了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内涵、方式和特点及其实施的过程,并就目前人们对其一些普遍性的误解进行一些澄清。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教育实验法、教育调查法、教育统计与教育测量等定量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近年来,人们逐步认识到,教育科研应该更注重人本主义的质的研究,教育叙事研究作为质的研究方法的一种运用形式,也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一、教育叙事研究兴起的背景及其意义 教育叙事研究最初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教育研究领域内率先兴起,90年代末引起了我国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在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们对已有教育研究方法的反思、教师专业化实现的途径与方法以及教育研究的目的与作用等几方面的研究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 叙事研究是教师专业化实现的有效途径与方法之一。教育叙事研究还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它更注重教育故事所具有的意义,并通过对意义的重构与解读,来反思与提高实践,来丰富与优化理论;它关注教育主体实践智慧与个人理论的形成与优化。叙事研究基于对个体经验与故事情境的关注,降低了教师进入教育科研的理论高度,但并不否定教育理论的价值。它的兴起不仅意味着它是对教育生活探究的有效的研究方法之一,而且也是研究者们的一种生存方式的转变。 二、教育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内涵 1、理论基础 后现论 后现代思想家们关于主体的消亡、元叙事、对差异的颂扬等对叙事研究影响很大。反过来,叙事、故事、语境等词汇也成为后现代思想家们高频率使用的语词。 文学中的叙事学理论 这是教育叙事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叙事学成为文学研究的优秀领域,叙事学中关于叙事的情节、结构、语言以及口头叙事与书面文本间的转换等.都成为当前教育叙事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同时,新时期叙事学研究由“所指之事”向“所用之叙”的重心“转移以及由经典叙事学向多元叙事学或新叙事学的转向,也对教育中的叙事运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现象学和解释学理论 这两派哲学的主张为叙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启示。现象学的意向性、交互主体性和悬置等思想,有助于人们暂时悬置主观判断和先见,尽可能地揭示教育事件本身;解释学则从方法沦角度强调了社会科学的特殊性,主张对经验性文本进行解释和理解理解。 现代知识论观点 现代以来不同类型知识的划分表明了人们对知识理解的深入,尤其是加涅(R.M.Gagne)和安德森(J.R.Anderson)的知识分类观点极大地拓展了传统知识的内涵,并确立了如今日益被广泛接受的一些新的知识观念。如,只有个体积极建构的知识对个体才有意义等。 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理论与方法论 近些年来.随着人类学研究的升温,对人类生存和交往模式的思考及其运用的田野作业法开始对诸多社会学科领域产生影响,同时社会学使用的扎根理论方法、行动研究,以及语言学中的符号互动理论等都构成了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的一部分。 2、内涵 国内目前对于教育叙事研究基本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广义的,就是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另一种是狭义的,专指教师叙事研究,当前似乎基于狭义理解的叙事研究居多。 三、教育叙事研究的方式和特点 教育叙事研究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教师自身同时充当叙说者和记述者,另一种是教师只是叙说者,由教育研究者记述。 教育叙事研究有其本身独有的特点:时间性、情节性和主观性。教育叙事研究所叙述的内容是已经过去的、实际发生的、有情节的相对完整的教育事件;无论是”所叙之事“还是”所用之叙”都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能反映参与者的教育信仰、价值观念和理论水平。 四、教育叙事研究的过程 叙事研究的过程是依照叙事研究自身的逻辑和方法所实施的过程,有研究者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1、现场工作。 主要是指研究者进入研究现场对所研究对象的体验。在这一阶段研究者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叙事研究强调研究者要参与到研究对象的活动中去,通过全面深入的了解来获得资料。第二,研究者要从整体上对这一现场所产生的包括历史文化背景在内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考察。 2、从现场到现场文本。 现场文本不仅包括事件的客观记录还包括研究者和参与者的关系,是经过选择、演绎解释的经验记录。它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形成,如口述史、故事、照片、回忆录、现场笔记、文献分析等。 3、从现场到研究文本。 研究文本要回答意义和重要性问题,可以用文学、诗歌、科学等不同风格撰写。 总之,叙事研究在内容与手段上与其它研究方法有着本质的不同,它还要求研究者要具有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敏锐的洞察力、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写作的能力。 五、对叙事研究几种误解的澄清 有人认为叙事研究就是讲故事,就是把自己的经历与体会表达出来。这样的理解是肤浅的,叙事研究是通过行为者对教育故事的叙述,来反思教育实践的合理性,及重构教育实践的理论意义以优化教育实践规划质量。还有人认为,叙事研究就是不需要理论基础的研究,其实,叙事研究既要求通过叙事来体现理论对实践的解释与洞察力,也要求通过对叙事者个体价值与情感的认可及对故事情境的关注,来丰富理论的视野。更有人认为人人都可以做叙事研究,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实践智慧与个人理论,都具备做叙事研究的可能;但如果只是白描事实,而不反思与重构,不通过重构来丰富个人理论,就不是做研究。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浅议关于高师专业音乐教育中民间音乐传承方法的研究 论文关键词: 高师音乐教育 民间音乐 传承方法 论文摘 要: 当前我国高校高师专业音乐教育课程不断完善和进步,专业的课程设置让学生更好地吸收专业知识,然而民间音乐却在无形之中被忽略。现阶段,高师专业音乐教育专业在教材选取方面还存在一定不足,在课程设置方面也明显减少关于民间音乐这部分,由此导致学生对民间音乐不够重视。因此,开设音乐教育专业的高校要对民间音乐更加重视,并且进一步完善教材选择、课时安排等。本文分析了民间音乐在高师专业音乐教育中的现状,并重点探讨了高师专业音乐教育中民间音乐的传承方法问题。 一、民间音乐在高师专业音乐教育中的现状 各个高校的民间音乐在整个音乐专业中的现状主要表现在观念方面、课程方面、教学教法方面、教材方面及师资力量方面,具体表现为: 1.学生对民间音乐的认知存在一定局限性。学生在学习音乐课程时,往往漠视民间音乐,认为民间音乐古老、枯燥、不够流行,不符合当前的学生心理,因此在学习民间音乐的过程中,学生没能形成正确观念,不懂得对民间音乐进行学习和传承,由此导致学生对民间音乐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肤浅性。 2.课程设置方面。首先,民间音乐的课程设置时间较晚,建国后至今,以国家教育部名义正式下发的高师本科《教学计划》只有两版,真正把民间音乐课程作为一门专业基础必须课而进行设置至今还不到20余年,还有很多高校没有正式设置民间音乐课程。其次,民间音乐的课时相对较少,目前就大部分高校音乐教师所做的教学计划来看,民间音乐所占的课时要比其他专业相对来说少了很多,还有很多学校将民间音乐作为辅助课程。 3.音乐教师的教法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几乎所有的音乐教师在教学时采用的都是“灌输法”。虽然有部分教师在讲课时能够将课时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机结合,但具体教授方法却各不相同,有的侧重理论讲解,有的不讲理论,只对学生进行民族乐器的教学,单纯地进行技能方面的训练,或者简单欣赏一些民族器乐曲,这就导致学生对民间音乐的学习不全面。 4.当前高校所使用的民间音乐教材不统一。目前各高校所使用的民间音乐教材尚不统一,很多出版社编写的教材都没有作为民间音乐高师专业统一教材。在教师所选用的教材中,有的是选自他人的出版物,还有的教师用的是自己编写的教材,这些教材基本上是专业音乐院校教材的分支,而教师独立编写并能公开出版的教材明显不足。此外,教师们上课所使用的音响、音像资料绝大部分来自公开出版物,还有一部分是从他处转录的,教师亲自采风所得的资料很少。 二、在高师专业音乐教育中民间音乐传承方法 1.重新树立民族音乐文化观和相应的音乐教育观。 首先,应该树立多元音乐文化观念。 在当今的信息社会,不同的文化相互交流和碰触,这就要求高师院校对文化的多元格局有明确的认识,形成多元的音乐文化观念,重新建立高师音乐教育体系,这既包括民族音乐课程的多元化,又包括教学方法的多元化,同时意味着高师音乐教育不仅仅要融合大量的民间音乐,还要融合其他的国家的民间音乐,更好地汲取前人及当代一切有益于理解音乐文化,并且充分发挥学生个性创造力和符合民间音乐的有效教学方法。 其次,树立与高师音乐教育相适应的民族音乐人才教育观。 高师音乐教育关于民间音乐传承人才的设定,应该结合当地的民间音乐文化实际,各个高师院校所设的音乐教育机构,应当自觉地致力于建设当地音乐文化资源良性循环的互动机制,高师院校应该吸纳当地的民间音乐文化资源,充实其教育内容,担负起建设传统民间音乐文化的职责,并且以这一机制为目标,设定高师院校培养民族音乐人才的规格,实现新型人才教育观。 2.确立民间音乐在高师音乐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首先,多渠道地引进民间音乐文化资源。高师院校的音乐教育机构应该自觉地进行采访和收集当地的民间音乐文化资源,并且将其引进到高师音乐教育之内,或者建立相关专业,或者开设相关课程。此外,将老艺人或者民间音乐家等引进高师课堂进行授课,教授学生特色的民间音乐。 其次,编纂专门的民间音乐教材,教材是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工具,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国家教育部门应该组织全国民族音乐学界和高师音乐 教育界的专家和教师共同编写民间音乐方面的教科书,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应该广泛收集和利用我国民族音乐学界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音乐理论体系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应立足于五大集成出版的既有成果,制定将其转化为高师民间音乐教材的规划。 最后,创建新型的民间音乐教学方法,教学方法体现特定的教育价值观,受特定课程内容的制约,同时也受教学组织的影响。教师应该改变以往传统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使师生及生生之间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并且富有创造性。 3.将民间音乐传承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民间音乐文化传承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它需要社会各界的力量对民间音乐进行整合,作为社会文化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高师音乐教育,更应该主动承担起联系社会文化部门和地方音乐文化社团的职能,使传承民间音乐文化、重建地方民间音乐文化成为一个有机的社会行为。 首先,应借助社会力量对高师院校的民间音乐教师进行师资培训,在高师中传承民间音乐,师资是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因素。当前我国专业教授民间音乐的教师极度匮乏,因此应该借助社会上各种办学力量,采用举办短期高校民间音乐师资培训班,对高校的民间音乐教师进行深度而系统的专业培训。 其次,成立地方专门的音乐文化研究机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地的民间音乐文化异常丰富,这就体现出地方的音乐研究机构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各地区应成立地方音乐文化研究机构,以充实对本区民间音乐文化的搜集和整理力量。高师院校也应该创造条件,成立自己的民间音乐研究机构。这样既能提高教师队伍的研究能力,又能突出高师民间音乐的办学特色。 最后,呼吁社会各界重视民间音乐传承。要想更好地对民间音乐进行传承,光靠高师院校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调动社会上一些积极力量,来共同营造一个传承音乐文化的良好环境,因此,应该呼吁社会各界都重视民间音乐的传承。 综上所述,民间音乐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音乐文化,急需得到更好、更久远的传承和发展,而高师院校的音乐专业则肩负着这一重要传承使命,希望各高师院校能够有针对性地根据当前现状制定合理的民间音乐传承方法,合理选取民间音乐教材,适当增加民间音乐的教学课时,并增强民间音乐课程的师资力量,同时积极调动一切社会力量来引起全民对民间音乐的重视,使民间音乐得到良好传承和发展。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试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途径与方法研究 论文关键词: 大学生 公民意识教育 途径 方法 论文摘 要: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的教育和培养,对于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推动我国法治国家建设具有现实意义。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和培养,应注重校园环境的制约及营造;利用课堂、实践活动等载体,落实公民意识教育。 公民意识是指公民对自己所处的国家和社会应该承担的权力和义务的认识,是公民对待个人与国家、社会以及他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选择的反映,它包含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理念,其内容主要有权责意识、法治意识、道德意识和主体意识等,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和现代化程度重要标志。大学生是祖国和社会的希望,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早日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 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对于如何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近年来,各高校相应的出台了不少措施和对策。但是,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问题依然存在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在教育的内容上,表现为:空洞无物、照本宣科,不能吸引学生眼球,更不能将其内化为学生内心的信念,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内容,在公民意识教育内容中严重缺位。比起大道理的说教,带有现代化特征的内容是学生最缺少而又最有兴趣的;在教育的方法上,表现为:灌输式的、填鸭式,粗放型为主要教育方式,不考虑受教育者接受与否,教育者往往高高在上,与受教育者的身份不平等。人的思想教育应该体现在潜移默化的渐进过程中。在此过程中,需要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平等互动。因此,在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上,强调以人为本,突显公民意识,就显得更为重要。 大学生个人健康成长离不开公民意识教育。大学生的成长包括生理上的成长和心理上的成长两方面。就心理成长而言,包括心智的成熟、知识的丰富和情感的健康。大学生要成长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人,就必须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是保证其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参与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前提条件。公民意识强调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强调人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对法律制度的尊重,强调守公德讲文明,要求大学生要注意提高个人的道德素质、文化知识和能力水平等综合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知识和能力水平是人成为现代人的不可或缺的三个基本条件。道德素质是根本,文化知识是基础,能力水平是条件。大学生首先必须要具备的是道德素质,没有道德素质,文化知识再好,能力水平再高对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有害无利。有道德素质,无文化知识和能力水平,对经济社会发展就起不到促进作用。而能力水平的提高,是建立在知识文化丰富的基础上的,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正如人们所说的有才有德是极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因此,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不仅是社会和学校的事情,更是大学生个人自身成长的客观需要。 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要求加强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条件。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方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一个现代化国家必定是一个经济发达、民主平等、文化发达的国家。而现代化的实现,关键是人的现代化素质的提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已成功的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观念已经日益深入人心。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在竞争过程中,强调的是公平与效率、诚信与守法,要求每一个参与其中的社会人首先要具备这些基本素质;政治上民主平等,强调的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参与政治的过程必须是有序和有效的,这就要求每一个参与其中的社会人具备法治意识和民主意识。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相互交织、冲突和融合,对人们的多元化影响日趋严重。用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引导人,强调爱国情怀,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可见,无论是从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是从民主政治的需要来看,必须要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 2 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途径 坚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相结合,构建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的理论武装体系。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公民意识的培养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就现有的情况看,公民意识培养作为一个学科或一个专业还不成熟。为此,公民意识教育必须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结合起来,让大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授过程中,意识到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性,入心、入脑,从而构建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的理论武装机制。首先,在教学的内容上,要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突出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增强学生对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认识,提高学生对我国国情、国体、政体、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情况的认识;其次,在教学的方法上,要结合时事,结合事例,避免传统的说教。比如,通过对时事热点问题的分析和阐述,以点带面,让学生对当今世界的格局与形势发展有所了解和认识,进而培养学生参与政治的意识。最后,在教学的主客体上,应该注重与学生的互动,把充分发挥教师在课堂上的主导作用,与大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作用结合起来,通过分析、辩论、演讲等研究性教学,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进而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 与日常管理结合,构建大学生公民意识的习惯养成机制。大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是高等院校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一般而言,高校大学生日常管理的主体有三个部分的人员:一是直接从事学生日常管理第一线的教师,包括学生工作部门和学生所在系部的党总支书记、副书记、辅导员以及共青团工作者;二是在管理、服务以及教辅等部门从事的管理人员,包括后勤、图书馆等管理、教辅部门的人员;三是学生本人。要充分发挥这三个主体在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首先,作为第一线的学生工作人员,处事要做到公正、公开,决策要做到科学、民主,待人(特别是对待学生)要做到公平、诚实,在大学的日常管理工作中,以人为本,以德服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引导学生树立公平、公正、民主、诚信等公民意识。其次,作为管理、服务以及教辅部门的工作人员,更多的是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在服务学生的过程中,要做到执情服务,微笑服务,贴心服务,让学生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懂得尊重他人,懂得回报社会,懂得和谐相处,从而树立学生的集体意识、责任意识以及尊重他人的意识。此外,作为学生本人,不管是学生党员、学生干部还是普通学生,都应该积极参与学生内部的管理以及集体活动,在参与的过程中,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提高,从而树立参与意识。最后,从学校的角度来说,要营造良好的公民意识培养的环境,比如利用校园网、广播、报纸、宣传橱窗等各种各样的载体,加强对学生公民意识的教育。 以社会实践作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外在手段。社会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它的学员,而且所有学员都要在这所学校里进行终生学习。社会实践是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的延伸和补充,可以作为我国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外在手段来锻炼人,是促进大学生公民意识形成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社会实践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实践活动包括教学计划内的实践活动和教学计划外的实践活动。教学计划内的实践活动指大学生在校期间有计划有指导的活动,如教学实习、军政训练等。教学计划外的实践活动指大学生利用假期或课余时间进行的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等等。 根据大学生接触社会不多,对国情缺乏了解,务实和吃苦耐劳精神不够的局限性,在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功能的同时,组织学生深入社会,接受实践锻炼是极为必要的。社会是复杂的,高校只是社会的极小部分,大学生迟早要进入社会,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理论知识,总是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的。社会实践活动给大学生提供了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机会,这对于培养他们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社会实践活动还可以增加大学生的收入,逐步增强大学生的自立感。 3 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方法 3.1 讲授法 课堂讲授法是指教师通过口头语言系统地讲解,使学生理解相关公民意识的知识,分辨清楚基本概念,提高其公民认识水平。这是任何一种教育在目前都仍然会采取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长处是:以教师讲为主,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能够控制整个教育过程,并且在短时间内教师可以有计划地传递大容量的信息,加上教师的系统讲述,可以帮助学生迅速理清思路,澄清思想上的混乱,提高分辨美丑、真假善恶的能力。当然,这种方法的缺点即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能很好体现。因此,在运用讲授法时,教师要使语言通俗易懂,又要具有启发性和感染力,同时要注意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选取一些针对性强的问题,运用具体的事例进行讲述。在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中,教育者进行公民意识教育方面的讲授是必需的,要做到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全面觉醒,启发他们的自我意识教育是讲授法的根本。 3.2 讨论法 讨论法是指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就某个问题各抒己见,进行探讨、辩论,让大学生在讨论的过程中,形成一定的公民意识。教师指导下的讨论并不一定要得出结论性的认识,关键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运用好讨论法的关键在于组织准备得当:讨论前,要确定好主题,一般要选择学生关心的同时在认识上有分歧的问题。讨论题目确定后,要给学生一定时间准备,并给以适当的指导,如怎么收集资料等。讨论过程中,教师是组织者,同时也是参与者,要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谈论,并适时启发诱导学生拓展讨论的广度。讨论后,师生要认真总结,允许学生保留自己的观点,但要明确公民意识的价值取向。如在关于全球化的讨论时注意对学生世界公民意识的引导;在关于民主的讨论时,让学生们了解到我们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帮助学生们了解如何行使和保护自己的民主权利;对各种有异议的伦理道德观点进行分析时,对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如诚信、爱人、互助等要给与充分肯定,对诸如安乐死、基因科技、贫穷、战争等问题进行恰当的引导,让学生己做出道德推理和判断。 3.3 实践法 实践法就是指组织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多种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进行公民感体验,提高公民能力,培养公民意识。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需要的合格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动相结合的问题”。教育心理学也指出:人的个性形成只有在必要的生活与活动条件下才能出现,要想培养学生什么能力,就让学生参加什么活动。在公民意识教育领域,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服务学习”法,根据实际的情况,切实考虑社区的际需要,为社区解决问题,并引导学生以公民的方式思考问题。因此,在进行大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实践活动时,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全体性,面向全体学生,全体学生共同开展的教育活动;主体性,活动的各个环节突出学生主体地位,以学生自己的实践、体验、探究为主;社会性,面向社会现实生活,在观察、探究社公共生活中的现象、问题的过程中实施公民意识教育;实践性,引领学生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在社会实践中观察、体验和思考。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实习规范化思考 本文作者: 宋彬峰 单位: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规范化的教育实习可以保证教育实习的有序性和实效性,笔者以安大略省温莎大学教育学院2010-2011年教育实习为例,分析一下加拿大教育实习的规范化,希望对我国教育实习的改革有所借鉴。加拿大教育实习的规范化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要遵守相应的法律条例和规定,强调依法办学 加拿大是世界上最早实施教育立法的国家,其教育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的英属殖民地时期。地方政府通过教育立法,逐步确立并强化政府干预教育的功能。政府干预教育始终是按照法律要求对教育进行管理,即先立法,后治教,有法才治教,治教必依法。安大略省教师教育学院规定了实习生至少要遵守以下条例:《教师职业道德标准》、《教师专业标准》、《教师职业学习规划》。其中前两者为教师教育的基础规范。 二、详细规定各个实习角色的职责 温莎大学师范生的教育实习在学院负责职前教育的副院长和专门负责实习的实监(FieldExperienceManager)领导和组织下,由大学指导员(FacultyAdvisor)和中小学实习指导教师(AssociateTeachers)共同负责对实习生的培养。实监(FieldExperienceManager)的主要职责是规划和提供实习课程,促进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关系等;大学指导员(FacultyAdvisor)负责与中小学及指导老师的合作沟通,一起制定和实施教育实习计划。加拿大的这种教育实习模式,打破了大中小学彼此隔绝的藩篱,在二者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不仅使中小学的问题与需要能及时反映到大学及其教师教育的课程与计划中,同时大学也给中小学带去了教育教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促进了双方课程与教学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优化组合的合作指导小组,对实习生进行诊断型指导,保证了教育实习的有序性。 三、实习手册中有具体实习规定和要求 (1)实习政策:鉴于教育实习的公平性和稳定性,以下教育实习规定平等的适用于所有实习生:班级实习安排由固定教育局安排;实习生不得参与自己的实习安排;由于实习方便和交通等原因,改变实习安排的要求一律不予考虑;实习安排中指导老师不得与实习生有亲密关系,比如与指导老师是好朋友,实习生的孩子在实习学校等;实习期间要保证自己的通讯方式有效。 (2)实习要求:总共教育实共分三个阶段,实习规定对实习生的实习年级做出了一定规定,实习生不得只在一个固定年级实习,以保证尽量增加实习的内容与收获。 (3)日常行为规范:常规要求:实习生要遵守实习学校的书面或不成文的规定。在学校时就把自己当作教师来要求自己。比如穿着要符合职业要求,咖啡和日常供给一般不是免费的,复印除在指导老师的要求下不得私自使用等。道德行为:实习生实习结束后绝不允许给实习学校学生打电话、发邮件或访问。考勤:如果因为某种原因要在行课期间离开实习学校,实习生要填写规定的表格。如果是因为医疗愿意离开,要填写特定的表格,并且注明离开时间,并且要与指导老师协商把落下的实习补上。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对体育人才培养的影响 1 国外教育系统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主要经验 1•1 文化教育与课余训练相互融合、相得益彰 在许多国家,课余训练与文化教育有机结合,在制度上保证了学生运动员顺利完成学业。参加业余训练的学生正处于知识学习的黄金年龄段,如果运动训练与文化教育脱节,容易引发一系列的后续问题,如学术水准不能达到高等教育的基本要求以及退役后难以就业等,因而这些国家的学校都把从事课余训练学生的文化学习放在重要位置。美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主要依托教育系统,经过长期的制度变迁逐渐形成了“大学—中学—小学”一条龙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青少年运动员首先是普通大中学校的学生,其主要任务当然是学习,他们的受教育程度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学校对他们学术上的要求与普通学生别无两样。美国NCAA对各大学招收运动员的名额有一定的限制,并且对招进大学的运动员文化学习也有严格的要求。参加校际竞技比赛的运动员应是在校全日制大学生,每学期必须修满12个学分,学习成绩必须达到全体学生成绩的平均值,否则将失去参赛资格。[1]学校开展课余训练不仅是具有天赋的学生运动员的需要,也是学校营造校园体育文化、提高学校知名度的需要。通过开展课余训练并组织运动竞赛,还能够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学校中,本身就十分有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的宗旨是:促使体育运动竞赛成为整个教育计划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促使学生运动员成为整个学生群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竞赛达到多方面培养学生运动员的目的。由于体育与教育融为一体,因而越来越多的学校会聚到NCAA的旗下,NCAA已经成为美国高校体育的代名词。前英国体育大臣罗伯特•阿特金斯在《每日电讯报》撰文指出:最高层次体育成功的基础扎根于我国的学校,中小学、大学对年轻人灌输积极的体育兴趣越多,我国将来体育成功的前景越大。[2]由此可见,这些国家的学校教育与竞技运动训练已紧密结合起来,学生运动员在接受文化学习的同时从事运动训练,并且文化学习并未因为运动训练而受到过多的影响。美国科罗拉多、爱荷华、明尼苏达以及新墨西哥4个州的州中学运动协会于1992年的调查结果表明:与不参加课余训练的学生相比,经常参加课余训练的学生具有更好的学业成就、更好的阅读能力,并且很少出现不遵守校纪校规的情况。 1•2 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相互交叉、互为补充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体育本身就是社会体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许多国家,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均没有明显的界分,学生在自己的业余时间可以选择参加校内体育活动,也可以到校外参加体育俱乐部的训练。在德国,体育俱乐部是基层体育组织,是体育运动的具体承办者,到现在已有近200年的历史了。[1]规模较大的业余体育俱乐部,均设有青少年部,负责青少年和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同时也开展竞技体育运动。职业体育俱乐部除拥有职业队以外,还有大量的业余爱好者和青少年后备人才。由于职业运动员是十分稀缺的人力资源,俱乐部在引进时往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有些俱乐部感到难以承受,所以非常重视自我培养。一旦培养出高水平的体育后备人才,不但可直接吸收到俱乐部职业队,还可以通过转会的形式转让到其它俱乐部,赚取高额的利润。 学校课余体育活动也以俱乐部的形式进行。俱乐部有校内、校外之分,但运作模式与社会体育俱乐部相似,学生可自由选择参加。[1]学生到俱乐部参加业余训练,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培养学生对体育的兴趣,为终身体育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又可把一些新兴运动项目带回学校,吸引更多的学生到俱乐部参加训练。与些同时,选拔有运动天赋的学生,进行系统的正规训练。澳大利亚的青少年体育主要是在学校和社区俱乐部两大领域内开展。然而,它们的关系是不明确的,经常以松散的协会形式运作,青年人自己就可以决定体育活动是在学校还是在俱乐部,或者既在学校又在俱乐部进行。 1•3 竞赛实行分级制度,吸引更多的成员参与 美国的中学体育部和运动俱乐部负责校内外的比赛活动,按计划参加社区、城市或州的比赛。州中学运动协会负责本州竞技运动的组织和管理,如制定比赛规程、监督全条例的执行、裁判员的注册登记以及定级等。中学运动协会全国联盟主要负责全国性赛事的组织与管理,但全国性的比赛较少,只有极少数项目的单项竞赛。大学校际运动会实行分级赛制,各成员大学按体协制定的分级标准划分为一二三级,条件相近的学校同组竞争。[3]这种赛制安排提高了很多学校的积极性,也使运动竞赛的范围扩大到更多的大学。法国《队报》对美国NBA球员的调查发现:“迄今为止只有3位球员没有在大学里打过篮球,90%的NBA球员来自NCAA的293所大学的甲级队”,许多人在加入NBA前就已经是较有名气的学生运动员。[3]德国体育俱乐部在向德国体育联合会注册后,可以参加由体联组织的各级比赛。俱乐部的比赛也是分级赛制,不同水平的俱乐部参与同层次的比赛,职业俱乐部采用升降级制,并进行市场化运作。分级赛制较为有效地动员了更多的参与者,增加了后备人才的总量,也使体育后备人才在成长过程中有更多的比赛经历,为他们的成才积累了更多的经验。 1•4 法规制度健全,保证人才培养过程公正、公平 为了保证教育系统运动竞赛的有序进行,很多国家都加强了法规建设,通过制度约束成员学校及相关人员的“败德行为”。美国校际运动竞赛最初是由学生自己组织和管理的,当时既没有教练员也没有行政管理人员帮助学生组织和管理运动竞赛。但是,校际运动竞赛由于缺少管理机构以及合理健全的规则,伤害事故时有发生。这时,学校里的教师及管理人员才开始介入运动竞赛的管理。这些组织经过长期的演变,最终NCAA成为当今美国高校体育管理的权威机构。 美国高校体育的开展,除了要受合同法、反托拉斯法和劳工法的制约以外,NCAA章程中的条款十分详细,如对竞赛分级的安排、成员学校的权利和义务、学生运动员的竞赛资格、学术要求等规定得非常具体。[4]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如遇难以解决的纠纷还可以上诉至联邦法院,由法官最终裁定。#p#分页标题#e# 规章制度的完善保证了校际运动竞赛的有序开展,学生运动员在这样的竞赛体系中经过锤炼,提高了运动技术水平,并培养了公正、公平竞赛的理念。由于管理严格,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就减少了弄虚作假、滥用兴奋剂等与体育道德相违背的现象。美国的中学与大学运动竞赛,对学生运动员的学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就是为了防止成员学校单纯追求运动成绩而牺牲学生的学术水准。从表面看,运动员的单位训练时间与我国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但这样的制度产生了强烈的导向功能,学生们认识到参与运动训练不仅不会影响他们的学业,而且还可以为他们的升学带来很多益处,因而美国的中小学生参与运动非常普通。在美国中学中,每年大约有520万学生参加近30种不同的中学竞技运动,约占整个中学生人数的1/3,而美国的大学已成为高水平运动员的摇篮,职业运动队的绝大多数队员均来自NCAA成员学校。 1•5 各方利益均有制度上的保证,使人才培养系统保持较高的效率 从国外教育系统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实践看,这些国家大多属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政府对竞技体育的发展包括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基本采取依托社会的方式,中央和地方政府根据体育物品的性质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市场经济本身是分散决策,每个人或组织都是根据“经济人”理性决定其行动策略,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也不例外。对于参加运动训练的学生来说,他们也需要考虑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才有可能在运动训练之路上走下去;对于承办训练的学校来说,必须要有益于学校的办学,尽管这种效益有时并不一定用金钱衡量。但事实上,大学校际运动竞赛具有可观的利润。全美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每年的预算8900万美元,近年来每年的利润在900万美元。一些较大的大学每年的预算就高达1200万美元,一般的大学也达到300-400万美元。[1]美国的大学大都靠收取学费维持生存和发展,生源对大学来说至关重要。良好的体育传统和竞技水平不仅可以提高学校的知名度,而且竞赛的商业化运作还可以为学校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许多大学都设立奖学金以吸引具有天赋的中学生,优秀的篮球或橄榄球运动员可能同时收到来自50所大学的邀请函和奖学金,并且大学还为学生提供住宿、免除学费。由于美国高等教育收费较高,因此这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对于中学生及其家庭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大学来说,高水平的运动队一方面可以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另一方面还可以直接带来经济上的盈余,甚至还可能带来校友的捐赠。韩国的学校在培养体育人才时采取低收费或不收费的方式,一旦学生运动员进入企业或公司队时,就要根据协议把薪水的一部分返还给学校。[3]市场化的人才培养机制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避免了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浪费和短期行为,提高了人才培养的效率。 1•6 教练员水平较高,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保证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教练员的使用都是采取招聘的方式,如果不能在聘期内取得相应的业绩,教练员就有可能被校方解聘。因此,教练员的工作压力较大,迫使他们加强自身的进修与培训,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执教能力。美国高校对教练员的聘用标准有两种:一是根据教练员所训练的运动员的成绩好坏来评价,尤其是根据比赛的次数决定。二是根据教练员对学校竞技运动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为标准,而不是以输赢为准则。无论哪种评价方式,对教练员的素质要求都非常高,教练员的职业时刻处于同行的竞争之中。因而,教练员在训练过程中必然投入精力,以期提高运动队的成绩,从而保证自己不失业。据NCAA统计,美国甲级、乙级高校的教练员绝大部分有较高的运动经历和一定的理论水平。[4]经过多年的努力,美国的高校已经形成了一支学者型的教练员队伍,这就为其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2 对我国“体教结合”改革的启示 在对传统的“三级训练网”培养模式反思的过程中,我国开始在一部分地区尝试“体教结合”,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从人才培养的效果来看,虽然利用了教育系统和体育系统的资源,但是人才培养质量还没有明显的突破,教育系统还不能独立承担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任务。从以往的研究成果看,教育系统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是未来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向。 2•1 “体教结合”应循序渐进,逐步建立“一条龙”的后备人才培养体制 教育系统培养体育后备人才,不宜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而要根据各个学校的具体情况,通过政策倾斜与制度安排的调整,诱导大中小学主动参与到后备人才培养中来。可以设想,如果培养体育人才对这些单位没有任何利益,即使行政手段介入也不可能收到理想的效果。从国外教育系统开展课余训练的实践来看,学校之所以愿意培养体育人才,原因在于这样做有利于学校的发展。一方面可以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可以谋取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学校承办业余训练还不太可能在经济效益上有所体现,但政府的财政拨款政策可以进行适当调整,以期调动学校承办运动队的积极性。 2•2 调整体育运动学校与普通中学招生政策,防止无序竞争 在体育人才培养过程中,普通中学必然会与体委系统的体校在同一竞赛平台上竞争,如果招生时,普通中学不能与体校公平竞争,势必难以保证培养质量。日后在参加运动竞赛时,难以取得较好的成绩。普通中学不仅得不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亦难获得。长此以往,普通中学办队的积极性受到影响。因此,招生政策要有所调整,普通中学与体育运动学校应享受同样的政策。或者,体育系统把培养效益较差的体校办到中学去,原有的体校教练员下放到普通中学。既可以解决中学缺少高水平教练员的难题,也避免了体校和中学低水平竞争的可能性。教育部门对具有运动天赋的学生在招生时应给予政策倾斜,除了降分录取以外,可以考虑将原来的一部分投入转移到中学,采取运动奖学金的方式吸引学生进入到业余训练系统中来。 2•3 在管理体制上,逐步将竞赛管理权限让渡给校际体育协会#p#分页标题#e# 我国的学校运动竞赛长期以来都是由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出面组织,资金也由政府下拨,不仅经费紧张,而且往往带来竞赛中的不公平现象。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竞赛数量偏少,不能够满足体育人才成长的需要。由政府组织竞赛,容易加大成本,因为政府机构掌握的信息相对于校际体育协会来说是不完备的,因而决策往往带有主观性、盲目性。如果将竞赛的主办权让渡给学校体育协会,不仅有利于运动项目的纵向管理,而且能够调动学校的积极性,因为协会举办运动竞赛必然要考虑到竞赛的公平、公正,同层次学校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竞争。从协会的运作来看,成员学校获得了话语权,能够表达自身的利益,各方在利益博弈中达成共识,协会的合法性与自主性也能得到保证,将改变以往协会有名无实的窘迫局面。 对于政府机构来说,将部分管理权限让渡给具有民间性质的体育协会,自身可以从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政府与体育协会的关系转变成合作伙伴关系,政府对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仍然负责,只不过不再做具体的培养工作,而是通过政策扶持及检查监督关注后备人才的培养情况。对于培养质量较差的学校,限期整改,给予培养效益较高的学校奖励。培养方式的变化会诱发更多的学校加入到后备人才培养中来,包括民办学校的参与,政府的扶持政策对所有的学校一视同仁,只要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都能获得预期的利益。 2•4 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彻底解决文化教育与运动训练脱节的顽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质量呈下滑趋势,主要原因就在于后备人才文化水平较低,影响到他们的升学与就业。“三级训练网”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采取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实现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享受了国家的优惠政策,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体制性政策优惠已经失去。“体教结合”模式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体育后备人才的后顾之忧,如果新的培养模式不能解决学生运动员文化学习的问题,就不可能成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主渠道。 在教育系统开展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学生运动员的出路问题。[5]体育运动学校之所以在现阶段遇到了生源危机,就是因为这一培养形式忽视了学生文化教育,并且又是内生的制度缺陷,在原有体制内无法解决。如果说这一缺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因为优惠政策的存在而使它对青少年及其家庭具有吸引力的话,那么在现阶段已成为体育运动学校难以为继的症结所在。国外在教育系统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并未将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作为最主要的目标,然而由于学生的学术水平有了制度上的保证,这一制度的激励导向功能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加入到了课余训练中来,后备人才总量的壮大,自然地产生了若干优秀选手。由此可见,教育系统在培养后备人才的过程中,切不可单纯追求短期内取得优异的运动竞赛成绩,而应把人才的成长放在首位。[6]我国在教育系统培养体育后备人才,一定要保证学生运动员的文化学习质量,否则“体教结合”可能会演变为新的体校模式,不利于体育后备人才的成长。 为此,在教育系统培养体育后备人才,除了上述做法以外,管理机构必须对学生的学术资格、参赛条件、纠纷仲裁等制定完善的制度,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才能够保证人才培养的有序进行,使教育系统发挥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潜在优势,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优秀的人才资源。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对思政教育的启发 2001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纲要》提出了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指出要从公民道德建设入手,加强我国思想道德建设,这标志着我国公民教育体系构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07年,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这既为加强公民教育指明了方向,也界定了公民教育的内涵。此时,公民教育成为了我国教育领域的热门词语,更多更好的借鉴他国公民教育的经验,更好的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培养新世纪社会主义合格公民,是每一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美国公民教育的优秀理念和培养途径 在美国公民教育的主要价值和信念源于《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及个人权利法,它所强调的公平方法、平等保护、自由表达和公民参与也正是美国多数民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共识,是植根于自由、公平、公正、责任和义务、多元化、隐私权等价值基础之上。在公民教育的信念和价值观这方面,美国的学校有四大基本要求:一是个人权利;二是个人自由;三是个人的责任;四是对社会状况和政府职责的信念。美国的学校通过社会科学教育对学生进行民主素质的教育,包括对民主知识、民主参与的技能以及民主价值观的教育这三方面。民主知识的教育使公民从小就了解民主政府的基本结构、功能,以及每个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的程序。美国社会注重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公民教育,主要有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 直接的公民教育即是在高校内开设专门的课服进行公民教育。开设专门的公民教育课,或在综合课程中把公民教育作为重要课程,与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环境教育等结合起来讲解,也在其它活动中渗透式的进行公民教育。美国公民教育的途径除了专门的公民教介课程外,还有以公民教育为最终目的的社会学科。社会学科通过文化遗产教育、思维能力和方式的培养以及社会利学知识的学习来达到培养民主公民的最终目的。 间接的公民教育则主要是通过课外活动以及校园文化来进行公民教育。在课外活动中,公民教育的目标重在实效。学校组织机构专门设计、鼓励和创造条件让学生以公民的身份和角色积极参与校内外的实践活动;并创设一些涉及公民教育热点问题让学生进行充分讨论,还模拟一些公民教育环境,如民主选举场景等让受教育者感受并重视合作与秩序的重要性;并通过具体公民榜样及其先进事迹来启发公民意识。在校园文化活动中进行公民教育。在美国,公民教育的优秀是民主。因此,美国各高校都积极从各方面来加强他们的民主意识,提升民主精神。并通过强调民主的价值塑造一种校园文化,让学生体会民主的精神,培养他们的民主习惯,提高他们的公民素质。许多高校公民教育的义务和提升民主精神的责任都隐含在各个高校的使命中。也有一些高校明确而详细的写入学校的章程里。 美国是一个由宪法保障的多元化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中,美国的公民教育者把教育的基本原则融入到具体的社会事件中,让学生学会灵活、有效地讨论在社会上发生的事件,而不是让学生机械地接受教育者的理念。有效的公民教育,就是公民在这样多元化的社会环境当中工作,学会运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困难,并及时地做出决策和行动。 综上所述,美国的公民教育一直是致力于人的独立自主性培养和人与社会的责任与主动参与的教育,并通过潜移默化、重在实效的教育形式进行实践。这对解决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与生活脱节,理想与现实脱节,责任与权利脱节等问题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和难点在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里,普遍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流于形式,实效性不强,公民教育欠缺等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战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流于形式在当前高校的而言,所有的高校都存在思想理论课教学课堂枯燥,学生学习应付考试的现象。作为教育者的教师作为课堂主导者以理论灌输的形式上课者比比皆是,学生一听理论马上觉得索然无味,感觉与自己的生活、未来毫不相关,逃课、抄袭、应付考试的现象较为普遍。虽然,教育部不断的推动教学改革,更新教学方法,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大一统教育大纲,灌输式教育方法的影响根深蒂固,较难改变思想理论课在学生心目中艰涩晦暗、与己无关的印象。 2.由于传统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大学生公民意识和民主责任淡薄自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间,形成了深厚的臣民文化传统,而家族依附又使人们的独立意识进一步削弱。古代统治者执行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老百姓遵守的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奴隶主义。这就造成自由、法权、责任等公民意识无从萌发,独立人格无从确立。我国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一语中的:“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公民意识必须依靠建制和教育的保障与培育。公民教育在中国的倡导、尤其是在高等院校的加强就是要补上这一精神的空白。 3.机械化的应试教育让学生成为了考试的机器,大学生功利主义倾向严重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因为教育资源的匾乏,激烈的应试教育已经极大地冲淡了我国高校学生的人格养成,考试至上、分数至上、智育至上的价值观已经非常普遍,把教育培养“人”的真正目的歪曲了,使得现在的学生成为了应试教育中考试的机器。教育的真正目标在于“成才”和“成人”的统一。“成才”即以社会或者国家功利主义为取向,侧重人之社会性的发展和完善;“成人”即以个体或者成就内在涵养为价值取向,侧重人之个性的发展和完善。 4.在实际生活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教育的方式都与现实脱节现在,高校的根本任务是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根本目标”总是与“现实目标”不一致,相互矛盾,也就是说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想性也现实性的矛盾。由此,当教育的内容与实际生活和切身的利益相脱离,不能很好地结合解决他们所面的各种各样的困惑和矛盾是,教育自身就会显得空洞,没有说服力而不被学生所吸收。 三、美国公民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借鉴于美国公民教育“做合格公民”的优秀价值,借鉴于美国公民教育培养独立自由人格,确实履行责任与义务的教育目标,借鉴于美国公民教育灵活多样,注重实效的教育形式,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有以下启示: 1.改革思想政治课教学模式,改灌输式教育为讨论、案例式教学,培养理想认同感在当今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课堂上,教育者应放下身段,以平等的方式与学生沟通与学习,在内容设计、教学形式上多关注学生的需要和感受,让教学目的指向学生的思想矛盾和现实困惑。在教学内容上,应把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与学生的未来发展紧密结合,与社会需要紧密结合,让学生在课堂中能够真正学习到我国社会的政治结构、运作过程,学习到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与个人发展的结合意义,学习到成为合格公民的基本技能。在教学方法上则应多引入案例教学、讨论教学,让学生在案例分析,思想讨论中明晰自己的理想与价值。 2.在高校的第二课堂教育中融入公民教育理念,培养独立意识高校的第二课堂——校园文化活动是第一课堂的延伸,也是公民教育的重要载体,这呼吁我们高校团学工作者,在进行校园文化活动设计时不仅仅要关注学生技能的提高,更要关注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应有意识的把校园环境营造为公民社会环境,让学生在这些活动和环境里形成公民意识。例如:在活动设计上,广泛征求学生意见,鼓励学生自提方案,并组织学生进行活动运行效果的评估,以培养其独立意识。 3.进行实践性教学,大力推行志愿者服务和公益服务,培养责任意识在高校目前现有的社会实践等实践教学基础上,大力推行学生的志愿者服务和公益服务,努力实现高校学生志愿服务和公益服务学分制。通过实践教学和志愿服务,实际上是一种将学术内容与直接的服务活动联系起来的教学方法,其目的在于使学生通过实践加深对课堂知识的理解,并强调反思,鼓励学生运用在实践活动和社会志愿服务中获得的经历,批判性地思考民主的本质。通过为学生提供对社会有实际意义的帮助,这样才能使学生感受到信任和责任。 4.抓好重大纪念日、事件的教育契机进行价值澄清式教育,培养民主鉴别意识在面对社会重大纪念日和重要事件时,在发生社会热点问题时,应抓住机会用价值澄清式教育方法让学生不断确立自己的正确价值观。由于认为公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价值混乱而产生,因此,可以通过帮助个体澄清他们的最终价值观来减轻个人和社会的压力。 5.充分调动学生在校园活动、学生管理中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及公共事物参与热情,培养政治参与意识在学校的管理、服务领域,应广泛听取学生的反馈意见,鼓励其为学生发展多提可行性提案,培养其主人翁意识;在学校的学干选举、团学代会中积极营造民主意识,培养学生争做代表的政治参与意识,并在此过程中渗透式的开展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教育。总而言之,公民教育更强调的是培养一个人所具有的素质和修养,而不是一般意义上“人”的培养。它是“人”的教育范畴中的一部分。它与我国的教育理念是一脉相承的,既然是人的教育,所有的结局都应指向人的幸福,这是教育的归宿,也是社会发展的归宿。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集团发展与运行思路 一、教育的产业属性得到肯定和企业集团组织形式的成功启示:教育集团的产生与发展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关教育产业问题的讨论俨然成为许多国家争论最为激烈的教育问题之一,而与教育经营密切相关的教育集团化发展趋势,随之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从严格意义上说,教育集团并不是世纪之交出现的新事物。早在六七十年代,在私立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网络化、连锁式的大型教育组织机构就已蓬勃而起了。相关资料显示,印度的DPS私立学校连锁网络创建于1949年;巴西的大型私立学校连锁机构Objectivo/UNIP成立于六十年代中期,Pitagoras学校集团诞生于1966年;津巴布韦的Speciss前身NCA建立于1965年;美国的阿波罗教育集团创始于1973年;巴基斯坦的私立教育网络Beaconhouse学校系统创建于1975年。这一时期的教育集团数量不多,且多为私立学校连锁网络,也局限于一个国家和教育系统内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早期建立的教育集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的教育集团又如雨后春笋般不断产生。与早期相比,现在各国教育集团的发展呈现如下特点: ———公立学校开始被纳入教育集团化发展的轨道。如世纪之交被美国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备受美国经济界和教育界关注的公立学校私营管理,就是对公立学校实施集团化管理的典型例证。 ———组建跨国教育集团,拓展海外教育市场。如始创于加拿大的拉萨尔学院集团,以及新加坡的英华美咨询控股有限公司等,现都是著名的国际性教育集团。 ———通过资本市场进行教育融资。上文提到的美国公校私营的爱迪生公司、NIIT、拉萨尔、英华美等,都是上市公司。 ———围绕教育培训开展多业经营成为教育集团扩张的新战略。如巴西的COC教育公司,现已进入电视和广播等媒体领域,拥有一个覆盖500万人口的商业电视台和一个教育电视台,还拥有自己的出版社。事实证明,教育集团在九十年代获得如此大的发展,是教育的产业属性得到肯定和企业集团组织形式的成功启示双重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人们历经多年的实践和反复探索,最终承认:教育作为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化现象,具有与经济组织相区别的特殊性,但也具有产业性的一面。近十年来,国外教育市场化浪潮和教育产业化运行迅猛发展,教育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被视作未来一段时间内最热门的产业和最具有开发潜力的市场之一,不少企业间接或直接介入教育领域。另一方面,商品生产的不断进步,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持续提高,促使社会生产各企业的组织形态及企业之间的结合关系不断沿革,最终出现了企业集团这一组织形式。作为社会生产横向联合、纵向拓展、多样化经营的结果和企业组织形式演进的最高阶段,企业集团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为企业创造并保持竞争优势的要求:以企业集团组织为基础的企业扩张不仅可以节约交易费用,还可以充分利用经营资源,实现规模经济和广度经济,具有较高的激励力度。因此,当教育的产业属性得到肯定,教育被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的时候,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前提下,借鉴产业组织的观念、思想和经济建设的成果,引入有效的企业集团组织形式,组建教育集团,将产业发展规律和企业运作规律的内容适当融入教育产业,是提高教育产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措施,是能够促进教育事业快速健康发展的。 二、加盟与派生:教育集团形成与拓展的两种途径 纵观国外教育集团的产生与拓展机制,基本是这样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对存量教育资源进行整合而形成的教育集团。它一般是由一个新建的教育管理型公司,遵照一定的标准或原则,对原有的某些教育组织或机构实行托管、承包等,实现多个教育机构间的相互联合、合作。二是由原来的一个教育机构或组织,通过不断派生出新的分支机构,不断扩大规模,形成集团式的教育机构或组织。在此,笔者分别将其称作加盟式和派生式。 1•加盟式教育集团举例 如上所述,加盟式教育集团产生和扩张的主要机制是对存量教育资源的整合,比较典型的方式有联合、合作、托管、承包等。在国外现有的教育集团中,通过这种途径形成和发展的超过半数。如美国公校私营的领头羊爱迪生公司就是通过与学区、学校签订管理合同的方式,接受地方学区教育委员会或学校的委托对相应的学校实施管理。而职业生涯教育公司实施的则是吸收改造为主的业务拓展战略。个案一:吸收改造———职业生涯教育公司的拓展模式九十年代开始,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等方面的变化趋势,使得各种工作岗位对新上岗人员的技术要求不断提高,高中毕业生急剧增加,高等教育的价值日益显示,对职业生涯定向型的教育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1994年1月,约翰•拉尔森在注册成立了职业生涯教育公司,旨在整合市场潜力巨大而又高度离散的中学后教育产业。公司专门开发了一套对学校进行识别、接受和改善以提高其营利能力的策略,致力于吸纳那些本来就已具有颇具实力的课程体系、良好的声誉和较大的市场份额,但在财务及市场推广等方面管理不力的学校加盟,然后不遗余力地利用其财务方面的优势,学校日常运行、市场推广和课程开发等方面的专长改善学校的状况,以适应当今社会对年轻人初次就业的要求。目前,这个私立的、营利性的中学后教育集团,通过对现有的校园进行扩容,接受更多的学校加盟,建立新校园,开拓新的服务领域———为成人在岗人员提供远程学习机会,承接企业、政府的合同培训任务,拓展国际业务等途径,拥有遍布美国、加拿大、英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38个校园,33400名学生。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加盟方式产生的教育集团,加盟各方并不只局限于同类型、同层次的教育机构,如从幼儿园到大学,从普通教育到职业培训;有的甚至吸纳了其它与教育相关的行业,如出版、电视等。 2•派生式教育集团举例 派生式教育集团的拓展方式主要是通过教育机构增量的递加来实现的。其中,特许经营是许多大型教育培训集团拓展业务规模的重要方法。具体而言,教育公司通常采用以下两种特许经营模式:一是由被授权人每年支付学费收入的一定比例作为使用授权人品牌、教学材料和结束培训的补偿;二是由被授权人通过购买授权人的教学资料以及相应的质量控制颁发来获得使用授权人品牌的资格。采用前一种模式者如南非的Educor和印度的NIIT,采用后一种模式者如巴西的Objectivo、新加坡的英华美等。个案二:特许经营———新加坡英华美的业务拓展新加坡英华美咨询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1983年,主要开展信息技术领域和商务领域的国际性教育培训,陆续开发了从幼儿园贯穿中小学直至高等教育的系列课程和证书体系。英华美在亚洲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扩容方式,主要是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层层授权。英华美向世界各地具有办学积极性、具备一定的办学条件而又愿意依照英华美集团的办学方向和办学要求开展培训的机构和个人开放。有意者通过网络、热线电话、信函等方式向总部提出申请,经严格审查合格后即可授权办学。目前,英华美在全世界32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327家分院,培训了35万名学员。经过特许经营发展起来的教育集团,其下属的各个办学点基本保持着集团认可的主干课程体系,但在此基础上也开发、开设一些符合办学点所在地区需求量较大的本土化课程。如由新加坡英华美与上海高校浦东继续教育中心合作在1993年成立的PCEC新加坡英华美(上海)学院,坚持“利用英华美办学特色,为中国学生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技术和商务技巧方面的培训服务”为目标,以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素质和实用技能为中心,以面向社会、服务社会,培养适应国际竞争、富于开拓精神的外向型、复合型人才为重点,开设了商务管理、执行秘书和行政管理、西方会计、计算机和英语等专业,80%以上的学员在毕业后6个月内就职于中外合资企业。 三、教育与培训:教育集团的主营业务 教育集团,顾名思义其主营业务当首推教育和培训,即多数教育集团通过提供某些方面的教育、培训课程,满足人们对相应知识和技能的需求,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有的教育集团开发独具特色的系列培训课程和培训模式,作为教育产品授权收费。也有为数不少的教育集团经营领域广阔,教育与培训业务与其它业务构成了相互支撑和延伸之势。在开展人才培养与培训这一主业的同时,它们还努力拓展与之具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业务,发挥集团在规模和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开展多业经营。有为数不少的教育集团,其主营业务单一,就是培养和培训人才。其中,有的培养人才的层次和种类比较齐全,覆盖从幼儿园到高等教育的各个阶段,从义务教育到职业培训的各种类型。但也有一些学校教育的对象和培养的目标相对单一,集中在某一教育层次或某种教育类型。前者如赫赫有名的南非教育投资有限公司(Educor)。作为一家私立的教育和培训集团,公司明示其宗旨是建立一个人力资源组织,以为所有的人提供适用性强的、高质量的教育与培训计划。公司在遍布南非的183个校区提供高质量的、面对面的全日制、部分时间制及模块化的教学计划,同时也提供远程教育和培训课程。公司提供的课程覆盖继续教育和培训课程,包括成人基础教育和培训,直至高等教育,开设有证书课程、文凭课程、本专科课程和研究生课程等。后者如爱迪生公司管理的所有学校,其主要任务是对适龄儿童提供符合美国普及义务教育标准的教育与教学。再如阿波罗教育集团的业务重心就是针对成年人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部分教育集团在提供人才培养与培训的同时,开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系列培训课程和培训模式,作为教育产品,以特许经营的方式授权并收取使用费。如NIIT开发的软件人才培养、培训课程体系中GNIIT、NIITCATS、DNIIT、NIITSWIFT等模块,现在已在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个NIIT教育培训中心得以开设。再如新加坡英华美的信息技术领域和商务领域国际教育培训课程,已得到了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伦敦工商总会考试委员会、英国国家计算机中心等国外机构的批准和认可,在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的327家分院得以开设。 另有许多教育集团由于认识到了教育与就业服务之间存在协同作用,故而把业务经营范围拓展到了更为广阔的领域,如提供社会实践、就业指导、图书出版、多媒体开发等多方位的服务,作为教育与培训主业的支撑和延伸。如印度的NIIT,软件开发与信息技术培训相互促进,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个案三:软件开发与人才培养相得益彰的NIIT1981年,在德里从事国际信息技术工作的一批人由于认识到信息经济时代对信息技术人才的巨大需求,创立了NIIT,旨在把信息技术的培训开展到广泛的人群中———从有意在计算机领域就业的学生到寻求高级技能的信息技术专业人员,从力图在本职业领域脱颖而出的管理人员到把计算机作为学习工具的学生。其最大的成就就是使得人们能够很容易地在本社区就可接受到其教育,而现在通过国际互联网,在家里也可接受NIIT提供的教育了。NIIT最大的特色在于:可谓无处不在的NIIT学习解决方案,与强大的软件解决方案开发并驾齐驱。九十年代,方案设立初期,NIIT的年度总收入中软件开发所占份额不及五分之一,处于公司信息技术教育产业的外层,而如今两项产业的产值几分秋色。软件开发业务之于人才培训的关系,恰如医院之附属于医学院。软件项目开发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可以活生生的现实情况武装学生,使他们成为有实践经验的信息行业从业者。 反之,这些从业者又为软件解决方案的开发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源。除此,软件开发与学习产业的紧密结合,还催生了一些新的产业类型,如知识解决方案。NIIT独特的企业模式所产生的一项附带结果,是公司内部具有一种内在的激励机制,使其能够一直处于信息技术的最前沿。目前,NIIT已经建立了具有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性多媒体软件开发车间,在为全球范围内的软件公司提供知识解决方案的同时,也已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成果压缩成335种教育性多媒体课件包。此外,NIIT为适应国际互联网所开辟的学习机会,不断推进信息技术教育的广泛开展,于1996年建立了一套网上学习设备———NetVarsity,并为确保NetVarsity突出主业、提高速度,又于2000年4月新成立了一家公司———NIIT网上学习有限公司。目前,NIIT的信息技术教育已渐渐由物理环境进入虚拟环境。 四、机制与战略:教育集团成功经营要素分析 评价一个教育集团成功与否的标准,着重在集团化这种组织模式的优势是否得到了充分发挥,产业化的运作机制发挥了多大作用。分析国外教育集团内部的运行机制,我们可以发现:在由众多的教育机构以集团形式出现时,集团优秀层无论是以“公司”自称还是以“总部”自诩,主要是承担专业管理公司的功能,负责投资决策、发展规划、组织协调、质量保证等事务,是教育集团品牌的占有者和教育发展模式的构建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教育集团组织中的投资决策、财务控制、目标管理、综合服务和人力资源开发的中心。因此,教育集团的成功与否,与集团所采用的运行机制和发展战略息息相关。通过对现今几大著名教育集团的运行情况进行深入分析,笔者发现实施市场与创新机制、竞争与合作机制、质量与品牌战略、规模与资本战略等几乎是教育集团成功的共同要素。 1•市场与创新机制 大凡成功的教育集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将集团的发展目标定位于满足市场的需要,即通过集团的力量适应某些领域、某些层次的人们对某些教育服务的需求。如哥伦比亚的全国咖啡业协会教育项目(EN学校)就是针对70年代僵化的公立教育部门无法满足的农村地区的庞大教育需求而产生的,通过与公立机构合作先后建立了5100多所EN学校。同时,教育集团不断根据现实需要开设、更新课程内容。如英华美总部负责对市场需求进行调研分析,不断开发、更新主干课程体系。又如以成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为业务重心的阿波罗教育集团,专设有一支专门队伍负责课程开发,并注意咨询在企业中就职的专业人士,以确保所开设的职业教育课程跟得上相关产业的最新发展。再如NIIT的各种培训课程,始终根据信息技术发展情况和人才需求的规格和素质要求不断更新,如其开发的4年制电子商务综合课程iGNIIT,都要定期针对顶尖的产业经理进行调查,以了解他们的需求,拓展自己的课程内容。再者,教育集团还非常注重将现代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应用到教学过程中。如Objectivo/UNIP是巴西第一个采用交互式录像、电话和调频广播手段进行教学的教育集团,同时也是巴西第一个将计算机引入教室、使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的公司。再如秘鲁的TECSUP正在开发虚拟大学和其它远程教育项目。 2•竞争与合作机制 古往今来,同业竞争概不能避免。教育集团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竞争,如生源、经费、质量,等等。成功的教育集团很注意在竞争中借鉴别人的长处,保持和发展自己的优势,如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提高质量争取消费者等;同时,又在发展过程中注意与同行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在合作中扩大教育集团的影响力。其中尤以课程的开发和文凭、证书的发放最为普遍。如英华美学院引进并开设了国外著名大学有关信息技术和商务方面的专业课程,得到了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伦敦工商总会考试委员会、英国国家计算机中心的国外机构的批准和认可,同时又从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外大学引进多种信息技术及商务管理等专业的函授课程。与之相适应,英华美学院所颁发的证书也包括三类:一类是学院自身颁发的证书;第二类是通过参加东道主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考试而获得的国家证书;另一类就是参加公认的考试机构组织的国际考试获得相应证书。这些国际证书得到普遍承认,尤其在英联邦及东南亚国家享有“求职通行证”的美誉。此外,学生在英华美学院所学过的课程在相应的国外大学可获得不同程度的免休学分。再如,作为全球最大的软件开发和软件人才培训中心的印度NIIT,先后与Microsoft、ComputerAssociates、RedHat、NETG、SylvanPrometric等建立了培训合作伙伴联盟,使其在与最新的技术保持同步的同时,又能够不断更新用于教学的内容与方法。NIIT开设的诸多高级课程中都是围绕“微软”技术组织教学内容,以给予学生同时考取“微软”证书的机会。 3•质量与品牌战略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品牌是企业的形象。对由多个教育机构组合而成的教育集团而言,质量控制和品牌建设显得尤为重要。经营成功的教育集团无一例外地都很重视集团的质量控制和品牌建设工作,建有专门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通过了诸如ISO9000系列的质量体系认证;投入相当额度的经费进行品牌建设。许多集团在此项目的支出占到全部收入的10%。如NIIT的介绍材料说:“NIIT的行业背景赋予了她一种质量第一的公司文化。这一质量文化的优秀内涵是:首要的事情是避免错误而不是纠正错误。”NIIT自诩为是第一个在课程开发和执行方面获得ISO9001认证的信息技术教育和培训公司,并投入巨额广告费使NIIT的品牌在各大媒体频繁亮相,使人们都知道她提供好的计算机教育和培训服务。再如实施特许经营战略的新加坡英华美,总部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要对申请办学者进行资质审查,定期对各分部的管理人员、骨干教师实施培训、考核,定期检查、抽查各地办学情况,以确保“英华美”的培训质量。 4•规模与资本战略 教育集团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发挥集团化这种组织形式潜在的规模优势。因此,许多教育集团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都不断扩充自己的规模,整合资源,提高管理和成本效益。截至2000年,诺贝尔集团管理者163所学校2.7万在校生,年收入1.27亿美元;南非的Educor通过183个校区和远程教育向30万名学生提供服务,年营业额逾2600万美元。巴西的Pitagoras集团现有260所特许授权学校。此外,多数教育集团都借鉴企业发展战略,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解决集团发展所需的教育费用。据笔者了解,绝大多数都在当地或国外的证券交易市场挂牌上市。如英华美在新加坡上市,NIIT在印度上市,Educor在约翰内斯堡交易所挂牌,职业生涯教育公司是美国纽约上市公司,爱迪生公司在华尔街发行股票,阿波罗和诺贝尔都是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有的虽不是上市公司,但也采用了基金制、合资公司等为教育集团的发展提供经费保障。无庸讳言,国外教育集团的产生与发展,实质上是对教育活动进行产业化运作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近年来,随着整个学术界称之为“第三产业”的非营利性组织的日益商业化趋势,教育集团在风起云涌的教育市场化、教育私有化、教育产业化等思潮中引起了业内人士的颇多关注。通过借鉴、采纳企业组织制度和产业运作的思路和经验,教育集团为教育的运行和发展开辟了诸多新的思路。 首先,教育集团在教育和资本市场这两个原本在多数人看来近乎水火不相容的领域间架设了一座桥梁,从而成规模地增加了教育投入,缓解了困扰各国教育财政体制多年的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问题。其次,教育集团所采用的是一种完全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企业运营机制,讲求成本效益,注重质量、品牌,取得了较高的办学效益,从而对整个学校教育体系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教育集团产业化、专业化、集团化的运作模式本身是对传统教育管理观念、体制和模式的根本性变革,但教育与经济毕竟是两种存在本质区别的社会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集团化的企业组织形式在教育领域必将不是万能的。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改革现状 近几年来,美国一直致力于大规模的教育改革。教育研究者们在考察了各类中小学后发现,部分地区部分学校学生的品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小学花了约三年,中学花了六年左右。考察成功地区成功学校教改的历程,可以发现这样三种现象:1、内部激发动力的现象,即学校为求更好地发展,激发出巨大的内部动力。2、积极面对外界变化的现象,也就是学校在面对外界各种各样的冲击时能卓有成效地采取应对措施,既充分利用外部的有利因素,又能将外部的消极因素转化为内部动力。…… 有识之士指出,美国的教改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同时存在着两个严重的问题:其一,这些成功只发生于为数不多的学校,也就是说改革的努力并未获得广泛的成效,我们无法一个又一个地“复制”成功的学校;其二,虽然有些学校教改初见成效,但我们却不能确保这些成效长期保持下去。考察一下这些学校的成功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学校虽然积极采取种种教改的举措,却疏于对其进行梳理,使之条理化和系统化。学校取得成功的个别事例为数不少,但很少有人知道获得成功的完整的运作体系是什么,也不知道有多少学校是在这种体系下得到发展提高的。那些报道成功学校的研究者们,对这些学校是如何“起身飞跑”起来的,仍然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他们罗列总结了学校的各项成功,却无法发现成功运作的系统机制,更谈不上去促成更多此类学校的产生了。 有研究者指出,美国之所以难以全面推进教改,之所以难以维持教改的成果,是因为人们没有深刻认识到,学校的发展和其周边基础结构的品质,这两者都是至关重要的。所谓基础结构是指学校发展所必须的“软件”、“硬件”等外部条件。此外,社会对教改的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 因此我们如果能将上述教改中的三种现象结合起来作通盘思考,就不难发现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框架。这个框架融合了教改的“三要素”,必将极大地推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教改。 一、内部激发动力(内在要素) 众所周知,协调发展的学习氛围(或可称之为专业学习的校内小社会),对学生的学习会产生迥然不同的效果,但直到最近:由于弗莱德·纽曼及其同事们的努力,我们才弄清楚那些协调发展的学校成功的秘密。这种内在激发动力的现象可称之为改革的“内在要素”。弗莱德等研究者发现,有的学校在影响学生的品学方面做得异乎寻常得好,其基本因素可归结为下面三个方面: 1、学校的全体教职员工形成一种专业学习的小社会; 2、重视学生的品学表现,并不断对其进行评估; 3、及时采取相应的指导措施促进学生品学的提高; 弗莱德等人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揭示了成功学校和谐发展的秘密,同时也揭示了对学生不断进行品学评估的重要作用。因此教师必须变得更善于评估;即使没有外界教育责任制的压力,教师和校长也必须成为评估的行家。这种评估包括:①教师个人的能力和教师作为一个整体的能力。他们是否能就学生品学方面的资料进行阐述。②教师必须具备不断完善教育指导计划的能力,并据此及时调整其对学生的指导或及时改变其他教育因素,来进一步促进学生的发展。在和谐发展的学校里,教育和评估相互反馈信息,并通过这种互动来促进教育,以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 当有些学校想从学校发展的“内在要素”中吸取教益时,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必须注意“结构调整”与“文化重建”之间的区别。“结构调整”顾名思义就是构架的调整,以及对机构的作用及相关构成要素的调整。举例来说,学校设立一个驻校教育参谋组或地区教育委员会就是一种结构的调整。结构的调整比起文化重建要容易得多,因为它可以通过立法来实现:其次结构调整本身对教育不产生直接的影响。能产生直接影响的是文化重建。文化重建的过程就是形成专业学习的校内小社会的过程,就是从原来的对教育评估较少关注的状态转变为一种新的状态,即全体教职员工都须极其关注教育评估,极其关注学校发展变化的评估,并使之成为一种日常必做的常规,以此不断促进学校的和谐发展。结构可以阻碍或促进这个过程,但是浓郁的校内学习小社会必须成为发展的关键动力。只有这样,文化重建和结构调整才能获得双赢。 总之,“内在要素”就是强调学校内部的发展,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替代。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我们需要什么,但我们仍然不知道怎样大规模去实施。换句话说,即使你知道某些学校是如何成功发展的,你也无法确定在你自己的学校里该如何作为。世界上没有“一发中的”的魔弹,研究只能为我们提供取得成功的思考线索,却不能给我们现成的答案。各地区、各类学校必须按照自己的特点建立自己的模式,充分利用本地区的教育资源发展自己的特色。这样一来,在新环境新形势下,具体的成功途径仍然模糊不清。这时改革中出现的另外两种现象,必须加以考虑,也就是说改革还需要另外两种要素。 二、积极面对外界变化(外向要素) 当“内在要素”要求将注意力集中在内部文化建设时,“外向要素”却认为那些想这样做的学校根本无法实现这一内部改革的目标。美国学校的外部环境在过去数年中已经有了惊人的改变。学校的围墙已经变得更加透明可视,教师和校长简直是在显微镜下工作。他们正面临从未经历过的境况。大量的外界事物涌入校内,过去完全是校外的天地现在已经移到了校内,并且每天都在教师的眼皮底下。而新环境又是如此的错综复杂,骚乱不定,如此的不协调一致,如此的无法预知;人们对它的发生又根本无能为力。与此同时,时代又不断要求学校有上佳的表现,有很强的时代责任感。因此从学校的角度看,外部世界基本上是一片无序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着大量要求的大海。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纷乱无序才是外界事物的固有特点。就拿地区性的政策来说,许多政策在尚未完全贯彻前就已经被新的政策所取代,而且某种政策与其他相关政策交叉重叠,各种政策又并不连贯衔接。但重要的是,正是这种支离分散,不连贯一致的特点,才是外界事物应有的自然次序。因此面对这全新的现实,教师和校长必须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调整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方针——既然我们无法控制海上的风,我们就来调整自己的帆。 研究者认为,要做到积极面对外界的变化,也就是说要具备“外向要素”,就必须培育“反直观”的心态。这是积极应对外界事物涌入校内的第一课。所谓“反直观”,就是我们不能老是看到种种涌入校内的外部力量的消极面。许多涌入校内的外部力量在某些方面对学校的确是有威胁的,但它们对于办好学校却又是必要的。 至少有五种外部力量学校必须应对,并将之转化为可以凭借的优势:1、家长和社区,2、迅猛发展的科技,3、与当地社团,机构的联系,4、政府的政策,5、更广泛的教学专业。 1、家长、社区、教师和学生如果关系和睦,意见趋同,那么良性学习也就开始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这种和睦关系不存在,那么又该怎么办呢?派克·多伦在其著作里提出:校方要尽一切可能让家长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并且彼此协作,克服各自的“不自在感”。那些和谐发展的学校会凭借其内部协调一致的力量来找出它们与社区之间的联系,把家长看作是解决问题的积极因素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它们会寻求、设计各 种互动的活动来动员双方的资源为教学服务。 2、当今世界,科技无处不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应对。科技的力量变得越强大,好的教师就越是不可或缺。科技导致了大量的信息,但它本身却不能带来教育上的智慧;特别是在认知科学方面,关于学习者应如何构架自己的知识结构来促成深层次的理解,科学还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也就是说,教师必须成为教育教学的设计专家。同时,新科技的发展要求教师必须利用科技力量,不仅在教室里使用高科技手段,而且还要与其他教师交流、分享他们正在学习的新科技。另一方面,教师还必须通过积极参与,通过加入社会辩论来搞清楚什么是科技成果的正确利用,什么是误用。 3、如果学校想要在这竞争的时代占有一席之地,它们必须了解自己在干什么?走出学校的围墙就意味着敢于培育新的教育评判标准,就意味着有信心来组建富有创新精神的联盟。人们早就注意到,学校里的优秀者未必就是社会上的成功者;而社会上、事业上的成功人士却往往不是学生时代的佼佼者。这种差距或许永远存在,但只要学校积极地与当地社团、机构取得联系,能根据社会需求来调整自己的办学方针和评价机制,这种差距就会缩小。那些内部协调发展的学校是不易受到外部各种冲击的侵害的,因而对形成与外部联系的态度也更积极开放。 4、政府的政策正在变得越来越严格,要求也越来越高。教育责任制和对学校评估的政策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评估有内外两种尺度,说得更明确些,教师必须同时是外部评判标准的专家,而这些外部评判标准正在移向校内;他们还必须充分利用学校外部的评判标准(其中包括来自政府的评判标准)来使自己清楚“我们正在干什么”。事实证明,协调发展的学校是外部标准的积极使用者。它们使用这些标准并使之更明确,使之融入自己原有的评估标准,并以此来提升自己,拓展自己的发展前景。它们想知道自己干得怎么样以便能确保自己的成功,或者使自己清楚哪些地方尚须努力,以便能更好地开展工作,争取更大的成绩。 5、最后,当前对教育发展的关切又将其他许多社会需求带进了学校。只有当大多数教师成为学习型社区的受益者同时也是贡献者时,大规模教育改革取得更大成效才有可能。卓有成效的学校把自己看作是这种大规模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它们当然会为自己的教职员创造持续学习的条件。不仅如此,它们还投身于与当地大学建立伙伴关系或者干脆成为大学教育网络的成员。这些学校支持教职员的进修,不放过任何进修的机会。但它们并不寻求在项目上占最大数量,它们也不热衷于教职员进修的学时是否最多;它们精选某些教改项目并投身其中,仔细地选择教职员的进修科目,通常只一、二个或稍多一些,并注重将学到的东西运用于学校的实际。这些学校不仅为“学生教师”提供实验室,还十分重视引进人才,对招聘的教师有明确的标准。它们还积极寻求有志改革的联盟领导。总之,高效的学校充分利用教育领域里的新发展,它们在积极参与并从中得到教益的同时,对教育整体的改观,也作出了同样大的贡献。 总结一下“积极面对外界变化”这种改革中的“外向要素”的重要性:学校需要外界力量来推动和完成教改,可是这些外部力量是不会有条不紊地走进学校来促进教改的,它们是纷繁杂乱的混合物。学校的作用就是如何使学校与外界形成一种有创造力的联系。换言之,那些既致力于内部又积极参与外界变化的学校不仅能很好地应对有负面作用的外部影响,而且能从中搜寻出有用的资源(这样的资源可能是将有负面影响的东西转化为积极因素的)。 三、社会对教改产生巨大影响(外对内要素——外因促进内因的要素) 外界观念的关键就在于外部的基础结构。哪些结构能最有效地产生“内在要素”和“外向要素”呢?布里克等研究者判定了在大区域内实行改革的四种外部基础结构:1、着眼于权力下放的政策,2、区域改革综合能力的增强,3、严格缜密的教育责任制,4、改革的激励机制。 1、要实施改革,第一步是要充分认识,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学校能按上述两种要素运作起来。很明显,没有上述四项较大的社会行动,学校就做不到这一点,从而大规模的改革也就不再可能。因此第一要做的是保持并促进权力下放的政策。这一点还包括保持和加强以学校为重点的政策,修改那些有碍教育改革的政策,使之有利于当地教改的发展。 2、地区综合能力的增强,它指的是我们要在政策上培训、专业发展进行投资,并对正在进行的教改增加援助,以便能激发、增强学校,社区和区域的能量。要最大限度地培育、增强综合能力,就必须包括下述活动:为学校参谋团或地区性的学校教育委员会提供培训,重新设计新教师的岗前培训,采取多种手段来组织新活动,使教师、校长、家长和其他相关人员都能作为校内校外学习社团的成员来发挥作用。 3、严格缜密的外部教育责任制,这一点必须包含于外部基础结构中。我们已经看到,当学校高度重视标准和学生品行表现时,外部责任制必须有相应的信息资料来使这种重视贯彻得更全面彻底。我们必须构建学习能力和评估学习的思想体系,舍此就不能使教育者成为评估的行家。如果没有一个有关学习能力及其评估的思想体系,任何正规的外部教育责任制就不可能长期发挥作用。外部教育责任制还必须规定这样的责任,即坚持不懈地介入薄弱学校。这一要求有点苛刻,但这恰恰要求外部基础结构必须十分缜密。 4、对教改的激励,观念相当重要。关于如何突破学习的科学正在兴起,世界各地都在尝试教育改革,因此激励改革是基础结构的显著特征。必须对研究、发展教改网络等等进行投资以促进教育思想的交流。我们的目标是将这种投资作为范围广阔的基础结构的一部分来加强。 四、三种要素的融合 内部激发动力的现象和积极面对外界变化的现象,这两种教改的要素是互动互惠的,再加上社会对教改的巨大影响(即外对内要素),就构成了教改的框架。这个框架确实极具吸引力。如果没有这三种要素间的联系及相互作用,持久的变化是不可能的。学校内部的发展是必要的优秀条件,但是如果学校不与外界联系,这样的变化是不可能的。而那些内部发展良好,也的确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学校,自身仍有不足之处。这样的学校按自己的做法发展一个时期是可能的,但要发展持久,它们就会受到基础结构的制约。 当这三种要素结合为一体时,就会产生三种力量相融合的情况——精神的,政治的和智力的。 精神方面与改革的目的和意义有关。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学生的生活。人们现在越来越关心教改精神上的意义。在学习型的社区内和社区间,为促进教改而进行的互动,起了激发教改能量和承担道义义务的作用。其次,这样的动员是一种力量,因此在克服障碍和百折不挠地坚持中,政治能力也得到了加强。第三,当学校及学校系统不断增强自身的洞察,精选、融合能力及有效利用新概念的时候,那些迄今未被注意或者未被实施的非常完美的教育理念,就更易被开发利用。 近来美国研究者用下列公式来描述学校的变化: E=MCA[2]E指的是系统效力;M指的是改革的动机(愿望,目的和承诺);C指的是改革的综合能力(技术,如何运作及可利用的资源);A指的是大力协助乘上教育责任制。当三种要素共同作用时,这个教改的变化公式就启动了。这样,在压力和支持 的体系中就产生了推动教改的巨大能量。在这种压力和支持融合的体系中,改革的综合能力和教育责任制都在同步增强。 大规模改革的主要敌人是凌乱无序,而教育研究者所概括的三种要素,从根本上使这种不连贯无秩序的现象连贯了起来。当前美国所有那些投身于改革的人士,从校舍到州议院,都能利用不断增长起来的,植根于这个框架中的基本知识来克服大规模改革中的障碍。人们相信,大规模改革的前景从未象现在这样好过,也可以说从未象现在这样迫切。但这需要将精神的,政治的和智力的力量融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大规模的教改成为现实。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社会学发展 【内容提要】本文从两个角度透析国外教育社会学20年来的发展:在研究对象上,“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在研究主体上,追问“研究者是谁”——立场理论的凸现。以此透析西方,准确地说是国外——包括崛起中的非西方,教育社会学的“新”发展。 【摘要题】比较教育 【关键词】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新 教育社会学的奠基者可追溯到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从诞生开始,它就是教育学科群中最具思想活力、提供批判反思并指引路标的“母学科”之一。1971年以来,这一领域涌现出诸如艾坡(Apple)、伯恩斯坦(Bernstein)、吉鲁(Giroux)、瑞威(Renway)、赖塞尔(Lather)、麦克赖恩(Maclaren)、威克斯勒(Wexler)、威蒂(Whitty)、布迪厄(PierreBourdieu)等杰出社会科学家,[1]他们对教育问题与实践的关注与探究,并使“教育研究”不再划地为牢地限制在贴着教育学家标签的狭小圈子中。 一、“建构”取代“接受” 一个研究者进入问题时,“问题”之于他(她),究竟是"Take"还是"Make"?这并不是一个语言游戏,而研究问题的转折——借用鲍尔的话,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2] "Take"(接受)的对象一定是外在的——与“你”(准确地说,是研究者,研究者的面具罩在你的头上,你之为你的一切,成长背景、生活世界都不重要)无关的事实,客观的事实——任何眼睛看起来都一样。这个"Take"所针对的是自然事实,准确地说是物理事实,象桌子、凳子一样没有生命的东西。其实,自然事实也不等同于物理事实,向日葵可谓是自然事实了吧?在梵高的眼里与画中,向日葵充满着生命、激情,我们从梵高的眼中甚至能看到向日葵周遭的阳光、风影、干湿,看到透明的、流动的空气,看到画家的性情与生命。梵高是在“建构”向日葵而非照相式的呈现(Take)——“正是这有生命的、流动的、充实的空气对画面中的物体起了作用”。[3]而建构所强调的就是“你”——“研究者”,“研究者”开始向生活中的“你”回归,虽然研究可以重塑“你”的生活世界,但你的生活、你生活中的问题关怀凌驾在学科戒律之上,主导着“你”的探究之眼。 对同样一个问题,接受与建构的研究策略与问题意识均有诸多差异。接受及其后的自然主义研究传统所关心的是各种变量、变量之间的关系。自然主义的传统企图将社会世界等同于自然世界,并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相关性分析、现场实验、机率大小等等,移植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用量的方法致力于“寻找”人的行为与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事实”——客观的、外在的事实,寻找超越情境而存在的规律性认识。自然主义取向的研究在教育学中的应用,在美国被称为“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譬如科尔曼(Coleman)与布劳(Blau)的研究;在英国则是政治算术("PoliticalArithmetic")的传统,区别于“教育社会学”(theSociologyofEducation)。[4]我们以“教育机会均等”这个重要的教育社会学问题来分析两者的路数有何不同。 “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所关注的是工业化民主社会中教育机会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艾坡(Apple,1996)将其表述为社会分层与所达成的地位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出身——先赋地位(社会阶层、经济地位、性别、种族等)与后致地位——尤以教育成就为代表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教育视为一种补救,教育对既有的不公平的社会秩序进行重新洗牌,学校教育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补偿性援助,使他们能在一个更为公平的起点上开始其职业、文化与社会历程,因而学校被视为一个生产民主与公平的社会建制。其中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穆勒(W.Muller)与卡尔(W.Karle)的《欧洲教育体系的社会选择》,多尔·伯拉特(M.Duru-Bellat)的《法国中等学校中的社会不平等:从数字到理论》等。[5] 一币两面,“补救”的社会学又有一美誉——“黑箱”的社会学,只关心教育的投入与产出,忽视——严格地说是其研究方法上不能涉入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过程。 建构及其后的解释主义教育社会学从自然主义视为当然、准确地说视为禁区处起步。对教育社会学中自然主义传统的批判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有三个不同的来源——新马克思主义、互动理论和知识社会学,依照“敌人的敌人即为朋友”的简单分界,它们常被笼统地视为一类,并被冠以“新教育社会学”(theNewSociologyofEducation,NSOE)。[6]而新教育社会学(NSOE)的优秀就在于坚持不断地建构(Making)问题,而非简单地从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那里接受(Taking)任务。“教育的机会均等”这样一个在结构功能主义传统下被表述为事关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的经济学命题,被解释主义者转换为这样一个问题域:在时间滴滴哒哒的流逝中,学校这个黑匣子究竟发生了什么? “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在扬(M·Young)那里就成了“知识与控制”的问题。[7]教育机会均等后面是教育公平与教育民主这样一些优秀价值,其后又是所建构出的“贫困”概念。在英国20世纪50~60年代,“贫困”的内涵逐步由经济意义转变为文化意义,贫困者逐渐由物质上的赤贫者被建构为文化上的匮乏者——布迪厄所贡献出的文化资本成为一个重要的解释视角,而优良合理的教育应该成为“补救”文化匮乏者的利器,教育机会均等成为建设民主社会的重要途径。随着对教育机会均等的关注,学业失败者、学业能力欠佳者开始吸引教育研究者乃至公众的眼球,并被建构为一个教育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最初是从功效观出发,认定其为“教育浪费”;随着探究的深入,这个问题逐步被转换为不同的表达、不同的关注兴趣乃至不同的研究域。学业失败者的特征首先被描述成心理特征,诸如智力商数、学业能力等等;其后学业失败者的特征又与一组社会变量相关连,诸如家庭、阶级、族裔乃至性别,学业失败者与社会中弱势人群相关连。此类研究后面隐蔽着歧视、排斥甚至压迫——社会的等级秩序再制于学校对学生的分类过程中。 我们的疑问是“学业失败者”过去怎么不成为“问题”?是过去没有学业失败者吗?非也。学校是现代社会的人才编码场,学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各色人力进行分类、塑造,在强筛选、强分类的教育观下,教育的一个职能就是分层与淘汰,学业失败者自然在教育决策者、实践者与研究者的视线之外,或隐匿不现或视而不见。由此看来,“学业失败者”的产生与建构应了福柯(Foucault)的一句话:从隐匿到可见,从命名到定义,从描述到治疗,都是社会建构(Making)的过程。 直到扬等知识社会学家开始追问:学校中的分类标准由谁制定?学校中的知识代表谁的利益?在何种利益角逐中,谁被界定为“学业失败者”——社会中的弱势人群?课程——Take取向下的“法定文化”才从超越种种利益之上的Given(被赋予的、给定的)知识被还原为一种社会组织中的知识,课程这只旧时王孙燕不得不落入寻常百姓家,课程是“做”出来的“社会建构”或“社会建制”。扬与艾坡[8]用不同的语句指出:课程是经由意识形态(既包括政治的意识形态,也包括科技的意识形态)所界定的知识、所选择的知识、所分配的知识,所实施的知识。无论是正式的官方课程还是非正式的潜在课程,这些课程无论假借圣谕的权威,理直气壮地“替天言道”,还是假借科学的魅力,将自己转换为客观、中立、远离是非利益的“真理”,都被挑破了面纱,被迫承认其情境性。知识也罢、课程也罢,都是置身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的一种建构,甚至是复数利益群体之间相互角逐、相互妥协的社会建构。课程在此早已不是一种天赋的(Take)的客观事实,而是一个人为的(Make)社会建构。当利益、权力这类社会控制凸现出来时,“更有成效地传授知识”被转换为“更公正、更合理地传授知识”这一事关社会公正的价值问题。 我们略为回溯一下20余年间建构派新教育社会学的发展轨迹。其优秀兴趣是教育的传递过程:新马克思主义讨论着学校经验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即学校与教室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当为鲍尔斯(Bowles)与金蒂斯(Gintis)1976年提出的“符应原则”与莫尔(Moore)的《符应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社会学》;互动理论与学校人种志研究则揭示着教师与学生的社会身份的建立过程,揭示着教室中的社会控制与社会选择;知识社会学则将学校中的知识与学科从教室中置换到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课程与教学都是社会的建构。知识社会学进而责难自由主义的知识观与教学观,认为知识内部有着明确的等级差异——精确知识的地位、尤其是可概括为数字的知识地位最高;可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知识的地位高于口述的、民间流传的知识;远离生活的知识即与个人生活距离较远的知识地位高于日常生活中的知识;教学中倡导个人化的学习,而合作学习得来的知识地位就较低,这就是知识的层级化(KnowledgeStratification)。[9]课程、课堂教学——看似中立的学校知识场已成为不同利益群体的角逐场,文化实践中包含着权力斗争,教育中充满着不平等与压迫。吉鲁(HenryA.Giroux)等提出将文化学转换为政治学,弗莱雷(P.Freire)等学者提出学校教育学应该是“可能性的”学校社会学,教师应该勇敢地成为“解放者”与“转化型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化政治或吉鲁所说的“跨越边界”。[10] 同时,新教育社会学是一种根本性的革命而非修正性的改良,其间有一些里程碑式的研究值得再提。70年代后,教育中批判性的研究谴责教育再制着社会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充任着压迫的社会体系。美国鲍尔斯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欧洲伯恩斯坦的《阶级、符号与控制》,布迪厄与帕森斯(Passeron)的《社会的再制:教育与文化》皆在讨论着教育,通过其空间与时间的组织,对课程知识的选择,对居统治地位的文化与语言的传递,有效地维持着阶级的边界,学校被视为传递社会控制的“隐性课程”。用阿图塞的术语,这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其功能在于再制等级秩序。70年代晚期,另外一些研究凸现,开始关注资本主义学校中学生的抵抗力量,抵制论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威尔斯(Willis)对英国劳工阶层子弟的研究:《学习成为劳动者》。[11]新教育社会学在美国的研究者主要是艾坡、吉鲁和威克勒斯(Wexler),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互动理论与知识社会学熔合并铸就了一套新的、多元的批判性工具。教育社会学中纯粹的理论急速减少,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学科跨界、观念变化。到了90年代后,批判的传统与后现代的发展集中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改革领域。 相应地,接受与建构取向之后也预示着教育社会学在方法论与研究技术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接受后多为量的研究与实证主义的传统,建构后多为质的研究与解释主义传统。塞拉(Searle)1999年说:社会研究中实证主义取向是乐观的,所强调的观念实体具有理论普遍性,研究所根植的世界独立于人类的关怀之外——尽管这个世界由人的劳动所创造。相反,质的研究承担着双重责任——真实性(发现与再现行动者的意义)与建构性(社会行动者的观念是社会世界的解释)。研究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是理解人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理解与共享社会世界之于他人的意义。最好的理解建立在对所研究的生活情境的熟悉与持续参与上。再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再科学化的观察者,无论进行多么细致的研究都无法代替对研究之下正在进行的生活本身的熟悉。[12] Make后的努力正如曼罕(Mehan)所说的是一种“社会行动、文化传递与建设性的活动”,它与人亲密互动,密切地观其言察其行,以描述日常生活中细微的矛盾与细微的差异。它同样为20余年间所活跃的不同理论与认识论所共铸:符号互动理论、人种志研究与现象学等,为获得更多的普适性与大众性,还将实证主义的逻辑性接纳其中——以回应对其“太软”或“太随意”的批评,同时也在接受与包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的冲击。如同一场学术接力赛跑,到目前为止,新教育社会学在其活跃期所呈现出的最后一个角色是反省性角色——新教育社会学将工作的基础更多地放在自我批评上,而下一棒——女性主义研究的活跃将承继着批判的传统并开启新的方向。[13] 二、研究者是谁? 如果说在新马克思主义与新教育社会学盛行的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早期),教育社会学中充满着阶级、阶级再制与阶级抵抗这类术语,随着有性的(女性主义)与有色的(种族的)研究者的活跃,批判话语从宏大的经济、阶级这类“大词”(BigWords)转换为研究者的身份、研究者的立场等充满着微观政治学色彩的“小概念”。“研究者是谁”——立场理论(StandpointTheories)开始活跃,并主导着80年代后的发展。 在以往的社会学与教育社会学生产中,充满着学科的微观政治学,有人称之为“社会学系研究生的隐型课程”,隐型课程有两种,其一为弱形式,它界定与控制着“像一个社会学家”,即在具体的方法、主题、关怀与旨趣上对学生进行社会学专业化,也即布迪厄的“惯习”;其二为强形式,在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中再制既存的权力层级化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其中白人男性学者居重要地位;而女性、少数民族这些社会边缘群体,被排斥于知识生产领域之外。[14]许多人甚至认为女性研究仅是针对父权制的狂躁的报复而非合法的学术探讨。在此类学科戒律下,研究者所身居的社会位置、他(她)的生活世界所赋予其独特的问题意识是不重要的。教育社会学也不例外:对于一个具体的研究者来说,不管身处于多么边缘的情境,有多么真切的现实关怀,但一走入学科体系,就需要采用主流的、官方的语言、问题与思维,——准确地说,将自己处理成一个抽象的“人”,一个虚假的、被异化的“人”来进行学术操作,热的问题关怀常被冷的学术技术所肢解。艾德兰·莫兰就说:社会学者尤其是科学的社会学者常是一群精神分裂的人。[15] 然而,教育是人的实践,教育学是人的科学,人有其生活与立场,有其生命痛痒亲切的所在。科学化的努力只会使研究者远离行动与实践,并建构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教育学这样有关人的实践的学科可以高居(远居)于人之上(之外),并保持所谓中立的立场吗?——这种理性主义的进步论调不仅是危险的,也是一种蓄意的欺骗。不独研究者的身份被架空,教育的实践者亦被架空了。 鲍尔指出近些年来如日中天的管理学就是一种道德技术,[16]由于管理学的介入,办学如同办工厂,在市场竞争的逻辑牵引下,教师基本上失去了对教学环境的控制,矮化为技工。不独教师被架空,更为严重的是教育中的人也被架空了。 福柯指出,管理学是一种道德技术或权力技术,管理学使学校更像边沁的“全景敞视主义”的现代版本。它引入一对“天眼”,个人的一切都纤毫毕见;它引入效率与规训,个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成为最节省、最经济的塑造。校长和教师都仅关注技术与能力,学校复杂、纵深的背景被简约为客观的效率——教育非人化了,教育也反社会化了。集中体现为两点:其一,学校中的知识即课程与教学日渐远离教师与学生的具体生活,自称其为客观知识,是与具体人不关联的、不容怀疑的外在知识,学生只需学习与掌握它们就可以了;其二,学生的日常生活世界被忽视了,家庭与学校两个世界被认为是同质的。学生如同孙悟空,从石头缝中蹦出来——学生文化、学生的家庭文化、家庭文化背后的阶级文化都被忽视了。教育中的人被架空了。 如此之多的“被架空”的必然结果是,教育研究被架空了。女性主义就批判教育研究被雄性化(Maleable)——即被权力化与庸俗的权威化了。刻板的技术简约主义使教育远离无家可归者、失业者、贫困者,教育可以为社会中的高地位人群锦上添花,却不肯为弱势人群雪中送炭;教育研究远离种族主义、制度混乱、社会隔离与社会融合这类真切的现实议题,或只顾大而空泛的“应然”理念,或一味钻入琐屑的细节之中。 立场理论从一种批判的理论更多地转换为一种批判的工具。它首先是一种被压迫者的声音,被压迫者、被歧视者开始尝试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述自己的声音——在以往的主流教育社会学中被消匿的声音。有色人种、女人、同性恋、有障碍者开始重新划定其疆域,挑战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分析工具甚至研究传统。 首先,立场理论挑战着本质主义。[17]立场理论强调研究者的立场,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知识的生产者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如何?传统的认识论认为知识与认识者自身的位置无关,知识是外在的、等待着被发现的事实。晚近尤其是在女性主义、后现代的研究域中,知识是建构出来的。立场理论质疑认识上的特权主义,男性白人在所生产的理论中凝冻着其自身的特权,他们凭借认识上的霸权、出版上的霸权,将建基于其立场上的特殊主义的认识转换为普遍主义的叙述,并采用去立场化、去价值化、去情境化的策略,驱逐来自不同立场的其他声音。 立场理论宣称其理论的发展来源于研究者所身处立场的差异性,女人的天地不同于男人,女人的社会位置不同于既往生产知识特权者的位置,因而,女人的研究视野能够引导知识的生产与对社会实体的新解释。哈丁(Harding)从女性的生活引发出这样的疑问:“谁的科学?谁的知识?”,知识根植于不同的主观情境与社会情境,研究本身体现出社会的价值诉求与政治诉求。[18]知识总是落座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甚至是个人境遇的某种表达,任何表述都有其局限性,也都有其背景性。唯此,表达才是真实的,也才是真诚的,水一般清澈的日常生活中才有那么多常人难以觉察、难以置信的诡秘。在黑泽明执导的《罗生门》中,每个人的解释在其个人情境中都是真实的表述,本质主义的犯罪观被重新解释了——谁是谁非,一个客观的事实不再存在,而是借助权力,某些特殊的话语能否转换为公众的意识;或许是特殊的话语之间彼此协商、沟通,并达成共同接受的一种解释。 女性主义研究者进而开始质疑本体论,并将新的本体主义感觉论带入教育社会学和社会生活、社会活动的新领域——将特殊的性别与情感带入研究领域之中,女性主义开始了其身份政治。女性主义赋予学校性别的视角与框架,认为学校的场域极大地忽视着女性独特的经验,在教育目标上、学校评价上以及课程与知识上,教育都再制着男性与女性的区隔与对立,将女性定义为“非男性”——男人的指标成为人的常态指标,女性在此指标体系下永居劣等。女性主义批判的锋芒甚至直指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仍然是观念上的“父权制”。[19]女性主义正是从询问性别本质为何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开始,扩展到询问社会身份本质,开始消解本质主义。 其次,立场理论还挑战着研究的过程与方法。女性主义活跃在文学、法律、大众文化、自然和社会科学话语中,女性主义挑战着这些学科的“科学集体无意识”,既包括研究过程本身——生产学术的模式,也包括研究的主题——研究者的悖论——寻找研究者的主观性。[20]哈丁1986年指出,社会学研究如同“手工劳作”,而非现代科学研究中盛行的工业化与科层化的模式。女性主义从最根本上挑战着男性研究中的“上帝之眼”。[21] 在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反省上,莫蕾(L.Morley)1996年发表了《与父权制协商:女性研究的挑战》,指出许多研究都是所谓“强奸研究”(RapeResearch)。女性在参与父权化的研究中被视为可以被任意剥削、任意闯入的客观对象,研究者为了自己的专业声誉与职业发展可以任意闯入女性的生活之中,却从不反省这样的研究过程对参与者有什么伤害。[22]女性主义在对父权化的研究批判中,呈现出多元的认识论,她们还试图用协作的、参与的、合作的新型研究风格来替代男性化的研究风格——个体主义、竞争主义与主客对立的研究风格。赖塞尔称其为“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她们致力于让沉默的、受压迫的人发出声音来。相应,也有声音用苏格拉底的对话法或精神助产士(催生婆)来寄托对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的期许,每一次询问既是话语,更是新的实践。[23] 值得重视的是,立场理论并非一个整合的理论,在强调研究者立场这一策略下,各种立场的研究者之间也充满分歧与冲突。