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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主要栏目:《一九八四》翻译随笔、人性的亲证、父亲的赎罪、信念的传承等。
《文苑·经典美文》主要栏目:真、智、趣、人、美、风雅颂、诗礼乐、经典主题、阅读留言。
欧美文学论文:浅析启蒙运动与现代欧美文学与文化 一、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内涵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优秀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 理性精神强调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对事物进行推理以进行对现实事物的认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当中,人们应当具有充分怀疑的精神,敢于突破旧有传统进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怀疑。这种思想主张促成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产生。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及中西文化差异 【摘要】文学及科普作品是文化的表现形式,通过文学及科普作品能够更容易读懂一个国家的语言特征、文明发展、文化变迁、经济状况、政治生态等。在现代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和传播活动中,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和语言特点,与汉语的古典著作有非常大的差别。 【关键词】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文化差异;翻译 但是,就近代文学及科普作品的影响力对比看,由于中文文字及语言处于高语境文化,理解与书写较为困难;而以西方诸多国家为代表的英语(语言)作品传播渠道和认同感较强。所以,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影响力要比我国的文学及科普作品的大(当然,经济力量的薄弱、政治扩张力不足也有直接关系)。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我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和“大国梦想”的国家战略,我们的文学作品及科普作品,特别是能够反映我国当代优秀文化内涵和科技水平的作品一定要走向世界,展示给全人类。因此,这些作品的传播就离不开对作品的翻译工作。同时,现代文明是文化交流的结果,我们也无法避免西方文化的输入,既然要进行文化进步,就必须研究人类文明,必须透彻的了解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本质内容以及它带来的文化蕴含。本文主要对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翻译的过程进行探讨,找到文化差异,求同存异。 一、早期的中西方文学交流 为了增进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解,我国早期的翻译家陈季同翻译了中国的古典小说和古典戏曲外,他还详尽的在书中描绘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陈季同写了两本重要的书,即《中国人自画像》(1884)和《中国人的快乐》(1890)这两本书在西方影响很大,两书都有英译本。特别是《中国人自画像》,188年由法国巴黎卡尔曼.利瓦依出版社出版,当年即重印六次。英译本中介绍的中国人的文化在许多方面却惊人地与美国人的风俗习惯相雷同。这说明,中西文化存在差异的同时,也存在文化相似之处。当然,很多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在不同时代也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英语翻译过程中有效的强化了不同语言的运用技巧,在使用语态和人物刻画过程中形象生动的表现了与中国人完全不同的语言习惯,有些简洁,有些直白,有些甚至在中国的一些“阳春白雪”类的文学作品中根本就看不到的,粗俗的字眼的语言。然而,却更贴近生活,贴近广大的民众,同时也强烈的、明确的弱化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 我们知道,虽然不同民众之间相隔万里,语言习惯差异很大。但是,不管是底层还是上层,都无可避免的归属与人类的范畴,遇到好事欣喜万分,遇到坏事痛苦不堪,对好坏的标准也是有一定想通之处的。因此,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及科普作品在通过多方和双方的交流过程中,作品的本身的内涵得到更大程度的体现,展示了不同语言文化所带来的不同感受和对人的内心的冲击,从而对读者形成强烈的吸引力,引起读者的共鸣或者其他的感受,这种感受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所以说,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生命力在中国大地上如果得到了广泛认可,其实就代表了中国人对其文化的认同,至少体现在这一作品上。反之亦然。对于我国的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而言,能够使得它们与欧美的文化和科普作品在相互间交流与传递,并且达到很好的效果,也就说明欧美人民对中国的文化和科普作品内容、形式、文化的认同。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在中英语言之间交流、互动。取决于翻译者对文学及科普作品中的语言、内容、人物性格和思想特点的把握。要翻译出好的作品,必须掌控对人物性格的理解,行为过程的关注,作品结局的把握,思想内容的精炼等。这其实要求翻译者对文化差异进行深入理解和对源语言的良好学习,甚至对该民族的发展历史也要有很好的理解。否则,可能达不到读者的共鸣和喜爱。这也是衡量译作是否为优秀作品的重要标准,也是前提。 二、文学与科普作品的翻译特点 从建国以来,由于历史文化的影响,科普作品在中国从根本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相比于欧美文学读者更少。由于我国大多数译者均来自高校,而高校的老师是做为教学主力的,没有太多的精力从事专门的翻译工作。而我国的自由译者人数并不多。因此,科普作品翻译在我国的数量是凤毛麟角,不敢相比于欧美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应该说,同样容量的译作,从语篇、词汇、读者三方面来说,科普作品翻译的难度甚至高于文学作品的翻译。这是因为,如果原作者在书中以大量实例来说明科幻、科普作品,那翻译者就要具有同样或更高的专业知识、储备,甚至于领悟能力都要高些。在此基础上,科普作品的翻译还要针对不同的读者或者根据读者的水平进行异化或归化,进行翻译,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是有人掌握了语言能力,由于缺乏相关的科普知识,那翻译出来的作品会脱离“科普”轨道,或许更像是一部说明书。而如果掌握了相关的专业技术,却没有相当的语言能力,疏于语言习得,对原作的语言文化了解不深,同样不能够把科普作品翻译的像样子。从文体学的观点来看,无论是科普作品还是欧美文学作品都是个庞大的体系,属于科技文体类,两者的层次多、范围广。要对它们进行翻译,通常来说更需要了解它们的语域和语篇问题。在了解了翻译词句的语场、语旨和语式的情况下,才能够着手去翻译。这是一项综合技术融合度较高的工作。相比于与科普作品,文学作品则显得很灵活,提成则更是多种多样。就语言标的的风格来说,文学作品更注重语言本身的精彩程度、语言外在的吸引力,让读者阅读非常的时候是通俗易懂的,从而达到让大家都喜欢阅读的目的小说和诗歌等。不管是欧美还是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可能在语言上比较生涩难懂。但是,另一面则是追求语言的内涵;而一些看起来朴素的毫无出彩之处的语言,通俗平淡的语言也可能蕴含了强大的力量,正如鲁迅先生的小说,内涵丰富,语言精彩。这说明文学语言和科普语言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提示给翻译,但译者却不能只看到差异并做为窠臼,重要的是以内容的表达为主。 三、欧美和中国文学作品及科普作品的翻译 要正确的对欧美和中国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就必须了解两者之间在文化上存在的语言特征和中英差异。首先,既然本文说的是作品的翻译,就离不开词语。因此,下文强调“英汉词语的社会文化内涵”:(1)独特文化孕育了独特的词汇。每一种独特的文化相对应的就有一种独特的语言,而独特的语言包含了独特的词汇。北京人把走街串户的小商贩叫“胡同串子”;等等。(2)文化差异导致相同词汇表达的含义有差别。英文中的“red”和中文中的“红色”有时就含义不同。如词组“TheRedNose”意指为婴儿猝死。直译成汉语则是“红鼻子”,词意相差甚远。(3)文化差异影响到语义和要表达的内容不对等(不等值)。如英国作家乔叟的小说《坎特伯雷故事集》里有个叫巴思的妇女,作家把她刻画成一个风流的女性,其中在描写她的装束时就用了“脚蹬深红色长筒抹”(译文:Herdosewereofthefinestscarletred,garteredtight)。这里scarletred带有红色,可是在英语里,却也有“放荡”的联想意义。再如,英语中形容红男绿女们的放荡生活用aredwasteofyouth表达。Isshereallysored意思是说“她果真那么不检点吗?”因此说,相同的词汇,如果用汉英两种语言来表达,可能会出现差异。即使用同样语言不同语境下意思也可能不一样呢。那么,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的翻译异同在哪里呢?显而易见,是内容不同。文学作品可以极度渲染甚至是编造,科普作品则不能;其次是,语用词汇不同,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可以根据情节内容用不同的语言风格来做处理。但是,科普作品往往有固定的词汇和语用规律、搭配。最后,科普作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文学作品只要遵循一般规律就可以了。这些特点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在语域、语场、语旨上。因此,翻译文学和科普作品,不但要了解中西方的语言文化习惯,还需要了解不同文体所带来的问题。 四、结论 语言是文化艺术宝库中绚丽多彩的瑰宝和重要组成。各民族的语言都有其引人入胜的一面,也有不同的营养蕴含其中。人们运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以各种方式进行传播,以联想、诙谐等等态度将喻体和本体的相似点进行比较,从而深动地刻画事物,传递信息,说明道理。我们只有了解中西方文化对各种形象的联想和喻义的相似、相异及相同之处后,才能正确地使用和翻译英汉词语。 作者:苗国栋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欧美文学论文:谈论欧美文学人道主义精神 一、人道主义精神 所谓的人道,是指的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体。它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这样一种世界观。由此可见,人道的思想是随着人类进入文明时期而萌发的[1]。在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的脑中,它意指着一种能够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思想。到了15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人道即是指文艺复兴的精神和指导思想,它代表着反对封建教会专制,提倡充分发展人的个性的一种理念。直到19世纪,人道始终是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而关于它的思想内涵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完整。综合古典和现代的各位欧美文学思想大家关于人道的阐述,所谓的人道主义精神基本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就是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尊重人,关心人,维护人的一切权利,进而坚决杜绝和反对任何危害人的行为。此外,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倡导和弘扬人性中那种美好的、善的、充满慈悲的东西,抑制人性中那种恶的、残暴的东西。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提倡以仁爱、宽恕代替暴力、仇杀,反对以恶治恶,提倡道德的自我完善。这种人道的思想可以说一直贯穿在整个西方文学当中,被人们笼统地称为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又把人道主义的内涵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起着反对封建制度的积极作用。这也可以看做是人道主义精神出了文学的界线后,在政治运动中的重大作用。详细的来说,人道主义的三大要素是:人性、理性和超越性。即倡导在对人性的基本尊重的基础上,保证头脑清晰理性的思考能力,保持对真理追求的热心和耐力,最终实现超越性的认识。不仅仅是对于事情本身,而是生命的真谛!文学将人作为研究的要义,其中体现的具体含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无非就是倡导人的价值。早有说法是,将其归结在三个方面:一是,肯定人在这个尘世间的幸福,人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二是,承认人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肉体上人是动物,有生老病死;精神上,人因为有精神灵魂的存在而不同于其它动物。三是,人的尊严,尊严高于幸福,人活着就得活得有尊严。人要有充分的主观能动性,能够用自己的头脑和意志来做事情,才能获得幸福。 二、萌芽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 从萌芽时期到现代社会,欧美文学发展中的点点滴滴都蕴藏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关于欧美文学的起源有很多说法,比较权威的是希腊神话[2]。追踪溯源后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其中包含的人道主义的痕迹。希腊神话中很多人物的性格特点、做事风格和故事的描述,都可以让我们找到现实中对应的映射对象。天神宙斯,他是众神之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更可怕的是他具有最大权威,能够使用可怕的雷电惩罚神与人,他知道神和人的一切事情,能预知未来。所以,当面对背叛的普罗米修斯时,他完全将自己处于高处的位置而想知其于死地。这是我们理想化的,但是故事的他没有这样做。此时的他,露出了和人性一样丑恶的一面,对普罗米修斯进行了残忍的折磨,只为了然他说出所谓的“秘密”。或许我们可以说,即使是神又如何,永远摆脱不了窥视人内心,掌握全局的这些可怜的欲望。此时此刻,宙斯不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众神之首,只是一个失去理智,想尽一切办法满足自己欲望的普通人而已。所以是,希腊神话,并不是神话,其实源于中世纪实际生活的例子,其是宗教统治的工具。在神话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人性的真实面,让我们更加清楚的了解真人,真情。还有大家所熟知的太阳神阿波罗,他是宙斯与黑暗女神勒托的儿子。他的名字即寓意着“光明”,人们在他的身上找不到黑暗,因为他从不说谎,光明磊落。更有着真理之神称号的他,也很擅长弹奏七弦琴,旋律优美动听;又精通箭术,他的箭百发百中,从未射失。除了多才多艺之外他更是众神中最美最英俊的男子,被塑造的如此优秀的他,简直可以说是大家膜拜的对象。这也就是人们理想中的美好伴侣,有着高超的技艺和俊美的外表,受到众人的一致赞赏。再比如,判官帕里斯在判断要将“不和的金苹果”判给谁的时候,毅然选择了爱神阿佛洛狄忒。虽然,天后赫拉还有智慧女神雅典娜都想要这个可以使人成为天下最美丽的女人的金苹果,但是他们给判官帕里斯的东西都不是他想要的。帕里斯最终在放弃了伟大君主职位,最伟大的英雄的名誉,选择了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这里,赤裸裸的展示了君主好色的本性,为了女色而不惜一切代价。由此可见,虽然中世纪宣扬着神学统治,但是神话人物形象中仍然避免不了现实的人道主义精神。更何况,在黑暗的中世纪中,仍然有大批的文学作品渲染着这种不可忽视的精神。中世纪文学类型基本有四种:教会文学、骑士文学、英雄史诗和曲谣、城市文学。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其中更不乏反对封建统治的先进思想。骑士文学就是歌颂忠君护教行侠以及行为举止的文雅知礼的骑士精神,骑士抒情诗更体现了解放封建教会下的禁欲主义的思想感情。很多始终都有描写骑士与贵妇夜晚幽会之后在黎明前分离时依依惜别的情景和感情。这写在教会看来大逆不道的行为,真真实实反映了人们内心的人情人性。到文艺复兴时期,各种关于宣扬尊重人性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浮现。薄伽丘的《十日谈》,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这些先进的思想被寓于文字中,呼吁大家摆脱这种压抑人性的束缚。 三、启蒙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 17、18世纪欧洲经历了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它为资产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被看做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3]。启蒙时期的封建社会已经在走下坡路,即将诞生的是一个新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启蒙运动试图通过文化思想的利剑,打破传统的束缚,将人们从黑暗中解救出来。启蒙思想超出了以往反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执着尘世,面向现实的观念,大胆提出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原则方面来。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认为,社会之所以不进步,人民之所以愚昧,主要是由于宗教的神学势力对民众精神的统治与束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科学和理性的思想观念。思想家认为只有合乎人的理性的东西才有存在的必要性。启蒙运动致力于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民参与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更加希望在传播科学知识以启迪人们的头脑,破除宗教迷信,从而增强人类的福利。从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宣扬自由、平等和民主。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除了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四大启蒙作家外,还有英国的哲学家洛克,科学家牛顿,德国的美学家莱辛和海尔德尔,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德意志的康德等等。从这些可以看出来,启蒙运动此时已经突破了欧美地区的国界限制,在更多的地方传播自己的以“人”的本性的思想。比如卢梭的著名小说《新爱洛依丝》,这部以书信体裁构成的小说,讲述了两个年轻人为了自己美好生活而不断努力奋斗与命运相抗争的故事。女主人翁同自己的家庭教师相爱了,但是自己的父亲是极力反对的。父亲将两人分开,并且将女儿嫁给了和她在身份上有很大差距的男人。在别人看来这个故事可能就结束了,可是后来,由于女主人翁和深爱的家庭老师一直有书信联系,便有了后来的一系列故事。女主人翁夫妇和家庭老师老师,打破了传统男女恪守的关系,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关系。毋庸置疑,这是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有的事。作者在书里这样大胆的想象和描写,塑造了人性最美好的一面。人需要自爱、自尊,爱被人、尊重别人,这是一种为人的新道德观。卢梭也在试图告诉我们,只有真的将人的基本品质—道德,看做是世上最美好的事物,才可以算是实现真的人性。推崇感情,,热爱大自然,,赞扬人性的自由、独立、真挚、坦诚、宽容、谅解,这就是卢梭文学作品的真谛。 四、资本主义后的人道主义精神 19世纪的欧洲已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此前用来反对封建社会禁锢人性的人道主义的表现更成为了文学作品的主题。巴尔扎克的的《人间喜剧》,狄更斯的《双城记》等都是这一时期把人道主义精神彰显到极致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有很多作家在深刻描绘人被金钱异化的剧章中,处处流露着对金钱社会腐蚀中物质腐坏了人的灵魂、毁灭了人的天性、破坏了人的一切正常关系的哀悼之声。为人熟知的雨果、托尔斯泰这些著名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以宣扬人道主义为天职。他们笔下的人物,无不体现着正义的人道主义本性,体现着宽恕、人爱的美好品质[3]。这里不得不提到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小说似乎有意选取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作为背景,描写了两家人之间的悲欢离、恩恩怨怨。书中的梅尼特医生和厄弗里蒙地侯爵是作者笔下形成鲜明对比的两个人物,当然也是狄更斯自身惩恶扬善的意志指导下的产物。梅尼特医生集中体现了仁爱宽恕的思想,他年轻时就正直高尚,对兄弟仗义相助,并且能够接纳仇人的后代为女婿,并在监狱中为所有的人看病。他的志愿就是想用爱消除罪恶,宽恕仇恨。与此同时,厄弗里蒙地侯爵是个泯灭人性,残暴的人。甚至为了私欲,残害了农妇一家。结局是,他最终被革命党杀死。同时期的雨果是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法国文学史上成绩斐然的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雨果几乎经历了法国的一切重大事变,1827年发表韵文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其被学界公认是法国浪漫主义戏剧运动的宣言。此外《爱尔那尼》的演出法国的浪漫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并走向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后期浪漫主义。进入20世纪的现代社会的欧美文学,对于人性的表达更加的直白、质朴和自然。这一时期的文学紧追时代的潮流,在物质和精神的交叉领域中不断抒发着它的想法。我们清楚的知道,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各方面都进入发达阶段。但是世界大战、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环境污染、艾滋病的蔓延、自然灾害频发等,危机着人类的生活。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地区,各种压力促使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扭曲。《变形记》就是描述人类在同命运都在中不幸被残酷现实打败的作品,卡夫卡形象生动的文笔让我们感受颇多。 五、结论 欧美文学就是如此孜孜不倦的展现出人性的真善美,不论是古老的神话主义,还是现代的理想主义,都倾注了人道的精神。神话故事的梦幻美好,现实生活的真实残酷,人道主义都是它们表现的主题。原因是,它们清楚的知道文学以人为表现主题,而人也注定最美丽的风景。 欧美文学论文:骑士精神在欧美文学中的嬗变 骑士现象虽然孕育在欧洲中古封建社会的土壤之中,但是,伴随着骑士制度而形成的骑士精神却超越时空的限制而代代相传,成为欧美文学中经久不衰的主题。以“荣誉,爱情,尚武,忠贞”为优秀的骑士精神,与其说是对中古骑士客观精神状态的准确描述,还不如说是欧洲封建时想化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的体现,是人类所共有的天性和基本欲望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积淀,和东方中国的“侠义精神”相呼应,代表了人类共同的渴望。所以,骑士精神不仅是中世纪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的精髓,而且在文艺复兴以后乃至近代,不同时代的作家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心态将骑士精神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伦理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追溯骑士精神在欧美文学中的衍变轨迹,不仅使我们管窥到欧美文化的发展变迁,还可以感受到文化与世俗之间血脉相连,互相滋润的互动过程和内在联系。 一、骑士精神的渊源骑士制度形成于欧洲中古时代。 长子继承制这一独特的家庭结构使贵族家庭中的次子以下男性转而求之于外,以战争、抢掠为主要谋生手段,成为职业乘马骑士这一特殊的封建阶层,替国王或领主出征从而获得封赏或采邑。11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更凸现了骑士们相对于步兵的优势和独特的存在价值,骑士制度进入全盛时期。12世纪曾经出现了从国王到大小封建主都参加的骑士团组织,如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等。在当时,当骑士是一件非常荣耀和时髦的事情,往往需要一定的过程和艰苦的训练。一般是在七八岁时给父亲当随从,12岁左右到父亲的领主家里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学习社交礼仪和军事技术,直至跟随主人作战,如果表现合格,则举行一系列庄严的仪式封受骑士封号。骑士制度的存在有着丰富的社会功能,它不仅避免了家族内耗,培养了对外开拓的精神,而且培养了尚武之风,实现了藏兵于民,从而节约了国库开支,国家也有了一支庞大而高素质的准军事阶层,除此而外在精神层面还孕育了荣誉与浪漫这两大主题,对于西方文化和社会可以说是其泽绵绵,至今不绝。 (一)来自于宗教的荣誉感欧洲中古区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最显著特征是它的基督教化,骑士与首领之间固然仍保持着蛮族时期首领与侍从之间的传统忠诚关系,但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他必然对基督教社会和教会保持忠诚。骑士制是专业武士的基督教形式,骑士是基督教的战士,十字军东征就是依靠宗教热情的力量把形形色色的人联合起来。更是重要的是,基督教的“介入”实际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忠诚关系,骑士的根本目标在于荣誉,而且既然那个时代上帝是人类的救世主,那么骑士仿效上帝担起拯救世界的使命是最荣誉的事。英雄史诗《罗兰之歌》中的罗兰,《熙德之歌》之中的熙德都是救世主式的骑士英雄,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旧约》中讴歌的英雄,救世主,和先知摩西的影子。这两部史诗都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诞生于战乱频繁,封建割局的法国和西班牙,而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或叛乱的各附庸国形成对抗状态。国王和骑士英雄自然而然地是当时进步的力量,是人民心目中拯救世界的上帝。所以罗兰、熙德等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并不是违背自己主观愿望所尽的单纯义务,而是根据荣誉原则所做的个人独立选择。他们是民族英雄,也是为信仰而战的殉道者。《罗兰之歌》中大主教杜尔滨对罗兰等人说:“如果你们死了,你们将成为神的殉道者,在天上的乐园中你们也将有一个位置。” (二)来自东方的爱情观工商业的飞速发展使西欧逐渐由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妇女的社会地位也逐渐提高。与此同时,拜占廷王国的圣母崇拜意识经东征的十字军和朝圣者带回欧洲,逐渐取代了夏娃“恶”的形象;投射到文学作品之中,女子也从夏娃的“恶”走向了圣母的“圣”,理想的物化和真理的象征不再是上帝和君主代表的国家,而是世俗女子,是贵妇人。对这种新型的世俗的骑士理想进行描绘的文学作品包括骑士抒情和骑士传奇,都是以爱情为中心旨趣。例如,《特里斯丹和绮瑟》只是开头描写了骑士英雄特里斯丹的冒险经历,相对于整个传奇而言,似乎仅为引入讴歌特里斯丹和绮瑟刻骨铭心爱情的楔子,最为打动的也是他们这段“此恨绵绵无尽期”的爱情悲剧。骑士之爱,又称浪漫之爱,风雅之爱,在欧洲文明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当时封建基督教化的社会结构中,这种罗曼蒂克的爱情理想实际上暗示了人们对一种新型社会行为模式的探索。这种爱的复兴,虽然是充满不着边际的幻想,但确可看做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奏。罗素曾说过:“说到爱的复兴,假如没有骑士制的浪漫为它开路,文艺复兴是断然不会如此成功的。” 二、骑士精神的演变中世纪结束了,骑士制度也成为陈腐的过去,但骑士精神并没有衰亡,反而借文学的媒介而薪尽火传。 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骑士精神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中世纪的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对于骑士精神所持的态度几乎是一致的,都是将其看做一种精神理想而大唱赞歌。这种态度在后世的作家笔下则难以看到。对于塞万提斯,司各特,大仲马和显克微支来说,骑士精神已经成为他们剖析时代的工具和切入主题的基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杰作。堂·吉诃德并不是骑士,他的穷乡绅身份注定他没有做骑士的资格,他也无骑士封号,他所生活的社会根本不存在骑士制度,他仅仅是在自己的幻想的世界里扮演一个所谓的骑士角色。于是塞万提斯奉献给读者两个世界,一个是清醒的堂·吉诃德世界,一个是疯狂的堂·吉诃德世界。“高贵的骑士”在自己疯狂的世界里按照骑士的最高标准行事,他那强烈的个体意识与拯救世界的上帝情怀达到了最完美的和谐。可悲的是,这种和谐与他周围的现实世界却是格格不入。 塞万提斯越是把堂·吉诃德的骑士美德夸大,就越显示出他多么符合骑士道德的最高理想,也就越把他和他的崇高理想道德推入尴尬的境地,与冷酷贪婪的外部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崩溃之后,文艺复兴使人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但是自由的代价是沉重的,人类丧失了已有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资本积累的疯狂尽显了人性的贪婪,人文主义者的“乌托邦”,“太阳城”根本不可能实现。《堂·吉诃德》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它反封建的指向,而且在于借堂·吉诃德之口倾诉了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和面对现实而发自内心的悲哀。在塞万提斯看来,虽然骑士道德有其过时而腐朽的一面,但它毕竟倡导了一种理想的价值观念,一种落后的却仍有诱惑力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人类的某种共同愿望和理想。“我们应当承认在堂·吉诃德的性格中有着崇高的自我牺牲的因素,只不过是从滑稽的方面来理解罢了。”屠格涅夫的这句话至今仍是评论堂·吉诃德的经典之据。司各特,大仲马和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都是借骑士精神来表现现代意识的。他们在各自的小说中通过理想的骑士形象的塑造,极力讴歌骑士精神,借此表达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抨击现实的贪婪、残酷和非正义。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塞万提斯是相似的,但他们没有塞万提斯那种复杂纠结的情绪。他们的历史小说,意在通过复苏“古代精神”来观照现实。 大仲马的《红屋骑士》着力渲染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红屋骑士穆朗千方百计营救即将上断头台的王后的英雄事迹以及营救无效自杀殉情的悲壮结局。这在客观上或许起到了“讽刺”骑士道德的作用,但大仲马营造悲剧的目的似乎是为了突出骑士英雄富有浪漫色彩的不平庸的生活历程,从而以一种古老的颇具传奇色彩的英雄主义吸引读者,与塞万提斯的审美旨趣殊不相同。雨果认为,英国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用奇异的力量使读者在几个钟头之内恢复了在今天如此被轻视的古代精神”。这里的“古代精神”就是指骑士精神。在司各特的代表作《艾凡赫》中,我们又一次品味了中世纪骑士文学的浪漫气息;对个人人格的爱护和尊重;为被压迫者和被迫害者牺牲全部力量甚至自己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对“爱和美的王后”的崇拜;向无穷遥远的未来追求一切秘密的欲望。《艾凡赫》所展现的是12世纪末狮心王理查在位时英国尖锐的社会矛盾。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者内部的矛盾等等。司各特继承了中世纪骑士文学重想像和虚构的传统,把奇妙和真实这两个史诗的要素放进小说里面,使平民百姓质朴的语言和诗情画意互相辉映,骑士精神在他的生花妙笔下散发出迷人的诗意和盎然的生机。正如雨果所言,司各特还使当时及后来的读者突然发现了那种“今天如此被轻视的古代精神”中所蕴涵的某些并不过失的有价值的东西,发现了一种当代人苦苦寻觅而不得的精神力量。波兰作家显克微支针对的《十字军骑士》同样昭示这一点。19世纪后期的波兰处于帝国主义瓜分的铁蹄之下,显克微支创作《十字军骑士》的意旨十分明显,他希望从祖国过去的历史中寻求鼓舞人民摆脱困境反抗侵略的力量。这部小说热情讴歌一批波兰贵族骑士在保家卫国过程中立下的赫赫功勋,同时也揭露了“十字军骑士”的野蛮残暴行径;“骑士精神”是贯穿全书的红线,是高尚与卑劣的分水岭。波兰的胜利也是骑士道德战胜邪恶的胜利。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教学 在知识膨胀、网络速递的今天,各大高校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的人员遇到的问题越来越繁复、棘手。譬如,学生不愿意花费大量精力阅读文本,怎么办?教师简单地以多媒体教学模式取代传统教学模式,可取吗?外国文学作品质高量多,而许多学校的课时不断缩水,教师们按照时代与国别为序的方式详细地讲解,可行吗?传统讲授外国文学基本上把重点放在20世纪之前的欧美文学方面,那么20世纪以来的文学,到底怎么取舍?在不断模糊高校师范生与非师范生的界限时,外国文学教学又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说到底,就是我们该怎么迎接课程变革、时代挑战的问题。我们认为,面对教学、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现状,每位教师都应按照自己学科的特性,结合个人的所长,积极行动起来,不断优化教学资源,为社会输送优质人才。本文主要就外国文学的讲授内容、阅读文本的选择、讲授方式诸方面进行论述。 一、强化“两头”授课内容,加强彼此内在联系 就目前的教学现状来看,各大高校都在根据新要求调整教学内容与授课时间。随着新的课程的不断加入,教育部门要求各教学具体实施单位挤压原有的授课时间,为新课程保驾护航。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原先每节课50分钟,现在减少为40分钟。这就要求教师们在授课内容上做出相应的取舍。在授课内容方面,教师“教什么”,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重视“两头”,一头是古希腊罗马文学,另一头是20世纪西方文学。体系完整,具有神人同形同性、人情美、人性美的古希腊神话不仅是古希腊艺术的宝库和土壤、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源泉,而且也以神话原型的力量影响着后世欧美文学。古希腊神话原型属于世俗神话原型,包括女性神话原型、男性神话原型、英雄原型、漂流原型、寻找原型、父子冲突原型、母子冲突原型、两性冲突原型等,形成了西方文学的母题。 施教者惟有让初涉西方文学的学生领略到她的博大精深与绚丽多姿,才有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也才有可能静下心来去阅读、玩味、鉴赏、评论她,并把西方文化中合理、优秀的部分转化为自己的内在养分。因此,一般学者对重点解读古希腊罗马文学部分大致没有异议。但对于20世纪的西方文学,传统的中国学界,还存在一些成见。他们认为,从文本生成的角度来看,还没经过长时间的检验,不适宜简单地下结论。例如,意识形态浓、哲理成分重的某些作品,还有一些遵从官方意志的遵命文学,的确下结论略嫌仓促。这部分作品多半是20世纪冷战以后东西方阵营对垒的结果,既有某些人对某一利益集团的愚忠,又有某些人的阶级或种属的偏见,原因种种,不一而足,历史上学术界把这部分作品调子定得太高,这显然需要重新审视。对于20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学术界的看法相对一致,我们所熟知的英、美、法、德和苏联的现实主义文学,精彩纷呈,大家如云,这是人类文学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分歧最大的主要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作品,诸如意识流小说、表现主义小说与戏剧、超现实主义诗歌、荒诞派戏剧、新小说以及正在产生的新的文学作品等等。对于这些在技巧上刻意求新求变的先锋实验性作品,有些老教师还有所保守,不知该如何进行讲授,毕竟,20世纪的文本与文论都过于庞杂了。他们的担心也有道理,因为轻易讲授在学术界尚无定论的东西给学生,似乎显得不够尊重学术,也对学生不大负责。文学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小觑的“晴雨表”。通过文学,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作为时代的一面镜子,文学以独特的方式记录时代的变迁和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浮尘起落与心路历程。因此,作为21世纪的研究者,我们更应当以一种自觉的意识来关注社会与每一个个体。更何况,随着许多中国家庭单位人口的减少,人们的审美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每一个个体的时间与空间被社会多层级的分割与压缩,真正属于我们的自由时空少之又少。事实上,工业化程度越高,社会个体的自由度就越小,这时候人们就只有退守到心灵深处,用自己的方式去守护理想的灯塔、洗涤自己的伤口,进行自我疗救。 而这一切,我们可以在西方现代作品中找到,把那里作为我们心灵的栖居地。除了“两头”之外,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启蒙文学与19世纪文学都不应偏废。为了让学生具有一个文学史的全局观念,讲授者不仅要在时空布局上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进行整合,更重要的是要树立“文学是人学”的观念,以人本、人文、人道、人性为发展主线,挖掘“人的魅力”。我们在梳理文学的整体发展脉络的同时,要强调文学的审美功效(包括教化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时代、每个个体精神向上的努力就是人类走向至真至善至美过程。当然,对于拥有优质资源的学校,又可以别开生面,或以文明史的不同进程将全球纳入自己的视野,进行各国之间的文化对话,或以专题形式(譬如英雄主义、妇女命运、流浪汉小说、战争题材作品、爱情作品等)授课,而不是按照国别史的序列进行授课。这样学生学习后就会有一个更加系统的了解,更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外国文学,更有充盈感、坚实感和系统性。 二、外国文学文本的选择问题 虽然在宏观上我们分析了外国文学课程讲授的内容,但在具体文本选择方面,我们应该如何定位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认为,既要把重心放在传统经典文本的阅读上,又要紧抓地方性文学不放,同时也不可放松对各种实验性文本的阅读。此外,我们也要读一些二三流的作品,不断积累、丰富自己的文学经验,重新认识、审视文学。 1.选择经典文本(包括文学理论著作)进行阅读。每一个时代都有经过大浪淘沙、汰洗下来的经典著作,我们可以让学生不带有个人的“偏见”去阅读那些文本,这样既可以使学生为流传下来的各民族的经典文本有所“感动”,以便于传承各民族文化,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敦促学生以挑剔的眼光去面对那些作品,发现其中的异质内容,帮助学生与文本保持历史间距,增强阅读与理解的张力。古往今来天生就带有时代基因的作品,又有哪一部没有当代性?例如《荷马史诗》《俄狄浦斯王》《美狄亚》《变形记》《哈姆雷特》《失乐园》《伪君子》《红与黑》《傲慢与偏见》《荒原》《尤利西斯》等。以《荷马史诗》为例,盲诗人荷马吟诵古希腊人的英雄业绩时,就鲜明地反映了他与那个时代的关系。在他的世界里,那是宁为“人雄”而不作“鬼雄”的时代,是英雄展示个人又服务于集体的时代。那时的人们陶醉于人的力量,是一次对人的力量与价值的有意义的大发现,讴歌人自身,理所当然就成为了《荷马史诗》的中心主题。可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又从中读到了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今天的读者在阅读《荷马史诗》时,首先就把特洛伊战争定位为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将道德的天平倾斜到特洛伊人一边。有些读者甚至联想到国际环境与家国的关系,他们其中的一部分或由于绵绵不断的战火而丧失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家人,深感生存环境的恶劣,惊恐灾难的到来;或曾经通过战争获得了可能的一切,建立起了令人炫目的事业大厦,他们阅读的感受自然又不相同。当然,为了一个女人而进行长达10年的战争也令今天的读者感到不可思议。总之,经典作品具有强大的可塑性,每一个时代的读者都能从经典作品中寻找到专属于自己的精神园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典文学作品正是各个时代不同精神产品的交易中心疗治中心。在选择经典文本时,有一个不能不提的现实因素,就是我们的学生常常有排斥外国文学的想法。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中国古典诗词语言多么精炼、含蓄、深刻,从《诗经》《西厢记》到《红楼梦》,哪一件不令人称奇!而西方的作品叙述话语常显得冗长啰嗦、繁复难解,譬如《欧也妮·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环境描写偏长,人物的名字也因偏长而难以记住,再则学生看到的基本上是翻译文学,翻译过程中外国语言的优美处常常也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一些。虽然有的作品经过译者创造性处理,但与原文本相比还是有距离的。简单地说,这些同学主要从语言的角度来维护中国传统文学。屠格涅夫就曾说俄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学生对母语的热爱之情值得肯定,但如果因此而否定外国文学中的优秀成分,就需要思量了。另外阅读和欣赏心理的定势特性,也是学习别国文学的大忌。作为外国文学教师,我们需要着力培养学生的文学新感悟力、新冲动、新趣味,使其不致画地为牢、固步自封。 2.重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文学作品在语言上可以有地方特性,在选材、表现内容和形式上都可以具有地方色彩。地方特色文学的兴起,是伴随着各地域民众对地方特色文化的关注而日渐成为世界文学界具有影响力的文学潮流。地方文学立足于各民族文化,富有独特的地理、风俗、心理、性格等地域特性,它不仅折射出各地民俗、神话、民族精神等的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文化内涵,而且由于其鲜明独特的地域表达方式和地域特色,可以凸现现代与传统文化的强烈对比,从而获得了隐喻性和指向性,丰富与深化了各民族文化。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沈从文、张爱玲的声名鹊起,一定程度上就是得力于文学的地域色彩。美国的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也同属此列。这部作品作为描写南方社会地方性的小说,着力表现了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地域风情和社会变迁,同时也记录了主人公的成长过程,美国人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其实这样的事例很多,譬如福克纳、肖洛霍夫、马尔克斯等。在授课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进行拓展,比如,分析福克纳与肖洛霍夫、福克纳与沈从文、莫言与马尔克斯等作家笔下的地域色彩浓郁的世界,以便获取感性与理性高度统一的文学认知。在信息共享的时代,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文学地方色彩的重要性。地方文学既可以突出文学的个性色彩,更可以为文学创作、文学阅读、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使作家在创作题材、风格、写作方法上自觉求新求变,使学生在阅读中不断调整自己的阅读习惯、变化自己的研究角度。尊重不同国别的地方性文学,也是文学多元发展的需要,是尊重世界各民族感情的需要。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教学与高校生人文素质培育 欧美文学教学对培养大学生素质有以下几方面作用:一、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道德素质;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辨证的思维品质,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间题;三、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审美素质;四、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逆境生存能力,适应当今竞争的社会环境。关键词欧美文学;大学生;素质教育马克思主义认为投身于社会实践的人应当是全面发展的。实施人文素质教育正是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爱因斯坦也曾经说过:“只教人一种专门知识、技术是不够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虽然使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不能给他一个和谐人格。最重要的是人要借着教育获得对于事物和人生价值的了解和感情。”爱因斯坦说的正是在学科教育之外,应重视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培养。 一、1995年,针对当时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际,国家提出在高校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并在全国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着一些偏颇与不足,其中人文教育薄弱尤其突出。针对这一状况,国家提出通过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文、史、哲、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这一设想在高校引起强烈反响,得到普遍的认同。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有利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弥补了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中存在的不足,符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同时也顺应了时代潮流和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大学语文的教学作为一种素质教育,占据重要地位,它和许多其他人文学科一样,成为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所在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开设大学语文课,至今已经有10多年。目前我校在大学语文课的基础上,又开设了一门新课—欧美近代文学,作为大学语文课的延伸,也必然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产生积极的意义。 因此,本文将谈谈欧美文学对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影响。当我们谈到人文素质培养时,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人文素质。人文素质在人的全面素质中占据重要地位。一个人的全面素质应主要包括:知识素质、道德素质、情商素质、行为素质和身体素质等。与此相对应,全面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应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协调发展,使之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关心,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人文素质教育是关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也就是说,通过人文素质的培养使大学生在学好专业的基础上,具有较广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审美能力,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关心。在大学语文中,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我国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是一个继承的问题;而外国文学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这是一个借鉴的问题。它们一起组成了世界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当今的世界上,国际间的交往空前频繁,文化传播的工具越来越发达,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中,我们应该认识到,世界文学史上出现的无数优秀作品,本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是时代的记录,民族的心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方项的情况,以至风俗礼仪、心理等各方面的特征,无不鲜明生动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艺术形象、生活画面和社会知识、是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宝贵材料。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形象地、而不是抽象地认识世界各国的历史演变过程,了解他们的生活和风俗习惯,这是其他任何学科所不能代替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总结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理想的精神探索的历程,潜移默化地对大学生起着思想教育和道德陶冶的作用。欧美文学,对于提高大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那么,欧美文学教学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或者说,欧美文学教学的结果,究竟要使学生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 欧美文学教学对培养大学生素质有以下几个方面作用:的,它是大学生成才的“发动机”和“导航器”,为其提供成才所需的不竭的动力和正确的目标方向。它要求大学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勿因恶小而为之,勿因善小而不为”,是谓“积小善而成大德”;“学会做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做一个有益于国家民族社会集体和他人的人。从而克服感情的混乱和失调。扫除人生道路上的种种迷障,以便把握人生,创造和实现人生的价值。文学中的“寓教于乐”正是指这一点。关于树立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远大的人生目标和矢志不渝的追求,欧洲文学史上随处可见。但丁渴望祖国统一和复兴,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对国家民族做了好事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人,就予以赞扬,哪怕是自己的政敌。欧洲文艺复兴巨人多,其中莎士比亚是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他的代表作是《哈姆雷特》,并成为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关于人性复杂、人性悖谬的思想,影响了近代欧洲文学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也将启发当代大学生对于人生问题的思考。而从理论上讲,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在他的《诗学》中提出了悲剧“净化说”,肯定了文学的教育作用。对于改革开放的今天,爱祖国、爱中华民族,依然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我们要培养新一代的大学生肩负起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要有民族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改革开放才不会偏离轨道。 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辩证的思维品质,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一、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道德素质道德素质是求善,是人文素质的优秀与灵魂。善者,在于祟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远大的人生目标和矢志不渝的追求等等。道德素质是与“四有”新人中的“有理想”相对应为什么说欧美近代文学可以教会大学生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待问题?这就是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按照社会的本来面目来认识社会,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历史。在欧洲文学史上,大量的经典作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对当时社会历史作了真实的反映。欧美文学课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讲解,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历史主义的方法来分析这些作品,更加能够培养大学生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马克思主义对欧洲文学的分析本身就是典范。意大利诗人但丁是欧洲中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反映了欧洲社会从中世纪向资本主义时代的过渡,其代表作《神曲》虽然采用中古流行的梦幻文学的形式,包含着中世纪繁琐哲学思想和禁欲主义的说教,但它却是中世纪文学中最先创造出广泛反映时代的社会生活、具有巨大思想认识价值的伟大诗篇。恩格斯说:“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取材于12世纪的一部丹麦史,经过莎翁的改编,一段中世纪的封建复仇故事,变成了一部深刻反映时代风貌、具有强烈反封建意识的悲剧。到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出现更加明确了文学与社会的联系。巴尔扎克就曾经说过:“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们的秘书。”“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他的书记。”马克思非常推崇巴尔扎克,认为他“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列宁认为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我们突出文学的教育功能,丰富的欧美文学正成为大学生认识欧美历史、培养辩证思维的重要工具之一。不仅如此,培养学生的历史感,立足当今,从更加宏观的视角去了解和认识当今社会以及社会赋予的历史责任,促使学生解放思想,使他们的思想更开放、更合理、更有活力,也是欧美文学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把欧美作品中的主题与当今社会的主题结合起来讨论是一件常做常新的事情。对于大学生而言,也是一件有成效的事情。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回归自然思想 一、希腊神话中的遵循自然 希腊神话是欧美文学的源头,它的好多做法对欧美文学的发展具有开创、引领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这里探讨回归自然的思想当然不能不从它的源头说起。大家知道,在希腊神话里,古希腊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神”,而在这些形态各异的“神”的身上,既倾注了他们丰富的情感,同时也充分反映出他们渴望了解自然以及对自然现象作出合理解释的强烈愿望。但是对于当时那些知识和智力都极其有限的原始初民们来说,要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作出解释,谈何容易,他们甚至对物的兴衰和人的生死,都一片茫然,于是他们便不断地幻想,不断地沉思,终于在他们的脑海里浮现出了美妙的神话。只是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想象不是一点没有道理而不着边际,而是他们也在以“此”推“彼”,企图以人类自身的经验寻找出大自然的规律,于是便有了最起码在他们看来是“合理”的解释。在他们的想象中,宇宙万物都与人一样有着生命,而且都在冥冥之中被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主宰着,而这种神秘的力量在他们看来那就是“神”。 这就是他们的思路,即“神”尽管神奇,法力无边,无所不能,但他们必定也与人一样有来处,有习性,有情感。于是在他们创造的神话中,便有了这样的描述,即一切皆从混沌开始,然后,混沌生了地神该亚,然后衍生出黑暗和光明、白天和黑夜以及天空、海洋、冥界等等。再之后苍穹之神乌拉诺斯和大地之神该亚结合,成为世界的主宰。他们一共生下了六男六女,即十二泰坦巨神。这样一来,世间万物便各归其主,各有其属,而且还各行其责。你看,宙斯掌管天,波塞冬掌管海洋,哈得斯则掌管着冥界,而太阳神阿波罗、智慧女神雅典娜、爱神阿弗洛狄忒以及农神、火神、月神、家神等等,都分别掌管着世间各种各样的事务,于是便事无大小,不论巨细,都“冤有头债有主”,显示出了大自然的一片秩序。在这样的一种构想中直让你感到不论世界有多大,有多复杂,总会有一个或几个“神”在统领着,绝对不会无序。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神话中古希腊人还将这些神完全“人格化”,把他们描述得不仅有计谋,而且有情欲,甚至有小心眼儿,比如天父宙斯就经常下界追逐引诱凡间女子,而他的妻子赫拉则如同一个妒忌心极强的女人不断迫害她的情敌。当然,既然是“神”,就必定与“人”有区别,这就是长生不老、可随意变形,而且各具特殊本领和巨大威力,其好恶态度对下界人类的生杀祸福起着决定作用。总之,我们读希腊神话,可以感到古希腊人处处都在探寻世间万物的奥秘,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找到每一种事物的“对应物”,而且极力想找到它们的来龙去脉。这种“前因后果”的推导的思路,是完全照着我们常说的“自然规律”在走,它充分反映出古希腊人遵循自然、描画自然、展现自然,最终热爱自然的情感和思维定律。正因为源头就与自然密不可分,所以这才有了后面的“回归”自然。 二、中世纪的违反自然 公元5世纪至14世纪,是欧美文学史上被称作中世纪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它不仅“时间最长,成就最差”,而且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也显得“暗无天日”,让人不愿回顾。原因就在于在这段时间里,欧美文学完全被宗教神学所统治,与当时所有的事情一样,违背了自然规律。在中世纪,基督教是整个欧洲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思想,作为当时欧洲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基督教在当时的作用主要是被统治阶级用来麻醉民众。我们知道基督教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对上帝的崇拜,在这种崇拜中,它宣扬世间万物由上帝创造,引导人们对上帝的绝对服从。基督教教义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人生在世根本谈不到实现所谓的“现世价值”,而是为了赎罪,为了死后灵魂进天堂。这即所谓的“原罪意识”。应该讲,在基督教文化里,绝对包含着对人的理性和道德伦理的追求,绝对包含着对人性的执着提升的意义,否则她是绝对不会成为日后西方人普遍信奉的东西的。然而在当时,在统治阶级和反动教会的作祟之下,她被完全“反动”了,这就是统治阶级利用人们对上帝的服从,利用这种“原罪意识”把他们的意志说成是上帝的意志,让人们实行禁欲,甘愿接受他们的奴役。 很显然,正是在统治阶级和反动教会的这种作祟之下,基督教被用来实行神权统治,其结果就是禁欲主义盛行,人的天性受到大大的抑制甚至是封杀,长期发展起来的那种张扬人性的希腊罗马文化被视为异端邪说,科学文化也被当作了神学的奴婢,所以她本身一些积极或正面的东西被掩盖了起来。作为文学,在整个中世纪都是以教会文学为主流。它一味地宣传宗教教义,鼓吹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完全沦为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所以说到底,中世纪文学是违反自然的,是反人性的。它为人们迷失自我崇拜神权起了推波助澜甚至主导的作用。从这一点看,不能不说是文学的一个悲哀。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超越自然 我们知道所谓文艺复兴指的是14~17世纪初在欧洲出现的一场大规模的几乎遍及整个欧洲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是当时出现的新兴资产阶级面对中世纪的黑暗以复兴古代文化为旗号而掀起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在此之前那种长期被宗教蒙昧思想统治,古希腊罗马文化开创的那种张扬人性的思想几乎丧失殆尽,人的所有权利,包括情欲、争取自由的行为等统统被封杀的可怕状况。因此它的出现,意味着欧洲历史进入了一个伟大的变革时期,它对欧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常说矫枉必过正。正是由于中世纪太黑暗了,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解放也就在一片释放之中显出了“过正”之嫌。比如在非常有代表性的描写人性解放的《十日谈》里,高尚的爱情和低俗的情欲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甚至纵欲都被认为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而得到了肯定与提倡。莎士比亚敏感地看到了这一切。他在后期的创作中,写下了大量由野心、私欲导演出的一幕幕罪恶的悲剧。比如他的四大悲剧《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和《哈姆莱特》就深深地反映出了纵欲的可怕。 他的这种表现是发人深思的。所以我们说莎士比亚的创作是在寻找着一种情感与理性间的平衡,是人文主义思想和基督教精神的双向选择,是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融合的典范。 四、启蒙时期的回归自然 毫无疑问,与“回归自然”思想最吻合的就是启蒙时期作家们的表现了。这个时期的欧美文学,将思想与艺术完美结合,第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二者的和谐。我们知道18世纪对于欧洲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原因就是继文艺复兴之后,一场新的具有更加深远影响的伟大的启蒙运动兴起了。可以说西方世界一向炫耀的就是他们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他们那种先进的管理,他们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一向被人们津津乐道。而此时的启蒙运动正是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阶级的统治扫清了道路,进而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全面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因此对于整个欧洲来说,启蒙运动的意义简直无法估量。所以康德曾经在谈论启蒙的著作中说,一切皆在启蒙!由于启蒙文学与启蒙运动的密切结合,它与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比起来都太不一样了。它倾向鲜明,饱含哲理,把“理性崇拜”作为旗帜,涌现出了一大批真正从骨子里追随自然的作家和思想家。 其中法国的卢梭是最典型的代表。卢梭的一生,始终在追求一种独立、自由、美好、纯粹的人生境界。他所有著述的轴心问题就是阐述“返回自然”,以此针砭和抗拒那个专制的处处违背自然规律的“不自然”社会。无论是他的理论著作《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还是他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新爱洛依丝》、《爱弥儿》甚至《忏悔录》,里面都充满了对不自然的人为、专制、邪恶的憎恨和对自然、本真、善良的赞美。他的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通过对一切自然美好的呼唤,让社会变得自然美好起来。比如《爱弥尔》是一部讨论教育的哲理小说,“爱弥尔”这个名字是作家在书中拟定的一个学生。据说作家写这部书构思了二十年,撰写了三年,可见它的重要。小说于1762年出版。卢梭在这部书中指出了旧教育的失败,同时,积极地提出了建设新教育的系统的方案。全书分为五卷,前四卷指出当时男子教育的荒谬,提出“顺乎自然”的改革方案;第五卷提出女子教育改革的设想。整部著作夹叙夹议,其主线就是回归自然,发展天性。 比如卢梭认为,对儿童的教育要充分尊重儿童的天性,要启发诱导。他说,儿童在幼年时期应该在乡村的自然中进行教育,应该读的唯一的书是《鲁滨逊漂流记》,应该学的工艺是木工。他为什么倡导在乡村进行启蒙教育呢?因为乡村是最少工业文明浸染的地方,是最接近自然的。为什么要读《鲁滨逊漂流记》呢?因为《鲁滨逊漂流记》是最能体现自由冒险精神的,也就是最鼓励发展人的自然天性的。为什么要学习木工呢?那是因为木工是最能体现“心灵手巧”、最符合“自然天成”美的规律的一种工艺。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卢梭处处想着“自然”。至于被称作“卢梭主义百科全书”的《新爱洛依丝》,就更是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归结为自然的东西(这点我在《论欧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主题》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在赘述)。总之,卢梭告诉我们,要找回美好,那就是也只有是“返回自然”!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悲剧意识思索 在以欧美文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学中,其悲剧意识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传统,而且也许是由于民族性格的差异,他们常常喜欢把作品中的“人类之悲”渲染到极致,这一点甚至成为外国文学的一个表征。以下让我们顺着由古到今的脉络来游历一番,看看他们到底是如何来渲染这种人类之悲的。 一、不是一般的悲,而是大悲 鲁迅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在外国文学中,从古到今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少。而且他们的这种“撕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撕碎,而是追根究底,撕心裂肺,甚至有点惊世骇俗,让你掩卷难忘。让我们就从古老的荷马史诗说起吧!大家知道,荷马史诗是在“古老的谎言”———希腊神话的基础上锻铸成的,它在转述神话的同时又在好多理念方面有重要的贡献,比如人与命运的冲突就是史诗所特有的。在史诗中荷马认为,除了神以外,人生还受到另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即命运或“命限”的约制。人与“快乐的”神相比,除了“可怜”或“可悲”之外他们还从一出生就受命运摆布,带上了死亡的阴影。人生短暂,苦海无边。你看太阳神阿波罗承认不会“为了可怜的凡人”和裂地之神波塞东开战,因为凡人的活期“就像树叶一样”,只有一秋。所以在战场上,在你死我活的搏杀中,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壮士们尖叫着纷纷倒地,死神却只管张开血盆大口吞噬咀嚼,即便勇烈如阿基琉斯(其母是一位“不死的女神”),最终也将走上战死疆场的悲酸之路。而且即便没有战死疆场,归途中的奥德修斯也已是历经艰险,九死一生。 因为在荷马看来,人生就是苦难的历程,在这个苦难的历程中,人在不停地用那有限的生命抗拒着无限的困苦和磨难。这绝对是古希腊人的人生观,也是西方“悲剧意识”的源头。最早的三大悲剧家之一索福克勒斯有著名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在这部流传千古的名剧里,作家以他特有的悲剧意识,书写出了人在与“命”相抗争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杀父娶母”这一不可思议的人类之悲。在剧中作家是这样给我们描述的:主人公一出生就被神示将来要杀父娶母,于是被父王派人用铁钉穿过脚跟扔到荒野喂狗,仆人不忍,将其送给了邻国的一个牧人,但后来他却偏偏被这个国家的国王收养成了新的王子。长大以后,当他知道命运的安排后,他离开了这个国家,宁可成为乞丐也决不做伤天害理之人。但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抗争———流浪,恰恰酿成了大祸。途中他遇到了一个老人,莫名其妙地与他发生争执并失手将其杀死,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个老人竟是他的生身父亲。再后来由于他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谜”,拯救一个国家的百姓于水火之中,得到了全国民众的拥戴,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国家的新国王,于是也就很自然地娶了新寡的王后为妻,而这个王后正是他的母亲。 就这样他一步步地“成全”了这个“命运”。这个悲剧的确昭示得有点让人可怕,因为我们感到确实是“天命难违”,人从一降生便被命运锁住,不会有丝毫改变,人生永远也走不出“命”的怪圈。这是一种连环套式的演绎,作者在此确实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命中注定”。试想如果俄狄浦斯一开始“屈从”命运,老老实实做他的新王子,不要管什么“杀父娶母”的神示的话,也许就不会有以后的一连串出走、与老人争执、被推举为国王等等,这个“命”说不定倒真能避免。可悲的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处处与命作对,结果“一错再错”,终成“大孽”。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俄狄浦斯最后的这种结果既是他命中的安排,同时又是他不甘做命的奴隶起而抗“命”的报应,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他的反抗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即与“命”作对越抗争越悲惨。这里起码有两点让人震撼:一是题材的选择,二是抗命的悲惨。杀父娶母这太不可思议了,但也正是在这种不可思议的大悲大叹中让我们感悟到了作者超出常规的悲剧意识。正如萨特所言: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行动。这恐怕就是索福克勒斯昭示给我们的悲剧的全部意义吧!我不由得想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恐怕是很认“命”的,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而西方人对这个“命”恐怕与我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他们看来,恐怕越是“命中注定”的事,才越有一搏,因而也才越具有艺术表现上的“戏剧性”。索福克勒斯给我们呈示了这样的故事,司汤达更将这种故事演绎得出神入化、入木三分。在以往对《红与黑》的评述中,一般都把于连看成一个坏的典型,一个反面人物,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物恰恰是作家倾心歌颂的一个“革命”的典型、反叛的典型。从他的身上,很能让我们悟到西方人的悲剧意味。不是吗?于连本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平民茬”,但为了抗拒命运,他不惜改变意志、放弃爱好,像猴子似地一个劲向上爬。他先是放弃30岁当将军的夙愿苦读《圣经》,赢得了当时颇有威望的神甫的赏识被推举到市长家当了家庭教师,后又在与市长夫人的恋情败露后来到贝尚松神学院深得神学院院长的器重,结果经引荐当了巴黎木尔侯爵的私人秘书,如果再后来不是前面那位市长夫人的搅和,他就一定会成为侯爵女婿获得更大的成功,从此摇身一变成为“上等人”。这种看似忍辱负重,甚至有点低三下四的做法实际却包含了一种为达目的不惜牺牲一切,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这完全是人类的一种特质,是一种雷打不动的征服心理,是绝对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生真谛,根本用不着半点含糊遮掩的。但是作家在展示这个与命相抗的结果的时候,却是以于连被枪杀而结束的,这显然是典型的悲剧。明明是“合情合理”的人生奋斗,却偏偏要贯之以搅和人心的“大喜大悲”,就是不让你舒舒心心,这恐怕是传统的东方理论无法解释通的,但西方人偏偏喜欢这样做。所以我觉得首先在悲与喜的问题上西方人的理解与处理就与我们有些不大一样,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二、“魔鬼”悲,“上帝”也悲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古一点的作品,上帝与魔鬼是经常要写到的两个形象。也许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形象”(或者说是理念)对他们太重要了,所以在作品中就使得这两个形象寄予了作者太多的意念也太让人咀嚼玩味了。其中的悲剧意识自然是十分明显的。比如大家熟悉的《圣经故事》,魔鬼撒旦无疑是“罪恶之源”,因此它总是要遭受上帝的惩罚,说到底他一定要失败。但是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作家却赋予了故事以全新的演义,甚至因果关系也完全颠倒了。在这部名著中,撒旦成了革命的“典型”,胜利的“得主”,上帝倒成了一个失败者。难道不是?你看这“撒旦”虽因纠集天使作乱被打入地狱深渊,囚禁在金刚不朽的镣铐和永不熄灭的刑火中,但他死不屈服,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运用智慧引诱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致使这对夫妇被逐出伊甸乐园,实现了他对上帝“恶作剧”似的复仇。这里的寓意是很不寻常的,除去作品独有的革命主题之外,仍有好多东西值得我们玩味。 常情常理在这里得到的是颠覆,而表面的得势与实际的结果又构成两个不同的意义层面。平时受尽折磨、吃尽苦头的一方成了(或可能成了)最终的得意者、胜利者,而一向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一方倒栽了个“底朝天”。这正像体育比赛中的“得势不得分”,结果更可悲。这种打破常规、惊世骇俗的做法一方面显示出故事演绎的高人一筹,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说是一种独特的悲剧理念或意识。再如著名的《浮士德》,它是大师歌德花了六十年心血锻铸成的经典之作,其良苦用心不言而喻。在此作中大师用“浮士德博士”这个人们熟悉的人和事,本质性地揭示出了人性矛盾对立的两面,这就是:当“上帝在我心中”的时候,“我”是一心向善的,我充满了对知识的饥渴、对爱情的盼望、对艺术的挚爱、对事业的慕求、对美好的向往;而当“魔鬼缠身的时候”,“我”则丑态毕露,恶贯满盈,无恶不作。因此在作品中,歌德既全面地描写了浮士德对学问、爱情、艺术、事业的孜孜以求,也详尽地展示了他“沉迷爱欲”、“附着尘世”的难以自拔。对这样的一个人真是“魔鬼悲,上帝也悲”。当然作家远远没有到此为止,他揭示主人公的一生奋斗,不论爱情还是事业均以失败而告终,深刻地寓示了一种“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意味,这就是用有限追求无限的可悲可叹:生命是短暂的,至善至美则没有穷尽,所以人生永远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这种大彻大悟的悲剧意识,实在不是悲观,而的的确确是一种清醒。 欧美文学论文:谈论西方宗教文化与欧美文学教学 一、我们都知道,欧美文学来源于两大系统,这就是来源于具有人文主义内涵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系统和来源于具有唯灵主义内涵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系统。 从欧美文学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两大系统存在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碰撞和相互融合渗透,形成了欧美文学丰富多彩的画面。但是,由于中国的欧美文学学者和大学教师受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惯性和制约,致使他们在编写欧美文学史的过程中过分关注古希腊-罗马文化系统中的人文理念,而对欧美文学史中同样重要的和客观存在着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系统中的宗教理念却缺乏应有的重视。近年来,随着欧美文学学者对这一领域研究兴趣的扩大和深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逐渐丰富起来,无论是对个别作家的宗教理念的剖析,还是对整个基督教文化的疏理,都比以前更为深入细致,这就为把欧美文学中的宗教理念融合到欧美文学教学中来提供了丰厚的科研基础。然而,从目前的欧美文学教材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教材并没有摆脱过去的思维定势,其基本构架仍然是沿着人文理念的线索来设计整个欧美文学教学内容的,比较典型的就是郑克鲁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郑先生主编的教材是近年来无论是思想、观点还是构架都是比较新颖的教材,特别是在把外国文学中的宗教理念与人文理念相互融合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此教材虽然在整体结构上沿袭着以往教材的结构,但就是这个结构框架里,却融进了一些近年来的有关宗教理念的研究成果,它包括在概述中增加与宗教文化有关的一些内容,也包括在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分析中增加其宗教内涵,这就使得郑先生主编的教材在这方面与以往教材相比取得了较大的突破。然而,即便是这样,此教材里的宗教理念也不是欧美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仅仅是对以往教材内容上的一种附加,因而,郑先生主编的教材在增加宗教理念上的缺陷是明显的,它的主要缺陷是缺乏对欧美文学中的宗教理念的系统性把握,也没有真正地深入下去挖掘欧美文学中蕴藏着的宗教内涵。这种情况我觉得在更新旧观念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就可以改变这种现状,从而恢复欧美文学内涵中的本来面目。 二、实际上,从整个欧美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来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人文理念和来源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宗教理念都是同等重要的精神力量,他们之间既存在着相互对立又存在着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欧美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古希腊文学中,其人文理念和宗教理念是融为一体的,古希腊宗教最富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仅是通过严格的宗教仪式和刻板的教规来进行宗教活动的,它是通过最富有人文色彩的文学形式来表达深厚的宗教理念和实现宗教沉思的。从文学的角度上说,古希腊文学诸样式表达的是人类童年时期的精神状态,具有纯审美的性质,古希腊文学中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对英雄主义行为的由衷崇尚,以及对自身命运的严峻思考,无不显示出古希腊文学关注人本的特点。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古希腊文学表达的是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过程中确立父系血缘和社会关系的宗教理念。 古希腊人确立父权制的过程,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完全靠教义、宗教仪式和禁忌来强制实现的,而是通过艺术的方式,在充满审美特质的氛围中自愿去认同这种新制度和新血缘。由于古希腊人的宗教理念是一种智慧活动,因而它很快演变为哲学上的唯灵主义和怀疑主义,古希腊哲学上的唯灵主义是日后与犹太教进行融合的精神基础。而古希腊另一种人文理念由于缺乏崇高、神圣的宗教理念的支持,就逐渐退化为单纯的享乐主义。古希腊人的享乐主义在人文和宗教交织的时代还具有高贵和浪漫的性质,但到了古希腊社会后期,这种享乐主义就变成了肆无忌惮的情欲泛滥。而古希腊社会的直接继承者--古罗马社会则把这种情欲泛滥的享乐主义推向了极端,从而导致了古罗马社会的全面腐败和虚伪。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就作为古罗马社会享乐主义的拯救者的姿态出现了。基督教虽然长期以来受到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残酷迫害,但它肩负的使命却非常崇高。对于腐败、虚伪的罗马帝国来说,基督教最大的使命在于瓦解这个帝国的基础,以使整个帝国免于更大的堕落。而对于同样愚昧和野蛮的北方蛮族来说,基督教的救世使命在于对他们野蛮和强悍心灵的驯服和皈依。由于罗马帝国的瓦解和日尔曼人的大规模迁徙,整个欧洲社会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状态,惟有基督教不仅在原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发展了强大的教会组织,而且在原日尔曼人的荒蛮之地也发展了自己的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顺理成章地担负起了统治欧洲的责任,基督教主教们不仅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宰者,而且是世俗生活的统治者。基督教的教义要求人们鄙视现实生活的意义,因为人类始祖的堕落使得人在现实中总是处于有罪状态,人惟有尽心侍奉上帝,才能获得生命价值的升华,这种注重来世的价值观才是人现实生活的最终目的。正是由于基督教的强大的精神力量,阻止了罗马帝国物质主义的进一步堕落,才使得纷乱中的罗马帝国和野蛮、强悍的北方部落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虽然基督教有黑暗、鄙视人性的一面,但也有对抗罗马帝国的情欲泛滥和制服、驯化北方少数民族的巨大贡献。文艺复兴时期是古希腊人文主义的新发展,虽然它是以基督教来世主义、禁欲主义和朦味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但人文主义也不是与基督教思想完全对立的思想体系,随着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的宗教改革和文学上诸如莎士比亚等作家的反思,使得人文主义内涵逐渐与基督教思想实现了融合,变成了所谓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是对传统基督教教义的改革,这种改革并不是否定基督教的宗教理念,而是改革那些违反人性的教义,其结果就是人文主义的内容融合进了基督教教义中,从而增强了基督教的世俗内涵。另一方面,人文主义思想由于有基督教价值理念的支撑,也使得它的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获得了升华。 这种升华在法国古典主义时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法国古典主义特别是在路易十四时代,是一个穷奢极欲的时代,贵族们聚集在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极尽奢华之能事。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奢华并不粗俗,反而由于他们审美趣味的高尚显得相当的雍容华贵,他们不仅衣着得体,举止文雅,而且逐渐培养出一种具有浓厚贵族气息的高贵、典雅的审美趣味和风尚。路易十四本人就是这种新风尚的典范,相传他在参加舞会时还对他的侍女们脱帽致敬。虽然古典主义在政治上是对传统封建制度的回归,但在文化风俗方面它却使法国甚至整个欧洲的社会风尚和审美趣味得到提升。在传统的欧美文学体系中,18世纪的启蒙运动常常被阐释成是与基督教文化完全对立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但实际上启蒙思想家们反对的只是基督教会的虚伪、阴险、残暴和教士们的腐败堕落,是对基督教抽象的、违反人性的教条的批判,而对基督教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即基督教人文主义,则不但没有抛弃,反而通过阐释,把它植根在人的最内在的情感体验中,从而改变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属性,即由信仰外在的上帝转变为信仰人心目中的上帝。这种基督教信仰属性的改造由法国作家卢梭开始,并逐渐演变为一种道德神学,而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就是在这种新神学的背景下催生出来的。因此,从宗教理念的角度上说,浪漫主义运动是对宗教的某种回归和超越,通过浪漫主义运动,人们对内心体验的宗教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受。而从文学的角度上说,浪漫主义又具有人文理念的属性,它表达的是人的内在情感的张扬,对自然纯洁性的赞美以及对古希腊文化的回归。这种宗教性与人文性的交融正如奥克塔维奥·伯斯所总结的:“浪漫派的宗教性是非宗教的、反讽的;浪漫派的非宗教是宗教的痛苦的。”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是欧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这个时期人们一方面向往着未来世界的美好,并为创造新生活而不断努力,因而使得这时期文学表现出关注现实生活,张扬个性和反叛传统等精神素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动荡对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摧毁,使得人们在心灵上更加需要传统的宗教信仰来获得灵魂的安宁,因此,这个时期大多数作家都不同程度的表达了祈求宗教来拯救社会危机的精神意向,文学与宗教的关系表现得更加紧密,这时期作家不仅表现了浓厚的宗教理念,而且还自觉地承担了宗教的救赎功能,从而使这时期的文学具有浓厚的救世色彩。 欧美文学论文:女巫叙述与欧美文化及文学创作 美国萨勒姆(Salem)小镇因女巫而出名。早在1692年,萨勒姆一个牧师家的一对男女小孩,声称看到了异象。紧接着他们人形大变,呻吟作苦。官方很快将疑点集中到牧师家的印第安女仆身上。女仆屈打成招,招认曾暗领撒旦密旨,作法迷心,加害两位小主人。可法官哪肯就此善罢甘休,“女巫”干脆将邻里中略有桀骜之气的女子一一供出,一下揪出数百女巫,数十人被法庭绞死。平静祥和的萨勒姆小镇被搞得人人自危。这段历史不仅给小镇,也给整个美国历史带来耻辱。 女巫审判中有一位特殊的法官――约翰・哈索恩(Judge John Hathorne)。他痛剿女巫,不知多少人在他手下做了冤鬼。之所以提到哈索恩法官,还缘于他有个大名鼎鼎的后代――作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作家深以祖先为耻,给自己的姓氏里多拼了个字母W,以示与家族决裂。祖辈的耻辱,反倒让霍桑对清教传统重压下的妇女寄予同情,创作出不朽的名著《红字》(The Scarlet Letter,1850)。还有二十世纪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也根据萨勒姆审判创作出影响戏剧史深远的《炼狱》(The Crucible,1953)。在麦卡锡恐怖时代,该剧逆风而动,因深藏讽刺而成为名剧。名著、名剧演绎的女巫迫害,主旨大都是控诉美国传统文化的保守、落后与压制,以及主流社会的偏见与冷酷,也暴露愚顽氓众的人性泯灭。但是,女巫传统毕竟不仅仅是政治或社会问题,还不能说它早已落套为历史旧谱,或权当授古诫今的逸事。发达、现代的美利坚,虽然科学技术很先进,功利与消费的资本主义文化深入骨髓,但女巫文化还有一线生机,深植于新英格兰的风土人情之中。时光荏苒,它虽饱经世变,却并未在快餐文化里委靡。 纽约州界有一处叫“燕尾服”的地方,是全美第三的“恐怖森林”,其实只是个运营成熟的游乐园。看到“燕尾服”的地名,我想起一句老话: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在一本研究女巫的著作《女巫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Witches)中,我读到中世纪女巫午夜聚会时,魔鬼总化身公羊或人形,虽着一身庄重的黑色礼服,却常露出公羊的角和脚来。 该书作者巴罗伽(Julio Caro Baroja)是位研究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人类历史学家。虽然形式上是学术专著,但该书内容生动,纪事写景都很丰富,兼有大量鲜活的一手史料。如果想对巫术历史溯流寻源的话,可以在两千年前凯尔特人对时间交替轮回的崇拜里找到蛛丝马迹。与主流文明不同的是,古凯尔特文化相信“一日之际在于晚,一年之际在于秋”,所以在一天的“开始”(即黄昏时分),或一年的“开头”(即晚秋时节),凯尔特人会祭天狂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美国人会在十月底过万圣节。《女巫的世界》给我们展示了欧洲大陆女巫历史的生动侧面。作者收集了大量教会图书馆珍藏的巫术审判档案,有一段17世纪初的巴斯克女巫审判最为精彩。1609年,国王亨利四世指派法官德・兰克(De Lancre)去巴斯克审理堆积如山的巫术案。这位法官是个有心人,在血腥裁断过程中摇身一变成了作家,用审判记录做素材进行创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叙述。 《女巫的世界》就是以德・兰克留下的档案史料和“创造性叙述”为对象,分析16世纪巴斯克地区的社会和文化状况。从书中罗列的档案里可以看出,这位法官很擅长把犯人的口供惟妙惟肖地呈现给读者。《女巫的世界》一书援引了兰克法官完整的审判记录,大大增加了可读性,而且还配有不少插图,更显得情趣盎然。该书的分析和阐释部分试图发现巴斯克女巫盛行的根本原因,于是从风土人情入手,展现出巴斯克与西班牙和法国社会文化的巨大差异。这里一直比周围地区落后、贫穷,基督文明未能扎根于民间。在以渔业为主的巴斯克沿海地区,男性对家庭缺乏责任感,除了经济上供养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外出,或海上捕鱼或寻欢作乐。因此,巴斯克妇女主导着社会生活,她们以特有的方式――巫术维系着集体认同和信仰生活。但我想女巫历史也许还有另一层,就是以女巫为题材的绘画、文学和文献作品之所以长盛不衰,不仅仅是因为女巫审判对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还有男权社会对女巫叙述的需求。在教会统治的压抑时代,德・兰克将女巫审判的档案,添枝加叶转述成奇闻逸事,绘画作品也借诅咒巫术为名,渲染女性的身体和性幻想,满足男性的窥淫欲望。从根本上说,德・兰克不过是唱着维护世道人心的高调,行着声色货利的实务。 逃到北美的女巫也许后来颇有建树,因为八十年后新英格兰又上演了一出场面宏大的女巫审判。17世纪的萨勒姆异常贫瘠荒凉,诸果不实,杂木丛生,森林敝日,颇显荒野蛮风。从“五月花”号上登陆美洲的部分移民,早在此安家立业,开荒拓土,传宗接代了。他们终岁辛劳耕作,敝衣恶食,光景绝望。但因久客而恋异乡,定居于萨勒姆的清教徒,与宗邦英国越来越疏远,与荒蛮的异乡越来越亲近。虽然坚守加尔文清教,但时移世变,人心不古,本地荒原的风貌和土著迷信渗透到萨勒姆人的血脉之中。他们的信仰也开始芜杂混乱,既虔诚信主祈福,又怕鬼神妖怪附体,于是占卜符咒,避凶趋吉。美国作家霍桑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小布朗先生》(Young Goodman Brown),正是以那个时代的萨勒姆为背景,以巫术为题材,创作出一个梦幻般的午夜聚会场景。 小说主人公布朗先生是个基督徒,卑微平庸,循规蹈矩,却鬼使神差地答应参加一个可疑的午夜聚会。他在日暮时分踏上山路,伴着教堂钟声,消失在遮天蔽日的森林里。接下来的怪事连连发生,在一片林中空地,布朗发现村上的善男信女和来自康涅狄格、罗德岛的显赫名流等悉数到齐。哀婉亵渎的巫教大合唱,应和着篝火的起伏升腾。魔鬼被召唤,口出狂言,污秽神圣……曙光渐散,布朗先生回到萨勒姆小镇的街道,昨夜看到的少女、老妇、牧师像往常一样在镇上忙碌着……布朗先生糊涂了,不知昨夜巫术大会是真是梦,可耳中分明还回荡着黑夜啼血的杜鹃鸣声。 霍桑的叙述很是精彩,让人思索玩味。他虚构的新英格兰巫术聚会,完全不同于欧洲人对女巫的想象。在德・兰克这位法兰西法官的笔下,欧洲巫术更具有自然崇拜的神秘色彩,充满巴斯克民间幻想、市井风俗,是乡土文学的肥沃土壤。而霍桑笔下的萨勒姆巫觋,相形之下更社会化,或者说具有“现代文明”特征,人类社会行为的种种偏狭乖张,虚伪荒唐,在巫觋与教会的博弈里,明若观火。霍桑虽然对世道人心痛下针砭,却少了德・兰克的天真、蒙昧与率性。从巴斯克巫术中我们看到的是自然之美,而从萨勒姆女巫审判中,却读到了人事之丑。 我曾特意感受过与欧洲文化迥异的巴斯克风情、言语和传统。巴斯克横跨西班牙和法国疆域,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个有独特文化传统的地区,被西、法肢解成了两部分,所以才有旷日持久的巴斯克独立运动。据考古发现,六万年前由克鲁麦农人演化而来的巴斯克人,早在公元前六千年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后来,印欧语言影响扩大,上升为欧洲主要语言,而巴斯克语却特立独行。当现代语言学家把世界各民族划入不同的语系时,巴斯克语却茕茕孤立,无法归类。更有趣的是,巴斯克人的血型也与其他人群不同,“Rh 阴性”血型的人口比例高居世界第一。但遗憾的是,这个文明没有记录自己的传统,关于巴斯克的叙述和记载,往往来自像德・兰克这样的主流欧洲人。半个多世纪前,巴斯克地区还是躬耕捕鱼,瓦屋纸窗,与欧洲其它地方的生活迥异。现在素朴清淡早已了无痕迹,现代都市气息扑面而来,街上随处可见一幢幢雄伟堂皇的中世纪教堂。原来巴斯克异教巫术既然如此盛行,天主教会必苦心孤旨收拾人心,好让巴斯克人持护名教,皈于圣道。巴斯克人现在终于得了正果,过上欧洲一体化的后现代生活。 打听起巫术的情况,当地人说有巴斯克学者做专门研究,但不大有人关注了。相比之下,北美对巫术的关注和利用从来没有绝迹。在美国大众文化中,女巫一直是娱乐消费的符号,每年不断有女巫故事和童话大量出版。好莱坞每年万圣节档期不断推出女巫或僵尸影片,更不用说《哈利・波特》《指环王》等异教传奇全球热销,至于里面到底有多少传统文化元素,则另当别论。女巫、魔法可能只充当着后现代消费生活想象贫乏的空洞能指罢了。 灵鬼、巫术是基督教和现代科学剿杀的目标,它们与现代人的世界观早已无缘,但未必不能与审美相映成趣。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志怪和传奇,曾是古典创作的重要源泉,《封神演义》《西游记》可谓古典文学的重要脉络,曾开拓中国文学想象的广阔空间。当代中国文人、艺术家对鬼怪题材热情不高,“封建迷信”或“愚昧不化”两个尖顶高帽,足以让“现代知识分子”自惭形秽。但是,这个全民奔竞躁进、阔步前行、心急求变的时代里,能否驻足回望,在灵异鬼怪文学的资源中披沙拣金,重新思索玩味那些已随时移世变、早有隔生之感的人情物理,让生活在这个想象贫乏时代的人们,从不同角度感受自然万物之美? 小说以1692年发生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萨勒姆审巫案为缘起,讲述了女博士生康妮在暑假回到萨勒姆一栋旧屋后,所发现的与过往纠缠的联系以及种种神秘事件……作者凯瑟琳・霍伊正在波士顿大学攻读美洲和新英格兰研究的博士学位。其先人曾卷入萨勒姆审巫案。凯瑟琳・霍伊认为,在历史或者文学作品里,萨勒姆审巫案通常都是作为其他东西的表征出现:要么是社会力量对抗;要么是表现殖民地社会中妇女的角色和地位。在这些视角之外,人们忽视了一点对于经历过萨勒姆审巫案的民众来说,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作者尝试从萨勒姆村民的视角去考虑问题,用历史知识、传说、人类学知识牵引读者深入17、18世纪,探索历史上作为清教徒的新英格兰人的恐惧、厌恶以及喜乐。 欧美文学论文:试论欧美文学中的“个性自由”特性 摘 要:“个性自由”是欧美文学作品中最为关键且重要的命题,将人类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当做人类生命永恒的追求。 关键词:欧美文学;个性自由;个性特点;个人主义;特征 特别是古希腊文学作品作为欧洲文学的开端和典范,在作品中大幅度描写个性自由的内容,对人类的发展历程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欧美文学的辉煌灿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阐述早期欧美文学中的个性特点 (一)古希腊传说和古罗马文化 古希腊传说为早期欧洲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古希腊传说中,除了极少部分属于神祗传说,无论是关于爱情、王位还是财产争夺等方面,大部分英雄人物都将个性解放和自由当做毕生的追求,都不会以民族利益或者是集体利益为个人动机。例如,在《荷马史诗》中,荣誉是英雄人物个人价值的体现和生活的意义,很多英雄为了追求荣誉甘愿付出自己的一切。尤其是为了实现个人英雄价值,不惜采取极端的方式,个性十分张扬,这种极端的追求方式和张扬个性逐渐占据了古希腊文学的主流,成为其创作的优秀内涵和文化基点。尽管很多专家和学者都指出,古希腊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人本主义具有原欲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切以“我”和“人”为中心,张扬个性和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特点极为鲜明和突出。 (二)中世纪文学 中世纪文学既继承了传统古希腊文学中的部分文化,又对其进行了延伸和发展。在中世纪文学中,重视人类理性的回归,鼓励和提倡人类通过励志来对原欲进行控制,更加强调精神和理性的重要性,挖掘其本质内涵,形成了中世纪时代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念,也为基督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三)人文主义文学 在中世纪基督教中,所弘扬的观念主要就是人本来就是有罪的,出生主要是为了赎罪,只有控制和禁锢各种欲望,才能在来世有更好的人生,这种教义使得当时的神本意识逐渐取代了古罗马时期的人本意识,在起初对维持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发挥了一些很好地作用,但是后期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导致文化经济一直停滞不前。因此爆发了著名的文艺复兴活动,反动各种封建行为和教会思想,以“人文主义”为主要文化复兴目标。随着文艺复兴的不断推广和发展,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诞生了众多著名作家和学者,开创了人文主义文学先河。所谓的“人文主义”,就是重视“人”的价值,对人的各种权利进行保护,以人为本,反对封建社会统治者主导一切的思想,反对神的权威,要求立足于“人性解放”角度审视历史。从本质上讲,人文主义也就是个人主义,突出个人的价值,将个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优秀,对个人的利益和意志予以充分强调和肯定。文艺复兴活动否定了中世纪文学禁锢原欲的行为,肯定了传统古希腊文化,并对其进行了复兴和发展,进一步弘扬和推崇个人自由,追求和实现个人价值。皮特拉克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诗人,他是第一个提出“人学”观念,鼓励发展“人学”,强烈反对“神学”,其代表作品――《歌集》中,对其爱情进行了全面抒写,推崇和表现了对自然自爱的追求和向往。再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也对中世纪的各种封建宗教观念特别是禁欲道德思想进行了抨击和完全否定。在文艺复兴时期,所产生的一系列大师无一例外的强调个人尊严和权利,体现个体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文艺复兴并不是对传统古希腊文化的简单复兴和重复,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基督教的正确观念进行吸收和融合,例如人人平等以及仁慈宽恕等观念。可以这样理解,文艺复兴对古罗马文化和中世纪文学进行了结合、继承和发展,是这两个时代文化结合的综合性体现。文艺复兴思潮的发展被看做是西方文化历史上的关键和转折点,结束了中世纪文化统治,使人类社会文化逐步走向了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时代。 二、后现代主义中的个人主义 随着后现代文学的不断发展,文学本身以及文学评论价值观都出现了巨大变革,个人主义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导致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有多重因素,工业革命和科技的发展是推动后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成因。在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浪潮的影响下,文学的表达方式和内容更加丰富且多变,文学作品面临着严重的叙事危机,同时各种文化和文学的矛盾也导致不同类型的文学主义应运而生,形成了多元化的后现代文学主义。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评析时,也不能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哲学和历史角度,而应该进一步从科技、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等多方位角度去对文学价值进行分析和判定。以后殖民主义为例,后现代主义推崇文化相对主义来对其进行分析。英国认为自身文化优于印度文化,处处表现出对印度的歧视和不满,体现出英国自身的文化霸权。然而导致这一观念产生的根本性原因主要是由于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深受英国的殖民统治。而后殖民主义则为了消除这一观念而进行努力,希望能够以新的视角和态度看待这种现象。再如女权主义,将重点放在对男性中心意识的消解方面,解放女性自由和权利,使女性所写出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视为经典而广为流传,同时也为女性解放以及文学创作带来了很多积极作用。然而也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女权主义所存在的缺陷,例如浓厚的政治色彩以及偏激的行为等也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 三、总结 综上所述,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时代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是反映当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媒介。在欧美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人性自由始终是其发展的主流方向,对人类命运发展和社会前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欧美文学论文:基于全球化的欧美文学中国化研究 摘 要: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自创世以来就一直成为交融和引进的状态,在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同步比较发展的进程中,而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氛围中,科学、民主和文化为精神提升点,将中国原有的文学理念与西方的哲学和话语掺杂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文学理解,在全球化的文学共融时代,全球化的话语和视角使辩证地、多维地思考和解决问题,而不苟泥于决定主义的偏见和僵化,以我们今天的中国,重新审视欧美文学经典、比较性地创设全球化概念之下的价值审美体系,进行文学语境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全球化;欧美文学;中国文学;中国化; 在全球化的态势之下,经济文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整合的大的时代,当今的中国文学,已在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吸收和融合了欧美文学形态当中的新的文学元素,成为了一种动态的、变化的文学形态模式,我们要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清晰地认识到变革的方式和欧美文学翻译的全球化共享趋势,要变革泊来文化的引入和借鉴的单一化观念,通过构建全球化的大的文学语境,实现中国化的文学再造和自觉的理论新建过程。 