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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文化论文:伙食管理四化饮食文化论文 一、食谱的地位和作用 食谱是认识一个单位的窗口,是了解基层伙食的媒介,是饮食文化的载体,是烹饪水平的象征,它具有实用性、文化性、可视性、独特性,对于基层伙食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调剂伙食的计划 首先是每周伙食的规律安排。这个规律指的是每周日常工作生活的安排,它呈现相对稳定和曲线图。每周按训练教育规律安排差别伙食,训练好一点,教育可略差一点,周末加两菜,半月小会餐,月终大会餐;其次是每天三餐的具体安排。早中晚怎么合理安排。伙食费的配比,主副食的调剂,水果饮料的供应等。一般来说,根据目前健康饮食习惯要求是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第三是每个菜品的基本安排。主菜要什么配料,荤素搭配比例,基本味道是甜是咸,都要有个基本的基准。总之,食谱计划要量力而行,量入而出。一周吃什么?吃多少?要先算后吃,计划开支。要注意克服:“月初有钱生猛吃,月底没钱凶猛扣,月初有钱是小康,月底没钱度饥荒”的情况,杜绝超支,避免造成财务赤字。 (二)采购制作的导向 从采购上看,有利于准确采购的品种和数量。若没有食谱,很有可能给养员想吃什么买什么,有什么菜就买什么菜。这里特别是关注数量这个词,将食谱量化是一个重要的技术活。给养员要能根据人员数量和菜名准确量化主料与配料。比如红烧肉,如果配油豆腐各要多少斤,配土豆又各要多少斤,要做到tL,中有数。从制作上看,一个是有利于精确制作的品名与搭配,还有一个就是有利于明确制作的方法和程序。什么主菜配什么配菜都要明确,烧的煮的炒的要说明清楚,若没有食谱,很有可能炊事员有什么菜做什么菜,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订食谱可以避免这种现象。总之,要求给养员必须按食潜采购,炊事员必须按食谱制作。 (三)检查伙食的依据 无论是上级来检查,还是单位自查,都需要认真做好三个对应。一是食谱与制作对应,食谱上是什么菜就做什么菜,不能随意变更;二是食谱与凭证对应,采购单据上的品种要与食谱上的菜名对应得上,不能出现买的和订的不一致;三是食谱与登记对应,食谱表要与伙食管理登记本上的的内容相一致,不能订一套记一套做一套,坚持实事求是。事实上,对于上级的检查,我们不能光注重食谱与饭菜的对应,也应该注重是否吃够主、副食的定量,主、副食的调剂是否丰富多样,饭菜是否达到色、香、味、形俱佳的要求。 (四)衡量技术的标志 炊事工作包罗万象,主要是原料的采购、食品的烹调制作以及饭堂的服务,这些活动都要以食谱为依据,但食谱也因技术而丰富,受到技术的牵制和制约。制定食谱必须根据炊管人员烹饪水平的实际制定食谱,才能真正实现名符其实。如果食谱订的都是“老三样”:萝丝,土豆块,白菜片,证明炊事班的烹调技术水平不怎么样。炊事员要积极创新、更新食谱,努力打造几个单位传承的经典特色好菜。 (五)融洽关系的手段 食谱是增强伙食吸引力的手段。一份精心编制的食谱,能让官兵心情舒畅,赏心悦目,并能让官兵体会炊管人员的良苦用tb,对伙食评价保持较高的满意度。食谱是沟通炊事班与官兵之间的桥梁。制定食谱和就餐时,充分征求官兵的意见,加强互通交流,积极吸纳创新官兵喜爱的莱品,形成良好的双向沟通交流模式,有效融洽官兵的内部关系。 二、订食谱的具体依据 总的来说,订食谱需要加强早餐,丰富午餐,调剂晚餐,要让官兵看了食谱称一tb,走进食堂舒心,吃到嘴里欢心。但食谱也并非随意制订,科学合理的食谱在制订的时候应考虑六个方面的因素: (一)标准定量 主要是指伙食费的标准和补助,主食的定量和比例,副食的定量标准,也就是订食谱要了解每人每天共计有多少伙食费,有没有伙食补助,食物定量是多少。这就需要准确掌握单位驻地在几类区,是几类灶,严格按定量供应。定量不足,就会导致营养供给不平衡。据基层调研统计,很多单位有对标准定量有认识的偏差:有的伙食单位在l3个规定的副食品品种中,一半以上吃不够定量标准,几乎没有一个伙食单位能吃够黄豆定量的;另外有些品种又大大超出定量标准,比如油,肉类,饮食结构极不合理。这些问题不解决,必定影响官兵体质,因此必须在食谱的制订上把握科学化。在饮食保障上力求多样化,克服单调重复,要运用军人食谱系统和膳食营养检测系统,采取主食花样搭配,副食荤素搭配,热菜和小菜搭配的方法,合理搭配每餐的营养比例,科学组织一日三餐的伙食。 (二)部队任务 有个专业名词叫劳动强度,指的是劳动的紧张程度,表现为一定时间内劳动者在创造物质产品和劳务中所消耗的劳动的量。一般分为四级:轻度,中度,重度,极重度。武警部队任务多样,水电、黄金、交通、森林、内卫,不同的部队有着不同的任务,同一个单位,在不同时期,劳动强度也有轻有重。内卫部队,有全训和半训之分,有平时和战时的差异;其他警种部队有休整和施_T的区别。如课堂学习就属于轻度。部队学习休息时,劳动强度不大,在订食谱时,可适当降低标准,结余一些伙食费,以补充任务重时伙食保障的需要。但部队在施工或抢险救灾时,劳动强度极重,食谱就要订好一些,多订些高蛋白,高脂肪食物,以满足快速恢复体力的需要。 (三)物资条件 在物资条件上要考虑三种情况:一是市场供应。市场大量上市的菜可以订,否则食谱上订的菜市场上买不着,或者供应量少而价格较贵,影响采购成本;二是本单位农副业生产情况。菜地里可以采收的菜,要提前考虑,养的猪可以杀的,就应及时宰杀,暂时不要到市场上买肉,努力做到旺季不烂,淡季不断;三是单位库存,要推陈储新,用旧存新。如粉丝、海带、土豆、萝b等,根据保存时间的长短优先使用;还有些战备菜也要及时补充更新。 (四)季节气候 季节气候主要把握以下方面的内容。一是季节影响蔬菜的旺淡。蔬菜生长具有季节性特点,因此要顺应自然规律,合理安排伙食。正如俗话所说:夏吃西瓜果,秋吃高粱豆,冬吃牛羊肉。旺季吃节余餐,淡季吃补助餐.不旺不淡吃标准餐。二是季节影响饮食的口味,夏季天热,应该多订清淡食品,增强官兵食欲。冬季天冷,多安排热量高的食物,保证体能消耗和热量需求。可多订些肉类烩菜或火锅等等。三是气候影响食谱的方向。南方多雨,潮湿阴冷,所以要多吃生姜、辣椒以祛除寒气入侵,北方低温高寒,一般以地窖储菜,所以食谱相对单一,就要注重烹饪口味变化。一菜多做。 (五)生活习惯 我国人民的生活习惯是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南方人爱吃米饭,北方人爱吃面食,四川、湖南人爱吃辣味,山西、陕西人爱吃酸味。众口难调,就习惯来说,订食谱时,主要做到三点:一要关注大多数人的习惯,制订食谱要广泛征求就餐人员的意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二要照顾少数民族官兵的习惯,特别是回族人员,要尽量另开小灶,用牛羊肉替代猪肉,油也不能用猪油,充分尊重民族习惯;三要克服主官为主的习惯,一些司务长、给养员唯上不唯下,只要是中队主官喜欢的菜就多安排,不喜欢的就少安排、不安排,这一方面不利于食谱多样化调剂,另一方面也容易引起内部关系不和谐。 (六)烹调技术 我认为,菜谱的花样取决于炊事员的烹饪水平,订食谱要根据炊事人员的技术坚持三个不要订。一不要订“面子”食谱,会做的菜就订,不会做的菜不订,否则中看不中用,好看不会做,订了又不做,食谱容易成了摆设,失信于官兵,经不起检查。二不要订“墨子”食谱,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甚至一年一食谱,每周一个样,让食谱成为“石谱”。三不要订“楞子”食谱。总部要求基层部队每人每天落实一个蛋、一杯奶,有的司务长一根筋、贪方便、图省事,天天酸奶、水煮蛋,导致官兵看了蛋怕,见了奶慌,实足的“楞子”一个。 三、订食谱的“四化要求”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持续增长,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逐步提高,广大官兵对饮食文化的需求不断增长,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如何制订一份合理、合格的食谱是显得非常重要。结合基层的实际,笔者认为当前基层订食谱要努力实现“四化”。 (一)标准化 标准化,指的就是标准食谱,是组织标准化伙食保障的基础,其优秀的是通过严格执行标准食谱,落实食物定量标准和伙食费标准,确保部队伙食费足额使用、专款专用;另外一层含义指的是利用先进软件技术,运用武警部队《标准食谱系统》来科学配餐。其主要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利于营养均衡。食谱制定是否合理,直接决定着膳食是否合理、营养是否均衡。标准食谱实现了由伙食单位制定食谱到旅(团)后勤业务部门统一制定,可以在较高层次上全面考虑部队任务、官兵口味、训练安排和不同季节市场供应能力、物价水平,较为科学合理地安排伙食,以均衡的营养供给,更好地满足担负不同任务的官兵饮食需求。二是有利于更好地落实伙食标准。伙食费和食物定量标准是部队饮食保障的基础。落实伙食费和食物定量标准直接决定着官兵的生活质量,是标准食谱的首要任务。推行标准食谱,旅(团)后勤业务部门可以预先了解伙食单位伙食费开支和食物定量标准落实情况,并根据军事任务进行调控,不仅能及时指导伙食单位按标准组织伙食,也是业务部门事前掌控、事后检查伙食的有效手段。三是有利于加强部队伙食管理。受体制编制的影响,目前伙食单位司务长大多由士官担任,部分伙食单位制订的食谱,要么是简单的重复,要么是成为墙上的摆设,失去了食谱应有的管控作用。伙食单位选定旅(团)后勤业务部门制定的食谱模板后,生活服务中心据此组织主副食品筹措供应,后勤业务部门根据筹措供应计划进行经费结算,实现了对伙食单位落实食谱的全过程监督。 (二)科学化 科学化,指的是营养食谱,也是指膳食搭配的科学化。当前多数饮食保障人员对什么是“营养型”伙食不清楚,也不知道怎样实现“营养型”伙食,不懂营养、不讲营养的现象相当普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缺乏营养观念。许多保障人员的思想还停留在“温饱型”年代的“吃饱吃好”上,组织伙食的随意性大,有些官兵反应“司务长想吃什么就买什么,买什么我们只能吃什么”。二是膳食搭配不合理。普遍存在主副搭配、荤素搭配、酸碱搭配不合理,特别是酸性类食物偏多,碱性类食物偏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官兵身体疲劳和机能下降。三是加工方法不科学。有的淘米次数过多,甚至用水管冲洗;有的晚餐菜上午就洗切妥当,甚至隔天备好;有的烹调偏爱油炸等等。这些加工方^__bUSIneSS。‘_商法都会使营养素严重损失。四是营养供给不平衡。一方面有些食品吃不够定量,有的伙食单位在13个规定的副食品品种中,一半以上吃不够定量标准,几乎没有一个伙食单位能吃够黄豆定量的;另一方面有些品种又大大超出定量标准,饮食结构极不合理。这些问题不解决,必定影响官兵体质,因此必须在食谱的制订上把握科学化。在饮食保障上力求多样化,克服单调重复,要运用军人食谱系统和膳食营养检测系统,采取主食花样搭配,副食荤素搭配,热菜和小菜搭配的方法,合理搭配每餐的营养比例,科学组织一日三餐的伙食。 (三)色彩化 色彩化,指的是平衡食谱,也叫“五色菜谱”,从食物原材料的颜色上来均衡营养。第一类白色食物。诸如大米面粉,维持生命必不可少的营养食品,可使人体获得淀粉、蛋白质、维生素等十余种营养素,但缺少一些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第二类红色食物。诸如畜肉、鱼虾类等。这些食物是优质蛋白质、脂肪、许多无机盐和微量元素的来源。第三类是绿色食物。诸如各类新鲜蔬菜水果,能提供多种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第四类是黄色食物。诸如大豆花生。含有大量植物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第五类是黑色食物。诸如黑米、黑芝麻、黑木耳等。含有某种特殊物质,如延缓衰老的抗氧化成份,清除低密度脂蛋白的不饱和脂肪酸等。五色均衡,不仅是对原材料选择的要求,也是对营养均衡的要求,更是保证官兵身体强健的要求。在原材料的色彩选择基础上,加工过程对配菜色彩的把握也相当重要,合理地将色彩与营养有机的结合,不断提高膳食的色、香、味、形,以促进食欲,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保持身体营养平衡,才能真正让官兵享受吃的快乐。 (四)艺术化 艺术化,指的是文化食谱,要让食谱体现出警营特有的文化气息。食谱不仅形式上精美,更要有内涵。要能找到与官兵这间的共同沟通点,突出菜品的个性。首先,食谱的艺术化要求食谱文字表达要有艺术性。不要停留在部队通俗的炒白菜、炖萝卜、红烧肉菜名上,要集中官兵的智慧,与地方创意特色餐厅一样,用艺术化的文字赋予大锅菜军营特有的韵味。比如红军小炒、会师南瓜、桃园结义、野战雄风、霸王别姬、四喜丸子等,更新食谱在官兵中的菜单概念,让官兵在尝到美味的同时能感知菜品的更多信息。目前市场上有很多美食节目和名菜典故的视频,一方面让炊事人员学习名菜制作,丰富官兵的菜盘子;另一方面让官兵在就餐时欣赏节目,既愉悦心情,又通过典故熟悉烹饪技法,了解菜名背后的故事,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其次,食谱的设计要学会开拓创新。可以征集官兵的思路、点子,在传统表格的基础上配以图画和卡通形象,或者在字体设计上更注重文化气息的展示,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在符合基层正规化规定条件下更贴近基层中队的生活。第三,食谱的宣传上要注重效果。不是简单的门口一贴了事,或者在公布栏一挂就行,要借助电脑、电视、电子显示屏,充分运用图画、音响、视频等手段,定期播放就餐食谱、营养学常识,要用醒目的色彩和文字以及专用的张贴框,达到广而告之的效应,使官兵对就餐有兴趣、有期待。这三方面的艺术化都是响应现代警营饮食文化的要求,它能充分反映一个单位的伙食管理水平、官兵文化水平和炊事员烹饪水平,也是一个单位综合实力展示的窗口。新世纪新阶段,为了体现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广大官兵的关心和爱护,必须大力推进现代军营饮食文化建设,在全军官兵中牢固树立军营饮食人文观,培育革命军人优秀价值观,激发全体官兵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荣誉感,调动广大官兵的积极性,进一步激发群体的活力与和谐,积极献身国防、完成使命。一张食谱说起来简单,真正按标准要求制订起来也不容易。即便是病号饭、民族餐、庆功宴,也都要体现饮食保障的人文关怀。基层在具体保障时,按照主食有花样、副食有定量、烹饪有营养的要求组织伙食,实施精细搭配、干稀搭配,粗菜细做、细菜精做、一菜多做,使官兵膳食科学,营养摄人充足,实现品种平衡、能量平衡、营养平衡、酸碱平衡。 作者:张利荣 单位:武警杭州士官学校军需系给养教研室 饮食文化论文:东方传统饮食文化论文 1膳食结构的模式 1.1温饱型模式 也称“东方饮食结构”。主要以植物性食物为主,为中国、东南亚等地区人们的饮食习惯:以谷、薯、菜为主,鱼、肉、蛋、奶为辅,佐以调味品,属于“三低”(低脂肪、低蛋白、低糖)饮食。东方的传统饮食结构有可取之处,但仍需改进和调整。 1.2营养模式 也称“日本模式”。既有东方膳食传统特点,也吸取欧美国家膳食长处,营养素比例适当,不容易发生营养缺乏病。 1.3地中海模式 为地中海地区的居民所特有,该模式以蔬菜水果、鱼类、五谷杂粮、豆类和橄榄油为主的饮食风格,辅以红肉。突出特点是不饱和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膳食纤维摄入量高,低脂、低热量。研究表明,地中海式饮食不仅可以减少慢病的发生,还可以减少帕金森症和阿尔茨海默症发病率,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理想饮食模式。 2东西方膳食结构的比较 东方传统饮食结构以中国饮食结构为代表,西方以美国为代表,中美两国膳食结构比较见表2。 2.1东方传统饮食结构 东方传统饮食结构以中国饮食结构为代表。中国传统饮食以植物性食物为主,谷类、薯类和蔬菜的摄入量较高,肉类的摄入量比较低,奶类消费在大部分地区不高。食物中70%的热量与67%的蛋白质来自主食谷物。副食则是新鲜的天然食品,有丰富的蔬菜,适当搭配水果、菌类和藻类,外加少量肉食,精细加工程度低。烹调大多使用油菜籽、花生、大豆植物油,调味料有大豆酱、醋、豆豉等发酵食品。正是这样一种膳食结构保证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繁衍和健康。国际营养学界认为这是预防慢病的最佳膳食[2]。 2.2西方的饮食结构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肉、奶、蛋为主食,拿牛奶当水喝,结果造成营养和能量的双过剩。分析美国膳食结构中动物性食物占40%,谷薯类食物仅占16%,蔬菜水果类占23%。到20世纪中叶,西方发达国家爆发了慢病,2005年美国64%成人超重,50%人口肥胖。西方的有识之士开始对动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结构产生了怀疑,注重研究东西方饮食结构的不同,并构建“健康管理”的保健体系来防治慢病发生,取得较好的效果[3]。在21世纪,美国则强调其膳食模式要作战略性改变,即从动物性食物为基础转变为以植物性食物为基础。但实现这一计划需要很长时间,并非一代人所能解决的。 3东方传统饮食文化的世界贡献 3.1“钟鸣鼎食”时代开创了低温烹饪之法 中国在夏商时期就开始用低温烹饪食物,历经数千年,形成独特的中国式烹饪风格。低温烹饪多以蒸、煮、焖、炖为主,较少煎、炸、烧、烤。如馒头、米饭、面条、水饺、米粥等主食烹饪都是在摄氏100℃左右进行;即使爆炒的菜肴等副食烹饪也在短时间完成。这种高低温结合的烹调方式不仅有助于菜肴的表面杀菌、减少油脂的氧化,也有益于营养成分保持,还保证了食品安全,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食物品种。西方多以煎、炸、烧、烤为主的高温烹饪方式。高温烹饪容易发生“美拉德反应”,虽然风味独特,但反应过程中产生许多有害物质如丙烯酰胺、多环芳烃等,有害健康。 3.2伊尹负鼎俎、调五味,首创汤液疗法 《吕氏春秋·本味篇》中记载,商代“疱人”伊尹善调五味,精于烹饪,首创汤液之法。其选材“以美为上”,重视“阴阳之化”,谙熟“水火相济”,长于“调和之事”,致使“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被尊为中国的食祖。伊尹还撰写《汤液经法》,利用“医食同源”原理,独创中药汤液疗法,促进中药从单方到复方的转变,为中医的治疗提供了广阔空间[4]。历史上尊为烹饪始祖的还有彭祖,他善长调雉羹,“彭城雉羹”是难得的“珍馐”。难怪屈原在《天问》中慨叹:“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葛洪在《神仙传》也证实:“彭祖以善养性,能调羹,进雉羹于帝尧”。另外,根据汤液疗法原理,还可以制成各种粥食,不仅有养胃功效,还有保健作用。《随息居饮食谱》谓:“粳米甘平,宜煮粥食,粥饭为世间第一补人之物”。“粳米粥为资生化育神丹,糯米粥为温养胃气妙品”。清·黄云鹊《粥谱》也记载:粥于养老最宜,一省费,二味全,三津润,四利隔,五易消化。可见,正是中华古老的汤液疗法使华夏民族的素质得以保存和发展。 3.3“黄金法则”搭配食物是科学的配餐方法 《黄帝内经》提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这种膳食结构由“谷肉果菜”四类食物组成,并根据食物的营养作用大小进行分类,其动物性食物(五畜)和植物性食物(五谷、五果、五菜)搭配比例的1∶3,符合“黄金法则”,是科学的配餐方法。《黄帝内经》中“谷养、果助、畜益、菜充”的全面平衡膳食模式,是世界上最早而又全面的膳食指南。它精辟而又纲领性地向人们揭示了饮食的要义,对指导中华民族的饮食生活和增进健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5]。这一膳食模式又被柯林·坎贝尔历时27年研究所证实,“中国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传统饮食结构才是合理的,中华民族传统膳食结构具有深刻的科学内涵”[6]。 3.4中国豆腐的发明,推动世界饮食文化进步 继中国四大发明后,中国还发明豆腐的制作,成为推动世界饮食文化不断发展的又一发明。西汉淮南王刘安在炼制丹药时不经意间发明了用大豆制作豆腐的方法,克服大豆不易消化的缺点,开发了大豆食疗功能,体现了“药食同源”理念,推动大豆成为世界公认的“功能食品”。美国认识到大豆的重要性后立即制定国策,扩大种植面积,鼓励发展大豆产业,到20世纪60年代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豆生产国。1999年10月,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健康声明:“每天食用25克源自中国的黄豆蛋白能减少罹患冠心病的风险”。为此美国每年生产大豆蛋白150万t,添加在各种食物中,有效提高了美国人的健康素质[2]。然而由于利益驱动,美国目前种植的65%大豆是抗农药的转基因大豆,出口世界各国,自己却每年从中国等国家大量进口天然大豆,人为制造了食品安全新问题。现如今“豆浆和豆腐强壮了一个民族”、“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豆”、“青菜豆腐保平安”等体现中国居民日常膳食的健康法则,正在被美日等发达国家娴熟地运用,并不断被世界各国所接受。 3.5茶的发现和制作,中国对人类的第五大贡献 作为中华民族“比屋之饮”的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而盛于宋,距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茶已不仅是一种天然饮料,还具有药用效果、营养作用,茶的药用价值在唐代《本草拾遗》有记载:“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唐代陆羽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撰写全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陆羽及《茶经》在指导茶叶生产、促进茶业经济的发展以及推广饮茶风气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被人们尊为“茶圣”[7]。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茶叶中含有500多种化学成分,如蛋白质、糖类、脂类、维生素、矿物质、茶氨酸、茶多酚、生物碱(咖啡碱、可可碱和茶碱)、茶多糖及茶色素等。茶是优质的碱性饮料,具有驱散疲劳、清思明目、清热解毒、生津止渴、利尿止泻、镇咳平喘等功能。现代西医证实,茶还具有防治慢病、抗辐射、抗癌症、抗突变等作用。茶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最佳物种,已风靡全世界,成为世界三大无醇饮料之一,使全世界1/3的人口受益。世界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盛赞中国茶叶,是中国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第五大贡献[7]。 3.6中华传统膳食体现低碳环保的生态观 许多研究证实,过食动物性食物危害健康;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有利于健康,能有效预防和控制疾病。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表明,食品中75%的碳排放是由生产牛羊等肉类食品产生的。生产1kg牛肉相当于排放36.5kgCO2、340gSO2和59g磷酸盐;而生产1kg蔬菜排放CO2不足4kg。牲畜直接或间接排放引起温室效应气体:1头牛排出200L/dCH4,全世界3亿头牛每年排放CH4超过1亿t,占全球CH4排放总量20%以上。不难看出,植物性食物在生产、加工、消费过程中,耗能低、CH4等温室气体排出量少,而动物性食物耗能高、CH4等温室气体排出量大。以此推断植物性食物是低碳食物,动物性食物是高碳食物[8]。中华民族传统的膳食不仅是健康饮食,还是低碳饮食,符合低碳环保原则,维护和发展中华传统膳食对发展低碳经济有举足轻重的作用[8]。 4改变中国传统饮食结构的原因分析 4.1经济发展改变着中国传统饮食 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充足的食物供应和居民消费模式的改变,中国居民膳食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传统的植物性食物为主膳食模式转向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结构。据中美合课题组在1989、1991、1993、1997和2002年调查中国居民健康与营养状况的研究数据表明:①膳食中优质蛋白占蛋白质总量的比例从17%增加到31%,脂肪供能比由19%增加到28%,碳水化合物供能比由70%下降到61%。无论城乡,谷类和薯类摄入量均明显减少。②烹调油消费量城乡均高达44.5g/d。③食盐消费量有所下降,但仍过高,达13.5g/d。④奶类、豆类制品摄入过低,铁、维生素A等微量元素普遍缺乏,钙摄入量不及推荐摄入量的一半,仅为389mg/d。⑤58%的城市居民胆固醇的摄入量超过300mg/d,城镇居民胆固醇摄入量也达到270mg/d。膳食脂肪和胆固醇的高摄入导致人群中患慢性疾病的危险性增加,出现“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良同在,贫困病与文明病并存”现象。面对着营养变迁的快速发展,正确引导公众合理选择膳食和控制膳食脂肪与胆固醇的过高摄入,从而预防和控制慢性疾病是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9]。 4.2食品添加剂等化学品正改变着传统的饮食模式 食品添加剂是现代食品工业的灵魂。食品工业经过100年的发展,产生出3000多种食品添加剂,使商场食品琳琅满目、色香味全,人们的生活因此变得丰富多彩。但过多使用食品添加剂以及食品添加剂使用不当都会在人体内富集。另外,700多种化学品正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进入人体的化学成分相互作用,引发人体慢性中毒,严重危害健康。2011年联合国呼吁:要回归合理的、有机的、生态平衡的传统农业技术路线[1]。这也验证了中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的古训。 4.3西方现代饮食文化正影响着中国的传统饮食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中华民族传统饮食结构逐渐被世界所接受的同时,西方现代饮食文化也正影响着中国。有资料表明,当前中国居民的饮食结构迅速“西化”,三高食品大量摄入,洋快餐充斥市场。从1961~2000年,世界人均动物食品摄入量增加了2倍,而中国人均摄入量增加了10倍。其直接结果是:过去10年国人增长的体重,几乎等于西方在过去30年中累计增长的体重,导致中国目前约有2亿人超重,600万人肥胖[2]。试验证实,体重超重10%,就会危害健康,长期超重15%的人可减寿11年[1]。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膳食结构的“西化”是造成中国居民糖尿病和高血压发病率逐年升高的首要原因。 5东西方饮食文化聚焦点———洋快餐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多元文化发展,快餐文化得到世界的认同。尽管人们褒贬不一,但也无法抗拒。洋快餐是西方现代饮食文化的产物,洋快餐正吞噬着中国。其典型特点是三高三低(高热量、高脂肪、高钠、低矿物质、低维生素、低膳食纤维),是名副其实的“能量炸弹”和“垃圾食品”。作为“能量炸弹”它催肥了全球10亿肥胖者;作为“垃圾食品”它含有高达38%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影响,形成动脉硬化、加速大脑老化、影响儿童智力、造成妇女不孕症以及皮肤过敏等症;洋快餐中大量的丙烯酰胺可导致人体基因突变,损害神经系统、诱发肿瘤的“致癌物”。WHO指出,与食品有关的癌症中,约30%~40%与丙烯酰胺有关。在烹饪过程中,温度超过120℃就会产生丙烯酰胺,如“炸薯条”中丙烯酰胺含量超标约500倍,西方的煎炸烧烤均在280℃以上。另外,在畜禽饲料中添加的雌激素、抗生素以及洋快餐制作中的各种食品添加剂都随洋快餐进入人体,不断地危害着人体的健康,导致阿尔茨海姆症、帕金森症、运动神经元紊乱等疾病发生。美国科学家还发现洋快餐具有成瘾性,对大脑和思维素质造成永久性伤害[2]。在中国“洋快餐”中毒最深的群体是儿童少年,这种毒害可能会影响到子孙后代。如果完全接受洋快餐,儿童少年的健康素质会出现类似发达国家的疾病,国家将付出沉痛的代价。饮食结构的巨大变化,也将使中国的自给自足状况濒于崩溃。 6平衡膳食合理营养 平衡膳食是健康的基础,中国营养学会制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导居民平衡膳食、合理营养。概括起来平衡膳食就是要遵循科学配餐原则:①确保每日膳食中食物的结构合理,营养素种类齐全、数量充足、比例适当。三大营养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占总热量比例为10%~15%、20%~30%、55%~65%。②一日三餐的能量分配比例适合,热量分配以早餐占全日总能量的25%~30%、午餐占40%、晚餐占30%~35%。③保证富含优质蛋白和脂肪食物的供应。优质蛋白占总蛋白的1/3以上。④蔬菜、水果的供给量每人800~1000g/d,其中蔬菜占4/5,水果占1/5。⑤注意酸碱平衡,主食搭配要做到粗细、干稀的平衡;副食调配要做到生熟、荤素搭配的平衡[2]。广大居民只有自觉行动起来,做到平衡膳食、合理营养,才能有效预防慢病的发生。 7讨论 7.1提倡节饮食,反对暴饮暴食 WHO强调指出:饮食是长寿的重要因素。《黄帝内经》提出“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否则“饮食自倍,胃肠乃伤”,因此“欲得身体安,须带三分饥与寒”。1930年美国著名营养学家克莱德·麦卡的“麦卡效应”佐证了“节食长寿”这一法则,凸显了我国古人的养生智慧[10]。也验证了我国的古训:所食愈少,心愈开,年愈益;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损。 7.2提倡慢餐生活,反对快餐方式 现代营养学研究表明,在进餐过程中,由于大脑需要20min才能获得饱腹感,故狼吞虎咽式快餐进食极易进食过量。慢餐生活进食时有意识减慢进食速度,养成小口吃饭习惯,有效预防肥胖的发生。 7.3提倡节俭,反对浪费 中国拥有全球7%的耕地,生产世界上18.5%的粮食,解决全球22%的人口吃饭问题。事实胜于雄辩,依靠自力更生,中国人自己完全能够养活自己。在全国耕地急剧减少、土壤污染每况愈下之时,每年我国却要浪费掉500亿kg粮食,这相当于全年粮食产量的1/10,足以养活2亿人。所以,必须保持勤俭节约的传统。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曰:“饮食者,人之命脉也”。现代预防医学认为,膳食营养干预可以有效预防慢病。分析西方国家的饮食结构与慢性病发生相关性,引以为鉴。充分挖掘东方传统饮食的优势,大力倡导中华民族传统饮食结构,为提高全民健康素质作贡献。 作者:闫茂华 单位: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饮食文化论文:乡村饮食文化论文 一、南京乡村饮食文化特征分析 (1)饭稻羹鱼,鱼米之乡的饮食风习。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明确了早在几千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以稻米为主食,以鱼虾为副食品的饮食特色,这里的“楚越之地”就包括了现在的南京地区。由于湿润温暖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使得南京地区一直以来就有种植稻米的生产习俗,南京地区稻作文化的繁荣不仅影响了人民日常的劳作活动,同时也深深影响了人民饮食风俗的形成,充足的稻米供应也为南京丰富多彩的糕团工艺创造了条件。河湖交错的水文特点形成了吴越地区独特的“渔文化”,极富地方特色。南京地区以渔耕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太湖地区物产丰饶、生产鱼虾的地域特点也为南京乡民养鸭食鸭文化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南京的鸭肴种类繁多,是南京乡村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笔。(2)因地取材,讲究时令的饮食生态。乡村饮食与都市显著的其选料的新鲜度和生态性,即南京的饮食对大都运用本地的食材制作而成,保证了材料的新鲜和健康。南京的低山丘陵和岗地约占总面积的67%,平原、洼地和河流约占了39.2%,平原地区肥沃的土壤、星罗棋布的水域以及丘陵岗地的林业资源,使南京乡村拥有丰富的原材料,家禽、河鲜、野菜都在南京传统乡村饮食中占有一席之地。南京乡间嗜食野菜,“南京人不识宝,一口野菜一口草”以及“南京人一大怪,不爱荤菜爱野菜”等至今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民谚都证明了食野菜的风俗在南京地区的普及。相比于城市,乡村地区的食材更具有时令季节的特征,人们掌握原料的生长规律,讲究适时而食,如“春有刀鲚夏有鲥,秋有肥鹅冬有蔬“等都反映了南京农村注重时令的朴素自然观,成为了人们宝贵的生产生活经验。(3)咸鲜润甜、醇和酥嫩的原汁本味。质朴无华的乡村饮食采用的是最简单的加工制作方式,传统的制作过程和不经雕琢的加工工艺使得农家菜更能保留食物的原始风味,配合鲜活的食材给人带来独特的体验。南京乡村的饮食风味保留了江南乡村地区鲜嫩清淡的饮食风格共性,同时也更注重地域的适应性,使得南京乡村饮食兼具了南北饮食的风格特色,如金陵名菜芦蒿炒香干,就是在芦蒿、香干两种基本食材的基础上进行素炒,除油、盐之外几乎不加别的佐料,最大幅度地保存了芦蒿和香干的清香;颇具盛名的南京水八鲜旱八鲜也进采用了凉拌、清蒸等最简单的烹调技艺,保留了其鲜脆爽口的本真味道,受到了许多食客的推崇。(4)典史结合、淳厚朴实的人文背景。江南地区自古人文荟萃,关于饮食的诗文典故也为广为流传,为南京的饮食菜品增加了浪漫气息。如诗圣杜甫的《赠李白》:“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其中的“青精饭”就是现在仍盛行在江浙一带的乌米饭;苏东坡脍炙人口的《惠崇江上晚景》中:“蒌蒿满地芦牙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使芦蒿和河豚名声大噪,还有宋嫂鱼羹、炸响铃等名菜名典广为人知。而在南京不得不提的《随园食单》和《红楼梦》给南京饮食打下了深刻的文化烙印。除此之外,乾隆与如意卤干、与“皮冻甲鱼盅”的故事等都为普通的菜品增添了文化和人文气息。 二、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swot分析 尽管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使南京乡村饮食文化开发得到初步的成效,但其开发依旧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所以本文采用swot的分析方法对南京乡村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条件进行分析,进一步增加南京乡村的旅游吸引力,同时为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提供参考。 1、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优势 (1)饮食文化资源丰富,种类多样。南京地区被称作“鱼米之乡”,食材丰富、选料新鲜、形成自然质朴的的乡村饮食风味,如种类繁盛的鸭肴、野意野趣的早春四野、旱八鲜和水八鲜,肉质鲜美的各色河鲜、高淳的螃蟹与六合的猪头肉都是地道的乡土风味。除去饮食选材的乡土性和地域性,还有伴随着饮食菜品而不断传颂的传说典故、逸闻趣事,代代相承的传统加工工艺,朗朗上口的民谚和歌谣都是在饮食文化旅游开发中不可忽略的元素。例如,南京地区传承600多年的板鸭制作工艺、状元豆的故事、寒食节食赤豆元宵的传统和历史背景等等都将为游客带来不同的旅游体验。(2)南京地区乡村游发展迅速,示范效应明显。南京一直走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沿。近年来,南京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示范点,根据南京旅游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截止到2012年,南京地区一共拥有12家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江宁区“五朵金花”、六合区“六朵茉莉”,还有高淳等地均已成功打造出了乡村旅游品牌。作为乡村旅游体验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乡村旅游活动的开展使乡村饮食也得以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许多传统饮食也借助旅游体验的进行而广为人知。如南京地区以茶文化为主打旅游品牌的黄龙岘茶文化村就利用现有的资源,打造融茶道、茶艺、茶俗、茶浴体验、茶叶展销研发生产、茶宴调理、特色茶制品购买为一体乡村茶文化旅游点,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在2013年国庆节期间,仅10月1日一天,该村已投入经营的茶餐厅的收入就达到18万元。(3)代表性的美食节庆产生强有力的经济社会效应。美食节庆活动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对相应的饮食文化进行全面而集中的展示,并迅速吸引公众关注度,提高资源影响力,实现经济、文化、社会的综合效应。以六合区龙袍镇为例,其蟹黄汤包节自2001年起已经开办了13届,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前来龙袍镇品尝美食、观光旅游的游客达到20万人,整个蟹黄汤包产业链所产生的收入约为2亿元。“汤包经济”的繁荣不仅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同时对于汤包制作技艺的传承和汤包文化的保护产生积极带动作用。除此之外,在南京桂花鸭节和南京美食节同样产生了巨大的综合效应。 2、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劣势 (1)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处于初级阶段,缺乏深度文化内涵和参与体验性的挖掘。通过在江心洲等地的实地调研,发现在大部分的乡村餐饮经营点,游客对饮食的体验大都集中在品尝成品的部分,也有部分数量的农家乐推出了采摘和垂钓为代表的传统基础体验项目,对于历史传说、制作工艺、饮食习俗等方面很少有涉猎,缺乏趣味性和必要的创新,而与此同时有相当大比例的游客在饮食文化深度体验方面存在需求,实地调查显示深度体验产品在供与求方面的脱节。现阶段,农家乐在饮食文化开发方面雷同普遍而特色不足,对饮食文化内涵的挖掘和延伸不足。总体来说,南京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面临深度不够、体系不全、特色不明的问题。(3)南京乡村饮食文化的宣传普及营销力度不足。目前,对于乡村饮食文化的推广大多依托于乡村旅游点进行,缺乏独立的宣传和推广平台。同时,在相关的乡村旅游网络推广平台上,饮食文化信息的和传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和缺失,这将为游客的信息掌握造成困扰。以“五朵金花”之一的石塘人家景区网站为例,其对于当地特色饮食文化资源的介绍就仅停留在名称和图片的阶段,缺乏更深入的介绍。宣传营销工作的不足给南京传统乡村饮食品牌的树立和吸引力的提升造成了障碍。我们曾在江心洲、前石塘村等农家乐经营较集中的地方就饮食文化资源宣传推广的途径媒介向游客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除了通过网络进行信息采集外,通过亲朋好友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相关产品的宣传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而这种方式在宣传范围和宣传效率的缺陷说明了目前宣传旅游资源宣传营销上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3、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机遇 (1)国家鼓励乡村游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为乡村旅游和饮食文化体验提供条件。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会议在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原则等方面做出安排,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开拓了空间。另外,针对之前南京众多乡村旅游点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的限制影响游客的出行选择的问题,南京在2013年开通了市区直达江宁石塘人家、世凹桃源、汤山七坊、溧水傅家边、高淳桠溪国际慢城、六合竹镇大泉村等6个著名乡村旅游景点景区的美丽乡村旅游直通车,大大提高了各大乡村旅游点的可进入性。(2)饮食文化的公众关注度提升。传统饮食本身以及其独特的制作手法、加工方式、历史典故等都具有重要的传承和保护价值。2012年,一部舌尖上的中国,将博大精深的中华美食与蕴藏其中的文化内涵和人文背景一一展现,引发了大众对饮食文化新一轮的关注与思考;而近期武汉热干面的申遗更是引发了对饮食文化保护的热烈讨论。日前,以盐水鸭领衔的南京饮食文化代表——“三菜一茶”(南京盐水鸭、绿柳居素食、马祥兴清真菜和雨花茶)也加入申请非遗的行列。虽然有许多声音对将传统饮食文化进行申遗的举动存在质疑,但将有价值的饮食文化资源用遗产名录的形式进行保护,对饮食资源的宣传推广和进一步的旅游体验开发的确起到助推作用。(3)青奥会等大型赛会在南京的举行为南京饮食形象的推广和普及提供平台。即将举办的2014年南京青奥会将吸引大量的国际国内客流汇集南京。这对于南京地区的旅游接待能力的提升和旅游形象的推广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南京传统饮食文化也可以借助这一契机扩大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纵观世界奥运史,东京奥运会让寿司广为人知,汉城奥运会让大家记住了泡菜,北京奥运会使北京烤鸭大受欢迎,南京的青奥会举办也必将为南京的传统饮食文化发展提供新的平台。 4、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挑战 (1)周边城市乡村饮食旅游产品竞争激烈。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和气候等自然条件的相似使得南京与周边城市和浙江、安徽等地的饮食习惯存在共同之处:南京乡村善制河鲜,而周边的镇江则以“长江三鲜”备受关注;南京的糕点工艺与苏州的糕团文化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竞争;另外还有“竹笋之争”、“茶叶之争”等。如以南京地区颇为热衷的吃活珠子的风俗为例,就在江苏的高邮、淮安等地同样流行。由此,如何在各个竞争对手中打造自己的特色饮食文化形象,是南京在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的重要问题。(2)其他地区的饮食文化对南京本土饮食文化的冲击。从国内范围来看,随着各地文化交流的频繁和加深,川菜、湘菜、粤菜等其他的地域饮食文化在南京站稳脚跟,并迅速了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的市场份额,对南京本地的饮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从国际范围看,KFC、麦当劳等国际连锁快餐品牌在中国的持续风靡和大量外来饮食种类的进驻也对中国本土饮食文化的发展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朴实自然的乡村饮食文化如何在国内国外各种饮食文化的夹击中突围而出,继续传承和发扬,增加资源吸引力,是亟待研究的课题。 三、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对策 通过对南京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条件进行分析,南京乡村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尽管受到自身不足和外界冲击的影响,但依旧拥有较高的开发价值和开发条件。在此基础上进行南京传统乡村饮食旅游资源的开发,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必须进一步加强南京传统饮食文化的研究和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加强对饮食文化旅游资源与产品的梳理,突出其文化魅力和吸引力,打造地域饮食文化特色,提高南京乡村饮食文化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使乡村饮食文化资源与产品体系化、品牌化、差异化。如在被誉为“酱缸”的浙江绍兴,不仅在日常餐饮方面充分展现酱货(包括在绍兴民间深受欢迎的酱鸭、酱肉和腊肠等多个品种)的独特风味,更是在深度挖掘酱文化方面做出了努力,绍兴不仅在腊肠等著名酱制品的生产推广和品牌化上做出努力,还研究建成了中国首座酱文化博物馆,于此同时坐落在绍兴安昌的恒昌酱园的开发参观和安昌腊月风情节的成功举办使绍兴的酱文化资源得以很好的传承和开发。第二,加快体验性项目的设置与创新。加强与饮食相关的农趣活动,是游客对饮食文化的体验不仅仅停留在满足口腹之欲上,而是体现在原料的获取、加工,饮食制作、欣赏,风味的品尝、辨析,食俗的经历和其他相关知识的涉猎等,全方位地感受南京乡村饮食文化的魅力。在体验性旅游开发方面,南京可以从体验式乡村旅游发展较成熟的旅游点汲取经验,如以洞庭湖地区碧螺春资源为例,当地就没有仅将品茶作为旅游活动进行开发,而是让游客对“采茶、拣茶、炒茶”的全过程进行亲身体验,并开展“碧螺春姑娘”、“第一锅竞拍”等一系列游客可参与的活动,深受游客好评。第三,加大饮食文化知识的宣传推广力度和形式。在传统宣传渠道的基础上,积极利用网络媒体和移动客户端等新兴平台,加大自身网站建设以及与其他旅游、文化、经济类媒体平台的合作,多角度扩大相关信息的流动和推广,比如现阶段发展不断升温的旅游电子商务网站、以大众点评网、豆瓣网为代表的有影响力的用户体验交流网站以及各地区的旅游官方网站都是可选择的对象。除了加大在网站宣传上的投入力度之外,以博物馆为媒介系统介绍传统饮食文化也是饮食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以广东东莞为例,东莞饮食风俗博物馆、中国圣心糕点博物馆等展馆的建设为当地传统的饮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南京一次为借鉴,可以在农村范围建设相关的食鸭文化博物馆、野菜博物馆等,不仅更好的对乡村饮食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也有助于美丽乡村的建设。第四,加大宣传乡村饮食产业链的建立。借鉴南京桂花鸭节、蟹黄汤包节等成功的美食节庆品牌成功的经验,发展集体验、交流、商贸多重功能综合性的饮食产业体系和旅游产品形象;加强和酒店业、地产业等旅游相关行业的联系,努力营造乡村饮食文化发展的产业氛围,提高区域饮食文化资源的整体竞争力,构筑饮食文化餐饮产业联动体系;积极发挥政府部门的作用,在文化遗产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法规支持、食品质量监管、产品营销推广等方面为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保护提供帮助。 作者:徐庆颖 丁晓蕾 吴小爽 李琬琰 单位: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饮食文化论文:饮食文化在食品类人才培养的作用 作者:王静 田其英 单位:江苏食品职业技术学院 饮食文化在高职食品专业学生人才培养中的必要性 (一)饮食文化与高职食品专业研究内容上的一致性 高职食品专业研究的内容有食品基础理论的研究(食品化学、食品微生物等);食品生产与加工的研究;食品生产中的新技术应用;食品质量安全的研究;食品营养的研究;食品营销消费的研究;食品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其他食品包装、食品法规、食品流通、食品检验等。饮食文化研究中所指人类的食事活动内容包括:一是,食生产。原料、加工、保藏等。二是,食生活。原料的获取、食品流通、消费、烹调、进食、礼仪等。三是,食事象。与食相关的具体行为、现象等。四是,食思想。食认识、知识、观念、理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等。五是,食惯制。习惯、风俗、传统等[3]。饮食文化是研究关于人类(或民族)在什么条件下吃,吃什么,怎么吃,吃了以后怎样等等的学问。由此可见中国饮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食品专业重要的学科结构内容。 (二)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 食品行业是关系民生的朝阳行业,也是不折不扣的良心行业,其对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素质要求。随着我国食品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需求逐年增加,高职教育职业性的特点正好能够满足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要。因此要将饮食文化贯穿于高职食品专业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使技术和文化成为高职食品专业学生成长的双翅,有利于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和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三)发挥大学功能的需要 中国饮食文化虽然博大精深、远源流长,但由于近代中国科技的落后,再加上西式文化的冲击,人们对中国饮食和文化失去了信心。而国外许多先进的国家十分重视技术和文化的统一,十分珍视自己的食品文化,保护和发扬自己的食品文化,甚至把它作为维护民族权益,保护本国农业的战略。如日本、法国、韩国等[4]。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把文化的传承创新明确为大学的第四大功能。因此作为食品专业的学生,传承和弘扬我国优秀饮食文化责无旁贷。 饮食文化在高职食品专业人才培养的应用 中国饮食文化,一方面,如清代著名美食家袁牧所云,它是一门须“先知而后行”的“学问之道”;另一方面,它也是包含饮食、美器与礼仪、食享与食用等多重文化内涵的一门“综合艺术”。如今人们普遍认为高等职业教育,除了提高学生实践操作的水平外,还要使大学生在人文素质上有所提高和深化,其中当然包括和本专业相关的人文知识。饮食结合文化,古今交汇,中外贯通,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对高职食品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一)作为专业知识的有益补充,完善知识结构 虽然经过近20年的大力发展,我国高职教育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由于高等职业教育以能力培养为中心的培养模式,我国高职食品专业在人才培养中较重视专业技术教育的系统性,忽视了文化的作用,更不用说饮食文化的教育。过去人们只把文化列入历史、文学领域里的事,其实各行各业都有其文化。通过调整食品专业课程体系,把饮食文化作为人才培养必修课,形成学习技术必先学习相关文化的习惯。这样将饮食文化应用于高职食品专业学生人才培养,不仅完善了食品科学知识体系,完善了学生的知识结构,丰富了学生的内心世界,而且还使专业知识和技能得到有益补充,有益于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二)传承饮食文化优秀成果,提高学生人文素质 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如“茶文化”、“酒文化”、“炊具文化”、“医食同源”的食疗保健文化等,是人类文明、生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科学生素质培养中比较重视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对人文素质教育大部分通过选修课来实施,各方面重视程度不够,因此在人才培养中难以达到预期的设想和目标。针对中外饮食文化,我们要本着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取其精华、剔其糟粕,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创新地发扬和光大,对提高食品专业学生人文素质具有积极影响。以“茶文化”为例,在茶加工技术之外,让学生诵读关于茶的诗词歌赋可以来修身养性,利用茶道精神可以对学生进行礼仪教育和道德修养教育。如举办饮食文化节,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文化内涵。 (三)培养从业自信心,增强社会责任感 我国饮食文化在世界享有盛誉,有一种中国饮食甲天下的感觉。如2000年前淮南王刘安发明的豆腐;诸葛亮发明的馒头,比西式汉堡包早1000多年;唐代又开发了面条、点心之类,这些都是了不起的发明,直到现代还影响着我们乃至整个人类的生活[5]。“民以食为天”。今天饮食业依然是国内外第一大行业,世界500强企业相当部分与饮食有关。诸如此类的饮食文化认识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的从业自信心和自豪感。 总之“国以民为贵,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中华民族的振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高低。然而近年来我国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严重威胁到国民的身心健康,对国家的长治久安产生了负面影响。作为食品从业人员,促进饮食行业的健康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营养的食品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高职食品专业学生既要有扎实的专业素质,还需要有较高的道德素质和文化修养,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同样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只有懂得肩上担负的重任,才能提高为国为民服务的自觉性。 饮食文化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饮食文化论文 1.1政府和协会组织大力扶持传统饮食文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1.1.1通过协会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烹饪协会苏秋成认为当今的饮食文化界已经比较重视保护传统文化遗产,但是中餐要想走向世界还要有自己的文化内涵。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国烹饪大师、湖南省人大代表许菊云提出了关于高度重视中国饮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议案,引起了全国人大和文化部的重视。据了解,非遗保护的对象通常分为若干专项,餐饮属于传统手工艺类。2009年,许菊云再次提出议案,提请有关主管部门重视挖掘和保护饮食类非遗文化体系,并建议在国家非遗名录中开辟饮食类的专项类别。为了保护我国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老字号企业、传承和弘扬传统饮食文化、推动饮食行业的进步与发展,中国烹饪协会联合多家知名饮食企业在展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的系列活动中设立了中国饮食文化专项展区,一批部级非遗项目和老字号饮食企业参展,并引发了社会关注。随着多项饮食类部级非遗项目的积极申报,将出现更多的饮食类非遗项目,会有更多的老字号企业焕发出新的生机。中国餐饮协会乔杰建议把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史料和文字整理成册,并重点研究流传下来的菜谱。中国烹饪协会冯援恩认为除了研究文献,还要多项目、多渠道、多层次保护并发扬中国烹饪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建设企业文化和培育区域品牌文化[3]。1.1.2政府扶持饮食类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现阶段,国家重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优势,在政策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结合地方和民族特色开发了很多具有市场潜力的非遗文化类产品。比如郫县县委、县政府专门成立了郫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抢救和保护郫县豆瓣传统手工制作技艺,投入专项资金用于对郫县豆瓣工艺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建档等;保护掌握郫县豆瓣手工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发放生活补贴、提供传承条件、选派年轻学徒;支持栽种原料以保证生产需求[4]。 2传统饮食文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 2.1发挥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2.1.1建立博物馆保护模式的必要性受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那些依靠口传身授来传承的文化遗产逐渐消失,许多传统技艺都面临绝迹,大量有价值的珍贵实物被逐渐毁弃。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博物馆则可以成为人类保存记忆的重要载体。由于博物馆具备相对完善的保管和展示条件,能够入藏博物馆是较好的保管珍贵文物的方式。在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历史进程中,博物馆经历了保护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无形文物三个阶段,其中,人类及人类环境的非物质证据即无形文物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应该保存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并将其展示给社会公众,要义不容辞地在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中担负起责任[5]。2.1.2博物馆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优势博物馆都有征集、保护、整理文物的配套固定程序,同时也具备较完善的硬件设施,应当利用博物馆的这些优势来更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民俗类博物馆可以通过与同行交流合作、合作办展的形式来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局部到全面展示出来,更好、更专业地做好保护“非遗”的工作[6]。2.1.3博物馆展示现状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各自的特性和发展规律,有一些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沉淀下来,有些处于濒危状态,有些则已经消亡。博物馆应发挥自身的优势,将各种民俗艺术、工艺流程、传承人技艺、民间民俗活动资源通过各种保护和展陈手段记录并展示出来,传之后世。目前已建或在建的一些饮食类博物馆保存和宣传了非遗的历史文化,努力实现传播知识、传播文化的教育宗旨。由绍兴至味食品有限公司创办的位于浙江省绍兴市的中国酱文化博物馆,由保宁醋公司投建的保宁醋博物馆,位于郫县古城镇的以菜系文化为陈列内容的成都川菜博物馆,经常举办各种饮食文化活动并重新上演了满汉全席的香港人类饮食博物馆,这些行业博物馆给我们展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让我们回顾历史并体会更多东西。这些饮食类博物馆再现了那些已经不复存在的人物和场景,各种反映传统文化的照片和资料被制作成文字、图片、图表版面,结合实物被展示出来,再现了饮食文化活动、传统手工艺和民俗民风,通过博物馆展示这种拾遗补珍、珍藏见证的方式来弥补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步消亡的遗憾。 2.2通过节庆和传媒宣传展示饮食类非遗文化 现在,各级政府对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比较重视,也会组织饮食类非遗项目通过参加、组织节庆活动和借助传媒宣传来增强非遗项目的社会影响力和品牌形象,非遗项目积极配合各种节庆活动推广自己的特色产品,如在第二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上,现场展示宣传了先市酱油的传统酿制技艺,社会反响较好。参加中国农产品展示会、中国商标节、西博会这样的大型活动也是提升非遗项目社会认知度的好办法。此外,很多非遗项目还借助互联网、传统纸媒、广播电视来宣传自己,2012年在湖南卫视的《天天向上》栏目中就曾播出了“中国四大名醋专场节目”,节目中保宁醋企业介绍了我国传统酿醋工艺和食醋的发展历史,宣传食醋的辨别知识,显著提升了保宁醋的社会认知度。 2.3开发饮食类非遗文化旅游项目 一些非遗项目根据本地域的文化情况,结合旅游资源打造新型文化旅游项目,他们还与旅行社合作开发旅游项目来展示独特的加工工艺、历史文化内涵,提升公众认知度。山西老陈醋的东湖醋园开发旅游项目平均每年接待游客达30多万人次;先市酱油厂与旅行社合作,组织游客免费参观传统酱油酿造作坊和酿制技艺现场。建议进一步研究非遗项目自然、人文和地理的基本特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将传统特产的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在一起进行商标、文化保护,实现相互促进、双重保护,提升非遗的品牌价值。 3鼓励传统饮食文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型 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家和全社会宝贵的文化财富,它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地域性和传承性。但随着生存环境逐渐改变,一些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失去优势,文化特性也逐渐消失,还有的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下濒临灭绝。只有将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现代化转型,使其贴近、适应现代生活,才能将其更好地保护和传承。研究和利用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为了经济目的,也是为了在挖掘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同时更有效地对它保护和传承,在此基础上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使二者形成良性的循环。开发传统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类旅游项目,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也很有教育意义,既能满足游客旅游目的和文化需要,又能提升游客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使游客在游玩、观赏时感受文化内涵。现代化的进程破坏了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赖以生存的农业文明,但这不意味着现代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全对立,而是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把文化和经济结合在了一起。政府还应加大对传统饮食类企业的扶持力度,以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经营的运营灵活性和鼓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升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4结语 饮食类非遗项目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我们应在深入研究、发掘整理现有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持续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历史遗产,让人们体会到更深厚的文化内涵。保护和传承好饮食文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促进文化和经济的协调发展,让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社会环境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 作者:曹岚李旭王新梅魏莹董玉杰单位:哈尔滨市食品工业研究所哈尔滨市食品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 饮食文化论文:鼎字探究饮食文化论文 鼎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下面进行详细的分析。鼎的用途主要有二:一是作为食器,用来烹煮肉食和盛放已烹煮好的肉食。《仪礼•特牲馈食礼》:“羹饪,实鼎,陈于门外,如初。”就其作用来说,鼎又可以分为三种,一是用来烹煮肉食的,叫“镬鼎”,亦言“鼎镬”。这是因为“镬”亦鼎属,只是无足。(《淮南子•说山训》:“尝一脔肉,知一镬之味。”注:“有足曰鼎,无足曰镬。”)所以“鼎”、“镬”常连用。如《周礼•天官•亨人》:“亨人共掌鼎镬,以给水火之齐。”郑注:“镬所以煮肉及鱼腊之器,既熟乃脀于鼎。”古代的肉食并不都一律切成小块,而是除了“羹”以外,多切为大块,甚至不进行切割而整体蒸煮的,由此可知鼎的体积非常大。“鼎镬”又指古代的一种酷刑,即把罪人放进鼎镬烹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也,臣请就鼎镬。” 《汉书•郦食其传》:“郦生自匿监门,待主然后出,犹不免鼎镬。”由此亦可知鼎的体积之大。“鼎镬”之刑又言“汤镬”、“镬烹”,如《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贾有汤镬之罪,请自屏于胡貉之地,唯君生死之。”《汉书•刑法志》:“陵夷至于战国,……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肋、镬烹之刑。”二是用来盛放煮好的肉食,叫“升鼎”或“正鼎”。三是在肉食中放有佐料的鼎,叫“羞鼎”或“陪鼎”。升鼎太牢九鼎、七鼎,配羞鼎三;升鼎少牢五鼎,配羞鼎二;升鼎少牢三鼎或一鼎,配羞鼎一。《仪礼•聘礼》:“宰夫朝服设飧: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东,鼎七。”又“饔,饪一牢,鼎九,设于西阶前;陪鼎当内廉,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左传•昭公五年》:“宴有好货,飧有陪鼎,入有郊劳,出有赠贿,礼之至也。”“鼎”的第二个用途是作为礼器,置于宗庙,用来铭功记德。《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铭也。自铭,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又《曾子问》:“曾子问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陈,笾豆既设,不得成礼,废者几?’”相传夏禹铸九鼎,“贡金九牧,铸鼎象物。”以后“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又因“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左传•宣公三年》)文献记载说明了夏、商、周几个王朝政权的更替,是以夺得了前代的鼎为象征的。因为鼎是传国之重器,于是后代便以“鼎”来指代王位或国家政权。唐李庾《东都赋》:“权与势移,运随鼎去,从古如斯,谓之何如?”用“鼎命”来指帝位,《宋书•长沙景王道怜传》:“时齐王辅政,四海属心,秉知鼎命有在,密怀异图。”用“鼎运”来指国运,《宋书•武帝纪》:“魏武直以兵威服众,故能坐移天历,鼎运虽改,而民未忘汉。”《旧唐书•音乐志•享太庙乐章》:“基我鼎运,于万斯年。”“鼎祚”亦言国运,《宋书•谢灵运传》:“至如昏祲蔽景,鼎祚倾基,黍离有叹,鸿雁无期。”《晋书•汝南王亮等传序》:“光武雄略纬天,慷慨下国,……休祉盛于两京,鼎祚隆于四百。”“鼎业”则指帝王之业,《梁书•武帝纪》:“三光再沉,七庙如缀,鼎业既移,含识知泯。” 到了春秋时期,周天子权势式微,秦、齐、楚三个大国都曾图谋夺取九鼎,以继承周天子之位。《左传•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三代以九鼎为传国之宝,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有取周室而代之之意。后遂以“问鼎”为图谋篡夺王位。《晋书•王敦传》:“有问鼎之心,帝畏而恶之。”又《赫连勃勃载记》:“自皇晋失统,神器南移,群雄岳峙,人怀问鼎。” 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商周时期,鼎成了统治阶级等级制度的标志。最明显的是西周的列鼎制度。严格的列鼎指的是一组鼎形制和纹饰相同或相近,大小依次递减。陕西宝鸡竹园沟西周墓出土的五件圆鼎即属于严格的列鼎。据文献记载,西周天子用九鼎,分别盛放牛、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诸侯用七鼎,与天子比,无鲜鱼、鲜腊。卿大夫用五鼎,分别盛放羊、豕、鱼、腊、肤。士用三鼎,盛放豕、鱼、腊,也有用一鼎的,只盛放豕。(《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迄今为止,出土九鼎的西周墓尚未发现,出土七鼎成列的有河南上村岭虢太子墓,出土五鼎成列的有陕西宝鸡茹家庄一号墓,出土三鼎成列的有长安普渡村西周墓,出土一鼎的有陕西岐山贺家村五号墓等。到了东周以后,礼崩乐坏,列鼎制度便渐趋消亡。如春秋晚期寿县蔡侯墓使用了九个鼎,这是诸侯僭越了天子之礼。这一时期甚至一些平民百姓墓葬内也有用仿铜陶鼎来随葬的。 由于“鼎”的形制特点及其在礼器中的地位,使之产生了诸多引申义,并组成许多新词。因为鼎为国家之重器,有三足,故以之比喻三公、宰辅、重臣之位,《后汉书•陈球传》:“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鼎臣”指三公重臣,《晋书•汝南王亮等传序》:“纵令天子暗劣,鼎臣奢放,虽或颠沛,未至土崩。”又称“鼎辅”,《后汉书•朱浮传》:“即位以来,不用旧典,信刺举之官,黜鼎辅之任。”《三国志•魏书•崔琰传》:“琰从弟林,少无名望,虽姻族犹多轻之,而琰常曰:‘此所谓大器晚成者也,终必远至。’琢郡孙礼、卢毓始入军府,琰又名之曰:‘孙疏亮亢烈,刚简能断;卢清警明理,百炼不消;皆公才也。’后林、礼、毓咸至鼎辅。”又称“鼎司”,《后汉书•谢夷吾传》:“诚社稷之元龟,大汉之栋甍。宜当拔擢,使登鼎司。” 因为鼎有三足,因以比喻三方并峙之形势。或言“鼎足”,《史记•淮阴侯列传》:“参分天下,鼎足而居。”《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或言“鼎立”,《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近者汉之衰末,三家鼎立。”或言“鼎峙”,《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又因为鼎乃豪门贵族之食器,所以“鼎食”指贵族的奢华生活。《墨子•七患》:“故凶饥存乎国,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五。”(后“五”疑为“三”)或言“钟鸣鼎食”,王勃《滕王阁序》:“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 作者:孙永兰单位:赤峰学院文学院 饮食文化论文:中意饮食文化论文 一、中意饮食文化差异 对于意大利人而言,一天中真正的正餐是晚餐,通常意大利人都会选择同家人一块享用,意大利人吃晚餐普遍较晚。这是由于意大利地处地中海地区,地中海夏季气候非常炎热,人们在酷热的环境中很难有食欲去好好享受一天中最重要、最丰盛的一餐。待晚上7点之后,太阳逐渐西沉,空气也变得清爽凉快,人们才愿意来享用晚餐。这也是地中海地区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希腊)晚饭时间偏晚的原因之一。意大利式晚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所需时间很长,一顿晚餐一般耗时3~4个小时,这与中式晚餐有明显的区别。观察意大利的用餐习惯颇有意思。一次完整的意大利式晚餐通常包括以下几道菜:1.前菜(开胃菜)。用来激发人的食欲,品种丰富多样,除了具有各地物产特色的沙拉以外,比较著名的前菜还有Meloneconprosciutto(蜜瓜火腿),将火腿切薄片卷在蜜瓜上同食。2.第一道菜。一般是各种米面类菜肴,如Spaghetti、Tagliatelle等各种意面,各种意粉和米饭。在第一道菜上意大利南北也略有差异,北方米面均有,而南方则是对面情有独钟,也更青睐植物类酱汁。如由大量新鲜剁碎的罗勒加上薄荷叶、碎松仁和特级初榨橄榄油拌匀制成的青酱,天然清新,浓香扑鼻,味道浓郁。3.第二道菜,也就是通常意义上西餐的主菜。意大利的主菜通常分量较大。在吃什么的选择上,南北的差异也比较大:北方以畜类和禽类为主,如著名的佛罗伦萨牛排,每份牛排至少重1千克,需要煎制约20分钟。做好后的牛排表面呈深褐色,焦香四溢,但切开后,内部仍是肉汁丰腴,鲜美可口。南方的人们似乎对这种浓郁的口感并不感冒,他们更喜欢清淡而原本的味道。在食材选择上,他们也更愿意选择海鲜。4.甜点。一般是冰淇淋、各类蛋糕或水果等。在吃完甜点之后,喝一杯Espresso浓缩咖啡,一次意大利晚餐就结束了。而中国饮食严格遵循一日三餐制,早中晚餐在一天中所占的比重也都比较均衡。早餐在七点半左右开始,样式丰富,基本上每个城市都有特色早餐,如重庆小面、武汉热干面、桂林米粉等。而中国的正餐品类更是琳琅满目,数不胜数。作为正餐范畴内的中餐,不像意大利采取分餐制,而是采取共餐制,菜肴也没有明显的前菜、头盘、主菜之类的区别。 二、中意两国饮食文化形成的原因 (一)地形地貌层面意大利北至北纬47°,南至北纬36°,西至东经6.7°,东至东经18.5°,地处欧洲南部,北部有阿尔卑斯山脉挡住来自北欧地区的寒风,加上整个亚平宁半岛深深地嵌入地中海之中,意大利比同纬度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温暖。亚平宁山脉北与阿尔卑斯山脉相接,从中部纵贯整个意大利,给意大利带来丰富的地形环境。在意大利东北部,由波河及其支流冲积而成的巨大的波河—威尼斯平原有肥沃的土壤,为意大利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意大利的东部海岸地区地形以山区和峭壁海岸为主,以海产居多,有零星的果蔬种植和葡萄酒酿造。意大利中西部地区以平缓的丘陵和平原为主,气候和地形均适宜农业发展,盛产各种果蔬,乳类、肉类产品和粮食作物。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地形差异明显,东北地区以平原为主,土壤肥沃,适合大面积种植和畜牧业的发展,但由于气候较为寒冷,较少种植果蔬类作物。东北以南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北方地区是南北作物的交汇地带,南北方的各类作物均有种植,养殖业也非常发达,已基本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南方大部地区果蔬品种非常丰富,但由于地形复杂和人口密度大的原因,畜牧业更多的是以家庭为单位,分散存在。广袤的西部地区由于海拔高、气候条件较为恶劣等原因,农作物品种较单一,以小麦、青稞等粮食作物为主,产量较低,仅是自给自足水平,但畜牧业比较发达,各类牛羊肉和乳制品产量都很大,当地人也都以乳肉作为主要食物。 (二)气候层面意大利的气候多样,北部地区属于大陆性湿润副热带气候,如都灵、米兰及博洛尼亚等地,特点是冬季低温少雨,夏季高温多雨。而沿海地区及佛罗伦萨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属于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日间气温常超过35℃且昼夜温差很大,冬季温暖多雨,气候温和。如西西里岛的首府巴勒莫,冬季日均最低气温为12℃,日均最高温为17℃,气候宜人,也非常适合各种作物生长,这也是意大利南方人食用果蔬量明显比北方人多的原因之一。意大利独特的气候条件有利于各种农产品的风味物质和营养成分的积累,所以意大利农产品普遍质量较高,风味十足,这也是意大利饮食更偏爱使用各类未经深加工的天然香料调味的原因之一。中国的国土面积广大,气候种类多样。东北大部分地区是温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严寒少雨多积雪,日均积温低,作物生长时间长而品质高。东北以南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北方地区虽也是温带季风气候为主,但年均气温比东北地区高,受太平洋夏季季风影响,夏季降水多,水热条件适合多数农作物生长。秦淮一线以南的广大南方地区则是以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气温、降水都比较温和,良好的降水光照条件是南方种植业发达的原因之一。西部地区则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全年降水较少,冬季被西伯利亚高压控制,凛冽干燥的北风持续整个冬季,而西藏地区则是高山高原气候,终年低温少雨,上述两种气候都不适合种植业的发展,所以农业以畜牧业为主。 (三)物产层面意大利各个地区的饮食文化都受历史上的数个统治民族的影响。这些民族带来了自己的饮食文化,同时也把他们的特色食材带到意大利种植、培育。因此,在意大利的土地上产出的各种食材,有不少带着浓郁的异域风情。就整体来说,意大利的农产品普遍质量较高,各大区出产的农产品种类和特产也不尽相同。北部如皮埃蒙特大区、伦巴第大区、威尼托大区就以出产优质的小麦、玉米和葡萄为主。中部偏北地区如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托斯卡纳大区则有着极为发达的畜牧业和大片的果园、葡萄园,为全意大利甚至世界提供优质的农产品,如以帕尔玛火腿为代表的肉制品和托斯卡纳地区的特色红酒等。以罗马为中心的中部地区则是意大利粮食作物的主产区,橄榄的种植也从此开始。如拉齐奥大区,用于制作各种意大利面和意大利粉的杜林小麦大半产自此处。在自然风光秀丽的南方,地中海气候赋予这块土地充分的日照和剧烈的日夜温差,果蔬农产品就成了南方农产品中当仁不让的主角。意大利南部大量出产的果蔬主要有:1.番茄,以个大、味浓、鲜甜可口而闻名;2.葡萄,南部产区出产的葡萄酒口感锐利,偏涩,别有一番风味;3.柠檬,在意大利除了调味之外,还被拿来酿制成独特的烈酒———柠檬酒,它口感甜中带辣,香味馥郁久久不散,深受意大利人喜爱。南部的渔业在意大利举足轻重,在全国鱼类供应中占了大半。意大利国土面积较小,各地出产的各种食材都能在国内广泛流通。而中国幅员广阔,气候差异大,各地物产差别较大,饮食多以当地或附近的食材为主。北方地区的粮食作物主要是小麦,肉类是以牛羊为主,各种奶制品也较多;由于气候所限,北方出产的蔬菜种类较少,以耐寒耐旱蔬菜为主。在沿河沿海地区,各种水产被广泛地食用。中国南方地区出产的农产品种类丰富,在全国范围内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根据记载,在中国有约600种被食用的蔬菜,其中大半均在南方种植,除此之外,如芒果、百香果、山竹等热带水果也是南方独有。 (四)人文历史层面饮食观念是人们在食物的制作和食用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念,深受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的影响。不同的哲学思想及由此形成的文化精神和思维方式产生了不同的饮食观念。中国的饮食观念是五味调和,而意大利的饮食观念是天然新鲜和原汁原味。中国饮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儒家文化“以和为贵”精神的影响。“以和为美”的概念在中国饮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调味时强调五味的调和,在食材的选择上追求温寒搭配、多种多样。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各种食材巧妙搭配,成为一道道驰名中外的中国名菜。而饮食文化也融合进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吃可以交流信息,表达欢迎或惜别的心情,甚至感情上的风波也往往借助于酒菜来平息。吃的形式后面蕴涵着一种丰富的心理和文化的意义以及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从而获得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吃”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原有的交际功能上,更发展出了调节社会心理的功能。西方哲学的发源地希腊,由于在文明发源之时,自然资源不甚丰富,人们必须努力探索、开发自然以获取发展的资本。在探索的过程中,科学理性的精神、遵循自然规律的理念和独立自主、互不干涉的思想深入到了西方哲学中。意大利饮食也与其他西方饮食一样,讲究食物的营养成分和搭配,每天的饮食只要摄入了足够的营养,满足一天的消耗,能保持身体健康即可,对食物的口味和样子并不过分追求。“独立、分别”的思维也深深地融入了意大利的饮食中。在意大利的菜谱中,除了汤类和酱汁,各种食材基本都是分开烹饪,互不相干,即便有搭配也都是在盘中。在用餐时也实行分餐制,体现了个人的独立自主。从文化的意义上看,“吃”在西方国家只是停留在简单的交流、交际层面上,并没有像在中国那样被赋予更多、更为重要的“使命”。 三、结论 饮食文化随着一个文明的起源而开始发展。特别是对于中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历史源远流长的国家而言,饮食文化更是拥有超过千年的厚度。在时间的长河中,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气候环境、不同的物产、不同的哲学与世界观、不同的历史慢慢塑造出了中意两国迥异的饮食文化,不同的饮食文化之间没有孰优孰劣之分。与中国的饮食文化一步步走向世界一样,外来的饮食文化也在一点点地改变我们的生活。超市中外国食品越来越常见;肯德基、麦当劳等早已深入我们的日常;专做意大利菜、法国菜等各种外国菜的餐馆也飞快地在中国各地生根发芽。在对待本国的饮食文化和外国的饮食文化时,我们应当有正确的态度,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一方面应当借鉴汲取包括意大利饮食文化在内的国外饮食文化中合理的部分,如对科学的营养配比和健康的追求,对保持食材天然性、新鲜性的坚持,不过分追求味美而忽视食材营养的态度。另一方面,对于自身饮食文化中不合理的部分则应该舍弃,或借鉴国外饮食文化进行改进,如过分追求“味道好”而忽视了食物的营养价值,过分讲究饮食的排场而造成的浪费。此外不能忽视的是,在全球化日渐发展的同时,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一些独特的饮食习惯正面临逐渐消亡的危险。而饮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保护这些独特的饮食文化也是保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在继承优秀的传统饮食文化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着重发展其与现代健康饮食理念相符合的部分,这是继承发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方法之一,也是在全球推广中国文化的有效手段之一。 作者:钟和单位: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 饮食文化论文:幼儿园中华饮食文化论文 一、幼儿园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的原则 1.围绕地方名吃的原则。围绕地方名吃的原则是指充分利用各地方名吃特有的文化内涵、历史价值等,将各地的历史风貌、风土人情及文化底蕴展现给幼儿。幼儿园以各地特色名吃为线索展开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有利于幼儿全面、具体地了解各个地方的民俗习惯与风土人情。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饮食习惯各不相同,或嗜麻辣,或喜生猛,或尚清淡,或重浓肥,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从全国范围来看,像北京烤鸭、天津“狗不理”、太原的刀削面、新疆烤羊肉串等都展现了不同地方的民族特色。除此之外,还有像南京名吃虎皮三鲜、苏州美食酱鸡、桂林的鸳鸯马蹄等驰名中外的地方美食。立足地方菜系的原则充分地将各地特有的人文风貌、饮食习俗充分展现给幼儿,从而使其更加全面地了解自己的民族,了解民族的饮食文化。各地方菜系色香味俱全,且有独特的文化内涵,更肩负着传承中华饮食文化的伟大使命。幼儿园围绕地方名吃对幼儿进行饮食文化启蒙教育,使得有些枯燥无味的国学文化、民族精粹能够以一种“色香味俱全”的方式呈现在幼儿面前,有利于激发幼儿兴趣、拓展幼儿视野。 2.结合幼儿饮食特点的原则。结合幼儿饮食特点的原则就是要立足中华饮食文化相关知识,并充分结合儿童兴趣点、认知水平和饮食需求等对幼儿进行教育。在幼儿园开展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无论是“传统菜系”的讲解,还是“地方名吃”的渗透,都应从幼儿实际情况出发。幼儿园开展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时,应充分立足幼儿对饮食口味的偏好和饮食造型的兴趣,借助多样的主题活动将中华饮食文化教育渗透其中。像造型奇特、口味香甜的糖葫芦将劳动人民巧用大自然食材的智慧展现给幼儿;造型夸张的陕北面花、胶东大馍呈现给幼儿的则是劳动人民在饮食制作上的精美细致。食材的碰撞把饮食的韵味渲染得分外浓郁,相信幼儿在这种渲染中对中华饮食、中华饮食文化的情感也会更加深厚。幼儿园结合幼儿饮食特点开展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有利于充分调动幼儿兴趣,提高幼儿参与度,从而增强幼儿对本民族饮食文化的认知和情感,也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培养铺平道路。 二、幼儿园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的途径 1.欣赏中华饮食菜品。幼儿园在进行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时,可以通过图片、实物展示等方式,选择刀工精湛、色彩鲜明、形状奇特的菜品向幼儿展示中华饮食的外在形象美,给幼儿视觉上的冲击。制作精细的川菜夫妻肺片、多而不杂的粤菜及第粥,展现的是工艺美;乳白清雅的鲁菜奶汤蒲菜、色泽红亮湘菜辣子鸡等展现了色泽美。中华饮食文化的外在美,可以让幼儿通过视觉切实感受到,而中华饮食文化的意境美则从听觉、嗅觉和心灵上影响着幼儿对中华饮食文化的认知和情感,还有饮食礼仪之美、饮食环境之美等,都把幼儿的美感引向新的境界,提升了幼儿对中华文化的审美认知。幼儿园还可以借助一些关于中华饮食的名人轶事、喜闻乐见的饮食习俗,进一步加深幼儿对中华饮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将抽象的中华饮食文化,转变为形象、具体的事物,引导幼儿将饮食美味与饮食的内在精神追求结合起来,真正去欣赏和享用中华饮食带给他们的视觉盛宴。 2.体验中华饮食制作。中华饮食的制作手艺是撰写人类味觉记忆史、民族文明的通用语言。幼儿园在中华文化饮食启蒙教育活动中通过图片的展示、故事的讲解,可以激发幼儿直接参与饮食制作,有利于幼儿感受饮食制作带来的快乐,享受中华饮食带给他们的酣畅淋漓的美感。中华饮食的制作过程展现了劳动者对自然馈赠食材的灵活运用,其中渗透着劳动者的智慧美和劳动美。一是选料丰富广阔“,我们中国人便从树上吃到陆地,从植物吃到动物,从蚂蚁吃到大象,吃遍了整个生物界”;二是调料复杂精细,常见的调味品像酱油、豆豉、味精、醋、酒、生姜、麻油等足足有几十种;三是烹调手法精湛深奥,像凉拌、炒、蒸、煮、煎、炸、焖、焗、炖、煨、烧等有几十种;四是刀工严谨讲究,食材可切成片、丝、条、块、丁、粒、米茸等大小均匀、厚薄适中的各种形状。正是这种灵活而非机械的饮食制作技术,使中华饮食文化完成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超越,使中华饮食文化充溢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巨大的创造力,而幼儿置身其中,必定会受其熏陶,潜移默化中培养起对中华饮食文化的热爱之情。在体验制作时,幼儿园可以利用幼儿好动的特点,借助各种炊具唤起幼儿动手的欲望,提高幼儿的参与度。让幼儿扮演小厨师为大家制作各种美食,启发幼儿团、捏、搓出元宵、月饼、饺子、麻花、烧饼、面条等,让幼儿置身其中,为他们提供更多体验中华饮食文化的机会。 3.感受中华饮食文化。中华饮食是一个历史文化长卷,在这个历史文化长卷中,幼儿能够汲取民族文化的营养,丰富民族文化的情感,感知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尤其是民族节日饮食文化中的多姿多彩内容,更有利于幼儿感受中华饮食文化的灿烂辉煌。“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春节除旧迎新除夕饺子宴,“火树银花不夜天,万家灯火十五晚”的张灯结彩闹元宵,“雄黄酒、插艾蒿、吃粽子,龙舟竞技九州同”的纪念屈原爱国情怀的端午节,“八月十五中秋月,吴刚嫦娥同祝贺”的阖家团圆中秋节等,一代代传承下来的节日饮食文化,传递给幼儿的是爱国主义情怀,民族文化饕餮。幼儿园在开展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时,可以通过图片、广播、实物展示等途径,刺激幼儿的感官。幼儿通过欣赏、体验制作和感受中华饮食文化,对中华饮食文化由知之到熟之再到爱之,逐渐地由远及近、由景及情,耳濡目染,从最初的感知中华饮食文化,逐步升华到热爱祖国璀璨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情感中来。 历经时代变迁,洗尽铅华,却将某些烙印在人类心田的中华饮食文化传承下来,曾经的色泽和风味在劳动人民的创作下瞬间复合。如今国家逐渐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幼儿园教育作为教育的基础,积极开展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也就显得尤其重要,这也预示着中华饮食文化的传承将绵延不断,中华民族的文明将继续被书写。 作者:汤敏王冰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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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文化论文:分析体育文化与文学结合 本文作者:尹林单位: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射击方面的描写《诗经》中有许多关于射击的描写,比如,在《召南•驺虞》中这样写道:“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彼茁者蓬,壹发五豵,于嗟乎驺虞!”全诗共两章,每章分三句,第一章首句“彼茁者葭”,交代了畋猎的背景,当风和日丽时,花木秀出,风煦润物,母猪藏匿极为隐密,猎人却能够“壹发五豝”,所获不菲。第二章首句“彼茁者蓬”,指出行猎是在蓬蒿遍生的原野,天高云淡,草浅兽肥,猎人都有丰厚的收获,足见其射技之高超。人们可以非常真实地感受到古代射技在人们心中的分量,古代人不但重外表,更重技艺,这也是人们综合审美情趣的体现。(三)游泳方面的描写游泳这一体育活动也在《诗经》中有所描写,比如《邶风•谷风》第四章中对游泳这样描写道:“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诗中对于游泳这一体育活动有着丰富的描写,“泳之游之”将游泳比作喻体,可见游泳在古代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体育活动。在《邶风•匏有苦叶》中“: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有弥济盈,有鷕雉鸣。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雝雝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昂否。人涉昂否,昂须我友”。诗中通过对女子的游泳活动的细致描写,从而达到其丰富的文学效果。《诗经》涉及内容众多,其中描写了许多关于体育方面的活动,比如驭马、摔跤等体育活动,都有精彩的体现与细腻的描写,体育文化在《诗经》中有很好的体现。 唐代诗歌中关于体育文化的描写 唐代诗歌是历史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中不乏与体育文化相关的作品。唐代也是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体育文化对唐代诗歌发展有着极深远的影响。(一)娱乐表演方面的体育活动描写在唐代诗歌中,有大量关于娱乐表演方面的内容,其中体育活动也有着很生动的描写,比如,“日暮江南闻竹枝,南人行乐北人悲。自从雪里唱新曲,直到三春花尽时”。“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窗映树鹧鸪鸣”。“桃蹊柳陌好经过,镫下妆成月下歌。为是襄王故宫地,至今犹自细腰多”。“新词宛转递相传,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踏歌词》,四首诗都对古代聚会时的欢快场面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虽然语言含蓄平述,但舞者们尽情跳舞,舞姿优美婀娜,情绪热烈奔放的场景却被作者描绘得生动形象。诗中不仅展现出民间对舞蹈这一艺术形式的热爱与赞美,更将整场表演渲染得热闹非凡,使人们有身临其境之感。再如,白居易的《胡旋女》:“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篷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顾况的《王郎中妓席五咏舞》:“汗浥新装画不成,丝催急节舞衣轻。落花绕树疑无影,回雪从风暗有情”。两首诗都对舞蹈这一表演活动的技艺、动作等方面进行了生动的描写,从而提升了整首诗的意境与审美度。诸如此类的作品非常之多,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体育文化在唐代的娱乐表演方面有着很广泛的基础。(二)骑射游猎活动方面的描写骑射游猎等方面的活动在唐代诗歌当中也有不少的作品进行描写,比如:“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这是诗人王维的《观猎》,诗中将将军飞驰猎骑的情节描写得形象而生动,不仅对体育活动有深入的刻画,也使整首诗意味深长,令人回味无穷。(三)节令风俗方面的体育活动描写中国传统节令风俗节日非常多,而体育活动也在这些传统节日里有非常形象的体现,比如重阳登高、端午赛龙舟等活动,既是传统风俗节日的象征,又使体育活动与之相融合,充分繁荣了体育文化。唐代诗人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正是一首描写重阳登高的诗:“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作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登高活动在唐代是极其重大的体育活动,所以对于重阳登高的描写非常多,不仅充分地展示了唐代人们对于体育活动的热爱,也将唐代繁荣昌盛的社会文化现状充分地展现出来。(四)球类活动的描写球类也是唐代很受欢迎的体育活动之一,许多唐代诗词都对球类有形象的描写。比如“,亲扫球场如砥平,龙骧骤马晓光晴。入门百拜瞻雄势,动地三军唱好声。玉勒回时沾赤汗,花騣分处拂红缨。欲令四海氛烟静,杖底纤尘不敢生。”这是唐代诗人杨巨源的一首描写打球观后感的诗,作者将打球过程中的激烈场面进行了真实而生动的描写,从中也体现出唐代人们对于球类这一体育活动的积极参与和热爱。(五)女子体育活动方面的题材唐代女子与男子都可以进行体育活动,女子的体育活动种类也很多,与之相对的诗词也很多。比如,唐代诗人张籍的《美人宫棋》:“红烛台前出翠娥,海沙铺局巧相和。趁行移手巡收尽,数数看谁得最多”。诗中巧妙地描绘了女子下围棋的场景,“趁行移手巡收尽,数数看谁得最多”。简单的几句却将下棋的情节刻画得惟妙惟肖。 体育文化在其他古典文化中的描写 除《诗经》和唐代诗词对体育活动有着深入的描写外,在其他朝代的古典文化中,也对体育文化有着精彩的描写,可见体育文化在古典文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蹴鞠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极盛行的体育活动,所以在很多朝代都有详细的描写,与之相对应的文学作品也不在少数。汉代刘歆在《七略》一书中说:“蹴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戏以讲练士,今军士羽林无事,使得蹴鞠。”文中不仅将蹴鞠这一古代传统体育活动很好地展示出来,而且更强调了体育活动强身健体的功能,是一种培养士兵勇敢与吃苦耐劳精神的好手段。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意义第一,体育文化的发展拓宽了文学的研究范围。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悠久,古典文学的内容丰富而广泛。体育文化作为一种民族传统文化,在古典文学的发展中有着积极而重要的影响,传统体育文化不仅拓宽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使古典文学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风貌,提高了古典文学的审美情趣与影响力,从而使大众通过体育文化的了解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与生活方式,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第二,体育文化的发展丰富了历史文化资源,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古代传统的体育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文学创作的宝贵资料。这些宝贵的体育资料丰富了体育文学作品的内容,不仅将体育活动真实地展现在文学作品中,成为永久流传的珍贵历史资料,而且体育文学也极大地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容与种类,大量优秀的体育文学作品不仅使人们更清晰地了解了不同的体育活动与形式,同时也提高了大众的审美情趣,对我国文学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三,体育文化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与文学的相互融合,使二者也得到了共同的发展与进步。传统的体育活动在文学中精彩的呈现,成为了文学创作中不可缺少的素材,而古典文学中体育文化的融合,也将古代传统体育活动展现出特有的历史景象,古典文学也因此散发出浓浓的民族魅力。体育与文学的相互结合,不仅推动了二者的共同发展,也使体育文学这一文学门类得到了更深入的研究与发展,对中国古曲文学的探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文学与文化论文:学生文学与文化素养论文 一、乐读 根据学习的内容和自己的爱好,由语文课代表每周到学校图书室借阅图书,利用阅读课进行阅读。再次建立班级图书角,每一名学生将自己的图书带到学校,登记后,由专人负责。学生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借阅,按时归还,实现资源共享。每天利用晨会时间进行背诵经典书籍,同学之间、班级之间互相交流展示,了解传统文化,陶冶性情,不断提高自己的记忆力,增长自己的文学才华。语文学习讲究厚积薄发,关键是帮助学生完成积累,并学会学以致用。积累分文本和电子形式,在课堂和校内以文本积累为主,设立课堂名家、名句名段、个人风采、名著阅读等栏目,以写为主,辅之剪贴,将内容分门别类地记录下来。在校外以电子形式积累为主,加强对课外书籍的阅读,在电脑上设立自己的文件夹,设立他山之石、真我风采等项目,努力充盈自己的知识,开阔自己的视野。 二、巧写 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写作水平的提高不仅仅和读书密不可分,也需要掌握一定的写作技能。日常生活中,认真观察,积极动脑,勤于练笔,坚持写日记或周记。不论长短,只要写出自己的感受就行,一个片段,一个见解,一个创意,都是收获。在平常的写作指导与批改中,我不断变换作文和批改的方式,不断提高要求,让学生步步提高,看到自己的进步,在成就感中不断培养学生的信心。初次作文,我以规范为首,从立意、构思、语言、内容、书写、段落层次、标点符号等方面做出具体的要求,将作文誊写在作文本或稿纸上。作文批改以教师的面批为主,了解学生的真实水平,找出其优点,同时说出自己的建议,有利于以后的作文指导和学生水平的提高。中段作文以标新立异展示个性为主,用作文纸进行训练。具体方法是:用一张八开附有格子的纸,第一面让学生列提纲,从第二面开始作文,第三面的后面和第四面是教师的指导和学生的修改。此次形式的作文以师生课堂共评和优秀例文引导为主,在看到自己长处的同时,主要是学习别人的优点,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鲁迅先生说,作文是改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对于学生作文的修改,一方面可以借鉴别人的优点,例如好的作文题目,巧妙的构思,充实的内容,精彩的段落等;另一方面可以修改自己的不足,或是局部修改,改正错别字,注意语句的精练与生动,也可以是整段,甚至是整篇文章,直到满意为止。修改好的作文,教师给予指导,等双方都满意后,再进行打印,变成铅体字,编辑成册,收入个人文集或班级文集,让学生有成就感。对于特别优秀的作品,教师或学生自己积极地往杂志或报纸推荐投稿,争当文学小明星,在自己发表作品的同时,又增强了自己的信心。 三、勤展 以活动为载体,根据教材的内容和具体的节日,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语文活动。演课本小品剧、优秀诗文及经典吟诵、演讲比赛、书画展、手抄报、艺术节、读书报告会、笔记展评等活动,发挥学生的特长,展示自己的能力。同时合理地利用校园、教室等条件,创设多彩的校园文化,促进学生语文实践能力的发展。语文实践活动要引领学生走出校门,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人文景观,如风景名胜、博物馆、纪念馆,引导学生在自然、社会的大课堂中观察、调查、获取信息,学习语文;让学生走进社会,利用各种渠道,调查了解当地的景观物产、风土人情等情况。一激,二读,三写,四展系列文化活动,培养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增强了热爱汉语的责任感。学生学会了阅读,广泛地阅读,文学积累更加深厚。在写作方面,学生有的写,写得好,积极参加各项活动,自己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展示,充分提升了学生的文化素养。 作者:杨华 单位:山东省寿光市羊口中心小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化创意论文 一、中国经典文学可以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养料 文化创意产业是精神生产的凝聚形态。其最大特点就是将文化、科技、经济、教育等因素融为一体,生产出既具有物质意义又具有精神内涵的产品或服务。文学作为艺术的母体具有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丰富的精神和智力资源的能力,理解和挖掘文学资源,尤其是经典文学资源,有助于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营养。立足长远来看,按照文化产业化的路子再造文学经典作品,会形成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可持续再造的产业链或产业群。从商品营销的角度来看,今天是一个讲究“品牌至尊”的时代,人们在购买产品时,品牌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甚而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文化产品也不例外。因此,就文化产品的开发而言,由于经典作品有着很高的知名度,是一种“品牌产品”,而且很多经典是头顶着“神圣光环”的“名牌”,因而比非经典作品会显现出更大的优势,更具有商业开发价值。文学经典所具有的“品牌效应”,也即商业开发价值,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首先,文学经典具有“明星效应”,能够有力争夺公众的注意力。在经济资本控制下的传播形态,日益演化为一种商业化传播,传播的目的就是为了攫取利润。而今天的经济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注意力经济”,一个产品如果要在市场中获得成功,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能够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文学经典显然具有这种功能,它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直被不同年代的人所推崇和重视,在大众心中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对它们的关注几乎成为了一种自然状态,以至于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经典作品是一种带有“神圣光环”的存在,只要它进入人们的视野,就自然而然地会聚焦社会大众的目光。人们对经典的推崇,使经典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人类文化活动的中心,占据着人类话语秩序和表征系统中的特殊位置,甚而在相当程度上对话语权构成控制,对意义的表达形成规范。在很多的社会历史语境当中,我们发现是否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和文学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某个人或某个群体对话语权的获得。有很多时候,文学素养和文学能力甚而会成为一个人身份的表征。而这种素养和能力的形成,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文学经典的滋养。文学在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特殊的话语垄断,使经典相较于其他的话语形式,更容易争夺公众的注意力,形成引人注目的“明星效应”。 从这一意义上讲,“不是说消费者主观上需要拆借经典,而是因为经典在客观上堪值利用。哪怕是拆借嵌入经典的只言片语或地名人名,它立刻就可以获得一种招引力,一种情调感,一种‘差异性区别’的标示,一种身份和品位的象征。”①其次,受“明星效应”影响,文学经典还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文学经典由于具有很高的经济开发价值和很强的商业扩张性,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形成了文化创意产业链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文化的产业化,使得文化生产对整个文化创意产业链的建设越来越重视,进而让文化产品市场形成了广泛的延伸性和关联性。一种文化产品的成功,往往可能带动相关产业链上很多其他产品的发展与兴盛,从而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带来滚滚财源。文学经典由于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进入市场后,更容易引发文化创意产业的连锁反应。实践表明,通过“经典再造”、“故事新编”等方式,文学经典可以被转化为异质文本,演化为戏曲、话剧、舞蹈、评书等艺术形态,通过电视、电影、手机、互联网等传播媒介进行传播,可以有效改变因传播方式的单一化和传播对象的精英化而造成的局限,增强人们消费经典的便利性,从而使经典的影响力得以迅速扩大。对经典作品的再生产,可以使经典以更快的速度向网络产品、音像产品、视听产品等文化消费领域延伸,并且这种影响力将很容易被扩散至诸如玩具、服装、旅游、休闲、礼品、文具、饮食等其他相关产品市场,从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二、将文学经典融入文化创意产业,对于提高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层次具有重要作用 文学本身具有很强的审美性,经典文学更是如此。文化创意产业致力于生产富有审美属性的文化产品,借助经典文学充实文化创意产业,有助于文化创意产业审美水准的提升,让文化产品更具魅力。此外,文化产品需要个性,需要富有经典意味的底蕴,将文学经典融入文化创意产业,有助于增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民族个性,充实文化创意产业的文化内涵。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国际潮流,文化创意产业自然也被裹挟其中。以文化创意产业中的电影为例,中国电影面对好菜坞的全球化扩张,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劣势。其具体表现为资金短缺、人才匮乏、技术落后,但这其中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电影产业机制的严重不成熟。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与好莱坞电影相抗衡,最为突出的优势就是中国拥有丰厚的经典文学艺术资源,这种资源早已被国外的电影产业开发和利用——迪斯尼的《花木兰》便是显例。中国文学艺术传统完全不同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有着非常独到的特色,这种传统,不仅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影响力,而且对于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国家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对西方世界而言,中国经典的文学艺术也有着独特的东方魅力。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可贵的文学艺术资源进行产业化开发,完全有望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品,从而占据广阔的市场。中国有着逾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从楚辞汉赋到明清小说,从礼、乐、诗、书等精英文化到坊间说书、戏曲故事、民间传说、通俗小说等通俗文化,都彰显出中华文学艺术的博大精深,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可资利用的资源。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唯有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沃土,从中汲取强大的能量,才能真正地与世界文化产业相抗衡。我们应该走出效仿跟风的窠臼,有意识地整合属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学艺术资源,将经典作品与产业形式进行有效的组合嫁接,进而形成文化创造力。文化创意产业的实践也表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阐释经典文学艺术,完全可能赢得世界观众的喜爱。《花木兰》的全球发行便是一个成功的典范,通过融合中国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经典故事与现代科技,使《花木兰》获得了世界观众的认可。而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对《花木兰》有着原始版权的中国,却至今缺乏对这类经典故事的有效开发与运作。中国文学艺术资源的丰富性有目共睹,它完全有望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一种潜能:一方面,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应该植根于本土的文学艺术,因为越具有民族性才越具有国际性;另一方面,又必须重视现代意识对本土文学艺术的观照与超越,在全球化的舞台上,积极地与“他文化”进行交流与融合,使之更加具有世界性和现代化的色彩,这样才更容易被现代观众所接受,更容易获得国际化的认同。我们应该认识到,面对全球化的竞争,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便是通过充分开发、利用本土文化资源,来有效提升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力。中国有那么多精彩的神话故事、传说、典故,那么多优秀的文学名著、艺术作品,这些都是让我们这个国家具有东方魅力的重要元素,如不加利用或不善利用,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遗憾。我们应该看到,在全球化的文化环境中,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过程中,充分利用本土经典文学资源将是我们的优势,把文学经典有效融入现代文化创意产业将有力提升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层次和国际竞争力。 三、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相嫁接,有助于丰富既有的文化体系 从前瞻性的眼光来看,产业化了的文学作品会对以后的文化发展产生影响。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积淀,它们也会表现出长久的历史性的文化功能,会使既有的文化体系更加饱满。实践表明,在文化创意产业中,融入文学元素,让经典文学在文化创意产业工作者富有激情的头脑中生根发芽,完全有望催生新形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从文化创意产业崭露头角开始,文坛便依托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掀起了一股文化创意产业批判与文学精神保卫之风。批判者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汲取理论来源,抨击文化创意产业对于传统文学的破坏,进而倡导维护传统文学精神。他们认为,就生产手段来看,文学致力于探索人类心灵世界的秘密,是人的心智的形象化体现,而文化创意产业则更像是工厂里的流水作业,侧重于借助技术手段进行模式化生产。由此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精神无缘。这种观点单方面看非常有道理,它敏锐地看到了机械式的生产和商业化的运作对于文学的灵动和追求真善美的破坏,但如果从更多元的角度来探讨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系,这种观点却未必经得起推敲。笔者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的生成与发展确实对文学造成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文学的存在形态,但是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精神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与冲突,我们应该正视这一产业形态所带来的改变。事实上,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文学都难免会受到社会发展、产业变更的影响,因为文学毕竟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本身就是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化创意产业的出现与各个时代的产业发展带来的变革有着很大的一致性。其差异主要在于影响力的大小,其造成的结果也不是毁灭性的。毕竟,文学精神的保持归根结底还是要看文学对自身认同的努力,对文学追求的信守,这才是文学精神能否持续的内因,而不宜单方面地归责于文化创意产业。在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创意活动的文学,难免会与文化创意产业产生诸多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出现磨合也是非常正常的情态,我们不妨以更加理性全面的态度对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的磨合期予以观照。辩证地来看,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碰撞与融合,确实会对原有的文学形态造成冲击,但是在这种冲击动荡之中,新的文学形式也会应运而生,而它们的出现则可以有力地丰富文学的既有形式,有效地充实现代社会的文化体系。比如图文文学书籍“绘本”,便是文化产业运作的典型个案,它作为一种“以大众传媒为载体,以现代都市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①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它不再囿于传统的文字叙事,而是借助现代化的构图手段,着力展现文与图的内在联系,将文字与图画有机融为一体。在绘本作品中,创作者以现代技术手段为依托,让文字与图画共同承担起讲故事的任务,通过形象生动、韵味十足的图像符号来引发读者的关注,表达自己的观点,用更加可感的方式与读者展开思想的交流与互动。这种创作方式瓦解了“想以纯粹的语言形式来界定文学的传统观念”,重新界定了文学创作中的图文关系,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类似绘本这种结合了现代传媒手段的作品形式很可能会越来越多,它们本身将成为新的文学样式,会对文学和文化体系的发展和丰富产生重要的作用。 四、将文学经典与文化产业相结合,有益于文学作品的保存与弘扬 文学经典经过文化创意产业的运作,能够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得到有效的保存与弘扬,甚至一些濒临灭绝的文学艺术形态或作品,也可能通过文化创意产业被激活。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一个由数字媒介主导的信息化文学社会正在形成。人们往往把更多的时间用在电视、网络这样的媒介上,而开始摒弃传统的阅读方式。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倘若文学要作为少数人的一门学科而保留下来,它就一定要将自己的感知和判断技巧迁移到这些新媒介之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的生存境况势必会受到文化格局变动的影响。文学经典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形态继续下去,很有可能导致消费体验缺乏新意,继而传播范围越来越窄,传承性将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站在文化学的维度,大胆地将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将有助于文学经典找到另一种生存状态,从而促成经典的延续与弘扬。与以往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是,除了印刷传播的方式之外,随着手机、网络、电子阅读器的普及,原典传播发展出了数字传播的新形式。阅读现状已经表明,随着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数字传播将越来越成为经典传播的重要手段。此外,影像传播也构成了当代非常受欢迎的经典传播方式。它是一种在视觉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文学经典改编现象,主要形式是经典作品的影视传播,比如电视剧版的“四大名著”,也包括各种flash动画、影像视频、图文书以及漫画书的传播。自2O世纪以来,电影一直占据着影像传播的主导地位,许多艺术形式,包括文学在内,都需要依照与电影的关系来审视其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文学经典是否被改编成电影也成了衡量其价值和影响力的一个方面。①中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极为丰厚的文学艺术财富。 文化产业的发展,使得大量留存的中华典籍及人物事迹得以弘扬。史书《三国志》,小说《三国演义》,衍生了精彩纷呈的“三国文化”。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影视界掀起了一股改编三国经典的热潮:从8O年代初的《诸葛亮》、《曹操与华佗》,到长篇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卧龙小诸葛》、《武圣关公》等,以及电影《见龙卸甲》、《吕布与貂蝉》的上映,在相当程度上引领了三国影视改编的潮流,之后对三国的关注被扩展到整个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网络作品《大话三国》、图书《水煮三国》、动漫《Q版三国》,都是以三国故事为蓝本进行的经典资源开发。在国际市场上,很多国家从中国引进了电视剧《三国演义》,同时自己也拍摄了一些以三国为题材的电视作品。如日本横三光辉以三国时期“桃园结义”、“草船借箭”等著名典故为依托,拍摄了动画作品《三国志》。与此同时,日韩等国家以三国为背景的网络文化开发更是随处可见。由此可见,文化创意产业对三国文化的现代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很多作品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比如《西游记》、《搜神记》、《红楼梦》等。我们应该充分考虑运用产业化的方式,把这些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经典作品传播出去,形成充满生机的文化输出格局,运用经典的力量有效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无论是传统的文本阅读,还是新兴的视觉影像传播,文学经典都以其丰厚的文学底蕴和丰富的历史内涵而彰显出动人的魅力。正如汉朝人王符在《潜夫论》中所说的“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典者,经也是故圣人以其心来造经典,后人以经典往合圣心也,故修经之贤,德近于圣矣。”②美国辛普森也认为“视觉文化语境下的文学不仅没有全面失守,相反的,文学在这个时代完成了它的统治,并且渗透到各个学科发挥着潜在的支配作用。”⑧特别是在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代,文学经典与新兴媒介的结合让经典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经典文学作品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 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并不是绝对的对立与不可调和的关系,文化创意产业的出现与发展必然会改变文学的存在形态,必然会对文学的创作、传承、发展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我们应该客观正视这一产业形态所带来的变化,这与各个时代的产业变更所带来的变革有着共通性。文化创意产业的功利性与文学经典的无功利性在结合中难免会有排异反应,两者的结合会带来磨合期的阵痛,甚至会出现两者互相损害,即过分关注经典美感而导致文化创意产业缺少经济效益,或过度追求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效益导致文学经典丧失美感的极端情况。但是应看到文学经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联姻能够有效推动双方的发展,应该给二者的结合予以充分的自我完善的时间,以建设性的态度促成其形成良性循环发展机制。应该看到,一方面,只有科学认识古典文学的精髓,创新传播方式和模式,古典文学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将中国经典文学作为资源,着力打造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品牌,有助于增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集聚力、辐射力和国际竞争力。 作者: 孙玮志 单位:广东医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发展与中西文化差异论文 随着文化的全球性融合时代的到来,中西方文化的融合越来越频繁,使中国文化也注入许多活力,不仅为中国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同时也使中国文化的发展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形势。通过探析中西文化差异在文学发展中的特点与规律,对于中西文化未来的发展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就是那些经典文学,其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文学既能够展现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化形态,也能够反映出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当然,文学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再现形式。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巨大,这种差异在文学发展中也体现较深入和广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也是中西方文学的融合与发展。所以对于中西方文学的研究与解析,也是中西文化差异的解析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许多的思想内容都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无论是文学的表现形式,还是文学作品所描述的内容,都是双方所需要的,但是就中国文学发展来看,并非完全借鉴西方文学的特点,而是在此基础之上更突出中国文化的思想及价值观,这也形成中国文学的特点。比如在价值观念方面,对于国家及社会的关注度是中国作家的社会担当,这也是他们必须关注和聚焦的范畴,所以,只有通过文学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强烈的感受,这种内心感受及价值体现与西方文学的价值观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价值体现。中国作家在借鉴西方文学观念的同时,也恰当地融入了中国所特有的民族价值观念,从而使中国文学体现出一种中西相融的独特魅力。再比如在审美价值方面,中西方文化所倡导的精神不同,因此也就形成了鸽子的审美的标准与需求,一些作家为了能够使自己的作品更贴近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要求,对于审美价值融入更多的民族特性,这样的文学不仅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需求,同时更与本民族的特性相贴近,更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这也是中国文学所展现出的独特之处。 在文学作品中,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与手法,其中寓言就是一种,通过对中西方寓言故事的分析与解析,让我们的读者在阅读和理解中,感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内涵与价值,从中找到中西文学的相似与差异所在,为二者共同发展提供依据。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古至今,出现了许多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这些神话故事也是中国文学的最早来源。中国先奏时期的文学书籍《山海经》,汇集了我国古代大量的神话故事,其中涉及宗教、民俗的也数不胜数,对现代人研究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比如《夸父逐日》这则神话故事,描述的上古时期神人夸父追赶太阳的故事,在追赶太阳的过程中,他被灼热的太阳烤死在路上。这则神话故事是通过一种拟人的描法来表达人类一种坚持不懈、努力争取的精神,既然是神话故事,就融入了故事创作者丰富的想象,故事当然也会揭示人们关注的问题。虽然人们这个故事存在这样那样的认识和理解,但它所揭示的意义和目的是让人们认识世界,这个出发点是无可厚非的,淡然最值得让人称道的是,故事的创作者就是在表达个人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期望。再比如《精卫填海》,炎帝最疼爱的小女儿女娃在东海游泳时淹死了,但是他的灵魂却化成了一只精卫鸟,离开了家人的女娃当然对大海是痛恨无比,他发誓一定要填平可恶的大海,于是,这只小鸟开始了她艰难的复仇行动,她每天都从西山上叼来小石头和小树枝,并且将它们扔进东海,虽然故事中并未实现她最初的愿望,但却表达了一种坚持不懈、不怕困难的精神。这两则神话故事描写的都是人类与自然相抗争的故事。除此之外,《山海经》这部书籍当中,大量的神话故事值得我们去阅读,尤其是神话中人类积极争取,对美好生活充满期望的思想。随着文学的发展与进步,《诗经》的出现使人类的伦理道德有了更多的体现,人类对于伦理道德的关注与思考也越来越多起来。在《诗经》中有许多的文学内容都强调了让人明晰的成分,或揭示或批评,这也使文学作品中对于人类社会所经历的苦难之处真实地揭示出来,使文学发展带上了深刻的责任与思考,成为一个时展的展现与思考。 我国的大量神话故事中,多数体现出了以物言志的方式,通过这种内隐的方式发泄自己的情绪,释放自己的情感,这种情绪在许多的神话故事中都有广泛应用。比如《山海经》中的《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等,也表达了人们内心的苦闷。虽然这些神话故事所体现的是一种坚持不懈、勇于抗争,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思想认识上的偏激,其表达出来的结果往往失败,所以当这种努力经历一系列变化之后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自然会引起人们内心的苦闷,这也是中国人对于审美价值的一种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传统的审美价值观念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人类对自然间的关系不再有太多的关心,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社会的需要而发生着改变,交流和沟通成为工具,将人们之间变的紧密,在长期的贾汪和沟通中,人们彼此得到了信任,于是这种关系也开始和谐,人们之间的情感也变得更加丰富而深刻起来,这种人伦道德观念也变得清晰而深厚起来。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往多以后,自然也会出现不和谐的一面,尤其是在中国史官文化的出现,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相互迫害的情况时有发生,早先形成的和谐深厚的人伦情感开始变得更加现实起来,由于人们对于物质的占有与欲望越来越强烈,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开始变得令人苦闷,人与自然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变化,都使一种苦闷的情绪开始漫延起来。中国文学正是将这种苦闷的情绪以最真实的笔触展现出来,也使中国文学呈现出别样的审美价值观念,散发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 西方文学的最早来源是古希腊神话。这些神话故事通常以诗的形式展现人类起源及发展历程。使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及矛盾冲突形象地展现出来。《神谱》是最具代表性的古希腊诗集,不仅保存最为完整,同时具有丰富的内容,其中诗集中有关于宙斯神族的介绍、有宇宙与世界如何形成。古希腊的宗教信仰有其独特的艺术特点,它们对于个体的神极为崇拜,对于自然界的事物并不崇拜,这也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所在。在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中,包括了各种爱情亲情友情,它们之间也有冲突矛盾。在神谱中曾经记载道,在世界之初,乌拉诺斯与该亚女神由于相爱有了爱的结晶,这个孩子确实一个巨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夫妻矛盾不断,导致小儿子对父亲的不满,于是,乘着父亲不注意,便用镰刀割掉了他的阳物,并且把父亲的男根丢进了大海,在男根落入到海中的那一刻,激起的泡沫化成了维纳斯。从这些神话故事中我们就看到了西方最原始的历史文化,他们的民族是怎样的一个民族,在西方国家的原始的民族形成中,她们往往是年轻的一代会不断屠杀那些老年人,这种杀戮往往是一个家族之间的杀戮,家族之间的氛围就显得血腥和残暴。从这些神话就看出了西方国家最原始的社会形态。没有正义就是当时社会的人与人之间体现,掠夺与杀戮就是人类存在的形式。由此可见,西方文学是通过揭示人类发展的奥秘来不断释放他们所认同的价值思想,这也正是西方价值观所在。西方历史文化之所以与东方文化有特别大的差异,其根源正是人类为了继续生存下去,而不得不与困难相较量,向自然界掠夺,在这种掠夺过程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也越来越深化,尤其在面临自然与人伦的矛盾时,为了生存,人伦也遭到践踏,人们之间的情感备受伤害。尽管现实残酷,但这种现状却仍没有改变,人们对于现实的渴望与目标只会一味地向前,尽管情感受到伤害,也会为此而痛苦,但却不得不如此,这种坚持不懈的决心为历史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 西方文学尽管在价值观方面有其独特的地方,但是,西方文学也在某种程度上不断觉醒,很多创作作品是会带有对历史的及人伦的批判。比如在美狄亚取得金羊毛的故事中,作者描写了善良的美狄亚被贪婪的丈夫抛弃,作品用很多描写对美狄亚的丈夫进行了批判,同时也对她的父亲及兄弟进行了道德批判。可见,在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中,仍然可以看到对于人伦批判的影子。这也是西方文学所特有的一种价值观体现。他们认为任何邪恶情的发生与出现都带有历史合理性,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都仅仅只是一个偶然,所以二者并无历史的必然关系。这也是西方文学的一种独特的创作形式。 中国文学在创作中,也借鉴了西方文学的一些特点,但这些特点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融合。中国文学在这样的融合之下所呈现出的是只有独特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形式。中国文学通过相对的思想借鉴下,不仅使自己的文学表现出一种创新特点,同时也与西方文学有着较大差异,这也使中西文化在价值观及审美观等方面都产生了差异。西方文学认为文学是一种人类所共有的文化形式,是一种代表不同民族与历史的产物。西方文学带有极深刻的哲学思想,是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探索。而中国文学所代表的是一种本民族的文化展现,具有特定的历史特性和对于社会的批判。无论中国文学有着怎样的思想内涵与价值体现,但是作家对于文学都带有一种美好的期望,他们所表达的是一种对现实社会的揭示与批判,是一种对于文学的思想情感的抒发。 中西方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完全源于中西方的历史背景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还体现在不同的价值观与审美观方面。通过对中西文学作品的分析与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中西文化差异所在。随着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中西文化也会更加具有影响力,对于中西文化未来的发展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张晓晖单位:辽宁科技大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与大众文化论文 基于真实性之上的文学虚构与想象,给予了人生以必要的启示。我们的肉身之躯总是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内,但是作家却能够将过去、现在、未来统摄笔端,增加了我们生命的厚度与深度。同时,也拓展了我们的生活疆域,使我们不再浮于日常需求,转而关注丰富的内心世界,探测存在之本质。具体而言,这种启示首先表现在精神性时间的再定义上。存在主义作家博尔赫斯在小说《小径交叉的花园》中通过主人公俞琛的奇遇力图阐释人生活的时空其实是多维无限的。在观念而非事实意义上,时间并非是单行的、不可逆的线性序列,而是存在许多的时间,而且这些时间的序列———这些时间序列的成员之间自然是有的在先,有的同时,有的在后———并不分先后,也不同时存在,它们是各种不同的序列。时间线索的多元并置无疑是对单调的生活秩序的对抗,我们因此可以在另一重维度中想象自己命运的新的可能性。时间的这种无限性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更多的时候和“情”结合在一起,至真唯美。流传甚广的元代词人元好问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突破了生之局限,将情感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更经典的是元曲汤显祖《牡丹亭》,题词有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正是在生与死的时间穿越中,杜丽娘对爱情的执着得以淋漓尽致的凸显。《红楼梦》中,贾宝玉初见林黛玉,脱口而出的是“这个妹妹,我好像在哪里见过”。照常理,这是一句痴话。然而从美学上讲,这句话无疑是将前世连及今生的命运寓言,宝黛的爱情悲剧也因此有着更为绵厚的哲学意义,无论前世今生如何情意绵绵,到头来往生成空,万事皆灰。如果说古典时间观是一种圆形而封闭的思维形态,现代性的时间观念则表现为线性的、一往直前的不可重复,20世纪文学中启蒙、革命、改革的书写主题无不是这一时间观的具体展开,正是这种向未来无限敞开的思维培育了人们的乐观心态。 除此,文学的启示还在于心理空间的拓展。前面讲到的《树上的男爵》如此,我们所熟知的鲁迅的作品也是如此。《故乡》中,作为早年出走接受新知的知识分子,“我”在一个萧瑟的冬天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少年好友闰土已苍老麻木,一句“老爷”让“我”顿然失语,少年时代的美好记忆被完全粉碎,绝望之感充溢内心。但在离开故乡时,“我”却自觉否定了这种绝望,即谓“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伤逝》是鲁迅惟一的一部表现五四青年男女的爱情小说,在追求自由恋爱的过程中,涓生引导子君走上惟爱是求的反抗之路,不惜与家庭决裂。然而,后来子君因无法承受涓生不再相爱的表白,抑郁而死。作品整篇弥漫着涓生无处忏悔的虚空与悲哀,然作品末尾却说“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作为隐喻,“路”显然是指“心路”,而“走”与“跨”则意味着对旧有生活的告别与拒绝,同时也是新生活的开创。在实现梦想的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沟沟坎坎,难免困顿、疲倦、丧气甚至抱怨,然而只要抱定“反抗绝望”的意志与决心,心底就会敞亮很多。 如果说鲁迅作品中的空间突破是激进战斗、毫不妥协式的,那么还有一种空间超越是内敛、收纳式的。当代作家史铁生高位截瘫,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在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在一次次面对荒芜古园的追问、沉思中,认识到人生种种缺憾可能是出自上帝安排,是无可逃脱的宿命。在看穿这一鬼把戏之后,活着是不言自证的事情,然而如何选择救赎之路却是每个人的自由,生命的意义也由此凸显。无论是鲁迅那种开放性的、向未来无限敞开的叙事还是史铁生终日枯坐古园的封闭式沉思,其实都是对此在意义的叩问与寻求,他们均以扩张心灵的疆域为本,是对血肉之身这一有限形体的超越。说到底,文学是一种不同于宗教布道的生命启示。若将文学与当今流行的大众文化尤其是影视剧作相比,这种启示价值将会表现得更突出。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少名著改编为影视作品,很多作家的人生经历拍摄成戏。如果说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文学作品的改编侧重其政治表达、宣扬某种政治意识形态,那么90年代以来以文学、作家为蓝本的影视剧目,则带有明显的消费符号,思想性减弱。2014年依据萧红命运及其作品拍摄而成的《黄金时代》,就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度偏移。萧红出生于偏远的东北,不满于父亲的专制、蛮横,追求恋爱的自由以及现代性的幸福,而离家出走寻找新生。深受五四启蒙影响的萧红,一方面关注愚昧而坚韧的故土乡民,一方面注重个体生命体验的表现,悲惨而荒凉的命运、执着而伟大的自由追求是萧红命运及其作品的底色。但是,电影却弱化了这一原旨,与其说是对萧红的重塑,不如说是对萧红的消费,而且消费得表面、潦草,完全轻忽了作为女性的萧红坚贞、执着、痛苦的内心,轻忽了作为作家的萧红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这一消费首先表现在对萧红曲折而不幸的婚恋生活再演绎上。为表达这一复杂性,电影设置了多种声音,让其朋友白朗、罗烽、聂绀弩、胡风、梅志、骆宾基等一一出场,绍介、评价萧红的情感选择乃至冲突。从头至尾,影片津津乐道于萧红的情爱经历,几近八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女神汤唯饰演的萧红不断变换衣着,尽情展现民国质地优良、印染精致的旗袍。殊不知,这只是上流阶层年轻女性的潮流打扮,并不适于来自黑土地的萧红。萧红一生流落,病痛缠身,尤其是早年还饱受饥饿折磨,服装不过是影片的卖点而已。影片最强烈也最直观的消费性体现在宣传上。电影宣传册上,连连使用同一句式,堆砌民国时代的“黄金”感。“想怎么活,就怎么活!”(萧红),“想爱谁,就爱谁!”(萧军),“想结婚,就结婚!”(端木蕻良),“想骂谁,就骂谁!”(鲁迅),这种更在意烘托气势而缺乏任何逻辑合理性的表达,显然不是在暗喻影片的主题,而是意在吸引消费者眼球。“黄金时代”语出萧红寓居日本时期写给萧军的信件。异国他乡,她举步维艰,又为疾病困扰。但是,也正是在日本,她才感叹道:“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中国/日本的语境措置,自由/束缚的相提并论,无疑使得这一“黄金时代”着上了浓厚的反讽色彩。显示了萧红的反叛与超越意识。但是,影片因过于迎合大众心理,奉票房为信仰,最终瓦解了这一深刻的人生理念,造成了意义的脱节。 因此,与流行的大众文化尤其是影视文化相比,文学更能凸显出思想的先锋性与深邃性。那些文学经典以沛然若水的情感抒写、丰赡多彩的形象构造以及韵味无穷的思想哲理,力图超越现世时间与空间的有限性,展现生命的永恒价值。时光飞逝,斗转星移,作为渺若草木的个体,我们终将老去。但是,正是因为有了李白、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卡夫卡、泰戈尔等灿若群星的文学家们,人类的精神世界才得到无限丰富的展现与再塑造。在这个轻阅读、浅阅读时代,也让我们静下心来,少阅读一些快餐式的文化产品,多细细品读文学经典,自由穿梭于虚构的艺术世界,在时间之经与空间之纬的重置中,再建我们的存在坐标。相信,生活会因此变得醇厚如酒,轻盈成诗。 作者:赵双花耿涛 文学与文化论文:古代文学教学与民俗文化论文 笔者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以民俗视角切入古代文学的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恰当渗透和运用民俗文化因素,在增强课堂趣味性,调动学习积极性的同时,也促进了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更为重要的是学生知识面的拓展,文化素养的提升,古代文学教学效果的提高和改善也随之取得成效。笔者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对民俗视角的切入与运用贯穿于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两大途径: 一、课堂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学,这些文学历史的脉络基本不变,教学的内容无非是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内容。相对固定不变的教学内容若要讲出新意和变化,只能依赖于评价视角的转换和改变。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与运用就是一种新的评价视角和教学思路,不仅能揭示出古代文学的内在文化含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民风民俗视角切入教学,才能有效地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从真实的文化氛围中领会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繁杂,需要教师结合古代文学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课件、图片、实物等教学手段,全方位展示。1.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揭示讲授者能否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进行准确还原和揭示,首先关系到对作品的正确解读。尤其对于古代诗歌来讲,其蕴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着痕迹,讲授者若昧于当时的风俗民情,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失。如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讲授者若不了解“星桥”为古代元宵节期间令人观赏的灯的名称,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是被灯装饰的河桥,其实星桥即是一种灯的名称。《云南府志》云:“元宵赏灯张乐,列星桥火树于道。次夕长幼挟游,爆竹插香于其处,相传以为祛病。”《宛平县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赏灯夜饮,火树银花,星桥铁锁,殆古之遗风云。”可知这两句就是描写元宵节灯火的盛况,与真正的河桥无关。由此看来,古代文学教学应关注民俗资料,这样才能保证讲授知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和揭示还关系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别诗词中“杨柳”意象的解读和分析,讲授者通常也会提及古人因“柳”“留”谐音而折柳赠别这一风俗习惯并解读出该意象所蕴含的留念、惜别涵义,但仅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杨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内涵,从而也失去了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理解的机会。笔者并不满足于“折柳赠别”这一民俗行为的介绍,而是通过引用各种文献资料进一步挖掘这一意象的深层文化内涵。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有记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谈到“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至毒”;体现佛教教义的《灌顶经》中述及禅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龙,观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众生。受此影响,中国民间称柳树为“鬼怖木”,认为它有驱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围绕“柳”展开的民俗活动已经非常丰富,如在门首屋檐插挂柳枝,头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别等等。正是民间社会赋予“杨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种与杨柳相关的民俗活动,使这一意象不仅蕴含留念、惜别的含义,更蕴含着“驱凶求吉”的文化含义,积淀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成为送别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讲解李白《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或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适时地对诗句中的“捣衣”民俗进行还原:“捣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缝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种生产民俗,具体来讲就是衣服缝制前的一种特殊劳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之平软便于缝制。[3]同时运用多媒体播放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其画面展现的唐代妇女捣衣情景和捣衣工具形制会让学生对捣衣民俗有更直观的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捣衣多是民间女子为征人备置寒衣,常与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息息相关。