譬如,主流的女性主义与同性恋、有色人种主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然而,女性主义的普遍性的政治诉求,女性所共享的诸多经验超越了种族与阶级性、年龄与文化背景,因而,迥异的女性经验被笼统地归类于“女性经验”的框架之中,将女性研究者视为一个共同的“阶级”或享有一个“背景”。 再次,立场理论的实践还有效地挑战着教育社会学中的传统并重塑着教育社会学的未来。教育社会学中盛行着西方中心主义,欧洲尤其是来自昂格鲁·萨克逊森的哲学传统、内容与目的,确定着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教育社会学主流声音多来自法国、德国、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经济上的优势帮助它们攫取智识上的霸权。艾恩奇(Lynch)以爱尔兰为个案探讨高等教育中的平等问题时,发出这样的感慨:小国家要开启自己的理论传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多么艰难![24] 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文化市场的开放并非无条件的,政治与经济的殖民者常常也成为文化上的殖民者。社会学是一种具体社会历史情境中的话语,各个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与经济发展又多么不同!近20年来,全球民主化日益高涨,官方的社会学对本土——具体情境中的社会思想的符号暴力受到一系列的挑战,尤其是女性主义理论与研究——她们(他们)之后的立场理论的挑战,让研究者——具体的、真实的、丰富的人回到研究中。研究过程也罢,理论假设也罢,都要体现人的情感、人的思想。多元化、本土化、个人化体现在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之中,教育社会学呈现出戴维斯(Davies)所谓的“做社会学”(Doingsociology)的迥异风格。[25]结构化的、外现的sociology——其中的学科界限、学科戒律逐渐淡化,重要的是doing之发出者——人的意志、doing之过程——个人化的风格、doing之结果——融入本土生活,“这一个”教育社会学而非“那一个”——美国的或英国的教育社会学。不同地域的教育社会学纷纷出现风格迥异、思路同构的“本土化”倾向——即鲍尔所言:教育社会学的流变是一系列能动的、本土化的建设。[26] 立场理论中所凸现出的个体性、多样性与差异性,既是大理论、大叙事的终结,又是新的开始,后现论在教育研究中蔚然兴起。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总结:20年前,教育社会学用新马克思主义所酷爱的再制、权力等概念与结构功能主义做周旋;20年后,立场、身份与差异——教育社会学中日渐盛行的后现代话语,用不争之争的策略走出了后实证主义的阴影。教育社会学从“新”走到“后”,人——具体生活中的人终于回到了学科之中。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思潮与现代教育思想的价值演绎 摘要:国外教育思想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并且涌现出多次教育思潮,对世界教育改革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国外教育思潮融入我国,对我国现代教育思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国外教育思潮的融入入手,对中国现代教育思想的价值演绎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够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国外教育思潮;中国现代教育;价值演绎 从上世纪初期开始,我国新式学校教育正式形成,在此后百余年的时间内,受到中西方文化冲突以及国外教育思潮的影响,我国现代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领域在对现代教育思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对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价值的追求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主流思想,教育理念在不断的更迭中与社会环境的适应性进一步增强。现阶段,虽然我国现代教育理念不一定得到成熟的发展,但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却能够对现代教育实践产生相应的影响,促进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和进步。 一、杜威的民主主义思想对我国教育工作的影响 杜威等人针对教育教学工作提出的民主主义思想直接推动了我国现代民主教育理念的形成。在杜威思想融入到中国社会前,王国维先生针对当时中国教育发展情况撰写了《教育世界》一文,并且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也对我国教育工作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我国教育工作从古代教育向着现代教育过渡。在杜威思想正式提出后,也存在一些实验主义教育专家到中国社会开展讲学活动,道尔顿制度一度在我国教育领域中实行,促进我国教育领域逐渐转变思想观念,废除了统一的课堂教学模式以及教学改革经验,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着美国著名教育专家杜威的民主主义思想在我国流行并与我国传统封建教育思想相对抗,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国现代教育思想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成果。首先,杜威在教育研究中明确提出教育即生活,并指出衡量学校教育的重要标准就是教学与生活的联系以及教学工作对生活的作用。其次,杜威认为教育教学工作应该围绕学生进行,坚持将学生作为教学工作的优秀。杜威的民族主义教育思想融入我国后,对我国民国教育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我国教育研究探索中,研究重点从对教学方法的分析转变为对学习方法的探索,希望能够借助对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转变学生被动学习的状态,突出学生的学习主体性,这一思想在推动我国当地教育发展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此后,我国现代教育工作中,以促进学生发展为本的人本主义价值导向逐渐开始建立。在杜威的影响下,我国教育研究工作中提出了“新学制”思想并开始制定课程大纲。随着时间的发展,我国教育研究工作不断推进,到上世纪20年代初期,北洋政府教育部门针对当时教育发展情况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直接反映出我国教育教学工作开始逐步将学生作为中心,并重视对学生精神个性的培养,希望能够促进学生智力发展,引导儿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此后,初等和中等教学大纲逐渐制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我国教育教学工作中的人本主义思想,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逐渐成为教学重点。蔡元培在教育学研究中提出应该发展教育的独特功能,应避免教育对学生个性的抹杀,并反对为了获取短期的收获忽视长远的教育效果,这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民主开放教学研究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后现代教育观的形成以及新课程思想的出现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针对我国教育改革提出了应该将三个面向和培育四有新人作为指导思想,并将三个面向重要思想正式纳入到国家教育现代化发展战略中,为我国借助国际教育思想探索教育改革创新措施创造良好的条件,并且在这一战略思想的作用下,我国现代教育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在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教育研究界希望能够突破传统教学观念的束缚,尝试在激发学生潜能、培养学生创造精神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另一方面,在教育开放的影响下,西方各种流派的教育思想和理论涌入我国,对我国现代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促使我国逐步形成了以解释学、对话理论、现象学为主的教育哲学以及以建构主义理论和马斯洛心理学研究为主的教育心理学,特别是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潮的出现,给我国教育改革带来了极大的机遇和挑战。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消解确定性、追求过程运动性、反对单一的价值追求,提倡树立多元化的价值观念,被研究者称之为当代全球课程理论中的显性思想,重点关注教学过程中的去中心化以及交互主体之间的差异性和鲜明个性。后现代教育理论的提出实现了对现代主义教育理论的反拨和超越。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我国教育研究工作也逐步发展,并且在新时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效。在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我国教育研究界力求将外来教育思潮与我国教育基本国情相结合,为我国教育改革探索提供相应的指导。基于后现代教育理念,从教师角度进行分析,其逐渐消除了教育教学工作对教师的精神束缚和创造力禁锢;而从学生角度进行分析,学生也从传统的知识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对自身创造性思维进行解放的创新者,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自主性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具体而言,针对当前我国新课程改革实际情况,可以从三个维度对新课程对于教学思想的解放进行分析:首先,对于教学和课程设置之间的关系来说,新课程思想要求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该对教材内容进行适当的创造,不能简单的作为课程的复制者,而是应该结合自身理解突出教学的个性化,保证教学工作的科学性,树立教师即课程的思想,为学生提供全面的教育和指导;其次,从学生和课程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新课程思想的提出要求教师从知识的灌输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引导和帮助者,成为对学生人格的塑造者,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仅仅应该传授相关知识,还应该在与学生的互动交流中完成对学生的人格培养,突破原有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实现教师与学生的心灵交往;最后,对于教学评价角色而言,新课程教学思想的提出要求教师将学生的日常表现以及创造力等作为评价学生的标准,并借助科学的教学评价引导学生自主发展,让学生掌握学习知识的方法,即不仅要让学生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对学生实施全面的教育和指导,为学生未来成长做出正确的指引,力求将学生培养成为高素质人才。 三、结语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外教育思潮与我国教育改革工作的融合也在不断推进,对我国现代教育改革以及教育现代化探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教育工作者在当前社会大环境下,应该形成对自身工作的正确认识,明确教育改革发展新思路,确定科学的人才培养观念,进而借助相应的教育理论探索合理的教学改革措施,在中外思潮的不断碰撞中对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和指导,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相应的保障。 作者:任丽君 单位:辽宁省锦州市凌海市实验小学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学法英语教育论文 一、国外教法分类 通过分析与总结文献研究,本文作者将国外教法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传统教学法,包括语法翻译法,直接法,听说法,全身反应法 语法翻译法源于16世纪的欧洲人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后来演变成课堂教学方法,此方法重读写,轻听说,教材设置追求以语法词汇为中心,课文为语法词汇服务,导致课文趣味性降低,教师讲授以翻译为主,着重语法操练,强调死记硬背,这种方法能提高学生读写能力,基本功扎实,较适合做笔试。但此方法忽视听说交际,学生所学英语多为哑巴式,不能在合适时间地点运用恰当英文进行流畅交流。19世纪末期随着工业化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以读写为主的翻译法已不能满足人们需求,直接法应运而生,其含义是直接用外语教外语,课堂上师生只用目的语交流,不注重形式,不过分计较对错,强调模仿,操练,教材设置也以句型为主。这种方法有利于学生形成目的语思维模式,英语表达习惯,提高交际能力,但这种方法培养的学生基本功较差,语言再造能力薄弱。与直接法类似的是听说法,源于20世纪中期,开始主要为军事目的,强调听说,课上进行大规模句型操练,练习技巧有问答式,循环式,一条龙式,最小对比对练习等。全身反应法,是由美国加州圣约瑟大学心理学教授JamesAsher于20世纪60,70年代提出的。这种方法倡导把语言和行为联系在一起,通过身体动作教授外语。全身反应法主要是根据大脑两半球的不同功能,右脑—形象思维,左脑—逻辑思维,强调要在形象思维基础上进行抽象思维发展。因此强调要在真正的情景里来进行教学,这种方法强调整句教,整句学,教学气氛活跃,但局限性太强,它只适合一些年龄较小的群体,那些较难的抽象的词汇,无法用身体动作表现出来,这种方法就不太令人满意。这一阶段教学法的共同点:(1)教控制学,强调教师为中心,学生处于被动地位。(2)重语音,词汇,语法这些基本的语言形式,忽视其意义。(3)所教内容停留在单个句子层面,忽视对整个篇章的理解。(4)所教语言是显性的,外在的,方法是综合法。 2.现代教学法,包括社团法,自然法,沉默法,暗示法以及强式交际法 社团语言学习法又称咨询法,产生于60年代初期的美国,是由古兰创立的。突出特点是以学生为中心,教服从学。教师是顾问,学生是“病人”。教师注意的中心是“病人”的需要。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依靠学生的母语,逐渐由学生母语过渡到外语。教师在课上起支架作用,根据学生出现的问题进行讲授,学生需要什么教师讲什么。这种方法没有合适的统一的教材。受这种环境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克拉申提出自然法,源于自然顺序假说,指出语言习得与学得不同,习得是在自然环境下无意识的掌握语言,教师应在自然交际情境中培养学生语言能力,教师在课堂上和学生自然谈话,使用基本句型词汇,完全用外语进行教学,通过外语和实物建立联系。这种方法课堂上教师话语还是比较多的,没有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基于以上不足美国教育家CalebGattegno提出沉默法。他认为外语教师在课堂上应尽量保持沉默,让学生多开口多说话。在沉默法中教师作用有三:教;测试;不妨碍学生。教,就是教师一次性将某个项目教给学生,一般通过非语言线索解释其意义;紧跟着是测试,教师无声地要求学生把所学内容进行复用;最后,教师无声的监督学生用新学语言项目进行交际。在沉默法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另一种教学法是暗示教学法,也叫启发式外语教学法。 教师在课堂上只是沉默是不够的,还要为学生提供暗示,给以启发,这也符合教学的一个原则即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就是启发的含义,学生学习语言是自发的,但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困惑,这时迫切需要教师的启发,这时候的学习及记忆往往是最深刻的。暗示法须遵循三原则:(1)学习者必须处于愉快不紧张的状态。(2)有意识和无意识统一原则。(3)暗示相互作用原则。要求师生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关系。在暗示教学中有两个步骤:首先是呈现新教学材料,教师借助手势、表情介绍要教内容,然后,在优美的音乐中,带着生动的表情和情感朗读课文,学生看着课文,可以模仿;然后是学生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听教师配乐朗诵,这样可以产生有意和无意的认识能力和超强的记忆力,不知不觉地记忆所学材料。 交际法又称功能意念法,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欧共体,Hege(2000)提出五种交际能力:语言能力,即基本的语言知识,语音,词汇,语法等。语用能力,即语言的正确恰当使用能力,换句话说也就是知道什么场合下使用什么样的语言的能力。语篇能力,语言的连贯性。策略能力,知道使用何种策略(包括语言的或非语言的)能够进行顺畅的交流。语言功能在于表达思想,进行交际,以话语为中心,在实际运用中掌握语音词汇语法知识,对学生错误容忍度较高。交际法有三个原则:交际原则,任务原则,意义原则,这种交际必须是有意义的进行交际。Ellis(1990)提出评价课堂交际的六个准则:(1)是否有交际目的。(2)交际者是否有交际欲望。(3)是否是注重内容而非形式。(4)是否注重语言的多样性。(5)教师是否参与。(6)交际有没有教材的干扰。成功地交际必须有交际目的,欲望,重交际内容,语言的多样性,教师不应该干涉学生交际,包容学生的个别性错误,没有教材的限制。这一阶段教学法特点是:(1)注重语言意义。(2)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只是起辅助作用。(3)重视整体教学,篇章教学,培养学生的整体意识。(4)方法为分析法,隐性教学。(5)强调知识的功能性。 3.当代教学法,包括沉浸法,任务型教学法 沉浸教学法在现代美国最为流行,教师让学生“浸入”在外语环境中学习各种学科知识,使单一外语学科教学与使用外语进行的各学科知识教学相联系,强调外语不仅是学习内容还是学习工具,学科知识以外语为承载,外语学习与其他知识相互渗透。任务型教学法是最受欢迎的教学方法,目前我国英语教师也在进行尝试性应用,任务型教学法是真正体现学习意义的一种教学法,“任务”即做事,以意义为中心,让学生用学到的知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学以致用,一个任务有四个方面要素:目的,情景,过程,结果(Clark,ScarinoandBrown)。完成结果是评估任务是否成功地标志。这一阶段特点是:(1)以学生为中心,强调教学的人文性。(2)强调整体教学,隐性显性相结合。(3)强调交际又不忽视语言知识。(4)强调社会性,语言可操作性。 二、国外教学法对我国中小学教育影响 近些年国外涌现出大量英语教学法,为我国中小学英语教学提供借鉴,比如幼儿和小学英语老师可借鉴全身反应法,能调动孩子积极性提高学习兴趣。但教师在选择和运用教学方法时,一定要考虑中国学生的具体学情以及学生的认知特点,兴趣爱好,不能盲目追风,有了新教学法就认为老教学方法过时了,弃之不用,教学方法有先后,但不能说某种教学法完全没参考价值,或过时。最早提到的语法翻译法在现代社会英语教学中也能应用,并且在中国大背景下,语法翻译法用的比例还很高。另外,教师应该注意,虽让每种教学法都是单一出现的,但教学方法并不是一元的,任何教学法的使用都离不开其他教学方法的支撑,课堂上,学生众多,众口难调,教师应该不断变换教学方法,多法齐用,注意多元性,才能照顾到更多学生,提高教学质量。最后,每种教学法产生的背后都有强大的语言理论支撑,英语教师应该加强自身语言知识理论的巩固,知其然必知其所以然,这样才不会瞎用滥用教学法,只知其名不明其意,必然事倍功半。 三、结语 本文主要介绍了国外近五六十年涌现出来的教学法和特点及对中国中小学教师的影响,教学是动态过程,中国英语教师应从中国学生学情出发,不要盲目追风,尝试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活跃上课气氛,充实上课内容,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教学法。 作者:田许匣 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安全教育课程的启发 本文作者:田茂、孙远平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学前教育、东北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1998年,美国消防协会在众多专业技术组织和各领域权威专家的帮助和支持下,推出“关注危险”安全教育课程。“关注危险”安全教育课程是第一个专门为课堂授课设计的综合性防灾课程,以教育学、哲学、心理学、医学、地理学等学科为基础,课程的内容、实施手段和方式等都经过专家的认定,更具科学性。而且,这套课程按照同一个模式和程序来实施,非常有利于推广。更为重要的是,课程得到了美国启蒙计划(美国启蒙计划:美国最大的联邦幼儿教育计划,是齐森总统对抗贫穷计划的一部分,已有2000万个孩子完成了计划启蒙课程)的资助,从2000年开始在全美纵向推广。并成立了“关注危险优胜者管理团队”,以支持课程在各地市的实践,短短十年时间已经取得巨大的成效。 “关注危险”课程简介 由美国家庭安全委员会(HSC)提供资金支持,美国消防协会(NFPA)开发研制的“关注危险”课程(RiskWatch)是专为中小学生设计的综合性伤害预防课程,该课程的最大特点是将伤害预防知识和技能融入到中小学的课程之中,并提供完整的课程指导资料,使课程容易实施且便于推广。“关注危险”课程将学校、社区、家长和安全专家联系起来组成技术同盟,教会青少年分析各种突发情况、权衡行为后果,学习怎样做出安全的决定和判断环境,增加安全知识和提高安全技能,并不断向青少年灌输自尊自爱和正面价值观。目前已在美国50个州和加拿大部分地方推广该课程,是影响力最大的安全教育课程之一,得到了学校、青少年、家长的广泛认可。 据美国消防协会的报告,威胁青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和安全的意外事故主要有:交通意外、溺水、火灾、烫伤、中毒、高处跌落等,所以“关注危险”课程主要围绕这些意外伤害进行,其课程内容具体分为八大类:交通工具安全、远离火灾和烫伤、窒息防范、中毒防范、高处跌落防范、武器伤害防范、自行车和行走安全、溺水防范。美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比较常见的自然灾害有:地震、洪水、飓风、龙卷风、森林大火、暴风雪等),所以,“关注危险”课程也将自然灾害伤害防治纳入到安全综合课程中。教师要将安全知识、安全技能传授给学生,并且要教会学生对环境做出快速而准确的安全评估和安全抉择,减少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 “关注危险”课程根据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将安全教育课程分为5个教学单元[3]:幼儿园、一二年级、三四年级、五六年级、七八年级。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使课程快乐而有趣,“关注危险”课程为每一年龄阶段学生都设定了一个角色形象供他们去扮演和体验。每个教学阶段的教学内容都包括以上八类潜在危险,但是不同阶段侧重点和教学方式有所不同,详见表1。 “关注危险”丰富的“课程资源包”对课程的推广起了极大的作用,课程资源包提供了教师教学所学的一切资料,如包含课堂教学背景资料的课堂卡片,在每张卡片背后都有详细的课程计划、行动目标;为增强课堂活力,还有详细的步骤,比如撰写日志,在学习过程中向家人、社区成员提供咨询建议等。 (1)课堂卡片。为了使“关注危险”课程更具推广性和操作性,每一堂课在设计时都制作了“课堂卡片”,“课堂卡片”会告诉教师为什么这个教学内容如此重要和怎样开展这堂课,每个卡片都包含了课堂教学目标、可整合的课程、教学所需材料、具体的教学步骤这四个方面的内容[4]。 (2)课程资料共享平台。资源的免费共享是“关注危险”课程的另一特点,美国消防协会主办的网站www.riskwatch.org提供了大量的资源来帮助“关注危险”课程在学校顺利实施。教师、家长、社区工作人员、学生在这个平台上可以下载和共享课程计划、各种课程游戏、技术信息、不同的课程标准等,使用者还可以将自己的心得体会传到网站上与其他人分享经验。免费、快捷的互联网使得“关注危险”的实施和推广更为容易和高效。除了这些可以免费获取的资源外,美国防火协会还联合来自消防部门、医疗机构等其他专业组织联合开发了一系列的补充资源,如网络游戏、CD、歌曲、书本等,通过实体书店和网络书店方便购得,且价格低廉。 (3)课程评估手册。评估“关注危险”课程到底有没有作用,有多大作用,需要使用一套评估手册。课程设计者为教师准备了整套的评估工具,包括课程开始前和课程实施后对学生的测评等,通过安全知识考试来检验学生安全知识的技能的掌握、安全意识的培养等。“关注危险优胜者管理团队”非常重视搜集安全教育实施的实例,鼓励教师搜集学生在经过课程学习和培训后,在经历危险情境中是怎样应用安全知识和技能使得自己和他人免于意外事故伤害的事例。如一个小男孩在学习过家庭逃跑计划后成功地在一次火灾中逃生,教师可以将这些成功的案例编辑成新闻报道发给国家消防协会。协会将给这个案例的主人公颁发奖章以表彰他的勇敢和智慧,这些都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此外,课程资源包里还包括“关注危险———给监护人的信”[5],向家长描述安全课程、提醒家长实施家庭演习等;为了增强课堂教学效果,课程开发小组还设计了精美的学生手册发放给学生和家长使用,共有幼儿园、一二年级、三四年级、五六年级、七八年级五套学生手册,指导学生和家长更好地掌握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 安全教育无处不在,其本身就和多种知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能正视这些关系并开发出其间的着力点,不仅能增强学生的主干课程知识的学习,还使课程知识有了实用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所以“关注危险”课程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在玩游戏、看录像、学唱歌、绘画、开办安全集市、创办报纸、表演小喜剧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传授安全知识和提高安全技能。教师和学生都非常喜欢这个教学方式,寓教于乐,教学过程轻松,同时还有良好的教学效果。5.师资培训教师是“关注危险”课程团队里最重要的成员之一,课程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关注危险”课程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对参与教师、学校管理者、社区工作人员等的培训,拥有一个完善的培训计划。在培训开始之前,组织者提前同部分教师和校长会面,进行培训需求分析,了解他们的需要和期望,为课程的实施提供支持和帮助,并依此设计培训计划。培训的目的是向教师和管理者展示“关注危险”课程在对青少年进行安全教育时的优越性和教会教师使用这套课程,所以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向教师展示安全教育课程的一些成功案例、课程目标、教师在课程中应扮演的角色和完成的任务、教师在培训中会得到的支持和帮助、怎样使用“关注危险”课程的官方网站等。 “关注危险”课程成功的因素 “关注危险”课程目前在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学校推广,让无数的中小学生和家长受益,成为影响力最大的安全教育课程之一。究其成功原因,技术同盟的成立、来自社会各界的拥护者、完善的课程计划和课程设计、具有说服力的事实根据、权威专家的支持、团结合作、坚持不懈的努力、具有创造性的课程推广计划、所有参与者的友善和奉献,缺一不可,这些努力使得“关注危险”课程得以顺利实施。 “关注危险”课程在开发之初就集合了学校、警察局、消防局、卫生系统等部门顶级专家的参与,其设计的课程一方面有专业科学的知识理论基调,另一方面充分考虑了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使得课程本身妙趣横生,深得青少年学生的喜爱;其次,“关注危险”安全教育课程将安全知识和安全实践演练巧妙地融合到学校的其他课程中,在数学、美术、音乐、语言等课程中开展安全教育,将安全教育的“根”植入学科课程中;第三,课程资料的获得便捷性促进安全教育实施,每堂课、每个知识点、每个教学活动游戏,甚至于每个教学活动用具都可以在网络平台上免费下载,或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并有专门的网站供教师学习、交流和共享;第四,“关注危险”课程以标准化的模式进行实施和推广,使得课程实施有参照标准,更简便易行。 很多课程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忽视对课程的执行者———教师的培训,所以“关注危险”课程实施的开篇就是对参与教师、校长的培训。对在课程实施中校长、教师的责任、义务做了明确规定,并指导教师怎么开展安全教育,怎样获得和使用课程资料,怎么进行课程评价和分享课程经验等,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遇见的困难都罗列出来并提供解决方法。使得教师能轻松掌握课程的教学方法,并乐于接受这些新的知识。而且,这种培训是系统持续的,为安全教育课程的顺利进行解决了后顾之忧。 安全教育事关青少年的生命、成长和社会的稳定,所以怎样开展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应当包括哪些内容,采用什么手段进行,需要哪些部门的配合等都需要经过科学严谨的论证。所以“关注危险”课程得到了来自美国儿科学会、美国中毒控制中心协会、美国汽车协会、美国红十字会、儿童疾病预防服务中心、家庭安全委员会、国家伤害防治和控制中心、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美国全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美国国家儿童安全运动协会、美国消费品安全协会、美国消防管理局、威斯康星大学等机构的支持。来自这些组织的顶级专家组成了技术同盟,对课程的开发和设计做出了重大贡献,保证了课程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关注危险”安全教育的启示 安全事故是14岁以下儿童的第一死因,所以加强对少年儿童的安全教育,降低各类伤亡事故的发生率,保护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刻不容缓。我国自1996年始,规定每年3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一为全国中小学生的安全教育日,每年定一个主题开展安全教育,提高青少年防灾、减灾的知识和技能。[6]但是安全教育在施行过程中却面临种种问题,尽管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改进,可是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引介美国先进的安全教育模式,在安全教育的理念上会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关注危险”安全教育课程是由美国家庭安全委员会提供资金支持,国家防火协会组织开发设计的,充足的资金支持是课程开发、实施和推广的后盾。我国的安全教育已经实施多年,但很多地方的安全教育有始无终,无论是教材、师资还是教学效果都差强人意,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少有力的财政支持,所以寻找充足而稳定的资金来源是保障安全教育的首要条件。 尽管安全教育在我国不是新生事物,但是从课程内容、课程形式等方面看,还处于混乱的状态。出版社的安全教育书籍大多是应景之作,国家教育部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特别是关于安全教育课程的设计和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依照美国“关注危险”安全教育课程的成功经验,在重新规划安全课程时,应注意:(1)对课程内容的确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威胁我国青少年儿童的伤亡事故防范为主要内容,比如交通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教育内容还应体现地方特色,比如城市和农村的教育重点就应有所区别。(2)安全教育课程应根据青少年的身心发展阶段来设计,寓教于乐,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课程学习中。如幼儿园的安全教育应以游戏、参观为主,高年级课程应考虑学生的思维特点,以讨论和参与为主,尊重受教育者的心理发展特点,对症下药。(3)将安全教育课程融入到其他学科中,探索安全教育的多种途径。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本身蕴含在诸如体育、音乐、科学等学科知识体系中,所以在其他课程中穿插安全教育是切实可行的做法。最后,重视安全教育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安全教育不是一堂课、一次游戏、一次参观和一次演练,而是一项贯穿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长久事业,需要学校管理者、教师、家长和其他社会成员在课程开发设计、协作等方面做长期的努力。 美国的安全教育在学校能够得以顺利开展,除了课程本身的科学性和先进性,还有安全教育技术顾问团和同盟的支持和努力。所以成立专业的组织来规划和领导安全教育,集合各领域最权威的专家和学者来处理课程开发、师资培训、社会协作等方面的事宜,增强安全教育的专业性,提高全社会对安全教育的认识、兴趣以及安全教育在公众之中的影响力,将会有力推动这一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做好学校与社区、医院、消防、公安局等社会组织的协调和沟通,让安全教育“走的进来”,还要“走得出去”,[7]将课程教学、演习和参观等多种形式结合起来,以中小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 我国目前的一些师资培训完全从培训者的角度出发,没有经过科学的培训需求分析,不了解教师的需求和期望,对教学实践的帮助不大。所以有效的培训应以教师为主角,教给教师包括怎样查找资料、使用教具、课程评价等实用性技术,协助安全教育顺利开展。美国中小学安全教育将防灾、减灾、自救、救助他人等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融入学校日常主干课程,并在警察、社区、医院等部门的配合下进行常规性的演习,提高和增长青少年的安全意识和应对危险的能力。其课程开发的理念和课程推广的经验都为我国中小学安全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师教育课程革新融合 一、学科融合:美国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理念与实践 (一)美国教师教育课程变迁及学科融合趋势 教师教育课程包括文理基础学科、任教学科与教育学科三部分内容。美国教师教育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任教学科与教育学科分离与对立的现象。19世纪的教师培训主要限于任教学科的内容;20世纪早期,教师教育课程结构基本形成,但强调教育学科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五六十年代,强调学术学科、削减教育学科又带来了新问题,如何保持两类课程的平衡仍然是课程改革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础教育的质量改革将教师教育定位在教学专业化的方向上。美国许多教育专家呼吁,提高教师质量的关键是提高教师培训的专业性,对教师培训课程设置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这一时期,任教学科与教育学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们由过去的对立走向了融合,反映了教师专业化的种种新特征。[1]学科融合是经过100多年的反复探索之后,为培养适应多元文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型教师而作出的理性选择,它要求教师不但具有教学反思能力,还要有宽广的教育视野和稳定的职业兴趣。对未来教师具体教学能力的培养是学科融合最直接的目的。而培养未来教师宽广的教育视野则是学科融合追求的最高目的。[2] (二)学科融合的认识论基础与层次 1.强调自主建构的认识论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科融合直接受到认知科学发展的影响。强调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强调主体的自主建构、强调学习的智力要素等是认知科学不同于行为科学的主要特点。新的认识论把学习过程看作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学生在与环境的交往中积极地构建自己的认知过程和知识结构。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也是一种积极的构建过程,他在与学生、环境、教学内容、教学材料等多种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构建他的认识并形成判断。[3]从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教师对学生和学习情境的理解是教学的基础,因为学习发展在学生而不是教师身上,只有在对学生和学习情境理解的基础上才能为学习创造情境。[4]这就要求教师不仅仅是知道现成的学科知识,而且能够理解学生的发展规律、认识过程和不同的学习方法,最终能够把自己的学科知识转化为与学生原有知识相联系的教学知识。这成为了任教学科和教育学科融合的认识论基础。 2.学科融合是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从方法论角度进行分析,学科融合包括通过心理学和教育学方法对两类学科知识进行整合。首先,新的认识论要求用心理学的方法将任教学科与教育学科知识进行重新整合。1985年李•S•舒尔曼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上提出“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contentknowledge)”的概念。这一概念是用心理学的方法将任教学科知识与教育专业学科知识进行重新整合,也就是按学生的认知规律对任教学科知识进行编排,使它成为不仅可以教,而且更有利于学习的知识。其次,用教育学的方法对两类知识进行再组织。1985年舒尔曼最初提出“学科教学知识”概念时强调学科知识如何转化为可以进行教与学的知识。经过几年的发展,进入90年代后,“学科教学知识”又强调对学科教学中的教育学知识的研究,也就是说,在新的知识体系中,在如何处理普通教育学与特定学科领域教育学知识(subject-specificpedagogy)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和对峙。对学科教学中教育或教学知识的研究,表明研究者试图用教育学的方法对这些知识进行再组织,是从教育规律出发对学科内容进行的融合的过程,旨在解决如何教的问题。从参与主体的角度来分析,学科融合是由专家和教育实践者在两个层次上实现的。首先,由专家实现的从心理学和教育学方法上对两类知识进行的整合。教师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是由教育学科专家和任教学科专家合作实现的,它能使未来教师在培训阶段的教育更具体、更有针对性。80年代以来的一些重要报告,如《霍姆斯报告》、《卡内基报告》和《教师教育学院协会报告》等都强调要加强学科教育学的研究,把学科教学实践中的学术研究与临床研究成果纳入教育学的研究中,实现学科专家与教育学科专家的合作。其次,由教师完成的将学科知识与具体教育情景相结合的实践层面上的融合。当真正的教学发生——教师处在真实的教学情景中时,他们还要对两类知识进行再整合,通过对多种因素重新建构,以形成独特的教学模式。[5] (三)学科融合的改革实践 1.学科融合的制度保证 教师教育制度是教师教育课程实施的保证。强调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增加学科专家和教育学教授的对话的5年综合计划受到重视。另外还有在本科毕业后再进行专业训练的第5年研究生计划也为学科融合提供了制度保证。80年代以来的一些重要报告和专业团体充分肯定了教育学科与任教学科的融合,并为学科融合的实现创造了种种便利的条件。霍姆斯小组和《卡内基报告》均提出新的以非定向型的教师教育制度为基础的教师教育计划,即任教学科与教育学科教育在两个不同的阶段进行,既重视扎实的学科知识基础,也强调专业化的培训。这种形式上分离而实质上的结合是美国80年代后教师教育模式的新特点,是教师教育学科融合的制度保证。 2.构建未来教师新的知识结构 如前所述,培养未来教师宽广的教育视野是学科融合追求的最高目的。扩大知识范围,强调差异性、偶然性和多元文化教育是未来教师拓宽视野、实现自主建构的重要条件。为此,教育学科课程体系中增加了许多新的课程,如有关教育与社会、文化、人类学、公民、国家、政府、社区、班级团体、教室文化等课程,体现了教育对多元文化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体现了培养未来教师宽广的教育视野和具体教育能力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是100多年以来进步主义关注社会进步和要素主义注重学术能力的思想的融合,它突破了20世纪60年代两类学科在制度层面上的结合,从外部形式的简单相加深入到了学科内部的实质性融合。 3.构建合理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认知科学理念的影响下,美国开始构建以质量为优秀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达林-哈蒙特(Darling-Hammond)、怀斯(Wise)和克莱因(Klein)在1995年的研究中比较和概括了这一时期教师教育的新课程体系。他们的研究反映了美国20世纪末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共同趋势。新的课程设置中的学科课程、学科教学法、学科教育学等都体现了学科统一的思想。这种融合还表现在教育学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课程的融合过程中。教育学与心理学的融合除了传统的教育心理学课程以外,还体现在学习差异研究、儿童发展研究、学生的需要研究等具体的课程中;教育学与其他社会学科的融合表现为关于学校与社会、教育的社会基础以及民族与文化等课程中,这些课程旨在培养未来教师宽广的教育视野与具体的教学能力。这种新趋势是美国教育历史经验的升华,它扎根于教育实践之中,它的发展在80年代以来表现出越来越清晰的思路,但在教育实践中也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实践模式,改革还在进行之中。[6] 二、思考与启示 (一)我国教师教育课程的现状与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教师培养任务一直是由师范院校单独承担的,这种封闭性培养模式存在着课程体系比较狭窄、教师培养渠道过于单一、教师知识结构不尽合理等缺陷,严重削弱了教育专业课程。在我国师范院校课程设置中,从课程结构看,教育专业课程的比例大大低于美国调整后的课时比例(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教育专业理论与实践课所占比例不足10%[7]),并且只有公共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学法三门专业课和非常有限的教育类选修课外加教学实习,教育专业性质明显体现不足。从课程内容看,注重学科专业课程的纵深发展,忽视学科之间横向知识联合,从而造成师范生专业性太强,知识结构单一,知识面过于狭窄,综合能力不强。这都导致了所培养的教师缺乏教育专业素养,不但缺失一般教学知识,更缺少学科教学知识。例如,全国高校英语教师发展需求的调查显示,高校英语教师对发展的自觉需求和外语课堂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差异。教师普遍认同以学为本的教育理念,但是教师的课堂实践活动与他们所认同的理念及方法之间没有发现显著相关。教师在自觉需求和有效课堂教学需求之间的差距反映出传统外语教师教育发展理论对教师的影响,即外语教师教育=语言技能+语言学理论+教学法。我国大部分英语教师教育课程设置仍局限于以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作为单一学科的理论指导,其结果是导致我国的外语教师教育实践中存在着重学科知识,轻学科教学知识,重语言技能培养,轻教育理念、语言学习理论和教育心理学理论指导的趋势。[8]这种教学理念与课堂行为之间存在差距、课堂行为滞后于教学理念的现象,说明要完成教学理念到课堂实践的跨越需要教师以丰富的教学经验、成熟的心理发展和出色的语言把握能力等多种条件来支撑,而帮助教师实现这种跨越的理论基础就是舒尔曼所提出的学科教学知识,这是一项在我们的教师教育课程中明显缺失的内容。 (二)PCK:教师专业发展的新视角 1.PCK:学科融合的突出表现 专业知识基础是一门专业得以安身立命的根基之所在,是专业人员区别于其他人员的根本特征,是专业能力得以生长的土壤。关于教师的专业知识基础,在教师培养史上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学科知识(subjectmatter/content knowledge)阶段。在这个阶段,学科知识就构成了教师知识基础的全部。二是学科知识+教育知识(pedagogicalknowledge)阶段。在此阶段,不管是教育专业受到忽视还是重视,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学科专业和教育专业是处于分离的两种平行知识。三是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and contentknowledge,PCK)阶段。80年代中期以来以舒尔曼为首的一批研究者企图重新寻找教师的专业知识基础,提出了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contentknowledge,PCK)概念,成为美国教师教育改革学科融合趋势的突出表现。他们认为松散分离的“学科知识+教育知识”的教师知识结构还不足以成为教师专业的知识基础,因为在这种知识结构上还不能产生能够区别教师和科学家等其他知识分子的专业教学能力,只有在这些知识之上产生的学科教学知识才是教师所特有的、区别社会其他人的真正知识基础。[9]学科教学知识理论开创了教师知识基础的第三种观点,对美国独立分离的专业化教师教育体制改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PCK对教师教育改革的启示 学科教学知识与教师专业化密切相关。因为学科教学知识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前提性条件。这一概念对当前我国的教师教育改革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重新认识教师的知识基础。原有的普通文化知识、学科专业知识和教育科学知识组成的知识结构缺少情境性,偏重于普通、抽象、超越年级、水平的普遍知识的传授,企图授给学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学规律和模式,专注一般,忽视具体科目、知识点的教学,难以形成未来教师有效的教学能力。这种知识结构是分离的、松散的。学科教育按照学科知识的逻辑开展,教育学科按照纯教育思维来组织,两者缺少沟通和交互作用。学科知识不因教育知识而更加适宜于传授,教育知识也没能够在学科知识教学中彰显其魅力。PCK针对专业化教师教学的能力生长,是教师区别于其他人的真正知识基础。其次,改革教师教育实践。一是我们要重新认识教师教育体制,根据PCK的要求创建灵活的机制。在学习美国“分离式”的教师教育体制、分离学科教育和教师专业教育的同时要注意加强两者的联系。分离是形式上的、机构意义上的,而联系应是内容上的、实质上的。我们要在机制上创新,加强专业学院和教育学院的联系和合作,特别要在教育学院里强化学科内容与教育理论的结合。二是要调整教师教育课程结构,要根据教师专业知识基础确立课程结构,用学科教学知识全方位地统整学科与教学领域的知识。有学者认为,我们应增加教学知识的课程的比重,包括教学评价、教学策略与教学法、学生的学习特质、课程知识、有关学校情境与文化的教学社会学。学科知识的课程应平衡各学科内容,包括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地球科学等学科的主干课程。并且增加适当的知识论,以有助于学科教学知识的形成。就学科教学知识领域而言,应开设的课程有科学教学论、自然科学课程研究、科学教育研究方法、科学教材教法与教学实习等。[10]三是根据PCK具有合成性、具体性和建构性的特点,[11]改革教师教育教学方式和实践方式。在教法上,要改变过去理论灌输和说教的做法,要强调学习的情境性和体验性。要改变一次性实习的做法,采用分散性实习模式。通过增加实习时间,让职前教师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真实的教学情境,感受实践中问题的挑战,以激发他们通过实践性学习建构学科教学知识的动机。四是在学位颁发和教师资格认定上,要有新的举措。教师资格认定应该要建诸于教师与其他人相区别的知识和能力上,我们不但要认定教师的普通教育理论,更要着眼于他们的具体教学知识和实践能力。最后,改变教师教育研究范式。目前,我国教师教育研究受“分离式”的教师教育体制影响较大。学科领域和普通教育理论的科研非常繁荣,但是具体学科、内容、学段教学的研究被冷落。同时学科教学研究在追求科学研究的高校里得不到重视,很难形成气候。PCK概念的提出要求我们要改变当前这种分离式的教师教育研究趋向,加强学科教学的交叉研究;要求我们要特别改变传统的科学研究中重一般、轻具体、重思辨、轻实证的做法,鼓励对学科教学的实证调查分析和行动研究;要求我们改变目前高校的科研管理体制,师范大学要特别重视学科教学的研究,把其看做是真正的科学研究,给予同等的待遇。[12]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教学对比论文 一、CBE教学模式 CBE(CompetencyBasedEducation)是以能力培养为中心的职业教育教学体系。CBE职教模式于上世纪70年代萌芽于美国,是以美国休斯顿大学著名心理学家布鲁姆的“掌握性学习”和“反馈教学原则”以及“目标分类理论”为依据,开发出来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该模式将职业能力作为教育的基础、培养目标和评价标准,其目的是使学生具备从事某一职业所必须具备的知识、技能、行为意识等在内的综合职业能力。该模式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广泛应用于北美、加拿大、美国等发达国家。CBE教学模式分为四个阶段,即职业分析形成DACUM图表、学习包的开发、教学实施与管理及教学评价。主要有以下突出特点:教学目标明确、具体,针对性强,打破了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的教学方式,以职业能力为基础确定教学目标和进行课程设计;按职业需求组织教学,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强调学生的自我学习和自我评价;教学组织的个性化、灵活化,将教学内容分为很多模块,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模块学习。 二、四种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的比较 以上四种教学模式在特定应用的环境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但也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通过对这四种典型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比较,可以看到:四种职业教育教学模式实际上都是将行业企业需要的“职业能力”作为教学的目标和评价标准;教学的出发点也是使学生掌握从事某一特定的职业所需要的综合能力,这就使得职业教育更贴近生产、贴近实际,缩短了学校教学与就业岗位之间的距离,真正体现了职业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加强了校企合作,让学生在真实的企业场景中顶岗工作,获取工作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实现了学有所用。教学内容的选取和组织都是按照企业生产的实际,将岗位需求的能力及知识放在首位,通过对工作任务和技能进行科学分析而开发出来的,更加贴近工作实际。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坚持以学生为中心,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法、项目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行动导向教学法等;在教学技术的选择上,采用多计算机辅助教学、多媒体辅助教学等。总体而言,这四种教学模式弱化了传统课堂授课形式,加大了实践教学和现场教学的力度,加强了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增强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保证了教学的针对性。 三、我国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的趋势 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开始推行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其中以借鉴CBE教学模式改革的实践探索为最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单一的一种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需求,教学模式的改革也成为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之一。主要包括由学校主体式教学模式逐渐演变为能力本位的教学模式,进而转变为以培养“关键能力为优秀”的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教学模式;由注重采用一种教学模式向采用多种教学模式融合发展;逐渐由注重教师的“教”转变为学生的“学”,重视学生的个性化学习;从重视学生获得“知识”向注重学生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四、对我国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的思考 这四种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的特色,强调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过程,让学生在动手的过程中掌握知识、提高技能。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发展,将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迁移能力作为重要基础。近年来,国内部分职业院校在学习和借鉴国外教学模式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教学模式,如“产、学、研”结合模式、“产教”结合模式、“基于工作过程导向”教学模式、“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模式、“项目导向”教学模式等,这些教学模式目前正处于探索和完善阶段,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企业主体式教学模式、教学工厂式教学模式、CBE教学模式、双元制教学模式都较为成熟,且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实践考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值得注意的是,任何教学模式都有自身的产生背景和适应性,一成不变和普遍适用的教学模式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在学习和借鉴各种国外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时,不能随意照搬照套。根据我国国情学习这些模式的成功经验,可为我们的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参考。如学习和借鉴企业主体式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一个真实的实训环境;学习和借鉴教学工厂式教学模式,对学生进行项目式训练;学习和借鉴CBE教学模式,实行个性化教学;学习和借鉴双元制教学,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教学模式改革是其中的一个重点。使用灵活多样的教学组织模式,将学校的教学活动与企业的生产过程紧密结合,学校和企业共同完成教学任务,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将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的一个趋势。 作者:吴秀杰 单位: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课程的历程及特性 初期,日本政府在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小学新设了“自由研究科目”,这是为儿童提供一个自我发挥的空间而设置的活动课程;中学设置了选修课和必修课,新增“特别教育活动”,鼓励学生自由选择、自由研究和自主活动。在“宽松教育”实施阶段,小学新设了充分发挥各学校创造性的“宽松时间”,并在小学三年级以上新设“综合学习时间”;初中扩大了选修课的范围和比重。在“学力教育”即将实施阶段,虽然“综合学习时间”的时间有所减少,但仍然继续开设。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历程可以看出,“自由研究科目”、“特别教育活动”、“宽松时间”、“综合学习时间”这些新出现的课程,都集中体现了日本“为个人”的现代教育目的,主张对教育改革予以“高度”重视。通过自由活动时间,培养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作出判断、采取行动的素质和能力。“综合学习时间”主要是就学生关注及感兴趣的课题、横向的和综合的社会问题,而展开的跨学科的学习活动,突出了综合的意义。 “综合学习时间”的设置,较好地体现了学科课程和非学科课程的统一、分科学习和综合学习的融合、认知学习和活动学习方式的结合。这既有助于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又有助于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和表现能力的培养。对教育“钟摆”现象的权衡。从日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历程可以看出,“宽松教育”起着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经历了从初步形成到全面实施这样一个过程,这主要体现在1977年、1989年、1998年版的学习指导要领中。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为了改变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僵化单一、偏重学历、过度考试的弊端,临时教育审议会提出教育应朝着“尊重个性”的方向改革。为进一步推行素质教育,自1998年起文部省不断出台相关政策,进一步精简教学内容,缩减教学时数。此次改革没有把握好“素质教育”的度,忽视了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导致学生“学力低下”,引起社会的不满。2008年颁布的新学习指导要领的主要思想是培养“扎实的学力”。此次改革参照了1989年的学习指导要领中规定的课时数及各学科的学习内容,舍弃了1998年的过于“宽松”的做法,主张提高学生扎实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及活用这些知识技能的能力。同时,着重强调知识技能的掌握与思考能力、判断能力、表现能力等的培养之间的平衡。即达成“掌握”式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与“探究”式的“综合学习时间”中的学习的一种平衡。如将“综合学习时间”每周减少1课时,将时间用于各学科中应用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活动。即在“掌握”与“探究”之间增加应用,从而避免两者的对立,利用应用式学习寻找学科与综合学习之间的平衡。处于转型期的日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解决了一直摇摆于“儿童中心”与“学科中心”之间的“钟摆”现象,旨在通过协调统一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与诸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获得扎实的学力,最终形成良好的生存能力。对教育改革的执著。“战后”至今,日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先后出台了8个学习指导要领,几乎每隔10年就要进行一次修改。可见,日本对课程改革持续关注,高度重视。1958年和1968年以“学科主义”为中心的学习指导要领的颁布,是为了解决之前“经验主义”教育下的基础学力下降的问题。 为了解决“学科主义”教育下的教育病理现象,1977年、1989年和1998年相继提出以“宽松教育”为中心的学习指导要领。2008年以“学力教育”为中心的学习指导要领的颁布,是为了解决之前“宽松教育”下的基础学力下降的问题。1958年、1977年和2008年的学习指导要领的颁布,都是针对当时出现的教育问题而提出的课程改革举措。由于针对性强,前两次改革收效不错,其教育理念分别为1968年、1989年、1998年的课程改革所延续,体现了日本政府在关键时期所做出的正确抉择。1968年和1989年、1998年的学习指导要领的颁布,却不是在一个大的背景下而进行的带有转折意义的课程改革,而是前期改革的延续。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日本政府对基础教育“过于”热衷,“高度”重视。也正是因为这种态度,导致出现教育病理、学历下降等一系列教育问题。也应该看到,如没有日本政府对基础教育的“过于”热衷,“高度”重视的态度,以“扎实的学力观”为中心的2008年的课程改革也就不会出现。在日本政府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高度”重视的态度下,课程改革经历了“经验主义”、“学科主义”、“宽松教育”向“学力教育”的历史演变。在演变过程中,呈现出课程结构的合理性、课程时数及内容的权衡、课程改革的执著等特点。其中,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国与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同时提出实施“素质教育”。日本大刀阔斧、不断探索,最终进入了一个培养“生存能力”的“扎实的学力观”教育状态。当然,这一次改革能否超越极端真正走出一条新路还是未知数。我们期待“扎实的学力观”教育能有一个新的突破,并希望从日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探索和尝试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作者:李伟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对国内建设教育的启发 作者:何畏 胡夏闽 万凤华 单位:南京工业大学 建筑设计院 一、国外高等教育发展最新趋势 1.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使各国的高等教育都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所以,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几乎无一例外地以面向世界为前提,使本国的高等教育向国际开放,以促进学术、文化和教育的交流和协作。这主要体现在课程中的国际内容、交流办学经验、交换情报资料、参与国际学术活动和合作研究与开发项目、交换学者和互派留学生等方面。日本为加强高等教育协作的国际化,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改革现行的高等教育体制,还与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和中国等进行了一系列合作研究项目。美国历来重视利用自己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优势,吸引外籍教师和学生。仅以招收外国留学生为例,美国是向外国留学生提供最多经费资助并同时因招收外国留学生而获得最高经济回报的国家。美国利用其庞大的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系统和设立名目繁多的奖学金项目,努力营造一种吸引外国留学生的大环境,以使其始终保持着世界上吸收外国留学生最多国家的地位。在1993-1994年度,共有近45万名外国留学生就读于美国的高等院校,占到全球在非本国地区高等院校就读学生总数的34%。尤其重要的是,在这些留学生中攻读本科生课程和硕士、博士学位课程的学生分别达到21360人和201030人,两者共占留学生总数的92.2%,这样高层次的留学生是目前其他任何西方发达国家可望而不可及的,而其中相当一部分高层次的优秀留学生毕业后即充实进美国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2.高等教育的社会化。高校要在更高的层次上树立对于社会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增强全面服务社会引导社会的自觉性和能力,真正成为高级人才培养的基地,成为高新科技的研究基地和孵化地。首先,专业设置要适应社会需求,开设社会需要的专业。美国高校除了传统的理工经文史学位外,新增设的学士学位有:财政学士、教学法学士、护理学士、公立学校音乐学士、演讲学士等。其次,要注重通识教育,重视基础理论教学。为使培养的人才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美国高校历来倡导“通才”教育,即培养具有广博和坚实基础知识,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通用型人才。美国大学在入学头两年里,必须以跨学科选课的方式选修语文学、写作、人文、数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两年后,才能选择个人感兴趣的主修、辅修课,即进入比较精专的领域。第三,课程设置要职业化。高校与企业的联系主要是科研成果的转化,同时企业需要高校对企业员工进行职业培训,企业所需要的技能应反映到课程中去。高校课程设置职业化已是世界性的趋势。在美国,大学和一些公司签定了正式协议,以分享科研成果。在许多国家,企业为其雇员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项目,这些培训都是在高校的帮助下进行的。3.高等教育的个性化。以学生为中心,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管理等方面应灵活多样,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这是美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共同特征,在高校主要表现为: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充分考虑到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经常对课程作出调整;灵活安排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学生代表参与学校管理甚至决策。美国高校重视因材施教,强调个性发展,学生可根据兴趣选择专业。在教学中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倡导学生提出与教师不同的见解。教学过程是师生互助,双向交流。学生可以创造新的课程。对学生评价主要标准是有无创造性。教师上课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指重点,解难题。对学生的教育注重鼓励,在肯定其长处的前提下提出更好的建议,使学生始终充满成功的希望。美国高校对学生是宽进严出,学校不允许学生旷课、课后要完成作业,不时经常在课上进行小测验。听课、作业、测验都要记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一起作为课程总成绩的组成部分。再如韩国认为,应试教育的压力和单一的评估体制,无视人的特性,要解决当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强人性修养和增强人的创造性的教育。对学生实行系统的人性教育,将过去以知识为中心的道德、伦理教育改为以实践为中心的教育。4.高等教育的信息化。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改变世界面貌的信息革命浪潮。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对社会、对教育的影响和作用,重视调整教育的培养目标,制定教育改革方案,采取相应措施,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建设,增强本国或本地区的国际竞争力,迎接未来的挑战。1996年7月19日,日本第15届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的第一次咨询报告,从信息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以及基础教育现实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把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作为二十一世纪教育的发展方向。从信息化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生存能力是分析解决问题的素质和能力。面对纷至沓来的信息情报,具备处理信息的能力和自主思考的能力是生存能力的要素之一。澳大利亚教育部长卢比指出,未来是个信息化社会、信息化文化、信息化工作的时代,教育应着重培养7项“学以致用”的关键能力:①收集、分析、组织信息的能力;②表达想法与分享信息的能力;③规划与组织活动的能力;④团队合作的能力:⑤应用数学概念与技巧的能力;⑥解决问题的能力;⑦应用科技的能力。最近,澳大利亚提出了10大教育目标。其中第5个目标是:提升年轻人的基本能力(包括知识、技能、尊重学习及愿意终身学习),使其继续接受教育与训练。第6个目标是开发学生的能力,其中包括处理资讯的能力与应用电脑的能力。5.高等教育的终身化。迅速加快和变化的现代科技和经济发展,对社会在职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不但要具备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而且还要具备合理的知识和不断更新的知识结构。能否使在职人员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型社会生产者,已成为各国迎接跨世纪挑战的关键所在。为了确保高等教育能够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性,德国政府在1993年的《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针》中,专列一章,要求“加强高等教育在专门人才的进修和再培训中的功能及作用”,主张“应当把大学看作终身教育机构的基础机构”,号召高等学校要“依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适应科技信息化的发展”,将大学改革和调整成为社会在职人员可以继续学习和深造的场所“。目前,除了北欧的瑞典、丹麦、芬兰外,国际上建立较为完善的终身教育进修系统的国家尚不多,而国际上较为盛行的做法是充分发挥大学的优势来进行社会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以达到终身教育的目的。国外一些著名大学,像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日本的东京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法国的法兰西学院等,都承担着为国家或企业培训在职人员的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国家已把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和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一起列为现代高等教育的三大部分,这将使社会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产生新的飞跃。 二、几点启示 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一个是以电子网络为先导的信息科技和以基因工程为优秀的生命科学的世界性科技革命的挑战;另一个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严峻的挑战。随着中国加入WTO,教育作为服务性产业之一,也将按照《服务贸易总协仪》(GATS)有关开放服务市场的规定,对WTO成员开放。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断提出新的问题与新的要求,并将日益严峻。例如,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将把大学从经济社会的边缘推向经济社会的中心;信息社会的到来,网络课程的开发,将对传统的教学过程从理论到实践提出挑战;高等教育大众化必须在增加投入与开拓大学生的就业、创业途径上寻求解决办法;进入WTO后,高等教育不仅要面向国内市场,而且要面向国际市场,竞争将更为激烈。中国高等建设教育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应积极学习、借鉴、吸收其它国家成功的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与改革的经验,进一步深化改革。1.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正在迅速改变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管理理念。我国高等建设教育应紧紧围绕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设置专业,并随着国内外经济发展的需要及时增加或调整专业,使自己永远充满活力。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办教育的同时,要更新观念,并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调整和压缩一部分与社会脱节的专业,增加新专业,努力探索高等建设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路子。2.课程设置多样化、国际化、信息化。经济国际化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取向。与经济国际化相联系,建设产业的国际化也将成为必然趋势。建设教育行业作为建设产业的基础和先导,必须反映行业发展要求,率先实现教育国际化。因此,增设国际化、信息化方面的课程;普及双语教学;广泛开设第二外语;开设一些国内外本学科领域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趋势的综合性课程等,力求建立一种能反映国际建设行业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的、以培养学生外向型能力为重要内容的各类专业人才课程体系。3.坚持教学管理理念的转变。高度重视和充分尊重专家在学术和教育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加强各级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在学科规划和建设以及高层次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科学论证和决策咨询,对教育改革基本思路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产生了良好作用。把传统管理体制下的大部分“管理功能”转变为“服务功能”。增强职能部门面向教师和学生的服务意识和服务功能建设,做好包括教育教学信息服务在内的各种服务工作。在管理制度上突出目标管理思想,放开过程,强化结果,允许学生根据自身的特点,按照自己的学习方式,达到教学目标。4.积极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为适应信息时代人才培养和教育改革的需要,要采用有利的激励措施,鼓励教师参加国内外各种远程教育网络培训,提高教师的专业技术水平,提高教师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外语能力和课件开发能力。为学生自主、主动获取和应用知识提供先进、便捷的信息网络资源,促使以教师单向传授、学生被动接受为主的传统教学方式向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主动式、交互式教学方式转变;促使封闭性较强的传统教育模式向具有更强的社会适应性、更高的社会开放度和国际开放度的现代教育模式转变。5.抓好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建设类高校应把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和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一起列为现代高等教育的三大部分。网络教育是继续教育、终身教育或在职培训的一种主要方式。如建立专业化的教育培训中心和建设类专业教育网站,提供项目管理、建筑设计、室内装饰等专业培训服务的远程教育网络。通过网络注册之后,接受时间不等的专业培训,取得相应的证书。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社会学译著概述 作者:许刘英 单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教育社会学的思想,中国自古有之。古代流传至今的文化典籍中就蕴涵有丰富的教育社会学思想。如《周易》就注重从宏观上,特别是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上来阐述问题,对教育的育人功能和教育的社会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有比较精到的见解。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社会学理论体系起源于欧美,它是借“西学东渐”之风,通过对国外(主要是欧美和日本)教育社会学理论著作的译介,在中国从无到有渐渐兴起的。 一、国外教育社会学译著概述 教育社会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18世纪末、19世纪初,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迅速发展,西方国家由此而出现的社会剧变使得教育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不过,从社会背景的出现到教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先是与教育社会学相关的一些学科出现了研究方向或研究领域上的重要变化(主要是社会学和教育学),这些变化对教育社会学学科生成起着理论上的奠基作用,时间大致从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一般认为,1907年,苏扎罗(A.H.Suzzallo)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首开教育社会学讲座,教育社会学开始其制度化的历程,从那时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为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成形时期。本文以下所介绍的国外教育社会学著作即是其理论奠基和学科成形时期的相关作品。据笔者所查,这类著作共有15本,论文多达百余篇。为了叙述的方便,同时也为了使读者能对近代学者对这门学科的认知程度和接触范围获得清晰的认识,笔者将对这15本教育社会学著作分门别类加以介绍和评价,力求无所遗漏。(表略)15本教育社会学译著,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类:第一类:为教育社会学学科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此类著作多是教育社会学学科确立之前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如杜威、斯宾塞、涂尔干等人的著作。在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史上,杜威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教育社会学”概念,但其关于教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想学说对教育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在理论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并集中体现在《学校与社会》(1900)、《明日之学校》(1915)、《民本主义与教育》(1916)等著作中,这些著作均先后被翻译至中国。1921年,刘衡如翻译了杜威的《学校与社会》。《学校与社会》的中心思想是:学校是社会的机构,“社会通过学校机构把自己所成就的一切交给它的未来成员去安排”,因而学校是整个社会进化的重要部分。该书在日本早期教育社会学家新堀通也主编的《教育社会学概论》中,被列为教育社会学四本先驱性著作之一。1919年,罗家伦在《新潮》发表《杜威博士的〈学校与社会〉》一文,对此书的译介极为推崇,指出:“杜威博士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家,学校与社会又是杜威博士狠(很)重要的书,所以我们不能不尽一点介绍的责任”。两年后,刘衡如完整地翻译出该书,将其收录为“教育小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译者在“序言”中明确交代了翻译此书的原因和目的,他说:“改造社会之方法,其最远大而亦最能探其本原者,厥惟教育;此平心静气一探究今日社会情状者,殆皆不能否认”,“虽其所摭拨者多为美国教育之实况……然核其精义,固无往而不与吾国教育以痛切之针砭。”由此可见,近代学者主要是本着“实用取向”来译介西方教育社会学,这种取向对日后教育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23年,朱经农和潘梓年合译杜威《明日之学校》一书,该书部分章节曾于1917年即被译出,并发表在《教育杂志》上,但系统翻译至我国是在杜威来华讲学之后。鉴于此时国人对杜威的学说已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故译者对于翻译此书目的没有作太多的说明,仅在“序言”中强调译著和原著之间存有一定的差距,后作为“大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1929年,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现译为《民主主义与教育》)被翻译至中国。与《学校与社会》相比,《民本主义与教育》进一步肯定了教育的社会功能,指出学校是有计划、有意识地教育年轻人而实际拥有的唯一方法,要人们注意防止学校教育与生活的脱节而使得学校教育的孤立化、书本化;同时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论述也更为系统、全面。译者邹恩润这样解释自己翻译此书的动机:“现代教育家的思想,最有影响于中国的,当推杜威博士。惟关于杜威博士的教育学说,多散见于汉文译述的零篇演稿。本书最能有系统地概述他的教育学说的全部,足供我们彻底研究的参考资料。”该译本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时人认为:“要了解杜威的学说,只须读《民本主义与教育》。”有人也指出它是杜威“在教育哲学方面之主要著述也”。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也是一位对教育社会学的思想发展有过重要贡献的社会学家,他以社会进化论为基础,对教育尤其是科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教育论》可谓其思想体系的集中呈现。1929年任鸿隽翻译斯氏所著《教育论》的第一篇《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第二篇《智育》以及哈佛大学校长爱理亚(C.W.Eliot,今译为“艾略特”)所写的序言。在译者看来,“其(指《教育论》)议论之精辟而踔厉,足取旧制度之壁垒,摧陷而廓清之”,并对翻译该书非常自信,指出:“斯氏所言,一部分固独标新义,一部分则为人生常识,故其效用不囿于学校,其价值亦不限于一时,盖在来人类家庭社会一切教育不可缺之书也”;“斯氏之书,在西方若有过时之感者,在吾国则正为对症之方。”原稿于1922年即被译出,但迟至1929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列入“万有文库”第一集一千种,以“汉译世界名著”形式出版发行。在西方,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Durkheim)被公认为教育社会学名副其实的奠基人,他将教育社会学从一般社会学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加以研究,对教育社会学的确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把教育看成一种客观的社会事实,认为教育的制度、目的和内容等都受社会制约,并具有社会功能,而教育的基本功能即是将个人社会化,同时社会内化于个人。[2](页1-19)涂尔干的著作有《宗教生活的低等形式》(Lesformeselementariesdelaviereligiense,现译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教育与社会学》(EducationetSociologie)(1922)、《道德教育论》(1925)等多本。在近代中国学者看来,《道德教育论》是上述几本书中的结晶,[10]1930年崔载阳将其翻译至中国。译者指出该书的主要精神在于:第一,“他(指《道德教育论》———笔者注)以客观的和科学的态度去阐明,社会命令我们时,面孔严峻可怕,我们不得不服从之,又当我们感觉社会为我们生命之一部,尤其为我们生命之最好的一部时,温煦可爱,我们不能不乐意为之牺牲”;第二,“本书以教育学者的眼光研究如何能达到上边两种目的,换言之,研究如何能使儿童习于服从纪律,习于委身社会,而这两点是道德教育之最重要与最终极的问题,也是该书难最为难能可贵之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雷通群所译日本学者细谷俊夫的《教育环境学》也属于这一类著作。在教育社会学思想理论形成过程中,教育环境学或环境教育学是一个重要的流派,此派学者重视社区、邻居、家族、班级及同侪(即同辈———笔者注)团体等较小规模的社会单位对教育或青少年的人格形成的影响等。此外,该派也重视调查、统计等经验型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德国的布泽曼(A.H.H.Buseman)、法国的查尼夫斯基(R.Zaniefski)等人。1938年,雷通群翻译出日本学者细谷俊夫的《教育环境学》。据译者介绍,他之所以选择该书翻译,是因为其“(引用)德国的文献颇多,书中又把各种文献提要钩玄,作系统明了的叙述,以便于我国人的比较探究,就不能不认为很有翻译的价值”。此书由商务印书馆以“师范丛书”的形式出版发行。第二类:原著虽不是严格意义上或狭义上的教育社会学著作,但其内容包含了较为丰富的教育社会学思想,如《初小社会化的学程》、《教育病理学》、《教育与现代文明》等。1923年,郑国梁翻译美国学者德尔满(E.L.Ter-man)《初小社会化的学程》,与其他教育社会学著作不同的是,此书是德尔满专为近代中国新学制小学教材而撰写的。作者在“自序”中详述说明该书的目的在于:“(一)指出不同的教材底智慧,能适应中国各种职业生活底需要,(二)特别应用紧要的过程胜于产物底原则,在我们教育底工作里,(三)关于小学校教员底预备,建议一种方法,是中国今日最大的急需,(四)为已经从事教育的,建议一种新方法和新教材”。[14]美国教育心理学家麦柯尔(W.A.Mecall)曾为其作序,并称赞道:“德尔满教授对于中国教育底无上贡献,就是他将这新教育哲学演变为实际的教程,教育家若不理会这书是引领中国儿童到一个丰富的学校生活和离校后底生活设计,他便不能验出德教授《社会化的学程》的好处。”[14]《新文化书目》对此书也给予高度的评价:“《社会化的学程》是书系美国德尔满教授特为我国新学制小学而著,内容对于小学教程订有组织之计划精密周详无微不至”。该书后被列为“燕京大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1933年,李任仁编译日本学者富士川游的《教育病理学》,该书对于低能的儿童,从病理学及教育学鉴别其程度深浅,查出其处置的方法。在译者看来,中国对于低能的儿童的特别设备几乎没有,而且办教育的对于儿童的精神能力的鉴别也不曾注意,希望此书能够引起大家对于这一方面的注意。该书由广西教育厅教育设计委员会列为“现代教育丛书第一种”出版发行。1939年,孙承光译出美国学者克伯屈(William.H.Kilpatrick)的《教育与现代文明》(又名为《适应变迁的文明之教育》)。顾名思义,该书主要是阐述时代的变迁对教育提出的要求,教育必须进行改革以求适应这种变化了的形势。全书体例上分为三编,第一编变迁的现代文明之性质,第二编对于教育之要求,第三编变革后之教育。此书经由中华书局出版印行。第三类:多是严格意义上的且已为学界公认的教育社会学著作,从译著的来源来看,分别译自美国、日本、德国等多个国家,但以美国最早、最多。1925年我国有两本严格意义上的教育社会学译著问世:一本是刘建阳译述美国学者伯兹(G..H.Betts)的《教育之社会原理述要》。译者解释其翻译此书最主要的理由是:“国人知有杜威,不知有伯兹,所以现在特别详细介绍一下”;另一本是陈启天翻译美国史密斯(W.R.Smith)的《教育社会学导言》的后半部,定名为《应用教育社会学》。史密斯是西方教育社会学制度化进程中里程碑式的人物,其《教育社会学导言》是世界上第一本正式冠以“教育社会学”之名的教科书,同时这也是教育社会学学科成型期的著作被翻译到中国之始,标志着近代中国学者对这门学科认识的深化。上述两本译著的共同点是都曾在期刊连载,之后又以著作的形式出版。《教育之社会原理述要》连载于《教育杂志》1922年14卷第8期和第10期,1925年作为“教育丛著”第46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应用教育社会学》曾连载于《中华教育界》1923年第13卷第5至7期和1924年第13卷第8至10期,1925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1932年,刘世尧、環家珍翻译日本教育社会学家田制佐重的《教育社会学之思潮》的上篇,命名为《教育社会学》。这是日本教育社会学著作翻译到中国之始。田制佐重是日本早期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尤以介绍美国教育社会学理论见长,他的《教育社会学的思潮》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译者均系中央大学教师,在多年从事教育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深感国内参考书籍的缺乏,因而“早有介绍国外名著之初心”,他们认为田制佐重《教育社会学之思潮》,其“内容的充实美满,求之教育社会学书籍中,实在难以多得”,遂从事翻译。1933年余家菊译出美国学者芬尼(R.I.Finney)的《教育社会哲学》。这是一部依据社会学的事实和原理来阐发教育目的和价值的著作、凡教育哲学的意义、社会文明的渊源、精神生活的性质、社会平行的原理、教育的目的和功能、时代精神之迷惘、编制课程之社会原理、道德教育之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科的价值等,无不有其新颖独到的见解。可以说,这是一部糅合哲学、社会学和教育学为一体的综合性著作,对开拓国人的视野裨益甚多。译者认为此书与杜威重视独立判断之说颇有出入,足以弥补杜氏思想之缺点,同时也是为纠正我国教育界过于重视技术的问题,不肯留心社会方面的知识,故借翻译此书而“徐图修正进步”。该书由中华书局以“教育丛书”的形式出版发行。1936年,鲁继曾翻译美国彼得斯(C.C.Peters)的《教育社会学原论》。该书早于1924年6月就在美国纽约出版,次年,杨贤江曾在《教育杂志》“名著”一栏向国人推介此书。时隔11之久,该书才被完整译至中国,原因固然很多,但与其影响力和体例宏大,篇幅较长不无关系。该书堪称近代美国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著作之一,是美国教育社会学制度化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力作。全书体例上分为上、中、下三卷,共20章。上卷为“课程之社会的基础”,中卷为“社会的动力和过程”,下卷为“科学的专技之例证”。译者认为该书最大的特色在于:著者首重“学校教育之统制,更旁及其他教育动力之改造”;尤其对于“学校课程编制的原理及专技,具有明确的见解与系统的研究”,故阅读此书“获益当非浅鲜”。该书被列为“大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许孟瀛根据巴纳斯(H.E.Barners)等主编的《当代社会学说》(ContemporarySocialTheory)中的第二十二章,即德国学者鲁塞克(T.S.Roucek)所撰“社会学与教育”。该章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对西方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概况进行了系统描述和总结。原著作者认为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有三大派,即哲学派、应用派和功能派。第一派所着重的是教育之社会方面的意义;第二派所着重的是社会学理对教育的应用;第三派所着重的是对于构成人格的一切社会关系之分析。各派对于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均有特殊的见解,而且都是必要的。对于功能派所发现的客观的社会事实,哲学派可以有所解释,应用派仍可加以利用。 二、国外教育社会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特点 自1921年的第一本至1947年的最后一本教育社会学译著问世,20多年的时间里共翻译了15本。从译著来源渠道看,多数出自美国。具体来说,20世纪20年代7本译著中,除1本译自英国,其余均译自美国,基本上可以说是“唯美独尊”,30年代后8本译著中,呈现出以美国为主,以德、法、日等国为补充的多极化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除了与近代中国教育师法美国有关系外,与教育社会学学科自身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关联。中国教育师法美国大约从1915年至二战结束前后,其中尤以20世纪20年代为高潮。在此期间,美国教育理论著作被大量地翻译至中国。据统计,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所翻译的15部教育理论著作中,来源于美国的就有10本,占全部的66%。[23]另据一份资料显示,1920—1928年间,教育学译著共14本,其中译自美国的有12本,占总数的86%;1929—1948年间,教育学译著共29本,译自美国的有15本,占总数的52%。[24]这些资料均表明,来源于美国的作品在中国译介近代西方教育理论著作中已占绝对的优势。此外,中国教育界还大量邀请美国教育家来华讲学。如1919年5月,杜威应北大、江苏省教育会等邀请来华讲学;1921年9月,孟禄(P.Monroe)应实际教育调查社之聘来华调查中国实际教育;1927年3月,克伯屈应中华教育改进社之请来华讲演,等等。①在美国教育家来华之际,中国教育界有的学者加紧学习和研究美国教育家的著作,为此而翻译其著作。教育社会学方面有关杜威的著作最具代表性,他的《学校与社会》是中国第一本教育社会学译著,也是第一本翻译至中国的美国教育社会学论著。虽然出版时间(1921年)是在杜威来华之后,但初稿译成的时间是在杜威来华之际。对此,译者这样说道:“今译此书,于国人研究教育之趋势与杜威之学说,或亦有助焉。然是译初稿成于杜威来华之际,本以备自习之用,故多所节略。”[4]就教育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来看,一般认为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尽管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但较为系统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却是在19世纪末才开始的。教育社会学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大致沿着这样两条路径:其一,是以德国的拿托普(Paul.Natorp)与伯格曼(P.Bergman)等人的“社会的教育学”理论;德国的狄尔泰(W.Dilthey)、施普朗格(E.Spranger)与诺尔(H.Knoll)等人的“文化教育学”理论;德国克森斯泰纳(Kersensteiner)与美国杜威的“民主社会的公民教育学”理论为标志,这些理论通过对赫尔巴特(J.Herbart)的个人主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批判与反思,提出应当从社会的观点来考察教育的本质。其二,同样地以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为焦点,可是在方法上更具实证及科学性的教育理论出现于20世纪初。其创始人是德国的顾立克(E.Greek)、罗荷纳(R.Lochner)及法国的涂尔干。他们有意识地与传统的个人主义教育学对抗,因而将其理论命名为“教育科学”。他们认为当时的教育学理论太过于思辨化、观念化,只注意到教育过程的一极小部分,而忽略了与人格形成有关的更为广泛、且更为重要的过程,同时也忽略了教育的社会功能。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教育社会学受惠于社会学之处显然要多于教育学。事实上,也正是由于一些早期的社会学家对教育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问题发生兴趣,才使得教育社会学有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在这方面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学家侧重点却有所不同。早期欧洲的社会学家如孔德(August.Comte)、斯宾塞、涂尔干、华德(Lester.Ward)等人都很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奠定了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基础。特别是涂尔干,他在“教育科学”名义之下,探讨了教育社会学的科学性格,并将“教育”界定为“使年轻一代系统地社会化”。他秉持社会发展与教育制度的关系的观点,分析了法国教育思想史,并说明学校具有培养青少年公民道德的功能及其重要性。在德国,以盖格(T.Geiger)、魏斯(C.Weiss)、费依舍(A.Fischer)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对下述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如教育社会学的独特性何在;“教育社会学”、“社会学的教育学”、“教育的社会学”、“教育科学”等的彼此关系如何;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如何确定等。由此可见,在欧洲教育社会学一直被视为一门学问而从事研究,这既有助于奠定教育社会学学科理论基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门学科的发展。与之相比,美国社会学家则较偏重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教育研究。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多元种族构成的社会,常面临犯罪、离婚、失业、贫困等众多社会问题;而美国的社会学深受实用主义的影响,注重实践性,也比较注重反映社会的需求。美国学者普遍认为通过“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的手段,诸如教新移民英语及美国文化等,可以解决上述诸多的社会问题,因而对教育非常重视。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的社会学家与教育学家接触频繁,将其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教育领域中广泛推广与应用,所以,作为独立学科的教育社会学首先在美国大学中建立并发展起来,而最早将教育社会学制度化的国家也是美国。联系前述学科制度形成的主要标志来看,苏扎罗在哥伦比亚大学首开世界上第一个冠名为“教育社会学”的讲座,1923年美国“教育社会学研究会”也率先成立。四年之后,其机关刊物《教育社会学杂志》创刊。可以说,在教育社会学学科发展进程中,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开其端,而美国则是后来者居上,逐渐走在欧洲各国前列。因此,美国的教育社会学受到各国(包括中国)的追捧也在情理之中。 三、导入国外教育社会学著作对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发展的影响 总体来看,20多年的时间里共翻译15本教育社会学著作,数量上确实不多,而且这15本译著或许也只是西方教育社会学理论资源中的冰山一角,但它们对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们本身所具备的特征均不容忽视。首先,从时间上看,译著集中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20年代7本,30年代7本,40年代1本。就20世纪20年代我国教育社会学发展的情况来说,1922年国人自行撰写的第一本教育社会学专著———陶孟和的《社会与教育》出版,标志着中国教育社会学的诞生。至1931年,国人撰写的第二本教育社会学著作———雷通群的《教育社会学》才姗姗来迟。从第一本到第二本专著,前后相差近十年的时间,这期间我国教育社会学教学和研究所需的理论资源几乎全靠译著供给。1926年,《教育杂志》第18卷3号曾发表华超的《大学教育用书问题评议》一文,作者在摘要地解读了17种教育用书(包括心理学)后,概括出两个特点:第一、除一种系本国学者自行编制外,其余都是译本;第二、译本的原作者都是美国籍。作者立论虽有批评初衷和本意,但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发展进程中所需的思想资源多由译著提供却为不争的事实。20世纪30年代,我国教育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均取得一定的进展,相继有几本国人自撰的教育社会学著作问世,如沈灌群和吴同福的《教育社会学通论》(1932)、卢绍稷的《教育社会学》(1934)、苏芗雨的《教育社会学》(1934),但这15本译著依然被视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正如时人所指出:“我国在学术研究上,要已藉译著之业而随世界各国以俱进。”[26]近代学者正是借助这些译著,通过吸收和借鉴其中的理论和方法,建构出我国自己的教育社会学学科理论体系。这是15本译著对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最为重要的历史成就。其次,从译著自身来看,大多数被翻译过来的教育社会学著作,在确保忠于原著思想的基础上均采取“意译”的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西方教育社会学在形式上实现了“中国化”。因为这些源自欧美和日本的教育社会学著作,它们受众对象原本都是针对本国人,运用的是本国的语言文字,这就对译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无怪乎,当时有人喟叹道:“译书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体,因为各国文字的特性不同,在甲国文字中只须一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译成乙国文字每每要用几句话才能把他的意思传达出来;有时在甲国文字中须用许多说话方能把一件事体说明,译成乙国文字便觉得冗长烦琐。”所以,为了让国人易于理解和接受这门学科,译者对译著须先进行形式上的“中国化”。诚如罗家伦所极力提倡的“中国若要有科学,科学应当先说中国话”。这方面,陈启天翻译美国史密斯的《教育社会学的导论》的下半部分最具代表性。陈氏并非逐字逐句地翻译原文,而是考虑到中国读者的理解程度及行文习惯,从第三章开始不完全按照原著行文的次序,只是译述其大意,有时夹叙夹议一些中国教育问题以求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从而增添读者的兴趣再次,从理论流派上看,这15本译著分别涉及了西方早期教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个派别,即哲学派、应用派、功能派。伴随着这三个流派的相继传入,国人由此获得了西方教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整体面貌,从而也有利于近代学者从宏观上认识和把握西方教育社会学研究概况。不过,从这三个派别传入我国的时间来看,其背景和原因各有不同。最早传入我国的是教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哲学派”,该派所侧重的是教育之社会方面的意义和原理的解释,杜威可视为这一派的杰出代表,其传入中国的时间大致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其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兴起使得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与理念在中国广为传播,伴随着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大量留美生纷纷回国以及杜威来华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和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相继传入中国,其中就包括杜威的教育社会学思想学说;与此同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前后,国内出现了一个空前广泛深入地批判学校教育的高潮,人们批判学校教育与社会脱节,与生活分离,“学生之毕业于学校而失业于社会”,“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严重失调现象,而杜威关于学校教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在一定的程度上能为这种批判提供理论上的依据。杜威认为:“教育既然是一种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并将现代工业生产生活中所需的各种职业活动、生活知识统统纳入学校教育,使之成为一个“雏形的社会”,以实现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诚如有学者所强调的那样,“要解答这种问题,请言杜威博士的学说。”教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应用派”传入我国的时间大致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前后,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该派更多的是侧重于教育社会学原理和方法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并因此而得名,美国史密斯、斯纳登、彼得斯等人是其主要代表。从其传入中国的背景来看,一方面主要是由于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我国教育改革进入了最为活跃的时期,此时不仅西方各种教育理论、教育思潮源源不断地传入,国内各种教学改革实验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如设计教学法、分团教学法、社会化教育法等,这些教学改革实验大多数是以西方教育科学理论为指导下的新教育实践,对于国人来说都是“新生物”,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论学说难以对其发挥效用;另一方面,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教育问题,如成人教育问题、民众教育问题、乡村教育问题等,这些教育问题的解决又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教育界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而将西方的理论与方法移植过来用于指导中国的教育实际已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主流,以美国史密斯等人为首的西方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应用派”即在上述背景下传入我国,满足了当时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理论需要。如陈启天在其翻译美国史密斯著作时就曾这样说过:“原书(指美国史密斯《教育社会学导言》———笔者注)虽无甚深精妙的处所,却可很明白地给我们一个社会化的教育观的大概,有参考的价值”。就在教育界极力倡导教育社会学理论应用之际,20世纪20年代末,教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功能派”也开始传入中国。“功能派”所着重的是对于构成人格的一切社会关系的分析,把教育看做社会事实,强调教育对塑造理想人格的重要影响,尤以涂尔干为典型。教育社会学的“功能派”传入我国之时,正值南京国民政府刚刚成立,面临着思想不统一和社会紊乱的严峻形势,急需从文化教育层面来恢复和建立统一的社会秩序。与此同时,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解放潮流使得学校学潮时常发生,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如何使学校重新回归秩序,使教育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成为了这一时期思想界、教育界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作为西方教育社会学功能派大师的涂尔干,非常重视国家在教育中的角色。在他看来,国家应对教育进行控制,避免个人接受不同团体,不同制度与不同文化环境的影响,并强调整个教育思想、学校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等,都应有统一的社会秩序来决定,以达到教育社会化的根本目标,这一思想认识在其《道德教育论》一书更是得到充分的体现。可以说,以涂尔干为代表的教育社会学“功能派”主张和学说的导入,既适应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加强思想建设、稳定社会秩序的需求,也满足了教育界规范学校教育、整顿教学秩序的目标。总之,国外教育社会学著作的译介对于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来说,既是基础性的工作,也是必经的过程。这15本译著是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发展的起点,近代中国学者正是在此基础上,围绕着教育社会学学科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对其学科体系、学科的基本要素,如研究对象、学科属性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消费水平探究 内容摘要:本文从教育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出发,研究了居民教育消费中的教育消费比率的问题,解释了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含义,介绍了理论及经验模型、国外教育消费比率的状况,并分析了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高低的几个重要因素。本文旨在更好地引导我国居民教育消费。 关键词:人力资本、教育消费比率、影响因素 教育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居民教育消费是教育消费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虽然国外学者直接提到教育消费这个概念的比较少,但许多国家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居民教育消费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其中对居民教育支出比率的研究即是一例。 研究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意义 教育与一国经济发展也是紧密相联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历史证明,发展教育能大大地促进经济增长。居民教育消费比率是居民消费结构的重要内容。教育消费比率的高低反映了居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我们可以从各国居民消费基本情况来了解教育消费比率。 居民教育消费比率(ER)的涵义 国外学者对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有的国家把它看成是家庭所有支出的百分比。如东欧一些国家在统计中,计算教育消费的比例时是以占家庭总支出的百分比来计算。美国学者SandrdJ.Huston研究了美国家庭教育支出的比率问题,他提出的居民教育消费比率(ER)是指每年家庭非必需品消费中,居民享受教育及其服务所占的比例。所谓必需品和非必需品,SandraJ.Huston认为,必需品包括:住所、器具、衣物、食品。非必需品包括:健康和个人护理、酒和烟、人身保险、交通、娱乐和教育支出。从两者的统计口径来看,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在同一个国家相同的统计数据中,前者的比率要小,而后者的比率要大。 居民教育消费模型 为了更好地衡量居民教育消费,国外的学者提出了居民教育消费的理论模型和经验模型,用来对居民教育消费进行定量分析。这种理论模型对于分析我国的居民教育消费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理论模型 该理论模型的方程式是从经济学有关消费者需要理论推导而来的,特别是该模型对恩格尔系数(函数)作了适当的修改。因此我们可以形象地称之为教育恩格尔系数,即居民教育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用公式表示如下: ER=f(I,HC) 公式中,ER代表家庭消费中用于教育消费部分占非必需品消费的比例,I表示家庭收入,HC表示反映家庭特性的一系列变量,这些变量包括:家长的年龄、家庭的规模大小、受教育的层次、地域、性别、民族或种族、家庭子女状况等等。 从该理论模型可以看出,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高低,与家庭的收入及家庭的特征是一种函数关系。 经验模型 该模型认为,因变量是以比例的形式存在,在确定居民教育支出的比率时则可选择自然对数模型的形式来进行研究。因变量表示百分比几率的自然对数,经验模型的方程是根据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回归。其方程式如下: ln[ER/(1-ER)]=β0β1Iβ2iHC这里i=1,......,n 因为ER的值是有一定的极限的,ER最大为1,最小为0,那么,因变量的极限值也相应为在0和1之间变动。公式中,I代表家庭收入,HC表示家庭特性变量。 经验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居民教育消费有效的方式,我们可根据不同的变量和假设,来了解哪些是影响居民教育消费的主要因素,哪些是次要的因素,从而更好地揭示居民教育消费的规律。 比较各国教育消费的比率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因为各个国家使用的统计方法和手段的不同,会导致统计数据有较大的差异。但我们可以从根据权威机构已公布的统计数据看出,保加利亚等11个国家中,爱沙尼亚和波兰的家庭教育消费比率逐年提高。其它几个国家教育消费比率有的有所提高,有的没有变化,有的教育消费比率有起伏。教育消费比率最高的是塞浦路斯,1999年曾达到3.4%,最低的是斯罗伐克,1999年家庭教育消费比率才0.4%。 从东欧国家的居民消费结构来看,居民教育消费水平还比较低。以上几个国家的教育消费比率,在各国家庭消费支出统计项目中,所占比例最小。从居民的消费结构看,占比重最大的项目是食品和非酒精饮料类支出,一般占总支出的20%~43%,其次是住房、水、电和其它燃料,一般占家庭消费支出的10%~20%。以居民教育消费比率逐年增长的国家爱沙尼亚为例: 爱沙尼亚的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基本生活用品和耐用消费品比例下降,如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住房、水电、燃料、服装鞋类等;保健、交通、通讯和教育消费有明显的增加趋势。但尽管如此,教育消费的比重依然较小。 根据美国BLS提供的消费支出的统计数据,计算美国近几年的居民消费,教育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为1.6~1.7%之间。这与东欧的一些国家的比例差别不是很大。从支出的总量来看,各国收入水平不一样,因此,在教育消费的绝对量上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 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因素可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从宏观因素来看,主要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体制等因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居民对提高个人素质的需要越迫切,因此越重视对教育的投入。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居民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较少。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也是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高低的重要因素。二战以来,许多国家用于私立学校的居民教育消费增加较快,其中特别是私立高等院校的增加,对扩大居民教育消费支出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学生是在私立院校学习,菲律宾86%的学生是在私立院校中学习,韩国的私立院校学生占75%。韩国的私立学校集中体现在高中和高等教育方面。1993年,韩国的私立大学有102所,占大学总数的80%以上。韩国自70年代以来,政府通过发展私立教育,增加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来筹集教育经费,发展韩国的教育。私立大学的增加,对提高居民教育消费支出水平起到了很大的影响,这也是韩国的居民教育消费比率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韩国的居民教育消费比率从70年代以来,大部分年份都在7%以上。 统计表明,韩国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的比例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呈递增的趋势,其中韩国的农村家庭的教育消费比例比城镇家庭的支出比例要大。如果从韩国居民教育消费占消费支出的比例来算,韩国的教育消费支出比率将更高。在许多国家,由于教育成本上升和普遍实现成本分担原则,很多国家提高了高等教育学杂费的标准,学杂费成为许多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高等教育学杂费增长是居民教育消费比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微观因素来看,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因素主要有:家庭收入、住户的年龄、家庭规模大小、受教育层次等。 家庭收入的影响。家庭收入对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影响较大,根据有关研究资料显示,家庭收入与居民教育消费呈正比例关系,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居民用于教育消费的支出越多。由于居民教育消费比率是一种比例关系,因而,家庭收入的增加,对消费比率的影响有几种可能,一是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教育消费比率提高。这要保持绝对支出的增加的同时,教育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其它消费项目支出的速度。二是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教育消费比率不变。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教育消费支出增加,但在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没有变。