一、欧美文学中国化的理论概念及理解构筑 在现代文化的文化表达形式上,发生了新的文化变革,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概念,诸如:原来的文学作品在当代的文学研究中已称为了“文本”、文学语言表达已称为了“文学话语”、还有“语境”的概念等等,文化理念已在全球化的态势下呈现出泛化的、互通性的特性,而欧美文学的中国化进程则由来已久,其“中国理解”的文学语境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表层递进式结构创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在被另一个民族引用和借鉴之时,其对另一个民族的影响是层递式的、渗透性的,欧美文学进入中国文坛的过程也是如此,它由最初的欧美文学翻译文本的形式进入中国,由欧美语言转为中国语言的过程中初步渗入,其次,再由中国的文化理论研究学者进行欧美文学文本的相关探讨,在中国文化学者的不断思考与争辩之下,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对欧美翻译文本的理论框架,这种理性的文学思考过程,无疑更进一步地深化了对欧美文学翻译文本的中国式理解;在经过中国理论学者的思考与反思之后,欧美文学文本语境便逐步进入中国文学应用的领域当中,其欧美风格的文学创作手法、欧美流派的文学理念已融入到中国的文学创作之中,更甚至,欧美文学文本已渗透到中国人民的生活形态当中,这更有力地证明了欧美文学的逐步层递式的中国化内容,形成了表层的欧美文学中国化框架。 (二)深层的现代价值观的构建需求。中国在千百年来的封建文化沿袭之中,一直尊奉着古典的哲学观,信奉着“中庸之道、仁爱、诗言志和风骨”等文学价值观,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为传统文学所崇尚。而随着清末民初的、伴随着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当中,逐渐引入了欧美先进西方国家的译介外国文学,欧美大量的新思潮涌入而来,各种先进的政治思想资源接踵而至,新的文学思想价值观正应合了现代中国价值观构建的需求,大量的欧美文学被中国学者和文人所运用,并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进程中加以梳理和融合,用现实与浪漫相结合、具体与意象相组合的方式,构建了崭新的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文学史体系。 (三)双向的文学体系影响。在历史的进程中,欧美文学引入中国,我们不但要分析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看到,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之后,为中国传统文学所影响,其欧美元素被中国化的影响过程。由于我国具备自身足够强大的传统中国文学基础,足以对外来的欧美文学进行以中为本的译介和解读,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文学的同时,中国文学研究者就立足于中国之根本,将西方文学进行有意识的、有顺序的译介和阐释,就像我们学习政治文化所知道的:我们学习外国文化知识,只是借鉴和运用,而不是全盘照搬照抄。这就是欧美文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化的自觉意识所在,它以中国学界独有的视角、独特的文学史观和独特的艺术解读,构建了中国化的欧美文学。 二、全球化的文本旅行使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本质表征 欧美文学在不断涌入而被中国学者进行翻译和解读的时候,推动了文学研究方式的转型和改变,文本旅行这一形象化的描述即是基于全球化范畴的文本流转的研究思潮,其寓意指文本如同人一样,人在“旅行”的过程中必然会携带自身文化观念,在旅途中会不可避免地与当地文化相碰撞,最后与当地环境相融合,成为其中的一员,文本研究也是同理。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也与中国的文学相整合,在研究的过程中实现了与中国相融合的介质,呈现出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本质表征: (一)应合了中国新文化建设文学语境。文学欧美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建设同步进行,它成为了新中国三个阶段:五四民主时期、新中国建立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学背景,在这中国化建设的三个阶段进程中,欧美文学被中国学者自觉地加以阐释和运用,在不同的时期进行欧美文学合理的延伸,用抗争与命运为主旨自觉地指导五四民主时期的中国文学。 (二)具有与中国传统文学比较和借鉴的自觉性特征。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对外来文化不是全盘吸收,而是有选择地加以借鉴与引用,因此,欧美文学在一进入中国文坛之时,就成为了与中国传统文学进行比较的意识之下,在通过对欧美文学进行尊重与比较的同时,我们熟悉地看到了欧美文学中与中国传统文学所相似的背影,诸如:西方的象征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象征手法、西方的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之中的写实创作、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潮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诡谲与奇幻文学”等,中国学者在现代化的精神引领下,从比较与借鉴的视角,在批判性的意识之下,进行中国传统文学的反思与批判,既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吸取了西方文学的内容,对欧美文学内容加以中国化的再造和重塑,在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反思与自我反思的基础之上,构建了有特殊研究意义的中国化的欧美文学体系。 三、结束语 欧美文学有其本土的原文学形态,它在进入中国历史进程的过程之中,不断地应合中国特定环境的历史阶段需求,用其与中国传统文学相连的文学语境,实现中国建设阶段的现代化文学价值观的渴望与呼唤,中国学者与文人在对欧美文学进行反思与批判的过程中,不断融合其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相融的一面,用引进、尊重与包容的文学态度,在文学自觉意识的指导下进行外来欧美文学中国化的进程,用清晰的中国现代价值观来阐释和解读外国欧美文学流派,实现欧美文学的中国化新形态。 欧美文学论文:后现代文化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影响的研究 摘 要:在欧美文学作品中,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情感都会以修辞的手法表达其生动的内容。在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欧美文学中的修辞方法发生了改变。后现代文化思潮形成后,对于当代欧美文学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而且还会以一副姿态呈现出来,导致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都离不开后现代文化的界定。那么在文学表达方面,就会以修辞的手法来表达思想。该论文着重研究后现代文化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 关键词:后现代文化思潮 当代欧美文学 修辞手法 研究 中图分类号:I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1(c)-0192-02 后现代文化思潮形成后,对于当代欧美文学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而且还会以一副姿态呈现出来,导致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都离不开后现代文化的界定。那么在文学表达上,就会以修辞手法来表达思想。 1 后现代文化思潮引起了剧烈的文化震荡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起于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在60年代就已经在美国和法国兴起,进入到80年代,达到了鼎盛时期。此时,欧美文学作品中就已经有后现代思维方式。中国的学术研究界对于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定位,首先是从建筑和文化领域中形成,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得以扩展后,被融入了哲学、艺术、社会、历史学研究的因素,因此而被纳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后现代文化思潮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引发了意义深远的效仿热潮,以致于在欧美各国引起了文学震荡。 2 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方法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为了能够使作品的语言更为丰富,往往会采用恰当的修辞手法,以渲染作品的语境,提高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2.1 比喻的修辞手法 比喻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是常见的修辞方法,不仅可以使文学作品更为有声有色,而且还可以提高文学作品的可读性。与汉语的比喻修辞手法相同,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所采用的比喻,主要为明喻和暗喻。明喻,是将具有相同特征的两种事物和现象相互对比。比如:He looked as if he had just stepped out of my book of fairytales and had passed my spirit.译为:他看上去好像刚从我的童话故事书中走出来,像幽灵一样从我身旁走过去。暗喻具有较为强烈的情感色彩,在欧美的文学作品中,暗喻的手法要经过品位和咀嚼之后,才能够感受深意,令人回味无穷。比如:Rise,like lions after slumber.In unvan-quishable number,shake your chains from you likedew.在这首诗句中,将觉醒的奴隶比喻为沉睡中苏醒的雄狮。这句话当然不是表面的意义,而是采用了暗喻的手法表达更深层次的内在涵义。 2.2 幽默的修辞手法 在文学作品中,幽默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以将文学语言的表达功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给人以阅读上的美感。比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 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这句话的前半句和后半句在表达上极具对比性。前半句采用了哲学式的庄重语气,后半句则是诙谐幽默的语言表达。这种不协调的语调,将英国上流社会的无聊与空虚表达了出来。从语言的运用上,这种语言表达很显然违背了语言规范,但是正是这种幽默的修辞手法,才会让文学作品的思想表达更为生动而令人感到轻松愉快。 2.3 反讽的修辞手法 反讽的修辞手法在海明威的《光荣的战士》中极其强烈地体现出了诗文本身所富有的情感抒发,以极其强烈的讽刺手法营造出文章情节中的紧张气氛。E.M.哈里代(E.M.Halliday)曾说过:讽刺使海明威的作品在无形中成为了思想情感宣泄的伟大小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意图与行动之间等矛盾的焦点当中,在很大的程度上存在着讽刺性的差距,而对于讽刺手法来说,其不仅仅是对情感的宣泄,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反讽具有一种艺术价值,在夸张的反讽修辞手法面前,能够将一个人脱离真实的存在体,从艺术的角度对其进行形象的构造,能够给读者带来思维上的美的感受,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助于读者情感的一种释放,能够让读者充分感受作者的思想情感,从而达到艺术上的共鸣。 另外,反讽能够使相应的文章中的人物的外在形象和内心情感体现得淋漓尽致,就如《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所使用的反讽手法,对麦康伯和玛格丽特两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具体的细节描述,并对他们的生活通过反讽的修辞手法,透过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从而让人们在阅读当中的细节之处时,能够清楚地看到小说故事背后的真实现实生活,用悲愤的言语来反映作者内心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使文章的情节更加地生动而富有真情,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活跃人们的思维,提升人们的阅读兴趣。 2.4 象征修辞手法 在国外一些文学作品中,象征修辞手法通常情况下给读者带来生动的画面感。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充分地体现出了丰富的象征修辞手法,其中对雪峰上的豹子进行生动的描写,是文章体现死亡的象征体,以豹子作为死亡的象征,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作者情感的抒发,通过豹子透视出更多事物的本质,以物象征作者的内心感受,从而对相应的情感进行描述,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看清事物背后所喻指的相关内容,并且其能带给读者无限的遐想空间。 2.5 对比修饰手法 在欧美文学作品中,经常会运用到对比修辞手法进行相关的情感抒发,其丰富的内涵给读者带来更多情感的震撼,对于修辞手法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而言,看似单调的文学作品其实质具有丰富的内涵,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细细品味,不仅能够增加自己的阅读内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升相应的阅读审美。 在《一天的等待》中作者对父亲出门狩猎这段情节进行描写,并将其与孩子的相关死亡过程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将两个角色之间的内心情感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在对孩子面临死亡的过程与父亲打猎过程中的愉悦心情进行对比,从而将悲痛无限地进行放大,带给读者内心情感的震撼,透过父亲打猎的愉悦心情对孩子死亡形成强烈的情感反差,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更深切地感受到强烈的悲痛情感,在死亡与美好生活之间进行对比,从而形成情感的矛盾体,使读者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透过作者的对比手法,在内心活动中形成强烈的矛盾情感,从而致使读者感同深受,在很大程度上对读者的情感进行有效的升华,以至于读者能够清楚作者文笔下具体思想情感的源泉,从而在情感中达成共勉。 3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的影响 3.1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的渗入从修辞手法上得以体现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着多元文化观念,思想意识决定了在文学创作中所采用的修辞手法,因此而形成了具有当代特色的写作倾向。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只存在着思想上的差异,而在文学创作中,用以表达思想的修辞手法却是同中存异,似乎只是一个自觉程度上的差异。以诗学为例。现在主义在诗歌创作上,更倾向于写实描述,而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则弥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诗歌原本就是浪漫 的,但由于修辞手法的体现上的同一性,使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渗透于许多的后现代文化作品中,以观念的形式呈现出来。以美国当代文学创作特点为例。美国文学作品在创作主题上,以追求自我为主,小说的内容多以写实的手法,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其中不乏真实的史实。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仅仅是写实当然是不够的,于是,作者就运用了修辞的手法,通常是采用多种形式的比 喻,或者是明喻,或者是暗喻,以将文学作品浪漫的气息释放出来。 3.2 幽默的修辞手法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重要体现 对于传统文学观,后现代作家给予了批判,认为传统文学过于原则化,特别是在现实描述的表现原则上以及故事叙述中的内在心理过程的表现方式,都是建立在模仿论的基础上,而并非文学创作。后现代文化思潮讲究文学体裁边界的模糊化,以荒诞和虚无的写作手法,将文学分类法打破,采用幽默的修辞手法,将传统文学作品的教化目的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语言排列组合的游戏。后现代主义的崇尚虚无之能事通过幽默的修辞手法的运用被充分地体现出来。 4 结论 综上所述,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后现代主义精神与现代主义大相径庭,但是在修辞手法的运用上却存在着共性。在文学创作上,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因为有了各种虚构的神话和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穿插于其中,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小说叙述风格。后现代文化思潮由于在思想意识上对传统的反叛,因此而对于当代的欧美文学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欧美文学论文:试论欧美文学中的“个性自由”特性 摘要:欧美文学中有一个常见的、且永恒的特性命题是“个性自由”。在人的有限生命里,我们人类在努力探讨和追求的人生最大价值和人生幸福感使欧美文学的专注和永恒。欧美文学中关于人的“命运”和人的“个性自由”这两个命题的探讨对人类的发展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和方向性的启迪,其意义极其深远。 关键词:欧美文学 个性自由 意义 引言 希腊文学是欧洲文学的起源,各国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发展基本都是以口来传播,口是最早的文学小说传播形式,后来发展到书面文学中。其中“个性自由”。作为欧美文学中最长用的命题“个性自由”,我们从欧美文学作品及发展的历程中得以认识。 一、古希腊文学中的个人特性 古希腊英雄传说中的所有重要人物,除少数神祗和传说(如普罗米修斯及其故事)外,他们的个人行为动机都不是为了民族集体利益,而是满足个人生命价值的追求;或为爱情、或为王位、或为财产、或为复仇。荷马史诗中英雄们对荣誉的崇尚,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价值的执着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极富张扬的个性特点成为古希腊文学的优秀内涵,也成为古希腊文化的基点。虽然说古希腊文学中体现的世俗人本意识是原欲型的,但以“我”为中心,以“人”为中心的个性张扬和个体自由是十分鲜明的。 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之后是千年的中世纪文学。重视人的精神和理性本质,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之文化价值观念的主要特征。 中世纪基督教义提出的人之原罪,救赎,禁欲主义,乞求来世,让古希腊的人本意识蜕变为神本意识。14至17世纪初的文艺复兴是一场针对中世纪的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一时期欧洲文学的主流就是人文主义文学。 “人文主义”,亦即人道主义,它强调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权利,以“人类的本性”作为观察历史的准绳,反对神的绝对权威。人文主义其实质是个人主义,即强调把个人放在一切社会关系的中心,充分肯定个人的意志,个人的利益。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基督文学、文化的否定和对古希腊文学、文化的复兴,是对古希腊文学中提出的个人自由和实现个人价值的进一步倡导。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最早提出了“人学”与“神学”的对抗,他的抒情诗集《歌集》,其中绝大部诗作是抒发对自己所钟爱的劳拉的爱情,大胆讴歌建立在人的自然本性基础上的爱。薄伽丘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彻底否定了中世纪的宗教观及禁欲主义的道德观。总之,这时的许多作家,如彼特拉克、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显示了人的尊严和权利,展开了精神个体的无限多样性。当然人文主义决不只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单一性延续与继承,更不是简单的重复;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中也拥有了人人平等、仁慈宽恕等基督教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人文主义又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结合的产物。从中世纪的“人是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转变到文艺复兴的“人应成为独立的精神个体”,这是西方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转变,它标志着中世纪文化的终结、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开始。 二、17世纪后文学作品中的“个人主义” 17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中的“人”比人文主义文学中的“人”疏远了与上帝的联系,也显得更理智、冷静和成熟,但也缺少热情、缺少自由意识和生命意识。18世纪欧洲各国发生了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思想革命运动――启蒙运动。如果说人文主义者的注意中心是如何从宗教束缚下解放人的个性,肯定人享有世俗幸福的权利,那么,启蒙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更要求破除宗教迷信,摧毁宗教偶像,反对贵族特权,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进而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合乎资产阶级理想的社会。自由与平等是启蒙运动最鲜明的两面大旗。作为一个广泛的思想革命运动,也影响到文学的发展。许多启蒙家直接进行文学创作,把文学作为宣传启蒙思想、批判封建制度的有力工具。卢梭的文学作品中对个性自由的崇尚是其的启蒙主义、丰富的感情自由的典型,基督教的原罪说他予以否定,因为人至善是人的本性,这种至善是美的,及发自原始的人性和欲望要求是人类的合理的,在人类创造文明的发展过程是对人性的污蔑和罪恶的孳生地。歌德在他的作品中一个很广袤的天地中深刻地体现了人类的思想问题。这种启蒙主义文学思想对人类的“个性自由”、“情感自由”的理想追求,为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反古典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浪漫主义文学、更强调自我人性自由与追求。浪漫主义文学中表现“人性自由”不再是表现在人的理智和情感上、个人的私欲和人类社会道德之间找平衡,他表现的是个人及自我的人生价值。比如“沉浸在天地合一”,人溶于美好的自然景色,天地合一的这种忘我境界,幻想描述一个美好的文明社会,塑造一个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这种体现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个人自由观和人生观的理想境界和归宿。 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科技的发展,欧美国家的工业进程发生很大进步,这时的文学作品,主要以现实主义为代表作。人类历史的进步是物质和财富的创造来推动。这种创造财富的过程是人性的发展过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个性随着财富的变化而发生了很大的失落。现实主义文学更多的是对人性处境和人生命运的关注,从人道为出发点,它的思想武器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现在的作品通过文学彰显了物质化的社会现实,深深地解剖人在物质欲望的驱动下人性深处的心灵变化,揭示和引导警告人们在物质面前人的脆弱及对人性的泯灭。也是对这种物化下失去人性自由的批判。 20世纪的欧美现代文学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随着资本主义的科技发展、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类在这个世纪里付出了惨巨的代价,一战和二战对每个民族及全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空间、权利和尊严发出挑战。使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生存空间发生了对立的很大变化。那种人与万物、社会、自然及民族语民族人和人关系变得不再美好。从思想内容看,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是“现代人的困惑”,即揭示周围世界的荒诞、冷漠、不可理解,以及人置身于其中的孤独、陌生、焦虑、痛苦的情绪。到18世纪,西方人认为自己凭借着理性的力量可以摆脱“命运”的支配而走向自由,但到20世纪初,仿佛从云端一下子跌入深渊,而且带着远比古代人更加浓重的悲哀和绝望。卡夫卡小说中的人变成了“甲虫”;艾略特的《荒原》中,物质世界使人的精神世界毁灭,世界也就成了生命死寂的“荒原”。人“原欲”的自由没有了,对于回归原始状态、获得非理性意义上的“自由”的人,又是充满着忧虑 ,而现代物质文明下的“自由”也丧失了。总之,一种比19世纪更深重的恐惧、焦虑、痛苦,乃至绝望的情绪弥漫了20世纪西方社会。但是20世纪欧美文学在人本意识上的变化,说明了20世纪作家在对“人”自由和个性问题上的探索更加深化了,只是在人性“自由”问题上还没有找到理想的境地,或说,在寻找过程中的失落和痛苦,因此只能继续像“戈多”一样等待,或像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样地守望。 三、结论 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表现的“自由”是把对原欲追求和个人荣誉当作人生幸福和实现个人价值的主要内容。中世纪的宗教文学对此加以了否定,今世赎罪和来世才是他们向往的地方,精神的追求代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声色享乐。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是对中世纪宗教文学的又一否定,它重新呼唤人的自然属性的回归,但在否定中世纪对声色、肉欲的摒弃外,也部分吸收了宗教文学的博爱仁慈等理性的内涵。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文学,更是在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自由和个性追求之外,探讨人的理性下的自由和个性。浪漫主义文学,对个性自由更强调人的自然天情和自由情感,想与大自然的恬静形成一种默契,而弱化了自然属性和理性的平衡。现实主义文学警告人们不要无限制地追求物质享受,不要被物化而丧失人的自由的天性。现代主义文学,指责现代文明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严重贱踏,使个性自由和个人价值几乎丧失殆尽,作品表现的是物质文明给人带来的更沉重的异化和危机感的情况下,表达出的一种失望甚至绝望的情感。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知道,首先,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的文学探讨从关注人与外部世界关系、个体与集体关系到理性与情欲的冲突内容直至更加深入地展开了内部的诸多矛盾,包括潜意识层面。因此,随着历史的进程,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所探讨的内涵在不断地丰富和深化。其次,争取个性自由,正是在追求实现个体人生价值的最大化,追求在有限的生命里如何过得幸福、活得有价值,个性自由的实现程度正是一个人幸福感强弱的最集中体现。由此可见,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命题的持恒热衷正是在探讨人的有限生命如何更具幸福感和如何实现人生最大价值的大命题。第三,无论命运如何坎坷但却始终不屈,因为欧美人把个人荣誉和个人价值最大化视为人生最高的追求,视为人生最大的幸福,他们宁可选择自由而短暂、光彩的人生。这就让我们明白欧美文学关于命运和个性自由这两个命题实际上是一个命题下的两个集点,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人类的极境是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命运的多舛和对命运的不屈和抗争,争取个性自由,让在有限的生命里实现个体价值的最大化,欧美文学对这一命题的探索还在延续,虽然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最佳的答案,“达到这一境界需要付出异常艰辛的努力,走过极为漫长的路程。”但欧美文学关于命运和个性自由的两个命题的探讨对人类的发展有着方向性的启迪和指导性的作用,其意义极其深远。
中学生阅读论文:高中学生英语阅读能力培养论文 一、抓好基础,掌握词汇奠定阅读基础 词汇是语言教学的地基,是感知语言的触角,是实现交际,促进沟通的神经。高中阶段的英语是义务教育阶段英语教学的延续发展,阅读材料的词汇量与词汇难度明显加大,很多学生都产生了一时无法适应的高原现象。因此,笔者以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妨秉承“狠抓基础,拓展词汇,打好根基”的阅读教学策略,从文本的构成源头入手,丰富学生们的词汇储备量,奠定阅读的基础。教学译林版高中英语模块四《Unit1Advertising》这一单元时,笔者考虑到,随着信息传播的日新月异,各式各样的广告(Advertising)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可谓无孔不入。因此,在教学前,笔者采取头脑风暴法,引导学生们以“Advertising”这个中心词汇四面拓展,以日常生活中接触过的各种广告为素材,快速地说出与这个主题相关的词汇。在学生们苦思冥想过程中,笔者适时地利用多媒体课件,呈现一些学生们日常常见的广告图片或商标,给出提示,如当教师呈现著名运动品牌安踏的商标时,不少同学立马脱口而出:“keepmoving!”通过这样的词汇互动,能够使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自觉地关注词汇,夯实学生的词汇基础,为随后的阅读实践活动奠定基础。 二、找准关键,逆向推导准确定位内容 高中阶段的学生已经具备较为独立的逻辑思维能力,具有明确的抽象意识,因此,对他们而言,阅读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审美的体验,更是一个思维漫步之旅。笔者认为,教师在阅读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发展学生英语逻辑思维,引导学生学会抓文本的关键词,以逆向推导的文本阅读思维精准定位本文结构与所需内容,从而提升学生的英语文化素养,培养学生的英语思维能力。教学译林版高中英语模块一《Uni3Lookinggood,feelinggood》时,笔者在引导学生阅读“Dyingtobethin”这篇文本时,引导学生们采取“带着问题抓关键”的阅读策略攻克难关。在阅读前,笔者引导学生以快速横扫的方式,揪出所给问题的关键,如WheredoesAmycomefrom?(圈出关键词Where);WhatkindofpillsdidAmytake?(圈出关键词Where和pills),引导学生养成带着问题、抓着关键找答案的阅读技巧。在教学中,笔者发现,通过由问题再阅读的逆向推导方式,能够有效地帮助学生缩小阅读范围,精准定位阅读内容,提高阅读效率,促进学生自主阅读能力的长足发展。 三、瞻前顾后,精泛结合提高阅读效率 在阅读学习中,瞻前顾后的阅读能够帮助学生科学合理地把握文本,周全有效地考虑问题,提高学生们的阅读效率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实际教学中,笔者往往会引导学生学会将精读与泛读相结合,通过泛读快速地定位文本类型、情感基调以及题末问题;通过精读,细细品味英语文化魅力,寻找细枝末节里的玄机,从而提高英语阅读的有效性,提高阅读课堂的目的性与指向性,让每个学生都能明确阅读目的,采取符合自己阅读习惯的阅读策略。教学译林版高中英语二《Unit3Amazingpeople》时,笔者在课堂阅读实践活动中,以多媒体课件的形式补充了一则关于BillsGates的阅读材料,通过这则补充材料帮助学生理解比尔`盖茨为什么被称为“Amazingpeople”。在文本阅读过程中,笔者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采取瞻前不忘顾后、精读泛读巧妙结合的阅读策略,结合教材中有关BillsGates的简介,泛读找相似,精读破问题,在泛读和精读相结合的基础上,总结回答“Howcanhebecomesorichatsuchayoungage?”这个探究性学习方法。 总之,阅读是高中阶段英语教学中一块“大蛋糕”,如何让这块“蛋糕”新鲜诱人,帮助学生吃到、吃好这块“蛋糕”,是新课程背景下每一位英语教师都应该深入探讨的教学课题。因此,作为教师的我们,应该着力打造与学生们心理相容的阅读氛围,为学生们提供紧跟时代、贴近实际、彰显文化魅力的英语阅读素材,为学生们创设丰富多彩、轻松愉快的阅读实践氛围,让阅读变成愉快的体验而非喘不过气的学习压力。 作者:邱美芝单位: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中学生阅读论文:初中学生语文阅读教学论文 一、提升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策略 (一)围绕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教学手段 初中语文阅读其实是教师与学生就文章进行交流,阅读是交流的媒介。但是由于师生之间存在年龄、认知能力、心理素质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师生之间的阅读能力也存在很大的差距。那么,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当中,教师应当了解学生认知和心理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规律,切实贯彻初中语文阅读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完成教学目标。结合本人多年的教学经验,以下介绍几点教学原则:第一,抓住文章中心思想的原则。在新课程标准的指导下,教师可选取教材中一些经典的并且容易理解的文章来作为案例进行语文阅读教学,目的是提高学生阅读的信心,也为了激发学生对阅读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第二,紧密联系生活实际的原则。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应当结合课内知识和课外的生活实际,将一些处事方法、思想价值观念传递给学生,让学生多关注生活,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品质和素养。第三,理解文章整体结构和首尾呼应的原则。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注意文章结构的分析,注意文章开头和结尾的呼应,注意文中过渡句和过渡段的作用,从而有效地提高阅读效果。 (二)以教学目的为准则,挖掘对学生有益的教学内容 语文课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点学科,语文课具有综合性和联系其他学科的特点,因此学好语文课对于其他科目的学习起到了基础的作用,因而合适的、良好的教学内容是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为此,初中语文教师应当仔细研究教学大纲和教材内容,从学生的视角出发选择最有利于培养学生知识和能力的教学内容。教师只有深入教材理解和把握,体现出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素养,才能受到学生的尊敬和喜爱,从而得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总而言之,教师要充分挖掘对学生有益的教学内容,才能逐渐地提高学生的思想,实现教学目的。 (三)教师要合理安排教学顺序,提高学生注意力 合理安排教学顺序,有利于明确教学目的,避免课堂上出现没头没尾的现象。在安排教学顺序时,应当综合考虑到学生的心理发展趋势,坚持符合学生认知事物的原则,突出教学重点,从而激发学生对语文阅读学习的兴趣,提高效率。 (四)教师要指导学生利用感情进行阅读 情感是事物之间进行交流的有效手段,也是初中阅读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语文教师既是语文基础知识的传播者,也是文章作者情感的疏导者,每一篇文章都会蕴含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学生只有理解了作者的情感,才能真正达到阅读教学的要求,实现语文阅读教学的最终目的。 (五)掌握语文阅读教学的手段和方法 1.增强语文课堂气氛,激发初中生对语文阅读的兴趣 语文阅读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合作、共同交流的过程,因此教师必须平等看待学生,学生必须尊重语文教师,才能制造良好的语文课堂气氛。在课堂上,教师要认真地帮助初中生融入作者的世界里,感知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建立一个合理而和谐的课堂氛围,让学生有意识地发表感想,以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生们的阅读兴趣。 2.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素质 在进行课文阅读的过程中,学生不可避免地会碰到生僻字词,这时教师不应该帮助学生认识生僻字词,而应教导学生要自觉使用语文工具书和相关文章资料进行查询,以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此外教师还应该培养学生能够独立地完成课堂任务,提高他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 二、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在进行初中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应当注重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从学生的真实需求出发,不断地更新现有的教学方法,为学生创设良好的阅读环境以及真正从文本出发进行阅读教学,以此有效地提升初中语文阅读教学质量,让学生真正对阅读学习充满兴趣,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初中语文阅读教学活动中,从而有效地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作者:徐平 单位:江苏省阜宁县施庄初级中学 中学生阅读论文:指导中学生课外阅读的要领及技巧论文 [摘要]阅读是因文得义的心理过程,是以文会友的交往过程,是书面文化的消费过程,是人类素质的生产过程。长期以来,我国中学生阅读素养始终没在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课外阅读常常热衷于表面形式上的轰轰烈烈,而不愿深层的理性思考。本文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着重讨论课外阅读对于学习主体——学生的重要意义;第二部分是对目前中学生课外阅读的现状进行调查;第三部分是教师对中学生课外阅读应如何进行指导,指出了几条建设性的指导策略。 [关键词]中学生课外阅读现状指导策略 一、中学生课外阅读的重要意义 关于课外阅读的重要性,许多语文教育的老前辈都有过重要论述。叶圣陶先生在《 略读指导举隅 前言》里说:“学生在校的时候为了需要与兴趣,须在课本或选文以外阅读旁的书籍和文章;他日出校之后,为了需要和兴趣,一辈子须阅读各种书籍和文章;这种阅读就是所谓的应用”。他认为“就教学而言,精读是主体,略读是补充;但是就效果而言,精读是准备,略读是应用。”“如果只注意了精读,而忽略了略读,工夫便于工作只做了得一半。其弊害是想象得到的。”尤其是在当今开放的语文教育体系中,课外阅读更不应该是游离于语文教育体系之外的“点缀”,更不是可有可无的“软任务”,而是语文教育的一个得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学生课外阅读的现状 1.学生课外阅读的盲目性 中学生在进行课外阅读时,缺乏甄别力,读物良莠不齐,一项调查显示46.7%的初中生和35.8%的高中生课外阅读以消遣为目的,在中学生购买的报刊图书中,知识类书刊占55.6%消遣类占44.3%。中学生由于受年龄、阅历、阅读水平的制约,审美能力较差,搞拒诱惑的能力差直接造成了读物的优劣不等。他们读的书大多不是有意识的选择,大多数都是无计划无目的,无选择,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2.学生课外阅读缺乏指导 由于学生的课外阅读得不到教师的理解和支持,也就很难获得有益的指导;由于教师认为课外阅读占用了时间,耽误了学习,所以反对或限制他们的课外阅读,使多数学生不能光明正大地进行课外阅读,更顾及不上阅读的效益和质量,不能充分发挥兴趣阅读的作用。 3.缺少适合学生阅读的课外读物 目前,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就是图书资源匮乏,难以得到优秀读物。这也是制约中学生健康的课外阅读的一个重要原因。真正投资于语文学科的并不太多,大多集中在“习题集”、“题典”上,很多的课外读物是仅仅有几本“作文选”。 三、中学生课外阅读指导策略 中学生正是形成阅读习惯、培养阅读能力的重要时期。然而受年龄和思维的限制,学生迫切需要指导。调查显示有72%的学生希望教师在课外阅读方面给以指导。然而不少语文教师对学生的课外阅读还只是停留在一般性的“号召”上,而缺乏切实有力的措施,少数教师甚至放任自流。因此,如何加强指导,使学生课堂学习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1.激发兴趣策略,让学生爱读书 课外阅读兴趣指对自身从事课外阅读活动的主动性心理倾向和对阅读材料及意义进行积极探究的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倾向常表现为一种积极的情绪状态。课外阅读兴趣受阅读者的年龄阅历、知识、爱好及阅读目的的制约,读物本身的内容形成也会直接影响课外阅读的兴趣。 学生的课外阅读兴趣主要靠语文教师的培养和引导。要从认识着手,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辅以及时的鼓励和表扬,要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用古今学者劝人博览群书的名言警句启迪学生,以酷爱书籍,通晓各学科间的生动事例教育学生,体会广泛涉猎的必要。 2.推荐书目策略,让学生多读书 我们提倡的课外阅读。绝不是“放羊式”的阅读。也不是只要数量不要质量的任务式阅读,学生由于年龄、认识水平等原因,许多学生在书籍的选择上具有盲目性。这就要求教师推荐阅读书目给学生,明确阅读内容与范围。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多读书。在书目内涵的把握上要注重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文化的弘扬;注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渗透,注重借鉴与学习外国优秀文化。既有广度,又有深度,还要有梯度。 (1)结合课堂教学推荐,读物的内容和形式要尽可能和课内阅读取得某种程度联系,内外联动,相得益彰。 (2)结合课程标准推荐。《课文课程标准》的课外阅读推荐书目是人类文化的精品。文质兼美,又结合了学生的学力、智力、心力等实际,要逐步让学生阅读。 (3)结合时尚热点推荐。教师只要善于引导,必能让学生在轻松的阅读中了解开放的世界,愉悦身心。 3.掌握技巧策略,让学生会读书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让学生顺利地进入阅读的成功之门,教师要进得方法指导,教会学会开启阅读之门的技能。读书之法,因人而异。但就目前中学生的课外阅读,仍要把握一些基本东西。 (1)养成良好阅读习惯。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学生在一学年开端就要订立本学年的读书计划,一学期、一个月、一星期读多少书,有个合理的安排。读书须思考。 (2)读书方法点拨。教师在指导课外阅读时要系统地对学生阅读方法进行点拔,三大读书方法:精读法。略读法、快读法相结合,要让学生明白“精读是准备,略读、快读是应用,是人生阅读活动的主体”,课外阅读应以课堂教学为基础,着重培养略读和快读能力。 (3)鼓励学生个性化阅读。阅读作为精神产品的消费和再生产活动,要展现阅读主体的本质力量。课外阅读极富个人特点的学习结果,使学生对阅读材料的反应呈现多元化趋势,事实上,这也是新的语文课程标准积极提倡的语文教学效果,强调学习是学生的个性活动。学生在阅读过程中通过个人的选择、感知、理解和深悟,得出“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结论。作为教师,要特别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提倡多角度的、有创意的阅读”。如果对学生的独特见解不假思索地加以否定,就可能泯灭了学生智慧的火花,后果将不堪设想。教师要做一个充满激情的导游,引导我们的学生走进他们富有个性的阅读世界中去。 中学生阅读论文:语文阅读教学中学生迁移能力培养方式论文 迁移是已经学过的东西在新情境中的应用,也就是已有经验对解决新课题的影响。这一现象广泛地存在于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的学习中,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问题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讨,终于对迁移过程中复杂的认知活动有了较完整而科学的认识,发现迁移过程是由审题、联想、分析类化几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认知成分构成的,即首先必须形成对有关问题的最初映象,让映象激活头脑中有关知识结构,然后统一分析新问题与旧知识的内在联系,将具体问题归入原有知识结构,形成概括化联想,从而解决新问题,构成一次完整的迁移。 这一理论在语文教学中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主要表现为通过对已有知识的概括和对生活经验的总结,进而达到独立写作的迁移,不断用原有知识解决新课题的迁移,等等。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迁移能力是提高学生语文能力的重要途径。 下面仅就阅读教学中学生迁移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谈几点看法。 概括能力的培养是进行迁移的重要前提 迁移,是用已有知识解决新问题的过程。已有知识结构的概括水平决定了问题的最初映象,也就是说,概括的知识结构为新的问题的嵌入提供了一个框架,所以,对已有经验的概括水平不同,其迁移程度也不同;概括水平高者,其迁移过程较压缩,迁移速度就快;相反,概括水平低者,其迁移较迂回,迁移速度也就较慢,那么,如何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呢?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抽象概括 事物的本质特征往往被纷繁复杂的外表所掩盖。文艺是用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揭示生活实质的,那么要了解文章的内涵就需要通过对外部形象的分析,找出事物的本质。所以在阅读教学中,一定要运用各种方法培养学生抽象概括的能力。 比如《风景谈》一文,主题是“自然是伟大的,而人类更伟大”,这一主题通过六幅风景表现出来。如何通过阅读抓住其主旨呢?如果仅凭借语言文字逐一讲解分析,最后点明主旨,学生固然也能接受,但其抽象概括的能力未得到锻炼。为培养学生的能力,这样的文章我们可以采取图画教学,即选其中两三处风景制成图画,只是减去原文中人物活动部分,上课时先让学生看画面用自己的语言描绘,然后翻看原文,两相对照,找出自己描绘的风景之所以不如原文有韵味的原因,除语言不够准确精美外,主要是缺少了什么?学生很容易发现自己的描述中缺少了“人类的活动”,因而缺少了那份鲜活的神韵。这时文章的主题已揭去朦胧的面纱,显现在学生面前,学生自然能概括出“自然之所以伟大,风景之所以美好,正是因为有了人类的活动”这一主题。 中学语文课本中很多文章都是培养学生抽象概括能力的好材料:小说,通过对人物肖像、语言、行动、心理等描写的具体分析,概括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思想变化;杂文,通过表层语言的分析,揭示其深层含义,等等。 再如教材中的文言文,句法词法中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可从具体实例中概括出来。就拿名词活用做动词这一词类活用现象来说,我们可以从课文中找出很多例子:“置人所罾鱼腹中”(《陈涉世家》)、“昔先皇颁僧保所货西洋珠于侍臣”(《记王忠肃公翱事》)、“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处”(《口技》)、“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察今》)、“客将至,不冠不袜”(《大铁椎传》)、“公将鼓之”(《曹刿论战》)等等。我们仔细研究这些加点的名词所处的位置,会从具体句子的分析中找出它们活用的条件和规律,进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①名词放在“所”字后面,活用为动词,如前二例;②名词放在能愿动词后面,活用为动词,如中间两句;③名词放在副词后面活用为动词,最后两句就是这种情况…… 透过现象看本质,并进行抽象概括,为知识迁移能力的提高做好准备。 二、归纳概括 中学语文课本中的许多知识是相互联系具有共性的,运用各种方法,把零散的、分散的知识加以归纳概括,则对某种事物有了完整、准确的认识,形成规范的知识结构。这种概括能力应当引导学生循序渐进,逐步提高。 首先,以单元为单位进行归纳总结。新编中学语文教材,以文体组织单元,按难易排列顺序,划分系统而科学,每单元所选文章都有一定的共性,结合单元知识进行概括,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高中语文第一册第一单元有四篇散文《雨中登泰山》、《长江三峡》、《难老泉》、《我的空中楼阁》,虽然这四篇文章在时间上、地域上跨度很大,在表达方面也各具特色,但它们都紧扣题眼写景状物,《雨中登泰山》围绕一个“雨”字大作文章,《长江三峡》写出了“三峡”各自不同的特点,《难老泉》突出“难老”二字,《我的空中楼阁》抓住“空中”的特色,于是我们归纳出这一单元散文的一个特点:抓住景物特征进行描写。其他单元依此类推,学生会归纳出议论文“观点与材料相统一”的规律,会明确复杂记叙文“线索联缀全篇”的要求,会概括出说明文“抓住特征说明事物”的特点。 然后,对所学文章定期做整体的归纳概括,从单元括展到一册书再到全部课文,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知识网络。 比如,课本中的散文,纵贯古今、各具情态,分布在各册书之中,把它们集中起来仔细分析比较,则能找出很多共有的特征。仅就文章的结构技巧而言,无论作者如何与众不同、匠心独运,都要归于“形散而神聚”的原理,像《荷塘月色》以淡淡的喜悦和淡淡的哀愁交织的不宁静的心绪为神,为我们展现了“荷塘上月色”与“月色下荷塘”的朦胧谐和的风韵;《土地》由对土地的热爱、保卫和建设这一思想为纲,纵横驰骋,展开丰富的联想,古今中外,无所不及。这两篇文章其一舒缓恬淡、意境幽远,其一纵横捭阖、气势宏伟,但都是紧紧抓住“辔头”而任“野马”纵横飞奔的。这就概括了散文结构的一个重要特色——形散而神不散。再进一步进行同类归纳:记游的散文,一般以作者行踪为线索组织材料,如《雨中登泰山》、《长江三峡》;咏物的散文,一般以咏赞并赋予象征意义的具体事物为线索,如《灯》、《荔枝蜜》;叙事的散文,往往以某一中心事件为线索,如《猎户》、《娘子关前》;写景抒情的散文,常常以某种情感为线索,如《荷塘月色》、《绿》。 通过归纳概括,使知识系统化、类型化、整体化、为迁移的进行做好了准备工作。 三、总结概括 在对课本所学知识进行概括的同时,对生活经验的总结也不容忽视。绚烂多姿、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而现实生活中闪动的哲理的火花又恰恰是我们开启作品内涵的最好的钥匙,所以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学生勤于观察、善于总结的好习惯。这个能力的提高可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观察。让学生注意日常生活的人和事,一个动作、一个表情、一句话、一首歌,时时加以总结。比如手发抖这个动作很常见,这是人在感情上有波动时的外在表现,但仔细观察,有的是由于高兴激动,有的却是紧张恐惧,还有的是恼怒气愤,情况各不相同,那么在分析别人作品时就可以通过这类动作描写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来透视人物的心理。 二步是体会。观察生活并亲身体会才能丰富自己的经验。例如,风和日丽的时候,自己会感到心情很开朗;风雨交加的日子,自己会感到心情抑郁。春天里的一个绿芽,会使自己的心怦然一跳;秋日里的一片黄叶,竟让自己的情绪怅惘失落。这些景物给人带来的不同感受,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作品中景物描写的作用。把丰富的人生体会积累起来,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别人的作品。 第三步是挖掘。挖掘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刨根问底,这是一种极为值得提倡的精神。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不仅可以带来伟大的发明,同样也能探究出深刻的哲理,给人生以重要的启示。举个例子来说,暑假里到一位住在偏僻农村的同学家去玩,一到那儿,就被他家人和邻里的热情与真诚所感动,你在觉得无拘无束其乐融融的同时开始思索:他们的热诚与质朴是因为你从城里来所以仰慕你吗?也许是较城市这里贫穷而落后所以相互依赖保持着原始的品格吧?这些想法较狭隘;但当你和同学一起离开那里回去上学时,看着一张张亲切平和的笑脸,透过相拥送别的人群,你再深深地思索,你会看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庞大的力量,它就是中国人团结向上、互帮互助的民族的精魂。 中学生阅读论文:阅读教学中学生文化意识的渗透论文 摘要:本文探讨了如何在日常的阅读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文化意识的培养,即:1)重视社会和文化差异的对比;2)加强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3)充分利用多媒体扩大文化接触面;4)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关键词:阅读教学培养文化意识 语言学习不是一个孤立的学习过程,任何一种语言总是和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或国家,以及其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等因素息息相关的。接触和了解英语国家文化有益于对英语的理解和使用,有益于加深对本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有益于培养世界意识。在教学中,我们应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逐步扩展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围,文道结合。教学中涉及的英语国家文化知识应与学生身边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用以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除了在课堂教学中应注意语言与文化的渗透之外,还应引导学生多去阅读、浏览一些文学作品、报刊时文,鼓励他们留心和积累有关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关系等方面的资料来补充文化营养。因此,在英语阅读教学中对学生文化知识意识的培养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重视社会和文化差异的对比 从一种语言我们可以看出该语言社会和文化背景,看到该社会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等,英语国家的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区别。然而,中国学生由于受到思维定势的影响,往往从本民族的文化视角来看待英语国家的文化,这种文化负迁移必然导致理解和交际中的障碍。因此,我们在阅读教学过程中应重视社会和文化差异的对比,以帮助学生消除交际失误。如在英语阅读中我们遇到了BabyShower,有的学生可能理解为中国的“满月”,而实际上则完全不一样。BabyShower当属美国各式各样的派对最温馨可爱的一种。名为BabyShower,却不是给婴儿沐浴,而是给准妈妈的一场“物浴”和“灵浴”:在婴儿预产期的前一两个月内,准妈妈的女性好友将准妈妈的女同事们、女亲戚们召集起来,共同把祝福、忠告、礼物连同幽默洒向准妈妈,为的是帮助她做好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准备。 二、加强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 教学中我们会遇到大量的介绍东西方风土人情、文化风俗存在很大差异的文章,有时学生的文化背景知识匮乏是制约学生对文章整体理解的重要因素。我们应该充分挖掘教材中的交际因素,给学生介绍一些有利于语言有效传递的背景知识,对保证语言教学的顺利进行是很有益的。例如:《21stCenturyTeensSeniorEdition》(IssueNo.256)上有一篇这样的文章:“Whatdoesadragonmeantoyou?”在这篇文章中,东西方文化意识领域的差异有了碰撞的机会。东方文化里‘睿智威严’的龙变成了西方文化中的‘凶恶残暴’的怪兽。趁这个机会给学生介绍东西方文化中在不同的动物、数字、等诸多方面理解上存在的差异。开阔了学生的知识面,增强了他们的文化意识。 三、充分利用多媒体扩大文化接触面 多媒体教学,特别适合知识更新和随时在教学中增补学术前沿的内容,尤其在英语教学中,对英语国家的文化导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教授Disneyland,Charliechaplin,ATaleofTwoCities,Australia等等的课文,我们可以选择相关文化的VCD让学生观看。在教学中,还可以适当地穿插使用如FamilyAlbumU.S.A.(走遍美国)、FollowMe(跟我学)等原版教材,让学生听到地道的英语,观察说话人的bodylanguage等非语言交际文化以及周围的环境,体验和感受异国的文化氛围,加深对英语国家文化的了解。 四、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通过教材的学习,加之多媒体的辅助手段可以让学生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感受英语国家的文化,但要真正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必须让学生进行交际实践活动。因此,营造校园文化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尤为重要。如我们在校园开设Englishcorner,Englishbroadcasting,举办Englishparty,组织英语表演等,学生学过的如theNecklace,theMerchantofVenice便是很好的现成剧本。聘请外教教授口语,让学生同外国人直接接触,直接对话,这对增强学生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有着很大的帮助,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只有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文化因素,才能真正地提高学生的文化交际能力。 英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跨文化交际,就是为了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全面地提高英语教学的效率和质量,大幅度地提高学生的英语语用能力。作为教师,我们需要正确认识跨文化交际教育在外语教育的中的重要地位,提高对跨文化交际教学在当前教学中的地位的认识,并在课堂教学及课外辅导,尤其是阅读教学中全面反映出来。为培养出具有跨文化交际素质的人才而不断努力。 中学生阅读论文:中学生课外阅读探究论文 一、反思篇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老祖先早就形象凝练地道出了关于阅读的要义——我想无论如何,在教书先生的学堂是破不了万卷书的,唯有在学堂外也即今天的课堂外才有可能去读成千上万卷的书,也才能达到“下笔如有神”的境界。“学生自发的课外阅读兴趣有助于作文能力的发展,增加课外阅读比增加经常性写作训练对帮助发展学生作文能力更有效。”这是美国的斯迪芬·德·克拉森教授通过对写作与课外阅读的关系进行长期调查和研究后在其《作文:研究,理论与应用》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与中国古人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然而我们既丢掉了优秀的传统,也没有借鉴外国学者的先进理念,却走进了讲课文讲作文“唯讲是上”的死胡同,在“讲”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具体看来,对课外阅读的忽视直接导致了学生学习语文的两大硬伤:无趣和贫乏。“语文天然是与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语文是反映生活又反过来服务于生活的一种工具。现在有一种现象,在‘应试教育’影响下,家长和学校都把学生束缚在教材中,不鼓励学生课外阅读,孰不知,这就切断了学生了解生活和社会的一条重要通道,也压抑了学生学习语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刘国正先生的这段话十分清楚地阐明了轻视课外阅读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在闭塞中压抑了学生学习语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即抑制了学习的兴趣。在许多地方和学校,语文课成为学生最反感和最不受欢迎的课。爱因斯坦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无疑为语文早早地判了死刑。学生对语文失去兴趣,这正是我们长期以来不重视课外阅读所付出的最惨重的代价。 另外,忽略课外阅读致使学生囿于狭小的“课本”空间,成为“井底之蛙”;大多患有“贫血症”,从而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总是同样的答案,作文中总是同样的思路同样的材料,甚至是同样的假话、空话和套话,孰不知这一恶果的酿造正是我们自身的失误。张志公先生指出:“语文这个工具,要掌握得好,运用得好,首先必须手中握有丰富的材料,贫乏是语文能力的致命伤。古人一直强调多读,他们认为只有多读,才能善写。他们不主张狭窄,主张广博。”“多读”“广博”正是课外阅读所承载的任务,要治愈语文的致命伤“贫乏”,唯一的药方就是走进课外阅读。 二、实践篇 基于在语文大讨论中的反思,基于对语文高考命题原则“知识点在课内,题在课外”的理解,更基于深圳学生(尤其是笔者所在学校生源为三类)因阅读少而文化底蕴浅,因广东白话的影响而语感差的现状,为适应高考改革形势,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我把抓好课外阅读作为突破口,从1998年起在高三这个敏感的雷区大胆进行了尝试和摸索,连续四届高三均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为提高学生的语言素养(其中也包含考试能力)走出了一条希望之路。 我尝试的方法和探究的途径可概括为课外阅读“五个一工程”。 一、喜爱一本杂志。推荐内容丰富、类型多样、人文性较强、国内知名度和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读者》为日常读物(也可选择《青年文摘》《视野》《中国青年》等),并开展“读《读者》评《读者》”课前演讲活动,学期结束将演讲稿由学生自行设计、编辑、打印、装订结集为作品集。每期《读者》约15万字,一年24期,约360万字。 二、欣赏一个作家。买或借自己喜爱的作家作品,潜心阅读,高三一年内读所喜欢的作家作品不少于20万字,加深对作家的感情,并写出自己的体会。 三、辑录一本《作品精选》。每周选择抄写一篇自己喜欢的作品,给予点评,并写出喜欢的理由。文体不限,每篇不少于1000字。一年约有3万字。 四、推荐一篇好文章。每周轮流由一名同学给全班推荐一篇自己欣赏的好文章,要求写出百字左右的推荐语,印发给全班阅读,每篇不少于1000字,文体不限。一学年全班累计有6万字。 五、做一系列专题对比阅读。借《语文学习》杂志上的“阅读新空间”栏目,指导学生进行专题阅读。共进行了如下10个专题: 1.倾心阅读(关于读书与人生) 2.音乐之声(关于音乐与人生) 3.学会倾听(关于感悟自然) 4.品读文化雕塑(关于文人与古迹) 5.风景的再造(关于唐诗宋词散文化) 6.最后的家园(关于环保) 7.感受奥运(关于奥运会与体育文化) 8.疯狂足球(关于足球、球星与人生) 9.感受余秋雨 10.语言的艺术 以上每个专题各由3篇同一话题不同角度的文章组成,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适于对比。每个专题约有6000字,共计6万字。利用课外辅导课进行。 阅读“五个一工程”的尝试实验取得了五大成果: 第一,培养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并使之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在高三读《读者》成为学生学习生活重要的一部分,据班主任反映,在学习之余学生借读《读者》做调节的为最多。在调查中有50%的同学能期期必买必读,有90.2%的同学读完每期一半以上的文章。还有不少同学课桌上同时有几份杂志,阅读兴趣高涨,阅读蔚然成风。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选抄佳作时,有许多学生一次抄10页以上甚至20页,我劝他们不要因此而费太多时间,应适可而止时,他们竟风趣地说:“这是我们的权利,我喜欢,你管不了。”在学生离校前的调查中,有95.8%的同学认为经过高三一年的培养,已基本养成了经常阅读的习惯,从而为学生终生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完成了阅读积累,开阔了视野,增强了语感能力。北师大博导刘锡庆教授强调,一个人学语言,第一是靠积累。阅读“五个一工程”一年提供给学生的阅读总量达到了近400万字,有60%的同学阅读总量达到了300万字以上,有30%的同学达到200万字以上,其余同学也在100万字左右,远远超过了新大纲要求高中三年阅读300万字的要求,而在高三以前每学年的课外阅读量在20万字以上的只有9.85%,10万字以下的却有70.4%,而每学期的课外阅读量在3万字以下的所占比例最高,达36.6%。300万与10万之比是30倍,300万与3万之比竟达100倍,而这又是在学业最紧张繁重的高三完成的,面对如此大量的阅读要求持赞成的同学高达97.2%,认为量有些大的只有2.8%,不赞成的为0。有85%的同学认为阅读开阔了视野。有57.7%的同学认为增强了对文章的感悟力和理解力,是培养语感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有62%的同学认为提高了分析和鉴赏的能力。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认为“西洋的语言是法治的,中国的语言是人治的,要习得以‘人治’为主要特征的汉语文能力,积累语言素材,培养语感是一条非常重要而有效的途径。”“五个一工程”阅读中“读读—说说—抄抄—背背—写写—讲讲”的方式方法也切合了时下被语文界认同的语感培养模式。 第三,顺应了教育改革,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变“苦学”为“乐学”,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以“讲析”为主要特征的课堂阅读教学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就是把学生当成纯粹的“听客”或“看客”,消磨了学生求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五个一工程”阅读给予学生极大的主动性,课外阅读的性质就决定了学生本身是阅读的主人,老师即使“欲讲不休”也只能是“鞭长莫及”。无论是“喜欢一份杂志”“欣赏一个作家”,还是评《读者》演讲,推荐文章和选抄文章,都突出一个“自己”,尊重学生的选择权,以学生自己“最喜欢”和“最欣赏”为标准,充分体现学生的个性,决不替代学生,老师只做一个组织者和参谋者。即使是“专题对比阅读”,也是以学生阅读、交流、讨论为主。自主性不但使学生有了做学习的主人的强烈优越感,也为语文学习带来了极大的语文空间。令人惊讶的是曾经不喜欢的鲁迅成为学生的最爱,钱钟书、沈从文、托尔斯泰、余秋雨也成了学生经常谈论的作家。原先在自习课看不到学语文的状况极大地改变为人人都在学语文,致使其他学科羡慕不已。而当高三的课外辅导课在学科安排上有冲突时,学生总是以最快最急切的声音呼唤语文课。在多次问卷调查中,语文课总是我所任教班最受欢迎的课。 第四,高考结硕果。尽管素质教育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但高考依然是评判老师教学效果的重要标准,禁得起高考检验的教改实验才能得到学校、家长和同行的认可。令人欣慰的是在进行课外阅读“五个一工程”实验的四年中,实验学生的高考成绩年年有进步,届届有突破。1999届有4位同学突破了700分,12人在600分以上;2000届政史地班平均分达522分,最高765分,600分以上10人,其中班级9名本科生的语文成绩有7名在600分以上,是语文的受益者;2001届政史地班均分创历史新高达555分,理化生班的均分也比上年提高25分;2002届理化班和生物外语班均分均达530分,较上年提高30分,创学校理科班均分新高,600分以上12人,最高725分。这些成绩的取得,我想主要应归功于课外阅读,2000届几位学生戏称自己的本科是读《读者》读来的,戏言中有真意。2000届王雁声同学回北京参加高考,语文竟考了139分、北京市第二的优异成绩(最高为140分),她说坚持读《读者》,爱读余秋雨作品是成功的根本因素。由此看,以为大量阅读、少做练习会影响考试成绩的看法大可休矣。 五,提升了人生境界,强化了人文精神,真善美广植人心。“人文精神”的失落是语文失去魅力的根本原因。课外阅读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学生的人文精神。以人性、人道、善良、美好为基本标尺的《读者》作为国内最具人性、最具温情的杂志,被读者喻为“温暖灵魂的阳光”。余秋雨先生这样评价《读者》:“它的大多数篇目,只是挖掘出了许多普通人蕴藏在心底的点滴美好;这些美好并不壮丽却纯净得不羼杂质,因此可以一篇篇、一期期地融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独立的精神天地;执掌这个天地的主角不是悲剧英雄,凌世超人或深思智者,而是平民百姓;平民百姓不再是呻吟者、诉苦人或抗击者,而是心灵光亮的点燃者。”难怪学生中有80%把《读者》选为自己最喜欢的一份杂志,人文精神的光芒使它散发出了恒久的迷人魅力。学生喜欢的作家鲁迅、沈从文、钱钟书、朱自清、巴金、托尔斯泰、哈代、莎士比亚……无不是人性的化身。10个专题阅读所选的文章也都与文化与人生相关,学生推荐的文章大多也是向真向善向美。钟锦云同学在《满溪流水香》的推荐语中写道:“柔弱的溪水尚且能不畏阻挠而勇往直前,那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生活着的人的我们又有什么做不到呢?只要我们用心去把握那股冲劲,那么当深度、广度、纯熟度合并为一时,便再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成为我们的阻碍了。”在选抄点评自己喜欢的文章时,同学们更是自由地抒发出了一些对人生的体验和理解。“一台破旧的冰箱竟成了夫妻二人爱的结晶,物件因为爱而有了生命,世界也因为爱而充满生气,只要珍惜眼前的一切,满眼都是爱!”“文章是随性随心的东西,它的美需要共鸣和应和的。凡事只求不负心,不负心,便有了宁静;而宁静,恰是绵延的源泉。”这两段文字分别是周家荣和钟玉清两位同学对《满眼都是爱》和《缺口》写的点评,课堂是教不出这种体悟的。在学生评价课外阅读的意义和价值时,“有书相伴,人生不寂寞”“在阅读中品味人生”“提升了人生的境界”选择率高达90%,学生的所得,正是我的期望,也是课外阅读的一种必然收获和最大收获。 三、启迪篇 课外阅读是阅读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做得既让学生乐于接受,又获得良好的效果,从四年的实践体会来看,以下五个问题至关重要。 第一,激发兴趣是前提,养成习惯是最终目标。国际阅读协会把“鼓励人们养成终生阅读的习惯而努力”作为根本宗旨。语文教学的“叛徒”——复旦附中教师黄玉峰自豪地说:“学生们爱读书,会读书,将来养成终生与书为伴的习惯,我的教学就成功了一半。”养成习惯的前提是激发兴趣,使学生对读书达到入迷的程度,从而自发地去大量阅读课外读物。中学生年龄增大,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欲,他们欲了解社会,关心天下事,要求探讨人生的价值;他们课业繁重,开始人生的烦闷,欲寻求解脱,愉悦自我心情,调整生活节律;他们还想提高修养,涵养气质。这些精神需求正是引导学生投入课外阅读的内在有利因素。还有更直接的外在功利因素是阅读的积累可强化语感,提高理解力,提高语文成绩。只要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充分利用积极有利的因素,就一定能激发起学生的阅读兴趣,进而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实现阅读的最终目标。 第二,积累是首要任务。实现积累要达到三个要求。一是量要多,曾有学者将语文教学的问题归纳为“三少一多”,其中一少就是阅读量少。新大纲要求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学生的课外阅读量分别要达到400万字和300万字,就是对量的要求。量的保证,才能带来质的变化。二是范围要广,阅读视野要开阔。刘锡庆教授提出:“经典名作和有兴趣的好书,或应读、可读之书等,都可以尽兴去读,越多越好。”著名作家贾平凹也建议:“文学书要读,政治书要读,哲学、历史、美学、天文、地理、医药、建筑、美术、乐理……凡能找到的书,都要读读。若读书面窄,借鉴就不多,思路就不广,触一而不能通三。”《读者》杂志视野的开阔和涉及领域的广泛性是获读者好评的原因之一,因而被称为“百科杂志”。三是要坚持长期性。课外阅读主要利用课余时间,是一点一滴积累所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口也吃不成胖子。应指导学生充分利用学习期间的边角料时间或休息日来阅读。语文阅读还要积极与其他课争抢学生的时间领地,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主动让时间给数理化和外语。也不能给学生没时间的借口。高三学生尚且一年能读300万字,其他年级更无理由不读多一些。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时间如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苟子曰:“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坚持就是胜利。 第三,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阅读要体现自由性。复旦附中黄玉峰老师的语文教学班与学生达成共识突出一个“自己”:靠自己看书,靠自己领悟,靠自己修炼;让学生自己看书,和古人对话,和外国人对话,自己升华。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是不可逆转的教育改革潮流,教师应充分地相信学生无限的潜能,尊重学生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生活,用自己的心体味人生。只有这样,学生在实践中才能产生学习的愉快感和自豪感,并享受探求知识的快乐,学习的兴趣会越来越浓,越学越要学。 第四,阅读的读物和方式要多样化,切忌单一。课外阅读的读物应允许在统一中求个性,阅读的方式要在稳定中有变化。在“五个一工程”阅读尝试中,“最喜爱的杂志”以《读者》为主,也允许选择《青年文摘》等;“欣赏一个作家”任学生自由选择,不求一致;“课前评《读者》演讲”因锻炼了学生的口语表达力和心理素质能力而受欢迎;“推荐一篇文章”因同龄人推荐,更有知音之感,并给了学生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而大受赏识;“系列专题阅读”则因开阔了阅读的视野得到70%同学的肯定;即使是被少部分学生反对的“每周抄写并点评自己喜爱的一篇文章”的阅读方式也仅仅由于“抄文章也是一种享受”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学的维护和认可。让名著经典与杂志时文并存,读写抄评与听说论辩融为一体,使学生在多样中获得丰富,在丰富中拥有厚实,在厚实中求知欲得到满足,从而保持经久不衰的阅读欲望。 第五,提高品位,突出人文性。浙江师大王尚文教授认为,语文界数十年高举语文的工具性,致使语文学科的人文价值、人文底蕴严重流失,应当掀起以突出人文性为基本特征的第三次浪潮。课外阅读在尊重学生阅读的选择性和自主性的前提下,一定要积极地引导学生阅读那些充满人性,关注人类命运和地球家园,使学生明辨是非、善恶、真假、美丑,具有正义感,爱好和平,拥有爱心和温情的报刊杂志书籍,尤其要诱导学生与那些人类良知的代表者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鲁迅、曹禺、巴金等大师对话,提升学生的人生境界,培养起他们对人的终极关怀,奠定坚实的人文底蕴。巴金说:“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杰作。它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得更好。”倘若通过课外阅读,让每一个学生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那么便达到了阅读的最高境界,也实现了阅读的终极价值。 中学生阅读论文:中学生阅读能力培养论文 巴金先生曾说:“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慢慢地体会到他们的好处,也就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可见,广泛阅读,熟读成诵,是储备语言材料、培养语感、发展语言能力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尊重学生的个性,创设宽松的阅读氛围,放手让学生阅读,拓宽学生的阅读面。在读物的选择上,采用推荐,学生自选,学生与学生交换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学生广泛阅读自己喜爱的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强的读物。 补充与课文相关的阅读材料,以弥补现行教材的不足,让学生在博览群书中提高语文水平。如学习《草船借箭》、《赤壁之战》后,引导学生读《三国演义》中的有关故事。我还引导学生在阅读的基础上,记录好词、佳句、歇后语、精彩片断,写读书笔邙、读后感等。既积累语言,又培养了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 加强背诵训练,也是提高学生阅读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小学阶段是人生中记忆力最旺盛的时期,让学生把大量精彩的段落或篇章背诵下来,绝不是一种过重的负担,而是语文学习的一种必要途径。通过背诵,让学生积累大量的佳词妙句,精美篇章,不断充实语言库存,并从背诵中领悟体味作者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的匠心所在,悟得表达方法的真谛,这将使他们终身受益。教学中,我设法引导学生多读优秀课文,多背古诗词。除课文规定背诵的内容外,对那些语言表达上有特色的课文或课文中形象生动的句子、精彩片断、好的开头、结尾等,也引导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上练习背,扎扎实实地促进学生语言能力的不断提高。 重视学生读写结合、学用结合。在增加学生语言积累的同时,及时引导学生为我所用。在多读感悟基础上完成相应的笔头练习。如《桂林山水》第二自然段语句优美,教学时在引导学生反复颂读、品尝好词佳句的基础上,要求学生仿照这种写法,写一篇赞美家乡的可爱短文。这样,做到课内打基础,课外求发展. 中学生阅读论文:英语教学中学生阅读能力培养论文 摘要:阅读理解、获取信息是提高学生素质的重要手段之一。就如何提高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本文以“流程式”工序对英语阅读理解做了新的尝试,旨在整体感知的基础上突破难点,从而提高学生的理解、感悟、交流的能力,最终实现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教学目标。 关键词:英语;阅读能力;培养 英语阅读是以文章作为语言载体,对书面信息进行认知构建的言语过程。阅读的目的是从阅读中获取信息(readingforinformation),而能够从中获取足够的有用的信息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阅读能力。阅读能力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语言交流能力,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更是提高听说读写能力的有力杠杆。目前职业高校的学生普遍存在着阅读速度慢,理解能力弱的现象。例如,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读完一篇文章后却不能很好的总结中心思想,一个段落读完后却不能很好地概括其大意;遇到生词不能根据上下文或构词法等技巧猜测词意,更不必说理解作者的观点、立场和写作意图等等。因此,我认为在英语教学中,针对职业学院学生不良的阅读习惯及缺乏有效的阅读技巧和方法等问题,认真地设计并利用好每一节阅读课,集中地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训练,帮助学生掌握一些答题技巧,让学生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提高阅读理解能力显得格外重要。 笔者在平时的英语课文阅读教学中,做了一些教学改革,狠抓阅读教学的四个环节,以提高阅读教学的效益。 第一环节,开动学习内部动机,激活阅读教学 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认为好奇心是“学习内部动机的原型”。因此教师在安排教学程序的过程中要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动机。各种富有创意的读前导入活动设计能够极大的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因此,教师可以借助标题讨论,图片评说,文化背景介绍和生活体验等方法导入,使学生产生阅读预测,即通过预测,产生设想,从语篇中找出有关信息验证假设。 第二环节,快速浏览,抓住主旨大意 快速浏览就是根据文章的特点和文章的篇幅,让学生在限定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把握文脉,理顺文章的行文线索,归纳全文的中心思想,提取最主要的信息。 这一过程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快速阅读习惯。因为学生在阅读时普遍存在两种错误:一是认为阅读就是大声朗读,二是习惯于逐词阅读,用手指点读,惟恐漏读。克服这两类错误就是进行快速阅读训练,传授略读和跳读技巧,在读的过程中不过分强调正确率而重在速度。第三环节,猜词悟义,剖析疑难句式 这一环节是学习性阅读阶段,所要培养的阅读技巧是根据语境猜词悟义,并引导其剖析结构,话解难句,进行疑难句式识别的训练。 猜词悟义。理解词义是阅读的基础,猜词是应用英语的重要能力,教师应培养学生运用多种方法猜测词义的能力。具体来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训练。一是利用上下文推测词义。作者有时为阐明自己的某一观点,往往会反复使用的语句加以论述,这时,我们就可以从已知的句子中猜测出生词的词义。二是巧用关联词推测关联词,就可以猜出词的词义。三是利用构词法推测词义。很多英语单词是根据英语构词法的一些规则构成的,我们完全有理由据此推测词义。猜词悟义不仅适用于课外阅读,也适用于课文教学。让学生先读课文,再学生词,有利于培养阅读能力。如此句:Peoplehavebeenpoisonedbyeatingcontaminatedseafood.根据构词法,seafood是sea(大海)与food(食物)合成的词,故猜出它的含义是“海鲜食品”。 解读难句。现在的英语考试中阅读理解不仅信息量大、生词多,而且难句较多,长句、复杂句、省略句、倒装句、插入语等语言现象随处可见。其实,这种难句并不可怕,我们要善于引导学生弄清句子功能并且理清句子的基本结构,分层理解内容,整理全句语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句子的理解是整篇文章理解的基础,主题句的理解还会直接影响到文章和段落中心大意的把握,其次还要弄清句子所处的具体语境,因为即使是同一个句子,由于语境不同也会有不同的句义。例如:Notonlydoseaanimalsandplantssufferfromwaterpollution,butpeopledotoo.先让学生通读该句,再分析其结构可知:当notonly出现在句首时,往往起强调作用。这样的句子常用倒装结构,通过这样的分析,本句的结构就清晰了。 第四环节,分析推理,培养创造思维 这是在前三个环节的基础上,把阅读活动引向深入,进行深层理解的问题,主要是训练学生推测、推论的能力,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英语试题中往往有学生推测的题目,每一篇文章,都有作者的写作意图,或表现一种感情,或表现一种观点,这种意图,如果作者直接说明,考生可直接获得,如果作者不直接说明,这就需要考生进行必要的篇章分析,或者借助某些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汇进行分析,然后得出正确的判断。这种考题是对考生的综合素质的全面考察,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做这种测试题时,考生推测、推论一定要以常识为依据,根据文字的表面信息,通过语篇逻辑推理,细节的暗示,推敲作者的态度,理解文章的“弦外之音”,而不能根据自己的特殊理解来妄加推测,不能就事论事,以偏概全,导致推断错误,失去应得的分数。这一环节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超越文字符号所传递信息的思维推理活动。 总之,阅读是一个多因素作用的过程,让学生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和技巧是阅读教学的主要目的。只要我们在阅读教学中狠抓四个环节,就一定能提高阅读教学效益,从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中学生阅读论文:中学生阅读教学论文 一、“期待视野”的由来 纵观文艺学发展的历史,不同时期的理论各有其侧重点。19世纪中叶,受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出现了“传记式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两种模式。“传记式批评”侧重探讨作品与作者的关系,强调作品是作者天才的产物。“社会历史批评”侧重研究作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现实对作品的决定作用,将文学作品等同于社会现实的简单再现。这两种模式都被视为文本外部研究。20世纪初期产生的所有形式主义潮流一致摒弃了这种文本外部研究,强调对文本本身的研究,形成了“文本研究”模式,进入了文本内部研究。但这些理论都只注重了美国当代文艺学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著名的文学四要素说(作品、作家、宇宙、读者)中的前三项,真正将读者提到重要地位,开始将读者和作品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主体,并探讨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反应及接受的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德国学者姚斯和伊瑟尔提出的接受美学理论。 伊瑟尔提出:“作品的意义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产生,它是作品和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不是隐藏在作品之中,等待阐释科学去发现的神秘之物”[1]。而姚斯则说:“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界”[2]。这两位大师不约而同地强调了作家创作的作品与在阅读过程中将作品具体化的读者之间的融合。那么读者是如何融入到作品之中,并赋予作品新的意义的呢?这里我们就要引入接受美学理论的优秀概念,即“期待视野”。“期待视野”应当既指作家层面的预期期待,又包含读者层面的审美期待。本文中,因更多涉及对学生阅读的指导,所以我们更强调读者的“期待视野”。读者的“期待视野”就是指在阅读接受活动中,自身各种经验、素养、知识、心理等形成的对作品的要求和期望,也就是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阅读过程中,这种期待不断被证实和打破,读者便融入到作品之中,进而解读和理解作品。 二、“期待视野”的形成因素 “作品的接受是以读者的审美经验为前提的”[3]。这表明,我们在阅读前或阅读时,总会猜测该文中还未阅读的事件或信息,这种期待在贯穿我们的阅读过程。“期待视野”这个名词虽来源于文艺学理论,但在阅读其他材料,如报刊、杂志、专业文献时同样适用。学生的“期待视野”主要来源于学生的世界知识(生活常识)和文本知识(文本内部关联)。通过教学实践,笔者发现,下列因素会帮助学生在具体阅读中进入“期待视野”: 1.不同文体,不同期待 在阅读中,我们往往期待体验小说故事的高潮,期待获知新闻中的新信息,期待读到笑话的发笑点,期待听到辩论中正反两方的声音等等。这表明,我们在阅读一篇具体的文章前,就因为我们对相应文体规范、法则、标准的原有认识而对该文章的阅读有了“期待视野”。我们以德国著名作家贝哈尔特·施林克1995年创作的以豪劳考斯特(注:即Holocaust(音译),焚烧的意思,专指屠犹。)为背景的作品《朗读者》(注:也译作《生死朗读》。)为例。该作品一经出版,有关该作品是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文学著作的信息可谓铺天盖地。读者在阅读前已知该作品的文体,或者说有些读者就是冲着这是一部文学作品而去阅读的。而作为一般的读者,我们对此有相关的知识储备,也就是: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被出版,一定有其撰写的动机和目的。因而读者在阅读中总会不自觉地企图从作品中读出或体会出该作品的写作意图和出版的意义等。 2.审视标题,注意开篇 对一篇文章的标题或第一段的阅读是读者接触该文本的开始,也是读者开始形成相应“期待”,产生阅读兴趣的关键时刻。如我们在课堂上曾开展这样的试验:开始,学生只得到一张写有标题“世上最高的人”的字条,接着便进入了对正文内容的期待,如:此人的身高、姓名、国籍、年龄、职业、生存环境、长高原因等。经过讨论之后,我们让学生对第一段进行了阅读,学生们获知,这个世上最高的人有他苦闷的地方。于是,学生们又期待通过下文内容的阅读,搞懂此人为什么苦恼,苦恼什么,能不能解决他的苦恼等。所以在很多报刊或专业文章的阅读时,读者往往通过标题及开头的阅读,就能把握整个篇章的大概。但这一惯例却不适合文学作品的阅读,因为很多文学作品的标题或开篇都非常不确定(注:这里的不确定指有很多的空白点,可导致很多的可能性。),读者一般不能确定相应的具体场景,或读者对标题和开篇描述的内容存在不止一种期待。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只能期望在下文的阅读中能够打破先前的这种不确定性,建构起对作品内容的“期待视野”。《朗读者》这一标题同样允许我们有所期待:由于“朗读者”既不能视为一项职业,也不能当作一种爱好,所以,谁在朗读?给谁朗读?为什么要朗读等一系列问题在下文中的阐释我们都有期待。通过第一章的阅读,我们得知《朗读者》讲述的是一个15岁小男孩和一个中年妇女之间的故事,至此,三个问题中的前两个已得到明确的回复,还遗留一个问题。也正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又有了要继续阅读下去的期待。 3.语言手段,语义手段 通过语言手段和语义手段,也可以获得相关期待。一方面,副词、连词或短语会给我们一些启示。比如在一篇文章的阅读中碰到像“首先”、“第一”、“从一方面说”之类的词语,我们势必会期待在下文的阅读中找到相应的“其次”、“第二,第三”、“从另一方面说”等相应的表达。另一方面,指称手段,特别是后指称手段的运用也是进入期待的惯用手段。德国语言学家Dressler说过:“篇章后指称功能特别适用于唤起读者对新信息的好奇和期待”[4]。这也是为什么后指称手段在文学作品和报刊新闻中频频使用的原因。在小说《朗读者》中就运用了该手段。作者以“但是,我知道那个人就是她。她站在那儿,望着我,一切都晚了。”结束了第一章,但我们并不了解这最后一句话的含义,因为这一句话起着后指称作用,它所包含的语义内容通过后续阅读才可获知,所以这句话激发起我们继续阅读第二章的兴趣,也正是在第二章的阅读中我们才得知“一切都晚了”的含义:由于男主人公的一时犹豫错过了与女主人公的告别。4.文章结尾,出其不意 一般来说,文章的结尾往往代表信息、事件、故事等的结束,但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常常会读到一些开放式的结尾。也就是说,虽有结尾,却无结局。读者对故事的进一步创作会产生自己的假设或想法。笔者认为,这种假设或想法也可以看作是对作者未明确给出结尾的一种期待。小说《朗读者》的结尾就可看作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读者在完成该作品的阅读后,会产生诸如:汉娜为什么会自杀?男主人公或社会对此要负什么责任?该故事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它想诉说什么等一系列问题。也就是说,读者对作家未明确给出的结尾也能产生相应的“期望视野”。如果把这些问题综合成对整个作品创作意图和目标的探究,那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就是对读者审美期待的回复。一、“期待视野”的由来 纵观文艺学发展的历史,不同时期的理论各有其侧重点。19世纪中叶,受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出现了“传记式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两种模式。“传记式批评”侧重探讨作品与作者的关系,强调作品是作者天才的产物。“社会历史批评”侧重研究作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现实对作品的决定作用,将文学作品等同于社会现实的简单再现。这两种模式都被视为文本外部研究。20世纪初期产生的所有形式主义潮流一致摒弃了这种文本外部研究,强调对文本本身的研究,形成了“文本研究”模式,进入了文本内部研究。但这些理论都只注重了美国当代文艺学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著名的文学四要素说(作品、作家、宇宙、读者)中的前三项,真正将读者提到重要地位,开始将读者和作品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主体,并探讨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反应及接受的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德国学者姚斯和伊瑟尔提出的接受美学理论。 伊瑟尔提出:“作品的意义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产生,它是作品和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不是隐藏在作品之中,等待阐释科学去发现的神秘之物”[1]。而姚斯则说:“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界”[2]。这两位大师不约而同地强调了作家创作的作品与在阅读过程中将作品具体化的读者之间的融合。那么读者是如何融入到作品之中,并赋予作品新的意义的呢?这里我们就要引入接受美学理论的优秀概念,即“期待视野”。“期待视野”应当既指作家层面的预期期待,又包含读者层面的审美期待。本文中,因更多涉及对学生阅读的指导,所以我们更强调读者的“期待视野”。读者的“期待视野”就是指在阅读接受活动中,自身各种经验、素养、知识、心理等形成的对作品的要求和期望,也就是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阅读过程中,这种期待不断被证实和打破,读者便融入到作品之中,进而解读和理解作品。 二、“期待视野”的形成因素 “作品的接受是以读者的审美经验为前提的”[3]。这表明,我们在阅读前或阅读时,总会猜测该文中还未阅读的事件或信息,这种期待在贯穿我们的阅读过程。“期待视野”这个名词虽来源于文艺学理论,但在阅读其他材料,如报刊、杂志、专业文献时同样适用。学生的“期待视野”主要来源于学生的世界知识(生活常识)和文本知识(文本内部关联)。通过教学实践,笔者发现,下列因素会帮助学生在具体阅读中进入“期待视野”: 1.不同文体,不同期待 在阅读中,我们往往期待体验小说故事的高潮,期待获知新闻中的新信息,期待读到笑话的发笑点,期待听到辩论中正反两方的声音等等。这表明,我们在阅读一篇具体的文章前,就因为我们对相应文体规范、法则、标准的原有认识而对该文章的阅读有了“期待视野”。我们以德国著名作家贝哈尔特·施林克1995年创作的以豪劳考斯特(注:即Holocaust(音译),焚烧的意思,专指屠犹。)为背景的作品《朗读者》(注:也译作《生死朗读》。)为例。该作品一经出版,有关该作品是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文学著作的信息可谓铺天盖地。读者在阅读前已知该作品的文体,或者说有些读者就是冲着这是一部文学作品而去阅读的。而作为一般的读者,我们对此有相关的知识储备,也就是: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被出版,一定有其撰写的动机和目的。因而读者在阅读中总会不自觉地企图从作品中读出或体会出该作品的写作意图和出版的意义等。 2.审视标题,注意开篇 对一篇文章的标题或第一段的阅读是读者接触该文本的开始,也是读者开始形成相应“期待”,产生阅读兴趣的关键时刻。如我们在课堂上曾开展这样的试验:开始,学生只得到一张写有标题“世上最高的人”的字条,接着便进入了对正文内容的期待,如:此人的身高、姓名、国籍、年龄、职业、生存环境、长高原因等。经过讨论之后,我们让学生对第一段进行了阅读,学生们获知,这个世上最高的人有他苦闷的地方。于是,学生们又期待通过下文内容的阅读,搞懂此人为什么苦恼,苦恼什么,能不能解决他的苦恼等。所以在很多报刊或专业文章的阅读时,读者往往通过标题及开头的阅读,就能把握整个篇章的大概。但这一惯例却不适合文学作品的阅读,因为很多文学作品的标题或开篇都非常不确定(注:这里的不确定指有很多的空白点,可导致很多的可能性。),读者一般不能确定相应的具体场景,或读者对标题和开篇描述的内容存在不止一种期待。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只能期望在下文的阅读中能够打破先前的这种不确定性,建构起对作品内容的“期待视野”。《朗读者》这一标题同样允许我们有所期待:由于“朗读者”既不能视为一项职业,也不能当作一种爱好,所以,谁在朗读?给谁朗读?为什么要朗读等一系列问题在下文中的阐释我们都有期待。通过第一章的阅读,我们得知《朗读者》讲述的是一个15岁小男孩和一个中年妇女之间的故事,至此,三个问题中的前两个已得到明确的回复,还遗留一个问题。也正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又有了要继续阅读下去的期待。 3.语言手段,语义手段 通过语言手段和语义手段,也可以获得相关期待。一方面,副词、连词或短语会给我们一些启示。比如在一篇文章的阅读中碰到像“首先”、“第一”、“从一方面说”之类的词语,我们势必会期待在下文的阅读中找到相应的“其次”、“第二,第三”、“从另一方面说”等相应的表达。另一方面,指称手段,特别是后指称手段的运用也是进入期待的惯用手段。德国语言学家Dressler说过:“篇章后指称功能特别适用于唤起读者对新信息的好奇和期待”[4]。这也是为什么后指称手段在文学作品和报刊新闻中频频使用的原因。在小说《朗读者》中就运用了该手段。作者以“但是,我知道那个人就是她。她站在那儿,望着我,一切都晚了。”结束了第一章,但我们并不了解这最后一句话的含义,因为这一句话起着后指称作用,它所包含的语义内容通过后续阅读才可获知,所以这句话激发起我们继续阅读第二章的兴趣,也正是在第二章的阅读中我们才得知“一切都晚了”的含义:由于男主人公的一时犹豫错过了与女主人公的告别。 4.文章结尾,出其不意 一般来说,文章的结尾往往代表信息、事件、故事等的结束,但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常常会读到一些开放式的结尾。也就是说,虽有结尾,却无结局。读者对故事的进一步创作会产生自己的假设或想法。笔者认为,这种假设或想法也可以看作是对作者未明确给出结尾的一种期待。小说《朗读者》的结尾就可看作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读者在完成该作品的阅读后,会产生诸如:汉娜为什么会自杀?男主人公或社会对此要负什么责任?该故事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它想诉说什么等一系列问题。也就是说,读者对作家未明确给出的结尾也能产生相应的“期望视野”。如果把这些问题综合成对整个作品创作意图和目标的探究,那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就是对读者审美期待的回复。 中学生阅读论文:中学生课外阅读兴趣论文 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学生获取知识信息的来源,不能只局限于课堂教育。图书馆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场所。因此,图书馆要改变陈旧的管理思想、服务方式,利用丰富的馆藏资源,充分发挥教育、知识信息等优势,有计划、有目的地指导学生课外阅读,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创新能力。 关键词:课外阅读;培养;兴趣 中学生的课外阅读兴趣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只有把握各个时期的阅读行为,分析各个阶段的阅读需要,才能较为准确地掌握他们各个阶段的阅读动机,从而在读者工作中掌握主动,指导课外阅读。 培养课外阅读兴趣是图书馆读者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读者的阅读兴趣千差万别,要培养他们好的阅读兴趣,有针对性地做到符合读者的要求,收到良好的效果,并不是容易的。首先,我们必须了解读者,研究读者的学习心理、阅读动机、阅读兴趣和爱好。 读者的学习心理,阅读需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由于社会因素、职业、年龄以及个人兴趣爱好、求知欲、性格等特征,都会直接影响到读者的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和阅读的能力。 阅读动机是反映阅读需要引起兴趣的行为,并为了达到一定的阅读目的的内在原因。培养读者的阅读动机,首先是通过阅读目的,激发读者的阅读,通过阅读的过程,调节个人的阅读活动,引向一定不变的方向。同时还要不断创造各种“诱因”来引发读者,培养读者阅读动机。中学生尚未正式进入社会,职业尚未定向,知识能力、思想感情等方面还不成熟。因而,他们的阅读目的只能是为了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而做好准备,主要是做好知识能力、行为思想方面的准备。图书馆就要开展有计划、有目的地辅导学生课外阅读,开展各种座谈会、报告会、图书展览等来激发学生,把直接、间接主导和辅导的结合起来,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帮助他们塑造健全的人格。 阅读兴趣也是人们获取知识、研究问题、探索未知的一种认识倾向和心理素质,是人们对阅读某种出版物的一种特殊的情绪倾向。培养读者阅读兴趣是图书馆当今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内容。要怎样才能更好地培养读者阅读兴趣呢?由于个人的兴趣、爱好、文化水平和年龄差别,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读者阅读兴趣是有它的广泛性、深刻性、选择性及自觉性。读者阅读兴趣都是由一定的需要而引起的,或是实践的需要而决定,亦受社会政治、经济、社会职业、活动、环境、个人兴趣爱好等影响而产生的兴趣。而中学生的阅读往往凭兴趣,随意浏览,遇到什么看什么,没有一定的阅读目的。因此,阅读起来缺乏方向性和系统性,特别是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市场“鱼龙混杂”,有些书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帮助学生选择有益身心健康的优秀读物,是非常重要的。根据以上的特点,我们就要充分利用各种条件来培养学生阅读兴趣,给予创造条件,根据不同爱好兴趣,提供不同的读物,并提供一些爱好以外的读物,作参考阅读,培养学生的多种阅读兴趣,这也是培养学生阅读兴趣的一种手段。 培养学生课外阅读兴趣,不仅使学生开拓视野,丰富知识,增长智慧,扩大知识兴趣和思想品德教育,而且还能提高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中学生阅读兴趣亦有直接兴趣和间接兴趣之分。他们二者能够有机结合。能够使阅读兴趣持久下去,并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培养课外阅读兴趣。首先要做好: 一、学校图书馆应为师生提供学习资料 现在的课程结构是由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组成。除了必修课以外,选修课有知识类(实用知识和理论知识)、技能课(家电、电脑)和体、艺类(体育活动和艺术教育)以及研究性的学习等多种类型。活动课也将是丰富多样的。因此,图书馆要为新的课程结构、新的教学内容提供多种学习资料,要按上述教学内容和要求,添置各类课外读物供师生阅读。 二、搞好课外阅读,培养学生读书兴趣和阅读能力 中学时期是人生里程的关键阶段。中学生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其年龄、身体、性格、思想、学识等各方面都经历着跨度较大的变化。学生不但需要在课堂内打下坚实的基础,也需要从课外获得广博知识。其主要是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类作品。为此就要开辟学生阅览室,让他们在良好的场所阅读图书、报刊资料,逐渐培养阅读兴趣,提高阅读能力。 三、积极引导,诱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为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课外阅读兴趣,要正确选择课外读物,而中学生的辨别是非的能力正需要通过课外阅读来提高,在当前浩如烟海“良莠”并存的课外读物中,我们根据需要选择一些思想内容健康,具有科学性、知识性、艺术性的书,课内学习有关的读物,谈理想、人生、思想品德修养、介绍学习经验和学习方法的著作,也要读一些具有时代精神,反映时代风貌的文章,如《人民文学》《少年文艺》《中学生阅读》《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阅读与鉴赏》《阅读与写作》等刊物中的优秀文章。