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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以喻天地”,“宇”为空间,“宙”为时间。本文所讨论的“宇宙”观念,是人们对时空概念的理解。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宇宙”观念,不仅与其社会文化有关,更是经过观星授时、遍历河川等实践总结而来,影响着特定时期的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在天文考古、历史哲学等领域,已有不少学者对此做出多方面的深入研究,但对于探究古代传统首饰中蕴含的古代宇宙观念却是凤毛麟角。深入认知古代宇宙观念在首饰艺术中的表现形式,有助于首饰艺术与宇宙美学的有机结合。 一、首饰的材质和色彩 古代首饰艺术在用材、用色等方面,有着运输和技术等客观因素限制,不及现今首饰丰富多彩。但古代首饰艺术中所使用的特定材料、特定色彩搭配却有着其特殊的含义。古代流行的时空观念,以不同颜色的材料作为载体,在古代首饰艺术中得到体现。发现于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陵墓中的图坦卡蒙黄金面具,主要以金、青金石、黑曜石、绿松石为材料制成,面具的神性通过材料的色彩和整体的造型而表现。古埃及人认为首饰艺术中所用的金属或宝石材料皆与其时空元素有关:黄金,被视为太阳神拉的化身,璀璨的金色是太阳神性的载体;来自阿富汗的青金石,仿深蓝苍穹之色,复制天堂外表的石头;来自西奈半岛的绿松石,充满生机的蓝绿之色,象征着尼罗河的生命之源,代表着年轻和复活的意义。太阳、穹顶、大河,整个古埃及宇宙观念中空间概念的几项主要构成元素,与以上不同的宝石与贵金属——对应。中国早于商周时期便有以礼器颜色代表天地四方的概念,据《周礼》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理性的空间认知结合感性的色彩想象,以苍青色喻天,以土黄色喻地,青、赤、白、玄四色代表四方四圣兽,六色礼器展现出一个清晰合理、特征鲜明的宇宙空间形态。 二、首饰的造型与纹样 采用相关事物或人物的造型和图案,以具象的形式表现出首饰中的人文理念,是首饰艺术传达理念的主要手段。虽然各古文明在宇宙观念上有着大相径庭的差别,但大都擅以造型和纹饰来表达其关于时空的思考,甚至直接在饰品上记录天文现象、时则规律。如殷商时期的卜甲,不少学者便推测古人以其龟背、腹甲象征北极天盖和大地,以此组合成半球造型的天地界限,卜甲刻卜辞,有占卜事宜发生于天地间之寓意。在古玛雅文化中也有相似形式的玉牌,正面刻画着统治者如神灵般主宰奴隶的图案,背面雕刻有玛雅的纪年历法。卜甲与玉牌两者共同之处在于感性与理性宇宙观念的结合,通过雕刻文字、图形等形式使其理念承载于饰品艺术中。 (一)玉猪龙造型与棋纹 以中国史前时期北斗建时法则的出现为开端,中国古代传统首饰便与周天运转、四时八节等时空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如红山文化出土的一系列玉猪龙玉器,在冯时的《中国天文考古学》中便探讨了史前北斗信仰、猪神崇拜与玉猪龙玉器之间的密切联系。玉猪龙造型的出现,或是古人对北斗星象运动的记载,结合原始的北方位猪神崇拜,抽象地表达出史前人类通过观测天象总结而来的宇宙运行规律。这时期的人们在观星授时的过程中,逐渐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星宿秩序。从“天文”到“人文”,“以化成天下”,即是根据周天运行的规律,将社会与星相分野观念——对应。如果忽视这些早期中国首饰艺术中所反映的时人对宇宙时空的理解方式,就无法理解中国古代传统首饰为何总能外延扩展之宇宙观念的范畴。直至封建时期,四方圣兽、二十四节气等与中国传统时空观念对应的图案纹样已是成为当时首饰设计中的常用纹样。甚至于一些中国古代传统首饰中常见的简单几何纹样,也能发现宇宙时空观念的身影。如棋纹,古代中国丝绸、铜境、簪钗等饰品上的主要装饰纹样之一,被时人视作浓缩宇宙的象征,见于班固的《弈旨》:“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以棋盘喻宇宙空间,以棋局喻万变人生,出于对生命精神的终极关怀和信仰的力量之趋势,棋纹的流行反映着中国时空观念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是首饰艺术与人文观念有机结合的典范。 (二)圣甲虫与盒子世界造型 古埃及人的时空思维受宗教观念影响,认为所处环境的万物皆没有主客之分,形成了他们认知中的客观事物皆是无限且具有神性的宇宙观。因此,在古埃及首饰艺术中,常将宇宙观念中的主观认知与客观事物的形象相结合,形成特定造型和图案。法老图坦卡蒙棺墓中出土一件镶嵌宝石的圣甲虫胸饰),这种胸饰最早出现于古埃及的十二王朝,用以项链的形式悬挂于法老胸前,这款首饰以圣甲虫形宝石为中心,左右两边装饰着金嵌绿松石和五彩玻璃镶成的女神伊西斯和奈芙蒂斯形象为衬托,整体造型左右对称,体现出古埃及“中心主义”的空间观念,这种“中心主义”空间观念在该时期的首饰设计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形式体现。古埃及饰品中镶嵌的圣甲虫形宝石,是源于现实世界中蜣螂的形象,蜣螂的自我繁殖能力在古埃及人看来是生命力的延续,蜣螂滚动粪球的现象被理解为推动太阳东出西落。从这款圣甲虫形宝石背后錾刻的《死者之书》第六章中一段文字,“在欧西里斯的审判庭上进行的心脏称重中,希望心脏不要背叛死者”,便可得知太阳、圣甲虫、法老三者之间相互转换角色的神圣关系,以胸饰为媒介,寄托轮回新生之意于宝石和首饰造型上。甲虫形宝石被作为主造型运用于首饰艺术中,强化首饰的神圣感和寓意性。圣甲虫饰品的流行,正是古埃及文明中所信奉的“过去——现在——未来——过去”循环时间观念。出土于底比斯第二十王朝的祭司石棺盖,同样传达着与圣甲虫形胸饰相似的空间概念。石棺盖表面雕刻了一位衣着华丽的男性人物,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胸前佩戴的庙宇形项链,长方形的庙宇造型,正取意于《阿斯克勒庇俄斯》中“埃及乃是天堂的映像。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天堂中按轨迹运行的万物都转移或是降入埃及了。更真切的说法是,我们的国家是整个宇宙的神庙”,也表现出古埃及“中心主义”的空间观念。还有这款嵌青金石金吊坠,直接把古埃及人的宇宙观念结合以具象纹样。吊坠的正面造型如其宇宙观中的长方体宇宙的前视图,矩形的下棱錾成水波纹样并嵌以青金石,象征着大河;底下是有锻制而成的金三角形造型,象征着山川土地于中冒出水面形成大地;上棱以青金石为底,錾出若干五角星造型于其上,象征着悬挂着无数星辰的苍蓝穹顶,两者之间雕刻出浅浮雕形式的船型,正中包镶着一颗雕刻有法老形象的圆形青金石,两边是金嵌青金石的女神造型,与上文中的圣甲虫胸饰有相似之处。整款首饰表现出的画面是一艘太阳舟搭载着太阳和法老王往返于东方和西方。古埃及文明中的循环时间观念与“上顶下洋”的空间观念,以形象生动的图像客体化于这款首饰之上。 (三)两端对称的U形造型 位于中美洲的奥尔梅克文明,出土的多件人形陶俑皆戴有U形头饰,这类U形头饰与同时期安第斯山区查文神庙建筑的U形建筑平面构成有着异曲同工之处。U形头饰的两头,一边寓意着宇宙,另一边代表的是人类社会,表达出宇宙和社会是一对相对又相生的力量。这类以宇宙和人类社会之间关系为创作理念的首饰,蕴涵着人类在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时体会到的审美情感。 三、首饰艺术中的特定数目 传统首饰的工艺或设计中,宝石的数目也会有特定的含义,一方面是为吻合古代首饰设计中的对称造型而分布,另一方面又承载着与数量相关的寓意。清朝朝服所挂朝珠,分四段,每段27宝珠间穿入大珠,共计108颗,承载着一年四季,十二月份、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这种封建时期成型已久的时间观念。世界一分为十的空间观念和生命六道轮回的时间观念,佛宗以珠数承载,一百零八珠、一千零八十珠等特定数目于珠串中甚是常见。由此可见,首饰设计中,对某些特定数目有着更多的应用,这些数目大抵源于古代天文中的星相建时法则、分野之说,如四方、五位、九宫、十二辰、二十四节、二十八宿、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等与数目有关的宇宙观念。这些看起来简单抽象的方位坐标和图式,却完整地建构起中国人的宇宙秩序,以配数方式浓缩于传统首饰设计的纹样中。中国传统首饰作为时人的贴身佩戴之物,无论造型、工艺等因素如何变化,也难脱离其阴阳两仪、四方八卦宇宙时空观念之根本,以和谐感、对称感等形式表现于首饰艺术中。尤其是宋生小品出现前,首饰的样式多以阴阳两仪对称、四方八卦位图组合,这类多方位对称或重复的首饰构图正是源于古代中国空间方位概念上的那套配数、配物的原则。 四、首饰的佩戴功能 (一)与神灵沟通的媒介 古代非洲文明中,许多丛林地带的原始部落对自然界和自然现象都有着相同的感知,认为世界的所有事物都有神灵主宰,神灵会附着于各种客观事物之上。如居住于加蓬北部雨林中的奎勒部族在祭祀森林之神艾蔻克时所戴的弧形角面具,采用了羚羊角与小人脸结合的造型,佩戴此面具能让森林之神为族人密切监视着雨林中的动向,佑其周全。通过这类神性的仪式面具,以巫术、魔法、灵性的土药为媒介,以人们主观想象中的神灵面部特征为巫法的载体雕刻在饰品上,将他们宇宙观念中万物有灵的主观世界承载于首饰中,从而实现以操控现实世界来沟通不可见世界里的诸位神灵。 (二)保佑逝者轮回新生 帕伦克国王巴加尔的玉制殉葬面具,这类面具作为展现统治者神性地位的陪葬饰品,在玛雅时期并不罕见。据《德累斯顿抄本》和《巴黎抄本》上描述,“世界分为天堂、现世、地狱三境”,统治者希望以此玉制面具保护自己不被打扰而顺利走完轮回之路,同时保证其到达另一个世界时地位不会发生改变。以此看来,当时统治者和宗教所推崇的三界空间观念与轮回时间观念解读于其殉葬面具的功用之中。结语随着科技的进步,首饰艺术与科学新发现的结合日益紧密,新认知的宇宙形态作为首饰设计的新题材而逐渐普及。在新天文现象、新时空概念与首饰创作新理念结合的趋势下,想要更好运用这类题材,需借鉴古代首饰艺术中的设计经验。以首饰的材料、造型、功能等方面为切入点,寻找古代首饰艺术中时空理念的踪影。以此为参考,把这类题材恰当地运用至现今首饰设计的创作当中,使日新月异的宇宙时空认知在首饰设计中得到尽善尽美的应用,并作为一种长盛不衰的设计题材在首饰艺术中延续。 作者:周烨林 单位: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珠宝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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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成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时间体系。在这些时令节俗文化当中,作为一种周期性的庆祝活动实乃是人类的社会活动与大自然周期运行相互协调的产物。它更多的是包含着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表现出方方面面的伦理关系,从而显现出在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家庭之间、人与社会及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特殊关系。而在当下,如何能让这些时令节俗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和更好地发挥出调解与社会治理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传统;时令;节俗;文化;传承 一、时令节俗源自人类对自然社会的逐步认知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时间体系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余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辉煌璀璨的文化。其中,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则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成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涵盖了“原始信仰、祭祀、儒释道、纪念日、历法节气等人文与自然多方面的内容”。这种雅俗共赏的生活文化,直接表达出人民群众的民族个性的特征,反映出“各自的认同感、亲和力与凝聚力”,成为中华民族情感深邃而鲜明的体现。在中国传统时令节俗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时间体系。古人从物候天象中来感知时间,然后在以一种敬畏的心态去郑重地度过每一个非常的时间节点。“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首人们耳熟能详的二十四节气歌就非常生动贴切地揭示了“应天时而动,就地利而兴”的一种时间制度的本质,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智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的国人。中国古代的先贤哲人在通过观察太阳周年的运行轨迹中,将其运动轨迹分为二十四个均等的等份,把每一个等份视作一个节气,以致形成人人都能接受并且还能给予传承的二十四节气时令。这是中国人在观天察地,认知自然,感知自身变化,在记录农事生产、社会生活的实践过程中创造发明出的一套独特的科学时间制度;是天文与人类活动共生共融的综合性知识体系;是中国农耕社会顺天应时,指导实践的生活制度。也是安排农业生产,协调农事活动的基本遵循。我们的先人们在农事实践中总结出二十四节气时令的时候,还有一种更加通俗的“七十二候”的认知。具体说来,就是每五天为一候,每三候为一个节气;每六个节气就为一个季节。从历史上看,二十四节气时令首次被完整的表述,是来自被胡适赞誉为“绝代奇书”的《淮南子》中。如果研究指正是正确的,那么二十四节气时令的距今就已有2,160余年了。中国人民的这一发明在2006年时被入选为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2016年时,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时令入选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中。在国际气象界中,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时令又被大家赞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在二十四节气时令中,让人们看到寒来暑往,一往一复,阴阳二气的复遥对应。中华民族的所有时令节俗无不落在这春夏秋冬四季的变换之中。这也是其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所具有的特殊价值所在。每一个时令节俗日都具有自然与文化融为一体的丰富内涵,它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都是一堂生动的自然与文化相叠加的文化课。因此,在历史的长河里,人们已经充分地感到了这些时令节俗的“节日”氛围。之所以将其称为“节”,就是因为他将一种永恒的流动性的时间划分出了若干个看似凝固的节点。所谓的“节日”,正是表明这些“节点”的特殊的日子。因此,有研究者给它的定义是,传统的时令节俗是“大众在特定的日期根据传承、延续下来的习惯所组织的活动,这些活动体现出了中国文化中和谐、克制的内在特征,属于礼乐制度的一部分,有着与法律功能相似的社会治理功能。”这些在时间体系内叠加的时令节俗,彰显出中华文明民族性的表达,培育了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同时,它们又根植在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之中,在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沃土中不断地丰富,成长为中华民族具体化、形象化的特殊标识。形成人与人之间、人与家庭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文化符号融合的内在动力;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二、时令节俗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礼仪之道 中国传统的时令节俗除了上面的二十四节气时令以及人们耳熟能详的春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以外,还有人日节(正月初七)、上元节(正月十五,又称元宵节)、添仓节(正月二十五)、中和节(农历二月初一)、春龙节(农历二月初二)、社日节(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上巳节(农历三月初三)、寒食节(清明节的前一日)、浴佛节(农历四月初八)、天貺节(农历六月初六)、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寒衣节(农历十月初一)、腊八节(农历腊月初八)等。如果我们再把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地区的民俗节日包括在内,那么中国大地上节日之多实为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无法相比的。其实,这些纷繁的时令节俗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作为一种周期性的庆祝活动实乃是人类的社会活动与大自然周期运行相互协调的产物。而人类文明的起源正是从对上天的崇拜开始的。人类此时所持有的崇拜苍天与祖先的意识(或者是宗教信仰)与社会观念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也就是说,“华夏先民依照农业生产的周期,在祖先崇拜的观念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年节系统”。更有研究文章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殷商时期一年到头都在举行祭祀祖先的活动”。而到了西周时“周人已不像商代那样全天候不间断地祭祀祖先,年度性、季节性祭祀的意义进一步得到凸显,这意味着周代年节文化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展”。以中国历史为鉴,在夏商周三代,人们始终是以拜天祭祖为出发点,并且逐步地赋予“礼教”的内容与表现形式,从而形成了对于超出人类认知力量的崇拜和尊重。节气与节日的碰撞,不仅丰富了时令节俗的文化内涵,也为这种民俗文化的普及提供了发展的空间。这里既有代代相传不变的基因,又有顺时应势的创新发展。随着时代的向前递进变化,中国的时令节俗文化在秦汉至清代这一漫长的岁月里不断地得到丰富,也更加趋于成熟。这种成熟更多的是表现在“伦理与道德”的形态之中。即先民们把这些时令节俗文化赋予了更多的“礼”的内容。《周易·系辞》中记述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指的就是一种敬天礼地,在族群伦理与政教伦理等方面孕育下的礼仪核心的礼仪文化。这里的“礼”,正是儒家典籍中所强调的“礼有三本”。荀子在他的《礼论》中直言道:“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在儒家典籍《礼记》中更是非常清晰的阐明“礼”的核心就是“敬而已矣”。因此,在儒家思想中一直强调了人要有一种敬畏之心。这里的敬畏就是要敬天、敬地、敬君、敬亲、敬师。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中的这种“礼教”形态,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步地衍变为一种信仰,即把人置于天地万物之中,形成一个整体,最终成为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整体的思维模式。即“与天地协调的自然伦理、以祖先纪念情感为中心的家庭伦理、推崇君师为政教的政治伦理”,遂成为人们在时令节俗文化中必须恪守的行为准则。中国人在传统时令节俗到来之时,首先是讲究吃、讲究穿、讲究视听的娱乐之美。然而,也更讲究在时令节俗中的各种各样的礼数。例如,像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的节日里,一定是全家老少一齐上阵,社会各界一齐张罗来过的。这里从人的团聚到社会关系的链接,使这种传统的时令节俗在整体上由一家一户走向全层次、多方位的融合,从而调动了人们的全部的兴致和社会的兴趣,形成了社会整体的全方位的检视与参与。春节时,人们的基本共识就是回家团圆比什么都重要。除此之外,送灶神、祭祖先、走亲戚、访故友……;方方面面的伦理关系———人和鬼神、后代和祖先、生者和死者、家庭和宗族之间的关系,都在按照节日的礼法要求中重新进行打点并给予新的加固。在中国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中,人往往被看作是自然世界中的一部分。《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这样表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含义之一就是天人相应,人与自然的和合统一。正因为如此,儒家的“以物比德”的思想,使人们能够从伦理道德的观点出发去看待自然现象。清明时人们的踏青,追思故去的亲人,重阳节时,人们结伴登高,一览山河。诸如此类,无不反映出一种人与自然界在广泛的样态上可以互相感应交流的关系。说到底,在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中,体现的是一种原始意识、伦理精神、世俗情感和人们的物质欲望。追溯中华民族的性格,从总体上来讲是内向克制、含蓄缄默、坚忍不拔、自强不息、重人伦、法自然、主中庸、尚情谊、崇德化。中华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恰恰在社会与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下在不断地塑造和修复这种性格,并使其能够以特殊的形式传承下去。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于中华传统的“礼教”思想多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但笔者认为,在今天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应重新反思的时期,对于中华民族中所固有的“礼教”是应该有一个重新的认识。我们无法回避的是,中华传统的“礼教”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如果我们不加任何的思辨就把这个“根”给铲掉了,就等同于“把洗澡水连同孩子一起泼掉了”一样的荒唐。非常高兴的是,就在笔者思考此问题的时候,读到了楼宇烈先生的大作《中华文化的感悟》,文中的主要观点与笔者的认知完全的一致。 三、时令节俗文化在当下传承的基本路径 我们的先人在生活当中创立了如此丰富多彩的时令节俗文化,它的主要功能表现在调节和社会治理等方面。而在当下,如何能让这些时令节俗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和更好地发挥出调解与社会治理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也就是说,要在旧的传统之中发现和发掘出新的社会价值,在传统与现代的共振中构筑新的景观,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达到创新性的发展。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当代人只有在充分的理解与发展、发掘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的真正内涵中,做到守正创新,继承发展,主动地顺应新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从当下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审美情趣出发,进行正确的文化考量,从而做到正确地把握和科学地处理历史与现实、传承与变革、教育与娱乐、怀旧与趋势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够成功地实现时令节俗文化的当代传承。弘扬传承中国传统时令节俗文化目前所遭遇的最大瓶颈是专业传承人员不足。传统时令节俗文化在当下缺少忠实的记述者、内涵的解释者、活化的推动者。中国有着庞大的非物质文化的内容,但涉及到其中的宣传、保护、传承、管理的人员就尚显很大的不足。尤其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缺少,就使得传统时令节俗文化在融入到现实的社会的作用不明显,甚至相脱离。在传承的过程中也往往带有普及性的知识过多,具有指导性意义的创新活动的形式明显不够,造成节日活动模式简单地重复,社会意义与影响力日益降低,甚至抹杀了时令节俗文化中最具影响的教育功能。中国时令节俗文化的传承既要有非遗宣传保护的培养体系,还要注重民间口述文化传承人的建设,达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使得中国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能够以准确的思想内涵传承下来。要做好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的传承,就必须要赋予时令节俗文化的现代意识和人文情怀。让中华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火”进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之中。把中华时令节俗文化中的可贵的思想理念、道德审美风范转化成当下人们的精神追求和行为习惯,形成积极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克服那种把传统的时令节日片面的理解为就是“假日”,就是旅游黄金周的商业意识。我们应该知道时令节日远非是“假日”。“节日是有内涵的,是有纪念意义的”,“在节日里,主要的是体验和感受它的精神意义”。它决然不是一家人此时坐在一起的胡吃海喝,也不是出门观光旅游这么随意简单。事实上,传统的时令节俗不仅仅意味着吃吃喝喝,重要的是它反映出一种文化系统。在吃喝游乐之外,还有着层次丰富的礼仪和文化内涵。如果在当下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能够在现实德育的引领下赋予时令节俗以更丰富的节庆活动,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蕴含更多一点的节庆文化内容,那么时令节俗的魅力指数、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无疑会得到大大的提升。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传统时令节俗文化在今天真正地活起来、旺起来、潮起来。让传统时令节俗文化回归到现实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当中,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让传统时令节俗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以及与现代人的思想观念相互融合、相互提升。在今天,我们是否可以把中华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看成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力支撑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在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中包含了政治礼仪和生活礼仪两部分的内容。政治礼仪包含了祭天、祭地、宗庙之祭、祭先师先圣、尊师乡饮酒礼、相见礼等,生活礼仪则包括了丧葬嫁娶、饮食起居、吃喝玩乐礼仪等。从人类发展的角度看,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地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相互碰撞、渗透、融合,互为依存的得到发展。《礼记·曲礼》中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也就是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人伦、道德,无一不在“礼仪”约束范围之内。当历史的脚步迈进到21世纪的时候,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面临着是否扬弃和赋予新的阐释的境况。在经济、科技和社会形态日益发生着重大变化的时候,如何让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既能保留它自身的浓厚传统特色,同时还能与现代社会生活互相辉映、相得益彰,则是需要我们不断地努力和积极探索。时下,我们应当重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要做好对时令节俗文化的传承,还必须要不断地拓展传统时令节俗文化的历史发展空间。这里所言的拓展,就是要对不同的社会阶层扩大对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的宣传工作。近年来,各地出版机构面向少年儿童加大了对“二十四节气”宣传工作,出版了一大批各种形式的有关“二十四节气”方面的书籍。这些书籍的最大特点是都做到了通俗化,易读易懂,既传播了传统文化,也普及了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对于中国的节俗文化近年来也有相当多的内容面世,但比较有影响而且质量当属上乘的还是三联书店所出版的《节日中国》的系列丛书。这套丛书包括了春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和重阳。不足的是,还缺少对元宵节、中元节等节日的介绍。其实仅有这方面的工作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应当把这些传统的时令民俗节日编入大、中、小学的教材之中,在内容的深浅程度上做出相应的调整和介绍。而当在这些时令节日到来的节点上,各种媒体也应该适时做出相应的介绍,从而保证这些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不会因为时间时代的变化导致失传和灭绝。这种历史空间的无限放大,是让传统时令文化得到很好传承与发展的一剂妙药良方。进而使历史文化的丰富性得到充分的释放和真切的演绎,以实证的姿态做出对历史传统文化的深情回望。要做好对传统时令节俗文化的传承,还应当注重对传统时令节俗文化的个性化解释。传统的时令节俗流传千年,留下了丰富的经典诗篇。每一个重要的节日在人们的脑海中,都会涌现出对应的诗篇谚语,情感与记忆瞬间就会被激活。除夕时,人们会想起王安石的《元日》;元宵节时,我们会读到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清明时,杜牧的《清明》则情不自禁地在人们的口中相传;七夕节,人们是否会想起秦观的《鹊桥仙·七夕》和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重阳节时,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又怎么能不泛起人们对亲人的思念。从古至今,人们用诗文书写时令节俗的热情从未消失,即便是现代文学史中也有不少内容表现了时令节俗文化。像冰心的《童年的春节》、萧红的《中秋节》、沈从文在《边城》里动情地写下端午节时人们的劳作与喜悦,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对京城的中秋做出精彩的描述。这些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时令节俗的个性化表达。在今天,为了让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和传承,除了要注重对这些时令节俗的介绍以外,还应当注重前人对这些传统时令节俗的歌诵记述的发掘整理,出版有关这方面的系列专题书籍,并能走进大、中、小学的教材中,使前人吟诵时令节俗的诗文在今天能够重见天日,让这些光华耀眼的诗文得到人们的关注,形成一种具有特殊氛围的诗意节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我们还应当对这些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给予正面的导引。比如,在春节和重阳节的时候,可以大力宣传普及剪纸文化,以示热烈喜庆;宣传一种爱老、敬老、孝老的精神文化。在清明节时,可以着重进行“生命教育”,通过传统的祭祀,提升一种庄重的仪式感,以培养人们对祖先诚挚的感恩心理和对父母长者敬顺厚养的态度,在端午节、重阳节时,可以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展各种形式的划龙舟比赛。登高、登山体育活动等。总之,这些带有个性化的宣传与诠释,是能够提炼和表达出时令节俗文化所具有的那种鲜明而独特的个性,是能够将相对陈旧的历史故事演绎成鲜活而温情且庄重的仪式来,使人民群众在这些时令节俗文化之中产生一种亲切之感、敬畏之感,同时也更容易产生一种共情之感。中国人历来深具家国情怀,崇尚天下为公,克己奉公,强调和衷共济,风雨同舟。我们在当下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断地培育和建设好人们的精神家园,让历史的智慧更好地润泽现实,滋养生活,提升人们相互间的亲和力和一种文化的感召力就显得非常的紧迫和重要。综上,中国传统时令节俗文化是中国农耕社会的产物。它与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以至深深地渗透影响到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随着历史进入到工业化的现代社会,这种时令节俗的功能作用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审美需求以及社会的生活节奏都产生了一定的距离,导致当下这些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日渐衰微,甚至出现内涵不清的状况,时令节俗文化也就越来越缺少自身原有的社会属性和特殊的文化味道。如何来弘扬和继承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重塑新时代引领下的节俗礼仪,是当下社会文化工作者必须坦然面对的重要课题。几千年来,时令节俗文化中丰富的习俗活动和各种各样的味蕾记忆,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人们的记忆中,并内化为民众的道德意识和行为习惯。不可否认,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所蕴含的伦理道德和审美内涵,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时代价值。要真正能够使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在今天得到传承与重塑,最根本的是不能离开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礼仪的倡导,更不能离不开创新性和谐社会的文化自信。相信,只有通过融合转化适应时代,才能使其成为当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时下中国社会整合与文明进步的文化要素。 主要参考文献: [1]郑宗选,陈丽丽.让节俗启迪文化创新[J].博览群书,2020(12). [2]冯骥才.为文化保护立言[M].天津: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 [3]刘晓峰.中国节日与中国时间[N].光明日报,2021-02-18(011). [4]黄意明,孙伯翰.与时偕行———中国传统节俗文化的现代转化[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 [5]王庚.中国年节文化的核心精神及其现代祛魅[J].东岳论丛,2015(04). [6]萧方.传统礼仪文化与当代中国礼仪实践[N].光明日报,2022-01-12(011). [7]楼宇烈.中华文化的感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8]史建平,李宪亮,编著.中华传统礼仪[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作者:张欣 单位:大连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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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建设探讨:浅议传统文化和现代企业文化的关系 浅议传统文化和现代企业文化的关系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人民在进行劳动生产中所摸索创造出的宝贵财富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那么这样的一种传统文化指的是什么呢?其又具备着一种怎样的独特方面?这也给当今企业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一种什么样的契机? 1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1.1 贵和尚中的思想 “中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信奉的一类高层次思想,也就是社会中(或自然界)的物种形象各异的存在着,看似矛盾,却可以达到有机的和谐,繁琐的聚集;各种互异的物种汇集一起却可以维持平衡、一同生存,一同发展;达到“异而相似”、“同则不继”。怎样实现和谐统一?传统文化指出,需要维持中庸保守观念,也就是所有的事情得维持中道,不偏不倚,合情合理。人与自然的统一融和就“中和”的两个重要观念中的一个。在面对可持续的发展战略中,全世界的目光都开始投放在我国传统文化里“天人合一”思想。同时,在人的交际关系中也得到很好的表达,信奉“中庸”观念,中庸观念又具体体现在“树大招风”、“人为盛名所累。这样的观念的客观体现,胆小怕事,就不同意见不敢发表。 1.2 伦理道德观念 我国将伦理道德教育当做文化思想的本质,国内传统文化始终将伦理的传授意义放在首位,宣扬“仁、义、礼、智、信”。像这样的伦理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平衡人与人的关联,实现社会结构的融洽和稳固。就管理体系而言,展现在“修身齐家以治国”、“恪守诚信”相对传统道德观念中根深蒂固的阶级思想、遵守理念以及就此产生了因个人行为观念的明显约束要给以避免。 1.3 以人为本的思想 人是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在天地之间,首先应该是以人为中心。朱熹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将人民放在首位,把道德品质教育当做关键,就平衡社会发展进程、社会经济发展加速与增强个人素质等层次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也形成了不重视环境、忽视个人能力的不良趋势。 2 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企业文化构建的关系 2.1 企业文化的比较和起源 当今公司企业进步到相 应的阶段必然会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而这样的企业文化也是极其特殊的一种文化,是以实质性的监管行为为基础形成的。如今的公司企业是一种特殊的方式存活在当今社会,与现在的社会体系极其匹配。在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的著作中,详细地阐述了企业作为一种现代组织的起源和发展。企业作为社会组织承担了社会的部分职能并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作为一个专题和学科,企业文化这个课题发源于西方企业,西方大企业相互标榜他们的企业都具有持久而不断更新的企业文化。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中国,其传承千年的文化意识深深影响了如今企业文化,我国的传统文化是由三种流派组建而成,客观上可以分成儒、道、释。其中儒是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一种流派,“道隐无名”是道具所信奉的观念,这样的理念也始终是以一种潜在意识,即便是佛教也是这样的形态。我们现在提出来“以人为本”或者是人性化管理,都可以在儒家的思想中找到依据,找到他们的活水源头。正如朱熹所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2.2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构建的积极作用 2.2.1 信奉团队思想,对企业文化中忠诚的打造很有意义 团队思想与个人思想就是团队与个体之间的关联。在个人主义生活里,个体与个体的联系薄弱,把“我”放在关键位置,人们以为个体的义务就是个人完整世界就完整,就是因为某种需求让人们汇集在一块,可倘若这个结构限制了他们的自由,或者损坏到了其自身的价值体现与获取,他们大多数或脱离这个结构,或者减少就组织的义务感而维持自身的相对自由。因而,就组织的忠诚性不够,可就团队的概念中,是把“我们”放在首位的,团队里的组员希望身处的团队可以帮助其发展,而且用对团队的忠诚来进行反馈,这些人就团队、组织的有着很高的忠诚性,所以企业的团结力非常高涨。 2.2.2 崇尚和谐,有利于为企业注入和谐的文化基因 国内传统文化尤其信奉天人和谐的理念。中西文化的一个本质区别在于人和自然的相关联系情况上,中国传统文化相对提倡人和自然的共同相处,可西方文化则着重于人必须统治自然、更改自然,才可以获取自身的存在与前进。在就天人关系的本质理念中,中国传统文化将为人处事的理想状态定位为“天人和谐统一”,其重要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儒家治国与监管理念的关键是“和为贵”。这样的统一理念,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统一融洽,信奉监管模式的平衡、一致,在人与社会的管理中追求“天下一家”,就人与人之间追求“以人为本”,在人与自然的关联中追求“天人一体”,因此就监管各种时期与结构中实现和谐统一融会贯通。长久以来,国内的经商理念就是“和气生财”、“人以和为贵”。 2.3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构建的消极影响 2.3.1 过于强调集体主义,压抑了个人创新精神,不利于组织创新文化的塑造 集体主义的利益倾向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点之一。集体主义文化着重于组织价值,个人主义文化着重个人价值。像是,英国是一个极度关注个人主义的国家,他们这种个体本位的价值观念促使人们追求一种人人不同、个个相异、互不干涉的状态。所以,对团体忠诚度较低;而在打造企业文化的过程里极其关键的地方就是强调职员的主导角色,树立特色化的品牌价值与企业文化,可我国传统文化极其着重团队的力量,标榜集体对个人的约束作用,不重视集体里所有个体身为最向上的工作主导所可以产生重要价值。在这样的观念长时间熏陶下,让人们丧失了自主思考能力,领导人就自身的革新计划无法落实,转而隐藏自己的实力,而这样的现象就企业自身向前规划是非常致命的。 2.3.2 “和合”演变为“中庸”,讲究一团和气的企业文化会阻碍企业业绩的增长“和谐、统一”一直是儒家文化的优秀。儒家宣扬和谐里获取统一的理念,这和西方的着重互异化的思想有区别,统一能够为企业形成浓郁的文化风气,这是它正面的一个角度。“中庸”观念就企业文化的积极作用具体表现在追求良性发展、着重发展目标的统一、良好人际关系氛围等。通过“中庸”理念的正面推助力打造像是“齐心协力为发展”、“科学发展观”、“合理生产”等等企业运行理念、价值观以及发展的战略和目标等来打造企业特色文化,这已经是在实际操作里被证明是极其有效的一种方法。可是反而观之,它又给明哲保身、折衷思想的处世哲学提供了理论土壤,限制了员工的创新与发展。而西方文化强调个性张扬,提倡并鼓励员工的创新,尊重员工个性。 2.3.3 权力差距大,压抑了员工参与性、自主性与创造性的培养 因为受“忠孝观念”和“三纲五常”等儒家思想的教化,中国是一个身份地位悬殊相对明显、平等体系薄弱的国家。就企业内在而言,“领导人”具有最高决策权,可以决定职员奖惩,职代并没有起到实质作用,民主意识不浓厚,不重视或者不肯定职员的劳动成果,让职员的民主监管、民主意见、民主选举等应享有的权力得不到落实,约束了职员的自主性与发散性,让企业没有发展的动力与协作力。 3 总结 如今拉动家族制监管观念转向现代企业监管革新的优秀在于打造以传统文化为关键的企业本位为基础的监管理念。家族企业需要就文化监管措施实施革新,得打造当今“互利互易”思想,重建企业运营思想,宣扬人本监管,注重阶段性前进,增强企业生产效率。制定特殊性的企业文化并持续的灌输给职员,得将这样的监管手段以外在监管落实到深层次监管中来,重视打造企业运行监管的内涵与内在层次,提高企业的社会职责观,打造企业运行的关键思想与基础发展观,积极塑造具有实质性的企业文化。 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建设探讨:小议传统文化对和谐企业文化构建的意义 关键词:传统文化和谐企业文化天人合一 内容摘要:文章指出,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走“和为贵”的发展之路,积极构建和谐的企业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显著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道家思想,还是强调以礼乐制度支持人际和谐的儒家思想,都为构建和谐的企业文化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迁,充分吸收和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构建和发展适合中国本土的企业和谐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伦理为正统,提倡“仁爱”、崇尚“礼仪”,主张以德治国、以民为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和为贵”、“天人合一”等。“仁者爱人”、“仁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价值观。除儒家文化外,中国传统文化还包含道家和佛教文化等。经过千百年的历史积淀和磨合,儒、道、释“三教归一”,互相补充,彼此渗透,构建了中华文化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民为邦本,民本德政。在德治、法治、礼治中,德治始终处于优秀的主导地位。二是和谐统一,礼义教化。三是中庸适度,贵和持中。四是义先于利,以德制欲。五是自强不息,求是务实。六是共济均平,取财有道。 中国和谐企业文化构建的意义 (一)和谐企业文化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逐步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并遵守的价值观念、经营理念、精神风貌和发展远景,以及这些观念形态在经营实践、管理制度、员工行为与企业形象上的体现的总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五中及六中全会提出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企业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切实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努力建设和谐企业,走和谐发展之路,构建“和”文化。“和”文化包括企业成员身心健康、人际关系和谐、富于团队精神和创新意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可持续发展的优秀竞争力等。 (二)和谐企业文化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和谐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形成的精神积淀,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凝聚力和导向性。首先,就企业内部而言,和谐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生存之本。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高素质的员工。只有创建企业和谐文化,才能拥有高素质的员工队伍。其次,顾客和市场是企业发展的基础。企业要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赢得市场,就要构建与顾客、市场的和谐关系。最后,企业对外要实现与其他组织、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企业“和”文化包括内外两方面的和谐关系。一是在企业内部,要构建企业与员工以及员工之间的和谐关系,包含个体身心和谐、个体之间的和谐、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和谐;二是在企业外部,要构建企业与顾客、其他组织,以及自然、社会、环境相和谐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精神及其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小我”、“大我”的和谐统一,追求社会“大同”、“天人合一”。从先秦诸子百家、汉唐道统、宋元理学、明清贤达,历经近代民主与科学思潮,发展到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乃至构建和谐社会的系统提出,中国文化传承的思辨传统,以及深邃的文化理念和人本哲理,对于企业倡导和谐文化具有深刻的价值启示。企业文化的和谐构建必须以人为本,把企业一切活动都纳入以人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坚持人的主体性地位,并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实现企业与社会、自然的和谐相处。 (一)天生万物,以人为本 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治国当以富民为本,强调对人的关心、爱护和尊重,讲求具有人情味的管理。人是企业的第一要素,企业文化的重要特点是重视人的价值。坚持以人为本,推崇人性管理,实现企业与员工共同成长、全面发展是企业文化的优秀,也是企业文化能否实行的关键。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激发员工的主体意识,将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和现代市场价值融入企业价值观、企业理念之中,内化于心,并外化为社会主义价值实践。对此,道家“道法自然”,“上善若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思想,值得企业反思。 (二)和谐共赢,天人合一 “和”者,和衷共济也;“谐”者,相合调顺也。经商之道,和气生财,关键是“和为贵”。“以和为贵”,合作双赢。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也是协作经济,即合作“双赢”。“双赢”模式就是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企业应成为全体员工目标相同、利益一致、荣辱共享、共同发展的和谐命运共同体,并与自然、社会和谐共生。儒家特别提倡人与自然、天道等和谐相处的大“和”思想。《庄子•达生》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天、地、人,三才统一,一脉相承,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汉儒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群体之间的和谐,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乃至人与组织、社会、自然的和谐,就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即不断增进自身的主体意识的修养和能力,努力去达成自己所预期的人生目标和事业理想。“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应该像大地那样,用宽厚的德行、博大的胸襟把万物负载与包容起来。企业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企业家文化。而企业家往往是企业成员的楷模,他们的思想道德、经营理念构成企业发展的灵魂。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企业家应把个人、家、国、天下统一起来,在社会整体中建立个人的社会价值。企业家应培养个人对社会、国家的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积极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理想。 (四)重才尚贤,严于律己 儒家主张“师道尊严”,尊师重教,重人才、尚贤能。“国之盛衰系于人才,功于才成,业由才广”就充分阐述了人才的重要性。而用人之道强调“许士之风必求其实,用人之术当尽其才”;“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如器,各取其长”等。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修己安人”,要求管理者按照道德规范自觉“修己”,并通过言传身教,达到管理“安人”的目的。儒家主张正人先正己,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强调的是,要管理好别人,首先要管理好自己。作为企业领导人,尤其应“正人必先正己”,应当在才学、能力、品德、责任等各个方面率先垂范。 (五)以义统利,诚信为本 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论语•宪问》);孟子说,“先义后利”。儒家倡导生财有大道,利己不损人。企业应把追求利润与服务结合起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诚信为本”,“诚”是儒家伦理的重要典范。宋儒周敦颐在《通书》中写道:“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信义不欺,一诺千金”。“诚”可以赢来商业信誉,引来更多的顾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诚信为本”的企业理念也可以被视为中国传统企业道德的优秀规范。 (六)外圆内方,中庸之道 “外圆内方”是中国几千年优良传统积淀而成的人文精粹,是社会良知的人格体现。“圆”,代表着曲线和美感。“圆”可以减少阻力,代表着事顺人畅。企业成员相互尊重,和若春风,彼此信任,企业内聚力就会不断增强。“方”,是人格的独立,情操的慎守,是企业文化优秀价值观的原则追求和实现。儒家伦理也强调中庸之道,孔子说:“中也者,天下之大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方圆之间,天地之大”,各就其位,各得其所,劳资合作,和谐共融。 (七)刚柔并济,以德服人 中华文化提倡“刚柔并济”、“以柔克刚”,为人豁达,处世随和,怀柔天下。柔是自然之道,养身之道,治世之道。中国法家以韩非子为代表,强调严密的法规制度,孟子也曾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当然,儒家更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风尚,以德服人,注重人本教化。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现代企业管理既重制度约束和经济、行政手段的综合运用,更应重思想引导、文化激励。企业文化对每个企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都具有约束和规范作用。显然,制度、法律、规范、德性应当是相辅相成、并重互补的关系。道德规范、文化理念作为一种无形的约束力量是现代企业管理不可缺少的。“刚柔并济”是大智慧,也是现代企业文化管理的有效手段。 只有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立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并整合西方先进文化元素,结合企业自身条件,才能创造出全面、和谐、科学、发展的企业文化,从而塑造企业的优秀竞争力。总之,现代企业能否持续生存与发展,决定因素在于能否构建有强大凝聚力的和谐、共进、融洽的内外部关系,建立能够不断自我完善、适应市场环境变化、易于与环境相融合、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企业文化价值体系。 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建设探讨:传统文化的和谐理念与现代企业文化建构 摘要: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和谐理念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可通过“义利并重”向“互惠有度”、“贵和安人”向“团队协作”、“修业尚礼”向“诚信守序”融汇转化,为现代企业文化的建构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 关键词:传统文化 和谐 企业文化 建构 现代企业文化的建构深受民族文化积淀的深刻影响,我国传统文化精神及精粹理念所支撑起的商业伦理及价值观曾造就了辉煌的企业文明史。但纵观当前国内企业文化建构,却陷入了认识及实践误区,造成企业道德空心化的恶劣现状。20世纪末,国外公司治理领域提出了著名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主指单个主体单一行动不能取得最优绩效,企业治理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应共同参与治理,走向利益均衡。利益相关者理论本质在于营造“和谐”治理理念,建构更具竞争力的企业文化,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具有文化共通性,为面向未来的现代企业文化建构提供了理论资源和价值指导,具有重要的启发及借鉴意义。 一、传统文化的和谐理念及表征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哲学及伦理概念。《广韵》认为“和,顺也,谐也,不坚不柔也”,《乐记》记述:“乐者,天地之和也”,以音乐和谐来表征天地和谐;《左传?昭公二十年》认为“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饮食之和关系到君主的身心健康,进而关乎国家繁荣昌盛。由此看出,和谐在传统文化中是一种具有本体论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对内主指主体各部分及要素之间相互协调、适度,形成一种稳固的总体秩序,对外主指主体与主体之间互生互融,相互尊重,服务于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目标。“和谐”的特征表现为“中和”,《中庸》提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认为“和谐”原则应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才能企及最高的价值。但“和谐”内涵又并不完全等于“同”,《国语?郑语》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反对完全同质,没有任何差异的“和”,“和而不同”成为“和谐”的总体原则。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和谐”表现为个人自身,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等多层面的统一。首先是个人自身的和谐。首先表现为个人自身的境界追求,儒道思想都重视个人身心的协调,儒家主张以平和、坚韧的心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个体道德修为为基点,修身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追求无为而无不为的恬淡境界,但亦主张将个人的追求统一到“道”中,将个人与道保持一致,从而实现其认为的真正和谐社会。其次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传统儒家思想讲究伦理等级秩序,认为个体按照在社会及宗族、家庭秩序中的位置,克己复礼,服从各种道德规范才能较好的调节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的和谐,而道家则追求淡泊名利,回归赤子之心,达到所谓“少私寡欲”、“见素抱朴”的“真人”境界,从而实现“举世誊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己矣”的境界;再次是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儒家强调“信”、“睦”,即人与社会之间必须要以诚信为基础,有信才能实现社会和谐,而社会和睦亦是政通人和的根本要求,应“以善和人”,按照伦理法则追求整个社会风气的和谐;而道家则认为个人及君王的“无为”才能达到“无不为”的治国目的,只要百姓“自化”、“自政”、“自朴”,社会就可达到治国安民的效果。 二、企业文化和谐指向的重要意义及理论启示 和谐企业文化指“以和谐思想为优秀,融价值取向、思想观念、习俗风尚、行为规范、制度机制于一体的企业文化形态” [1]。和谐理念作为企业的优秀价值观和指导思想,是企业可持续发展,保持优秀竞争力的保障,亦是建设和谐企业,进而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可以说其对企业生存和发展具有根本性意义。首先,企业文化和谐指向是实现企业和谐的思想保障,亦是提升企业优秀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和谐理念能对内营造尊重、融洽的工作氛围,以人为本维护员工权益,增强员工认同感和价值感,促成企业与员工的思想、行为的高度统一;对外则本着合作共赢的原则与竞争者及消费者建立互信的良性沟通,赢得企业声誉,形成具有较深行业内涵及价值理念的企业文化形象,从而获取社会资本,提高社会认同度,赢得企业绩效和生存能力;其次,企业文化的和谐指向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社会基础。和谐企业文化能使企业确立起社会责任感,充分尊重消费者、竞争者及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观,遵从社会的有关政策,肩负起对员工的责任,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承诺和行动,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形成文明风尚的生长点;和谐理念亦能使企业提高优秀竞争力,为社会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为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贡献出重要力量。此外,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亦包括实现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人类消耗自然资源转化为社会发展必需品的重要方式,是工业化发展的生产载体和动力机制,随着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提高,企业所产生的消耗和污染已带来严峻的环境问题,由此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理念能切实指导企业建立起为环境负责的理念和机制,将自然环境的有效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内化为企业的实际行动,承担起维护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责任。 三、传统和谐理念的融通转化与现代企业文化建构 企业文化的和谐指向对企业生存及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和谐理念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及启示意义,其与现代企业文化和谐的追求一脉相承,激活其蕴含的历史经验及道德智慧能有有效地为建设具有时代特色的企业文化建设服务。可以说,作为宝贵的传统精神资源,将其融通转化为现代文化及精神资源,对于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建设当下特色社会主义企业文化体系,皆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一)“义利并重”向“互惠有度”转化和过渡 尽管传统文化义利观重义轻利,认为“君子尚义、小人尚利”,但其并不是极端的否则利益的重要性,而是讲究“取之有道”,亦即《礼记》中所认为的“聚人曰财,理财曰义,义者利之和也”。传统文化的和谐理念要求以“利和”的原则来批驳见利忘义的思想及其行为,反对为谋取利益最大化而不顾社会责任及道德的极端本位思想,启示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应树立“互惠互利”、“合理有度”的义利观。对外应建立其和谐的竞争关系,按照规范有序、互惠互利的原则使企业争而不乱,争而不伤,使整个企业经济与文化环境充满活力,健康有序发展;对内建立和谐的企业文化就要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而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关键是利益的分配与调整。[2]应树立起“企业是利益相关者共同契约”的理念,以人为本,尊重人、重视人,充分考虑到员工的切身利益,而不是只以榨取员工的剩余价值为目的。 (二)“贵和安人”向“团队协作”转化和延伸 传统文化注重“以和为贵”,认为只有爱人才能达到恒爱的境界,由此延伸到个人修为上是遵循注重仁义礼智信的行为规范,认为个人在不同的社会地位中遵循“和”的原则就能达成和谐、稳定的整体秩序,而这一思想也是现代企业文化建构的重要方面,主指群体合作共赢的重要意义,企业应注重团队协作精神,使内部结构各部分之间和谐运转,从而消除或缓和企业各组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同心协作为实现企业的良好绩效而共同努力;而在团队协作中,不仅要加强协调,沟通,亦应完善领导艺术,“修己以安人”,通过领导者的道德、品行及人格魅力进行言传身教,发挥表率和感召作用,以信任换取信任,以尊重和交流营造和谐的企业生态,从而影响团队其他人的行为规范,提升团队的整体凝聚力和向心力,将企业文化转化为企业能力和企业绩效。 (三)“修业尚礼”向“诚信守序”转化和承续 在传统文化中,“进德”为修业之本,是个人得以在社会立足的根基和基本原则,《礼记?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布锦精粗不中度,不粥于市”,即认为商品货物如果是劣等的,不会拿到集市上去交易,这种诚信观念是中国传统社会时期商业经济伦理的重要经营原则,而这种诚信观念在今天依然具有相通性,企业如果对消费者进行各种欺诈活动,则很快失去“信用“这一立业之本,严重损害其社会及市场形象,从而使企业走向覆亡;同时传统文化的和谐理念亦推崇“尚礼”,并将这一观念延伸至商业交易行为,认为只有在统一的规范调节和制约下才能推进正常的社会秩序,而这一观念亦为现代企业的运行所不可或缺,从“尚礼”承续为“守序”意味着企业应在生产及经营过程中严格遵守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规,形成规范意识和良性竞争,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和谐稳定。 作者简介:朱荣棋,广西大学商学院,研究方向:企业物流管理;谭家斌,广西大学商学院,研究方向:市场营销;梁贵良,广西大学商学院,研究方向:企业诊断。 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建设探讨: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建设探讨 一、简和易的原则 在企业文化建设上,“简”和“易”是根本法则之一,简单才能被记住和理解,容易才能被有效执行。反观一些企业文化过于强调文化体系的建设,目标、使命、价值观、理念等过于复杂,更有甚者价值观有多重,理念又进行细分,这样在员工中不仅不能形成统一的思想认识,而且由于表述过于复杂反而会引起员工思想上的混乱,实在是不可取。正确的做法是将这些目标、使命、价值观、理念等进一步熔炼,提出最为优秀的价值观,既要反映本企业的特色,又要能经受长期的考验。因为一个企业若要真正做到基业长青,既要适应变化,也要坚守价值。适应变化就是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运营模式和管理模式,坚守价值就是无论如何变化优秀价值观不变。要做到长期不变,就必须通过“简”和“易”的原则凝练出保证企业发展的最为根本、有效的优秀价值观。“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本是同仁堂的第二代传人乐凤鸣留下的训条,由于各代均严格遵循,已经成为了同仁堂人的制药原则和精神信条;IBM迅速发展的要诀在于“尊重员工、尊重客户、用理想去执行一切任务的信念”;通用电气始终推崇“三个传统”:坚持诚信、注重业绩、渴望变革。这些优秀价值虽表述各异,但是有共同的特点:遵循“简”和“易”的原则,容易理解,便于执行。 二、创造价值有益社会的原则 《周易》载“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这是有记载以来对“事业”的最早的注解,意思是说只有将所做的一切上升到为了天下、为了人民的角度,所作所为才能称得上事业,这和《礼记•大同篇》中描绘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鰥、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目标异曲同工。企业是按照一定组织形式形成的经济实体,一般以盈利为目的,以实现投资人利益最大化为使命。然而,企业若想实现长远的发展和持续的盈利,必须将自身放到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即必须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因此,就形成了企业发展的两重责任:第一,创造经济效益,满足企业和员工的发展要求;第二,承担社会责任,实现企业发展的社会效益。实际上,实现社会效益是企业发展的终极目标。兵装集团“保军报国,强企富民”的使命,中航工业集团“航空报国,强军富民”的目标,中国移动集团“成为卓越品质的创造者”的愿景,中粮集团的“奉献营养健康的食品、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及生活服务,使客户、股东、员工价值最大化”的理念,国家电网的“奉献清洁能源,建设和谐社会”的价值观,这些都是从企业自身出发又不囿于企业自身而胸怀天下的表现。客观地讲,企业只有对自身发展的长远战略有较高的定位,将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并最终以实现社会效益为根本目标的时候,才能为企业的发展赢得纵深的空间,否则打造“百年企业”、基业长青永远是一句空话。 三、知行合一的原则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认为,“知”与“行”是合一的。当一种企业文化理念被员工真心地接受,员工就会发自内心地去执行。首先要做到“知”。让员工真心接受企业文化,一是员工需要从意识层面认可,二是必须形成有效的管理制度以奖优罚劣。按照企业文化要求的去做,在能够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同时获得奖励,不按照企业文化要求去做会被惩罚,前者是一种牵引,后者是一种督促。这样会形成三股力,一股是牵引力,一股是推力,一股是员工自身向往美好生活的内生动力。三股力量形成合力,共同作用员工心理,让员工真心接受企业文化。其次是要做到“行”。企业文化确定之后,执行就成为首要的问题。对领导干部要强调“以身作则”,这样会起到以上率下的效果。强调的“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孔子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大学》“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都十分重视领导干部在员工中的表率作用。另外,企业规章制度建立起来之后,要强力执行,要敢于斗硬,这样既能惩戒一批违规者,也能震慑一批摇摆者,更能给大多数守规者以极大的鼓励。有内力引导员工可以“知”,有外力推动企业文化可以“行”,二者结合之后,就是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就能够保证企业文化真正的落地。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企业在形成优秀价值观的阶段,必须遵循“简”和“易”的原则以及创造价值有益社会的原则,要志存高远;在企业文化落地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知行合一的原则,要形成合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企业的发展必定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以形成具有企业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因为,只有具备企业特色,才能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只有具备民族特色,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独树一帜。 作者:王通洲 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建设探讨: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构建 摘要:我国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一个重要误区――忽视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对构建现代企业文化和增强企业优秀竞争力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借鉴中华传统文化构建现代企业文化,必须培育具有优良取向的价值观念,塑造杰出的企业精神、价值观念,在企业内形成民主、公平、自由的风气和团队精神。 关键词:企业文化;传统文化;竞争力 一、企业文化及其建设中存在的误区 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主流意识形态,其重要性已为人所共识。沙因在1984年系统地提出了企业文化的概念,即企业文化是隐含在一系列价值观背后的基本假设。自此,企业家们开始陆续重视这个虚而又实的软竞争力。1981年威廉・大内在《Z理论》中就已经关注企业文化,认为它是影子般的、既虚幻无形,又无法摆脱的企业竞争力因素。其他学者,如帕斯和阿索斯、迪尔和肯尼迪、彼得斯和沃特曼等在20世纪80年代初,纷纷发表企业文化方面的论述,指出杰出而成功的企业大都有着强有力的企业文化。 现代企业文化的构建是受一个国家和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包含丰富的管理、伦理、价值观等思想,世界各地的华人曾凭儒家商业文化传统、儒家经济伦理和文化价值观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国传统文化对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甚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企业文化间的关联,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还有助于指导现代企业文化构建的实践。 纵览国内企业在企业文化的构建方面,存在一定的误区,即一味地照搬国外的理论和模仿国外的经验,没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企业文化理论。企业文化是隐含在一系列价值观背后的基本假设。东西方价值观的很多差异,都是基于不同文化对待外部世界观的基本假设的不同,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企业文化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每个民族的文化具有各自的优点和精华,先天性的文化差异并不决定竞争的成败,但东施效颦,注定失败。我们更应该充分发掘中华民族的文化优势,构建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企业文化,进而形成企业的独特竞争力。 二、中华传统文化对对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启示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诸多思想对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给予我们以重要的智慧及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华传统文化强调整体性、和谐性和统一性。华夏族群长期的生存体验形成了我们对宇宙世界的独特的觉识、“观法”及特殊的信仰与信念,即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打破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内心的隔阂,肯定彼此的对话、包涵、相依、相成、相济。中文化的整体性的学说,充分显示了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统一性,它以和谐为最高的价值诉求,强调多样性的有机统一。如儒家强调仁爱、克己让人、恭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无敌”;儒家主张以和平、公正、文明的手段来解决争端,推崇差异与兼容,协调“相似”与“相近”,以此实现一种“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富有弹性的人文旨趣,这是真正健康的世界文化。只有解决好共生问题,实现多元统一、兼容共生、协调有序、充满活力和大众共享,才可能构筑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这正是我们构建企业文化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2.中华传统文化讲究中性智慧。中性智慧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为丰富的资源,也可说是中国人独特的生存智慧和处事态度。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把“中”与伦理道德、人生观、价值观相联系,成为“中道”、“中庸”、“中和”。中性智慧的精义在于克服两极对立,达到天与人和谐、人与人感应、人与物协调。中性思维在中华文化精神中的重要表现是对“和”的价值追求,表现如下:一是以“和”的理念去认识自然;二是以“和”大心态去处理人际关系;三是把“和”的理念作为一种辩证法。四是以“和”的标准去处世生活。所谓“和为贵”、“和衷共济”、“家和万事兴”等,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思想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关系、有序的社会秩序、和谐的社会关系,提倡人与人重诚信、讲仁爱、求友善、修和睦。 3.中华传统文化在维持人的身心平衡、注重精神建设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如儒家大力提倡求真、行善、崇美,使人类摆脱纯物欲的低级趣味。儒家的“身心和谐”、“义利兼顾”、实现“内在的超越”的思想,在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重视人的精神价值等方面,或许是一剂良药。技术与精神平衡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个体层面就是身心平衡问题。从儒家思想可以看出,人的本质是精神的,道德性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同时,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所谓身心平衡的人生观,就是物质与精神生活相结合的人生观,在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时重视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儒家十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将个人道德修养视为通往身心和谐理想境界的最佳路径选择。儒家主张以修身为本,辅之以道德教化来实现人的身心和谐发展。 4.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对未来人类生态文明重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生态文明是当今和未来企业文化构建的重要内容。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天(自然)人关系是其优秀主题之一。中华传统文化在处理天人关系时,力求探寻两者的内在联系,并把天人关系视为同源的和谐关系。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内涵包括:一是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自然的产物;二是强调自然界有普遍规律(天道),人也要服从此规律,阴阳相互作用的规律即性命之理,天(自然界)人尊守同一规律;三是强调人性即天道,人伦原则和自然规律的一致性;四是强调人生的理想和境界就是天人和谐。对于古代朴素的生态文化思想,我们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予以借鉴并充分发扬,它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尊重生命、仁民爱物的思想。如孟子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是说不仅要爱护自己的同胞,而且要爱护自然环境,珍惜自然环境。二是对生物资源顺时取用、化育并进的思想。如庄子提倡“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告诫人们要与万物为友,与自然和谐一致。《礼记・中庸》主张“参天地之化育”,就是参与自然创造和养育万物的进化过程,而非以戡天役物的态度去征服自然,破坏自然。三是倡导放眼未来、为后人造福的思想。 三、借鉴中华传统文化构建企业文化的措施与途径 1.充分发挥领导者的智慧和作用。在企业文化构建中,领导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借鉴中华传统文化构建现代企业文化,领导者必须身体力行,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 优秀的企业家与优秀的企业文化往往互为因果,并行存在于一个企业。一个品格高尚的企业家,其人格力量就是这个企业的信誉、形象和文化资产;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本身就是这个企业充满活力的源泉。企业家素质代表企业素质,企业文化是优秀企业家品质、才华、慧眼、胆识等综合素质的扩展和放大;优秀的企业文化又以其成功后的自信,激励和鞭策企业家组织和带领全体员工在“追求完美、追求卓越”的道路上,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形成一种以人文精神为动力的激励机制,能使这个企业生机盎然,充满活力。 2.培育具有优良取向的价值观念,塑造杰出的企业精神、价值观念等。中华传统文化中强调的一些价值观,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确立企业的共有价值观念体系和企业精神,首先,应当对与本企业有密切联系的客观对象进行价值评价和排序,从中确定最具优良取向的价值观念。同时,博采本行业、本企业、本民族以及国内外其他企业的优秀精神,并根据当前及未来的发展需要,融会成最适合本企业发展的一套企业理念。其次,要采用具体生动的表达方式或文字或图标对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等理念系统要素加以表达,使之简明、易记。再次,对既定的企业宗旨、价值观、企业精神等理念系统要素,经常性地进行灌输、宣传和引导。最后,管理层要以身作则,持之以恒发贯彻执行,使企业宗旨、价值观、精神等理念系统要素化为一种潜意识行为。唯有长期不懈的努力培育,企业才能确定温度成熟的价值观念和企业精神,为优秀的企业文化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基础。 3.在企业内形成民主、公平和自由的风气。民主自由之风已成社会主流。在企业内倡导民主,必将大大有利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和发挥人才的作用,必将非常有利于员工归属感和企业凝骤力及战斗力的形成,民主和自由是“以人为本”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人人都渴望得到尊重,人的尊严有时比生命更重要。因此,要建设“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有必要高度重视员工的尊严,要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来满足员工的自尊的需要,而员工的自尊的需要如果能得到满足,那么就极为有利于形成强烈的员工归属感和企业凝聚力,进而形成企业无坚不摧的战斗力。 只有公平和公正地对待所有员工,才可能形成强大的凝骤力和战斗力,要做到公平、公正既要有公正、公正的思想和愿望,更要有科学的考核制度和民主合理的申诉制度作保证。 4.培养团队精神。培养团队精神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在内部形成一种凝聚力,能否发挥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因此,让管理亲和于人,让管理者与员工融为一体,互相激发灵感,最大限度地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因此,必须培养员工的团结协作精神,培养员工之间沟通气氛,采取各种措施,引导员工团结向上,使员工与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产生亲合力。还要鼓励员工全身心投入工作,使员工愿意为实现企业目标尽自己最大努力。
传统艺术论文:民间传统艺术论文 一、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老杨公 “老杨公”能历时几百年而流传至今,是跟它的地域性特色和原生态特色分不开的。早在2008年,老杨公就被评为北海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不仅仅是因为了老杨公的故事反映了人们互敬互爱,教育婆媳和睦相处、夫妻合好,赞颂勤劳勇敢、驱恶行善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既了保留浓郁的民俗文化色彩和乡土文化意识又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老杨公”采用广西合浦地方方言演唱,主要由民族乐器+打击乐锣鼓+独唱、对唱、三人联唱+舞蹈+顺口溜+讲故事等多种艺术形式构成,表演形态富有原生性,有着浓郁的地方色彩和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老杨公》的音乐是以廉州方言发音音调为基础的,富于原生性的民间音乐结构。它的歌曲种类是山歌类歌种。音乐曲调是民族调性sol1adoremi的微调式。从音乐结构来看,“老杨公”以“西海歌”的音乐旋律为优秀,配以其它音乐曲牌如“东海歌”“西海歌”、“撑船调”、“棹船调”、“西江月”、“犯仙调”等,通过重复、变化、交替发展等方法,构成具有浓郁而鲜明的沿海地方特色、曲牌丰富多彩、风格统一的联曲,“老杨公”的音乐虽然曲牌种类繁多,但一般都是二乐句和四乐句的乐段结构;在四乐句的乐段结构中,第三句往往是第一句的变化扩展,第四句往往是第二句的变化重复。第一句一般结束在调式音阶的第三级或第四级上,形成半终止,两句乐句一起一伏,相互呼应,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其曲调优美,亲切流畅。“老杨公”的表演有别于北部湾地区其它民歌的艺术表演,它是一种典型的民间歌舞表演形式,是该地区为数不多的边唱边跳的民间歌舞艺术。它能深深扎根在民众之中,代代相传,深受广大群众喜欢,是与其丰富多彩的表演形式,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事一物,并具有较大的包容性、较高的艺术性和广泛的影响力分不开的。《老杨公》全场表演只需两个演员,分别表演“老杨公”和“仙姑”,台下锣鼓手4~5人以及一名掌板者(兼送白、送歌)来配合台上的表演。“老杨公”和“仙姑”要唱、跳、演样样具备,因此舞蹈动作编配不能太复杂,但是,人物扮相和表演特征却十分重要。换句话说,老杨公和仙姑的形象能否独具一格,从人物扮相和表演特征来看,它必须更加具有典型性和象征性。“老杨公”的歌词采用廉州地方方言来演唱,有着非常浓郁的地方特色。不仅具有原生性发音特点,而且思想内涵丰富。它的歌词词牌如同它的曲牌一样,种类繁多,有“大唐歌”、“东海歌”、“西海歌”、“西江月”、“犯仙调”等。这些词牌往往运用“比兴”、“双关”、“歇后语”、“谐音”、“比拟”、“析字”、“叠字”等不同的修辞手法,特点鲜明涵丰富,富于哲理,艺术性高,富有魅力。其中的“大唐歌”是北海民歌当中流传最早的一种词牌,它强调双关,重在抒情,意义深远,属于赋体歌讲究第二第四句压脚韵。 (二)耍花楼 “耍花楼”也是北海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大类,是合浦县有名的民间歌舞之一,用合浦本地话廉州方言演唱,主要流传于廉州、党江、西场、沙岗、石湾、写家等讲廉州话的乡镇,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情,不但舞蹈动作多彩,歌调也较多且感人。“耍花楼”主要是一男一女两人身穿传统服装,在舞台上交叉穿插表演,对歌对舞,动作潇洒大方而又优美热烈,舞步多姿多彩。歌舞时男持一把花伞和一把纸折扇,女持一方绢帕和一把纸折扇,边唱边舞,常用的曲牌有:“花楼调”、“游山打猎”、“开经调”、“叹世调”、“插花调”、“采茶调”、“挂金索”、“二环调”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花楼调”和“游山打猎”。这种曲调唱词情调优美,富有浪漫想象的神话色彩。由于这种歌舞极其引人入胜,又被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解放后,合浦人民对“耍花楼”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改革后的“耍花楼”它已去除了那些迷信成分,多是表现劳动生活的谐趣性,也逐渐成为庆丰收、迎新春的喜庆歌舞。广西北海的“耍花楼”很像东北的二人转,其舞步轻捷、活泼、轻松、幽默,如“跑马步”、“捣碓脚”、“走车盘”、“耍伞花”、“耍巾花”等,音乐节奏明快,动作舞蹈性强,旋律高亢热烈、语言亦庄亦谐,深受老百姓喜爱,也是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一。 (三)咸水歌 北海“咸水歌”几百年来都是靠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承至今的,它精简短小,但又富有内涵,以极具地方特色的音乐风格被疍民所喜爱。作为一种民间歌曲,它不仅体现了该群体的生活环境和文化风俗的特殊性,还在本质上反映出疍民独特的水乡情怀。其演唱形式与我国其他民族民间歌曲有着相同之处,但又因风俗、语言、生活环境等因素的不同而形成疍家独特的演唱特点。咸水歌是疍家人广为传唱的口头文化,在日常生活劳作,特别是在谈婚论嫁、丧葬等过程中,触景生情,随编随唱,以歌谣形式描绘不同的情感,所以说咸水歌的歌唱内容十分丰富。北海“咸水歌”曲调繁多,歌词内容涵盖疍家人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如《叹家姐》、《咸水歌调》、《姑里妹》、《十二月送人歌》、《伴郎》、《伴嫁》、《叹古人》、《叹字眼》等。而《叹家姐》、《咸水歌调》是最具典型性的传统的北海外沙“咸水歌”,它们的曲调亲切自然,热情悠扬,委婉感人,甜美流畅。歌曲常常都是上下两句的一段体,每句字数不尽相同,句末一般要求押韵,但也有少数不押韵的,每句曲调多是因字取腔,但衬字的音调及句末收音都必须是相同的,并且不管唱多少段,其反反复复的基本结构是不变的。“咸水歌”有独唱、男女对唱、三人联唱、小组唱等演唱形式,格调清新,韵律天然,唱、叹流畅,感情浓郁、亲切。工作和休闲时叹唱儿句,焕发精神。北海“咸水歌”,因传唱地域而得名。这种富含海之韵味的歌谣,随着疍民迁徙漂移,在北海的文化土壤落地生根,既保持原生地同名歌种的血缘关系,又吸收了迁入地土著渔民歌种的养分而不断发展成熟,至今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是北部湾沿海一带以船为家的疍民世代传承的一个歌种。 二、传承思考 由于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厚,文化生活日加丰富多彩,加上疍民的上岸、时代的发展、外来文化的冲击,会唱、会演、喜欢听、听得懂的人越来越少,使得这些传统民间艺术面临传人和听众双双流失的危险,甚至面临失传。因此,我们探讨这些民族民间艺术的审美属性,不能仅仅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上,最终还是要让研究成果发挥作用而获取更大的社会效益,此外就是试图籍此引起人们对它的密切关注以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目前,当务之急的就是要采取有效措施,把保护传承落到实处:一是要全面发掘、搜集、整理相关的文献资料,包括文字、影像等资料。二是要积极改革、创新,创造一个全新生存环境,赋予它在信息时代新的意义。三是要大力普及、提高,努力提升知名度,扩大影响力,实现经常性,稳定性,持久性。四是要加大教育力度,努力把这些传统民间艺术引进校园,开展传承教育。 三、结语 广西北海民间传统艺术是中国传统民族民间艺术瑰宝,它在促进文化交流、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对它的研究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作为先人留给我们珍贵的遗产,我们有责任在每一个时代中展现它的风采,守望这份财富就是现代的我们应尽的责任。愿我们广大音乐工作者,为继承与弘扬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文化,为繁荣艺术文化市场,奉献绵薄之力。 作者:姚冰 单位:广西艺术学院 传统艺术论文:国画教学传统艺术论文 一、陕西高校中国画教学对传统艺术的传承 在当代艺术国际语境中,陕西高校中国画教学率先展开了教学改革。主要方式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以传承中华文化精神为优秀,让学生学习国学、培养中国哲学精神和审美风格、审美趣味,建立传统国画评价体系,进行高校中国画的系统性教育。首先陕西高校的中国画教学在课程设置上重视传统艺术和国学内容的融入,保障了传统艺术的技法和形式传承。国学对于中国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是母子的关系。国学包括传统文学、传统艺学等类别,诗书画印的统一性是在元代就形成的成熟绘画思想,历代中国画家尤为强调“书画同源”。而更早的“气韵说”更是强调了虚无缥缈的“气韵”高于骨骼、色彩的准确性,而“气韵”从何而来,就是传统文艺带给画者的深厚的品格底蕴。所以重视国学、研习国学是进行中国画教学的基础和前提条件。陕西高校的中国画教学在大一设置了“国学基础”和通识课程“大学语文”一起强调了传统艺术中文学的重要性,更设置了“先秦文学”、“唐宋八大散文家”等选修课。此外在大二、大三的课程中,亦设置了与传统艺术相关的选修课,如“古画艺术鉴赏”、“传统绘画装裱艺术”等课程,通过学分的掌控让学生主动地进行传统艺术技能和知识的学习。而在专业课程中,设置有“陕西剪纸”、“陕西风情国画创作”等课程,很好的将地域性的传统艺术融入到教学体系中。在具体教学体系中,亦设置了讲座课程,聘请陕西传统艺术大师、工艺大师进入高校校园,开办讲座,与学生进行互动。通过课程的设置,陕西高校中国画教学主要成分为国学教学、地域传统艺术教学、传统中国绘画教学三部分,这些都具有传统艺术极为活态的、持续的传承力度。如陕西高校中国画教学的专修课学习主要从学习经典画谱如《梅花喜神谱》、《高松画谱》等入手,不再单纯沿用西方素描色彩训练作为绘画基础,而是以传统绘画艺术作品、经典作品为主步入中国画的学习程序中。这样能够让学生学习到纯粹的中国画作品的精髓,更好地以传统哲学思维看待国画创作,进行笔墨的传承和形式的传承,更好地传承了传统艺术精神。其次陕西高校中国画教学通过教学实践基地的教学活动,传承了传统艺术的基本艺术语言和形式。实践基地的教学在绘画专业中是主要的一种教学形式,通常在教学实践基地以自然风景写生为主,如河南的太行山历来是河南高校国画山水科目的主要教学实践基地。但在陕西高校中国画教学中,则常以石窟寺、博物馆、民俗馆等人文资源集中区域为教学实践基地,让学生前往这些地方,临摹前人精美的石窟壁画,体会经典的传统艺术雕塑形象,摹写经典的传统画作。这样不仅充分利用了陕西传统艺术资源,更在高校国画教学中传承了传统艺术,使学生通过临摹和体验将传统艺术的形象和语言融入到自己的国画创作中。最后陕西高校的中国画教学通过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传承了传统艺术的精髓。如前文所述,传统艺术是有着与西方迥异的哲学思维作为背景的,单纯以写实性来评价当代中国画创作与教学是有局限的,片面的。陕西高校的国画教学在整体教学理念中转变了这一单一片面的评价体系,转而以传统艺术中的笔墨趣味、情感抒发为主建立的评价体系,如中国传统南宗画派认为好的画作需要“气韵为上”,不以形似为主,但讲究整体画面的协调和独特的笔墨意趣,讲求水墨恰当的比例和墨分五色的精妙,更重视留白、全景式构图和散点式的透视效果等。这些评价准则都是与西方古典写实原则迥异的。通过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陕西高校中国画教学传承了传统艺术的品评标准,更进一步地传承了传统艺术内在的哲学精神和艺术形式语言。在教师普遍建立的传统艺术评价思维的大背景中,学生更对传统艺术所需的技法、意趣和文艺功底感兴趣,产生了主动学习的动力,从而促使了传统艺术的现当展。 二、陕西高校中国画教学对传统艺术的发展 当代高校艺术教育并不局限于对某一艺术的完全传承复制,更多的是为了其适应新时代的新发展,以及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向。传承是为了创新和发展,传统艺术在高校中国画教学中扮演的是手段和方式的角色。陕西高校中国画教学通过研习国学、学习经典传统绘画作品、体验品味传统艺术文化形式如建筑、雕塑、壁画,以及建立完善的传统艺术评价体系很好地传承了传统艺术,但其目的并非是复制传统艺术,而是在高校国画教学中发展传统艺术。陕西高校中国画教学对传统艺术的发展主要有三点:第一是促进传统艺术的原态发展。陕西高校中国画教学以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和教学评价等形式融入了传统艺术,对其进行了有益有效的传承发展。如陕西传统的剪纸艺术在高校教学和科研研究的体系中得到了保存,使一度濒于失传的剪纸艺术以及刺绣艺术等民间其他小众艺术种类得到了保存式的发展。再如陕西的窑洞建筑艺术审美风格在高校国画教学中融入了教学创作内容中,对窑洞建筑的原态发展具有一定的保障。我们还通过课程、实践活动等形式促使学生对传统经典艺术作品展开主动研习临摹,是传统经典艺术作品赖以原态保存发展的外在条件,这些形式都促进了传统艺术的原态保存和发展。第二是促成传统艺术的创新发展。陕西高校中国画教学以临摹经典作品为手段展开创新式的创作型教学,在学习传统艺术的独特艺术语言和形式基础上,融合时代主题进行创新发展:如以陕西黄土高原的地理风貌色调为色彩创新水墨类别创作;以陕西独特建筑艺术为创作主题运用传统皴法、线描技法进行新型国画形式创作;以传统界画艺术为形式进行新城市题材国画创作等。这些都是在传承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的融合式创新发展。正如传统国画画论中所言:“可从者从之,宗也,不可从者违之,亦宗也”,它从原态传承和创新式发展两方面论述了两者都属于传承发展的途径。陕西高校中国画教学通过各种形式丰富了传统艺术的艺术表现语言,扩充了传统艺术的创作母题,促进了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的新发展。第三促进传统艺术的材料发展。陕西高校中国画教学在课程教学内容中融入了地域民俗元素,将中国画传统的笔墨纸砚的物质材料融入剪纸、刺绣、泥沙等新型材料,创新发展了中国画创作中的形式材料语言,以实验性国画创作为手段进行了国画的创新发展。这种创新型的材料发展不仅表现在用具种类的丰富上,更表现为画面材料和形式的发展上,是陕西高校国画教学对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的创新探索发展。 三、结语 中国自古的绘画思想是“书画同源”,是“游于艺”,是《古画品录》中所称的“气韵为上”,更被称为“士人画”、“文人画”,这些都说明了中国画与传统文化艺术的紧密联系性,是中国画赖以存在的灵魂与优秀。所以学好中国画的基础和优秀是学好国学、学好传统文艺。抱着这种思想展开的高校国画教学,对传统艺术可起到传承和促进发展的作用。陕西高校国画教学通过课程设置、教学活动和评价体系等形式传承了传统艺术,并促进了传统艺术的创新发展,实现了原态发展、创新发展和材料发展,实现了高校国画教学对传统艺术的保护、流传和创新。 作者:张晓红 单位: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 传统艺术论文:数字媒体艺术突破传统艺术论文 一、数字媒体艺术对传统艺术美学突破的具体体现 (一)数字媒体艺术的审美体验更加大众化 在传统艺术创作中,创作者主要是具有一定艺术水准的专业人士,这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创作者给普通民众带来一种神秘感和距离感,传统艺术作品不够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给普通民众传达了一种只有欣赏水平高的人才能欣赏艺术作品的审美体验。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媒体艺术为普通大众提供了更多欣赏艺术作品的机会,简单易操作的数字媒体技术为普通民众进行艺术创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大众化的创作模式和大众化的审美特点使得数字媒体艺术更加贴近人们生活,更加大众化,促进了艺术作品发展的多样化,丰富了大众的审美体验。 (二)数字媒体艺术具有开放性的美感 数字媒体艺术的创作过程与传统艺术相比具有非常大的开放性,在传统艺术中创作者所创作的作品具有完整性,创作的终结也意味着作品的完成,而数字媒体艺术可以进行复制和删改,除创作者之外的观赏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对艺术作品进行重新修改和再创作。数字媒体艺术作品可以根据不同作者的不同创作思路进行修改,数字媒体艺术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丰富自身的艺术意蕴,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审美体验和审美需求,推动现代艺术的发展。 (三)数字媒体艺术具有非逻辑性的审美特征 不同于传统艺术的逻辑性审美特征,数字媒体艺术具有非逻辑性的审美特征,数字媒体艺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审美逻辑。创作者可以尽情构思使用非逻辑性思维进行天马行空的创作,在创作中运用了较多倒叙、跳接、反转等技术,因此人们欣赏数字媒体艺术作品时,不能仅凭借惯有的逻辑思维进行赏析,而是应该从现代人的思维和创作者的创作意图角度进行艺术赏析,从而获得更丰富的审美体验。 (四)数字媒体艺术具有超现实的审美体验 数字媒体艺术的发展依托于数字化技术,传统艺术创作是以现实中的事物为原型进行再加工和创作,因科学技术水平有限,传统艺术创作灵感来源于现实生活,数字媒体艺术与传统艺术相比,具有超现实的审美体验。数字媒体艺术中展现的恐龙、生化危机、外星人等题材具有超现实性,数字媒体艺术可以运用多种现代技术进行声音和图像的模拟,能给观赏者带来极强的感官冲击和震撼的视听效果,丰富了人们的审美体验。 二、总结 数字媒体艺术是知识经济的产物,数字媒体艺术的突破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数字化技术与艺术元素的有机结合丰富了艺术的表现形式,与传统艺术相比,数字媒体艺术具有的高效性与交互性,极强的虚拟性与综合性。数字媒体艺术的突破发展能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精神文明需求,也是对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发扬,数字媒体艺术的发展有利于丰富现代艺术的内涵,推动我国艺术领域的长远发展。 作者:许腾 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传统艺术论文:边饰纹样传统艺术论文 1中国传统艺术中的边饰纹样 (1)敦煌壁画艺术中的边饰纹样 目前敦煌壁画存有4万多平方米,在早期时代,敦煌壁画的构图中不论采用何种构图方式,基本上都是采用边饰纹样和藻井图案对壁画图进行装饰的。边饰纹样在壁画中的运用使得壁画的主题更加的清晰和完整,这就是边饰纹样在敦煌的壁画中所起到的塑造作用。在敦煌壁画的边饰纹样对壁画表象所起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边饰纹样使得壁画的内容更加的完整,起到了完整内容的作用。北魏时期,敦煌便已经形成了佛教艺术,而且还一直以活泼的艺术创作同庄严的佛经内容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在宋代第26窟的壁画中,有很多以佛和菩萨为主题的壁画,这些壁画四周都布满了由小花纹、半花纹和三角形等形成的边饰纹样,尽管这种纹样是几何式的构图。但其却在充分利用空间的基础上,重复的出现两种花纹,尽可能的为壁画塑造了繁花似锦的感觉,使得这些以庄严为主题的图案更加的富有情趣和生机。其次,边饰纹样在敦煌壁画艺术中更好的塑造了秩序感和空间感。边饰纹样在壁画的负面上的分割和主题的表达上发挥了直接的作用。壁画上简单的带状连续纹饰使得壁画更加具有秩序感和空间延续感,塑造了一种明朗和善良的宗教情感。边饰纹样在壁画中合理的利用了空间,使得壁画和石窟得到了更完美的结合,起到了向导的作用。第三,为壁画建立了装饰和运动感。在敦煌壁画中的边饰纹样中有一种纹饰叫做忍冬纹,这种纹样是北朝的石窟中较为突出的纹样。这种纹样的造型十分的简洁,而且变化多姿。在西千佛洞的第7窟的北壁下部就使用了忍冬纹,这种纹样采用了单叶波状式样,同有着厚实身躯的力士形成了一种相得益彰的感觉,不但同力士的装饰带的排列形式统一,而且其波形的运动感也使得壁画的运动感更加的强烈,给观者以一种单纯和朴实之感[5]。最后,在敦煌壁画的艺术中,三维边饰纹样使壁画产生三维感。从天宫凭栏的纹饰中我们可以看到边饰纹样对于壁画三维空间的塑造。这种纹样主要出现在窟内的四壁的上部,比如隋朝的西千佛洞的第八窟的西壁上部就是以凭栏的纹饰进行装饰,使得壁画产生一种三维的效果。这种纹样体现了对生活的热爱,另外还从不同的维度空间突破了壁画的艺术手法。因为敦煌的壁画是绘制在墙壁上的,要沿着墙壁进行绘制这样就存在一定的建筑功能限制,但是天宫凭栏这种纹饰可以不受这种现实限制,能够在视觉上进行改造。这种边饰纹样同亭台楼阁的立体表现也是相互呼应的,这种手法就是人们对于创造的探索,也是对陈旧图案的创新。 (2)唐代藻井图案中的边饰纹样 唐代作为敦煌艺术的一个繁荣时期,各类纹样的出现也越来越丰富。在敦煌唐代的藻井图案上最受人关注的并不是井心的纹样而是在方井井心周围的边饰纹样。这周围的边饰纹样看起来十分的华丽,但却有秩序感,正是因为这些纹样的华丽也使得整个藻井图案更加的华丽和饱满。唐代的敦煌藻井图案中的边饰纹样层次繁多而且结构形式也多样。在初唐时期主要以简单的卷草纹为主,盛唐时期主要以团花纹为主,而在中晚唐时期主要以几何连续纹为主。边饰纹样在敦煌的藻井团中是主要的构成部分,是单元重复的结构进行排列的有一定的秩序感,而且层次感较强的装饰纹样还能够避免给视觉产生拥挤和混乱感。藻井团中的边饰纹样的虚实结合也给整个画面带来了层次感。诸如,迥纹可以给人以虚感。虽然说,唐代的敦煌藻井图案中的边饰纹样结构基本上以几何式和波状为主,但是这些纹样的构成变化有序而且有着较强的节奏感,点线面的结合给人以丰富的视觉感,这些边饰纹样为以庄严为主题的图案带来了生命力。 (3)青花瓷艺术中的边饰纹样 唐代是陶瓷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在景德镇的陶瓷艺术中,凭借其精湛的工艺和丰富的边饰纹样,在中国的艺术圈内展示了独特的风采。这里主要介绍边饰纹样在青花瓷中的应用。明代嘉靖时期的青花葫芦瓶。20世纪的70年代在我国的江西省南昌市出土了一种青花葫芦瓶。该瓶的盖口处有莲瓣纹样同瓶口的直线纹样相对称。而在瓶子的上下腹部出现了牡丹纹,纹样十分丰富,下腹部则是通过变形的牡丹进行装饰,在瓶子的底部边缘处绘制了变形的莲瓣纹饰。整个葫芦瓶的纹饰主题十分突出,瓶的边饰纹样也给整个葫芦瓶的纹样绘制增添了生机。使得瓶身的画面更加的雅丽,线条也更加的流畅活泼。 2西方艺术中的边饰纹样 (1)西方服饰艺术中的边饰纹样 在西方的传统服饰上,边饰纹样的应用倾向于对自然的模仿,其艺术的重点在于产生逼真的效果。在服饰上的边饰纹样主要以是整体面的形式出现,通过造型和色彩空间的结合进行边饰纹样设计。而在中国的服饰上边饰纹样的应用主要是突出精神上的寄托,例如,在服饰上的竹菊等纹样的设计。 (2)西方家具艺术中的边饰纹样 在西方家具艺术中,边饰纹样分为宗教神话纹样、动物人物纹样和战争题材的纹样。在西方家具艺术中,家具上的边饰纹样大多是以突出主题为主的,宗教神话纹样在家具上的应用主要是再现宗教形象,体现人们对于天堂的渴望。 3结语 对于中国边饰纹样的探索,从不同的朝代中的艺术对边饰纹样的形式、应用以及作用阐述了我国传统艺术中边饰纹样的重要作用。正是有了边饰纹样的存在,才使得传统的艺术更加的丰富、更加的雅丽。当然,文章所阐述的画石像艺术、陶瓷艺术、壁画艺术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无论是艺术本身的价值还是其传承价值都有着边饰纹样不可或缺的力量。而且,这对现代的艺术设计也是一种借鉴,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 作者:田静 单位:湖北工业大学 传统艺术论文:数字媒体艺术突破下的传统艺术论文 一、数字媒体艺术对传统艺术美学突破的具体体现 (一)数字媒体艺术的审美体验更加大众化 在传统艺术创作中,创作者主要是具有一定艺术水准的专业人士,这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创作者给普通民众带来一种神秘感和距离感,传统艺术作品不够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给普通民众传达了一种只有欣赏水平高的人才能欣赏艺术作品的审美体验。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媒体艺术为普通大众提供了更多欣赏艺术作品的机会,简单易操作的数字媒体技术为普通民众进行艺术创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大众化的创作模式和大众化的审美特点使得数字媒体艺术更加贴近人们生活,更加大众化,促进了艺术作品发展的多样化,丰富了大众的审美体验。 (二)数字媒体艺术具有开放性的美感 数字媒体艺术的创作过程与传统艺术相比具有非常大的开放性,在传统艺术中创作者所创作的作品具有完整性,创作的终结也意味着作品的完成,而数字媒体艺术可以进行复制和删改,除创作者之外的观赏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对艺术作品进行重新修改和再创作。数字媒体艺术作品可以根据不同作者的不同创作思路进行修改,数字媒体艺术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丰富自身的艺术意蕴,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审美体验和审美需求,推动现代艺术的发展。 (三)数字媒体艺术具有非逻辑性的审美特征 不同于传统艺术的逻辑性审美特征,数字媒体艺术具有非逻辑性的审美特征,数字媒体艺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审美逻辑。创作者可以尽情构思使用非逻辑性思维进行天马行空的创作,在创作中运用了较多倒叙、跳接、反转等技术,因此人们欣赏数字媒体艺术作品时,不能仅凭借惯有的逻辑思维进行赏析,而是应该从现代人的思维和创作者的创作意图角度进行艺术赏析,从而获得更丰富的审美体验。 (四)数字媒体艺术具有超现实的审美体验 数字媒体艺术的发展依托于数字化技术,传统艺术创作是以现实中的事物为原型进行再加工和创作,因科学技术水平有限,传统艺术创作灵感来源于现实生活,数字媒体艺术与传统艺术相比,具有超现实的审美体验。数字媒体艺术中展现的恐龙、生化危机、外星人等题材具有超现实性,数字媒体艺术可以运用多种现代技术进行声音和图像的模拟,能给观赏者带来极强的感官冲击和震撼的视听效果,丰富了人们的审美体验。 二、总结 数字媒体艺术是知识经济的产物,数字媒体艺术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数字化技术与艺术元素的有机结合丰富了艺术的表现形式,与传统艺术相比,数字媒体艺术具有的高效性与交互性,极强的虚拟性与综合性。数字媒体艺术的发展能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精神文明需求,也是对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发扬,数字媒体艺术的发展有利于丰富现代艺术的内涵,推动我国艺术领域的长远发展。 作者:许腾 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传统艺术论文:电视表演与传统文化艺术论文 一、电视表演艺术 电视表演艺术的主体是人,人类在进行表演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调动各种感官,将生活中的各个角度和层面都能够通过生动的表演展示出来,增加了观众的认同感,从而增加了观众参与观看的积极性,同观众的互动程度也所有提高。这一系列优点说明电视表演艺术充分发挥了其充实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职能。然而,我国的电视表演艺术的整个发展历程中对于国外节目和表演的借鉴程度很大,无论是综艺节目还是娱乐性的节目都有很浓的国外节目特点和气息,虽然在引进国外电视表演艺术的过程中,我国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但是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他国文化的痕迹。例如,我国的电视娱乐节目当中,《奔跑吧兄弟》和《爸爸去哪儿》是最近受到广大观众喜爱的节目,能够真实的将生活中的父女相处模式和人们面对生活困难中的态度展现给大家,贴近人们的生活,还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而这两个节目都是模仿韩国同样性质和内容的娱乐节目而产生的,只是在内容上稍微做了一些改动而已;而同时娱乐节目的《中国娱乐报道》和《娱乐无极限》等以独特的方式和风格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它们在市场中的发展也逐渐成熟,同样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喜爱。 二、中国传统文化艺术 古往今来,人类的发展历程中离不开文化,文化能够促进世界各个民族的不断繁衍生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虽然看不到传统文化的影子,然而它却是真真正正的在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正常生活。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是博大精深,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文化不断得到发扬和传承,经过了时间的洗礼之后,能够留下来继续影响真人们生活的传统文化能够充分展现出我国文化的精髓所在。同时,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精髓还能够及时适应社会和环境发展的需要,同时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之内,我国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都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后来,在经历了清朝末年的腐朽之后,我国的整个社会开始落后于世界各国,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和反压迫,人们开始意识到促进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伴随着这种认识的上升,人们开始通过各种革命来改革我国的传统文化,经历了“”等的打击之后,我国的传统文化仍然屹立不倒,并迎来了文化发展的新时期,继续对世界起着影响的作用。伴随着现代社会不断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等,我国的传统文化逐渐与现代社会发展相结合。尤其是当新的传媒手段电视产生以来,我国社会文化当中新的思想和文化都能够通过电视产生更加强烈的影响。我国的传统文化具有着能够与时展相融合的功能,正因为如此,伴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与电视表演艺术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二者之间能够产生相互影响和推动的作用。 三、传统文化艺术对电视表演艺术的影响 1、丰富电视表演艺术的内容 电视表演艺术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在发挥其自身职能的过程中需要拥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电视这一传播媒体;第二,表演内容。这就决定了电视表演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现阶段,中国的电视表演艺术通过电视这一媒介所传播出来的基本内容通常都是我国国内的种种事件和知识,而观看电视表演艺术的大多数也都是中国人,进行电视表演艺术的制作者和表演者也大部分都是中国人,种种迹象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表演艺术内容上的丰富作用。当我国的电视表演艺术最初开始出现在人们视野当中的时候,首先是受到其他国家表演的影响的,电视表演艺术主要是对外国电视表演艺术的一种模仿,其中受到苏联电视表演艺术的影响较为深刻。我国的电视表演初期虽然没有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我国的传统文化逐渐融入到现代科技发展当中,我国的电视表演艺术也形成了自身的特点,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充实了我国电视表演艺术的内容。 2、促进电视表演艺术的发展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逐渐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电视表演艺术的观众。观众的增加使得电视表演艺术的制作者和表演者开始意识到增加表演内容的重要性。于是电视表演艺术开始逐渐吸收和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来丰富自身的内容,促进自身的发展。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电视表演艺术工作者的不断努力充分促进了表演题材、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的转变和丰富,电视表演艺术得到了充分的完善,并且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和个性。近年来,中国风的盛行中国派的文化得以兴盛不能够离开传统文化艺术对于电视表演艺术的推动。我国民族化的电视表演艺术是中国特色电视艺术的特点,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电视表演艺术形成了自身的审美价值取向。将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的意境美和气韵展现的淋漓尽致,将中国传统美学充分的展现了出来。有效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融入到电视表演艺术当中,提高了我国电视表演艺术的层次,丰富了电视表演艺术制作的形式和手段,同时也更加符合我国观众的审美。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有效促进了我国电视表演艺术的发展。 四、电视表演艺术对传统文化艺术的影响 1、宣扬中国传统美德 电视表演艺术的不断发展,使我国的传统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中国拥有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一度在历史上对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电视表演艺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极大地吸入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利用其将自身的表演形式、内容和手段进行了充分的丰富,与此同时,也极大的宣扬了我国的传统文化。我国无数优良的传统文化在经过时间的洗礼过后,至今仍被人们所接受和赞扬的都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电视表演艺术将这些精髓展现给观众,能够很好的促进我国传统美德的发扬光大,使其得到传承,不断的对我国的下一代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例如,我国的一个电视表演,《家》的摄制,其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农村的留守老人,这些老人都是常年无人照拂的孤寡老人,他们生活在各种条件和设施及其不健全的农村,节目组在拍摄《家》的过程中主动赞助这些孤寡老人去各个有名的城市进行旅游,而当前的明星则要留下来为老人做好地里的农活,要帮助老人喂猪、挖菜和剥大蒜等,通过为老人做这些工作来表达自身对老人的敬爱和尊重。在中国,这类的节目还有很多,能够有效的将中华民族尊老爱幼、勤劳朴实等传统美德充分的展现出来。这类电视表演艺术通过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融入,能够不断的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发扬,还能够有效的为我国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树立良好的榜样。这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有效展现,促进了我国电视表演艺术的中国特色的形成。 2、促进我国民族特色的自然流露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的电视表演艺术的制作方法、形式和手段等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它能够更好的展现作品内容。现阶段,我国的电视表演艺术当中,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在录制节目的过程中能够将当地的风土人情以更加“唯美”的形式展现出来,经过高科技技术手段制作出来的节目,其画面感更加强烈,优美的景色当中还能够适时的加入一些古朴的气息和景象,将大自然的魅力展现的淋漓尽致。这种电视表演艺术将我国各地的民族特色充分的展现了出来,在日常的生活中能够有效的增加人们的见闻,提高人们的知识含量,促进人们对我国的了解,丰富了我国人们的精神生活。 五、结论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当今世界电视表演艺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极大的丰富了我国电视表演艺术的内容,促进了我国电视表演艺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电视表演艺术风格;与此同时,电视表演艺术当中融入我国的传统文化艺术,能够更好的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宣扬,促进我国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作者:黄娃丽 单位:广东广播电视台 传统艺术论文:新媒体艺术传统艺术论文 一、从传统艺术到新媒体艺术的发展历程 (1)诞生:在全球化逐步渗入到社会各个地方的领域的背景下,在欧美新媒体艺术和中国IT产业迅猛发展下,中国的新媒体艺术可以说在被动的状态下起步。新媒体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大约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才开始出现一批质量较高的作品和较为成熟的艺术家。影像艺术追溯于1990年代,主要是指音频艺术。影像艺术的产生,是90年代艺术区别于1980年代艺术的主要特征。 (2)早期:一直到90年代中前期,新媒体艺术的应用主要表现在装置,录像,摄影和音频等媒介上的广泛使用,90年代后期则表现为使用在90年代中期在媒介实验上的所有手段用于传达表现社会和社会现象批评的内容。装置艺术和表演在1980年代后期虽然也有实验,但真正在媒介上大规模地突破原有的绘画和雕塑的传统媒介还是在9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的装置艺术和表演的盛行还有另一个特征,就是与观念艺术的结合。 (3)中期:在90年代中期,真正的新媒体艺术的卓越性的实验是录像艺术的兴起。在90年代末期,随着互联网视觉技术的普及,网络技术,Flash动画技术,电子游戏技术,互动艺术,三维视觉技术,以及计算机数字编辑技术等开始进入音频艺术的制作。90年代末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音频艺术不再成为一种单纯的媒介,而是用音频艺术的表现方式对中国社会转型进行了文化层面上的反映,表达和社会各个群体息息相关的话题。 (4)高潮期: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深入,随着中国IT产业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人们开始注重精神方面的享受,大大推动了个人新媒体艺术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新媒体艺术被引进中国后,影响时间还超不过十几年,但它们却和产生它们的基础新媒体,包括光,声音,电能一样,以非常震惊人的速度发展和蓬勃壮大起来。 二、新媒体艺术的艺术特征 1.综合性 新媒体艺术摆脱了传统艺术单一媒介的局限性,融合了图片,文字,动画,声音等综合媒介的特征,具备了传统艺术的所有特点。在包括传感器,音效,网络计算机,投影等许多工具的共同作用下,新媒体艺术将触觉,视觉,听觉甚至味觉一并合成进行综合性的展现,让大众在虚拟世界中实现审美感受。 2.贴近性 新媒体艺术的取材大多是来自人民生活,或者是与传统文化相融合。内容相对来说通俗易懂,但是它的与众不同是在于将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到了屏幕上来,通过这种表现形式,让观众过产生了共鸣,增加了新媒体艺术贴近生活,贴近人民,贴近社会的性质。 3.互动性 新媒体艺术打破了往日传统艺术单向互动的模式,更加注重观众的参与互动。通过与观众的互动,加深了观众对艺术的理解,从而对观众的思想意识产生一定的震撼,进而通过观众的人际传播就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新的观念和思想,发挥了艺术“文以载道”的作用。 4.迅速性 新媒体的特点就在于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力大的特点,那么,以新媒体技术为基础的艺术也具备这样的特征。新媒体艺术,由于其传播的方便性和快捷性,让大家快速欣赏了它们的艺术特色,并且在社会上的反应也是快速巨大的。 三、总结 新媒体艺术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在表现形式上取得了大的突破。新媒体艺术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晶,它反过来也推动了科学技术的革新。它以其丰富的表现形式和艺术特征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 作者:张弦 杨雪倩 单位: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重庆市鱼嘴高中 传统艺术论文:职业教育国画传统艺术论文 一、开展国画艺术教育措施 (一)思想上要认识到位 在中国古代,对于艺术的教育就非常重视,比如古代教育中强调的“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既包含了技术的学习也有艺术的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和艺术教育是同等重要,同步开展的。在现代职业教育中同样也继承了古代教育的理念,学校课程设置中不仅有职业能技能培训课,还有音乐、美术等文化艺术课程。可以说,没有艺术的教育是不完整的。另外,在学习方面国画艺术课程的学习和职业技能课程的学习是有相通之处的。中职学生在掌握了中国画的绘画技巧的同时还可以将其应用到职业技能学习中去,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因此,在开展国画艺术教育时,应该从思想认识上改变学生的学习艺术课的无用观,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培养。 (二)采用学分制形式,确保正常开展 相对美术院校来说,在中职院校中开展国画艺术教育有其自身的缺陷,比如在教学计划方面不够全面详尽、教学课时不够充足、学生基础薄弱等。因此,为了保证国画艺术教学课程能够正常、持续的开展,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应该多加注意。比如,在新生开学之初的第一学期就开设国画课程,每周至少一节国画课,并且要制定详尽的教学计划,采用学分制的形式激励学生学习,增强学生学习国画艺术的外在动力。 (三)教学过程中方法灵活多样 国画艺术教学中,很多学生出于兴趣原因不愿意学习中国画,为此教师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首先,教学之初,可以通过欣赏课引导学生认识中国画、介绍历史上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画家的生平趣事;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教学细节的设置,比如在教学环节上可以先从临摹教学开始,进而引导学生进行写生、创作等。在临摹阶段,可以让学生先学习线描,反复练习每一线的起笔、运笔、回峰、停顿、收笔等动作,在循序渐进中逐渐提高绘画基本功。在临摹过程中,教师还应该注意学生学生学习兴趣的持续性,可以采用临摹不同作品或者是采用不同的临摹手法等手段维持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对于基础较差的学生教师不应操之过急,不同的学生可能在不同的国画风格上有不同的领悟能力,作为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发现自身优点,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绘画领域。 二、结束语 在中职院校开展国画艺术教育,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艺术文化素养,还可以培养和提高学生学习专业技能的方法技巧,同时熏陶学生的品格秉性得到,使学生养成精益求精、持之以恒、刻苦钻研的求学态度与崇尚美学的价值观等良好品质。总而言之,在中职院校开展国画传统艺术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吕亚鹤 单位:长春艺术设计学校 传统艺术论文:东北传统文化艺术论文 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与学校教育相结合 当下人们的紧迫任务是阐释清楚传统文化艺术作为艺术教育资源得以有效传承的主要渠道及其可能性和实效性,其次是在充分利用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社会教育等在人力、智力以及创造力等方面的优势的基础上,构建起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同现代学校主流文化教育相结合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使传承项目的保护与主流学校教育进行有效对接。人们可以通过在现有大学、中学、小学各个层次的艺术教育中增设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提高青年学生对传统文化艺术的了解和热爱,提升其对优秀艺术资源的认知和评价能力,形成应有的文化自信心、自豪感以及对传统文化艺术传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发挥教育的文化传播功能和文化创新功能。为此,首先需要在收集整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遗产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一套特色鲜明适于各层次艺术教育的“传统文化艺术教育系列教材和丛书”;其次要探索适合传统文化艺术教育的教学方法,依靠学校艺术教育规范化的传承结构的运行,实现传统文化艺术在传承过程中的规范性、系统性、稳定性和延续性。同时,学校和教育部门还应加强与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文化馆、少年宫、烈士陵园以及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艺术遗产项目传承人的合作,进一步大面积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艺术资源。 二、传统文化艺术传承与数据库及网站建设相结合 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尤其是大力推进文化资源数字化,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础,而数据库是永久性保存珍贵人文资源中各类信息的最好手段,也是保护文化遗产工作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方式。因此,需要突破与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的数字化保护相关的关键技术与问题,使东北地区在传统艺术资源的数字化采集、数字化处理、数字化服务以及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的示范推广与传承共享等方面,探索有益经验,充分利用数据列表这种简洁的方式说明不同地域传统文化与它自身的人文背景之间的互为依存的关系,从而大力推动传统文化艺术数字化的发展进程。目前,“黑龙江流域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已经建立,未来还应继续完善并补充辽宁与吉林两省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的数据库资料,尽快从地理空间上针对三省三部分数据库依次铺开介绍,并尽快健全传统文化艺术代表项目的普查和建档制度,并认真做好文化艺术典籍的整理工作,继续实施和加强文化艺术典籍的编撰、保护与出版重大工程,推进文化艺术典籍资源数字化,从而促进现代技术和手段在传统文化艺术发展中的应用。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致力于东北地区传统文化艺术的分类与分布的数据库和门户网站建设的理论与数字工程操作技术研究,尝试建成优质数字化资源共享平台,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艺术资源数字化采集与处理、文化艺术资源示范推广以及文化艺术信息管理等一整套数字化服务系统,包括设计民间艺人主页、民间艺术绝活浏览库,实现传统文化艺术遗产网上授课、网上讨论、网上答疑以及濒危及失传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电子公告栏等等,从而能够快捷、方便、灵活地满足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艺术知识、技能、情感等方面的需求。 三、传统文化艺术与博物馆建设相结合 博物馆作为现代文明的产物,具有为社会普通公众提供知识与文化传播的重要功能。东北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与多样性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但北方地区博物馆事业、尤其是高校物馆的建设工作相对滞后,已经不能够满足公众日益高涨的文化需求以及建设新型现代文明城市的发展需要。因此,通过博物馆建设这一有效手段,收集、整理、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艺术已成为当务之急。首先,利用高等院校良好的学术氛围以及教学的便利条件,与已有的科研师资队伍和采风、考察等教学任务相结合,定期深入文化原生态地区,进行民族学、民俗学调研,针对东北地区尚存的手工艺、诗歌、舞蹈、音乐文化艺术等进行抢救性的搜集、整理与保存,构绘北方地区地域文化的详尽图谱。大力增建博物馆与陈列馆,扩充已有展馆的展示规模,提升藏品的数量和等级,建构覆盖面广的大、中、小院校文博收藏网络。目前,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师范大学已建“黑龙江流域民俗艺术陈列馆”,面积约80平方米,藏品300余件。在此基础上,未来计划联合东北地区各合作单位,在各高校内建成3至5座博物馆,并在各地区中、小学倡导地方文化艺术陈列室的创建,以实现北方地区各级院校地域文化博物馆的网络化建设。此外,人才的培养关乎博物馆事业软实力的建设。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专业人员的素质不但影响展览的水准、数量,还直接关乎文物遗存价值的利用、开发与学术探索。目前北方博物馆学的研究和管理人员质量和数量上均有空缺,未来还需利用高校的教育优势,为东北地区输送优秀的博物馆学方面的专门人才。未来东北地区各高校应本着文化共享的原则,积极与相关文化和教育部门、科研机构建立紧密的关系,大力增设和扩建博物馆和艺术陈列馆等,并在现有展馆的基础上扩充展示规模,提升藏品的数量、等级,建构覆盖面广阔的大、中、小院校文博收藏网络,力争将各种类型的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艺术工作室覆盖到东北地区各地,并构建起人文艺术类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和采集指标体系,从而搭建起东北地区传统文化艺术资源博物馆展示平台。 四、传统文化艺术的产业化推广与传播 产业化发展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它不仅可以更好地引领社会对传统文化艺术价值的认识,还可以更有效地促进传统文化艺术项目的“活态”保护和传承,同时可以成为各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为配合国家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举措,应通过与企业、政府和研究机构合作等方式,即由政府提供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学术和研究机构负责提供具体题材、市场预测、发展前景等信息支持,同时借助高科技手段谋求文化产业发展,形成计算机设计、建筑、美术、音乐、动漫、传媒、网络软件、会展、新闻出版、旅游、影视制作、知识产权交易等比较突出的以传统文化艺术遗产为内核的文化创意产品产业板块。①具体做法可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与旅游产业、休闲产业紧密结合,将剪纸、陶艺以及手工艺品制作等转化为具有地域性特征的旅游纪念品和地标式的文化艺术产品,并结合各地旅游景点,组织“活性”表演活动,在民众中强化传统文化艺术保护意识;同时以民间信仰习俗和传统文化节庆活动为切入点,形成一系列具有地域特色的有影响力的群众文化活动,提升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旅游线路、文化旅游集聚区的附加值,增进游客的体验值,培育旅游商品市场。二是将适合的传统文化艺术项目作为现代文化和生活产品创作的主题,运用在具体的形象设计中,以文化符号、文化元素的身份进入文化产品设计领域等。如利用具有历史人文价值的旧建筑、旧街区,规划建设艺术集聚区和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吸引国内外艺术家、收藏家和文化设计机构介入,积极支持传统工艺美术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和出口。三是通过形式创新和主题演绎,对具有典型地域特征和影响力的文化艺术品种进行适合市场需求的再生,通过组织巡演和驻地演出、培育标志性传统文化品牌展会、研发具有地域性和原创性的动漫游戏产品以及建设民族服装、特色餐饮、民俗风情村等方式,探索出一条传统歌舞、曲艺和工艺现代化、产业化发展的新路。四是充分利用博物馆、文化产业园区等社会公共场所,成立文物、民间工艺等的“文化超市”或更大空间的“文化区”,从而把分散在各地的文化艺术产品集中起来,以满足人们艺术欣赏、购物及休闲等多种现代生活的需求。 五、传统文化艺术传承的专门人才培养 充分利用高校的教育资源优势,通过建立“东北地区传统文化艺术创新人才培养基地”,着力进行东北地区传统文化艺术传承人及表演人员、东北地区传统文化艺术科研专门人才、文博专业人才和东北地区传统文化艺术管理等专门人才的培养,建设一支出色的传统文化艺术传承、研究和管理队伍。首先是传承人及表演人才的培养。为了组建一支传承人队伍,应经常性组织开展具有传统艺术特色的校本教学活动,即让艺术传承人走进校园,开设传统文化欣赏课,编写民间艺术乡土教材作为校本课程。同时,定期开设传承课程培训班、文化沙龙和学术讲座,将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列入大学课程,聘请传统文化艺术传承人走进大学传授技艺,解决传承队伍老化、后继乏人的问题。此外,还可以通过培养一批能够组织民间艺人、民间艺术的表演队伍的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传统艺术的合理开发利用,开发生产具有民族民间文化特色的服饰、饮食、工艺品、纪念品等,建立民族民间文化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基地,使之成为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其次是艺术管理人才的培养。随着中国文化产业的日益升温,传统文化艺术的演出团体也日益增多,而这个产业链中重要的一个环节——艺术管理人才却处于亏缺的状态,尤其是从事传统文化艺术的管理人才更是凤毛麟角。所以传统文化艺术管理人才是确保传统文化艺术在商业社会中能够持续发展、不断完善的关键。因此,要尽快实施对艺术传承人“请进来,走出去”战略服务,培养具备专业知识及创新意识的传统文化艺术的管理人员,使其不仅能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对项目本身提供管理方法,同时能够针对项目传承的特殊性和流动性随机、能动地调整管理模式。再次是科研人才的培养。制定科研人才培养计划,培养具有普查积累传统文化艺术资料和文档工作能力的科研专门人才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要加强理论研究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养,尽快培养一支研究管理团队,同时要大力鼓励年轻人加入到传统艺术的文化传承工作中,从而利用高科技手段实现传统文化艺术资源保护的科学化,把所有文化资源信息(包括文字、图像、音响、影像)进行科学、系统的数字化处理和动态管理。 六、结语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承载文化艺术的母体。本文以东北地区丰富的传统文化艺术遗产为基本资源,对其发展模式、战略重点及可持续运营进行系统研究和全方位的综合开发,从而达到构建传统文化艺术多维传承体系,为弘扬黑土文化提供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创新传承思路,并使中华传统文化艺术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不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扬光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补充新的文化给养,赋予新的文化内涵。在探寻东北地区宝贵的多元文化艺术形态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将以往的“标本式”保护模式转变为“动态式”传承,即不仅将散存在民间的传统文化艺术转化为有形形式进行抢救性挖掘、收集、整理,使之得以“静态”记录和保存,同时更要寻求通过学校教育、艺术产业开发和文化专门人才培养等手段,实现传承主体继承、创新和发展基础上的“动态”传承的目标。