战争越频繁,征夫越多,需为征夫制作寒衣而“捣衣”的现象越普遍,从而出现诗句中描写的“万户捣衣声”“寒衣处处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况下,学生自然会深刻理解作品所隐含的征人思妇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以及对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厌恶的复杂情感内涵。总而言之,这种对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与揭示,不仅能有效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开拓知识视野,更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阐释文学现象,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2.从民俗文化视角对古代文学史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除了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读外,还包括各个时期文体样式、文学思潮、重要流派、文学传播及接受等相关问题的阐释与分析,这是文学史部分的重要内容。许多讲授者在讲授文学观点时容易流于单调、教条,使之枯燥、空洞,极易导致学生学习倦怠。如果能从民俗文化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和解读,讲授效果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讲解元杂剧这一文体时,都会提到其情节结构的大团圆模式,但多数讲授者在此并没有深入挖掘这一情节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和蕴含的文化意蕴,学生也只是机械性地记住了这个观点而已,对此并没有很深的体会。倘若对大团圆模式的成因能从中华民族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讲究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等角度进行阐释解读,讲授效果会得到很大的提高。[4]这样从民俗文化视角所做的阐释和解读,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文学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开阔视野,实现学习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结合也不无意义。 二、实践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 一直以来,古代文学课程偏于理论教学,疏于实践教学的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该门课程教学效果提升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性,更好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就显得刻不容缓。笔者在该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中,也尝试从民俗文化角度进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不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更有效提升了实践教学的效果。1.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众所周知,兴趣既是学习的动力和内驱力,又是激发学习者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故而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常常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成为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也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只是如何运用该形式并取得相应成效需要教师提供视角和思路并精心组织。长期以来,笔者从民俗文化视角切入,围绕“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关系”之思路,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开展了相关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组织”指的是在笔者带领和指导下利用qq群成立“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群,学生自愿加入,建立兴趣小组;“有目的”指的是群中话题讨论和活动开展都是围绕“古代文学和民俗文化”相关问题进行,如让群中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分门别类收集整理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民俗文献、民俗图片等古代民俗资料或描写反映民俗文化生活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秩序”是从收集整理到分享再到问题讨论,有条不紊进行。时至今日,在qq群空间已经了兴趣小组所收集整理的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农业生产、日常饮食、文房四宝、工艺器用、花卉草木、岁时节日、游艺娱乐、巫卜信仰等古代民俗资料和民俗图片,以及古代民俗诗词若干首。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对拓展古代文学的学习空间以及提高学生收集整理资料的实践能力也不无意义。2.进行科研活动训练一定程度的科研训练,不仅有益于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更有利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所以大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活动,进行科研训练已成为高校实践教学环节的基本要求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必要途径。鉴于此,笔者在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中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科研活动训练,可以说是上一阶段活动的自然延伸和拓展。在经历了一系列“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兴趣小组活动之后,学生在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必然会对相关问题有进一步探究的愿望。这时笔者就会围绕他们提出的问题与之商讨选题,提炼角度,开展研究,并进行论文写作。经过这些科研活动的训练之后,学生已先后写出《唐诗中的冬至节民俗描写》《唐代婚恋民俗诗代表作品举隅》《古代节令民俗诗词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等选题较小而不乏新颖、且适合本科生写作的小论文。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学生真实参与体验的科研活动训练,再没有其他活动形式能比这种真刀实枪的训练过程带给学生的获益大。 三、结语 总之,民俗文化与古代文学的交叉研究不应仅仅作为学术领域的研究视角和学术生长点而存在,更应该成为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新思路和有效途径。笔者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对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和应用也在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王卫波单位:河南科技学院文法学院 文学与文化论文:我国文学与世界性文化矛盾研究论文 一、“西方化”及其历史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的,按照胡适的总结,这个现代化在语言形式上以“白话文”为特征,内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学”为特征。胡适进一步认为,“白话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学”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无论是提出以“白话文为正宗”的胡适,还是提出“人的文学”理论的周作人,在当时都是西化论者,即主张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须走西方化的道路。周作人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精神上,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东西就如同遗传基因一样是永远地在我们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着我们着意继承或者模仿,而外来的东西则相反,“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1],周作人希望借西方的新鲜血液使中国文学获得新的精神动力,当然周作人也强调这种借鉴必须以“遗传的国民性”作为“它的素地”[2],也就是说周作人对“西方化”是有一定保留的。比较而言,胡适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形式上,而且态度比周作人彻底、激进,“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璨,屈原”。 “西化论”者如何对待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呢?胡适从“白话语言”的形式角度对辽、金、元之后中国白话文学传统做了肯定,对《水浒》、《西游》、《三国》推崇备至,不过他对上述古典古代白话文学作品的推崇是从“对欧洲中古路德、但丁反对拉丁文,建立本国的俚语文学的比附”出发的,其立意点依然是在鼓励中国现代作家向西方人学习,做路德、但丁上,并非真的要人们向中国传统白话文学靠拢。事实也的确如此,周作人、钱玄同换了一个角度--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就对上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生出了否定的看法。周作人差不多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贬得一钱不值,在《人的文学》[3]一文中,周作人把《聊斋志异》看成是“妖怪书类”,把《水浒》、《七侠五义》看成是“强盗书类”,把《三笑姻缘》看成是“才子佳人类”,把《西游记》看成是“迷信鬼神书类”,并说“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钱玄同,他一方面极赞成“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但是,一谈到内容,他的观点就立即来了个大转弯,他说,“词曲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关于词曲小说之作,其有价值者则?庀省#?]”钱玄同从“高尚思想”、“真挚感情”角度遴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选来选取,却几乎把那些古代白话小说全部否定了。周作人、钱玄同者是从思想内容角度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展开批评的,他们把小说定位在为“人本主义思想”做宣传鼓动上,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看成是“才子佳人”、“诲淫诲盗”、“神怪不经”、“迂谬野史”而加以挞伐,主张中国文学必须在精神上西方化(启蒙化)。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时期西化派作家强调文学白话化,却大多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特别不感兴趣。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现代横断面式短篇小说的发达,与之相关的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式微。明清白话章回小说,大多有“拟话本”的形式特征,保留了小说作为“说书”的口语体式,但是,在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小说家一方面强调小说要用“白话”、“口语”,另一方面恰恰在形式上革除了明清白话小说的“说书”特征,他们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但是这白话文的“现代小说”却恰恰不再具有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因“听-说”这一“说书”特征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口语化表现技巧,而向着“纯书面/案头读物”方向发展。这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个矛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显然,五四人是把“书面/案头化”作为现代小说的标准之一来认识的,其来源是对由知识分子案头创作,纸面媒体印刷出版发行的西方“书面/案头小说”的观察和比附。五四一代人以西方小说来比附中国小说的思维定势,导致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的口语体长处。五四人不仅全面否定中国古代文言文学的士大夫传统(从启蒙的动机出发,五四人要求文学成为宣传启蒙理念的利器,因而他们要求文学通俗化),也否定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特别是话本小说传统(启蒙要求小说知识分子化,话本小说虽然是通俗化的,但却是非知识分子化的),其优秀动机是在“西方化”上。 这个“西方化”在当时是以文学的“启蒙化”为特征的,在这种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学革命的参照系横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纵向的定位在中国古代某个(白话)文学传统上。他们之所以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白话传统,只是在理论上玩了一个“白话文学古已有之”的论证策略(中国人特别欣赏“古已有之”的论证,这种方法近代维新知识分子也用过,例如《孔子改制考》),这个策略仅仅是出于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舆论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并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实践中,对新文学发展起导向作用。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五四西化派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之道路的选择,是令其“向西而去”,五四西化派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理路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可能性是盲视的。五四西化派有一种中国“万事不如人”的心态,中国文学要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双双“向西方学习”的心理。 五四西化派的这种心态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找到了回应。随着五四时代大潮的落幕,又因为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文学上的西化浪潮渐渐湮灭,1949年以后更是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大陆再次进入开放时代,文学上的西化浪潮也又一次浮出地表。经过极端民族主义文学禁锢,80年代初的中国作家突然发现,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竟然变得那么亲近西方现代派文学,这个时候袁可嘉适时地翻译“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徐迟等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要,于是一股拿来之风骤然兴起。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朦胧诗的崛起是它的第一个标志,北京的一小拨人爱诗的人在的禁锢当中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当局内部印刷之供领导干部阅读的西方作品,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西化理论主张和趋向,只是直觉地亲近着他们所能看到的西方作品,摹仿着这些作品,就这样他们无意中挤上了西化之路。此后是西化的现代派小说及戏剧的流行,小说理论方面出现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5]等书,该书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这些和当时的阶级论、典型论、工具论文学观构成了鲜明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当?庇形焕献骷揖退担骸敖昀从行昵嶙髡叩拇醋魍牙肷睿晃蹲非笏健隆⑵妗⒐帧疵磕7挛鞣较执难У哪承挤ǎ呱狭诵奥贰!痹谡庵智榭鱿碌笔钡奈骰壅呙媪俚难沽艽螅辽俨槐任逅氖逼诤省⒅茏魅说忍岢骰庇龅降男J且裕?0年代的西化论者其理论策略是仅仅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当作一种技巧来认识,以规避“现代派文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现代派文学”论者的反对,他们提出,如果说西方现代派文学本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那么其艺术表现技巧则是没有意识形态性的,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学习的。的确,论证技巧问题要比论证“西方现代派文学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因而具有无产阶级性,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之一部分”容易得多。《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作者的讨论严格限定在“技巧的演变和发展”上,并且就“同一种技巧,是否能为不同的内容服务呢?具体来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作家的体现资产阶级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说所使用的技巧,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作家可否用来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趣味和感情?”的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呼吁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派小说作技巧上的借鉴,实际上作者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现代派文学观”(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称五四西化派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该书《序》中叶君建先生说,“我们现在的欣赏趣味,根据我们所出版的一些外国作品及其印数看,似乎是仍停留在蒸汽机时代。我们欣赏欧洲十八世纪的作品,如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基度山恩仇记》,超过现代的作品。至于本国作品,现在还有一个奇特现象,有些人欣赏《七侠五义》,似乎超过了任何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新华书店的定货能作为判断一部作品的欣赏价值的标准的话。这种’欣赏’趣味恐怕还大有封建时代的味道。这种现象的形成也可能是我们多年来无形中在文化上与世隔绝的结果。”从上述分析可知,其实作者是在努力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只是这种推介是羞羞答答的罢了,它的逻辑是“技巧是没有阶级性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完全可以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可以用西方现代派这个形式,表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这种论说方式体现了经历过,对磨难记忆犹新的一批中老年作家、理论家的比较典型的思维。 但是,更年轻的理论家们则不满足于这种遮遮掩掩的“西化论”,他们更愿意以激进、直露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西化观念。一位在当时非常出名的青年理论家就认为中国当时的现代派都是“伪现代派”,“作家体验到的东西大多是受到社会理性道德规范束缚的东西,表达出的观念是社会层次、理性层次、道德层次的东西,可是又采用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这就造成了外在形式和内在观念的分离。”(《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在更青年的理论家们看来,中国文学之现代化并不能简单地从借鉴西方现代派表现技法上获得,这只会导致“伪现代化”,中国文学的真正现代化必须整个地从头来过:不仅仅是从技法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思想意识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有西方现代派的形式,而没有西方现代派的内容,这正是中国文学之危机所在;必须下决心使中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同时西方现代派化。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强调中国文学不仅要在形式上西方化(现代主义化),而且还要在内容上西方化(文学体验的现代主义化)。[6] 这种激进的西化观,一经出现便遭到激烈批判,这逼迫这一派对中国新文学作西化观指导下的历史回溯,以便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历史证据。在这种思路的左右下当时出现了一股用西方现代主义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冲动。1985年黄子平与钱理群、陈平原的三人对话《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7]就是这样一个文本,该文这样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种与十九世纪文学的理性、正义、浪漫激情或雍容华贵迥然相异的美感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识与本世纪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该文实际上全盘推翻了中国学界、政界以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所作的论断,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在性质上是和西方20世纪现代派文学同构的现代主义文学。这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重新解读,与此同时,这种重读思潮也发生在具体的作家作品领域,汪晖、王晓明、吴俊等开始更加重视鲁迅小说和散文中的现代主义因素,鲁迅作品中,杂文的受重视程度明显降低了,一时间《野草》成了鲁迅的代表作;相应地对矛盾、巴金等作家作品的重读也热行起来;以致发展出一波“重写文学史”浪潮。 西化思路,不仅仅作为指导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指针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也产生了影响,如陈平原对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研究。陈平原对中国近代小说流变的观察实际是建立在一套西化的评判模式上的。陈平原说“……中国小说的主流还是不能不推白话小说。白话小说语言清新通俗,善于描摹人情世态,再加明清两代文人的改造,渗入不少文人文学的色彩,产生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批杰作……白话小说艺术表现力强,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又甩不开说书人的腔调――两者(指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葛红兵)都无力承担转变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重任,除非在小说观念和小说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8]读了这段引文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我们还一定要对它进行’大的变革’呢?‘说书人的腔调’作为一种小说技巧为什么就不是现代性的呢?”显然,陈平原先生的现代小说的标准是来自西方的,他要求中国“小说观念和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实际上就是西方化,正是以此,他才产生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不是现代小说,话本小说必须接受“现代化转型”的看法。事?瞪希?0世纪中国文论界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叙述模式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我们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叙述模式中的“现代性”成分所知甚少,只是简单地从西方现代小说叙述模式出发对它产生了“非现代性”的定性。 西化思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是居主导地位的,它促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中国文学有今天这样的格局不能不说多和它有关,但是它也造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一些致命欠缺,这个欠缺就又如一位理论家所说:“(1)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偷窃’的基本命题;(2)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借贷’的范畴概念系统;(3)缺乏自己独创的、非’移植‘的哲学立场。”[9]。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理论在其生长、发展的近一个世纪中,常常是徘徊在“西方”的阴影之下:它的基本主题(启蒙主义的“人的文学”思想)是西方的,它的基本形式,例如中国现代小说在叙述模式上的现代叙述学转换,也是向着西方而去的。 二、“民族化”及其历史 周作人在写于1919年9月1日的《中国民歌的价值》一文中借用英国文论家FrankKidsond的说法,对“民歌”如是界说:“生于民间,并且通行民间,用以表现情绪或抒写事实的歌谣”。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周作人在这个时候已经注意到了“民族文学”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他反对“用鉴赏眼光批评民歌的态度”,认为民歌是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的,它只赞成把民歌当作“一点供国人自己省察的资料”的民俗学材料。此后他在一系列文章如《民众的诗歌》[10]中,极力批评“民歌”的内容、形式。到1922年12月17日,周作人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中依然对“民众的文学(民歌)”持批评态度,但是这个时候,他的观点有了比较大的改变,他说:“本会收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些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周作人心中隐约有了在民歌基础上建立“民族文学”的想法。但是,他的这个观点是不明确的。前述《中国民歌的价值》一文实际上是在1923年1月21日的《歌谣》周刊第6号发表的,虽然写于1919年却在1923年首发,且与此前刚刚发表的《〈歌谣〉周刊发刊词》观点有出入,首发的时候却又不修改,可见周作人在这方面其意识还是模糊的。但是,他在为《希腊小岛集》写的序言(后收入《永日集》)中这样说:“中国现在的文艺的根芽,来自异域,这原是当然的;但种在这古国里,接受了特殊的土味与空气,将来开出怎样的花来,实在是很可注意的事。希腊的民俗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希腊古今的文学。若中国想建设国民文学,表现大多数民众的性情生活,本国的民俗研究也是必要,这虽然是人类学范围内的学问,却于文学有极重要的关系。”周作人已经意识到了西方化的艺术要在中国扎根,开出国民文学的花朵来,必须要和民俗学研究结合,和中国土壤结合。上述周作人的看法可以作为五四时代西化论者对文学西化观的补充、反思,也可以看作是他们对文学民族化问题的粗浅思考。从文学创作实践角度看,五四西化派对文学民族化的探索有两条路。一是从民间歌谣中借鉴形式,这方面刘大白、刘半农有极好的尝试,这派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向民间歌谣学习语言形式以形成中国现代白话诗歌的新体式上,他们的诗“大多有强烈的?胤饺丁保秃罄吹墓敉耆煌舻氖璐醋魍耆俏骰摹6蔷穹迪纾佣韵缤辽畹姆此贾谢竦镁窨占洌夥矫嫘纬闪艘月逞肝淼南缤廖难桑鞘怯梦鞣交男∷的J叫闯渎胖泄缤疗⒌纳睿还笔闭馀傻闹饕Ψ旁诹硕灾泄裥缘呐校皇墙杓窦渚裰锌梢晕泄执幕裥怂盏闹仕厣稀U馀啥灾泄窦涞目窕毒瘛⑸嬉庵玖臼敲拥模缍园精神的认识,阿Q作为一个下等的,生计都成问题的人,他坚韧地活着,还有点儿撒欢的味道,这是不是一种精神呢?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者大多觉得像阿Q这样的人身上只有劣根性,他们还没有占得人的位置,根本就不配做一个人。他们没有想过阿Q虽然是个下人,或者极端点儿说,完全不像个人,但是他也有权活着,从生存的角度讲,活着是重要的,然后才是尽量争取活得好一点儿。由此,阿Q对生活的态度不见得比启蒙主义者对生活的态度差到那里去。阿Q身上有一种中国民间特有的笑谑、撒欢的精神,他活着不是为了验证历史功过是非,也不是为了建功立业,而是争取活下去,在可能的时候把每一个黯淡的日子过得像节日一样,有的时候浪一点儿,比如找吴妈讨点儿没趣,有的时候狂一点,比如找赵太爷攀个亲什么的,有的时候酸一点儿,比如革命,有的时候烈一点儿,比如绑缚刑场的路上,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这个时候他当然是害怕的,但是他立即就掩饰了那害怕,唱起了大戏,这就近乎烈了。我们暂且不管他为什么死,死得是否值得,就冲他这种面对死亡的勇气(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也是可以钦佩一番的。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来自中国民间的笑谑精神,吃喝、唱戏、行刑以及性等正是在笑谑和狂欢的意义上被放在了生活的首位。将生活当成一场狂欢节表演,不管它是否合理,是否有意义,都要将这出戏演好,这是中国民众在数千年历史中学会的生存技术和生存精神,它在笑谑和撒欢的外表下突现着“人”这个要素的主导力量。这种精神一直在中国民间滋长着,它在中国民间人物的身上一代一代地保留着,它和儒家、道家、佛家三教合一的中国正统完全不是一回事,因而在正统的语言中一直是被压抑、抹煞的。中国现代启蒙知识分子虽然在精神气质、品位上反对三教传统,他们提倡小说、收集童谣,试图深入民间文化中汲取养料,但是他们没有发现这种民间笑谑和撒欢主义的力量,鲁迅也是其中之一,鲁讯也没有看到这种笑谑和撒欢的生存形态中渗透出来的反抗、追求、渴望的力量。所以我们说,这一派,在小说内容上是本土化的,具有民族性,但是?诰衿噬鲜俏骰ㄆ裘苫┑模挥辛炻灾谢褡逭庵置窦渚褡试础?BR 总的说来,五四时期中国文坛的主流观念是由西化派占据着的,但是,西化派也不是说对文学民族化问题完全没有思考,西化派占据主流时也不是没有民族化派在活动。如学衡派,学衡派主张在“昌明国粹”的基础上“融化新知”,1922年在一篇文章中梅光迪认为“国人倡言改革。已数十年。始则以西欧之越我。仅在工商制造也。继则慕其政治法制。今日兼及其教育哲理文学美术矣。其输进欧化之速。似有足惊人者。然细考实际。则功效与速度适成反比例。[11]”梅光迪并不是完全排斥向西欧学习,他所排斥的是他自称的一种“伪欧化”的病态现象,他认为,这种伪欧化(此一提法和上文提到的20世纪末理论界关于“伪现代派”的提法似有偶合,但立场、诉求刚好相反),一是重模仿而轻创造,“实则模仿西人与模仿古人,其所模仿者不同,其为奴隶则一也。况彼等模仿西人,仅得糟粕,国人之模仿古人者,时多得其神髓乎。”二是提倡欧化者对欧洲文化实并不了解,而是样样拿来,最终失掉了创造的根本――中国文化,拿来的又是人家的残渣。这是民粹主义的一派,认为外国的不如中国的好,建设中国的文学就要走中国古已有之的道路。文学创作方面持类似民粹观点的作家较少,但是走从古诗文转化的路子的作家不少,如沈尹默,他的成功甚至是周作人也不能不承认的,当然周作人在本质上对沈尹默作的还是“西化论的解释”:“尹默觉得新兴的口语与散文格调不很能亲密地与他的情调相合,于是转了方向去运用文言,但他是驾御得住文言的,所以他的文言还是听他的话,他的诗词还是现代新诗,它的外表之所以与普通的新诗稍有不同者,我想实在只是由于内含的气氛略有差异的缘故。[12]”胡适在《谈新诗》[13]中论述的一些新诗人,多也是走古诗文转化的路子:“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胡适和周作人一样肯定了沈尹默等的这种尝试,认为沈尹默在作品在语言和音节上都获得了中国旧体诗词的功效,作出了新诗中“最完全的诗”[14]。所以大致可以说,中国新诗的道路,初期是走在“一半词一半曲”的路子上,只有在日本的郭沫若新出,以及从欧洲游学回来的徐志摩崭露头角[15],这种局面才改观了,直至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诗人崛起,以徐志摩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崛起后,中国诗歌的西化才算有了自己的代表人和代表团体。 我们知道胡适和周作人在本质上是西化派,他们认为中国新诗整体上必须西方化,但是在西方化的总主张下,他们在策略上又非常明智,他们都认可了新诗诞生之初以民族根基为基础的探索道路。周作人在给刘大白的《旧梦》写的序中说:“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合(成)能和谐的全体,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也就是这个意思。 直接在文学上提出民族主义口号的是1930年之后聚集在《前锋》杂志周围的一批作家,1930年他们发表了《民族主义运动宣言》[16],认为中国文艺正面临危机,一是“残余的封建思想”还在无形地支配一切,二是左翼文艺把艺术当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将艺术呈献给了“‘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他们认为上述危机是由于新文艺发展“进程中缺乏中心意识”的缘故,为了构建“中心意识”,就要从民族意识出发,建立民族艺术,“文学底最高的使命,是发挥它所属的民族精神和意识。换句话说,艺术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族文艺的充分发展必须有待于政治上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文学底发展必伴随以民族国家底产生”,反过来“文艺上的民族运动,直接影响及于政治上民族主义底确立”,因此“民族主义的文艺,不仅在表现那已经形成的民族意识;同时,并创造那民族底新生命。”这派的民族化思路有它的合理性。一、五四之后中国文坛弥漫着西化风,小说、诗歌、戏剧这些文学样式都直接取自西方,甚至语言也欧化了,出现了另一种欧化体的语言,虽是白话,但却脱离是时的口语,造成新文学发展的障碍,二、国民革命之后,中国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民族意识开始形成,又列强环伺,特别是东邻日本的崛起更是让中国人感到威胁,在文化上形成了民族主义的要求,进而反映到文学上来。这一派的观点非常极端,只认为文艺是民族的,而不认为文艺是世界的,而且把左翼文艺同封建文艺并列加以反对,错估了左翼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学理上又没有区分文学民族化和文化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的界限。 如果说“民族主义运动派”之前的西方化与民族化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方向问题上,那么此后的争论则是依附在“文学如何为更广大的大众接受,从而为抗战、解放战争、为解放以后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命题里面的。这个问题的发生先是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论争开始的。抗日战争爆发,文学要面向大众宣传抗日,这就产生了“文学形式如何面向大众、鼓动大众”的问题。最早提出“民族形式”口号的是,提出这一问题可能是受到苏联文艺的影响[17]。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报告中提出要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报告中最早出现了“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等提法。1940年,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的口号。接着,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展开。但是,解放区的讨论多限于正面阐述学习理论的体会,没有真正的观念交锋,国统区的讨论范围大一些,也有一定深度。例如,1940年向林冰在《大公报》撰文认为,“以抗战建国为内容的文艺通俗化”――大众化运动,其表现形式是否“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乃是问题的优秀所在”[18],“在民族形式的前头,有两种文艺形式存在着:其一,五四以来的新兴文艺形式,其二,大众所习见常闻的民间文艺形式。”那么,民族形式的创造,究应以何者为中心源泉呢?作者提出“现存的民间形式,自然还不是民族形式,但它是民族形式的源泉”的观点。就此,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之“民族化”路径派有了自己的理论表达――它赋予民族形式以“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明确界说,又确定了向民间形式学习的“民族化路线”。 很明显向林冰的这个理论表述是相当极端的,它基本上否定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成就,对新文学的形式做了几乎全盘的否定,而把“民族形式”的源泉简单地定位在“民间形式”中,这实际上是一种新国粹主义(和《学衡》派的旧国粹主义观点比较而言)的思路[19]。在这场“民族形式”讨论中,即使是赞成“民族形式”提法的人,绝大多数也不赞成向林冰的“新国粹主义”主张,例如,郭沫若就认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现实生活”[20],“’民族形式’的这个新要求,并不是要求本民族在过去时代已造出的任何既成形式的复活,它是要求适合于民族今日的新形式的创造。”胡风认为形式和内容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民族形式‘应该是反映民族现实的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所要求的、所包含的形式”,而且这“民族形式”应当是“国际的东西和民族的东西的矛盾和统一、现实主义的合理的艺术表现。[21]”胡风实际上是把“民族形式”问题放在了更为广阔的世界文学背景中进行了鸟瞰,得出了“民族形式”的创造决定于“时代的内容”,并且要在世界文学经验[22]和民族文学经验的结合中才能产生的结论。 以“民族形式”为理论口号的民族化派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设,在创作实践中也获得了自己的代表作,例如《马凡陀的山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解放日报》1947年连续发表了几篇讨论文章,这些文章对马凡陀诗歌路线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例如,默涵认为:马凡陀用民间语汇、民间形式来写诗,代表了中国诗歌的正确发展方向[23]。 说20世纪40至60年代中国文坛较多地受了新民粹派的影响,似乎是不过分的。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出现了以山药蛋派等为代表的小说创作潮流,解放区作家在解放以后十七年期间一直是中国文坛的主流,解放以后大陆文坛还出现了以民间通俗文艺为基础的民间文艺浪潮,《刘三姐》一类作品一时间竟成了中国文坛正宗。但是,70年代期间,这种状况又翻转了过来,经受过解放前大上海新兴文艺的熏陶、当过电影明星的不喜欢民歌,认为它低级、土气,主张“洋为中用”,用西洋管弦乐改造京剧,西洋芭蕾舞改造民间素材,推出不中不洋的样板戏――一种对京剧进行“革命”进而消灭京剧传统的一种戏剧形式。总的看来,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民族化浪潮受政治局势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它的发展是扭曲的,这种扭曲我们可以从“样板戏”等极端中明显见出。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化多元化与文学艺术论文 【内容提要】当前文化呈现四种元素或层面:体现特定时代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主导文化,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高雅文化,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来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的大众文化,以及传达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民间文化。这四种文化元素往往呈现多元互渗景观,即多种文化元素交叉渗透于具体文本中,使不同文化层面间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清晰地分辨的情形。需要从初级的多元互渗走向更高级的多元化生境界。多元化生意味着多元文化因子按照理想尺度组合成相互化合和相互生成的互动结构,包含多元共存、各行其道、优化组合、个性彰显等具体步骤,目的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重新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 【摘要题】问题与思考 【关键词】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多元化生 文化,是当前学术界持续思考的热点之一,牵涉到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古典与现代、全球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精英与公众等许多方面,因而不无道理地一再引发种种讨论或争论。这些探讨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不过,其中留下了一个有待我们去填补的空白:当前中国文化的层面。在一种特定的文化内部,总会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组合成为一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共生的整体。梳理这些文化层面,考察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对于这种文化的整体发展是有益的,这尤其会有助于建构这种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那么,就当前我国文化的基本构成来看,我们的文化中究竟有哪些层面呢?它们之间结成何种关系?问题就提出来了。我在这里不打算普遍地纵论文化层面,而是着重从文学文本的文化层面角度来加以分析,即透过文学的文化层面而为揭示普遍文化层面提供具体的想象性模型和个案。因为,文学是文化中最富于表现力的想象性形态,完全可以承担透视普遍文化层面的任务。 一、文化及其层面 文化(culture)的定义历来很多,这里仅仅采纳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Cassier,1874-1945)的界说:文化是人类创造和运用符号(symbol)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形态,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注:参见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288页。)。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去表达生活的意义。而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每个民族及其特定历史时段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状况。一定时段的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不一定就是统一的整体)。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形来说,这种容纳多样的文化结合体往往有4个层面或形态(注:我自己在过去一度将审美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见《从启蒙到沟通》,《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后来认识到不能忽略民间文化的存在。):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从文化价值看,这4个层面之间本身是无所谓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的,关键看具体的文化过程或文化作品本身如何。每一层面都可能出优秀或低劣作品,无论它是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抑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上面的4个文化层面往往会渗透或显示在具体的文学艺术文本中,这就有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具体说来,这4个文化层面有可能同时并存于同一个文本中,这要求我们细心分辨各种文化层面在文本中的存在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它们中的某一种会在文本中居于相对主导的地位,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划分出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大众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 1.主导文化 主导文化文本是指体现特定时代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文本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教化性,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传达统治群体制定的社会规范,以便教育、整合或感化社会公众。每个时代的统治群体都会有意识地书写或制作这种文本,并大力鼓励原来属于高雅文化的文人作家来参与这种旨在巩固统治性规范的书写工作,再借助行政手段加以传输和推广,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文学特有的审美感染力去达到教化公众的目的。自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统治群体对文学的控制或支配作用就获得了明确的合法性,从而推演出文学承受主导文化引导的历史。需要注意,主导文化文本并不一定只要直接的或者甚至赤裸裸的教化性,而可以把教化性掩映在富有感染力的审美表现中。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正是古典主导文化的典型范本。《前出师表》首先陈述了蜀国的“危急”情势,表达了一下自己“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的忠心,提出“开张圣听”、“亲贤臣,远小人”等等一系列的社会整合以及国家安定的方针政策。接下来,他又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对君王的耿耿忠心,发出“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铮铮誓言,从而近乎完美地表达了一个臣子为报答主子的知遇之恩而全力以赴的忠诚之心和献身精神。最后他在《后出师表》里立下誓言——“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在这里,主导文化所追求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目标,以及个人的尽忠报恩之心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就当代来讲,影片《生死抉择》(2001)也可以说是当代主导文化的代表性文本。它讲述了当今中国公众普遍关心的“反腐倡廉”故事。主人公海州市长李高成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回来,立即被卷入自己工作过的中阳纺织厂工人的集体请愿风波中,由此引发出自己也被牵连进去的重大腐败案件。李高成面临一个“生死抉择”:是把自己交给廉政还是留给腐败?作为一个关键人物,他的自我抉择确实成了事件进展的关键:只有他作出正确的抉择,才能确保廉政一方的成功。他在市委副书记杨诚的协助和省委万书记的支持下,经过短暂而艰难的思索,战胜了自我,作出正确的抉择,起来斗倒了以郭中姚为首的“腐败集体”,并由此挖出了其后台省委副书记严阵等,从而夺取了反腐败斗争的胜利。这部影片鲜明地反映了当今主导文化关于社会群体整合和秩序安定的要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主导文化历来扮演着群体整合等重要角色,至今仍然如此。不过,主导文化也需要不断更新、发展,体现民主性,并且让自身的权威不是强制而成为令人倾心服膺的感动。 2.高雅文化 高雅文化,有的称“精英文化”,是指主要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文化文本。这种文本往往从知识分子或文人的个体立场和视角出发,去从事独特的形式变革,以便在这种新形式中传达对于社会生活的理性沉思、社会问题的批判性观察。这种文化文本的主要特征有三点:形式创新、社会批判和个性化追求。 第一,形式创新。高雅文化文本总是善于总结前人的形式惯例,并从现实生活和民间文化传统中吸到资源,创造出新的原创性形式。因而在高雅文化文本里,形式上创新的特征往往格外突出。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说“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而诗人徐志摩在《再别康桥》(1928)里则打乱了这一日常语言顺序,转而说:“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把状语“轻轻”前置,先说“走”,而后说“来”,并破例出现三次重复。这种形式创新有什么意义?下面不妨完整地感受全诗,尤其注意体会志摩式“轻悄”: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后面几节注意选用与“轻轻”合拍的表述轻柔妩媚事物的词语,如“金柳”、“新娘”、“波光里的艳影”、“软泥”、“柔波”、“水草”等,而且结尾还有“悄悄”的三次重复,造成首尾呼应的效果。这就使得全诗都呼应着“轻轻”和“悄悄”,带来了语言形式上的整体创新,使本来司空见惯的日常表述语句竟突然间获得了新奇而别致的意义。我把这种语言形式称为志摩式“轻悄体”。读者因为志摩式轻悄体而可以获得一种新奇的意义体验。文学史和文化史容易忽略“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这类平常的陈述,但却可能永远地记住独特的志摩式轻悄体。其实,这里的“康桥”对诗人本人来说可能是确定的,但对读者来说却可能无限丰富而不确定。每一个读者都可能有自己心目中的永远留恋的“康桥”。他们用自己的活生生的生存体验去填充形式独特的“轻悄体”,从而形成了内心深处的深切共鸣。这可能正是这首诗得以长久流传的一个原因吧? 第二,社会批判。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强烈的责任感自觉地关心社会问题,大胆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的痼疾。当然,知识分子作家创造的高雅文化文本,不仅体现出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怀和忧思,同时还可能展示出他们的社会乌托邦构想。他们有时可能不合时宜,甚至不见容于当世,但历史却会永远记住他们独特的文化贡献。杜甫的许多诗正是这样的杰作。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无情地揭露其中隐伏的复杂矛盾,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批判效果。现代诗人臧克家的诗《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1949)这样说: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它摔垮;/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它抬举得很高,很高。 这首诗的语言明白如话、通俗易懂,但字字铿锵有力,如匕首或利剑令“有的人”胆寒,如春风化雨令“有的人”获得慰藉。既是一支崇高人格赞歌,更是一篇声讨一切“人民公敌”的战斗宣言,产生出明显的社会批判效果。 第三,个性化追求。与主导文化文本突出教化性不同,高雅文化文本着力书写知识分子的个性化追求。个性或个性化是高雅文化文本的显著特征之一。知识分子当然要关注社会问题,但这种关心往往是从他们自己的个性角度出发的。他们以独特的个性化心灵去体验生活,解释他们所“发现”的生活真相,展示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和幻想。他们有时当然可能有个人偏见,但这正是高雅文化文本的一个必然伴随物。有时,这种偏见或者“刻薄”正可能具有独特的历史深度。而如果没有这种鲜明而又独特的个人伴随物,高雅文化就失去其独特魅力了。例如,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坚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借“狂人”之口喊出的这些“疯话”,初看起来极不“真实”。因为,似乎任何一位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同意说,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特点就只是“吃人”。人们会质问说这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丑化”或“全盘否定”。但如果联系当时的文化语境看,就可能不得不承认:这些表面看来充满偏颇甚至“别有用心”的疯言疯语,其实正是鲁迅以其个性化视角对“五四”时期中国历史症候的冷峻地“诊治”。中国文化传统当然有值得肯定的“灿烂”之处,但对当时的鲁迅来说,要紧的却不是去歌颂而是去剥露。可以说,“狂人”形象及其“吃人”表述,充分地体现出鲁迅的形式创造和社会批判的个性化特征。高雅文化可以集中代表特定时代文化中的理性元素和创造性力量,体现真善美的运行方向。但它也容易流于僵化或神秘化。 3.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文本是指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来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的文化文本。 大众文化文本具有自身的与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不同的特征。 第一,信息和受众的大量性。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和电视)成批地制作和传输大量信息并作用于大量受众,是所有大众文化文本的一个基本特征。“大量”是其优势,但贪多图大往往对公众造成传媒的“暴力”。 第二,文体的流行性和模式化。一种大众文化文本在开初总是善于吸收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等的某些特点,创出原创性新模式,随即迅速地通过批量化生产而流行开来,从而变得模式化了,并引来众多摹仿之作,如《一封家书》之后有《祝你平安》、《常回家看看》等一批仿作。流行是大众文化文本的必然特征,但流行的结果就是模式化,而模式化则又距“老化”或“僵化”不远了。 第三,故事的类型化。在一部电影剧本或电视剧剧本中,好人与坏人、情人与情敌、由顺境转逆境或相反等故事,都是按大致固定的类型“打造”的,从而有武打、言情、警匪、伦理、体育等众多类型片、类型剧。这与高雅文化文本注重“典型”或“个性”是不同的。不仅影视甚至流行音乐,往往都是按明星的类型化特点“定做”的。 第四,趣味的日常性。与欣赏高雅文化文本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文本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满足公众的日常生活俗趣。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第五,效果的愉悦性。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或喜,总是追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影响《红衣女郎》通过一个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的中年男性与一个红衣女郎的恋爱经历,带给公众一场日常趣味的满足。冯小刚近年拍摄的贺岁系列影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和《大腕》,就是当前大众文化的一个典范实例。它们都围绕葛优这位戛纳影帝而编造故事,打造出由他扮演的类型化系统形象,满足公众的时尚趣味。 我们不妨来看看近年广泛流行的通俗歌曲《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是在1998年创作出来的,在1999年的联欢晚会上进行表演,从此风靡大江南北: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着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歌词很是普通,用高雅文化的经典看法来讲,真可以说是一点“诗意”或“审美”意味都没有。大家不妨把这其中表述的“回家”的含义与朦胧诗中的“回家”比较一下。 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心灵,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我想回家,/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翠绿的三叶草。//而且,/我还想打开书橱,/取出一本《海涅歌谣》,/我要去约会,/我向她举起这本书,/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爱情的信号。//这一切,/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天,又开始下雨,/我的钥匙啊,/你躺在哪里?/我想风雨腐蚀了你,/你已经锈迹斑斑了。/不,我不那样认为,/我要顽强地寻找,/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太阳啊,/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愿你的光芒/为它热烈地照耀。/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 在这里,“家”代表着高雅文化诉求的精神家园。那里有“儿童时代的画片”、“翠绿的三叶草”,还有德国浪漫诗人海涅的歌谣。这种精神富足是他征服爱情的制胜法宝。实际上,在高雅文化系统里,“家”常常就是那种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至高精神境界的象征,相应地,“回家”成为寻找或追求那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精神境界的行为的象征。 但在《常回家看看》里,“家”却早已“丢失”了这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含义,而转变成一种日常家族亲情的象征。“回家”,是日常家族亲情的实现的象征。这首歌完全没有了高雅文化那种内在精神性,那种经典“诗意”;甚至也没有《涛声依旧》那种对于经典诗意的怀旧式宣泄,而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诉说的是日常家族亲情。但是,为什么它会流行开来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常回家看看”,一声充满亲情而又温和的规劝或鼓动,胜过千言万语、千呼万唤,煽动起、催动着千千万万男男女女的无定焦虑和思家情怀,使得他们不远千里万里排除千难万难也要奔回父母的身边实现短暂的团圆。“回家”是来自过去的生活地点及其固定生活记忆的无意识召唤,表面看来构成对当下无地生存与流动性格的一种否定和一种回归,但实际上却是对流动性生存形成一种肯定。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无地生存、流动生活的否定,恰恰是通过地点流动本身来完成的,从而就形成以流动否定流动的奇特悖论,结果是使地点流动无尽地再生产下去。同时,“回家”而不是“在家”,“回家看看”而不是“在家呆着”,表明无地焦虑以及流动生存注定了会循环往复地持续下去,从而不停顿地再生产出人们的“常回家看看”这一日常生活欲望。道理很简单:愈是流动在外的游子,对“家”的记忆才会愈益珍视,他们的“常回家看看”的无意识渴望才会因被压抑而变得愈益强烈,从而推演出“常离家生活”又“常回家看看”的互动型生存轨迹,形成流动——回家——再流动的循环圈。诚然,这首歌并没有在字面上特别强调地点的重要性,但实际上,整首歌在其字里行间都在述说着人们的一个日常现实——流动、流动、再流动,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生存体验。无论如何,在《常回家看看》的旋律中,这种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已经推演成为当前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命运和自主选择。这首歌曲让公众在轻松的愉悦中体验到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无所不在的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现实,其作为大众文化作品的效果已显露无遗。 流动人口是指在某一时间范围、居住地发生跨越一定地域界限变动的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了每个人的常住地及其户口登记地,从而统计出全国流动人口已达到1.2107亿,这个统计数字显示了流动人口在中国社会的强大比重,从而为我们理解《常回家看看》得以深入人心的原因提供了有力的社会学证明。《常回家看看》的歌词很是普通,它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庭温情对于流动人口的召唤。它使得很多打算回家看看的人的回家行为变得合理化和合法化,使得本来没有计划或无法回家的人产生出回家看看的强烈冲动,也使得实在没有办法回家的人选择在电话或者在想象中满足自己回家的愿望,同时,它也可能使正在回家路上的人们的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中变得充满家庭的温馨。显而易见,大众文化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娱乐趣味。 上面的特征,规定了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以大量的信息、流动的和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的故事及日常氛围来满足大量公众的愉悦需要。使大量社会公众获得感性愉悦,让他们安于现状,这是大众文化的基本功能。大众文化在当代可以集中代表文化的日常性、感性和稳定性,是文化趋于稳定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容易自我复制,以至于丧失创造力。 大众文化是否只是具有消极作用?持这种看法的人常常依据如下论点:普通公众完全受到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操纵或暴力强制,无法进行任何反抗。下面一种不同观点值得我们注意。 与法兰克福学派全盘否定大众文化不同,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公众对电视节目可以有三种解码立场。一是统治性-霸权性立场(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意图控制;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negotiatedcodeorposition),可以投射进自己的独立态度;三是反抗性符码(oppositionalcode),站在对立面瓦解电视意图(注:斯图尔特·霍尔:《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据西蒙·杜林(SimonDuring)编《文化研究读本》(TheCulturalStudiesReader),伦敦1993年版,第100-103页。)。这表明大众文化决不是铁板一块,公众既可能淹没也可以寻求自己的主体性。 一个合适的例子是,2001年春夏之交,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这引来全国电视观众的各种各种反应,批评、指责、讽刺、谩骂充斥着网上和其他媒体,这是制作者们始料未及的,也是媒体事前所无法预料的。观众的如此激烈的反对声浪,在中国电视剧的播映史上应是空前的,而各种媒体的重点报道也是前所未有的,这突出地证明了观众对于大众文化文本解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折射出此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状况。所以说电视剧《笑傲江湖》好,好就好在对制作者意图的抑制和观众能动性的揭示上。这典范地说明,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和反响是复杂多样的,应具体分析,不能单凭制作者意图而断定它的优劣好坏。这同时也可以提醒那些轻视或否定大众文化的人们:公众中有可能蕴藏着对于大众文化进行反抗的能量,而这种反抗并不简单地来自大众文化之外,而就存在于它之中。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本身就可能是自反性的,即它可以自己反对自己、自己解构自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大众文化总想投观众所好,让观众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显得比故事中的人物高明,从而使观众有时可以轻易地看穿制作者的意图或把戏,并站出来毫无顾忌地以常识为武器加以揭露。相比而言,高雅文化文本在语言、形象及其意义等方面要复杂一些,接受起来要艰难一些。 4.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文本是指体现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文艺文本。民间文化虽然与大众文化在通俗性和娱乐性方面颇为相似,但却不是像大众文化那样采用大众媒介、按市场行情和流行趣味成批生产的,而是往往与前辈具有传承关系,从日常生活中自发地生长出来,带有自娱特点。普通民众没有多高的文化教养,关注的主要不是知识分子标举的那种个体意识、自我实现欲望,而是日常生活过程及其自娱效果。 南朝民歌《三峡谣》说:“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注:见《水经注·江水注》,引自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3页。)说的是早上开船看见黄牛,晚上停船也看见黄牛,走了三天三夜,还是看见黄牛。“黄牛”在这里直接代指“黄牛滩”,是长江三峡西陵峡西边的险滩,滩边峭崖上有石纹如人背刀手牵黄牛,所以得名。《三峡谣》正鲜明地体现了民间文化文本的特点:所用语词都是日常生活常用的,讲究上口易记,注重日常生活氛围的渲染。长达三天三夜的行船生活,本来是可以丰富多样的,但这里却只能在同一时空区域里重复进行,这可以说清晰地显示了船夫日常生活的单调性和重复性。当然也可以换个角度看,得出另一层理解:三天三夜的艰难的逆水行船生活,竟然不过是围绕着同一个“黄牛”峭崖进行,终究无法走出“黄牛”的眼界,这难道不是对日常生活及人的命运的一种有趣的发现?这一发现难道不可以给原来单调乏味的行船生活增添一点自娱效果?而吟唱《三峡谣》本身,正可以说是积压在心底的情感体验的激情宣泄。在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宣泄中,吟唱者本人体验到一种轻松和愉快。 民间文化有怎样的功能?恩格斯说得好:“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注: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01页。)民间文化在平时可以在普通民众中起到安定、自娱等作用,而当着主导文化、高雅文化或大众文化分别面临各自的僵化和衰微困境而亟待脱因时,民间文化往往可能成为一种出奇制胜的激活的力量,甚至是革命性力量。 二、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 上述分类只是相对的,而实际上,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总是渗透到这4种文化的具体文本形态之中,而每一种具体文化文本都可能包含其他多元文化因素的互渗,从而形成更复杂多样的文化状况。多元互渗,在这里是指多种文化元素交叉渗透于具体文本中、使得不同文化层面之间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清晰地分辨的情形。重视这种多元互渗是重要的。如果只看到文化层面的分别而看不到这种多元互渗,就会把问题简单化,从而无法真正认识文化状况。 例如,主导文化影视作品往往注意吸收大众文化的一些东西。电视剧《导弹旅长》以很大的篇幅去讲述江昊、石志雄等几个主要人物的情感纠葛,以满足普通公众的娱乐需要。高雅文化文本中常常渗透进主导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元素。王蒙的小说如《季节》系列就充满了主导文化的政治话语。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开篇第一句就写“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句话在语言上是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的摹仿,而在效果上则试图仿效大众文化去迎合普通公众的阅读趣味。莫言的近作《檀香刑》显然从民间说唱艺术中吸取资源。大众文化中的互渗就更为鲜明。《北京人在纽约》和《不见不散》在结尾都不约而同地让漂泊纽约的主人公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体现了主导文化的制约作用。电视剧《桔子红了》在人物语言、行为举止、服装、布景和音乐等方面都体现出高雅或“唯美”趣味,显示高雅文化已成为大众文化争取公众的制胜法宝。还有一种互渗情况:大众文化常常在调侃的意义上戏拟高雅文化以便取悦于普通公众。 《射雕英雄传》第30回《一灯大师》写郭靖护送黄蓉去寻找一灯大师治伤,一路闯过“渔樵耕读”四大高手中的前三个。面对最后的高手书生,小说这样写道: 黄蓉……见那书生全不理睬,不由得暗暗发愁,再听他所读的原来是一部最平常不过的“论语”,只听他读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读得兴高采烈,一诵三叹,确似在春风中载歌载舞,喜乐无已。黄蓉心道:“要他开口,只有出言相激。”当下冷笑一声,说道:“‘论语’纵然读了千遍,不明夫子微言大义,也是枉然。”那书生愕然止读,抬起头来,说道:“甚么微言大义,倒要请教。”黄蓉打量那书生,见他四十来岁年纪,头戴逍遥巾,手挥折叠扇,颏下一丛漆黑的长须,确是个饱学宿儒模样,于是冷笑道:“阁下可知孔门弟子,共有几人?”那书生笑道:“这有何难,孔门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人。”