三是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教育消费比率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收入水平虽然提高了,但教育消费支出的增加速度较低或没有增长,因而,教育消费比率下降。1995年美国学者SandraJHuston根据美国的消费统计资料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家庭收入与教育消费比率没有很明显的相关性。但中国学者在研究家庭教育支出的负担率(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的比例)时发现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平均与家庭人均收入呈反向变化关系。 住户的年龄。住户的年龄是影响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在年轻时投入到教育的收益最大,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教育消费比率与年龄呈反比例关系。美国学者SandraJ.Huston的研究表明年龄对家庭教育支出比率影响最大。假定其它的因素不变,相对年轻的家庭教育比率最高,随后开始下降,直到40岁左右,教育比率开始上升,一直到67岁,再开始下降。这种家庭教育比率演变规律,很好地说明了一个人在年轻时,倾向于人力资本的投资,随后教育比率开始下降,到40岁左右时,父母把更多的钱投资于子女的教育方面。家长的受教育水平是仅次于年龄的对教育比率影响较大的变量。 家庭规模的大小。家庭规模主要是指家庭人口数量的多少。当家庭人口规模扩大时家庭教育消费比率也将增加。国外对居民教育消费支出的研究结论显示,有子女和无子女的家庭相比,有子女的家庭的教育消费支出比率比无子女的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比率要高。 受教育的层次。家庭成员接受教育的不同层次,影响家庭教育消费的支出比率。教育层次不同,家庭相应支付的教育费用也不一样。美国劳工部公布的2000年消费支出数据表明,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教育支出的数额越大。大学以下的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为427美元,大学层次以上的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为1226美元。显然,教育程度越高,教育消费支出的数额越大,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教育程度越高,居民教育消费支出的比率也会越高。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考察了教育成本和教育收益的问题,指出一个人之所以投资教育是因为未来个人教育收益的增长速度要高于个人教育成本的增长速度。因此许多家庭愿意对家庭成员进行教育投资。 总之,影响教育消费支出比率的因素是多方面,我们可以利用各国或各地的教育消费支出比率资料,来分析一国或地区对教育消费的重视程度,制定正确的教育发展政策,更好地满足居民教育消费需要,提高居民教育消费水平。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城市发展概况与启示 摘要:教育城市运动是在面对城市挑战、人的新需要和终身教育思潮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注重教育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其目的体现在《教育城市章程》之中,而其运动多在国际教育城市协会领导下展开。这一运动的开展状况与鲜明特点对于理解城市与教育关系以及学习型城市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教育城市;教育城市章程;国际教育城市协会;学习型城市 “教育城市”是1990年在巴塞罗那召开的第一届教育城市国际会议基础上开展的城市运动,会上形成了《教育城市章程》(简称《章程》)并建立了以教育力量驱动城市发展的原则,呼吁重视城市居民的教育熏陶。此后,通过每两年一届的教育城市大会的召开以及其他相关活动,教育城市所确立的理念逐步得到传播和实施。在1994年召开的第三届教育城市国际会议上成立了国际教育城市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Educating Cities简称IAEC),协会通过规范化的组织活动不断地将教育城市运动推广开来。目前共有37个国家的456座城市加入,其成员城市分布涉及非洲、美洲、亚太和欧洲。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国内对教育城市的介绍和研究相对较少。教育城市的理念和做法对于中国城市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教育城市的兴起背景 教育城市的兴起与城市生活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城市本身愈加复杂化而产生出的人的新需要相联系的,更是与全球范围内以终身教育思潮为首的各种理念的影响相联系的。 首先,城市生活本身面临的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危机使得人们认识到通过教育反制这些不利因素。巴塞罗那前市长Pasqual Maragall谈到该市在教育城市创建之前的状况时指出:“那时候,城市长期显示出缺乏民主和自治,疏忽城市规划,缺乏公共和私人投资,普遍缺乏志向和自尊。”《章程》的序言中也指出了这种危机的表现:不当和负面教育力量的影响,儿童的权利和青年的主体性得不到保障,多种文化之间的不平衡与冲突,对城市文化身份的认同得不到尊重以及在不确定世界中人们以否定他人或相互猜疑的形式追求安全感,等等。同样,与教育城市概念直接相关的平等、包容的市民身份、凝聚力、可持续发展以及和平教育等概念,也体现出了教育城市是在面临不平等、缺乏市民意识、缺乏凝聚力、不可持续以及战争阴影背景下兴起的。 其次,城市本身愈加复杂化,人们对城市认识的需要不断增强。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是人类理性不断增长的结果,由原来自然形成的城市到现代越来越注重规划和设计的城市,单一功能的城市越来越走向功能叠加,其复杂性正在不断增加。从城市自身发展的需要来说,其发展越来越需要教育作为支撑;从城市中人的存在来讲,面对城市与日俱增的复杂性,单纯依靠学校教育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城市认识的需要,城市本身复杂程度的加深逼仄着城市人必须通过各种教育形式来认识城市、适应城市、改造城市以及引领城市。如何在一座高速运行而又不断受到各种变革影响的现代城市中生存,如何适应现代城市发展越来越成为人们思考的重点。 最后,以终身教育思潮为首的教育理念的巨大影响是教育城市产生的重要背景。教育城市运动的兴起与具有广泛影响的终身教育思潮是分不开的。20世纪60年代,法国教育家保罗・朗格朗在《终身教育引论》一书中在对现代人所面对的各种挑战描述的基础上指出对教育的新理解――终身教育是指“教育这个词所包含的所有意义,包括了教育的各个方面、各种范围,包括从生命运动的一开始到最后结束这段时间的不断发展,也包括了在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点与连续的各个阶段之间的紧密而有机的内在联系。”这一理解标志着终身教育思潮的形成。此后,这一思潮逐渐开始显现其影响。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国际成人教育会议时对朗格朗的提案进行了肯定;随后在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又一次得以肯定;1972年以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为首撰写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学会生存》将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学习社会作为三个基本概念。终身教育思潮及其理念逐渐被各种文化教育文本所采纳并在全球范围内渗透于各种活动中,其理念与相关活动的推广为教育城市的兴起奠定了思想根基。这种影响在《章程》序言中有明显体现:“21世纪初,所有的世代显然都需要终生学习的机会,教育内涵也需不断更新。” 二、教育城市的内涵 (一)“教育城市”的来源 “教育城市”由英文“Educating Cities”翻译而来。在上世纪70年代,世界经合组织(OECD)从其成员国邀请了7个城市资助建立教育城市计划,由此这一概念开始出现。埃德加・富尔等人在1981年也曾提出“教育城市”:“它是一个社会和教育本身之间性质变化关系的术语,一种能提供这种教育空间、能将其自身放置在这样一个位置的社会形态都可以将自身命名为‘教育城市’。”但这两次都未引起较大影响。运动的推动和组织者认为,“教育城市”是在另一种表述――“教育城市”(Educational City)的启发下,由巴塞罗那市议会在1989年发明和采用,并将之作为建议融合进为市民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教育之中。此后,随着教育城市运动的开展,这一概念得到认可并传播开来。 (二)“教育城市”的定义 “教育城市”中的“教育”二字并非仅仅是指“学校教育”,而是包含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教育在内的广泛教育活动。严格来说,教育城市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正如JoanManuel del Pozo指出的那样:“像其他理念一样,教育城市远不是完美无缺的和固定的,而是植根于当今生活的复杂性和挑战性,教育城市这一概念会随着城市及其居住者而改变;这一改变不是仅仅意味着屈服于各种不断产生的压力和困难,更是协调和适应城市新的特征和需要。”正因为各城市的历史、位置、特征以及政治状况等的差异,不同城市对教育城市有不同的理解,基于不同学科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已有对教育城市的理解根据其视角和侧重点的不同可以分为:“模式说”、“运动说”和“特征说”,本文对其概况的介绍涵盖了这三种形式的理解。 “模式说”从对比的角度出发,强调与其他城市运动的差异,通常将之界定为一种城市网络或一种新的模式。例如,“教育城市是一个通过教育与培训方面的现代化和革新以及城市规划和文化重建来促进发展、合作和革新的多城市网络。它是一种新的模式,一种共同分享的项目,涉及到地方政府、不同级别的政府和民间团体的所有部门”,以及“教育城市是一种新的模式,它以包含在不同政策和行动以及所有领域中的知识、意识和教育因素的开发为优秀,除此之外,还有对其影响的评价”。 “运动说”是从动态上的理解,强调教育城市是许多人正在从事的一种活动,通常将之理解为是一种城市运动。比如“教育城市是始于……的一种城市运动,那时一群由地方政府代表的城市基于……设定共同目标、一起从事计划和活动来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一般而言,有目的、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群众参与的活动都可以叫做运动。因而,称之为“运动”,有对其广泛影响加以强调的意味。 “特征说”是从静态上来理解,强调这种城市应该具备的优秀特征,通常将之视为具有一定特征的城市。如,“教育城市指的是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城市,是其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该城市的认同特征却又独立于其所属国家的认同。教育城市并不是孤立的,它与周遭环境、国内其它市区和国外其它都市之间,有着积极的关联。这种关系的建立,旨在促进学习、交流和经验的分享,从而使居民的生活内涵更为丰富”。“教育城市除实现传统城市机能(经济、社会、政治和服务提供)之外,更必须落实并发展教育功能,坚定地关注教育发展,增进并拓展居民心智。教育城市最为重视儿童与青年,但也致力于将所有年龄层的人群纳入终生学习的范畴。”这种理解将教育城市的特征理解为:具有独特的风格,通过分享丰富居民生活内涵,与其他城市有积极的互动交流,重视教育功能以及城市人的终身学习。 (三)教育城市的目的 教育城市运动所涉及的领域与教育相关但又不仅局限于教育领域,因而从内容上来看,教育城市的目的从其最终的指向上看,在于应对城市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在这一总的目标下,有三个主要的具体目标: 其一,保障所有市民在城市生活中的教育权利。时代的发展使教育在人们生活中所占据的分量越来越重,城市和市民对教育的依赖愈加强烈。如果某一市民得不到教育,基本上也就意味着被城市边缘化了。因而,如何保障儿童、青年以及所有年龄段的每一个市民在城市中的教育权成为教育城市的主要目的之一。它着眼的不仅是城市的持续发展,更是要捍卫“人人皆有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通过各种方式重申其对于城市居民终生教育的承诺”。 其二,确立政府在教育事务上的责任。城市市民教育权利的保障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需要明确相关主体的责任。政府被认定为在这一权利的保障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教育城市中,政府必须承诺开发、保存并展现其复杂的身份认同和特征,推动对于本地各种语言的了解、学习和使用,平衡满足新需求和保存建筑、象征和历史遗迹,空间和规划要满足关系建立、娱乐、休闲的需求以及特殊人群的需求,鼓励公共参与、评估各种信息对儿童的影响,帮助父母教养子女,等等。 其三,挖掘城市各方面的教育潜力。在教育城市运动的推动者看来,城市本身具有教育性,它是一个教育空间,也是一种教育资源,更是一个教育主体。但是,城市本身的这种教育性并未得到重视,也并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开发。如何将城市聚焦到其市民的个性与社会化发展上成为其运动的重要目的。“教育城市关注――并致力于扩展这种关注――由城市公共空间的人们和群体互动引起的可能互惠并且以利用所有正面潜力为目标来促进城市居民个性化和社会化发展。”在此目的下,城市中的图书馆、公园、博物馆、街道、广场等空间都成为教育城市挖掘的教育潜力。 三、教育城市的发展概况 教育城市运动到目前已有23年历程,其在理念传播和运动开展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教育城市运动的兴起 教育城市运动的兴起得益于巴塞罗那市长Pasqual Maragau的果断决定:营造对当代城市的内在教育能力的公共关注,因而才有了首次大会来自世界21个国家63座城市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讨论教育对城市生活有效管理重要性的盛况。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运动的开启,派出代表参与本次会议的63座城市成为教育城市运动的首批城市。会议制定了《教育城市章程》,并要求参与城市所应坚持的原则和价值应在政治活动中予以推动。同时,会议还建立了由巴塞罗那市管理的“教育城市国际文档数据库”,并成立了由巴塞罗那、柏林、伯明翰等八所城市组成的“永久性国际大会委员会”,但该委员会在1994年由新成立的“执行委员会”所取代。 (二)教育城市运动的状况 成为教育城市首先要加入教育城市协会,遵循《章程》的规定以及相关要求开展活动,协会领导并组织教育城市开展运动。教育城市协会由成员城市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秘书处和秘书长、出纳以及地方网络、主题网络和其他机构组成。 目前加入教育城市协会并开展运动的城市涵盖了全球各个大洲,其中非洲有5个国家6座城市,美洲有13个国家58座城市,亚太地区有6个国家25座城市,欧洲有13个国家367座城市。从布局来看,目前加入教育城市协会的城市比较集中,多分布在西欧和南美洲,其他参与协会并开展运动的地区较少。 教育城市运动的开展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由国际教育城市协会主导的教育城市大会及其他活动,一是在协会领导下各个成员城市及其相互之间组织和开展的地方会议和相关活动。 教育城市运动自产生以来共开展了12次大会,每次大会都会确定一个共同的主题(见表1),会上各城市除根据主题进行经验的交流与分享之外,还会针对教育城市运动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并讨论相应的策略,一些成员城市会介绍该市开展教育城市运动的具体措施和方法,也会有学者对教育城市的理念进行解读。 除了大会以外,成员城市自身也会依据《章程》自行制定计划、活动方案并开展相应活动。活动结束后,会员城市会将活动计划以及取得的经验提交教育城市国际文件数据库。在数据库中保存有大量的城市活动经验供参与协会的成员城市分享学习。兹以西班牙科尔多瓦(c6rdoba)为例来展示其按照《章程》开展的活动(见表2): 四、国外教育城市运动的特点 教育城市运动经过多年的发展与积累,具有很多鲜明的特点,这是教育城市得以识别的身份标志,也是教育城市运动有别于其他城市运动的标志。 (一)注重城市发展中的教育基础 “教育基础涉及人口、教育机构、社会对教育的支持以及政府领导与管理教育事业的方式等。”教育城市运动始终贯穿着这样一种理念,即教育是整个城市及全体市民的事情,它需要为全体市民提供教育服务,但同时更需要各方集合起来保障教育基础。人口方面,教育城市非常注重对城市中人口状况进行分析,尤其关注移民、宗教、种族等人口因素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针对这些人群开展跨文化教育。教育机构方面,教育城市在关注正规教育之外,非常关注非正规和非正式教育机构的教育作用。比如巴塞罗那召开的儿童公开听证会允许11-17岁的儿童以及特殊教育的学生对市政工作提出建议,很多意见还会被市政委员会纳入工作范围,还有表2中提到的科尔多瓦对国际节日教育作用的重视等。在社会对教育的支持方面,教育城市运动在价值取向、资源配置和服务方式上都做出了很多努力。比如,圣保罗开展“圣保罗是一所学校”的运动,为学生提供大量课外文化活动、运动、娱乐、艺术与手工等,鼓励学生多呆在学校,不仅避免年轻人流窜街头,增加学生和教师的社会资本,还保持了首都城市教育精神的连贯性。在政府领导和管理教育事业上,教育城市运动呼吁政府制定政策时考虑对教育的影响,以及制定教育性政策。可见,教育城市注重教育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关注教育活动的各方面保障。 (二)注重城市本身教育作用的开发 教育城市运动将城市视为一个具有教育作用的空间。有人指出,“依据教育城市运动,当一座城市被称为‘教育的’,必然伴随使它成为教育性的东西(它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历史特征,以及其他可能被学习的特征),在它管理或组织的方式以及规章的执行方式中,能识别出一种教育目的”。同样,根据Villar的观点,“教育城市是以这样一种方式配置的,即在城市空间和活动的所有方面都要求一种教育意义”。因此,对城市本身具有的教育作用进行利用,注重开发城市中的各种教育资源和元素,努力使城市各方面体现出教育性成为这一运动的重要方面。对于这些城市来说,城市不仅是一个生产、生活空间,更是一个处处能发挥教育作用的教育空间。“将城市表述为教育型的,这样是说,能学习‘该’城市、‘在’该城市中学习和‘向’该城市学习。” (三)注重城市自身的风格和认同 教育城市运动强调保持城市自身的特色。城市的独特风格和身份认同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座城市风俗、习惯、气候以及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沉淀的结果,是对一座城市进行识别的基础。一旦这种独特性被抹平,那么一座城市叫什么名字也就毫无意义可言。正是认识到城市独特风格之于城市本身的重要性,教育城市运动一开始就在《章程》序言中写明:“教育城市指的是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城市,是其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该城市的认同特征却又独立于其所属国家的认同。”此外,《章程》第七款还专门针对城市复杂的身份认同以及特性做出了规定。对城市的传统、根基、语言等的尊重和对城市特色的强调是教育城市运动对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同质化的回应。这种回应保证了城市之间可以将自身的特色作为对话的基础,也保证城市在自身基础上开展具有自身特色的活动。 (四)注重城市共同分享与市民参与 教育城市是一个分享的城市,它对当代城市生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非常敏感,这是它注重交流与分享的原因。教育城市的英文表述“educating cities”多采用复数形式的“cities”,这也说明教育城市运动“不是一个城市在战斗”。这同样也是人们将教育城市称之为一种城市网络的缘故。教育城市运动分享的方式主要是教育城市国际大会的召开、教育城市数据库平台、定期的教育城市经验巡回展,以及会员城市之间自行开展的交流与合作。 此外,教育城市还是一个参与性城市。它一方面强调政府在其教育城市运动中的主要角色和责任,另一方面强调城市市民主体性的发挥与积极参与。教育城市对参与的强调着眼于理念和实践两方面。首先,在理念上,教育城市所理解的“参与”与以往的理解也有很大不同(参见表3),它对“参与”的理解更为积极主动,更强调在承诺下长期的行动以及行动中实现的社会化。教育城市运动开展之初之所以没有采用“educative cities”,就在于“educative”一词具有更多被动和消极角色的意味,相比来说,“educating”一词则更能体现出教育城市运动中人们的主动性参与。其次,在实践上,教育城市举办了各种有助于市民参与的活动。比如西班牙加瓦(Gava)开展的“青春、娱乐与公共空问”(Youth,Recreation andPublic Space)项目通过吸引年轻人作为志愿者,将城市重新整合到年轻人的教育中,同时将年轻人重新整合到城市发展和社区福利事业中。此外,针对儿童和残疾人参与的活动有法国图卢兹(Toulouse)的“儿童市政委员会”(TheChildren's Municipal Council)项目、乌拉圭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的“轮椅者参与计划”(Inclusion Drivers Programme),等等 五、国外教育城市运动对中国的启示 约翰・里德指出,“今天,地球上有将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到2030年,这部分人口很可能达到三分之二”。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不仅意味着城市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居住地,更意味着城市要满足不同人们的需求以及面对各种的挑战。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来说,问题更是不容小觑。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08年的《迎接十亿城市大军》的报告预测,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城市人口将从2005年的5,72亿增加到2025年的9.26亿。这一规模之巨――新增的3.5亿多城市居民相当于今天美国的全国人口。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有望达到10亿。可见,城市正在成为或必将成为以后人们生活的主要空间。如果说过去中国的情况是,农村问题解决好了,整个国家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大部分,那么现在“农村问题”这一表述则正在或者已经被“城市问题”所取代。如果城市的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也就意味着多数人生活在阴霾之中。 由此背景出发,国外教育城市运动20多年的经验对于我们的城市建设来说是有一定意义的。客观而言,教育城市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起的城市运动,其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价值观念的印痕。就教育城市运动本身来说,也有其不足之处。比如,有学者认为,波尔图市加入教育城市运动已有10年,但其与教育城市运动的关系依然很脆弱。他还认为,教育城市数据库中并没有多少值得记录的原创性东西。但是,更多的研究对教育城市运动的作用进行了肯定。总体而言,教育城市运动可以为我们重新理解教育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学习型城市建设提供一面“他者之镜”。 (一)对于理解城市与教育关系的启示 中国对城市与教育之间关系的理解中,城市与教育总是被视为一方对另一方的需要,而没有从人的需要出发来统合二者的割裂。一方面城市强调将教育作为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手段或作为为政治服务的手段,将对城市市民的教育视为一种人力资本的教育和政治教育;另一方面,教育则强调城市没有提供一种良好的教育空间,缺乏对教育的关注。归根结底,教育在城市的整体发展中仍然扮演一种工具角色,是依附于政治、经济并为之服务的。这种理解未免有些狭隘,仍未认识到教育在城市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就实质而言,教育与城市的存在其愿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仅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教育也让生活更美好,城市与教育都是城市市民发展的需要,都是为了提升城市中一个个具体生命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状态。“教育城市”正是基于这一理解方式,将“城市”与“教育”的对立与割裂转变为交互与协同,也使城市与教育结合为一个整体。这一理解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也使原本面临困境的城市与教育关系的“柳暗花明”。更重要的是,它还内含着一种教育眼光和教育尺度,而这正是目前中国城市与教育关系研究中最为缺失的。 教育城市对教育与城市的关系理解为:(1)教育城市本身是一个教育空间。当城市指责教育不能为城市发展提供所需的知识和人力资本时,这种理解则暗含着:城市不是一个教育空间,而仅仅是一个生产空间或者是一个居住空间而已。而当城市本身被理解为一个教育空间,那么这种指责就会消失,教育对城市不能提供其所需的环境这一指责也会消失。城市本身已经成为发挥教育作用和教育发挥作用的共在空间,教育渗透在城市的方方面面,城市的点点滴滴也发挥教育作用。(2)教育城市本身是一种教育资源。一旦城市空间成为一种教育空间,那么教育素材也就扩大到整个城市空间并且城市本身也就成为一种教育资源。城市的历史古迹、生活习俗、建筑风貌、发展方式、管理方式等都可视为一种教育资源而体现出教育潜力,甚至城市中的负面问题也可以作为反面的教育资源加以利用。(3)教育城市本身是一个教育主体。教育城市既是教育者也是学习者,既需要对城市市民和其他城市提供教育,也需要作为受教育者从市民的参与和其他城市中学习。既需要保证教育在城市中基础作用的发挥,也需要学习发挥自身的教育作用。 因而,教育城市运动对城市与教育关系的理解中明显体现出一种教育眼光和教育尺度,体现了面向教育开展城市实践与面向城市开展教育实践的结合,它对城市角色的创新性解读为我们开启城市教育的新空间构筑了根基。 (二)对城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启示 1 把保持城市特色作为城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点 中国当前的城市建设、规划和管理以及学习型城市建设中对城市本身的风格与特色不够尊重,相互之间不顾自身特点的盲目跟风与简单模仿比较盛行。如,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推出旅游项目“锦绣中华”,于是,雷同或类似“锦绣中华”项目在各地纷纷上马;20世纪90年代初期,“广场风”几乎刮遍全国;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之际,“大学城风”遍及南北;21世纪初,“会展中心热”在一些城市有增无减;而CBD(城市商务中心区)旋风目前仍在席卷神州大地,许多城市都在比拼,竞相建设引以自豪的标志性CBD;此外,“大剧院热”、“市政中心迁址热”与“标志性建筑热”也是方兴未艾。这种缺乏对城市自身特殊性的理解和呵护不仅损害城市在长期历史积淀中的人文底蕴和历史遗产,更容易伤及人们对一座城市的身份认同。相对来说,教育城市运动对城市风格和特色却极为尊重,并将其作为专门条款列入《章程》之中。因而,对于中国来说,在避免城市之间的同质化和形成城市自身的城市风格与城市精神方面,教育城市运动有其特殊的意义。这就要求中国的城市或学习型城市建设要从自身出发,找准定位,基于自身风格而展开。 2 把培育居民归属感作为城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目标 当前,中国城镇化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加之中国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这使得中国的城市或学习型城市建设面临如何应对大量涌入的城市人口及其所产生的问题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在城市及学习型城市建设中,这些人口的融人问题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城市关注的仅仅是他们是否有吃的、穿的,而较少关注他们的精神层面以及他们是否对城市有一种归属感。尤其对于那些流动学龄儿童而言,他们的受教育问题和精神状态更缺乏关注。“在城市生活”不仅是一个地理学意义的概念,更意味着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精神生活状态的巨大改变。这就意味着,培育新“市民”的文化适应以及与原有市民之间和谐共处、帮助新“市民”学会“在城市中生活”应该成为城市或学习型城市建设中亟需面对的一个问题。教育城市运动中提倡的对抗“性别隔离和文化隔离”、对弱势人群的关注和对“排他性机制和边缘化机制”的提醒等方面值得我们关注。 3 把分享和参与融入城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中 中国的城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中,城市之间的相互分享仍然不够。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缺乏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的意识,城市生态圈的概念不强;其二,注重竞争而不关注合作。在未来强调信息交流与共享的城市发展中,相互联系和城市生态圈意识的缺失必定会造成城市成为一座“信息孤岛”。同时,将其他城市作为一种试图通过各种方式予以击败或打压的对手,而不是作为一个可以相互学习与分享的伙伴,也会造成城市的孤立。此外,在中国城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中对政府责任的强调较多而忽视了对市民参与的鼓励。城市或学习型城市建设如果仅靠政府自身努力是难以完成的,况且这种想法也是有问题的。教育城市运动对城市之间交流与分享的关注和对市民全面参与的倡导,具有“他山之石”的功用,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自身存在的这些问题,更好地理解城市之间的关系和市民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 4 要制定关于城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基本理念 教育城市运动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在有《章程》中理念的引领,有对城市基本定位、基本做法和保障措施的规范化说明。而中国城市以及学习型城市建设到目前仍缺少一个类似的“章程”或“规定”来进行指导,这使得各个城市之间在城市建设,尤其是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定位不明并且在具体的操作层面缺乏保障措施。因而,对于中国城市和学习型城市建设来说,亟需国家出面确立城市和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基本理念来进行规范和指导并予以保障。 教育城市运动的理念具有很大的前瞻性,这种前瞻性眼光使其处在城市运动中的前列。它不仅关注到了城市发展中的“教育基础”与“教育经验”,并且已经将这种理解注入到了教育城市运动的实践之中二十多年了;同时,它在具体做法上一些经验也有助于中国在城市和学习型城市建设中予以吸纳。约翰・里德认为“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典型产物,在这里展现了人类所有的成就和失败”,而教育城市运动的经验可以为我们造就更多“成就”而避免“失败”提供一种启示,从而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想。
统计分析论文:用线性模型统计分析论文 本文主要分析线性-对数模型(2),分别从随机误差项u、参数1b及x的样本范围三方面,利用Eviews软件及D-W检验,分析误用线性模型处理之后的自相关性,从而判断线性-对数模型有无误用线性模型. 1随机误差项大小对误用线性模型的影响 1.1数值模拟具体步骤 1.2数值模拟结果具体分析根据数值模拟的结果,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到表1.由表1可知,线性-对数模型中的随机误差项对于误用线性模型后,DW检验是否存在显著自相关有明显影响.当随机误差项服从的正态分布的标准差为0.01时,残差序列存在显著自相关或DW检验失效的比例较高,达到94.2%,说明线性-对数规律性明显,随机干扰较弱,容易发现线性模型有问题,如果用线性模型处理,会产生较大的误差,从而会影响问题的解决.当标准差由0.01逐渐变大时,残差序列存在显著自相关或DW检验失效的比例会逐渐降低,当标准差达到0.05时,存在显著自相关或DW检验失效的比例仅为18.8%,这反映出干扰较大时,样本观察值的线性-对数规律性不太明显,这时,难以通过DW检验发现是否误用了线性模型,这时要注意从经济规律本身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模型函数形式,或用其它检验方法进行进一步检验.当然,如果仅以预测为目标,这时用线性模型也是可以考虑的. 2样本范围大小对误用线性模型的影响 2.1数值模拟具体步骤第一步:取定参数0b1和1b2;第二步:选定解释变量的一个容量为30的样本,在一个实数范围内选择30个实数作为ix的模拟观测值:12330x,x,x,x(首先选实数范围为0.01–0.3,之后将实数范围分别改为0.01–0.6,0.01–0.9,0.01–1.2,再分别进行数值模拟);第三步:利用软件在实数范围内产生一组随机误差项:12330u,u,uu,iu服从N(0,0.12);第四步:将得到的随机数和已知的变量代入lny12xu模型中,从而得到30个ilny的模拟观测值.将得到的随机数和已知的变量代入yexp(lny),从而得到30个iy的模拟观测值;第五步:利用产生的30个lniy值,对所选的30个x值进行回归,得线性-对数模型(2)的估计,并利用如此产生的iy值,对所选的30个x值进行回归,得线性模型的估计;第六步:提取线性模型的DW统计量,并查表得n30,k2,显著性水平0.05时,1.35ld,1.49ud;第七步:循环10000次,统计检验结果存在显著一阶自相关性或DW检验失效的百分比. 2.2数值模拟结果具体分析根据数值模拟结果,统计分析得到表2.样本范围大小不同时,残差序列存在显著自相关的分布图见图1.由表2和图1可以看出,在随机误差项u和b1取值确定的情况下,x的取值范围也会影响线性-对数模型误用线性模型后DW检验的结果.当样本范围逐渐扩大时,残差序列的自相关性逐渐显著.在样本范围为(0.01–0.3)的情况下,线性-对数模型用线性模型处理后,DW检验残差序列显著自相关或DW检验失效的比例为17.2%,随着样本范围变大为(0.01–0.6),可以看到显著自相关或DW检验失效的比例有所提高,为36.9%,在图1中看到模型的非线性还不明显,如果DW检验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性,误将线性-对数模型用线性模型处理,得到的线性模型误差不太大,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x范围变为(0.01–0.9)的时候,D-W检验出的显著自相关或DW检验失效的比例很大,从图1中也可以看出线性-对数模型不宜用线性模型处理,否则误差会比较大.当样本范围再次扩大的时候,可以发现线性-对数模型的非线性更加明显了,而且D-W检验的残差序列的显著自相关或DW检验失效的比例接近100%,此时线性-对数模型完全不能用线性模型处理.因此,对线性-对数问题,用线性模型处理的时候,如果x的解释取值范围较小,即使DW检验显示不存在显著一阶自相关,也应该注意检验是否存在误用函数形式的问题,否则就可能出现误用函数形式的错误.当然,这时即使犯了误用函数形式的错误,因为非线性规律不明显,单纯从误差的角度来看,与用非线性模型处理相差也不会很多. 3参数取值的大小对误用线性模型的影响 3.1数值模拟具体步骤第一步:取定参数0b1和1b6(之后将参数1b改为5,2,1,分别进行数值模拟);第二步:选定解释变量的一个容量为30的样本,数值分别为:0.0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1,0.11,0.12,0.13,0.14,0.15,0.16,0.17,0.18,0.19,0.2,0.21,0.22,0.23,0.24,0.25,0.26,0.27,0.28,0.29,0.3;第三步:利用软件在实数范围内产生一组随机误差项:12330u,u,uu,iu服从N(0,0.12);第四步:将得到的随机数和已知的变量代入lny16xu模型中,从而得到30个ilny的模拟观测值.将得到的随机数和已知的变量代入yexp(lny),从而得到30个iy的模拟观测值;第五步:利用产生的30个ilny值,对所选的30个x值进行回归,得线性-对数模型(2)的估计,并且利用如此产生的iy值,对所选的30个x值进行回归,得线性模型的估计;第六步:提取得线性模型的DW统计量,并查表得n30,k2,在显著性水平0.05时,1.35ld,1.49ud;第七步:循环10000次,统计检验结果有自相关性或DW检验失效的百分比. 3.2数值模拟结果具体分析根据数值模拟的结果,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表3.由表3可以看出,在随机误差项方差和样本范围大小确定的情况下,线性-对数模型中的b1的不同取值,对误用线性模型后DW检验显著自相关或检验失效的比例有明显影响.当b1为6的时候可以看到线性-对数模型线性化后,残差序列显著自相关或DW检验失效的比例为100%,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发现线性模型存在问题,不容易犯误用线性模型的错误.当改变b1的取值时,显著自相关或DW检验失效的比例也随之改变,当取值逐渐变小的时候,显著自相关或DW检验失效的比例会逐渐降低.当b1取值达到2的时候,显著自相关或DW检验失效的比例为17.2%,当b1取值为1的时候,显著自相关或DW检验失效的比例为16.2%,虽有所降低,但是幅度有所减慢,如果以为不存在一阶自相关就应用线性模型处理,则会出现误用线性模型的问题.不过当b1为2和比2小的时候,线性-对数模型的曲率较小,用线性模型作为线性-对数模型的近似,误差是较小的,对预测结果影响不大.由此可以得出,在半对数模型用线性模型处理的过程中,b1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需要根据线性-对数模型的实际情况,通过数值模拟的结果分析和DW检验,查看半对数模型线性化后残差序列的自相关性程度.如果显著自相关,则线性-对数模型用线性模型处理带来的误差就较大,应进一步探索自相关的原因,当不存在显著自相关时,可能会出现误用线性模型问题,如果仅研究变量间的数量关系,也可以将线性-对数模型用线性模型近似. 4结语 本文分析了线性-对数模型误用线性模型的三种情况。运用Eviews进行蒙特卡洛实验,以及D-W检验,直观地说明了线性-对数模型中的随机误差项u、参数b1取值大小和x的取值范围影响误用线性模型的可能性.当总体非线性规律明显时,常常能检验出残差序列自相关或出现DW检验失效的情况,因此出现残差序列自相关或出现DW检验失效的情况,要注意检验是否因为总体规律非线性所致.当DW检验不存在一阶自相关时,容易忽略总体规律非线性检验,会造成误用线性模型的失误.但幸运的是,这时非线性规律实际是不太明显的,如果仅考虑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的话,线性模型也是可以接受的. 作者:吴梦婷王义闹单位:温州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统计分析论文:农村收入统计分析论文 1农业收入 1.1第二产业收入由图3可知,工业收入在2011年最高,为2404285元;其次是2010年,收入为2338300元;两个年度相差65985元。同时1987年收入最低,为131497元;其次是1988年的184838元;两个年度相差53341元。分别低于2011年的2272788元和2010年的2153462元;处于中间地位的是1992年的687745元和1996年的756666元,分别低于2011年的1716540元和2010年的1581634元,高于1987年的556248元和1988年的571828元,表明山西省固定观察点“十村千户”工业收入变化趋势符合y=68693x+71873;建筑业收入在2002年最高,为134964元;其次是2010年,收入为419500元;两个年度相差284536元。同时2008年收入最低,为12800元;其次是1987年的13280元;两个年度相差480元。分别低于2002年的122164元和2010年的406220元;处于中间地位的是2001年的32280元和1996年的34850元,分别低于2002年的102684元和2010年的384650元,高于2008年的19480元和1987年的21570元,表明山西省固定观察点“十村千户”建筑行业收入变化趋势符合y=9659.8x-28049。 1.2第三产业收入 1.2.1流通部门收入由图4可知,运输行业收入在2011年最高,为2113150元;其次是2012年,收入为2029700元;两个年度相差83450元。同时1988年收入最低,为123320元;其次是1987年的133435元;两个年度相差59103元。分别低于2011年的499535元和2012年的548523元。处于中间地位的是2007年的633855元和1996年的681950元,分别低于2011年的1490295元和2012年的1347742元,高于1988年的499535元和1987年的548523元,表明山西省固定观察点“十村千户”运输行业收入变化趋势符合y=47758x-49923;商业收入在2002年最高,为1227762元;其次是1996年,收入为691958元;两个年度相差545804元。同时2010年收入最低,为72000元;其次是2012年的81000元;两个年度相差9000元。分别低于2002年的1155762元和1996年的600958元;处于中间地位的是2006年的427600元和1997年的459335元,分别低于2002年的800162元和1996年的222623元,高于2010年的355600元和2012年的378335元,表明山西省固定观察点“十村千户”商业行业收入变化趋势符合y=8699.0x+2.8E+5;娱乐服务业收入在2008年最高,为123000元;其次是2009年,收入为81000元;两个年度相差42000元。同时2001年收入最低,为46200元;其次是2002年的50310元;两个年度相差4110元。分别低于2008年的76800元和2009年的30690元;处于中间地位的是2006年的55600元和1997年的64000元,分别低于2008年的67400元和2009年的17000元,高于2001年的15200元和2002年的14400元,表明山西省固定观察点“十村千户”娱乐行业收入变化趋势符合y=-62004x+1.5E+6。 1.2.2文教卫生和其他行业收入由图5可知,文教卫生业收入在2012年最高,为78500元;其次是2011年,收入为59500元;两个年度相差19000元。同时2007年收入最低,为12000元;其次是2006年的16000元;两个年度相差4000元。分别低于2012年的66500元和2011年的43500元;处于中间地位的是2004年的27200元和2003年的30400元,分别低于2012年的51300元和2011年的29100元,高于2007年的15200元和2006年的43500元,表明山西省固定观察点“十村千户”文教卫生行业收入变化趋势符合y=5147.0x-75945;其他行业收入在2011年最高,为734600元;其次是2009年,收入为745930元;两个年度相差11330元。同时1988年收入最低,为20365元;其次是1987年的27374元;两个年度相差9元。分别低于2011年的734600元和2009年的745930元;处于中间地位的是1998年的129750元和2003年的141300元,分别低于2011年的604820元和2009年的604630元,高于1988年的109385元和1987年的120926元,表明山西省固定观察点“十村千户”建筑行业收入变化趋势符合y=28931x-1.2E+5。 2结论 山西省农业主要收入来源有9个方面,本文经过对30余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对山西省农业各行业收入状况进行了线性变化统计,结果表明,除娱乐业收入呈现出线性降低之外,其余收入组成均表现出线性升高的变化趋势。林业收入变化相对比较稳定,收入曲线升高角度较小;工业收入与林业相比提高幅度较大,特别是2007年之后升高幅度显著升高;农业加工收入在2001年~2007年之间稳定性较好,近3年又呈现出降低的变化;建筑业收入在2001年之前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但是2010年开始迅猛升高;运输业2003年之前发展比较缓慢,而从2004年开始发展迅速,线性变化关系显著;商业收入稳定性较差,尽在2001年~2010年间较为稳定,2011年后快速降低;娱乐业收入线性降低,表明该行业已经进入萎缩期;文教卫生收入只在2003年之后才呈现升高的变化,证明农村生活状况仅在2003年之后才发生显著变化;其他行业收入中,2003年~2010年直线上升,而到了近两年,收入相对比较稳定。综合分析认为,山西省农村农业收入变化线性关系比较显著,具备预测基础。 作者:郭芳芳单位:山西省农村调查办公室 统计分析论文:世界杯统计分析论文 1结果与分析 1.1哥伦比亚与科特迪瓦比赛的技术分析首场取胜的哥伦比亚在次战遇到了“非洲大象”科特迪瓦,上半场双方都比较谨慎,事关出线的战役两队在上半场战成0-0,但是下半场开始20分钟左右,哥伦比亚开始突然发力。90分钟比赛结束,哥伦比亚2-1击败对手,由于日本和希腊0-0战平,哥伦比亚提前一轮从这个小组出线。由表2可知,整场比赛的技术统计,哥伦比亚除了在越位这个尴尬的数据和射正数领先之外,他们无论是射门数、控球率、传球成功率、抢断以及传球数都落后科特迪瓦队。虽然整场比赛控制力不如“非洲大象”,但是哥伦比亚队的进攻效率实在太高,6次射正2次转化为进球。 1.2哥伦比亚与日本比赛的技术分析由于前两轮小组赛哥伦比亚已经两连胜提前从小组出线,为了蓄力备战淘汰赛,此役佩克尔曼派出的首发阵容和前2场小组赛相比有了8处改变,阵型也由此前两场的“4-2-3-1”变成“4-1-4-1”。日本队前2场比赛1平负,他们只有在最后一场比赛击败哥伦比亚才会有出线机会,日本在最后一场小组赛的阵型是“4-2-3-1”。比赛开始后,由于是替补出战,哥伦比亚采用防守反击的打法,但是该队还是4-1击败日本勇夺3连胜小组头名出线。由表3可知,哥伦比亚在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仍然在大部分数据中落后,但是哥伦比亚仍然以4-1的比分击败日本,“南美雄鹰”90分钟比赛4脚射正全部转化为进球,这种100%的命中率与日本7次射正仅仅获得1个进球形成强烈的反差。 1.3哥伦比亚与乌拉圭比赛的技术分析进入八分之一决赛,哥伦比亚的阵型再度更换,从小组赛第三场的“4-1-4-1”变成熟悉的“4-2-3-1”,和小组赛前2场首发阵容相比,佩克尔曼拿下了14号伊巴尔博,用21号马丁内斯顶替。乌拉圭在从死亡之组突围后损失一大将,苏亚雷斯因为“咬人事件”无缘淘汰赛,乌拉圭主教练塔瓦雷斯使用“5-3-2”的防守阵型。经过90分钟的激烈比赛,哥伦比亚2-0完胜乌拉圭闯入世界杯8强,这是该国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8强。由表4可知,哥伦比亚在本届世界杯首次在控球率和传球成功率方面超过对手,控球率,他们以51%力压乌拉圭2个百分点,传球成功率,他们超过乌拉圭4个百分点。传球数,哥伦比亚也开赛至今第二次超过对手。能够历史首次跻身世界杯8强,哥伦比亚还是依靠高效的进攻,他们在本场比赛和乌拉圭都是一样射正4次,但是哥伦比亚却将这4次射正转换成2个进球,乌拉圭则在缺少苏亚雷斯的情况下不得不被哥伦比亚零封。 1.4哥伦比亚与巴西比赛的技术分析历史首次闯入世界杯8强后,佩克尔曼在四分之一决赛和东道主巴西的比赛仍然采用“4-2-3-1”的阵型,但是首发11人中又和八分之一决赛和乌拉圭有一处变化,13号瓜林在本届世界杯获得首次首发机会,他顶替了8号阿吉拉尔出任后腰。此役,面对东道主,哥伦比亚最终1-2不敌东道主巴西遗憾止步8强,没能继续创造历史的脚步。由表5可知,哥伦比亚本场比赛只有在传中、角球、犯规以及越位领先巴西队,但是这次“南美雄鹰“没能将定位球的优势展现出来,相反巴西却利用一次角球和任意球的机会完成2粒进球。这场半决赛,哥伦比亚11次射门虽然仅仅落后巴西队2次,但是射正数只有2次,失去准星之后,哥伦比亚也失去了创造历史的最后机会。最终,本届世界杯,哥伦比亚5战4胜1负止步8强。 2结论与启示 哥伦比亚队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闯入8强,创造了本国在世界杯历史的最佳战绩,其流畅的进攻、合理的年龄结构、整体组织和攻防转换的能力以及耐心渗透进攻的打法,给国际足坛带来了几丝清凉之风。哥伦比亚5场比赛共计射门57次;进球12个,这项数据排名所有32支参赛球队第3;失球3个是巴西世界杯8强丢球数最少的队伍之一。 第一,整个球队的稳定性。哥伦比亚大牌不是很多,球队能保持精诚团结、协同作战;而在佩克尔曼的率领下,球队的足球理念、战术思路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长期的延续性。 第二,球队卓有成效的防守。哥伦比亚防守时全员参与,注重快速阻截和抢断,以区域防守为重点并结合对优秀球员盯防的整体防御体系。 第三,良好的中场控制力。中场是足球竞赛的关键区域,进攻时便于组织和射门,防守时利于拦截和抢断,当前世界足球强队都具备强大的中场控制能力。本届世界杯,哥伦比亚最大的发现,就是罗德里格斯,在佩克尔曼的体系中,中场的5名球员都在世界杯中发挥了自己应有的水平,两名后腰,中场左右飞翼以及中场都是哥伦比亚世界杯创造佳绩的保证。 作者:陈伟单位:上海体育学院 统计分析论文:混凝土冲击寿命的统计分析论文 1威布尔分布模型、秩和顺序统计量简介 威布尔分布模型是瑞典科学家WaloddiWeibull于1939年提出的一种概率密度分布函数类型,它包含有3个参数,分别为位置参数、形状参数和尺度参数。威布尔分布的优点在于它适用于小样本抽样及它对各种类型实验数据极强的适应能力。若随机变量T服从3参数威布尔分布,则其概率密度函数为。式中,β>0为形状参数,η>0为尺度参数,γ≥0为位置参数,记作T~W(β,η,γ)。当β=1时,为指数分布;当β=2时,为瑞利分布;当β在3~4之间取值时,接近于正态分布,可见威布尔分布适应能力强、覆盖性强。当γ取值为零时,即为双参数威布尔分布模型。顺序(或次序)统计量是数理统计学中具有广泛应用的一类统计量。设X为一总体,将一容量为n的样本观察值x1、x2、…、xn按自小到大的次序编号排列成:x(1)≤x(2)≤…≤x(n),称x(1)、x(2)、…、x(n)为顺序统计量;称x(i)的足标i(i=1,2,…,n)为x(i)的秩或秩序数,当出现某些观察值相等时,将足标i的平均值作为这些观察值的秩。 2实验概况及结果 2.1原材料、配合比水泥为天津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骆驼牌P•O42.5普通硅酸盐水泥;实验所用砂为天然河砂,细度模数为2.6的中砂;石子选用连续级配的碎石,粒径5~20mm;水为普通自来水。水灰比为0.49,砂率为36%,实验配合比见表1。 2.2实验方法和结果试件采用课题组自行设计的U型混凝土试件,(采用U型试件能够预先确定试件开裂的位置,利于实验结果的观察和记录,提高可预知性[10]。)其尺寸为:两个矩形长脚其长×宽为85mm×50mm,厚度为65mm;半圆形拱的内外半径分别为85和135mm。U型试件的成型采用自制的钢制模具,同时为了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影响,采用质量控制的方法严格控制U型混凝土试件间的差异性。试件成型后24h脱模,并放入标准养护室养护28d。并在进行抗冲击实验前4h从养护室把试件取出,并将外表面擦拭干净、晾干。根据目前已有落锤冲击实验的基本原理和思路,实验采用本课题组自制的、带有滑轨和钢制底座的自由落锤抗冲击装置,如图1所示。落锤采用高强钢材制作而成,取其4个质量水平分别为0.875,0.8,0.675和0.5kg,实验时,落锤的冲击高度为400mm。应变片的粘结参照文献[12-13],将应变片粘贴在混凝土U型试件几何中心底部受拉区的中部,以及侧表面的上边缘处,粘贴应变片时先用砂纸将试件贴片处的表面打磨平整,并用酒精将其擦拭干净,然后粘贴应变片。实验时将该侧表面面对观测者,并将应变片与动态数据采集系统相连接。冲击实验的过程、裂缝的观测及冲击次数的判断,参照文献[13]和[14]中附录D的方法进行:将试件放在落锤的正下方,并将自制的落锤从一定的高度自由落下冲击试件,至冲击后落锤完全静止;每完成一次冲击即为一个循环,如此反复多次,仔细观察试件表面,当试件从无裂缝到产生第一条微裂缝时,即试件底部受拉区的应变值发生突变时,记录下此时的冲击寿命,即为初裂冲击寿命N1;当试件底部裂缝向上发展并将贯穿整个截面时,记录下此时的冲击寿命,即为破坏冲击寿命N2。每组12个试件,共48个试件,其冲击实验结果如表2。 3冲击寿命的Weibull分布分析 3.1冲击寿命的威布尔描述鉴于冲击实验破坏机理与疲劳实验破坏机理的相似性,参照文献[9]中威布尔分布关于疲劳寿命的描述,将威布尔分布理论用于冲击寿命N的概率统计分析。若冲击寿命N服从3参数威布尔分布。在上述式(3)和(4)中,N0、Na、b3个参数分别对应着γ、η、β,即分别代表最小冲击寿命参数、尺度参数和形状参数。并注意到,当冲击寿命N的随机取值为Na时,利用上述式(4),可求得F(Na)=1-1/e=0.632,为固定值,与其它参数值的大小无关,此时冲击寿命Na也被重新标度为特征冲击寿命参数。并且当最小冲击寿命参数N0的取值为0时,3参数威布尔分布变为双参数威布尔分布。 3.2威布尔分布检验累积失效概率函数为F(N),则生存概率函数(或可靠性函数)的表达式为。可见,若X和Y之间存在近似的线性关系,即相关系数R2较大时,则可以证明双参数威布尔分布可以合理的描述U型混凝土试件的抗冲击寿命参数。并可以由线性回归分析,得出参数b、bln(Na)和相关系数R2的值。验证过程分成两步来实现,首先,将冲击实验中每一组试件的抗冲击寿命参数(N1,N2)按顺序统计量的形式从小到大排列,并给出未排列前原始实验数据所对应的秩序数i;然后用F(N)和R(N)的期望估计来原始3参数威布尔分布公式(1)中的参数(β、η、γ)进行重新标度,并考虑到混凝土材料在冲击实验中存在最小冲击寿命的问题,令b=β,Na-N0=η,N0=γ,即T~W(β,η,γ)变为N~W(b,Na,N0)。则在同一落锤质量水平作用下,各U型混凝土试件冲击寿命N的分布规律可以由以下概率密度函数表示。对于冲击实验结果表2中的冲击寿命(N1,N2),按照上述方法及公式(7),以Y=ln{ln[1/R(N)]}为纵坐标,X=ln(N)为横坐标,通过最小二乘法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到在4种落锤质量水平下的回归直线图及对应的回归参数b、bln(Na)和相关系数R2的值分别如图2和表3所示,其拟合所得直线斜率即为双参数威布尔分布的形状参数b。由上述分析及图2和表3可见,其相关系数R2的值均大于0.9,所以X=ln(N)和Y=ln{ln[1/R(N)]}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即上述公式(7)成立,从而证明双参数威布尔(Weibull)分布可以合理地描述混凝土的初裂冲击寿命(N1)和破坏冲击寿命(N2)。 4结论 (1)鉴于混凝土抗冲击实验数据的离散性,将混凝土的抗冲击寿命N看作一个随机变量,利用概率统计的原理对其进行分析描述,可以更加合理、准确科学的评价其抗冲击性能。(2)U型试件混凝土的初裂冲击寿命和破坏冲击寿命的概率分布,可以很好地用双参数威布尔分布理论进行描述和分析。得到的实验数据及分布规律能够为进一步研究混凝土的断裂、冲击等破坏过程提供参考。 作者:朱学超朱涵李浩然单位:天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天津大学滨海土木工程结构与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统计分析论文:甲亢周麻统计分析论文 1辅助检查 通过甲状腺功能检查发现,2例FT3、TSH正常,FT4轻度升高;4例FT3正常,FT4轻度升高,TSH下降;2例FT3、FT4轻度升高,TSH正常;余患者均表现为FT3、FT4明显升高,TSH明显下降,符合典型甲亢的甲功情况。发作时血钾均低于正常范围,根据发作时血钾下降程度分为3组,轻度低钾组6例:血钾3.0~3.5mmol/L、中度低钾组8例:2.5~2.9mmol/L、重度低钾组16例: 2.5mmol/L。甲状腺彩超:甲状腺弥漫性回声改变者75例,甲状腺体积增大者53例,甲状腺血流丰富者56例,同时具有甲状腺弥漫性回声改变、体积增大伴血流丰富者42例。 2统计分析 2.1单因素方差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是检验多个总体均值是否相同的一种统计方法。其中,MSA为组间均方,MSE为组内均方,r为因素水平数,n为全部观测值的个数。 2.2Kruskal-Wallis检验在方差分析中,如果不假定总体的分布,而仅假定各总体具有类似的分布(除了未知参数可能不同),即可用非参数单因素方差分析的Kruskal-Wallis检验来解决多样本位置参数的检验问题。原假设和备择假设如下。 2.3甲亢周麻的统计分析本文中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分析,显著性水平均为0.05。利用SPSS17.0软件,经检验知甲亢周麻发作时轻、中、重度低钾组间的心率和发作间期血钾浓度符合正态分布及方差齐性,故而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而首次发病年龄、总发作次数、甲状腺功能(FT3、FT4、TSH浓度)经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K-W)。具体检验结果见表1。根据以上检验结果知所有假设检验均接受原假设,即首次发病年龄、总发作次数、心率、发作间期血钾浓、甲状腺功能(FT3、FT4、TSH)在甲亢周麻发作时不同血钾浓度组间无明显差异。 3讨论 甲亢合并周期性麻痹患者约90%来自亚洲,尤以我国和日本更为多见,占甲亢病人的2%,西方少见。在性别构成上,青壮年男性多见,本组81例患者,男性62例,女性19例,发病年龄18-57岁,平均年龄(31.1±9.4)岁。 甲亢周麻病程长短不一,多以双下肢或四肢对称性肌无力为首发症状入院,严重者可累及呼吸肌,多于夜间或清晨发作,劳累、饮酒、饱食、感染、受凉等因素为常见诱因,研究表明钾离子在细胞内外的转移具有昼夜节律性,夜晚睡眠时钾离子向细胞内转移相对多于白天,正常人不会引起血钾的明显波动,甲亢病人却可能因此而于夜晚出现周期性麻痹。本病为自限性疾病,一般持续数小时,发病时血钾下降,可于休息或补钾后缓解,甲亢症状轻重不一,甲亢控制后周期性麻痹症状可明显减轻,但周期性麻痹也可于甲亢发生前及治疗后发生,本组资料根据发作时血钾降低程度分为三组,各组间的心率、甲状腺功能(FT3、FT4、TSH浓度)未见明显差异,说明发作时血钾降低程度不受甲亢症状的影响,与文献报道一致。在对三组间总发作次数、首次发病年龄、发作间期血钾进行比较后观察发现虽然发作时血钾下降程度不一,但其总发作次数、首次发病年龄、发作间期的血钾情况却无明显差别。甲亢合并周期性麻痹的机制尚未明确,研究认为甲亢时甲状腺激素可直接刺激骨骼肌细胞钠-钾-ATP酶的活性增高,钾离子进入细胞内增多,血清钾离子下降,肌膜电位过度极化,进一步加重低钾对神经肌肉的作用,并对甲亢患者细胞膜上该酶活性进行测定,证实其活性增高,且甲亢周麻患者高于单纯甲亢者,酶活性治疗前高于治疗后。甲状腺激素可促进肾上腺素的分泌,增加β受体的数量和敏感性,促进由儿茶酚胺介导的细胞钾摄取。 甲亢可引起胰岛素分泌增多,胰岛素可刺激骨骼肌细胞内钠-钾-ATP酶的活性,促细胞外钾离子转移入细胞内。另外甲状腺素可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交感神经系统过度激活,儿茶酚胺分泌增多,反馈抑制肾上腺皮质激素,而盐皮质激素分泌增加,促进血钾降低,冉兴无等研究发现甲亢周麻患者的立位血管紧张素II和醛固酮水平明显高于单纯甲亢组,且血清钾与立位血管紧张素II和醛固酮水平呈负相关。 甲亢合并周期性麻痹以青年男性多见,病程长短不一,多以周期性麻痹为首发表现。甲亢周麻患者首次发病年龄、总发作次数、未发作时血钾浓度及甲状腺功能情况与发作时血钾下降程度无明显关联,但甲亢症状控制后周期性麻痹也可得到控制,一旦确诊应在补钾的同时积极治疗甲亢。周期性麻痹可发生在甲亢症状不典型时或于甲亢前发生,故对于周期性麻痹患者应详细询问病史,进行甲状腺相关检查,寻找甲亢的蛛丝马迹,对于暂无甲亢表现的患者也应进行甲状腺功能的动态随访观察。 作者:姜榴茗栗夏莲尹盼盼单位: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济宁医学院临床医学系 统计分析论文:白血病医疗费用统计分析论文 1结果 1.1CML患者例数及就医次数的基本情况640名CML患者在2006年~2012年间共计就医6365次。记录中的业务类型主要有门诊、住院、门特三类。其中有128例患者在门诊就医过,就医总次数为430次;有231例患者进行过住院治疗,住院总次数为508次;411例患者通过城镇职工门特途径报销共计5114次,39例患者通过城镇居民门特途径报销共计313次。该640名患者均选择二级甲等及以上医疗机构进行就医。 1.1.1不同属性的CML患者例数及就医次数情况分析如表1所示,男性患者多于女性患者,男、女比例为1.40:1;CML多发生于18岁以上人群,且多为退休或在职人员,记录中CML患者大多为本地城镇户口。不同属性类别的CML患者人均就医次数相差不大。 1.1.22006年~2012年各年间CML患者人数变化情况分析患者人数及就医次数总体呈现逐年递增趋势,例数及就医次数情况,见图1。如图1(a)所示,2006年、2007年、2008年患者例数分别为15例、18例、33例;CML属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其化疗、放疗等属于门诊特定项目范畴,因此从2009年开始,患者逐渐通过门诊特定项目进行付费,患者例数从2009年的104例增加至2012年的185例,就医总次数从2009年的651次增加至2012年的2907次,就诊人数及就医次数递增趋势明显。 1.2CML患者医疗费用增长趋势分析结果对CML患者各年的总医疗费用及药费支出进行分析的结果,见图2。CML患者的总药费用总体上呈现逐年递增趋势,特别是2009年及以后(此部分含门特数据),逐年增长趋势更为明显,与此同时,总医疗费也伴随着总药费的增长而逐年增加。2009年及以后CML患者的药费比例均在90%以上且逐年增大,而2008年及以前CML患者的药费比例均在50%~60%的范围内波动。说明门诊特定项目的实施使CML患者真正能得到更好、更多的院外长期药物支持治疗。CML患者的年人均医疗费用及年人均药费总体上呈现逐年递增趋势。特别是2009年及以后的年人均医疗费用及人均药费的递增趋势更为明显,各年人均药费逐渐接近人均医疗费用,药费比例成了影响CML患者医疗费用的决定性因素。 1.3CML患者医疗费用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对总医疗费及药费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CML患者的总医疗费(偏度系数1.42,P=0.000;峰度系数5.13,P=0.000)、药费(偏度系数1.47,P=0.000;峰度系数5.38,P=0.000)数据呈明显偏态分布,经对数转换后依然为偏态分布(转换后的总医疗费的偏度系数为-1.62,P=0.000,峰度系数为5.37,P=0.000;药费的偏度系数为-1.61,P=0.000,峰度系数为5.38,P=0.000),无法利用方差分析等参数检验法进行统计推断,因此利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P25~P75)等指标及非参数检验等方法对CML患者费用数据进行分析。 1.3.1CML患者医疗费用总体情况分析通过对2006年-2012年期间广州市640例CML患者7年间的总医疗费进行分析,共计产生医疗费用1个亿之多,人均费用支出约为12万元,其中药费所占比例为94.42%,可见药费是总医疗费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1.3.2不同属性的CML患者的医疗总费用情况分析不同性别的CML患者的总医疗费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2=-1.994,P=0.046),可以认为男性CML患者的总医疗费是高于女性CML患者的。不同年龄段的CML患者总医疗费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2=12.959,P=0.005),其中46~60岁的中年CML患者的人均医疗费用最高,户口性质不同的CML患者人均医疗费用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2=9.551,P=0.049),外地城镇的CML患者人均费用相对最高。 1.2.3不同属性的CML患者医疗总药费情况分析由于表2中表明药费在CML患者医疗总费用中占有决定性的比例,因此有必要对药费进行分析。与医疗总费用分析结果相似,不同性别的CML患者药费支出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2=-1.969,P=0.049),可以认为男性患者的药费是高于女性患者的。不同年龄段的CML患者药费支出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2=14.052,P=0.003),其中46~60岁的中年CML患者的人均药费最高。 2讨论 慢性髓系白血病作为一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虽发病隐匿,进展缓慢,慢性期CML患者预后较好,但一旦进入进展期,预后极差。目前国内外CML患者多服用相关药物进行治疗并辅助以院内的对症治疗。羟基脲等化疗药物治疗效果差,无法控制疾病进展;伊马替尼等靶向药物治疗CML效果虽佳,但价格使患者难以承受且需长期服用,导致患者面临巨额的医疗费用支出。本次调查的数据分析显示,患者的药费占总医疗费的90%以上且呈现逐年递增趋势,说明药费是医疗费用的最主要组成部分,特别是2009年及之后CML患者的药费支出逐年增加且药费比例逐年增大,究其原因主要是血液系统疾病主要应用药物治疗及抗肿瘤药物多为进口且价格十分昂贵,结果必然会导致CML患者的医疗费用支出增加。在目前尚未能合理实现相关肿瘤药物国产化之时,对患者药费进行有效的医保基金补偿才是降低CML患者疾病经济负担的关键。 首先,增加药费特别是靶向药物费用的报销比例,使靶向药物成为CML患者真正能够用得起的药物。相关药物经济学评价研究表明,靶向药物伊马替尼的成本效果明显优于羟基脲等一般化疗药物及其它姑息疗法。虽然CML已进入门诊特定项目且伊马替尼已进入医保报销范畴,但实际应用时仍面临诸多限制;特别是疗效更好的第二代靶向药物达沙替尼等尚未进入医保报销范畴,因此建议要一切以患者的利益为出发点,高效、合理的使用卫生资源。 其次,进一步完善相关大病医保及重大疾病单病种付费方案的实施,增加重大疾病医保基金的投入比例。本研究中年龄不同的患者其医疗费用平均水平有所差异,平均医疗费用水平较高者多为19岁~60岁之间的中青年人,该部分患者例数较多且多为在职人员,可考虑适当增加该部分人群医疗资金投入力度。 最后,完善医疗技术服务,提高医疗质量,在追求卫生资源合理使用最大化的前提下,严防医疗过度现象,杜绝不必要的诊疗手段及药物的使用,尽可能的降低治疗成本。 作者:李鹤夏苏建单位:暨南大学医学院医学统计学教研室 统计分析论文:翻译硕士教育的统计分析论文 一、结果与讨论 (一)翻译硕士教育研究整体情况本研究共检索出国内2005-2013年翻译硕士教育研究的学术期刊论文196篇。经描述性统计分析,翻译硕士教育研究的发展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翻译硕士教育经历了萌芽期(2005-2006年)、探索期(2007-2009年)和发展期(2010-2013年)三个时期,产出文献总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由图1可知,萌芽期始于2005年,翻译教育研究主题开始进入研究者视野,但数量有限。在探索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07年审议通过《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2009年,《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发展期产出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2010-2012年的文献数量持续上升,激增为106篇,占总篇数的54.1%。2013年的期刊文献仅涉及前半年,共31篇相关文献,占总篇数的15.8%。 (二)翻译硕士教育研究主题描述与分析本研究将文献内容分为学习者、教师、教学体系、教育管理、课程以及其他等主题,研究主题的统计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由图可知,翻译硕士教育研究主题具有分布广、多元化的特性,内容涉及翻译硕士教育的各个方面。其中,“教学体系”主体文献所占比例最大,占总篇数的49.5%;其次为“课程”,占总篇数的32.7%;而“学习者”“教师”和“教育管理”的相关研究较少。本研究涉及翻译学习者的相关文献仅有6篇,主要探究学习者信念与素养问题。有研究者通过翻译教学课程BBS对学习者的学习信念、态度进行考察,发现翻译教学课程BBS的开设能够培育学习者自我效能信念、翻译学习信念及自主学习信念。此外,学习者的理论素养也倍受关注。有研究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有必要对翻译硕士的理论素养培养进行分析。遵循技能性原则、实践性原则、理论性原则与阶段性原则,提升高级翻译人才的理论素养。另有研究者指出,译者素养是译者素质与能力的综合,译者可根据不同的翻译情境与目的,对翻译自主性、灵活性及创造性进行建构,促进译者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形成。本研究关于翻译教师主题的文献仅9篇,主要探讨翻译教师的发展、培训、角色及素养等问题。 有研究者指出,翻译师资是翻译教学的瓶颈,当下翻译教师角色的转换应该是诸多研究关注的重点,研究者应以翻译过程为导向,以翻译产品为中心,重视翻译教师的角色定位及其实现的主客观条件。翻译教师应扮演“设计者”“诱导者”“研究者”“管理者”等角色,只有及时调整角色定位,才能适应翻译硕士教育过程中的各种挑战。与此同时,国内高校翻译师资在年龄、学位及职称结构方面较有所改善,但学术型和应用型师资的配备不够合理,需做进一步调整;研究者探究的另一重点是,在翻译专业创建伊始就应注重培养高素质的翻译专业教师。此外,翻译教师如何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提升自身信息素质也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作为翻译硕士教育研究的重点之一,教学体系是由多个教学因素组成的统一整体,包括教学资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和教学结果评价等。根据统计,发现设计教学体系相关文献共计97篇。通过深入分析该主题研究内容和所选文献的具体内容,将教学体系细化为教学资源、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与实践教学等主题。教学资源主要指翻译教材。 首先,随着国内翻译硕士的培养兴起,翻译教材的编写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翻译硕士教育需要向社会输送高层次、应用型翻译人才,为此,翻译硕士教材的编写至关重要。其次,教学模式也是教学体系中的重要论题,教学模式由长期多样化的教学实践形成,主要针对教学过程的结构、程序及阶段等。有学者研究翻译教学模式的理念与应用,指出教学模式由五部分构成:理论依据、教学目标、操作程序、实现条件和教学评价。教学内容在教学体系中所占比例不多,但也不容忽视。研究者在教学内容方面更注重对职业伦理课、计算机辅助翻译课程、文化类课程、术语课程、本地化课程等的探究。第三个方面是教学方法的研究,它是翻译教学体系中的关键主题。研究教学方法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包括:交互式、项目式、协作式、工作坊、基于任务式、基于问题式等。关于教学评价的研究较少。翻译硕士教育仍处于初创阶段,还存在种种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翻译硕士的教学评估研究也至关重要。实践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知识理解的有效途径,而实践教学则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翻译人才的重要手段。翻译硕士教育研究在翻译教学方面成效显著,但无论是对基础理论的研究还是对应用理论的探索,翻译课程的发展速度缓慢,始终未达到理想效果。本研究对课程的探索主要涵盖课程理念、课程体系/方案、课程设置/内容、课程发展及经验介绍等,检索文献共计64篇。文献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研究者对课程理念的探索聚焦于对翻译教学或翻译硕士教育等问题的思考,在构建翻译硕士教育特色课程时,注重强调技术写作理念对翻译教学乃至整个翻译行业的重要意义。有学者指出,我国翻译课程体系的设置不够重视学生专业双语能力的提升,因此,在翻译教学专业化的前提下,双语课程体系应与传统双语教学有所区别,以不断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双语转换能力为目标。此外,研究者也注重翻译硕士课程方案的调整与更新,强调区分学术型翻译人才与专业性或职业化翻译人才培养的差别。研究者发现,不同区域的翻译市场对翻译人才需求也不尽相同。 近年来,翻译硕士教育与学术型研究生教育的课程设置存在区分不明显、结构不合理及专业特色不突出等问题,因此,有学者认为翻译硕士的课程设置应立足于当地市场需求,发展自身特色专业。课程发展研究的主题较少,研究者基于国内翻译学科发展现状,提出翻译硕士培养方案的试行计划及课程发展等问题。另有学者强调翻译课程不同于其他外语课程,我国翻译硕士教育仍处于初级阶段,研究者在引进国外独特翻译教学方式的同时,还需结合翻译市场需求及翻译特色,探索适合我国翻译硕士教育发展的道路。教育管理要求管理者充分利用有利因素,包括人力、财力、物力等,积极组织协调教育队伍,实现教育管理目标。翻译教育管理的相关文献主要分析毕业论文与学制管理的问题。对于翻译硕士毕业论文的探讨,研究者主要集中于毕业论文的撰写、方案及评价形式等方面,指出翻译硕士学位论文要逐步趋于实践型学位报告的模式,注重“翻译述评”的写作模式。有研究者将学位论文方案调整为四种,即重要岗位的实习报告、翻译实践报告、翻译实验报告和翻译调研报告。 除此之外,研究者结合翻译硕士教育特点及学位论文书写要求,提出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评价方式,即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还有研究主要探究翻译硕士教育学制管理问题。在诸多培养单位中,学制两年的居多,学生虽然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硕士学位,但也导致很多学生基本功不扎实、专业实习成效低及翻译实践质量不达标等问题。为此,研究认为翻译硕士的学制应延长至三年,以保证翻译硕士的培养质量,达到社会对高层次翻译人才的期望和要求。文献分析显示,其他主题的相关文献共计9篇,占期刊文献总量的4.6%。 二、翻译硕士教育研究的思考 翻译学科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专业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教学体系与课程主题的探讨是国内翻译硕士教育研究的重点。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翻译硕士教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主题与方法研究中仍存在不足。基于当前的研究现状,翻译教学对学习者本身关注较少,更多地侧重于翻译能力的提升。教师研究领域仍有待延伸,如在相关文献中,关于翻译教师的研究仅涉及翻译教师角色、翻译教师培训及翻译教师素养等方面,而对翻译教师学习、翻译教师信念、翻译教师认知等方面的探索尚未开启。由此可见,多数研究者趋向于对教师主题的客观思考,而对教师知识建构、教师理想信念的树立等方面关注较少。此外,从以上研究分析可知,翻译专业课程的类型、内容、分配比例等因素与翻译专业的功能取向、翻译人才的培养目标紧密联系,因此,课程的合理性对整个翻译专业建设至关重要。而多数研究者只关注课程体系的某一单一方面,如课程目标、课程设置等内容,而对课程实施与评价等方面研究较少,主要问题为:其一,相关特色课程设置不突出。翻译硕士课程设置不仅要在翻译种类、内容上有所延伸,更要体现实用型内容,同时,也要兼顾发展性与多元性原则。各高校的翻译硕士教育应在课程设置上突显其地方特色。根据翻译硕士教指委拟定的指导性培养方案,翻译硕士教育课程包括必修课与选修课两种,其中必修课的内容相差无几,高校可以通过选修课的设置体现其培养目标和专业特色。从相关院校的培养方案中可以看出,大部分院校并未充分利用选修课的设置体现其地方特色。其二,课程设置忽略了必要的科学原则。目前国内院校翻译专业的课程设置对科学原则不够重视,诸如翻译课程设置系统性不强;板块划分模糊;课程体系不完整;课程结构不合理等。因此,高校培养的翻译硕士应避免以上不足之处,结合地方特色,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翻译人才。 作者:周亚莉何东敏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统计分析论文:柔性装配偏差统计分析论文 1柔性零件铆接过程分析 参照文献[3]的方法,两个柔性零件的铆接过程可以分为如图1所示的4个步骤:①定位。将柔性零件在铆接夹具上进行定位夹紧;②压紧。铆枪将两个零件压紧到理论连接位置;③连接。铆钉在铆接点把零件连接在一起形成装配体;④释放回弹。铆枪和部分夹具装夹点释放,装配体回弹变形。在步骤①中,柔性零件在夹具上分别定位,由于零件制造误差和夹具的定位误差,零件在装夹力作用下发生变形,导致两个零件在夹具上产生对齐误差。步骤②中,铆接工具(铆机、铆枪)将存在几何偏差的两个零件的连接部分压紧到名义连接位置,消除铆接点处的对齐误差。基于线弹性小变形假设,铆接工具的压紧力FV和零件几何偏差的关系可以通过有限元基本方程得到。步骤③中,零件在理论装配位置铆接,忽略铆接位置的局部形变,铆接后铆接位置的自由度保持一致,零件铆接成整体的装配件,然后在步骤④中铆枪和部分夹具夹头释放,装配体从名义位置回弹,回弹力FS大小等于装配压紧力FV,装配回弹偏差向量δasm和回弹力FS的关系可以通过有限元方法得到。 2耦合几何和材料误差的装配偏差分析方法 针对零件几何误差与材料误差对装配尺寸偏差的耦合作用,本文结合摄动理论[1]和有限元方法,分析零件几何、弹性模量和泊松比误差对装配尺寸偏差的影响,推导装配偏差的均值和协方差方程,进而提出一种面向零件几何和材料误差耦合作用的柔性装配偏差统计分析方法。 2.1考虑材料弹性模量和泊松比误差的敏感度矩阵计算模型基于一阶摄动思想,考察材料的弹性模量和泊松比误差对敏感度矩阵S1和S2的影响,根据式(6)中敏感度矩阵的定义,求敏感度矩阵在弹性模量和泊松比的均值处的一阶泰勒级数展开式。 2.2装配偏差的均值和协方差方程零件的几何误差和材料误差具有以下随机相关特性:①受几何变形连续性的限制,柔性零件各位置点的几何误差相互关联;②不同零件的弹性模量、泊松比的随机变化相互独立;③零件的弹性模量、泊松比误差与几何误差间相互独立。明确零件几何和材料误差的协方差关系是分析装配偏差的协方差的基础。可参照Tonks的方法,根据测量典型制造工艺样件的几何形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StatisticalAnalysis,SA),结合柔性零件表面连续性模型可建立零件的几何协方差(Covariance,COV)模型。 2.3装配偏差统计分析算法流程根据装配偏差的均值和协方差方程,提出了耦合几何和材料误差的柔性零件装配偏差统计分析(SVA_G M)方法,其一般流程如图2所示。 3实例验证与分析 设计了简单薄板的装配和某型飞机平尾前缘装配两项实验来验证本文提出的耦合零件几何误差和材料属性误差的柔性装配偏差统计分析(SVA_G M)方法。在实验中,利用商业有限元软件ANSYS建立零件铆接装配过程的有限元模型,该模型采用蒙特卡罗方法模拟零件的弹性模量、泊松比材料参数和零件几何的误差,并计算装配回弹偏差的均值和方差统计量,然后与SVA_G M方法的计算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 3.1实验一:简单薄板装配的偏差分析两块铝合金薄板通过搭接方式进行铆接装配。两块薄板的平面尺寸都是80mm50mm,厚度都是2mm。薄板1的名义弹性模量1E70GPa,名义泊松比0.31;薄板2的名义弹性模量75GPa2E,名义泊松比0.32υ。薄板1处于名义装配位置,薄板2与薄板1间装配间隙的名义值为1mm,标准差σδ为0.05mm,服从正态分布。用有限元软件ANSYS建立薄板装配的有限元模型,单元类型选用SHELL181三角形单元,有限元模型如图3所示,边界条件见表1。如图4所示,薄板之间的装配用沿着Z方向搭接边上均匀分布的3对铆接点来模拟。通过ANSYS有限元初步分析,可知M点的回弹偏差最大,为了简化分析模型,只对观测点M的法向(Mn)的装配回弹偏差进行分析。为了考察材料误差对装配偏差的影响程度,对薄板的弹性模量和泊松比按标准差的误差率划分为0%、10%、20%和30%共4个等级,各误差率等级下材料参数的取值如表2所示,零件的材料参数误差服从独立正态分布。按照表2的材料误差等级划分设计了如表3所示的几组薄板装配实验,分别采用本文的柔性装配偏差统计分析方法(SVA_G M)和基于有限元模型的蒙特卡罗仿真法(MonteCarloSimulation,MCS)计算每组实验的装配偏差。观测点偏差的均值和标准差列于表中,第1、2、3组实验的观测点M的标准差对比如图5所示,第4、5组实验的观测点M的标准差对比如图6所示,图5和图6中,纵坐标表示观测点法向偏差Mn的标准差。由表3可知,本文提出的柔性装配偏差统计分析方法与基于有限元模型的蒙特卡罗法相比,其均值和标准差的最大误差率分别为1.50%、17.4%,精度上可满足装配偏差预测的实际需求。但是,本例中有限元的蒙特卡罗法进行了1000次完整的有限元分析,而柔性装配偏差统计分析方法只需进行10次有限元分析提取零件的超元刚度矩阵K1、K2和装配体的超元刚度矩阵Kasm,以及刚度矩阵在弹性模量、泊松比均值处的一阶偏导值,即可由式(10)和式(11)直接计算装配偏差的均值和方差。因此,本文的方法在计算效率上具有极大优势。而且,通过图6的结果对比可以看出,随着材料属性误差率的增大,装配观测点的标准差也随之增加,本文方法相比于只考虑几何误差的装配偏差分析方法精度更高,更符合实际情况。从图5还可以看出,材料误差因素中,弹性模量比泊松比对装配回弹偏差的影响大得多。根据表3得出,当同时存在尺寸和材料误差时,尺寸误差对装配回弹偏差的影响较明显,起着主导作用。 3.2实验二:飞机平尾前缘的装配偏差分析图7所示为某型飞机平尾固定前缘组件的CAD模型。该前缘组件主要由蒙皮和肋板铆接装配而成,作为飞机操纵面上的气动外形部件,装配后的外形准确度具有严格的要求。由于蒙皮和肋板都为钣金件,成形精度较低,存在装配时的装夹变形和下架后的回弹变形,导致蒙皮外形的装配偏差。根据前缘组件的装配工艺,运用ANSYS软件建立蒙皮局部和两件肋板装配的有限元模型,如图8所示。设肋板和蒙皮在夹具上定位后,蒙皮与肋板上下凸缘沿表面法向存在初始间隙δ,其名义值为2mm,标准差为0.05mm,服从正态分布,装配间隙在施加装配夹紧力后闭合。蒙皮和肋板装配的边界条件见表4,零件的单元类型和参数名义值见表5。施加装配压紧力后,如图9所示,沿着蒙皮法向用12对连接点来模拟蒙皮与肋板的铆接装配,释放所有压紧力和装配约束点后,每个肋板中部用3个完全约束点固定,装配体回弹。由于MP点没有肋板支撑,通过ANSYS有限元初步分析,可知MP点的回弹偏差值最大,为了简化分析模型,只对观测点MP的法向(MPn)进行装配回弹偏差分析。根据实验一分析结果可知,材料泊松比的误差对装配回弹偏差的影响很小,本例中材料误差只考虑蒙皮和肋板的弹性模量的随机变化。实验中,弹性模量采用了表6所示的3组不同程度的标准差,每组实验中不同零件的弹性模量相互独立,并服从正态分布。分别用本文提出的柔性装配偏差统计分析方法(SVA_G M)和基于有限元模型的蒙特卡罗仿真法(MCS)对平尾前缘的装配偏差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蒙特卡罗法进行了1000次分析,计算结果如表7所示。采用SVA_G M方法时,蒙皮和肋板的网格划分、零件和装配体的超元刚度矩阵提取、刚度矩阵在弹性模量和泊松比均值处的一阶偏导值在ANSYS中借助有限元分析实现,装配回弹偏差统计分析算法在Matlab中编程实现。采用MCS方法时,装配过程的有限元建模和蒙特卡罗仿真在ANSYS中完成。从表7可以看出,本文的SVA_G M方法与基于ANSYS有限元模型的MCS方法在装配偏差均值和标准差的计算结果上吻合性很好。在计算效率方面,前缘组件装配偏差的标准差计算过程中,基于ANSYS有限元模型的MCS方法计算平均用时超过250min,而本文的SVA_G M方法平均用时仅为30s,效率优势非常突出。 4结论 柔性零件的铆接装配变形的分析与控制是飞机装配尺寸管理的重点和难点。从材料参数与零件刚度矩阵的关系入手,在用影响系数法建立的装配偏差模型基础上,本文运用一阶摄动理论和有限元方法,以材料的弹性模量和泊松比为自变量对装配偏差模型中敏感度矩阵进行一阶泰勒级数展开,进而提出了耦合零件几何误差和材料误差的装配偏差统计分析方法(SVA_G M)。简单薄板装配和飞机平尾前缘组件装配的实验结果表明,本文的SVA_G M方法在计算结果上与基于ANSYS有限元模型的MCS方法具有高度的吻合性,比只考虑几何误差的传统装配偏差分析方法结果更准确和符合实际,而且SVA_G M方法与基于ANSYS有限元模型的MCS方法相比效率得到显著提升。本文的研究为飞机柔性零件的铆接装配中偏差分析与预测提供了可靠高效的技术手段。 作者:陈晖谭昌柏王志国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院 统计分析论文:企业配电系统事故统计分析论文 1引起各类事故的因素分析 1)设备事故的主要原因有:①设备由于污秽、受潮等原因使得绝缘强度下降而造成接地短路,该类事故占设备事故的55.2%;②设备本身性能下降或故障造成事故,该类事故占设备事故的比例为28.5%。如高压保险断流能力不够,造成弧光短路引发扩大事故;PT、CT的本身绝缘强度下降造成接地;断路器机构出现合闸线圈、跳闸线圈烧坏。③安装质量不高造成的事故占设备事故的16.4%。其主要表现为电缆头老式制作工艺造成使用年限不到就发生电缆头故障;还有就是线路接头压接不良造成长期运行后过热烧断。2)小动物事故的主要原因有:该类事故的主要原因是10kV配电柜进老鼠,占85%;还有在其他裸露设备(变压器、电容器)上进老鼠。其根本原因是开关柜的五防措施不到位,有相当多的10kV开关柜为老式开关柜改造而成的;加之开关柜、变压器、电容器所处的变配电室的门窗防小动物不到位,使得小动物进入酿成事故。3)操作事故的主要原因有:①操作时“三核对”执行不到位,发生断路器实际没有被断开时拉隔离开关、合环时不看电流使得联络开关实际没有合上而拉开原进线电源开关等况。该类事故占操作事故的45.5%。②保护定值没有随运行方式变化及时调整,该类事故占操作事故的27.3%。③在一次设备不停电时处理辅助设备的故障时,没有解除相关连锁而造成一次设备停电。这种没有解除连锁造成的事故占操作事故的27.2%。 2企业电气事故的重点防范措施 2.1防范的重点对象根据对该企业的事故统计与分析,防止电气事故发生的重点为电气设备以及设备所处的环境。 2.2防范的重点措施1)加强设备管理采取定期清扫设备瓷瓶、母线、电缆头等方式,避免设备绝缘下降;加强设备预防性试验,及时发现设备本身的绝缘缺陷,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及时淘汰老式不合格设备和电气产品,提高装置的技术水平。2)提高电气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加强培训,提高安装检修人员的技术水平,避免因安装质量和检修水平引发的电气事故;强化操作人员的业务水平,严格操作票制度,加强模拟操作的训练。3)针对运行方式的调整编写操作规程,把运行方式相对应的联锁投退、保护定值等相关内容编入操作规程。组织学习规程,按规程进行操作。 3对建立企业电气事故信息收集和分析系统的建议 1)在企业配电网发展的各个阶段,电网事故的类型具有不同的特征。建立专门针对企业配电网络的事故管理体系,从事故调查、事故分析、事故防范措施、事故档案的建立等多方面配备组织架构和人员,定期组织对事故进行分析,有针对性的制定防范措施,开展反事故演习,提高消除事故隐患的能力以及事故处理的能力。2)随着企业电网容量的增大,现代企业配电网的运行和管理面临与此相适应的挑战。现有的事故分析手段和所能达到效果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化配电网的要求,那种按专业划分的、孤立的事故记录和分析手段必须抛弃,而应建立实时性强、分析功能完善、资源配置合理的电网事故信息收集和分析系统。3)计算机和网络通讯技术的采用和推广使现代企业配电网的自动化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高新技术的成熟发展及应用领域的拓宽,为运行和管理日益庞大复杂的企业电力系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证。其中,电网事故分析的技术手段及达到的深度是企业配电网的事故信息收集和分析的关键因素。现有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自动化监控系统已不能完全满足配电网发展的要求。监视控制与数据采集系统(SupervisoryControlAndDataAcquisition,SCADA)采集的是系统稳态信息,能量管理系统(EnergyManagementSystem,EMS)只是将SCADA系统提供的信息进行监控处理,缺乏对调度的决策支持。目前,电力系统的智能电网逐步采用了相量测量单元(PhaseMeasurementUnit,PMU)、广域测量系统(WideAreaMeasurementSystem,WAMS)和广域监视分析保护控制系统等,为在线监测电网动态信息、进行预警型调度运行决策、使电力系统调度由分析型向智能型转变创造了条件。企业自身为了加强电网运行管理工作,应借鉴电力系统中的相关经验,着手发展配电网信息收集和安全监视系统等与配电网发展相适应的安全措施和管理手段。 4结论 通过对企业多年的电气事故案例统计与分析发现,企业配电系统的电气事故主要发生在电气设备上,操作事故也是多发事故。只要加强设备管理、加强人员培训提高业务素质、按照规范规程操作;建立企业配电网的事故信息收集和分析系统,有针对性的采取防范措施,可大大降低事故机率,提高安全供电水平,确保企业生产连续平稳。 作者:吴沁园单位: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分析论文:金融风险度量的统计分析论文 一、金融风险度量的统计分析方法 金融风险度量的统计分析方法的研究很多,分析方法都是从不同维度进行筛选。现对常用的几种方法进行详细的分析。 (一)金融风险方差度量的分析方法及其改进此方法是最早采用的分析方法,它主要采用方差的方法对金融数据进行计算,从而得到方差,通过方差的大小进行评价。此方法容易让人理解,也好操作,由于其的适用性广,简便性强,在各个金融机构都是很常用的方法。但由于其计算的复杂,人们正在对其计算进行摸索研究,后来对方差方法进行了改进,发现了下侧风险的分析方法,通过计算下半方差来对风险进行评价,但因为计算设计的不合理的问题,也会对金融风险度量的分析带来不便,此方法也需要进行改进。 (二)金融风险度量的灵敏度分析方法灵敏度分析方法是对金融风险度量的线性度量,它测定的是市场因子的变化与证券组合价值变化的关系。常在固定资产市场、股票市场和衍生工具市场中使用,“凸性”代表了衡量利率变动时长期的变动,“伽玛”是在反应衡量标的资产变动的情况下“德尔塔”的变动。“凸性”和“伽玛”两个指标都是只度量一个金融变量中二阶金融风险的大小。此分析方法在使用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局部的分析变化、对产品类型太过依赖,不能在所有产品中使用、分析出的数据不稳定大,也会出现风险等对此分析方法的推广使用上不可靠,也限制它的广泛使用。 (三)金融风险度量的VaR分析方法及其改进VaR的分析方法是现在一种新发现的金融风险度量的分析方法,相比以前的分析方法,具有更广泛的用途,可在不同金融市场中进行评价;容易让人接受,可以短时间内进行操作,但此分析方法也有一定的不足,此分析方法适合在没发生危险的市场中,当极端危机出现时就不能正确评估,对数据的分析不能全局分析等,这些分析的缺陷促使对其进行改进,出现了极值分析方法、半参数分析方法,这些分析方法都是利用观察到的尾部分布的指数特性来估计。这些分析方法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摸索研究而得到的,但每种分析方法都不是最先进,随着金融问题的越来越复杂,也会有更新的方法出现。 二、多维度金融风险度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实例分析 金融风险度量的统计分析方法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的改进,每种金融风险评价模型都是通过分析方法进行验证的,采用VaR的分析方法对我国金融机构中2004-2012年间5个维度金融风险度量进行分析。对金融风险度量进行5个维度进行评价,如宏观经济维度、银行与货币维度、泡沫维度、外部冲击维度和债务维度进行综合评价后进行VaR方法的计算,得到的结果见表1。从表中可以发现:宏观经济维度的金融风险的VaR值在[0,2]之间,说明其不同年份中波动性相对于其他几个维度的变化是最小的;银行与货币维度风险的VaR值在[0,5]之间,说明其不同年份中波动性是比较大的;泡沫维度风险的VaR值在[0,6]之间,说明其不同年份中波动性也是较大的;外部冲击维度风险的VaR值在[0,8]之间,说明其不同年份中波动是最大的;债务维度风险的VaR值在[0,3]之间,说明其波动性也是比较小的。 三、结语 金融的发展也是和风险相伴,在风险度量面前我们在研究改进现存的分析方法,风险在不断的变化,我们也在不断的跟进,没有挑战就不会有胜利,现在我国的金融变化莫测,我们也需要寻找更合理的方法进行多维度对金融风险进行度量分析,从而得到更好的结果。 作者:蔡友兰单位: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 统计分析论文:质押贷款数据统计分析论文 一、商标专用权质押全国分布规律分析 从图2-1全国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分布可以看出,2009年—2013年五年中,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安徽省、北京市、广东省、福建省、江苏省;并列第六位的有浙江省、山东省、四川省、辽宁省,比例为4%;其他22个省市仅占23%的比例,从0.1%到2%不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排在第一位的安徽省占32%,领先排名第二的北京市(9%)23个百分点,呈独领风骚之势。分开看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全国分布情况,安徽、北京、广东、福建、江苏一直稳居前五位,占全国比例超过60%;其中安徽省始终是一枝独秀,2012年所占比例高达38%,三年平均为34%。单独看安徽省近三年的发展情况,2010年和2011年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同比增长率分别为217%和103%;2012年和2013年增长趋于平稳,同比增幅为28%和22%。究其原因,安徽省为规范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管理,支持具有品牌优势的企业拓宽融资渠道,于2009年3月1日出台《安徽省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条例》;7月,安徽省工商局联合省政府金融办。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省银监局制定了《安徽省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工作指导意见》,并经省政府同意正式出台;8月,安徽省工商局又了《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工作实施意见》。安徽省工商局确定了“一个推动,三个突破”的工作思路,即“积极寻求地方党委、政府的推动,在地方银行中突破,在驰(著)名商标企业中突破,在地方重点规划和发展的行业和产业中突破”,针对企业不了解、银行顾虑多等难题推行“核验服务、资信服务、基础服务、上门服务、全程服务”五项服务举措,为企业提供便捷、高效、优质的服务,同时推行“贷前、贷中、贷后”全程监管机制,确保贷款质量,降低金融风险。此外,为搭建起企业与银行之间的这座“金桥”,实现银企合作双赢,安徽省工商部门一是当好“宣传员”,召开专题培训会,在各工商服务窗口设立质权登记咨询台,加大宣传引导力度;二是当好“指导员”,针对驰、著名商标企业实际情况,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讲解和行政指导;三是当好“联络员”,加强与银行的沟通协调,鼓励企业提高商标品牌价值,建立银企对接平台。作为首批试点,安徽省桐城市于2009年9月率先启动,安徽省工商局、安庆市工商局和桐城市人民政府联合在桐城主办了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银企对接会;随后滁州、亳州、蚌埠、马鞍山、池州、安庆、蚌埠市、巢湖市等先后制定出台《关于做好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快推进商标专用权贷款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快实施商标战略促进经济发展的意见》等专门文件,提出目标任务、具体要求,并将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工作纳入市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考核体系。安徽省在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中取得显著成绩,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其中好的做法值得其他省市借鉴、学习和发扬。 二、商标专用权质押质权人单位性质统计分析 从图3-1所示的商标专用权质押质权人单位性质比例图可以明显看到,接近一半的贷款来自于地方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地方一般担保、贷款公司所占比例为24%;而被寄予厚望的国有商业银行反而落后,仅占21%;其他9%出质人包括自然人、一般法人等。国有商业银行对商标专用权作为质押标的始终心存疑虑,对此类新型业务不够积极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市级国有银行一般没有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的审批权,需要报送省级银行,而省行没有统一的操作细则和指导意见,且省行缺乏有评估资质的部门和专业人员,商标价值评估缺乏统一准则和技术规范标准,价值确定难度较大;二是商标价值与企业经营状况密切相关,价值波动较大,银行在贷后管理过程中,对质押标的的价值变化很难把握和控制。地方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成为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的主力军有其必然性。从安徽省商标专用权质押融资取得显著成绩的案例可以看出,我国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处于政府政策导向型的新型业务阶段,市场还不成熟,没有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地方政府牵线搭桥的“媒婆”作用显得尤为突出,甚至是决定性的;而这些地方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正是扎根于地方、发展在地方,与地方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更贴近当地企业,对企业有较深入的了解。此外,由于质押贷款成功的企业一般都是当地龙头企业、著名商标或是属于政府重点扶持行业,商标品牌知名度高、美誉度高,再加上政府的“担保”作用,更是双重保险,有的地方政府甚至还会出台贴息、补偿等优惠措施。所以在政府的推动下,此类金融机构一般会积极的响应,质押贷款成功案例多也就成为必然。 三、各类质押商标所占比例统计分析 从质押商标分类情况来看,出质人质押的商标为驰名商标的仅占贷款件数的3%,省著名商标占贷款件数的54%,市知名商标占贷款件数的30%,普通注册商标占贷款件数的13%。省著名和市知名商标占贷款总件数的比例竟高达84%,这可以从资金供、需方两方面进行解读:一是从质权人(供方)角度,地方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是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的主流军,而地方政府牵线搭桥地方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地方企业(政府会优先选择成长型优质的省著名、市知名商标企业,而这类企业一般还没有发展到中国驰名商标企业的标准),加上政策性扶持,造就了拥有该类商标企业的商标专用权质押融资的高成功率。二是考虑到省著名、市知名商标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公司,一般都处于公司发展初期,在不断消耗完前期的创业成本后,公司进入高速发展期必然会产生融资的刚性需求,加之拥有的优质商标资源优势,在没有大额固定资产可以抵押贷款的困境下,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自然成为首选。 四、商标专用权质押企业所属产业统计分析 图5-1表明,三个产业中,商标权质押贷款的比例最高的为第二产业,占91%;第三产业占6%;第一产业仅占3%,这主要是由我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以及地方经济发展需求所决定的。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当前的商标专用权质押融资并非仅是一种私营主体的企业与银行等融资机构之间的市场担保融资交易活动,而是以促进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与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为宏观与微观目标相结合的政策手段和金融工具。各地方政府应借鉴安徽省的做法,因地制宜地采用政策性融资为主的思路,建立长期稳健的企业商标专用权融资政策支持机制;国有商业银行应积极地响应和参与,尽快建立一套严密科学的操作程序和具有操作性的商标专用权质押管理办法,适时放权各分行、支行的审批权力;中小型企业,特别是科技创新型公司,在追逐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更注重企业商标的培育、宣传和利用,让商标权知识产权真正资本化,借助商标品牌的影响力给企业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 作者:丁坚范建永单位:北京中金浩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 统计分析论文:质量检测统计分析论文 1检测流程 参考注射泵的检测标准和出厂标准,确定微量注射泵的质量检测流程。在Hydrograph软件中登记微量注射泵的设备编号和所属科室信息,将流速和测试时间分别设为10mL/h和30min,同时设置微量注射泵的流速为10mL/h,记录流速为10mL/h的平均流速和累积流量。测试完成后分别设置Hydrograph软件和微量注射泵的流速为60mL/h,测试10min,记录流速为60mL/h的平均流速和累积流量。图1所示为Hydrograph软件记录的60mL/h流量检测曲线示意图,图中双纵坐标分别为实时流速和累积流量,横坐标为测试时间,可读得平均流速和总的累积流量分别为60.31mL/h和9.82mL,测试时间共9min46s。流速相对设定值误差在±5%内合格。流速测试完成后,分别设置Hydrograph软件和微量注射泵的流速为99.9mL/h进行阻塞压力报警测试,记录报警时间、报警压力和停止压力。阻塞压力分为高低两档,高档阻塞压力设定值为800mmHg,偏差值在±200mmHg内合格;低档阻塞压力设定值为300mmHg,偏差值在±100mmHg内合格。图2所示为Hydrograph软件记录的阻塞压力报警曲线示意图,可见报警压力为294mmHg,报警时间为37s,停止压力约为120mmHg。 2结果 剔除由于数据缺失影响统计分析的检测个案后,有效检测个案共251例(通道)。10mL/h和60mL/h的流速测试结果分别见表1和表2。可见流速为10mL/h的合格率为64.9%,60mL/h的合格率为93.2%。表3所示为平均流速接近或大于流速设定值两倍的流速测试原始记录。图3和图4所示分别为低阻塞压力和高阻塞压力报警统计分布图,结果表明低阻塞压力分布的合格率为38.4%,低于和高于合格范围的占比分别为50%和11.6%。高阻塞压力分布的合格率为13.4%,低于和高于合格范围的占比分别为84.3%和2.3%。高低阻塞压力均合格的仪器仅有29台。 3讨论 由表1可见10mL/h流速相对误差小于-5%的微量注射泵占30.3%,由表2可见60mL/h流速相对误差小于-5%的微量注射泵占4.8%。由于10mL/h和60mL/h流速测试的累积流量分别为5mL和10mL,可见增加测试的累积流量可以显著改善流速测试结果。推头和滑杆中存在粘稠液体或金属滑杆生锈,或者推头松动造成推头和滑道之间摩擦力增大,均会导致测量流速偏低。喷除锈清洁剂清洗后微量注射泵流速精度合格。 表3中序号1和2的60mL/h流速误差在±5%内,而10mL/h流速明显大于流速设定值的两倍,且10mL/h流速测试的累积流量大于设定值5mL的两倍,这里的测试误差主要是由10mL/h测试中测试人员人为推动推头造成的,重新测试发现流速测试合格。序号3-6流速均接近设定值的两倍,且有部分数据缺失(表3中用“0”表示),这里的数据缺失是由于完成一项流速测试发现流速误差过大因而未对另一项流速进行测试,属于测试人员的主观行为。虽然10mL/h和60mL/h测试结果中各有一组数据缺失,不会影响10mL/h和60mL/h的流速测试结果中相对误差的一致性,但会影响两组流速的合格率。考虑这两组缺失数据的影响,流速为10mL/h和60mL/h的合格率分别应该修正为64.5%和92.8%。如表3序号3-6所示,共有四台(占比1.59%)微量注射泵流速接近设定值的两倍,检查发现内部芯片引脚短路,更换芯片后微量注射泵工作正常。 由图3和图4可见,注射泵的阻塞压力合格率较低,且低于合格范围的占比远大于高于合格范围的占比。注射泵集中检测时反复使用,造成注射器活塞与管壁摩擦力变大,导致在较低的管路阻塞压力下产生压力报警,这一报警压力并不能精确地反映注射泵正常工作时的报警功能。建议使用与注射泵匹配的全新注射器进行注射泵的质量检测,并及时进行注射泵质量检测结果的统计分析,在压力报警明显偏低时考虑更换注射器。微量注射泵的质量受到动力泵性能、检测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的灵敏度等多个因素的影响,输液精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输液管路的精度,使用非注射泵专用注射器和泵管会使得流速相对误差显著增加。微量注射泵的外观检查和性能测试中任意一项不符合要求即为不合格,本次统计结果显示注射泵的总体合格率为13.4%。不合格因素主要是性能测试不达标,主要来源是阻塞压力偏低,且高阻塞压力相对低阻塞压力合格率更低。 从Hydrograph软件中集中提取数据发现存在部分检测个案的数据缺失,如设备编号,60mL/h平均流速及累积流量,10mL/h平均流速及累积流量,阻塞报警时间、报警压力和停止压力等。为便于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和质量控制,建议在进行质量检测的同时将检测结果及时用纸质报表或电子表单记录,避免漏掉PM项目或检测数据缺失的情况。为了确保注射泵安全、准确、有效,并随时可以投入使用;降低注射泵故障率,提高注射泵的使用率,应该根据微泵的使用年限,制定不同的质控周期,进一步完善PM计划从而加强微量注射泵的科学化管理。 作者:张鞠成罗成黄天海张华青娄海芳王志康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临床医学工程部 统计分析论文:拱桥荷载偏载系数统计分析论文 1试验桥梁概况及测试方法 1.1试验桥梁概况 一般来说,桥梁结构的偏载系数与桥梁行车道布置关系最为密切。目前国内建成的桁式组合拱桥行车道宽度有3种类型:用于县道以下行车道宽7.0m的桥梁及用于2、3级公路行车道宽9.0m和12.0m的桥梁。为此,本次研究选择了5座代表这3种行车道宽度的桥梁进行结构静载试验。5座试验桥梁概况见表1。 1.2测试方法及测点布置 1.2.1测试方法及偏载系数计算静载试验在特定工况下(根据有限元模型确定)进行,采用BX120-80AA、BX120-3AA应变片,ZSY-16B3智能应变仪,YJ-26静态电阻应变仪,量程0~30mm机电百分表,WILDNI002精密水准仪,JC-10读数显微镜等试验设备,对控制截面(上弦杆跨中截面,虎口处上弦、下弦,实腹段截面,双竖杆中间截面)进行应变检测,静载试验按荷载等效原则进行布载。本文将桁式组合拱桥活载偏载系数定义为:平面分析中,当活载偏载下箱梁畸变产生的正应力不能计算时需要考虑的增大系数,其大小为偏载正应力与正载正应力的比值。桁式组合拱桥的偏载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1.2.2试验控制截面为充分掌握主拱、上弦桁架在偏载作用下的横向受力状况,通过偏载试验实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桁式组合拱桥的偏载系数分布规律。文献[4-8]根据结构特点并结合荷载试验应力测试要求,就试验控制截面选择提出了建议,具体为:主跨实腹段跨中设1个控制截面,主跨空实腹交界处附近上下弦设1个控制截面,主跨上弦杆设2个控制截面,主跨下弦杆设2个控制截面作为试验控制截面。以贵阳至黄果树汽车专用公路花鱼洞大桥为例,结合该桥桥跨、上下弦箱体横断面,介绍试验测试控制截面的纵桥向位置选择及其横桥向应变粘贴位置。纵桥向试验控制截面布置见图1,截面横向应变测点布置位置见图2。 2加载试验及其结果分析 2.1静力试验内容及加载工况本文静力试验内容主要包括控制截面应变(应力)检测。试验检测主要包括相应控制截面的正载、偏载工况测试,具体见表2。 2.2检测结果分析采用应变片和应变检测仪进行检测。根据材料弹性模量理论值换算主要控制测点的应力,并将其与理论计算应力进行比较。限于篇幅,本文未列出5座桥梁检测截面的测试数值,仅列出了其实测偏载系数,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车行道宽度为7.0m时,两河口大桥、斯拉河大桥、剑河大桥以及西溪干沟桥(小偏心加载时)偏载系数范围为1.04~1.32,均值为1.08~1.20;车行道宽度为9.0m时,花渔洞大桥偏载系数范围为1.07~1.29,均值为1.21;车行道宽度为12.0m时,西溪干沟桥(大偏心加载偏载)系数范围为1.20~1.61,均值为1.41。由此可知,桥梁的偏载系数是存在的,且与桥梁的行车道宽度存在着明显的关系。既有桥梁在设计时,前期设计的桥梁未考虑其影响,后期设计的桥梁虽然考虑了其影响并采用1.15的偏载系数,但未充分考虑到桥梁宽度不同的情况,与设计建设的预期是不一致的。 3结论 本文根据5座桁式组合拱桥的静力荷载试验,利用有关偏载加载工况测试数据,对桁式组合拱桥的荷载偏载系数规律、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得出如下结论。1)役桁式组合拱桥中,先期建设的桥梁未考虑活载偏载效应,后期建设的部分桥梁参照箱型截面梁桥考虑了活载偏载效应影响。试验检测证明:桁式组合拱桥的偏载效应是存在的,且与设计、建设之初的预期不一致。2)荷载试验表明:桁式组合拱桥偏载效应与桥梁宽度关系明显。大致规律是:车行道宽度7.0m时,偏载系数范围为1.04~1.32,均值为1.08~1.20;车行道宽度9.0m时,偏载系数范围为1.07~1.29,均值为1.21;车行道宽度12.0m时,偏载系数范围为1.20~1.61,均值为1.41。3)该类桥梁结构在进行新桥设计或旧桥加固设计时,有条件的情况下建议采用三维模型进行结构计算,从而可考虑空间影响。如果采用平面杆系模型进行主桥的纵桥向内应力及变形计算,则应考虑桥梁偏载效应影响并计入偏载系数。基于实测结果,当行车道宽度为7.0m时,可取偏载系数为1.2;当行车道宽度为9.0m时,可取偏载系数为1.3;当行车道宽度为12.0m时,可取偏载系数为1.4。 作者:杜镔唐志单位: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山地交通灾害防治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统计分析论文:煤矿安全事故统计分析论文 1南方四省市煤矿事故数据统计及分析 1.1按事故发生地区统计及分析据资料显示,自2008年1月到2012年12月止,重庆市在这五年内共发生煤矿事故886起,在所统计四省市煤矿事故总起数中所占比例最大,达到47.2%;湖南省内煤矿事故死亡人数总计达1253人,在所统计的四省市煤矿事故死亡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最大,达到42.2%。这些差异与不同省份不同地域煤层性质有关。湖南、重庆两省市煤层瓦斯含量相对丰富,煤层倾角大,开采过程中容易发生瓦斯突出甚至瓦斯爆炸,以及顶板冒落等事故。具体数据,如下图。 1.2按事故发生类型统计及分析在所统计的南方四省市各类煤矿灾害中,无论从事故起数还是从事故死亡人数来分析,顶板事故在湖南、重庆、广西、江西四省市中都居于首位,其次是瓦斯事故。发生起数最少的是火灾事故,死亡人数最少的是机电事故。根据近年来事故分析报告,南方煤矿顶板事故多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1)矿井支护设施简陋,支护技术落后。很多地方矿井开采工作面至今使用木支护支护为主,控顶距离不达标,支护强度不到位,极易发生冒顶片帮事故。(2)采煤方法和技术设备落后,机械化程度低。大部分乡镇煤矿和部分国有煤矿采用非正规采煤方法,以掘代采,工作面无两个安全出口,安全状况堪忧。多数煤矿采用爆破采煤法,以放炮的方式让煤层松动,之后工作人员用铁锹、镐头手动采煤。放炮过程对巷道岩层有一定影响,处置不当可能引发冒顶事故。(3)众多地方小煤矿技术力量薄弱,职工劳动技能和技术管理水平较差;安保人员和技术人员缺乏,很多凭借经验管理,作业规程和有关设计均不规范,对工作现场的监管力度、对违章行为和违规操作的查处不到位,安全风险整改不力。 2南方煤矿事故防治的对策探讨 2.1加快小煤矿资源整合和技术改造受我国煤矿资源赋存规律和条件限制,南方煤矿普遍规模较小,且地质构造复杂开采条件较差,很多小煤矿地质资料缺失严重,对煤矿安全开采造成了严重威胁。然而本地民用煤、工业动力用煤等都较大程度依赖于分布广泛的地方煤矿,矿井关闭难度大。国家政策出于对南方省市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考虑,较长时间内地方小煤矿仍将继续存在,但应当通过对小煤矿进行资源整合和加强技术改造来防范煤矿事故的发生。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完善现有政策法规,对生产工艺严重落后、隐患多、布局不合理的小煤窑予以整顿,坚决落实煤矿“四关闭、五停产”措施,杜绝事故的一再发生。同时鼓励技术力量和财力雄厚的大、中型煤矿企业通过技术合作、投资等方式扩大与小型煤矿企业的合作,促进资源整合和矿井技术改造,加快南方地区煤炭行业稳定、全面、健康地发展。 2.2重视高频事故,积极采取整治措施顶板事故和瓦斯事故发生频率相对最高且后果严重,是南方煤矿事故防治工作中的重点。应结合具体开采方式,尽可能采用先进可靠的支护方式,对于采煤工作面、掘进工作面等顶板事故频发的工作区域,应该杜绝使用木支护,采用单体液压支柱或者提供针对性强的安全保护措施。为着力构建“通风可靠、抽采达标、监控有效、管理到位”的煤矿瓦斯综合治理工作体系,煤矿企业应全力做到应抽尽抽、多措并举、抽掘采平衡,矿井瓦斯抽采率、抽采区域煤层瓦斯压力及含量等指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的要求,瓦斯抽采达标评判合格,职工防突培训、区域防突措施到位,突出矿井还应当根据矿井的实际状况和条件,制定并落实防突管理机构体系以及区域综合防突措施,并在局部防突措施补充的情况下安全生产,做到不掘突出头、不采突出面,有效消除生产区域的突出危险性。 2.3规范煤矿用工制度,监管矿工安全培训认真分析吸取诸多煤矿事故所暴露出的深刻教训,与相关部门研究完善农民工、外来工、外包工的用工制度,加强安全培训,提高矿工技能素质,严禁新招工人不培训或虽经培训但未掌握基本防范技能就下井。加大煤矿专业技术人才和安保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尤其是鼓励相关院校举办各类技能比拼、开办培训班,确保培训质量。同时,国家也应出台相关政策,强制煤矿企业规范职工培训制度,并保证政府相关部门监督实在,从而促进煤矿安全生产氛围和谐,发展健全。 2.4管理者守规尽责,强化安全基础建设通过分析近些年来全国范围内的煤矿事故,特别是重特大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2013年1月24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颁布实施《煤矿矿长保护矿工生命安全七条规定》,旨在促进矿长更好地履行煤矿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矿长作为煤矿管理者,对煤矿各个生产系统和环节最为了解,应当牢牢把握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关键,抓住现场安全管理、排查治理隐患、预防重特大事故的关键。为了实现煤矿安全生产状况根本好转,实现长治久安、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煤矿管理者须认真落实《七条规定》:必须证照齐全,严禁无证或证照失效非法生产;必须在批准区域正规开采,严禁超层越界或者巷道式采煤、空顶作业;必须确保通风系统可靠,严禁无风、微风、循环风冒险作业;必须做到瓦斯抽采达标,防突措施到位,监控系统有效,瓦斯超限立即撤人,严禁违规作业;必须落实井下探放水规定,严禁开采防隔水煤柱;必须保证井下机电和所有提升设备完好,严禁非阻燃、非防爆设备违规入井;必须坚持矿领导下井带班,确保员工培训合格、持证上岗,严禁违章指挥。为更好落实《七条规定》,煤矿管理者还需做好以下几点:(1)强化属地管理和部门监管责任,推动《七条规定》各项工作的展开。(2)大力开展“保护矿工生命,矿长守规尽责”主题实践活动,使安全生产责任意识深入人心。(3)及时总结典型,全面推进落实。及时发现和表彰在贯彻执行《七条规定》方面的一些优秀典型,以点带面,发挥典型引路作用。严厉查处反面典型。 3结束语 对我国南方四省市近年来的煤矿事故统计分析,可发现事故的发生具有明显的规律性。这五年的夏秋两季是事故的高发时期,煤矿管理者需高度重视,并加强安全管理,严抓各项生产设施的排查,改善矿工工作环境;强化属地管理和部门监管责任,推行日常性的监督检查,督促煤矿依法依规生产建设,深化煤矿安全专项整治、强化“打非治违”的重要举措;矿工作为煤矿安全政策法规和相关举措的保护对象,也是重要参与者和监督者,更是煤矿事故防治成效的直接受益人,应当树立牢固的安防理念,全体动员,全员参与。要实现南方煤矿安全生产状况根本好转的目标,还要将煤矿企业的隐患排查治理、安全质量标准化、安全宣传教育培训等工作与国家安监总局颁布的《七条规定》紧密结合,强化责任意识,以保护矿工生命安全健康为根本目的,确保煤矿安全生产。 作者:王海真谭玉林皮燕朱祎君单位:湖南科技大学能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统计分析论文:剖宫产率统计分析论文 1剖宫产率是衡量产科质量的重要指标 剖宫产率在一定范围内升高,确实降低了孕产妇及围生儿发病率及病死率。但在上升至一定程度后,围生儿死亡率不再随之下降。同时由于剖宫产是违背生理规律的分娩方式,破坏了妇女身体的完整性,给产妇带来一系列的近期和远期并发症[5]。全面评价剖宫产术,严格掌握剖宫产指征,降低剖宫产率,是我们产科工作者应尽的职责。社会因素的剖宫产,即产妇要求的剖宫产(cesareande-liveryonmaternalrequest,CDMR),美国妇产科医师协会定义为:无任何医学及产科手术指征,仅因产妇要求而进行的剖宫产[6]。这是世界性难题,有文献报导我国无指征的剖宫产占11.7%,成为世界之最。本资料统计的结果证实了近几年社会因素的剖宫产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且逐年上升。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各个:(1)孕妇及家属对妊娠和分娩的过程缺乏充分的了解,对阴道分娩过于恐惧,或者盲目认为阴道分娩及哺乳等正常的生理过程会影响术后体型的恢复,片面扩大了剖宫产的好处,忽略了手术的风险;(2)由于目前严酷的医疗环境,造成医患关系逐年紧张,在患者随意置疑医生,不愿和医生共担医疗风险时,为避免事后受到埋怨或报复,医生只能将各种可能一一告之,任其选择,后果自负,致使剖宫产医学指征名存实亡;(3)社会的进步带来了更多的高龄初产、巨大儿,而性生活糜烂、不良孕产史造就了更多的试管儿、珍贵儿,生育指标的逐步放开又增加了瘢痕子宫生育的机会;(4)有一小部分受封建迷信的影响,为了自家的兴旺发达、升官发财,选择“良辰吉日”分娩。近年来由于医疗保健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孕妇开始接受详细而全面的产前检查,脐带绕颈是产检的副产品,有报告说B超检查发现超过1/3的胎儿存在脐带绕颈,无论B超医生如何告之孕妇,产科医生都认为脐带绕颈是否能顺产,是由产程进展和胎儿情况决定的。另外产科界也不再坚持“一次剖宫产,次次剖宫产”的理论,除非前次剖宫产的指征持续存在,再次妊娠时可在产程中加强监护,争取阴道分娩的成功,为此2004年美国妇产科医师协会制定了剖宫产再次妊娠经阴道分娩的适应证和禁忌证。 2建议 2.1健康教育从备孕开始针对妊娠前、妊娠期、分娩期、产褥期、新生儿期各时期的特点,对夫妻双方进行生理知识的普及教育。我国很多有条件的公立医院和私立机构都有设立孕妇学校,但大多数内容简单,形式单一,效果不很理想。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课堂讲解和实际操作相结合,鼓励夫妻双方甚至是老人一同参与,如妊娠前的生理及心理准备,妊娠期的母胎变化,孕期营养、卫生及用药,孕期的各种自我监测方法,分娩前的准备,正常的分娩过程,阴道分娩的好处,如何能阴道分娩成功,产褥期的康复,新生儿的护理方法等等。掌握了基本的生理卫生知识,可以学会孕期的自我监测,有利于早期发现和治疗妊娠并发症及合并症,早期发现和处理异常胎位、发育异常,减少了巨大儿的发生,有利于降低剖宫产相对指征的发生率。通过健康教育的普及,可以增强孕妇及家属阴道分娩的信心,使无指征的手术比率降低,而且在产程中这部分人更容易理解与沟通,有利于产科医生迅速、正确的选择。尤其重要的是健康教育的长期性,经过几代人的持续性宣教,相信人们的孕产保健知识可以得到全面的提高。 2.2增强医务人员素质现今的医疗体制造就了严酷的医疗环境,医疗行业成为高风险职业,而产科则是其中之最。妊娠与分娩虽是正常的生理过程,发生异常时却往往迅速而凶险,一旦结局不好则可能造成家毁人亡。分娩方式的选择就是利弊关系的比较,除了绝对指征,大多数的医学指征都是相对的,都是风险的比较和选择的过程,而且手术指征有时段性,具有相对指征者也可能成功阴道分娩,但正常孕妇却可能出现难产的结果。所以剖宫产指征的掌握和判断异常复杂,需要产科医师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加上耐心细致的病情观察,充分全面的医患沟通,才能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由于手术技巧的提高,麻醉的进步,术后抗感染的加强,剖宫产的风险已降至极低,所以一旦在产检或产程中稍有异常,为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更多的医生选择手术分娩。本资料中属于相对指征的瘢痕子宫、臀位、双胎、羊水过少、巨大儿、相对头盆不称等,都可以在严密观察下进行阴道试产,而且只有在异常产程的历练中,产科医生才能提高技术和能力,否则就只会做剖宫产,臀位接生、双胎接生、阴道助产技术逐渐没有人掌握了,这是产科医生的遗憾,又是全社会的损失。对每一位产科医务人员来说只能先改变自己,增强专业素质,善于沟通交流,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降低剖宫产率,作出有利于母胎的医学判断,这至关重要。 除了要增强医务人员的专业素质,还要增强职业道德教育与监督,不排除有部分机构和人员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或者减少观察产程的烦杂而盲目手术,这既增加了患者家庭和社会医保的经济负担,也增加了母婴的风险,后患无穷。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期待能恢复正常的医疗秩序,恢复医患的互信互助关系,只有产科工作者得到生存与发展,全社会才能实现人口素质的提高这一终极目标。 