还要适当读一些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革命领袖、名人、英雄人物的传记《名人传记》《名人录》和一些介绍新知识、新科学、新成果的科普文章、科学小品《科学世界》《求知与探索》《飞碟探索》等,以扩大知识面以及图书展览,进行直观宣传,使一些五颜六色、有趣的封面,各种题材的优秀作品,使学生眼馋手痒,使他们认识到除了教科书以外,还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书世界。从而激发他们的读书欲望和兴趣,使他们逐渐接近图书馆,利用课余时间自觉到图书馆借阅各种书籍,加深阅读兴趣。 培养学生阅读兴趣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而有细致的工作。在培养阅读兴趣过程中,内容是多方面的,形式是多样的,还需要多下点功夫。作为一名中学图书馆工作者,为了提高教育质量,让更多师生得到更多的好书,指导学生阅读,培养课外阅读兴趣,以开拓他们的视野,培养合格的人才,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努力做好为读者服务的本职工作,使课外阅读工作取得更大成绩。 中学生阅读论文:中学生阅读能力及其培养 文/王志勇 阅读的要求,有人认为应该是“既要把握原文的本意,又要得出独特的见解”。章熊认为有效的阅读应该达到以下目标:认识和筛选信息;对抽象的道理加以具体说明,或对具体的材料加以抽象和概括;把阅读所获信息加以组合、调整,纳入自己原有的知识系统;作出扩展,对作品的是非得失、优劣加以判断。新颁布的《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对高中语文阅读作出了大致相同的几点要求,笔者认为,高中生应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阅读能力。 1.认读感知能力。它以敏锐的语感能力为优秀,要求认读速度快、广度大,感知选择性强、准确性高。 一般地讲,不发声的默读由于省掉了发声器官的发音过程、听觉分析器的分析过程,直接经过视觉分析器将文字信息传给大脑,所以较之诵读速度快。更重要的是读者的知识水平越高,就越能快速有效地辨识字词篇章所表达的概念、意旨,认读速度也就越快。汉语表达的特征具有很强的“板块”性状,在中心意义——“神”的统摄下,流水一样发展,这就要求在快速阅读过程中加大视觉范围和认读广度,尽可能多地抓住词句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准确把握板块单元的意旨。 识别文字信号,不可能将所有文字信息全部传给大脑,使之对应内化为“义”,而是要通过视觉分析器来扫描有效信息,检索出与自己阅读目标一致的内容,善于跳开与目标无关的内容,这种选择的能力强,则感知的能力强。有人逐字读完一段话、一篇文章却并不能明白意义,其原因多出于缺少选择有效信息的能力。同时还要善于认知语言符号的意义,准确把握语境特征,填补语意空白,准确体识语体风格,这就是感知准确度高。要确保准确度高,还须能抓住初感,因为它是对文字代码的直觉,这种直觉因对新鲜刺激特别敏感,无心理定势干扰,往往最易于捕捉真实可靠而最有价值的信息。 2.理解和分析能力。这是在认读感知基础上对词句所作的解释和对作品从内容到形式所作的分解和剖析。要能够理解词句的含义,尤要善于抓住关键词句,前后关照,统摄整体,注重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分散而关联的思考途径;要分析作者的思路层次,分析材料和中心、材料和材料的关系,分析材料使用的详略、先后,分析表达方式和表现方法,从整体感知入手到细部咀嚼体会,进而归纳整合,形成新的整体感知,实现螺旋式上升的理解分析效果。 3.评价和鉴赏能力。这是建立在对文本从形式到内容的全面、准确、深入理解分析基础之上的,它要求读者对作品所传达的知、情、义的丰富或单薄、正确或谬误、健康或消极,表达方式、方法的恰当或不足、高明或笨拙、有益或有害等方面作出判断,从而真正认识阅读作品的价值,形成一种新的情感体验。 这种评价和鉴赏能力,既是以原有的知识和能力为基础,又是知识和能力水平进一步提高的具体表现;它既要对现有作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更要通过新旧体验的联系,同其他作品进行比较、对照;它必须以正确的思想观点和健康的审美情趣作为标准,并且在阅读实践中不断提升标准的层次,从而不断提高评价鉴赏的水平。 4.想象和创造能力。阅读是读者的主动的心智活动,它以读者和作者的知识、思想情感的撞击为特征,因此,阅读从来都不只是对文本意义的重建,它还非常突出地表现为根据读者的经历、体验、知识、性格、思想在阅读中作丰富的想象和创造:或是据作品的语言信息在头脑中形成一种形象的表征,产生一种如临其境的感觉;或是在作品语言信息的诱导下,根据经验,延伸想象的时间、空间,强化、丰富现时的体验、感受,或是由文本出发,产生对自己的一种观照、思考,对社会其他事物的比照思考,使阅读成为一种超越文本意义的构建,从而使阅读超越作者的思路,使读者的认识超越作品本身的意义。 高中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①循序渐进,注意训练目的的合理性和科学的阶梯性。新颁布的教学大纲和新修订的语文教材,对于阅读能力的要求、训练充分尊重了学生的认识心理规律。语文教材规定,高一年级着重培养理解分析能力,高二年级着重培养初步的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高三年级则着重培养研讨、评价能力,尤其是高一年级的现代文阅读教材,其训练的阶梯则更加合理、科学,从实践的效果看,这种安排是非常可取的,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阅读能力的培养无章可循、效率低下的弊病。须知,教师的要求和训练,必须以学生在阅读实践中不断产生成功的体验为基础,方能真正取得持久不断的成效。 ②养成良好习惯,形成阅读技能。根据对阅读能力的分析,笔者认为要注重阅读的外化行为活动对内化活动的促进作用。在中学生的阅读实践中,下大力气通过良好习惯的培养,使中学生形成有效的阅读技能,从而提高阅读效率、能力。比如通过强化阅读的注意力,学会跳读,突出选择性,提高速度;通过抓关键句理清文章的思路和要点,强化整体意识;通过咀嚼、品味重点词句的语境义、语里义,提高理解能力;通过结构形式的比较分析,提高评价、鉴赏能力;通过联想、想象,提高创造性阅读的水平。在总体的操作上,注意默读和吟诵相结合。在学会思考的同时,勤动笔,圈点、批注、摘录、写随感、作评论,不一而足;常思辨,善讨论,相互启发,主动交流,在合作中提高。 ③注重思维能力的训练。阅读能力的优秀是思维能力,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作品语言信息的传递实质上是思维在活动。阅读言语作品,是理解作者语言所表达的思想,阅读的是语言,接受的是思想感情;同样读者要感知、辨析、评价、创造,也是借助于语言在思考。因此,要引导学生了解作品表现的一般思维规律,遵循认识思维规律,在阅读过程中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相结合,发散和概括互为补充,尤其要根据汉语言表达的“板块式”特征,学会抓住词句以至段章的内在联系,从模糊含混中体会丰富的意蕴。坚持从信息的筛选到处理加工,均以思维能力训练为主线,使阅读能力的提高不至于停留在一般的朗读记诵、一般的信息接受的层次,使读者的心智得到不断的开发。 ④拓宽学生的阅读视野,构建宽厚的知识文化背景。现代信息化社会的阅读,必然是多元的。开拓学生的阅读视野,一方面可以增加信息的吸收、阅读的积累,另一方面各类信息的收集、碰撞,又常常会使读者在信息的交融碰撞中产生新的启发、认识。阅读能力的提高,也是必须以深厚的知识文化素养为基础的。知识文化背景的宽厚不同,直接影响读者阅读心理活动,而且包括阅读技能、良好的阅读习惯,甚至是敏锐的语感能力,也都必须以一定的阅读量作为基础。 因此高中阅读能力的提高,必须在以课堂阅读为中心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扩大阅读视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引导者的作用,在阅读目标的确定、阅读对象的选择上做有效的指导,还要善于通过阅读交流活动的开展,促进学生的自主阅读精神的增强,使学生善于在阅读实践中提高阅读能力。 中学生阅读论文:中学生课外阅读误区初探 [作者] 朱忠敏/湖北 拓宽中学生课外阅读,无疑是当前中学语文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实践中我们了解到,在指导学生课外阅读这一环节上,教师对“读什么”、“怎么读”这两个主要问题把握不够准确,所以相当一部分学生觉得,在课外阅读方面虽然下了很多功夫,而仍然于语文能力的培养无甚裨益。造成课外阅读这种“高投入、低效益”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然而主要症结所在,还是由于这些学生在课外阅读活动中,不知不觉陷进了某一“阅读死角”,以致徘徊、困惑,从而制约了语文诸多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我们把这种状况姑且称之为“课外阅读的误区”。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形成中学生课外阅读误区的原因,试图引起同行的重视,以期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因“偏食”而形成“阅读误区” 对于中学生课外阅读,教师往往放任自流,忽视和淡化了其具体的指导,学生凭兴趣遨游书海,久而久之,必然因“偏食”而形成“颇具个性”的读书嗜趣。在中学阶段,学生的迁移能力、鉴赏能力、审美能力还很不成熟,看语文作品,难免“情人眼里出西施”。比如偏爱古典诗词的学生,就以为古诗词以外别无书读;热衷钻研文言散文作品的学生,对现代文一类的东西往往觉得不屑一顾;港台及内地的某一类文章读多了,部分学生就认为文章不绮丽,不柔情,不浪漫就不够味。我们曾抽查过部分学生的读书笔记,发现了三种比较特殊的情况:有些学生的读书笔记摘抄的多是些古典诗词,有些学生的读书笔记尽是些绮丽柔情的支言片语,还有一些学生的读书笔记摘取的大多是些险僻的词句。学生如此进行课外阅读,仅在课堂测试里边,就会暴露出许多问题来。比如我们常常听到学生这样一些类似的反映:对文言语段的阅读感觉还可以,对现代文语段的阅读却没有把握;写起记叙文来还比较顺手,写起议论文来却无所适从,如此等等。针对这些类似的问题,我们曾借用1995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对1996届高三毕业班的部分学生进行过模拟测试和抽查。结果表明,这些学生文言语段阅读(第二大题)平均得分率在65%左右,而现代文语段阅读(第四大题)平均得分率只在53%左右。这一结果与上述部分学生反映的情况是一致的。作文题测试的结果也表明,记叙文(32小题小作文)的得分率也明显高于议论文(33小题大作文)。 以上情况显示,部分学生语文能力的发展是不平衡不全面的,而制约这种能力发展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因学生阅读“偏食”而形成“误区”,有所偏废,导致“受力不均”,终至无所“增益”。 二、因“涉奇”而形成“阅读误区” “涉奇猎异”是人们的一种普遍心理,尤其是中学生,阅历浅,求知欲旺盛,“涉奇心理”更加突出。具体在课外阅读的时候,就有一部分学生总是“唯奇是取”,余者不顾。比如读长篇小说,一些学生一般只追求离奇的情节;读报纸杂志,总是对林林总总的奇谈怪论感兴趣。 我们曾作过这类实验调查,暑假前,布置学生阅读长篇小说《红楼梦》,学生返校后我们拟出六个小问题要求学生回答:①有人说,袭人是主子的奴才,又是奴才的主子。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②贾宝玉吟诗、题对、制艺(应试作文)三项,他最擅长哪一项?最讨厌哪一项?③宝钗身上有缺点吗?若有,试举两例说明。④贾蓉与“红楼二尤”是否是亲姨甥关系?⑤晚唐的李商隐以抒情诗而盛名,多情的林黛玉对李诗持何态度?⑥“木石前缘”的优秀内容是什么?结果显示,前面三个较重要的问题,大多数学生不能回答,后面的三个问题,反而有多数学生答得上来。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后面三个问题所涉及到的小说情节有一定的“奇”味在里面,比如“红楼二尤”的情节,“黛玉论诗”的情节,“木石前缘”的“神话”情节,都是学生比较感兴趣的一些片段。因而比较关注,而对那些与主题密切相关的情节内容以及鲜活而细腻的人物刻画,反而忽视了。所以,学生虽然花了一定的时间读了《红楼梦》,仍然还是懵懵懂懂。 我们还在学校图书馆进行过一次“热点图书”调查,发现同样是1995年的新杂志,《知音》、《少男少女》、《爱情·婚姻·家庭》等杂志很抢手,而于语文学习有直接帮助的《散文》、《散文百家》、《杂文》等杂志,学生反而较冷淡。这一状况同样表明,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课外阅读只是一种盲目的涉奇猎异,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开阔眼界、丰富知识这一目的,而被五花八门的奇闻异事所吸引。 三、因“求速”而形成“阅读误区” “求速”,是部分学生希望通过课外阅读找到一条提高语文能力的捷径,以期“学以致用”、“现趸现卖”的一种表现。有些学生反映,他们为了提高作文水平,“中学生写作范文”一类的文章也读了不少,可是写起作文来,眼前还是一片茫然。我们甚至发现,在平时的作文训练或考试中,有些学生竟将所谓的“范文”照搬或“移植”。这类情况显示,部分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有一种“贪便求速”的心理,试图取那些“优秀作文”的“现成之长”来填补自己的“眼前之短”。于是就有一些学生竟像清朝的童生读“八股文”一样,捧着《中学生一流作文荟萃》之类的书籍如获至宝,不管是与不是,硬是横念倒背,朝夕揣摩,而对其他优秀作品则视而不见,不予理睬。步入这一阅读误区的学生,写起记叙文来就只见“故事”而不见“人物”。写起议论文来几乎每篇都只是填充一些司空见惯的例证。古人说,欲速则不达。部分学生通过背几段“妙文佳句”,或者眼光只盯在一些“同龄人”的“佳作”上,来模仿套用程式,其结/,!/果只能是邯郸学步,作文越写越别扭,越写越空洞。比如今年湖北省考生高考作文,在谈“人无完人”的问题时,许多考生仅能列举秦始皇等的功过是非来作论据材料,而那些典型、新颖、独到的论据材料在考生的试卷里几乎很少发现;在谈“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问题时,有些学生甚至“强拉”张海迪、居里夫人来佐证。 这些情况表明,课外阅读“贪便求速”,势必导致囫囵吞枣,生吞活剥,不但无益于中学生的能力培养,反而大大禁锢了他们的发散思维和创新意识,其结果只能是得不偿失,甚至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要清除当前中学生课外阅读的“误区”,应急需教师加强指导,帮助学生解决“读什么”、“怎 么读”这两个主要问题,而“读什么”的问题是前提,只有先解决这个前提,才便于解决“怎么读”的问题。仅将这些情况摆出来,自己实无善策,希望引来方家教正。 中学生阅读论文:浅谈阅读教学中学生迁移能力的提高 [作者] 李莹 [内容] 迁移是已经学过的东西在新情境中的应用,也就是已有经验对解决新课题的影响。这一现象广泛地存在于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的学习中,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问题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讨,终于对迁移过程中复杂的认知活动有了较完整而科学的认识,发现迁移过程是由审题、联想、分析类化几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认知成分构成的,即首先必须形成对有关问题的最初映象,让映象激活头脑中有关知识结构,然后统一分析新问题与旧知识的内在联系,将具体问题归入原有知识结构,形成概括化联想,从而解决新问题,构成一次完整的迁移。 这一理论在语文教学中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主要表现为通过对已有知识的概括和对生活经验的总结,进而达到独立写作的迁移,不断用原有知识解决新课题的迁移,等等。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迁移能力是提高学生语文能力的重要途径。 下面仅就阅读教学中学生迁移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谈几点看法。 概括能力的培养是进行迁移的重要前提 迁移,是用已有知识解决新问题的过程。已有知识结构的概括水平决定了问题的最初映象,也就是说,概括的知识结构为新的问题的嵌入提供了一个框架,所以,对已有经验的概括水平不同,其迁移程度也不同;概括水平高者,其迁移过程较压缩,迁移速度就快;相反,概括水平低者,其迁移较迂回,迁移速度也就较慢,那么,如何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呢?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抽象概括 事物的本质特征往往被纷繁复杂的外表所掩盖。文艺是用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揭示生活实质的,那么要了解文章的内涵就需要通过对外部形象的分析,找出事物的本质。所以在阅读教学中,一定要运用各种方法培养学生抽象概括的能力。 比如《风景谈》一文,主题是“自然是伟大的,而人类更伟大”,这一主题通过六幅风景表现出来。如何通过阅读抓住其主旨呢?如果仅凭借语言文字逐一讲解分析,最后点明主旨,学生固然也能接受,但其抽象概括的能力未得到锻炼。为培养学生的能力,这样的文章我们可以采取图画教学,即选其中两三处风景制成图画,只是减去原文中人物活动部分,上课时先让学生看画面用自己的语言描绘,然后翻看原文,两相对照,找出自己描绘的风景之所以不如原文有韵味的原因,除语言不够准确精美外,主要是缺少了什么?学生很容易发现自己的描述中缺少了“人类的活动”,因而缺少了那份鲜活的神韵。这时文章的主题已揭去朦胧的面纱,显现在学生面前,学生自然能概括出“自然之所以伟大,风景之所以美好,正是因为有了人类的活动”这一主题。 中学语文课本中很多文章都是培养学生抽象概括能力的好材料:小说,通过对人物肖像、语言、行动、心理等描写的具体分析,概括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思想变化;杂文,通过表层语言的分析,揭示其深层含义,等等。 再如教材中的文言文,句法词法中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可从具体实例中概括出来。就拿名词活用做动词这一词类活用现象来说,我们可以从课文中找出很多例子:“置人所罾鱼腹中”(《陈涉世家》)、“昔先皇颁僧保所货西洋珠于侍臣”(《记王忠肃公翱事》)、“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处”(《口技》)、“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察今》)、“客将至,不冠不袜”(《大铁椎传》)、“公将鼓之”(《曹刿论战》)等等。我们仔细研究这些加点的名词所处的位置,会从具体句子的分析中找出它们活用的条件和规律,进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①名词放在“所”字后面,活用为动词,如前二例;②名词放在能愿动词后面,活用为动词,如中间两句;③名词放在副词后面活用为动词,最后两句就是这种情况…… 透过现象看本质,并进行抽象概括,为知识迁移能力的提高做好准备。 二、归纳概括 中学语文课本中的许多知识是相互联系具有共性的,运用各种方法,把零散的、分散的知识加以归纳概括,则对某种事物有了完整、准确的认识,形成规范的知识结构。这种概括能力应当引导学生循序渐进,逐步提高。 首先,以单元为单位进行归纳总结。新编中学语文教材,以文体组织单元,按难易排列顺序,划分系统而科学,每单元所选文章都有一定的共性,结合单元知识进行概括,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高中语文第一册第一单元有四篇散文《雨中登泰山》、《长江三峡》、《难老泉》、《我的空中楼阁》,虽然这四篇文章在时间上、地域上跨度很大,在表达方面也各具特色,但它们都紧扣题眼写景状物,《雨中登泰山》围绕一个“雨”字大作文章,《长江三峡》写出了“三峡”各自不同的特点,《难老泉》突出“难老”二字,《我的空中楼阁》抓住“空中”的特色,于是我们归纳出这一单元散文的一个特点:抓住景物特征进行描写。其他单元依此类推,学生会归纳出议论文“观点与材料相统一”的规律,会明确复杂记叙文“线索联缀全篇”的要求,会概括出说明文“抓住特征说明事物”的特点。 然后,对所学文章定期做整体的归纳概括,从单元括展到一册书再到全部课文,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知识网络。 比如,课本中的散文,纵贯古今、各具情态,分布在各册书之中,把它们集中起来仔细分析比较,则能找出很多共有的特征。仅就文章的结构技巧而言,无论作者如何与众不同、匠心独运,都要归于“形散而神聚”的原理,像《荷塘月色》以淡淡的喜悦和淡淡的哀愁交织的不宁静的心绪为神,为我们展现了“荷塘上月色”与“月色下荷塘”的朦胧谐和的风韵;《土地》由对土地的热爱、保卫和建设这一思想为纲,纵横驰骋,展开丰富的联想,古今中外,无所不及。这两篇文章其一舒缓恬淡、意境幽远,其一纵横捭阖、气势宏伟,但都是紧紧抓住“辔头”而任“野马”纵横飞奔的。这就概括了散文结构的一个重要特色——形散而神不散。再进一步进行同类归纳:记游的散文,一般以作者行踪为线索组织材料,如《雨中登泰山》、《长江三峡》;咏物的散文,一般以咏赞并赋予象征意义的具体事物为线索,如《灯》、《荔枝蜜》;叙事的散文,往往以某一中心事件为线索,如《猎户》、《娘子关前》;写景抒情的散文,常常以某种情感为线索,如《荷塘月色》、《绿》。 通过归纳概括,使知识系统化、类型化、整体化、为迁移的进行做好了准备工作。 三、总结概括 在对课本所学知识进行概括的同时,对生活经验的总结也不容忽视。绚烂多姿、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而现实生活中闪动的哲理的火花又恰恰是我们开启作品内涵的最好的钥匙,所以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学生勤于观察、善于总结的好习惯。这个能力的提高可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观察。让学生注意日常生活的人和事,一个动作、一个表情、一句话、一首歌,时时加以总结。比如手发抖这个动作很常见,这是人在感情上有波动时的外在表现,但仔细观察,有的是由于高兴激动,有的却是紧张恐惧,还有的是恼怒气愤,情况各不相同,那么在分析别人作品时就可以通过这类动作描写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来透视人物的心理。 第二步是体会。观察生活并亲身体会才能丰富自己的经验。例如,风和日丽的时候,自己会感到心情很开朗;风雨交加的日子,自己会感到心情抑郁。春天里的一个绿芽, 会使自己的心怦然一跳;秋日里的一片黄叶,竟让自己的情绪怅惘失落。这些景物给人带来的不同感受,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作品中景物描写的作用。把丰富的人生体会积累起来,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别人的作品。 第三步是挖掘。挖掘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刨根问底,这是一种极为值得提倡的精神。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不仅可以带来伟大的发明,同样也能探究出深刻的哲理,给人生以重要的启示。举个例子来说,暑假里到一位住在偏僻农村的同学家去玩,一到那儿,就被他家人和邻里的热情与真诚所感动,你在觉得无拘无束其乐融融的同时开始思索:他们的热诚与质朴是因为你从城里来所以仰慕你吗?也许是较城市这里贫穷而落后所以相互依赖保持着原始的品格吧?这些想法较狭隘;但当你和同学一起离开那里回去上学时,看着一张张亲切平和的笑脸,透过相拥送别的人群,你再深深地思索,你会看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庞大的力量,它就是中国人团结向上、互帮互助的民族的精魂。 所以说观察生活、仔细体会、深入挖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理解人生。不断对自己的所见所闻做恰当的总结概括,然后用这些从生活中总结的哲理去品味别人的作品、了解作品的内容,理解作品的内涵。 培养联想力是进行迁移的关键 对所学知识和以往经验进行了高度的浓缩和概括,但在解决新问题时却不能让映象激活旧有的知识结构,产生准确的联想,也同样无法进行迁移。 联想,是由此及彼的思考,这是一种使概念相接近的能力,它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心理活动过程。刘勰说:“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就是强调联想的重要性。在语文教学中学生联想能力的提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学生自读,准确审题 在阅读教学中,读课文是学生理解与接受作品内容的第一步,所以不论是课上课下、默读朗读,都要求准确地展现作品的内容。准确的阅读,能引导学生审准方向,正确地展开联想。《风景谈》一文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人类的高贵精神的辐射,填补了自然界的贫乏,增添了景色,形式的和内容的”为了强调“形式的和内容的”,作者把这一定语后置,阅读时重音一定要放在这里,如果不能准确阅读就无法深入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也就不能把这个句子顺利地套入“变式句常识”的知识框架中。再如文言文阅读,断句很重要,“今齐地方千里”(《邹忌讽齐王纳谏》)一句,如果把“地方”连在一起读就不能正确翻译全句,也就不能准确联想,当然也就不能把“地方”嵌入到“古今同形异义词”的知识网络中。 所以一定要培养学生的自读能力,久而久之就进入高层次的阅读,即凭语感自动地、直接地了解课文,快速准确地产生联想。 二、教师点拔,寻找契机 教学中有很多问题是学生自己无法解决的所以这时教师的作用就极为重要,对学生进行适当的提示和启发,从新问题中寻找契机,激发学生的思维,使之迅速准确地产生对旧有知识结构的联想。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学习散文《灯》时,教师可做这样的提示:“本文属于哪类散文?”学生如果还不能产生联想就进一步提醒:“是写景的,还是记事的,还是咏物的?”明确了这是咏物的散文后,再进一步引导:“咏物的散文多以什么为线索?”学生立刻会联想到旧有知识中对散文线索的概括——“咏物的散文往往以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为线索”。至于“灯”的象征意义,教师可以刺激学生联想自己的生活感受:“漆黑的夜晚,一只萤火虫在面前飞过;半夜在噩梦中惊醒,母亲打亮了台灯。这样的亮光会给人什么样的感觉?”学生自己会想到“光明、温暖和希望”,这样“灯”的象征意义就明确了。 三、师生共创,设立情境 为了让学生展开充分的联想,还可以借助音乐、绘画、诗歌等形式,提供与新课题有关的条件,创造适当的情境,使新旧知识自然地联系起来。 学习屈原的《涉江》时,放一段慷慨悲怆的古乐,让学生在乐曲声中充满感情地朗读课文,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同作品、音乐融合起来,“精务八极、心游万仞”,体会当时诗人眷恋祖国又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报国无门、上下求索的矛盾痛苦的思绪。 在学习《雄关赋》之前,同学生和着录音带一起高唱《万里长城永不倒》,把学生带到古老的长城,回顾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和奋进的足迹,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在心中充满了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之后,再去分析课文,准确把握文章的中心。 再如为了更好地体会诗歌的意境,用图画,像《野渡舟自横》、《独钓寒江雪》等,通过直观的感受,激发学生联想旧有的知识和生活经验,挖掘诗歌深沉的内蕴。 在学习戏剧冲突时,可借助数学中的坐标,横、纵坐标轴表示矛盾双方,中间用波线图的起伏表示冲突的缓急,使抽象的东西具体化。 分析类化能力的培养是迁移的最终环节 通过联想,激活头脑中有关知识结构,回想起与之有关的旧有的知识经验,之后就是通过分析旧知识与新问题的相似点与相关处来解决问题,这个环节就是分析类化。 一、同化迁移中的分析类化 同化就是已有经验应用到同类事物中去,以揭示新事物的意义、作用,从而把新事物纳入已有的知识结构中。这类迁移中,有了高度概括的知识、经验,再有准确的联想,教师因势利导,新问题会迎刃而解。 例如,学习叶圣陶小说《夜》时,可以把它嵌入到鲁迅先生的小说《药》中去分析它的情节线索及主题。两篇小说都有明暗两条线索:《药》明写华家,暗写夏家;《夜》明写老妇人,暗写革命夫妇。《药》通过对明线上华家代表的民众的愚昧和暗线上夏瑜为代表的革命者的英勇的描写,反映小说深刻的主题——揭露封建统治阶级毒害人民、镇压革命的罪行,启示人们:只有启发民众共同革命,才是救治中国的良药;《夜》通过明线上老妇人的逐步坚定和暗线上革命夫妇的无畏,揭示“四·一二”大屠杀的罪行和人民群众已觉醒,将前赴后继进行斗争的主题。 同样的,在分析《夜》这篇小说的主要人物老妇人形象时,可以把它套入《母亲》的人物框架中,以分析老妇人这位映川的母亲与高尔基笔下的巴威尔的母亲一样的由胆怯到愤怒再到坚定的心理历程。利用旧有的知识解决新问题进行知识迁移。 二、顺应迁移中的分析类化 顺应是指将已有的经验应用到异类事物中去,对已有的经验进行重新组合,以形成能包含新事物的新的更高一级的认知结构。这类迁移中,旧有知识只能是开启新问题的钥匙,旧知识与新问题之间只有相关之处,分析类化的整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创新的过程,这就增大了学习的难度,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充分调动学生的思维,培养其灵活性,提高应变能力。 如,我们在学习《祝福》时重点讲了“画眼睛”的手法,并概括出通过“画眼睛”的手法可以反映人物的遭遇和心理历程,揭示人物的性格和思想,尤其是祥林嫂死之前的“只有眼珠间或一轮”的描写,更成了学生记忆中难忘的一页。那么当学习《明湖居听书》这篇小说时,同学看到王小玉“那双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宝珠,如白水银里头养着两丸黑水银,左右一顾一看”时,自然想到祥林嫂的“一轮”,但这一旧有的知识只能提示学生“画眼睛”可以展示人物不同的心理和性格,而绝不能生搬硬套说王小玉“精神麻木”,恰恰相反,这“一顾一看”反映的是人物明眸善睐,聪明灵慧的特点,学习经过分析,把原有知识结构加以重新组合,形成一个对于“画眼睛”手法反映人 ! 总而言之,知识迁移在语文教学中广泛存在,注重学生迁移能力的培养,可以说是提高语文教学整体水平的关键所在。 中学生阅读论文:语文阅读教学中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摘要:阅读教学中,要把思维训练贯穿于听、说、读、练的全过程,通过思维训练带动语言训练,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关键词:阅读教学 ;探究辨析;思维能力 在阅读教学中,要把思维训练贯穿于听、说、读、练的全过程,通过思维训练带动语言训练。怎样在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呢?结合自己平时的教学实践,总结了如下: (1)提问导读。例如教《十三岁的际遇》时,开始进行这样的谈话:什么是际遇?(生:机遇,时运……)课题中十三岁的际遇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提出,很快地引起学生的兴趣,从而带着问题去研读课文。发现疑点是学生读书的起步阶段,引疑之后,教师要相机疏导,让学生一边读,一边想。 (2)辨析词语。把课文中的关键词语,换成另一个词表达,让学生分析、比较,激发其思考的兴趣。如《多收了三五斗》一文中有一句:那些戴旧毡帽的大清早摇船出来,到了埠头,气也不透一口,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学生知道这里的“透”是喘一下气的意思;“占卜他们的命运”是指询问米价。我进一步追问学生,如果把“透”换成“喘”,把“占卜他们的命运”换成“询问米价”,表达的意思有什么不同?通过辨析,学生明白原句反映了农民丰收后心中很不踏实,是捏着一把汗去问米价的,所以“气也不透一口”像“占卜”一样,关注他们的凶吉祸福。 (3)创设情境。努力把课文中描写的人物、环境变成可以感知的直观形象,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如教学《蔚蓝的王国》一课时,通过画面、音乐、语言的描述方式把那种优美的情境生动形象地展现出来,让学生如临其境,通过眼看、耳听、口诵、心思,学生陶醉在屠格涅夫营造的蔚蓝梦幻的意境之中,展开联想,激发思维,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 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通过模仿课文中的典型人物的言行来创设情景,给学生以强烈的刺激,以激发其求知欲。 (4)分析综合。对一些基础知识,应采用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基本思维过程进行教学。如教《天上的街市》一课,讲事物和联想时,我边提问边板书,“远远的街灯亮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这里的第一个明星,第二个街灯是诗人看到的吗?(板书:联想)这些联想是看到什么才产生的?(板书:事物)诗中用来联想的词是什么?(板书:好像) 教师通过这些具体内容,讲清了什么是实实在在的事物,什么是联想,它们之间的关系怎样,以及事物加联想的作用和常见的形式。接着,又要学生运用这些知识,写由事物引起联想的句子,使概念具体化。 (5)步步探究。如教学《孔乙己》一文时,我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同学们,你们知道孔乙己叫什么名字吗?”我话音刚落教室里顿时哄堂大笑,既而教室里逐渐安静下来了,接着就发现少数同学窃窃私语,互相讨论。不一会就有几位同学纷纷举手回答:“孔乙己没有名字,只知道他姓孔。”接着绝大多数同学都说孔乙己没有名字。于是我立马抓住教学契机又提出第二个问题:“孔乙己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名知识分子和丁举人一样都是读书之人,只是由于他屡试不中,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最后却落个穷困潦倒的悲惨结局,以致连个完整姓名符号也没混到,这一切说明了什么?”这一连串的提问,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步步探究,激发思维,最后使学生深刻地体会到文章的主旨。 (6)揭示规律。规律应具有指向性和层次性。规律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自始至终起作用。比如,写人的文章常有一些语言反映文章的中心和人物的思想。这些语言,句子短、意义深,教学时我们要引导学生去捕捉、思索。 (7)大胆质疑。指导学生质疑,能在阅读教学中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陶行知先生曾编了一首诗:“发明千千万,起点在一问,禽兽不如人,过者不会问。智者问的巧,愚者问的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如我教《我的叔叔于勒》,一开始不少学生提出:为什么课文对于勒有那么多不同的称呼?我启发学生自己读书分类找答案。 (8)求异思维。学生的思维过程是“发散——集中——发散——集中”,教师逐层深入地思维引领,可以使学生的思维突破常规和经验的禁锢,不断产生新的答案,有价值的答案出现的概率就愈来愈大,从而使学生的思维向独特性和创造性方面发展。 黑格尔说得好:“没有人能够替别人思考,正如没有人能够替别人饮食一样。”阅读教学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探求阅读教学规律,摸索阅读教学方法,是十分必要的。但在探索研究的过程中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学生的阅读思维能力。这是一个难题,还有待我们在教学中进一步摸索探究。 中学生阅读论文:对中学生课外阅读的思考与实践 一、反思篇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老祖先早就形象凝练地道出了关于阅读的要义——我想无论如何,在教书先生的学堂是破不了万卷书的,唯有在学堂外也即今天的课堂外才有可能去读成千上万卷的书,也才能达到“下笔如有神”的境界。“学生自发的课外阅读兴趣有助于作文能力的发展,增加课外阅读比增加经常性写作训练对帮助发展学生作文能力更有效。”这是美国的斯迪芬·德·克拉森教授通过对写作与课外阅读的关系进行长期调查和研究后在其《作文:研究,理论与应用》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与中国古人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然而我们既丢掉了优秀的传统,也没有借鉴外国学者的先进理念,却走进了讲课文讲作文“唯讲是上”的死胡同,在“讲”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具体看来,对课外阅读的忽视直接导致了学生学习语文的两大硬伤:无趣和贫乏。“语文天然是与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语文是反映生活又反过来服务于生活的一种工具。现在有一种现象,在‘应试教育’影响下,家长和学校都把学生束缚在教材中,不鼓励学生课外阅读,孰不知,这就切断了学生了解生活和社会的一条重要通道,也压抑了学生学习语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刘国正先生的这段话十分清楚地阐明了轻视课外阅读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在闭塞中压抑了学生学习语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即抑制了学习的兴趣。在许多地方和学校,语文课成为学生最反感和最不受欢迎的课。爱因斯坦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无疑为语文早早地判了死刑。学生对语文失去兴趣,这正是我们长期以来不重视课外阅读所付出的最惨重的代价。 另外,忽略课外阅读致使学生囿于狭小的“课本”空间,成为“井底之蛙”;大多患有“贫血症”,从而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总是同样的答案,作文中总是同样的思路同样的材料,甚至是同样的假话、空话和套话,孰不知这一恶果的酿造正是我们自身的失误。张志公先生指出:“语文这个工具,要掌握得好,运用得好,首先必须手中握有丰富的材料,贫乏是语文能力的致命伤。古人一直强调多读,他们认为只有多读,才能善写。他们不主张狭窄,主张广博。”“多读”“广博”正是课外阅读所承载的任务,要治愈语文的致命伤“贫乏”,唯一的药方就是走进课外阅读。 二、实践篇 基于在语文大讨论中的反思,基于对语文高考命题原则“知识点在课内,题在课外”的理解,更基于深圳学生(尤其是笔者所在学校生源为三类)因阅读少而文化底蕴浅,因广东白话的影响而语感差的现状,为适应高考改革形势,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我把抓好课外阅读作为突破口,从1998年起在高三这个敏感的雷区大胆进行了尝试和摸索,连续四届高三均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为提高学生的语言素养(其中也包含考试能力)走出了一条希望之路。 我尝试的方法和探究的途径可概括为课外阅读“五个一工程”。 一、喜爱一本杂志。推荐内容丰富、类型多样、人文性较强、国内知名度和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读者》为日常读物(也可选择《青年文摘》《视野》《中国青年》等),并开展“读《读者》评《读者》”课前演讲活动,学期结束将演讲稿由学生自行设计、编辑、打印、装订结集为作品集。每期《读者》约15万字,一年24期,约360万字。 二、欣赏一个作家。买或借自己喜爱的作家作品,潜心阅读,高三一年内读所喜欢的作家作品不少于20万字,加深对作家的感情,并写出自己的体会。 三、辑录一本《作品精选》。每周选择抄写一篇自己喜欢的作品,给予点评,并写出喜欢的理由。文体不限,每篇不少于1000字。一年约有3万字。 四、推荐一篇好文章。每周轮流由一名同学给全班推荐一篇自己欣赏的好文章,要求写出百字左右的推荐语,印发给全班阅读,每篇不少于1000字,文体不限。一学年全班累计有6万字。 五、做一系列专题对比阅读。借《语文学习》杂志上的“阅读新空间”栏目,指导学生进行专题阅读。共进行了如下10个专题 以上每个专题各由3篇同一话题不同角度的文章组成,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适于对比。每个专题约有6000字,共计6万字。利用课外辅导课进行。 阅读“五个一工程”的尝试实验取得了五大成果: 第一,培养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并使之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在高三读《读者》成为学生学习生活重要的一部分,据班主任反映,在学习之余学生借读《读者》做调节的为最多。在调查中有50%的同学能期期必买必读,有90.2%的同学读完每期一半以上的文章。还有不少同学课桌上同时有几份杂志,阅读兴趣高涨,阅读蔚然成风。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选抄佳作时,有许多学生一次抄10页以上甚至20页,我劝他们不要因此 而费太多时间,应适可而止时,他们竟风趣地说:“这是我们的权利,我喜欢,你管不了。”在学生离校前的调查中,有95.8%的同学认为经过高三一年的培养,已基本养成了经常阅读的习惯,从而为学生终生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完成了阅读积累,开阔了视野,增强了语感能力。北师大博导刘锡庆教授强调,一个人学语言,第一是靠积累。阅读“五个一工程”一年提供给学生的阅读总量达到了近400万字,有60%的同学阅读总量达到了300万字以上,有30%的同学达到200万字以上,其余同学也在100万字左右,远远超过了新大纲要求高中三年阅读300万字的要求,而在高三以前每学年的课外阅读量在20万字以上的只有9.85%,10万字以下的却有70.4%,而每学期的课外阅读量在3万字以下的所占比例最高,达36.6%。300万与10万之比是30倍,300万与3万之比竟达100倍,而这又是在学业最紧张繁重的高三完成的,面对如此大量的阅读要求持赞成的同学高达97.2%,认为量有些大的只有2.8%,不赞成的为0。有85%的同学认为阅读开阔了视野。有57.7%的同学认为增强了对文章的感悟力和理解力,是培养语感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有62%的同学认为提高了分析和鉴赏的能力。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认为“西洋的语言是法治的,中国的语言是人治的,要习得以‘人治’为主要特征的汉语文能力,积累语言素材,培养语感是一条非常重要而有效的途径。”“五个一工程”阅读中“读读—说说—抄抄—背背—写写—讲讲”的方式方法也切合了时下被语文界认同的语感培养模式。 第三,顺应了教育改革,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变“苦学”为“乐学”,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以“讲析”为主要特征的课堂阅读教学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就是把学生当成纯粹的“听客”或“看客”,消磨了学生求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五个一工程”阅读给予学生极大的主动性,课外阅读的性质就决定了学生本身是阅读的主人,老师即使“欲讲不休”也只能是“鞭长莫及”。无论是“喜欢一份杂志”“欣赏一个作家”,还是评《读者》演讲,推荐文章和选抄文章,都突出一个“自己”,尊重学生的选择权,以学生自己“最喜欢”和“最欣赏”为标准,充分体现学生的个性,决不替代学生,老师只做一个组织者和参谋者。即使是“专题对比阅读”,也是以学生阅读、交流、讨论为主。自主性不但使学生有了做学习的主人的强烈优越感,也为语文学习带来了极大的语文空间。令人惊讶的是曾经不喜欢的鲁迅成为学生的最爱,钱钟书、沈从文、托尔斯泰、余秋雨也成了学生经常谈论的作家。原先在自习课看不到学语文的状况极大地改变为人人都在学语文,致使其他学科羡慕不已。而当高三的课外辅导课在学科安排上有冲突时,学生总是以最快最急切的声音呼唤语文课。在多次问卷调查中,语文课总是我所任教班最受欢迎的课。 第四,高考结硕果。尽管素质教育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但高考依然是评判老师教学效果的重要标准,禁得起高考检验的教改实验才能得到学校、家长和同行的认可。令人欣慰的是在进行课外阅读“五个一工程”实验的四年中,实验学生的高考成绩年年有进步,届届有突破。1999届有4位同学突破了700分,12人在600分以上;2000届政史地班平均分达522分,最高765分,600分以上10人,其中班级9名本科生的语文成绩有7名在600分以上,是语文的受益者;2001届政史地班均分创历史新高达555分,理化生班的均分也比上年提高25分;2002届理化班和生物外语班均分均达530分,较上年提高30分,创学校理科班均分新高,600分以上12人,最高725分。这些成绩的取得,我想主要应归功于课外阅读,2000届几位学生戏称自己的本科是读《读者》读来的,戏言中有真意。2000届王雁声同学回北京参加高考,语文竟考了139分、北京市第二的优异成绩(最高为140分),她说坚持读《读者》,爱读余秋雨作品是成功的根本因素。由此看,以为大量阅读、少做练习会影响考试成绩的看法大可休矣。 五,提升了人生境界,强化了人文精神,真善美广植人心。“人文精神”的失落是语文失去魅力的根本原因。课外阅读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学生的人文精神。以人性、人道、善良、美好为基本标尺的《读者》作为国内最具人性、最具温情的杂志,被读者喻为“温暖灵魂的阳光”。余秋雨先生这样评价《读者》:“它的大多数篇目,只是挖掘出了许多普通人蕴藏在心底的点滴美好;这些美好并不壮丽却纯净得不羼杂质,因此可以一篇篇、一期期地融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独立的精神天地;执掌这个天地的主角不是悲剧英雄,凌世超人或深思智者,而是平民百姓;平民百姓不再是呻吟者、诉苦人或抗击者,而是心灵光亮的点燃者。”难怪学生中有80%把《读者》选为自己最喜欢的一份杂志,人文精神的光芒使它散发出了恒久的迷人魅力。学生喜欢的作家鲁迅、沈从文、钱钟书、朱自清、巴金、托尔斯泰、哈代、莎士比亚……无不是人性的化身。10个专题阅读所选的文章也都与文化与人生相关,学生推荐的文章大多也是向真向善向美。钟锦云同学在《满溪流水香》的推荐语中写道:“柔弱的溪水尚且能不畏阻挠而勇往直前,那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生活着的人的我们又有什么做不到呢?只要我们用心去把握那股冲劲,那么当深度、广度、纯熟度合并为一时,便再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成为我们的阻碍了。”在选抄点评自己喜欢的文章时,同学们更是自由地抒发出了一些对人生的体验和理解。“一台破旧的冰箱竟成了夫妻二人爱的结晶,物件因为爱而有了生命,世界也因为爱而充满生气,只要珍惜眼前的一切,满眼都是爱!”“文章是随性随心的东西,它的美需要共鸣和应和的。凡事只求不负心,不负心,便有了宁静;而宁静,恰是绵延的源泉。”这两段文字分别是周家荣和钟玉清两位同学对《满眼都是爱》和《缺口》写的点评,课堂是教不出这种体悟的。在学生评价课外阅读的意义和价值时,“有书相伴,人生不寂寞”“在阅读中品味人生”“提升了人生的境界”选择率高达90%,学生的所得,正是我的期望,也是课外阅读的一种必然收获和最大收获。 三、启迪篇 课外阅读是阅读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做得既让学生乐于接受,又获得良好的效果,从四年的实践体会来看,以下五个问题至关重要。 第一,激发兴趣是前提,养成习惯是最终目标。国际阅读协会把“鼓励人们养成终生阅读的习惯而努力”作为根本宗旨。语文教学的“叛徒”——复旦附中教师黄玉峰自豪地说:“学生们爱读书,会读书,将来养成终生与书为伴的习惯,我的教学就成功了一半。”养成习惯的前提是激发兴趣,使学生对读书达到入迷的程度,从而自发地去大量阅读课外读物。中学生年龄增大,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欲,他们欲了解社会,关心天下事,要求探讨人生的价值;他们课业繁重,开始人生的烦闷,欲寻求解脱,愉悦自我心情,调整生活节律;他们还想提高修养,涵养气质。这些精神需求正是引导学生投入课外阅读的内在有利因素。还有更直接的外在功利因素是阅读的积累可强化语感,提高理解力,提高语文成绩。只要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充分利用积极有利的因素,就一定能激发起学生的阅读兴趣,进而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实现阅读的最终目标。 第二,积累是首要任务。实现积累要达到三个要求。一是量要多,曾有学者将语文教学的问题归纳为“三少一多”,其中一少就是阅读量少。新大纲要求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学生的课外阅读量分别要达到400万字和300万字,就是对量的要求。量的保证,才能带来质的变化。二是范围要广,阅读视野要开阔。刘锡庆教授提出:“经典名作和有兴趣的好书,或应读、可读之书等,都可以尽兴去读,越多越好。”著名作家贾平凹也建议:“文学书要读,政 治书要读,哲学、历史、美学、天文、地理、医药、建筑、美术、乐理……凡能找到的书,都要读读。若读书面窄,借鉴就不多,思路就不广,触一而不能通三。”《读者》杂志视野的开阔和涉及领域的广泛性是获读者好评的原因之一,因而被称为“百科杂志”。三是要坚持长期性。课外阅读主要利用课余时间,是一点一滴积累所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口也吃不成胖子。应指导学生充分利用学习期间的边角料时间或休息日来阅读。语文阅读还要积极与其他课争抢学生的时间领地,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主动让时间给数理化和外语。也不能给学生没时间的借口。高三学生尚且一年能读300万字,其他年级更无理由不读多一些。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时间如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苟子曰:“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坚持就是胜利。 第三,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阅读要体现自由性。复旦附中黄玉峰老师的语文教学班与学生达成共识突出一个“自己”:靠自己看书,靠自己领悟,靠自己修炼;让学生自己看书,和古人对话,和外国人对话,自己升华。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是不可逆转的教育改革潮流,教师应充分地相信学生无限的潜能,尊重学生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生活,用自己的心体味人生。只有这样,学生在实践中才能产生学习的愉快感和自豪感,并享受探求知识的快乐,学习的兴趣会越来越浓,越学越要学。 第四,阅读的读物和方式要多样化,切忌单一。课外阅读的读物应允许在统一中求个性,阅读的方式要在稳定中有变化。在“五个一工程”阅读尝试中,“最喜爱的杂志”以《读者》为主,也允许选择《青年文摘》等;“欣赏一个作家”任学生自由选择,不求一致;“课前评《读者》演讲”因锻炼了学生的口语表达力和心理素质能力而受欢迎;“推荐一篇文章”因同龄人推荐,更有知音之感,并给了学生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而大受赏识;“系列专题阅读”则因开阔了阅读的视野得到70%同学的肯定;即使是被少部分学生反对的“每周抄写并点评自己喜爱的一篇文章”的阅读方式也仅仅由于“抄文章也是一种享受”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学的维护和认可。让名著经典与杂志时文并存,读写抄评与听说论辩融为一体,使学生在多样中获得丰富,在丰富中拥有厚实,在厚实中求知欲得到满足,从而保持经久不衰的阅读欲望。 第五,提高品位,突出人文性。浙江师大王尚文教授认为,语文界数十年高举语文的工具性,致使语文学科的人文价值、人文底蕴严重流失,应当掀起以突出人文性为基本特征的第三次浪潮。课外阅读在尊重学生阅读的选择性和自主性的前提下,一定要积极地引导学生阅读那些充满人性,关注人类命运和地球家园,使学生明辨是非、善恶、真假、美丑,具有正义感,爱好和平,拥有爱心和温情的报刊杂志书籍,尤其要诱导学生与那些人类良知的代表者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鲁迅、曹禺、巴金等大师对话,提升学生的人生境界,培养起他们对人的终极关怀,奠定坚实的人文底蕴。巴金说:“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杰作。它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得更好。”倘若通过课外阅读,让每一个学生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那么便达到了阅读的最高境界,也实现了阅读的终极价值。
文学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新词新语是观察社会生活的晴雨表,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其人文景观绚丽多彩。改革的大门开放以后,国外文化蜂拥而来。诸如“的士”、“酒吧”等词语纷至沓来。国内国外文化相互碰撞,彼此之间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产生了一批反映时代变革的新词新语。随着国内旅游热兴起,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许多农村人口投身于旅游景点的商业服务,于是便在原先的交通工具上精心修饰,仿照“的士”,出现了“马的”、“驴的”、“轿的”、“摩的”、“板的”等系列新词。这种由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旅游文化的发展,农业文明开始向现代文明转换。研究这种新词新语具有广义文化学的意义。研究这种新词语还有社会学的意义。比如“下岗”一词,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不存在的。进入90年代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市场经济严酷的竞争机制,必然使有的企业破产,有的工厂倒闭,职工下岗不可避免。与“下岗”相对应,运用对义仿拟手段出现了“上岗”这个新词语。此外,“绿灯”、“黄昏恋”等等,都反映了这一特定时期的重要社会问题。 最重要的是研究这种新词具有语言学的意义。语言同社会生活联系密切,反映生活也最为迅速。如“绿色工程”“绿色食品”“绿色能源”“绿色产业”“绿色农业”“绿色事业”、“套书”“套裙”“套餐”“套会”“套票”等系列套词反映了修辞构词的灵活性、形象性和系统性。语言的活跃,反映思想的活跃,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结果。研究由修辞构成的新词语是要寻找其规律,预测其走向趋势,引导正确理解和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促进语言规范标准化。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信息时代全球化国际交往的需要。 一、“修辞学造词法”诠释 词汇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新词的产生概括的说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构造新词,二是吸收外来词。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新的事物、新的现象不断出现,由此导致了人们的新观念、新感受的不断产生,面对这种现象,原有的词汇难免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于是人们便倾向于寻求各种造词手段来对客观世界大量的空符号作及时有效的补充。产生新词新语的方式很多,有新外来词语的吸收、旧词语的复活、方言词语的吸收等等。我们着重要谈的是以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研究。任学良先生曾提出“修辞学造词法”,就是运用修辞手法(即所谓的辞格)来创造新词的方法。新词语有不少正是利用这种方式产生的。比如用“鞭打快牛”来喻指对贡献大的人或企业过度加码,使其做更大的贡献;用演员出台表演的“出台”来喻指一系列成套的政策措施跟群众公开见面,即形象又生动。诸如“蛋糕”、“绿灯”、“断奶”、“窗口”、“余热”、“网络”、“黄牌”、“拳头”、“婆婆”、“阵痛”,“铁饭碗”、“红眼病”、“花架子”、“大锅饭”、“毛毛雨”、“大气候”,“一刀切”、“走后门”、“打头阵”、“剃光头”等都是通过比喻式构成的。“拳头产品”是指一种品牌或产品在企业中的作用向拳头一样粗壮有力,它是比喻方式造成的新词语。至于“龙头企业”、“文山会海”等等都是此类。还有借代式新词语,如“菜篮子”、“绿色食品”、“国脚”等。据语料库我们统计得出这种由修辞格形成的新词语约有700多个,以比喻、借代、仿拟方式构成的新词语最为常见。此外,还有其他修辞方式如比拟、夸张、谐音构成的新词语,下文中我们将会一一谈到。 二、比喻造词法 从结构上看,新词新语里运用比喻这种修辞格的,大体有以下几类: ⑴、以喻体作修饰成分,本体类属作中心词,构成新词语。如: 龙头企业拳头产品窗口行业星火计划胡子工程尾巴工程 这类新词的喻体一般都具有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特点,取譬的着眼点也多种多样,其突出之处是使得语言表达简洁明快。如: 草根工业:喻指植根于乡村土地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 龙头企业:像龙头一样能带动全局和其他企业前进或发展的企业。 尾巴工程:指某一工程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但尚有某些收尾项目未曾完成,好像拖了个尾巴。 ⑵、以喻体代指本体,也就是赋予某些词语以新的比喻义。如: 绿灯窗口龙头新星拳头黄牌气候余热婆婆短平快 在这类词语中,由一些本来是普通语词,如“婆婆”、“窗口”、“拳头”;有的本来是专业、行业用语,如“绿灯”、“黄牌”,作为新词语,它们被赋予了新的比喻义,使用范围扩大了。而且有的新词语还可以作为构词成分,组成相关的新词语。如: 气候:大气候小气候新星:网坛新星影坛新星诗坛新星在这其中的“窗口”、“龙头”、“拳头”与前头所说的第⑴类关系密切或是由⑴类省略本体类属词形成的。比如“龙头”据一些语言研究者考察,在报刊杂志中先是出现“龙头产品”、“龙头企业”等短语,随后才出现“龙头”单独使用的情况。如:科学技术是脱贫致富的“龙头”。或是先出现喻体单独使用的情况,然后扩展成⑴类词语,像“窗口”,举个例子来看: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部门是社会文明风尚的窗口。由此产生了把这些行业总称为“窗口行业”的说法。这两类词语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在口语中“窗口”、“龙头”、“拳头”等词语的比喻说法是早已存在的,当它们进入书面语后,很快就被推而广之了。 ⑶、以喻体作中心词,前边加上一系列修饰、限制成分,构成新词语。其中心词有双音节的,也有单音节的。我们以单音节为例看一下,如: ~坛:体坛歌坛影坛泳坛足坛网坛 ~星:歌星明星笑星舞星泳星新星 ~霸:电霸水霸车霸鱼霸油霸波霸声霸 ~~热:武侠热英语热中国热琼瑶热追星热足球热旅游热 ~~族:上班族追星族红唇族推销族打工族工薪族 ~~风:吃喝风麻将风浮夸风宴请风 这一类单音节词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使用范围比较广,但它们能不能被认为是后缀成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首先,一般后缀成分如“子、头、儿”等本身已无实词意义,它们的词义已经虚化或消失了。而“坛、星、霸、风、热”这一类单音节词,仍保留一定的实词意义。例如“热”,指受很多人欢迎的或很多人热衷的某一社会现象。“坛”,在词典中早已说明指的是体育界或文艺界,只不过由它构成的新词更多了,而“坛”的词义并未消失。至于“风”本指一种自然现象,但自古至今就被喻指社会风气或作风,如“党风”、“世风”、“校风”、“学风”等,近年来产生的“吃喝风”、“麻将风”仍是这个意思。 其次,“子、儿、头”等后缀成分须依附于前边的词语存在,是名词的标志,而“热、坛、风”这一类单音节词,则勿须依附前边词语存在,可以单独使用。再次,在修饰性词语和这些单音节词之间,结构较松散,有的也可以插入其它词语。修饰这些单音节词的成分可以是词,也可以是短语,没有一定限制。由于这类单音节词确实存在一种后缀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称其为类后缀成份。 ⑷有的新词语,从它开始使用,就作为一种比喻用法。如: 大锅饭:喻指不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 一刀切;喻指那种不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的简单化的工作方法。 这类词语就字面意义谈,本指一种现象或事物,只是人们很少用它们的字面意义,而是常用它们来喻指某一事理、现象,在使用过程中这类词语逐步具有了某种习用的意义。这类词语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的俗语、惯用语,如:“踢皮球”、“剃光头”之类,它们应用的范围比较广,很难说明这种比喻究竟是以那个本体为对象的。 三、借代造词法 用借代修辞格形成的新词語,一般来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⑴、以专称代指通称。如:伯乐,原为韩愈《马说》中的人名,擅长相马的人后来代指擅长发现人才推荐人才的人。硅谷:源自美国,电子工业基地,现代指电子工业基地。 ⑵、以某一相关事物代指一事物。如: 红包:代指家长给晚辈子孙的赏钱或厂矿、企事业单位给职工发放的奖金。 菜篮子:代指城镇居民的副食蔬菜供应。 “菜篮子”:是城镇居民采购蔬菜、食品时携带的工具;“红包”:使用红纸包着钱币,象征喜庆、吉祥,以示奖励。 ⑶、以事物的某一特征部分或标记代指该事物。如: 橄榄绿:代指这种颜色的警察制服。 大团结:指拾元面值的人民币,因上面印着民族大团结的图案而得名。 国脚:专指具有高超球艺的部级的足球队员。 ⑷、以具有特征性的动作行为代指某一事。如: 画圆圈:代指圈阅文件。一些领导同志在阅读或批示文件时,常画圆圈表示已经过目。 爬格子:因写文章要用带格子的稿纸,所以拿“爬格子”来形容勤奋艰苦写写作。 挂鞋:代指足球队员退出绿茵场,不再参加比赛。 “画圆圈、爬格子”,“挂鞋”都是动宾结构。前者口语色彩浓,后者书面语色彩浓。此外,它们之间的感情色彩也有区别。“画圆圈、爬格子”含有戏谑的意味,“挂鞋”则显得庄重。 ⑸、以形象性称谓代指原有专名。如: 铁榔头:因郎平扣球凶猛有力,而“郎”与“榔”同音,人们就以“铁榔头”代指朗平。 聂旋风:我国围棋手聂卫平在中日围棋赛中,连连获胜,象一股旋风,令对方无法招架,于是“聂旋风”就成了聂卫平的代称。 ⑹、以专名代指该专名所具有或体现的某种社会现象、观念等。如:“条子现象”指领导干部随意批条子办事的不良社会现象。“明星效应”指文艺、体育等领域里的明星由于受人崇拜而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的社会现象。这类词语从意义上说,带有一定的模糊性、随意性;从结构上说,为定中结构;它不同于一般修辞上借代里所说的“专名代泛称”,从整个短语看,可以认为是部分借代。 四、仿拟造词法 采用仿拟手法构成的新词语,实际包含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为了修辞的目的,利用仿拟格而产生的偶发性新词语。这类新词语有些会超越原语言环境,被更多的人认可并使用,逐步获得一般词语的性质;有些只是偶尔出现或偶尔重复出现,很快被遗忘和淘汰。另一种情况则是依据汉语词汇中已有的词语,利用仿拟手法来构成表达新事物新概念的词语,可视为用仿拟构词法构成的新词语。利用仿拟构词法产生的新词语有着一般新生词语的性质,接下来我们着重分析仿拟型新词语的情况。 ⑴、格式仿。汉语词汇中有些词语的构成在形式上呈明显的框架结构,这种框架结构也即一类词语构成的格式,依据一定的格式,通过改换某些构词要素,能产生一系列同格式的词语。“格式仿”就是通过仿拟词汇系统中这类典型格式而构成新词语的方法。依据结构的不同,可以分为四类: ①、仿前式。即仿造词仿拟原型词的结构,更换原型词的前一个词素,后一个词素不变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仿词造词法中占多数,下列两组例子都属于仿前式。 面的轿的酒吧网吧 货的陶吧 残的奶吧 摩的 ②、仿后式。与仿前式相反,这是一种仿拟原型词结构,并替换原型词的后一个词素,前一个词素不变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仿拟造词法中用的比较少。例如: 国手国脚的哥的姐廉政廉业陪读陪教 ③、格式仿产生的新词语四音节的也较多,所仿格式有些是词汇系统中具有的,有些则是近年新造,经反复使用获得习用性特征的新格式。格式仿构成的四音节的新词语大多是在一个固定格式中嵌入新语素,如:由“大×大×”仿拟出“大红大绿”、“大红大紫”、“大操大办”、“大包大揽”等;由“小×小×”格式仿拟出“小打小闹”、“小夫小妻”、“小修小补”等。这些新仿拟的词语,均在原格式中嵌入一定的语素,词型格式化特征突出。格式仿利用已有的格式,形势特征明显,改换语素灵活便利,是一种常用的仿拟构词的手段。 ④、还有一种仿拟则是依据一定的句法形式,即所仿格是汉语中一种常见的句法模式。它们大多是汉语词汇系统中使用时间长、出现频率高、生成能力强的句法模式。因而往往带有一定的文言句式的色彩。如:“以NVN”,介词“以”在这种句法模式中表示“凭借、依据”,是一种文言格式。根据这种格式仿拟的“以权谋私”、“以党代政”、“以工挤农”等新词语,概括性强,具有明显的文言特征。 ⑵、语义仿。语义仿即利用词语间语义上存在的类义、对义、反义等关系来仿拟构词。 ①、类义相仿。利用类义关系仿拟的新词语,如由“奖学金”仿拟出“奖教金”,由“空姐”仿拟出“海姐”,由“廉政”仿拟出“廉业”等。这些仿拟词与原型词都是同类事物,同属一个范畴,利用同类事物的相关性,类推联想,仿拟出新词。 ②、对义相仿。对义仿拟则是由记录某一事物、现象、行为的词语,仿拟出另一与之相对应的新词语。如,以性别为对应关系由“公关小姐”仿拟出“公关先生”,由“家庭妇女”仿拟出“家庭妇男”,“空姐”仿拟出“空哥”,“的哥”仿拟出“的姐”。 某些相对应的概念,也会产生对义仿拟构词。如,由“民办”仿拟出“官办”,由“民风”仿拟出“官风”等等,“民”与“官”便是建立在相对应的概念基础上的仿拟。 ③、反义相仿。这种仿拟词与原型词意义相反,这是由于仿拟词语中替换的词素与原型词中对应的词素意义相反造成的。这种仿拟是语义仿中最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许多仿拟型的新词语,都是通过反义仿拟构成的。如,以“大”与“小”相仿拟的“大我”与“小我”、“大气候”与“小气候”;以“冷”与“热”相仿拟构成的“冷销”与“热销”、“冷板凳”与“热板凳”等;以“优”与“劣”相仿拟的“优生”与“劣生”等等。此外,象“上”与“下”,“公”与“私”,“正”与“负”,“快”与“慢”,“强”与“弱”等反义语素的变动,都是仿拟构词的重要手段。 ⑶、依据是否只用仿拟手段来划分,可以分为单纯式和兼用式。单纯式是指仅仅利用仿拟这一修辞方式造词的方法。根据兼用的修辞方式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仿拟兼谐音。如“气管炎”“妻管严”,“哑巴亏”“喇叭亏” ②、仿拟兼简缩。例如:博导(博士生导师)硕导(硕士生导师)。这里人们兼用了仿拟和简缩两种造词法。 ③、仿拟兼夸张。例如“豪华本”“火箭本”(称出版速度快,质量低劣的书册)。仿拟词语“火箭本”显然也兼用了夸张的手法。 五、其他修辞方式造词法 这种利用修辞格形成的新词新语义比喻、借代、仿拟最为常见,当然由其他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语也是不容忽视的。谐音构成的新词语,如:“炒古”,炒买炒卖古玩,由“炒股”谐音而造;“导爷”,戏称导游人员,有“倒爷”谐音仿造。还有“爱资病”、“莫(没)斯(事)科科长等都是谐音造成的新词语。比拟式构成的新词语,如具有新含义的“松绑”“透明度”“冒尖”“挂钩”“浮动”,以及“精神污染”“知识爆炸”“三栖明星”“投资膨胀”等。夸张式新词语也为数不少,如:“爆棚”指体育、娱乐场馆等人数骤增;“过街鞋”,对质量很差的鞋的贬称。此外还有“爆满”、“鸣谢”、“袖珍企业”、“火箭本”等。还有新含义的“山海经”、“普通话”是直义式新词语。而“压缩饼干”“压缩空气”则是利用断取格形成的。真是形象生动,丰富多彩。所有这些进一步说明了“修辞学造词法”是完全行的通的,而且是语言学中值得研究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六、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1、比喻、借代构成的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由比喻、借代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语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首先,这类词语具有时代特色。由修辞而逐渐凝固成新词语,是汉语词汇发展中固有的现象。例如:古汉语中有以“须眉”代指男子;以“裙钗”“巾帼”代指妇女;以“杜康”代指酒;以“黄发垂髫”代指老人小孩;也有以“蛇行、龟伏”等来喻指某一动作行为状态的。这类词语比较形象生动,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丰富了汉语的词汇。近几十年来涌现出的新词新语,存在着一种趋新求雅和系列化的趋向,同时也表现出追求形象鲜明、通俗化、口语化的势头。由修辞方式形成的新词语更是引人注目,无论在“表情”还是在“达意”上,带有一定的时代烙印。例如的那几年,人被丑化、异化,灵魂和肉体被肆意糟踏、蹂躏,反映在语言上,那就是在词语里“牛鬼蛇神”“黑帮”等等满天飞。如今的时代是人文时代,人格得到尊重,人的价值受到重视,个人的创造精神也得到提倡、保护和发扬,词语中以比喻、借代方式产生了不少于个人专名有关的词语。如:“王海”、“徐虎”等,只要一个人的作为、贡献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很快就会得到应有的承认,受到尊重。当今的时代亦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科技信息瞬息万变的社会,因而被用来做借体或喻体的多为经济、文化科技领域的事物,如:“中关村”、“硅谷”、“短平快”、“气候”等等。这种变化反映了当今我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以及广大群众视角中心的重要转移。其次,这类词语的词义具有模糊性。词语意义的模糊性是指它们所表达的概念的外延缺少清晰的界限,由比喻和借代凝固形成的新词语,其意义普遍存在相当模糊性。一般来说,一个新词语从开始出现到被社会接受,其意义总要经历一个由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这是由于人们对这个词语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此外,有些词语所表达的概念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或者它本身就是一个模糊不定的概念。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表达方式,大多只有模糊概念,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从科学上界定严格的意义范畴。如“龙头项目”等会因地因时而异,其概念外延没有确定标准。我们再从心理基础看,比喻和借代都是以联想作为心理基础的,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词语直接以喻体指本体、以借体指本体,这在文字表达上更精炼了,但意义范畴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却更为增强了,同时也模糊了两个不同质的事物的界限。“热”本指一定的温度,与“社会现象”本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回事,把它们混为一谈,词义更模糊了。再次,修辞用词往往具有临时性的特点,这类词语所要表达反映的客观事物本身有相当多数属临时或短期性的社会事物、现象。如:“~~热”、“~~风”只不过时髦一阵子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即使“~星”、“~~精神”等也只能在一个特定时期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些词语能风行一阵,当事过境迁也就烟消云散了。 接下来我们在看一下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新词语的发展趋势。由比喻和借代构成的词语中,不少词语词义带有相当的模糊性,表达上也可能用其他方式代替,流传使用中又有一定的局限性,使它们转化为一般词语的可能性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加上这类词语多用于口语,也就不大容易进入正式公文、科学论文等文体。另外,这类词语有不少表达种种复杂的情感,而人们的情感往往受各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又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个人成分占很大作用。这样,也使这类词语的传播受到一定的限制,转化为一般词语的可能性受到影响。有些语言学者正确指出,许多赋予词语以临时性功能的修辞学说法,往往会随着人们的反复使用而使临时性功能固定化,原来的修辞用词也会转化为一般用词。某种修辞说法能否形成新词新义,它们的寿命是长是短,主要取决于人们使用这种说法的情况,即约定俗成的程度。这类词语总体上说具有相当的临时性,只有少部分词语能进入一般词语,保持较长期的稳定性。 2、仿拟构成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到底具有什麽样的特点?首先,仿拟型新词语具有对应性。仿拟性新词语与原型词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仿拟型新词语中以类义、对义、反义等关系构成的语义仿新词语是对应性的突出体现。格式仿中许多新词语内部甚至也表现了类义、对义的对应关系。其次,仿拟型新词语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有的带有表扬倾向,如“新秀”;有的带有嘲讽、戏谑的色彩,如“喇叭亏”、“家庭妇男”等;有的则带有较强的贬义色彩,如“以权谋私”。鲜明的感情色彩,反映了这类新词语的构成与“仿拟”这一修辞手段运用的内在联系。再次,仿拟型新词语体现了仿拟构词手段的丰富性。从这类词语的构成方式看,仿拟词与原型词之间,涉及音、形、义三个方面。就拿“语义仿”来说吧,语义上的“类义”、“反义”都可以作为联想的线索,这就使仿拟构词具有丰富的手段,构成新词的能力也较强。 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将何去何从呢?词汇发展的总趋势是日益丰富和扩大。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既是对语言的继承又是对语言的创造,它使语言旧有的形式得以保存的同时,又添加了新的内容,使新的词语更富有生命力,更富有时代的特征。仿拟现象是社会发展和人们快节奏生活的必然产物。人们利用语言系统中的某些已有的成分去表达他们认识和思维活动中取得的新成果,这样便产生了新词。而人们利用旧有的词语模式,用替换原词的某个语素而快捷地举一反三地构成新词,势必导致新词生成中仿拟 现象的出现,这种现象是人们追求简单、高效心理的反映,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新词语一经产生,便要经受社会和历史的检验,仿拟生成的新词语能不能顺利地进入现代汉语的词汇库还要看它是否符合构词的规律,是否符合大众的语言习惯。仿拟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但一味模仿也会产生消极作用。近些年,有的人为了标新立异,或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特别是一些广告媒体,无视语言规律,利用谐音胡乱造词,如“咳不容缓”、“衣衣不舍”等等。这些“词语”意义上完全背离了原词,长此以往,词将不词了。但从总体上说,仿拟能产性强,生命力强,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它符合词汇发展的总趋势。 文学毕业论文:高中语文学习主动性培养论文 高中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学习主动性的重要性以及策略[摘要]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优化教学策略,构建学生良好的学习模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教学相长。把握好三个方面的原则,对于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增强学生的写作能力、分析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教育家埃德加•富尔的《学会生存》中有这么一句话:“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这句话令笔者感触很深,不由得想到我国的语文课堂教学已摒弃了过去的“一根粉笔一张嘴,老师从头讲到尾”的满堂灌的旧教学模式,而逐渐过渡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研究性教学模式。这关键在于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是活动的主体,教师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掌握知识,而不是成为学习的奴隶。学生在学习中通过听、读、写能力的训练,达到知、行、意、情的目的,把握主题,提高知识水平。在语文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一)运用研究性教学语文是我们的母语,学生学起来本应得心应手,但由于长期以来学生受到教师影响把语文当作政治课来学,一些纯美的文学的东西都被冠以政治的高调,令学生越学越无味,主动学习更无从谈起。例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本是一篇鲁迅回忆童年趣事的散文,而语文教材却把它定位为一篇反封建的政治性文章,说是鲁迅在批判三味书屋的枯燥无味,批判封建私塾教育。可是笔者却怎么也看不出它的反封建味道,反而觉得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的后园及课堂上蒙画儿的这些情节较符合童趣的。在《朝花夕拾》的小引的第一句,作者这样写到:“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虽不容易,但我们也可看到《朝花夕拾》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都是回忆往日琐事的,绝少涉及政治。如果从这一角度去看,笔者想更容易引发学生的共鸣。因为中学生毕竟还是童心未泯,文中一些涉及儿童的乐事定能引发他们的兴趣,而兴趣一来,要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则并非难事。再如斐多菲的《我愿意是急流》一诗,本是一首很美的爱情抒情诗,而过去的教材往往把它看作是纯政治抒情诗,而忽略了诗的“情”性美。虽说斐多菲最终为革命献出年青的生命,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侠骨柔情,他对尤丽亚的爱在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我们不提倡中学生谈情说爱,但却无法否认,美丽的爱情总是令人憧憬的。如果引导得当,既可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欣赏诗歌所体现出的美,又能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爱情观。新教材的编定,已意识到这一问题,不断地摒弃了旧式的教材内容,提倡运用适合现实,符合文章本质的教学方法,使教师在教、学生在学中达到互动的目的,提高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二)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传统的教学中,往往误入教师为主体,学生为客体的教学误区。学生在传统的教学中往往如竹筒倒豆般地被动学习,思维往往局限于单一的形式,解惑能力往往被弱化甚至被“消化”掉。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是创新教学,有利于学生由单一思维向多向思维,由局限到全方位的转变。一是设置疑问,多问几个为什么。如在《荷塘月色》中,第4~6节描写荷塘月色的美景,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很快将学生思维集中到课文主题上。二是设置反问。反问是在学生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运用的一种教学方法,更能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如《烛之武退秦师》一文,笔者就设置这么一个问题:烛之武为什么去见秦伯而不去见晋侯?学生很容易就根据第一段的内容说出郑国得罪的只是晋国,而不是秦伯,相对来说说服秦伯要比晋侯容易多了。三是平等式教学。平等式的对话教学把教师与学生放置在平等的位置,为学生勇于探索、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提供一个平台。学生可以对教师提出质疑,要求教师回答。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向学生提出课文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问题。师生角色互换,平等磋商,对课文疑问之处进行探讨,达到解惑的目的。 二、优化教学策略,构建学生良好的学习模式 (一)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在教学过程中,有些教师往往忘记了谁是课堂的主人,而在课堂中以主人的形象自居,命令学生这样做,那样做,或命令他们不许这样,不许那样,令学生厌烦至极,主动学习更无从谈起。在这种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不过是听话的乖宝宝,高分低能的“天才”而已。最终的结果是学生的天性被扼杀,主动学习的能力逐渐消失。学习对他们来说只能是一种责任、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乐趣。要确立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人,教师应该做的,不是单纯的传授给他们知识,而是教会他们如何去掌握知识,在这个探索知识的过程中,学生就会感受到学习的乐趣,无形中增加了学习的欲望,学习的主动性也就慢慢培养起来了。而要做到这些,就要运用一些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例如,在讲授《蚊子和狮子》一文中,笔者先让学生自己看课文,然后展示四幅自己制作的有关《蚊子和狮子》的漫画,让学生依据漫画来把课文改编为童话故事。学生本来就喜欢漫画和童话,现在,让他们参与其中,自己编故事,一时间,学生情绪高涨,纷纷站起来即兴演讲,有些学生甚至还有动作配合。这样,既可锻炼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也让他们加深了对课文思想内容的理解。学习的兴趣来了,主动学习的能力无形中就增强了。又如《胡同文化》一课,乍一看,似乎内容较为凌乱,学生不易理解。笔者就先让学生理清课文思路,自己寻找文章的中心句;但这样又会造成一部分学生不愿动脑,想坐享其成。如何调动这一部分学生的主动性呢?笔者采用的办法很简单———竞赛法。笔者以组为单位进行竞赛,规定每组学生必须要找出任意两段的中心句,哪一组先找出就让哪一组先回答,而其他各组只能回答别组没找到的段落。而当每组都找到相应段落的中心句后,余下的段落就以抢答的方式进行,回答正确的就可累计加分。这样,课堂气氛立刻活跃了,各组学生纷纷开动脑筋,进行讨论,力争找到最恰当的中心句或自己概括出准确的中心句。通过这种竞争的方式让学生自己动手寻找中心句,既可让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学习,又能加深他们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总之,不管采用哪种教学方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确立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才是学习的主人,尽一切努力调动起他们学习的主动性,让他们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二)构建探索性学习方式,培养学生创意思维勇于探索是一种挑战,是一种突破,提倡探索学习方式,使学生从旧框框(指教师为主体、学生为客体的教学模式)、本本中走出来,敢于否定,敢于提问,敢于超越,敢于创意,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教会学生向未知领域探索。如《花未眠》一文,主要是培养学生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让学生明白,其实生活中到处都有美,只是能不能发现它。在教学中,笔者让学生欣赏了一盆自然栽种的花和一盆插花,激发他们美的欣赏潜力。然后,笔者让学生到教室外去寻找引发他们美的触发点,并写出自己对美的感受。结果,从学生的作文中笔者发现:一片枯叶也能引发他们无限的遐想。 (三)突出自觉性学习,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通过自读课,引导学生自觉思考怎么样、为什么、结果如何等,突出自觉性学习,给学生留下学习的空间,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如《我与地坛》一文,者给学生三个问题:(1)作者在地坛思考了什么问题?(2)他从地坛中找到了什么答案?(3)你从文章中得到什么启示?当然,除了以上这些问题外,学生也可以自己质疑,自己解答。 (四)讲练结合,提高解决问题的实效性在学习中,通过教师讲,学生练,达到“传道、授业、解惑”的目的。笔者觉得这种方法比较适合用在古文教学中。如《勾践灭吴》一文,内容较多,知识点也多,笔者就印发了配套练习,边讲课,边配合练习,让学生对古文的知识点得到巩固,从而加深记忆。超级秘书网 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教学相长 (一)要善于发现学生的特长任何一个写作论文学生都有自己的特长,关键在于教师是否发现了学生的特长。教师一旦发现学生的特长,千万不要武断地认为这些特长与学习无关,继而想尽一切办法压制它。笔者觉得,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不但制止不了,反而会引发学生的逆反心理。现在有不少学生都是“电脑高手”,玩游戏、上网聊天是一流。这时候教师可引导学生自己制作网页,上网与同龄学生探讨一些文学上有争议的问题,既培养了学生的质疑能力,也培养了他们学习语文的兴趣。 (二)在朗读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中的适当朗读能使学生入情、入景、入角色,很快把握课文的内容,思维得到启发,想象力得到拓展,情操得到陶冶。如《再别康桥》一文的教学中,笔者先让学生欣赏肖邦的《离别曲》,寻找到两者感情的共鸣点,然后让学生配合音乐来朗读课文。学生在朗读中体会到了文章的优美,很快就进入了情境,抓住了作者的情感。 (三)在演示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统教学中,都是教师教,学生学,往往是教师“唱独角戏”,很难调动学生的兴趣,使学生感到厌烦,枯燥无味。要改变这种教学效果,最佳的方法是让学生演示教学内容的情节,展示学生的风采。 如在《皇帝的新装》一文的教学中,笔者让学生分别扮演皇帝、大臣、骗子等角色,上台依据课文内容当场表演一出话剧,一演完,学生马上就能抓住了人物的性格特点,并能适当分析人物形象。“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把握“好”、“乐”,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在教学中会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文学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教学论文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不是应用型较强的专业,为适应当前的就业形式,本文提出从两个角度指导该专业的教学:从实用性的角度,优化课程,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和强化课程应用性,提高学生本专业的应用能力;从创新的角度,突破专业限制,进行教学内容创新,并重视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丰富他们的知识结构,增强其在社会立足的本领。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教学探讨 1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 汉语言文学专业很难和一些实用性较强的专业,如工程、建筑、医学、会计等一样获得准确的职业定位,更是很难直接和应用型人才挂钩。它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是体现人文精神的最直接的载体,担当着传承与提升全民语言与文化素质的重任[1]。其主干内容是中外的优秀文学文化遗产,而优秀内容则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对自身、他人、集体、民族、国家,乃至对人类的一种认识与社会责任感。为此,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在于:所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从事人的工作的,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学不体现在应用性,而是体现在对社会观念与精神取向的影响上;不注意直接创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而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社会效益等。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当前就业压力的增大,教学实用主义成为了教学的主要目标,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而言,也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之上,积极和社会接轨。 2用实用性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中国大学生就业》杂志给出该专业的就业方向为教师、各类编辑职务、文秘、文案策划人员等。但事实上,该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岗位大多集中在政府机关、教育科研、新闻出版、企业公司等单位,还有少数人涉足律师、房地产、金融外贸等新兴行业。由此可见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较宽的职业适应性,但同时,由于相关行业存在文秘、新闻、广告、公共管理专业的毕业生,造成了对他们较大的冲击力。从现实意义来看,从实用性的角度指导教学应注意: 2.1优化课程,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 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包含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有必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对课程进行优化:精简课程内容,每门课都要根据对本领域最新知识结构的分析来设计教学内容,强化优秀内容;优化课程结构,按照学科发展的当下高度来考虑学科基础,设计课程内容体系;整合各课程之间的内容,避免内容交叉重复,如写作学和文学概论中的文体学知识。 2.2强化课程应用性,提高学生本专业的应用能力 以就业的观点指导教学改革,就必须讲求专业的实用性,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社会上立足。结合该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优秀竞争力,即现代“读”、“写”、“说”这三个方面的能力,必须加以强化[2]。该专业的实用性教学应体现在五个方面:古今各种文体的阅读能力,现代各类文体的写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语文教学能力,信息调研能力等。学校和教师必须精心设置课程体系,安排教学内容,形成本专业课程的应用模块,通过系统的应用技能课程的设置,以保证学生在学校能够提高这五个方面的能力,获得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应用能力,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超级秘书网 3用创新的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创新包括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思维创新等。本文强调: 3.1突破专业限制,进行教学内容创新 该专业的学生就业范围较广,但往往不精,竞争力上不如其他专业学生。鉴于该专业的特殊性,教学过程中不必过分拘泥于语言与文学本身,而可以结合汉语言文学的历史发展与就业现状,对学生进行相关职业技能的培养。事实上很多新专业如新闻、广告、文秘,甚至公共管理基本上都是从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发展而来的。因此,在保证专业根基扎实的前提下,应打破人为设定的专业界限,以便更大限度地发挥汉语言文学的专业优势。如教育与教学、新闻传播、文秘与公关、社区文化管理、广告文案等等都可以设计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模块,学生通过这些模块的学习获得动手能力和从业能力。 3.2重视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身要求学生具备丰厚的东方文化底蕴。该专业有极强的文化特征,其教学直接影响学生对汉语的感情,对东方文化的亲合及从中汲取创新精神动力,并影响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因此汉语言教学中必须重视对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3]。首先,教师应有强烈的创新教育意识,思想上要勇于开拓,力求提出独特的、新的教育活动思路,行为上善于探索,潜心实验,不断总结和不断进取。在教学中不能满足做文化的传声筒,要适当的通过文化评论等多种方式激发学生的思维,并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思考,如博客,新媒体等多种文化传播方式都可以成为学生思考的问题。其次要勤于思敏于行,发展创新思维能力。教师应以其丰富的知识做背景,在教学中不断抛出新观点,给学生以震撼,激励他们也去发现、思考、创新。可以说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必须在不讷于言的同时,还要敏于行。沉默寡言不是该专业的个性,只有言行结合,才能让学生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思考的动力。 文学毕业论文:现当代文学教学探析论文 [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引导学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树立科学的文学史观,培养学生开放的思维视野和文学性思考能力,从而建立系统性知识结构。 [关键词]文学史观文学思考系统性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职类院校语文教育专业的主干课程。它不像本科教学分得那么细,而是把现代和当代合为一个板块,把史料和作家、作品介绍揉进一本教材,这就给教学带来了难度。笔者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就如何使学生将知识内化为判断和把握事物的认知能力,谈几点自己的认识。 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还原历史场景,尊重历史事实。既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当代人视角解读历史,又不能机械地用当代人的评判标准苛求前人,实事求是地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定性定位,从而做出科学的价值判断。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毫无疑问,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献,对于指导我国数十年文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讲话》毕竟是六十多年前的一部文献,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其中有些观点在当时是正确的,是先进的,而拿到现在看,则是过时的,甚至是错误的。在教学过程中,如果纯粹用当代人的评判标准去解读文本,肯定会产生历史的错位,必须把学生的思绪引导到20世纪40年代初那个炮火连天的特定历史场景中,让他们设身处地地去体验一个政治家、战略家对文艺问题的严肃思考。 让学生进入历史并不等于沉溺于历史,还要让学生跳出历史回到当代,站在当代人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判断。如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因为工农兵占人民的绝大多数,是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把文艺服务的侧重点向他们倾斜完全是应该的,这样提有利于抗战。然而,这种提法拿到现在显然过时,因为现在是和平建设年代,文艺的服务面应该更宽,所以邓小平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讲话》中谈到艺术的典型性时,强调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在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体中,又强调共性和普遍性;在谈到文艺创作题材时,强调宏大叙事,强调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从而无形中忽视了作家、作品和人物塑造的个性化要求。站在文学的角度,这无论如何也是理论上的缺失。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偏颇或缺失,放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却是可以理解的。众所周知,《讲话》发表于1942年,正处于最艰苦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需要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抗击日寇的侵略。在那样一个时代,个性必须融于集体,个人意志必须服从国家意志,一切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战争。对文学的要求,强调塑造人物的共性和普遍性,强调宏大叙事、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是完全正确的。至于作家、作品和人物塑造的个性化要求,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中就相对不那么重要了。 学生通过历史—当代—再历史—再当代反复的思维转换过程,对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文学现象终于有了全面的、科学的把握。类似这样的教学难点,只有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才能破解,破解的过程,就是对学生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过程。 二、树立科学的文学史观 一部中国现代史,是一部民族的苦难史和阶级的压迫史,也是一部民族解放史和阶级斗争史。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历史的艺术再现,中国当代文学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形象记录。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就是体现这一特征的最典型的文学现象。在该段历史中,左翼文学盛行,马克思主义逐步取得主导地位,左翼文学在同国民党文化围剿及自由主义思想斗争中取得胜利。在创作实绩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茅盾“社会分析小说”的创作,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他的鸿篇巨制《子夜》,就是用文学的方法,通过对艺术形象的塑造和对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社会风云的再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命运和前途。让学生学习这门课,要抓住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发展紧密相连这一最显著的特征,正确认识历史,科学把握历史,从而激发学生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雄心壮志。然而,仅仅认识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中国现当代文学不仅是中国现当代社会发展历史的形象记录,同时也是一部现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左翼作家们善于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关照生活,由于政治的原因,他们恰恰忽略了从艺术的角度对人的心灵史、人性史的关照。这一点缺憾正好被其他作家所弥补。对与左翼文学相对立的自由主义文学这种文学现象应怎样处理,在传统的教学中,在充分批判的时候,没有勇气对其合理的部分进行科学评价。其实,以京派、海派为主要创作群的自由主义作家们还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很大贡献,虽然他们不屑于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反映生活,但他们善于从人性和伦理的角度挖掘人的心灵奥秘,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引导学生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革命事业紧密相连这一特征时,必须让学生同时把握心灵史、人性史这一特征。既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左翼作家的创作,突出文学的宣传教化功能,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还要使学生认识到左翼文学过分夸大了文学的宣传教化作用,造成文学的功能尤其是人文和审美功能的缺失,在思想上导致极“左”思潮的泛滥,在表现手法上出现公式化、概念化和政治图解非艺术化倾向。既要让学生看到作家作品所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云,还要引导学生进入作家作品所建构的艺术世界,进而窥见作家创作时的内心世界和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学生能够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脉搏,在解读文学史的同时,解读人的心灵史,解读由共性和个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构成的人性的存在史。这才是科学的、完整的文学史观。 三、培养开放的思维视野和运用“个体化理解”标准的评判能力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文学精华和外国文学新鲜血液中成长的,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该学科的教学,不仅要引导学生学进去,还要让学生跳出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积极扬弃论,既不能走复古倒退或崇洋媚外的极端,又不能关起国门、割断历史。引导学生汲取历史教训,反思历史失误,养成多元视角审视历史的思维习惯,培养学生开放的思维视野。要让学生站在历史的高度和世界文化的视野,用科学的、多元的、创新的、开放的态度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精髓和脉搏,不断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水平。 要引导学生处理好兼容并包与“个体化理解”的关系。我们知道,真正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新鲜活力的,是包括西方伦理主义、人本主义、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它的两面性。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并没有培养出自己独立生存的能力和品格,造成先天的对政治文化现实、世俗文化现实、文学文化现实的依赖性症候,造成20世纪偌大中国除鲁迅之外难有作家和世界级大师比肩的尴尬。正如吴炫教授所说,“如果要问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与西方文学艺术的差距体现在那里,那么我想说,正是在‘个体化理解’的程度上,我们很多作家不能从文化批判走向人类批判,进而也就不能对中国文化的问题进行独到的理解。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新潮文学作品普遍缺失‘个体化理解’,那么我想说,20世纪诸多重要的作家,如巴金、茅盾、沈从文、无名氏、王蒙、汪曾祺、贾平凹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个体化理解’缺失的问题———这不仅影响着中国20世纪文学艺术的‘艺术性’,也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世界级经典作品的诞生”。对教材的分析,并不是要用误导学生,而是要通过对具体历史现象的分析,培养学生用开放的态度认识历史,用“个体化理解”的标准解读历史。这是现当代文学教学中一个最大的难点。 四、培养文学性思考能力 解读作品固然可以运用历史学、文化学、伦理学、哲学等社会学科的知识作为理论支柱,但其他社会学科的思考永远代替不了文学的思考。文学的思考包含以下几个特征: 1.整体性特征。所谓整体性特征,就是从整体上把握文本的解读。如巴金早期创作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我们绝不能让学生完全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去解读他的作品,而应该从反封建专制主义的角度去整体感受作品。同样道理,郭沫若的《女神》明显受泛神论的影响,但我们绝不能误导学生用泛神论的理论去死抠《女神》中的每一首诗,而应该从整体上感受诗人追求个性解放时那种火山爆发式的激情。 2.多向性特征。文学欣赏绝不是数学中的1+1=2,而是大于2的关系。一个好的文本摆放在学生面前,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如《起死》这篇小说,它的显性主题是对庄子相对主义哲学的文化批判;隐形主题表现了鲁迅把“铁屋子”的人唤醒之后却让他们无路可走的痛苦;如果再细细地解读文本,还会发现先生面对死亡的那份坦然、淡然和超然的态度。在讲到现代派的作品时,尤其是现代派诗歌,往往能从一个文本中衍生出多个题意的解释。“横看成岭例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经典的文本,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愉悦。一堂成功的课,在师生积极的互动中,往往能够通过对一部作品的研讨中,品咂出不同的味道。 3.自圆性特征。对文学作品的讲解和解读,必须以教材为蓝本,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师生对文本的理解,一般来讲,要符合作家的创作原意,但作家的创作原意与文本的客观审美效果并不都是完全一致的。如臧克家创作《老马》的原意,是要表现像马一样的坚忍主义精神,可是不少评家却把老马看成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的象征。这种不符合诗人创作原意的观点反而被评论界广泛认可。其实,不少大师级的经典作品所表达的主题都不是单一的,这就造成作家创作文本的原意与文本客观解读效果之间的矛盾。