黄蓉问道:“七十二人中有老有少,你可知其中冠者几人,少年几人?”那书生愕然道:“‘论语’中未曾说起,经传中亦无记载。”黄蓉道:“我说你不明经书上的微言大义,岂难道说错了?刚才我明明听你读道: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五六得三十,成年的是三十人,六七四十二,少年是四十二人。两者相加,不多不少是七十二人。瞧你这般学而不思,嘿,殆哉,殆哉!”那书生听她这般牵强附会的胡解经书,不禁哑然失笑,可是心中也暗服她的聪明机智…… 这种“胡解经书”的方式,显然属于当今大众文化惯用的经典戏拟,就是用戏谑的方式拆解经典,造成化雅为俗和以俗戏雅的效果。解读儒家经典以及对对联、猜谜语等,原是中国古代文人阶层的高雅文化传统的一个显著特征,这里却以戏拟这一特殊形式移置到现代大众文化文本中,并且与黄蓉和书生等人物的具体生活境遇密切结合起来,既有助于刻划黄蓉和书生的性格或特点,又可以向现代读者显示高雅文化传统的独特魅力。这样做,意味着使武侠小说这种大众文化形态趋于“高雅化”,从而可以跨越通常大众文化的水平而进入优秀的高雅文化的行列。事实上,金庸武侠小说具有多面性,既可俗读也可雅读,既可视为大众文化也可视为高雅文化。原因并不复杂:某些优秀的大众文化文本是可以超越通常分类的限制而兼具其他文本特征的。 三、从多元互渗到多元化生 上面只是介绍了一些文化的多元化生的例子。然而,我认为,仅仅有当前的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是不够的。多元互渗当然比“”时那种一元独尊好,因为它尊重不同的文化因子,呈现出开放、进取和活跃的态势。然而,多元互渗毕竟没有进一步梳理出明确的文化价值系统,这就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结构中,哪些文化因子在文化价值系统分别承担着各自的使命? 我以为,需要从初级的多元互渗走向更高的多元化生境界。多元化生,意味着多元文化因子按照理想的和合理的尺度组合成一个相互化合和生成的互动结构。我在这里提出有关具体步骤的几点初步考虑: 第一,多元共存。应当承认这种多元共存格局的合理性。这4种文化因子都需要存在,不能简单武断地以此代彼甚至以此灭彼。谁灭谁呀? 第二,各行其道。这4种文化因子各自按照各自的规律和类型特征去发展,各自承担自身的文化功能。 第三,优化组合。在这里,主导文化中的伦理和睦、高雅文化中的个性品质、大众文化中的感性愉悦、民间文化中的群体娱乐等因子,可以着力组合起来并且加以突出,使得我们的文化既注重伦理和睦又不忘群体娱乐,既突出个性性格又注意感性愉悦。当这些多元文化因子在文化中凝聚为一体时,我们的文化是否会逐渐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四,个性彰显。在如上过程顺利进展基础上,也许可以进一步展望一个目标——这就是使得中国现代文化在保证内部多元化生的基础上寻求新型个性特征的彰显。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如何重新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这种凸显是否可能在21世纪实现? 问题提出来了。我想,有关多元化生的这些考虑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这种探讨对于21世纪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应有益处。我在这里主要是提出这个问题,希望更多的朋友都来关心它。 文学与文化论文:大话文学与消费文化论文 一、大话文学的语体特征与快感类型 无论在汉语还是其他语言中,“经典”都有规范、法则的意思,它不但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以语言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文本,更包含此类文本所或明或隐地体现的制约、规范人类思维、情感和行为的文化2道德与政治力量,由此决定了单纯的审美本质主义视角恰恰不能解释经典的本质。我们固然不能认为文学艺术经典不完全是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等“外部”力量肆意打造的权力产品,特别是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能够经得起时间淘洗的经典作品常常体现出某种程度的“超历史”的稳定性,但是,我们却也无法逻辑地列举和分析这种稳定性的固定要素(比如,对象应该为何,技巧应该怎样等等)。何况在历史尚未终结的情况下,我们又如何说经典的“超”历史性呢。我更倾向于综合的视角,即把经典看做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因素介入其中的复杂建构,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经典一直在被建构、解构与重构。 正因为这样,经典的命运、对经典的态度,常常能够折射出特定时代、特定民族与群体的特定文化态度与政治立场。比如,历史上所谓文化守成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分歧就常常集中表现为对于经典的不同态度。守成主义者总是维护统治阶级所确立的文化经典,他们深知要保守传统就不能不维护经典,经典是储存传统、维护规范的仓库。在以维护传统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士大夫阶层对于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的主导态度就是尊奉。从接受的角度看,这种尊奉常常体现为一种绝对忠实于原文的接受方式——背诵;而这种接受方式反过来又成为作家创作的基础(由此中国古代的创作论历来强调背诵先贤经典的重要性)。背诵实际上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乃至整个人文教育的基本途径,当然也是文化规训的重要方式(它与下文要说的“戏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到了充满激进革命色彩的中国近现代,对于经典的这种敬畏态度与原样接受方式受到极大冲击。革命常常从思想领域开始,从“洗脑”开始,而“洗脑”首先是把脑子里原先的经典刻印抹去,然后植入新的刻印(建构并灌输新的经典)。文化激进主义者的反传统常常就从“离经叛道”开始。康有为重新考证经典,把许多重要的儒家经典指斥为“伪书”;顾颉刚辨古史的目的也是为了通过颠覆经典来反传统。陈独秀要打倒“贵族的”、“山林的”、“古典的”文学,实际上是要把古代的绝大多数经典的文体与文本统统置于死地。像鲁迅、钱玄同这样的文化革命闯将,还曾有过“不读中国古书”的极端主张,鲁迅《狂人日记》中那个“狂人”(他身上有启蒙主义者的影子)的觉醒,居然始于对《二十四史》等中国经典的重新解读:他在这些经典中读出了两个字:“吃人”! 如果说,我们必须在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文化价值建构,以及相应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语境中,理解人们的离经叛道、解构与重构经典的行为,那么,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早熟的消费时代,经典所面临的则是被快餐化的命运。“五四”时期启蒙知识界对于经典的态度虽然偏激,其动力却来自启蒙知识分子真诚的变革愿望与启蒙救亡的社会文化使命感。他们真诚地相信,要想拯救中国的文化进而拯救中国,首先必须彻底背叛儒家经典。这种对于经典的态度丝毫不带有商业动机与物欲色彩,其对经典的解构也是以现代启蒙主义价值理想的建构为正面的肯定性内容,从而使之免于滑向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而所谓20世纪90年代肇始的经典消费化思潮,指的是在一个中国式的后现代大众消费文化的语境中,文化工业在商业利润法则的驱使与控制下,迎合大众消费与叛逆欲望,利用现代的声像技术,对历史上的文化经典进行戏拟、拼贴、改写、漫画化,以富有感官刺激与商业气息的空洞能指(如平面图像或搞笑故事),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艺术灵韵以及权威光环,使之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构件、装饰与笑料。君不见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被用作音响产品广告的开头曲;各种宗教偶像的人像被制成商品在各个旅游景点廉价出售(甚至印制在文化衫上);巨幅的《蒙娜丽莎》复制品被用作瓷砖广告挂在北京街头。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电影、电视剧在肆意地戏说历史、改写经典。 这些对于经典的戏说、改写形成了洋洋可观的所谓“大话”文艺思潮,它们在文化类型上则属于所谓“大话文化”。大话文艺的重要特点就是对经典的改写和戏说,从其创始人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到最近出版的林长治的《沙僧日记》《Q版语文》,大话文化的风潮几乎遍及古今中外各种文化与文学经典。其中既包括中国与西方古代的文学经典(如《大话西游》《悟空传》《沙僧日记》等,还有新近出版的漫画版四大名著),也包括解放后创作的革命文艺经典(如《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等所谓“红色经典”)。还有人从实用主义角度把经典改写为经济类、管理类和励志类的畅销书(如《水煮三国》、《麻辣水浒》、《孙悟空是个好员工》)。前段时间热闹一时的《Q版语文》更是用模拟语文课本的方式,把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那些所谓“范文”(如《孔乙己》、《荷塘月色》、《卖火柴的小女孩》、《愚公移山》等)大大地戏弄了一番。当我们带着思想史研究的兴趣来讨论大话文艺.文化的时候,我们关注的首先是它与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的关系,大话文艺很典型地表征了文化经典和文化权威在我们这个消费主义时代的命运。 大话文艺的基本文体特征,是用戏拟、拼贴、混杂等方式,对传统或现存的经典话语秩序以及这种话语秩序背后支撑的美学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等进行戏弄和颠覆。大话一代根本不认为对于经典必须毕恭毕敬,在他们看来,“文本不是由一个高高在上的生产者——艺术家所创造的高高在上的东西(比如中产阶级的文本),而是一种可以被偷袭或被盗取的文化资源。文本的价值在于它可以被使用,在于它可以提供的相关性,而非它的本质或美学价值。大众文本所提供的不仅是一种意义的多元性,更在于阅读方式以及消费方式的多元性”①,这正是大话文学对于传统经典的态度。 当大话文艺的作者通过改写经典而进行创作的时候,他们就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作者同时又是消费者——消费经典。林长治创作《Q版语文》的过程同时就是一个(通过特殊的方式)消费与颠覆经典的过程,经典在这里成为他创作的“原型”和素材。如果说在文本的经典化过程中,官方化的阐释符码逐渐固定了文本的意义,那么,大话文艺的创造力则充分体现在对于这些被时间和传统所固定了的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的颠覆。这可以说是一种生产性的快感,也是一种冒犯和颠覆的快感②。这是一场文化的斗争:一方是对大话文艺持激进批判态度的文化守成主义者(教师、家长与教育部门官员),他们试图维护经典的规训权力(不管是它的美学权力、意识形态权力还是其他权力),限制经典的文化用途;而另外一方则是林长治等“大话一代”通过大胆地篡改、戏说经典而冒犯权威、亵渎神圣。这种篡改和冒犯几乎指向文本的所有方面:人物、情节、时空关系、话语方式。司马光砸缸后可以流出来七个小矮人、圣诞老人、兔巴哥、机器猫、刘老根、西瓜太郎、流氓兔以及李亚鹏。《背影》中的老爸会唱“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荷塘月 色》里的“我”居然希望在荷塘看见MM在洗澡。在话语方式上,大话文学继承了狂欢文化的精神,打破了时间、地点、文化等级的限制,把古语和今语、雅语和俗语、宏大话语和琐碎话语随心所欲地并置在一起,组成话语大拼盘。“七个小矮人”、“圣诞老人”、“兔巴哥”、“机器猫”、“刘老根”、“西瓜太郎”、“流氓兔”、“李亚鹏”,这些人物符号分别来自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但它们统统被抽离出原来的语境,跨时空、跨等级地拼贴在一起。如白雪公主“爱穿着高叉泳衣去打猎”;卖火柴的小女孩成了时髦的促销女郎;少年闰土变为“古惑仔”;贾宝玉竟然对贾政的丫环说“你别跟着我,我要去上网”。媒体中播放的广告词也在漫画中频频出现,“我给您备了金嗓子喉宝、三九胃泰、速效救心丸”。“爽”、“酷”、“MM”、“东东”、“886”、“GG”、“bingo”、“faint”、“酱紫”“视频”“晕菜”“切”之类的“新新人类”专用词语比比皆是。这典型地体现了大话文化的语体与快感的又一个特征:在传统的文本中夹杂大量的流行词汇,以便建立传统文学经典与当下日常生活、日常语言的相关性③。尤其是当我们注意到被改写、戏拟的作品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经典,而且是直接控制他们的思想,在课堂上根本不能进行自由阐释的课文时,冒犯的快感可能就更加强烈了。 二、大话文学的流行与政治文化功能 关于大话文学的流行原因,它的文化、道德、政治功能,无论是评论家、学生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是见仁见智。有人认为它完全是糟粕,是对传统文化与优秀的人类文化遗产的亵渎,应该加以禁止(这种观点无法也不想深入解释大话文学流行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除了表达论者的道德义愤似乎没有更大的意义);有人充分肯定大话文学给大众带来的快感,并认为它具有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的作用(这种观点似乎过分夸大了大话文化的进步政治意义,而且对于不同的颠覆方式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当然也有人试图对大话文学的流行原因与政治文化功能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解释: 1.中学语文教学过失说。周士君在《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中小学语文课本中那些有资格入选的课文,不是让孩子瞻仰和膜拜岳飞、孙中山等历史伟人的丰功伟绩,就是让学生感受和吟颂祖国大好河山的美好壮丽,使孩子们不得不接受语言学习和“思想改造”的双重压力。尤其是在“完人情结”主导下选进教材的那些正面人物(如雷锋、李时珍、詹天佑、宋庆龄等),与《Q版语文》中那些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相比,距离如今孩子的生活现实和视野过于遥远,难免让他们心生高不可攀之感。结果,“传统语文教材,不知让多少孩子因其过于古板而感受不到学习语言文字的乐趣”。文章认为,《Q版语文》击中的是传统教材的软肋,它让孩子体会到了学习语言文字过程中轻松而快乐的一面,而其新鲜活泼的传授方式,更令孩子摆脱了一种近似“思想改造”的痛苦和熬煎。儿童有着与成年人完全不同的心理特点,尤其当他们置身于当今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时,一成不变的传统教材根本适应不了其需要。最后,作者认为,既然是编给儿童看的教材,首先就应该突出幽默性和趣味性,兼顾“思想性”,毕竟语文课的主要功能是向孩子传授语言文化知识,而不是上政治课或搞“思想改造”④。 这种观点当然不乏深刻性,特别适合于解释那些政治性强的作品。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尽管今日中国的语文教科书仍然存在政治化倾向,近年来总的趋势却是政治性逐渐淡化,而且,《Q版语文》所戏拟的恰恰是那些政治性不强而突出人类普遍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作品,它们是比较标准的文学经典而不是“革命经典”。点明这一点很重要,这表明我们不能用“反感政治”来充分解释《Q版语文》的流行。《三只小猪》、《狼来了》、《小蝌蚪找妈妈》、《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些世界童话经典真的那么没有趣味、那么政治化么?回答恐怕是否定的。再说,即使我们承认中学生喜欢大话文学具有反感和挑战教科书的意味,也不能把目光单纯地集中在中学语文教育,须知中学语文教育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有来自社会体制、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支持。 2.满足青少年心理说。有人把《Q版语文》的流行归因于青少年心理,比如娱乐需要、叛逆冲动等。殷建光认为,中小学生热读《Q版语文》,首先是因为这种读物读起来轻松、活泼。追求快乐是人的天性,中小学生当然也不例外。陷于沉重的学习、作业与考试重荷中的学生当然很想有一种轻松的读物,以排遣心中的疲劳、获得片刻的轻松与欢乐。《Q版语文》把经典改成了爆笑故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满足学生轻松一下的心理需求。其次,这种读物满足了学生内心深处的潜在叛逆心理。“叛逆心理是中小学生的一种正常的心态,也是青少年成长中的正常现象,《Q版语文》对经典的篡改,实际上是对所谓经典的一种嘲弄,这恰好满足了学生的潜在心理的叛逆需求,传统的经典和现代生活杂交,产生一种别样的境界,学生当然会对这种文章喜爱有加”⑤。这种诉诸青少年普遍心理的解释不可否认有一定的道理,但依然不能抓住时代精神和社会心理的特殊性而流于抽象。如果说“叛逆”是青少年的普遍心理,为什么这种心理在今天才冒出来?特别是,它为什么采取后现代式的消费经典、调侃经典的形式,而不是“五四”时期或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主义的形式? 3.缓解成人心理压力说。有专家指出,从某种角度来说,“戏说”、“大话”、“胡写”是一种成人的故意“童稚化”。“大话”就是吹牛说瞎话,而说瞎话常常是儿童天真烂漫、想像力丰富的表现。当今社会紧张的节奏和激烈的竞争环境,给一些成年人和正在走向成年的人造成了过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可以通过创作、阅读这种“戏说”、“大话”、“胡写”来缓解生活中的压力,重温自己幼时无忧无虑的时光,获得愉快轻松的心态。作者林长治自己也持这种观点:“无厘头文化是一种让人轻松并爆笑的文化,它在压力如此大的社会很有发展前景”,“《Q版语文》本来就是写给那些压力大的人看的,想让他们在紧张工作、学习之余身心能得到放松”⑥。这种解释同样是一种抽象的心理学解释,它所突出的社会环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的紧张——没有能够切中当代中国的特殊性。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反问: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当代人的生活节奏同样非常紧张,为什么没有生产出中国特色的大话文学呢?或者即使有类似大话文学的东西,也不能像在中国这样风行呢? 我认为,大话文艺与大话文化表现了一种极度的颠覆权威和偶像的态度,它的流行可以看做是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心态:世界上没有神圣,也没有权威与偶像;一切都可以戏说、颠覆、亵玩,不但文学的权威、政治的权威、意识形态的权威是这样,就是宗教的权威也是如此。这种对神圣、权威的态度本身虽然不指向某种特定的官方主流话语,却使得任何对于主流话语的盲目迷信成为不可能。所以,大话文学及其所代表的大话式精神姿态一旦流行起来,无论是对目前的主流文化,还是对今后的权威话语建构,无疑都是釜底抽薪之举。当一个人说“我们不应该相信一切”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具体说我们应该怀疑什么,但是任何具体的真理、价值却都已经逻辑地包含在怀疑与颠覆之列。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精神对于防止盲从和迷信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对“”权威话语与偶像崇拜仍然心有余悸的知识分子来说,大话精神当然具有积极或进步意义,它未尝不能说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之一。三、大话文学与犬儒主义 但是应该看到,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是思想解放的一枚畸形的果实。一味的游戏、戏说态度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消解了人为树立偶像、权威之类的现代迷信、现代愚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叛逆精神或怀疑精神由于采取了后现代式的自我解构方式,由于没有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的支撑,因而很容易转向批判与颠覆的反面,一种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式的人生态度。 根据旅美学者徐贲的研究: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现代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犬儒主义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一面,也有委曲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⑦。徐贲认为,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信任危机,其程度到了一个人自己的左、右手之间也没有信任的地步。 依据徐贲的分析,历史上的犬儒主义具有三种倾向,一是随遇而安的非欲生活方式;二是不相信一切现有价值;三是戏剧性的冷嘲热讽。而就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言,还可以划分出“在下者”和“在上者”的犬儒主义。下层人面对世道的不平和权势的强制,没有公开对抗的力量和手段,冷嘲热讽和玩世不恭便成为他们以谑泄怒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对于“在上者”即“权势精英”来说,犬儒主义则是一种对付普通老百姓的手段。现代社会各场域的分化和各自建立的场域规范,使得权势政治和大众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经常处于冲突状态。冠冕堂皇的政治理想和令人失望的政治表现之间的差距,使得普通人对政治敬而远之,甚至视之为不道德的事业。现代大众犬儒主义的重要特点表现为政治冷漠,它表现了大众对政治的不满、抗议和无可奈何。在徐贲看来,“不管多么无奈,大众犬儒主义毕竟表现了大众某种独立的自我意识”⑧。 徐贲的分析对我们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的大话文化及其所体现的中国大众的政治态度、生活方式和文化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借此我们可以深入理解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以及它的双重特性。由王朔小说为开端、以周星驰和林长治等的“无厘头”文艺为代表的大话文化,具有明显的犬儒主义特征。一方面,大话一代聪明绝顶,具有超常的想像力和创造性,具有强烈的叛逆心理,认定世界上没有不可以怀疑和亵渎的权威和偶像;但另一方面,大话一代又玩世不恭,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值得献身的崇高价值、值得相信的真理⑨。一切皆不能信任,同时意味着一切都不值得执著、献身,他们的否定、调侃、戏说因此而显得很潇洒也很轻飘,激进无比却不具备建设性。这使得犬儒主义者的怀疑、批判与否定,由于价值底线的支撑可能滑向享乐主义,滑向与现实的妥协——敢于在心里否定,与嘲弄一切精神界的权威,却未必会触及现实中的敏感问题,小心地避免与权力的冲突。历史与现实都证明:由于没有“非如此不可”的信念,犬儒主义者很容易成为以另外一种方式接受与肯定现实的“顺民”。犬儒主义的这种双重特征,在王蒙分析王朔的痞子文学的时候就已经敏感地把握到了。一方面,王蒙认为,王朔笔下的那些“玩主”的玩文学、玩崇高、玩人生撕毁了“”时期政治化、非人性化的伪崇高、假崇高,“多几个王朔也许少几个高喊着‘捍卫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⑩。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他(指王朔和他笔下的‘玩主’)不像有多少学问,但智商满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不往枪口上碰”,“他们惟一的和平而又锐利的武器便是起哄,说一些尖酸刻薄或者边应付边耍笑的话,略有刺激,嘴头满足,维持大面,皆大欢喜”,“他们的一些话相当尖刻又浅尝辄止,刚挨边即闪过滑过,不搞聚焦,更不搞钻牛角。有刺刀之锋利却决不见红”11。这种非常讲究策略的捣蛋式的批判,既体现了对于现实的批判与不满,一种特殊环境下的特殊的斗争智慧,但又潜藏着向得过且过的犬儒主义式的生活方式发展的可能性12。 这种犬儒主义式的大话文化或无厘头文化的流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依据徐贲转述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在控制严厉有效的现代全权社会,或者在多元开放的民主自由社会,犬儒主义都很难广为流行。在现代全权社会中,因为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强制相信”状态下,有效的一体化意识形态封杀了异端思想的可能生存空间。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有人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空话、假话心存怀疑或不满,也不敢公然表示冷漠和抵制,更不要说对它冷嘲热讽。当然,在全权社会制度下,也可能存在对全权意识形态的怀疑,但它属于“双重思想”,而不是犬儒思想。“双重思想”者对自己思想的罪孽深信不疑,对自己所犯的思想罪行一面恐惧万分,一面却欲罢不能。经历过“”的人都不难理解双重思想的恐惧和罪孽感。与“双重思想”相比,犬儒思想并不带有自我罪疚感,这是因为人们根本就不信,罪疚感无从说起(所以在戏说和亵渎的时候显得轻松而痛快)。在犬儒主义的文化氛围中,无论从认知还是从道义来说,不相信是常态,相信才是病态;相信是因为头脑简单,特容易上当。“犬儒思想者也不再受恐惧感的折磨,因为他知道人人都和他一样不相信,只是大家在公开场合不表明自己的不相信罢了。”如果说“双重思想”是全权社会的文化表征,那么,流行犬儒主义生活方式的社会往往具有“后全权”的特征。 我以为,后全权社会正是大话文化与犬儒主义产生的最重要的社会根源。后全权社会和全权社会之间既存在延续性也存在差异性。一方面,后全权社会的生存与言论空间比全权社会虽然多一些,但其限制也是明显的。即使在事实上没有干涉或不太可能干涉的情况下,受制者对此仍然心知肚明,受制者不受干涉的限度是由别人设置的。所以,即使在不相信的情况下,也必须按别人制定的“规则”继续玩假装相信的游戏,或者至少不正面与之冲突。这样,后全权社会的重要病症就是表演性,人人都在正而八经地表演,都在假装相信并重复自己根本不相信的大话、假话、空话。随着全权社会的各种条件(比如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封闭的生存方式,等等)逐渐消失,后全权统治的思想一体化已经不再具有实质效力,但它仍具有表面的效力。在后全权社会,意识形态话语的特点是:一方面是人们出于生计与实用的考虑不能不经常重复它们;但另一方面,说者与听者都根本不相信,它与说.听话者的真实生活严重脱节。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出现意识形态话语的表演化现象。它既是一种不认同的接受,也是一种无奈的权宜之计。 但是,后全权社会又的确有较全权社会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和较大的思想言论空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娱乐产业的发展、日常生活的非政治化,除了官员和意识形态工作者之外,大多数人不必经常重复那套意识形态话语,他们只是埋头过自己的日常生活;而那些具有较强叛逆精神和游戏冲动的青年一代,则选择一种大话式的表达方式,对一些无风险、至少无大风险的对象进行冷嘲热讽式的调侃与戏说,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名著正是他们选择的对象之一。这导致了与正经八百的表演同时并行的、在被允许的范围流行的大话文化——各种各样以戏说、“胡说”(没有贬义)为特征的无厘头文艺。还有相当多的对于权力的调侃则采取了地下流行的方式,政治笑话和所谓“黄段子”是这方面的代表13。在这里,对什么是“被允许的范围”的心照不宣的把握,体现了后全权时代大话一代极高的政治和文化智慧,或者说打“擦边球”的艺术(用王蒙的话说是“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 这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大话文化抵抗与妥协、冒犯与合作的双重性格。一方面,受制性以及对于受制性的敏锐把握,使得大众犬儒主义和大话文化与现实存在妥协的一面,它不把矛头直接指向禁区,它的冷嘲热讽的方式也不同于批评理性,而是一种非理性的否定和怀疑,与民主政治文化环境中的理性批评有很大的差距。大话一代不相信可以改变世界,因此与理性主义的批评是不同的,其对于建立理性、诚实的民主公众话语的正面贡献也是极为有限的。另一方面,结合今天中国公共话语空间的自由度以及大话文化的现实制度环境,我们又必须对之有同情的理解。由于非大话式的质疑和批评不可能自由进入公共话语领域,以非建设性的彻底怀疑和颠覆权威为特征的犬儒主义与大话文化的流行具有相当大的必然性与无奈性,正是这一点凸现了它相对于官方话语的受制性。而且,即使是最老到熟练的冒犯者也不可能完全准确地把握自己的受制性程度,更何况大话文艺所调侃的对象常常是介乎禁区和非禁区之间。比如,对于《西游记》的大话式戏说安然无事,而对于中学语文课本中的经典名著的戏仿和改写则惊险不断,因为,许多课文尽管不是政治文本,却与政治话语的关系相当紧密。正是这种受制性决定了大话式文本与语体的隐晦和曲折,正如斯各特在《统治与反抗的艺术》中指出的:“民间文化的暧昧和多义,只要它不直接与统治者的公开语本对抗,就能营造出相对独立的自由话语领域来”14。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大话文化还是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中国式文化亚文化形式15。从年龄上说,“大话一代”多为80年代以后的大学生,他们生长于“”后的政治冷漠、犬儒主义生活态度流行、消费主义盛行的环境中,对“民族国家”、“人文关怀”之类的“大词”有先天的隔阂,他们热衷于生活方式的消费,历史记忆与社会责任感缺失。就其非建设性的怀疑精神而言,他们比那些经过了“”的一代更为激进(无选择、非理性),但是同时也更为现实。他们是反叛的,但是为了现实利益,批判、怀疑与反叛都可以搁置一边。在无奈中趋于现实和妥协,是“大话”一代典型的生活策略和文化姿态。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析启蒙运动与现代欧美文学与文化 一、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内涵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优秀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 理性精神强调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对事物进行推理以进行对现实事物的认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当中,人们应当具有充分怀疑的精神,敢于突破旧有传统进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怀疑。这种思想主张促成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产生。 文学与文化论文: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优秀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扞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请记住我站域名/]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着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着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英美文学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跨文化意识培养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阅读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风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将自己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以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鉴赏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从易到难,从简写本开始,逐步过渡到读原版作品。这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时事等。因为现在的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动态、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和英语语言发展新趋向,获取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文学作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学习英美文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只有通过研读英美文学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国际化人才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轻车熟路,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翻译中的文化传达与读者 在开放发展的全球化国际氛围下,社会科学研究正发生这一系列历史性的变化。在从文学批评到翻译理论,从哲学思考到人类学探索,研究的重心和视角都发生了转移。这种变化在当代文艺理论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具体体现在文学批评领域为:文学批评正在走向两个分化的方向:以人文为关怀的非理性转向和以文本为基础的语言论转向;体现在素有语言关怀传统的翻译理论领域则表现为“文化热”在翻译界的兴起。在《当代美国翻译理论》一书中,郭建中教授提到近二十年来翻译研究的两个明显的趋向:一是交际理论在翻译理论上的体现,二是对文化转换的重视深刻动摇了重视语言转换的传统。换言之,因为交际与文化都具有以人为本人的特质,人文关怀在翻译界已经赢得高度的重视,翻译理论界正在加强宏观把握,拓展翻译视野,加强翻译工作的文化融合功能。 对于文化这个及其宽泛的概念,很多学者试图给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现代文化学之父,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定义文化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即包括显型式样,又包括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罗伯特·拉多和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儿也都指出文化行为的模式化特性。[1]英国学者泰勒做出了另外一种经典的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够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型整体。”[2]虽然定义的角度各不相同,但无疑文化具有极大的含概性,包容了几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中国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3]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鲁迅先生就充分认可了“文化传递”的重要性。然而,基于文化与语言的若干特点,翻译工作所能完成的只是尽可能多的文化传递,“文化传真”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或是说,终极的目标。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4]这说明翻译要将中西文化结合起来,离开文化背景去翻译,不可能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然而,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差异往往会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如双关的翻译就很难用译语完整地传达原语的意义。在以下句子 “If we do not hang together, we would be hanged together.”中,hang 一词在英语里既有“挂”又有“吊死”之意。而汉语中,没有等效得多义词。文学作品中这类双关现象尤为常见。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剧中,第二幕新王问哈姆雷特说:“我的儿子(son),你为什么躲在阴影里(shadow)。哈姆雷特用了一个双关来回答“too much sun”。这里的sun与son同音,是一种含沙射影的讽刺,讽刺哈姆雷特的叔父篡夺王权,又假意亲热。在翻译时,这一棘手的问题,最多只能用注释来告诉读者原文的巧妙又完整的含义表达, 原语的睿智用心则在直接译文中出现空缺。再如《苔丝》中,克莱尔抱苔丝、莱蒂、玛丽安、伊兹过河一节中克莱尔说:“Three Leahs to get one Rachel”一句中,没有文化背景的读者就无法理解该句的含义。所以,译者不得不在此采用加注的手法。不胜枚举的此类例子说明这种语言与语言间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翻译时完全的等值等效是难以做到的。本文将主要从接受理论的角度分析翻译中的文化传达。要解决该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分析和归纳一下这种文化隔阂的产生原因。 这显然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大方面。所以,造成中西文化差异的两个主要的因素也分别来自精神方面的思维的差异,与迥然的物质因素影响。 西方思维自苏格拉底开创思辩的方式起,惯于逻辑思维、抽象思维;中国则偏重形象思维(此点在中西方文字形式的差别上可见一斑),加之迥然的历史及宗教传统、哲学思想、语言文化,使得对于原文的理解难度加大。当然这种挑战更加针对译者,对读者来说,只能体会其洋味了,让读者充分的体味这种文化差异也正是翻译欣赏的目标之一。针对与较抽象的思维影响来说,物质因素对翻译欣赏的影响更加琐碎,更加具体。诸如地理环境,传统习俗的物质化反映等几乎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翻译界有名的东西风之争就是一例。东风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是和煦温暖的,代表着春天和美好事物。李商隐《无题》诗云:“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东风是该是催开百花的使者,所以才有百花残而怨东风之感慨。 最后一句被译为“荞麦的荞,自治的自,清洁的清,克服的克,孙子的孙——怎么样,”他说。这种翻译在当今自然不太可取,但也提供了归化翻译的例型。以色列的特拉维拉派的Evan-Zohar的多元系统假说认为强势文化的多元系统内,译者往往采用归化,弱势多元系统内者多用异化或阻抗式翻译策略。[6]在英美这种强势文化系统内,归化翻译是一种强劲的流派,而在当今中国大规模的归化却并不可取,容易造成读者的心理误解。有着悠久的自闭传统的中国是一种弱势文化,边缘文化,翻译大都以西方为中心,着力于向读者介绍西方文化,传达翻译的洋味。异化的实例不胜枚举,如外国的人名地名等,文化内涵词语(cultural items:即含有特定的文化典故、来源的词语)包括一些西方实物的象征性内涵(如:玫瑰一词原在西方文化下具有特定含义,后被中国读者普遍接受)等。 具体的翻译实践走过的是这样一条道路:从文本(含有原文化内涵)——译者——译者构造的文本(含被译者理解的文化内涵)——译者传达的文本(包括译者能够传达的文化内涵)——读者的接受(包括读者所能理解的内涵),也就是说翻译的终点是停泊在读者身上的,而文化翻译更是针对读者的。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一书中指出“译文实际是原文+原文文化背景+译文+译文文化背景+原作者的气质和风格+译者的气质和风格的混合体。”[7] 而翻译得成败只能有读者来校验。也就是说读者是所有以上的因素的综合衡量者。安德列·勒菲弗尔认为翻译的首要任务是要是译文读者看得懂。理想的翻译还要表达原文的言外意义,其中就包括文化效应。所以,文化效应的终点也是读者。由此可见,读者在翻译中的地位是绝对不容忽视的,文化传达更应该是以读者为第一优先考虑。 事实上,重视读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西赛罗,在他的修辞三要素中就包括了听众,即:翻译工作中的读者。然而不同的读者会对同一原文的翻译做出不同的要求。精英读者(即:对原作的语言与文化背景了解较多,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内涵的较专业读者)对文化阐释的要求很低,不经处理的文化知识也不会造成理解的障碍,而普通读者则会对译者的文化传达的处理提出较高的要求。王宁老师在97年翻译与文化传播国际研讨会上提倡翻译要走出知识分子的局限,走进人民大众,实现后启蒙,使中西方文化实现平等对话。这无疑是倡议翻译的读者群要以普通人为中心,走出精英圈的内部交流的误区。这个倡议对翻译实践的文化传达使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奈达将翻译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分析、转换、重组、与检验。[8]在检验的阶段无疑读者才具有最大的发言和评判的权力。校验的标准就是奈达的著名的“动态对等”或后来的“功能对等”。翻译是力争朝着“最高层次的对等”的靠近,而“最低层次的对等”则是基本要求。这些对等都受读者的文化背景知识限制。当代读者反映论,和接受理论都强调读者对译文的参与作用。在功能对等翻译中,译文受者是一个重要因素,是交际活动的参与者(在翻译道路的最后一环,也是决定性的一环)。当读者理解一篇译文时,他们因受姚斯的 “期待视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的制约会不可避免的对应他们母语的用法或他们的本民族文化习惯的知识。所以,与其说译文的读者能否正确理解译者所要传达的意思关键不在于语言而在于文化。所以,对文化差异的处理,即是归化还是异化就成了理解译文的文化内涵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认为归化和异化都各有道理,各有各的用武之地,不能绝对的摈弃任何一方。总的说来,归化大都表现在语言的层面上,为了跨越语言理解的障碍,在文化传达上,为了让读者充分理解西方文化,译者大都采用异化策略。但是,说到底在文化传达问题上的异化是为了最终使得读者在文学作品的欣赏中做到真正的归化,也就是说使读者把原语经译者所传达的异域视野经自身的文化视野过滤、对比、沉淀而后引起视野的从新定位,在对比中做到对自身文化和原语文化的再认识,即在文化意义上的完成真正的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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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文化论文:专业文化汽车技术论文 一、高职推进文化育人改革应明晰和解决的优秀问题 (一)明晰高职教育的文化内涵,并以此指导文化育人的建设 高职教育的文化优秀应该是以“自强不息、创新进取”为主要内涵的大学精神,从这个视角来审视,高职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应该是“殊途同归”的,都将以德育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与此同时,高职教育文化也应包含其鲜明的职业特色的文化形式,那就是以“职业导向、经世致用”为主要内容的职教规律,这也是高职教育文化区别于普通高等教育文化的地方。因此,高职教育文化的内涵应该是“重德尚能,德业并进”,它应被视为高等职业教育可以一脉相承的文化。只有在正确理解高职教育文化基础上推行的文化育人改革才不会偏离轨道,既能坚守教育的本质属性,又能彰显高职的教育特色。 (二)构建和完善高职文化育人的建设机制 高职文化育人的顺利有效推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职院校的文化建设机制和制度保证。首先应该建立有利于高职文化发展的组织和决策机制,而且要确立明确的发展目标、发展思路及顶层设计,需要有整合资源以及科学决策的组织统筹;其次应建立为高职文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咨询机构,以加强高职文化建设规律的研究探索,确保高职文化的科学发展;再次必须建立以师生为主体、以大学精神为内核、以专业文化为优秀的文化建设模式;最后应建立一整套以文化育人为导向的高职育人综合评价体系。 (三)文化育人必须充分发挥专业文化的优秀堡垒作用 学校的人才培养都是以专业为单位予以实施,因此,专业文化的形成及传播对学校的文化育人工程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各专业都应该在学校文化育人内涵的整体框架内提炼和总结本专业的专业文化内涵,并在专业教育中予以积极的传播和推进。 二、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文化的凝练 (一)专业文化的界定 教育界许多学者都对专业文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虽然在文字表述上各有差异,但反映出的内涵却是基本一致的。专业文化应该是特定时期内专业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观念、知识与能力体系以及从事专业教学和研究全体成员特有的精神风貌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其优秀是该专业师生同化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和工作作风,体现专业成员共同的追求和理想。 (二)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文化的凝练 从专业文化应遵从大学基本精神的视角来看,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毋庸置疑应该传播“追求真理、人文关怀、理性选择、自由独立”的大学精神。此外,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也应该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属性和文化理念。专业自身的文化理念应该包含职业精神、职业素养、职业行为准则等多种元素。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主要是培养面向汽车销售、汽车技术服务类岗位的高素质人才,专业文化主要还是应该包容服务类岗位的人才文化属性。因此,专业文化理念可以高度的概括为“诚信、仁和、坚韧、担当”。首先,“汽车营销人”必须诚信,对企业诚信,对顾客诚信,对社会诚信,这是最起码的职业精神;其次,服务类岗位应该倾听顾客的心声,理解顾客的行为,包容顾客,也就是“汽车营销人”应该具有“仁和”的精神,这也是一种气质的体现;再次,“汽车营销人”在职场上经常会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经常会因为压力而破坏自己设计好的职业规划,阻碍了人生的发展。因此,“汽车营销人”应该体现“坚韧”的精神;最后,“汽车营销人”还应该具有“担当”的勇气和精神,勇于担起责任。在上述专业精神背后表现出来的行为准则应是“与人为友、仁爱宽和、挑战自我、激越灵动”。 三、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文化的传播路径 (一)打造具有高度人文素养和文化气质 的品牌教师团队,充分发挥教师在专业文化传播中的主导作用在文化育人的改革中,如果作为育人主体的教师自身都缺乏文化熏陶、文化素养,甚至缺失起码的师德修养,即使拥有再先进的文化理念,文化育人也只是徒劳。育人先育己,专业文化的建设必须打造具有师德品格、人文精神、人文素养的品牌教师团队。一方面可以借助外力,如聘请一些文化大师、名师做一些有关人文方面的专题讲座,多宣传一些身边优秀教师的人文事迹等;另一方面,学校可以在评价教师考核体系中建立一种机制激励教师的文化育人行为。 (二)形成以专业文化为指引的专业行为准则和标准礼仪体系,约束所有专业学生的行为 1.打造专业的诚信文化,体现“汽车营销人”的诚信。如建立专业学生“诚信评分卡”,内容包含学生的考勤、品德操行、课堂行为等;建立班级“诚信指数观察站”并进行评比;开展“诚信”主题的演讲赛、辩论赛等,在专业内形成建设诚信文化的氛围。2.严格制定学生的课堂行为准则和礼仪规范。对学生课堂的着装、用语规范以及尊师态度都应该有规范的标准,并以此纳入学生的综合素质考核体系,同时还可以评比出“行为礼仪标兵”在宣传栏进行表扬和宣传。 (三)优化专业课程体系,推出一批和专业知识有交集的人文素质课程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沉淀,以岗位需求为依托,形成了较为稳定和成熟的课程体系。但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的角度来看,稍显缺失。因此,在现有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可以做出一些调整,开设一些和专业知识有交集的文化必修课和选修课。如开设“演讲与口才”“汽车文化”“销售艺术”“中华文明赏析”等系列的专业课程,强化学生的人文素养,并为学生建立整体的科学和正确的方法论提供知识、思维和价值上的帮助。 (四)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的作用,灵活 调整课程教学单元设计及教学组织,有机融入人文精神和文化元素,推进专业文化育人只要进行合理的教学设计和组织,所有的专业课程都能够融入文化元素,这样大的文化渗透空间应该被充分利用并显现出文化育人的效果。例如,《汽车营销基础与实务》课程,就可以融入“汽车文化”“营销艺术”“成功汽车营销人赏析”等专题,传递色彩斑斓的汽车文化和营销文化;《汽车保险与理赔》课程,可以融入“诚信文化”“保险人精神”等精神文化元素,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和职业情操等。 (五)充分利用实训课堂推进职场文化的渗透 首先,在实训课堂营造出真实、仿真的职业环境,使学生在实训中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其次,完全引入企业的管理规范和文化标准,用职业精神和行为约束规范学生的实训,尽量使学生对职业形成认同感、自豪感和幸福感。 作者:潘浩单位:广东省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文化论文:汽车广告文化在汽车营销中的应用 2009年以来,我国的新车生产和销售规模连续占据世界第一,汽车销售市场已经呈现出一定的规模化和成熟化。而近年来我国广告市场规模总量平稳增长,汽车行业广告的投放量位列所有产业广告投放量的前列,但相比汽车工业发达国家,我国的汽车广告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本文主要探讨汽车广告文化在汽车营销中的应用,通过分析汽车广告文化及其特征,提出推动广告文化在汽车营销中应用的建议。 1汽车广告文化的基本理论概述 汽车广告文化主要指的是汽车生产厂商、销售商以及传媒机构(如广告公司)等相关组织,在长期的汽车营销广告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体系。汽车广告文化属于整个社会商业文化的一部分,是社会商业文化渗透到汽车经营行为当中的具体表现,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 1.1汽车广告文化的概念与特征 1.1.1商业与依附性 汽车广告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销售目标,通过这种具有明显自我展现特征以及说服性极其明显的信息传递活动,直接促进汽车的销售,而同时汽车广告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广告本身,其理念、价值等都和广告密切关联。 1.1.2时代与社会性 汽车广告文化与汽车产业的发展进步相伴随,并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广告文化也会因为表现形式、价值观念以及审美标准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时代性。因此汽车广告文化是在社会大众群体中所共享的一种精神信念和价值体系,在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下,汽车广告文化也具有其他社会文化的一般属性,表现出社会性。 1.1.3约束性 汽车广告文化还表现出一定的约束性。除了受到一些已经约定俗成的行为和道德准则之外,在广告活动中,还必然要受到有关法律法规的指导和规范,这也是汽车广告文化不断发展的制度表现。 1.2汽车广告文化的内容 制作、汽车广告主要属于经济范畴,涉及到汽车生产商、经销商以及广告公司等群体的活动,并且在实际的广告活动中,又必然都会受到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以及道德的约束和规制,所以汽车广告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企业价值观念、法律法规制度以及广告道德等方面。 1.2.1企业价值观念 汽车生产商和销售商利用广告,向全社会传递其企业价值观念、企业形象、企业文化等,并积极构思创意,合理利用科技手段,制作并发放广告。企业的价值观念体现于整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指导思想以及价值取向。一个好的广告应该能够表现出企业的价值观念,能够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让企业形象和价值都深入到消费者心中。 1.2.2法律法规制度 拥有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可以确保汽车广告产业得以健康稳定的发展。设立法律法规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一定规章制约和行业监督的基础上,加强对汽车广告宣传活动的规范管理,建立一个合法有序的市场环境,在保障企业合法权益的同时还保障一般公众的基本利益,注重汽车广告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 1.2.3广告道德 广告道德可以理解为法律法规制度的补充,主要是在某些条件下出现法律失范行为时,依靠广告道德对各主体进行的广告活动进行约束,这种约束与法律的作用机制不同,并不需要各个部门的共同监管。 2汽车广告文化在汽车营销中应用的建议 2.1明确目的,科学合理地投放广告 在汽车营销过程中投放广告的目的正是要传播汽车企业的有效信息,让消费者了解企业和产品,并产生或者更加坚定购买欲望,为最终的销售服务。汽车广告活动就正是要紧紧围绕这一目的来推动广告文化在汽车营销中的成功应用。 2.1.1具备有特色的主题和创意 创意是汽车广告的灵魂,一个卓越的汽车营销广告创意会直接深化广告影响,对消费者的兴趣和需求产生巨大的催化作用,从而为汽车的生产和销售企业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主题即汽车广告的中心内容,是汽车销售企业想要传递给消费者的总体思想,比如高端大气、安全性能好等。汽车的生产和销售厂商应该在制作广告之前,开展针对竞争者反应市场调查,争取以较为新颖的格调和角度对汽车广告的主题和创意进行诠释。 2.1.2注重目的性 当前,投放汽车广告可以拥有很多种形式,既可以利用电视、广播、报纸、户外广告等一些传统媒介,还可以利用网络、影视以及手机等新兴媒介。究竟是利用传统媒介具有的更加权威和感性的优势特征,还是充分利用新兴媒介所具有的互动性更明显的优势,就必须要注重目的性,根据广告投入所针对的细分消费群体特征而定。 2.1.3重视广告效果 广告效果就是达到广告活动目的的程度,具体而言就是广告信息在向消费者的传递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变化,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心理效益等。在广告投放后,一定要及时分析广告效果,及时检验广告主题、广告创意、广告目标、广告媒介选择的适用性,为营销活动广告水平的提高积累经验。 2.2在广告中体现出健康的消费观念 当消费者在选择汽车时,必然会对汽车的类型、付款方式等各环节作出自己较为独立的认识和判断,当然,这种认识和判断会决定于经济水平以及文化氛围。结合当前的汽车消费局势,可以预计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汽车的消费需求还将会不断增多,并且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营造的汽车广告文化中,努力引导消费者健康的消费观念,鼓励量入而出、注重汽车的环保经济效益,投放汽车广告时加强“环保”“节能”等方面的引导。如果在汽车广告中突出炫耀性和过度超前性的消费,就会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产生误导,影响不良消费观念的产生,对社会造成不利影响。 2.3体现企业的责任观,打造企业品牌 汽车企业在广告文化中积极体现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并且付诸以实际行动,这种广告文化的突出对于提升企业形象、增强竞争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而可稳定发展提供助力。在体现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还要注意对于汽车性能、企业实力等进行宣传,将企业社会责任以及汽车产品共同融合在广告宣传中,打造企业品牌,增加汽车品牌价值,推动企业取得社会利益以及利润的双赢。 3结论 我国已经成为汽车生产和销售大国,在世界汽车生产和销售市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与此同时,在汽车营销过程中投放的汽车广告投放金额较大并且规模稳定增长,因此研究汽车广告文化在汽车营销中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李正网 单位: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汽车文化论文: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造型设计中的应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综合国力的提高,汽车制造业在我国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作为汽车制造业中后来者的中国,在汽车造型设计上仍沿袭着国外汽车的设计理念,但这种设计理念不一定符合我国人文环境、地域环境及国人的审美要求。我们应结合自身条件,设计研发出属于中国人的汽车造型——在造型上不仅要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更重要的是要将传统文化元素和国人的审美需求结合到一起,这样才能制造出真正属于中国人的汽车造型。如今,汽车不仅仅只是简单的代步工具,而更深层次的是它凝聚着一个国家沉淀多年的民族文化。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造型设计中的应用研究,是中国汽车工业实现走中国特色的汽车设计及自主创新的必经之路。 一、汽车造型设计的要求 1、汽车造型设计应具有完美的艺术形象 自1896年德国工程师卡尔奔驰发明第一辆汽车以来,汽车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早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时,汽车作为现代工业下的产物,它凝聚着一个国家积淀多年的民族文化。汽车既是工业产品同时也是艺术品,它是二者完美结合的产物,而汽车的艺术形象应具有社会特征、时代特征、民族特征。我国汽车的艺术形象应传达出当代国民的精神面貌,反映出我国先进的科技水平及民族文化特征,这样的艺术形象才能为国人所理解、所认同,这样的艺术形象才能矗立于世界之林,在竞争激烈的汽车市场中站稳脚,分一杯羹。同时,汽车的艺术形象还表现在汽车的外部雕塑造型、汽车灯具的设计、内饰色彩搭配的运用上。只有综合地运用美学原理对它们进行艺术加工,才能使各部件相互协调形成统一的风格和完美的艺术形象。 2、汽车造型设计与审美需求 汽车是一种产品,作为产品就具备审美功能,这种功能是通过产品的外在造型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受,从而唤起人们的生活情趣和价值体验,使产品对人具有亲和力。汽车的造型设计需符合消费者的审美需求,从审美价值原理来分析,市场依靠激烈的竞争才能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汽车产品的开发则是汽车制造商们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在产品开发中,汽车造型设计的不同实现了产品的差异化和品牌特征。而人们购买汽车,反映了人们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同时,汽车造型设计与大众审美取向关联度的高低决定汽车的销量。 3、汽车造型设计应使汽车具有良好的空气动力学性能 汽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会受到空气气流的影响,合理的汽车外观造型可以尽可能的降低空气对汽车的阻力,这不仅能改善汽车在高速行驶中的车身稳定性还能将发动机的动能不遗余力的发挥到最佳值,同时还能节省汽车燃料,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4、汽车在造型设计中应考虑各种材料的装饰特性 汽车的造型不仅包括汽车的基本造型,同时也包括材料在装饰效果上的表现及搭配。材料的不同具有不同的表现力、视觉及触觉感受。因此,在各个装饰件的材料搭配上要把握好视觉和触觉上的相互协调统一。 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内涵 1、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物质方面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先辈们留给我们太多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些都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是我们后辈在设计中的灵感源泉。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物质方面来看,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从建筑方面来看,包括紫禁城、布达拉宫、苏州园林等:第二从佛教石窟来看,包括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第三在服饰方面,包括丝绸、唐装、旗袍等;第四从民族文化产物来看,包括书法、汉字、剪纸、水墨、脸谱、京剧、瓷器、中国结等。这些丰富多彩、形式各异的物质文化元素,蕴含了中国人民的艺术创造力及对美的理解,是中华民族物质文化元素的精髓,也是外国人心中最能代表中国的文化元素。 2、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精神方面 所谓的精神方面指的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文明进程中所积淀的民族智慧和思想观念。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精神方面归结起来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中庸思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第二,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等的和谐统一关系。第三,以人为本思想。“以人为本”的思想最早起源于孔子的仁爱思想。其优秀是尊重人、尊重人的特性和人的本质,体现着价值尺度从“物”到“人”的转移。这些思想在汽车造型设计中的体现就是,“以人为本”了解和把握人与物的关系,使设计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实现汽车设计与人的需求完美结合。 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造型设计中的应用 1、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造型中的应用 传统文化元素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抽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它很难用一句话或者一个具体的概念来阐述清楚。这种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造型中应用时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刻意追求,它应当是设计师在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后的一种自然的情感流露。就像中国绘画的写意一样,笔不到而意到,言简意深。同样在汽车造型设计中也要用写意的手法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表述出来,使人们真正的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设计师们可以通过抽象、概括、简化、提炼、变形等手法将我国的传统文化元素如汉字、书法、京剧脸谱、古代建筑、经典图案等元素融入到汽车的前脸、车灯、方向盘、座椅等造型设计中,制造出能真正代表中国文化特色的汽车。以国内汽车制造商吉利公司制造的GC9轿车为例,GC9在设计中融入了许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车身上下无不体现着东方美学的神韵。中网格栅的灵感来自水滴在湖面晕开的波纹,缓慢延展同时自然流畅,将大自然与汽车设计完美的嫁接在一起。从车门曲线来看,设计师将中式拱桥造型的优美弧线恰到好处的融入到了车门曲线中。从汽车内部设计来看,设计师们不愿浪费每一个细节,连不起眼的音响造型也融入了中国传统回纹设计图案。吉利GC9轿车的问世,无论是整体外观还是局部细节的设计,处处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造型中的应用,同时这也将打破国内自主品牌汽车造型设计只会模仿国际畅销汽车品牌的神话。 2、传统文化元素在车身色彩中的应用 色彩是视觉传达中反应最直接的信息符号,而车身色彩是构成汽车使用者视觉认知系统的必要元素。与西方传统色彩的“七色观”和“三色观”相比,中国色彩理论的发展源自我国古代民间色彩的“五色观”,五色即青、白、黄、赤、黑,同时也离不开儒家色彩美学和道家色彩美学的影响。在诸多色彩中,红色是中国人最为喜爱的颜色,因为红色象征吉祥、喜庆、庄严的品格。每逢喜事,都用红色来装点;人走运了,称为“红运当头”;受上级重视者称为“红人”;这些都足以说明红色在中国人心中具有的特殊情感。从汽车车身色彩来看,近些年,红色汽车因其活跃而富有激情越来越受到都市女性的青睐,这都离不开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车身中应用。 四、未来汽车造型设计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发展趋势 目前,中国汽车企业越来越开始重视设计和创新,从最初简单的模仿国外畅销品牌的汽车造型设计,发展到现在民族气息渐浓,本土化设计理念开始逐步形成的局面。而作为中国设计师们灵感源泉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必将会大量的融入到中国未来汽车造型设计之中,成为未来汽车造型设计的发展趋势。 作者:江华 单位:湖南城市学院 汽车文化论文:传统文化元素对汽车设计的影响 1传统文化思想对汽车设计的影响 《周易》中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讲究“器以载道”,这里所说的“道”,即是指传统文化元素中的思想与精神层面。要使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汽车设计中得到充分运用,首先要深刻理解传统文化元素中所蕴涵的哲学思想和精神内涵,以此作为指导思想,同时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来展开具体的设计。儒家“中庸之道”思想是中国人所信奉的处世哲学,提倡为人处事中正、平和、不卑不亢、不偏不倚、恰到好处,追求与身边的人与物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受“中庸之道”思想的影响,相对而言,大多数中国人更喜欢外形圆滑适中不惊艳,夸张与内敛相统一,比例前后左右匀称均衡,色彩沉着素雅不炫目的产品,造型夸张,个性强烈的汽车通常不受市场的欢迎。例如,在车型上,中国人对三厢的轿车相对比较推崇,认为三厢车前后对称,有头有尾,稳重大气,开出去比较有面子,这也符合中国人做事有头有尾,善始善终的文化特征和价值观。另外,中国人还比较注重家庭,与家庭成员一起多人出行或希望获得更大的乘车与承载空间也是购买三厢车时考虑得较多的因素。吉祥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常常通过谐音、借喻、比拟、象征等多种手法来表达对幸福美好的追求,对人与物的起名就是吉祥文化的重要体现,汽车的命名当然也不例外。“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中外汽车厂商在新车投放国内市场时都希望为新车取一个好听且朗朗上口的中文名字,同时还力求车名中蕴含中国文化元素,可以让人细细品味其中的深层内涵。“吉利”“富康”“宝来”“凯越”“途安”“骏捷”“景程”“尊驰”等许多蕴含着吉祥安康的字眼用于车名不胜枚举。BMW汽车在国内的名字早期被翻译为“巴依尔”,而不是叫“宝马”。20世纪90年代初,改名为“宝马”之后,既与宝马汽车豪华气派的风格契合,又与中国传统的称谓相一致。同时,发音与BMW也相差不大,还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宋代辛弃疾富有诗情画意的名句:“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音译和意译的结合堪称是绝配,由此也可看出汽车的中文命名大有乾坤,吉祥文化对其有重要的影响。 2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造型设计中的应用 汽车造型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汽车的进气格栅(通常称为前脸),它是最能体现汽车品牌家族遗传基因的关键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汽车造型的成败与否。拥有一副独具风格、易于辨识的前脸,是一个汽车品牌成熟的标志,如宝马的“双肾”前脸、奥迪的“U”字形大嘴、凯迪拉克的“钻石切割”外形都已成为辨识度极高的设计语言和文化符号。中文汉字、戏剧脸谱、古代建筑、经典图案、甚至神话传说等等都可以成为汽车造型设计中的灵感来源,通过创造性的抽象、概括、提炼、变形,在汽车的前脸、车灯、方向盘、轮毂、轮胎、座椅等处都可以应用这些传统文化元素来进行设计。红旗HQE是2009年国庆六十周年庆典主席阅兵的座驾,前脸格栅设计为扇形,并创造性地融入了传统建筑文化元素“九梁十八柱”,18根金属柱两两一组竖直排列,整齐而有序,代表着一种威严和秩序感。前车灯的设计延续了老大红旗车的圆灯和筒状翼子板造型,尾灯则对老红旗的立式宫灯进行创新。旗杆和后视镜分别以飘扬的火焰和红旗为创意元素进行美化。车轮毂的造型源自于光芒四射的红太阳。总之,这款全手工精心制造的元首座驾,无论是整体外观还是局部细节的设计,处处都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特色。上海大众推出的NEEZA概念车被定位为一款适合充满活力的年轻一族的运动型多功能轿车,凌厉的车身弧线,宽敞的内部空间,美观、大方、实用。古代神话故事中叱咤风云的“哪吒”是它外观造型设计的“原型”。前大灯的设计创意来自于哪吒那双炯炯有神的丹凤眼。轮毂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哪吒的武器“火尖枪”,霸气与速度兼顾。而哪吒星驰电掣所踏的“风火轮”则是车轮胎胎纹设计的灵感来源,设计师依据“风火轮”中的传统火焰纹并借鉴外国先进赛车车胎纹进行融合创新。此外,该车还淋漓尽致地演绎了中国传统的牌匾、书法、古代建筑房檐等其他传统文化元素,这种创新的手法也预示着未来中国汽车设计的发展方向。 3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色彩设计中的应用 “五色观”是中国传统对色彩的基本观点,五色即是青、赤、黄、白、黑,被视为是尊贵的“正色”,在色彩构成中占主要地位,其他色则是辅助与次要的“间色”。其中,红色尤其为中国人所喜爱,人们认为红色最能传达喜庆祥和的气氛。近些年,红色的汽车因其时尚活跃的激情越来越受到都市女性的欢迎,但在汽车色彩的选择上,红色通常不是首选,这与产品的性质和具体功能的不同有关。汽车作为高档消费品,外形设计中通常根据不同的需要采用不同色系的颜色,公务用车一般采用冷色调,如黑色,比较适合严肃、庄重的礼仪场合;运动型汽车一般采用纯度和明度较高的暖色调,如红色与黄色,可以增加激动与兴奋的视觉感受;而家庭用车的颜色,生产厂商通常会根据专业市场调查的分析结果来确定,这也是为了迎合消费市场、获得竞争优势的需要。据相关专业的市场调查,最受消费者偏爱的汽车颜色是黑色、白色与银色,这与传统色彩观的影响有一定的联系。 4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外观装饰设计中的应用 汽车的外观需要进行美化装饰,设计师如果能将陶瓷、玉石、丝绸、脸谱、剪纸、书法、国画等传统文化元素大胆、巧妙、合理地运用到汽车外观装饰设计之中,不但会使汽车外观焕发出奇光异彩,产生让人惊叹的魅力,同时也会给广大消费者带来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获得巨大的市场效益。据统计,宋代哥窑瓷器流传至今只剩一百余件,件件价值连城,为稀世珍宝。它最突出的特征是其表面有似冰裂纹的开片,纹路大多黄黑相交,俗称“金丝铁线”,“清比琢玉,巧如范金”,具有异乎寻常的别致美感。全球独一无二的法拉利599GTB艺术典藏版跑车车身表面装饰设计的灵感就是来源于宋代哥窑瓷器。