总之,本文希望通过开展地方传统文化艺术遗产传承的对策研究,提出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模式和产业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建立基于高度文化自觉和合理文化规划基础上的有效传承机制,力争摆脱在当今急剧变革的社会及现代文明发展的强烈冲击下,传统文化艺术所面临的消亡和继承的两难困境,使宝贵的文化艺术不仅能在民族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并能最终形成地方文化艺术传承的自觉机制,促使整个区域传统文化艺术在历史发展中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完整性和延续性。 作者:宋蓓 刘永武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传统艺术论文:灶儿巷古建筑传统装饰艺术论文 一、灶儿巷古建筑传统装饰的分类 1.传统装饰艺术的主要部位 门罩。灶儿巷古民居的大门外观朴素,简约大方,民居大门的门罩以石料制成,特点是在其上雕刻各种传统装饰图案。有的民居造型讲究,规模大,大多用水磨砖砌出向外飞挑的檐脚再在顶上覆盖瓦片。普遍以砖石雕图案装饰其门罩,造型丰富多彩,生动感人。门罩和门框在墙的外延属于一个整体,门框多以青石条砌成,上下呼应,相映成趣。门罩以青石料制成,石为天地之精华,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体现,寄予着万物长久的美好愿望。与之相伴的门框呈现出长方形状,在易经中为四方、四时、四季、吉祥,表四方流通之意,线形的长短组合线的曲直变化也都是太极阴阳观念的体现。以传统装饰手法来说,重视底边齐平,铺线工整,以平行线来布置山水、花鸟、人物建筑等图案,以达到规整统一的视觉效果,非常具有传统艺术的文化韵味。雕窗。窗户作为建筑的眼睛,常有精彩之笔作为点缀。灶儿巷古建筑中漏明窗常见于院墙和室内分隔等地点,漏明窗在民间也称为花窗。材质多种,图案结构常见以方形、圆形、菱形,偶有镶嵌花朵等造型。形态丰富,生意盎然,随处可见。通过多样的图案外形和对称的骨格组织来表达赣南人民纯朴的审美观念,如以四方、圆形组成的骨格图案,暗示天圆地方,四通八达,喜结连环等寓意。在形态结构的设计上,主要有通风换气,防潮祛湿等实用功能。图案结构在文化用意上大多是代表吉庆美满,象征幸福连绵不绝、长长久久的美满人生。屋脊。赣南客家古民居建筑的屋脊常见的脊身有一层和两层的,融合了皖南徽派建筑的特点而独具风格,极具地方特色。通常在脊身上可以见到许多的几何条纹,主要是砖砌并用灰塑的图案和纹路在脊身上进行装饰,用动物,器物的造型装饰屋脊。一般来说悬山屋顶只有一条正脊,往往用灰塑在屋顶两端做起飞翘,造型飞旋出外,姿态呈现出轻盈灵动的感觉。屋脊的边缘常饰以传统的民间图案,表达了聪慧的当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殷切期盼,展现出地道的赣南传统艺术情趣。 2.传统装饰艺术的题材 民间传统装饰艺术题材大都采用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大致可分为祥禽瑞兽、人物神仙、山水花草、虫鱼飞鸟等。传统装饰图案的题材可以概括为祈福纳吉、驱邪消灾、伦理教化三类,其中祈福纳吉是民间装饰中应用最广泛的题材。其主要内容有:招财纳福、益寿延年、功名利禄等。这些题材以朴素的艺术语言表达了广大民众对美好生活、家族兴旺的向往和期盼,对自身生命价值和社会地位的关注与追求。灶儿巷古建筑传统装饰艺术,立意选材都十分讲究艺术美感,富含传统文化的气息。诸如“四季平(瓶)安”“岁寒三友”“喜上眉(梅)梢”“五福(蝠)临门”“三阳(羊)开泰”等,都是通过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可借以抒情的生活器物、花草、鸟虫、动物来表达祈福纳吉的心愿,反映了人们对生活富足、幸福美满、平安长寿以及各种美好事物的殷切希望。灶儿巷古建筑传统装饰雕刻中,像“八仙过海”“麒麟送子”“狮子镇宅”等驱邪消灾的题材随处可见。这类题材的作品,反映了人们对平安长寿、多子多福和主宰自然、趋福避祸的美好心愿。另外,传统的装饰图案经常起到“成教化,助人伦”的教化功能。例如:“桃园结义”“目连救母”“竹林七贤”,这些以生活环境为载体的装饰题材,潜移默化的对人们进行教化,使传统装饰艺术的精神功能得到强化。 二、灶儿巷传统装饰艺术的审美特征和文化表意 1.装饰性 灶儿巷传统装饰图案有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其造型纯朴,结构简练,充分反映了赣南劳动群众的审美理念和生活理想,表现出浓郁的装饰性。 2.意象造型 灶儿巷古建筑的装饰图案在造型观念上,不似西方艺术追求对客观自然的真实摹写,而是注重主观感受和精神意念的表达,用心灵去感受自然,重建理想的审美境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传统图案装饰艺术的造型观念。 3.象征性 象征性是我国传统艺术的表现手法之一,灶儿巷的设计者在建造中缘物寄情,以民间吉祥图案寄托人们美好的祝福,传达人们的思想感情。这种象征性的造型经过历代的传承和发展,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表现形式,具有深厚的美学寓意。 4.教化实用性 图像的存在具有明劝诫,著深沉之功能。图像所传达的人文精神内涵如同教科书一般可以教化后人,使其明礼诚信、引以为戒。建筑是一种古老的、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艺术形式,它以砖石竹木为语言,在建筑人类栖息环境的过程中诉说着自己的情感、展现着自己的才智、表达着自身的信仰。古建筑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作为文化形态的一种特殊的形式,灶儿巷的古建筑被赋予了文化的内涵,通过图案,空间,环境的方式表达人们的需求、价值、情感和欲望。灶儿巷古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主要表现在其真实的反映当时社会的文化形态,艺术观念,审美情趣及自然环境相适应的关系。灶儿巷古建筑传统装饰艺术反映了中原汉族原有的儒家文化思想,也体现了天人合一道家的价值理念。 三、结语 灶儿巷古建筑吉祥装饰是赣南传统民间吉祥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满足了客家人民的精神需要,而且表现赣南人民的思想情感、生活状态和审美理念。研究灶儿巷古建筑传统装饰艺术有助于了解赣南传统民间艺术文化,并深刻领会建筑装饰对表达民众精神理念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对于全面发展赣南客家文化有着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作者:钟慧 单位:大连大学美术学院 传统艺术论文:传统绘画艺术论文 一、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演变 纵观中国绘画史,中国绘画艺术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春秋到两汉时期,绘画艺术还处于萌芽发展时期,也没有完整的绘画理论体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绘画从自发走向自觉化,并出现了《画山水序》《论画》《论画》《续画品录》等多部绘画理论著作,如晋代画家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的美学观点,为传统美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南齐谢赫提出了“六法论”是南北朝时期画论的最高成就。唐宋时期,中国绘画进入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历代名画记》《唐朝名画录》等绘画理论著作不断涌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提出对传统绘画艺术的发展有着里程碑意义,是指只有深入观察与思考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才能达到情景交融、主客统一的境界。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提出了“书画异名而同体”的论断,认为绘画的根本在“气韵”“骨气”,并对绘画立意、用笔等进行了论述。宋代之后,文人画开始兴盛,出现了《林泉高致》《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等理论专著,画风也由盛唐的蓬勃向上、华贵雍容、开阔雄放变得文静典雅、含蓄隐晦、平淡天真,出现了文人绘画、民间绘画、宫廷绘画的分类。明清时期是中国绘画艺术集大成的历史阶段,虽然绘画创作逐步走向衰落,但绘画著作却空前繁荣,如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就对山水画创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提出“搜尽奇峰打草稿”“借古以开今”的美学观点。 二、传统绘画影响下的中国油画 在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就呈现出衰败的迹象,油画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传入中国,之后掀起了思想文化解放的狂潮,“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成为基本的艺术原则,很多艺术家开始探讨西方绘画艺术,李叔同、丰子恺、潘天寿、李铁生等人不断将西洋油画引入我国,其中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在中国油画艺术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 (一)中国传统绘画影响下的早期中国油画。 第一代油画家都深受传统艺术的影响,有着深厚的传统绘画基础,作品中都带有鲜明的传统文化印记。李铁夫被誉为中国写实主义油画第一人,他将中国书法艺术的用笔融入油画艺术之中,使作品呈现出浓重的水墨风趣;颜文梁借鉴了欧洲古典艺术的造型手法和印象派的色彩运用技法,并将中国山水画艺术融入油画创作之中,使油画流露出浓郁的东方文化韵味;徐悲鸿反对“似与不似”的传统绘画艺术,主张用欧洲古典主义法则建立规范的绘画艺术标准,同时他也吸收了中国画的构图方式与勾勒技法,其代表作《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士》都有着中国画的痕迹;刘海粟是油画运动的先驱,他善于用奔放的笔触、粗犷的线条、浓郁的色彩进行艺术创作,并借鉴了石涛、郑昭道的艺术风格,使画面呈现出“骨法用笔”的气势;关良致力于中西绘画艺术的融合,力求在融合发展中形成独特的画风,其油画中的物象没有西方绘画的繁杂,有的是古朴、淡雅的中国古典韵味;常玉吸收了野兽派的绘画特点,并将中国水墨画的节奏、韵律融入画面之中,使作品显出淡淡的伤感情调,其作品《马》就用质朴的笔法、简约的画面、淡雅的意境展现出鲜明的东方神韵。 (二)中国传统绘画影响下的现代中国油画。 20世纪中期,写实主义一直在中国油画艺术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油画家到西部地区避难,接触到了敦煌壁画,吴作人、常书鸿、董希文等人就深受敦煌壁画的影响。在敦煌壁画的影响下,画家们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将中国传统绘画融入油画创作之中,使油画既有色彩绚丽、造型浑厚的艺术特点,也保持着中国画的东方韵味。解放后,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油画家们纷纷用画笔来歌颂新社会、新面貌、新气象,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油画作品,如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罗工柳的《地道战》、艾中信的《夜渡黄河》等,这些作品深受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吴作人坚持了古典写实主义画风,始终将反映群众生活作为创作主题,其作品《齐白石像》画面稳重敦厚,齐白石老人神采奕奕、气度堂堂,大面积的空白背景突出了人物的厚重感。董希文始终将油画的“中国风”作为艺术追求的目标,力求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其作品《开国大典》就用绚丽的色彩、壮观的场面、磅礴的气势展现了朝气蓬勃的时代风貌。吴冠中是中国现代绘画史上有深远影响的画家,其作品有着强烈的民族文化风格,他善于用黑白灰对比的手法进行绘画创作,将西洋油画的形色与中国传统画的形式意味联系起来,用线条的虚与实、刚与柔、疏与密来展现油画的意境美。 (三)中国传统绘画影响下的当代中国油画。 当代中国油画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油画家们将传统绘画的精髓融入油画创作之中,用油画来表现对民族、社会、人生等思索,如《红烛颂》《高原的歌》《春华秋实》《塔吉克新娘》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经典油画作品。孙滋溪的《天安门前》将民间年画的创作手法应用于油画创作之中,整个画面色彩艳丽、整洁鲜亮,湛蓝的天空、高高的天安门城楼、金色的楼顶、鲜红的灯笼,这些景物的色彩处理与整体造型深受传统绘画艺术的影响。妥木斯将传统美术中的写意手法、砖雕技法等运用于油画创作之中,使作品呈现出沉静、抒情的中国意味;王霞用传统年画的平涂手法、色彩运用来表现立体空间,并从敦煌壁画中汲取营养,使人物造型质朴无华、充满质感。朱乃正是当代油画创作的佼佼者,他曾长期生活于青藏高原,对自然美有着独特的理解与感悟,并能够从藏区风情中发现美,用独特的艺术语言表现美,其作品《金秋季节》就有意识地融入了许多传统元素,如形式与主题的和谐、线条的虚实粗细,带给观众崭新的视觉感受。赵无极将传统绘画的空间意识地融入了油画创作之中,创造出了东西方艺术神韵兼备的艺术空间,并用中国古典美学解读西方油画,用甲骨文、钟鼎文等抽象符号来表现虚无的空间,使作品充满神秘的东方色彩。 三、中国油画对中国传统绘画的传承发展 随着中国油画艺术的繁荣发展,画家们不断从中国传统艺术中汲取营养,借鉴中国山水画的用笔、构图、意境等,出现了油画山水、写意油画等不同风格的油画作品。在油画艺术发展的初期,画家将传统艺术形式的借鉴作为油画创新发展的主要形式,如传统水墨画程式、山水画技法、书法结构、民间年画等都带给画家很多创作启示,但随着中国油画艺术的深入发展,画家们开始追求油画艺术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深层次融合,试图通过油画艺术展现民族审美文化、内在精神,这就使中国油画走上写意化发展的道路。意象是传统绘画中重要的概念范畴,“意”是画家的主观感受,而“象”是在画家主观感受基础上产生的艺术形象。中国传统绘画有工笔画与写意画两种形式,写意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优秀范畴,工笔画同样也推崇写意。中国传统绘画讲究“重意轻形”,将意境美作为绘画创作的优秀内容,这使中国画有着较强的抽象性、概括性与象征性。意象油画就是在借用中国传统文化画造型的基础上形成的油画艺术形态,它有着“以形写神”“形似而神不似”的美学特点,能够鲜明地展现画家的审美思想、文化修养、人格理想。当代中国油画有着强烈的主观意识,很多画家将写意精神融入写实油画之中。风景画家任传文就总结出“纯化感觉,迹化感情”,即画家不能在自然景物面前无所适从、亦步亦趋,而应该用经验与能力将“境”从自然状态分离出来,然后把与视觉相吻合的情景用艺术语言表达出来,把自在感觉转化为生命节奏与心灵体验。意象化是中国油画民族化的必然选择,但意象化绝不是绘画技巧的简单挪用,而是传统绘画的精髓与西洋油画艺术形式的融合,是民族文化精神在油画艺术中的自然流露。在近百年的发展中,油画艺术已经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取得了丰硕的发展成就。但是中国油画艺术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民族传统文化的支撑,只有不断从传统绘画艺术中汲取营养,走民族化、多元化的发展道路,才能使中国油画具有“民族风格”。 作者:孙国丹 单位:河南城建学院艺术系 传统艺术论文:传统民歌声乐艺术论文 一、民歌与民歌改编 1、民歌的分类及特点 按形式和作用可将民歌分为劳动歌、礼仪歌、时政歌、生活歌、情歌和儿歌;按地域可分为客家民歌、陕北民歌和云南民歌;按题材分类可分为号子(劳动号子)、山歌、小调(小曲)。中国不仅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民歌形式各异,即使是同一民族和地区的民歌也会有很多种样式。民歌表达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意志、要求和愿望,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因此民歌有着人民性、地域性、历时性,简朴、生动性的特点。民歌贯穿人生的各个阶段,人们在不同时期的生活和劳动中创作出一些音调优美、语言质朴的民歌,它覆盖生活的不同层面,内容常常是对苦难生活的诉说、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美好爱情的追求等。结构常为二句头、四句头的单段体。民歌还会随着情绪、劳动、语言及时间、地点的不同,在曲调、力度、速度、繁简等方面,根据需要有所变化。曲调高低,有时也会随意而为,没有定法,所以,大多数民歌具有流传变异性的特点。 2、民歌改编曲的现状 中国的民歌产生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以其独特的民族魅力登上历史舞台,至今已有将近一个世纪的传承和变化发展,分为萌芽期、发展期、回落复苏期以及融汇多元发展期。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歌在创作、演唱、传承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的风貌特征。由中国民歌改编的歌曲在我国的民歌创作历程中,出现过两次高峰。第一次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应该属于回落复苏期;第二次高峰是再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属于融汇多元发展期。民歌改编曲是在原始民歌的基础上,对音乐素材进行提炼、加工、处理而来。歌曲的风格和结构发生了改变,演唱的技法自然也会随之作相应的变化。中国改编民歌与传统民歌的曲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民歌改编曲较原始民歌多了宣叙、花腔、甚至摇滚的元素,所以原始的民族唱法在改编的状态下,必然要在发声、共鸣等方面借鉴美声唱法,通俗唱法的演唱技术,充分发挥人声潜能的科学性,才能达到不同类型民歌改编曲的技术要求,对民族声乐的提高和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对于民歌改编曲的研究,国内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如周为民的《对“五四”时期以来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的回顾与思考》一文提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一些专业作曲家发现和利用各地民歌,对其进行精心的艺术处理,使民歌在保留它原有朴实音乐性格的基础上,给予它艺术化的品位。文章还提到那一时期以丁善德和黎英海等人所改编的艺术歌曲为代表;冯志莲的《民族声乐作品创作的新收获———王志信近年作品初探》一文中有提到:作者“选择最有普遍影响的原生民歌音调作为主题,在完整地保留民歌音调原貌的基础上进行不同程度、不同规模的加工、变化、发展、创新。通过节拍、节奏形态的扩展、紧缩加强作品中歌唱性与戏剧性的对比”;黄常虹的《民歌·艺术歌曲·民族性———析丁善德改编民歌的艺术成就》一文,从丰富和提升了民歌的音乐内涵、采用丰富多彩的钢琴伴奏和将中国民歌的演唱提高到一个新的艺术境界三个角度进行了论述。 二、民歌改编曲的创作特点 民歌改编曲是对原始民歌的继承,保留有大量原始民歌的音乐元素,如歌曲内容基本一致,新编的民歌改编曲会引用原始民歌的曲调和歌词,与原始民歌的情绪风格也基本保持一致。同时,民歌改编曲又是对原始民歌的发展,在原始民歌的基础上加以扩充融合,使得改变的民歌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需求。民族改编曲的创作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曲式结构的发展 传统民歌多采用结构简单短小的一部曲式,而当代改编民歌为了有充足的空间展现音乐形象的个性,强化音乐的艺术感染力与戏剧性,歌曲的曲式结构规模有所扩展。王志信改编的《孟姜女》,其曲式结构特征为:Int+A+A′+B+A″+Coda1618315890GFBb《孟姜女》是具有引子与尾声相对较为完整的四段体结构,歌词分别围绕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展开进行。在A乐段相对简单,在旋律上进行简单的润饰,基本保留了原始民歌的主旋律,为全曲的基本感情基调做铺垫;A′是由第一乐段发展变化而来的,主要表现孟姜女触景生情;改编曲引入B乐段在旋律上更加跌宕起伏,表达的情绪也越来越强烈,描绘出的是一幅“落叶飘秋风凉”孟姜女做衣服的情景;最后一个乐段将情绪推向整首歌曲的高潮。因此新编曲《孟姜女》是在保留原民歌音乐主题的础上,引入新的音乐材料,在丰富了歌曲的音乐形象与内容的同时,把一首简单短小的一部曲式扩充为具有起承转合的大型声乐作品。原始民歌《玛依拉》是一首带副歌的单二部曲式,运用的我国七声清乐E宫调式,全曲由四个乐句组成:前两句是重复,第三句与前面并行进入,第四句引入新材料,由衬词组成,独立构成全曲的副部。歌曲3/4拍的节奏贯穿始终,其曲式结构为:A19B9a5+a5+a’4+b51+2+1+5E宫七声清乐E宫七声清乐《玛依拉变奏曲》是由青年作曲家胡廷江根据《玛依拉》改编的一首花腔女高音作品,这首《玛依拉变奏曲》将哈萨克族的音乐风格特征与西方的歌唱技巧风格相结合,可以说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它的曲式结构为:Int+A+B+A″+Coda1-1920-4950-8788-103137-158162E宫清乐A宫清乐E宫清乐从结构图来看,《玛依拉变奏曲》属于四段体结构,由引子、主题、两个变奏、间奏以及主题再加一个尾声构成。Int部分是整个乐曲的感情基础,为后面部分做了铺垫。而A部分与B部分的乐句分布不均,结构不平衡,B部分在前面的基础上加入了花腔变奏,花腔的素材是利用主和弦的分解和弦素材,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变化,升华了快乐的情绪,而coda部分是一个非常辉煌的结束,主要运用的也是主和弦素材,将音乐情绪提到了最高点。因此可见《玛依拉变奏曲》通过主题旋律的不断重复与大段花腔技巧的运用,使原本简单的三段式的分节歌结构扩展为A-A’-B-A”的变奏曲式,使歌曲的艺术表现力在广阔的空间里得到充分的延伸 2、调式调性的丰富 与传统民歌相比较,当代改编民歌在调式调性的运用上更灵活,打破原民歌基本一调到底的固定模式,而采用多调性的转化和对比,使音乐色彩更加丰富,同时也更适应故事情节的发展及歌曲情绪的深入。调式是音乐的灵魂,调性的转化是创作改编曲的一种手段,音乐的感情色彩和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调式调性决定的,调式调性的变化在音乐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改编的《孟姜女》其调性从D徵调式发展为第三乐段的D羽调式,极大地增强了其音乐表现力,最后在F徵调式上结束,通过调式调性的变换使用,使音乐的旋律、情绪、人物性格产生鲜明的对比,突出了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与人物情绪。在《玛依拉变奏曲》中,开始部分的旋律一直在E宫调式上呈现,在第三乐段时转入A宫调式,音乐色彩与歌曲情绪发生转变,在第四乐段时又回归到E宫调式,实现音乐情绪的回归与音乐主题的深化,整首乐曲依照起-承-转-合的布局进行,其宫调式的使用使得音乐情景更加真实生动。 3、音域与旋律的拓展 旋律在当代改编民歌的创作中,作曲家常借鉴西洋歌曲中多见的对比、展开、再现、变奏的方式发展旋律,用来达到扩展歌曲戏剧性和艺术表现力的效果。许多由中国民歌改编的歌曲,只是加了优美的伴奏,有的虽然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主题旋律并没有改变。原始小调《孟姜女》是典型的单乐段起、承、转、合性结构,每段四句落音分别为2、5、6、5,曲体简单规整,曲调流畅。而改编后的《孟姜女》开始部分没有较大的改编,完整呈现了原始民歌的主旋律,但也并不是照搬,而是经过了三次转调,由原来的大九度扩增为十四度,第四部分采用摇板紧拉慢唱的节奏,音乐线条的拉宽舒展与急促紧张的十六分音符的伴奏织体相结合。如在B乐段部分,改编后的《孟姜女》,音域在前面乐段的基础上有所提高,调性在31小节处由D徵转为D羽,音乐色彩由明转暗,秋风落叶的凄凉映照出孟姜女内心的悲戚。旋律部分进行中四、五度跳进增多,音乐跌宕起伏。“线是相思啊针是情啊”音乐旋律上扬,情绪在此时应拉开舒展,与后乐句下行的旋律形成回落对比。就整个旋律而言。此改编曲将我国戏曲板腔音乐融会贯通,“哭倒长城八百里,只见白骨满青山”,表现了孟姜女无法言喻的无助与绝望,生动地刻画出女主人公在狂风暴雪中不畏艰难险阻为君送寒衣的执著、坚强的艺术形象。在《玛依拉变奏曲》中,第一段完整地保留了原歌曲的旋律,虽然在伴奏上有了变化,但是大致的风格不变,旋律是向上的走向,且原伴奏的音型是非常规整的八分节奏型,但该曲的伴奏节奏在前段乐句运用了附点休止,而且采用更多的节奏型及表情符号,如:后十六分节奏型、“ff”、“fp”等等,让歌曲更富于变化,显得玛依拉不仅活泼,还带点俏皮的个性,更贴近现代人心目中的形象。在第二段中作曲家在维持原来歌曲的风格的基础上,通过增加大范围的花腔变奏,充分模仿玛依拉欢快的歌声,将新的音乐材料融入其中,赋予了整首编曲热情奔放,气氛热烈的音乐风格,增强了歌曲艺术的表现力与感染力。此外,作曲家还常常借鉴中国戏曲演唱的板式变化体的变奏方式发展音乐,从而产生与中国戏曲同样强烈的戏剧性效果。 三、传统民歌的改编与声乐技巧的提高 原始民族唱法音域较窄,虽然甜美但是演唱时跳跃幅度与流动性不够强。而现今的民族唱法也没有等同于美声唱法,改编曲的唱法还是以“民族”为基础的,同时使民族声乐艺术的吸引力和时代感不断增强,所以这就要求演唱者在声乐演唱方面具有更高的水准。 1、音色与音域 民族唱法在音色的选择上一直都采用与常人较为接近的、自然的音色,早期的中国民歌音域一般不超g2,这些民歌虽优美动听,音色明亮,风格浓郁,但是在相对较窄的音域中中音区偏多,比较浑厚。而民歌改编曲经过改编,一般都会音域加宽,使作品既可以圆润轻盈又可以高亢华丽,整体的感情表达更加舒展细腻。因此这就更加要求演唱者兼具高水准的演唱功底,在演唱时声音需要富有较强的颗粒型和弹性,这样的音色控制能够准确的塑造出歌曲中的各种角色形象。例如《玛依拉变奏曲》在改编之后,在演唱时歌曲的高音部分与花腔部分就需要更多地运用美声唱法的音色特点进行演唱,这是一种公共色彩,只有花腔女高才能具有的“木管音色”。运用这种音色演唱,声音密度极高,音质清脆灵动,更容易实现“近人声”与“远人声”的双向追求。 2、气息与共鸣 原始民歌唱法一般讲究声音甜美,运用真声部分的口、咽腔共鸣比较多,而民歌经过改编后,其歌曲的难度和音域的加深与拓宽,要求演唱者在唱民歌改编曲的时候除了口咽腔的共鸣意外,还要学会运用头腔,胸腔所有的共鸣来进行演唱,以适应歌曲的需要。以《玛依拉变奏曲》为例,演唱者在演唱时,如果能够将真假声完美结合,演唱声区统一流畅,起音与尾音相互呼应,在声音上牢牢抓住上方共鸣的位置及腔体,就更容易体现玛依拉优雅的气质与从容的性格特征。呼吸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但是唱歌的呼吸与我们本能的呼吸不大一样,唱歌时的呼吸,必须是以乐句的长短、音乐的需求为前提,来考虑呼吸的长短和气息支持的。而本能的呼吸是一种很自由的呼吸。呼吸对于声乐演唱来说就像是地基与楼房的关系,地基打的越牢越深,楼房就会盖得越高。声乐演唱中的呼吸是一种强化胸、腹式的呼吸运动。而美声唱法的呼吸多事采用胸腹式呼吸,这种方法被认为是最科学的呼吸方法。因此,在民歌改编曲中,很多歌曲都加入了这种唱法,使得歌唱者必须有极深的气息控制能力,对于音量、音域都有所扩大,让声音更为灵巧,有弹性,从而有益于声区统一和声音的表现力,正所谓“优伶以之,唱若游云之飞太空,上下无碍,悠悠扬扬,出其自然,使人听之,可以顿释烦闷,和悦性情,得者以之,故曰‘:一声唱到融神处,毛骨萧然六月寒’。” 3、咬字吐字的整体要求 咬字是评价歌唱好坏的一个重要因素。语言在声乐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歌唱主要是靠咬字来发声,因此在唱歌过程中咬字能使歌声更加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在民歌改编曲中,由于加入了更多的元素,很多歌唱者在发音中不能够掌握咬字的技巧,破坏了旋律的连贯性,唱的不够有韵味,不能够体现出改编曲丰富的感情色彩。以《孟姜女》为例,如唱到A段第四句“孟姜女的丈夫去造长城”中,着重“造”字的字头力度,不仅要吐字清晰,语气的强调也凸显出新年团聚之际孟姜女孤寂一人的哀怨之情。而唱到“生生血泪声声唤,天也昏来地也暗”一句,就需要演唱者放慢速度,每一句都要强调字头的咬字,用顿腔结合哭腔,仿佛孟姜女在哭诉、抽泣。因此,在声乐演唱前,初学的演唱者就需要先把歌词摘出来在高位置朗读,把握好口腔的着力点,正确完整的将字吐清晰,在朗读时注意发音,咬字,和连读,最后再将旋律加入,准确而清晰的唱进听众的耳朵里,是观众明白歌曲的意思,从而打动观众。 4、旋律与韵味 格里格曾经说过“如果一位指挥家把速度弄错了,那就什么都完了。”由此可以看出速度和旋律对于音乐的表现的重要性。中国民歌注重“声情并茂”,“声”可以通过科学的发声来训练获得,而“情”则可以靠旋律与速度来控制。民歌改编曲中有很多利用旋律和速度的对比变化来增强层次感、丰富内涵的作品,这就对演唱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演唱者在作品的情绪与情感的表达上,多需要以真实的表现方式刻画的塑造角色,同时以其戏剧化的音色处理、表演方式、旋律处理等来诠释故事曲折迂回的情节,使作品更加有韵味。 四、结语 由中国民歌改编的歌曲,可以说是民族文化审美的标志之一。民歌改编曲是以传承传统艺术为基础的,由于简单的民歌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难以适应人们的艺术和审美需求,从而容易被人们遗忘,濒临解体。所以,实施保护已是迫在眉睫的文化发展大事。我们保护民族音乐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创新民族音乐作品,即民歌改编曲。由于把民歌改编成改编曲是,要以原始民歌为依据,也就会应用一些特有的作曲技法和演唱技法,如在原始民歌的基础上的加花,伴奏对主旋律的处理,前奏、间奏、变奏、尾奏的特点等等,才能体现出改编曲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这些对于演唱者而言也更能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声乐创作者和声乐演唱者必须紧扣时代特征才能进行优秀的创作和演唱。通过本文对于改编曲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新时期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趋势,相信中国民歌会朝着健康的方向蓬勃发展,在一代人的努力下,一定会长盛不衰。 作者:王卓单位:湖南理工学院音乐学院 传统艺术论文:大数据时代下传统民间艺术论文 1大数据时代下传统民间艺术的现状研究 1.1大数据时代的特点研究 随着信息数据的增多,云储存、云计算等云服务平台应运而生。由此可见,在大数据时代下,更好地利用数据储存系统将民间艺术保护与储存下来,将为传承民间艺术做出突出的贡献。 1.2传统民间艺术的现状研究 (1)传统民间艺术的主要研究领域。传统民间艺术主要涵盖了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两个方面,物质方面主要包含了以实用为主的一些可视化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活生产用品。精神方面主要是指能够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民间艺术现象、艺术活动以及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民间艺术品。传统的民间艺术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它能够反映每一个民族的精神信仰、思维观念以及文化传统,并且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体现。 (2)传统民间艺术的存在现状及其重要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观念不断地受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发生着改变,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所谓的现代化的产品以及所谓的潮流上面,而对于真正的传统却越来越少的人去关注。据调查显示,每年有大量的民间手工艺品、民间纺织工具、民间交通工具以及民间交通器具在大量的消失,并且就算是能够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民间戏曲、民间舞蹈、民间艺术活动每年也都在大量的丢失。民间艺术这一现状应该引起我们所有人的反思,如果我们连我们传统的东西都保护不好,拿什么去发扬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民间艺术的发展及其生存环境,如果我们不将其保护与传承下来,它也会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遭受着如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一样的破坏。 2对传统民间艺术的保护与传承所面临的问题研究 对传统民间艺术的保护与传承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其自身的独特性而产生的自身的限制。大多数的民间传统文化根植于民间,并且分布在全国各地,这也将是传统民间艺术保护与传承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由于传统民间艺术涉及面多而广,外加上民间艺术从业人员的不足,所以目前对民间艺术的保护只停留在传统的采集照片,收集物品以及访问记录等方面。并没有与大数据时代现代化信息技术相结合,所以对传统民间艺术的保护只停留在表面,并不能真正地把民间艺术传承下来。 3大数据时代下对传统民间艺术的保护与传承研究对策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于数据的研究与开发也越来越深入,数据处理与储存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我们应该利用这一特点,很好地将民间艺术储存起来。 3.1将数字信息技术与民间文化遗产相结合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平台。同时也促使了数字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跨越。将数字信息技术与传统的民间艺术相结合,突破了我们传统的对于民间艺术记录收藏的形式,其方便快捷的将民间艺术整合、收藏、记录了下来,并且也为民间艺术的保护节省了劳力成本与时间成本,同时也方便了人们对于感兴趣的民间艺术的查阅与展示。同时,我们也可以利用数字信息技术研发民间艺术图案辅助设计系统,使民间传统融入现代设计中。使传统民间文化真正地为“生活服务”。在当代的艺术和设计有史以来最商业化的时候,保持艺术和学术纯粹的张力和良知,将传统民间文化与当代设计相结合,赋予当代设计别样的韵味。例如,爱马仕的中国品牌“上下”就是利用中国传统的纹样、雕刻、染织等技术对于产品进行再设计,很好地利用了传统民间工艺的商业价值,赋予现代设计独特的魅力。同时很好的传承与发展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总的说来,现代化数字技术的应用也是使传统的民间艺术能够更好地保护与传承下来,使其不再停留在没有人观望的层面,其已经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保护与传承,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们独特的文化。 3.2中国民间艺术云端服务平台的建设 注重于打造一个具有云储存、云计算、云分析、大数据等功能的云端服务平台。本系统是基于云端系统的文件存储平台,管理用户上传关于民间艺术资源遗产的相关文件到云服务器端,上传文件类型包含普通文件、图片、音频、视频等各种类型文件,并对文件进行相关属性说明。系统通过集群式应用、网格技术和分布式文件系统将上传的大量的各种类的文件存储在一个分布式的不同类型的存储设备中,通过应用软件协同工作共同对外提供数据文件的数据存储和业务访问,但这些对用户来说是黑匣子式的,用户只需要关注文件的文性,专注于非物质文件遗产的整理,而无需关心实现的方式和方法,系统将高度智能化的为用供数据的存储和整理工作。用户在访问时可以通过WEB或手机APP等方式进行文件的检索和访问,云服务将自动计算采用最优的访问路径为用户提供文件的检索和访问。 3.3数字民间艺术博物馆的建立 在大数据时代下,要使民间艺术得到很好的保护和传承,数字民间艺术博物馆的建设将会是推动其保护与传承的最好方式。数字民间艺术博物馆将拥有强大的数据库将民间艺术品很好的储存起来,并且方便人们查阅以及观赏,增加民间艺术品的生命力。 3.4民间艺术品网站的建设 民间艺术品网站的建设可以更好地把民间艺术品与市场相结合,给正在做民间艺术品的手工艺人提供一个让其艺术品走向市场的平台,并且增加民间手工艺人的信心。据调查显示,目前市场上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关于民间艺术品的网站,建设这样一个网站,可以按照地域、产品特点、产品形式进行分类,不仅仅可以很好地保护民间艺术,而且能够使这些民间艺术真正的走进人们的视野,以后使越来越多的人来关注民间艺术,这将是对民间艺术最好的传承。 作者:王彬雪 单位:上海大学 传统艺术论文:安徽传统民间艺术论文 一、传统民间艺术的民间嬗变 安徽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和历史,所以民间艺术在安徽的起源和发展较早,随着时间的演变,民间艺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和壮大,安徽传统民间艺术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萌芽阶段。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安徽的传统民间艺术就已经有了萌芽,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变革,技术与社会的发展为民间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安徽传统民间艺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形成了有安徽地域特色的民间艺术。其次,发展阶段。从秦朝起始,直到唐代结束,这段时期安徽传统民间艺术有了较好的发展,在唐代时期,民间艺术的发展一度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再次,兴盛阶段。在北宋时期,出现了利于商品交换的纸币,从而促进了商业发展的繁荣,而安徽传统民间艺术的发展达到兴盛阶段,许多安徽地区的人们,为谋生计会发挥自身的才能和技能,制作工艺品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进步和民间艺术的发展。最后,压力时期。安徽传统民间艺术经过岁月的洗礼和无数次的融合与发展,传承至今,面临过巨大的考验和挑战。需要人们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整合,以促使传统文化能够迅速提升,以新的精神面貌面临现阶段的挑战。 二、传统民间艺术的艺术再现 传统民间艺术经过不同时期的考验和挑战,以顽强的生命力展现在世人面前,其艺术的再现具有四点特征。首先,具有历史传统性。安徽传统民间艺术发展至今,虽然融入了一些现代色彩,但是仍然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其次,具有生活娱乐性。安徽传统民间艺术主要来源于生活实际,因此,民间艺术更彰显生活的特色。此外,民间艺术的创作体现出创作艺人的情感。再次,具有多样性。安徽地区的各地各县的多种多样艺术门类都不断融合,使安徽地区的民间艺术形式具有多样化。最后,具有独特性。随着安徽地区传统民间艺术的不断发展,徽式特征更加凸显。 随着传统艺术的不断交流和融合,形成了有地域特色的安徽传统民间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萌芽和发展时期,也经历了成熟和压力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民间艺术并没有消退于历史舞台,而是以其特有的魅力和顽强的生命力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作者:陶李单位:安徽大学 传统艺术论文:传统建筑艺术论文 摘要:本文主要阐述了中国“天人合一”的审美观,通过剖析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与“天人合一”思想的关系,说明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无论造型、艺术表现形式及处理手段等都和“天人合一”的审美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内在精神,同样也是现代建筑艺术发展和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建筑艺术;传统文化;天人合一 一、中国人“天”的概念与“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以至中国文化中最古老、最广泛的概念。它不但是中国儒家的基本概念,而且是一切其他的思想体系,如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法家、阴阳家、兵家、农家、医家,以至风水、气功、武术、房中术……的出发点与归宿点。 “天人合一”学说起源应在巫术时代或万物有灵论的时代。根据史学与考古学,中国在周以前,天的概念并不发达。发达的倒是“帝”或“天帝”的概念,大体上就是祖先神或其扩大。部落酋长或者巫师可以直接与之对话。人间一切事情都要通过占卜,得到能“降人福祉,决人休咎”的“帝”的旨意以后,才能决定。后来到了周朝,“帝”的概念为“天”所替代。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一方面民间流行十分迷信的经纬学说,一方面大儒董仲舒又提出一个完备的“天人感应论”,把天的一切都与人的一切相比附,比如说“人有三百六十节,象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有四肢,副四时数也……”。由此建构了一套完整的确认皇帝应当“法天而治”的理论。这个理论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朝以及对后世都有长远的影响,比如皇宫的建筑就是一个例子,今天北京的故宫就是“象天设都”的最后代表。地上的紫禁城完全是与天上的紫微垣相对应的。道家“天”的概念是对宇宙及其运行规律最彻底的抽象。老子的著名言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中间的天就是这么个宇宙万物最高抽象的天。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三教合一”的文化。中国哲学成熟于宋理学,宋理学集诸家之大成并融会贯通,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宋理学心目中的天始终是有道德倾向的天,而人则始终是有天性善性的人。”“天”的概念与“天人合一”思想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思想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天人感应相通与“善恶有报” “天人感应论”由汉朝大儒董仲舒提出,主要是把天的一切都与人的一切相比附及认为天人感应相通等。天人感应相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感应相通,一是人与神灵之间的感应相通。这两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合二为一的。因为在古人看来,神灵往往是通过一定的自然现象来显示其存在,即所谓“天垂象,见吉凶”。人们通过观察天象就可以感知天意。故中国古代天子有用于观天象的“灵台”,感天意以察人事,以行其政。天人感应的基本含义是,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到,并予以反馈,给人降福或降祸。原始道书《太平经》说:“天之照人,与镜无异。”人的一言一行,均受到天地的监视。“为善,天地知之;为恶,天地亦知之。”天人“以类遥相感动”。中国民间经常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抱”“心诚则灵”等便是对此最朴素的注解。 “天人感应论”由汉朝大儒董仲舒提出,主要是把天的一切都与人的一切相比附及认为天人感应相通等。天人感应相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感应相通,一是人与神灵之间的感应相通。这两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合二为一的。因为在古人看来,神灵往往是通过一定的自然现象来显示其存在,即所谓“天垂象,见吉凶”。人们通过观察天象就可以感知天意。故中国古代天子有用于观天象的“灵台”,感天意以察人事,以行其政。天人感应的基本含义是,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到,并予以反馈,给人降福或降祸。原始道书《太平经》说:“天之照人,与镜无异。”人的一言一行,均受到天地的监视。“为善,天地知之;为恶,天地亦知之。”天人“以类遥相感动”。中国民间经常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抱”“心诚则灵”等便是对此最朴素的注解。 尽管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则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人体会产生各种影响,人类的活动也会影响自然界,转而又对人类造成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天人感应论毕竟是一种神秘哲学,“因果报应”更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但这对中国人传统观念产生的深刻影响我们不能否认。在这里有两个关键的词语不能不特别指出:一个是仁,一个是诚。 “仁”最初的意思就是“仁者爱人”,本来是比较简单的爱的观念。但是后来一直发展到“仁者混然与物同体”,这个仁也就成了“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完全成了“天人合一”的自觉,而且成了沟通天人的一个形而上的概念。 “诚”最初的意思也无非是真实无妄。但是后来就发展到了张载所谓:“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这里说的诚就是人用以知天、同天的功夫,也成了沟通天人的一个形而上的概念。 三、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审美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源远流长。先民们从对自然的敬畏到与大自然产生亲和关系,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中国人对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的体验,在世界文明史上是很独特的。在农耕为主的生产背景中,人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对风调雨顺的期盼,使得先民们在对四时交替、气候变换格外敏感,逐渐形成了与环境和宇宙间的自然生命相互依存的文化心态,认为人的自然生命与宇宙万物的生命是协调、统一的,反映了人们在追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亲密的关系,即“天人合一”的心态。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具体表现在天与人的关系上。而在天人关系上,主张人与自然的调和、协和、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影响中国人的审美意识。“中国美学正是从‘天人合一’的生命情调中,即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中寻求美。在审美的层面上,人既不是自然的主宰,也不是自然的奴隶,而是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就儒学而言,其“天人合一”是强调“主客合一”。但儒家所讲的“主客合一”,绝非主体与客体的消融与泯灭,而是在价值上,实现人与天、地的三者合一。例如《孟子》所讲的“尽心、知性、知天”,《中庸》在进一步发挥时所讲的“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通过对主体对于客体的认识,而在价值上取法于天地,从而在价值上与天、地合一,这也就是儒家学者们常讲的天、地、人并列为“三极”,亦即“与天地参”。《周易》的“三才”观,将天、地、人相并。在天、地、人三者的关系中,人是天地造化的杰作,天生人,地养人。相对于天地而言,人在形体上何其渺小,但人可以取法天地的精神,“与天地合其德”,德配天地。在儒家看来,天地的精神主要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故天地的精神乃是“大公无私”;天地有生养万物之功,故天地的精神为“仁”,“仁”即“生生”之义。如果说“上帝”是西方人精神的终极来源,那么“天”(天地)则是中国人的精神价值来源。“文化”,中国人对这个词的理解是“人文教化”,人参天地教化人文,反映了人对自然的积极回应与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 天人合一问题,就其理论实质而言,是关于人与自然的统一问题,或者说是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问题。应当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内容十分复杂,其中既有正确的观点,也有错误的观点,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予以分析。但是,从文化的民族性以及对民族文化的推进作用和深远影响看,我们应当大胆肯定。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其最基本的涵义,就是充分肯定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关注人类行为与自然界的协调问题。从这个意思上说,天人合一观念是非常有价值的。 四、“天人合一”观念对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影响 “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其成熟阶段也即“天人合一”思想的精髓部分便是达到真、善、美三者的价值统一。这也是中国人追求和欲达到的最高精神境界。我们的先民正是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寻找着规范,积极从事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其中自然也包括建筑艺术的创造活动。 “天人合一”思想通过各种媒介,传播、灌输到中国人的意识之中,潜移默化地在他们的脑海中形成一种牢固的思想观念并指导着他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所以说“天人合一”思想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随着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深入和不断发展,中国古代哲人提出了“人化自然”与“自然人化”理论。“先秦哲人把上帝之天转变为自然之天,不但认为自然之天对人活动有一定影响,也更加重视人的活动对自然之天的作用。主张人应依靠自身的力量决定自己的命运。一方面,人应遵循自然法则,提高制天之术,则可胜天,否则天胜。另一方面,人的生存发展必须经过改造自然,造福自身的途径,而自然的变化又由于人的改造而显出五光十色,日新月异上午面貌。人与自然的相胜相用,透漏出中国哲人‘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的最早理论信息。” 建筑是人的产物,而相对于人来说,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筑是“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的产物。“人化”的结果是:一方面为人所用,一方面附加有人的意志。建筑具有实用和审美的双重价值。其实用价值在于为人们提供了居所,解决了住的问题;其审美价值不仅在于为人们的生活创造了优美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寄托了人们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在满足人们审美要求的同时发了人们认识真理和改造外界的热情和信心,促进了人们改造自然、造福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其实,建筑艺术本身就是人以美的规律和要求去作用和建构外界事物的体现。中国传统建筑融会了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精华。借物言志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惯用手段。人们无论造物还是塑造艺术形象,大都反映一定的思想内涵,而思想内涵多是抽象概念,很难以恰当的可视形象来表现,于是人们便以丰富的想像力创造出了确立象征性形象和理想化处理等手段,以此实现抽象概念的具象化、具体化。而这些都是以人与万物同体,要求天道变化与人之所望相符,天人之间运行互为发展的“天人合一”思想观念为基础的。飞檐、翘壁、瓦当、檐兽、斗拱等的构思和表现形式是这样,(此与西方哥特式建筑的尖塔造型有异曲同工之妙。)狮、虎、龙、朱雀、麒麟等题材的选用也是这样,(这些被中国人认为是瑞兽或吉祥鸟,它们能够感受天地之灵气,与天地对话,从而达到祁福纳祥,驱邪避鬼、镇宅护院、保佑平安的作用。)这是人与天地对话的途径和媒介,其传达的信息不仅包含人祈求天地保佑的良好愿望,同时也包含着人正以积极的姿态与天地寻求着和谐共生。建筑艺术作为人们的社会实践,“天人合一”思想赋予其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传统的建筑艺术,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伴随着“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其在内容和形式上日趋丰富多样。除实用功能以外,随着时代的进步,其审美价值和教化作用正日益被彰显,因为这是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中国人对天人关系的特殊理解使“天人合一”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这种特殊思想观念作用下形成的这些造型与艺术手段所表现出的民族特色既具有特殊性,也具深刻性。 五、结束语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内在精神。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无论造型、艺术表现形式及处理手段等都和“天人合一”的审美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人应当在体认天地人生大法的思想境界上去能动地从事实践活动,以推动天人关系由原和谐层次向新层次跃迁。”这应是现代建筑艺术发展和努力的方向。 传统艺术论文:我国传统建筑艺术论文 【内容提要】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期间,中国教会大学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首先倡导了中西合璧式建筑新式样,拉开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序幕。在此之后,由于国内民族意识逐渐觉醒,这种建筑新式样又被视为弘扬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象参照物,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现代建筑风格。中国教会大学的建筑形态构成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是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特殊案例和有形史料。 【摘要题】建筑 【关键词】教会大学/传统建筑/中西合璧建筑式样 【正文】 中国教会大学是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中国教育近代化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而且还是近代中国建筑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19世纪中叶以来,当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发生剧烈碰撞和冲突之时,具有工业文明内涵的西方文化无疑是处于相对高势能状态。伴随着武力侵略和经济掠夺而来的西方文化,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向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着强行移植和殖民输入。从“交流”一词的本意而言,真正谈得上中西文化双向融合的实例实在是少之又少,具有表象效应的更是如此。中国教会大学的建筑形态构成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是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较成功的特例。20世纪30年代所倡导的“中国固有形式”的运动,50年代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内容、民族主义形式”的建设方针,80年代迄今,建筑界的理论和实践所纷纭不休的“神似与形似”之争,都与教会大学建筑有着渊源关系。且不论有关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褒贬是非,仅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建筑工程实践来看,众多矗立在中国大地之上的这类中西合璧式的建筑作品,俨然在提示着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的存在价值和深远影响,也从另一侧面表明了教会大学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和社会文化效应。 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是指20世纪20年代前后由中国教会大学起始的,采用当时西方建筑的工程技术和材料,平面设计符合西方建筑的功能主义设计理念,外部造型模仿或挪用中国宫殿寺庙建筑构图元素并与西方建筑风格相糅合的新建筑式样,一般也简称为“大屋顶建筑”。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影响,远远超出建筑自身的使用价值,因此,褒时被誉为民族精神之体现,必全国效之方罢休,贬时被斥为历史倒退之逆流,必全国讨之而后快。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类建筑新式样在本质上属于中西文化交汇的历史产物,其生硬也罢,成熟也罢,失败也罢,成功也罢,这类建筑新式样毕竟将两种完全不同的建筑文化混合成了一个有形的实体,并进而演变成绵延至今的一种建筑风格,无疑值得建筑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加以探讨。本文试图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之起点的教会大学建筑形态作一初步分析。 一 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文化在严重失衡的状态下交汇,西方的政客和商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将各种建筑形式引入中国。传教士们普遍地抱有西方本位的文化优越感,也在中国的城镇和乡村建起了西方中世纪式样的教堂。引入的西方其他建筑形式很快被中国人广泛地接受下来,唯有教会的建筑遇到了麻烦。换言之,其他的西方建筑形式更多地表现出工业文明技术成果的输入,而与教会相关的建筑则显示出西方文化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侵蚀。 教堂具有基督教文化的表象特征,在历次教案中屡屡被毁,这一事实在中国近代史上一般被解释成反帝爱国运动的行为体现。如果从建筑史学的角度来考察,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中包含的另一层意义,即对中国人来说,自此之后改变了以“道器分离”的思维习惯来看待建筑,终于将建筑视为了一种文化参照物。对传教士来说,中国民众对教会的普遍抵触,迫使传教活动采用了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力求得到中国民众的认同和好感,因此而发展了与教会相关的教育和慈善事业。按照西方人的思维习惯,作为一种姿态,他们也很自然地想到建筑的文化参照物的表象效应。因此,原本认为互不相容的中西建筑文化观念,终于有了一处朦胧的共通点,即需要创造一种能满足各自不同的文化动机并具有表象特征的建筑形式。由于政治、经济、技术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创造新建筑形式的早期尝试是由传教士零散地进行的,多是将中国古典建筑的某些局部加在西式建筑体之上作为装饰构件,模仿的部位与手法亦无定势,反映出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妥协。极端的案例也有完全照搬中国古典建筑式样的做法。这些早期的尝试没有形成一种成熟的建筑风格,缺乏相应的一贯性、独特性和稳定性,因此影响也比较小。1905年,清政府正式颁布诏令,废止科举考试,建立仿照西方公学制度的教育体系。这一举措使教会的教育事业得到了新的发展机会。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种种迹象显示,外国教会在华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同时,在华的教会学校也开始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各校的报告说明申请入学的学生已多得无法接受,教会上层为此都兴奋不已,办学热情日益高涨并着手筹划建立较大规模的正规大学,此时,有关教会大学校园规划和建筑形式的问题终于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在20世纪的前30年,许多在华教会都将所属学院和书院扩展成教会大学或新建教会大学。这些教会大学成立之时,大都购地迁址并兴建了大批新校舍。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批新校舍的兴建算得上中国最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之一,也给教会大学提供了创造中西合璧式样建筑的历史契机,可以说是教会大学的建筑实践活动拉开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艺术复兴的序幕。 教会大学一般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由英美基督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在中国设立的17所高等教育机构,分布在华东、华南、华西、华北、华中等5个区域,其中基督教大学14所,天主教大学3所:上海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之江大学、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岭南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福州协和大学、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华中大学、湘雅医学院、辅仁大学、震旦大学、津沽大学。 上述各教会大学的情况相差很大,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有的规模宏大、兴旺发达,有的又小又穷、挣扎维持,但多数教会大学最终都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有的教会大学还成为闻名遐迩的高等学府。从建筑学的角度而言,教会大学的另一个贡献还在于校园的规划和建筑方面,今已成为继承者引以自豪的学校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大学所开创的中西合璧式建筑样式,是中西方建筑文化交流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试图将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近代建筑相结合的有益尝试。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少数租界外,大规模的建设活动当属教会大学的校园建设,由此形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大不小的兴盛期。教会大学的建筑质量一般都比较高,建筑的规模大、数量多,往往组合成群,成为学校所在城市或地区的主要景观。从1894年到1949年,教会大学建筑实践活动的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二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中国教会大学的初创期,在此期间能够筹措到开办经费的学校都纷纷修建了校舍。在中国建立的大学应该采用何种建筑形式?对此,来华传教士们似乎是既自信又茫然。传教士理想中的大学,是像19世纪美国大学那样的僻静学术区,应位于市郊,有教学区、办公区和宿舍区之分,唯一不同的设想是希望建筑形式能表现出中国古典建筑的某些外部特征,以此来表述出某种难以言传的意义。 有的传教士按照自己的愿望和理解构想了一个朦胧的中国梦。为了实现这个梦,他们寄希望于西方的建筑师。对于西方建筑师来说,这是一次各显神通的富有东方情调的尝试,其结果是除了都具有中国式大屋顶的特征之外,其余部分就很难有共通之处。即使是中西合璧的大屋顶形式,西方建筑师在处理手法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基本倾向。一种是以地方特色建筑为其参考摹本,如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另一种是以中国宫殿式建筑为其参考摹本,如金陵大学等。但不管何种倾向,在教会大学初创期,均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偏重,也远远没有到程式化的程度。 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是最早出现中西合璧式样建筑的实践作品。圣约翰大学是建立时间最早,一度发展最快的教会大学。校舍建设始于1879年,第一幢校舍是两层楼的外廊式建筑,正面宽220英尺,深度130英尺,外部样式采用了具有江南格调的民居形式,西洋味道甚少,其后又照样建了三幢宿舍,可能还参照中国四合院平面进行了总体布局。1892年,圣约翰大学募捐到26000元建新校舍,因无地皮便拆除原有房屋重建,1894年新楼竣工,取名为“怀施堂”,这是教会大学建筑中最早出现的中西合璧式建筑,两层砖木结构,中式的歇山屋顶上铺传统的蝴蝶瓦,囗字形平面布局,墙身则是连续的西式圆拱外廊构图。最引人注目的是“怀施堂”的钟楼处理。以两个横向歇山顶教学楼夹住竖直的钟楼,体量组合关系更像是勉强拼接而成。钟楼采用了双层四角攒尖顶,檐角夸张地飞扬上翘。或许是“怀施堂”设计人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认识还停留在欧洲18世纪的“中国风”时期,将江南园林的亭廊造型视为中国传统建筑的特征。但在中国人看来总显得有点滑稽可笑,“瓜皮帽”的说法可能由此而生。至于何以选择这种建筑形式,可见以下文字:“关于建筑物之图样,已经在美国绘就,务将中国房屋之特质保存。如屋顶之四角,皆作曲线形。实由约大(圣约翰大学之简称)开其端,后此教会学校之校舍,皆仿行之,甚为美观。”[1](p.3)从此记载中可推断,“怀施堂”的设计是隔洋造车之作。圣约翰之所以要保存“中国房屋之特质”,其本意是表现本校历史的延续,却不曾料到做了一件中西建筑文化交汇的开创性尝试。事实上,在所有的教会大学中,圣约翰大学是以最强硬的姿态抗拒中国民族主义趋势的,实行的也是最彻底的基督化教育,甚至不惜付出学校分裂和停课的沉重代价。但中国教会大学本身就是充满着矛盾的历史产物,某些关键性人物也是极其复杂的。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F.L.H.Pott)是一个既顽固地坚持以基督教征服中国的信仰,同时又把毕生精力投身于中国教育事业的传教士,也不乏对中国的某种感情因素。在他的主持下,圣约翰大学的建筑一直注意留有中国传统建筑的痕迹,以此作为该校的建筑特色,用卜舫济的话是“外观略带华式”。纵观圣约翰大学的建筑演变过程,早期完全是中国民间的传统样式,后来的发展从“务将中国房屋之特质保存”到“参用中西建筑形式”再至“外观略带华式”,反映了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一般过程。完全可以推断,如果教会大学建筑没有附加的某种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因素,所谓中西建筑文化的交汇,是不会摆脱这一过程的基本程式的。 三 从义和团运动到1920年之间是教会大学相对平静的发展阶段。由于教会大学实际享有不平等条约的特权保护,也使其与中国社会或多或少有些脱节。不管是慑于19世纪末的教训还是出于纯粹的文化偏爱或其他什么原因,教会大学的建筑形式只是一种表面的姿态而已,只要能大致传达某种意义就够了,并不能反映教会大学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实质性关系。换句话说,“在1920年前,教会大学的历史一般可以根据西方的材料来叙述,并可以被看作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使命史的一个方面。”[2](p.194)1920年以后,教会大学的命运不得不与中国近代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紧密联结在一起,迫使教会大学走上了主动寻求中西方文化结合之路。 20年代的序幕是以为标志揭开的,的反帝反封建旗帜,使教会大学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反帝涉及到西方在华教会是理所当然的。传教士没有想到的是,由反传统儒教而起的反封建竟将教会大学也席卷进去。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导致了两年后的“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教会大学成为直接遭受抨击的主要目标,决定教会大学命运的已不是传教士的主观愿望,而是中国的政治局势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都使教会大学面临着能否继续生存的严峻问题。如果教会大学希望能在中国长期办下去,就必须作出相应的改革来顺应中国的时代潮流。为了迅速回应急剧发展的中国政治局势,美国基督教会于1922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基督教大会”,决议倡导“本色教会运动”。大会发表的“教会的宣言”称:“我们对于西来的古传、仪式、组织,倘若不事批评,专做大体的抄袭,实在不利于中华基督教永久实在的建设。……务求一切都能辅导现在的教会,成为中国本色的教会。”[2](pp.323-324)何谓“中国本色教会”呢?正式的解释是:“一方面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注:诚静怡:《协进会对于教会之贡献》,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4页。诚静怡,中国籍基督徒,1922年当选为“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总干事,该团体是外国教会在华各差会的协调机构。)基督教“本色运动”落实到教会大学的具体措施,首先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明确地表明其实行“中国化”的基本态度,及时地调整教会大学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建筑样式的问题再一次被用作表述这种附加新意义的手段。所谓“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之基本导向,对建筑样式的表述方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自此之后,教会大学建筑出现了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几乎毫无例外地指向了宫殿式建筑,杂芜多样的地方特色逐渐消失,组合手法趋向于程式化和标准化,建筑风格基本定型了、纯正了,也更加优美了,只是趣味性似乎降低了许多。从这种意义来讲,20年代以后的中国教会大学建筑形态进入了成熟阶段,能够对中国近代建筑发展产生较深远影响的作品也多半是这一时期设计完成的。 一般来说,在建筑技术和材料没有重大突破之前,建筑学领域的创新方式与其他艺术领域有所不同,所谓特定样式不可能因主观臆想而出现,而是通过对原已存在的建筑风格进行修改,甚至是对原有的某些手法进行模仿来达到的,因此,重组和异化是建筑实践创新方式的主要途径之一,这也是建筑理论研究之所以特别注重文脉的原因。教会大学建筑的中西合璧式样就是通过同一形式或同一构成方式的大量工程实践作品体现出来的。教会大学在建校前后,大都购置了土地,新建了校舍。在校舍建设中,采用中西合璧式样的教会大学有12所,它们分别是:北京的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武昌的华中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福州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长沙的湘雅医学院,济南的齐鲁大学,另外还有原属教会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这些教会大学的校舍建设首先倡导了中西合璧式建筑新式样,拉开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序幕。譬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怀施堂和科学馆,几乎与上海外滩租界建设同期进行,建筑的规模也相当。在华中,湘雅医学院的建筑群当时被誉为华中地区最摩登最适宜的。在华东,金陵大学的北大楼宏伟而古雅,成为当时南京最高的建筑之一。在华西,华西协和大学建筑群毫无疑问是成都近代建筑中最优秀的代表作品。在华南,岭南大学的马丁堂是中国第一幢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中具有特殊的影响和地位。在华北,辅仁大学主楼曾号称当时北平的三大建筑之一。至于燕京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典雅校舍和优美环境更是全国闻名。由此来看,教会大学建筑的中西合璧式样特色反映在足以产生较大影响的一批建筑物上,尽管它们在工程实践过程中的细部处理手法方面还有某些差别。 这些中西合璧式样建筑的设计者是一批受过欧美完整建筑教育的职业建筑师,他们接受的是当时欧美盛行的古典折衷主义的严格训练。作为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未必有传教士那种欲使“中华归主”的宗教热忱,也没有传教士那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观认知,他们也很少有长期在中国生活的体验,开始时也谈不上对中国建筑文化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或偏见,这就决定了设计者只可能以建筑功能和建筑艺术为其设计的根本目的,出于建筑师的职业习惯,他们依据的是以下三点:(1)业主(传教士,教会大学创办人)对建筑式样选择的建筑理念;(2)业主提出的建筑基本功能要求和建筑设施的标准;(3)当时所能利用的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 当西方建筑师开始接触到中国古典建筑时,可以想象,他们面对这种截然不同的建筑体系和建筑造型该有多么惊讶和困惑;同时也很难想象,他们能在短时期内就产生对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兴趣。因此,他们很习惯地将自己业已熟悉的建筑语言和设计方法与业主所特别要求的建筑理念结合起来,他们所能做到的也只是通过建筑实践来表述一种社会现象。从某种意义来说,建筑对现实社会的反应并不敏锐,却能够忠实地记录着现实社会的历史、文化、经济、科技的演变过程,建筑师是相对客观的执笔人,虽无意也无能力倡导某种时代潮流或社会时尚,但其建筑实践的设计作品却可以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向,反映出现实社会的时代局限性。 四 教会大学在时机上顺应了中国人引入西学的大趋势,同样,教会大学在大规模筹划和兴建过程中,正值基督教的“本色运动”和天主教“中国化”计划的实施展开之时,许多传教士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从而推动了在华西方教会的世俗化、本土化,为促进中西文化的正常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仅从建筑学方面来看,教会大学的中西合璧样式实际上还反映了社会文化背景与建筑理念形成的一种内在逻辑关系。 对传教士的传教目的理应谴责,但对从事某些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的传教士活动则应具体分析。有些传教士的在华工作生活经历,培养了他们热爱东方艺术的感情,从而促使他们能够较客观地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持有较公允的建筑艺术评判标准,并为中西建筑文化的结合作出一定的贡献。为了说服教会上层接受这种新的评判标准,他们不仅特意强调了中国古典建筑在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还将其与教会的“本土化”和“世俗化”的传教策略联系起来,刚恒毅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1922年8月9日,教皇庇护十一世(Pius.X.D)委派刚恒毅枢机主教(MostRevConstartini)担任第一任教廷驻华使节。刚恒毅在职的8年期间,将自己的传教事业与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结合起来,并明确表述了自己的建筑理念。1923年,他到任不久就致函教皇,对西方教会过于热衷在华修建哥特式教堂提出批评:“一、西方艺术用在中国是一个错误。二、保留外来建筑风格无异使人们视天主教为舶来品的误会一直存在。三、实际上,教会的传统告诉我们,应当采用当时当地的艺术。四、采用中国艺术不但可能,且是多彩多姿。”[3](P.12)他认为:“每一民族都有她特殊而定型的特质,并且这些特质藉着她历史性的建树,通过民间与社会的艺术品,可以充分表现出来,各种不同艺术特征都是基于文化、习俗、兴趣、历史与宗教的史绩、建筑用材、气候、地势等等不同因素。将欧洲的形式,无论是罗马式或哥特式,加诸中国均属错误。”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对一民族极具象征性价值的宗教建筑方面,何不最好也来一套‘中国装’呢?”[3](pp.21-22)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传教士的赞同和支持,来自比利时的传教士艺术家格里森(DomAdelbertGresnigtO.S.B)写道:“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中国建筑是中国人思想感情的具体表现方式,寄托了他们的愿望,包含着他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中国人也在他们的艺术中表现出本民族的特征和理想,中国建筑在反映中国民族精神的特征和创造力方面并不亚于他们的文学成就,这是显示中国民族精神的一种无声语言。”[4]在对中国古典建筑进行一番考察之后,格里森提出:“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种外来的建筑形式是无意义和令人诧异的。所以,试图取代中国传统建筑的传教方式是行不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更有效率的传教方法,将教会的教堂修造成符合中国民族精神的建筑形式呢?无论从逻辑上或感觉上,这样做都是可以接受的,并使我们有可能借助建筑形式来表达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敬意和欣赏。”[4] 何谓“中国装”或“符合中国民族精神的建筑形式”?传教士们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建筑理念:“既不是中国式的也不是西方式的。”[4]刚恒毅认为,西方建筑师完全模仿中国式的塔或建筑的外部形式并不成问题,比较困难的是掌握中国建筑的结构体系和装饰手法,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领悟中国建筑的精神,并将这种悟性运用到这套“中国装”的裁剪中去。从建筑学的角度来说,刚恒毅还是一个具有较高建筑艺术修养的传教士,他反对盲目照搬中国古典建筑形式并指出:“吾人当钻研中国建筑术的精髓,使之天主教化,而产生新面目,绝不是抄袭庙宇的形式或拼凑些不伦不类的中国元素而已,乃是要学习中国建筑与美术的精华,用以表现天主教的思想。”[3](pp.23-24)格里森对此进一步解释说:“所有的建筑形式都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互相适应问题,但决不能提倡机械模仿现有的庙宇和塔的形式。在华教会采用糅合中国建筑形式的最终目的,是想以这种与众不同的建筑形态来反映真正的中国精神,充分表现出中国建筑美学观念,为创造性地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更广阔的前景。”[4]如果除去其中的宗教狂热,我们可以惊讶地发现,上述观点与中国建筑理论界的有关中国传统古典建筑的创新和继承问题的共识并无质的差别。 1925年,庇护十一世捐赠10万里拉供辅仁大学改制之用,这一机会使刚恒毅有可能将自己的建筑理念付诸实践。1929年,辅仁大学在北京购得兴建校舍的用地,刚恒毅特意聘请了格里森担任辅仁大学新校舍的建筑师。辅仁大学校方按照刚恒毅的建筑理念提出了对未来新校舍的设想:“建筑方案应体现天主教的‘大公精神’,做到新旧融合,宜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并使其适应现代学校的功能要求。”[5]在施工奠基仪式上,刚恒毅应邀发表了有关辅仁大学建设方针的演说词:“辅仁大学整个建筑采用中国古典艺术式,象征着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信仰,我们很悲痛地看到中国举世无双的古老艺术倒塌、拆毁或弃而不修,我们要在新文化运动中保留着中国古老的文化艺术,但此建筑的形式不是一座无生气的复制品,而是象征着中国文化复兴与时代之需要。”[6](p.40)这段演说词清楚地表明:教会大学建筑形态构成并不是出于对某种建筑风格的形象特征的偏爱来考虑的,其设计思想是由广义的社会效应和文化内涵所决定的。 五 关于教会大学建筑理念和建筑实践的文化意义,似乎在美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中表达得更为清晰可见,其建筑作品也更多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教会利用战争的机会迅速扩展了在华的教育事业,从1914-1918年之间,在华新设立的教会学校有百分之七十都是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的。[2](pp.247,210)由于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和学术水平,从国外和国内都争取到了新校舍的建筑经费,教会大学有能力进行较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从而促使中国古典建筑复兴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 1921年9月,美国基督教会组织了“中华教育调查团”,该团在华访问了36个城市和500多所各级学校之后,正式表明了教会学校的建校方针,即“教会学校必须尽快地去掉它们的洋气,……在性质上彻底基督化,在气氛上彻底中国化。把效率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就可以提供服务,而如果缺少这些特征,那就将一事无成。”[2](p.349)所谓造就“气氛上彻底中国化”和教会大学的形象“特征”,其主要手段就是将西方的工程技术和理性主义的设计手法与中国传统古典建筑形式相融合,是一种西方人所理解的“中体西用”,也是中西建筑文化双向流动的有益尝试。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教会大学建筑出现复古主义倾向的早期实例,也是传教士的建筑理念与建筑师的审美意识达到默契配合的实践作品,其主要建筑竣工于1921-1925年间,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沙特克与赫西(ShattuckandHussey)建筑师事务所负责设计。当时确定的设计原则是“尽可能在外貌上采用中国形式,以使建筑得以和北京之建筑古迹相互彰显和谐。”(注:J.D.Rockfeller,ResponsefortheReckfellerFoundation,p.14,转引自傅朝卿:《传教主义与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台北)《建筑师》1992年第12期。)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筑分为教学区和医疗区,建筑高度不超过三层,用汉白玉栏杆回廊连结,围成半封闭的院落布局,建筑质量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标准,外部造型以故宫太和殿为其模仿原型,优美舒展的凹曲线屋面上,各种瓦饰也仿造得相当标准,加之平直的檐口,微微起翘的檐角,绿琉璃筒瓦,可以说是一个纯净的中式大屋顶型制。围成院落的建筑群全部坐落在汉白玉的台基上,栏杆、扶手以及台阶等建筑细部也是中国古典式的。可以看出,设计者确实是在非常认真地捕捉中国古代宫殿式建筑的外部特征,但在建筑处理手法上有点力不从心,中式的屋顶和台基与西式的墙身及开窗方式这两者之间缺乏一种中介过渡因素,而且建筑整体比例与中国古典建筑相差甚远。但总体来看,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筑的体量集聚,屋顶庞大,复古主义的倾向非常突出。 在1921年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上,小洛克菲勒(JohnD.Rockfeller)代表洛克菲勒基金会致词,他进一步阐述了采用这种复古主义建筑形式的原因:“在绘制医学院诸建筑及医院时,于室内是必须要遵循西方设计和安排以便满足现代科学医学职业之要求。然而在这同时,我们也尽其可能在不增加花费之下,审慎地寻求室内机能性与中国建筑外貌之美丽线条及装饰,特别是其高度、屋顶和装饰相结合。我们之所以如此做,是想让使用如此设计建造之建筑的中国老百姓得以一种宾至如归之感觉,……并且也是我们对中国建筑之最好部分欣赏之最诚挚表现。”(注:J.D.Rockfeller,ResponsefortheReckfellerFoundation,p.14,转引自傅朝卿:《传教主义与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台北)《建筑师》1992年第12期。)更明确地说,沙特克和赫西的设计是西方式的内部功能和中国式外部造型的混合体。可是这一混合体太过于注重外部的模仿复制,刻意复古就不可能摆脱古典程式的衡量标准,反而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入了“像”或者“不像”这类最直观的问题之争论中,并因此招致了更多的批评,颇有点适得其反的效果。其实,如果抛开某种固定的模式来客观地评价,在20年代初期能达到如此水平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其中也不乏主动进行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筑是教会大学对中国新形势的对策和反应的具体表现形式,虽然有其不成功之处,仍可视为中西合璧建筑样式转向复古主义倾向的标志性作品。 教会大学建筑在兴盛期的复古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建筑师墨菲·亨利·基拉姆(MurphyHenryKillam)。墨菲1877年出生,1899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908年开办建筑事务所,1914年起开始在中国活动,1928年以后出任国民政府的建筑顾问并主持完成了首都南京规划的制定工作。到中国来寻求事业的发展无疑是墨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抉择。20年代以前的中国尚无独立开业的本国建筑师,西方列强的经济掠夺又刺激了中国建筑业的局部繁荣,给西方建筑师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大舞台。墨菲抓住机遇,及时地将设计重点从西方式的殖民地风格转向探索中西方建筑文化的结合方面,通过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潜心研究和不断实践,加深了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设计了一批质量较高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墨菲也因此在中国取得了超出其他西方建筑师的成功和地位。 据现有资料所知,墨菲在中国的第一个作品是1914年的清华学校扩建工程。他制定了清华第一个校园总体规划,并主持扩建了清华学堂(东部),设计了被誉为“清华园”四大建筑的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东部)和体育馆(前部)。清华校园的总体规划和主体建筑都沿用了美国大学建筑的模式,属于欧洲古典折衷主义的作品,可见,墨菲在中国的早期活动和大多数来华的西方建筑师并无区别。墨菲不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最早尝试者。此时已有司斐罗(A.G.Small)的金陵大学北大楼及东大楼,荣杜易(Fred.Rowntree)的华西协和大学的怀德堂以及合德堂、万德堂等,柯林斯(A.S.Collins)的岭南大学马丁堂以及格兰堂、怀士堂等,佚名建筑师的圣约翰大学的怀施堂、科学馆,可能还有济南齐鲁大学的某些建筑。此时,赫西(Hussey)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建造也已进行。但清华学校的设计任务使墨菲得到了一次很好的机会,使之能有较长时间在北京亲自观摩和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精粹所在的皇家宫殿。这一经历无疑增加了墨菲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艺术造诣和审美偏爱。自1920年后,他先后主持设计了福建协和大学(1920年后),长沙湘雅医学院(1920年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21-1923年),燕京大学(1921-1926年),岭南大学惺亭、陆佑堂、哲生堂(1930年后),南京灵谷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塔、堂,1929-1930年),北京图书馆(1931年)等建筑。墨菲的这批建筑作品不但在数量上十分浩大,而且主要集中在北京、南京、广州等大都市,且大都是比较重要的建筑物,其本身具有较高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地位,有利于形成广泛的影响力。尤其是当墨菲被聘任主持首都规划的制定工作时,他所倡导的这种教会大学建筑的复古主义倾向已被当时的国民政府赋予了明确的政治意蕴和民族精神之含义,远远超出了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的范围。 在有关的建筑理论研究中,对墨菲的作品一向评价颇高。且抛开其中包含的政治文化意义,仅从建筑设计而言,墨菲的设计是在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意义上带有更多的西方建筑特色,反之在西方人可以接受的意义上带有更多的中国古典建筑特色。以往的西方建筑师多将中式屋顶和西式墙身生硬拼接,缺乏必要的过渡,看起来就像戴上了一顶不适宜的帽子。墨菲的高明之处不在屋顶的处理,而是将中国传统建筑的韵味渗入到西式墙身。或许他是第一位能理解斗拱在中国木结构建筑艺术造型中魅力的西方建筑师。如果墙身没有中国传统建筑的额枋和红柱,斗拱的造型将失去构图的意义。换句话说,墨菲以斗拱作为中介,将其他中国古典元素糅合进西式墙身。墨菲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加深对中国传统建筑认识的。他的早期作品中也曾出现结构与装饰不相吻合的瑕疵,而其后期的设计就熟练得多了,很少能挑出大的毛病,但也带来一个不可忽视的弊端,即:墨菲以众多有影响的建筑作品给中西建筑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形式主义的模式,最后连自己也陷入了无节制地盲目复古的误区之中。在他主持下完成的南京首都规划,连江轮和街灯都盖上了中国古典式的大屋顶。30年代国民政府所倡导的“中国固有形式”建筑活动,虽有其深刻的民族主义时代背景,但如果仅以建筑设计手法而言,则明显可以看出墨菲的影响。 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中西合璧样式建筑的最高艺术典范。1920年,燕京大学选定了北京市郊的海淀淑春园作为新校址。第一任校长司徒雷登(StuartJohnLeighton)就任后,确定了燕京大学的办学方式:“我要使燕京大学在气氛和影响上彻底的基督化,而同时甚至又要不使人看出它是传教运动的一部分。”[7](p.66)为此,司徒雷登提出建校的四项目标,其中第三项就明确了新校园建设的建筑理念:“要使燕大既有一个中国式的环境,同时又具有国际性,能促进国际间的相互了解,这是培养具有爱国主义升华的世界公民唯一切实的保证。”[7](p.66)为了创造这种“中国式的环境”,司徒雷登特意聘请墨菲来主持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专业建筑师的参与使得这一种建筑理念能够很好地贯穿于建筑实践的过程之中,其建筑形态的外部特征也更加明显和突出。在燕京大学的建造之初,司徒雷登提出了新校舍建筑形式的设想,要尽量在学校建筑方面中国化,要采用宫殿式样的教学大楼,庙宇式样的学校大门,校园里要点缀一些华表、石狮之类的中国传统建筑装饰品。在这一指导思想之下,燕京大学陆续建造了88幢建筑,总建筑面积达2.5万平方米,再加上当时中国最漂亮的校园,燕京大学被视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典范作品之一。“1926年,燕大迁到北京城外新校址,并结合西方的建筑技术与中国的建筑装饰,建造了中国最漂亮的大学校园。燕园的实力最强,规模最大,资金最为雄厚,它很快就成为中国教会大学中的佼佼者。”[8](p.108)在中国教会大学或国立、私立大学中,燕京大学的建筑群堪称规模最大、质量最高、整体性最完美的校园建设工程。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很得意地说到:“燕大新校址完成后,很多年来,凡是来参观的人,都夸赞燕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因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后来我们自己也几乎相信了。”[7] 墨菲担任燕京大学校园建设的总建筑师,在燕大校史中有这样的记载:“新校址建筑师是亨利麦斐(Henry.K.Murphy),他对于中国宫殿亭园极为欣赏,所以他的建筑设计都采用这种形式,而另外加以新式设备,更切实用。他在福州、南京已有建筑校舍的经验,为燕大建筑,凭以往经验,更加以多方面的改进。”[9](p.66)在司徒雷登的要求下,墨菲最初的设计就采用了复古主义式样。由于建筑数量多,墨菲乃将中国宫殿型制的各种式样和装饰手法加以灵活运用。1926年,燕京大学建成迁校,司徒雷登在落成仪式上说:“最初我们就决心把中国建筑应用到建造校舍上,房屋的外表具有优美的曲线和辉煌的色彩,而主要的建筑全部用钢骨水泥,兼有现代电灯、暖气及自来水设备。因此,这些房子本身就象征着我们的教育宗旨是要保全中国固有的文明中最有价值的一切,并以此作为中国文化和现代知识精华的象征。”(注:转引自董鼎主编:《私立燕京大学》,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版。) 从这段演说词中,我们还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1)教会大学建筑形态是将当时先进的工业技术和中国传统建筑式样相结合,以此来作为传播某种文化观念的手段,其建筑构思的着眼点是意欲展现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科学的融合。因此,教会大学建筑形态必然会呈现出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特征。 (2)就校舍建筑本身而言,其主体结构及其他当时先进的配套设备,本可以依其功能采用多种其他形式来自由表现的,只是由于教会大学的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特有的文化象征作用,才使得教会大学建筑形态转换成一种特定的建筑语言。因此,中国传统古典建筑复兴的形式与功能相脱离的特点,也是源自教会大学的办学方针,只有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考察,才能客观地认识其中包含的积极意义,如果仅仅从民族感情或单纯的工程技术标准来评判,其看法自然偏颇。 燕京大学建筑现已被列为北京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理由为:“整组建筑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布局,结合原有山形水系,注重空间围合及轴线对应关系,格局完整,区划分明,建筑造型比例严谨,尺度合宜,工艺精致,是中国近代建筑中传统形式和现代功能相结合的一项重要创作,具有很高的环境艺术价值。”[10](p.229) 六 在华传教士们寻求中西合璧建筑形式的设想,在时机上恰逢西方建筑界盛行折衷主义思潮之际,摹仿或糅合各种不同时代的历史风格,甚至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建筑形式,都是时髦的设计手法。很难说建筑师在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的起因方面有过什么促进作用,不难推断,西方建筑师了解到传教士的设想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古典建筑那造型丰富而又奇特的屋顶。日本建筑师伊东忠太曾评论说:“屋顶为中国建筑最重要之部分,故中国人对于屋顶之处理方法非常注意,第一欲使有大面积大容积之屋顶不陷于平板单调,宜极力装饰。……中国人对屋顶之装饰,煞费苦心,全世界殆无伦比。”[11](pp.8-9)格里森还以浪漫的笔调形容道:“屋顶是中国建筑艺术的最高境界,优美曲线的屋面就像精心编织的巨大华盖,……柔和曲线是中国式屋顶最独特的表现方式之一,许多重要建筑的屋顶构成就如同专业音乐家演奏的动听乐章一样,……柔和的曲线,宏伟的尺度,和谐的比例,都足以使人们领受到那种庄重和高贵的屋顶造型所具有的极强的艺术感染力。”[4]然而,西方建筑师对中国古典建筑外部形象的捕捉,仅仅是力求达到一种总体艺术效果的相似性目的而已,他们无法也无意去探求中国古典建筑的内涵。西方建筑师面临的问题是:中国古典建筑和西方建筑分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范畴,从建筑手法、建筑材料到审美情趣都差之千里,要运用建筑学的方式将其糅合起来绝非易事,还得取决于建筑师对两种异质文化的理解深度和自身建筑素养的水准了。 19世纪后期,传教士在中国修建教堂时,鉴于历次教案的教训,有的传教士也曾尝试过在教会所属的建筑中添加中国色彩,但很少是专业建筑师所为,而且这些零星的尝试为数甚少,规模太小,还不足以产生什么影响力。20年代的教会大学建筑则不然,其建筑规模之大,建筑数量之多,建筑功能之繁,建筑质量之高,建筑形式之新,建筑设备之良,建筑材料之异,建筑环境之美,都在当时中国社会形成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教会大学建筑是在一批欣赏中国文化并具有一定地位的传教士和一批建筑专业技术人员相结合的情况下完成的,从创建之始就处于一个较高水平的建筑层次上。 如同勉强发起的教会学校最终发展成高等学府一样,教会大学建筑也在建筑师的努力实践中最终演进成延绵至今的一种建筑风格和建筑形态,成为中西建筑文化交汇的历史产物。以建筑表现某一文化思潮或某一时代风尚,在西方似乎已成惯例,而在中国则意义非同寻常,因此,笔者认为,教会大学建筑将西方建筑文化观念引入了中国并成功地进行了实践,是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典型范例,也是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的关键点。 还需要强调的是,教会大学建筑是探索中国民族形式建筑风格的起点而非终点,也是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开端而非终结。试图融合两种异质建筑文化的趋向至今仍在中国延续着、进行着,所谓“教会大学建筑”不过是这一趋向起始时期的代名词而已。 西方传教士在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环境条件下,首先倡导了中西合璧式建筑新式样,拉开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序幕。20年代之后,由于中国民族意识逐渐觉醒,这种建筑新式样又被视为弘扬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象参照物,广泛地运用在政府行政办公建筑和其他公共建筑的外部造型之中。如吕彦直设计的中山纪念堂和中山陵、范文照和赵深设计的国民政府铁道部、徐敬直设计的中央博物馆、杨廷宝设计的中央医院、赵深设计的国民政府外交部等一大批有重要社会影响的中西合璧式的优秀作品,不但表明了这种建筑式样已远远超出了教会大学建筑的应用范畴,从而被视为中国建筑艺术复兴的象征[12](p.354),而且也表明中国本土的建筑师已取代了外国建筑师,成为探索中国民族形式建筑风格的主要设计者。如今,这种建筑新式样在几代中国建筑师的不断努力下,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现代建筑形式而得到了整个社会的认同,但教会大学建筑的社会存在价值和文化交流意义以及在中国建筑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却在有意或无意中被漠视和淡化了。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中外文化交往活动越来越频繁,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课题也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中国教会大学建筑形态及其后来的演变结果是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特殊案例和有形史料,考察和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建筑形态,可以更充分地认识和理解中西文化交汇的特点和建筑文化内涵,从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传统艺术论文:传统木雕花板艺术论文 摘要:传统木雕花板的图案有着丰富的内涵,处处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木雕艺术通过不同的题材形式和装饰手法寄寓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木雕花板的题材内容体现了民间美术的共性,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重要艺术手段之一的中国木雕艺术,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创作出具有时代感的木雕装饰纹样,以充实、丰富木雕艺术的装饰题材,宣扬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文化。 关键词:木雕花板传统文化内容题材 在中华民族光辉璀璨的文明史上,木雕工艺是历史悠久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形式之一。中华民族的木雕艺术具有丰厚的传统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可谓雕工精湛、主题鲜明,使人看了惊叹不已,赞不绝口。木雕工艺作为我国传统艺术的一绝,早已享誉海内外。 传统木雕花板的图案有着丰富的内涵,处处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人们通过这些雕刻图案表达对美满婚姻、子孙繁衍、健康长寿、生活幸福、万事如意的祝愿和希冀。 传统木雕花板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体现出中国人民特有的文化精神与审美趣味,体现出中华民族追求至善、至美、至真的精神。内容既有反映中华民族道德进步思想,又有一定历史、阶级和社会局限的道德旧识。传统支配人们的习惯,决定人们的思维方式,体现在一个民族观念和行为的方方面面。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已经深深融入中国民众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成为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存共荣的凝聚剂和内聚力。传统木雕艺术再现生活的本质,以艺术形象和艺术感染力来展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使人们在艺术享受中感受到警醒和陶冶,同时又能感受到古文化的魅力。 一、传统的木雕花板 传统木雕花板是生长在我国封建社会的艺术样式,被广泛应用在建筑和家具制造中,俗称木雕花板。传统的建筑雕刻装饰,重视牢固与美学协调统一,在选择材料,确定内容,进行构图时,都立足于从装饰角度来确定题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风格,体现出中式家居风范与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蕴。其艺术特色和美学意蕴根植于传统文化和审美习惯之中。 木雕花板用在装饰上的范围较为广泛,主要包括门窗、裙板、雀替、挂落、梁坊、门楣、隔扇、门罩、窗栏,以及床榻的门罩及檐板、橱柜的面板、案桌的牙板、椅凳的靠背与扶栏、盒匣饰件等。 二、木雕花板题材、内容与文化内涵 (一)木雕花板的雕刻题材 木雕艺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木雕作品,蕴含着特定的历史信息,题材丰富、异彩纷呈。传统木雕图案装饰题材大多是民间生活的内容,一般有吉祥图案、戏曲人物和传说故事、山水花鸟、俗民风情等几大类。根据不同用途,雕刻的题材也不同,主要以体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主,如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勇毅力行等。木雕艺人把这些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融入木雕形象,使得木雕艺术成为传承并展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艺术手段之一。 (二)木雕花板题材内容与文化内涵 1.吉祥图案寓意美好愿望,提倡传统美德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极为丰富的伦理道德文化,因此木雕艺术通过不同的题材形式和装饰手法寄寓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崇仁爱、和睦、宽容,倡导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的思想品德,来弘扬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木雕艺人利用汉字多同音字相谐的特点,巧妙地表现这方面的题材。如在我国明清时代,非常喜欢用蝙蝠形象,因为“蝠”同“福”音,所以“五蝠捧寿”的图案较为流行。在这个图案设计中,家具花板的四周各雕一只精美蝙蝠,中间雕一只大蝙蝠,口衔寿字,象征福寿安康。又如在传统的寓意图案中常在画面上雕有一花瓶,花瓶里插一根“如意”,以花瓶的“瓶”字代平安的“平”字,加之“如意”,谐心情如意,总称为“平安如意”。再如用一大串葡萄为主题图案,这是因为葡萄枝既为棵也为本,葡萄粒又多得以万字才能概括,葡萄“粒”与“利”还谐音,总之含义为一本万利。此主题多见于商家,意喻生意兴隆红如火,财源滚滚涌不尽。另外,用动物图案如鹿、鱼、鹊等来寄予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鹿”与“禄”谐音,可寓厚禄;“鱼”与“余”谐音,可寓“年年有余”;“喜鹊”则寓意“喜事登门”或“喜事连”(莲)等。 传统木雕中还多用“梅、兰、竹、菊”“岁寒三友”等图案作隐喻,即用生物的某些生态特征,赞颂崇高的情操和品行。用竹是因竹有“节”,寓意人应有“气节”,用梅、用松、是因梅、松耐寒,寓意人应具备不畏强暴、不怕困难的品格。在书房内挂上“必定如意”“平升三节”“马上封侯”等花板,再配上几幅赏心悦目的中国字画,既寄托文人雅士对前程的祈愿又体现出读书人的书卷气息。木雕朴实厚重而且锋芒不露的风格,很符合文人儒士讲究的中庸之道。 “孝道”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中具有相当高的位置,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最大的不孝是使家族断了香火。因此,多子多福、儿孙满堂,一直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传统家庭道德观。因此在传统及木雕图案中,龙、凤这一类神奇的动物形象,常常是人们所喜闻乐见的装饰题材。如徽州乡村人在结婚时,按照当地传统习俗,喜欢选用精工细琢制造的“花床”、衣橱等作陪嫁,来点缀他们的洞房花烛夜。作为家具的点缀,图案以“龙凤呈祥”“麒麟送子”“百年好合”等较多,用“石榴”象征“多子多孙”,用“鸳鸯”象征“夫妻恩爱”,用“和合二仙”的故事(和合二仙主持着人世间的婚姻),来寓意着夫妻恩爱、白头偕老,寄托人们对终身大事的美好愿望。 吉祥图案既来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使人产生联想,激发人们心中的美好祈望,产生吉祥平安等联想。因此吉祥图案成为木雕艺术的主要创作内容。它不仅符合国人的审美习惯,也能给欣赏者提供较大的想象空间和悉心揣摩的余地。这些传统伦理道德渗透在现实生活之中,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2.以人物、山水、故事为题材,宣扬爱家乡、爱祖国、爱人民的优秀传统 爱国主义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自孔子、孟子以来就提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主张不为保存生命而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尊严。这种精神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在国家民族存亡之际慷慨捐躯,从容就义。爱国主义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心理之中,它是强大精神力量的不竭源泉。很自然,爱国主义方面的题材也成为木雕艺术中的重要创作题材之一,如《苏武牧羊》《岳家将》《杨家将》《罗家将》等历史故事在木雕图案中屡见不鲜。这些爱国主义故事既反映了过去的历史,又激励人们奋发向上。 以山水为素材的木雕,也是体现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木雕艺人主要以山水名胜为直接或间接素材,来表现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深深依恋和衷心赞美。他们常把对充溢着俊美、灵秀之气的山川草木的直接感受,升华为一种庄重、深沉的感情,把对养育自己的故土和家园的眷恋一笔一笔地雕刻进自己的作品里。 木雕花板艺术中许多体现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神话故事,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寓言都再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使人们在得到艺术熏陶的同时,更得到了精神上的鼓励。 木雕花板的题材内容体现了民间美术的共性,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为我们开创新时代的文化提供了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 结语 中国木雕艺术是一种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艺术手段,木雕花板不仅充满着浓郁的历史文化底蕴,还处处散发着山水诗画般的灵气。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一块块木雕艺术,遵循着相同的价值理念,既有对中国脊梁、英雄豪杰的礼赞,也有对封建道德的吹捧和皈依。我们在品味木雕艺术的同时,应该发扬中华文化的精华,扬弃其糟粕。 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断变化的。同样,除对木雕工艺装饰题材的挖掘、整理、借鉴、继承和宣扬外,还要同其他艺术一样,不断地吸收外来民族文化的营养,不断改变,不断创新,在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时代感的木雕装饰纹样,以充实、丰富的木雕艺术的装饰题材,宣扬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文化。
一.中外文化的多样性 外国文学作品进入我国中学语文教材将近100年历史。根据教学大纲的内容规定:要扎根丰厚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需要尊重文化多样性,加强外国文学教育,培养学生多元文化素养。但学习外国文学了解外国文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由于文化的差异等原因,外国人在解读其他国家文学作品时不一定能准确理解内容。随着汉语学习的热潮,外国人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随之对中国的文学名著进行阅读。如中国名著《西游记》,其中孙悟空和猪八戒的角色,让很多刚接触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一时难以理解,这“动物”在中国人心中有着很高的评价。外国人读中国文学作品有不恰当解读的一面,那么反过来思考,中国人在读外国作品时会不会有类似的情况?回答是肯定的。先不说我们所看到的是已翻译为中文的外国作品,而转译过来的文字与原文可能存在出入,情绪表达有差异。各个国家地域差异大,二者的本身传承的文化、教育方式不同,因此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甚至宗教信仰都会存在差异。 二.外国文学作品多维性解读 中国式教学的一个特点:推崇标准答案,在外国文学教学中也较为突出,对本身有着不同文化差异前提下的外国文学作品的欣赏,经常习惯性用中国人的标准来评价作品里的人物。在教学中,为学生提供标准答案,限制学生的想象力,用中国人的思维去解读外国作品,导致学生对阅读过的外国作品基本是千篇一律的感受和评价。长此以往,这样好像就失去了将外国文学作品选入语文教材中的最初意义,并没有让学生接受外国多元性的文化。以初中教材《变色龙》为例,通常认为作者笔下的奥楚蔑洛夫是一个虚伪逢迎、见风使舵的巡警,像善于适应周围环境的颜色,很快改变肤色的“变色龙”。在短短几分钟内经历了五次变化,由“谁家的狗?”为问题,奥楚蔑洛夫的态度随着问题的答案改变而变化。当狗主是普通百姓,他严惩小狗,“秉公处理”;当狗主是将军或将军哥哥时,他阿谀奉承。由此人们对其都是谄媚权贵和欺压百姓等反面评价。这也是大部分读者解读内容后对人物的一个大致评价,也被认为“正确评价”,而除此之外的看法可能是不正确的。以什么标准来判定为正确呢?其实没有,只是大多数人认为的正确而已。课文主要通过语言、心理和动作描写来反映奥楚蔑洛夫性格特征,可能在当时处理案件时,他内心也是恐慌和矛盾的。首先,街上发生事故,他会去处理并根据现场状况作出判断,符合秉公办案的巡警人设。但紧接着有人说:“这好像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狗。”他开始热得脱下大衣,后面又冷得要穿上衣服,包括走的时候裹紧大衣,这都是紧张和担心的表现,同时也可以说这是他内心矛盾的表现。明知自己巡警身份应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但案件一旦涉及到将军就变了性质,他不敢与将军作对,进一步讲,即使自己坚持公正办案对这条小猎狗作出惩罚,到最后可能将军为包庇亲人也会极力反对,甚至是迁怒于自身。所以面对权贵的胁迫,他只能表面妥协。同样以《我的叔叔于勒》为例,课文中菲利普夫妇根据于勒叔叔是穷或富来决定对其态度。起初从父母口中得知的于勒叔叔是行为不正,糟蹋钱的坏蛋,大家都嫌弃他才送去美洲,之后写信来说他赚到了钱并会回来赔偿父亲损失,这时的于勒叔叔又成了正直又善良的人,并期待着他光荣归来。后来,一家人坐轮船外出旅行在船上碰见了衣服褴褛的老于勒,父母避而远之,回来的时候还特意改乘其他轮船。一般根据课文内容我们得知:菲利普夫妇是自私冷漠的,在他们眼中贫穷的于勒可恨又可悲,一事无成还拖累家人;而“我”以孩子的视角看到的于勒叔叔只是一个可伶的老人,因此忍不住给了他10个铜子小费。这就是不同视角产生的效果。也许很多人对菲利普夫妇角色的印象是势利,但他们可能是无奈。对于一个生活拮据的家庭来说,他们花费的每一分钱都需要精打细算,却有个花钱无节制的弟弟,败光了家里的老底,使原本拮据的生活变的更为艰难。听到于勒变富时他们抱有莫大期望,心想他们理想的美好生活马上就要来临。然而再次看到贫穷的老于勒,心里面更多的是害怕,害怕这个弟弟会继续拖累这个贫困的家庭,因此对他避而远之,这在当时资本主义金钱势力统治下的社会,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试问,假如你是菲利普夫妇,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现象,自身生活已十分艰难,你还会继续接济一事无成的弟弟吗?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读者都会或多或少的将自己的情感背景代入作品当中,因而阅读后的感受就会不同;从不同视角去解读,心中所呈现的形象可能又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对于外国文学作品,阅读前的大前提———文化程度差异和读者本身差异,所以在阅读时更需要不被限定条框,由读者在对外国文化了解或多或少的情况下,读出自己的味道,读出不一样的感受,不同视角的解读可能都是不同新世界。如《皇帝的新装》中大人和小孩本质上都是从内心出发站在自己应有的角度去看待同一个事件,结果得出的结论不同,但谁也无法去评判大人和小孩孰对孰错,每个人好像都是站在自己应有的角度去对待一件事。 三.开放性阅读教学 作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在对待外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时,应更灵活性和广阔性,不拘泥于答案,不限制想象,无论学生的文化程度如何,他总能读出自己的见解。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选择本来就是为未真正见识过广阔世界的学生提供新的视角和了解西方文化的平台。所以,在外国文学课堂教学中应注意如下:首先学生主体。古人常说:子非鱼,故不知鱼之乐;而子非我,故也不知我不知鱼之乐。教师与中学生背后所建立的知识的框架不同,因此教师不可太自信对学生思维引导的正确性。在教授一篇外国文学作品时,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客观的帮助学生阅读内容本身,而其他如对某个人物行为的评价,对某事件的感受,以及对文章的情感把握,都应该由学生通过了解作品内容自主思考后而得到答案。其次考核多样。中国的应试教育近年来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出发点,培养德才兼备之人,而非高分低能者。尽管如此,教育教学的方式改革仍需进行,学生考试制度基本上还是唯分数论,导致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对分数的追求到达极致,而放弃了其他可能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面。教师和考试制度,让学生追求“唯成绩论”,追求被教师和考试出题人设定的“标准答案”,久而久之,思维已成定性的学生只会认为,参考答案才是最正确最好的,而不愿相信自己唯一的可能更好的回答。另外语文教材中呈现的外国文学作品表面来看有所增加,提倡对外国文学的阅读与欣赏,可见国家对外国文学文化的重视,但实际上在语文试卷中的有关外国文学的所占比例很少。其三教师鼓励。传统的课堂教学,教师扮演主角的现象较多,而学生自然是被迫被动接受,这样导致学生将教师所说的唯命是从,失去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即使到现在课堂改革教学中,教师想改变这种局面都较困难。所以在学习外国文学作品时,教师需要突破以往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抓住课堂上的主体性,敢于展现自我。学生也应为持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不畏惧,因为可能答案不止一种,特别是在语文课堂上,很多时候会出现丰富多彩的答案。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单一性教学现象普遍,在教学硬件设施不足的农村中学更为严重,教学资源的紧缺,学生背景知识的缺乏等原因,教师在对外国课文的教学的难度就大,想让师生共同对其多方面解读的难度更大。因此,教学中需改变这种现状,教师必须敢于放手让学生形成自己的思考,真正将课堂还给学生;对学生的考核或测评制度不局限于单一的答案,也不限定单一形式;教师需要鼓励学生主动说出自己对作品的解读和感受,慢慢引导学生自主读书自主思考并大胆表达。教学中这样双方才能达到目的:学生真正的学习外国文学作品认识和感受外国文化;教师作为授教者引导学生接受新知识和创造新思维。 参考文献 [1]郑永成.《变色龙》“变”数解读[J].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2006(8). [2]汪笑梅.能否多一种角度解读奥楚蔑洛夫[J].中学语文教学,2010(5). [3]邓存娟.《我的叔叔于勒》解读新视角[J].语文教学与研究(读写天地),2017,(第2期). [4]高思佳.浅论中学语文中外国文学作品的多元文化教学策略[J].现代交际,2013(2). [5]王雄.对初中外国文学作品解读的思考[J].语文天地,2017(5). 作者:朱艳玲 单位: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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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教育论文:缅怀中国传统教育 [摘 要] 南怀瑾大师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大学》的主旨,从《大学》精要之“四纲”讲起,衔接求证大道学养之“七证”与内明外用之“八目”,并用儒释道及中外史实假以做解。反观中国当今教育,教育之主旨已然发生偏离。南怀瑾大师祥解《大学》,意在缅怀传统教育,缅怀其做人之学的教育主旨,忧当今教育之缺失。 [关键词] 内外兼修;做人之道;传统教育;现代教育 一、传统教育之主旨 大学之道是内圣外王的做人之道,大学之道在于教导人之所以为人的人伦之道,而这也是传统教育的主旨。 (一)大学之道。南怀瑾大师将《大学》解释为“大人之学”,所谓“大人”就是学识修养皆达到一个水准的内外兼修之士,要做到“大人”,仅仅是饱学之士是不够的,还要是谦谦君子;仅仅是自我修身养性是不够的,还要惠及他人。 (二)内外兼修。作为对“三纲八目”说法的修正,南怀瑾将《大学》之精要提炼为“四纲”“七证”“八目”,皆为内外兼修的寻求之道。 “四纲”是指大学之道的大道、明明德、亲民及至善。大学之道的“大道”,是四纲之首,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人伦之道,是人自立立人而达于至善之道。大学之道的“大道”包括内明与外用:内明即是“明明德”,即是人要有自知之明,明自己,从而达到人自立;外用即是“亲民”,是在“明明德”的基础之上,由内而外,推己及人,从而达到己立人。内明与外用均达到了,就达到了至善的境界。 “知、止、定、静、安、虑、得”这“七证”是求证大道学养的步骤。“知”不是能,不是知道,而是指个体自己亲身感知、感觉得到的。对“止”的理解是在“知”与“止”的互动过程中实现的,“知”是主,在前;“止”是宾,在后。“止”字也分为“内明”之“止”与“外用”之止。前者是指个体明白自己的心理心态。后者则是指个体怎样把自己的思想行为,做到恰如其分的止。“定”是指心定,安定,定即是佛学中的“禅定”。“静”是定慧的最高境界,是心理修养的最高层面,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大概是定境的最佳诠释。“静”是指人心理层面,而“安”是指身体层面。与现代忧思、忧虑之意不同,大学之“虑”在“思”,是细致宁静的,而不是跳跃不定虚妄不在的“想”。“得”的意思在于,经过前面几个层次的修养以后,思虑开发了,就能够达到内明明德的境界,见到真正的成果。至此,个体也就达到了修身养性的内明之道。 作为具体实现大学之道的“八目”,也同样有内明与外用之学的区分。人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达到修养身心的内明之道,继而从己出发,推广出去,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用之道,达到内外兼修的最高境界。 “格物”不是程朱理学曲解的“格去心中的物欲”,而是“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而“致知”与“七证”中的“知”是共通的,是所知,而不是能知。接下来是“诚意”,要诚其意,就不能自欺,要遵从自己的内心。修身在正其心。“心”是生理、精神合一的代号,既不唯心,也不唯物。《大学》中“修身”的道理,有身体内所表达在外形行为的态色,还有身体内在生理习性所发生的“恐惧”“好乐”和“喜、怒、哀、乐”等情绪需要修整的学问。 自立内明之学达到一定水准时,就可成为“贤人”,而要成为“圣人”,需要进一步“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传统教育之主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由“大道”到“明明德”,是每个人自立自修的学问,是内圣内明之学。再由“明明德”到“亲民”,是真正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德,是自立而立人,自利而利他的外用之学。从内明修养到外用之功,皆达到一个水准,才算是达到了“至善”的境界,才意味着人伦大道的完成。 二、现代教育之缺失 从《大学》中,我们读出了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内明外用之道,此乃传统教育之根本。反观现代教育,我们在人格教育之路上越走越远。我们知识技能以爆炸式的速度不断增长的同时,人格培养的缺失越来越明显。整个社会的教育求多,求快,基本的人格养成教育严重缺失。人格教育缺失的恶果在当今社会已在开始显现,“食品安全危机”“诚信危机”等都是教育失败所造成的后果。文化教育的失败,造成人与人之间无信,人既不信己,也不信人,人人自危。 南怀瑾大师明确表示对现代教育持失望的态度,并认为,中国近年来一切问题的根源,是文化教育问题。中国的未来在人才,人才的优秀在教育,教育的根本在“做人”。教育必须要正本清源,牢固以做人为根本的教育原则为此,南怀瑾大师在儿童教育视为解决之道,鼓励开展儿童读经运动。 三、结语 南怀瑾通过从儒释道等方面对原本《大学》做出详尽解释,为我们展示了内圣外王的大学之道。做事先做人,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也是我们传统教育的主旨所在,而今,教育的马车已偏离轨道,越行越远。“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塑造的不仅仅是单个个体,而是一个民族的秉性、灵魂与未来。教育的目标崇高而远大,引用宋儒张横渠的话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作者简介:陈茜(1989-),女,汉族,山东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情境教育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传统的教育理论相当程度地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教学实践,而引进的多种现代教育理论,在给我们带来清新空气的同时,尚难以通过与中国教育实践的整合形成体系。所以,努力创造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学就成为深化教育改革的迫切任务。李吉林老师提出的关于儿童情感与思维发展规律的理论,将情感活动与认知活动结合起来的教育主张,以及所构建的情感与认知结合获得教学高效能的课程范式等情境教育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模式,具有鲜明的特色,其中许多原创性研究对大幅度促进儿童健康发展,提高教育水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项研究是全方位的,试图从多元角度寻求实施情境教育的途径,找出实施情境教育的规律。应当说,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给我们很多启示。理论的准备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前提,李吉林老师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对小学教育,而且对整个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认为,李吉林老师从“意境说”中概括出了“真、美、情、思”四大特点,构建了情境教育的基本理论和课程模式,这是情境教育的理念精髓,是人本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继承着中国优秀教育传统的同时,挑战着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 真——真实情境的感受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传统教育把树立教师的权威地位,培养学生唯上、唯书作为实现教育任务的前提。实践证明,情境教育所阐明的教育过程中客观与主观的辩证关系,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情境教育认为,给儿童一个真实的世界——走进大自然,体验社会生活,为儿童展现一个活生生的、可以观、可以闻、可以触摸、可以与之对话的多彩的世界,将学科教学的内容与生活的真实相沟通,这一切都会形成学生成长过程中的良性互动。因此,要追求教育与真实环境相融合,让儿童在感受“真”、领悟“真”中长大,以利于儿童认知、情感、思维的发展。从“真”出发,由“真”去启迪“智”,去追求“美”,去崇尚“善”。 美——突出美育的功能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美育是教育的目标,不单纯是学校教育的一项具体的工作。现在学校教育普遍存在一个问题:不是把美育看成贯穿在学校全部教育活动中的教育目标,而是把它看成艺术教师的一项工作。美育是一种自由的形态,是润物细无声地使人的心灵得以净化,使人具有丰富而充实的精神世界,并将这种精神渗透到整个内心世界与生活中去,形成一种自觉的理性力量。美育的目标,不仅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对美的感受力、鉴赏力和创造力,而且是要美化人自身,帮助学生树立美的理想,发展美的品格,培育美的情操,形成美的人格。因而,美育的根本宗旨是培育学生的人格和心灵。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其实,教育中也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自觉地进行美育。我们将美育的教育目标最终转化为自觉的教育活动,就是在创造美的教育。李吉林老师深感教学中的美,以“美”作为培养儿童创新精神的土壤。认为美既能启智又能育德,既能冶情又能发辞,具有全方位的育人功能。她倡导以美摆脱各科教学的单纯工具性的抽象理性压力,以美感的笼罩,使各科教学的文化内涵得到顺乎自然的体现,工具性包容的知识和实践,镶嵌在浸润了文化艺术的、美的情境中。从而使知识变活了,变得有血有肉,变得丰富而具神采。 情——教育过程的愉悦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过去许多教师和家长都以结果的愉悦作为教育的最高追求。于是,教师和父母常把自己所做的一切,甚至包括对学生身心所施加的几近残酷的压力,都归结为“为了孩子好”这种善良的愿望。而情境教育则不然,她高度重视教育的过程,特别是教育过程中学生的心理体验。认为使学生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才能形成学生持续发展的心理动因,才能使学生通过过程的积淀最终形成良好的基础素质。李吉林老师强调“情”是情境教育的命脉。当儿童在教师引领下,进入情境时,情感便链接在教师、学生、教材之间,相互牵动着、影响着。她概括出的“以情为纽带”作为情境课程重要的操作要义之一,而又进一步明确了优化的情境必然会激起儿童热烈的情绪,产生投入学习活动的主观需求,感受学习活动带给他们的快乐与满足,并在其中受到熏陶感染。从而因为情感的作用,使教师的真情、期待、激励,衍化出学生的自信,使儿童的思维、想象、记忆等系列的智力活动处于最佳的状态,这就将认知与情感、学习与审美、教育与文化综合地在课程中体现出来,实现了教育过程的愉悦。 思——重视形象思维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使教育事业面对许多新的不适应,产生许多新的困惑,而新的科学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又引起我们对原有规律的思考。于是对规律把握的过程也就伴随着对规律不断探索的过程。李吉林老师从小学课堂教学普遍存在的枯燥乏味、死记硬背、高分低能等现象带来的困惑出发,试图探索问题的症结所在,并由此感到教育理论的缺失。脑科学研究的进展为这种探索提供了重要依据,她把思维作为脑科学成果在教育中应用的结合点和切入点,通过研究试图把当前教学改革从忽视思维、脱离思维的学习理论及其影响中,回归到学习的基本命题即学习与思维上来。这项研究从两种思维的基本智能理论出发,特别以发展形象思维与教育关系的研究为重点,打破了长期以来思维研究强调单一抽象思维的局限性。在这一基础上,又对思维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联系机制进行了探索。情境教育以“思”为优秀,重视想象在发展儿童思维、培养儿童悟性方面的特殊作用,注意儿童想象力的发展。让儿童把观察与思维、观察与想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儿童凭借想象,加深情感体验,从而把启迪儿童的想象,作为发展儿童创造性的不可或缺的有效途径。 教育是科学,教育是艺术,教育更是一种修炼。李吉林老师以其科学的造诣,艺术的涵养,特别是忠诚于教育事业的孜孜以求的修炼,展现了高度的教育智慧,挑战着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促进了学校的发展、教师的发展、学生的发展,也引领和推动了基础教育事业的改革。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总督学顾问)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从中国传统教育看人品塑造工程的理论依据 摘 要:人品教育是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精华,中国古代的高等学校和西方现代的大学存在差别,它偏重儒学人文教育,以培养公共政治服务的官员仕人以及从事文化教育的文人为主。当下的中国,人才和成功的定位往往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于是教育就显得非常功利,很少有人再以君子和高尚人品作为人才培养的标准。从中国传统教育寻找先育人后教书的理论依据,探索教育发展的多元化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教育;人品塑造工程;现代公民教育 人品是人的社会属性的表现,是人的良好素质和品行的体现。如果说教育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培养受教育者立足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素质的话,那么这个素质的首要内容就是“健全的人格”。由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人们更多的是把向受教育者传授科技知识培养技术能力作为教育的首要使命和任务,忽略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育人,修养人的品行,养成人的健全人格。本文作为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人品塑造工程项目课题成果之一,希望探索民办高职教育的差异化发展道路。 一、中国传统教育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优秀的社会文化体系。隋朝时期,读书人将学科分类为“经史子集”,清朝是修《四库全书》,“四库”就是“经史子集”四库。中国经史子集的划分将学科分类,这与西方的划分方法异曲同工,而如今这种划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按照“经史子集”研究中国学术问题,把文史哲完全打通,从整体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其中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于伦理关系处理上的仁义主张。仁义是中国古代处理人际关系、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并以此为优秀形成了一整套的伦理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可以用“仁、义、礼、智、信”五个字来概括。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一系列解决和处理各种复杂社会关系、满足封建社会伦理基本需求、完成个人人格健全的道德规范。 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因此学习传统文化对于提升国人道德水准,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意义重大,它也是当前高校人品塑造工程的理论依据。 二、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特点 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大学,后来历经发展,主要是英国、德国、美国的大学的不断转型,形成了高等教育的三项职能即:培养专门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 13世纪初,当巴黎大学、牛津大学、撒拉曼加大学创立之初,一二年级的“初阶”是以人文为主。因此人文学院的文、史、哲三系就是大学的“通史”,全校同学都“必修”。三四年级的“进阶”则是学生可以深入自己爱好的科目。道德教育被称作“个人的社会健康教育”,其目的是让孩子懂得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懂得如何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一分子。其优秀道德观念主要有四:尊重生命、公平、诚实、守信。 三、中国大学向现代教育的转变 无论何时,无论是民办院校还是公立院校,大学的性质和功能应该是不变的。遗憾的是,中国古代的封建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型,始络没有彻底完成。略过清末民国时期,我们把新中国60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称之为“革命教育”阶段。这个时期的教育适用于计划经济的模式,其理念、模式、管理以及内容完全是参照前苏联的革命化教育,服务于革命需要。第二个阶段是从恢复高考后到“并轨”之前,称之为“知识教育”阶段,它是对“革命教育”的一个纠正。它强调的是知识、科技、人才等关键词,希望服务于社会经济和科技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但最后演变成“应试教育”。第三个阶段是从民间资本参与高等教育至今,所谓的“素质教育’阶段,它开始于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延续到《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素质教育”的提法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素质,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种“素质教育”在正面意义上,是看到了第二阶段“应试教育”的偏失,希望借“素质教育”提高全民素质。 公民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将所有学生培养成合格的公民。公民教育是现代国家为社会文明持续发展做出的一种制度性安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题是如何重返国际社会和重建中国文明,但是没有从教育去认识这个主流。虽然也有多次教育改革的努力,这些努力确实改变了教育的面貌。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认识到公民教育是现代国家应有的制度性安排。尽管我们很多教育文件和法规里,都表达过要通过教育培养合格公民,但是却始终没有明确地将基础教育定性定型为公民教育。 国家通过公民教育制度为社会文明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按照越来越高的、越来越符合人性的、越来越能培育个人潜质的方向,一届一届地培养着高素质的社会公民。当他们的公民教育完成时,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个别优秀者),已经在比他们前一届人的更高程度上复制了整个社会文明。社会的文明,就是以这样极为清晰的递进方式,积累、传承和提升的。公民教育体制在本质上说,是一个以递进方式整体复制社会文明的系统。 而人品塑造工程即坚持以人为本和以德为先的方针,以育人带动教学,通过全面系统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措施保障的和有实际内容、实践过程、实际效果的人品教育,使培养的人才在思想、道德、人格、品行等方面有新的建树或提升,使培养的人才懂得感恩、珍惜和自爱,从而树立自信心,增强自重、自强感,懂得做人,然后懂得学习,进而努力学习,最终成为高素质、高技能、高端型的优秀人才。 遗憾的是现在的中国进入了对孩子教育非常复杂的时代,中国现在的社会,把成功限制在一个特别狭小的范围之内,对孩子们来说学习成绩好、考高分就是标准;孩子五六岁会弹钢琴,就会得到奖赏。成人世界里从不以一个人的人品高尚作为一个成功的标准,从不以一个人拥有多少真心朋友作为一个成功的标准,我们成人世界里的标准就是这个人有钱,这个人有地位,这个人有财富。如此使得我们在教育上更多倾注了对学生技能的培养。这一点在产业化明显的独立学院更为明显,包括专业设置的功利性和短期性,而思政政治理论等课程则普遍得不到重视。国家提出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政策以来,各类民办院校如雨后春笋般悄然涌现,而学生的整个身心和性情还没有在应试教育中的中小学学习阶段定型,所以人品塑造工程仍应在大学学习期间适当延续。 依照国家“十二五”教育发展规划,特别强调 “以人为本,以德为先”的要求,本着“教书先育人”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和以德为先的方针,通过全面系统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措施保障的和有实际内容、实际效果的人品教育,使培养的人才在思想、道德、人格、品行等方面有新的建树或提升,使培养的人才懂得感恩、珍惜和自爱,从而树立自信心,增强自重、自强感,懂得做人,然后懂得学习,进而努力学习,最终成为高素质、高技能的优秀人才。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比较 [摘要]犹太文学作为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其固有的特点,这决定了犹太文化的特性。