教师在引导学生欣赏作品时,不要先入为主,不妨把作家创作文本的背景资料先“藏”起来,让学生凭着直觉去见仁见智,对学生的要求不必过高,学生只要能够言之成理、自圆其说就可以了。等学生充分讨论过后,再把“包袱”抖出来,让学生接着讨论。总之,教师不要轻易下结论,结论让学生自己下,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超级秘书网 4.超越性特征。如果把文学作品比做一列火车的话,作家和评家就是驾驭火车飞奔的两道铁轨。铁轨在支撑列车时发挥着相同的重要作用,而两轨却永远靠不到一起。解读文学作品和创作文学作品思维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评家主要靠逻辑思维,作家主要靠形象思维。评家对文本的理解既要源于作家的创作思路,又不能完全依赖于作家的创作思路。评家对文本的理性把握应该超越作家本人对文本的理性把握,在对文本的理性挖掘中,评家应该比作家站得更高,挖得更深。教师在讲解文学作品时,必须注意到这一文学性思考的特征,兼顾好作家、作品、评家三者的关系。 五、建立系统性知识结构 大学生与中学生的知识结构明显不同。中学生的知识结构侧重于基础性,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侧重于系统性。就大学生整体知识结构而言,是一个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以课程为单位,又分为若干子系统。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文类专业知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学好这门课,必须对该门课程的性质、规律、特点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还要有一条清晰的史的线索。 最重要的是把握好史料与作家作品的关系。史料即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整体性介绍,包括每个时间段的时代背景、文学发展的趋向、文学流派的形成、文学实绩的评价等,是形成该学科的知识框架。只有从整体上掌握该学科的历史知识,才能形成学生的系统性知识结构。而对于大专生来说,仅仅满足于知识的系统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知识的深厚性。教材好比一本详尽的导游册,要想让学生在该学科知识的山水中徜徉,必须按照教材要求,引导学生课外阅读大量作家作品。如果说史料是该学科知识的骨架,那么,作家作品就是与骨架紧密相连的血肉。没有骨架,知识就会凌乱,就不会形成知识的系统;没有作家作品,知识就单剩下一个干巴巴的骨架,就失去了底蕴,失去了厚度。只有把史料与作家作品紧密结合,才能形成系统而丰满的知识结构。因此,教师在授课时,一定要按照教材要求,引导学生尽可能更多的阅读文学原作,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师生之间的积极互动,才能把课上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对于高职类院校来讲,该学科的教学仅处于摸索尝试的初级阶段,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完善。 文学毕业论文:传播学中文学表现探讨论文 摘要:综观中外新闻史,新闻作品大多数都运用了文学手法。新闻报道为了向深度和形象化发展,不得不借助文学手段。本文分析了新闻与文学的区别和联系,同时表述了本人对文学手段如何在新闻中运用的一点浅显的认识。 关键词:文学叙事新闻语言文学语言文学手法 一文学叙事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 伴随着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于上世纪60年代在西方社会出现了新新主义,强调用小说的笔调来写新闻故事,这深刻地影响着新闻报道方式,“为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与写作手法,在报道方式上人为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强调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虽然新新闻学重点突出的是主观色彩,其诸多理论与方法也不能承担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功能,似乎不符合“新闻”真实、客观的要求,但新新闻主义的初衷也是为了更准确、更真实地向受众反映事实,传递信息。 我国的新闻工作者也特别重视新闻报道方式的变化与创新,穆青先生就提倡用散文的笔法来写新闻,萧乾先生曾自谦地说过:“纵观我一生,可说是介于文艺与新闻之间的两栖动物。” 今天,用文学的叙事手法写的新闻稿、小说化的新闻、散文化的新闻等多种形式已屡见不鲜。“各报的记者们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让‘实话实说’的新闻借助文学的手法去‘实话巧说’,使之更为深刻、精致、感人并富有文采,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南方周末》向来以深度报道为特长,其中经常能够看到记者作为一个叙事者,深入事件中心去探询真相。在故事叙事过程中,往往会借用各种文学的叙事方法,比如文首设置诸多悬念,为了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大量使用直接引语,通语言来凸现人物的性格与心理活动。文章也一般遵循着发现矛盾、冲突,寻找原因,最后如何去化解矛盾、冲突这条轨迹发展下去。 二新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一致性 从语言学角度来衡量,文学语言与新闻语言具有同一性。两者都具有语言的一般特征,都是对客观经验世界的文字表述。作为新闻写作的主角,也有可能同时成为创作文学作品的主角,兼有新闻写作主角和文学创作主角的双重身份。 在讲到语言的运用时,对语言的要求普遍认为语言要“准确、鲜明、生动”。从新闻的功能上看,新闻要“传递信息沟通情况”,所以“新闻语言必须要准确,概念明确,论断正确,就是要恰如其分地反映客观情况,报道事实,描写人物容不得半点含糊不清,说一是一,是二就说二”。同样,文学语言也必须准确。它的准确是艺术意义上的准确,就像福楼拜说的那样“我们不论要描写什么事物,要把它表现出来,只能用唯一的名词;要赋予它运动,只有唯一的动词;要赋予他性质,只有唯一的形容词,我们要苦心探索,非找到这个唯一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不可,仅仅找到这些名词、动词、形容词的相似词千万不要满足,更不可以因为搜索困难随便使用一个来搪塞了事”。 鲜明性也是所有文体的共同要求。新闻媒体是社会的嘹望哨,媒体应通过那些新近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有典型意义的和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报道,使用生动鲜明的语言去维护公众的切身利益和疏导群众的情绪。而文学语言的鲜明性,则主要表现在形象和意境的创造上。 生动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切叙事性作品具有艺术魅力的基本特征。新闻语言的生动要求使用典型、准确、简洁、具体的语言,而且不断地从事件背后提供出尽可能多的价值和材料,而从挖掘新闻事实本身所包含的生动因素,也能反映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新闻是新近事实变动的信息。”文学语言的生动,主要表现在细腻描写客观事物时,以合理的想象联想和夸张来抒发主观情感。超级秘书网 三新闻中运用的文学手法 适当运用文学表现手法是增强新闻可读性的根本途径。新闻几乎对所有的文学表现手法(虚构除外)都可采取“拿来主义”,但最应当掌握以至运用纯熟的是描写、对话、议论三种。 新闻尤其是消息,要不要有描写,至今仍有不同的认识。但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发展,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种种束缚已成共识,描写已被广泛采用。恰当运用描写,可以把新闻写得生动形象、富有文采。其主要作用有:能够再现环境,创造气氛,引人入胜;它可以用实景代虚言,剔去空洞无物的陈述,增添新闻的形象美;它可以托物寓意,形成含蓄的意境。 新闻(主要指消息)中的描写是从属服务于导语的整体设计的,它必须把新闻的五要素容纳进去,描写的本身必须同时是对新闻事实的报道,或者是对新闻事实不可少的衬托。需要注意的是,新闻中的描写不在多,而在准;不在细,而在精。好的描写着墨不多,三五个字,几个词组,一两个短语,让读者略有所感便戛然而止。 在新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名篇佳作中,有不少正是以娴熟的对话艺术赢得了读者。看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题材,是应该予以采纳的一种方法。新闻中的对话,是交代情节、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更是展现新闻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时代精神,深化新闻主题的有效方法。 新闻中要掌握的议论,一般为直接议论和间接议论两大类。前者就是对新闻所传播的事实,直接进行阐述、评论,指明意义,揭示本质;后者则是通过第三者之口,间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态度和见解。不论哪一种,运用得当,均能收到“缩尺成寸,一语中的”的良好效果。 文学毕业论文:当代文学教学改革探讨论文 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具有突出的人文性、审美性特征。然而该课程在现行的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作为教师,首先要从改革课程教学内容入手,做到经典性与人文性、审美性相结合,力求使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质有所提高;其次要尝试多种教学方法与现代化教学手段。 关键词: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改革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中文系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同时由于它与现实联系紧密,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提高有较大影响。笔者在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十多年的实践中,力求把教书育人的宗旨贯彻其中,通过本课程的教学,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增强学生的文素质,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搭建一个教学的平台。近几年来,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尤其在深化教学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实施教育创新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是改革课程教学内容,力求使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质有所提高。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型教学,主要是从历时的角度梳理文学史的线索,在此基础上,评述重要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潮流,目的是使学生获得应有的文学史知识。而作为文学史最基本的构成要素的作品,其美感特征和审美教育的功能,常常被一些纷繁的文学史知识和抽象的理论分析所遮蔽和掩盖,并没有充分发挥它在培养学生审美能力、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方面的潜在功能。从教学实践看,许多同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作的理解,过于依赖文学史教材中的学术定论,而忽略了个体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对作品的感受和理解,未能将自身的情感体验、生命意识融入对作品的审美体验,因而虽然获得了知识,但对自身的人格养成和素质培养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加之课时的限制,如当代文学部分在我校是开设一个学期,每周3个课时,却要讲授从1949年到1997年近50年的内容,更使得这种讲授浅尝辄止。为使这种知识型的教学模式向素质型的教学发生转变,笔者在教学改革中,对《当代文学作品选》教学大纲做了较大调整,在宏观把握当代文学史发展脉络的前提下,把教学的重心倾斜到了作品方面。绪论部分对当代文学的概念、分期、发展概况、重要的文学史事件进行介绍,通过这部分内容,学生对50年的当代文学史就有了一个整体的轮廓和印象。正文部分精选能够覆盖当代文学三个发展阶段的十几部作品进行精讲,作品的选择原则是既要考虑审美性,又要兼顾文学史方面的代表性,同时在文体方面兼顾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多种体裁。 与所讲篇目有关的文学史知识会在篇目讲授时再次强化,以区别于一般的当代文学作品鉴赏,这样在讲授过程中就能进一步把文学史教学具体深入到作品的阅读和解析中去,虽然讲授篇目不多,却能通过引导学生细致深入的阅读和体验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特质,把获取文学知识、提高审美能力、增强人文素质结合起来,在学习本课程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接受艺术的感染和人文精神的浸润。内容表述方面也作了革新,一改传统表述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几个方面刻板的套式,代之以一些富有诗意或哲理的小标题,如“人———诗意的栖居”、“了悟死亡”、“活着,永远的追问”等,给学生以耳目一新之感,直观上也给予了学生美的感受。 为了弥补讲授篇目有限的不足,我在第一节课就拟定了一份本课程的必读书目,让学生课下阅读,并要求他们制作索引卡片,写出评论摘要和自己的阅读感悟,期末检查评分,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计入期末总成绩。每堂课后再为他们提供与本节课有关的阅读文献与参考资料,使学生了解最新的科研资讯,拓宽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同时我还要要求他们充分利用教材。本课程所采用的教材是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该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被国内学术界公认为本专业和本课程的最好教材之一。教材着重从“文本”的角度出发,在编写方法上,注重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在编写内容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做了深入的讲述和评析。配套作品选(四卷)更保证了学生的一定阅读量。与学界其他《现当代文学史》相比,它有着突出的优势,即所触及的内容相当扎实、条理清晰、详略得当。尤其注重史和作品相结合,力争多角度、多维度、多侧面地向读者展示现代文学史丰富的内蕴。教材编写重点旨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阅读、写作和批判、审美能力。正因为教材具有先进性,因此对教材的研读成为学生必做的功课。这样,课内与课外结合,点与面结合,经典性、人文性与审美性结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是多种教学方法与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尝试。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教师为中心,整堂课基本是教师一个人的自我表演,这种教学方法有其优点,可以条理系统地传授知识,但缺点也很明显,即不能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十分被动,作为学习主体的作用无法发挥,因而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现代教育思想则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突出启发性和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是突出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研究性学习能力的培养。为达到此目的,我根据课程内容特点采取了多种教学方法。有的内容以老师主讲为主,但重视课堂上师生的交流,经常采用“提问式”教学法,提一些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激发学生思考,每次上课开始,都将上次教学中的精华和难点用提问的方式进行回顾,加深学生印象,促进学生有重点地理解和掌握有关知识。有的内容采用“讨论式”教学法,前几周就告诉学生要讨论的题目,让学生提前阅读作品,搜集材料,整理思路,写好发言提纲,然后课堂上围绕问题展开讨论。因为课前学生作了充分准备,所以学生参与积极、讨论热烈,05级本科班的《黑骏马》讨论课,学生思维活跃,争相发言,主体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我再加以点拨引申,对学生不懂处详加阐述,将讨论导向了深入,教学效果相当出色。 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很受学生欢迎,一是学生参与面广,课堂气氛活跃,学生有表现自我的机会;二是真正实现了师生互动,让师生能够形成思想的碰撞。我还将实践式教学方法应用到教学中,如组织学生举行现当代诗歌朗诵会,要求学生全员参与;表演话剧《雷雨》片段;让学生编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简表”,平时的教学中就贯穿动手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撰写学术小论文,将所学内容与思考判断、文字表达训练相结合。这样,结合专业课教学内容,把素质教育贯彻到专业教育的过程中,培养知识和能力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也为以后的毕业论文写作积累了素材和经验。超级秘书网 大学课程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教学的现代化,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信息技术来辅助教学。在教学手段上,以多媒体教学为主,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最终制作出与课程配套的多媒体教学课件。我在06级本科班的现代文学教学中,开始引进了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并且精心设计了多媒体课件。实践证明,多媒体课件的运用,以直观、丰富的画面提高了学生上课时的积极性,活跃了课堂气氛,极大地扩充了课堂教学信息含量,弥补了传统教学手段的不足,提高了学习效率。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使用是非常必须的,但同时还必须提高多媒体课件的制作质量,不能随便在网上下载。一个好的课件要经过自己的精心打磨,内容不宜过多,不能把讲义内容全部搬到课件上,但重点的东西要在课件中反映出来,也不能完全依赖课件。多媒体教学还须与传统的板书相结合,这样方能取得良好教学效果。 教改过程中,我深深感到,人文学科在这场教学改革中肩负着重要的责任,还有许多潜能有待发掘。转变教学观念,提高教学质量,坚持不懈地进行课程改革,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教师在教学中不断探索总结,这也将成为我今后教学工作的主旋律。 文学毕业论文: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现状论文 摘要:简要分析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侧重介绍实施教学过程中所作的教改探索——注意授之以法、把握学科动态、完善教学手段、加强课外阅读,以期为高校中国当代文学课及相关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现状课程改革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中文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学好这门课程对学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乃至人生理想都有重要帮助。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价值观念的变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不能产生即时效应的基础学科一样,日益受到冷落。较之上个世纪80年代,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习积极性普遍降低,身为中文系学生不明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名家名作的大有人在,不了解当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作家作品现象也屡见不鲜。为数不少的学生并不通过阅读体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厚意蕴,当然也就不能深刻理解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人文精神。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担忧,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在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时也动了些脑筋,作了些尝试性的教改探索,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一、注意授之以法,提升学生理论素养 学习中国当代文学,不单是让学生了解一些文学现象、文学知识,更重要的是透过现象、知识把握其内在联系,即把握文学发生发展规律,从现象、知识上升到理论的概括和思辨,给学生以理论武器,使之学会用以观照、解读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在教学中凡能联系上升到理论的地方我们尽量突出理论色彩,讲出理论高度,力求以文学艺术规律来贯穿史的脉络,按规律来整合文学史的建构。如讲朦胧诗,不重于详尽解析某几位诗人及其诗作,而重在对朦胧诗整体性的理论阐释上,重心放在讲授朦胧诗的产生原因、概念界定,特别是审美艺术特征上。诗人诗作只在讲审美艺术特征时作为例子举出,与理论观点相印证。最后再讲朦胧诗何以为美-模糊认知、模糊美、美与模糊的“血缘”关系问题。这样,学生就会对这个新崛起的诗群有个宏观上的理论的认知。再如讲新时期探索戏剧时,先讲探索戏剧的概念、类型、审美艺术特征、价值评估,然后再讲代表作《屋外有热流》、《野人》、《狗儿爷涅梁》、《桑树坪纪事》,学生就可以对戏剧探索潮流态势、成就有较为完整全面的了解。再如讲王蒙小说,如果用较多篇幅分析他的作品,介绍他的“敏锐感知、发现问题”、“既有传统手法,又有现代手法的文体革新实验”、“价值判断的矛盾性与多向性”,如此论述固然面面俱到、全面完整,但点到为止,理论穿透力不够,王蒙最突出的特点还是没能揭示出来。我讲此专题时把王蒙作为“东方意识流小说”的代表,突出他“第一个吃螃蟹”借鉴外国现代派手法写作意识流小说的开创之功,着重介绍其意识流小说三种主要技法,即追求感觉印象、内心独白以及自由联想的基本手段、梦幻描写、时空交叉的放射型心理结构形态。 讲这些观点时把王蒙的诸多作品作为例子穿插结合进去,这样既评介了王蒙作品,也显示了意识流小说的基本理论,使学生不独了解一位作家、几部作品,而且懂得意识流小说的精义,以后再读此类作品就可以举一反三了。再譬如讲一部作品的主题,倘若就题论题,单讲该作品主题必显单薄,如果探源索流,挖掘一下文学史母题,从主题学的视点审视该作品的主题,就深刻丰赡得多。如讲《红高粱》以“童年视角”为本体,从父母——当时13岁的豆官的感觉记忆中来写抗日斗争,从孙子“我”的追忆中回叙爷爷、奶奶的浪漫人生、在扭曲中蓬勃生长的人性。由此引申出文学史上的父亲主题。从最早的原型、荷马史诗奥德修纪海上漂流年后回乡与妻儿团聚的父亲讲起,讲到近现代流浪汉小说的寻找父亲——斯丁小说的恭维父亲——司汤达小说的敌视父亲——巴尔扎克小说的嘲笑父亲——卡夫卡小说的顺从父亲——乔伊斯小说的呼唤父亲,联系到中国文学的孝父主题,最后串连起当代文学王愿坚小说《亲人》的将错就错假认父亲、张承志小说《北方的河》渴望父亲、主人公在黄河找到了父亲周克芹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关爱父亲、洪峰小说《奔丧》的冷漠父亲,这样便把作为父权文化产物的父亲主题的发展线索梳理出来,使学生从中了解文学主题自身的演变进化规律。 二、把握学科动态,拓展学生学术视野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文艺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大量西方新潮文论被介绍进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诱发了深刻的变化,带来了不少新课题、新方法。事实上,如今许多文学批评方法,如社会学、叙述学、女性主义批评、结构主义、神话---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研究分析方法都已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里。在学术研究中,人们正用多向的思维方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全方位、多侧面、多视点的研究,这众多的研究实绩在课堂教学上并没有充分被描述和运用。课堂上我们充分吸收这些最新学术成果,根据课程情况为学生讲解这些新理论、新方法。因为一种批评方法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文学观念、一种批评视界。新理论、新方法的介绍不仅有助于学生在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下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丰厚意蕴,而且可以极大地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不同的批评方法后有不一样的名著名篇,文学史中的名家常常会受到质疑,而未进入文学史的可能随着观念的更新,方法的转换能使人们重新发现它的价值。比如通俗文学过去一向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史几乎不涉及它,但现在,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不是敌对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又譬如对沈从文这样一位倾心于原始风情的作家,传统的分析方法往往将之排斥于文学史之外,然现今换一个角度,从原型批评的角度看,则可以发掘出其作品隐含的民间原型意象,并从中体味到为何《边城》及“边城”类作品会获得超越时空限制的艺术魅力。张爱玲同样如此,她的一篇篇带着苍凉意味的人生传奇小说,在主张写人生飞扬一面的时代里常被认为是市井小说而被漠视,但现依据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张爱玲小说,便可发现其小说的价值和意义。 她虽然写的大多是家庭婚姻,不写重大政治主题,但绝不是所谓市井小说。她以女性的深刻洞察力以及出众的才华对处于男权文化压力下的女性作了全面的描写,揭示了女人作为弱势群体既可怜又可厌的性格层面。而余华、残雪、格非等先锋派作家的作品则更是需要依据存在主义理论才能彰显出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先锋派作家们在文本中大多沉迷于写暴力和死亡,但他们书写的暴力和死亡与过去的文学描写不同,在先锋文学中,暴力成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存景观,死亡也是一件轻易发生的、日常的事件。先锋作家们这样描写暴力和死亡最终目的在于揭示生存的荒诞与虚无。这样的讲述学生觉得新鲜,课堂效果很好。当然在讲述这些新理论、新方法的过程中,应非常谨慎,不盲目拿来大肆“推销”,而是尽量做到自己理解不透的不讲,不切合我国国情的不讲,与中国现当代作品分析本身关系不密切的不讲。 三、完善教学手段,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早在2002年,我们便尝试着把教学内容做成课件进行讲授,多媒体教学不仅节约了时间,加大了课堂的教学信息量,而且也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几年来的教学实践表明,合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是提高教学效果的十分有效的手段之一:第一,能将复杂的事件叙述简单化。如小说《围城》的情节是以方鸿渐的生活道路为线索展开的,由于其经历复杂,所以叙述起来颇费时间,而运用多媒体课件,将其经历绘成图表,则一目了然,避免了烦琐的叙述。这不仅对于一般比较复杂的叙事作品行之有效,而且对于梳理文学史的线索尤为实用。第二,能将相关背景材料文字图像化。在介绍作家、引证材料、相关比较等方面,都涉及到大量的文字板书,运用课件形式直接提供给学生,只须辅之以简单叙述,这很能节约有效的教学时间。譬如,老舍是市民文学的代表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样执着地体味北京城文化以及在里头生生死死的中下层人群。他用他的大部分小说构筑了一个广阔的“市民世界”,并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方方面面。考虑到我校学生大多生长于南方小城,如果仅凭对小说文字的解读,确实很难深入且全面地理解老舍作品中如此丰厚的京味文化,因而在教学时,我在多媒体课件中剪辑了电影《骆驼祥子》以及《离婚》的一些片断,借助于这些多媒体背景材料大大缩短了学生与作者的时空距离,加大了他们对作品理解的深度,起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第三,能将婉曲的诗歌意象直观化。在诗歌教学中,有些诗歌的意象比较朦胧含蓄,甚至难以言传。运用多媒体转化为画面的形式,化朦胧为清晰,化含蓄为直观,可以启发想象,减少课堂语言,如教学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时,可先给学生展示了几幅不同情态的康桥的画面,并配音朗读以引导学生感受诗歌所蕴藉的“不忍离别”的感情,之后又推出《是否》这一首具有伤离别情味的歌曲,这样既把诗人那种对“康桥”浓得化不开的情感意蕴揭示了出来,同时又加深了学生对该诗歌意境、意象的感知和理解。超级秘书网 四、加强课外阅读、突出鉴赏能力培养 以课外阅读配合课堂教学,以课堂教学深化对课外阅读内容的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涉及的作家作品众多,仅靠课堂内有限时间的传授是远远不够的。要使课堂授课的效能最大化,必须做到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相结合,以课外阅读配合课堂教学。那么,如何做到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相结合呢?我们主要从两方面进行,首先,编写课外阅读书目和教学指导书,对课外阅读内容作明确要求,并要求学生完成一定量的读书笔记。其次,在具体授课组织上,每一章节的教学内容完结时,有针对性地设计与教学内容相关,又超越课堂教学的问题。专题性的教学课节之后,一般会要求学生自拟题目,查阅资料写出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小评论、小论文,例如在“余秋雨的散文”课节讲授之后,我们让学生各抒已见,发表对余秋雨散文的看法,学生表现得相当活跃。这样的作业既能培养学生主动读书的习惯,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和评论能力,可谓一举两得。师范专业的学生,为了提高其教学能力,合适的章节还让学生自己写教案讲课。一般是“教师给定章节、分组——学生课后查阅资料备课——学生写出教案——教师检查指导(要求做成多媒体课件)——学生上台讲课——学生反馈教学感受——师生共同分析得失”。这样的教学过程受益的不仅仅是学生,教师也在听课和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反观自己的教学,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达到教学相长。总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授课过程中,我们要始终牢记:课堂教学是深化、指导、解疑、答难,课外阅读是拓展、补充,是思考的延伸,是知识的源头活水。 文学毕业论文:文学教学中的文本审美探讨论文 摘要:因文本本位意识和文本细读能力的缺失,目前高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存在着与大学生文本审美能力培养相脱节的问题。作为文学教育的中心,文本审美始终无法得到有效的重视与实践。只有通过改革课程体系、改进教学方法等方式逐步培养学生文本审美的主体意识和能力素养,才能弥合现当代文学教学在实际效果与应该效果间存在的差距。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文本审美;实际效果;应该效果 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开设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文学审美能力、想象能力和健康的心灵情感,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经常出现这样的窘境:学生普遍缺乏对文学文本的解读能力,和文本始终无法进行审美层面的沟通与交流,文学审美心灵和情感始终无法得到开启和深化。也就是说,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在实际效果和应该效果之间出现了悖离。学生大多津津乐道于一些具体的文学史细节、常识和故事,热衷于外部文本的社会性、时代性因素,而完全忽略了对内部文本文学性的审美实践,将审美这一课程教学的主体推向幕后,降低了自身对于文学审美的吁求。学生进行文本分析时,必须首先借助于对外部文本的前理解,这种前理解固然完善了对作家和文本真相的解读,却弱化了学生独立鉴赏分析文本的审美积极性。学生在面对陌生文本时十分茫然,不知如何走进文本内部,这种对于外部文本的强烈依赖性势必损害大学生文学审美能力的提高。如何厘清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大学生文学审美能力培养之间两极悖离症候的发生呢?下面笔者拟从思维意识与操作方法两个层面作一具体探讨。 从思维意识层面来说,忽视文学文本的中心地位,忽略文学审美心灵的启蒙。这种文本本位意识的缺失是互见的,同时依存于教学主体和客体身上。 就教师而言,果鲁伯柯夫文学教授模式与目前文学研究时尚对教师文本本位意识缺失的影响很明显。1995年果鲁伯柯夫在《文学教学法》里提出了文学教学的整个过程:起始、背景和作家简介、研究课文的方式(包括主人公分析、艺术手法分析、作品结构、文学语言等)、结束、总结、巩固知识、考查等。这种苏联文学教学模式对当时的中国中学语文教学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并拓展至大学文学教学范畴内。无疑,它有其合理性的存在:由外部文本进入内部文本,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契合作者的期待视野,较为全面地探讨理解文学文本的外部意义和内部意义,生成深刻的文本记忆与意义联想。作为这种步步引导预设的教学模式的受众,学生在审美体验过程中一帆风顺,不需要主动付出积极的思考与揣摩,迅速与教师达成共识,形成既定的审美感悟。不少教师在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时采取的还是这种传统的果鲁伯柯夫文学教授模式,往往花费很多的力气和时间去讲述作家的生存环境及作品生成的时代精神、作品的思想意义,对于作品的精神实质和艺术特征则说得太少。这种颇具故事性的讲述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课堂气氛活跃。一旦受到学生的认同,教师容易把这种教学方法经典化,成为课堂教学的一套标准和范式;但是学生内心深处的审美自觉和审美感悟无法被唤醒。此外,大学教师在教学的同时亦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搞科研,而在当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纯粹的文学审美批评逐渐成为一种稀有品,漫溢于人们视野的都是文化、现代性、后现代性、身体、政治寓言等等修辞。类似修辞的运用成为研究界的一种时尚,隶属于文学文本审美范畴内的主题、形式、叙事、隐喻、表现等等修辞则越来越被疏远,“这种文学研究被‘空洞化’的现象值得警惕。作为教学者与研究者身份于一体的现当代文学专业教师在从事教学活动时,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轻审美、重文化的思潮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当代文学教学亦陷入了空洞化的困境。 就学生而言,中学文学审美教育本来就存在一些缺失,加上现在特殊时代精神的影响,已经把大学生与文本之间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学生对于文学审美变得越来越陌生。现有的轻审美的文学教授模式只能让大家满足于对文本外部意义的接受,文本本身的审美特征及其价值被一带而过。作为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往往会把这种经验带入中学语文教学的课堂。所以会经常听到一些招聘学校的抱怨,如某次试讲时应聘学生讲《故乡》,都一节课了还没有进入正题,她把时间都花在对鲁迅及鲁学的介绍上了。纵横捭阖,侃侃而谈,看似知识渊博,实则背离了文学作品教学的精神实质,是一种空谈。中学与大学文学教育如此的恶性循环,所造成的审美缺失可想而知。现在不少高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复试时重点突出的就是作品的阅读量,提出的问题非常细致,甚至涉及到文本中的细节,如《秋夜》中对枣树的重复性表达的意绪、《棋王》中王一生叹气的情感意味、《古船》中隋抱朴向何处求索人类苦难的根源等等。毫无疑问,把握住了这些细节,基本上就把握住了整个文本的精神内涵。 从操作方法层面来说,文本细读能力极度缺乏。细读文本是进入文本内部世界和人物心灵的重要途径,细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主体审美水平的高低。由于在大学教学中存在着轻文本的倾向,细读作为一种审美方法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作为一种能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大学生即使意识到了文本的重要性,但是面对陌生文本时,还是无从下手,不知如何找寻审美的切入点,在写评论时往往喜欢打擦边球,始终摸不到作品的内在精神。细读需要一定的叙事和审美批评理论知识的积累,这种积累对于文学审美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当下现当代文学教学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单向度的引导,引导学生直接介入文本,直抵作品的精神实质,固然痛快,实际上遏制了大学生自主思考及求索的积极性。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更重视细读方法的引导,这样一来即使在教师缺席的情况下,学生也依然能够理性介入文本,做出有效地分析与解读。 那么,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该如何去努力改进,以实现现当代文学教学实际效果与应该效果之间的重合呢?为此,笔者深入南京师范大学等相关部级、省级精品课程组进行调研,结合调研单位的科学经验和规范,试着提出几点具体实际的想法,以就教于方家。 首先,改革课程体系。本人所在课程组负责人傅瑛教授针对中文系学生进入大学以前课外阅读量小、文本分析能力匮乏的现实,率先提出了建立“先导课”(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作品选读)、“基础课”(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专题课”(专业系列选修课)的设想,其中作品选108学时、文学史108学时,并在本科生中试行,经过近8年的实践,特别是近5年来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目前已大见成效。课程体系改革注重文本阅读,一年级“先导课”强调以作品阅读为主,重在引导和分析,通过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相互结合,反复强化学生对文学作品解读分析能力的培养;二年级“基础课”和三年级“专题课”强调学生历史意识和问题意识的培养。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文学史和文学专题的讲授中仍然突出文本审美之于现象研究的重要性,突出“基础课”、“专题课”是对文本审美的全面深化和拓展,从而构成了一个文本审美能力培养的有机机制。这种培养机制重视文学文本的中心地位,强调文学传播、文学消费都是基于文学生产层面上的延续性现象,文学史研究、专题研究都是基于文学文本层面上的拓展性研究。应该说,这是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大学生文学文本审美能力培养之间脱节问题的较合适的策略性选择。 其次,改进教学方法。作为高校专业培养计划的一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课时毕竟有限。有很多老师反映,在目前课时设置中想完成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讲授,会显得比较仓促。通过专题课,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但纯粹时间上的增加,并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这就促使我们在教学方法的改进上下工夫,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里,笔者试着提出两种文本审美方法:“四步阅读法”和细读引导法。 温儒敏在探讨如何消除读者与历史经典之间的隔膜时,曾提出一个“三步阅读法”,即第一步直观感受,第二步设身处地,第三步名理分析。受此启示,笔者认为在培养学生文本审美方面可以四步走:直观感受———细读文本———知人论世———名理分析。第一步直观感受,引导学生直接介入文本内部,作积极思考;进而展开文本内部的细读,实现理性审美;在此基础上,知人论世,经由外部文本的引导,实现文本外部与内部理解的熔铸;从而真正完成文本审美的感性与理性经验的综合。四步阅读法并非是一种简单的由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重在强调理性的二度介入:第一次文本内部的理性审美,第二次文本内外部相结合的理性审美。理性的二度介入,一方面既可以锐化学生独自面对陌生文本审美的感悟力,另一方面又可以实现学生文本审美的理性升华。 我们说,四步阅读法侧重于文本审美过程的引导,而细读法则着眼于文本审美的技巧范畴。现在也有不少人提倡文本细读,出现了陈思和、王晓明、蓝棣之、孙绍振等等一批学人的文本细读成果,但专业性的细读与课堂教学毕竟又不是一回事。如何在课堂讲授中给学生养成细读的良好习惯,是文学教育教学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考虑到教学的实际特点,还是应该侧重一下细读技巧的培养。教师应该打破“主题思想+艺术特色”的笼统概述,具体细致地引导学生如何介入文本,譬如主题多义性、结构、节奏、声音、作者与叙述人、悖论等等审美关键词都是介入文本的重要提示。这种关键词引导法对于缺乏相关叙事学理论基础的学生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反复困扰他们的就是,面对陌生文本,到底选择怎样的切入口。那么,在作品选课程的讲授上,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将文本告诉学生,而是要学生知道为什么这样告诉。超级秘书网 当然,方法不是一元的,我们还可以尝试其他能够提高学生文本审美能力的教学方法。笔者在进行作品选课程教学时,就某些文本’譬如《阿(正传》、《百合花》、《铁木前传》等,要求学生细读后预先进行综述性研究,这种对于文本接受史的研究能够深化学生对于文本的审美理解,同时也会增强其审美感知力。 第三,创建日常训练与综合考核模式。课堂讲授时间毕竟有限,对文本审美能力的培养而言远远不够,我们应该努力去创建一种日常训练与综合考核的良性模式。日常训练方面,通过开设《文学评论与写作》、《文本细读训练》等选修课程,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选择现当代某些细读的经典文本作为范文,引导学生学习、借鉴、比较和创造。综合考核方面,改进考核内容和形式,祛除死记硬背的弊病,灵活出题。譬如作品选课程考核,可以采取作品鉴赏分析的形式,但并不一定都要以单篇论文来完成,亦可以几个片断、两三个细节、一两个人物的分析形式进行。文学史课程考试,可以试行开卷,文本分析的内容应该占一定比重。 我们深知,问题的提出固然重要,后期的改革与实践则是重中之重。目前现当代文学领域的一批研究者正在做着普及和实践这种理念的工作,其中有很多处在教学第一线。相信他们的努力一定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具体有效的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现当代文学教学实际效果与应该效果之间的差距。 文学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专业推进产学合作教育论文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一章第五条指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产学合作教育已成为高校培养具有实践能力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探讨如何在文科专业中推进产学合作,培养创新人才。 关键词:产学合作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一、产学合作教育的内涵 产学合作教育,在国际上也称为“合作教育”(CooperativeEducation)。 它的基本理念最早出自于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Dewey)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其内涵是:“合作教育是一种以职业为导向(careerori2ented)的教育模式,它的目的是让学生及早地具备进入职业生涯所需要的基本素质。”1946年,美国职业协会发表的《合作教育宣言》认为:“合作教育是一种将理论学习与真实工作经历结合起来,从而使课堂教学更加有效的教育模式”。国内许多学者对产学合作教育的内涵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概括起来为:产学合作教育一般是指在培养应用型人才过程中,充分利用学校与企业不同的教育资源与教育环境,发挥各自的优势,把以课堂传授间接知识为主的学校教学与直接获取实践经验和岗位能力的生产现场相结合的教育模式。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开展产学合作教育的现状与困境 一般来说,综合性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要培养的是知识复合型和能力复合型的实用性人才。为了实现该培养目标,在课程设置上,必须侧重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和实践能力的提高,必须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推进产学合作教育。 产学合作教育由学校、学生、企业三个要素构成,包括学校和企业两个课堂。它的目的是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对社会生产的适应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目前,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有效途径的产学合作教育,在工科教育上比较普遍也比较成功。 从目前来看,汉语言文学专业探索产学合作教育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一是产学双方共建教学实习基地,增加学生锻炼的机会。利用专业与职业或行业协会的相关优势,以签订“共建教学实习基地协议书”的方式,积极创造条件与行业或单位共建教学实习基地、增加学生锻炼的机会。二是组织学生参与教师承接的各类课题以及参与政府、企业的课题研究,以教师科研带动产学合作教育。三是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寻求多领域、多形式的社会实践机会。汉语言文学专业本身在应用上所具有的广泛性与包容性的特点决定了学生实习去向的多样性。 实践证明,经过产学合作教育这种方式培养的学生,既具有理论基础知识,又有较强的动手和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适应性强,能尽早地进入岗位角色。但由于产学合作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既涉及到高校的人才培养理念,也涉及到社会、企业对人才培养的责任观,还有大的社会、经济环境,经济利益,教育规律与市场规律冲突等问题。因此,在产学合作教育的有效实施中也面临不少困难。 1.产学合作教育的动力不足,合作流于形式或存在虎头蛇尾现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教学实践基地的建设中,虽然通过协议等方式与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但由于企业追求的是生产和经营的利润,而学生能够给企业带来的效益不可能立竿见影,因此,合作中往往只是挂牌,签协议,勉强维持低层次合作关系,互助互惠、紧密依存、长期合作的良性运行机制难以建立起来。 2.学校教学计划的安排与单位对学生实习锻炼时间的要求有冲突。学校有学校的规律,企业有企业的规律。学校遵循教学规律,在教学计划安排中,学生到企业进行的产学合作教育一般是安排在寒暑假或是第八学期。企业遵循市场规律,希望来企业产学合作教育的学生能有相当长的集中时间来单位工作。同时,也存在当企业最需要人手时,学生却因上课或考试或忙于毕业设计而请假,或是学生来时却是企业淡季,无法安排使用的情况。 3.专业课程的设置与企业需求的差距。高校的教育性质决定了其主要使命和职责是培养社会所需人才,因此,要实现培养学生知识、能力、技能的目标,就必须使学生经历完整的教育与教学过程。在专业教学中,更多的强调专业知识或专业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非强调知识的针对性及实用性。同时课程设置有其周期性,不可能对岗位或职业技术的需要立马做出调整。而对于企业来说,企业最现实的人力资源策略就是直接选择任用已具备相关知识、能力或技能的专门人才。因此他们不愿意花很多力气去培训一个实践生。 三、推进产学合作教育的对策及建议 不同学科专业特点不同,拥有的资源不同,适合其的产学合作教育模式就不同。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要依据培养目标,把握专业的特点,积极推进产学合作教育,造就适用人才。 1.以“综合能力模块—能力要素—课程体系”模式改革课程体系。 人才培养模式虽各具特点,但主要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国家的通才培养模式和以德国为代表的多数国家的专才培养模式。两种模式都高度重视品德、知识、能力的协调发展。在推进产学合作教育中,可以从人才培养目标出发,以研究目标职业岗位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入手,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综合能力模块,分析能力要素,改革课程体系。同时,根据市场反馈的信息,适时推出各类选修课,构建“多通道、多规格、多模块”的课程体系,逐步形成“知识、能力、素质”并重,“宽、专、交”结合的教育教学体系。超级秘书网 2.加快教育教学管理改革。 产学合作教育需要学校在教学管理上加大柔性程度,使学生有较多的选择余地。如美国的学工交替的“经验学习”教学、英国的“三明治”教学、日本的“产学协同”教学模式等。我国多数高校已经实行了学分制,应该将学分制与合作教育相结合,使学生能自主安排学习时间、自主选择教师、自主选择学习内容、自主选择学习方式并注重个性发展。这样不仅能满足用人单位时间上的要求,还能不断推进学生学习的自主化、高效化、研究化。 3.构建“双师型”教师队伍。 要培养应用型的学生,开展产学合作教育,必须要有应用型的教师。 一是大学教师需要与企业有密切联系,一方面,使高校科研特别是文科类科研面向社会需要,加快成果转化;另一方面,通过与企业的接触,使自身成为既懂专业理论又有很强实践动手能力的“双师”;二是企业社会的人员也应经常到学校进行交流,成为能指导大学生实践活动、参与产学合作教育的“双师”。可以聘请社会知名专家学者、企业老总、政府官员、社会贤达担任学院、系或专业的顾问或客座教授,建立专家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学科发展委员会等组织,针对学院的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教学计划、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目标、学风建设、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学科建设等提供建议,进行交流和研讨,使学院的人才培养在整体上更加贴近社会需求。 文学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课教学激情培养论文 摘要:激情是文科类教师尤其是汉语言文学课教师必备的素质,是使讲课具有感染力的重要因素。激情来源于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和对教学内容的自信。激情培养的基本方法有:正视现实,调节情绪;平时或课前注意改变自己;养成站着讲课、大声讲课的习惯;掌握讲课艺术,放得开,不拘谨。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课;教师激情;感染力;培养方法 一、激情是使讲课具有感染力的重要因素 没有激情的讲课淡而无味,无法吸引和征服学生,也就不能使学生信任你、欢迎你、敬佩你。众所周知,热情、真情、激情是演讲的生命,是朗诵能打动人心的法宝。同样,笔者认为,激情也是汉语言文学课教师讲课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是教师站稳讲台、提升教学力的重要一环。 前不久,时任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助理的彭思毛教授在给湖南省广播电视大学中文教师作题为《远程教学与教学管理摭谈》的专题讲座时很有感慨地说:“有的教师教了多年,授课气氛还是那样的沉闷。若教师讲课不能引起学生共鸣,其教学效果必然不佳。因为一切艺术都应倾注情感,讲课一定要激动,要制造高潮,这表明你对所讲的内容很信仰,很有感情,是有感而发,而非无病呻吟。 教师只有动真情,才能引导学生成才。彭教授的这番话启示我们:老师讲课最忌平淡乏味,一定要投入巨大的热情,认真对待,决不可糊弄学生,敷衍塞责,而要把课讲得生气勃勃、引人入胜,不能像一杯白开水,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味道。 我们在多次的教学检查与督导活动中发现一个极具共性的问题,那就是大多数汉语言文学教师讲课缺乏激情,致使课堂气氛沉闷,学生丝毫也得不到触动,更不用说被感染并产生共鸣了。有的老师上课,虽然声音响亮、字正腔圆,内容科学准确、条理明晰、板书规范,但学生却是“一双双冷漠的眼睛,一张张板着的面孔”,总觉得不感人,觉得教师缺少激情,因而也就不能被吸引和感染。须知,教师仅讲得清楚明白还远远不够,讲得动人,讲得绘声绘色,能深深地吸引、打动和影响学生,才是教师追求的目标。 如果教师只会“念教案”或“背教案”,没有轻重缓急、抑扬顿挫,那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声音的机械传送,它绝不可能使课堂气氛活跃,使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 闻一多的弟子、著名演讲学家伍大希曾经说过,没有感情是上不好语文课的,因为语文课不像数学课中的x、y、z不带任何感情,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情感因素是极其丰富、复杂的。 情感是人类精神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经验中最亲近的体验。人的情感活动左右着精神世界的全部。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和教育改革家罗杰斯认为,情感活动是心理整体机能的基础和动力。“感人心者,莫先乎情。”[“1]情到理方至,情阻则理难通。”这些至理名言都说明了只有动之以情,方能晓之以理。列宁曾指出:“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2]可见,教师的激情对学生的认知学习具有指导作用。 教学语言不同于日常口头语言或广播员的播音语言,它是一种艺术语言,应该具有感染力。教师应当用自己的语言,激情四溢地把课上起来,而不是始终用一种平淡的语调讲下去。 总之,教师讲课特别需要有感情投入,该释放激情时绝不可吝啬。一次精彩的讲授,除了要求内容的科学性之外,讲授的艺术性也是至关重要的。讲授者情绪是否饱满,精神是否振奋,感情是否诚挚、浓烈,直接影响到教学的效果。假定有两个教师知识水平和其他素养相当,讲课时一个感情淡薄,而另一个善于动用感情,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精神状态下去上课,效果显然有别。[3] 在这方面,汉语言文学课教师则体现得更加明显。激情是诗歌的生命,屈宋陶谢、李杜苏辛,他们诗中的感情因素无须多说。就是散文,传统的名篇中以情动人者也不在少数。司马迁《报任安书》、李陵《答苏武书》、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林觉民《绝笔书》 等,披肝沥胆,情见乎词。我们读后,便可看出作者的人格、胸襟及其高洁的灵魂。它们共同的特点就在于,所蕴涵的感情是纯真的、热烈的、美好的。讲课时,教师如果不能再现作品中的感情因子,不能把文学作品中蕴涵的情趣、理趣、象趣、谐趣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使学生感到可恼、可恨、可鄙、可弃、可笑、可怜或啼笑皆非、悲喜交集,学生自然会觉得干瘪、刻板、枯燥、乏味,其教学效果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 二、激情来源于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和对教学内容的自信。 教师讲课如果不激动不过瘾,学生就不被感染不满足。然而激情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有扎实的思想基础和形象内容的;它是教师抛弃了虚伪、浮夸、做作的感情之后而产生的真情的一种升华和凝练。 1.激情来源于教师对教学工作的热爱。 (1)激情来自于教师对自己职业的珍爱。教师的激情,源于对真理的热爱,源于对职业的自豪感和工作责任心,源于对工作的执著追求以及对生活的爱憎态度。教师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天底下最崇高的职业;三尺讲台是神圣的,是与真理同行的,是能出成就的,也是来之不易的。如果教师能体会到这些,就会体味到快慰与满足,就会爱岗敬业并倍加珍惜,就会全心全意、满腔热忱地倾注于教学工作。同时,还应热爱生活,否则,生活中懒懒散散的教师,授课时也会松松垮垮;生活中对外界冷漠的教师,授课时也会平平板板、毫无激情。 (2)激情来自于教师对学生的挚爱。须知,学生满腔热情地选择了教师所在的学校,又不惜交许多学费,目的是希望自己学业有成,成为可用之才,以便将来能报效祖国和人民。如果教师能够设身处地,认识到这一点,就绝不会辜负学生,不会让学生失望,而是千方百计地让学生学到真本领,为学生排忧解难,付出真爱。即使教师生活或工作遇挫或不如意,也不要把情绪带到课堂上,因为学生是无辜的。 2.激情来源于教师对教学内容的自信。 教师的激情还出自于对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的自信。如果教师平常注意主动学习教学理论,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培养实践能力,讲究教学艺术,并且对自己准备的教学内容信心百倍,授课时也就自然能做到激情迸发、绘声绘色、生动抓人。因此,教师在讲课前必须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调研学生现有的水平、知识结构、兴趣爱好,然后在此基础上编写出切合学生实际的教案,并且将教学内容烂熟于心,在教学过程中就能做到脱稿讲述,信心也必然倍增。相反,如果教师准备不充分,上课照本宣科,甚至对自己所要传授给学生的观点都没有把握,那必然闪烁其词、断断续续,也就不可能酣畅淋漓、激情洋溢。 三、激情培养的基本方法。 1.正视现实,调节情绪。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有不少学生显露出厌学情绪。这就要求教师正确认清形势,积极组织、开展教学,严明上课纪律,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也要求教师豁达大度,宽厚待人,笑对人生。须知,再好的电视或节目看久了观众也会分心,一台晚会所有观众也不可能一直保持长久的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具备了这种审时度势、笑对人生的平常心态,教师自然能理解学生、尊重学生、宽容学生,不至于因学生开小差而大发雷霆、影响情绪。如果教师受学生厌学情绪的影响而导致厌教,上课只是为了勉强完成任务,没精打采,给人一种带病授课的感觉,学生对你的课就更会产生厌倦情绪。这样的课,对师生双方都是一种无奈、一种负担,也就不可能达到教师“乐教”与学生“乐学”有机结合的效果了。教师该如何调节情绪呢?方法有很多,例如,暂时回避,学会宣泄,培养幽默感,善于从光明的一面看问题,冥想,练气功,等等。 2.平时或课前注意改变自己。 平时或课前,同事之间开些玩笑,亦可调节自己的情绪,消除孤独感,优化情绪。同时,运动可以解忧,调节情绪。适度的体育运动,如打打球、跑跑步等,可以使人精力充沛,增强应付现实生活中种种困难的能力,使人忘记不快,消除精神紧张、焦躁烦闷、忧郁沮丧等不良情绪。 避免夫妻争吵、单位矛盾,也可以使紧张的情绪得以缓解与松弛。此外,教师平时还要多读有益的书,不断地充实自己,避免生活空虚。 3.养成站着讲课、大声讲课的习惯。 教师应站着讲课,这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因为坐着讲课,教师巍然不动,四平八稳,激情自然出不来。另外,站姿有利于交流,有利于反馈。大声讲课容易调动教师的情绪,学生也容易感受到教师魅力四射的激情,一节课也就能在师生双方兴奋、收获、欢乐中结束。超级秘书网 4.掌握讲课艺术,放得开,不拘谨。 灵活调控教学语言的节奏。假如一位老师的讲课,其音速像机器的运转一样,总是一个速度,总是一个节奏,那不仅不利于表情达意,而且还会令听者感到枯燥呆板、索然无味。当讲到热烈、兴奋、激动、愤怒、紧急、呼唤的内容时,速度就需急骤,滔滔汩汩;在讲述情感平静的内容时,速度就需舒缓。根据内容的需要,有时需要声音上的夸张,有时则需要动作上的夸张。有情的地方抓住不放,苍白的地方一带而过;有时几个字、几句话一块儿讲,有时一个字就要拖上好几个拍节;有时抑制住感情如同生活中的耳语,有时又需大声疾呼声撕力竭也在所不惜。有时,在教学中,特别是在汉语言文学课上,需穿插一点口技,比如鸟兽声、马跑声、风声、雨声、摔倒声、枪炮声等。 总之,激情是文科类教师尤其是汉语言文学课教师必备的素质,是当好教师的先决条件。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要压抑自己的天性,而要让情感流泻,该笑则笑,该惊则惊……从而拨动学生思想感情的琴弦,课堂就不至于死水一潭。学生激动了,课堂才会生动活泼,老师才会被学生悦纳、欣赏。宁愿教学中有一次失误,也要把课讲得自然,不要为了不出错而把课讲得索然无味。因为教师的情绪与学生是互相流通的,教师情绪高涨,学生也会受到感染。而一旦学生感到兴奋,受到鼓舞,进入境界,听得入神,教师也会忘情,因为学生听课的状况也会影响教师情绪,双方是互动、交融的。一个有远大理想的教师,应重视“激情”的培养与绽放,决不可漫不经心,等闲视之。 文学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论文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置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但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面临着诸多困境,然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为此我们期望通过对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思考和改革实践,突破困境,实现办出特色、更好地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愿景。 [关键词]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 一、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概况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置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更是高等院校专业构建中不可或缺的基础专业之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近现代大学中又称中文系或国文系,近年有些高校称中国语言文学系。 在设置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众多高校中,民族院校处于一种比较特殊的地位。民族院校是我国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的高等院校。我国目前共有本科民族院校13所,其中国家民委直属6所即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大连民族学院,各省、区属7所即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湖北民族学院。此外还有一些处于少数民族地区、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主的综合性高校如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西藏大学、广西大学、宁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等,都设有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较早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如西南民族大学1956年设专科,1957年设本科。 相对于各类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而言,民族院校中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各自特殊的难题。首先,民族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诸多方面本来就无法和综合性大学相比;其次,在我们民族院校内部强调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汉语言文学专业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还是科研项目等方面都不可能向其倾斜;第三,民族院校内其他专业的同志没有认识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一味强调各自专业的应用性、实用性,忽略了汉语言文学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专业的支撑作用。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的重要意义 (一)对于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首先,从民族院校学生在校学习来讲,汉语文是他们必备的工具。民族院校的学生无论在学校选学什么专业,都离不开汉语文这根拐杖。如果汉语文的基础比较差,学习各类专业知识将必然会面临许多困难,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专业学习和研究。 其次,汉语文可以提高民族院校学生择业的竞争力。当今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假如学生只是精通某种民族语文而缺乏汉语文的表达和书写能力,学生毕业时就会感受到比别人更大更多的就业压力。 第三,汉语文对于中华大家庭各民族共同交流和经济建设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华大家庭中有55个少数民族,党和政府一贯主张“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宪法也明文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语文是民族地区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所必需的。但是汉语是我国最广泛的交际工具,也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更是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语言之一。因此,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就离不开汉语言文字学的学习。有少数民族学者早就指出:“少数民族懂得汉语文的人越多,运用汉语文的能力越强,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就发展越快。” (二)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首先,汉语言文字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语言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形成和变化的,在形成、发展、变化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各民族之间的交往都会对汉语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汉字不单单属于汉民族,而且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 其次,汉字文献也不仅仅是汉族文化的载体。浩如烟海的汉字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综合知识的总结,也记载着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交流,甚至许多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经验、文学艺术也主要靠汉字文献而得以流传至今,换言之汉字文献成为中华多民族交流的见证,也为保存各少数民族文化做出过积极贡献。 因此,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可以进一步增强对民族团结的认识,树立在中华大家庭中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思想观念,树立“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意识,从而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三)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稳定与发展少数民族人才学好汉语言文学,可以更好地对外交流,可以更便捷地获取各类信息,从而更好地为少数民族省、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作贡献,缩小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繁荣昌盛做出更大贡献。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思考和愿景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已经开始在汉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作思考、探索和改革。 第一,文学院近些年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并从学理上进行探讨,在实践中进行改革。比如徐希平早在2003年就发表了《关于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人才培养的思考》,2007年又发表了《加强实践、突出特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等论文,从理论上对此进行了思索和研究;汉语言文学专业各学科的老师都在积极探索、踏实改革、认真实践,学院在2007年西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办学50周年之际,特地将全院师生对于汉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相关论文结集出版。 第二,加强教学改革与研究。文学院从2006年期每年定期举行“文学院教学活动月暨教学艺术研讨会”,至今已连续举办了三届,全院师生共同参与,推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建设、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 第三,加强课程建设,深化教学改革。学院十分重视课程建设,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省级精品课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校级精品课程现代汉语、美学概论、外国文学史。汉语言文学专业2007年被批准为四川省特色专业。 第四,在学校实行完全学分制的前提下,认真调查研究,切实修订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计划和学生修读指南,突出汉语言文学在民族院校的特色和优势。其中我们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坚持完成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通教学计划的前提下,拓宽对民族文化、民族文学以及民族交融有关知识的了解和认识;其次适当调整课程结构,加强对各民族学生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训练;再者增加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介绍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即重视过去被忽略的各少数民族代表性文学作品和许多保留在汉字文献中的少数民族作品;最后注重基础课与应用型课程的有机结合,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培养各民族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超级秘书网 第五,切实改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增大各门课程的信息量,有效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专业所有课程都已实现多媒体教学。 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尝试和努力,但我们和兄弟院校还有差距,我们也还有许多困惑,所以我们殷切期望通过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实现如下愿景: 其一,加强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交流和沟通。有利于我们扬长避短、进一步突出各自的特色,更好地适应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对多民族人才的需求。 其二,希望由此搭建一个平台,将研讨会办成一个可持续的、松散的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联谊、交流和沟通的论坛。我们希望由今天开始,以后大家轮流、不定期地举办此研讨会,增进友谊,互相学习,使我们办出各自特色。 其三,推动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建设。过去因为各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我们不得不选用“权威”教材,可是这些教材却不适合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的文化和知识水平,我们希望组织力量编写立足于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实际情况的、适合多民族学生多元文化背景的教材。 其四,推动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再上新台阶。召开研讨会,有幸请到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文学院、中文系的各位领导、专家,希望能不吝赐教,毫不保留地将您们好的办学理念和思路,成功的改革实践经验传授给我们,我们将认真学习,深化我们的教学改革,推动我们的专业建设,从而使汉语言文学专业,使文学院办得更有特色。 文学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应用型改造探讨论文 【内容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当今社会新的人才需求架构下进行应用性改造是必然、明智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新的知识观为专业应用性改造提供了本体论、认识论的基础,为高校知识教育向能力培养转变以增强学生就业能力的实践摸索提供了理论依据,指明了专业改革的方向,有效地指导了具体专业的实践教改活动。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应用型教改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改造提出的背景 汉语言文学专业(以下简称“中文专业”)作为一个传统专业,在中国高校中设置时间比较长,办学历史悠久,文化积淀相对深厚,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也比较稳定。国家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2003年颁布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大全。2003》,对该专业规定开设的13门课程没有什么变化。业界几乎形成一种普遍的认知,中文专业是传统专业中底蕴最丰赡的一个学科,也是现代大学体系中最稳定的专业之一,有着其学科自身的特点及魅力。 可是,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的形态,尤其是对具有较强实践应用能力的人才需求迫切。传统学科中心化的专业结构设置,将教学内容设计为一系列体系化的理论和知识谱系,教学的组织形式主要以教师为中心进行知识讲授,且讲授的知识也就作为考试考查的主要内容……学生上课记笔记、下课抄笔记、考试背笔记的现象十分普遍,这样的教育教学模式势必导致培养能坐而论道,不能起而行之的人才。 这非常不利于学生就业。浙江大学中文系曾做过毕业生调查,有45.5%的人认为专业的社会适应性不强,需要一年以上才能适应工作环境。社会适应性不够具体表现为动手能力较差,包括无法操作办公自动化设备、对公文的写作不熟悉(18.4%的人在工作困难一栏里选择“应用性文本生疏”)等;书生气足,不懂待人接物的技巧(23.7%的人在工作困难一栏里选择“人际关系难于处理”);在所学转为所用方面存在缺陷。有54.8%的毕业生认为中文专业缺乏鲜明的特色与可操作性,缺乏实用的技能,似乎是“万金油”,但又缺少实际工作的能力[1]。 作为兴办时间较长的中文专业,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定位为作家、文艺理论家和语言学家等专家学者的摇篮。然而,社会对专家、学者的需要毕竟是有限的。当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当中文专业由少数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举办变为更多其他类型学校的新专业以后,就必须面对培养应用性人才的问题。也正因如此,许多高校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都不同程度地尝试了对传统中文专业的改造,中文专业招生时树起了“新闻传播”、“涉外文秘”等旗号以吸引考生即是证明。 中文专业越来越无法忽视其当今就业的严峻性和大众质疑的尴尬。在如此情形下,专业应用性改造被普遍地提出来。探索最多的是兴办中文专业较晚的普通理工院校,因为在夹缝中求生存,既不能完全以传统的专业办学模式为依据,也不能照搬理工科办学模式,因此提出根据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结合学校的办学条件,立足市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思路。强调人才培养上,不仅注重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传授,更要注重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特别是独立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论及高校人才培养时明确指出:“注重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和就业能力”。这是党中央在新的世纪、新的时代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也充分说明从知识教育向能力培养转变是高校共同面临的问题。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改造的理论依据 对一个传统专业进行改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并不是增减几门课程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专业改造牵涉到观念的转变、教法的改良、课程的改设、实践体系的建构、教师角色的改变和能力的提升等。笔者认为首先必须改变传统观念,在教育理论指导下实现自觉,否则只能是小打小闹的局部改良而已。 1.马克思实践观为应用性改造提供了本体论基础。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学生需要通过实践,不断积累个人经验,扩大自己的认知范围,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在全部教学活动过程中,学生以内在体验的方式参与教学过程,在过程中理解自己,理解人生,理解社会,使人的精神世界受到启迪,人的生活方式得到建构,有效地促进人的发展,从而实现人的价值。马克思指出,人的劳动实践使“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2]。 教学实践活动不仅可以验证知识,重演知识产生的过程,还可以生成建构新的知识。“学生的认识主要是在实践和活动中发展起来的。认识这一规律的重要意义在于必须使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活动起来。既动脑、又动手、动口,积极参与教学过程,而不是静听、静观。这是涉及教学观念变革的一项具有根本意义的变革。”[2]大学生在丰富多样的实践形式中学习,可以有效地发挥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和独立性。“我们不是以主体表象的方式来认识世界,而是作为行动者来把握、领悟我们借以发现自身的可能性。从表象转向操作,从所知转向能知,并不否认科学有助于揭示周围世界这一种常识性观点。”[2] 2.新知识观为教学实践活动提供了认识论基础。 传统的学科理论学习的指导思想是学科知识论,其隐含的假设是:所有的知识都是有用的;职业能力即知识的运用,所以知识的传授要先行,知识要有系统性、完整性,实践课是理论课的演绎和附庸。人才培养方案一般按文化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含实习)分别安排在前期、中期和后期讲授。在学习过程中,先学枯燥、抽象的理论,然后开展具体的实践,对实践的理论思考在前,作为思考对象的实践在后,这脱离了职业活动的过程。 杜威强调“知行统一”和“行”的重要性,认为“如果实验科学的进步有所表明,那就是除非作为‘做’的产物,否则就没有所谓真正的知识和有效的理解”[3]。即通俗的理解:“做中学”,使我们找到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本取向。 英国科学家、思想家波兰尼提出,人的知识有两种类型:显性知识和缄默知识。显性知识是指那些通常意义上可以运用语言、文字或符号来表达的知识,而缄默知识则是指那些平时为我们所意识不到、但却深刻影响我们行为的知识。与显性知识相比,缄默知识不能通过语言、文字或符号进行逻辑说明,往往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不能以正规的形式传递,它是一种连知识的拥有者和使用者也不能清晰地表达的知识,通过身体的感官或理性的直觉而获得,因而也不能加以批判性反思,具有明显的情景性和个体性[2]。它的获得主要不是靠读书或听课,而是需要亲身参与体验。这一新的知识观为教学实践活动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促使我们重新评价专业实践教学的价值。没有个体缄默知识的参与,没有实践,学生难以真正掌握理论知识,理解其真谛。超级秘书网 三、在先进理念指导下的专业应用性改造 一个专业的改造不能仅仅是修修补补,如果这个专业还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那就应该根据社会对该专业的需求,在先进理念的指导下进行重新定位,在新定位的指导下对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教育教学的各个要素作全面的调整。 1.结合专业、学校、社会三方,明确专业定位,重造人才培养方案。 根据社会需求重新进行应用性中文专业的定位,在专业定位的基础上重造人才培养方案,是应用性中文专业改造的首要任务。在原来专业学习的基础上,拓展专业方向,寻求专业教学与市场需求的契合点,是中文专业实现应用性的基本导向,更是其在竞争中谋生存、求发展,适应社会需要的途径。 中文专业的应用性定位应该在处于学科理论与职业技能之间的专业修养层次。在遵循专业教学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建构课程体系:围绕优秀能力培养设置类型课程,并使各类型课程科学组合。形成“基础+方向应用模块、非独立实践环节课程+独立实践课程”的新课程体系。即保留基本的专业基础课程体系,但适当压缩学时,增加应用性的方向课程;强化实践教学,除了在一些课程内安排实践教学环节,还设置相对集中的培养能力的独立实践课程。 除基础课外,专业课程体系相应调整为三大类课程: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专业选修课。由于各自定位的差异,实践教学也有不同的设置:不包含实践环节的课程、包含实践环节的课程、独立实践环节课程。这样既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又能使学生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掌握相应的职业技能,实现人才的多元化培养。“现在有一种倾向,一讲‘宽口径’,就似乎本科可以不要专业了,学生什么课都选,没有一点专业归宿,恐怕也有问题。弄不好就是‘万金油’,就更是浮躁了。口径过宽,基础就不可能厚。”[4]温儒敏的这段话当然也值得我们深思。 2.培养双师型人才,打造适应专业改革的师资队伍。 教师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也是专业改革的关键。要能够按照新形势下的课程设置来开课,对于教师无疑是一大挑战。从现职教师情况看,大多具有博士、硕士学位和教授、副教授职称,但缺乏与所授课程相应的社会实践经历,对社会于中文专业人才的素质能力要求知之不详,不能充分胜任教学实践活动。教师的这一局限将成为中文专业应用性改造的短板和瓶颈。 培养双师型教师是应用性中文专业改造的关键所在,而这首先需要转变教师的观念。教师必须认识到专业改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自觉、主动地适应改革的需要。其次,应采取教师轮训的方式,将教师送到将来学生就业的行业或岗位进行先行培训,或者教师与学生一起到实习基地或一些对口用人单位进行“锻炼”或“兼职”,弥补应用性能力差、与社会隔膜的缺陷。再次,鼓励教师积极参与跟专业能力培养相关的各种社会活动,这样可以使教师积累实践经验和实践案例,有利于教学和学生能力的培养。 3.围绕专业优秀能力的培养进行教学方法的改良。 汉语言文学专业优秀能力表述为:合旨得体的言说和写作能力、自如灵动的沟通与策划能力、持续发展的学习能力等。教学的重点围绕专业优秀能力培养来展开:提炼汉语言文学优秀课程的理论精髓,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突出专业方向课程、选修课程的实践内涵,增强学生的就业能力。如前所述,课程体系分别调整为: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专业选修课,且包含不同的实践教学内容与要求,因此要求教学方式方法相应的进行调整。 如不包含实践环节的课程,鼓励老师进行课程应用性探索,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改变传统的“一言堂”讲课方式,增加师生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通过自读、自讲、撰写小论文、专题讨论等形式多样的方式,使学生在探究性学习中充分展现自身,增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包含实践环节的课程,必须利用实验室或者其他校内外资源,设计实训内容,通过任务驱动教学模式导入,学生在自行设计、处理的过程中实现目标。如“应用写作”课程中安排有八个实践课时,对“调查报告写作”一节内容,学生除调查报告写作常识要了解外,更要求从选题到设计调查提纲、设置调查问题、开展调查工作、分析整理调查资料到形成调查报告,全过程进行独立训练。在具体活动过程中学生会暴露出若干问题:如选题不当导致无法深入、提纲设计过于机械、问卷设计问题混乱、开展调查时与他人配合困难、材料整理时缺乏统计知识、不会软件操作、调查报告写作中数据使用不当、材料布局不合理、表达形式单一等,待这些问题解决时,学生所收获的就不仅仅是调查报告写作知识。独立实践环节课程,如毕业实习,通过带出去的方式,学生分散在各实习基地和自行联系的单位,近距离了解实习单位的工作流程,边学边用,既开阔了视野,又贴进了职场生活。 在教学手段上,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成果,并引导学生适当参与教师的课题研究,使学生在研究性学习中得到锻炼,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给学生开列专业和非专业的参考阅读篇目,引导、指导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第二课堂”活动,成立各种以兴趣爱好为导向、紧密联系专业的社团,如文学社、话剧社、影评社等,创办自己的刊物、论坛和活动阵地,使学生通过社团活动延伸专业学习。 4.加强实习基地、实验室的建设,改变传统汉语言文学培养模式。 应用性人才培养主要体现在较强的工作能力上,为此,建立相对稳定的实习、实践基地,搭建学生社会实践的平台,使学生通过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广泛地接触、了解和认识社会,在社会实践中增强能力。 传统的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认知:是固定资产投入最小、成本最低的轻骑兵,只要有一批教师,能招进来一批学生即可办此专业。现在适应应用性要求,在实习基地建设的同时,建立固定、便捷、完善的技能实训室,学生在跨出校门前接受比较系统的职业模拟训练显得非常必要。 学科也好,专业也好,其生命在于适应社会发展的变革。中文专业应用性改造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专业自身发展的需要。目前,这些改革的尝试仍在继续,但是尝试中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可以使改革少走弯路,而理论的指导尤为必要。 文学毕业论文:中专生语文学习分析论文 摘要:中专生语文学习的重点是掌握语文学习方法。中专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应该转变语文学习观念、培养自觉寻找兴趣点的习惯、通过与他人沟通和培养课外探索的习惯等方面提高自己的学习方法。 关键词:中专生语文学习学习方法 中专学生主要面对的是就业压力而非应试,目标不同,导致学习的方式方法就有所不同。下面就中专生语文学习方法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转变观念增强语文学习的动力 中专生由于长期接受应试教育的桎梏,因此就要将他们的思想观念从原有的重知识学习向重能力锻炼进行转变。相对于普教的学生,中专生有自己独特的一面,他们兴趣点广泛、动手能力较强、争强好胜等。他们普遍是应试教育的失败者,对应试教育失去信心和兴趣,如果用以往的以知识为主体的方法,会使学生感到乏味乃至厌学。尤其是在初中教学中因为要应对中考,总是被灌输知识,在题海中疲于奔命,机械地老师教什么就学什么,学习的主要方法就是背诵,更多的是不加以理解就进行背诵,这样学生在中专一开始就是怀着以往失败的印象进行学习的,这时,要积极地转变他们的学习观念。从“要我学”变成“我要学”。学习观念的转变能够极大地促进他们进行语文学习。 将文本知识与学生的实际联系起来,引导学生向这个方面思考。让学生意识到学习不再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好的分数,更重要的是为了锻炼能力,而这个能力直接与就业相关联。在认识上重视起来。在学习过程中结合语文课本内容,打下文字基础。 二、培养自觉寻找兴趣点的习惯 1.要将现在所学知识与以后的就业紧密联系起来 让课本“活”起来。由教师引导学生对课本进行研读,在掌握基础目标的前提下,再从文本中寻找与本专业相关联的知识触发点。比如在对烹饪专业的学生讲到《鸿门宴》时,引导学生依据文本,自行研发设计以“鸿门宴”为主题的饮宴,并要求让文本走进菜名,设置几道与本文有关的菜肴,学生讨论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壮士彘肩”、“玉斗雪峰”、“白璧鳕鱼”等几道菜肴的名称,并将这些菜名报给烹饪课的教师,由烹饪教师寻找适当时间带着学生进行烹饪,既打通了基础课与专业课的联接,又让学生“学以致用”,让菜品加以文学的解读,使得食客不仅享用美食,而且品评文学经典。 2.巩固知识,持之以恒 让学生在课堂上跟着老师学习,养成良好的思考习惯,再到课外自由阅读时,有意识地将所读作品和烹饪专业相联系,不仅学到文化知识,而且还助自己在本专业的发展上以一臂之力。 将教学内容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在学生的普遍经验在之上进行教学,再不断设置学生能够跨越的障碍,让其体会到成功的喜悦。 三、通过与他人沟通的方式进行语文学习 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工具和交际工具,语文承担着人类信息交流的任务。锻炼学生与人沟通的能力是语文学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职业学校是以就业为目标的,而与人沟通是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 中专学生在这项能力的锻炼力度上要加大。 其一,要积极地与老师沟通。 在知识和阅历上,老师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高于学生的,看问题的角度也比学生要更为全面,了解的信息也是更为广泛,因此,当学生有疑惑而自己无法解决之时,可向老师寻求帮助;没有疑惑时也可积极与老师沟通,在沟通之中,老师会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之处,或者给予以正确的引导,这些都会给学生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可以避免浪费时间或走一些弯路。超级秘书网 其二,要善于和其他同学沟通。 在与同窗进行沟通之时,可以发现有很多共鸣之处,互相之间取长补短。 其三,要练习与陌生人沟通。 善于推销自己是中专学生应该具备的能力之一,具备了知识和技能之后,还要善于展示自我,在陌生人面前推销自己。 其四,要与招聘者沟通。 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尝试与招聘者进行沟通,可以及时掌握市场动态,及时调整自己在学校学习的侧重点。帮助自己能更快更好地融入社会。 四、培养课外探索的习惯 善于利用各种资源。学生主要处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三大环境当中,其中,一切可以服务于自身能力锻炼的资源,都可利用。 文学毕业论文:英美文学对当代大学生教育意义探析论文 摘要:英美文学的学习对当代大学生是具有重大教育意义的,但是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这一意义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对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此文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英美文学的学习对当代大学生的教育意义:加强语言运用的能力;启迪学生深入思考;帮助学生修身养性。 关键词:英美文学大学生语言思考修身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英语的学习已经渗透到我国每一个教育阶段。而对于高校教育来说,英语语言的中所存在的文化底蕴的学习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然而,在当今的大学生当中普遍存在一个误区,大多数大学生认为,对英语的学习只是单纯为了修得学分或者是通过四,六级考试,以便于将来找工作。因此在他们眼中,学习英美文学只是英语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对于非英语专业的人而言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此他们对英美文化知之甚少。 然而作为一个英语专业的学生,深入接触过英美文学的学习,并且从中获益匪浅。最大的启迪便是,英美文学的学习对当代大学生是有重大深远意义的。无论是对专业或非专业的学生,英美文学的学习既包括对语言的理解,对文化的学习,也包括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教育。通过学习英美文学,我们在加深英语语言的了解的同时,可以提高我们的审美观念,开拓视野,学习思考,培养较强的较为抽象的思维能力,以助于我们提高创新思维能力。 一、文学与语言 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把文学与语言这两个概念割裂开来分析,文学是承载语言最重要的载体,而语言是文学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基本工具。 首先,英美文学作品中提供了真实的语言环境,包括最准确,地道的词汇,通过阅读英美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扩充词汇量,并在具体语境下学习使用真实的语言,增强语感,提高自己实际运用英语的能力。例如,在日常英语交流中,有人提到《哈姆雷特》中的一句对白:“Tobeornottobe,thatisaquestion.”,只有对这本文学作品学习过的人才能领会出它所要表达的意思。再例如,“Catch-22”,现在用来形容任何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的规定或条件所造成的无法脱身的困境。如果我们没有读过《第二十二条军规》,就完全不能理解它所表达的意思。 其次,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句子是简单句和复杂句的结合,对英文原著而言,复杂句占据主导地位。这对提高我们的阅读能力,加强语感,提高语法运用能力是有很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的。 再次,英文作品当中包含各种各样的文学体裁,语言风格,我们可以从学习中提高对英语语言的审美水平,加强对英语语言的感知力度,培养对英语语言的亲切感。 二、文学与思考 在当代社会,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是甚为迫切的。高校教育的目的不只在于向学生灌输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知识,启迪学生树立正确,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文学不仅仅是历史事件、人物介绍和数字年代之类的事实,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体验。大学生应被引入文学世界,而不是做外界的观察者。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时期,他们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往往不成熟。对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文学是最宝贵的财富。英美文学素质是构成提高素质英语人才的重要因素。文学是透视人类社会的窗户,通过这扇窗户,学生可以了解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性、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变迁等。了解他国的社会变迁可以启发学生反思自己的社会生活、思想动态、精神面貌等诸多方面,从而加强文化修养,开拓视野,陶冶情操,塑造完美人格,提高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作家,所创造出来的代表作品,都反映出那一时期的社会形态,背景,以及对人民生活形态,对文学家们独特思想的影响。通过学习它们,我们可以加深对不同时期的社会形态的了解,学习伟大思想中的精髓,得到启发,从而培养独立的创新思维能力。例如,兴起于英国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代表,狄更斯,简•奥斯汀,勃朗蒂姐妹等等,分别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为背景,生动描述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从而揭露社会现实,抨击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下的道德堕落,呼唤人性的复苏。托马斯•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是以其故乡威塞克斯为背景的。19世纪中期英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侵入农村,个体农民在经济上陷入失业、贫困的悲惨境地。面对工业文明带来的后果,哈代的心灵受到强烈冲击,他在感情上痛恨工业文明对人们和谐生存状态的摧毁。因此在他的作品《德伯家的苔丝》中,哈代对当时工业文明对乡村的冲击进行了全景式描绘,然后以苔丝家作为个体农民的缩影,深入展现人们在物质困境中的痛苦挣扎。超级秘书网 因此我们在学习这些文学作品的同时,也获得了对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启迪,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意识形态,并帮助我们提升对文学作品的欣赏深度,启发我们对伟大思想的思考,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三、文学与修身 总所周知,对英美文学作品的学习,广泛的阅读和背诵是必不可少的。反复诵读英文经典原作不仅帮助学生了解英美国家的人文地理、历史传说、风土人情和社会风尚,提高我们的文化修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的知识和能力。更重要的是,在接触文学作品中饱含的文化底蕴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升华我们的心灵,丰富我们的内心,修身养性。 文学是智慧的源头,一切伟大的思想的结晶最集中的体现。文学作品的感染力是不可估量的。从欣赏到崇拜,再到皈依。例如,通过读十九世纪早期,英国浪漫主义代表作家华兹华斯,拜伦,雪莱等等的作品,我们可以获得心灵对自然地认同感,皈依感。在喧嚣,物质的现代生活中,更趋向于接近自然,升华心灵的境界。这对我们修身养性是有重大意义的。 四、结语 对当代大学生而言,通过强化对英美文学的学习,提高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学会独立而深入地思考,并从中修身养性,是十分重要的。可惜的是,现行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一重大意义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而广泛普及。 文学毕业论文:网络传播媒介对网络文学接受主体的影响论文 关键词:网络网络文学社会心理文学接受者 前言 自1997年一部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风靡全国之后,人们才开始关注网络上的文学;在“网易中国网络文学奖”的评选之后,随着网络上的网络、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网络文学”这个范畴方始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内。发展到今天,网络已经成为文学的重要传播媒介(一些经典的著作都在网上有着电子版本);当然也是网络文学最主要的传播媒介(一些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也有出版社出版发行,以书本形式传播)。由于网络文学本身尚处于发展阶段,其自身的要素还有许多不成熟、不稳定有待于发展的地方,对网络文学的诸多研究也处于探索阶段,甚至于对“网络文学”的概念还尚无定论。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网络给传统文学带来了多方面、不同层次的影响。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的现象,与社会中的人是分不开的。在以往传统的文学研究中,对文学活动主体的研究往往是最重要的方向之一。那么,网络文学一种新的文学传播媒介,其对文学主体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这种影响对文学本身又有怎样的意义呢?其是否改变了文学的本质?这些问题,各家从不同的方面入手,各有所说,尚无统一的定论。本文将借鉴社会心理学的一些观点,主要探讨网络传播媒介对文学接受主体的影响,并对此影响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认为网络成为传播媒介,使得网络文学,本质中审美的要素下降,娱乐性的成分上升。在本文中,笔者在讨论网络主体的整体特征的基础上,将网络文学的接受者和传统文学的接受者作简单的比较,并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分析网络文学接受者特有的心理特征,重点探讨网络对网络文学接受者造成的特殊影响。 一相关范畴问题作为文学传播媒介的网络。从原始社会阶段“诗乐舞”一体的文艺活动产生以来,文学活动系统中,传播媒介总是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对文学活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根据传播媒介在文学互动上的特点来看,文学的传播经历了口头传播——纸张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几个阶段。