艺术家卢昊以温润的冰玉色为漆底,在车身上面精心绘制了疏密错落、温雅润泽的哥窑开片纹,完美演绎了东方含蓄雅致的气质与西方激情奔放的速度。北京奥运会期间,14辆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大众甲壳虫汽车成为街头每日流动的艺术,中国龙、水立方、青花瓷、中国剪纸、风韵旗袍、国粹京剧、古老蹴鞠等彩绘元素与汽车车身巧妙融为一体,强烈地传达了中国“人文奥运”的艺术魅力和中国人民对奥运会的深情祝福。中国的汽车要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成功转型,关键是要有自身独特的民族风格,这就需要深入挖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全方位、多角度探索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汽车设计融合的新思路与新方法,同时结合设计师自己的个性,设计出以独特魅力走向世界、立足世界的“中国风”汽车。 作者:李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汽车文化论文:汽车兵文化创建探析 文化建设与提升战斗力相结合 汽车兵文化是军事实践活动的生动反映。如同人的灵魂与血脉,直接渗透和影响各项军事活动。其本质是战斗文化,最终目标是催生战斗力。所以.在抓好汽车兵文化建设方面,首要的是要将其与提升部队战斗力相结合,确保能服务于部队建设全局,服务于使命要求,服务于战斗力的提高。一是坚持用汽车兵精神升华官兵情怀。中国公车党领导的军队自第一支汽车部队年组建以来,广大汽车部队形成了以青藏、川藏、新藏运输部队“三个特别”、“三个不倒”为代表的汽车兵精神。我们要利用授装仪式、接装仪式、执行重大军事任务等重要时机。组织隆重的汽车兵文化仪式。组织观看“兵车西进”、“铁血大动脉”等反应汽车兵精神的影片,将汽车兵精神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以此激励官兵珍惜荣誉,牢记使命,增强官兵为祖国和人民而战的必胜信念。二是要围绕提高战斗力抓汽车兵驾驶文化建设。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提高战斗力是部队建设的中心任务。各项工作都要围绕中心来开展,汽车兵文化建设也不例外。要把汽车兵文化建设渗透到驾驶训练的各个环节,不论是参加演习、野外驻训、还是执行大项运输任务,都要营造“打仗”氛围,增强“打仗”意识。要把“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以及“平时文明行车做模范、战时运输保障当尖兵”、“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等具有战斗精神特点的标语和口号。悬挂在训练场显要位置,让车勤官兵时刻感受到紧张的练兵气氛,进一步强化“真打真准备”的使命感和紧迫感.激发“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光荣感和责任感。 娱乐性与教育性的结合 组织汽车兵文化活动不单纯是追求娱乐,而是政治教育的第二课堂。文化工作的基本着眼点在于通过欣赏健康有益的文艺作品和开展各种活动来提高官兵的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优秀价值观。把娱乐和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做到寓教于乐,通过开展各种生动有趣、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使官兵不知不觉接受教育和启迪,逐渐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是非观,激发出扎根基层任劳任怨、拼搏进取、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干劲,达到文化育人的目的。如许多车勤分队喜欢组织球类比赛.如果单纯论个胜负仅是娱乐而已,但通过比赛化解了个别同志之间的矛盾、融洽了官兵关系、增进了战友之情、促进了工作学习,也就做到了寓教于乐.再如举办具有汽车兵特色的“滚轮胎”、“旗语操”、“全能汽车战士”比赛,也不仅仅只是简单比个高低,可以让同志们在比赛中锻炼自己的操作能力,通过旗语的展示,培养同志们遵规守纪意识。娱乐与教育有机结合能收到比单纯实施教育意想不到的效果,教育与娱乐有机结合能使战士乐有所得、乐有所获。因此。加强汽车兵文化建设,就是必须将娱乐与培育当代革命军人优秀价值观结合起来,在娱乐中进行培育、在培育中进行凝聚,牢凝聚中进行升华,在升华中彰显特色,不断铸车汽车兵的文化军魂。 传统与创新相结合 受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影响。车勤官兵的成分以及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汽车兵文化建设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着眼车勤官兵的现实需求,不断创新活动内容和目标追求,将传统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是在活动内容上,把传统项目和现代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一些传统的文化活动项目,如球类、棋类、牌类、歌咏活动等项目,深受车勤官兵的欢迎,不仅驾驶员参与人数多,而且对车勤分队的凝聚作用大,这些传统的活动项目要很好地继承和发扬。随着时展变化,车勤分队文化建设也应作出必要的调整补充,要大力发展操场文化、假日文化和俱乐部文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环境文化、网络文化。尤其是网络文化的兴起.正悄然地改变着车勤官兵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网络时代的到来,文化活动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基础上,必须在内容上加以创新和改进。目前,网络工程覆盖所有车勤分队,不少单位也已经建起局域网,我们应充分发挥网络优势.开展休闲娱乐、在线论坛、网页设计等活动,进一步拓宽车勤官兵文活动渠道。二是在目标追求上,把娱乐性、趣味性的思想性、知识性有机结合起来当前,军车驾驶文化大多是娱乐性、趣味性有余,而知识性、思想性不足。这种现象在整个部队都普片存在。这既有各单位文化器材设施相对不足的客观原因.但更多的是引导不力的主观原因。驾驶文化活动要讲求娱乐性和趣味性,但只有娱乐性和趣味性还远远不够.必须善于把求知、育人、安全、审美等内容融于娱乐之中,进一步提升文化活动的档次和品味,真正做到寓教于乐、立志于乐、安全于乐、成才于乐。通过驾驶文化建设活动的开展,来提高车勤官兵的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使军车驾驶文化真正成为推动部队全面建设的驱动力和助推器。 主旋律内容与多样化形式相结合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不变的军魂,军队文化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政治要求。军队特殊的工作生活环境要求汽车兵文化建设要大力沤歌车勤官兵崇高的理想信念、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乐于奉献的思想境界,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主旋律。车勤官兵由于年龄知识结构、专业等与其他部分队官兵存在很大差异,文化爱好呈现明显的个性,官兵的文化需求形式表现出多样化特征。有的喜欢摄影创作、有的喜欢挥毫泼墨、有的喜欢集体活动、有的喜欢自娱自乐、这就要求我们在积极开展队列歌唱、集会拉歌、歌咏比赛、军体拳表演等集体活动的同时.不断拓宽文化活动领域、开展内容丰富、行业特点突出的汽车兵文化活动。满足官兵健康的个性文化需求。宏扬主旋律汽车兵文化工作的内容.就会展示出其特有的魅力,就能充分发挥扬军威、鼓士气的作用。提倡多样化就会最大程度地满足官兵多层次多形式的文化需求。随着我军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信息化程度的不断发展.汽车兵文化的地位作用越来越突出.只有把汽车兵文化建设的具体内容与部队思想教育、战备训练、日常管理等各项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整体筹划,协调推进,逐步发展完善,充分发挥汽车兵文化的导向、规范、激励和凝聚功能,才能增强广大汽车兵爱岗敬业、练兵习武、优质服务的自觉性,促进汽车兵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为加强部队全面建设、有效履行使命任务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汽车文化论文:福特汽车企业文化改革四步曲 一家拥有年历史、万名员工,在全球个国家运营,并且是发明全世界第一辆汽车的公司,该如何进行企业转型呢?对于上任年多的福特汽车首席执行官纳瑟()而言,这真是一个难解的挑战。不过在他所采取的改革教学计划中,福特汽车公司逐渐改变了其全球各分公司各自为政的心态,正努力的朝一个以顾客为导向的整合企业前进。纳瑟是怎样使“巨人翻身”的呢? 谈起福特汽车,那真是一家充满光荣历史的企业,身为全球第大的汽车厂,美国人最向往工作的地方,福特汽车确有独到的经营之处,但也有包袱存在。在开创初期,福特汽车的代表产物是型车。这部全世界卖得最好的车子虽然写下了历史,却也因此注定了福特汽车以生产为导向的企业文化。以后,福特汽车虽然在世界各地逐步建立起了生产据点,却形成了全球各分公司各自为政的心态。在随后而来的竞争期间,长久以来习惯于打“顺风牌”的福特汽车,面临来自日本汽车公司“低价高质”的大举入侵,市场占有率节节败退,于是,福特汽车公司展开了第一波的改造,除了用裁员来降低成本外,还陆续引进了多项产品质量改革计划。, 经过、年代的改革阵痛,福特公司重新站了起来,也成为一家注重品质,而且提供合理价格的汽车公司,而且也逐渐重拾良好的经营业绩。但是,这一切还不够完美,仍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对福特公司来说,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只是技术性的改革。只要公司能雇佣好的管理人员,运用好的管理工具,并且持续追踪成本与质量,改革就会成功。但是,企业若要长期拥有良好的表现,必须在观念和文化上进行改革。换言之,就是所有的福特员工都必须具有顾客导向的心态,整个公司都必须真正相互合作。 面对“文化改革”的新挑战,年,董事会决定任命在澳大利亚长大,并曾经在欧洲担任过总经理的纳瑟担任首席执行官。对这位已在福特工作年,但大多数经历都在海外的最高主管来说,董事会所赋予的使命是:打破各分公司、各事业单位、各功能部门各自为政的心态,使福特成为一家真正注重顾客需求,并且真正紧密整合的全球企业。 于是,福特汽车描绘出了新的企业文化四要素:具有全球化想法、注重顾客需求、持续追求成长,以及深信“领导者是老师”等项概念(在企管年月日一期中有详述)。随后,福特公司发展出一套改革教学计划(),通过教导、传授或对话的过程,协助组织进行改革。对福特公司如此庞大的组织而言,这的确是按部就班也是具有效率的方式。 按照计划,福特的高层管理人员从听课与教课开始,逐步进行企业文化的改革。这主要有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颠峰()课程 这是一个为期半年的学习过程,对象是企业内较高层的管理人员。首先学员必须参加一个天的密集训练。在这天当中,由高层主管团队担任讲师,与这些学员经历团队建立的过程,讨论福特所面对的挑战,并且分配未来个月所需进行的项目任务。 随后的个月,学员必须花费的时间,通过电子邮件、视频会议甚至面对面方式,讨论、分析与完成所指派的任务。在这过程中,学员会一起与讲师,也就是高层主管团队再见一次面,讨论项目的困难和进度。 最后,学员会再参加一个密集训练,提出改革的想法,并与高层主管团队再进行分享、讨论与学习。于是,在这次的密集训练中,会立刻决定改革计划,并且在一周之内执行。这项计划在年,纳瑟刚接手福特时就开展了,不仅让福特多位高层主管成为企业内的种子讲师,也实际推动了福特的全球改革计划。 第二部分:领导者工作间() 这类似于颠峰课程,但所教育的对象扩展到了中层与基层主管,执行时间大约是天。进行的方式还是从天的密集课程开始,而后分配专项任务,运用天的时间进行学员间的讨论、分享与发展改革计划。最后,再通过密集训练,讨论与确定改革计划。 在整个领导工作间中,有个地方相当特别:首先,所有的学员都必须在天之内,参加半天的社区服务。这项做法的主要目的,除了可以让这些未来领导者,了解福特所强调的“企业公民”精神,也让他们感受到生活中有这么多更需要帮助的人,进而不再有抱怨或不满的心态。另外,所有的学员要以拍摄影带的方式,呈现“新福特”与“旧福特”,以突出新旧文化的差异性。 第三部分:伙伴课程 伙伴课程(×)则是专为培养年轻却深具潜力的经理人成为真正的领导者而设立的。基本上,每次都是位学员组成个实习小组。这个实习小组必须花费周的时间,与位福特汽车的高层主管每天一起工作、开会、讨论或拜访客户。针对一些企业问题或挑战,高层主管甚至会请实习小组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对于实习小组而言,这是一个绝佳的观察和学习的机会。通过周实际的工作,这些年轻主管不仅可以学,习高层主管的思考观点,更可以了解公司的资源分配,长短期目标,以及策略挑战与问题。 第四部分:交谈时间 交谈时间()由纳瑟自己进行。每周的傍晚,他会寄一封电子邮件给全世界大约万名福特员工,分享自己经营事业的看法。同时,他也会鼓励所有的员工,回寄任何的想法、观点或是建议。 纳瑟认为,福特要转变为顾客导向的文化,必须要培养每一位员工了解如何经营一家企业。因此,在每周一次的电子邮件中,他会谈全球的发展趋势,谈克莱斯勒与奔驰的合并,谈福特的亚洲市场发展等主题,让员工了解高层主管的经营观点,进而让他们也能有类似的思考角度。 纳瑟的电子邮件广受员工的好评。他运用最新的科技拉近了与员工的距离,获得了许多员工宝贵的意见与反馈。 自从福特的改革教学计划实行以后,福特汽车公司的文化逐渐产生一些化学变化,不仅有更多的员工参与了公司的改革,还有更多的主管承诺了自己曾经传授的观念。虽然对福特这样一家大型公司而言,改革的确是漫长艰巨的历程。但是,运用上述模式,福特公司正逐步完成改革计划,为成为顾客导向的企业而努力。 汽车文化论文:新时期汽车客运站的文化建设 一、企业文化建设对于汽车客运站的必要性 1.强化企业文化建设是客运站特定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汽车客运站是一座城市的窗口,展现城市文明程度,代表着交通运输行业的形象。它依托站场,在文化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阵地的作用,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作为“无缝”衔接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一个网点,为广大旅客的出行和道路经营者提供了服务,成为运输企业的支柱产业。汽车客运站在诸多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不仅促进社会和谐安定,也对城市价值和形象的提升,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客运站特定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其企业文化建设的必要性,符合人民出行多样化的趋势,方便民间商贸往来,为经济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2.加快企业文化建设步伐是竞争激烈的客运市场需要公路客运自“十二五”以来,形势日益险峻,人民对出行有了更高的需求。高速铁路建设(以下简称高铁)在此期间快速发展,更加符合旅客对“质”和“量”的要求。随着高铁投入运营,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面对挑战,客运企业不仅要在优化场站服务环境和基础建设方面下功夫,更应该着力于“文化强企”的战略,让优秀文化强化企业创造力,增强员工凝聚力,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化解危机,赶抓机遇,以利于客运市场发展阵地的占领和保持。 二、汽车客运站如何探索与实践文化建设 诚信敬业,无私奉献,精诚团结是文化建设对企业员工的要求。在文化建设过程中,使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增强,从而更加热爱企业,凝聚人心。那么,怎么使客运站文化建设增强呢? 1.营造学习文化氛围强化学习提升素质 旅客群体参差不齐,有着不同的需求,这就要求有一支“全能型”的职工队伍,不仅政治敏锐,而且要精通业务,作风过硬。队伍的培养,离不开学习文化,学习是企业发展的“永动机”,努力打造学习型车站尤为重要。只要做到以下几点,这个目标就会实现:首先是制度先行,实行年年有计划,月月有考核,做到每季度对学习情况评比一次,形成一套系统而全面的学习制度。其次,学习内容要丰富,建立一套综合各类学科的《学习手册》,让员工了解并学习各种法律法规、行为规范、业务知识、礼貌礼节、外语、团队协作、手语、有效沟通、紧急救护、旅客心理等知识。第三是形式要创新,为激发员工学习热情,采取灵活有效的学习方法和方式,设立服务示范岗和党员先锋岗,开展部门学习交流和班组竞赛,新老结合,互相促进,边学边工作,干中有学,学中有干,形成良好的工作和学习氛围。最后是要注重学习的实效,不流于形式,每年都要有学习主题,如主人翁心声演讲,学习史改梅精神、“青春杯”服务竞赛等,引导大家理论联系实际,在各自岗位工作中,发挥学习效能,增强团队精神,使服务水平更上一层。 2.以人为本彰显细节树立企业文化品牌 品牌是企业文化中最为有价值、最为有效的表现形式,不仅凸显企业品质和内涵,也最具影响力。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车站应着眼于细节,注重管理,精心打造特色化服务班组,树立其服务品牌。车站应依托岗位,加强服务意识,为旅客提供优质服务,让文明服务的春风,如蒲公英一样,将文明、和谐、美好的一粒粒种子,播撒到旅客心中,传播到社会各个角落里,生根发芽,开出美丽的花朵。车站要顺应时代潮流,确立“亲情服务”和“微笑服务”的口号,对差错和缺陷实行零容忍,制定“五心”服务标准,对旅客服务承诺“热心、耐心、细心、虚心、尽心”,紧紧围绕旅客需求,想旅客之所想,急旅客之所急,完善各项服务功能。 3.增强责任感狠抓措施落实打造安全文化 树立和强化旅客安全第一的意识,车站以安全就是生命线为出发点,在“确保安全、突出安全、落实安全”方针指引下,认真落实每一项安全制度,严抓“双基”和“两头”,全面建设本质安全型企业,探索新形势下安全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方法。第一要建立新的安全防范体系,依托安全技术装备、安全制度机构、应急救援保障、安全预控监控、安全文化、安全目标考核等六大安全体系。第二要创建渗透到每个角落的管控系统,“一岗双责”制度落实到位,做到每一个层面都要签订《安全责任书》。第三要强化安全意识,发挥多媒体、显示屏、短信、车载电视、QQ等宣传媒介资源优势,加强教育,营造浓浓的安全文化氛围,严格审查营运手续,禁止超员超载,做好车辆安检,把好进站关,杜绝“三品”进入。 4.全员动员共同管理齐心协力树立形象文化 (1)齐抓共管,创建优良经营秩序严抓市场环境的净化工作,联合运管和交警等相关部门,取缔车站周边的非法营运,严禁兜圈、“喊客”和“倒客”等行为,树立行业形象,打造良好的营运秩序。 (2)加强合作形成共赢创建优质服务环境依循市场规律,统一形象、线路、票价、车型、管理与服务,发挥资源整合的优势,改变经营中抢客恶性竞争、经营主体多和规模小等现状,创建新模式,打破同线经营竞争的局面,加强合作,实现双赢。 (3)进一步增强投资力度提高服务档次首先对车站硬件设施加大投资,实现一条龙服务,开设公营超市、快捷酒店、快餐和自助银行,在站内提供旅客“吃、住、行”服务。其次,加快更新换代步伐,淘汰老旧车型,提升客车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4)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开展形象工程建设,引导员工进行换位思考,对职工行为加以规范,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标准,不仅要在服装设计和标牌佩戴上下功夫,更要加强“软服务”建设,从与旅客交流时说话的语速、语气、语调,到眼睛注视的角度、范围、时间持续,甚至递水手势,都有可供执行的标准规范。 (5)敢当责任回报社会打造和谐文化稳步推进和谐家园建设,结合温暖服务、公益事业、民生关注等,营造创先争优的氛围,内外兼修,弘扬社会主旋律,着力打造和谐文化。企业要创新思路,着力于文化氛围的建设,科学分析职工的岗位分工、年龄结构和文化差异,在此基础上制定岗位规范,树立榜样,在工作中比学赶帮超,营造良好的氛围。汽车客运站要打造自己的品牌形象,以独具特色的文化传播方式,建设和宣传企业文化,让职工用自己的思想来理解文化,从而传播文化和影响文化,使企业文化更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 作者:赵爱瑛 单位:张家口通泰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客运分公司 汽车文化论文:校园文化与汽车企业文化融合的实践 摘要:高职教育是为了培养能够适应企业建设、生产、管理和服务的高等技术应用人才,这就要求高职学校不仅仅要从技能上培训学生,还必须尽快的融入到企业文化当中,更好的为企业创造价值。本文以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的办学实际为出发点,对汽车类高职院校的特色校园文化与汽车企业文化对接融合实践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表明只有更好的了解汽车企业文化,适应汽车企业文化,才能更好的为汽车企业服务。 关键词:高职院校;校园文化;企业文化;融合 以前很多高等职业学校注重的是技能教育,为的是培养学生的一技之长,将来在企业中有所作为,很少去关注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融合问题。对于现代的企业,他们需要的是能够适应企业自身建设生产和管理服务的应用型专门人才,为了达到这样的培养目标,仅仅对学生进行技能培训是远远不够的。在一份对汽车行业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发展前景调查中发现,有相当一部分高职毕业生技术水平过硬,但是并没有在汽车企业中有很好的发展,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有些甚至已经被企业辞退,这些都是因为高职院校只注重学生的技能教育培训,忽略了校园文化培训与汽车企业文化之间的融合,导致学生不能很好的融入到汽车企业的文化中。企业文化是指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企业形成的符合本企业特点的愿景、使命、员工行为准则以及经营观和价值观等,以及这些愿景、使命和价值观等在企业生产、管理、员工行为等方面的体现,是被员工认可并遵守的一种企业理念。作为高职教育中校园文化与汽车企业文化融合来说,就是要求学校根据汽车企业的特点与要求,构建与汽车企业的专业文化、组织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活动文化能够对接的高职特色校园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突出高等职业教育的职业特点 高职职业教育是为了培养能够适应企业建设、生产、管理和服务的高技能应用人才为目标,着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职业技能。职业性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根本属性,突出的体现在了高等职业学校开设的课程和专业上,像我院设有汽车制造、车辆运用、机电工程等9个系部,包括了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等34个专业,这些专业都是高等职业教育职业性的体现。为了将高职学校的专业性和汽车企业文化相融合,高职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就要以自身的职业性为出发点,将本行业的职业特点、职业技能、职业道道、职业理想、职业态度和职业素养等内容贯穿到高职校园的文化建设当中,彰显出高职学校的办学特点[1]。 二要体现企业化的教育理念 教育理念要和企业理念相融合,高职学校与汽车企业互相合作是目前高职教育发展的一条正确道路。目前高职校园文化与汽车企业文化的对接融合已经成为高职学校培养学生的重要方向。在高职教育中,高职学校必须要把现代企业文化中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融合到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当中,在校园文化中积极营造汽车企业文化氛围,在技能培训中突出汽车企业的文化元素,在学生实习中培养学生的汽车企业文化素质,这样才能让学生更好的适应企业企业文化,毕业后迅速融入到自己所从事的汽车行业当中去。 三要突出汽车行业的行业特点 高职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为各行各业培养符合各行业技能的技术型人才,这就决定了高职学校在课程设置和专业设置上必须满足行业需求和理念,体现行业的特点。比如我院培养的人才所具有的扎实的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较好的岗位胜任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良好的发展能力以及能够满足汽车企业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等综合素质能力就突出的体现了汽车行业的行业特点。高职院校要想建立具有其所服务的行业特点的校园文化,就必须在专业教学中融入企业文化,在实践中融入行业氛围,要以汽车行业的职业道德规范和标准来要求学生,培养学生对汽车行业的“行业价值取向”和“行业情结”。 四要强调汽车企业文化的区域特点 高等职业学校一般都是地方性的区域院校,担负着培养适应当地企业发展的技术性人才、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这就意味着高等职业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要体现符合当地区域企业文化特色的特点,不能离开区域文化的土壤。只有植根于当地的区域文化特色,研究当地的区域特色有别于其他区域的特点,积极利用当地的文化资源,才能实现高等职业院校与区域文化的融合,才能让高等职业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好的了解地方、融入地方,更好的为地方服务,作为汽车类的高职院校,一定要注重培养符合当地汽车行业区域文化特色的专业人才。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作为山东省技能型特色名校,是以培养汽车专业高素质技术性人才为主要目标。学校在校园文化的建设中,创新性地将高职理念、汽车文化、传统文化、地域文化融于一体,提出了“人车合一、平而不凡”的文化育人体系,并把“平而不凡”作为校训。学院把文化育人作为人才培养战略,提高了学院优秀竞争力和“软实力”。人车合一就是指人文与技能的相融,追求“方向、安全、动力、速度”的品质,体现了学院办学特色与文化育人的良好融合。平而不凡中的平就是指做一名合格的现代高职教师和现代文明蓝领。不凡就是指接受平凡,超越平庸,在平凡的生活中,追求杰出,有所建树,创造不平凡的精彩人生。学院在校园文化与汽车企业文化的对接实践中,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对接融合:首先是树立了汽车专业的精神文化。根据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把办学重点放在培养汽车类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上,立足于点亮人性之美、发掘潜在之能,目的是培养学生扎实的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较好的岗位胜任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良好的发展能力以及能够满足汽车企业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等综合素质能力。精心的打造汽车专业的专业特色和文化内涵,并且逐步让汽车文化融入到全体师生的共同价值取向当中,形成全院师生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形成了深化政、行、企、校联合的汽车集团化办学特色、以汽车为主线、面向汽车生产和服务的布局特色,突出专业胜任能力的课程特色和“人车合一、平而不凡”的文化特色。其次是构建了具有汽车特色的专业文化。目前学院设有汽车制造工程系、车辆运用工程系、汽车营销服务系、机电工程系、电子工程系等9个教学系(部),开设了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等34个专业,主要专业都是与汽车有关,学院课程体系的设置都是根据目前汽车企业的岗位需要来设置,体现了相互支撑、相互融合的课程架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能够完成比较复杂的汽车专业工作能力,体现优秀技能和汽车行业最新技术,满足了汽车企业对人才的需要[2]。最后是形成了具有汽车行业特点的活动文化。学院开展了普及汽车文化的系列活动,不遗余力的将学院校园文化与汽车企业文化相融合。学院著名的汽车文化长廊,集中展示中外汽车发展的历史、经典汽车品牌的理念及成长、汽车行业最新的技术成果以及未来汽车行业的发展方向等,这些都加深了学生对汽车专业知识的认知与理解。学院建有汽车文化广场,漫步广场可以体会到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特有的文化氛围和职业特色,在文化广场展示与学院具有紧密合作关系的车企商标、色彩识别、文化理念以及企业精神等一系列的文化要素,学生漫步在广场就能够受到汽车企业文化的熏陶,让学生能够深入理解汽车企业文化并为之骄傲。为了实现校企文化的对接,学院按照汽车企业真实的工作场景设置了实习培训中心,按照“校中厂、厂中校”的原则,引进了富士康的生产线以及“6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的管理方法,车间和教师一体化,师生都穿着工装,严格的按照汽车企业的操作规程指导学生的实习,让学生通过“模拟仿真”和“角色扮演”等方式,真正体会到汽车企业的文化。与此同时,学院积极参与汽车企业活动,目前已经与富士康科技集团、烟台矢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上海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了紧密合作并作为实训基地,捷豹路虎卓越培训项目的成立是校企双方携手创立的具有国际化技术水准的人才培养教学平台,这些都是学院学院汽车活动文化的具体体现。高等职业学校是为了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素养的应用型人才,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高职学校就要不断加强校园文化与汽车企业文化的对接融合,立足当地实际,体现汽车工程学院的办学特色,结合学院各专业的学科背景,改革教学方法,为汽车企业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作者:王桂凤 单位: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汽车文化论文:传统文化在汽车造型设计中的应用 一、汽车造型设计的要求 1、汽车造型设计应具有完美的艺术形象 自1896年德国工程师卡尔奔驰发明第一辆汽车以来,汽车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早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时,汽车作为现代工业下的产物,它凝聚着一个国家积淀多年的民族文化。汽车既是工业产品同时也是艺术品,它是二者完美结合的产物,而汽车的艺术形象应具有社会特征、时代特征、民族特征。我国汽车的艺术形象应传达出当代国民的精神面貌,反映出我国先进的科技水平及民族文化特征,这样的艺术形象才能为国人所理解、所认同,这样的艺术形象才能矗立于世界之林,在竞争激烈的汽车市场中站稳脚,分一杯羹。同时,汽车的艺术形象还表现在汽车的外部雕塑造型、汽车灯具的设计、内饰色彩搭配的运用上。只有综合地运用美学原理对它们进行艺术加工,才能使各部件相互协调形成统一的风格和完美的艺术形象。 2、汽车造型设计与审美需求 汽车是一种产品,作为产品就具备审美功能,这种功能是通过产品的外在造型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受,从而唤起人们的生活情趣和价值体验,使产品对人具有亲和力。汽车的造型设计需符合消费者的审美需求,从审美价值原理来分析,市场依靠激烈的竞争才能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汽车产品的开发则是汽车制造商们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在产品开发中,汽车造型设计的不同实现了产品的差异化和品牌特征。而人们购买汽车,反映了人们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同时,汽车造型设计与大众审美取向关联度的高低决定汽车的销量。 3、汽车造型设计应使汽车具有良好的空气动力学性能 汽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会受到空气气流的影响,合理的汽车外观造型可以尽可能的降低空气对汽车的阻力,这不仅能改善汽车在高速行驶中的车身稳定性还能将发动机的动能不遗余力的发挥到最佳值,同时还能节省汽车燃料,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4、汽车在造型设计中应考虑各种材料的装饰特性 汽车的造型不仅包括汽车的基本造型,同时也包括材料在装饰效果上的表现及搭配。材料的不同具有不同的表现力、视觉及触觉感受。因此,在各个装饰件的材料搭配上要把握好视觉和触觉上的相互协调统一。 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内涵 1、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物质方面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先辈们留给我们太多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些都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是我们后辈在设计中的灵感源泉。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物质方面来看,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从建筑方面来看,包括紫禁城、布达拉宫、苏州园林等:第二从佛教石窟来看,包括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第三在服饰方面,包括丝绸、唐装、旗袍等;第四从民族文化产物来看,包括书法、汉字、剪纸、水墨、脸谱、京剧、瓷器、中国结等。这些丰富多彩、形式各异的物质文化元素,蕴含了中国人民的艺术创造力及对美的理解,是中华民族物质文化元素的精髓,也是外国人心中最能代表中国的文化元素。 2、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精神方面 所谓的精神方面指的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文明进程中所积淀的民族智慧和思想观念。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精神方面归结起来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中庸思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第二,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等的和谐统一关系。第三,以人为本思想。“以人为本”的思想最早起源于孔子的仁爱思想。其优秀是尊重人、尊重人的特性和人的本质,体现着价值尺度从“物”到“人”的转移。这些思想在汽车造型设计中的体现就是,“以人为本”了解和把握人与物的关系,使设计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实现汽车设计与人的需求完美结合。 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造型设计中的应用 1、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造型中的应用 传统文化元素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抽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它很难用一句话或者一个具体的概念来阐述清楚。这种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造型中应用时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刻意追求,它应当是设计师在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后的一种自然的情感流露。就像中国绘画的写意一样,笔不到而意到,言简意深。同样在汽车造型设计中也要用写意的手法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表述出来,使人们真正的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设计师们可以通过抽象、概括、简化、提炼、变形等手法将我国的传统文化元素如汉字、书法、京剧脸谱、古代建筑、经典图案等元素融入到汽车的前脸、车灯、方向盘、座椅等造型设计中,制造出能真正代表中国文化特色的汽车。以国内汽车制造商吉利公司制造的GC9轿车为例,GC9在设计中融入了许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车身上下无不体现着东方美学的神韵。中网格栅的灵感来自水滴在湖面晕开的波纹,缓慢延展同时自然流畅,将大自然与汽车设计完美的嫁接在一起。从车门曲线来看,设计师将中式拱桥造型的优美弧线恰到好处的融入到了车门曲线中。从汽车内部设计来看,设计师们不愿浪费每一个细节,连不起眼的音响造型也融入了中国传统回纹设计图案。吉利GC9轿车的问世,无论是整体外观还是局部细节的设计,处处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造型中的应用,同时这也将打破国内自主品牌汽车造型设计只会模仿国际畅销汽车品牌的神话。 2、传统文化元素在车身色彩中的应用 色彩是视觉传达中反应最直接的信息符号,而车身色彩是构成汽车使用者视觉认知系统的必要元素。与西方传统色彩的“七色观”和“三色观”相比,中国色彩理论的发展源自我国古代民间色彩的“五色观”,五色即青、白、黄、赤、黑,同时也离不开儒家色彩美学和道家色彩美学的影响。在诸多色彩中,红色是中国人最为喜爱的颜色,因为红色象征吉祥、喜庆、庄严的品格。每逢喜事,都用红色来装点;人走运了,称为“红运当头”;受上级重视者称为“红人”;这些都足以说明红色在中国人心中具有的特殊情感。从汽车车身色彩来看,近些年,红色汽车因其活跃而富有激情越来越受到都市女性的青睐,这都离不开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车身中应用。 四、未来汽车造型设计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发展趋势 目前,中国汽车企业越来越开始重视设计和创新,从最初简单的模仿国外畅销品牌的汽车造型设计,发展到现在民族气息渐浓,本土化设计理念开始逐步形成的局面。而作为中国设计师们灵感源泉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必将会大量的融入到中国未来汽车造型设计之中,成为未来汽车造型设计的发展趋势。 作者:江华 单位:湖南城市学院 汽车文化论文:网络文化视角下的汽车营销 摘要: 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人们的生活已经和网络文化密不可分了,这就需要我们基于网络文化视野去看待事物的发展。目前我国的汽车营销面临着停滞不前的状况,那么如何利用好网络,在网络文化视野下进行汽车营销才能寻求汽车营销的新突破,需要我们进行不断地探讨,本文将以网络文化视野中汽车营销的基本内涵为着手点,分析目前汽车营销的发展现状,从而提出相应的网络文化视野中的汽车营销措施,希望可以为促进汽车营销发展提出可行的建议。 关键词: 网络文化;汽车营销;成本;市场 目前汽车营销方式及汽车营销理念已经无法满足汽车营销的发展需求了,我们必须扩大视野范围,创新汽车营销方式。在互联网的普及之下,我们可以基于网络文化视野,进行相应的汽车营销手段,将汽车营销的虚拟市场与实际的实体营销市场进行有机结合。本文将针对网络文化视野中的汽车营销进行相应的论述,具体阐述应该如何利用网络文化、基于网络文化视野进行汽车营销。希望可以在理论层面上提出可行的建议,从而促进汽车营销的进一步发展。 1网络文化视野中的汽车营销基本内涵 在网络文化视野下的汽车营销不再受时间、空间地域等条件的限制,能够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扩大客户群范围,挖掘汽车营销的潜在价值。现在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个部分,人们会从网络上获取大量的信息,这也是网络文化视野中汽车营销的优势,流通了市场信息,拓宽了营销渠道[1],并且在互联网上进行汽车营销其营销成本往往要低于实体市场的营销成本。而且往往在网络文化视野中,汽车营销能够给予潜在客户群体营销理念及公司汽车品牌的理念渗透,这是传统的汽车营销所无法做到的。因为理念渗透其实也是网络文化视野中汽车营销的一大重要特点。所以基于以上所有因素,任何的汽车品牌想要做好汽车的营销工作都必须拓宽视野,利用好互联网这一重要平台,从而进行网络文化视野中的汽车销售工作。 2目前汽车营销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其实目前的国内汽车营销已经进入了相对饱和的状态,汽车营销的空间利润一再压缩,除了市场竞争力过大之外,也有目前消费者及消费群体的消费方式及消费理念转变这一原因,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汽车的营销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于当前汽车营销的发展现状了,汽车营销想要继续发展下去,就必须要进行相应的模式转变。传统的汽车营销都是偏向于汽车厂家的直接销售[2],这种销售方式致使销售策略相对保守,汽车是同一种汽车,由于销售地域、销售对象及销售理念的不同,汽车营销本应该做到设立多种营销系统及营销方案,但是目前的汽车营销方案还是较为单一,无法使汽车营销达到灵活化、多样化及自由化。 3如何利用网络文化视野进行汽车营销 3.1加强对网络平台的合作与利用。目前网络平台是能够为各大品牌提供曝光度的较好桥梁,加强对于网络平台的利用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汽车品牌的营销与推广。有潜在客户想要进行车辆的购买时,会到相应的汽车门户网站及汽车论坛前去咨询和查找,如果汽车品牌能与相应的网络平台产生合作关系,会加强这一汽车品牌的宣传与推广,增强其相应的曝光度。汽车营销可以通过赞助[3]、广告等多种形式进行汽车营销与品牌推广,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得客户的选择。并且网络平台上进行合作的成本相对较低,只要找到了合适的客户群网络平台,就一定能够促进汽车营销在网络文化视野中的发展。 3.2加强汽车营销的文化理念渗透。与传统的客户群及消费者不同的是,在网络信息时代,购买车辆的消费者们已经开始转变相应的购买观念及消费理念了,仅仅向消费者阐述相应的汽车配置及汽车报价是不能够满足消费者的购车需求的,我们要在加强汽车营销文化理念渗透的同时为消费者营造一个良好的汽车文化形象。比如说现在的很多汽车主打安全这一理念,那么在利用网络这一平台时,就会制作多种以安全为主打的营销方案放在各大网络平台之上。通过鲜活的文化理念,而非性价比、配置、型号等作为营销的主要手段。进行文化理念的广告软植入。通过加强汽车营销文化理念渗透的方式促进网络文化视野中的汽车营销。 3.3明确不同的客户群体,收集客户资源。网络平台最好的地方就在于此,它突破了实体汽车店的限制,不受时间、空间距离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汽车销售。所以网络文化视野中的汽车营销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拓宽汽车营销的销售渠道,并且收集相当多的客户资源。而这些资源都是实体汽车营销过程之中所不能够具备的。我们一定要积极利用好网络平台的优势,针对不同的客户群体进行客户的资源收集工作[4],及时提供相应的服务与帮助,最大程度上去促进基于网络视野中的汽车营销。 3.4使用多种网络技术进行汽车营销。其实营销方法和营销手段有很多种,单一的营销方案是不能够满足汽车销售的发展需求的,我们要立足于网络技术,进行营销方案的创新,可以利用图像、动画、音频、手机软件等多种技术形式进行汽车营销广告植入,或是利用新媒体进行相应的宣传与曝光,可以通过编制企业故事,或是将以本汽车品牌为中心而编演的爱情故事亲情故事等微电影形式,上传到视频网站,从而促进品牌的传播与推广。或是由微博上的热门博主进行微博转发与推荐。所以综合使用多种网络技术对于网络视野下的汽车营销而言也是一大创新与改革。 3.5增大网络营销比例从而降低营销成本。实体市场上的汽车营销其成本往往较高,而网络上的营销成本相比较而言往往较低,基于成本上面的考虑我们可以增大网络汽车的营销比例,以此来促进汽车营销的发展,但是我们同时也需要主要考虑到网络平台的影响能力及潜在客户群体类型,不要把营销经费浪费在没有作用上的网络论坛及网络平台上。针对目前的网络影响范围及网络普及程度,我们有很大理由相信增大网络汽车营销比例能够提升汽车营销数量,增强汽车品牌的曝光,从而促进基于网络文化视野中的汽车营销发展。 3.6设立专门的网络汽车营销小组。因为目前网络上的营销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面对汽车市场竞争如此激烈情况之下,各大汽车品牌公司更不能放弃利用网络这一专门营销渠道。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网络汽车营销小组的方式[5],促进汽车品牌的推广,增强企业与消费者的直接交流与沟通,明确潜在客户的用车需求,针对其需求进行个性化服务定制,及时回答客户的各种问题。各大汽车品牌公司可以通过引进尖端的营销策划人员及网络管理人员进行汽车网络营销小组的设立,通过引进人才及培训人员的方式,提升影响团队的整体素质,从而在营销队伍上促进在网络文化视野下汽车营销的调整与创新。结束语在汽车营销的发展问题上,我们必须要将网络营销与实体营销有机结合起来,结合网络文化的实际特点,促进汽车营销在网络上的发展。针对目前汽车营销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调整,通过加强对于网络平台及技术手段的利用等,促进汽车品牌文化理念的渗透与推广,从而扩大市场份额。 作者:张峰玉 单位: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汽车文化论文:传统文化对汽车设计的作用 摘要: 作为中国民族资源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具有丰富的内涵且广泛运用于现代汽车设计中。中国传统文化在汽车设计中的应用不仅丰富了汽车设计的形式和性能,还赋予了汽车设计特殊的人文价值和时代意义。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的轿子文化、相面文化、吉祥文化、中庸文化在汽车设计中的应用和影响进行了探索,希望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推动汽车设计的发展和改革,助力汽车行业的发展。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汽车设计 1轿子文化与汽车设计 传统文化的演变和发展要经历漫长的过程,是一定社会环境和生产力作用的结果,承载了一定时期的社会变迁和人文风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重要的文化印记[1]。轿子作为中国古代最为常用的交通工具之一,其不仅深刻再现了古代某一时期的人文历史风貌,也包含了社会伦理及社会阶级关系方面的内容,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鉴赏性,彰显了浓厚的文化情怀。而对于汽车设计,轿子文化也存在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轿子出现于春秋时期,在宋代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轿子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可以说,汽车的设计灵感大多来源于对轿子构成和形状的观察。在古代,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出门多乘坐轿子,轿子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已有几千年,轿子的演变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最初的汽车形状就是借鉴轿子的形状而生产的,而轿子的四个角也就相当于汽车的四个车轮。最早的汽车设计外观主要来源于对轿子形状的理解,被称为“轿车”。汽车设计大致包括空间设计、外观装修设计和装饰设计等三个互为独立又相互制约的部分,而对这三个部分的空间结构规划过程则是对设计资源的整合和处理过程,要求三个部分的空间结构不对其他部分造成不良影响,三个部分的空间分配要做到科学、合理。由此可见,轿子是汽车最初的雏形。 而中国人对轿车则怀有独特的情怀,究其原因,也是因为轿子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人对三厢车的追求归根到底也是源于“轿子文化”的影响。汽车外观的设计不仅仅受到轿子文化的深刻影响,汽车所蕴含的社会意义也来源于轿子在古代社会的价值内涵,轿子在古代社会作为身份和权力的象征,汽车在现代也是金钱和地位的象征,两者的人文内涵十分相似。 2相面文化与汽车设计 古人认为,人的面相是决定人的社会关系及生活境遇的重要因素,人们经常通过看面相来判断吉凶、祸福,或者通过看面相来评价一个人道德的优劣。因此,该种文化观念逐渐延续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在进行汽车选购时也经常考虑到“车相”。所谓“相由心生”,即人们的主观意识是决定人们感受的重要因素,对于人们的行为具有重要的支配作用,因此,汽车设计的外观就十分重要。人们在选购汽车时,对汽车车身的第一眼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因此,设计师对于汽车设计的前身部分十分关注,消费者可以通过前身的观察理解汽车设计师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思路。具体来说,从车灯可以看出汽车所要表达的行驶态度,是放荡不羁还是中规中矩,是豪迈霸气还是温婉可人。一般汽车车身的设计使用比较圆润的车灯,该种车灯主要是由下进气口向下撇变成向上收敛,给人微微一笑的感觉,使人感觉温和,车身的线条使用较为温和的处理方法,使得车身比较饱满,更加符合中国传统相面文化的内涵和中国人的审美习惯。 3吉祥文化与汽车设计 中国吉祥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表达了古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生活富足的憧憬。吉祥文化主要是指通过借喻、比拟、双关、象征、比喻、对称、谐音等修辞手法的运用,来表达对生活的希望和对人事万物的祝愿的一种艺术形式。中国吉祥文化的产生没有特定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主要来源于人们对生活的主观感受,并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变化而发生改变,但基本内涵并不发生改变。用谐音来表达吉祥愿望是吉祥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例如,著名汽车品牌“宝莱”就意味着吉祥到来的意思,中国吉祥文化对汽车的品牌设计有着极大的影响,对于汽车的销售十分有益。而某品牌汽车“跑乐”则有“跑了”的谐音,极易引起消费者的误解,也不利于汽车销售量的提高。中国人对吉祥文化的推崇催生了汽车市场的繁荣。此外,数字也是表达吉祥含义的重要形式之一,如六、九等数字,如在红旗HQD的设计中加入“九梁十八柱”的文化元素,充分显示了红旗尊贵的身份和地位。 作者:邓小薇 单位:江西五十铃汽车有限公司 汽车文化论文:传统文化对汽车设计的影响 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中国元素融入汽车设计的时间还比较短,中国特色在汽车设计中表现得还不够明显。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国内汽车行业逐步实施科学化、本土化的发展战略,如何在汽车设计中融入中国文化已成为业内人士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热点。基于此,结合相关工作经验,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汽车设计的影响。 关键词: 传统文化;汽车设计;轿子文化;中庸文化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世界各国的汽车设计均有了明显的本土特点,比如,英国汽车在设计上较为保守,绅士特色明显,色彩强烈;德国汽车精致、严谨;法国汽车符合法国人浪漫的特点,色彩绚丽;美国汽车个性张扬,符合美国人直率、张扬的个性。当前,我国汽车设计中融入的中国元素较少,并且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汽车设计都在借鉴或模仿其他国家。当然,我国的汽车设计师非常期待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我国汽车设计中。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已在汽车设计中有所体现,但是往往流于表面或仅在名称上有所体现,比如长安龙腾。这种表层化的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不但无法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容易使文化被忽视,从而对我国汽车设计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也不利于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1轿子文化与汽车设计 在欧洲,富康两厢车是一种畅销车型,但是在中国的销量却并不理想。雪铁龙公司在开展市场调研后发现,中国人更钟情于三厢车,因此,在推出三厢爱丽舍后大获成功。在选择轿车时,中国人有强烈的“三厢情结”。就中国人而言,三厢车更大气、更稳重、更排场。中国人之所以钟爱三厢车,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轿子文化”。轿子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权贵身份的象征,隆重、尊贵、排场。现在轿子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汽车。虽然汽车在性能、概念和功能等方面与轿子都不相同,但在人们心中,它们有着相同的作用——既是一种交通工具,又是一种身份象征。轿子讲究两头对称,寓意做事要善始善终,三厢车恰好迎合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市场特征。 2中庸文化与汽车设计 中庸思想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主张为人处事既不张扬也不平庸,讲究恰到好处,避免走极端路线。在儒家文化近千年的熏陶下,中国人在心理上更容易接受颜色、外形和性能较为中庸的汽车产品,体现在汽车设计上,要求汽车内部空间装饰和布局要合理、人性化、舒适,外形设计不过于追求个性化。凡是汽车造型过于老旧或夸张的汽车,都很难在我国得到认可。中庸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积淀很深,是得到中国人广泛认可的一种处世哲理,现在所倡导的“和谐”正是中庸思想在当代的新体现。在汽车设计中,要实现内敛和夸张的和谐统一。与外国人相比,中国人更倾向于圆滑度适中、线条圆润、比例均衡的整体外形,不喜欢因造型过于夸张或重心偏于一方而造成整体外形失衡的设计。 3吉祥文化与汽车设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吉祥文化是一种通过象征、借喻、谐音、比拟和双关等多种手法来表达人们希望避凶趋吉和向往美好生活的艺术形式。当人们对美好、幸福的生活产生期望时,吉祥文化就出现了。在我国,吉祥话、吉祥物无所不在,吉祥文化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中。这种物我相应、寄祥瑞于物的方式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通过谐音来表达吉祥的美好愿望是吉祥文化的重要特点。比如,德国大众BORA汽车刚进入中国市场时,有“宝来”和“跑乐”两个名字,因中德文化和经营理念存在差异,属于一汽大众的“宝来”名称在中德双方间产生了争议——先取名“伯乐”,后因名称被抢注而改选“跑乐”,可是又因谐音“跑了”而放弃,最后才确定为“宝来”。从字面看,“宝来”有招财进宝的吉祥寓意,从心理上容易被中国人认同,而“跑乐”谐音“跑了”,有去财之意,在中国人看来不吉利,这对产品的销售和推广极为不利。在中国吉祥文化中,数字吉祥非常重要,比如,中国红旗汽车HQD概念车的格栅设计就引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九梁十八柱”的吉祥寓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六、九为吉祥数字,单数为阳,双数为阴,九为最大的单数,因此,古代将“九”看作是最高权威的标识,象征着帝王般的至高权威。在红旗HQD概念车的格栅设计中引入“九梁十八柱”的传统建筑元素,就是为了凸显红旗汽车的尊贵地位和身份。 4总结 中国人总会有意或无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人们的观察、消费和设计等行为都或多或少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传统文化对现代设计思想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同时,多样化的传统艺术也成为了现代设计的重要源泉。当人们能够更加积极主动、有目的、有意识地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汽车设计中时,就已经具备了创立我国本土汽车品牌的条件。 作者:牛焕 单位:吉林大学 汽车文化论文:网络文化汽车营销的消费观念 1网络文化视野中的汽车营销 1.1利用网络空间将企业的各方面展示给消费者 汽车企业可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网站,学会利用先进的多媒体技术,通过声音、文字以及图形等方式对工厂的日常、生产过程、企业的规章制度、技术水平、各种理念及战略等进行介绍,让消费者对企业能够有更深入的认识。企业不仅要对自身的各个方面进行介绍,同时,还要注意定期的更新,让网站一直有新鲜的内容进行扩充,网站制作人员还可以建立一个便于企业和消费者进行沟通的BBS论坛,设置专门的人员对消费者的各种问题进行解答,实现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双向交流,消费者也可以在版面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企业应该第一时间进行回复,这样能够加强两者之间的沟通,同时实现双赢的局面。 1.2利用互联网将汽车及其相关产品推销给消费者 企业应该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和消费者进行良好的沟通,并了解到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和心理,站在消费者的角度看问题,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良好的情感。同时,对汽车以及配套产品、使用的方法、规范和售后服务进行详细的介绍,并且及时地解答消费者提出的问题,并进行深入的沟通,这样能够培养出顾客对企业的忠诚度,企业的发展才能获取到更多的动力。 1.3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对顾客进行深入的了解 目前,网络技术对汽车行业的重要作用已经越来越显著,企业通过邮件、论坛等形式能够与顾客进行良好的沟通,实现企业和消费者的实时沟通,这种模式就类似于传统的热线电话,且能够对消费者进行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对企业的工作和策略的改进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2网络营销中存在的弊端 2.1网络营销和电子商务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就目前而言,企业较看重网络营销的模式,其营销的手段主要是宣传自身的品牌以及促销目的,而电子商务主要是减少产品的流通环节,使产品的成本得到降低,所以,汽车企业的网络营销还没有达到电子商务的标准。 2.2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对于欧洲和国外一些发达国家而言,其汽车电子商务的发展进程较快,加上各个国家之间汽车的销售价格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所以,网络营销的模式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美国,汽车的网络销售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美国人利用电子商务进行购车的比例在9年间上升了9.9%,其惊人的发展速度体现了网络营销的绝对优势,我国与之相比,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2.3网络营销的难度不断在增加网络的营销模式主要是成为了消费者的首要选择,但是让汽车品牌的传播有了一些不确定因素。网络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平台,消费者可以大胆地提出各种观点、想法,各类信息也参杂在网络系统中,加上网络信息的传播速度较快,一些不利于厂家的消息会遭到迅速的扩散,厂家精心研究的策略也许就会因为这一条信息被损害。 3网络文化环境下汽车企业发展的优势 网络文化不但拥有大量的文化元素,同时对网络文化环境下的企业创造出了更多的商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汽车行业也获取了许多优势。 3.1汽车理念渗透到社会各方面 网络文化通过互联网技术被扩散到社会乃至国家的各个方面,其发展十分迅速,汽车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由此看来,网络文化对汽车的营销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将二者进行有机的融合,能够实现汽车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能够更好地引导汽车行业的营销活动。 3.2能够向社会广泛传播汽车的营销信息 汽车产品是全球性的消费产品,只要消费者有需求,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汽车都可以作为消费者选择的对象,并且网络文化也是不分国籍的,互联网对企业的信息和汽车的品牌、含义等的传播有着绝对的优势,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的传播,其影响力没有受到过多的约束。 3.3让消费者能够更好地接受到企业的营销信息 在互联网络中,其优势是具有相对开放的空间,它能够让汽车企业将自身的销售信息在网络中进行广泛的传播,并展示出各种与企业相关的信息,消费者不仅能在互联网络汇总进行畅快的交流,同时,还能够与企业进行互动,加深消费者对企业和其产品的认识。 3.4降低广告成本的高额费用,获取更大的利益 互联网的传播成本较低,相比其他方式的宣传来说具有一定的优势,并且基于网络文化,其传播的速度迅速,能够使消费者在第一时间获取到想要的信息。该传播途径的优势很快被汽车企业发觉,相比传统的营销模式而言,网络营销的手段更具有先进性和可行性,使企业能够投入更小的成本,从而获取更大的利益。随着互联网的传播,企业的营销信息将被迅速地扩散至社会的各个层次。 4充分利用网络文化的优势,制定可行的汽车营销策略 在汽车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要学会充分地利用网络文化的优势、环境以及传播的特点,制定适合汽车企业的营销策略。 4.1重视构建和消费者的和谐关系 在网络文化视野中进行汽车产品的营销,汽车企业需要不断地进行策略创新,同时,还要适应网络营销环境的不断变化,其营销理念一定要坚持以消费者为中心,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联系,不断吸引更多消费者,开拓更多的消费群体,在网络这个大环境下,要充分利用其快捷的优势,利用各种途径挖掘到更多的潜在客户。通过建立属于企业自身的专业网站,和网络文化进行更好的连接,在企业网站中,应该明确的为消费者提供所需的汽车信息,例如汽车的款式、价格、设备以及各种参数等,为消费者提供完善的信息服务;同时,还要充分体现出企业以及汽车文化;另外,还要注重互动版块的建设,要让消费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企业的文化以及品牌的内涵;将网络的互动功能得到最大的发挥,对于消费者提出的意见,企业的客服人员要耐心并且详细地进行解答。 4.2科学运用网络搜索引擎手段 网络搜索引擎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它能够让人们快速、准确地搜索到所需信息。汽车企业一定要充分认识到搜索引擎的重要作用,和引擎机构形成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提升企业的形象,扩大汽车产品的销售范围和途径。不仅要充分利用大型的引擎机构(如百度、谷歌、雅虎等),还要注重和商业引擎(如阿里巴巴、慧聪网等)的合作,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依靠网络的推动作用,将企业的信息传递到网络文化的各个角落。 4.3将多种营销策略进行组合 企业要学会充分利用网络的特性,针对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制定出组合式的营销策略。例如汽车企业举办新闻会、对汽车产品进行专题报道、建设汽车论坛、开发汽车游戏等营销手段,使企业和汽车的信息得到充分的传播,从各个方面提升汽车品牌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5结语 网络营销手段的低成本和高效性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汽车商家的青睐,由于对互联网的控制不像传统媒体那样容易把握,所以对企业来说有一定的威胁,因此,企业的营销部门应该将这个虚拟的市场和实体市场进行同等看待。 作者:王海峰张锐单位: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文化论文:日本汽车设计文化的启示 设计产品的成功与否,市场认可程度是另一个重要检验标准。由表1可见,自2008年以来,以丰田、本田为代表的日系汽车销量一直在全球各汽车集团中名列前茅,其中丰田汽车销量常年排行世界第一,有资料显示,在全世界每5辆汽车中就有1辆是日本车,且每年用在科技开发方面的费用占销售额的3%以上。很难想象,在这个国土面积小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领土上设计的汽车覆盖全世界,其涉及面之广、影响之大、产品质量之好在全世界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1.日本工业设计的文化内涵 日本文化中一直蕴含着向强者学习的理念。公元七世纪到九世纪起向中国学习文化,明治维新之后开始向德国学习工程技术,二战之后开始学习美国先进的现代企业管理和科学技术。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汤重南专家用这样一个例子形容日本的文化“: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文化,这种现象,可以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日本文化的一种状况,它像洋葱头一样,剥开一片,剥开一片,最后想要找日本文化的核,没有,因为他每一片都含有外来文化和它自己文化中重要成分的一种结合、融合。”[2]这种理念体现的是“他为我用”的思想。二战之后,这种文化内涵与学习发达国家技术的思路相结合,滋生了日本现代设计思想,即学习对方的优势和特色,并将设计出来的商品想办法销售给对方。这种带有很强目的性的学提升了战后日本民众的生活水平,进而民众更加配合,积极创新设计文化的发展。在这种全民一致进步的氛围里,日本现代设计文化促进了日本的出口贸易,并且不断提升了本国产品质量,为国家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2.日本汽车工业设计文化的特征 近代日本设计与世界设计的融合,形成近代日本设计的独特风格。[3]由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文化中逐渐形成鼓励多元价值,兼容并蓄的思潮,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具体对象细腻丰富的分化与解构,日本现代设计中没有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对未来的现代设计采取的是吸收无原则的态度,由此孕育了日本汽车工业设计文化。比如,欧美文化中将汽车看作是个人能力的加强,汽车被认为是纯粹的“交通”媒介。而日本文化中放松、容纳、保护的风格成为了日本汽车的代名词。很显然,日本汽车工业设计文化是行走于西方的原始概念和东方文化表述的微妙结合。这种文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效果,它使得日本汽车从欧美那种过于正统的概念中脱离出来,使种种奇妙的概念诞生成为可能。[4] 总体而言,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概括:一是日本汽车工业设计文化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双轨并进,这是日本汽车工业设计文化的总体特征。日本传统文化受到中国的很大影响,如文字、书法、建筑、民俗等都留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但在数百年之后,日本将这些传统文化保留下来并且发展出新的特点,将文字,传统元素融入到现代设计中来。这是中国人值得借鉴的地方。二是民族性在现代设计中得到微妙体现。日本现代设计的民族性特点是经过几代设计师的努力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民族性在设计中的体现也见证了日本汽车设计文化的发展。反过来,日本设计变迁的轨迹也指引着日本汽车设计文化的变迁。忽略传统文化的应用是中国设计缺乏个性的症结所在,我们应当从日本的设计作品里学习如何表现民族元素。三是商业化程度高。设计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是以人为本的。设计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同时,夯实经济基础还要依靠设计来实现。设计文化的商业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设计的商业化方面,高度的商业化曾是美国设计的鲜明特点,然而,这一点在日本被传承和发扬的炉火纯青,日本现代设计发展的初动力就是看到设计为美国带来丰厚的经济效应。[5] 3.日本工业设计文化对汽车产业的推动作用 日本汽车设计方面的佼佼者坂茂认为,“汽车不单纯是为了运输,不单纯是一种工具,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是一个生活空间,所有与生活有关的都蕴含在里面。”在日本像他这样的设计者不在少数,正是对汽车设计文化的独到而深刻的理解促进了日本汽车产业的发展。[6]日本汽车设计在全球独占一席之地,日本汽车工业设计文化为日本汽车在全球市场获得较大份额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此,作者以本田在美国的成功为例进行说明: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汽车市场几乎为国内的三大汽车制造商垄断,但是本田没有知难而退,她的设计师根据美国的消费需求设计出符合其口味的省油、轻巧型的产品,如皮卡,该车在美国获得巨大成功,以此促进了日本汽车在美国销售。 中国汽车工业设计文化的形成及特征 本世纪初,汽车开始在我国普及,我们迎来了汽车大众消费时代。随着汽车时代的到来,中国汽车工业设计文化开始萌芽、孕育和不断发展,中国汽车工业设计文化正在不断的需求突破自我的方向。 1.中国汽车工业设计文化的形成 说起中国汽车工业设计文化,从1949年建国至今,短短几十年,中国还在传统闭关锁国的余温中“执拗着”。中国现代设计教育起步较晚,直到结束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设计学院,而很长时期以来,美术学院的教育职能还没有进入应用领域。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设计教育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汽车工业设计方面,四大汽车集团非常重视自己产品的设计,拥有自己的设计院校,或者和一些高校合办设计院。现阶段,中国汽车设计在借鉴国外先进设计理念的基础上,已开发出中国自己的汽车品牌,如一汽、奇瑞、比亚迪等等,初步形成了中国现代汽车工业设计文化体系。 2.中国汽车工业设计文化的特征 纵览改革开放30年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当前汽车工业设计具有如下文化特征: 第一,中国汽车工业设计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大多汽车厂商还停留在技术转让层面,比如上海大众、一汽大众、上海通用、广州本田等清一色的合资企业。这些合资企业只把中国当作是加工厂,关键技术设计、工艺设计则在本国完成。[7]其二,汽车工业设计文化教育质量较低。尽管60%的综合大学开设了设计系、设计专业、设计学院,但是受师资力量、团队意识、专业素养的限制,在办学目的上过分强求教学课程的传授,而不重视设计的实践,产生了许多“准设计师”,没有真正教学的目的。这两个方面导致了中国汽车厂商要想生产同类型的汽车,必须花巨资购买别人的设计。长此以往,中国汽车厂商逐渐成为他人的附庸,处处受制于人,对长远发展极为不利。 第二,民族化程度低。台湾铭传大学设计管理研究所所长邓成连认为,设计汽车应当体现3个理念,即是有人性的、环保的、有文化的。文化是整个设计的特色和重点,汽车设计出来要展现在国际舞台上,文化是不能少的。设计的汽车不但要有外形,更重要的是要有内涵。[8]然而,当前中国国产车厂家还没有把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汽车文化中,造成了品牌价值观和产品优秀竞争力低等问题。没有融入民族文化特色,缺乏个性,对中国文化认同感低,这是中国国产汽车面临的一个普遍现象。对于这一点,日本汽车设计理念中无缝衔接西方先进概念和东方传统文化的形式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和领悟。 第三,只注重外观设计,而忽略功能设计的配套。尽管中国汽车工业设计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但在这方面仍处于萌芽时期。在汽车工业设计发展过程中,外观设计和功能设计的不匹配是当前汽车工业设计方面存在的很大问题。这是因为:当前传授汽车工业设计的老师大多学习艺术专业,在汽车配件的功能方面研究很少。这就导致老师在工业产品外观设计方面能够很好的施展才华,而在其工业产品功能设计上却显的捉襟见肘,造成学生习惯于工业产品外观设计而忽视功能设计。 