而犹太文化和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领域中两朵奇葩,它们历史悠久并且都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两种文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不得不归功于教育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关键词]犹太文化中的教育思想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 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是历史悠久的民族,这两个民族对东西方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人类的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的融合过程中虽然受到美国文化的一些影响,但其固有的文化特点并没有改变,尤其是它的教育思想。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在中华文化地位根深蒂固,然而在21世纪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毋庸置疑的是这两个民族都特别重视教育,然而他们的教育思想既有共性也有差别,下面就两个民族在教育思想上的相同点与差异进行比较。 一、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相同点 (一)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和中国传统教育思想都有浓厚的民族色彩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展示了丰富的民族性,显示出了犹太民族精神的独特性。犹太民族性和民族精神又具有多重性,这主要受犹太教教义的影响。犹太教育铸造了犹太人,培育了犹太民族性和犹太人的民族精神。尽管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不断进行融合,然而犹太文化却不失其民族性。 中国文化的民族色彩主要体现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文化特征。孔子的教育理念几乎垄断了中国教育,传统文化教育思想中儒家因素波及整个民族,这也为儒家思想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因此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民族色彩主要体现在儒化思想这方面。 (二)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重视教育 犹太文学在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之所以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在于犹太民族重视教育。犹太人崇尚知识、尊师爱教的观念深深地扎根于犹太民众之中,成为犹太民族的优良传统。教师在犹太人中享有极高的地位,在他们心目中,教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犹太人的生活中不能没有拉比。在希伯来语中拉比的第一个涵义就是老师。这与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相一致。在中国从古至今教育备受关注,老师在中国也被称为“圣人”“先生”。从这些称呼上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教师的尊重,更有谚语“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由此可见,这两个民族都尊师重教育。 (三)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为世界科学史作出巨大的贡献 犹太文学不仅为当代美国文学及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世界文学、科学史作出了巨大贡献。犹太人人数不多,但在知识界、文化界和科学界的地位举足轻重。据统计,在诺贝尔获奖者中,犹太人就占据了15%,有利地证明了犹太民族对全世界科学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也同样为世界文化和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到如今华人在各个知识和科技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我们都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二、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不同点 (一)宗教对教育影响不同 犹太教是犹太教育的基本点和统帅,因此重视教育是犹太教的支撑点。犹太教育中深深地弥漫着犹太教思想,因此犹太教经典的传授成为犹太教育的主要内容。而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思想主要受儒家、法家、道家三个主要教学流派的影响,其中尤以儒家思想为重。儒家教育理念主要以君子的榜样为学习典范,德育优于智育,以圣人人格为教育的培养目标,强调成人的教育理念。 (二)教育普及程度不同 12世纪的犹太哲学家迈蒙民德说:“每个以色列人,不管年轻还是年老,强健还是羸弱,都必须专研《托拉》。甚至一个靠施舍度日和不得不沿街乞讨的叫花子,一个养家糊口的人,也必须挤出一段时间来钻研。”而在中国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才重视教育,国民素质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可见,教育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只有树立普及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的观念一个民族才能发展和取得进步。 (三)教学重点的不同 犹太人更注重谋生手段的培养,职业教育是犹太人教育的基本内容。教育不是一味地教授书本的知识,而是当做生活中的一种训练,通过实践达到教育的目的。而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教学方式只侧重书本知识的学习,严重地忽视了实践环节,由此导致培养出来的人才重理论而轻实践。 犹太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文明长河中源远流长,这不得不归功于这两个民族对教育的重视。正是开放性的教育铸造了两种文化的熔炉,形成这两种文化精神。两个民族重视教育的传统及其所取得的成果雄辩地证明了教育的巨大力量和永恒的魅力。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反思,对教育与国际接轨的期盼 摘要:本文提出,执教者要解放思想,重视学生的科学教育,教给学生科学的语言、科学的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科学的态度,形成科学的价值观。对学生能力和教学要求避免“初步了解”、“基本掌握”、“能运用”等抽象模糊的语言,对学生达到什么程度要有明确的指导和要求。 关键词:格物致知 传统教育 国际接轨 人教版九年级上册语文第14课,是丁肇中的《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一文,作者高屋建瓴地剖析了中国传统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和致知,发聋振聩地指出“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因为《大学》里“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田地,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因而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便被埋没了。并批评受这个文化背景的影响,中国教育模式下的学生至今“大都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思维而不愿动手……往往功课成绩很好,研究工作中需要拿主意时,常常不知所措了”。 一、古文化形式上禁锢科学 “国”字框文化效用,禁锢了中华民族科学思维的发展。不曾考证仓颉造这个“国”字属于何种造字法。在造这个“国”字之前,各部落可能已有了群聚造城为国都的事实,仓颉根据已得经验造出这个“国”字,这可能是不争的事实。历朝历代的都城都是深沟高垒,一统家天下,严格秉承着“国”字型来建都。从秦始皇始,为御敌而修筑万里长城,彻底把整个华夏给“国”起来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民用建筑――四合院,“国”字结构;从古至今,中国各级各部门各行各业各单位,围墙建制,“国”字结构。“国”象征最高统治机构,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排他威严,也定格了封闭、禁锢的形式和意识形态,这种形制和意识于中华民族已入脑入髓,根深蒂固地潜入中华民族的血液,并一代一代传下来。这种封闭、禁锢的文化形式和意识形态阻碍了民族的视野,致使我们在很长一段黑暗隧洞的蜗行中,既不能正确认识别人,也不能正确评价自己,井蛙观天,限制了民族科学思维的进步和发展,现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仍没能钻出“国”字文化形式的怪圈,我们经常以我们有万里长城、秦兵马俑、四大发明而骄傲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古文化内容上摒弃科学 中华文化的精髓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的精髓是“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教育中最重要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中主要讲的是安邦定国、修身立命、礼仪法度、文学史料、帝王的文告和君臣、师生谈话内容记录等等。从大处说,是治国平天下;从小处说,是强调个人的修为。即使是古老而深邃,集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结晶而被誉为“群书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也只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 我们的先贤们这些宇宙苍生的哲思,治世论道的思辨,繁文缛节的典章,从古至今仍是传统教材的重要内容,由此误导我中华成为一个重文轻理之民族。将人们引向不偏不倚、折中调和、无欲无为、宁静致远的参经悟道的队伍。丁肇中在《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一文中举了个例子,说明朝理学家王阳明为了格自己庭院的竹子,坐在竹子前一连格了七天,终因格得头痛而宣告失败。胡适之在《格致与科学》中分析指出:“因为中国的学者向来就没有动手动脚去玩弄自然界实物的遗风”。连受过所谓正统教育的大学问家王阳明也闹出了科学探究的笑话,更何况那些囫囵吞枣的诗书蛀虫们。我这里并不是否定“四书”、“五经”那纵横捭阖的人文方略和张弛自如的治世经纬,而是对其先于中华自然科学而植入我们的基因,从古至今桎梏着龙的传人的科学思维方式而感到遗憾。今天我们的学生高分低能,功课考一百分,却没有实验探究能力,临事缺方法无主张。中国传统教育的学生没有一个能站在诺贝尔领奖台上,就证明了传统教育的失败。 三、古文化发展了艺术言语,遗忘了科学言语,限制了中国人科学思维的发展 艺术言语的特点是形象性、模糊性,表达作者喜怒哀乐的独特感受,以传递情感为目的。科学言语以传递知识信息、社会信息为目的,要求客观、准确、真实的描述客观对象。要求逻辑性、概括性、严密性、规范性。 中华民族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就追求的是一种诗意性的“和谐”和“天人合一”。如最早的文学样式《诗经》,最值得我们称道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无一不重形象,轻逻辑;重意念,轻理性;重含蓄,轻直白。如《战国策》中对邹忌、触龙游说的艺术言语就描述的极淋漓。邹忌说齐王没有采用单刀直入的进谏方式,而是以身设喻,委婉含蓄;触龙说赵太后则采用了绕弯的迂回战术。这二位谏臣共同特点是:不暴露游说目的;忠言顺耳利于听;忧对方之忧。虽都达到了目的,但从他们绞尽脑汁的奴性相中,不难看出一个简单问题却费尽周折,这些游士们口若悬河演绎了一出出三寸不滥之舌的口水战,这在上古无甲子、岁尽不知年的时代尚可,在科技社会瞬息万变的今天,这种绕弯的艺术言语能适应社会吗?梁山伯与祝英台爱得那么深,尽管梁山伯不明就里未动凡心,祝英台正因为这种文化中毒太深而羞于启齿才含蓄到以死抗婚。华夏民族的血统中穷形尽相地遗传了这些艺术言语,含蓄低调的个人修为。就是在今天,很多人对自己心上人也不能浅白直露地说出“我爱你”,只把这种爱默默地表现在自己含蓄的示意和行动中;如果当面夸赞一个姑娘长得漂亮,大多被夸的姑娘都会现出羞怯的情态。“言语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言语受制于思维,又作用于思维。可以这样说,情感思维创造出艺术言语,理性思维创造出科学言语。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是情感思维的结晶,它反过来又刺激了中国艺术言语臻善臻美的发展,使一代一代的中华子民遗忘了科学言语,限制了我们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发展,限制了中华自然科学之进步。致使我们一代一代躺在“四大发明”的温床上沾沾自喜。历史上两次工业革命均爆发于欧美,我们远远落伍于世界源于我们诗意的情感丢掉了理性;诗意的文化丢掉了逻辑性、概括性;诗意的言语丢掉了严密性、规范性。 《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或许主要教导后世子孙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吧。在儒家看来,圣人经书上的道理可“推之于四海,传之于万世”的,只要饱读这些人文诗书,就可以实现最高理想了。“格物致知”这个词语之于自然科学上这一点,恐怕我们造词的先哲给疏忽了。否则,大学问家王阳明缘何不会“格物”呢?对此,丁肇中最后在文中指出:“在世界发生激变的今天,我们应重新体会‘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因为人文科学思想也是从实践中产生的。个人行动不是盲目的行动,总要有一定的思想,一定的理念指导。这思想、理念,也“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定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学术权威’的指示”,那就要在实践中培养自己的判断力。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试论非智力因素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应用 作者简介 李桢(1968-),女,南昌航空大学教务处工程师、思政专业06级研究生。 胡红姣(1973-),女,南昌航空大学教务处工程师、思政专业05级研究生。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智力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天努力学习的结果,而学习需要两类因素做保证:一类称为智力因素,如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等;另一类则是激发、保持和强化学习积极性的各种因素,称为非智力因素,如理想信念、学习动机、兴趣、意志、性格等。非智力因素对智力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1]。 中国传统教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历代教育家的不断实践、概括和提炼,形成了丰富深刻的教育思想和精辟的治学理念,其中涉及到非智力因素的许多论述和运用,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仍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2]。本文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举例加以说明。 1 重视学生对理想信念的追求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古代圣贤们很早就意识到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尤其重视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的统一,注重气节与操守,提倡发奋立志,弘扬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气概与宽广胸怀[3]。 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后来更进了一步,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天之乐而乐”为崇高的理想,它激励、引导着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建功立业,对社会的进步和安定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2 重视学生的学习目标、动机的作用 现代心理学认为动机是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行动的原因。人类动机对活动具有引发、指引和激励的功能。[4] 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君子”和“圣贤”。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是君子呢?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后人总结出君子应具备“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仁”就是宽厚、爱人,“义”就是正直,“礼”就是谦让,“智”就是才能,“信”就是诚实。 这些有关君子的论述,明确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树立了君子的标准,因而君子成为全社会的楷模,成为做学问的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做“君子”和“圣贤”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这里的“学”主要指的是学习道德修养、内圣外王之道。孔子强调“为政以德”,认为没有德行的人当官,老百姓就要受苦。所以孔子主张学得好,学有所成就去做官,目标非常明确[5]。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就是说脑力劳动者管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管,强调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现在看来,这是对体力劳动者的歧视,但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这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信条,对读书人努力学习,追求功名有很强的激励作用[6]。 3 重视对学生意志的培养 意志是人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支配行动,克服困难,实现目的的心理现象[7]。我国古代学者非常注重意志的培养,并把立志当做学习的先决条件,认为不立志,不能成功。 孔子说: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原指加工象牙和骨,切了还要磋,加工玉石,琢了还要磨,有精益求精之意。引申到学习上,就是要坚持不懈的意思。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象传》)以天体运行无休无止、永远向上的规律,要求人们积极有为,勇于进取。这种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激励着数以千万计的志士仁人为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而奋斗终生。 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从此,君子“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成为千古名言,让人们树立坚强的意志以面对前途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做好吃苦的准备。 这些闪耀着古代学者光辉思想的话语,至今仍激励着人们克服困难,坚持不懈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力前行。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已经溶入了中国人的血液,成为中国人的性格特征的一部分。 4 重视对学生兴趣的培养 我国古代学者也意识到兴趣对学习的重要性,注重对兴趣的培养和引导。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意思是说,对于所学的东西,懂得它的人不如喜爱它的人,喜爱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形象地说明了兴趣在人的求学获智中的积极功能。只有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才会把全部身心沉浸在其中。“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孔子此句本意是提倡“安贫乐道”,认为有理想、有志向的君子,不会总是为自己的吃穿住而奔波的,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也可以乐在其中。引申为:无论学习再困难,只要有兴趣,也能在苦中感受到快乐。 孔子称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活脱脱一个爱好学习的老人形象,皆兴趣使然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凤栖梧》)为第二境。该句既概括了一种锲而不舍的坚毅性格和执着态度,又深藏着浓厚的兴趣爱好,从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5 重视学生的性格差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8] 中国古代学者认为学生的个性是存在差异的,每个学生的自然禀赋也不一样,所以教学方法也应因人而殊。他们反对用一个模式去束缚学生,主张通过教育发展每个学生的个性。在教学方法上,中国古代学者特别重视启发诱导,以此来开发每一个学生的智力潜能。就象孔子所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沦语・述而》) 孔子对学生的性格特点十分了解。例如,他曾经指出四个学生的缺点:“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论语・先进》)意思是:高柴愚直,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论语・雍也》)意思是:仲由做事果断,端木赐通达事理,冉求有才能,寥寥几句,便将学生的性格特点准确地概括出来了。 正因为学生有差异,所以孔子在教学过程中主张因材施教,做到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充分挖掘了每个学生的潜能,使他在教育上获得巨大成功,据说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 6 结束语 非智力因素的研究是一门新兴的科学,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有关非智力因素在教与学中的认识和运用,旨在传扬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树立我们的自信心,以本民族文化为基石,去其糟粕,存其精华,不崇洋媚外,不枉自菲薄,注重与国际先进文化进行交流,为我国的教育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被“冤枉”的中国传统教育 如今,一提到中国传统教育,许多人就不住摇头。不要说中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朱熹了,就连近代的陶行知、蔡元培,许多人也都是一脸茫然,不知其为何许人也;其实这只是中国传统教育文化面临危机的“冰山一角”。当前,中国的传统教育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年轻人对待传统教育的态度淡漠,许多优秀教育典籍逐渐被后代遗忘。每当人们提到“传统教育”就不自觉地认为“传统教育”是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不合理、落后之处的代名词。自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教育界就掀起了一股引进西方教育思想、理论、制度的热潮,尽管取得的成功不是很多,但是却对中国“土生土长”传统教育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当时的不少知名学者如鲁迅、胡适等都对中国的传统教育有过言辞激烈的批评。时至今日,教育界似乎也存在这种倾向,在教育理论研究上,若不提西方理论便觉得似乎不够“先进”,不够“顺应教育科研发展的潮流”,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研究却陷入低谷,基本上是无人问津,中国教育史等基础学科的研究正处于“为生存而斗争”的尴尬境地。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传统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只会“舞文弄墨”、“满口‘之乎者也’”,尤其是到了明代,“八股文”的僵化使教育内容更显得空洞。但是,要是换个角度来看问题,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大家稍微阅读一些中国古代教育典籍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教育内容并非如大家所想像那样空洞;我们有平民圣人――墨子领衔的墨家学派,他重视自然科学知识教育;我们有逍遥自在的庄子,他提倡适应自然的教育;我们有“六艺”教育,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就是在儒家内部也不是八股文一统天下,我们有王安石、陈亮、叶适的事功学派,提倡实功实事;我们有颜元提倡劳动教育,注重实践;到了近代,我们有陶行知,他提倡生活教育;我们有陈鹤琴,他提倡活的教育等等。由此可见,若是指责中国传统教育内容空洞、无用,可真是有点“冤枉”传统教育。假若大家抽点时间来看看教育典籍,便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倘若只是把八股文教育内容当作中国传统教育的全部内容,那可真是以偏概全了。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两句诗“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据说这是宋朝皇帝为了鼓励士子们参加科举考试而写的。到了近代,成为经常被引用的两句话,其引用的目的在于说明:中国古代传统教育过于注重功利性,读书是为了黄金和美女而去的,从而极大地败坏了学风,蛊惑了人心。由此,传统教育的教育目的过于功利性,也成为了近代以来国人“讨伐”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主攻方向。中国传统教育确实存在“功利性”,但是却不是当代人所形成的那种“功利观”。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功利性”主要是随着儒家学者中的“事功学派”的逐步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如宋代的王安石、陈亮、叶适,近代的魏源等人就是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主张可以用“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来概括,主张在传授传统教育内容的同时,加强教育的“实用性”,提倡“务求实际,务求实学的革新精神”,而非现代西方意义上的以追求物质财富为主要目的的价值观。因此,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功利性”却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误会”。就好像把现代人戴的帽子硬要戴到古人头上,倘若以现代的眼光看待古代的事物,不顾历史实际情况,不知道又会发现多少“罪过”。退一步说,就算以现在的标准认为传统教育是功利的,那么造成这种功利的也不是传统教育本身,而是中国古代社会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 中国传统教育读物中“苦学”的例子屡见不鲜,且多半是持一种赞扬的态度。所谓“十年寒窗苦”,用当代人的眼光来看,实在太“苦”。从而,传统教育就成为了“苦学”的代表。除苦学之外,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教学方法过于注重灌输、过于呆板,忽视了人的个性发展。殊不知,我们的孔老夫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因材施教”、“启发教学”;再者,这里不能不提我国的书院制度,私人办学、自由教学、注重个性、思想活泼自由的书院,是我国传统教育的一大亮点。就连曾经批判中国传统教育非常厉害的胡适都认为“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也十分欣赏书院的风气,曾以书院为楷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他认为书院的好处,“一来是师生关系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究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最后,与官学同样源远流长的私学,体现着“学在民间”的传统,其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方式灵活。由此笔者想问的是,中国传统教育何“死”之有?不知大家是否知道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天才是九十九分汗水加一分灵感”。可见,要想有所作为就得“苦”一番!所以,一定程度的“苦”学无太多坏处,而把“苦学”的“专利”给了传统教育似乎“冤枉”了她! 其实,中国传统教育的所谓“罪过”,并不来自于传统教育本身。若要追寻原因,其实还是要归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甚至是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对于教育的影响。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的传统教育逐步发展、逐步完善,形成了许多闪光的智慧点,这是值得肯定和加以挖掘的。时代在发展,中国传统教育也面临着变革挑战,传统教育必须进行变革,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这是事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传统教育的种种观念仍然在影响着我们。当今教育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在中国教育史中找到问题的由来、根源所在。然而,自上世纪初期,人们对于“传统教育”的误会愈发加深,甚至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凡是传统的,必定是劣弱的。其实,中国传统教育的许多智慧,比如人人皆可为圣贤的教育理想;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循循善诱”、“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教材编制的自主性;科举制度中的分区取士等等何尝不是一种财富呢?为什么就因为传统教育有一些缺点就连同这些优点全部抛弃了呢? 所以,恳请国人在空闲之余能够抽空读读中国传统教育典籍,相信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这同时也是对民族文化的一种尊重。倘若连我们都不重视自己的传统教育,不愿意研究本土教育理论,而是以西方教育理论为“膜拜”对象,这对中国当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来说并非是件好事。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从中国传统教育观浅谈课堂教学与教育方法变革 【摘要】在当今倡导素质教育的热潮中,作为教师更应该从中国传统的教育观中吸取养分、体会教育的真正含义。从而在课堂教学中建立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在教育方法上转变教与学的关系,并且做到自我认知角度全面提升。 【关键词】传统教育观 教师 教育 按照素质教育的思想,教育的目的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要通过学校的各种教育,把对学生而言是外在的知识和感受内化为学生个人内在的、稳定的个性心理品质,从而为学生一生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因此,在大学的教学中,传授必要的知识之外,我们更应该注重对学生自学能和学习方法的培养,注重对学生科学精神和健全人格的培养。而在目前的大学教学中,无论是培养模式还是教学过程、课堂教学还是实践教学,都还没有真正体现这一精神。这一方面是受到传统教育模式长时间的影响,而我们却又没有完全意义上理解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中对人才培养的含义,或者是未能把传统教育理念良好地融入当今的教育之中;另一方面也源于我们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复杂而琐碎的问题,一边是世界多元化的发展和膨胀,一边是知识不断的更新和交替,再加上人们对于教育用途的理解越发的多元等等。因此,要在短时期内模仿西方的教育模式,对现有的教学方法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是几乎不可能,也是不合理的。我们真正能做到的是结合实际,将素质教育思想与大学课堂教学和教学方法融合,逐步推进到高校教学改革当中。 作为一名新任的大学教师,对教育的认识大部分源于以往的受教育经验和并不全面的书本知识。在全世界都大刀阔斧的提倡高校教育改革的今天,我们恐怕还是要稍微放慢一点教育改革的步伐,先静下心来想清楚自身的实际,先想老祖宗学习一下教育和教学的方式方法,教书育人的传统理念,然后再“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推行新方法、新政策和新概念,毕竟教育是百年大计,而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小事件。 一、从传统教育思想中获取养分 自殷商时起,中国便有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之外带来的是文化交往的空前频繁和私家学者集团的勃兴发展。由此,中华民族便走向了一条重视教育、发展教育、传承教育的道路。两汉时期,中国已有太学,并在京师设立儒学、史学、玄学、文学的“四学制”,至隋朝大业元年,随着统治的需求和教育的传承,科举制度带来的张力正式把中国教育推向高潮。尽管延续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度最终因其弊病被历史淘汰,但是中国古代教育所留下的伟大光辉却没有因为西学东渐和启蒙思想的出现而减弱。西学的介入;教育体制的改革;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直至今天,古代传统教育观念中很多思想观念仍可以为后人带来学习、思考;乃至警示。 且不说深奥的玄理,就仅只是“温故知新”、“因材施教”、“循序渐进”、“长善救失”……就足以我们学习和思考了。总体说来,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特点有三大观念,即综合观、辩证观、内在观。 1、充满智慧的大教育观。中国古代的教育综合观认为,教育不仅面向学校的学生,而且重视教育与整体社会的关系。如孔子的教育思想认为,要把人口、财富、教育当成“立国”的要素,从“国之本在家”的思想出发,重视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中“孝悌忠信”的教育,认为教育对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秩序都有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之上,中国古代贤哲关于教育功能的概括和总结,认为教育的功能包含相互作用的两方面:一是培养国家所需的各种人才;二是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2、对立统一的辩证观。辨证教育的观念认为,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的相互作用,在教育过程中应该将德与智统一起来。汉代儒学推动者董仲舒曾云:“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智而不为也”,这一观点与现在提倡的“教书育人”就不无相同之处。中国古代的德智统一观,首先看到的是道德教育及其实践;其次才是知识教育。并且认为,德育要通过智育来进行;智育主要是为德育服务,德育与智育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 3、倡导启发的内在观。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内在观,强调启发主体的内在道德功能和自觉性。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强调人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的能力,自省、自反、慎独,自我修养、自我完善、自我求取在人伦秩序与宇宙秩序中的和谐,其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的。如“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称赞中国教育很高明,而以平衡的常态为方法;老子也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人有“自知之明”。 二、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 建立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是进行教学改革的第一步,也是具有指导性意义的一步,这关键性的一步,应当与实际紧密结合。由于现代教育的参与者甚多,因此这必将是一个以“融合”为基础,逐步建立的过程。在这里结合独立学院以技术型的人才培养为主的目标,借用一些教育研究者的观点,我们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整体观的启示:加强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是对长期以来我国过分专业化的高等教育导致人的片面发展的一种矫正,它包括了比较广泛的人文、自然科学、体育和工具技能性课程(外语、计算机等),基本上涵盖了大学中主要的公共课程和基础课。从素质教育的角度看,“基础”还应包括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而通识教育课程涉及基础性、综合性、有效性以及可迁移性都比较强的知识,是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文化素养的主要课程形式。从终身教育的观点看,当今大学教育在人一生中的“基础性”更为明显,加强通识教育、加强基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辩证的统和:注重学科交叉。学科交叉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特征。从学科的整体发展与综合化出发,合理构建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整合、重组课程无疑是构建培养方案时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要在注重基础知识、基本概念的同时,给学生整体性的知识,注重其他学科知识对本学科的影响及在本学科领域中的应用。我们在不断求新的同时,一定要注重基础的培养,切忌将新知识机械地叠加或简单地照搬。此外,也可以根据学生的情况和要求,适当地让学生了解本学科的前沿技术与发展动向,拓宽学生的视野。 3、内在性的激发:重构实践教学体系。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为实践是创新的基础。因此,我们应该逐步改变传统教育模式下实践教学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为学生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实践能力培养方案,并从整体上策划每个实践教学环节。 三、转变教与学的关系 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是从宏观方面谈到的课堂教学与教育方法变革的指导性方针。除此之外,作为教师也应该从具体的教学中寻求方法去改善我们的教学。在顾小存的《感受美国高校的现代化课堂教学模式》一文中提到的利用多元的途径、实施多样的方法对教学进行的改革实际上在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中也一些尝试,只是囿于师资水平、学生层次和教学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在我们的教学中并没有真正的推广开来。 1、转变教学观念。以往的教学,教在前,以教师的教为主导,而现代高等学校中的素质教育应更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强调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导者。在“教”与“学”这对矛盾中,“教”虽然重要,但毕竟是外在的东西,“学”才是内在的。学生要获得知识、培养能力、使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归根结底要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再好的学校和再好的教师都不能代替学生学习。因此,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学习责任感和独立学习的能力与方法,从而达到主动学习的目的。从这一点上讲,改变教学观念首先得从教师的教学观念入手。 2、研究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状态。以往的教育,以研究教师如何教或者如何教好为主,往往忽略了对学生学习动力和学习状态的研究。在现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并且进行教学改革的要求下,我们是否应该多花点时间去研究一些学生如何“学”的问题。诚然,涉及到学生如何“学”的问题很多,但是在所有学的问题中,我觉得处于中心位置的应该是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状态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和人生定位,也就必然影响到高等教育中人才培养的问题。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关注,因为,高等教育对学生的培养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3、以终生学习为学习的最终目标。在激发学生学习动力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学习动力的持久性问题,实际上这就是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关系问题。以往的教学,注重抓紧课堂的五十分钟给学生灌输知识,尽管这样对提高学生当时知识的摄取量有帮助,但是容易忽略对学生学习动力的激发和终身学习心态的培养。我们的学生常常有“上完大学就可以轻松,或者就可以不学习”的思想,这一方面不利于我们素质教育的推行;从长远看也有碍于我们整个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因此,对于我们来讲,除了课堂的五十分钟或者大学的四年进行教育,更应该引导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唯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深层的学习动力;保持学生持久而良好的学习状态。 四、从“我”入手转变教学理念 在当今教育改革呼声日渐高涨、素质教育重要性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我国的传统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更是不能遗忘。在教育教学领域、在教师成长过程、在人才培养方式上,我国的传统教育观都仍然散发着其独特的魅力。正如学者陈平原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中特别提到:今日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在全球化潮流之中仍然保持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和尊重”。 在中国传统教育观的影响下,教室对于自身的认知和职业的认识就显得尤为重要。简单地讲,我们应该从三个层面上调整自身。首先,自我调整,解决职业倦怠感。古语云:“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并非所有的老师都能如孔子般的圣贤,因此,当我们遇到职业倦怠感的时候,就应该以正确、适当的方法来解决。只有学会自我调整,冲破职业倦怠感,才能让为师者永远记住一句话:传道、授业、解惑,永不放弃。其次,继往开来,不断学习和丰富自身。温故知新,方能为师;这是亘古不变的为师之道。在现代,我们更应该利用学校宽松和便利的环境去自我学习和自我提升。“身正为师、学高为范”,师范的要求也是示范,要在学养上、在人格上、在情操上努力地自我完善,进而去影响和改变学生。第三,开拓创新,永远记住“与时俱进”,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张望和思考,才能走得更高、更远。因此,我想每一个老师都应当时时告诫自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无论是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还是从事学生工作的辅导员,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都是我们获取能量,自我进步和调整的粮食,无论任何时候都应当以更多的良性思考来解决问题和矛盾,并且认知学习和思考,将这种思考变成一个双向的、相互的、持续的过程。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探微 中国传统教育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教育,儒家文化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强调人的价值,儒家教育实际上就是人的成功教育。传统教育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大量思想成果。这些成果对我们正在进行的语文课程改革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如何开发和利用这座巨大的思想宝库,是中语界面临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本文拟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进行一些概略的引证与分析,以期引发大家的深入探讨。 1.以育人为本,培养健全人格。中国古代教育非常重视教育在社会发展、人格塑造方面的作用,力求通过传统经学和史学教学,来发展学生美好的人性,促进人的各种潜能的发展和提高,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和健全的人格,促进人的成长、成才和成功。历代教育家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形成了一些具有鲜明人本教育特点的教育思想。孔子以培养君子为育人目标,主张“君子不器”①,培养出来的“君子”应人格健全,兼备各种才能,其用不拘一格。孟子则在《公孙丑》中对育人提出著名的“四端”说,即同情之心是仁的发端,羞耻之心是义的发端,谦让之心是礼的发端,是非之心是智的发端。人的后天学习实际上就是保持和扩充这些发端,教育的作用在于经过扩充人固有的“不忍之心”而达到治理国家之目的。孟子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②荀子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化性起伪”③,使“涂之人可以为禹”④。教育是使人有礼而达成礼法之治的关键, 即所谓“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⑤,“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⑥。《礼记・大学》开篇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⑦。关于教育的作用,《礼记・学记》更是概括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⑧。用现代的话说,一方面要为国家培养所需人才,另一方面要促进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和习俗的形成,通过教育达到使人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朱熹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变化气质”“明明德”以实现“明天理,灭人欲”的根本任务。王夫之则坚持“王者之治天下,不外乎政教之二端,语其本末,则教为本,政为末也”。⑨由此可见,历代教育家都强调教育对人的重要影响,主张以育人为本,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育人是中国传统教育最明晰的一条主线。回观现代语文,因其独立设科,逐渐从传统教育的大体系中剥离开来,形成比较明晰的教学目标,学科教学偏重于语言基础知识和技能教学,割裂了古代教育以育人为本的传统,一步一步地远离教育的本质,走上一条不归之路,这正是现代语文教学走向衰微的根本原因。 2.以育贤为本,提升精神境界。在中国历史上,不乏政治和谐、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盛世。综观这些时代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君圣、臣贤、民良。要达成这样的社会,自然离不开良好的学校教育。我国历代教育均以培养“贤才良民”为己任,造就了大批优秀人才,在国家稳定和繁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也形成了一些具有深远影响的教育观点。孔子提出“举贤才”的教育观,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进一步提出“明人伦”的教育思想。所谓明人伦就是让人明白在各种人伦关系中自己所处的位置以及处理各种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通过使人学会处理各种人际关系而达成个体与社会的有机统一与和谐一致,成为受人敬重的贤人。荀子认为大儒呼召后学,能够“通乎财(同裁)万物养百姓之经纪”⑩。宋明理学家对先秦儒家的这些观点加以继承和发展。不论是朱熹的“明人伦”,还是王阳明的“致良知”,都十分强调个人对道德修养的能动性,重视个人对自己道德行为的责任感,并把这种责任感与社会义务感统一起来。尤其在义利问题上,针对当时学校教育的“怀利忘义”现象,他们特别重视“人伦”“良知”,主张克制自己心中的物质欲望,尽可能使自己的言行思想与社会秩序、伦理道德规范有机统一起来,以实现“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的道德精神境界。当今社会,国民道德素质下降,人文精神失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教育丧失了“培贤育良”的传统,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只有知识,没有文化,不贤不良,无德无能。这与现代课程的日益分化、教学目标的日益细化有关。在古代,学校教育没有明细的学科分类,只设一门课程,课程教学没有这么多维度的目标,只有一个目标,一切教学行为都是为了育人。相反,现代教育分科设教,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教学目标,育人目标则退之其次。虽然国家课程纲要和标准把育人目标放在首位,但在实际操作中,各学科大都只重点关注知识教学,而忽视对学生的综合教育,以培贤育才为己任的语文教学也在大环境下日渐异化。 3.以育性为本,培养个性特长。中国传统教育强调教育对象的广泛性、民主性,同时又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实施有区别的教育,以更好地促进人的发展,实现人的价值。从孔子开始中国传统教育就提倡“有教无类”的大众化教育观点,尊重人的个性。孔子的“有教无类”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广收门徒,孔子的弟子中有“富于周公”的冉求,有常处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颜回,有“衣敝缦袍”的“野人”子路,有“请学稼”“请学为甫”的樊迟;二是不分地域、国籍,他的弟子华夏族的以鲁国人最多,而卫、陈、齐、宋、晋、吴、楚和戎狄族的秦人也不少;三是不计善恶智愚,孔子的弟子中有颜回那样的高材生“闻一知十”,也有愚笨的高柴和鲁莽的曾参,只要能“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孔子以后,很多大儒都坚持这一教育主张。如孟子强调“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唐宋以后兴起的书院制度,在教学中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若有名师来书院讲学,其他书院或外地书院的师生都可来听讲,而不受地域、贫富、年龄、学派的限制。与此相适应,古人不回避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他一方面承认人生来都是差不多的,是相近的,其差异主要在于后天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又肯定了上智与下愚的不移。鼓励通过学习来提升自我,但又反对对学生提出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他还承认有生知、学知、不知之别。除此,重视人性,关怀人性,也是古代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王充认为决定人性的因素有遭性、随性和正性,而“遭得恶物象之故也”。王守仁反对“小大人”式的教育方法和粗暴的体罚等教育手段,要求顺应人的性情,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施教,促进学生个性的健康发展。现代社会很少有人考虑学生的个性差异,不管学生的基础如何,不管学生的禀赋特点,“万人过独木桥,拼高考”已成为常态。语文教学受到高考应试的影响,不但不重视人的个性特点,培养学生的个性特长;相反,也跟着追求规范化与标准化教学,把思维活跃、思路众多的语文活动,引向思维呆板、思路单一的应试路径,扼杀学生的创造性,泯灭学生的个性。这从每年高考考生的答卷可见一斑。上百万的考生,主观阅读题的答题,尽管面对的是生疏的阅读语境,原本应该出现多样化的答案,结果却惊人的一样。语文教学把充满灵性、富有个性、千差万别的人训练得如同机器,实在令人恐怖。这又是造成国民创新精神缺乏,原创力不够的根本原因。 4.以育德为本,培养高尚情操。传统教育坚持以自己的伦理政治观念为底蕴,把道德教育始终置于首位,以立德树人为教育的终极目标。“尊德性而道问学”???“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以道德教育为主,以知识教学为辅,并把道德教育和道德实践结合起来,做到“知行合一”“知行相须”。首先,从教育的目标指向上看,古人十分重视“礼”“德”教育,认为这样可以使人懂得廉耻,形成高尚的情操。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了实现这种教育目标,古人对选择教材非常严格,经过层层遴选,积年删减,最终把代表儒家文化的经典著作《诗》《书》《礼》《乐》《易》《春秋》用作教材。“六经”的教育价值,司马迁有十分精要的评价:“《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其次从教育的价值取向看,传统教育提倡“四教”。孔子曾说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里的“文”“行”“忠”“信”分别指文献、品行、忠诚、信实。其中,“行”“忠”“信”都是道德教育方面的内容,而“文”则是指文献中的智、体、美等内容,也与德有关。传统教育的育德特征非常明显。现代社会当人们痛感人心不古,社会风气日下,道德缺失的时候,是否应该回过头来想想我们的学校教育教给学生什么,有多少教师在学生的一生中发生过作用。有谁教过学生礼义廉耻、忠信仁孝。道德教育的缺失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以传统文化教育为重要内容的语文教学是否应该检点一下自己的得失,在教育价值取向上作出某些重要调整。 5.以育智为本,突出自我修养。古代教育在学习方式上强调内在的自觉,主张“为仁由己”“反省内求”,注重“知行合一”。一是强调主体的内在自觉。古人认为,一个人能否成为有仁德的人,关键在于自觉。孔子曾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也说过“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孔、孟以后,这种道德修养的内在自觉得以广泛继承和流播,一直影响到现代。二是注重自我道德修养。“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先贤们对于自己的过失,敢于正视。孔子曾自言:“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这表现出一种道德修养的高度自觉性。孔子之后这种反省内求的方法被很多大儒发扬光大,如朱熹明确要求学生自我“省察”;王阳明强调“致良知”应重在“内求”,而不假外求。三是知行并重。古人把学习、立志、陶冶、力行结合起来,创设综合的育人境界。“学习”,就是学习文化知识,是道德信念形成、道德品质养成的基础;“立志”,就是树立并坚定远大的志向,是成就事业的根本;“陶冶”,就是环境对人的熏陶影响,是道德情感的修养方法;“力行”,就是“于事上磨练”,是教育的手段,也是终极目的。除此,古人对人类学习活动的心理和生理机制的研究和运用也达到相当的高度,有很多做法值得今人学习。例如,古人认为凡学有三时:一是身中时。人的一生总有那么一些最佳的学习时机,《礼记・内则》记载,古人“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二是年中时。一年之中有不同的时令,不同的季节适合学习不同的内容。《礼记・王志》记载,古人“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郑玄认为这样做是因为“春夏,阳也,《诗》、《乐》者声,声亦阳也;秋冬,阴也,《书》、《礼》者事,事亦阴也”???。三是日中时。学习要每日不误,教师要教育学生常怀学习之志,每日要用一定时间进修学业,诵习功课,即使休息时,游观时也要不忘学习。《礼记・学记》说:“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我们应从古人的这些教学经验中汲取教育的智慧,根据学生成长的需要,从整体上对学生的学习全面规划。在不同的学龄阶段,安排不同的学习内容;在不同的季节,安排不同的学习实践;对每天的学习进行周密安排,引导学生通过不同的形式体会玩味学习的内容,借助人的生理机能,提升教育的效率。 中国传统教育以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原则,突出教育的系统性、经典性和实践性,形成优良的传统,具有博大精深的内涵,本文所记只是冰山一角,我们需要深入发掘和利用这些经验,并不断创新发展,才能真正迎来现代教育的辉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论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中的自由与平等精神 摘要:教育的基本精神或理念包括自由与平等两个方面,但自由与平等不是基于事理层面的选择,而是神性本质的自然发用,故须从智慧层面来理解自由与平等,教育无非就是要养成这种智慧。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是“学达性天”。“学达性天”是让受教育者回复到其本有的神性本质之中,在这种神性本质中,必然有最高的自由与平等。所以,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决不与自由与平等精神相违背。由此,不但扭转了时人对中国传统教育精神的批评,而且可使其与西方教育精神相会归。 关键词:学达性天;自由;平等;神性 一、引言:“学达性天”何以成为论题? 中国传统的教育精神历来是被诟病的,因为它与现代的教育理念相违背,特别是与其中的自由与平等精神不相符,故封建礼教“吃人”几乎成为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之共识。本文则以为,这是对中国传统教育精神的误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乃是一种内圣之学,故中国传统教育走的不是外在的礼仪强制灌输之路,而是走的内在的精神自觉教化之路。而最能体现这种理路的是“学达性天”四字,如果我们依此来理解中国传统的教育精神,则不但不与自由与平等精神相违背,而且能使自由与平等精神达到更高的境界。 据《皇朝文献通考》卷七十三载:“(康熙)二十五年,颁发御书‘学达性天’四字匾额于宋儒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祠堂及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并颁《日讲解义经史》诸书。”[1]这是“学达性天”四字的最早出现。但就其教育精神而言,则与孔子“下学而上达”[2]157、宋明儒之“天人性命之学”[3]一脉相承,就是让人自觉显露自家的天性良知,既而体达天道。本文着重论述这种教育精神与自由、平等之关,以证成其固守中的开放精神。 二、“学达性天”与自由精神 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自由与解放常常被认为是教育的主要目标,得到诸多教育思想家的认同。雅克・马利坦(Jacque Maritain)认为,教育的目标是“每个人都达到内在和精神的自由,换句话说,要通过知识和智慧,善良的愿望和爱来求得自己的解放。”[4]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说:“教育,作为一种自由的体验,是一种认知活动,是对现实的批判方法。”[5]这些都是对于自由与解放的强调。但中国传统的“学达性天”就只要求人回复到人之“性天”之中,并没有强调自由,甚至许多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教育精神根本压制人的自由[6]290: 中国文化在历经了先秦文化的璀璨时期之后,自儒家文化一统天下始,就在经世致用的实利、实用思想影响下,使人的真实人性的展现、自由天性的释放大受禁锢,个人也就渐次缺失了这种遵循自我内心意欲、自由思想行动的特质。一直以来,我们教育目标的确立就是儒家文化思想影响下的产物,任何时候都是以社稷为重当先等。不可否认,教育具有某种社会功能,也应承担社会责任,但如果教育首先没有达到开启民智、解放人心的目的,有怎样实现个人真正的发展,又如何能更好地服务于社稷呢?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持上述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并且,中国现代教育基本上是在反传统的语境或脉络中进行的。其中一个坚挺的理由是,中国传统教育压制人的个性与自由,不适应现代社会。如果说,中国传统教育之精神只是贵古代礼仪规范的灌输与传授,则中国传统教育确乎压制自由与个性。而且,原始儒家确实常给人以这种印象,如当颜渊问“仁”时,孔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仁。”[2]131颜渊又问:“请问其目。”[2]132孔子复答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132但须知,这并不是孔子的最终精神,孔子在最终精神处是冲破了“礼”的。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2]61就是这种冲破的表示。因此,荀子虽然认为教育从“数”看是“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但从其“义”(即最高境界)看则是“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7]。这也是冲破了“经”与“礼”的。所以,如果从中国传统教育之根本精神――“学达性天”去看,则不但中国传统教育不违背自由的精神,且自由与个性在此得以调适而上遂。这如何可能呢?此关乎我们对于自由的看法。 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充满着对自由的神往与追求,可以说,人类史就是一部自由的奋斗史。那么,什么是自由呢?我们一般可以承认自由是人的本质。但在对自由的认识问题上,却离开了这种存在论立场,而是把自由理解为无预设的理智抉择。但须知,一切抉择皆属于知识的范围而与自由无关。故有学者指出:“亚里士多德认为选择就是意志在理智的运作以后,随之而作的决定,无论这种理论再如何精审,然而亚氏所谈的既非自由,亦非自由意志,此亦事实。”[8]这意味着自由并不是通过选择的可代替性来标识的。若只是这种选择性,则“自由的本质就会肢解为一种空虚的偶然性。意志保持既无何向,也无何来,那里一般地也不再是什么意志,并且从这种空虚的无差别性的意义上来把握意义,乃是自由问题范围内的一个最大的谬误”[9]242。此正虚无主义的表现,“虚无主义意味着无上价值的贬值,意味着对‘为何’与“何去”的种种回答失去其维和赋形的力量”[9]37。这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作为选择性的自由的批评。他进一步说[9]243: 最本原的自我规定意义上的真正自由只存在于一种地方,在那里一种选择不再是可能的,也不再是必须的。谁恰正还在选择和意欲选择,就还不真正知道他意欲什么,他还完全不是本原地意欲。谁已是作了决定,谁就已知道他意欲什么。达于已决性的决定和最特有知识的明白性中的自我知识,是同一的。这一已决性不再需要选择,因为它是以本质性知识为根基。 依海氏之意,不是人拥有自由,而是自由拥有人。这意味着自由具有存在论之意义。“自由不是作为人的意志的附属物和摆设品,而是作为真正存在的本质,后者是作为整体中存在东西的根据本质。”[9]13海氏认为,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的那篇专文《对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就是基于一种存在论立场来看自由的。谢林在那篇文章中认为:“真正的自由就是与一种神圣必然性的协调一致。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在本质性的认识中感受得到,在那里精神和心灵,只是系于它自己的规律,才自愿地肯定那种必然的东西。”[10]108这样,谢林得出了他的中心观点:“只有人是在上帝中,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在-上帝-中-存在(In-Gott-sein),人才有能力自由。”[10]131因此,认为自由在绝对无限制的开放体系中的观点是不可接受的,这会使自由概念与摇摆不定同义,也使得对自由的哲学探讨变得毫无价值。基于此,我们必须承认,“内在于上帝与自由并不彼此矛盾,以至于,自由,就其是自由的而言,只是在上帝之内;不自由,就其是不自由的而言,必然是在上帝之外”[10]59。这意味着自由只存在于灵智的存在者那里,而不是开放地存在于任何存在者之中。所谓灵智的存在者是自己决定自己,它决不受外在的、与其本性相互矛盾的东西规定,也不是受内在的、由某种纯粹偶然的东西或经验的必然性规定。海德格尔对此的理解是:“我是自由的,也就是说我能从我出发来发起一种行动;行为作为‘我行为’之为这一自身开始的行为,只是以它自己本身为条件,所以在同其他东西关联上是无条件的。”[9]107这样,海氏认为,如果人的自由这一事实不允废置,那么,除了认识到人不能是在上帝“之外”和“之旁”,认识到人不是反对上帝,而是面向上帝,认识到人只有当自己以某种方式属于原本质、亦即在原本质之内,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吗?人内在于上帝才可有自由,这意味着人是泛-神论意义上的人。海氏进一步说[9]109: 作为自由,人的自由是某种无条件的东西;作为人的自由,人的自由是某种有限的东西。这里的问题在于人的自由的概念,它是关于一种有限的无条件性的问题,更醒目地说,是关于一种依存性的非依存性(“派生的绝对性”)的问题。哪里有自由,哪里就要求有泛神论。反过来,哪里有泛神论,哪里至少并非必然地就是非自由(宿命论),恰好相反:哪里立起正当理解的泛神论,最终就要求自由。 这样,要证成人的自由,必须承认上帝与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没有人,一个上帝是什么呢?绝对无聊的绝对形式。没有上帝,一个人是什么呢?无害形式中的纯粹荒谬。”[9]189所以,自由,就意味着一个灵智存在者(人的神性)的出现,而灵智存在者的出现必然拥有自由。“神是人,这意味着人作为自由的人存在于上帝之内,而也只有自由的东西才能够一般地存在于上帝之内,一切非自由的东西,和一切就其是非自由的而言的东西,是在上帝之外的。”[9]135这是基于存在论上的,而不是一种伦理学之选择,这是自由的最高意义。 我们现在再回到“学达性天”这里来。“学达性天”是让我们回到人的天性之良知、良能中,然则,天性良知中有泛神论的意义吗?即人由此可直通神性吗?若人之神性不可能,则自由亦不可能。但我们须知,这里的神性不是教会神学意义上的,而是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海德格尔说:“每一哲学作为形而上学在本原的和本质的意义上都是神学;对整体中存在的东西作概念理解被称为,追问其根据,而这种根据被称为θεός,上帝或神。……哲学的发问广义上在自己内总是两者:本体论的和神论的。哲学是本体神学。哲学愈本原地是两者一体,哲学就愈真正地是哲学。”[9]78-79从海氏这里我们可知,如果哲学是真正的哲学,则哲学必是神学。中国传统的人性论是一种超越的形而上学,故必能上通神学。“学达性天”是希望教育让人复“根”归“本”,这个“根”与“本”就是人之“性”,而人之“性”本来自于天,所谓“天命之谓性”[11]11者也。若人因“学”而至于“尽”性,即是“圣人”、“大人”,其境界必神化而无限。《中庸》云:“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1]32《易传》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12]这些都是表示尽性者之灵通与神化。这是谢林与海德格尔所说的泛神论,但自由在中国文化里常以“神化”言之,这是因不塞其源,不禁其性而来之境界。《论语》中的“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2]193,《孟子》中的“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13]352和“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13]370,都是意在说人之神化之能。切就人的行为而言,就是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2]54,亦是《中庸》所说的“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11]24。这是人之天性良知超越物质关之机括限制而成为绝对“大主”后之行为,这里真正实现了上引海德格尔之言――“只是按其自己的内在本性行动,或者说,这种行动只能从它的内心按照同一性的规律并以绝对必然性做出”[9]100,依海氏,“这种绝对必然性也才有绝对的自由”[9]100。可见,“学达性天”不但不违背教育之自由原则,且能实现最高的自由。下面这段话最能表示由“学达性天”所养成的这样自由[14]: 因为存在才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决定者,创造性地改变他自身的特性,决定什么是他所应该做的和什么是他所应该成为的,这是一种极为根本的自由,也就是一种我们自我决定的本性的自由。 这就使我们认识到,自由并非是在我们世界的客体之间所做的选择,也不是指导我们生活的普遍原则的内在选择,它更多是一种通过我们完善自我和完全实现自我的方向或目的而实现的一种自我肯定。这意味着在不够完善时的探寻和在达到完善时的一种欢欣。 “学达性天”的目的正在这里,它或许没有想到自由,但它就是自由,或者说早已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选择的自由。阳明子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15]良非虚言也。 其实,西方的教育学家也不认同自由就是一个没有限制的开放体系,故强调了教育中对自由的限制与规导。如康德(Immanuel Kant)说:“但是对于自由,人有一种如此强烈的、出自自然的趋向,以至于如果他有一段时间习惯于此,就会为它牺牲一切。正因为如此,规训必须像前面说过的那样,及早施行,晚了就很难再改变一个人。他会总是任性而为。”[16]4这样,康德认为,“教育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是,人们怎样才能把服从于法则的强制和运用自由的能力结合起来”[16]13。再如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说:“一种设计完美的教育,其目的应该是使纪律成为自由选择的自发结果,而自由则应该因为纪律而得到丰富的机会。自由和纪律这两个原则并不对立。”[17]55这些言论都是在自由的对面开出一限制原则,从而不使自由成为无限制的开放。但这是外在的伦理选择之路,而且限制原则总是以外力强制人,故总有对自由的剥夺与抑制,依然会使人觉得不自由。中国传统教育走的是一种存在之路,“学达性天”就是最好的表示。“学达性天”让人归复人之天性良知,纯以性德之力量行动。夫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2]149孟子曰:“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13]230这是不勉而行,是真正的自由。“学达性天”所开的存在之路,以庄子的话说就是:“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18]940自由在这里方可真正地实现其“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18]909的境界。 三、“学达性天”与平等精神 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社会,礼乐是维这种社会的基本纲维,故礼乐之教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优秀。但《礼记・乐记》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19]986,这表明“礼”与“乐”的功能不同。“礼”主要是“别异”,使贵贱有别、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乐”虽然是“敦和”,使君臣和敬、长幼和顺、父子兄弟和亲。但“乐教”很早就失传了,使得后世之中国传统教育主要以“礼教”为中心内容,而礼教之功能又是别异,故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宣扬等级观念,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的重要口实之一,持此论者甚多,其论说文献亦不必徵引。甚至连逆时而动,独为中华传统文化唱赞歌的梁漱溟也批评礼法“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威权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体不得伸展,社会性亦不得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上一个最大的不及西洋之处”[20]。 如果我们只是外在地看礼教的别异之能,似乎确实给人以不平等的感觉,但如果我们更内在的看,别异未必是不合理的。本来,中国文化传统是“礼乐”之教,即礼教与乐教并行。《礼记・乐记》云:“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19]1030这就是说,礼教规导外在的行为,乐教感化内在的心志,二者合一,才是尽礼乐之教。相较而言,中国文化传统重乐教甚于礼教,因为这符合“内圣而外王”的传统。故《礼记・乐记》又云:“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19]1029-1030从这里可以看出,乐教应在逻辑上先于礼教,因为若易、直、子、谅之心不生而徒让人外在地服从礼制,则人不但不心悦,亦可能生诈伪。这就是“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19]1030。若能得内在之感化而生易、直、子、谅之心,则“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19]1005。这是真正的“行而乐之”,有何不平等之强制与压迫,是以“生民之道,乐为大焉”[19]1007。但可惜是的,《乐经》失传,乐教亦随之而式微。后世遂刊落礼乐之教之内在精神,不能自觉而心悦,故生压迫之感与不平之气,以为位高者之强权,亦不学罔思之过也。 “学达性天”乃是重开礼乐并行而以乐教为主之教育模式,只是乐教失传,故以“乐”养性变得不可能,惟以义理养之而已。不能得礼乐之养固然有缺憾,但义理亦可养之,此即是天人性命之学。首倡此学者当推孟子,故象山先生赞之曰:“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盖时不同也。”[21]孟子讲明天性良知乃人所固有,故“人皆可以为尧舜”[13]339,在此,人人平等,并无不同。若肯定天性良知人人固有,则必肯定人有形上之平等,这平等是存在论上的,不是社会政治上的。孟子与滕文公尝有一段对话,即表明了这种平等性。孟子在作为世子的滕文公面前宣扬他的性善论,并说尧舜人人可能,但滕文公表示怀疑,大概以为尧舜是圣人,一般人是遥不可及的,而孟子则引述成、颜渊与公明仪三人的话,表明人人平等,没有什么不可能。当然,人不可能自然地成为尧舜,故须“学”。是以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13]298“舜”与“我”在先天上都是平等的,而后天之差别可因学(“如舜而已矣”即是学)而弥补。“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13]339亦是“学”。若人之天性良知呈现,其于世间万物,必生平等之照彻与观看。故夫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2]71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2]98这些都是天性良知照彻而生之平等,这是最高意义的平等。孟子的“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3]363就体现了这种平等。这段话表示人-我-物之间的平等,此乃由天性良知之观照而来。这种由天性良知而来的平等,王阳明说得更为显豁[22]: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 这是在天性良知中就万物为一生命存在而肯定之,使其各遂其生、各尽其心,一物不得其生,不尽其性,则非良知所能忍。这是天性良知之全幅呈露与润泽,不是社会政治中的争取与斗争。这是全幅让开、物各付物的自由与平等,是无外在管制力而各适其性的开放社会。现代新儒家牟宗三认为这样的社会才真正实现了王道,因为它没有了外在制度的宰,还人以最高的平等与自由。他说:“全幅让开,如其为一存在的生命个体而还之,此真所谓全幅敞开的社会,而不是封闭的社会,不是强人从己,把人民吊挂起来,使之离其存在的生命之根来服从虚幻的概念、主义,以及玩弄此概念、主义之魔术的领袖、极权独裁者。”[23]“学达性天”之教育则除了那天性良知之呈现以外,别无概念与主义之宰制。人若能尽其天性良知,必能发其来自性德的平等之智光。另一位现代新儒家唐君毅称之为人之平等慧。他说[24]: 吾人之所谓大平等心之道德,即中国古所谓终始为一贯之仁义礼智之德。仁义礼智之德为性德,人性即天性,而人心即天心,此为天人之不二而平等。而仁性仁心之廓然大公,普遍而无私,能与一切所接之事物相感通,而恒自一如,是仁之平等运也。此一切所接之事物,皆一一各为一具体之特殊。吾人于是一一肯定其为特殊,而不以其一慢其他,而同承之以敬意,此礼之平等运也。顺一一之为特殊,而应之以特殊至当不易之道,而各不相乱,同得其正位: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顺、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使事物皆得其所,此人之以义制事之平等运也。……一切不同之智,皆由心之复归于自己,而无所滞留。一切智之如如,亦不相害,此智之平等运也。 许慎《说文解字》训“慧”为“从心彗声”。[25]这说明智慧乃内生,而“学达性天”就是让人于内养成这种智慧,进而由此生大平等心,是谓平等慧。但也许有人会以为这种平等慧太过“虚”而不“实”,故缺乏实际之可操作性。然须知,教育不是政治社会运行,它更多要求受教育者具有“虚灵”的智慧,至于切实的操作程序,则是知识问题,具有经验的相关性,教育不应该只着眼于与经验相关的知识。若教育只关注这种与经验相关的知识,美其名曰重可操作性,实则是教育的失败与堕落。怀特海以为,“从古人向往追求神圣的智慧,降低到现代人获得各个科目的书本知识,这标志着在漫长的时间里教育的失败”。[17]52“学达性天”正是以“性天”之“虚灵”智慧去润泽那经验之殊异与胶固,形成合内外的一以贯之之道,是此方可得真正之平等,此乃“集义所生者”[13]232也,而外在之平等乃“义袭而取之”[13]232者,若平等只限于此,正荀子所谓“蔽于用而不知文”[26]392也。这样,在天性良知之平等慧中,现实之各种关系,人固须于时势中有所轻重裁择,但不可一般地执定一关必高于另一关从而抹杀之。故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13]245-246天下固然大,但作为个人的父母亦不小,此与西方个人与国家平等之说,在理境上无以异,但又不执定而凝固。这里的大小轻重之不同,正是平等慧之虚灵妙用。 中国文化传统虽然肯定天性良知人人具有,但人在现实上究竟能表现多少,因人之气禀之不同,还是有差别的。故程子曰:“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锺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锺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满则溢也;唯天地之量,无得而损益,苟非圣人,孰能当之。”[27]108天性良知虽人人固有,但人之气禀却个个不同,何以如此,这里似乎有无尽的秘密,我们无能为力,只是信天由命。正是这气禀的限制,我们不得不承认有聪明睿智、先知先觉者,而他们就是众庶之启蒙者与教师。依朱子的看法,天地总有“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28]教育就是让人突破气禀的限制而使天性良知全盘地呈露出来,这就是变化气质。人正是在变化气质中才能“学达性天”,故程伊川曰:“学至气质变,方是有功。”[26]190我们之所以能变化气质,内固有赖于自身的涵养与警觉,外则依赖于师长之提撕与教诲。古人讲“天、地、君、亲、师”五者至大至重,并非从职位言,乃是就其代表的天道精神言。在此有尊卑、贵贱、上下、君子小人之辨,并强调后者必须向前者看齐乃至无条件服从,这在古人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平等与不自由。熊十力说[29]: 古代封建社会之言礼也,以别尊卑、定上下为中心思想。卑而下者以安分守志、绝对服从其尊而上者。虽其思想、行动等方面受无理之抑制,亦以为分所当然,安之若素,而无所谓自由独立。……平等者,非谓无尊卑上下也。……而今人迷妄,不解平等真义,顾乃以灭理犯分为平等,人道于是乎大苦矣。 若一味地强调自己也是一个人,有独立自由的思想与信念,而对代表天道精神的尊者、上者、贵者无丝毫之敬畏,俱平视之,则人类可能永远无法开精神向上之机。故夫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2]172又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11]18-19一个真正天性良知呈现发露的人,不但能养成平等慧,亦一定能养成差别慧,从而警觉自己作“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2]70的涵养工夫。所以,梁漱溟说有两个等差是不能少的,“一种是看重理性、尊贤尚智而来的等差;一种是从尊敬亲长而来的等差”。[30]依梁氏之意,前者从人生向上而来的,后者乃是基于人情之自然,两者一定要有的,与平等并不冲突。虚心地接受这种不平等,既而以敬畏之心反省自躬,从而使自己在性德上得以提升,与在上者达到新的平等,这正是承认这种不平等的意义。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曾就此说[31]: 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义务:不仅要一般地希望有益于社会,而且要凭自己的良知,把自己的全部努力都倾注于社会的最终目标,那就是使人类日益高尚起来,使人类日益摆脱自然界的强制,日益独立和主动。这样,就终于通过这种新的不平等产生一种新的平等,即所有个体获得一种均等的文化发展。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一方面承认在天性良知处的平等,故人人具有成圣贤的根基与可能,另一方面又承认现实中人之差异与不同,故有君子小人之辩,而且这个“辩”还要严。这两方面的双向互动,成为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作用模式,“学达性天”就是这种模式的体现。这样的模式,使得教育不为零散的知识服务,进而不只是形成职业化社会中的“俗众”。现代社会中的原子式的个人,只知有横向的散平等,而不知有纵向的人格等级,故现代社会中的人只有职业殊途,却站不住人格本位[32],是以“俗众”得以形成。这种“俗众”对神圣的事物与伟大的人格没有敬畏感,他们只是以平等为藉口而去维护个人平凡的权利与利益,既不满又自满;他们对人类缺乏责任感,只相信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我行我素,不承认任何权威与等级。于是,他们不会向别人学习,也没有人值得他们学习。所有这些,正是现代社会教育失败的标志,亦是社会乱象的根源。现代人从人的抽象的无差别性来把握平等,乃平等问题上的最大谬误,常造成社会愈加不平等。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承认教育不只是知识的掌握与传授,而是智慧与德性的养成,则我们固然要讲平等,却更要重视差别与等级。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学达性天”,正体现了这种教育智慧。 四、结语:“学达性天”与泛道德主义之问题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知,真正的自由与平等必须内在于一个惟一的价值实体方为可能,这是“质”的自由与平等,不是现象地看的“量”的自由与平等。在西方,这个惟一的价值实体就是上帝,在中国,这个惟一的价值实体就是“天性良知”。“学达性天”就是让人“尽”这个天性,“复”这个良知。随其“尽”之深,“复”之全,自由与平等自然出现,不但出现,而且能给自由与平等以规导与限制原则,承认自由中的不自由,平等中的不平等,既而达到更高的自由与平等。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以“学达性天”为宗旨,并未提及自由与平等,但却可以实现真正的自由与平等。 从“学达性天”这里我们可进一步谈谈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是不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问题。《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33]《中庸》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11]35由此,许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宣扬的是一种泛道德主义,而且由于道德规范太多,不免使人动辄得咎,甚至滋生许多口是心非的伪君子。[6]153-158持此论者都只是把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解为对抽象道德律令的训诫与发扬。通过以上对“学达性天”的诠释,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乃基于存在论而不是伦理学,即是基于对人的存在的开显而不是基于一种伦理选择。如果我们承认人毕竟不同于禽兽,在本能之外尚追求神圣,那麽,天性良知是不可否认的。这样,让人回复到天性良知之中而使其成为生命之“大主”,这是完成人的天职,这里面并没有可供人选择的代替项,只要是人,就必须完成。所以,“学达性天”不是一种伦理学的选择,而是人的存在澄明,这是超道德的。此正是庄子所说的“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34]之意。这里的“道德”不是一般所指的外在道德律令,而是指人之性天所得于天者之性德,乃存在论的,非伦理学的,与后文之“性情”乃同一层面,而“仁义”、“礼乐”则是伦理学的,这是庄子所反对的。道德律令是对人的限制,但存在的回归确实人的复位与解放。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从“学达性天”来理解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则不但不是一种泛道德的宣扬而限制人,恰恰相反,它正是要把人从外在牢笼中解放出来,让其回到自身。当然,这种回到自身是一种艰苦的实践,既要有“学”的积累,还须有“养”的工夫,更须“行”的毅力。在回归没有实现以前,总会有动辄得咎的不自由感,但这是人病非法病,而一旦回归得以实现,则必如孟子所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13]292这是“学达性天”的最后境界,焉有不自由之感而去责怪道德律令的繁琐呢? 而且,还须声明的是,“学达性天”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思想,但因它是基于人的存在论,故可超越时空的限制,具有永的世界性的意义。借用海德格尔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本质性的词语不是人为地想出的符号与标志,不是仅仅了识别贴在事物上面。本质性词语是行动,宁可说是在一些瞬间发生的事件,在这些瞬间一种巨大的明亮的闪电穿过寰宇。”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试析中国传统教育理论与当前课程理念的契合 【摘 要】以当前化学教学中的几种学习方式为例,比较了中国传统教育理论对这些行为的论述,体现了现代与传统的契合。 【关键词】学习方式;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许多思想与当前课程理念是完全契合的,传承与发展这些优秀的教育思想,对于培养与塑造学生的知识、品德、能力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当代课程理念倡导体验、探究、发现与接受性学习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接受性学习是指学生通过教师呈现的材料来掌握现成知识的一种学习方式。而体验、研究、发现式的学习,是在教师导向性信息诱导下,学生独立地完成学习任务,主动地获得发展。 在《铁和铁的化合物》的教学中,如果使用接受性的学习方式,则很单一:“铁的常见化合价有+2价和+3价,在水溶液中,+2价化合物往往呈浅绿色,+3价化合物往往呈黄色,二价铁离子易被氧化……”。如果采用体验、研究、发现式的学习方式,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有一位老师是这样设计的: 师:大家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削皮后的苹果颜色就会变锈,谁能知道其中的奥秘? 生:思考、困惑(引起认知矛盾)。 (注:这一提问就如同在学生平静的脑海中,投下一颗石子激起了疑问的浪花,大家议论纷纷。正当学生处于“心愤愤,口悱悱”的时候。) 师:(引导)苹果中含铁元素。Fe2+与Fe3+在溶液中各显何种颜色?有哪些化学性质? (注:这一点拨,引出了思维之路,使学生得知:苹果中的二价铁离子被空气中的O2氧化成三价铁离子呈黄色。所以,市场上出售的苹果汁中常掺入维生素C等还原剂,以防止二价铁离子被氧化。) 这里,就体现了教师引导学生根据生活经验去体验,进而去探究、去发现的学习过程。 对于这种学习方式,叶圣陶先生早已给了明确的阐述:“教师教各种学科,其最终目的在达到不复需教,而学生能自为研索、自求解决。故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必令学生运其才智、勤于练习,领悟之源广开,纯熟之功弥深,乃为善教者。” 对于发现式的学习,孟子提出:“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在这里,孟子通过“自得”,阐述了通过独立思考、研究,获得并发现知识,进而提高了自身能力(左右逢其源)。 不难发现,在我国传统教育理论中,强调的也是接受式学习与探究、体验等学习方式的和谐共生,同时也明确了教师的作用在于引导、启发。 二、当代课程理念倡导自主探究与合作交流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学习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体行为,但学会合作不仅是提高学习效率的需要,也是当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学会合作。 以《HAc是弱电解质的实验研究》为例,可见合作学习的必要性: 师:以小组为单位,尽可能多的设计证明HAc是弱电解质的实验方案。 生:(分组讨论,产生了如下方案) (1)同温、同浓度的盐酸和醋酸的导电能力比较。(通过灵敏电流计指针的偏转程度,表示溶液中的离子浓度大小,在一定条件下可表示电解质的电离程度。) (2)测0.1mol/LHAc的PH值。(用氢离子浓度是否为0.1mol/L来表示HAc是否全部电离) (3)先测0.1mol/LHAc的PH值,加水稀释100倍,再测溶液的PH值,进行比较。(如果PH值增大值小于2,则说明HAc溶液存在电离平衡) (4)先测HAc的PH值,加少量醋酸钠固体,再测溶液的PH值,进行比较。(如果PH值明显增大,则说明HAc溶液存在电离平衡) 师:(集体评价方案的可行性和优劣。) 师: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甚至每个小组都没有想出那么多的方案呢?因为我们缺乏完整的设计思路。那么,完整的设计思路是怎么形成的呢?…… 在这里,自主探究与合作交流相得益彰,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在自主学习方面,孔子提倡“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强调了独立思考的重要性,认为“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慕,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就是说,学生要调动自己的各种感觉器官去学习,去探究。 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给学生以学习的时间与空间,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有经典的论述:“在现状下,尤须进行六大解放,把学生学习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一、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二、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三、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四、解放他的嘴,使他能说;五、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取得更丰富的学问;六、解放他的时间,不要把他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要给他一些空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 三、当代课程理念倡导“做”、“想”、“讲”三者有机统一的学习过程 为学生提供学习经历并获得学习经验,是一个重要的课程理念。“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也强调了学习的实践性和体验性,强调了做、想、讲有机统一的重要性。 如,在《溶解度的概念建立》教学中,有一位老师是这样设计的: 师:蔗糖和食盐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物质,它们在水中溶解能力谁大谁小呢?想不想验证一下? 生:想!(动手实验:蔗糖与食盐在水中溶解能力的比较。) 生:描述现象和结果: ⑴在水温相同条件下,溶质在一定量的水中不能无限制地溶解; ⑵在不同的水温下,蔗糖和食盐的溶解能力是不一样的。 ⑶在水温相同的条件下,等量的水中溶解蔗糖和食盐的量不一样。 师:怎么比较蔗糖与食盐的溶解能力大小呢? 生:水温相同,水的量相同。 师:答得非常好。能否再做一下实验,证明究竟谁的溶解能力大? 生:(做实验后)蔗糖溶解能力大。 这里,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边做、边想、边交流,三者达到了有机的统一。 在前文中,陶行知先生对学生的“六大解放”,也论述了学生的学习经历、学习时空、学习体验的重要性。当代教育家顾明远教授也指出:“要树立起学生是教育主体的观念。无论是在课堂教学中,还是在课外活动中,都要把学生放到主体的地位,发挥他们的积极主动性。”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浅探中国传统教育的现代意义 一、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教育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儒家教育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主流,道家与佛教的教育思想起辅助作用,近代西方教育科学传入后形成的传统教育是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教育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传统教育中关于教育与政治、经济、法治关系的认识,关于德育与智育,知识与才能的认识,关于教与学、教师与学生关系的认识,关于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关系的认识,以及形成的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的手段,如立志有恒、身体力行、潜移默化、防微杜渐等,形成的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知识教育与教学的手段,如温故知新、学思并重,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尊师爱生等,这些不但是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精华,也是对人类教育宝库和教育史上的主要贡献,对此我们应该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使其在新的教育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加以提高和发展。 二、中国传统教育的现代意义 1.“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 “有教无类” 是孔子教育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反映了孔子作为一个教育者,在教育问题上追求公平、平等的朴素情怀。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认为,“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优秀是平等、正义、变迁。平等是“有教无类”的第一要义。“有教无类”彰显的是“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在孔子看来,人不分贫富贵贱,都应该有享受教育的平等权利。正义是“有教无类”的第二要义。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则认为,正义是后天学习而得的品质,即所谓“不学问,无正义”。变迁是“有教无类”的第三要义。这里所谓的变迁观念,是指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变人的性格,从而改变人的命运。 “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精神实质对现代教育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如大力推进教育公平;在全社会推行终身教育理念;确立人文关怀取向教育观念。“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运用到现代素质教育环境中,更能体现现代化教育思想的开放性和普及性。“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会的学生”。教育的功能就是教人向善,不应拒绝有缺点的学生。不论学生有什么缺点,都一视同仁,善于发现闪光点,发挥特长,树立信心,不厌其烦。因此,教师要充分表现出对教育事业的信心和与学生为善的态度。尊重学生个性,发挥学生专长,使广大学生成为各方面的“贤才君子”,应该成为教师教学奋斗目标。 2.“立德树人”的德育理念 中国传统教育十分重视德育。早在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管仲就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管仲以政治家的敏锐视角,阐明了“树人”关系到子孙后代的成长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并将礼、义、廉、耻看作是国之“四维”。孔子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即主张先行德育,后行智育,也就是说德行修炼到位以后,还有精力的话,然后才去学习知识。孔子的“六艺”思想中,六艺为:“书”“数”“礼”“乐”“射”“御”,其中,“书”“数”为小艺,是初等教育阶段学习的内容,“礼”“乐”“射”“御”为大艺,是高等教育阶段学习的内容。可见,中国传统教育无论是在教育理念还是在教育内容等方面无不强调“立德树人”。 中国传统教育“立德树人”的德育理念,为现代素质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总书记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大会上指出:“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指明了我国教育的根本方向。德育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和学生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在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中,对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和学校工作起着导向、动力和保证的作用。德育是基础教育,它要在德智体诸方面为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打好基础,要为学生步入社会打好做人的基础。因此,必须把德育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提高认识,树立以德育人、教书育人、管理育人、环境育人、服务育人和文化育人的思想,确保“立德树人”理念付诸实践。 3.“行为示范”的师德风尚 师德,即为人师者之德,是我国传统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优秀传统师德作为教师的行为规范对中国教育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以其特有的影响受到教师的尊崇。主要表现为:(1)爱生亲徒,乐教不倦。传统师德重视对学生的爱。“教不严,师之惰”。严格教育必然要求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就是对敬业精神的高度概括。(2)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传统师德认为,教师应该为人师表,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历代教育家对以身作则的重视使得为人师表的观念始终受到重视,得以发扬光大。(3)博学多闻,精益求精。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因此“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不能解,则非师也”。勤奋好学、广学博览、精益求精,孜孜不倦是做教师的本分。(4)循循善诱,耐心引导。孔子主张要根据学生的年龄与接受知识的可能,由少到多、由近而远、由事到理、由浅入深地加以耐心引导,使他们逐渐把握义理。(5)尊道重德,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的义利观影响着后人。“君子”成为人们追求的人格目标。 传统师德对于今天所提倡的构筑“师德风尚”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教育事业所需要的名师素质,主要由博学多能与崇高人格构成。而德艺双馨者恰好体现了传统师德的精华与现代价值观。现代素质教育要求教师做到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热爱学生、尊重学生、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这些在教育的过程中表现出不朽的生命力。 4.“弟子称贤”的创新精神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古代先贤早已指出这是一条教育中的客观规律,教育者不宜始终以道德典范自居,要允许学生当仁不让。 “弟子称贤”的创新精神对于今天提出的创新教育,提出了诸多思考和启发。创造是人的一种本能,是人类探索自然奥秘的原始动力。因此,在教育过程中,我们要鼓励学生敢于冒尖,大胆创新打破常规,张扬个性。我们评价一个学生是不是好学生,不应再停留于这个学生是否“听话”“顺从”,我们反而应该着意保护和支持那些在学习上敢于冒尖和“爱耍小聪明”的学生,这些学生往往敢于尝试,敢于标新立异,不怕失败,并容易形成不断开拓创新的学习品质,他们往往能创造性地完成学习任务。许多事实表明,这些学生在走上社会后,其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明显高于在学校中学习保守的学生。学校,不应是传播知识的机构,更应成为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技能以及创新个性的乐园。是否是一所好的学校不应以考试排名的先后为标准,而应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学生创新素质的高低为准绳。 总之,中国传统教育中的诸多内容,蕴涵着民族的精神和教育的精华。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与现代教育体制相结合,就能够为今天的教育提供充分的养料和历史资源,发挥其传统教育的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职业教育理念 摘要:职业教育萌芽于手工业时代的“艺徒制”。现代意义的西方职业学校教育则于18世纪才出现于欧洲。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各国相继设立中等职业学校和职业补习学校。中国近代职业教育体制始见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的《钦定学堂章程》。中国古代教育体系始终以儒学教育为主流,职业教育一直受到轻视。然而工艺技能和知识的传播是古代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所必需的。尽管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不利,但对职业教育的思考与论述从未停止。从墨子的"各从事其所能"到颜元的"真学"、"实学"、"活学"、"动学",很多观点对现今的职业教育发展仍有启发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中国传统;问题;职业教育;理念 一、对于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在职业教育中的问题 (一)关于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可谓是十人评价九人摇头啊,我们天天要求素质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可是,看看我们的高中教育,无不是只重视升学率,每年一个学校能考上多少个清华、北大,整天学生是埋首于故纸堆之间,作题、作题、还是作题。尤其是一些高考大省,像山东,以及一些县立高中,只要高考资源不能在全国各地相对平均的分配,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 (二)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 几时教育变成了一种产业,尽管国家一直都不承认这个问题,可是教育已经成了一门产业,教育的收费问题真是一大顽疾,西部的许多地区的孩子上不起学,农村的许多学生上不起大学,在一些大城市里面有高额的择校费,据说,教育曾被评为“十大暴利行业”之一。 (三)关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 教育资源是什么,如师资力量就是一类,但是我这里所说的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指的的国家分配不公,国家的财政支持、政策支持。财政支持的不公,具体上是东西部的不公,农村与城市的不公,省立高中与县立高中的不公等,政策的不公,具体是高考是分省录取、高考有许多的加分政策等,这样,就产生了许多问题,高考大省里的学生们,拼命的学习作题,人数教少的省的学生过的是潇洒有滋味,还有什么高考移民等。 (四)关于义务教育的免费问题 为什么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我国,却已经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免费,像古巴、东南亚的许多国家,而我们却在口口声声的说以目前的形势看,中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想问一下,到什么时候我们才具备呢?十年前我们这样说,十年后我们还是这样说,真是悲哀啊,教育是一长久投资长久收益的行业,其在我国现代化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中国教育制度中的这些问题,之所以不能解决,还大程度是我们的政府在纵容,在现在的社会,一方面,国家在改革中强调效率,另一方面,却又在忽视公平,许多的利益群体的幕后操纵,是现今中国存在的许多的问题的原因之一。 二、中国传统教育中如何开展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是与经济建设关系最直接的教育,对促进城镇就业、实现新型工业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发挥着巨大作用。 当前,由于人才培养特色不突出,职业资格准入等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再加上社会“蓝领”、“白领”的待遇差别大,职业教育体系被孤立冷落,直接导致一方面职业教育资源的低效利用与空耗,大部分中职毕业生不对口就业、低层次就业、低收入就业、不稳定就业;另一方面大量人力资源缺乏有效职业教育,难以满足市场用工需求。 因此,我们急需调整传统职业教育观念,加速职业教育与城乡人力资源需求的对接,培养更多城镇工业信息化和农村现代化所急需的实用型人才。为此我们建议: 在中小学义务教育中融入职业教育认知内容,转变对职业教育的传统认识。建议在中小学教材中增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部级劳动模范等先进典型,特别是其敬业精神的内容,转变“唯高考论英雄”的观念,鼓励“行行出状元”的人生价值观。组织编写适合于中小学生了解各地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结构实际、能描述各产业一线人员职业技能和素质要求的普适性职业认知教材,培养中小学生对职业技能的敬重情感,转变职业教育被孤立、冷落的现状。 利用职业教育培养新型农民,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建议各级尤其是县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针对农村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农产品营销人才、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农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农村服务业人才等调整教学内容设置;组织各地农业大学、农科院专家队伍到县属职业学校开展周期性支教工作,探索新时期涉农职业教育的规律,及时调整涉农职业教育内容;依托县属职业学校对有意回到农村创业的农民工“能人”进行农村创业能力培养。通过职业技术学校针对性的涉农职业教育,转变以往农村人才只出不进的模式,为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为农村培养新型农民。 引导企业与中等职业学校联合开展职业教育,培育工业化技能人才。建议政府通过成立装备制造业行业协会,协调装备制造业企业和相关职业技术学校联合培养技能型产业工人,学生只有在职业技术学校完成职业基础教育,在企业完成培训实习,并通过行业协会组织的职业资格考试,才能进入体面的“蓝领”工人岗位。从而使职业教育成为获得装备制造业技能型岗位工人的必须职业通道,使职教的作用得到承认、地位得到提高,同时使企业与学校联合办学成为制度,使职业学校办学能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支持下更加切合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城镇化、工业化提供对口急需的技能型人才。 三、结语 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执行“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高举职教改革的旗帜,在思想观念、体制、结构、质量、水平、教材上下功夫,强化改革意识,发奋图强,在21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又将迎来一个新的春天。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中探索其教育特色 摘 要:中国文明是世界诸文明中唯一的非宗教性文明。三千年前,中国先哲以“君子”界定为自我完善的目标。孔子继承并弘扬君子自强的精神传统,开创面向全社会的、以儒家哲学思想为优秀内容的中国教育。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部分,是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经过不断创造和革新并以变化了的形式存在于现代教育之中的教育哲学观念和思考教育问题的方式。 关键词: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教育特色;儒家思想 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发展历程看,中国古代基本上是以儒家教育哲学为主体,其中又以思孟学派的教育哲学占主导地位。关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基本特点,众说纷纭。有的学者从整体构架探讨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基本特点是:天人合一、政教统一、文道结合、知行一致.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基本特点是:重世俗而轻神性、重道德而轻功利、重政务而轻自然、重和谐而轻竞争、重整体而轻个体、重积累而轻发现、重趋善而轻求真、重综合而轻分析等等。当然,这是就其教育哲学整体特征而言的,并不意味着绝对地偏向一方或绝对忽视另一方。 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通过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观念和思考教育问题的方式及其教育价值观的透视来探讨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基本特征。一是综合观,即大教育观。中国传统教育认为教育这一系统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许多教育问题实质上是社会问题,必须把它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和解决。如孔子十分重视教育,把人口、财富、教育当作“立国”的三个要素,认为在发展生产使广大人民群众富裕之后,惟一的大事就是“教之”,即发展教育事业。他从“国之本在家”的思想出发,重视社会道德和家庭伦理──“孝悌忠信”的教育,孔子看到了教育对于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秩序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这种把教育放在治国治民的首要地位的认识,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提高社会道德水准看成是治国安邦的基础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礼记・学记》则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16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认定教育的社会功能包涵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一是形成社会的道德风尚,形成良风美俗。这可称得上是中国传统教育关于教育的社会功能的经典性的概括和总结,至今仍不失其借鉴意义。二是辩证观,即对立统一观.中国传统教育强调把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但同时也不忽视知识教育的作用。如孔子说:“君子怀德”,“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又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知,焉得仁?”董仲舒也说:“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智而不为也。”这就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德智统一观,首先是道德教育及其实践,其次才是知识教育,德育要通过智育来进行,智育主要地也是为德育服务。德育与智育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对立统一的关系,知识与才能之间也存在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唐人刘知几说,一个人如果有学问而无才能,好比拥有巨大的财富却不会经营它;如果有才能而无学问,则像本领高超的工匠,没有刀斧和木材,也无法建造宫室。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是:“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明人徐光启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徐光启强调培养人的思考能力与习惯,进而掌握科学的方法。《礼记・学记》深刻地阐述了教与学之间的矛盾,并要求教与学辩证的统一,明确地指出了教与学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认为教与学是不断深入、不断发展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教因学而得益,学因教而日进.教能助长学,学也能助长教,教学相长不只意味着教与学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还意味着教师与学生之间平等的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国传统教育中这些深刻的辩证法,即便是在现代教育专著中也是十分之罕见。三是内在观,即强调启发人的内在道德自觉性、心性的内在道德功能观。中国传统教育的显著特点是启发人的内心自觉,教育人如何“做人”,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入世精神,强调的是对自身的肯定,人不仅与天地相参而且顶天立地,追求“同天人”、“合内外”(即殊相与共相统一、主观与客观统一)。在这种“天人合一”之中得到一种最高的理智的幸福。中国传统教育提出了“做人”的道理,“做人”的要求,“做人”的方法,并让人从中得到“做人”的乐趣,表现出人的崇高的精神境界。与西方传统教育不同,中国传统教育不是悲观型的,而是乐观型的;不是“罪感教育”,而是“乐感教育”;不是消极无为、逃避现世,而是刚健有力、自强不息;不是以个体为本位,而是以群体为本位;不需要依靠宗教信仰和祈祷,不主张离开社会和家庭,而是强调在家庭、学校和日常生活之中积累道德行为,加强自我修养,即“极高明而道中庸”;不用到上帝面前而是在自己内心中寻找美丑善恶的标准,追求道德的“自律”而不是“他律”。中国传统教育强调人内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的能力,“以仁由己”,“自我修养”,“自省”,“自反”,“慎独”,直到“自我完善”──自我求取在人伦秩序与宇宙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教育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向内、向自身而不是向外、向上,不是听上帝的召唤,亦不是等待外在的指令。重视其内在的力量,重内过于重外,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教育特色。 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哲学教育更应当自觉引导青年人的思考,帮助他们正确认识生命的意义,认识劳动的意义,认识自我,并积极投身自己所喜爱的一项创造美好生活的事业。但是很遗憾,我们的教育恰恰是欠缺这一块。中国教育有自己的优势,我们不应妄自菲薄,但同时我们还必须不断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尤其是应补上哲学教育的短板。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中国传统教育出版企业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研究 摘要:本文以中国传统教育出版企业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究数字背景下中国传统教育出版企业商业模式的数字化转型办法,提出转型模式建议及其选择方案,以促进中国教育出版的可持续发展。笔者通过文献检索法和深度访谈法收集资料,通过对该企业的PEST环境分析说明数字化转型的正当时机和运用SWOT分析明确了人教社的优势竞争地位,运用案例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和文献分析法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展开研究,最终提出三种数字化转型的商业模式,并从产品差异化的角度验证模式选择的正确性。 关键词:中国教育出版 商业模式 数字化转型 一、绪论 来自中国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的数据表明中国新华书店系统、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的图书零售总量是63.47亿册,零售金额总数为659.15亿元。其中,教育类图书零售量超过了52亿册,在零售总量的占比超过了80%;销售额484.01亿元,占销售总额70.36%。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教育出版在整个出版业的重头地位。中国传统教育出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研究中国数字出版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浪潮已经开始席卷全球出版业,从行业层面来看,各种电子阅读终端的研发和问世,改变了传统的阅读习惯,为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提供了切实的平台。 二、文献综述 (一)“出版”的相关概念界定 教育出版。程三国(2002)指出中国现代出版业是由一般出版、教育出版和专业出版三个部分组成的。教育出版则是指与学习、教育和培训有关的出版,分为基础教育出版和高等教育出版两个业务范畴。刘灿娇(2007)认为模式化、标准化、过程复杂性和强计划性是教育出版物的典型特征,所以是最不会引起歧义、最名副其实的。 传统出版。M Cockerill(2006)在研究出版商业模式时明确了传统出版是区别于电子出版的纸质图书的出版。张莎莎(2013):传统出版是指以传统印刷术为基础,出版产品的信息载体是纸张。相关出版物包括图书、报纸、期刊等。 数字出版。本文所涉及的数字出版以《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出政发〔2010〕7号)》中的定义为准:数字出版是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其主要特征为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 (二)商业模式概念界定 R Clarke(1997)认为商业模型是公司用来获得持续性收益的一种运营方式。 哈佛大学教授Mark Johnson、Clayton Christensen和SAP公司CEO孔翰宁(2008)共同撰写的《商业模式创新白皮书》将商业模式的三个要素概括为企业资源和能力、盈利方式、客户价值主张。 三、研究方法设计 (一)资料收集方法 本文的资料收集方法主要是文献检索法和深度访谈法。通过检索国内外与教育出版、数字出版和商业模式相关的文献,以及官方的政策文件、统计报告和新闻事件,采集翔实的参考资料。运用访谈法对行业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解,获得第一手资料,弥补文献资料中数据不足的缺陷。 (二) 资料分析方法 文献分析法。通过分析搜集到的图书、期刊、论文、专业报道和行业会议等相关材料,对传统教育出版企业进行定位和深入探究。 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法是针对既有资料进行判别和分析的一种非接触性研究,采用描述性统计或是定量分析的方法输出认知。 案例分析法。本文分析人教社所属群体的现状及问题,提出转型的动机;其次分析外部宏观环境,预期人教社转型的战略趋势,借鉴其一系列的操作经验;之后通过对优劣势的对比分析,得出适用于人教社及其他中国传统教育出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模式;最后提出模式选择方案。 (三)研究工具 PEST分析法。PEST分析法指的是宏观环境的分析,P是政治(Politics),E是经济(Economic),S是社会(Society),T是技术(Technology)。本文通过这四个因素来判断企业所处的环境现状,分析数字化转型时机的正确性。 SWOT分析法。SWOT分析法也被称为态势分析法,是以企业自身的内在优劣势为优秀,客观分析企业现行状况的战略分析方法。SWOT是Strength(优势)、Weakness(劣势)、Opportunity(机会)和Threat(威胁)四个单词的首字母缩写。 四、研究结果分析 (一)人教社概况 人教社以课程教材研究所为龙头部门,设立了数字出版部(职能部门)和人教数字出版有限公司(社属企业)。相关产品包括:义务教育课标实验教材教辅和教师用书(1-9年级)、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材教辅、中小学生课外读物、对外汉语教材教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教材、幼儿师范学校教材、师范院校教材、其他教育图书、工具书、电子音像、数字产品、人教期刊。本文统计出仅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就多达215册别。教材出版垄断、教育出版物市场化竞争、企业改制、行业合作与联盟,除了资金短缺,人教社几乎经历了教育出版企业在发展历程中所有普遍意义的阶段。 (二)转型原因的分析 该调查涉及的访谈对象为29人,其中总社管理者1人、分社管理者3人、项目负责人4人、编辑10人、发行经理4人、社属企业职员7人。在访谈提纲的设计上,从人教社当下的企业状况和转型中产生的问题切入,设置了封闭式和开放式两种问题。从调查结果发现,人教社所面临的问题有五个方面: 第一,地区行政壁垒的干扰。河北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的冀教版教材、江苏译林出版社有限公司的牛津版教材、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的深港版教材等一批极具地域标志的教材教辅由于能为地方财政创收,实现业绩,所以相应的地方倾向性也突显出来。 第二,出版生态环境恶化。企业被“租型”单位恶意盘剥利润。简单粗暴的惯常做法是版权页标注印数3000册的教材,在当地实际印刷量可能是6000册甚至10000册,这样超出的3000-7000册的“租型”费就这样流失了。新华书店账期长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这对于一些中小出版企业来说,可能是影响生存的问题。数字出版则可以通过二维码、编码跟踪等技术手段对出版印刷进行数量上统计和监督,并监控其销售去向。 第三,教材与教辅之间的版权纠纷。以人教社为代表的教材出版企业认为教材是自主知识产权出版物,其研发和销售已经市场化,人力和资金等投入都是教材出版社自行承担,所以教材也就不再属于公共出版物,与教材配套的教辅出版物应向教材出版社支付版权费以获取相关内容的授权。教辅出版企业则认为教材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市场化或者完全的市场化,因为教材出版的准入门槛依然限制诸多,没有去政府化。数字出版可以通过教材教辅的在线链接,通过良性竞争获取市场份额。教辅产品也可以选择缴纳相应的版权费用,以教材企业官方认可的、质量达标的身份获得推荐或链接。教材企业也能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在很大程度上维护教材的研发版权。 第四,教材教辅成本攀高、利润走低。教材品类剧增和教材限价导致教材的规模效益大不如从前。配套教材的教辅版本也随之翻番,教辅产品的价格战长年不断。低价竞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就是盗版横行。个别教辅出版企业借鉴人教社“租型”方式,将排版文件直接发到地方印刷厂,为降低销售价格,甚至将彩版直接印刷成黑白版。这样运输费和印刷费的价格空间就压榨出来了,可直接投入市场低价竞销。数字出版本身就省略了运输环节,只需要在线传输;同时也没有印刷成本,可以对恶意的低价手段进行有效狙击。 第五,用户阅读习惯的改变。90%的被访谈者支持传统教育出版单位进行数字化转型。中国传统教育出版企业绝对性地控制了最大的教育出版资源,数字化转型一旦成功,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具备了优秀竞争力。通过数字化转型,可以整合资源,将教材与教辅在数字平台上进行全方位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传统版权纠纷带来的损失。数字化转型中的纸张成本及相应的仓储成本和运输成本将极大降低。 (三)人教社转型环境的PEST分析 政策环境(P)。2010-2014年期间,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发展电子书产业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一系列中央利好政策和意见,充分体现了对中国出版企业数字转型大力扶持的态度。截至2015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复建设的数字出版基地已达13家,扶持工作在北京、南京、天津和深圳等多地不同角度和层次的开展进行中,全国教育出版企业面对的是一个较好的政策环境。 经济环境(E)。2009年的《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对出版企业给予了实质性的协助,企业可以保留更多的利润用以投入数字出版的发展。数字出版企业销售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符合条件并申报通过的,退回其中14%的税费,即实际只征收3%的增值税。这两项措施极大地为传统教育出版企业的转型提供了新兴市场的进入保障。 社会环境(S)。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目标,2015年中小学在校学生数接近1.61亿,2020年或达1.65亿,分别相比2009年增加2.08%和4.62%。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调整,社会对中小学教材教辅出版发行的需求也将相应回升。 技术环境(T)。2012年前后,中国出版业和IT技术业在云出版、数字版权保护、阅读终端融合、数字出版平台、数字编辑等数字出版关键技术上取得实质性突破,为教育出版企业的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不过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软件创新后劲不足引发的数字硬件产品同质化现象还是比较严重,在生产环节上,没有完全摆脱某些企业代工、仿制和拼成本的恶性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教育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纵深发展的进程。 分析结论。通过PEST环境分析,可以清楚发现人教社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教育出版社在政策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三个方面享有绝对的优势,技术环境方面的劣势则比较明显。总体上还是非常利于企业转型的。 (四)人教社数字化转型的SWOT分析 优势(S)。内容资源优势。人教社稳步经营了60多年,积累的传统教育出版内容资源庞大,从中可以提取出适合数字出版的丰富的内容资源。 垄断优势。虽然教育出版已经市场化,但准入门槛比较高,目前全国有法定资格的教材出版社仅有80多家。数字化转型可以将教材和教辅的融会贯通。 品牌优势。无论是哪种出版,品牌都是出版社的信誉和知名度的集中体现。人教社的品牌优势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在教育出版领域尤其突出。 劣势(W)。缺乏复合型人才。传统教育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需要即懂教育,又熟知出版业务,同时拥有技术理念或技能的复合型人才,近几年的人才需求无法满足。 体制遗留问题。虽然人教社已经改制转企。企业制度逐步向现代化调整,但几十年的事业单位体制的彻底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导致人教社的市场化竞争力度不够,绩效制度无法良好运转并发挥作用,从而导致转型进展缓慢。 机会(O)。阅读习惯的改变。2013年9月启动的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突破50%,青少年群体手机阅读接触率接近60%。青少年手机阅读日均时长超过30分钟,手机阅读月均花费1.25元。在数字化阅读比例显著上升的同时,用户付费阅读的习惯逐渐被培养起来。这意味着教育出版的盈利环境在趋好。 威胁(T)。教育出版数字技术缺乏行业标准。《国际标准文档关联编码(ISDL)》国际标准虽然在2011年成功立项,但面市后的成效还需要较长的检验时期才能确定其有效程度。而且这一标准无法涵盖数字化教育出版的所有技术主流层面。 技术类公司的强势竞争。与欧美数字出版由出版公司主导不同,中国的数字出版绝大多数源发自IT类公司。人教社的转型将因不具备技术优势受到来自IT技术公司的竞争压力。 分析结论。根据以上SWOT分析,可知人教社现阶段的企业优势大于劣势,外部的机会多于威胁,技术劣势明显。鉴于目前尚处于尝试阶段,宜采用ST策略(多元化策略)。通过跨界联盟方式来解决技术薄弱问题不失为一个好策略,可以与技术类企业合作开发并分享利润。传统教育出版企业开放合作是规避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技术短板的最佳捷径,独立打造大规模集约型平台和大规模制造自有产权终端阅读器的风险过大,以积极开放的心态与各方关联行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五)人教社数字化试水历程 2001―2015年的近14年间,即使是人教社这类占据优势资源、教育出版阅历丰厚的企业,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探索数字化转型的有效模式。数字出版部和人教数字公司的双轨并行,可以看出人教社对数字出版的重视程度。通过与多类单位的多层次合作、借力发展以及提升自主研发能力,人教社寻觅到现阶段比较适合的数字化转型模式。 (六)人教社数字化商业模式转型 单一产品模式。人教社尝试数字化转型的第一步,也是大多数传统教育出版企业向数字出版进军的普遍形式,也就是纸版资源直接转换为数字化内容。转型之初,人教社把主要工作重心放在数字化内容资源的建设上,通过激活所掌握的巨大的教学资源,以“资源包”的形式与名校名师共建共享。 整合服务模式。电子书包是以数字阅读终端为载体的综合性产品,将文本、动画、音频和视频等多种类型的数字化教学材料进行融合。其教育和学习方面的功能之丰富是普通终端或平台无法企及的,搭载的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功能充分体现了整合服务的成效。 人教网(.cn)是具有经营性的、为学生答疑辅导、为教师提供测评帮助的资源性综合服务产品。人教网原创的网络文本资源年均量5000万字左右;日均页面点击量超过300-400万次;日均访问量约20万。 人教学习网()是人教社旗下解决产品使用过程中各类问题的资源类网站。网站引入了课外辅导的概念,通过引导学生,反观学习内容的设计是否符合用户的学习习惯。 人教数字校园(PEP e-Campus Live)以学习、教学、推广等系统认知为理论基础,通过IT技术手段实现对教学研究、教学资源、教务工作、媒介手段、测评诊断进行整合配置,形成立体、开放和交互的在线综合服务方案。数字校园由备课系统、授课系统和教务系统三个模块构成,充分体现了产品强大的综合服务特质,对关联产品的持续销售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英语互动Q学堂”网络教材。配合《英语(新目标)》教材,紧扣课程标准的五大组成部分,用户界面模拟实体教材的外观。充分贯彻分层次教学理念,按学生学习能力和进度的不同个性化提供。这使得学生参与活动的便捷性得到提高,良好的互动功能机制提升了教学任务的完成效能。 2009-2011 年期间,人教社经过三年的数字出版运营摸索,积累了大量的教育教学资源,在管理、人才、技术以及数字化经验方面有了相当的基础。企业定位逐渐由内容提供商成功升级为“内容+产品+服务”的综合服务商。 平台运营模式。数字出版平台的优秀在于教学内容的整合、管理、跨平台及信息服务。教和学的大量素材是教育出版的数字化转型最优秀的基础资源。通过有效的数字化整合之后,资源、读者、作者和企业共同构成高度人性化的、强大互动性的数字化平台。人教社研发的网络出版平台,通过对互联网安全技术的完善,架构全媒体出版体系,将人机互动、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等功能融入出版流程,支持各种移动终端参与基于教学活动进入自出版环节。 (七) 数字化转型成效 人教社社属企业,人教云汉数媒科技有限公司2013年收入近2000万元。人教社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整体收入超过4000万元。2014年数字出版总收入超过6300万元,增长率超过50%。转型成效是显著的。这个数字和人教社十几亿的总体收入来比轻如鸿毛,但从整体行业来看是重如泰山。以人教社为首的教育出版单位的数字化出版盈利,是行业的强心剂。人教社由产品供应商向服务提供商的整体趋势,是目前中国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的有效思路。 五、研究结论 第一,成本角度的模式选择指的是企业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出发,选择资金投入量适当的模式作为突破点。同时加强企业内部成本控制,数字出版降低成本最可能方式就是缩短中间环节,减少中间费用的支出。传统出版状态下,纸质产品流程基本上是单向的线性流程,每个环节的开始都是基于上一个环节的终止。数字出版却可以凭借数字多元化和跨媒体的优势实现出版流程的多向互动,直接或间接降低出版成本。 第二,产品差异化角度的模式选择是指在市场中,如果企业的产品(服务)比其他同类产品(服务)更好地满足了某些顾客群体的需求,并使其产生依赖性,差异性化优势自然就发挥出来了。采取该类模式的企业能在市场中取得高于平均水平的价格,避免恶性的低价竞争。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中国传统教育中游戏精神的缺失与回归 【摘要】教育目的的“唯理性”,教学过程的“程序化”,教学方式的“规范性”成为中国传统教育中游戏精神失落的主要方面,这种游戏精神的回归呼唤人心灵的成长与自然生命相统一,更呼唤指向以人的和谐发展为目的的主动建构与愉快体验的学习方式,重视“学会”,领略一路风景的教育过程。 【关键词】传统教育;游戏精神;缺失;回归 【作者简介】黄朝霞,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长沙,410205)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专家,教育部小学语文示范性培训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小学语文教学课程与教学论。 《论语・乡党》中有这样的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上朝回来发现马棚失火,不问马,而问伤人否。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在危急关头做到了以人为本,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王阳明语)是的,人的和谐发展是自古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从教育目的看,其根本宗旨与终极关怀指向的是人的发展,是人心灵的成长与生命样态的丰润,即教育是“为人”的。[1]中国传统教育中的游戏精神,实则反映的是遵循自然发展规律,尊重人的天性,即关注儿童生命成长,关注学生发展的精神。