应该说,每一种主导的传播媒介都是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口头传播阶段,文学主要是由人们面面相授传播的。这样,传播者有很高的权威性。这种方式生动形象,互动性很强,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创作、传播自己的作品。但是这种传播方式很受时空的影响。因此,远古时代的大部分的文艺作品都不能保存下来。进入纸张传播的阶段后,由于文字的使用,限制了大部分人的创作权利和自由。同时出版的审查制度,也使传播媒介成为权威机构的垄断工具。但是这种传播方式跨越了时空的限制,保存了大量古代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使得读者有机会欣赏前人的,甚至是千年前的作品,为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书本的出现使得文学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书本文化至今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文学活动。电子传播一方面扩大了读者的范围,兼有字,音,画,多媒体的多种形式,但是基本上也被权威机构所垄断,在本质上与纸张传播大致相同。网络作为一种崭新的传播媒介,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第一,没有了以往纸张传播、电子传播的审查制度,没有特殊的原因,创作者一般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发表自己的作品的地方。第二,接受者的阅读环境发生了变化。以前主要是书本阅读,现在变成了对着电脑屏幕进行阅读,不同的阅读环境对接受者的心理和状态等等要素都会产生影响;第三,网络上创作者和接受者互动性交流活动增强。网络的作品所在的页面大多设有发表评论的地方,读者可以直接发表自己阅读后的感受,另外还可以通过QQ、E-mail、BBS等网络工具与创作者进行交流。网络文学接受主体。这里我们谈论的文学接受者,不光是上网为了学术研究、文学交流的,有一定审美基础的读者,也不仅仅指那些文艺理论批评家们。这里的文学接受主体更主要的是泛指所有上网浏览网络上的文本的广大网民。网络文学的范畴。尽管网络文学的范畴在学界尚无定论,在这里我们讨论的网络文学,有着我们讨论的范围。在这里,网络文学不仅仅是指历次网络文学大奖评选出来的那些“代表作品”,更重要的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网络上的文学现象,具有网络文学特有的一些鲜明特征,如作者的“大众化”、内容的多样化、传播的网络化、创作立场的“民间化”的文学作品。 二网络主体的整体特征。网络作为一种新生的、时尚的技术工具,其使用的主体必然是趋向于年轻化。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最新《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3年12月31号),中国网民共有7950万,其中男性60.4%,女性39.6%;未婚的占到56.8%;35岁以下的网民所占的比利是82.2%:18岁以下为18.8%,18-24岁为34.1%,25-30岁为17.2%,31-35岁为12.1%。其中,网民受教育的程度如下:高中以下13.5%,高中(中专)19.3%,大专27.4%,本科27.1%,硕士2.2%,博士0.5%。网民的职业上,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占了前两位,分别是29.2%和13.7%。收入上,2000元以下的人群占了77.6%。综上所述,目前我国的网民以男性、未婚者、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主体,大学本科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以及低收入者占据网民的大多数。在当前社会的背景下,人们面对多变、复杂、充满诱惑的社会,往往会感到迷惑、失望、压抑。年轻一代由于学业、工作的压抑更是显得抑郁、浮躁、情绪化。在既定的社会体制下,年轻人的情感通常处于焦虑的状态,但是由于社会行为规范以及个人自尊心理的束缚,往往不能完全的释放自身的情感。但他们面对网络的时候,虚拟的网络可以掩饰他们的真实身份,网络的虚拟化使网民完全不用考虑现实社会的行为规范,自由地宣泄自身的情感。由于大量的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地位往往与他们理想中的要求差距很大,虚拟的网络可以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现实生活中这类等级观念的束缚,尤其是经济、政治的束缚。网上行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情感宣泄化,网上的语言,行为也是十分直白的。网络对文学接受者的影响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以前,读者在整个文学活动的系统中,并不是很重要的环节,通常被人们所忽视。人们往往把目光聚集于作家和文本上面。自20世纪60年代的接受美学出现以来,读者对整个文学活动的意义才被注意到。人们才开始研究读者的阅读对文学活动所带来的影响。同传统的文学接受者相比,网络文学接受者面对网络时,其特点主要是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面对的文学创作主体、文学文本不一样; (二)阅读环境的改变; (三)有一个能够与作者进行方便交流的平台——网络。 接受者面对的文学创作主体、文学文本的不同。由于网络传播媒介的虚拟性,没有以往的审查制度,这就使绝大部分有作品的人有了发表自己作品的机会。原来只有作家和少数文学修养比较高的人才能发表作品的局面被打破了,创作者的群体增加了大量的普通人。这样,创作者的总体地位下移了,创作不再是个别人的“特权”了。但是,在网络文学上,并不是人人都是“作家”,那些在网络上写作发表文章的人,人们更愿意称他们为“网络”。网络和传统作家还是有着一定程度的区别。以往传统作家的创作,往往都是基于自身审美情感的凝聚,对世界和自身生命的独特关照。当这种审美关照与自身的心灵相撞击,激起创作的火花,创作的欲望产生了。这时候,作家的审美情感积聚到了饱和点,使之感到不吐不快,然后选取适当的形式予以物化。这时,作家审美情感的物化产物——文本就产生了。作家的创作是基于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独特的生命经历,情感体验的基础上产生的。可以说,审美是文学的本质特征,是文学最重要的要素。审美价值在文学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文学是一个价值的复合体,比如审美价值,政治上的价值,娱乐价值等等,其各种价值因素依据作品内容的不同而处于不同的地位,因此各种价值彼此也并非都处于并列的位置。文学活动的特性正在于文学总是探索并表现人类的各种生命活动,并以极其丰富的内容和可感的形式记载了人类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丰富的的精神世界。文学的审美价值无疑是应该处于优秀地位的。文学没有了审美,就好像一个人没有了灵魂一样。而大量的网络并不是为了追求审美,他们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游戏、玩乐的态度。在网络文学的创作中,虽然有人承袭着传统的路数,但更多的人却是在抒写着“自我”、“本我”、“真我”,抒写自己的“心情故事”:他们通过一个虚拟的名字,在亦真亦幻的电子世界渲泄着被日常生活所压抑了的个性与郁闷;或是通过扮演以实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社会角色,以求得在虚拟世界中的象征满足。当年被誉为“网罗文学三驾马车”之一的宁财神说,他的写作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表现欲而写、影响他人的需要为写而写、为了练打字而写、为骗取美眉的欢心而写,当然,最可心儿的,是为了在网上度过的美丽而绵长的夜晚而写”。这也从一方面表现了一些网络的创作心态。网络的这种态度也就决定了他们的作品不会像传统作家那样,把审美要素放在第一位,并去追求的文本的审美性。因此他们的文本几乎不会有什么创作前的准备阶段,他们所抒写的大部分都是个人的经历和情感。在社会知觉上,网络与传统作家就有着明显的不同。社会心理学上,知觉是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的客观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整体反映,分为对物的知觉和对人的知觉。传统作家处于出版的审查制度和个人名誉的考虑,他们对世界的知觉往往是经过审美过滤的,是经过艺术家的审美加工后表现出来的。而大部分的网络,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完全不用考虑到个人的名誉,社会规范的影响,大多是直抒胸臆,把自己的全部经历、情感吐露出来。因此,网络上的文字更多的真实的表现了作者对世界的知觉,是个人心灵的直接表现。但是这样也造成了网络上的文字趋于情感宣泄化,过分的强调某种快感而丧失了理性,普遍缺少诗性自律。如果举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那就是前些时间风靡一时的“木子美日记”。网络日记本的风行,也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变革的特殊时期。木子美日记的出现,反映了在当前时代变革的背景下,人们在思维方式、生活观念上的转变。人的种种本性以及这些转变在虚幻的网络世界里面得以暴露。反映这种由于社会变革所引起焦躁,压抑的典型情绪的审美表达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疯狂的暴露个人隐私,来满足个人的欲望,引来了乐衷于窥视隐私的人们的追捧,这一点却是不敢恭维的。阅读环境的改变。网络文学创作主体的总体地位下移,这就使网络文学不仅有“阳春白雪”的东西,更有了许多“下里巴人”的,甚至是龌龊的东西。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为接受者的阅读提供了多样性的选择。这就使接受者在阅读时面对的总体对象发生了变化。网络文学具体的阅读环境的改变,体现在两点。首先,以往的阅读环境基本是书本阅读,但是现在变成了对着电脑屏幕阅读。这一改变对网络文学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一,电脑阅读极大地增强了接受者的自由性和自主性,接受者不需要通过第三者作为中介(以往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或书店的销售人员,自己的亲人,朋友等等),就能够直接阅读到自己想要阅读的东西。这种环境下的阅读与传统环境下的阅读有着很大的不同,原因是接受者的社会角色在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变化,导致了阅读者的阅读动机的变化——以往传统的书本阅读的追求审美性和娱乐性,变成了补偿性的、娱乐性的动机。虽然在书本阅读的环境下,有很大一部分接受者也是为了消遣的目的去阅读,但是他们所面对的文本还是经过出版社编辑们挑选的,其相对于网络上的文字来说绝对是更具审美性的。在社会心理学中,角色扮演是指人们在社会互动中,通过对他人的言行的判断和理解,从而做出对自我行为的调解,决定自我在互动中的行为。角色扮演一般组成的结构如下:角色承担者,角色行为目标,互动和互动过程所处的社会情景,角色行为规范。从这样一个结构,我们就能够对各种角色的发生发展做出比较清晰的分析。从儿童出生开始,儿童就不断进行自我意识的成长和扩展,开始不断地进行成人游戏,扮演成人的角色,比如过家家、盖房子等等。这些现象都是儿童成熟的标志,也是一种自然的成长过程。随着我们的逐渐成长,周围的环境规范慢慢地约束了我们的行为,使我们不能过多的以一种游戏的心态去面对复杂的社会,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社会角色;而是不断地尝试各种环境下的生活形态,扮演着固定的社会角色,如学生,儿子,男性等等。儿时的那种扮演的欲望,在诸多的社会规范的束缚下被压制,慢慢消失。但是,虚拟的网络空间又唤起了我们的这个欲望,由于网络环境的特殊性,如超越时空性、匿名性等,造就了与平时生活的社会环境迥异的生活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生活的角色的随意性更大,角色可以进行自由地转换。在网络生活中,年轻人更倾向于扮演一种不同于自身社会角色的“虚拟角色”,在虚拟的ID下,隐藏着自己的真实身份。同时,又会对自身本来的社会角色的行为规范和现实中的形象进行颠覆。最典型的角色转换就是男女性别互换。当然绝大部分的这类情况是出于玩乐的态度,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是心理疾病的缘故。除此之外,还有那些平时懦弱网上勇敢;平时沉默寡言网上滔滔不绝的人等等。这里有一个“双重人格”的问题。其实这里的双重人格问题并不是指那些精神分裂的精神病人的现象,确切地说是因为存在状态的改变,现实中的自己,网络中的自己,他人眼中的自己,自己心目中的自己,这些既独立又统一的个性,形成了自己的多元化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年轻人所受的束缚已经太多,他们往往需要按照自身的社会规范来表现自我。这样,现实中的自己和他人眼中的自己,与真实的自我相比,往往处于受压抑的状态,使他们感到窒息。因此当他们面对网络的时候,追求自由的天性,使他们更多的选择了娱乐,游戏,去释放自己受压抑的心灵,去补偿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所失去的东西。最近第十三次CNNIC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大多数的网民将获取信息作为上网最主要目的的网民所占比例最多,达到46.2%;其次是休闲娱乐,有32.2%。在这样的网络存在状态下,网民们在上网的时候,他们是来放松的,休闲的,来找回现实中迷失的自我的。所以即使在面对网络上的文学的时候,他们就不是想着接受文学中美的熏陶,把文本的审美性放在第一要素;而是更看重文本的娱乐性,看文章是否能给他带来欢乐。在网上,有两种文章十分流行:一种是婉转伤感的情感表达型,另一种就是无聊搞笑型的。这一点与接受者的阅读动机有很大的关系。网络文学中的色情和暴力因素固然跟网络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有关,也是由于网民对现有社会规范突破,叛逆心理的追求造成的。比如“木子美日记”事件,木子美的日记之所以受到大量读者的吹捧,这跟一部分读者网络面前放纵自我,满足自身的窥私欲有关。阅读环境的第二点变化是,电脑阅读比书本阅读更容易疲劳,而且还有不菲的上网费用。在网络上,大概有四种类型的文学作品。第一种就是那种粗制滥造的文章,这种文章大多是拼凑而来,毫无新颖性,读者在读到开头的时候也能够预见故事的结局,这种文本一般是低于读者的审美水平,读者一般都不会去选择;第二种是与大部分读者的审美水平相当,以故事性的侦探、爱情、悬念小说为代表,这种作品读起来不会费什么力气,又能引人入胜,享受到阅读的快感,这是大部分读者选择的对象;第三种类型的作品其审美水平会高于读者的水平,读这类的文章,读者会感到有点吃力,但是在阅读之后,自身的水平会得到提升,也会得到审美的熏陶;第四种就是其审美情调与读者的自身的审美格局不相符合,比如习惯于现实主义的读者在面对后现代的作品就会感到不适应,接受不了,就是这个原因。在电脑阅读这样的条件下,年轻人一般不会去选择语言精辟深刻的文章。他们更倾向选择第二种的,通俗的、结构明了的大众型文学。这样,接受者在选择阅读对象的时候,审美期待也发生了改变。读者更倾向于选择那种娱乐性较强的作品。同时,这种选择会通过文章的点击率反映出来。同时,点击率也会影响着读者的选择。在读者进行选择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和理解也是有选择的,只有那些能够吸引他们的作品才会纳入他们的视野,这时候追求娱乐的兴趣会影响他们的选择,同时文章的点击率也是读者选择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今天商业化时代,点击率将决定网站的存亡。那些娱乐性的作品因为有着较高的点击率,又会促使一些网络进行这方面的创作。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循环的圈子,更加导致娱乐性作品的流行。此外,在网络文学接受的时候还有一个接受度的问题。战国时期楚宋玉曾在《对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徽,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①这里讲的就是一个艺术接受度的问题,在当代,高雅文学,先锋作品,通俗作品都有自己的读者群。传统的书本阅读,由于面向全体的读者群,各种类型也相对齐全。而网民的年龄阶段也集中于35岁以下,在这样的年龄阶段,由于其自身审美素养的问题,网民们对高雅文化的接受也是很有限的。相反,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接收就显得更为容易一些,他们也更倾向于接受这样的文学作品。网络传播媒介为接受者和创作者提供了十分方便的交流平台。从接受美学出现以后,读者对文学活动的意义开始被人们所重视,但是在传统的文学中,普通读者的意见却难以直接反映到创作者那里。以往,一般是文学批评者的意见才被人们所重视。诚然,文艺批评者的意见更具有专业性,对文本的理解也往往更为深刻,对创作者的创作也更具有指导的意义。但是绝大部分的读者的意见,哪怕只有一个“好”或是“不好”的声音也难以直接反映到创作者那里。当然,一些著名的作家会有大量的读者与他们写信交流,或是一些嗅觉敏感的读者会根据时局适时地写信给编辑部,进行评论;或是在生活上与作家进行交流。但是大部分的读者,由于信函的时间延续性,滞后性,他们一般不会跟创作者进行交流。更何况,一般的不知名的作家,即使读者为他们的作品所打动,读者甚至都不知道如何跟他们进行联系。所以,在传统的文学活动中,读者的声音很少为创作者所知;创作者也往往只能通过自己作品的销售量大概地了解自己的作品是否为读者接受,更不用说,根据读者的意见调整自己的创作。但是,在网络文学的活动中,网络为接受者和创作者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快捷的、方便的交流平台。当下一些著名的网络文学的网站,在发表作品的网页下面都有供读者发表自己意见的位置。这样,读者在阅读完作品之后,可以直接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哪怕一个“好”字,或是批评性的文字。同时,创作者也可以直接看到读者对自己作品的感受。甚至,他们还可以通过BBS、E-mail、QQ直接进行交流。接受者可以向创作者谈自己的感受,对作品的建议;创作者也可以向读者进一步的阐释自己的作品,同时也可以根据读者的反映调整自己的写作。但是,这样的交流也是通过虚拟的网络进行的,交流的双方隐藏在网络的背后。这样的沟通与传统的沟通必然是不同的。社会心理学中,沟通是人们交换思想、表达情感的信息交流过程,也是人际互动、人际交往的最基本的形式。就建立、维系和发展人际关系而言,人际沟通能满足人的三种社会心理需要:互动的需要、影响他人的需要、表达感觉的需要。当网民在网络上交流时,这时候他的需求不会是基于互动的需要、影响他人的需要,他们主要是出于表达感觉的需要。他们只是直白地宣泄出自己的感情,不需要考虑他人的感受,社会规范的束缚。这种沟通环境下,读者的信息反馈往往是从自身的好恶,出于娱乐情感的表达,而不是想要进行带有自我意识的纯粹的文学交流。在另一个层面上,网络作为传播媒介,也真正实现了读者和创作者的互动,这就是文本创作的开放性。有这样的例子,作者提供一个开头,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的选择链接,选择自己喜欢的情节发展模式、结局。甚至,读者还可以参与到文本的创作中,作者提供一个开头,由不同的人进行创作,读者在阅读完前面的情节后,也可以参与到文本的创作中。这样,创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界限消失了,达到了一种真正的互动。但是这也使文学活动更多地变成了一种文字游戏。在里面,人们追求的不再是审美的要求,而是想着怎样才好玩以及情节的设置。就个人的意识而言,接受者在网上是一种文学意识,在网下又是另一种文学意识。应该说,这两种意识是感性和理性的冲突。一个人的心理情绪是具有弥散性的,即在一种状态下的心理情绪会影响到其他状态的心理情绪。所以,一个人的网上文学心理情绪很容易影响现实中的文学情绪。事实上,现实中的心理情绪也会影响到网上的情绪,但是由于人们在网上的情绪更具有自由性,其影响力较之现实中的情绪有更大的影响力。因此,一个人网络的文学意识往往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在他的概念中,文学的娱乐性的成分会超过审美的因素。这种感觉是从网上慢慢弥散到现实中去的。结语综上所述,我们在探讨网络文学接受主体的时候,借鉴了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文学活动中的人不是孤零零的人,而是社会中的人,其在文学活动系统的行为不仅仅受着文学活动的影响,而且还受着其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个体,面对着同是社会生活一部分的文学活动,个人在文学活动中的表现是与其所受的社会中的影响分不开的,也无论如何不能被忽略的。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由于网络文学接受者所面对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其阅读环境较之传统的阅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社会角色的转换,心理的改变,都导致其在面对网络的时候,感性思维占了主.超级秘书网 文学论争分析论文 [论文关键词】“文化工业”文学论争著作权名誉权 [论文摘要]结合网络在当下中国的超常发达,运用“文化工业”理论剖析当下的中国文学和文学论争的特点,指出“文化工业”下的商业资本的统治本性淹没了文学所必需的创造个性和文学论争所必需的独立公正立场,使得环绕著作权和名誉权的文学论争成为当下“文学场的可怜点缀和可笑搭档。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白居易这两句诗倒恰能形容当下以文学为名的产品在印刷工业履带的轰鸣声中和不间断的拷贝下传声里的生产状况,虽说是万紫千红,却总如粗浅小草,让人纷乱摇头,有“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感受。又种种以文学的名义引起的前赴后继的文坛纷争,也如迷眼繁花,徒有热闹的虚假表象,而少理性的真正论争。不能不让人感到:当下的大部分“文学”一边盗用历史上的文学名义,一边还要求新时代的赐福;而当下大部分“文学论争”,也早已脱离了漫漫复古长路时和萧萧革命征程中所凝结而成的主体担荷价值和严肃人文精神,而成为茶余饭后以资笑谈的娱乐新闻。而这,正是“文化工业”赋予当下文学论争的角色—成为“文学”场的可怜点缀和可笑搭档。 虽然过往历史上的文学论争并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它们颇多政治立场、意识形态、阶级划分等场外因素的干扰,并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关于文学本体的文学论争—古代往往和政治的党争和儒学等意识形态的纷争相连,现代和科学与革命、抗日与救亡等时代主题相连,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个世纪so年代,阶级斗争、路线划分等政治立场术语又成为那段时期的主宰—二个时代一脉相承了文学为政治、伦理、教化、风俗等服务的主流言说立场。但我们见到的一个显著事实是,经济利益从来没能成为文坛流行话语权的主宰或潜主宰,即使在号称半资本主义的现代中国。而这种状况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步人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阶段后有了巨大改变,在当代中国文坛失去了“轰动效应”(实际也是政治效应)进人了多元化时代的同时,文学论争也进人了以经济效益占主体的多元化时代。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日趋同步,特别是以手机、网络的超常发达为显著标志,文学的商品化人娱乐化特征日益凸露并放大,成为有目共睹的现象。当下的中国文学真正进人了西人所谓的“文化工业”时代,而“文化工业”笼罩下的当下文学论争,也就呈现出与前所有社会制度不同的以经济利益为驱动的新特征。 “文化工业”这个概念最先为瞿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一书提出,其意本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电影和广播……它们称自己为工业 据归纳,“文化工业”的基本特点是:倾向于反人本主义,消灭个性的存在;艺术风格趋于“同一”,是一种机械的再生产;实质是商业的市场效益和利润原则驱动着文化产品的生产目的;而其主要的社会功能是为大众娱乐消遣。cz}作为文化工业生产中重要一枝的文学,于此再难顶起艺术的神圣光环,而成为“机械技术”社会背景下的“复制”品:个性泯灭,与众不同的特征消失在一片看似灿烂而实质虚无的商业时空里。更因了网络的上传下达,文学产品成为转眼即逝的东西,激动、深刻、永恒等文学曾经有过的意义已转化为即时消费,而留存、获得关注一刹那,也就完成了“眼球经济”聚光灯下的经济效益。在几乎只有广告是艺术的“文化工业”时代,文学、绘画等老牌的以艺术号称于世的、现在仍企图以艺术号召大众时,其目的也差不多就是奔商业效益而去的广告了。是故,我们总能从走马灯换将的当下中国文坛读出腻味的搔首弄姿的金钱气息,以及由此而频繁引起的喧嚣不已的“争风吃醋”风波。 本文对“文化工业”不拟作深入的形上意义追寻(诸如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启蒙等神圣功能的丧失、大众文化、后殖民主义文化等问题),而只谈其所影响的当下文坛和文坛纷争的特点 战斗了一生的鲁迅先生当初曾说,只要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漫骂,诬陷。其所针对的无疑是置身革命文学背景下他的个人和文学境遇,其背后氮氢的是文学人格严重对立下文学观念的严重对立,有着严肃深刻的思想斗争内涵。从表面看,眼下的这个文“坛”也在斗争,谩骂,诬陷,似乎也在叫嚷某些深刻的思想理念—譬如余秋雨要求的文化大散文、王朔要求的精英阅读等,然而在“峰峦如聚,波涛如怒”的宣称内容中,要求的大多是个人切身利益和名誉的现代法律''''l于此,观众也就立刻洞彻了在其慷慨陈词、义愤填膺的背后,有一个人人皆知的渺小:其所要求的不会是基于文学本身的艺术立场,也不会是所声称的法律和名誉,而是自称为文化人所不能正面宜扬的经济利益。进而,人们了然于当下这个文坛的论争人格之屏弱和追求之切实。 事实如此,当下的文学论争不愿再驻足于艺术的神圣殿堂,它来到了活动的篓键人间,显现出“文化工业”下的论争本相:不再关注文学文本的形式构成、意义建构,它从对“鸡蛋”的关注转到对生产“鸡蛋”的“鸡”的关注,到这个“鸡蛋”到底是谁生的和这个“鸡”到底如何。于是当下的由所谓文学引起的论争,多是围绕作品的著作权和作者的名誉权。而无论是那种权,关涉的都是经济问题和面子问题,而不是文学本身的问题。 虽然迄今为止都未有一个让人满意的文学定义,但文学之于人类生活有特殊的超越意义却一直为人们所接受。只是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又总和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纸笔、印刷术等)、人类其他的精神活动(如绘画、书法、学术、文化等)密切相连,.以至文学的边界才显得不那么清晰。所以,如果要谈文学论争的本义,依笔者浅见,应该是争论文学的本体性和艺术性。所谓艺术,性的论争,就是要探讨文学这门特殊艺术所具有的艺术特质,也即以文学的语言为中心,探讨它如何既能亲近人类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建构,又能亲近人类感性生活的安宁,以及在和人类的接触中,如何更好利用其语言为人类的精神和感性生活起更好的抚慰和提升作用。而本体性的论争,就是要阐明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中极为特殊的一门,与其他人类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差异性,具体说来,就是要探讨文学和政治、道德、经济、文化、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边界,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纯粹的不与其他人类社会活动搭界的文学自然不存在、但文学的纯粹却一定存在,那就是它所使用的介质—语言,艺术性的区别于日常的语言,它会带来艺术对现实的疏离甚至是否定。阿多诺认为,可靠的艺术作品的特征,在于“它··一对一个有负罪感的社会和现实的否定,而这一现实却在盲目而且无情地不断自生自长;艺术作品也维护着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坚持同由诸多动机和目的性所主宰地现存社会的分离。",(31艺术成为人类唯一可能在其中获得自由的精神领地。虽然笔者对阿多诺关于艺术允诺的判断并不完全同意,但认为其对艺术特征—之于人类确有二种不同于社会现实的“分离”和“否定”特征—的归结是可信的,这可从意义、作用上去判定什么是艺术、什么是非艺术。 由此,我们不能不遗憾地发现当下的文坛纷争实在是与前此熟悉的文学论争有了本质的区别。文学已不再负载如古典文学时代常居主流的政治权力维护、道德风俗教化的沉重意义,也不再如负载革命、思想时代的革命和思想启蒙的严肃企图,甚至它也不再负载现代主义时代所表达的与现代社会决裂的绝望,总之它确实脱离了沉重、严肃甚至是绝望。在发现无论何种个人的思想企图都不足改变外在的冰冷现实后,人们彻底投人了大工业社会的统治怀抱,把文学真正当作一场游戏一场梦,而心甘J清愿的谋求与社会的合作,成为大工业生产机械下必然的链条和螺丝钉。正因为如此,提出“文化工业”概念的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才会说文化工业实质是“伪启蒙”,是一种“欺骗大众的启蒙精神:。 于是,当中国文坛丧失了一度标榜的先锋精神后,文学也丧失起码的个性与原创力,而不得不停留在模仿煽情的出发点。 上海的卫慧、北京的绵绵率先用身体撞开出版界的大门后,“性”成了市场的香悖悖,下半身、肉、木子美、上海美男,就一个赛一个的出炉,“快感”之后要“尖叫”,身体之中必“乳房”。当青春不小心成了可爱的字眼,大学生的校园恋情写作一路畅通,中学生、小学生也闻鸡起舞,纷至沓来。当下写作坊的招牌就像旧时没有节操、专奔钱去的妓女,一日三换宾客。区别只在于,前一系列招摇的无非是泛滥的性,后一系列招摇的无非是青涩的情。文坛学会了姿态不一的“秀”(show),目的只有一个,捉住五心不定的读者不断游移闪躲的眼球。 文坛流行的“搭车”、“跟进”、“克隆”等现象,就是这种失去原创力之后的模仿产物。弄到极至,连作家的真实姓名也来“拓片”,金庸之后有全庸,陈燕妮之外有“陈燕妮”。而这也不止于文坛,它遍及整个文化工业领域,在社会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这种趋势的流行。从古人论文章之三“偷”来说,“搭车”既属于“偷语”,也属于“偷意”,而从目的来说,那是“偷势”川,借别人辛辛苦苦闯出来的经济“形势”,为自己的钱财开辟兑现的道路。 而这种情况在著作权和名誉权意识日益昌明的今天,怎不引起重重官司呢?于是,自失去轰动效应后本有些寂寞的文坛就此热闹了起来。不过,这热闹里有作者们的功劳,也有所谓精英的批评者们从旁煽风点火的功劳,还有整个媒体(特别是网络)整个社会(包括观众读者等所谓大众)饱看的功劳。 作者之为著作权、名誉权而与批评者一争似乎还可理解,如韩少功之与评论家张颐武,毕竟那关乎作者的清誉和实在的利益,而看似不相干的作者主动向另一作者挑衅,发起笔仗,如王朔之和金庸,余杰之和余秋雨,却无论如何让人联想到其动机的不纯,更何况王、金之战中王用词之鄙便确实也得罪了大批观众的视觉,二余之战中为历史问题的清算出动了大批人马,又使人感到古代文学史上以“节操”论人的生命力之顽强。但这一切都是在媒体的助威加盟和社会强烈的看客心理中上演的。而这才见出“文化工业”巨大的同化能力。 以多事之秋的2003年文坛纷争为例。人们说:"2003年是惹是生非的一年”。对文化界来说尤其如此,“口水”惹出了要打官司的“猛兽”,“猛兽”却引来了经济效益。这“一方面是文化商人利用宣传机器与受众进行沟通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有一批闻风而动的文化界人士,先期制造事端沟通受众,然后守株待商的结果。于是‘口水仗’在2003年成为了沟通作者、商人和受众之间的桥梁,为各式各样的人制造着食粮,或者是精神食粮,或者是物质食粮。”下半年的四起重要战役:《沙床》炒作之争、郭敬明抄袭案、贝拉事件、新浪文化偶像事件,就是社会共谋的典型结果。(6)这种社会共谋,正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断言的文化工业本性发展与控制的必然结果。他们说的“文化工业”不是像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而是“有目的的无目的性”,也即,商业目的通过娱乐消遣的形式收买了无目的性的王国。(7)这个“无目的性的王国”就是包括普通大众和所谓精英在内的整个社会。超级秘书网 对当下的文坛和文坛纷争状况,人们爱用两个词来形容飞“乱”与“烂”。但当我们用“文化工业”来解释时,就会发现这“乱”与“烂”也有一个优秀的动力源,那就是文化工业本性所必然导致的市场化和商品化。文化工业不仅统治了作者的商业意识(主要体现为著作权和名誉权意识)。也消解了批评者、文化媒体这些社会精选的“解释团体”的独立立场,更进一步让大众成为这些“解释团体”和创作者表演的共谋者和津津有味的看客。 于是,“文化工业”笼罩下的当下文学论争不再是关于文学本体的艺术论争,而是为个人的商业利益而刻意演出的文坛纷争;文学创作者也不再是精神灵魂的抚慰者和提升者,而是娱乐大众感性的娱乐明星。“文化工业”在以其技术优势赢得商业市场的同时,也把整个人类的精神世界商业化了。文坛不可避免地成了金钱意识的表演台、决斗场,文学论争也历史性地进入了商业资本患意飞舞的文坛纷争时代:成为文学场的忠实搭档并点缀欺骗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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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化论文:农业合作化问题探究 一、为什么要实行农业合作化 我国实行农业合作化,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动因。 (一)客观方面的原因: 1.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使贫下中农不仅不能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这就决定了他们有组织起来的要求。 2.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资金,需要农业提供商品粮食和原料,需要农村提供工业品市场,而我国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很难满足这些要求。因为,只有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才能适应国家工业化的发展。①3.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要求改造以小农经济为特点的传统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率,达到规模数量,从而保证快速工业化的需要,彻底解决农业拖工业后腿的问题。② (二)主观方面的原因: 1.源于一部分党员干部,包括一些高层领导干部对后农场形势变化的模糊认识③,在形势估计上,夸大了农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和两极分化情况,过分强调两个阶段、两条道路的斗争。④ 2.误认为贫农的互助的要求是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表现,把劳动互助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绝对化,并以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过工场手工业阶段用作理论论证,得出简单协作可以形成新的生产力的结论。⑤ 3.把单一公有制,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当作社会主义的固定模式。 二、农业合作化步骤加快的原因 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短短三年里迅速完成,发展如此之快,除了这种生产关系形式对农民生产有帮助,农民积极参加外,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党的领导加强等因素有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接二连三地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人为地促进了高极社的大发展。 2.降低高级社的办社条件,一个劲地改变实现高级社的时间。 3.当时从理论上认为,从初级社转到高级社这一生产关系的改变可大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4.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广大农村是纯而又纯的集体所有制,因此追求百分之百的农民加人高级社。 5.从客观上讲,中国共产党在广大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加之后富农经济日趋削弱,这也是高级社之所以大发展的原因。 6.由于初级社土地报酬规定偏低,除了交纳按土地分摊的股份基金,农业税等提成后,农民所剩无几,这是社会主义初级社社员愿意转向高级社,亦是高级社发展过快的一个重要原因。 7.高级社向社员征集股份基金,当时没考虑是否有能力偿还多余的部分,这也是高级社发展过快的另一个重要原因。⑦ 8.1953年8月,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改变了原定的新中国要在一个时期内“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设想,认为过渡时期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因此,对“确保私有财产”和“四大自由”等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批判,指出总路线就是要解决所有制问题,改变生产关系。这样增强了对农民和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氛围。 9.1953年开始执行“一五”计划,大城市农产品供应紧张,由于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任务较重,农民用粮也紧张。因此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大力发展合作化,解决个体农业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⑧ 10.很大程度上与的“促进”有关,最关注农业合作社,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收缩”和“砍掉”农业互助合作社,赞成合作化运动高潮的来临,这也是合作化运动加快的一个原因⑨。 三、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收入分配问题 (一)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 互助组只是一种简单的劳动协作形式,没有改变农民的土地产权结构和产权关系。但是,互助组内部体现了集中劳动和分工协作的某些优越性。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从产权组织形式上看,可称为土地合作社。这种产权组织形式下的土地资产所有者的权益虽然化为股份,并没有作为分配的依据之一,但是资产实物形态上仍保持某种权属关系。因此,这种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结构关系称为初级分离。受益权、处置权则在合作社与农户之间进行分割。这种产权结构虽然因广泛的思想动员,使广大干部和社员积极性较高,集中劳动和协助分工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矛盾:(1)土地资产实物形态上的权益关系同集中统一使用之间的矛盾。(2)劳动计量与监督难度增加,激励减退。(3)管理水平与农业经营复杂性对管理要求不相适应。。正是由于上述问题和矛盾,使得从1953年底到1955年春,由于合作社数量增长太快(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由1.4万个发展到63.4万个),结果造成不少新社的经营管理遇到很大的困难,合作社的总体质量和经济效益明显下降。在合作化高潮期间合作社效益又进一步明显的下降。 在大力发展合作社过程中,对规模经济的追求,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农业合作社经营与家庭经营相比存在的管理成本,而管理成本的大小决定了集体经营是否比家庭经营更有效益。由于理论上的缺陷和缺乏实践经验,在50年代推行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以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看到农业产业的特点及规模效益与工业的差别。⑩把合作社看作单纯的消灭个体农民的手估,不可能有真正的从国情出发和以发展农业为目的,依据农业生产发展和农业经济在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客观要求,选择最能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合作社的具体形式。。应该允许农民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家庭经营、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经营形式,这些经济成分所占的比重此消彼长,除了国家依靠经济手段加以适当引导外,主要应依靠经济效益的高低来自由转移。@在我国农村经济管理中,必须认识到生产关系的变革不能搞“一刀切”,必须发挥集体经营和家庭经营的两个积极性,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⑩ (二)关于农业合作社中的分配形式 1.在合作社产品分配中,各个社员在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报酬的形式下,取得的收人并不都是占有别人的劳动,合作社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报酬中,有一部分实际是各个社员自己的劳动所构成的。但是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报酬这些分配形式的存在,毕竟使一部分人可以占有另一些人的劳动。因此,这些分配形式是合作社中的私有因素,在分配关系上的是合作社中非社会主义因素的表现。而合作社中的劳动报酬和公共积累及公共福利基金这些分配形式则完全适合于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它们是合作社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在分配关系上的表现,上述这样两种形式不同的分配形式的并存,正是反映了合作社私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的矛盾。至于副业分配问题,它与农业收入中的劳动报酬合并,在合作社中按劳动多寡来分配。⑩ 2.1952一1957年是“评工记分”的分配方式的形成时期,这种分配方式比较适合农村干部经营管理水平,农民比较容易接受。⑩ 3.农业合作社中产品分配的各种形式的比例关系:(1)合作社公共积累和社员个人收人之间的比例关系:按提取公积金的数量大体是,初办社占总收人的5肠左右,以后随生产发展而增加,以至达到10%左右;提取公益金数量大体是:初办社时占总收人的1%左右,以后随生产而增加,一般不超过3写。(2)生产资料报酬(主要是土地报酬)与劳动报酬之间的比例关系:合作社总产品中在扣除了生产资料物质消耗、农业税、公积金、公益金、土地和其它资料报酬后,全部作为劳动报酬。对绝大多数社员来说,劳动报酬的收人大于土地报酬(固定报酬)。⑩用直接管理企业的办法管理合作社,生产按国家指令性计划,劳动过多地采用集体形式,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分配按统一规定实施。⑩使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受到很大的影响,同时助长了少数贫困户的依赖心理和平均主义观念。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方式的确达到了阻止两极分化的目的,但代价是使农村发展动力有很大的缺失。 四、农业合作化后我国农村市场变化及农民消费情况 (一)农业合作化后我国农村市场的变化情况 1.农业合作化后,我国农村市场发生了以下变化:(1)农业合作化扩大了生产资料的市场。(2)农业合作化扩大了农产品市场。(3)农业合作化扩大了生产资料的农村市场。⑧ 2.农业合作化生产方式的形成,对我国整个商品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工农业商品产值一致迅速上升,商品市场总量迅速扩大。第二,市场商品构成工业品比重上升,农产品比重下降。第三,市场商品交换量中工农业商品之间的交换比重递减,工业商品相互间的交换比重剃增。第四,商品市场的扩大和经常化。第五,市场参与者减少,商品逐次交换量扩大,计划市场基本取代了自由市场。由于上述原因,从而使我国商品市场的淡旺季渐趋不明显。⑩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实行统购统销的农产品不能进人自由市场,从而使农产品市场商品量缩小。 3.50年代前期,农村商品市场上存在多种市场主体,包括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私营商业及个体摊贩、私商的合作社商业、农业合作社商业及农民家庭贸易。为了活跃城乡市场,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国家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存在,并随时调节各方面的关系,以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1953年以后,随着经济建设计划的实施,国家逐步加强了对农村商品市场的控制。@统购统销制度的实施割断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土地种什么,信息不是来自市场,农民对自己的产品,处理无自主权,即使有余粮也不能拿到市场上出卖。这就排除了价值规律对农业生产的刺激作用。农业合作化实现以后,统购统销制度也割裂了私营工商业同农村市场之间的联系。导致农村初级市场萎缩,最后是自由市场网络萎缩。⑩到5。年代后期,各种商业成分中,有的基本退出了农村初级市场,如国营商业;有的被消灭,如私营商业;又有新生的商业,如合作社商业,供销合作社成为农村商业的主要经营者和领导力量,农民贸易(包括农民集体贸易和家庭贸易)的范围受到极大的限制。⑩ (二)农民消费变化情况 1.农民购买力增长:(1)农村购买力逐步增长,绝对值方面,经济作物产区最高;增长速度上,经济作物产区也最快。(2)农民的购买力的提高决定于总收人的提高,决定于单位面积的产量。 2.农民购买力的分配情况:(1)集体购买力的比重由少到多,渐趋稳定。(2)在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比重上,生产资料投资在购买力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 3.农民购买力的支出时间上:生产资料投资集中于上半年,生活资料集中于下半年,但上下半年渐趋均衡。 4.农民购销方式上:(1)集体性加强。(2)要求就地,及时购销。 5.农民生产资料需要的变化:(1)对新农具要求逐年增加。(2)对肥料、水利用具、农药等要求不断增加。 6.农民生活资料需要的变化:随着农民生产水平的提高,农民个人需要也在增加,很多工业品由不用到用,由少用到多用。 五、我国农业合作化与苏联农业集体化之间的关系 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一)50年代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30年代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翻版,从总的理论发展模式和指导思想上看,它并未跳出斯大林全盘集体化的巢臼。 (二)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决不是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翻版。 (三)中国农业合作化同苏联农业集体化之间共同点和相似点十分突出,但二者又有明显的区别。1.相似点:(l)目标相同:都是要求在农村实现社会主义。(2)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容相同:两者重点都是消灭个体经济和个体经营;都把限制和消灭农村商品经济作为主要内容;都改造个体农民。(3)基本道路相同或类似,突出表现在:两者都与国家工业化并举;两国走的都是先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后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道路;两者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运动都是依靠国家政权自上而下推行的;都采取了群众运动的形式。⑧(4)我国的高级社同苏联集体农庄也有许多相似之处:第一,两者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制度;第二,虽然土地归属权不同,但土地使用权和使用方式相同;第三,两者对大型农具、耕畜等生产资料所有权相同;第四,二者的分配原则和办法基本相同;第五,二者的管理机构基本相同;第六,二者的组织规模都比较大。@2.不同点:(1)基点有差异: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起点比苏联集体化运动起点低。(2)农民对合作社的态度有差异:苏联农民对集体化的热情普遍不高,态度上带有更多的被动性,而在我国农民态度上带有更多的主动性、自觉性。(3)依靠力量上有差别。(4)具体手段有差别。(5)步骤上有差异严3.与苏联农业集体化相比,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具有以下几点成功经验:(l)创造了逐步过渡的形式。(2)采取工业化与农业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3)通过和平道路消灭富农阶级。(4)强调解放发展生产力。 六、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评价 1955年夏季以后形成的“合作社高潮”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几乎把全体农民纳人了单一的合作杜经营形式中,并且迅速过渡到规模更大,公有化程度更高的高级社。这不仅超过了大多数农民的经营管理能力,而且也违背了自愿互利的原则,其结果虽然没有象苏联那样立即引起农业生产下降,但是也使当年农业经济效益严重下降,引起部分农民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得不靠行政手段来维持和巩固合作社。这不仅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也增加了国家对合作社和农民的非经济控制,助长了基层干部“唯上”和强迫命令作风,从而为后来的“”和化提供了客观基础。⑧这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存在以下的局限:(l)从生产关系变革的角度看,改造以后的农村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是很低的。(2)这场改造运动没有建立一个保证农业生产力平稳增长的机制。(3)社会整体的现代化程度有限。(4)伴随着这种改造模式建立起来的工农业两大部类之间、全国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并没有朝着现代化经济所要求地行业、地区分工协作的关系演进。 总结这场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我们应吸取以下教训:(1)在农业合作化与农业生产关系上,要以发展农业生产力为中心。(2)农业合作化的组织形式要从实际出发,经过实践的检验。(3)农业合作化不应忽视农民家庭经营的作用。(4)农业合作化组织形式不宜单一化。 农业合作化论文:试议早期农业合作化方式 一、探讨的主要问题 农业合作化运动论著和史料集的相继出版,推动着科学研究的进步与发展,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论文更是车载斗量。数以百计的文章从农业经济、文学艺术、中国近现代史、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体制改革、人物传记等诸多领域展开了唇枪舌战,可谓百家争鸣。研究者之间不断进行商榷,使得这一课题经久不衰,焕发着勃勃生机。综合所见文章,归类整理,学术界大致围绕着这样几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党内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和争论,主要围绕农业合作化的条件、时间和规模等问题这些文章基本缕清了农业合作化中三次重大争论的过程和前因后果,介绍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主要领导人的思想、观点,并分析了产生分歧的原因以及争论带来的影响。研究者一致认为这些分歧和争论不是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总路线,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对农业合作化发起时间、发展条件、发展速度、发展规模等具体实践工作有不同的看法,对公有经济和个体经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认识不够深刻,并指出争论的结果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步伐一再加快,开启了“左”倾错误的先河,给党内政治生活投下了阴影。 (二)从多角度、多方面探析了农业合作速度过快的原因谢毅认为,“推进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农业合作化加速发展的直接原因”;温小雁认为,“农业合作化速度过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建国后深受经验主义的羁绊”;叶扬兵认为,农业合作化高潮形成的原因是“在《农业发展四十条》所描绘的美好愿景吸引下,许多农民不愿再从事原先对其具有吸引力的非农职业,抱着过高预期纷纷加入了高级社”;顾晓静分析了加快合作化步伐的社会基础,指出“共产党领导农民推翻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使他们得到了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共产党,实现集体化不仅没有什么损失,还能分享富裕农民的财产,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张昭国认为,导致由支持农业合作社“停”、“缩”,转向强调“发”,是因为一系列特殊信息的误导,尤其是“1955年4月到南方视察,沿途所见麦子长得半人高,不由得对邓子恢先前汇报的农村紧张状况产生怀疑,加上沿途其他干部的不实汇报,导致了决策的转变。”这些多维思考拓宽了研究者的思路,同时也亟需对这一问题做个整合,以便有个全面的把握和认识。 (三)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阶层的划分和农民的心态后伴随我国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中农化趋势和一定范围内的贫富差距的现象,党内的分歧实际上也是基于这一现象,它不仅影响到党的政策制定,而且也影响了整个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方向。邢乐勤认为,“由于党对后农村社会阶层变化问题的错误分析和判断,给农村政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造成诸多失误”;杨娜认为,“农民阶级的社会分化造成政治的两次分野,将上亿农民纳入到互助组、合作社中,加强了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渗透和控制,但同时也使社会成员的身份流动体系刚性化,丧失了自由发展的选择权和自由权”;苏少之引用表格和数据分析了新富农的产生、发展和影响,认为它是“中农化不可避免的产物”。还有文章探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心态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如:朱智宾、孟富国从感激和归属、均平和求富、需要和压力几对矛盾的关系,分析了农民对合作化的复杂心理;宋徽瑾、张晓玲根据不同阶层农民的实际情况,分析了积极、对抗、从众几种复杂心态;李瑞山的硕士论文指出,“为了实现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农民把还未来得及捂热的土地与其它生产资料投入到集体经济组织当中,这种转变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社会动员推动的结果。”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心理的研究是近几年逐渐被关注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开始趋向关注合作化运动的主体———农民本身,这是以往的研究所忽视的,这和新时期以人为本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研究多是基于期刊和档案资料,这就不免带有时代局限性,因此,深入农村寻访亲历者,加入一些口述材料,更能还原历史的本真。 (四)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调整与整顿针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中共中央也做出过相应的调整和整顿,有人称这些调整和整顿是反冒进,也有人称它是“砍社”,也许是由于整顿没有刹住这场运动急转的车,而且很短暂,也许是因为整顿是邓子恢直接领导的,而邓子恢遭到过严厉的批判,所以,以往对于整顿合作社方面的研究较少,近些年才逐渐浮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文章大多介绍了急躁冒进倾向的表现和原因,以及整顿的措施和效果。赵增延肯定了整顿之举,并进一步指出“虽然反冒进是中央统一部署的,也得到了的支持,但时隔不久却又遭到批评,这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有关。”辛逸、高化民通过介绍1955年“砍社”的前因后果,指出对刘少奇、邓子恢的指责是没有实事根据的。叶扬兵则引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说明“在严厉批判‘小脚女人’、主张农业合作化运动大发展的同时,也反复提出注意质量和进行整顿。”实际上,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其他任何一场社会变革一样,都是螺旋式上升,迂回式前进,冒进、整顿、再冒进、再整顿,既有全国性的统一部署,也有不同的地方小插曲,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对这一问题的梳理和探析还不够清晰和透彻。 二、研究的意义 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建设的轨道之内,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成为工业化目标提供助力的重要“一翼”。在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能够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拘泥于苏联模式,开创地走出了一条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在广大农村进行政治动员,按照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建立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采取了由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平稳过渡。可以这样说,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近代中国最突出的贡献有两个:一个是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另一个就是领导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探索新型农业合作与发展的今天,重新审视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于我们更好地调整和制定农业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方向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耕地在逐渐减少,既要确保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又要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如何合理高效配置农业资源成为党和政府的重大课题。因此,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作者:王雅馨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农业合作化论文:少数民族作家农业合作化材料作品 众所周知“,农业合作化题材作品”是特定历史中的产物,是与我国建国初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合作化运动密切相关的,也正是由于这类作品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关系之紧密已胜于作品与艺术的关系,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多被认为是“政治的附庸”或“特定时代的产物”,而较少全面研究其艺术价值。当历史的一页又被翻了过去“,对这段文学的叙述进入两难境地,既不能肯定大批判的思路,也不能回到由过去命名而形成的叙述成规,真所谓‘左’边是深渊,‘右’边是陷阱,至少用一种简单的非‘左’即‘右’、非此即彼的分析和判断问题方式是行不通了”[1]。当代文学的研究学者重新将目光置于“十七年”文学之时,也认为对这段特殊时期文学的研究“不仅是对过去一段文字历史的探讨与评价,而且也关系着20世纪下半叶整个中国文学命运的思考。它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对当下文学灵魂的设计,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2]。然而,如何对其定位研究与评判鉴赏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既然非“左”即“右”的评价行不通,而掌握其中的“度”又是如此难以把握,看来只有先“把历史还给历史”,而后在这还原了的历史文化生态环境中进行作品细读了。 整体看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不难看出其总体方向是以较快速度地发展壮大前进的,但仔细研读史料会发现这场运动也并不总是朝一个方向往前冲的,其发展也在根据具体数据而不断进行一定的调整。从1951年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开始,直至1958年的建立,各地不断推进农业合作化,1952年上半年的数据就显示农业合作社已占全国总农户的40%左右,但是从各地农业合作社的调研报告中,中央也发现了其中存在一些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有冒进偏激的问题。因此,1953年3月8日,中央便通过了《中央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的指示》,之后也通过了《中央同意中南局关于纠正试办合作社中急躁倾向的报告》等纠正各地急躁冒进工作的指示。但走合作化道路依然是不容更改的,在1953年12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与宣传提纲》中就明确写道: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经过合作化的道路。1953年10月与11月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也表明了这一态度“:华北现有6000个社,翻一番——摊派,翻两番——商量••••••控制数字不必太大,地方可以超过,超额完成,情绪很好”“,‘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3]。这种发展与控制的反复一直存在于中国的农业合作化道路中,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新生事物在一个全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的发展,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了。虽然在农业互助合作发展的指示与的讲话中都提到,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尚未完成,可以暂时不搞,但历史证明,远在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投身于这场运动之中,只是由于具体情况的不同而略有区别。1954年2月10日,新疆省人民政府宣布了全疆57个县、3个市,共1520个乡的胜利完成,而此时的中国大部分农村开展农业生产合作运动已有些年头了。新疆则在此之前也已初步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了,在1953年12月召开的新疆省第四届生产会议上,王恩茂作了题为《为大力搞好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的报告。在1954年3月新疆分局向中共中央呈报的《关于新疆互助合作工作的汇报提纲》中显示,当时全疆已成立农业互助组58773个,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30%,但当时全省仅有10个生产合作社;到1954年9月,合作社就已达到138个了;1955年冬季后其发展速度更快,全区入社农户达总农户的85%以上。新疆不仅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维吾尔族中有不少人从事手工业劳动,新疆同时也是祖国重要的牧区,因此,新疆的合作化运动也极其重视手工业合作社与畜牧业合作社的建立,这自然也是新疆手工业与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54年年底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所作出的1954年工作总结中便显示,新疆已建立牧业互助组1780个,并在试办试验中也在不断调整畜牧业生产合作社的方式方法与政策措施。1955年5月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召开常委会议,要求各地党委要从新疆地区的特点出发,按照社会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到1956年2月2日,仅乌鲁木齐市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便已达到了89个,参加合作社(组)的手工业者已占全市手工业者总数的97%。 当然,本文的重点并不是评判农业互助合作生产的是非曲直,而是那些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农业合作化题材的文学作品。尽管这类作品有图解政策、宣传合作化、过于贴近意识形态之嫌,但我们也难以否认在这样波及全国的运动中,身处其中的作家的确乐意展开这一时代所赋予的话题。这与新的政治话语的普及、新的文学观念的建制、权威意识形态对审美趣味的转变与体制化的文学艺术生产机制势必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时,它们也的确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带给农民巨大的变化,而这鲜活的生活又产生了鲜活的“三年早知道”、“小腿疼”、“吃不饱”、“自古道”等人物形象,他们并不是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能够简单抽象出来的,而是在那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所滋生的。且不说梁生宝是否就是现实中王家斌的化身,马烽那近似报告文学的作品中的人物是否存在,仅凭这些作家在当时文艺政策的指导下深入农村生活、体验农民感情便可知,这些作品中的多数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宝贵的剪影与故事,能够让我们在时空交错中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与激情似火,以及当时各地农民的复杂心态及不断变化。从建国后各地农村情况的报告便可见农业的互助合作是针对其产生的问题而做出的相应举措,而且根据当时我国农民的实际情况与心理状态加以分析,也可见在这场自上而下的大规模运动中,不仅有意识形态与国家总体目标的作用,同时也是契合不同农民心理的,这些在农业合作化题材的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孟富国在《农业合作化初期的农民心理分析》一文中,将其心理分为三种。首先,使广大农民成为土地的所有者,使其对共产党、政府、的感激满溢于胸,尤其是那些原本没有土地的贫雇农,就像《创业史》里梁生宝的父亲梁三老汉在拿到土地证后的那样欣喜若狂。但这也同时造成了这类人加入合作社的困难,中国农民对土地怀抱的深深眷恋而对土地再次“被收回”入社产生恐慌。正如《山乡巨变》中的陈先晋一样,旧社会的他尽管勤劳肯干,却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后,他决心大干一场,让他加入合作社自然难以接受,因此《山乡巨变》中陈先晋入社前后的矛盾心理与变化便成为作品的一大亮点。但这类人中的绝大多数由于感激与归属感而决心为祖国多生产、多打粮,国家让成立合作社便一心直奔合作社,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多为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例如《狠透铁》中的狠透铁、《创业史》里的梁生宝等为了合作社上下求索,呕心沥血。其次,是几千年来农民逐渐形成的“均平”与“求富”的心态。建国初的中国农村自然是贫下中农为多数、富裕中农为少数,这些人自然希望大家都共同走向富裕,哪怕是《创业史》里想发家致富的郭振山,也会在下力狠干时产生动摇,不知自己的独自创业是对是错,因为独自富裕毕竟与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不相符合的。多年的战争结束了,国家稳定了,渴求富裕的美好生活不仅是农民的心愿,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党和国家对合作化的宣传迎合了农民的这种心态。1950年,党和国家通过明快上口的墙头标语、基层宣传员的讲解、文化站图片展、民间义演等各种宣传途径极力渲染合作化的美妙前景。”[4]这些在《山乡巨变》、《三里湾》等文学作品中也可见,《山乡巨变》里的盛淑君带领青年团全村贴对联挨家宣传,《三里湾》里则将乡村的未来找画师描绘了无比美好的图画,这些浅显易懂的方式都将走上农业合作化道路后的乡村与公路、拖拉机、电灯、电话等现代化工具联系在一起,使农民相信这将是更快捷的致富之路。其三,是小农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与其所面临的压力。后的农民虽然拥有了土地,但由于长期经受的剥削与压迫,家底依然很薄,尤其是缺乏生产工具和资金“,当时的贫雇农每户平均占有耕畜0.47头,犁0.41个,一年用于购置生产资料的支出只有30元,其中购置生产工具的只有3.5元”[5]。这个问题不仅在各地的农业报告中可见,在许多农业合作化题材的作品中也可详知,在马烽的《四访孙玉厚》中坚持办社的贫农都是因为没有畜力而无法单独生产,共同克服困难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还有一种需要就是农业基础设施与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都是小农经济无法解决的难题,但是通过互助合作与政府帮助便大不一样,例如《三里湾》里的一件大事就是解决开渠经过私人地基的问题,大伙儿参加了合作社、土地、农具、耕畜统筹安排便使问题迎刃而解,同时也为生产丰收打下了基础。第三种则是在较早地区所产生的新的中上农与富农,他们对今后的发展方向产生了犹疑,想继续发展又怕犯错误,毕竟刚刚经历过的还令人有所顾忌,这些人迫于国家政策与被孤立的危险而加入合作社,就像《创业史》里的梁生禄虽然入了社可心却不在社里。马烽的《三年早知道》里的社长甄明山设身处地地去理解赵满囤“:其实满囤过去那样自私自利,也不是啥奇怪事。不要说他是中农,又是被逼到社里的,就是自愿入社的贫农也不是个个人一入社马上就变得大公无私。农民嘛,祖祖辈辈一家一户过活惯了,从古至今都是各家打各家的算盘。农民社比单干再强,乍入社总不是一下就能转过弯来。”[6]这些在新疆的农业合作化题材作品中也或多或少,或相同、或有所区别地都有所体现。 由新疆少数民族作家所创作的合作化题材作品为数不多,但也涉及了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与戏剧,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维吾尔族作家祖农•哈迪尔创作的短篇小说《锻炼》了。这虽然只是一篇短篇小说,但作品的艺术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却丝毫不比许多该题材的长篇小说逊色,这部作品在1981年举行的全国少数民族三十年文学作品评选活动中获得一等奖。小说看似描绘了一个懒惰的单身汉——40多岁的麦提亚孜。他是一个独生子,被母亲娇生惯养,父亲是一个手工业者,给他传授了理发的手艺,父亲去世后他便把父亲留给他的摊铺改卖瓜子和大豆,很快也因经营不善而倒闭了。但他却并不是一无是处,他从小就喜欢学手艺,尽管他的家又破又乱,却有很多工具,他不仅有铁匠、木匠、鞋匠和理发匠的手艺,还喜欢修东西。他尽管喜欢学手艺,却也总是有始无终,且做事懒散。他为村民剃头,边剃头边讲旧小说里的故事,甚至有时都会忘记自己是在给别人剃头。虽然他在剃头之前要认真地为来人洗头,但由于他揉搓的时间太久“,洗头的脏水顺着那个人的耳根,眉毛流下来,弄湿了衬衣”,他也满不在乎。他为心爱的伊扎提汗做皮鞋花了一个多月,当他送去时连伊扎提汗也忍不住揶揄他“:呦!我真以为这双皮鞋要到沙漠上开了花,骆驼尾巴触了地才给我做成呢。”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善良、真诚的人,他帮别人修农具、做皮鞋、剃头尽管很慢,却也认真负责,而且“从来不计较工钱,就是什么也不给他,只说声‘谢谢你’,他也心甘情愿。若是有人送他一两碗奶皮茶喝么,那他就会高兴得像上了天”[7]46。他给伊扎提汗做好皮鞋不仅亲自送上门,还用他那“散发着汗臭”的黑花手帕包着,第二天,他又拿着这条手帕包干粮了。当然,麦提亚孜也确实有着懒惰的毛病,他懒得常常让人忍俊不禁。他去种地却怕太阳晒,就躲在桑树下避暑,从家里出发也懒得带水和干粮,口渴难耐却懒得去大河边喝水,因为离大河有一里多路,为了这些小困难他甚至想到“:为什么把我生在这多苦多难的世界上呢?还不如小时候死掉也就免得受这些洋罪了”。但是,他还是会仰面躺在桑树下幻想着“:桑葚成熟啊,落到我的嘴里来吧!”然而仔细分析便会发现,他的懒惰是有原因的。作为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出生的人,麦提亚孜传承到的不仅是手工技能,同时还有手工业者的生活方式、处事方式与价值观念,而这些在一个40多岁的人身上应该已经是定了型的。国家发生了重大改变,但由于新疆地处偏远,并没有与内地同时同程度地进行各种运动,作为一个乡下人的他自然对这些变化的理解尚需要时间。新疆虽也进行了,让普通农民都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由带来的巨大喜悦曾让中国的多少农民都欣喜若狂,《创业史》里的梁三老汉甚至拿上土地证后把它往墙上一钉,就激动地跪下给像磕头了,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这些对于麦提亚孜这个手工业者的意义却并不明显,甚至还为他带来了新的困扰。麦提亚孜不仅没有农具和牲畜,而且他根本就不会种地,他面对分来的土地束手无策,他甚至开玩笑要在这块地里建一个花园。无奈之下,他先在半普特地里撒了半缸子包谷籽,却只长出了25棵苗,因为他既不会犁地播种,也不会治理田地,种籽都被乌鸦吃了。对于剩下的土地他更加束手无策,他甚至想把它卖掉“好好地吃些油水”,经艾木拉劝说“:既然是这样,你就应该在这块土地上种些庄稼,等收割了以后,你吃了它也好,换来油水也好,那就随你的便了”,结果缺少农作知识的他一想“:我看犯不着买来卖去的,干脆就在这块地上种油菜,岂不更好”[7]50,这样,他便在艾木拉的帮助下阴差阳错地种了油菜。同时,手工业者的生活方式并不要求他像农民那样有较强的时间限制,因此长久以来他便形成了自由散漫的做事态度,本来依照常理,像他这样一个既没有农具与牲畜,也没有农作技能的人,应当最渴望加入互助组以获取他人的帮助,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却让他害怕互助组里繁忙的工作,尤其是“他想一旦入了社,便不能自由自在地想睡觉就睡觉,想干活就干活了”。 当然,作品的重点不在描写主人公的懒惰与滑稽,更重要的是表现他加入互助组,经过劳动“锻炼”后所发生的巨大转变。在《山乡巨变》里为了说服不愿入社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下派的青年团县委副书记与当地干部可谓使尽浑身解数劝其入社,而整个《山乡巨变》也纠结于“入社”这一难题,甚至让人觉得“不入社,这日子也难过下去”,不免令人感到生硬及意识形态的点滴渗入。而《锻炼》中麦提亚孜的入社则很自然,艾木拉作为村里的互助组组长因为看到了麦提亚孜的困难便想去帮助他,艾木拉提议月夜由互助组的人帮助麦提亚孜割油菜,因为油菜虽然长成了,但由于麦提亚孜的散漫“,因过了收割期在地里就撒掉了很多油菜籽,其余的一部分在捆绳勒索的时候撒到他那经过的路上了,还没有捆起来的一部分又被牲口糟蹋了”[7]61。第二天,睡到日上三竿的麦提亚孜下定决心收割却发现他的油菜已经有人帮他收好了,这种以行动帮助的方式自然比宣传、劝服更容易打动人。当然,一个多年有陋习的人自是无法一日改变,麦提亚孜在修水渠时还是因为偷懒想藏在杏树丛里,结果大伙发现了被树枝挂住羊皮袄的他,这使他再一次成为大家的笑柄。但是渐渐地,一个孤单生活的人体会到了和大伙一起有说有笑的劳动是多么的愉快,而他本人也因此变得开朗了。当然更重要的是组长艾木拉发现了麦提亚孜作为“匠人哥”的长处并极力发挥它,在互助组成立了副业生产小组,麦提亚孜当了技师,专门生产套具、麻绳、抬把子、筐子等,麦提亚孜很自然地便在自信的劳动中被“锻炼”出来,最终也与伊扎提汗结婚,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整篇小说干净流畅,语言平淡却风趣幽默,尽管作者要展现的是新疆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但整个运动以及运动的先锋——互助组组长艾木拉都仅仅是主人公麦提亚孜在劳动中锻炼成长的背景与陪衬,这反而使作品显得自然,也更加凸显了互助合作的优越性是合情合理的。在这一点上,本文所塑造的麦提亚孜这个人物形象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创业史》里的梁三老汉、《三里湾》里的范登高与《山乡巨变》里的亭面糊,因为将他这样一个懒散成疾的手工业者在互助劳动中逐步锻炼成一个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人真地是难上加难。麦提亚孜的成功塑造不是偶得的,这与作者有着紧密的联系。首先,祖农•哈迪尔出生于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他熟谙手工业者的生活方式与心理心态,自然才能深入挖掘其内心私密的感受,也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他面对巨大变化的不适应。同时,《锻炼》一文的写作是深入农村体验生活的结果,尽管这也是党和政府交付的任务,但当时的知识分子怀抱着为祖国多做贡献的激情,在情绪情感上是主动的,这部作品的成功自然也得益于作者对生活的深入接触与感受。除此之外,1954年随新疆省文联创作小组在南疆的喀什、阿克苏、莎车生活五个多月的祖农•哈迪尔还与玛纳甫合写了一部五幕话剧《喜事》,作品通过一个老中农对互助合作运动态度的逐步转变展现了农村的社会主义转变道路。新疆还有一位创作了一些农业合作化题材作品的作家——哈萨克族作家郝斯力汗,他的《起点》(1957)、《牧村纪事》(1959)、《阿吾勒的春天》(1963)等作品都是描写新疆牧业合作社的。他的这些小说创作得较《锻炼》晚些,作品中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对立与斗争也更多,不像《锻炼》里中农反对麦提亚孜加入互助组也仅仅是说些风凉话而已。因此,在郝斯力汗的合作化题材小说里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支持并坚决走合作化道路的积极分子,他们过去是遭受牧主欺压的牧民,而今却成为干部或积极分子,自然全心全意投入合作社。如《起点》中的玛丽亚,不顾他人挑拨其夫妻关系坚决要求加入合作社;《牧村纪事》里的红泉公社的养羊模范铁亚那老汉和他做队长的女儿达麦特干一心保护牧区与牲畜;《阿吾勒的春天》里的老牧民库肯为了保护解放军的骆驼母子而不顾自家的牲畜,这些人都坚决保护公社与集体的利益。而另一种人则以反面角色出现,试图破坏集体和公社的利益,有的为了肥私,有的则出于报复心理,如《起点》中的库地雅尔因为自家作春窝和秋窝的草地在合作社的统筹安排下要改作耕地而反对合作社;《牧村纪事》里的奴尔哈里生活富足,不愿与穷鬼伙着干,公社成立前他便企图把所有的家畜都卖掉,因被达麦特干揭发受到批评而怀恨在心;《阿吾勒的春天》里的碧海莎则只是一个自私自利、爱占便宜、好说闲话的喜剧角色。这些反面角色虽然都对集体利益产生了伤害,但是这些伤害都不是致命的,而充分反映了有生产条件的中农对待合作化道路的两面性。一方面,他们由于在整个群体中较富裕,便害怕其个体利益受到损害,一旦稍有不如意处或利益受损,他们便将愤怒与不满投射于合作社并试图对其进行破坏;另一方面,他们并不是剥削者,仍是劳动者中的一部分,其破坏都是有限的,还上升不到阶级的对立,当其小阴谋失败暴露后,通过教育这些人也是能够转变的。新疆的农业合作化题材作品相比《山乡巨变》、《三里湾》、《创业史》中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所遭受的困难似乎较少也较简单一些,这与新疆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由于较晚、少数民族较多、情况较为复杂而开展较晚也是有一定联系的,在内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当地情况及时做调整,收到的效果自然也会好一些,这些在作品的对比中也有所体现。 除了以上作品外,新疆的作家还创作了一些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的诗歌,如克里木•霍加的《在路上》、《阿依罕》,郭基南的《早安,金色的伊犁河谷》、《草原接羔忙》、《播呀播》等。尽管这些作品都体现了地域特色与民族风情,描绘了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手工业者、牧民如何走上农业合作化道路的过程与结果,独特的边疆风光、生动的民族语言、风趣幽默的维吾尔族人与爽朗直率的哈萨克人所展现出的民族个性都是如此的不同,但他们仍是中国当代文学合作化题材作品中的一部分,也较为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农民的生产生活与情绪情感的波折与变化,为曾经的历史留下生动的一页。 农业合作化论文:历史视角下农业合作化研究与启示 摘要: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意义深远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倡导新型农业合作化经济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教训。通过探索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思想基础、发展路线、重大失误,对当时改造农民,发展社会主义农村经济的成就予以肯定,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失误进行总结。最后,对我国当今社会如何推进新型农业合作化,如何发挥合作化经济价值做出相关启示。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运动;新型农业合作化;农民;政策启示 1引言 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领导的合作化运动是我国农业的一次社会主义改造,其性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农业合作生产。1951年到1957期间,我国经历了以农民为主体,从农业生产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合作化经济组织演变过程。合作化运动的出现是一个国家先进农业的表现,也是社会现代化水平和竞争能力的体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经营模式的确立,调动了农民的自主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取得卓越成就。然而,家庭经营下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在农业商品化市场中逐步显现。市场竞争不足和农村生产力发展缓慢促使一些地区合作化组织的重新出现。2013年,党中央明确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我国对于发展新型合作生产经营模式的支持使得国内相关学者对我国农业合作化经济发展问题十分重视,其研究内容也涉及广泛。研究视角多从合作经营自身运行机制,合作化经济组织与政府机构的相互关系,农民利益与参与意愿等出发对合作制经济发展进行相关研究。但鲜有学者从历史视角对新型农业合作化经营发展进行研究,其原因是夸大、扭曲的合作化运动给人们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然而,农业合作化作为现代化农业先进经济制度的体现,其本身并没有缺陷。因此,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合作化运动的确立和发展的重新认识对我国推进新型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只有正视农业合作化运动,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国新型农业合作化才能长远发展。 2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不仅与自然进行交换,也要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生产交换,协同合作,这样才能真正进行劳动生产(徐文俊,2015)。他们认为农民阶级必须进行合作生产,以合作社的形式共同劳动才能避免社会发展进程中逐渐淘汰的趋势。并且,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合作生产是农业发展的必经之路,但决不能以强迫和剥削的形式逼迫农民转变生产经营方式,以引导的途径让农民真正意识到合作生产的重要性,使农民主动联合起来走向合作化运动的生产路线,打破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同时,列宁同志在十月革命之前提出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具体体现,是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合,社会主义下农业生产的最好形式。并在十月革命之后带领苏联积极建设农村合作运动,以合作互助的联合生产代替小农经济(陈卫东,2002)。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提出的合作制思想基础下,形成了结合我国农村现实条件下的农业合作化生产路线。而农村合作化思想的提出并不单单是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合作制思想,同时也是以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形成的。因此党中央以改造农民、发展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为主要目的开辟了一条从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合作化道路。 3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必要性 完成后,我国农村形成了以农民个人占有若干小片土地为基本形式的分散经营模式。虽然这种分散的农民个体经营为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其分散经营的不稳定性和局限性也逐渐显现出来。 3.1小农经济限制农民利益发展 虽然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为农民争取到了土地,实现了农民耕种的自主权,但其经济体制依然是私有制下的小农经济。农户个体经营土地的分散性使得农民不愿也没能力投入过多的精力和资本在农业基础设施和水利设施的建设;其次,农民的小农经济意识使得他们还保持自耕自种,自给自足的保守思想,不愿意承担尝试新技术或开发新品种带来的风险;并且,分散的个体土地经营导致农民没有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农民基本生活依靠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高裴,2015)。 3.2农民利益两极分化严重 虽然使得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按人口分配到应有的土地,但在生产工具、牲畜、资金等方面仍有很大的差别。在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农民个人所得利益实际上是私有制基础上家庭经营小块土地的体现。对于生产条件、生产工具和生产劳动力较为S富的农民,其农民收益较多,生活也较为富裕;而对于生产条件较差、生产工具和劳动力不足的农民,虽拥有同等土地仍不能保证相同的农民收益。且在几乎没有自然灾害抵御能力的前提下,更造成了条件较差的农民难以自救,颗粒无收的现象(高照明,2005)。 3.3农业生产与工业发展供需不平衡 小农经济的个体生产不能满足工业迅速发展下对粮食和原料的需求,生产资料与消费品的生产严重不匹配。其次,分散经营极大限制了机械化、农药、化肥等农业工具的使用,严重影响了重工业的发展和农村生产条件的提高(沙健孙,)。以分散土地为经营模式的小农经济极大的限制了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阻碍了我国工业化发展的进程,违背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改造的根本需要(王景新,2001)。因此,在新的形势和社会发展需求下,我国必须引导农民转变思路,开辟一条新的农村发展路线。 4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失败教训 从农业合作化进程可以看出,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演变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自我升级的内部过程。但由于其特殊的社会背景,这一演变过程在实现时存在一定的强制、冒进和盲目的成分。 可以看出,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开展初期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为解放农村生产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各地区出现了急躁发展,不顾社会现实需求冒进变革,夸大产量的行为,为我国农业带来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降低、农业产量减少的预期偏差,为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4.1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不平衡 我国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以解放农业生产力为主要目的开展土地制度改革。完成以后,我国彻底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农民生活得到基本保障。为进一步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被提出。邓子恢指出,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水平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根本目的,其次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工农矛盾(薄一波,1991)。然而,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开展过程中却忽视了根本目的,只重视私有制的消灭和公有制的建立。片面追求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和规模的行为违背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在农业合作化实施初期,对合作化速度做出规划:1960年完成初级农业合作社的转变,再过五年后完成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转变。不久之后,缩短规划时间,将完成社会主义高级社的时间提前一年,并预计三年后基本完成社会主义。规划时间的压缩和规模的扩大使得各地区只忙于完成指标,扩大合作社数量和规模。仅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国便完成从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生产关系的快速转变并不符合当时农业经济条件,速度与规模上的失常发展并没有从根本触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4.2违背农民自愿互利原则 恩格斯指出小农经营模式下的农村经济必将走向灭亡,但不应人为干预加速它的灭亡。政府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尊重自然演变过程,仅扮演促进和引导农业合作社发展的角色,为农业合作社建立和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帮助。政府需要给予农民足够的时间对小农经济和合作化经济,在农民未做好转变准备时应加以引导和教育(马克思等,1995)。 合作化运动初期,党中央倡导各地区按照自愿平等原则引导农民加入,农民权益基本得到尊重。然而农业合作化后期,合作社发展开始急躁冒进,改造目的已从原有的解放农村生产力转变为单纯的完成任务指标。为追求合作社数量和规模,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强迫农民入社的行为。1956年粮食秋收产量下降,农民收入降低,部分农民要求退社。政府为“保障”合作社数量与规模,强制农民不得退出,严重违背了自愿原则。“自愿入社,自由退社”原则开始变质,农民逐渐失去自由选择的权利,农民生产积极性遭到破坏,消极怠工现象普遍。政府的强制干预造成高级社经济效益明显降低,农民利益被剥削,农业发展停滞不前。 4.3农业合作组织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 合作化运动后期,大规模合作社的快速建立导致组织内部管理十分混y,社内成员管理能力和文化知识较低。首先,由于文化水平较低,管理经验不足的农民是合作社成员的基本组成,导致合作社管理人员无法有效组织生产。高级社的快速成立使得他们没有充足的准备和适应时间,有限的管理经验无法合理安排规模较大的组织内部。其次,夸大冒进的生产计划严重脱离现实,超越有限的农业生产能力。社内管理人员不切实际的生产目标和不健全的生产计划使得农民产生消极情绪,降低生产积极性。最后,财务制度的缺失和混乱使得农民利益分配缺少约束。财务专业人员的缺乏导致多数合作社账目糊涂,收入支出不明确,更有甚者没有财务账目。这种情况下,社内成员收入不清晰,劳动工分评定模糊,农民分配出现不公平的问题。高级社下的利益分配已无法按照按劳分配原则合理分配,更倾向于社内全部劳动成果均分化。“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已名存实亡,社内成员之间矛盾加剧,社内成员不满情绪增加。而农民农业生产的负面情绪直接带来的后果是经济组织的整体低效。 5农业合作化运动对新型农业合作化发展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虽然只经历了短短六年,但深远地影响着我国农业的发展。它的实践经验和历史教训为我国发展新型农业合作化提供了重要启示。 5.1遵循客观规律,尊重基本国情 规律是自然形成且具有强烈的客观性、强制性,并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规律,依照客观事实前进。一切违背规律的行为必将受到惩罚。农业发展也同样需要依据基本国情,尊重客观规律向前发展。新型农业合作化建立和发展中要始终强调在遵循农村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寻求合作。 首先,新型农业合作化发展需要遵守生产规律。农业是一个具有时间规律的产业,不同的农作物具有各自的生长周期,其产量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因此,农业的发展需要持续不断地观察和管理,根据土地和农作物的实际情况制定目标规划。新型农业合作化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根据不同情况调整合作方式和策略。其次,发展新型合作化需要尊重地区经济。我国南北差异较大,各地区自然和经济条件各不相同,生产力水平极不平衡。这种农村基本国情意味着我国不能集中统一农业经济组织形式,需运用市场调节主导农村资源配置。以小农经济为主导地位是我国农村经营的现实条件,农业发展出现瓶颈是我国农村现阶段的客观事实,改造农村经营体制是我国客观条件下的主要任务。政府一方面需要在现有经营体制下采取保护措施,保证农业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在小农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引导农民转变经营模式,实施有效政策,提供外部力量。 5.2坚持自愿原则,开展新型合作化 自愿互利原则是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宝贵经验,这一原则的违背也是后期走向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它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农业合作化思想的主要理论,也是建立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思想。新型农业合作化的“新”并不是摒弃历史经验教训,而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历史的教训证明不以农民意愿为条件的强制集体化,不仅剥削了农民的权利和权益,也会遭到农民的反抗,阻碍农业发展(李尚勇,2011)。1978年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定就是在农民自愿的条件下成功组织发展起来的,其成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尊重农民意愿是发展新型农业合作化,建立合作化经济组织的基本原则。其发展目标也不仅仅是生产关系的单纯转变,而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经营组织带来的农村经济变革。而农业合作化模式也应该以肯定家庭经营下的小农经济合理性的前提下建立的合作经济组织。 5.3维护农民利益,建设新型农村 农民利益是农村发展的主要问题,农村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农民为主是新型农业合作化经济组织的主要特点。只有正确处理农民与组织和国家的利益关系,保障r民基本权益,才能真正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合作化运动时期对于农民利益认识的偏差,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使得整个社会发展受到严重破坏。在现代农村经济发展中,只有保持农民与组织,农民与国家的利益平衡才能取得经济进步。新型合作化经济组织要摆正位置,以服务农民、帮助农民致富、规避农民风险、减轻农民负担为主要工作,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其次,惠农辅农政策精准实施,有效提高农民经济收入。新型农业合作化还须依靠国家的扶持才能真正把农民组织起来。只有农民切身感受到利益受惠,才能从根本意识上参与到农业合作化道路上。 农业合作化论文:民国时期华洋义赈会农业合作化运动探析 摘 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洋义赈会在农村地区倡导并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缺乏资金的问题。华洋义赈会首先在河北省的多个村庄成立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试点,随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行,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关键词:华洋义赈会;合作化运动;民国时期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中国的经济命脉,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比较重的比例。民国时期,政局动荡,各地军阀混战,加上各地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对农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打击。此时合作思想渐渐兴起,华洋义赈会便结合这一思想来解决农村的经济问题,并从1922年开始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对中国以后的合作化运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 华洋义赈会与合作思想 华洋义赈会的全称为“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正式成立于1921年11月16日,由中外人士共同组织成立的民间救灾团体,总会设在北京。华洋义赈会自成立以来一直是以救济灾民、筹款防灾作为主要工作。由于灾民多数为农民,如水灾、旱灾之类的各种自然灾害,对于农民的打击都是毁灭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华洋义赈会逐步认识到,救灾不如防灾,防灾要靠民众。而农民最缺乏的就是钱,没有钱就不能从事农业生产,所以经过多方调查研究,认为在农村开展合作化运动。 其实,早在我国古代这种合作思想就已经有了雏形,比如各种钱会,而这种组织实际上就是合作思想的具体实践,是合作化运动在中国的雏形。当然这种组织有利有弊,好处是能够解决农民短期内的资金需求,满足进行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不足。但是这种自发的互助组织,组织较为散漫,体系也不够完善。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合作社起源于英国,接着很快扩展到西欧和北美各国。”后经日本传到中国,为后来的合作化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在了解合作思想之后,想要把这种思想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民国时期,中国出现了合作思想的早期拥护者,如薛仙舟、戴季陶、于树德等。 2 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 1922年4月,华洋义赈会决定在农村开展合作事业,成立信用合作社。合作社的种类很多,华洋义赈会主要推行的是雷发森式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由1860年德国人雷发森创办的,“主要是让农民自己筹款建立一笔合作社基金,以低利率贷给为生产目的借钱的社员,通过发展生产来增强农民的抗灾能力,以免除高利贷的剥削。”雷发森式的信用合作社对于社员的信用审查十分严格,除了贷款之外,同时也吸收社员和非社员的存款,这种信用合作社既是农村借贷金融机构,也是吸收农民存款的储蓄机构。 华洋义赈会仿照德国信用合作社的章程,制定了《农村信用社合作社章程》,1923年6月在河北省的香河县成立了第一个信用合作社试点,成为“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的先驱社。”此后,河北省的信用合作社在华洋义赈会的倡导之下得到了迅速发展,唐县、定县等地相继成立了乡村信用合作社,河北省的信用合作社开了我国合作事业的先河,意义深远,影响重大。到了1927年底,“全国合作社总数仅为584社,可见直隶省占绝对多数。”华洋义赈会倡导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性质,属于民间自主经营发展的独立组织,合作社一般至少由7人以上组成,借款的数量是根据信用合作社社员的数量来确定的,依据各信用合作社的规模和还款日期来决定还款的各项利率,根据1925年12月25日华洋义赈会总会的规定,“社员40人以上的合作社最多只能借800元,40人以下的每社最多只能借200元。” r村信用合作社成立之后,主要业务包括存款和贷款。存款包括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往来存款三种。信用合作社吸收存款没有局限于社员,相反非社员的农民也可以进行存款,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贷款形式较为多样,主要有信用贷款、保证贷款、抵押贷款、贴现贷款、农业信用贷款和特别贷款等,信用合作社贷款的对象仅限于社员。贷款最重要的就是要兼顾公平,力求能惠及到每一位社员。还要对社员借款的用途进行考察,并对社员进行信用评定,以此来确定贷款的金额。对于有困难,确实不能偿还贷款的社员,信用合作社会先用特别公积金还款,然后再催促社员偿还贷款,除了这些业务以外,还包括收付款项等。 3 对华洋义赈会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评价 华洋义赈会作为一个民间救灾团体,在资金有限,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始终坚持在农村推行信用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这一时期农村的信用合作社不仅在河北省大力开展,在山东、安徽、江西、湖南、湖北、陕西等省也得到了一定发展,其他一些省份也间接地得到华洋义赈会的帮助,并且带动了政府对农村合作事业的重视。可以说,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创立发展,与华洋义赈会是分不开的。华洋义赈会在没有前人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勇于探索,制定了一套适应中国国情的规章制度,并取得了一定效果。综上所述,华洋义赈会办理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方法对于当今从事农村合作事业的个人和团体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信用合作社,几乎都是以华洋义赈会的信用合作社为蓝本进行开展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虽然农村合作化运动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它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缺乏资金,受资金的限制,贷款额度较小。一些投机分子为了能多贷一些款,出现了跨社分子、双料社员、挂名社员及冒牌社员等问题。而地方政府官员的敲诈、种类繁多的税收、土地占有的不平均、民情民风的差异、农民教育程度的不同和其它因素的困扰,都严重阻碍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 农业合作化论文: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探析 [摘要]建国初期,根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我国在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党灵活地运用了疏与导相结合、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等方法对农民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力地保障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顺利完成。