作者:李靖单位:江阴市妇幼保健所 统计分析论文:地方税收统计分析论文 发展壮大税源强化征收管理确保地税收入稳步增长----*县地税收入统计分析为了建立起税收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良好运行机制,确保地税收入稳步增长,现对我局2002年以来的收入完成情况分析如下:一、税收收入完成情况及主要特点我局现管理各类企业271户,其中:国有企业66户,集体企业43户,股份合作企业8户,国有独资企业2户,其他有限责任有限公司91户,股份有限公司24户,私营独资企业10户,私营合伙企业5户,私营责任有限公司8户,私营股份有限公司2户,其他企业12户。个体工商户1115户。近年来,我们*县地方税务局在市地税局和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组织收入工作为中心,以依法治税为灵魂,以依法征税、应收尽收为原则,认真贯彻落实全市地税工作会议精神和县委、县政府各项工作部署,严格税收执法,强化税源控管,组织收入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连年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市局下达的年度税收收入计划。2002年至2008年,我局共组织回地方税收收入5212万元。分年度看,2002年完成1585万元,2008年完成1760万元,2008年完成1867万元,均占年计划的100%,同比分别增长28.14%、11.05%和6.08%。分税收级次看,中央级税收累计入库1102万元,其中2002年入库314万元(因同上年口径不一致,不具可比性,下同),2008年入库391万元,同比增长24.53%,2008年入库397万元,同比增长1.54%;省级税收入累计入库1026万元,其中2002年入库329万元,2008年入库340万元,同比增长3.35%,2008年入库357万元,同比增长5%;市级税收收入累计入库837万元,其中2002年入库265万元,2008年入库278万元,同比增长4.91%,2008年入库294万元,同比增长5.76%;县级税收收入累计入库2247万元,其中2002年入库677万元,2008年入库751万元,同比增长10.93%,2008年入库819万元,同比增长9.06%。分税种看,营业税共完成1949万元,其中2002年完成580万元,同比增长49.49%,2008年完成663万元,同比增长14.31%,2008年完成706万元,同比增长6.49%;个人所得税共完成1526万元,其中2002年完成497万元,同比增长24.25%,2008年完成511万元,同比增长2.82%,2008年完成518万元,同比增长1.37%;企业所得税共完成415万元,其中2002年完成130万元,同比增长16.08%,2008年完成140万元,同比增长7.7%,2008年完成145万元,同比增长3.58%;土地使用税共完成104万元,其中2002年完成31万元,同比下降6.06%,2008年完成40万元,同比增长29.04%,2008年完成33万元,同比下降17.5%;印花税共完成180万元,其中2002年完成48万元,同比增长71.43%,2008年完成60万元,同比增长25%,2008年完成72万元,同比增长20%;资源税共完成35万元,其中2002年完成14万元,与上年持平,2008年完成6万元,同比下降57.15%,2008年完成15万元,同比增长150%;城建税共完成519万元,其中2002年完成155万元,同比增长21.1%,2008年完成179万元,同比增长15.49%,2008年完成185万元,同比增长3.36%;车船使用税共完成34万元,其中2002年完成12万元,同比下降47.83%,2008年完成11万元,同比下降8.34%,2008年完成11万元,与上年持平;房产税共完成443万元,其中2002年完成117万元,同比下降10%,2008年完成146万元,同比增长24.79%,2008年完成180万元,同比增长23.29%。从以上收入完成情况看,有以下几个特点:(一)、经济增长带来税收收入的增长。2002年以来,我县GDP以年均22.64%的高速增长,2008年完成14.79亿元。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可靠稳定的税源,促进了税收收入的增。(二)、级次收入完成不平衡。县级收入的增长幅度高于中央和省、市级收入的增长。(三)、主体税种基本完成年度计划,为我局超额完成税收收入计划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四)、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城建税等税种占据着地方税收前三位,三税种收入占到同期地方税收的77%。其中个人所得税2008年收入达518万元,占当年全县地方税收的27.75。营业税达706万元,占37.82。(五)一些小税种增收增幅也不逊色,部分税种增幅高于主税种,例如印花税年均增幅高达38.81%,成为地税收入增收的一个“新”的亮点。二、税收增长的主要因素近年来,我县地税收入连年增长,这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息息相关,同时还与税收征管等因素息息相关。现就地税收入的增长因素分析如下:1、经济总量增长带来税收增长。2002——2008年在国家各项宏观调控措施的综合作用下,我县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2008年,我县国民生产总值较上年增长30.5%。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支撑下,2008年我县地税收入完成1867万元,净增107万元,净增长6.08%。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带动的结果。2008----2008年地税收入及经济总量增长情况表单位:万元类别地税收入经济总量年度收入额增长率(%)收入额增长率(%)20021585975842008176011.0411330416.11200818676.0814786530.502、征管因素。主要取决于两种情况:一种是一次性增收因素,如清理以前年度欠税和查补以前年度收入。一方面充分发挥税务稽查的作用,以“严稽查,促征管,保收入”为指导思想,加大稽查力度,着重对大案、要案的查处和建筑、冶炼、金融、运输等行业的专项稽查,两年来,共查补入库税款50余万元,有力的促进了税收的稳步增长。另一方面,按照总局的要求,加强欠税的清理工作。两年来,我们运用各种手段累计清理欠税180余万元,同时防止新欠的发生。另一种是持续性增收因素,是指征管手段、办法和制度的完善与改进,使一些潜在的税源形成现实的税收。首先加强了交通运输发票的管理,严格代开发票制度,加强运输户的征收管理,使交通运输营业税增长了12%。其次采取了“一窗式”服务,美化办税环境,优化文明服务等一系列文明服务措施,提高了办税效率。正是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得我局的征管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也为税收增长营造了一个好的环境。三、组织收入中面临的问题从近三年我局局收入情况看,总体形势呈良好态势,但也面临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税收与经济未能达到同步增长。从全市、全省、全国来看,税收总体增长的趋势与经济增长的趋势是相同的,增幅高于经济总量的增幅。但在我县地方税收的增长趋势同经济增长趋势并不一致。从“2008——2008年地税收入及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趋势分析图”可看出,2008年我县GDP比上年增长16.11%,地方税收只比上年增长11.04%,两者之比为1:0.69,2008年我县GDP增长率比上年提高了14.39个百分点,而同期税收的的增长率下降了4.96个百分点,两者之比扩大为1:0.36。从今年一季度我县经济与地方税收增长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一趋势仍然存在。我县地税收入的增长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不协调,地税收入增长趋势并没有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趋势成同方向增长,而是成反向趋势。我们认为,产生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从我县“2002——2008年经济总量的结构分布表”可以看出,我县第二产业创造的经济总量占到经济总量的60—70%,且呈增长的趋势。而第三产业所占的比例达不到经济总量的19%。2008年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却比上年降低了2.3个百分点。而地税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保险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以及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因此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是我县地税收入发展不均衡、增幅趋势与经济发展趋势成反向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是主导产业前景堪忧,地方税收税源后劲乏力。从我县工业结构及发展情况来看,我县的工业体系是以煤焦油化工、电力、冶炼业和其他制造业为主,食品加工、采掘业为辅的工业体系。煤焦油化工行业是我县的主导产业之一,其生产的煤焦油产品约占全国该类产品的五分之一以上。每年的产值达25000万元以上,占到经济总量的20%左右,其每年缴纳的各类税收占我县税收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但这并掩盖不了我县产业结构的严重不合理,煤焦油化工企业主要以周边县市的煤焦油为原料进行初步加工,工艺落后,技术含量低,该行业在发展初期,煤焦油作为焦化厂的废料在无偿排放,我县化工行业作为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十分低廉,一度使我县化工行业产生了较好的效益,同时也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税收。但近几年我县化工厂数量在不断增多,规模也在不断加大,对煤焦油的用量在大幅增加,同时周边县市以煤焦油为原料的加工企业也在增多,造成了煤焦油供应严重不足,价格一路攀升,直接影响了我县化工行业的经济效益。近几年来,我县化工行业相继连年亏损,相应的地方税收也在连年递减,形成我县煤焦油化工行业在经营上举步维艰的困难局面,再加之高污染、高能耗等因素,此行业的发展前景令人担忧。另一个较大的行业金属镁加工行业是我县的新兴产业,主要是以我县丰富的镁资源为原料进行初加工,技术含量低,工业附加值低,且属于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行业,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受国际市场影响,我县镁厂也相继停产关闭或者艰难度日,提供的税收十分有限。企业经营利润率低,是我县地税收入增幅缓慢的又一重要原因。三是地方税收的主体税种增幅缓慢。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是地方税收的两大主要税种,其增幅对整个地方税收的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我县情况看,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增幅明显小于其它税种的增长幅度。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县地理位置偏远,再加上消费水平不高,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难以产生新的税源,另一方面是征管中尚有漏洞,特别是对房屋租赁等行业的征管不到位,造成了部分新增税款的流失。四、保持地税收入稳步增长的对策和建议保持地税收入稳步增长,为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认为应从下几个方面来进行。1、加快经济发展,增加税收总量。经济决定税收。要想增加税收总量,必须增加税源、扩大税基。而增加税源、扩大税基就必须大力发展经济。所以加快经济发展是进一步开拓地方税收收入的前提。我们要抓住时机,用好政策,创造条件,发挥优势,积极快速地发展经济。要加快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步伐,实施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发展战略。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社会的净增加值,因此提高经济效益是开拓地方税收的关键。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快经济增长的同时,转变思想观念,尽快使企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增强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企业经营利润率,这样才能使经济和税收共同增长。2、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决定税收结构,加快我县地方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是优化税源、增加地方税收的有效途径。第三产业是地方税收的重要来源,近年来,税收收入的比重虽有所上升,但发展水平却存在明显差距,且总体水平不高,与相邻县市差距在逐年增大。因此,加快第三产业的全面发展,是促进经济和税收增长的关键。同时,还应调整好行业结构,重点发展那些发展潜力大、联带性强以及高增长的行业,特别是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旅游和社会服务等行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已成为我县增加地方税收的重要途径。但在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一定要同第二产业发展同步进行,合理布局,统一协调。因为我们还不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仍起着重要作用,尽管国有企业改革给第二产业及其税收规模带来一定影响,但绝不能忽视第二产业的发展。只有调整好产业结构,使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才能保证我县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地方税收的持续增长。3、创新工作机制,加强税收征管,保证收入增长。全县地税部门进一步健全完善了目标管理机制,领导包片、股、(室)包点收入责任机制,税收稳定增长、均衡入库机制,收入报送、分析、反馈、预测机制和收入激励机制,各级从年初伊始,就以提高收入质量,实现均衡入库为目标,扎扎实实组织收入,从机制上保证了税收增收。在抓好重点税源的同时,加强零散税源和地方税收的管理,促进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等地方小税的高幅增长。全县地税部门进一步增强做好组织收入工作的使命感和紧迫感,绷紧组织收入这根弦,坚持依法组织收入,努力向加强征管要收入,严格把关,缜密稽核,切实做好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加强税收征管,堵塞税收漏洞,大力清理欠税,做到应收尽收。 统计分析论文:脑血管病住院统计分析论文 【摘要】调查统计2001年1月~2006年12月,我院住院患者首发脑血管病例。结果脑梗死跃居首位,其次为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脑出血、高血压、蛛网膜下腔出血。首次脑梗死住院占82%,高血压只占4%。作为脑血管病的基础疾病,高血压病住院治疗数极少。所以要降低脑血管发病率,首先应重视基础疾病高血压病的诊治。 【关键词】脑血管病;基础疾病;高血压 作为第一位致残因素脑卒中,近几年来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发病年龄呈下降趋势。据我们统计,2001年1月~2006年12月我院神经内科、康复科、老年病科首发脑血管病,脑梗死为2221例,占总数的82%。脑血管病,作为庞大的疾病群体,在诊疗与预防方面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研究的重要课题。现报告如下。 1调查资料 调查统计我院2001年1月~2006年12月神经内科、康复科、老年病科住院,以脑血管病为主的脑梗死、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高血压等首发住院病人。详见表1。表12001~2006年首发脑血管病住院统计 2结果 2.1发病分布及趋势上述表1中可以看出脑梗死、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高血压病明显上升趋势。如:2001年首发脑梗死入院234例,2004年497例。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首发病人数2001年84例,2004年150例。脑出血首发病人2001年32例,2004年65例。高血压首发病人2001年9例,2004年41例。蛛网膜下腔出血的2001年4例,2004年为15例。通过统计数据不难看出,脑血管病的发病率逐年呈上升趋势,2003年以来的2004年显著增加,达最高峰。考虑是否当时人们对突如其来的非典感到恐惧、紧张、害怕等精神因素有关。以高血压为基础的脑梗死、脑出血、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发病率也同时增高。 2.2特点以高血压为基础的脑血管病呈逐年上升趋势。2001年脑梗死首发病人为234例,2006年为405例。2001年脑出血首发病人32例,2006年为63例。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首发病人2001年84例,2006年为102例,其余也均增高。据6年的脑血管病首发病例统计,脑梗死居首位。2001~2004年脑血管病每年都有100多例增长趋势。2004年以后,脑梗死每年都有400多例首发病例需要住院治疗。2001~2006年脑梗死首发病例数为2221例,占脑血管病患者总数的82%。其次为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脑出血、高血压、蛛网膜下腔出血。高血压占总数的4%。 讨论 经过多年来的临床观察,除了腔隙性脑梗死无肢体功能障碍外,大部分脑梗死患者经医院住院治疗及针灸、理疗、功能锻炼、康复治疗等症状得到好转。但有3/4患者遗留各种不同的残疾,还有1/4的脑血管病患者在1~5年内病情复发。据有关文献报道,脑中风抢救的最佳时间是发病后6h之内,对缺血性中风的患者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尽早实施溶栓治疗,及时开通闭塞血管或减少梗灶的体积,能够得到病情缓解及治疗。据统计,2005年我国只有500多例接受了溶栓治疗,大约10%左右。原因是部分患者自身未认识发生了脑中风,未能及时到医院治疗,或来医院就医时已经过了早期治疗的最佳时机。还有大部分医师也不重视溶栓治疗。 我院2001~2006年的统计,作为脑血管病的基础病高血压,住院比例只占4%。国内调查显示,真正的危重病人住进医院的只占高血压人群的5%以下,而95%的高血压病人在社区[1]。大部分脑血管病患者高血压期在基层、社区未能得到正规及足够疗程的治疗。而一部分患者本身没有症状察觉到,一般头痛、头晕时口服止痛药而了之。这些因素都可以影响高血压病的治疗,并引发脑血管病。因此要降低脑血管病的发病率,首先要从基础疾病高血压抓起,要加强基层、社区医师的业务素质,要掌握熟悉各种各类减压药物的性质、用法、副作用等,药物用量与疗程要足够。其次要做好患者的健康教育,提高服药依从性,同时做好联合用药,根据患者的病情,对某些老年顽固性高血压采用2药、3药的联合应用。 高血压已成为我国居民健康的头号杀手。目前我国18岁以上成人高血压患者患病率为18.8%,全国有高血压患者1.6亿,老年人高血压的患病率达50%左右。高血压作为一个重要的发病危险因素参与脑血管病的发生。对老年高血压的控制一直面临着挑战,对控制老年高血压的关注,逐年从舒张压治疗的重视变为收缩压差的控制。有研究显示,基线收缩压每升高10mmHg,脑卒中发生相对危险增加49%[2]。因此高血压病的预防与治疗直接影响到脑卒中发病率。高血压病因复杂,临床分型很多,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性、适应性和耐受能力各不相同,各种降压药的功能也各异,不能用同一个固定的模式服药,而应坚持“个体化”的用药原则。 总之,为防止和降低脑血管病的发病率,高血压患者应长期应用药物治疗,定期测血压,使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定期进行中风预报测定,血粘度过高者需口服小剂量阿司匹林。对突然发生的头痛、头昏、眩晕、视物不清、面部发麻等症状应提高警惕,应尽早到医院进行检查诊治。 统计分析论文:新时期水利统计分析论文 笔者多年负责水利统计和报表日常性工作,重点完成了水利综合年报、水利经济年报、水库经营管理年报、小水电年报、万里清水河道建设进度报表、千库保安进度报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报表、水利工程数据库等水利报表和统计工作,接触了许多水利统计专家,查阅了一些资料,对新时期水利统计工作的要求与任务有了初步认识。 一、新时期水利统计工作的要求 水利统计是水利规划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评判水利投资计划完成情况、建设管理质量的重要依据,也是搞好水利规划、计划等工作的基础。 1、统一认识,加强领导。各级水利部门要加强对水利综合统计的领导,要建立和健全统计工作质量保证体系,培养和激励统计人员,树立中心意识、质量意识、时效意识、发展意识,从人员、制度及工作环境等方面为统计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 2、坚持依法统计,严格统计报表制度。各单位要及时、全面、准确地报送各类统计报表。工程建设完成投资、实物工作量和有关统计信息资料,要客观反映水利建设运行态势、建设成果及存在问题。 3、提高统计数据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逐步实现水利统计信息化和现代化。统计工作信息化、现代化是水利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统计部门掌握着十分丰富的信息资源,要利用现代化技术进行科学管理,以优化各类信息资源为中心,不断调整统计工作流程和信息传输渠道,让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及时了解水利建设的最新动态,为我省经济建设和水利现代化建设提供优质服务。 4、加强统计队伍建设,提高统计人员业务素质。当前,一些单位统计队伍力量薄弱,存在任务与人员矛盾,基础工作薄弱已成为制约整个水利统计工作的瓶颈,迟报、漏报现象时有发生。要加强统计业务培训工作,不断提高统计人员素质,加强统计基层建设,不断提高统计工作水平。培训重点应是水利统计软件、水利统计方法制和制度、统计工作规范及统计基础知识等,以不断提高水利统计队伍的整体素质。 5、加强统计资料的开发运用,发挥统计成果的社会效益。一是要树立正确的统计数据质量观,要全面提高统计数据产品质量。二是要改善统计质量管理,建立更新统计数据产品质量观念,要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三是要及时向领导提供最佳统计数据产品。四是要不断提高统计服务意识,加强统计分析和统计资料的应用开发,拓宽统计服务领域,解决统计服务意识不强,统计产品形式单一问题。五是要树立统计文化新理念,树立统计成果意识,认真整合统计资料,着力从历史的、现实的、横向的、纵向的及边缘科学为各级领导提供决策依据。 二、新时期水利统计工作对广大统计人员的要求 1、广大统计人员要增强服务于新时期水利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要增强五种意识:一是中心意识。要紧紧围绕水利建设中心工作开展水利统计工作,突出工作重点,为本区域范围内水资源综合规划、水利发展“十一五”规划、水利投资计划管理等重点工作提供数据支撑。二是时效意识。要增强统计工作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时效性,增加统计频度和缩短报送时间,准确反映水利各个领域的新变化,为水利发展政策的制定、水利规划计划管理决策及水利形势分析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三是质量意识。数据质量是统计工作的生命。统计人员必须强化质量意识,讲究职业道德,不得随意编造、篡改、瞒报、迟报统计数据,坚持统计工作的独立性。四是发展意识。统计工作要广泛收集信息,跳出传统的统计模式,不断调整工作定位,扩大水利各专业统计之间的交流,加强统计工作与水利各业务领域的融合,拓展统计信息领域和统计服务的形式。五是成果意识。水利统计成果要有针对性,提高使用价值,能够满足水利工作的实际需求。要不断推出高质量的统计成果,加大统计信息资源的开发力度,提高统计成果的科技含量。 2、广大统计人员要坚决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治水新思路。 为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的治水新思路,在实际工作中应做到四方面的思想转变:一是从单一的数字信息向数字信息、文字信息、图像信息等多样化信息转变。统计成果要直观简练、条理清楚、层次分明、逻辑严密,不断改进数据的表现形式。二是从单一的事后统计信息向预测信息、事中监督信息和事后统计信息相结合转变。要通过指标体系、统计方法的改革,加大统计分析和数据处理能力,加强对统计数据的分析预测,为及时掌握重大水利工作进展和制定水利规划政策等提供必要的统计信息。三是从传统统计向现代统计转变。要构建新的指标体系,包括统计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体系和核算指标体系;采用先进的统计调查方法和统计手段;为水利工作提供良好的统计服务和支撑。四是从简单应付统计任务向主动服务、超前服务转变。统计人员要以提供优质统计服务为目标,主动了解水利中心工作对统计信息的需要,结合调查研究,开展有价值的统计分析。 3、广大统计人员要强化统计工作的工作职能。 为了做好水利统计工作,充分发挥统计作用,确立统计的地位,要强化统计的四个职能。一是强化参谋助手职能。从水利基础统计工作入手,为领导决策提供信息服务。二是强化综合协调职能。综合协调是统计系统运转的重要环节,是做好统计分工协作、信息共享的基础。三是强化督促检查职能。运用统计手段及时监督检查各项水利工作的进展和完成情况,对中心工作、大事、重点、难点要及时跟踪统计。四是强化信息反馈职能。重大决策需要及时反馈实施进度和效果。 4、广大统计人员要努力提高工作业务水平。 加强统计人员在岗培训,努力提高基层统计人员的业务素质。为了规范水利统计人员从业资格,要进一步落实统计人员必须持证上岗的要求,提高和更新水利统计队伍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技能,培养一支德才兼备高素质专业化水利统计队伍。 三、新时期水利统计工作的任务重点 围绕水利建设和规划计划中心工作,水利统计工作要突出五方面的重点: 1、要为领导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过去统计工作侧重于基础信息统计,如统计月、年报资料。根据新时期工作要求,今后要加强为领导提供有参考价值的信息,包括水利规划、项目前期、投资计划下达和计划完成情况等动态信息,以及时反映水利规划计划工作进展的最新信息。 2、准确及时报送月报、年报。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要扎实做好这项工作,把握水利统计数据的规律性,尤其要注意基建月报的报送,工程形象进度等均要有文字说明,对每一个季度和全年水利基本建设要写工程形象进度工作总结。 3、规范水利服务业统计制度。为全面、及时、准确反映水利系统服务业规模、结构和效益发展变化情况,为各级政府和各单位实施宏观调控和科学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和基础信息。 4、努力做好水利统计公报工作。自2000年以来,水利部已连续四年编制《水利统计公报》,这对统一数据渠道、反映水利事业发展总体情况、宣传水利建设成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01年浙江省水利厅决定开展编辑《浙江省水利统计公报》,以全面反映我省水利基本建设、防汛抗旱、农田水利、水土保持、农村水电、科研教育、项目前期、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 5、加强水利统计队伍建设。水利统计工作的关键是人才,如何不断提高统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做到稳定队伍、爱岗敬业,是水利统计工作一大挑战。当前,一些单位统计力量薄弱,存在任务重与人员不足的矛盾。造成一些地方水利统计迟报、错报现象时有发生。为保证水利统计工作的正常开展,各单位要加大对统计工作的支持力度,加强对统计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力度,重视水利综合统计基层工作的规范化建设。 水利统计资料是领导正确决策的基本依据,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当前我们要结合水利统计工作实际,进一步树立锐意进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良好精神状态,完成各项水利统计工作,开创水利综合统计工作的新局面。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水利建设事业、为水利统计工作,贡献我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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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论文写作规范及其方法 撰写国际关系论文,研究模式没有一定之规,但要做到逻辑自洽,结构合理,特别是要有所创新,有几个规范是必须遵守的,包括(1)研究对象要对应明确的国际关系事实;(2)有对事实的疑惑作为研究问题;(3)有对问题的明确答案即优秀观点;(4)有适宜的文献综述证明自己的优秀观点具有新意与研究价值;(5)有适宜的方法以实现论证优秀观点的目的;(6)有明确结论构成对国际互动现象的新认识并产生政策启示。这六个方面,前五点是基本要求,第六点是前五点做好的结果。作为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这些规范是衡量论文设计与写作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一、研究对象——事实的确定 进行学术研究,都有一定的研究对象。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根本特点是与现实的国际互动密切相关。对于研究者来说,不但演绎的每一步都须与现实相联系,而且其最终结果也必须与可以观察的现实有对应关系。即使是进行抽象的概念或理论探讨,也不可能脱离现实,因为这些概论与理论一定是对于现实的概括与解释。现在的一些国关论文人们读不懂,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理解不了其论证过程或结论与现实的国际互动有怎样的联系。这种“玄之又玄”的研究,不是值得倡导的模式。从规范的角度讲,进行国际关系论文的设计,首先需要明确自己的研究是与哪些具体事实相关。不能指明这样的联系,设计论文就如同是缘木求鱼。 作为对象的国际关系事实,概括地讲,包括国际行为体本身,行为体的观念、政策与行为,行为体的互动和互动所导致的结果。研究者选择研究对象,可以是单一事实,也可以是多个(一组)事实;可以是历史事实,也可以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可以是作为实在的事实,也可以是作为文本的事实;可以是具有物质属性的事实,也可以是具有观念属性的事实。研究者进行事实选择,无论出于怎样的偏好,根本宗旨都是要实现研究的创新。 选择事实实现研究的创新,可以体现在论文写作的四个环节中,即描述、解释、价值判断与提出对策。 (1)描述 描述就是把对事实的观察表述出来。描述要创新,就要通过观察有新的发现并把这种发现表述出来。在这里有两种情况。 第一,通过现象观察,发现并描述了新的事实。例如,新闻记者进行突发事件的报道,国际机构就重大事态(如核问题、人权问题等)进行核查并提出研究报告,专业研究者通过阅读文献、档案发现新事实并做出描述等,都属于这一类情况。 第二,在已知事实的基础上,发现并描述了事实的新的关系、属性、特点、变化趋势,特别是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等。例如,描述国际格局的新结构、大国关系的新特点、国家对外政策的新动向、全球治理的新的作用机制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双边关系、区域形势、国别政策走向等问题的研究,通常都应包括对机制、结构、趋势的新描述。 在描述环节创新,关键是要有新的发现。如果仅仅是梳理已有描述,即使文字做得更好,也不能算创新。对于研究者来说,仅仅把新发现描述出来是不够的,还必须做出解释。实际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描述不可能是单纯的“是什么”的研究,研究者还必须作出有关“为什么”的解释。因此,描述的创新往往会带来解释的创新。 (2)解释 解释就是对于事实的机理进行系统说明。它不是针对事实“是什么”,而是针对事实的“为什么”。由于国际关系事实作为人的行为都具有社会属性,有可以观察的外在现象和由人的意图所决定的内在意义,因此在这里解释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对观察事实的解释,例如对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的解释。现实主义者观察国际冲突现象所提出的有关权力政治的解释,[1]自由制度主义者观察相互依赖现象所提出的有关国际合作的解释,[2]都属于这样的情况。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人们研究某一类机制(诸如冲突解决、一体化进程、经济制裁等),常常需要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在这样的研究中就包括对观察事实的解释。 第二,对社会意义的解释,例如对外交政策意图的解释。这种解释,主要针对的是国际关系事实与文本中所蕴含的主观因素,包括事实发生的社会意识背景,国际互动所形成的集体意向,以及国际关系文本中所内含的作者原意等。由于国际关系事实都具有社会意义,因此进行国际关系研究始终需要这种解释。在国际关系的主流学派中,建构主义的研究就属于这个范畴。温特有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的论述就是有关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意义的系统解释。 研究者要在解释的环节进行创新,就要提出与此前解释不同的东西。通常,人们提出全新的解释是困难的,能够在已有解释基础上再向前走一小步,例如弥补已有解释的不足,或是纠正已有解释中的缺陷或错误,那就是难得的创新了。 在解释环节创新,如果能提出具有新意的系统说明,提出一组相互联系的命题,那就实现了理论的创新。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理论的创新通常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例如,如果研究者能够对事实发生的原因、属性、运作机制和国际影响做出系统的新说明,那就具有了理论创新的意义。 (3)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就是对事实进行好坏的判断。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大到国际格局的结构,小到一个国家的身份认同乃至一项具体的对外政策,研究者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价值的评估与取舍。尤其是涉及国际伦理问题时,人们往往需要就正当性与合法性进行阐释。例如,冷战结束以来围绕人道主义干涉而不时发生的国际争论,就涉及了这个领域的问题。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价值判断,就是从学理的角度进行正当性的阐释,例如,说明什么样的事态符合国际正义,怎样的格局有利于世界和平,怎样解决人权问题,怎样看待民主的价值,怎样做一个负责任大国,国家应怎样遵守国际规范等。进行这样的阐释,关键是要有新意,即要讲出此前学界未讲过之理由,而这样的理由能够成为政策选择的依据。 (4)提出对策 提出对策就是建议政府应当怎样做。通常,价值判断与对策建议是相联系的。研究者认为有价值的政策,也就是希望政府能够采纳的政策。在这个研究环节进行创新,就要基于事实的判断与价值选择,提出具有新意的建议,或是针对已有对策提出新的分析与阐释。 在以上的四个环节中,研究者基于事实都可以创新。不过,从学理研究的角度讲,解释的创新应该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因为没有解释的创新,就没有理论的创新,也就没有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因此,在设计论文选取研究对象时,应首先思考能否提出新的解释。以此作为标准,在观察事实时,可以侧重思考对国际互动的原因、运作机制、影响因素等有没有疑惑,对所发现的相关关系、因果关系有没有进一步解释的前景。 以创新为目标选取事实,适当性标准只有一个,即发现了尚未解决的疑惑。如果有关事实的方方面面都清清楚楚,那就不存在创新的可能和进行研究的必要。只有存在疑惑,人们才能够提出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 二、提出问题 把事实的研究价值体现在论文设计中,其表现就是提出研究问题。所谓研究问题,是指学术界有待解决的疑惑或争论。对于研究者来说,研究问题不单是需要解答的疑问,它还具有规定研究出发点和所要达到目的的属性。没有研究问题,研究者都会茫茫然而不知向何处去。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撰写学术论文与编著教科书在宗旨上的不同。编教科书是综述、梳理已有的知识,而撰写论文则是要通过解决问题创造新的知识。 从知识的构成来看,研究问题是处于已知领域与未知领域相交的部分。研究问题相对已知的知识而言,应该是未知的东西,但这种未知并不是完全的未知。对于完全不知道的东西,研究者是不可能提出有意义的研究问题的。在这里,研究者提出问题所要探求的未知,必须是与已知有联系的东西。这种东西应该存在于已知与未知这两个范畴的交界之处。研究者能找到这种具体的交界之处,就有可能提出有意义的研究问题。 设计论文提出的问题,在形式上可大体概括为“是什么”、“为什么”和“做什么”三大类。 “是什么”的问题是与前述的“描述”相对应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事实是否存在,有怎样的形态、属性、影响和变化趋势,都需要通过描述来解决。例如,《美国利益面临五大威胁》一文,所要解决的就是一个“是什么”的问题。[5]除了对现实问题的描述,“是什么”还涉及对理论概念的描述。例如《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是什么?》所描述的就是一种概念化的事实,即一个行为体使他者做原本不会做之事的能力或关系机制。[6]通常,在有关概念的研究中,描述与解释总是结合在一起的。研究者在运用概念阐释有关现实的“为什么”的同时,也需要回答有关它自身“是什么”。 “为什么”的问题是与前述的“解释”相对应的。比如,发问“北约为什么要东扩”,“美国为什么会把战略重心转向东亚”,所提出的就是这样的问题。针对冷战后现实主义不再具有解释力的批评,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N.Waltz)2000年在《国际安全》杂志发表了题为《冷战之后的结构现实主义》的论文。该论文讨论的优秀问题,就是为什么冷战后现实主义仍然具有解释力。 “做什么”的问题是与前述的“价值判断”和“对策建议”相对应的。由于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价值判断就意味着赞同或反对某种行为体、互动行为、政策或现状,而对策建议则总是与价值判断相联系,因此这两者就研究问题而言往往是分不开的。例如,《美国不同的大战略观》一文所进行的战略观的比较,[8]就包含价值的取舍和美国政府应当“怎样做”的建议。 研究者设计论文提出问题,途径没有一定之规,但其中最基本的来源有两个,一是现实,二是文本。在这里,现实是指实际发生的各种国际关系事态,而文本是指描述、解释现实的各种成果。对于国际关系研究者来说,观察现实和阅读文本都是必须做的事情。观察现实可以得到有关真实的信息,而阅读文本则可以得知有关真实的描述、解释、价值判断和应对策略。如果人们发现这两者不一致甚至相矛盾,就会产生疑惑,并进而提出有待研究的问题。 从操作的角度讲,提出研究问题可以经由这样几个途径: 第一,观察事实,进行横向与纵向比较。人们的观察通常会从个案开始,关注与他者不同的事实,或是理论不能解释的事实,由此提出问题。进行这样的观察,人们可以横向地比较同类的事实,以探求事物的新属性;也可以纵向地进行历史的比较,以探求事物的发展变化。前者是由此及彼,后者是由表及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尽管坚持实证方法的人青睐大样本的统计分析,但直接做这样的研究是困难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样的事实可以做定量研究。通过对个别事实进行深入观察,即个案研究,就有可能发现进行统计分析的路径。这也是一个从点到面的过程。通过这样的观察提出问题,人们重点应关注现有理论不能解释的东西,这样就能从发展理论的角度进行创新。 第二,阅读文本,进行理论、概念的比较。人们阅读文本,了解一个理论概念的时候,总会对比已知的其他文本和已知的事实。对理论、概念进行判断,固然要看逻辑是否自洽,但最关键的还是要看与事实是否相符。通常,得到一定认可的理论总是能解释一定的对象。在阅读文本时产生疑惑,通常是因为有些事实用现有的理论不能解释。当研究者发现一种理论不适用时,就会思考是不是有其他理论可以解释。当发现没有适当理论可以解释时,就需要针对已有理论提出问题。这种问题可以是颠覆性问题,也可以是修正和补充的问题。对于一般的研究者来说,针对已有理论的弱点、缺点和遗漏进行增强、修正、补充,以便把原有理论再向前推进一小步,是很值得做的事。当然,为了能够提出真正有意义的理论问题,研究者必须对相关事实和文献有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第三,诠释意义。研究者提出“为什么”的问题,通常都涉及对意义的解释。例如,提问小布什为什么坚持进行伊拉克战争,伊斯兰极端势力为什么与西方为敌,日本的右翼政客为什么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为什么能够和平崛起,都是涉及行为体意图的问题。 第四,变换角度,探讨新的研究思路。当研究者发现传统的研究路径不能有效解决问题,或是发现可以借鉴其他学科有效方法时,就可以跨学科进行研究途径的借鉴。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人们借鉴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的研究视角与手段,就是这样的探索。基于新角度进行研究,就可以提出新的问题。当然,借鉴新的学科方法,最终是要为国际关系研究服务,因此只有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才应该进行这样的转向。一般来说,变换思考角度要向研究较少、较薄弱的方面转化,向研究的空白点转化。 第五,提出政策建议。当国家外交面对新挑战需要有新的对策与战略时,就可以提出这样的研究问题。这样的研究问题,与现实的国际互动有直接关系,所要解决的是行为体应当怎么办。例如,应如何进行特定问题的外交谈判,应如何对国家利益进行判断,应怎样排列不同的目标与需求,应怎样处理国际危机等,都是对外政策的决策部门需要研究者加以回答的问题。除了短期和急迫的对策需求之外,国家还面对着中长期的对外政策问题或战略问题,如国家应实施怎样的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地区战略以及针对某一特定国家的战略等,都可能需要对策建议。提出这样的优秀问题,配套问题通常涉及对形势走势、国家得失、资源运用、相关国家的可能反应等方面的研究。 以上所讲的问题提出途径,都有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不过,研究问题并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产生的,有时问题可能是来自灵感和突发的联想。牛顿看到苹果下落,突发奇想而提出了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我们也不能排除这种情况。研究者在思索研究问题时,应该不受任何拘束。当然,有了初步的想法之后,还要经过仔细推敲,以便判断它是不是一个好的研究问题。 关于好的研究问题,有四个方面是可以考虑的: 第一,一个好的研究问题,一定对应于一个未解决的疑惑,所期待的答案与论证具有创新性。这种创新性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现实意义是指能产生对于事态的新的描述、解释或对策,理论价值是指有助于推动理论研究的发展,要么能推翻一个错误的理论并建立新理论,要么能修正一个有缺陷的理论使之更完善。 第二,好的研究问题应表述得非常清楚,有严谨的逻辑基础,其指涉对象没有含糊之处。如果问题表述含糊,那么针对它的研究,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都不可能给出清晰的论证。要想使所做研究不产生歧义,提出清晰的问题是一个必要前提。 第三,好的问题应当有适中的领域范围,有较为广阔的研究和解释空间,但又不过于宽泛。通常,其构成应当是以优秀问题为主的一组问题,这一组问题能够很好地构成研究者的研究框架。如果大问题不能分解或演绎成若干具体的小问题,研究者就可能无处着手。 第四,好的问题应当有适用的研究方法和资料。对于研究者来说,问题就是要达到的目标,没有适宜的方法,就不知道应如何研究,自然不可能达到目标。由于研究者掌握和熟悉的方法都是有限的,因此所提问题一定要与自己的研究能力相适合。再者,研究者有了好的方法,还要考虑能否找到适用的资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例如进行外交史研究,有时就是因为档案不开放而无法进行研究。 关于问题的提出,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约瑟夫·奈在《理解国际冲突》一书中的问题设计。“20世纪上半叶,大国两次介入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导致将近5000万人丧生。20世纪下半叶,世界又经受了冷战、地区战争以及核威胁的折磨。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冲突呢?在新世纪里它们还会再度爆发吗?抑或日益增强的经济和生态相互依存、跨国和国际制度的发展、民主价值观念的传播会带来一个新世界秩序吗?在21世纪,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又将如何影响国际政治?信息技术又在怎样影响着全球的权力分布?”约瑟夫·奈虽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但他的优秀问题是清楚的,即“为什么会发生国际冲突”。 三、提出优秀观点——问题的答案 研究者提出问题,同时需要给出问题的答案。在论文设计中,与问题相对应的答案就是论文的优秀观点。[11]在设计论文时,优秀观点必须先行提出,这一点与写小说不同。写小说可以把悬念留到最后,写论文则必须在一开始就把观点亮出来。有人主张写着看,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明确自己的观点,“摸着石头过河”。从操作的角度讲,未尝不可,但一旦观点明确,就必须在论文的结构中体现出来。人们阅读论文,需要在一开始就知道作者要论证的观点是什么。事实上,论文选题有没有意义,自己的研究是不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自己的方法是否适当,都是相对论文的优秀观点而言的。 论文的优秀观点,在不同类别的研究中有不同的形式。 进行实证研究,例如论证所发现的因果关系、相关关系,优秀观点就是论文的优秀假设。作为对变量间关系的一种学术猜想,假设既是对研究结果的一种预测,也是对所研究问题的预先给出的有待验证的答案。这样的答案是要说明国际行为体间有怎样的关系,国际事态为什么会发生和怎样发生的。从形式来讲,假设乃是陈述事实的一个命题。 对于假设的提出,钟伦纳指出,在一定的时间和资源条件下,每一个可以接受检验的概念或概念间的关系,都可以成为一项待验假设。有些题目可以转化为一项而且只有一项待验假设,有些则可以分解为多项或多种可以互相代替的待验假设。如果研究者遇上题目广泛而时间或资源不足的情况,那么就应选择最重要或最具代表性的假设来检验。 对研究者来说,要提出假设,基本的前提就是研究对象要可以观察。如果研究者提出的命题包含不能观察的要素,那么这样的命题就无法进行经验实证。例如,建构主义者所提出的命题“共有观念建构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包含了“共有观念”、“建构”、“国际体系的结构”等不可以直接观察的因素,因而不能作为研究假设。相反,民主和平论者所提出的“民主国家不打仗”,则符合假设的条件,因为该命题所涉及的两个要素,即“民主国家”与“战争”,都是可以观察的,因而是可以进行验证的。 根据指涉变量的属性,假设可以反映因果关系,也可以反映相关关系。如果观察事实发现A是C发生的原因,那么就可以提出有关A与C的因果关系的假设;如果发现A与B是影响C发生的因素,那么就可以分别提出有关A与C和B与C的相关关系的假设。例如,米尔斯海默所提出的大国关系导致争霸战争的观点,指涉的就是因果关系,[13]而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所提出的在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非国家行为体地位上升、国际政治中低政治议题地位上升和军事力量地位下降等命题,[14]所指涉的则是相关关系。 根据指涉的对象,假设可以分为特定假设或一般假设。特定假设是有关特定对象的假设,主要用于解释国际关系中的特定事件,带有特殊性。例如,冷战是一个特定事实,对于冷战的结束,人们就可以提出待验证的假设(答案)。一般假设是针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事实,具有较广泛的解释力。用于解释规律的假设,就是一般性假设。上述米尔斯海默和基欧汉的假设就属于一般假设。这种假设即使只能表明变量关系的或然性,仍具有较广泛的解释意义。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论研究者提出何种假设,从规范上来讲,都应该有清楚明确的表述:假设所涉及的基本概念不应存有争议;所有变量都应有明确的界定;表述应为陈述句而不是疑问句;每一个假设说明的都是两个变量的关系,如果有更多的变量,则应分解为不同的假设。如果假设在表述上存在模糊性,人们在理解上就会有不确定性,进行验证也会有歧义。 同实证研究不同,如果研究者是进行非实证研究,那么就不能采取提出假设的方式陈述优秀观点。通常,探讨事实之意义的研究,进行战略意图的研究,解读文本的研究等,所提出的优秀观点,都是基于对事实理解的主观判断。例如,美国实施“再平衡”战略,把力量的重心转向亚太,这个事实的意义何在,是不是有遏制中国的意义,研究者只能根据自己所得到的信息进行解读和判断。 研究者采取非假设形式提出优秀观点,特别需要表述简明清楚。如果是用一段话来陈述拟论证的观点,那么其中一定要有优秀命题。一般来说,优秀命题越简明,设计论文框架就会越明确,是否有创新就会越清楚。如果读一篇文章找不到清晰的优秀命题,那么这篇文章就可能存在根本性缺陷。 设计论文提出优秀观点,必须要有新意,这是设计与写作论文的最重要的规范。所谓有新意,就是要与此前学界已提出的观点有所不同,能够贡献新的知识。要清楚地表明这一点,研究者就必须进行文献综述。 四、进行文献综述 专业研究者进行文献综述,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学科综述,即说明学科的发展,表明自己对相关研究有充分了解,拟在前沿问题上做进一步探索。另一种是问题综述,即集中于所要研究的问题,通过陈述已有研究的观点,说明自己正进行的研究具有创新性。这两种综述有密切关系,但范围与功能是不同的。前者是要说明研究者所选定的研究领域,而后者则是要说明论文拟研究问题的特定知识背景。从撰写论文的角度讲,阐明自己的观点具有创新性,拟做研究才具有合法性。 以创新为目的进行文献综述,既要表明论文拟论证的观点与已有研究的不同,又要表明这两者间有密切联系。研究者集中陈述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方方面面,要旨是搞清楚自己拟解决的疑惑学界已有怎样的研究,是否已经解决。如果发现学界已有研究,自己的观点没有新意,那就需要调整自己的研究角度和观点,或是放弃对该问题的研究。如果发现自己的观点有明显新意,且与已有研究存在逻辑联系,那就能证明自己的研究具有合法性。在综述中,如果研究者发现学界没有或很少相关文献,要慎言“填补空白”,因为与现实相关且具有学理意义的问题,通常不可能没人关注。除非研究者有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否则这样的问题很可能是没有研究价值的。 一般来讲,学术研究都具有沿袭传承的特点,有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任何一项研究的创新都是在一定的知识背景下产生的。从这个角度讲,适当的研究问题应当处于既存在研究又存在疑惑的领域。研究者为解决疑惑,其问题与观点应当是从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演绎出来的。在这个从已知走向未知的过程中,研究者的演绎做得越精妙,拟做研究的创新价值可能就越大。在这里,成功的演绎乃是创新的保证。 从操作来讲,进行文献综述要特别避免泛泛而谈,例如从三大主义讲起。基于研究问题进行文献综述,就象是为盖房子而打地基。房子的地基不应打在任意的地方,而要打在拟建房子的地方。如果做综述缺乏针对性和深入性,所综述的文献与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逻辑关系,那就像是在一片土地上东挖一锹,西刨一镐,然后就随意地把房子建起来。这样的房子是肯定会出问题的。 以拟提出的问题和观点为导向,综述文献要选取与问题相关的资料,特别是对于该问题的直接论述。如果没有直接论述,则要选取有逻辑联系的相关论述。这里所说的逻辑联系,是指有直接的推导关系,而不是泛泛相关。为了说明逻辑联系,进行综述就不能是纯粹的梳理,而是要联系拟提出的优秀观点对资料进行评述。例如,可能需要说明已有研究是否涉及过这个问题,已提出了哪些观点,是否解决了问题,哪些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没有解决,在已有研究途径无法进一步深入的情况下为什么选取新途径具有学理意义,等等。对文献进行学理分析,对于研究进程来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总之,做好文献综述,归根结底是为了在学界已有研究与论文拟做研究之间建立起逻辑联系。这种联系阐释的越明确、越深入,综述的任务完成得就越好。 五、方法的选择 有了适当的问题和拟论证的优秀观点,还要选择适宜的方法才能实现论证的目的。在撰写论文时,研究方法的选择决定于研究对象的属性。由于国际关系事实既是客观实在,又是行为体的意图的结果,因此针对可以观察对象的实证方法和针对不可以观察对象的非实证方法都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以对军事力量的研究为例。一个国家的军费开支、武器装备、军队规模与部署等都是可以观察(包括统计)的“外在现象”,需要进行实证研究。国家发展军事力量的意图,对安全问题的判断,特别是会如何运用其军事力量,则具有不能直接观察的“内在意义”,只能进行非实证研究。再比如,研究美日同盟关系的演进,对于其意图需要做非实证的研究,即依据各种文本进行诠释;而对其实际行动则需要做实证研究,即进行经验观察与解释。总之,对于任何一个国际事态,都需要同时研究其两面,只解释一个方面是不行的。当然,在实际研究中人们都会有所侧重。 研究者进行实证研究,必须坚持客观性原则,这一点与自然科学研究是一致的,即在搞清楚事实客观真象的基础上探求变量间的关系。这样的研究不能靠主观想像与猜测,所得结论必须是可以检验的。从操作的角度讲,实证研究可以选用多种方法,包括关注一个或几个事例的案例方法,对大样本进行统计描述与分析的定量方法,以及把事实模型化、数学化的形式模型方法等。这三种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要实证方法。 案例法是针对单个或少数事例进行深入分析与解释的一种途径。研究者基于特定目的挑选的事例与大样本研究中随机选出的样本是不同的,通常不能代表事实的总体。用案例法进行研究,可分为非理论性研究和理论性研究。前者是对该事实本身进行解释,类似于历史性研究,而后者则是为了检验或发展理论。用案例法对理论进行检验,可以进行证实,也可以进行证伪。不过,由于案例法在本质上不是一种普遍性研究,因此用于证实一般性命题通常被认为缺少说服力。相反,用案例法进行证伪则是受肯定的,因为只需要找到一个反例,就可以证伪一个命题。用案例法发展理论,其目的不是检验假设,而是要探求新的变量关系,以便提出新假设。这类研究作为理论创新过程的初始阶段,是最值得提倡的一种案例研究方式。 定量研究法是与事实的量的规定性相对应的。对于可以观察之事实,没有恰当的定量研究,就不能进行准确描述,也不能发现规律并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验证。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定量分析,简而言之,就是研究者根据大样本数据描述事实的现状、过程、趋势(包括测量变量间关系),或者根据部分数据以及问题的条件和假定对未知事物作出推论。由于这种研究途径具有科学的形式,因而在国际关系学界有日益流行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许多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关系事实不具有进行大样本统计的条件,因此定量研究的选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再者,进行统计推论尽管可以得出非常“科学”的结论,但这种计算结果未必与事实的发展相符,因为国际关系的演进并不是纯客观的进程,人的意图发生改变,国际互动的“客观规律”就会被打破。 形式模型(formalmodel)方法是指运用数学、图形和符号的研究途径。其中,以研究对抗冲突中的最优对策为目标的博弈模型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方法。由于外交谈判、经济制裁、军备竞赛、军事结盟等国际关系的过程和模式经常会表现出某些类似博弈的特征,研究者基于理性选择模型可以明确各方的战略选择与收益,并推论出结局,因此把某些国际问题形式化是可以得到许多有益启示的。例如,研究者可以简化真实世界的某一部分以描述其逻辑关系,可以用模型的方式演绎在经验世界无法观察到的景象,也可以用经验事实对所做推论进行证实或证伪。这些都是运用形式方法的长处。不过,形式方法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由于把问题形式化会忽略掉许多关键因素和条件,因此所做推论很可能与现实情况有较大距离。再者,以形式方法演绎的结果是以博弈者对环境与规则有共识为前提,但现实却未必是这样的,即决策者未必是理性的,因此,用形式模型说明现实问题时,必须综合考虑更多的因素。事实上,实际决策者是不可能把形式模型的结论简单地应用于实际的。 与实证研究同等重要的非实证研究,所需运用的主要是诠释方法。这种理解与解释文本的途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针对的是事实的不可以观察的方面,宗旨是说明事实的社会(历史)意义。运用这种方法,研究者首先要理解文本的语言学意义,即文本的原意。再进一步,则需要理解文本作者的主观世界,即解释作者思想是如何从生活的整体环境中产生的。由于文本的内涵不能做经验实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可以从中解读出新意义,因此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诠释,要旨始终是要能提出更好的理解与解释,即说出前人没有理解或解释的东西。 在诠释的操作中,研究者可以不拘一格地运用许多具体的方法。例如,可以用历史分析法解释国际事件的由来,用演绎法把已有理论用于解释现实问题,也可以用比较法对照反映国际事实的不同文本。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始终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即所有的理解与解释都是为了回答预先提出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用诠释法解释出来的东西,尽管针对的是不可以观察的对象,例如心理因素,但这种对象与可以观察的事实是始终存在对应关系的,因为它或迟或早、或直接或间接、或局部或全部会以可以观察的外在现象表现出来。 例如,国家的对外战略理念最终会表现为实际的对外政策行为。当然,要确定这种联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主观的东西与客观的东西终究是不能划等号的。 以上所介绍的四种方法,是适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途径。[16]除了这几种学科方法之外,研究者们为了实现论证目的,还需要灵活运用其他工具性方法,例如访谈、问卷、层次分析等。研究者选择方法,关键是要切合拟解决的问题。用过的俗语:“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就是对方法选择的形象表述。 六、结语 了解论文的设计与写作规范,对国际关系研究才能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在研究中自觉地做好这些方面,论文的论证目的才能够达到。对研究者来说,要写好论文,最关键的是要有好的观点和好的论证。所提观点好不好,要靠文献综述说明;所做论证好不好,则要看解释是否自洽与深入。什么是好的解释?也许可以从效果着眼,即人们读过之后对于国际关系现实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对事态的未来演进能够产生一定的前瞻性认识,并且能够从中得到对策性启示。 以上所讲的规范与方法,对论文的设计和写作是否有益,也需要进行检验。下面的评估简表是对本文思路的概括。思考这个表中的几个问题,可以衡量自己的论文设计,也可以评估别人的论文写作,而这个过程同时也就是对这些规范的检验。 国际关系论文:生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论文 引论、国际政治学家眼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依国际政治学家眼光看,生态环境问题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依不同兴趣研究的,哪怕从国际问题研究(而非国内问题研究)这样一个大范围来看亦是如此。 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著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优秀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主权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主权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主权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主权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生态环境政治——主权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主权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主权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色色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主权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9] 另一类课题是,生态环境因素如何构成了国家间暴力冲突的新来源,情况有多严重?西方有国际冲突研究专家指出,生态环境的改变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在某个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导致新的不稳定,并诱发各种冲突乃至战争。[注10]例如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些问题:气候的变暧,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级资源的争夺;膨胀的人口和土地压力造成移民潮,给接受国的国内秩序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带来消极后果;水资源的紧张(尤其是水供应的下降)和上游的污染,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食品的缺乏造成城乡之间、定居者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粮食出口国用食品作为要挟或施压的武器;联合国海洋法的生效,加剧沿海国之间的“蓝色圈地运动”、以及沿海国和内陆国之间的生存权利之争。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易受到环境遭破坏的影响,并导致彼此间的麻烦,因为发展中世界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环境退化的恶果,仍然在使用旧的开发方式加剧生态环境威胁(如滥伐森林、农田退化、水资源过度汲取、渔业资源枯竭等);也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在环境之战中显得更脆弱和易遭攻击,例如生态问题导致的移民潮肯定向欧美方向移动,核污染主要出现在工业化区域,汽车和电器等现代消费品的大规模使用严重加剧了工业化国家对石油等矿物原料的依赖程度,“生态恐怖主义”势力打击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以美、日、欧为中心的西方国家。不论我们赞成哪一派观点,有一个现象是毋庸置疑的:生态环境在当代所受到的破坏,给国际战争和国家间冲突增加了许多新的变量,使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同时变成某种新形式的“人质”——生态环境可怕退化的“人质”。[注11] 论述到目前为止,生态环境威胁对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挑战,仍然限于“传统的安全关注”的层面,就是说,它只是给国家提出了新的任务或压力(包括设置新的功能与目标),并没有要求限制甚至改变国家本身;国际格局仍然被视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的竞争和冲突环境,全球一体化与合作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生态环境之被破坏给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各种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挑战,不如讲是一种激励;在国家角色的塑造上,这些问题被当成是“建设性的”,而不具有“破坏性的”后果。 3.国家主权关注 依照国际政治学的分析,生态环境给民族国家带来的麻烦,不止表现为直接的安全威胁,更体现在对国家主权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利所受到的约束和制衡上。然而,如何认识这种约束和制衡,人们却有着大相径庭的立场与观点。基本上可以看出两种大的利害关系和思考方向:一种是从主权国家的利益出发的,另一种则主要着眼于全球共同体的利益。 从国家行使管理权利的角度看,以生态环境遭破坏为优秀的全球性危机的加深,给各国政府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难题,其中不少涉及到国家主权、威胁到原有的统治能力。比如,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会议和国际规定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严格;从环保标准上看,环境保护也趋向于定量化和加强监督过程,对各国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世界各个地方,尤其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到处能够听到所谓加强“全球村居民”之间合作的呼声,其中最强烈的吁求来自“绿党”、新社会运动、各国政府及民间的环保机构、反核组织、各种专门的国际组织。到目前为止,各国对于这种势头抱有一种多少有些矛盾心理:当仅仅涉及生态保护、难民安置、水资源分享等比较具有技术工艺层面的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时,它们愿意显得比较慷慨大度,主动出让一部分曾经属于主权范围下的权利和权力;而一旦触及比较敏感的国家安全、军事和政治利益等领域时,最典型的如国际核监督、资源信息等等,主权受到损害的意识便会增强,相应地,在行动上也变得比较谨慎甚至有敌意(法国政府默许情报部门对新西兰等国的绿色和平组织的反核船只实施秘密爆炸行动便是一例)。冷战结束后的这几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形形色色的国际干预日益增多。国际干预在当代的加强及其结果,无形中使国际法律秩序得到了某种硬化或加固。按照传统的理解,国际法原则上只对同意这些规则的国家有约束力,如果主权国家表示异议,即等于本应适用于主权国家的规则失效或名存实亡。当代的世界政治现实与此并不完全一致,而且看上去似乎越来越不一致:如果涉及的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协定、国际法院的判决或权威的法学家的著作等国际法的渊源,主权国家的不承认或口头承认后的不履行,的确可能导致国际法的失效;在上述诸方面,“软约束”表现得十分明显。然而,一旦涉及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决议,就难以讲同样的话。很清楚,在90年代的今天,谁也不敢拿安理会的决议当耳旁风;在很多场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当然是许多主权国家不愿见到的情形。 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国家主权的关注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它们看来,如果说国际社会的环保决议或各种标准确实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至少是多数国家的意愿)所致,那倒还容易理解一些;问题是其中相当多的东西是“少数发达国家塞进去的私货”,仅仅代表着一些西方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凭借其军事、经济实力和信息及技术上的优势,支配着许多国际制度、规章和条约的起草和执行,逼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它们本来不应当接受(起码程度上有别)的环保方案,甚至以预防环境被破坏为名、行控制发展中国家之实。这里面又可区分出三个方面:一是西方国家对议事程序和国际规则及优先性的控制,比如多数发展中国家会认为发展优先、环保只能在此基础上跟进,而多数发达国家从既得利益出发,则有相反的强调,最终的国际规则往往是后者意志的体现(世界银行近年来关于环保标准在用于发展援助的贷款项目中的强制性要求,就是一明显的例子);二是决策权力和权威有利于发达地区的分配,比如凡是与生态环保问题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关键的位置均由欧美日地区出身的专家出任,发展中国家推举的代表充其量能够担当一些名义性、礼仪性等比较次要的职务[注12];第三表现在对环保协定的执行和监督上面,比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及“伦敦核供应俱乐部”等重要国际核管理组织对核原料的控制、对发展中国家核技术的封锁、以及对所谓“麻烦国家”的制裁。[注13] 各国政府、尤其是较为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主权关注”,由此自然产生出来;简单说,它的基本含义是,在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全球化时代,如何既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利用比较成本优势,使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又能够学会适应国际上日益加大的重视生态压力和各种环保标准,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摆到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平衡点上,同时又能够确保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发言权,避免陷入某些发达国家设下的“游戏圈套”,尤其是防止涉及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根本权益受到损害,不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少数“优秀国家”的“依附性外围”。这里的关键词是“依附”(英文为“dependence”),按照其发明者之一的界定,它“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无论如何,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总局面。”[注14]因此,所谓“国家主权关注”,实际上就是指沦为经济及政治上的依附国的担忧。 无论是地理政治关注,还是生态威胁关注,或者是国家主权关注,反映的都是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体的思考及忧虑。然而,象我们前面指出过的那样,民族国家并不是唯一的行为体,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被当成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在后面这些场合,生态环境政治引起的关注自然也有了另外一些内涵。 生态环境政治——国际社会的视角 最近二十年多来,全球主义政治观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它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透视,它在进行这种透视时所采取的独特视角,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传统国际政治结构和国际思维框架的局限性,感受到了建立新的合作与协调模式的必要与可能,感受到了世界在新的时代所发生的改变与演进。从国际社会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全球主义政治观在观察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的冲击时,揭示了一系列具有“破旧立新”意味的命题与思想,把人们的眼光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安德鲁·胡里奥(AndrewHurrell)指出,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挑战,是对旧式的国家主权观念的冲击。这个构造传统国际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在生态危机的全球性扩展面前,日益展示出其时代的局限性。“生态的挑战迫使我们重新开启有关自然与国家主权局限性这一问题的探索之门。向传统的主权观念发出质疑的,既有国家处理生态威胁的有限能力(地方性和全球性两方面兼而有之),也有新社会力量围绕环境问题显示出来的动员能力及其潜力,还有国家控制全球经济的力不从心的各种表现,以及管理生态保护问题的国际制度的各种安排显示的力量及其前景。不仅如此,世人环境保护意识的增长和‘人-境’相互依赖感的强化,增加了一种新的星球意识(anewsenseofplanetaryconsciousness),它导致了不是基于领土之上的政治认同感,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组织和行动的机制。”[注15] 依照这种“新的思维”,生态环境危机给国际关系结构和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深远改变,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国家主权的受制约和相对弱化 与上篇提到过的“国家主权关注”不同,这里讲的主权问题,是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的。按照新的观念,由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新趋势,显示出传统的国家主权结构和观念的衰变。国家在新的全球生态危机面前要么显得太大,那么显得过小:所谓“太大”,是指它无法设计和承担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它们只能从下面、从基层、从各个地方逐渐实现;所谓“过小”,是说国家无法应对跨国界的生态问题,后者经常是由国际组织和NGO处理的。“从这个角度看,正在分崩离析的主权国家体系已经成为管理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障碍。”[注16]另一方面,全球生态危机的加深,和世界对待它们的反应的变化,为“世界主义道德意识”(acosmopolitanmoralconsciousness)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它的资源是有限的,所有人必须负责任地分享这个世界,“星球方舟”上的全体乘客不得不同舟共济,保护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保留一个健康、和谐的家园——资源必须在所有民族(国家)之间保护和分享、在不同代际之间保护和分享的这种观念,与旧的国际政治学中所讲的国家利益、权力斗争或集团本位主义有质的区别. “地球村”意识的发展,有可能导致限制国家主权的要求:首先,全球意识的加强将要求约束国家主权的范围和功能,比如,限制矿物能源的消费,控制可能造成对臭氧层的破坏的物质(如氟利昂)的使用,制止对雨林及森林地区的砍伐等等。其次,全球意识的强化将要求加大对全球NGO和各国内部个人及集团权利的保护,促进资源、财富和活动余地的公平分配,推动可持续发展在不同层面的实现。例如,在新的国际气氛下,对少数(个人和集团)的保护和重视会比从前多得多。再次,全球意识的发展将要求人们注意一些过去不曾注意或注意不够的互斥关系,如自然环境的高度保护与经济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关系、迅速的经济成长与传统文化(包括历史遗址、传统技艺等)的保留的关系、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关系、新技术新科学的发明与道德尺度的维护的关系。总之,“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的现有政治经济结构发出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与组织的严肃课题,比如,国家间谈判与合作的形态,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世界财富的分配和全球民主化的新形式,等等。……在国家观念的现有尺度内,秩序、正义等标准已经形成特定的模式;而一旦超越这种尺度,就会发现许多不完善之处。……环境问题和生态政治可能正在改变占支配地位的偏好和价值,创造新的思维空间”。[注17] 从国际制度层面观察,全球生态环境挑战及其“制度效应”(即不断设立解决相关问题的各种制度、规范和法律),会逐渐导致国家间关系中以往存在的“无政府现象”的减弱,同时令各国的本民族意识淡化,国际化、全球化程度提高。由于世界各国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卷入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各种机制,世人已经不可能再把国家视为某种完全自主的单元。这一“缠绕过程”(processofenmeshment)将持续延绵下去,逐渐增强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在此过程中,权力正不知不觉地从各国的上层向各种国际制度转移(如联合国环境纲要、联合国发展纲要、联合国海洋法、联合国发展援助、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海牙国际法庭、世界自然保护协会、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等等),而各国从开始时的不情愿、不主动地进入国际合作与协调过程,逐渐朝比较情愿、比较主动的协作方向迈进。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既往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一面是正式的主权国家的权利要求,另一面是国际社会的权威性;变化的趋势是前者弱化,后者加强。国际范围的各种机制和规范,逐渐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各国政府的旧的权威地位受到日益增长的削弱。国际制度的不同层次,把不同的约束(实践的和规范的)施在国家主权的概念上面。各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高密集度的国际准则、规定、规范和制度的约束,也不得不学习和适应这些约束;即使是那些强国大国,它们的国际权力和地位及影响他国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们是否“有力”和“有效”地利用各种国际合作安排。总之,从全球主义者角度看,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一个国际结构性的变化是,国家的传统权利及权力在淡化,而国际社会的共同职责在加强,影响在扩大;变化的特点,是从最低限度的合作目标,朝建立国际规则和承担更大责任的方向演进,朝改善及改造国家内部的组织功能的方向演进,朝形成共同的星球意识的方向演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主权受制约的时代。 2.国际国内的界限逐渐模糊 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重要的思想传统建立在一个认识之上,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有别于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然而,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和世界解决这种问题的新的努力,使上述旧的认识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与各国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过程之间,存在着日益强烈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使每个国家成为国际社会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了某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内在结构,并且,逐渐消蚀着、侵割着、淡化着传统的国家边界和政治分野,把各国内部各个领域的各种变化在全球范围内折射、放大和再现。因此,不论是纯粹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或者是政治家和企业界人士,甚至于艺术家和出版家,都必须面对全球共同的挑战,把自己生活的小环境与国际大背景联系起来加以对待。如果说内河污染、森林乱伐、生物物种灭绝,还可以看成是某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至多对周边区域造成一定影响,那么,国际水域的污染、大片森林地区的沙化、某些地球生物的绝种,影响所及便大大超出单独的国家;至于世界性气温急剧升高、全球“热岛效应”的形成、臭氧层出现空洞等恶果,更是殃及整个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的生物圈。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生态环境退化与暴力冲突之间的联系。按照既往的解释,由于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冲突,正是现实主义者所说的典型的“资源战争”(比如围绕中东地区水资源发生的各种冲突)。然而,这一类解释却漏掉了生态环境安全中最重要的方面:环境退化的危机已经和正在削弱弱小国家的社会构造,不仅严重加剧国家内部的动荡和暴力,而且造成周边国家和整个地区的不安。例如,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片非洲区域,由于长期缺少治理,也因为人为利用的不当,生态条件正急剧恶化,人为造成的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从短期和局部后果上看,它严重危及到黑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政治稳定,从长期和更大范围观察,它给世界造成了一波又一波可怕的战争冲突、难民潮流、援助需求和疾病传染等威胁。换句话讲,生态环境安全的观念,已经无法简单按照旧的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的界限,或者军事威胁与其它形态的不安定的界限,加以划分和对待。 另一个事例具有同样的意味:在国家利益的认同问题上,传统观念的一个判断——国家实力大小决定国家所获得的利益——由于生态环境危机的加深同样有所失效。即使是最强大的美国,也有可能在生态恐怖面临束手无策或遭受严重的打击——假如这种威胁来自臭氧层的遭受破坏、或者海平面的非自然升高、或者某种可怕的生物物种对人类的难以抵挡的侵害的话。显然,在生态危机面前,人们不可能完全根据国家的实力大小和传统地位,确定什么样的程度有害、什么样的程度无害的问题。在生态环境政治学里面,人们更多地是根据科学与政策的关系作出判断;国家的“环境学习”不得不适应于科学的揭示,国家利益的塑造必须服从于自然的法则;国内行为者的角色和国内的价值经常不得不与国际上生态环境的尺度协调,内部的议事日程常常不得不与国家对外的生态方针一致。 再如,当人们谈起国际生态环保制度和措施时,必须考虑它们的贯彻和效能。“传统的关注点”在于制度的构成、制度与权力的联系、制度延续的因素等方面,但问题在于如何使这些制度行之有效。十分清楚,国际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在于国家的内部弱点和结构上面。非洲和南美一些国家的事例证明,当国家内部政治构造十分陈旧和虚弱时,国家的政权是很难执行国际协定的。笔者曾经指出:“从历史上看,大凡民族比较单一、文化发展线脉比较有连续性、环境造成的大的冲击比较少见、社会进步比较平衡的国家,政府的对内统治对外独立的权利都有较好的保证;相反,在那些群际族际关系比较复杂、文化演进过程中‘断层’较多、外部挑战内部忧患的‘双重变奏’反复出现、社会现代化举步维艰的国家,国家的主权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主权问题一般都被放入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加以说明,国家主权与社会进步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离开了对各国国家内部事务的考察,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当代的国际关系。” 上述事例证明,国际政治理论需要更多地聚焦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上。无论如何,以往所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内秩序”的标准,已经不能令人满意。当我们问道,国家是否能够在其边界内有效地贯彻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政策?与国际压力这种“外生变量”相比,国家自身治理生态污染的能力的下降,在多大程度上标志着主权的弱化?国际上所说的许多“半主权国”(quasi-state),是因为它们失于管理环境退化问题,还是由于经济失败或政治合法性丧失,或者其它原因的综合所致?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在探索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势必跨越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界限,产生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和范畴。 3.NGO基础上形成“全球市民社会” 从全球主义角度分析,对旧的国际政治造成深刻巨大冲击的另一个因素,是世界范围内“跨国性市民社会”(transnationalcivilsociety)的萌生。由新的国际行为体组成的全球性市民社会网络,不论组织形式还是政治纲领都有别于国际政治学家已经十分熟悉的方式和内容。 在新的国际行为体中,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NGO)最引人注目。一般说来,NGO是指非官方的、非盈利的、与政府部门和商业组织保持一定距离的专业组织,它们通常围绕特定的领域或问题结成团体,有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代表社会某些集团或阶层的愿望或要求。处在地方、民族、区域、国家、国际等不同范围的NGO,情况可以有很大的差别。按照“国际组织联盟”1993年年鉴的统计,1909年,全球范围的NGO为176个,1972年达到2173个,1992年超过27190个。NGO色杂样多,形式特点一言难尽。有的NGO是全球性的,有的是地区性或次区域性的;有的政治色彩浓厚,有的纯粹是专业人员和技术精英的俱乐部,;有的NGO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经常出现在国际政治的画面中心,有的仅仅表达少数人的偏好和追求;有的同联合国和各国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有的则与正式的官方的机构格格不入;有的财政来源丰富、组织网络遍布全球,有的NGO入不敷出,或者靠不稳定的某些赞助和课题维持有限的活动。 不论组织大小、范围广狭,总起来看,各种NGO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的角色。例如,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除了各国政府的正式代表外,另有1400个NGO的4000多人出席了这次世界瞻目的会议,与此同时,在主会场附近,还有来自167个国家的25000名代表不同NGO的个人,围绕同一主题举办了“全球论坛”;更重要的是,在里约同时召开的这两个大会,最后通过的文件都强烈反映了重要的国际NGO对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见解。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中,有来自各国各地区的各种NGO的代表978位,一些国家的官方代表团里也有部分NGO成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小岛国由于无法负担参加一些国际会议的费用,常常委托某些著名的NGO的代表作为临时代言人;例如,太平洋岛国瑙鲁便是请两位环境保护组织的活动家代为出席在伦敦举行的“防止废料倾倒国际会议”。从生态保护领域观察,各种国际NGO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除上面已经提到的以外,还可举出的事例有:协调世界各国沟通南北方对话,达成各种环保协议;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人类可持续发展概念对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的各项具体工作;向国际社会和舆论揭露世界各地发生的破坏生态环境、违背有关协定的现象;努力揭示各国内部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过程同国际自然生态环境改善的内在联系;等等。 从发展前景看,国际NGO在未来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扩张。原因之一是联合国的支持和鼓励。不少专家指出,UN实际上是NGO的天然盟友,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国际主义的”行为主体。现在,各种NGO参与联合国的程度日益加深,联合国与一些重要国际NGO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另一点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未来一段时间还可能进一步增强的世界“缩小和碎片化”趋势。目前的种族主义急剧上升、国内冲突大量外溢、国际干预不断增强、各国内部动荡不稳等现象,具有明显的跨国界跨地区特点;在电视等传媒的作用下和人们的日常感觉里,这个世界不仅变得越来越小,而且更加支离破碎,原有的维系手段和尺度却在日益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超国家的、跨地区的、次区域的、纵向横向的NGO显示出强劲的崛起势头,迅速填补了或力图填充民族国家衰败后的某些真空。所以说,国际政治不仅不再是、而且越来越不止是国家间政治,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的那样,它是21世纪的大趋势之一。此外,也不能忽视NGO成长壮大的社会内部原因。市场化潮流使市民社会的发育成为难以阻挡的过程,它在令各国认同法人规则、产权规则和竞争规则的同时,给予个人、团体、利益群体自我表达的机会,使政府的调控及整合能力受到这样那样不无益处的挑战。因此,NGO的境遇以及它能否与政府建立建设性的批评伙伴关系,是全球市民社会成熟与否的一个象征。从各国历程观察,比较有弹性有包容性的社会,会有比较多有特色的专业化的NGO,会有更丰富更生动的多种行为主体互动的画面。同理亦适用于国际社会:比较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时期,可能有国际NGO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有特色的“补空”方式。[注19] 4.重新思考国际研究的内涵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全球主义者在看待生态环境问题时,建立了不同于传统的国际政治学派的视角与方法。他们重新考察了国家的作用和主权的观念,重新估计了国际社会的道德与组织力量,主张用更大的单元(国际共同体甚至全球村)取代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主张以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历史以及对外关系)的综合分析代替权力政治为中心的单一视角,主张赋予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比国家更大的单元如世界社会、或比国家更小的单元如个人或集团等)更重要的角色,主张用“世界政治”(worldpolitics)概念取代“国家间政治”(politicsamongnations)或“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politics)等概念。 “全球主义”并不是一个思想整体。全球主义者中又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有的学者以乐观主义态度看待国际体系发生的新变化,有些人则比较悲观,故国际上又有“乐观论的全球主义者”(optimist-globalist)与“悲观论的全球主义者”(pessimist-globalist)之分。前者相信,“如果相互依赖的程度持续上升,它将最终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或世界‘文化’的形成,这又会进一步促进能够管理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进程的世界‘国家’的发展。”他们同时赋予跨国单元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动和影响以更多的政治和安全含义,肯定它们对国际稳定与和平的积极贡献。[注20]后者认为,“并不存在肯定的理由说,相互依赖的增长会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的出现”;相反,它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冲突,因为,“系统性的相互依赖的增长,在世界政治中一般会同时创造新的冲突机会和新的合作领域。”[注21]悲观论者承认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但他们主要从“全球性问题”的角度加以考察和得出结论。“罗马俱乐部”的两份重要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是悲观论的典型。不过,总起来讲,全球主义立场代表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观的视角,它使人们拉开了与传统的权力政治位置的距离。 全球主义理论家提出的许多问题,有些在比较保守的现实主义者看来,可能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但这些问题确实启发了人们的思考、扩大了研究者的视野。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抨击,可看成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者发展出的多样性的一个事例。 美国研究生态与道德关系的一位著名专家亨利·舒(HenryShue)指出,西方的多数道德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之上的,这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是指人类活动所追求的全部的和唯一的利益,归根到底是人类自身的好处和需要;人类不会为了任何非人类的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如生态体系)去干任何事情,除非它们适合了人类的某种需求或偏好。例如,假如人认为某种非人的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很漂亮”,或“很有趣”,或“很稀罕”,有“医用价值”或“营养价值”或“观赏价值”,人类可能会采取这样那样的行动,去保护、拯救或培育它(们)。人类养身的目的、娱乐的目的、休闲的目的等等,才是人类提出生态保护或环境改善的理由。生态系统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被人类视为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value)。因此,一旦某种(或某些)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被觉得过于“丑陋”,或过于“肮脏”,或“数量过多”,或直接对人的生存“产生威胁”,人类就可能毫不犹豫地置其于死地或限制其生存、活动范围。“人类从不把自己当成仅仅是一种手段,或者是为其它什么种属提供服务的工具;但人类却把人以外的其它种属当成人的潜在资源、能源和利用对象,在人的眼中它们没有自身的独立的存在价值;它们的‘可持续性’仅仅服务于人类的‘可持续性’,‘可持续的资源’最终仍然不过是资源而已”。从根本上讲,现在世界各国和多数环保组织所谈论的生态环境保护,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避免人类受到自然的伤害,哪怕这种自然伤害的致因来自于人类反复无常的行为。“在气候变化上人类采取的行为的目标,是服务于人类的长期经济福利,尽管现有的植物和动物种类也将受益于这一过程。国际道德的考虑几乎完全是在人类范围内展开,其关注焦点是如何在世界各国之间分担防止地球燃烧所需的成本。”试想象,假使大气环境和山川地理的改变,会使人更加赏心悦目或更加舒适方便,而不是现在科学家们所担忧的使人类面临各种连锁性的消极反应,人类可能不是采取目前的限制性措施,而是会使用各种鼓励、诱导、“开发”式的手段(比如人造地震、特大水库、观赏性运河和山丘等等)。亨利·舒教授比喻道,这就好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不过是表达了西方人对非西方的“非我族类”的利用、排斥和“自我中心主义”心理一样,现在欧美国家所宣传的“生态保护主义”的背后,实际上透射出一种“居高临下、为我所用”的傲慢的人类种属中心主义。[注22] 可以想象,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亨利·舒的上述观点及其比喻,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生态政治论在当代世界歧展延伸的程度,反映出国际关系学在全球主义推动下出现的思考多样性。 本文的上下篇分别叙述了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待生态环境问题的不同态度,依笔者看,虽然角度各异、对策有别,它们已经具有、并且将越来越具有深刻的国际关系含义,这就是,使世界各国及其决策者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地面对在新的全球性问题面前传统安全观和主权观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及新挑战,不能不寻找新的政策选择和思维方式,不能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方法改变或完善自己国家和周围世界的现有存在形式,尽管各种选择之间存在矛盾与磨擦,但从更高的视角观察,它们最终构成了一种“合力”,共同推动着国家及国际社会朝更高的阶段上迈进。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进步,是生态环境政治引发的当代国际关系的积极变化。 国际关系论文:浅谈东北亚地区安全对中国国际关系上的作用与重要性 【摘要】冷战之后,中日美俄等国家的国际关系愈加复杂,东北亚地区安全是关乎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是位居东北亚中心地区的大国,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东北亚地区安全的状况、战略、模式进行分析,探讨了中国与日美韩朝等国家的关系,并指出东北亚地区安全对中国国际关系的作用与重要性。 【关键词】东北亚地区安全分析;国际关系;影响 一直以来,东北亚地区就是大国力量交汇和冲突之地。从地理和政治角度讲,包括中国的东北、华北地区,日本、朝鲜、韩国、蒙古和俄罗斯东部以及和东北亚地区有着重要利益关系的美国。中国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之一,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变化与中国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保持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现状 历史上的东北亚地区一直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地区。20世纪以来,这里就曾经爆发过多次战争和矛盾,有1905年的中俄战争、30-40年代的中日战争和50年代的朝鲜战争,以及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而导致的长时期的军事对峙。二战结束以后,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东西方冷战的格局,东北亚地区成为了美苏争夺的重要地区。在这里形成了两大阵营,即社会主义国家的朝鲜-苏联-中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韩国-美国-日本。两大阵营达成了同盟关系,这样的关系大致维持了40年左右,并在势力上形成了均势状态。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对峙得到了全面的缓解。首先,中国与前苏联在1989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次,美国、日本也与朝鲜开始接触,并达成了核能源利用的协议。并且,由朝鲜、韩国、中国、美国参加的朝鲜半岛四方会谈也已经举行。随着地区安全的改善,经济合作也得到了提高,形成良性互动。优先发展经济、加强经贸合作已成为各国的共识。可以说,经济合作的发展加深了各国之间的联系,有利于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而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又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政治格局的角度来看,各个大国之间的势力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可以说,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状况总体上趋于平缓。 二、东北亚大国的安全政策 美国虽然不属于东北亚地区,但却是对这个地区有重大影响力的一个国家。当前美国的政策一是保持前沿驻军,二是保持美日、美韩的双边安全同盟。 关于日本的东北亚政策,日本国内的战略研究专家有两大派,即大国国际主义与和平国际主义。主流现在已经倾向于大国国际主义。力图通过经济手段加强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地位和大力加强防护战略,也就是加强与美国的同盟来提高自身的军事能力。 俄罗斯在东北亚的安全战略目标有四点,一是重振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二是以东北亚经济合作为契机介入亚太经济大循环,以利于其经济安全;三是通过加强东北亚的战略地位制衡美国、西欧;四是促进东北亚地区安全以利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稳定。同时俄罗斯把对华关系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在政治上,上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军事上签订了《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 三、东北亚地区安全对中国国际关系的影响 冷战之后,苏联解体,俄罗斯复苏,中国的复兴,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努力,再加上在东北亚地区有着广泛利益的美国,使该地区的大国关系变得愈加复杂。四国关系的走向,不仅关系世界和平与稳定,更影响着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中国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之一,该地区的安全是关乎中国优秀安全的重要因素。中国长期奉行着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对中国国际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东北亚区域战略可具体表述为:以维护东北亚区域的稳定为前提,构筑东北亚各国全新的合作体系,与东南亚区域战略相呼应,为中国北方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发展营造新的发展空间。 四、结束语 由于美国和前苏联(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在东北亚地区的减少和退出,中国被认为可能是在东北亚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中国一直以来反对霸权主义,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在对待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上更是同样的态度和立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发挥了积极的建设作用,而且所带来的意义已远远超过解决朝鲜核问题本身,较好的体现了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发展思想,新安全观和新政治经济秩序观。 可见,中国在维护东北亚地区安全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夸大其在建立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中的作用。我们应在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下,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以谨慎把握为原则,合理处理好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论文:地区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 摘要:对于国际关系来说,现在已经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两种国际关系研究范式,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已经普及和增进了人们对于国际关系的普遍性了解,但是对于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却乏善可陈,本文即从地区政治的角度入手,从地区范围内的国际关系入手,在体系结构、进程、秩序这三个角度对其具体特征进行了分析,并从该角度出发,探讨了其他理论问题,从而明确国际合作以及国际冲突可能发生的原因。 关键词:地区政治;体系;国际关系 一、研究地区政治关系的必要性 (一)国家交往和影响在地区范围内最为强烈,国际关系也更为密切复杂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讲,相互依存关系在邻国范围内最为明显,地理上的近距离会极大的影响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资本交往、产业之间的交流、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活动,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具有高度依赖关系的地区政治经济一体化发生的前提,也是发生在相邻国家之间的。而各个相邻国家之间,安全问题一直是各个国家最为重视的问题,他的各种形态依存在地区体系内的“安全复合体”之中。 (二)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和平在相邻国际地区之间出现的可能性最高 从国际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全球范围内实现和平是几乎不可能的,而冲突与战争是及其容易在历史和纠葛比较多的相邻国家之间发生的,矛盾是相对相生的,相较于战争和冲突,持久的和平也最容易在地区范围内实现。 (三)国家的机会与医院在地区范围内更加显著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经过战略考量的、慎重的选择过程,亦是一个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社会意识所支配和影响的过程。而在这之中,到底各国之间有没有战略利益的趋同性和国内社会需求的可能性与机会,到底各个国家之间有没有能力、意愿去利用这些机会和可能性去实现彼此之间本就不相同的目标,这两个问题,是关乎国家与国家之间,乃至于国际社会之间交流的根本方向的问题。有的学者用意愿和机会两个词语来概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此种关系,并指出,地理上越近的国家之间两者的强度越高,而事实上,在临近国家地区之间,资源的争夺、地区文化的相似性、政治战略的考虑,必然会产生更多的机会与意愿。 二、地区政治的特征浅析 (一)地区体系和结构的开放性、多变性 与全球体系相比较,地区体系从根本上来讲,是多元和开放的,地区体系既可能是由合作式的互动联结起来的,也可能反映着一个紧张和冲突的群体。地区体系与成员国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相互塑造能力,两者的互动有高度的敏感性,地区的变化能迅速传导给国家,重要国家的政策调整也会立即产生地区意义。许多重要的具体事务与问题更容易上升到地区层面,具有了地区性,对其反应与解决也往往体现出多边的色彩。同时,地区体系内的社会经济、价值与政治文化、制度特征或者发展阶段一般是比较相似或者接近的,社会发展的同质性强,各种国内冲突、挑战或者诉求比较容易越过边界在地区范围内蔓延,成员国内部事务与秩序对地区政治的面目与秩序有着较大的塑造能力,对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地区而言,这种国内力量与地区发展的关联尤为明显。 (二)地区体系有其自身运转的逻辑和方式 首先,相对于全球政治,地区政治的根本问题更加集中在安全事务上,威胁的平衡成为地区国际关系的轴心。相互邻近决定了地区内国家彼此间的威胁感易于产生,较小的冲突也有上升为地区安全问题的很大可能性,当然这种地区属性也为解决安全问题的各种努力提供了更多的动力。其次,地区政治中的权力关系是在多重制约下展开的,国家之间力量与影响的差距要比全球层面上小得多。地区层面上的权力既会引起高度敏感的反应,也更易受到硬制衡的应对;大国有较多自我约束的动力,中小国家有保护自己的众多手段。最后,地区政治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全球体系的广泛多样性决定了即使是存在一个国际社会或者全球社会,其社会性也是在最低程度上而言的,无论是共同价值与规范以及理解与共识的形成和遵从,还是它们的维护与推广。尽管不能说所有的地区都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地区社会,但地区成员大都会认识到并承认它们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价值,相互间深陷安全与福利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它们有动力为管理分歧、冲突和相互依存关系而取得共识,形成规范,地区认同、近似的制度文化与社会价值以及普遍的社会交流则为地区政治提供了规范性的深层基础。 (三)各个相邻地区之间都会由重叠相同的多种秩序 每个地区的秩序和关系的形成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是各国国内和国际秩序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但是,在处理每个地区的安全和政治两种事务上,各个地区基于本地区的历史、文化等因素,都会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从而保证本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稳定。地区秩序对于国家之间来讲,就是对于本地区国家之间政治与安全相关事务进行处理和解决安排的模式,从而促进本地区的安全、国民福利、经济发展等普世性的价值的维护。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普世价值的范围内,各个相邻地区之间,多种秩序的重叠是有其必然性的。 三、地区政治研究新范式:新超越地区主义范式 中国学者最近几年才开始关注和思考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地区政治有关的学术问题,主要集中在新地区主义范式上,包括地区主义及其国际政治经济影响的一般性理论探讨,对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分析,当然也包括学术历史较为长久一些的欧洲一体化研究。也就是说,中国学者基本上是以新地区主义作为主要路径进入到地区政治研究之中的。新地区主义确实是与全球化并行高涨且紧紧缠绕在一起的世界新气象,成为促进和塑造全球体系结构变革的一个重要力量,尤其是在更深的程度上改造并规范着许多地区的体系结构,为众多国家重新定义其“机会”与“意愿”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与行动指南,抑或一种看待与处理互动关系问题的视角,新地区主义主要来源于地区意识、地区认同、地区价值和地区共同体等理念与视野,地区内国家以及各种力量能够以积极的眼光看待它们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意义,能够关注共同的挑战与命运,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共识;反映了对地区概念以及国家-地区-全球关系的一种新界定,在不阻碍甚至是以更有利的方式参与全球化的条件下,以不同的形式提高地区内部聚合的程度以及在广泛的事务领域加强合作的水平,增进成员国的安全与财富以及地区和平与发展等共同利益。无论是“问题驱动型”还是“视界驱动型”,新地区主义在总体上体现着地区走向一体与合作、多边与稳定、繁荣与共赢、和平与安全的趋势及诉求。 但是,新地区主义并不代表地区政治的全部,多面体的地区政治至少还有另外一个侧面,那就是不同程度的利害冲突、权力较量、安全困境、体系与秩序不稳定及地缘政治考虑等因素阻碍、分裂和离散合作的动力以及预期一致性的消极方面,这些因素以不同的形式阻碍或者限制着地区主义的动力与进程。 四、总结 地区政治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应该是20年以来国际关系中发展最快、最具特色的一个领域,本文对地区政治概念的引入和分析,试图通过有限的篇幅,丰富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扩展了其维度,伸展了其深度,从而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突破的可能性,推动了学界建构全新的理论。本文中,限于篇幅,有几个理论问题尚需考量,即地区政治的一般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地区与地区政治的社会建构、地区与国家的相互塑造,这三个因素对地区政治与国际关系也存在着重大的影响,值得我们的进一步考量。 (作者单位:燕山大学,河北 秦皇岛 066000) 国际关系论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思想初探 [摘 要] 关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思想是其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思想的优秀内容。十八大以来,围绕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在为什么要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关系、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如何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关系方面,作了一系列全面深刻的论述。学习关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思想,对我们做好外交工作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新型 国际关系 思想 十八大以来,高度重视外交工作,亲自运筹外交工作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大力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围绕在新形势下如何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新型国际关系思想,成为关于外交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国际关系思想,突出回答了以下三大问题: 一、阐述了为什么要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关系 (一)从国内看,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告诉我们,搞好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历来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良好的周边环境是我国能够安心搞建设、发展国内经济的重要外部条件。2013年10月24日,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1]p296。“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1]p296-297 (二)从国际视角看,这是面对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需要。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大家都在一条船上,都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当今世界并不太平,恐怖主义、金融动荡、环境危机等问题给世界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世界各国需要以负责任的精神同舟共济、协调行动。”[2]p265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事业是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事业,“中国梦”与“世界梦”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必须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国际关系。 二、论述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型国际关系 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在访美期间重申应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十八大以来,围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型国际关系,明确指出,各国应该共同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优秀的新型国际关系。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优秀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3]p1572013年3月27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时他又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合理关切。”