中日汽车工业设计文化的对比分析 中国和日本虽然在文化上颇有相似之处,但是在汽车工业设计方面差异很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设计文化方面的差异 日本的汽车工业设计文化展现了丰富的趣味性,他们注重把所有的技术以亲切有趣的方式与使用者构成交流,让人直接地、满怀好奇和有兴致地去体验这种技术的美妙,而不像欧洲那样喜欢刻意保持厚重的历史感,把所有科技都包裹在严肃和传统之下。另外,日本汽车中的趣味性没有流于肤浅的把玩,也没有在过度追求细节中迷失,而是经过东瀛文化充分雕琢和洗练之后让人轻松愉悦,而经得起品位和思考,既充分体现日本文化的包容性与多元价值,又巧妙传递了设计者表达的素雅与平和。而中国的汽车工业设计文化与日本的汽车工业设计文化明显不同。中国汽车工业设计文化舶来品的成分明晰可见,设计缺乏民族性,一味追求仿制,例如比亚迪、奇瑞都可在国外的汽车设计中找到仿制的痕迹。当然,中国的汽车工业设计也有其文化的沉淀,就以红旗C131为例,庄重典雅、豪华大气,其简约的线条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流水颇有神似,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设计文化的合理结合与洗练。 2.设计理念方面的差别 受到地理环境和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影响,日本现代汽车设计理念强调:汽车不单纯是为了运输,不单纯是一种工具,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是一个生活空间,所有与生活有关的都蕴含在里面。[9]而中国的当代汽车设计理念受欧美影响较大“,家”、“安全”“、舒适”等概念在中国汽车工业设计没有得到重点体现。他们过度强调汽车是个人能力的延伸,是纯粹的交通媒介。这种设计理念在中国还很流行。 3.设计文化保障制度方面的差别 日本汽车工业设计的高度商业化是以完备的法律制度为保障的,主要是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一系列法律和制度。这些法律和制度细致而严格,组成了有机整体,在推动日本工业设计文化方面起到了根本的作用。比如,设计事务所从业的设计师有义务接受3年一次的专业培训,不去听讲的设计师将受到停业等处分。不仅如此,就连稿酬的分配都有明确的规定。而中国汽车工业设计制度尽管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中国汽车设计方面没有引入竞争机制,商业化程度较低,汽车设计大多在内部完成,对市场的挖掘还很不够。 日本汽车工业设计文化的借鉴 尽管,中国汽车工业设计上与日本存在较大差异,但是,两种设计同属于东亚文化,在文化观念方面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为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借鉴,这也将有助于中国汽车工业设计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1.设计理念上的借鉴 日本汽车的设计理念往往与生活紧密相连。这是由于日本狭小的生存空间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形成的。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东部沿海城市会变得越来越拥挤。再加上日本和中国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日本汽车工业设计理念势必会大行其道。另外,日本汽车工业趣味性强,通过更加人性化、更生动的表达形式与使用者交流先进技术和设计理念,能够增强用户好感,更易于接受新的技术和设计元素。对于这一点设计理念的借鉴,或许将为中国汽车工业设计的灵魂思想。 2.设计制度上的借鉴 日本设计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保障其设计高度商业化。无论是从法律制定,还是从运行机制上看,都是值得中国去学习借鉴的。在法律制定方面,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强化、细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使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在运行机制方面,中国的汽车厂商应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出发点,在设计方案的选择上引入竞争机制,在竞争中不断学习、不断发展才是谋求设计与文化融合、实现中国汽车工业设计大发展的王者之道。 3.借文化产业大发展的东风,开创中国汽车工业设计文化的新时代 我国文化历史悠久,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得到了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我国在汽车工业设计方面应加强以下工作:一是强调自主研发设计产业链的意识;二是做好人才培养和交流工作;三是完善出口工业产品的设计标准法规。四是根据国情,生产出符合自身条件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汽车。只有做到以上这些要求,我国的汽车产业才会有发展,工业设计才会迎来新的曙光。(本文作者:赵一娇单位: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汽车文化论文:汽车市场文化营销措施 引言 21世纪,汽车行业竞争的重心是汽车的营销,因此如何使用最先进的汽车营销模式、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份额是起着经营者密切关注的。汽车的营销不仅应当顺应市场发展的方向,还应当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不同的心理需求。因此,汽车的市场营销策略的制定不仅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量、市场占有份额等,还会对汽车的品牌文化的传播产生影响,文化营销思维走进人文的视野,尤其是品牌文化营销。本文即讨论了汽车品牌文化营销的定义、要素与主要策略,旨在有效的促进汽车的市场营销,提升品牌的市场占有率。 一、汽车的品牌文化营销 汽车的文化营销就是在汽车营销中加入品牌文化营销的概念,不仅提升产品以及相关服务的加之,更是将汽车文化作为营销策略的优秀,通过文化建立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沟通,维持品牌忠诚度。而在汽车的文化营销中,汽车的品牌文化的传播是最为重要的。品牌文化的营销可以很好的满足传播汽车文化、构筑品牌形象、提升市场份额的多样化需求。我国目前的品牌文化营销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品牌定位存在缺陷。我国的汽车品牌定位普遍为中低档轿车与特殊车型,这种定位的局限直接导致企业动力的下滑。另一方面,我国汽车企业自主品牌的发展十分艰难,这时由于外国成熟品牌具有更大的合作共赢的空间。我国汽车企业品牌文化存在的上述问题促使我们必须在分析汽车品牌文化要素与定位基本方向策略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多样化的、促进品牌文化营销的策略,以促进我国汽车行业的蓬勃发展。 二、汽车品牌文化营销的主要构成要素 在汽车品牌文化营销中,其构成要素是多层次的。第一层就是表露与消费者面前的、可以真切的感受得到的,即品牌的名称与标志。第二层就是品牌的深层文化内涵,如品牌的利益诉求、情感归属、文化沿袭以及个性化特征。总结下来,汽车品牌文化营销的主要构成要素可以分为五个方面,即名称、标志、广告、品牌的延伸与管理。 1.品牌名称 品牌名称可以直接反映企业的文化、产品的特点,因此企业品牌文化营销中第一位的要素就是品牌的名称。好的品牌名称不仅能够直接显示出产品的特性,还能很好地转播企业文化,通过最大限度的包含品牌的文化内容还引起消费者的情感公民,进而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如“君威”在融入中国文化之后,象征威望与气魄,迅速占领了部分高档汽车市场,成为成功人士的坐骑。“宝马”则以尊贵、活力为代名词,成为渴望张扬个性、寻求成功的消费者的首选。可见,品牌名称对于品牌文化的传播、品牌的营销是至关重要的。 2.品牌标志 品牌标志具有依附于品牌文化的特点,随着品牌文化的不同产生差异。品牌标志一方面可以从直观上影响消费者的认知,提升其对品牌的情感依赖。另一方面,品牌标志还能传播品牌文化,影响汽车的营销策略的制定。例如“别克”的徽章则集中展示了品牌文化的特点,表现了其生动的气韵。此外,品牌标志对于品牌的成长与发展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是由人们接受信息80%来源于眼睛的特点决定的。 3.品牌广告 一直以来,品牌的广告都是企业实施品牌战略的主要手段,品牌广告不仅以其特殊的方式、巨大的视听震撼力影响着人们的认知与情感,还能传播汽车文化,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因此,品牌广告也是品牌文化营销中的重要因素。在进行广告投放之前,必须考虑消费者与广告内容的文化因素,使广告准确的将其品牌信息传达给受众,宣传企业的品牌文化,促进品牌的文化营销。 4.品牌延伸 品牌的延伸指的是借助有较大市场影响力的品牌来推出新品牌。品牌延伸一方面可以节省宣传成本,另一方面还能尽快消除消费者的抵触心理,使消费者更加快速的认同并接受新品牌。例如上海通用借助了“君威”轿车的市场影响力,在对其进行外观、功能上的改变之后,以“君越”命名新品牌进行推广销售,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5.品牌管理 在日益激烈的汽车市场竞争中,仅仅树立品牌远远不能保证品牌的长久的生命力,因此进行品牌的管理也是传播汽车文化、促进汽车文化营销的关键要素。成功的品牌不仅包括品牌名称的确定,还包括从原料到售后服务整个业务流程。只有这个业务流程的决策与行动都符合品牌文化的设定,才能更好的实施汽车的品牌文化营销。劳斯莱斯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全程的品牌管理不仅传播了汽车品牌文化,还有效地促进了该品牌的营销。 三、汽车品牌文化定位的基本方向策略 汽车品牌文化定位的三种策略,即以产品特点、利益诉求以及整体形象为定位标准。这三种策略是按照品牌文化内涵的层次来区分的,如果能够很好的实施这三种策略,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既传播汽车文化,又能促进汽车的文化营销。 1.产品特点 产品的特点是品牌文化的基础,以这个方向对品牌文化进行定位,不仅可以在同类产品中突出目标产品,还能不断的强化目标品牌的文化影响力。例如,奔驰轿车以安全为品牌定位方向,创造性地设计了安全气囊与安全客舱,使奔驰品牌的安全至上的品牌文化在市场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2.利益诉求 利益诉求指的是以消费者的利益诉求为基本点对品牌文化进行定位。消费者对于一个品牌的认定不是仅依靠其产品特点,而是体现在这个品牌能够实现其利益诉求的满足上。只有以满足消费者的利益为基点进行品牌文化的传播,才能更容易打动消费者,建立其对品牌的心理依赖,实现品牌的文化营销策略。 3.整体形象 在上述以产品特点、利益诉求为基点进行品牌文化的定位的基础上,以品牌的整体形象为基础来对品牌进行整体定位,不仅能够与消费者建立稳固的心理沟通桥梁,还能保证品牌的忠实消费者的数量。企业在对品牌进行整体形象的文化定位时,应当参考目标消费者对其自身的定位,突出表现品牌的独特气质或者文化积淀,这样才能与消费者的自我认知产生共鸣,建立稳固的客户群。 四、传播汽车品牌文化、促进汽车市场营销的途径 本文详细分析了更好的传播汽车文化、促进汽车文化营销的几种途径,即对品牌进行战略定位,构筑企业的品牌文化,并且根据产品的文化特征与定价制定不同的营销策略,辅之以不同的促销策略,这样汽车文化营销不仅可以更好的传播汽车文化,也能有效促进汽车的市场营销,提升品牌的市场占有份额。 1.对品牌进行战略性重构 对企业品牌文化定位进行战略性的重构,不仅可以获得低成本的竞争优势,还能突出品牌特点,使品牌具备长期的、稳定的市场竞争力。首先,企业必须对企业文化进行经营,这是因为汽车营销会传播汽车企业的文化。只有构建鲜明的、积极的企业文化,才能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品牌形象,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构建企业文化可以从企业文化的外在表现、品牌的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等方面着手,构建独特的品牌文化。其次,在进行品牌文化营销策略时,不仅要掌握为品牌命名的技巧,为品牌树立鲜明的、易于识别的标志,还要以多品牌的策略引领汽车的营销模式。多品牌的营销策略不仅可以有效地提高其市场占有率,还可以有效地抵御竞争对手。最后,还应当掌握品牌延伸的策略,这样就可以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成效,提升品牌的市场占有率。 2.制定区别化的营销策略 制定区别的营销策略就是指要根据不同的产品文化定于与定价,制定不同的营销策略,只有这种区别化营销策略才能很好的突出产品的特性,在产品文化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定价的因素,制定符合产品特点的营销策略。首先,根据不同的产品文化特征来制定营销策略,这是因为消费者在购买汽车是最为关注的就是他个人的需要。只有突出产品的服务性特征,才能更好地传播产品的文化,实现产品的市场营销的目标。其次,产品的不同定价也会影响其营销策略的制定。产品的定价可以直接反映产品的特征,传播汽车文化,是制定文化营销策略必须考虑的因素。不同的定价可以反映不同的消费理念与价值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定价文化产品文化的物质化反映。因此,根据产品的文化特征与定价来制定不同的营销策略,才能最大化的传播汽车文化、提高汽车的市场营销效果。 3.辅以多样化的促销策略 品牌文化的传播不仅需要上述品牌的战略性重构与区别化的营销策略,还必须辅以多样化的促销方式才能最大化的实现产品的市场营销目标,扩大汽车产品文化的影响力。多样化的促销策略包括价格激励、免费服务、金融配合以及公关促销、广告促销等手段。其中最为常用的是公关促销与广告促销,公关促销是利用公共关系的基本原理来实现汽车的成功促销,广告促销则是利用多种形式的广告、利用不同风格的广告来实现产品文化的传播,进而促进汽车的市场竞争力,提升品牌文化营销的成效。
文化研究论文:民族音乐文化研究论文 一、裕固族音乐的历史渊源 裕固族音乐史就是裕固族的形成与发展史。裕固族音乐伴随着裕固族历史而生,伴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流变。考察研究音乐必须深入了解孕育它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纵观诸多学者对裕固族族源历史的探究,可以梳理出以下历史和音乐发展脉络。裕固族族源可以追溯到战国、秦汉时期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丁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的《裕固族简史》中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敕勒人传唱的《敕勒歌》,就是裕固族先民敕勒人的民歌。裕固族的先民回鹘人在汉唐时期就生活在蒙古高原上,马背上的民族过着游牧生活。唐武后时(公元684年—公元740年)一部分回鹘人就从蒙古高原迁徙到河西走廊。公元744年,回鹘人建立回鹘汗国(公元744年—公元840年)称霸漠北近百年,回鹘音乐文化在整个回鹘汗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回鹘汗国居地在漠北蒙古高原,别支在天山和甘凉之间,甘凉一带的回鹘后来逐渐发展成回鹘主要的一支“甘州回鹘”。 据《旧唐书•回纥传》记载,回鹘汗国是政治稳定,军事强大,经济繁荣的漠北大国。据土耳其学者依不拉音•卡菲苏的《突厥民族文化》记载,回鹘汗国有掌管宫廷礼乐的礼赞大臣,负责给达官贵人演奏宫廷礼仪音乐。还有称之为“吐黑”的鼓吹号角演奏的鼓吹军乐、民间的娱乐音乐和萨满教诵经唱调等。由此可知漠北回鹘汗国的音乐由宫廷礼乐、民间娱乐音乐和宗教音乐等构成。台湾学者刘义棠的《维吾尔研究》中介绍:“回鹘对歌舞甚感兴趣,历史亦甚悠久,无论音乐、舞蹈、歌唱、鼓乐、马戏、羊戏、杂技以及园戏等,无一不属其所好。”根据《新唐书》记述,回鹘可汗喜欢乐舞,乐舞是宫廷礼乐的主要形式之一。唐代流行于宫廷、民间的回鹘马舞《倾杯乐》以及舞者戴兽形面具的乐舞,显示了漠北回鹘游牧生活中以马为道具编排歌舞的游牧文化和古老图腾崇拜的历史遗韵(1900年5月26日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敦煌曲谱》中抄有用半字谱的《倾杯乐》)。 宋人王延德在《使高昌记》中记载到:回鹘“乐多琵琶,箜篌”“民好游赏,行必抱乐器”。据学者考证,从回鹘勃兴之唐、五代时期,回鹘通过联姻通婚的手段力求与中原保持友好的关系,为回鹘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历史基础,尤其是音乐文化,在和亲的过程中以礼物的形式互相赠予的乐人、乐工和乐器等文化载体,为漠北与中原音乐文化的交流融合起到了积极作用。罗艺峰在《中国西部音乐论———生成与前景》中说到:通婚是一种最为彻底的文化融合形式。通婚不仅繁荣了中原文化,为中原文化注入了新鲜与活力,也极大地影响了回鹘的音乐文化。公元840年,由于连年的自然灾害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回鹘汗国被黠戛斯所灭被迫西迁,其中的一支迁移到河西走廊甘州(今张掖),史称“甘州回鹘”或“河西回鹘”。西迁后的回鹘主要使用回鹘文,宗教信仰方面,在迁徙和民族融合过程中受多重宗教因素的影响,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佛教等。十一世纪,“甘州回鹘”被西夏所灭,一部分部落退居沙州(今敦煌)以南,称“撒里畏兀儿”。十四世纪中叶以后,“撒里畏兀儿”人逐步和一部分蒙古人融合,形成了今天自称“尧乎尔”的裕固族。明朝中叶裕固族陆续东迁进入嘉峪关,史称“入关”,主要居住在以“肃州”为中心的河西走廊中段的山区和川区。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 (一)回鹘人传统音乐种类齐全,尤其是乐舞和鼓吹乐比较发达,这是中原和西域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隋唐时期的七部乐、十部乐等歌舞伎乐比较发达,在唐代宫廷和西域通过和亲、联姻以及贾商经贸交易过程中乐器、乐舞、乐人、乐工之间的交流势必会使得汉乐与西域音乐交流更加便利和频繁,使得双方在音乐的繁荣发展上取得“双赢”。作为裕固族先民的回鹘人,在音乐的交流的过程中,乐器、乐舞的繁荣是必然的。 (二)回鹘人常用的民族乐器有琵琶、箜篌等弹拨弦乐。 (三)回鹘人喜好歌舞,常以草原牲畜为道具编排乐舞,有时戴动物面具表演,充分说明草原文化和图腾崇拜(崇拜狼纛是北方游牧民族共同的特征)在回鹘人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并成为漠北回鹘人游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回鹘人已经掌握了音乐记谱法———半字谱。回鹘人的《倾杯乐》就是用半字谱记载的。虽然游牧民族音乐文化大多是口传文化,尤其是在时间中展现的音只是一个时间过程,但是他们已经有将没有语义性和视觉性的音乐用字谱的形式进行记载,这是音乐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当然这种记谱法是中原还是回鹘人谱写无从考证,但就记谱法所记载的回鹘乐舞半字谱给我们留下了研究回鹘音乐的重要史料。 (五)甘州回鹘音乐文化,主要是在漠北回鹘音乐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中原汉族音乐文化、佛教音乐文化、周边少数民族如藏族等音乐文化逐步形成的,交流与融合是其音乐文化形成的主要方式和特点。 值得思考的是:漠北回鹘人与中原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音乐文化得到了繁荣和发展,为什么那么多的承载音乐文化的乐器没有传承下来,纯器乐体裁的乐舞也没有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却只有传统民歌?笔者认为: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符号,是民族的生命所在。一个民族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随着战乱、民族迁徙和时间的流逝是最易消失的,而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价值体系、文化传统、民族精神是保存得最长久的。因为精神的东西蕴藏在民族的血液之中,会在民族的记忆中烙下深深的印记。传统文化、传统观念、民族精神、价值认同是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的根本所在,民族的消失不以物质成果的消失或人群、种族的消失而消失,至关重要的是民族文化的消失。作为裕固族世代口传的传统民歌,不以物质和经济的繁荣或萧条而消失,作为物质文明成果的实物性乐器可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逐渐消亡,作为乐器演奏的乐舞音乐的消亡也在情理之中。现在,裕固族在挖掘和拯救民族音乐之传统乐器方面,复古的天鹅琴(虽然有民间传说故事《天鹅琴》对天鹅的崇拜)、牛角鼓有没有历史遗迹和渊源是值得考证的,但是有这种意识和行为,对于裕固族音乐文化的挖掘和拯救已是难能可贵了。我们不妨复古一批箜篌、鼓吹号角等民族乐器,或者根据史料记载创编一批裕固族乐舞,根据传统民歌创作一批具有裕固文化特色的器乐作品,以深入挖掘裕固族音乐的其他形式和品种。突破单一的研究裕固族民歌的局面,是值得我们裕固族地区政府部门和音乐文化研究者思考的一个现实课题。 二、裕固族音乐的生存环境 世界文化是多元发展的,创造文化的是人。人的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生活在不同环境中,就会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生存环境会造就不同的音乐文化。裕固族音乐,现在主要指的是民歌。传统音乐应该包含民歌、歌舞音乐、器乐、戏曲音乐、曲艺唱调等品种。 (一)自然环境 裕固族从游牧狩猎到游牧、半农半牧的过渡就是由生存的自然环境形成的,草原游牧文化有别于农耕文化,高原文化有别于平原文化。有什么样的生存环境就造就什么样的文化景观。以游牧狩猎为主的部落和民族,其文化注定受其生活的生态环境、自然条件和物质条件的影响和制约,这从裕固族的叙事诗、神话故事等文化文本中就可以看到:一定的文化受制于孕育它的自然环境。在音乐上也是如此,游牧环境会产生牧歌,山地环境会产生山歌,沿海居民会唱渔歌,江南水乡会唱采桑歌等等。裕固族也一样,生活在大山深处的牧民歌声高亢、奔放,生活在平坦草原的牧民歌声柔和、嘹亮,生活在农耕区的裕固人的歌声又受农耕文化的影响而又平缓、深沉等。 (二)社会环境 裕固族先民如果从唐代时期漠北回鹘汗国算起,有近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裕固族从形成到东迁“入关”发展到现在,裕固人生活在不断迁徙和动荡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之中,他们的民族文化在迁徙过程中部分保留了先民的回鹘文化,部分在迁徙过程中逐渐遗失,部分在与其他民族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新的文化。裕固族的历史叙事歌《西至哈至》讲述了裕固族颠沛流离的东迁历史,叙事歌《黄黛琛》讲述了封建伦理对青年人爱情的迫害,《萨那玛珂》讲述了裕固族女英雄在民族东迁过程中的英雄事迹,就是社会环境作用于音乐的结果。裕固族文学中也可以看出社会环境对文化的作用和影响,社会环境是裕固族音乐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 (三)人文环境 裕固族在迁徙和融合过程中,与汉族、藏族、蒙古族等民族接触和交往频繁,都没有离开古丝绸之路贾商云集之地,生产、交通、商业的发展,必定会促进裕固族文化的多样化发展;与多民族交往,宗教文化和语言也受到了大的影响,宗教方面萨满教与佛教并存,语言使用方面东部裕固语—西部裕固语、东部裕固语—汉语、东部裕固语—藏语、西部裕固语—汉语兼通人和汉语单语人多样并存,客观上造就了裕固族文化具有多元复合型的特点。反映在音乐文化上,既保留了回鹘音乐的若干音调特点、节奏形态和旋律发展手法,又吸收了蒙古族、藏族、汉族的音乐特色,使得裕固族音乐既有其鲜活的本民族音乐特色,又有吸收其他民族音乐逐渐形成自己特点的复合型音乐风格,但是本民族特色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裕固族音乐是“我”而非“他”的标志是由本民族音乐的特色决定的。 三、裕固族文化中的音乐文化 研究裕固族文化之前,首先得弄清楚什么是文化?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宗教、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梁漱溟认为“文化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斯塔姆勒认为“文化不外是在正常的途径上发展的人类的能力。”蔡元培指出“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等等。综上所述,文化是一种能力,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习惯,是一种观念和价值取向,是人的行为和人所创造的一切成果构成的综合体。文化为裕固族创造了民族特性,给裕固族打上了深深的个性烙印。裕固族文化从她诞生到现在,都是在不断交流、吸纳、融合和创新的过程中发展,这从裕固族东迁入关过程中与其他民族的交流、融合中可以窥探到。裕固族学者巴战龙讲到:“裕固族文化研究是一个开放的研究领域,这是由它的研究对象———裕固族文化的复杂性决定的。裕固族文化是一种在突厥文化、蒙古文化、藏文化和汉文化的接触地带形成的复合型文化。” 洛秦说:“音符是记录音乐的符号,曲式调性是构建音乐的手段,声音也只是音乐的载体,而音乐的真正源泉是人和他的文化。不同地域有不同的音乐,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音乐,那都是因为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经纬中的不同文化所致。”裕固族音乐作为裕固族文化构成部分之一,它所蕴涵的民族文化是认识和了解裕固族民族、认识裕固人本身的一把钥匙。以裕固族《擀毡歌》为例:“擀毡歌”是裕固族的一首传统劳动歌曲,与其说它是一首劳动歌曲,不如说它是裕固族人在劳动———擀毡过程中为统一擀毡节奏而进行的节奏律动。因为中国的诗与歌是不分家的,这首歌曲的歌词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虚词———象声词,没有诗的韵律,有的只是一种节奏的律动。大部分歌曲具有审美和娱乐等功能,而《擀毡歌》只有实用功能,这是任何原始艺术的特点。从它的实用功能中可以看出裕固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它的诸如节奏特点、旋律手法、调式调性等的艺术价值是我们研究裕固族音乐的人给它强加的,对于裕固人来说,这种节奏可能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变化的,不固定的。我们都知道,歌曲的调式必须有调式意义的音阶构成,根据现场录音记谱进行音乐形态分析:这首歌曲由A、B、C、D、G、五个音构成的单一乐句不断循环重复的单乐段结构;节奏是前十六后八分音符和前十六后八分休止符的组合,节奏循环重复具有很强的动力;唱词是循环重复的没有实际意义的虚词;调式可以排列成加变宫的A羽调式,也可以排列成缺羽音的A商调式。歌曲的节奏意义和实用功能大于它的审美功能和意义,调式的不固定性说明了歌曲没有典型的调式功能,与其说调式不固定,不如说歌曲本身就没有必要去牵强的分析它的音乐形态之美,它的美对于裕固人来讲是实用性,是统一擀毡的节奏,互相配合完成擀毡这一劳动行为。所以,《擀毡歌》背后所蕴涵的文化是裕固人用音乐节奏来维系生产、生活的一种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是自给自足的“生计经济”下的产物,它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相结合,是草原游牧民族的一种生存文化。 再以《戴头面歌》为例:这首歌曲是裕固族姑娘在出嫁前由舅舅主持佩戴头面仪式时演唱的习俗歌曲。从这首歌曲中我们可以洞悉到许多裕固族特有的文化含义和象征意义。首先,“帐房戴头婚”是裕固族古老婚制的遗俗;其次,由舅舅主持戴头面仪式、唱《戴头面歌》是裕固族“舅权”在婚礼中的具体体现;再次,戴头面是裕固族姑娘由少女向已婚妇女过渡的标志,最重要意义是象征着裕固族姑娘人生的成长过程,象征着裕固妇女人生角色的转变。裕固族婚礼习俗歌和裕固人成长的种种仪式用音乐叙事的形式来表达,并形成一种严格的程式,是裕固族传统文化的积淀,是裕固族文化中音乐文化在婚俗文化中的具体体现。人是音乐的主体,研究音乐是为了了解创造它的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及背后深层次的文化。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提出了音乐人类学研究的三分模式:概念→行为→音乐。人有什么样的概念和思想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就会创造出什么样的音乐。反过来讲,有什么样的音乐,就会演绎出创造它的人的行为,什么样的行为方式会演绎出人具有的概念和思想。对于裕固族音乐来讲,我们要从现存的音乐中去研究和分析裕固人的概念和思想,从而以人类学的角度去理解人和他所创造的文化。 四、裕固族音乐继承与发展问题之思考 (一)开发裕固族原生态民歌资源 音乐文化的流变是相对的,而它的继承与发展是永恒的、绝对的。古今中外,凡是好的文艺作品都离不开“民族”这个根本。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只有扎根于民族的土壤,充分吸收民族文化的养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裕固族传统民歌,就是裕固族音乐创作的根本。如何开发和利用好裕固族文化资源,是裕固族音乐繁荣发展的根本所在。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公布了我国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裕固族民歌被列为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领导小组”,研究制定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和年度保护方案,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思路,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筹规划、分步实施”为原则,对裕固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全面的摸底、统计和申报工作,使这项工作步入规范化和制度化。目前,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组织专家学者挖掘、整理裕固族民歌300多首,出版了许多关于裕固族民歌的光盘、歌集和档案资料。特别值得称道的是,2008年,自治县裕固族文化研究室通过走访裕固族牧区民间歌手,采录了40多首裕固族原生态民歌并摄制成VCD光盘,冠名《裕固族原生态民歌档案》。这些民歌都是用裕固族语言演唱的,尽力保持了原汁原味的裕固族传统民歌的风格,可以说是“来自祁连山草原腹地的天籁之音,是打开一个古老游牧民族心灵的钥匙”。裕固族传统民歌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包含着裕固族历史风情、民俗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特色。由于目前裕固族只有本族语言没有本族文字,大部分裕固人使用汉文,所以,用裕固族语言演唱的传统民歌濒临灭绝,裕固族传统民歌的传承受到严重的威胁,如何挖掘、开发和利用好裕固族传统民歌,是裕固族音乐繁荣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流行音乐作品充斥文艺市场,以及裕固族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能够保持传统民歌生存的草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传统民歌的市场在逐步缩小,能用裕固族语言演唱传统民歌的民间歌手和裕固族原生态民歌的数量逐步在减少。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制定传统民歌保护政策,制定传统民歌拯救方案和计划,加大政策保护和财政支持力度,鼓励文艺工作者进行传统民歌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积极培养原生态民歌的继承人,因为,传统民歌的传承者是裕固族传统民歌的“活”资源。 (二)繁荣裕固族新民歌的创作 裕固族新民歌的创作和繁荣,是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新民歌的创作,可以说是对传统民歌最好的继承和发展。裕固族传统民歌保持了裕固文化的原始特色,这些特色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我们能够分辨出一首民歌是哪个民族的,主要依照的是这个民族的民歌特色(包括典型节奏、音调运行方式、歌曲演唱风格等等)。如果熟悉了一个民族的音乐特色和风格,有时候,我们听到一首民歌不必理性分析就可以立即判断出她属于哪个民族,是因为这个民族的音乐特色已深深印在了我们的脑海。裕固族传统民歌的民族风格比较浓厚,新民歌的创作不能背离了这个民族的风格和特色,要“出新”才能叫创作,而不“出格”才能叫继承。譬如:张千一创作的《裕固家园》,只要是熟悉裕固族音乐的人,一听便知道是裕固族歌曲。是因为:歌曲的创作运用了裕固族民歌的一字多音的拖腔、衬词衬腔、前短后长的节奏型以及五声性音调等等。但是,这首歌曲与裕固族传统民歌相比,显得典雅、开阔、明朗和富有时代气息,缘于作曲家将传统民歌特色音调和现代作曲技法融合在一起,创作出的既有时代特色,又不离民族根本的新民歌,充分体现了民族音乐创作“出新而不出格”基本要求。近年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立足“裕固族风情,祁连风光,石窟艺术”三大优势,深入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实施精品带动战略,广大音乐工作者创作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精品力作,一批卓有建树的裕固族文化研究专家、学者、优秀裕固族歌手、作曲家应用而生,有力地推动了裕固族音乐的繁荣发展。2009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55周年,在县庆之际,肃南民族歌舞团精心编排了大型裕固族音舞诗画“天籁———裕固”,集中展现了裕固族歌舞文化的精髓。 裕固族传统的民族乐器牛角鼓、天鹅琴亮相舞台;传统民族舞蹈迎亲舞、波斯舞、回鹘舞、马鞭舞、舞头面、大唐胡旋舞等向人们展示;裕固族先民从遥远的西至哈志东迁的沧桑历程,也以歌舞的形式向人们诉说裕固着裕固族苦难的历史;《西至哈志》、《我是个裕固族牧羊姑娘》等裕固族传统民歌也唱响舞台。这台音舞诗画,可以说是将裕固族历史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完美结合产物,传统歌舞、民族历史、草原文化踏着时代的节拍向我们走来。这台歌舞音画的音乐吸收了众多裕固族传统民歌的音调,运用管弦乐手法进行改编、创作,立足于民族音乐之上,又超越了民族音乐音调简单、淳朴、直率的特征,将民族音乐与现代作曲技法相结合,既有民族性,又有时代性,充分说明了民族文化资源是文艺创作的基础,开发并利用好文艺资源,我们的创作才能繁荣和发展。作为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为了繁荣和发展裕固族音乐,促进裕固族新民歌的创作,要做到:一是帮助音乐工作者建立完善的民族音乐文艺团体,保证创作的作品有演出市场;二是设立专项资金对优秀作品进行物质奖励,鼓励作曲家或音乐爱好者加入裕固族新民歌、裕固族歌舞器乐作品的创作队伍;三是对演出作品按照场次或演出级别给予价值支付;四是定期开展裕固族文化研讨会、裕固族音乐创作比赛和文艺采风活动,为文艺创作者提供裕固文化交流平台,充分激发文艺工作者和专家学者的研究热情,创造良好的裕固族音乐创作条件和学术氛围。 (三)促进裕固族传统民歌的继承与发展 在艺术发展的各种因素中,继承和发展是一对重要的范畴和基本规律,继承是手段,发展是目的,没有继承,就不会有发展。发展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没有继承,创新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继承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没有发展,继承便失去了生命力,成一潭死水。如果对传统民歌继承不够深入和全面,创新和发展就步履艰难,更谈不上音乐艺术发展的动力和鲜活的生命力。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和发展,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要遵循艺术发展的规律,要“改革不变向,出新不变味”。对于民族民间音乐来说,“出新”并不是一味地追求时髦或标新立异,丢弃了民族音乐的基本特征和特有韵味,就会丧失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世界处于多元文化交融发展的时代,我们民族音乐文化多姿多彩,世界民族音乐文化也异彩纷呈,正是这些多元文化,才使得世界文化丰富多彩,如果全世界只有一种风格的音乐,全国上下只唱一种风格的歌曲,那么,我们的音乐文化还有什么特色可言?以裕固族新民歌为例,许多歌曲继承了裕固族传统民歌的特色又有所创新。创新不是否定或丢弃裕固族传统民歌的民族特征,而是在艺术形式、表现内容、表现手法和题材等方面的创新。 如:《裕固家园》《裕固人民欢迎你》《情歌》都是继承与创新完美结合的新民歌。只有根植于民族的土壤,创作出具有时代气息和时代精神的作品,我们的民族音乐文化才能发扬广大。目前,能够演唱裕固族传统民歌的歌手大多都年龄较大,歌手去世后,有些原生态民歌随之逐渐消失。许多裕固族青年由于受时代的影响,不愿意接纳本民族的传统民歌,不愿意学习和深入研究裕固族传统民歌,歌手“人与人”之间的口头传承方式逐渐式微。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裕固族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有一部分裕固族牧民处于半游牧半农业生产的状态,有些还从事商业,导致裕固族传统民歌赖以生存的土壤逐渐缩小直至消失。随着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以及时代的发展,许多裕固族传统民歌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种种原因使得裕固族传统民歌的处境不容乐观,如何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继承裕固族传统民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裕固族传统民歌中,能够保持“原生态特色”的歌曲为数不多,其特点是:用本民族的语言演唱,民间歌手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歌曲结构简单,曲首音调统领全曲并贯穿歌曲始终,多时值较自由的拖腔,演唱时可以即兴发挥等。这些特点保持着传统民歌的古朴特色,是我们研究裕固族音乐的蓝本。裕固族文字已经失传,我们不能坐以待毙,等待着用裕固族语言演唱的传统民歌再次失传。裕固族民歌已经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加大裕固族传统民歌搜集整理工作的力度,搜集要全面,要列为经常性、制度性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把搜集到的资料正确运用,发挥出它的价值和作用,这就是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的问题。 目前,裕固族传统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正在进行中,新民歌的创作和演出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继承和创新同步前进,对于裕固族音乐的繁荣和发展至关重要。随着社会的文明和时代的进步,我们越来越会发现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性。我认为,对于传统民歌应该加大搜集整理、保护和研究利用力度。一方面,把挖掘、搜集到的裕固族传统民歌资料认真地加以保护,分类建立资料库,使得传统文化能够一代接一代地永续继承;另一方面,不要仅仅把它变成固定的文物或博物馆储藏的文化成果,我们应该把这些传统的音乐文化合理地利用,把裕固族民歌的特色音调、古朴率真的旋律、具有动力特征的典型节奏和节奏型能够在新音乐作品的创作中加以利用。匈牙利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巴托克说:“民歌具有令人赞赏的表现力,它与伤感主义绝缘,与过分的奇巧绝缘;单纯,有时很原始,但绝不简单化。如此作为音乐复兴的出发点,人们不可能想象有更优越的了。这种农民音乐正是作曲家们梦寐以求的典范。”巴托克也正是这样实践的,他的许多作品都以匈牙利民族民间音乐为创作素材,可以说是开发利用民族民间音乐的典范作曲家。作为裕固族文化的研究者,特别是裕固族音乐工作者和一些兄弟民族的音乐工作者,应该充分汲取民族音乐的养料,在创作中加以利用,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新音乐作品,既是对裕固族传统音乐文化的继承,又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民族音乐的发展和创新。 作者:张明志 单位:河西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文化研究论文:文献资源与校园文化研究论文 1文献资源对校园文化的影响 1.1文献资源支撑着校园文化的开展 高校的历史传统、管理人才、校园环境、师资队伍及师德、师风、设施都是校园文化的体现。其中,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与高校校园文化天然的有着密切的联系。高校图书馆的文献资源有力地支撑着校园文化的开展。事实上,一个没有充足的文献资源的高校图书馆,不可能使本校的校园文化有效展开。高校图书馆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机构,是文化信息最集中的地方,同时也是高校文化的物质象征。高校图书馆文化同时也是校园文化中的一部分,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1.2文献资源可以激发升格高校校园文化的活力 图书馆是高校收藏各类文献资源的主体,丰富的文献资源及二次开发,不仅影响着高校教学、科研水平,而且直接关系校园文化的开展。因此才会有图书馆、教学、科研并称为高校的三大支柱的说法。一所高校图书馆藏书的多少及质量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学校的教学、科研状况,反映着高校积淀传承下来的文化成果。而这种长期积累沉淀的文明,自然地汇聚成特色的校园文化。因此,高校升本后,不能简单地按其他本科院校的图书馆建设方案一簇而就,需要通过文献资源的传承和积累,激发本校有特色的校园文化,让这种校园文化能继续传承和发扬。 2文献资源是校园文化建设的迫切要求 学校从专科升格为本科,决对不是简单的录取分数线提高了,也不是从三年制变成四年制的变化。随着我校升本成功,在学生的培养目标上,从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中、高级应用型人才转变成培养掌握本学科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具有一定科学研究能力的高级人才。在学校职能上从以教学为主,转变成以教学科研并举。学校培养目标,职能的转变,反馈给图书馆,最重要的就是文献资源结构的转变。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要适应升本后学校教学、科研的要求。 2.1文献资源可以激发校园文化认知性 高等学校是人类知识传承的重要场所。随着学校升级为本科,仅靠课堂所学而掌握某一方面、某一专业的知识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本科人才的需要。本科学生应是跨专业、跨学科、跨门类的具有“通才”素养的“知识全面的人”。本科院校的学生,除了课堂上学习的专业知识外,更多要靠图书馆提供尽可能全面的文献资源。因此,升本学校图书馆在文献资源建设上除了要保持以前专科阶段藏书的专业性外,还要保证文献资源的学科建设和学术性,以此支持教学、科研和学生学习的全面需要,推进和强化学生对校园文化的认识度。 2.2文献资源可以强化学生人生观教育 人生观是指对人生的目的、意义和道德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它影响的主要是人们的精神意念或意志行动。高校学生正处于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图书馆文献资源对学生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大的潜移默化作用。在一个有若良好的学风和优越的学习环境的高校里,图书馆对求知欲旺盛的学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升本后的高校图书馆在图书采购中不仅要根据本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方案去组织,还必须考虑本科学生在人格培养方面的需要,精选那些事迹感人、思想高尚、文笔高雅、有正确价值观、充满正能量的人生价值文化用书,精选那些不同时期代表人类文化前进方向的优秀作品,从而在潜移默化和实践活动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2.3文献资源可以提高校园审美文化 升本高校学生不仅仅满足专业学习,也有更多时间追求高雅艺术。高校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包含着艺术性、创造性、娱乐性,是真善美娱乐活动,一般情况而言,本科学校图书馆不仅收藏着专业图书,也收藏着各种类型的艺术欣赏图书,包括美的艺术、实用艺术或民俗艺术等书籍。同时,作为理工科学校,升本后图书馆也需要增加历史文化、文学艺术、名著、名画、名曲、名片等经典作品,这些历史美学方面的文献资源,是学生陶情冶性的精神食粮。学生对美的追求,是不会区别专业的。图书馆的审美文化资源对于枯燥的理工生活、对学生全面的发展、对高校校园文化的开展都是重要的精神食粮。 2.4文献资源可以促进校园文化创新 升本高校从专业教育转向学科教育,从技能培训转入理论培养。但是创新是学科、产业进步的基本。作为高校学生,他们常常有最新的思想观念,敢于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创新性变革。作为人类知识宝库的图书馆,它是高校开展校园文化创新活动不可缺少的系统。升本高校图书馆需要迅速的转变服务方式,应用现代化技术,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新信息,通过专业性、学科性、前沿性的二次文献的加工和整理将分散在不同载体、不同文种中的同一内容或同一主题的知识和信息,加以发扬、集中和整理,编辑成二次文献,可引导学生及时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对校园文化的创新活动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3结语 升本高校图书馆要想成学生的“第二课堂”,要充分加速资源建设和发掘内身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产生的文化魅力往往激发左右校园文化的活力。馆藏资源是图书馆的基本构成要素,也是图书馆赖以存在和开展活动的物质基础。因此,图书馆必须以本身的类型、任务和本科读者需要为依据,经过几年的资源建设,使读者通过阅读涵养自身,培育其创造的欲望和活力,成为校园文化的活跃的参与者,推动校园文化的生气勃勃的发展。 作者:孙小平 单位:南通理工学院图书馆 文化研究论文:高职思政课堂教学文化研究论文 一、思政课堂教学文化中的师生差异 1.工作差异。教师的工作是教,学生的工作是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感受可能会完全不同。教师的最终目的是让自己的授课内容能为学生所接受,学生的最终目的是学到在自己看来有用的知识。但是这两个并不完全对等,教师所讲述的内容有可能不是学生所感兴趣或者愿意接受的,学生所感兴趣或者愿意接受的东西教师未必会讲述,更何况教师的课堂教学还要受到教材、学校规章制度等的制约。 2.社会差异。由于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教师与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不同。受一些消极思想的影响,有的学生会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假、大、空”,实用性不强,再加上职业技术学院注重技能的培养,在一定层面上更加深了学生的这一认识。而作为教师,因为职业和认识的原因,可能会反复强调思政理论课的重要性。 二、高职学生的特点 与其他大学生一样,高职学生是一群充满朝气的年轻人,他们非常乐意接受新东西并且接受新东西的速度非常快,同时对于知识有着非常强烈的渴望。这些都是教育得以进行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个阶段所学的东西对一个人的一生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思政理论课可以使这种影响更加积极正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高职学生也有着自身的特性。 1.学习能力。经过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的层层筛选,一些高职学生学习能力不足,学习兴趣不高,对一些学生来说学习并不是他们值得自豪和骄傲的领域。 2.自律性。有的学生会厌学,对学习和教师有一定的抵触情绪,甚至有的直接站在对立面,对于教师来说教学难度就提高了很多。 3.理性思维能力。理性知识较感性知识难于掌握,这就使得一些高职学生更乐意接受感性知识,而对思辨性较强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兴趣度不高。 三、师生融入同一课堂文化场域的策略 1.缩缩短师生距离。在信息化时代学生与教师获得信息的途径很多,但是教师与学生的关注点却不尽相同,其中往往存在差异,对信息的加工、筛选方式也不一样。因此,面对相同的信息所得到的东西千差万别,理解深度也不同。如果要使得学生与教师处于同一课堂文化场域,教师与学生就要有交集,并且这种交集越多越好。这就要求教师主动去了解学生的主流思想,去了解他们的关注。首先,了解学生的喜好、他们的关注点。学生与教师属于不同的年龄段,有的甚至跟学生相差三十多岁,不同的年龄段所经历的时代不同,关注的焦点不同,这就需要教师多用一些时间去了解这个年龄段的学生他们的关注点与喜好。其次,改变简单的说教式交流方式。作为教师不能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去面对学生,这样可能很难得到学生的真实想法。在这个多元化、信息爆炸的时代里,学生由于接触到很多东西,思想也相较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具有很大的活跃性。对于学生的很多想法不能简单直接否定,要以理服人。再次,创建民主的课堂氛围。教师与学生作为平等的独立个体,在课堂上应让学生畅所欲言,与此同时教师也要善于倾听学生的心声,尊重他们说话权利,面对质疑,应重视其想法同时也要审视自身。如通过提问、课堂调查、专题研讨等让课堂变成学生与教师共同的舞台,课堂才能起到真正的育人作用。 2.教学手段多样。教与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模式,教师教得再好,学生学的效果不好也没有任何意义。目前,有的学校会给老师规定各种条条框框,比如规定一节课里必须有几分钟的视频、要有提问、要有互动等。这些做法有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教学规律,使得原本就不相同的教与学模式渐行渐远。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是:教师按照程式化教学,课堂上教学内容看似丰富多彩,实则学生无精打采。因为这样往往缺乏变通性,没有重点,难以吸引学生。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教师在课堂上随时根据学生的反应调整教学内容和节奏,使教与学同步起来。首先,让学生真正走入课堂。思政理论课往往思想性、哲理性较强,理解起来较难。因此课堂上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学生坐在那里,心思却在别处,对所讲内容表现得漠不关心。如何改变这一现状?改进教学内容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要求学生能够真正对课堂内容感兴趣,能够走入课堂,在这里设置一些学生感兴趣的问题或者研讨效果比较好。只有学生真正参与到课堂中,深度思考,才会有更加深刻的印象。其次,发掘学生的兴趣点。通过论坛、聊天工具等去了解学生,适时插入一些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使得学生更加易于接受所讲内容。再次,教学应该不再仅仅只局限于课堂。学生课后的自主学习以及教师通过通讯手段与学生的交流都是课堂生命力的延伸。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相关的人文类知识非常广博,一方面学生可以通过课外书籍以及视频再学习的同时也扩大了自己的知识面,另一方面课后也可以被看成是另外一个课堂———教师回答学生的疑问或者探讨问题都可以促进学生的学习。 3.提升对思政理论课的认识。首先,教师要具有雄厚的理论功底,这样才能说服学生,让学生信服。其次,教师需要以身作则,去感染学生引导学生。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从言谈举止严格要求自己,给学生塑造一个正面形象。另一方面针对社会新闻,要及时去帮助学生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认清其本质。负面新闻对学生的影响力往往高于正面新闻对学生的影响力,如果学生不能得到正确引导,很容易滋生悲观厌世的负面情绪。曾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做过一个很好的尝试:每次上课之前先播一段近期发生的新闻片段,然后教师再结合课堂内容做简短的点评,这一做法效果显著,受到学生一致好评。再次,让学生认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性,学生才能自觉地融入到课堂中。要从学生如何喜欢思想政治理论课下手,进行广泛调研,从中归纳出原因,然后给予解答。在开课之初就要针对这些问题给学生一些可以让他们信服的答案。带着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去学习这门课程效果自然要好很多。 作者:陈雨 单位: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研究论文:高职院校班级文化研究论文 一、高职院校的班级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内涵 学校文化在文化发展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发展到现在,已初具雏形,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体系,具有自己的传统。优秀的学校文化会成为学校的品牌形象,影响教学质量,从而影响培养学生的质量,具有重大的意义。“班级文化作为集体形成和发展各大要素中最稳固和最有活力的基础,处处体现着班级独特的风格,外显班风班貌,内显于学生价值观。”班级中绝大多数学生在学校特定的环境之下,借助相互沟通等途径,产生了类似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以及行为方式,保证了学习质量的提高。现在有很多高职院校已经将班级文化作为管理班级工作的心理平台和学院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很多事实说明,重视班级文化建设,对社会体系进行适当的考察与研究,可以促进学生社会化与个性化。班级作为教育体系中的一个基础单位,使学生的教育具有社会预期性。每一个班级都是一个微型的模拟社会,每一个学生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他们之间互相交流,构成了一个小小的社会集体。在此程度上,班级成为社会文化传播的媒体,对社会文化具有选择、传递和聚合的功能。高职院校班级文化与其他校园文化相比,有着更为明显的职业性特征,更多地吸收了现代社会的职业特点与现代社会要求求职者具有的最基本的职业素养,隐约体现出企业文化内涵的痕迹。 相对于高职院校的班级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则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经企业相关人员的经营与管理,创造出的具有企业自身特色的精神与物质财富,诸如企业文化观念、劳动者价值观念、自身企业精神、人员的道德规范、企业的运行机制、企业的文化环境、企业产品等等。在这么多复杂深奥的构成要素中,一个企业的文化中心无疑就是价值观。高职院校作为培养企业型人才,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认可成是培养一线一流、拥有高技能人才的重要基地,很多学生在高职院校中期待着完成自己人生角色的重要转换,将学校作为角色转换的前沿阵地,努力学习专业文化知识。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中融入企业文化,是绝对有利于学生更好地完成人生角色的转换工作的。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和企业文化都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文化的内容、特点与表现形式存在很大的差别,但是从功能上来看,它们之间仍旧具有很大的联系,在对人的感染与教化、规范与培养和对人的塑造等方面都有类似的地方。 二、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现状分析 高职院校的教育任务主要是对学生进行职业教育,使学生具有服务生产一线的高技术职业水平的能力,正是由于这种教育目标与自身的定位,要求高职院校的教育与企业的人才需求相融合,使培养的学生在毕业时可以最大程度地缩小与企业要求的距离。都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目标和定位和现实情况也是如此,两者总是具有一定的差距,目前的情况是高职院校的应届毕业生与企业人才需求之间还具有很大的差别。很大一部分毕业生在工作初期还是不能很好地满足企业的要求,结果还是离开了自己曾渴望进入的企业。最可怕的现象是有的毕业生在一个月之内不断就业、失业,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为什么培养企业专门型人才的高职院校毕业的学生毕业后仍然不能实现自己的预期就业理想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高职院校的班级文化建设脱离于企业文化,更多的重视物质文化建设,忽略了精神文化的建设,特别是缺少适应社会发展和企业发展所要求的班级文化建设。这便造成了培养的学生缺乏应有的职业文化素质,缺少企业现实文化的熏陶。 高职院校的班级文化建设在理念和方法上的偏颇,也是高等职业院校班级文化与企业文化存在差别的重要原因。到目前为止,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在创新性、实践性和职业性三方面,缺乏对高境界的班级文化精神的凝练和提升。另外,学生活动的品类很多但缺少一定的目的性,活动仅仅是一种活动,更多的人只是把其作为一种经历,而不是班级文化建设的载体。学生参与班级活动的积极性不高,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很多学生的课余时间被电脑、手机等虚拟的网络平台所占用,参与集体性活动的主观愿望被大大减弱。很多班级文化建设活动存在“跟风”现象,一个班级开展了一个主题班会,另一个班级可能随之也展开了类似的班级活动,缺乏针对性。在认清这些现状的基础之上,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要注重提升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的层次、丰富内涵,强调精神层面的培育,重视企业文化的融入,为高等职业院校的内涵建设和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 三、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融入企业文化的意义 由于当前的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思。经过实践,很多学校发现,在班级文化建设中,融入企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学生成为了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与企业文化融合的最大受益者。”一方面,提高了他们的服务意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文化内涵。高职院校与企业的文化合作实现了双赢,两者的文化定位是共荣,也就是说互相吸取有利因素,学校教育考虑到企业发展,企业发展考虑到就业者的教育等社会责任。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中融入了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提升也借助了高职院校班级文化的力量。校企合作不仅搭建了校企间知识技能的桥梁,也搭建了校企间文化融合的桥梁,这种互相融合的机制,对于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素质,促进企业发展具有双重意义。 四、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中融入企业文化的途径 既然高职院校班级文化精神与企业文化的互相融合具有如此重要意义,那么为了实现企业文化在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中的有效渗透,我们就应该寻找切实有效的途径与方法,大力推动文化的融合与发展。首先,在职业培养的教学中将企业文化进行相应的渗透。在上课时,教师应好好利用课堂这一有利因素,课堂——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阵地,将有利于企业文化的宣传和讲授,在此过程中,学生可以学习关于企业文化的相关知识。其次,在学习中创造条件,让学生进行切身体验,感受企业文化也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大多数的高职院校教学的特点是强调实际操作能力,通过实训,学生可以接触到与企业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锻炼。所以,学校应该尽可能地创造有利于学生进行实践操作的条件,提高学生的专业工作能力。企业也应该接纳高职院校的学生,安排他们的实习训练工作,避免重视理论、忽略实际现象的出现。再者,在信息时代,也可通过各种虚拟平台,例如网络等媒介利宣传企业文化。在高等职业院校文化建设中,我们要提倡学生拥有博大的人文情怀,密切关注企业文化在班级文化中的渗透,争取建设具有实践性、创新性、职业性三者合一的高等职业院校文化。 五、总结 总之,在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与企业文化建设中,要立足于社会需求和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这将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探索的过程,切勿操之过急,要循序渐进,要相信总有一天会在市场上立稳脚跟。 作者:郭沁荣 单位: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研究论文:教师行为文化研究论文 一、适应个性化教学的教师行为文化存在的问题 (一)个体指导和集体指导分配的问题 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提倡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所以,教师需要改变传统的单向集体指导的做法,应做到既对学生进行个别指导,也对学生进行集体指导。在对F小学语文教师L老师的访谈中了解到,尽管L老师具有了个体指导和集体指导的意识和行为,但仍可以看到个体指导和集体指导分配的问题:第一,什么时候教师应该去指导学生?第二,教师指导学生的时间应多久?第三,到底是集体指导还是个别指导?对于这些问题,笔者认为,这些都是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遇到的一些比较集中的问题。 (二)教师对学生进行引导性评价的问题 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让学生更多地表达,更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但是这样的过程需要教师正确的引导,给与学生有效的指导性评价,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和问题解决的意识。然而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却没有做到这些,只是一味地让学生去“忙”:忙于回答教师的提问,忙于做自己学习卡片上的内容,并没有对学生进行学习评价。 (三)个性与共性的把握问题 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照顾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关注到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尊重学生的差异。但是,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对于既要照顾到学生的个性发展,又要关注学生的共性发展之间往往会形成矛盾:第一,教师放大了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个性化发展,主要表现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放任自流,让学生自己去探究、自己去发展。第二,教师忽视学生的共性学习,过于关注个性化的学习,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发展,却忽视了重视学生的学习差异,重视学生的“各显其能”,以至于让学生走向“特长发展”,而教学目标和课程标准中所规定的一般性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等共性的东西却被教师给忽视了。 (四)小组合作学习的问题 当前“,小组合作学习开始备受青睐”。个性化教学强调教学组织形式的变革,而课堂教学组织形式的变化带来了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并重视学生的小组合作学习,但是,学习小组人数的问题,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标准进行学生小组的分配,或者采取“自由组合式”,或者采取“分层自由组合式”。 二、适应个性化教学的教师行为文化的影响因素 (一)固有的教学思维 1“.教师中心”的教学思维方式 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学会学习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是教师的责任和义务。然而,教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主体性和“中心地位”,不想放弃其权威和尊严的地位,不想放弃教师是一个“教书匠”的角色,不愿意真正去做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此外,也出于关心学生,担心学生出错,导致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影响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影响学生的心理与行为以及学生的思想发展,形成“学生们常问自己:为什么老师要我们做那些作业?为什么上课要认真听讲?为什么爸爸妈妈和老师总要求我们要考那么些分数?” 2.教师关注共性的思维方式 个性化教学则强调关注个性化,重视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学习选择性。由于教师在集体化教学思维的影响下,教师更愿意关注共性的内容、学生的共同学习和基础性学习,因此,教师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学生的共同学习上,而对学生的发展性学习或者拓展性学习以及学生的差异性学习方面,教师常常是疏于指导和引领。 3.集体化教学思维 由于集体化教学思维,教师关注固化的教学组织形式。一直以来,学校的学生座位都是“秧田式”排列的,但面对小组合作学习,面对灵活的教学组织形式,教师往往显得“手脚无措”“、无所适从”。 (二)文化习性使然 一方面,教师习性具有正向作用。习性是人们文化的“钥匙”,能打开文化这把锁。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习性能为教师进行个性化教学、形成个性化教学所需要的教师文化具有一定的意义与价值。另一方面,教师习性也具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比如,F小学某教师由于教学习性使然,几次三番不能改变自己的教学行为,没有接受个性化教学的理念和行为,一直到最后自己明白和领悟才进行个性化教学行为的改变。 (三)考试文化的强势存在 “延续了千余年的考试文化是课程评价改革的深层桎梏”。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同样需要面对考试文化,需要对学生的考试负责,需要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需要培养学生的应试能力。正如在F小学一个从事27年的语文学科L老师访谈时被问到的:“您认为哪些因素在影响您的个性化教学?”语文学科L老师说“:我认为中高考的指挥棒片面地追求高分对个性化教学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个性化教学中,我们会全面地关注学生的身心、素质的培养,尊重差异,重视能力。过于关注知识传授和考试分数,往往会干扰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创新能力的培养。”所以,强势存在的考试文化在不断地考验和影响着教师的教学判断力,影响着教师的教学个性的发挥,以至于在这样的考试文化的背景下,学习的选择权也就无关紧要了,“因为考试已经帮教师和学生选择好了。” (四)大班化教学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班级人数较多,教师没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跟学生进行交流和沟通,导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减少。调查发现“:从不互动”的比例为7.5%“,很少互动”的比例为22.6%“,有时互动”的比例为41.5%,“经常互动”的比例为28.4%。另一方面,大班化教学不利于教师开展个性化教学指导。这在F小学美术教师S老师的访谈中也可以得到体现,对于问题“您认为哪些因素在影响您的个性化教学?”S老师说“:来自大班额化教学的限制。以F小学为例,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就算分组讨论也人数太多,最少也有40多人,很难做到个性化教学和关照到学生的个别化。” 三、个性化教学教师行为文化重建策略 (一)推进小班化教学 在访谈中,参与访谈的教师都谈到了班额过大的问题,52.3%的教师认为大班额对个性化教学的影响“较大”,46.7%的教师认为影响“非常大”,3%的教师认为“无影响”。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我国大班化教学普遍存在。实际上,在小班化教学的背景下,教师能更加有效地进行师生之间的交流,也有利于小组内和小组间学生的交流和共同合作学习,从而提高教师教学的有效性和高效性,还提升学生学习的愉悦性和人际交往的双向互动与多向交流。总之,通过小班化教学,可以有效推进教师的个性化教学,促进教师行为文化的重构。 (二)校长的引领 1.校长需要具有个性化教学理念 在开展个性化教学中,校长作为首席应该具有个性化教学的理念,包括具有个性化教学的理论基础。因为这为其学校进行个性化教学提供了先决条件。 2.校长成为个性化教学的领导 一方面,校长领导教师学习个性化教学理论,并鼓励教师在学习个性化理论的基础上,开展个性化教学实践;另一方面,校长为学校教师进行个性化教学进行服务。 3.校长具有个性化教学研究的愿望与能力 校长需要具有个性化教学研究的愿望。因为当前我国还没有个性化教学模式可以参照,所以校长需要不断学习个性化教学理论,不断研究个性化教学理论和实践。同时,校长还需要具有个性化教学的能力,从而提高个性化教学开展的实效性。 4.校长需要将学校的个性化教学与家庭的个性化教学结合 社会、学校和家庭作为教学的三个不同的教学场所,是学生接受教学的不同空间和时间。因此,要求校长不仅能领导教师在学校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教学,而且还能引导学生家长在学校以外的教学环境中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教学,培养学生的个性,从而推进社会教学、学校教学和家庭教学的三位一体,为学生的个性教学创造一个立体空间。 (三)考试文化的纠正 在F小学对于“您觉得考试对您的个性化教学的影响大吗?”的教师调查中发现,考试文化与个性化教学具有重大的影响和关系,90%的教师认为,考试文化对自己的个性化教学具有较大的影响。既然考试文化在教师的个性化教学过程中起着巨大的影响,那么,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就需要极力去纠正考试文化的负面影响,积极去规避考试文化所带来的危害。具体来说,需要正视考试文化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的影响,并努力改变考试文化,去构建评价文化,重新构建教师评价、学生评价的制度和评价行为,从而形成有利于个性化教学的教师评价文化。 (四)还给学生选择的权力 一方面,教师需要尊重学生的选择,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机会。正如在F小学进行教师访谈时,教师所指出的那样“语文学科进行尊重学生的差异和选择难度大。第一,学习任务的分层。教师要对每一堂课不同类型的学习任务进行分层,分为好的、差的、中间的,进行保底任务,进行基础性学习和挑战性学习。第二,学习时间上分为长的和短的课时,在阅读区域,更好的内容从整体上进行分更多的层次。对那些不足的学生进行个别指导。第三,开放空间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层次。”另一方面,还给学生以选择的权力也要凸显学生的自主性,让学生能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学习水平、学习风格和学习能力等不同的个性和差异进行选择自己的学习任务,让学生自主去制定学习计划—选择学习任务—完成和达成学习目标,教师只是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起到帮助和指引的作用。 (五)促成教师个性化教学品质 1.教师需要具有个性化的人格品质 第一,教师自身需要充分认识到形成个性化人格品质对开展个性化教学的重要性。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不断形成和培养自己的教学个性,以形成自己独特的鲜明的教学个性品质,逐渐形成自己的个性化教学风格。第二,加大教师的个性化教学权力,转变过去那种传统的权威为形成新的课堂教学权力观。 2.提升教师教学创新品质 在当前的基础课程改革过程中,教学创新是当前比较受到重视和关注的重要内容,教学创新是教育创新的重中之重。因为教师才是课程的实施者,才是个性化教学实践的推进者。 3.形成教师开放的教学心态 在个性化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悦纳学生的“不同政见”,关注学生的个性化表达与思考,同时也要认识到:“静悄悄的课堂革命”乃是历史的必然。 作者:王中华 单位:贵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文化研究论文:篮球文化研究论文 1我国篮球文化的理论研究现状 1.1篮球文化概念 在体育界,篮球文化的概念属于相对较新的概念,正在经历着激烈的争论.目前,对于篮球文化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广义上讲,篮球文化概念隶属于体育文化的范畴,是通过篮球运动的表现形式来体现体育价值观、体育道德观的社会意识以及围绕篮球运动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务的总和.狭义上讲篮球文化概念,人的感受性、价值观、篮球运动的思想、观念和意识通过篮球活动得以体现,促使参与者获得全面的身、心发展;第二种观点认为:篮球文化概念是指参与和观赏篮球运动的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通过一定的制度进行凝结所形成的与篮球相关的知识、技能、风俗和制度的总称;第三种观点认为:篮球文化概念是社会大文化的一个细小的分支,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群,通过对篮球运动的具体特征和相关特性进行不断总结形成的内容形式和方法的总称.以上三种观点均从不同的角度对篮球文化概念进行了总结和陈述,为篮球文化概念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每种文化概念又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全面的涵盖篮球文化概念全部内容.大力倡导多元的篮球文化概念,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概念,是目前篮球文化概念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1.2篮球文化的结构和内涵 任何一个文化的概念都有其自身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外延,这是文化概念的本质属性多决定的.通过对篮球文化概念进行内涵和外延的分析解读可以发现,篮球文化现象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在传统的思维概念中,文化通常被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观念文化.篮球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也被按照传统思维的划分方法将篮球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按照文化结构的三个层面进行了划分.因为体育界学者对篮球文化概念的分歧,在篮球文化的内涵和文化结构的划分过程中,也存在不同的划分方法:第一种观点的学者从篮球运动所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务以及文化价值入手,来分析和阶段篮球文化的结构和内涵;第二种观点的学者将篮球文化分解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来对篮球文化内涵和结构进行不同的分析和解读;第三种观点的学者将篮球文化的内涵和结构必须分解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注重对篮球运动的理解,也就是人们的篮球观念,第二层次是在理解的基础上采取的于篮球有关的活动和行为,第三层次与篮球相关的如拉拉队、口号、标语等辅助表现形式.篮球文化的内涵和结构与篮球运动息息相关,在篮球运动是一项不断在改进了完善的体育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其相关的游戏规则会随着篮球运动的不断发展进行逐步的修订和完善,因此,篮球运动的特征决定了篮球文化的结构内涵也会随着篮球游戏规则的改变而改变. 1.3我国篮球文化的发展建设 2005年,随着篮球职业化改革的起步,篮球运动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全力打造篮球文化,为中国篮球铸魂”的篮球文化建设也被提上日程.体体育界的相关学者也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来形成篮球文化的氛围,促进篮球文化的发展.篮球文化与篮球运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确保篮球文化的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才能促进篮球运动不断得到广泛的关注,促进篮球事业,乃至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目前正处于和谐发展的大环境之中,倡导以“和谐”为优秀价值观的篮球文化得到体育界大多数学者的广泛认可.以和谐的观念来发展篮球文化,处理篮球事业中各利益主体的关系,是人为普遍可以接受的处理方式.为了大力弘扬我国的篮球文化观念,创建中国自主的CBA品牌,利用CBA品牌来发展篮球文化,传播我国篮球文化概念,是促进我国篮球运动和篮球文化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为我国篮球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促进了我国篮球战略意义的形成和发展. 2关于我国篮球文化的研究 对于我国篮球文化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CUBA篮球文化和CBA篮球文化.CUBA篮球运动的建设,主要是为了打破现有高校与外界之间的阻隔,丰富大学校园文化,促进高校体育文化设施的发展,营造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氛围.目前CUBA还只是处于前期发展阶段,需要不断的进行理论研究,促进CUBA篮球文化的不断深化和发展.CBA篮球运动在经历了数年的改革之后逐渐成熟和完善,成为我国备受关注的体育赛事.CBA篮球运动的发展同时带动了CBA篮球文化的形成和完善.CBA品牌的组建,结合了我国相关的地域文化特征,通过对CBA篮球运动赛事的传播,有效的增强了广大民众的荣誉感和社会凝聚力.CBA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融入了持续和谐发展的思维理念,让CBA文化具有了融合性、变动性、有效性和特色性的特征.通过CUBA文化和CBA文化的研究可以发现,我国篮球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和谐持续发展是篮球文化的优秀,这对于我国篮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3国外篮球文化的研究和对比 NBA职业篮球赛是当今世界职业篮球发展的巅峰,所以关于NBA职业篮球的研究相对也比较多,这有力的促进了NBA文化的发展,让NBA文化形成广泛的共识.NBA职业篮球运动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因为其文化内涵也与其有着莫大的关联.NBA文化可以说是美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代表着美国的经济水平和政治面貌,反映了美国人价值观世界观的变化,尤其在青少年身上体现较为明显.世界文化的开放性令NBA文化已经走出美洲走向世界,推动者世界篮球文化的发展.NBA文化涵盖了从经济到文化的各个方面,对于美国意识的价值观形成了直观的具体体现.对于中美篮球文化的发展和研究过程,CBA文化和NBA文化体现不同的篮球文化个性和篮球技术特点.学习和掌握NBA文化发展的精髓,对于我国篮球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4篮球文化未来展望 我国篮球事业发展水平在世界排名较落后,无论是在联赛水平上,还是在观念上都还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首先,要建立一个完善的文化理论体系.我国民众始终存在一个信仰缺失的弊病,表现在篮球文化上就是无法放眼世界,固步自封,视野狭窄.只有从观念上彻底颠覆传统,借鉴国外篮球文化的先进理论,与世界保持步伐一致,形成一个正确的健康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才能为篮球文化与世界接轨提供可靠的思想保障.其次,要坚持以人为本,弘扬民族精神.我国的篮球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现状和文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它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对于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也需要走出国门,学习NBA文化中的主场文化,注重释放个性,以人文本. 5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只有利用体育界相关学者关于篮球文化的观点,大力弘扬篮球文化的内涵,普及持续和谐发展的篮球理念,借鉴和学习NBA文化的优点,树立CBA品牌效应,才能促进篮球运动的健康发展.我国的篮球文化应当具有自己的特色,结合我国的国情,以其鲜明的个性促进整个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 作者:韩志强 单位:集宁师范学院体育系 文化研究论文:藏区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研究论文 一、关于社会经济研究 对西藏远古时期的社会经济的认识、研究,是认识和了解藏区远古时期的基础。乔政《西藏远古经济社会略述》一文对西藏远古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发展情况作了阐述。该文通过对昌都卡若遗址考古资料的分析,提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卡若人已经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畜牧业和狩猎在经济生活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通过卡若遗址呈现的文物,我们可以看到,西藏地区的人类及其文化与黄河中游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贤者喜宴》记载,居住在西藏雅隆地区的原始人类,“食自然之稻谷,衣树叶之衣,生活状况犹如林中之兽类”。此时,西藏地区的先民尚未开始原始的农业生产,只是“食自然之稻谷”。霍巍《试论西藏高原的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一文通过考古材料,分析了西藏高原史前游牧业的起源、游牧经济与文化的基本面貌以及早期游牧民族在高原的迁徙与移动空间等问题,对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以至西藏“早期金属器时代”史前游牧人群的生态环境、生活样态、艺术创造等从不同的侧面与断面作了大致勾勒,阐述了高原游牧业由原始农业转化而来的历史进程。作者指出,“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为我们揭示了西藏高原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产生与发展的若干重要线索,尤其是提供了大量过去文献记载阙如的由史前原始农业朝着游牧业转化过渡以及史前游牧民族生活的细节,为重新构建一部西藏史前游牧民族的经济文化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随着史前游牧经济的发展,早期作物种植、家畜饲养也逐渐兴起。徐旺生《西藏原始农业初探》一文从“新中国成立后田野考古的成就,结合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对西藏原始农业起源,以及西藏早期农业和畜牧业之间的承属关系作一初步探讨”。沈志忠《青藏高原史前农业起源与发展研究》一文,从历史地理角度分析作为独特地理单元的青藏高原是如何影响远古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并将其与中原的农耕文化相对比,认为“青藏高原虽然地处中国的西南地区,但原始农业却与北方黄土高原相似”。但曾雄生在《中国农学史》一书中持不同观点,认为可能是受到起源于中原的粟作农业文化的影响,随后也可能受到西亚麦文化的影响。张亚生、占堆《从“蕃”和“乃”的词源看西藏农业起源》一文,则从词源角度来探讨西藏农业起源,作者认为“‘蕃’有农业生产地域、经济活动职业、以及土地占有者几项含义;‘乃’是栽培青稞之称谓”。从该文可以看出,藏区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体现在历史的方方面面,随着西藏历史研究不断深入,对西藏农业的研究也会取得新成果。霍巍《从考古发现看西藏史前的交通与贸易》一文以近年来一系列考古新发现为依据,从交通与贸易方面进一步展示了西藏远古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文章指出,在西藏远古时期,“高原居民便已经和中原及黄河上游、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带的原始文化之间有着相互交往和影响,宝贝的南下,玉石的西传,麦类作物的东渐,早期金属器的传播,都在高原留下了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些史前文化的成就,奠定了后来吐蕃王朝统一高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基础,也为我国西部边疆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开辟了最初的交流渠道”。 二、关于文化艺术研究 霍巍《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一文,通过研究近年来西藏西部地区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回顾了在对西藏西部早期文明探索若干问题上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并通过对这批新发现的考古材料的分析,联系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所涉及的关于西藏远古历史上“恰”“穆”氏族以及古老象雄文明等问题,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某些联系和今后的研究方向,对新出考古材料的时空关系及其学术价值也作了扼要的介绍。杨曦《西藏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简论》一文以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要依据,对西藏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内涵、经济形态进行分析,以探讨西藏远古人类的生计文化以及高原自然环境与文化面貌的关系。并在对现有材料进行总体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西藏新石器文化的基本特点,表明西藏高原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向世人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刘志群《西藏远古时期文艺发展渊源》一文对西藏远古时期文化艺术发展源流作了梳理,作者认为西藏远古时期,特别是原始社会的文化艺术,主要是以诗歌与散文形式流传在民间的神话故事和诗辞歌谣。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指出:“歌唱家则歌唱一些隐晦的难解之谜,也可能还歌唱一些家谱故事……始终是以诗词形式来陈述的,其特点是使用了隐喻,口头禅般的套话和俗话。”石泰安认为,“谜歌此字的辞源即意识着它实际上是指以问答形式进行的轮唱,其中涉及到创世问题以及人和神的世系内容。” 达娃《古陶———西藏原始文化史的缩影》一文通过对考古发掘的古陶的研究,认为西藏古陶瓷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组成部分,西藏古陶瓷器发展历史,是一部间接而形象的远古西藏发展史。文章指出,“在民族母体中孕育、成长与发展,它凝聚着创作者情感,带着泥土芬芳,留存着创作者心手相应的艺术形象,表现着民族文化,叙述着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展现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记录着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描述着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发展与变化,伴随着民族的喜与悲而前行”。万代吉《倾听远古的舞动———探讨藏族远古时期的舞蹈》一文,主要从三方面论述了远古时期的藏族舞蹈,即从古人类遗迹、遗物,神话传说,原始舞蹈遗存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藏族远古舞蹈的内容丰富,与当时的地理环境、生产劳动、人们的思维方式,原始宗教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李延浩等在《藏族原始“拟兽舞”考察》一文中,认为“产生于远古时期的藏族原始‘拟兽舞’,是藏族先民早期自然崇拜、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拟兽舞’不仅蕴含了远古藏族先民独特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观念,重要的是其间隐含了藏族舞蹈起源的线索”。格曲在《西藏民族器乐发展史简论》一文中,对远古时期的器乐艺术做了简要概述,认为“远古时期文化、历史情况的资料异常稀少,对于了解那时的器乐情况造成了极大困难”。但同时又说:“就其现在所知道的远古时期的乐器而言,虽然是远不能反映其全貌,但是还是明显地看出这些本教和世俗民间的远古乐器对后期藏传佛教器乐音乐和民间器乐、歌舞、藏戏伴奏等产生的影响。”德却卓玛《论西藏狩猎岩画对远古先民经济行为的记录》一文给予岩画很高的地位,文章通过概述狩猎岩画的大致分类以及主要内容来分析其反映出的深层含义。作者认为,“在没有文字之前的远古时代,岩画是藏族先民最初的美术作品和‘文献’”。 三、关于丧葬习俗研究 沈跃萍《藏族神话及其远古丧葬习俗》一文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考察了西藏远古时期丧葬习俗,认为“西藏古代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与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的远古居民之间关系密切”。文章认为,文献记载中与“天绳”意义相近但又有着细微区别的“天梯”一词,实际上是与“高度”这一概念相关的“神山”之类,如高山峻岭的隐含代名词。这一提法,颇有创新意义。霍巍《西藏高原远古丧葬习俗的古史传说之历史考察》一文,依靠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和文献资料的记载,对“天尺七王与‘天绳’神话”“早期陵墓起源的古史与传说”“松赞干布以前吐蕃诸王陵墓葬所的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作者认为,“对西藏高原远古丧葬习俗的古史传说进行一番历史考察,将为进一步的利用考古材料开展对于西藏古代丧葬习俗与墓葬制度的研究,提供有益的线索,作好先期准备”。霍巍《西藏高原史前时期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详细考察了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吐蕃部落时期的墓葬埋葬习俗的发展,并作了对比研究,认为“西藏最早出现墓葬的年代,至迟可以上溯到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约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距今约3000年前左右,这表明在原始宗教观念支配下产生的埋葬自己同伴尸体的丧葬意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并不落后于同一时代的其他人,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与周边地区大致相当”。作者认为,“西藏高原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生息、繁衍,他们是创造西藏高原古代文化的主体”;“从远古时期开始,西藏高原就与祖国西北、西南地区的考古文化之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既说明古代藏区与内地文化联系的持续性,也说明古代藏区的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有漫长的发展历史,表明远古时期的藏族先民与周边地区的各部族一道,对于创造我们祖国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过重大贡献”。 四、关于其他方面研究 目前学术界关于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还有考古、医学、体育等方面。石硕《西藏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对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价值》一文,对40年来西藏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作了分析,对于这些考古发现在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内涵、发展轨迹及其与黄河流域古文明的渊源联系等方面的价值作初步探讨。文章着重探讨西藏新石器文化的三元格局及其内涵,对卡若文化、曲贡文化和藏北细石器文化作了深入阐释,认为“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地区已经不只是某一个单一的原始部落在活动”。霍巍《西藏考古新发现及意义》一文,根据西藏高原一批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将西藏远古时期分成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时代,认为西藏考古资料的发现与研究,对于整个亚洲古文明历史演进过程的描述,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从某种角度来说已经超出了考古学领域,对西藏历史、民族、宗教、艺术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将产生不容低估的影响。”西藏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它“不仅接受和融合着来自祖国内陆以及中亚、南亚古老文化的影响,同时,其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对外部世界产生辐射,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夏格旺堆、普智《西藏考古工作40年》一文,回顾了40年来西藏考古工作主要成果,重点对近10余年中在西藏全区发现的西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金属时代、吐蕃王朝时期与古格王国时期的各类遗存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工作作了简要地介绍。该文比较系统地使用了西藏考古发掘的最新资料,对西藏远古时期社会基本状况作了较为综合性的描述。斗嘎《藏医学的起源与苯医》一文,根据藏族远古有关藏医药最初起源的神话传说、藏族早期史料记载以及苯医著作《本玉》与藏医药学莫基著作《四部医典》的比较研究,证明藏医药学是以苯医为基础,汲取其它国家和民族医学的许多精华而形成的一种民族医学。该文对西藏远古时期的医学多有考证。沈德功《试论西藏古代体育的产生与发展》一文认为,“西藏古代体育的产生是以西藏古代人类的活动为基础,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随着人类的进步和西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于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的西藏古代体育,逐步从生产劳动和生活等实践活动中分离出来,用于训练武士、宗教祭祀、竞赛娱乐等,从而形成了颇具西藏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并延传至今”。 五、三十年来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研究简评 纵观三十年来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研究,呈现出研究领域较为宽泛、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具有积极时代意义和研究人员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等主要特征。一是研究领域较为宽泛。就笔者目前检索到的文献看,关于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文化艺术、丧葬习俗等三大领域,每一领域又分为若干不同的方向。诸如关于西藏远古时期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主要探讨了该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甚至对史前原始农业朝着游牧业转化过渡以及史前游牧民族生活的细节都作了阐释,并分析其与中原文明的关系。关于西藏远古时期风俗习惯的研究,主要是丧葬习俗方面。通过丧葬习俗,对藏区远古时期各个方面的认识,会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二是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和视角。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除了运用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视角,还广泛运用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艺术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研究者思路和视野开阔,产生了一批有一定深度和影响力的论文和著作。譬如对西藏远古时期文化艺术的研究,就是通过多学科视角来进行的。其中,刘志群、达娃等学者就运用了考古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分析视角。三是鲜明的时代意义。关于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以具体形象的材料有力地证明西藏古代历史、古代文化史上的若干问题,证明了西藏远古时期的发展与华夏文明具有密不可分的千丝万缕联系。研究者借此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坚决反对分裂,共同建设好祖国的边疆。四是学者的地域性特点。研究者大多为西部学者或者长期执教于西部高校或省区科研机构。如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的霍巍、石硕等先生,长期关注西藏远古时期的历史和考古。此外还有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和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一部分学者。这些学者曾多次深入到西藏调研,对诸多问题有比较深刻的体会。 六、总结 综上所述,学者对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已经产生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开拓了较为宽泛的领域,形成了科学的多维度视野。但是,仍有许多可以拓展之处。其一,研究中对藏文文献、外文文献的重视程度还有待加强。藏文文献和国外关于西藏研究的成果颇多,这些文献应该得到重视和运用,这对于更加全面地认识和了解西藏远古时期,无疑将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其二,目前关于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及本世纪前五年,近年来很少有学者关注,而运用近几年的考古发现和国外大量的研究资料,结合藏文文献对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进行研究,扩展空间很大。其三,系统性研究还有待加强,学者多就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目前没有较全面、综合性地研究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专著问世。 作者:韩雨颖 单位: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 文化研究论文: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论文 1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的系统分析 根据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及相互联接的不同,笔者认为这一系统包含民族文化、体育等多种功能,经过归纳总结表述如下:(1)社会教化类功能:民族民间体育文化有着极丰富的思想性、教育性、实效性等的功能,向大众传播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可以丰富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培养人们的文化意识、健身观念,提高人们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心等。(2)交流传播类功能:制约中华民俗体育文化发展的原因在于我国社会普遍缺乏对中华民俗体育文化的文化自觉。通过向大众传播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可以促进人们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自觉,唤醒人们的文化自觉,从而更好的指导人们传承身体动作、技术和方法。(3)娱乐健身类功能:促进大众的身心健康,为终身体育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4)政治经济类功能:通过传播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可以促进人们参加民族民间体育活动,促进特色体育产业的开拓。在许多民族民间体育活动中同时进行着技能交流与贸易活动。例如,傣族的“泼水节”是一个传统节日,在节日期间,有许多外族的商人、旅客参与,为该地区的贸易、旅游业等提供了强有力的发展土壤,在此过程中也加强了民族交往交流,促进了民族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繁荣。 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优化 2.1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的优化是通过系统结构的涨落有序体现的 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优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整体优化,尽可能发挥该系统的最大功能,取得最佳效果。系统优化的实现,是通过系统组织、结构和功能的改进来实现的。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过程中,由于没有有效的建立国内各地的传播环境,政府主导与民间开发不能有效结合等多种原因,致使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不能发挥整体功能。 2.1.1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要保持自身的稳定性,就必须保障传播途径的通畅性必须保证大众反馈的有效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达到该文化传播与传承的效果。在现有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播中,如武术的传播,包括学校、电视等都只重视动作本身的华丽,忽视了文化本身,这样就破坏了武术传播与传承的整体性,致使武术文化缺失,必然导致其稳定性被破坏。 2.1.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各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协同关系 2.1.2.1研究目的与大众的需求之间的协同 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中受传播的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若是研究的内容不能满足大众的好奇心与需求度,便会相对会抑制这一系统的有序发展,便会否定该系统的稳定性。若是所研究的内容超出大众的现有水平,则循序渐进地向人们灌输这一文化。从现阶段的研究来看,这一文化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众的接受效果,阻碍了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在此方面发展较好的是潍坊风筝,在该活动中人们充分认识到了风筝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健身与娱乐功能,唤醒了人们的文化自觉,增强了人们的文化自信,这些就反应出了研究目的与大众需求完美协同的效果。 2.1.2.2政府、研究者、大众三者心理层次的协同 这里指三者精神层面的高度一致性。在传播与研究过程中,政府与研究者只有抓住了大众的心理、了解了大众的现有精神层次,才能更好地进行研究与制定相应的措施。三者之间要形成良好的循环关系,这样可以更好地挖掘该文化所拥有的多方面内容,更利于其传播与传承。 2.1.2.3政府、研究者、传播媒介与大众之间的协同 政府与研究者向大众输出该文化信息或大众向二者反馈信息都需要一定的传播媒介,例如措施、电视,电影、物质设备等。但是并不是哪一项传播媒介都对该系统有效,应依据大众需求、文化传播需求、研究目的、传播目的等选择相应的传播媒介。以传统武术文化节目为例,有影响的是“武林大会”、“武林风”。这两个节目都是技击武术打斗的“真人秀”类型,完全撇开了传统武术文化“形意相合”的“精、气、神”内核,缺少对民族民间体育文化资源的针对性传播。如“武林大会”中就没有充分体现北少林的刚猛强健、朴实简练。 2.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有序结构的形式 2.2.1创设良好的环境保障促使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有序结构的形成 统观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的现状,其外界环境并不十分理想,尤其在学校教育中,各教育都比较重视体育动作的传播,而对于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则只字不提,即使在文化课上讲解,但由于考试重心在动作方面,文化自然也被学生所忽视,这样就间接地阻断了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这一系统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有:(1)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及组织的开发,建立健全各级负责机构和组织,例如民族民间体育文化调研部、整合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组织,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公司等等。(2)建立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交流站,使研究者更好的开拓眼界,丰富自己的方法、视域等,构建起政府与研究者的良好桥梁。在学校中应重视相关人才的培养,使其能达到政府与大众的要求。(3)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中,缺少传播手段与途径,在现阶段应有效利用电视、电影、娱乐节目,如云南白药广告可以彝族的“打磨秋”体育文化为壳进行创意,也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进行网站设计、网上交流站的开发等。(4)加强民众的主动传播意识,唤醒大众的文化自觉,增加民众反馈渠道,致使政府、研究者与大众,文化主体之间可以有效循环。 2.2.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承系统各要素的质的提高 (1)研究者。研究者应该热爱自己所研究的内容,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不能固守己见。现在研究者的情况为研究力量比较零散,单兵作战,研究方法较比较单一,视域狭窄,专业性较差,在今后的培养中,应针对这些问题作出相应的培育措施,如:定期举行学术交流会、读书报告会等。(2)大众。大众应具备一定的文化自觉性,具有积极参与民族民间体育活动的愿望、动机和兴趣,并具备一定的好奇心,一定的运动经验、能力和运动技能储备,使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具有稳定的群众基础,促进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播与传承。(3)研究目的。研究目的要明确、清晰以及具体,以传承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民族民间体育活动为最终的目的,在研究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来制订相对区间和时期的目的。(4)传播内容。传播内容要宽泛,不能仅局限于身体活动,应当全面地进行传输,在以身体活动为重心的情况下,适当地进行文化引导,发挥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整体功能。(5)传播媒介与研究方法。在传播与研究过程中方法,手段必须具备多样性,并适应于这一过程,如研究方法可以运用自身体悟法来进行研究,传播媒介的物质条件要充足,充分利用电视、电影广告,网络空间等。 作者:李婷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文化研究论文: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研究论文 1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特点 1.1风格呈现出不同地域特点的丰富性 在新疆居住着46个少数民族。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各有不同,因此各族人民的服饰也各具特色,异彩纷呈。如维吾尔族服饰绚丽多彩、哈萨克族服饰华丽粗犷、蒙古族服饰潇洒飘逸、塔吉克族服饰英姿飒爽、柯尔克孜族服饰华贵艳丽以及回族服饰庄重秀丽等,各民族服饰具有浓郁的民族衣饰风韵。新疆各民族的传统服饰不仅在风格上各有不同,就是在面料和色彩的选择、图案的设计等方面也各有讲究,即使是同一民族,也因生活环境和经济条件等的不同,而在服饰上体现出差异性。拿维吾尔族日常喜爱的花帽来说,吐鲁番花帽色彩艳丽;伊犁花帽造型上体现出扁浅圆巧等特点,配以简单纹样,以突出线纹的流动感;库车花帽选择优质的丝绒作面料,配上色彩各异的丝绒编织纹样,再结合图案结构等因素,形成了韵味独特的特点;喀什男性的花帽黑底上配以白花纹,色差上形成强烈对比,棱角突出,体现出较强的立体感。新疆丰富独特的民族服饰文化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点。 1.2审美情趣呈现出多样性 一个民族的服饰不仅是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更是一个民族审美取向的表现。色泽艳丽、修饰精美、舒展大方的新疆少数民族服饰,展示了新疆各族人民较高的审美观念。色彩是服饰的灵魂,它不仅能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审美心理,而且能反映出该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新疆少数民族大多喜欢艳丽夺目的色彩,这跟当地色彩单一的自然环境形成强烈的反差。如维吾尔族在服饰上喜欢选择绚丽悦目、对比强烈的颜色;哈萨克族崇尚白色、蓝色,喜爱红色和绿色;塔吉克族喜欢红色、金黄、紫色等。在新疆少数民族的色彩观里,不同的颜色有其不同的象征意义,如维吾尔族认为,白色是幸福、善意、纯洁的象征;蓝色是吉利、福气和神性的象征;红色是胜利、幸福和快乐的象征;黄色是忧郁和苦恼的象征;绿色是生命、和平和富饶的象征;黑色和其他冷色都被视为凶色,有时黑色也常以高贵和神秘的象征意义出现。除色彩绚丽之外,新疆少数民族服饰的图案多以身边常见事物为主,且线条简洁明快。如游牧民族服饰图案以动物和花草为主,绿洲民族则以各种花卉、枝、叶图案等为纹样。此外,新疆少数民族服饰的制作工艺水平也令人赞叹。如维吾尔族女性仅在绣制花帽时就采用平绣、刺绣、花绣等多种技巧,同时配以刺、扎、串、盘等多种方法,其制作工艺之复杂可窥一斑。这些艳丽的色彩和简洁的图案配以复杂多样的工艺技巧,更增添了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的审美情趣,使之更富观赏性和收藏价值。 1.3跟服饰有关的元素与活动呈现出浓厚的宗教色彩 新疆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地方,少数民族大都信仰宗教,有的民族为全民信仰一种宗教。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就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信徒的思想意识、行为规范,深深地渗进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文化影响和制约着服饰文化。主要表现在: 1.3.1服饰图案的设计 伊斯兰教禁忌偶像崇拜,人或动物的造型描绘在衣服和建筑物等上面是不被允许的。他们通过以自然物象为内容的图案艺术创作表达对美的追求。加上新疆少数民族早期信奉的原始宗教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崇拜,因此以大自然物象为内容的图案成为新疆少数民族艺术创作的主流。以各种花卉和生活43器物为图案纹样,并以各种规则的或不规则的几何图形装点着各自的服饰,无不展示着独具伊斯兰浓郁风格的新疆少数民族服饰之美。 1.3.2服饰色彩的运用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的色彩也透露着宗教的痕迹。由新疆维吾尔族独创的,最受维吾尔族女性青睐的裙料“艾得莱斯”绸,其色彩以黑、蓝、红、绿、白为主,这与维吾尔族先民早期信奉萨满教有关。回族崇尚白色,是因为他们除了认为白色是洁净之色以外,还因为《古兰经》中穆罕默德说过白色最美,因此回族服饰最大特点是一顶白帽和一身白衣。 1.3.3穿戴习俗的选择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除了在图案和色彩上透露出宗教对它的影响以外,在穿戴习俗上也表现出浓烈的宗教色彩。新疆维吾尔族戴帽习俗源于伊斯兰教礼仪。伊斯兰教礼仪认为,在室外,不遮盖头部,是对老天的亵渎。这种宗教礼仪世代承袭,久而久之就成了维吾尔族的一种服饰习惯。维吾尔族妇女除喜戴小花帽外,还戴面纱或盖头,这也源于伊斯兰教礼仪。按照伊斯兰教规,妇女除手脚外,全身包括头发在内为“羞体”,除亲生父母和丈夫外,不能让任何男子看见,出外必须戴面纱或盖头。现在,维吾尔族妇女戴面纱或盖头的已不多见,一般受宗教影响较深或宗教人士家庭的妇女多戴面纱或盖头。这些特点使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不同于其他地区,使其更具魅力。因此,保护传承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就显得更为必要。 2影响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保护传承的因素 目前,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保护现状是:边远地区比发展较快地区保护得好,农村比城市保护得好,年纪大的更愿意坚守本民族的服饰文化。但随着新疆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将面临消亡、失传或自生自灭的危险,如不加以保护,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命运堪忧。主要表现在: 2.1文化保护政策不完善不利于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保护传承 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保护主要依赖于新疆的民族文化政策,而在新疆文化产业化进程中,当前的民族文化政策更多地是考虑文化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忽略了文化自身的社会效益,尤其忽略了对保护传承服饰文化起着关键作用的传承人的利益。在新疆民族文化政策中,对传承人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利益分配上,更多的是体现在对传承人的经济利益分配上,即对他所从事的经济活动进行分配,但在分配过程中并没有体现出传承人自身的文化价值,而传承人自身的文化价值才是其最宝贵的财富。同时在制订民族文化政策时,传承人的参与力度也不够大。忽视传承人在保护传承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地位将不利于激发传承人保护传承民族文化的积极性,对保护传承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也是不利的。 2.2审美观念的变化影响着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保护传承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各种文化高度融合的今天,人们求变的心理越来越强,对服饰丰富性的要求也与日俱增。各族人民通过外出学习、交流和打工,与外界文化发生了广泛的接触,对进入本地区的多元文化也不再采取抵制的态度,而逐渐把接受外来文化变成一种自觉行为。相应的在衣着习惯方面也吸纳了外来方式,改民族服装为西装或现代装。我们在和田洛浦县和喀什克州各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研,在调研中我们发现,30岁以下的年轻人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50岁以上的年长者大多仍保留穿戴民族服装的习惯。如维吾尔族占总人口98%的和田洛浦县(2007年和田地区人口普查数据),日常穿维吾尔族服装的人近30%。作为全国唯一以柯尔克孜族为主体民族的自治州克州,穿柯尔克孜族服装的人尚不足20%。总之,随着新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层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承保护的文化氛围已经消失了,传承保护的社会氛围已经变异了,传承保护的受众群体已经难于容纳他们”。 2.3后继乏人制约着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保护传承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人们求富心理越来越强,为摆脱困境,新一代民族青年纷纷外出务工。而这些传承保护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后继者若远离保护传承民族服饰文化的土壤,将不利于民族服饰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部分长期在发达地区生活的少数民族,由于受到现代城市多元文化的影响,即使在节假日,也很少穿反映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服饰。即使对身处新疆地区的年轻人来说,由于受到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带来的外来文化的严重冲击,他们对本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也缺少相应的重视,这也不利于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保护传承。快节奏的生活使新一代民族青年不愿呆在家乡学习传统民族服饰技艺,而那些拥有民族传统服饰技艺的传承人又不可避免地逐渐老去,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终将因后继乏人而面临消亡的危险。 2.4资金不足阻碍了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传承发展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保障的,但新疆的经济发展状况却不容乐观。新疆是我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聚居的大省,有丰厚的民族文化资源,但由于地处边远地区,经济发展以传统农牧业为主,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水平低,新疆地方政府很难拿出更多资金保护传承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加上民营经济不发达,很多民营企业也很难拿出更多资金用于保护传承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新疆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导致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低下,百姓们天天为生存四处奔波,使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财力保护传承新疆的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 3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保护传承的对策与措施 文化产业既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又是当今世界各国最强劲的经济增长点。从党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到十八大三中全会“推动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战略目标的制定,文化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显。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是新疆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基础之一,保护传承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直接关系到新疆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新疆的服饰文化产业资源丰富,但其保护传承现状不容乐观。在现代化进程中,结合新疆传统服饰文化保护现状和经济发展实际,探究保护传承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对策,可以推动新疆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扩大新疆对周边国家的辐射影响力,最终实现新疆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与文化产业发展壮大的双赢。 3.1完善新疆文化产业化保护政策 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文化基础,文化产业的发展又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提供经济基础。目前新疆的文化产业化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文化产业化的发展也都是围绕民族文化政策展开,因此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对引导文化产业化的发展方向至关重要,也对保护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有重大意义。传承人在保护传承新疆民族传统文化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完善新疆文化产业化保护政策时应突出传承人的优秀主体地位,提升传承人在政策参与与政策协商中的地位,建立多元主体的政策参与和政策协商机制,以确保文化产业化政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3.2创新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保护方式 网络技术的普及为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保护传承找到了新的途径。通过科技手段创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保护方式,首先依托一些具有研发实力的科研单位,包括各民族文化研究院,通过建立网站,全面直观地展现新疆各民族服饰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内涵,以加深国内外对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了解。其次借助研发平台,结合新疆服饰文化保护现状,通过开发软件和建立数据库等手段保护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遗产。最后通过构建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档案保护模式及档案资源开发网络体系,全方位地保护传承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为收集、整理、统一归类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提供便利条件。 3.3重视新疆服饰文化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 新疆服饰文化资源独特而丰富,但生态环境脆弱,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保护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任务紧迫而艰巨,传承人作为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是保护传承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优秀,保护传承人是对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最直接有效的保护,也是保障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对传承人给予经济上的补助,可以激发传承人的自觉主动保护意识和热情,让他们有更多的精力从事创作和创新。除了对现有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传承人进行保护之外,还应通过各个层面的基地建设培养新一代传承人。新疆应在不同层面建设与民族传统服饰传承发展有关的传承基地,为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活动和人才培养提供学习平台和展示空间。可以通过开办短期培训班或学习班、高校培养专门人才等多种形式培育年轻人才,使传统服饰文化延续发展。为调动传习人学习积极性,还可采取设立奖学金等激励形式,引导他们学习相关的服饰文化知识,掌握相关的传承技能。 3.4解决新疆服饰文化保护传承资金问题的多元途径 3.4.1多方筹集资金保护传承与发展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 目前新疆的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是以抢救性保护为主的,即求得外援以保护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因此争取多方资金就是目前的最佳途径。一是向上争取资金。针对新疆亟待保护的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应积极争取资金,在保护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深挖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内涵,挑选有特色的文化项目向国家或省级文化部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有针对性地进行少数民族服饰文化项目保护,以缓解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保护面临的资金紧张问题。二是财政资金支持。着眼于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保护大局,各级政府应加大对民族地区特色服饰文化项目保护的资金投入力度;积极设立服饰文化的专项保护资金,同步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随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加,增加比例不低于当年政府支出的增长幅度。三是鼓励社会资金进入。结合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保护项目,积极鼓励社会资本介入,或者通过吸纳民间资本及设立民间传统服饰文化保护社会基金等形式,以推动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 3.4.2通过产业化发展实现自强 民族传统文化仅靠外援求得保护不是长远之计,必须走自我图强的产业化发展道路。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属于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进行产业化运作,即可以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经济形式,通过整合资源、适当扩大规模,获取利润,以达到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资源开发式保护的目的。通过把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推向市场,可以增加传承人的收入,让他们主动加入到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中来,进而摆脱目前保护和传承所面临的困境,使得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可持续化。 作者:万素花 李国平 汪俊 李晶 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 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研究院 文化研究论文:应用技术大学教学文化研究论文 一、研究意义和研究视角 (一)研究意义 教学文化是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文化外延宽泛,但只有深入到教与学的活动之中,切实发挥育人功能和促进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作用,才能真正体现其本质特征。教学文化建设是实现大学职能的客观需要。在高校的四大职能中,人才培养是基础,教学工作是中心,教育教学质量是关键。当前,我国应用技术大学多来源于新建本科院校,教学型高校是其基本定位。建设符合自身类型定位的教学文化势在必行。教学文化建设是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重要基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主体是师生,关键在改革。研究表明,教学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滞后性,如果不积极引导教学文化由学术型向应用型变革,就会成为影响高校转型发展的一大阻力。 (二)研究视角 理论借鉴。应用技术大学教学文化建设必须借鉴新时期人本主义、建构主义、终身教育、实用主义等教育成果。如,在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和目标上,要求将“人”的教育与“人力”的教育有机结合,不仅要突出实践性特点,而且要强调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体现全面性、技术性与创造性的统一;在本科课程体系设计与教学中,要求学生在获得专业技能的同时,能够珍惜生命、热爱生活、亲近自然,注重全面性、多样性、实用性、建构性;在人才培养的评价上,对本科技术人才进行专门性评价,由偏重教育内部评价转向教育内部评价与社会评价、行业企业评价并重,等等。经验汲取。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应用技术大学已经积累了较为成熟的办学经验。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新建本科高校在应用型本科教育模式的探索中也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应用技术大学教学文化建设必须充分汲取这些好经验好做法。本土转化。任何一种教育理论、办学经验的产生总有其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根基,应用技术大学教学文化建设必须充分重视本土传统文化对教育教学实践的深远影响,努力实现引进的理论、经验与本土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子的有机融合。 二、应用技术大学教学文化探析 (一)重学崇术的教学思想 应用技术大学是一种与传统大学“不同类型,但等值”的全新教育类型。适应地方、行业、产业需要,既重视理论的探索与习得,又重视技术的实践与转化,这是应用技术大学师生共同体的价值追求。近年来,上海电机学院高擎“技术本科”教育大旗,以培养高素质技术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定“向”在行业,定“性”在技术,定“格”在复合,定“点”在实践,取得人才培养极大成效。宁波大红鹰学院在准确分析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求的基础上,明确“建设教学服务型大学”和“培养中小企业中高端技术、管理岗位应用型人才”等办学定位,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指明了方向。 (二)多元融通的教学主体 应用技术大学的教学主体主要由既有学术教育背景和科研能力,又有很强的企业实践经验的校内外教师以及多样化的生源构成。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师资包括全职教授、来自业界的兼职特聘教师和实验工程师。全职教授须获得博士学位(艺术类专业除外),具有不少于5年的实践经历(包括3年以上高校之外的工作经验,外语和数学专业除外),任教期间每4年享受一次为期半年的“研究休假”;特聘教师数量较多,承担大学约25%的教学任务;实验工程师须毕业于相关专业并取得工程师资格,主要在实验室教授实验课程。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生源多样,不受年龄限制,但入学的资格条件有一定要求。如,普通高中毕业生未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必须有与所申请专业一致的实践经历(一般为3个月)方可申请进入应用技术大学;职业高中毕业生须补习普通高中课程1年,达到高中毕业水平,方可申请进入应用技术大学。 (三)应用生成的教学内容 应用技术大学的教学内容强调紧密贴近行业、岗位实际,人才培养方案由学科教师、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用人单位专家、有关的实验教学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以及毕业生共同参与编制;在课程体系的建构上,应用技术大学以结构主义课程理念为指导,从“层状”转向“网状”,以“意义建构”来组织课程,建设知行融合的教材体系。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课程体系凸显两大特点:一是高度的应用性。以阿亨应用科技大学为例,该校所在区域是德国核能科学研究基地,其机械工程系必修课程有39门,其中能源系统工程、人力资源再利用、环境污染等近20门课程都凸显了“核”及“环境保护”的地方特色。二是高度的生成性。通过师生紧密合作,将当前最新的技术研发成果引入教学,共同建构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渗透型课程结构。整个课程体系按认识实践———基础理论学习———专业基础理论学习———专业实习(工业实习)———专业理论学习———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的流程形成完整链条,在理论学习阶段又含有不少实验、项目制作等实践性环节,体现理论与实践双元循环递进的特点。 (四)开放合作的教学方式 应用技术大学特别重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发挥政产学研合作育人的作用。一是以学科、专业、课程群为载体,通过校内外教师、工程师与管理人员合作,联合组建教学科研团队,共同承担应用型人才培养任务,共同开展应用性技术研发,共同解决工程技术问题;二是在教师指导下,以国内外科技竞赛为载体,由不同专业学生组成科技团队,寻求企业赞助,自主完成项目的策划、设计、建模、制作、调试、运行全过程;三是开办国际合作交流项目,鼓励支持学生海外实习。近年来,上海电机学院与企业紧密合作,协同制订招生标准、协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协同建设师资队伍、协同参与定制培养、协同推动就业创业。如,在风电与创新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上,上海电机学院先后与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上海电气输配电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共建一批研究生培养实践基地,由企业技术主管和二级学院专业负责人联合组成专业学位教育教学团队,加强研究生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培养。同时,该学院与瑞典哈姆斯塔德大学等共同设立为期3个月的“风电与创新”海外实践项目。 (五)双向互动的教学方法 应用技术大学教师教学方式方法多样,除理论讲授外,还广泛采用现场教学、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团队学习等多种教学方法,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在教学过程中的参与性、互动性较强。近年来,汕头大学工学院探索建立EIP-CDIO培养模式,根据专业优秀课程、相关优秀课程群以及单门课程对学生能力的不同要求设计不同的项目,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组成团队,共同完成项目,得到构思、设计、实现、运作的系统训练。在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项目教学中,教授们主动面向企业承担应用性科技研发任务,学生平时的学习和实习多结合教授提供的项目进行,在实验室做得较多的是“三性”(综合性、设计性、研究探索性)实验。学生的毕业设计都在企业做,由企业工程师指导。应用技术大学不仅重视教师的“教”,而且重视学生的“学”,教学相长,互促互进。如,欧洲应用技术大学本科学位课程要求修满180-240个转化学分(ECTS),每一个转化学分共含25个学时,即5小时的课堂授课、12小时的课后作业和社会实践、7小时的教师辅导及1小时的考试。可见,学生自学与教师课后辅导时间占有较大比重。 (六)实践能力导向的学业成就评价 不同类型的高校由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不同,学业成就评价的标准、方式也有所不同。应用技术大学学业成就评价重视考察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应用能力、实践动手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等。应用技术大学对学生学业成就评价的形式多样,如考试、鉴定、答辩等;重视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形成性考核,将日常的课堂表现、课后作业的完成情况等列入课程成绩的评定范围,并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汕头大学工学院在实施EIP-CDIO培养模式改革中,对学生学习评价增加项目报告、设计评估等形式,将口试与笔试、自评与互评相结合,让学生逐步改变对学习和生活的态度,并形成相应的工作技能。 (七)人本延展的教学空间 应用技术大学的教学空间体现了人本化、延展性。一是传统教学空间充分满足师生教育教学活动的需要。如,设置备有大量活动课桌椅的教室,以便师生开展案例教学和团体活动;实验室与教室合设,以便实施“学中做”“做中学”的教学模式;实验室与教师工作室合设,以便教师更好地开展科研活动,指导学生实习实践。二是新型住宿式书院的兴起。近年来,一些新建本科高校仿效英国剑桥和牛津大学“住宿式书院”制度,变学生宿舍为住宿式书院,内含学生宿舍、教室、自习室、小型图书馆、团体活动室、饮食驿站等,师生经常共膳与交流,定期举办各类学术、文体活动,形成一个学习、生活共同体。三是利用信息化手段开辟新的教学空间。最近兴起的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全部针对高等教育,无学校学籍的学生也可以免费使用,对应用技术大学举办终身教育服务(如社区教育)有很好的启示意义。此外,教师或是通过教学网站向学生课程介绍、讲义与课件,提供参考资料,布置和提交作业,并在网上展示优秀作品;或是开设个人博客,撰写教学日志,促进教学反思,增进师生之间相互沟通与理解等,大大拓展了教学活动空间。 (八)融科技、人文于一体的校园特色文化 应用技术大学不仅重视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习得,而且努力挖掘学科资源、校史资源等优势,加强对学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职业伦理以及生态文明素质的教育。如,黑龙江工程学院提出“工程文化教育观”的育人理念,突出工学学科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交叉融合,构筑起工程文化课程、工程文化基地、工程文化环境、工程文化活动、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研究等“六位一体”的工程文化体系。福建工程学院传承百年学府的历史文脉,在校园内竖立林纾雕像,在图书馆门厅及教学楼宇间刻印林纾代表作和林纾名言;出版《林纾研究专刊》《林纾书画集》等,持续推动林纾文物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编写通识教育教材《林纾读本》,开设全校性公选课;举办林纾文化学术研讨会,开展“林纾文化节”学生社团活动等,努力发挥校园特色文化的育人功能。 三、总结 应用技术大学教学文化作为高校亚文化系统,其形成、发展与大学内外部环境特别是大学制度变革息息相关。随着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深入推进,高校分类发展、分类评估的政策氛围逐渐形成,高校内部科研评价、职称评聘、人事分配等体制机制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为应用技术大学教学文化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必将有力推动地方本科高校的转型发展。 作者:李志鸿 单位:厦门大学 福建工程学院 文化研究论文:大众文化研究论文 一、追溯意识形态话语变迁的历史 (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嬗变过程 笔者意图从三个层面爬梳意识形态话语的传统,即三个主要理论学派中的代表性人物关于意识形态概念或结构等的研究,由此寻绎出大众文化研究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逻辑关联。首先,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流变,大多数研究成果已成为学界共识,正如季广茂所说:“意识形态是我们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国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研究尤其具有集中性。事实上,概念色彩的不同区分和使用语境中的依据来源,也成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概念产生歧解的重要缘由。自1797年法国学者安东尼•德斯图•特拉西始,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明确的术语出现。特拉西在1801-1815年写作的《意识形态原理》中提出一种观念学,并认为它是其他一切科学的基础。