在时代飞速发展的今天,在课改之大旗仍然高举的今天,在关注人的生命质量,关注儿童精神成长的今天,教育改革需要有“学达性天(回到人的天性之良知、良能中)”的境界,儿童的成长呼唤游戏精神,教育改革的步伐呼唤游戏精神。 一、何谓游戏精神 游戏精神,以人的发展为指向,存在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中,伴随着师生的生命一起愉快成长。这是一种自由自主、自觉自愿的精神,是一种超越功利、超越自我的精神,是一种愉快体验、自主创造的精神,是一种平等参与、合作互动的精神,是一种情感对话、心灵共舞的精神,是一种主动建构、自我生成的精神。[2]学生处在游戏状态下的学习,其学习效果是惊人的。在游戏中,其听、视、嗅、味、触觉等都在高速运作,通过愉悦的精神,促进学生的学习,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教育中的游戏精神将实现教育的自由性、创新性、互动性等。[3] 从教育发展史来看,教育一般均遵循了特定民族的教育传统。我们可依托一定的现实教育条件乃至判断去追求未来的教育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中游戏精神一直是弦歌不绝。老子主张重天性,顺自然,弃绝一切功利、私欲。庄子崇尚忘却物我的逍遥游。孔子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自如境界。《中庸》则倡导“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教育是一种“修道”的过程,是天命与人性圆融互摄的过程。《孟子》所表现的是“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之情结。[4]王阳明持“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的教育理念。 具有游戏精神的教育让人复“根”归“本”,这个“根”与“本”就是人之“性”,而人之“性”本来自于天,所谓“天命之谓性”者也。若人因“学”而至于“尽”“性”,即是“圣人”“大人”,其境界必神化而无限。[5] 现代教育应以人的和谐发展作为目标,人的和谐发展是自古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无论是孔子“成于乐”的看法,还是老子“无为”的淡定,都蕴含着对“和谐”的理想追求。那么在学生生命成长的路径中,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中,在以关注学生发展为优秀理念的共识中,我们如何来实现这一目标呢?我以为,还要借助于以人的和谐发展为指向的游戏精神。 二、传统教育中游戏精神的缺失 众所周知,我国的教育实践无可避免地受到“实用主义”“科学理性”等“人为”价值观的影响,导致教育目标的确定、教育方式的选择乃至教学过程的安排等方面奉“理性教育”为圭臬,促使教育朝“逻各斯中心主义”发展,教育成为“伪人文”的存在,其和谐的本质从过程到方法等全面失落。[6] 首先,从教育目的的“唯理性”看“游戏精神”的失落。 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对现代人才的标准有过这样的论述:“在资本驱动的全球化社会,人才的培养规格已从流水线上的操作工,发展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终身学习者。”然而,我国在近现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受“知识就是力量”“人为自然立法”等观念的影响,教育目的被窄化为“培养合格劳动力”,教育直接为国家政治经济服务,并习惯于受纯理性精神的主导,把“物种的尺度”看作是动物的尺度,把“内在的尺度”等同于人的理性或主体性。因此,导致了教育本质的理性化、受教育者精神生命的“物质对象化”、精神发展的“单一化”,教育本质成为纯粹理性的存在。[7]教学评价的功能局限于“知识”和“分数”间,导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失衡。 其次,从教育过程的“程序性”看“游戏精神”的失落。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教育学和教学论的研究深受苏联的影响,对课堂教学的认识也受到凯洛夫、巴班斯基等对“一堂好课的要求”的局限,我国将教育过程视为“特殊认识过程”,强调知识的客观性,把世界当成一种实在的、有结构的存在。这样,就形成了单向传输知识的、固定的、刻板的程式。教师长期刻板地进行着“封闭―模仿”与“结果―验证”的程式化授课。为了教学的顺利与精彩,教师常常对于学生不和谐的声音或置若罔闻或当头棒喝,无视生成只管预设,热衷“教过”而漠视“学会”。教师眼中有自己、有教材、有课堂,却少有儿童,这样的课堂,学生难以切身参与到学习活动之中,没有激情投入,无法享受学习的成功与快乐。[8] 其三,从教学方式的“规范性”看“游戏精神”的失落。 课程综合化,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这是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最强音。由于受教育目的的“唯理性”,教学过程的“程序性”等因素影响,教育教学方式出现“千百个教师一个腔”的局面,教师不注重用“乐学”的言说方式去造就一个诗意氤氲的精神空间、开辟学生的情感世界和思维空间,不能或者不善于用足够的耐心,让儿童慢慢地、真正地在客观事物中保持一种自然的、朴素的好奇心,而是采取消解个性的、统一规格的、公共话语的言说方式去塑造学生“社会人”的形象,将个体抽空为“无我性”的“他在”,[7]结果导致出现课程综合化成了“挂羊头卖狗肉”、小组合作以大量的“伪合作”充斥课堂的现状。 三、传统教育中游戏精神的回归 传统教育中游戏精神的回归,首要法则就是将教育的旨归指向学生自身,指向学生心灵的成长。人心灵的成长是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相统一的活动,而精神生命又是人恪守规律、秩序的理性与直觉、冲动、本能的对立统一,即让人走向“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人是完整的人。这一特性体现在学生身上,就是他们既具有凭借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智慧审视世界的能力,又具有凭借情感、意志、想象等感性智慧赋予生命积极意义的能力。教育只要尊重学生生命的完整性,就可以促使学生凭借这种本性,发现目力以内世界更隐蔽的精彩和目力以外世界更广阔的天地,进一步升华其精神境界,优化其人文品质,从而使自己的内心世界更加辽阔、清醒、充实。这是教育回归游戏精神本质的逻辑前提。[9]在这种逻辑前提下,许多行走在教育路上的教育人正用不同的方式付诸行动,如特级教师程红兵认为:教育真正的价值,在于还原生活的本色,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获得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体验比分数更重要。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程老师提出“红树林课程”,这种课程,让学生跳出课本、走出课堂,到自然中学自然、到社会中学社会、在观察中学研究。实现学科课程重构、学科重组、课堂重建。在重构与重建中让学生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儿童在这个世界里领略到了游戏精神的价值,实现了自身完整生命的意义。 传统教育中的游戏精神回归,还表现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知识的主动建构、主体探究的意识。学生带着“问题”学习,意味着这种学习不是“人云亦云”的复制,也不是“按图索骥”式的跟从,而是在已有知识和经验的相互沟通中寻找和发现问题,师生共同去谋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由此,师生积极交流与合作,共同觅寻解决问题的佳径,组成学习共同体,理智、情感、智慧地参与到超越简单知识授受的、深层次的、充满问题的教学情景的创造性建构之中。[10] 反应新一轮课程改革重要理念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是改变学生单一的知识接受性的学习方式,这种方式可通过让学生在调查、访问、考察、测量、实验、劳动等多样化的探究活动中进行学习与创造,着重于让学生成为研究的主体,用儿童的眼光来认识问题,用儿童的行为改造世界。[11] 星巴克咖啡店曾用过这样一句广告语:“我不在办公室,就在星巴克;我不在星巴克,就在去星巴克的路上。”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著名特级教师窦桂梅提出:我期望我们的学生、老师也有一种期待,就是每天要盼着上学――“我不是在清华附小,就是在去清华附小的路上。”也许这是一种憧憬,也许这是一种努力。 教育就是一种引领,引领儿童行走在布满鲜花的路上,让他们领略一路风景;教育还是一个过程,重视儿童学习的过程,让过程变成一种美好,一种自然,而不是超负荷的压力,或者厌倦。窦桂梅老师在引领儿童去清华附小的路上,创造了“1+X”课程,“1”代表基础目标,X代表个性目标,代表学生的个性特征,这种乐学式、融合式、学科内整合式,让儿童找到了童年的快乐,为儿童奠定了人生的底色。他们在实践中,在兴趣盎然中,在主动探究中乐此不疲。儿童主动快乐地和书本对话,和无字书对话,一次次体验完成,就这样自下而上、自上而下,整体构建,精细推进,实现学校课堂样态与课程生成的生命性、体验性和多元性。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家庭美育在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地位及当代启示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教”,这种以家庭关系为本位的社会生活形态,造成了中国传统教育以重视家庭美育为优秀的特色。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至近代的《曾国藩家书》、《毛氏家训》,还有曾经打动无数人心弦的《傅雷家书》,都对家庭美育有着极大的重视。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庭美育已经被涂抹上商品经济的功利色彩,而要建立和谐社会,离不开文化素质的提高和人格精神的完善,这正是提倡家庭美育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宗法 家庭 美育 国学大师钱穆曾明确地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教”文化,这是很有见地的,也是十分精辟的。因为在夏、商以前,中华文化属于原始巫鬼文化;而白周以后,则是起始于父系氏族社会、形成于商末、发展于周代的宗法文化。此种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族为优秀,以家庭为基础,以维护父权、族权为其特征而形成起来的文化体系,经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的继承和发展,便形成了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到了汉代,由于最高统治者独尊儒术,儒家文化因此得以高度的继承和发展,并代代相传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文化,虽然也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和鼎盛时期,而实质上则是宗法文化的一个分支。至于佛教文化,自汉末传入我国后就与儒家和道家文化即宗法文化相融合,而且也正是在这种融和的过程中才得以立足和发展。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宗法文化,它不仅渗透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内,而且也表现在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教育等社会生活中。 众所周知,宗法制社会是由父系家族构成的,宗法关系首先是家族关系,以家族为本位。以家族为本位进一步具体化,即以“家”为本位。孟子云:“积家而成国”,“国之本在家”,说的就是这层意思。在中国古代,国家是家庭的放大,人伦关系在本质上也不外是家庭伦理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中,父子、夫妇、兄弟三伦是关于家的伦,君臣一伦是父子伦的仿效,朋友一伦则是兄弟伦的类推。而在经济上,也是以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为主,因此家庭生活也就成了宗法制社会生活的主要形态。以“家”为本位再进一步具体化,就是以个人的治理为本位,而个人的治理又是以格物、致知为其前提的,故儒家经典《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准则。儒家的“仁学”(先秦)、“性学”(两汉)、“心学”(宋元明清)如此,道家的“尊生”、“贵己”、“无为而治”的学说也是如此。“释”家虽主张出世,但自从在中国扎根之后,也一变而富有人世生活的情调,其所倡导的“在家即佛”、“悟道成佛”、“万法尽在自心中”,也是以个人的修身养性为前提。 由于宗法制社会是以“家”为本位的,“国之本在家”,因此,注重家庭教育或家庭美育,也就成了我国传统教育(美育)的显著特色。如现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胎教”,在中国则已是古已有之的事。据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完备的家教经典《颜氏家训》记载:“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书之玉版,藏诸金匮。”即建议把这种眼不见恶事,耳不听乱语,只听讲究礼仪的音乐,只吃美好的食品的胎教方法,要写在玉片上,珍藏起来,世代相传。至于对子女进行美育,更是历朝历代为人父、为人母们――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极为关注之事。据文献记载,楚庄王时,贤大夫申叔时有一段论傅太子之道,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其意是说:教之记载天时人事的历史典籍,使其懂得褒善贬恶的道理,以劝其心;教之先王世系谱牒,是为了使他知晓有德之人为何显名、而无德之人何以被废弃的原由;教之诗,是为了显扬美德、耀明他的心志;教之礼,是使他知道上下尊卑的差别;教之乐,其目的在于疏散他的污秽之气与镇住他的轻浮之气;教之先王的法令,是让他了解百官的职事;教之治国的名言警语,是为了使他光大美德,而以先王之德行来教化人民:教之史书,使其明白兴衰成败的规律而得以戒惧;教之先王的训典,是为了让他懂得若要世族兴旺发达,其行为必须合乎道义。其后,孔子是时作为一介平民,对其子女的教育也是无微不至的。在他看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进行美育的关键所在,故而,对其子女的诗、礼、乐教育更是无时无刻不关怀备至。据《论语》载:一次“鲤(孔子之子)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朱也。’曰:‘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曰,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称之为文明古国,之所以称之为礼仪之邦,是与从古至今注重家庭教(美)育密切相关的。与华夏文明相辉映、以家庭教(美)育为其优秀的历史文献,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以来,至近代的《曾国藩家书》、《毛氏家训》……可以说历朝历代从未间断。近代著名教育家、美学家蔡元培认为,家庭美育、学校美育、社会美育是实施美育不可或缺的三条途径,要做到彻底的美育,必须从人类的最早一步“胎儿”实行,这“虽不能溢出范围,推到优生学:但至少也要从胎教起点……要从公立的胎教院与育婴院着手。”主张孩子生下来后,把婴儿交给保姆,送到与胎教院联合在一起的育婴院扶养,在保姆的照顾下,让孩子从成人的言语动作、态度衣饰等方面受到教育:到了3岁,上幼稚园。在美感有一定的发展后,上舞蹈、唱歌、手工课,哪怕是计算、说话,也要从排列上、音调上迎合他们的美感。不可用枯燥的算法与语法。并指出,胎教院与育婴院的环境必须精心策划,布置要十分讲究,而“在这些公立机关未成立之前,若能在家庭里面,按照上列的条件小小布置,也可承认为家庭美育了。”可见,我国历代先贤、哲人、美学家、教育家以及有识之士,对家庭教(美)育都是极为重视的,这是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一种生动体现。 这种对家庭美育的重视还可以从风靡一时的《傅雷家书》中得到体现,这本曾经荣 获“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1986年)奖,至今还在再版的家庭教育经典,其优秀部分就是美育。傅雷的家庭美育基本原则就是“做人”。他曾明确地指出:“教育的最终目的,即培养完善的人。”并说:“吾教育之原则,素来主张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并且认为,“修养是整个的、全面的:不仅在于音乐,特别在于做人――不是狭义的做人,而是包括对世界、对政局的看法和态度。”现实的人与智能机器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道德的社会成员。一个学者或专家,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没有坚定的信仰,没有良好的品德修养,没有高雅的审美情操,不仅在事业上很难有多大的成就,就是成为一个健全的人也是有困难的。这正是傅雷一再强调“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的原因。 当然,这并不是说,外国人、西方人就不重视家庭教(美)育,尽管其历史文献不如我国的那样悠久、丰富、深广,但对家庭美育的重视程度也是有目共睹的。就以前苏联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来说,他曾把儿童比作一块大理石,认为把这块大理石塑造成一座雕像需要六位雕塑家:1、家庭;2、学校;3、儿童所在的集体;4、儿童本人;5、书籍;6、偶然出现的因素。从排列顺序上看,家庭被列在首位,可见在这位教育学家心中。家庭在塑造儿童的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他看来,家庭是儿童接触社会的开始,在孩子一生中,家庭教育有早期性、基础性、持续性、终生性、及时性、随时性等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所不可比拟的优势。 近些年来,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把美育正式列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美育在全民教育中的重要性,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已在社会各界达成了共识。然而,在众多关于美育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操作中,基本上是围绕着学校的或社会的美育进行,对家庭美育的相关问题涉及甚少,以至于使家庭美育常常误入歧途。然而,就当前素质教育的现状来看,如何在家庭美育中实施素质教育,倒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研究的重要课题。 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竞争的激烈,对知识、技术和能力的要求也就愈来愈来高,这就导致在家庭美育中的素质教育呈现出极为矛盾的状态:从总体上讲,是忽视素质教育:从具体来看,是扭曲素质教育。这一方面表现为。不少家长把子女能否升入大学看成是子女是否成材的惟一标准,因而只注重其智力开发、文化学习,而忽视其道德的修养和能力的培育:另一方面,拼命让孩子去学音乐、学绘画、学钢琴、学舞蹈……将素质教育扭曲为技能教育。因此,不少家长整天对孩子灌输的是急功近利的思想,成名成家的教育,缺少思想道德、文化修养、身心素质的人文关怀。如当孩子们被强迫学习一些文化课、技能课时,尽管孩子满心不愿,甚至涕泪交加,而父母在一旁要么满面堆笑,一连串的许诺利诱:要么怒目而视,大声呵斥。在此之下,也许孩子的文化知识或艺术技能是提高了,而出现更多的则是孩子对外部环境认知的缺乏和不适应,那些在家庭教育中被断裂和缺失的东西,势必斑斑驳驳地映射在孩子的成长历程上,一旦有所触发,就会在一定在程度上左右着他的命运,甚至终使其生命之船“触礁”。社会上屡见不鲜日益增多的种种青少年犯罪,既是偶然的,却又有其必然性,是当今教育畸形发展所开出的“恶之花”。不健全的心理状态,漠然的生命意识,偏离的价值观,必然导致人格的低下和人性的丧失。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也指出:“‘现代化’的时代之波,在物质上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却在精神上造成了空虚和格调低下的现象。……由于‘现代化’把重点放在大量的物质生产、提高效率及合理分配上,所以,物质生活虽然得到提高,但为追求物质文明而牺牲精神文明,出现精神生活贫困化。”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家庭美育的重视,其对素质教育放在优秀地位的强调,这对我们的启迪,可以说是既深刻又是全方位的。建立健康和谐的家庭关系,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具有完善的人格精神,是实施家庭美育的关键。党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不仅适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生活的愿望,同时也为审美教育,尤其是家庭美育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把家庭美育认真而科学地开展起来,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这正是在教育日益功利化的时代重提家庭美育的重要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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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设计学论文:大学地域特色景观设计论文 本文旨在通过对西藏大学新校区主入口景观设计案例的分析,探讨如何在现在的经济可行的条件下,结合学校所在地的历史文化特征和地域特征设计出既能反映地方民族特色又能有利于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同时还能改善校园面貌提高其认可度的校园入口环境。 1项目背景 随着西藏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为自治区首府的拉萨其城区范围不断扩大。西藏大学新校区作为拉萨市人民政府东迁项目之一,极大地解决了藏大老校区办学条件不佳、面积狭小,没有发展空间等问题。西藏大学新校区位于拉萨市东城区、拉萨河的北侧、藏大路的尽头,被拉萨河环抱,环境清静宜人是读书育人的好地方。项目所在地块位于新校区北侧,紧邻藏大路,正对西藏自然历史博物馆,为藏大新校区的主入口。本地块为两块呈南北走向的平行四边形地块,地块内侧地势平坦,相对高差不超过0.3m,为现有的草坪。地块外侧地势不平坦落差很大,相对高差介于0.5~1m之间,规划总设计面积为9132㎡。 2体现地域民族特色的设计理念 从学校的角度出发,校园是教书育人的重要场所,也是学生、教职工生活的主要场所。大学校园的景观设计要充分的体现校园的文化气息,营造良好的学习气氛,使校园的景观环境对学生产生一个积极向上的引导作用。作为大学校园的入口景观设计,尤为重要,不但要为本学校师生服务提供休闲场所,也是外界了解、衡量本校形象的一个重要窗口和标准。从地域的角度出发,西藏是以藏族为主体的民族自治区,其他还有汉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等。本地区藏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5%左右,加之受藏传佛教思想的影响,本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建筑样式都散发出浓郁的藏式特色。在对本地块进行设计的时候,既要考虑如何去体现大学校园入口的庄严、浓浓书卷气息和朝气蓬勃的精神,又要考虑如何去体现本地区的民族地域特色,还要兼顾生态原理及可持续发展的景观设计原则。因此,无论从地理位置上思考,还是从地域特色的角度来说,西藏大学新校区的入口景观都至为重要。为体现西藏大学的校园文化和其所处地的地域民族文化,以藏式建筑中常见的元素作为设计出发点,赋予时代特点与大学校园的独特精神风貌,并将形象展示、休闲等功能融入其中,营造朝气蓬勃又具有浓郁地域民族特色的大学入口景观空间。 3设计原则 (1)注重文化内涵和场所精神,尊重当地历史文脉,体现西藏地区的地域民族特色。(2)以人为本,从师生的需求出发,满足师生休闲、健身活动的需求。(3)注重生态原则,营造四季景异的景观效果。(4)可持续的设计原则,在材料的选择及植物的配置选择等方面,充分考虑学校的资金状况和当地的自然环境情况,因地制宜,以获得最佳设计效果。 4设计方案 4.1功能布局 由于该设计地块被现有的主要入口道路划分成为独立的两部分,且包含部分已建成区域。在设计上设计者采用了常用的对称设计手法,利用现有的主要道路作为本区块的主要景观与功能轴线,以起引导视线和疏散缓解交通的作用。同时在对称的两个小区块内部分别设计两条景观次轴线,在这两条次要轴线周围合理安排景观视线节点和景观界面,使这两个小区块内部各点有机的组合到一起,创造出生态式的校园入口景观。入口景观不但具有引导景观视线,满足校园众师生精神生活和求知的需求,并应具备西藏地区的所特有的地方和民族特色。在两个分区内又分别进一步细分为两个片区:一片主要软质景观区,也是设计中的静区,采用各种色相的植物对入口进行装点,起到良好的屏蔽作用。二片主要为硬质景观区,也是设计中的动区,地面采用硬质铺装为主,并设一‘S’型喷泉水池,为整个景观区域增添生机与活力。并且静区基本包围动区,利用植物形成围合空间,避免和弱化动区对校区主轴及周边建筑物产生影响。 4.2设计元素 4.2.1吉祥结。藏式吉祥结为藏传佛教八吉祥徽(又称八瑞相)之一,其外形与中华民族的中国结(又名吉祥结)极为相似。吉祥结在中国是代表吉祥如意、吉祥平安、吉祥康泰是长寿、永恒、爱和和谐的象征。而藏式吉祥结作为佛教思想的象征物,原为“室利的钟爱之物”,是一个自然的吉祥符号。扎雅.罗丹西饶活佛在其著作《藏族文化中的佛教象征符号》中解释吉祥结是一种密闭的交织状生动装饰物,其“自成一个密闭的没有缝隙的整体,以最简单和充分协调的方式代表了运动和静止”。藏族人民确信吉祥结代表了最高意义上的吉祥如意。同时他们认为吉祥结的运用,是试图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吉祥如意的桥梁和氛围。也有藏民认为吉祥结代表了道路,寓意一路平安畅通无阻,也寓意了自然界的轮回。在设计中将吉祥结巧妙的融入到景观之中,演变为植物种植的容器和休闲的道路。从图书馆及各教学楼俯视时,效果极为明显。 4.2.2藏式砣砣。砣砣是藏式建筑的一大特点,其原为旧式建筑中突出墙面的为楼面的结构性支撑,现普遍用于本地区建筑外立面的装饰设计。在植物种植坛的侧面也借鉴藏式建筑的做法,设置简单的砣砣并绘制为蓝色,犹如普通人家的屋檐一般。 4.2.3色彩运用。藏式建筑的另一大特点———色彩运用大胆。红,黄,蓝,黑,白,是藏式建筑用色最为广泛也是最具代表性的颜色,尤其是红色。白色为普通民居建筑的主基调,常大面积使用;红色和黄色为寺庙建筑的主要色调,在寺庙建筑中大面积使用,在民居建筑中常用于柱、梁及女儿墙部分。在本景观设计中,白色是本设计的主导颜色,红色为主要的点缀颜色。地面的铺装采用本地产大理石碎拼,在经济节约的基础上展现地方特色。座椅等的设计也借鉴运用藏式建筑的体量、色彩,尽量突出民族地域特色。 4.2.4植物配置。植物的配置是景观设计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尤其是在西藏地区植被相对较少的情况下,植物的配置显得尤为重要。在植物的配置上,既要考虑景观设计效果的展现,又要兼顾高原气候的特殊性———强烈紫外线、昼夜温差大等,尽量选择拉萨地区的乡土植物和已经证实了可以在拉萨地区良好生长的植被。本设计中在考虑以上因素的基础上配置了在西藏地区生长良好的美国兰草,旱柳和云杉等一系列易于存活生长的植物。为实现四季景异的景观效果,并丰富该景观区域的植物种类,在重点花坛内栽植了牡丹等花卉,并移植了两棵大型的左旋柳以凸显地方特色。通过乔木、灌木、地被及花卉植物的合理搭配,充分利用各层空间,达到饱满的景观效果。 4.2.5循环喷水池。由于拉萨地区的空气非常干燥,为营造一个良好舒适的休闲入口环境,改善本地块的空气湿润度,为整个景观区域增添生机与活力,借鉴了藏传佛教中轮回的概念及相关符号设计了一‘S’型喷泉水池。同时为节约水资源,将喷泉水池设计为循环水系统。喷泉水经过简单的过滤处理后即可循环使用,极大地减少了水资源的浪费。 5结语 西藏大学新校区主入口的景观设计案例,以西藏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为设计的出发点,在充分提炼和运用藏式元素的基础上,将地域、民族特色融入到环境中,既满足大学校园主入口的功能要求又良好地展示了西藏大学的形象。项目建成后,入口区域绿树如茵、空气湿润,良好地融入了校园环境,基本达到设计者的景观设计构想。 作者:魏琴 单位:西藏大学工学院 景观设计学论文:景观设计课程教学论文 一、推崇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教学方式 现今的景观设计必须从培养技术型人才转向培养创造型人才,而个性则是创造的原动力,它要求教师根据每个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及能力,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个性化教学方式中,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在各个教学环节上让学生发挥自己的个性,而不是用单一化的模式去套用多元化的人。[1]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课程环节应以学生为中心。在规定的范围内让学生自己确定景观设计任务书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设计基地也可由自己选定,教师只是做适当的引导,这样更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课堂上更容易出现较有个性的设计方案,形成百花齐放的教学效果。图1、2所示为某游园设计平面及节点示意图,教师只是要求以植物为主题进行景观设计,一个学生选择某市的一块基地进行研究,由于该市的市花是梅花,故以梅花为主题进行设计,构思巧妙,从植物配置、园路安排到小品设计等方面都体现出较强的设计个性;在设计辅导时,不应轻易否定学生的想法,甚至允许走一些弯路,要让学生有充分表达的机会;在方案设计阶段,也不宜规定景观设计表现的方式,模型、手绘及各种软件的应用,由学生根据自己的方案特点及表现特长自由选择。当然,模式化和个性化的关系是辩证的,如果一点也不谈模式,也就无所谓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了,这样显然也是行不通的。在景观设计教学过程中应避免走向模式化和个性化两种极端,模式只能是相对固定,个性是在此基础上的尽量发挥,从而真正做到景观设计课程的教学有法,而教无定法。 二、重视提高景观设计的动手能力 以往的景观设计教学中,教师会非常重视景观设计理论的讲解。课堂上,有些教师会根据教材及讲述的条理性,对设计内容、设计方法、风格流派及大师风范等采取系统的方式进行详尽讲解。这种讲授方式突出了理论的重要性,有利于学生站在一定的高度审视、比较景观设计作品,但若仅此而已,迟迟不动手,不重视自己的设计方案,就容易眼高手低,整天陷于高谈阔论,成为景观设计的“空谈家”。要让学生知道,景观设计毕竟是做出来的,景观设计课程学习成果的好坏,不以理论说了算。在辅导学生设计的过程中,教师不能习惯于以自己为主,沉湎于景观设计知识讲解的过程;学生则不能觉得教师不讲就无所事事,要改变来上课就是来“听课”的习惯。景观设计课堂应以师生间的互动为重。景观设计的语言是图纸和模型,要引导学生养成想到那里就画到那里、做到那里的习惯,必须要求学生不仅是在进行设计成果表达时要动手,在与教师、同学交流时更要动手。设计辅导时要紧紧抓住能力教育这个优秀环节,使资料收集、调查研究、问题判定、地形判读、勘查分析、策划创意、方案综合、决策优化、社会协商、讨论组织、图形表达、多媒体表达和计算机运用等能力同时获得进步。景观设计教学宜采用以项目为中心的教学方式,项目如是拟定的假题,缺乏真实感,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与随意性,老师讲解得再多,学生也没有直观感受。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要求学生在一个具体的真实环境中进行设计,这样,地形设计、植物配置、建筑营造、道路交通组织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限制因素,可进行“真题真做”或“真题假做”;如果条件允许,也可结合景观设计竞赛,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图3、4、5为第七届江苏省园艺博览会展园设计参赛作品的部分图纸,由学生结合课程设计完成,设计任务书由竞赛组织单位提出,学生兴趣很大,因地制宜进行设计方案构思,在设计阶段查阅各种资料,提出设计理念,根据要求完成各种图纸的绘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作品。方案以“步履3600”为该区域设计想法的基点,让游人从城市生活居住的“盒子”中走出来,步行于3600全景的空间环境中去怀抱大自然,将“精彩园艺、休闲绿洲”博览会展园主题诠释于空间景观中,总体上安排合理,功能、生态、形式综合考虑,节点设计构思新颖、独特。经过这一环节,学生感觉在设计能力上有很大的提高。当然,在景观设计课程中,并非说可以忽略理论知识,关键在于把握好理论知识与动手能力的关系,要将理论知识付之设计实践,再用设计实践完善自我的理论知识,两者相辅相成。景观设计课程中一些基本理论的讲解是不能缺少的,有一些景观设计思潮如美国城市公园与国家公园运动、工艺美术运动与新艺术运动的景观设计、现代主义景观设计、大地艺术景观设计、后现代主义景观设计、解构主义景观设计、生态主义景观设计等非常重要,但授课应不同于一般的史论课,可结合学生自己的景观设计课题,采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这样能最大地调动学生探究有关问题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教学形式可不拘一格,如师生问答型、随堂讨论型、专题研讨型、课题研究型等[2]。可由教师提出问题,也可由学生参与或独立提出问题,然后围绕问题进行思考,以研究性的思维去查阅资料,通过分析、资料证明、理论验证,提出相应观点和解决方式,让学生在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中获得进步。这样也有利于学生课程设计方案的形成。 三、丰富景观设计相关科学技术知识 景观设计课程涉及天文地理、历史文学、艺术、园艺科学、生物科学和工程技术等多种学科,是科学技术和艺术的综合。但从教学现状看,学生在学习景观设计的过程中普遍存在“重艺轻技”的现象,在设计作业中过分重视外观造型及设计成果表现,而忽视相关科学技术知识的学习,从而很难处理好景观与环境、景观与实用性的关系。有些设计作业,乍一看美轮美奂,但只是停留于花哨的表面,事实上难以实现。图6所示的是一个学生的屋顶花园设计方案草图,设计建议移栽大树植于屋顶,并在构图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力求营造富有自然意趣的景观氛围,纯从外观上看还是能吸引人的,但实质上这样的方案是不科学的,大树生长需要很厚的土壤层,屋顶上难以满足这一条件,不可能达到设计的效果。中外高端丝巾品牌的包装设计情形能给予很好的启示。国外经典丝巾品牌包装盒多采用经典的方型或圆型,常见天地盖、翻盖、抽屉式三种方式,看似平淡,实则大巧。这种包装便于保护产品、方便运输,消费者打开容易且能久藏;而国内丝巾品牌包装会有多种花哨的造型,表面看来很漂亮,但有些既不能很好地保护产品,运输又占空间,拆开还得费一番功夫。牺牲设计的技术性而求其艺术性,实则本末倒置。其实,设计要同时依赖科学技术和艺术创意,两者缺一不可。光有艺术创意,没有科学技术支撑,景观设计就不能完成,变得虚无缥缈;但只有科学技术,没有艺术创意及美妙构思,也就无所谓景观了。具体教学过程中,除把握好景观设计课程自身的各个环节外,必须加强与其他技术类课程的联系。技术类课程如景观工程学、园林植物学、景观生态学等应该理解为支撑课程,都是为景观设计课程服务的,掌握与否直接关系到设计的深浅与优劣。教师在设计辅导中应有意识地使学生的所学知识在设计中得到运用,强调景观设计综合知识掌握与运用的重要性,提高学生学习技术类课程的兴趣。这要求教师必须与时俱进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同时能自如地运用实地教学法。教师在教学、辅导时,应同时学习、补充自己的景观设计与其他科学技术知识,这样才能从整体上辅导学生,培养他们形成景观与天文地理、历史文学、园艺、工程等科学的整体观。实地教学是对课堂教学的补充与完善,在讲述具体景观案例时,可有选择性地让学生置身景观实地,让其亲身体验景观与环境,景观与实用,景观与人文等的相协与悖离处,然后悟出景观设计与其余科学技术必须协调的道理。实质上,从目前景观行业的发展趋势看,技术含量在不断增加,教师在安排课程时应通过系统的训练,使学生认识到景观设计从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到施工图设计的全过程,都需考虑景观与其余技术的协调性。 四、加强景观设计教学过程控制 以往的景观设计辅导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往往看重最后的设计成果,即重视正图的绘制,却常常忽略景观设计方案形成的整个过程,对景观设计作业的草图,即作业进行过程中用来研究讨论和调整方案、记录设计过程的构思草图、工作模型、电脑模型等不够重视。教师常以学生最终提交的设计成果作为评价学生成绩的主要依据,教学和评价将正图放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成为教学和评价的优秀,这样给学生带来一种误导,学生会过于关注方案结果的优劣和图纸是否漂亮,而不在意方案是如何形成、如何发展的。其实,不管是经典的文学、音乐、美术等文艺作品,还是流行的汽车、手机、电脑等工业品,虽说最终是以成果震撼、吸引人,但背后莫不经过百千次的修改、调整。景观设计教学中过分强调结果的重要性,最终会适得其反,让学生设计能力的提高无从谈起。其实,从辅导设计的角度看,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景观设计教学和评价的重心应该从正图转移到草图上来[3]。设计方案的成熟往往需要不断修改草图,教师务必给学生明确各阶段图纸的基本要求,明确逐步完善方案的重要性(图7、8)。强调草图设计整体进行非常重要,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及效果图要同时考虑。对草图该有正确的理解,它可以是方案不成熟、考虑问题不全面,但并不等于可以草率,学生交的草图经常有比例失调的现象,有的用线条、色彩修饰图面,掩盖设计不足,使设计草图失去原有的意义。草图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技术语言,应能有效、清晰地表达设计意图。草图设计过程中,方案不可能一步到位,优秀的设计几无一次成型,调整是必须的,方案往往是在曲折往复、不断修改中寻求完善。师生之间的沟通很重要,有些问题必须在互动中解决。除此外,学生之间讨论能起很大的作用,可在每次草图设计完成后实行学生分组互评,不直接告诉其答案,由学生讨论解决,使学生能在与其他同学的设计作品的比较中认识到自己设计中的优缺点,这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并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帮互学的竞争氛围。 五、结语 景观设计课程改革牵涉的问题很多,对教师来说,最需要思考、研究的就是如何在景观设计教学中帮助学生建立自信的个性追求,有目的地引导学生扎扎实实地提高自己的设计动手能力,避免“重艺轻技”的现象,丰富相关科学技术知识,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设计过程的重要性,草图比正图更为重要。课程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教师应在每个教学环节中克服种种不利因素,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提高。 作者:周玉明单位:苏州大学艺术学院 景观设计学论文:城市景观设计教学特色论文 【摘要】随着景观学科的蓬勃发展,我国各地各艺术类高校纷纷设立了城市景观艺术设计或相关专业。因此,本文对环境艺术专业的城市景观艺术设计专业教学进行了思考,针对课程教学的国内外现状进行了分析,以及对城市景观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体系构建和教学方法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城市景观艺术设计教学教学体系教学方法 近年来,随着景观(LandscapeArchitecture)学科的蓬勃发展,以及我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景观设计方面的人才急需,于是各地各艺术类高校纷纷设立城市景观艺术设计或相关专业。城市景观艺术设计作为环境艺术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形象的树立及其内涵建设的新需求而出现的一个新的专业方向,是城市空间视觉形象的整体设计,涉及到城市室外空间规划、室外环境设施设计、公共艺术设计、绿化与种植设计、色彩计划、照明计划、水体设计等诸多设计内容,应该说是艺术设计领域的新拓展。他有别于建筑和规划设计专业的教学范畴,从艺术设计的角度,将建筑设计、园林设计、城市规划乃至城市设计等涉及到城市空间及城市景观的部分设计内容统一在一起,是更高层次的综合艺术创作和“新”的城市景观环境的创造活动。因此,作为一名刚刚踏入教学岗位的青年教师,针对这种状况,对于如何搞好环境艺术专业景观设计教学工作提出一些设想,以供探讨。 一、城市景观艺术设计以及课程教学现状 1.1城市景观艺术设计现状 近十年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人们对物质、精神生活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我国城市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人们开始逐步重视城市景观艺术设计,而其本身也在当今城市发展中起着维系经济与文化、科技与生活等的重要纽带作用。但是,目前的城市景观艺术设计基本上存在着设计周期短促,前期深入调查不彻底等问题。只重开发,不重保护,盲目的跟风与抄袭现象严重,不顾地域特征及原有浓郁的乡土风貌或特定的自然景观,以致破坏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事件屡屡发生,一些具有民风民俗的老街区、重点文物、人文遗迹、标志性建筑以及承载城市文化的历史文化遗存只能在图片中找寻回忆。同时,大量的城市景观设施功能定位不准确,公共空间尺度巨大、非人性化,使得许多城市的景观设计呈同质化、理性化和工具化的趋向发展,最终无法成为城市生活中“真正”和“真实”的有机组成部分,背离了其服务的对象——“人”,也就失去了其自身的价值。 1.2国外城市景观设计课程教学现状 景观设计学起源于美国,是现代景观设计之父奥姆斯雷德在1857年监督纽约中央公园时所创造的专有名词。目前,绝大多数的美国高校的景观设计专业是从农学院的园艺专业中发展出来的。20世纪,农学院继续发展,景观设计从园艺专业中逐步发展成长并分离开来,但在有些院校里,景观设计还只是建筑或规划专业下的方向。随着社会的不断演变,1900年奥姆斯德与舒克利夫在哈佛大学首开景观设计课程,1929年哈佛大学成立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形成了建筑、景观设计、城市规划三足鼎立的格局,并发展至今,已有逾百年的发展历程。以哈佛大学景观设计课程为例,哈佛大学的景观设计课程体系分为三大类:设计课、讲授课和研讨会、独立研究。主要课程以园林景观史、景观技术、植物配置、景观规划与设计理论为主。在景观设计教学上,一方面,哈佛大学有近30%的国际留学生,各种文化思维方式的交流必然给学习景观设计学生带来灵感和启发;另一方面,学习景观设计学生与学习建筑学、规划学生接触,知识面更为广阔,可以对其设计有所裨益。 1.3国内城市景观艺术设计课程教学现状 目前,国内的景观艺术设计专业开设的范围主要在艺术、农林、建筑等高等院校中。并且其发展速度令人惊讶,从最初的几个到目前的近千个,但是与其发展速度不对称的是专业理念及培养目标不明确;课程设置随意性大,无体系性;师资素质有待提高,结构不合理,教学质量难以保证;理论与实践脱节和教学内容陈旧等问题。因此,如何使城市景观艺术设计教学反映时代特点,满足城市建设对艺术的需求,提高教学质量和增强所培养人才的素质,已成了急须解决的问题。 二、城市景观艺术设计课程的教学体系构建思考 作为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景观设计教学有着其自身的规律和原则。城市景观艺术设计作为一个年轻的、应用型专业方向,其教学体系的建构既要符合设计艺术教学的基本规律,又要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因而他的教学内容首先是应该重基础、善应用;其次,作为一个交叉性特色浓厚的专业方向,他需要吸取建筑学、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园林设计、社会学、心理学、生态学等专业和学科的成熟理念和方法。因此,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中的城市景观艺术设计教学内容应由三大层面的知识体系组成。 2.1专业基础 基础层面的学习是指学习和掌握设计艺术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等内容。主要涉及绘画、设计基础、设计表达、形式美法则、赏析、制图、创意、计算机辅助设计等相关内容,是学习城市景观艺术设计的重要基础。 2.2专业设计、设计理论与方法 专业设计和设计方法与理论层面的学习是指城市景观艺术设计的教学主体,是整个教学的优秀内容,设计原理、设计方法论、设计理论以及设计修养等课程涉及例如各科设计原理、设计哲学、环境生态概论以及中外建筑史等内容;专业设计包含空间设计、园林与景观艺术设计、城市公共环境设计、公共设施设计等内容。这个层面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未来城市景观艺术设计的专门人才,具有综合的设计能力,是专业方向的重要支撑,因此应受到充分的重视。 2.3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层面的学习是指教学与市场应用相对接部分的教学内容。该部分的内容是进一步提高学生综合设计能力和协调工作能力以及合作精神的主要途径。主要涉及了景观艺术设计考察调研、景观艺术设计实践课题以及到专业设计公司实践实习等内容。 总之,城市景观艺术设计的教学内容组成应具有艺术性、科学性、实践性等特点,突出专业方向的基本特征,明晰培养目标,做到重应用、善实践。 三、城市景观艺术设计课程的教学方法思考 3.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学质量 建立一支高质量、高水平和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对于景观艺术设计课程教学和环境艺术设计学科的建设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对教师的启用局限于两种情形: (1)由学建筑专业的教师组成,在教学中全盘套用建筑学的理论,而忽视了美术造型基础的训练,严重地影响了学生审美能力的提高; (2)由一些学纯艺术专业的教师组成,在教学中只注重纯艺术的表现,而轻视对工程技术知识的传授。 我国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所涵括的范围除了室内空间外,还包含了室外环境的景观艺术设计。因此,要求教师队伍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以适应学科发展的要求。即景观艺术设计的教育工作者宜以本专业出身的教师为基础,辅以园林、环境工程、环境艺术设计等相关专业师资力量,共同构建景观艺术设计的教育队伍。同时,景观艺术设计本身又是一个不断更新不断调整的学科,许多从事景观艺术设计教学的教师受限于自身的教育背景和专业知识,知识储备不足,这对教学是很不利的。因此,应不断更新教师的知识储备,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教导学生。 另外,景观艺术设计是一门注重实践设计能力培养的课程,要求专业教师在传授书本知识的同时,也能结合自己设计实践的专业背景更好地指导学生完成课题设计,从而真正使知识传授与实践培养有机结合起来。因此在师资的遴选方面,应大胆地跳出现有的教育模式,聘用著名公司、企业单位或其他教育机构具有特殊技能的专业人员担任兼职教师,甚至可以聘请资深匠师作为教学辅佐,这不失为一种值得尝试的教学方法。 3.2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3.2.1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传统的教学方式局限于学校生活和课堂教学之内,影响学生的生活体验和思维发展。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社会经验和社会实践不仅是学习知识的重要途径,更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在教学中可以采用“研究性学习”方法,让学生带着问题通过独立自主的探索,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同时,重视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这样不仅能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还能培养他们在实践中增强自主性和自信心,发展创造性的品格。例如在讲到“居住区景观艺术设计”这一章节的教学中,学生对其没什么设计概念,但是有着好奇心和新鲜感,于是我们就让学生走到生活中去,每人找一个口碑较好的楼盘进行现场调研,然后从学生拍回的照片中,从整体的规划布局、空间布局、造景手法、景观小品等方面加以分析,评判优劣。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而得到激发,大部分学生也都从各自的生活经验出发,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地表达了独到的见解。又例如,通过讲述居住区中的公共设施设置,有的同学就提出不仅应该“以人为本”,还应该为居住区中宠物们建立更多的活动场地与方便设施等。尽管许多想法并不成熟,但这些都是经过学生思考得来的。因此,我都给以鼓励,并留出专门的课时鼓励学生在课堂上互相交流,取长补短。所以,只有提供给学生自由表达、自由思维、自由思考问题、自我评价的机会,才能使他们能够自由创造,开发创造性思维。 3.2.2开展双向交流,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思维的创造性与思维的独立性是密切相关的,没有独立思考就没有创造力的形成和发展。而“注入式”教学完全抹杀了思维的独立性,学生在课堂上充当听客和看客,处于服从、接纳、受支配的地位,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因此,实施创新教育,必须转变传统教育“唯师是从”这一专制型的师生关系的观念,建立起相互尊重、信任、理解的平等、民主、合作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学生主体精神的发挥,提高思维的表达能力。据在美国洛杉矶艺术设计中心任终生教授的王受之先生介绍:“目前几乎所有的美国艺术院校发展的特点就是突出观念和思维,轻视传统表现技法;假如你在世界上极具前卫地位的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你问该校的研究生花了这么多钱来这里到底学到了什么,他们会回答,我们学到了思维。在该校中没完没了的讨论会成为一大特色”。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我经常针对某一讲授内容让学生先展开讨论,引导学生各抒己见。如讲到“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改造设计”这一章时,专门让学生课后去采访一下当地的市民什么样的历史街区保护与开发才能使他们认同或下次还会再来拜访,或市民心目中的历史街区保护与开发设计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等问题。学生对此兴趣很浓,纷纷发表他们的调研结果和自己的见解。这样在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加强了交流,师生相互启迪,相互激励,相互修正,使创造性思维产生共鸣,并发生连锁反应,从而启发诱导出更多的新见解、新观点。并在教给学生知识点的同时,更注重教给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使学生由学会变成会学,培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3注重文脉延续思想 城市是历史的积淀,每个城市都有其自身产生、发展的过程,它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建设与改造,使得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历史风貌产生。从城市文化的形成来看,特定城市文化与其地理位置、气候、生产方式、经济状况乃至生活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如果仅从城市文化本身来说,城市文化应是城市历史积淀的具体与直接的显现。而城市的景观也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变化的。历史传统、文化风俗、宗教、民族个性、经济发展水平等都体现了城市的文化精神。正因为此城市具有这样的人文环境特点,现代城市景观设计的研究范畴也从原先的物质形态、视觉艺术扩展到行为、社会、心理、生态等多学科理论。因此,作为引导学生进行城市设计的景观艺术设计教学,也应从城市的历史文化遗存出发,注重城市文脉的延续,体现城市的人文环境的个性和特点,创造城市的地域性特色。 3.4注重实践环节 景观艺术设计课程教学具有较强的专业特点,教学中应十分重视实践的过程。因此,应通过多种渠道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尽量让学生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与实践保持紧密联系。如在课题设计之前,除了介绍有关课题设计的知识和方法外,适当增加设计案例的介绍。另外可以通过参观一些相关的优秀实践作品让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感受设计作品的建成效应并对其进行评价总结,从而对设计课题有更深的理解和领悟。在设计课题的选取上,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实际工程项目的设计,如鼓励学生将公司或企业的课题带到学校里来,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或让学生参与教师接纳的工程设计项目,在设计的实践中,将课堂内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设计中,并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公务员之家 四、结语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景观艺术设计课程是一门对自然环境及已有环境的分析、规划、设计、管理和维护的学科与艺术。因此,作为一门致力于构建人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和谐关系的学科,景观艺术设计教育教学的全面发展和高素质专业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正适应了当前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因此,设立在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中的景观艺术设计应形成自己的景观设计教学特色,以更好地为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科建设而服务,同时为社会培养基础理论扎实,设计能力全面,实施组织能力强的新型环境艺术设计工作高级人才。 景观设计学论文:景观设计学探讨论文 摘要:全球化和城市化,给景观设计学带来众多挑战和机遇。环境与生态危机、文化身份危机、精神信仰缺失,要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承担起重建桃花源、重建天地—人—神和谐的重任。景观设计学源于我们祖先在谋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生存艺术”,而这门艺术在中国和在世界上,长期以来却被上层文化中的所谓造园术掩盖了。 关键字:IFLA主旨报告;景观设计学;生存艺术;当代景观设计学;景观设计理论 编者按:2006年10月6-9日,全球6000多名景观设计师齐聚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由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ASLA)和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IFLA)共同举办了2006全美景观设计师年会及第43届国际景观设计师世界大会。大会的主题为“蓝色星球的绿色解决方案”。本期刊登俞孔坚的主旨报告(节选),报告原题目:生存的艺术——重新认识景观设计学。 前言 中国正处于重构乡村和城市景观的重要历史时期。城市化、全球化以及唯物质主义向未来几十年的景观设计学提出了三个大挑战:能源、资源与环境危机带来的可持续挑战,关于中华民族文化身份问题的挑战,重建精神信仰的挑战。景观设计学在解决这三项世界性难题中的优势和重要意义表现在它所研究和工作的对象是一个可操作的界面,即景观。在景观界面上,各种自然和生物过程、历史和文化过程、以及社会和精神过程发生并相互作用,而景观设计本质上就是协调这些过程的科学和艺术。 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主席马莎?法加多(MarthaFajardo)说的好:“景观设计师是未来的职业”。[1]未来的光明前景在于景观设计学作为对景观这一媒介的设计和调控的特殊地位,而光明的前景只属于有准备的人们。 为了使景观设计学有能力迎接这些挑战,本报告着重回答了景观设计学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和目标以及景观设计学科和专业发展的对策等问题。 一、桃花源,告诉你景观设计学作为一门“生存的艺术”的起源 “桃花源”是中国的一个古老典故,诗人陶渊明(公元365-427)描述了一位渔夫沿溪行舟,两岸桃花落英缤纷,不知路之远近,水尽而山出,穿过一个小山洞,眼前豁然开朗,这便是藏于山后的“桃花源”:群山环绕,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农耕景观与自然和谐交映;其中的人们像家人一样和谐相处,老者健康怡然,幼童欢快活泼;纯朴善良的人们用美酒佳肴热情款待这位不速之客,就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当渔夫离开此地后,想再次重返时,桃花源却再也不觅其踪了。 我们曾经体验过、而且在当今的中国仍然存在很多可以被称为“桃花源”的乡村。它们是数千年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农耕先辈们与各种自然灾害,经过无数的适应、尝试、失败和胜利的经验产物。应对诸如洪水、干旱、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以及在择居、造田、耕作、灌溉、栽植等方面的经验,都教导了我们祖先如何构建并维持“桃花源”。正是这门“生存的艺术”,使得我们的景观不仅安全、丰产而且美丽。 约4000多年前,在中国的黄河岸边,一起包括山洪在内的大规模群发性灾害事件,掩埋了整个村落,留下了一堆堆尸骨。[2]在惨烈的那一刻,一个妇女怀中抱着幼子,双膝跪地,仰天呼号,祈求神的降临。这位被期盼的神灵正是大禹,他“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他懂得如何与洪水为友,如何为人民选择安全的居所,在合适的地方造田开垦,正因为如此,他堪称规划华夏大地之大神。也有因治一方之水土有功而被奉为地方之神者,如修都江堰的李冰父子。他们懂得与神为约,深掏滩,浅作堰,以玉人为度,引岷江之水;更有遍布大小村镇的地理术士们,仰观天象,附察地形,为茫茫众生卜居辩穴,附之山川林木以玄武、朱雀、青龙、白虎及牛鬼蛇神。也正因为如此,遍中国大地,无处不为神灵所居,也无处不充满人与自然力相适应与相和谐的灵光。直到近代,凡亲历过中国广大城镇乡村景观的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无不以“诗情画意”来描述和赞美[3、4].这就是景观设计学的起源,即“生存的艺术”,一种土地设计与监护,并与治国家之道相结合的艺术。 遗憾的是,我们的上层文化并没有珍惜这种源于生存艺术的、充满诗情的、真实的桃花源,因为那是一种与苦难、劳动和生存相联系的下层文化,是与下等人和平民相联系的文化。两千多年来,帝王们早已不再像“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那样关怀土地和人民,真实的“桃花源”所带来的丰厚的剩余价值,使帝王和士大夫们收尽天下之奇花异石、竭尽小桥流水之能事,扭曲了真实“桃花源’中的稻田和果园等与生存相关的良田美池,大造虚假、空洞的桃花源,并美其名曰:造园艺术。呜呼,在各国书店里有多少关于中国园林艺术的图书塞满了关于中国文化的书架,却很难找到一本关于中国真实的桃花源的书籍。长期以来,东西方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向世人提供了一幅幅假像,使人们误认为中国造园艺术——这一虚假的”桃花源“艺术就是中国景观设计的国粹,继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然而,正是这种”国粹“埋葬了曾经辉煌的封建帝国,我宁愿将它和具有同样悠久历史的裹脚艺术”相媲美。 也正是这种虚假的园林艺术,于同样腐朽的、来自古罗马废墟的城市艺术相杂交,充塞、装点着当代中国的城市,成为中国“城市化妆运动”、“园林城市运动”的化妆品。而与此同时,我们挖掉了农家祖坟上的最后一棵风水树,搬进城市广场;截流了流向千年古村落的最后一股清泉,用于灌溉城市大街上花草,在营造一个当代虚假桃花源的同时,却糟蹋了中国大地上真实的桃花源。 二、消失的桃花源:景观设计学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中国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业迅速退出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样,农耕技术及农耕文明中孕育的关于生存和土地监护的、日常的、乡土的景观艺术也随之衰落。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兴起了一场“城市化妆运动”,随后一场席卷全国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这些都使中国的大地景观面临严峻的危机边缘:生态完整性的破坏,文化归属感的丧失,历史遗产的消失。农业时代的桃花源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从历史角度来讲,这种衰败的进程始于2000多年前的园林艺术。曾经是生存艺术的土地设计和景观艺术,堕落成了帝王们和失意士大夫的园冶消遣之术,无异于斗蛐蛐和陶醉于“三寸金莲”。这种造园艺术在当今的延续和泛滥、或者说“发扬光大”的结果,最终表现为:当成千上万的造园师们忙碌于城中小绿地和万紫千红的广场花坛时,我们的母亲河却正在遭受着干旱和污染的侵害;地下水仍然每天被大量地抽取用于伺候娇艳的鲜花,而任由沙尘暴不断侵蚀着良田美池和城市。 随着旧时代“桃花源”的消失,巨大的机遇也将降临,即如何在当代重建新的人地关系的和谐。在这个以全球化、城市化和物质主义为特征的时代中,当代景观设计学,也是世界景观设计学主要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和机遇: 1.挑战之一:我们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吗? 未来20年内,中国13亿人口中的65%都将居住于城市(目前居住于城市的人口比率约41%)。在中国66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在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流淌的河流几乎没有一条未被污染;在中国境内的大多数河流上建筑15米以上高度的大坝25,800座,占世界总坝数一半以上;与以往相比,当代中国有更多的人口处于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下;荒漠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每年都有3436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变成沙漠,目前,荒漠化总面积占整个国土面积的20%,且每年都在不断上升;每年都有近50亿吨的土壤被侵蚀[5-7].中国在过去的50年中,有50%的湿地消失;地下水水位每天都在下降。以北京为例,其地下水超采量是110%,地下水位每年以1米的速度下降。[8]连续几年,中国每年消耗的钢材是世界总消耗量的50%以上,水泥30%以上,但它们都被用到哪里了呢?它们被用来建设大型的纪念性广场和建筑、被用来给自然的河道衬底,用来拦河筑坝。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是环境的破坏。过去的20年中,中国大多数城市的GDP增长幅度都十分惊人,而与此同时每年因为环境和生态的破坏造成的损失已经占到了GDP总量的7%—20%,这相当于每年GDP的增长量,甚至更高。[6] 人们不得不问:我们能够在日益恶化的环境和生态中幸免于难吗? 必须认识到,上述这些生态与环境的破坏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缺乏明智的规划和决策,特别是以土地综合设计为优秀的景观设计学科的缺席,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迎接这些空前的挑战时,景观设计学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大背景促使我们重新回到景观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的含义。 2.挑战之二:我们是谁?当今中国人的文化身份问题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快速的社会转型中,中华民族面临着文化身份缺失的危机。从传统上讲,中国的文化身份是建立在封建王朝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之上的。事实上,当我们看看被列为国家遗产和世界遗产的大部分项目时,可以发现:被认为代表中国文化的遗产,其实大多是皇权和士大夫上层文化的产物。我并不否定它们的成就,只是我们的确需要问问自己:这种曾经的封建上层文化景观是否还能够代表我们民族当今的文化身份? 在城市设计中这种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表现尤其明显。众多国外设计师在中国土地上大肆“试验”、“创作”的时候,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试图呈现给世界的究竟是什么?在中国过往封建帝王的华丽与现代西方的纷繁之间,我们不知所措,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是什么?这是当代中国、也是世界景观设计师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3.挑战之三:“上帝死了”,我们的生活还有意义么? 祖母曾经告诉我:当一棵树长大变老之后,会变成神,有精灵栖居;当一块石头陪伴我们的家园,日久也变为神,有精灵栖居,我们的山、水和土地本身又何尝不是?祖辈们修建庙宇神龛用以供奉这些自然和先贤的神灵,它们保佑后代的幸福安康。我们曾相信是这些精神庇佑着我们的现世生活,还相信我们未来的生活需要这些精神的指引。正因为这些信仰和精神的存在,我们的生活才充满了意义。 过去几年,中国有近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包括精神的载体,这个数字还以每年200万的速度增长,他们的归属将在哪里?下岗的职工们,对于这些“以厂为家”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精神家园又在哪里? 像世界其它地方一样,物质主义迅速地覆盖着中国的每一寸土地、甚至于土地中的每一个元素,包括我们的祖坟。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保留这些过往灵魂的栖息地和当代人的精神家园。美国的第一个公园是墓地,而且至今仍然是最吸引人的休憩地;而在我们的土地上,以往村落前神圣而意味深长的溪流和池塘不是被填平了,就是以控制洪水的名义被水泥渠化了;寄托祖先信仰的风水树被剃光了枝丫,成为城市景观大道上“断臂维纳斯”。土地和景观元素正在日益地商品化,渐渐地,我们失去了与土地的精神联系。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不能一任怀旧而陶醉于农耕时代的田园牧歌之中。对应于一个高度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社会,我们应该创建新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桃花源。景观设计学则是实现这个“新桃源”的最合适的专业,而此时的中国,正是世界景观设计学发展的最合适的时间、最合适的地方。西方人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老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矣! 那么景观设计学应怎样通过物质空间的规划设计,保护和重建物质和精神的“桃花源”呢? 三、重归“桃花源:”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与战略 面对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文化身份的丧失以及人与土地精神联系的断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担负起重建“天地—人—神”和谐的使命,在这个城市化、全球化、工业化的时代里设计新的“桃花源”。 1.为什么“斯人”乃景观设计学? 为什么景观设计学能够在重建“桃花源”的使命中扮演主要角色?因为景观是一个天、地、人、神相互作用的界面,在这一界面上,各种自然和生物的、历史和文化的、社会和精神的过程发生并相互作用着。卓越的博物学者、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森曾经说过:在生物保护中,“景观设计将会扮演关键的角色。即使在高度人工化的环境里,通过树林、绿带、流域以及人工湖泊等的合理布置,仍然能够很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明智的景观规划设计不但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美观,同时能很好地保护生物和自然。”[9]而景观不仅仅事关环境和生态,还关系到整个国家对于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归属问题。[10]景观是家园的基础,也是归属感的基础。[11]在处理环境问题、重拾文化身份以及重建人地的精神联系方面,景观设计学也许是最应该发挥其能力的学科。景观设计学的这种地位来自其固有的、与自然系统的联系,来自于其与本地环境相适应的农耕传统根基,来自上千年来形成的、与多样化自然环境相适应的“天地—人神”关系的纽带。 要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遵循“放眼于全球,从本地做起”的箴言,而景观正是“从本地做起”的最可操作的界面。2.我们该做些什么?战略和方法 景观设计学要怎样应对这些挑战?作为重建和谐人地关系、主导学科的景观设计学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我强调三个原则:设计尊重自然,使人在谋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保护自然过程和格局的完整性;设计尊重人,包括作为一个生物人的需要;设计关怀人类的精神需求,关怀个人、家庭和社会群体与土地的精神联系和寄托。这三个关于土地、人、精神的原则,要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调整自身的定位和价值观。 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决定着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珍视什么又将决定了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保护和创建什么样的景观。针对这些问题,我有三个观点: (1)回归景观设计学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原国际景观设计学,尤其是中国的景观设计学,要想成为保障人类健康安全、重建和谐的“天地-人-神”关系的主导学科,就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起源问题。我们必须重归“生存的艺术”和监护土地的艺术,而非一门消遣、娱乐的造园术。麦克哈格说的好:“不要和我们谈论你家的花园。不要向我们咨询如何拯救你那株快要死掉的鬼树。这些皮毛小事无需向我们求教,我们要告诉你的是事关生存的问题。”[12](MillerandPardal,1992) 在半个世纪以前,已故杰出景观设计学教育家佐佐木告诫我们:“当前,景观设计学正站在紧要的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致力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领域,而另一条路则通向肤浅装饰的雕虫小计”[13](Sasaki,1950)。不幸的是,除了少数的例子外,过去十几年中,世界范围内的景观设计学都朝着后者的方向发展了。我们应该在一些更为紧迫的环境问题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些紧迫的环境问题包括洪水控制和水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土地保护和管理等。 我们已经和正在失去景观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 过去,景观设计学在定位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仍然把自己当作古老园林艺术的延续,这是大错特错的。丰富的园林遗产和众多园林艺术的理论著作不但没能帮助景观设计学成为一个现代学科,反而扭曲或掩盖了景观设计学科的真正内涵。现在到了声明景观设计学不是园林艺术的延续和产物的时候了。景观设计学是我们的祖先在谋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种种生存的艺术的结晶,这些艺术来自于对于各种环境的适应,来自于寻找远离洪水和敌人侵扰的过程,来自于土地丈量、造田、种植、灌溉、储蓄水源和其它资源而获得可持续的生存和生活的实践。 景观需要重新发现[11],而景观设计学也需要重新发现。这就是说为了使这个学科获得广泛的认同,更多的国际努力是必须的,通过强有力的实例,向人们展示景观设计学如何在治理大环境和解决生存问题中扮演主导角色。 (2)乡土与寻常:重归真实的人地关系 关于乡土,我指的是日常和寻常,白话和方言,是平凡的人和平常的事物,它相对于豪华和异常而论。要重建文化归属感和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我们就必须珍惜普通人的文化,关注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珍视对于脚下的土地而言是真实的普通事物。 从中国的第一个皇家园林和第一个文人园林开始,乡土便遭到了上层文化的忽略。奇异、矫揉造作和排场就成为造园的主流,它们与周围寻常的环境以及市井生活大相径庭。在“混乱”的、寻常的海洋中,创造一个奇异的、“天堂般”的岛屿,这便是一切古典造园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在中国和西方都一样。法国的凡尔赛宫苑是如此,英国的花园则更是收集异国花卉的代表。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皆以网罗奇花异草、怪石著称。这种畸形的、上层文化的造园运动到了清代的圆明园可谓达到了巅峰,她简直就是中国南方园林和当时西方贵族造园术的收珍猎奇。而她的最大的贡献是加速、见证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灭亡。西方列强的一把火,使它成为没落封建华奢文化的代表,永久地成为封建王朝的陪葬品。 席卷今日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形式上看是步履了美国和欧洲“城市美化运动”的后尘,但其实也正是中国自己的虚伪、空洞、畸形的造园传统的延伸,是收珍猎奇、虚伪、排场、远离乡土、鄙视大众嗜好的“发扬光大”罢了。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造园艺术在寻找无意义的风格,无意义的形式以及虚幻的异常情调中,在虚假的“桃花源”中迷失了方向。 这种情况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一样,直到最近我们才发现城市精英阶层也像普通大众一样遭受着日益恶化的环境的困扰,他们的环境与生存困扰甚至比处于偏远乡间的农民还要严重,所以,重归“生存的艺术”是时代对景观设计学的诉求。同时,生存的艺术反映了真实的人地关系,而正是这种真实的人地关系又给予人们文化的归属感以及与土地的精神联系。因此,现在到了景观设计学重归土地,重拾诸如在洪涝干旱、滑坡灾害经验中、在城镇选址、规划设计、土地耕作、粮食生产方面累积的生存艺术,重建文化归属感与精神联系的关键时候了。 (3)景观引领发展:“反规划”途径使景观作为城市建设的基础设施 应对时下的问题,景观设计学应该做怎样的调整呢?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迅速且无法抵抗,而“反规划”是改变传统发展规划模式,主动争取“天地—人—神”和谐的必由之路。这里所说的“反规划”,是指景观设计师和规划师应该在城市建设发展计划确立之前就通过识别和设计景观的生态、文化遗产、以及休憩的基础结构,引导和框限城市发展,即建立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Infrastructure)。EI在保障着生态过程的安全和健康、保护我们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身份、重建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14-15]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是蔓延式的扩张。很长一段时间里,绿化隔离带和楔状绿地被视为阻止城市蔓延的景观结构而被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中。而目前在美国华盛顿地区以及中国各个城市的种种迹象表明:试图通过规划绿化隔离带和楔状绿地阻止城市无休止蔓延的做法是失败的。失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过于随意,各绿地元素和水陆生境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 2)可达性差,不易亲近,绿地和建筑物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利用率低; 3)被当作阻止城市蔓延的对抗和屏障,功能单一,缺乏诸如对防洪,遗产保护,栖息地保护以及游憩和通勤等综合功能的整合; 4)当发展压力增加时,这些绿地很快地成为投机和寻租空间; 5)它们被各个行政管理部门条块式分割,支离破碎,很难实现应有的功效;“反规划”途径则试图找到在各方面都可行的、便于管理的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将各种生态服务功能、文化遗产保护及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通过一个完整的,连续的生态基础设施整合起来,担当城市生态安全、文化认同和精神给养的功能。[14] 从宏观的区域和国土范围上来讲,EI被视为洪水调蓄、生物栖息地网络建设、生态走廊和游憩走廊建设的永久性地域景观,用来保护和定义城市空间发展格局和城市形态。 从中观的城市尺度上来讲,区域的EI将延伸到城市结构内部,与城市绿地系统、雨洪管理、休憩、自行车通道、日常步行和通勤、遗产保护和环境教育等多种功能相结合。 从微观的地段尺度来讲,EI将被作为城市土地开发的限定条件和引导因素,落实到城市的局部设计中。 EI成为各种过程的相互作用的媒介,联系了自然、人以及精神。在保护生态环境完整性、建立文化归属感以及为人们提供精神需求方面,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景观安全模式。中国浙江省台州的“反规划”案例说明了这一点。[15] 结语 千百年以来,我们的先民不断地和自然界作较量与调和以获得生存的权利,这便诞生了景观设计艺术,一种生存的艺术,它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与联系,记录了人们的喜怒哀乐。知识、技术、连同可信的人地关系,使人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培育了人们的文化归属感和与土地的精神联系,使人们得以生存而且具有意义。这些有关生存的知识和技术就是景观设计学的优秀。而这门“生存的艺术”,在中国和在世界上,长期以来却被上层文化中的所谓造园术掩盖了。虽然造园艺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地关系,但那是片面的,很多甚至是虚假的。 在这个崭新的时代,人与自然的平衡再一次被打破,旧时代的“桃花源”将随之消失,人类生存再一次面临危机。我们必须建立起一种新的和谐的人地关系来度过这场危机,包括环境与生态危机、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和精神家园遗失的危机。这也正是景观设计学前所未有的机遇,景观设计学应该重拾其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来面目,在创建新的“桃花源”的过程中担负起重要的责任。为了能胜任这个角色,景观设计学必须彻底抛弃造园艺术的虚伪和空洞,重归真实地、协调人地关系的“生存艺术”;它必须在真实的人地关系中、在寻常和日常中定位并发展自己,而不迷失在虚幻的“园林”中;在空间上,它必须通过设计和构建生态基础设施来引导城市发展,保护生态和文化遗产,重建天地—人—神的和谐。 中国的问题正在成为世界的问题,解决好中国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解决了世界的问题,因此,中国的景观设计学也必将是世界的景观设计学。 景观设计学论文:大学校园景观设计论文 进入21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的同时,对人居环境质量亦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标准,把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视为一个密不可分的,以人为中心的复合环境。对于人们来说,其理想的环境应该是一个与大自然和谐发展的空间,是一个以人为本,创造宁静、优美的自然环境。人们在其中学习和居住有一种归属感、安全感、舒适感,起到有利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重塑城市自然生态的功能和作用。 近些年,国家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决策的实施,为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了大好的发展机遇,由此也引发了发展高校新校园建设的热潮。本文着重运用景观规划设计原理到校园规划设计的工作中,探索能够适应21世纪生态文明时代要求的景观型校园规划设计的思想,指导学校走“以人为本”的环境生态化,符合学校建设百年大计的新型景观型校园之路。 1景观型校园规划设计综述 21世纪是回归自然的世纪,随着城市的进步,现代化交通的发展与城市地域不断扩张,加剧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如大气、河川污染及热岛效应等不良现象接踵而来,人居环境矛盾突显⋯⋯。城市渐渐成为了钢筋混凝土的森林,人们渴望绿地、渴望森林、渴望回归自然,城市景观生态建设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校园作为城市的组成部分,同样重视景观生态建设,景观型校园规划设计已成为今后校园规划设计发展方向。 1.1校园规划设计的特点 校园是育人的环境,它应是积极向上、充满知识和趣味的室外大课堂。校园环境应寓教于绿、寓教于乐。它应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1]。校园规划设计是要给学生创造一个积极向上、和谐美丽的环境,使它既有视觉效果,又会使置身于此环境者产生心理联想,它尤如一个无声的课堂。在这大自然的课堂里,一花一草一木都孕育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有着高度的启迪感[2]。它们对学生的道德、品格、修养无时无刻不在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校园中良好的教育环境、自然环境,能满足他们生理及心理上的要求,从而使学生心地平和、情感端正、使其个性得到全面和谐地发展。根据校园的具体情况将其划分成不同功能区,并发挥各自的作用,为师生服务。 1.2景观型校园特点 通过道路、建筑物、植物的合理规划布局,营造出生态环境优越的绿色网络体系,更适合师生的工作与学习。 (1)校园规划布局合理,功能分区明确。 (2)校园道路系统完善,便捷,步行空间与非步行空间关系处理得当。 (3)建筑物尽量选用新型环保、节能无公害材料。 (4)校园内部绿化自成网络系统,具备自我调节、发展、循环的功能;绿化植物丰富多彩,力求做到四季有花,四季常青,达到以点带面的绿化效果。同时多采用对人体有益的植物,创造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 (5)生活服务娱乐设施齐全,方便师生购物与休闲。 (6)整个校园具备良好的采光通风条件。 (7)校园采取先进技术和严格、科学的管理方法,对校园内的空气、噪声污染、垃圾处理、污水排放等进行监控,污水、垃圾等有害物质的收集与处理符合国标。使校园内形成一个清洁、优美、生态良性循环的学习、生活环境[3]。 2景观型校园规划设计的内容 2.1规划设计思想 通过环境景观布局,美化校园,装饰建筑,创造一个以静为主,具保健功能、净化空气功能,建筑自然生成的可持续发展的景观型校园[4],适合师生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良好自然生态环境景观场所。 2.2规划设计原则 (1)体现园林景观与生态保健相结合的原则。 充分利用具有生态保健功能的植物来提高环境质量,杀菌和净化空气,以利师生身心健康。 (2)体现景观型学校的原则。在布局上增设建筑和园林小品,强化校园的园林氛围;在绿化上以常绿树为主基调,适当穿插四季花卉,力求树木高低错落有致、疏密有序,形成优良的植物总体和局部效果,真正达到绿化、美化、净化、亮化、香化和静化,从而产生一种安静优雅的绿化格调[5]。 (3)体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以景观规划设计理论作指导,尽可能进行乔灌草复式绿化,增加单位面积上的绿量,以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使其可持续发展。 (4)平面绿化与立体绿化相结合的原则。做好平面绿化和景观并进行垂直绿化和布景,同时在一些建筑天台布置空中花园,组成一些立体图案,形成立体景观。 (5)以人为本的原则。生态景观规划上考虑以人为本,体现个性化:①空间组织与规划依据不同层次需要,组织不同的活动空间。②为满足人们回归自然的渴望,各种空间中设施的设置、材料质感的应用,景观的创造充分考虑人们钟情于自然的心理需求。③关注人的审美习惯,以园林山水布置景观,并赋予文化内涵的思想情感。④植物配置选用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保健植物,各种消除疲劳的芳香植物[6]。 2.3规划理念 通过环境景观布局,美化校园,装饰建筑,创造一个以静为主,具有保健功能,净化空气功能,建筑自然生成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艺术式校园,适合师生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良好生态景观场所。 根据功能定位,景观规划设计的理念确定为:环境效益上追求大生态;绿化布置上追求大绿化;艺术构思上追求大景观。基本定位:“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四书•大学) 现代教育思想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掌握知识的技能和方法。大学不仅提供用于传授知识的课堂,还必须提供交流思想、表达情感、启发智力的场所[7]。随着知识经济与网络时代的到来,现代教育已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大学的职能已有了新的内涵:综合教育治学场所;科技研发中心和综合发展实验室;社会文化和人文精神的艺术展示中心。 3校园景观设计决定因素 3.1气候 气候包括温度,湿度,降水量,风速风向和日照时间,日照强度。气候是影响植物生长的自然环境。 3.2规划 规划有助于设计形式区别化的调查。中心区要求景观形式和特征持久耐用,并且具有纪念性意义。而学生宿舍区以宁静,安全,社区形象为特征,运动场和娱乐场按游戏和竞赛规则设定其大小布局,停车场可以按规定标出管理区和便利区。 3.3环境适应性 环境适应性同样重要,因此也是一个设计决定因素。设计树木和草坪都要考虑生态问题。草坪就是校园的象征。要避免使用单一树种,苗圃尽量多样化。 3.4校园的面积,布局与周围环境 比例,周围环境,面积,布局是重要的校园景观设计因素。校园景观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形的[8]。校园所在地的面积,布局及周围环境的特征是决定校园景观的要素。 3.5风格 无论是校园整体景观还是局部景观,风格的选择是设计的一个决定因素。从风格上讲很少有校园是单一形式的。各部分景观表达形式各不相同,风格上的多样性也许具有教育价值。 3.6植被 气候影响植物的选择和利用,每一种植物都有其独特的形状,外观,颜色和质地。研究它们的特性,把设计理念与实际的视觉效果结合起来。树和草是校园景观中必不可少的。树木是“健体强身,放松神经和刺激灵感的工具”。绿色植被在校园景观设计中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9]。排列成行的树木能清晰表明大路,小径,界限的位置与方向。如果恰当选取树木,校园路线会更加明晰。在校园周围种植的树也许会像绿化带一样的密度,但树木形成的屏障可降低噪音,如同悬浮粒子过滤器一样提高空气质量。树木能加强建筑群的整体结构感,无论是按传统还是现代的观点,校园树木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4结束语 校园环境要求完整性、稳定性和统一性,要求一种具有严格理性和有意义的设计。校园环境应是恬静和充满文化气息的空间,它的设计应创造一个户外学习、休息、思考、交流和集会等适应学生要求的活动场所。现代教育理念提倡以人为本,注重功能、技术和使用特点,打破对人发展的禁锢,解放人的个性,由重“教”转到重“学”上。校园规划设计应本着人本主义原则、生态优化原则、创新开放原则及地方性原则等理念,为学生提供表达情感、启发智力、培养兴趣、提高素质的场所。 景观设计学论文:当代景观设计学研究论文 摘要:全球化和城市化,给景观设计学带来众多挑战和机遇。环境与生态危机、文化身份危机、精神信仰缺失,要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承担起重建桃花源、重建天地—人—神和谐的重任。景观设计学源于我们祖先在谋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生存艺术”,而这门艺术在中国和在世界上,长期以来却被上层文化中的所谓造园术掩盖了。 关键字:IFLA主旨报告;景观设计学;生存艺术;当代景观设计学;景观设计理论 编者按:2006年10月6-9日,全球6000多名景观设计师齐聚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由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ASLA)和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IFLA)共同举办了2006全美景观设计师年会及第43届国际景观设计师世界大会。大会的主题为“蓝色星球的绿色解决方案”。本期刊登俞孔坚的主旨报告(节选),报告原题目:生存的艺术——重新认识景观设计学。 前言 中国正处于重构乡村和城市景观的重要历史时期。城市化、全球化以及唯物质主义向未来几十年的景观设计学提出了三个大挑战:能源、资源与环境危机带来的可持续挑战,关于中华民族文化身份问题的挑战,重建精神信仰的挑战。景观设计学在解决这三项世界性难题中的优势和重要意义表现在它所研究和工作的对象是一个可操作的界面,即景观。在景观界面上,各种自然和生物过程、历史和文化过程、以及社会和精神过程发生并相互作用,而景观设计本质上就是协调这些过程的科学和艺术。 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主席马莎?法加多(MarthaFajardo)说的好:“景观设计师是未来的职业”。[1]未来的光明前景在于景观设计学作为对景观这一媒介的设计和调控的特殊地位,而光明的前景只属于有准备的人们。 为了使景观设计学有能力迎接这些挑战,本报告着重回答了景观设计学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和目标以及景观设计学科和专业发展的对策等问题。 一、桃花源,告诉你景观设计学作为一门“生存的艺术”的起源 “桃花源”是中国的一个古老典故,诗人陶渊明(公元365-427)描述了一位渔夫沿溪行舟,两岸桃花落英缤纷,不知路之远近,水尽而山出,穿过一个小山洞,眼前豁然开朗,这便是藏于山后的“桃花源”:群山环绕,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农耕景观与自然和谐交映;其中的人们像家人一样和谐相处,老者健康怡然,幼童欢快活泼;纯朴善良的人们用美酒佳肴热情款待这位不速之客,就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当渔夫离开此地后,想再次重返时,桃花源却再也不觅其踪了。 我们曾经体验过、而且在当今的中国仍然存在很多可以被称为“桃花源”的乡村。它们是数千年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农耕先辈们与各种自然灾害,经过无数的适应、尝试、失败和胜利的经验产物。应对诸如洪水、干旱、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以及在择居、造田、耕作、灌溉、栽植等方面的经验,都教导了我们祖先如何构建并维持“桃花源”。正是这门“生存的艺术”,使得我们的景观不仅安全、丰产而且美丽。 约4000多年前,在中国的黄河岸边,一起包括山洪在内的大规模群发性灾害事件,掩埋了整个村落,留下了一堆堆尸骨。[2]在惨烈的那一刻,一个妇女怀中抱着幼子,双膝跪地,仰天呼号,祈求神的降临。这位被期盼的神灵正是大禹,他“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他懂得如何与洪水为友,如何为人民选择安全的居所,在合适的地方造田开垦,正因为如此,他堪称规划华夏大地之大神。也有因治一方之水土有功而被奉为地方之神者,如修都江堰的李冰父子。他们懂得与神为约,深掏滩,浅作堰,以玉人为度,引岷江之水;更有遍布大小村镇的地理术士们,仰观天象,附察地形,为茫茫众生卜居辩穴,附之山川林木以玄武、朱雀、青龙、白虎及牛鬼蛇神。也正因为如此,遍中国大地,无处不为神灵所居,也无处不充满人与自然力相适应与相和谐的灵光。直到近代,凡亲历过中国广大城镇乡村景观的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无不以“诗情画意”来描述和赞美[3、4].这就是景观设计学的起源,即“生存的艺术”,一种土地设计与监护,并与治国家之道相结合的艺术。 遗憾的是,我们的上层文化并没有珍惜这种源于生存艺术的、充满诗情的、真实的桃花源,因为那是一种与苦难、劳动和生存相联系的下层文化,是与下等人和平民相联系的文化。两千多年来,帝王们早已不再像“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那样关怀土地和人民,真实的“桃花源”所带来的丰厚的剩余价值,使帝王和士大夫们收尽天下之奇花异石、竭尽小桥流水之能事,扭曲了真实“桃花源’中的稻田和果园等与生存相关的良田美池,大造虚假、空洞的桃花源,并美其名曰:造园艺术。呜呼,在各国书店里有多少关于中国园林艺术的图书塞满了关于中国文化的书架,却很难找到一本关于中国真实的桃花源的书籍。长期以来,东西方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向世人提供了一幅幅假像,使人们误认为中国造园艺术——这一虚假的”桃花源“艺术就是中国景观设计的国粹,继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然而,正是这种”国粹“埋葬了曾经辉煌的封建帝国,我宁愿将它和具有同样悠久历史的裹脚艺术”相媲美。 也正是这种虚假的园林艺术,于同样腐朽的、来自古罗马废墟的城市艺术相杂交,充塞、装点着当代中国的城市,成为中国“城市化妆运动”、“园林城市运动”的化妆品。而与此同时,我们挖掉了农家祖坟上的最后一棵风水树,搬进城市广场;截流了流向千年古村落的最后一股清泉,用于灌溉城市大街上花草,在营造一个当代虚假桃花源的同时,却糟蹋了中国大地上真实的桃花源。 二、消失的桃花源:景观设计学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中国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业迅速退出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样,农耕技术及农耕文明中孕育的关于生存和土地监护的、日常的、乡土的景观艺术也随之衰落。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兴起了一场“城市化妆运动”,随后一场席卷全国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这些都使中国的大地景观面临严峻的危机边缘:生态完整性的破坏,文化归属感的丧失,历史遗产的消失。农业时代的桃花源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从历史角度来讲,这种衰败的进程始于2000多年前的园林艺术。曾经是生存艺术的土地设计和景观艺术,堕落成了帝王们和失意士大夫的园冶消遣之术,无异于斗蛐蛐和陶醉于“三寸金莲”。这种造园艺术在当今的延续和泛滥、或者说“发扬光大”的结果,最终表现为:当成千上万的造园师们忙碌于城中小绿地和万紫千红的广场花坛时,我们的母亲河却正在遭受着干旱和污染的侵害;地下水仍然每天被大量地抽取用于伺候娇艳的鲜花,而任由沙尘暴不断侵蚀着良田美池和城市。 随着旧时代“桃花源”的消失,巨大的机遇也将降临,即如何在当代重建新的人地关系的和谐。在这个以全球化、城市化和物质主义为特征的时代中,当代景观设计学,也是世界景观设计学主要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和机遇: 1.挑战之一:我们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吗? 未来20年内,中国13亿人口中的65%都将居住于城市(目前居住于城市的人口比率约41%)。在中国66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在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流淌的河流几乎没有一条未被污染;在中国境内的大多数河流上建筑15米以上高度的大坝25,800座,占世界总坝数一半以上;与以往相比,当代中国有更多的人口处于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下;荒漠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每年都有3436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变成沙漠,目前,荒漠化总面积占整个国土面积的20%,且每年都在不断上升;每年都有近50亿吨的土壤被侵蚀[5-7].中国在过去的50年中,有50%的湿地消失;地下水水位每天都在下降。以北京为例,其地下水超采量是110%,地下水位每年以1米的速度下降。[8]连续几年,中国每年消耗的钢材是世界总消耗量的50%以上,水泥30%以上,但它们都被用到哪里了呢?它们被用来建设大型的纪念性广场和建筑、被用来给自然的河道衬底,用来拦河筑坝。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是环境的破坏。过去的20年中,中国大多数城市的GDP增长幅度都十分惊人,而与此同时每年因为环境和生态的破坏造成的损失已经占到了GDP总量的7%—20%,这相当于每年GDP的增长量,甚至更高。[6] 人们不得不问:我们能够在日益恶化的环境和生态中幸免于难吗? 必须认识到,上述这些生态与环境的破坏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缺乏明智的规划和决策,特别是以土地综合设计为优秀的景观设计学科的缺席,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迎接这些空前的挑战时,景观设计学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大背景促使我们重新回到景观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的含义。 2.挑战之二:我们是谁?当今中国人的文化身份问题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快速的社会转型中,中华民族面临着文化身份缺失的危机。从传统上讲,中国的文化身份是建立在封建王朝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之上的。事实上,当我们看看被列为国家遗产和世界遗产的大部分项目时,可以发现:被认为代表中国文化的遗产,其实大多是皇权和士大夫上层文化的产物。我并不否定它们的成就,只是我们的确需要问问自己:这种曾经的封建上层文化景观是否还能够代表我们民族当今的文化身份? 在城市设计中这种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表现尤其明显。众多国外设计师在中国土地上大肆“试验”、“创作”的时候,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试图呈现给世界的究竟是什么?在中国过往封建帝王的华丽与现代西方的纷繁之间,我们不知所措,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是什么?这是当代中国、也是世界景观设计师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3.挑战之三:“上帝死了”,我们的生活还有意义么? 祖母曾经告诉我:当一棵树长大变老之后,会变成神,有精灵栖居;当一块石头陪伴我们的家园,日久也变为神,有精灵栖居,我们的山、水和土地本身又何尝不是?祖辈们修建庙宇神龛用以供奉这些自然和先贤的神灵,它们保佑后代的幸福安康。我们曾相信是这些精神庇佑着我们的现世生活,还相信我们未来的生活需要这些精神的指引。正因为这些信仰和精神的存在,我们的生活才充满了意义。 过去几年,中国有近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包括精神的载体,这个数字还以每年200万的速度增长,他们的归属将在哪里?下岗的职工们,对于这些“以厂为家”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精神家园又在哪里? 像世界其它地方一样,物质主义迅速地覆盖着中国的每一寸土地、甚至于土地中的每一个元素,包括我们的祖坟。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保留这些过往灵魂的栖息地和当代人的精神家园。美国的第一个公园是墓地,而且至今仍然是最吸引人的休憩地;而在我们的土地上,以往村落前神圣而意味深长的溪流和池塘不是被填平了,就是以控制洪水的名义被水泥渠化了;寄托祖先信仰的风水树被剃光了枝丫,成为城市景观大道上“断臂维纳斯”。土地和景观元素正在日益地商品化,渐渐地,我们失去了与土地的精神联系。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不能一任怀旧而陶醉于农耕时代的田园牧歌之中。对应于一个高度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社会,我们应该创建新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桃花源。景观设计学则是实现这个“新桃源”的最合适的专业,而此时的中国,正是世界景观设计学发展的最合适的时间、最合适的地方。西方人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老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矣! 那么景观设计学应怎样通过物质空间的规划设计,保护和重建物质和精神的“桃花源”呢? 三、重归“桃花源:”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与战略 面对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文化身份的丧失以及人与土地精神联系的断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担负起重建“天地—人—神”和谐的使命,在这个城市化、全球化、工业化的时代里设计新的“桃花源”。 1.为什么“斯人”乃景观设计学? 为什么景观设计学能够在重建“桃花源”的使命中扮演主要角色?因为景观是一个天、地、人、神相互作用的界面,在这一界面上,各种自然和生物的、历史和文化的、社会和精神的过程发生并相互作用着。卓越的博物学者、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森曾经说过:在生物保护中,“景观设计将会扮演关键的角色。即使在高度人工化的环境里,通过树林、绿带、流域以及人工湖泊等的合理布置,仍然能够很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明智的景观规划设计不但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美观,同时能很好地保护生物和自然。”[9]而景观不仅仅事关环境和生态,还关系到整个国家对于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归属问题。[10]景观是家园的基础,也是归属感的基础。[11]在处理环境问题、重拾文化身份以及重建人地的精神联系方面,景观设计学也许是最应该发挥其能力的学科。景观设计学的这种地位来自其固有的、与自然系统的联系,来自于其与本地环境相适应的农耕传统根基,来自上千年来形成的、与多样化自然环境相适应的“天地—人神”关系的纽带。 要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遵循“放眼于全球,从本地做起”的箴言,而景观正是“从本地做起”的最可操作的界面。 2.我们该做些什么?战略和方法 景观设计学要怎样应对这些挑战?作为重建和谐人地关系、主导学科的景观设计学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我强调三个原则:设计尊重自然,使人在谋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保护自然过程和格局的完整性;设计尊重人,包括作为一个生物人的需要;设计关怀人类的精神需求,关怀个人、家庭和社会群体与土地的精神联系和寄托。这三个关于土地、人、精神的原则,要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调整自身的定位和价值观。 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决定着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珍视什么又将决定了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保护和创建什么样的景观。针对这些问题,我有三个观点: (1)回归景观设计学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原国际景观设计学,尤其是中国的景观设计学,要想成为保障人类健康安全、重建和谐的“天地-人-神”关系的主导学科,就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起源问题。我们必须重归“生存的艺术”和监护土地的艺术,而非一门消遣、娱乐的造园术。麦克哈格说的好:“不要和我们谈论你家的花园。不要向我们咨询如何拯救你那株快要死掉的鬼树。这些皮毛小事无需向我们求教,我们要告诉你的是事关生存的问题。”[12](MillerandPardal,1992) 在半个世纪以前,已故杰出景观设计学教育家佐佐木告诫我们:“当前,景观设计学正站在紧要的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致力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领域,而另一条路则通向肤浅装饰的雕虫小计”[13](Sasaki,1950)。不幸的是,除了少数的例子外,过去十几年中,世界范围内的景观设计学都朝着后者的方向发展了。我们应该在一些更为紧迫的环境问题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些紧迫的环境问题包括洪水控制和水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土地保护和管理等。 我们已经和正在失去景观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 过去,景观设计学在定位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仍然把自己当作古老园林艺术的延续,这是大错特错的。丰富的园林遗产和众多园林艺术的理论著作不但没能帮助景观设计学成为一个现代学科,反而扭曲或掩盖了景观设计学科的真正内涵。现在到了声明景观设计学不是园林艺术的延续和产物的时候了。景观设计学是我们的祖先在谋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种种生存的艺术的结晶,这些艺术来自于对于各种环境的适应,来自于寻找远离洪水和敌人侵扰的过程,来自于土地丈量、造田、种植、灌溉、储蓄水源和其它资源而获得可持续的生存和生活的实践。 景观需要重新发现[11],而景观设计学也需要重新发现。这就是说为了使这个学科获得广泛的认同,更多的国际努力是必须的,通过强有力的实例,向人们展示景观设计学如何在治理大环境和解决生存问题中扮演主导角色。 (2)乡土与寻常:重归真实的人地关系 关于乡土,我指的是日常和寻常,白话和方言,是平凡的人和平常的事物,它相对于豪华和异常而论。要重建文化归属感和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我们就必须珍惜普通人的文化,关注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珍视对于脚下的土地而言是真实的普通事物。 从中国的第一个皇家园林和第一个文人园林开始,乡土便遭到了上层文化的忽略。奇异、矫揉造作和排场就成为造园的主流,它们与周围寻常的环境以及市井生活大相径庭。在“混乱”的、寻常的海洋中,创造一个奇异的、“天堂般”的岛屿,这便是一切古典造园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在中国和西方都一样。法国的凡尔赛宫苑是如此,英国的花园则更是收集异国花卉的代表。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皆以网罗奇花异草、怪石著称。这种畸形的、上层文化的造园运动到了清代的圆明园可谓达到了巅峰,她简直就是中国南方园林和当时西方贵族造园术的收珍猎奇。而她的最大的贡献是加速、见证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灭亡。西方列强的一把火,使它成为没落封建华奢文化的代表,永久地成为封建王朝的陪葬品。 席卷今日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形式上看是步履了美国和欧洲“城市美化运动”的后尘,但其实也正是中国自己的虚伪、空洞、畸形的造园传统的延伸,是收珍猎奇、虚伪、排场、远离乡土、鄙视大众嗜好的“发扬光大”罢了。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造园艺术在寻找无意义的风格,无意义的形式以及虚幻的异常情调中,在虚假的“桃花源”中迷失了方向。 这种情况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一样,直到最近我们才发现城市精英阶层也像普通大众一样遭受着日益恶化的环境的困扰,他们的环境与生存困扰甚至比处于偏远乡间的农民还要严重,所以,重归“生存的艺术”是时代对景观设计学的诉求。同时,生存的艺术反映了真实的人地关系,而正是这种真实的人地关系又给予人们文化的归属感以及与土地的精神联系。因此,现在到了景观设计学重归土地,重拾诸如在洪涝干旱、滑坡灾害经验中、在城镇选址、规划设计、土地耕作、粮食生产方面累积的生存艺术,重建文化归属感与精神联系的关键时候了。 (3)景观引领发展:“反规划”途径使景观作为城市建设的基础设施 应对时下的问题,景观设计学应该做怎样的调整呢?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迅速且无法抵抗,而“反规划”是改变传统发展规划模式,主动争取“天地—人—神”和谐的必由之路。这里所说的“反规划”,是指景观设计师和规划师应该在城市建设发展计划确立之前就通过识别和设计景观的生态、文化遗产、以及休憩的基础结构,引导和框限城市发展,即建立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Infrastructure)。EI在保障着生态过程的安全和健康、保护我们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身份、重建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14-15]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是蔓延式的扩张。很长一段时间里,绿化隔离带和楔状绿地被视为阻止城市蔓延的景观结构而被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中。而目前在美国华盛顿地区以及中国各个城市的种种迹象表明:试图通过规划绿化隔离带和楔状绿地阻止城市无休止蔓延的做法是失败的。失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过于随意,各绿地元素和水陆生境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 2)可达性差,不易亲近,绿地和建筑物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利用率低; 3)被当作阻止城市蔓延的对抗和屏障,功能单一,缺乏诸如对防洪,遗产保护,栖息地保护以及游憩和通勤等综合功能的整合; 4)当发展压力增加时,这些绿地很快地成为投机和寻租空间; 5)它们被各个行政管理部门条块式分割,支离破碎,很难实现应有的功效;“反规划”途径则试图找到在各方面都可行的、便于管理的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将各种生态服务功能、文化遗产保护及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通过一个完整的,连续的生态基础设施整合起来,担当城市生态安全、文化认同和精神给养的功能。[14] 从宏观的区域和国土范围上来讲,EI被视为洪水调蓄、生物栖息地网络建设、生态走廊和游憩走廊建设的永久性地域景观,用来保护和定义城市空间发展格局和城市形态。 从中观的城市尺度上来讲,区域的EI将延伸到城市结构内部,与城市绿地系统、雨洪管理、休憩、自行车通道、日常步行和通勤、遗产保护和环境教育等多种功能相结合。 从微观的地段尺度来讲,EI将被作为城市土地开发的限定条件和引导因素,落实到城市的局部设计中。 EI成为各种过程的相互作用的媒介,联系了自然、人以及精神。在保护生态环境完整性、建立文化归属感以及为人们提供精神需求方面,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景观安全模式。中国浙江省台州的“反规划”案例说明了这一点。[15] 结语 千百年以来,我们的先民不断地和自然界作较量与调和以获得生存的权利,这便诞生了景观设计艺术,一种生存的艺术,它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与联系,记录了人们的喜怒哀乐。知识、技术、连同可信的人地关系,使人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培育了人们的文化归属感和与土地的精神联系,使人们得以生存而且具有意义。这些有关生存的知识和技术就是景观设计学的优秀。而这门“生存的艺术”,在中国和在世界上,长期以来却被上层文化中的所谓造园术掩盖了。虽然造园艺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地关系,但那是片面的,很多甚至是虚假的。 在这个崭新的时代,人与自然的平衡再一次被打破,旧时代的“桃花源”将随之消失,人类生存再一次面临危机。我们必须建立起一种新的和谐的人地关系来度过这场危机,包括环境与生态危机、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和精神家园遗失的危机。这也正是景观设计学前所未有的机遇,景观设计学应该重拾其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来面目,在创建新的“桃花源”的过程中担负起重要的责任。为了能胜任这个角色,景观设计学必须彻底抛弃造园艺术的虚伪和空洞,重归真实地、协调人地关系的“生存艺术”;它必须在真实的人地关系中、在寻常和日常中定位并发展自己,而不迷失在虚幻的“园林”中;在空间上,它必须通过设计和构建生态基础设施来引导城市发展,保护生态和文化遗产,重建天地—人—神的和谐。 中国的问题正在成为世界的问题,解决好中国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解决了世界的问题,因此,中国的景观设计学也必将是世界的景观设计学。 景观设计学论文:景观设计学分析论文 摘要:全球化和城市化,给景观设计学带来众多挑战和机遇。环境与生态危机、文化身份危机、精神信仰缺失,要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承担起重建桃花源、重建天地—人—神和谐的重任。景观设计学源于我们祖先在谋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生存艺术”,而这门艺术在中国和在世界上,长期以来却被上层文化中的所谓造园术掩盖了。 关键字:IFLA主旨报告;景观设计学;生存艺术;当代景观设计学;景观设计理论 编者按:2006年10月6-9日,全球6000多名景观设计师齐聚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由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ASLA)和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IFLA)共同举办了2006全美景观设计师年会及第43届国际景观设计师世界大会。大会的主题为“蓝色星球的绿色解决方案”。本期刊登俞孔坚的主旨报告(节选),报告原题目:生存的艺术——重新认识景观设计学。 前言 中国正处于重构乡村和城市景观的重要历史时期。城市化、全球化以及唯物质主义向未来几十年的景观设计学提出了三个大挑战:能源、资源与环境危机带来的可持续挑战,关于中华民族文化身份问题的挑战,重建精神信仰的挑战。景观设计学在解决这三项世界性难题中的优势和重要意义表现在它所研究和工作的对象是一个可操作的界面,即景观。在景观界面上,各种自然和生物过程、历史和文化过程、以及社会和精神过程发生并相互作用,而景观设计本质上就是协调这些过程的科学和艺术。 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主席马莎?法加多(MarthaFajardo)说的好:“景观设计师是未来的职业”。[1]未来的光明前景在于景观设计学作为对景观这一媒介的设计和调控的特殊地位,而光明的前景只属于有准备的人们。 为了使景观设计学有能力迎接这些挑战,本报告着重回答了景观设计学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和目标以及景观设计学科和专业发展的对策等问题。 一、桃花源,告诉你景观设计学作为一门“生存的艺术”的起源 “桃花源”是中国的一个古老典故,诗人陶渊明(公元365-427)描述了一位渔夫沿溪行舟,两岸桃花落英缤纷,不知路之远近,水尽而山出,穿过一个小山洞,眼前豁然开朗,这便是藏于山后的“桃花源”:群山环绕,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农耕景观与自然和谐交映;其中的人们像家人一样和谐相处,老者健康怡然,幼童欢快活泼;纯朴善良的人们用美酒佳肴热情款待这位不速之客,就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当渔夫离开此地后,想再次重返时,桃花源却再也不觅其踪了。 我们曾经体验过、而且在当今的中国仍然存在很多可以被称为“桃花源”的乡村。它们是数千年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农耕先辈们与各种自然灾害,经过无数的适应、尝试、失败和胜利的经验产物。应对诸如洪水、干旱、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以及在择居、造田、耕作、灌溉、栽植等方面的经验,都教导了我们祖先如何构建并维持“桃花源”。正是这门“生存的艺术”,使得我们的景观不仅安全、丰产而且美丽。 约4000多年前,在中国的黄河岸边,一起包括山洪在内的大规模群发性灾害事件,掩埋了整个村落,留下了一堆堆尸骨。[2]在惨烈的那一刻,一个妇女怀中抱着幼子,双膝跪地,仰天呼号,祈求神的降临。这位被期盼的神灵正是大禹,他“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他懂得如何与洪水为友,如何为人民选择安全的居所,在合适的地方造田开垦,正因为如此,他堪称规划华夏大地之大神。也有因治一方之水土有功而被奉为地方之神者,如修都江堰的李冰父子。他们懂得与神为约,深掏滩,浅作堰,以玉人为度,引岷江之水;更有遍布大小村镇的地理术士们,仰观天象,附察地形,为茫茫众生卜居辩穴,附之山川林木以玄武、朱雀、青龙、白虎及牛鬼蛇神。也正因为如此,遍中国大地,无处不为神灵所居,也无处不充满人与自然力相适应与相和谐的灵光。直到近代,凡亲历过中国广大城镇乡村景观的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无不以“诗情画意”来描述和赞美[3、4].这就是景观设计学的起源,即“生存的艺术”,一种土地设计与监护,并与治国家之道相结合的艺术。 遗憾的是,我们的上层文化并没有珍惜这种源于生存艺术的、充满诗情的、真实的桃花源,因为那是一种与苦难、劳动和生存相联系的下层文化,是与下等人和平民相联系的文化。两千多年来,帝王们早已不再像“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那样关怀土地和人民,真实的“桃花源”所带来的丰厚的剩余价值,使帝王和士大夫们收尽天下之奇花异石、竭尽小桥流水之能事,扭曲了真实“桃花源’中的稻田和果园等与生存相关的良田美池,大造虚假、空洞的桃花源,并美其名曰:造园艺术。呜呼,在各国书店里有多少关于中国园林艺术的图书塞满了关于中国文化的书架,却很难找到一本关于中国真实的桃花源的书籍。长期以来,东西方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向世人提供了一幅幅假像,使人们误认为中国造园艺术——这一虚假的”桃花源“艺术就是中国景观设计的国粹,继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然而,正是这种”国粹“埋葬了曾经辉煌的封建帝国,我宁愿将它和具有同样悠久历史的裹脚艺术”相媲美。 也正是这种虚假的园林艺术,于同样腐朽的、来自古罗马废墟的城市艺术相杂交,充塞、装点着当代中国的城市,成为中国“城市化妆运动”、“园林城市运动”的化妆品。而与此同时,我们挖掉了农家祖坟上的最后一棵风水树,搬进城市广场;截流了流向千年古村落的最后一股清泉,用于灌溉城市大街上花草,在营造一个当代虚假桃花源的同时,却糟蹋了中国大地上真实的桃花源。 二、消失的桃花源:景观设计学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中国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业迅速退出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样,农耕技术及农耕文明中孕育的关于生存和土地监护的、日常的、乡土的景观艺术也随之衰落。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兴起了一场“城市化妆运动”,随后一场席卷全国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这些都使中国的大地景观面临严峻的危机边缘:生态完整性的破坏,文化归属感的丧失,历史遗产的消失。农业时代的桃花源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从历史角度来讲,这种衰败的进程始于2000多年前的园林艺术。曾经是生存艺术的土地设计和景观艺术,堕落成了帝王们和失意士大夫的园冶消遣之术,无异于斗蛐蛐和陶醉于“三寸金莲”。这种造园艺术在当今的延续和泛滥、或者说“发扬光大”的结果,最终表现为:当成千上万的造园师们忙碌于城中小绿地和万紫千红的广场花坛时,我们的母亲河却正在遭受着干旱和污染的侵害;地下水仍然每天被大量地抽取用于伺候娇艳的鲜花,而任由沙尘暴不断侵蚀着良田美池和城市。 随着旧时代“桃花源”的消失,巨大的机遇也将降临,即如何在当代重建新的人地关系的和谐。在这个以全球化、城市化和物质主义为特征的时代中,当代景观设计学,也是世界景观设计学主要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和机遇: 1.挑战之一:我们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吗? 未来20年内,中国13亿人口中的65%都将居住于城市(目前居住于城市的人口比率约41%)。在中国66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在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流淌的河流几乎没有一条未被污染;在中国境内的大多数河流上建筑15米以上高度的大坝25,800座,占世界总坝数一半以上;与以往相比,当代中国有更多的人口处于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下;荒漠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每年都有3436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变成沙漠,目前,荒漠化总面积占整个国土面积的20%,且每年都在不断上升;每年都有近50亿吨的土壤被侵蚀[5-7].中国在过去的50年中,有50%的湿地消失;地下水水位每天都在下降。以北京为例,其地下水超采量是110%,地下水位每年以1米的速度下降。[8]连续几年,中国每年消耗的钢材是世界总消耗量的50%以上,水泥30%以上,但它们都被用到哪里了呢?它们被用来建设大型的纪念性广场和建筑、被用来给自然的河道衬底,用来拦河筑坝。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是环境的破坏。过去的20年中,中国大多数城市的GDP增长幅度都十分惊人,而与此同时每年因为环境和生态的破坏造成的损失已经占到了GDP总量的7%—20%,这相当于每年GDP的增长量,甚至更高。[6] 人们不得不问:我们能够在日益恶化的环境和生态中幸免于难吗? 必须认识到,上述这些生态与环境的破坏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缺乏明智的规划和决策,特别是以土地综合设计为优秀的景观设计学科的缺席,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迎接这些空前的挑战时,景观设计学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大背景促使我们重新回到景观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的含义。 2.挑战之二:我们是谁?当今中国人的文化身份问题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快速的社会转型中,中华民族面临着文化身份缺失的危机。从传统上讲,中国的文化身份是建立在封建王朝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之上的。事实上,当我们看看被列为国家遗产和世界遗产的大部分项目时,可以发现:被认为代表中国文化的遗产,其实大多是皇权和士大夫上层文化的产物。我并不否定它们的成就,只是我们的确需要问问自己:这种曾经的封建上层文化景观是否还能够代表我们民族当今的文化身份? 在城市设计中这种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表现尤其明显。众多国外设计师在中国土地上大肆“试验”、“创作”的时候,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试图呈现给世界的究竟是什么?在中国过往封建帝王的华丽与现代西方的纷繁之间,我们不知所措,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是什么?这是当代中国、也是世界景观设计师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3.挑战之三:“上帝死了”,我们的生活还有意义么? 祖母曾经告诉我:当一棵树长大变老之后,会变成神,有精灵栖居;当一块石头陪伴我们的家园,日久也变为神,有精灵栖居,我们的山、水和土地本身又何尝不是?祖辈们修建庙宇神龛用以供奉这些自然和先贤的神灵,它们保佑后代的幸福安康。我们曾相信是这些精神庇佑着我们的现世生活,还相信我们未来的生活需要这些精神的指引。正因为这些信仰和精神的存在,我们的生活才充满了意义。 过去几年,中国有近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包括精神的载体,这个数字还以每年200万的速度增长,他们的归属将在哪里?下岗的职工们,对于这些“以厂为家”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精神家园又在哪里? 像世界其它地方一样,物质主义迅速地覆盖着中国的每一寸土地、甚至于土地中的每一个元素,包括我们的祖坟。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保留这些过往灵魂的栖息地和当代人的精神家园。美国的第一个公园是墓地,而且至今仍然是最吸引人的休憩地;而在我们的土地上,以往村落前神圣而意味深长的溪流和池塘不是被填平了,就是以控制洪水的名义被水泥渠化了;寄托祖先信仰的风水树被剃光了枝丫,成为城市景观大道上“断臂维纳斯”。土地和景观元素正在日益地商品化,渐渐地,我们失去了与土地的精神联系。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不能一任怀旧而陶醉于农耕时代的田园牧歌之中。对应于一个高度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社会,我们应该创建新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桃花源。景观设计学则是实现这个“新桃源”的最合适的专业,而此时的中国,正是世界景观设计学发展的最合适的时间、最合适的地方。西方人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老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矣! 那么景观设计学应怎样通过物质空间的规划设计,保护和重建物质和精神的“桃花源”呢? 三、重归“桃花源:”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与战略 面对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文化身份的丧失以及人与土地精神联系的断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担负起重建“天地—人—神”和谐的使命,在这个城市化、全球化、工业化的时代里设计新的“桃花源”。 1.为什么“斯人”乃景观设计学? 为什么景观设计学能够在重建“桃花源”的使命中扮演主要角色?因为景观是一个天、地、人、神相互作用的界面,在这一界面上,各种自然和生物的、历史和文化的、社会和精神的过程发生并相互作用着。卓越的博物学者、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森曾经说过:在生物保护中,“景观设计将会扮演关键的角色。即使在高度人工化的环境里,通过树林、绿带、流域以及人工湖泊等的合理布置,仍然能够很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明智的景观规划设计不但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美观,同时能很好地保护生物和自然。”[9]而景观不仅仅事关环境和生态,还关系到整个国家对于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归属问题。[10]景观是家园的基础,也是归属感的基础。[11]在处理环境问题、重拾文化身份以及重建人地的精神联系方面,景观设计学也许是最应该发挥其能力的学科。景观设计学的这种地位来自其固有的、与自然系统的联系,来自于其与本地环境相适应的农耕传统根基,来自上千年来形成的、与多样化自然环境相适应的“天地—人神”关系的纽带。 要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遵循“放眼于全球,从本地做起”的箴言,而景观正是“从本地做起”的最可操作的界面。 2.我们该做些什么?战略和方法 景观设计学要怎样应对这些挑战?作为重建和谐人地关系、主导学科的景观设计学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我强调三个原则:设计尊重自然,使人在谋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保护自然过程和格局的完整性;设计尊重人,包括作为一个生物人的需要;设计关怀人类的精神需求,关怀个人、家庭和社会群体与土地的精神联系和寄托。这三个关于土地、人、精神的原则,要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调整自身的定位和价值观。 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决定着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珍视什么又将决定了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保护和创建什么样的景观。针对这些问题,我有三个观点: (1)回归景观设计学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原国际景观设计学,尤其是中国的景观设计学,要想成为保障人类健康安全、重建和谐的“天地-人-神”关系的主导学科,就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起源问题。我们必须重归“生存的艺术”和监护土地的艺术,而非一门消遣、娱乐的造园术。麦克哈格说的好:“不要和我们谈论你家的花园。不要向我们咨询如何拯救你那株快要死掉的鬼树。这些皮毛小事无需向我们求教,我们要告诉你的是事关生存的问题。”[12](MillerandPardal,1992) 在半个世纪以前,已故杰出景观设计学教育家佐佐木告诫我们:“当前,景观设计学正站在紧要的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致力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领域,而另一条路则通向肤浅装饰的雕虫小计”[13](Sasaki,1950)。不幸的是,除了少数的例子外,过去十几年中,世界范围内的景观设计学都朝着后者的方向发展了。我们应该在一些更为紧迫的环境问题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些紧迫的环境问题包括洪水控制和水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土地保护和管理等。 我们已经和正在失去景观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 过去,景观设计学在定位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仍然把自己当作古老园林艺术的延续,这是大错特错的。丰富的园林遗产和众多园林艺术的理论著作不但没能帮助景观设计学成为一个现代学科,反而扭曲或掩盖了景观设计学科的真正内涵。现在到了声明景观设计学不是园林艺术的延续和产物的时候了。景观设计学是我们的祖先在谋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种种生存的艺术的结晶,这些艺术来自于对于各种环境的适应,来自于寻找远离洪水和敌人侵扰的过程,来自于土地丈量、造田、种植、灌溉、储蓄水源和其它资源而获得可持续的生存和生活的实践。 景观需要重新发现[11],而景观设计学也需要重新发现。这就是说为了使这个学科获得广泛的认同,更多的国际努力是必须的,通过强有力的实例,向人们展示景观设计学如何在治理大环境和解决生存问题中扮演主导角色。 (2)乡土与寻常:重归真实的人地关系 关于乡土,我指的是日常和寻常,白话和方言,是平凡的人和平常的事物,它相对于豪华和异常而论。要重建文化归属感和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我们就必须珍惜普通人的文化,关注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珍视对于脚下的土地而言是真实的普通事物。 从中国的第一个皇家园林和第一个文人园林开始,乡土便遭到了上层文化的忽略。奇异、矫揉造作和排场就成为造园的主流,它们与周围寻常的环境以及市井生活大相径庭。在“混乱”的、寻常的海洋中,创造一个奇异的、“天堂般”的岛屿,这便是一切古典造园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在中国和西方都一样。法国的凡尔赛宫苑是如此,英国的花园则更是收集异国花卉的代表。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皆以网罗奇花异草、怪石著称。这种畸形的、上层文化的造园运动到了清代的圆明园可谓达到了巅峰,她简直就是中国南方园林和当时西方贵族造园术的收珍猎奇。而她的最大的贡献是加速、见证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灭亡。西方列强的一把火,使它成为没落封建华奢文化的代表,永久地成为封建王朝的陪葬品。 席卷今日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形式上看是步履了美国和欧洲“城市美化运动”的后尘,但其实也正是中国自己的虚伪、空洞、畸形的造园传统的延伸,是收珍猎奇、虚伪、排场、远离乡土、鄙视大众嗜好的“发扬光大”罢了。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造园艺术在寻找无意义的风格,无意义的形式以及虚幻的异常情调中,在虚假的“桃花源”中迷失了方向。 这种情况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一样,直到最近我们才发现城市精英阶层也像普通大众一样遭受着日益恶化的环境的困扰,他们的环境与生存困扰甚至比处于偏远乡间的农民还要严重,所以,重归“生存的艺术”是时代对景观设计学的诉求。同时,生存的艺术反映了真实的人地关系,而正是这种真实的人地关系又给予人们文化的归属感以及与土地的精神联系。因此,现在到了景观设计学重归土地,重拾诸如在洪涝干旱、滑坡灾害经验中、在城镇选址、规划设计、土地耕作、粮食生产方面累积的生存艺术,重建文化归属感与精神联系的关键时候了。 (3)景观引领发展:“反规划”途径使景观作为城市建设的基础设施 应对时下的问题,景观设计学应该做怎样的调整呢?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迅速且无法抵抗,而“反规划”是改变传统发展规划模式,主动争取“天地—人—神”和谐的必由之路。这里所说的“反规划”,是指景观设计师和规划师应该在城市建设发展计划确立之前就通过识别和设计景观的生态、文化遗产、以及休憩的基础结构,引导和框限城市发展,即建立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Infrastructure)。EI在保障着生态过程的安全和健康、保护我们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身份、重建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14-15]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是蔓延式的扩张。很长一段时间里,绿化隔离带和楔状绿地被视为阻止城市蔓延的景观结构而被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中。而目前在美国华盛顿地区以及中国各个城市的种种迹象表明:试图通过规划绿化隔离带和楔状绿地阻止城市无休止蔓延的做法是失败的。失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过于随意,各绿地元素和水陆生境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 2)可达性差,不易亲近,绿地和建筑物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利用率低; 3)被当作阻止城市蔓延的对抗和屏障,功能单一,缺乏诸如对防洪,遗产保护,栖息地保护以及游憩和通勤等综合功能的整合; 4)当发展压力增加时,这些绿地很快地成为投机和寻租空间; 5)它们被各个行政管理部门条块式分割,支离破碎,很难实现应有的功效;“反规划”途径则试图找到在各方面都可行的、便于管理的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将各种生态服务功能、文化遗产保护及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通过一个完整的,连续的生态基础设施整合起来,担当城市生态安全、文化认同和精神给养的功能。[14] 从宏观的区域和国土范围上来讲,EI被视为洪水调蓄、生物栖息地网络建设、生态走廊和游憩走廊建设的永久性地域景观,用来保护和定义城市空间发展格局和城市形态。 从中观的城市尺度上来讲,区域的EI将延伸到城市结构内部,与城市绿地系统、雨洪管理、休憩、自行车通道、日常步行和通勤、遗产保护和环境教育等多种功能相结合。 从微观的地段尺度来讲,EI将被作为城市土地开发的限定条件和引导因素,落实到城市的局部设计中。 EI成为各种过程的相互作用的媒介,联系了自然、人以及精神。在保护生态环境完整性、建立文化归属感以及为人们提供精神需求方面,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景观安全模式。中国浙江省台州的“反规划”案例说明了这一点。[15] 结语 千百年以来,我们的先民不断地和自然界作较量与调和以获得生存的权利,这便诞生了景观设计艺术,一种生存的艺术,它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与联系,记录了人们的喜怒哀乐。知识、技术、连同可信的人地关系,使人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培育了人们的文化归属感和与土地的精神联系,使人们得以生存而且具有意义。这些有关生存的知识和技术就是景观设计学的优秀。而这门“生存的艺术”,在中国和在世界上,长期以来却被上层文化中的所谓造园术掩盖了。虽然造园艺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地关系,但那是片面的,很多甚至是虚假的。 在这个崭新的时代,人与自然的平衡再一次被打破,旧时代的“桃花源”将随之消失,人类生存再一次面临危机。我们必须建立起一种新的和谐的人地关系来度过这场危机,包括环境与生态危机、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和精神家园遗失的危机。这也正是景观设计学前所未有的机遇,景观设计学应该重拾其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来面目,在创建新的“桃花源”的过程中担负起重要的责任。为了能胜任这个角色,景观设计学必须彻底抛弃造园艺术的虚伪和空洞,重归真实地、协调人地关系的“生存艺术”;它必须在真实的人地关系中、在寻常和日常中定位并发展自己,而不迷失在虚幻的“园林”中;在空间上,它必须通过设计和构建生态基础设施来引导城市发展,保护生态和文化遗产,重建天地—人—神的和谐。 中国的问题正在成为世界的问题,解决好中国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解决了世界的问题,因此,中国的景观设计学也必将是世界的景观设计学。 景观设计学论文:景观设计学与风景园林论文 摘要:关于Landscapearchitecture学科和名称之争论,必须从内容理解和中西文的名称翻译两方面来澄清。对LA的混乱认识,绝不仅仅是翻译问题。中国的园林或风景园林的职业范围客观上远不如国际LA,两者不可等同;而主观上的“唯审美”论,是中国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主要障碍;唯艺术论,使许多人士陶醉于园林国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将专业及学科混同于行政管理行业,导致对LA专业性的认识不足;LA的名称问题必须从学科发展和语境来认识,字典和《大百科全书》不能告诉我们一个蓬勃发展的学科的名称。解决之道在于走向土地和景观的完整设计。