[3]p158当今世界,新型的合作共赢关系,是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和平实现发展的最好选择。正如强调指出的,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和平和发展的目标迈进,而合作共赢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途径。2015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优秀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p264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三、指明了应该如何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关系 面对当今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对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周边外交工作、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从战略高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一)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是2013年10月在我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成为我国在新形势下周边外交工作的标志性方针。在会上强调,要谋大局、讲战略、重运筹,把周边外交工作做得更好。并明确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1]p297所谓“亲”,就是要重感情,多走动,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所谓“诚”,就是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所谓“惠”,就是与周边国家交往要坚持互惠互利的原则;所谓“容”,就是要有开放包容的思想,求同存异的大国胸怀。“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既反映了中国高度重视周边外交,更体现了中国正在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及地区形势来调整自身对周边国家的外交思路;既是对新中国60多年周边外交实践的经验总结与发展,更为新形势下如何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全新理念。 (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2]p263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道路,离不开和平外交。中国积极运筹中俄、中美、中欧等主要大国关系,中国把广大发展中国家视为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路人。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要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永不称霸和扩张;就是要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就是要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积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指出,要着力深化互利共赢的格局,关键是要同有关国家共同努力,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3年9月7日,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时,分别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此后,相继提出亚投行、金砖行、上合行、丝路基金的构想。在当今世界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离不开世界各国通过合作走出困境。建设“一带一路”,既为区域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更是我国实施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 (四)推动与各方关系全面发展。推动与各方关系全面发展,关键要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大国关系决定世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体系的走向,是影响世界和平的决定性力量。2012年2月,在访美期间重申应“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6月,中美元首在加州庄园会晤,标志着这一外交理念最终成为双方共识并在外交实践中开始落实,而且中国新一届政府不断将这一理念应用到与其他主要大国关系上,推动与各方关系全面发展。围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如何进一步推进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指明了方向。同时,为进一步推动各方全面发展,还就如何进一步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积极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等问题作了重要论述,比如,对如何处理中非关系,强调中非历来是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对非合作要讲“真、实、亲、诚”。 国际关系论文:亚投行成立与国际关系局势新变化 摘 要:现实主义视角下,亚投行的成立是在中国基于经济发展、实力匹配与形象展示考量以及亚洲国家基于发展困境与协同优势考量背景下的产物。亚投行的成立将会对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一定影响,主要体现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四对关系中。应当理性认识亚投行成立对于新型国际关系格局的形塑作用。 关键词:亚投行;国际局势;新变化;现实主义 一、亚投行成立的背景分析:现实主义的视角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是政府间性质的区域性金融机构,其主旨是为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扶持,其成立有着多方面的时代背景。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层在对外宣称中将亚投行定位为促进亚太地区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建设的机构。在学界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向来注重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倡导成立亚投行是中国在亚太地区自觉“负责任”、自觉承担国际义务的行为体现,以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出一份力。实际上,在目前主导主权国家行为的优秀要素仍然是利益,无利益的单纯履行义务的行为不会为主权国家所实施,因此在本部分中将以现实主义的视角试图更客观地审视亚投行成立的背景。 从中国的考量来看,亚投行的成立时经济发展、实力匹配与形象展示的结果。中国作为成立亚投行的倡导者,有着基于国家利益的多种考量。首先,成立亚投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长速度开始由高度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并且面临着制约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障碍,表现为产能过剩并内需不足的情况下通过“走出去”来盘活经济的压力和要求。除了释放产能过剩的压力外,这种走出去对于中国基础产业的国际化也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而亚投行的建立通过对于东盟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的配合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亚投行可以为东盟共同体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援,从而有助于中国将内部过剩的产能消费掉,并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活力和增长点,将其基础设施产业推向亚洲乃至国际,促进中国的经济转型。第二,成立亚投行是中国对于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地位和实力匹配的要求。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政治、经济以及人口等要素可以对权力格局的重新配置产生较大影响,而中国在这三个要素方面已经在亚洲地区居于主导位置,因此相应地中国在该区域的权力格局中应该匹配其权力要素。而现实的情况是,在亚洲的金融话语中占据主导的是日本人,亚洲开发银行中的高层人事安排鲜明体现了这一点,而日本又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相当程度的控制,因此倡导建立亚投行被认为是中国谋求其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的努力。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亚洲金融秩序、金融政治中中国及亚洲国家的话语权都会受到抑制和忽视,进而损害其利益,而中国作为该区域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因此对于更为有利于亚洲国家,当然也更有利于中国的金融话语权的新型秩序的构建是中国政府倡导建立亚投行的初衷之一。第三,亚投行也是中国展示其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一个平台。成立亚投行是中国展示其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一个渠道而非后果,因而亚投行在此具有了“工具理性主义”的色彩。中国形象的输送需要一定的形式和媒介,如同东盟共同体、“一带一路”一样,亚投行也可以成为中国展示其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合作理念以及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一个平台。 从亚洲的考量来看,亚投行是解决亚洲国家发展困境与发挥协同优势的必然产物。仅仅有中国的倡导是不够的,亚投行的成功成立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对于中国的响应密不可分。而亚洲国家加入亚投行主要基于以下考量:第一,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困境使然。亚洲经济具有规模、活力、增长潜力以及人口、资源等显著优势,但是在相关交通、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这将会制约该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质量的提高。布雷顿森林体系支配下的金融机构对于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无法满足,因此当中国政府倡导建立亚投行后,亚洲很多国家积极予以响应,就是看到了突破既有金融机构困境的希望,从而也看到了依靠发展中国家主动的金融机构来解决发展的资金困境的希望。第二,亚投行的建立将发挥协同优势的效果。亚洲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具有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使得该区域国家已经有能力建立由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机构,亚投行的建立使得这种潜在能力得到应用和发挥,从而使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形成优势的协同和互补,从而推动经济社会更快的发展。 二、亚投行成立与新型国际关系的形塑 基于现实主义的视角分析亚投行成立的背景可以看出,中国以及成员国家尤其是亚洲发展中国家都基于其自身国际利益倡导或加入亚投行,这无疑会对国际关系格局产生影响,换言之,亚投行的成立将会形塑新型的国际关系,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下几对关系: (一)中国与其他国家。由于中国在亚投行的成立以及实际运作中倡导者和主导者的地位,因此探讨亚投行对于新型国际关系的形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第一,亚投行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多边关系的建立。亚投行的建立使得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发展中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使得中国与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国家的联系也更为紧密,从而推动建立多边合作体现的建立。第二,亚投行推动中国在亚太金融体系中话语权的提升。由于中国在亚投行的成立以运行中的主导作用,使得亚投行之于中国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力会突破亚太地区,对于由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也具有一定的突破,如人民币国际化将会对美元的统治地位产生一定动摇作用,英国与中国签署的货币交换协议就体现了这一点。第三,亚投行推动输送中国影响力。通过亚投行,中国可以与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中国建设”也将借助亚投行的资金东风更多地出现在世界的角落,这都将成为中国影响力的新的符号和标志。并且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中国作风和理念也会进一步提升中国形象,成为一种“软实力”。与其他国家基于亚投行与中国的良好互动对比明显的是,美国和日本与中国关系的微妙变化。美国和日本对于亚投行目前持一种被动观望的态度,亚投行的建立将首先使得日本在亚洲地区金融政治中的地位下降,亚投行对于亚洲开发银行的部分替代和冲击将会使得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日本地位发生变化,这些也会或多或少反映到中日关系上来。 (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来看,亚投行对于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良好合作也提供了有利平台。首先,发达国家如英、德的参与将会在融资上对亚投行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如前所述,亚投行的主旨就在于为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而发达国家的加入以及其拥有的资金优势使得亚投行本身作为融资组织的生存得到了极大的保障。其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通过亚投行在经济上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有利于建设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利益共同体,有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以欧盟成员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亚投行的参与有着对于其本身国家利益的考量,即亚洲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潜力区域,其待开发的规模、程度、方面都有巨大潜力,而通过将资金投入、支援这一广阔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建构其与该区域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关系,从而为将来的深入合作,实现发达国家向这一区域的产业转移或市场开拓等经济活动奠定基础。而发达国家基于这种“放长线钓大鱼”意图基础上的融资行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因此可以说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局面。 (三)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基于亚投行的平台撑持,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格局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可以加强不同国家的之间的合作交流,建立密切的利益共同体;不同发展水平之间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进行优势互补式的合作,有利于经济市场的拓展,从而推动其国家经济的发展,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增强区域竞争力。另外,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中国家在亚投行中的地位和角色发挥将有助于在亚太地区的金融秩序中得到话语权的提升,一定程度上降低旧的金融体系中不得不受制于发达国家的制约。 (四)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亚投行的建立也会影响到发达国家之间关系格局的变化,这种变化最鲜明的体现当属于欧盟国家与美国之间以及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变动。首先,欧盟国家与美国关系将发生传统同盟关系的弱化趋势。其实欧盟作为一个共同体共谋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崛起降低了欧洲国家的国际地位,欧盟的建立其实就是欧洲国家试图走向复兴之路的一个努力。而亚投行的建立中,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对于其加入以及融资方面的活跃表现,相比较于美国的被动回应而言,显得两者之间的距离变大,再次凸显出国际关系中的“利益铁律”。看准了亚洲这块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地块的欧洲,选择与中国以及亚洲发展中国家走的更近,人民币向某些欧洲国家如英国的扩展更是直接冲击到美元的统治地位,因此可以想见美国与部分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国家的关系将会有所降温。而在美日之间,日本处于较为尴尬的地位,一方面其处于亚洲,是亚洲发达国家,其在文化上也有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独特性;而另一方面,日本进入现代国家以来一直以西方最先进国家马首是瞻,尤其是在美国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之后,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在亚洲的者。而亚投行的建立使得日本在亚洲金融天平上的地位下降,这会促使日本做出恢复其地位的努力,即可能会选择融入到亚投行中来,而这又会与美国做法和价值上产生一定分歧,因此美日关系也会受到亚投行的一定影响。 三、结语 亚投行的成立和运行无疑会对新型国际关系产生一定的形塑作用,我们对于这种新型国际关系格局要有一定的认识和把握。尤其是要认识到中国与欧洲国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中国与美日的关系的变化。应理性认识亚投行的建设对于中国在亚太地区以及全球金融政治中的话语权地位的提升问题,不能对于这种提升作用过分乐观。应当看到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发达国家其军事、科技、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并没有发生动摇,因此其对于国际金融政治的主导优势依然存在,因此要想真正提升中国在国家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实力是关键,因此应当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另外,应当认识到在亚投行的具体运营中亦会存在多种风险,比如投资风险,发展水平各异的国家在运营中经验的缺乏,成员国尤其是创始成员国在投票权、持股权的配额问可能会引发矛盾等等。再如日本作为先进经济体加入亚投行后的股份比例问题,对此应当予以提前设定和安排发达国家的投票比例,以凸显亚投行以发展中国家为优秀的宗旨。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中的对称性与互补性 [摘 要]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保罗・瓦茨拉维克所提出的交际理论为跨文化交际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其中关于交际过程中的对称性与非对称性关系的理论零散见诸于少许相关文献之中。在现实生活中,对称性与互补性(非对称性)理论并非仅停留在人际交往层面,甚至可以借以分析国家间对话,为国际政治理论提供一种新的社会学观察视角,这种跨学科研究方法能够更好地理解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复杂政治现象。 [关键词]国际政治;交际理论;对称性;互补性 上世纪下半叶,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态势,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传统主流理论受到新兴主义的冲击。这些新兴理论(如建构主义、女权主义)将不同学科贯穿起来共同探讨国际政治,由此产生了很多成果性创新。虽然这些理论观点由于其自身的片面性而饱受质疑与批评,但其中出现的跨学科的政治探究方法未尝不是理论创新的敲门砖。本文借助社会学的相关知识,即瓦茨拉维克(Watzlawick)的社会交际定理对国际关系进行初步探讨,从社会交际视角对几类常见的国家关系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一种理想的国际关系模式进行初步探讨。 一、交际定理的对称性与互补性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瓦茨拉维克认为,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对称性和互补性是根据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否建立在相同或不同的基础上而划分的。〔1〕人际交往存在多种行为方式,包括强势行为(One-up)、弱势行为(One-down)和中和行为(One-cross)。所谓强势行为,即某一行为者在交际中占据强势地位,试图主导双方的交际行为;弱势行为与之相反处于被动状态;中和行为则表示,行为者试图缩小双方在行为方式的差异而做出的行动。交际关系可以根据双方在上述行为方式的差异或等同分为互补性与对称性。如果行为体双方的行为方式表现为一一对等,那么两者交际关系可称作为对称关系。但如果双方出现行为风格上的差异,则其交际关系表现出互补性。但在实际交往中是不可能出现完全对称的,因为交际双方的行为方式不可能完全对等,其行为方式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方的实际力量,正因为双方力量的不对等,交际的对称性是难以实现的。即双方交际的最终形态将回归到互补性关系上来。 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它们之间所形成的国际关系也会呈现类似人际关系的对称性与互补性。不同国家拥有自己的行为风格及其背后的行为力量。国家的“社会行为会趋于朝着有利于权力较大一方的方向发展”〔2〕。在此有必要提及权力与上述两者之间的关系:所谓权力,就是“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3〕。它更多地强调行为体贯彻自己意志时的行为,此时既可以表现为对自己行为力量的运用;又可以以口头警告的方式体现在对话中,即行为风格。一定程度上可以将权力看成行为风格与行为力量的上位概念。国家行为力量(因素)可以进行细分:军事力量、经济实力、政治地位、地缘特点、人口、领土等多种因素。霍布斯学派对力量的理解基于资源、财富或者潜在实力上,以上三个概念是可以交换使用的;像摩根索等一些学者将补充了资源、人口、国家特征、国家道德、外交能力和国家机器的水平,此外还有人将气候、地缘、教育和人口因素加入其中。〔4〕但国家力量绝不是所有因素的叠加,正如华尔兹所言,“强国将因自身所拥有的力量而感到烦恼,尽管弱国并不会因此而变得强大,但是它们却可以像强国一样行事”〔5〕。国际关系也因此呈现各种各样的对称与互补关系,下文将逐一对这些国际关系进行梳理。 二、完全对称关系与部分对称关系 双方对称关系和互补关系是基于双方的相似性或差异性。存在这样的一种假设,若世界被唯一两个国家行为体均质地占有所有资源,那么双方在任何领域的对话将会呈现理想式的完全对称,此时双方都表现为中和行为,因为完全强势的行为必然导致新一轮的危机冲突甚至会面临同归于尽的后果。合作将成为双方不言而喻的默契。这样的话,囚徒困境时候不再是一种困境,双方只会向共赢发展,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理想对称关系。这种积极的、基于同质化的对称关系形式只能称作为一种理想,它只能适用于乌托邦式的社会。〔6〕 所谓部分对称关系,即双方在交际行为中同时表现出强势行为或者弱势行为,在当前无政府体系的国际关系中,“那些不实行自助或自助效率较低的行为体将无法实现繁荣”〔7〕,甚至会面临其他国家的威胁。所以双方的弱势对称关系是不现实的。双方都试图通过各自的强硬态度来占据对话的主导地位,因此常见的部分对称关系表现为强势对称关系。正如针对乌克兰问题上俄美两国互不相让的强势行为使我们感受到此次争端的遥遥无期。俄美两国长期以来在优秀利益上的对抗传统总是呈现出强强对抗的稳定对称关系,由于双方之间的力量差异较小,使双方的强势行为风格呈现出稳定性的特点。 当然存在另一类部分对称关系,正如美国与伊朗双方在核谈判中的存在的强强对称关系,由于核因素的存在,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的伊朗屡次表现出的强势行为风格使美国时常陷入尴尬的境地。但这种部分对称关系并不稳定,某种意义上可称作危险对称关系,伊朗不可能期望存在那种像俄美对抗式的对称关系,因为伊朗不具有保持长期强势风格的对抗资本,也就是说,伊朗的强势行为很快将会被纠正,一方面可能来自于国际舆论或国际制裁的压力,另一方面可能会引发类似于伊拉克的政权推翻。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危险对称关系。 部分对称关系是暂时的,或者通过军事威胁、国际舆论使一方屈服,或者导致双方对话的无限期搁置(往往以冷战形式表现出来),但通过无限制搁置的强强对话最终会被一种互补性关系所替代,因为在当前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中,想要让自身偏安一隅的理想不现实的。问题争端最终会重新摆上谈判桌。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对称关系的最终形态将会导向一种更加稳定的互补关系模式。 三、互补关系及其相互转化 国际政治中的互补关系是行为体双方所建构的常态和最终形式。“不对称性是相互依存政治的优秀”〔8〕。这种交际关系的存在以共同承认一方的主导地位或认可一方的主导行为为前提。也就是承认一方的领导权地位。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互补关系表现为霸权世界的存在,地区性互补关系则表现为一国与周边国家的不对称。纵观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互补关系在人类互动初期表现为征服与被征服,因为其共有知识是建立在一种敌对认知的基础之上的,一国实力的膨胀必然会将势力范围伸向周边国家,这种关系的最终结果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持续不断的动荡时期。而当人类历史进程过渡到一种“康德”式文明时,军事手段已被国际社会所摒弃,国家间对话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手段。 “等级制是最稳定的,也是最倾向于和平的体系”〔9〕,单极世界的出现反而会引领世界朝向一个更高效率的社会发展。成功的霸权领导,自身也依赖一定形式的非对称的合作。霸主扮演着一种独特的地位,为其伙伴提供领导,换取服从的回报。〔10〕霸主如果可以“自我克制”,并“运用其权力服务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在这种理想模式下,霸主的“权力便能以最有效的方式转变为影响力”〔11〕。正如美国所努力的那样,尽管某些行为会招致其他国家的不满和指责,但这却是未来和平的前提保障。究其不称职的原因,一方面世界无政府体系使国际社会并不能像国家机器一样正常的运转,由于缺失一种绝对权威的国际司法程序,美国维护世界秩序的行为往往表现为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另一方面欧盟、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等力量的崛起使得美国的权威主义往往陷入尴尬局面,当地区动荡出现时,当事国可能会有更多的选择性,不再看美国人的眼色,而是可能求助于临近的大国,若此时美国仍充当这一世界警察的角色,国际舆论反而会质疑美国的真实目的。但由于美国角色在避免世界规模的战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种制约作用,大多数国家还是默许了美国的这一光荣使命,但当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暴力工具的警察国家出现在对话平台上时,难免会出现这样一种行为惯性:特权意识和领导观念将会渗透到行为方式中使得一种与其他国家间的不对称关系无处不在。美国得益于其“较多方面的权力资源“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但“当今的世界秩序并不是美利坚帝国的时代” 〔12〕。 同时一种基于互补关系上的国家对话往往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高效率,往往能够很快地达成某种一致,不管弱势一方表现为主动或被动接受,世界政治将会向一种秩序化机制发展。因为“秩序产生于一个支配性大国将它的偏好强加给其他国家的能力” 〔13〕。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占有支配地位的大国以及它的受益国“不愿意让渡给新兴国家更多的东西”,同时“新兴国家从现状中可以得到的好处较为有限”〔14〕。 因此,当出现双方行为力量的对比与行为方式不相称时,往往伴随着战争来加速权力转移进程。通过战争来进行角色关系转换往往是收效最快的。当然军事手段存在一种高风险性,如果失败,双方之间的权力地位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甚至有灭亡的危险。 但军事手段并不是可以逆转角色的唯一方式。是否会出现一种缓慢的转换模式,它通过时间与历史的检验而产生关系互换呢?即一种和平崛起的范例。 这种和平渐进式的逆转的模式在历史进程中往往比较困难,较弱方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去完成自身的改变,期间可能是一种韬光养晦的过程,单以战后时期来看,从经济腾飞后的日本,到实现统一后的德国,共同经历过战败国的弱势地位,但它们之所以能够获得国际上的话语权,除了背后分别拥有美国和欧盟的支持外,更多的是自身行为因素的增长(经济实力、政治地位等)。 四、理想的合作范式:基于中和行为的对称关系 基于双边关系之上的国家之间的交流是国际关系中最基础、也是最常见的交际模式。当第三方或其他多个行为体出现在这一双边模式里时,传统的沟通模式将会变得复杂,因为各方利益都需要平衡,想要在此进程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将会变得异常艰难。若希望将这种复杂的沟通模式顺利进行下去,其一必须明确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在明确框架范围内进行对话,其二必须建立一种良性对称关系,需要强势一方做出某些妥协让步以缩小各方之间的差异性。一些行为者之间紧密的互动有助于替代或者补充一个霸主的行动。随着霸权的衰落,一个缓慢的从霸权合作到霸权后合作的转化就可能发生。〔15〕 通过欧洲一体化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理想的合作范式:经济腾飞后的德国亟需一个强大欧洲的支持,原本主权受限的德国通过一种主权捆绑的形式―煤钢领域―获得了与邻国相同的地位,而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法国也试图弥补与德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因此存在一种相互依赖的合作去弥补双方的短板。像德法之间的中和行为出现的前提条件是双方存在共同利益。我们习惯性地将共同利益局限为一种狭义且工具主义色彩的行为影响因素,类似双方之间的合作无非存在于经济利益或军事安全领域那样,而忽视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共同利益―和平。就此抱有乐观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会认为,以经济合作为纽带的世界各国将会将战争遏制在共同利益的摇篮中,但这种论调很快招致现实主义的批评。由于未来战争的不确定性及其毁灭性后果使和平主义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堪忧。是否存在一种完美的互动关系可以将双方固定在一种和平的机制框架之中?笔者认为,要构建一种这种理想的对称模型,需要达到如下的条件: 最重要的是要存在一种普世原则的共同利益,因为利益会决定行为体的行动方式。行为体通过各自的中和行为缩小各自的差异,原本双方的互补关系将逐渐向中间靠拢,形成各自克制的对称关系。“减少国家之间的不同会加大它们利益的趋同”,从而产生一种“集体身份”〔16〕。而这种集体身份正是理想中的国家合作模式。 追溯到问题的根本就是一种这样的建构主义逻辑:行为与观念的相互建构。缩小各国之间的差异以形成一种趋于理想的对称关系(集体身份)。使我们对这种理想关系抱有乐观态度的原因在于,“对安全和利益的理解”更加趋于理性化,从而“使得因为这些因素而爆发的战争至少在大国之间越来越少”〔17〕。观念层面上会形成这样的共有知识:和平与发展是当下时代的主题。而这种观念影响下的利益表现为双方之间基于共同发展与安全上的交流与合作,当这种观念进一步深化时,对世界和平负责的态度将成为各国对话的前提与基础。在这种理想观念作用下强势行为方式更多的是自我约束,而对方则会表现出更多的理解。我们无法确信这样的理想模式会在多久后出现,但从一种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景上升到各个国家行为体的共有观念,需要的更多是时间与谅解。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现状 本文简单地谈一谈当前国际关系的现状,主要涉及学科方向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希望可以从中发现机会,找到落脚点. 第一个现状是出现了三个同潮,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战略层面都存在这个问题。第一是权力政治回潮,这在美国表现得十分明显,尤其是在美国战略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却引起了很大反响。文章称,“过去的坏日子回来了(The bad old days are back)”,亦即以往的权力政治时代又回来了,所以美国需要以权力政治对抗权力政治。冷战之后,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在美国迅速崛起,这也表现了当时美国的一种乐观情绪,但是现在美国确实感到很多事情并不是靠其想象和能力就可以做成。我参加过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与会者中有两位知名现实主义学者,一位是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另一位就是斯蒂芬-沃尔特。他们提出两个现实主义标志性观点,第一个观点是何必把关注重点放在恐怖主义问题上面?伊斯兰国再可怕,至多杀数百个人,国家才是国际体系的主导行为体,崛起大国才是美国需要关注的重中之重。所以,美国仍需把战略重点放在崛起大国上面。第二个观点是美国仍要依靠实力主导世界。我作了一个发言,发言结束之后,米尔斯海默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中国)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美国)来管理世界呢(Let us run theworld)?集中精力对付崛起大国是现实主义的根本战略取向。权力政治回潮确实十分明显,去年我梳理了一些美国关于对华关系的研究文献,其中大多数都强调应当对中国强硬,并且这种强硬不是制度或理念上的强硬,而是实力上的强硬 第二是国家中心论回潮。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消解,国家中心论有些弱化,至少不像原来那样明显,当时很多声音是强调全球治理、国际制度、国际社会、公民社会等等,但现在国家中心论观点再度出现,认为唯有国家方能真正把握和运用实力,唯有军事实力才有最终发言权。在俄罗斯、乌克兰等问题上尤为明显。领土主权问题格外突出,形成的热点难以降温,引发的矛盾难以消解。 因此,“国家”重又占据了国际关系很多战略和理论的优秀位置,成为国际关系话语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关键词。 第三是民族主义回潮。就其实质而言,这与国家中心论相关联。涉及到民族主义的一些言论和行动,都明显地表现出来。且不仅表现在原来民族主义较为有基础的地方,例如亚洲等,在其他地区,如欧盟一些国家,都表现出民族主义情绪。不仅仅是在类似于希腊这样的欧盟边缘国家,也包括在一些欧盟优秀国家。国家性民族主义突出,认为国家自身利益至高无上,没有必要去帮助别的国家、别的民族,也没有必要去管别人的事情。总体而言,这三种回潮势头还是比较强劲的。 造成这几种回潮出现的原因大致有三个。第一个原因是大国战略博弈的加剧。中国迅速崛起,美国高度防范,凸现了大国博弈问题。尤其是中美战略互疑,很多事情都会引起猜忌。例如说在太平洋容得下中国和美国,这本来是说想与美国谈合作,但美国则认为这是要同它分权。我接触一些美国人,他们对这些问题疑虑很大,其中包括美国的官学两界,也包括原来对中国较为理性的一些专家学者。除此之外,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在格鲁吉亚问题上,还是在乌克兰问题上,进行的都是代表国家意志的实力对抗型博弈,这是出现回潮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全球治理成效甚微。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问题不断涌现,全球治理本应是一个可供大国合作的巨大平台,但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在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WTO谈判十分艰难,各国受阻后纷纷转向小多边和双边,创建地区、周边、双边自由贸易区(FTA)。这些无不表明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制度建设在全球层面上严重受挫。在其他领域,如美国着力最大的反恐领域,也是“越反越恐”,现在出现了伊斯兰国,比“基地”组织更为可怕。我曾在会议上遇到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记者,她采访了不少伊斯兰国高层领导人。这些人就是要采取最极端的手段,最残忍的手段,挑战当前以美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他们针对的并非某一个人、几个人或者某几个政权。这个记者也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西方需不需要反思?还有,这些恐怖组织以前主要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现在已延伸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许多国家,成为国际秩序中高危因素。第三个原因是国际合作出现新的阻力,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受到质疑。冷战结束伊始,新自由主义在战略政策领域强劲崛起,与现实主义形成针锋相对的理论流派。新自由制度主义主张以多边国际制度促成国际合作,认为战后由美国建立的一套制度能够有效维持国际秩序,可以容纳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当时桑顿(Thornton)的一篇文章刊登在《外交事务》杂志,其观点即为美国所建立的制度具有强大的同化功能,中国完全可以被纳入其中。当时这种乐观的情绪弥漫在整个美国的政界和学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以国际制度协调国家之间的行动,从而促成国际合作。然而,三十年过去了,人们发现事情并非完全如此,国际合作仍然举步维艰,所以人们开始质疑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效度。可以说,以上三个原因直接导致了现实主义回潮。 第二个现状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个重要进展,即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兴起。起始点应是2005年巴里.布赞(BarryBuzan)和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联合发起了“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Why is there no non-westem IR theory)”这一研究项目。该项目原本希望研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非西方地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现状与前景,首先在亚洲找了一些国家,其中有中日韩,还包括东盟的几个大国。项目于2007年完成亚洲部分,但结项的时候,发现东盟几个成员国,包括印尼,几乎都没有完成。东盟国家除新加坡外,其余各国多是研讨政策,很少做理论。涉及理论问题,也多是使用西方现有的理论。项目的最终成果发表在《亚太国际关系》杂志(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上,共计六篇论文,其作者除阿查亚和布赞外,还有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学者。我参与这一项目有两个很深的印象。一是大家形成了两个共识:第一,世界是多元的,文化是多元的,理论也应该是多元的;第二,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原因是西方话语主导造成的。这一项目的成果后来集结成书,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引起很大争议。对这一项目提出的问题,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界都需要作出回应。2015年,阿查亚担任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简称ISA)主席。阿查亚原籍印度,所受的教育来自西方,曾在新加坡、英国、美国等多间大学任教。就阿查亚本人的学术成就而言,主要是在建构主义规范议程内从事东盟研究,他曾经提出过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际规范在东盟可被接受,有些则不被接受。他的代表性论文是“谁的理念更为重要?(Whose Ideas Matter?)”。他发现,当国际层面上的规范性理念与东盟地区自身的理念相吻合时才会被接受,如若不吻合,东盟会先接受地区的规范性理念。阿查亚使用了两个规范的例子,一个是共同安全,一个是人道主义干预。共同安全与东盟的规范相吻合,东盟很容易就接受了。人道主义干预规范与东盟白身规范不能很好地吻合,东盟就难以接受。阿查亚主张国际关系理论多元化,担任ISA主席时发表了一个主席讲话――“全球国际关系学和世界中的区域(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该文提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议程包含六项内容:(1)国际关系理论应表现为具有普适性的多样性(universal diversity);(2)世界史不是西方史,而是包含多个地区历史;(3)国际关系话语同样是多元的;(4)地区和本土产生的理论要有普适性,不能完全拘泥于本土或区域;(5)不能奉行例外主义,不能奉行美国例外主义或中国例外主义;(6)所有的体系,无论是话语体系抑或理论体系、社会体系,一旦封闭必然停滞,体系必须开放。ISA会刊ISR (lntemational Studies Review)杂志近期会出版专刊,发表一组文章,主要围绕全球国际关系学展开辩论,卡赞斯坦、米尔斯海默、布赞等重要学者参与讨论。这一组文章发出之后,估计在国际学界会再度引发较大的争议。目前是国际关系发展十分关键的时期,对我们也是很好的机会。当然,根本而言,还是我们是否能够生产出真正优秀的研究成果。非西方学界不仅仅要提供成熟的观点,还要提出优秀概念、进行理论建构、完善理论体系。 第三个现状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关注以实践本体为优秀的理论研究。所有的知识都基于共同体的实践。如女性可以形成实践共同体,具有自己独特的实践经历,其感受、思维方式、对问题的建构与男性不同,因此会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观点。非西方文化也是如此。学术本来就是越争论越有趣,有人指出,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自建构主义之后便没有提出十分重要的理论,大家整天就围着三大理论转。当然,要看到还是有新的思想出来。2011年,以学理研究为重点的剑桥国际关系研究系列(Cambridg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推出了加拿大学者阿德勒(Emanuel Adler)和普利奥特(Vincent Pouliot)主编的《国际实践》(International Practices)这本论文集,剑桥大学出版社这一系列以专著为主,很少出论文集。文集的出版一方面说明,注重实践本体的研究可能成为重要的研究议程,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近年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元理论构建上没有重大突破,还没有形成足以与三大理论抗衡的理论。我觉得这种状况的出现尤其为非西方学者都提供了机遇,也为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带来机遇。首先是非西方确实在崛起,不仅是物质上、经济上在崛起,文化上也在发展。印度或中国等大国的崛起,一定会给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一些不同于西方的实践和理念,而非仅仅在威斯特伐利亚经验和实践基础上思考问题。其次是西方学者也发现,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非西方国家崛起,很多问题再以西方理论进行解释,就会出现理论和现实不相吻合的状况。阿查亚对东盟规范的研究就发现“国际组织传授、发展中国家接受”这一主流建构主义规范传播模式存在问题,在东盟就出现了另外的规范传播方式。再如,均势依然是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优秀概念,认为均势可以维持和平的思想也很普遍。这一概念的经验依据是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但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普遍话语。然而研究威斯特伐利亚之外的国际体系,例如东亚国际体系,就会发现这种均势并不存在。那么,为什么东亚体系在1300-1900年间没有均势的条件下存在相对稳定的和平?再次,整个世界学界的多元意识加强,西方学界内部的多元化趋势更为明显。比如,女性主义在西方已经是非常重要的理论。试想,胡传荣、李英桃老师致力于女性主义研究,如果中国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加人世界女性主义的研究,参与学术辩论,提出新颖观点,一定会产生重要意义。这就是我谈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它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启发。有人做战略研究,有人做政策研究,这在任何国家都是最多的。但也必须有一部分人从事理论研究,否则中国会在全球国际关系理论话语领域缺位,对中国和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都是一种损失。现在的一个基本状态是西方学者出理论、出思想,非西方学者出数据,出案例。需要改变此种状态。所以必须要出新东西,但这并不是说新东西就绝对反对旧东西,学习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当谈一点的就是期刊。中国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但存在语言障碍,国际上被很多人看不懂中文。莫言的小说为什么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首先是他自己写得好,这是根本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作品的成功传播。张艺谋将作品改编为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有人将其作品译为英文,而且翻译得非常好,也加强了莫言小说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没有这两点是不行的。现在国际研究协会希望着手推动三件事情,第一个专门组织、发现真正高质量的非西方学界的英文文章,很多很好的思想不能被共同分享是遗憾的事情;第二个就是需要非西方学者进入西方一流刊物内开展真正意义上的辩论;第三个是收入优秀的非西方学者的非英文文章并翻译为英文发表。这些对我们而言都是启发。当然这些事情能推到哪一步,有多大的投入都是问题。对我们中国期刊国际化而言,大前提仍然是我们要把自己的功课做好,发表高质量的学术文章,否则,就难以构建全球层面上平等学理对话的平台。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学中科学哲学的应用及前景 摘要:近年来有关科学哲学的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它兴起的原因大体是由于知识的高度浓缩性以及其所特有的反思与批判精神。同时,也因为科学哲学在方法论的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故而,科学哲学的发展对推动国际关系学科的进步有着很大的作用。本文从科学哲学的视角入手,着重探究它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应用过程,对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来说,科学哲学对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和引领作用,科学哲学能够利用方法论的独特优势对国际关系学进行指导,从中窥测出新的知识点和创新性的理论建设,从而使关系学的建设趋于完善。同时,将科学哲学运用于国际关系学科当中,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提高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故而,科学哲学的发展和进步,也更应该受到学界的探究与关注。 关键词:科学哲学;国际关系学;应用与发展 一、引言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如何在发展的同时与其他交融学科共同获得进步,是学术开放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学科之间能够得到发展,其本质是因为学科间的互溶性。即学科的对话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共同进步。对于科学的发展历程而言,学科间互融的部分往往是新兴理论所成长和发展的沃土。而新兴学科如何能够获得新发展呢?去旧存新、兼容并蓄的“拿来主义”无疑是一种有效方法。[1]对于国际关系学来讲,它能快速地发展并在近年内于学术交流平台上获得重要地位,与它擅长与诸学科间进行互相借鉴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对历史学、传统政治学甚至经济学、物理学的充分借鉴,国际关系学才能得到快速的发展。 而目前,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它的理论性研究却也进入了新的瓶颈阶段,自国际关系学中最重要的建构主义被提出后,令人遗憾的是本该在此基础上蓬勃发展的国际关系学却再未提出任何新的创新性理论。而理论研究的缺乏也使得国际关系学被迫进入了蛰伏期。故而,针对国际关系学的瓶颈现象,如何进一步强化国际学的发展就成为了其中的关键。故而,学界现在也开始就理论层次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新的反思。例如:何为国际关系学?它的影响是什么?又该如何在研究中体现出国际关系学的科学性?等等。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其实就是国际关系学获得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基础。 在知识的发展过程中,科学认识是以哲学为研究的一种群体,它着重探究了科学理论发展的合理之处,通过探求科学发展的合理方法,从而解决科学和非科学之间的界限。同时,正是由于科学哲学与当前国际间所可能面对的各种问题具有一致性,所以近年来许多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也开始重视科学哲学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研究科学哲学与国际关系学间内在的联系。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要探讨科学哲学对国际关系学的重要意义,那么应该从三个方面着手展开:首先是要理清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过程中究竟占据着一个怎样的位置,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条目比较有利于梳理科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内在进程。其次,要理清科学哲学对国际关系学在发展中所可以起到的作用。科学哲学是一门能够为国际关系学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建设性思想的学科,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认识到科学哲学对国际关系学的作用,理顺作用并加以利用,对我们而言,还是有着很长的路要走。最后,要弄清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是否适用,并不是所有跨学科间的联系都会对本学科发展起到全然积极的影响,弄懂科学哲学的适用范畴,也有利于国际关系学的进一步强化和发展。 二、 科学哲学的应用 所谓科学哲学,其最早被古希腊人所提出,经过长期的演变过程从而形成了今天的模样。对于科学哲学而言,它着重于强调知识的起源作用,对知识的合理性与客观性进行评判,同时,对知识的局限、作用等诸多方面也做出相应的评价。但随着社会的进展,科学哲学的应用范畴也开始越来越广泛,故而,随着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哲学已不仅仅作为一种单纯的研究知识起源的存在,反之,它成为了一种哲学研究的新的中心问题,并且开始对其他学科的发展起到一个引领性的,新型方法论的指导。 通过科学知识来对认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过程,这种行为很早就已经有哲学家提出并进行阐释,著名哲学家培根、笛卡尔和康德等人都曾从科学知识的角度入手,从而研究认知论可行性的问题。[2]也正是经过漫长的科学哲学思想的发展,科学哲学也开始慢慢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可以单独作为研究的新型学科。到了19世纪的中期,科学哲学进入了研究的顶峰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独具慧识且富有影响力的著作纷纷涌现,科学哲学的探究也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激烈讨论时期。也正是由于科学哲学在19世纪的蓬勃发展,在现代社会,科学哲学也已经成为了一门具有自己的独特影响力的学科,它的发展对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学科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由于它独特的方法论的体现,对其他学科发展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地体现了出来。 对于科学哲学而言,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研究知识的形成架构,从而进一步解析知识的起源和合理的发展过程,因为它能够对其他学科提出方法论的指导,所以,科学哲学在学科构建发展的过程中,主导性的作用是我们无法否认的。同时,伴随着社会科学进一步的发展诉求,科学哲学的作用也引起了广泛的重视,至现在已经衍生成了社会科学的分支。 经济学在科学的发展中素来有着“硬科学”的美誉,它对科学哲学的重视起步很早,也正是由于科学哲学对它发挥出的许多作用,才进一步导致了经济学在自身学科领域的飞速发展和进步。 在这些例子的基础上,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新出现不久的学科,就更应该加大对科学哲学的借鉴和利用,从而促进自身的发展。而事实上,由于科学哲学的介入,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也确实出现了新的活力。以著名国际关系学家沃尔兹为例,他能够在国际关系学方面取得长足进展,构架出现实主义的大体架构,就与他对科学哲学的重视是分不开的。[3]正是由于他对科学哲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才最终在此基础上将科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融合,得出了新的建设性理论。沃尔兹强调:无论是构建主义还是其他理论,都需要从科学哲学中吸收养分,从而才能得到发展和进步。同时他还认为:由于理论是由科学哲学创造性构建而成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深入研究科学哲学,从而抓住科学哲学的基本理论特征,那么就无法形成高度的理论性的意识,从而使研究获得新的发展路径。 通过沃尔兹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哲学在促进国际关系学发展的过程中其所起到的作用实在是无比巨大。对于研究者而言,在学科发展的初期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将学科任务形成一个完整的架构,这一过程是无比关键的,因为它的创造力决定了今后的研究思想是否会被局限,又将走向何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学科初期,由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还有着许多不完善,所以科学哲学的作用得不到很大的体现。但到了后来,科学哲学却开始崭露头角。总体来说,它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地位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即逻辑实证主义开始阶段,该阶段处在国际关系学发展初期,主要即是为国际关系学得到证明,在这一阶段,逻辑实证主义发挥的作用巨大,而科学哲学也是由此进入了大家的视野。第二阶段则是多元竞争的时代,从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关系学开始出现竞争态势,在这场竞争中,其主要焦点就是国际关系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许多学者认为,由于国际关系学并没有脱离人文学科的基本属性,故而并不应当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而此时,科学革命和常规科学这几个关键词,却为国际关系学的独立发展提供了辩护的关键词,也正是由于科学革命的进行,国际关系学才慢慢脱离了人文社会科学范畴的掌控,慢慢演化成了一门独立的新型学科。最后,是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则是方法论间的争端,在国际关系学的体系已初步完善后,科学实在论和后实证主义的差别引起了方法论之间的主要争端,对于此时的国际关系学而言,如何定义它的深度已经成为了此时争论的重点。[4]至此,也由于有关国际关系学方法论的问题开始出现,科学哲学正式作为一种要素进入了国际关系学之中,由此衍生了国际关系学方法论争论的问题。 三、 科学哲学的应用前景 了解了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发展历程,在现阶段,我们首先应该确定的是;如何才能保证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的重要作用得以发挥。想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那么我们必须从国际关系学的方法论入手,在认识论层面来解答科学哲学的作用。[5]因为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间互为前提关系,所以如果想要考证出科学哲学对社会科学的关系,就必须清晰地界定出科学哲学的适用性。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研究的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事实,自然科学以自然事实为基准,而社会科学则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又由于社会事实是以人为行为对象进而所实践得出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颇为主观的一面。 而针对社会事实与自然事实之间的界定,学界对社会科学的定义也开始逐渐分为两派,一派以诠释学派的思想为主,其中尤以狄尔泰为之中的代表者,而另一派则代表了实证主义的思路,他们以涂尔干为代表,认为社会事实虽然具备着主观性,但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社会的既定发展过程却是自主存在并且不以人类的改变为转移的,故而,我们完全可以抛却认为社会事实主观性妨碍学界进行研究的观念,或者说,即便它具有主观性,但是这一主观性却并没有妨碍到客观规律的发展,事物的因果关系仍然存在于社会的发展进程当中。 实证主义和诠释学派的区别在于:诠释学派认为社会事实具有极大的主观性,主体和客体间互相依存而存在,故而它认为应该坚持住社会事实发展的独特过程,不以其他的变化为转移;而实证主义则认为,社会科学虽然具有客观独立性,但它与自然科学间依然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故而,这一学派强调社会科学的中立价值,认为它的发展应该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一起进步、共同发展。 从社会科学出现到现在,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后,学术界对社会科学却始终都无法形成一个固定的理论,对于诠释学派中的支持者来讲,有许多科学家甚至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可以说永远也无法进化到后者的标准。著名哲学家内格尔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即便社会研究的方面也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善的研究体系,但是这些研究体系无论是在研究范围还是在研究对象上,与自然科学间依旧不具备相等的能力。 但实证主义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间存在着统一的特点,虽然他们在研究范围、对象、价值取向等诸多方面都有着非常大的不同,但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规则却仍然不失有着一致性,所以,自然现象也好,社会现象也罢,两者之间固有的因果联系都是无法革除的。 也正是在实证主义的保持和发展下,结构现实主义的科学正确性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实证主义的分析首先进入的是经济领域,也正是因为这些思想的进入,经济领域也涌现了很多有建设性的研究成果,同时,经济上的成果也从另一角度上带动了政治的发展,使得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新的气象。这也使得新生的国际关系学的地位得到了稳固的发展,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甚至开始借鉴自然科学领域的科研成果,从而,国际关系学的进程迅速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成果。 故而,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社会科学的特性其实并不会影响科学哲学方面的发展,而对于科学哲学而言,因为它的新型指导方法论的出现,它在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具备着相当良好的前景。可以说,目前的学界已经基本认可了科学哲学的方法论研究过程和它对其他学科的指导作用,在学界开始纷纷将科学哲学的引领性效果付诸实践的今天,科学哲学作用的进一步发展似乎已为时不远。 但是,科学哲学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它在应用中已经实现了零问题的共识。事实上,有关科学哲学的争议一直存在,争议的焦点也在于:对科学理论的归纳整理究竟应该走向何方。科学理论事实上是一种系统化理论的集合体,也只有对研究领域等诸方面进行适时的转向,使得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结果、评价标准等都得到了清晰的界定,才能真正地梳理出国际关系史发展的来源和转变。对于现在的阶段而言,科学研究的纲领性条目虽然算不得完全完善,但是它在学科发展史上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是其中却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现阶段,因为学科发展史存在着不同阶段的差异,科学哲学的研究纲领不可能在每一个阶段都有着适用于社会发展的因素,面对发展的差异性,我们应当怎样处理科学哲学作用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关系?同时,于国际关系学发展的评估过程而言,它的理论评估标准又应当作何解释?关于这几点疑问,学界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能得出一个合理的解答,但对于国际关系学史的发展而言,只有当学界能够充分解答出这几点疑问的时候,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才能真正做到更上一层楼,同时,也只有理顺了科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中的联系因果,才能真正发挥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的重要作用。 四、总结 综上所述:科学哲学起到了一个为国际关系学提供新的方法论的作用,而加强科学哲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加强,使得高品质理论建设进一步得到构建,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因为科学哲学来自于自然科学,所以科学和非科学之间的界限更加可以得到区分,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加入科学哲学的元素,形成一种充足的完整的借鉴,也有利于增加科学的解释,使国际关系学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论基础,从而加强国际关系学的进一步发展。对国际关系学而言,科学哲学在它的研究过程中有着极为宽广的研究前景,而科学哲学的发展,也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研究年度关注 2015年,中国在外交舞台上异常活跃,在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方面都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和深远意义的中国方案、中国倡议。这一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向全世界发出和平和正义之声,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国家主席阐明中国对于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宣布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加入联合国维和待命机制并组建8000人维和部队,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债务,在气候合作方面,中国不仅向世界表明了气候治理的主张,还宣布建立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 这一年中国倡导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是全球首个发展中国家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中国成功实现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成为首个纳入SDR的新兴市场货币。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在世界经济总体形势不景气的大势下,作为促进各国经济合作的推动者,全球和谐均衡发展的践行者,彰显大国风范,履行大国责任。 这一年中国外交异彩纷呈。在“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重点、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舞台”的外交战略指引下,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分别进行了一系列历史性的国事访问。2015年是中欧建交40周年,主席成功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中英决定共同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默克尔访华落实《中德合作行动纲要》,推进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政府发表第二份非洲政策文件,进一步明确发展对非友好合作关系的坚定决心和良好意愿。访美,同奥巴马会谈,并确认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外交推进奋发有为,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国际形势波诡云谲,世界主要大国关系复杂微妙,美俄关系波澜起伏、日本外交矛盾尴尬、中美合作中有抗衡,各国利益诉求复杂、交融,国际安全形势危机重重,地区形势不确定性增加。如何看待2015年国际关系领域的总体形势?中国在国际关系领域有何作为,有何挑战?全球治理有何成效,未来趋势如何?我们邀请了国内国际关系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来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敬请关注。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回顾2015,中国外交在理念上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内涵,在实践上彰显了打造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在形式上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世界格局演变带来积极推动力,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稳定动力,展现了一个勇于担当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何茂春 郑维伟 在中国综合国力蒸蒸而上、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国大国地位的提升,中国国际作用和话语权扩大,国际影响力提高,中国的国关学人一定能够借助中国的外交思想,结合中国的外交实践,提炼中国的外交经验,总结中国的外交成就,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与独特视角,把国际关系的普遍理论与中国的具体经验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 ―李 兴 成志杰 在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不应该成为缺席者,而应该成为全球治理制度转型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改革者。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并非是为谋求世界霸权和国际领导地位,而是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代表发展中国家声音,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出中国倡议,贡献中国智慧,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是为整个世界作出较大贡献。 ―赵可金 和平崛起是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随着我国的和平崛起,民主、人权、法制等都能进一步完善。应当继续宣传中国是维持现状国家的理念。广交朋友,减少对华强硬政策的同情力量。应当大力加强中国的国防力量,遏制美国一些人军事冒险的冲动。可以多向外部世界宣传中国式的理想世界。 ―张芜 纵观近年来国际冲突的整体演变态势,越来越多的国际冲突现实表现出复合化的趋势,不仅涉及直接对抗的显性冲突,还涉及间接对抗的隐性冲突。对于复合型国际冲突特征下的国际安全形势演变,不单需要做出更加充分的分析、顾及更多的变量,还需要关注到复合型冲突影响下的国际关系变化对安全形势的影响。 ―沈海涛 李永强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对外发展战略中的关键战略,是中国从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的成长战略,是中国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的战略。所以,“一带一路”战略实践中,中国应该重点发挥倡导、组织、推动作用。关于当前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需要正确应对。 ―张历历 张宇炎 国际关系论文:基于政治模拟游戏的国际关系实验教学 摘 要:计算机模拟和角色扮演是国际关系实验教学通常采取的两种主要形式。而以地缘政治模拟为代表的严肃游戏及以此为基础的实验教学,则致力于打通上述模式之间的传统界限,创造一种人-机-人循环对话与互动的新方式。它在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推动理论知识运用,培育能力素质等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但同时也需要企业与高校更密切的合作以创造适用性更强的实验教学平台。 关键词:实验教学;国际关系;模拟游戏 实验法通常被认为是“硬科学”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但它在像国际关系这样的“软科学”领域同样占据了独特的位置。如果说国际关系研究由于更讲究科学性与真实性而使得学者们在使用实验法的问题上变得小心翼翼,那么国际关系教学反而会因为其更注重学生思维能力与实践素质的培养而促使教师们创造性地开发和运用实验教学的方法。 1 既有的国际关系实验教学 “模拟已经成为许多国际关系课堂普遍使用的工具”。研究者认为,此类模拟的价值在于使学生能够更深入地洞察政治进程,更有意且更积极地参与学习,获得更长久的信息,掌握批判性思考和分析的技巧,同时改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其中,角色扮演式的模拟赋予了学生充分的自主权,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其主观能动性,从而有助于全方位地体现学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分析能力和实践技能。但此种形式对国际关系现实的还原在硬件和软件上都存在诸多的限制,尤其是对海量数据的搜集、逼真情景的展现、以及模拟进程中排除人为干扰的变量介入与结果反馈。 就此而言,计算机模拟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另外一种解决方案。这种实验手段致力于将实验设计的各种内容、要素与环节通过相应的人工智能程序在计算机上体现出来。只要参与实验的学生输入相关的数据或信息,计算机就能根据已有的程序换算出相应的结果。与此同时,在网络化时代,计算机模拟还充分地利用了虚拟空间,为实验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渠道与平台。然而,此类模拟通常依赖专业人士或机构设计的软件程序,而这往往需要在资金和时间方面付出巨大成本。不仅如此,纯粹的计算机模拟还容易使学生陷入简单的人机对话,进而有损于实验教学对学生思维能力之外的其他综合素质进行全方位培养的初衷。 2 国际政治模拟游戏 谈到游戏,一般人首先会联想到娱乐,甚至将二者等同对待。然而,这种观念存在着对游戏一词乃至整个游戏行业发展演变的片面理解。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严肃游戏”(seriousgames)就已经问世,并在其后的时间里被广泛应用于军事、医学、工业、教育、科研、培训等诸多领域。与传统游戏不同,严肃游戏是“不以娱乐为主要目的的游戏”。它旨在利用游戏的技术手段、展现形式和娱乐体验对现实事件及其过程展开模拟,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对游戏参与者的知识、技能、素质进行培训和提升。严肃游戏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有助于实现人机对话和人与人之间经由虚拟网络的交流,而且它还有效地解决了学生参与实验教学的兴趣问题。游戏的介入使得实验教学与课堂教学的区别更加明显,增加了实验课程对学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反过来也使得实验教学的价值变得更加独特。 成立于2004年的法国埃韦森公司(Eversim),其主要业务就是开发设计模拟类、战略类、以及角色扮演类的网络游戏,公司产品则主要面向社会公众以及来自防务与安全部门的专家进行培训和学习。其中,地缘政治模拟系列游戏即是埃韦森公司成功开发的严肃游戏之一。 GPS3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游戏实现了对现实世界的全真模拟。游戏所提供选择的100多个国家和50多个国际组织,以及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和战略关系都是1:1还原;第二,游戏拥有强大的人工智能。玩家在游戏中针对特定问题所作出的任何决定都会得到系统程序的即时反馈。这些来自国内外不同个人和组织的意见或行动将会成为玩家进行下一步决策的重要信息源,而这些信息都将通过3D图像、声音和文字的形式加以展现,具有优质的视听效果和现场体验感。 3 国际关系实验教学模式探索 第一,概念界定。本文所探讨的是狭义上的实验教学,即仅在专业实验室内进行的教学实践活动。笔者认为,实验教学与课堂教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相辅相成。课堂教学是基础,是对学生进行专业知识讲授,专业思维训练,专业能力培养的基础途径。实验教学是拓展,是对学生专业知识、思维和能力展开运用,从而进行检验、评估,进而对课堂教学进行改进的方式与手段。实验教学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是从书本走向实践,从受众迈向主导,从专业能力向综合素质转化的重要步骤。 第二,教学目标。国际关系实验教学的目标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巩固学生专业素养,培养既懂理论,又识实务,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善于用理论指导实践的外交外事高端人才;二是打造学生综合素质,突出个体能力(搜集、分析、运用、评估)和团队意识(协作、领导、应变)相结合的高素质涉外人才。 第三,参与对象。国际关系实验教学的对象为外交学与国际政治专业大二到大三的学生。这些学生已经学习了《国际政治概论》、《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热点问题研究》、《大国关系研究》等专业课程,并初步形成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意识与能力,这就有利于检验课堂教学的效果,也有助于进一步改进剩余的课堂教学质量。 第四,实验教学过程。在实验前阶段,指导教师负责联系实验场地,介绍实验软件,设定实验议题,讲解实验规则。而学生的主要任务则是,回顾背景知识,熟悉游戏规则,进行团队组建。指导教师将提前两周向外交外事实验中心申请使用专业实验室,并在该实验室内向学生讲解GPS3的操作程序与方法。事后,指导教师会就实验议题、游戏规则、评判标准进行说明。学生则按要求组队展开实验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在实验正式开始后,各实验小组随即进入游戏展开模拟。每一小组由三人组成,分别扮演决策者、信息员、协调员的角色。 第五,教学评估。国际关系实验教学的评估方式应突出创新性、针对性与实用性。整个评估包括三大部分:一是学生参与游戏模拟的结果占总成绩的30%;二是学生就游戏过程中运用理论及战略策略的陈述占35%;三是学生课后提交的涉及实验过程和学习收获的报告占40%。 结束语 自2013年地缘政治模拟游戏第3版发行以来,笔者已经借此开展了一年多的实验教学探索。总的来看,这种基于模拟游戏的实验教学的确让学生耳目一新,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寓教于乐的目的。然而,游戏本身对实验室硬件环境和软件配置的高要求则是对更多高校采取此种实验教学模式的首要挑战。此外,游戏设计者毕竟不是专业的教学工作者,GPS3的模拟功能尚有一些不太符合现实教学的地方。如果未来校企之间可以进行更好地协同合作,那么升级后的GPS游戏或者其他更多的模拟游戏将为国际关系实验教学提供更优质的平台。而这对双方来讲都将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作者简介:朱天祥(1981,11-),男,汉,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从事外交学与国际政治专业教学科研。 国际关系论文:从国际关系视角看日本明治政府的对外政策 [摘 要]俄国的南下和英美的北上分别诱发了日本的“北进”和“南进”政策,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又在无形中催化了日本的侵略野心。通过巧妙利用欧美列强之间的对立,并和其中一方交好,日本明治政府才接连实现了出兵台湾、挑衅朝鲜、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一系列侵略战争。 [关键词]北进;南进;国际关系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近代化道路,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亚洲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然而,在明治新政府成立后不久的1868年12月14日,政府首脑之一的木户孝允即怂恿公卿岩仓具视说“征韩乃当务之急”。从此,日本开始了出兵台湾、挑衅朝鲜、吞并琉球、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武装突进过程。由此可见,明治政府从其成立伊始就极具侵略性。日本加入世界强权政治体系,“其殖民侵略不仅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而且极大地玷污和扭曲了日本人的伦理意识[1]222”。剖析日本在明治时期得以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东亚历史问题。日本学者井上清认为:“日本的国际政治归结于它与中华民族、中国政府以及西方列强在有关中国问题上的关系[2]322”。所以本文拟从国际关系视角考察日本明治政府的对外政策。 一、俄国的南下与英国的北上 经过沙皇彼得一世的大力改革,俄国国力日益增强,进入18世纪以后便开始觊觎东方领土。1771年,俄国船只漂流到阿波(今日本德岛县)。1778年,俄国商人从国后岛登陆,向松前藩提出通商请求。1792年,俄国遣日使节拉克斯曼带着日本漂流民进入根室港,正式要求通商往来。1804年,列扎诺夫作为遣日全权使节携带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亲笔信进入长崎港。由于德川幕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通商交涉终因日方的拒绝而以失败告终。为了报复日本,俄国人在1806到1807年间袭击位于桦太和择捉岛的日本人村庄与官府。在其后的数年之内,日俄两国在北方地区陷入了紧张对峙的局面。 无独有偶,1808年发生了英国军舰费顿号侵入长崎港并强行要求提供粮食和淡水的事件。1824年又发生了两艘英国捕鲸船来到水户藩所领的大津滨要求燃料和淡水的事件。俄国的南下与英国的北上所引发的危机意识使德川幕府终于在1825年颁布了《异国船驱逐令》。不仅如此,俄国和英国的到来还深深地影响着日本对外政策的走向。戴季陶先生曾说:“从大陆来的俄国,引起日本的北进,而从海上来的英美诸国,便引起日本的南进。即‘大陆进取政策’和‘海洋进取政策’[3]97”。 二、美国的亚洲战略与日本的开国 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就已经是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棉制品工业国,为了在与英国争夺中国市场上获得有利地位,美国产业资本家们急于开拓横跨美国西海岸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太平洋航道。通过美墨战争(1846年―1848年),美国从墨西哥手里夺取了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紧接着,由于在日本勘测到煤炭资源,美国开始把目光移向日本。为了让装载棉制品的汽船在日本获得燃料补给,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长官佩里于1853年7月率舰队驶入浦贺,要求日本开放港口。 幕府吏僚们吸取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教训,于1854年和美国和平签署《日美亲善条约》,避免了“战败条约中的割让领土和支付战争赔款等惩罚性条款[4]112”。而且该条约以开放下田和函馆两个港口,向美国船只提供燃料、淡水和食品为主要内容,大致符合美国的亚洲战略。四年后的1858年,美国与清政府签订完《天津条约》之后,美国驻日公使哈里斯便诱使德川幕府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其中增加了自由贸易的规定。之后,荷兰、俄国、英国以及法国相继和日本缔结了包括关税自主权和领事裁判权在内的不平等条约。此乃《安政五国条约》。 三、攘夷之后的自我殖民地化 开国之初,大量外来商品的涌入使日本传统产业的经营步履维艰,而本国原材料的出口又使物价出现暴涨。“对黑船的恐惧和对物价暴涨的厌恶燃起了日本人的攘夷思想,并首次在他们心中根植下‘日本’这一相对于外国的国家观念[5]233”。幕府大老井伊直弼未经天皇许可就签署《安政五国条约》,这成为日本列岛“尊王攘夷”运动的导火索。1862年,萨摩藩主的父亲岛津久光从江户回藩途中经过横滨附近的生麦村时发生了“生麦事件”(1)。英国要求幕府和萨摩藩支付赔偿费并惩处凶手,可是攘夷氛围正盛的萨摩藩拒绝了英国的要求。以生麦事件为由,英国于翌年8月15日派舰队炮击鹿儿岛。以好战闻名日本的萨摩武士终因在萨英战争中领教了西方的强悍,故转而向英国求好。同年6月25日,作为攘夷中心地的长州藩炮击经过下关的美国商船。对此,英法荷美四国联合舰队于1864年9月5日攻击下关,并于翌日占领下关炮台。经历了马关战争的长州藩最后也走上了与英国交好的道路。 幕府对攘夷运动的镇压使攘夷者们逐渐从“尊王敬幕”转向“尊王讨幕”。通过与京都公卿的战略结盟,讨幕派终于用武力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对欧美列强采取屈从政策的同时,积极吸纳以《万国公法》为优秀的欧美外交模式,通过西化国内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生活习惯来改变国民的思想认识。此举被称作“自我殖民地化[6]7-8”。然而,“尊王论的结局却是权谋术数式的行为主义[7]385”。因为19世纪以来,欧美诸国加紧了对东亚地区的殖民步伐。英俄在亚洲地区的敌对与他们在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势力争夺息息相关,而且呈现出复杂化的局面。日本从明治初年开始即对俄国觊觎朝鲜心怀戒备,所以英日在对俄问题上有了利益的交集。为保持国际均势,英国希望日本充当他在东亚地区的“看门人”角色。 四、清政府对不平等条约的容忍 为打开中国的棉制品市场,英国以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为借口,于1840年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战胜国,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除了战争赔款、割让香港岛,英国还获得广州、上海等五处通商口岸。随着《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的到来,英国开始考虑续约问题,但均被清政府拒绝。以1856年的“亚罗号事件”为借口,英国勾结法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军队直逼北京。在英法联军的威压下,清政府被迫于1858年与俄美英法四国签订《天津条约》。在当时的清政府内部,主战派的呼声非常强大。但是,1861年咸丰帝去世,新帝同治的生母慈禧伙同皇弟恭亲王趁机发动宫廷政变,并杀害主战派。此后的清政府对不平等条约采取容忍的态度。 比起外来的侵略者,清朝的皇帝和高官们更担心来自内部人民的反抗。洋务运动的初衷乃是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引进英法等国的军事技术的。清政府被卷进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但是他们不能及时领会在近代国民国家语境下的欧美外交模式,因而缺乏国家平等的主权意识。小森阳一认为:“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者不乏其人,但是总体而言仅仅以爱国热情取性思考者居多,能够正确认识西方思想文化的正面价值、积极有效地投身于近代化文化生产的学者少[8]”。在丛林法则下,若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不仅会危及国家的安全问题,还可能诱发他国的攻击。清政府的弱体化在无形中膨化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五、在欧美列强支持下的侵略战争 中法战争(1883年―1885年)再次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1884年,乘清政府无暇顾及朝鲜之机,金玉均、朴泳孝等朝鲜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改革派在日本军方的支持下发动甲申政变,企图从闵妃一族和事大党手里夺取政权。然而,该政变最终因为清政府的介入而以失败告终。为了驱逐清国这一传统阻碍力量,日本于十年后挑起战争,即甲午海战。该战争是“日本在修改不平等条约时对英国作出让步以换取其支援而实行的侵略战争[2]”。在当时,俄国想以朝鲜为据点打开前往太平洋的通道。早在1891年,俄国就开始动工兴建西伯利亚铁路。该铁路的建成将大大增强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为了牵制俄国,英国需要拉拢日本,因此同意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 英、俄、法夺走的是中国的边境或离岛,而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分割走的不仅有台湾、澎湖列岛等离岛,还有与清政府的政治中心地近在咫尺的广袤的辽东半岛。俄国对辽东半岛垂涎已久,该地的割让触犯了他的利益,所以俄国伙同德法两国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给中国。英国因为担心日本一枝独大,对三国干涉还辽一事采取中立态度。日本迫于无奈,最终返还辽东半岛。日本从中国攫取的巨大利益极大地加剧了欧美列强在亚洲地区的势力争夺。此后,日、俄、法、德、英等国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分别以租借的形式割取中国的战略要地。 日本把台湾和辽东半岛分别作为其“南进”和“北进”政策的桥头堡。辽东半岛的返还暂缓了他“北进”的步伐,但是割取台湾之后,日本开始把目光瞄向太平洋。1897年美国吞并夏威夷的时候,日本以保护占该国人口三分之一的日本侨民为借口,向夏威夷派遣军舰“浪速”号。1898年美西战争之际,日本为了监视美军,以“观战”为名向菲律宾派遣军舰“秋津”号、“浪速”号、“松岛”号。日本的“南进”终因美国的强大军事后盾而受挫。 六、牺牲中朝利益的日俄战争 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借助日俄对立来防止任何一方独吞满洲,并以此牵制日本涉足菲律宾事务,因此他有意斡旋日俄讲和。在罗斯福的奔走之下,日俄讲和会议从1905年7月开始在美国朴茨茅斯召开,最后签订《朴茨茅斯和约》。该条约规定俄国承认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将俄国在旅顺、大连的租借权和中东铁路南满洲线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割让库页岛南半部及其附近岛屿给日本。这样,日本通过牺牲中朝两国的利益与俄国进行交易,完成了对朝鲜的占有和对满洲的瓜分。1909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车站被朝鲜爱国人士安重根暗杀。日本以此为借口,于翌年8月强行合并韩国,即日韩合并。 日本是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经济竞争力优势不明显。通过甲午、日俄战争垄断了朝鲜和满蒙市场,日本产业资本才获得迅猛发展。为保护日本的产业资本,日本军政在南满往往漠视《朴茨茅斯和约》中规定的“门户开放”和“利益均沾”原则。由于南满市场的封闭性,美国棉制品一直受到日本产品的打压。围绕满洲问题,日美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然而,日本在与俄国签订《日俄协约》的过程中竟然发现彼此在垄断满洲问题上存在共同的利益诉求,于是两国的关系日益密切。 结语 来自北方的俄国和来自南方的英美各自诱发了日本的“北进”和“南进”政策,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又在无形中催化了日本的侵略野心。通过巧妙利用欧美列强之间的对立,并和其中一方交好,日本明治政府才接连实现了出兵台湾、江华岛事件、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一系列侵略战争。台湾和朝鲜分别是日本“南进”和“北进”政策的桥头堡。由于英美的支持,“北进”过程中的独吞朝鲜、瓜分满洲均得以顺利进行。然而,由于“南进”牵扯到英美自身的利益,所以日本的厦门占领计划和反对美国合并夏威夷等行动都无功而返。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中的女性主义 一、社会性别概念 与生理意义上的男女之分不同,社会性别表明的是社会对人的性别身份的认定,这意味着一个生理上的男性或女性只有具备了社会所公认的男子气和女人味即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才能成为社会意义上的正常男人或合格女人。因此每个人自出生时起,就在家庭、学校等教化机构中受到社会依据其性别施以的不同规范,如男孩的名字多表现家长对其勇猛顽强、刚毅果敢的期望,女孩的名字则要求其温柔美丽、温顺贤淑;男孩的玩具多为交通工具和武器的模型,而女孩的玩具一般是洋娃娃、长毛绒小动物等。同时,社会也通过学校教育、职业分工、大众传媒等手段对每一个个体进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熏陶,例如小学课本中极少出现女性的形象,或即使出现,基本上也不是以职业妇女的身份,而多扮演着妈妈、奶奶等家庭生活的角色;中学老师通常鼓励男生报考理工科专业,而希望女生学习人文科学;富有挑战性、要求从业者具备创新精神的职位录用的往往是男性,女性则大多集中在为他人提供服务的岗位上,如担任秘书、护士、保育员、服务员等;广告中的男性主要是事业有成的社会精英,女性则多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等等,使人们于潜移默化之中接受了诸如此类的性别观念并加以内化而男女由此产生并表现出来的种种自觉不自觉的言行举止反过来又进一步作用于社会对两性的普遍认知,使社会性别规范不断得以再造和强化。 社会性别的概念负载了许多社会文化的理念,它的内涵远比生物性别的区分要复杂得多。“社会性别”概念主要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男人和妇女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而是在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并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第二,被划归男性和女性的性别特征和行为方式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第三,社会性别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现着男女两性的权力关系,即男子与妇女之间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二、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 权力、安全、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优秀概念。女性主义从社会性别视角审视传统的权力观、安全观、战争与和平观,揭露其隐含着的性别缺失和偏见,批判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仅以男性视角对世界的描述与解释。女性主义通过对这些优秀概念的批判与重构,在国际关系中加进了社会性别的视角,拓宽了国际关系的理论视野,同时也暴露了自身的不足和缺陷。 (一)女性主义的权力观 权力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优秀概念之一。女性主义在批判现实主义的权力概念时,往往会追溯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奠基者们对女性与权力相关问题的论述中。在一系列堪称经典的西方政治学著作中,或直白或隐晦地暴露出对女性的歧视、曲解和贬低。 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著述涉及了对女性的轻视和偏见。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在论述变幻莫测的命运与个人成功的关系时,将命运之神比作女性,“……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协调,他们就成功了;而如果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我(马基雅维利)确实认为是这样:迅猛胜于小心谨慎,因为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人们可以看到,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因此,正如女子一样,命运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因为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较差,但是比较凶猛,而且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她。” 西方政治学经典著述中对女性的歧视、歪曲、甚至嘲笑,使女性在政治生活中遭遇的偏见找到了部分的根源。女性的被动、柔弱、远离政治、以及天然的母性,即便在今天,仍模板一样存在于绝大多数当代人的观念中。现代社会的政治环境对女性来说已经大为改观,大多数国家对女性参政的问题,在法律和制度上的限制已几乎找不到了,但是隐藏在表面公正的背后,人们观念中的性别歧视依然存在,且根深蒂固、弥漫于无形。在人类不断进步的历史中,通过比较不同时期女性在政治领域的发展与变化,既看到了不公和歧视,更看到了进步和改善的前景。 (二)女性主义的安全观 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安全是首要问题,在国际社会的自助体系中,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安全与独立。但是,一个国家对安全的追求将会导致其他国家的不安全,这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这种处于“安全困境”之中的安全概念所体现的是一种“零和游戏”,即一国的安全建立在另一国不安全的基础上。如此安全观已不适合当今世界的现实状况,尤其是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间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安全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各国开始关注非军事安全领域的安全问题。当前,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的超出“国家安全”的安全问题:人口爆炸、粮食短缺、环境污染、跨国犯罪、国际恐怖主义等等,这些问题多为跨国、跨地区的问题,单凭一个国家的力量很难解决,必须依靠广泛的国际合作。鉴此,人们提出了“综合安全”、“合作安全”等新的安全理念。 女性主义者在汲取安全领域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安全”概念进行了深刻的性别剖析,指出,现实主义安全观重视军事安全,强调冲突与暴力,具有明显的男性特征。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现实主义安全观强调的是具有男性特征的安全内容,如军事安全,有时这一安全是建立在剥削和压迫妇女的基础上(如军事基地的妇女),而忽视关涉女性的安全内容,如使妇女免于战争、各种暴力和来自环境等方面的威胁,有利于女性生存、生育安全的基本条件等。女性主义认为,我们应该摒弃狭隘的男性视角,在内涵到外延上,全面拓展传统的安全概念。对于世界绝大多数人而言,安全更多的涉及到满足生活的基本物质所需,更多的关涉到人们在一国政府内的生活状况,安全应包括所有人及其整个社会。女性主义者概括出了“人类安全”所包含的三个特征:第一,从广义上来分析安全的概念,指出对“人类安全”的威胁既困扰着发达国家,也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第二,“人类安全”强调安全的相互依存性。因为对“人类安全”的威胁对所有国家都有影响。第三,“人类安全”从根本上说是主动的。它认为采取预防措施比在危同时,“人类安全”除了包含国家安全之外,还兼容了个人安全,将国家安全与个人安全统一起来,是一种将“人”放在考虑中心的安全观。女性主义的“人类安全”所倡导是一种新的、“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安全新概念,“以全人类利益为中心的”安全哲学。 (三)女性主义主张的“移情合作” “移情”这一概念来自于美学,在美学中,“移情”是指审美主体将自己的情感投入审美对象,仿佛对象本身拥有了主体的感情,并对审美对象产生欣赏之情和美感。 “移情合作”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提出的政策主张――即倾听并尊重国际关系中的不同声音,通过平等的、建设性的对话和协商构建一种包容性的理论,后现代女性主义借用这一概念说明女性主义介入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前提是融合各种不同的情感和体验,“真实地听取别人所说的……并力图把别人的观念融入我们自己的观念中,以便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这种融合而发生改变”,这是女性主义者所期望看到的结果,也是女性主义理论区别于传统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 古希腊思想家,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曾提出过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区分开的思想,男女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女性不能介入公共的政治领域,更谈不上涉足国际关系领域,这已经成了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传统。因此,在国际关系领域,女性一直处于“无家可归”的境地。女性主义者要打破这一状况,试图开垦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从女性特有的经验和立场出发,填补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性别“盲区”,进一步扩展该领域的知识范围和理论发展潜能。女性主义试图借用“移情”这一特定的方法与途经进入国际关系领地,引入女性主义的性别视角,对于“性别缺失”的主流理论而言,可以提供他们自身所不能思考透彻或可能有失偏颇的观点。例如,现实主义的安全观所导致的“安全困境”,如果采用女性主义的“移情合作”策略,往往会产生更好的效果,可以帮助我们走出这一困境。 总之,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由于国际关系领域一直是由男性主宰,而女性被排斥在外。国际关系活动,从外交到军事、国防等所谓“高级政治”都被认为是“男性范畴”,而女性被认为不适合从事这一类的工作,而被限定在诸如家庭、社团、民族等国内事物的范围内,主要从事处理人际间关系的工作,即所谓“日常生活的政治”、(哈贝马斯语)“低级政治”。而且,在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男性学者的数量也大大超过女性学者,在研究方向上,女性学者鲜有研究学理问题的,也很少有安全问题专家,她们多是在从事国际关系中的南北关系、经济、种族、难民等问题的研究。那么,在这种情形下自然地形成了带有性别偏见的国际关系思想和知识结构。国际关系学科的“重男轻女”倾向首先表现在其所关注的话题上。长期以来,国际关系一直关注的是诸如战争和冲突、全球政治和经济扩张的问题、军事打击、核威慑、安全与战略、利益与权力、外交干涉等男性特征强烈的话题。如传统的现实主义就是以权力和利益为其优秀概念构筑其理论框架。在这类话题的影响下,国际关系讲究权力和控制,世界成为了有着等级秩序的世界。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为实践中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提供了合法性。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缺少女性的、被男性特质扭曲了的世界并非是合理的,而理所当然的接受下来,而且习以为常了。女性主义思潮的使命就是要向国际关系这个被惯性积习而成的、所谓的“男人的世界”发起猛烈的攻击。 国际关系论文:朝鲜战争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影响 摘要:2015年,距离朝、中、美三方在板门店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已经有了62年的时间。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对当时的国际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朝鲜战争的后遗症依然时至今日。本文主要针对朝鲜战争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影响做一个综述。 关键词:朝鲜战争;战后国际关系;中美苏三角关系 二战期间,开罗会议决定朝鲜将在战后独立。但由于种种原因,在雅尔塔会议后又决定朝鲜实行国际托管。1945年,日本投降,美苏两国以北纬38°为分界线进驻朝鲜半岛。冷战开始后这条界线分裂了朝鲜,南北双方分别受美国和苏联支持而建立了朝鲜和韩国两个不同政权的国家。1950年6月25日拂晓,战争全面爆发。李承晚的部队并没有大规模的武器导致朝鲜战争初期李承晚节节败退,战线快速南移。正当李承晚退守釜山时,美国率领的联合国部队进入朝鲜半岛参加作战支持李承晚政权,同时,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防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入台湾,或者中国国民军。联合国军进逼平壤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1]。 联合国军的参战让苏联和中国感到巨大的压力。中国对于是否要出兵内部意见并不统一,最主要的担忧是因为中国经历了多次战乱,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局势以巩固发展自己的政权。在于苏联磋商后中国在得到苏联的口头支援下,中国政府决定组成志愿军抗美援朝志愿军。在经历了5次战役之后,双方均伤亡惨重均有和谈的意向。双方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2]和《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的停火协议。谈判的最终结果是在三八线附近以1953年7月27日22点整双方实际控制线南北各2公里宽设立非军事区。但至今朝鲜半岛依然是分裂的两个国家[3]。 朝鲜战争后对于周边国家的影响是显著的: 1. 中国 中国志愿军把美军打回了三八线,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中国在朝鲜半岛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被长期孤立并且失去了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机会,而朝鲜战争让新中国解放台湾的计划因为美国的干涉而使得台湾至今未能回归祖国。同时,由于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热战中国只能依靠苏联的支援而无法与国际接轨,这也是后来赫鲁晓夫敢同中国摊牌的最直接的原因,因为当时中国离了苏联,根本就无法选择[4]。这种民族牺牲也换来巨大的经济回报。在中国出兵朝鲜后,苏联领导人才改变了过去援华不大慷慨并有怀疑的态度,中国得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来经济援助,从1952年起开始大规模援助中国大陆建设全面的工业基础。 2.美国 这一时期美国的军事开支扩大了4 倍,大部分资金的用途,都在于围绕苏联和中国建立新的军事基地,以及进行大规模的武器生产。同时,美国的主要得分是在盟友面前建立了信任:它不会抛弃朋友。在关键时刻,美国会义无反顾的支持和帮助自己的盟友。美国最长远的损失是有几十年没能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长期处于对峙的状态。朝鲜战争也让美国认识到自己的实力难于打赢地面局部战争,战争结束后艾森豪威尔便实行“大规模报复战略[5]”,把军备重点转到发展核武器和空军方面。美国同苏联展开了持续的军备竞赛,导致冷战局面进一步加剧。 3.苏联 苏联并没有正式参加朝鲜战争。通过朝鲜战争苏联了验证了中苏同盟的坚定性(要知道在1949年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苏联依然追随国民党政府一道迁往了广州)。但是,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哥不但没有出兵,还要中国自己出兵自己出钱。苏联害怕直接参加朝鲜战争会和美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只关心自己的安全和建立一条对苏友好的缓冲带。斯大林认为中朝牵制美国的主要力量使其能处于安全地位,而苏联在国际社会的声望空前提高。西欧,美国在面对苏联时均处于较为被动的局面。苏联最大的得分在于朝鲜战争切断了中、美可能建立的关系,大大的巩固了苏联的东方阵营。 4.朝鲜 朝鲜战争后其国内政党一直对内进行独裁统治。朝鲜时至今日依然被美国认为是一个无赖国家,没有民权和真正的自由,对其进行封锁。朝鲜被国际社会所孤立以至于它经济落后、农业欠发达、文化生活贫乏、体制有严重缺陷但是仍然推崇先军政治。唯一的一点好处是对于金氏家族的,他们一家三代统领着整个朝鲜。上台后依然对朝鲜进行这独裁统治,在外交方面仍然没有大的突破,美国仍然对其进行封锁,导致朝鲜现在国际上仍然面临诸多的困难,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援助。 5.韩国 本处于岌岌可危的李承晚保住住了自己的地位。韩国从此依靠美国的帮助成为亚洲四小龙,经济社会发展远超过朝鲜,国内政治局势稳定,经济也飞速发展,外交文化方面也与国际社会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但是朝鲜战争使得韩朝两国越走越远,两国在边境地区也时常爆发小规模的冲突,这给两国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6.日本 日本虽然没有参战,但是,战争期间美军在日本大量的物资采购,对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经济复苏,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使美国认识到日本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关键作用,美国为巩固后方,允许日本以“自卫队”名义重组军队,美日军事同盟的基础也在此时奠定。 7.台湾 对当时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而言,朝鲜战争的爆发及中国的参战使得美国认识到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将台湾重新纳入防御体系,杜鲁门总统派遣第七舰队游弋台湾海峡,宣布台海中立化,阻止了中国共产党渡海攻台及的企图。50年代台湾当局得到美国20亿美元以上的无偿军事、经济援助,在台湾站稳脚跟,并为后来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也成为朝鲜战争的主要受益者[6]。 孙子曾经说过:上兵伐谋,中兵伐交,下兵伐战。但是朝鲜战争这一场局部战争搅动了整个世界,几乎导致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麦克阿瑟甚至扬言要用核弹攻击中国。作为美苏冷战中的一场热战,朝鲜战争同样表现出了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朝鲜战争根源在于二战后美苏对势力范围的划分和冷战结构性的缺陷。直到今天朝鲜战争的后遗症依旧,朝鲜半岛仍然存在如延坪岛炮击事件的危机,朝鲜半岛的走向依旧破朔迷离,任何朝鲜半岛的冲突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触碰世界的神经。最终拍板决定出兵很大的原因在于是为了赢得前苏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中国的支持。朝鲜战争后金日成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提倡主体思想,它直接影响到朝鲜人的人生价值观是朝鲜立国的基础。主体思想阐明了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即以人在世界上所占的地位和作用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并阐明人决定一切,人是一切事物的主人的哲学原理。很明显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但是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对于被国际社会所孤立的朝鲜金氏政权来讲是十分必要的。这种主体思想对于朝鲜人民是及其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在国内及其贫困的情况下维系金氏政权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倘若有一天这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垮掉,也许离李承晚想要吃掉朝鲜的日子也就不远了。(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国际关系论文:作为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发展的国际事务学学科价值述略 摘要:国际事务学具有相对独立的学科特点:强调技术性和应用性,淡化理论性;强调公共事务性,淡化政治性和民族性;强调学科专业的开放方向,淡化专业的自我封闭倾向。作为本体论基础的国际事务学强调“以公管公”,优先关注“国际重大但不紧迫问题”,致力于角色扮演实践,以国际问题为导向,具有相对独立的本体特征。 关键词:国际事务学;本体特征;差异;就业优势 2012年9月,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与1987、1993、1998前三次修订不同的是,本次修订版专业目录在“政治学类”之下增加了编号为030204T的“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学”特设专业。关于该专业的学科特征与性质,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与注意。2011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先获批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学专业设置,并于2011年迎来第一批本科生,比教育部2012年颁布的本科专业目录早一年。随着该专业进入教育部特设专业目录,在国内出现了新建该专业的“小高潮”。暨南大学、湘潭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等等高校纷纷设立国际事务学专业,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通常是国际事务学专业特征是什么?它仅仅是过去国际关系专业、国际政治专业的换汤不换药吗?或者是这些专业的修修补补?又或者有相对独立的本体特征?本文认为,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以下行文简称国际事务学专业)是一个与国际关系专业、国际事务专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专业,具有相对独立的本体特征。 一、国际事务专业和传统国际政治学科的差异 国际事务专业和国际关系专业、国际政治专业,无疑共同点居多,而不同点较少。国际事务专业更为接近国际关系专业,而更加远离传统的国际政治专业。但是国际事务学专业和传统的国际关系专业相比,增加了“国际事务”这个词语,并置于“国际关系”词语之前,反映了国家的教育导向。