“摆脱宗教或形而上学的偏见,对思想的起源进行理性的研究,这可能是建立一个正义和幸福社会的基础”;“自然的和社会的是重合的。而这种重合可由思想起源的例行分析,由意识形态解释出来”;“因而,在它的最初意义上,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积极的,进步的”。此种具有科学意味且概念色彩表现为积极的含义一直被使用,直到19世纪末结束。拿破仑关于意识形态的解释成为当下意识形态讨论的主流话语:“就是这些空论家的学说———这种模糊不清的形而上学,以一种不自然的方式,试图寻出根本原因,据此制定各民族的法律而不是让法律去顺应‘一种有关人类心灵及历史教训的知识’———给我们美丽的法兰西带来的不幸的灾难。” 简言之,通过拿破仑的解释,意识形态成为一个被泛化的词汇。19世纪初期开始,意识形态被视为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词语。在德国,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的释界延续了该词的贬义色彩,并且迅速普及开来。“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说出的情景就像‘暗箱’中一样上下颠倒,那么这种现象也是出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正如物像在视网膜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一样。”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虚假意识。其次,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从二元对立到逐渐统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脉络基本沿着两种途径推移:一种是从特拉西开始的积极的解释。经过迪尔凯姆到结构主义、经验主义的丰富、发展,意识形态主要被解释为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认识的社会科学方法。另一种解释主要从拿破仑开始,经马克思、恩格斯到曼海姆、哈贝马斯。他们注重讨论认识的真假问题,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幻想,某种程度上对意识形态概念有所误读。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概念的存在与嬗变,经历了从积极倡导到消极误读的过程。最后,在意识形态产生与存在结构上的思考与辨析。“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贬义的,其贬义主要包括两种:首先,意识形态与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唯心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观是和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任何正确的世界观在某种意义上都必定是一种唯物主义观点;第二,意识形态与社会中的资源和权力的不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如果社会的和经济的安排受到怀疑,那么作为其一部分的意识形态也会如此。”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流话语辨析 首先,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存在语境作了阐述。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中,商品拜物教的出现、人的异化都是意识形态造成的结果。马克思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指出了物质生活关系才是其批判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立论基础,他同时也指出不是所有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产生出相应的意识形态,只有少部分符合统治阶级意识的物质基础才会产生意识形态。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运作机制的分析,抽象出意识形态的结构。然而他只是停留在批判的维度和立场,未能具体指明意识形态的一整套运作方式与构架。其次,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阐释具有消极色彩,但是所谓“虚假意识”并非出自其言论。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本身存在矛盾与吊诡处,很多文献中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也往往是相互对立的悖论。但是,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的这一说法未见明确出处。事实上,最早使用此种说法的是恩格斯,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是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可见,这种误读的理论逻辑首先在于马克思本人充满矛盾的意识形态论述,然后是虚假意识的绝对消极性。最后,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释读因为受时代背景限制,因而必然会存在局限和误差。马克思阐明了意识形态的消极性,指出了物质生产中人的异化与“商品拜物教”现象,但是马克思未系统地建构出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正因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拓展了马克思未曾触及的领域———大众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是当代人文学术中意识形态分析的起点。” 二、剥离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关联性 消费社会的到来使主体成为被符号征象遮蔽的存在,主体不再以鲜明的对抗性行为或态度来挣脱客观世界的宰制和压抑。原因在于,统治阶级的力量不再以政治压迫表现出来,而是通过环绕大众的消费与娱乐文化对大众进行更内在也更为隐蔽的宰制。 (一)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合理关联 全球化之后,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逐步减弱,而新型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日益扩大。如女权主义、科技主义、生态主义等不像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那样关注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只是选取一个角度或者一个特殊领域关注社会变化。新型社会意识形态的崛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扩大了意识形态的影响。马尔库塞1963年发表了题为《弗洛伊德的人的概念的过时性》的演讲,“每一座房子上的天线,每一个海滨上的收音机,每一个酒吧与饭馆里的自动电唱机,如同种种绝望的嚎叫———他不会扔下它们不管,他无法与这些现代怪物分离开来,他不会谴责这些东西的无聊或憎而恨之,也不会抱怨它们搅了自己的美梦。这些嚎叫吞没了其他人,甚至吞没了那些虽遭谴责但依然渴望实现其自我的人。在庞大的被捕获的听众中,绝大多数人陶醉在那些嚎叫声里”。不难见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个人业已陷入“失根”状态。大众文化在马尔库塞看来就是“技术理性”对于大众的一种新型控制手段,易言之,主体在后工业时代俨然已成为“单向度的人”。 (二)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渗透 “大众文化”一词有两种常见的译法:massculture或者popularculture。这两种译法已经很能表现出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在雷蒙•威廉斯看来,“Mass的词义复杂难解在20世纪尤其明显:一个过去与现在皆指涉‘稳固的集合体’的词(包含正面与负面的意涵),现在同时也指涉‘一大群的事物与人’。这种意指‘一大群、大量’的用法,大体而言已经变得非常普遍通用。”如此,mass主要指数量的表现、品味的通俗化。大众文化理应是针对多数社会群体的一种以媒介手段为导向的文化模式。而popular则是通俗的、流行的。它更侧重社会文化发展的及时性、内容的大众化与文化模式的时尚消费性。所以,不应该紧抓两者之间的区别不放,而更应在不同的语境中适时地引入这两个概念。“文化的这种媒介化过程是普遍的、不可逆的。这一过程中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部分地构成了这些社会,并且部分地界定它们为现代的。而且这种进程在我们身边继续发生,并改变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在大众媒介影响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生活和社会不再是一个消费与文化相分离的独立体,而是一个消费与文化相互交融、共存互生的多样整体。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在非压抑性生存的环境中,工作时间(即苦役)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而自由时间也摆脱了统治利益强加于它的所有闲暇活动和被动状态。” 广告、电视、电影、流行歌曲等大众文化产品,对于消费主体而言,不仅是外表光鲜、内容轻松的消遣方式,而更成为一种具有主导色彩、潜伏着意识形态因素的新“糖衣炮弹”。在商业电影的消费行为中,类型片成为最具体的意识形态操纵物。诸如爱情片、战争片、社会历史片等,每一段虚拟的光影故事背后都隐匿着某种易变了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意识形态于是在黑暗的角落窥视主体的分崩离析,观看大众的愉快接受、狂热追捧。电影在“窥视”这一手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在希区柯克的电影中,每一个窥视镜头都可以解读为一个十分显豁的意识形态植入。观影者自以为控制了电影中被展示的角色行为和思想,预设了各种可能展示的具体生活,但是主导和控制观影者观看行为的仍是银幕背后的意识形态的“黑暗之眼”。希区柯克最有代表性的电影《后窗》正是以一扇窗作为媒介来展现不同的观影可能。意识形态概念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那里亦有深入阐发。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通过询唤主体而植入现实,再通过现实本身诱导主体接受被改造的命运。电影并非我们主动选择的娱乐方式,而是一种被集体无意识遮蔽了的意识形态植入手段。 (三)意识形态借用文化研究的外衣 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意识形态植入是教条式、显性的。经过大时代背景的淘洗,意识形态借用文化这一抽象的外延宽泛的对象来巩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以华美的外表、易于接受的形式等手段,使每一个接受者愉悦地主动成为意识形态的改造对象。至此,大众真正成为“大众”,失去话语权,被迫模糊了存在的状态,只能停留在现实中经历一轮又一轮意识形态的改造。正如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与人类社会的生存相联系后指出的:“种种事实表明,没有这些特殊的社会形态,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人类社会把意识形态作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和历史生活的必要成分而分泌出来。”于是,颠覆传统意识形态的新媒介开始通过大众文化进行隐蔽的意识形态植入。技术理性成为虚假意识附着的新外衣,生活方式和社会运作的重新设计也成为“理所应当”的现实需要。“品味”或“趣味”成为大众消费的竞斗场。大众在这样“狂轰滥炸”的生活中“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个被改造的对象。语言不再与主体相关,而是呈现出控制化的新面貌。语言锲入现实生活的诸方面,控制每一个可能控制的对象。 三、意识形态超越与大众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研究反思 随着时代更变,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开始出现。1957年,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提出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问题;1960年,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指出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意义;苏东巨变后,佛朗西斯•福山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试图用文明的冲突代替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话语自身面临更加严酷的现实挑战。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建基于所谓的“批判理论”,其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和批判有赖于其时的社会历史状况。试析之,首先,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阶级背景和受教育程度、生活环境等都已经决定他们所处的阶层是社会上流的精英阶层;他们对于大众文化的否定基于研究环境的“大转移”。从保守严谨的德国迁徙到自由多元的美国,研究所的研究课题不可能不带有极大的主观成分。这种研究的态度一直都存在于研究所的大多数成员身上。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具有惶恐的“法西斯情结”。国家的分崩离析与自身的命运相勾连,法西斯的强大威慑力早已对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心理产生严重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关联性,正如霍克海默所指出的:“在今天,每个社会阶层的意识都有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和侵蚀,不管它在自身所处的环境里可能多么地专注于真理。” (二)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性 在日常生活领域,意识形态通过雅与俗之间的转变来实现自身统治的需要。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是潜在的,难以察觉的。这种意识形态可能会附着于各种艰深的大众文化理论之上。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因其具体的存在环境复杂多样,于是划分、区别成为当务之急。洛文塔尔基于传记的大众文化研究,本雅明基于电影的大众文化论断都指向了一个新的两极:雅与俗。在文化层面,雅与俗是一个渊源有自的二元对立式。它存在于鉴赏主体、鉴赏对象,也存在于鉴赏方式中,藏匿于社会现实的诸多面相背后。大众可以是通俗文化的生产消费主体,也可以是高雅文化的欣赏者与品评者。在社会阶级层面,雅与俗的同义语应该是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电影《朗读者》中的汉娜因为是文盲而始终处于被支配、被统治、被压抑、被改造的劣势群体中,而与她相反的是上层阶级的米高,因为掌握了文化控制权而始终处于主导大众的统治阶级群体中。底层希望以受教育的方式寻找一个上层阶级的“爱人”,但阶级之间的对立早就已经割裂所谓的爱情,取而代之的是两者之间的互相改造与隐形对抗。在心理层面上,雅俗之间的划分使主体的自我意识被不断削弱。雅与俗也应该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区分,并非单纯物质层面的表现,因为雅俗之间的分明界限让执守雅俗文化二元对立的创造和接受主体产生相异的心理反应。“在电影院中,观众个人的批判态度和欣赏态度已融为一体。这里,关键之处在于,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在电影院中那样,个人的反应从一开始就以他置身其中的群众化反应为前提。” 四、总结 日常生活已然成为一个分析意识形态存在的理论视角,而且也是马克思和霍克海默都曾经强调过的视角。所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存在,跳出意识形态的干扰,正如齐泽克曾言,通过找出马克思对于商品分析和拉康对于“镜像”的研究,是为了反观生活中意识形态的植入,唤醒被蒙蔽的自我,让主体认识到被意识形态束缚这一现实,从而反抗意识形态的询唤。 作者:黄雅婷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化研究论文: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研究论文 一、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研究概述 目前有关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起源和文化特征的探讨。就起源来说,多数人认为少数民族武术起源于战争和原始狩猎活动;也有学者提出少数民族武术与其传统文化关系紧密。关于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特征的探讨,主要体现为民族性地域性强、宗教信仰浓烈等方面,例如李德祥《中国哈尼族武术文化初探》(1994)、张延庆《从少数民族传统武术生存的社会文化背景管窥其内在特点和形式体现》(2006)、邓以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武术研究》(2011)等文章,都从某个侧面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特征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总体来看,相关研究主题还比较局限,只是触及了少数民族武术文化之冰山一角,缺少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起源、发展、流变、传承、文化内涵、文化特征、文化生态及其文化空间等作深入的系统性的研究。 二、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研究构想 (一)从文化发生学的视角解析少数民族武术的发展脉络 研究少数民族武术首先必须廓清少数民族武术的源与流,对其发生与发展的脉络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与掌控,这样才能高屋建瓴,使研究更具逻辑性和条理性。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武术的起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一般来说,战争是武术的温床,而原始舞蹈则成为少数民族武术产生的催化剂。具体而论,诸如原始狩猎、部族战争、生产实践、模仿巫术以及原始舞蹈等都可成为少数民族武术发生的源头。同时又由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决定了孕育于其中的武术文化的产生亦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这就要求研究者洞悉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从而能够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发生做出客观真实的判定,任何人云亦云或者主观臆造的做法都是有失偏颇的。研究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发展,则要注意梳理少数民族历史上与武术相关的典型历史事件,因为这些都是促进少数民族武术发展流变的重要因素,往往决定着武术的发展走向。例如对土家族武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来说,东南抗倭战争就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对土家族武术的发展影响深远。 据相关史料记载,明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倭寇为患,而当时的明王朝军队武备松弛、军心涣散,战斗力极其衰弱,时任浙江巡抚御史的胡宗宪认为:“短兵相接,倭贼甚精,近能治者,惟湖广兵之镰钩枪弩之技”,必须动永、保二宣抚(慰)司精兵,于是湘西永顺、保靖以及鄂西容美土家族土兵乃奉朝廷征调开赴苏浙沿海抗击倭寇,他们在抗倭战争中屡战屡捷,以其独有的镰钩枪弩武技和作战阵法使得倭寇闻风丧胆,成就了“东南第一功”的传奇。后来戚继光在土兵阵法的基础上创立了鸳鸯阵法,魏源在《圣武记》中即指出:“谭伦、戚继光之鸳鸯阵法,即土兵阵法。”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同时也为土家族的武术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对回族武术史的研究则应该以其民族的形成为主线,从其民族的迁徙历程以及后来明王朝对回族人民的残酷压榨和回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等史实,来阐释回族武术文化的发生、传承、发展和演变的脉络。 (二)以文化三层次理论梳理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内容 少数民族武术文化是指少数民族历史上以及少数民族集中聚居区所存在和发生的一切与武术相关的精神或物质产品的总和。为了体现出研究的条理性,我们可以借用文化三层次理论,将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内容概括为物器技术文化、制度习俗文化和心理价值文化三大类。具体而论,物器技术文化包括少数民族所创造的各种武术套路、武术器械、练功方法、练功器具、岩画遗迹、武术著作、武术人物等主体武术文化,以及图腾信仰、神话传说、宗教巫傩、丧葬习俗、传统舞蹈、节日庆典等民俗文化中的相关武术文化;制度习俗文化主要包括少数民族武术的结社组织、规章制度、教授方法、传承方式、武德礼仪、比武方式等内容;心理价值文化则主要指少数民族武术文化所反映出的民族性格和心理情感等内容,包括民族的自强不息、坚韧顽强、崇武尚勇、忠贞爱国等优秀品德。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内容多姿多彩、内涵丰富,既有抽象的文化又有具体的文化;既有显性的文化又有隐性的文化;既有表层的文化又有深层的文化,这就要求我们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研究,不能仅限于表层的挖掘、整理某一拳械技术,而应该透过现象寻求本质,进行对深层的文化内涵的探析,不仅要研究少数民族本体武术文化,还应深入探究少数民族相关武术文化,重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武术文化现象的研究,要透过武术文化现象能够看到其民族的优秀品质。 (三)从民族性格与地域文化两个层面提炼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特征 少数民族武术是在少数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背景中氤氲而成的,带有本民族文化基因的印迹,同时少数民族武术又是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形成的,其本身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地域社会文化生态的影响。由此而论,少数民族武术的文化特征带有明显的双重性,即民族性格特征和地域文化特征。 1.少数民族武术的民族性格特征 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性格是由其历史文化长期积淀而成的,例如北方的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历史上由于长期过着游牧生活,迁徙不定,逐水草而居,其生活大多离不开草原和骏马,从而决定了北方少数民族所具有的独特民族文化性格,“那就是慷慨悲歌、豪气任侠,存在着一种浓厚的尚武遗风”。北方民族的武术多表现为工架舒展、放长击远、豪迈奔放的技术风格。而南方少数民族诸如傣、瑶、苗、哈尼、纳西、傈僳、土家等民族,由于长期生活于丘陵、山地之间,地势复杂,交通不便,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因而南方少数民族的武术多注重防守动作,讲究防中带攻,动作紧凑是其特色。以苗族武术为例,苗族武术的历史与苗族的历史是紧密相连的,而苗族的历史从某种程度来说既是一部迁徙史,同时也是一部敢于反抗斗争的英雄史。在历史上苗族被称为“苗蛮”,一直摆脱不了被强盛部族或封建王朝讨伐与征剿的厄运。苗族在长期的反抗斗争中逐渐养成了机智灵活、坚韧顽强的民族性格,由此形成了苗族武术以防守为主,防中带攻的技术特色,其技术讲求“三十六攻、七十二防”与“两防一攻三变五合”之技巧,充分反映了苗族人民安身立命的心理特征。由此可见,南方民族武术与北方民族武术所体现出的民族性格特征是大相异趣的。 2.少数民族武术的地域文化特征 我国地大物博、疆域辽阔,各地地理环境、气候水土不尽相同,北方广袤的草原大漠不同于南方的丘陵高山,西南喀斯特地貌迥异于江南的水网田埂。地域环境的差异性决定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而少数民族武术又是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各地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特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南拳北腿”、“东枪西棍”、“拳兴于齐”、“剑起吴越”,这些拳谚本身就充分体现出生态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长期生活于草原大漠,地势开阔,一马平川,作为马背上的民族,决定了其武术以骑射著称。而西南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沟壑纵横、草茂林密的山区,野草、杂石处处掣肘,其武术则突出地表现出山地民族以短兵格斗为主的特征。由于地势的险要,习武者要在狭路、险峰、绝壁之处克敌制胜,故其武术只可能表现为动作紧凑、灵巧快速的特点,体现出“拳打卧牛之地”的特色。例如土家族武术多贴身短打、动作迅疾,一般起腿不过腰。苗族武术注重桩功、拳型紧凑、动作严密。而“拉祜族、布朗族的武术,不管是拳、棍,还是刀术,咫尺之内便可完成整体动作,是适应山地丛林狭隘环境格斗的拳种,”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此外,少数民族武术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地域人文环境的影响。“百里异习、千里殊俗”,各地少数民族在生活习惯、节日礼俗、思想意识、宗教信仰等传统文化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从而导致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特征的多样性。例如土家族先民以狩猎为生,土家族地区“现今广为流传的‘十二埋伏拳’,就是由设卡捕猎的狩猎技术演变而来的一套古老拳术”。云南傣族“泼水刘尧峰蔡仲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研究探微节”上表演的孔雀拳,彝族“火把节”、藏族“望果节”上的武术表演等,则带有浓郁的节日文化特色。又如西南少数民族武术多带有较为浓厚的宗教色彩,“巫”、“舞”、“傩”往往是其武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 (四)遵循技术反映文化的原则进行少数民族武术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法即“麻雀解剖法”,它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比较成熟的一种研究方法。研究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同样需要选取典型拳械进行实证性的个案剖析。因为典型拳械是在本民族长期历史文化浸润下产生并成长起来的,带有浓厚的民族文化基因的印迹,通过对典型拳械的研究,可以透视该民族武术文化的共性特征,从而更加深入地了解该民族的武术文化及其传统文化。我国少数民族众多,但由于各民族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其武术文化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某些民族武术文化宏富,典型拳械较多,例如由回族人所创编的查拳、弹腿、八极拳、劈挂拳、心意六合拳等都是享誉海内外的优秀拳种,而某些民族独自创编的典型拳械则相对较少。因此,在典型拳械的选取上可以是本民族土生土长并有一定影响力的传统拳械,同时也可以选择从外面流入本民族并已发生文化交融且受众较广的拳械为个案。对少数民族典型拳械的个案研究不能只仅仅停留于表层的技术层面的探讨,而应该通过对技术的分析从而窥探其文化的内涵,分析其文化现象的成因。例如张延庆等在对回族武术研究中,通过对“汤瓶七式”的研究即认为回族武术大都带有浓厚的宗教情结。而当我们在研究土家族武术时,通过对土家族武术中有关“虎”的拳械套路、动作名称、拳术口诀、技术风格的探讨,即可窥见其民族有着浓厚的白虎崇拜文化,“白虎”作为土家族的图腾信仰,在其武术文化中同样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三、结束语 少数民族武术是在频繁的迁徙与战争、严酷的生存环境以及独特民族性格中氤氲而成的类出于群的一种文化事象,它是我国武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各少数民族所经历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其武术文化必然会体现出不同的特色。因此,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研究必须将其置身于该民族特定的文化空间场域之内,唯有这样才能真正通过武术这一载体映射出该民族的文化特色。 作者:刘尧峰 蔡仲林 单位: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 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 湖北大学体育学院 文化研究论文:农民合作社文化研究论文 一、研究背景 在乡村的社会、文化、经济情境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如何实现对以家户为独立经济单位的农户的组织?组织人类学的研究传统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理论视角。20世纪20年代,管理学和人类学中经典的霍桑实验打开了人类学研究现代组织的大门。霍桑实验是典型的实验室式研究,参与实验的人类学家沃纳,把人类学乡土社会研究的特点带入了对工业社会的研究。将工厂作为一个封闭社会系统,对系统中的人际关系进行考察,进而发现了正式组织中存在着非正式组织,影响了整个正规组织的运作。⑤到了60年代,曼彻斯特人类学学派的工厂研究对人类学的组织研究提出了不同的启示。该学派认为,工厂并非封闭的社会系统,而与更大的社会情境相关联。⑥随着学科的发展和对文化概念理解的加深,尤其是将文化视为意义生产过程和无边界的开放体系的所谓“新文化观”的出现,组织人类学提出了“文化作为根隐喻”的视角,将研究者的注意力从“组织实现了什么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实现”转向了“组织如何实现以及被组织意味着什么”。①组织因而“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实体,而是一个开放的、变动的文化体系,一个意义协商和意义赋予的过程”。②组织人类学的这一研究视角,一方面强调研究者应当关注组织中的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它也强调组织处于其中并与之相关联的情境对于组织自身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文化是有场景性的。作为一种源于西方的现代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被引入中国之后,其实现和运转必然无法脱离作为其基础的乡土中国情境。当代人类学所关注的是,通过经验研究和田野调查方法,在社会新的经济行为所创造出的新的分类系统中,社会精英、公共政策在其中是如何起到影响作用的,③以及传统熟人社会关系在新的体制中,如何展示其作为文化的组织韧性,以思考田野民族志作品如何能够达到最佳的效果。 二、祥龙合作社概况 祥龙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8月,采用了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较流行的“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建立了从农户生产、基地支持到城市销售的完整产供销链条。该合作社共有社员户47户,社员来源覆盖了金沙江沿岸的4个行政村。加入合作社,显著地增加了入社农户的家庭收入。由于当地长期以烤烟业为支柱产业,对大部分社员家庭来说,入社进行生猪养殖是对家庭收入的有效补充。其中,对于4户青年家庭成员离家进城工作的空巢社员家庭(老龄化家庭)来说,对劳动力要求较低的规模化生猪养殖,取代了劳动繁重的烤烟种植成为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此外,该合作社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生猪养殖的规模化和现代化,以及优质品种的推广。祥龙合作社有一定特殊性。首先,与政府主导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同,该合作社由民间独立发起和出资。其次,该地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并不发达,祥龙合作社是该乡第一个此类组织。因此,合作社在发展前期步履维艰,发展极其缓慢。2009年8月合作社成立至2011年12月,是祥龙合作社的缓慢发展期,期间共有25户社员先后入社,占合作社社员户总数的53%。此时期,大部分当地农民普遍对合作养殖能否带来利润持怀疑态度。用管理者的话说:“当时没有太多人入社,大部分的人都在观望。”⑤该时期不少社员的入社行为表现为非主动性,他们对自身入社行为的描述中频繁地提及,被“劝说”而入社的过程。进入2012年后,合作社的社员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截至2012年6月,仅半年就有22户新社员,占合作社社员总数的47%。在调查中,新进社员在谈到入社理由时的典型叙述是:“张家两兄弟家(早期社员户)去年卖猪挣了很多钱,听说一头能得近千元的利!”这个数字远高于当年当地的平均利润水平。对高额利润的追求,成为该阶段农民申请入社的最大驱动力,社员自主入社现象凸显。此外,除去“劝说”和高额利润的刺激,社员入社行为还有如下三点特征:1亲缘入社,部分社员与合作社管理者有较近的亲属关系。2业缘入社,该地区青壮年多在村落附近寻找短期或长期的工作机会,一批与合作社有雇佣关系的村民发展为早期社员。3社员家庭收入多样化,这些家庭有如下特点:家中有至少一位青壮年劳动力,通常为男性,常在家庭农业生产之外,还通过在当地工作的方式来增加家庭收入,在工作上与合作社多有接触。 三、祥龙合作社组织和运作的文化逻辑 以过程的视角在当地的社会、文化、经济情境中,可以看到该合作社的成立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原有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深远而显著,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地方精英影响 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地方精英研究出现了转向,从对士绅阶层静态研究的关注,转向了对地方情境下地方精英及其能动性的关注。现在看来,这个得之于对清末和民国时期的研究关注点对于当前中国农村地方精英的研究亦深有启发。周锡瑞与兰金对地方精英做出如下定义:地方精英是指在地方舞台上行使支配的任何个人或家庭。①兰金等人在给出地方精英定义的同时也指明了研究的视角,在舞台———即地方情境中关注地方精英。这种研究视角能够带来一种关注于结构、过程和情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人类学洞察。②据此定义,在祥龙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位关键地方精英———何耀和李尚智———在合作社的成立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们是合作社的主要发起人、优秀管理者,向合作社投入和引入了大量的资金,获得政府支持,在经营管理方面有杰出表现并深得社员信赖。两位地方精英对社员的组织主要通过亲缘关系和业缘关系两条线索起作用。 1.亲缘影响———以何耀对合作社的影响为例 亲属网络对祥龙养殖专业合作社组织社员有显著的积极影响。部分社员与优秀管理者之间的近亲属关系,是促使他们入社的直接原因,在访谈中这种亲属关系被频繁提及并强调。以优秀管理者何耀为例,包括他与父母和兄弟夫妻同住的扩大家庭、其父母的兄弟姐妹家庭以及其妻子姐妹的家庭,共有7户分别位于4个不同社区的近亲属家庭,在他的直接影响下先后入社。与此相对,另一些社员虽然也与何耀有亲属关系,但都属于较远的亲属等级,并且在谈论自身的入社行为时,并不强调他们与何耀之间的亲属关系,认为这种关系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入社行为。案例1:王新华是何耀母亲的兄弟,在入社之前家庭主要的经济收入依靠种田,尤其是烤烟种植。儿子因工作长期逗留外地,只有老两口留守家中。因家位于河谷地带,全年气温偏高,尤其是适合烤烟种植的5~9月。烤烟种植的全程,对劳动力的数量和劳动量都有很高的要求,二人碍于年纪,烤烟种植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合作社成立不久,何耀便来到家中劝说他们入社:一来养猪对于二老来说更轻松,不用顶着太阳,也不用在雨天下地,在屋檐下就能做;二来何耀向他们保证加入合作社养猪一定能够有好的回报。认真考虑了亲侄子的劝说,王新华很快就决定入社。L乡各自然村多为杂姓村,纳西、汉、壮、傈僳、苗、藏、白等多民族杂居,其中纳西族占总人口的80%以上。当地在历史上属于纳西族控制地区,其他民族逐步迁入或逐渐融入当地的纳西族村落,或建立新村落,由此形成了以纳西族为主,多民族杂居为特征的居住格局。当地以纳西语为通用语言,村内外不同民族、家族之间可通婚。借由通婚形成的亲属网络,通过不计距离和等级的亲属追溯,可以将L乡的大小村落联系起来。由此,当地各社区内部、社区之间形成了较为稳固但也非常复杂的亲属网络。当地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强调这种亲属认同,在相互闲聊或谈及对方的情况下,均出于敬意和亲近,以亲属称谓来直接指称特定亲属,无论远近亲。祥龙合作社的社员来自于L乡4个行政村下至少7个社区,该合作社对社员户的组织,跨越了社区和行政村的界限。相对来说,当地鲜少有这种跨越社区或行政村界线的经济组织,祥龙合作社对农户的组织依靠了地方精英在当地的亲属关系网络实现了这种跨越。 2.业缘影响———以李尚智对合作社的影响为例 当地青壮年外出务工率较低,一般在当地寻找短期或长期的工作机会,以作为对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补充。在当地原有的雇佣关系以及合作社成立后的雇佣关系的影响下,入社的社员共有17户,约占合作社社员总数的36%。在合作社成立之前,合作社主要管理者李尚智在当地经营一砂场,雇佣了许多当地的青壮年。李尚智后成为合作社的管理者之一,不少为他工作的村民经他动员后陆续加入了合作社当地原有的雇佣关系,为发展新的社员提供了便利的信息渠道,经由地方精英的劝说,使原有雇佣关系成为动员村民入社的重要途径之一。由此合作社优秀管理者,即地方精英与社员之间的产生了新的经济合作关系,不仅叠加在原有的雇佣关系上,也与作为雇佣关系基础的亲属关系或熟人关系相叠加,加深了双方的联系,并形成一种更为牢固的关系。 (二)亲属小团体 亲属关系对该合作社组织社员的影响并不止于地方精英与社员之间,当地农民的入社行为中,还存在着亲属间的相互影响和带动。社员中可以看到有这样的社员小团体———几位社员经由兄弟姐妹关系、姻亲关系、表亲或堂亲关系联系在一起,并且这样的联系影响了他们的入社行为。合作社中至少有四个这样的小团体,涉及家庭共13户,占社员总数的277%。这些社员户在经济上相互独立,互不干涉对方家庭经济,但是在关于加入合作社的经济决策上,有共享信息和资源并互相影响的现象。亲属小团体内部除了在经济决策上的相互影响外,在各家新建标准猪舍的过程中,还普遍存在着换工互助的现象。 (三)口头协议与乡村约束 《生猪养殖协议》是一份由祥龙合作社拟订,在合作社和社员之间签订,用以确定社员身份以及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文书。社员与合作社之间正式合作关系,经由协议的签订而成立。在调查中发现,仅有2011年之前的社员与合作社签订过纸质协议。这批社员能够清楚陈述协议中所规定的双方的权力与义务。2011年之后,社员不再与合作社签订协议,口头协议取代了纸质的协议。口头协议多在社员向合作社管理者提出入社申请,并获得同意的语境中达成,双方的权力与义务也在这个过程中以商谈的形式明确。在合作社管理者与社员看来,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和互相约束,并不依赖于双方是否签订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式协议。合作社与社员间的相互约束,更多地依赖于乡土的人际关系和乡村舆论的信息传播,是否签订正式的协议,并不影响这种源自文化的约束力。这些串联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是社员对合作社、合作社管理者产生信任的基础。身处这些关系另一端的合作社管理者,也因这些关系而自觉地对社员应负有的责任,因为“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①显然,这里的亲属关系和熟人社会所拥有的高度信任,依然凌驾于现代企业的契约形式之上,尽管不是永远的。 四、讨论:精英控制还是平等民主? 成员地位平等,实行民主管理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之一。②但这是一个理想状态,假设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民,普遍能够认清目前的市场状况、有管理合作社的能力、具有相应的经济实力,并且能够做出商业理性的判断,才可能在合作社的社员间实现现代公司基本制度,呈现平等地位,出现“去亲缘”民主管理。然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实际运作,则呈现出另一局面。对我国现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不少经验研究都表明,当下的农村精英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主导地位,具有重要性和普遍性。例如,黄胜忠认为,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上,这种地方精英/强者主导是必由之路。③这种精英领头人的现象实际上是事出有因。目前大概有以下几种解释。任大鹏等人发现,优秀成员在订立合作社的基本制度以及日常管理决策中拥有突出的影响力,他们的经济实力和融资能力,在合作社的运作中甚至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④李佳与郑晔的研究指出,农民合作的制度创新,是需求者在制度稀缺环境下的自主选择,由此路径产生的合作经济组织存在制度供给不足问题,在此背景下,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对正式制度供给起到了替代作用,同时,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良好运转,较大程度上仰赖于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 郭东红等则从当前我国农民中普遍存在的文化水平低、注重自身利益的局面出发,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创建需要强有力的乡村精英领导。②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精英主导现象,可以有另一种人类学的解释。从前的部落社会都是头人主事的“大人物”的社会,即使农业社会,也仅仅是农业制度将亲属群体和熟人社会推至更大的社会网络。从家长到宗族领袖,从知识与阅历丰富的社会精英到各种权力人物,都有可能成为传统熟人社会内外的“大人物”。“大人物”也是指地区政治组织的管理者,是地区性事务的重要管理者,③或实际上的权势者。现代区域社会的研究还认为,“大人物”权力的来源有二:其一,来自于“大人物”的个人努力;其二,来自于“大人物”社会网络中的交换。④然而在东亚社会,晚近以来一直是以现代工业制度原理强力侵入传统亲属农业社会,因此所谓民主管理和“类家族主义”(无论是“慈父”还是“严父”)、呈现远近亲疏的“亲属忠诚”的文化惯习之间,难以获得不同原理实践过程中的整合状态。在东亚,新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地方的发展通常不会一帆风顺。这些阻力存在于以下三方面:1地方原有的小农经济结构阻碍农民对新型经济组织的接受;2加入合作社对农民提出相对原有农业结构更高的经济要求;3农民无力把握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关系,市场波动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不安和不信任。为此,作为“大人物”的地方精英出现了,就像民国二三十年曾经出现的农民精英大人物“东林”⑤那样,突破了熟人社会领地的束缚那样,祥龙合作社的精英借助自身与农户之间的亲属关系,先后建立了亲密的雇佣关系,以突破合作社成员发展的困境。由于他们在出资、管理能力、市场信息,以及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力等方面的超凡优势,使他们在合作社的组织和运作过程中逐渐从社员中获得权威。不仅如此,地方精英对合作社的有效管理以及对社员经济效益的保证,反过来也加强了社员对他们的认同和尊敬。 在地方精英主动运用自身资本的过程中,以及在促成城—乡、小农户—大市场的连接的过程中,他们的权威得以建立和加强。这些有形或无形的资本,使他们具有人类学讨论中“大人物”新的表现特征,成为地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中一个文化上的组织整合案例。显然这个合作社的成功,在于地方精英“大人物”智慧地将新合作社经营原理和传统熟人社会的亲属关系原理整合在一起。更进一步,这种地方精英与一般社员之间经济合作关系,还涉及更为复杂的文化局面,似乎合作社地方精英与一般社员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经济上的庇护关系”。庇护关系原本是一种,在传统乡村社会或部落社会观察到的,建立在双方诸种地位不平等状态的交换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也存在于现代社会中。⑥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中,有学者对这种特殊的交换关系做出过详细讨论。例如针对清末国家政权—乡村大众的二元关系中存在的“保护型经纪”,或可称为“保护人”的角色,这是一种掮客或中间人型的角色,对上帮助国家征收税款,对下保护地方农民免受掠夺性经纪的剥夺。⑦而当今的精英在合作社的发展中也扮演了类似的“经济保护人”的角色,但是与从前的国家政权—乡村大众的二元结构不同,这种庇护关系是在大市场—小农户的二元框架下起作用。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地方精英一方面在农村促进农民生产的规模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另一方面凭借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和对市场信息的掌握,通过正确的市场决策,来保护相对脆弱的农民家庭免受或少受由市场波动带来的经济损失,保证自身和农户的收益。同时,地方精英与社员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经济合作,二者的经济合作关系中还叠加了乡村社会的亲属关系、熟人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其他关系———例如新的雇佣关系。可以说,在如今的祥龙合作社,传统亲属—熟人社会的原理尚可使用,但新的现代合作社企业制度原理也卷入其间,地方精英大人物巧妙地交叉整合,凸显了双方新的经济庇护关系的本质,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的力量。 作者:和柳 庄孔韶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文化研究论文:电子监控视觉文化研究论文 一、视觉文化:眼睛背后的文化联系 匈牙利电影美学家贝拉•巴拉兹在20世纪初期提出了“视觉文化”的概念,随后海德格尔也有一句著名的论断,“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他们所描绘的时代正处在现在进行时!如前文所述,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如今这样,眼球是如此忙碌,世界被建构成为观看的时代,一段感人至深的文字远没有一幅刺激眼球的图片来得更有传播效果。传播媒介也从源头制作和传递着视觉的信息,视觉快感、视觉冲击、窥视欲使得我们的眼光变得越来越挑剔。对于视觉文化的传统研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传播学的角度入手,分析被观看的对象、观看的原因、分析观看的形式,以及观看后产生的效果;第二种是对于各种视觉文本的研究,譬如绘画、雕塑、摄影、视频等,分析每一种视觉表象背后的含蓄所指,并对它们进行解码。然而笔者认为以上所描述的只是浅显意义上的视觉文化,视觉文化不是孤立的文化研究,更深层次的在于广泛的社会联系,是社会所建构体系的融合。在这里笔者更加认同美国学者米歇尔•福柯关于视觉文化的学科研究模型,他将视觉文化的研究归结于三个关键词:“符号、身体、世界”。福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曾经开设过一门有关视觉文化的研究课程,他对于视觉文化研究的总体思路在于,“大学科背景”以及“去学科性”,也即视觉文化的研究不要仅仅局限于自身,更多的是拥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学术界也有许多根植于福柯所建构的模式研究———“泛视觉文化”的研究范式,譬如视觉文化与地区、性别、权力、话语等的隐喻与转向的问题研究。视觉文化的这种没有边界的研究正是体现了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对于文化的定义概括,文化是作为一种发展中的文化而存在的。 二、人眼观看的延伸 随着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到来,经济活动的运行和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将城市分割成大大小小的区域空间,大致上可以分成公共空间领域和私人空间领域。在公共空间领域不难发现,随处安装着电子监控设备,比如早期就投入应用的,街道十字路口安装的“电子监控设备”,人们很形象的将其称为“电子眼”,它充当着“电子警察”的作用,监测着车辆的行驶过程,捕捉车辆的违章视频信息,预防司机的不文明驾驶行为。 (一)电子监控设备的追溯 空间监控设备被俗称为“电子眼”或“视频监控系统”“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电子警察”“空中之眼”等。空间监控系统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上个世纪40年代的西方,最早作用于军事安全和防备,后应用于监测交通情况,了解高速公路及桥梁使用情况。在英国,监控系统被称为闭路电视,是指“利用摄像头将画面信息传递至特定区域内监视器的一种监视系统。”在我国,大规模使用监控系统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 (二)电子眼是人眼的延伸 人们获得信息的主要方式是通过“观看”,从传播学家对于受众的研究中可见端倪,大众传媒的接受者不在于被动地“观看”媒介获取信息,而是在主动地“观看”寻找自己需要的信息。换句话说,大众传媒的接受者对于信息是有选择和筛选的。大众传媒根据观众的选择需求反馈,投其所好制作信息内容。人们的视线在观看时,要受到社会文化认知和自身的素养需求相制约。故现实主义美学传统中指出“摄像机不会撒谎,可撒谎的人在摆放摄像机”,不同的是,电子眼不会选择要记录什么,规避什么,而是忠实地“目不转睛”的记录着发生的一切。 前文提及人的眼睛,由此联想到前苏联的电影蒙太奇学派理论家维尔托夫,他提出了电影的摄像机应该像人的眼睛一样去客观记录生活实景。在这里,监控设备的安装犹如维尔托夫提到的“眼睛观”一样,像人的眼睛一样在“注视着”人们的动机和行为。麦克卢汉曾经说过,“媒介即人的延伸。”意为大众传媒使人的感觉能力得到拓展。“电子眼”类似麦克卢汉提及的大众传媒的延伸力,它延伸了人眼所能注视到的限度,弥补了人眼观看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们运用技术的力量缩小了人为监控的空间大小,而又无限制延长了对该空间监管的时间长度。 三、视觉文化隐藏下的权力生产 (一)“观看者”遮蔽下的权力 福柯用观看的目光来揭示隐藏在视觉文化下的权力运作模式。他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了18世纪对于罪犯的处罚形式,一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对于身体的血腥镇压和暴力执法的仪式景观,用来震慑震撼在场的普通大众,来规范他们的行为,达到社会秩序的合理稳定。另一种处罚的方式融汇于英国学者边沁对于环形监狱的设计理念中,在环形建筑的中心位置设置瞭望塔,而建筑的四周被监狱的牢房所包围,瞭望塔中有遮盖物遮蔽,四周的牢房则被分割成为各个单间,面向瞭望塔的一端和面向外面的一端均有一扇窗户,这样的一种环形建筑被福柯成为“视觉机器”。通过这样的设计使得罪犯的一举一动均处在“阳光之下”,没有一丝的黑暗角落可以遮蔽他们,瞭望塔中的人可以通过面向瞭望塔的一扇窗户对于罪犯进行监督。牢房被制造成为各个单间也很巧妙的隔绝了罪犯之间的交流,即便是一个最普通的眼神交流,使得他们在心理上孤独无援。福柯解释道,由于瞭望者和罪犯所处位置的不同,造成了权力的极为隐蔽的不平等。 在瞭望塔中的监视者,由于有遮盖物的遮蔽,可以随时随地地监视四周各个牢房,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处在四周各个牢房的罪犯显然不会知晓谁在对他们进行监视,何时他们在被监视着,或者他们到底有没有被监视着。很显然的是即便瞭望塔中没有人或者这个人此时并没有监视罪犯,处在四周各个牢房中的罪犯也不敢轻举妄动。瞭望塔中的监视者由于有遮蔽物这层外衣,得到了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这样的权力的不对等。纵观如今的社会生活,我们处于无所不在的电子监控设备所编织的蜘蛛网之中,原来在安保森严的高级写字楼、高级住宅区才会安装的电子监控设备,已然遍布于城市生活的大街小巷。将电子监控设备等同与福柯所描述的环形监狱也不为过,电子监控设备的实质也是一种“全景敞视主义”下的“视觉机器”。电子监控设备背后的那双眼睛正是在监控设备这样的技术遮蔽物之后,来注视着过往人们的一举一动。人们不知道机器的背后会不会有那双眼睛,以及那双眼睛是否每时每刻都在注视着,人们总是信以为真的相信机器的背后总是有那双眼睛在窥视着,即便这样也会不自觉地规范着人们在公共场合的行为秩序。 (二)“被看者”的自我监督 笔者依稀记得加拿大学者大卫•莱昂曾指出,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实质就是生活在电子眼之下。可见如今的生活谁都不能免监。随着技术的发展,高清监控视频画面、360度旋转监控设备的发明,使得福柯所提到的“全景敞视”成为可能。在技术的遮蔽之下,透露出的看与被看之间的权力不对等观念,体现在被观看者身上的是自觉的“遵守”,是源于对身体的观看继而渗透于心的规训,通过个体的遵守达到社会秩序的合理稳定。比如在住宅区的监控设备,总会有标语提示“你已进入电子监控区域”,此时的电子眼取代了人为的监控目光,杜绝了人眼的视觉监控疲劳,延伸了人眼所能观察到的范围,过路的行人也不确定此刻监视器的后面是不是有那么一双眼睛在注视着你,但他会在内心提示自己,并且理性地控制自己的行为,他的这种对于身体的“规训意念”,不是监视器以及后面的那双眼睛所赋予他的,而是他自己给予自己的监控,自己给予自己的一种强有力的注视目光,自己的意念把自身的行为举动规训起来。传统社会中对于人们的规训是建立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血腥暴力的处罚,达到对人们感官的震撼而后规范行为的威慑作用。现如今,是一种更加理性看似合理的内化于灵魂深处的规训作用,通过个体对于自身的自我监督、制约维持社会的秩序。如前文所述,是以一种看不见的“权力的眼睛”的自我注视。“因为现代社会创造了许多关于眼光的规范,确立了许多审美的、科学的、理性的观看原则,这些原则制约着每个人如何去看,也决定了他看到什么,或者说喜欢看什么,对所看之物给予褒贬评价等等。”学者周宪的这段话,充分地概括延伸了隐秘下的权力规训观念。 四、结语 福柯将这种隐蔽在遮盖物之后的眼睛称之为“权力的眼睛”,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权力的眼睛”无所不在,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又如公司办公间里全景敞视式的一览无余,在超市银行中对于顾客的监视等。“由于视觉技术的发展,视线已经从人的肉眼日益转向更加精确、可以记录的视觉技术,从望远镜到监视器,从红外摄像机到数码图像技术等等。”从人的肉眼到机器的眼睛,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二维合一,没有视觉疲劳,不用算计报酬。在技术发展的前提之下,幻化成“权力的眼睛”自我规范着。 作者:彭冬卿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文化研究论文:清代冰上运动文化研究论文 1清代冰上运动器物文化 1.1冰鞋 我国古代东北的女真族和满族都使用过“乌拉滑子”。据学者考证,“乌拉滑子”就是把嵌有滑条的木板缚于乌拉鞋的底下,手持木杖撑动,滑行于冰上的器件,类似于现在的滑冰鞋。到了清代,出现了嵌有冰刀的铁质冰鞋。《燕京岁时记》记载:“冰鞋以铁为之,中有单条缚于鞋上,身起则行,不能暂止,技之巧者,如蜻蜓点水,紫燕穿波,殊可观也。”乾隆帝在其《冰嬉赋》“序”中说:“国俗有冰嬉者,护膝以芾,牢鞋以韦。或底合双齿使齧凌而不踣焉。”有学者认为,《燕京岁时记》所说的“单条”,其实就是“冰刀”,是一种“单冰刀”滑冰鞋;《冰嬉赋序》所说的“双齿”,就是“双冰刀”,类似于今天的“双冰刀”滑冰鞋。《冰嬉赋》“序”中所说的“韦”是指熟皮,“芾”是指用韦制成的护膝。可见,清代滑冰器具不但出现了铁质冰刀,而且还有护膝等防护设备。铁质材料冰鞋的出现,是清代滑冰运动技术提高的重要基础。 1.2狗车 在元代,东北地区从辽阳到奴尔干的一条大干道,冬天曾用一种独特的交通工具—狗车。这种狗车到清代一直在使用。清人杨宾在《柳边纪略》中说,在东北三江汇流地区,有一称作“不剃髮黑金”的部落,“陆行乘舟,或行冰上,驾以狗,御者持木篙立舟上,若水行拦头者然,所谓使犬国也。”这种器具以狗牵引,能载人载物快速行驶于冰上,类似于今天的狗拉雪橇。 1.3爬犁 爬犁,又称扒犁或耙犁,以马、牛等大牲畜为挽力,在冰上雪地均可使用,盛行于东北地区。清人西清《黑龙江外记》里说:“扒犁,国语曰法喇,制如凌床,而不施铁条,屈木为辕,驾二马,行雪上,疾如飞鸟。”是说这种扒犁用马牵挽,用两条翘起的辕木作底,在雪地行驶,速度极快。在尚无大型机械的古代,爬犁在冬季运输物资、人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4冰床 冰床,又称拖床、凌床等,是以人力牵引或撑动的冬季冰上运输和娱乐器具。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较早记载了“凌床”这种器具。明代出现十余个冰床并联,在冰上豪饮壮游的现象。清代出现装有铁条的冰床。《燕京岁时记》记载:“冬至以后,水泽腹坚,则十刹海、护城河、二闸等处皆有冰床。一人拖之,其行甚速。长约五尺,宽约三尺,以木为之,脚有铁条,可坐三四人。”冰床下镶铁条,类似于冰鞋上的冰刀,滑行速度更快。清代皇帝及达官贵人用的冰床,已有豪华的装饰。《榆巢杂识》载:“冬日液池,上御拖床。其制似榻无足,似车无轮,以人挽行冰雪中,至便。有施氈幄及饰以龙凤者。”即清帝所用冰床能防寒保暖,装饰华美,堪称“冰上游艇”。 2清代冰上运动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是文化的中层部分,是构成文化的血脉,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区别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分析清代冰上运动器物文化之后,以下从制度、形式等方面对清代冰上运动制度文化进行论述。 2.1奇特的国俗 到清代,冰上技艺表演活动被称为“冰嬉”或“冰戏”,并发展成为前所未有的“国俗”,我国古代冰雪运动达到空前的繁荣阶段。该“国俗”最早源于一场明、清战争: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部下利用“皆着乌拉滑子”的士兵和“炮驾爬犁”,驰援努尔哈赤被围困的墨尔根城,长途奔袭获得成功。滑冰技术在大清帝国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一定作用。努尔哈赤倡导的冰上娱乐活动为清代冰嬉“国俗”的形成起了奠基作用。据《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初二,努尔哈赤在盛京(今沈阳)附近的太子河上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冰上娱乐活动:“汗(努尔哈赤)率众福晋、八旗诸贝勒、福晋、蒙古诸贝勒、福晋、众汉官及官员之妻,至太子河冰上,玩赏踢球之戏。诸贝勒率随侍人等玩球二次之後,汗与众福晋坐於冰之中间,命於二边等距离跑之,先至者赏以金银,头等各二十两,二等各十两。……落後之十八名妇人,未得银,故每人赏银三两。……跑时摔倒於冰上者,汗观之大笑。遂杀牛羊,置席於冰上,筵宴……”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大汗亲自率队,参加人数众多,有男有女;活动内容主要是男子冰上踢球、女子冰上快跑;冰上跑步采取比赛形式,以金银作奖励,按成绩分等发奖,落后者也有赏银;比赛效果良好,“汗观之大笑”;赛后杀牛宰羊,设置宴席,以表庆贺和慰问。该活动与现代的冰上运动会已十分相似。到乾隆一朝,冰嬉正式成为“国俗”。乾隆帝称:“顺时陈国俗,择地试雄观”(乾隆《御制太液冰嬉诗十二韵》);“国俗有冰嬉之典,……岁于冬至后举行,亲临阅赏”(乾隆《腊日观冰嬉因咏冰床》原注),冰嬉成为国家的一项庆典活动。从乾隆10年(1754年)起,冰嬉每年举行一次,终乾隆朝几无间断。乾隆退位后,嘉庆继续进行,直至道光,延续近百年。 2.2完备的制度 乾隆时期,冰嬉已经有了十分完备的机构与制度。清代专门设立了冰上运动的统帅机构,叫“冰鞋处”,长官为冰鞋大臣;专门进行冰上训练的兵种,叫“技勇冰鞋营”,隶属“键锐营”(清朝当时的特种部队);士兵叫“冰鞋”,其饷银叫“冰鞋饷”;教练叫“冰鞋教习”。每年校阅期(十、冬、腊、正四个月),冰鞋处从键锐营选拔1600名优秀溜冰者,组成“技勇冰鞋营”,集中训练,届时参加冰嬉表演,接受皇帝校阅。校阅期过后,返回键锐营。“冰鞋处”类似于国家管理机构,“技勇冰鞋营”类似于国家集训队。关于冰嬉的制度,乾隆朝刊定的《皇朝文献通考》作了详细的记载:“冰戏,每岁十月咨取八旗及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处,每旗照定数各挑选善走冰者二百名,内务府预备冰鞋、行头、弓箭、毬架等项。至冬至后,驾幸瀛台等处,陈设冰嬉及较射天毬等伎。分兵丁为二翼,每翼头目十二名,服红、黄马褂,余俱服红、黄齐肩褂。射毬兵丁一百六十名,幼童四十名,俱服马褂、背小旗,按八旗各色,以次走冰、较射。陈伎毕,恩赏银两,头等三名各赏银十两,二等三名各赏银八两,三等三名各赏银六两,其余兵丁各赏银四两,俱由内务府广储司支给。”由上述文献可以看出清代冰嬉的大体规制:①活动时间:每年十月拣选人员,大约冬至后进行表演;②活动地点:在瀛台(后来还在五龙亭、阐福寺等处);③参加人员:从每旗拣选善于滑冰者200人,总数至少1600人;④器具:包括冰鞋、行头、弓箭、毬架等,由内务府提供;⑤服装:翼的头目穿红、黄两种颜色的马褂,队员穿红、黄两种颜色的齐肩褂;射毬兵丁、幼童均穿马褂,背插小旗;⑥活动形式:主要包括走冰、较射天毬等;⑦奖励:按表现情况给予银两奖励,共分三等奖,每等奖励三名。凡参加的兵丁均有赏赐,奖励和赏赐所需银两,均由内务府支出。可见,清代冰嬉的管理、训练已常态化,所需物资、经费、人员均由国家承担。冰嬉成为一项国家主办、规制健全的大型冰上庆典、竞技活动。 2.3多样的形式 包括宫廷冰嬉在内,清代冰上运动的形式丰富多彩,争奇斗艳,部分形式与现代滑冰运动相似,有的技术与现代滑冰相比有过之无不及。清代冰上运动的形式大体上分为以下六种。 2.3.1抢等 所谓“抢等”,就是比试滑冰的快慢,争夺优等。吴振棫在《养吉斋丛录》中记载:“岁十二月,西苑三海层冰坚冱,于是择令辰,圣驾御冰床临观焉。……始曰‘抢等’。去上御之冰床二三里外,树大纛,众兵咸列。驾既御冰床,鸣一炮礟,树纛处亦鸣一礟应之。于是众兵驰而至御前,侍卫立冰上,‘抢等’者驰近御座,则牵而止之。至有先后,分头等二等,赏各有差。”参赛者穿冰鞋集体竞速,距离约1000-1500米,鸣炮后从起点(“树大纛”处)同时出发,按到达终点(“近御座”处)的先后顺序,分等级予以奖励。这就是我国古代的滑冰比赛,与现代的短道速滑极为相似。 2.3.2抢球 所谓“抢球”,就是两队士兵在冰上互相争抢皮球的游戏。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金海冰上作蹙鞠之戏,每队数十人,各有统领,分位而立,以革为毬,掷于空中,俟其将坠,群起而争之,以得者为胜。或此队之人将得,则彼队之人蹴之令远。欢腾驰逐,以便捷勇敢为能。将士用以习武。昔黄帝作蹙鞠之戏以练武,盖取遗意焉。”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冰上分队踢球游戏,以“便捷勇敢”为胜,目的是“用以习武”。这种冰上“蹙鞠之戏”来源于清朝入关前的“踢形头”游戏,是我国古代蹴鞠在冰上的新发展。 2.3.3转龙射球 “转龙射球”是在冰上集体编队滑行时进行射箭表演的一种活动。《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又继以转龙射球,走队时按八旗之色,以一人执小旗前导,二人执弓矢随于后。凡执旗者一二百人,执弓矢者倍之。盘旋曲折行冰上,远望之蜿蜒如龙。将近御座处设旌门,上悬一球,曰天球,下悬一球,曰地球。转龙之队疾趋至,一射天球,一射地球,中者赏。复折而出,由原路盘曲而归其队。其最后执旗者一幼童,若以为龙尾也。”从“盘旋曲折”“蜿蜒如龙”“一射天球”“按等行赏”等用词可以看出,这是一种集冰上滑行、队形变换、射箭比赛为一体的运动形式,是清代人冰上运动的又一大创造。 2.3.4摆山子 “摆山子”即集体进行的走队形、摆字表演,类似于今天的团体操。近人晋卿描写了“摆山子”:“御座前冰鞋大臣命旗一挥,响炮一鸣,则此两排百名‘冰鞋’,各循花纹内两线之隙地,沿径滑驰,一人左转,两队皆左转,一个向前翻身,两队皆翻身,伸腿张臂。五色战裙,上下掀腾,风驰电转,朱缨貂尾,左右荡摇。钢条所至,冰层刺刺作响,各个足下之威武铃,万事锵和,尤为奇观也。”左、右两队一百人,按事先画好的“万字锦”、“葫芦锦”等众多花纹组成的图形,在只能容下一人的纹线之间,整齐划一地表演燕子戏水、凤凰展翅、洞宾背剑、青龙回头、白虎摆尾等24种高难动作,无任何纷乱之状,其难度可想而知。这种冰上集体表演,其设计、技艺、阵势及整齐程度,让现代人叹为观止。 2.3.5打滑挞 “打滑挞”是宫中开展的一种从高处滑向低处的滑冰游戏。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记载:“禁中冬月,打滑挞。先汲水浇成冰山,高三四丈,莹滑无比。使勇健者着带猪皮履,其滑更甚,从顶上一直挺立而下,以到地不仆者为胜。”可以看出,滑冰者穿着带猪皮的鞋子,从三四丈的人造冰山“挺立而下”,快速滑行,“以到地不仆者为胜”,这是一种相当精彩、刺激的滑冰活动,参加者需要一定的胆量和高超的平衡能力。该活动类似于今天的高台滑雪。 2.3.6花样滑冰和冰上杂技 除了以上形式外,清代冰上运动还有类似现代的花样滑冰,以及滑冰与杂技的结合———冰上杂技。乾隆时宫廷画家张为邦等人绘制、现陈列于故宫博物院的《冰嬉图》,形象地展现了八旗的花样滑冰和冰上杂技。根据学者分析,《冰嬉图》中反映的花样滑冰主要包括大蠍子、金鸡独立、哪吒探海、双飞燕、千觔坠等。冰上杂技主要有缘竿、盘杠、飞叉、耍刀、使棒、弄幡等。表演者在竿上、杠上、肩上、臂上、掌上、冰上展示单双足直立、倒立、扯旗等高难技艺。肩上、臂上表演的人数,自一人以至三人,有儿童,也有成人。冰上杂技是滑冰技术与杂技技艺的完美结合,是清代人创造的一种新的运动形式,体现了我国古代体育文化技巧性、观赏性的特点。 3清代冰上运动精神文化 在清代,涌现了大量与冰雪运动有关的诗歌、绘画等文艺作品。诗歌如乾隆帝的《冰嬉赋》、永忠的《初试冰床》、李声振的《百戏竹枝词•蹋鞠》、李静山的《增补都门杂詠•冰鞋》等。绘画如金昆等人的《冰嬉图》、姚文瀚的《紫光阁赐宴图》、郎世宁等人的《弘历雪景行乐图》等。通过对这些文艺作品特别是相关诗赋的分析,可以了解当时人们对冰雪文化的认识,进而管窥我国古代冰雪运动文化所蕴含的的思想、观念与精神。 3.1清代冰上运动体现的浓厚功利色彩 古代北方冰天雪地的环境,一方面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不便,另一方面,人们根据冰雪的特性开发出冰雪的有益功能,为人类所用,这是人类冰雪运动文化所体现出的实用和功利色彩。首先,人们最早利用冰雪资源进行生产活动,如《新唐书》记载的拔野古人“乘木逐鹿冰上”。再如《津门杂记》记载,清代天津一带的“撑排者,例备皮袄一袭,无客则自衣御寒,有客则奉客铺垫。随地雇坐,其价甚廉,如去一二十里之遥,所费不过京蚨数十文而已。贫民食力于风天雪地中如此。”也就是说,冰床成为百姓谋生的工具。其次,人们利用冰雪资源,创造出许多交通运输工具,如冰床、狗车、爬犁等。这些是人们根据冰雪环境创造的十分快捷的运输工具,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第三,人们还把滑冰滑雪用于军事活动。如前述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部下利用“皆着乌拉滑子”的士兵和“炮驾爬犁”,长途奔袭获得了战争的胜利。再如,清代宫廷冬月在西苑太液池“陈冰嬉,习劳行赏,以简武事而修国俗。”“国俗有冰嬉之典……盖肄武习劳,不忘家法。”(乾隆《腊日观冰嬉因咏冰床》诗自注)“以阅武事”、“肄武习劳”表明清代的“冰嬉”具有鲜明的军事训练目的。 3.2清代冰上运动蕴含的祛害祈福情结 古代部分冰雪活动已经扎根民间,逐步已发展成为一种民俗事项。在冬季严寒的生活环境中,世居东北的满族人对冰雪向来拥有深厚的感情。清代满族妇女中流行着一种习俗———“轱辘冰”,又叫“滚冰”、“走白冰”。每年正月十六晚上,妇女们三五成群,手执灯笼,嬉笑着来到旷野。她们在冰雪上左右翻滚,口里诵唱着:“轱辘冰轱辘冰,腰不痛腿不疼”,“轱辘冰轱辘冰,身上轻一轻。”接着,在冰雪上戏闹取乐。该活动俗称为“脱晦气”,又叫“走百病”(“走白冰”的谐音),认为“轱辘冰”能滚走疾病和晦气,带来健康、运气。清人杨宾的《柳边纪略》载:“十六日,满洲妇女,群步平沙,曰‘走百病’,或连袂打滚,曰‘脱晦气’,入夜尤多。”揭示了这种习俗目的在于“脱晦气”,以“祛害祈福”为目的。关于“滚冰”,还有一则美丽的传说。据说独角龙之女与捕鱼青年产生爱情,独角龙一怒,发瘟疫惩治青年和村民。龙女托梦嘱咐青年和村民,正月十五晚上到冰面上打滚,就可以躲过瘟疫,结果十分灵验。全村百姓怕再遭报复,于每年正月十五都去冰面打滚,遂相沿成习。实际上,民间借“滚冰”为“滚病”的谐音,以祈求滚去疾病,延年益寿。这类滚冰走雪的习俗流传至今。在东北的部分城市和乡村,在江河湖泊、水井旁边等有冰和雪的地方,每到正月十五就有人参与这项运动。显然,这些冰雪运动蕴含着人们祛害祈福、追求安康的美好愿望。 3.3清代冰上运动寄托的太平治世理想 清代的冰上运动,特别是宫廷的冰嬉,封建统治者充当了重要角色。他们把冰嬉作为奖掖部下、弘扬国威、招待外宾的一种重要手段,以体现浩荡皇恩,提高国家凝聚力,实现太平治世的理想。首先,通过开展冰上运动,奖掖部下,显示皇恩,维护国家团结与稳定。前文已述,天命十年正月,努尔哈赤在盛京附近举行了一规模较大的冰上竞赛活动,对参赛官员的妻、福晋等均予以银两奖励,赛后还在冰上置筵宴以庆贺,笼络部属之意甚为明显。乾隆帝所作的与冰嬉有关的诗作,也多次表达了对部下的赏赐、恩施之意,如“勇者特旌,任者均赐。普被曰仁,有差曰义”(《冰嬉赋》)等。每年春节前在八旗中进行冰嬉比赛,成绩优异者给予特殊的奖励,叫做“有差曰义”,以示殊荣;所有参加冰嬉比赛的士兵都能得到适当的赏赐,使之过一个愉悦的新年,叫做“普被曰仁”,以示仁爱。乾隆之子嘉庆帝则明确指出:“冰嬉之制,藉习武以行赏赉,示嘉惠兵丁之至意。每岁冬月,简八旗子弟角艺液池,皇父亲御冰床,第其高下,以次颁赏,勇者特旌,余皆均赐。所以鼓励而激劝之者,即一较技间仰见仁至而义尽焉。”可见,冰嬉是校检八旗子弟冬季军事训练成果的重要方式之一。冰嬉比赛所取得的成绩,是对士兵论功行赏的主要依据。这种奖赏机制,既鼓舞了士兵在冬季艰苦训练中的士气,又笼络了人心,提高了凝聚力,对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政治作用。 其次,冰上运动常常被作为一种宣扬国威的礼宾仪式。一方面,冰嬉由清朝当时的特种部队“键锐营”中的“技勇冰鞋营”承担,代表着清朝军队的实力与水平。冰嬉表演的水平,当时的诗歌给予了揭示,如“拟议弦催箭,形容镜舞鸾”(乾隆《御制太液冰嬉诗十二韵》)、“闪如曳电,疾若奔星”(乾隆《冰嬉赋》)、“有时故意作敧侧,凌虚取势斜燕轻”(清•宝竹坡《冰鞋》)等。这些惊险、高超的冰上技艺,显示了清朝兵士的素质,展现了军容和国威。另一方面,冰嬉也是招待外宾的礼仪、庆典活动。乾隆53年(1788年)腊月,西苑举办冰嬉活动,特别邀请外国使节、边疆藩王及台湾高山族首领等观看,以共贺新春。乾隆皇帝即兴赋诗:“贺正近远毕来同,抚谕凭舆言语通。西北新藩称旧仆,东南捕鹿学宾鸿。冰嬉仍寓洁戌训,苑觐都怀奉朔衷。众喜康强颂四得,独深虔望昊恩蒙。”(乾隆《嘉平二十一日于西苑觐年班各部并台湾生番示以冰嬉》)诗中描写了“西北新藩称旧仆,东南捕鹿学宾鸿”的盛大外交场景,表达了前来恭贺新年的各族首领维护祖国统一的共同心愿,展现了康乾时期兵强马壮、国泰民安、四夷来朝的盛世景象。 4结语 以清代冰上运动为代表的我国古代冰雪运动文化,蕴涵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精神内涵,是具有优良品质与发展潜力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它曾以其经济、军事、政治等社会功能发挥着维系民族情感、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在国家积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力申办冬奥运以及大力发展体育产业的今天,传承和发展冰嬉等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作者:张宝强 陈彦 单位:咸阳师范学院 西安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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