必须尊重中国社会对一些关键词的约定俗成,用历史发展观认识:LA的过去叫园林或风景园林,LA的现在叫“景观设计学”,LA的未来是“土地设计学”。 关键词:景观,争议,景观设计,风景园林,学科 本刊2004第五期登载了作者关于“《景观设计:职业学科与教育》导读”的文字,表达了对景观设计学科的理解和希望中国的风景园林学科能得到更健康发展的强烈愿望,更蒙本刊同时发表了恩师陈有民、孙晓祥等教授和倍受学生敬仰的多位园林届老前辈李嘉乐、王秉洛、刘嘉麒先生的批正意见和谆谆教导,其中争议多于认同。作为晚辈,感激涕零,恍惚回到当年学生时代,如沐甘瀮。作为一个愿在课堂上提问题的玩皮学生,尚希望就由此引发的相关问题做进一步讨论,望前辈和同行切勿因此而误认为学生对老师和前辈的不敬,实则希望前辈们所开创和为之努力奋斗的中国园林事业能有更光辉的前程。 考查本次及以往相关争议(也有认同),我将明确就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必须声明,由于专家们的观点本身也存在分歧,所以以下讨论是针对持有相应观点者,不是针对所有人士的): 1.问题的根本所在:不仅仅是LandscapeArchitecture的翻译问题 客观上“风景园林”的职业范围远不如国际LA,主观上和社会认同及中国文化语境上将“风景园林”局限在审美意义上的“景致”或“景物”,是中国目前的“风景园林”不能等同于LA的根本所在;也是风景园林师不能等同于国际意义上的Landscapearchitect的根本所在。 1.1皇帝新衣:自认为国内“风景园林”的职业范围等同于、而客观上却远不如国际LA 多位前辈学者都强调,目前国内的园林专业或风景园林专业在实质内容上与国际上、特别是美国的LA是对等的,内容上没有实质的差别,因而,包括本作者在内的一些人用“景观设计”来代替园林或风景园林,纯属对国内行情不了解,甚至有扰乱视听之嫌。果如是,则大快亦哉!然而,只要对国内外的专业实践和学科及教学课程稍加研究,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这种“早已与国际接轨”的、风景园林即国际LA的自我陶醉,却如同皇帝的新衣一样,将使面临空前发展机遇的中国LA专业在无尚的自我优越感中坐失良机。 比如,新城镇和城市新区的整体规划设计,在美国是LA(景观设计)的一个主要业务,景观设计师(Landscapearchitect)在其中扮演着主导角色,一些著名的景观设计公司和景观设计师如SWA(由前哈佛大学的两位景观设计学系主任HideoSasaki和PeterWalk创办),Sasaki(由HideoSasaki创办),EDAW(由GarrettEckbo等创办),WMRT(由Wallace和McHarg等创办)等都以擅长设计新城镇和新开发区而著称。更早的设计事务所也在美国的新城镇设计中起领导作用,如美国的最早的高尚新区、芝家哥郊区的Riverside就是由Olmsted主持设计的。由SWA规划设计的大型社区加州Irvine的Woodbridge等,都是其中千万个由景观设计师主导设计的社区和新区典范。在中国当今如此大规模和如火如荼的新城镇、新区开发建设中,斗胆试问,有多少以中国风景园林设计院在这样的新城镇和城市新区的总体设计中(不仅仅是园林绿地设计)发挥过类似的作用?这样的综合型设计实践还包括北京的两大最有影响的城市建设工程:中关村的多个科技园(生命科学园,软件园,丰台科技园等)和北京奥林匹克公园(非森林公园)。规划部门和开发商都明白,为什么在做这样的规划设计国际邀请赛时,多用景观规划设计,而不用“风景园林”?扪心自问,我们能将自己的风景园林等同与国际意义上的LA吗? 或曰,我们有能力,但人家没有邀请我们去参与。果如此,正说明了在类似新城镇的规划领域,国内的“风景园林”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得社会的认同。当然,国际上的LA还包括更广泛的领域(见俞孔坚,李迪华,2003)。因此中国的“风景园林”不能等同与国际LA。 1.2“唯审美”论,主观上限制了中国风景园林学科的发展 客观上中国的园林或风景园林不能等同于美国的景观设计(LA),是因为我们的许多风景园林学专家主观上就没有把Landscape的整体和全部作为风景园林设计师的工作对象。在这一点上本人与这些学者有根本分歧。在众多的学者中,刘家麒先生的观点应该是具有代表性(如果刘先生所言反映其观点的话):“俞孔坚教授认为景观有风景、地学和生态系统三种概念(俞孔坚,1998)。如果认真分析:地学的景观,是真正的景观概念;生态系统的景观,即景观生态学,是地学和生态学的边缘学科,Landscapearchitecture虽然有一部分工作要应用景观生态学的方法,但LA到底还不是景观生态学;到目前为止,LA学科的研究内容和业务领域还属于风景范畴(刘家麒,2004)。”刘先生的这一观点早在2002年《城市规划》上刊登的另一位先生的一篇辩论文章中已有更明确的概括:“风景园林规划是指人居环境中的以审美为主要目的的规划”(姚亦锋,2002)。当时本人不以为然,未做更多反驳。但既然象刘先生这样的前辈都普遍持有同样看法,甚至已被人们当作园林基本术语的标准解释来对待(见李金路,王磐岩,2004):即把风景园林实践活动的对象—景观,理解为审美活动的对象,把园林学科中所说的景观理解为审美意义上的自然和人工的地表景色,我因此觉得有必要做些讨论,主要澄清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如果把风景园林实践活动理解为审美活动,而不是将风景园林等同于国际的LA,我本人没有意见;因为,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之前,LA的前身,即LandscapeGardening(风景造园,或风景园林,如果说园林等同与造园的话),或更早期的造园(Gardening),确实就是以审美、娱乐为主要目的物质空间营造。本质上是农业时代贵族们的休闲娱乐空间,它的价值观和指导思想是唯美论的,关于这一点,作者早在1998年就有专文论述(俞孔坚,1998)。因此我们的园林史学家把中国的园林起源推溯到苑囿,即皇帝们的最早休闲娱乐场所,这也就顺理成章的了。问题在于这些学者将一个强调以“审美”为优秀的“风景园林”,等同或翻译成在国际上早已不是唯审美论的LA,那就不敢苟同了。 第二,如果先生们强调把Landscape翻译成风景,把LA翻译成“风景园林”,我本来也没有意见。但是,同样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我们的许多先生们偏偏又要取风景的景色和审美意义,而我们的业外人士和全社会又偏偏认同于风景园林的审美意义。这就使“风景园林”无论从先生们的主观愿望上,还是在中国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的文化语境下,只能被理解为审美活动了(不管先生们主观上是否承认,但中国的文化语境是不可逃避的),甚至被业外人士等同于街头巷尾的绿化美化和后花园、广场上之花草园艺之能事。最多也只是城市绿地系统和风景区的规划设计和管理而已,反正难以超越“风景园林部门”管理的范畴。如果认定风景园林就是LA,那这显然是与国际本专业的认同大相径庭,这种画地为牢的所谓LA专业认识,也是笔者所不能认同的。 1.3唯艺术论,使许多人士陶醉于园林国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在我看来,中国风景园林专业在业内人士的手中就像一捧干沙,被攒的紧紧的,深怕漏失,而事实上,它正在流失,于是人们就越攒越紧,结果是流失更快,最终恐怕连老本的“园林艺术”也将不幸漏失。 我敬重那些把中国园林艺术发扬光大、并从事设计实践的人们。如果不把“园林”或“风景”混同于现代意义上的Landscape,我完全同意许多专家的意见,即:“园林归根到底是营造风景的艺术”(金柏苓,2004),因为,正如金先生所说:“人们不会真的用生态、生物多样性或环保的科学标准或科技的先进性来衡量园林”(金柏苓,2004)。然而,必须要说明的是,现代景观设计学(Landscapearchitecture)中,人们真的用生态、生物多样性或环保的科学标准或科技的先进性来衡量景观,而不是它的形式。如果对国际的LA学科的这一点都不明白,而硬要将LA混同于国内的园林或风景园林,那么我们所有的讨论将失去基础,只能说明我们陶醉于“国粹”太深了,对中国当前面临的严重人地关系和环境问题太漠视了、离我们时代的需要相距太远了、对现代城市化过程赐于我们专业发展的机遇太无动于衷了。这正是“园林”或“风景园林”归根到底不能等同于LA之所在。 早在1950年代的美国,面对当时与当今中国同样的学科争论,已故景观设计泰斗佐佐木(HideoSasaki)就曾告诫景观设计学界:“要么致力于人居环境的改善这一重要领域,要么就做些装点门面的皮毛琐事。”在这里,我愿意用同样的热切与由衷的期望告诫我的同志们:要么陶醉于小桥流水和风景、景物的“艺术”,要么勇敢地承担起设计和协调中国人地生态关系的重任,再造安全、健康的秀美山川。 谁都承认中国有着最优秀和独特的风景园林艺术传统。但是,我们不能指望我们的祖先预先编制了程序,来解决现在中国所面临的如此严峻的人地关系危机。没有多少人会否定“天人合一”的“审美”志趣的高尚和小桥流水造园艺术的精湛,但是当这种精湛的艺术被用于茫茫祖国大地时,能使我们的千万条江河变得更清更美、能使我们的千万倾土地变的更安全健康和秀美吗?不能!如果承认“园林学科已从传统园林、城市园林绿地系统向大地景物规划三个层次”,同时,认为,“大地景物规划远不止风景名胜区规划一项”(刘家麒,2004);如果承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风景园林、甚至是园林的一个根本宗旨(当然也是LA的根本宗旨),那么,解决人地关系的问题又怎就一个“美”字了的?又怎能是“艺术”了得?而没有国土生态的安全、没有区域和城市及社区等尺度上的土地的合理规划布局和利用,“美”又从何而来?既然地理学家、生态学家早以用景观的概念来描述和研究“土地和土地上的物体和空间所构成的整体”(俞孔坚,李迪华,2003,P。6),作为应用的科学和艺术,风景园林设计师为什么非要将一个完整的Landscape限制在“景色”“景物”“风景”之类的表象层面上? 悲呼,当今风景园林的职业范围(停留在景观的审美意义上)甚至还不如四十多年前,程世抚前辈刚到北京时从事的专业范围,在当时程前辈的眼中和实践中,城市规划仍然是“风景园林师”的一个本职工作(见周干峙,1998)。事实上在美国的LA发展史中,城市的物质空间规划和设计(CityPlanning)本来、也一直就是LA专业的一个主要职业范围。在美国的设计学科中,是先有LA,再有UrbanPlanning(见俞孔坚,1998)。而LA与后来的城市规划专业的分野在于,后者走向了更偏向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都市计划。 更进一步讲,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McHarg的《DesignwithNature》(1969)为代表的(景观)生态规划,早已赋予LA学科从拯救城市走向拯救人类、拯救大地的历史使命。你家后花园的月季花死了管我什么事!正如McHarg所说:“不要问我你家花园的事情,也不要问我你那区区花草或你那棵将要死去的树木……我们(景观设计师)是要告诉你关于生存的问题,我们是来告诉你世界存在之道的,我们是来告诉你如何在自然面前明智地行动的”(见Miller和Pardal,1992,P30)。从这一点来说,孙晓祥先生的观点,即“大地规划”(孙晓祥,2004)是完全正确的。但我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LA并不排斥Gardening,造园的内容仍然是LA的一部分知识。哈佛大学的LA系里照样有人研究花园,美国的LA设计师中也仍旧有以花园设计为职业的(关于这一点与孙先生的观点稍有不同之处)。LA的出现并没有使传统的园林造园和风景造园职业消失,世界各地也都有Garden(花园)或Gardening(造园)杂志。正如现代医学并没有令中国悠久的藏医和中医消失一样。 1.4行政管理行业混同专业及学科:缺乏对LA的优秀内容——“设计”的认识 学科的发展和专业化使LA成为一门以规划设计为优秀的科学和艺术。LA决不应该是一个由政府行政管理条块分割下的一个行业,而是学科和职业的专门化和社会化的分工,其优秀内容是设计。 诚如李嘉乐先生所言,风景园林建设不仅需要规划、设计,还需要施工、养护、植物培育等各个环节,本来就没有贵贱之分(2004)。正如建筑行业需要由建筑师、结构工程师、建造师和施工企业等等一样,本人所提倡的景观设计也并不是排斥包括施工、养护、植物培育在内的其他学科和专业。但LA是一个以设计为优秀的学科和职业,不是一个行政管理意义上的“行业”,更不是一个大大杂烩。要理解这一点,必须了解LA产生的社会和时代背景:大工业和社会化。 作为一种职业,Landscapearchitect是以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和职业的专业化为基础的。农业时代的知识分子是通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既是画家又是设计师和规划师,同时是风水先生,还是个法官。园林“师”和建筑“师”仅仅是匠人。这是因为农业时代的科学知识是有限的,通才可以掌握。现代西方科学体系的建立,工业革命带来的对专业化技术的需求,要求有职业化的人才来适应。因此,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便出现了大规模的职业化运动,注册建筑师,会计师,律师等职 业纷纷出现,因此也有了注册景观设计师的运动。景观设计师不是建造师,当然也不是园艺师。这些“师”自然都会有人去做、去注册,而且,中国已经开始进行注册建造师的工作。职业建造师和职业预算师都同样值得尊重。 当然,强调LA学科的“设计”优秀,决不是“画图”意义上的,设计也有大量相关的科学研究、理论方法、实验,等等。 美国没有一个政府部门是专门对应与LA的,相反,注册景观设计师是由民间的专业协会管理的。LA专业人员就职于任何一个与土地和景观相关的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包括国土、森林、环境保护、土壤、流域、国家公园以及各类私人企业,特别是设计事务所。关于这一点,我完全赞同孙晓祥教授的观点:“中国当前,在政府体制中,建设部城建司下设风景处和园林处,各地省市都有相应机构,我们的学会是''''风景园林学会''''。所以中国只能称为''''风景园林学''''(孙晓祥,2004)”。如果这样,那是中国风景园林学科的悲哀。殊不知,这是一种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极其落后的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春风已经迫近。这种狭隘的行业和学科意识,是风景园林甚至不能涉足城市规划和更广阔的土地,因为那是属于另一个司(局)、部门管理的范畴。难道国土部门、农业部门管理的土地就不属于LandscapeArchitect的设计对象了吗? 景观设计学(LA)首先是科学,然后才是艺术;景观设计学是要解决问题的,什么问题?“一切关于人类使用土地及户外空间的问题”(西蒙兹,2000)。其实,观点很明确:摆在我们面前的可选择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不要把“风景园林”混同与LA,安心做“风景审美”和“园林艺术”;要么大胆、坦诚地走出现行学科内容、职业范围和教育体系的束缚进行全面深刻的革新,其中包括改变“风景园林”目前的社会认同局面。相比较而言,如果接受前者,意味着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师兄师姐们会容易些,但留给我们的后代的发展空间则是不堪启齿的“园林艺术”的犄角旮旯;如果接受后者,意味着要改变“风景园林”的称谓,同时对学科内容、特别是教育,要进行洗心革面。 2.关于LA的翻译和名称问题 2.1缘木求鱼,后谕意识造成对LA的曲解 为了论证“园林学”就是LA,有多位学者追溯了LA的发展与传统园林的渊源关系(王晓俊,2002;李嘉乐,2002;朱有介,1985)。这种渊源关系谁都不能否认。但如果就此而得出LA就应该称园林学,或风景园林,那就毫无道理了。如果按此逻辑,西方的相应名称就应该一直保持Gardening,为何又先后出现了Landscapegardening和Landscapearchitecture?道理很明白,因为以花园的营造为优秀的Gardening,显然没法表达以英国自然式风景营造为优秀特征的Landscapegardening的内容,同样,Landscapegardening也没有能够充分表达以土地的综合规划设计为优秀的Landscapearchitecture的内容。任何一门现代学科都可以在古希腊和罗马的哲人那里找到源头,也可以在中国的古代典籍和实践中找到源头。人们甚至把易经和八卦当作现代二进制和计算机技术的源头,当然也是现代预测学的源头。但除了算命先生外,谁又会同意把预测学等同于基于八卦推算的占卜? 我们可以说,园林和风景园林(Gardening和Landscapegardening)、甚至园艺是LA(景观设计学)的重要前身或始祖之一,但决不能等同于或包括了现代意义上的LA。(主要是审美意义上的)风景园林不能包含(关于土地或景观的完整意义上的)LA。所谓土地或景观的完整意义至少包括:景观作为风景的视觉审美意义、景观作为人类生活其中的境栖居地的含义、景观作为生态系统的含义、和景观作为符号的意义、当然也包括景观作为“神”的含义(俞孔坚,2002;2004)。 顺便说一句,孙先生对我关于“天地-人-神”的理念的批评是在没有完全了解学生所云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此略做解释,再请先生斧正。我所倡导的神是“土地之神”的含义,是人对于土地的寄托与信赖,也包含是对土地的敬畏之意,而这也正是“神”的本质。对待土地的傲慢和不敬是带来当今中国人地关系危机的主要根源。这一点科学是不能解决的,至少在当代是如此。因此,我们必须回到土地,找回对土地的敬畏,重建关于土地的伦理。 2.2语境和名称:字典能告诉我们一个蓬勃发展的学科的名称吗? 理解一个词汇需要考察其语境,或“上下文”(context),理解一个学科的名称,更应该如此。 有学者发现目前所有字典中找不到“景观设计”的注解,而强调字典上说:Landscape就是风景(且不说还有其它含义),因而强调Landscapearchitecture就是风景园林,这是违背基本常识的,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理的。先有实践和客观存在,才会有语言和意识,这是基本常识。如果一个蓬勃发展的专业,要从先于时代、老于我们的专业实践的词典定义中找名称,那这个学科的落后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如果字典能告诉现代学科发展和名称的话,我们岂不永远生活在甲骨文的时代?是社会实践的不断进步、是学科的发展丰富了词典的条目和内容,而不是反过来。细胞、计算机、信息等等词汇,都不曾在词典中出现,首先是科学技术和专业人员,而非字典编辑家发明了这些词汇。必须认识到,所有的字典关于Landscape和Landscapearchitecture的解释,肯定是落后于Landscape学科本身的发展的。因而,字典不能告诉我们一个蓬勃发展的学科的名称。 2.3祖宗之法不能变”呼? 有多位学者试图从大百科全书(园林、建筑卷)来说明,园林名称不能变,风景园林名称不能变。大有“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含义。殊不知,“风景园林”也是前辈孙晓祥等人所提出对园林的改变。又有学者嫌学科名称变得太快,而强调慢慢变。可社会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如果深刻体会一下中国在过去五十年的时间内,人口翻到了三倍,而城市化程度将从过去近十年内的百分之十几,猛增到今后近十年内的百分之六十五,这是一个三千年一回的巨变,难道谁还会说我们的学科变得太快了吗?不,是变得太慢了,以至于我们的学科体系和教育没能适应中国社会大发展的需要、也没能适应中国人地关系巨变的需要。 或曰,为何Landscapegardening中的Landscape译成风景,而Landscapearchitecture中的Landscape要理解成景观,这就需从当时当地该词语的产生背景来理解,不能从字典里找答案。因为Landscapegardening产生的时期正值英国画意园林盛行时期(1785-1840),以乡村牧场的自然美景作为艺术再现,创造一种画意的天堂美景,所谓Picturesqueparadise(Fleming,LaurenceandGore,Alan,1988)。这时的Landscape等同于Scenery,是花园围墙外的自然美景的意思。关于这一点,Landscapegardening一词的发明者HumphryRepton在其《TheoryandPracticeofLandscapeGardening》一书中描写得很清楚:“花园的外面,应该营造成公园般的景色(parkscenery),或者说是自然风景(Landscapeofnature)”(Fleming,LaurenceandGore,Alan,1988,P。149)。也就是说,在当时,自然风景是等同于公园景色的,而且是为了烘托花园围墙中人工化和艺术化装饰的背景环境。顺便说一句,在这里,Repton所谓的公园(Park)仅指英国牧场风光中房子周围的林子和草地。 而在美国,用Landscapearchitecture替代Landscapegardening的时代,正是一个大工业、城市化和生态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如果说在Olmsted时代的Landscape概念尚保留较多的田园牧场的英国浪漫主义情调的化,到了McHarg时代,则更多的是现代主义、科学理性主义和生态学及环境运动主导下的人类生存空间的设计。这里的Landscape当然不仅仅是自然风景,而应回到景观的完整含义,包括作为风景、人类栖居地和场所,生态系统等(俞孔坚,2002)。这种演变过程,孙晓祥教授和本人都有过较系统的论述,此处不再展开(孙晓祥,2002;俞孔坚,1998;)。 必须认识到,Landscapearchitecture是一个学科(不是个具体的动名词),“architecture”原义是建筑学,本质含义是组织和结构,即设计的含义,与Landscape结合成词组,当然就不能译成“景观建筑”。正如Computerarchitecture是指计算机体系结构的设计一样,Landscapearchitecture是指景观的体系结构的设计,是指土地及土地上的物体的空间结构关系和功能的布局。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土地的规划和设计。关与它的来历,本人已在其他论文中阐述(俞孔坚,2004)。而Landscapegardening和Gardening都仅仅是一种技艺和实践,是动名词,都以-ing作尾。从这个意义上说,王绍增先生(2004)提出的用“景观营造”,来对译LA也是不妥的(2004)。因为:第一,景观营造显然没能涵盖自然遗产地的保护等含义,而这是不是现代LA的一个重要组成;第二,景观营造(Landscaping)之于Landscape,正如造园(Gardening)之于Garden,都没有摆脱作为一种动名词的技艺和动作之感。而且,Landscaping在英语国家中等同于房前屋后的园艺美化,在中文和英文语境下,都无法等同与LA所涵盖的广泛内容;第三,LA强调的是职业化的设计,而非建造和园艺。关于这一点,上文已有论述。 3.解决之道:走向土地和景观的完整设计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关于Landscapearchitecture和“风景园林”的争论,实际上在名称和内容两个层面上展开,与之相应,解决之道也须针对两种情景提出: 情景A:如果将“风景园林”等同于LA,则必须设法改变目前风景园林专业内容,同时设法改变国民对“风景园林”局限于“风景审美”意义的认同。 情景B:如果保持“风景园林”的审美意义和目前的专业范围,则必须有新的名词与LA对应,它将同时包含“园林”和“风景园林”作为祖始学科的含义。一个现实的名称是景观设计学,而未来更科学的名称是“土地设计学”。 2.1一厢情愿:推翻中文语汇的约定俗成,冲破“园林”围墙,捣碎风景的审美界定,强迫社会接受LA即风景园林的解释 关于情景A的解决之道,实际上是非常难以走通的。我们自以为我们已经把园林或风景园林扩大到大地景观,这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裳罢了。关于这一点,王绍增教授有过精辟的论述(王绍增,2004)。连的“大地园林化”的号召都没能改变普通大众将“风景园林”认同于种花种草之能事,我们的少数专业人员和教授们又怎能改变大众和城市决策者关于“风景园林”的认同。 记得当年有我幸考上大学,却不知园林专业为何物的时候,可敬的中学班主任绘声绘色如此给我描述“园林就是那个有鲜花,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的花园,是造花园的”。当时是农民,那天刚从稻田里除草回来,听到此翻描述,自然感觉无上奇妙,便头了此胎。试问,除了您们教研室的几个人也许还明白风景园林是怎么回事外,还有多少人对园林的理解超过我那位可敬的中学班主任?更有甚者,连业内的许多专家们都还在坚持和风景审美论、园林艺术论,又怎能令业外人士不能把我们“关在园林的围墙之内?” 要改变目前风景园林的“种树、种草、美化环境”的形象,意味着必须推翻千百年来中文语汇的约定俗成。在设法改变目前风景园林教学大纲、专业内容的同时,一个更艰巨的任务是推翻国民对“风景园林”词组的认同,即“风景审美”意义的认同。也就是从字典和小学课本开始,重新将风景及园林词组的内涵和外延拓展,把一个文学和日常审美意义上的描述词,变成科学意义上的词组。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2.2名称的历史发展观:LA的过去叫“园林”或“风景园林”,LA的现在叫“景观设计学”,LA的未来是“土地设计学” 关于情景B的解决之道——改名称,是建立在对LA的内容和职业范围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基础上的。一些业内有识之士已充分认识到国际LA学科的发展已远远超出“审美”论,而将生态学的应用和土地的利用规划设计作为优秀内容,关于这方面,本人非常敬佩李嘉乐和孙晓祥等先生的见地(见李嘉乐,2002;孙晓祥,2002)。学生与两位前辈的不同认识不是在内容上,而在于:如果意识到LA专业内容大大超越普遍认同的“风景园林”的内涵和外延的情况下,是否还应该沿用“风景园林”来对等Landscapearchitecture的问题。我的观点是鲜明的,那就是革新也要洗面。 王绍增先 生说得好:“其实,对于内涵改变了的事物赋予新的名称,比起坚持老名称要好的多……在事物发展变化很快的现代社会,传播一个新概念比等待一个老概念在人们心中慢慢改变要迅速和容易的多”(2004)。但这里必须要强调的前提是:当实质内容发展了的情况下。如果仅仅将现在意义上的“风景园林”改为“景观设计”,那是名不副实的,正如李嘉乐先生所言:“把劣质酒装到了名酒的瓶子里去卖,反把别人的真酒诬陷为假酒。”(2004) 针对目前中国的专业发展现状,一个合理的解决途径是保持“风景园林”的审美意义和目前的专业范围,同时必须有新的名词与Landscapearchitecture对应,它将同时包含“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含义和内容,而更重要的是,它将包含和预示关于完整意义上的景观和土地设计的意义,其中包括孙晓祥先生一再强调的“大地规划”(Landscapeplanning)。这个新名词是什么?《大百科全书》不能告诉我们,《辞海》和无论多高级的《英汉字典》也不可能告诉我们。这需要懂得这个学科和专业的人士共同创造一个词汇。 孙晓祥先生在推动这一学科的进程中奔走呼号可谓不遗余力。除了对名称方面的分歧外,学生赞成孙前辈在“关于《中国园林》俞孔坚等《景观设计、职业与教育》导读的审稿意见”一文中的绝大部分观点,以及其他场合的关于LA学科发展的观点(孙晓祥2002,2004),而且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便深受其观点的滋育和启发。他提出用大地规划与Landscapeplanning对应,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把“大地规划”又装进“风景园林”的老瓶子,则是把美酒放进了老醋罐。而且要明确的是,LandscapeArchitecture(景观设计学)同时包含LandscapePlanning(景观规划或土地规划),及LandscapeDesign(景观设计)两个方向:前者回答做什么和在什么地方(whatorwhere),而后者回答怎样做(how)。 本人在Simonds的《景观设计学》的译后记中曾强调:尽管本人将其译为景观设计学,但Landscapearchitecture更为直接而恰当的含义是“土地设计学。”这个理解受已故LA历史学家Newton的关于LA的认识的启发,他因此把LA的发展史归结为土地上的设计史(DesignontheLand)(1971)。 所以,从LA的历史发展观来看,LA在中国称呼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理解: (1)风景园林,或园林学,属于LA的过去,审美和艺术论是优秀。 (2)景观设计学,属于LA的现在,面对中国现实,优秀是解决城市化和工业化及人口膨胀带来的严重的人地关系危机;还景观以完整而全部的含义,它将解决所有关于人们使用土地和户外空间的问题(见俞孔坚,李迪华,2003)。 (3)土地设计学,更为科学的名称,体现Landscapearchitecture的本质含义和优秀内含,但在中国属于LA的未来。所谓“未来”,是因为要在中国接受“土地设计学”的名称,尚需要等待更多人对LA的深刻认识,真正彻底抛弃唯美论,回到景观作为土地的完全含义,并认识到景观的本质含义是土地,把人与土地的和谐关系作为设计的优秀。在这个意义上,对LA的起源问题的认识将决不在于园、囿,而在于人类设计改造土地的所有活动,从水利工程到道路、城市、绿化,甚至农业。在一个以远离“土”为荣耀的现实中国背景下,这种理解和称谓显然是缺乏市场的,就像当年我刚从稻田里出来,不愿意听土地,而更愿意听“花园”和“城市”一样 结语 我们处在一个三千年难得一遇的伟大的变革时代。日新月异的土地与社会变化,迫切需要以土地设计为己任的LA学科的不断创新与发展。要么我们固步自封,陶醉与风景的审美与造园的艺术之中,而等待被挤进“园林旮旯”,远离时展的大潮,自嘲“拙者之政”,欣赏“留得残荷听雨声”;要么,勇敢地面对人地关系和学科发展的危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担当重任。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关于国际LA与风景园林的问题,应该从四个方面来统一认识: 第一,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社会发展、人地关系的变迁、以及学科的自身发展动态各个方面,来认识国际LA目前的发展状态和趋势。如果连国际本学科和专业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趋势都没有一个清晰而全面的理解,一味讨论其是否对应于中国的风景园林或别的,那是没有意义的;更进一步说,如果我们自人为中国的风景园林在历史上曾经领先过国际,而因此来乐观地判定,目前中国的风景园林与LA的关系,是对LA的不理解。要统一认识,必须打开心灵的窗扉,以谦逊的态度,引进西方LA学术著作和实践案例。学术问题是不能以武断的和行政的方式来解决的。《礼记》说得好:“虽有佳肴,弗尝不知其旨;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 第二,如果认为LA就是中国的风景园林,那就必须以客观的态度来评价目前中国风景园林专业与学科,尤其是教育的落后状况,要有充分的危机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有改变的动力和支持改变的社会氛围。还是《礼记》说得好:“知不足然后自反,困然后自强。” 第三,充分理解目前中文语境下,社会对“风景园林”认同于“审美和绿化”和“园林艺术”的现实,汉语词汇的约定俗成是当代专业人员所没法改变的。因此如果继续用“风景园林”来卖风景审美和园林艺术的酒,那就不妨还用“风景园林”的名称,只是不要混同与英文的Landscapearchitecture。否则,真的LA会卖不出去。 相反,如果能酿LA的新酒、也想买LA的新酒,那就不如换个新瓶子来装,否则,这新酒是不好卖的。就学科来说,这个瓶子的标签是景观设计学(Landscapearchitecture),就职业来说是景观设计师(Landscapearchitect),就标签所指的酒来说是完全意义上的景观规划(Landscapeplanning)和景观设计(Landscapedesign)。 第四,积极而正确地看待中国优秀园林艺术传统的继承与中国LA发展的关系。就目前的情况来说,LA称为景观设计学,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为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以及与国际交流,更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必须认识到LA的优秀内容是土地设计。无论是景观设计学还是土地设计学,都没有必要抛弃中国传统风景园林艺术。相反,传统的园林艺术和风景审美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LA学科提供了丰富的创新源泉。我们必须认识到从带有浓厚的农业时代“大百科”特征的园林、或风景园林的“行业”(行政管理分工意义上的),分化出专业的景观设计师,当然还有建造师、观赏园艺师等等,是社会的进步,是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表现。切勿用中国目前落后的行业条块分割管理方法作为划定学科和专业的依据。 最后,我要参照佐佐木先生当年告诫美国同行的那句话来告诫中国的同行们:要么正视中国目前面临的严峻的人地关系危机和专业创新的机遇,勇敢担当起重建人地关系的和谐和改善人居环境的重任,为我们的后代开辟 一个体面而堂皇的专业领地,要么就做些所谓“艺术”和“美化”的装点门面的皮毛琐事,让我们的后代责怪他们的祖先竟然对21世纪的中国当代问题如此漠然而坐失专业拓展之良机。 景观设计学论文:当代景观设计学论文 摘要:全球化和城市化,给景观设计学带来众多挑战和机遇。环境与生态危机、文化身份危机、精神信仰缺失,要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承担起重建桃花源、重建天地—人—神和谐的重任。景观设计学源于我们祖先在谋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生存艺术”,而这门艺术在中国和在世界上,长期以来却被上层文化中的所谓造园术掩盖了。 关键字:IFLA主旨报告;景观设计学;生存艺术;当代景观设计学;景观设计理论 编者按:2006年10月6-9日,全球6000多名景观设计师齐聚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由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ASLA)和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IFLA)共同举办了2006全美景观设计师年会及第43届国际景观设计师世界大会。大会的主题为“蓝色星球的绿色解决方案”。本期刊登俞孔坚的主旨报告(节选),报告原题目:生存的艺术——重新认识景观设计学。 前言 中国正处于重构乡村和城市景观的重要历史时期。城市化、全球化以及唯物质主义向未来几十年的景观设计学提出了三个大挑战:能源、资源与环境危机带来的可持续挑战,关于中华民族文化身份问题的挑战,重建精神信仰的挑战。景观设计学在解决这三项世界性难题中的优势和重要意义表现在它所研究和工作的对象是一个可操作的界面,即景观。在景观界面上,各种自然和生物过程、历史和文化过程、以及社会和精神过程发生并相互作用,而景观设计本质上就是协调这些过程的科学和艺术。 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主席马莎?法加多(MarthaFajardo)说的好:“景观设计师是未来的职业”。[1]未来的光明前景在于景观设计学作为对景观这一媒介的设计和调控的特殊地位,而光明的前景只属于有准备的人们。 为了使景观设计学有能力迎接这些挑战,本报告着重回答了景观设计学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和目标以及景观设计学科和专业发展的对策等问题。 一、桃花源,告诉你景观设计学作为一门“生存的艺术”的起源 “桃花源”是中国的一个古老典故,诗人陶渊明(公元365-427)描述了一位渔夫沿溪行舟,两岸桃花落英缤纷,不知路之远近,水尽而山出,穿过一个小山洞,眼前豁然开朗,这便是藏于山后的“桃花源”:群山环绕,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农耕景观与自然和谐交映;其中的人们像家人一样和谐相处,老者健康怡然,幼童欢快活泼;纯朴善良的人们用美酒佳肴热情款待这位不速之客,就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当渔夫离开此地后,想再次重返时,桃花源却再也不觅其踪了。 我们曾经体验过、而且在当今的中国仍然存在很多可以被称为“桃花源”的乡村。它们是数千年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农耕先辈们与各种自然灾害,经过无数的适应、尝试、失败和胜利的经验产物。应对诸如洪水、干旱、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以及在择居、造田、耕作、灌溉、栽植等方面的经验,都教导了我们祖先如何构建并维持“桃花源”。正是这门“生存的艺术”,使得我们的景观不仅安全、丰产而且美丽。 约4000多年前,在中国的黄河岸边,一起包括山洪在内的大规模群发性灾害事件,掩埋了整个村落,留下了一堆堆尸骨。[2]在惨烈的那一刻,一个妇女怀中抱着幼子,双膝跪地,仰天呼号,祈求神的降临。这位被期盼的神灵正是大禹,他“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他懂得如何与洪水为友,如何为人民选择安全的居所,在合适的地方造田开垦,正因为如此,他堪称规划华夏大地之大神。也有因治一方之水土有功而被奉为地方之神者,如修都江堰的李冰父子。他们懂得与神为约,深掏滩,浅作堰,以玉人为度,引岷江之水;更有遍布大小村镇的地理术士们,仰观天象,附察地形,为茫茫众生卜居辩穴,附之山川林木以玄武、朱雀、青龙、白虎及牛鬼蛇神。也正因为如此,遍中国大地,无处不为神灵所居,也无处不充满人与自然力相适应与相和谐的灵光。直到近代,凡亲历过中国广大城镇乡村景观的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无不以“诗情画意”来描述和赞美[3、4].这就是景观设计学的起源,即“生存的艺术”,一种土地设计与监护,并与治国家之道相结合的艺术。 遗憾的是,我们的上层文化并没有珍惜这种源于生存艺术的、充满诗情的、真实的桃花源,因为那是一种与苦难、劳动和生存相联系的下层文化,是与下等人和平民相联系的文化。两千多年来,帝王们早已不再像“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那样关怀土地和人民,真实的“桃花源”所带来的丰厚的剩余价值,使帝王和士大夫们收尽天下之奇花异石、竭尽小桥流水之能事,扭曲了真实“桃花源’中的稻田和果园等与生存相关的良田美池,大造虚假、空洞的桃花源,并美其名曰:造园艺术。呜呼,在各国书店里有多少关于中国园林艺术的图书塞满了关于中国文化的书架,却很难找到一本关于中国真实的桃花源的书籍。长期以来,东西方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向世人提供了一幅幅假像,使人们误认为中国造园艺术——这一虚假的”桃花源“艺术就是中国景观设计的国粹,继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然而,正是这种”国粹“埋葬了曾经辉煌的封建帝国,我宁愿将它和具有同样悠久历史的裹脚艺术”相媲美。 也正是这种虚假的园林艺术,于同样腐朽的、来自古罗马废墟的城市艺术相杂交,充塞、装点着当代中国的城市,成为中国“城市化妆运动”、“园林城市运动”的化妆品。而与此同时,我们挖掉了农家祖坟上的最后一棵风水树,搬进城市广场;截流了流向千年古村落的最后一股清泉,用于灌溉城市大街上花草,在营造一个当代虚假桃花源的同时,却糟蹋了中国大地上真实的桃花源。 二、消失的桃花源:景观设计学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中国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业迅速退出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样,农耕技术及农耕文明中孕育的关于生存和土地监护的、日常的、乡土的景观艺术也随之衰落。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兴起了一场“城市化妆运动”,随后一场席卷全国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这些都使中国的大地景观面临严峻的危机边缘:生态完整性的破坏,文化归属感的丧失,历史遗产的消失。农业时代的桃花源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从历史角度来讲,这种衰败的进程始于2000多年前的园林艺术。曾经是生存艺术的土地设计和景观艺术,堕落成了帝王们和失意士大夫的园冶消遣之术,无异于斗蛐蛐和陶醉于“三寸金莲”。这种造园艺术在当今的延续和泛滥、或者说“发扬光大”的结果,最终表现为:当成千上万的造园师们忙碌于城中小绿地和万紫千红的广场花坛时,我们的母亲河却正在遭受着干旱和污染的侵害;地下水仍然每天被大量地抽取用于伺候娇艳的鲜花,而任由沙尘暴不断侵蚀着良田美池和城市。 随着旧时代“桃花源”的消失,巨大的机遇也将降临,即如何在当代重建新的人地关系的和谐。在这个以全球化、城市化和物质主义为特征的时代中,当代景观设计学,也是世界景观设计学主要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和机遇: 1.挑战之一:我们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吗? 未来20年内,中国13亿人口中的65%都将居住于城市(目前居住于城市的人口比率约41%)。在中国66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在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流淌的河流几乎没有一条未被污染;在中国境内的大多数河流上建筑15米以上高度的大坝25,800座,占世界总坝数一半以上;与以往相比,当代中国有更多的人口处于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下;荒漠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每年都有3436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变成沙漠,目前,荒漠化总面积占整个国土面积的20%,且每年都在不断上升;每年都有近50亿吨的土壤被侵蚀[5-7].中国在过去的50年中,有50%的湿地消失;地下水水位每天都在下降。以北京为例,其地下水超采量是110%,地下水位每年以1米的速度下降。[8]连续几年,中国每年消耗的钢材是世界总消耗量的50%以上,水泥30%以上,但它们都被用到哪里了呢?它们被用来建设大型的纪念性广场和建筑、被用来给自然的河道衬底,用来拦河筑坝。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是环境的破坏。过去的20年中,中国大多数城市的GDP增长幅度都十分惊人,而与此同时每年因为环境和生态的破坏造成的损失已经占到了GDP总量的7%—20%,这相当于每年GDP的增长量,甚至更高。[6] 人们不得不问:我们能够在日益恶化的环境和生态中幸免于难吗? 必须认识到,上述这些生态与环境的破坏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缺乏明智的规划和决策,特别是以土地综合设计为优秀的景观设计学科的缺席,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迎接这些空前的挑战时,景观设计学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大背景促使我们重新回到景观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的含义。 2.挑战之二:我们是谁?当今中国人的文化身份问题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快速的社会转型中,中华民族面临着文化身份缺失的危机。从传统上讲,中国的文化身份是建立在封建王朝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之上的。事实上,当我们看看被列为国家遗产和世界遗产的大部分项目时,可以发现:被认为代表中国文化的遗产,其实大多是皇权和士大夫上层文化的产物。我并不否定它们的成就,只是我们的确需要问问自己:这种曾经的封建上层文化景观是否还能够代表我们民族当今的文化身份? 在城市设计中这种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表现尤其明显。众多国外设计师在中国土地上大肆“试验”、“创作”的时候,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试图呈现给世界的究竟是什么?在中国过往封建帝王的华丽与现代西方的纷繁之间,我们不知所措,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是什么?这是当代中国、也是世界景观设计师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3.挑战之三:“上帝死了”,我们的生活还有意义么? 祖母曾经告诉我:当一棵树长大变老之后,会变成神,有精灵栖居;当一块石头陪伴我们的家园,日久也变为神,有精灵栖居,我们的山、水和土地本身又何尝不是?祖辈们修建庙宇神龛用以供奉这些自然和先贤的神灵,它们保佑后代的幸福安康。我们曾相信是这些精神庇佑着我们的现世生活,还相信我们未来的生活需要这些精神的指引。正因为这些信仰和精神的存在,我们的生活才充满了意义。 过去几年,中国有近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包括精神的载体,这个数字还以每年200万的速度增长,他们的归属将在哪里?下岗的职工们,对于这些“以厂为家”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精神家园又在哪里? 像世界其它地方一样,物质主义迅速地覆盖着中国的每一寸土地、甚至于土地中的每一个元素,包括我们的祖坟。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保留这些过往灵魂的栖息地和当代人的精神家园。美国的第一个公园是墓地,而且至今仍然是最吸引人的休憩地;而在我们的土地上,以往村落前神圣而意味深长的溪流和池塘不是被填平了,就是以控制洪水的名义被水泥渠化了;寄托祖先信仰的风水树被剃光了枝丫,成为城市景观大道上“断臂维纳斯”。土地和景观元素正在日益地商品化,渐渐地,我们失去了与土地的精神联系。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不能一任怀旧而陶醉于农耕时代的田园牧歌之中。对应于一个高度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社会,我们应该创建新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桃花源。景观设计学则是实现这个“新桃源”的最合适的专业,而此时的中国,正是世界景观设计学发展的最合适的时间、最合适的地方。西方人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老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矣! 那么景观设计学应怎样通过物质空间的规划设计,保护和重建物质和精神的“桃花源”呢? 三、重归“桃花源:”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与战略 面对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文化身份的丧失以及人与土地精神联系的断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担负起重建“天地—人—神”和谐的使命,在这个城市化、全球化、工业化的时代里设计新的“桃花源”。 1.为什么“斯人”乃景观设计学? 为什么景观设计学能够在重建“桃花源”的使命中扮演主要角色?因为景观是一个天、地、人、神相互作用的界面,在这一界面上,各种自然和生物的、历史和文化的、社会和精神的过程发生并相互作用着。卓越的博物学者、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森曾经说过:在生物保护中,“景观设计将会扮演关键的角色。即使在高度人工化的环境里,通过树林、绿带、流域以及人工湖泊等的合理布置,仍然能够很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明智的景观规划设计不但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美观,同时能很好地保护生物和自然。”[9]而景观不仅仅事关环境和生态,还关系到整个国家对于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归属问题。[10]景观是家园的基础,也是归属感的基础。[11]在处理环境问题、重拾文化身份以及重建人地的精神联系方面,景观设计学也许是最应该发挥其能力的学科。景观设计学的这种地位来自其固有的、与自然系统的联系,来自于其与本地环境相适应的农耕传统根基,来自上千年来形成的、与多样化自然环境相适应的“天地—人神”关系的纽带。 要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遵循“放眼于全球,从本地做起”的箴言,而景观正是“从本地做起”的最可操作的界面。 2.我们该做些什么?战略和方法 景观设计学要怎样应对这些挑战?作为重建和谐人地关系、主导学科的景观设计学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我强调三个原则:设计尊重自然,使人在谋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保护自然过程和格局的完整性;设计尊重人,包括作为一个生物人的需要;设计关怀人类的精神需求,关怀个人、家庭和社会群体与土地的精神联系和寄托。这三个关于土地、人、精神的原则,要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调整自身的定位和价值观。 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决定着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珍视什么又将决定了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保护和创建什么样的景观。针对这些问题,我有三个观点: (1)回归景观设计学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原国际景观设计学,尤其是中国的景观设计学,要想成为保障人类健康安全、重建和谐的“天地-人-神”关系的主导学科,就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起源问题。我们必须重归“生存的艺术”和监护土地的艺术,而非一门消遣、娱乐的造园术。麦克哈格说的好:“不要和我们谈论你家的花园。不要向我们咨询如何拯救你那株快要死掉的鬼树。这些皮毛小事无需向我们求教,我们要告诉你的是事关生存的问题。”[12](MillerandPardal,1992) 在半个世纪以前,已故杰出景观设计学教育家佐佐木告诫我们:“当前,景观设计学正站在紧要的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致力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领域,而另一条路则通向肤浅装饰的雕虫小计”[13](Sasaki,1950)。不幸的是,除了少数的例子外,过去十几年中,世界范围内的景观设计学都朝着后者的方向发展了。我们应该在一些更为紧迫的环境问题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些紧迫的环境问题包括洪水控制和水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土地保护和管理等。 我们已经和正在失去景观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 过去,景观设计学在定位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仍然把自己当作古老园林艺术的延续,这是大错特错的。丰富的园林遗产和众多园林艺术的理论著作不但没能帮助景观设计学成为一个现代学科,反而扭曲或掩盖了景观设计学科的真正内涵。现在到了声明景观设计学不是园林艺术的延续和产物的时候了。景观设计学是我们的祖先在谋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种种生存的艺术的结晶,这些艺术来自于对于各种环境的适应,来自于寻找远离洪水和敌人侵扰的过程,来自于土地丈量、造田、种植、灌溉、储蓄水源和其它资源而获得可持续的生存和生活的实践。 景观需要重新发现[11],而景观设计学也需要重新发现。这就是说为了使这个学科获得广泛的认同,更多的国际努力是必须的,通过强有力的实例,向人们展示景观设计学如何在治理大环境和解决生存问题中扮演主导角色。 (2)乡土与寻常:重归真实的人地关系 关于乡土,我指的是日常和寻常,白话和方言,是平凡的人和平常的事物,它相对于豪华和异常而论。要重建文化归属感和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我们就必须珍惜普通人的文化,关注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珍视对于脚下的土地而言是真实的普通事物。 从中国的第一个皇家园林和第一个文人园林开始,乡土便遭到了上层文化的忽略。奇异、矫揉造作和排场就成为造园的主流,它们与周围寻常的环境以及市井生活大相径庭。在“混乱”的、寻常的海洋中,创造一个奇异的、“天堂般”的岛屿,这便是一切古典造园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在中国和西方都一样。法国的凡尔赛宫苑是如此,英国的花园则更是收集异国花卉的代表。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皆以网罗奇花异草、怪石著称。这种畸形的、上层文化的造园运动到了清代的圆明园可谓达到了巅峰,她简直就是中国南方园林和当时西方贵族造园术的收珍猎奇。而她的最大的贡献是加速、见证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灭亡。西方列强的一把火,使它成为没落封建华奢文化的代表,永久地成为封建王朝的陪葬品。 席卷今日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形式上看是步履了美国和欧洲“城市美化运动”的后尘,但其实也正是中国自己的虚伪、空洞、畸形的造园传统的延伸,是收珍猎奇、虚伪、排场、远离乡土、鄙视大众嗜好的“发扬光大”罢了。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造园艺术在寻找无意义的风格,无意义的形式以及虚幻的异常情调中,在虚假的“桃花源”中迷失了方向。 这种情况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一样,直到最近我们才发现城市精英阶层也像普通大众一样遭受着日益恶化的环境的困扰,他们的环境与生存困扰甚至比处于偏远乡间的农民还要严重,所以,重归“生存的艺术”是时代对景观设计学的诉求。同时,生存的艺术反映了真实的人地关系,而正是这种真实的人地关系又给予人们文化的归属感以及与土地的精神联系。因此,现在到了景观设计学重归土地,重拾诸如在洪涝干旱、滑坡灾害经验中、在城镇选址、规划设计、土地耕作、粮食生产方面累积的生存艺术,重建文化归属感与精神联系的关键时候了。 (3)景观引领发展:“反规划”途径使景观作为城市建设的基础设施 应对时下的问题,景观设计学应该做怎样的调整呢?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迅速且无法抵抗,而“反规划”是改变传统发展规划模式,主动争取“天地—人—神”和谐的必由之路。这里所说的“反规划”,是指景观设计师和规划师应该在城市建设发展计划确立之前就通过识别和设计景观的生态、文化遗产、以及休憩的基础结构,引导和框限城市发展,即建立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Infrastructure)。EI在保障着生态过程的安全和健康、保护我们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身份、重建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14-15]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是蔓延式的扩张。很长一段时间里,绿化隔离带和楔状绿地被视为阻止城市蔓延的景观结构而被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中。而目前在美国华盛顿地区以及中国各个城市的种种迹象表明:试图通过规划绿化隔离带和楔状绿地阻止城市无休止蔓延的做法是失败的。失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过于随意,各绿地元素和水陆生境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 2)可达性差,不易亲近,绿地和建筑物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利用率低; 3)被当作阻止城市蔓延的对抗和屏障,功能单一,缺乏诸如对防洪,遗产保护,栖息地保护以及游憩和通勤等综合功能的整合; 4)当发展压力增加时,这些绿地很快地成为投机和寻租空间; 5)它们被各个行政管理部门条块式分割,支离破碎,很难实现应有的功效;“反规划”途径则试图找到在各方面都可行的、便于管理的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将各种生态服务功能、文化遗产保护及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通过一个完整的,连续的生态基础设施整合起来,担当城市生态安全、文化认同和精神给养的功能。[14] 从宏观的区域和国土范围上来讲,EI被视为洪水调蓄、生物栖息地网络建设、生态走廊和游憩走廊建设的永久性地域景观,用来保护和定义城市空间发展格局和城市形态。 从中观的城市尺度上来讲,区域的EI将延伸到城市结构内部,与城市绿地系统、雨洪管理、休憩、自行车通道、日常步行和通勤、遗产保护和环境教育等多种功能相结合。 从微观的地段尺度来讲,EI将被作为城市土地开发的限定条件和引导因素,落实到城市的局部设计中。 EI成为各种过程的相互作用的媒介,联系了自然、人以及精神。在保护生态环境完整性、建立文化归属感以及为人们提供精神需求方面,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景观安全模式。中国浙江省台州的“反规划”案例说明了这一点。[15] 结语 千百年以来,我们的先民不断地和自然界作较量与调和以获得生存的权利,这便诞生了景观设计艺术,一种生存的艺术,它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与联系,记录了人们的喜怒哀乐。知识、技术、连同可信的人地关系,使人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培育了人们的文化归属感和与土地的精神联系,使人们得以生存而且具有意义。这些有关生存的知识和技术就是景观设计学的优秀。而这门“生存的艺术”,在中国和在世界上,长期以来却被上层文化中的所谓造园术掩盖了。虽然造园艺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地关系,但那是片面的,很多甚至是虚假的。 在这个崭新的时代,人与自然的平衡再一次被打破,旧时代的“桃花源”将随之消失,人类生存再一次面临危机。我们必须建立起一种新的和谐的人地关系来度过这场危机,包括环境与生态危机、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和精神家园遗失的危机。这也正是景观设计学前所未有的机遇,景观设计学应该重拾其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来面目,在创建新的“桃花源”的过程中担负起重要的责任。为了能胜任这个角色,景观设计学必须彻底抛弃造园艺术的虚伪和空洞,重归真实地、协调人地关系的“生存艺术”;它必须在真实的人地关系中、在寻常和日常中定位并发展自己,而不迷失在虚幻的“园林”中;在空间上,它必须通过设计和构建生态基础设施来引导城市发展,保护生态和文化遗产,重建天地—人—神的和谐。 中国的问题正在成为世界的问题,解决好中国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解决了世界的问题,因此,中国的景观设计学也必将是世界的景观设计学。 景观设计学论文:景观设计学分析论文 叙事,是一个事物被人们认识的重要方式之一。无论是事物产生之前的虚拟描绘、消亡之后的历史性纪录,还是现实事物的传播,叙事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宣言可以理解为叙事的强势表达方式之一,它与新的事物有关,在某些关键时期,新事物通过宣言得以确立,宣言意味着改变。 当代的景观设计学正处于频繁叙事的时期,并且许多叙事正逐渐演化为宣言的形式,无论是舒缓的文笔还是激烈的措辞。对中国而言,景观在近十年来正逐步成为一个从公众到专业层面的热点话题。一方面,体现了公众对美好景观的希冀;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专业领域对创建景观设计学本体文化的渴望。一个新的事物从不为人知到被公众接受,宣言无疑是一种最好的方式。除宣言之外,景观设计学的本体理论和社会性实践同样是叙事方式的体现。本体理论是一个学科能够自立的基础,它的不断扩充与发展是学科生命力的体现。对社会性实践而言,景观设计作为一种物质性、社会性的实践,设计行为与社会和自然的各个层面有关。很多时候,本体理论与社会性实践以及宣言叠加在一起就呈现出一种整体叙事的特征。 宣言 关于宣言,查尔斯·詹克斯在《当代建筑的理论与宣言》一书的导言《火山和丰碑》中这样论述到,为什么政治家和建筑学家都写宣言?当卡尔·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并非想创作一部文学作品——正如他所说,不是诠释这个世界,而是去改变它。于尔里克·康拉德在他的《20世纪建筑的纲领与宣言》(1964年)一书中指出,我们的世界将建筑学宣言变成了可预言的事情。一个建筑学家若不能或不愿做广告就必须要在除建筑之外的媒介中成名。矶崎新这样理解现代主义运动:我们需要从近代艺术是一项运动的角度来分析。因为是运动,所以要提出宣言来明确其方向,在朝这个方向迈进的过程中,前卫产生了。所谓前卫就是向外界发出宣言,表明自己是走在最前头的,即通过展示一个乌托邦来确定目标,没有宣言的运动几乎没有。即使自己没有宣言,也会有其他人跳出来代你做出宣言,比如印象派和立体派就属于这种情况,而从未来派开始都是为自己发起的运动做出宣言的。在建筑界,不论是勒·柯布西耶还是密斯都是通过宣言登场的,也就是说他们通过宣言将近代艺术运动的形态运用到建筑界中来。构成主义、风格派和表现派都有各自的宣言,一直到包豪斯的功能主义,都是宣言不断。因此把各种宣言收集起来编辑出版,那一定是一部近代建筑的运动史。 查尔斯·詹克斯运用火山与丰碑这样的比喻来概括宣言,火山寓意情绪的爆发,丰碑代表法规和理论。而火山与丰碑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即为什么要写宣言?查尔斯·詹克斯认为是危机。他以后现代主义为例,后现代主义揭示了现代主义或现代主义带来的环境中紧迫的危机感,而且接下来的每种传统也都显示出类似的倾向。危机,或者说是即将到来的灾难的预感,是“火山”成为如“丰碑”——纯理论——一样深奥比喻的原因之一,因为没有改变这个世界的动机就没有人写下宣言了。 查尔斯·詹克斯进一步论述到,第一部建筑学宣言或者规范准则是上帝的《十戒》。柏拉图将上帝比喻成“万物的建筑师”,当建筑师们一时兴起做出某一决定,采纳某一理论时,他们就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尼采在他的宣言中宣扬:“燃尽你所爱,爱你所燃”,勒·柯布西耶在他的宣言中也引用了这一句。虽然人们发现罗伯特·文丘里的宣言透着文雅之气,但字里行间仍蕴含着血腥。最成功的宣言,如勒·柯布西耶的《走向新建筑》(1923年),经常称呼读者为“你”,并反复在连接处用到“我们”,知道在创造者和皈依者间建立起一种默契影响力。一部宣言必须亲自将它的思想传达给你。 关于宣言的形式,查尔斯·詹克斯认为宣言是一种奇特的艺术形式,似俳句一般,有着简洁、智慧和准确的用语。对于当代宣言,他这样阐述,与基督教派或现代主义时代相反,在我们的时代中,我们可以通过讽刺的方式反映这样一种情况,即在相互否认的宣言之间表现出多元性和辩证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不再可能有纯粹的现代派作品集(如于尔里克·康拉德)的原因。但詹克斯所阐述的这种方式还是被打破了,严肃和直面的宣言依然存在。对西方世界而言,美国的9.11事件后,产生了各种严肃的政治文化反思。无论是反讽还是正面陈述,只要危机存在,宣言便不会消失。 对景观设计学而言,20世纪50年代的丹·凯利的“设计就是生活”使景观设计摆脱了单纯的审美意义,后来又经历了以人为本的功能主义和应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历程。可以说,当代景观设计学越来越成为一个应对危机的学科。从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对景观设计学学科的定义演变可以看到这种变化。从1909年到1920年,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称景观设计学是一种为人们装饰土地和娱乐的艺术;20世纪50年代,景观设计学被定义为安排土地,并以满足人们的使用和娱乐为目标;1975年称景观设计学是一门设计、规划和土地管理的艺术,通过文化与科学知识来安排自然与人工元素,并考虑资源的保护与管理:1983年称景观设计学是一门通过艺术和科学手段来研究、规划、设计和管理自然与人工的专业;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又申明,景观设计学其内容是灵活的设计,使文化与自然环境相融合,构建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平衡。 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对景观设计学的定位本身就是一部宣言变迁的历史。这类宣言内容被查尔斯·詹克斯描述为有别于建筑学的第二种类型的火山:我们现在正处于理论对变化的世界、全球经济、生态危机以及文化混淆做出响应的时代。因此第二种类型的火山出现了,它打破了正规的建筑学理论,激起了雷姆·库哈斯、伊恩·麦克哈格以及克里斯蒂安·诺伯洛——舒尔兹的回应。 其中麦克哈格的《设计结合自然》发表于1969年,那是个带给西方人环境噩梦的时代,同期重要的与环境主题有关的文章还有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巴里·康芒纳的《封闭的循环》。《设计结合自然》被认为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将源于生态学的有说服力的总原则与实际的设计方法结合起来的成功之作。在书中,麦克哈格写到:经济价值体系必须扩展成为一个相关的包含所有生物物理过程和人类雄心壮志的体系。在人类谋求生存、争取成功并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生态学的观点赋予了他们非凡的洞察力。他为人类——生物圈的催化剂兼管家——指明了道路,加强了人与环境之间极具创造力的适应性,实现了人类对自然的种种设计。 中国当代景观设计学的叙事方式同样呈现出宣言的特点,比如俞孔坚近期发表的《生存的艺术:定位当代景观设计学》,文章带有强烈的宣言特征,将危机的阐述和理论准则融合在一起,并且叙事的话语带有感情色彩。这种宣言出现的原因及方式在查尔斯·詹克斯的《火山与丰碑》中有着印证。而查尔斯·詹克斯所论述的宣言产生的原因——“危机”似乎在中国的程度更深。 本体理论叙事 本体理论的传达也是一种叙事方式,什么是景观设计学不可缩减的内核?即景观设计学拥有多少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自足性,从而凭借这种自足性更有力地参与到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的现代化日程中?这在于景观设计学本体理论的探索。景观设计学的理论性问题一直处于持续的争论中。景观设计学存在一系列的理论类型,并且不同的人对什么是景观设计学需要的和适合的理论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见解。作为一门应用学科,景观设计学的理论和批判必须把人文理念、美学法则、社会行为和生物物理与空间的场所现实、生态系统与区域联系起来,以创造能扩展人性的景观(Jellicoe,1986)。 对学科理论本质性的关注也存在大量的多样性。霍维特(Howett,1987)把她认为的景观设计学中心知识确定为三大区域:系统生态学、符号学和环境心理学。同时回顾最近英美文献的理论著作(斯瓦菲尔德Swaffield,2002),能够确定五个优秀主题:设计过程、对于有含义的形式和过程的解释、景观表现、生态设计和美学以及位置、场所和区域的综合。这些范畴横跨很多知识领域,并且连接一系列不同的学科。 西蒙·R·斯瓦菲尔德将景观设计学的理论知识概括为:客观主义、构成主义和主观主义三个类别,这几乎囊括了景观设计的知识。 客观主义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假如有一个随后提出的合适方案,人们可以从中获取知识(真理)。它符合传统自然科学的方法(斯瓦菲尔德Swaffield,2006)。对知识的效用而言,客观主义是带有工具性和预示性的,理论观点的实例是后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景观设计学中的实例是心理物理学和认知模式、感知和景观生态学。其中景观生态学(Forman,1995)是景观知识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景观设计学本体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理解为景观设计学的基础学科。景观生态学决定了景观设计学的理论基础是客观性的。客观主义的典型的研究方法论包括试验法、准试验与调查。研究方法则是测量法、问卷调查、空间分析和后占有评价,最主要的表现模式为数学符号,并带有文字解释。 构成主义(常常伴随着前缀词“社会”)假设可能存在一个“真实的”物质和社会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将不可避免地由社会环境所塑造(建构),它支撑了一系列社会科学研究,并不断被交叉学科的研究者采用。景观过程的组织,和对景观特征以及场所精神的理解(Jakson,1997)是与构成主义范例结合更紧密的理解性范畴。社会构成主义是解释性的,所采用的理论观点包括实用主义。结构主义、实用理由、解释学、批评理论、象征的相互作用和现象学。在景观设计中用到的实例包括:设计过程、生态美学、模式语言和场所精神,这四个实例几乎涵盖了与实际设计行为有关的各个方面。其中,生态美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美学主体,有着自己的评价体系,美学受到生态伦理的影响带有了伦理性,从更宽泛的角度理解带有了社会责任。模式语言,也即适应于景观设计自身的语言体系,也是景观的本体语言,有别于其他的设计实践,如建筑设计。场所精神,一直是景观设计学所强调的概念,虽然其更多地受到现象学的影响,场所精神也较难解读,需要运用感知来描述,但场所精神还是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以上四个实例,同样是景观设计学的本体理论的组成部分。社会构成主义典型的研究方法论包括行为研究、讨论分析、历史地理、人种学。研究方法则包括观测、访谈、文献分析、案例研究、设计专家研讨会,研究方法是典型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最主要的表现模式为文字叙述,带有描绘性图表和照片。 主观主义主张所有的知识都以文化性和个性的方式界定,我们仅仅能够知道我们的文化和经历预先安排给我们知道的事情,关于真实世界和客观知识的想法是一个谬误。这一思想方法在高雅艺术和人文学科中广泛流行。关于“表达主义”理论(Thwaites,1995)和“批判性的视觉研究”(Dee,2002)的提议就是主观主义观点的例子。主观主义是批评的,理论观点的实例是:批评的质询、后结构和女权主义。景观设计学中的实例是“表现主义理论”“批评视觉研究”。典型的研究方法是修辞学和论证,研究方法是文学结构、图形试验、批判反思和创造性干涉,最主要的表现模式为各种媒介——文字、图像、听觉和表演。依赖于主观主义而产生的理论也是景观设计学重要的本体理论之一,从批判反思到理论的准则,都受到主观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学科的定位,发展还有历史和现状的批判性反思。 斯瓦菲尔德推崇的是构成主义方法,认为构成主义方法是将理论和批判联系起来的途径。社会构成主义既包含着客观主义的内容又包含着主观主义的内容。社会构成主义有可能占据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范例之间“桥梁”的位置。社会构成主义对一个学科的帮助之一是它能够适用调查理论、知识形式和表现方式的多样性。“社会构成主义”的分析框架强调集合知识,采用该框架把批评家当做对个性的艺术家和设计师、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以及学科积累的知识之间的协调人。 我们借用斯瓦菲尔德的框架将最观设计学的知识并置在一起,便可以发现,景观设计学的本体理论带有众多社会学的特点,并且在许多层面上依赖社会而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景观设计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便是人类与自然的矛盾问题,特别是其重要的学科基础理论之一——生态学,其本身就是人类发展与自然系统之间矛盾的产物。这便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出为什么景观设计学的众多理论很容易呈现出大叙事和宣言的特征,特别是在当下人类发展与自然关系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的时期。 社会性实践叙事 景观设计作为一种物质性、社会性的实践,其责任在于为人类营造生活环境和文化语境,并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与社会、人的生活世界的各个层面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于建筑学的社会责任,一些理论家如塔里夫认为在某些历史关头,当建筑语言探索与社会生活严重脱节时,建筑师只有勇于挑战自身行业的传统限制,积极介入城市规划甚至经济规划和政策制定等层面的工作才有可能使建筑的智识有助于社会进步。但景观设计师的表达似乎更加干脆。景观设计师HideoSasaki在谈到景观设计学的发展时这样表述:“要么致力于人居环境改善这一重要领域,要么就做一些装点门面的皮毛性的工作”(1952年)。最具代表性的是伊恩·麦克哈格,他这样认识景观设计职业:”人们必须得听景观设计师的,因为他告诉你在什么地方可以居住,在什么地方不能居住,这正是景观设计学和区域规划的真正含义。不要问我你家花园的事情,也不要问我关于花草的事情以及你那棵将要死去的树木,关于这些问题你尽可以马虎对待,我们(景观设计师)是要告诉你关于生存的问题、是来告诉你世界存在之道的以及如何在自然面前明智地行动。”(Miller PardaI,1992)。卡尔·斯坦尼兹这样阐释自己的工作:”我相信,随着我们对所规划的景观有着越来越深入的理解,其政治也越来越复杂,因而我们所做的规划也会越来越复杂,这就造成大多数人既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但如果存在潜在的危险,我们就很有必要让所有人知道这些情况,否则他们将不会做出改变以避免危险。”景观设计学被定位为应对人与自然危机的一门学科,其中设计实践中的众多不可见的因素,特别是生态学上的意义,使得实践本身需要具有完备的解释性,叙事从而随着作品一起出现。 中国当前具有现代意义的景观设计实践,除以物质的方式在现实中存在之外,在很多时候呈现出话语叙事的特征,作品的内容和意义成为设计表达的要诀,当然这并不削弱作品本身的品质。很多时候,作品带有宣言的意义,并且对社会现实和当前设计状态起着警醒的作用,而且还带有启蒙式的色彩,作品自身的形式也逐渐演化为带有隐喻的符号。 分析几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当代作品便可以看出这样的特征,这里以俞孔坚的几个作品为例。他较早的作品中山岐江公园从形式、空间到美学的演绎,都堪称经典,他赋予作品的概念“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同样具有修辞学上的意义,“野草之美”本身就是一个颠覆性的观念;在接下来的沈阳建筑大学稻田景观案例,作品表达的理念是将“书声融于稻香”,而在不断的叙事与表达中,稻田成了一种独立的符号,一种将景观赋予生产功能的符号。同样的场所和构图,由于景观主体材料的改变,由需要维护的植物置换为具有生产功能的水稻,设计从而演变为一个可持续的宣言;浙江永宁公园被称为“漂浮的花园”,作为一个运用生态防洪理念建成的景观案例,漂浮意味着不定,人与自然在退与守的博弈中实现了一种平衡:最近的作品秦皇岛汤河公园,设计理念是“最少干预,绿阴中的红飘带”:首先,红飘带随机的形式实现了对场所中树木的合理的避让,从而实现了对自然的关照和对生态平衡的维持;其次,作品将符号和隐喻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红色在中国隐喻着活力和生机,在这里隐喻着城市,而这一色彩对于场所的使用者或者说主人,对城市充满美好期冀并渴望融入城市生活的当地居民,具有符合语境的审美意义,就如同罗伯特·文丘里的《向拉斯韦加斯学习》中所表达的民间的寻常的活力。 上述系列作品都在讲述着什么,就像建筑师刘家琨的《叙事话语与低技策略》,叙事变得与设计作品本身同等重要,这也是当前中国景观设计实践的显著特征。 结语 景观设计学在当代中国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从摆脱传统概念的束缚到建立自身的学科理论,再到学科的自我表达,都作为一种叙事话语呈现了出来。景观设计实践本身也呈现出叙事的特点,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叙事的意义超越了作品自身的意义。无论是叙事还是叙事的终极表达方式——宣言,在当前的时代语境中,都有其产生和存在的现实背景 景观设计学论文:项目教学园林景观设计论文 一、实际项目驱动教学法在园林景观设计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一)精心挑选实际项目 园林景观设计课程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师挑选实际项目与否,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实际项目的选择应以专业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教学内容为依据,必须是真实存在的项目。选取的项目还要具有典型性,将实际环境项目、课题设计以及创新思维设计调研融入教学中,能够反映同类设计项目的一般特性,从而掌握这一类项目设计的方法和程序。园林景观设计真实项目最好位于学校周边的场地,让学生到达现场进行踏勘和调研,通过对实地考察分析和研究等手段提升学生的设计能力职业能力,不断加强学生对园林景观设计的理性认识,也可以让学生将所学的理论与实际很好地结合。 (二)有效监控实际项目的实施 实际项目教学提倡独立自主探究和互助学习方式,达到“教、学、做”一体化目标。教师给出实际项目设计课题,学生通过分析、调查和讨论提出问题,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师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启发,做好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咨询者和组织动员者。教师要从全局掌控课程的进程,要求学生以研究小组的形式开始着手项目设计,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要参与者,教师组织好课堂教学,明确各组内成员的工作内容,要及时了解每个研究小组的工作进度,对设计方案方向有偏差的小组给予必要的指导。这样的实际项目教学方法既满足了课程对学生职业岗位能力培养的需要,也符合了现代职业教育理念。 (三)提高教师素养,组织好课堂讨论 园林景观设计课堂讨论项目教学对学生来说非常重要,组织学生课堂讨论之前,教师需要大量阅读相关参考文献,还要对学生的每一个设计方向进行全面了解,也要全面把握本学科的知识。教师采用的不是传统的一言堂讲授方法,是由单向进行变为双向进行的面对面信息交流的方式,是师生交流互动环节,发现教与学中的问题所在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讨论方案过程中,需要教师能将课堂讨论实际项目扩展开,给学生新的视角和思路,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这对教师的知识和能力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课堂讨论过程中,注意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营造一种宽松的讨论氛围,让学生在实际项目驱动教学中成为主角;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学习中提升学生的创造力。 (四)项目成果汇报、评议、总结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园林景观设计理论课程结束后会布置相应的作业,学生做完作业后直接交给教师,缺少项目成果汇报、评议、总结等重要环节。通过项目成果汇报让学生演示方案设计和讲解自己的想法非常重要,旨在诉说一些在园林景观设计图纸中无法表现出来的巧思和创意及锻炼学生语言组织的逻辑性、连贯性。评议是教师根据各个园林景观设计作品进行的点拨和评论,是检验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教师利用多媒体软件展示全部或部分学生的制作成果,让学生进行自我评价与相互评价,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作业作品进行评价,最大限度地给学生提供思考、研究、创新的时间和空间,然后让学生自己提出修改意见或是做出具体的修改方案。教师从整体上对成果进行检验与评价,在学生在自评与互评的基础上也给予点评,指出不足,最后师生共同总结以达到学习的最终目的。 二、结语 让实际课题走进园林景观设计课堂的教学模式,是为了更好地培养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有助于学生在借助理论知识操作各项园林景观设计实践工作的顺利开展,满足企业和行业的用人需要。实际项目教学法要求我们不断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和思考,对当今园林景观设计课程的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也将成为高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园林景观设计课程教学的发展趋势。 作者:蒋卫平 单位: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景观设计学论文:校内实践教学园林景观设计论文 一、园林景观设计校内实践教学存在问题,研究现状和意义 通过园林景观设计校内实践教学的建设来增强学生的设计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实课堂内容,使学生毕业后能够更好地与社会接轨。对改进园林景观设计类课程教学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的培养具有应用价值。园林景观设计教育面对社会、面对市场要进行细致的调查,对学生专业设计技能的适应性进行分析研究,把设计实践放在设计基础教学上进行映射思考,创造新的更有涵盖力的教学方式。 二、园林景观设计校内实践教学的主要内容 建立校内园林景观实践基地,将课程内设计方案中的局部景观进行实施,并将好的设计应用到整个校园的景观中,使整个校园景观不断得到丰富和更新。充实园林景观实践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思考能力。将园林景观设计教学模式分为:理论教学、探讨研究、方案绘制、动手实践、总结报告五个环节。理论教学由教师来完成,通过与学生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探讨研究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理解。在基于园林景观理论教学模式中,学生在教师引导下进行设计思路分析,并将植物、铺装、水体及园林小品等应用于方案当中,并在校内实践基地内完成实践环节,把图纸上的设计真正的展现出来。在实践过程中将学生进行合理的组合,完成相应的实践内容,并进行分析和总结,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呈现出来。相关专业的老师将学生的成果进行点评并打分,选出优秀的设计作为整个校园景观的更换和补充。校内园林景观实践基地的建设可以方便学生完成课程内的实践操作。学生在校园里生活,可以给学生增加学习氛围,使校内的景观更加丰富。学生在课程内实践动手设计出的优秀景观可以应用到校园景观中,体现校园景观特色,同时也可以直观的体现学生的设计能力。通过校内实践基地的建设来解决一味在教室里进行教与学的单一形式,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充实教学内容,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园林景观设计校内实践教学的实施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一)实施方案 制定新的教学模式。对照社会需求对园林景观设计方向学生能力和知识的要求,将对过去的教学模式进行深入的分析,找出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方面的差距和缺陷,为建设园林景观实践基地做好准备。对教师提出新的要求。要求教师根据所授课程的内容,了解园林景观设计教学对学生个人能力培养的方式方法,有针对性、扎实地开展实践教学环节。充分利用校内园林景观实践基地展开教学,拓展外延思维,使学生自觉地学习、主动地参与实践,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能力,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提高教学水平。 (二)可行性分析 根据现有的艺术设计大学本科四年制来进行分析,实践基地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作为苗木培植区、第二部分作为成品苗木储存区、第三部分作为景观设计课程实践区。其中第一部分又大一的学生来完成,第二部分由学校的工作人员来管理,第三部分由大二大三来使用。因为大一的学生大多涉及的是素描、色彩和三大构成等课程,让他们来培植苗木有足够的时间,也可以尽早的对景观植物做个初步的了解。而大二大三的学生开始涉及相关专业的设计课程,他们可以利用实践区来完成课程内的实践作业,其中应用到景观植物的可以到植物储存区挖取。设计好的景观根据老师和同学的认可应用到校园景观中。由学生自己设计的景观会使校园景色不那么单一,形成丰富的校园景观,学生把应用到校园中的景观进行挂牌,牌上标明培育设计者的姓名、班级、设计理念等资料,供其他学生学习、参观,形成校园特有的一道风景线。 四、园林景观设计校内实践教学取得的教学成果 园林景观设计通过两年的校内实践教学,已体现出它的优势所在。首先它能够提高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兴趣,能够亲自参与课程的实践环节。在动手做景观之前,他们会自己查找相关资料,比如植物的特性与配置、铺装材料的种类与铺设方法等,这些都能够引导学生自主地去学习园林景观设计的相关知识,并且加深记忆,这比在课堂上仅仅是讲些理论课,然后虚拟的做一些方案效果要好很多。再者老师在指导学生事件的过程中也提升了自身的观察能力与思考能力,更有利于提升老师的指导能力。同时学校又可以节省部分的绿化资金,将这部分资金用来奖励学生的优秀设计作品,以作为对他们的鼓励。以这样的方式继续下去,年复一年,好的设计作品会越来越多,校园的景观会越来越丰富,既美化了校园,又达到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教学目的。 五、结语 总之园林景观设计教学通过这次校内实践教学取得了初步的教学成果,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希望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可以更充分地利用校内的场地资源提升教学水平,加强学生的动脑与动手的能力,办出更有特色的园林景观设计教学模式。 作者:丛林林 单位: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 景观设计学论文:培养学生设计创作能力景观设计论文 一、学生设计创作能力培养模式 景观设计需要结合多方面因素,综合性极强,对于设计学生天资固然重要,设计创作能力的培养也很重要,高校应结合社会需要培养学生的设计创作能力,。 1.开展设计竞赛模式 开展形式多样的设计竞赛,可与设计院联合举办,扩大竞赛影响力和认可度。这样既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培养学生创作能力,同时还能检验学校教学效果,为社会推举出一批优秀的景观设计人员。如参加国际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大赛等比赛,锻炼学生的创作能力,培养其创新性。 2.开放思想模式 高校教育应该充分释放学生思想,学生在设计过程中自由选题,提倡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不过分依赖老师,老师也不过分限制学生选题,鼓励学生创新。比如在实践教学中,对某一具体场地进行快速的多方案设计,要求学生一人一作,独立思考,在掌握设计场地的场所原则的基础上,以不同风格、不同手法、多样形式的设计,表达设计概念,表达场所的精神,使学生思想放开,或者以某一主题为例,不受场景、材料、技术等物质条件的限制,采用讨论会的形式,任学生发挥并发现学生思维的闪光点,并鼓励深化。 3.专家座谈 以学校的名义邀请国内外景观设计知名专家来学校开展讲座,使学生了解专业的研究前沿和新的设计理念;或邀请相关设计院的著名设计师开展项目设计交流,开阔学生视野,为提高学生设计创作能力打好思维基础。 4.现场实践 利用寒暑假安排学生到校外实习,让学生了解专业设计的应用情况,是学生毕业后能将设计和工程实际想结合,了解社会最本专业的能力需求,对以后工作有所了解。 二、结语 教学中应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因人而异,充分挖掘学生的设计创作能力,以适应市场需求,从而培养学生的设计创作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作者:崔勇利 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 植物形态美学景观设计论文 一、植物形态美的构成 植物形态的表现,是物质和非物质方面的信息传递给感官的体验,游览到创作者的感情,理解,氛围和乐趣,大气蕴涵和景观植物一起构成的植物景观的艺术语言。植物景观艺术语言是一种精神的美学效果,它的含意是主观想象,也是客观存在的。植物景观之美,是通过植物个体和群体的形式,颜色,气味,变换和其他元素表达出的魅力,以及人们给它一个拟人化的性格,所以充满灵性的植物景观立体而生动的印象展现在人前。设计师在创作中,他的情感体验融会到了植物景观设计中,为他的情感宣泄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人体会到设计师们思想和情感,感受到同样的视觉美感以及不同的情感洞察。植物景观中的植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既有形态特征,又有生态特征的各方面的差异,足以产生不同的设计效果,艺术体现。不同的植物通过不同的设计者的喜好、思考、灵感,以及人们不同的需求,产生了不同的组合效果,不同的意境。其中既显示了植物的自然之美,也要体现出其意蕴。因此又可以通过不同形态的植物以艺术手法来达到想要的效果,更有通过将其剪裁成一定的姿态者。其中有特殊质感的植物大面积的种植,可以形成一种气势,给人以磅礴的姿态,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统一的姿态则又可以给人以平静和舒适的美感。环境设计中的植物的形态通过色彩表达。心理学家认为视觉美最敏感的是色彩,不同色彩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有人热爱玫瑰的火红热情,有人却喜欢百合的纯白无暇,更有人只偏欣赏那一抹清新自然的绿。植物的赏心悦目很大程度上因其色彩缤纷美丽动人。春季欲滴的青翠、夏季蓬勃的盛绿、秋季灿烂的金红、冬季寂静的冷绿,使造型和空间环境变换出生动的表情,带给人们层出不穷的心理和视觉感受。植物形态的四季变换是景观设计构成重要的一部分。植物随着四季的变换,色彩更是千变万化,姹紫嫣红,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景观四季变幻的姿态、颜色使空间呈现出生机盎然的景象,并在各个季节呈现出不同的丰姿和魅力。春之桃李、夏之荷、秋之桂花、冬之腊梅,营造出美妙动人,充满情调的环境里,形成不同的审美体现,亦带给人们不同的感受和特别的情怀。 二、植物形态美的运用 植物景观的审美主体和对象,分别为人和环境空间,不同时代下人们心理感受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植物景观的艺术是感官与感受相辅相成,感官上符合人的审美的同时也要使人得到心里上的满足,心理上所需要的满足感不同于身体上的,他是人们很难解释,但又说不清理由的会一味追求。人们对景观的心理感知是一种理性思维的过程。通过自己的思维传达到感官,从而对眼前的景观做出评价,因此心理感知是景观感知过程中的重要的一部分。人们会从已知的前提下推出的判断是未知的推理可以基于过去的经验,从整个推理得知整体,反之人们也可以部分地推断出近似总体的结论,有利于系统地看待景观的整体细节,是通过想起以前的事的这一心理过程,从而所引发的相关联想。所以植物形态运用多是由特定寓意或形式作为基点进行设计,在景观设计中一方面让人们触景生情,使“情”升为“意”,这时“景”升为“境”,即“境界”,成为情感的升华,以满足人们享受高水平的文化精神需求。以植物的特点出发,我们要寻找一个新的视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必须回归景观设计的基本原则,从植物形态本身出发,探索植物的根本,发现更多新的可能性,回归最初通过对其形态、质地、颜色等的研究、探索,方能对植物的属性有了全面的认识,并综合艺术理念,才可以做到在植物景观的营造中保持植物形态的多样性特征,创造丰富的地域特色。走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作者:兰鹏 单位: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景观设计学论文:大学校园景观设计论文 校园景观应力求表现学校的文化,历史和精神。给予老师和学生学校精神的感染,并为之而奋斗。大学校园景观的设计应从学校的整体出发,所以要先了解校园景观的建设背景并通过先进科学的方法,合理地为之规划设计。 1校园景观的建设背景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大学又是激发创新,孕育科技,传授知识和鼓励实践的高等教育学府。而校园环境也将反映一所大学的校园精神,学习风气。在起初的教育,只限于教室内知识的传授,而不关注教室外的环境。如今的学校教育,大学生在课外的时间占到50%以上,校园外部环境也变得重要起来。而且国家对于教育得内涵要求也在逐步的提升,因此,大学校园景观的设计也成为重要的环节。 2校园景观设计原则 (1)功能原则:大学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因此要满足一个基本的功能—学习。良好的景观与学校建筑的结合来创造出一个适合学生驻足学习,研究探讨的地方。譬如建筑之间的适当尺度,适中的公共广场将给学生更多的思考,学习的空间。大学里,学生不仅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与人交流也很重要,而一个良好的校园景观规划将会更好的提供场所以便学生与学生,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而且在大学,学生将是自己自主的学习,学生将拥有更多时间去做其他事,锻炼运动是大学学生生活的一部分,可以用来放松身心,消除日常琐事的烦恼以及在人际交往与学习中的压力。同时,老师也可以在一天的忙碌疲惫中得到放松。因此在校园景观中中结合运动的活跃,休息的宁静将是学校师生的乐事。总之,校园景观不仅要满足教学,学习等物质功能,还要满足增进师生交流,培养情操,激发灵感等的功能。(2)以人为本的原则:校园景观设计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除了给人以视觉享受以外,还要提供良好的活动空间和人际交往空间。在学校,老师与学生是主要的人群,所以要充分的掌握其的时间行为规律。例如,在进餐时段,食堂附近的道路应该尽量宽些或者在绿地中设置捷径等等。(3)校园文化特色景观原则:在大学,学生了解学校的历史文化是义不容辞的,而看书听人了解未免过于呆板生硬。校园景观应义务担当这个责任,利用景观规划将校园的文化体现,学生将在休闲中获悉校园的历史与文化。不知不觉的得到这些知识将是一大成就,而且进入校园的外来人士,学生,居民等等将可以了解学校的情况,也将成为学校的一大亮点。利用一些雕塑,石碑等等并结合富有特色的植物来强化校园的文化气息。(4)生态原则:生态原则即要体现可持续发展。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是一所优秀大学必不可少的,而且生态思想融入校园景观,将人们从人造的绿色环境走向自然的生态环境,最终以达到生态效果为目的的校园景观是很成功的。在追求生态的的时候还要兼具经济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判断,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是不提倡的。利用当地本有的资源,进行巧妙的利用回收,创造生态和谐校园。而且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校园,将给大学留下更多的发展空间。(5)艺术原则:艺术是人们通过借助一些特殊的材料和辅助工具,运用一定的审美能力和设计技巧,在精神与物质、心灵与审美的相互作用下,进行充满激情和活力的创造性劳动。而校园景观将主要通过视觉与听觉艺术进行校园文化的传承。在大学校园中,毫无艺术感的景观人们只是一扫而过,因此,现在的校园中也应该利用艺术的手法,建造一些富有学校特色的建筑小品和景色。假如在拐点处有着精美,可能会让学生在其中领略惊喜,激发创新,而且校园景观的艺术性也是评价一所高校校园景观设计质量的标准。 3校园景观建设途径 (1)正确的设计方向:每一所学校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寻找一种适合学校自身并且具有实用价值的景观设计尤为重要。而且在景观设计中,过多的堆砌可能会显得繁琐复杂,相比之下,广阔的蓝天白云,清新怡人的空气要好很多。在设计中,要充分的结合校园内的建筑,外部的景观看成是建筑外部的延伸。在内部景观设计中,可以利用一些手法,让师生宛如置身于一片绿色环境中。利用成排的树木形成幕墙的形式还能起到划分空间的作用,而且绿色植物有助于学生缓解疲劳。(2)“以人为本”环境的建设:校园景观并非观赏物,它是为其使用者即师生而服务的。如同建筑一样,是提供学习、交流、照明等等完善的功能系统。而“以人为本”的环境建设着重于合理化、生态化,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育人环境,人际交流。只有环境要求都满足时,才能建设出和谐校园。(3)文化景观的建设:学校有着自己的历史文化,校园景观应该与文化结合起来。利用一些雕塑、石碑等方法或者利用一些抽象的、现代感强烈的材料建造校园的标志物来反映校园历史、杰出的人物来帮助学生更好认识校园文化,在吸收前人精华的同时进行大胆的创新,鼓励学生向更高攀登。(4)坚持主流方向,发掘自身特色:校园内的空间合理化,功能完善化,并且充分地利用学校自身的资源,创造别具一格的特色环境。其中,校园文化融入景观将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学生有一定的教育性质学生长时间呆在建筑物中不免无聊,乏味。在室外环境中设计可观与可触、可赏与可听的景观,富有文化和审美的价值。而且在绿化环境中摆放一些休息的设施,构成轻松的环境。在中国园林中常有一些石头小径,校园中一样可以采用这种方法,起到指压板的作用,让学生可以赤足走上去,享受石头的按摩,将有利于身心的放松。 4结束语 中国俗语:“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这句话的意思是可以凭借声音来判断一个人,而大学校园也是一样,凭借校园的环境便可以判断出这所学校的价值体系和人文精神。因此,校园景观是评价一所高校校园品质的重要因素。而且,在校园景观设计中,不可忽视的是人文,生态,健康这些理念。在这些理念基础上,挖掘校园的特色,才能形成优秀的校园景观文化。如今,大学也在不断地发展,校园景观的设计也应该跟随校园的发展,才能创建和谐统一的校园。同时,校园的景观文化是城市景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校园景观的发展也将带动城市景观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发展。 作者:任慧敏 单位:辽宁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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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的情况是,中国地方性、区域性的相关研究却非常少。文章重点以陕西省为例,从话语研究的多学科视域出发,通过分析广东深圳、浙江、陕西、四川等地方自然人文地理经济优势,说明构建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的条件已经成熟,并对如何构建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给出了总体思路。 关键词:讲好地方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软实力建设;深度观 一、引言 目前,世界局势是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人类社会站在新十字路口举步维艰。近观中国,2021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收官之年,也是开局“十四五”、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一年。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中国各地方政府如何积极主动创新、构建一个个具体的中国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形成鲜活生动的中国地方故事,在向国际社会展现具体地方小我的过程中,集腋成裘,众擎易举,最终在全球汇聚成被世界各国人民普遍接受的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国际形象,是每个有使命感的中国学者响应具体“表现在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1]。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确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共识形成,在此背景下,中国各地区各省份也积极响应,联动共振,努力通过话语构建自己的地域品牌。本研究的提出,一方面响应符合我国深化国际合作交流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对国内各区域或地方对该话题的认识和建构有示范溢出作用。把握“一带一路”历史机遇,及时构建系统的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通过讲好中国地方故事达到讲好中国故事的宏伟目标。 二、研究现状及理论基础 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2008年学术界的话语研究开始从国际传媒角度强调中国需要在媒体领域加大国际话语权。话语和话语权的研究也开始蓬勃发展,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一些大城市如重庆、西安等对外话语建构与形象塑造上[2][3]。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重庆、西安等成为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节点和国家重点建设的中心城市。然而对外话语体系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大城市的发展虽然具有辐射和联动效应,但是只依靠个别城市的零星话语建构,其影响力不如以拥有共同地理、文化、经济特征的区域、地方或全省为单元来进行建构。虽然各地方专心建构好自己的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地域品牌,中国的整体综合话语能力自然提升,国际话语权也会由之提高是逻辑常识,但是相关研究却不多。知网中搜到的唯一的一篇以地方(新疆)为主体的对外经济文化话语建构是基于系统功能学理论,并从话语主体、话语主题和话语载体等方面进行的分析[4]。结合202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5],我们认为对身处西部核心地位的陕西省、四川省等进行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构想研究,对于宣传国家的政治理念、建构民众心理、塑造积极开放的地方形象具有重要的区域性和全局性意义。话语和话语权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广泛被社会学、传播学、政治经济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学者所引用。本文的出发点是社会学。米歇尔·福柯是第一位将话语同权力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学学者。福柯认为,“话语是由一组符号序列构成的,它们被加以陈述,被确定为特定的存在方式”[6]。通过陈述,符号得以把主体、陈述对象以及更多的陈述内容关联起来。因此,话语不只是包含内容或表征的符号,而且被认为是一种系统形成种种话语谈论对象的复杂实践[6]。对福柯而言,符号构成话语,但话语所做的事却远远多于符号指称事物,更重要的是,这些多出来的东西更为深邃,无法为语言所还原。通过符号化的陈述,话语可以将物质性的和非物质性的文化与经济产物提炼,从中抽取出能够代表地方的元素,再进行更加大规模的传播和生产,打造出不同于其他的特色地方名片,这是建构以地方为主体的文化经济话语体系的根本。话语以符号为标志的特性固然重要,但要强调话语体系建构的系统性和实践性,不能忽略作为整体和系统的经济文化话语需要面临社会现实和历史的制约,也就是在经济文化话语建构过程中必须立足现实,以实践为导向,才能将符号和话语的效力发挥到最大。社会理论家、“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对话语的研究进行了推进。他在吸取伯明翰学派前辈学人霍加特和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引入话语、权力、主体、差异等文化研究关键概念,提出话语是方式,是指涉或建构有关某种实践特定话题之知识的方式。同时,话语也是一系列观念、形象和实践。由此,话语提供了人们谈论特定话题、社会活动及社会中制度层面的方式、知识形式,并通过关联特定话题、社会活动和制度层面来引导人们。由于这些话语结构规定了人们对特定主题和社会活动层面有关的实践,即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在特定语境中什么知识是有用的、相关的和“真实的”,哪些类型的人或“主体”具体体现出其特征,因为这个概念指明了话语的核心是其实践性而非抽象理论,这使得其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由此,话语的建构并非凭空捏造,而是立足于具体实践和具体知识,它关注话语的基石是否稳固,以及从何而来[7]。明确了话语的概念后,话语和话语权的区别,话语体系的理解就容易许多。前者是人们交流的媒介与工具,而后者是指人们言说的权利与权力,是由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下,由一定的社会文化与制度建构起来的,并由话语主体(言说者、被言说对象)、话语主题(言说什么)、话语载体(用什么言说)等要素构成的体系。“话语体系”则顾名思义,为一种独立的或几种若干相关的思想观念的表达系统。它涵盖着概念、术语、范畴、基本原理、叙事框架以及相应的表达方式,不但涉及表层的“说什么”“怎么说”等语言表述问题,也承载着言说者一定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民族观念,其中后者又自然构成了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确立话语权、提升影响力的前提和基础[8]。 三、审查地方建设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是否成熟的条件 笔者认为,审查地方建设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是否成熟的条件包含该地方的经济发展、地理资源优势,地方或地域文化(地方物质、精神、历史、饮食文化)特点的挖掘研究。地方文化应含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或带有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的文化传统,应是该地方特有的地理生态、文化传承、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精神内涵的集中体现。地方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一定阶段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又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各地方可依次整合自己的地方/地域优势,构建自己的对外话语体系,在中国和世界舞台上形成自己的地方或地域名片。中国东南沿海诸省份或城市大多经济发达,有自己的鲜明的发展特色,并早早地就有了建设自身发展品牌的意识。这里以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快速发展为中国的“创意之都”[9]的深圳为例。深圳一年活动频频,“月月有主题,全年都精彩”:无论是其农历新年正月的“新春关爱”、阳春三月的“‘一带一路’音乐季”,还是盛夏七月的“WDC世界杯国标舞公开赛”、金秋十月的“深圳国际创客周”、十二月的“创意十二月”,深圳市所举办的活动个个都充满创意,引人入胜。这些都深刻反映出深圳市政府要努力摆脱人们对深圳只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传奇的偏颇认知,努力打造深圳城市名片过程的良苦用心。经济的发展让城市繁荣,文化的发展让城市真正赢得尊重。针对城市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2016年初深圳“十三五”期间文化发展规划———《深圳文化创新发展2020(实施方案)》[10],提出了一系列在城市精神、文化品牌、公共文化服务、现代文化产业等领域打基础、补短板、谋长远的创新举措,为深圳文化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及时的政策支持。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化的积极打造都使得深圳的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根基初步形成。同属东南沿海省份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成绩显著,已经凝练出成熟的“浙江精神”。浙江下属的全国最早提出打造“中国电子商务之都”的杭州,是中国电子商务建设和发展的示范地区。多个电子商务服务功能示范区依托这些产业园,带动旅游、商贸、金融、证券、教育、医药、物流、房地产、纺织、化工、汽车电子等行业的电子商务、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成为杭州最主要的城市名片。与前两者不同的是,隶属中国大西北,身居华夏内陆腹地,连接中国东、中部地区和西北、西南的重要位置的陕西———丝绸之路的起点,虽然没有东南沿海省份与城市的发达经济,但是其作为著名的历史文化圣地,其核心不仅在于物质性遗产,更重要的是流传至今的一种文化特质,包括陕西文化中深刻的民族代表性和历史厚重感,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潜力和发展取向。如果从广泛的国际市场经济参与者来定义陕西省的角色,那么陕西省的话语基石可以说是建构在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历史、文化和经济地位之上,建构在千年政治、文化与历史实践和当代改革开放经济实践的基础之上。陕西是中华民族及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和1100多年的国都史,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浩若烟海的各种文献和口头传说是陕西积累起来的不同于中国其他任何城市的厚重底蕴,是陕西和中国最为重要的文化宝藏。陕西汉阳陵出土的裸体彩俑被誉为“东方维纳斯”。代表城市西安(古称长安)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支点城市、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的西部中心城市,位于中国的几何中心和大地原点[11]。6000多年历史的半坡遗址,自北宋建立的藏石碑3000多块、被誉为石质历史书库的碑林博物馆;文物储藏量全国之最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唐代著名高僧玄奘法师译经之地大雁塔等文化瑰宝都汇集在西安市内。与此同时,西安古城墙是至今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古城墙遗址。[12]这些古代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在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深远地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西安附近临潼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坑以及华清池等,也都是世界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陕西第二大城市宝鸡是西部大开发承东启西的重要支点,是区域性物流商贸中心。它古称陈仓,是华夏始祖炎帝的故里、周秦王朝的发祥地、西北工业重镇、关中-天水经济区副中心城市,有“青铜器之乡”“民间工艺美术之乡”和“佛骨圣地”的美誉。陕西还拥有被尊为华夏文明龙脉的秦岭,有号称天下第一险峰、古称“西岳”、雅称“太华山”、五岳之一的华山等一大批中华文明、中华地理的自然标识和精神标识。除却独特的地理和历史瑰宝,陕西地域文化也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突出地位。享誉古今历时800余年的关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它尊礼贵德、经世致用、开放包容、崇尚气节,不但上承孔孟之志,还批判性地融合了老庄之道和域外佛学。关学的宏大使命意识和办学宗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于陕西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人格精神乃至中华民族整体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3]。东南沿海发达的省、市,以及中国西部的陕西构建对外经济文化的话语体系的条件已然成熟。那么,西南地区呢?不说直辖市重庆,仅以自古享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成都为例。根据成都市政府的官网宣传可以了解到,特大城市成都是唯一一个副省级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蜀文明发祥地、国家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商贸物流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也是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之一。此外,成都还是我国第四大航空枢纽,是内陆地区领事机构最多的地区。作为全球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成都有许多部级科研机构和研发平台,高校科研院所和各类人才。近年来,成都先后获世界最佳新兴商务城市、中国内陆投资环境标杆城市、国家小微企业双创示范基地城市、中国城市综合实力十强、中国十大创业城市等荣誉。所有这些特色有机整合起来就构成独一无二的成都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在用这一套独一无二的成都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对外宣传成都过程中,中国故事也会得到很好的具体的阐释。中国类似这样的有特色的省、市不胜枚举。事实上,中华民族的每个地区,每个省份经过几千年的文明洗礼积淀,经过改革开放的经济奋发腾飞,经过2020年以来没有硝烟的抗疫和脱贫攻坚战的锤炼,都具有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特色。各省市区新形势下需要的是要有意识地去提炼、挖掘自己的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形成自己的地方故事,以便形成良性循环,更好地对外宣传自己,更好地促进自己的经济文化发展。这与鲁迅的思想不谋而合。鲁迅1934年在其作品《致陈桥烟》中有谈论木刻何以独特的桥段。他指出:“我的主张加入静物风景,各地方的风俗、街头风景,就是如此。现在的文学也是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及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去,给予中国之活动有利。”其中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或“民族的,也是世界的”[14]。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各个地方应有尽有,并散发着独特的地域光芒。凡此种种,都说明地方构建对外经济文化话语系统的条件已经成熟。各级地方政府应充分挖掘、整合其独特的深层次的精神文化资源,丰富的物质文化资源,通过构建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充分展示自己丰富的历史民族文化优势,在世界舞台上积极树立各自的地方形象,通过讲好地方故事来讲好中国故事。 四、建构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的总体思路 (一)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建设应本着顶层设计、系统思维的原则 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全方位的立体完备系统,应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做好顶层设计。人文学科的细分会导致如支离破碎、晦涩难懂等一些问题。基于此,应破除学科及学术藩篱,吸纳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等互有关联领域的博士、专家,形成一个维度广阔、互为交织、跨学科学术思想明显、研究视角新颖、符合时展要求的大文科智库团队。在博采众长、积极碰撞中,对该体系进行高屋建瓴的统筹规划。这与Tochon[14]、龙翔[15]等学者[16][17]提出的深度观不谋而合。深度观,不仅仅相对于浅层观而言,主张学科、跨学科、超学科间知识的融合,主张语言与文化传播的整体性,反对碎片化。然而就目前情形来看,虽然各个部门,尤其是各地方新闻媒体对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进行着各种宣传报道,于其对外良性正面积极形象形成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构思和设计,各个系统仍旧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合力,存在“自话自说”的松散现象。学界的多数学者也是凭借自己的研究兴趣,就某个领域的某个方面展开研究。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的舆论并未形成。这样就使得对外经济文化话语的构建缺乏一个宏观、系统的把握,难以形成气候。因此,各省市区主要媒体应优化战略布局,集中优势资源,强化驻外机构对外传播职能,在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地方外宣旗舰媒体中成为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生力军。需要强调的是,在以地方或各省份为主体的整体性话语建构中,不仅要有顶层规划中设计宏观的观念和形象,也要从中观的经济文化制度、方式和路径以及微观的生产者消费者的供给和需求层面下功夫,上下联动,才能真正达到对话语体系建构中的核心和地基建设的把控,瞄准话语的核心,夯实话语的基石。话语社会学理论基础决定了这一非物质形式依旧离不开物质层面的实践和操作,不能脱离现实。 (二)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理论上应有全局和发展的眼光,注重比较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下,各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构建应有全局观和超前意识,应注重比较研究。研究人员应围绕对外经济文化话语建设主题,对本省不同地区和省会城市、二三线城市等各自经济文化发展特点、话语研究现状进行一个彻底的梳理,同时在亚洲及全球搜集在地理、经济特色上相似,但经济文化发展很好的国家城市和地区,建立数据库,并按照三个维度,即该城市或地区对外开放文化话语体系、该城市或地区对外开放文化话语能力、该城市或地区对外开放文化话语权等,将数据库中的城市和地区进行定量、划级、分类、整理,然后与世界经济文化城市数据库进行比较分析,查缺补漏,最终形成具有超级辨识度的各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对外经济文化话语能力和对外经济文化话语能力话语权高契合度的建议。 (三)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理论体系构建四大重点 地方对外经济话语的理论体系构建可从图1的四个方面着手:对外经济文化话语理论研究、对外经济话语与外语教育教学关系研究、对外经济话语特征研究和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传播研究。在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四大重点的每一个重点都可以深度地继续向外延和向纵深拓展。如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建设与外语教育教学的关系就可以以高校外语教育的国际国内形势已发生的重大变化为起始点,深入拓展开去,着力在大学生中进行语言、文化的深度教育。众所周知,国家软实力的提升,离不开全民语文。在不断改善、提高我国语言教育水平的同时,要充分发挥语言的基础功能、文化亲润功能和文化传承传播功能。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并要提出能够体现中国各省市区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立场、智慧、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其中外语深度教育[15][16]的重要作用应该引起广大外语教育者的重视。在全球化形势下,在人们能轻易地获取各种外媒信息的大环境下,高校英语教育应该整合学科资源,在传授英语语言及其所含的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更多地在中国与他国语言对比、汉语与他国语言翻译、口语转换中使高校的学生在地方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省市区情中增进“四个自信”,使之拥有国际视野的同时,能积极尝试利用外语讲好地方故事,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班人。在有效地回答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的同时,也借此有效地提高我国的国际话语能力。换言之,外语教育应侧重如何促进国际理解与讲好中国故事路径研究。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后,全国高校都在响应国家号召,努力建设新文科。外语学科也不甘落后,做强大外语,要培养精通一门外语、会用多门外语沟通交流,掌握一种专业、具有多种外语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也在外语教育界多有呼声。要培养一流外语人才,确切地说,应该是培养懂外语的一流人才。将地方或地域经济发展、文化传统融入大学外语教育中,对推进各大高校课程思政改革和建设,提升各地区形象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基于深度观,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理论可分别从叙事经济学、语言经济学、语言管理学和经济传播学等多学科,多角度去细化研究。而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传播可以尝试从省市区各级领导人公开场合的话语传播、政府经济文化报告的话语传播、媒体经济文化话语传播、经济文化外译传播等角度进行数据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之后进行建构。对外经济文化话语构建理论层面总体应以科学发展观为前提。其应秉承对地方文化内涵精神的再现以及适当发展的理念,消除地域文化偏见及文化歧视,剔除文化中的历史糟粕,推进地域文化核心精神内涵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升级。在这方面深圳的做法[14]值得借鉴。 (四)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构建实践层面应注重的问题 实践层面上,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建设要注重各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和传统文化的复兴两个问题。各省市区应深挖本地古文化、世界非物质遗产文化、民俗文化及红色文化等,不断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它们是中国每个省市区之所以成为今天的它们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其未来发展必不可少的精神文化资源。对它们的传承与发展也需要与时俱进,需要用今天人们所喜闻乐见的自媒体、融媒体方式进行广泛传播。以打造文化名片为目的,各省市区的地域文化发展进程中组织形式多样的文化节、旅游节等活动都是重构地域或地方文化话语的具象化体现。各地区地域文化的民间读本也应注意连接经典文化以及大众文化。与此同时,发挥各地方政府各部门作用,通过创新人文交流方式,广泛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展示中华文化魅力。在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过程中,注意运用外国民众容易接受的方式开展深层次、多样化、重实效的思想情感交流,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和体验中华文化。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自媒体、融媒体文化背景下,地方或地域经济文化话语的构建是多元互动,不断变化的过程。地方文化的话语构建,并非只是为了保护各个地域的文化传统、历史遗产及价值观念等,也不是为了强化不同地域条件下的文化差异或谋求相互认同,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求同存异来达成共识。在建构各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地方遗产将得到保护与展示,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得以推动。 五、结语 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的构建与传播离不开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和传播学的跨学科视野。很早就有学者对社会学与语用学[18],以及语言学与经济学[19]的关系做了深度剖析,但似乎没有引起学者和社会的足够关注。就拿“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张地域文化名片来讲,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可是对外呢?我们做过调研,结果不容乐观,限于篇幅我们将另文报告。其实这些学科之间就如同一张难以分开的大网,这也是我们本文倡导的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深度观。2020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申了当前国际不确定不稳定的政治经济形势,并做出了促进双循环的决策。“后疫情”时代,如何与祖国一起共克时艰,砥砺前行,是地方每一级政府都应该认真积极深度思考的问题。本研究以社会学的话语理论渊源为基础,倡导多学科深度融合,以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构建必要性为题,并对如何构建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给出了思路。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各地方政府的重视,以期在立足自身自然地理、经济文化存量,整合自身资源,加强地方自身经济文化内循环的过程中,放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积极主动构建地方自身的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共同营造和平环境和良好外部条件,增强自身话语的主动权和影响力,塑造中国各区域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希望通过用心讲好中国区域故事,共同唱响中国故事。 参考文献 [2]宋晓婧.西安形象在“一带一路”沿线中亚国家的话语建构研究[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9,34(11):60-65. [3]曹艳琴,姚兆宏.“一带一路”下大西安国际化都市建设中官方环境话语体系的认知构建[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35(05):65-67+74. [4]吴鸿桃,兰杰.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新疆外宣话语体系建构[J].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21(03):53-57.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EB/OL].. [6]福柯,刘北成,杨远婴.疯癫与文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7]周宪.福柯话语理论批判[J].文艺理论研究,2013,33(01):121-129. [8]邹赞.表征与意指实践———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定义[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3(02):86-89. [9]严圣禾,党文婷.“创意之都”背后的文化力量[J].光明日报,2017-12-07(008). [10]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文化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深府办〔2016〕31号[EB/OL] [11]西安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EB/OL] [12]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关学思想浸润三秦文化[EB/OL] [13]龙翔.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之研究———以跨文化语用学为视角[J].社会科学家,2019(07):136-141. [15]龙翔.外语深度教育与通识教育之辨析———Tochon的《世界语言与文化深度教育法》评介[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9(04):62-65. [16]龙翔,菊方安.外语深度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兼评《世界语言与文化深度学习指南》[J].外语电化教学,2020(02):93-96. [17]龙翔,刘一梦.《饮酒》(其五)的五种英译本深度对比研究———一个生态翻译学视角[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2(01):109-114. [18]龙翔.酷语模因的社会语用探析[J].社会科学家,2008(06):158-161. [19]龙翔.语言学习和使用的经济学思考[J].社会科学家,2009(10):156-158. 作者:杨梅 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语言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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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式家具设计探讨:新中式家具设计现状及策略 本研究应用归纳和分析的方法,分析了目前新中式家具设计存在的问题,并探究了促进其可持续发展的设计方法。 引言 家具的产生与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国传统家具经过历代的发展到明清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然而到了近现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家具的精华被忽略和摒弃,一味的照抄照搬西方的家具形式。进入21世纪,人们对于精神和物质文化的追求日益突出,不满足于照抄照搬西方的家具形式,越来越追求中国传统家具返璞归真的气质,形成了新中式家具的文化特征,新中式家具全面发展起来。 新中式家具融合了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双重特征,重点突出了“中式”和“新”这两个方面。新中式家具设计不仅要延续中国传统家具文化的精神,还要适于现代生活习惯和意识形态。 我国新中式家具设计存在的问题 第一,设计中缺乏对中国传统家具文化的认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受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冲击,人们对中国传统家具文化出现了自我否定局面,导致中国家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自己的设计理念和立场。另外当今业内的家具设计者素质参差不齐,部分设计者缺乏对中国传统家具文化的认知,完全不在乎所家具的文化内涵及设计内涵,这让中国家具成为传统家具的“模仿品”。 第二,新中式家具设计理论体系不健全,设计教育模式不完善。纵观古今的家具设计,一直都缺乏系统的、全方位的家具设计理论体系,直至今日,对于新中式家具设计的理论体系仍不健全。此外,当今的家具设计教育模式是不完善的,家具设计专业与室内设计专业、建筑设计专业有密切的关系,应该设置在一起,但是现今这三者很难形成专业上的联系,导致国内家具、室内、建筑设计“三位一体”设计师的大量缺乏的局面。 第三,市场占有额小,缺乏设计精品。新中式家具的市场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这主要是由于普通大众普遍认为新中式家具只适合非常高端、有极高文化素养的人群。中国是一个家具生产大国,对于新中式家具的设计,有的只是简单的对中国传统家具的模仿,或者简单的把中国传统家具与外国的一些设计元素随意的杂糅,缺乏能代表中国设计水平的设计精品。 第四,缺乏对新材料和新工艺的开发利用。在家具设计中,材料的选择成为衡量家具舒适度的重要指标之一。中国传统家具依然能保持其强大的魅力和生命力与其实木材料的应用有很大的联系,恰恰因为这一点,导致了消费者认为中式家具也应该是以实木木材为主,而新中式家具也只能用实木材料才行,这种观点一度制约了中国家具业的发展。 新中式家具设计方法探索 第一,认知中国传统文化,创造良好的设计氛围。中国特色的设计其实就是包含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底蕴的设计,这就要求设计师要加深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挖掘中国传统家具设计文化内在的设计要素,领会其深刻内涵并活学活用到新中式家具设计中,才能在设计中有更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同时又不会脱离民族的 特色。 在新中式家具设计中,要注重新中式家具设计理论体系建设和设计教育模式的完善。经过设计者的努力,近几年形成了一些新中式家具设计的理论,比如“和谐化设计”理念,虽然尚不成熟,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新中式家具设计在21世纪的整体发展方向。另外,要逐渐实现高效教育模式改革,培养适合市场需要的室内、建筑、家具“三位一体”的人才。 第二,市场和产品创新。要开拓新中式家具在乡镇和农村的市场,乡镇和农村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等相对还比较落后,特别是民风民俗的存在,使新中式家具开发过程中面临一定的困难。这就要求设计师要深入了解当地的地域和民族特色,捕捉当地优秀的传统民俗文化元素,开发出为当地人所喜爱的新中式家具产品。 第三,材料和工艺的创新。材料的创新一是指开发新的材料,二是指对传统材料的再创新。由于设计师的个人情感和素养是不一样的,同样的材料在他们的设计中是不一样的,因此,设计者可以针对自己对材料的不同理解去做设计,形成自己独有的家具材料设计方法,比如,现今的家具设计大师朱小杰通过对具有特殊纹理色彩的乌金木的理解,结合金属、有机聚酯板材以及玻璃等工业材料,做了一系列优秀的新中式家具设计,获得了好评。 现今科技的发展使新材料不断的涌现,新材料如何应用到新中式家具生产中,就要求我们必须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技术工艺。例如,在中国传统家具工艺中最突出的榫卯结构,在新中式家具设计中我们也可以在不影响整体美感和牢固程度的基础上,尽量采用标准化的家具连接件进行替代。此外,对于中国传统家具中繁琐的雕花部分,在适当的做简洁处理后,可以采用树脂一次性模压成型等。 结论 中国传统家具艺术凝聚着中国人数千年来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智慧,新中式家具的传承创新设计是对中国传统家具的文化、功能、材料、造型、结构工艺等进行一番深刻的体味与领悟,传承其精髓,但又不被其表面形式所束缚,在准确的把握传统文化的精髓的同时,立足于现代化工业大生产和现代设计理念进行的设计,新中式家具设计之路必定会越来越宽。 (作者单位:青岛黄海学院) 作者简介:李文峰(1986―),女,汉族,山东潍坊人,青岛黄海学院人文教育与艺术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室内设计与家具设计研究。 新中式家具设计探讨:浅谈新中式家具设计理念 摘要:家具设计本身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设计门类,它融汇了科技、哲学、艺术等门类,从多个方面去理解和阐述家具对于人类行为方式和心理的影响。新中式家具在这些方面的特点更为突出,“新中式”的“新”要体现时代性,更要合乎和谐、节约型社会对生态、节能、环保的要求。“中”落到传统思维观上便是与自然和谐,强调与社会经济条件协调,因此,新中式家具的设计理念的分析与理解对新中式家具的设计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新中式家具;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家具设计理念 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成为中国现代家具设计理念的优秀 纵观当今家具市场,从大多数产品上体现出来的恰恰是被视为大忌的两种倾向:或将传统照样搬挪,或抄袭修改国外的设计,这就在中国家具市场上出现了不伦不类、不中不西的“四不像”家具产品。能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结合起来的品牌设计太少了。实际上,每位设计师可能都心知肚明,固守传统的家具设计就难以推陈出新;照搬国外,脱离本土文化环境,就难以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家具设计作品。市场的竞争是残酷的、激烈的,仅仅停留在照搬和模仿的层面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必须更好的、深入的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之上结合现代科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新中式家具方可走出一条有中国自身特色的家具设计发展之路。 新中式家具在“营养”方面可谓相当丰富,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璀璨的家具文明,尤其是明代的家具设计堪称我国古代家具设计的典范,明式家具本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精益求精的外在形式是当今中国家具最宝贵的财富。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特别是对中国传统家具的文化精神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植根于中国现代家具设计之中。 从明式家具散发出来的细腻感与艺术感染力中,可以明显看出,它得益于其独特文化特质的形式。16世纪末17世纪初,正值明朝市井文化的繁荣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都随着北方的战事而逐渐南移,南方地区修建了大量的民居、园林、宫廷,而家具作为室内主要日用品和陈设品需求量大增,这些因素都从一个方面造就了明代家具的辉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两大家对明式家具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李泽厚在他的《美学论集》中这样表述:“正是儒家倡导的人间情味的美加上道家倡导的大自然的美的融合,才使得历来的文人士大夫在文艺创作和欣赏中受益匪浅。”还有《老子》中“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等只要求持守真正、实质的坚强,就要戒除表面上的刚强,正是这些美学观点才导致了明式家具处处取圆而不取方的原因。道家思想主张顺其自然,力主“人”“天”之间的和谐适应,“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身坐明式家具之中,便有置身于大自然中的感觉,这正是明式家具倍受推崇的主要原因。 中国传统家具对于西方家具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在欧洲家具体系中出现过中国风和中国主义,西方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设计师表现出对中国家具的不同兴趣。在工业革命之前,清式家具的装饰主题和装饰手法深受法国和英国的家具设计师的喜爱。工业革命之后,设计师们开始热衷于明式家具,但同时也没有忘记清式家具的某些构造方式和装饰特点。自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国际式家具的传播,明式家具又一次受到了设计师的青睐,用以缓和国际式的生硬和冰冷,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家具设计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那么,作为中国的家具设计师更应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优秀。中国人在精神文化领域热切盼望着回归,这种寻根心态的变化是人类寻找精神寄托的必然之路。新中式家具应遵循的是“人定顺天”,而不是“人定胜天”,家具设计师不应将注意力全部放在求新、求异,而应该顺天地的规律,顺应现代中国文化回归的潮流。要使新中式家具与周围的环境、气候、方位、人的品位相和谐、默契。好的家具准确反映传统文化,准确把握时代潮流。中国的传统文化符号、民间文化、地域亚文化等都是家具设计的灵感之源。符号强调典型性,中华民族具有自己的文化传承和艺术风格,尊贵样和的龙与凤、蝙蝠、辟邪的娱蛤、蟾蛛等都是中国图腾文化的象征符号。如何将这些传统符号古为今用,将中国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是中国现代家具发展之路的当务之急。只有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并将其作为中国现代家具设计的优秀理念,最终成为与其他地区家具风格迥然不同的中国现代家具。 中国的家具企业己经越来越重视中国传统家具设计理念的回归。成立于1984年的广东联邦家具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联邦集团存家具行业中率先坚持原创家具设计,走自主设计开发路线,“以设计为先导,弘扬中国家居文化,引领国内家具消费潮流。”在设计上追求“萃取精华而不抄袭,借鉴经典而不拷贝,继承传统而不拘泥,创新突破而不张狂”,在弘扬中国家居文化上,自信东方文明的伟大,也相信在这种文明体系下,中国家居文化将影响世界,而不是寄居在西方家具的样式之下,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家具设计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引领国内家具消费潮流上,从一种单纯的家具输出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输出,再发展为“联邦”品牌的输出,以品牌带动产品,以产品铸就品牌,在企业内部建立一种良性循环。 