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建国初期,根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我国在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党运用了形式多样的方法对农民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力地保障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顺利完成。 一、疏与导相结合 “疏,就是疏通,广开言路,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导,就是引导,在疏通的基础上肯定和鼓励正确的思想和观点,否定和批评错误的思想和观点,并积极引导错误思想朝着健康、正确的方向转化。”疏通与引导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疏通是引导的前提,引导是疏通的目的。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对于视土地如生命和习惯自给自足、分散经营的农民来说是一个历史性、革命性的变革。所以,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过程中,农民的态度与情绪是复杂的。有的社员担心,入社就是什么都归社,连看病也没有钱用。有的社员因为自己的一头小牛入了社,常常抱怨说:“为什么不早死而得杀吃。”这些消极的情绪,很有可能会导致一些消极行为的产生,而且任其在群众中蔓延,会动摇其他社员的信心,不利于合作社的稳定。但是也不能一味地“堵”,不让农民发表意见和发泄情绪,要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因此,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有大批的干部、宣传员、教员深入农村,融入农民,倾听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顾虑,安抚他们的情绪,所做的就是疏通农民情绪和思想的工作,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疏通”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要在疏通的基础上对农民的思想进行“引导”。对于文化程度不高,喜欢讲求实际的农民来说,最有效的引导方法就是典型示范。列宁就说过:“多用行动少用语言来进行宣传,只有用榜样才能说服农民。”因此,要做好农民的引导工作,仅凭口头的语言宣传远远不够,还必须为广大农民树立起可供学习、借鉴的实实在在的榜样。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其中讲到一个办社典型:河南省安阳县南崔庄福利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最初办社时只有18户农民,都是缺衣少食的贫苦人家,他们的牲口瘦得站不起来,劳动工具残破不堪。村里一些富裕户讽刺他们说:“一群穷光蛋还想办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但就是这么一群“穷光蛋”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干劲,愣是把一个小社办成了一个有88户农民参加的大社,实现了全村合作化。在为这个典型所写的按语中激动地说道:“‘鸡毛不能上天’,它已经不是真理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除了这些树立起来的全国典型以外,各地也纷纷结合实际情况,挖掘身边的典型。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典型示范的方法在全国上下得到充分地运用,用实实在在的例子取得农民的信任,激发农民的热情。 二、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 “教育,是教育者通过自己的言行,把一定的政治观点、思想体系和道德规范转化为教育对象的自觉行动的实践活动。”“自我教育,就是广大群众结合自身实际通过自觉学习,自觉克服缺点和错误,进行思想转化、思想修养和行为控制的活动。”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既体现了教育者的主导作用,又激发了教育对象的能动作用。 教育与自我教育要相互作用,产生实效,关键的是教育者要成功激发教育对象积极接受教育的意愿,然后才能进一步在教育过程中通过感悟、启发等手段调动教育对象内心中积极向上的力量,使其实现自我反思、自我教育。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许多合作社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集思广益、想方设法开展了一个个深受农民群众欢迎和喜爱的教育活动,如河南襄城县双庙乡农业合作社通过展览会的形式,在会上展出代表“两种思想、两种行为”的许多实物来引导农民进行自我教育。展品有两头活牛:一头因用心喂养而肥大健硕,一头因胡乱喂养而骨瘦如柴;还有许多农具:有优秀社员在打井运动中创造的“自由升降水车架”,也有一些被不负责任的社员损坏的各种农具;另外还有11幅图片和漫画,分别描绘了模范社员和表现不好社员。与以往单纯的言语说教不同,展览会形式新颖,使农民产生极大的学习兴趣,而且这些具体、生动的展览品形成的一正一反的强烈对比,带给农民们很大的思想震撼,他们通过自己的观察、思考、比较、验证,深刻感受到集体主义思想、行为的可爱和可敬,自私自利思想、行为的丑恶和危害。 当然,除了平等、启发式的教育方式,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教育者引导农民进行自我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海南的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当时是海南规模最大的一个社,代表着海南办社的最高水平。这个合作社有一个叫林志道的党员深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还经常私自做生意赚钱。党支部于是抓紧林志道这个负面典型,在全社范围内展开激烈的批判,并且引导全体社员开展关于新旧两条道路的讨论。原本一些受林志道影响,也蠢蠢欲动想要做生意赚钱的社员,通过这次及时的批判和讨论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严厉批评林志道的思想与行为的同时,也积极主动地进行自我批评,自我教育,真正从内心深处得到反省。 三、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既要注重理论教育,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面灌输和宣传,同时,又要注重实践教育,强调行为养成,使理论落脚于实践、服务于现实,实现知行合一。 马克思曾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列宁的灌输理论指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不可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必须从外部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先进理论的宣传、灌输,这关系到社会主义实践的命运。对于农民阶级来说,他们的思想意识相对更加落后、更需要先进理论思想的指导,因此加强对农民阶级的理论灌输同样十分必要。也曾说过:“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遵循了灌输原则,有目的、有计划对农民进行了大量的无产阶级先进思想和理论的教育和灌输,将其根植于农民的头脑,逐渐使农民建立起了社会主义信念、集体主义观念,明确了实施总路线和合作化的必要性。 理论来自于实践又应用指导于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彰显其价值与魅力。在对农民进行理论教育的同时,还应组织他们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活动中进一步巩固和夯实理论教育的成果。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声势浩大的爱国丰产竞赛,这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教育的例子。1950年、1951年已有部分地区开展了爱国生产竞赛,1952年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这一运动。为了响应这一号召,1952年3月6日,全国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领导的互助组率先向全国各地农民提出农业丰产挑战。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纷纷应战,并向当地农民提出倡议,开展一省、一县范围内的增产竞赛活动。据统计,山东省参加竞赛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有44,300多个,至于社内队和队、组和组、社员和社员之间的竞赛,就更为普遍。在竞赛中,合作社定期进行评比,比生产安排,比技术进步,比作物长势,比民主团结,夏收秋收后还要比作物产量等等。爱国丰产竞赛活动,充分显示了互助合作的优越性,使农民深刻感受到集体力量的伟大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光明前景。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灵活多样、效果显著,成功使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观念和合作化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为农业社会改造的胜利扫除了思想障碍。 农业合作化论文:农业合作化小说女性人物形象的心态观照 内容摘要:20世纪50到7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小说,塑造了一大批处于新旧过渡的特殊历史时期的女性人物形象。她们既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浴,又受到现代文化观念的滋染,表现出文化身份和文化内涵的丰富性与深刻性。本文一方面由传统女性的救赎心态和大地母亲的神话原型切入,从传统文化心态的角度对这类女性人物形象做出解读;另一方面由现代个体身份认知和婚恋选择着手,从现代文化心态的视角探讨这类女性人物形象的文化扭曲,以期对这类女性人物形象和农业合作化小说进行更合理的文化阐释与把握。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 女性 传统 现代 文化心态 就农业合作化小说产生的时间来看,20世纪50到70年代,是中国女性的地位和身份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时期,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带来了两性关系、女性地位、女性观念的革新。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和形式的变革如火如荼,文化观念的更新却非一日之功,于是出现了传统与现代文化心态交织并现的女性心理特征,农业合作化小说中塑造的一大批类型丰富的女性人物形象无疑是这一现象的缩影。这些女性人物形象不仅是现代个性解放心态的代言人,更是传统女性救赎与包容心态的承继者,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过渡特征。 一.救赎心态与大地之母 中国传统女性的救赎心态渊源悠久,在中国古老的男耕女织型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中,多有男性落难或处于困窘状态,而女性以其法术(仙术)或独有的技能拯救男性,最终获得幸福团圆的情状。这种故事模式无疑在传达一种救赎观念――在对男性和苦难境况的拯救中,女性完成了自我地位和婚恋情感的双重涅,其人格和能力得到肯定和升华。在长期的文化传承和历史发展中,这种传统的女性救赎心态似乎成为一种潜意识被植入女性的心理,表现为女性不自觉地对于苦难的承担和超脱、对于苦难落魄中的男性的悲悯与爱恋。可以说,在传统女性心目中,男性作为家庭生产与社会劳动任务的主要承担者而获得了被爱恋、被推崇的合理性,女性由于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的缺失,其只有通过对苦难的承担、对男性的救赎才能显现自身价值。 与此同时,土地与母亲是一对极为古老、关系极为密切的意象,“大地母亲”的神话原型,使得母亲的形象与文化特征都与土地有密切相关。一方面,大地以其肥硕的土壤、丰厚的养分孕育了人类和万物、见证了万物凋零与新生的循环,这种生生不息的生命循环功能与女性的神秘身体有一种同构关系。人类对这种同构关系的最初认知与表达,就是早期人类对女性的顶礼膜拜――“大地母亲”的神话原型也随之而生。另一方面,大地呈现出一种强大的“包容性格”,在传统中国人的较为单纯的感知中,大地总是以其坦荡无垠、坚厚质朴、博大无尽的特征永恒地存在着。因此,当母亲和大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大地母亲时,母亲的形象就具有了大地般的心态――反映在性格特质上,即是怜子舐犊的善良,坚厚质朴的包容。 农业合作化小说中出现的大量女性人物形象,在男性遭遇困难与不幸之时,以自己的坚忍质朴、勤劳勇敢承担现实的责任,以女性的温柔和善良给男性以安慰,对苦难的承担、对男性的拯救使她们完成了从普通妇女到模范妇女的转变;在平和的岁月里,她们又以与生俱来的女性善良本性和强大的包容心态,赢得了众人的亲睐。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创业史》中的生宝妈、刘淑良,《艳阳天》中的大脚焦二菊。生宝妈在灾荒的年月里嫁给梁三,勤劳寡言,善良贤惠,缝补洗涮里里外外一把手;她疼爱生宝和秀兰,对丈夫也体贴顺从;她善良,可以把毫无血缘关系的才娃当亲孙子疼。刘淑良在家里从小就不软弱,胆大心细,勤劳能干,救父亲于水火。结婚后,自己在家里劳动、带孩子供丈夫在外读书,经历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的失败,刘淑良没有自卑、没有胆怯,在工作中更加大方、干练。《艳阳天》中的大脚焦二菊,旧社会里逃出地主的压迫,在丈夫韩百仲病重时女扮男装拉车挣钱,给丈夫治好了病,还了欠的钱;新社会里,照顾孩子、帮助丈夫搞好农业社工作,善良热心、勤劳勇敢。在焦二菊身上,对丈夫的心疼,对孩子的怜爱,对弟弟(焦庆)的照顾,对弟媳的包容和开导,对工作的热诚和尽责,自身坚忍的意志和善良宽容的心地,无一不显现了大地一般地心态。 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传统女性大都是从旧社会走进新社会的苦命人儿,在宏大的政治话语中,作者以深情地笔调塑造了这些温柔善良,勤劳贤惠,敢于承担苦难、拯救男性的女性形象,从承担苦难命运到拯救男性,从怜爱子女、心疼丈夫到包容他人过失,她们身上的神话原型特征尤为明显。从个性解放的角度而言,传统文化对于女性的地位和价值认识都存在偏颇,这种文化形态反过来作用于女性的心理层面,则形成了苦难救赎和大地般宽容善良的传统文化心态。新中国的成立无疑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那么中国女性的文化心态又将何去何从,或者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二.个体身份认知与婚恋选择 个性解放在20世纪的中国被不断触及、不断讨论,自五四以来,个性解放成了中国几代人不懈追求的目标,这无疑是现代文化在中国20世纪最有力的声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女性获得了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独立,个性解放思想对一大批农村女青年的成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们纷纷摆脱陈旧观念,冲破封建束缚,在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接受新式教育,新式观念,走上新的人生道路。然而这种个性解放思想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它与政治话语和政治身份密切结合起来,在农业合作化小说中,不乏有这样的女性形象,她们敢于冲破封建牢笼,但却从政治的角度看待自己的人生和婚姻,并未找到真正的女性文化身份。 现代女性文化身份的获得,要以女性意识为前提,女性要求与男性区别开,认识到自身的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然而,20世纪50到70年代的中国女性,在强大的政治话语中,失去了对自我身份的追寻,在个体身份认知和婚恋选择上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她们多以政治信仰与政治行为衡量自我价值,以政治标准为婚恋选择的标准,走入了政治的圈围。 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新式女性们,并不以女性自我的身份出现,她们常常以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身份自居,甚至有意要与男性一较高下。《新结识的伙伴》里的张腊月,《艳阳天》里的焦二菊,《山乡巨变》中的盛佳秀,《风雷》中的姚兰英,《创业史》中的刘淑良,她们总是以矫健的身姿、娴熟的劳动技能、大方自信的工作风格让男性为之侧目。女性不再注目自己的外表美抑或心灵美,思想的积极进步,劳动的比超赶帮,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的信念剔除了女性本有的扭捏与羞涩,甚至是生理特征与生理缺陷。女性与男性的区别被“模糊化”了――“纤纤细腰及娇美的容貌似乎对她们而言是豪无实际意义的,精神上的充实与坚定的信念似乎胜过了一切,献身合作化事业便是她们的理想价值所在”。(于树军:《50至70年代合作化小说情爱叙事分析》,哈尔滨师范大学,2010年)此外,在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经常出现男性与女性劳动竞赛的场面,女性总是热情满满试图在同种劳动上超越男性;在党团发展中,也经常出现男性和女性以思想进步程度作为自身衡量标准的情景,典型的如《艳阳天》里的马翠清与韩道满。由此,可以明显地感到,从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标准出发(而不是从自我性别的标准出发),女性在试着用同一的政治标准去衡量自己和男性,完全忽略了两性之间的正常差别,这种个体身份的认知无疑是在特殊的年代里,女性走出了传统的“男性附属品”束缚后获得的又一牢笼。 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促使大批农村女青年冲破封建婚姻,寻求自由婚恋,她们对爱情的渴望和主动追求是女性自主自立意识的显现,然而她们对于婚恋选择的标准却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来说那些进步的新型女青年,无论是接受了新型教育的范灵芝(《三里湾》)、焦淑红(《艳阳天》),还是文化水平偏低的玉梅(《三里湾》)、刘淑良(《创业史》第二部)、改霞(《创业史》),她们在选择婚恋对象的时候无一不考虑男青年的政治信仰和思想进步程度。正如《创业史》中改霞所传达的那样,“总要找一个思想前进的,生活有意义的青年,她才情愿把自己的命运和他的命运扭在一起”,如果没有思想的进步和政治信仰的高尚,她是断不愿意对他委以终身的;也正因了这高尚的政治信仰和追求,“这个男人给她光荣的感觉,是她心上的温暖和甜蜜!”(柳青:《创业史(第一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48页)她们的爱情选择实则是在政治理性的支配下完成的,“男性为了革命而‘忘情’,而女性则是因为男性的‘革命’而‘生情’”。(于树军:《50至70年代合作化小说情爱叙事分析》,哈尔滨师范大学,2010年) 比这些新式女性更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那些在旧社会遭受身体侮辱的女性,比如《创业史》中的素芳,《艳阳天》中的孙桂英,《风雷》里的羊秀英。她们首先都有过不光彩的性经历,其次她们对于政治都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的疏远状态,在婚姻之外对性、欲望的表达与追逐成了她们区别于其他女性的标志。从一定程度上说,她们是农业合作化小说里不多见的意识到自身作为女性的生命特征和欲望存在的女性人物形象。然而,她们对于爱恋对象的选择也都集中在政治先进、形象高尚的合作化领导人身上――素芳爱恋梁生宝、孙桂英爱恋箫长春、羊秀英爱恋祝永康――这其中不仅包涵了女性对男性身体的爱慕,还表现出女性在性别上对于政治信仰高尚化的倾向,可见女性在内心深处更亲睐的是政治信仰。出于这样的观念,这些充满性欲和性别意识的身体,最终会在献身合作化、劳动光荣的政治话语中忘却身体欲望,抛开性别意识。 三.结语:拯救与逍遥 法国作家莫罗阿认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依赖于母性无私的爱、宽容、牺牲和奉献。女性作为母亲,其广博的包容性格与利他本质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母性担负着人类自然繁衍和生命延续的责任,没有母性的伟大付出,人类将不复存在。需要指出的是,救赎心态产生的前提来自对于他者的脆弱之认知和拯救主体高尚的牺牲精神,正如刘小枫所言――“圣子耶稣流泪的双眼正因为看到人的德性的脆弱,方才以自己的亲身受难和自我牺牲的爱托付于难免跌倒的人身”。(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但是不可避免的,当母性的救赎心态作为传统女性的一种潜意识轨道时,女性也极可能因为她的伟大与崇高而泯灭其个体人格和本位价值,导致母性的光荣代替了女性的本质内涵,陷于丧失自我的境地。 如果说人的异化是现代社会中涉及个体和社会生存意义的显在的恒长主题,那么女性的被塑造与被异化则是涉及两性关系建构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隐性主题。在传统社会,长期以来政治的无根和经济的依附,使得女性对政治文化、道德文化具有高度敏感性。这种敏感性在长久的代际传承中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使得女性天生具有了易被塑造、易被异化的人格特质。这也是为什么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在新的社会伦理下走入政治圈围的隐性原因。 在苦难的遭遇中,女性敢于成为强者,甚至甘愿主动地代男性受难,这种救赎心态实则是一种女性作为母亲的利他本性;摆脱伦理强加于女性的莫须有的束缚和限制,追求个人价值实现和自我个性独立的逍遥状态,实则是女性对自我生命的重新认知,是自我解放的表现。文化对于人格的熏陶是一个漫长而隐秘的过程,然而它常常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机制和精神状态,具有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双重价值,需要进行细致的研究和深入的挖掘,这也是对农业合作化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文化内涵进行研究的意义所在。 林霆:《政治话语中的女性身体――以十七年文学中的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为例证》[J],《齐鲁学刊》,2010年第3期 平慧峰,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09级汉语言文学(试验班)学生。 农业合作化论文: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启示 摘要: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在农村掀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村土地私有的局面。把农民个人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思想在中国的应用与实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农村进行了之后,推翻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个人所有制。在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并且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酝酿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在1953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定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1953年开始的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这是一场改变生产关系的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思想在中国实践。当前,中国正在进行新农村建设,农村土地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流转,研究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队当前土地生产关系有重要的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思想 (一)马克思恩格斯农业合作化思想 对传统的小农经济进行改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根据英国工业革命迅猛发展、不断排挤小农的现实,曾预言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大农业将会代替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和工人运动在欧洲大陆的兴起,恩格斯逐渐认识到,即使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仍可能会存在,于是提出了在我们取得国家政权之后,通过发展“合作社”来改造传统的小农经济,将传统的小农经济引导到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上的设想,并且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对农业合作社的问题作了专门的论述。第一,法国纲领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是我们无论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①指出在资本主义方式下,小农经济受到捐税、歉收、继承人分家、诉讼,将一个一个农民驱向高利贷者;负债现象越来越普遍,所以小农作为未来的无产者,在不可挽回中走向灭亡。第二,同样明显的是,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绝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赔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②指出不得用暴力手段剥夺农民土地归国家所有,一定要农民主动而不能强迫。第三,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而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③ 由此可知恩格斯关于小农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想通过合作社,以自愿、帮助的原则而不是暴力、强制的原则将分散的个体经济引导到集体经济,把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占有,进行规模化经营,并且一定要保护农民的利益。 (二)列宁斯大林农业合作化思想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改造传统小农经济的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造传统小农经济的基本理论,即要实现农村转型,就要组织农民进入集体农庄。在实践中,列宁试图推行农业公社、劳动组合及共耕社三种试验性集体农庄,组织俄国农民向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共耕制过渡。但是,到了1921年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列宁对合作社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强调发展生产领域的合作社转向强调发展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然后进一步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社“在经济上把千百万小农联合起来,引起他们经营的兴趣,把他们联合起来,把他们引导到更高的阶段;在生产中用多种形式联系和联合起来④合作社就由过去的控制和限制小农个体经济转向为农村商品生产和流通服务。 列宁之后,斯大林放弃了之前的新经济政策,在农村也生搬硬套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社理论,并且为了实行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资金的发展步骤。从1929年下半年开始,强行在苏联全境推行农业集体化,实行集体农庄制度。虽然,集体农庄制度为苏联重工业的发展作了极大的贡献,但是使苏联的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并且僵化。斯大林曾指出:“我们苏联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二战之后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把苏联当成模板当成范式,基本都走上了集体农庄(合作社)道路。 二、50年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国民经济恢复周,出现在眼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怎样把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1953年2月,党中央将1951年12月下发试行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作了个别修改,作为正式决议颁发实行,决议要求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有领导、有重点地发展初级农业合作社。初级农业合作社以土地入股为特点,中央认为:“这种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形式又正是富有生命的有前途的形式。”⑤1952年11月决定在各级成立农村工作部,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任部长,农村工作部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四万万农民组织起来,在工业化帮助下,逐步走向集体化。 (一)1955年之前的农业合作化 当时农村经济落后,对工业发展具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在发展农业上曾出现过是先机械化还是合作化的问题,最后认为在当前先进行机械化再进行合作化时不合实际的,于是增加农业生产只能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 1953年4月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召开,邓子恢在会上总结指出:党在农村的人物,是领导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走互助合作、共同上升、大家富裕的道路。互助合作运动必须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绝不能操之过急。⑥ 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全国粮食会议之后,在16日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对粮食进行统购统销。粮食供需之间的不平衡,虽然实行了统购统销,但是不能改变农业生产落后工业发展的状况。党中央认为,解决粮食紧张的问题,只能是大量增加粮食生产。在实行统购统销之后国家要同上亿农民打交道,所以要深入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发展。1953年12月公布《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在农村掀起了大办农业社的热潮。合作社数量“1954年春为10万个,1955年春为67万个。但是1955年夏季以后,发展速度急剧加快了。年底,参加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占全国农户总数的60%以上。1956年4月底,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合作化。10月底,多数省市实现了高级形式的合作化。⑦ (二)1955年之后的农业合作化 在1955年夏之前,农业合作化发展还比较正常,但在夏季之后出现了加速,这场加速的转折点就是1955年夏开始的对”小脚女人走路”的批判。1955年7月31日在《关于合作化问题》报告指出当前农业合作的问题,提出“小脚女人走路”的判断,直指邓子恢。10月的七届六中全会和随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出版更是使这种氛围达到高潮。推动了农业合作化的急速前进。 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速度之争,在七届六中全会结论上提出大发展和小发展之争。 在6月14日的会议上指出:“过去几年的农业合作工作。虽然出了些乱子,但是有很大的成绩,绝大多数的合作社提高了生产。今后的一年内还是应当大发展。方针是:要把现有的社巩固起来,同时注意发展新社的工作,预期在1956年秋收前全国达到一百万个农业合作社。” 但是在视察回来,约邓子恢谈话,提出要把合作社数量发展到130万个,双方开始争论,最后是同志说服了邓子恢及其他同志,农业合作社进入比较急速的阶段。到1956年虽然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但是各地出现的过急状况、工作过程中比较粗糙,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三、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特点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开始由一个革命党转向成一个执政党。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宝贵经验,在当下已经不合时宜了。当时,苏联是社会主义超级大国,苏联建设的经验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在1953年中苏进入蜜月期之后,中国派遣代表团去苏联学习,苏联也派专家和顾问来中国进行指导,在对小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就照搬苏联模式了。由此中国农业合作化的特点和苏联模式联系紧密,主要有一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走的是先生产关系后生产力、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因此这条道路从一开始就很艰难,如何正确分析当时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是很重要的,当时中国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还是比较适宜的。 第二,中国的农业合作化道路是政府主导的,特别是针对农业合作社的数量都是有指标的。在1955年之后更是出现强制入合作社的情况。 第三,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是为了促进工业的发展,是当时整个一五计划大战略的一部分,特别对粮食进行统购统销之后,农民积极性明显下滑。 四、农业合作化的经验与教训 薄一波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教训进行过总结,他认为主要有两个失误:“第一,对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认识不足,在知道思想上有些急于求成。第二,对党内的不同意见和正常争论,错上了路线斗争之纲。” 农业合作化出现的问题其实主要还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不成熟导致的,主要有几下几点: 第一,恩格斯曾经指出小农必然灭亡,但是我们不能去干预它灭亡,而五十年代的中国即使认为干预的结果,当时经过,农民分得了自己的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在他们积极性还没有发挥足够的时候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就导致农民对合作化有抵触心理。 第二,列宁曾经指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情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农业合作化期间,虽然进行了总路线的宣传,但是当时中国农民仍然大部分是文盲,实际上对社会主义一知半解。 第三,恩格斯指出“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的社会帮助”来对小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当时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实际操作上实际上违背了自愿的原则,从中央到地方一级压一级,最后是各种强迫命令。 第四,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各有不同,有些地方适合发展合作社,有些则不适合。在当时搞一刀切的方式显然是不行的,不尊重各地的自然条件,这时简单强制的去推行。 第五,不尊重经济规律,当时农村进行合作化实际上超越了当时农村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在所有制、生产和流通领域都进行控制,虽然组织了农民但是农民生产积极性并不高。 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应用,但是当时的中国以苏联为模板,最终也和苏联一样为了工业的发展牺牲了农民的利益。在当前中国家庭联产承保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显然已经不适应农业发展。我们再回顾60多年前的农业合作化必经验,农业必须要走合作化,但是不是在再从生产关系入手这时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前无论是农民的素质还是工业水平都决定当前中国可以走机械化再合作化的道路,但是合作化是不是还是从生产到流通都进行合作化也值得考虑。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 农业合作化论文:新型农村改革背景下农业合作化的现实意义 摘要:近几年,安徽省已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实施了新一轮,在土地流转工作的推进下,一批以土地流转为发展基础的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纷纷成立。在农村地区主要通过大包户(即承包农民的土地100亩以上者)自愿以农作物或现金补贴方式获得农民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同时政府参与引导多家大包户一起加入合作社,通过合理的分工合作获得经济收益。 关键词:土地承包;农业合作化;大包户;共赢 本文主要介绍的是新型农村改革背景下的农业合作化,与我国20世纪在50年代实行的农业合作社有重大的区别。首先,从合作社的组成形式来看,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农业合作化,主要是集体生产工具的共同使用,人们集体劳作,成果共享,虽然一开始卓有成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拉动了小农经济,但长此以往,这种公有化程度过高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过于绝对化的统一经营的原则、漏洞百出又执行不到位的记工分制度、限制合作社进入流通领域的合作化等,其发展方式极度抹杀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这种性质的农业合作化必然面对体质溃散的最终局面。在进行对比过后,当下我国施行的农业合作化相对完善得多。本文根据对安徽省潜山县余井镇的实地调研情况具体说明现今实行的农业合作化制度以及它所带来的包括经济效益等各个方面的影响。 安徽省潜山县余井镇包括13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总人口6.1万人。总面积134平方公里。余井镇“三山一水六分田”。水资源十分丰富,皖水在境内穿过,镇域内有长春水库(中型水库)、还有4个小型水库。余井、程祠、民生的世行二期加灌项目工程竣工并通过省政府验收,农田资源也相当丰富,其中优质农作物的种植多达10万亩,包括优质稻5万亩,优质棉1.5万亩,油菜2万亩,茶、桑等。余井镇地区实行的农业合作化的形式主要可以概括为大包户土地承包制。在对当地实施调查期间发现,留守在余井镇地区的主要是老年人,目前的常住居民中近百分之八十以上为60岁以上人口,这也是余井镇地区在实行大包户承包制土地承包种植方式以后能带来经济收益巨大增涨的必要条件之一。 受农村传统因素的影响,农村土地是按户口制分配的,农村的儿子在成家立业之后,整个家庭对土地的使用权进行了重新分配,通俗的说,也就是,在农村,儿子有自己的田产,老人有自己的田产,二者相互独立。如今,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农村青中年弃田外出打工谋生,已经在外购置房产也是常态,由于家中老人身体状况的原因,必然会留下荒置的农田土地,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搁置的农田成了镇政府谋求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在领导班子的商议决策之下,最终余井镇实行了田产的农业合作化。这种农业合作化简要概括为大包户通过以农作物或现金补贴方式获得农民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主要是根据自愿原则,一般而言是采取农作物的补偿方式,考虑到农田土地所处位置,土地自身条件等因素具体标准表现为一亩田补贴350~400斤稻谷,或者以国家保护价为标准,折算成现金,其计算标准每100斤稻付现金138元。 在获得这些土地的使用权之后,大包户会对这些土地进行集体的耕种,他们会雇佣人员来统一播种,整理农田,为农作物除害等。受雇佣的这些人员主要也是当地村里留守在家的村民,由于是日结工资制度,因此在力所能及时也会有很多在家务农的人自愿加入劳作。这样一来,工资就不会太高,工资不高就能够减轻大包户的负担,同时也能够给接受雇佣的部分村民带来一定的收入,这也算是一种双赢。同时,由于承包制,土地使用的比较集中,这样一来,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就会刺激一项新品种的大面积推广或者是专业技术实施,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专业化、机械化操作。在农作物的播种,照料,收获这样一个过程之中会呈现各种问题。比如,大面积统一播种的农田需要集中灌溉的方式,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统一的机械化收割方式能够取代了低效率的人工收割。 需求能够带来供给,由于需要集体的机器收割,于是出现了专门负责农作物收割的大包户,他们购买大量的专业化机器,在农作物成熟期进行统一收割,这样在两种大包户之间实质上就形成了一种分工合作的关系。镇政府敏锐的捕捉到了这种信息,及时引导在农作物播种,收割乃至后来的运输销售环节之中参与的大包户们成立了专门的农业合作社,农作物从开始播种到中间的加工,最后的销售,各个环节有专人负责,形成了环环相扣的链式结构。 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农业合作化主导思想主要是集体化和共有化,而通过对安徽省安庆市余井镇的实地探访了解到,现今的农业合作化实质是一个集中闲置资源,进行集中利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村民和大包户各取所需实现一个相对的共赢。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实行农业合作化对余井镇所带来的各个方面的好处。 首先,促进农业的发展,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解决掉了由于农村青年中年外出务工及农村人口涌向城市造成的农村土地闲置,农田资源未被充分利用的问题。同时种植农作物,无论是自我供给还是出售,都能促进余井镇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是它带来的经济效益。 其次,大面积的耕种方式,区别于一家一户的播种模式,可以促进利用科学大棚育秧等新技术的应用,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的同时,也保证了农作物的高质高产。另外,由于采取了集体大面积统一灌溉的模式,也节约了农村水资源,保护了农村的生态环境。采用的全自动化的机器收割方式,促进了机械化生产的发展,与各家各户的单一收割想比,能够减少农作物在收割过程中的损失,提高产量。 最后,促进农业产业链的形成,实现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结构。 当然,在余井镇的发展过程中也看到政府领导班子对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视。在对潜山县政府实地走访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为了鼓励农业合作社的形成,政府部门还有专门的示范社评比活动。“为贯彻落实《安徽省农业产业化指导委员会关于印发2015年促进全省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发展工作要点的通知》精神,根据《潜山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标准》,经县农委经管科审核认定,潜山县聚宝养殖专业合作社等3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名单附后)为潜山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在中央政府下达的文件中也体现了政府对现有的农业合作化发展的大力支持。首先,农业“三项补贴”的完善政策。2015年,中共中央的财政部、农业部选择安徽、山东、湖南、四川和浙江等5个省,由省里选择一部分县市开展农业“三项补贴”改革试点。文件内容明确指出,在我国多数地方,过去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一家一户的农民,或者更明确的说,就是一些农民即使不种粮或者不种地,只要是具有农民的身份,就能享受到政府补贴,但是缺乏对真正从事粮食生产的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实质性的物质、现金补贴,故而对调动劳动者种粮积极性、粮食生产的促进作用大大降低。因此,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是增强农业“三项补贴”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的需要。同时还要加强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力度。文件要求地方要从中央财政提前下达的农资综合补贴中调整20%的资金,加上种粮大户补贴试点资金和农业“三项补贴”增量资金,统筹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支持鼓励主要粮食作物的适度规模生产经营,政策重点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最终表现为“谁多种粮食,就优先支持谁”。同时也加大投入来鼓励一个新技术的推广,文件要求各地要坚持因地制宜、简便易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采取积极有效的支持方式,促进粮食适度规模经营。重点放在建立完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支持上。认为为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主体贷款提供信用担保和风险补偿可以采用农业信贷担保形式,要着力去解决新型经营主体在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中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无论是从中国“民以食为天”的传统角度,还是分析现实得到的农业的重要性,农业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在寻求农业科学发展,高效率发展的道路上,政府领导班子们一直尽心竭力带领着老百姓在不懈奋斗,将迎来农业发展的美好明天!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农业合作化论文:深化农业合作化经营模式 2013年以来,昆山市锦溪镇改变传统大户承包的农地流转模式,积极引导农民入股镇农地股份合作联社,并创办“长云农场”进行实践探索。通过合作经营新模式,实现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增色。下阶段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改革,探索符合锦溪实际、具有锦溪特色的城乡发展一体化道路。 一、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厚植发展根基 把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三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新型农业合作经营模式的推广和完善为抓手,推动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一是提升现代农业产业化、生态化、集约化水平,实现农业强。在万亩生态良田项目全面完成基础上,继续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农业生产继续沿着农田标准化、品种优良化、耕作机械化、种管科学化道路发展,有效提升耕地利用率和产出率。二是让普通农户共享土地经营效益和增长红利,实现农民富。2014年,在新一轮土地流转中,我镇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增长20.2%,农民土地流转金增长12%,入股农民亩均增收近百元,集体经营、定产包工、网格化管理的经营模式通过了实际检验,群众劳动热情得到进一步激发。 二、守望江南水乡田园,留住美丽乡愁 坚持着眼全市层面的规划和资源统筹,立足锦溪的发展定位、空间特点和资源禀赋,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当好水乡风貌记忆、传统文化遗存的守望者,为城市留住美丽乡愁。一是展现土地丰饶之美,结合退二还一、退渔还田工作,做好基本农田改造,优化田容田貌,实现田成方、路成网、渠相连、水畅通。二是彰显水乡灵动之美,充分发挥稻田作为人工湿地的蓄水、净水功能,通过退潭还水、生态放养实现生态修复,确保水清、水洁、水活、水生态。三是守护村落传统之美。把田园理念融入乡村建设进程,严格按照新修编的镇村布局规划,合理统筹拆、建、留,做到规划先行、有序建设、传承文化、完善配套,做好农村传统村落和民居的保护。四是营造家园和谐之美。既“见物”又“见人”,在留存水乡村落物理形态的同时,以民风建设和环境整治为重点,着力提升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水平。 三、促进产业联动融合,延展发展格局 以发展农村经济、守护水乡风貌为前提,把生态资源、田园资源作为旅游资源,积极探索一条源于农业、建在农村、惠及农民的产业联动发展道路。优化载体,丰富旅游要素。通过持之以恒推进“四退”工作,让城镇更精致,乡村更田园。对古镇区已腾出的300余亩土地,耐心留白、精心规划,为承载旅游产业发展提供功能空间。结合水利工程继续推进生态廊道、明镜荡水利风景区等项目建设,形成布局合理、水绿相依、景色优美的湿地生态系统和休闲旅游载体。错位发展,打造“新乡村生活”。以动迁腾出的计家墩村为优秀,营造农耕、乡居、集市的乡村生态圈,为游客提供体味乡土文化、乡间风情、乡愁意韵的窗口,形成全方位“新乡村生活”版块,打造江南乡村休闲旅游目的地,与古镇经典形成差异,向生态游、全境游发展。 总之,我镇将持续深化农业合作化经营模式实践,推动现代农业、富民强村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让广大农民更多更好地共享农村改革发展成果,以实际行动描绘江南“鱼米之乡”的田园画卷。 (作者系锦溪镇党委书记) 农业合作化论文:农业合作化运动文献综述 摘 要:我国自1953年实行农业合作化以来,学术界对农业合作化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很多学者对农业合作化的一些具体问题存在争议,本文拟就对该问题重点争议的几个部分作一个总结梳理,以使能对该问题有一个更全面的把握。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退社;绩效评估 一、农业合作化高潮后的农民退社风潮 关于农民退社的原因问题,学界从不同角度给出答案。 常明明通过对比吉林、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江西、贵州等省份关于收入分配的数据,认为全面合作化的第一年,并不是学界先前所认为的高级社效益严重下降。他指出1956年合作化完成之后,除了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与1955年相比,总体上,该年农户的收入是增加的,但是各阶层农户增收的幅度及增收的户数所占本阶层比重是不一致的。合作化前相对贫困的农户,在合作社中增收的幅度较大,且增收的户数比重也相对较高,因此合作社得到了本阶层绝大多数农户的拥护。在合作化前具有相对较高生产水平的富裕中农和富农阶层增收的比重不大,减收的户数相对较多,进而引起他们中一部分农户的不满,动摇了合作化的信心,这是当时形成退社风潮的重要原因之一。① 刘贵福认为农民退社既有合作化过程本身违背自愿互利原则和高级社缺乏管理经验、干部官僚主义、农民收入降低的表面原因,更有高级社本身脱离中国农村实际生产力水平的深层原因。他指出高级社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把社员的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组织集体劳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不分男女老少,同工同酬。”这种生产关系是受苏联集体农庄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过当时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的认识觉悟。②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绩效评估 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绩效,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是不同的学者用的评判标准不一样。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取得了较好绩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比如汪青松认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是评判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根本标准。1952年我国粮食产量163亿吨1955年增至183亿吨;合作化后的1956年农业受灾仍增产粮食176亿斤。1957年我国农业又获丰收,从1956年的192亿吨增至195亿吨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先例。③ 高化民指出从1953年到1957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5%,粮食平均每年增长3.5%,棉花平均每年增长4.7%。1957年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101%,比1952年增长25%。粮食1957年比1952年增长19%,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长33%。棉花1957年比1952年增长26%,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长93%。其他农作物的产量,也都比1952年有很大增长。④ 有些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绩效并不好。温锐指出,1956年合作化实现后,1957年粮食增长1.2%,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粮食平均每年增长3.5%下降了2.3%。同时,大牲畜和农用役畜减少三四百万头,农村遭到很大破坏。尹钛认为,1952一1957年间农业生产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国家和农民的投人增加、恢复性增长的惯性以及建国初期成功的农业政策,而合作组织一般是没有效率的,不能将农业增长归功于合作制度。⑤董国强的观点是:从农村改造运动开始到改革开放以前,农业的有限增长是靠不断增长的政府财政投入维持的,农业方面的投入和产出效益比并不理想。⑥ 从以上几个学者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每个人对绩效的评判标准不一样,有的是按当期增长量、增长率与基期比较,有的是按当期增长率与平均增长率比较,有的是根据投入产出比来比较,而且比较的时间区间也不一样,这样导致得出来的结果差别很大。 武力则通过对农业合作化发展过程中合作社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将合作化运动划分为几个阶段,对合作化的绩效进行了全面完整的评估。他指出,在1951―1953年年底试办阶段,合作社的经济效益是好的,合作社的生产和收人一般高于互助组和单干农民。在1953年底至1955年春,由于合作社发展过快,合作社的效益有所下降。1954年合作社增产、增收情况还是比较好的,而1955年则明显下降;合作化高潮后第一年即1956年,合作社的效益严重下降(前文中,常明明对此存有争议)。⑦ 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绩效评估不可避免的影响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评价。 三、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评价 农业合作化运动不仅仅是一次经济方面的尝试,更是一场政治运动。因此,对于它的评价就难免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很难客观。 大多数文章从正反两个方面评析了这场运动:肯定的方面主要提出把农民的个体经济改造成了集体经济,巩固了工农联盟,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物质保证等。⑧否定的方面主要在于强调“四过”问题,(指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但是,也有人指出农业合作化运动不只是“四过”的问题,比如董国强指出,合作化运动中的失误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左”倾错误,在思想认识上的根源是“一脉相承的”,不应把两者“截然地割裂开来”。⑨李安增、陈招顺指出,合作化不仅没有创造出农村的繁荣局面,反而致使农村长期处于贫穷的困扰之中。农业合作化把改造当成头等任务,失落了发展生产力这一真正目的和主题;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为的发动提供了事实依据”。他们认为,如果不是仅仅看到改造期间农村生产还有一定发展的一面,而是多角度地加以考虑和审视,农业合作化就不只是“四过”的问题。⑩从以上几位学者的观点来看,他们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评价产生分歧的根源在于:有没有把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严格区别开来。如果他们之间存在联系,则势必会影响农业合作化的评价。 四、总结 总之,从这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于农业合作化的研究集中在80年代和90年代,而近几年的研究越来越少。笔者在总结的过程中发现大多数的争议的原因主要在于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没有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而这些问题本身也不容易有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本文在前人总结的基础上,结合近几年的研究结果对关键的几个争议问题进行补充、完善,以使大家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有个更全面的认识。(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农业合作化论文: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早期典型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农业合作化则是这场改造运动的重要内容。当下人们对于农业合作化有着不同的评价,肯定者与否定者都有之。由于每个人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就同一历史事件作出不同的评判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对运动初期几个影响较大的合作社进行简要的介绍,也许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农业合作化的认识和了解。 河北: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 河北省饶阳县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区,在1942年日军对冀中平原进行的“五一”大“扫荡”中,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所在地的五公村遭到严重的抢劫破坏。1943年因天旱形成严重灾荒,先是大旱,从春天到二伏,没有下过一场透雨,庄稼颗粒无收。二伏后虽然下了几场雨,但由于农民缺乏种籽,又想收点实在的粮食,就种了很多晚玉米,谁知玉米刚刚结粒,就被寒露以后不几天的一场寒霜打死。这一年,全村几乎没有什么收成。当时全村共320户,卖土地的101户,卖农具、衣物的218户,牲口由90头减到27头,农民因饥饿病倒的57人,死亡15人。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在抗日政府“组织起来,度过灾荒”的号召下组织起来的。 1943年冬天,五公村的乔万象、卢墨林、李玉田、李砚田等4户农民组织了一个专门进行副业生产的打绳互助组,向抗日政府贷了200斤高粱,合伙打绳度过了冬荒,但到1944年春耕时,各家仍是没吃的。这时必须实行农副业结合,一面打绳子,一面种地,才能度过春荒。这4户农民考虑:如果按一般互助组的办法,只是劳动力合作,可能发生有“闲工”“忙工”、你先我后的争执;如不分“闲工”“忙工”,糊里糊涂地组织起来,又怕发生你长我短、亏利不均的现象。最后,大家觉得:既然各户都是贫农,土地的数量都差不多(其中3人都是10亩地),劳动力又恰好相等(每户男整劳力1人),种籽、肥料又都靠副业收入来解决,不如把土地按产量折成股,统一耕种,秋后按每户土地和参加劳动的多少分粮。于是就按照土地入股,土地和劳力对半分粮,打绳副业按资金和劳力三七分红的办法组织起来。大家觉得这样既简单省事,又各不吃亏。只有中农李玉田认为自己的土地多一些,对半分粮有些吃亏,并且怀疑这样干法不行,就退了组。这时候,和乔万象等3户土地差不多的贫农耿长锁愿意参加进来。耿长锁是共产党员,懂的道理多,人又很忠厚,大家就选他当了组长。农业生产合作社就这样正式成立起来了。 这4户组织起来的农民,都没有牲口和大车,全凭人力耕作。他们把整劳力半劳力都动员起来参加农副业生产,白天上地,晚上打绳。这个合作社的土地因为多用了人工,当年的庄稼收成并不比有牲口户差,每亩地产粮220斤;在副业方面,打绳一直没有间断,到秋收时,谁家也没断过粮,因此顺利地度过了灾荒。退了社的李玉田,这一年却卖了4亩地、一块场、一副大车轮子,生活还是很困难。 1945年,五公村的农民们看到耿长锁的合作社生产不错,许多人都要求参加。合作社于是就由4户增加到17户,土地增加到228亩,并且有了牲口4头、大车2辆。为照顾劳动力强的人,合作社把分红办法改成土地分四成、劳力分六成;并正式订立了章程,明确地提出以农业为主的经营方针,建立了分工、记工和民主管理的各种制度。但因为规模一下子扩大了,缺乏经营管理经验;新参加的人中,有的是为了占便宜而入社的;土地多或劳力少的嫌土地分红少,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加上受战争摧残的经济刚刚开始恢复,合作社对土地投资的力量还很薄弱,所以这一年生产成绩不够好,秋收后每亩土地所分粮食,除缴纳公粮外,只剩了45斤,副业收入也不甚多。这样,新入社的13户中就有8户退出了社。 1946年耿长锁农业合作社只剩了9户,只有104亩地、3头牲口。分红办法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改为地六劳四分粮,副业改为劳六资四分红。这样的分红办法,使劳动力吃了亏,但因为各家的土地、劳力大体相等,吃亏沾光的问题不大,而且又多是老组员,所以每个人劳动都很积极。再加上对土地有了更多的投入,这一年合作社的农副业生产都有了起色。到秋后,全社每亩地平均产粮提高到295斤,超过了一般农民和互助组。副业生产得纯利500多万元(当时的晋察冀边区币)。 1947年,随着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五公村的战争负担也大大减少,耿长锁领导合作社制订了切实可行的生产计划。过去,他们是白天种地,晚上打绳。这时,耿长锁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分成农业、打油、打绳3个生产小组,同时进行生产。这一年农业和副业生产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合作社把两头弱牲口换成了两头大骡子,添置了1辆大车,伙盖了8间房子。在这种情况下,原来退出的农民,又逐渐愿意参加进来。但合作社接受了过去社员退社的教训,采取了稳步发展的方针,所以从1947年至1952年初,一直没有吸收新成员。 1948年,五公村完成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加提高,合作社的农副业生产也有了显著的发展。社内又买了2头骡子、1匹马、1辆大车,并且盖了7间房,养了2只猪,又开办了榨油房。 1949年,由于天公作美,政治安定,耿长锁领导的合作社迎来了连续第二个丰收年,粮食平均亩产量达到329斤。这一年五公村其他农民也有很多获得丰收,其中小麦平均亩产120斤,但比合作社要少20斤。 1950年,耿长锁农业合作社在粮食方面每亩平均产量达470斤(全村平均产量250斤),副业方面资金增加到60641斤花生。此外,又盖了3间房子。这一年把副业上劳六资四的分红比例改为劳七资三,每个整劳力在农、副业上平均共分得7000多斤粮。1951年,每亩平均产量折谷511斤,每个整劳力平均分得4834斤粮食。 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引起了中共河北省委的注意。1950年,耿长锁被评为河北省劳动模范,并出席了这年11月在省会保定召开的全省第一次劳模代表大会。耿长锁在会上介绍了合作社的历史,《河北日报》对合作社的情况作了报道。1951年4月,合作社被正式命名为“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 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了一套比较健全的民主制度,采取了简单易行的记工分红办法,并为此制定了《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社章》。 在组织领导上,合作社以全体社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社员大会每年定期举行3次(农历正月十五、五月初五、八月十五),听取合作社主任的报告,改选正副主任和生产组长等。社员大会开过以后,以家庭代表会为权力机关,一切生产计划、工作计划和较大的问题,都要经过家庭代表会讨论通过,交主任执行。每月开一次代表会,会上除讨论以上事项外,还检讨工作中的优缺点,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每5天开一次小组会,检讨工作进行情况。合作社主任每天都要和各农业、副业组长碰头,帮助各组长布置每天的工作。 在分工方面,正副社主任以下有农业组、打绳组和打油组组长各1名,全社还设有1个会计、1个事务员。另外,喂牲口、收拾车辆也有专人负责。 按照社规,全社劳动力按性别年龄评成固定工。男子18岁到65岁为整工,66岁到75岁算八成工,15岁到17岁算六成工,女子18岁到35岁算八成工,15岁到17岁算五成工,但可根据每人的劳动强度、技术高低的变化和工作实效,经家庭代表会讨论通过,随时升降。女子和男子有同样能力的,也同样记工。在劳动时间方面,把一天算成10分工,早上2分,上午、下午各4分。各种劳动力按参加生产的实际时间记工。每月结工一次。每年年底结账时,把每人在农业或副业上所做工数折成标准工(10分工为1个标准工),按标准工数量分红。不够劳动条件的老人和小孩等参加生产,则以雇工、包工等办法,临时给以报酬。 分红办法是,每年农业上的全部收益和副业上的全部红利,除留5%作为社内公积金和留出次年的种籽外,其余部分按已订的土地劳力比例和资金劳力比例分红。公粮负担由土地所有者自己负责。饲草不分,作社里伙养牲口之用。私人的农具和牲口逐渐由社折成副业资本股,全社牲口农具逐渐成为社员的伙有财产,实行按股分红。 按照规定,社员入社须经全体社员同意,退社可以自由。退社时除公积金不带外,按章程如数分得盈余。半途出社或因发生严重错误被开除出社的,资金也允许抽回,盈余也照章发给,如有亏损,则如数补偿。 山西:郭玉恩农业生产合作社 山西省平顺县川底村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华北老解放区的山区村庄,位于太行山区中,耕地很少,又缺水,人畜饮水问题靠窖水解决,生产条件比较困难。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个村就有“组织起来”的基础,一直都是互助发展农业。1950年曾获得农业部颁发的金星奖章,是全国农业生产模范村之一。这里又是山西长治地委1951试办的1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之一。到1951年底时,全村共有724亩地,94户,366人,党员29人,团员14人。 这个村的互助运动开始于1943年,以后一直没有停止过。到1950年,全村农业生产水平均超过战前水平50%。在战前每亩平均产粮210斤,到1950年平均产粮316.5斤;1943年,耕畜不足20头,羊只有几十只,到1950年全村共有耕畜58头、羊201只。1950年11月,该村在山西省劳动模范大会上被评选为生产模范村。 1951年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前,川底村就有10个互助组,共包括88户。1951年4月,先由郭玉恩、郭小有两个互助组合并起来组成农业生产合作社,有18户76人,其中21个全劳动力,16个妇女劳动力;有土地152亩7分,入社土地共107亩,社员自留地45亩7分;全村的党员骨干分子大部入了社。 郭玉恩互助组成立于1943年,那时耕畜只有3头,羊只有7只,互助组成立后生产发展很快,1944年当选为太行区二等模范互助组。1946年因组员增至24户,分出12户,另组郭小有互助组。组织生产合作社前,两组共有26户,组社时退出了8户。 从1943年到1948年的6年时间里,互助组对于农民的生产,曾起了很大作用,关键是解决了劳畜力困难。但是到了1948年后,劳力畜力的困难一般地解决了,农民生活中“糠菜半年粮”的时代也基本过去。这时,这个村的农民在发展生产上主要面临的问题是:想深耕,但畜力不够,要买好牲畜,单个农户没有资本;要增加肥料,但买不起羊群(当地主要用羊的粪便作肥料);劳动力有了剩余,但由于每个人必须照顾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剩余劳动力难以用于副业生产;想改变种植结构,扩大生产规模,但土地太分散,又买不起较大较好的农具。对于这些问题,靠互助组本身是难以解决的,因而互助组普遍发生涣散的现象。 1950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提出了“组织起来和提高技术相结合”的方针,曾对那时开始涣散的一般互助组的提高和巩固,起了显著作用。但对于川底村来说,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可能采取的技术,大部分都采用过了。在这种情况下,川底村的一些农民产生了自满情绪。他们说:“早起疙瘩地蛋(即玉米饼和山药蛋),晌午老瓜闷饭(老瓜即南瓜),黑夜豆面稀饭,行了。”当中共长治地委决定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后,川底村被确定为试办的十个农业社之一。在长治地委和平顺县委的帮助下,川底村的郭玉恩农业生产合作社办起来了。 郭玉恩合作社试办的第一年,全社的生产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秋后每亩粮食产量达到了454斤,比互助组时的1950年每亩增加112斤,增产32.7%,比同村单干户的平均产量315斤超过了44%。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了提高,1950年互助组每亩地18个工,1951年合作社用14个工,每亩所用劳力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2.2%。合作社副业生产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副业收入折合粗粮10250斤,比1950年两个互助组副业生产的2100斤粮增加了388%,并腾出了8个整劳动力从事副业生产。社里除互助组原有的财产外,又增添了3头牛、2辆铁轮车、45只羊和部分农具。由于合作社初步显示出了优越性,社外群众纷纷要求入社,1952年,合作社扩大到了46户、177人。 川底村农业合作社在当时影响很大,各部门争着来帮助工作,总结经验,电影制片厂来拍电影,艺术家来体验生活。1952年4月,作家赵树理为体验生活也来到了川底村,就住在农业社主任郭玉恩的家里。当时,社里18个党员,没有一个会拨拉算盘,赵树理就毛遂自荐,主动承担了会计业务。后来,他以川底村为素材,创作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三里湾》。 山东:吕鸿宾农业合作社 这是山东省的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莒县是山东根据地的重要地区。1944年11月,八路军集中鲁中、滨海及山东军区直属部队万余人,发起著名的莒县战役,解放了莒县县城。1947年莒县进行了。后,该县吕家庄村(由吕家庄、尹家楼、马家街三个自然村组成)的农民获得了土地,但在生产上仍面临不少困难。首先是耕畜不足、农具缺少。吕家庄自然村本来就是个佃户村,又经过战争的摧残,农民非常贫困。全村32户虽然分得了18顷地,但只有2头牛、3头驴。其次是劳力不足。这时,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莒县一度被敌人侵占。一些农民受敌煽动外逃,加上民工支前,村里剩下的多是老婆孩子。在这种情况下,村党支部书记吕鸿宾等人组织了4个变工组,开展夏种夏收,到了秋天,又把小麦种上了。这年底,外逃的群众陆续回家,他们看到该种的种了,该收的收了,对变工组很感激,开始对组织起来的好处有了初步的认识。 但是,变工组是临时性的,农忙一过就散伙。要进一步解决生产中的困难,需要建立一种比较固定的劳动互助组织。于是,吕鸿宾带头组织了互助组。 互助组建立后,积极要求入组的多是贫农,而生产资料较多的中农,自己有独立经营的能力,怕别人沾光,不愿入组,但没有这些人参加,许多生产困难就难以解决。 为了吸引中农参加互助组,吕鸿宾提出了“劳力按效率评定工分,男女同工同酬,畜力按大小强弱评定工分,农具私有公用贴成色”等办法,贯彻了等价互利原则。例如,一头牛顶两个人工,一头驴顶一个半,小车用一天贴11斤小麦,耙用一天贴3斤小麦,等等。既保护了中农的利益,又调动了贫农的积极性。1949年,吕家庄32户人家全部加入了互助组。 吕鸿宾还领导科学种地,选用优良品种,使粮食产量显著提高。互助组成立的第一年,粮食平均亩产比单干多收56斤,当年被乡里评为“模范互助组”。第二年,莒县人民政府又授予吕家庄“全县第一模范村”。1950年吕鸿宾被临沂地委授予劳动模范。 吕鸿宾互助组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各块土地只能按组员各自的需要耕种,不能有效地使用土地和开展农田基本建设;一部分组员经过一定的积累,牲口农具齐备,有了独立经营能力后,就想脱离互助组单干,使互助组出现“春组织,秋垮台,明年春再重来”的现象;一些富裕农民有了余钱后开始放高利贷,甚至买地雇工,而一些贫困农民或因缺乏劳力、或无牲口、或遇天灾人祸而不得不出卖土地,沦为雇工。面对这种情况,吕鸿宾开始考虑如何使劳动互助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1949年冬,吕鸿宾看到报纸上介绍的苏联“共耕社”实行土地伙种的办法以后,就想起将互助组的土地合起来耕种。在第二年春整顿互助组时,他就有意与3个村党支部委员、8个党员、2个团员和2个生产积极分子组成了15户的大型互助组,为土地伙种作了准备。 1950年10月1日,吕鸿宾出席全国工农兵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参加国庆观礼时,遇到了农业部农政司司长刘定安。刘对他说:“鸿宾同志,你从1949年就跟我谈建立土地社的问题,中央可能在全国试办合作社,你那里可以试办一下。”听刘定安这么一说,吕鸿宾坚定了办社的信心。回到住地,就立即给村里写信谈办社的问题。 吕鸿宾从北京回家后,首先向党团员介绍了外省办农业合作社的经验,然后又把互助组的9位家长找来开会,征求意见。开始讲到合作社的好处时,组员们都很满意,但当动员入社时,问题就来了。问组员吕安友入不入社,吕安友说:“兄弟俩过日子还弄不上来,这么些人在一起能行吗?”问组员吕俊对入社的看法,吕俊怕自己的劳动力少吃亏,说家里不同意。会开到半夜,9户中有6户不同意办社,连党支部的两名成员也不愿意参加。 面对这种情况,一夜没睡着觉的吕鸿宾第二天一早,就步行60多里地,到了中共临沂地委汇报办社的筹备情况。他对地委领导说:“原来向地委汇报9户办社,现在只有3户了,这社还办不办?”地委领导说:“这3户怎么样?”吕说:“比较牢靠了。”地委领导说:“鸿宾同志,你回去成立吧,3户就比两户强。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 得到了地委的支持,吕鸿宾心里也就踏实了。回到吕家庄,就准备成立合作社。 1951年11月25日,3户要求办社的农民,集合在社员吕培家,召开农业合作社成立大会。莒县县委派来的工作组和区委的几名干部、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大众日报》农村版的记者,以及另外两户社外代表列席了会议。会上选举了社领导,吕鸿宾当选为社长。合作社共3户17口人、2.73公顷地、1头牛、1头驴,牲畜农具全部折价入股;分配的办法是地四劳六。合作社成立后,全国有许多的报纸作了报道。《大众日报》报道说:“山东滨海区莒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省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诞生,值得我们祝贺。” 吕鸿宾合作社建立后,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52年夏,小麦获得了亩产317斤的好收成,受到了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奖励。合作社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参加。夏收时,合作社由3户增加到8户。到了秋天,猛增至59户。 吉林: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 金时龙合作社所在地是吉林延吉县五区的英成村。1947年,这里进行了,由于车马农具都分散到了农民手中,给生产带来了不便。这时乡村干部听说上级号召组织起来,就下了一道命令,让全屯25户农民(包括7户地主和富农)都组成一个互助组。虽然有人不愿意参加,但怕干部说不服从“命令”而被斗争,也不情愿地参加了。 互助组采取评工记分办法,在生产中由于没有很好地组织分工,不管是大块土地还是小块土地,都是全组三四十个劳动力一齐去干。有些不愿参加互助组的农民,早上先到自己的地里干一气活,然后再到组里劳动挣工分。有的觉悟不高的组员说:“好社会到了,干活也吃饭,不干活也吃饭。”秋后结账的时候,地少劳多的人欠别人的工,应当缺工的人反倒赚了工。全组土地还有撂荒的,收获的粮食也不多。一些组员吃亏后到处宣传:互助组是吃人鬼,再互助三年就把咱都吃光了。秋后,互助组终于垮了。 1948年春,东北解放区组织大生产运动,时为英成村公安委员的金时龙在思考一个问题:自从共产党来了之后,农民分到了土地车马,掌握了政权,这一切说明都是为了农民好,可是,共产党提倡的互助组为什么就弄不好呢。他思来想去也想不出一个道理来,就跑到区里把自己的困惑向区委领导讲了。区里的领导给他讲了一番办互助组要坚持自愿互利原则的道理,金时龙顿时豁然开朗。 金时龙从区里回来后,就与村里的其他干部商量怎样再次把群众组织起来,决定召开全组组员大会,重新宣传组织互助组的好处。可是,组员都不愿意来开会,有的人来了,听说是组织互助组,又偷偷地溜了。金时龙见状,就先找积极分子商量,打消他们的顾虑,通过他们向群众宣传,不是组织互助组,而是组织插犋组。因为过去农民就有插犋的习惯,加上各户生产工具不足,生产有困难,群众觉得组织插犋组还行,全屯便组织了5个插犋组。可是4个干部却被群众抛在一边,理由是干部经常要开会,不能好好生产。金时龙等4个干部只好自己单独组织了一个插犋组。 这时,上级组织也了解到村干部参加会议过多,影响生产,就决定减少会议。这4个干部参加会议的时间少了,他们组成的插犋组每一季节生产都走在前头。群众又说:“这些干部去年同我们在一个组,他们尽开会,叫我们给他们干活;今年不在一个组,他们也不开会了!”也有群众说:“明年我自己单干,比他们强。”听到这样的议论,金时龙他们又决定把干部组拆散,分头参加各个群众小组。 这一年,由于干部带头,各组评工记账又很认真,生产组织也好,不但没有撂荒地,而且还开了荒,开展了副业生产,粮食产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群众对互助组的认识也有了根本变化,一年前说互助组是吃人鬼的组员现在也说:“互助组是不错啊,原来不是吃人鬼。”秋后,这5个小组又并成了一个大组,金时龙任大组组长。根据生产的需要,大组下又有时划分为3个小组,有时划分为5个小组。 接下来的两年,金时龙互助组生产年年都有新的发展,并被延吉县评为一等模范互助组。 但是,随着互助组生产的发展,新的矛盾又产生了。例如:水田插秧、谷子铲地的时候,组员都是争先恐后要求全组先在自己的地里干活;给地上肥时,都想给自己的地多上。于是,金时龙互助组实行了“产量保证制”,即根据土地的好坏大小,自报公议评出产量标准,除灾害外,土地所有者按标准额得粮,但经营努力而超产的部分,则归小组劳动力平分。 “产量保证制”虽然解决了插秧、铲地先后的矛盾,但由于劳动经营和增加施肥,一部分耕地的质量提高后,产量增加了。这部分耕地的所有者又提出要重新评定产量标准,甚至还有人在土地质量上升后思量着退组单干,互助组又处在十字路口。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互助组的矛盾,1951年春,金时龙提出了土地入股的办法,并且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支持。这时,组员对土地入股有3种态度:一是完全愿意土地入股,二是想自己单干,三是等待观望拿不定主意。金时龙明确宣布:土地入股完全自愿,不愿意的就不要勉强。结果,有15户自愿采取土地入股的办法,有7户愿意仍旧实行“产量保证制”,这22户还是在一个联组内统一领导,采取不同的方法组织生产。另有两户退出自己单干。 实行土地入股后,由于合理使用土地和劳动力,实现了增产增收,粮食单产不仅超过了单干户,而且还超过了组内实行“产量保证制”的7户,全组副业收入也比没有土地入股前增加了一倍。土地入股的优越性初步显示出来。这时,组内的7户农民都要求土地入股,另外两户单干农民也不愿再搞单干而要求入股,金时龙互助组也就变成了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 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基本特征 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初级社,简单地说,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土地入股分红。这是初级社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入社的农户将土地(也包括耕畜等其他重要的生产资料)以入股的方式,归合作社统一经营,社员仍拥有对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按规定的比例参与分红。如《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社章》规定:“入社各户所有土地,一律统一使用,所有权仍属原主。”“入社各户所有的生产工具,一律统一使用,损坏了由社里修理,出社时保证归还。”1953年1月由中共中央批准的《东北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章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社员家庭之土地除各留出自用少量菜地及宅旁果园由自己经营外,其余土地全部入社,实行统一经营。入社土地得各依土地质量及其他条件,取得固定的合理报酬。在农业生产合作社试办初期,原采取入股分红办法者,亦可允许。” 土地与劳力的分配比例,初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扣除公积金和公益金之后,有的合作社是土地分红多于劳力分红,如地六劳四;也有的是劳力分红多于土地分红,如地四劳六;还有地劳对半分红,耿长锁合作社就是采取这种方式。其他生产资料主要是采取租借、收买、定期还本付息等方式给予合理报酬,亦有折算为股份参与分红的情况。这样,初级社在分配上既有按生产资料分配的成分,也具有按劳分配的性质。 据1953年1月中共吉林省委的调查,吉林早期的农业合作社在土地入股与分红上,有3种情况:一是土地入股,秋后交了公粮之后,土地与劳力按三七分红,其中有的社车、牛、马、农具没有入股,评工记分时算在劳动力内,也有的社牲口、车辆作价入股,按股分红。二是社员将土地租给合作社,按土地质量的好坏规定每垧地5至8斗的租价,车、马、粮食皆折价入股,劳动力按强弱事先评定也算股份,年终分红时土地分红约占10%,劳动力分红约占63%,其余为车马、粮食、农具分红所得,也就是生产资料的分红约占30%。三是土地入股,车、马、农具按土地多少平均入股,不分红,社员劳动评工记分,秋后交了公粮之后按土地数量和质量及劳动工分分配粮食,1952年分红的结果是劳动力分得的约占75%,土地约占25%。 第二,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统一使用,对社员劳动统一管理,分工协作。耿长锁合作社社章规定:“根据不同技术和生产需要,劳动力统一分配使用。”与互助组不同的是,社员与社员间不再是以工换工,也不再分散使用自己的生产资料,合作社统一安排社内的生产与分配。同时,合作社对社员的劳动进行评工记分,也有的合作社采取定质、定时、定产的包工包产制,或按件记工制,或按活评分制(按每人每日的劳动质量评工记分),或死分活计制(即按社员的劳力强弱、技术高低先评出每人预定工分,再按每日劳动效果评计实际工分)。但不论那种方式,在按劳分配时都以工分多少为依据。 第三,公有因素增多。初级社建立了公积金和公益金。经中共中央审查的《华北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简章》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得从每年总收益内扣除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作为公积金和公益金。”随着公积金的增加,合作社开始添置大型农具或耕畜,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公共财物。 第四,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自愿互利是农业合作社创办时所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东北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章程》和《华北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简章》在总则中都明确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社员入社,须由本人申请或其他社员介绍,经社员大会通过。退社有完全自由。”各个农业合作社自己制定的章程都有类似的规定。可惜在后来农业合作化运动深入发展时没有很好坚持这一原则。 由此可见,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没有改变土地和其他重要生产资料的私有性质,但已经有了公有的生产资料和公共积累,在分配中既有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成分,亦有按劳分配的因素。根据当年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公有制、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这也是初级农业合作社被认为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组织的原因。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农业合作化论文:建国前后刘少奇农业合作化思想探析 【摘 要】建国前后刘少奇同志提出了很多关于农业合作经济发展的颇有价值的思想,主要有: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在流通领域架起一座联系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桥梁,以逐渐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暂不触动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待农民富裕了,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再向更高级的合作社过渡; 在农业合作化道路上先机械化后合作化。 【关键词】合作化,农业合作化,合作社,经济 建国前后,刘少奇对组织合作社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同时完成了几十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谈话、手稿和批示,对合作社的性质、目的和任务以及合作社的具体组织方式等做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丰富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刘少奇这些思想是在充分吸取列宁的合作经济理论并总结我国解放区发展农业合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本文撷取其中三点加以探析,相信对我国目前发展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实现我国农业的再次飞跃,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刘少奇论述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 1948年秋,随着辽沈战役告捷,淮海、平津战役相继拉开战幕,新中国的诞生指日可待,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分工,刘少奇开始从理论和实践上,研究我国合作社经济问题。 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刘少奇认为,“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马克思、列宁讲过了,但是要处理中国的土地、农民问题还要靠我们创造,还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1]1在完成后,要通过发展农村合作社建立合作经济,对我国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刘少奇指出“仅仅实行,只能部分地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只有发展农业,实现工业化,使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进而向社会主义发展之后,农民的穷困问题,才能最后解决。的最终结果,不是单纯的帮助农民摆脱贫困,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刘少奇认为,在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后,必须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并使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密切地结合起来,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发展。“合作社这一个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国家去帮助、教育、组织与改造千千万万的小生产者最主要的形式,”[1]11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制度”,[1]27“合作社办理得好坏,对于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的成败,是起着决定作用的。”[1]12他在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指出:合作社问题对于今后农民的趋向和我们国家的前途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碎片化的小农生产是生产的基本特征,我们不能用强制手段去废除农民的小私有制,只能是通过一种过渡环节,也就是实行农业合作化,逐步把农民组织起来,使小农经济走向集体化,这是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唯一出路。 刘少奇的上述思想实质上是论述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小农生产为主的农业国家,农民不会自发的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必须在先不改变小农生产所有制的情况下,由国家建立合作社经济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 二、刘少奇农业合作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优先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从流通入手,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 关于采取何种形式的合作社,刘少奇在《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合作社》一文中就曾提出:“合作社可分两种,即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但由于中国工业的落后,在革命胜利后进行经济建设的最初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广大的范围内组织消费合作社是极端重要的。”[1]32“特别在今天要着重提出商业问题,提出供销合作社问题。因为我们历来重视农业,而忽视了商业的重要性”。[1]23刘少奇认为,我国分散的小生产者,是靠商业关系把他们联系起来,并使他们和工业体系相联结,构成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整体,所以,商业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能够决定小生产者的命运。因此,着重提出商业问题,提出供销合作社问题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承担农村商品交换任务的供销合作社,作为一种合作经济性质的“买卖机关”,易于为远离市场的广大农民所接受和参加。优先组织合作社还因为:“商业如果组织得好,就有刺激生产的作用。”“尽管商业是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但它反过来又可以支配生产。”[1]22 这里实际已经揭示了商品经济对农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刘少奇曾在苏联留学,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结合俄国实际情况,宣布土地国有,交给农民使用,就是希冀从流通领域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通过供销合作社进到生产合作社。刘少奇关于通过农村供销合作社把商品经济引入中国农村经济, 引入中国农业生产过程的思想, 是借鉴了列宁发展俄国合作社的经验,在实践上已经证明是正确的。中国的农村经济繁荣发展的最好时期就是以后到农业合作化的全面完成的这段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农村供销合作社、农业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农村手工业合作组织等集体经济发展得也最兴旺。其之所以能够如此, 正是因为符合了马克思的“ 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集体化的原则。也是刘少奇优先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 从流通入手, 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具体体现。 (二)不能过早轻易动摇农民的私有制,不要怕农民“冒富” 中国革命胜利后, 刘少奇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应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搞新民主主义,第二步再搞社会主义。当然二者并不是绝对分离,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必须“在有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份, 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 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2]423同时他强调“这种过渡所需要的时间将比东欧、中欧各国人民民主国家长得多。”[3]427基于这一点认识, 他对中国农村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赞成的, 但不同意过急。他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 不可轻易地动摇、削弱和否定农民的个体所有制, 不要怕农民“冒富”,只有80%的农户发展到有“ 三马一犁一车” 的富裕程度后, 才可由他们自愿地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他还主张增加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他说“一家农户可以搞副业、可以喂鸡、喂猪, 甚至允许有个人的经济发展计划。”刘少奇明确表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还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他认为过早地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经济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 是与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不相符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任务只能动摇封建私有、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动摇一般的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他还指出“私有权在今天中国条件下, 一般地还不能废除, 对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还有其一定的积极性。”[3]60刘少奇认为提高与巩固互助组的主要问题, 是如何充实互助组的生产内容, 以满足农民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要求, 而不是动摇农民私有财产的问题。这一点必须从原则上搞清楚。1951年他对山西省委给中央和华北局的请示报告的书面批语中,尖锐指出:那种企图“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 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4】如果过早地消灭了农村中的资本主义, 还要把它请回来, 因为它的存在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 只有在经济发展以后才能真正消灭它。 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学说,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刘少奇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认为在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并不具备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在他看来,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新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过渡时期的经济。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都应该允许其存在发展,并要加以保护,这样对促进封闭式自然经济的解体,发展农村生产力和农村商品经济,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因此,刘少奇主张保留富农经济。 刘少奇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首先, 那种急于从个体所有的互助组过渡到集体所有的合作社的主张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后, 农村经济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得到了恢复和初步的发展, 但生产力水平并未提高, 仍停留在手工、畜力水平上, 这样的生产力决定了只能搞农民个体所有基础上的互助合作, 不适宜建立集体所有的生产合作社。其次,过早削弱、否定农民私有基础的做法同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是相悖的,实质上是混淆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不同的阶段。新民主主义必然过渡到社会主义, 但新民主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这两个历史阶段各有不同的政策, 消灭私有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决不能在刚刚完成就采取消灭私有制的政策,这样做是错误和危险的。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急于消灭私有制,只会助长平均主义,挫伤农民的积极性,这样是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研究刘少奇这一思想, 反思历史的沉痛教训, 再对照今天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的长期不变, 我们更能体会到刘少奇同志这一思想的价值和今天党的农业政策的科学性。 (三)在农业合作化道路上,应该先机械化后合作化 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农业发展道路上到底是先机械化还是先合作化上产生了分歧,并引起了一场争论,这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的民主性。主张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刘少奇主张先机械化再合作化。刘少奇曾多次表示,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为条件。早在1949年6月,他就强调说:“只有在重工业大大发展,并能生产大批农业机器之后,才能在乡村中向富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进攻,实行农业集体化。”[2]4301951年4月,山西省委向中央和华北局提出《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请示报告》,他看了请示报告后,向华北局同志表示: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械化和一定程度的科学、文化水平是难以办到的。1951年5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说:“单用这一种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从以上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刘少奇主要强调了:农业集体化要以工业的发展为重要前提和条件;农业集体化是生产方式上的根本转变,是一场革命,要有工业的发展作后盾,才能巩固集体农庄;单用农业合作化和互助组的办法,农业是不可能直接走到社会主义的,因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所以,没有强大的国营工业,不可能有全体规模上的集体化。刘少奇的这些思想归根起来,就是先机械化后合作化。 刘少奇的上述观点强调了社会主义不能长期建立在落后的、手工劳动的基础之上。它符合不能离开社会生产力水平来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原理。但是他的意见当时并没有被中共中央所采纳,历史选择了主“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主张,并由此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不可否认,这场运动一开始确实鼓舞了人们的干劲,从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后期的“一大二公”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偏离了最初搞合作化运动的实旨。