具体来说,国际事务专业和传统国际政治学科的差异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强调技术性和应用性,淡化理论性 国际关系专业经过多年的发展,虽与西方同行的研究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纵向相比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国际关系专业学科状况,已经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青壮年时期。表现在:产生了一批具有国内外重大影响的国际关系学者,如王逸舟、秦亚青、时殷弘、倪世雄、阎学通等,并产生了质量并举的青壮年学者梯队;初步编著了一系列方法论、本体论的教材,在国内外出现了大量颇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著作;由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坚持的方向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要维持学科的自尊与独立,必须提高学科介入的‘门槛’”,因而初步形成了国际关系专业特有的概念操作、理论逻辑和研究路径,形成了独立的专业特征,等等。由于国际关系学者在该专业的多年发展中,注意提高学科的准入门槛,因此高度关注科学性特征,进一步使国际关系专业的学习和研究向理论化、精英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专业走向独立的学科特征,对国际关系专业的发展和成熟是一大幸事。但也带有一些弊端,即对本科专业和社会需求而言,应用性和技术性才是主导方向。在强理论性、强科学操作性思路培养出来的本科生,在就业市场陷入了应用性困境。尽管国际关系专业本科生就业难是大学生找工作难的整体社会环境决定的,但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带着“国际”字号光环的国际关系专业在就业上应相对较好才符合逻辑。这些问题表明,政治学类下设的各个专业,应进一步对本科培养和研究生培养进行区分。国际事务专业的出现,适应了这一需要。有学者认为,“‘地方化’、‘次国家化’、‘非政府化’或‘公共政策化’的国际关系研究,是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有待开拓的新领域,也是国际关系专业本科生日后就业竞争力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国际事务专业进一步强调应用性、实践性和技术性,注重将国际关系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本科生也能够进行的操作实务,将相对发展成熟的国际关系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来。二外强调国际事务专业的外语特长,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强调与滨海新区取向结合,都是国际事务专业灵活地与应用需求贴近的写照。 (二)强调公共事务性,淡化政治性和民族性 国际关系专业、国际政治专业、外交学专业等等都带有公共事务的特征,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习惯将国际社会按照活动主体区分为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国际政治专业一般是指国家间活动,而外交学则以一国政府为活动主体开展对外活动。这些与国际关系专业包含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个人有着显著不同,表现在国际关系专业对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个人作用的强调上。从国际关系专业中进一步区分出来的国际事务专业继承了国际关系专业这一取向,进一步淡化政治色彩,将带有国际公共性的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强调国际社会中的共性问题,超越传统的国家利益,关注国际公共利益。这一点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保护更多的国际公共利益,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有着较强的逻辑联系。 (三)强调问题的解决导向,淡化问题的解释倾向 如果说,马克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意识形态上影响到执政党的文化取向,那么“经世致用”等口号则反映了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实用思维。从传统和现实、上层与民间等多个维度来审视,要求国际关系学科不仅仅要试图解释国际问题,而更要试图解决国际问题,提供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案,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全球治理,则是对国际关系专业提出了“深化和扩展”的更高要求。从中国古典思维去理解,以往国际关系专业追求“道”,那么国际事务专业则倾向于如何使用已经初步“悟”到的“道”来实现儒家所言的“出世”。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现象,国际关系使用各种规范理论进行阐释,使人获得知识。而对于这些知识,应进一步关注其应用价值,使之向政策学、管理学渗透。 (四)强调学科专业的开放方向,淡化专业的自我封闭倾向 国际关系专业从改革开放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强调独有的学科特征,也从历史学、经济学、新闻传播学等多个学科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借鉴了不少的概念、方法和工具。国际关系专业初步形成独有的学科特征,提升了学科准入门槛的同时,也逐步带有自我封闭的倾向,这不利于国际关系学科的深入发展。国际事务专业尽管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但国际事务专业横跨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多个学科,将它们对于国际公共事务问题的思路、模式和方法统筹于国际关系之中融合、转化、提升,成为国际事务特定的解决问题思路和对策,从而出现国际关系理论统筹各学科的“位居其上”的局面,进一步将国际关系研究成果反馈回它在发展历程中所借鉴的那些学科,进一步相互交叉和融合,促进专业的开放,而降低专业的自我封闭倾向。 除了以上几个差异外,国际事务专业和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等专业的差别,还在于进入21世纪,国际环境和中国教育政策的导向发生了变化。国际事务专业更加强调中国参与国际事务能力的塑造和应用。与国际关系专业学者的“参谋”传统不同,国际事务专业培养的是既具备国际关系专业知识,又能直接从事国际公共事务的管理型人才。也就是说,尽量减少国际关系专业与社会具体事务脱节的程度,使本科生在大学期间就受到一定的职业化实践训练。 二、国际事务专业的若干性质 以上的特点,是国际事务专业与相近专业的若干差异。在这个基础上,作为国际事务专业的本体基础――国际事务学还有一些独有的特点。试总结如下,以便读者加深对国际事务专业的理解: (一)国际事务学强调“以公管公” 在国际活动中,外交学倾向于从国际社会满足国家利益的需要,可谓是“以公益私”,而国际事务学则与之相对,强调借助于国际公共组织,包括国际政府间组织和跨国非政府组织来应对、管理国际公共事务,着重于“以公管公”,在实现国际公共利益的过程中符合道义地实现国家利益,使国家利益“取之有道”。这也是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所主张的内容。 (二)国际事务学优先关注“国际重大但不紧迫问题” 国际关系学者将国际问题区分为“第一类是重大而紧迫的问题,第二类是重大但不紧迫的问题,第三类是无关全局但紧迫的问题,第四类是无关全局并且也不紧迫的问题”等四类。如果说,国际政治学和外交学,特别是国际危机问题倾向于解决“重大而紧迫”和“次要但紧迫”问题,那么国际事务学则除了这两个问题外,优先关注“重大但不紧迫”的问题。例如北京雾霾,在短时间内不会立即造成大量人员死伤,因此其紧迫性远远不如叙利亚内战和乌克兰危机。但是雾霾作为环境政治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具有国际公共事务的长远效应。在国际政治关注传统安全的基础上,国际事务学将跨国领域的非传统安全作为自己的优先考虑对象。 (三)国际事务学致力于角色扮演实践 由于国际事务专业强调应用性与技术性,因此在授课方式上,国际事务学致力于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开展角色扮演。例如通过“外事礼仪”课程,教学者亲自演示礼仪的过程,甚至具体到外宾接待中的调酒、打领带等操作性细节。通过模拟联合国、模拟商务谈判、模拟外宾接待等活动,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体验,积累他们从事国际公共事务的经验和兴趣。在一定程度上,国际事务学还聘请高端国际事务人才来为学生授课。 (四)国际事务学对国际问题导向的结构性调整 由于国际事务学面向国际社会需要解决的各类问题,因此国际事务学也和相近专业相同,紧跟国际热点问题,但是在结构方面有所调整。除了国际热点问题外,国际事务学除了继续关注国际热点问题外,也较多地关注国际长期、重大但非新闻焦点的问题,避免国际事务学受到媒体议程的操控。 三、国际事务专业发展的若干障碍与问题 国际事务专业作为新设置的专业,有着显著的知识储备和政策环境优势。它建立于国家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的需求上,有经过长达三十年改革开放环境的哺育。它的天然优势还在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专业发展已接近四十年,积累了丰富的人才、教学经验。尽管具备了以上的优势,国际事务专业的发展也面临着若干障碍和问题。 (一)国际事务专业和国际关系专业在培养层次上的如何衔接 由于本科生并非都直接从事外事活动,而是由相当比例的学生选择了继续深造。这些继续深造的学生如果也以应用性为主要方向,那么很显然不符合国际关系专业科学化、拔尖化的需要,因此从考研需要以及学界认可度而言,国际事务学的培养应相对二元化,一方面对有考研需要的学生在理论素养方面提出较高要求,另外一方面对直接就业的学生着重培养实践性和应用性。 (二)国际事务专业如何不简单地办成国际关系专业的重复 由于国际事务专业与国际关系专业、国际政治专业密不可分。如何避免把国际事务专业办成国际关系专业的简单名称改变,而不在课程设置、培养方法方面做认真细致的改革,那么国际事务专业就成了国际关系专业的附属品,而不具有独立的专业性质。由于国际关系专业在该领域中占据绝对的学缘、人才、资金优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既有专业利益格局”。如何超越专业利益形成的优势格局,难度甚大。 (三)如何形成全国性的国际事务专业共享平台 在国际关系专业的多年发展中,教师们通力合作,把分散的科研能力团结起来,形成拳头效应是保证国际关系专业建设成效的基本经验。但是国际事务专业是否能和外交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等专业一样,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学科群和集体优势,建设诸如“外交学年会”等全国国际事务专业交流机制,尚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困难。在建立 “国际事务学年会”,合办“国际事务学研讨会”,增强影响力方面,国际事务专业尚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当然,国际事务专业作为一门在大陆地区新兴的专业(西方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早已设置有该专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招收国际事务专业学生的过程中,与传统的国际政治专业相比,生源质量、社会评价都有极大的提升。这说明,加强国际事务专业的教学研究、本体论研究迫在眉睫。国际关系学界要抓住这一时机,继续推进国际关系学科向纵深发展,不辜负国家、社会,特别是师生们的期望。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政学院国际政治系、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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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术论文:儒学教育学术论文 一多重视阈下的朱子学说 由安徽省朱子研究会会长秦德文先生主编,合肥学院中文系张成权先生、张爱萍老师编著的《朱子语释》一书,在深入研读朱子著作的基础上,精选朱子语录,涵盖朱子论理气、心性、伦理、践履、自然、佛道、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治学、读书等十二章内容。每章均有引言和简释,概述本章内容并作题解,同时力求遵循朱熹原旨,对所选的朱子语录及其要义作了精当的诠释并加以一些扩展性内容。该书言简意赅,对于传播朱子思想、推动儒家经典普及化、大众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安徽大学诸伟奇教授的《四书学四题》认为,《四书》定于朱子,分别研究了元明清三代的四书学,指出,元代的四书学是“士犹笃志于研经”、明代的四书学是“讲义盛行,异学争锋”、清代的四书学是“回归、新变与困顿”。安徽大学王国良教授就朱熹理学的传播路径及其对徽州日常生活的影响进行了考察,认为朱熹理学学派通过教育传播渗透到世风人情、族规民约之中,对徽州地区和谐社会的建构产生重要影响,为思想学说对社会文化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提供了一个例证。安徽大学赵华富教授考察了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遵循的态度和原则,指出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十分重视,徽州宗族对《家礼》的规定,特别是祠堂建设、祭田设置、族规家法、祭祀礼仪的规定所遵循的态度和原则,不仅是继承,更重要的是对这些礼仪的规定进行重大变革。台湾师范大学张昆将教授就朱子对合下的权变伦理思考及其现代衍义作了探讨。安徽师范大学郭淑新教授解析了朱子经典诠释思想,认为朱子形成了章句训练训诂与义理阐发相互发明的经典诠释理念,以及唤醒•体验•浹洽•兴起互相贯通的经典诠释方法,为新儒学的兴起勃发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但朱子虽然极力在追求本意和阐发新意之间寻找平衡支点,有时却难免游离于这一支点。黑龙江大学魏义霞教授探讨了朱熹的价值哲学,指出朱熹秉持儒家的道德诉求,不仅接续了孔子、孟子和荀子等原始儒家关于义利关系的话题,而且在理学的框架内诠释义利观,并且将理欲关系、公私关系一起纳入其中,这使义利观与理欲观、公私观成为朱熹价值哲学的基本内容,并且呈现出三位一体的逻辑架构,朱熹借此将儒家的道德诉求和价值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福建省委党校李永杰博士总结了朱子敬畏伦理对现代性的三条补救价值,分别为在追求物欲的同时注重边界意识、在追求物质的同时不放弃精神涵养、懂得在追名逐利中的抽身反盛。安徽理工大学高旭博士考察了朱子的“持守”思想及其理学践履精神,认为存心、持敬和主静是朱子“持守”思想的基本内容,“持守”思想尤为重视“日用”之间的修身功夫,表现出强烈的践履性,试图促使理学家在切实有恒的德性修养中,存天理而灭人欲。安徽大学刘笑非博士对朱子、象山和阳明哲学终极天理实在性与内在性关系作了比较研究,指出三者都肯定终极天理的实在性,不同在于阳明强调心理一体的终极天理的实在性,朱子的工夫论既有向外的“道问学”,又有向内的“尊德性”,象山和阳明的工夫论重点在内的“尊德性”。安徽师范大学陈育德教授对朱子文道一体的文学观进行了现代诠释,认为可以从其陈旧保守的思想、立场中获得警示,进一步在文学领域里清除封建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同时汲取其中合理的、有用的东西,为弘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发挥积极作用。台湾朱子学研究协会黄柏翰副教授借由对朱子“太极”概念的分析,考察了朱子理学对佛老的吸收与转化,认为朱子理学并非转向佛、老,而是转化其中部分理论或方法作为儒学之舟的帆、桨。台湾华梵大学胡健财助理教授从朱子的山水诗探讨了他的山水情怀,认为朱子从早年的道佛思想到中晚年回归儒家,欲考察其著名的述理诗,更需要放在山水诗这个脉络中。泉州师范学院林振礼教授考察了思想史上朱子与大慧禅师的潮州之会这一历史公案,揭示出朱熹注解《大学》“格物补传”,“开一新传统”之序幕的隐微之处。上饶师范学院周茶仙副教授以江西为例,分析了地方家族与朱子学的发展流传状况,指出地方家族是朱子学在各地各时期发展流传的土壤与媒介,要探讨南宋朱子学的发展流传,必须从地方家族的视域中去考量。浙江工商大学徐日辉教授以亡秦为例,论述了朱熹的史学观。台湾海峡两岸朱子文化交流促进会理事长朱茂男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宣扬践履“朱熹思想文化”,积极推动海峡两岸青年学子考察朱熹文化遗存,重走“朱子之路”,他就朱子文化在现代的传承、实践与创新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思考。 二围绕朱子学而生发的其他哲学议题 在探讨朱子教育思想及其学说之外,亦有学者著文考察了其他哲学议题,彰显了新的学术思路。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余秉颐研究员归纳了方东美关于宋明清新儒学理论归趣,论述的三点内容包括关于自然主义的新儒学、关于宋明清新儒学三派“见解歧异的原因”、关于儒家“道统”观念。南京审计学院肖建新教授考察了宋元之际徽州学者许月卿的字号、贯里、生卒年。台湾元智大学助理教授刘芝庆探讨了韩国重要的阳明学者郑齐斗的经世之学,指出其经世思想源于阳明学立场。厦门大学谢晓东博士探讨了韩国儒学大家李栗谷对人心、道心的诠释,指出李栗谷的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是一种独特的人心道心论,但该学说存在明显的内部矛盾,是一种不稳定的观点。浙江海洋学院程继红教授以义乌学者黄溍《文献集》所记浙东士人墓志铭为中心,考察了黄溍对宋元浙东地域儒学特征的描述及其谱系的建构。福建省闽学研究会丘山石先生由李侗与朱熹“复卦见天地之心”一番答问考察了李侗对朱熹建构理学思想体系的影响。芜湖市委党校肖美丰教授以《心体与性体》为中心,对牟宗三评朱陆无极太极之辨做出评价。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苏敏老师从宋明理学主要代表对天人合一关系、仁在生态哲学中的含义以及人的生态行为实践等方面的探讨,揭示了理学哲学体系中蕴含的丰富的生态智慧。 三儒学与当代经济以儒学为基本内容的传统文化 在当代商业化浪潮的裹挟下命运如何,对社会转型产生了何种影响,引起了学界、商界的广泛关注。来自港台、内地的企业家、学者撰文探讨了儒学与当代经济的关系。原台湾大学校长、名誉教授孙震先生从“扩充利他抑追求自利”、“追求自利与现代经济成长”与“21世纪企业家的使命”三个方面对21世纪企业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做出总结反思。原安徽师范大学副校长王世华教授从学理角度对徽商的内涵和外延作了界定,从徽商的魅力、文化自觉及文化信仰等方面深刻阐发了“徽商精神的当代价值”,认为有文化有信仰,才能有敬畏,才能自觉地去践行,升华为文化自觉,而这正是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区别。台湾欧洲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朱高正先生考察了朱子学对徽商的影响,指出朱子学深刻影响了徽商数百年,徽商的最大特色是商与儒密切结合,徽商是儒商的原型。台湾高雄第一科技大学朱国光教授讨论了朱子精神与现代企业管理思维间的关系,认为朱子家训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从朱子“百学须先立志”等传世名言中可以吸收企业管理思想。台湾著名律师吕荣海先生探讨了儒家精华和现代法制如何融合会通的问题,认为仁、义、诚信等美德虽然不能带来“短利”,却是经营公司、治理公司的“长利”。 四总结 综观本次学术研讨会,诸多论文新意频出,富有创见,朴实深邃、稳健典雅,考证精微,史料翔实,扩充了朱子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夯实了朱子研究的学术基础。不过在扎实推进朱子研究的征程中,应该进行一个长时段的学术梳理,进行学术反思,以便人们获得研究的观照和定位,真正将朱子学研究推向深入。同时切实开展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尤其要突破文史哲壁垒,对朱子进行哲学、史学和文学等学科的立体、交叉式研究。 作者:詹向红张爱萍单位:合肥学院 教育学术论文: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比较研究 摘 要: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是从2009年开始正式招生,距今发展六年,不可不谓之稚嫩,所以当今在研究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的学术领域里并不完善。文章围绕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进行分析,对湖南拥有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招生点的五所高校的培养方案进行比较研究,期望能弥补某些高校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的不足之处,进而对教育实践产生一定指导意义。 关键词:培养方案;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湖南高校 引言 21世纪,世界已正式迈进知识信息经济新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落到人才竞争上。为了让中国在这场新的竞争中取得优势,我们势必得在人才的质量上把好关,下功夫。而培养人才的大计始终要归于教育。 一、研究意义 教育学目前在我国逐步拥有了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教育史、高等教育学、体育训练教育学等二级学科。我国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是从2009年开始正式招生。目的是为了培养拥有扎实理论基础的教育研究人员。高校往往其以学术研究为导向,偏重理论和研究,培养出大批的大学教师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1]。在未来,随着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规模渐渐扩大,关于如何培养高质量的全日制教育学硕士也显得日趋重要。本文主要是通过分析湖南五所具有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点的高校的培养方案,以此进行比较研究。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1.湖南大学。湖南大学的教育学硕士点下分七个二级学科。包括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2.中南大学。中南大学教育学硕士点包括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学三个二级学科。 3.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是湖南省高校中教育学的领军者。拥有湖南省唯一的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教育学下分十一个二级学科,分别为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教育史、学前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特殊教育学、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教育技术学。 4.湖南农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的教育学,包括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心理健康教育,体育教育学的硕士点。对于职业教育和教育生态学的研究独树一帜,成果颇丰。 5.湖南科技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拥有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等全日制学术型的硕士点。 (二)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对研究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文献资料,阅读、收集、借鉴和分析已有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在联系各学校培养方案的视域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2.统计分析法。对搜集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并展开研究,运用统计方法分析研究对象的有关资料,拟用图表对所得数据进行处理,从定量与定性的结合上对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进行有效的分析研究。 3.比较分析法。以客观的、系统的、统计的方法对湖南五所高校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各个高校培养方案中的培养目标、主要有研究方向、学制与培养方式、课程设置等方面。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五所高校培养目标高度统一 培养目标是指教育目的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机构的具体化。经过对各校的培养目标进行总结分析,五所高校的培养目标虽描写文字不尽相同,但是其目的高度一致。均为了培养适应我国教育实情,熟练掌握系统教育学理论知识,热爱祖国,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工作作风和良好职业道德的、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独立从事实际工作的专门技能,能在科研岗位做出创新研究的人才。均要求研究生掌握行业内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了解国内外教育前沿动态,善于发现问题并能独立解决专业问题。 (二)五所高校主要研究方向各有所长,湖南师范大学覆盖最广 这五所高校的研究方向不尽相同,各有所长,其中涉及最全面的是湖南师范大学,基本覆盖了教育学下的所有二级学科,除此之外,湖南大学在教育史、成人教育学和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方向上独树一帜,湖南农业大学在职业技术教育学方向研究最为深入。在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学、体育教育学这些较为成熟的研究方向上,五所大学基本都有覆盖。 (三)五所高校均实行弹性学制,培养方式均注重实践 湖南这五所高校对于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的培养均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为3-5年。湖南师范大学的培养方式主要包括常规学习制度、导师指导制度、社会实践制度。在学分和分期考核制度上把握学生的学习进度情况,由导师进行具体指导,注重研究生的实践教育。中南大学教育学学科实行指导教师负责的指导小组培养工作制,导师个别指导与指导小组集体指导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导师指导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选学课程、查阅文献资料、参加学术交流和社会实践、确定研究课题、指导科学研究等。导师对研究生的业务指导和思想教育应有机结合起来,全面培养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2]。湖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的研究生的教学内容均强调理论性与应用性课程的有机结合,突出案例分析和实践研究,要注重培养学生研究实践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注重创新能力,注重吸纳和使用社会资源,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供需互动机制,对研究生的实践教学中进行全方面地监管与评价测量,保证培养质量,并要求硕士研究生在完成实践教学后提交实践学结报告,做好教学结果的反馈工作。 综合五所高校的培养方式,对于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培养,均采取学分制,中期考核制度。这些做法都很看重对研究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体现高校都在逐渐与社会实践接轨,纯理论学习时代已经远去,导师的作用日趋重要。 (四)五所高校课程设置分布研究 教育人才的培养主要得益于学校教育,课程的学习是学校教育的中心环节,因此五所高校的教育学硕士生课程设置的比较研究是研究的重中之重[3]。分析比较湖南这五所高校的相关具体课程设置之后,可以一窥利弊,取长补短。期望能对提高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起到一定作用。 通过分析各个高校相关的课程设置,发现五所高校的教育学研究生课程设置大致分为学位课(公共学位课和专业学位课)、选修课(含限选课和任选课)、补修课等。均允许研究生跨学科选修课程。均要求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必须加修所考取学科专业本科生阶段的专业基础课。这是提高跨专业的研究生的专业素质的必要措施。 五所高校的公共学位课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硕士生综合英语。 关于专业学位课的设置,各个学校有所不同。如图1所示 其中,教育原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导论、教育心理学和教育史在五所高校均属于专业学位课,而德育专题与教育社会实践专题却仅有一所学校即湖南师范大学设置,其中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都设置了教育管理学,中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都设置了社会调查与统计课,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科技大学都把教育名著导读设置成了专业学位课,这与这两所学校跨专业学生居多不无关系,在研究生一年级阅读多本教育名著对快速提高其专业素养有很大的益处。实际上,德育是对于教育工作者极其重要的课程,为师者无德便教不出好学生。虽德育不是所有高校的专业必修课,但是笔者认为,德育是教育工作者一生的最重要的必修课。 关于选修课的课程设置,笔者搜集了五所高校的限选课与任选课课程,总结如表1所示。 总结出五所高校都设置的选修课课程有教育哲学、教学论、高等教育学、教育经典研读、国外教育文献研读、教育质量与评价、德育理论与实践。湖南大学独特地设置了教育改革与发展专题研究课,彰显出其对教育改革敏锐的嗅觉,紧靠时展的前沿。湖南师范大学作为省内师范教育的领军者,所设课程覆盖面最广。湖南农业大学在职业教育中颇有特色。但是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科技大学的选修课课程设置数量上稍稍显少,覆盖不够全面,可以适当参考其余院校的选修课程,丰富本院研究生的课程选择。 四、思考与建议 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涉及硕士生教育的各个方面,硕士生培养的行动指南应该根据时代和教育发展的进程,在实践中不断修订。本文从湖南五所拥有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点的高校培养方案的各个方面,对湖南省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进行了分析,发现有的高校的课程设置存在些许问题,建议各个高校多多参考其他学校的优秀之处,取长补短,并发展出自己的特色。期望本文对我国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的研究进程能有一定的帮助。 教育学术论文: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展望 摘要: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集刊的初创期;二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低迷期;三是21世纪以来,这是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期。今天,学术集刊在推动学术研究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时间尚短,教育类学术集刊在学术规范和影响力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应当从管理制度、专业化发展和评价制度入手,全面提升学术集刊的办刊水平。 关键词:学术集刊;教育学;影响力;学术规范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已经走过了60多个年头,如何系统梳理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内在规律,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而学术集刊就是一个风向标,通过对不同时期学术集刊的归纳分析,能够从一个侧面真实再现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点[1]。基于此,笔者试图以教育学类学术集刊为突破口,全面梳理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规律和内在特征,以期在新时期为进一步推进对教育学问题的研究和反思,提供一些有益思考。 一、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历程与回顾 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中国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集刊的初创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共有5种教育类集刊创立。在这里,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形成了崭新的教育体制,但为什么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创办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呢?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这一时期,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与计划经济完全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教育管理体制,它过分强调行政指令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了压制了高校的自主性和创造性[2]。第二,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了沉重灾难,在一定程度上严重抑制了学术研究的发展。 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集刊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而呈现出了极其鲜明 的时代特征。(1)从内容看,这些集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集刊,而是为了服务于某些政治运动特意创办的,体现出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比如,1958年,全国发动了轰轰烈烈的运动,为了给这一运动提供支撑,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推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一份独特的集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会刊》。再比如,为了服务于,先后创办了《教育革命通讯》、《教育革命文选》等集刊。(2)从创办主体看,分布相对均衡,行政机构2个、高校1个、学会组织1个、科研院所1个,基本符合这一时期的特征。(3)从地域分布看,这些集刊主要集中于北京和上海地区,其他地方则非常少,这可能与北京、上海的政治地位相关。(4)从学术规范看,这些集刊还存在很大不足,出版周期不固定,发行数量和区域也非常有限。这些集刊都是应政治需要创办的,注定了它们生命的短暂性,随着政治运动的结束,它们也走到了尽头。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发展的低迷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总共有4种新的学术集刊创刊。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犹如一声春雷,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也开始进入改革期、阵痛期,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学术研究机制也已无法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中国学术集刊的发展陷入到暂时的低迷和困境之中。这一时期,集刊的创办主体主要集中于行政机构、高校和科研院所,区域主要分布在上海和北京,这也反映了当时学术研究力量相对集中的特征。从内容看,这一时期的集刊已经开始摆脱传统的政治干预,转变为对教育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实现了研究对象的学术转向,其中一个集刊在后来取得了刊号,转变为正式期刊。 第三阶段是21世纪以来,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学术集刊呈现出全面复苏和蓬勃发展的态势[3]。首先,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学术研究已从前期的困境中走出,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新景象,再加上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这些都为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其次,从1999年起,教育部启动了重点基地建设,先后在全国高校建立了11个教育学重点研究基地,并从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这为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稳固的制度保障。再次,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学者和专家纷纷加入到学术集刊的创办之中,为提升学术集刊的质量和研究水平提供了队伍保障。最后,为了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国家实施了众多战略工程,这也为学术集刊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总共有20种新创办的集刊。按照学术集刊的创办年份,统计如图1。从创办主体看,这些集刊的分布相对集中,如表1。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第一,从创办主体看,高校已经取代其他机构,成为学术集刊创办的主力军。第二,从区域分布看,北京和上海依然是学术集刊的集中地,其他地区并没有打破北京和上海地区的垄断地位。第三,从内容看,这一时期的学术集刊主要围绕教育学一级学科展开,少量涉及到二级学科或跨学科问题,这也表明,当前的教育学类学术集刊尚未突破一级学科的垄断局面,形成集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和跨学科为一体的多维度、多网络的学术集刊群。 二、学术集刊的出版规范及学术影响力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教育类学术集刊获得了重大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集刊已经实现了高质量的规范化发展。由于这些集刊创刊时间相对较短,因而在出版规范、影响力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在此,笔者以2000年后新创办的20种集刊为例展开全面分析。 从学术规范看,目前这些集刊都能按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在论文格式上达到学术期刊的基本要求。然而,总体上还存在许多问题:(1)在审稿制度上,虽然许多集刊都宣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但由于财力、人力等方面的不足,这一制度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和执行,最终只是流于形式。(2)许多集刊的稿源并不是很充足,存在着“自产自销”倾向。更为重要的是,一些集刊发表的文章并非都是原创性的,而是在别的期刊上已发表过的二次文献,这显然离真正的学术规范还存在一定差距。(3)在出版周期上,一些集刊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出版周期,而是以不定期出版物的形式出版,这显然不符合学术集刊的出版要求。另一方面,一些集刊曾先后更换过出版社,在出版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这也是摆在当前学术集刊发展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4)从更高要求看,一部分集刊虽然达到了国内学术期刊的出版规范,但离国际通行的学术惯例还存在一定差距,许多集刊缺少英文目录、英文摘要和关键词等等,这还有待进一步完善。(5)一些集刊没有形成自己的编辑部,也缺少专职的编辑人员,基本上都是靠教师和学生兼职完成,这是限制当前学术集刊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影响力看,根据南京大学中国社科评价中心公布的CSSCI(2012-2013)集刊来源目录显示,共有3种集刊入选,占总集刊的15%。它们分别是《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中国教育政策评论》和《中国教育法制评论》。根据CSSCI被引文献篇数和次数(2005-2012)统计,排名前七位者见表2。 从表2看,第一,在20种新办集刊中,入选CSSCI来源集刊的只有三种,这表明当前教育类学术集刊的总体影响力还非常有限。第二,从总体引用看,在8年的CSSCI期刊引用中,只有7种集刊被引用到,而且引用的总篇数才91篇,总次数才102次。按照平均值看,平均每个集刊每年被引1.63篇、1.82次,这一数据非常低。考虑到这只是排名前七的学术集刊,如果将所有20种集刊全部计算在内,这个数据会更低。第三,从集刊自身的影响力看,前三种集刊差距不是很大,属于“第一方阵”,但从它们的数据看,这种影响还非常有限,每个期刊的最高引用篇数和次数尚不足30;而后几种集刊的影响力显然无法与前三种集刊相比,除此之外,其他集刊还尚未产生引用数据,这更充分表明学术集刊的总体质量还参差不齐。 总之,随着中国教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学术集刊已经作为一种新生力量异军突起,成为推动教育学研究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然而,由于这些集刊的创办时间还很短,缺少相应的制度规范和办刊经验,因而难免会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4]。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的持续性发展,这些集刊必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推动教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三、建议与反思 任何新生事物都存在一个成长和发展过程,作为一种新形式,学术集刊也不例外。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财政投入的不断加大,学术集刊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针对当前的现状,应当从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个可靠的制度保障。 第一,从国家层面看,应当正视学术集刊的理论价值,将它们放到与学术期刊一样的地位,加大对学术集刊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力度。从当前学术发展的现状看,学术集刊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它们在理论地位和学术价值上还无法与正规的学术期刊相抗衡,这种观念上的错位直接影响了学术集刊的发展。2011年,教育部制定并下发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呼吁进一步加大对学术刊物的建设力度,而学术集刊作为一种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应当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国家首先应当破除观念上的误导,将学术集刊与学术期刊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一视同仁,这样才能为学术集刊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其次,为了全面提升学术期刊的办刊质量和学术水平,国家专门设立了“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项目”,同时,教育部也启动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这无疑为推动学术期刊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财政支持和制度保障。然而,这些政策和工程都只针对学术期刊,因此,如何打破制度上的壁垒,将其推广到学术集刊的评选上,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样一方面可以形成以学术质量和研究水平为优秀的评价导向,提升学术集刊的办刊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提供宽裕的财政支持,从而使集刊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办刊部门应当积极推进学术集刊的专业化,不断提升集刊的稿源质量和学术水平,扩大学术集刊的影响力。当前,中国教育类学术集刊不论是主编、编辑人员还是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兼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集刊的发展。作为主办单位,应当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推进学术集刊向学术期刊的专业化发展,建立独立的编辑部,形成自己的专职编辑人员,积极提升集刊的专业化水平。此外,在稿源上,学术集刊应当加大征稿力度,避免自产自销或旧稿新发的不良现象,形成以质量提升为优秀的办刊导向,全面提升学术集刊的学术水平。 第三,主管部门应加大对学术集刊的管理力度,建立持续性的评价体系,为学术集刊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当前,由于缺少有针对性的激励机制,导致学术集刊缺少活力。因此,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长效的评价、监管和激励机制,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创造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教育学术论文:论教育学术的批判与解放品性 作者简介:王巨光(1965-),男,湖北荆州人,教育学博士,广西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从事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学研究;南宁,530004。 摘要:教育学术必须致力于实现教育本体价值。这规定了批判与解放性是教育学术本质品性。张扬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建构关于教育及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教育学术才能使自己获得坚实学术合法性。新时期,如何走出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的问题不是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如何突破对教育学术自由探索的各种束缚,如何强化教育学术工作者及教育学术界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乃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所在。教育学术本质品性的张扬要通过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以哲学之才为价值尺度,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强化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这种主体的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往往需要结合教育学术工作者身处的具体历史文化和自身状况而真实展开。 关键词: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哲学之才 关于教育学是不是独立学科是自其产生以来就一直困惑着教育学术工作者的难题。我国教育学术界在反思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三十年多来教育学术时,围绕该问题,不时展开热烈讨论。赞成者与反对者各执己见,针锋相对,都难以说服对方。在笔者看来,我国教育学术危机并不是由教育学学科独立性缺乏造成的。本文尝试探索教育学术的本质性特征,并以此为基础,认识和解答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所在。 一、批判与解放性:教育学术的本质品性 由必须致力于实现教育本体价值所决定,教育学术的本质品性即为批判与解放性。教育本体价值就是在德智体诸方面发展包括知情意在内的人性。[1]151为成功履行探索、发现、建构教育及其发展人性的新知真识之天职,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以发展人性之最高价值尺度作为标准,对一切束缚人性发展的东西进行批判,并为把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付出理性甚至行动上的努力。在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哈贝马斯看来,批判是认识与解放旨趣的统一。[2]200-201我们据此认为如果不立足于人的本真解放和自由,本真批判有可能沦为伪批判;如果不进行甄别真伪、区别善恶的本真批判,本真解放和自由也有被滥用、被扭曲的危险。[3]批判与解放是具有同一性的一体两面。 教育具有服务改造自然,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具有建构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关系,实现主体间和谐交往的社会实践功效。诚然,教育学术也具有服务于促使这些教育工具价值实现的功能。但不立足于发展人性之本体价值,教育工具价值也往往容易被扭曲。教育学术必须以教育本体价值为本,才可能有效防止教育工具价值被扭曲、被异化。因此,保持自身批判与解放的本质品性,是教育学术促使本真教育工具价值实现的需要。 按照哈贝马斯对人类认识旨趣的三种划分,我们认为教育学术的根本旨趣就是解放。哈贝马斯把人类认识旨趣区分为技术旨趣、实践旨趣和解放旨趣,并认为自然科学、精神科学和批判的社会科学分别是以这三种旨趣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实,解放旨趣终究是人类认识的最为根本和一以贯之的旨趣。首先,如果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是人类的命运,那么,打破“枷锁”获得解放就是人类永恒的高贵追求。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首要地取决于解放旨趣。其次,哈贝马斯所说的其他两种旨趣归根到底也是以解放旨趣为基础的。试图通过技术及其活动支配外在客观自然世界的技术旨趣,其根本的意向是把人类从自然界的强制中解放出来;建立和维护人际间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实践旨趣,其本身与把人从相互反对、相互敌视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意向具有同一性。而且,以下严酷事实的存在更凸显了直接追求自由、独立和主体性的解放旨趣及其以此为基础的批判的社会科学的突出地位和至关重要性。在当今社会,技术旨趣所创造的成果被统治集团滥用给人类带来不幸和灾难;实践旨趣所追求的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阻扰和破坏,达成共识的途径仍然被掌握着政治经济大权的少数人所操控。[2]12-14在此背景下,教育学术需张扬自身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正好回应了需要变革的当今时代对现代学术的真切呼唤。 教育学术具有以其他学科及其成果为基础,可以进行多学科、多视角研究的特点,但只有张扬其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才可能显现这种研究特点之长,并在建构关于教育及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中使自己在现代学术园地里取得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地位。随着传统学科研究领域相互重叠的出现,多学科参与的各种专题研究的兴起,打破传统学科分野的新的研究趋势日益明显,不可逆转。[4] 顺应这种趋势,教育学术张扬自己本质品性,能焕发自身更旺盛的生命力。杜威超越19世纪末20世纪初另一位促进美国学术和教育进行重大改革者霍尔的地方,就在于他秉持更为深刻的批判与解放精神,不仅从心理学,而且适应促进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当时美国的教育改革,从而,把需要多学科参与的教育改革学术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5] 王巨光:论教育学术的批判与解放品性 教育学术以批判与解放性为本,立足于人的理性自主性,反对人间一切或隐或现压迫、压制力量及其意识形态,反对一切不合理的支配、束缚、操控,反对一切放弃主体性的依赖、顺从、奴性。并诉诸于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批判,诉诸于文化深层结构批判。因为批判本身蕴含反思性,完整的教育学术批判必然包含指向对自身的批判。当然,具有不同背景的教育学术工作者,总要依据自己所处的国情特点、时代及具体历史条件,构建具有不同内容的批判与解放主题,并开展创新性研究。在革故鼎新、大胆尝试和敢于实验成为美国社会的金科玉律,皮尔士、詹姆斯开创的实用主义哲学开始兴起之时代背景下,适应当时美国教育改革的需要,杜威对保守主义教育哲学进行批判,发展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并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而影响深远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德国的解放教育学和批判建构教学论遵循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思路,主张通过对个性在后工业社会中的批判和解放,达到改变不合理社会现实的目的。”[6]巴西著名教育家弗莱雷为广大被压迫的拉美民众代言。为了启发他们的觉悟,实现他们的解放,他以非凡的勇气、过人的胆识进行彻底的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批判。并以高超的智慧、渊深的知识创建了被压迫者的解放教育学。“保罗•弗莱雷的思想反映了他对周围的被压迫者所遭受的极端困苦和磨难的创造性思考和敏锐意识。”[7]堪称被压迫者教育圣经的弗莱雷的代表作《被压迫者的教育学》超越了它自己的时代和作者的时代。以陶行知、晏阳初为代表的民国时期中国一些著名教育家及教育学术工作者,为实现“民族再造”,对升官发财科举教育余孽进行彻底否定,对当时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误教”现象进行无情批判,高扬解放人性的民主主义教育伟大旗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新民教育实验,对我国具有健康民族性的民主教育建设事业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如何建构批判与解放性主题是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新时期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强化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 改革开放新时期里,我国教育学术界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与否的讨论实质上是关于教育学是“学”还是“术”的争论。为教育学是“学”的辩护,似乎有利于建立和维护教育学术工作者的学术自尊,但如果为所谓的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而迷惘、甚至苦恼,实际上是错置了新时期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并不是教育学术危机所在。如果我们把握住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我们有望超越教育学是独立学科还是作为其他学科应用之“术”的争论。因为只要存在关于教育及其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需要去探索、发现、建构,教育学术工作者又能张扬批判与解放精神,并能成功履行自己的天职,那么,就不存在什么教育学术危机问题。相反,教育学术的真正危机就在于其失却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教育学术工作者在履行天职上的无能为力、无所作为。 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不是如何走出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而是如何挣脱、突破束缚教育学术自由探索的各种外在和内在的支配及控制,强化教育学术工作者及教育学术界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反思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教育学术研究现状,可帮助我们认识问题所在,并引导我们发现我国教育学术研究不如人意的深层次原因。 在改革开放前特殊年代里,当时的教育学术根本上受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支配,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教育学术及其批判可言。其所谓的“教育批判”和“教育革命”不过是以颠倒的标准进行伪批判和假革命而已,其实质是为各种阶级斗争活动合法性做辩护,为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进行论证和做注解。这种被扭曲的“教育学术”甚至成为倒行逆施的帮凶。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大解放运动的开展,中国迎来了文化教育的春天。我国的教育学术逐步摆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支配成为可能。但是,“极左”的思维方式往往无孔不入,比如对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批判就一度深刻影响了教育学术界。当我国全面现代化的帷幕拉开并逐步深化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那么,在全面现代化进程逐步深入推进后,我国教育学术界是否在总体上逐渐摆脱了被支配的地位,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及独立自主性,进而张扬了批判与解放的精神和能力呢?事实难以令人做出乐观的回答。我们不难看到,我国教育学术在取得摆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支配的胜利后,却又开始受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这种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把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作为现代化的重中之重,认为只要把生产力增强了,把经济搞上去了,其他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严酷的历史事实表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畸重畸轻的做法必然会使人类付出沉重的代价。 剖析改革开放新时期持续十七年之久的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可以看出我国教育学术界是如何受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其自主性及批判精神是如何再次丧失的。在这场大讨论中,共有300多篇,洋洋洒洒共200多万言,林林总总形成25种关于教育本质之说。但正如郑金洲所认为的,“这一切,仍未能令人满意。各家各派虽力求论之有据、言之成理,但几乎都包含难以克服的悖论,对来自各方的批评之声不能做出令人心悦诚服的回答”。[8]192教育学术界本应该回过头来反思其研究与讨论的前提预设是否存在问题,开始意识被引以为“金科玉律”的东西是否已演变为某种错误的意识形态。可惜的是他们却并未这样做,而是仍然在概念框架里兜圈子,希图从关于本质与质、本质与规律、本质与功能等等的关系之辨析中,从对所谓事物内部矛盾或其与外部矛盾关系的分析认识中,求索走出迷宫之路。[8]193-207更为令人遗憾地是,当教育产业化市场化运动掀起,乱象丛生的学校教育遭到有识之士痛切批判之时,却未见中国教育学术界主流反思与质疑,并运用理性的力量,对其进行严肃、彻底批判。 众所周知,教科书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演变成社会生活中政治或生产力(经济)决定文化、教育,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之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所隐含的决定论思维模式实质上为文化、教育领域的独立自主性被任意侵蚀之错误行为提供了可以借以进行辩解的潜在理由,甚至为一个活动领域及其权力者支配、操控、压制另一个活动领域及其人员提供了某种“合法性”论证。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及关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大论战不仅没有进行前提性批判,反而把以上所谓的原理及价值观念作为“真理”而设置为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从而使我国教育学术曾一度陷入某种深刻危机。 对于这场教育本质大讨论,涂又光先生有独到见解,他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正本清源的解读,发现教科书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简单认识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误读。[9]他以建国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遭遇的严重挫折和所蒙受的巨大损失为事实根据,通过深刻哲理性的分析雄辩地论证人类政治、经济、文化之不同性质活动及其领域之间不能搞相互决定论,而平等互动律才是人类这些不同性质活动及其领域之间相互作用规律及关系原理。[1]152-153涂先生的深刻批判及正确认知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重大成果。 三、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教育学术本质品性张扬之道 教育学术要张扬自身批判与解放的本质品性,至关重要的与其说是如何进行理性思维的问题,毋宁说是教育学术工作者对教育学术采取什么样态度和秉持什么样学术精神的问题。是把追求学术自身内在价值作为学术活动目的,还是把学术仅仅作为谋生与晋升的手段是对待教育学术的两条根本对立的活动路线。毫无疑问,我们应取的是前者。也就是说教育学术工作者应该是席勒所倡导的哲学之才,而非利禄之徒。我国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以理想型哲学之才作为价值尺度,自觉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强化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方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张扬其本质品性之道。 席勒在1789年耶拿大学任职演讲《什么是世界史及为何要学习世界史》中分析认为,利禄之徒斤斤计较自我的得失。他们不是从内在精神财富中,而是从别人对自己认可、所给予的名誉和待遇等方面寻找报偿,他们做任何事情的动力来自外在的刺激和鼓励。哲学之才恰恰相反,他们不懈追求更新更好知识,永远走向更加完善的境界。他们在研究对象和孜孜不倦追求本身中获得激励和报偿。[10]我们可以认为利禄之徒学术活动受工具理性支配,[11]31-32也即他们为达到个人狭隘的功利目的而权衡如何利用所谓学术的手段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利禄之徒把工具理性极端化就会使学术活动沦为反人道的手段和工具。二战时期,德国一些人类学家为讨好和效劳于法西斯政权而用他们的所谓人类学“知识”服务于法西斯种族大屠杀,这些人类学家及其所谓的人类学“知识”成为纳粹杀人机器的一部分。他们在世界学术史上写下了耻辱的一页。哲学之才学术活动受价值理性支配。[11]31-32他们崇尚探索真理、建构美善,而不计较自己的学术活动可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功效或危害。哲学之才为了追求真理甚至可以把自己生命安危置之度外,宁死不屈,视“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乐趣”,被罗马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鲜花广场的布鲁诺就是如此。这样的哲学之才显然是最勇敢最有力量的人。巴西著名教育家弗莱雷因为自己激进的教育思想和行动,遭到巴西军人政府逮捕监禁并被驱逐出境,经历了长达16年流亡生活。但他矢志不渝,历经磨难,在自己流亡生活中,加深和升华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终于铸就成影响深广的被压迫者的解放教育学。就理想类型而言,哲学之才是追求真善美的人,是具有独立主体自主性,不断自我超越的人。而利禄之徒在斤斤计较自己偏狭而非正当私利时不可避免地沦为假恶丑弱的懦夫。毋庸置疑,远离利禄之徒而成为哲学之才,在追求完美境界中而不断自我超越应成为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的自觉追求。以理想型哲学之才为价值尺度,结合历史文化和教育学术工作者自身等方面的实际,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的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批判自己精神深处文化负面性东西,突破“二人”关系法则的规制,把自己从异化的人际关系中解放出来 美籍华人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一书中分析指出,中国人用“二人”关系给人下定义,正好把明确的自我疆界给铲除掉。[12]我们认为,生活在多重“二人”关系之中的中国人往往由各种“二人”关系中的强势一方来定义自己。按照孙隆基的分析,中国文化重视营造温情的 “二人” 的“和合性”。我们不难看到,在富有所谓“人情味”的“二人”互动之中,弱势一方在追求安逸地顺从及舒适地依赖中轻易放弃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和自治性。我们的确不时能发现掩盖在温情“二人”关系下的是人与人之间不同程度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被这种关系所笼罩,个体灵魂的自我超越性也就无从谈起。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二人”关系性质与法则。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在自己与各种优势力量之间,特别是与直接掌握自己切身利益的威权者之间习以为常的互动中,洞察“二人”关系性质,并分析“二人”关系法则对自己隐蔽的规制作用。在他们与威权者的“二人”关系结构中,前者自觉不自觉把自己作为对方的“自己人”,并通过后者未必是以哲学之才的标准对自己的肯定和赏识来对自己加以认同并建立自尊。同时,后者也的确很有可能把前者作为“自己人”,更多地在物质生活、荣誉待遇方面给予温情和照顾,而对他们主体的独立自主性、精神超越性并无什么真正兴趣。就这样,在互以对方为重的过程中,前者对思想自由、学术自主原则及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可能被侵蚀不设防。更为严重的是,前者把后者视为“长者”,对其有严重的孙隆基所谓的“母胎化”依赖,不仅哲学之才的自我意识被压抑,树立不起独立自主人格,而且时常在后者面前,其行为表现为成年人的“儿童化”。因此,根据中国文化“二人”关系法则,我们可以推断这样的教育学术工作者可能会因为像中国家庭里孩子被家长所对待那般,被“温情”、“善意”管理得太多、限制得太多而抱怨,但他们并无什么大的决心要坚决割断与“母体”相联系的“脐带”,以使自己“心理断乳”而健壮成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一般而言,他们要对需要变革的现实保持合理的距离,并对其采取某种程度的超然态度将会是困难的。但是,必须努力揭示中国“二人”关系法则是如何隐蔽而“甜蜜”地扭曲健康人性的,暴露畸形的“母胎化”依赖是如何严重影响健康的学术思想工作的。否则,教育学术工作者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也就根本谈不上。 (二)立足于普适性价值,批判追求短视利益的狭隘性,打破思维定势惯性,把自己从思想与精神的僵化中解放出来 第一,警惕权势的异化力量,不可为各种“霸权”所支配并为其代言。很难设想不重视普适价值,能有对真善美的真正追求。为实现普适价值的努力与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一致的。教育学术工作者以哲学之才要求自己,必须重视人作为人的尊严,不管性别、种族、国别、民族等因出身而产生的人的先天性差异而同情人间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弱势者、被不公正对待者。对人间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压制型权力及其意识形态保持高度的警觉。新时期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具有人类普遍尊严、普遍利益代言人的高尚情怀。认同于此,他们才有可能把自己从思想与精神的僵化中解放出来。 第二,确认教育学术工作者之天职,打破学科独立性思维定势和情结的羁绊。“知识分子也许靠思想生活,但他们也必须为思想而活”。 [13]29教育学术工作者要靠思想与真理而活,就必须首先为思想与真理而活。其实,我们不难明白他们成功地履行自己天职,就是对他们自己合理的世俗利益最好保证。研究新时期关于所谓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及如何走出危机的讨论,我们不可否认为教育学是“学”的辩护而所做的努力具有发展教育学术的良好动机,但也暴露教育学术界不少人这样的恐惧心理,即害怕因教育学学科独立性的失去而影响教育学在大学学术体系中的独立建制。因为这种情况果真存在,在他们看来,不仅会影响从业者的职业认同,而且会更直接地影响他们的切身利益。我们固然不可否认教育学术工作者为了自己正当的利益,对学科独立性进行某种程度辩护的合理性。但同时必须明白的是按照传统学科分类标准而成立的学科独立性不是教育学术工作者成功履行自己天职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教育学术工作者应该以追求真理的思想者为志职,持之以恒、坚韧不拔地探究高深学问。他们应该既积极投身于丰富生动的教育实践活动,扎根于教育实验,获取宝贵的研究材料;又以哲学之才的宽广胸襟,海纳百川,吸收一切有益的思想和知识成果,并张扬批判与解放精神,勇于和善于进行知识创新、理论创新。这才是教育学术工作者成功履行自己天职的充分必要条件,才是他们自我实现之道,是他们自我认同的根源。 (三)批判脱离实际、空疏的学术作风,走出象牙塔获取更为广阔的学术研究空间,把自己从自我营造的狭小研究空间中解放出来 诚如弗兰克•富里迪所认为的“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社会参与。很难既为思想而活,又不试图去影响社会”。 [13]32因为教育学术及其成果毕竟要触发、指导和服务于对人发生积极影响的教育活动。因此,教育学术工作者就不能完全躲在象牙塔里做书斋式的学术。为获取人性解放与自由发展的新知、真识,教育学术工作者就不仅需密切关注、积极参与丰富生动的社会生活和教育实践,而且有时还需要深入社会,扎根于其中,深度开展如何发展不同教育对象之人性的教育实验活动。教育学术与积极影响社会、影响民众的社会参与活动在此有机统一起来。民国时期,以著名教育家晏阳初为领袖的一群教育家及乡村教育工作者,无情批判当时学术工作者高高在上,脱离社会、脱离实际的空疏的学术作风,毅然深入乡村,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忍不拔地开展乡村教育实验活动,探索乡村教育的新知真识而获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对全国的乡村教育运动给予了很好的指导,影响深广。他们融主体自我批判、教育学术、民族再造于一体所从事的“真理的政治” [13]34对当今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如何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实现自我解放富有深刻的启示性。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研究存在两大颇引人关注的现象,其一是令有识之士忧虑的学术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弱化;其二是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问题的大讨论。把这似乎没有什么关联的二者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和研究,可帮助我们洞悉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我们认为教育学术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弱化是当下教育学术危机所在,而在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讨论中,人们在各执己见的热闹争论中而遗失教育学术工作者的天职,恰恰就是教育学术危机的某种表象。拯救教育学术于危机之道还在于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能勇敢地、不断地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增强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 教育学术论文: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摘 要 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无论对于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现代职业人的培养,还是对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分别在整合的概念、历史、模式以及教学实施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贡献,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未来研究应从“为什么整合”、“整合什么”、“怎么整合”以及“谁来整合”四个视角作出前瞻性思考。 关键词 职业教育;学术课程;职业课程;整合;回顾;前瞻 作者简介:陈 鹏(1982-),男,山东单县人,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课程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我国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CJA120157),主持人:陈鹏。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快速推进,职业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极具整体特点的相当复杂的系统。未来职业人要成功胜任某一职业岗位,不仅需要具备独立的职业能力,还需要具有凸显整体特点和全局视野的综合职业能力。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需要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融合,而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是前者融合的优秀内容。因此,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无论对于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现代职业人的培养,还是对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的基本内容回顾 (一)基本概念的研究 “学术课程”(academic course)是指学校课程里反映传统学术兴趣的那些课程或课程的有关部分,其往往被视为“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理论基础的课程,与职业教育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形成对照”[1]。其与旨在培养完整人的“通识课程”、传授必备综合知识的“博雅课程”、传授必备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课程”和传授普通文化知识的“普通文化课程”有着基本的同质性,皆强调所传授知识的基础性、必备性、总体性和普通性特点。“职业课程”(vocational course)是指“同具体工作或职业对口”的“在普通中学高年级或大专院校开设的从事于某种工作的职业课”,“使学生毕业后便于就业”[2]。可见,该课程在本质上具有就业的功能,这种就业是指向某种工作或职业岗位的,其与“专业课程”有着相通的内涵。“整合”是指通过整顿、协调及重新组合[3],以实现结果的更为优越性。整合(integrate)的英文解释有两层涵义:一是将两种不同的事物相互融合,形成一个整体;二是将一种事物与另一种事物结合,成为后者的一部分[4]。 关于“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有美国学者认为它是指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教师协同工作,以确保两个领域的课程内容更具有相关性和对学生更加有意义,这种整合需要通过在职业课程教育中渗透学术内容或在学术课程教育中渗透职业内容的方式实现,整合有利于学生同时获得相关的学术和职业能力,以便毕业后能够更好地进入职业并在工作世界中获得成功[5]。这里的整合显然只体现出“整合”的第二层涵义,即要么具有学术课程的主导性,要么具有职业课程的主导性。而事实上,这种整合完全可以以全新的综合型课程的形式呈现,即将学术课程知识与职业课程知识相互融合而形成一种新的综合型课程形式,这也就是整合的第一层涵义。因此,“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指其中一方整合另一方的过程,也包括二者相互融合形成一种新的课程模式的过程。但对于二者的整合,有研究者指出:一是并非所有的普通文化知识(学术知识)都能与专业课程(职业课程)相融合;二是不能在普通文化知识(学术知识)与专业课程(职业课程)之间建立机械性的联系,否则效果将适得其反[6]。 “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同于“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正如有学者所言,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是指通过改变课程、重构组织、促进教师合作、加强与就业的联系等措施使得两类教育融为一个有序整体的一系列活动[7]。可见,“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是实现“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整合”的一种具体方式,但不同的是前者实施的主体是单边的职业学校,实施的优秀工作是课程建设,是在职业学校内部通过各种课程模式的运作而实施的两类课程知识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以课程的形态出现,如综合课或模块课;而后者实施的主体是教育行政部门或各类教育机构,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与协调下,通过参与教育机构的共同努力或内部组织方式的变革,而实施的两种教育内容的融合,可以以学校的形态出现,如综合高中。在这种综合高中的实践模式内部,可以有相互独立的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也可以有二者整合的课程形式。 (二)整合的历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我国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先后经历了“拿来主义”、“国外经验、本土化探索”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特色”三个阶段[8]。在这一历史发展中,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从学科本位向工作过程或工作任务本位转换,从三段式纵向课程模式向综合型课程模式转换。在上述思路的引导下,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课程模式。在应用过程中,这些课程模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职业教育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之间的关系,加强了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培养了学生市场需求的职业能力。但是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是职业院校开设的文化课程往往形同虚设: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得到教师的重视,另一方面是因为学生不感兴趣,认为文化课程与以后的职业生涯没有任何联系。 在美国,为满足后工业社会对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劳动者的需求,20世纪80年以来的一系列职业教育法不断加强对职业教育学术性与职业性课程整合的导向力度。例如,《1984年柏金斯职业教育法》与之前的职业教育法相比增加了富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条款,即要求职业教育在实践中通过传授基本数学和科学原理的课程或特殊战略的设计来增强职业教育的学术基础;《1990年柏金斯职业与应用技术教育法》关注的最为重要内容即是学术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其强调职业教育要通过设计一系列课程来实现学术教育与职业内容的整合,以便使学生能够同时获得学术能力和职业能力;《1998年柏金斯职业与应用技术教育修正法》要求,职业教育通过学术课程的整合促使毕业生获得面向新世纪所需的基本能力;《2006年柏金斯生涯和技术教育完善法》进一步强调,要通过各种教育活动和服务整合严格的和富有挑战性的学术和生涯与技术的教学,促进中等和中等后职业教育学生对于学术和生涯与技术能力的更为充分的掌握[9]。一系列职业教育法的颁布及其对课程整合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职业教育实践中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比如,从1994年开始,美国伊利诺伊全州49所社区学院普遍推行以应用学术课程模式为重点的学术与职业课程整合的课程改革实践[10],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等教育阶段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改革措施。面对80年代英国中学学科课程不断加深的危机,产生了两种改革主张:其一认为中学课程应该职业化,这主要体现在1983年在普通学校实施的“技术与职业教育行动计划”(TVEI)和1985年推行的职前教育证书制度(CPEV)等措施;其二是在传统的学术科目方面设立全国性课程,并把技术课程作为学生必修的优秀课程之一,这主要体现在《1988年教育改革法》中。90年代,为进一步推动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在1991年的《面向21世纪的教育和培训》白皮书中,宣布推行普通国家职业资格(GNVQ)制度框架,将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兼顾就业和升学的需要;1996年,容·迪尔英爵士发表的报告明确指出,应建立一种更为统一的全国性资格制度框架[11]。这一系列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职业课程中普通教育内容的渗透以及学术课程中职业教育内容的融合。但是,在英国课程论专家麦克·扬(M.Young)看来,这些改革并没有实质性地实现学术资格与职业资格的融合。为此,他从“批判的职业化”视角,提出了未来课程在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和资格制度四个方面的具体改革主张。 (三)整合的模式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批体现中国特色的典型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例如,从80年代开始借鉴德国双元制经验而形成的综合化课程模式和“职业基础培训、专业培训、职业岗位培训”三段式课程模式,90年代开始借鉴加拿大能力本位(CBE)理论而形成的模块式课程模式和新时期借鉴德国工作过程导向理念而形成的项目课程模式,以及体现中国特色的“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模式和就业导向课程模式。这些课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整合的基本理念,其中包括学术知识与专业知识的整合。这些课程的共同特征在于打破原有的学科导向的课程体系模式,以专业领域中职业岗位和工作任务的需求为导向,通过建立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综合课程、模块课程、案例课程或项目课程,来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其中,“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模块式课程模式,该模式一方面以广泛的职业集群为基础,通过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广泛的职业适应能力或关键能力;另一方面以特定的职业岗位为导向,培养工作任务所需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能力。项目课程则是以完整工作过程为导向,通过打破职业任务之间的界限,将不同类型的知识和技能整合在一体化的课程体系中,培养学生完成完整工作过程所需要的一系列能力。 虽然上述课程模式对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有着不同程度的贡献,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反对传统学科课程模式的基础上建立的指向工作任务的课程模式,而不是特定指向学术知识与职业知识的整合方面。为此,有些研究者专门从整合的视角探讨了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问题。例如,有研究者指出,无论是学科导向课程还是工作过程导向课程都有其固有的弊端,进而从“健全职业人格”培养的视角提出了“多元整合型课程”新模式。纵向的学科课程模式因其目标性导向不适于职业需求,横向的项目课程模式因其过程性导向不适于发展中的职业个体,因此必须沿着“职业—学科”或“学科—职业”的方向,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纵横交错”的“多元整合型课程”[12]。至此,这种课程模式也就同时融合了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同样建立在既考虑社会的发展需求又照顾个体发展需求的双重视野基础上,另有学者在分析了我国当前职业教育课程设置价值取向存在的基本问题后,提出了横向交叉课程和纵向螺旋课程相结合的课程体系[13]。其中,横向交叉课程是基于课程整体效益大于局部之和原理,通过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实现不同学科知识整合而形成的课程体系;纵向螺旋课程就是打破原有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直线设计的逻辑顺序,将不同内容和性质的知识从简单到复杂实现螺旋式上升的课程结构体系。这一模式也是一种可以借鉴的融合学术知识和职业知识的、立体化的整合课程模式。 在国际上,不同的国家与机构也积累了一些经典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如加拿大的CBE课程模式、澳大利亚的TAFE“培训包”课程模式、英国的BETC课程模式、德国的“学习领域”课程模式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MES课程模式等。这些课程模式虽然大多数也以工作任务为导向,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提供了经验借鉴。而在具体的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实践中,美国的经验值得学习。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职业教育法所倡导的学术性与职业性的整合进一步推动了实践领域职业课程与学术课程的整合,并形成了一批典型的课程模式。对此,美国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经过深入调查与系统梳理,总结提出了中、高等层次课程整合的8种模式。其中,在中等教育阶段,主要有融合学术内容的职业课程模式、学术和职业教师协同提高学术能力模式、学术课程职业相关模式、学术与职业课程联合模式、高级项目模式、学院模式、职业中学和磁铁学校模式以及职业集群和生涯路径模式[14];在高等职业教育阶段,主要有通识教育课程模式、应用学术课程模式、融合学术能力的职业课程模式、融合学术模块的职业课程模式、融合学术视野和职业关照的多元学科课程模式、串行和集群课程模式、校中校模式以及具有职业导向的补习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课程模式[15]。对于这16种课程模式,有国内理论研究者进行总结归纳,形成了融合职业内容学术型课程、融合学术内容职业型课程、综合型课程和模块型课程等4种模式[16]。这些课程整合模式对于当前我国职教课程改革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整合的教学实施研究 理论上,职业教育中的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应分别由两类不同知识类型的教师承担,即学术课程教师(简称学术教师)和职业课程教师(简称职业教师)。但在职业教育的现实实践中,为了实现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进一步整合,则需要两类教师的共同协作。现有研究表明,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的合作不仅体现在课程的实施中,还体现在课程的前期设计中。例如,在美国,有一种通常在最后一个学期开设的、被称为顶点课程(capstone course)的整合型课程。这种课程主要培养学生面对未来复杂性工作环境时的问题解决、项目执行、团队协作以及展现自我等方面的综合职业能力。因此,其需要项目小组所有课程教师的共同参与。例如,在特拉华州的一所职业技术高中,在第一学期由广大教师通过数周的对话识别出未来毕业生所需的各方面能力,进而协同设计出一个由研究论文、产品设计和口头报告组成的项目课程[17]。之后安排在最后一学期由所有教师共同参与实施。事实上,大多数综合型课程模式的设计与实施都需要双方教师的共同协作,不过对于有些课程,这种合作的效果并不理想。例如,有研究者调查发现,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应用学术课程一般很少由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共同合作来完成,而往往是由单独一方来进行,从而造成学术课程教师偏向于纯学术基础课程的教学方式,显得较为抽象;而职业课程教师执行的效果则相反[18]。在国内大多数职业院校,由两种教师合作的课程实施也并不理想。例如,有研究者通过对部分省市的中职学校教师调查后发现,有一半以上的专业课教师不太了解学生文化课的学习情况,有2/3的文化课教师对相关的专业课程知识不太了解[19]。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专业课教师和文化课教师缺乏相互沟通与协作。 此外,双方教师没有能够成功实现彼此课程知识融合的原因是他们缺乏“双师型”的视野。这种“双师”是指兼有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的双重视野,而不是传统的兼有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双重视野。也就是说,需要这些教师成为兼有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的双重学科视野的“双师型”教师。研究发现,在这方面国内外都有成功的案例,尤其体现在学术课程教师具有的“双师型”视野,他们在实践中有意识地将特定的专业知识引入到自身的学术知识教学过程中。在美国芝加哥一所职业学校建筑专业的阅读课上,该课程教师通过让学生阅读课文《芒果街上的小屋》,使他们认知和领悟建筑环境和材料选择对房屋建筑以及个人生活的重要性[20]。在国内,也有部分成功的案例。例如,为激发学生对文化课程的兴趣,渗透相应的专业内容,有的学校的烹饪专业通过拼冷盘来让学生掌握图形知识,通过名人的饮食文化来改造语文课程[21],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学术教师努力的结果。此外,面对数学课程与专业知识的脱节,有研究者为广大职业院校的数学教师如何改进数学课程教学提出了一定的策略性建议。比如,有学者指出在数学算法应用的题目中应使用专业知识来陈述题目条件[22];另有研究者提出了“以专业知识为载体,优化课堂导入”和“创设专业应用情境,优化教学内容”的课程整合思路,并通过实践进行初步验证,效果较为明显[23]。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在职业院校的课程设计与实施中,学术教师或职业教师不仅要注意与对方的协同合作,还需要他们具备双重的知识视野,从而更好地实现学术课程知识与职业课程知识的融合。 二、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一)为什么整合 “为什么”是回答任何问题的出发点,是研究任何课题的缘起。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意蕴着研究者的理论视角和价值观,而且反衬出现实实践的问题所在。但是,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似乎研究者们并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有的仅从单个的视角分析整合的必要性,而没有从更加全面的视角解读为什么要整合的问题。事实证明,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是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也是个体终身完善的需要。就社会发展而言,无论是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是复杂职业世界的应对,都要求个体实现健全的发展,达成综合的职业能力;就个体发展而言,完满发展是个体追寻的终极目标。与此同时,为什么要整合还应反映教育的现实问题,一方面要考虑最新的职业教育政策导向,另一方面要分析在课程整合过程中存在哪些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当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是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一项系统性工程,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是其内容之一,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乃是解决后者的具体方式之一。然而,在现实的职业教育课程整合中,仍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后续研究进行深入探讨。 (二)整合什么 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到底整合的是什么,相应的整合模式仅仅为课程整合提供了基本骨架,而丰满这些骨架的血肉是什么?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必须澄清什么是学术课程,什么是职业课程,它们在现行的职业院校课程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在我国现实的职业教育实践中,虽然有着与这两种课程本质相对应的课程名称,但这些类似的课程名称却并不统一,存在一课多词、一义多词的现象。例如,对应于学术课程,有普通文化课程、文化基础课程、公共基础课程甚至通识课程、博雅课程的称谓;对应于职业课程,有专业课程、技术课程等称谓。对于这些名目繁多、称谓多变的课程类型,在研究整合之前很有必要对它们的名称进行统一。本研究暂且将两种不同类型的课程统一为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在统一名称之后,就该研究这些课程的内容,究竟要整合这些课程的什么内容,是知识还是技术,是抽象的价值观还是具体的动作技能,是否包括职业道德、职业审美等基本素养,这些都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三)怎么整合 “怎么整合”就是研究课程如何整合并最终成为什么形态课程的问题。从已有的研究得知,在国内外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一批有代表性的课程模式,如加拿大的CBE模式、澳大利亚的TAFE“培训包”模式、英国的BETC模式、德国的“学习领域”模式以及我国的“宽基础、活模块”模式。但是,这些课程模式都不是直接针对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思路进行构建的,而是在反对传统学科课程模式的基础上,为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而设计的。在已有的课程整合模式研究中,只有美国研究者将本国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基本模式进行了系统梳理,而事实上也只有美国明确提出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战略,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较好贯彻。在借鉴些许经验的基础上,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界如何根据我国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基本模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根据相关经验,课程整合的模式有很多种,如整合学术内容的职业课程、整合职业内容的学术课程和综合型课程,那么适宜我国的到底有哪几种,这几种的比例关系如何,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内容。 (四)谁来整合 “怎么整合”只是为课程整合提供了基本思路和方向,那么由谁来贯彻这种理念并付诸行动,从而使课程模式得以呈现和实现,这就涉及到整合的主体要素。一般而言,主体既有人的要素,也有机构的要素。在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过程中,人的要素的优秀主体是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也包括旨在协调双方和相关资源的管理人员和学生;而机构的要素主要就是职业院校,另外还有不同级别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后者提供思想性和政策性的引导。不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只有涉及到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两种人的力量,对于其他人员的力量以及机构的力量涉及甚少。因此,要想更好地促进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要加强双方教师的合作,还应调动更多力量,如使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教务管理人员都参与到课程合作的协调中去,并积极争取学生的课程改革意见。与此同时,相应的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如教育部职成教司还要制定有针对性的纲领性文件,对课程整合提供整体的思路和导向;相应的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对辖区内职业院校的课程整合实践提供具体指导。最后,职业院校应结合本校的各种资源优势,统一协调各方力量,对课程整合进行具体部署和实施。这些都需要广大理论研究者进行建言献策。 教育学术论文:试析日本比较教育学的学术研究动向及启示 [摘 要] 自1965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立以来,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从平塚奖的获奖作品、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关注点、共同研究课题的主题变迁、年度大会个人自由发表的关注主题的变迁等几个方面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动向及特点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分析,以期对我国的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有所助益。 [关键词] 日本;比较教育学;地域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学科理论,而任何学科理论都是在学术实践中逐步发展并完善起来的,比较教育学也是这样。自法国学者朱利安发表《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以来,比较教育学已经走过了近200年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以来,比较教育学走过短暂的低迷岁月,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比较教育学著作以及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可以说,如今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已是蔚为大观。同样,二战后日本比较教育学学科理论构建也是由无数次的实践积累而成的。其间经历了社会科学方法的冲击、比较教育学研究方法论争、研究方法的转换、研究地域重心的转换、研究基础弱化等一系列的考验,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依然在执著地探索与前行。本文将从平塚学术奖的获奖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研究动向、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关注点、共同研究课题的主题变迁、年度大会个人自由发表的关注主题的变迁等几个方面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动向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分析。限于篇幅所限,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会刊《比较教育学研究》中的研究动向与特点将另撰文加以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一、平塚奖与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动向 为了纪念平塚益德教授,同时也是为了促进日本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培养国际化的日本研究者,为学会培养优秀的后备人才,1982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设立了平塚学术奖励基金。1990年,在平塚基金的基础上,学会设立了比较教育学会平塚奖,以鼓励更多的年轻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这一奖项是日本在教育类学会中的首次尝试。平塚奖的设立对于比较教育学的研究者来说,尤其是对年轻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可以说,平塚奖是日本比较教育学界最高奖项,是对年轻学者研究能力与研究水平的一个高度肯定。截至2012年,平塚奖总计评选出20篇获奖论文,通过对这些获奖论文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具有如下的特点。 (一)研究者对亚洲教育的日益青睐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社会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即逐渐从“脱亚”向“协亚”的回归。这一趋势反映在比较教育学的研究领域,即是日本研究者对亚洲教育问题的关注。从表1中我们不难发现,1991~2012年平塚奖的获奖论文所涉及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老挝、韩国、德国等国。除了德国和澳大利亚,其余的国家均属于亚洲,而且关于泰国及马来西亚的研究论文均在3篇以上。这些论文研究遍及了亚洲国家的少数民族教育、女子教育、教育政策、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留学生教育等教育的多个层面。 (二)研究方法更注重实地考察 比较教育学在与其他学科进行有益合作的同时,也保持了独有的特色。90年代以来,作为重要研究方法的实地考察法(或称之为田野研究法)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日本研究者针对世界各国的各种教育现象、教育实际情况,在当地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实地考察和准确的资料收集,从而进行国际比较与调查研究。长时间地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实地研究,对于比较教育学研究来说,无论是通过共同研究进行多国之间教育问题的比较,还是学者个人进行某一文化圈的教育问题的深入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助于比较教育学研究者从全球的视野把握世界教育动向,突破时间、语言、方法等方面的局限,对教育实际问题进行准确地分析与研讨。我们从这22届平塚奖的获奖论文中不难发现,有多篇论文都是在进行较长时间的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写而成。例如学者服部美奈的《印度尼西亚的近代女子教育》一文,就是作者在当地两年半的学习及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而取得的研究成果。 (三)对少数民族教育愈加关注 正如日本学者杉本均所指出的那样,近年来,少数民族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的一个优秀研究领域[1]。通过表1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论文研究的问题一栏中有6篇获奖论文是关于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足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界对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重视。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教育问题的共同点及普遍性理应倍受瞩目,然而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与此同时各国自身社会及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所带给教育的影响却更加倍受关注。在这6篇论文中所涉及到的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老挝等均为亚洲国家,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者对亚洲的少数民族教育尤为重视。这些论文对少数民族教育中的女子教育问题、民族平等、民族差异、教育政策等均有涉及,对不同国家、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教育从多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其中也不乏对教育中的弱势群体及性别差异问题的关注。 二、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研究主题所呈现的研究动向及特点 自1965年3月召开第一届年度大会正式宣告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立以来,年度大会作为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一项重要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45届(数据截至2004年)。年度大会为日本比较教育学者乃至国内外的教育学者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氛围,为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毫无疑问,自1968年在第四届年度大会上增设了课题研究以来,课题研究成为了此后历年年度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本文将通过对年度大会课题研究中主题变迁的梳理来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特点进行尝试性的探析。 如表2所示,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年度大会顺应时代的变迁来选择相应的研究主题,其研究课题的主题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道德教育、中等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等许多教育领域,对课题研究的主题选择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如1965~1980年的主题较多涉及教育研究体制、教育传统与革新、幼儿教育、教育与宗教及国际理解教育。细究其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主题的选择趋向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的世界教育改革的热潮并没有消散,世界各国对教育改革的热切期待导致了研究者对教育改革的关注,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课题研究主题深为国家意向所左右。 80年代以后,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主题发生了一些变化。在1981~1990年这10年中,年度大会课题研究的主题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道德教育、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教育课程、留学教育、高等教育以及教育个性化与自由化。我们不难发现,随着教育国际化的推进,有4年的研究主题都涉及国际化的问题,教育国际化一举成为80年代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热点。随之而来的留学教育、教育个性化等问题也倍受关注。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国加强基础教育的呼声下,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教育课程的改革问题也相继倍受瞩目,分别有3年的课题研究主题关注这两方面的内容。另外,还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即高等教育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因此,有两年课题研究的主题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90年代以来的课题研究主题主要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中等教育、少数民族教育、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多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心的教育、教育开发等。仔细观察,我们不难看出,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课题研究的主题愈加多元化,涉及的方面愈加广泛。如少数民族教育、多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教育、教育开发等新问题被提了出来,可以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课题研究已经涵盖了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这阶段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对高等教育问题的关注急剧上升,有6年的主题关注高等教育。而且,对比较教育学科自身的反思与探讨也进一步深入,其中有7年的研究主题关注比较教育学科理论问题,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者愈加关注学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当然,对国际化问题、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关注依然继续,而且在这一阶段还加入了中等教育。总体说来,1990年以来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课题研究的主题特点为:对比较教育学自身的课题以及研究方法的探讨;对国际性及全球性教育课题的关注;对特定教育领域及教育现象的比较等。细论其详,研究动向及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这一阶段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显著变化之一,即在研究中已经开始尝试进行理论分析,对比较教育学自身的课题与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学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日益关注。 (二)第二个显著的变化为研究的对象国不再仅限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研究对象开始涉及亚洲、大洋洲的国家及地区。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中以亚洲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逐渐增多,尤其是研究东亚及东南亚各国的学者逐渐增多。然而,对拉丁美洲及非洲等地区的教育问题仍没有学者触及。 (三)课题研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显著增多。随着高等教育市场化、国际化潮流的急剧推进,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对高等教育问题及教育实践的课题抱有浓厚的兴趣。对基础教育、中等教育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多文化、多样化的发展变化等情况进行相应的课题分析。随着冷战结束及世界格局的变化,社会主义教育也成为了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共同研究主题所呈现的研究动向及特点 日本比较教育学会自成立以来广泛开展了学术领域的共同研究,在1965~1980年这一段时期,共同研究所涉及的科研主题包括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教育研究体制、教师教育、道德教育等相关问题[2]。如表3所示,从1968年开始,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共同研究的主题涉及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教育研究体制、教师教育、道德教育等问题。可以说,1980年以前的共同研究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世界各国对教育改革的重视,促使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可以说,这一阶段的研究主题的选定深受国家及提供资金援助财团的影响,从而具有一定的功利性。 1980年以后,随着教育国际化的逐步推进,学会的共同研究主题也选择了“教育国际交流与援助”等具有时代特色的问题。此外,还开展了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特性的自身理论与实践的相关课题研究,即以“比较教育学的授课调查”为主题的研究。此后,高等教育又再一次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并且,在世界各国加强基础教育的呼声中,义务教育也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至此,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共同研究已经涉及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这几个教育阶段的问题,研究领域的扩大以及研究课题具有时代特色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1990年以来,随着世界格局的变换,共同研究的主题更加多样化。