二、融汇世界家具设计的先进理念 19世纪中期,西方家具在家具风格方面经历了剧烈的动荡与变革,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开始了对现代家具的探索,从重装饰向重功能转变,从重手工向重机械转变,更重要的是,欧洲有一些重要的理论如拉斯金、科尔等人提出的“艺术与技术”结合等工业设计思想对于西方家具设计的影响。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大门,西方的文化思想,其中也包括了西方的家具设计思想开始涌入中国。中国传统家具也被大量的带回西方并对其研究,到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传统家具受到了西方家具的冲击,在家具的品种、造型风格、家具用材以及结构、生产工艺等方面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其变化的实质是由形式变化所体现的功能进步。 21世纪作为信息化的时代,各种思潮、各种设计风格激烈碰撞并相互融合,西方现代家具思想以新形式、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为先锋,裹挟着西方的文化滚滚而来,西方文化和东洋文化的大量导入,现代的中国人已经认同多元的文化,中外文化的交融便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 西方现代家具能够取得成功与西方现代家具制造公司的创建和发展也有着紧密地联系。家具设计师成长与家具制造公司同步发展,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相互推动,促进家具设计师与家具制造公司双品牌的确立。一方面是国际知名家具公司品牌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家具设计大师层出不穷,家具公司的体制与管理、设计与科研、营销与市场、品牌与文化等方面均有很大的进步与突破。中国现代家具公司在这一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企业的人事变动频繁,不愿意投入大量资金搞自身的研发体系,凸现了商业眼光短浅、追求短期效益的发展模式。 西方现代家具的成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家具设计专业刊物、现代艺术设计博物馆的大量涌现,许多机构和协会对家具设计运动、开展理论研究、宣传家具文化、组织设计竞赛、培养设计人才起到了有效的主持与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家具刊物虽然也起到了设计运动的推动作用,但在视点高度、接口广度、挖掘深度以及推广力度方面还有待改进。 三、结语 作为设计师特别新中式家具的设计师应该是学贯东西、亘古至今,特别是对家具与艺术这两种文化载体的具体形式准确把握。新中式家具的发展与当今中国、世界的文化发展、科技发展密不可分。新中式家具的发展仅通过贴牌、加工等这些低附加值的形式想在世界家具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是不可能的,只有脚踏实地从文化属性、设计、材料、生产工艺、营销等方面共同努力才可能实现中国家具产业的腾飞。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艺术学院) 新中式家具设计探讨:新中式家具设计发展趋势 摘要:新中式美学指的就是运用现代的材质及工艺,将传统中式家具设计的特点和精髓与现代审美相结合,使家具设计不仅拥有典雅、端庄的中国气息,而且具有明显的功能性、实用性等现代特征,这样的家具设计就可以成为新中式家具设计。新中式家具的造型丰富、图案多样,材质多半以木质为主,偶尔也会夹杂有其他的现代材料。笔者首先对新中式家具在现代室内空间中的价值进行了分析,然后以新中式家具为例详细研究了其造型、选材和图案雕刻特点,最后就其设计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新中式;家具;设计;趋势 一、新中式家具的价值分析 1.装饰渲染 新中式家具在现代室内空间的应用主要有局部的点缀装饰与渲染气氛两种。众所周知,传统的中式家具是强调装饰性和复杂性的,所以在新中式家具中,往往也十分强调其美感的应用。新中式家具中,那些雕刻的花纹和复杂的装饰,均可以成为装饰和点缀空间的主要物品,从而丰富空间的内涵。家具是室内设计装饰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在家具设计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渲染作用,新中式家具会运用很多的现代风格,比如说现代化的材质,钢铁、塑料、皮质等,甚至还有镶金边的方式,这些新型的效果可以凸显出更加丰富的感觉,对气氛的渲染起到有很大的作用。 2.分割空间 新中式家具室内陈设最为最突出的作用就是分割空间,新中式家具虽然和传统中式家具有所不同,但是其特别传统的家具比如说隔扇、屏风等,在室内装饰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分割空间的作用。新中式的家具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将雕刻和现代风格结合在一起,雕刻通透的特点使它能够使家具和空间之间的相处非常和谐,而现代风格可以营造出了一种新的应用手法。 3.强化主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现在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多,无论是中式风格和新中式风格,都十分强调其主题性。新中式风格的家具作为一种新的符号被应用与室内设计中,既可以将传统的怀旧情怀融合在家具设计当中,还可以体现出现代风格自由、洒脱的风格。人们通过传统的家具设计方式,将自己对生活新的期望和追求、祈愿都融入在了家具的设计当中,最终将新传统家具的特点和现代审美想结合,更容易突出主题。 二、新中式家具的特点 1.造型 新中式家具的造型相对于传统的设计来说,要更加丰富多彩。就以日常最常见的凳子来说,不仅有方形的、墩形的,还有很多其他形式的凳子。在造型设计方面,新中式家具也往往比传统家具更加匠心独运,妙趣横生。传统的凳子比较强调其功能性,而且装饰风格和方式大多大同小异,而新中式风格,则结合了现代和西方的审美,所以在造型上也会更加的丰富。设计出来的造型非常流畅,雕刻技法纯熟,最终通过将传统的家具和现代风格融合,设计出既有传统色彩,又有现代风格的家具。 2.材料 新中式家具的材料选择要比传统的更加丰富多彩,除了传统的木质、竹质等,还有很多新的材料,新中式家具设计也比较注重材料的耐用性和质感。新中式家具的选材遵循传统家具设计的原则,主要追求的是一些富含古朴质地的材质,比如说木材、竹材、藤蔓等等,虽然也有运用现代化的材质,比如说钢铁、皮质、毛质等,但大多数都是合二为一的。在强调外观和色泽的一致性之外,还追求家具的实用性和美感。 3.图案 新中式家具在设计中也有非常多的图案类型,所以不管是在座椅、桌凳、柜子、还是床榻的围屏、柜橱的门扇、等部位,都会不断使用多样化的装饰图案,特别是在桌子的四周和椅子的靠背处,均有非常复杂的图案。传统的装饰图案主要是以云纹、回纹、拐子纹、绳纹、d字纹、盘肠纹和草龙纹等图案为主,在新中式家具中,云纹、回纹和拐子纹的使用的最多,回纹和云纹在新中式家具中则是最具代表性的装饰纹样,在椅子背板、扶手、腿足,以及桌案的牙条、牙头等部位均可以看到这些图案和花纹的身影,也成为了新中式特色的一大特点。 三、新中式的家具的设计原则 1.强调对称之美 中国人非常喜欢对称,信封中轴线的美学概念,所以在新中式家具的设计中,我们也必须遵循对称的审美,无论是椅子、桌子、床头、还是箱子、窗户的雕刻,都离不开对称的特点,新中式家具设计必须遵循的是对称整齐的原则,追求统一的秩序之美和组织和排列必须以中轴线为中心的特点,坚持左右必须对称、统一,才能够表现出高度的理性特点,从而将传统中式风格的特点充分发挥在新中式家具的设计当中,突出新中式家具设计的特点。 2.强调含蓄之美 含蓄是中国审美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自古至今中国人都强调隐忍和谦虚,而中国最为传统的宗教道家思想也是提倡清修、与世无争、宽容和含蓄,这些哲学思想或多或少的也对传统的中式家具设计产生了影响。如今,我们在设计新中式家具的过程中,也应该继续遵循这一特点,注重含蓄之美,比如说要设计出更加低调内敛的造型结构,花纹虽然可以复杂多变,但最好提倡简单大方,注重透气性,少用金属的材料和新型材料,才能传达出了一种迷人的神秘气息,体现新中式家具的独特和含蓄之美。 3.强调审美与实用性的统一 虽然传统的家具是以强调复杂多变的装饰性而闻名于世,但新中式家具却有所改变,它也绝不仅仅只是强调其装饰性,新中式家具对功能性的要求也非常高。比如说在椅子的设计中,椅子的座位相对比较简洁,但是他的靠背地方仍然会有透雕或者复杂的花纹,而且曲直相间,繁简得当,高贵的气质仍然显露无疑。所以新中式家具不仅要强调审美性,还要强调家具的实用性。 结论 新中式家具虽然来源于传统的中式家具设计,但是它除了包括传统的家具风格之外,还包含了现代的审美元素,比如说在花纹方面,要比传统的家具设计更加复杂多变,而在功能性方面,对其要求也更高,而且具有非常高的对称性。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应该强调对称、含蓄、审美与实用性的统一,才能够完成新中式家具的设计。 简介:高康进(1986-),男,广东省湛江市,汉族,学士学历, 设计教师,家具与室内设计方向。 新中式家具设计探讨:对新中式家具设计文化内涵的思考 新中式家具是中国家具在吸收中国古代和当现代及其国外家具的优点的基础上的一种创新,具有十分大的发展前景和市场优势,要切实保护好、发展好、创新好。本文阐释了新中式家具设计的概念和中国文化的内涵,并研究其发展现状和前景,探讨新中式家具在当今时代背景下透射的深厚中国文化内涵和发展走向。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且中国家具文化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家具从商周时代起,历经各个朝代的发展和演变创新,到明清时期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然而到了近现代,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中国家具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出现了断层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具市场引进的都是西方的洋家具,没有进行本土设计和创新,大多照搬照抄,这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式家家具的发展和创新。 新中式家具设计特征定位 尽管设计师不自觉地运用概念设计的一些规律与作法,然而“概念设计”名称的最旱提出却是直到1984年才由佩和比兹在《工程设计》( Engjneerjng Design)一书中进行阐述的,即“在确定任务之后,通过抽象化拟定功能结构,寻求适当的作用原理与其组合等,确定出基本求解途径,得出求解方案,这一部分工作叫做概念设计。在家具概念的具体设计中,开发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概念家具,其意义非同小可。一方而,我国家具文化历史悠久,有着浓郁而独特的民族特色,民族性的家具在市场上有着广阔的前景;另一方而,明式家具确立了我国在世界家具史的地位。但在新时期,倡导一种建立体现民族性的中式家具设计体系的想法,还需不断完善。 1. 原创性 家具设计的关键是体现在“新”,这种新颖性与一般意义上的家具设计的区别在于,更加强调家具的原创意识。新中式家具虽然要从明清古典家具中吸取养分,但依然被视为一种新型家具的概念设计,应放在原创的视角去定位它的设计日标。在文化与环境方而,应将传统文化运用到现代的设计语言环境中来,使得家具具有传统文化精神的同时,还能够体现出现代性、独创性和新鲜感。这就需要对如何将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到现代社会的环境中来加以深入探讨。探讨的对象既包括占典家具,也包括今天的使用者与现代设计语言。 2. 前瞻性 古代家具设计使占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由“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坐”的习惯变化。新中式家具设计也具有一种超前性,能体现与表达一种潮流。也就是说,并非以明清家具己有的形态特征以及市场上现有的家具特征为参照,而是要从人们的生活需求和审关意念的缺憾中找到突破点,使新占典家具具备引导家具设计发展的超前意识和前瞻眼光,通过新作品引导人们的生活与思考方式,使新占典家具作为一种融入民族性特质的艺术品。对于流行意识的反叛与思维定势的突破,是完全可能出现在新占典家具设计之中的。 3. 可行性 虽然家具设计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区别,新中式家具设计也不仅仅是为了投入生产,但其概念设计应是理论与应用的紧密结合。通过设计的视觉阶级与市场推广,能够在较快的时间中在日标消费者群体中形成一种新占典家具的明确印象,在时机成熟时投放市场。 关于新中式家具的技术特点与空间营造要领 新中式家具,指的是在现代的生产技术和生活需求的条件下,创造出的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家具,它即吸纳了民族传统艺术精华,以中国传统元素为主要的蓝本,同时又与现代人们的居住环境、生活方式和工作条件相协调,其在造型上吸取传统的家具造型要素余文化符号,使的设计出的家具既有古典家具清新秀丽的艺术魅力,又具有现代家具简约的风格,将东方的审美观念与西方的简单实用融合在一起。新中式家具并不是纯粹的复制中国传统古典家具,而是用现代手法将中国古典文化表现出来,但是其仍然保留着中国元素,有着明显的文化韵味,并巧妙地体现出端庄秀丽,华贵典雅等特点,吸引力十足。 陈设新中式家具还要注意家居饰品的摆放位置。因为新中式家具各部分之间讲究留白,倘若没有东西去填补它,便会产生凌乱、空荡、不整体的感觉。因此,就可以考虑放置一些饰品,例如古色古香的瓷器、造型别致的花瓶等,可以给人产生了一种视觉的缓冲,不会因为家具里浓重的古典气息而感到有些沉重,充分体现空间的立体感与新中式家具的美感。 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 中国文化是一种道家所讲的常态文化,和一种儒家所讲的群体文化,融合后的“矛与盾关系”的混合体。其表现出来的还是一种群体文化。中式家具设计不能停留在有形的“符号”上面,更应该深度理解其文化的精髓与中国人的审美情趣、行为方式、价值体系等。中国人的思想,不是单一化的,而是多元化,儒释道思想,儒家的中庸、佛家的因果报应、道家的“道”,遵守的都是一个理,凡事都要合理,交错复杂,让人感觉中国没有一定不变的价值观念。所以,新中式家具设计观念也要符合“变”的理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这种“变”也是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新中式家具的创新设计方法 要想做到新中式家具的创新设计,在遵循以上理念的基础上,新中式家具应该考虑到现代的设计个性,做到各方面的完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下手: 1. 新中式家具设计理念创新 (1)时代性与民族性结合 新中式家具设计理念的创新首先是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结合,随着“中国风”的流行,新中式家具的设计要将中国的民族特色推向世界,就必须要具有时代特性,和现代潮流家具的特色进行融合和重新组建,巧妙的将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有机的融合重构在一起。因此,设计理念要在当代人们生活习惯的基础上,将我国当代的生活流行元素与传统的文化元素结合起来。 (2) 实用与艺术相结合 家具一般是实用与艺术的结合。要做到新中式家具的创新应该要体现当代人生活特点,当代人生活节奏快,在家时间短,多讲究的是舒适和温馨,因此新中式家具的设计理念要体现当代人生活的方式。 2. 新中式家具设计内容创新 (1)新中式家具功能创新 中国古代传统的家居空间和现在不同,当代人的生活空间受西方影响较大,因此,要做到新中式家具的创新,必须要先从功能上下手,做到功能的创新,更符合当代人的生活习惯。比如,当代人多外出工作,回家之后一般要求的是舒适,当代家具的设计要符合这个特点,给人们更多的艺术审美和舒适感。 (2) 新中式家具形式创新 正如其他的中国传统因素比如,服饰、建筑等,家具又具有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内蕴。因此,在进行新中式家具的设计时要体现更多的传统文化的文化元素,要具有民族特色。对于设计的风格要遵循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充分考虑到当代人的审美。我们伟大的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具有中国符号、中国含义的一切事物都是创新现代中式家具的元素和诱因。 新中式家具的应用现状及其前景 新中式风格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时期,伴随着国力增强,民族意识的不断复苏,人们开始从众多的“山寨”里逐渐清醒过来。在中国文化风靡全球的当下,中式元素与现代材质的巧妙融合,再现了中国的精致生活的美的生活品味。 中式家具风格的优势是沉稳、素静、质朴,充满着静谧柔和之感,且经久耐用,但缺点是封闭、材料十分昂贵,特别是椅、凳、沙发、床等线条生硬不舒适,通过家具设计师的推陈出新,现在新中式风格家具也流派分呈,家具、家装、陈设的功能更加舒适、实用、人性化,喜欢新中式风格的客户正趋于年轻化。 中式文化的不断盛行,使得许多普通百姓也在家中作了适当的中式来点缀,比如墙面挂上字画,家中摆上中式的瓷具,但新中式并不是单纯的中国元素的堆砌,中国元素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中式特色进行不断升华,不协调的运用反令中式元素显得沉重,庸俗。新中式不仅仅是纯粹的中国风,它糅和了西方艺术舒适方便、简单直接的风格,但中式和西式两种风格在格局上可以统一,细节上不能乱搭。许多人认为中式风格更适用于成功人士、研究文化的学者或年纪稍长的人,现在的新中式风格的包容很强,简单闲适同样适合年轻人。例如传统的中国风格家具以褐色、红棕色等重色彩为主色调。然而新中式家居风格色彩包含了胡桃木、原木、浅咖啡色、樱桃红等十几种艳丽、现代感强的色彩。家具大卖场里的一些新中式风格家具看上去自然且质朴,可与美式田园风格很好地糅在一起,但是对英法皇室风格却十分排斥。 结 语 新中式家具将得到更多人的欢迎,因为它在强调用文化进行设计的同时,还打破了传统中式家具呆板厚重的感觉,在造型、色彩等方面力求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元素结合,更具有亲和力。在中式与西式之间取得平衡,融合“简约”和“时尚”的元素是新中式家具的主导设计思想。把复古的味道简化到极点,使古典韵味与现代实用相得益彰。综上所述,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加之现代家具工艺的而不断改进和创新,新中式家具会将会成为家具设计的一个分支不断发展下去,随着中国文化、经济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还将会有更多更好的新中式家具产品出现。 (作者单位: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新中式家具设计探讨:浅析新中式家具设计与室内环境艺术设计的关系 摘要:现代室内设计是建筑给予的空间为基础,以创造内部环境为内容,以现代科技为手段,以满足人们的物质、精神要求为目的,集中各种艺术表现形式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在室内环境设计中只重家具的功能而无良好的形式会成为设计的败笔,而只重家具形式而无充分的功能又只是虚假的饰物。家具在室内环境设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室内空间的再创造。 关键词:新中式家具设计;环境艺术设计;融合与冲突 一、中国传统家具寻求与现代室内环境的融合 新中式家具与中国传统家具有着一脉相承的特征和内在属性,在谈新中式家具与室内环境艺术的关系之前,笔者借助中国传统家具与现代室内空间环境的搭配来阐述中国传统家具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于现代室内空间环境的可行性,从而更好的说明由中国传统家具发展而来的新中式家具与现代室内环境的结合能更好的满足现代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回归和对舒适生活的追求。 中国传统家具的美在于沉稳,它的线条之流畅、材质本身的纹理色泽,无不散发出诱人的魅力,内敛而高贵。在今天的现代生活中,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对于精神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与回归是在所难免的。这种文化的寻根集中体现在了中国传统艺术品之中。这其中包括国画、玉器、瓷器、书法等等,中国传统家具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家具是诞生、发展于中国传统建筑之下的,它与中国传统建筑有着一脉相承的形式、材料、结构与内涵。然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可与古人同日而语了,现代建筑、西式房屋格局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场所了,中国传统家具于其中难免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如何使中国传统家具更适宜家庭使用,并与现代生活及家中的其它装修元素相融合是现代人对中国传统家具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学者王世襄先生曾说过:“今天使用明及清前期家具,宁少勿多,一室之内,陈置三五件,四壁生辉,最见神采。倘贪多超量,便全无是处。”从某种意义上说,用明式椅歇息或许不是最佳方式,但它在仪式、社交、伦理上却甚于休憩的功能。因此现代人更多地将中国传统家具作为一种古董、艺术品收藏于家中,将其作为宝贝,“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简练的线条、明快的格调是全世界家具爱好者喜爱明式家具的原因。现代建筑、居室环境所追求的简约、大方与明式家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中国传统家具本身所体现的“士”气与“风”度,“平”素与“节”度,“高”古与“雅”逸同现代人追求的自然、生态、和谐实为最完美的结合。 二、现代室内环境设计与新中式家具设计理念的互动 新中式家具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家具中提取精华,借鉴其中的经典设计元素。中国传统家具十分讲究空间的组织。例如分割空间、变化空间、丰富空间等,也十分讲究家具的色彩、材质与空间的融合。这些都是新中式家具应予以重视的。新中式家具因为是独立于室内空间体系的,所以在形式上、色彩上、功能上呈现出了多种多样的差异,这种独立性、多样性往往使消费者在挑选家具时手足无措,重视了家具的功能就忽视了与环境的搭配,重视了形式上的美感又不得不包容其功能的不足,顾此失彼。这就要求设计师,包括室内环境艺术设计师、新中式家具设计师找到设计思想的契合点,为消费者提供既能满足消费者要求室内风格的统一,又能满足消费者自己所钟爱家具的追求。与我国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和家具设计之间相互脱节的情况不同,西欧国家并没有专门的室内设计专业,建筑师不仅要设计建筑,而且要设计室内以及家具、灯具、装饰品乃至窗帘和地毯,以保证建筑与室内风格,与家具风格的连贯统一。更为经典的是1929年在巴塞罗那世界博览会,由密斯・凡・德罗设计的德国馆和巴塞罗那椅更是一对完美的组合,德国馆的建筑形体处理的简单明了、干净利索,巴塞罗那椅优雅而单纯,是建筑设计与家具设计结合的上乘之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没有室内环境设计与新中式家具形态、神韵的完美结合,两者的设计理念互动,就不可能产生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 新中式家具设计与室内环境设计并不是单纯的以中国风格进行堆砌,而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提炼,对西方设计理念的吸收和提取,将现代元素与之融合,以现代人的审美需要来打造富有韵味的空间,对经典的元素加以提炼和丰富,同时摒弃传统空间布局中等级、尊卑等封建思想,革除传统家具与家具文化的弊端,去除多余而繁冗的装饰,糅合西式家居的舒适,根据不同户型的居室采取不同的设计与布置。继承传统家居中对空间感的讲究,利用家具做出空间的分割。在中式装饰风格的住宅中,空间装饰多用简洁、硬朗的直线条与新中式家具的搭配使用,更迎合了中式家居追求内敛、质朴的设计风格,使整个家居环境更为实用和现代。中国古典园林中有移步换景、借景等装饰手法,在现代家居环境中通过对家具、家居、饰物的运用也完全可以体现出来,这样就丰富了室内设计的手法与效果,使新中式家具能够更好的融入现代环境,为新中式家具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三、在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对比中构建新的审美秩序 现代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文化的多元促成了审美情趣的多元,一部分消费者希望通过和谐的家居与室内设计反映内敛、沉稳的性格,一部分消费者受多元文化影响并通过现代与传统的对比张扬自己独特个性。这种现代与传统的对比必然需要用一种新的审美标准去体会、研究。 从咖啡馆到西餐厅,这些远涉重洋进入东方文化圈中的西方生活方式,为了迎合或适应东方的审美情趣,往往利用一些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新中式家具甚至直接是中国传统家具作为室内的陈设,以此谋求与东方文化的融合,但在这种融合之中,强烈的文化冲击、视觉冲突便凸现其中。人们在体验灯红酒绿的西方情调时,心中的东方情节又通过家具、绘画艺术等形式得到了回归与慰藉。在上海新天地露天酒吧里放着一张马槽餐桌。先说一下马槽,现代社会人们赋予了马槽与就业状态的联系,换个工作叫“跳槽”,在一个单位老窝着不动叫做“恋槽”,跳槽后干了几天还是觉得原来的单位好,想回来,弄不好会遭讥笑“好马不吃回头草”,可见马槽与现代人的关系“非比寻常”,这种内在的文化联系给了人们愿与马槽亲密接触的动因。在外在形式上,马槽的形态粗犷简洁,表面依据木头的天然肌理配以铆钉,再配上18毫米厚的玻璃,不仅加工容易,所含家具功能一应俱全,在新天地的时尚环境中点亮一支烛台,喝上一瓶红酒,在现代环境中充分享受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新中式家具的冲突、对比之美。 四、结语 我们不应该忽视中国家具发展当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时也应该乐观的看到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文化地位的提升、中国家具的发展,人们对新中式家具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新中式家具终将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华,新中式家具的设计文化也终将被国人以及世界所认同,中国家具产业也必将走上更快、更好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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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创作论文:庐山恋影片电影创作论文 一、《庐山恋2010》———时尚与浮华的协奏 历经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市场经济取得了迅猛发展,影视创作也呈现出了明显的市场化色彩,《庐山恋2010》在市场经济氛围背景之下塑造的正是一座“商业版”的庐山。这部影片通过对“周筠”这个角色的沿用,明确了它和《庐山恋》的传承关系。三十年的时间,改变的不仅是剧中周筠的面容与个性,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心理和审美兴趣更是发生了重大偏移。市场经济的发展消淡了人们的政治热情,取而代之的是对现实生活乐趣的追求。同时,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也让人们普遍地感受到了对现实的无奈,纷纷把目光于记忆中美好的过往,怀旧之风盛行,《庐山恋2010》也由此进入到人们视线之中。可以看到,政治元素在《庐山恋2010》中已经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商业,现代化的生活形态和情感方式成了影片有意凸显的亮点。如果说,政治是首部《庐山恋》的内容基石,那么,《庐山恋2010》的关键词则是时尚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浮华。 影片一开始,动感的节奏响起,匆忙的脚步,呼叫中的手机,跑步机上健身的摩登女孩,等等,一个个现代因素的闪现,时尚的都市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很明显,《庐山恋2010》在努力地营造着一种迥异于三十年前《庐山恋》不一样的时代氛围,以此来博得现代观众的价值认同。不过令人惋惜的是,接下来观众看到的却是有意追求现代却流于俗套的情节安排。影片中的情感线主要有两条:一是女主角耿菲儿和韦宁、马缰的三角恋模式,一是菲儿和母亲周筠的两代关系。在爱情戏上可以看到,耿菲儿的“三角恋爱”又被“现代因素”切割成了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可概括成“商业和爱情”,韦宁在精心准备的偶遇中悄然运作了一场商业阴谋,却不料又假戏真做,但终以菲儿的一记耳光将一切结束,没有内心的挣扎、没有情感的转换,菲儿很快转身投入到了另一场感情之中,也就是影片下半部分她和马缰的恋爱,这次上演的是“传统和现代”。看似在身边朋友的感染之下,国际化、时尚化的菲儿对稳定的情感生活心生渴望,但马缰“信马由缰”的个性,终让菲儿再次黯然离去。很明显,影片欲以这一情感波折来彰显自由奔放的现代感情理念。 尔后,为了让菲儿和马缰“发现”自我内心的真爱,影片分别为他们设置了不同考验,一面是韦宁重新出现,一番有血有泪的奋斗史的陈述令菲儿内心再生涟漪;另一面则是马缰在西藏摄影时受伤,昏迷之时想起了和菲儿相处的场景。于是,最终有了一场许多影视剧中都会上演的“机场戏”,堵车、狂奔、安检前的转身离去、本以为错失而终聚首的拥抱接吻。俗套的情节模式淡化了人物的情感世界,弱化了爱情本有的动人光彩,使整部电影失去了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而同样被“俗化”的还有母女情感戏,先是女儿的叛逆、母女间的冲突,再是母亲的用心良苦、宽容相助,最终冰释前嫌。这和许多青春戏中所表现的两代关系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可以说,《庐山恋2010》本以现代观念为立场,想诠释出不一样的情感世界,但却又都只是浮光掠影,过于“大众化”的情节未能真正表现出特有的时代精神和情感意味。最后要提到的是,作为一部庐山怀旧影片,《庐山恋2010》当然没有忘记庐山,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庐山在影片中大约只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马缰回庐山,观众得以知晓马缰和庐山的关系,将这位个性张扬的青年安排成一个在庐山中长大的孩子,这点看起来似与《庐山恋》中居住在庐山的耿桦有潜在的呼应,但是,马缰的性格却无法像质朴的耿桦一样诠释庐山的性情。第二次庐山是作为马缰和耿菲的感情升华地出现,镜头中的庐山虽然苍翠俊朗,但却灵气全失,三四个演员穿梭在其间,像是一个被清空的摄影棚。第三次则是两个家庭的全家福,这又是一次对《庐山恋》结局的呼应,但却并不具备前者在情感上的深层含义,也无法令人感受到如同前者一般的欣慰和期许。总之,《庐山恋2010》虽然彰显了现代社会的华彩之美,但在对庐山和人物情感的艺术处理上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在时尚之余又略显浮浅。当然,这种艺术缺憾并不是《庐山恋2010》独有的,它是与当时商业化的影视创作氛围分不开的,对市场票房的关注,让怀旧和爱都被简化成了一种商业制作,导致了影片在情感基调上的浮华以及在深刻内涵上的缺失。 二、《恋恋庐山之山盟海誓》———静美与悠远的融合 上文已提到《恋恋庐山之山盟海誓》是江西首部旅游微电影,顺应新媒体独特的传播方式,这部微电影塑造了一个“青春版”的庐山形象。在不尽人意的《庐山恋2010》之后再拍庐山,而且是在没有大制作、大明星的情况之下不能不说是一种冒险,但这部微电影却可以说是“小中出奇”,在微小的篇幅中成功地向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展现了庐山的静美与爱情之悠远。《恋恋庐山之山盟海誓》在人物调置上和《庐山恋2010》倒是有点异曲同工,人物的社会身份也非常时尚。男主人公Alex是个背着背包四处游历的美国植物学家;女主人公张雪则是个富二代,可谓是典型的“白富美”,反抗母亲安排的“门当户对”的商业婚姻而出走庐山,其间巧遇Alex。两个人的交往先是误会,尔后是相互了解,当中张雪是任性中有善良、娇纵中有独立,而Alex则是憨厚直率,纯朴而有自我梦想。如同大部分的青春偶像剧一样,两个人在斗嘴和快乐中产生了朦胧的情愫。不过,接下来张雪并不是像观众们所想象的那样,带着Alex回家一起去挑战专制的妈妈,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一出既时髦而又俗气的“国际恋”了。让人略感小意外的是,两人在完成了庐山的游览之后就此分手,爱情看似还没开始就已画上了句号。在他们怅然分离之后,画面上很快闪现了“三年后”的字样,观众多会以为有情人该成眷属了,但接下来的却是,两个人物一个仍然在游走四方,一个则是安然地独自生活,看似分离却又是两心相系,这个时候张雪的内心感悟响起,“真正的山盟海誓不是长厢斯守,而是永随我心”。观众也才随之豁然开朗,爱的方式并不是只有朝朝暮暮,还有放飞和自由,独立和梦想。 这个结局无疑是成功的,在情节安排上它产生了一种逆转效果,与当下年轻观众喜欢的“反转剧”颇有神似之处,令观众产生了一种意外之喜;从艺术表达上来看又充满了开放性,给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从情感内涵上来说则无疑是充满现代意味的,表达了现代年轻人对自我个性和独立爱情的追求。和以上两部庐山恋不同,这部微电影的定位是旅游宣传,所以,它更为集中地展现了庐山的风光景点,比如说植物园、黄龙寺、庐山瀑布、美庐、含鄱口日出,等等,有效地突出了庐山的静美。并且,影片还尽可能地赋予了庐山一种时代个性,拍出了颇具现代感的庐山。这首先得归功于男主人公Alex的植物学家身份,在明朗的天空和清澈的流水之间,观众跟随着他的探索一起细腻地感受着庐山的辽阔与安然。其间,影片还以小广场唱歌的形式穿插了适时非常走红的流行歌曲《因为爱情》,代晶、代雯奇这对网络走红父女的加盟演唱更是赢得了许多网民观众的好感。这一情节的安排起到了多重效果,既点明了影片的“爱情”主题,又向网民讨了好,还显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意味和青春气息。而尤为重要的是,庐山在张雪和Alex对爱情的独特追求中,被赋予了人物所有的“自由”和“梦想”的精神意味,这样一来,古老的庐山也就“焕然一新”,表现出了区别于以往的独特个性。 当然,由于这部电影在篇幅上的短小,它在整个情节设置上还是显得有些简单稚嫩,在人物内心世界的表现上也比较单薄。但难能可贵的是它做到了山与人的融合,在静默大山之间谱写了悠远之爱,将现代人的情感追求与庐山的精神个性自然地进行了调和。从以上三部表现庐山的影片中可以看出,剧本创作、情节设置是电影作品的灵魂,对一部电影的成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必要指出的是它们在剧情安排、主旨定位上都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受到了各自时代里社会所共同信奉的价值取向的影响。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刚刚结束不久,对政治的敏感性使得艺术创作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庐山恋》就顺应了这种政治主旋律的艺术环境,将政治因素作为了贯穿影片的内在线索。同时,在历经十年浩劫之后对人情、人性的时代追求又使得该部影片对人物的爱情生活做了细腻表现。《庐山恋2010》拍摄、上映于21世纪初,我国改革开放已三十多年,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艺术创作领域亦被市场因素所渗透,表现出了较为典型的商业化倾向。正是对这种艺术价值观念的认同,使得《庐山恋2010》对各种时代因子比如说现代都市生活形态、帅哥美女和怀旧回忆等进行了简单地糅合,以求尽可能地让观众“买单”。但是,内在优秀理念的缺失却又使得其在时尚之余略显浮华。《恋恋庐山之山盟海誓》虽然在上映时间上比《庐山恋2010》只晚了两年,但是“微电影”的艺术形式,低成本的制作和新媒体的传播方式使得其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归避了对市场的迎合。而从其颇具“反转”意味的情节演绎中我们可以发现,21世纪电脑普及的网络环境中人们得以自由伸展的个性以及在这一背景之下对生活和爱情的独特追求,较好地传达了人们对自我独立生存空间不断进行探索的时代旨趣。简言之,三部影片都很好地诠释了各自特定的时代精神,体现出了明显的时代风格。由此,它们不仅获得了同时代观众的价值认可,也具有了与其他时代影视创作进行对话的可能性,显现出了不可忽视的历史记录功能和意义。所以,在同一题材下对主题内涵的不断更新,是这三部庐山恋曲能在众多地方影片中引人注目的重要原因。 客观地说,江西电影创作到目前为止在整体发展态势上还比较薄弱,在影视领域还不具备强大的竞争力,系列庐山恋的成功也许能给江西的其他电影创作带来一些启示。地域特点是地方影视生存、发展乃至形成品牌的根本,表现具有地域性的景点、文化、习俗则无疑是确立其地域风格的重要手段。而如何在时代精神的指引下对地域文化进行更新性表现,实现地域风格与时代内涵的接轨,以不断地激发人们的欣赏热情,从而令地域文化更好地焕发出现实吸引力,这正是江西电影在以后的发展中要高度重视的问题,同样也是其他地方影视制作要加以关注的问题。 作者:陈丽单位:南昌师范学院中文系 电影创作论文:数字字母商标电影创作论文 一、字母电影与未来 对字母电影明确提出探讨的当属英国电影大师彼得•格林纳韦。他认为数字和字母可以为电影打破传统提供一个重大参考,是未来电影的重要方向,在此基础山拍摄了《字母H代表房子》(1973,短片)、《窗户》(1974,短片)、《画师的契约》(1982)、《一个Z和两个O》(又名《动物园》,1985)、《淹没在数字中》(1988)、《厨师、小偷、他的妻子和她的丈夫》(1989)、《魔法圣婴》(1993)、《枕边书》(1995)和《81/2女人》(1999)等数字、字母电影。在《窗户》中,导演创造了一个数字的“温床”,从其故事梗概可见一斑:1973年的W教区,37人由于从窗户坠落而身亡。在这37个人当中,7名是11岁以下的儿童,11名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剩下的成年人除了一名据说将近103岁之外,均在71岁以下。7名儿童中的5名是从卧室窗户坠落的。7名儿童除了一个死于故意杀婴罪外,都属于意外不幸。11名青少年中,3个是因为伤心而自决,2个属于意外,2个因醉酒而跳窗。18名71岁以下的成人中,2个是故意跳窗的,4个是被推出去的,5个是意外,另外有一个是受到不明药物影响,认为自己能够飞起来所导致的。在11个青少年中,2个是职员,2个失业,1个已婚,1个是窗户清洁工,5个是航空专业学生,其中一名还演奏拨弦古钢琴。11个成年人中,有一名空姐,2名政治家,一名鸟类学家,一名煤气工人和一名女裁缝……《厨师、小偷、他的妻子和她的丈夫》是一部在暴力方面表现的让人“恶心”的影片,与日本电影《杀手阿一》有些相似。《81/2女人》是向费里尼的《八部半》致敬的作品。《一个Z和两个O》是字母电影的杰出代表。利用字母的电影还有《A面,B面》《A货B货》《A计划》《二十六种死法》(又名《死亡ABC》)《头文字D》《X战警》《V字仇杀队》《E.T.外星人》《致命id》《导盲犬小q》《阿Q正传》《B区32号》等。《二十六种死法》作为一部影片合集,共由二十六位先锋导演拍摄的短片组成,每一部短片的名字分别是26个英文字母中的一个。这是一部将数字和字母发挥的异常奇特的恐怖片。无独有偶,美国还拍摄了一部纪录片《1000种死法》。大卫林奇拍摄于1968年的短片《字母》,则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充满恐怖、晦涩的字母故事,带有表现主义电影的风格。香港电影《c+侦探》(2007)、印度电影《13号楼B座》(2009)、德国电影《M》(又译《M就是凶手》)、伊朗电影《ABC在非洲》(阿巴斯导演)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了一个个有关字母代码的故事。韩国亦有同名电影《M》。香港的陈果导演的电影短片《A+B=C》中,讲述了ABC三个主人公之间的爱恨纠结。法国还拍摄有政治电影《Z》和情色电影《Q》。众所周知,爱森斯坦因为看到中国的会意字而联想到了镜头之间的组合,进而发明了蒙太奇,字母电影的出现似乎有些异曲同工的构思在里面。回归本体,无论是影视还是文学,有时是最直接而富于创举的创新之路,字母电影的含义本身便是电影人回归文本最初的构成方式——字母——的结果。 二、少之又少的商标电影 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也是一位追求创新的导演,其拍摄了著名的商标电影《瘟疫》。导演亲自设计的红色的瘟疫商标置于影片画幅的右上角,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冲击力和创新程度,也成为了导演作者风格的红色烙印。这部商标电影是冯•提尔所谓“Dogma95”美学的实践形式,由此开启了个人风格的最直白表现形态之一。除了《瘟疫》以外,商标电影则很难举到例子。法国动画短片《商标电影》(又名《商标的世界》)为我们营建了一个有关商标的世界,其获得了第82届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商标电影应该说是电影向电视学习的重要体现,在多媒体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下,商标电影的出现是影视不断嬗变的结果,是实验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验电影不仅要从内容上打破人体的感官体现,在最基本的银幕呈现方面也扩大了形式创新的外延。商标电影还可以视为是电影符号学极力增加电影元素的重要体现,还记得《罗拉快跑》中被罗拉甩在背后的超市商标,以及众多美国大片中的商业广告,文本和营销的结合,是未来广义上的“商标电影”的重要方向。 三、形式创新下的电影重组和创新 电影的世界,商业电影、艺术电影和实验电影,各自占领着自己的领地又经常相互融合借鉴;电影、电视剧、MV与广告等相互依托,书写传媒领域的文化视野。央视所推出的“Family”公益广告就是一个运用字母创新的广告。广告是创意的艺术,电影大可借鉴广告的灵感,进行编剧。微电影之所以受到欢迎,原因之一可能是拍摄更加自由,可以更加充满新的创意元素。中国最有创意的导演冯小刚以奇观化的情节创新连续着中国贺岁的神话以及票房的累增,中国转型次数最多的导演张艺谋以众多中国电影需要的“类型”,引领着导演到大师水平的步伐,陈凯歌以文化坚持行走,虽偶有失败,仍不懈努力。相比拉斯•冯•提尔和彼得•格林纳韦所代表的的欧洲艺术电影所强调的干脆的显现的创新,中国电影这座城池夹杂在中外电影的讨论中,以海纳百川的姿态,将华语电影的新书写放在了一个更高的角度。各种电影的创新都为中国电影的前进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电影界有人提出了品牌微电影的概念,商标电影与微电影的结合似乎具有天然更多的优势。微商标电影进军网络形态的趋势可以预见。商标电影是一种让人不舒服的电影,就像植入式广告不受观众的喜爱一样,有时电影的创新就是这样不受观众待见,而电影正是在“不好看”的情况下,很多时候实现了艺术的升华。左岸派代表人物玛格丽特•杜拉斯导演了完成了一个创举,她拍了两部电影:《印度之歌》(1975)和《她的威尼斯名字在荒凉的加尔各答》(又名《她在威尼斯时的名字在荒凉的加尔各答》,1976),这两部作品使用的是同样的声音,配的是不同的画面,这是电影史上唯一的一次一个声带配两部不同的电影。而另一位左岸派的代表人物阿伦•雷乃更是拍摄了《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这部融合了数字、字母等杂乱的元素而十分晦涩难懂的旷世奇作。进一步翻开电影史,从梅里爱的科幻片《月球旅行记》到格里菲斯的《党同伐异》打破线性叙事,故事的时间横跨两千年,再到《公民凯恩》《罗生门》《狗镇》《恐怖直播》等等,电影的创新的历史就是电影矩阵不断重组前进的轨迹,电影创新的画卷缓缓打开了百余年而远未停止。阿根廷提出了“第三电影”的概念,“第五代”是中国电影最重要的标签之一,弹幕电影、环幕电影、球幕电影是电影在技术层面的新标签,无论如何,电影是一门需要创新和意义以及对创新带来的意义进行解读的艺术,简单抑或复杂,电影的使命是在观众的关注中获得艺术和审美的升华,进而完成突破市场等现实性命题! 作者:朱善智单位:四川传媒学院 电影创作论文:微时代的电影创作论文 一、微电影的“微反思” 微时代下方兴未艾的微电影凭借着丰富的题材,自由的创作、快捷的传播、低廉的成本优势,以窥斑见豹的态势向人们演绎着自己的影像图腾,以一种全新的影像叙事风格大大地拓展了注意力经济的疆土,“飞入寻常百姓家”,造就了微时代的草根盛宴。但也许“从微电影出现的那一刻起,甚至在其概念酝酿之初,其中的大部分领域已然变成媒体新一轮资本游戏的掘金地。”[2]日益成为各业界关注的广告营销新战场。在《一触即发》、《哨声嘹亮》、《11度青春》、《酸甜苦辣》系列、《奇迹世界》等视频的背后充斥着的是雪弗兰品牌、佳能相机、凯迪拉克汽车、九游网络游戏等各种商业实体欲言又止的利益诉求。产品广告的植入和品牌的定制早已经成为资本在微电影的创作之中的商业考量。诚然,在微电影的诞生之日就与广告结下了不解之缘,但过度的“暧昧关系”必将削弱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诉求,从而沦为一种浅薄无营养的快餐文化或是披着剧情外衣的高级广告。品牌成就微电影的同时,也像一把斯巴达之剑悬在微电影的创作之中,引发人们对微电影创作自由度的疑虑。微电影在艺术与商业之间徘徊,但就像徐峥参演的《一部佳作的诞生》所诠释的:“与其纠结于文艺片与商业片之间,不如重视影片细节上的艺术审美追求,只有让作品走进观众的心,最终才能赢得商业上的成功。”与此同时,微电影创作的微门槛唤起众多“电影游民”的影像冲动。他们在自由的网络时代中争先恐后地寻找适合自己的“微角色”,沉浸在影像表达的感性狂欢中,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微时代下的网络媒体环境为非精英式的影像表达提供了多元化的创作土壤。其中不乏许多优秀的作品,以底层叙事的方式切入当前社会发展的“微现实”传递出发人深省或感人至深的正能量。如四川大学的王余亮《山隅》以一种原生态的摄影方式记录大山深处爷爷奶奶的生活状态,诠释一种对生活恬静淡然的态度。《迷失的家园》通过物种与环境反差对比的手法,以镜头语言讲述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庭发生的真实故事,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当然在这些眼花缭乱的作品中,笔者也发现某些微电影将其沦为他们情感的宣泄工具,甚至无法掩饰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和扭曲的心态。“这些叙事的方式是以一种自我防御的姿势将自身构建成与外在世界暂时隔绝的空间,用‘空间伪装自身’,无意识地维持着一种斗争和防御的姿势。改变的仅仅是犹如海市蜃楼般外部世界的视觉侵略性。”[3]在《红领巾》的对白中曾有“小学不正常,长大就流氓”之类近似群体扭曲的价值观说教;《我要结婚》中诸如“郑钱花”、“姜来有”的未来期许中,也隐藏着对“富二代”的微妙的“仇富”心态。虽然它们直面了现实的生活状态与现象,但缺乏了深沉的理性思考,主题呈现或是与审美价值擦肩而过或是停留于表象的结合,无法展现人性、情感的力度与深度,虽然迎合了受众的宣泄心理,但亦消解了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与吸引力。 二、微电影艺术创作中的“微情怀” 黑格尔说过:“作为艺术品应当具有意蕴,即内在的情感、精神和灵魂。”[4]而各类艺术在本质上是相通的,电影艺术作为第七艺术因其独特的艺术形态构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意蕴。微电影所追求的艺术情怀就是指微电影中所具有的艺术意蕴,可以指向作品影像语言或人物形象所传递给受众的人生感悟、审美情趣、生命体验以及思想、精神、哲理等价值取向,是一种言尽意无穷的艺术境界。美学家苏珊•朗格就曾指出:“呈现就是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电影从本质上看像是以梦的方式进行表意。”[5]微电影作为电影在新媒体时代的新模式可以借助这种独特的表意方式满足了大众在碎片化时间中对于电影之梦的审美追求。它以独具创意的故事主题、朴实写意的影像视听、个性化的叙事风格演绎着自己的艺术魅力,以一种新型的艺术样态书写自己的艺术情怀,诠释着每个人的电影梦,虽微,亦微而足道。 (一)虽辞微,但其意旨深远微电影的“微”之义不仅仅在于微小、微型,而其精髓在于精益求精的选题创意,以微知著,其辞虽微,但其志可洁,虽微言亦可大义,一叶而知秋。没有复杂的时代精神,也没有深沉多元的主题架构,只有单一的主题阐释,但必另辟蹊径,怀有“纵横自有凌云笔,俯仰随人已可怜”的情怀,仅仅一个故事,一段情怀,一次追忆,亦或是个体情感的释放与审美理念的浓缩,没有宏伟的故事篇章,只有小人物、小命运,但能达到“四两拨千斤,杯酒释兵权”“微风鼓浪、水石相搏”的艺术效果。将深沉的表达蕴涵于影像符号之中,不禁让观影者内心产生情感的共鸣。在(时长5分钟)《看球记》中当成年的儿子骑上父亲的肩膀看球的瞬间,浓浓的“父爱亲情”便以这种独特的风格得以诠释。在2010年的《老男孩》通过讲述一对不再青春年少的老男孩重登舞台追寻青春与梦想的故事,以真实细腻的姿态触动到了广大的“70、80”后内心深处,打开了他们记忆的闸门,激起了他们缅怀自己青春与梦想的情感共鸣。 (二)虽景微,但可自成天地微影像中的一个画面、一句对白、一个镜头都可以让微电影成为捕捉时间消逝与空间跳跃性的美的艺术。巴拉兹贝拉曾说过:“在优秀的影视作品中,许多生活中隐蔽细节的发现往往是归功于特写,这些特写并不是单调乏味的,它们往往既有现实性又富有抒情味,体现出一种穿透现实的力度,以独特视觉效果冲击着人们的心灵。”[6]微电影因自身时长的限制,其镜头语言的表现方式必然从宏伟叙述和广阔的图景转向聚焦视角致微。因此,微电影故事中呈现的画面、声音、色彩、光影的细节塑造、人物形象的象征性以及语言对白的隐喻性将成为展现作品艺术气息的重要元素,大面积地选取特写与近景也将在所难免。一部优秀的作品常常利用与日常生活贴近或相关的自然情感资源或带有普遍性的大众诉求指向,通过特定的画面与画面之间触碰,强烈而鲜明的底层叙事色彩绘制,俘获观众的心,满足平凡大众的心理诉求。《老男孩》中鲜有广阔纵深的外景空间镜头,却通过泛黄怀旧的影调、校园大喇叭、蓝白校服、游戏机、教学楼场景、吉他、校园街头的青年小团体这些特定镜头与场景,以简练却不简单的方式在影像与社会现实的相关联性上刻画上时代的痕迹,寥寥几笔勾勒出了那个时期人们的生活图景仿像,瞬间将“70、80后”观众拉回他们自己的校园记忆中,感慨那个年代我们一同经历过的心路历程与社会变迁。 (三)虽个性,但不失微美新媒体技术的革新,特别是DV技术的普及打破了传统胶片时代精英人士才能驾驭影像的神话,让电影这个高雅艺术平民化,让每个怀揣电影梦的普通人也可以通过DV机以自己的叙事风格拍摄属于自己的微电影。多元化的主题、独特的叙事环境、紧凑的叙事节奏造成了微电影叙事策略上的独具一格。微电影主题的取材虽广,但没有采用传统长片中的多元主题建构,常常以贴近现实又容易被人们忽略“微现象”为切入点,向观众呈现出一幅鲜活的生活横切面。移动多媒体技术地出现,让微电影从暗房走向了天空,让影像在人们的指尖中“流淌”,在互动中让微电影成为人们精神交流的新载体,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电影艺术从单向传播到双向互动的转向。若奈特曾经说过,作品的叙述方式常常与它所叙述的故事成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这层意义上讲,微电影的故事风格常常决定了它要选择的叙事方式。与传统的线性叙事电影不同,在微电影中往往摒弃传统的叙述方式,进一步淡化、凝练故事发展中的前期铺垫与次要部分,简洁明了地预设悬念,设计一环扣一环的情节与矛盾,灵活地采用倒叙、交叉叙事、插入叙事、时空交错式等叙事结构以及应用色调、音乐、象征性影像语言等手法,在短促的时间内,营造出一种能引起观众对故事深层内涵思考的韵味和情绪,让观众感受到微电影与长片电影别样的艺术表达形态。在作品《回到过去说爱你》中就大胆地采用时空交错式叙事方式,令观众在时空交错中目睹了一场感人的爱情故事,提醒当代的年轻人许多事情过去了就无法挽回,要学会珍惜现在。影片《调音师》中采用闪回与倒叙的剪辑手法,向观众展现了一个伪善的调音师形象,隐喻着人性的选择的重要性。全片十三分钟以平静而略带悲伤的音乐,古典而富有感染力的镜头,鲜明又独具特色的剪辑手法,渲染出悬疑惊悚的氛围。结尾用音乐表达出语言所无法表达的内心活动。在跌宕起伏的电影情节中以一种开放式的结尾引发人们无尽的联想和深刻的反思。 三、结语 诚然,微时代下的微电影正在以一种个性化的影像语言和叙事风格满足着时代的寻唤,承载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微”言“碎”语。让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且放恣地演绎着自己的电影之梦。互联网的广阔天空可能让我们误以为微电影也可以肆无忌惮进行叙事表意,但在这看似“自由”的背后却隐藏某种“不自由”———互联网独特的大众传播模式和观看方式对作品创作规律的影响与约束。微电影作为艺术殿堂的一员应探索符合自身的艺术意蕴,架构独特的视觉艺术魅力。让人们审美情感不仅仅用于消费,而更多地指向心灵的沟通与交流。 作者:郑心宇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 电影创作论文:未来十年电影创作论文 一、未来十年中国电影创作战略的转型 面对空前的黄金机遇和新的巨大挑战,不可能再延续前十年只注重硬件扩张的初级发展模式,必须以前瞻性的思维创新发展模式,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战略性的转型。我们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电影可持续发展的优秀竞争力只能是优质的内容生产,以市场优势为优秀竞争力的产业化初级阶段必须升级转型为以产品优势为优秀竞争力的中高级阶段,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必将从专注数量的外延式扩张、粗放型增长转型到注重创作质量的内涵式发展。因此,以全面提升电影创作质量、创作中国好电影、实现电影强国梦为目标的电影创作战略,将成为未来十年中国电影发展的优秀问题。 二、以创新驱动创意,以创意提升创作 实现电影强国梦,促使电影创作战略的转型,需要从政府管理到电影产业链各环节的全面深化改革,其中最根本的是需要大力提升电影创作质量、创作中国好电影。没有高质量的好电影,电影强国则失去了坚实的根基。“电影作为一种具有特殊规定性的文化产业,创作和生产更多的具有经典人文品格、健康审美品格的好作品永远是硬道理,是电影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重要标志。”何谓好电影?学者贾磊磊在《什么是好电影》中定义为:“选择适合电影表现的故事题材、确定适合故事内容的表现形式、建构独特而完美的影像风格、创造叙事与隐喻相结合的美学意境。”这是对好电影的艺术和美学的终极判断。我们认为,所谓中国好电影,是以中国梦为价值内涵和传播内容,具有中国电影独特的美学特征和文化内涵,融高新技术和精妙艺术于一体,既能满足本土观众的审美需要也能被全球主流观众认同的高品质电影。简而言之,所谓“中国”,是指中国特色和中国题材;所谓“好”,就是好故事加好看。但是,在当下快速发展的中国电影市场上,好电影被盲目地等同于画面好看的电影或票房好的电影。电影人在追求高科技绚烂的画面和市场高盈利中逐渐迷失,电影的价值内涵被简化、被模糊,甚至被歪曲。比如,2013年郭敬明执导的两部《小时代》,一边是被粉丝疯狂追捧、创造票房奇迹的热闹情形,一边是影评界对其夸耀炫富、物质主义等价值观的严厉批评。2014年开年,一部《爸爸去哪儿》从电视火到电影,引发学界对“电影是什么”、电影的艺术价值等基本问题的再追问。这些电影新乱象再次凸显了中国电影市场与中国电影质量发展不对称的矛盾,也将对中国好电影的追求刻不容缓地摆在了电影人面前。要创作出中国好电影,最关键的是需要好内容和好创意。众所周知,电影属于优秀的文化创意产业,内容为王,创意制胜。因此,面向未来十年黄金期的电影创作战略,必须高度重视内容和创意。也就是说,在通向电影强国梦目标的多条路径组成的立体交叉网中,根本途径是以创新驱动创意、以创意提升电影创作水平。其中,激发和提升创意思考和创新能力是关键。换而言之,只有不断创新,找到好创意,才能创作出好电影。近些年的国产电影实践表明,我们对创意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也涌现出了不少成功的创意,但也出现了种种对创意的误解与误用,导致“创意匮乏症”与“创意泛滥症”两种看似互相矛盾的怪状一同迸发。好创意少,烂创意多;真创意少,伪创意多;大创意少,小创意多。如何解决好创意匮乏与坏创意泛滥的现象,提升创意思考和创新能力,创作出广受世人欢迎的中国好电影呢? 三、实现方针:“软硬兼施” 电影创意,最优秀的是实现电影的价值。电影的价值并非只有单一的一种,而是“艺术、人文、经济、技术等多重价值追求共同构成了电影创意的价值复合体系”。借鉴迈克尔•波特著名的价值链理论可知,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作为高风险、不确定性的电影创意的竞争,不是一种价值的竞争,而是不同价值所组成的价值链/价值体系的竞争。如果说,电影创意的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是软价值,科技价值和经济价值是硬价值,那么,有效的创意策略方针便是“软硬兼施、刚柔相济”。任何偏废都是执其一端的失误。《泰坦尼克号》重映时,新浪网站组织了观影调查,设计问题:“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走进影院观看这部影片呢?”回答最多的选项是“情怀控:杰克露丝的真挚爱情让人难以忘怀”(占61.4%),遥遥领先于第二项“技术控:卡神的3D技术值得期待”(占23.2%),最后两项是“补片控:15年前没赶上,15年后得补上”和“理性控:同档期影片可看性较低”,各占11.2%和15.4%。可见,《泰坦尼克号》(3D)无与伦比的魅力,不仅在于3D因素给人焕然一新的视觉盛宴,更在于有跨越时空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在于灾难突然降临时人性光辉的彰显。重看者重温那段明媚而忧伤的青春记忆,新看者真切体验那抵死缠绵的纯粹爱情。可以说,《泰坦尼克号》(3D)的艺术品质、人文情怀和技术水准、产业效应一应俱全,形神兼备,达到了世界电影史上的一个峰值,是电影创意多重价值携手共赢的经典范例。反而言之,“任何单一层面的价值追求,或者四种诉求之间相互歧视、压倒和颠覆,无疑都是对创意可持续发展的伤害”。 四、实现机制:“二三三制” 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成本领先战略下的传统制造企业发展理论。以创意为优秀要素的电影创意,成本并非驱动要素。以“一个创意,多次开发”为特点的电影创意产业,已经很难在一个企业内部实现全部的价值,必须在完整的产业价值链和横向的产业联盟上创造价值,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因此,电影价值体系的实现,需要建构新的理论模型。电影创意价值体系的实现,遵循的是创意产业的运行机制和增值原理以及电影的产业特征和价值规律。电影创意价值体系的实现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主要由价值主客体体系和生产体系两大子系统构成。 (一)所谓价值主客体体系,是指创意人才的培养体系与政策法规的保障体系、社会文化生态系统。 1.创意人才培养体系 创意人才是创意产业发展的优秀资源,电影创意主体的理念、素养和技能决定着电影创意源动力的强弱与生产力的高低,而高文化、高智商、高技术、高创造性的电影创意人才属于稀缺资源,难以短期形成,因此需要长时间、有规划、有系统性地养成。弗罗里达的创意阶层理论认为,创意阶层的生产与再生产取决于技术(Technology)、才能(Talent)和容忍度(Tolerance)即“3T”要素的供给能力,而不只是知识生产的问题。创意阶层的竞争是全球文化产业竞争的焦点。目前我国电影创意人才的结构性缺失、创意阶层缺乏整体性提升与发展、创意的集聚效应无法显现等因素,严重制约了电影创意产业的发展。 2.政策法规保障体系 创意的勃发要靠自由的表达和强大的创造力,自由的表达需要政府有宽容的审查规制,培育强大的创造力需要合理的政策安排和有效的制度法规设计。例如,加强知识产权的立法对创意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创意经济的实质就是知识产权的占有和交易。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创意的长足发展和创意价值的实现就会受到严重阻滞。创意人才所创造出来的创意是独特的,具有转化为产品利润的价值,但创意的复制几乎不需要成本,电影盗版的猖獗、抄袭和克隆现象对电影产业的伤害,已是有目共睹。国家、行业政策法规为创意撑起一把保护伞是创意价值实现的客观条件。 3.社会文化生态系统 社会文化生态系统是创意得以萌发的深厚土壤,是创意价值得以实现的宏观环境。创意的自在飞舞,需要依托开放的社会网络和多元的文化氛围。只有当社会形成了自由、包容、创新、自信的大氛围时,电影创意产业才能变成一场全民的文化盛宴。 (二)电影创意价值生产体系由三个部分组成: 1.价值驱动机制 电影创意价值实现的驱动力主要来源于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组成的双引擎驱动。文化创新是创造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生动源泉;科技创新是创造技术价值的巨大动力。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携手推动电影创意进入产业环节。创意没有形成产品,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市场价值。再者,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通过促进电影产业的升级换代,可以实现电影创意价值的增值。 2.价值创造系统 从内在的创意思维模式创新到进入实体的电影产业链,是创意构想向创意产品的一大跨越。电影创意产业链包括内容生产的创新、发行传播模式的创新、放映模式的创新以及衍生产品的创新。内容生产处于产业链的顶端环节,控制着整条产业链的有效运作。通过整合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创意活动,尽可能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以求实现电影创意的多重价值。衍生产品环节带动了其他产业,促使电影产业链与其他产业横向联合、融合。价值创造系统是整个电影创意价值体系实现的主体部分,也是最活跃最复杂的部分。系统各环节从创意思维到衍生产品,需要协同合作、上下联动,缺一不可。这一协同增值的过程,也是价值转换机制的运作过程。不同价值诉求经过各个环节的纵向开拓和深化,只待最后临门一跃。 3.价值实现目标 电影创意的最终目标是满足观众的娱乐、情感、思想、精神等多重需求。观众价值作为电影创意价值实现的最终目标,解决了“电影创意为了谁”的问题。观众需求的满足,是价值实现的衡量指标。科技价值和经济价值可以有硬指标数据来衡量,但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是主观感受,难以量化评估。不管衡量标准如何设定,观众需求的实现,意味着观众对创意和创意产品的深度移情与文化认同,也意味着电影创意市场价值的最终实现。观众的创造力和创意也会因之被激发,成为新创意的提供者和激励者,和创意人才形成良性互动,进入再生产环节。电影创意价值体系的实现模型,揭示了电影创意价值体系的实现过程和增值机制,我们不妨把它命名为“二三三制”:“二”是指价值主客体体系和生产体系两大子系统;第一个“三”是指价值客体体系所包含的创意人才的培养体系、政策法规的保障体系、社会文化生态系统主客体体系;第二个“三”是指电影创意价值生产体系中的创意价值驱动、价值创造、价值实现。显然,这是一个无比复杂但也是充满了活力的系统。电影创意价值体系的实现模型,清晰地显示了“以创新驱动创意、以创意提升创作”的内在机理和运作过程。依据电影创意价值体系的实现模型,深入观察我国电影创意价值体系,可知创意价值难以实现、观众需求难以满足的主要症结,首先在于作为驱动引擎的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其动力还很不够。尤其是文化创新问题,不仅仅指涉电影文化的推陈出新,而且关涉到国家整体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制度的传承与创新,是我们当前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其次,在整个价值创造与实现链条中,各环节的发展很不平衡,处于链条前端的内容生产恰恰是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致使发行、放映、后产品开发等后续环节的创意不能借此得到充分的延伸和联合。再者,创意主客体体系还不够完善。因此,优化创意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生态及至电影文化生态系统,培育各种类型的创意人才,是促进我国电影提升创意思考和创新能力的必然举措。 五、结语 “以创新驱动创意、以创意提升创作”的路径战略,可以称之为“三创战略”。中国电影只有从根本上解决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的问题,通过创新进一步激发和提升电影在各个环节的创意能力,才能真正、全面提升电影创作水平,创作出大批内容精湛、技术精良的中国好电影。未来十年,中国电影人需要抓住这一黄金发展机遇期,在“三创战略”这条根本路径上不断探索,最终将实现中国电影创作战略目标,实现电影强国梦,进而为塑造国家文化软实力、展现国家形象注入强大力量,促使中国由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迈进。 作者:杨柳单位: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电影创作论文:基于三个阶段的电影创作论文 一、电影创作战略的制定 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中,中国电影企业大体上被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就是几家上市的电影民营企业和“中影”、“上影”等大型国企;第二梯队是虽然没有上市,但是在各自的领域都有精品并有独特竞争力的一些中等规模的企业;第三梯队则是新入行的一些企业以及以小成本、小规模立足的企业。在第一梯队中,“中影”、“上影”、“华谊兄弟”、“博纳影业”、“小马奔腾”、“光线传媒”等企业纷纷凭借企业的独特定位和市场领先地位继续扩大着自己在中国电影行业的优势,这些企业在最近两年都加强了在电影创作战略上的投入力度。“中影”早在2007年就推出了“中影集团青年导演电影制作计划”,扶持宁浩、陆川、徐静蕾等青年导演,成绩斐然。2011年,“华谊兄弟”启动“H计划”并一直延续至今。“H计划”强调出品有灵魂的高品质电影,打造经得起时光检验的银幕经典,在影片类型的拓展、新晋导演的扶植、电影技术的更新之外,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寻求跨越合作,力图完善从筹备制作到营销发行的每个环节,勤恳耕耘踏实前进,为中国电影产业链的完善贡献一己之力。《中美电影协定》签订之后,更多好莱坞大片被引进到中国,国内电影制作公司开始将资金更多地集中在已成名导演身上以规避风险,而“光线影业”则始终把扶持新人导演作为公司的创作战略。除了扶持新人导演外,“光线影业”还有规划地打造品牌,利用系列片的形式来树立起企业独特的品牌形象,如高群书的警匪三部曲、《四大名捕》系列、《上海滩》(上、下),《人再囧途之泰囧》续集等。属于中国电影第二梯队的有天津北方电影集团等国企,以及北京盛世华锐电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完美世界(北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西河星汇等中等规模的企业。虽然没有第一梯队那么有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但是他们出品的电影都具有独特的风格,电影定位清晰。他们或者着力于艺术片,或者注重某种特定类型的商业电影,或者主打创作者牌,或者主打类型牌。由于他们的独特定位和对市场的清晰判断,他们的电影往往能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黑马,久而久之,就逐渐树立了企业的品牌和认知度。而中国电影的第三梯队往往是一片公司或者很多支持导演处女作的企业,由于缺乏规划和包装,缺乏长远的战略计划,因此这些企业以及他们出品的电影往往面貌模糊,很难在中国电影市场掀起多大的风浪。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又为中国电影培养和储备了大量的电影人才,充当了电影人才储备库的作用,所以也是中国电影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创作战略的实施 在实践中如何实施创作战略,我们认为中国电影企业可以借鉴波特的三种基本竞争战略:竞争战略模式,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目标集中战略。各种不同的企业分别采取不同的战略来填补市场的空隙,形成一个层次分明而又完整的电影市场,让不同的电影消费者在市场中都能够找到符合自己定位的电影产品,在这点上,除了国企外,几家民营公司做得比较好。 (一)成本领先战略 成本领先战略是指通过采用一系列针对本战略的具体政策在产业中赢得成本领先。目前,中国中小电影企业大部分实行的都是成本领先战略。在和几大上市影视公司竞争的时候,很多中小企业既缺乏雄厚资金的支持,缺乏行业精英的加盟,也缺乏完整的产业链条来分散成本,因此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利用成本上的优势和独特的故事和创意来争夺市场和受众。2008年6月,北京盛世华锐电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在《密室》、《密室2》、《气喘吁吁》等电影作品中,“盛世华锐”投资运用其六字方针:故事、特色、档期来选择剧本和确定投资规模,以中小成本的投资获得了中高质量,达到了中高票房收入,成为成本领先战略的最佳诠释者。其中《密室》开发了万圣节档期,形成了中国式推理片这样一种电影类型,而《叶问》、《密室》等系列电影的运作模式则打破了中国电影几十年没有续集的历史,取到了很好的商业回报。 (二)差异化战略 差异化战略是指将公司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差异化,形成一些在全产业范围中具有独特性的东西。差异化战略可以有很多方式:设计或品牌形象、技术特点、外观特点、客户服务、经销网络等。完美世界(北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运用差异化战略树立了自己公司的市场地位。完美世界(北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虽然到目前为止只投拍了三部电影《非常完美》、《钢的琴》、《失恋33天》,但是这三部电影都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并且在不同的时期都充当了中国影坛黑马的角色,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艺术成就与商业成绩双丰收的电影代表作。仔细分析这些电影获得成功的因素,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就是其实行的差异化战略。《非常完美》摆脱了观众一贯熟悉的单一线性叙事或者三段式叙事,采用了非常规的段落式叙事,以漫画、手绘画的方式讲述女主人公为了吸引男主人公而采用的爱情招数。同时,女主角章子怡在本片中也一改以往凌厉、凶悍、张扬的表演风格,改走喜剧、搞怪、可爱路线,这种差异化的表演方式新鲜中带着小清新,打破了观众对章子怡的一贯印象,极大地调动起观众对明星的消费欲望,得到了很好的市场反馈。《钢的琴》的视角对准的虽然是国人非常熟悉的下岗工人,但是它把时下非常流行的怀旧、复古、追逐梦想等元素运用得恰到好处,同时又以温暖的色调和生活化的喜剧效果描绘了一幅当代底层中国人的浮世绘,成为2011年中国影坛的最大一匹黑马,横扫各大电影节,是对这部电影实行差异化战略的最佳注解。而《失恋33天》则主打都市白领和大学生群体,台词戳中了观众的泪点、笑点,尤其最后字幕出现时的失恋访谈再次让观众感同身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该片打造了光棍节这个档期和中国“治愈系”爱情电影,以独特的定位和档期意识成为小成本电影中的代表作品。 (三)目标集中战略 目标集中战略是指主攻某个特定的顾客群、某产品链的一个细分区段或某一个地区市场。虽然低成本与产品差异化都是要在全产业范围内实现其目标,目标聚集战略的整体却是围绕着很好地为某一特定目标服务这一中心建立的,它所制定的每一项职能性方针都要考虑这一目标。“西河星汇”成立于2006年,其主要负责人为著名导演贾樟柯。公司成立的宗旨就是保护导演的创作,使其成为华语新锐导演的聚集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公司在成立后不久就举办了首届青年导演训练营,挑选20位青年导演接受培训。2009年,公司又筹资一亿元扶持青年导演拍戏,命名为“添翼计划”,致力于推动年轻导演的发展。现阶段,“西河星汇”正在利用贾樟柯的国际影响力进行跨国合作,这是公司未来的一个方向。我们可以看到,“西河星汇”的每一个举措都在尽力开拓新的创作思路,为中国电影的多元化、国际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虽然“西河星汇”的独特性不太具有可复制性,但是公司的商业成功及其坚持扶持青年人才的创作战略也可以被中国电影企业学习和借鉴。 三、电影创作战略评估 战略评估是指以战略的实施过程及其结果为对象,通过对影响并反映战略管理质量的各要素的总结和分析,判断战略是否实现预期目标的管理活动。在实际操作中,战略评估一般分为事前评估、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三个层次。无论是电影投拍前的市场、受众评估,还是电影拍摄过程中或者战略执行过程中的监督,亦或是电影上映后的成功经验总结,中国电影创作战略评估的不同环节都处在各自为战的状态,没有起到战略评估应有的作用。 (一)国家层面 中国目前对电影产业提供服务的机构十分少,电影评论、电影咨询、电影评奖等电影产业服务和引导机构的专业化和系统化水平也有待大幅度提升。而美国从1927年起,政府就免费对电影产业提供全世界的电影咨询,对电影题材等方面提供建议,这是需要中国政府好好借鉴的。同时,“金鸡奖”、“百花奖”、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长春国际电影节等活动的指导性不高,很多获奖影片或者影人只是在国内的电影圈子或者军队、作协、文联等特定的圈子内有一些影响,对于市场和大众并没有太大影响力,多数电影人还是靠在国外获奖出名,《萧红》的获奖就是典型的案例。如何利用这些活动的平台为电影人和观众搭建一个沟通的平台?如何打造活动的影响力,使之成为民众的关注焦点?如何在艺术和商业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之成为中国电影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些都是政府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企业层面 对于电影企业来说,与相关专业公司展开合作还能够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市场,了解观众,如映前的市场调研、映后的市场反馈以及电影广告效果评估,这样有助于电影企业及时调整战略。电影市场调研不只是关心观众对电影的兴趣水平,还要通过分析数据得出如何在不同的观众群里传达不同的信息。社交平台是市场调研的关键,平台上复杂的信息涵盖了观众在映前映后对电影的反应。映前调研虽然不完全是票房预估,但是现在业内很多人都把它当做票房预估工具来使用。其实,映前调研还可以利用预期效果和真实效果的比较反映出电影营销战略的有效性。所以,在目前的中国,电影企业应该与豆瓣网、时光网等专业影评网站以及人人网、微信等社交网站建立起深度的战略合作,利用互联网的平台推广电影,和观众实时互动,让观众参与到影片的制作中,让他们在体验中全身心投入到电影中来,从而让电影消费成为一个社会事件。《失恋33天》、《将爱情进行到底》等电影的尝试都是经典的个案。 (三)专家层面 在新世纪商业浪潮的冲击下,中国电影评论越来越流于宣传,或者溜须拍马,或者大放厥词,两级分化明显。专家学者的评论都在自说自话,而报刊杂志网站上的评论也多是企业雇佣的,这种极度失范的评论让观众无所适从,很多时候只能被过度的营销手法忽悠进影院。所以目前中国专业评论处在几乎集体失语的状态。 (四)战略评估模型的建构 学者高红岩在《中国电影企业发展战略研究》一书中建构了电影项目成功的三个维度和每个维度的度量指标。而在2011年下半年,中央电视台推行了新节目评估体系,提出了引导力、影响力、传播力和专业性四维度评价模型。2012年原国家广电总局颁布76号文,在央视评价模型上,增加了电视对新媒体发展融合能力方面的评判。基于高红岩的评估体系和广电系统的电视节目评估体系,我们可以建构中国电影战略的评估模型。在这个评估体系中,我们把观众评估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因为所有电影战略的终极目标就是吸引观众,从而才能达到引导主流价值观、创造商业价值、树立品牌效应、创造新市场、创造新电影类型并最终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目标。 四、结语 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专家、第三方调查公司,这些不同层面的评估机构和不同的机制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成为中国电影创作战略评估的主要力量,为中国电影从电影大国走上电影强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覃晓玲单位:中华女子学院艺术学院 电影创作论文:黑色电影创作论文 一、诡谲与异质:叙事的非常规化转变 电影《蝙蝠》的故事就更加诡异奇幻了,主角神父在一次病毒实验过程中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非人类——吸血鬼,后来他结识了一位需要被救赎的女子,二人在性的诱惑下产生爱情,各种复杂的情绪集结在这位神父身上,所有情况逐渐失控,女子也变成了吸血鬼,并肆意杀人,神父最终为了终结这一切,选择了与她一同毁灭。这部电影讲述了两个完全被架空的“边缘人类过渡到非人类”的悲剧,采用了完全非常规化的叙事策略,主动营造了一个巧合性的奇异环境,并且承载了导演非常多想要表达的东西,如自我救赎、欲望和道德等。《斯托克》的叙说主体虽然不是非人类的,但依旧是彻底的非常规化。其故事的诡异无伦简直到了另一层境界。影片通过一个女孩与其叔叔畸恋这条主线串起了整个家族的非常规奇特历史,然而朴赞郁却用一种唯美的方式呈现了它。笔者从朴赞郁这三部作品能明显看出他创作走向的诡谲变化,整体的风格和叙事的非常规化转向。 二、创作方式的国际化转变 近年来,韩国电影越来越立足于国际,不仅仅满足国内的电影市场,它们把其独具风格的类型电影大量输出国外,并开始频繁地与国外电影团队进行密切地合作。作为韩国黑色电影扛鼎人物的朴赞郁自然也不例外,他开始积极地站在国际视野思考电影,并付诸实践。笔者将以朴赞郁的电影《斯托克》为例,细说一下这部电影的国际化创作方式的具体过程。电影的所有场景都在美国的乡村乐之都纳什维尔拍摄,这也是朴赞郁首次电影所有场景离开韩国独立完成。整部电影的周期是朴赞郁在韩国拍摄时间的1/2,这部电影迎合了好莱坞拍片的节奏。因此,电影面世之后,那种独特的带有东方韵味又有西方感觉的风格气质便透过影像向观众飞驰而来。韩国电影的崛起和其电影类型化本土化分不开,因此走向国际化视野是其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也是朴赞郁电影创作全新的变化。 三、更为精确的暴力展示 很多导演热衷于刻画各种暴力行为,擅长暴力的导演很多,比如昆汀、吴宇森、北野武。朴赞郁也是其中一员,而且其暴力刻画一直有其浓郁的个人特色。他所展示的暴力行为通常相当极端,这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一定的关系,在韩国电影的审查制度被废除后,韩国民众长期压抑的情感正被挤压到一个火山口,急需爆发。而朴赞郁这种暴力风格正迎合了民众的心理需求,朴赞郁血腥极端的暴力表现方式是民众呐喊与宣泄发出的裂口。然而在朴赞郁最近所拍影片中,这种暴力展示似乎被克制了,但与其说是被克制,不如说是更加精确。以《蝙蝠》《斯托克》为例,其中暴力出现之时往往非常简洁明快,并不过多渲染。这与之前的暴力呈现方式大相径庭,这或许可以看做朴赞郁对他个人风格暴力美学的新探索。本文通过概括导演朴赞郁创作过程中的几点变化,分析了其诉求、其得、其失,总体说来朴赞郁的尝试是积极的,但在具体的地方仍然有些摇摆,没有抓准一个合适的平衡点以达成各方面的和谐。笔者在此盼其终能穿越迷雾,寻得灯塔。 作者:杨夕文宁蔚然单位: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 电影创作论文:试论电影创作思路的启发 作者:乔斌单位:四川美术学院 电影的投资人和制作者把注意和关心的精力过多地用在了技术和投资的方面,而电影和美术创作所应该关心和表现的文化和故事的价值思考;文艺作品所应该关心的本身的文化实质;相关的地域、时代所涉及的文化价值等优秀问题则被忽略和淡化消解。对于现代这种密集的特技制作、大量资金投入和标准的预告促销等商业手段,见多识广且效果上审美疲劳的观众来说,这样的制作和推销电影策略不但已经让人疲劳和厌倦,而且还有讽刺性的负面的效应。从近几年上映的美国大制作电影《变形金刚》系列电影的相关评价和反映,就可以明确的印证对于上述问题的认识以及评论。似乎大投资、大制作、大炒作等热闹的商业现象的背后,与之直接对应的则是普遍的人的价值标准的缺失和失重式的混乱。 反观《美丽城三重奏》《魔术师传奇》这两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它们正与上面所列举的大投资和大制作电影相反。“平凡”的主题、“平凡”的主角、“平凡”的画面效果、“平凡”的故事结果却带来了不平凡的影片的成功和甚深、广大的文化影响力。这两部动画电影的成功,与所取得的世界性的影响力度和范围早就超过了动画片的范围,甚至是其他的这些年所拍摄的欧洲的电影也难以企及的。究其成功的最大原因,首先在于它们的“平凡”。如果能够冷静地把这样“平凡”的成功,心平气和地与现代的许多的物质、特技和效果至上的纯粹的商业电影简单的做一个对比,在剥下商业外衣后我们不难看出《美丽城三重奏》《魔术师传奇》这两部动画电影表面上的“平凡”却正是这个商业时代的许多的影视创作所缺乏的“不平凡”。 “人文关怀”的启示 站在文化和电影创作的角度,大家都期望能够看见新的故事、新的电影、新的作品呈现。但是观众却更希望这些作品所讨论的问题和观念,或者价值标准等问题能够和自身相关;或是和当下关注的社会、环境、人文问题相关;或能够被关注和讨论,能够让自己在观看电影的同时自发、自觉地产生关注和认同。在当代快节奏的生活氛围和当代文化圈子的包围中,有许多时尚和现象总是不停地变化和翻新,而这些文化现象所代表、所对应的许多基本的、传统的文化价值却被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所认同、所坚守。这类的作品中,许多优秀的与典型的作品都取得了其他同时代的相同或者类似作品所没有奢望过的商业、艺术的成就,具有跨越文化和国家地域的文化影响力。不但如此,它们的艺术生命力也是其他的作品所不可比拟的。这样成功的例子很多,就像捷克的电视动画《鼹鼠的故事》、日本的《聪明的一休》、中国的《大闹天宫》等都是大家所熟悉的成功的典范。 其实这个道理反过来想很简单,在现在、当下这个时代,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各个地域甚至单独的个人都在很多的方面有着超越以前任何历史时代的紧密的联系,似乎每个人都会有如这个世界在缩小这样的错觉。在这样的条件下,文化之间的交流、联系、抗衡与共存也是当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而每个人作为组成世界的个体在生存权利、生理、心理、人格尊重等许多的方面有着同样或者类似的价值诉求。这些价值诉求如果能够巧妙地作为电影或者动画创作的主题,而且能够在艺术表达上处理得比较得当的话,则很容易产生超越国界和文化差异的艺术魅力,就好像中国的观众同样会喜爱美国或者欧洲的某些经典的电影,而国外的艺术家或者观众也同样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武术和相关的电影艺术有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或者关注一样的道理。这样成功的例子在现代和当代实在很多。比如较为典型的成功范例电影《女巫布莱尔》和《哈利•波特》电影系列。 而《美丽城三重奏》《魔术师传奇》这两部动画电影则正是在大家所熟悉的自行车赛、魔术等题材上面来构成自己的故事,并且通过故事中的主人公平凡的生活目标诉求和遭遇自然地流露出对于弱势文化与弱势人群的生活状态的关注。这样的人文关怀很自然地得到了大部分观众的认同、关注与思考。在关注、同情影片中人物的遭遇的同时,观众其实也找到了自己的问题的同情和共鸣。这样的结果不仅是创作影片的导演所希望的,也是当代影视作品非常重要的文化功能:通过有限的个人力量和电影故事,去尽自己的力量关心更多需要关心的人。 “地域文化”的魅力 特别在当代这个媒体、互联网泛滥的时代,说起“地域文化”视乎是一个落后的话题。可是在这个时代很令人奇怪的是,许多的现象和许多人的兴趣、甚至文化的关注要点却反复纠缠在“地域文化”这个主题上。这样非常成功的例子很多,如最为普及和最受关注的美国职业篮球比赛和黑人的爵士音乐。这些本来是产生于典型的地方性的体育竞技和种族歧视下的黑人文化,经过这些年的文化推广和商业宣传,也成为具有深远的影响力的当代美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还有代表法国文化的时装与美食;日本的浮世绘与茶道;德国的汽车制造业等。如果把视线放回到动画创作领域中,也会发现相同的案例。比如类似的题材或者故事,在恰当的融合了地方文化的元素以后,则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魅力。而且这种力量远远大于“1+1=2”,影响范围也难以估量。以大家最为熟悉和认可的好莱坞动画为例。好莱坞作为现代动画电影鼻祖,它所产生的世界性的文化形式和商业影响力毋庸置疑。仅就动画长片来说,早在20世纪90年代迪斯尼就注意到了“地域性文化”题材的独特魅力和影响力,创作出在全球市场大获成功的影片《花木兰》系列,还有《阿拉丁》《风中奇缘》《埃及王子》等动画片成功也是如出一辙;而在相同时期的其他传统题材的迪斯尼动画却因为题材缺乏新意,在商业和电影领域屡遭打击。 几年后,作为迪斯尼对手的梦工厂又再度将中国元素挪为己用,奉献出全球影迷皆喜闻乐见的动画电影《功夫熊猫》。分析其成功的原因在于梦工厂懂得将美国英雄主义的文化特点和其他典型性地域文化进行结合,在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加入本国特有的诙谐和幽默从而达到超越表象的,新颖的视觉感受。再如《功夫熊猫2》的导演詹妮弗•尼尔森就明确谈到《功夫熊猫2》故事本身其实质还是典型的美国梦,她在访谈中曾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该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如何成为英雄?我得承认,完全是西方的故事结构,或者说就是所谓典型的美国梦。”《功夫熊猫》系列在实质上和好莱坞之前创作的等动画长片是一样的。无论是片中出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或印第安的土著文化,还是阿拉伯的民间故事、乃至《圣经》故事等,相对于美国本土文化来说统统都是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异域”文化;而这些“异域”元素的引入,其目的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艺术魅力。这样的例子在电影作品中同样不少见,以好莱坞英雄主义为主结合中国武侠电影符号而风靡一时的《骇客帝国》电影系列就是同样的例子。 “拿来”与“坚守” 反过来,如果把上述的成功总结为“1+1>2”的话。国内的动画创作者们不但要有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的精神,还能够谦虚认真的地接受其他文化的优点。如果将其转化成为我所用,动画创作者们还必须先明确我国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弱点,加以有意识的坚持和有选择的吸取,才能够真正把“地域文化”的魅力发挥出来,创作出具有时代特色和世界影响力的作品,重新创造中国动画的黄金时代。就像《美丽城三重奏》《魔术师传奇》,它们既没有好莱坞那样的大投资,也没有《变形金刚》这样的复杂的拍摄和制作的技术。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平淡和自然,却能够拿到多项国际大奖,同时也得到观众的认可和思考。如此的成就也是值得我国的动画创作者认真研究的典范。动画《美丽城三重奏》《魔术师传奇》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首先,导演找准了自己的位置,或者扩大一些可以说是欧洲动画、甚至低成本投入(和好莱坞相比)动画的位置。仔细分析起来可以看出,导演所讲述的是欧洲、法国自己的故事,如环法自行车赛和传统的魔术等许多过时的表演都是很典型的代表欧洲地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其次,在两部动画影片里大家既找不到非常夸张复杂的特效镜头,也没有过于明显的好莱坞式的动画特效,然而非常吸引观众的地方确是欧洲插图风格的造型和美术风格。在人物、场景和许多较大的外景上也可以看出非常突出的法国或欧洲地域性的风格。另外,在故事的编剧和讲述方式上,也有很明显的欧洲电影的特征,它没有像好莱坞电影一样紧张和戏剧化的电影结构,而是给了观众更多的主动的思考和感受的空间。反过来它也有选择地吸收了一些好莱坞电影的剪辑和叙事的手法,不盲目自大,主动改变了以前的欧洲电影特别是动画生涩、不流畅的剪辑、叙事的缺陷。 总之,对于电影、动画这种舶来的艺术形式,盲目乐观和骄傲自大本来就没有必要,且“拿来主义”的态度和创作方式与态度,在现代的电影和动画创作中已经超越了个人、地域或者国家,成为当代电影和动画所常用的创作方法。另外,更重要的是对照世界上这些成功的动画电影艺术作品和创作方法,我国的影视创作者需要在这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坚持自己文化的同时,不妄自菲薄,认清外来文化的优势。只有在这样的坚持与结合的实践过程中,打破旧有的成见,找到恰当的结合点,真正实现和发挥出我国自身文化的魅力和优势,才能改变国产影片的颓势,创作出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当代的国产电影和动画作品。 电影创作论文:地方电影创作发展浅析 作者:于峻单位:海峡世纪(福建)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福建电影创作的劣势 (一)缺乏电影创作力量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童刚在回顾2011年中国电影成绩时指出,2011年共生产各类电影总产量达到791部,其中故事片558部。全国电影票房达到131.15亿元,较2010年增长28.93%。而根据《海峡论坛两岸影视2011》特刊的统计数据,在2011年海峡论坛上洽谈的电影项目仅有6项。以全国2011年558部电影作品为基数,福建的电影2011年的产量只占全国的1.07%,精品力作更是难觅踪迹。这既反映了福建电影创作实力与其经济总量的不匹配,也反映出福建电影相对薄弱的创作实力。 (二)缺乏完整产业链电影产业链大体由“上游”的制片板块和“下游”的院线板块共同构成。“下游”的院线为“上游”的制片提供资金保障,“上游”的制片则以更加优异的“精品”回馈院线。而福建的电影产业,“上游”的制片与“下游”的院线因分属不同管理部门,因此形成不了合力。在现今影视创作日益呈现“多资金投入”、“大资金运作”以及“跨区域协作”的态势下,福建的电影创作却还处在一种各自为阵、各走各路的环境中。可以说,“条块”管理成为阻碍福建电影健康发展的一道桎梏,使得福建的电影产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加地举步维艰。 (三)缺乏电影人才电影的创作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实际上,电影业的竞争,也是影视制作专业经营管理人才和创作人才的竞争,人力资源成为最宝贵的、最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是创造影视精品的主体。尤其是随着各类型的商业运作电影成为国内外电影市场的主流,整个创作生产过程需要更加专业的知识和更加丰富的管理经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高整合性等创意产业典型特性的电影创作过程中,拥有多少人才决定了电影作品的产量与质量。然而,纵观福建省的影视创作事业,目前,人才,尤其是电影创意人才和经营人才的匮乏,已成为制约福建电影事业发展的“瓶颈”。 福建电影创作的机会 (一)难能可贵的电影发展机遇文化产业作为经济与文化联姻而形成的新兴产业,正在迅速崛起,逐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的影视业在创汇方面堪与航天、航空和现代电子业相媲美。中国电影自2002年全面产业化改革以来,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仅2010年,中国电影故事片产量达到526部,是2002年的5倍多;2011年中国电影银幕数已超过9000块,电影票房超过130亿。这些醒目的数据表明:中国电影“面临一个历史新的‘临界点’,已经开始进入大发展大繁荣的黄金时期”。 (二)国家层面的产业优惠政策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个重要的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2010年1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是继《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后,国家对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提出的重要指导方针和具体政策措施保障,既明确了工作任务又突出了工作重点,为促进电影产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和良好的条件。 (三)国家赋予的海西特殊政策国务院在正式批准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福建省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居主体地位,具有对台交往的独特优势。因此,《规划》的出台,不仅确立了海峡西岸经济区是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区域的重要地位,同时,打开了福建在影视创作生产领域与台湾方面的合作之门,使福建的影视产业可以有了后发优势。 福建电影创作的威胁 (一)外资介入引发的竞争格局按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人们的文化消费就会出现“井喷”。而随着国内人均GDP超4000美元,一个“井喷”的文化消费会即将在中国呈现。面对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国际资本正全面介入国内的文化市场,并且凭借其强大的资金和营销管理能力,正在对国内刚刚起步的文化产业形成巨大冲击,尤其是对资金、人才、营销依赖度极高的影视产业,冲击更大。 (二)其它省份快速发展形成的“虹吸效应”电影是快速树立国家和地区品牌形象的最佳手段。1954年,总理在日内瓦用一部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让与会各国的代表初次了解到了灿烂的东方文化和秀丽的自然景观。上世纪60年代,广西以一部歌剧电影《刘三姐》,使得“桂林甲天下”的山水和动人的壮歌美名远扬。而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则成就了山西平遥的旅游。正是这种示范效应,使越来越多的省市纷纷从抢占文化创意制高点出发,不仅整合成立影视创意产业集团,并且在产业政策、资金、税收等方面给予了更多、更大的优惠与扶持,从而在这些地区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吸引了大量的影视制作机构与资金。而这种“虹吸效应”势必对福建电影事业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提升福建电影创作竞争策略 就福建电影创作的竞争策略有四种战略可供选择。然而鉴于福建的电影事业在国内总体实力还比较薄弱的现实,采取突出优势,把握机遇的“SO战略”应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一是要抓住全球影视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机遇,构建并完善独具海西特色的电影产业链。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得各国经济复苏变得更加艰难。然而,具有典型“口红”效应的文化产业却日趋蓬勃。而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也带来了更加激烈的行业竞争。目前国内各大影视集团在发展竞争策略中,都将电影全产业链的构建放在了首要位置。因此,为了更好、更快地构建起福建电影的全产业链,第一,应将原先分别隶属不同部门的电影创作与电影院线整合到一起,构建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福建电影集团;第二,在构建福建电影集团的基础上,完善电影产业链,实现经营集团化、产业规模化,并通过优胜劣汰的人才竞争机制,进一步提高企业经营效益,从而快速提升福建电影创作的综合竞争力。 二是要抓住国家给予海西发展特殊政策的机遇,以先行先试的精神积极探索福建电影产业政策。目前,在电影产业政策等方面,北京、上海等文化产业发达地区已经走在了福建的前列,例如,就电影融资难等问题,北京银行以版权质押方式为华谊兄弟提供一亿元的电视剧打包贷款,初步探索了以版权质押方式为影视剧提供贷款的融资新模式。为此,福建应充分利用好中央赋予福建“先行先试”的政策,在电影创作与播映的全产业链生产过程中,从剧本创意、人才队伍、创作资金,到播映场所与渠道建设等方面,在国家原有各项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出台更加适合福建特色且更具竞争力的新政策,并借助电影强大的形象宣传力,更好地营销福建,树立起福建的品牌形象。 三是要抓住当前海峡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机遇,以两岸合作共赢的方式搭建创作平台。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协议的签署,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的势头日趋向好。依托台湾在出版发行、版权服务、影视、网络信息、休闲娱乐以及文化中介服务等方面所具有的明显优势,在福建搭建具有海峡特色的电影创作平台,充分利用福建在人力、土地、劳务等方面的优势,以及闽台两地深厚的文化渊源,共同创作独具海西特色的电影作品,一定能够在有效促进闽台两地电影产业快速崛起的同时,提升创造性和本土化的转换水平,形成多样化、多类型、多层次的产品体系,打造出具有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的电影精品,带动整个福建电影产业的良性发展。 结语 基于SWOT分析,尽管福建电影创作凭借其闽台间独特的“五缘”优势,以及国家给予海西“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具有很好的发展空间,但这种空间更多的是体现在一种可能和潜力上。福建目前的电影创作总体数量不足,占全国电影作品的比重太低,尤其是高质量的精品力作、大作更是屈指可数。因此,福建的电影创作应当在充分依托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基础上,深入挖掘闽台两地人文题材,并以“先行先试”的创新精神,大胆开创电影创作的新机制、大胆尝试电影创作的新方法、大胆引进电影创作的新人才,从而实现福建电影创作的跨越式发展。 电影创作论文:谈观众心理转变与电影创作 作者:马晓虎单位:渭南师范学院传媒工程学院 进入80年代后期,中国步入了文化转型阶段,经济上的全面进步促进了文化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直接导致各类影像、传播设备的普及,而文化产品也日渐受到了市场的青睐及相关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视,影像的生产及消费获得了双重重视,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电影和电视成为影像文化的主要传播阵地。经历了十多年的文化、思想冲击,新时期的文化学者及知识分子也开始潜心于影像文化的分解、研究。前所未有的大范围的影像文化普及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价值观,知识分子不再谈论宏大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抱负,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周遭世界的感受和认知上,这种历史性的转变使得中国迅速进入了后现代社会,后现代文化在我国获得了空前发展,依附于传统政治的文化迅速独立出来,娱乐、消费成为全新的文化习惯。就在这种后现代语境下中国电影也积极响应这种时代的变化,从形象及内涵上发生了较为彻底的转变。获得转变的中国电影开始越来越多地考虑观众的感受。 电影创作者也愈发清楚同样经历了历史阶段性转变的观众在消费及审美上的迫切需求以及这种需求对电影创作的反作用力。因此,怎样满足已经变化的大众口味就成了电影创作者面对的一个难题。 创建健康的公共影像空间 创建健康的公共影像空间是电影创作者面对观众去展开创作首先要应对的困难。走过2011年的中国电影,除了130亿的天文数字,还有那无数的各种骂架、挑唆以及卑劣的营销。要追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就不能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当前的中国电影市场热钱涌动。自从中国电影新世纪初全面迎来市场化以来,大量的各路投资就纷纷进入其中,地产商及广告商的不断介入,将电影完全变成了与艺术渐行渐远纯粹的商品。当下的电影似乎经历自己深沉的变质,在投资的利益最大化的要求下,创作者似乎已不再有什么深刻的艺术追求,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票房的追求上,其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充斥市场的有票房无口碑的大量劣质影片,营销者的吹嘘和观众们的口水,都是最好的验证。 从生产到消费,整个电影创作和消费环境欠佳。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级的电影院和电影幕布,并没有改善中国电影观影环境,在“劣币驱逐良币”的千古道理之下,日益高涨的电影制作资金使得电影工作者招架不住,绝大多数从理想主义者蜕变为纯粹的文化商人。当高额宣传费用成为这个时代的真谛,其代价就是制作费越来越低,电影质量参差不齐,票房口碑双赢的硬道理已被抛在脑后。而要改变这种现状,创建美好而实在的公共影像空间,首先要改善投资环境和创作环境,健康的投资动机和创作动机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优秀影片的产量,减少乃至杜绝欺骗观众的劣质影片充斥银幕。 除了投资方面的问题以外,创建健康的影像空间还要解决中国电影市场的卖座类型单一的难题。就2010年上映的电影来说,在过亿的17部影片中,动作片、喜剧片、爱情片三种类型片占了将近80%,其他电影类型皆尽缺失,没有完善的类型体系。更为严重的某一时期单一类型的过于集中,2011年的小成本恐怖片扎堆,市场上的小成本劣质恐怖片占据着银幕,从《绝命岛》到《密室之不可靠岸》,从《紫宅》到《床下有人》,因为成本低,经得起失败,那么就容易走上流水线,被大量制造出来,不遗余力地投放市场,依赖投机心理在票房上碰撞。这其中,上半年口碑最差的恐怖片恐怕是《B区32号》,而下半年则是《孤岛惊魂》,这部前期并不被看好的作品,结果竟然令人意外地获得8000多万的票房,成为下半年的典型例证。回顾已经过去2011年的中国电影市场,低成本恐怖片已成为小成本山寨喜剧之后被追逐的对象,差不多平均每个月都有几部作品,年产量30部左右,占上映电影总数的1/10。严重缺失的电影类型和类型电影生产上的投机心理是中国电影市场进入良性循环的瓶颈,丰富多样的类型电影生产才是将电影观众留在影院的关键。 时代在变化,任何文化产品的生产都离不开时代文化要求,电影生产也不例外。电影生产选择符合时代文化要求的电影题材才能给电影观众以最大的实在,创建健康的公共影像空间既是电影创作者的时代责任也是对电影观众的责任,而转型中的中国文化所面对的三种重要的文化隐喻更是这种责任的一种历史性放大。在布尔迪厄的文化理论观点看来,知识分子脱离其所谓的高雅品位及对经典文本孜孜不倦的探求,将其视野扩展到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放下对文化制造机消费的垄断,这种做法不仅有益于文化在民间的普及也会引发大众审美趣味的革新,甚至会是一场势在必行的文化变革。这样的变革预示了前景广阔文化产业的茁壮成长。 营造中国电影的民族特质 毋庸置疑,大的社会环境的变换定会带来观众审美取向的变化,但是将这种变化融入中国电影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就会发现,强有力的融合才是主题,不管纷繁的形式改变还是内容的重复变化都从根本上体现出了固有的民族特性,民族特性是中国电影百年的精神精髓。所以说,面对电影观众的电影创作者除了创建美好而实在的公共影像空间之外,还要精心营造中国电影的民族特质。 首先营造电影民族特质是华夏观影心理结构的需要。“观赏电影的心理结构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精神积淀组合而成,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理论认为,每一个体心理深层结构包含着祖先在内的各个时代人们的心理体验。许多无意识的概念产生于人类的史前史中,表现在远古的神话里,这一蕴藏在人的心灵深处的潜在力量对人们精神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一些伟大的思想家根据当时的社会存在,将这些精神观念理论化,便对后代的社会意识、文化精神发生深远的影响,无怪乎《论语》的思想,儒家的观念成为影响几千年中国人发展的思维模式……”①而且个人的情感观点与社会上层建筑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思想无法分割,那么对观众个体的研究不能不追溯到古代文章中保留的经典传统思想,不能不重视观众对传统的习惯性顺应。 而营造电影民族特质的重要的难题在于,如何才能让传统文化精华成为生产和消费的对象,并且在此基础上摆脱“中国制造”的尴尬。但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无法进入电影制造业,也就是传统文化的阐释和推广,只能在知识界内部运行,而制造业的大门是闭合的,它似乎缺乏向外吸纳文化的机能。这种自闭性结构则会引发以下两个不良的后果:第一,困难重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因无法有效地被现代日常生活接纳而加快其衰落速度;第二,中国工业制造无法获得来自本土文化的支持,在高层次的创意、设计上很难获得进一步的推广。面对这样的事实,华语影坛却有一个怪现状,就是大家在拼命制造不接地气的虚假时尚游戏,从《杜拉拉升职记》到《非常完美》,在时代、文化背景的完全缺失下,成为不伦不类的纯粹模仿。事实上以中国时尚业的落后程度,怎么也模仿不出《穿普拉达的女王》那样的精神气质,最后只能成为附庸风雅的影像产品的典型代表。 当《功夫熊猫》横扫中国电影市场,两部获得近十亿元人民币的票房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的传统文化居然有这么巨大的市场价值,也有评论认为《功夫熊猫》就是好莱坞拍的中国电影,但问题是它为什么就不能是中国拍的中国电影呢?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卖力地模拟时尚,却从不正视自己。当《变形金刚3》再次风靡中国电影市场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电影人或投资商在盘算也跟风一回?殊不知,好莱坞的电影特效从传统发展至现在的全面数字化经历了百年的历史积淀,成熟完善的工业流程是我们短期内不可能做到的,况且我们已做过尝试,2009年王晶的《未来战警》和刘镇伟的《机器侠》就是经典的失败案例。所以说,不追赶好莱坞电影的工业大潮,正视和开掘本土文化,让中国电影进入消费者的视野,成为消费对象乃是题中之义。 现在在各种环境下,民族化已经成为经常被谈论的话题,对于电影来讲,开放的民族精神是其获得繁荣的根本,对于世界文化经典的解读、吸收乃至融合是其跻身世界的前提,包容是今天真正的民族精神的精要所在。 电影创作论文:电影营造真实感艺术创作论文 一电影剧情的真实感范畴 如何才能使剧情真实,没有虚假的成分在里面,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各有言辞、莫衷一是。对于电影剧情真实性的讨论最早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这位古希腊的哲学家说:诗人和历史学家一个用韵文叙事,一个用散文叙事,他们之间的不同,不是他们文体表达方式的不同。亚里士多德喜欢用韵文叙述历史,这样的格律并非是限定内容的固定方式,能具有较好的艺术效果,唯一不同的是事情是否真的已经发生。因此,诗比历史更加富有哲学性,而成为更高境界的东西。诗词通常表现的是具有普遍性的事情,而历史记录的是过去的具体事件,”这种观点虽是一个较好的定论,但现实中的矛盾并不会消失,诗人认为此事“有可能发生”,而观众不可能全部赞同作者的观点,有些观众认为作者所叙述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纵观文坛的发展历程,许多文坛名家都对文艺创作中真实与虚假问题,提出过精辟的观点,结果是百家争鸣、莫衷一是。其中较权威的观点有:郭沫若的“失事求似”之说,茅盾的“两个真实统一”之说,余秋雨的“七项原则”之说,邵荃麟的“实实在在写史”之说以及郭启宏的“传神为上”之说等。在这些观点中,实施性较强的当属余秋雨的“七项原则”之说,其宗旨为:“一,对影响力较大的历史事件要反映其真实的一面。二,史书上确有的重要人物,其形象必须真实,他们若为剧中主角,则更为严谨。三,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要清晰,时代特征、历史氛围以及社会状况要做到真实。四,剧中由于剧情需要虚构的部分,要符合特定的历史情境。五“,真人假事”其所发生的事不但要与“真人”的身份、性格相匹配,还要符合特定的历史情境。六“,假人真事”,即剧情中虚构的角色在承担历史上发生的真事时,该“假人”外表和内心特征要与历史事件有内在的统一性。七,对于剧情中真实的内容,即所谓的“真人真事”要彻底保全其历史的原貌。”余先生的这段高论,对于历史题材的电影艺术创作,确有较好的借鉴作用。然而,它的不足之处是,它无法做到让任何题材的作品都能做到真实而不涉假。在国外同样存在着这样的争议和矛盾,最具权威性的说道是德国电影家法斯宾德的一句名言:“戈达尔说,电影是一秒钟二十四格的真理。我说,电影是一秒钟二十五格的谎言。”这两种说法观点相悖,但都各自立场坚定。崇尚真实,藐视虚假,是人们内心在接受事物的潜意识。然而,真实的界定很难把握,即便理论家的文章中满是为了证明真实性的各种论述,但电影创作者在创作中,依旧是茫然无措无从着手。其实,电影艺术的创作和其他叙事文艺作品类似,为了让观众在观看电影作品时真正融入到剧情发展中,随着主人公的情感波动而起伏。换言之,对于创作者追求的真实感并不是理论上的或者客观存在上的真实,而是以使广大观众认可剧情,与角色达到情感上的共鸣,即所谓的“真实感”。真实与真实感,虽一字之差,却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所以,艺术家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所追求的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真实,而是真实感,即以真实感作为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最大限度使观众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实现感同身受的境界。二千多年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可信却不一定有的事,比不可信却有可能发生的事有意义”。亚氏名言中的“可信”与“不可信”,就是上文所提到的真实感,即影片事件所给观众带来的主观感受,而并非纯粹追求历史事件的真实。 二营造易信不疑的剧情风格 风格是艺术家在创作时有意或无意的在自己作品上产生的一种特色形态,定型以后的风格会受到与之审美取向相同的人的借鉴和模仿。风格的另一个代名词叫“主义”,艺术理论把不同的作品分成不同的“主义”,有多少个主义就有多少种风格。具体来说有以下六种主要的风格:现实主义风格、古典主义风格、浪漫主义风格、自然主义风格、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后现代主义风格等。“主义”是不同国度在特定时期、特定理论体系支撑下的创作产物。它有自己的规律性和秩序性。从一定视角上看,各个“主义”表现的是艺术特色与生活的关系,或疏、或密、或近、或远、或形似、或神似。不同的风格有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这就要求创作者在对作品风格定位时,要准确把握特定的历史、地域、生活方式等理论。如果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撑剧情去拟真,可以选择对现实生活有一定夸张的后现代主义风格或浪漫主义风格,这样不易让观众起疑,从而增加剧情的可信度。电影创作者要营造熟人熟事,观众才会易信无疑。这是一个普遍的创作法则。同时,如若电影编剧对各类电影题材都很在行,那么大部分观众都能切身感受到真实感。老舍创作的经典作品《茶馆》,就是运用现实主义风格的手法,展现了一幕真实的故事情节。虽然该片也有人评价“故事不够紧凑,人物杂乱”,但是,没有人怀疑该片的真实性。因为老舍对老北京的普通民众、市井风俗等十分熟悉,在与观众书信互动时,老舍这样说:“官场达人我不熟悉,无法描述他们生活的真实面貌。我所结识的都是小人物,这些人过着清谈的生活,常下茶馆,我就把他们集中到一个茶馆里,从进出茶馆人物的变换洞悉社会百态的变换,同时映射出当时的政治时代特征等信息,这就是我写茶馆的初衷”。正因为老舍熟知北京文化,对茶馆文化深有研究,其作品《茶馆》的真实性让观众深信不疑。曾一度热播的《霸王别姬》《活着》《图雅的婚事》等影片引起了较好的反响,在这些影片的真实性问题上观众均具有较高的认可度,这几部电影的编剧均为芦苇,是位资深的剧作家,由这样一位深谙其道的编剧营造剧情,鲜有人疑其不真。为了表现电影的真实性,电影会竭尽全力向受众展示其真实的一面,如影片中角色的造型、剧情、动作等,摄影机常常以客观或主观的视角让受众去观察和体会。使之在精神的时空里,由直观的生理接触潜移默化为生理感受与意念幻觉,从而把自己的思想和意念附加到影片中某个角色的内心世界,站在片中人物的角度和位置来感受剧情中所上演的内容,有时还会将自己置身于剧情中去想象接下来的剧情发展。例如,电影《沉默的羔羊》就成功运用了现实主义艺术特点,把受众和片中女警官克拉丽共同引入变态杀人案的迷津中;《泰坦尼克号》运用浪漫主义风格把受众与露丝、杰克共同带入毫无心理准备的巨大海难场景中,体会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情节;《人鬼情未了》运用魔幻现实主义风格,表现了莫莉的危险处境,由于剧情的前期铺垫,观众比她更清楚事态的发展,从而处处为她担心;而在以“痴人说梦”形式进行叙事的《阿甘正传》中,以现实主义风格叙事,使观众通过对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产生的关注,产生对美国社会状况、历史、未来和人类社会生存状况的“真实”体验,透过剧情引发深入的思考与感悟。电影艺术的创作正是运用不同的表现手法,运用高度的真实性使有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艺术内容吸引观众,使观众体会到片中那一时刻的逼真场面。这样的电影让观众置身于现实生活不可能会发生的境况中,引发观众思考从未想过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 三运用“逻辑真实”手法营造电影真实感 如何切实可行的获取真实感,紧跟时代步伐,领悟社会精髓,深入剖析事实真相,创作出可信的故事,是每一个创作者的心愿,电影创作者应依据电影艺术创作的内在规律,灵活运用创作法则,以抛弃虚假为准则,烘托真实感为目标,做到理智的创作行为,这才能够体现电影创作者的巧思与睿智。在一部电影中故事情节的主要内容以及起、承、转、合的发展过程,作为剧情发展的主动脉,也是电影创作者最关心的问题。在电影创作中营造真实感的常规手法是:第一,故事情节要投观众所好;第二,故事情节要表述作者熟知和感兴趣的内容;第三,故事情节的内容要符合电影的表述。除了这些创作法则,在营造故事情节真实性的手法上“,逻辑真实”艺术手法的应用也是营造电影真实感的良好手段。美国的科幻大片《第六日》讲述的是关于克隆技术的故事。影片开始就设定了一个大的前提:克隆技术的研究是为了造福人类,野心家却打算用来操控人类,这是该电影的主要线索,并以此为基点辐射开来,讲述了不同类型克隆人间及克隆人与人类之间的故事。在影片的大前提下,使编剧设定的场景及各种情节进入我们现实生活空间,让观众产生了真实的内心感受,而且影片还给真人和克隆人赋予不同的人性进行各种较量,使观众产生更加真实的身心感受,在带来视觉感受的同时,也使观众产生了对社会价值观的思考,加入真的存在克隆人,那么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又会有怎样的变化?该影片有效运用“逻辑真实”的艺术手法,既做到了艺术的真实,又达到了生活的真实,在这种兼具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艺术表达中,由于“逻辑真实”手法的有效运用,使电影给观众呈现出来的故事情节在符合观众内心真实感受的同时,又与现实的社会生活与人物活动轨迹相似,使人物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使观众的内心真实感受与情感逻辑达到了统一。由此可见“,逻辑真实”是电影艺术创作营造真实感的重要手段。 综上所述,电影艺术创作真实感的营造,就是通过影音、色彩变化、光线明暗对比等艺术手法,不仅表现出主人公的生存状况与境遇,更要充分体现电影的艺术真实性与现实真实性,给观众呈现出具有真实感的艺术形象,引发观众深刻的思考,只有这样的电影才是具有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 作者:李建伟单位:洛阳理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电影创作论文:分析微电影艺术创作 本文作者:王振兴韩强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综合微电影的本性,商业性与艺术性是其基本的两大属性。这在电影中也是时常探讨的话题,但探究微电影的出现根源,它往往比电影体现的商业属性更明显。所以,微电影虽然是兼顾了电影的这两大属性,但是各有其自身的特点。众所周知,微电影的商业性是其成活的物质基础,艺术性的体现会使受众受到精神的洗礼,转而使更多的人去关注微电影,这样才会促进微电影商业价值的不断提高,为创作者提供更好的设备,激发其积极的创作欲,从此就形成了周而复始的良性循环。如果只是视商业性为重而轻艺术性,更多的商业元素会挫伤受众的眼球,即使一时抓住了受众获得了成功,就会使商家投入更多的商业元素,这样形成的循环式恶性的,最终,使受众越来越少,以致反感。既要辩证的对待微电影的商业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又要注重微电影的艺术创作,这样,才能使微电影既有质量又有价值。微电影之灵魂———艺术性“电影是生活的渐近线”。电影的取材来自于自然或是社会生活,其导演不可能凭空想象就能创作出电影,对于微电影的创作也是如此。而微电影的创作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不管微电影的创作怎样高于生活,它总有自身的局限性,只是导演或编剧从自身的角度运用各种艺术手法综合囊括了现实生活的大部分内容,而对于生活来说,微电影还是在一定的生活范围内取材、构建情节,只能是无线的接近生活。这种无限接近生活的微电影之所以能够有吸引力,就在于它不是对生活现实的断章组合,而是有艺术性创造“生活”,这种生活既有我们在现实中熟悉的一面,又有我们不同于现实而又使我们好奇的一面,这就是微电影创作的内质,也是其创作的意义。为什么要创作微电影,这不仅仅应是为了谋取一定的经济利益而为,当然,中国的微电影出现的诱因就是商业性,以赚取利益为重。但仔细揣摩,微电影的来源还是生活,是在生活中的某一部分人率先有了影视短片的创作,然后,才有商家鼓动影视短片与广告的结合,形成今天所说的“微电影”。至此,不能仅仅凭经济的攒动而使微电影发展,真正能使微电影发展的内因应该是其自身的“灵魂”,也就是微电影的精髓。微电影真正面对的是广大的普通受众,而微电影创作源于且高于生活,其艺术性体现的是生活中的“美”,只有美才会让人去乐于接受、深于欣赏,所以,“微电影又是捕捉时间消逝与空间跳跃性的美的艺术”。当然,这里的美体现了很多种,因人而异,通俗的说,能够引起受众关注或记忆的都可称其为美(也包括丑)。 这种艺术性的体现,与导演或编剧有直接的关系,每个创作者的风格迥异,所创作出的美的体现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不管如何去创作都要把握好微电影的灵魂之精髓。微电影创作之艺术体现参看近期相对比较优秀的微电影,各有特色,但需要表现出重点的地方往往不足,比如说微电影中的声音,表现的节奏性不是很强,甚至在短短的时间内还来不及声音的大转换影片就已经结束了,即使影视声音方面的问题谈的很多,在声音的运用上还是不够的。同时,大多数表现力度不够。比如说,情绪积攒的力度不够、心理展现的热度不够等,这些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原因,更是综合艺术手法运用的不足,现简单总结进行理梳:微电影逻辑思维关联的探讨“:逻辑思维(LogicalThinking),是思维的一种高级形式,是指符合某种人为制定的思维规则和思维形式的思维方式。我们所说的逻辑思维主要指遵循传统形式逻辑规则的思维方式,常称它为‘抽象思维(Abstractthinking)’或‘闭上眼睛的思维’”。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逻辑思维是一种综合的至高的思维方式,先有逻辑综合推断,再上升到思维辩证的高度,这体现了微电影应具有的必要性。任何影片都应该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最终达到逻辑思维,微电影是引导观众去在现实中践行一定有意义的活动,这就是观众通过微电影的形象(现实)展现而最终起到对思维抽象的人生意义的反思。这个说法中就已经完成了关联的表征。微电影是将形象思维的现实加入艺术创作的元素呈现在视频载体上,最终达到受众的共鸣或是引起受众的思考与总结,即达到思维逻辑性,这就形成了画面内与画面外的关联,而后者是更高层面的,也是微电影创作的最终意义(当然,在这里也不缺乏观后的商业需求)。现在的一些微电影只是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而更多的缺乏这种层面的关联。再就是情绪、节奏与思维逻辑的关联。这又是另一个角度,即从微电影本身的创作性层面来说的。情绪是激发受众共鸣的重要一点,也是主要的一点,能否打动受众就看情绪表现的如何。好的微电影会使观众落泪(当然,这不是微电影创作的终宿),因为,这是最能直接表征受众情绪的情感体现。作为艺术化的微电影,应该运用声音、画面的节奏性去达到一定的思维逻辑性,现在的一些微电影中,声音很单一,表现的力度不足,这就为逻辑的转进造成了一定的障碍,结果导致欣赏完影片后引不起受众的共鸣,一直处于平淡状态。在这一点上,也是中国电影与西方电影的差别所在。微电影创作心理缔结关联的缺失。微电影的呈现可以说是导演或编辑的一种心理展现的实体,当然,微电影针对的对象———受众观影后也会形成自己的心理活动(此时心理是隐形的),同时,微电影内部也存在为完成情节的构建所形成的自身心理趋向,这种心理倾向就是由微电影内部情绪、节奏、人物心理、创作技巧等各方面共同熔铸的。此三种心理状态缔结、关联为一体就是微电影创作的灵魂,因为不管如何去关联,心理状态是抽象的,但展现出这种抽象的东西却需要具象的艺术手段。所以,微电影创作的灵魂终究是艺术诉求。微电影创作技巧转接关联的不足。真正的好的影片是可以忽略特技等效果的。因为特殊效果的出现,本身就是违规的,这么说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争议,但是仔细去想一下,一部好的影片并不是靠特殊效果去吸引受众的眼球,而恰恰国际上很多获奖作品并没有过多的特殊效果。一方面,特殊效果的出现是完成了一次炫丽的技巧,但它却打破了影片自身情感、情绪的展现;另一方面,破坏了影片内部的心理活动以及受众思维心理的推断,从而导致了以上三种心理缔结关联的缺失。当然,并不是说不让用特殊效果,而是要用的合理,符合逻辑思维的形式而不至于去终结微电影创作的心理。一个好的特效创作技巧是不会让受众在观影的同时有所察觉,当然这样好的技巧的运用时符合逻辑转接的,是与心理创作活动转接的关联密不可分的。这也是就我国微电影创作中存在的普遍现象给予的总结,希望能在微电影的创作中遵循一条原则,就是能不用特殊效果尽量不用,如有用时避免特殊效果的喧宾夺主。微电影叙事铺张关联的缺乏。铺张原指“竭力铺陈渲染,力求发扬光大。后多形容过分讲究排场。”在这里讲求铺张是在叙事上要求全面的展开,使微电影内容的表现不拘谨,该起的地方一定要起到位,该落的地方必须落到位。叙事铺张的不足也是在目前众多微电影的表现中常见的问题。 微电影本来就是短暂的时间内讲述短小的故事。但叙事铺张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展开(是指意义、内涵表现),这就是微电影应该特有的叙事特点。微电影的叙事铺张不是说从故事的开始到结尾一点不落的展开叙事,而是要讲求节点的选择与转接的关联。微电影的节点就是在表现的“现实”中截取的若干个组成叙事的汇合点。怎么将每个叙事段落铺张展开并将各个节点巧妙的逻辑转接是微电影创作的难点和重点。比如说,在叙事中人物的展现不足,人物情感没有更大限度的表现出来,情绪应该上升到顶点时,突然中段夭折;当然,声音叙事的运用也不到位,在多数的微电影作品中很少讲求声音的叙事,只是单调的音乐承载背景声。所以,画面与声音的叙事铺张性没有展开,同时,人物情感与声音的节奏也没有很好的关联起来。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微电影的发展会走向一个全新的热潮。以上是在结合影视创作中的实践经验与目前微电影创作之不足而进行的浅层的探析,希望中国微电影能够走向新的发展! 电影创作论文:主旋律电影创作特征探析论文 [摘要]在主旋律电影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融思想性、艺术性和教育性于一体的优秀主旋律电影。主旋律电影是党和政府对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手段,因此主旋律影片有其特有的创作特点。本文从主旋律电影的选材、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表现形式等方面,就其创作特点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主旋律电影创作特点创作模式表现形式综观 二十年来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可以说基本上做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教育性与娱乐性相统一,体现出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消费的完美结合。但从总体上讲,都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和宣传性,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分析主旋律电影的创作特点,可以使我们深入地认识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规律,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主旋律电影。 对于主旋律电影的分类,一般是按题材和内容来划分,将其分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重大历史题材电影和重大现实题材电影等三种。主旋律电影在艺术创作方面,主要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点: 一、主旋律电影的选材多以革命历史题材、重大现实题材为主 主旋律电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手段。党和政府斥巨资拍摄大量的主旋律电影,其根本目的也就在这里。由此中国主旋律电影多以表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与现实生活风貌为主。通过观看这些影片,可以使广大观众认识和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并起到了反思历史、关照现实、认识生活的功能。例如,《长征》全景式地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悲壮历程,《重庆谈判》反映国内革命斗争的重要史实,《大决战》系列片展现了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宏大场面,《万隆之行》反映了我国外交斗争的不平凡的历史,《国歌》刻画了无数爱国者勇往直前的光辉形象。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献礼影片《我的长征》通过一名红军小战士的独特视角,对红军长征的历史画卷给予了全景式展现,精致巧妙的构思和大气磅礴的气势,使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拥有了崭新的意蕴和格局。重大历史题材影片《东京审判》形象展示了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东条英机等日本甲级战犯的历史过程,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险恶嘴脸,以真实的氛围、凝重的情节、史诗般的风格,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二、主旋律电影善于塑造历史人物、时代英雄以及普通劳动者的典型形象 中国主旋律电影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其自身形态受到观众和市场的驱动,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一系列的史诗性革命战争巨片和革命领袖历史传记片之后,观众和市场开始呼唤更多贴近生活现实的更加适应时展的艺术形象。主旋律电影以1989年影片《焦裕禄》标志,“主旋律”影片开始了新的英雄人物的塑造方法,英雄人物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全能英雄,而是一样儿女情长的平凡形象。这种新的创作风潮使主旋律影片中的领袖人物个人魅力的表现和英雄人物形象塑造得到了明显的改观,时代促使观念改变,随着主旋律电影的不断发展英雄模范人物的创作也陆续发生着变化。影片《郑培民》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彻底颠覆了“高大全”套路,则是以细节塑造人物,以民族精神感动观众。其艺术感染力决不仅仅是如其直截了当的片名那样单一,而是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影像世界。电影《任长霞》为了防止英雄“脸谱化”,在制作中力求真实,并将14万登封老百姓为任长霞送葬的真实录像镜头运用到了作品中。影片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探讨人物的心灵世界,既注重刻画任长霞忠于职守的光辉形象,又将她还原成一个普通的母亲和妻子,富有人情味。《沉默的远山》中塑造了一个走下神坛的主旋律式的英雄人物,主人公周国知不再是高高在上站在神坛上让人们顶礼膜拜的人物,而是你身边一个普通的民政干部,或者说就是你的乡亲。《生死牛玉儒》从人物性格的挖掘入手,避免了从概念出发,塑造了一个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纵观全剧,处处涌动着一种真诚的激情。编剧和导演把牛玉儒还原成普通人,从普通人的角度去看他,在他胸怀大局、心系人民的一生中找到了创作的切入点,增强了影片的情感冲击力。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激情的市委书记。这些主旋律影片把握精神世界、注重人格形象、着力镜像表达形成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三、主旋律电影的表现形式尊重生活,忠于艺术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发展,主旋律电影也在逐步走向市场,走进老百姓的生活,其存在空间也在日益扩大。主旋律影片是一种艺术要求很高的片种,不能只为宣传教育而拍,也要做到尊重生活,忠于艺术,尤其要尊重中国千百年来传统的审美艺术。主旋律影片只有遵从艺术和市场规律,才能打动观众。 影片《郑培民》是以原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副主任郑培民为原型改编的故事片,紧紧围绕郑培民在担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期间,率领全州干部群众劈山开路,脱贫致富奔小康这根主线做文章,真实而生动地塑造了郑培民廉洁从政、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光辉形象,讴歌了他尽职尽责、无私奉献、忠诚党的事业的崇高品格,展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在影片《任长霞》中运用横断面式的创作手法,叙述了河南省登封县女公安局长任长霞忠于职守,最后以身殉职的感人故事。影片以其生前最后36个小时的生活片断为切入点,通过她与亲人、战友以及登封县老百姓的接触,镜头逐一闪回到任长霞的“过去”,表现出了她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100分钟的影片,浓缩了任长霞“亲民爱民”的精神。这位2004年“感动中国”第一人,再次在银幕上感动了千百万的中国观众。 我们在弘扬主旋律的时候还要提倡艺术的多样化和不断创新。当我们在为大众描墨弄彩的时候,也不要忘了组成大众的众多需求各异的“小众”;当我们学习借鉴好莱坞叙事技巧的时候,也不要忘了东方文化幽雅智慧的传统和贯穿欧洲艺术史的文化批判主义精神;我们还要时刻不忘以艺术的名义,为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添砖加瓦。 主旋律电影仅仅从具体的题材、作品的意义上强调突出主旋律是不够的,它应当上升为一种创作精神。“主旋律”的意义不应当仅止于或者仅限定在题材和作品的层面上,更重要的是,它应自觉地形成一种体现时代精神和人民呼声的创作意识和创作精神,一种消溶于创作主体的整个艺术思维过程、创作过程中的自觉的内驱力,是弥漫在电影艺术家创作实践中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 电影创作论文:电影创作与传统文化精神分析论文 一、道始于情:郭店楚简的启示 对于李行电影的总体评价,论者一般认为他延续了中国三四十年代电影的形式与风格,在台湾创出新的乡土写实电影传统,为台湾原创电影的发展,奠定技术与美学的基础。关于李行对台湾电影美学方面的影响,台湾电影史学者卢非易给予很高评价,他在《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一书中讨论台湾电影于创作环境先天不良的条件下依然陆续出现优秀的创作时,便以李行的作品作为典型:“……《王哥柳哥游台湾》开发出台语喜剧原型,《街头巷尾》为健康写实电影定下基调,《秋决》奠定儒家电影的伦理风格,《海鸥飞处》重赋爱情文艺类型新生,《中的一条船》、《小城故事》引介本土反思与乡土意识,以致《原乡人》领先探讨中国/台湾情结。可以说,李行始终能步于众人之前,呼吸时代的新空气,一再地带动台湾电影的发展方向。”(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266-267页。) 李行近30年的导演生涯、50多部作品,其创作始终不出民族精神、传统道德、家庭伦理的主题圈子。从中不难看出李行关注现实的品格、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创作立场和“文化中国”的气质、在意识形态与艺术追求的中间地带从事“主流”电影的创作、尽可能兼顾政宣要求和风格化的艺术表达、坚持将伦理道德的理想渗透进商业化的剧作构思、百般眷恋的乡土情结和爱国情结等等。以上也是历年众多论者一再论及的内容,在此不必重复。不过,同时也有一个不容抹杀的事实,就是李行电影还一直受到争议及批评。李行自己也很清楚,对于他的电影,有两方面始终是激烈争议的引发点。一是他的“煽情”作风,一是他的“保守”的伦理观念。那么我们就从李行作品的争议处入手展开评析,在下文我们将会发觉,这两方面的批评,也从另一个角度触及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 先说“煽情”。其实,与其判定李行是“煽情”,不如说他是十分的“重情”。李行作品一贯“重情”,尤重传统的伦理亲情。关于亲情的描写,在他的健康写实电影(如《街头巷尾》)、哲理电影(如《秋决》)、爸爸电影(如《路》、《吾土吾民》)、琼瑶电影(如《婉君表妹》、《哑妻》)、乡土电影(如《中的一条船》)、寻根电影(如《原乡人》)中都有鲜明体现……这是与中国人的抒情文艺传统一脉相通的。 关于中国文艺的抒情传统,其源流之久长,影响之深远,无论怎样描述都不为过。朱天文在《悲情城市十三问》一文里讲述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以区别西方文学的叙事传统,不仅仅是侯孝贤电影的学理脚注,也同样适用于李行的电影。她借用学者陈世骧的观点,从诗经开始梳理这条抒情传统的线索,楚辞、汉乐府、赋、元小说、明传奇、清昆曲,可说都是由名家抒情诗品“堆叠”起来的。(注:吴念真、朱天文《悲情城市》,台湾三三书坊1989年8月版,第12-16页。)不仅从民间文化的“小传统”(littletradition)的角度来看,这一抒情的品质,堪称民间文艺世俗精神的优秀;而且根据考古学者和文化学者的考察与研究,抒情传统不仅仅局限在“小传统”,并与“大传统”(greattradition)同源。(注: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195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RobertRedfield发表《乡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SocietyandCulture)一书,在该书中他提出“小传统”(littletradition)与“大传统”(greattradition)这一对观念,“用以说明在较复杂的文明之中所存在的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所谓大传统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refinedculture);而相对的,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这两个不同层次的传统虽各有不同,但却是共同存在而相互影响,相为互动的。”大小传统文化也可称为“高文化”与“低文化”、“古典文化”与“俗民文化”及“学者”文化与“通俗”文化等。RobertRedfield认为自己这一组大小传统的观念最适于研究古老的文明社会,如印度、伊斯兰和中国社会。见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143页。) 1993年10月,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村出土一批竹简,共13000字,含18篇学术著作,即著名的“郭店楚简”。据学者庞朴介绍,“郭店楚简”提供了许多我们过去从不知道的“儒家之秘”,其中就涉及重情的思想:“我们以前一直认为儒家相信性是善的,情是恶的,因此所有有关儒家修养的书都好象是道貌岸然、远离七情六欲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可是这一次竹简的出土基本上摧毁了我们的观念。竹简里面有好几篇谈情的重要性——道始于情。人道从哪儿来的?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从性来的。因为儒家认为性本善,从性善里面派生出人们的道德规范来。可这一次它明确说,道始于情,从情开始了人的道德规范、人的行为准则。这个思想我们以前不敢想也不敢说,这是儒家的一个秘密。”(注:庞朴《郭店楚简探秘》,《北京晚报》2001年4月6日,第26版。) 既然“道”始于情,那么“文以载道”的“文”、“影以载道”的“影”也应当有“情”。而“情”、“道”之间的渊源,来自儒家文化传统的“有情的宇宙观”。关于“有情的宇宙观”,学者韦政通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传统的哲学,以儒家为主,儒家哲学中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是仁,仁的基本性质是感通,所以能感通者在有情。……仁,内在于人说,为人心;超越于人说,又是万物之性。仁周流于人与自然之间,促成人与自然的相感通,人与人的相感通,以及物与物的相感通。从儒家的观点看,万物莫不相感通。万物莫不相感通,也就是万物莫不有情……儒家认为天地万物乃一生化的历程,是一有情的生命体。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就是说,人能由感通之道,与天地万物融而为一的意思。了解这一类的玄思,必须了解它的基础是定在情字上:人与人之间的不隔,由于情;人与物之间的不隔,由于情;物与物之间的不隔,由于情;人与天地万物,统被连系在情的交光网中,此之谓有情的宇宙观。”(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4页。) 在“有情的宇宙观”基础上,韦政通先生又说:“中国传统中第一流的文学,不是纯粹写景的山水文学、自然文学,而是融情于自然山水之中,情景交感的性情文学。”(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4页。)归根结底,亦在一个“情”字。由是观之,李行导演一贯的“重情”作风实在是受中国文化传统、文学传统的深入影响所致。 至于李行的“保守”,我们知道李行选择坚守“影以载道”的传统立场不改变,一开始是由于在台湾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电影从业者不得不苦苦寻找政治、商业和艺术三者之间的通约点,结果是找到一种折中方案,“拍摄一些既反映台湾现实又符合政宣要求,宣扬中国伦理道德,在票房上也能有起色,不担风险的电影”。(注:陈飞宝《台湾电影导演艺术》,台湾电影导演协会、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52页。)同时,李行自己讲:“我的作品重点,多半强调父母子女间的亲情,这一点,与我的家庭环境极有关系,在我的感觉里,上一代与下一代应该是协调的,不应该是叛逆的、相抵触的,人类感情,没有比父母对子女更真诚无私,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是传统保守的中国人典型,所以我最服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是受了他们很大的影响。”(注:黄仁《一代大家: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的美学——李行主要作品述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1958年,四位台港地区的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共同署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宣言》的副标题为《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标志台港地区新儒家作为一个思潮的崛起。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是把儒家学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来支持。由6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民党在台湾大力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积极动员权力体制内的各种电影资源——李行是“中影”公司的大导演,自然不能置身事外。而为他所拳拳服膺的传统伦理道德,又恰巧与政宣内容不谋而合。所以,他的“保守”作风,他的一系列“保守”作品,还有这样一个历史与文化的背景不容忽视。 那么“传统的伦理亲情与教育,正是李行导演作品中的主要元素,也可以说是他的美学优秀,他的导演三昧”(注:黄仁《一代大家: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的美学——李行主要作品述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这亦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语境之下,不得不采取的一个在政治上相对中性、在艺术上符合表达愿望的主题区域和题材空间。至于李行在后来政治限制相对宽松的时期仍旧坚持其“保守”作风,如何看待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毕竟创作者有坚持自己风格的权利与自由,而且无论怎样的艺术家都不可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局限。 二、影以载道:美是道德的象征 李行的电影,是以传统的眼睛看传统,以之为“健康”标准拣取现实素材,有论者认为是将现实渲染、美化、构造成传统眼光下的现实:在传统眼光先于一切、居高临下的注视下,一切社会现实的外在现象,经过过滤、筛选,都被儒家的传统精神统摄起来、凝聚起来。“事实上就是传统的伦理主题落实到某种层次人的生活中,而使得观众能更真实地领会其情感而已。”(注:陈飞宝《台湾电影导演艺术》,台湾电影导演协会、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53页。) 无论多么剧烈的内在或外在冲突,无论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多么疏远、多么隔膜(如《路》、《浪花》、《原乡人》),在“仁爱”精神、忠恕之道的感召下,对立都化解,问题都消弭,隔膜被穿透,距离被拉近,在心有灵犀般的感动、共鸣中,走向人际和谐的圆满,在作品中的小世界实现儒家的道德希冀与社会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亲亲爱人”的实践与圆满。 李行的“保守”,尤其他作品中一以贯之的道德伦理观念,其实也和“有情的宇宙观”有着微妙联系。