薄一波同志在评价刘少奇关于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观点时指出:“在我国条件下, 即使没有大批农业机械, 只要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发展合作组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提高生产力的目的, 但是问题在于,社会主义是不能长期建立在落后的、手工劳动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承认,这些观点从根本上说是对的, 所谓‘根本’就是它符合不能离开社会生产力来谈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原理。”[3]206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农用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的展开、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发展,各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蓬勃发展,认真梳理刘少奇的合作经济思想,学习刘少奇分析合作经济思想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思路,对当前我国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实现我国农业的再次飞跃,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积极的意义。 农业合作化论文:农业合作化运动问题简要述评 摘要:近几年来,中国的“三农”问题成了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不同的学者也不断地从各个角度、各个侧面积极地探索农业发展道路。20世纪50年代中国进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是探索农业发展的一条重要道路。本文试图从各学者对合作化道路原因的研究,地方性研究到合作化问题启示的研究这几个方面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做一总结梳理,分别概述这几个问题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运动;若干问题;分析评论 一、 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原因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农业生产关系方面进行的一场革命运动,它仅仅经过几年的时间就改变了后形成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村的集体化。1956年农业合作化出现了高潮。关于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原因,学术界多有论述,目前理论界对于农业合作化之所以能顺利实施的解释大致有如下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推动对于农业合作化的快速完成起着决定性作用,如吴玉梅认为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具有以运动的模式推进、以多种形式开展、以权威主体领导、以灵活的方式进行等特点。第二种观点则从农民心理和行为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传统文化中的均平、唯上、认同与归属、需求与压力等方面共同作用,使农民在行为选择上没有拒绝合作化,从而推动了合作化运动的全面开展,如孟富国在其文中称:建国初期,农民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农业合作化存在着复杂的心态。常明明认为,我国实行农业合作化分为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原因,客观方面: 1.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 使贫下中农不仅不能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这就决定了他们有组织起来的要求。2.发展重工业需要从农业上面积累资金,而我国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很难满足要求,因此只有实现合作化,才能满足工业化的发展要求。主观方面的原因:一部分党员干部夸大了农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和两极分化情况,过分强调两个阶段、两条道路的斗争。 二、对农业合作化的地方性研究 刘洪升对河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研究,他分两个阶段考察了河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过程,论述了各阶段的特点及其原因,在指出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的同时,充分肯定了河北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就。文中还对河北省一批受到赞扬的闻名全国的办社典型作了分析,指出它们不仅对河北省甚至对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都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 徐腊梅对江西农业化合作运动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分别从互助组和初级社阶段, 省委采取积极领导、稳步推进的方针,江西农业合作化呈现稳步发展态势;就江西省委对中央农业合作化道路决策的贯彻情况而言,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则以1955年7月严厉批判“小脚女人式”的“右倾保守思想”为分界线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呈稳步发展态势,而后一阶段,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省委紧跟形势,超速推进,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冒进中迅速走向高潮。从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失误来看,超越当时的国情、省情,人为地加快和拔高合作化进程必然会受到惩罚,蒙受损失。 张勇对湖南长沙县的农业合作化进行了研究,他分析了长沙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思想前奏,互助运动的兴起,从互助组到初级社的转折,初级社的发展在挫折中前行,大办高级社等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历程,而且还分析了长沙县农业合作化时期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 常利兵对山西农业合作化期间农民的生活做了相关研究,对于山西的合作化运动,作者以1949年5月山西省全境解放至1957年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为时间轴,按照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个历史阶段展开论述。从土地、劳动和观念三个方面探讨了农业合作化时期山西省农民生产生活的具体变化及其影响。 宿秀娟在《山东省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一文中研究了山东省农业合作化的始末,对山东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由来和背景做了阐述。她以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种形式为线索,结合中国共产党对农业合作化的指导思想的演变将其运动分为初步兴起、全面展开和骤然高涨三个阶段。并且在其文中对山东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及成就作了阐述。 其它地区性研究的成果还有很多,如许永杰的《福建农业合作化历史》一书,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的《湖北农业合作化》一书等等。 三、对农业合作化的分析评论 通过农业合作化这几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党中央提出通过互助合作的形式对我国个休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它的功绩在于把广大农民的个体经济改造成了集体经济,巩固了工农联盟,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物质保证。而且在全国范围内的合作化避免了两极分化。但是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后期,也陷入“左”的偏向,出现了急躁冒进。 对于农业合作化的评价问题,在汪青松的研究文献中,他把建国以来农村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认为建国以来农村的发展中其实有三个飞跃。他把农业合作化运动看作第一个飞跃,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建立使农业生产力获得解放,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的发展;所以可以看出农业合作化运动积极作用的一面,正确认识农业合作化运动积极的方面,对于推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几十年来,在该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经过梳理,成果丰硕,而且在诸多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不少论著对档案资料的搜集和利用还不够充分,特别是对一些重要史实过于依赖回忆性史料,未能进行细致考订。不少论著往往偏重于从理论出发来演绎历史, 忽视对历史进行具体而深入的考察。为了进一步深化农业合作化研究,今后应进一步挖掘和整理档案资料,加强对一些重要史实的考订工作, 深入挖掘一些尚未披露的历史细节;应从历史实际出发全面地再现历史,注意反映历史的多样性、曲折性和复杂性,努力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和某些深层次的规律;应大力开展农业合作化的区域研究,进一步深化和细化研究。(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史研究所) 农业合作化论文:农业合作化视域下与统购统销政策的关系 摘要:统购统销政策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值得人们关注、也是影响最深远的经济政策之一,它主要是由陈云提出来的,但得到了的高度赞同和支持。之所以赞同和支持这项政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统购统销政策与改造个体农民的思路相吻合,即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直接缘由是1952年到1953年粮食年度的粮食收购危机,这种危机的背后隐藏着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而用合作化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消解这种紧张关系的基本思路之一。 关键词:;统购统销;合作化;国家与农民 一、问题的提出 统购统销政策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值得人们关注的经济政策之一,中外学术界都非常重视对统购统销政策的研究。从目前研究情况来看,学术界讨论和关注的问题主要有这么一些:统购统销政策的形成原因与演变过程、统购统销政策与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统购统销政策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统购统销政策与中国工业化的路径选择及其对工业化的贡献、统购统销政策的地方实践等等。其中,对于统购统销政策的决策过程,人们都充分肯定陈云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确,在党内就如何解决1953年的粮食收购危机产生了意见分歧而迟迟不能做出决断的情况下,要当时正在外地休假的陈云“提出意见,以便中央通盘考虑作出决定”,充分表明了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对陈云的高度信赖。陈云在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之后,向中央提出了“农村征购、城市配售”的建议,并最终形成为统购统销的政策。 但是,在已有的研究中,人们或多或少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作为党和国家最高决策者的与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肯定,如果没有的支持和同意,统购统销作为一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政策就不可能顺利出台。如果联系到1953年初对“新税制”事件的批评,我们就更有理由这么认为。所谓“新税制”事件,是指1952年12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决定从1953年1月1日起,将现行税制加以若干修正予以实行。由于该决定出台比较仓促,事先又没有进行宣传、解释,实行后在地方上引起了混乱,一些党的地方领导机构如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中共北京市委和一些省市财经委员会纷纷向中央报告,引起的极大关注和强烈反应,批评“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我看报始知”,“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从这些批评话语我们可能看出,对不经他同意就出台重大方针、政策的行为是非常不满的。换言之,对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是决不会放任不管的。那么,统购统销政策在形成过程中的参予程度怎么样? 1953年10月1日晚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汇报了在农村征购和在城市配售粮食的办法,得到了的赞成。随后,10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陈云在会上作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他指出:“目前全国粮食情况非常严重。”“为此,在粮食问题上必须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严格管理私商,在坚持统一管理的前提下调整内部关系。”在会议总结中表态,“赞成陈云同志的报告”,并谈了他对粮食统购统销的认识,“粮食征购、整顿私商、统一管理这三个问题,势在必行。配售问题可以考虑,我观察也势在必行”。这就是说,统购统销政策是陈云提出来的,得到的赞同和支持,并最终成为中央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方针、政策。但为什么会赞同和支持陈云的提议?在中共党内,陈云的经济工作领导才能为党内所公认,亦为所认可。薄一波曾这样回忆:“到一九五。年四月,全国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出现收支接衡、市场物价趋向稳定的可喜现象。记得有一次我向汇报工作时,说到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凡看准了的事情总是很有勇气去干的。听后说,哦,过去我倒还没有看出来。我又重复讲了一遍。听了,没有说话,他顺手拿起笔来,在一块纸上写了一个‘能’字。我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日能。’点了点头。后来,还说过,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这则材料为我们提供了认可陈云经济工作领导才能的佐证,但我们如果只是从这样一个层面来理解为什么支持陈云所提出的统购统销政策,那我们就是太不了解了。绝对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他对某项重大方针、政策的赞同和支持,一定有他自己的深层次考量,或者是因为这项重大方针、政策与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战略发展问题的思考相吻合。在新中国用短短的三年时间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以后,所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其中就包括以合作化引导个体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认为,赞同和支持统购统销政策的原因之一,与他在这方面的思考有很重要关系。 二、1953年的粮食收购危机实际上是国家与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之间的关系紧张问题 新中国1953年的粮食危机不是农民生产粮食不足的问题,而是国家在收购粮食的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或者说是一种粮食收购危机。根据罗平汉提供的数据,“195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了25.7%。到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3278亿斤,又比1951年增长了10,6%,比1949年增长了44.8%,与战前最高产量的1936年的3000亿斤相比,增长了9.3%。”但是,尽管全国的粮食总产量提高了,国家在1952年至1953年粮食年度期间却没有如愿收购上足够的工业用粮和城镇居民消费用粮。对于国家之所以没有能够收购足够粮食的原因,薄一波指出:一是后农民用于自身消费的粮食大大提高了。薄一波用亲身调查证明了这一点:“1953年秋,我在华北作了几十天的调查之后,于11月7日写给的报告提到:‘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是在自由市场上私营粮商同国家争夺粮食。罗平汉的研究也同样说明了这两方面的原因,此外,他还指出,农民储粮备荒的思想、等价惜售的思想、手里有钱不急于卖粮的思想也都是农民不向国家卖粮食的因素。 对于1953年发生的粮食收购危机,上述研究所指出的原因当然有它的事实依据,但却有些表面化。其更为深刻的原因应该在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上出现了问题,它表现为在国家急需粮食的时候,国家却缺乏有效和有力的手段从农民手里获得粮食。 以后,土地所有制的变更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粮食产量增加了。但由于农民自身消费的增加和储粮备荒,国家需要的商品粮不仅没有随着生产量的增长而相应提高,相反在下降,1951年的粮食上市量为28.2%,1952年则下降到了25.7%。另一方面社会对粮食的需求量却在不断上升。再加上私商的哄抢,使得从1952年下半年起,一些地方出现了抢购粮食之风,“如河南省洛阳、许昌等地区,群众纷纷出售棉花、生猪,抢购小麦”,这造成全国很多地方国家粮食部门给出的收购牌价与市价脱节,“江苏省杂粮市价高于牌价15%,有的地区高出30%。河南、江西、安微、山东、山西、河北、陕西等省的粮食市价一般高出牌价10-20%。”粮食市价一高,国家就更难以用牌价收购上粮食了,即使在产粮区也是如此。而且,农民中那些具备经济头脑的人,一看到粮食价格波动,从事粮食贩运有利可图,也就纷纷加入到贩粮队伍里面来,用陈云的话来讲,“只要粮价一波动,搞粮食投机的人一晚上就可以增加几十万”。这进一步增加了国家用牌价来收纳粮食的困难。 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个体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在利益问题上目光是非常短浅的,它们更为注重眼前的物质利益,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经济发展所能带来的长远利益则是很茫然的。当然,千百年来形成的小农特性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对于1953年粮食收购危机的发生,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个体小生产者。当国家计划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候,国家财政资金的紧张,使政府不可能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运用市场的手段来解决粮食收购问题,何况在苏联工业化的过程中也没有任何用市场手段来解决粮食问题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只能够设想非市场的途径。同时,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已形成的计划经济取向,也使得个体小生产者长期形成的上述特性被认为是有碍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为此,新中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国家和农民的政治、经济关系,控制和引导个体农民的经济活动,使它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大局。 三、合作化是对个体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进而消解国家与农民紧张关系的基本思路 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历代统治者都必须面临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历史悠久、高度发达的国家,在封建时代,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基本模式是一种专制和乡村有限自治相结合的模式,这种模式具体表现为:第一,国家(也就是封建王朝)在宏观上和整体上对社会实行全面的专制性控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第二,中央权力没有直接到达乡村社会,所谓“王权不下县”,即国家制度性的权力安排只到县一级为止,县以下主要依靠杜赞奇所说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进行治理,这种权力因素“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甚至亲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之中”,也就是说,农民实际上处于国家政治的边缘。这造成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松散的关系,对于农民来讲,他们并不十分关心是谁高居于权力之端,谁坐都一样,都要向他纳粮。纳了粮,就算尽到了做老百姓的责任。国家则只要农民纳了粮,也不太去理会他们的生、老、病、死,听其自生自灭。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国家权力深入到乡村社会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表征。在中国。这也就是突破“王权不下县”的传统习惯,将乡村社会和农民纳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体系中来。中国的这个转变过程发端于清末,在民国时代,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曾有这方面的努力,但因为受多种因素的牵制而收效甚微。在这方面真正取得成效的是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实际上也是一条把政治权力向乡村社会渗透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路。通过给予农民土地权利的土地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赢得了广泛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运动,让亿万农民群众获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这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因为获得了广大农民阶级的高度认同而变得更加巩固。同时,中国共产党明确宣布,新中国是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彻底结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个体农民远离国家政治生活的局面,在政治上建立了国家与农民的紧密关系。但在经济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并没有马上改变个体农民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后的中国乡村地区还继续保持着小农经济个体生产的状态。 对小农经济的特性,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分析中,影响最深远的是马克思在分析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法国小农阶级时所提出的“马铃薯说”。马克思认为,法国“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当,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过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拥有的“一小块土地,不允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他们“彼此间只有地域的联系”,没有“形成任何共同关系,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不能代表自己”,“—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就好像是由“一个个马铃薯”堆积而成的“一袋马铃薯”,而他们需要的权威与代表,则好像是从上面赐给他们的“雨露和阳光”。这种分析经过列宁、斯大林结合俄国国情所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对小农阶级的经典认识: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受落后生产方式的限制,受长期的私有观念的影响,有着分散、保守、自私等特点;他们往往具有散漫的非组织观点和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狭隘观点,缺乏远大眼光,无法认识自己阶级的整体利益,容易接受资产阶级影响。 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取得胜利以后,当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任务摆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时候,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小农经济特性的分析,正确引导和改造作为个体生产者的农民,克服其私有观念和自私性,也就成了和中共中央所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马克思和列宁早有定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应该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而支持这一结论的理由则是农民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对此也是深以为然,早在1943年他就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新中国建立前夕他又进一步指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所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新中国建立后,对以后农村的阶级分化情况十分关注,一方面认为不可避免,但另一方面要力求避免这种趋势的发展。所以,他在1951年春夏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党内争论中明确支持中共山西省委提出的“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意见。赞同中共山西省委的观点,他在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强调:“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 这就充分说明,在新中国成立后引导个体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思想是坚定不移的。 四、统购统销政策与改造个体农民的思路相吻合 当1953年的粮食危机突出地反映了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上所存在的紧张关系时,这种个体农民不愿向国家出售粮食的情况被视作典型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它深深地引发了对个体农民作为私有者的担忧。以后,“从农民是劳动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可以引向社会主义;从农民是私有者和农产品的出卖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的自发趋向是资本主义”,“如果听任这种自发倾向发展下去,就会使农村中资本主义的阵地加强起来,社会主义阵地削弱下去”。这就使感到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改变这种情况,在整体上是引导农民搞合作化,走社会主义道路,“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具体到粮食问题上,他就高度认可陈云提出的统购统销政策,认为它是一种有效的改造个体农民的方法,能够把个体农民引入到合作化道路上来。 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农民在缴纳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以外的余粮,可以自由存储和自由使用,可以继续售给国家粮食部门或合作社,或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并可在农村间进行少量的互通有无的交易。”以及政务院颁布的《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城市和集镇中的粮食交易场所,得视需要,改为国家粮食市场,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以工商行政部门为主会同粮食部门共同管理之。凡进行粮食交易者,均须入场交易,严禁场外成交。”“严禁投机倒把、扰乱市场。”“对投机取巧、扰乱市场、造谣破坏,违反本办法规定者,必须严予议处。” 在这样的制度规定之下,农民必须按照国家要求的农产品数量和种类予以交售和缴纳,这实际上意味着农民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已经没有种什么、种多少的完全自主权。除了缴纳农业税以外,农民必须将扣除口粮、种子粮、耕畜和家禽家畜的饲料粮、家庭副业用粮后所剩下的产品按照国家规定的牌价交售给国家,也就是说,农民没有对自己的劳动成果有完全的支配和享用权。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统购是农民必须完成的义务,“农民必须无条件和土地牢固结合在一起。他们只能用在自己土地上生产的产品完成国家统购任务和满足自己的需求。可见,统购统销实际已要求农民放弃迁徙和择业自由,成为隶属于国家并依附于土地的劳动者。”也就实际上解决了如何把个体农民纳入到国家计划建设轨道上来的问题,符合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总体要求。 综上所述,1953年粮食年度的粮食收购危机是引发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直接缘由,而这种危机的背后隐藏着国家与作为小生产者的个体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用合作化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消解这种紧张关系的基本思路,统购统销政策契合了这种思路,这是之所以赞同和支持这项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关于消除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采取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来加速改造个体农民的思路,本意是消除这种紧张关系,但从集体化实现以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来看,则未必真正达到了目的。集体化的过程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力和提升农民生活水平,这使得在中国解决好国家和农民的关系问题仍然是一个有待于探索求解的问题。 农业合作化论文: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心态研究 【摘 要】1949年至1953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在全国许多地区都出现了运动的小高潮,其中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是小高潮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农民为什么会此积极的参与其中,就要从他们的心理状态上来进行分析。通常情况下,农民对以中共为首的新政府的信赖,以及合作化所能带来的好处都是他们积极支持合作化运动的原因,同时国家宣传机器的运作和某些压制性的措施对他们的心理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心理;感恩;逐利;宣传;畏惧 一、农民对共产党和政府的感恩心理,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合作化运动 中共之所以能取得全国胜利,其中的一条重要因素便是的实行。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改造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广大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真正成为了土地的主人。获得了土地的农民从内心深处对共产党及其领袖充满了无限的感激,认为只有支持共产党的政策才能让他们过上理想的生活;加之随着和全国解放的完成,中共及其领导的政府完全取得了农村的支配权,农民们对共产党和新政府的信任心理也逐渐加深。因此,在共产党号召农民开展合作化运动后,相当多的农民出于对共产党的感恩思想、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和信任感而组织起来,“共产党领导我们剿匪、反恶霸、减租、,哪一件不都是为了老百姓?现在号召我们组织互助组,也是为了我们打算”。 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印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后,农业互助合作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到1952年上半年时,全国共建立农业互助组802.6万个,入组农户达4536.4万户;建立初级社3634个,入社农户5.72万户,其中相当部分是有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出于忠党爱国的信念自发地组织起来的。1952年春,山东省兰陵县长马河村村民齐四喜和其他四家农户商议道:“共产党给咱分地分家什,让咱吃得饱穿得暖,咱一点都没亏着。现在人家让咱搞互助,肯定也不亏着咱,咱要是不搞互助不就是不信人家共产党?”大家都觉得有理,便在区干部的帮助下成立了以齐四喜为首的互助组。(《临沂地委一年来互助合作运动初步总结》,1952年10月) 一些群众出于对中共的感激和对政府的拥护,为了“赶浪头”、“争光荣”以便向社会主义前进而积极参与组织合作社的活动。辽西省开原县郭家沟村劳模刘春山,在1951年冬从县里劳模会回村后就在村民中宣传:“快走社会主义啦,那时东西归大堆,人都伙吃饭,晚走不如早走,咱们先行一步吧!”盖平县积极分子也说:“早晚得走这条路,晚走不如早走。”他们认为,“互助组没前途,不时行啦,赶不上行市了”,“再不搞农业合作社,就叫人家落下了”,“都搞成农业合作社好领导、省心”。据辽西省统计,全省313个社(1952年)中有92个社出于这种动机而创立的。(《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P85~88)这也是在1951~1953年间大量自发社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合作化运动的优点激起了农民的逐利性 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追求实际利益是他们从事某种活动的根本动力,许多农民积极参与合作化运动的主要动机就是照顾自身利益。农民在参与互助合作时所追求的无非就是两种利益:一种是经济利益,另一种便是政治利益。 一些合作社在成立之后初步显示了其在经济上的优越性,让原先对合作化持观望疑惑态度的农民改变了想法,积极申请入社。山西省平顺县郭玉恩合作社试办的第一年,全社生产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秋后每亩粮食产量达454斤,比互助组时的1950年每亩增加了112斤,增产32.7%,比同村单干户平均产量多产出44%。农业生产率也有了提高,1950年互助组每亩地用工十八个,而1951年合作社则用14个工,每亩所用劳力的劳动生产率提高22.2%。合作社副业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副业收入折合粗粮10250斤,比1950年两个互助组副业生产折合2100斤粮增加了388%,并腾出八个劳力从事副业生产。设立出互助组原有财产外,又增加了三头牛、两部铁轮车、45只羊和部分农具。社外的群众纷纷要求入社,到1952年时,合作社已吸收46户,177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 上册》,P199~P217)山东省莒县吕鸿宾合作社在1951年组建时仅有三户17人,1952年夏收时,该社获得小麦亩产317斤的好收成,受到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奖励。许多农民受此吸引而入社,到当年秋天,吕鸿宾合作社成员由初建时的三户猛增至五十九户。(《当代中国典型农业合作社史 下册》,P664~P690) 中共中央在1953年2月通过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党和政府应当将种子、肥料和农具贷给参与合作组织的农民,或者是提供低息贷款。这对当时缺乏经济支援的农民来说,无疑具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辽东省辽阳县胡景禄生产合作社就是为了取得政府贷款而组建的,结果因为生产计划安排不周,造成收支入不敷出,债主每日讨债,社员为此懊悔不已。辽东省委将这种情况定为组织动机不纯,结果事与愿违,“为了政府贷款而组织的(没等组织好,就向政府及银行备了案)因未得到贷款而松懈下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 上册》,P555~P556) 中共在革命战争年代执行“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广大农村地区作为中共最重要的根据地,其所经历的政治运动也远多于其它地区,经历过历次运动洗礼的农民也开始具有了较强的政治敏感。 另外一些农民,主要是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及其他有错误的人,他们在政治上处于劣势或者弱势,他们对政治较为敏感。当政府发起合作化运动后,他们中的部分人便积极参与其中,甚至不惜在经济上吃亏,以设法获得某种保护甚至是重新恢复其“剥削者”的地位。江苏省句容县延福乡富农陈凯富,“以经济引诱的方法”加入仕维海互助组,他把农具、耕畜借给公用,不计代价,甚至自己给供销合作社推车拉粮,每次将推车所得工资一万元中抽四千给互助组做公积金用。(《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P171)陕西省蒲城坡上头村富农李春有和两户雇农组织了互助组,他说:“我的车辆牲口强,人力缺,100多亩地,往年雇一个人,连吃带拿,得八石多麦。在互助组里,只出三石麦子就行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 下册》,P615)但这种“坏分子”进入合作组织进行“剥削”的情况并不多见。 三、大众宣传的鼓动 一般说来,公众的心理极易被大众宣传所鼓动,尤其是当宣传的内容被不断重复或者着重强调,民众在这种条件下极有可能会接受宣传内容,甚至将这些内容传播给他人。中共早在革命年代就极其注重宣传工作,而建国之后,为了最大限度的运用国家的组织力量开展宣传工作,中共中央于1951年1月1日《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文件规定,“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设立报告员,并建立关于宣传员、报告员工作的一定制度”。同时,中共也投入大量精力发展和完善报刊、广播、电影等大众媒体,以建立一个遍及城乡的国家宣传网。建国前多数农村信息闭塞,与外界媒体缺乏接触,农民受教育的程度也普遍偏低,这也使得他们极易被新建的国家宣传网所吸引。 劳动模范的宣传在广大农民脑海中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合作社图景,农民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美好前景成为他们加入农业合作社的重要动力之一。1952年春,河北省委在省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上介绍了饶阳县耿长锁合作社的先进经验,并印发给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这些材料很快便由地方媒体传播下去。《人民日报》分别于1952年3月19日和22日报道了饶阳耿长锁合作社和川底郭玉恩合作社的先进事迹。1951年11月25日,山东人民广电台和《大众日报》社两家媒体来到莒县吕鸿宾合作社成立大会现场,并对此作了专门报道,继而全国也有多家报纸进行报道。许多地方农民和基层干部对这些报道的权威性毫不怀疑,也纷纷模仿报道中的内容,组织自己的互助组和合作社。辽阳县二台子村支部书记所领导的合作社模仿延吉县金时龙合作社经验实行土地入股,但由于不能正确使用劳力,只好干一天歇一天。(《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 上册》,P555) 1952年4月至8月,中中央派出了以农业劳模为主的中国农民代表团访问苏联。访问期间,苏联高度机械化的集体农场以及农场中现代化设施让代表们羡慕不已,发出了“集体化的好处说不完”的感慨。回国后,这些劳模们不断往返于各级党政机关的礼堂,向无数的听众宣讲他们在苏联的见闻体验。耿长锁在演讲中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的优点太多了,说也说不完。”(《河北日报》,1952年9月18日)李顺达也说:“社会主义以前光听说好,社会主义究竟个什么样子不了解,现在可完全明白了。”(《山西日报》,1952年9月27日)媒体在报道劳模们的访苏活动以及回国报告时,实际上就是在暗示读者,只有走苏联式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才能过上好日子。到1952年11月时,也就是中苏友好月,劳模们对苏联农业集体化好处的宣传达到了顶峰。媒体的大力宣传,以及劳模本身的示范作用,激发了人们参与合作化的热情。 四、农民对强硬措施的畏惧心理 农业合作化运动自展开以来就一直未能避免急躁冒进的问题,诸如强迫命令、强制编组建社的问题始终难以解决。一些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为了加快合作化进度,不惜以各种非正常手段强制农民入社(组),如给人扣帽子、没收农具、扒院墙甚至打骂群众等等,给农民带来了极大的心理负担。许多农民由于惧怕和避嫌而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申请入社(组)。 河北省大名县为了完成创办大社的任务,区、村干部直接强迫互助组加入合作社。该县文集村村干部为了建立100户以上的大社,直接就在群众大会上讲:“谁要不参加社,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道路。”党员文绍忠不愿入大社,党支部让他反省一天,当他被迫答应入社后,支部又让他动员所在的互助组并入大社。该村所有的磨粉家具和大车都被合作社控制起来,村干还威胁群众说,不入社就不能再用这些家具,以强迫农民入社。(《人民日报》,1953年3月24日)山西省襄陵中和庄支书在组社时采取强制手段,有党员不愿参加,便召集其他党员斗争他,最后还要召开群众大会让他当众认错。随后村支书问群众:“还有入社的吗?”当即就有十多人举手。后来有群众反映道:“看那架势不入不行,咱怕斗争坦白。”很多农民正是由于这种害怕遭到打压的心理,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意愿办社入社,这种强制入社的现象在许多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单干户通常都具有一定经济实力,政策上也要求对他们合法的利益进行保护。当合作化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单干户通常会面临两难选择:入社怕吃亏,害怕一入社就把自己的财产归公;不入社又害怕被孤立,被批评。但他们很快就会在现实面前做出选择。1952~1953年冬春之际,伴随着新一轮合作化高潮的开始,部分地区歧视、打压单干户的现象愈演愈烈。 山东省诸城县朱村乡的农业合作社显示出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后,干部和积极分子中产生了好大喜功的思想,他们歧视单干农民,辱骂单干户:“单干户等同地主坏蛋一样”,“单干户走台湾路”。有人受不了这种指责,怕受歧视,甚至半夜提灯报名入社,影响甚坏。(《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 上册》,P82)河北博野县二区有村庄在唱戏时,让组织起来的农民坐在前面,单干农户坐后边;三区的某村干在单干户前声称:“十天以内组织起来,如果组织不起来,每人背十斤米到县受训。”阜平县上堡村干部在房上高喊:“单干耻辱,入社光荣!”该村甚至规定,后入社的是候补社员,要完成社内分配任务。而且也没有发言权。(《中国农报》,1953(8)) 这种想法设法打击单干户的现象不仅违背了党中央强调的自愿互利原则,影响了合作化运动的正常发展,而且引发了农民在心中对“共产”的恐惧,误以为马上就要“共产”。一些单干户在被迫入组入社前,变卖家产、屠宰牲口、大吃大喝,将自己的经济水平降到极低的标准,一时间人心惶惶。 结 语 多种因素的交织导致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小高潮的出现,其中农民自身的心理因素是合作化迅速推广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正确面对这个问题就显得异常重要。 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他们所最关心的就是他们的利益问题,只有实际的需要才能有效地激发和维持他们的行为。的开展及完成让广大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加深了他们对中共的信赖,进而又使农民相信只要跟着共产党走就会过上理想的生活;合作化所展现出的一些优越性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农民也具有很强的新引力,相当部分农民积极建组入社完全就是冲着“好处”去的。同样,某些地区采用强硬手段来推动合作化,农民在重压之下被迫入社,其实质也是农民惧怕自身利益受到更多的损害而采取的权宜之策。 另外,当时处于相对保守和封闭环境中的农民很容易接受政府的宣传和动员。建国初期的农民多数未受过、或者受过极少的教育,而且多数人只生活在自己所熟悉的村落中,对外界所知甚少。建国之后,政府逐步建立起一整套的宣传体系,通过宣传执行政策的好处、模范人物的事迹等内容,使原本封闭环境下的农民逐步了解到由政府所营建的外部世界,激发他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生活的向往,诱导他们参与国家机器的建造。 农业合作化论文:农业合作化的伟大意义和青年的责任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党中央七届六中全会决议在全国人民中间传开了。全国农民正朝着社会主又方向迅跑。预见的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潮头已经涌现。对这个几万万农民参加的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主义大革命,采取积极的热烈的欢迎的和全力以赴的态度,还是冷淡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是衡量我们政治觉悟的尺度。团中央已经向全国青年发出号召。要我们认真地学习的报告和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决议。通过这次学习,受到一次最深刻的教,并要我们积极地参加到农业合作化的伟大斗争中去。 农业合作化的世界意义 我们首先座谈认识到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比更加广泛和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这个革命,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 它的伟大的世界意义就在于——约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农民。和工人阶级在一起。高高举起社会主义的大旗。不要资本主义,要社会主义。世界上这样多的人口得到了彻底的解放,走上了幸福的共同富裕的路,难道它的意义仅限于国内而不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大事吗?这一伟大的事件,它将对世界发生影晌,对全世界资本主义势力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将大大加强社会主义民主阵营的力量。我国农民和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农民弟兄一样,永远地摆脱了剥削、压迫和贫困的地位,必然会得到全世界至今仍然呻吟在地主、资产阶级压迫下的劳动人民的欢呼,唤起他们起来争取解放与幸福生活而斗争。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就会逐步地达到最终消灭农村的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富农。使我国资本主义在农村断了根。资本主义世界中包括台湾仇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仇视中国人民社公主义事业的人都妄想把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当作他们复辟的依据,当作吸引农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来的磁石,总以为世世代代在小块土地上经营生产的个体农民,习惯于走个人发财的路,一定不合赞成社会主义而宁肯选择资本主义。可是。他们忽视了一件根本事实: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革命利益的一致性,中国农民和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具有牢不可破的友谊。农民在党的不断教育之下,社会主义觉悟日益增长。在农业合作化显示其伏越性的情形下,他们一定选择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农业合作化的彻底实现,就狠狠地打击了一切帝国主又的阴谋家,埋葬了他们寄托的希望。这个意义正如斯大林同志在论苏联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和指明农民全盘集体化的胜利时说的:“各国资本家妄想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的最后一点希望,即‘神圣的私有原则’,已在崩溃而化为灰烬了。他们所认为是资本主义滋养料的农民:已纷纷抛弃那所赞美的“私有制度’旗帜,面走上了集休制度的轨道,走上了社会主义的轨道。妄想资本主又复辟的最后一点希望,已在崩溃下去”。农业合作化的伟大意义,从这裹可以完全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农业合作化问题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某些人们那样的痛恨,因为它那么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世界。 农业合作化进一步巩固,农联盟和加强国家的力量 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又的阶级基础、我们的党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起,就重视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合斗争。在反对帝国主又和封建主义。满足农民消灭封建所有制,获得土地的要求的基础上,全国农民和工人阶级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后,农民要求土地的愿望达到了。工人阶级要继续和农民保持联盟,便必需提出新的能把几百万农民动员和困结起来的伟大目标,建立新的基础,这个目标和新的基础便是社会主义。 我们的党规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心。也只有在强大的工业的援助下,我们的农业的落后状态才可以根本改变,农民的生活才会不断提高。但是,仅仅有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主体是不够的,没有农业的由半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不仅工业的发展会因农业赶不上而遇到绝大困难,而且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蔓延,就会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贫者会埋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说我们为什么不关心他们的疾苦。富裕的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农民也会埋怨我们,为什么不让他走资本主义的路。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就有遭到破坏的危险。现时的情况正是富农想竭力保持其地位,并竭力在争取和影晌其他想个人发财不想走社会主义的富裕农民向资本主义发展。而广大贫农和新中农、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中,有很多今天的生活仍是很困难的,他们不要资本主义,盼望着社会主义,把希望寄托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工人阶级身上,他们希望早日得到拖拉机、收割机和实行电气化,希望多得些肥料。能多多的买到些又便宜又好的生活用品。在这种情况下,要继续巩固工农联盟,只能坚决的采取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政策。“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十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农业合作化的政策首先便把估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苦农民团结起来了。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使得他们必须巩固地依靠着工人阶级。农村人口中其余的百分之二十几的富裕农民:虽然他们暂时还不想走合作化的道路,但是,只要我们耐心等待和采取说服教育的态度,他们见到我们关住了资本主义的闸,资本主义“此路不通”,看到农村中大多数人都加入了合作社,看到合作社年年能增产,又好又光荣,单斡没有一点好处,他们迟早也一定要走到农业合作化道路上来。迫样我们就把全体农民都团结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了。 农业合作化把全体农民都团结到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来,富农便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在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便决定分晓了。 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相互发展和相互支援,工人农民和其他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从落后和贫困状况改变过来,我们国家的两十基本阶级的联盟也就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更加巩固,就无比地加强我们国家的力量,使我们的国家能够战胜任何困难和具有粉碎任何侵略者的威力。正如斯大林同志说的:“我国革命和其他一切革命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使人民摆脱沙皇制度摆脱资本主又制度而获得了自由,姑且把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状沉根本改善了。我国革命力量雄厚和不可战胜的原因,就在这里。” 农业合作化论文:对解放初期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再认识 摘 要:后,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是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需要,是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农业合作化后,帮助广大贫苦农民迅速地增加生产,克服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种种困难,使国家得到比较多的商品粮食及其它工业原料,同时也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购买能力,使国家工业品得到广大的市场,这就为农村的稳定提供了基础。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把工作方针上的不同意见上纲到政治高度加以批判和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理解教条化、绝对化的教训必须记取。 关键词: 合作化 经验教训 农业合作化是指解放初期在我党领导下,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大体经历了互助组发展、初级社发展和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三个阶。第一阶段是1949年10月至1953年,以办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二阶段,初级社在全国普遍建立和发展。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时期。虽然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如互助合作运动搞得过粗过快,合作化运动急于求成的倾向等问题,但综观解放初期中国的农业、农民的发展状况和新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农业发展提出的要求,可以深刻感受到,农业合作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后,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是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需要,是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1.走农业合作化道路是全国大多数农民的迫切愿望 深刻分析了当时的中国情况:“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者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1](P429)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初步发展,后的农村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有一部分富裕农民依靠资金、农具、劳力等方面的优势,经济地位上升很快,其中少数人通过雇工或放高利贷发展为新富农。大多数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虽有改善,但由于缺乏资金、耕畜、农具或劳力不足,扩大再生产仍有许多困难,更经不起天灾人祸的袭击。一些刚刚分得土地的农民重新丧失土地,或将面临失地危险。所以,为了不使生产萎缩,真正使绝大多数农民摆脱贫困,防止封建剥削关系死灰复燃,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在当时确实是绝大多数农民的要求。组织起来的农业合作经济,能突破小农经济的局限,能办他们难于办到或办不好的农事,解决单门独户难以解决的困难。据农业部对东北、华北40个初级社的统计,1951年这些合作社单位面积产量平均超过当地单干户产量的39.3%。福建龙溪地委对四个县的五个社、五个互助组、五个单干户的调查,1953年早稻收成情况,初级社平均亩产量526斤,互助组420斤,单干户390斤。由此可见,后,对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变革,反映了农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针对这些新情况,党中央十分重视,积极提倡和鼓励发展劳动互助组织,包括临时的季节性的互助组,以及常年的农副业结合的互助组,并制定各种奖励和优待政策。这些互助组织,通过实行必要的集体劳动和分工协作,大多能提高劳动效率,能改进耕作技术和改善生产条件,使农作物的产量超过一般单干的农户,并增加了互助组农民的收入。 2.走农业合作化道路是国家工业乃至整个国家发展对壮大农业发展的要求 解放初期的中国,国家工业化对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年年增长的需要,同农业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存在尖锐矛盾。党中央认为,解决粮食紧张问题,只能是大量增加粮食生产。但小农经济潜力很小,在农业中实行大规模的机械化不是近期能办到的。据统计,1954年以前,以农业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工业品的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50%、占轻工业总产值的80%左右。1953年,随着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规模展开,要求农业有计划地为工业提供更多的商品粮和原料。但当时的个体农业,满足不了这一要求。个体农业生产水平和商品率都很低,不能为工业化提供足够的商品粮和原料。而合作农业不但能比个体农业提高生产水平,而且商品率也比个体农业高。据国家统计局对25省1.6万多个农户调查,1954年贫农个体农户粮食商品率比社员低18%左右,中农个体农户比社员低5%左右。因此,合作农业比个体农业更适应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因此根本出路在于走农业合作化道路,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并在合作化基础上适当进行技术改造,才能大幅度地提高粮食产量。正如说:“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2](P431)195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认为,初级社已经在试办和初期发展中显示出优越性,证明它是引导个体经济农民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的适当形式,是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重要环节,各地农村工作的重点是转向兴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提出在我国的条件下必须先有农业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的重要观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3](P432)又指出:“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4](P432-433) 二、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实现了中国土地的公有化 随着土地及耕畜、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归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在广大农村建立起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这标志着我国基本完成了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亿万农民彻底摆脱了小块土地私有制的束缚,走上合作经济的发展道路,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历史时期。在对中国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共产党坚持通过合作制把农民引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定了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援助的原则,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社会主义改造形式、把个体农业经济基本改造为集体所有合作经济。实践证明,在农业合作化后,农业合作化排除了生产资料在少数人手中日益集中的可能,从而防止了农村中出现两极分化,帮助广大贫苦农民迅速地增加生产,克服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种种困难,使国家得到比较多的商品粮食及其它工业原料,同时也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购买能力,使国家工业品得到广大的市场,这就为农村的稳定提供了基础,而只有农村、农民稳定,工农联盟才可能维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才可能站稳脚跟。在农业合作化后,我国农业的发展就有条件对土地的利用进行合理规划,逐步进行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逐步推广机械耕作、施肥、杀虫等农业科学技术、从而使我国农业生产条件大为改观。如果没有农业合作化,仍然只在原来的小块土地上做文章,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 三、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历史教训是应深刻记取的 1955年是我国农业合作化发展过程中关键的一年。此前,农业合作化运动虽然在1952年冬和1954年下半年出现了两次局部性冒进,但基本坚持了稳步前进的方针。可是从1955年夏季以后,发展速度突飞猛进,到1956年我国广大农村就基本实现了原定用十五年左右时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 扩大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批判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实质上只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这种批判,把本来属于党内正常的工作方针上的不同意见上纲为“两条路线的分歧”,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邓子恢作为中央主管农村工作的负责人,在农业合作社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强调必须注意客观条件提供的可能性,坚持“生产需要、群众觉悟、领导能力”三条方法,积极而又稳步地前进。这样做,虽然村具体过程上看,似乎是慢一些,但从整个合作化来看,会是更快一些和更好一些。关于合作社“翻半番还是翻一番”的争论,他认为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增加几十万个社,而在于上面不断加码,会形成各级组织的单纯任务观点,势必给农业生产造成损害。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邓子恢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步骤要稳一些的意见,是符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的。可是,这些意见当时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党内受到批判。这不仅损害了党内民主讨论、实事求是的作风,更助长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急于求成的倾向,导致出现一些缺点和偏差。1955年以后,在不断升温的反“右倾”的政治气氛下,决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剥夺中农的财产等政策约束力被大大削弱了。许多地方发生强迫命令现象,规定土地入股的分红比例偏低,对社员入社的耕畜、农具作价过低,未能及时或没有偿付价款等,严重侵犯了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的利益。虽然中央提出要认真做好建社前的准备工作,注意控制合作化的进度,要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追求数量的偏向,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做到。许多地方建社前准备条件不足,却要求过急,发展过快,工作过于简单粗糙,使合作化运动在1955年至1956年一个冬春席卷了整个中国农村。到1956年底,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总数已达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初级社户数占85%,高级社户数占878%。就是说,只用1956年一个年头,就基本上完成了高级形式的合作化。在中国农业合作化的这个阶段,步子显然走得太快了。 农业合作化过程给我们的历史借鉴和现实启示是,不能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理解教条化、绝对化。当时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广大农村是纯而又纯的集体所有制,来不得半点私有成分。所谓个体经营和多种经营,在他看来都是有悖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他要通过合作化道路,把广大个体农民的私有制,全部改造成为集体所有制。他认为富裕中农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都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须彻底消灭,使资本主义绝种,使小生产者绝种。这样,邓子恢所提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鼓励个体经营和多种经营,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做法,自然受到批判,被认为是鼓动农民“闹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 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这些弊端当时并不是完全没有认识到,更为严重的是,后来又在高级社的基础上发展起了“”,搞什么“一大二公”,使农村中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共产风”愈演愈烈, 我国的农业也因此而发展缓慢,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这种情况直到1978年以后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初中语文阅读论文:合作学习初中语文阅读教学论文 一、合作学习小组分配要科学合理 合作学习一般是以小组为单位。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合作学习小组分配要科学合理。一般情况下,小组的分配要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学内容等进行合理的分组,根据实际的教学情况,及时的进行小组的调节。笔者一般采取以下几种分组方式:首先是固定的小组组合。这种小组的分配是根据班级作为排布的方式惊醒分作,一般是前后两张课桌四个人为一组,便于随时的进行交流与探讨。因此,教师在安排座位的时候,要考虑到前后左右学生的兴趣爱好、性格特点、学习情况等因素,以便发挥小组的整体优势。这种小组合作一般运用在初步阅读中,生词、生字、词语含义等等的学习,小组内部成员可以分工合作,然后进行综合整理,提高学习的效率。其次,是自由组合式的小组学习。这种小组学习的模式一般运用于刚刚开学的时候。开学之初,学生彼此之间不了解,教师对学生的性格与兴趣也不是十分了解,可以让学生自由的选择合作的对象,进行小组的分类,提高学生合作学习的积极性,使教学的过程中充满创新。另外,在需要分角色朗读课文的时候,也需要这种自由组合的模式。例如在学习《变色龙》这篇课文的时候,需要不同的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进行分角色朗读,小组之间开展竞赛,学生会以更好地学习态度投入到学习中来,体会人物的性格特点,感受作者的思想感情,从而更好地进行阅读的学习。此外,教师还可以进行并列式、辩论式等小组合作的方式,为合作学习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为合作学习的开展制定科学合理的目标 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合作学习开展的价值在于通过小组成员的帮助,来促进小组成员内部的共同发展与共同进步。因此,教师要为小组的合作学习制定一定的目标,为合作学习提供动力与凝聚力。教师在制定合作学习的目标的时候,需要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阅读教学的内容等来进行,促进学生创新能力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例如在学习《三峡》一课的时候,教师提出如下的教学目标: 1.熟练掌握生字、生词,翻译、理解课文内容,熟读成诵。 2.品读课文,展开想象,领略三峡雄奇险拔的景色。 3.学习抓住特点描写三峡自然景物的方法,体会文章整体布局的绝妙之处。结合这几个方面合作学习的目标,学生在小组内部讨论学习,分别负责不同的部分,然后进行综合的分析,最后达到学习目标,准确分析课文。 三、科学调控合作学习的时间 合作学习中小组讨论时间要科学合理。课堂中学生合作学习要做到松弛有度、张弛结合。不能够为了赶紧教学进度,就匆匆忙忙的进行合作学习,规定学生讨论的时间,学生正在讨论到激情之处,教师就不管不顾的打断,学生合作的积极性会逐渐的减弱。同时,也不能够任由学生没有止境的讨论下去,有的时候学生没有进行探究的欲望,思想状态比较散漫,教师就要及时的给与管理,打断这种“合作学习”,这样才能提高合作学习的效率。 四、处理好合作学习中的矛盾 在小组合作学习中,探讨到激烈之处,难免会出现冲突与矛盾。当学生出现激烈的争论时,教师要给予及时的解决。引导学生先冷静下来,平复心绪,听听别人怎么想、怎么说,然后再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在这种冲突中,才能够解决新问题产生思想上的火花,同时能够不断提升学生的沟通能力与人际协调能力,在相互磨合中促进自身的发展。总而言之,新课改的背景下,初中语文阅读教学需要不断适应新形势,开展合作学习,突破传统的阅读教学的模式,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小组内部合作,小组之间竞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促进学生的创造思维的发展,提升学生沟通能力与协调能力,促进初中语文阅读教学有效开展。 作者:蒋情 单位: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桃园中学 初中语文阅读论文:阅读课堂初中语文论文 一、对学生回答评价不当,削弱教学效果 老师对学生的回答如果只是一味的肯定,却丝毫没有赞美,或者即使学生有错误也不进行指正,这样的评价,是忽略学生本身的。而当学生对文本有不同想法时,老师不能根据情况进行讲解,这样的做法也是不利于学生提高课堂积极性的。因此老师对学生的回答不能及时有效的进行评价,不仅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不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形成。 二、搞好初中语文阅读提问的路径选择 (一)重视提问的时机,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给学生相应的时间准备,也叫等待时间。有调查显示,60%的老师给学生的思考时间在8秒钟以内,这样的时间长短显然是不够学生进行充分理解和思考的。所以等待时间需要更加长一些,这样才能有助于学生回答问题。在等待时间里,老师可以对所提问题进行一些引导,逐步让学生对问题的解析有思路可言。如学习初中语文教科书中《狼》一课,老师在和同学一起解读文本后,往往除了提问“这篇故事主要讲了什么”这样的直观问题,还会进一步提问“屠夫靠什么消灭了狼”“如果你出了这种状况会怎么做”的理解性和拓展性的问题,这就需要老师给予学生充分的消化文本的时间,在有了一定认识后进行提问,引导学生进入深入理解;学生也掌握的课文的基础知识,针对老师提出的问题,积极参与回答。 (二)合理设计提问内容,讲究提问的方式 在课堂提问的问题应与当堂内容紧密联系,而问题的数量也应该恰到好处。按照每堂课40分钟,每5分钟提出一个问题进行计算,每堂课应该提出8个问题。老师所提的问题应该是始终围绕教学重点的,针对教学中学生容易出现混淆的地方和比较有鲜明特征的地方,提出问题,引导学生理解。如某位老师在讲解鲁迅先生《风筝》时,先是利用学生是不是喜爱放风筝作为开始,充分调动了学生对文章阅读的兴趣。在对文章的讲解中,为了使学生更加体会兄弟之间的感情时设计的问题:“请同学们在文中找出自己喜欢的关于描写兄弟情感的句子,并说明为什么。”这个问题其实与本文的学习重点联系并不密切。对于学生而言,喜欢的句子很多,这样的问题让学生没有了重点感,思路不清晰。如果能这样提问题:“文中描写鲁迅先生对兄弟感情的片段很多,请问哪些词语或者句子打动了你,最让你有所感触。”这样的问题使学生在思考时找到了明确的方向,便能有针对性的进行解答了。 (三)恰当及时地对学生的回答进行评价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最需要的就是老师的鼓励和评价。实验表明,老师越是积极主动的评价学生的回答,越是肯定欣赏的态度,学生越是能乐观向上的学习内容。一方面,在对学生的回答进行肯定时,很多老师用的是“很好”“回答的非常正确”这样的空洞词语,其实我们可以运用一些激励性的话语来重视学生对问题的回答,激发学生的潜能。另一方面,学生答错问题时,不要直接给予否定,而是要找出学生回答中对的方面或者对的地方,充分保护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和参与感,然后再对错误的地方予以指正,这样既能保护学生不被班级学生嘲笑,也能让学生自己明白如何改正错误。 三、结束语 语文阅读是很多人一生的事业,能合理的理解阅读内容并加以分析,是每一个阅读者的基础要求。可以说,学生时期,是培养阅读习惯和能力的重要时期,让他们学习体会文中的优美,是语文教学课堂的重要任务。本文所探讨的语文阅读课堂有效提问,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课堂变得更加充满生机和趣味,使学生能积极主动的去阅读,进而探索其中的内涵和意义。 作者:王成 单位:贵州省凤冈县第四中学 初中语文阅读论文:有效性阅读教学初中语文论文 一、当前初中语文阅读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初中语文阅读教学步骤程序化 在当前的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总是带着学生进行琐碎的分析,把一篇又一篇优美的文章分成若干部分来讲,却不带领学生去仔细品味那些文字之中散发出的语文魅力。学生无法真正领悟文章中的真情实感,无法感受到语言文字中的韵味和灵气。教师总是把一些依靠死记硬背的知识点推给学生去记,学生往往找不到记忆知识点的方法,还容易厌烦于教师乏味的讲解,大大的遏制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过于程序化的教学不利于学生独立学习习惯的培养。 (二)初中语文阅读教学手段过于形式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多媒体教学方式被引进了学校,但只有正确合理地运用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才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很多教师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把多媒体教学手段当做一种流行的时尚来效仿,也有一些教师把是否运用多媒体教学作为评判课堂教学质量的标准,这些都是不对的。 (三)初中语文阅读教案过于艺术化 很多初中语文教师撰写的教案都十分规范化,教案的设计完美无缺,让人找不到瑕疵,甚至把学生的各种想法都写了进去。但是这也导致课堂教学的规范化,教案就像一个“复印机”一样,整个课堂教学过程毫无趣味,这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了课堂的差异性,这种教案教学会束缚学生的思想。如果教师只注重提前进行教案准备,就容易把教学当作一种任务,而不是一种责任,这样是与新课改要求格格不入的,也不利于学生语文阅读能力的培养。 二、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意义 在初中语文教学的过程中,语文阅读教学工作是重要的环节之一。这是因为,阅读学习在语文学习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学生阅读能力的大小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语文考试成绩,只有真正对文字语言进行分析、深入了解阅读内容,才能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最终达到语文教学工作开展的目的。阅读能力的优秀是交流,即在实际生活中对于文字处理和语言接收的能力。在实际生活中,阅读是不可缺少的,只有进行阅读,才能获取信息。阅读能力在社会人际交往中是不可或缺的,在学生的初中学习阶段,教师就应加大对其阅读能力的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新课程的不断改革,教师必须把提高初中生阅读能力作为初中语文教学中的主要任务之一。 三、提高初中语文阅读教学有效性的对策 (一)按照大纲要求,从实际出发,设计出好的教学方法 初中语文教学内容中涉及到的知识点范围是比较广的,教师必须从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出发,严格按照大纲要求,培养学生的优良品德。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做到教学目标明确、教学方法得当,从实际出发,设计出真正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和丰富有趣的教学内容。 (二)适度提问,培养学生的思维创造能力 提问这一教学手段在课堂教学中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适度的提问能够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师提问之后,学生大脑就会进行快速思考,长期下去,学生就会激发出学习的热情,其思维创新能力也会大大提高。另外教师要根据学生学习能力的不同提问不同层次内容的问题。因为只有当学生感受到回答正确问题之后收获的那份喜悦,才能增强自己的自信心。如果学生答错问题,也要对其进行夸奖,避免学生因为答错问题而意志消沉。互问互答的课堂互动,对学生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是十分有利的。 (三)促进阅读教学工作的落实 阅读教学的落实,必须依靠教师适当的教学方法来完成。互动学习和合作学习是阅读教学中最有效的方法。通过互动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提升学生的阅读水平。 (四)开展学情调研 要想提高教学的效益,要想改变教学脱节的现状,开展学情调研是最有效的方法。教师应该经常与学生座谈,听取学生的诉求,征求学生的建议,了解他们的内心。最后根据座谈作一个总结,制定出最适合学生的教学计划。 四、结语 语文阅读能力培养的过程是漫长的,要想真正提高阅读理解能力也需要学生不断的语言积累。语文阅读教学过程是教师和学生共同成长的过程,初中阶段的学生有着特殊的心理特征,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教育工作者必须提高责任心、创新教学方法、遵循新课改教学要求,才能提高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有效性。 作者:张凯英 单位: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第六中学 初中语文阅读论文:个性化阅读初中语文论文 一、创设个性化阅读情境,呵护星星之火 比如在讲解《秋天》的时候,教师可以在阅读之前为学生播放一些与秋天相关的视频,特别是展现秋天魅力的视频,让学生认识到秋天到了有收获,秋天到了有美景,引导学生在接触阅读文章之前先走进一个秋的天堂。当学生在秋景图中看到并感受到秋天的一草一木,感受秋天的喜悦与欢乐,自然会将个人情感与秋天相结合。让学生身临其境,学生在阅读中仿佛置身于秋天,会强化学生的阅读情感体验,促进学生个性化阅读的开展,让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不同的秋天。 二、引导个性化探究发言,呵护星星之火 自主探究与发言,是让学生产生个性化阅读想法的重要途径。初中语文教学活动,是教师与学生互动的学习活动,教学活动的开展,需要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新课程改革的推进,要求教师尊重学生在课堂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利用丰富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自主地建立起个性化的知识体系。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实施个性化教学,教师更要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在过去的阅读教学中,教师习惯于先将自己的看法与感受传达给学生,让学生们顺着自己的思路进行阅读学习。先入为主的观念剥夺了广大初中学生个性化学习的机会,个性化阅读之前教师所作的讲解,往往会成为学生个性化阅读学习过程中的障碍。在实施个性化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更加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学习,独立地进行阅读与思考,通过发言来肯定与呵护学生的个性化想法。星星之火得到呵护,才能推动个性化阅读教学的广泛开展。比如在讲解《理想》的时候,教师没有必要在教学前发表自己的观点,自己对理想的看法等,而是给学生时间,让学生进行自主探究性阅读学习。教师可以先让学生自己对文章进行整体阅读,之后以小组为单位让学生进行合作探究与讨论,并于探究的过程中发表自己的看法。一些学生在探究学习中提出,“通过阅读,让我联想到理想与梦想,前者通过努力可以实现,而后者实现的机会较小”,学生提出“我们需要有理想,有了理想,生活与学习才能有动力”等看法。这些个性化阅读的星星之火,让阅读课堂更加活跃与充实,同时让学生找到了主人翁的学习地位。 三、开发个性化教学资源,呵护星星之火 初中语文课堂是初中学生进行语文学习的基础,但绝不是全部。课文是学生阅读学习的冰山一角,要将个性化阅读教学进行有效实施,教师需要组织学生扩展视野,推动学生提高阅读量。大语文教学观的推广,让越来越多地语文教师认识到学生阅读素质提高的重要性。当代语文阅读教学资源的搜集要打破课本的限制,科学地将课内外的阅读进行结合,让学生在学好教材的基础上扩展自己的视界,建立现代化的阅读学习观。学生读得多了,见得多了,就会形成个性化的阅读追求与阅读方法,促进学生快速成长。比如在讲解《丑小鸭》这一泛读课文的时候,教师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不同的出发点,进行阅读扩展。一些学生喜欢动物类的文章,那么教师为让其课下搜集一些动物类的优秀文章,通过阅读与复述与大家进行分享。一些学生喜欢安徒生童话,让教师就鼓励学生开展童话方向的课下阅读,让学生保持学习热情。开展个性化阅读教学资源,会呵护学生的阅读兴趣,促进学生个性化阅读行为的实施。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化的初中语文教学中,个性化阅读是阅读教学的主要模式,也是一种创新化的初中语文阅读教学模式。将个性化阅读教学实施于初中语文教学实践中,会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更会让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促进学生终生学习,快速发展。 作者:杨丽 单位: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王林中学 初中语文阅读论文:个性化阅读下初中语文论文 一、个性化阅读教学理念的树立 初中语文教师想要实施个性化的阅读教学,首先就需要树立出个性化的阅读教学理念:其一,个性化阅读教学的蕴育需要教师拥有个性化;其二,个性化的学生需要其是多元发展的人,是一位独特的人;其三,让每一位教师去追求个性化的阅读教学。 二、个性化阅读教学模式的构建 (一)激趣导入需要个性化 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在新课程的开始,如果教师在设计的时候能够进行巧妙的导入,将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从而创造出感悟、学习、竞赛等等能够适应教学目标的个性化导入,那么一堂经典的课程就已经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成功最棒的向导是兴趣”,我们都知道,学生喜欢追求新鲜的事物、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因此,我们最好能够给学生创造诸多悬念,从而让学生能够期待阅读、渴望阅读。 例如:我们可以采用音乐激趣法来进行导入。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我们在教学《三峡》一文的时候,当教师带着感情去描述唯美的画面、迷人的风光,并且配上节奏轻快的轻音乐,那是怎样的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啊!我们也能感受到,好音乐的融入不仅能够开发学生的智力,也能够起到情绪调节的作用,学生也会逐渐受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果在这个时候再配合上一段《将进酒》以及激情澎湃的音乐,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震撼呢?学生也能够在导入中逐渐提升自己的兴趣。 (二)教学语言需要个性化 教学语言的个性化也就是要求了在进行阅读教学的时候,教师需要将个性化结合到语言表达、性格优势等方面,从而让教学语言富含个性与魅力。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在课堂之上,学生的脑力劳动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所具有的语言修养。”而事实也证明了,学生对于能够激发出他们独特的情感的课程也会出现“严重的倾斜”,并且也容易产生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一种效果。教学语言的个性化应当富含人情味、充满无限的激情、开局需要无限的创意,结局需要蕴含丰富的味道;在授课的时候要注重跌宕起伏、千变万化;在语言的朗读上则需要抑扬顿挫;在视觉的语言上则需要冲击力以及情趣。 例如:在教学《出师表》的时候,我们可以作忠肝义胆、情谊深厚状;在教学《济南的冬天》的时候,可以作促膝长谈、娓娓道来状;而在《安塞腰鼓》当中,则可以作酣畅淋漓、激情四射状。 随着课堂教学的不断深入,教师也可以适当的调整动作语言,去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每一篇课文的精彩之处,就更应当配合相应的视觉语言,才能让学生产生强烈的审美快感,并且在阅读当中也能够体验到教学高峰。 例如:在《最后一课》的教学当中,之所以能够产生出强烈的感染力,都归结于韩麦尔先生的个性化语言的融入,尤其是当学生读到了文章的结尾之处:“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散学了,——你们走吧’。”在《最后一课》当中,这是一个经典的镜头,但是却给了我们深深的震撼,也有着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从意义上来讲,也就要求了语文教师们需要将真情融入到角色当中去,去担当真正的艺术家,用个性化的语言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三、个性化阅读教学途径的拓展 (一)精读延伸,个性化阅读的张扬 所谓的延伸精读也就是说在课堂有限的四十分钟内学生无法将作品当中留白之处解读出来,而通过课余的时间让学生再一次的进行精读与创造。延伸精读仅仅需要利用课间或者是晨读的时间,让学生在相互的交流当中拓展想象、延伸思维、发挥创造,从而学生独特的体验得以张扬,也让学生感受到阅读带来的快乐。 在精度的延伸当中,对于学生的认识,不需要任何模式与标准来进行约束,而是需要培养学生对于未来世界的一种探索和求知欲,让学生保持住主动阅读的良好心态,细心观察,将其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体会之中,并且透过文字符号种种暗示,找寻到刺激、认同、理解等。在这一种延伸中,课文的思想也得到了深化,在反复的联系中,学生的个性也得到了张扬,让学生能够自由的遨游在阅读的海洋中。 (二)阅读教学的评价体系也需要实施个性化 在新课标当中,一直在不断的强调,“对于学生来说,阅读是个性化的行为”,“需要在阅读当中尊重学生独特的理解、体验与感受”。在个性化的语文阅读教学当中就需要在阅读当中让学生拥有自己的观念,从而在阅读当中产生出自己的想法。对于阅读来说,主要是为了对学生进行训练、熏陶以及积累。在理解一篇课文,尤其是文学作品,往往需要从多个角度入手。对于一篇具有丰富内涵的作品,在阐述和解释当中,不是凝固的,也并非单一的,更加不会有标准答案的参考。“一千个读者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作为评价者、引领者,教师需要尊重学生的想法,对学生传达的信号也必须是负责任的、积极的与真诚的,而不应该将学生的思想压制在标准当中,从而忽略了对于阅读的理解、多元的感受以及体验,这样才能够避免学生成为“接受的容器”。个性阅读体验的珍视,作为教师,需要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的有效性,并且做到多样化的评价内容与评价的方式,一个具有个性的、中肯的有效评价,才能够让学生不断的朝着个性化的方向发展下去。 自从阅读教学开展了探究、实施个性化的教学,笔者的语文课堂上有了层出不穷的个性解读,学生们在课堂上精彩地问答、争论,张扬个性,异彩纷呈,这些变化皆因课外泛读而积累的丰富知识和在精读中养成的个性鲜明的独特视角与思维。正是因为如此,学生才能够将一本书读出它应有的味道。在每一次分析学生的学习情况的时候,通过批阅学生撰写的阅读理解的答案,都能频频发现他们独特的、富有个性的思考,才能够不断的推动学生的健康发展。 总之,只用我们用心去探究,就能够找寻适合学生,更为有效的阅读教学方式。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当中融入个性化,学生才能够通过阅读真正的去体会、感悟课文作者想表达的情感。 初中语文阅读论文:初中语文开放式阅读教学论文 一、制定开放式目标,满足学生阅读需要 如《童年的朋友》的教学中,学生自定的目标为: ①掌握生字词,在正确、流利朗读基础上把握文章主要内容; ②能概括外祖母形象,体会外祖母给予“我”的爱心。在这个学习目标中,学生忽视了本文的一个重点,即描写方法,故而教师在对学生指导时将目标②改为:通过外貌、语言、神态、动作等描写方法分析,掌握外祖母的形象。这样目标更为明确,能较好地指导学生阅读,其次,在制定目标过程中要真正分层对待。如《变色龙》教学中,目标可分为三层: ①借助工具书,自学掌握生字词,了解契诃夫的小说创作及本文的写作背景; ②初步概括小说情节; ③把握奥楚蔑洛夫这个人物形象及小说主题,体会语言描写、细节描写等在小说中的作用。在阅读中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选择目标逐层达成。这样,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在阅读中以自己选定的目标来作为指导,方向更明确。 二、提倡开放式内容,促进学生主动阅读 传统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照本宣科”的痕迹较重。的确,教材是知识的承载,是教师用于指导学生学习的载体,但在阅读教学中教师不能“教教材”,而要“用教材”。即要以教材内容为出发点,在引导学生掌握教材中的基本内容基础上引导学生拓展阅读,从而更好地丰富学生地体验和感悟。传统阅读教学因太注重考试,结果反而缩小了学生的阅读视野,将学生的思维束缚在狭小空间里,而提倡开放式的内容,可让学生更好地感悟文本带来的冲击,积极进入到阅读过程中。首先,提倡开放式的内容并不否定教材文本,相反是要以教材文本为出发点。如《从百草园到三昧书屋》、《月迹》、《三颗枸杞豆》、《我们家的男子汉》、《柳叶儿》等课文都和童真、童趣紧密相关,在阅读教学中教师不能避开了“童真、童趣”这一主题,相反要以这一主题为出发点,结合具体的文章来引导学生具体分析。做到从一篇文章出发而又能围绕一定的主题展开探究,让学生在阅读这些具有针对性的文章中获得体验。其次,要能跳出教材的束缚,引导学生进行拓展。以八年级下《从小就要爱科学》、《在天空中理家》、《奇妙的克隆》等篇章的教学为例,在课堂中以学科知识为主题引导学生探究外,为更好地拓展学生的视野,教师可结合单篇课文或单元进行拓展。如《奇妙的克隆》学习后引导学生以“克隆技术的应用”为主题引导学生展开调查,让学生在调查中更好地了解克隆技术。同时,要在方法上进行拓展。如八年级下《孔乙己》、《范进中举》、《变色龙》等小说的教学,教师先引导学生就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归纳的方法进行探究,然后以学生归纳的方法进行拓展阅读,最后再以“学写小说”的活动来进行拓展,让学生在读中总结,在用中体悟。虽然学生可能写的不是够好,但却更好地感受了人物形象的刻画方法。 三、实施开放式过程,提升学生阅读能力 讲授式的阅读教学让学生在阅读中只能获得一些机械的知识点,而这不是阅读教学所追求的,尤其是表现在解决问题中,学生往往言不对题。实施开放式的过程指导,就是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在合作探究中去学会阅读理解,获得知识构建,提升其阅读效率。首先,要注重结合目标而以层次性的问题来引导学生进行合作探究。如《敬业与乐业》的议论文阅读中,教师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分析本文的中心论点,然后根据中心论点去寻找作者所采用的论证方法,弄清其论证过程。如此,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在小组中展开讨论,在讨论中获得理解。其次,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对学生进行指导。还如《敬业与乐业》的教学,学生在第二段中理解了作者强调“有业”是“敬业”和“乐业”的基础后从反面进行论证,那么,作者反面论证是为了说明什么?学生展开讨论,然后教师再总结。整个阅读过程就在分析和解决问题中完成,学生主动,学有所获,也提高了其阅读理解能力。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实践中,学生是阅读的主体,教师不能以自己的阅读理解来代替学生的阅读体验,而要提倡开放式的教学,通过目标、内容和过程的开放来引导学生积极进入到阅读过程中,在主动阅读中获得更丰富的体验和感悟,这样才能更好促进阅读教学效率的提升,为学生的语文素养的培养打下基础。 作者:季春云 单位:江苏省宝应县实验初级中学 初中语文阅读论文:初中语文阅读课堂教学论文 一、注重激发兴趣,让学生想读 要让学生对阅读对象产生兴趣,不仅需要以和谐的课堂气氛为基础,还需在引读方式上创新。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实践中,教师不仅要鼓励学生在读中大胆提出问题,还要注重引导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例如,在《社戏》的阅读中,有的学生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作者写社戏的目的是什么?的确,很多学生在读《社戏》中都思考过这个问题,但都没有提出来。此时,教师不妨以鲁迅《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中的话来进行解释,让学生明白作者是要通过可爱的故乡与罪恶的社会形成对比,表达自己对于光明的前景和人与人之间淳朴善良关系的追求,如此再去读课文,学生兴趣也就更浓了。在引导学生读的过程中,在读的方式上教师要注意创新,如可让学生小组进行比赛读、配乐朗读等。当然,读前提问也是激发学生阅读兴趣的不错方法。如在教学《甜甜的泥土》时,可以以问题“为什么泥土会是甜甜的”来启发学生思考,使学生感受至爱的幸福。 二、明确阅读目标,让学生会读 在以往的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多喜欢让学生自读课文,而在读中要学生知道什么、理解什么不是很明确,结果学生只能泛泛而读,读后最多对文本有大致的感受,而要说个所以然却不知从何说起。明确阅读目标,就是要在学生读前以目标为指导,让学生在读中知道要了解什么、掌握什么,让学生做到心中有数,从而提高自主阅读效率。在阅读中明确的目标引导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初读过程中,如果缺少了目标,学生的读会过于盲目,效果不佳。相反,以明确的目标为引导,指导学生有目的地去读,效果会好很多。一般而言,在学生阅读前教师要结合文本来预定教学目标。如记叙文一般要求学生在读中把握住事件的主要内容,而议论文则要把握住论点和论据,小说则要紧扣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同时要关注人物形象的刻画。例如,在《范进中举》的阅读中,首先在故事内容上要向学生明确读中要把握范进中举前和中举后的变化,其次是在人物形象分析上,要抓住胡屠户这一典型人物,对其语言和动作进行分析。在向学生明确目标的过程中,教师不能把目标定得太高,同时要考虑学生的层次结构,尽量兼顾中下层学生。对于七八年级学生而言,写作背景、作者简介、文本的基本内容是首要的目标,而重点句段的理解是关键。而九年级阶段的学生则要将目标提升一个层次,以重点句段理解为切入点,让学生在自读的基础上学会去体验和感悟。 三、提出问题引导,让学生读懂 有了目标指导后,学生要掌握什么就较为明确了,但学生还没有深入到文本的词句中进行探究,对文本的理解还停留在表面。要让学生真正深入理解文本的内涵,教学就要结合教学重点和难点来提出问题进行引导,让学生在阅读中分析和解决问题,在问题解决过程中促进学生对文本内涵的理解,这样的阅读才会走向过程化,从而真正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初中学生的理解和感悟能力的培养需要教师在课堂中进行引导,而引导的关键在于运用正确的方法。在阅读教学中,通过问题引导学生去分析文本,在解决问题中深入理解文本的内涵,这样才能更好地提升学生的理解和感情能力。1.围绕难点提出问题如在《孔乙己》的阅读中,导致孔乙己悲剧命运的根源是学生在阅读中较难理解的,对此,教师可用问题“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孔乙己的这种性格?”通过这个问题引导学生去分析孔乙己的性格,由性格分析而引入对封建教育体制的分析。如此,学生会对科举制度有更深刻的认识。2.围绕重点提出问题笔者在《月迹》的阅读教学中发现,很多学生对该文的内涵理解过于片面。此时,教师可提问“孩子们在哪找到了月亮?月亮有什么变化?”在此问题引导下,学生很快理清了文章的脉络,通过对月亮的变化和孩子们的争论分析,学生对寻月过程中孩子的心理变化及其发展变化轨迹的理解也就更加深刻了。当然,教师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讨论后不能无所作为,而要对学生的讨论结果进行总结归纳,这样才能让学生获得系统的认知。 四、关注体验感悟,让学生学会品读 同样的一篇文章,不同的学生会因经验和认知等多种因素所限,获得不同的体验和感悟。新课改下的初中语文阅读教学提倡个性化阅读,就是要让学生在理解文章基本内容的基础上读出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提倡生本化阅读教学,在阅读中关注学生的体验和感悟,引导学生学会品读文本,在品读中丰富学生体验和感悟,培养道德品质,提高其审美能力,这样的阅读才有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培养和提升。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经常发现,很多教师还是喜欢以考试为方向标,忽视学生在阅读中的体验和感悟,结果一篇课文照本宣科式地授完也就告一段落了。其实,要体现学生在阅读中的主体地位,还是要多关注学生的体验,引导学生学会品读文本。第一,要珍视学生在阅读中的感受。如在《甜甜的泥土》的教学中,一个学生读完后哭了,他也是一个父母离异的孩子,教师在安慰了该学生后,让该生以“泥土真的是甜的吗?”引导该生写写读后感,从其读后感中我们真切体会了他对母亲的思念之情,文章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第二,要注重引导学生从文本中生成出自己的体验和感悟。如在《孔乙己》的教学后,教师以“如果孔乙己在今天”为题引导学生写想象作文,有的学生就写了孔乙己如果在今天将会是一名老师,还以文章中的“教‘我’认识‘回’字”为证。不得不说,学生在读的过程中的确是进行过思考的。阅读的重点在读,关键在体会。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要紧扣学生这一主体,从学生实际出发,让学生在想读的基础上知道要读什么,在问题引导下能读懂文章的基本内容,把握作者的思想情感,品读出作品中的韵味,然后再生成出体验,这样才能让学生的阅读迈上新的台阶,让语文阅读教学更加有效。 作者:吕锋 单位:江苏省大丰市大桥初级中学 初中语文阅读论文:初中语文新时期阅读教学论文 一、使用先学后教模式 所谓先学后教模式,就是指将学生的自学当作课堂教学的开始,先让学生带着问题进行自主学习,而后教师对学生的自学情况进行总结和点评,在总结中完成教学内容,让学生的自学得到升华。