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亚洲国家及地区的教育问题日益关注,这一变化也明显地反映在共同研究的主题中。如“日本教育对亚洲国家的影响”、“亚洲各国教育国际化”、“亚洲中等及高等教育市场化”等都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此外,研究主题还涉及了教育风俗、大学评价、多文化教育、英国教育政策、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学校与企业的合作等相关问题,从而使共同研究主题更加多元化。 此外,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国际研究合作部所涉及的课题也体现出了类似的特点。如表4所示,2000年以来,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国际研究合作部所涉及的课题包括了从宏观到微观多个层面的问题,从教育政策、全球化冲击下的教育改革,具体到中等教育、家长参与活动、授课时间等学校教育实际中的问题,可见,教育实践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另外,该研究合作部所研究的课题除了接受文部科学省(简称文科省)委托的课题外,其自主研究的课题更突出了国际性与时代性。 四、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自由发表的数量及主题变迁的特点 在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1}一直是年度大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图1所示,1965年前后,自由发表的数量一直保持在4、5篇左右,而到了1980年,自由发表的数量已经徘徊在20篇左右了。由于1980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功举办了第四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发展。1981年年度大会的自由发表数量一举突破了30篇,而1986年,自由发表的数量又突破了40篇。1981~1990年这一阶段的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教育问题的报告数量自1983年以后一直保持在11篇左右,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亚洲教育的重视。而1990年以来,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的数量又实现了新的超越。1993年的自由发表数量一举突破了60篇,此后一直保持在60篇左右,直到2002年又一次突破了80篇,而2003年自由发表的数量更是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95篇。随着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的不断增加,年度大会上的自由发表数量也不断攀升,这一方面反映了关注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学者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的独立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资料来源:日本比較教育学会編.日本比較教育学会40年の歩み[M].東京:東信堂,2004.p17~61.) 从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所涉及的内容来看,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1993年年度大会上的自由发表内容涉及比较教育学理论、学前教育、初等及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多文化教育、异文化教育、教育交流史、亚洲教育史、开发与教育、中国教育等,其中多文化教育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而在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教育的研究也不断增加, 1991年的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为31篇,其中关于日本的10篇,北美的13篇,欧洲的8篇,而关于亚洲、大洋洲及拉丁美洲的共计只有6篇。而1993年的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大洋洲教育的研究迅速增加,甚至有赶超欧美之势。而且,在年度大会的自由发表中,留学生会员及海外会员不断增加,增强了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国际性。 总之,历经了四十几年的风雨,日本比较教育学会逐渐走向成熟,同时,她也为日本比较教育学界及教育学界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正如著名的西班牙学者何塞·加里多(Jose Luis Garcia Garrido)所说:“在亚洲国家中,比较教育无论在教育水平还是在研究水平上有了较大发展的,无疑是日本。”[3]的确,在其发展历程中,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从最初只有94名会员(其中学生会员12名),发展壮大为已经拥有会员近900名的这样一个较大的学会组织。在学会发展的过程中,历经了数任会长的薪火相承,从而不断地发展完善,日本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已经蔚为大观。然而,在研究者队伍不断壮大、学术著作层出不穷的背后,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乃至日本比较教育学界正面临着一个潜在的隐忧与困境,理论研究和方法论层面难有创建、研究基础的弱化、学会的边缘化及学科的危机是日本比较教育研究者挥之不去且必须直面的棘手问题,同时这也是新时期发展中日本研究者们一直在苦苦思索解决对策的问题。 五、对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启示 反观我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状况,自1965年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式成立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学已经走过了四十几年的历史。但是,历经了十年浩劫,直至改革开放,比较教育学科才迎来了发展的春天。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成果比较显著。与日本相比,我国的比较教育学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时至今日,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学会组织,不能不说这是比较遗憾的,而且对于学会的发展壮大乃至学术研究的开展都是十分不利的。与之相对,日本的比较教育学会是一个独立的学会,并且于20世纪80年代设立了平塚奖励基金,大力支持与鼓励年轻学者开展研究,对于开展与推进比较教育学术研究大有裨益。其次,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研究的问题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泛,而我国开展比较教育研究比较晚(真正实现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因此我们的比较教育学的学术研究还处于发展过程中,而日本的比较教育研究已经相对比较成熟。第三,“理论研究和方法论层面难有创建”这一问题,是中日两国比较教育学界所共通的问题,我国比较教育学界的研究者们也在不断探索,试图有所突破和创建。对于一个学科来讲,在创建初期、发展中期、成熟时期等不同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有所不同。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如何面对难题、解决难题,从而让我国的比较教育学术研究走向成熟,这是我国比较教育学界的研究者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教育学术论文: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的计量分析 [摘要]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与交流的重要平台,对其所刊载的文章的研究,能从一个侧面反映该学科的学术研究动态。采用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对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中收录的远程教育领域多家学术期刊自1990年至2011年期间刊载的全部学术论文,从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所属类别、资助基金项目、研究层次、前40位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等角度进行分析,并对其中的高被引论文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和作者的合作性、下载频次等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有助于远程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合理评价我国远程教育期刊、研究机构的学术实力,并从侧面反映我国远程教育学科学术研究现状。 [关键词]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献计量;内容分析 一、研究的必要性 作为学术成果和交流的重要平台。学术期刊至今依然保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对学术期刊的研究,也一直是相关研究者、编辑们关注的焦点。 考察近年来对学术期刊的研究,大多从如下角度对某学科的某一份或几份杂志做相关分析。 (一)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被引相关情况的分析 此类分析主要包括:某学科相关学术论文的数量、文章被引频次、载文被引的主题类型分布、被引文章的年代分布、被引半衰期等。如:李小敏分析了《大学教育科学》杂志从2003年到2006年的载文被引情况;姜志静就《教育与经济》杂志的载文被引情况作了分析;尹兰研究了《情报学报》杂志1994年至2006年所刊载学术论文的被引情况:崔薇等开展了中国网络舆情研究文献的计量研究。并对被引文章的年代分布做了分析;陈彬、王义娜四分析了《教育与经济》杂志近5年的学术论文及引文,在一般的计量分析之外还讨论了被引半衰期。 此外,还有对高被引文章的分析,此类相关研究较多,如:金梅、熊爱民研究了某机构2000年至2006年所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李延延等参照CSSCI所提供的数据研究了《电化教育研究》杂志的高被引文章:宋伟萍同样基于CSSCl2004年至2006年的数据,分析了心理学期刊中的高被引文章:钟玉杰等回顾并分析了我国护理教育10年的研究热点,重点分析了护理教育相关学术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王菊香、宋春燕研究了《护理学杂志》1998年至2007年所刊载的学术文献中的高被引文章:许云研究了《大学图书馆学报》期刊,重点分析了该期刊的高频被引论文,并基于此分析了作者情况;吴卫华等对《教育与经济》期刊2003年至2008年所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被引定量分析。其中重要的一个分析维度就是高被引文章的分析;周仕德、张明富基于CSSCll951年至2006年的数据,分析了我国历史教育类学术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进而梳理了我国历史教育研究的发展脉络:姜华等对我国2007年至2009年的高等教育期刊进行了文献计量与可视化的研究,关注了我国高等教育期刊高被引文章的分布和特点:在徐婷对《教育研究》杂志1994年至2007年所载文献的被引分析中。对高被引文章的分析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角度:孟秀丽也针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十年内的高被引文章的情况作了统计分析;刘兰桂、李超运用CSSCll998年至2007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教育信息化研究文献中的高被引文章;蒲艳春等则分析了《高等农业教育》杂志的高被引文章。 关于某一个或某一类机构所发表的学术文章的专门研究也可以归入此类,此项分析可以从一个重要层面判断机构学术研究的实力和现状。如:金梅、熊爱民通过对发表文章的计量分析,研究了贵州教育学院人文社科类研究的状况:杨波对我国民办高校近年来的研究论文做了计量分析:陆根书、刘敏则从发表文章的计量分析角度剖析了我国高校的学科竞争力及学科建设成效:刘婧等圈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对江苏广播电视大学科学研究概况做了简要的分析:龚放基于CSSCI 2005年至2006年的数据,提出了我国教育学研究领域机构、地区的学术影响力报告。 (二)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作者的分析 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作者的分析,包括对被引文献作者分布、作者合作意识、第一作者累积被引情况、高频被引作者等的分析,以及对某学科优秀作者及其影响力的分析,等。如:李小敏在对《大学教育科学》杂志2003年至2006年所刊载文章进行被引分析时,关注了该杂志被引文献的作者分布情况,发现了一批被引频次较高的作者及来源机构;李延延等采用CSSCI的数据分析了《电化教育研究》杂志的学术影响,其中重点关注了高频被引作者及其被引频次;尹兰从第一作者人数、第一作者人均被引量、第一作者累积被引情况、作者合作意识等角度分析了《情报学报》杂志1994年至2006年所刊载论文的作者情况;金梅、熊爱民分析2000年至2006年贵州教育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状况时,关注了该机构人员所发表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文章的作者被引频次、高被引作者等:许云在其研究中重点分析了《大学图书馆学报》的高频被引论文和作者情况;王义娜等计量分析了《现代大学教育》近五年的载文及引文;司林波、赵晓冬在评价《比较教育研究》杂志的学术影响力时,关注了第一作者的来源机构:孟秀丽在其研究中分析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1999年至2008年高被引作者的分布;周仕德、张明富在研究我国历史教育五十五年历程的过程中,利用高产作者、高被引作者数据分析了《历史教学》杂志的作者学术影响力:姜华等在研究我国高等教育期刊文献时,利用文献引文网络分析的Gite SpaceⅡ可视化软件,进行了包括作者共被引分析在内的分析,揭示了2007年至2009年间高等教育学研究领域的热点研究问题及权威人物等;龚放、白云则通过对2000年至2004年间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发文量”和“成果被引”两方面的统计分析,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的影响力:魏顺平等在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研究人员科研绩效时,采用的数据有第一作者中的高产作者及分文数、第一作者文章的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进而计算了所有作者的h指数。 (三)对期刊所载学术论文所属学科的分析 对期刊所载学术论文所属学科的分析包括:通过对文章的关键词、所属学科类别和研究层次、语种分布等的分析来剖析该学科的相关情况。如:钟文娟研究了《教育与经济》杂志1985年至2009年所刊载的学术论文,测定并分析了这些学术文章的优秀作者:孙毅等基于对相关学术文章的分析,开展了基于知识图谱的工程教育前沿成果的研究。 (四)基于学术论文。对学术期刊本身的分析 对期刊本身的分析涉及对被引文献的期刊分布的分析,以及对某一期刊所刊载论文的总量、被引用情况、载文作者地区分布和载文文献类型、影响因子等的分析。亦包括对共 被引分析等的分析。如:崔薇等在对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类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时,实际上分析了刊登网络舆情研究文献的期刊在某些方面的总体特点:刘晋飞基于CSSCl2000年至2010年的数据,分析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刊载论文总量及被引用情况、载文作者地区分布和载文文献类型等;尹兰Ho在分析1994年至2006年的《情报学报》杂志时,把关注点放在被引情况分析上,包括发文及被引情况、被引论文频次、被引论文作者、受各类基金资助的被引论文等:蒲艳春等统计分析了《高等农业教育》杂志载文的被引文献数量、历年被引文献情况、被引文献作者和被引文献作者机构等;王义娜等对《现代大学教育》杂志五年的载文及引文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涉及载文量、作者、基金资助、引文率、篇均引文量、引文语种、引文类型、引文年代等来源期刊指标以及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立即指数、被引半衰期、期刊他率等被引计量指标:龚放利用CSSCl2005年至2006年统计数据中的被引总量、影响因子和被引广度等指标分析评价了我国教育学期刊的影响力:司林波等同样利用CSSCI的数据,从总被引次数、影响因子、即年指标、论文地区分布、基金论文数、高频被引论文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的学术影响力;史素梅、何小凤对《教育探索》杂志2005年至2009年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引用频次分布、选题分布、被引论文年代分布、引用优秀期刊分布等方面的被引统计分析;兰天、何小凤则对《职业技术教育》杂志2005年至2009年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载文被引分析:许振亮等开展了基于知识图谱的国际高等工程教育学科前沿的研究。他们研究的依据是对国际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的17种期刊进行的科学计量分析:胡玥分析了CSSCl2004年至2006年统计学期刊的影响因子、被引次数、被引速率等指标,基于此整体评述了统计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李小娟、唐云富也利用CSSCI的数据,比较研究了《比较教育研究》与同类期刊在综合引证指标上的差异;赵韬、陈富定量分析了近十年《教育科学》杂志载文的被引情况。 如果集中关注关于远程教育学科及相关学科(如:教育技术)的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的研究,相关文献表明,目前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人员科研绩效的评价,学科国际化程度,被引文献、作者与引文年代的分析,以及对关键学者的研究。如:梁振辉、魏顺平采用Hitch指数(简称“h指数”)方法以及与之相近的w指数方法。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收录的教育技术学领域的CSSCI来源期刊在1998年至2007年所刊发论文的被引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1998年至2007年10年间中国大陆地区教育技术学领域研究人员的科研绩效进行了评价,分析得到了1998至2007年中国大陆地区教育技术学领域最具科研绩效的前30位研究人员:朱祖林基于Thomson Reutem公司开发的学术文献信息检索平台ISI Web of Knowledge。采用计量分析和内容分析方法,从论文和引文两个侧面,测度中国远程教育在国际视野里的显示速度、显示广度和显示深度;魏宁统计分析了电教两刊关于教育技术文献的引用情况:路秋丽嘴的研究通过中国知网(CNKI)和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的若干数据库对教育技术研究领域的研究者进行发表文章数、被引文献数、被引文献比例、被引频次等多项指标的计量分析。从中分析出16位最具影响力的关键学者。并进而对这16位关键学者的工作单位、指导硕士论文数量、历年数进行调查和统计分析,从而试图展现这16位关键学者的学术表现。 二、研究数据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择了1990年至2011年公开发表的、刊载在远程教育期刊上的,远程教育或相关领域(如:在线学习、E—learning、网络学习等)的中文学术论文作文献计量学分析和内容分析。 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中被引次数排名前4万的期刊文献,获取文献时采用的关键词为“远程教育”。根据CNKI所提供数据的情况,分析中凡是涉及分组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前4万条记录,凡是涉及排序的数据只在800万条记录以内有效。研究数据查询和获取的时间为2011年10月26日。 参考已有的相关研究,在本研究的计量学分析中,选择的计量分析数据包括一般性的学术论文特征数据(如: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主办单位、资助基金项目、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和高被引文章的特征数据(如: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作者合作性、下载频次)。内容分析则是基于以上数据展开。 三、对全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分析 首先,对全部远程教育期刊刊载的学术论文,从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所属类别、资助基金项目、研究层次、前40位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等角度进行分析。 (一)所有文章所属学科类别分析 据统计,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主要集中在表1所示的学科当中。其中。文章数量排名前16位的学科当中,6个是与教育密切相关的(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高等教育、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中等教育、职业教育),与之相关的论文9177篇,占55.3%:其次是与技术相关的(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互联网技术、电信技术),涉及的论文为5950篇。占到35.9%:两厢合计达到了91.2%。这一结果清晰表明,远程教育类的学术论文与教育和技术密切相关。的确,远程教育始终是和现代信息技术密切结合的教育形式。 而从图1可知,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集中分布在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这三个学科当中,这三类学科中的远程教育论文占全部远程教育论文的78.6%。可见,远程教育研究在技术方面主要围绕着计算机及其应用展开,理论的研究和管理的研究占到了很大的份额,而成人和特殊需要人群是非常需要远程教育的人群。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分布在多学科类别中,这表明远程教育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学科,各个学科门类都对远程教育的研究和实践的发展有贡献。学术论文在成人教育和特殊教育相关学科上的集中,体现了远程教育应用范围广,在成人教育、特殊教育和高等教育中都有广泛的实用价值,远程教育天然地需要关注成人学习者和弱势人群的学习需求,目前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但依然有更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其次。体现了远程教育中的技术发展脉络,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对远程教育的影响至关重要,信息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从最早的单纯应用,到后来结合教育学、心理学理论的综合性应用,逐渐走向科学化、系统化。从现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组成来看,技术应用和教育理论已经是并且还将继续是远程教育研究的两大支柱,对实践的关注和进一步的研究是以这两大支柱为倚靠和基础的。 (二)期刊主办单位类别分析 本研究统计了刊载远程教育类学术文章数量排名前40位的学术期刊。结果表明,作为我国远程教育中坚力量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包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地方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目前拥有较成熟的远程教育类学术期刊(含学报)共25种,在1990至2011年期间刊载了3846篇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其他单位主办的远程教育相关期刊同期共刊载远程教育学术论文2069篇。由图2可见,中央和地方广播电视大学主办的学术期刊是远程教育学术成果发表和交流的重要平台,这些学术期刊已经成为远程教育学术成果发表和分享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当然,数量与质量并不能绝对地画等号,质量上的追求是学术期刊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数量与质量,孰重孰轻?如何在追求质量的同时兼顾数量?值得期刊主办单位思考。 (三)资助基金项目分析 在本研究所采集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中,334篇文章属于部级/部级基金项目的成果(占标注基金项目文章的74.7%),110篇文章属于省级基金项目的成果,3篇文章属于其他类别的基金项目(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基金)。从这些数据可见,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所属基金项目主要集中在部级/部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远程教育研究课题的水平:和基金项目相关的文章还不多,属于部级/部级基金项目的课题也不多。这既需要远程教育研究者努力提高研究水平,也需要国家提高对远程教育研究的重视,多为此类研究提供资助。 (四)高产作者分析 本研究统计分析了所有远程教育相关学术论文作者中的前40位高产作者,这40位作者发文数量都大于(或等于)10篇。最高的达到71篇。其中,有19位高产作者来自普通高校,21位高产作者来自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可见广播电视大学是我国远程教育研究的重要力量。但就高产作者的作品数量来看,来自普通高校的高产作者贡献了404篇文章(57.5%),来自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的高产作者贡献了298篇文章(42.5%),从这个方面来看。来自广播电视大学的作者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本项分析只按作者目前所在机构来统计,未考虑作者发表文章时所在机构是否是其目前所属机构,因此研究数据可能会有偏差。 (五)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分析 前40个远程教育学术论文高产机构,贡献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均超过或等于47篇。研究发现,普通高校共18个(45%)高产机构,发表了1492篇(40%)论文;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共22个(55%)高产机构,发表了2223篇(60%)论文。从这些数据来看,高校平均发文量低于广播电视大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普通高校对远程教育研究的关注,更多的是受到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推动:自1998年该项工程启动以来,普通高校的网络教育学院纷纷成立,由此在高校中聚拢了一批远程教育实践人员,加之高校原有的学术研究沉淀,使得高校远程教育研究力量不容忽视。而我国各级广播电视大学。自创办以来,已经在远程教育教学和研究方面积累了数十年经验,出现较多高产作者也是很自然的。 (六)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分析 根据CNKI数据,统计了1990年至今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数量。1995年之前规范的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文章极少,故不在分析范围之内。从数据来看(图3),从1997年起,我国远程教育领域的学术论文开始激增,到2003年出现了高峰(1414篇),之后文章数量呈现平稳态势,在小波动中略有下降。因为开展本研究时,CNKI并未采集到完整的2011年数据,因此2011年的数字不能代表这一年的情况。近几年来。论文数量的稳定,表明该领域的研究进入阶段性的成熟期,研究人员队伍和产量也趋于稳定。这一发展趋势是跟近年来远程教育实践的发展密切相关连的。未来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文章的质量与数量的发展,应当还是跟当时远程教育的实践发展态势密切相关。 四、高被引文章的分析 本研究采集了远程教育领域被引频次排名前500名的文章,以此作为“高被引文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相关分析主要从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和作者的合作性、下载频次等角度来展开。 (一)来源期刊 表2列出了刊载高被引文章数量大于或等于3篇的23份期刊。由表中数据可知,这些期刊与远程教育、教育技术、计算机相关度最高,可见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都集中在这三个领域。其中,刊载高被引文章最多的是《中国远程教育》杂志(共131篇,在500篇高被引文章中占到了26.2%)。刊载高被引文章数量排前五位的期刊共刊载高被引文章261篇,占500篇的52.2%,可见这些杂志是支持远程教育学术文章发表的优秀力量。此外,发表过远程教育类高被引文章的期刊,有些并不是远程教育领域专业期刊,可见,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还是有一定的分散性的,多样化的来源也带来了成果分享的多元化。 (二)高被引文章发表年份分析 表3统计了各年度的高被引文章数量。1998年之前,没有高被引文章,这也反映了1998年之前的远程教育研究还在初创期,各方面的实践也都不成熟,反映在研究成果的呈现上,就是缺少高质量的、值得后来者多次引用的学术文章。自进入1998年,我国远程教育实践完成了最初的系统构建,相关学术研究也逐步展开。2001年高被引文章数量达到峰值(82篇),并在2002年、2003年继续保持在高峰状态,直到2004年开始慢慢下降。2004年及其后的下降态势,可以从一方面说明我国远程教育经典理论构建的一个阶段接近结束。我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经过早期关注新技术的应用,到后来,借鉴外来经验和理论同时基于本国实践构建本土化理论框架。再到目前,在原有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反观实践,开展了实践与研究的互动。这一系列过程,反映在学术论文的发表上,在数量和主题上都有可以对照的趋势变化。 另外,由于对文章的引用将在文章发表后多年内持续进行,因此目前的数据并不能说明2004年后的文章质量不如从前,还需要在今后继续关注。2008和2009年高被引文章数量偏低,也说明这一点。 (三)第一作者分析 据统计。发表超过2篇高被引文章并署名第一作者的作者共12位,见表3。另外还有21位作者各有2篇文章、380位作者各有1篇文章为高被引文章。表4中排名前几位的作者,目前已然是该领域的知名学者。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高被引文章比较集中在几位作者名下,而大部分高被引文章分布较为分散,这说明远程教育领域的科研力量群体较大,成员数量较多,一方面体现了远程教育研究宽广的“群众基础”,后继有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尖端的科研力量有待锤炼,还需要更多能撑起该领域科研大旗的领军人物。 (四)高被引文章作者合作性分析 在前500篇高被引文章中,仅有一位作者署名的文章有218篇,两人或以上合作的文章有282篇。从图5可以看出,单独写作与合作写作各占半壁江山。从目前科研发展的趋势 来看,合作完成科研课题并共同发表科研成果将是一个重要的趋势。单人单枪的力量毕竟有限,未来将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时代。 (五)高被引文章下载频次的分析 分析500篇高被引文章的下载频次(见表4),被下载次数超过2000次的文章有2篇,1000到2000次的文章2篇,大部分文章的下载次数集中在500次以下,下载次数在100到300次的文章最多,共267篇,占到了53.4%。文章被下载的次数能从一个侧面表明该文章被关注的程度。结合对被引率和下载频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高被引率和高下载频次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但不是呈现绝对的正相关。 五、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计量分析的几点结论 综合以上对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的计量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由我国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我国远程教育研究是集中在教育领域。并与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密不可分。这一特点还将在未来继续保持下去,未来的远程教育研究仍将扎根在教育的土壤中,并紧扣技术发展的脉搏。从所分析的学术论文在“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等技术类学科上的分布和“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等教育类学科上的分布来看,技术和教育将是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的两大支柱,由此也可以自然推论:技术和教育还将是远程教育实践的两大支柱。 其二,分析我国远程教育全部学术文章和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同时分析各相关机构发表远程教育学术文章的数量。以及高被引作者的来源机构。都可以看到,我国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已经成为中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的重要力量。尤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我国远程教育事业的蓬勃开展,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在远程教育学术期刊的数量、学术文章的数量、学术文章作者数量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贡献。未来,广播电视大学系统自身值得在远程教育相关学术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培养中坚研究力量,贡献更多优质的学术研究成果,同时也要专注于办好学术期刊,打造优质高效的学术成果交流分享平台。当然,外界也应当在各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 其三,综合考察全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和其中的高被引文章。可以发现,2001年到2003年都是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文章发表的高峰年度。这几年间,远程教育学术论文总体数量不断上升并在2003年达到高峰,高被引文章数量也同时保持在峰值状态。可以认为这段时期是我国远程教育研究成果发表的一个黄金时期。从已有数字也可以看到,通常是在远程教育实践开展一段时间之后,相关研究成果才陆续推出并逐步达到高峰。而在高峰年度之后,将进入稳定中略有下降的时期。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启动,极大地推进了我国远程教育实践,由此带来了几年后(21世纪初期)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成果的丰富呈现。未来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也将是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在经历了这个阶段之后,有可能迎来又一个黄金时期。如何在平稳时期踏踏实实积累研究经验。如何迎来下一个黄金期,自然是远程实践者和研究者要关心的,但这也是远程教育学术期刊发展和培育选题的契机:如何在积累期挖掘和关注有价值的选题,如何引导和聚集研究者,这都是学术期刊可以做的。 其四,若分析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第一作者,可以发现。高被引文章比较集中在少数几位专家级作者名下。除此以外的高被引文章分散分布在众多作者名下。这一方面说明远程教育研究有宽广的“群众基础”,未来后继有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尖端的科研力量有待锤炼,还需要更多能撑起该领域科研大旗的领军人物。若分析作者的合作性,可以看出,高被引文章中单独写作与合作写作的论文数量接近。如何培养远程教育研究人员,是远程教育实践机构和研究机构共同关注的课题。而如何扶助相关机构培育远程教育研究队伍。则是远程教育学术期刊需要下大力气琢磨并切实推进的事情。 其五,本研究在考察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与所属基金项目时发现:与基金课题成果相关联的文章还不多;但在标注了基金项目的文章中,74.7%的文章是部级/部级基金项目成果。这一方面说明远程教育学术研究还可以努力争取更多的基金支持。借助外力为研究注入活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已有的和基金项目相关的研究成果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总的来说,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相对整个教育研究来看,实力有待继续增强。 六、结语 本研究基于1990年至2011年10月公开发表在我国远程教育或相关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从多个角度展开了分析。限于CNKI收录期刊的限制,以及本研究收集文献时使用的关键词的限制,本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后续研究可以扩大期刊范围,用更多关键词或变更选择角度,收集更大范围内、更全的远程教育学术文章,进行更科学地分析,将能更全面地剖析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文章发表的现状,进而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现状。 教育学术论文:谈教育学术团体在地方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中图分类号:D523.3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10年7月,在市社科联的推荐下,我有幸参加了省社科联举办的社科类社团负责人研讨班的学习活动。在这次会议上,会议的组织者为每位参会人员发了一本书,是辽宁省社科联主席杨路平所著的《中国社会科学类社团科学发展的战略选择》。在这次会议上,杨主席对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讲解。讲解的内容涉猎了社科类社团全面的知识,这些知识都是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需要掌握和正确运用的,会使我们社团工作更有政策性和导向性。会议结束后,我利用一些时间,又仔细的研读了这本书,我感觉对于从事社团工作的人来说,应该掌握有关社团的知识,应该知道对我们国家关于社会团体工作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因为只有知道和了解这些知识,才能更加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才能使我们在工作中做到有章可依,有法可循。 本书从中国社科类社团的现状、发展趋势、内涵、功能到与国外的比较研究,从社团的管理体制研究、法律制度研究到与其他社会组织关系研究,都进行了详尽的叙述,是为社团工作者提供的一本知识涵盖全面,相关政策到位的一本好书。学习了之后觉得受益匪浅。 教育学会是社科类社团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它汇集了广大教育工作者,针对教育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努力为教育行政部门决策咨询服务,为学校发展服务,为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服务。通过学习,我感觉到我们在工作中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学会组织制度建设,在管理上创新,树规范化管理品牌 加强组织制度建设、创新管理机制,是团结广大会员、凝聚群众力量、激发发展动力和充分发挥作用的根本保障。 首先做到明确办会思想,提升办会理念。我会在工作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为依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三个面向”为指针,贯彻教育方针和“双百”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组织和团结有志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广大教育工作者,学习教育理论,开展教育科学实验,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发展教育事业服务。 健全组织网络,完善规章制度。强烈的创新意识来源于工作的高标准,学会在组织网络和管理制度建设上突出“严”字,努力创规范化管理品牌,形成了组织网络健全、层层有管理、校校有机构的良好局面。各项规章制度的健全和落实带来了科学、扎实、有效的管理,严格按制度办事,学会和各分会的工作有章可循、有效运转。经过几年的建章立制,教育学会已成为规范化管理的国家及省市标兵学会。 坚持学术标准,规范成果管理。在学术成果评审中,我们以提高广大教师(会员)教育学术研究能力为目标,坚持按组织机构渠道申报,逐级把关。坚持学术标准,成果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审定。论文证书实行双章制,网上管理,保证了教育学会系统学术评审的科学性、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扎实开展教育科研活动,在研究上创新,提升教师理论素养 开展群众性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学会的根本任务,是学会工作的优秀和灵魂,是学会工作生命力之所在。我会提出要坚持正确的科学方向,做到四个服务,即坚持为本校、本县、本市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服务,为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服务,为师生服务。具体地说,就是围绕教育局的中心工作,积极开展教育热点难点研究,在提高教师教育教学理论水平上下功夫。 坚持科研原则,提高研究实效。我会长期遵循的科研原则是“立足实践、重在应用”,研究的方向是当时当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实践证明,教育科研是学会工作的优秀任务,其中应当特别强调“以应用为主”的研究是学会的科研宗旨。学会抓教育科研是要帮助教师把教育教学经验加以归纳、验证、上升到理论高度,让这些经验成为我地区的教育财富。为课程改革走向深入,为提高我区广大教师的学术研究水平搭建了广阔的平台。 完善课题管理,增强服务意识。课题研究是否能取得实效,管理和指导是重要的环节,这也是我们创新的一个亮点。我们下发了《教育学会科研课题管理办法》,从多侧面、多角度完善课题的管理,使各分会各施其责。为提高科研的实效性,我们从管理入手,加强培训、辅导、指导和检查的力度。我们采取了集体辅导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原则,从申报开始就帮助学校积极解决课题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周密做好课题的前期论证,梳理课题研究的清晰思路。学会举办了科研培训班,详细讲解了在课题研究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专家的讲解和学校介绍的经验为教师们提供了可供学习和借鉴的方法,教师们感觉到很多问题得到了澄清和解决,受益很大。 三、经常组织丰富学术活动,在形式上创新,带动教师专业成长 学术活动是学会工作的重要工作,也是学会工作的亮点,学术活动的开展可以起到凝聚广大会员的作用。几年来学会注重在活动形式上创新,以吸引更多的会员参与到学术活动中来。 着眼教师需要,展示教师风采。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开展,广大教师对学习、运用先进的教育理论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学会是广大会员学术研究的基地,是信息交流的中心,学会应为教师提供和营造学术的氛围。学会利用各种形式向广大教师传播教育理论,提高教师的理论素养。 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积极参与市区立项调研课题的研究,对调研活动,我们做到四有:有计划、有培训、有报告、有奖励。我们每年都制定周密的调研计划,并利用会议进行培训,讲解调研的操作方法,使基层学校对调研活动不仅认识到位,而且还操作规范。对基层学校完成的调研报告,我们进行评比,择优奖励,发给单项奖和优秀组织奖,极大的调动了基层学校的积极性,同时也很好的发挥了为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建言献策的作用,教育学会真正成为了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的桥梁纽带。 从工作中我们体会到,社科类社团是党和政府联系与团结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精神文明和社会文化的重要生产者和传承着,是社会利益表达的重要载体。教育的育人作用在当今社会和谐发展中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教育学会作为广大教师汇集的学术团体,应进一步扩大对教师服务的范围,用教育人的执著、智慧和奉献精神,引领广大教师为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为地区的振兴、为教育强市贡献力量。 注:文章内所有公式及图表请以PDF形式查看。 教育学术论文:当代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的泰势与问题 【摘要】学术研究就其纵向结构来看,包括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研究过程和撰写研究成果三个步骤。对于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生来说,他从事研究的个人价值取向不外乎完成学位论文和投稿两方面;而就其研究过程来看,主要有书斋式研究过程和实证式研究过程两种;形式的相近、语言表达的模仿倾向、对同一研究的文献综述的大同小异,都是撰写研究成果时表现出来的共性。但在共性之外我们也窥见到了某些问题,即偏重国外理论的直接移植而非自身理论的建设、国家教育政策或文件的导向性过重、重对前人提出理论的补充与丰富而非新理论的创建等。 【关键词】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问题 从1958年开始提倡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教育学开始,国人对于教育的科学研究就一直没有间断过,正如裴蒂娜教授的一问“什么时候能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教育学?”但当代中国教育的后继之人学术研究的实际情况怎样?在向共同的目标奋斗的过程中又表现出了哪些值得大家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呢?学术研究就其纵向结构来看,包括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研究过程和撰写研究成果三步。本文即从这三方面来谈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泰势与问题。 价值取向,是价值哲学的重要范畴,它指的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价值取向具有实践品格,它在决定和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方面有突出的作用。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是指先为整个研究确定目标方向。以使后期的整个研究遵循着获取目标价值的方向而前进,最终获取既定价值目标。 对研究生来说,投稿和完成学位论文是他们进行研究的两个必然价值取向。相对于本科生“重知识与实践能力培养模式”,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更倾向于科研能力的养成与提高。把科研成果以论文或报告的形式发表在权威杂志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一个研究生的科研水平,也是获得同辈和导师认同的最简单方式之一,大多研究生都乐于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科研才华。但教育类杂志的质量参差不齐,在优秀期刊(特别是学科级优秀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相对来说比较困难。每个期刊创刊时都会将自己的期刊划为几个版块,在每年的开始时,由杂志社标示出本年的选题指南,投稿人可以根据杂志社的这一选题指南去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确定自己的研究课题(有人会问,一个研究者的研究不是要根据自己的兴趣而定吗?怎么会根据杂志社的选题指南而定呢?),其实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自己研究出来的成果,投稿后被录用的机率更大。因而,以所投杂志近期所关注的研究方向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是现在研究生们确定研究课题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学位论文是指为了获得所修学位,按要求被授予学位的人所撰写的论文。完成学位论文是毕业时拿到学位证的硬性条件之一。但学位论文的撰写和投稿的论文又有一定区别,首先,学位论文要求新颖性、理论性、系统性和阐述详细,其次,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要求全面且数量多,这样才有助于对相关文献进行追踪检索。因而学位论文的写作更具难度和挑战性。现在不少研究生为了能尽快完成学位论文趋向于做对某一教育现象或问题的现状研究,现状研究是指研究者先对现象的描述,然后针对现状的特征和出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或看法,从研究所用时间量和精力方面讲,这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研究过程,而且大多选择现状研究的研究生都会采用量化的问卷调查表去收集数据,然后运用SPSS系统去分析收集来的数据,得出关于数据的特征,分析特征后的深层生成原因,最后以此为基础来论述现状,提出针对现状的改进意见。不过更有甚者,都懒得用SPSS去分析数据,直接采用了平均数这一集中量来描述、分析和判定数据的特点,这其中的科学性和可信度的值得考究的。 从研究的类型维度看,可将研究过程分为书斋式研究过程和实证式研究过程两种。中央民族大学的滕星教授写到“从我国新时期教育研究20多年来的历史来看,我国教育研究的方式相当大一部分或者绝大部分是文献和思辨式的书斋研究”。但这里所说的书斋式研究过程与传统的思辨研究过程还有一定的差异,传统的思辨研究过程是指运用逻辑推理、演绎等方式从一个假设出发来推论出一定理论的过程。这里的书斋式研究过程是指:研究者通过查阅文献和浏览国外网站等方式,寻找国外对于某一教育现象的理论阐释,然后通过介绍这种新的教育理论,主要是对这种理论的内涵、特征和心理机制等做详细的阐述,再结合当前中国教育教学的背景提出某些建议。正如《学会生存》中说到:学院模式过分的依赖理论和记忆,它给予书面的和复述的表达方式以特殊的地位,损害了口语的表达、自发精神和创造性的研究,还表现出对抽象思维的偏爱。理论的直接移植是造成中国到现在都没有自己的教育学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很多的研究生都说:教育学虽然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但经过几千年的人类不断探秘之后,要想在教育中找出一块还未被发掘的研究领域是特别困难的或者可以说是不太可能的。于此,我们就会自问那后来的研究者要做什么事呢?特别是对于正处于理论积淀期的研究生们。所以认为当前的研究工作无异于补充或丰富前人提出的理论。因此先引进国外的某一前沿教育理论,然后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某些教育教学建议或总结实践经验来丰富引进的理论,这样的文章即好写,也比较好发表。毕竟在当代中国人心中,与国外沾上边的都是先进的、有底气的东西。这种媚外的情结特别在教育心理学研究领域中最能体现。因而这种“坐着做学问”的方式很受欢迎,至少到现在为止还使不少研究生受益不少。 在学位论文中,实证式研究运用得比较多,主要是相对于现在普遍的书斋式研究来看。实证式研究过程是指需要研究者亲自收集观察资料,然后去证明或检验提出的理论假设。但现实中,现在的研究生们把实证式的研究过程简化了以利于自己研究工作的开展,一般采用的实证式研究过程是:以某一国外引进的或是国内某位权威专家已编制好的问卷作为调查的基础,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收集的数据资料(我见过最粗糙的分析数据方式是只用平均值来说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发展的整体情况)得出结论。但“统计是用来表达总数和平均数的,而这种总数和平均数就必然掩盖了其中的差别和差距,这种差别和差距也许是很大的。不管统计是多么客观,它们的价值只不过是供那些提出统计和研究统计的人们使用而已”,因而只有问卷调查的量的研究而没有对整体深入的个案的质性分析。其数据的准确性是得谨慎对待的。 形式的相近、语言表达的模仿倾向、对同一研究文献综述的大同小异。都是撰写研究成果时表现出来的共性。在撰写研究成果的形式方面,他们倾向于“述――评”式,而在“述――评”式中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述”一种国外前沿的教育理论,然后在国内背景下对其有用的成分进行褒性评价;另一类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数据对某一教育现象进行现状描述,然后议论其产生的原因,再针对性的提出一些改进意见。在语言文字表达方面。现在的研究生们喜欢直接摘录某一名人或某一名著的一个句子或一段话,而非概括性的总结他们所要gI用的人或书的主要议点或观点。特别是在直接引用国外的理论观点时,由于翻译上的种种原因,会导致一些撰写的教育科研论文的表达方式不符合中国人的言语习惯,不仅非专业人员读不懂,即便是专业人员也很难读下去,最后给读过的人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而不是豁然开朗。中国人在做学问时习惯于独立研究。缺少团队的合作意识,但往往我们在很多的文章中总是看到一篇文章的署名很多是两个人一起的,更有甚者是5―6个人一起署名,这种“一个人干活全家吃饱的”的现状很可能会破坏严谨治学的氛围。文献综述是在对选题涉及的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广泛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对该研领域的研究现状,(包括主要学术观点、前人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争论焦点、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原因等)、新水平、新动态、新技术和新发现、发展前景等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和评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思路而写成的一种文章。综述属于三次文献,专题性强,涉及范围较小,具有一定的深度和时间性,能反映这一专题的历史背景、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但现在国内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对于同一研究领域或对象的文献综述基本大同小异,不管是时间靠得近的文献综述还是年陈久远的文献综述,它们所罗列的主要文献条数,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都是相近的,没有体现时间上的延续性,而且新的研究水平、动态和发现较近期的文献综述中都找不到,给人一种这个研究问题的研究在他之前的某个时间段里是被搁置了的。 总之,我们有必要清楚地了解当代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的现状,比正视其出现的问题,为实现建立我们自己的教育学这一目标,培养后继之人才,认清前进路上的障碍! 教育学术论文:英国中等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 摘 要: 受传统教育价值观的影响,英国在中等教育阶段向来注重学术课程,相对轻视职业课程,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属于典型的分轨模式。政府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采取了很多措施,仍未能消除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对立状态。英国课程专家麦克・扬在《未来的课程》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英国分轨模式的不足,并从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资格制度四个方面论述了整合中学阶段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主张。 关键词: 英国 中等教育 学术课程 职业课程 整合 英国素有崇尚精英教育的传统,政府对学术教育过于偏爱,而给予职业教育的支持却很少,尤其表现在中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上。英国在中等教育阶段实行典型的分轨制,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几乎是完全彼此隔离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作组织的变革,特别是职业结构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界限的打破,使得以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划分为基础的中学课程设置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政府改革措施述评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等教育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沟通与衔接的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二者的联系创造了条件。 (一)80年代:学科课程改革。 80年代末,保守党政府对中学课程主要提出了两种批评意见。第一种意见可以追溯到1976年拉斯金演说,该演说认为英国中学课程不能适应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另一种批评意见是:学校选择课程的自由是导致大多数学生成绩较差特别是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成绩差的主要原因。① 上述两种批评意见都可以看成是对学科课程不断加深的危机的反映,从这些批评中,以及与经济上更成功的国家例如德国、日本的教育成就的比较中产生了两种改革的主张。第一种主张认为中学课程应该职业化,使得学生离开学校时更容易就业。这种职业化的主张体现在1983年开始在普通学校实施的“技术与职业教育行动计划”(TVEI)和1985年推行的职前教育证书(CPEV)等政策措施中。第二种主张表现在《1988年教育改革法》中,在传统的学术科目方面设立全国性课程,并设立7、11、14、16岁考试,而且第一次把技术作为学生必修的优秀课程之一。 但是,这一时期的改革措施主要是针对传统的学术课程的改革尝试,并没有对学术课程加以根本改变。其实,这些措施都只是局限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自身的某些变动,或者在职业课程中增加普通教育的内容,或者在学术课程中融入职业教育要素,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根本变动。 (二)90年代:资格制度改革。 到了90年代,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各自为政的状况受到更多的批评。课程专家批评学术轨的狭隘性和排他性,以及职业轨的质量差、可选择性少,建议应建立统一的资格制度,结束教育与培训之间的分离。 1991年政府白皮书《面向21世纪的教育和培训》推行普通国家职业资格(GNVQ),这是一种兼顾就业和升学需要的资格,与指向具体职业领域的国家职业资格(NVQ)不同,它将学历教育同职业培训相结合、相沟通。白皮书强调要建立现代学术和职业资格体系,这两种资格应该一视同仁,青年不应该再受到已经过时的“区别对待”。不过,事实上政府并没有结束这种区分,而是建议以高级水平证书、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为基础,建立三轨制教育资格制度。1996年,容・迪尔英爵士发表最终报告,标志着英国16―19岁学生的资格制度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该报告的中心议题是“需要建立一种更为统一的全国性资格制度框架”。但该报告既有走向统一课程的建议,如调节机构的合并、GNVQ分成六种或三种单元模块,从而为建立一种更统一的、更灵活的课程奠定基础,又有更加分离课程的建议,如报告强烈支持使三种资格途径更加清晰,其实是扭转了三种途径逐渐融合的趋势,后退一步使三种途径变得更加具有特殊性。因此,该报告“并不必然使得我们的学校向更加统一的制度迈进”。② 英国一系列资格制度的改革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改革都是在保证学术资格的标准不被动摇的前提下进行的,除了迪尔英报告中关于设立优秀技能AS-Level的妥协性建议之外,学术资格没有任何变动。另外,设立统一国家职业资格的目的在于结束英国众多职业资格证书冗繁无序的杂乱状态,然而NVQ和GNVQ实施后,原来的很多资格授予和认可机构及它们所管理的资格证书也都保留了下来,并没有达到减少资格数量、刺激学术资格和职业资格融合的目的。③ 二、整合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麦克・扬《未来的课程》中的观点 美国自由主义哲学家杜威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葛兰西关于教育与工作世界关系的论点,构成了麦克・扬整合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理论的基础。他提出了“批判的职业化主张”,明确了整合学术科目与工作世界之间分离的一种途径,这种途径就是开发学术科目的“职业层面”。与80年代课程改革所体现的新职业课程观的考虑相反,他认为,学科课程不但不应该减少,反而应该面向所有学生,并与对劳动世界的理解和经验相结合。使学校科目的职业层面更加清晰的方式是:这些科目不但可以使学生接触概念和思想,而且应该使学生理解成人工作世界的变化。 在此基础上,麦克・扬从未来课程的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及资格制度四个方面论述了具体的改革主张。 (一)课程原则 职业的高度专业化是现代社会国家和经济的内在属性。麦克・扬区分出了经济上两种不同的专业化形式:分化的专业化和联系的专业化。分化的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到大规模生产制度时期的产物,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生产中对任务的认识和执行的分离;联系的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到灵活的专业化生产制度时期的产物,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生产过程要最大限度地所有雇员的最大潜力,强调团队工作。 在他看来,不同的专业化形式在课程上具有不同的意义或表现形式。分化的专业化在课程上表现为学术课程的高度专业化和职业课程的狭隘化,继而导致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分离。而联系的专业化表明了不同专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它强调不同的专家都要形成某种整体意识,即意识到他们的专业化和整个课程的关系。它力图超越“做人的教育”与“做事的教育”之间的传统分离,④要求在课程中建立知识和技能的联系,并使课程与更广泛的教育民主和社会目标相联系。于是,以联系的专业化为基础,麦克・扬提出了构建未来课程的基础原则: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和灵活性;建立优秀内容和专业学习、普通(学术)学习与应用(职业)学习之间的联系;提供个人进步和学分转移的机会;对课程总体目标的清晰认识。这些原则可以视为麦克・扬基于当前经济的变化而提出的构建未来新型课程的基础。 (二)课程策略 麦克・扬所认为的课程策略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课程内容组织方式。在评判原有两种相关的课程策略――以结果定义课程的方式和模块化方式――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所谓的“联系”的策略作为未来课程内容组织的方式。 模块化方式,是指灵活地把课程内容分成多个小的学习单元,这些单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它是一系列地方性行动的产物,目的是改革中学的学科课程,适应TVEI鼓励的新型学习。以结果定义课程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强调对学生先前学习经验的承认,课程内容能够并且也应该根据可测量的学习结果来组织安排。但是,这两种方法都存在缺陷:它们片面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观念,忽视了对新的教育方法的需要,以及对教师的新的专业能力的需要;按照这两种方法组织的课程内容例如教学大纲、知识体系等与具体的学习目标之间存在对立。 麦克・扬认为需要一种新的课程组织方式,将模块课程、结果课程与学习者的志向和需要、系统的整体目标联系起来。“联系”的概念首先认识到学习是一种有目的性的社会过程,这种过程有意无意地是在与其他学习者一起建立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发生的。它强调需要把学生和教师的目的和活动联系在一起,并与更广大的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教师可以根据自己和学生的知识经验,在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设计特定的模块,开发什么样的模块取决于现存的工业政策。它强调学校或学院整个课程及其组成要素的相互依赖,这些要素包括:学术科目和职业计划,学习者支持与指导,与更广大社会发展的关系,等等。以上可以视为麦克・扬在以联系的专业化为基础的课程原则或框架内对未来课程策略的设想。 (三)课程目标 在这部分,麦克・扬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每个学校应该怎样确定自己的课程目标;第二个问题是每个学科的教学应该怎样与学校整体的课程目标相互结合。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中等教育不只是让学生接触各种基本的专业知识领域,也不只是学习适应特定工作的知识和技能,它也应该注重培养学生作为未来成年人和公民的个人教育和社会教育,关注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培养学生“对现在和未来世界的理解、把握及其相应的技能”。 麦克・扬关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在批判传统中学课程的科层制整合的基础上提出的。在科层制模式下,科目教学占据主导地位,个人和社会教育作为特定的课程目标受到忽视。然而,随着全国性目标和排名制度的建立,科层模式受到了挑战,“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他接着提出了课程整合的联系的方式,这种方式通过两种形式把个人和社会发展目标整合到课程中去:首先,它不从具体的科目开始,而是从更广泛的课程目标开始,并考虑这些科目怎样实现这些目标;其次,它不从全国性课程的要求出发,而是先考虑每个学校怎样确定课程目标,并考虑他们怎样才能达到全国性课程目标的要求。⑤ (四)资格制度 在此部分,麦克・扬在分析政府已有改革措施特别是在评判迪尔英报告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学习社会资格制度的设想,并进一步明确了未来高级水平课程的改革方向。 麦克・扬认为迪尔英报告中关于资格制度改革的建议没有意识到资格制度变化的过程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层面组成的,包括政府、条例、认证、证书和测验;仅仅通过管理机构的合并统一不意味着必然会运作一种更加统一的认证制度和证书制度;它忽略了影响到未来资格制度发挥新的作用的背景的变化,没有认识到学习化社会要求不能把资格制度看成是一种学习结果的标志,而应该把它看成是能够胜任持续学习过程的标志。 在此基础上,麦克・扬提出了改革构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更强的框架和观点。提出改革的前景是在18岁以上学生中建立一种总的证书,作为体现未来资格制度特点并有助于达到那种目的的一种方式,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共同的测验方式、模块课程、优秀技能等。(2)扩大层面。建立统一的资格制度不能仅仅停留在管理机构合并的层面上,应扩大改革层面。例如,建立学术和职业资格的共同的测验和评分制度。(3)重塑学习化社会的资格制度。为了适应人们终身学习的要求,迪尔英报告的四种水平应该与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提高水平联系起来,并成为鼓励人们在横向涉猎不同领域、在纵向寻找新的职业机会的手段。以课程的单元化为基础,学分转移、学分累积,在面向终身学习的资格框架中变得更加重要。 三、结语 近几十年来,英国政府和学术界努力消除中学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分离、对立局面,尽管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但他们在改革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确实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特别是麦克・扬对于学习化社会中课程的设想和分析,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探讨课程是非常有价值的,对于我国新课程的建设,特别是课程理论的发展,也大有裨益。 教育学术论文: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探讨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学有自己的特殊研究范围和规律性,对它们的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立足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的鲜明特征。长期以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研究过多,而忽略了它的学术性研究,政治性和学术性矛盾凸显,政治性主导作用因学术性研究的缺乏而面临失语,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性,加快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文化性;实践性 1 汲取前人文化成果 “中国古代教育是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古代文化赖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古代文化不断创新的动力。因为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是靠中国古代教育一代代地传递下来的……没有中国古代教育。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难以创造、延续和发展的。”文化一方面借助教育得以更好的传播和保存,另一方面也赋予教育以更宽广的领域来面对社会的多方需求。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教育,生生不息、源源流长的社会文化都是其重要内容。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性使得它对于优秀文化资源的利用更是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主要在于人的正确思想政治素质的形成和发展,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的同时,也能够促进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发展。确实,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政治性较之文化性,是更为根本、更为深刻的本质规定性。否则,思想政治教育则将与智育、美育等无异,并无以在众多的教育形态中以其独特性而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正是通过对人们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育。以促使人们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要实现这些教育目的,不论是文学、艺术还是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可以吸收借鉴的地方都很多。“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更把‘诗教’看成最重要的政治教化活动之一……到了魏晋时代,文学已经觉醒且被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和,包括人与人之和、人与社会之和、人与宇宙之和。中国的艺术自觉追求表现天地之心,拟太虚之体,因而也把和作为最高境界。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他们生活的意义,他们的价值信念,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都是透过中国哲学加以反映凝结核提升的。”主动吸收来自这些学科的丰富内容,紧跟时代潮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和有效性,才能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价值。密切联系优秀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明学科特色。 2 经理论严密论证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的理论基础。有了理论基础,学科的理论体系才能在它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然也有其特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科学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坚实的理论基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作为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全人类精神文明最优秀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就没有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学也就不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的解释了人们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物质动因。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观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的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为思想政治教育规定了根本目的和任务。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思想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社会意识中相对比较稳定的一部分。社会客观存在的多样性,反映在人的头脑中,就必然形成各种思想观点,造成人的思想复杂性。因此,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必须全面考察教育对象在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周围所处的人际环境和文化氛围以及身心发展的特点。以便把握其思想形成、变化的外部客观环境。由针对性地组织与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同时,人的思想发展不仅依赖于社会存在,对社会存在也具有能动作用。依据这一原理,教育者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先进的思想、理论,一次武装人们的头脑,指导社会实践活动,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是早就和培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代新人的理论。因而,它必然成为对人们实施思想政治品德教育的重要理论来源。社会主义意识不会在群众中自发产生,我们必须不断地向群众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指导群众参加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确立思想政治教育战略地位、目的任务、内容方法的重要的理论依据。 此外。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指导,正确对待社会矛盾,科学地分析和把握每一社会矛盾引起的物质原因和社会条件,从而引导人们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做好矛盾的化解工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对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理论体系。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3 对实践经验的抽象提升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是一个已被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但历史和现实也表明,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体现不出来,思想政治教育就走不出经验主义和盲目主义的窠臼,就很难提高水平和效益,其作用就势必受到怀疑,并进而使其价值和地位难以得到社会的承认。 伟大的社会实践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回顾党的历程,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夺取全国政权,从长期的革命斗争到社会主义建设,由于我们党总是适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因而能够使广大党员干部在环境非常严峻和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坚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旺盛的革命斗志,使全党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很快的取得统一认识,从而把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性,说到底是来源于社会生活实践并从实践中抽象提升,形成真理性的认识,最终反过来指导人们的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内容及相关理论。正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正确认识。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一旦形成,又会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人、培养人和提升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具有广泛实践性的科学理论,要根据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引导并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开发人们的智力水平。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特色。同时,以人为实践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立足于现实,根据各种变化的因素。不断调整自身,超越旧的理论,形成新的理论,以更好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教育学术论文:陈友松电化教育学术思想研究 【摘要】陈友松先生是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在课程开设、电教刊物创办等方面均有开拓性作为。陈友松对媒体技术和电影教育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解读,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在国际视野下的本土化创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早期电化教育;历史研究;陈友松 陈友松先生是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陈友松先生对媒体技术和电影教育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解读,不仅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在国际视野下的本土化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而且对当今教育技术中国道路的探索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一 陈友松及其对我国电化教育的开拓性贡献 陈友松博士(1899-1992年),湖北京山县人,当代著名教育学家、翻译家。他早年留学菲律宾、美国,师从杜威等大师。1935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南京中央教育电影检查委员会委员,并在大夏大学任社会教育系主任,开设教育电影课。之后,他先后在西南联大、湖北省立教育学院等高校任教或任职。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陈友松调至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先后任全国比较教育学会顾问、全国陶行知研究会顾问等。陈友松被杜威誉为“东亚第一流学者”。晚年,被王震副主席赞扬为“国家的宝贝”。[1] 陈友松“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综合型的教育学者、终生以学术为祖国全民普及教育和建设完善的现代教育学制而呼号奋斗的战士。”[2]他在教育的诸多领域,如电化教育、教育财政学、苏联教育、比较教育等方面均有开拓性的贡献。电化教育是陈友松在民国时期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其开拓性贡献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 首次在大学内开设教育电影课程 陈友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过视听教育课程,1935年回国后即在大夏大学开设教育电影课,每班约百多名学生,学生经常去上海各电影制片厂参观。按孙明经的考证,这是我国大学开设最早的教育电影课程。[3] 2 发起创办“唯一国人组织之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 1936年,加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陈友松与卢时白一并联合吴铁成、褚民谊、潘公展、方治、郭有守、彭百川、徐悲鸿、徐公美等发起成立全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并在《电化教育》期刊显著位置处声明,该公司是“唯一国人组织之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以诚与信为电教服务!以谨与慎谋出品精良!”该公司与中央电影摄影场与金陵大学展开合作,以推进电影教育和无线电教育为宗旨,其业务偏重电影教育,有:(1)自制非常时期教育及教课影片。教课片每卷仅二三十尺,内容包括一课之材料,售价仅一两元。(2)译售并出租外国制教育及教课影片。(3)缩制有教育意义之小型长片。特约工厂自制小型机而以分期付款办法出售。[4] 3 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电教类期刊《电化教育》 1936年底,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编辑、中国电影教育用品有限公司出版的《电化教育》期刊问世,陈友松任主编,共出版了6期,抗战开始后停刊,这是我国第一个以电化教育为名的期刊。之后,专门以电化教育为内容的期刊陆续出现,标志着教育电影、视觉教育和播音教育的研究者初步组成比较独立的电化教育研究领域。[5] 《电化教育》期刊封面上标明,该刊为非卖品,“每期万份赠送全国教育机关”,宗旨是“促进电教,挽回利权,杜塞漏扈”。封底则用大字宣明:“唯一国人创办的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采用国人出品是我们教育界的光荣,提倡国人出品是我们中国人的义务。”从中可以看出创办者浓郁的爱国情怀。该刊有电化教育之研究与讨论、电教技术、教育部法令及电影新闻以及教育影片推荐等栏目。 4 编著我国第一部有声教育电影著作《有声的教育电影》 陈友松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视听教育课,授课教师为著有美国第一本有声教育电影著作的教育电影专家亚恩士倍杰博士(V C Arnspiger) ,回国后陈友松根据讲义,并结合中国教育电影现状与需求,于1937年2月出版了《有声的教育电影》,在引进和传播美国视听教育理论以及本土化创新方面做出开拓性贡献。 《有声的教育电影》亦是我国第一部有声教育电影著作,该书在回顾视听教育发展、介绍各国电影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教育电影的制作、鉴别、实施、行政以及建筑设计、机器选择等,还介绍了如何在中小学、大学和成人教育中实施电影教育。 5 对我国“电化教育”定名有所贡献 关于“电化教育”的来由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就是陈友松和戴公亮的说法,即1936年他们看到美国联邦政府教育署出版的《学校生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把视听教育统称之为Electrifying Education。他们认为可译为“电化教育”,但视听教育通称之为电化教育也不太合适,决定从视听教育工具中挑选出效果较好的、各有特点、既能单独使用,又可组合使有的4种“利器”――幻灯、电影、播音、电视,并将采用幻灯、电影、播音、电视作为辅助教学工具的教学方法称之为“电化教育”。[6]我们在此不对其他说法进行讨论,也无意于辨清孰先孰后,但是陈友松为我国“电化教育”定名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二 陈友松的媒体技术观 1 媒体技术的工具性:电影是教育的新“利器”,可以消除“教育的惰性” 陈友松是把电影等新媒体技术看作是推动教育文化发展的工具。陈友松[7]认为,“它(电影)在人类的教学与娱乐的可能性上是这样的浩大而悠远”,“文化的进步是跟着工具走的,教育的效率也是一样。中国的教育工具依然停滞在书本、黑板、粉笔时代,急需一种利器来鞭策我们的教育的惰性。”陈友松用“教育的惰性”来形容当时中国教育发展的现状,透露出他的担忧与急迫心情。他认为,要增加学习效率,必须改良教学工具。“20世纪的教与学当用20世纪的方法与工具,这是一个激变的时代。如魔术一般的科学发明,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新的知识浩如烟海,新的技能经纬万端,新时代的教育机关要应付新文明的要求,传统的方法与工具,不足应付了。教育者因不满意于文字教育、书本教育,于是采用视觉教育的工具。所要学习的东西日益增加,所以要求学习效能的增加,要增加学习的效率,当然也要继续不断地改良教学工具。”[8] 可以看出,陈友松对媒体技术的认识属于工具主义,这种观点具有明显的时代印迹。但是,与同时代对新技术的万能期待热情相比,陈友松[9][10]则有着比较清醒和冷静的认识,认为,“电影声片虽妙,然而美中不足必须要一切其他视听教育的用品或用具来扶持,这样总算是完备的视听教育。”“教育有声影片是教学的媒体物。如果要用有声影片为教学的媒体,须了解此教学媒体的性质与功用,认清其固有的长处与缺陷。例如切身的现在经验是学习者最好的直观教育,无论是静默的或有声的影片胜不过它,影片仅能刺激学习者,但不能使学习者有直接经验的适应。所以利用声片于教育的有效方法就是在它的特长处下手。”此外,陈友松[11]特别强调研究对电影教育的重要意义,“研究是教育有声影片的重要基础。有效力的教育有声影片,不是空中掉下来的东西。” 2 媒体技术的双重性:技术重在“用它的方术”,要“为特殊学习情境而制造” 陈友松[12]对技术的双重性有充分的认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铁能做十字架,也能做刀剑,所以决定一个伟大的发明,对于我们的利益,在我们如何使用它”。他[13][14][15]强调对媒体技术要善用,“电影的魔力譬如水火,其利害不在它的本身,而在乎它的用途和用它的方术。”“影片像图书一样,必须要精于选择,并适用于各种程度的观众。”“教育有声影片需为特殊学习情境而制造,这是显而易见的。” 陈友松对媒体技术的应用是从设计教学的角度入手的,他更强调教育的需求与目标,强调学习的情境。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陈友松在制订教育电影的考核标准时,强调影片要符合教育目标和教育需求。具体来说,陈友松[16]认为教育影片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核:(1)目标;(2)内容;(3)内容之发展;(4)视听方面的之技术;(5)对于其他课程资料之贡献;(6)影片的普通效力与价值。 陈友松以及之后四十年代舒新城等学者关于善用技术的主张与观点[17],为扼制当时的技术万能倾向、维持早期电化教育的教育定位和走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 媒体技术与教师:电影不能取代教师,教师必须接受系统训练 正如上文所说,陈友松对新媒体技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因此,与美国试图用技术取代人的自动化教育主张[18]不同,陈友松[19][20]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技术万能的高涨热情中冷静地多次强调,“电影教育也决不能取教师而代之”,“电影既不可取图书与教师而代之,也不可以取其他视听教育工具而代之。”这与四十年代孙明经的集体教学观是基本一致的。 难能可贵的是,陈友松[21]进一步提出了师资培训的问题,提出“凡是应用影片教学的教师必须受有系统的训练。”这与当时仅对技术人员进行培训的思路是明显不同的。后来的实践发展证明,教师应用新技术的能力培训的确是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方面之一。 三 陈友松的电影教育观 1 电影教育图解: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三面观 正如前文所说,陈友松认为,电影的利害重在“用它的方术”,因而根据用它的方术的不同,电影教育有不同的领域和使用维度。“因电影或影片的种类或进步程度不同,或因教育的种类、内容、目标与方法的不同,而有许多种类的电影教育或教育电影。”陈友松用图解方式对电影教育进行了详细阐释,详见图1。 陈友松从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领域三面观四个方面对他绘制的电影教育图解进行了说明:[22] 第一,从人类知识的门户观来看,人类知识的门户就是官觉,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视觉教育是官觉教育最重要的部分。其次是听觉教育,二者合并为视听教育。陈友松介绍道,视听教育“在美国最近才成为一个崭新的名词。Audio-visual education是一切声片、默片与其他视听直观教育的领域。”图解中侧重实物示范的部分就是门户观的解释。 第二,从人类知识的工具观来看,陈友松认为“要增进他们的知识和控制环境的能率,就要继续不断的改良他们的工具……图书虽然一向是最大的助力,然偏于抽象的符号知识,这是中国过去教育的缺点……必须要借重一个能普遍化的工具,唯有电影能之。电影可以征服空间与时间,能把一切现代的工具所能获得的知识都表白出来,把一切实物实事表现得活动如真。总而言之,电影是一个集大成的教育工具,不仅是知识的工具,也可以说是情意的工具。” 第三,从电影教育与其他教育的比较观。“电影教育限于视听教育,不能包括其他官觉的教育,所以劳作教育不可偏废。劳作教育,见图解即知是一切官觉都运用的教育。电影教育在放映时,似乎偏于注入的形式。劳作教育,则为启发的形式。所以劳作教育不可偏废。劳作教育的短处,就是限于某种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恰好用电影教育补其不足。”“电影限于实物实事的代表,究竟不如实物实事的真实,所以直观教育如参观、旅行、博物院、展览会、科学实验与模型等不可偏废……图书文字不可偏废。最紧要的是具体与抽象的均衡一贯……总之,电影不过是一个最有权威的教育工具罢了。” 第四,从电影教育的领域三面观来看,“第一从图解中的圆圈看去,它的领域是视觉与听觉影响及大小脑、全神经系与全人的有机体。第二个从圆圈下的长方形内的对象看去,它的领域就是实物实事的代表。第三从教育的范围与种类看去,它的领域就是各种各色的教育,大致可分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是指文化电影、娱乐电影、宣传电影,属社会教育。狭义的是专为学校课室之用,与学程教学法有密切关系。” 陈友松[23]在详细阐述后总结道,“电影教育是用电气电光机械将实物实事的形体、关系或动作,或声音颜色或故事中的事物表现在银幕上,籍视听的官觉做各种目标不同,方法不同,对象不同的经验改造的过程。教育电影就是应用于这种过程的电影活动与设备。”陈友松[24]认为,电影教育是视听教育的一部分,“电影教育应与其他视听教育并行”,“除了电影声片、映放机、银幕、发音机等外”,还有科学实验、黑板示范、学校旅行、游行表演、学校博物馆等视听教育辅助用品。他认为,“有时其他视听教育工具,在某种特殊教学过程上,竟能比电影优胜。电影和其他视听教育工具的效率之比较,及应如何相辅而行。” 陈友松关于电影教育的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三面观是他对新媒体技术及其进入教育后所生成的新领域的全面思考。门户观主要是对新媒体技术的思考,可以把新媒体技术看作是人类官觉特别是视觉和听觉的延伸。知识工具观主要是从知识的角度对新媒体技术与教育结合过程进行思考,认为电影教育使得知识传递从抽象走到具体。领域三面观是对媒体技术与教育结合后所生成的新领域的深入解剖,揭示出电影教育以及之后以电影教育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电化教育的领域特性:交叉性、应用性和广泛性。从交叉性看,这个领域涉及脑神经学科、新媒体技术发展、学程教学法等多个学科与领域的知识;从应用性来看,新媒体技术可以应用于“各种各色的教育”,广义包括娱乐的、社会的和宣传的电影,狭义专指教学的和学校的电影;从广泛性看,对象可以是成人,也可以青年和儿童。内容可以是科学的、卫生的或是生产的……比较观则是从整个教育的视野审视电影教育在大教育中的地位,这不仅明确了电影教育的教育定位(而非技术定位),也清醒地指出了新媒体进入教育后的优势与不足。 2 电影教育的领域定位:教育、技术与相关领域的统整 尽管陈友松并未直接对电化教育的领域定位与性质进行过讨论,但是从他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陈友松对电化教育的交叉性、应用性有着清楚的认识。如前文电影教育图解中,陈友松认为电影教育需要脑神经学科、新媒体技术发展、学程教学法等多个学科与领域的知识。再如,在论述如何摄制教育影片时,他[25]认为“自大处着眼包括以下各方面:(1)拟定各科教材领域的声片;(2)摄制声片及其继续不断的改良之研究程序;(3)教育者与技术人才的学识与经验之统整;(4)推销制度之设立,使制成了的声片能得其所用,而且能普及到各机关。”“影片制造的程序之发展,须明白教育的需要和影片的可能性。除此之外,一切有关系的事物须统整得法。”这说明陈友松认为,电化教育应在教育需要与媒体特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同时还要统整其他“一切有关系的事物”,如推销、普及与管理。我国早期电化教育之所以繁荣,也正是因为我国电教先驱对“一切有关系的事物”进行了有效的统整,特别是在教育需求与媒体功能耦合过程中找到平衡点,对美国的替代式自动化教育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和超越,形成了补充式和支持式的中国特色。[26] 四 陈友松理解电化教育的独特视角 由于陈友松具有多学科背景,且有留学经历,所以,陈友松对电影教育以及以电影教育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电化教育的理解具有比较独特的视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国际视野与本土结合 陈友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关于教育以及电影教育的学习经历,使其在从事电化教育相关研究与实践中能够立足于国际视野,同时又注意结合国内本土需求。这一点从其文献论述思路中可以看出。他的研究结论和实践建议均是通过大量介绍国外相关做法并进行中西比较,再结合中国国情而提出的。 如,在论述教育工具发展时,陈友松[27]认为,中国仓颉造字、蔡伦造纸,以及活字印刷术,“比起同时代的西洋人的教育工具要先进多了”,但是忽略了“具体先于抽象、图在书先这一点。图的工具未见发展。”而西洋正好相反,“15世纪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以前,传达知识的首要的是壁画、蜡板书和中世纪盛行的鹅毛管所抄写的书卷等”,后来西方发明了照相术和电影。陈友松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基于中西方思维与表达方式的不同,对新兴的电影教育进行解释,这样的见解在早期电化教育发展过程中是鲜见的。 再如,在论述有声影片时,陈友松[28]首先介绍俄、美等电影教育情况后,“电影在苏联曾以之为实施民众教育的利器,藉以灌输公民必具的知识。在帝俄时代电影院不过一O四五所,且多设于大都市中。到1932年却有三二OOO所。此外学校中有四一二六校设备有电影。”之后专门论述有声影片在中国采用的问题。他认为,尽管中国教育经费困难,但是“有声电影教育确是有收获的投资”,特别是“在国难如此严重的时候,必须要在最短时间内使大多数民众获得日常生活所必备的知识与技能,识字教育是抽象的,是不足的,最有效的最迅速的方法还是视听的电气化的教育。”此外,他[29]十分赞同郭有守关于教育电影官营模式的主张,“教育电影事业……亦须由国家文化教育当局积极主持,斯发达可期。”陈友松结合中国国情所提出的立足民众教育、以生活知识与技能传授为主、官方主营等等主张,正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本土化创新模式,亦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之所以繁荣并独具特色的重要缘由。 陈友松把对电影教育中国式发展的思考通过大学授课、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相关工作和创办电教刊物等形式广为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外,陈友松对播音教育方面亦十分重视。陈友松[30]介绍了苏联播音教育情况,称“教育播音在苏联颇为发达,曾有播音大学的设立,内分经济、普通、共同组合三学院,每周有两小时的课程,二年毕业”,“全俄的学校约占四分之一是有无线电的设备”。陈友松[31]提出,播音教育在中国很有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播音电台已经很多了,收音机的行销也一天多一天,如能善用将能成为一个很有权威的教育工具。”“无线电教育既这样发达,可与有声电影合并,由一个教育机关管理,以节省行政及技术的费用。”这与早期电化教育包括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的范围认定是一致的。1940年,陈友松倡议并指导昆明广播电台设置“空中学校”专题节目,该节目内容充实,讲稿通俗,很受听众欢迎。[32]在国际比较中探索中国电影教育的定位及发展方向,这样的考量亦是本世纪我国教育技术本土化创新的探索思路。 2 学科视野下的电化教育领域特性探讨 正如前文介绍,陈友松是一个综合型学者,因而陈友松对电化教育的理解并未受学科壁垒的影响。上世纪三十年代末,陈友松集中出版了《各国社会教育》、《图书馆》、《有声的教育电影》等著作,把社会教育、图书馆和电化教育发展有机地加以整合。这是陈友松在国际比较研究后结合当时中国现状而做出的深入思考与实践建议。 陈友松[33]认为,图书馆与电化教育等均是当时中国社会教育的重要方式,同时也可以把图书馆看作是“社会教育的总汇”。他[34]强调要“活用、普用图书馆为工具以推进全民众、全生活、全人生之教育”,并提倡流通图书馆的形式,强调电化教育手段在流通图书馆中的作用。他详细介绍了1934年黄警顽等发起的汽车图书馆游行情况,“汽车三面开门,藏书为开架式。除选择通俗读书数千册外,又有留声机、唱片、无线电的装置”,汽车图书馆走遍江浙两省,在社会教育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陈友松[35]称汽车图书馆为“流通图书馆开一新纪元”。 从电化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陈友松把电化教育置身于整个大教育领域,特别是社会教育领域,并敏感地意识到电化教育与图书馆的密切联系。后来事实发展也证明,教育技术的确与图书馆领域在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有着共同的使命。美国的教育资源信息中心(ERIC)即是由大名鼎鼎的雪城大学教育技术专家伊利教授创建。我国的教育技术学与信息管理界多年来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陈友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敏锐地发觉了电化教育与图书馆的共同使命与不可分割的联系,对之后的电化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四十年代,杜维涛、孙明经等学者对电化教育的信息资源功能进行了继承与发扬,把电化教育看作是经济有效的“新图书馆”[36]。 陈友松的多学科视野使其充分认识到电化教育的交叉特性和应用特性,他把社会教育作为电化教育的应用场域,并从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角度把图书馆与电化教育紧密联系。作为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他关于电化教育的准确定位与正确理解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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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统计论文:医学论文统计学方法应用的错误解析 摘 要:统计学方法应用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医学科研结果的可信度和有效性,在研究设计时的错误应用会否决整个科研研究方案,基于错误统计学方法上产生的结果会浪费科研人员的时间和精力。编审人员应该高度重视医学论文的统计学方法应用,提高单篇文献的质量和学术水平。 关键词:统计学方法;医学论文;解析 一、引 言 医学由于其研究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常需要应用严谨的统计学方法,由于有些作者对医学科研的统计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缺乏深刻了解,在医学论文中错误应用统计学方法的现象时有发生。统计学方法应用的错误直接导致统计结果的错误。例如统计学图表、统计学指标、统计学的显著性检验等。因此,正确应用统计学方法,并将所获得的结果进行正确的描述有助于单篇论著的质量提高,现将医学论文中统计学方法应用及其常见结果的错误解析如下。 二、医学论文统计学方法应用概况 医学论文的摘要是全文的高度浓缩[1],主要由目的、方法、结果、结论组成。一般要求要写明主要的统计学方法、统计学研究结果和P值。一篇医学论文的质量往往通过摘要的统计学结果部分就能判断。统计学方法的选择和结果的表达直接影响单篇论著的科研水平。 (一)材料与方法部分 正文中,材料与方法部分必须对统计学方法的选择、应用、统计学显著性的设定进行明确说明。通过对统计学方法的描述,读者应该清楚论著的统计学设计思路。材料部分要清楚说明样本或病例的来源、入组和排除标准、样本量大小、研究组和对照组的设定条件、回顾性或者前瞻性研究、调查或者实验性研究、其他与研究有关的一般资料情况,其目的是表明统计学方法应用的合理性和可靠性,他人作相关研究时具备可重复性。方法部分应详细叙述研究组和对照组的不同处理过程、观察的具体指标、采用的测量技术,要具备可比较性和科学性, 方法部分还要专门介绍统计分析方法及其采用的统计软件。不同的数据处理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必须清楚的说明计数或者计量资料、两组或者多组比较、不同处理因素的关联性研究。常用的有两组间计量资料的t检验,多组间计量资料的F检验,计数资料的卡方检验,不同因素之间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有些遗传学研究方法还有专门的统计学方法,要在这里简要说明并给出参考文献,还要简单叙述统计方法的原理。统计学软件要清楚的说明软件的名称和版本号,如基于家系资料研究的FBAT1.7.3版本。 (二)论文结果部分 论文结果部分要显示应用统计学方法得到的统计量[2],所采用的统计学指标较多时,往往分开叙述。分组比较多时还要借助统计图表来准确表达统计结果。对于数据的精确度,除了与测量仪器的精密程度有关外,还与样本本身的均数有关,所得值的单位一般采用紧邻均数除以三为原则。均数和标准差的有效位数要和原始数据一致。标准差或标准误差有时需要增加一个位数,百分比一般保留一个小数。在统计软件中,分析结果往往精确度比较高,一般要采用四舍五入的方法使其靠近实验的实际情况,否则还会降低论文的可信度和可读性。 结果部分的统计表采用统一的“三线”表,表题中要注明均数、标准差等数据类型。表格中的数值要按照行和列进行顺序放置,要求整齐美观,不能出现错行现象。要明确标注观察的例数,得到的检验统计量。统计图可以直观的表达研究结果,如回归和相关分析的散点图可以显示个体值的散布情况。曲线图表达个体均值在不同组别随时间变化的情况或者不同条件下重复测量的结果。误差条图由均数加减标准误绘出,描述的是67%的置信区间,不是95%,提倡在误差条图采用95%的置信区间。 关于统计量,一般采用均数与标准差两个指标,均数不宜单独使用。使用均数的时候要明确变异指标标准差或者精确性指标标准误。关于百分比,分母的确定必须要符合逻辑,过小的样本会导致分母过小而出现百分比过大的情况。百分率的比较要写清两者中不同的变化,可以采用卡方检验。 1.假设检验的结果中,常见只写P值的情况,有时候会误导读者,也会隐藏计算失误的情况,因此写出具体的统计值,如F值、t值,可以增强可信度。对于率、相关系数、均数这类描述统计量,要清楚写明进行过统计学检验并将结果列出。P值一般取0.05与0.01作为检验显著性,对于结果的计算要求具体的P值,如P=0.23或P=0.02。 2.在对论文进行讨论时,作为统计学方法产生的结果往往要作为作者的主要观点支持其科学假设,对统计结果的正确解释至关重要。P值很大表明两组间没有差别属于大概率事件,P值很小表明两组间没有差别的概率很小。当P 变量间虚假的相关关系与变量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相关,统计学意义的关联并不表示变量间一定存在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确定要根据专业知识和采用的研究方法的不同来考量。使用回归方程进行分析,当两变量间具有显著性关系,但是从自变量推测因变量仍然不会很精确。相关或回归系数不能预测推测结果的精确程度,而只是预测一个可信区间。诊断性检验应用于人群发病率很低的疾病,灵敏度、特异度的高低对于明确疾病诊断并不能很肯定。“假阳性率”与“假阴性率”根据实际的需要不同要求并不一致,在疾病患病率很低时,出现假阳性也是正常的,要确诊疾病必须要与临床症状体征相结合。因此,这两个率的计算方法必须交待清楚。 三、医学论文统计学方法应用的常见错误分析 (一)“材料与方法”中的统计学方法应用的常见错误 “材料与方法”中统计学方法常见的问题主要为:对样本的选择或者研究对象的来源和分组描述很少或者过于简单。例如,临床入组病例分组只采用简单的随机分组,未描述随机分组的方法,未描述是否双盲双模拟,未设置空白对照组,分组后对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的描述未进行统计学检验,对于特殊的统计学方法没有详细交代;动物实验分组的随机化原则描述过于简单,没有具体说清完全随机、配对或分层随机分组等;统计分析方法没有任何说明采用的分析软件,有的只说明采用的分析软件而不交代在软件中采用的统计方法;没有说明原因的情况下出现样本量过于小等情况。 (二)“结果”统计学方法应用的常见错误 1.应用正确的统计学方法出现的结果表达并不一定正确。例如前文所述数据的精确度要求。医学论文常见错误中包括均数、标准差、标准误等统计学指标与原始数据应保留的小数位数不同;对于率、例数、比值、比值比、相对危险度等统计学指标保留的小数点位数过多;罕见疾病的发病率、患病率、现患率等指标没有选择好基数,导致结果没有整数位;相关系数、回归系数等指标保留的小数位数过多或者过少;常用的一些检验统计量,如F值、t值保留的位数不符合要求。 2.对统计学指标进行分析和计算时,一般采用计数资料和计量资料进行区分。计量资料常用三线表,在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前提下采用均数、标准差进行说明,如果不符合正态分布时,可以采用加对数或其他的处理方式使其近似正态分布,否则只能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等指标进行描述。医学论文中常见未对数据进行正态分布检验的计算,影响统计结果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对于率、构成比等常用的计数资料指标,常见样本量过小的问题,采用率进行描述会影响统计结果的可靠性,采用绝对数进行说明会显得客观一些。还有一些文献将构成比误用为率,也是不可取的。 3.在判断临床疗效之一指标时,两组平均疗效有差别并不意味着两组的每一个个体都有效或无效,必须通过计算有效率进行计算。如比较某药物治疗糖尿病的疗效,服药一周后,研究组和对照组的对血糖降低值分别为6.7 ±2.4 和1.2 ±0.6 ( P = 0.000 1) 。按空腹血糖值低于7.7mmol/L的疗效判定有效率,研究组和对照组的有效率分别为75.6%和12.4% ,尽管平均疗效相差较多,但也要注意到该药物对部分患者无效(24.4%)。对假设检验结果的统计学分析结果,P 值的表达提倡报告精确P值,如P = 0.015或P = 0.321等。目前的统计学分析软件均可自动计算精确的P 值。例如常用的SAS,SPSS等,只要提供原始数据,就可以计算出t值、F值和相应的自由度,并可获得精确的P值。 四、小 结 提高医学论文中统计学方法的使用质量是编辑部值得重视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3],医学论文中统计方法应用和统计结果的表达正确与否,不仅体现了论文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而且对于提高期刊整体的学术质量,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和传播也有着重要作用[4]。 医学统计论文:医学论文统计学方法应用的错误解析 摘 要:统计学方法应用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医学科研结果的可信度和有效性,在研究设计时的错误应用会否决整个科研研究方案,基于错误统计学方法上产生的结果会浪费科研人员的时间和精力。编审人员应该高度重视医学论文的统计学方法应用,提高单篇文献的质量和学术水平。 关键词:统计学方法;医学论文;解析 一、引 言 医学由于其研究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常需要应用严谨的统计学方法,由于有些作者对医学科研的统计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缺乏深刻了解,在医学论文中错误应用统计学方法的现象时有发生。统计学方法应用的错误直接导致统计结果的错误。例如统计学图表、统计学指标、统计学的显著性检验等。因此,正确应用统计学方法,并将所获得的结果进行正确的描述有助于单篇论著的质量提高,现将医学论文中统计学方法应用及其常见结果的错误解析如下。 二、医学论文统计学方法应用概况 医学论文的摘要是全文的高度浓缩[1],主要由目的、方法、结果、结论组成。一般要求要写明主要的统计学方法、统计学研究结果和p值。一篇医学论文的质量往往通过摘要的统计学结果部分就能判断。统计学方法的选择和结果的表达直接影响单篇论著的科研水平。 (一)材料与方法部分 正文中,材料与方法部分必须对统计学方法的选择、应用、统计学显著性的设定进行明确说明。通过对统计学方法的描述,读者应该清楚论著的统计学设计思路。材料部分要清楚说明样本或病例的来源、入组和排除标准、样本量大小、研究组和对照组的设定条件、回顾性或者前瞻性研究、调查或者实验性研究、其他与研究有关的一般资料情况,其目的是表明统计学方法应用的合理性和可靠性,他人作相关研究时具备可重复性。方法部分应详细叙述研究组和对照组的不同处理过程、观察的具体指标、采用的测量技术,要具备可比较性和科学性, 方法部分还要专门介绍统计分析方法及其采用的统计软件。不同的数据处理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必须清楚的说明计数或者计量资料、两组或者多组比较、不同处理因素的关联性研究。常用的有两组间计量资料的t检验,多组间计量资料的f检验,计数资料的卡方检验,不同因素之间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有些遗传学研究方法还有专门的统计学方法,要在这里简要说明并给出参考文献,还要简单叙述统计方法的原理。统计学软件要清楚的说明软件的名称和版本号,如基于家系资料研究的fbat1.7.3版本。 (二)论文结果部分 论文结果部分要显示应用统计学方法得到的统计量[2],所采用的统计学指标较多时,往往分开叙述。分组比较多时还要借助统计图表来准确表达统计结果。对于数据的精确度,除了与测量仪器的精密程度有关外,还与样本本身的均数有关,所得值的单位一般采用紧邻均数除以三为原则。均数和标准差的有效位数要和原始数据一致。标准差或标准误差有时需要增加一个位数,百分比一般保留一个小数。在统计软件中,分析结果往往精确度比较高,一般要采用四舍五入的方法使其靠近实验的实际情况,否则还会降低论文的可信度和可读性。 结果部分的统计表采用统一的“三线”表,表题中要注明均数、标准差等数据类型。表格中的数值要按照行和列进行顺序放置,要求整齐美观,不能出现错行现象。要明确标注观察的例数,得到的检验统计量。统计图可以直观的表达研究结果,如回归和相关分析的散点图可以显示个体值的散布情况。曲线图表达个体均值在不同组别随时间变化的情况或者不同条件下重复测量的结果。误差条图由均数加减标准误绘出,描述的是67%的置信区间,不是95%,提倡在误差条图采用95%的置信区间。 关于统计量,一般采用均数与标准差两个指标,均数不宜单独使用。使用均数的时候要明确变异指标标准差或者精确性指标标准误。关于百分比,分母的确定必须要符合逻辑,过小的样本会导致分母过小而出现百分比过大的情况。百分率的比较要写清两者中不同的变化,可以采用卡方检验。 1.假设检验的结果中,常见只写p值的情况,有时候会误导读者,也会隐藏计算失误的情况,因此写出具体的统计值,如f值、t值,可以增强可信度。对于率、相关系数、均数这类描述统计量,要清楚写明进行过统计学检验并将结果列出。p值一般取0.05与0.01作为检验显著性,对于结果的计算要求具体的p值,如p=0.23或p=0.02。 2.在对论文进行讨论时,作为统计学方法产生的结果往往要作为作者的主要观点支持其科学假设,对统计结果的正确解释至关重要。p值很大表明两组间没有差别属于大概率事件,p值很小表明两组间没有差别的概率很小。当p 0.05,表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值与观察的样本量的大小有关联,当样本量小的时候,数据之间的差别即使很大,p值也可能很大;当样本量大时,数据之间的差别即使很小,p值也可能显示有显著性差异。相关系数统计学意义的显著性也与相关系数的大小没有绝对的关联,有统计学意义的样本相关系数可能很小。因此,有统计学差异的描述并不一定意味着两组间差别很大,错判的危险性很大,显著性的检验为定性的结果,结合统计量大小方可判断是否具有专业意义。 变量间虚假的相关关系与变量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相关,统计学意义的关联并不表示变量间一定存在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确定要根据专业知识和采用的研究方法的不同来考量。使用回归方程进行分析,当两变量间具有显著性关系,但是从自变量推测因变量仍然不会很精确。相关或回归系数不能预测推测结果的精确程度,而只是预测一个可信区间。诊断性检验应用于人群发病率很低的疾病,灵敏度、特异度的高低对于明确疾病诊断并不能很肯定。“假阳性率”与“假阴性率”根据实际的需要不同要求并不一致,在疾病患病率很低时,出现假阳性也是正常的,要确诊疾病必须要与临床症状体征相结合。因此,这两个率的计算方法必须交待清楚。 三、医学论文统计学方法应用的常见错误分析 (一)“材料与方法”中的统计学方法应用的常见错误 “材料与方法”中统计学方法常见的问题主要为:对样本的选择或者研究对象的来源和分组描述很少或者过于简单。例如,临床入组病例分组只采用简单的随机分组,未描述随机分组的方法,未描述是否双盲双模拟,未设置空白对照组,分组后对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的描述未进行统计学检验,对于特殊的统计学方法没有详细交代;动物实验分组的随机化原则描述过于简单,没有具体说清完全随机、配对或分层随机分组等;统计分析方法没有任何说明采用的分析软件,有的只说明采用的分析软件而不交代在软件中采用的统计方法;没有说明原因的情况下出现样本量过于小等情况。 (二)“结果”统计学方法应用的常见错误 1.应用正确的统计学方法出现的结果表达并不一定正确。例如前文所述数据的精确度要求。医学论文常见错误中包括均数、标准差、标准误等统计学指标与原始数据应保留的小数位数不同;对于率、例数、比值、比值比、相对危险度等统计学指标保留的小数点位数过多;罕见疾病的发病率、患病率、现患率等指标没有选择好基数,导致结果没有整数位;相关系数、回归系数等指标保留的小数位数过多或者过少;常用的一些检验统计量,如f值、t值保留的位数不符合要求。 2.对统计学指标进行分析和计算时,一般采用计数资料和计量资料进行区分。计量资料常用三线表,在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前提下采用均数、标准差进行说明,如果不符合正态分布时,可以采用加对数或其他的处理方式使其近似正态分布,否则只能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等指标进行描述。医学论文中常见未对数据进行正态分布检验的计算,影响统计结果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对于率、构成比等常用的计数资料指标,常见样本量过小的问题,采用率进行描述会影响统计结果的可靠性,采用绝对数进行说明会显得客观一些。还有一些文献将构成比误用为率,也是不可取的。 3.在判断临床疗效之一指标时,两组平均疗效有差别并不意味着两组的每一个个体都有效或无效,必须通过计算有效率进行计算。如比较某药物治疗糖尿病的疗效,服药一周后,研究组和对照组的对血糖降低值分别为6.7 ±2.4 和1.2 ±0.6 ( p = 0.000 1) 。按空腹血糖值低于7.7mmol/l的疗效判定有效率,研究组和对照组的有效率分别为75.6%和12.4% ,尽管平均疗效相差较多,但也要注意到该药物对部分患者无效(24.4%)。对假设检验结果的统计学分析结果,p 值的表达提倡报告精确p值,如p = 0.015或p = 0.321等。目前的统计学分析软件均可自动计算精确的p 值。例如常用的sas,spss等,只要提供原始数据,就可以计算出t值、f值和相应的自由度,并可获得精确的p值。 四、小 结 提高医学论文中统计学方法的使用质量是编辑部值得重视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3],医学论文中统计方法应用和统计结果的表达正确与否,不仅体现了论文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而且对于提高期刊整体的学术质量,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和传播也有着重要作用[4]。 医学统计论文:高职卫生统计医学检验论文 1五年制高职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学情和岗位需求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对从业者的《卫生统计学》知识有较高要求,不仅包括常用统计图表的绘制,常用统计原理、统计方法的理解,还包括检测结果的质量控制和部分多因素分析等。因此《,卫生统计学》是医学检验专业一门重要的必修课。 2高职医学检验专业《卫生统计学》教学改革初探 2.1改革教学内容 2.1.1结合职业岗位需求,精选授课内容:不同的职业岗位对《卫生统计学》知识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教师要对专业岗位需求有清晰的认识,认真研读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明确该专业对《卫生统计学》知识的整体需求和知识结构。高职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对《卫生统计学》专业知识的需求主要包括常用统计图表的制作、常用资料的统计描述和统计推断、相关与回归分析等,很少用到多元回归分析、医学科研设计等统计方法。因此,教师要结合专业特点对教材内容进行合理的梳理和筛选。 2.1.2强调对基本原理、概念的理解,形成统计思维,避免死记硬背:五年高职学生普遍存在逻辑思维能力差、喜欢死记硬背概念、生搬硬套公式等情况,课前不预习、课后不及时复习,很容易把各种统计分析方法张冠李戴。作为教师,应在讲清《卫生统计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的基础上,讲清、讲透几种最基本的统计分析方法,逐步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统计思维能力。引导学生把学习重点放在掌握统计方法的基本概念和有关公式的应用条件上,让学生对统计内容进行对比、归纳,建立统计知识的整体观。课后让学生及时复习,以满足将来职业岗位的需要。 2.1.3结合统计软件,淡化公式的数理推导和记忆《:卫生统计学》具有理论深奥、概念抽象、数据枯燥的特点,但它不是数学,不像数学那样着重公式的推导、证明、记忆,并通过大量的习题运算来强化公式《。卫生统计学》的主要特点是逻辑性和实践应用性强,最终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在理解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基础上学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合适的统计软件能使复杂的统计过程简单化,更容易激起学生学好《卫生统计学》的兴趣。利用统计分析软件,如SPSS等,使学生在学习统计学时不再拘泥于繁杂的计算过程,而是更加注重统计方法的实际应用,让学生能根据资料的类型,利用软件选择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熟练地进行数据分析,同时也培养了学生对统计软件的操作使用能力。 2.2改革教学方法 2.2.1密切结合医学实例,强调应用能力的培养《:卫生统计学》是一门教师难教、学生难学的应用型学科,多数同学由于对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认识不够,不能深刻认识《卫生统计学》的重要性,导致缺乏学习兴趣。传统的教学方法多以教师讲授为主,辅以实习、案例讨论。课堂上教师先讲解基本概念、原理、公式和计算等,然后让学生采用手工法计算相应的统计指标,结果是繁琐的计算使学生对统计学这门课程越来越不感兴趣,对所学的内容似懂非懂,遇到具体问题时无所适从《。卫生统计学》授课时应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如PBL教学法、实践教学法、应用教学法等,通过应用统计软件、分析案例避开繁琐的运算,着重培养学生使用统计学这一工具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不仅课堂气氛活跃,师生交流多,学生印象深刻,还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2.2适当拓展课本知识:适当拓展对数据量较大的资料的整理和分析能力训练,如不同数据库之间的数据如何相互转换、导入,不同形式录入的数据如何整理分析,如何选用正确的统计分析方法等。只有通过具体的资料分析、统计方法的应用训练,才能让学生充分掌握理论知识,形成统计思维。 2.3改革教学评价的方式 2.3.1注重从结果性评价到过程性评价: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主要体现在应用性和操作性上,为了全面考查学生的知识和能力,务必摒弃简单的以期中或期末考试作为终结性评价的做法。应做到全面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结果,调整考试结构,从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两个维度进行测试。基本能力的评价要覆盖课堂考核、课后考核、课前预习、知识掌握、灵活应用程度等方面,以全面考查学生对《卫生统计学》基础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掌握程度,以及对具体案例的统计分析能力。 2.3.2从知识评价的单一体系向知识、能力、应用分析等多元评价转变:目前,多数《卫生统计学》教材和各院校开设的《卫生统计学》课程依然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注重理论知识、公式的推导、运算,很多时间花费在讲解基本原理和具体公式上,导致最终的考核评价主要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而较少侧重对于统计思维的养成、具体案例分析能力的考核。为此,对于《卫生统计学》考核的具体评价应该包括课堂知识的掌握、课后的总结归纳、统计软件的应用、具体的案例分析等多元评价。 2.3.3注重学生对老师的评价,反馈于教学(多元评价主体,多元评价客体):评价主体应多元化,不仅教师对学生进行评价,而且应该包括学生对教师授课内容、授课方法、授课过程中的亮点与不足等进行的定期评价,以期对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起到推动作用。 3结语 综上所述,五年制高职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卫生统计学》课程改革,应通过对教学内容的优化、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学评价的更新,使本课程更贴近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岗位能力的需求。学生在掌握了《卫生统计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能够根据实际问题选择合适的统计方法,并提高他们对文献的阅读理解能力,形成严密的统计思维。 作者:张玉领 陈培 王季茹 许国莹 单位:淮阴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医学统计论文:医学科技论文统计学误用分析 1统计学应用中存在的常见问题 1.1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两两比较误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设计3组以上的均数比较,如果总体比较有差异,需进行两两比较,一般用SNK法或LSD法。但部分研究者却将资料进行拆分,应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两两比较,导致第Ⅰ类统计学错误发生率(假阳性率)增加,从而掉进了一个常见的“统计陷阱”,使所得结论可信度大大降低甚至得出错误结论。SNK法与LSD法虽然并非等价,实质是一致的。SNK法一般用于经方差分析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时才决定进行的两两事后比较,而LSD法可用于方差分析不足以具有统计学意义时也能进行两两比较[1]。比较两种方法在SPSS的输出结果形式,SNK是“分堆”比较,一目了然,对于组别数较多的研究更为好用,但没有具体P值,而LSD是在进行“两两”比较时,能给出具体的P值。 1.2两两比较时检验水准的重新调定χ2检验或秩和检验3组以上整体比较有差异时,需应用分割法进行两两比较,这时检验水准应由原0.05调定为0.0167,否则会增加第Ⅰ类统计学错误的发生率。特别当P值处于0.0167~0.05时,按照P 0.0167的标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按照P 0.05的标准,却有意义,与事实相悖,出现假阳性,很容易得出错误结论。这种分割法有时很保守,当行列表资料分组多且为有序时可用Mantel-Haenszel卡方检验,也称线性趋势检验(testforlineartrend)或定序检验(Linear-by-Lineartest)[2]。统计路径:用SPSS进行计数资料的趋势检验,在输出结果中读取线性关联检验统计量(Linear-by-LinearAssociation,LLA),如P 0.05可得出随着病种级别的升高,检测指标逐渐升高的趋势。 1.3临床诊断试验中的统计学方法应用在临床诊断试验研究中,经常选取单项计量指标或者联合计量指标以诊断某种疾病,若仅用初级统计学方法如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往往不能有效挖掘信息,此时应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评价。ROC曲线分析基本原理是通过诊断界点的移动[3],获得多对灵敏度和误诊率(1-特异度),以灵敏度为纵轴、误诊率为横轴,连接各点绘制曲线,然后计算曲线下的面积,面积越大诊断价值越高。ROC曲线很直观,能根据敏感性与特异性之和最大化原则自动产生最有效的诊断临界点。具体路径可以参考相关统计专著[3]。统计学处理一般描述为:采用SPSS(版次)统计软件分析数据,对单项及联合检测结果作图绘成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AUC)和标准误,其中联合检测结果变量即预测概率由Logistic回归产生(也可以用判别分析得出)。计量资料应用-x±s表示,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及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SNK及LSD法,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准为0.05。具体内容可据情而定。 1.4重复测量资料的方差分析误用拆分文件的t检验或方差分析如研究共设3组,每位患者在3个时间点均查某项血指标,部分作者在处理此类数据时,常误将纵向(同一时间点3组的比较)与横向(同组3个时间点的比较)数据均应用拆分文件的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来处理,结果导致统计学第Ⅰ类错误发生。此组数据实质是重复测量资料,应采用重复测量资料的方差分析。SPSS中的统计路径:数据-分析-一般线性模型-重复度量。研究者可以参考相关书籍进行处理[3]。 1.52×2析因设计及析因方差分析实验是2×2析因设计时,分组有两个因素,A与B,故分组为A、B、O、A+B,这个设计在析因设计研究中很常用,但常会出现分组设计正确,却没有用析因设计方差分析。析因设计与单因素方差分析不同[4],它不但能分析治疗效果中处理因素的单独效应和主效应,还能分析因素间的交互效应,并能提高检验效能。非统计专业的研究者进行析因分析可能稍有难度,可参考相关统计学书籍提供的统计步骤进行此类分析[3]。 1.6Meta分析Meta分析是循证医学系统评价常用的方法[5],应用时需注意统计学处理中计数资料采用比值比(OR)作为效应变量。具体路径:先进行异质性检验,当P 0.05时,认为同质,选择固定模型;P≤0.05时,不同质,此时可采用敏感性分析或分层分析等异质性处理,使之达到同质后再选择固定模型;若采用异质性处理仍未达到同质,则采用随机模型,以上统计路径均需交代清楚。Meta分析的结果是以“森林树”体现的,审校中我们经常遇到作者绘制的“森林树”左上角“文献、对比、结果名称”等内容显示为“?”,这是由于部分版本的RevMan软件不能输入中文,此时可以考虑省去,或用Photo-shop软件添加相应中文。Meta分析作为一种高级统计方法,专业性要求较高,作者可参考循证医学类权威杂志上的文章格式,如《中国循证医学杂志》中“论著•二次研究”栏目的循证文章。 2科技论文中统计学处理的相关表述 2.1资料与方法中具体统计路径的描述“统计学处理”的内容常位于论文资料与方法的最后一段,一般来说包括统计软件名称及版次、统计描述、统计方法、检验标准等内容,亦可细致交待每个表格的具体统计方法。经典例子如下,“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版次)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SNK法及LSD法。检验水准为0.05”。上述内容包括了大致的统计方法,即具体的统计路径。此部分内容,没有绝对统一的规定[6]。常见的问题有:统计学方法描述不全、内容过于简单、存在粘贴抄写痕迹等。如部分论文的统计学处理中提及“以α=0.05为检验水准,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句话,这在统计学上实质是一个重复句,保留其一即可。 2.2结果中具体P值的标注现在的统计学处理手工计算的较少,一般均应用统计软件,最常用的软件如SPSS、SAS均能给出具体P值。但部分论文的结果表述中却未标明具体P值,作为科技论文是不够严谨的,建议作者在表述研究结果时注明具体P值,增加论文可信度的同时,可用于再次分析。 2.3表格制作统计表设计需规范,应体现统计设计内容。部分表格存在内容割裂、组别名称违反表格简洁化原则、表下注释繁琐、横标目与纵标目颠倒等情况。建议作者写作论文时参阅相关统计学教程及杂志稿约。医学统计学教学在中国的医学教育特别是高层次教育中举足轻重。一项课题从一个好的创意开始到实施、结题,统计学方法始终贯彻其中。不管是临床试验研究、实验性研究、观察性研究,还是临床测量误差与诊断试验,如果没有规范性的统计设计、精确的统计分析、科学的统计学解释与表述,很难获得学术上的认可[1]。目前在统计学的具体应用中,研究课题开始设计时就有统计学专家参与已成为较流行的趋势。许多专业统计学专家或研究者在不停的进行“统计基础”的研究,以创造更多的数理统计方法。对于非统计专业的研究者来说,统计学的学习主要侧重于应用。在应用统计学教学中,一般分为4个档次或阶段来进行,首先通过学习医学统计学课本获取统计学思想、原理和方法,其次学习统计软件相关书籍掌握数据到统计结果的转化,再学习统计表达与描述书籍达到书写统计学报告能力,最后可以学习如何出具统计审阅报告。医学科技工作者亦可按照这个顺序学习以提高统计能力。 医学统计论文:部分高校预防医学与卫生学科技论文统计 利用文献统计分析学对中国部分地区高校的预防医学、卫生学二级学科科技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进行逐年统计分析,客观评价高校、学院、学科、个人的医学科研产出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旨在揭示2006-2010年我国相关高校的该学科科研动态,以及5年间全国高校该学科的科技学术水平;按照二级学科进行分析评价,旨在反映高校在各个学科的研究实力与水平,发现各高校的优势学科和研究不足,以寻求稳步发展。 按照《教育部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目录》,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二级学科为: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卫生毒理学、军事预防医学等。笔者对2006年-2010年间我国部分地区高校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二级学科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的文献简要评述如下。 目前,国内外对于2006年-2010年期间,我国高校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二级学科的科技论文做的统计与分析比较少,仅有山西医科大学孔瑞珍的学位论文《高等院校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科技论文产出的综合评价》对筛选出的27所高校在2003年—2007年间产出的科技论文,经秩和比法逐年统计分析后得知,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具有较高的论文产出能力,提示这些高校在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方面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成绩突出。对27所高校预防医学下属二级学科的科技论文产出数量运用秩和比法统计评价后,得出了在各二级学科方面各大学的科研情况以及优势所在: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以第四军医大学和复旦大学为优,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方面复旦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表现突出,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是第三军医大学和中山大学名列前茅,儿少卫生和妇幼保健学以华中科技大学和安徽医科大学最强,卫生毒理学突出的是第三军医大学和吉林大学[1]。在进行横向比较后发现,各高校5年间每年的论文产出数量相对起伏不大,但高校在各学科的论文产出能力并不均衡,需要发挥所长,弥补不足,既要全面发展,也应重点突出。 其他文献主要是对以某地区的卫生机构或某一高校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进行研究,例如:温州医学院图书馆赵丽红的《2002-2007年温州医学院医药卫生科技论文产出的计量分析》一文中应用文献计量学的科学方法,对2002-2007年温州医学院(温医)教师在国内生物医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及SCIE收录国际论文进行定量研究,提供各项指标的统计数据和测评结果。文中利用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和美国《科学引文索引》按照论文机构分布、论文作者分布、载文期刊分布、基金资助项目产出论文情况统计分析等,得出2002-2007年间,温州医学院国内发文和SCIE论文量均呈现出显著增长的趋势,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均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但就目前而言,与国内一流医学院校尚存在一定的差距[2]。浙江省医学情报所的舒畅和《移植杂志》编辑部的沈敏共同完成的《浙江省各地区医学科技论文计量分析》一文中用中国生物医学文献光盘数据库(CBMdisc)对浙江省11个省辖市在2002-2007年发表的生物医学文献进行统计,按照11个省辖市的总量、省辖市在优秀期刊上发表的文献量、11个省辖市排名前五位的学科等进行统计,根据统计结果对浙江省各地区的生物医学水平进行分析,发现浙江省生物医学水平有长足的进步,但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十分明显,尤其是省属单位占居了主导地位,市级医疗单位难以与他们竞争,该文对以后这些地区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还有部分文献是仅仅研究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领域的文献计量指标的有关情况,中华预防医学会的刘玮完成的《从期刊的文献计量指标变化看预防医学和卫生学期刊的进步》一文中,从选取的7个主要文献计量指标: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他引总引比、源文献量、基金论文数比、平均引文率等来对2005和2006年全国科技期刊、医药类期刊及预防医学期刊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78种预防医学期刊的平均指标值稍低于全国期刊和医药期刊。但增长率大部分高于全国和医药期刊,表明预防医学期刊的发展势头较好[3]。 也有不少文献是介绍如何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来应用于医学信息研究,北京协和医学院张雪燕在其硕士论文《医疗机构科研绩效评价研究》中,利用阜外心血管病医院1999-2008年科研活动统计数据库,调查中标课题、获得成果、发表SCI论文、著作、专利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及发展趋势。采用SAS8.2统计软件描述课题、成果、论文在时间分布、专业分布、人员分布上的变化趋势和特征,并通过建立科研绩效评价体系,运用综合指数法对医院及各专业进行科研绩效评价,全面、客观地评价医院科研工作的发展态势、潜力,为医院制定中、长期科研发展规划提供参考依据,并促进科研管理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合理化。其中的研究方法:一是数据库的建立。(1)科研处建立的课题、SCI论文的Excel数据库:在日常工作中形成。课题库入选的指标有姓名、基金名称、经费、项目类别、科室,入选标准为1999-2008年承担的纵向课题。SCI论文库入选的指标有:姓名、影响因子、科室,入选标准为1999-2008年第一作者发表的文章。(2)人事处的人员信息Excel数据库:在日常工作中采集形成。另有中国医学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入选指标:为姓名、性别、年龄、学位、职称。二是统计分析方法。利用SAS8.2软件进行分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描述研究变量:课题、成果、论文的时间分布、专业分布、人员分布上的变化趋势和特征。三是建立评价体系:通过查阅文献和专家咨询法,以科研绩效考核为总目标;课题、成果、论文、著作、专利为一级指标;课题、成果、专利、论文的类别为二级指标;以课题的级别、成果的级别、论文的形式为三级指标。四是评价方法即综合指数法。综合指数法是将一组指标值运用统计学方法处理转化为综合指数值,以便对不同类别、不同结构、不同计量单位的指标进行综合比较[4]。无论是不同医院同类科室间的横向比较还是同一科室不同时间的纵向比较,多指标综合评价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指标指数化(f):当各个指标值的数量、性质、单位不同时,不能直接比较,必须将指标值标准化,即指标值指数化(f)。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胥秋华在《医学文献计量分析应用的研究》一文中,提及医学文献计量分析的情报功能时,提到文献计量分析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简便可行的情报信息获取途径;文献计量分析的结果客观地展示了主体事物的发展情况及规律,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为管理者的决策提供科学客观的依据;通过对分析结果进行纵向及横向的比较,从对自身的科技产出能力、科研水平进行整体评价,并寻找出影响科研论文数量和质量的主客观因素,与此同时,利用计量指标对一个学科或专业发展以及一个国家、地区、单位甚至个人的科研成果进行评价的需求也迅速增长;文献计量分析的结果可以全面、完整、准确地反映主体事物的真实性,不仅具备有说服力的论点和论据,也显示和揭示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对科学研究素材的选择具有较高的准确度,主要作用是对这些事物进行客观认知,同时进行前瞻性预测,为科学决策或科学规划提供参考依据。 医学统计论文:医学院校医药数理统计论文 一、当代大学生心理特点以及医药数理统计课程的特点 1.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大学生在生理上进一步发育趋于成熟,心理上趋向主动和独立,思维能力迅速提高,抽象思维能力与逻辑推断思维能力获得显著地发展,追求新意,对问题和事物有着独特的见解和认识,从而使他们在精神方面的独立意识较之一般青年更为突出。而且当代大学生的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迫切需要同学、老师、社会以及自身的肯定,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需求在当代大学生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另一方面,当代大学生处在一个社会迅速变迁,科技日新月异,信息高度发达的阶段,使得他们探索问题的好奇心更加强烈,希望能够探索万事万物的真相,但大多数大学生怕吃苦,自制力和耐挫力较差。 2.医药数理统计课程的特点。虽然医药数理统计相对于高等数学等传统数学类课程具有更强的应用性和趣味性,但医药数理统计是建立在随机理论基础上的,对习惯了确定性思维的大学生,如何转换思维模式是一个挑战;医药数理统计方法的应用一方面需要结合学生的学科专业知识,另一方面需要结合软件实现,如何做到数理统计方法、医药专业知识和应用软件三方面的有机结合是医药数理统计教学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医药数理统计方法的实际应用涉及的知识面较广,难度较大,如何将利用数理统计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完整过程简洁又不失生动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也是一个关键问题。结合当代大学生心理特点和医药数理统计课程的学科特点,急需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激励和评价机制等方面改革当前医药院校医药数理统计教学。 二、医药数理统计教学改革的内容和措施 1.教学内容的改革是《医药数理统计方法》教学改革的基础。认真研究和理解医药院校各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在不破坏学科知识体系的情况下,在突出医药学特色和增加应用性这两个原则的指导下调整知识点,删减陈旧知识,弱化公式推导,增加结合医药学应用的新方法,增加应用型、研究性案例比重,将重点、难点放在医药特色实际应用的案例教学及科学思维方法的培养上,以应用需求为先导,以案例教学为媒介,以实验软件实现为辅助,实现教材内容与企业实际需求以及医药科研的同步更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同时教学内容改革是龙头,必将带动其教学方法、考核方法等一系列的改革,为医药特色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 2.教学方法改革是《医药数理统计方法》教学改革的优秀。通过教学内容的改革,可以使得教学内容能引起学生兴趣,但如何使学生对医药数理统计保持持久兴趣是最大的难题。如何将一时好奇升化为持久的兴趣、理想及自我价值的实现,必须结合当代大学生心理特点,采用实用有效的课堂教学方法。根据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特点以及医药数理统计课程的特点,案例教学法是非常合适的教学方法。首先教师可以从较新的权威学术期刊,甚至是教师的科研课题里面寻找案例,或者以产学研合作项目为契机,深入了解企业现今最新需求,根据企业提供的基础资料,提炼经典案例。在案例教学过程中由教师把精选的案例展现在学生面前,让他们带着问题去学习相关知识和方法,接下来需要经过思考和讨论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使课堂变得生动活泼,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创新能力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每个同学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教师通过引导、点拨、启迪等方式对学生进行指导。通过案例教学可以增强学生自身对整个案例解决过程的切身体会,让学生精神层面充分感受到参与案例解决的愉悦感和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后的成就感,巩固与提高学生个体对医药数理统计持久的兴趣。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数学概念和方法也要通过案例引入,数学知识产生时,总是伴随着数学家“火热的思考”,但是数学知识以论文、教材的方式呈现出来时,却往往只剩下了“冰冷的美丽”。通过案例引入可以揭示并引导学生去发掘和领会那些“火热的思考”。而学生发掘和领会那些“火热的思考”的能力,就是学习能力的优秀,也是创新能力的源泉。 3.教学激励和评价机制改革是《医药数理统计方法》教学改革成功的保障。要达到最好的课堂教学效果必须构建新型人性化学生激励和评价机制。合理完善的激励和评价机制能够更好地激发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体现以人为本。传统的教学评价机制,往往都是通过课后作业及考试来进行的,存在时间上的滞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课堂学习的情况,但是对于课堂上学生主体的参与、思考、创新的程度无法做出判断,有可能挫伤学生创造性思维成长的积极性;而奖学金等传统的激励机制往往周期更长,无法及时满足当代大学生急切盼望社会认同和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学习动力。 4.数学建模竞赛等大实践教学是《医药数理统计方法》教学改革的有益补充。把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作为锻炼同学们实际应用能力的第二课堂。数学建模是数学知识和方法与实际问题之间沟通的桥梁,因此数学建模是对学生将数学的知识和方法转化为用数学的能力的检验。可以说数学建模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是全方位的:它体现在查阅文献资料、分析综合、抽象概括能力的培养,应用能力和评价能力的培养,运用数学工具和计算机以及实践能力的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及组织协调能力培养等。参与数学建模竞赛活动,会极大地拓展学生应用数理统计知识的空间,并会对课堂教学产生良好反馈。要鼓励和指导学生积极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和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除此之外,还要让学生走出去,去做与专业相关的社会调查,去医药企业直接感受医药企业对数理统计知识和方法的需求,并在实际应用之后内化为自身的实践能力!以学生的实际需求优化《医药数理统计》教学内容,以学生为主体设计教学方法,并设计及时、科学的激励和评价机制,以提高当前医药院校《医药数理统计》课程的教学质量! 作者:王秀凤张磊唐小娅黄榕波单位:广东药学院 基础学院数学系基础学院物理系 医学统计论文:基于运用分析的医学统计论文 一、试验设计中的统计学原理 合理的试验设计与统计处理的可信度存在直接联系,研究者在编写医学论文时应对医学研究设计方法进行说明。在进行试验设计时应遵循随机、对照、均衡和重复四大原则。在进行试验设计的时候通常会涉及到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对象的分组及选择合理的检测指标三个方面的内容。医学论文就是通过对样本的研究来进行推断总体,找出其共性,得出结论。因此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应注意选择样本应具有一定数量,能反映出该事物的规律性特征,但又应注意例数不能太多,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其选择的原则就是在保证试验结果可靠性的前提下选择最少的样本例数。研究者在选择样本对象后应对其基本特征进行详细的描述,比如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理分期、疾病诊断的标准等。此外在试验中所用到的试剂、仪器的型号、规格等都应作出说明,以供读者借鉴和做出判断。选定好研究对象后就要对其进行分组。在进行分组时研究者一般遵循统计学中的“随机分配”、“设立对照”以及“均衡”、“重复”的原则。随机化原则是提高组间均衡性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资料分析时进行统计推断的前提。有对照才有比较,在进行组间比较时,应确定好处理因素与实验效应的关系。均衡性则是要使得对结果产生影响的非处理因素尽可能保持一致,这样才能保证对照的结果让人信服。观察实验效应的指标主要有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正所谓主观指标就是通过问答的方式调查受试者自己判断的主观感受;而客观指标则是通过仪器来检验和测量所得出的结果。在进行试验设计时应选择客观性较强、高灵敏性和精确性的指标。 二、统计学方法的选择 统计学方法的正确选择是直接影响到论文结论可信度的重要依据,因此研究者在编写论文时应注意选择合适的统计学方法。不同的统计学方法应用的范围不同。研究者在编写医学论文时常根据论文研究的目的、资料类型、试验设计的方案、样品大小、水平数、特定条件、数据分布特征以及综合分析等来选择对应的统计方法,同时还要根据专业知识与资料的实际情况,结合统计学原则,灵活地选择。当定性资料正态分布时,研究者一般用均数和标准差来表示统计描述指标;当定性资料不符合正态分布时,则可选用中位数及级差来表示;当定量资料正态分布且组间方差齐时一般选用参数法,反之则选用非参数法。t检验一般适用于小样本(n 50)的定量资料且方差齐的两组数据之间的比较。其特点是在均方差不知道的情况下,可以检验样本平均数的显著性,大样本(n≥50)采用u检验;多个样本均数两两比较则用方差分析,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采用q检验;Dunnett检验则适用于多个实验组与一个对照组均数的比较。定性资料中,表现为互不相容的类别或属性,分为二分类和多类反应,如治疗结果为显著和好转的人数等,该种资料可选用字检验,大样本(n≥50)时采用u检验。如:患者的治疗结果评定为痊愈、显著有效、好转、无效或死亡。该种资料可选用秩和检验或u检验。总之,不论论文中选用的是哪种统计学方法,都要计算出检验值,然后再根据统计量值来判定P值的大小,结论一般描述为“差异有(无)统计学意义”。 三、常见统计学方法的误用分析及对策 1.统计方法误用。 最常见统计方法误用是对等级资料进行比较时应用秩和检验而误用卡方检验。例如:在评价采取不同治疗方法的两组急性脑血管病患者疗效中,治疗组显著有效、有效、无效三种分型分别为15例、10例、8例,对照组分别为14例、11例、9例。本资料例数较少,应选用等级比较的秩和检验,而有些作者却认为只要是率的比较就可以采用字检验。研究者在选择统计学方法时应根据相应的原则,对文章研究目的、资料类型、样品大小、水平数、数据分布特征等进行综合分析后,再来选择对应的统计方法。 2.选用检验方法错误。 在有些论文中,作者常将本应用方差分析和q检验的误用t检验。t检验一般适用于小样本(n 50)定量资料且方差齐的两组数据之间的比较,而方差分析及q检验主要用于对多个样本均数进行比较,几种不同治疗或处理方法等的同时比较。例如:在讨论中、西以及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脑血管病时,两组患者的年龄、病程、病情严重程度等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比较三组患者的一些指标变化。组间多重比较应用q检验,但文中作者采用的是t检验,对三组均数进行两两比较。这不仅造成了资料的利用率低,也增加了假阳性的概率,降低了试验结果的可信度。 四、结论表述中的统计学应用 在对统计资料进行分析后应把握统计学术语,对结论做出科学的分析跟解释。在根据统计结果得出专业结论时研究者应遵循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统计结论都是概率性的,不能绝对地肯定或否定。研究者习惯上将“P 0.05”称为显著性,不应误解为差别很大或者在医学上有显著的价值。统计推断是以一定的概率界值为依据,说明来自同一总体的可能性大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在试验中的差异不能用抽象误差进行解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在试验既定的条件下,差异可能是因抽象误差引起的,在增加样本数量的情况下,差异可能变成“有统计学意义”。 作者:李盛荣单位:玉林市医学情报所 医学统计论文:基于教学模式的医学统计论文 1调查对象和抽样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式,以预防医学系预防医学专业2007级全体学生共101人为研究对象,自行设计问卷对其进行调查,根据计算机产生的伪随机数随机抽取1、2班为实验组,3、4班为对照组。 2教学方法 在理论课教学方式上,实验班和对照班均采用多媒体传统教学。而在实验课程的教学方式上,对照组的实验课程仍旧沿袭以往传统教学模式,即“回顾理论课知识点练习教科书中对应的思考练习题课后复习”,学生被动参与。实验组在实验课程中则以案例讨论分析为优秀,学生主动参与为主线的教学模式,即“课前复习理论知识提出案例互动交流分析案例解析教师总结”,通过对典型的案例进行分析,使得同学们有机会运用理论知识对文献中的统计分析方法进行探讨,达到从实践层面上锻炼学生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3调查方法 教学效果主观层面学生自我评价: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自行设计调查表,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个人一般情况、学习效果自我评价、教学改革效果评价以及对实验教学的建议和意见。经预调查后,调查表在实验组与对照组同时统一发放,学生当场填完,经核实无漏项当场回收。本次调查发放问卷101份,回收有效问卷99份,有效回收率98%。教学效果客观层面评价:为客观评价教学改革效果,老师特意命制了具有调查目的的试卷,以期末考试的形式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客观评价。试卷分两部分,前半部分为基础知识部分,后半部分为综合运用部分,满分100分,由同学们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除两人缓考外,其他所有试卷当场收回,回收率98%。 4统计分析方法 资料经统一编码后实用Epidata3.1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双录入的方法,2人分别录入再进行对比,对数据进行逻辑查错后经整理形成最终数据库,数据分析运用SPSS16.0统计软件包进行包括算数平均数、标准差、等统计描述,以及统计推断如t检验,卡方检验,秩和检验等。 5结果 5.1一般情况比较 本次调查回收有效问卷,实验组49人,对照组50人。两组同学入学前的性别、来源地、户籍构成、和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提示两组资料人口特征上有可比性,均衡性好。 5.2理论知识认知情况 分析结果显示,实验组与对照组对理论知识的认识情况,包括T检验、方差分、统计图表、直线相关回归、多元线性回归,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 5.3教学效果自我评价情况 实验组与对照组对教学方法的评价中,交流能力、表达能力、获取信息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且实验组优于对照组。而学习效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5.4期末成绩客观指标 为客观评价教学改革效果,老师特意命制了具有调查目的的试卷。试卷分为两部分,前50分为基础题,题目涉及的知识点比较基础;后50分为实际运用题,需要灵活运用书本知识,难度相对较大。实验组与对照组基础知识部分得分、综合运用部分得分、总分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0.05)。 6讨论 随着医学科技以及卫生事业的发展,社会对以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养医学生的科学素质和科研能力已成为现代医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以案例问题分析为基础的教学是顺应教学改革潮流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教学方法。通过上述调查,结果显示在不同的实验教学模式下,通过对不同实验教程的教学效果分析,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对统计学知识认知方面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同学在获取知识的能力、表达能力以及交流能力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P 0.05),实验组优于对照组。学习效率方面自我评价,差异无统计学差异(P 0.05);两组同学期末考各方面得分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0.05)。分析可能原因如下: (1)学生缺乏学习主动性: 实验教学课程改革的优秀是进行案例分析。其前提是需要对书本理论知识要有一的理解。学生由于缺乏主动性,在上实验课程之前,由于很大一部分学生缺乏主动性,没有在实验课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预习,包括收集资料、查阅文献、全面透彻的理解书本知识。致使在实验课程中不能积极的投入到讨论之中。同学们应在课下即使巩固知识,在对书本知识理解的基础上,再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才能融会贯通地提高对书本知识的灵活运用。 (2)学生缺乏学习积极性: 医学统计学理论和系统性较强,章节内容比较枯燥抽象,公式难以辨别和识记,同时同学们的数学演算和推理能力较弱,因此同学们对统计学的认同程度较低,普遍存在畏难和烦躁情绪,案例分析要求每个同学都积极加入到讨论中,同时主动发言,回答相关问题。实验组同学普遍反应压力较大,学习负担重,这样更能激起同学们的排斥情绪。可见,同学们的不良情绪对本次调查结果存在一定的影响。 (3)实验组缺乏课后的巩固练习: 对照组的实验教学模式以课后练习为重心,在理论课程之后,对具体的课后练习题进行解答,这有助于同学们对理解知识的巩固和理解。实验教学采取案例分析为优秀的教学方式,但是仅仅通过课堂的短短几十分钟是远远步够的。学好统计学除了需要识记理论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学以致用,而适量的课后练习则是通向融会贯通的桥梁。统计学是一门应用的学科,实验教学组同学在案列分析之后,要做适量的练习题巩固知识,这样才能从本质上提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7结语 实验教学课程的改革使得学生在交流、表达、获取信息方面的能力得以提高。这主要归功于案例分析给予了同学更多表达自己的机会。同学们畅所欲言,个人综合能力得到锻炼。但是在改革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要想达到预期的目标,除了教学形式的改革,更重要的是要从老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进行改革,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笔者认为可以着眼从以下方面进行调整: (1)实施前老师应该多与学生交流,增强了学习动力和信心。同时同学应在老师的指导下,课前准备更充分些,多让学生望参加现场数据收集工作,增加接触实际工作的机会。在实际工作中带着浓厚兴趣去学习将有助于调动同学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实施过程中,老师应该加强对学生课后的学习监督。努力把学生的观念从“要我学转变成我要学”,学生学习不够主动,课堂讨论吃力。老师可以定期抽查学生的分析笔记,鼓励学生课外时间多做相关练习,即使深化所学知识。只有内容和形式都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学生能够主动积极的投入到实验教学改革中,才能真正从本质上提高学生的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培养出符合社会需要的实用型人才。 作者:贾贤杰汪一心吴学森朋文佳芈静周占伟单位:蚌埠医学院预防医学系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教研室 医学统计论文:医学期刊和基金论文比的统计分析 1样本来源和统计方法 1.1样本来源 样本来源于《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2011版)。由浙江省出版发行的医学专业期刊共有25种,占浙江省科技期刊总数(115种)的1/5。涉及基础医学、内、外科等13个学科,数量最多的为综合类(4种),其次为学报类(3种)。刊期以月刊为主(12种),其次为双月刊(11种),半月刊和季刊各1种。 1.2统计方法 以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2011版)为数据源,统计25种期刊的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基金论文比等3项反映期刊影响力的指标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同时,为客观评价期刊的水平,对以上指标用本期刊的指数/学科平均指数来进行纵向的比较,比值 1表明该指标高于学科平均水平。 2结果与分析 2.1浙江省医学期刊影响因子与总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是一个相对统计量,它表征期刊有用性或显示度,与期刊影响力、论文质量和学术水平直接关联,是目前公认的衡量期刊尤其是同类期刊影响力大小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表2显示:浙江省医学期刊总体的影响因子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影响因子/学科平均比值 1的期刊仅有5本:中国医学高等教育(2.303),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1.612),护理与康复(1.243),肝胆胰外科杂志(1.203))和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1.190),其余都在本学科的平均水平之下。从以上结果来看,除了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外,其余4本杂志均具有鲜明的专业学科特色,表明专业特色对提升杂志的影响因子具有较大的帮助;而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虽为综合类期刊,但其依托浙江大学雄厚的科研背景,使杂志的成长有了有利的环境。总被引频次可以显示期刊被引用和受重视的程度,以及在科学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评价期刊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浙江省医学期刊中总被引频次均值为1201次/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82次/刊),说明浙江省医学期刊在学术交流过程中有一定的地位。但是高于本学科平均水平的并不多,仅有4本期刊:中国高等医学教育(3.659),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1.581)),浙江预防医学(1.187)和中华急诊医学杂志(1.162)。有学者认为总被引频次与载文量相关,本文总被引频次/学科平均 0.6的13种期刊中只有2种是双月刊,因此浙江省医学期刊整体的总被引频次较高是否与其载文量较多有关,有待探讨。 2.2浙江省医学期刊基金论文比情况 基金论文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科技期刊吸收学科前沿和高质量论文的能力,因此也是衡量期刊论文学术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浙江省医学期刊的总的基金论文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8本期刊与学科平均比值>1,分别为:中华临床感染病杂志,温州医学院学报,中华急诊医学杂志,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中国高等医学教育,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浙江医学和口腔材料器械杂志。一般来说,高校学报或者由高校主办的杂志依托高等学府,基金来源丰富,拥有较高的基金论文比的几率比较高,本文中除了《口腔材料器械杂志》和《浙江医学》,其余6种杂志均由浙江大学或者温州医学院主办,这2所大学均拥有较雄厚的科研实力。值得关注的是《浙江医学》作为一本地方性的医学杂志,拥有较高的基金论文比,充分说明其在浙江省医务工作者中的地位。 3讨论 3.1浙江省医学期刊的总体评价 目前,期刊的评价指标有10余种,其中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和基金论文比是其中比较重要的指标,虽然这些指标各有局限,但还是能够基本反映期刊的总体状况。本文通过对浙江省医学期刊以上3种指标的统计分析发现:浙江省医学期刊的总体水平偏低,影响力较弱,虽然在学术交流中有一定的作用和地位,但是吸收前沿学科和高质量论文的能力与国内的优秀期刊相比还有待提高,这与浙江省期刊的总体情况相似。但是也不乏亮点,一些期刊如《中国高等医学教育》,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等在其自身的学科领域内名列前茅,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 3.2提升浙江省医学期刊影响力的建议 3.2.1找准定位,坚持专业化和特色化 随着生物医学的快速发展,要在国内的众多杂志中占有一席之地,需要找准自身的定位,寻求鲜明的特色和学科优势。从本文结果可以看出,有着自身特色或者学科优势明显的期刊影响力均较强,如《中国高等医学教育》的各项指标名列前茅,这与其是为数不多的医学领域中涉及高等教育的杂志密切相关,独特性和稀缺性导致了高影响力。另外几种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期刊,除了浙江大学学报,其余几种也都具有明显的“小而精”专业特色。因此,找准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不仅需要编辑部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发展方向,同时也需要管理部门在政策层面上给予引导和支持。 3.2.2探索集约化的发展之路 2011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已明确科技期刊出版体制的改革的”路线图”,期刊的集约化发展已势在必行。国内外的实践证明,集约化有助于提升期刊的优秀竞争力,如国内中华医学会的“中华”系列杂志,在医学领域里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在浙江省主办的3本“中华”系列杂志中,除了中华临床感染病杂志因办刊时间较短,一些指标略低之外,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和中华急诊医学杂志在本学科领域中名列前茅,充分显示出“中华”品牌较强的竞争力。因此,今后可以结合浙江省医学期刊的特色或者学科特点,逐步整合横向和纵向资源,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建立具有鲜明特色的浙江医学期刊集群,通过集团优势提升期刊整体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如刊名带有“浙江”的地方性医学期刊,因其强烈的地域特色,普遍存在影响力偏低的现象,而且一些杂志的学科和内容也趋于雷同,这些杂志是否可以尝试联合经营,优化配置,取长补短,通过团队的力量形成有自身特色的品牌集群,进一步带动期刊的整体发展。 3.2.3加快信息化建设,大力发展数字化出版 数字化出版已成为无法阻挡的发展趋势,代表着未来期刊出版的方向。有调查表明:OA出版可切实提高期刊的学术影响力,特别对提高期刊当年的引用率有明显效果。因此抓住了数字化出版的脉搏,也就是抓住了期刊发展的方向。据调查,浙江省科技期刊的数字化建设不容乐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多期刊的数字化建设仍依托于国内大型数据网站,均属于浅层网络化阶段。要吸引读者更多的关注,就需要期刊建立独立的网站,或者几个杂志社建立有专业特色的网络平台,进行深层次信息化服务,这样不仅加强了与读者、作者的互动,还可以提供给他们真正感兴趣的、与期刊内容有较强相关性的信息。一个设计良好网站不仅是编辑部与作者、读者良好沟通的平台,同时还能增强作者、读者的“黏性”,吸引他们的关注,提供高质量的论文,从而逐步地提升期刊的质量。 作者:舒畅马凌飞奚莱蕾龚杰周红兵侯翠香单位:国际流行病学传染病学杂志编辑部浙江科技学院学报编辑部浙江气象编辑部 医学统计论文:医学期刊论文常见统计学错误 1.统计表达和描述方面存在的错误:(1)统计表中数据的含义未表达清楚,令人费解。(2)统计图方面的主要错误有2个,其一,横坐标轴上的刻度值是随意标上去的,等长的间隔代表的数量不等,在直角坐标系中,从任何一个数值开始作为横轴或纵轴上的第一个刻度值;其二,用条图或复式条图表达连续性变量的变化趋势;(3)运用相对数时,经常混淆“百分比”与“百分率”;(4)在表达多组定量资料时,即使定量资料偏离正态分布很远,仍采用“x珋±s”表达(标准差S>x珋),特别当表中采用标准误Sx珋取代标准差s时,前述的错误很难被察觉出来。 2.定量资料统计分析方面存在的错误:(1)当定量资料不满足参数检验的前提条件时,盲目套用参数检验方法;(2)不管定量资料对应的实验设计类型是什么,一律套用单因素2水平(或叫成组)设计定量资料的t检验或单因素多水平设计定量资料的方差分析。 3.定性资料统计分析方面存在的错误:(1)把χ2检验误认为是处理定性资料的万能工具;(2)忽视资料的前提条件而盲目套用某些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方法;(3)盲目套用秩和检验;(4)误用χ2检验实现定性资料的相关分析。 4.简单线性相关与回归分析方面存在的错误:(1)缺乏专业知识,盲目研究某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依赖关系;(2)不绘制反映2个定量变量变化趋势的散布图,盲目进行简单线性相关与回归分析,常因某些异常点的存在而得出错误的结论;(3)常用直线取代2定量变量之间事实上呈“S形或倒S形”的曲线变化趋势。 5.多因素或多自变量的实验资料进行分析存在的错误:(1)将原本属于多因素实验研究,拆分成一系列单因素的研究来分析,这种“化繁为简、化整为零”的处理,割裂了原先的整体设计,无法研究多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或交互作用,容易得出片面、甚至错误的结论;(2)虽然将多个自变量都包括在一个多重线性回归方程或多重Logistic回归方程之中,但整个回归方程没有统计学意义或回归方程中有很多无统计学意义的自变量,就依据这样的回归方程去下结论。 医学统计论文:医学科技期刊统计学论文 一、统计学方法的种类 医学统计学常用三种类型的资料:计量资料、计数资料、等级资料。计量资料是指通过度量衡的方法,测量每一个观察单位的某项研究指标的量的大小等一系列数据资料,如身高(cm)、体重(kg)、血压(mmHg)等。计数资料是指将全体观测单位按某种性质或特征分组,然后再分别清点各组观察单位的个数。如性别、血型、职业等。等级资料是介于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间的一种资料,通过半定量的方法测量得到。如临床疗效、癌症分期等。医学论文中常用的统计学方法有计量资料用t检验、方差分析,计数资料常用卡方检验、确切概率法等,等级资料常用秩和检验、Ridit分析等。当然,有些资料可以相互转换,数量变量可以转换成等级资料,等级资料可以转换成计量资料。那么医学论文中统计学方法使用情况如何呢?王倩等人研究了五种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论著中十年来统计学的应用状况,结果表明,1995年发表的论著较1985年有显著进步,文章中统计分析的使用率从40%上升到60%,使用了更多较复杂的统计分析方法;t检验和联列表分析均为最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最近几年调查显示,近5年国内不同医学优秀期刊的统计学使用情况中,t检验占25.9%、方差分析占10%、卡方检验占21%、Fisher概率占1.1%、秩和检验占2.1%、Ridit分析占1.1%。滕洪松等对山东省医学院校学报论著中统计学方法应用状况调查发现,常用的方法是t检验、χ2检验、相关分析和方差分析。许小幸等对2005年1月至2009年12月《临床儿科杂志》共发表的776篇论著统计学使用情况调查发现,方法中提到统计学分析者占73%~85%,实际使用者占87%~90%,两种方法的使用比和多因素分析的使用比在2008~2009年有所上升。而赖娟等人对国内有较高水平两种中华临床医学杂志(《中华心血管杂志》《中华消化杂志》)2005—2006年发表的643篇论著中统计学方法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统计学方法的使用率为86.5%,正确率为82.7%,t检验和列联表分析为常见的统计学方法。认为统计分析方法的使用率和正确率均有明显提高,方法更加多元化,但统计学方法的未用、误用现象仍然存在。 二、常见的统计学错误类型 统计学是衡量统计研究设计是否严谨、资料收集和表达是否正确、统计分析方法选用是否合理、计算和结果解释是否准确的方法。正确应用医学统计学方法是保证论文科学性的主要环节。然而很多调查显示作者正确使用统计学的状况并不乐观,很多作者(特别是临床一线的作者)对统计学知识了解不够,不能正确使用统计学方法,导致论文中统计学的错误较多。有些是科研设计错误;有些是统计方法描述不清,结论欠科学,或统计检验方法应用不正确;还有些则是统计表图不规范。王倩等人调查显示,最常见的问题是文章中仅有P值而所用统计方法不明、用t检验代替方差分析进行多组间的比较。滕洪松等的调查也表明,较常见的统计问题有:只写P值而未注明所用统计学方法,用t检验代替方差分析进行多组均数间的比较,等级资料比较用χ2检验等。沈进等人对8种医学期刊544篇论著的统计学应用情况进行分析,发现136篇论著中有明显的统计学错误,错误率为25.00%。主要错误类型及构成依次为:资料处理方法不当占61.76%,图表错误占14.71%,未作统计学处理占8.82%,率、比混淆占8.82%,其他错误占5.88%。章新生等辨析医学稿件中常见统计学方法误用情况包括两大类,χ2检验的常见误用类型有误用χ2检验替代秩和检验、误用χ2检验替代四格表确切概率法、误用χ2检验替代配对χ2检验、误用χ2检验处理相关性分析;而t检验的常见误用类型有误用两两t检验替代方差分析和q检验、误用t检验替代配对t检验,作者认为误用χ2检验主要是未结合实际情况和统计分析的目的来正确选用统计学方法;误用t检验主要是未充分理解研究资料是否满足参数检验的条件,以及不能正确判断计量资料所对应的实验设计类型。因此,作为科研工作者,应加强学习和掌握最基本统计学分析方法的概念和经典统计学方法的使用要求。另外,有学者对比中文、外文医学期刊论文各388篇在统计学方法使用上的差异,在10种统计学应用错误中,缺检验统计量、缺P值或P值不精确、配对t检验未给出差值的均数和标准差及生存分析未报告中位生存期,这4种错误中文论文的出错率显著高于外文文献。 三、统计学方法的选择 由于统计学对医学科技论文的重要性,而其错用率又比较高,那么该如何正确选择统计学方法?梁明佩等通过自制的统计学审核线路图对医学文稿进行快速审核,首先把握资料的属性,其次理顺文稿的统计逻辑,最后根据统计学公式进行核算,这样就可以较好地掌握三种资料(计量资料、计数资料、等级资料)的统计学问题。王晓瑜等认为在统计学方法的选择上,应针对不同性质的资料,注意参数检验方法的使用范围,选用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对于定性资料分析,不能将χ2检验视为万能工具,而对于定量资料分析也不能将t检验视为万能工具。另外,各种检验方法均有特定的应用条件,应根据设计类型以及变量类型选择相应的统计分析方法,否则将影响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而要选择正确的统计学方法,必须要有一定的统计学理论知识,掌握一定的技巧,有些人虽然接受过系统的医学统计学的学习,但由于传统教学模式的缺陷,不能灵活应用、举一反三,遇到相同问题会处理,稍有变化则束手无策。笔者在参阅相关文献后发现,按照许小幸等的四步骤选择统计学方法比较实用,即明确论文的统计学分析目标(统计描述或统计推断)判断指标性质(定量资料、定性资料或等级资料)判断指标分布类型(正态分布或偏态分布)判断研究设计类型(是两组还是多组,配对还是成组),其所设计的统计学分析常用方法选择树形结构图也让人一目了然,无论是作者撰稿还是编辑审稿,都可以参照这四个步骤来选择统计学方法。总之,以上资料说明医学论文统计学应用总的趋势是:统计学方法的使用率越来越高,使用的种类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但误用率也较高。对于作者而言,有必要更加重视统计学的掌握,正确应用统计学方法。而对于编辑而言,应为作者当好把关人,严格对待每一篇论文的统计学,保证论文的科学性、严谨性。 作者:潘明志唐毓金梁明佩凌琼工作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自筹经费科研课题 医学统计论文:医学统计学课堂教学论文 一、概率分布 概率分布(probabilitydistribution)是医学统计学中多种统计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授课内容一般包括:二项分布、Possion分布、正态分布、t分布、F分布等。 借助概率分布常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生命指标的特征、医学现象的发生规律等等。例如,临床检验中计量实验室指标的参考值范围就是依据正态分布和t分布的原理计算得到;许多医学试验的“阳性”结果服从二项分布,因此它被广泛用于化学毒性的生物鉴定、样本中某疾病阳性率的区间估计等;而一定人群中诸如遗传缺陷、癌症等发病率很低的非传染性疾病患病数或死亡数的分布,单位面积(或容积)内细菌数的分布等都服从Poisson分布,我们就可以借助Poisson分布的原理定量地对上述现象进行研究。 在生物信息学中概率分布也有一定应用。例如,Poisson分布可以用于基因(蛋白质)序列的相似性分析。被研究者广泛使用的分析工具BLAST(BasicLocalAlignmentSearchTool)能迅速将研究者提交的蛋白质(或DNA)数据与公开数据库进行相似性序列比对。对于序列a和b,BLAST发现的高得分匹配区称为HSPs。而HSP得分超过阈值t的概率P(H(a,b) t)可以依据Poisson分布的性质计算得到。 二、假设检验 假设检验(hypothesis)是医学统计学中统计推断部分的重要内容。假设检验根据反证法和小概率原理,首先依据资料性质和所需解决的问题,建立检验假设;在假设该检验假设成立的前提下,采用适当的检验方法,根据样本算得相应的检验统计量;最后,依据概率分布的特点和算得的检验统计量的大小来判断是否支持所建立的检验假设,进而推断总体上该假设是否成立。其基本方法包括:u检验、t检验、方差分析(ANOVA)和非参数检验方法。 假设检验为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很好的由样本推断总体的方法。例如,随机抽取某市一定年龄段中100名儿童,将其平均身高(样本均数)与该年龄段儿童应有的标准平均身高(总体均数)做u检验,其检验结果可以帮助我们推断出该市该年龄段儿童身高是否与标准身高一致,为了解该市该年龄段儿童的生长发育水平提供参考。又如,医学中常常可以采用t检验、秩和检验比较两种药物的疗效有无差别;用2检验比较不同治疗方法的有效率是否相同等等。 这些假设检验的方法在生物实验资料的分析前期应用较多,但由于研究目的和资料性质不同,一般会对某些方法进行适当调整和结合。 例如,基于基因芯片实验数据寻找差异表达基因的问题。基因芯片(genechip)是近年来实验分子生物学的技术突破之一,它允许研究者在一次实验中获得成千上万条基因在设定实验条件下的表达数据。为了从这海量的数据中寻找有意义的信息,在对基因表达数据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找到那些在若干实验组中表达水平有明显差异的基因是比较基础和前期的方法。这些基因常常被称为“差异表达基因”,或者“显著性基因”。如果将不同实验条件下某条基因表达水平的重复测量数据看作一个样本,寻找差异表达基因的问题其实就可以采用假设检验方法加以解决。 如果表达数据服从正态分布,可以采用t-检验(或者方差分析)比较两样本(或多样本)平均表达水平的差异。 但是,由于表达数据很难满足正态性假定,目前常用的方法基于非参数检验的思想,并对其进行了改进。该方法分为两步:首先,选择一个统计量对基因排秩,用秩代替表达值本身;其次,为排秩统计量选择一个判别值,在其之上的值判定为差异显著。常用的排秩统计量有:任一特定基因在重复序列中表达水平M值的均值;考虑到基因在不同序列上变异程度的统计量,其中,s是M的标准差;以及用经验Bayes方法修正后的t-统计量:,修正值a由M的方差s2的均数和标准差估计得到。三、一些高级统计方法在基因研究中的应用 (一)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clusteringanalysis)是按照“物以类聚”的原则,根据聚类对象的某些性质与特征,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将聚类对象比较相似或相近的归并为同一类。使得各类内的差异相对较小,类与类间的差异相对较大1。聚类分析作为一种探索性的统计分析方法,其基本内容包括:相似性度量方法、系统聚类法(HierarchicalClustering)、K-means聚类法、SOM方法等。 聚类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医学中诸如:人的体型分类,某种疾病从发生、发展到治愈不同阶段的划分,青少年生长发育分期的确定等问题。 近年来随着基因表达谱数据的不断积累,聚类分析已成为发掘基因信息的有效工具。在基因表达研究中,一项主要的任务是从基因表达数据中识别出基因的共同表达模式,由此将基因分成不同的种类,以便更为深入地了解其生物功能及关联性。这种探索完全未知的数据特征的方法就是聚类分析,生物信息学中又称为无监督的分析(UnsupervisedAnalysis)。常用方法是利用基因表达数据对基因(样本)进行聚类,将具有相同表达模式的基因(样本)聚为一类,根据聚类结果通过已知基因(样本)的功能去认识那些未知功能的基因。对于基因表达数据而言,系统聚类法易于使用、应用广泛,其结果——系统树图能提供一个可视化的数据结构,直观具体,便于理解。而在几种相似性的计算方法中,平均联接法(AverageLinkageClustering)一般能给出较为合理的聚类结果2。 (二)判别分析 判别分析(discriminantanalysis)是根据观测到的某些指标的数据对所研究的对象建立判别函数,并进行分类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它与聚类分析都是研究分类问题,所不同的是判别分析是在已知分类的前提下,判定观察对象的归属3。其基本方法包括:Fisher线性判别(FLD)、最邻近分类法(k-NearestNeighborClassifiers)、分类树算法(ClassificationTreeAlgorithm),人工神经网络(ANNs)和支持向量机(SVMs)。 判别分析常用于临床辅助鉴别诊断,计量诊断学就是以判别分析为主要基础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如临床医生根据患者的主诉、体征及检查结果作出诊断;根据各种症状的严重程度预测病人的预后或进行某些治疗方法的疗效评估;以及流行病学中某些疾病的早期预报,环境污染程度的坚定及环保措施、劳保措施的效果评估等。 在生物信息学针对基因的研究工作中,由于借助了精确的生物实验,研究者通常能得到基因(样本)的准确分类,如,基因的功能类、样本归结于疾病(正常)状态等等。当利用了这些分类信息时,就可以采用判别分析的方法对基因进行分类,生物信息学中又称为有监督的分析(SupervisedAnalysis)。例如,基因表达数据分析中,对于已经过滤的基因,前三种方法的应用较为简单。而支持向量机(SVMs)和人工神经网络(ANNs)是两种较新,但很有应用前景的方法。 (三)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correlationanalysis)是医学统计学中研究两变量间关系的重要方法。它借助相关系数来衡量两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关系的强弱,以及相互影响的方向。其基本内容包括:线性相关系数、秩相关系数、相关系数的检验、典型相关分析等。 我们常常可以借助相关分析判断研究者所感兴趣的两个医学现象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例如,采用秩相关分析我们发现某种食物中黄曲霉毒素相对含量与肝癌死亡率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采用线性相关方法发现中年女性体重与血压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等等。 生物信息学中可以利用相关分析建立基因调控网络。如果将两个不同的基因在不同实验条件下的表达看作是两个变量,相关分析所研究的正是两者之间的调控关系。如采用线性相关系数进行两基因关系的分析时,其大小反应了基因调控关系的强弱,符号则反应了两基因是协同关系(相关系数为正),还是抑制关系(相关系数为负)。 四、意义 生物信息学不仅是医学统计学的研究前沿,更是医学研究由宏观向微观拓展的重要领域,其研究内容已逐渐为多数医学院校的学员了解和熟悉。而如何对新技术产生的生物实验数据进行准确合理的分析,却成为生物信息学研究的主要瓶颈之一。 在医学统计学课堂教学中引入生物信息学实例,而不仅仅局限于常见的医学、卫生领域的例子,将难以理解的统计理论和方法与前沿的生物实例相结合,拓宽了学员的视野,提高了学员的学习兴趣,更可以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此同时,使学员掌握了生物实验数据的先进分析方法,扩大了学员的知识面,提高了他们今后开展医学科研工作的能力。 还有一些医学统计学方法目前也逐渐应用于生物信息学研究中,诸如:遗传算法、熵理论等等。但这些方法已经超出了医学统计学课堂教学的范围,我们将尝试在第二课堂或选修课中,作为补充知识进行讲授,供那些学有余力的学员学习交流摘要:生物信息学的蓬勃发展已使医学研究由宏观逐步探索到微观。医学统计学作为一门医学院校的基础课程,其理论和方法在医学研究的新要求下其理论和方法也有了新的发展与应用。将生物信息学知识带入医学统计学课堂教学,介绍医学统计学的新发展,不但能使学员了解到本学科的前沿研究内容,有效地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还能使他们掌握生物信息学研究的工具,提高今后从事医学科研工作的能力。 关键词:生物信息学医学统计学课堂教学 医学统计论文:医学论文中统计学问题分析论文 一、临床疗效观察的实验设计问题 在各种医学期刊中,半数以上是疗效观察方面的论著。现择其较普遍存在的统计学问题,结合实验设计基本原则加以讨论。 (一)对照与均衡性测定 国内医学期刊有关临床疗效观察的文章甚多,不少杂志刊登了一些事先未设计对照的文章,其结论难以令人信服。如《用柴葛解肌汤治疗上呼吸感染》一文,报道治愈好转率为97.7%,因无对照,无法断定其效果如何,因此,治愈好转率中含有假像。 对照的方法虽有多种,但对照的基本原则是与实验组齐同可比,最好作均衡性测定。 (二)安慰剂与盲法试验 安慰剂与盲法试验是医研(主要是比较性研究)中常用的科研方法,结果准确、误差性小。安慰剂在形、量、色、味等要与实验药物一样,不能给受试者和执行者任何暗示。这种试验就是双盲法试验。但近年来,尚有人用改良的双盲法,此法分两期:第一期(公开期)试验有效者留,无效者弃。有效者进入第二期(双盲试验),以确定疗效是否系安慰剂的作用。在预防效果观察时可采用该法,临床上应用诸多困难,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样本含量与重复原则 没有足够样本的研究结果,是经不起重复试验的,有的论文凭少数病例观实的结果下结论,是不慎重的。如《重症肺炎并发DIC29例》一文,作者观察脑型患者3例,其中死亡一例,就得出“一般脑型病死率高达57%,本组脑型病死率较低,看来及早用肝素阻断DIC过程,对降低脑型病死率可能具有重要意义”的结论。因无对照,结论不可靠。 (四)随机分组与实验设计类型 随机化分组即每个实验对象有同等机会被抽样(分配)到各组去,而不受任何系统因素的影响。常用的实验设计类型有完全随机设计、自身对照设计、交义设计、配偶设计、随机区组设计、拉丁方设计、正文(析因)设计、序贯设计、半数效量实验设计(动物试验),回顾性与前赡性调查研究设计等。科研设计时应根据研究目的要求选择不同类型的实验设计方法,进行相应的统计处理。 (五)诊断与疗效标准——指标设计问题 观察对象应确诊无疑,事先要制订好诊断标准,保证样本的真实性与代表性。疗效判断要有科学的指标,有特异性和定量指标更好。研究记录表格扣记录要完整统一,仪器、试有等要核校,人员要相对稳定,操作及观察方法要严格执行统一标准。 医学统计论文:医学统计学教学管理论文 教育是科技进步和经济振兴的基础,在全国上下贯彻落实《中国教育发展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今天,高等教育为适应这一新形式,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大批高质量、高素质的各类专门人才已进行着多方面的改革。sO100 众所周知,医学是理论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医学统计学更是一门既有复杂理论知识,又有丰富应用技巧的医学专业基础课程。它是科研设计、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的灵魂,应用于居民健康状况评价、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科研,涉及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等多学科领域。其教学内容贯穿于研究设计到论文撰写的全过程。如何适应新形势,迅速推广医学统计学的基础知识,在满足医学科研需要的同时实现医学统计学的自身发展,是医学统计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我国医学统计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①教学对象的数学基础普遍较差,教学手段落后。②医学研究进一步向宏观和微观发展,信息数据更加复杂化、多元化和大数量化。我们利用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CAI系统具备较好的独立性、可参与性与知识的全面、系统性,以及多媒体组合的高效性等诸多优点,解决了上述问题。利用多媒体技术,我们可以让学生做到“所学即所见、所闻即所学”,适当拓宽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提高灵活性,大大增强学生的参与感和实践能力,以创造传统教学手段所达不到的效果。同时,还可利用计算机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评估并决定进度,实现因材施教。 进入21世纪以后,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现代统计工具从计算器发展到计算机为主,能应用相关的统计软件处理医学科研数据已成为必备的能力。否则,一方面有人不懂得选用正确的统计方法,使大量的信息和统计数据得不到有效的利用;另一方面又盲目使用计算机和统计软件,不管是什么研究类型的数据都简单地交给计算机处理,用计算机取代统计,势必造成大量统计方法的滥用和误用。医学研究的许多数据关系到病人的治疗、转归,甚至生死,统计方法的误用会导致严重的论理问题。我们利用计算机、统计软件、多媒体教学课件相结合,使课堂教学摆脱大量的繁琐演算的束缚,在单位时间内讲授的信息量将会大幅度增加。统计学教学不再是数据的罗列和公式的堆砌,而是研究设计的艺术和数据表达的艺术,并使学生体会到统计思维和推理的乐趣。 近年来我们进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取得了相应的成果,现总结如下: 一、积极申报院级教学研究立项的课题: (1)医学统计学多媒体CAI教学系统的研究和应用(2001年) (2)医学研究生统计学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2002年) (3)《心理统计学》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及题库的构建(2004年) 另外开了《医学科研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选修课 二、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措施: (1)教学内容上所进行的改革,具体做到了“四增三减”:减少了目前已无必要讲授的详细手工计算步骤与技巧;减少了复杂的公式推导,改为公式内涵的剖析;减少了部分浅显内容,改为自学或课堂讨论;增加了“实验设计和调查设计”;增加了“医学统计学软件使用”;增加了“多元统计分析”;增加了“医学统计应用错误的诊断”。 (2)在教学手段上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改革:建立了医学统计学多媒体CAI教学系统;开设了统计学电脑实验课;开设了“医学统计应用错误的诊断”讨论课。 (3)在考试内容和形式上的改革:着重考核医学统计学综合分析能力以及正确应用统计方法和纠正错误能力。不考死记硬背、公式和定理。 三、发表相关论文: (1)医学科研论文中t检验误用分析皖南医学院学报2002,21(2) (2)医学科研论文中x2检验误用分析皖南医学院学报(论文待发表) (3)皖南地区中学生伤害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3,24(7) (4)胆石病病因的临床流行病学研究现代预防医学2001,28(4) 四、编写的教材: (1)《医学科研方法与临床流行病学》(2003.8,安徽大学出版社) (2)《预防医学》(第2版)(2003.8,人民军医出版社) (3)《心理统计学》(2004.8,安徽大学出版社与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4)《心理评估学》(2004.5,安徽大学出版社与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5)《卫生统计学实习指导》(2003.10,安徽大学出版社) (6)《流行病学实习指导》(2002.8,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五、成果创新点: (1)将统计学软件、多媒体教学模式首次引入我院医学统计学教学之中; (2)将统计思维和科研创造性实践相结合,注重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3)改革了医学统计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考试方法; (4)首次在我院学生中开设“医学科研统计应用错误的诊断”讨论形式的教学模式 (5)特别注重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能动性统一 (6)编写“医学统计学”相关教材 六、成果应用情况: (1)已经将改革的内容应用于我院专科生、本科生和硕士生的“医学统计学”; (2)在本科生和硕士生的教学手段上采用“多媒体CAI教学”模式; (3)在考试内容已作了相应的改革; (4)已经将“医学科研统计应用错误的诊断”应用于皖南医学院学报的论文审阅之中。 以上是对近年来“医学统计教学模式改革”的总结,我们突出了“医学统计学教学课件、医学统计学软件和医学统计应用错误的诊断”三方面的教学改革,敬请各位专家评审,不足之处,请多提宝贵意见,非常希望我们的教学成果能得到各位专家的肯定。 医学统计论文:编辑审稿在医学论文统计方法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摘 要:医学统计在医学论文中占有重要的作用,贯穿论文的始终,决定论文的质量和水平。编辑在审阅医学论文时,对论文的统计资料、统计方法、统计软件、检验水准、统计符号及表达等方面的熟悉熟悉程度对最终论文质量具有较大的影响。本文从编辑角度,浅谈作为编辑应该注意的统计学知识,以供参考。 医学统计学是运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原理、方法,结合医学实际,研究数字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和推断的一门学科。医学统计在医学杂志中占有重要的作用,而考查稿件质量则主要从专业水平和统计学分析两个方面进行评价。具有创新性、实用性和先进性是高质量论文的前提,而经准确统计学分析得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结论才是保证。 医学论文一般是三段式:第一部分为资料与方法,第二部分为结果,第三部分则是讨论。一篇论文涉及到统计方法学方面的可有以下几个部分:一、科研设计阶段:除专业设计外,还需要统计学设计(即实验设计)。二、数据的搜集、整理阶段,此部分需要作者具有较强的统计学思维。三、数据的分析、推断阶段:需要根据统计资料准确选用统计学方法,根据统计结果挖掘有用信息。另外,在查阅参考文献,阅读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时,文章中也会涉及大量数据资料和统计学方法。因此,笔者将编辑对三段式论文审稿时需要注意的统计方法学知识总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1统计方法 统计方法一般是论文中最容易出错的地方,统计学方法选择正确与否直接影响论文结论的可信度。因此,研究者在编写论文时应根据统计资料类型和研究目的选择合适的统计方法。资料类型一般分为定性资料(计数或品质资料)、定量资料(计量资料)和等级资料(有序或半计量资料)。定性资料的统计方法一般用x2检验,定量资料用t检验,F检验和非参数检验,等级资料则用非参数检验和其它方法。根据分析的需要,统计资料类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如:血红蛋白量原属计量资料,可转化为计数资料或等级资料。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研究者在选择统计方法时,只注重统计资料类型,却忽略了研究目的,因而导致分析结果无法解释研究目的。因此,编辑在审稿时除了要注意统计方法是否准确,还应该注意得出的结论与研究目的是否相符。 1.2统计软件 统计分析软件类型及版本应清楚介绍,常用的统计软件有SAS、SPSS和S-plus等。编辑在审稿中须注意不同版本的统计软件拥有不同的功能,编辑须清楚知道研究者论文中所用的软件版本是否能提供该统计方法。 1.3 统计数据的表达方式 数据的表达方式应根据数据的类型及是否符合正态分布的特点。计量资料是连续性分布的数据,此数据分布应通过集中趋势和离散程度相结合来进行描述。描述数据集中趋势的统计学指标有均数、中位数和众数;描述数据离散程度的统计学指标有标准差、极差和四分位数间距。对于正态分布的资料适宜采用“x ± s”来表示,对于非正态分布的资料宜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来描述数据。分类资料是对受试者或观察对象的每个类别的计数,通常用百分数或其他比值表示,常用的指标有率和构成比等。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在描述数据时,通常只注重数据类型,而忽略数据是否符合正态分布,导致所有的计量资料都用x ± s来表示。为更准确地反映此数据年龄分布的集中位置,宜采用中位数而不是平均数。如:8例疾病患儿年龄(岁)为1、1.5、1.5、4、3、5、5、11,此组数据的平均数为4,中位数为2.75。 1.4 检验水准 绝大部分医学论文都没有标出检验水准,只在结果部分标出P0.05。检验水准一般设定为a=0.01或a=0.05。 二、结果 论文结果部分,一般用三线表格形式表示统计结果,并用文字对表格进行描述,或只用文字的形式对统计结果进行描述。结果描述不应面面俱到,而是根据研究目的侧重描述。不论论文中选用的是何种统计学方法,建议都给出具体的P值,再根据检验水准来确定结论有无差异,结论一般描述为“差异有无统计学意义”。研究者习惯将“P0.05”描述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在目前的实验设计情况下,由于抽样误差的原因,如果在增加样本数量,差异可能变成“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解释和表达方面,应清楚说明所用统计学方法的具体名称(如:配对资料的t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等)、统计量的具体值(如:t=3.04,x2=4.68)。 三、讨论 讨论也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讨论部分写作的好坏往往决定一篇文章的深度,也是其学术水平的标志。编辑在审阅讨论部分时,应注意以研究结果为依据,根据统计推断结果下结论,说明研究的价值和局限性。如果有把握,研究者可以提出新的假设和进一步研究的建议。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根据统计结果得出专业的结论应遵循一个重要原则,即统计结论都是概率性的,因此不能绝对地肯定或否定。 四、书写格式及规范 作为医学杂志编辑,审稿时,除了注意统计内容的准确性,还应该注意统计的书写格式及规范。统计有统一的书写格式及规范,统计学符号有英文、希腊文、大小写、正斜体之分。按GB/T 3358.1―2009/ISO 3534―1:2006《统计学词汇及符号》规定,常用的医学统计符号应按下述要求表示:① 样本的算术平均值表示为英文小写“x”(中位数用M);② 样本标准差表示为英文小写“s”;③ t检验表示为英文小写“t”;④卡方检验表示为希文小写“x2”;⑤ F检验表示为英文大写“F”;⑥ q检验表示为英文小写“q”;⑦概率表示为英文大写“P”;⑧相关系数表示为英文小写“r”。以上符号均用斜体。 总之,每一类统计分析方法均有其适用的范围和应用的条件,编辑审稿时应注意,研究者的论文设计及资料的类型是否选择恰当的统计分析方法,是否存在盲目套用的情况。同时,还应注意得出的结果和结论是否满足方法设计的要求。 作者简介:谭涛,女,1980年,重庆市卫生信息中心《国际检验医学杂志》编辑部,硕士,讲师,主要从事流行病与卫生统计研究。 医学统计论文:体育类优秀期刊中运动医学论文的统计学应用错误案例分析 摘要:就近年来体育类优秀期刊运动医学科研论文撰写中常见的统计学应用误区进行分析,结果发现:①实验分组不合理,受试对象的选取违背同质性原则;②统计方法不合理,多个样本均数比较,错误应用多个t检验代替,误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处理多因素方差分析;③误判资料类型,从而误用定量资料统计分析方法,两样本率的检验错误用两样本的t检验来代替。 关键词:统计学;运动医学论文;体育类优秀期刊 统计学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是研究结果科学性、可靠性的有力保障。而论文是研究成果的表达形式,通过论文可展示研究者的科研成果,也便于查阅者的了解、评价和引用。因此,在论文中要完整、准确地进行统计学内容的表述,以展示研究设计的合理性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但运动医学论文中存在的统计学错误仍相当严重,其中实验设计和统计资料的应用上最为突出。本文介绍论文中出现错误的部分,并对其进行了正确的统计学内容表述,以便供广大运动医学科研工作者参考。 1实验设计方面的问题 1)实验分组不合理。 例1:《有氧健身操结合饮食控制改善代谢综合征患者胰岛素抵抗、血脂、血糖的实验研究》[1]一文中研究对象为:西安市碑林区某社区代谢综合征患者77人年龄40~65(55.35±7.26)岁。按照接诊顺序将入选MS患者随机分为以下2组,综合干预组和对照组。 该文作者所选取代谢综合征患者年龄跨度较大(40~65岁),因为年龄的不同机能的代谢水平有很大的差异性,不能认为他们来自于同一个总体。把他们随机分入综合干预组和对照组参加试验,两组之间的可比性可能很差,其结论的可信度很低;如果,按年龄段分层随机化,组间的均衡性要高得多。 2)受试对象的选取违背同质性原则。 例2:《不同类型休闲活动对老年女性身体机能影响的差异性研究》[2]一文中对成都市老年大学、锦江区老年活动中心,随机选取离退休5年以上,年龄65~75岁之间老年女性为研究对象。并依据她们的年龄段将活动类型分为:为棋牌队、曲艺队、门球队、舞蹈队;测量指标为:血压及脉率,肺活量,椎体骨密度。 从一般的常识可知,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有利于其血压及脉率,肺活量、椎体骨密度指标向好的方向发展。原作者所选取的活动类型为:棋牌、曲艺队、门球队、舞蹈。其中棋牌是一种智力游戏和身体运动没有什么关系,而曲艺,门球,舞蹈主要以身体运动为主(曲艺有利于人体的肺活量的提高)。所以原作者在试验设计时违背同质性原则[3]。 在实验设计时一定要遵守3大原则:对照、随机、重复。对照原则:要确定处理因素对实验指标的影响,如无对照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实验分组时有处理组和对照组。对照原则要求处理组和对照组除处理因素以外的其他可能影响实验的因素应力求一致(即齐同比较或有可比性)。随机原则:是使每个实验对象在接受分组处理时具有相等的机会,以减少偏性,使各种因素对各组的影响保持一致(均衡性好),通过随机化可减少分组人为误差。这是对资料分析时进行统计推断的前提。重复原则:是指可靠的实验应能在相同条件下重复出来(重现性),这就要求实验要有一定的例数(重复数)。因此,重复的含义是重现性与重复数。重现性可用统计学中显著性检验的值来衡量其是否满意[4]。 2定量资料统计分析存在的统计学错误 2.1多个样本均数比较错误应用多个t检验 例3:《有氧运动对大鼠血糖、血脂和血液凝固功能的影响》[5]一文中,将30只大鼠随机分为3组:对照组、小运动训练组和大运动训练组。对照组大鼠进行自由饮食和自由饮水;运动训练组动物在此基础上给予为期6周的游泳训练。有氧运动(游泳)、运动后2周和运动后4周从眼眶后静脉丛取血,以及实验结束时(运动后6周)断头取血,分别做血糖、血脂和有关凝血指标的测定。用SPSS统计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常规数理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描述,显著性检验用t检验,P 这类错误是定量资料分析中最常见的错误,而且是原则性错误,会增加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6]。案例(原)表1资料为对照组、小运动组、大运动组不同有氧运动时间对大鼠血清LDL水平的影响,原作者用t检验分别对各组均数逐一进行比较。对照组大鼠在实验期间血清LDL水平没有明显变化P 0.05。与对照组相比,小运动组大鼠随着有氧运动时间的延长,血清LDL浓度逐渐降低,至第6周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与同期(第4周和第6周)小运动组大鼠血清LDL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在应用t检验和方差分析时要注意它们之间的共性与区别。t检验和方差分析都是对总体(样本)均数的检验。当对两个以上的总体(样本)均数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进行检验时,如果用t检验,4个总体(样本)均数则需做c24=6次可能组合的检验。若在α=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检验,则将降低统计结论效度。所以,两总体(样本)均数的检验用t检验,两个以上总体(样本)均数的检验用方差分析。 2.2处理多因素设计定量资料误用单因素设计定量资料的方差分析方法 例4:《不同营养干预对运动性贫血大鼠红细胞及铁代谢指标的影响》[7]一文中,实验目的为:观察补充复方阿胶中药与补充铁剂营养对运动性贫血大鼠红细胞及铁代谢指标的影响。方法:以32只健康雄性Wistar大鼠为研究对象,每只体重约300 g,随机分为4组,C组为安静对照组(n=8),E组为递增负荷跑台运动组(n=8),ENⅠ组为递增负荷跑台运动+阿胶营养补充组(n=8),ENⅡ组为递增负荷跑台运动+铁剂营养补充组(n=8)。然后ENⅠ组和ENⅡ组营养补充4周。实验结束后24h内处死。结论:9周递增负荷跑台运动导致大鼠红细胞相关指标的显著性下降,引起运动性贫血,但血液铁代谢无显著变化;补充4周复方阿胶中药制剂或铁制剂,提高红细胞相关指标,改善大鼠运动性贫血状况。数据统计方法实验数据用SPSS13.0软件中one-wayANOVA处理,结果用均数±标准差表示,显著性水平为P 原文采用单因素设计定量资料的方差分析不合适,仔细考察各处理组之间的关系有:是否递增负荷跑台运动,是否补阿胶营养或补铁剂营养(两者都能促进RBC生成,增加Hb含量的物质,在本研究中可以认为它们是同一因素),原文在固定一个因素于某个水平下观测另一个因素的作用,这种做法割裂了实验设计的整体性。正确的做法是,先从专业角度上分析二个实验因素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是否存在二个因素有主次之分、是否存在交互作用或交互作用可以忽略不计等情况。也就说对事物的影响只考虑施加了一个条件(因素)为单因素方差分析;如果施加了2个以上的条件(因素)为多因素方差分析。如果是多因素方差分析还要考虑施加的条件(因素)之间有没有联系、有没有主次之分。具体看(原)表2资料,施加了两个条例(因素)即递增负荷跑台运动和补阿胶营养或补铁剂营养,然后考虑两条件(因素)之间的联系,通过分析2个因素间存在交互作用的可能性比较大,应采用交互作用多因素方差分析处理此定量资料为宜。 2.3统计方法不合理,每一种统计方法都有其适用条件 例5:《高脂饮食对大鼠脂肪组织脂解调节因素的影响》[8],原文中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LSD方法对(原)表3各组FFA浓度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具有统计学意义。 多个总体均数比较的方差分析,要求方差齐性。方差齐性实际上是指要比较的各组数据分布是否一致,通俗的说就是各组是否适合比较,一般的经验是如果在比较的各组中,如有一组的标准差是另一组的一倍时方差不齐性的概率较大。在做方差分析时,做方差齐性检验主要是确认数据的合理性(不具相关性)。对(原)表3数据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可发现C组与OR组及OB组FFA浓度指标不能满足方差齐性的要求,故不能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LSD方法。可以先进行对数、倒数或函数的转换,选择适当的转换形式,直到齐性检验变为不显著(不相关)。如果还不行就只能用非参数的单因素分析。 3定性资料统计分析方面存在的统计学错误 3.1误判资料类型,而误用定量资料统计分析方法 例6:题目:《传统体育对老年知识分子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临床症状影响的观察研究》[9]原作者对原发性高血压,症状疗效评定标准是:头痛、眩晕、心悸、耳鸣、失眠、烦躁。各症状按症状轻重不同采用“半定量”计分法,按程度进行分级和计分,共分为4级:(“无”0分、“轻”1分、“中”2分、“重”3分),EH(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经6个月的传统体育锻炼实验,症状计分情况。治疗前后组内比较,除A组心悸、耳鸣、失眠症状外,3组均能改善老年知识分子EH(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临床症状(P 统计资料常常分为定量资料和定性资料两大类,所谓定量资料是指对每个观察单位用计量方法测量某项指标所获得的数值;如身高(cm)、血压(mmHg)、脉搏(次/min)、红细胞(104/mm-3)转氨酶(酶活性)等,都属于计量资料。而定性资料是指记录每个观察单位的某一方面的特征和性质[10]:如血型(A、B、O、AB)、职业(工人、农民、军人、学生)、性别(男、女),等等。本资料观察的是原发性高血压症状疗效,这里的0、1、2、3、4代表的是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症状的轻重程度,属于定性资料中有序资料,(如:无、轻、中、重;治愈、显效、好转、无效、死亡),但原作者却错误地将其判断为定量资料,表的标题后括号内写 ±s的形式,表中给出也是平均数和标准差的数据。一般来说,t检验仅适于分析来自“单组设计、配对设计和成组设计”的定量资料,用分析定量资料的方法分析定性资料,显然是错误的。正确判定统计资料的类型是选用统计分析方法的首要前提[11]。本资料属定性资料,应根据分析目的,合理选用适合此类资料统计分析方法(如Riditi分析或者非参数检验秩和检验)。 3.2两样本率的检验误用两样本的t检验来代替 例7:《健身跑运动对中年人血脂异常者血脂、身体成分的影响》[12]一文中将所有受试者随机分成低强度组(L组)、中等强度组(M组)和对照组(C组)。数据统计数据用平均值±标准差形式表示。相关指标数据用t检验和多因素方差分析进行分析,P 运动医学研究离不开统计设计和统计学方法,如果选择错误导致结果有偏倚或结果原则性的错误,对运动医学的危害性较大。正确的统计分析是获得正确的科研结论的要素之一。只有明确资料的性质、试验设计类型、分析目的,掌握相关统计方法应用的前提条件,才能进行正确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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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档案学发展论文:我国档案学发展趋势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我国档案学发展论文:档案学研究发展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我国档案学发展论文:档案学管理发展 档案学是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规律的科学。主要研究档案的形成、发展以及档案管理、利用的规律和方法。包括档案学概论、档案管理学、文书学、档案保护技术学、中外档案事业史等分支学科。 中国档案学界对档案学的体系进行的研讨,代表性的观点把档案学分为理论档案学、应用档案学和档案管理技术三个部分: 理论档案学是从整体上把握档案学各门分支学科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在应用档案学基础上进行高层次的理论概括,揭示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和档案学自身的本质和一般规律,为档案工作实践和国家档案事业建设提供一般性理论依据。 应用档案学是档案事业管理、档案资源管理与开发、档案工作应用技术研究的总称。所属学科有:档案事业管理学、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统计学、档案目录学、档案保护技术学、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档案缩微复制技术等。 应用档案学的特点:一是实践性强,它所阐明的理论、制度、原则与方法,直接应用于档案事业管理实践和档案业务工作实践,具体原则和方法在学科知识中占很大比重。二是技术性强,它研究现代技术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解决档案保护技术现代化、档案管理自动化、档案复制缩微化、档案信息传递网络化等问题。 当代档案管理和国家档案事业管理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因此要求档案学也必须进行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理论档案学是应用档案学的高层次理论概括,对应用档案学起直到作用;应用档案学的研究成果或提出的问题将推动理论档案学的发展。两者相互协调,同步发展,有利于提高档案学的整体水平。 档案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或者说基本上属于社会科学,这是由档案学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档案工作是管理档案和提供档案信息为社会实践服务的一项社会活动。档案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即研究档案、档案工作运动规律及其与人们社会实践关系的学科,因此属于社会科学范畴。 总之,由于档案、图书、情报工作有许多共同之处,决定了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密切关系,这三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互相借鉴和参考,相互从对方吸取适合本学科需要的知识。 此外,研究档案学尚与其他一些学科发生密切关系,诸如采用数学的定量分析方法,运用系统科学、社会学、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利用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知识等等。 档案学的发展已有将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但还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和提高。当代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也正在向档案工作提出挑战,传统的档案管理方式,将向现代化的档案管理方式转变。 我国档案学发展论文:我国档案学发展论文 【正文】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档案学理论工作者、档案教育工作者和档案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现代中国档案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档案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档案学的研究内容逐步深化,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毋庸讳言,现代中国档案学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笔者认为,要想保持档案学的繁荣局面,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档案学的理论与学科体系,必须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学术规范问题的优秀是学风问题,而学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科的生死存亡。总的来说,档案界的学风是比较好的,大多数档案学者都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并自觉抵制学术腐败,这是我国档案学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不竭动力。然而,当前档案学研究中的确也存在着一些不良学风,如抄袭剽窃、自我吹嘘、互相吹捧、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我们不能像对一般商品那样对档案学术研究设计出一套可以量化的、方便操作的标准,但在科学精神、文风文德、术语概念、学术评论等方面为档案学者制定出一些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一)规范学术精神。鉴于档案学的学科特点,每一位档案学者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与档案部门合作,紧密联系档案工作实际,善于从鲜活的档案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透过纷繁复杂的档案工作表象抓住档案工作发展规律。力戒纸上谈兵、闭门造车,尤其要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字游戏和空洞说教。即使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我们也不能脱离档案工作实际,因为任何一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都包含着某种特定的应用目的。更何况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本来就互相渗透、互相交叉,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将其非常清楚地区分开来。研究档案史、评价历史上的档案工作现象、档案学思想和档案学理论,也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实事求是既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一种科学方法,彼此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二)规范文风文德。档案学理论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且被档案实际工作者所接受,才能发挥其对现实的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档案学研究者应努力培养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工作作风,不盲从、不迷信、不附和、不武断,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善于提出新问题,勇于开拓新领域,探求新知识,并大力提倡运用清新质朴、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剖析档案工作现状,揭示档案工作规律,预测档案工作发展趋势。切忌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故弄玄虚,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档案学研究者还应加强文德修养,自尊、自信、自强、自律,淡泊名利,谦虚好学,不抄袭剽窃,不,把做人与做学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三)规范档案术语概念。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专家对现有的档案术语概念进行审查清理,在词形、语义、专指性、配套性等方面严格把关,剔除那些内涵模糊、外延过大、语义陈旧、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所谓术语概念,重新建立一套符合档案专业特色的、符合档案学发展需要的术语概念,使档案学者们在统一的术语概念基础上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 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档案科研管理体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因此,适应社会和档案学发展需要,改革档案科研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要与我国档案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及档案工作改革的精神相一致,抓大放小,充分调动各级档案科研机构和档案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档案科研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国家档案学发展战略,确立档案科研布局,协调各档案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组织全国性档案学优秀成果的鉴定、转让、评奖工作。在此前提下,有计划地逐步改变我国档案学会条块分割的分布状态,使之完成社会化的转变,成为在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的非官方机构,并注重促进学术民主。 与此同时,要逐步改变目前的档案学研究方式,重建档案科研系统结构,实行档案学研究集约化,优化配置档案科研资源。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微观主体是以档案学研究者为最小单位的,档案学研究者的创新性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物质载体,其提高和改进的途径主要在于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档案科研人才的素质。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宏观主体是以国家为最大规模的,国家的档案学发展战略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优秀力量,档案学的整体水平能否提高,关键在于国家的档案科研政策是否正确。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就必须建立档案科研共同体,即建立以学术带头人为优秀的档案科研小组(课题组)或档案科研开发群体。通过档案科研共同体,将不同部门、行业、地区的档案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特别是将从事理论工作的研究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研究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集中资源,取长补短,高质量地完成档案科研课题,并可避免或减少低水平重复研究。档案科研共同体的大量出现是实现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基础和基本任务。 另外,要研究档案学学科发展政策,制定档案学发展战略。档案学发展政策研究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总体上对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进行考察,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合理发展,才能使其同档案工作实践相适应、相协调:二是针对档案学的具体领域或具体方面的发展,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该领域或该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活力。具体来讲,就是要研究各类档案学研究机构的协调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研究经费的划拨政策,档案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政策等。档案学的发展战略是档案学发展的长远性、全局性蓝图,是对档案学未来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规定和谋划。它以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规划当前的行动方案,要求既要重视对事关档案学发展大局的热点问题和重要领域的研究,又要注意档案学理论的整体发展。制定档案学的发展战略一定要结合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规律,紧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尤其要与我国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总体规划相适应。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近20多年来,我国档案学术评论有了一定的发展,不少杂志都先后刊发了篇数不等的述评文章,其中不乏上乘之作。这自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档案学术评论所受到的重视与应受到的重视,还有不小的差距;档案学术评论所发挥的作用与应发挥的作用,也有不小的距离。也就是说,档案学术评论还没有被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水平还比较后,远远不能适应档案学发展的需要。 为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当前我们应下大力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提高对档案学术评论重要性的认识。首先,档案学理论研究者要正确认识档案学术评论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和范围,进而明确开展档案学术评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义不容辞的职责,切实加以重视。中国档案学会及地方各级档案学会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列入各自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召开包括档案学术评论在内的专题座谈会和学术讨论会。档案学会会员及其他档案工作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积极撰写档案学术评论文章,藉此交流经验,逐步完善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分支学科来建设。第二,开辟档案学术评论园地。目前我国既没有档案学术评论刊物,也没有哪一种档案杂志设置档案学术评论专栏,这显然不利于档案学术评论活动的开展。从长远来看,创办一种以档案学术评论为主要内容的杂志是十分必要的。在当前,各级各类档案杂志应开辟学术评论专栏,增加理论研究的比重,这对提高刊物的质量,扩大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不无益处的。第三,建立档案学术评论队伍。这支队伍应以档案专业教师为主体,因为这部分研究者为了教学的需要,大都对档案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理论造诣相对较深。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档案实际工作者也要结合工作实践,积极参与档案学术评论,对档案理论界的一些观点和现象大胆质疑,发表自己的见解。档案专业学生是档案研究的后备军,应重点加以培养。各档案专业教学点应在课程设置时安排档案学术评论的教学内容。攻读档案学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更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专业主干课来学习、研究。 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泛指档案学研究系统之外的与档案学研究系统直接或间接发生联系的一切要素和条件,主要有:向档案学研究系统给予政策支持的政策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入科研人才的教育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划拨科研经费的经济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提供有用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知识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送组织与管理技术的实践环境,接受与检验档案学理论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以及普及与推广档案学研究成果的中介机制等。 应该肯定,改革开放以后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档案意识逐步增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已为不少人所接受。但是,不利于档案学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例如,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档案科研经费一直缺乏稳定的来源,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档案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宣传,深化研究,努力提高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不仅要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工作基本知识,而且要宣传档案学及其知识体系,使大家明白建立与完善档案学研究系统、优化其外部环境既是档案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生产力整体发展的需要;档案学的发展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社会各项工作的发展也需要档案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档案服务;档案学只有与经济、科技、文化协调发展,才能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以此唤起社会各界对档案学的理解、重视与支持。各级档案学会要积极鼓励、动员广大会员参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以扩大档案学的社会影响。档案学研究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不断深化档案学研究内容,努力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使档案学在现代科学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多方筹措科研经费,增强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活力。建议国家档案局在“科技三项费用”之外设立一种档案科研专向基金,或向国家科技部申请增加“科技三项费用”的额度,以资助重大或具有典型意义的档案学课题研究。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专业主管机关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划拨一定的经费,专门用于档案科研工作。各级档案学会也要通过各种方式筹集科研经费。此外,档案学研究者要认真组织力量,积极申请国家和地方社科、教委及其他基金项目,也可利用自己在专业知识、科研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与其他单位联合开展档案学理论研究,以缓解档案科研经费紧张的矛盾。 第三,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改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首先,要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使档案学理论能够快速、顺利地运用于档案实际工作,发挥其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档案教育培训,注重实效,尽快提高档案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及理论水平,增强其接受、消化、运用档案学理论的能力。 五、建立、健全文献检索体系。应该说,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界在建立文献检索体系方面确实已经做了较大的努力,如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编著的《档案学论著目录》将1911—1993年间出版(发表)的论著、教材以题录、书目的形式按专题汇集在一起;不少档案学期刊已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档案学》每期除了全文复印转载若干文章以外,还按专题公布有关论文索引。这些努力为档案学研究者查阅文献资料提供了一定的方便。然而,仅此还不能满足档案学研究者对文献资料的需要。我国现有各种档案学期刊100多家,而被《档案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建立、健全档案学论文检索体系,全方位、多角度地为档案学研究者提供服务。具体措施有:第一,定期出版《档案学论著目录》;第二,扩大《档案学》(复印资料)的收录范围;第三,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尽可能多的档案学期刊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第四,每年编制一套涵盖面广的档案学论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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