中国的传统哲学,受“有情的宇宙观”影响,始终没有能够和文学划清一条界限,“情”与“理”之间缺乏明确区分。为了以文载道,多少损失了文学的独立性,即,给文学的表达定下一套先验的哲学理念,虽然这一理念与情感有关,可一旦成为定式,就难免理念先行而情感在后的说教嫌疑。儒家思想对中国文艺作品的这一消极影响为诸多论者提及,而在李行的电影中也确有说教过多的痕迹。同时,这种天人感通的哲学传统,造就了儒家文化的一大特点——泛道德化的伦理主义系统。在儒家的道德思想中,视道德原理为“先验”的道德原理,“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先验(apriori)一词,借用自康德哲学。根据康德的解释,先验就是先乎经验的意思,同时,也包含对于一切人、一切可能情况都适用的必然的、普遍有效的意义在里面。凡是先验的原理,都不必由经验来证明,它是不证自明的。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都属于这种先验的道德原理。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意思就是,只要我要求实现仁,那么仁就可以实现。实现仁的条件,既不依靠知识,也不需要任何外在的经验,唯赖人的意志。还有孟子著名的四端之说,作为儒家的四大德目,代表儒家所厘定的行为规范。这些德目的根源是为人心所固有的。(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2页。)这样把儒家的道德抬高到宗教信仰的层次,倒颇能帮助我们理解,李行的人伦道德的理想为什么始终渗透在他的电影作品里,构成贯穿其整个电影艺术生涯的重要特色。从而,李行作品中这一普泛存在的、居高临下的道德高姿态与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同源共流,面对受过传统文化精神熏陶的中国/台湾观众,正符合他们的“期待视野”,因而一度获得相当广泛的认同。特别是李行的健康写实作品,撷取现实的素材,按照儒家的精神进行理想化的人物塑造与情节设计——与其说是反映现实,不如说是提升现实;与其说是描述现实,不如说是美化现实。道德精神的和谐与完满是李行作品主题一贯的、先验的归宿。所以,李行的大多数作品,不是“现实”的,而是理想的;不是再现的,而是象征的。内中渗透出的影以载道的“理趣”,成为其美学风格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构成。 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专门论述过“对美的理知兴趣”,他把审美判断理解成不仅仅是纯粹的审美,而且是部分地具有理知性的趣味判断。“当心灵思索自然美时,就不能不发现同时是对自然感兴趣。这种兴趣是临近于道德的。”(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5页;宗白华的译文为“当心意思索自然的美时,就不能不发见自己在这里同时对于自然是感到兴趣的。这种兴趣按照它的亲属关系来说是道德的。”载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第145页。)在此,道德的理念通过“象征”而感性化,成为审美——“趣味归结乃是判断道德理念的感性化的能力(通过二者在反思中的类比)”。(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5页;宗白华译文为“鉴赏基本上既是一个对于道德性诸观念的感性化——通过对于两方的反思中某一定的类比的媒介——的评定能力”,载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第204页。)康德在美的分析中把“纯粹美”/“自由美”和“依存美”区别开来:前者如花、鸟、贝壳、图案画、无标题音乐,属于纯粹的形式美,是非功利、无概念、无目的的;后者是指“依存于一定概念的、有条件的美,它具有可认识的内容意义,从而有知性概念和目的可寻”,即并非以线条等纯粹形式而引起美感的对象如人体、园林、建筑等等。(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3页。)康德将“依存美”看作是高于“纯粹美”的,指明“依存美”才是真正的美的理想,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这一著名美学命题——例如白色象征纯洁,或把自然景物类比于一定的观念而成为美等等。李泽厚认为:“中国古代艺术中的松、菊、竹、梅四君子象征道德的高尚贞洁,与康德这里讲的意思倒相当一致。”(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6页。) 在李行的代表作中,《秋决》(1971)极其典型地传达出“美是道德的象征”的理趣、理念,片中的每个主要人物都有着明确的象征意涵,成为探讨儒家哲学及伦理的形象化概念,达到“趣味与理性的统一,即美与善的统一”。我们不妨将李行长兄李子弋对该片剧本第十二稿的读后意见录在下面,文章不啻为影片道德象征理念的上佳阐述: “《秋决》应有三条主轴:第一、与生俱来本质上‘道欲并存’的人性可塑性。第二、刑罚教化‘刑期无刑’的矫正性,自我反省、悔改重于刑罚的惩治。第三、中国传统女性的牺牲奉献与柔顺妇德,所彰显的无私的爱,会开启人性至善之门。 秋决,是中国法治的精神,以秋天肃杀、收敛,蕴涵着下一个春天生命的再生。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在于‘生生不息’,中国的文化价值,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充满生命精神的世界,它是一种生命形式转化为另一种生命形式,生生是后一个生命接替了前一个生命,是一种圆的转换与传承。 中国人对生死的看法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秋决正是这种生生死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时序与生命转换。 因此,《秋决》的男主角,是‘道欲并存’人性可塑性的象征,女主角则是柔顺妇德、母爱光辉,牢头则是‘刑期无刑’鼓励反省悔改的力量,通过秋的肃杀一个旧生命的衰退,开启春天苏醒一个新生命的成长,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转换。”(注:黄仁编著《行者影踪——李行·电影·五十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股份公司,1999年12月版,第28页。) 《秋决》以死囚裴刚由暴戾乖张到良心发现的心路历程为叙事主线,穿插塑造了仗势护犊继而悔恨不已的奶奶,性格温婉柔顺、甘愿传宗接代的莲儿,以及正义严峻又慈悲若父的牢头、代表性恶的小偷与彰显良知的书生等几个人物形象,再辅以诗性象征意味的四季自然景色的描写,俨然是探讨人性、亲情、天命、生死、道德等等诸多人生终极问题的哲理电影诗。影片完成后,李行称它是过去十年来以伦理为主题的毕业论文。 追溯该片之主题渊源自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我们知道,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观本来就有把道德理性和自然理性先验地看作一致的倾向,后世理学家据此发展出“致良知教”,即认为良知天然植于人心,可由人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良知的最大特点。这里举一实例说明之。已故的现代新儒家大师牟宗三(1909—1995)有一件难忘往事,曾深刻影响其哲学观念:“30年前当吾在北大时,一日熊(十力)先生与冯友兰氏谈,冯氏谓王阳明所讲的良知是一个假设。熊先生听之,即大为惊讶说:‘良知是呈现,你怎么说是假设!’吾当时在旁静听,知冯氏之语的根据是康德……而闻熊先生言,则大为震动,耳目一新……‘良知是呈现’之义,则总牢记心中,从未忘也。”(注: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308页。牟宗三正是在熊十力的启发下开出“道德的宇宙论”,视道德的秩序为宇宙的秩序,再融汇康德先验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精要,依着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路,推展出一整套现代新儒学的“先验道德论”哲学架构。另外,关于“良知”的先天自存于人心,可参考王阳明《大学问》第26卷所讲:“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良知到底是不是“呈现”,从理性的角度,既无从证明,也无从证伪,只能是悬案。新儒家继承宋明理学传统把它理解为德性之知的“呈现”,已越出科学的界限而进入信仰的领域,故而有的学者干脆把儒家文化系统看作“宗教、伦理、政治”的三合一。 为了使《秋决》有力彰现儒家之自然与人伦同源不二的信念,李行和编剧张永祥屡易其稿,惨淡经营,借用情、景、人、物、事在凸显“道”与生命的联系,视天、地、人为一整个的生命系统——“天地之大德曰生”——把自然和人伦统一在天道运行、生生不已的哲学境界里,这样一来,就把伦理道德的终极依据形象化地展示出来。 关于此中蕴涵,可再参考国学大师钱穆的一段文字:“这一个道,有时也称之曰生。天地之大德曰生。就大自然言,有生命,无生命,全有性命,亦同是生。生生不已,便是道。这一个生,有时也称之曰仁。仁是说他的德,生是说他的性。但天地间岂不常有冲突,常有克伐,常有死亡,常有灾祸吗?这些若从个别看,诚然是冲突、克伐、死亡、灾祸,但从整体看,还只是一动,还只是一道。……从道的观念上早已消融了物我死生之别,因此也便无所谓冲突、克伐、灾祸、死亡。这些只是从条理上应有的一些断制。也是所谓义。因此义与命常常合说,便是从外面分理上该有的断制。所以义还是成就了仁,命也还是成就了性。每一物之动,只在理与义与命之中,亦只在仁与生与道之中,冲突克伐死亡灾祸是自然,从种种冲突克伐死亡灾祸中见出义理仁道生命来,是人文。但人文仍还是自然,不能违离自然而自成为人文。”(注:钱穆《湖上闲思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9月北京第一版,第34页。) 三、时代/个体局限:在政治、商业的夹缝生存 李行电影创作的黄金年代是20世纪60—70年代,台湾此时正处于经济起步的历史阶段。从经济角度上看,台湾正在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官僚资本、私人资本迅速增长,连带着电影投资也大幅提升。从政治角度上看,国民党政府鼓励本土电影发展,并限制外国片进口,在政策方面为台湾本土电影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支持空间。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氛围里,老百姓自然会有对电影的消费需求,又值台语片渐渐走向颓势,国语片急需找到新的表现方式。而且这一表现方式既要能够兼顾政治宣传目的,又得符合市场的需求、观众的口味。在电影艺术方面,世界兴起写实主义的电影浪潮,波及台湾,它成为“(健康)新写实主义”电影应运而现的又一催化剂。 然而表面安逸的社会征侯并不能掩盖深层次的紧张。当时正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在“冷战”背景下处于两极对立的时刻。“保守的威权统治与政治压抑仍继续强化,以确保一个低风险的稳定投资环境。”(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97页。) “鉴于过去上海左派电影的庞大影响力,政府仍小心翼翼地钳制电影内容与意识。60年代的主要片商戴传李,曾提及当时噤若寒蝉的状况:‘有轻描淡写社会的不平,但不敢深入说明,太露骨的话,不要说惹事上身,只要禁演,就赔大了。’电影检查的严苛与近乎神经过敏的自我约制,使台湾电影始终谨守在政府许可的意识范围内。这样紧张兮兮的创作气氛,贯穿了整个60、70年代。”(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98-99页。)比如台湾当时的文艺政策中有所谓的“六不”,即:“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103-104页。)在如此鲜明的意识形态限制之下,确实是先验地、强迫性地决定了健康写实电影的扬善隐恶的根基品性和价值起始点。作为从台语片时期走过来的成功导演,李行为了在这一社会氛围中生存,也面临自身的表现方式、风格的转型。因为他必得在夹缝中求生存,一面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一面是观众口味的要求,并且艺术家还有强烈的表达个人关怀的愿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要想三者兼顾协调,诚非易事。 李行作品中的所谓“健康现实”的美,是作者的审美理想以“现实”的表象外化在银幕上,至于它与客观现实的真正关系,往往成为论者争议的引爆点,至今仍褒贬不一。尽管李行在政治与商业的双重夹缝中生存下来,在限制中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既然是时代背景限制下的产物,也就不可避免地带上时代的烙印,无法真正逃离时代的局限性。李行的局限,一方面是他的伦理观念及教化主题上的局限,一方面在于他实现其电影美学风格的手法的局限。 在道德伦理主题方面,李行若有意若无意地流露出对当时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迎合,即对现实父权/威权文化的某种依附或妥协。陈飞宝中肯地指出李行电影“遵古守旧、不做任何改变的思想,与当时台湾社会趋向开放的社会潮流格格不入。对代沟问题的探讨,他总是远离台湾政治社会生活,远离现代工商业发展带来社会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和对中国固有伦理和传统的具体分析,单单强调下一代向上一代迁就和妥协,这是很不够的、片面的”。(注:陈飞宝编著《台湾电影史话》,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03页。) 在电影美学、电影风格方面,则属焦雄屏最具代表性,她提出以李行的《蚵女》、《养鸭人家》、《路》为代表的“健康写实主义”电影—— “一、背景多设在台湾某农村、乡下、渔港等地,以农渔的生产为题材,在外景实地拍摄,避免了以往片场显出的虚假狭陋景观。 二、人物普遍是劳动的普罗阶级,如《养鸭人家》的农户与养鸭户,《蚵女》的殖蚵女郎,《路》的筑路工人和近邻的贫破木屋区。不过,这些演员并未掌握角色的现实原则。扮劳动妇女的女星常挂着一脸都市妆上戏(如:眼影、假睫毛等)。男星则吹着飞机头、穿着花衫西裤演农夫。其面貌与写实的外景并不搭配。 三、标准国语的演员,使电影极不写实。这是台湾充满南腔北调的时代,农渔村更是一片台语。但是,训练有素的话剧传统演员,吐着咬音标准的台词,使人产生错乱。 四、健康写实脱不了宣传政策的任务。虽然放弃了反共的陈词,但是宣扬台湾的经济变化以及政府德政都不遗余力。 五、这些电影都存有保守的意识形态,先验地巩固父权思想及封建伦理。也因为背后已存有既定的意识形态结论,‘健康写实’完全不能如‘意大利新写实主义’一般采取开放的形式,电影的终结往往是一家团聚,误会冰释,家庭伦理的重要性和天伦之乐超过一切。”(注:焦雄屏《时代显影——中西电影论述》,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3月版,第157页。) 综观以上五点意见,我们可以看出,其一,对于“健康写实”电影的评价,除了第一条带有某种程度的肯定语气之外,其它四条都是持批评态度的。其二,前三条写出电影在拍摄手法上的局限与不足,后两条则在电影传达的主题和意识形态方面指出其局限性。其三,从拍摄手法的陈旧,到主题、意识形态的保守落后,这些问题几乎在80年代崛起的台湾“新电影”全部纠正过来。因而,在这些批评意见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新时代的电影美学观念。也正是在新的美学观念引导下,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代表的80年代“新电影”导演们形成了大大区别以往的电影创作气候,开拓出台湾新生代电影发展的新局面…… 结语 综前所述,本文首先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情的宇宙观”对李行的“重情”作风的影响,与我国自《诗经》就开始的抒情文学传统一脉相承。其次,说明儒家传统的泛伦理主义倾向,直接导致李行作品中“先验”的主题意念,即“美是道德的象征”这样一种将哲学观、道德观、审美观合而为一的创作追求。接着,又指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政治和商业的双重限制,李行在创作上的某些局限。基本肯定的一点,是李行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奉持者兼代言人,他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终生不渝的最高信仰,从“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的角度上看,是没有任何距离感的完全认同,即认同传统、认同民族、认同国家。 不过也要特别说明,认同传统文化、信仰传统精神的人,不一定就是极端的守旧派或者(狭隘、庸俗意义上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主义者。比如李行的《贞节牌坊》,就是同情、肯定女性正当的情欲要求,反对并谴责了残酷无人性的封建贞洁观,有其进步意义;再者,他所宣扬的传统伦理道德,也只是强调仁爱之心、忠恕之道,崇尚克己奉献、向往亲情和谐……是对传统之积极面的认同,决非对封建糟粕认同,像后期作品《原乡人》、《中的一条船》中的爱国主义情操和自强不息的奋斗品格,当为我们全体中国人所信奉。因之,笔者以为应主要从积极方面看待李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体现。 传统是复杂的,现实是复杂的,传统和现实的关系,以及传统与未来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人们常说温故知新、推陈出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创造转化,依据的正是文化发展的辩证法——李行的电影创作,正给予我们这方面的重要启示——正如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关于“文化的传统”与“创造的自由”的精辟论述:“文化始终有两个源头:一是传统,二是创造的自由。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连贯性,就没有历史沿革的合理性。这儿说的传统决非那种阻碍创造性发展的守旧,而是跟过去的创造、过去的文化价值的一种内在的联系。没有创造的自由,文化就没有创新,就没有不断提高和上升的活力,就是消亡。在文化创造的历史上,发生跟过去决裂的现象,激烈地对抗过去,特别是对抗刚逝去的过去。不仅在政治生活中,而且在文化生活中也要闹革命,但伟大的、具有永恒价值的过去却始终会保存于深层处,人们总会向它回归……没有跟过去的联系,没有记忆,就不存在文化,就像没有自由就没有文化一样。”(注:[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灵魂——别尔嘉耶夫文选》,陆肇明、东方珏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17-218页。) 电影创作论文:电影创作与传统文化精神论文 一、道始于情:郭店楚简的启示 对于李行电影的总体评价,论者一般认为他延续了中国三四十年代电影的形式与风格,在台湾创出新的乡土写实电影传统,为台湾原创电影的发展,奠定技术与美学的基础。关于李行对台湾电影美学方面的影响,台湾电影史学者卢非易给予很高评价,他在《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一书中讨论台湾电影于创作环境先天不良的条件下依然陆续出现优秀的创作时,便以李行的作品作为典型:“……《王哥柳哥游台湾》开发出台语喜剧原型,《街头巷尾》为健康写实电影定下基调,《秋决》奠定儒家电影的伦理风格,《海鸥飞处》重赋爱情文艺类型新生,《中的一条船》、《小城故事》引介本土反思与乡土意识,以致《原乡人》领先探讨中国/台湾情结。可以说,李行始终能步于众人之前,呼吸时代的新空气,一再地带动台湾电影的发展方向。”(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266-267页。) 李行近30年的导演生涯、50多部作品,其创作始终不出民族精神、传统道德、家庭伦理的主题圈子。从中不难看出李行关注现实的品格、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创作立场和“文化中国”的气质、在意识形态与艺术追求的中间地带从事“主流”电影的创作、尽可能兼顾政宣要求和风格化的艺术表达、坚持将伦理道德的理想渗透进商业化的剧作构思、百般眷恋的乡土情结和爱国情结等等。以上也是历年众多论者一再论及的内容,在此不必重复。不过,同时也有一个不容抹杀的事实,就是李行电影还一直受到争议及批评。李行自己也很清楚,对于他的电影,有两方面始终是激烈争议的引发点。一是他的“煽情”作风,一是他的“保守”的伦理观念。那么我们就从李行作品的争议处入手展开评析,在下文我们将会发觉,这两方面的批评,也从另一个角度触及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 先说“煽情”。其实,与其判定李行是“煽情”,不如说他是十分的“重情”。李行作品一贯“重情”,尤重传统的伦理亲情。关于亲情的描写,在他的健康写实电影(如《街头巷尾》)、哲理电影(如《秋决》)、爸爸电影(如《路》、《吾土吾民》)、琼瑶电影(如《婉君表妹》、《哑妻》)、乡土电影(如《中的一条船》)、寻根电影(如《原乡人》)中都有鲜明体现……这是与中国人的抒情文艺传统一脉相通的。 关于中国文艺的抒情传统,其源流之久长,影响之深远,无论怎样描述都不为过。朱天文在《悲情城市十三问》一文里讲述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以区别西方文学的叙事传统,不仅仅是侯孝贤电影的学理脚注,也同样适用于李行的电影。她借用学者陈世骧的观点,从诗经开始梳理这条抒情传统的线索,楚辞、汉乐府、赋、元小说、明传奇、清昆曲,可说都是由名家抒情诗品“堆叠”起来的。(注:吴念真、朱天文《悲情城市》,台湾三三书坊1989年8月版,第12-16页。)不仅从民间文化的“小传统”(littletradition)的角度来看,这一抒情的品质,堪称民间文艺世俗精神的优秀;而且根据考古学者和文化学者的考察与研究,抒情传统不仅仅局限在“小传统”,并与“大传统”(greattradition)同源。(注: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195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RobertRedfield发表《乡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SocietyandCulture)一书,在该书中他提出“小传统”(littletradition)与“大传统”(greattradition)这一对观念,“用以说明在较复杂的文明之中所存在的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所谓大传统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refinedculture);而相对的,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这两个不同层次的传统虽各有不同,但却是共同存在而相互影响,相为互动的。”大小传统文化也可称为“高文化”与“低文化”、“古典文化”与“俗民文化”及“学者”文化与“通俗”文化等。RobertRedfield认为自己这一组大小传统的观念最适于研究古老的文明社会,如印度、伊斯兰和中国社会。见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143页。) 1993年10月,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村出土一批竹简,共13000字,含18篇学术著作,即著名的“郭店楚简”。据学者庞朴介绍,“郭店楚简”提供了许多我们过去从不知道的“儒家之秘”,其中就涉及重情的思想:“我们以前一直认为儒家相信性是善的,情是恶的,因此所有有关儒家修养的书都好象是道貌岸然、远离七情六欲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可是这一次竹简的出土基本上摧毁了我们的观念。竹简里面有好几篇谈情的重要性——道始于情。人道从哪儿来的?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从性来的。因为儒家认为性本善,从性善里面派生出人们的道德规范来。可这一次它明确说,道始于情,从情开始了人的道德规范、人的行为准则。这个思想我们以前不敢想也不敢说,这是儒家的一个秘密。”(注:庞朴《郭店楚简探秘》,《北京晚报》2001年4月6日,第26版。) 既然“道”始于情,那么“文以载道”的“文”、“影以载道”的“影”也应当有“情”。而“情”、“道”之间的渊源,来自儒家文化传统的“有情的宇宙观”。关于“有情的宇宙观”,学者韦政通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传统的哲学,以儒家为主,儒家哲学中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是仁,仁的基本性质是感通,所以能感通者在有情。……仁,内在于人说,为人心;超越于人说,又是万物之性。仁周流于人与自然之间,促成人与自然的相感通,人与人的相感通,以及物与物的相感通。从儒家的观点看,万物莫不相感通。万物莫不相感通,也就是万物莫不有情……儒家认为天地万物乃一生化的历程,是一有情的生命体。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就是说,人能由感通之道,与天地万物融而为一的意思。了解这一类的玄思,必须了解它的基础是定在情字上:人与人之间的不隔,由于情;人与物之间的不隔,由于情;物与物之间的不隔,由于情;人与天地万物,统被连系在情的交光网中,此之谓有情的宇宙观。”(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4页。) 在“有情的宇宙观”基础上,韦政通先生又说:“中国传统中第一流的文学,不是纯粹写景的山水文学、自然文学,而是融情于自然山水之中,情景交感的性情文学。”(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4页。)归根结底,亦在一个“情”字。由是观之,李行导演一贯的“重情”作风实在是受中国文化传统、文学传统的深入影响所致。 至于李行的“保守”,我们知道李行选择坚守“影以载道”的传统立场不改变,一开始是由于在台湾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电影从业者不得不苦苦寻找政治、商业和艺术三者之间的通约点,结果是找到 一种折中方案,“拍摄一些既反映台湾现实又符合政宣要求,宣扬中国伦理道德,在票房上也能有起色,不担风险的电影”。(注:陈飞宝《台湾电影导演艺术》,台湾电影导演协会、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52页。)同时,李行自己讲:“我的作品重点,多半强调父母子女间的亲情,这一点,与我的家庭环境极有关系,在我的感觉里,上一代与下一代应该是协调的,不应该是叛逆的、相抵触的,人类感情,没有比父母对子女更真诚无私,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是传统保守的中国人典型,所以我最服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是受了他们很大的影响。”(注:黄仁《一代大家: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的美学——李行主要作品述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1958年,四位台港地区的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共同署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宣言》的副标题为《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标志台港地区新儒家作为一个思潮的崛起。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是把儒家学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来支持。由6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民党在台湾大力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积极动员权力体制内的各种电影资源——李行是“中影”公司的大导演,自然不能置身事外。而为他所拳拳服膺的传统伦理道德,又恰巧与政宣内容不谋而合。所以,他的“保守”作风,他的一系列“保守”作品,还有这样一个历史与文化的背景不容忽视。 那么“传统的伦理亲情与教育,正是李行导演作品中的主要元素,也可以说是他的美学优秀,他的导演三昧”(注:黄仁《一代大家: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的美学——李行主要作品述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这亦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语境之下,不得不采取的一个在政治上相对中性、在艺术上符合表达愿望的主题区域和题材空间。至于李行在后来政治限制相对宽松的时期仍旧坚持其“保守”作风,如何看待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毕竟创作者有坚持自己风格的权利与自由,而且无论怎样的艺术家都不可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局限。 二、影以载道:美是道德的象征 李行的电影,是以传统的眼睛看传统,以之为“健康”标准拣取现实素材,有论者认为是将现实渲染、美化、构造成传统眼光下的现实:在传统眼光先于一切、居高临下的注视下,一切社会现实的外在现象,经过过滤、筛选,都被儒家的传统精神统摄起来、凝聚起来。“事实上就是传统的伦理主题落实到某种层次人的生活中,而使得观众能更真实地领会其情感而已。”(注:陈飞宝《台湾电影导演艺术》,台湾电影导演协会、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53页。) 无论多么剧烈的内在或外在冲突,无论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多么疏远、多么隔膜(如《路》、《浪花》、《原乡人》),在“仁爱”精神、忠恕之道的感召下,对立都化解,问题都消弭,隔膜被穿透,距离被拉近,在心有灵犀般的感动、共鸣中,走向人际和谐的圆满,在作品中的小世界实现儒家的道德希冀与社会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亲亲爱人”的实践与圆满。 李行的“保守”,尤其他作品中一以贯之的道德伦理观念,其实也和“有情的宇宙观”有着微妙联系。中国的传统哲学,受“有情的宇宙观”影响,始终没有能够和文学划清一条界限,“情”与“理”之间缺乏明确区分。为了以文载道,多少损失了文学的独立性,即,给文学的表达定下一套先验的哲学理念,虽然这一理念与情感有关,可一旦成为定式,就难免理念先行而情感在后的说教嫌疑。儒家思想对中国文艺作品的这一消极影响为诸多论者提及,而在李行的电影中也确有说教过多的痕迹。同时,这种天人感通的哲学传统,造就了儒家文化的一大特点——泛道德化的伦理主义系统。在儒家的道德思想中,视道德原理为“先验”的道德原理,“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先验(apriori)一词,借用自康德哲学。根据康德的解释,先验就是先乎经验的意思,同时,也包含对于一切人、一切可能情况都适用的必然的、普遍有效的意义在里面。凡是先验的原理,都不必由经验来证明,它是不证自明的。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都属于这种先验的道德原理。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意思就是,只要我要求实现仁,那么仁就可以实现。实现仁的条件,既不依靠知识,也不需要任何外在的经验,唯赖人的意志。还有孟子著名的四端之说,作为儒家的四大德目,代表儒家所厘定的行为规范。这些德目的根源是为人心所固有的。(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2页。)这样把儒家的道德抬高到宗教信仰的层次,倒颇能帮助我们理解,李行的人伦道德的理想为什么始终渗透在他的电影作品里,构成贯穿其整个电影艺术生涯的重要特色。从而,李行作品中这一普泛存在的、居高临下的道德高姿态与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同源共流,面对受过传统文化精神熏陶的中国/台湾观众,正符合他们的“期待视野”,因而一度获得相当广泛的认同。特别是李行的健康写实作品,撷取现实的素材,按照儒家的精神进行理想化的人物塑造与情节设计——与其说是反映现实,不如说是提升现实;与其说是描述现实,不如说是美化现实。道德精神的和谐与完满是李行作品主题一贯的、先验的归宿。所以,李行的大多数作品,不是“现实”的,而是理想的;不是再现的,而是象征的。内中渗透出的影以载道的“理趣”,成为其美学风格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构成。 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专门论述过“对美的理知兴趣”,他把审美判断理解成不仅仅是纯粹的审美,而且是部分地具有理知性的趣味判断。“当心灵思索自然美时,就不能不发现同时是对自然感兴趣。这种兴趣是临近于道德的。”(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5页;宗白华的译文为“当心意思索自然的美时,就不能不发见自己在这里同时对于自然是感到兴趣的。这种兴趣按照它的亲属关系来说是道德的。”载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第145页。)在此,道德的理念通过“象征”而感性化,成为审美——“趣味归结乃是判断道德理念的感性化的能力(通过二者在反思中的类比)”。(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5页;宗白华译文为“鉴赏基本上既是一个对于道德性诸观念的感性化——通过对于两方的反思中某一定的类比的媒介——的评定能力”,载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第204页。)康德在美的分析中把“纯粹美”/“自由美”和“依存美”区别开来:前者如花、鸟、贝壳、图案画、无标题音乐,属于纯粹的形式美,是非功利、无概念、无目的的;后者是指“依存于一定概念的、有条件的美,它具有可认识的内容意义,从而有知性概念和目的可寻”,即并非以线条等纯粹形式而引起美感的对象如人体、园林、建筑等等。(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3页。)康德将“依存美”看作是高于“纯粹美”的,指明“依存美”才是真正的美的理想,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这一著名美学命题——例如白色象征纯洁,或把自然景物类比于一定的观念而成为美等等。李泽厚认为:“中国古代艺术中的松、菊、竹、梅四君子象征道德的高尚贞洁,与康德这里讲的意思倒相当一致。”(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6页。) 在李行的代表作中,《秋决》(1971)极其典型地传达出“美是道德的象征”的理趣、理念,片中的每个主要人物都有着明确的象征意涵,成为探讨儒家哲学及伦理的形象化概念,达到“趣味与理性的统一,即美与善的统一”。我们不妨将李行长兄李子弋对该片剧本第十二稿的读后意见录在下面,文章不啻为影片道德象征理念的上佳阐述: “《秋决》应有三条主轴:第一、与生俱来本质上‘道欲并存’的人性可塑性。第二、刑罚教化‘刑期无刑’的矫正性,自我反省、悔改重于刑罚的惩治。第三、中国传统女性的牺牲奉献与柔顺妇德,所彰显的无私的爱,会开启人性至善之门。 秋决,是中国法治的精神,以秋天肃杀、收敛,蕴涵着下一个春天生命的再生。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在于‘生生不息’,中国的文化价值,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充满生命精神的世界,它是一种生命形式转化为另一种生命形式,生生是后一个生命接替了前一个生命,是一种圆的转换与传承。 中国人对生死的看法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秋决正是这种生生死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时序与生命转换。 因此,《秋决》的男主角,是‘道欲并存’人性可塑性的象征,女主角则是柔顺妇德、母爱光辉,牢头则是‘刑期无刑’鼓励反省悔改的力量,通过秋的肃杀一个旧生命的衰退,开启春天苏醒一个新生命的成长,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转换。”(注:黄仁编著《行者影踪——李行·电影·五十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股份公司,1999年12月版,第28页。) 《秋决》以死囚裴刚由暴戾乖张到良心发现的心路历程为叙事主线,穿插塑造了仗势护犊继而悔恨不已的奶奶,性格温婉柔顺、甘愿传宗接代的莲儿,以及正义严峻又慈悲若父的牢头、代表性恶的小偷与彰显良知的书生等几个人物形象,再辅以诗性象征意味的四季自然景色的描写,俨然是探讨人性、亲情、天命、生死、道德等等诸多人生终极问题的哲理电影诗。影片完成后,李行称它是过去十年来以伦理为主题的毕业论文。 追溯该片之主题渊源自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我们知道,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观本来就有把道德理性和自然理性先验地看作一致的倾向,后世理学家据此发展出“致良知教”,即认为良知天然植于人心,可由人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良知的最大特点。这里举一实例说明之。已故的现代新儒家大师牟宗三(1909—1995)有一件难忘往事,曾深刻影响其哲学观念:“30年前当吾在北大时,一日熊(十力)先生与冯友兰氏谈,冯氏谓王阳明所讲的良知是一个假设。熊先生听之,即大为惊讶说:‘良知是呈现,你怎么说是假设!’吾当时在旁静听,知冯氏之语的根据是康德……而闻熊先生言,则大为震动,耳目一新……‘良知是呈现’之义,则总牢记心中,从未忘也。”(注: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308页。牟宗三正是在熊十力的启发下开出“道德的宇宙论”,视道德的秩序为宇宙的秩序,再融汇康德先验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精要,依着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路,推展出一整套现代新儒学的“先验道德论”哲学架构。另外,关于“良知”的先天自存于人心,可参考王阳明《大学问》第26卷所讲:“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良知到底是不是“呈现”,从理性的角度,既无从证明,也无从证伪,只能是悬案。新儒家继承宋明理学传统把它理解为德性之知的“呈现”,已越出科学的界限而进入信仰的领域,故而有的学者干脆把儒家文化系统看作“宗教、伦理、政治”的三合一。 为了使《秋决》有力彰现儒家之自然与人伦同源不二的信念,李行和编剧张永祥屡易其稿,惨淡经营,借用情、景、人、物、事在凸显“道”与生命的联系,视天、地、人为一整个的生命系统——“天地之大德曰生”——把自然和人伦统一在天道运行、生生不已的哲学境界里,这样一来,就把伦理道德的终极依据形象化地展示出来。 关于此中蕴涵,可再参考国学大师钱穆的一段文字:“这一个道,有时也称之曰生。天地之大德曰生。就大自然言,有生命,无生命,全有性命,亦同是生。生生不已,便是道。这一个生,有时也称之曰仁。仁是说他的德,生是说他的性。但天地间岂不常有冲突,常有克伐,常有死亡,常有灾祸吗?这些若从个别看,诚然是冲突、克伐、死亡、灾祸,但从整体看,还只是一动,还只是一道。……从道的观念上早已消融了物我死生之别,因此也便无所谓冲突、克伐、灾祸、死亡。这些只是从条理上应有的一些断制。也是所谓义。因此义与命常常合说,便是从外面分理上该有的断制。所以义还是成就了仁,命也还是成就了性。每一物之动,只在理与义与命之中,亦只在仁与生与道之中,冲突克伐死亡灾祸是自然,从种种冲突克伐死亡灾祸中见出义理仁道生命来,是人文。但人文仍还是自然,不能违离自然而自成为人文。”(注:钱穆《湖上闲思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9月北京第一版,第34页。) 三、时代/个体局限:在政治、商业的夹缝生存 李行电影创作的黄金年代是20世纪60—70年代,台湾此时正处于经济起步的历史阶段。从经济角度上看,台湾正在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官僚资本、私人资本迅速增长,连带着电影投资也大幅提升。从政治角度上看,国民党政府鼓励本土电影发展,并限制外国片进口,在政策方面为台湾本土电影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支持空间。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氛围里,老百姓自然会有对电影的消费需求,又值台语片渐渐走向颓势,国语片急需找到新的表现方式。而且这一表现方式既要能够兼顾政治宣传目的,又得符合市场的需求、观众的口味。在电影艺术方面,世界兴起写实主义的电影浪潮,波及台湾,它成为“(健康)新写实主义”电影应运而现的又一催化剂。 然而表面安逸的社会征侯并不能掩盖深层次的紧张。当时正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在“冷战”背景下处于两极对立的时刻。“保守的威权统治与政治压抑仍继续强化,以确保一个低风险的稳定投资环境。”(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97页。) “鉴于过去上海左派电影的庞大影响力,政府仍小心翼翼地钳制电影内容与意识。60年代的主要片商戴传李,曾提及当时噤若寒蝉的状况:‘有轻描淡写社会的不平,但不敢深入说明,太露骨的话,不要说惹事上身,只要禁演,就赔大了。’电影检查的严苛与近乎神经过敏的自我约制,使台湾电影始终谨守在政府许可的意识范围内。这样紧张兮兮的创作气氛,贯穿了整个60、70年代。”(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98-99页。)比如台湾当时的文艺政策中有所谓的“六不”,即:“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103-104页。)在如此鲜明的意识形态限制之下,确实是先验地、强迫性地决定了健康写实电影的扬善隐恶的根基品性和价值起始点。作为从台语片时期走过来的成功导演,李行为了在这一社会氛围中生存,也面临自身的表现方式、风格的转型。因为他必得在夹缝中求生存,一面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一面是观众口味的要求,并且艺术家还有强烈的表达个人关怀的愿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要想三者兼顾协调,诚非易事。 李行作品中的所谓“健康现实”的美,是作者的审美理想以“现实”的表象外化在银幕上,至于它与客观现实的真正关系,往往成为论者争议的引爆点,至今仍褒贬不一。尽管李行在政治与商业的双重夹缝中生存下来,在限制中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既然是时代背景限制下的产物,也就不可避免地带上时代的烙印,无法真正逃离时代的局限性。李行的局限,一方面是他的伦理观念及教化主题上的局限,一方面在于他实现其电影美学风格的手法的局限。 在道德伦理主题方面,李行若有意若无意地流露出对当时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迎合,即对现实父权/威权文化的某种依附或妥协。陈飞宝中肯地指出李行电影“遵古守旧、不做任何改变的思想,与当时台湾社会趋向开放的社会潮流格格不入。对代沟问题的探讨,他总是远离台湾政治社会生活,远离现代工商业发展带来社会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和对中国固有伦理和传统的具体分析,单单强调下一代向上一代迁就和妥协,这是很不够的、片面的”。(注:陈飞宝编著《台湾电影史话》,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03页。) 在电影美学、电影风格方面,则属焦雄屏最具代表性,她提出以李行的《蚵女》、《养鸭人家》、《路》为代表的“健康写实主义”电影—— “一、背景多设在台湾某农村、乡下、渔港等地,以农渔的生产为题材,在外景实地拍摄,避免了以往片场显出的虚假狭陋景观。 二、人物普遍是劳动的普罗阶级,如《养鸭人家》的农户与养鸭户,《蚵女》的殖蚵女郎,《路》的筑路工人和近邻的贫破木屋区。不过,这些演员并未掌握角色的现实原则。扮劳动妇女的女星常挂着一脸都市妆上戏(如:眼影、假睫毛等)。男星则吹着飞机头、穿着花衫西裤演农夫。其面貌与写实的外景并不搭配。 三、标准国语的演员,使电影极不写实。这是台湾充满南腔北调的时代,农渔村更是一片台语。但是,训练有素的话剧传统演员,吐着咬音标准的台词,使人产生错乱。 四、健康写实脱不了宣传政策的任务。虽然放弃了反共的陈词,但是宣扬台湾的经济变化以及政府德政都不遗余力。 五、这些电影都存有保守的意识形态,先验地巩固父权思想及封建伦理。也因为背后已存有既定的意识形态结论,‘健康写实’完全不能如‘意大利新写实主义’一般采取开放的形式,电影的终结往往是一家团聚,误会冰释,家庭伦理的重要性和天伦之乐超过一切。”(注:焦雄屏《时代显影——中西电影论述》,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3月版,第157页。) 综观以上五点意见,我们可以看出,其一,对于“健康写实”电影的评价,除了第一条带有某种程度的肯定语气之外,其它四条都是持批评态度的。其二,前三条写出电影在拍摄手法上的局限与不足,后两条则在电影传达的主题和意识形态方面指出其局限性。其三,从拍摄手法的陈旧,到主题、意识形态的保守落后,这些问题几乎在80年代崛起的台湾“新电影”全部纠正过来。因而,在这些批评意见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新时代的电影美学观念。也正是在新的美学观念引导下,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代表的80年代“新电影”导演们形成了大大区别以往的电影创作气候,开拓出台湾新生代电影发展的新局面…… 结语 综前所述,本文首先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情的宇宙观”对李行的“重情”作风的影响,与我国自《诗经》就开始的抒情文学传统一脉相承。其次,说明儒家传统的泛伦理主义倾向,直接导致李行作品中“先验”的主题意念,即“美是道德的象征”这样一种将哲学观、道德观、审美观合而为一的创作追求。接着,又指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政治和商业的双重限制,李行在创作上的某些局限。基本肯定的一点,是李行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奉持者兼代言人,他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终生不渝的最高信仰,从“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的角度上看,是没有任何距离感的完全认同,即认同传统、认同民族、认同国家。 不过也要特别说明,认同传统文化、信仰传统精神的人,不一定就是极端的守旧派或者(狭隘、庸俗意义上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主义者。比如李行的《贞节牌坊》,就是同情、肯定女性正当的情欲要求,反对并谴责了残酷无人性的封建贞洁观,有其进步意义;再者,他所宣扬的传统伦理道德,也只是强调仁爱之心、忠恕之道,崇尚克己奉献、向往亲情和谐……是对传统之积极面的认同,决非对封建糟粕认同,像后期作品《原乡人》、《中的一条船》中的爱国主义情操和自强不息的奋斗品格,当为我们全体中国人所信奉。因之,笔者以为应主要从积极方面看待李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体现。 传统是复杂的,现实是复杂的,传统和现实的关系,以及传统与未来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人们常说温故知新、推陈出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创造转化,依据的正是文化发展的辩证法——李行的电影创作,正给予我们这方面的重要启示——正如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关于“文化的传统”与“创造的自由”的精辟论述:“文化始终有两个源头:一是传统,二是创造的自由。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连贯性,就没有历史沿革的合理性。这儿说的传统决非那种阻碍创造性发展的守旧,而是跟过去的创造、过去的文化价值的一种内在的联系。没有创造的自由,文化就没有创新,就没有不断提高和上升的活力,就是消亡。在文化创造的历史上,发生跟过去决裂的现象,激烈地对抗过去,特别是对抗刚逝去的过去。不仅在政治生活中,而且在文化生活中也要闹革命,但伟大的、具有永恒价值的过去却始终会保存于深层处,人们总会向它回归……没有跟过去的联系,没有记忆,就不存在文化,就像没有自由就没有文化一样。”(注:[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灵魂——别尔嘉耶夫文选》,陆肇明、东方珏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17-218页。) 电影创作论文:电影创作情节管理论文 谢晋,既是中国所谓第三代导演的代表,也是1949年以后红色中国的第一代导演的代表,他所拍摄的20来部电影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他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不仅被那些将他称为中国50年代以来最杰出的电影艺术家的人们所肯定,甚至也被那些嘲笑他为传统电影最后一位传人的人们所承认。从50年代的《女篮五号》(1957年)到60年代的《红色娘子军》(1961年),从80年代的《芙蓉镇》(1986年)到90年代的《鸦片战争》(1997年),甚至是70年代那个特殊时期拍摄的《春苗》(1975年),谢晋电影都曾经成为那个时期的标志性作品和经典性文本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其电影创造的观众人次记录在中国电影史上可能不仅前所未有也可能后无来者,即便在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淡化以后的1998年,北京零点-影视调查系统对北京、上海和广州的1500位18岁以上的市民所进行的调查中,仍然有25%的观众选择了谢晋为他们最欣赏的国内导演,其得票率超过了居第二位的张艺谋。一方面是如此漫长而辉煌的跨度时间,一方面是如此广泛和深远的受众空间,都使得谢晋和他的电影成为任何省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甚至省视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的企图都必须面对的话题--而在所有这些话题中,关于谢晋模式的讨论则是从80年代后期以来最激烈、最持久而且也是至今仍然具有挑战性的话题:谢晋电影的模式究竟是如何在与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中形成的?它在意识形态指向、叙事修辞学、电影美学等方面究竟体现了什么样的构成性特征?90年代以后谢晋的电影模式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作出了什么样的调整?谢晋电影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电影传统的链条上占据着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也许,我们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可能能够对谢晋和他的电影模式作出更合理的历史的和美学的判断? 一 出生于世纪之初的谢晋,受教育于世代书香家庭,后来在上海受到当时左翼文化和好莱坞文化的复杂浸染,并与洪深、曹禺、黄佐临等接受过欧美文化深刻影响的著名戏剧家交往密切。50年代,他在红色革命风暴的燃情岁月中投身电影--这一切都成为了谢晋电影后来常常浮现出来的精神谱系:儒家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革命文化、传统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与应对现实苦难的浪漫情怀、中国传统的通俗传奇经验与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技巧都在他的电影中得到了重新组合,形成了一种他表述自我、表述中国、表述人和人生的基本立场、视角、结构和审美形态,也就是所谓的谢晋模式。 谢晋模式的形成是历史性的,其变异也是历史性的。谢晋从事电影导演职业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期他开始独立执导影片,从这时开始直到他在后期执导《春苗》和新时期初期执导《青春》、《啊,摇篮》,可以被看着是谢晋创作的第一个阶段,也是谢晋模式的形成阶段。与整个乐观明亮的时代氛围相一致,这一阶段谢晋影片的人物形象热情单纯,叙事风格轻快流畅,视听造型鲜明而具有某种浪漫主义情调,其主要作品有《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大李老李和小李》(1962)《舞台姐妹》(1965)、《春苗》、《青春》(1977)、《啊!摇篮》(1979)等,其中《女篮五号》(兼编剧)是他的成名作,而《红色娘子军》则是他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作品。这些影片都曾经获得过普遍的赞誉,表明谢晋电影从一开始就具有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机制同构的主流性、伦理价值取向上的正统性和审美趣味上的大众性,这些影片不仅在当时多次获得国际国内的各种电影奖项,而且谢晋善于讲述戏剧化的线型故事、善于将政治典范塑造为道德楷模、善于将革命与善相互指代、善于用道德情感的宣泄来制造煽情高潮的特点在这一时期都已经基本形成,谢晋模式初见端倪。 伴随政治意识形态权威体系的被质疑,从1979年到1989年,是谢晋电影和电影模式的第二个阶段,也是谢晋电影的成熟时期。在拨乱返正、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下,以思想解放运动为文化动力,以中国的灾难性历史为资源,谢晋电影开始从一开始的乐而不淫的颂诗蜕变为一种哀而不伤的悲歌,虽然影片仍然和前一阶段一样时空单纯、叙事紧凑、人物形象道德类型化,但是其对国与家关系疏离化状态的描述,对政治专制\恶与小人物\善的冲突关系的设计,对社会男性阉割与家庭女性抚慰的意识形态表述,对历史和现实境遇的精巧的蒙太奇缝合,应该说都强化了谢晋电影的历史意识和人道意识,也强化了谢晋电影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文化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强化了谢晋电影的艺术虚构能力,标志着谢晋电影的高峰。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作品《天云山传奇》(1980)、《牧马人》(1982)、《高山下的花环》(1984)、《芙蓉镇》等,都再次获得了各种电影奖项的慷慨加冕,其创作模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于是,这些影片在国内被认为是传统主流电影的当代代表,而在国际上则被看作是中国政治情节剧的经典文本。 纵观谢晋这两个时期的电影创作,尽管从历时的走向看,出现过许多重要、明显的或者不重要、不明显的变化,而从横向的层面看也有一些必然和偶然的例外,但是从整体上看,谢晋的确有一套相对稳定和相对统一的创作模式。 显然,谢晋电影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同步性。他的影片几乎都与当时的时代性中心话题,甚至中心题材息息相关。他的电影不仅喜欢通过大的历史或政治背景来表现人物,而且更喜欢用戏剧化的方式来解决个体与历史整体之间的悲剧性疏离,完成对生活图景的意识形态塑造。无论是第一时期关于在社会主义新制度中个人(子)如何通过权威(父)的引导从漂移状态(想象界)进入革命大家庭(象征界)的话语主题,或是第二时期关于在象征秩序的镜像破裂以后被革命大家庭所误解和排斥的个人(子)如何在女性(母)的引导下从政治空间(象征界)回到家庭空间(想象界)的话语转型,甚至谢晋最新一部影片《鸦片战争》试图用落后就要挨打来完成改良中国的政治寓言,可以说,谢晋电影一直是一种意识形态文献: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始终在通过电影的影像,为处在急剧动荡之中的中国观众寻找\构造一个填平个人与社会、想象界和象征界之间的裂缝和鸿沟的电影世界,从而为在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遭遇过无数激情和苦难的人们提供庇护和抚慰。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晋电影的确是一种为时而作的建设性的政治文化主流写作。 与另外一部经典革命文本《青春之歌》的意识形态策略有着惊人的一致,谢晋在《红色娘子军》中,也通过经典的父亲权威(洪常青)拯救(摆脱危机)-引导(帮助成长)-退场(牺牲)模式,使弱小者(琼花)完成了生存-成熟-英雄命名的塑造,从而为革命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经典范文。在后来的《芙蓉镇》中,尽管由于谢晋站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被马克思称为积极的激进者行列使他受到了某些继续站在非改良立场的政治右翼的质疑,但是,无论是边缘人秦书田与胡玉音的大团圆,或是权势者李国香无家可归的结局,都显然是对风雨飘摇的主流秩序的一种有效缝补,无论是重大的政治事件被改写为私欲和性欲的较量,或是深刻的历史冲突被简化为善与恶的人格矛盾,也都是对过去和历史所进行的有意无意的遮盖和掩饰。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如有的评论者所指出,如同多数好莱坞电影都是美国政治的主旋律电影一样,谢晋电影也是真正意义上当代中国政治的主旋律电影。 但是,仅仅认为谢晋电影模式是一种主旋律电影,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谢晋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的意义。事实上,无论是从1949年到1978年的前新时期,或是从1978年到1989年的新时期,以及1989年以后人们所谓的后新时期,主旋律电影一直是中国电影的中心,然而,绝大多数主旋律电影都如过眼烟云,远远没有象谢晋电影那样被人们所关注、所留恋,甚至被当做经典。谢晋电影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述具有一种独特的叙事魅力、一种独特的电影魅力。而我认为,这种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谢晋模式--即所谓的政治-伦理情节剧模式。 严格地说,在新时期以前,谢晋电影尽管已经以其煽情的故事、流畅的叙事、精巧的镜头语言显示了他的艺术才华,但是他当时的电影作品仍然是当时整个大叙事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成就并没有超过参加这一大合唱的前辈和同辈们,如崔嵬、郑君里、谢铁骊等,但是,到了新时期,谢晋电影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述却以其鲜明的个性使他独立于他人之上,几乎无人能够与他所产生的影响和取得的荣誉相比。而谢晋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地位,是与谢晋模式独特的修辞策略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说,谢晋第一个时期的电影是关于个人如何进入社会整体的颂歌,那么新时期由于这一颂歌体系受到的喜剧告别,传统的政治电影模式--主体在权威助手的神助下经受考验,走出困境,获得命名--因为其意识形态运作机制的暴露,已经不可能继续生效了,因而谢晋电影的主题也发生了变异,从《天云山传奇》开始,到《芙蓉镇》,以及他后一时期的《最后的贵族》、《鸦片战争》,则大多似乎是个人如何被社会整体所抛弃的悲歌。由于英雄神话的解体和权威话语的弱化,那种作为先驱者、布道者或万能助手出现的超现实的人物形象已经很难具?在场效果了,当编码失去了与现实表象的相似性以后,编码作为一种被意识到的虚构往往会受到概念化、公式化的指控。因而,谢晋电影不再把主人公塑造为一个全知全能的英雄,也没有赋予它超凡脱俗的智勇,过去那些革命英雄的形象被悲剧化了,这些人物自身的主动性和力量往往都受到一种超越于他们个人的历史背景和罪恶势力的支配,主人公无法解决面临的困境,因而,这些影片不能继续象过去一样,让主人公在政治权威的帮助下,克服或驯服所有被编织进叙事中的现实矛盾,而必须采用另外的方式来完成对观众的意识形态和故事的双重抚慰。 许多人都曾经谈到过谢晋电影将政治问题置换为道德问题,认为中国血雨腥风的历史就象在中国上千年的历史写作中那样,在谢晋电影中常常被简化为善与恶的冲突史,突出了利他与利己、爱与恨、义与利、团体认同与个人叛逆之间的矛盾,张扬克己、爱人、谦让、服从的伦理观念。不仅如此,谢晋还采用了一种家庭\言情情节剧的方式,使道德的苦难在家庭的天堂中得到化解。应该说,谢晋电影完成的是双重的置换:不仅将政治置换为了道德,也将悲剧置换为了正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晋电影所提供的并不是真正的悲歌--悲歌向来都是一种边缘的、怀疑的、挑战的,甚至破坏的、革命的美学,而谢晋电影体现的却是主流的、缝合的、抚慰的美学。 在谈到谢晋电影时,美国学者尼克.布朗将这些影片称之为政治情节剧,这一概念的意义在于它能启发我们去发现谢晋电影如何将政治主题置换为道德主题、将历史悲剧置换为叙事正剧的秘密。一些西方学者在讨论情节剧时曾经指出,道德化(善与恶)、家庭化(爱情、亲情)、目的化(善恶有报)都是情节剧的重要特征。而谢晋电影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情节剧,而是象中国历飞闲矶嗤ㄋ仔鹗挛谋疽谎鋈说纳来嫱觥⒔彝サ谋独牒稀⒔?好人与坏人的冲突放到了历史的政治背景中,一方面将几十年的政治风雨变成了缠绵悱恻的言情故事,另一方面又使个人的命运遭遇变成了时代风雨的一种症候,政治情节剧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叠合在一起,然后又通过情节剧的缝合模式来完成悲剧向正剧的置换。 谢晋电影大多采用了顺叙的方式来完成平衡--失去平衡--非平衡--恢复平衡--平衡的缝合结构。这一缝合结构是由两个基本段落构成的,先是一个悲剧性的段落,然后是一个正剧性的段落。在他电影创作的第一个时期,是英雄(指代革命)救美人(指代人民),新时期以后则是美人救英雄,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第一次是革命拯救了人民,第二次则是人民拯救了革命。在《舞台姐妹》中是革命者林大哥拯救了春花得以新生,在《女篮五号》中,身穿西南军区字样背心的田振华使林洁获得了力量,在《红色娘子军》中是洪常青使琼花逃出了苦海并成为革命战士。男性在这里成为革命权威的象征,女性成为被拯救和命名的对象,最后面临危机的女性(从叙事的平衡向非平衡)在革命的男性引导下都度过困境(从叙事的非平衡恢复为平衡),从而使观影者获得了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恋父体验。而《啊!摇篮》则是谢晋前后两个时期创作的一个转折点。在他新时期后来的影片中,女性从被拯救者转化为了拯救者,而先前那些男性英雄相反则在女性的爱抚下得到拯救。在谢晋的这些影片中,女性的母性功能被强化,成为了地母式的形象,接纳、包容并帮助处在危机中的人们繁衍生息。《牧马人》中的许灵均得到了李秀芝的拯救,《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得到了冯晴岚的拯救,《芙蓉镇》中的秦书田得到了胡玉音的拯救,《高山下的花环》中也是梁玉秀给了梁三喜以力量。女人给了那些被剥夺了英雄桂冠的英雄们以生命、家庭、甚至后代,使他们胜利地回到了主流社会之中,从而用恋母的抚慰感替代了前一时期恋父的英雄感。 前期的恋父原型将人物从私人空间引向了公共空间,并使个体在公共空间(革命大家庭)中获得位置,而新时期的恋母原型则将人物从公共空间引回到私人空间,使个体在私人空间(社会小家庭)中得到补偿。因而,新时期谢晋电影的叙事高潮的到来并不是个体与社会整体矛盾的解决,而是象罗群这样的英雄从与社会整体的对抗中逃回了冯晴岚们为他们准备的温暖而简陋的小屋中,男耕女织、夫唱妇随、生儿育女成为了他们面对苦难的乌托邦。因而,这些影片最后政治矛盾和历史悲剧的解决往往都与影片的主体叙述没有关系,在言情故事的框架中,政治和政治的历史被策略性地缺省了,无论是罗群的平反或是秦书田的出狱,都是叙事以外的力量所安排的。政治的确仅仅是一种背景,而对政治的省略则不仅使这些影片完成了家的缝合,也悄悄地完成了国的缝合。 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晋新时期电影的感伤因素的确比前一时期大大加强了,但谢晋模式同样是情节剧模式,情节剧电影几乎都是传达乐感文化的电影,这种乐感就来自于缝合,来自于谢晋所采用的家的乌托邦策略,这一策略不仅使好人获得了一个女人、一个家,甚至一个后代,同时也使坏人失去或者不能得到一个家或者一个温暖的家。显然,家成为了谢晋道德赏罚的法宝,也成为了情节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先验结局的最后审判。因此,家在谢晋电影中不仅是叙事的乌托邦,也是一个政治的乌托邦,历史的乌托邦。其实,家在谢晋电影中就是安全、温暖的一种象征。在早期作品中,革命被当做了家,所以在《红色娘子军》中琼花说我没有家,而洪常青就给他指出了一个革命之家。在《啊!摇篮》中李楠没有生育能力,但却?革命大家庭中获得了一群革命的后代。而在新时期以后,家更是落难英雄们的诺亚方舟。《牧马人》中的许灵均说,我死去过,不过,我又活过来了。我不但找到了人的价值,我还找到了人的温暖,我找到了父亲,还找到了母亲!《天云山传奇》中,冯晴岚那被太阳照得暖彤彤的小房间就是抗拒外面漫天风雪(政治风暴)的隐喻性空间。《芙蓉镇》中秦书田与胡玉音的结合演绎了现代的才子佳人。而《天云山传奇》中的坏人吴遥面对的却是妻子宋薇的背叛,《芙蓉镇》中的坏人李国香遭遇的必然是秦书田你还没有成家吧?的挪揄。谢晋电影善于用道德来对抗个人与社会的疏离,然后又用家的温情来解决个人与社会的疏离,?归家的幸福向人们允诺,正直、忠诚虽然可能会使一个人丧失政治权利,但他却可以用获得爱来得到补偿。 正是由于谢晋采用了情节剧的修辞策略,所以谢晋的主流认同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说教,谢晋电影很少象这一时期许多中国电影那样将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当做故事的中心冲突,而是在政治背景下讲述了一个一个的道德故事,用道德上的高尚和卑鄙、开阔与狭隘、奉献与自私、勇敢与怯懦代替了政治上的是非,于是,一方面悲剧被理解为一种误会,一种邪恶的道德力量的偶然得势,另一方面悲剧还被改写为正剧,善恶终将得到公正的赏罚。谢晋电影巧妙地用道德的肯定和否定来完成了对政治的肯定与否定。 情节剧的情节作为一种构造,意味着对事件的因果化和对阐释的封闭化,因而,对于情节剧来说,故事永远是完成式的,是一个终点早就存在和预备妥当的叙事过程。谢晋电影模式恰恰也是这样一种完成式的叙事,如同所有的主流叙事一样,谢晋电影很少讲一种现在时态的开放性的故事,而几乎都是历史性的完成后的现实。与这样一种完成式的叙事形态相一致,谢晋电影在美学形态上也采用了通俗情节剧的叙述方式: 在形象塑造上,谢晋电影的人物大多是伦理化的人格类型。谢晋电影很少表现人物内在心理冲突和心理空间,也很少表现人的心理分裂和心理变异,他的人物大多是定型化的,善与恶、软弱与坚强等等,都被指派在叙事中担负特定的正面、反面和助手角色。在结构方式上,谢晋电影基本都采用起承转合的戏剧性结构,故事都有完整的开端(好人受难)-发展(道德坚守)-高潮(价值肯定)-解决(善恶有报)的叙事组合。在叙事形态上,谢晋电影大多是线型的顺叙式结构,视点固定、时空单纯、情节集中、目的性明确,外在现象似乎是山重水复而内在逻辑则始终是柳暗花明。在美学效果上,谢晋电影追求煽情性。谢晋电影的高潮点、情节点和西方戏剧形态很不一样,常常并不在于矛盾冲突的最高点或者戏剧动作的最强点,而是在感情动荡和冲击的最高点,如同中国传统艺术一样,谢晋电影的高潮点就是影片的煽情点,如《天云山传奇》中冯晴岚雪地拉板车的段落,《芙蓉镇》秦书田与胡玉音私下举行结?典礼的段落等等,谢晋常常通过对感伤性和悲剧性环境的营造,在逆境中来浓墨重彩地宣染师生情、乡土情、夫妻情、父子情、同志情、爱国情,以情来唤起观影者的同情、共鸣和涕泪沾巾,它们大多不以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华彩辉煌的胜利乐段而是以一个让人柔肠寸断的如泣如诉的煽情场面形成影片高潮。在电影语言上,谢晋电影强调画面、声音、蒙太奇信息传达的的指向性、透明性和饱满性,一般不重视形式本身?意味,也排斥任何陌生化的形式主义追求,甚至尽量避免视听信息的模糊和多义。所以,他的影片大都以中、近景镜头为主,使用正反拍的好莱坞句法,基本采用顺叙性的线型蒙太奇剪辑,既保证了故事的流畅性也使视听信息具有一种中心性。在声画造型上,谢晋电影则吸收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比兴手法,善于制造情语与景语交融的意境。但是在制造意境时,谢晋并不强调意像的新奇和突兀,而是善于利用历史性的和共同性的意像经验,来唤起观众对以往审美经验的回忆,如他影片中反复出现的用冬雪来宣染苦难,春色来象征希望,雷雨来烘托激情,狮子来隐喻中国等。 如果我们在不可避免地舍弃了谢晋电影中丰富的症候性的例外、空白、悖论和偶然性以后,简单地将谢晋电影抽象为一种模式的话,那么基本可以用政治-伦理情节剧来指代他的电影创作中相对稳定、相对共性化的意识形态、故事、语言等方面的修辞特点,应该说,谢晋电影被人们所热爱、所赞许、所高度评价和被人们所不满、所批评的原因大多与这一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 以当时第四代导演革新传统电影形态和电影语言的积极探索、第五代对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电影美学的革命性颠覆为背景,更是以当时整个变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为背景,1986年7月,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题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短文,文章提出,从文化的观点对谢晋电影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它是中国文化变革中一个严重的不和谐音、一次从''''五四''''精神的轰轰烈烈的大步后撤。尽管在后来的谢晋电影讨论中,有许多人真诚地为谢晋辩护,然而这篇文章还是拉开了批评谢晋电影模式的序幕--传统性、主流性和经典性,使谢晋电影被符号为一种模式受到了狙击。应该说,这些批评并不仅仅来自于某些个别者,而是携带着当时整个社会改革\创新、开放\借鉴的社会文化要求而出现的。这场讨论,在一定意义上使谢晋陷入了两面夹击的处境中。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思想解放运动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结束,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从反思转向了重建,从拨乱反正走向了四个坚持,一些人开始忽视谢晋电影中的道德抚慰作用而过分地夸大谢晋电影中那些灾难性的与革命时代相关的历史背景,因此,无论是《芙蓉镇》或是《高山下的花环》当时都受到了来自优秀权力圈的质疑。80年代末期,谢晋模式面对着来自两个不同方面、同时也是来自两种不同动机的批评。谢晋本人不可能对这样一种携带着时代气息的批评无动于衷,这在客观上促使谢晋对自己的创作历程进行反省和对自己的创作模式作出修正。 其实,谢晋虽然不是一个前卫的、先锋的艺术家,但却始终是一个敏感的、保持着与时代同步的艺术家。无论是开放的文化环境、还是变动的历史进程,甚至革新中的电影美学都已经促使着谢晋在世界观和电影观念上的变化,在《天云山传奇》中,他已经开始有条件地用宋薇的第一人称视点替换过去他常常使用的第三人称全知性视点,用倒叙来使他习惯的顺叙方式获得艺术张力,在《芙蓉镇》中他甚至借鉴了精神分析观念和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技巧,加入了胡玉音的闪回、谷燕山的幻觉等表现手法,特别是用秦书田的拒绝回到图书馆表达了与他《牧马人》中许灵均很不相同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意识,应该说这些都是谢晋本人试图继续保持与时展同步、试图超越自己创作模式作作出的努力。 这种努力,在外部环境的暗示下,同时也在整个政治文化背景的变迁背景下,在80年代后期得到了强化。而这一强化的最初成果就是《最后的贵族》(1989年)。在这部影片中,谢晋不再满足于把道德恶人设计成直接的悲剧根源,不再满足于将悲剧的承受者仅仅看作是那些道德完人,影片中那四个漂泊异国的女性已经很难被划分为好人和坏人,它以一个女性在急剧变化时代中的落魄和无奈、遗失和毁灭,讲述的不再是一个黑暗政治背景下的道德坚守的故事,也不是一个摆脱苦难获得拯救的大团圆乌托邦,如同当时一位评论者所说的那样,而是时间、历史、沧桑变迁、人生走向、生命归宿、生死嬗递乃至无可奈何的宿命,构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又混沌而强悍地笼罩着人们的整体性悲剧。这种悲剧固然还是离不开社会背景,但它的主体脉络却属于人本体,社会背景只是作为一个解剖台的基座而存在。 《最后的贵族》标志了谢晋电影创作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他先后完成了《启明星》(1991)、《清凉寺的钟声》(1992)、《老人与狗》(1993)、《女儿谷》(1995)和1997年的《鸦片战争》。我们可以看出,谢晋这一时期的影片与他以前的创作相比,在题材、风格、样式和形态上似乎都更加分化和多样,不象过去那样统一和稳定,这一方面表明了谢晋那种自我超越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一种茫然失措的文化状态。所以,我们有时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时期的一些影片有时仍然还保持着谢晋电影的一些一贯的个人铭记,如对女性形象母性功能的强调、叙事修辞上的恋母原型?、家的乌托邦想象,如《启明星》中那位温柔善良的叶老师使牛牛将她看着了妈妈,当成了启明星;《清凉寺的钟声》中拯救了日本婴儿的羊角大娘;《老人与狗》中的逃荒灾民女女使年届花甲的邢老汉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家,使老汉红光满面、精神焕发。谢晋煽情性的故事习惯在这些影片中也仍然还保持着,象《最后的贵族》中,李彤在威尼斯用自己全部的存款为自己买了一首哀乐的细节;《启明星》中弱智孩子晨晨和牛牛,一个学会了汉语拼音,到医院念出爸爸你好,另一个也画了一幅名叫《妈妈》的画送给老师的奇迹;《清凉寺的钟声》中羊角大娘将狗娃送给清凉寺的方丈、30年后明镜第一次见到自己亲生的妈妈等段落,《老人与狗》失去了女人之后又失去了狗的双重打击造成的悲剧命运,《鸦片战争》中林则徐与琦善狭路相逢、依依惜别等场面都依然让人柔肠寸断。同时,偶然、巧合、误会、陡转等情节剧技巧在谢晋的电影叙事中也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清凉寺的钟声》中,30年后靠一根丝腰带把失散的亲生骨肉系在了一起…… 但是,我们也能明显地发现,在《鸦片战争》以前,谢晋这一时期的电影在许多方面确实发生了有意识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就是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优秀话题相对疏离了。《最后的贵族》改编自台湾作家白先勇在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创作的小说,而且是谢晋第一部脱离中国的政治现实和政治历史,将影像空间和故事空间扩展到国外的影片。在其他一些影片中,政治背景也被淡化,人物的政治面貌和人物的政治命运在故事中的功能性作用受到了抑制,人物的命运和人物生存的环境更加具有人性的普遍性,政治\道德主题置换为人性主题,其故事的意义也从政治-伦理空间拓展到人性空间,即便在以为背景的《老人与狗》中,政治\恶的力量都被排除在叙事构架以外了。其次,善与恶的二元对立格局弱化了,故事的戏剧性和冲突性减弱,而更注意展示人物的心理空间和情感空间,特别是《最后的贵族》具有一种浓烈的抒情性。第三,不仅有单视点的线型叙事而且也采用多视点的复合性叙事,如《最后的贵族》、《鸦片战争》等。第四,除了在《启明星》、《清凉寺的钟声》、《女儿谷》等影片中继续讲述一些大团圆故事以外,在《最后的贵族》、《老人与狗》以及后来的《鸦片战争》中,故事的悲剧性强化了,主要人物最后都以死亡和失败揭开了谢晋过去常常留恋的温情面纱。 然而,尽管有了种种变异,谢晋这一时期的创作并没有再次将他送进加冕典礼,第五代民俗电影的国际化策略霸占了中国电影的话语中心,而一批将主旋律与商业化操作嫁接在一起的红色消费品则走进了中国电影的市场中心。这一时期的谢晋电影,放弃了他自己原来的政治性、大众性、情节性的优势,同时他又没有或者投身于宣传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旋律,或者拍摄悲欢离合的的各种通俗故事、或者创造各种获得跨国认同的影像和场景奇观,因而,这一时期的谢晋电影的确没有能够产生象前两个时期那样真正重要的影响,他的电影中心位置似乎被替代了。 直到1997年,一方面是香港回归使谢晋再次找到了与主流政治的结合点,另一方面则是近年来电影市场化操作和国际化操作积累的经验使谢晋发现了新的电影生产模式,所以,谢晋不惜代价、不惜风险,拍摄了他自己继《秋瑾》以后的第二部历史题材影片,也是他投资规模最大的一部影片--《鸦片战争》。尽管在这部影片中,他启用了一些与第五代创作阵营有着密切联系的艺术家参与影片的主创,借鉴和总结了近年来中国电影创作和他本人电影创作的艺术经验,但是他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创作模式中,并且使《鸦片战争》成为了他这一时期的扛鼎之作。 在《鸦片战争》中,谢晋再次共享了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一致:通过鸦片战争的失败和林则徐的悲剧性命运以及琦善的喜剧性结局阐明落后就会挨打的历史哲学,从而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方向作出历史的注脚;同时,也通过对林则徐、关天培以及众多中国官兵、军民的抗战,来为中国政府提出的精神文明建设的爱国主义优秀交相呼应;甚至,还通过影片最后黑底白字的字幕: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为当代政治集团立下一块丰碑。 当然,谢晋通过《鸦片战争》不仅出回到了主流意识形态之中,而且也回到了他驾轻就熟的情节剧创作模式之中。他机智地将鸦片战争这一恢宏的史传性事件变成了一个恢宏的戏剧性故事,上至中国的皇帝、英国的女王,中至林则徐、琦善这样的重臣和英国议会议员、外交官,下至歌妓蓉儿、江湖流浪者、奸商何敬容以及英国鸦片商人,都被天衣无缝地编织进了这个历史的故事之中。谢晋还充分地将正史进行了稗史化加工,象林则徐与皇帝的朝廷斗智,林则徐利用一本行贿账对部下的欲擒故纵,林则徐与琦善的最后告别,以及秀色美艳的蓉儿、滑稽呆傻的何知事、还有那个神秘莫测的皇帝四品侍卫,都使得历史成为了一个传奇,一个其实早就被安排好的叙事游戏。加上谢晋还吸收了近年来电影的奇观经验,以巨大的经济代价,使用了域外场景和外国演员,营造了虎门消烟和众多的战争场面,使《鸦片战争》具备了一切可能的市场元素。 尽管《鸦片战争》其历史和艺术的震撼力并没有达到谢晋本人和许多关注他的人所期待的效果,但是它仍然借助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语境成为当年最受人瞩目的国产电影。而多重视点的借用,在多数人物相对类型化的格局中对琦善形象的独特塑造,对电影造型空间的某些意味的营造,则表明谢晋将他本人近年来的一些创作经验也融汇到了这部影片中。于是,《鸦片战争》似乎在表明,一方面谢晋在努力超越自己,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任何自我超越都是艰难的,除非遭遇重大的历史机遇也几乎是有限的。谢晋,作为本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电影大师,其优势和局限都在《鸦片战争》中得到了再一次的验证。 三 谢晋在中国电影史上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他创造了一种传统,而在于他继承和发扬了一种传统,一种将伦理喻示、家道主义、戏剧传奇混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政治伦理情节剧的电影传统。柯灵曾经指出,郑正秋逝世表示了电影史的一章,而蔡楚生的崛起象征另一章的开头。两人划分出了中国的第一代导演和第二代导演,而谢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这一传统链条上中国的第三代承传人。在这一传统中,从20年代郑正秋拍摄的教化社会的家庭伦理片《孤儿救主记》,到30年代蔡楚生的《渔光曲》、袁牧之的《马路天使》,再到40年代汤晓丹的《天堂春梦》、蔡楚生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沈浮的《万家灯火》,这些影片都一脉相承,将家与国交织在一起,将政治与伦理交织在一起,将社会批评与道德抚慰交织在一起,将现实与言情交织在一起,采用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传奇化的叙事方式,通过一个一个个人和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一方面关注中国现实,另一方面提供某种精神抚慰。其实,这一电影传统与中国古典叙事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例如,谢晋所采用的那个落难公子获得绝代佳人的爱情的故事原型,在中国古代诗词、戏曲、小说中,就一直是一个不断被重复的童话。而谢晋电影中那?好人蒙冤的故事也来自于从屈原到岳飞到林则徐的历史大叙事提供的忠臣受难的原型。而他影片中所谓的家道主义在中国也具有悠久的传统,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一直是中国叙事作品尤其是戏剧、民间故事的一个久远的母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电影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郑正秋-蔡楚生-谢晋的发展线索:以家庭为优秀场景的政治-伦理情节片一直是中国最有社会影响的电影。 一位学者认为,作为一种叙事类型,情节剧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戏剧中成熟起来的,它最初的政治倾向是保守的,其观众是社会各阶层中对现代社会的巨变感到恐慌和困惑的那些人。所以,情节剧流行的地方往往是礼崩乐坏的国家,其政治上的当务之急是扶正辰纲。它的目的是解决个体与历史整体、与意识形态主体之间的疏离。而这一点在中国文化的进程中也得到了应证,所以,正如一位学者所说,通俗剧在中国流行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以家庭生活为焦点,经过戏剧化的处理使之具有社会意义。 正是处在这样一种情节剧电影传统之中,谢晋电影与主流意识形态一直保持着一种矛盾的联系,一方面,在谢晋电影中,政治故事变成了言情故事,政治批判被道德批判所替换、制度批判被伦理批判所掩盖,道德性不仅排斥政治和压制历史,而且还改写政治和历史。,历史成为了道德的沦丧和恢复的交替史。谢晋电影的确试图为处在剧烈动荡中的个体寻找安身立命的生存位置和生活意义,提供主流意识形态关于历史的记忆,这使他的作品总是具有一种道德上、政治上、甚至美学上的滞后性和正统性,所以,他在带给相当广泛的观众群体以心灵寄托和道德抚慰的同时,也被激进的人们指责为与所谓的现代意识毫无干系,而是一种被改造过了的电影儒学。甚至钟惦棐在谈到《天云山传奇》时也认为,将一场有关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大事,简单归咎于某些政策执行者的品质,实是一种隐藏在深情厚意中的自我完善,是一种对恶的不抵抗主义?。但另一方面,谢晋又总是站在融合了中国人文传统和西方人道精神的民主主义和人本主义立场来讲述社会的悲剧性现实,他认为艺术家还应该有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又为他的影片带来了某种批判性、现实性和超越性,这在带给谢晋影片一种时代感和忧患感的同时,也使他的作品往往被保守的政治势力所怀疑。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谢晋是一个主流文化的积极建设者,即便是在《最后的贵族》中,谢晋仍然试图用李彤的悲剧来表明,他们面对严酷的现实,面对走过曲折道路的苦难的祖国,失去了信念,象在太空中失重一样,失落了灵魂,远离祖国,在异国土地上,艰辛地追求着幻觉一般的金色的梦?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指出,谢晋使用的电影情节剧符码并不质疑主流符码,而是支持主流意识形态的。正如在《牧马人》中,许灵均将政治迫害看作是母亲错怪了孩子,历史变成了一种误会,是人扭曲了历史而不是历史扭曲了人。在谢晋的叙事中,秩序只是作出了错误判断,但个体与秩序的关系并没有出现错误。所以,他常常让他所钟情的人物在政治(公共空间)上失去的东西通过爱情(私人空间)得到补偿,使苦难有了一种甜蜜,使历史的残酷披上了温情脉脉的善意的面纱,它以遁入到血缘的保护圈内来完成逃避,用怯懦的调合来满足观众的心理。在谢晋电影中,主人公的性格、动作、命运和他行动的环境、他所得到的社会评价以及影片叙事的情节、节奏和高潮都以伦理感情为中心而被感情化,他将传统的价值观和鲜明的主流意识形态思想融合进了观影者的欲念运作中,从而打开了一条主旋律电影面向大众的传播渠道。这一政治伦理化策略,对于具有悠久伦理传统的中国观众确实具有特殊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谢晋是这条政治-伦理情节剧传统中最有建设性的导演之一,他成功地为观影者建立了一种阿尔都塞所谓的个人与现实的想象关系。 在艺术史上,历来有两种艺术家,一种是超前的、先锋的、前卫的艺术家,他们的意义要用将来时来确证;而另外一种则是主流的、常规、集大成的艺术家,他们往往借助于传统来获得当代意义。而谢晋,作为主流电影的代表,在电影美学形态上,应该说是属于后一种艺术家的。 谢晋在谈到自己的艺术理想时说,电影说到底是一个大众化的娱乐品,而且要跟时代能够结合。正是这样一种观念,使谢晋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国通俗文艺传统与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传统和好莱坞通俗情节剧传统中,获得了主流电影的定位。所以,他的电影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中国民间叙事艺术如话本、戏曲、说书中?苦戏传统,用伦理冲突来结构戏剧冲突,用煽情场面来设计叙事高潮,用道德典范来完成人格塑造,许多忍辱负重、重义轻利的痴男怨女以他们的苦难和坚贞来换取观众的涕泪沾巾。谢晋电影以善为美,以家喻国,塑造人格和性格面貌清晰的人物形象而一般不刻画复杂的心理矛盾和细微的个人世界,采用中国老百姓所习惯的单线型、单视点的缝合性叙事一般不采用立体化、多视点、片断性的叙事,强调视听信息的封闭性和透明感一般不愿意强调形式本身的意味的开放性,重视故事的抚慰效果而不愿意过分展示生活图景的残酷……。 应该说,正是这样一些艺术特点,使谢晋电影与中国观众历史性形成的审美习惯和积淀的叙事经验相一致,而且也与观众希望忘情于叙事过程中的审美趣味和希望得到想象的抚慰的精神需求相一致。其结果,一方面,谢晋电影充分实现了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式的文化本质,正如当年郑正秋、蔡楚生、郑君里等人的影片一样,他的影片也获得了数量惊人的受众群体,据资料记载,《牧马人》的观众达1亿3千万人次,《高山下的花环》达到1亿7千万人次,《芙蓉镇》、《鸦片战争》等其他几部影片的观众数量也相当惊人。谢晋电影的确为许多人带来了电影的欢乐与欣悦,为在动荡迷惑之中的中国观众创作了一?集体的意识。但另一方面,谢晋电影在美学形态上的平面性、戏剧性和明晰性的确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电影的深度和力度,各种社会的现实矛盾和权力较量、人们实际的生存境遇和体验都被转化为一种以人为的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具有先验的因果逻辑的戏剧性冲突,社会或历史经验通常都被简化为冲突-解决的模式化格局,影片中的主人公所面临的困境最终被驯服,随着早就被预订好的叙事高潮到来之后,善恶分明、赏罚公正的结局便翩然而至,完成了对现实的抚慰性改造。因而,谢晋电影很难不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既定模式的俗电影,甚至被指责为体现了一种以煽情性为最高目标的陈旧的美学意识,它把观众抛向任人摆布的位置,让他们在情感的昏迷中被迫接受其化解社会冲突的好莱坞式的道德神话。。其实,谢晋对于情节剧模式的艺术局限,自己也有所意识。在谈到《天云山传奇》的创作时,他曾经说,由于对吴遥那样的人过于憎恶,因此对这个人丑恶的一面表现得过火了一些。由于影片没有更深地揭示这个人内在心理的矛盾性、复杂性,所以影响了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且,从《最后的贵族》开始,谢晋的确也有意识地想要从人物类型化的模式中挣脱出来,尽管这种努力并没有得到人们预期的认可,但是却使《鸦片战争》的某些人物的塑造相对丰满。 谢晋在50年的电影创作经历中,一直是一个始终愿意与时代步伐保持同步的艺术家,是一个始终希望并且确实成为了主流电影的代表的艺术家,当他的创作模式与时代的步伐出现异步状态时,他往往能够主动地进行自我刷新,使自己一直占据着中国电影的主流位置。但是,尽管在80年代末以后谢晋作过相当诚实的努力,但他并没有、甚至我认为也不可能真正突破所谓的谢晋模式。谢晋模式的形成,既是谢晋自己生命个性和艺术个性的选择,其实更是历史和时代的选择。我们谁真正有可能超越我们的自我和镶嵌着自我的时代呢?正如经典马克思历史哲学早就指出的那样,即便杰出人物也只能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因而,在我们总结谢晋电影的辉煌时,我们指出谢晋电影及其艺术模式的局限,决不意味着对他的指责。谢晋电影的局限性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历史的局限性。任何时代都只培养它所需要的精神代表同时也排斥它所认为异类的艺术精神。与其说是凡合理的都将存在,毋宁说凡存在的其实都是合理的。 历史的车轮按照它自己的轨迹在滚动。谢晋的时代和谢晋的时?也许都正在走向时间的冥冥深处。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有多少人能够比谢晋更高瞻远瞩、更博大精深、更悲天悯人呢?难道我们假设谢晋电影为我们塑造了一群金刚怒目的主体英雄就会更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吗?难道不正是历史拯救了我们而是我们拯救了历史吗?难道我们采取过什么比谢晋的家道主义更有效的面对苦难的方式吗?难道我们还有多少别的影片比谢晋电影所表述的历史更深刻和更富于美学魅力吗?而且,如果谢晋真的以一种直面精神来叙述历史图景的话,我们今天还有可能看到并谈论谢晋和他的电影吗?钟惦棐曾经指出,谢晋不是踩着三四十年代的脚印走过来的第一人,也是当时一批青年导演中第一个接受新的电影观念的人?这句话所暗示的是,他把谢晋看作了那一代人的佼佼者。我们完全可以说,谢晋是谢晋时代的一座高峰。 大浪淘沙、逝者如斯,回首中国电影,我们还有能够被长久谈论和回忆的谢晋和他的电影,难道不值得我们弹冠相庆吗?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特征论文 中国古典园林是建筑、山池、园艺、绘画、雕刻以至诗文等多种艺术的综合体。其作用,一方面具有可观、可居,另一方面使园林移步换景、渐入佳境,同时,更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在我国现存的古典园林中,保存了大量的建筑艺术瑰宝。它不仅是人们审美要求的体现,也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化、权力的象征,具有不可替代的功用价值。可见,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文化博大精深。下面,结合古代园林建筑实际情况,就古典园林建筑的功能和类型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功能 园林建筑按照所属性质和地域的不同,风格也有很大的不同。皇家园林建筑体量大,装饰豪华,色彩金碧辉煌,表现出恢弘的皇家气派。而江南园林建筑突出“玲珑、活泼、通透、淡雅”,将秀丽、雅致的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风格迥异,但建筑在园林中的作用却基本相同,主要概括三个方面:一是突出其实用性。根据人们的休憩及活动需要而设置,如亭、榭,即可供人停留赏景,又可以按需要兼做小卖亭、游船码头等用途。二是强调其独特性。配合园内风景布局形成的游览路线,在人们视线所达不到地方,园林建筑以其有利的位置和独特的造型,为人们展现出一幅幅或动或静的自然风景画,并与廊、墙、路等形成一定的活动路线。三是提升其园林意境。我国园林通常在园名、匾额、楹联中反映出其意境来。正如《红楼梦》中说大观园:“若大景致,若是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从而营造了园林意境。 二、园林建筑的特点 经过上述功能分析,可以看出,园林建筑有如下特点: 1、使用和造景,具有观赏和被观赏的特点。园林建筑既要满足各种活动和使用上的要求,又要符合园林景物布局原则,同时,也要给人们带来感官上的愉悦。因此,园林建筑既是物质产品,也是艺术作品,这就要求园林建筑要适合游人在或动或静中观景,又要使景色富于变化,达到步移景易的效果。 2、为环境服务,与自然景致充分结合。我国古典园林一般以自然山水作为景观构图的主题,建筑只为观赏风景和点缀风景而设置。园林建筑是人工因素,与自然因素有对立的一面,但如果处理得当,也可使自然环境增添情趣,这就要求园林建筑的设置要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地貌,做到布局上依形就势。这种自然美与人工美的高度统一,正是中国古典园林不断追求的境界。 3、园林建筑独立性和组合性。我国的古典园林建筑一般体量较小,按大小、形状不同,具有不同的功能,根据使用上的需要,既可独立设置,又可用廊、墙、路等不同的建筑组合成一个群体,这种组合群体形成了富于变化的建筑外形轮廓,使建筑与风景相得益彰。 三、我国古典园林建筑的类型及应用 中国古典园林在设计时采用了浓厚民族风格的各种建筑物,将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因此,其类型十分丰富,主要有亭、廊、榭、桥、墙、舫以及花架、小品等多种类型。 1、园亭。是供游人休息和观景的园林建筑。它的特点是周围开敞,在造型上相对小而集中,常与山、水、绿化结合起来组景,作为园林中“点景”的一种手段。亭的体量虽不大,但形式多样,其造型取决于它的平面形状、平面组合和屋顶形式。亭具有丰富变化的屋顶形象和轻巧、空灵的屋身以及随意布置的特点,很适合“观景”和“点景”建筑的需要。单体亭的形式有四方亭、圆亭、多角亭等形体,在亭与亭、廊、墙、房屋的结合上,又创造出了重檐、三重檐、攒尖顶、歇山顶及组合亭等。亭多布置于主要的观景点和风景点上,或作为主体建筑陪衬。在规模较小的私家园林中,亭常常成为组景的主体和园林艺术构图的中心。在一些风景游览胜地,则成产增加自然山水美感的重要点缀。设计中经常运用“对景”、“框景”、“借景”等手法,创造风景画面。 2、园廊。屋檐下的过道及其延伸成独立的有顶的过道称为廊。它不仅是联系室内外的建筑,还常成为各个建筑之间的联系通道,是园林内游览路线的组成部分。它既有遮荫蔽雨、休息、交通联系的功能,又起组织景观、分隔空间、增加风景层次的作用。廊的形式和设计手法丰富多样。按结构形式分有双面空廊、单面空廊、复廊、双层廊和单支柱廊等五种,按造型及所处环境可分为直廊、曲廊、回廊、抄手廊、爬山廊、叠落廓、水廊、桥廊等。 3、水榭。它是供游人休息、观赏风景的临水园林建筑。其典型形式是在水边架起平台,平台一部分架在岸上,一部分伸入水中。平台跨水部分以梁、柱凌空架设于水面上。平台临水部分围绕低平的栏杆,或设鹅颈靠椅供坐憩凭依。平台靠岸部分建有长方形的单位建筑,面水的一侧是主要观景方向,常用落地门窗,开敞通透。既可在窒内观景,也可到平台上游憩眺望。屋顶一般为造型优美的卷棚歇山式。 4、园桥。即园林中的桥,可以联系风景点的水陆交通,组织游览线路,变换观赏视线,点缀水景,增加水面层次,兼有交通和艺术欣赏的双重作用。园桥在造园艺术上的价值,往往超过交通功能。在自然山水园林中,桥的布置同园林的总体布局、道路系统、水体面积、水面的分隔或聚合等密切相关。其位置和体形要和景观相协调。大水面架桥宜宏伟壮丽,小水面架桥宜轻盈质朴。水面宽广,桥宜较高并加栏杆,水面狭窄,桥宜较低并可不设栏杆。水陆高差相近,宜平桥贴水,过桥有凌波信步亲切之感,水体清澈明净,桥的轮廓需考虑倒影,地形平坦,桥的轮廓宜有起伏,以增加景观的变化。园桥的基本形式有平桥、拱桥、亭桥、廊桥、汀步等。 5、园墙。园墙在园林中起划分内外范围、分隔内部空间和遮挡劣景的作用。精巧的园墙还可装饰园景。中国古典园林中,按材料和构造可分为版筑墙、乱石墙、白粉墙等。分隔院落多用白粉墙,墙头配以青瓦。用白粉墙衬托山石、花木,犹如在白纸上绘制山水花卉,意境尤佳。园墙的设置多与地形结合,平坦的地形多建成平墙,坡地或山地则就势建成阶梯形,为了避免单调,有的建成波浪形的云墙。此外,中国古典园林中,园墙还通常设有洞门、洞窗、漏窗以及砖瓦花格进行装饰。 6、舫。依照船的造型建在水面上的园林建筑物。供游玩宴饮、观赏水景之用。舫是中国人民从现实生活中模拟、提练出来的建筑形象。处身其中宛如乘船荡漾于水中。舫的前半部多三面临水,船首常设有平桥与岸相连。舫的基本形式同真船相似,一般分为船头、中舱、尾 人民从现实生活中模拟、提练出来的建筑形象。处身其中宛如乘船荡漾于水中。舫的前半部多三面临水,船首常设有平桥与岸相连。舫的基本形式同真船相似,一般分为船头、中舱、尾舱三部分。船头作成敞棚,供赏景用,中舱最矮,是主要供休息、宴饮的场所,舱的两侧开长窗,坐在里面有宽广的视野,后部尾舱最高,一般分为两层,下实上虚,上层状似楼阁,四面开窗以便远眺。舱顶一般作成船篷样,首尾舱顶则为歇山式样,轻盈舒展,成为园林中的重要景观。 7、园林小品。是园林中供休息、装饰、照明、展示和为园林管理及方便游人之用的小型建筑设施。一般没有内部空间,体量小巧,造型别致。园林小品既能美化环境,丰富园趣,为游人提供文化休息和公共活动的方便,又能使游人从中获得美的感受和良好的教益。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功能与类型 中国古典园林是建筑、山池、园艺、绘画、雕刻以至诗文等多种艺术的综合体。其作用,一方面具有可观、可居,另一方面使园林移步换景、渐入佳境,同时,更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在我国现存的古典园林中,保存了大量的建筑艺术瑰宝。它不仅是人们审美要求的体现,也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化、权力的象征,具有不可替代的功用价值。可见,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文化博大精深。下面,结合古代园林建筑实际情况,就古典园林建筑的功能和类型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功能 园林建筑按照所属性质和地域的不同,风格也有很大的不同。皇家园林建筑体量大,装饰豪华,色彩金碧辉煌,表现出恢弘的皇家气派。而江南园林建筑突出“玲珑、活泼、通透、淡雅”,将秀丽、雅致的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风格迥异,但建筑在园林中的作用却基本相同,主要概括三个方面:一是突出其实用性。根据人们的休憩及活动需要而设置,如亭、榭,即可供人停留赏景,又可以按需要兼做小卖亭、游船码头等用途。二是强调其独特性。配合园内风景布局形成的游览路线,在人们视线所达不到地方,园林建筑以其有利的位置和独特的造型,为人们展现出一幅幅或动或静的自然风景画,并与廊、墙、路等形成一定的活动路线。三是提升其园林意境。我国园林通常在园名、匾额、楹联中反映出其意境来。正如《红楼梦》中说大观园:“若大景致,若是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从而营造了园林意境。 二、园林建筑的特点 经过上述功能分析,可以看出,园林建筑有如下特点: 1、使用和造景,具有观赏和被观赏的特点。园林建筑既要满足各种活动和使用上的要求,又要符合园林景物布局原则,同时,也要给人们带来感官上的愉悦。因此,园林建筑既是物质产品,也是艺术作品,这就要求园林建筑要适合游人在或动或静中观景,又要使景色富于变化,达到步移景易的效果。 2 、为环境服务,与自然景致充分结合。我国古典园林一般以自然山水作为景观构图的主题,建筑只为观赏风景和点缀风景而设置。园林建筑是人工因素,与自然因素有对立的一面,但如果处理得当,也可使自然环境增添情趣,这就要求园林建筑的设置要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地貌,做到布局上依形就势。这种自然美与人工美的高度统一,正是中国古典园林不断追求的境界。 3、园林建筑独立性和组合性。我国的古典园林建筑一般体量较小,按大小、形状不同,具有不同的功能,根据使用上的需要,既可独立设置,又可用廊、墙、路等不同的建筑组合成一个群体,这种组合群体形成了富于变化的建筑外形轮廓,使建筑与风景相得益彰。 三、我国古典园林建筑的类型及应用 中国古典园林在设计时采用了浓厚民族风格的各种建筑物,将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因此,其类型十分丰富,主要有亭、廊、榭、桥、墙、舫以及花架、小品等多种类型。 1、园亭。是供游人休息和观景的园林建筑。它的特点是周围开敞,在造型上相对小而集中,常与山、水、绿化结合起来组景,作为园林中“点景”的一种手段。亭的体量虽不大,但形式多样,其造型取决于它的平面形状、平面组合和屋顶形式。亭具有丰富变化的屋顶形象和轻巧、空灵的屋身以及随意布置的特点,很适合“观景”和“点景”建筑的需要。单体亭的形式有四方亭、圆亭、多角亭等形体,在亭与亭、廊、墙、房屋的结合上,又创造出了重檐、三重檐、攒尖顶、歇山顶及组合亭等。亭多布置于主要的观景点和风景点上,或作为主体建筑陪衬。在规模较小的私家园林中,亭常常成为组景的主体和园林艺术构图的中心。在一些风景游览胜地,则成产增加自然山水美感的重要点缀。设计中经常运用“对景”、“框景”、“借景”等手法,创造风景画面。 2、园廊。屋檐下的过道及其延伸成独立的有顶的过道称为廊。它不仅是联系室内外的建筑,还常成为各个建筑之间的联系通道,是园林内游览路线的组成部分。它既有遮荫蔽雨、休息、交通联系的功能,又起组织景观、分隔空间、增加风景层次的作用。廊的形式和设计手法丰富多样。按结构形式分有双面空廊、单面空廊、复廊、双层廊和单支柱廊等五种,按造型及所处环境可分为直廊、曲廊、回廊、抄手廊、爬山廊、叠落廓、水廊、桥廊等。 3、水榭。它是供游人休息、观赏风景的临水园林建筑。其典型形式是在水边架起平台,平台一部分架在岸上,一部分伸入水中。平台跨水部分以梁、柱凌空架设于水面上。平台临水部分围绕低平的栏杆,或设鹅颈靠椅供坐憩凭依。平台靠岸部分建有长方形的单位建筑,面水的一侧是主要观景方向,常用落地门窗,开敞通透。既可在窒内观景,也可到平台上游憩眺望。屋顶一般为造型优美的卷棚歇山式。 4、园桥。即园林中的桥,可以联系风景点的水陆交通,组织游览线路,变换观赏视线,点缀水景,增加水面层次,兼有交通和艺术欣赏的双重作用。园桥在造园艺术上的价值,往往超过交通功能。在自然山水园林中,桥的布置同园林的总体布局、道路系统、水体面积、水面的分隔或聚合等密切相关。其位置和体形要和景观相协调。大水面架桥宜宏伟壮丽,小水面架桥宜轻盈质朴。水面宽广,桥宜较高并加栏杆,水面狭窄,桥宜较低并可不设栏杆。水陆高差相近,宜平桥贴水,过桥有凌波信步亲切之感,水体清澈明净,桥的轮廓需考虑倒影,地形平坦,桥的轮廓宜有起伏,以增加景观的变化。园桥的基本形式有平桥、拱桥、亭桥、廊桥、汀步等。 5、园墙。园墙在园林中起划分内外范围、分隔内部空间和遮挡劣景的作用。精巧的园墙还可装饰园景。中国古典园林中,按材料和构造可分为版筑墙、乱石墙、白粉墙等。分隔院落多用白粉墙,墙头配以青瓦。用白粉墙衬托山石、花木,犹如在白纸上绘制山水花卉,意境尤佳。园墙的设置多与地形结合,平坦的地形多建成平墙,坡地或山地则就势建成阶梯形,为了避免单调,有的建成波浪形的云墙。此外,中国古典园林中,园墙还通常设有洞门、洞窗、漏窗以及砖瓦花格进行装饰。 6、舫。依照船的造型建在水面上的园林建筑物。供游玩宴饮、观赏水景之用。舫是中国人民从现实生活中模拟、提练出来的建筑形象。处身其中宛如乘船荡漾于水中。舫的前半部多三面临水,船首常设有平桥与岸相连。舫的基本形式同真船相似,一般分为船头、中舱、尾 人民从现实生活中模拟、提练出来的建筑形象。处身其中宛如乘船荡漾于水中。舫的前半部多三面临水,船首常设有平桥与岸相连。舫的基本形式同真船相似,一般分为船头、中舱、尾舱三部分。船头作成敞棚,供赏景用,中舱最矮,是主要供休息、宴饮的场所,舱的两侧开长窗,坐在里面有宽广的视野,后部尾舱最高,一般分为两层,下实上虚,上层状似楼阁,四面开窗以便远眺。舱顶一般作成船篷样,首尾舱顶则为歇山式样,轻盈舒展,成为园林中的重要景观。 7、园林小品。是园林中供休息、装饰、照明、展示和为园林管理及方便游人之用的小型建筑设施。一般没有内部空间,体量小巧,造型别致。园林小品既能美化环境,丰富园趣,为游人提供文化休息和公共活动的方便,又能使游人从中获得美的感受和良好的教益。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中国传统建筑之中国古典园林 论文关键词:园林 艺术 意境 布局 雕塑 论文摘要:简要介绍了中国园林的发展及分类,从意境、园林创作方法、相地、布局、借景、雕塑等方面对中国园林的艺术进行了探讨和分析,指出中国的造园艺术以追求自然境界为最高和最终目的,包含着中国文化的内蕴,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历史造就的艺术珍品。 园林是我国传统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注重利用自然地形开池引水、推山叠石而使之“有高有低、有曲有深”并且“自成天然之趣”。另外在建筑物的配置上也尽量顺应自然,随高就低、蜿蜒曲折而不拘一格,从而使建筑与自然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起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效果。中国园林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园林体系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不以创造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具体园林形象为最终目的。它追求的是意境,实质上是造园主内心情感、哲理体验及其形象联想的最大限度的凝聚物,又是欣赏者在联想与想象中的最大限度驰骋的再创造过程。 1中国园林的发展及分类 在一定的地域运用工程技术和艺术手段,通过改造地形(或进一步筑山、叠石、理水)、种植树木花草、营造建筑和布置园路等途径创作而成的美的自然环境和游憩境域,就称为园林。园林包括庭园、宅园、小游园、花园、公园、植物园、动物园等,随着园林学科的发展,还包括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或国家公园的游览区以及休养胜地。 “园林”一词,见于西晋以后诗文中,如西晋张翰《杂诗》有“暮春和气应,白日照园林”句;北魏杨玄之《洛阳伽蓝记》评述司农张伦的住宅时说:“园林山池之美,诸王莫及。”唐宋以后,“园林”一词的应用更加广泛,常用以泛指以上各种游憩地带。 园林不只是作为游憩之用,而且具有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功能。植物可以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净化空气,减轻污染;可以调节空气的温度、湿度,改善小气候;还有减弱噪声和防风、防火等防护作用。尤为重要的是园林在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有益作用。游憩在景色优美和安静的园林中,有助于消除长时间工作带来的紧张和疲乏,使脑力、体力得到恢复。园林中的文化、游乐、体育、科普教育等活动,更可以丰富知识和充实人们的精神生活。 园林可分为两大类:利用原有自然风致,修整开发,开辟路径,布置园林建筑,不费人事之工就可形成的自然园林。如唐代王维的惘川别业是将私家别墅营建在具山林湖水之胜的天然山谷区,可称为山林别墅;四川松潘县的九寨沟,具有优美风景的大范围自然区域,称为自然风景区;如泰山、黄山、武夷山等,开发历史悠久,有文物古迹、神话传说、宗教艺术等内容的,称为风景名胜区。人工园林,即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为改善生态、美化环境、满足游憩和文化生活需要而创造的环境。 2中国园林的艺术 2. 1意境 在中国文化土壤上孕育出来的园林艺术,同中国的文学、绘画有密切的关系。园林意境这个概念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东晋一唐宋年间。当时的文艺思潮是崇尚自然,出现了山水诗、山水画和山水游记。园林创作也发生了转折,从以建筑为主体转向以自然山水为主体;自然的流露成为设计园林的指导思想,因而产生了园林意境问题。 中国园林艺术是自然环境、建筑、诗、画、楹联、雕塑等多种艺术的综合。园林意境产生于园林境域的综合艺术效果,给予游赏者以情意方面的信息,唤起以往的记忆联想,产生物外情、景外意。 2.2园林创作方法 园林意境创作必须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对特定环境与景物所适宜表达的情意作详细的体会与观察。如人们常以柳丝比女性、比柔情;以古柏比将军、比坚贞。比、兴不当,就不能表达事物寄情的特点。同时,还要体察人微,善于发现。在这样的过程中,心有所得,才能开始立意设计。 2. 3园林相地 1)园基选择不拘朝向,其重点应着眼于造景的有利条件,例如是否有山林可依,是否有水系可通,有无利用原有大树、植被等条件。2)必须在勘察过程中同时展开造景构图的设想,不仅注意地形(如方、圆、偏、正),而且要注意地势(如“环曲”“铺云”等动向趋势),以及“培高控低”利用的可能性,克服地形、地貌上的缺点来筹划方案等。3)必须重视水文和水源的梳理问题,尤其是园林建筑布局必须联系园林理水,建筑才能获得有水面配合的优越性。4)选地也必须考虑建园的目的性。城市土地虽不是很好的造园环境,但鉴于便利园主同时享城市生活,还是可以选用的;如选乡村土地造园,要便于眺望田野景趣,如选定不利于野眺的地位,就是相地的失败。5)要十分重视原有大树等的保存和利用。 2. 4园林布局 园林布局是园林设计总体规划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根据计划确定所建园林的性质、主题、内容,结合选定园址的具体情况,进行总体的立意构思,对构成园林的各种重要因素进行综合的全面安排,确定它们的位置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总之园林布局要因地制宜,布局要顺应自然,充分利用原有的地貌。 2.5借景 有意识地把园外的景物“借”到园内视景范围中来。借景是中国园林艺术的传统手法。一座园林的面积和空间是有限的,为了扩大景物的深度和广度,丰富游赏的内容,除了运用多样统一、迂回曲折等造园手法外,造园者还常常运用借景的手法。 借景种类:1)近借。在园中欣赏园外近处的景物。2)远借。在不封闭的园林中看远处的景物,例如靠水的园林,在水边眺望开阔的水面和远处的岛屿。3)邻借。在园中欣赏相邻园林的景物。4)互借。两座园林或两个景点之间彼此借资对方的景物。5)仰借。在园中仰视园外的峰峦、峭壁或邻寺的高塔。6)俯借。在园中的高视点,俯瞰园外的景物。7)应时借。借一年中的某一季节或一天中某一时刻的景物,主要是借天文景观、气象景观、植物季相变化景观和即时的动态景观。 借景方法:1)开辟赏景透视线,对于赏景的障碍物进行整理或去除,譬如修剪掉遮挡视线的树木枝叶等。2)提升视景点的高度,使视景线突破园林的界限,取俯视或平视远景的效果。在园中堆山,筑台,建造楼、阁、亭等,让游者放眼远望,欲穷千里目。3)借虚景,如圆明园四十景中的“上下天光”,都俯借了“天光云影”。 2.6雕塑 园林雕塑配合园林构图,多数位于室外,题材广泛。园林雕塑通过艺术形象可反映一定的社会时代精神,表现一定的思想内容,既可点缀园景,又可成为园林某一局部甚至全园的构图中心。 中国古代园林很早就有雕塑装饰。汉武帝时建章宫北太液池畔曾有石鱼、石龟、石牛、织女,还有铜仙人立于神明台上。现在颐和园宫门前的铜狮,庭院中布置的铜鹤、铜鹿,既是造型优美的艺术珍品,又是庭院的组成部分。中国园林中“特置”的山石,虽然不是人工雕塑物,也起雕塑物的作用。 总之,中国古典园林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它被举世公认为世界园林之母,也是世界四大园林体系之一,其造园手法已经被西方国家推崇和模仿。 中国的造园艺术,以追求自然境界为最高和最终目的,它包含着中国文化的内蕴,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史造就的艺术珍品,是一个民族内在品格的写照,同时也是今天需要发展与继承的事业。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中国古典园林与书法之关联初探 摘要中国古典园林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综合凝聚体,融合中国传统建筑、园艺、诗画、书法于一体,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承载着农耕自然经济时代中国人的最高栖居理想。阐述了园林与书法在其源流、空间关系、意境表达的关联,同时园林还是名家翰墨之宝库,汇集了历代名家的墨迹和异彩纷呈的书体样式,创造了文气氤氲的园林环境,雅化了建筑空间。而这些都验证了中国古典园林的根基本质上是之于建筑、山水、植物之上的文化内涵,书法恰好是延续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古典园林以“诗意的栖居”为优秀意义,并以此在世界造园中独树一帜。 关键词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书法;空间;意境 园林是为游览观赏、起居理事、读书养性等而建,包括山、水、石、动植物与厅、堂、馆、榭、轩、楼、台、阁、亭、廊、路、桥等各种建筑物的综合场所。它兼生态学、植物学、工程技术学,并融建筑、绘画、雕塑、书法、文学艺术、金石艺术于一体,达到了完美的境界,有“中国文化四绝”之一的称誉。造园追求“生境”、“画境”、“意境”3种艺术境界,而又以“意境”为最终目标。“意境”就是情景交融,是主观感情与客观外在的有机统一,在这一点上,中国古典园林与绘画、诗文、书法有着共同的艺术追求[1]。所以,中国古典园林是用具体的形象将诗情画意体现出来,使游览者不但在游园的过程中感受到它的美,而且还从中吸取中国古代园林所折射出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领略传统书法的境界,在人生的旅途中去创造更加美好的事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中国古典园林,具有广泛的包容性,这主要表现在与其他传统文化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如古典园林与书法就有着密切的关系。 1渊源及历史轨迹——从功能到审美 人类来自大自然,定居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里程碑。在广阔的天地自然之间,人类需要为自己营造一处舒适、美好的“家园”——园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仅需要语言,更需要文字,在中国又将其升华为——书法。人台囿肇始,便于祈福佑民,饲养动植物;文字之初,其于记述事件,撰文立法安邦。之后随其应用之广泛之深入,其从功能性向其审美性转换,形成特定的园林艺术和人文艺术。社会政治经济之于园林和人文书法反映了该时代的群体学识修养及社会文化思潮,是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体现,反映了不同时代的韵味风流:“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清尚态”,与古典园林的各时代的意境不谋而合,这也正是古典园林的发展简史[2]。 2空间关系 园林与书法是两种不同形态的艺术,但两者之间在空间表达上又可以有交叉、渗透和综合。园林中可以通过廊、桥、亭、台、榭等元素将建筑群联系起来构成空间体,并配以乔、灌、藤、草本,假以山石、水体以达到空间的变化。书法是以点线为基本构成元素集合而成,当点线组合成了字,就成了点线索框进的一块空间,书法中线条的变化,黑与白的相互穿插,形成了书法艺术中特有的空间变化[3-5]。 2.1空间的对比 老子曰:“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在中国传统的建筑中,可以看到造型的炫耀常常让位于精彩绝伦的空间转换,拆掉了四面无承重作用的隔墙,中国的建筑原来只是一个开敞的厅或廊,它实有的部分使人感觉只是暂存的假象,而一切的实都是指向“空白”。园林中以建筑、山水、植物来组成控制空间,建筑与植物形成硬软的对比,山与水形成阴阳的对比、虚实的对比。而就光植物的配置及其空间组合上亦有“疏可走马,密不通风”之说。 书法作品中存在着大量对比关系,例如:黑与白、实与虚、大与小、轻与重、正与侧、俯与仰、向与背、浓与淡、枯与湿、疏与密、放与收、缓与急、上与下等,书法的创作过程就是在统一中寻求着对比关系。在书法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可以运用不同的运笔方式,将草、楷、行不同字体融合到同一作品中,字体可以通过其自身的轴线,将侧、偏、正统一到一起。例如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与其他作品风格迥然不同,出现了许多其他作品所没有的特点,如轴线的弯折,字结构的欹侧和大小错落,空间的疏密对比等,使人一眼便能与其他作品区分开。 2.2韵律与章法 园林韵律常指构图中的有组织的变化和有规律的重复,使变化与重复形成有节奏的韵律感,从而可以给人以美的感受。在园林设计中常用的韵律手法有多种形式,如:连续的韵律、渐变的韵律、起伏的韵律、交错的韵律等。例如在我国古典园林中就有许多这样的设计手法,北京故宫建筑群的三重空间组合,起伏跌宕,给人一种层层推进的感受,传达出起伏的节奏和韵律美;南方园林中以院落空间的穿插,借助厅、廊、水榭等进行连接,表现的是一种交错的韵律感;徽州民居的白墙黑瓦,表现的是一种错落有致的节奏感和韵律美。园林的节奏和韵律还表现为园林内部空间之韵。一座园林的内部由许多小的空间组合而成,空间的形状、大小、明暗、开合等变化万千而又整体和谐。人们在园林审美时,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步移景异,一方面保留着对前一个空间的记忆,另一方面又怀着对下一个空间的期待,从而充分显露出园林艺术的空间理性的时间化特征。即人们只有置身于空间序列的时间变化中,才能真正感受和体悟园林艺术之神韵。 书法艺术中另外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章法,主要指字与字之间的大小比例,行与行之间的间隔距离,题款的位置,上下、天地大小以及左右边空白的宽窄等。在书法的全篇布局中,纵横各有自身统一的轴线,文字与书写载体相得益彰,浑然一体,重心平稳,布白匀称,气韵生动,如诗,如画,如音乐,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章法的布局中,“均衡”是第一位的,是章法的和谐与整体美的重要体现。若一幅书法作品在章法上失去了平衡,就会由视觉上的重心偏离而造成心理上的重心偏离,自然也就失去了和谐之美。均衡大体上分为两类:动态平衡与静态平衡。静态平衡是指沿着中心轴左右构成对称的状态,两侧相同或相似。动态平衡是指在变化中求得平衡的形式。静态平衡在心理上偏于严谨和理性,因而具有庄严肃穆之感。而动态平衡则偏于感性,因而具有生动活泼之感轴线的变化、布白的疏密,字内、字外空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使得书法作品中的空间节奏感更为强烈。在大的统一中,既有自身的独立性,又具有个体的独立性。 园林与书法在其韵律和章法上都是在空间上追求在创作上、审美上的协调统一,并且在技法和表达方式上不难找到他们的相似之处。 2.3空间与时间的关系 书法空间的性质真正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第二类空间——由用笔的复杂运动而带来的三维空间,这里,时间和空间已不是一种引带关系、一种先后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它们互为依存,互为制约,去掉时间特征,空间立即消失,去掉空间特征,空间不留下任何痕迹,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共同制约着书法整体布局的变化。书法空间是一种完整的视觉空间,时间则是相对线条的流动。从空间到时间的感觉转换,意味着书法的欣赏将从复杂多变的形式构成转向单一线条的流动。这种转换使人们的视点由多方位的收缩引向一种单线条的流动;使观赏者的审美心理进程在张与弛、紧与松等方面不断地变化。且书迹无论其以甲骨、金、竹简、石碑、绢、纸的形式留存,均能理清其历史痕迹,并感悟其弥久弥美。园林如同书法一样,有前序、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尾,意蕴丰富,韵味无穷。在中国传统的园林设汁中,可以看到有亭、台、榭等通透的建筑物。在传统建筑实体中,结构形式采用梁柱式、穿斗式等,除去起到承重作用的墙、窗,可以使外部空间与内部空间任意的流动、穿透。文人雅士为了在园中创造出和自然相象的山水,巧妙地利用景观,将石、水、植物各个不同的景观元素结合在一起,利用借景、对景、隔景等手法,来布置各个景观元素,通过实体的围合,围绕着园中“空白”的主题来组织空间、布置空间、创造空间和扩大空间。园林的又一特质为其四季在其植物的花、叶、果、枝干所表现出的季相变化。并且随着园林时代的久远,其所呈现的林相景观也有所不同,生态系统更趋完善[6]。 2.4艺术创作 书法和园林在艺术创作手法上是相通的,意在笔先。书法在书写的过程中更着重于第一笔,而在园林设计方案的创作中也是将空间的利用和处理作为首要考虑的问题。书法空间的设计与建筑空间的布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代,书法与园林设计理念的碰撞与交融,被当代园林设计师重新认识和利用。只有从传统的文化艺术中吸取文化精髓,继承园林设计中的传统设计手法,将两者交融贯通,才能设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园林[7]。 3意境的表达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衡量园林艺术格调高低的尺度。伍蠡甫先生在他的《中国画论研究》中给意境的释义是:“意境是中国绘画艺术的实践及理论以及中国文艺创作与批评方面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属于审美意识或美感的领域,是客观存在的审美对象对艺术家、文学家的思想、感情所唤起的能力反映”,概括的说,意境是文艺创作中艺术追求的极致,在建筑领域中是一种理想的艺术境界。“一拳代山,一勺代水”的苏州园林,以其飘逸潇洒、空灵婉约的气质让人沉醉,给人欢乐,而最具诗意的书法匾联又给“身临其境”的氛围作了最淋漓尽致的表达。“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园林意境的感知,必须是园林环境所具有的高品味打动了人的心灵,引发出人的深思、联想、寄情、比兴把属于审美意识的主客观对象联系起来,情景交融,物我共化。因此,造园要由有修养、有文化的人完成,才能达到“诗意的栖居”。实际上造园者大多属于有才能得不到发挥,便以纵情放浪、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反抗其束缚的人,“越名教而任自然”,在欣赏山水花木的同时,调节心理状态,逸居乐道,寄情山水,傲王侯,轻功名,物我同一,主客相契,形成“难得糊涂”的境界。因此,他们在园林设计、园名、景名中倾注自己的心血,体现自己的学识,映射其内涵和意蕴,让人观后流连忘返,回味无穷[8]。 孙过庭《书谱》:“王羲之写《乐毅》则情多佛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史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说明人的情绪、思想能在书法中得以表达。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旭之书既书自己之情感,亦表自然之形象,更借此形象暗示自己对其之情感。这些形象在其书法里不是对事物的刻画,而是情景交融的意境。“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正如《辞海》的界定:意境是“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客观图景与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具有虚实相生、意与境谐、深邃幽远的审美特征,能使读者产生想象和联想,如身入其境,在思想情感上受到感染。” 4书法与园林的融合 书法艺术作为园林的装饰物,刻题记、题额、诗文嵌于墙上,刻匾额高悬于屋檐之下,将碑刻、石碣放于建筑之外,刻楹联悬挂于柱中,建筑楹联也只是园林书法的一部分。建筑书法多出自于名家之手,文字采用真、草、隶、篆,其风格或古朴,或典雅、或诡异、或流美、或雍容。以阴刻或阳刻,刻于石材与木料之上,还有金属铜铁铸成。使跃跃于纸上的文字、文学形式,“入木三分”地与园林融为一体,成为园林画龙点睛之笔,成为中华文化不朽之作[9]。 园林中的丛帖碑刻、匾额楹联、诗文图画,不仅是园林中景观的绝妙点缀,他们本身就具有文物鉴赏价值,具有古雅之美。“四面荷花三面柳,一成山色半成湖”,这是山东济南大明湖沧浪亭的对联;杭州西湖的岳王庙有七言对“千秋冤狱莫须有,百战忠魂归去来”;岳墓中有“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它歌颂岳飞尽忠报国的功绩,痛斥秦桧一伙的罪行,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北京颐和园建筑楹联多不胜数,其中澄爽斋有“芝砌春光,兰池夏气;菊含秋馥,桂映冬荣”,这副对联把皇家园林四季的琪花瑶草茂盛开放,一年的风光不改葱茏的景色写得十分生动;更有百字以上的楹联,云南昆明大观楼有长达180字的对联,作者以工整的楷书,生动形象地描写大观楼的景色,写景生情,增加了建筑的观瞻性。 5结语 就中国古典园林与书法而言,最能代表其艺术水平的,当属意境的创造。而这意境的创造源于广袤的自然,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是以祖国壮丽的河山、秀美的乡土为蓝本的,它既寄托着对大自然的向往与追求,又蕴藏着对中华大地的赞颂与热爱。而书法以中国悠悠绵长的文化为基石,同时融入我国的哲学观、审美观。它们的高度艺术成就所显示的美,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是我们所追求的,园林同中国的文学、书画等艺术一样,“师法自然而高于自然”。古典园林之所以吸引人,不仅是因为有美丽的自然景观、人为景观,更重要的是其深厚的历史轨迹、人文色彩。因此,要想了解中国古典园林,规划设计出更完美的园林,就需要具备很高的文化艺术修养,造园艺术的实践,也丰富了传统文化的美学内涵。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浅议中国古典园林与书法之关联 摘要:中国古典园林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综合凝聚体,融合中国传统建筑、园艺、诗画、书法于一体,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承载着农耕自然经济时代中国人的最高栖居理想。阐述了园林与书法在其源流、空间关系、意境表达的关联,同时园林还是名家翰墨之宝库,汇集了历代名家的墨迹和异彩纷呈的书体样式,创造了文气氤氲的园林环境,雅化了建筑空间。而这些都验证了中国古典园林的根基本质上是之于建筑、山水、植物之上的文化内涵,书法恰好是延续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古典园林以“诗意的栖居”为优秀意义,并以此在世界造园中独树一帜。 关键词: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书法;空间;意境 园林是为游览观赏、起居理事、读书养性等而建,包括山、水、石、动植物与厅、堂、馆、榭、轩、楼、台、阁、亭、廊、路、桥等各种建筑物的综合场所。它兼生态学、植物学、工程技术学,并融建筑、绘画、雕塑、书法、文学艺术、金石艺术于一体,达到了完美的境界,有“中国文化四绝”之一的称誉。造园追求“生境”、“画境”、“意境”3种艺术境界,而又以“意境”为最终目标。“意境”就是情景交融,是主观感情与客观外在的有机统一,在这一点上,中国古典园林与绘画、诗文、书法有着共同的艺术追求[1]。所以,中国古典园林是用具体的形象将诗情画意体现出来,使游览者不但在游园的过程中感受到它的美,而且还从中吸取中国古代园林所折射出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领略传统书法的境界,在人生的旅途中去创造更加美好的事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中国古典园林,具有广泛的包容性,这主要表现在与其他传统文化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如古典园林与书法就有着密切的关系。 1渊源及历史轨迹——从功能到审美 人类来自大自然,定居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里程碑。在广阔的天地自然之间,人类需要为自己营造一处舒适、美好的“家园”——园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仅需要语言,更需要文字,在中国又将其升华为——书法。人台囿肇始,便于祈福佑民,饲养动植物;文字之初,其于记述事件,撰文立法安邦。之后随其应用之广泛之深入,其从功能性向其审美性转换,形成特定的园林艺术和人文艺术。社会政治经济之于园林和人文书法反映了该时代的群体学识修养及社会文化思潮,是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体现,反映了不同时代的韵味风流:“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清尚态”,与古典园林的各时代的意境不谋而合,这也正是古典园林的发展简史[2]。 2空间关系 园林与书法是两种不同形态的艺术,但两者之间在空间表达上又可以有交叉、渗透和综合。园林中可以通过廊、桥、亭、台、榭等元素将建筑群联系起来构成空间体,并配以乔、灌、藤、草本,假以山石、水体以达到空间的变化。书法是以点线为基本构成元素集合而成,当点线组合成了字,就成了点线索框进的一块空间,书法中线条的变化,黑与白的相互穿插,形成了书法艺术中特有的空间变化[3-5]。 2.1空间的对比 老子曰:“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在中国传统的建筑中,可以看到造型的炫耀常常让位于精彩绝伦的空间转换,拆掉了四面无承重作用的隔墙,中国的建筑原来只是一个开敞的厅或廊,它实有的部分使人感觉只是暂存的假象,而一切的实都是指向“空白”。园林中以建筑、山水、植物来组成控制空间,建筑与植物形成硬软的对比,山与水形成阴阳的对比、虚实的对比。而就光植物的配置及其空间组合上亦有“疏可走马,密不通风”之说。 书法作品中存在着大量对比关系,例如:黑与白、实与虚、大与小、轻与重、正与侧、俯与仰、向与背、浓与淡、枯与湿、疏与密、放与收、缓与急、上与下等,书法的创作过程就是在统一中寻求着对比关系。在书法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可以运用不同的运笔方式,将草、楷、行不同字体融合到同一作品中,字体可以通过其自身的轴线,将侧、偏、正统一到一起。例如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与其他作品风格迥然不同,出现了许多其他作品所没有的特点,如轴线的弯折,字结构的欹侧和大小错落,空间的疏密对比等,使人一眼便能与其他作品区分开。 2.2韵律与章法 园林韵律常指构图中的有组织的变化和有规律的重复,使变化与重复形成有节奏的韵律感,从而可以给人以美的感受。在园林设计中常用的韵律手法有多种形式,如:连续的韵律、渐变的韵律、起伏的韵律、交错的韵律等。例如在我国古典园林中就有许多这样的设计手法,北京故宫建筑群的三重空间组合,起伏跌宕,给人一种层层推进的感受,传达出起伏的节奏和韵律美;南方园林中以院落空间的穿插,借助厅、廊、水榭等进行连接,表现的是一种交错的韵律感;徽州民居的白墙黑瓦,表现的是一种错落有致的节奏感和韵律美。园林的节奏和韵律还表现为园林内部空间之韵。一座园林 的内部由许多小的空间组合而成,空间的形状、大小、明暗、开合等变化万千而又整体和谐。人们在园林审美时,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步移景异,一方面保留着对前一个空间的记忆,另一方面又怀着对下一个空间的期待,从而充分显露出园林艺术的空间理性的时间化特征。即人们只有置身于空间序列的时间变化中,才能真正感受和体悟园林艺术之神韵。 书法艺术中另外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章法,主要指字与字之间的大小比例,行与行之间的间隔距离,题款的位置,上下、天地大小以及左右边空白的宽窄等。在书法的全篇布局中,纵横各有自身统一的轴线,文字与书写载体相得益彰,浑然一体,重心平稳,布白匀称,气韵生动,如诗,如画,如音乐,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章法的布局中,“均衡”是第一位的,是章法的和谐与整体美的重要体现。若一幅书法作品在章法上失去了平衡,就会由视觉上的重心偏离而造成心理上的重心偏离,自然也就失去了和谐之美。均衡大体上分为两类:动态平衡与静态平衡。静态平衡是指沿着中心轴左右构成对称的状态,两侧相同或相似。动态平衡是指在变化中求得平衡的形式。静态平衡在心理上偏于严谨和理性,因而具有庄严肃穆之感。而动态平衡则偏于感性,因而具有生动活泼之感轴线的变化、布白的疏密,字内、字外空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使得书法作品中的空间节奏感更为强烈。在大的统一中,既有自身的独立性,又具有个体的独立性。 园林与书法在其韵律和章法上都是在空间上追求在创作上、审美上的协调统一,并且在技法和表达方式上不难找到他们的相似之处。 2.3空间与时间的关系 书法空间的性质真正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第二类空间——由用笔的复杂运动而带来的三维空间,这里,时间和空间已不是一种引带关系、一种先后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它们互为依存,互为制约,去掉时间特征,空间立即消失,去掉空间特征,空间不留下任何痕迹,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共同制约着书法整体布局的变化。书法空间是一种完整的视觉空间,时间则是相对线条的流动。从空间到时间的感觉转换,意味着书法的欣赏将从复杂多变的形式构成转向单一线条的流动。这种转换使人们的视点由多方位的收缩引向一种单线条的流动;使观赏者的审美心理进程在张与弛、紧与松等方面不断地变化。且书迹无论其以甲骨、金、竹简、石碑、绢、纸的形式留存,均能理清其历史痕迹,并感悟其弥久弥美。园林如同书法一样,有前序、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尾,意蕴丰富,韵味无穷。在中国传统的园林设汁中,可以看到有亭、台、榭等通透的建筑物。在传统建筑实体中,结构形式采用梁柱式、穿斗式等,除去起到承重作用的墙、窗,可以使外部空间与内部空间任意的流动、穿透。文人雅士为了在园中创造出和自然相象的山水,巧妙地利用景观,将石、水、植物各个不同的景观元素结合在一起,利用借景、对景、隔景等手法,来布置各个景观元素,通过实体的围合,围绕着园中“空白”的主题来组织空间、布置空间、创造空间和扩大空间。园林的又一特质为其四季在其植物的花、叶、果、枝干所表现出的季相变化。并且随着园林时代的久远,其所呈现的林相景观也有所不同,生态系统更趋完善[6]。 2.4艺术创作 书法和园林在艺术创作手法上是相通的,意在笔先。书法在书写的过程中更着重于第一笔,而在园林设计方案的创作中也是将空间的利用和处理作为首要考虑的问题。书法空间的设计与建筑空间的布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代,书法与园林设计理念的碰撞与交融,被当代园林设计师重新认识和利用。只有从传统的文化艺术中吸取文化精髓,继承园林设计中的传统设计手法,将两者交融贯通,才能设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园林[7]。 3意境的表达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衡量园林艺术格调高低的尺度。伍蠡甫先生在他的《中国画论研究》中给意境的释义是:“意境是中国绘画艺术的实践及理论以及中国文艺创作与批评方面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属于审美意识或美感的领域,是客观存在的审美对象对艺术家、文学家的思想、感情所唤起的能力反映”,概括的说,意境是文艺创作中艺术追求的极致,在建筑领域中是一种理想的艺术境界。“一拳代山,一勺代水”的苏州园林,以其飘逸潇洒、空灵婉约的气质让人沉醉,给人欢乐,而最具诗意的书法匾联又给“身临其境”的氛围作了最淋漓尽致的表达。“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园林意境的感知,必须是园林环境所具有的高品味打动了人的心灵,引发出人的深思、联想、寄情、比兴把属于审美意识的主客观对象联系起来,情景交融,物我共化。因此,造园要由有修养、有文化的人完成,才能达到“诗意的栖居”。实际上造园者大多属于有才能得不到发挥,便以纵情放浪、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反抗其束缚的人,“越名教而任自然”,在欣赏山水花木的同时,调节心理状态,逸居乐道,寄情山水,傲王侯,轻功名,物我同一,主客相契,形 成“难得糊涂”的境界。因此,他们在园林设计、园名、景名中倾注自己的心血,体现自己的学识,映射其内涵和意蕴,让人观后流连忘返,回味无穷[8]。 孙过庭《书谱》:“王羲之写《乐毅》则情多佛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史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说明人的情绪、思想能在书法中得以表达。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旭之书既书自己之情感,亦表自然之形象,更借此形象暗示自己对其之情感。这些形象在其书法里不是对事物的刻画,而是情景交融的意境。“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正如《辞海》的界定:意境是“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客观图景与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具有虚实相生、意与境谐、深邃幽远的审美特征,能使读者产生想象和联想,如身入其境,在思想情感上受到感染。” 4书法与园林的融合 书法艺术作为园林的装饰物,刻题记、题额、诗文嵌于墙上,刻匾额高悬于屋檐之下,将碑刻、石碣放于建筑之外,刻楹联悬挂于柱中,建筑楹联也只是园林书法的一部分。建筑书法多出自于名家之手,文字采用真、草、隶、篆,其风格或古朴,或典雅、或诡异、或流美、或雍容。以阴刻或阳刻,刻于石材与木料之上,还有金属铜铁铸成。使跃跃于纸上的文字、文学形式,“入木三分”地与园林融为一体,成为园林画龙点睛之笔,成为中华文化不朽之作[9]。 园林中的丛帖碑刻、匾额楹联、诗文图画,不仅是园林中景观的绝妙点缀,他们本身就具有文物鉴赏价值,具有古雅之美。“四面荷花三面柳,一成山色半成湖”,这是山东济南大明湖沧浪亭的对联;杭州西湖的岳王庙有七言对“千秋冤狱莫须有,百战忠魂归去来”;岳墓中有“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它歌颂岳飞尽忠报国的功绩,痛斥秦桧一伙的罪行,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北京颐和园建筑楹联多不胜数,其中澄爽斋有“芝砌春光,兰池夏气;菊含秋馥,桂映冬荣”,这副对联把皇家园林四季的琪花瑶草茂盛开放,一年的风光不改葱茏的景色写得十分生动;更有百字以上的楹联,云南昆明大观楼有长达180字的对联,作者以工整的楷书,生动形象地描写大观楼的景色,写景生情,增加了建筑的观瞻性。 5结语 就中国古典园林与书法而言,最能代表其艺术水平的,当属意境的创造。而这意境的创造源于广袤的自然,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是以祖国壮丽的河山、秀美的乡土为蓝本的,它既寄托着对大自然的向往与追求,又蕴藏着对中华大地的赞颂与热爱。而书法以中国悠悠绵长的文化为基石,同时融入我国的哲学观、审美观。它们的高度艺术成就所显示的美,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是我们所追求的,园林同中国的文学、书画等艺术一样,“师法自然而高于自然”。古典园林之所以吸引人,不仅是因为有美丽的自然景观、人为景观,更重要的是其深厚的历史轨迹、人文色彩。因此,要想了解中国古典园林,规划设计出更完美的园林,就需要具备很高的文化艺术修养,造园艺术的实践,也丰富了传统文化的美学内涵。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浅析中国古典园林与书法之关联 摘要:中国古典园林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综合凝聚体,融合中国传统建筑、园艺、诗画、书法于一体,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承载着农耕自然经济时代中国人的最高栖居理想。阐述了园林与书法在其源流、空间关系、意境表达的关联,同时园林还是名家翰墨之宝库,汇集了历代名家的墨迹和异彩纷呈的书体样式,创造了文气氤氲的园林环境,雅化了建筑空间。而这些都验证了中国古典园林的根基本质上是之于建筑、山水、植物之上的文化内涵,书法恰好是延续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古典园林以“诗意的栖居”为优秀意义,并以此在世界造园中独树一帜。 关键词: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书法;空间;意境 园林是为游览观赏、起居理事、读书养性等而建,包括山、水、石、动植物与厅、堂、馆、榭、轩、楼、台、阁、亭、廊、路、桥等各种建筑物的综合场所。它兼生态学、植物学、工程技术学,并融建筑、绘画、雕塑、书法、文学艺术、金石艺术于一体,达到了完美的境界,有“中国文化四绝”之一的称誉。造园追求“生境”、“画境”、“意境”3种艺术境界,而又以“意境”为最终目标。“意境”就是情景交融,是主观感情与客观外在的有机统一,在这一点上,中国古典园林与绘画、诗文、书法有着共同的艺术追求[1]。所以,中国古典园林是用具体的形象将诗情画意体现出来,使游览者不但在游园的过程中感受到它的美,而且还从中吸取中国古代园林所折射出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领略传统书法的境界,在人生的旅途中去创造更加美好的事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中国古典园林,具有广泛的包容性,这主要表现在与其他传统文化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如古典园林与书法就有着密切的关系。 1渊源及历史轨迹——从功能到审美 人类来自大自然,定居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里程碑。在广阔的天地自然之间,人类需要为自己营造一处舒适、美好的“家园”——园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仅需要语言,更需要文字,在中国又将其升华为——书法。人台囿肇始,便于祈福佑民,饲养动植物;文字之初,其于记述事件,撰文立法安邦。之后随其应用之广泛之深入,其从功能性向其审美性转换,形成特定的园林艺术和人文艺术。社会政治经济之于园林和人文书法反映了该时代的群体学识修养及社会文化思潮,是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体现,反映了不同时代的韵味风流:“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清尚态”,与古典园林的各时代的意境不谋而合,这也正是古典园林的发展简史[2]。 2空间关系 园林与书法是两种不同形态的艺术,但两者之间在空间表达上又可以有交叉、渗透和综合。园林中可以通过廊、桥、亭、台、榭等元素将建筑群联系起来构成空间体,并配以乔、灌、藤、草本,假以山石、水体以达到空间的变化。书法是以点线为基本构成元素集合而成,当点线组合成了字,就成了点线索框进的一块空间,书法中线条的变化,黑与白的相互穿插,形成了书法艺术中特有的空间变化[3-5]。 2.1空间的对比 老子曰:“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在中国传统的建筑中,可以看到造型的炫耀常常让位于精彩绝伦的空间转换,拆掉了四面无承重作用的隔墙,中国的建筑原来只是一个开敞的厅或廊,它实有的部分使人感觉只是暂存的假象,而一切的实都是指向“空白”。园林中以建筑、山水、植物来组成控制空间,建筑与植物形成硬软的对比,山与水形成阴阳的对比、虚实的对比。而就光植物的配置及其空间组合上亦有“疏可走马,密不通风”之说。 书法作品中存在着大量对比关系,例如:黑与白、实与虚、大与小、轻与重、正与侧、俯与仰、向与背、浓与淡、枯与湿、疏与密、放与收、缓与急、上与下等,书法的创作过程就是在统一中寻求着对比关系。在书法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可以运用不同的运笔方式,将草、楷、行不同字体融合到同一作品中,字体可以通过其自身的轴线,将侧、偏、正统一到一起。例如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与其他作品风格迥然不同,出现了许多其他作品所没有的特点,如轴线的弯折,字结构的欹侧和大小错落,空间的疏密对比等,使人一眼便能与其他作品区分开。 2.2韵律与章法 园林韵律常指构图中的有组织的变化和有规律的重复,使变化与重复形成有节奏的韵律感,从而可以给人以美的感受。在园林设计中常用的韵律手法有多种形式,如:连续的韵律、渐变的韵律、起伏的韵律、交错的韵律等。例如在我国古典园林中就有许多这样的设计手法,北京故宫建筑群的三重空间组合,起伏跌宕,给人一种层层推进的感受,传达出起伏的节奏和韵律美;南方园林中以院落空间的穿插,借助厅、廊、水榭等进行连接,表现的是一种交错的韵律感;徽州民居的白墙黑瓦,表现的是一种错落有致的节奏感和韵律美。园林的节奏和韵律还表现为园林内部空间之韵。一座园林 的内部由许多小的空间组合而成,空间的形状、大小、明暗、开合等变化万千而又整体和谐。人们在园林审美时,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步移景异,一方面保留着对前一个空间的记忆,另一方面又怀着对下一个空间的期待,从而充分显露出园林艺术的空间理性的时间化特征。即人们只有置身于空间序列的时间变化中,才能真正感受和体悟园林艺术之神韵。 书法艺术中另外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章法,主要指字与字之间的大小比例,行与行之间的间隔距离,题款的位置,上下、天地大小以及左右边空白的宽窄等。在书法的全篇布局中,纵横各有自身统一的轴线,文字与书写载体相得益彰,浑然一体,重心平稳,布白匀称,气韵生动,如诗,如画,如音乐,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章法的布局中,“均衡”是第一位的,是章法的和谐与整体美的重要体现。若一幅书法作品在章法上失去了平衡,就会由视觉上的重心偏离而造成心理上的重心偏离,自然也就失去了和谐之美。均衡大体上分为两类:动态平衡与静态平衡。静态平衡是指沿着中心轴左右构成对称的状态,两侧相同或相似。动态平衡是指在变化中求得平衡的形式。静态平衡在心理上偏于严谨和理性,因而具有庄严肃穆之感。而动态平衡则偏于感性,因而具有生动活泼之感轴线的变化、布白的疏密,字内、字外空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使得书法作品中的空间节奏感更为强烈。在大的统一中,既有自身的独立性,又具有个体的独立性。 园林与书法在其韵律和章法上都是在空间上追求在创作上、审美上的协调统一,并且在技法和表达方式上不难找到他们的相似之处。 2.3空间与时间的关系 书法空间的性质真正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第二类空间——由用笔的复杂运动而带来的三维空间,这里,时间和空间已不是一种引带关系、一种先后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它们互为依存,互为制约,去掉时间特征,空间立即消失,去掉空间特征,空间不留下任何痕迹,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共同制约着书法整体布局的变化。书法空间是一种完整的视觉空间,时间则是相对线条的流动。从空间到时间的感觉转换,意味着书法的欣赏将从复杂多变的形式构成转向单一线条的流动。这种转换使人们的视点由多方位的收缩引向一种单线条的流动;使观赏者的审美心理进程在张与弛、紧与松等方面不断地变化。且书迹无论其以甲骨、金、竹简、石碑、绢、纸的形式留存,均能理清其历史痕迹,并感悟其弥久弥美。园林如同书法一样,有前序、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尾,意蕴丰富,韵味无穷。在中国传统的园林设汁中,可以看到有亭、台、榭等通透的建筑物。在传统建筑实体中,结构形式采用梁柱式、穿斗式等,除去起到承重作用的墙、窗,可以使外部空间与内部空间任意的流动、穿透。文人雅士为了在园中创造出和自然相象的山水,巧妙地利用景观,将石、水、植物各个不同的景观元素结合在一起,利用借景、对景、隔景等手法,来布置各个景观元素,通过实体的围合,围绕着园中“空白”的主题来组织空间、布置空间、创造空间和扩大空间。园林的又一特质为其四季在其植物的花、叶、果、枝干所表现出的季相变化。并且随着园林时代的久远,其所呈现的林相景观也有所不同,生态系统更趋完善[6]。 2.4艺术创作 书法和园林在艺术创作手法上是相通的,意在笔先。书法在书写的过程中更着重于第一笔,而在园林设计方案的创作中也是将空间的利用和处理作为首要考虑的问题。书法空间的设计与建筑空间的布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代,书法与园林设计理念的碰撞与交融,被当代园林设计师重新认识和利用。只有从传统的文化艺术中吸取文化精髓,继承园林设计中的传统设计手法,将两者交融贯通,才能设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园林[7]。 3意境的表达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衡量园林艺术格调高低的尺度。伍蠡甫先生在他的《中国画论研究》中给意境的释义是:“意境是中国绘画艺术的实践及理论以及中国文艺创作与批评方面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属于审美意识或美感的领域,是客观存在的审美对象对艺术家、文学家的思想、感情所唤起的能力反映”,概括的说,意境是文艺创作中艺术追求的极致,在建筑领域中是一种理想的艺术境界。“一拳代山,一勺代水”的苏州园林,以其飘逸潇洒、空灵婉约的气质让人沉醉,给人欢乐,而最具诗意的书法匾联又给“身临其境”的氛围作了最淋漓尽致的表达。“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园林意境的感知,必须是园林环境所具有的高品味打动了人的心灵,引发出人的深思、联想、寄情、比兴把属于审美意识的主客观对象联系起来,情景交融,物我共化。因此,造园要由有修养、有文化的人完成,才能达到“诗意的栖居”。实际上造园者大多属于有才能得不到发挥,便以纵情放浪、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反抗其束缚的人,“越名教而任自然”,在欣赏山水花木的同时,调节心理状态,逸居乐道,寄情山水,傲王侯,轻功名,物我同一,主客相契,形 成“难得糊涂”的境界。因此,他们在园林设计、园名、景名中倾注自己的心血,体现自己的学识,映射其内涵和意蕴,让人观后流连忘返,回味无穷[8]。 孙过庭《书谱》:“王羲之写《乐毅》则情多佛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史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说明人的情绪、思想能在书法中得以表达。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旭之书既书自己之情感,亦表自然之形象,更借此形象暗示自己对其之情感。这些形象在其书法里不是对事物的刻画,而是情景交融的意境。“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正如《辞海》的界定:意境是“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客观图景与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具有虚实相生、意与境谐、深邃幽远的审美特征,能使读者产生想象和联想,如身入其境,在思想情感上受到感染。” 4书法与园林的融合 书法艺术作为园林的装饰物,刻题记、题额、诗文嵌于墙上,刻匾额高悬于屋檐之下,将碑刻、石碣放于建筑之外,刻楹联悬挂于柱中,建筑楹联也只是园林书法的一部分。建筑书法多出自于名家之手,文字采用真、草、隶、篆,其风格或古朴,或典雅、或诡异、或流美、或雍容。以阴刻或阳刻,刻于石材与木料之上,还有金属铜铁铸成。使跃跃于纸上的文字、文学形式,“入木三分”地与园林融为一体,成为园林画龙点睛之笔,成为中华文化不朽之作[9]。 园林中的丛帖碑刻、匾额楹联、诗文图画,不仅是园林中景观的绝妙点缀,他们本身就具有文物鉴赏价值,具有古雅之美。“四面荷花三面柳,一成山色半成湖”,这是山东济南大明湖沧浪亭的对联;杭州西湖的岳王庙有七言对“千秋冤狱莫须有,百战忠魂归去来”;岳墓中有“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它歌颂岳飞尽忠报国的功绩,痛斥秦桧一伙的罪行,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北京颐和园建筑楹联多不胜数,其中澄爽斋有“芝砌春光,兰池夏气;菊含秋馥,桂映冬荣”,这副对联把皇家园林四季的琪花瑶草茂盛开放,一年的风光不改葱茏的景色写得十分生动;更有百字以上的楹联,云南昆明大观楼有长达180字的对联,作者以工整的楷书,生动形象地描写大观楼的景色,写景生情,增加了建筑的观瞻性。 5结语 就中国古典园林与书法而言,最能代表其艺术水平的,当属意境的创造。而这意境的创造源于广袤的自然,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是以祖国壮丽的河山、秀美的乡土为蓝本的,它既寄托着对大自然的向往与追求,又蕴藏着对中华大地的赞颂与热爱。而书法以中国悠悠绵长的文化为基石,同时融入我国的哲学观、审美观。它们的高度艺术成就所显示的美,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是我们所追求的,园林同中国的文学、书画等艺术一样,“师法自然而高于自然”。古典园林之所以吸引人,不仅是因为有美丽的自然景观、人为景观,更重要的是其深厚的历史轨迹、人文色彩。因此,要想了解中国古典园林,规划设计出更完美的园林,就需要具备很高的文化艺术修养,造园艺术的实践,也丰富了传统文化的美学内涵。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形式和风格 简介: 中国 古典园林自成一体,有其独特的风格。封建的儒家与宗教思想在中国园林中的深远 影响 。 关键字:建筑特点 建筑形式 建筑风格 文化 前言 使用和造景,观赏和被观赏的双重性,园林建筑既要满足各种园林活动和使用上的要求,又是园林景物之一;既是物质产品,也是 艺术 作品。但园林建筑给人精神上的感受更多。因此,艺术性要求更高,除要求具有观赏价值外,还要求富有诗情画意。 园林建筑是与园林环境及 自然 景致充分结合的建筑,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地形及环境的有利条件。任何建筑设计时都应考虑环境,而园林建筑更甚,建筑在环境中的比重及分量应按环境构图要求权衡确定,环境是建筑创作的出发点。 我国古典园林一般以自然山水作为景观构图的主题,建筑只为观赏风景和点缀风景而设置。园林建筑是人工因素,它与自然因素之间似有对立的一面,但如果处理得当,也可统一起来,可以在自然环境中增添情趣,增添生活气息。园林建筑只是整体环境中的一个协调、有机的组成部分,它的责任只能是突出自然的美,增添自然环境的美。这种自然美和人工美的高度统一,正是中国人在园林艺术上不断追求的境界。 东西方园林之中,建筑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他是满足人们生活享受和观赏风景所必须的。西方园林中,如法国的古典主意园林,意大利的庄园、府邸和宫殿往往集中式布置,层数一般两到三层,可以居高临下俯瞰全国景色。在中国园林中为满足可行、可观、可居、可游的要求,需配置相应的廊、亭、堂、榭、阁等建筑。从我国 发展 史来看,园林中建筑密度越来越高,生活居住气息越来越浓。当然建筑也不纯粹作为居游的生活需要来设置,它本身也是供人欣赏的景物之组成部分,融合在园林的自然景色中。自然景色若有人工建筑做适当的点缀,可现出神采而富有魅力,为景观添色。 一、古典园林建筑的特点 建筑与环境的结合首先是要因地制宜,力求与基址的地形、地势、地貌结合,作到总体布局上依形就势,并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地貌。 其次是建筑体体量是宁小勿大。因为自然山水中,山水为主,建筑是从。与大自然相比,建筑物的相对体量和绝对尺度以及景物构成上所占的比重都是很小的。 另一要求是园林建筑在平面布局与空间处理上都力求活泼,富于变化。设计中推敲园林建筑的空间序列和组织好观景路线格外突出。建筑的内外空间交汇地带,常常是最能吸引人的地方,也常是人感情转移的地方。虚与实、明与暗、人工与自然的相互转移都常在这个部位展开。依次过度空间就显得非常重要。中国园林建筑常用落地长窗、空廊、敞轩的形式作为这种交融的纽带。这种半室内、半室外的空间过渡都是渐变的,是自然和谐的变化,是柔和的、交融的。 为解决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 问题 ,中国园林建筑还应考虑自然气候、季节的因素。因此中国南北园林各有特点。比如江南园林中有一种鸳鸯厅是结合自然气候、季节最好的离子,其建筑一分为二,一面向北,一面向南,分别适应冬夏两季活动。 总之,园林建筑设计要把建筑作为一种风景要素来考虑,使之和周围的山水、岩石、树木等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优美景色。而且风景是主体,建筑是其中一部分。 二、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形式 廊有覆盖的通道称廊。廊的特点狭长而通畅,弯曲而空透,用来连结景区和景点,它是一种既“引”且“观”的建筑。狭长而通畅能促人生发某种期待与寻求的情绪,可达到“引人入胜”的目的;弯曲而空透可观赏到千变万化的景色,因为由可以步移景异。此外,廊柱还具有框景的作用。 亭子是园林中最常见的建筑物。主要供人休息观景,兼做景点。无论山岭际,路边桥头都可建亭。亭子的形式千变万化,若按平面的形状分,常见的有三角亭、方亭、圆亭、矩形亭和八角亭;按屋顶的形式有掂尖亭、歇山亭;按所处位置有桥亭、路亭、井亭、廊亭。总之它可以任凭造园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去丰富它的造型,同时为园林增添美景。 堂往往成封闭院落布局,只是正面开设门窗,它是园主人起居之所。一般来说,不同的堂具有不同的功能,有用作会客之用,有用作宴请、观戏之用,有的则是书房。因此各堂的功能按具体情况而定,相互间不尽相同。 厅堂是私家园林中最主要的建筑物。常为全园的布局中心,是全园精华之地,众景汇聚之所。厅堂依惯例总是坐南朝北。从堂向北望,是全山最主要的景观面,通常是水池和池北叠山所组成的山水景观。观赏面朝南,使主景处在阳光之下,光影多变,景色明朗。厅堂与叠山分居水池之南北,摇摇相对,一边人工,一边天然,既是绝妙的对比。厅的功能多作聚会、宴请、赏景之用,其多种功能集于一体。因此厅的特点:造型高大、空间宽敞、装修精美、陈设富丽,一般前后或四周都开设门窗,可以在厅中静观园外美景。厅又有四面厅、鸳鸯厅之分,主要厅堂多采用四面厅,为了便于观景,四周往往不作封闭的墙体,而设大面积隔扇、落地长窗,并四周绕以回廊。鸳鸯厅是用屏风或罩将内部一分为二,分成前后两部分,前后的装修、陈设也各具特色。鸳鸯厅的优点是一厅同时可作两用,如前作庆典后作待客之用,或随季节变化,选择恰当位置待客、起坐。另外,赏荷的花厅和观鱼的厅堂多临水而建,一般前有平台,供观赏者在平台上自由选择目标,尽情游赏。 榭常在水面和花畔建造,藉以成景。榭都是小巧玲珑、精致开敞的建筑,室内装饰简洁雅致,近可观鱼或品评花木,远可极目眺望,是游览线中最佳的景点,也是构成景点最动人的建筑形式之一。 阁是私家园林中最高的建筑物,供游人休息品茗,登高观景。阁一般有两层以上的屋顶,形体比楼更空透,可以四面观景。 舫为水边或水中的船形建筑,前后分作三段,前舱较高,中舱略低,后舱建二层楼房,供登高远眺。前端有平?与岸相连,模仿登船之跳板。由于防不能动又称不系舟。防在水中,使人更接近于水,身临其中,使人有荡漾于水中之感,是园林中供人休息、游赏、饮宴的场所。但是舫这种建筑,在 三、 中国 古典园林建筑的风格 1、表现含蓄 含蓄效果就是中国古典园林重要的建筑风格之一。追求含蓄乃与我国诗画 艺术 追求含蓄有关,在绘画中强调 “意贵乎远,境贵乎深”的艺术境界;在园林中强调曲折多变,含蓄莫测。这种含蓄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其一,其意境是含蓄的;其二,从园林布局来讲,中国园林往往不是开门见山,而是曲折多姿,含蓄莫测。往往巧妙地通过风景形象的虚实、藏露、曲直的对比来取得含蓄的效果。如首先在门外以美丽的荷花池、桥等景物把游人的心紧紧吸引住,但是围墙高筑,仅露出园内一些屋顶、树木和圆内较高的建筑,看不到里面全景,这就会使人引起暇想,并引起了解园林景色的兴趣。北京颐和园既是如此,颐和园入口处利用大殿,起掩园主景(万寿山、昆明湖)之作用,通过大殿,才豁然开朗,见到万寿山和昆明湖,那山光水色倍觉美不胜收。江南园林中,漏窗往往成为含蓄的手段,窗外景观通过漏窗,隐隐约约,这就比一览无余地看有生趣得多。如苏州留园东区以建筑庭园为主,其东南角环以走廊,临池面置有各种式样的漏窗、敞窗,使园景隐露于窗洞中,当游人在此游览时,使人左右逢源,目不暇接,妙趣横生。而今天有许多好心肠的人,唯恐游者不了解,水池中装了人工大鱼,熊猫馆前站着泥塑熊猫,如做着大广告,与含蓄两字背道而驰,失去了中国园林的精神所在,真太煞风景。鱼要隐现方妙,熊猫馆以竹林引胜,渐入佳境,游者反多增趣味。 2、强调意境 中国古典园林追求的“意境“二字,多以 自然 山水式园林为主一般来说,园中应以自然山水为主体,这些自然山水虽是人作,但是要有自然天成之美,有自然天成之理,有自然天成之趣。在园林中,即使有密集的建筑,也必须要有自然的趣味。为了使园林有可望、可行、可游、可居之地,园林中必须建筑各种相应的建筑,但是园林中的建筑不能压倒或破坏主体,而应突出山水这个主体,与山水自然融合在一起,力求达到自然与建筑有机的融合,并升华成一件艺术作品。这中间建筑对意境的表现手法如:承德避暑山庄的烟雨楼,乃仿浙江嘉兴烟雨楼之意境而筑,这座古朴秀雅的高楼,每当风雨来临时,即可形成一幅淡雅素净的“山色空蒙雨亦奇”的诗情画意图,见之令人身心陶醉。 园林意境的创作 方法 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和深远的文化根源。融情入境的创作方法,大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体物”的过程。即园林意境创作必须在调查 研究 过程中,对特定环境与景物所适宜表达的情意作详细的体察。事物形象各自具有表达个性与情意的特点,这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如人们常以柳丝比女性、比柔情;以花朵比儿童或美人;以古柏比将军、比坚贞。比、兴不当,就不能表达事物寄情的特点。不仅如比,还要体察入微,善于发现。如以石块象征坚定性格,则卵石、花石不如黄石、盘石,因其不仅在质,亦且在形。在这样的体察过程中,心有所得,才开始立意设计。 “意匠经营”的过程。在体物的基础上立意,意境才有表达的可能。然后根据立意来规划布局,剪裁景物。园林意境的丰富,必须根据条件进行“因借”。计成《园冶》中的“借景”一章所说“取景在借”,讲的不只是构图上的借景,而且是为了丰富意境的“因借”。凡是晚钟、晓月、樵唱、渔歌等无不可借,计成认为“触情俱是”。 “比”与“兴”。是中国先秦 时代 审美意识的表现手段。《文心雕龙》对比、兴的释义是:“比者附也;兴者起也。”“比是借他物比此物”,如“兰生幽谷,不为无人而不芳”是一个自然现象,可以比喻人的高尚品德。“兴”是借助景物以直抒情意,如“野塘春水浸,花坞夕阳迟”景中怡悦之情,油然而生。“比”与“兴”有时很难绝然划分,经常连用,都是通过外物与景象来抒发、寄托、表现、传达情意的方法。 3、突出宗教迷信和封建礼教 中国古典建筑与神仙崇拜和封建礼教有密切关系,在园林建筑上也多有体现。汉代是园林中多有“楼观”,就是因为当时人们都认为神仙喜爱住在高处。另外还有一种重要的体现,皇家建筑的雕塑装饰物上才能看到的吻兽。吻兽既是人们对龙的崇拜,创造的多种神兽的总称。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开端的象征;炎黄子孙崇拜的图腾;龙所具有的那种威武奋发、勇往直前和所向披靡、无所畏惧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理想的象征和化身。龙文化是中华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人们仍可见到“龙文化”在新建的仿古建筑上展示,如今的龙文化(装饰)不仅仅是为了“避邪”;而且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在海内外,凡饰有“龙避邪”的,一定是华人宅府),凝聚了民族的魂之所在。吻兽排列有着严格的规定,按照建筑等级的高低而有数量的不同,最多的是故宫太和殿上的装饰。这在中国宫殿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显示了至高无上的重要地位。在其它古建筑上一般最多使用九个走兽。这里有严格的等级界限,只有金銮宝殿(太和殿)才能十样齐全。中和殿、保和殿都是九个。其它殿上的小兽按级递减。天安门上也是九个小兽。北京故宫的金銮宝殿“太和殿”,是封建帝王的朝廷,故小兽最多。金銮殿是“庑殿”式建筑,有1条正脊,8条垂脊, 4条围脊,总共有13条殿脊。吻兽坐落在殿脊之上,在正脊两端有正吻2只,因它口衔正脊,又俗称吞脊兽。在大殿的每条垂脊上,各施垂兽1只,8条脊就有8只。在垂兽前面是1行跑兽,从前到后,最前面的领队是一个骑风仙人,然后依次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行什,共计10只。8条垂脊就有80只。此外,在每条围脊的两端还各有合角吻兽2只,4条围脊共8只。这样加起来,就有大小吻兽106只了。如果再把每个殿角角梁上面的套兽算进去,那就共有114只吻兽了。而皇帝居住和处理日常政务的乾清宫,地位仅次于太和殿,檐角的小兽为9个。坤宁宫原是皇后的寝宫,小兽为7个。妃嫔居住的东西六宫,小兽又减为5个。有些配殿,仅有1个。古代的宫殿多为木质结构,易燃。传说这些小兽能避火。由于神化动物的装饰,使帝王的宫殿成为一座仙阁神宫。 因此吻兽是中国古典建筑中一种特有的雕塑装饰物。因为吻兽是皇家特有的,所以也是一种区分私家和皇家园林及建筑的一种方法。 4、平面布局简明有 规律 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布局方面有一种简明的组织规律,这就是每一处住宅、宫殿、官衙、寺庙等建筑,都是由若干单座建筑和一些围廊、围墙之类环绕成一个个庭院而组成的。一般地说,多数庭院都是前后串连起来,通过前院到达后院,这是中国封建 社会 “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思想意识的产物。家中主要人物,或者应和外界隔绝的人物(如贵族家庭的少女),就往往生活在离外门很远的庭院里,这就形成一院又一院层层深入的空间组织。同时,这种庭院式的组群与布局,一般都是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沿着纵轴线(也称前后轴线)与横轴线进行设计。比较重要的建筑都安置在纵轴线上,次要房屋安置在它左右两侧的横轴线上,北京故宫的组群布局和北方的四合院是最能体现这一组群布局原则的典型实例。这种布局是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和礼教制度密切相关的。它最便于根据封建的宗法和等级观念,使尊卑、长幼、男女、主仆之间在住房上也体现出明显的差别。这是封建礼教在园林建筑布局上的体现。 5、地域文化不同园林建筑风格有异 洛阳自古以牡丹闻名,园林中多种植花卉竹木,尤以牡丹、芍药为盛,对比之下,亭台楼阁等建筑的设计疏散。甚至有些园林只在花期是搭建临时的建筑,称“幕屋”、“市肆”。花期一过,幕屋、市肆皆被拆除,基本上没有固定的建筑。 而扬州园林,建筑装饰精美,表现细腻。这是因为,扬州园林的建造时期多以清朝乾隆年间为主,建造者许多都是当时巨商和当地官员所建。目的是炫耀自己的财富、粉饰太平,因此带有鲜明的功利性。扬州园林在审美情趣上,更重视形式美的表现。这也与一般的江南私家园林风格不同,江南园林自唐宋以来追求的都是淡泊、深邃含蓄的造圆风格。 四.结论 纵观中国古典园林 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表现在古典园林中的这种具有古代中国人审美特征的园林观,绝不仅仅限于造型和色彩上的视觉感受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对人类征服大自然的心理描述,而更重要的还是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即通过园林艺术对人的生活环境的调节,来把握人本身的存在特征和意义。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试析中国古典园林意境之表现 论文摘要:中国园林在崇尚自然的同时,还有其独到之处,便是阐释文化中的深远意境。本篇试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将中国古典园林之“境界”略加归纳、描述与阐释。 论文关键词:中国 古典园林 美学绘画 意境 引言 文化是园林的灵魂,特色为风景的生命,园林作为其造型艺术出现,应有其“道”作为灵魂。这个道指文化层次而言。对于园林来说,它的功能是以观赏和游憩为主的,从游赏者的审美观赏运动出发造景,借助诗文绘画进行审美点化,创造一个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人)艺术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 一中国园林之“意” 周谷城先生说,“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就成为历史,在艺术作品中实现,就叫做意境”。中国山水画和书法艺术讲究“意在笔先”,中国园林也注意此艺术手法。“意”即立意构思,立意就是设计者根据环境、功能、文脉等因素凝聚提炼出的设计意图。园林是通过艺术形象来传递意境的造型艺术,自古文人造园尤其在于寄托情怀。立意既关系到设计的目的,又是在设计过程中采用各种构图手法的根据,组景没有立意,构图将是空洞形式堆砌,而一个好的园林设计,不仅要有立意,而且要善于抓住设计中的主要矛盾,其所立意既解决了园林内部的功能问题,又具有较高的艺术思想境界。园林是自然的一个空间境域,与文学、绘画有相异之处。园林意境寄情于自然物及其综合关系之中,情生于境而又超出由之所激发的境域事物之外,给感受者以余味或遐想余地。 如同东方艺术一样,中国园林多用“意象”寓意,用“具象”显神,以象征抒怀,还常用匾额对联点题。“立象以尽意”,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意境”的问题。意境是文艺作品中描绘的生活图景和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意境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们思维中的一种抽象造型观念,用以指导人们对好的形象联想。唐诗人王维设计“辋川别业”,配合山川形成不同景区,“文杏为梁,香茅为宇”,并以诗画情趣八园,因画意而成景。白居易建“庐山草堂”,以显廉洁。汉武帝建“一池三山”园林,为了追求超脱尘世的神仙境界。苏州沧浪亭楹联为“清风明胃本无价,近水遥山皆有情”。 园林意境创始时代的代表人物,如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陶渊明、王羲之、谢灵运、孔稚圭到唐宋时期的王维、柳宗元、白居易、欧阳修等人既是文学家、艺术家,又是园林创作者或风景开发者。陶渊明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去体现恬淡的意境。被誉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所经营的辋川别业,充满了诗情画意。 用文墨点题立意抒发感情,是中国园林的特色之一。传统园林艺术与古典诗画关系之密切已是定论。中国园林如同诗歌绘画一样,有其深远意境,这种意境是诗情画意通过景物表达其所蕴藏的艺术境界,即园林意境,它是由现实的景观所产生的“想象”与“联想”。近代学者王国维指出:“文人造园如作文,讲究鲜明的立意,使情与景统,意与象统一,形成意境。”这中国园林属于山水风致园,加上植被绿化,更富有诗情画意。“四面有山皆入画,一年无日不看花”,苏轼提倡以诗情入画,他的“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已几乎成为后世文人画所追求的准则了。 二“意境”之创作手法 “象存境中、境生象外”是园林艺术中审美意境的主旨,渗透着主体情致的完整和谐的空间,它既是“实”的空间,又是“虚”的或称“心灵的空间,二者互渗互补,契合而成令人品味不尽的审美境界。 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写道:“虚中有实者、或山穷水尽处,一折而豁然开朗,或轩阁设厨处,一开而可通别院。实中有虚者,开门于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实无也。设矮栏杆墙头,如上有月台,而虚实也……”所谓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其目的无非是造成一种幻觉,生出一种奇境。清初笪重光认为意境的基本特征是:虚实相生,有无相成,画面有“神境生,妙境成”。这是对绘画的表达,其实也适用于中国园林。这其中包含两个方面的创作手法,其一,无论中国园林品类有多少,就其哲学基本精神而言,则讲究其“道”,这“道”由园林的实体与空间所蕴涵而成,老庄之“道”就是一种有“大美”而“不言”的“虚”。这种园林之“虚”,实际上是人们在游园时所体悟到的因实景而引起的精神之升华。其二,在园林空间布局中处处涉及虚实,运用“借景”、“虚景”等手法使迂回曲折的景色变化无穷。 “虚”和“无”,并不是真正的空,乃是容纳了万物的精神性的“实有”。于物而言,指的是内含于境象中的意,于人,便是主体的情思,“实”和“有”,也非是具体客观的存在物,而且是包含精神内容的通透的实有存在。因此,虚与实的统一相生,成为优秀的审美特质和构成原则。在园林中,建筑物和自然山水以实相的角色表达着主体的现实生活环境和状态,它起着枢纽的作用,决定着园林意境的整体生成。对于自然起“化实为虚”、“化虚为实”。 另一方面,它又能将主体的情与自然的景酝酿合一,实现“反虚入浑”的境界。中国山水画中亭台楼阁桥等,皆以化实为虚,成为透空的部分,不是实有的部分,反而为山水中留出虚实、留出空白,茅屋瓦房的作用皆是如此。因此,园中的建筑物并不是完全的透空,它能“通望周博,以畅远情”,人在“空虚”的氛围中收纳了它,并营造出广阔的心理空间使之弥留,再创造出新鲜各异、饱含韵味、即物即真的美感体验。另外如园林中堆土成山,“未山先麓,自然地势之嶙”。 最早出现的一种人工山水园意境构想,也是延续历史最久的一种园林布局方式,其立意是以大池为中心,象征东海;池中堆土(或磊石)为岛(一座或三座不等),象征传说中的海上仙山—— 蓬莱,方丈、瀛州。它使空旷平淡的水面产生变化,使景观层次丰富起来,在岛上观赏,刘碧波环绕于周围,可生“出尘离俗”之趣,园林中水面、镜面上的反射和映衬,都生出幻境,所谓“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及。静亦动,动亦静,变化万千,趣味无穷。 园林意境的创造是复杂的过程,也是景观设计的最高境界,要求设计者有深厚的文化艺术素养,对自然物和人类生活的无比热爱。其主要创作手法有借景、对比、比拟联想等。通过巧妙的“借景”、“虚景”的种种方式、技巧,使建筑群与自然山水的美沟通汇合起来,而形成一个更为自由开阔的有机整体的美。清代袁枚所筑的随园,园中“小仓山房”,“陈方丈大镜三,晶莹澄澈”,庭中花鸟树石,写影镜中,正是“望去空堂疑有路,照来如我竟无人”。各种借景丰富了园林景观层次和含义,不时更替的“虚景”成为园林生动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人畅怀于雨滴竹林和雾障楼台的虚实交映,感受自然轮回生化的美、光色风音变幻的美、烟气润物沁心的美。境随时变,气象景观的借取是加强景观艺术效果的常用手段,变化中带来无限意趣。杭州西湖有春晓、风荷、秋月、残雪之景等;宋代郭熙有“春山如笑、夏山如滴、秋山如妆、冬山如睡”之感受,其景象、意境各有不同;境随地变,赏月有梨花伴月、三潭印月、二泉印月、平湖秋月、石湖串月、象山水月之分;观雨有洪椿晓雨、榜岭春霖、花桥姻雨、潇湘夜雨、花洲话雨、蕉院听雨、山楼听雨之别。 三“意境”之表现手法 在体物的基础上立意,意境才有表达的可能。然后根据立意来规划布局,剪裁景物。园林意境的产生来源于具体真实的三 域,即物境(形),包括地形、山石、水体、植被、建筑等物质实体,而其形象又可随季节、时间、气候而变动。园林艺术的感染力综合于观者的感官。具体表现手法: (1) 香境:以植物体所散发的芳香为主要表现手段而达到的某种意境。植物千万种,各俱其味,“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说的就是自然花木的气味。香味之浓淡也各有千秋,香浓烈者称之为动境,所谓花香袭人;香淡雅者称之为为静境,如“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宋·林逋),非静境难以赏析。 (2)色境:以园林景物色彩的巧妙构图表达特定的意境,“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唐·杜牧),把自然景象的色彩表达得淋漓尽致。色境之奥秘在于,比文学、绘画多了一层三度空间,那就是旷与奥、高远、平远等视觉感受。 (3)声境:自然界万物俱声,松涛之声、雨打芭蕉、泉瀑飞溅之声等等,“南屏晚钟”表现出日落西山时山色之空明;“竹径无人风自响”(唐·王维)道出竹径之幽深,“松子声声打石床”(唐·李商隐)则勾勒出秋冬松林之景涩。声境中,诸如激流飞瀑、惊涛拍岸等喧闹之声为动境,而滴泉、涓涓细流、雨打蕉叶等声平者则多为以动衬静境。 (4)文境:中国园林总离不了中国诗文,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汤显祖所为《牡丹亭》而“游园”、“拾画”诸折,不仅是戏曲,而且是园林文学,又是教人怎样领会中国园林的精神实质。再者,中国园林的景题、楹联、匾额通过精美的书法艺术也为园林的意境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或对伟人丰功的赞颂,或对历史胜境的感慨,或对建筑景区的某种艺术意境概括。如承德避暑山庄的“如意洲、烟雨楼、千尺雪、万壑松风、水流云在、梨花伴月”等;苏蛐的狮子林和拙政园的“听雨轩、小沧浪、浮翠阁、松风亭、别有洞天、梧竹幽居、海棠春坞、柳萌路曲、荷风四面亭”等;北京颐和园的“涵虚、洗秋、留云、邀月门、写秋轩、画中游、湖山真意、大筛月亭、泼墨轩、惹浪亭、数帆楼”等。这些匾额意境深、回味长,很好地渲染了园林景物的气氛,给游人一种身临其境之感受。 (5)形境:园林风景是由许多景组成的,“所谓‘景’就是一个具有欣赏内容的单元,景是园林的灵魂”。运用植被通过设计,配置,形成多样景象。这就讲求到中国文化中的形式美,用泉池,花术,竹石,蜂峦,涧谷,亭阁,曲径,桥梁,天空,云雾……组成实物环境来再现自然美,或是移天缩地,笼溟渤岳镇于数亩之地,或是一拳之石而太华千寻,一勺之水而烟波万顷.就是用提炼概括和写仿寓意等手法,把种种自然美景集中到有限的空间中来,成为咫尺山林,并和居处紧密结台,便于游览欣赏。 清代钱泳在《覆园丛话》中说:“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最忌错杂,方称佳构。”诗有诗境,词有词境,曲有曲境,画有画境,音乐有音乐境,而造园之高明者,运文学绘画音乐诸境。意境是中国美学中最具民族特色的艺术理论概念,这一美学概念贯穿了唐以后的中国传统艺术发展的整个历史,渗透到几乎所有的艺术领域。 四结语 中国古典园林有其悠久的历史,在发展和变迁过程中,融合了中国农耕文明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宗教等因素,同时,它们也赋予了中国古典园林广泛而丰富的内涵。随着人们生活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园林环境的精神性要求也必然会越来越高,为了丰富园林景观的内在,必须讲求园林的意境美,在这点上,古典园林的意境美是值得当下国人借鉴和学习的。正东晋简文帝入华林园所说:“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有濠濮间想”,中国园林不仅具有审美观赏价值,且具有形神兼备的艺术特征。 中国园林的意境是同中国文化和艺术紧密相关,水乳交融,不可分割。其不是一个孤立的景象,不是一座孤立的建筑、一片有限的水面,而是有景外之景、弦外之音,在给游者更丰富的美的信息与感受的同时,呼唤出观者内心深处的共鸣。其意境深远,超凡脱俗,自成体系,别的任何国家的园林自然是无法比拟的。行文至此,不得不想起描述中国园林艺术的一句老生常谈——“凝固的诗,立体的画”,而诗画之韵则在真实之外了。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中国古典园林中的艺术文化内涵 摘 要:近些年来,随着大众审美品位及艺术需求的提高,开拓风景区和造园之事越来越受到重视,这应该是属于一种国家兴旺的现象。既然说是“开拓”,“造”,当然免不了人的愿望,而愿望则是社会意志、时代精神的传达,文化艺术的外在表现。 关键词:古典园林;艺术表现;自然;意境 1 “本于自然,高于自然”的艺术手法 “自然”一直是中国古典园林进行艺术创作的最高原则和审美标准。自然风景以山、水为地貌基础,以植被作装点。山、水、植物乃是构成自然风景的基本要素。但中国古典园林绝非一般地利用或者简单地摹仿这些构景要素的原始状态,而是有意识地加以改造、调整、加工等艺术化的处理手段进行再创造,从而表现一个精练概括的自然、典型化的自然。这就是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一个最主要的艺术表现手法--本于自然而有高于自然。中国的造园艺术从一开始就视自然为师为友。自然界的高山流水,郁木繁花,明晦的变化,空间的开合,无不成为中国古典园林的描摹对象。这种艺术再现的特点在构建园林山水和植物配置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全国各地现存的许多优秀的叠山作品,一般不过八九米,无论摹拟真山的全貌或截取真山的一角,都能够以小尺度而创造峰、峦、岭、壕、洞、谷、悬崖、峭壁等形象的写照。从它们的堆叠章法和构图经营上,可以看到天然山岳构成规律的概括、提炼。这种真山抽象化、典型化的缩移摹写充分展现了高与自然的艺术手法。 水体在大自然的景观构成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既有静止状态的美,有能显示流动状态的美,因而也是一个最活跃的因素。山与水的关系密切,山环水抱一向被认为是最佳的成景态势,也反映的阴阳相生的辨证哲理。园林内开凿的各种水体都是自然界的河、湖、溪、涧、泉、瀑等的艺术概括。人工理水务必做到“虽由人作,宛如天开”, 哪怕再小的水面亦必曲折有致,并利用山石点缀岸、矶,有的还故意做出一湾港、水口以显示源流脉脉、疏水若为无尽。稍大一些的水面,则必堆筑岛、堤、架设桥梁等。在有限的空间内尽量模仿天然水景的全貌,这就是“一勺则江湖万里”之立意。 园林植物配置尽管姹紫嫣红、争奇斗妍但都以树木为主调,因为翳然林木最能让人想到大自然丰富繁茂的景观。栽植树木不讲究成行成列,但亦非随意参差。往往以三株五株、虬枝古干而予人以蓊郁之感,运用少量树木的艺术概括而表现天然植被的气象万千。此外,观赏树木和花卉还按其形、色、香而“拟人化”,赋予不同的性格和品德,在园林造景中尽量显示其象征寓意。 总之,本于自然、高于自然是中国古典园林创作的主旨,目的在于运用艺术说法创造出一个概括、精练、典型而又不失其自然生态的山水环境。这样的创作又必须合乎自然之理,方能获致天成之趣。否则就不免流于矫揉造作,犹如买椟还珠、徒具抽象的躯壳而失却风景式园林的灵魂了。 2 建筑美与自然美融合 建筑美与自然美融合乃是中国园林的另一个主要特点。园林中为了适应主人居住,游憩生活的多方面的需要,里面的建筑物比较多,类型也复杂。凡举殿,堂,厅馆,轩,榭,亭,台等,不论其性质功能如何,都能与山水花木有机的组织在一系列风景画面之中,使建筑美与自然美融合起来,达到一种人工与自然高度协调的境界——天人谐和的境界。 中国传统木构建筑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也为建筑美与自然美的融合提供了优越条件。木框架结构的单体建筑,内墙外墙可有可无,空间可虚可实、可隔可透。园林里面的建筑物充分利用这种灵活性和随意性创造了千姿百态、生动活泼的外观形象,获得与自然环境的山、水、植物密切结合的多样性。中国景园建筑,不仅它的形象之丰富在世界范围内算得上首屈一指,而且还把传统建筑的化整为零、由单体组合为建筑群体的可变性发挥到了极致。它一反宫廷、坛庙、衙署、邸宅的严整、对称、整齐的格局,完全自由随宜、因山就水、高低错落,以这种千变万化的面上的铺陈更强化了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关系。同时,还利用建筑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通透、流动的可能性,把建筑物的小空间与自然界的大空间沟通起来。正如《园冶》所谓:“轩楹高爽,窗户虚邻,纳千顷之,收四时之烂熳”。 此外为了把建筑协调,融合于自然环境而创建出许多别致的建筑形象和细节处理,例如,临水“舫”或“船厅”即模仿的舟船的形式以突出园林的水乡风貌。江南地区水网密布,舟楫往来成为城乡最常见的景观,故园林中这种建筑形象也运用最多。廊本来是联系建筑物,划分空间的手段。园林里那些各式各样的廊子,好像纽带一般把人为的建筑与天成的自然贯穿联系起来。沿墙的空廊在一定的距离上故意拐一个弯而留出小天井,随宜点缀竹石芭蕉之类,顿成绝妙小景。那白粉墙上所开的种种漏窗,阳光透过,图案倍觉玲珑明澈。而在诸般样式的窗洞后面衬以山石数峰,花木几本,有如小品册页即所谓的“无心画”,“尺幅窗”的尤为精彩。 同时这种园林艺术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曲折隐晦的方式折射出人们企望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憧憬返朴归真的意愿。 3 园林中的意境创作 中国美学,首重意境,同一意境可以不同形式之艺术手法出之。诗有诗境,词有词境,曲有曲境,画有画境,音乐 有音乐境,而造园之高明者,运用文学绘画音乐诸意境于园林中,以山水花木,池馆亭台组合出之。人临其境,有诗有画,各臻其妙。 古典园林的意境,是比直观的园林景象更为深刻、更为高级的审美范畴。首先蕴含了造园者的人生态度,并通过精彩的园林景观打动游人,使其在园林中驻足,通过景物中的题咏,感悟到造园者所赋予景物的思想内涵。造园者自身的思想情感、意志品质等深层次的文化内容都凝聚在景物中,体现在园林的空间环境里。也就是通过眼前的具体景象,暗示更为深广的幽美境界,是“景有尽而意无穷”。这便是中国古典园林造园之精髓。 景与境是这种园林造景艺术中不同的两个空间范畴。景是实物空间,由建筑、山石、水体、树木所构筑而成,是有形、有尺度、有比例的,给人直接感知的空间;而境是景所带来的思想空间,是无形的、无限的,无比例、无尺度的,由景物而产生的想象空间。如“一勺知江湖万里,一峰则太华千仞”便是这两种空间相互关系的最好体现。景是物质的,而境是精神的。苏州古典园林,往往是通过模仿和想象而感悟到有限的空间里达到咫尺山林的感觉。如网师园水面较小,在设计时充分考虑了它的实际情况,水面聚而不分,仅在东南和西北角伸出水湾小涧,黄石池岸叠石处理成洞穴状,却能造成源头深远,使你感到此处水面与外界宽广的河流山涧相连,无形中扩大了水面的界线,给人于余韵未尽的印象。 园林意境的感知,产生于园林景物对游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的眼、鼻、耳3个感官上。作用于眼睛的主要为景物的外形、空间比例尺度、色彩、明暗,这些方面也是构成园林景观的主要部分。如“咫尺山林”、“小中见大”、“欲扬先抑”等效果。作用于鼻的,则主要体现在园林内植物的芳香,如“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说的是梅花的香味。拙政园的远香堂周围水面遍植荷花,荷花开时远远的就能闻到香味。这和作用于眼睛的信息,共同形成园林景物的总体气氛。而作用于耳的信息,则反映在园林内不同的景观上,如拙政园的“听雨轩”,轩外种植芭蕉,它宽大的叶片在雨滴的敲击下发出清脆的声音。“松风亭”利用风入松间,发出沙沙松涛声,感受宁静。这些由景物的外形而产生对景物的意境的感悟,便是园林意境的感知。 园林意境产生于园林境域的综合艺术效果,给予游赏者以情意方面的信息,唤起以往经历的记忆联想,产生物外情、景外意。不是所有园林都具备意境,更不是随时随地都具备意境,然而有意境更令人耐看寻味,引兴成趣和深刻怀念。所以意境是中国千余年来园林设计的名师巨匠所追求的优秀,也是使中国园林具有世界影响的内在魅力。 4 诗画在园林中的艺术性体现 长期以来中国造园与绘画之间关系一直甚为密切,可以说古典园林是在绘画的哺育下茁壮成长起来的。这种关系甚至发展而形成“以画入园、因画成景”的传统,甚至不少景园作品直接以某个画家的笔意、某种流派的画风引为造园的蓝本。历来的文人、画家参与造园蔚然成风,或为自己营造,或受他人延聘而出谋划策。专业造园匠师亦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不仅景园的创作,乃至品评、鉴赏亦莫不参悟于绘画。明末扬州文人茅元仪看到郑元勋新筑的“影园”觉得自己藏画虽多,都不及此园之入画,因而在《影园记》一文中写道:“园者,画之见诸行事也……我于郑子之影园而益信其说……风雨烟霞,天私其有。江湖丘整,地私其有。逸志冶容,人私其有”。许多文人涉足于园林艺术,成为诗、书、画、园兼擅于一身的“四绝人物”。 除绘画外,诗词歌赋也对中国造园艺术影响至深。清代钱泳在《覆园丛话》中说:“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最忌错杂,方称佳构。一言道破,造园与作诗文无异,从诗文中可悟出造园之法,而游园林又能兴成诗文。诗文与造园同样要通过构思,所以造园亦可为构园”。 诗文兴情以造园。园成则必有书斋、吟馆,名为园林,实作读书吟赏挥毫之所。故苏州网师园有看松读画轩,留园有汲古得绠处,绍兴有青藤书屋等。此有名可徵者。还有额虽未名,但实际功能与有额者相同。所以园林雅集文酒之会,成为中国游园的一种特殊方式。历史上的清代北京恰园与南京随园的雅集盛况后人传为佳话,留下了不少名篇。至于游者漫兴之作,那真太多了,随园以投 赠之诗,张贴而成诗廊。 诗文言空灵,造园忌堆砌。故“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言园景虚胜实,论文学亦极尽空灵。中国园林能于有形之景兴无限之情,反过来又生不尽之景,恍筹交错,迷离难分,情景交融的中国造园手法。园内的游览路线绝非平铺直叙的简单道路,而是运用各种构景要素于迂回曲折中形成渐进的空间序列,也就是空间的划分和组合。划分,不流于支离破碎;组合,务求其开合起承、变化有序、层次清晰。这个序列的安排一般必有前奏、起始、主题、高潮、转折、结尾,形成内容丰富多彩、整体和谐统一的连续的流动空间,表现了诗一般的严谨、精练的章法。在这个序列之中往往还穿插一些对比、悬念、欲抑先扬或欲扬先抑的手法,合乎情理之中而又出入意料之外,则更加强了犹如诗歌的韵律感。 因此,人们游览中国古典景园所得到的感受,往往仿佛朗读诗文一样的酣畅淋漓,这也是园林所包含着的“诗情”。而优秀的景园设计作品,则无异于凝固的绘画、畅快的诗歌。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试析中国古典园林意境之表现 论文摘要:中国园林在崇尚自然的同时,还有其独到之处,便是阐释文化中的深远意境。本篇试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将中国古典园林之“境界”略加归纳、描述与阐释。 论文关键词:中国 古典园林 美学绘画 意境 引言 文化是园林的灵魂,特色为风景的生命,园林作为其造型艺术出现,应有其“道”作为灵魂。这个道指文化层次而言。对于园林来说,它的功能是以观赏和游憩为主的,从游赏者的审美观赏运动出发造景,借助诗文绘画进行审美点化,创造一个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人)艺术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 一中国园林之“意” 周谷城先生说,“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就成为历史,在艺术作品中实现,就叫做意境”。中国山水画和书法艺术讲究“意在笔先”,中国园林也注意此艺术手法。“意”即立意构思,立意就是设计者根据环境、功能、文脉等因素凝聚提炼出的设计意图。园林是通过艺术形象来传递意境的造型艺术,自古文人造园尤其在于寄托情怀。立意既关系到设计的目的,又是在设计过程中采用各种构图手法的根据,组景没有立意,构图将是空洞形式堆砌,而一个好的园林设计,不仅要有立意,而且要善于抓住设计中的主要矛盾,其所立意既解决了园林内部的功能问题,又具有较高的艺术思想境界。园林是自然的一个空间境域,与文学、绘画有相异之处。园林意境寄情于自然物及其综合关系之中,情生于境而又超出由之所激发的境域事物之外,给感受者以余味或遐想余地。 如同东方艺术一样,中国园林多用“意象”寓意,用“具象”显神,以象征抒怀,还常用匾额对联点题。“立象以尽意”,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意境”的问题。意境是文艺作品中描绘的生活图景和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意境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们思维中的一种抽象造型观念,用以指导人们对好的形象联想。唐诗人王维设计“辋川别业”,配合山川形成不同景区,“文杏为梁,香茅为宇”,并以诗画情趣八园,因画意而成景。白居易建“庐山草堂”,以显廉洁。汉武帝建“一池三山”园林,为了追求超脱尘世的神仙境界。苏州沧浪亭楹联为“清风明胃本无价,近水遥山皆有情”。 园林意境创始时代的代表人物,如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陶渊明、王羲之、谢灵运、孔稚圭到唐宋时期的王维、柳宗元、白居易、欧阳修等人既是文学家、艺术家,又是园林创作者或风景开发者。陶渊明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去体现恬淡的意境。被誉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所经营的辋川别业,充满了诗情画意。 用文墨点题立意抒发感情,是中国园林的特色之一。传统园林艺术与古典诗画关系之密切已是定论。中国园林如同诗歌绘画一样,有其深远意境,这种意境是诗情画意通过景物表达其所蕴藏的艺术境界,即园林意境,它是由现实的景观所产生的“想象”与“联想”。近代学者王国维指出:“文人造园如作文,讲究鲜明的立意,使情与景统,意与象统一,形成意境。”这中国园林属于山水风致园,加上植被绿化,更富有诗情画意。“四面有山皆入画,一年无日不看花”,苏轼提倡以诗情入画,他的“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已几乎成为后世文人画所追求的准则了。 二“意境”之创作手法 “象存境中、境生象外”是园林艺术中审美意境的主旨,渗透着主体情致的完整和谐的空间,它既是“实”的空间,又是“虚”的或称“心灵的空间,二者互渗互补,契合而成令人品味不尽的审美境界。 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写道:“虚中有实者、或山穷水尽处,一折而豁然开朗,或轩阁设厨处,一开而可通别院。实中有虚者,开门于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实无也。设矮栏杆墙头,如上有月台,而虚实也……”所谓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其目的无非是造成一种幻觉,生出一种奇境。清初笪重光认为意境的基本特征是:虚实相生,有无相成,画面有“神境生,妙境成”。这是对绘画的表达,其实也适用于中国园林。这其中包含两个方面的创作手法,其一,无论中国园林品类有多少,就其哲学基本精神而言,则讲究其“道”,这“道”由园林的实体与空间所蕴涵而成,老庄之“道”就是一种有“大美”而“不言”的“虚”。这种园林之“虚”,实际上是人们在游园时所体悟到的因实景而引起的精神之升华。其二,在园林空间布局中处处涉及虚实,运用“借景”、“虚景”等手法使迂回曲折的景色变化无穷。 “虚”和“无”,并不是真正的空,乃是容纳了万物的精神性的“实有”。于物而言,指的是内含于境象中的意,于人,便是主体的情思,“实”和“有”,也非是具体客观的存在物,而且是包含精神内容的通透的实有存在。因此,虚与实的统一相生,成为优秀的审美特质和构成原则。在园林中,建筑物和自然山水以实相的角色表达着主体的现实生活环境和状态,它起着枢纽的作用,决定着园林意境的整体生成。对于自然起“化实为虚”、“化虚为实”。 另一方面,它又能将主体的情与自然的景酝酿合一,实现“反虚入浑”的境界。中国山水画中亭台楼阁桥等,皆以化实为虚,成为透空的部分,不是实有的部分,反而为山水中留出虚实、留出空白,茅屋瓦房的作用皆是如此。因此,园中的建筑物并不是完全的透空,它能“通望周博,以畅远情”,人在“空虚”的氛围中收纳了它,并营造出广阔的心理空间使之弥留,再创造出新鲜各异、饱含韵味、即物即真的美感体验。另外如园林中堆土成山,“未山先麓,自然地势之嶙”。 最早出现的一种人工山水园意境构想,也是延续历史最久的一种园林布局方式,其立意是以大池为中心,象征东海;池中堆土(或磊石)为岛(一座或三座不等),象征传说中的海上仙山—— 蓬莱,方丈、瀛州。它使空旷平淡的水面产生变化,使景观层次丰富起来,在岛上观赏,刘碧波环绕于周围,可生“出尘离俗”之趣,园林中水面、镜面上的反射和映衬,都生出幻境,所谓“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及。静亦动,动亦静,变化万千,趣味无穷。 园林意境的创造是复杂的过程,也是景观设计的最高境界,要求设计者有深厚的文化艺术素养,对自然物和人类生活的无比热爱。其主要创作手法有借景、对比、比拟联想等。通过巧妙的“借景”、“虚景”的种种方式、技巧,使建筑群与自然山水的美沟通汇合起来,而形成一个更为自由开阔的有机整体的美。清代袁枚所筑的随园,园中“小仓山房”,“陈方丈大镜三,晶莹澄澈”,庭中花鸟树石,写影镜中,正是“望去空堂疑有路,照来如我竟无人”。各种借景丰富了园林景观层次和含义,不时更替的“虚景”成为园林生动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人畅怀于雨滴竹林和雾障楼台的虚实交映,感受自然轮回生化的美、光色风音变幻的美、烟气润物沁心的美。境随时变,气象景观的借取是加强景观艺术效果的常用手段,变化中带来无限意趣。杭州西湖有春晓、风荷、秋月、残雪之景等;宋代郭熙有“春山如笑、夏山如滴、秋山如妆、冬山如睡”之感受,其景象、意境各有不同;境随地变,赏月有梨花伴月、三潭印月、二泉印月、平湖秋月、石湖串月、象山水月之分;观雨有洪椿晓雨、榜岭春霖、花桥姻雨、潇湘夜雨、花洲话雨、蕉院听雨、山楼听雨之别。 三“意境”之表现手法 在体物的基础上立意,意境才有表达的可能。然后根据立意来规划布局,剪裁景物。园林意境的产生来源于具体真实的三 域,即物境(形),包括地形、山石、水体、植被、建筑等物质实体,而其形象又可随季节、时间、气候而变动。园林艺术的感染力综合于观者的感官。具体表现手法: (1) 香境:以植物体所散发的芳香为主要表现手段而达到的某种意境。植物千万种,各俱其味,“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说的就是自然花木的气味。香味之浓淡也各有千秋,香浓烈者称之为动境,所谓花香袭人;香淡雅者称之为为静境,如“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宋·林逋),非静境难以赏析。 (2)色境:以园林景物色彩的巧妙构图表达特定的意境,“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唐·杜牧),把自然景象的色彩表达得淋漓尽致。色境之奥秘在于,比文学、绘画多了一层三度空间,那就是旷与奥、高远、平远等视觉感受。 (3)声境:自然界万物俱声,松涛之声、雨打芭蕉、泉瀑飞溅之声等等,“南屏晚钟”表现出日落西山时山色之空明;“竹径无人风自响”(唐·王维)道出竹径之幽深,“松子声声打石床”(唐·李商隐)则勾勒出秋冬松林之景涩。声境中,诸如激流飞瀑、惊涛拍岸等喧闹之声为动境,而滴泉、涓涓细流、雨打蕉叶等声平者则多为以动衬静境。 (4)文境:中国园林总离不了中国诗文,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汤显祖所为《牡丹亭》而“游园”、“拾画”诸折,不仅是戏曲,而且是园林文学,又是教人怎样领会中国园林的精神实质。再者,中国园林的景题、楹联、匾额通过精美的书法艺术也为园林的意境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或对伟人丰功的赞颂,或对历史胜境的感慨,或对建筑景区的某种艺术意境概括。如承德避暑山庄的“如意洲、烟雨楼、千尺雪、万壑松风、水流云在、梨花伴月”等;苏蛐的狮子林和拙政园的“听雨轩、小沧浪、浮翠阁、松风亭、别有洞天、梧竹幽居、海棠春坞、柳萌路曲、荷风四面亭”等;北京颐和园的“涵虚、洗秋、留云、邀月门、写秋轩、画中游、湖山真意、大筛月亭、泼墨轩、惹浪亭、数帆楼”等。这些匾额意境深、回味长,很好地渲染了园林景物的气氛,给游人一种身临其境之感受。 (5)形境:园林风景是由许多景组成的,“所谓‘景’就是一个具有欣赏内容的单元,景是园林的灵魂”。运用植被通过设计,配置,形成多样景象。这就讲求到中国文化中的形式美,用泉池,花术,竹石,蜂峦,涧谷,亭阁,曲径,桥梁,天空,云雾……组成实物环境来再现自然美,或是移天缩地,笼溟渤岳镇于数亩之地,或是一拳之石而太华千寻,一勺之水而烟波万顷.就是用提炼概括和写仿寓意等手法,把种种自然美景集中到有限的空间中来,成为咫尺山林,并和居处紧密结台,便于游览欣赏。 清代钱泳在《覆园丛话》中说:“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最忌错杂,方称佳构。”诗有诗境,词有词境,曲有曲境,画有画境,音乐有音乐境,而造园之高明者,运文学绘画音乐诸境。意境是中国美学中最具民族特色的艺术理论概念,这一美学概念贯穿了唐以后的中国传统艺术发展的整个历史,渗透到几乎所有的艺术领域。 四结语 中国古典园林有其悠久的历史,在发展和变迁过程中,融合了中国农耕文明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宗教等因素,同时,它们也赋予了中国古典园林广泛而丰富的内涵。随着人们生活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园林环境的精神性要求也必然会越来越高,为了丰富园林景观的内在,必须讲求园林的意境美,在这点上,古典园林的意境美是值得当下国人借鉴和学习的。正东晋简文帝入华林园所说:“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有濠濮间想”,中国园林不仅具有审美观赏价值,且具有形神兼备的艺术特征。 中国园林的意境是同中国文化和艺术紧密相关,水乳交融,不可分割。其不是一个孤立的景象,不是一座孤立的建筑、一片有限的水面,而是有景外之景、弦外之音,在给游者更丰富的美的信息与感受的同时,呼唤出观者内心深处的共鸣。其意境深远,超凡脱俗,自成体系,别的任何国家的园林自然是无法比拟的。行文至此,不得不想起描述中国园林艺术的一句老生常谈——“凝固的诗,立体的画”,而诗画之韵则在真实之外了。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形式和风格 简介: 中国古典园林自成一体,有其独特的风格。封建的儒家与宗教思想在中国园林中的深远影响。 关键字:建筑特点 建筑形式 建筑风格 文化 前言 使用和造景,观赏和被观赏的双重性,园林建筑既要满足各种园林活动和使用上的要求,又是园林景物之一;既是物质产品,也是艺术作品。但园林建筑给人精神上的感受更多。因此,艺术性要求更高,除要求具有观赏价值外,还要求富有诗情画意。 园林建筑是与园林环境及自然景致充分结合的建筑,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地形及环境的有利条件。任何建筑设计时都应考虑环境,而园林建筑更甚,建筑在环境中的比重及分量应按环境构图要求权衡确定,环境是建筑创作的出发点。 我国古典园林一般以自然山水作为景观构图的主题,建筑只为观赏风景和点缀风景而设置。园林建筑是人工因素,它与自然因素之间似有对立的一面,但如果处理得当,也可统一起来,可以在自然环境中增添情趣,增添生活气息。园林建筑只是整体环境中的一个协调、有机的组成部分,它的责任只能是突出自然的美,增添自然环境的美。这种自然美和人工美的高度统一,正是中国人在园林艺术上不断追求的境界。 东西方园林之中,建筑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他是满足人们生活享受和观赏风景所必须的。西方园林中,如法国的古典主意园林,意大利的庄园、府邸和宫殿往往集中式布置,层数一般两到三层,可以居高临下俯瞰全国景色。在中国园林中为满足可行、可观、可居、可游的要求,需配置相应的廊、亭、堂、榭、阁等建筑。从我国发展史来看,园林中建筑密度越来越高,生活居住气息越来越浓。当然建筑也不纯粹作为居游的生活需要来设置,它本身也是供人欣赏的景物之组成部分,融合在园林的自然景色中。自然景色若有人工建筑做适当的点缀,可现出神采而富有魅力,为景观添色。 一、古典园林建筑的特点 建筑与环境的结合首先是要因地制宜,力求与基址的地形、地势、地貌结合,作到总体布局上依形就势,并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地貌。 其次是建筑体体量是宁小勿大。因为自然山水中,山水为主,建筑是从。与大自然相比,建筑物的相对体量和绝对尺度以及景物构成上所占的比重都是很小的。 另一要求是园林建筑在平面布局与空间处理上都力求活泼,富于变化。设计中推敲园林建筑的空间序列和组织好观景路线格外突出。建筑的内外空间交汇地带,常常是最能吸引人的地方,也常是人感情转移的地方。虚与实、明与暗、人工与自然的相互转移都常在这个部位展开。依次过度空间就显得非常重要。中国园林建筑常用落地长窗、空廊、敞轩的形式作为这种交融的纽带。这种半室内、半室外的空间过渡都是渐变的,是自然和谐的变化,是柔和的、交融的。 为解决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问题,中国园林建筑还应考虑自然气候、季节的因素。因此中国南北园林各有特点。比如江南园林中有一种鸳鸯厅是结合自然气候、季节最好的离子,其建筑一分为二,一面向北,一面向南,分别适应冬夏两季活动。 总之,园林建筑设计要把建筑作为一种风景要素来考虑,使之和周围的山水、岩石、树木等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优美景色。而且风景是主体,建筑是其中一部分。 二、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形式 廊有覆盖的通道称廊。廊的特点狭长而通畅,弯曲而空透,用来连结景区和景点,它是一种既“引”且“观”的建筑。狭长而通畅能促人生发某种期待与寻求的情绪,可达到“引人入胜”的目的;弯曲而空透可观赏到千变万化的景色,因为由可以步移景异。此外,廊柱还具有框景的作用。 亭子是园林中最常见的建筑物。主要供人休息观景,兼做景点。无论山岭际,路边桥头都可建亭。亭子的形式千变万化,若按平面的形状分,常见的有三角亭、方亭、圆亭、矩形亭和八角亭;按屋顶的形式有掂尖亭、歇山亭;按所处位置有桥亭、路亭、井亭、廊亭。总之它可以任凭造园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去丰富它的造型,同时为园林增添美景。 堂往往成封闭院落布局,只是正面开设门窗,它是园主人起居之所。一般来说,不同的堂具有不同的功能,有用作会客之用,有用作宴请、观戏之用,有的则是书房。因此各堂的功能按具体情况而定,相互间不尽相同。 厅堂是私家园林中最主要的建筑物。常为全园的布局中心,是全园精华之地,众景汇聚之所。厅堂依惯例总是坐南朝北。从堂向北望,是全山最主要的景观面,通常是水池和池北叠山所组成的山水景观。观赏面朝南,使主景处在阳光之下,光影多变,景色明朗。厅堂与叠山分居水池之南北,摇摇相对,一边人工,一边天然,既是绝妙的对比。厅的功能多作聚会、宴请、赏景之用,其多种功能集于一体。因此厅的特点:造型高大、空间宽敞、装修精美、陈设富丽,一般前后或四周都开设门窗,可以在厅中静观园外美景。厅又有四面厅、鸳鸯厅之分,主要厅堂多采用四面厅,为了便于观景,四周往往不作封闭的墙体,而设大面积隔扇、落地长窗,并四周绕以回廊。鸳鸯厅是用屏风或罩将内部一分为二,分成前后两部分,前后的装修、陈设也各具特色。鸳鸯厅的优点是一厅同时可作两用,如前作庆典后作待客之用,或随季节变化,选择恰当位置待客、起坐。另外,赏荷的花厅和观鱼的厅堂多临水而建,一般前有平台,供观赏者在平台上自由选择目标,尽情游赏。 榭常在水面和花畔建造,藉以成景。榭都是小巧玲珑、精致开敞的建筑,室内装饰简洁雅致,近可观鱼或品评花木,远可极目眺望,是游览线中最佳的景点,也是构成景点最动人的建筑形式之一。 阁是私家园林中最高的建筑物,供游人休息品茗,登高观景。阁一般有两层以上的屋顶,形体比楼更空透,可以四面观景。 舫为水边或水中的船形建筑,前后分作三段,前舱较高,中舱略低,后舱建二层楼房,供登高远眺。前端有平?与岸相连,模仿登船之跳板。由于防不能动又称不系舟。防在水中,使人更接近于水,身临其中,使人有荡漾于水中之感,是园林中供人休息、游赏、饮宴的场所。但是舫这种建筑,在中国园林艺术的意境创造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知道,船是古代江南的主要交通工具,但自庄子说了“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邀游,泛着不系之舟”之后,舫就成了古代文人隐逸江湖的象征,表示园主隐逸江湖,再不问政治。所以它常是园主人寄托情思的建筑,合适世隐居之意。因为古代有相当部分的士人仕途失意,对现实生活不满,常想遁世隐逸,耽乐于山水之间,而他们的逍遥伏游,多半是买舟而往,一日千里,泛舟山水之间,岂不乐哉。所以防在园林中往往含有隐居之意,但是舫在不同场合也有不同的含意,如苏州狮子林,本是佛寺的后花园,所以其中之舫含有普度众生之意。而颐和园之石舫,按唐魏征之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由于石舫永覆不了,所以含有江山永固之意。 三、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风格 1、表现含蓄 含蓄效果就是中国古典园林重要的建筑风格之一。追求含蓄乃与我国诗画艺术追求含蓄有关,在绘画中强调 “意贵乎远,境贵乎深”的艺术境界;在园林中强调曲折多变,含蓄莫测。这种含蓄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其一,其意境是含蓄的;其二,从园林布局来讲,中国园林往往不是开门见山,而是曲折多姿,含蓄莫测。往往巧妙地通过风景形象的虚实、藏露、曲直的对比来取得含蓄的效果。如首先在门外以美丽的荷花池、桥等景物把游人的心紧紧吸引住,但是围墙高筑,仅露出园内一些屋顶、树木和圆内较高的建筑,看不到里面全景,这就会使人引起暇想,并引起了解园林景色的兴趣。北京颐和园既是如此,颐和园入口处利用大殿,起掩园主景(万寿山、昆明湖)之作用,通过大殿,才豁然开朗,见到万寿山和昆明湖,那山光水色倍觉美不胜收。江南园林中,漏窗往往成为含蓄的手段,窗外景观通过漏窗,隐隐约约,这就比一览无余地看有生趣得多。如苏州留园东区以建筑庭园为主,其东南角环以走廊,临池面置有各种式样的漏窗、敞窗,使园景隐露于窗洞中,当游人在此游览时,使人左右逢源,目不暇接,妙趣横生。而今天有许多好心肠的人,唯恐游者不了解,水池中装了人工大鱼,熊猫馆前站着泥塑熊猫,如做着大广告,与含蓄两字背道而驰,失去了中国园林的精神所在,真太煞风景。鱼要隐现方妙,熊猫馆以竹林引胜,渐入佳境,游者反多增趣味。 2、强调意境 中国古典园林追求的“意境“二字,多以自然山水式园林为主一般来说,园中应以自然山水为主体,这些自然山水虽是人作,但是要有自然天成之美,有自然天成之理,有自然天成之趣。在园林中,即使有密集的建筑,也必须要有自然的趣味。为了使园林有可望、可行、可游、可居之地,园林中必须建筑各种相应的建筑,但是园林中的建筑不能压倒或破坏主体,而应突出山水这个主体,与山水自然融合在一起,力求达到自然与建筑有机的融合,并升华成一件艺术作品。这中间建筑对意境的表现手法如:承德避暑山庄的烟雨楼,乃仿浙江嘉兴烟雨楼之意境而筑,这座古朴秀雅的高楼,每当风雨来临时,即可形成一幅淡雅素净的“山色空蒙雨亦奇”的诗情画意图,见之令人身心陶醉。 园林意境的创作方法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和深远的文化根源。融情入境的创作方法,大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体物”的过程。即园林意境创作必须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对特定环境与景物所适宜表达的情意作详细的体察。事物形象各自具有表达个性与情意的特点,这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如人们常以柳丝比女性、比柔情;以花朵比儿童或美人;以古柏比将军、比坚贞。比、兴不当,就不能表达事物寄情的特点。不仅如比,还要体察入微,善于发现。如以石块象征坚定性格,则卵石、花石不如黄石、盘石,因其不仅在质,亦且在形。在这样的体察过程中,心有所得,才开始立意设计。 “意匠经营”的过程。在体物的基础上立意,意境才有表达的可能。然后根据立意来规划布局,剪裁景物。园林意境的丰富,必须根据条件进行“因借”。计成《园冶》中的“借景”一章所说“取景在借”,讲的不只是构图上的借景,而且是为了丰富意境的“因借”。凡是晚钟、晓月、樵唱、渔歌等无不可借,计成认为“触情俱是”。 “比”与“兴”。是中国先秦时代审美意识的表现手段。《文心雕龙》对比、兴的释义是:“比者附也;兴者起也。”“比是借他物比此物”,如“兰生幽谷,不为无人而不芳”是一个自然现象,可以比喻人的高尚品德。“兴”是借助景物以直抒情意,如“野塘春水浸,花坞夕阳迟”景中怡悦之情,油然而生。“比”与“兴”有时很难绝然划分,经常连用,都是通过外物与景象来抒发、寄托、表现、传达情意的方法。 3、突出宗教迷信和封建礼教 中国古典建筑与神仙崇拜和封建礼教有密切关系,在园林建筑上也多有体现。汉代是园林中多有“楼观”,就是因为当时人们都认为神仙喜爱住在高处。另外还有一种重要的体现,皇家建筑的雕塑装饰物上才能看到的吻兽。吻兽既是人们对龙的崇拜,创造的多种神兽的总称。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开端的象征;炎黄子孙崇拜的图腾;龙所具有的那种威武奋发、勇往直前和所向披靡、无所畏惧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理想的象征和化身。龙文化是中华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人们仍可见到“龙文化”在新建的仿古建筑上展示,如今的龙文化(装饰)不仅仅是为了“避邪”;而且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在海内外,凡饰有“龙避邪”的,一定是华人宅府),凝聚了民族的魂之所在。吻兽排列有着严格的规定,按照建筑等级的高低而有数量的不同,最多的是故宫太和殿上的装饰。这在中国宫殿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显示了至高无上的重要地位。在其它古建筑上一般最多使用九个走兽。这里有严格的等级界限,只有金銮宝殿(太和殿)才能十样齐全。中和殿、保和殿都是九个。其它殿上的小兽按级递减。天安门上也是九个小兽。北京故宫的金銮宝殿“太和殿”,是封建帝王的朝廷,故小兽最多。金銮殿是“庑殿”式建筑,有1条正脊,8条垂脊, 4条围脊,总共有13条殿脊。吻兽坐落在殿脊之上,在正脊两端有正吻2只,因它口衔正脊,又俗称吞脊兽。在大殿的每条垂脊上,各施垂兽1只,8条脊就有8只。在垂兽前面是1行跑兽,从前到后,最前面的领队是一个骑风仙人,然后依次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行什,共计10只。8条垂脊就有80只。此外,在每条围脊的两端还各有合角吻兽2只,4条围脊共8只。这样加起来,就有大小吻兽106只了。如果再把每个殿角角梁上面的套兽算进去,那就共有114只吻兽了。而皇帝居住和处理日常政务的乾清宫,地位仅次于太和殿,檐角的小兽为9个。坤宁宫原是皇后的寝宫,小兽为7个。妃嫔居住的东西六宫,小兽又减为5个。有些配殿,仅有1个。古代的宫殿多为木质结构,易燃。传说这些小兽能避火。由于神化动物的装饰,使帝王的宫殿成为一座仙阁神宫。 因此吻兽是中国古典建筑中一种特有的雕塑装饰物。因为吻兽是皇家特有的,所以也是一种区分私家和皇家园林及建筑的一种方法。 4、平面布局简明有规律 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布局方面有一种简明的组织规律,这就是每一处住宅、宫殿、官衙、寺庙等建筑,都是由若干单座建筑和一些围廊、围墙之类环绕成一个个庭院而组成的。一般地说,多数庭院都是前后串连起来,通过前院到达后院,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思想意识的产物。家中主要人物,或者应和外界隔绝的人物(如贵族家庭的少女),就往往生活在离外门很远的庭院里,这就形成一院又一院层层深入的空间组织。同时,这种庭院式的组群与布局,一般都是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沿着纵轴线(也称前后轴线)与横轴线进行设计。比较重要的建筑都安置在纵轴线上,次要房屋安置在它左右两侧的横轴线上,北京故宫的组群布局和北方的四合院是最能体现这一组群布局原则的典型实例。这种布局是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和礼教制度密切相关的。它最便于根据封建的宗法和等级观念,使尊卑、长幼、男女、主仆之间在住房上也体现出明显的差别。这是封建礼教在园林建筑布局上的体现。 5、地域文化不同园林建筑风格有异 洛阳自古以牡丹闻名,园林中多种植花卉竹木,尤以牡丹、芍药为盛,对比之下,亭台楼阁等建筑的设计疏散。甚至有些园林只在花期是搭建临时的建筑,称“幕屋”、“市肆”。花期一过,幕屋、市肆皆被拆除,基本上没有固定的建筑。 而扬州园林,建筑装饰精美,表现细腻。这是因为,扬州园林的建造时期多以清朝乾隆年间为主,建造者许多都是当时巨商和当地官员所建。目的是炫耀自己的财富、粉饰太平,因此带有鲜明的功利性。扬州园林在审美情趣上,更重视形式美的表现。这也与一般的江南私家园林风格不同,江南园林自唐宋以来追求的都是淡泊、深邃含蓄的造圆风格。 四.结论 纵观中国古典园林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表现在古典园林中的这种具有古代中国人审美特征的园林观,绝不仅仅限于造型和色彩上的视觉感受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对人类征服大自然的心理描述,而更重要的还是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即通过园林艺术对人的生活环境的调节,来把握人本身的存在特征和意义。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浅谈中国古典园林的未来发展 摘 要:中国古典园林数千年来在中华大地上孕育、生长、并发展成熟。她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和内涵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在世界园林中独树一帜。但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古典园林怎样在继承、发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以满足当代人的要求值得深思。 关键字:中国古典园林;艺术风格;独树一帜;挑战;继承;发扬;创新 1.中国古典园林简介: 中国古典园林历史悠久,造园艺术更是源远流长,早在周五王时期就有建宫苑的活动,她的形成主要受统治阶级的思想及佛道、绘画、诗词的艺术影响,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争夺激烈,国家呈分裂状态,加之道、佛盛行的影响,产生了玄学,这时的士大夫,或人欲享乐,或洁身自好,或遨游山水,导致了自然审美观的形成,治园特点也多为自然情趣的田园山水。 中国古典园林的构造,主要是在自然山水基础上,铺以人工的宫,廊、楼、阁等建筑,以人工手段效仿自然,其中透视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文思想,特别是诗、词、绘画的思想境界。 1.1 中国古典园林的本质特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1.1 模山范水的景观类型 地形地貌,水文地质,乡土植物等自然资源构成的乡土景观类型,是中国古典园林的空间主体的构成要素。乡土材料的精工细做,园林景观的意境表现,是中国我传统的园林的主要特色之一。中国古典园林强调“虽由人做,宛自天开”,强调“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强调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感受。 1.1.2适宜人居的理想环境 追求理想的人居环境,营造健良舒适,清新宜人的小气候条件,由于中国古代生活环境相对恶劣,中国古典园林造景都非常注重小气候条件的改善,营造更加舒适宜人的环境,如山水的布局、植物的种植、亭廊的构建等,无不以光影、气流、温度等人体舒适性的影响因子为依据,形成舒适宜人居住生活的理想环境。 1.1.3巧于因借的视域边界 不拘泥于庭院范围,通过借景扩大空间视觉边界,使园林景观与外面的自然景观等相联系、相呼应,营造整体性园林景观。无论动观或者静观都能看到美丽的景致,追求无限外延的空间视觉效果。 1.1.4循序渐进的空间组织 动静结合、虚实对比、承上启下、循序渐进、引人入胜、渐入佳境的空间组织手法和空间的曲折变化,园中园式的空间布局原则常常将园林整体分隔成许多不同形状、不同尺度和不同个性的空间,并将形成空间的诸要素糅合在一起,参差交错、互相掩映,将自然、山水、人文景观等分割成若干片段,分别表现,使人看到空间局部交错,以形成丰富得似乎没有尽头的景观。 1.1.5小中见大的空间效果 古代造园艺术家们抓住大自然中的各种美景的典型特征提炼剪裁,把峰峦沟壑一一再现在小小的庭院中,在二维的园址上突出三维的空间效果。“以有限面积,造无限空间”。“大”和“小”是相对的,关键是“假自然之景,创山水真趣,得园林意境”。 1.1.6耐人寻味的园林文化 人们常常用山水诗、山水画寄情山水,表达追求超脱与自然协调共生的思想和意境。古典园林中常常通过楹联匾额、刻石、书法、艺术、文学、哲学、音乐等形式表达景观的意境,从而使园林的构成要素富于内涵和景观厚度。 2、中国古典园林走向世界 在我国古代不论是皇家苑囿或私人园林多以自己欣赏和生活,且极反映出主人的意识和价值取向,或炫耀气势惟我独尊,或夸耀显贵光宗耀祖,或避世取幽修身养性。这些园林的设计修建思想无一不是当时统治阶层的思想反映。这也进一步巩固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中国的古典园林腾达于这一时期而无法飞跃。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结束了“闭关锁国”的状况。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中国的造园师在海外建造中国古典园林的想象,近30年来不断得到发展。 中国的古典园林犹如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文化,数千年来在中华大地上孕育、生长、并发展成熟,她正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和内涵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是世界艺术百花丛中一簇芬芳之花,在世界园林中独树一帜。 2.1我们在国外进行造园活动大体有以下几种方式: 2.1.1国家或地方政府的名义参加国际园艺或博览会建园; 2.1.2中外友好省、州(县)、友好城市之间互赠建园; 2.1.3承接国外政府、社会团体或私人建园等; 中国的古典园林走向世界是我国的园林设计师和技术工人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宣传、介绍中国传统园林艺术,增进中外园林界和人民之间友谊、促进我国园林事业发展作出宝贵贡献,不仅有很好的设计效益,同时也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3、中国古典园林走向世界的思考 纵观中国古典园林海外的一些优秀作品,不是模仿国内哪一风景名胜,就是各景点的精美元素拼凑、组装在一起。希望外国人能通过一个园就能够吸收并理解中国的园林。这种一成不变、生搬硬套的造园模式已经满足不了当代人的需要。 中国古典园林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后世无法超越的程度,但是我们可以把握古典园林的精髓,在现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新的材料和技术,再造中国古典园林在现代的辉煌。 日本是在中国古典园林的基础上演变出具有他们特色的枯山水园林,他们的枯山水在世界上都占有一席之地,发展得很好。中国也应该有进军世界的新的改革方针去应对世界。日本“禅”的思想领导着他们的园林,我相信,中国“人与自然的和谐”、“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思想同样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出新的具有中国特色而又不失中国古典园林的“魂”的景观。 4、中国古典园林进军世界的改革应与全球化战略融为一体 我们应该把古典园林进军世界的改革与全球化战略融为一体。时代的变化推动园林建设全球化,这不仅是园林发展的客观趋势,更是时代的要求,而在实施园林建设的全球化时,我们首先要强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在国外建设园林不能简单的抄袭或者迁移,而是在新的条件下创作,既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又要具有典型的传统风貌。例如: 4.1公园建设 在公园建设方面,我们在强调民族特色、地域异性的同时,适度地融入异域民族风情,积极应用多学科成果,必能将公园建设成具有感染力、创造力、风格鲜明的'现代的中国古典园林”。 4.2城市园林规划 在城市园林规划方面,应整体综合考虑,建立必要的框架,掌握延伸的角度与层次,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的共存空间,而摒弃中国古典园林的单一成体,就无法研讨中国古典园林历史与文化,其园林生命、园林生态、园林文化就不能永续发展。 因此,我们必须在园林建设中既考虑继承传统,又考虑有所创新。既考虑中国文化,又考虑世界发展,积极吸取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精髓,保留中国古典园林的人伦空间和“天人合一”精神,克服她老的功能缺陷和过分封闭的文化负面效应,使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文化艺术,更好地将中国园林建设推向新的高潮。 5、中国古典园林在国内的发展 在国内,古典园林同样也是一切造景设计的基础。近些年来,在它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多个学科交叉的新型学科,如:园林设计、环境设计、规划设计、风景园林设计等等,这些学科虽然名称不一样,但其所共同追求的“普遍和谐”的传统观念都是一样的。古典园林中“天道与人性和谐”的一贯思想指引着他们将自然山水比德、仁智、“道发自然”为探求规律,遵循“反璞归真”、“朴素自然”为审美标准,以自然而然的大自然才是真、善、美的。 5.1中国古典园林是现代园林设计的灵感之源 中国古典园林是现代园林设计的灵感之源,古典园林的造园思想精髓更是我们现代造园设计的理论基础,因为一个好的园林作品并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而是从“乡土”中“生长”出来的,正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一方水土出一方园林景观。 5.1.1对中国古典园林的研究是了解本土地域文化的捷径 中国现代风景园林的发展,需要本土风景园林师的艰苦努力。中国的风景园林师必须关注风景园林的本土地研究,积极探索富有地域性景观的文化特征,这样才能设计出“土生土长”的风景园林作品。 5.2中国古典园林面对西方思潮的冲击需把握两点 5.2.1开拓思路,拓展中国园林的设计领域 面对西方思潮的冲击,现代设计师更要开拓思路,挖掘古典园林的现实意义,把中国的古典园林造园手法、空间布局形式、造园要素以及文化等等,应用到更广泛的领域。 5.2.2融会贯通,探索科学严谨的设计方法 古今结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必然的趋势。遵从古代的造景方法、合理借鉴西方的表现形式,取西方之长,补中国园林之短,融中国文化思想之内涵与西方现代之观念,创造中国特色的现代园林。 老子有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遂有“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宇宙观,认为对立物的统一,则有创新,能够有新生事物的出现。我相信,中国古典园林在西方思潮和本土新要求的冲击下,沿着民族文化的文脉,以严谨的态度进行改革、创新,定能使中国的园林和文脉在祖国的大地上遍地开花,得到延续和发扬光大。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中国古典园林铺装的继承和发展 摘要对古典园林铺装的材质和类型进行介绍,分析了其选材特点、纹样、特色和色彩,并指出其对现代园林铺装的启示,最后提出古典园林铺装在现代的应用,并结合实例进行分析。 关键词古典园林铺装;现代园林铺装;继承;发展 1古代园林铺地材质及类型 《园冶》铺地篇中所提及的地面铺装材料有乱石、鹅子石(鹅卵石)、瓦片、石板、青版石、诸砖等。常用的铺地类型有花街铺地、雕砖卵石铺地、卵石铺地、方砖或条石铺地、嵌草铺地等。我国古典园林铺地,浸润着中国文化的内蕴,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史造就的艺术珍品。其设计理念与实践给当下方兴未艾的现代园林铺地提供了兼顾古今的健全意义,悉心研究、融汇运用,对于现阶段风景园林铺装建设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2中国古典园林铺地纹样的分析 铺地作为中国古典园林的主要构景要素,体现了一种精神需求,即“视觉审美”和“完善人格”两大功能。因此,在古典园林中见到的复杂的装饰铺地纹路,不外乎是审美的需要或者借景抒情的手段。纹样是附加的思想符号,它不仅是一种装饰,也是一种传递思想情感的重要渠道。中国古典园林的铺地纹样十分丰富,其中包括对宗教或礼仪、仪式的需要和观念的表达、对吉祥的象征和市井文化的体现等[1]。 现今园林铺装材料形式多样,不断涌现,如马赛克、人造文化石、压印混凝土、水刷石、机剥板、金属、玻璃等,铺地纹样也随之丰富多样,整体构图不断创新。但是,在现阶段,铺装大多设计得比较粗糙,缺少了古典园林铺装中的“精美图案”、“精雕细刻”的那份巧夺匠心和意蕴,大多只可远观,禁不起细琢。整体看起来多了份时尚感,却缺失了中国特有的内涵。由此可见,古典园林铺装纹样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很有重要性和必要性。 3中国古代园林铺地材质选择的特点及对现代铺装的启示 3.1效法自然 中国造园艺术,是以追求自然精神境界为最终和最高目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成为中国古典风景式园林构建的理论基石[2]。地面铺装材料不论是乱石、鹅卵石、石板、青版石等所固有的自然纹理、粗糙的表面、不规则的形状均能反映出自然素材的天然美。保留材质原有的形状、纹理等自然朴实的风格和特色就是中国传统园林艺术所追求的,体现出古典园林景观空间的自然协调及人工与自然高度协调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各种新技术、新材料涌入的今天,人们仍有很浓的自然情节,铺装作为景观小品之一成为效仿自然着手点之一,除了利用人工或高科技铺装材料模仿自然, 铺砌出朴实无华、充满变化的纹理外,在表现古典和自然方面仍是很好的选择。 3.2得体合宜 中国古典园林中提倡“因地制宜”,铺装设计中应做到“因地施材”。利用不同材质铺砌会产生不同的纹理效果,或朴素、粗犷,或自然、幽静,或威严、端庄,或活泼、生动。一般在厅堂中会选择采用方砖平铺、油灰嵌缝、补洞磨面而成,能烘托殿堂壮观、高雅的气氛。而在路径上会选择乱石,营造出天然野趣。在庭院深巷之中,则使用青砖甬道,使园路显得庄重沉稳。正是由于合理选用材质使得园林铺地与建筑、环境在材质、色调上有了呼应,生动的融合建筑和自然景观,体现园林意境。 现今的铺装材料丰富多样,但是每种材料的外观、质地、强度、使用条件等均有其一定的特点,因此在选用材料的时候必须根据特定的环境条件、使用功能等选取最合适的材料。这要求设计者在设计开始之前就应该深入了解各种材料的特性与使用情况,以有的放矢,避免不合理滥用的情况发生。 4中国古典园林铺装的特色分析及发展 4.1重视意境的营造 中国古典园林强调“寓情于景”,意境的营造是我国园林艺术的精髓所在,是中国园林最本质的一个特征[3]。我国古典园林善于利用铺地来渲染环境气氛,使游览者在审美的过程中激发联想,从而达到一种美的境界,获得一种美的愉悦。如个园入口“春景”,铺地采用了“冰裂式纹样”,营造出春笋发、冰雪融化的景象,把春天的意境加以很好地烘托。 部分优秀的现代园林场景铺装往往根据周围环境、建筑的不同,与周围环境相结合的大面积地面铺装,采用图案铺砌的方法来表达不同的意境,整体表现园林景观。例如南京中山门附近一处广场的铺装是城墙砖铺设的,与城墙呼应,营造古色古香的意境。不过意境营造的失败案例也不在少数,因此在这方面仍需继续努力。 4.2装饰性强 中国古典园林的铺装善于根据园景的需要采用不同的纹样、质感、尺度、色彩来铺装。路面或自然、或古朴、或活泼、或粗犷,具有很强的装饰性。例如杭州三潭印月的一段路面,以棕色卵石为底色,以橘黄、黑2色卵石镶边,中间用彩色卵石组成花纹,显得色调古朴,光线柔和。 经过精心设计的现代园林铺装,尤其是广场铺装,都有一定的装饰性,这也是现代铺装的发展趋势。不过过度的装饰,有时会喧宾夺主,甚至给人视觉产生不舒服的感觉。因此,在继承装饰性这一特点时,要有一定的控制度。 4.3注重生态性 中国古典园林铺地注重生态性,首先体现在“因地施材”。中国古典园林中提倡“因地制宜”,在铺装设计中则体现在“因地施材”[4]。铺装的材料丰富多样,但是每一种材料的外观、质地、强度、使用条件等都有一定的特点。在我国古典园林中则常常会根据特定的环境条件、使用功能等选取最合适的材料。中国古典园林铺地注重生态性其次体现在美观与功能并重。《园冶》中就有“鹅子石,宜铺于不常走处”的论述。而在南方园林中普遍使用的花街铺地与卵石铺地,不仅美观富有情趣,而且透水性好,非常适合南方多雨的气候条件。中国古典园林铺装的生态性还体现在材料本身的天然性和废物利用方面。 现代园林也开始逐渐重视生态这一理念,生态铺装也成为构建生态城市的基础。嵌草铺装、碎石和卵石等古典材料是透水铺装的首选,但是却不适合大面积广泛的应用。环保型透水砖也成为近年来的一个较新的材料,这样使得城市在保证大面积硬质铺装的同时提高了其生态效应。 4.4地域特征较强 中国古典园林按地域可分为北方园林、南方园林与岭南园林。南北地域风格不同,使得园林铺地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北方园林建筑富丽堂皇,河川湖泊、园石和常绿树木都较少,风格粗犷,所以北方园林铺地多呈现大气、粗犷的风格,如大面积方石、方砖的运用,材料上也多豪华壮观,如汉白玉、青石和北太湖石等。江南园林常是住宅的延伸部分,地域范围小,园林景致较细腻精美,所以江南园林的铺地往往非常精致典雅,饶有趣味,材料也不追求豪华,破砖烂瓦都能运用得恰如其分。岭南园林由于受岭南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兼容并蓄的特点。 现代园林分区,已经不仅仅是南北之分,可以说每个地方都有其各自的特色,结合建筑、景观以及历史人文的地方特点,设计搭配各样风格的铺装,这样能更好地展现区域特色,增强区域标示性。 5古典园林铺装色彩的分析和继承 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园林中色彩的追求不只停留在好看的基础上,同时对其功能和搭配也提出种种新的要求。冷色调的园林材料给人感觉或清爽明朗,或庄严肃穆,或恬静舒适。在不同的园林背景中,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意境。色彩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冲击,更是一种心灵的触动。冷色系的园林材料在我国沿用已久,影响深重,很多冷色调材料的应用能在现代园林中很好的继承下来并开创更多的表达形式。正因为冷色系色彩所具有的独特性深受现代人喜欢,并能很好地表达现代人的意念和精神追求,冷色调园林材料的研究应用必然会在园林造景中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衍生出越来越多的表达形式,为园林景观造景手法的更新与发展贡献一份力量[5]。 6结语 日本景观设计师都田彻曾指出“地面在一个城市中可以成为国家文化特殊象征符号”。我国古典园林铺地以其独特的艺术观和表现手法,呈现出我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完全可以成为我国文化特殊象征符号之一。 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园林中所选用材料种类的变化和发展也是一种必然趋势。这就要求广大的园林建设者在对古典园林铺装材料选择和应用上进行继承的同时,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更好地从地理、人文、行为心理、生态科学等层面挖掘铺装景观设计的内涵,创造出结合国际潮流与地域文化特色的铺装景观。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西方园林艺术对清代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 清初, 在中国南方, 如扬州等地的一些私家园林中出现了带有西式园林艺术特色的建筑和装饰, 乾隆年间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中的西洋楼建筑群, 更是对西洋园林全面、完整的模仿。虽然西洋园林对中国的影响到清代早期才达到高峰, 而西洋文化的影响在明代末年就开始了。 明末, 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张, 西洋传教士来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 同时导致了西方的科技文化艺术在中国传播, 出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清初, 西洋传教士仍旧遵循本土化传教方针, 将天主教教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①, 同时帮助清政府修订历法、制造西洋火炮, 清廷对他们采取了接纳和宽容的政策。然而, 明清之际西方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充满了曲折离奇的斗争, 一部分固守封建传统的官僚士绅或文人, 本能地意识到西方文化对中国封建文化是一种冲击, 不利于封建的专制统治, 遂群起反击。顺治年间安徽歙县布衣杨光先在辅政大臣鳌拜等人的支持下弹劾钦天监监印、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 抨击天主教, 他说“设天果有天主, 则覆载之内四海万国, 无一而非天主之所宰制, 必无独主如德亚一国之理。独主一国, 岂得称天主哉”? 进而又说, 汤若望等“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②。清康熙初,清廷终于做出了禁止天主教传教士传教的决定。 清代雍乾时期, 曾经作为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主导的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应用大为减弱,中西文化交流的重点转向艺术方面, 西方的绘画、音乐、建筑艺术的引进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产生影响, 意大利画师郎世宁等人融合中西画法创造“新体画”、圆明园的西洋式建筑都是出现在这一时期。西方园林艺术对中国园林的影响以这一时期表现最为明显。 一 中西方园林艺术特点 世界园林主要可分为东方园林和西方园林两大类, 前者以中国园林为代表, 后者以法国园林为代表。中西园林作为供人游乐赏玩的艺术空间具有共性, 然而由于自然观、审美取向的不同, 两者的造园理论、造园布局及其审美情趣迥然不同。美国景园建筑学家西蒙德说:“西方人对自然作战, 东方人以自身适应自然, 并以自然适应自身。”③ 1. 西方园林的特点。 西方园林的造园艺术, 深受西方自然观的影响, 西方人信奉“天人对立, 改造自然”的哲学观, 强调人改造自然, 从而形成有别于东方的美学思想。西方人将数和比例奉为美的最高境界, 强调“美就是和谐, 和谐有它的内部结构, 这就是对称、均衡、秩序, 是可以用简单的数和几何关系来确定的”。其总特点强调的是以人工改变自然, 无论是建筑物还是山水树木都具有人工穿凿的明显印记, 它是运用建筑法则而不是自然法则建造园林。最彻底地运用建筑原则的是法国园林, “它们照例接近高大的宫殿, 树木是栽成有规律的行列, 形成林荫大道, 修剪得很整齐, 围墙也是用修剪整齐的篱笆来造成的, 这样就把大自然改造成为一座露_天的广厦”④。排列整齐的建筑, 柱廊、花坛、草坪、雕像、喷泉等均是秩序分明, 呈现出几何形状, 充分体现了人工改造自然的力量。因此西方园林中处处呈现的平面的、立体的几何形, 一切景物均以规整、匀称的形式出现, 透视感强, 平坦开放, 一览无余, 从而把自由的大自然纳入规整的建筑系统。 西方园林的基本布局体现严格的几何图案。平面布局以轴线展开, 以建筑物为主体, 一般以一座体积庞大的建筑物矗立于园林中十分突出的轴线的起点上, 整座园林以此建筑物为基准, 园林的主轴线是此建筑轴线的延伸。沿主轴线布置主要景观, 两侧有次轴线, 之间有直干道和斜干道相连。在纵横道路交叉上形成小广场, 呈点状分布水池、喷泉、雕塑或其他类型的建筑小品。道路是笔直的, 水面被限制在整整齐齐的石砌池子里, 其池子被砌成圆形、方形、长方形或椭圆形, 池中布设人物雕塑和喷泉。园林铺设大面积草坪, 花草树木严格整形修剪成锥体、球体、圆柱体, 草坪、花圃则勾划成菱形、矩形、圆形等图案, 一丝不苟地按几何图形修剪、栽植, 绝不容许自然生长形状, 被誉之为刺绣花圃、绿色雕刻。“园艺要修剪、扶直树木, 使每一株树的形状完全不同于处女林中的树木; 正如建筑堆砌石块成为整齐的形式一样, 园艺把公园中的树木栽成整齐的行列。总之, 养花或园艺把‘粗糙的原料’加以改造、精制, 是和建筑如出一辙的。”⑤为了突出人的力量, 西方园林中广为布置人体雕塑,以显现人体美。园林布局不追求层次感, 只有把游览视点提高, 才能领略造园艺术的整体美。西方园林不仅布局对称、规则、严谨, 就是花草树木也修剪对称方正, 从而呈现出一种几何图案美。 西方园林艺术提出“完整、和谐、鲜明”三要素, 体现出严谨的理性, 集中表现了以人为中心, 以人力胜自然的思想理念。 2. 中国古典园林特点。 中国园林是一种自然山水式园林, 追求天然之趣是中国园林的基本特征。中国古代士人对山水自然抱着敬畏、崇尚的态度, 认为人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观, 强调人和自然之间的相辅相成, 和谐统一。基于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的文化传承, 中国园林以自然山水为造园的楷模, 认为“自然者为上品之上”, “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是中国园林创作的最高原则和审美标准。园林景观呈现的山环水抱, 曲折蜿蜒, 参差错落, 花草树木自然之态, 从而获得“不离轩堂而共履闲旷之域, 不出城市而共获山林之性”⑥的理想生活境界。 中国园林在布局上以自然为宗, “今夫山者, 天地之山也, 天地之为是山也⋯⋯吾之为山也, 非能学天地之山野, 学夫天地之山之自然之理也”⑦。园林因地制宜, 呈现不规则的平面布局, 没有明显的轴线对称, 最忌方塘石洫、一览而尽的做法, 主张庭园重深, 处处邻虚, 曲径通幽。空间上讲求“隔景”、“藏景”, “合景色于草昧之中, 昧之无尽; 擅风光于掩映之际,览而愈新”⑧。要求循环往复, 无穷无尽, “水欲远, 尽出之则不远; 掩映断其派(脉) , 则远矣”。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营造出无限的意趣。造园非常注重因地制宜, 因山顺势, 变化有致,曲折多端的手法。园林造景的山、水、建筑、花木这四要素的布置没有一定的程式, 按照自然的形态灵活随意, “因阜垒山, 因洼疏池。集宾有堂, 眺远有楼有阁, 读书有斋, 燕寝有馆房, 循行往还, 登降上下, 有廊榭、亭台、、村柴之属”⑨。建筑服从于周围的自然环境,与山水树木相互协调、融为一体, “随基势高下⋯⋯宜亭斯亭, 宜榭斯榭”。亭台楼榭轻灵小巧, 翘角飞檐, 与周围环境互相穿插融合。植物和树木的栽种和修剪配和山水布置, “着眼在画意, 高树和低树俯仰生姿。落叶树与长绿树相间, 花时不同的多种花树相间⋯⋯没有修剪得像宝塔那样的松柏, 没有阅兵式似的道旁树”⒑。传教士王致诚在写往巴黎的信中说, 在中国园林里,“人们所要表现的是天然朴野的农村, 而不是一所按照对称和比例的规则严谨地安排过的宫殿⋯⋯道路是蜿蜒曲折的⋯⋯不同于欧洲那种笔直的美丽的林荫道⋯⋯水渠富有野趣, 两岸的天然石块或进或退⋯⋯不同于欧洲的用方整的石块按墨线砌成的边岸”1l。中国古典园林的建造正符合中国古代文人居山四法: “树无行次, 石无位置, 屋无宏肆, 心无机事” 的理想园居环境。 而在审美情趣上, 中国园林艺术的美, 不仅体现在外在的形式美, 而是更加追求意境美。“片山多致, 寸石生情”, 将客观景致与主观情感相结合, 情景交融, 借景物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 从而使景物富有诗情画意与深刻哲理。“意境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的特构, 无论是对于诗词、绘画、音乐, 还是对于园林乃至盆景的创作来说, 都能赋予灵魂, 灌注生气, 化景物为情思, 变心态为画面, 使作品近而不浮, 远而不尽, 意象含蓄, 情致深蕴, 从而以其特殊的美的魅力, 引人入胜, 耐人寻思。”⒓.是否强调审美意境的创造, 是中国园林和西方园林、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的重要的区别之一。 中国园林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条联系的纽带, 遵循“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 表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与协调。 二 西方园林艺术对中国园林的影响 明清之际的西方传教士带来了西方哲学、科学和文化艺术。园林建筑作为最重要的文化载体之一, 自然成为其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传教士到中国, 首先在传教地建立教堂。据档案记载, 康熙时期全国各地的新旧教堂多达30 座, 分布于北京、山东、安徽、江苏、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湖北、陕西、河南等省份13.。北京宣武门教堂——南堂, 是汤若望在顺治七年(1650 年) 春, 依中国式建筑风格建造的, 但“堂牖器饰⋯⋯亭池台榭, 式仿西洋, 极其工巧”。并设有喷水池, “左池水上高三四尺, 石池水四道, 上喷高四五尺”14.。教堂内的建筑装饰和喷水池带有西洋园林的特点。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 , 徐日升与闵明我将其改建成欧式。 1. 私家园林艺术中的异质文化因子。 明清之际的江南私家园林受到西洋建筑的影响, 在建筑小品的装饰和细部做法上模仿西方园林, 如西式的石栏杆、西洋的套色玻璃和雕花玻璃等西洋异质文化因子悄然出现。 据袁祖志所写《随园琐记》中记载清代文人袁枚在南京的随园, “‘书仓’之东厢曰‘琉璃世界’, 为室二重, 窗嵌西洋五色玻璃, 光怪陆离, 目迷心醉”15。 扬州的“江园”, 江方伯建于乾隆年间, 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 改为官园。园中有一幢五间的敞厅, 乾隆皇帝赐名曰“怡性堂”, “堂左构子舍, 仿泰西营造法”bq。堂前敞后荫, 两面夹山, “左靠山仿西洋人制法, 前设栏楣”, 模仿意大利山地别墅园的逐层平台及大台阶的做法, “构深屋, 望之如数十百千层, 一旋一折, 目眩足惧, 唯闻钟声, 令人依声而转。盖室之中设自鸣钟, 屋一折则钟一鸣, 关捩与折相应。外画山河海屿, 海洋道路。对面设影灯, 用玻璃镜取屋内所画影。上开天窗盈尺, 令天光云影相摩荡, 兼以日月之光射之, 晶耀绝伦”16.。这是模仿当时盛行于欧洲的巴洛克式建筑的所谓“连列厅”以及用大镜子以扩大室内空间的“镜厅”做法。 扬州的“黄园”, 为黄氏别墅, 与“江园”相接。其中三层楼房的“澄碧堂”是模仿广州欧式建筑十三行的建筑立面, 大量使用西洋建筑中的玻璃装饰, 玲珑剔透。“盖西洋人好碧,广州十三行有碧堂。其制皆以连房广厦, 蔽日透月为工。是堂效其制, 故名澄碧堂。”17. 扬州的另一处园林景观“石壁流淙”, 其一幢建筑物内“榻旁一架古书, 缥缈零乱, 近视之, 乃西洋画也”。是由于墙上绘西洋壁画, 绘画运用焦点透视法因而显得景物逼真, 人仿佛可以走进去。徐履安“丁丑间(乾隆二十二年) 为园⋯⋯作水法, 以锡为筒, 一百四十有二,伏地下, 上置木桶, 高三尺, 以罗罩之, 水有锡筒中行至口, 口七孔, 孔中细丝盘转千余, 其户轴织具桔槔辘轳关捩努牙诸法, 由机而坐, 使水出高与檐齐, 如趵突泉, 即今之水竹居也”18。使用龙尾车操纵水源的方法制做西洋式喷泉。 西洋园林的元素在江南私家园林中基本上运用于园林的建筑装饰中, 在园林建筑形制、建筑装饰中部分吸收外来因素。 2. 皇家园林中的西洋园林。 受西洋园林影响最为显著的当属皇家园林, 它不仅在建筑的局部采用西洋建筑手法, 而且在园林的立意、布局、建造中照搬西方园林, 甚至用西方人设计园林, 大规模成群兴建西方风格的园林建筑。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则是圆明园的西洋楼。乾隆皇帝从郎世宁进呈的西洋画中看到西方园林中的喷泉图样, 很感兴趣, 便征召西洋传教士修建, 最后由郎世宁推荐传教士蒋友仁在长春园的北侧建成了第一座大型喷泉,“乾隆见而大悦。长春园中之其它欧式建筑及水法兴建约始于此时”19.。乾隆皇帝于是命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和蒋友仁等在长春园修造西洋楼。 西洋楼景区内欧式建筑、喷泉、迷宫、雕塑、绿篱、水池等西方园林要素一应俱全, 从平面布局到各造园要素的具体形象均接近于法国古典主义造园风格。全园共有7 组欧式建筑,从西向东依次为: 谐奇趣、蓄水楼、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观水法。平面布局体现轴线对称特点, 景区的主要道路均为直线, 主要景点的人工水池也都是规则的几何形状。建筑采用西洋建筑风格, 高大的大理石建筑、跌落的台阶、华丽的装饰, 充分体现了巴洛克和罗可可的建筑风格。建筑的平面布置、立面柱式、玻璃门窗、栏杆扶手等, 都是西洋做法,细部装饰为西洋雕刻中夹杂着中国民族花饰。园区中心的“大水法”为西洋楼的主要景观, 仿西方园林的喷泉, 大水法主建筑为一巨型石龛, 前面有狮子头喷水瀑布, 成7 级水帘。大水法的左右前方, 各有1 座大型喷水塔, 塔身方形, 共13 级。并运用西洋机械引水。在绿化方面同样采用西方园林方法, 修剪整齐的草木、花草铺成的花坛、建筑西方花园内常用的迷阵(m aze) 景观——“万花阵”。“西洋楼”是西方园林在中国第一次较全面、较完整的引进, 代表着18 世纪东西建筑文化和造园艺术交流的成就, 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 在皇家园林建筑室内采用了西方建筑风格的装饰, 据档案记载圆明园早在雍正三年(1725年) 九月间, 曾在圆明园后殿仙楼下安设了一樘楠木边双园玻璃窗cl, 雍正五年在万字房(万方安和) 对瀑布仙楼的窗户上, 还用了长4 尺4 寸、宽3 尺2 寸5 分的大块玻璃cm。并吸收西洋教堂天顶画、全景画的装饰手法而变通为中国式的建筑装饰手法——通景画cn, 在清代皇家园林中的圆明园、紫禁城内的建福宫花园和宁寿宫花园内大量出现co, 绘画采用了透视的画法, 有极强的立体效果。 以上所说的私家园林和皇家园林现在虽已不复存在, 而通过文献记载和园林遗迹可以看出, 西方园林要素曾出现在明清之际的中国园林中。它的引入, 拓展了国人的视野, 令人耳目一新。同时, 丰富了中国造园艺术手法。 三 西方园林艺术对中国园林影响的探讨 随着西方建筑文化的传入, 清代园林中出现了许多西式景观和装饰艺术。然而, 这些异质因子一般都体现在园林细微之处, 出现在建筑的局部装饰和园林的小品中, 这并没有改变中国古典园林的基本格局, 明清园林主体建筑及整体风格则是保持中国式的, 即使是最完整、全面地模仿西洋园林的典范——圆明园中的西洋楼, 也仅占圆明园总面积的百分之二, 作为聚景园林中的一个景观。且被置于全园也就是圆明、长春、万春三园的东北角, 并在它与园内其它中式景观之间加土丘以为隔绝, 成为一个独立的景观。 这种艺术风格折射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冲突。 其一, 中国固有文化的传承性。几千年的中外文化不断交融, 影响中国最大的外来文化,东汉末年的佛教和明清以来的西学, 都没有影响到中国文化本体的根本改变。中国人从来都是以外来文化服务于中国的本体文化, 也就是“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以实现自我的再生和创新。在明清中国人的眼中, 西洋建筑就像西方的自鸣钟一样, 属于“奇技淫巧”一类, 仅仅作为赏玩的对象而已。西洋楼的建造很大程度上源于乾隆皇帝对西洋画中“水法”的兴趣。 中西文化由于伦理观、价值观等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当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 外来文化就必须让步, 就像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 利玛窦等人为了传教的顺利进行, 改变了固有传教的方式, 制定并推行了天主教儒学化以及科学传教的方针。在西方园林艺术的东渐过程中, 当西方艺术与中国古典艺术出现相抵触的元素时, 也不免要采取本土化的变通方式。西洋楼这样纯西式的建筑在细节处理上也不免使用中国古典园林的元素。西洋楼在主轴景观的处理上, 并没设置成像西方庭园一眼望到底的直线, 而是沿用中国传统的造园手法, 被建筑物有节奏地分作三段, 西洋楼建筑群同样地把一长条园景分成几个院落, 避免拉丁庭园一望无际之感。西方古典主义花园中必不可少的人体雕像在西洋楼中却未出现, 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传统的祥禽瑞兽: 大水法前的水池中的主雕是一只象征福寿的梅花鹿, 谐奇趣和海晏堂前的主雕是寓意吉祥的翻尾鲤鱼, 海晏堂正面的大水池左右两侧的铜铸喷水雕像则改用中国传统的12 生肖。 其二, 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首先, 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交往的桥梁和纽带, 传播宗教是其目的, 而科学文化的介绍只是实现其目的的手段。其次, 文化交流的范围狭窄, 产生的社会影响不大。由于闭关自守政策和文化专制制度, 阻碍了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西学的传播仅限于上层文人, 入清之后, 更囿于宫廷之内, 社会影响面较小。西方园林艺术的影响也仅限于部分地区的少数园林及皇家园林中。 其三, 中西园林的造园思想和园林特点存在着根本的不同, 西方园林强调改造自然, 透视感强, 平坦开放、一览无余。西方古典主义园林的审美标准, 和当代的建筑一样, 是以追慕古罗马严格的几何构图和宏伟的气派为原则。中国园林强调效法自然, 遵循“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造园原则, 布局自由流畅, 旷奥兼得, 虚实相生。中国古典园林崇尚自然的造园原则及追求“诗情画意”美学意向, 顺应了园林“可行, 可望, 可游, 可居”的需求。而人工的、几何的、规则的西方园林不符合中国文人的“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审美裁判。 中国古典园林的自然性顺应了造园的要求,所以能为西方所接受, 具有中国趣味“英中式”园林在17—18 世纪英法等地出现。而西方园林的理性化, 与中国园林“犹若自然”的造园理论相抵触。因此, 明清之际, 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 西方造园的艺术亦影响到造中国古典园林的建造, 但这种作用是表面化的, 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古典园林的构思, 没有在整体布局、设计上改变中国古典园林以自然为楷模的设计理念。 西方园林对中国园林的影响反映出中国文化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 也反映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文人思想在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的应用 摘要:我国古典园林艺术作为全球文化的瑰宝,是人类文明遗产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内涵。在古典园林设计中蕴含了丰富的文人思想,有效结合了古代文人的素养和审美情绪,表达了传统道家与儒家的哲学思想,为现代园林设计提供了更多的设计想法和思路。本文将进一步对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的文人思想展开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文人思想;中国古典园林;设计 1古典园林设计中的文人思想哲学内涵 1.1儒家哲学思想 在传统文化中,儒家哲学思想始终保持着积极的入世态度,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注重国家社会等级秩序的维护[1]。儒家文人思想在古典园林设计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君臣民的礼制观与皇家园林中心与轴线思想保持一致,并且还体现在南方私家园林中的诗情画意表达。 1.2道教哲学思想 传统道教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了老子、庄子以及列子等。道教自古以来崇尚自然之旨,严格遵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始终强调无为思想,国家社会应该顺应自然的发展,追求万物的和谐发展,向往原始自然的生活状态,具备了浓郁的古代浪漫色彩。而在古典园林设计中往往融入了大量的浪漫主义人文色彩。 1.3佛教哲学思想 佛教思想文化是由西域地区传入中国的,同时在儒教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带有我国传统民色彩的佛教思想,它追求人与大自然合二为一的精神。在古典寺观园林中会融入一些极具宗教特色的建筑和景观,去完整表达出那个时代的宗教园林意义。 2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的文人思想体 现在我国古典园林设计中,文人会积极参与到整个过程,通过运用各种风格、意境的诗文点缀园林,致使园林产生耐人寻味的高深境界,在细细品味中发现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哲理。在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文人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园林意境追求意境 作为古典文人园林的灵魂所在,文人会将重心放在园林的意境构造上,使园林整体呈现出一种高深的艺术境界,让观赏者流连忘返于建筑景观当中,沉迷于各种风格的艺术文化。古典园林的境界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体现生活美的“生境”、追求艺术美的“画境”以及最后理想美的“意境”,三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而形成情境交融的美妙境界。 2.2园林空间艺术 在古典园林设计中文人尤其注重借景艺术的运用,他们普遍追求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创造出独特的景观情致。通过利用好园林周围任何有利的促进因素,有效增加园林整体的空间设计层次感,不让园林变得俗不可耐。例如在苏州的拙政园设计中,文人通过将园林外的古代寺庙建筑融入到园林中,从而造就了著名的“入园见塔”的景观。在古典园林的空间艺术设计中,文人还喜欢运用虚与实的哲学观思想,让园林设计突破空间约束,创建出一种虚实交错的意境空间。就比如在南方的拙政园中部设计中,通过以水域为中心,四周用建筑、岛屿以及植物进行点缀,同时以远香堂作为观赏点,从而有效形成了虚衬有致、对比鲜明的美丽江南水乡风貌。 2.3园林花木设计 花草树木作为古代文人的情感载体,中国古典园林设计受到了文人思想一定影响,在花草树木的配植过程中产生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人花木种植的选择,受到文人绘画与诗词风格的影响,在园林花木选择上,通过为符合整体风格会选择一些具备精神与自然属性的花木,将艺术情感寄托于花木中。例如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象征了文人的高尚情结,兰花体现了文人向往做一个幽居隐士等;二是全方位的意境效果。古代园林设计不仅仅涵盖了基础的视觉艺术,还涉及人们的嗅觉和听觉。就必须在苏州的拙政园听雨轩设计中,设计者通过运用植被芭蕉在被雨敲打的效果下去营造出下雨天的自然气氛,让人沉迷于美丽景观当中;三是全季节的花木观赏。古典园林设计会融入各个季节的观赏花木,花木的配植不仅会注重到花木色彩的季节变化,还会关注到花果颜色的季节变化。 3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园林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其在设计过程中融入了我国传统文人的独特思想文化,从而形成了我国独特的园林风格体系,推动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进步。通过对古典园林设计中文人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分析,有利于我国园林景观的发展,挖掘出更多的意境风格,使传统文人思想得到传承与发扬,创造出更具文化气息的现代园林景观。 作者:仇方赫 单位:辽宁省葫芦岛市园林管理处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中国古典园林中气的表达 园林中“气”的表达 1.园林选址皇家园林选址历来首选可纳自然山水入园之地域,清乾隆时曾在圆明园内作画的法国传教士韩国英记载了造园哲匠刘舟园林选址意向的叙述:“他们首先追求的是空气新鲜,朝向良好,土地肥沃…他们希望北面有一座山可以挡风。”2清晰的表明选址注重藏风聚气;私家园林属于官僚贵族和文人富商所有,他们以“园居”为主要生活方式,所以造园选址尤为重要。如苏州藕园东为流水,西有大路,南有河流,北有藏书楼,楼后有水,再加上园内东部的黄石大假山,整个园子选址布局符合风水中“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体现生气凝聚而不散泄的模式。苏州拙政园选址时,无邻借之景,但“居多隙地,有积水亘其中”,故选址于此,水是联系山、建筑、植物的纽带,使园林景物相贯通;寺庙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和人们修身养性之处,选址不仅要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又要藏风纳气,突出仙境神域特色。寺庙往往选典型的昆仑、蓬莱、壶天结构,以利于天地之气会聚于穴。(1)借峰峦之势造昆仑蓬莱之景,以此给人崇高超脱之感;(2)借自然洞穴或山间盆地造就壶天模式。往往是利用地貌隐蔽性创造封闭壶天结构,以此形成良好生态小气候。 2.掇山掇山置石传统园林必不可少的造园要素,园林中湖石假山的形态和布置就体现了气的作用。如扬州个园的四季假山,春山漏窗后的十二生肖形态,夏山假山前屹立于池中的太湖石“鱼骨”形态,冬山狮状宣石都是以形托意,以景传神,传达气韵的生动。对于庭院小空间亦讲气的作用,如《园冶》掇山篇中把山石分成若干种类型,其中书房山中“凡掇小山,或依嘉树卉木,聚散而理,或悬崖峻壁,各有别致”,书房庭院空间虽小,但湖石假山的形态、布置有分有合、相互呼应,从起始到结尾都有气的贯穿。 3.理水明代徐善继、徐善述在《地理人子须知》中说:“…气之来,有水以导之;气之止,有水以界之;气之聚,无风以散之。故曰要得水,要藏风。”风水理论中要求藏风纳气,气融需得水,得水为上。在古典园林中园无水不活,前提是园中水本身要有活气,若一潭死水贯穿园中,就不会给园带来任何生气。因此,水要有来龙去脉才是活水,如苏州网师园大水池西北的曲桥,池水经桥下一直伸向小沟,有不尽之意;同样,在池之东南也有一小桥,水流向南越来越狭,似流向深远处。总之,园林中水景对不同空间的交流和联系是对“气”这一概念最明显的体现。 4.植物植物在园林中起着重要作用。植物本身是有生命力的,中国园林追求的山林之气,多半要靠植物设计来体现。植物可以分隔园林空间,形成具有渗透性的不同空间界面,此空间与彼空间的交流就是靠充当气作用的植物来体现的;中国园林不仅注重视觉效果,往往会借助植物形成听觉效果,南方的芭蕉、荷叶是为听雨而置,北方的松林是听风的好素材,由此产生的意境画面气意盎然;花开花落、叶红叶黄,植物季节性的变化产生不同景观,使人的心理随大自然季节性更替变化,而这正是由植物气的作用产生的。 5.建筑一百尺为形中国古代的尺度系统,其标准取自人体并以十进制推衍形成。3同样,园林建筑以人作为衡量万物的尺寸,即“人形一丈,正形也”,因此园林大量建筑体量比较小,极富人情味。建筑单体或建筑空间的划分以百尺为限,而在百尺以内近观建筑,观赏角为仰角45.左右,此尺度正符合人生理和心理需要。园林建筑从庭一院一园一中、大园一园囿,以百尺之形为率,把各建筑组群划分成相独立又联系的多个局部性空间,这样,建筑空间组群便一气呵成呈现有机统一的特色,从而“积形成势,势积,犹积气成天”。然而,在一些大型皇家园林和寺庙园林中,往往会有些尺度超人的建筑,如颐和园中佛香阁。古典园林讲求“聚巧形而展势”从而利于园林气脉的流行,因此,为与这些高大建筑相呼应往往会以百尺之形单体建筑间的巧妙组合或利用天然地势来解决,不用增高单体建筑体量尺度来处理,以免人们近观时失之于超人的夸张尺度。而对于那些大体量的宗教建筑,虽尺度超人,但作为神的空间也能为人所接受。 园林中的“气”对现代景观设计的启示 随着物质文明迅速充斥中国大地,大自然优美曲线被破坏,景物各元素间的“气”被割断。在这种环境中,我们感受不到天地和气、万物共融,由此,提倡生态、低碳、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以下是笔者对现代景观设计的几点思考: 1.我们的物质世界并不是处于万物彼此孤立的静止结构中,而是一个呼吸着的有机生命体,万物在以一定的规律运动着,不会以人的意志转移。如果人们把万物彼此联系的“气”破坏,那必将受到报复,现代景观设计应构建天地和气、万物共融的和谐景观。 2.在做设计前,应先对环境进行分析,而分析研究的就是自然生态系统中诸如气象、地质、地形、水等基本因素之间的关系,而分析的重点就是将生物同其他因素作为“呼吸的生命有机体”来看待。 3.麦克翰指出,“生态规划与经济规划是密不可分的,他们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就像一枚硬币的两个面那样。”换句话说,就是以最小的自然和社会消耗取得最大的效益,因此现代生态景观设计应考虑发挥大环境应有的功效,如光能利用、风能利用,维护大自然空气循环、水循环等,这也顺应了“物之美,本乎天”这句话。 作者:周玲燕单位:山东大学
初中美术设计教学研究:谈初中美术设计课的教学 摘 要:要把美术设计课教学与现实生活相融合,紧扣新课标的要求,侧重“人与生活”美术教学进行探索,对教材的教学内容进行重组与充实,体现到学习生活中去培养学生审美的眼睛和实践操作能力的锻炼。 关键词:一个中心 情感认知 激发赏析 拓展思维 个性创意 主动评价 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初中阶段的美术课,是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它对陶冶情操、启迪智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四化”建设人才,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近几年,原国家教委在基础教育中强化了全面素质教育,重视美育(即审美教育),学校中的美术教育也得到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家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为了加强基础教育,不断地改善教学条件,修建了一些新的教学楼,我们学区初中,就是其中之一。它周围山峦环绕,河流相伴,绿树成荫,崭新的教学大楼被蓝天白云衬托,自然景观十分优美。为促进内涵发展,学校不断加大力度,精心营造育人环境,在路旁、亭边、花坛里、操场上,矗立起一块块大小不一的石头,并在上面镌刻了三十多条(首)引人思考、催人奋进的名言警句、诗词谚语,如“德,国家之基也”、“振民育德”、“上善若水”、“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运动,生命的源泉”等,让每一块石头都会说话。“石头文化”成了学校创建和谐校园的宣传阵地,通过这些名言警句对学生进行了潜在的、无声的教育。 一、一个中心 “人与生活”的一个中心即围绕“学校生活、社会生活”进行美术教学探索与研究。学校生活,是农村初中每个学生最有体会的生活经历,对学校的学习生活环境、美化寝室的应用设计,是以现有教学环境和生活环境为物质基础的整合改造,有利于学生在主动学习中培养热爱生活的情感,提高艺术修养和审美品味;社会生活,是以学生较熟悉的文化生活延伸到将来必将参与的社会经济生活,有利于学生在主动学习中培养认识生活的心智,提高人文素质和生活品味。整个设计教学的思路是在视觉传达设计教学中引入商业美术模拟实验教学的基本的指导思想,同样也适合设计欣赏教学的建构。 二、五个要素 为了体现以生活为中心的美术课堂教学理念,本人设计了“情感认知——创设生活情境;激发赏析——结合实际生活;拓展思维——探究设计规律;个性创意——凭借生活阅历;主动评价——合作学习研究”五个基本要素。整个教学模式遵循生活(素材)创作(设计)赏析(作品)的过程步骤,在具体教学操作中,对上述环节运用有所侧重,并可以适当地调整与增减。 1、情感认知——创设生活情境 列宁说:“缺乏情感的认识便失去了认识的深入,人的思想只有被浓厚的情感渗透时,才能得到力量,引起积极的注意、记忆和思维。”学习兴趣是学习动机重要的心理成分,是带有情感色彩的认知倾向,是思维活动的起点,没有学习兴趣就不会有智慧和灵感。因为美术作品、艺术家和学生之间存在距离,所以教师要在学生和艺术作品之间架起桥梁——即心灵的沟通。 2、激发赏析——结合实际生活 结合实际生活既体现了艺术源于生活的创作理念,也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想理念。本要素是在师生广泛搜集生活素材的基础上开展的以人为本的教学方式,体现学生的主动学习和合作学习过程,针对生活素材进行处理,建立师生素材共享,以及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互动信息库。 3、拓展思维——探究设计规律 要创设生活问题情境,引发关于艺术与生活的热点话题,引导学生参与文化的传承和交流,倾听学生的独特见解,并列举社会生活中的例子,展开辩论、讨论,进一步拓展思维。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发展,尤其是网络技术的普及应用,美术设计可以利用特定的电脑软件来制作,并可以利用多媒体展示,为美术课堂提供了空间,更便于教学。 4、个性创意——凭借生活阅历 美术设计课应充分调动中学生热衷于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好想好动的天性,使学生主动进行创造,设计出符合青少年和时代特征的作品。要依据学生所感知的生活、审美情趣以及学生所理解、掌握的美术知识,提供典型的、与学生生活较贴近的设计师作品,从多角度探究作品成功的原因和规律,找寻设计师创作的灵感来源。 5、主动评价——合作学习研究 教师要充分尊重个体差异,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强调以鼓励为主的发展性评价,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让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基础上,对每一次作业、每一次活动,应该有多种评价方式并存,小进步小成就,大进步大成就,让每一个人都体会到成功的快乐。要通过学生谈设计思路、表现手法等,把握学生的愿望和索求,结合自评、互评(学生、师生),使评价活动从创新实践上升为创新思考,使学生获得带有深刻情感体验的独特理性认识,引导学生课外拓展性的闲暇活动,激发学习兴趣和表现欲望,形成基本的设计素养,促进教学过程的最优化和主题的深化。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本人的教学观念得到了更新,科研意识越来越强。以生活为本,以艺术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体现了追求人文生活倾向的设计教学理念,学生获得了进取的力量,分享了合作的和谐,发现了生命的灿烂。在这样和谐的氛围里,才能唤醒师生潜能,张扬本真个性,共同创造奇迹! 初中美术设计教学研究:初中美术设计课的教学探索 摘要:要把美术设计课教学与现实生活相融合,紧扣新课标的要求,侧重“人与生活”美术教学进行探索,对教材的教学内容进行重组与充实,体现到学习生活中去培养学生审美的眼睛和实践操作能力的锻炼。 关键词:一个中心 情感认知 激发赏析 拓展思维 个性创意 主动评价 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初中阶段的美术课,是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它对陶冶情操、启迪智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四化”建设人才,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近几年,原国家教委在基础教育中强化了全面素质教育,重视美育(即审美教育),学校中的美术教育也得到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家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为了加强基础教育,不断地改善教学条件,修建了一些新的教学楼,我们学区初中,就是其中之一。它周围山峦环绕,河流相伴,绿树成荫,崭新的教学大楼被蓝天白云衬托,自然景观十分优美。为促进内涵发展,学校不断加大力度,精心营造育人环境,在路旁、亭边、花坛里、操场上,矗立起一块块大小不一的石头,并在上面镌刻了三十多条(首)引人思考、催人奋进的名言警句、诗词谚语,如“德,国家之基也”、“振民育德”、“上善若水”、“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运动,生命的源泉”等,让每一块石头都会说话。“石头文化”成了学校创建和谐校园的宣传阵地,通过这些名言警句对学生进行了潜在的、无声的教育。 一、一个中心 “人与生活”的一个中心即围绕“学校生活、社会生活”进行美术教学探索与研究。学校生活,是农村初中每个学生最有体会的生活经历,对学校的学习生活环境、美化寝室的应用设计,是以现有教学环境和生活环境为物质基础的整合改造,有利于学生在主动学习中培养热爱生活的情感,提高艺术修养和审美品味;社会生活,是以学生较熟悉的文化生活延伸到将来必将参与的社会经济生活,有利于学生在主动学习中培养认识生活的心智,提高人文素质和生活品味。整个设计教学的思路是在视觉传达设计教学中引入商业美术模拟实验教学的基本的指导思想,同样也适合设计欣赏教学的建构。 二、五个要素 为了体现以生活为中心的美术课堂教学理念,本人设计了“情感认知——创设生活情境;激发赏析——结合实际生活;拓展思维——探究设计规律;个性创意——凭借生活阅历;主动评价——合作学习研究”五个基本要素。整个教学模式遵循生活(素材)创作(设计)赏析(作品)的过程步骤,在具体教学操作中,对上述环节运用有所侧重,并可以适当地调整与增减。 1、情感认知——创设生活情境 列宁说:“缺乏情感的认识便失去了认识的深入,人的思想只有被浓厚的情感渗透时,才能得到力量,引起积极的注意、记忆和思维。”学习兴趣是学习动机重要的心理成分,是带有情感色彩的认知倾向,是思维活动的起点,没有学习兴趣就不会有智慧和灵感。因为美术作品、艺术家和学生之间存在距离,所以教师要在学生和艺术作品之间架起桥梁——即心灵的沟通。 2、激发赏析——结合实际生活 结合实际生活既体现了艺术源于生活的创作理念,也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想理念。本要素是在师生广泛搜集生活素材的基础上开展的以人为本的教学方式,体现学生的主动学习和合作学习过程,针对生活素材进行处理,建立师生素材共享,以及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互动信息库。 3、拓展思维——探究设计规律 要创设生活问题情境,引发关于艺术与生活的热点话题,引导学生参与文化的传承和交流,倾听学生的独特见解,并列举社会生活中的例子,展开辩论、讨论,进一步拓展思维。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发展,尤其是网络技术的普及应用,美术设计可以利用特定的电脑软件来制作,并可以利用多媒体展示,为美术课堂提供了空间,更便于教学。 4、个性创意——凭借生活阅历 美术设计课应充分调动中学生热衷于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好想好动的天性,使学生主动进行创造,设计出符合青少年和时代特征的作品。要依据学生所感知的生活、审美情趣以及学生所理解、掌握的美术知识,提供典型的、与学生生活较贴近的设计师作品,从多角度探究作品成功的原因和规律,找寻设计师创作的灵感来源。 5、主动评价——合作学习研究 教师要充分尊重个体差异,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强调以鼓励为主的发展性评价,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让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基础上,对每一次作业、每一次活动,应该有多种评价方式并存,小进步小成就,大进步大成就,让每一个人都体会到成功的快乐。要通过学生谈设计思路、表现手法等,把握学生的愿望和索求,结合自评、互评(学生、师生),使评价活动从创新实践上升为创新思考,使学生获得带有深刻情感体验的独特理性认识,引导学生课外拓展性的闲暇活动,激发学习兴趣和表现欲望,形成基本的设计素养,促进教学过程的最优化和主题的深化。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本人的教学观念得到了更新,科研意识越来越强。以生活为本,以艺术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体现了追求人文生活倾向的设计教学理念,学生获得了进取的力量,分享了合作的和谐,发现了生命的灿烂。在这样和谐的氛围里,才能唤醒师生潜能,张扬本真个性,共同创造奇迹! 初中美术设计教学研究:初中美术设计课程教学模式分析 摘 要:社会发展,教育为本。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不断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教育越来越重视,对教学模式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本文主要分析了初中美术设计课程教学模式的现状,教学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初中美术设计课程教学模式的完善。 关键词:初中美术;设计课程;教学模式 当代社会需要的是各方面全面发展的综合性的高素质人才,素质教育也要求要从德、智、体、美等各方面全面培养学生,因此,对美术课程的教学研究十分重要,由于传统教育中对美术课程的重视不够高,而素质教育的历史又不是很长,因此,初中教育中的美术设计课程教学模式还不完善,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发展。 一、初中美术设计课程的教学模式现状 1、对初中美术设计课程不够重视 我国的艺术发展教育起步比较晚,重视程度也不高,传统教育只重视所谓的“主科”,将美术、音乐、体育等教育划分到“副科”之中,没有规范的教学模式,也没有明确的考核阶段,尤其是在中小学,它们只是作为学生学习之外的娱乐放松课程,因为在正式考试中,美术不作为考试内容,所以,老师、学生和家长对其重视程度都很低,甚至有些家长和老师认为学习美术会耽误学生的学习,这些不正确的观念,影响了美术教育的正常发展,很多在美术上很有天赋的学生也失去了学习美术的最佳时间,严重阻碍了我国艺术教育的发展。 2、教学方法不完善 传统的美术教学都是在普通教室进行,设计主题由老师指出,再由老师在前面示范,学生进行模仿和学习,因为美术设计是一个动态的教学过程,普通教室无法体现美术设计教学的这个特点,使得学生在学生的过程中看不到设计的整个过程,感受不到设计的理念。此外,在美术设计教学中,老师比较重视对学生设计技能的培养和理论知识的讲授,学生不能从深层次对设计的理念和内涵进行感受,找不到学习的重点,而且只会纸上谈兵,真正操作时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3、教学模式太僵硬 传统的美术设计课程教学模式是,老师确定主题―老师导入新课―老师课堂示范―学生模仿学习―老师课后评估。从这个模式中可以看出,在整个美术设计教学的过程中,老师始终占主导地位,决定着整个教学的进行,这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处于初中阶段的学生,逆反心理比较强,长期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习,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由于教学模式比较僵硬,课堂气氛不够活跃,也严重阻碍了学生的思维拓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4、评估阶段不科学 在对学生的作品进行评价时,老师往往比较注重在技能运用能力、画面表现力等方面的考察,忽视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学生为了取得较高的分数,就会完全按照老师的要求来做,这严重影响了学生了想象力。美术本身就是一个强调创新和发散思维的学科,强调个性的发展,这种不科学的评估方式严重影响了美术课程的正常发展。 二、对初中美术设计课程教学模式的完善 1、以学生为本 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学要以学生为本,教师为指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以学生为本,就必须构建符合学生特点的教学模式。初中生处于半成熟半幼稚的心理发展阶段,叛逆心理比较严重,逐渐变的独立、自觉,抽象逻辑思维逐渐增强,在对新事物的理解上,主要靠直观性的事物,因此,在构建教学模式时,要选择比较直观的教学手段,保证学生能够理解。比如在美术设计中学习剪纸设计时,可以拿出实物,让学生亲自动手操作,学生可以自己想象,剪出自己所想,老师可以在一旁指导。 2、构建导入式的教学模式 因为初中阶段的学生,抽象逻辑思维能力还不够高,也没有很强的自觉性,在学习一个新课程时,老师应该给学生提供一种教学情境,使学生迅速集中注意力,自觉的被吸引其中,这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知识,还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教学质量。比如,当学习服装设计时,可以给学生看上一段服装展的视频,以此导入新课程的学习。 3、构建内容合理的教学模式 初中阶段,美术设计的教学重点是培养学生基本的艺术设计思想、设计审美能力、设计创新意识等,最终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初中美术设计强调学生的素质能力培养,而不是专业能力培养,如果没有选择正确的教学内容,知识的难度超出了学生的接受能力,会影响学生对美术的学习热情,让学生望而止步。此外,初中三个年级的学生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他们的心理成熟程度,和逻辑思维能力有所差异,在设置教学内容时,要注意教学内容的层次性,知识的难度要随着年级的增高适当增加,逐渐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让学生感受到这种变化,享受学习的成就感。比如,初一阶段,重点讲理论知识,并附加比较简单的美术设计;初二将理论与实际设计相结合;初三重点学习实际设计。 4、构建方法丰富的教学模式 设计一类的课程,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在教学模式上,不能把学生控制普通教室中,可以在多媒体教室,通过电脑的动态演示,呈现设计的过程,多给学生看一些作品展,可以看图片、可以看视频,也可以带出学校,亲身感受作品展,享受美术的魅力,多参加室外活动,观察实物。对设计课程的检验,要通过实践,鼓励学生大胆创新、大胆想象。 三、结语 艺术设计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随着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艺术设计的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一定要在美术设计课程的教学模式上不断研究,不断完善,是我国的艺术设计实现更好的发展 初中美术设计教学研究:浅谈新课程初中美术设计课的教学 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初中阶段的美术课,是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它对陶冶情操、启迪智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四化”建设人才,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近几年,原国家教委在基础教育中强化了全面素质教育,重视美育(即审美教育),学校中的美术教育也得到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家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为了加强基础教育,不断地改善教学条件,修建了一些新的教学楼,我们学区初中,就是其中之一。它周围山峦环绕,河流相伴,绿树成荫,崭新的教学大楼被蓝天白云衬托,自然景观十分优美。为促进内涵发展,学校不断加大力度,精心营造育人环境,在路旁、亭边、花坛里、操场上,矗立起一块块大小不一的石头,并在上面镌刻了三十多条(首)引人思考、催人奋进的名言警句、诗词谚语,如“德,国家之基也”、“振民育德”、“上善若水”、“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运动,生命的源泉”等,让每一块石头都会说话。“石头文化”成了学校创建和谐校园的宣传阵地,通过这些名言警句对学生进行了潜在的、无声的教育。 一、一个中心 “人与生活”的一个中心即围绕“学校生活、社会生活”进行美术教学探索与研究。学校生活,是农村初中每个学生最有体会的生活经历,对学校的学习生活环境、美化寝室的应用设计,是以现有教学环境和生活环境为物质基础的整合改造,有利于学生在主动学习中培养热爱生活的情感,提高艺术修养和审美品味;社会生活,是以学生较熟悉的文化生活延伸到将来必将参与的社会经济生活,有利于学生在主动学习中培养认识生活的心智,提高人文素质和生活品味。整个设计教学的思路是在视觉传达设计教学中引入商业美术模拟实验教学的基本的指导思想,同样也适合设计欣赏教学的建构。 二、五个要素 为了体现以生活为中心的美术课堂教学理念,本人设计了“情感认知——创设生活情境;激发赏析——结合实际生活;拓展思维——探究设计规律;个性创意——凭借生活阅历;主动评价——合作学习研究”五个基本要素。整个教学模式遵循生活(素材)创作(设计)赏析(作品)的过程步骤,在具体教学操作中,对上述环节运用有所侧重,并可以适当地调整与增减。 1、情感认知——创设生活情境 列宁说:“缺乏情感的认识便失去了认识的深入,人的思想只有被浓厚的情感渗透时,才能得到力量,引起积极的注意、记忆和思维。”学习兴趣是学习动机重要的心理成分,是带有情感色彩的认知倾向,是思维活动的起点,没有学习兴趣就不会有智慧和灵感。因为美术作品、艺术家和学生之间存在距离,所以教师要在学生和艺术作品之间架起桥梁——即心灵的沟通。 2、激发赏析——结合实际生活 结合实际生活既体现了艺术源于生活的创作理念,也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想理念。本要素是在师生广泛搜集生活素材的基础上开展的以人为本的教学方式,体现学生的主动学习和合作学习过程,针对生活素材进行处理,建立师生素材共享,以及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互动信息库。 3、拓展思维——探究设计规律 要创设生活问题情境,引发关于艺术与生活的热点话题,引导学生参与文化的传承和交流,倾听学生的独特见解,并列举社会生活中的例子,展开辩论、讨论,进一步拓展思维。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发展,尤其是网络技术的普及应用,美术设计可以利用特定的电脑软件来制作,并可以利用多媒体展示,为美术课堂提供了空间,更便于教学。 4、个性创意——凭借生活阅历 美术设计课应充分调动中学生热衷于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好想好动的天性,使学生主动进行创造,设计出符合青少年和时代特征的作品。要依据学生所感知的生活、审美情趣以及学生所理解、掌握的美术知识,提供典型的、与学生生活较贴近的设计师作品,从多角度探究作品成功的原因和规律,找寻设计师创作的灵感来源。 5、主动评价——合作学习研究 教师要充分尊重个体差异,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强调以鼓励为主的发展性评价,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让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基础上,对每一次作业、每一次活动,应该有多种评价方式并存,小进步小成就,大进步大成就,让每一个人都体会到成功的快乐。要通过学生谈设计思路、表现手法等,把握学生的愿望和索求,结合自评、互评(学生、师生),使评价活动从创新实践上升为创新思考,使学生获得带有深刻情感体验的独特理性认识,引导学生课外拓展性的闲暇活动,激发学习兴趣和表现欲望,形成基本的设计素养,促进教学过程的最优化和主题的深化。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本人的教学观念得到了更新,科研意识越来越强。以生活为本,以艺术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体现了追求人文生活倾向的设计教学理念,学生获得了进取的力量,分享了合作的和谐,发现了生命的灿烂。在这样和谐的氛围里,才能唤醒师生潜能,张扬本真个性,共同创造奇迹! 初中美术设计教学研究:初中美术设计与应用课教学浅析 一、设计与应用课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 新课程倡导实施探究性学习,必须以创造性使用教材为突破口,改编、创编设计新教材,让学生寻求探究思路和方法。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进行探究,自己解决问题、总结交流。教师起到组织指导的作用,并贯穿研究性活动全过程。如:结合立体构成课程开设的初二手工课《笔筒的制作》中,笔者首先创设民主的教学氛围;操作台上摆放各类工具和一份打印的笔筒操作步骤示意图,根据示意图和工具使用视频请学生说出各种工具的用途和使用过程中的安全事项;再根据示意图和视频,请学生预习并找出操作中的重点、难点并提出问题;由能够率先领悟的学生负责解惑释疑,充当老师的角色进行讲解;最后教师再利用视频集中回顾和讲解重点、难点。 学生在自主探究学习中已经能学习到一般的制作过程,预见到操作过程中的安全注意事项。既培养学生勇于实践和善于实践的心理品质,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技术意识。 二、设计与应用课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 新课程提倡团队合作学习,设计与应用课程是兼以培养团队合作为目的的,团队合作有利于学生主体性的发展,有利于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此外,还减轻了学习压力,有助于学生调节心理状态,促进学习共同体的健康发展。笔者采取的方法是教会学生如何合作的方法:组员之间相互信任,有问题、有建议都应该尽快地提出来讨论以便及时实施正确的决定;帮助不积极的组员明确目的、认识到个人与整体的关系;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安排适合他的工作;人无完人,有错就改;每个组员都应该对自己的工作和团队负责。 让学生在团队合作中了解信任、责任的重要性,认识到相互的信任、良性的冲突、明确的目的、强烈的责任感是一个优秀团队应该具备的基础和条件,也是今后融入社会应具备的素质。 三、设计与应用课教学应注重多元化的评价机制 新课程所倡导的教育评价是一种发展性评价,在对学生的评价中,评价的主体、内容和方法都要多元化、多样化。给学生充分发表言论的机会,让学生的思想能得到充分地展示,个性得到张扬。评价时,不能局限于作品制作优劣,更应注意组员在活动中的表现。细心的教师总能抓住学生身上的某个闪光点进行恰如其分的表扬;让评价成为一节课的高潮部分。笔者在上初二年级设计与应用课《有趣的墙》时采用这样的方法:一是让每组选派学生介绍自己小组作品的设计思路、材料准备、作品制作等形成过程。二是请每个组员谈谈在整个活动过程中的感受,介绍活动过程中的一些感人故事。三是由教师和学生代表组成“评审委员会”,确定打分标准并点评每组艺术作品的特色和不足,公开打分。四是利用学校的楼梯旁、大厅等场所公开展示学生作品,把制作思路、感人事迹、教师点评等整理成文字资料一并展示。五是对于一些表现突出的同学通报表扬。 多元化评价有助于学生更全面地认识自我,激发了学习兴趣。在引导学生形成社会共同的价值观的同时,也起到了保护和发展学生个性的作用。 四、设计与应用课教学应注重运用多媒体技术 新课程倡导教学活动与现代教育技术相整合。设计与应用课程需要直观教学,巧妙运用多媒体教学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多媒体的应用使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能欣赏到更多更美的物象,为其审美素质、思维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在设计与应用课程《风筝制作》课上,笔者利用课件插入了姿态各异、五颜六色的风筝造型图片介绍、利用网络播放《风筝探源》视频等,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为课程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采用事先拍好的视频和实物投影仪示范的重点、难点,通过特写镜头,变抽象的说教为形象的演示,有效地激发了学生自主探究的学习热情。 多媒体课件能充分刺激和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以多种媒体信息作用于学生,形成合理的教学过程结构,能帮助教师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 总之,美术教师应更新观念,在授课过程中注重创设民主的学习氛围,强调学生亲身体验,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