从根本上说,先学后教模式是建立在知识建构理论基础上的,其优秀理念是要在教学过程中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在主动参与教学的过程中建构知识获得能力。由此可以看出,先学后教模式是能够迎合新的教育理念的先进教学模式,其能够被运用于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首先,教师需要为学生安排相应的教学任务,其目的是引导学生进行阅读,是为学生的阅读理解提供方向。其次,教师要做好自己的引导工作,要及时对学生遇到的问题进行引导,帮助学生进行更有效的阅读。最后,教师必须做好总结工作,要针对学生在自学中好的方面进行肯定和赞扬,也要针对学生表现不好的方面提出改进的方法。同时,教师必须合理利用教学评价树立学生的信心。 二、要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和兴趣 在新时期下,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必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也就是要引导学生主动积极地配合阅读教学。从新的教育理念的角度来看,阅读不应该是一项单纯的学习任务,而应该是学生的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兴趣。换一种说法,在新时期下,教师不能仅仅将阅读教学当作一种教学任务,而是通过适当的引导让学生养成阅读的习惯,进而引导学生更加主动积极地进行阅读,甚至包括课外阅读。要达到这个目的,其主要任务就是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让学生愿意花费一定的时间进行阅读,并且最终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习惯。初中语文教材包含了大量优美的散文、离奇的童话和情节紧凑的故事和小说,只要教师进行深度的挖掘,这些素材就能够成为提高学生阅读兴趣的有力武器。例如,《范进中举》就是这样的一篇小说,学生很容易被其中的故事情节吸引,进而进行主动详细的阅读。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思考范进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及让学生思考如果范进没有死,他之后的生活会是怎样。甚至,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以文章的内容表演话剧,使用丰富的活动提高学生的兴趣。因为故事情节对学生具有吸引力,教师的问题也能够让学生在讨论中进一步获得乐趣。在这种背景下,学生极容易因为兴趣在课余时间阅读更多的内容来满足自己的阅读欲望和好奇心。同时,教师可以在教学方法中做到改进,如让学生根据文章主题开展演讲会、辩论会等等,让学生进一步感受到阅读的乐趣,从而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 三、结语 总的来说,新时期下的初中语文阅读教学拥有了更多的教学任务,其不仅要完成基本的教学任务,更重要的是要通过阅读教学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此,在新时期下,教师应该在阅读教学中给学生更多的时间,可以通过先学后教的模式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最后,教师应该集中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使其成为学生的习惯和娱乐方式,进而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 作者:程琦 单位:江苏省涟水县前进中学 初中语文阅读论文:阅读教学初中语文论文 1.目前初中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阅读教学步骤相对机械化 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通常会将文章几个片段进行讲解。这样常常会使教师把重点放在几个片段中,过于重视对文章中的词句、语法以及标点符号等的应用,而没有从整体上对文章进行感知,感受文章语言的魅力,学生的学习就是单单为了应试教育。所以这种教学模式相对较机械化,对于学生文化素养的提高有着一定的阻碍性,不能使学生感受到阅读的重要意义。 1.2采用PPT进行阅读教学 新时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初中教师在不断的教学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采用了多媒体技术教学的方法,其很好的取代了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师通过利用PPT,制作出一些相对较丰富多彩的幻灯片,展示给学生,学生能够真正的理解文章的主旨思想和文化魅力。但是有时候学生会过多的注重PPT所带来的趣味性,而忽视了学习,分散了学生的学习注意力。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阅读的教学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想象性。 1.3将教学教案进行艺术化 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课堂中,通过不断的规划和预测能够进行有效的设计教学方案。虽然教学的设计方案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阅读教学过程中会将自己陷入到条条框框中,对阅读教学课堂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有着一定的阻碍。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该加强对教案的执行和复制,综合考虑教案的实际应用性,积极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和阅读兴趣。 2.初中语文阅读中的艺术性提问实践 2.1设计的问题具有针对性 在设计问题时,在初中课堂中的提问要具有一定的目标性,并具有明确性。在课堂初中语文教学中,提出的问题应该紧跟课堂教学的目标,对文章中的重难点进行详细的讲解,抓住文章的主要方向和主要内容,完成教学任务。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各种难理解和难以掌握的地方,通过加强师生之间沟通与交流。在学习文中出现的难点时,应该紧抓住教学的理念,从多方面考虑问题,对文中的重点和难点设置出相应的问题。 2.2设计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对于学生来说,其对文章的学习兴趣并不是生来就有的,教师需要根据学生自身的心理特征进行学习,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课堂中应该积极提问学生感兴趣的问题,不断激活学生的学习思维,积极拓展学生的学习思路。通过加强对文中景物的各种描述,加强学生对学习的联想,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例如在学习《天上的街市》这节内容的时候,教师可以设计问题以引导学生思考作者的表达方法:“那浅浅的天河”作者是否是真的看到了天河?为什么说是浅浅的呢?学生首先确定作者没有真的看到,是一种想象,之后又就“浅浅的”分析,表达作者期望牛郎织女见面的愿景。 2.3问题设计具有曲折性 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课堂中,对于问题的设计不能够过于直接,这样学生在长时间的学习过程中就会感到枯燥,不利于对学生发散思维的培养和发展。教师如果能够将问题设置的带有一定的曲折性,这样学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自己的发散思维。学生在对问题进行思考时就需要转一道弯,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对问题进行思考,这样学生的学习思维习惯就会慢慢的形成。学生在初中语文阅读学习过程中,深深感受提问的魅力,不断提高自身的语文阅读素养。 2.4问题设计要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在初中语文教学课堂中,如果自身的提问水平不够高,就很容易造成课堂教学效率低下等情况。由于提问的问题不够全面,不具有针对性,且缺乏一定的创新性,就会造成初中语文阅读的改革不够成功等现象的发生,所以教师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应该逐步树立起创新意识,精心设计课堂中的所有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应该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学生能够利用课堂中所学的知识,对问题进行一定的回答,从整体上对文章进行思考和探讨,进行正确的赏析,提出具有创新性的问题,不断提高学生的语文阅读水平。 3.总结 通过在初中语文教学中不断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更好的保证学生的语文阅读水平,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的意识。在新课改中加强学生的自主阅读能力培养,更好的完善发展学生在阅读学习中的不足和相关学习策略。 作者:刘泉 单位:江苏省滨海县坎北初级中学 初中语文阅读论文:探究性阅读初中语文论文 一、挖掘文本,设置探究内容 阅读文本内容是探究活动的主要对象,是探究目标的有效载体,也是探究性阅读活动实施的必要条件。因此,教师进行探究性阅读教学时,要结合学生的思维能力、个性特点及心理发展,有针对性地选择那些既适合初中生探究学习又满足探究阅读活动目标的文本内容,深入挖掘文本具有的内涵,通过有效的引导,不断激发学生探究性阅读的欲望,最终促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阅读中。如教学古诗《次北固山下》时,如何有效引导学生体会诗歌描绘的意境与作者的思想感情,“潮平”、“风正”描绘的是怎样的情景?“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句使用了什么手法,隐含了怎样的哲理?等等,都是学习全诗的重点与难点。因而,教学中,笔者积极引导学生与文本进行互动交流,将隐含在文本背后的内涵一一挖掘出来,并化为鲜活的意象。这样,一来确定了阅读探究内容与方向,二来使学生更深刻地领会到了作者淡淡的乡思愁绪。 二、师生互动,优化探究过程 阅读教学是一个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文本、学生与文本三者互动探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师生通过思维的多向互动与交流,碰撞出多种视界的沟通与汇合,不断加深学生对文本的认识和理解,促进学生对文本蕴含情感的有效感知与体验,迸发出智慧的火花。因此,教师开展探究性阅读活动时,要积极利用师生之间多元互动的作用,对阅读探究过程进行不断优化,提高阅读探究的成效。教学《最后一课》时,笔者提出了“韩麦尔先生在讲课过程中哽住的原因是什么?”、“韩麦尔先生会使出全身力气来写下法兰西万岁几个字眼?”“在最后一课的最后,为什么韩麦尔先生默默不语,只用手一指来宣布结束?”等问题,师生互动交流。接着,引导学生进行有效的分组和讨论,在讨论中,有些学生认为韩麦尔先生哽住的原因是爱国情感一时难以自禁;有些学生认为“法兰西万岁”几个字眼正是韩麦尔先生内心浓浓的爱国情怀的体现及国家将要沦丧的悲痛之情。通过这样多元互动的过程探究,不仅使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想法、观念、情感等得到有效交流,还成功地引起学生与韩麦尔先生及作者之间产生情感共鸣,极大增强教学效果。 三、多元评价,促进探究成果 评价是探究活动的最终环节,也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在探究性阅读活动中评价尤为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在对学生探究过程和结果进行评价时,往往实行单一的评价方式,简单地以肯定或否定定论,这样不仅容易打消学生学习讨论的积极性,对教学效果的增强也丝毫没有帮助。若变单一为多元,转而采用多元化评价,则能有效帮助学生在评价活动中获得新的启发与感受。因此,在探究阅读活动中,教师要采取多元化评价策略,充分发挥其有助于学生积极“反思内容、发现自我、催化智育、提升成效”等作用,鼓励学生走进文本深处,领悟文本内涵,获得更大的阅读价值与感悟。总之,教师在开展探究性阅读实践活动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与主体性,引导其对文本内容与意义进行自主探究,以助其启迪思想、张扬个性。 作者:邓俊岭 单位:黄骅市常郭镇常郭中学 初中语文阅读论文:阅读教学下的初中语文论文 1.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目前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还存在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需要加以认真解决。这就是生搬硬套的阅读教学,正因为教学中过于推崇生搬硬套,才导致学生们在遇到实际的阅读情致时,按照模板来,习惯于、依赖于按照模板来套用,致使学生们没能掌握灵活运用的本领,也直接导致学生们创作能力减弱,甚至没有创作能力,这是阅读教学中一个大的问题,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2.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有效对策 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要实施以下四个方面的教学对策,分别从重点、难点、疑点和闪光点四个“点”上入手,从而得以有效推进语文阅读教学。 2.1抓住阅读教学的重点,培养学生的辨析能力 要想方设法地抓住阅读教学的重点,这是实施初中语文教学,尤其是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必备的教学技能和学习技能,可以试想,如果抓不住阅读教学的重点,每一篇课文都会泛泛而论、泛泛而读,势必会给学生们一种混沌感,更不利于学习和能力培养。所以说,抓住重点才能抓住教学的主旨,才能抓住引领学生们的学习的方向。例如,在学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时,因为是鲁迅先生的代表作品,所以要仔细阅读、重点学习,力争通过深入的阅读来体会文章的深意,了解文章创作的初衷,而且还要全力把握好文章中的几个重点脉络,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教学重点分别是“通过阅读理清文章脉络;体会作者在文章中表达的感情;通过阅读掌握空间顺序安排材料的写法;通过阅读来学习和体会作者是如何具体、真切、生动地描写事物的”等,当这些重点牢牢抓住后,语文阅读学习自然明晰,学生辨析能力自然升腾。生动的描写中,课文中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 2.2抓住阅读教学的难点,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要千方百计地抓住阅读教学的难点,在初中阅读教学中,难点是培养学生、磨炼学生产生创新能力的基础,如果抓不住教学难点,并且没能对阅读教学难点加以深入浅出的剖析,没能充分培养学生们攻坚克难的能力,那么就不能体现出阅读教学的意义,更不利于学生们创新能力的培养。所以说,初中阅读教学一定要锁住难点、抢抓难点、攻克难点,让难点成为促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作用力,让难点成为打造学生们阅读创新能力的基石。例如,在学习《我的叔叔于勒》一文的时候,更是要对文章进行反反复复的深入阅读,这种反复而且深入的阅读,主要为的是能够理解文章中蕴含的讽刺意味,文中的我在面对叔叔于勒时是这样做的:我给了他10个铜子的小费。他赶紧谢我:“上帝保佑您,我的年轻的先生!”体会人世间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对于初中生而言,理解这些社会中复杂的意识形态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就要通过老师解读、同学们阅读思考,才能实现对文章中一些难点的解析,同时还能达到增长创新能力的目的。《我的叔叔于勒》结尾的话更加发人深思:“我们回来的时候改乘圣玛洛船,以免再遇见他”。 2.3抓住阅读教学的疑点,激发学生的见解能力 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要不折不扣地抓住阅读教学中的疑点,疑点的产生是必然的,不产生疑点反而是不正常的,对于初中语文教学大纲中各项学习内容而言,有很多文章都是学生们一时半会儿无法充分解读的,一个是取决于作品的深度,另一个是文章中早有的暗喻,这些都需要老师去引导、学生们去发现,才能够实现,才能够完成教学的,而对于梳理出的初中语文课文中的疑点、老师要负责一一作答,对于梳理出的初中语文课文中需要明晰的疑点,需要老师和同学共同努力,去一一破解,从而切实有效地提升学生们的阅读见解能力。另外,在阅读中抓住文章的中的疑点时,或者问询老师,或者实施小组讨论来寻找答案,这些都是阅读中的收获及增长能力的方式,关键如此一来可以激发学生们的见解能力,让学生们通过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学习案增长见识、提出见解。例如,在学习《杨修之死》和《范进中举》等名著文章中,就会显现出疑点重重,比如说杨修为什么正确发表见解还会丧命?杨修究竟错在哪里?“修以鸡肋之意对。操大怒说:“你怎敢造谣言,乱我军心!”喝刀斧手推出斩之,将首级号令于辕门外”。范进岳父在范进中举的前后态度转变说明了什么?范进在实现自己政治报复、考取秀才后怎么会疯疯癫癫?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将成为学生们教学中需要解答的疑点,而这些疑点的成功破解,就是学生们解决问题能力提升、见解能力提升的过程。 2.4抓住阅读教学的闪光点,增强学生的创作能力 要充分发挥好阅读教学中的闪光点,提到闪光点,难免要引用《师说》中一句话,即“师者,闻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要求每一名初中语文教师都要特别注意,在教学中更多地让学生们吸收一些宝贵的精神食粮,明白更多、更好的做人道理,让学生们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增长知识、增长才干、增长见识,从而把见解和思想的闪光点应用起来,助推学生们创造和创作能力的增长。例如,在学习《岳阳楼记》的时候,除了要深入阅读和背诵整篇文章以外,最重要的是要把文章中的一些优美的词汇融入到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去,并且能够信口拈来,变成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而且针对范仲淹所提出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语句,作以深入的理解,并解读其中的道理,关键就是可以根据这一道理来写出一篇理论文章,增长自身的创作能力,这是至关重要的。无论何时,这一段都是千古名篇、千古绝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3.总结 总而言之,在今后的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还需要建立起更加完备的教学机制和教学制度,培养学生们更加完善的辨析、创新、见解与创作能力,这就要求广大初中语文教师和广大初中生的共同努力,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确保初中语文教学成为初中语文课程的整个教学体系中一项重要举措,推动语文教学再上新台阶。 作者:伍灵芳 单位: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第三中学 初中语文阅读论文:新时期初中语文阅读教学论文 一、更倾向于学生的时间安排 从这个设计安排中可以清楚地发现,一堂40分钟的阅读教学课,学生真正进行阅读的时间只有短短的15分钟,而教师的教学时间却足足占据了一半。同时,除了时间的不合理之外,教师也没有为教学点评安排专门的时间,这就使得学生之前自主的阅读理解失去意义,无法得到教师的点评也就无法获得提高。这种教学设计显然深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教师从主观上忽视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仍旧片面地使用灌输式的教学模式。这就导致学生无法在阅读教学的过程中真切地建构知识和提升能力。因此,在新时期下,教师首先要做的就是明确自己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地位和职能,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教学设计。因此,学生的理解和思考的时间可以延长到15分钟,而将教师的教学时间缩短。在新的教学设计中,学生才拥有充足的时间对文章的中心内容进行自主的思考,才能够让学生真正进行深度的阅读理解。在此过程中,学生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才能让学生真正参与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建构知识提高能力。此外,教师必须在此过程中发挥自己的引导职能,即对学生的自主阅读理解不强加干涉,但要对学生遇到的难题进行帮助,引导学生进行更有效的阅读和思考。 二、使用先学后教模式 所谓先学后教模式,就是指将学生的自学当作课堂教学的开始,先让学生带着问题进行自主学习,而后教师对学生的自学情况进行总结和点评,在总结中完成教学内容,让学生的自学得到升华。从根本上说,先学后教模式是建立在知识建构理论基础上的,其优秀理念是要在教学过程中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在主动参与教学的过程中建构知识获得能力。由此可以看出,先学后教模式是能够迎合新的教育理念的先进教学模式,其能够被运用于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首先,教师需要为学生安排相应的教学任务,其目的是引导学生进行阅读,是为学生的阅读理解提供方向。其次,教师要做好自己的引导工作,要及时对学生遇到的问题进行引导,帮助学生进行更有效的阅读。最后,教师必须做好总结工作,要针对学生在自学中好的方面进行肯定和赞扬,也要针对学生表现不好的方面提出改进的方法。同时,教师必须合理利用教学评价树立学生的信心。 三、要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和兴趣 在新时期下,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必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也就是要引导学生主动积极地配合阅读教学。从新的教育理念的角度来看,阅读不应该是一项单纯的学习任务,而应该是学生的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兴趣。换一种说法,在新时期下,教师不能仅仅将阅读教学当作一种教学任务,而是通过适当的引导让学生养成阅读的习惯,进而引导学生更加主动积极地进行阅读,甚至包括课外阅读。要达到这个目的,其主要任务就是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让学生愿意花费一定的时间进行阅读,并且最终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习惯。初中语文教材包含了大量优美的散文、离奇的童话和情节紧凑的故事和小说,只要教师进行深度的挖掘,这些素材就能够成为提高学生阅读兴趣的有力武器。例如,《范进中举》就是这样的一篇小说,学生很容易被其中的故事情节吸引,进而进行主动详细的阅读。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思考范进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及让学生思考如果范进没有死,他之后的生活会是怎样。甚至,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以文章的内容表演话剧,使用丰富的活动提高学生的兴趣。因为故事情节对学生具有吸引力,教师的问题也能够让学生在讨论中进一步获得乐趣。在这种背景下,学生极容易因为兴趣在课余时间阅读更多的内容来满足自己的阅读欲望和好奇心。同时,教师可以在教学方法中做到改进,如让学生根据文章主题开展演讲会、辩论会等等,让学生进一步感受到阅读的乐趣,从而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总的来说,新时期下的初中语文阅读教学拥有了更多的教学任务,其不仅要完成基本的教学任务,更重要的是要通过阅读教学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此,在新时期下,教师应该在阅读教学中给学生更多的时间,可以通过先学后教的模式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最后,教师应该集中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使其成为学生的习惯和娱乐方式,进而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 作者:程琦 单位:江苏省涟水县前进中学 初中语文阅读论文:感受性阅读初中语文论文 一、从阅读教学的弊端透视阅读的本质 1.当前阅读教学不尊重阅读主体,缺乏感悟 “老师讲得天花乱坠,学生听的如痴如醉,学生被老师牵着鼻子走,只是看了一出精彩的演讲。”这是传统阅读课堂的特点。 首先,阅读教学“目中无人”,以教师与教参为本,重视知识和语句的分析,淡化个性理解与感悟。不少教师热衷于精耕细作,忽视学生能力的培养,课堂中一张嘴、一本书,学生被动接受现成的结论,没有自主思维的权利,失去生活与情感的体验,失去自我探索、主动学习的动力和情趣。 其次,注重强化训练,忽视思维培养。老师把试题进行分类,研究出几种“灵丹妙药”,对不同试题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见招拆招”,于是学生成为做题机器,语文失去了生活与生命的色彩,学生记住了做题的方法,失去了语文兴趣与素养。心灵没有参与到语文的学习当成,语文仅仅成为一种工具被学习。 再次,课堂改革形式多于内容。很多课堂强调学生活动,忽视基础阅读体验。有的课堂还没有好好组织学生阅读文本,没有给学生思维与感受的时空,就急急忙忙地进入设疑问答程序,场面活泼热闹,没有抓住阅读教学的根本——多读、多悟。有的课堂一味强调学生自主,导致一些学生的阅读文本选择与思维方法误入歧途。 以上列举的这些现象导致当前的语文阅读教学形成虚假阅读。阅读没有与感悟、能力、情感、思维、生活相结合,阅读缺乏育人功能。 2.阅读的本质就是个体的感悟 一首歌曲,有人听着觉得美妙、有人却感受凄凉。这是因为听音乐的过程是极其个性化的感悟过程。文学作品是社会、历史、文化、情感、思维等的浓缩,这些文学作品的教育意义在于通过对作品的阅读,让作品中的文化、思维与情感等内化到学生的知识、思维与情感结构中去,建构学生个性化的知识与能力、情感结构。所以,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个学生对于同一个作品的理解与感受都存在着不同,都能够从自己的角度吸取所个体成长所需要的营养。这才是阅读学习的本质过程。 所以,我们从思想观念上就要把阅读的过程还原为学生个性化感悟的学习过程,只有把感悟式阅读理解为阅读的基本选项,才能够开展有效的阅读教学。 二、从感悟式阅读透视阅读教学的优化策略 1.打造学生为主体的课堂 学生是阅读的主人。真正的阅读要突出学生主体,引导学生自己去感悟、分析、写作,在阅读中重构知识结构,完善人生价值观。阅读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多重对话关系,如:学生与文本的对话、教师与学生的对话、学生与学生的对话、教师与文本的对话等,但对话的中心是学生,因为文本的意义是学生在阅读过程中自行发现、自行建构起来的,因此必须尊重学生阅读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要构建学生为主体的阅读课堂。在课堂中给学生一定的阅读选择权、解读差异权、思想表达权、提问质疑权,让学生个性化阅读的过程受到应有的保护,让学生充满阅读的兴趣;高度尊重学生个性选择、个性理解与个性情感,培养其阅读过程中的创造力、想象力与理解力;要给予学生独立思考的时间与空间,让学生学会反思、学会讨论、学会写作。 例如《想和做》教学中:教师可以当学生自己制定学习目标和学习方法。在定目标前,老师要求学生借助问题,如“理解课文我们需要查找背景知识吗?” “我理解课文的思路吗”“我在理解课文的过程中引发了什么联想?”等,确定学习目标。也可以通过上网查找有关作者胡绳的介绍、学习本文概括生活现象、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等途径,让学生自主阅读,思考问题并自主解决交流问题。然后通过与教师的互动、归纳引导,形成清晰的思路与结论。 2.教学要立足学生的实际 最近发展区理论告诉我们:原有知识是学习新知识的基础,只有“跳一跳可以摘到的桃子”才有教育价值。语文阅读教学是“打太极”、是慢功夫。语音、文字、词汇、逻辑、文学知识以及只可会意的语感等,都是在实践中自然“习得”的。一些经典如《三字经》《诗经》等需要反复阅读;一些名著如“四大名著”等只有阅读原著;学生们亲睐的郭敬明作品,如果没有几本阅读经验,是难以感悟到其借景抒情的独特风格的。语文教师要理清阅读“线路图”,立足学生的心智特点与实际能力,持续地开展阅读工作。 例如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引导学生以“我心中的乐园”为题把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画面用语言描述出来,然后教师引入鲁迅先生描写的儿时乐园——百草园这一重点文段,通过分析生动、具体的描写,了解作者在百草园中的欢乐。学生充分感受到百草园与三味书屋生活的对比,理解 “批判封建教育”这一主题。 3.感悟式阅读需要阅读情境的引导 首先,感受阅读需要教师的引导与激发。教师要在课堂中适度把握课堂节奏、要通过教学引导弥补学生阅读方法与心智不足导致的一些偏差;要协调学生之间的合作学习;在关键的点上要做好教师的点拨与引导作用;要创设情境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与情感,引导学生感受“情”境、探究真“理”;等等。 其次,阅读的过程是体验与思维的过程,是非理性情感与理性思维交互作用的过程。感受式的阅读是学生情感与思维高度投入的阅读,是情感与思维在阅读中发展成长的过程。所以,教师在阅读中要指导学生进行深度阅读,防止浮于表面、走马观花式的盲目阅读。阅读教学离不开学生对生活与情感的体验过程,更离不开学生思维的积极参与过程。教师要在教学中积极营造探究思维的情景,引导学生开展理性思维活动,深化对文本的感悟。 教师要做好情感与思维点火者。要合理设定各种有层次的、开放的问题,引导学生在阅读过程加深思维的深度。可以开展一些小组活动,让学生围绕问题展开独立思考与合作探究,深化对问题的理解。 4.为感悟阅读提供表达的平台 不同的学生对同一个作品的理解与感受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要设法提供学生展示的平台,一方面让学生的个性化理解的内容能够反馈出来,便于教师调整教学的策略,了解学生的需要,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能够实现师生、生生之间的交流活动,发挥合作学习与辩论学习的优势,实现观点的碰撞、澄清与升华。例如:《社戏》中问学生“既然戏不好看,那热衷看戏的真实原因可能是什么?”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谓层出不穷,有崇尚自由、有追求刺激、有赏夜景、看热闹……对这些答案给了肯定、鼓励,学生在畅所欲言中得到了尊重与提高。 教师可以积极引导学生采用比赛、表演、展示、辩论等形式,让学生一展其才能。做到在有限的时空里,问题由学生提出,知识让学生归纳,规律让学生发现。这样,学生才敢于大胆发言,才敢于自由争辩。同时,这样能够让学生的观点得到深化与发展,实现学生之间的互相学习。另外,还可以引导、激励学生进行点评时阅读,把自己的思维成果与感悟落实到纸上。 例如《出师表》教学中,课堂以“古文对抗赛”的形式,进行男女生对抗。教师将教学分解为四个环节:一是作家作品、文学常识和历史背景;二是课文中的生字词收集;三是课文内容串译;四是知识点的寻找与归纳。要求学生查资料、做记录;教学中逐个环节进行交流,教师归纳、总结。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促进他们情感、态度、价值观层次的目标达成。 5.让阅读从课堂向课外延伸 阅读教学中,那些语音、文字、词汇、逻辑、文学的知识以及许许多多只可会意难以言传的语感等,都是在阅读实践中自然而然“习得”的。阅读教学一定要提升学生的阅读量,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拓展阅读的空间与范围。 要激发学生主体阅读的积极性,在学生爱上阅读。要提供课后阅读的帮助与指导。要指导学生选好材料,教师要根据课程标准要求,提供些精品文学名著,定期更换的“荐书”栏目,构成系统性的阅读材料体系,让学生选择性阅读。要为学生阅读提供各种平台,如提倡撰写反思笔记、开展读书沙龙、举办阅读大赛,搞搞诗歌节、读书周、艺术节等活动,形成学校的阅读文化,对学生的阅读起到引导作用。 总之,个性化感悟阅读是新课程改革精神的需要,我们要认真开展,借此实现语文教学的突破。当然,个性化阅读对于教师的教学能力要求更高,对教师自身的阅读积淀要求也更高。所以,我们教师要经常读书,才能够引领学生阅读,可谓“资之深方能左右逢源”。 初中语文阅读论文:阅读教学的初中语文论文 一、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现状 虽然素质教育在我国近几年来不断得到发展,但是当前我国教育的大环境仍然是应试教育,这使得我国初中语文阅读教学在教学方式以及教学目的方面都受到了一定影响。首先,在语文阅读课堂教学中教师占用更多的时间进行各种知识的讲解,学生所能够用来阅读的时间很少,这样一来阅读课的实质就被改变,同时也影响了学生从阅读中获取知识的途径。其次,初中语文教师对阅读教学运用的教学方法不合适,阅读教学本应该将更多的权利下放给学生,让学生通过阅读开拓视野、增长知识。但是在实际教学中,语文教师主要是采用考点练习的方式指导学生学习,教师一般在阅读教学中会要求学生掌握阅读知识中的字词、对一些美文要进行记忆,对文中的情意表达则没有涉及,甚至部分语文教师认为阅读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写作能力,这种错误的教学观念和不合理的教学方式影响了学生阅读能力的提升。 二、问题教学法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问题教学法是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它可以指导阅读教学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并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运用问题教学法是非常有必要的。 1.教师要科学地设计问题 要运用问题教学法需要教师针对阅读教学内容科学的设计相关问题,问题的设计要能够推动本节课教学目标的顺利实现。比如,在学习《出师表》一文的教学时,教师要引导学生先整体阅读一遍本文,阅读完之后教师可以结合教学目标设计相关的问题,“诸葛亮为什么在率军征伐曹魏时要写这篇出师表呢?”学生听到这样的问题后通常都会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教师要充分运用学生讨论的热情追加一些问题,比如“这篇出师表的描述主要是运用哪些表达手法”或者是“诸葛亮最终的结局是如何的”,通过这一系列的发问,让学生加深对本片阅读教学的理解。在学生讨论的过程中教师要尽量地引导学生,帮助学生正确地认识阅读教学的内容以及设计问题的根本目的,只有科学的问题才能真正帮助学生掌握阅读阅读教学内容,提高语文阅读教学质量。 2.在课堂中培养学生敢于提问的习惯 小学阶段是学生问题最多的时候,但是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以及受应试教育环境的影响,很多学生在升入高一级的学校时问题越来越少,更多的是接受教师的灌输,因此教师在语文阅读教学课堂中要不断地对学生进行提问,培养学生敢于提问的习惯。针对学生在课堂上不敢回答问题这种现状,教师要尽可能地采用鼓励的教学方式,让学生体验到提问的乐趣。比如:在学习《绿色蝈蝈》这一阅读教学时,教师可以在学习前提问“你们见过蝈蝈吗”大部分学生会说“见过”“但你们见过绿色的蝈蝈吗”,可能个别学生会见过,教师可以请这位同学给大家进行介绍,在学生介绍完毕后教师要对学生进行表扬,比如“这位同学讲的太好了,看来咱们班人才真是不少呢,或许你就是将来的昆虫学家呢”。教师的表扬将会给学生很大的鼓励,对培养学生敢于提问的习惯具有重要作用。 3.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情境的创设是激发学生提问的有效措施,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教学内容创设相符的情境,帮助学生从情感的体验以及兴趣方面得到提升。比如,在学习《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这一教学时,教师可以随机选几名同学分别扮演故事中的人物,让学生通过扮演还原当时的事件,这样就可以大大增加学生对文章的理解。表演完毕后教师可以让其他同学根据刚才的表演,发表自己的见解,教师也可以设计问题“笑是人表达感情的一种方法,那文中贾雨村的笑有几次,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呢”,利用表演和问题的设计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 三、小结 语文阅读教学主要是通过阅读的方式开拓学生的视野、增长学生的见识,针对当前语文阅读教学现状教师应该在课堂教学中充分运用问题教学法,在课堂上创设阅读教学情境、设计科学的问题,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充分发挥问题教学法对提高语文阅读教学质量的作用。 作者:林小娟 单位:浙江三门县健跳中学 初中语文阅读论文:阅读教学下初中语文论文 一、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现状 学生方面。问题一:现在的学生在每个阶段都会存在着升学的压力,所以素质教育在这种压力下根本实施不起来。他们所追求的是考试成绩的高低,做阅读时的技巧和方法,对于要领悟阅读本身,增强素质培养的主动性和自我要求性不强。问题二:学生没有养成课下培养自己阅读能力的习惯。对于语文阅读的学习,只靠在课堂上听教师的讲解,根本就不能够完全的体会和掌握,而且如果课下不进行练习,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根本就得不到锻炼和提高。问题三:很多学生对阅读的学习没有兴趣。由于阅读的学习,需要学生不断培养自己的理解和分析能力,还要学会对语言的斟酌和体会,很多学生这方面的能力很差,所以在做阅读的时候经常会感到力不从心,久而久之就失去了对语文阅读的兴趣。 二、提高初中语文阅读教学质量 首先,激发学生对于语文阅读的兴趣。教师应该不断优化自己的教学方式,不断提高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参与性,从而逐渐培养对语文阅读的兴趣。例如教师可以采用对一篇文章进行多人阅读的形式,也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等。我觉着对于语文阅读的教学最好的方式就是教师为学生创造一种情境,让学生能够置自己于此情境中,对文章中所描述的场景或者是情感能够得到切身的体会,这样的情境进入,使学生能够与作者产生共鸣,自然就不难理解其中的深意了。这种形象生动而且富有知识性的教学方式,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进入一种比较积极的学习状态中。当然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为学生提供合作学习的机会,让他们之间自由的交流和沟通,交换各自不同的理解,这样才会让学生能够不断地积累到其他学生解析问题的方式。其次,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正所谓“厚积而薄发”,对于语文阅读的学习更是这样。所以教师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积累语文知识的习惯。对于语文阅读来说,如果没有知识的积累,根本就不可能使这方面的能力得到提高,只有有了基础,才可能在此基础上进行能力的展现。教师应该指导学生进行语文词汇的收集,培养他们懂得摘抄好句子、词汇以及做读书笔记的习惯。这些习惯的养成,能够不断地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阅读效率。对于学生来说,读书笔记是一项比较难的任务,教师则需要帮助学生从易做起,慢慢过渡到,可以依次按批注、心得、评价的顺序进行记录,久而久之就成为了一种习惯。第三,更新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师应该在课堂上加大对学生主体地位的认识,要重视学生的感受和理解,不断培养学生创作性阅读和探究性阅读的能力,要提倡学生进行有创意的阅读,还要不断加强学生的阅读实践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出学生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学时,也应该注意学生的个体性,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做到有的放矢。另外,教师应该利用手中仅有的资料,采用有效的教学方式不断发掘学生潜在的阅读能力,让学生的想象力能够不断得到自由的驰骋,而不受教师以及教材的限制。 三、结语 总而言之,要想提高语文阅读的教学质量,则需要教师优化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需要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以及更新教师的教学理念。只有这样语文教学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作者:赵志星 单位:河北省阜平县教育工会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探讨初中《历史与社会》资源的有效使用 摘要:《历史与社会》课程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课程资源包括文本资源、音像资源、实物资源、人力资源等,也包括校内外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它们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基本凭借和依据。但我们绝对不能把它理解为我们教学活动中的权威,要提高课堂教学资源的实效性,我们必须走资源使用的多元化。 关键词:课程开发;有效使用;教材;教学资源 《历史与社会》教学资源丰富多彩,形式多样,教师如果围绕课程标准大胆、有效地开发利用课程资源,创造性地使用教材,那么,在教学活动中就可以用最少的时间,花最小的精力,获取最大的教学效果,这是新课程背景下广大教师苦苦追寻的“目标”。基于这种思考,本文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资源的有效使用问题,谈谈自己的几点体会: 一、灵活运用教材资源,走课程资源利用的多元化 1.研究学生心理,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资源 学生是一切教育的主体,要让学生自觉、主动、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教师必须从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规律出发,结合中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避免教学资源选择上的盲目性。如“贪玩”是初中生的天性,游戏具有启真、启美、启善的功能,如果在课堂上适当设计一个学生喜爱的游戏,无疑会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激发学生的思维积极性,进而引导学生对历史的自主探索,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2.合理整合教学资源,科学利用教材资源 教材是专家学者根据课程标准编写而成的,必然存在着时展与教材相对稳定。教师的教学活动应坚持以课程为中心来处理教材和设计教学结构、教学内容,根据学生需要对教材进行加工、组合,并不断地吸收新鲜富有感染力的教学资源,使自己的课堂教学富有个性化和时代感。如现代教学媒体极为先进,我们所见到的展示课,有文字、地图、动画、视频等,学生看得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从表面上看都用了大量资源,但学生听课效果很差,抓不住重点和难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一堂好课,不是资料的堆积,而是教师如何科学利用教学资源,发挥资源的最大作用,学生是否理解知识,能否灵活运用。 二、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开发利用社会资源 理论联系实际是社会课教学的基本方法,是学生学好知识的基本前提。社会是一个大课堂,社会中存在丰富的教学资源,开发和利用好社会资源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能自觉地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开发和利用社会资源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引导学生关注国内外热点问题,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发动学生收集富有意义的材料,教师把这些材料与所学知识结合起来,设计相应的问题,让学生分析、讨论,从而解决热点问题。这种活动有利于增强学生主体参与意识,启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发展学生的个性思维。 古人云:实践出真知。《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强调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要求学生自主探究与实践,倡导合作学习。学生经验是一种资源,是我们教学的起点,知识只有与学生的经验结合起来并最终转化为自己的经验才有价值。在教学中,如果教师将学生熟悉的、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素材引入课堂,那就使学生感到课堂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提高学生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如七年级社会中“如何选择使用地图?”这一课,教师不妨从学生兴趣出发,设计一条从杭州到乌鲁木齐旅游线路,要求从中国的交通、地形、气候、民族风俗等角度来设计,选择地图,以小组讨论确定最佳方案。虽说是旅游,学生在讨论中感受到浓浓的生活情趣,了解到地图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 三、充分发挥学生资源的优势 学生是学校教育的对象,更是教育教学中必须开发和利用的资源。在历史教学中,学生就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教师常常忽略对学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同时,学生资源与学生同在,只要面对学生,教师就拥有这些资源,无论是课堂教学、小组活动,还是个别辅导,随时随地可以加以利用。新课程改革倡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教学过程,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理应成为课堂教学的中心,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任务是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各种指导和帮助。 历史知识形象生动,但学生一时难以理解,教师必须通过教学的各个环节来把关,教导学生,找出学习规律,理清学习线索,分清重点和难点,加以巩固落实。同时,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和知识储备,教师应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好这一得天独厚的教学资源。如笔者在讲八年级的《世界三大宗教》一课时,课前让学生分组收集一种宗教内容,要求从教义、风俗习惯、重大节日活动、禁忌内容以及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等角度考虑,将材料在课堂上汇总,讨论和比较不同宗教,再分析青少年能否信仰宗教等问题。 整节课学生表现得非常出色,课堂气氛活跃,学生的合作意识很强,展示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合逻辑思维能力,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体,课堂也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突破教材的编写体系,帮助学生重组学科知识的逻辑新体系 许多教师都在怀念旧教材的严密知识体系,批评新教材逻辑性不强。我们知道,新教材编写打破了原有传统教材的知识体系,如果教师只是按照教材常规教学,许多问题是很难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掌握知识,落实基础的,这就要求教师不能“迷信教材”,要大胆创新,突破教材的框架束缚,大胆地处理教材,重建学科知识的逻辑新体系。 如九年级《历史与社会》第二单元的教学,我们可以把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作为一条线索,从分析世界人口现状中国人口现状解决对策为线索,大胆地整合材料,让学生在直面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时,自行构建起“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框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利用有特色的资源优势,对教材进行创造性的延伸 目前,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日益完善,图书馆、阅览室、多媒体、校园网络等资源已在不断发挥优势,同时,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特点,还可以采用以下教学资源: 1.利用活动课开发历史资源 活动课是收集和展示资源的好机会,教师确定活动课的历史主题,发动和组织学生自主寻找身边的与课堂内容相关的人或物,如家史、家谱、古老的家具建筑等都是学生身边的历史课程资源,要充分利用。如在讲八年级唐宋历史时,笔者利用双休日让姓李和姓赵的学生去收集与自己有关的家史、家谱,探究祖先的历史,其他学生自愿相助,然后在课堂上互相交流,结合唐宋知识分析,学生的好奇心得到充分的体现。 2.利用好乡土和区域资源 不同的区域蕴藏着不同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本地特色资源,让学生了解家乡的历史,培养热爱家乡的情感。东阳是“教育之乡”,文化名人层出不穷,教师可以首先确定本学期重点,收集近现代东阳的历史文化名人资料,学生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收集资料,也可以请专家或专业历史博物馆人员介绍,也可以上网查询等,这样,学生可以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社交能力。当然,对乡土资源的挖掘要注意其历史的思想性和科学性,突出学生的主体性与教师的指导性相结合,以便更好地利用和开发乡土历史课程资源。 总之,《历史与社会》要走高效轻负之路,教师就必须用好教材,用活教材,不做教材被动的执行者,而要做教材的开发者,这是新课改对教师教学能力的考验,也是教师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我们每位教师都要增强课程资源意识,合理使用教材,发挥课程资源的价值优势,提高我们的教学效果。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搭建学生主体平台 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 摘要: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教师搭建学生主体平台,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一个重要途径。笔者通过多年教学实践,总结出:教师在课前应引导学生收集准备课堂材料;在课中应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课堂;在课后应引导学生整理、展示课堂成果。这是发挥学生主体的三条不同途径,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可以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的有效性。 关键词:历史与社会;主体;有效性 一、问题的提出和现状分析 新课程改革如火如荼地快速进行,很多教师也为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进行了许多探索。但当前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课堂教学中还是普遍存在着这么一些与新课程改革理念相违背的现象:有的教师在课堂中仍旧采用“填鸭式”教学,没有转变教师的主导地位;有的教师在教学手段上确实采用了讨论法、探究法等教学模式,课堂中也确实热闹非凡,但整堂课给人的感觉就像一盘散沙,没主题、没中心可言,学生课后收获也甚少。面对这些低效的课堂教学现实,对照新课程改革的发展要求,我们迫切希望提高课堂教学实效,使整个社会的教育教学能得到全面、持续、和谐的发展。 二、原因分析 1.教师教学理念模糊 虽在实施新课改之前,绝大多数的历史与社会学科的教师都参加了专门的上岗培训,但很多教师还是不能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教师成为课堂的主导,仍旧是“穿新鞋走老路”,采用“一言堂”的灌输方式进行教学。有的教师虽在课堂中采用了较新颖的教学模式,但仍旧是“作秀”一般,无主题、无中心可言,导致历史与社会学科课堂教学低效。 2.教师教学方式陈旧 21世纪是一个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在信息社会中,知识与资料,人们可以通过在互联网以及其他途径快捷地获得。因此,教学过程中只有结合多媒体等先进的教学设施,课堂教学的效益才有可能提高。但纵观现实课堂,很多教师的教学方式还是“四一”模式,即(一本教科书、一本备课笔记、一支粉笔、一张嘴巴)走进课堂,教师假如仅凭借“四一”就想提高学习效率是根本不可能的,其课堂的枯燥、乏味也可想而知了。 3.教师教学方法落后 “一言灌”的教学模式不能调动广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那么,教师就得转变角色,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法、探究学习法等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三、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措施 针对现状和原因的分析,结合笔者多年教学的实践经验和新课程改革的要求,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搭建学生主体平台的手段,实现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提高。 1.课堂前 在课堂前,教师应引导学生收集、准备课堂材料,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前提。 在讲授新课时,可以先布置学生围绕即将学习的课本知识,利用课余时间,通过查阅报刊、图书、互联网、实地调查等方式,搜索、掌握一定的相关事例、数据、图文等材料,核实整理成文字材料,为学生在课堂上熟悉、理解教学内容做好准备。如:七年级历史与社会中《辽阔的疆域与行政区划》这一章节的内容,课本当中只有简单的中国的面积、人口、民族以及34个省级行政区划的简称、行政中心等内容的介绍,要求同学们掌握的是一些常识性的知识点。对于这块内容,教师就可以在课前布置同学们通过不同途径自行去收集一些有关34个省级行政区划的资料,如:谜语、风景图片、汽车牌照的数字等,并将这些课前经过同学们精心准备的材料,在课堂中以猜谜语、快速抢答等形式给示出来。这样,经过学生的参与和精心准备后,未学课文前已使学生对这节课的内容了如指掌,激发了浓厚的学习热情和兴趣,也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主动学习是学习进步成功的前提。 2.课堂中 在课堂中,教师应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关键。 要让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教师可以做以下几个工作:首先,教师课堂中教学的内容要面向学生、面向生活、面向社会。 五彩缤纷的生活和生活经历,多种多样的生活现象和问题,会引起他们的好奇感和探究心理,从而激发他们学习历史与社会知识的兴趣。如:俄罗斯森林大火是今年发生的一次世界性灾难事件。学生当然会对这件事情高度关注。我们不妨可以设计这么几个问题让同学们去思考: (1)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天要与森林资源发生哪些亲密的接触? (2)我们每天可以为节约森林资源做哪些有益的行动? (3)俄罗斯在这次灭火事件中采用了哪些先进的武器? (4)你认为中国甘肃舟曲的泥石流灾难性天气和人类的开发利用发展经济有关系吗? 学生通过积极讨论和思考,深刻认识到资源的重要性,也提高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课堂中,把先进的科技成就和现实生活、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增强了课堂教学内容的趣味性,激发同学们探索探究的欲望,激活了学生的思维,提高了课堂参与度和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其次,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教学手段进行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如:“角色扮演”活动是一种以学生发展为本,把创新精神的培养置于最重要地位的学习方式,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历史与社会的学习能力,形成正确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合作能力,有助于调动学生学习思考的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新课标积极倡导的历史与社会教学方式之一。除“角色扮演”外,还可以采用讨论法、探究法等其他教学方式,都可以为学生和教师角色的转变,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3.课堂后 在课堂后,教师应引导学生整理、展示课堂成果,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保证。 很多教师都认为,课堂教学过程中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学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就代表着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完成,而从未注重课堂之后对学生主体性的培养,注重延伸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如:当我们在课堂中学习了九年级的《资源问题》后,我们不妨可以布置这样的作业——对有关的资源问题,请同学们用小报的形式进行整理,然后在下一节课进行展示。通过这种形式,不仅把同学们摆在了主体的位置,而且进一步丰富了学生的课堂体验,巩固了课堂教学实效。 新课程改革充满挑战性,需要我们广大一线教师肩负起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使命,把新课改的理论和课堂的实践结合起来,用心血、用汗水、用智慧,通过搭建学习主体平台这一途径,切实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英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历史演变轨迹与结构性特征 摘要: 社工实务模式是观察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与社工专业发展的最佳视角。英美社工实务模式历史发展过程清晰、特征明显。人文关怀和以人为本色彩浓厚,追求社会公平和旨在恢复服务对象社会功能的目标明确,微观取向的个案工作、个案管理与家庭治疗方法盛行,社会福利性质与福利制度建设背景突出。英美社工实务模式发展现状清晰预示了社工专业发展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趋势,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社工实务模式建构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社会工作;社工专业发展;社工实务模式;历史经验 社会工作实务、社会工作实务框架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衡量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状况的主要标准,既体现社会福利制度结构性特征,又反映社工专业发展状况。社会工作实务泛指社会工作者从事的所有社会服务活动的总称,包括直接或间接服务。社会工作实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形成综合性社会历史产物就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个界定不清和充满歧义的优秀概念,是理解社工专业与社工实务的基础。有些学者认为,社工实务模式等同社工实务框架,似乎介于社工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之间。美国学者skidmore等人认为,目的、价值观、社会授权认可、知识和方法等五部分是个人、家庭社工实务的优秀组成部分,而且每部分都有重要的功能,构成社会工作“实务框架”[1]。与此同时,美国学者hepworth等人则使用“社工实务模式”的概念,认为每类专业服务在世界观、干预目标、特定技术、评估方法、干预时间的长度和其他方面,都存在明显不同。[2]笔者认为社工实务模式泛指社会工作服务中形成的相对固定的、结构性和系统性的服务活动。社会工作实务框架似乎是处于社会工作实务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之间的一种形态。鉴于西方学者较少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框架概念,更多的是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概念,在本文中主要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概念。由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观察社会福利制度安排、社工实务与社工专业发展状况的最佳视角,而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发展、社工实务与社工专业发展处于早期阶段,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社工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历史发展经验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本文全面、系统介绍西方国家社会工作实务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历史演变过程与类型,总结其历史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社工专业发展和社工实务模式发展、完善奠定国际经验基础。 西方社会工作实务、社工实务模式、社工教育与社会工作者培养、社工专业发展和总体性社会工作制度建设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普遍经历由孕育萌芽、诞生起步、改革发展、调整与完善、成熟与转型的历史变迁过程,历史发展阶段明显,反映西方社会工作变迁轨迹。1750-1900年百多年间,是社会工作孕育萌芽时期,主要方式是会社性组织(societies organized)和帮助、救助、改造穷人,主要服务人员是在师徒制中获得技能和知识的志愿者。这意味着社会工作服务起源时间上是与城市化、工业化、工业革命和社会现代化相吻合的。按照社会工作实务的共同框架,西方国家社会工作实务大体可以划分六个明显的阶段。1750-1900年是宗教慈善公益、志愿服务与普通社区服务阶段,1901-1920年代是社会工作职业培训和半专业阶段,1930-1945年是初步专业化与提供专业服务阶段,1946-1960年代是专业化和各服务领域实务模式大量涌现的黄金时期,1970-2000年是高度专业化与社工实务模式成熟、结构转型时期,2001-2011年是全球化和国际社工专业化与实务模式发展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西方主要是指欧洲国家与北美国家,其中尤以英国和美国最为重要。而且,除第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主要是以英国社会工作历史发展状况为主要依据和标准之外,其他几个历史阶段的划分依据和参照标准主要是根据美国的情况,反映西方世界重心转移。社会工作起源于英国,发展于欧洲大陆各国,但只有在美国达到世界范围内最高的发展水平。因此,英美社会工作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发展状况典型反映、代表了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北欧国家社会工作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虽具有鲜明的北欧特色,但与英美并无实质性差异。[3]简言之,本文主要以英、美两国社会工作实务状况为基础描绘社工实务模式的历史演变过程。 一、 慈善公益阶段 1750-1900年是英国与欧美国家宗教型慈善公益、志愿服务与普通社区服务萌芽孕育和初步发展阶段,反映英美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初期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状况。当时宏观历史背景是,17-18世纪英国开始率先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这种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发展阶段主要以系统性与全面性的“工业革命”表现出来。当时主流和主导价值观念是“谴责穷人”,认为贫困主要成因是个人懒惰,而非结构性成因。济贫法规定,地方政府承担照顾穷人的责任,将流浪乞讨的穷人遣返出生地并予以救济,那些不值得同情、而身体健康的流浪乞讨者应工作,济贫所是为穷人提供帮助的地方。[4]这意味当时执政者眼中的主要社会问题是“贫困和流浪乞讨”,并无“社会公民权利”理念。在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民族—主权国家”的概念与制度正在形成,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角色地位尚不明确,贫困救济主要是地方政府的有限责任。当时服务性质主体上是具有浓厚基督教色彩的慈善和公益事业,基督教中的同情、博爱、给予、帮助陌生人、人的尊严、人道主义等观念决定宗教型慈善和贫困救济事业服务性质。[5]当时英美慈善救济工作遵循的基本原则多种多样,反映济贫法时代贫困救济和慈善工作准则。一是1834年英国济贫法修正案确立的“更低的标准”(less eligibility)原则,即给穷人提供的贫困救济服务标准不能超过最低工资的标准,以确保不打击和不伤害就业者群体的积极性。二是分类救济原则,即穷人分为两大类,“值得帮助”的人和“不值得帮助”的人。三是以家庭和地理社区为基础的院外救济(outdoor relief),以防止慈善欺诈和集中救济。[6]当时社会服务人员的主体是有钱、有闲和富有同情心的中产阶级妇女,她们以“友善访问员”(friendly visitor)的服务身份访问贫困家庭,并开展社区服务和帮助所有的穷人与群体。当时服务范围和服务内容主要是“经济保障”和“服务保障”两大类,前者如现金补助费,后者如庇护所和济贫院等,以确保穷人、贫困家庭、贫困社区和贫困人群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当时服务的主要方式有四:一是“友善访问员”的家访,二是济贫所服务,三是以家庭为基础的服务,四是以院外救济为主的社区服务,总体特征是“直接服务和微观个案服务”[7]。 1750-1900年间尚无现代的社会工作教育,服务人员主体是志愿性质的“友善访问员”。专业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专业发展问题尚未成为社会政策议题,志愿和慈善公益服务盛行。1840年起源的“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ies),以伦敦慈善组织会社为榜样,1892年数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总数为92个,主要作用是实施慈善救济和提供帮助服务。19世纪末期,由于重复救济、慈善欺诈、慈善信息管理和慈善组织会社间沟通协调等问题,“科学慈善”(scientist charity)等问题应运而生,如何运用社会调查、登记注册、合作、协调等方法,弘扬工作伦理,强调道德规范和诚实,降低慈善成本,准确区分不同的服务对象,尽快改变以师徒制为基础的“友善访问员”培养体系,发展专业社会工作者教育和培训体系,如何用“全日制和领工资”的专业社工,取代“临时性和志愿服务”性质的“友善访问员”,实施分类救济,提供以就业、法律性帮助和家庭服务为基础的准确和足够的贫困救济服务,成为推动宗教慈善、志愿服务向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转变的首要动力源泉和主要历史事件。[8]换言之,19世纪末期蓬勃发展和欣欣向荣的慈善组织会社,尤其是方兴未艾和兴旺发达的慈善服务、志愿服务、公益服务和“科学慈善运动”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工作专业和专业发展。这意味着19世纪末期刚刚萌芽的新型社会工作专业和席卷英美大陆的“科学慈善运动”,为1900年以来社会工作专业、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工专业迅猛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总体来说,1750-1900年间尚无社会工作实务和专业社会工作者,自然无社会工作实务模式。 二、职业教育培训与半专业阶段 1901-1920年代是英美社工专业教育、社会工作职业培训起步和“半专业”发展早期阶段。1900年是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重要分水岭,标志人类社会迈进具有历史性意义的20世纪。1900年以来,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由英国和欧洲国家转为以美国和北美为中心,西方国家社会工作教育、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社会 工作实务和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同样如此。总体来说,19世纪末期英国和欧洲基本完成工业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城市化运动方兴未艾,1914-1918年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深远,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政治秩序。同时,英国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思潮在布思等人贫困调查报告公布后发生重大变化,国家承担一定的福利责任成为社会各国广泛的“社会共识”,为福利国家奠定了思想基础。[9]同时,美国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蓬勃发展,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1900年以来,贫困、疾病、愚昧无知、失业、犯罪等现代城市“社会问题”形成,[10]其中贫困、疾病、愚昧无知和文盲问题最为突出,朗特里和布思贫困调查震惊英美世界。[11] 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英美和欧洲国家的国家角色发生重大结构变化,英法等国率先在全民健康、义务性基础教育、家庭福利、社会保险、城市建设与住房等领域承担社会责任,英国式“福利国家”和全民性社会福利制度萌芽,社会服务性质由慈善转为“社会福利”[12]。1900年以来,英美上流社会开始普遍意识到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状况是贫困和疾病的成因,谴责受害者和单纯帮助弱势人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干预与社会改良主义日趋流行,以地理社区为基础的“安置所运动”(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是一种“社群主义”或社群主义原则,是济贫法时代个人责任原则向福利国家时代全民原则转型的“过渡形态”。同时,“选择性原则”是社会服务的基本原则,即向“值得帮助”的人群提供社区社会服务。美国社会服务人员构成发生重大结构性变迁,年轻的、满怀理想主义和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的“本科大学生”成为社会服务“主体”,他们接受适当的津贴、住房和膳食,并在老师督导下工作,尽管志愿者还是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芝加哥的霍尔馆是典型例证。[13]1900年以来,社会服务对象由狭义的贫困者、贫困户扩大到“贫困地区”和破旧地理社区,英国起源、美国发展的社区睦邻运动将地理社区和社区中各类弱势人群作为服务对象。[14] ymca与ywca是将社会福音、社会服务、社会改造、社区睦邻运动与社区服务有机结合的典范。1900年以来,美国睦邻运动和城市社区服务的革命性变化是,除帮助个人之外,更加强调解决环境卫生、住房、公共健康和雇员被企业主剥削等社会问题,社会服务性范围显著扩大。 1900年以来,除以个人和家庭为基础的微观个案工作方法外,小组工作和群体性工作、社会服务组织行政、社区组织动员和社区宣传教育等方法都已出现,间接和中观类方法增多。需要强调的是,1923年召开的milford会议和milford报告确立了“单一的社工个案模式”,以个案工作方法为基础的通才教育模式,为教育者和实务者提供专业教育的概念基础。[15]英美慈善组织会社和社区睦邻运动为社会工作实务奠定坚实基础,全面评估、交代问责、专业个案工作方法,对有关服务对象及其生存环境关系真正第一手知识的高度重视,为社区居民增权的社区成人教育,角色模式和服务工作手册等推动社工专业教育发展。[16]在1897年全美慈善和矫正会议上,巴尔第摩慈善组织会社的mary richmond呼吁建立培训学校,1898年纽约慈善学院(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成立并提供六周的暑期学校。该校很快提供一学年课程,并在1910年采取两年制培养方案,m. richmond是“兼职教师”。到1917年,美国已有17所社会工作学院。到1923年,有13所社会工作学院隶属于大学。当时,绝大多数学生是“兼职学习”而非全日制。但是,不同的实务领域具有不同的课程。1920年代,由于对在职训练和兼职学习效果不满意,社会工作学院建立新型的要求全日制学习一年的硕士学位课程,标志着美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正式方法由此进入崭新历史时代。1900年m. richmond成为费城慈善组织会社理事长,1917年她出版的《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一书,标志着社工专业理论、专业知识、专业教育和社会个案方法的正式诞生,[17]标志着社会工作由“志愿服务”走向“专业服务”,“半专业化”服务是专业化初期的显著特点。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重要特征是“长期的”服务模式,而非短期的“友善访问”。英国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更加倾向于“社会改良和社会服务”,1929年英国颁布《地方政府法》,宣布取消济贫委员会,将其职能移交给地方政府,实际上等于废除 实施了300多年的《济贫法》,同时,美国社工服务的“社会诊断”和“社会治疗”色彩日浓,主要实务领域是典型例证。[18]1900年以来,美国医务社会工作、精神治疗社会工作和儿童福利社会工作,既是三个主要实务领域,又是最先开设正规课程的三个实务领域,社工专业实务与实务模式议题应运而生。此外,起源于纽约睦邻运动的家访教师(visiting teachers)是“学校社会工作实务的先驱者”。1910年以来,美国精神卫生运动开始直接关注精神疾病预防与治疗过程中环境性因素的作用。第一个精神治疗的正规课程是1908年由芝加哥“民事与慈善学院”w. healy博士提供的。一战前,精神治疗训练课程主要是波士顿精神病院,纽约、费城和smith社会工作学院提供。一战后,精神治疗被广泛接受,精神治疗社工开始面对普遍性的精神健康和情绪调整问题。1912年波士顿社会工作学院提供一年的医务社工课程,纽约和费城社会工作学院也随之提供一年的医务社工课程。社工专业教育和实务领域课程有力地促进了社工实务与实务模式。[19] 三、初步专业化与专业实务阶段 1930-1945年是人类社会与西方世界,尤其是英美、欧洲国家和亚非拉国家革命性时代。1930年代蔓延整个西方的“大萧条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尤其是席卷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社会发生结构性革命。[20]这种宏观社会处境与历史背景是理解1930-1945年英美社工实务和专业发展的社会性基础。1930年代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流价值观是凯恩斯理论和政府干预、责任理论,1880-1920年代美国“进步时代”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让位于罗斯福世界著名的“新政”、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广泛干预,经济危机和战争状态是两大动因。[21]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和二战时期的主要问题是失业、就业不足、就业贫困和生活贫困问题,大萧条和经济危机使人们首次认识到,结构性失业和社会贫困并非个人而是社会问题。[22]1930年代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凯恩斯理论导致国家功能角色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迁。美国和西方国家政府新职能有三:一是配置和提供公共产品,二是对收入和财富分配、调整,三是稳定经济的所有举措,资源配置、财富分配和稳定经济,为社工专业发展奠定了基础。[23]19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民性、范围广泛、内容繁多的社会服务成为鲜明特征。 因大量兴办公共工程、军工企业、国防外交和公共服务扩张,公共与社会服务并存。[24]1930-1945年间,美国的《社会保障法案》和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确立了崭新的服务原则:政府责任与公民权利原则,最低生活保障与政府必须保证每个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原则,全民性与普及型服务原则,社会服务范围内容综合性、连续性、系统性和全人性原则等。[25] 1930-1945年间,社会服务人员主体已是专业社会工作者,而且社会工作硕士占相当的规模。社会服务对象首次“超越”属于弱势群体的贫困家庭和贫困人群,“普通人和需要帮助的陌生人”成为服务对象,尤其是社会变迁、经济危机和战争的“牺牲品”[26]。这一阶段,除公共服务和公共工程之外,社会服务范围主要是社会保险与就业服务、基础教育、住房和医疗卫生服务,英国版社会政策框架与社会服务体系的轮廓清晰可见。[27]1935年全国社工会议首次设置“群体工作”,1936年全美社工协会设置“群体工作研究组”,1937年,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旧)(1921年成立)承认社会群体工作(social group work)方法。1937年,美国共有13个机构,其中包括10个社会工作学院提供“群体工作”专门课程。此外,慈善组织会社、睦邻运动与安置所、ywca与ymca青年服务、社区公益金(community chest)、美国各州社会机构地方理事会(local council)、大萧条时期劳工运动和公共工程等,成为社区工作或社区组织工作的历史渊源,中观取向的社区工作或社区组织方法呼之欲出。1927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aassw)成立,1932年协会对某些专门内容规定一年课程。1934年协会制定社工教育政策标准,如足够的项目预算、全职教师、图书馆资源和实习标准。1937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将成员资格限定为美国大学协会批准的“高等教育机构”。1939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要求两年的硕士学位课程是成为协会成员资格的前提条件。这意味着1930-1945年间,美国社 教育制度以两年硕士为主,本科生为辅,专业教育发达。[28]大萧条和经济危机,尤其是新政、社会保障法案和各类公共援助服务项目、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社工专业发展创造了难得机遇和适宜环境,社工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9]1930-1945年间,由于弗洛伊?跃?穹治龊腿吮局饕逍睦硌А⒊鞘猩缁嵫Ш投?垦芯康扔跋欤?⒚勒嬲?绻だ砺垩芯俊⑹滴裱芯亢驼?哐芯靠?计鸩剑?缁岜淝ㄓ肷缁岱?窆叵担?缟缁嵛侍獬梢虻囊蚬?叵涤肷缁岱?竦墓δ茏饔?cause and function)是milford会议的主题[30]。如社会服务机构运行环境或服务质量改善,社会服务对象分类研究和大样本抽样,像1934-1936年第二次匹茨堡抽样调查是对社会服务机构的评估研究,主要聚焦儿童福利、家庭个案工作、筹资、健康、人力资源、公共救济和矫正七个方面,奠定了社工研究基础。[31]1930-1945年间,由于社工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穷人,医务社会工作、精神治疗社会工作、儿童、家庭社会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是四个最早起源和密切相关的服务领域,msw课程为主,导致社工专业实务形成,为日后各式各样的社会工作专业实务模式形成奠定了专业实务基础。 四、专业化与实务模式大量涌现阶段 1946-1960年既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专业社会服务领域全面拓展的黄金时期,又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孕育萌芽和大量涌现的奠基时期,还是全国性社会工作专业组织成熟期。二战后欧美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战后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1946年通过《充分就业法案》和《精神健康法案》,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建成世界首个“福利国家”,标志着欧美战后长期经济繁荣、建设福利国家“社会共识”形成、民权运动和教育平等法、1960年代重新发现贫困、美国1962年《公共福利修正案》等为社工专业、实务和组织发展创造了适宜环境,尤其是1961年建立地区再发展署和1962年肯尼迪政府通过的《人力资源发展和培训法案》,标志着美国由强调实现“经济保障”的传统福利向强调“机会和发展”的新福利模式转变。[32]1951年英国学者马歇尔在剑桥大学的演讲,首次系统提出“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民权利理论”,加之美国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和教育平等法,政府的责任和公民社会权利成为主流价值观。[33]二战后,欧美国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就业、教育、机会均等、经济保障和精神健康服务,1960年代欧美“重新发现”贫困,综合性、系统性和社区服务为基础反贫困成主要问题。[34]1946-1960年代,欧美国家角色和政府职能再度发生重大结构变化,各国政府普遍提供“由摇篮到墓地”的全民性、综合性和连续性社会福利服务,“福利国家”角色成为时代特征。如1966年7月实施的美国老年医疗保健制度(medicare),以及医疗救助制度(medicaid)。[35]这一时期,欧美社会服务中福利性质色彩浓厚,“社会福利服务”是最主要的类型。[36]美国社会工作者队伍中1/4是硕士和博士,3/4是社会工作的本科生。与此相关,贝弗里奇报告、马歇尔公民权利和美国民权运动,确立公民社会权利的服务原则。同时,多种因素促使社工重新聚焦个人服务、个案方法和心理咨询、精神治疗,1949年建立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nimh),1950年代社工学院85%的学生选择个案工作为主修,相当规模上层人士和50%的中产阶段具有精神健康问题,退伍军人、普通人和穷人成服务对象。与此密切相关,社区为基础的精神健康社工服务成为当时发展最快和最主要、最重要的服务。20世纪60年代,一方面个案工作者开始将个案与群体工作“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社区服务、社区规划、反贫困运动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实践,不约而同共同推动社区工作方法的形成。[37]1951年,hollis?taylor报告建议:社会工作教育应局限于研究生层次。1952年美国社工教育理事会(cswe)成立,职责是认证全国社工学院研究生课程。msw的主导地位确立。[38]1955年,美国7个专门性全国协会组成新型的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社工专业发展、社工专业教育与专业权威达到空前高度(见表1),是美国社工专业发展历史中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年,欧美“科学”慈善,个案工作实务、督导、管理和“临床治疗”取向,richmond“社会诊断”,20世纪初期盛行的弗洛伊?跃?穹治觯?约笆抵ぱ芯亢屠砺勰J剑?又??狡诩湫似鸬摹靶形?蒲а芯俊保?偈谷嗣枪刈⒌恪坝筛鎏迦毕葑?蛳低承曰ザ?叵怠薄8??匾?氖牵?950年以来,以个案工作和精神 分析为基础的社会工作知识基础转变为以“社会科学”知识为基础和更加多样化,更加注重社会工作服务“干预过程和干预效果”,严格的、实证的、实务的和试验性社会工作研究设计、方法出现,实证主义和定量研究为主。当时,各类研究模式出现,主要是干预研究(intervention)、经验研究性实务运动(empirical practice)、定量研究(quantitative)、机构为基础的研究(agency-based)等类的实务研究激增。[39]1945-1960年间,时间顺序上最后出现的社区工作实务,却最早形成举世瞩目的“社区发展、社区规划和社会行动”三个经典实务模式,揭开美欧社工实务模式创建运动的历史序幕。[40]表1美国全国性社工专业协会与全美社会 工作者协会(新)历史变迁状况成立年份社会工作专业组织名称组织缩写1918美国医务社会工作者协会(aamsw)1919全美学校社会工作者协会(nassw)1921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旧)(aasw)1926美国精神治疗社会工作者协会(aapsw)1927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aassw)与硕士生1936美国群体工作者协会(aagw)1942美国社会行政学院协会(nassa)与本科生1946社区组织研究协会(全美)(asco)1949全国各协会间结构委员会(cias)1949社会工作研究组(全美)(swrg)1952全美社会工作教育理事会(cswe)1955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新)(nasw)注:根据美国社会工作历史的资料自行编制。带号的机构为组建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新)的7个全国性社会工作专业组织。五、社工高度专业化与实务模式成熟转型期 1970-2000年既是美欧社工高度专业化与西方社工专业权威、专业地位稳固期,又是美欧社会福利制度、政策模式与社工专业发展“第四波”结构性转型时期,还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大量涌现、迅猛发展和逐步完善成熟时期,社工专业发展首次具有“全球性意义”[41]。东西方“冷战”结束和“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海湾石油危机引发的西方世界经济危机,福利国家“财政危机”、英美新右派上台和全球性福利制度改革,是该时代最突出的结构特征。1970年代,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和主张社会、国家、企业、社区、家庭、个人“共担”责任的福利多元主义盛行,福利改革、社会保护流行、重新发现ngo和社区角色是例证。[42]美欧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似乎已非传统社会问题,而是“社会福利制度本身”,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尤其是福利依赖、工作动机、个人责任,工作与福利关系成主要问题。[43]在福利国家财政危机和新右派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美欧国家角色再次全方位结构性调整,国家承担有限责任,强调个人责任、工作福利(workfare)和内部市场等新右派观念盛行。[44]这一时期,尽管美欧国家“社会服务”性质并未发生实质变化,但是社会服务范围内容却发生重大变化,地方政府提供的多样化社会服务中,生产性和就业援助性服务是主体。[45]将个人工作作为国家福利提供前提的“工作福利”成为社工服务主要原则。同时,美国msw与社会工作本科生首次成为“专业人员”, msw是主体部分。1994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工作专业组织,会员达15万之多。1970年代,nasw将成员分成六类或六个等级,一是社会工作研究员(社会工作博士),二是证书社会工作者(msw和证书社会工作者学会会员:acsw),三是社会工作研究生,四是社会工作本科生,五是社会服务技术员(副艺术学位的社会服务或其他领域本科学位),六是社会服务助理(高中文凭),社会工作者队伍专业分化、专业分层和专业等级制清晰可见。1993年,美国两位学者对nasw成员构成状况的研究,清晰揭示nasw成员当时的构成状况(见表2)。[46] 表21993年全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会员基本构成状况分析层面构成状况性别构成男:18.6%女:81.4%种族构成白人:90.9%非洲裔美国人:4.2%拉丁裔美国人:3.1%亚裔美国人:1.3%印地安人:0.5%教育水平硕士:86.9%博士:8.8%本科:4.3%服务年限不足10年:92.8%服务形式直接:71.6%管理与督导:19.1%教育:4.5%政策与研究:1.2%注:根据全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历史资料自行编制。这一时期,美欧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空前多样化,越战老兵、犯罪青少年、健康与精神健康、国际移民、职业社会工作(occupational)、家庭与儿童、老年人等成主要对象。更重要的是,美国社工实务领域和服务范围内容发生重大结构性转变,形成鲜明的“社会工作实务范围内容健康化和社会工作实务主题健康化”趋势 ,健康与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成为社工实务的主要范围和服务主题,绝大多数社工在健康类社工领域工作。1991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成员中,32?7%的会员在精神健康领域工作,12?5%的会员在医疗照顾领域工作,4?7%的会员在学校社会工作领域工作,4?6%的会员在物质滥用领域工作,4?5%的会员在老龄服务领域工作,3?2%的会员在残疾人服务领域工作,10?2%等的会员在其他实务领域工作,即整合型实务领域、矫正、群体服务、职业社会工作、公共援助和其他服务。[47]同时,除个案、群体和微观社工方法外,发展最快的是“宏观取向”的社会工作,1993年三位美国学者撰写《宏观社会工作实务》一书首版并迅速修订三版是典型例证。[16]1970年全美社工协会,1974年美国社工教育理事会先后批准“专业性社工本科课程(bsw)”,引发社会工作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争论,社工专业“继续教育和国际教育”体系日趋成熟。 年代是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复兴期,80年代是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发展和提高期,90年代是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战略规划与改革调整期,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达到新的水平。美欧社会工作研究进入崭新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工作研究领域、研究议题、研究项目、研究资金、研究队伍、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空前繁荣多样,而且社会工作研究与证据为本的决策、社会服务机构全面质量管理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研究质量显著提高。[48]此外,美欧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的兴旺发达状况可以从其兴办专业期刊杂志窥见一斑(见表3)。[49] 表3美英社会工作专业期刊基本状况年份期刊名称主办者或单位1927social service review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34social work today -1956social worknasw1970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basw1973journal of sociology social welfarewest michigan u1976health and social work aamsw1977social work research abstractsnasw1978practice digest;social work educ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issuescswe注:根据英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历史资料自行编制。1970年代,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实务进入成熟时期,社工专业实务领域广泛多样,以通才为基础的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specialization on a generalist base),社工理论与实务理论研究发达,各类社工专业实务模式大量涌现,基本奠定了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实务模式的体系框架。1958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专门委员会首次正式界定“社会工作实务”概念框架内涵,[50]试图为美欧日趋多元化和日趋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提供共同性社会工作实务框架(practice framework)和通才性专业实务模式(generalist practice),发展“通才为基础的专业化”。1970年,美国学者bartlett的著作,首次建构“社会工作实务的共同性基础”理论模式,[51]标志社会工作研究、社会工作实务理论、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理论和社会工作一般性理论诞生。美国学者turner研究发现,1986年,美欧已有20多种理论体系解释社会工作实务。[52] 例如精神心理分析、人类行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生态学观点、女性主义实务、增权实务与模式、生物学和各类治疗模式、多元文化实务、种族敏感的社会工作实务、国际社工实务等。更为重要的是,1970年代,美欧学者开始出版大量学术专著,系统总结社工实务模式,如从个案工作、群体工作和社区工作角度,全面总结三大方法中的理论模式与实务模式。[53-55]美学者johnson 1983年首版、1989年第三版《社会工作实务:通才视角》列举了27种实务模式,如沟通—互动型模式(communicative?interactive)、危机干预模式(crisis intervention)、两种发展型模式(developmental)(boston tropp)、现存模式(existential)、女性主义实务模式(feminist practice)、功能模式(functional)、格式塔治疗模式(gestalt therapy)、整合性模式(integrative或integrating practice models)、生态学的系统工程模式(ecological systems model)、生活模式(life model)、地方发展模式(locality development)、协调模式(mediating)、解决问题模式(problem solving)、社会心理模式(psychosocial)、理性模式(rational)、现实治疗模式(reality therapy)、治疗性或补救性模式(remedial)、处境化模式(situational)、社会行动模式(social action)、社会目标模式(social goals)、社会化模式(socialization )、社会规划模式(social planning)、社会行为模式(social behavioral)、结构性家庭治疗模式(structure family treatment)、交易行为分析模式(transactional analysis)、任务模式(task)、价值观澄清模式(value clarification)等。说明1970年以来,美欧社会工作实务、研究、教育和专业发展达到新高度,社工一般理论、实务理论、社工教育和实务研究,尤其是实务模式是专业发展最佳例证。[56] 六、全球化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发展阶段 2001-2011年是全球化或国际社会工作专业化与全球性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发展阶段。2000年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全球化和中国和平崛起成为显著时代特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清晰阐明,和平、发展和增进全人类健康福祉成为普世性价值观。[57]美欧国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社会平等与社会公平”,这种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社会平等与社会公平,不仅是国内层面的,而且是全球层面的,社会质量理论、人类发展指数、普世价值理论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等是典型理论关怀。[58]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民族主权国家和政府传统角色面临空前挑战,如何科学界定政府职能,按照新公共服务模式改革政府,建立现代服务型政府,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59]2000年以来,公共服务、社会服务、福利服务、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服务和个性服务流行,美欧流行最高层次的“灵性”(spiritual)社会工作,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公共服务。[60]世界金融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占领华尔街、欧盟和欧元危机、欧洲各国反对削减福利的全国性罢工和抗议活动,说明新右派和传统“福利国家”的路线均告失败。依据什么原则提供社会服务成为社工界反思和讨论议题,如预防、丰富和均衡性发展。[16]2000年以来,美欧社会工作已成为成熟的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由不同层次的专业人员构成。美欧社工服务对象中传统的“弱势和劣势群体”已非主流,相反,普通公众和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尤其是广大中产阶级、白领阶层和行政管理人员成为服务对象。这个时期,美欧人群的社会需要、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发生重大变化,身心灵社四方面,尤其是经济保障、服务保障、机会均等、就业援助服务、人力资源培训等成为主要服务内容。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更加注重服务效果,证据为基础的研究和宏观的政策倡导、社工专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专业能力建设与社会治理动员等宏观性社工方法日益增多。[61]美欧社工专业教育呈现越来越强调行动和反思教育理念,强调课程基本标准、文化特色以及国际发展相互融合,强调教育者集教育、研究以及社会服务为一体的趋势。[62]这一时期,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进入崭新阶段,在日趋成熟过程中不断追求完善。证据为本研究、行动研究、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使社工专业成为研究型服务。美欧社工教育、社工研究、社工专业发展和高度专业化社工实务,使社工实务模式日趋社区化、专业化、精致化、种族化、文化化和理论化(见表4),灵性社工实务模式就是例证。 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实务模式历史变迁基本状况分析层面1750-19001901-1920s1930-19451946-1960s1970-20002001-2011宏观背景工业革命重心移美危机战争福利国家福利改革全球中国主流观念谴责穷人实用主义政府责任公民权利自由多元发展福祉主要问题贫困乞讨贫困疾病就业贫困发展就业工作福利社会融合国家角色有限责任社会责任配置分配福利国家经济国家服务型政府服务性质慈善救济公益服务共社服务福利服务就业服务身心灵服务基本原则更低标准选择社群全民性公民权利工作福利预防与优质服务人员中产妇女大学生为主专业社工msw和本科生博硕与本科生博硕与本科服务对象家庭穷人人群社区需要人群富人与中产阶层老弱病残公众服务内容经济服务社会服务教育健康精神健康精神医务身心灵社服务方法直接微观间接中观个案群体群体与社区微观宏观整合宏观社工教育尚属空白兼职与mswmsw本科生msw本科生形成体系专业能力专业发展萌芽孕育半专业化奠基时期nasw创立专业成熟追求完美社工研究社会调查经验总结社工研究研究发展繁荣质量研究专业实务模式无实务模式社工实务专业实务社区实务实务模式精细模式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的感悟,现实的关怀——简评《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 农民工是社会变迁的伴生物,同时也是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当代中国民工潮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目前已成为至关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自然成为学者们探讨和研究的焦点。池子华教授的新著《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农民工》)就是以农民工的近代“经历”为考察对象,揭示中国社会演进、变迁历史轨迹的学术专著。 可以说,当代农民工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近代农民工的考究却门庭冷落,少有问津,这是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一大缺憾。《农民工》以苏南为中心对近代时空下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和流变做了全方位、立体式的阐释和考察,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并在这一研究领域树立了新的界碑。“历史是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该书第 2页)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有将当代农民工问题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及时代特征。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地以近代农民工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史学专著,实现了中国民工潮历史与现实研究的对接,填补了近代农民工历史研究的空白,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农民工》一书共 13章,36万言,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内容翔实,剪裁精当,在占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近代农民工的源流、生存状态及农民工与近代城乡的互动,探究了近代农民工调控模式的成败得失,并以史为鉴,昭示了农民工的历史走向。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史学研究专著,但通读全书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浸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作者立足近代时空,在文字和情感上深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用实证的手法、严肃却不失人性化的笔调,展现了近代农民工群体的期盼与失望,抗争与无奈,弱小与强大,卑微与崇高,理智客观地分析了近代社会中的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群体作用下的近代社会。读罢此书,既有学理上的启迪,又有思想上的震撼。 该书作者池子华教授是著名的流民史研究专家,是近代流民史研究的开拓者。“农民工属于流民的范畴”,(第 20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一书可以看成是作者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入和细化,也可以说此书的完成是作者厚积薄发的心力结晶。此书开拓了近代农民工研究的新领域,也标志着著者在流民史研究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农民工》一书延承了《中国近代流民》、《中国流民史 ·近代卷》和《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等专著的主体思想与一贯的风格和优点,同时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尤其值得称道。 其一,史料翔实,考订精确 本书资料的来源涉及以无锡为中心的苏南地区近代时期的报刊、档案、官修正史和稗官野史等搜罗广博,丰富翔实。特别是一大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的运用,在恢复历史原貌方面多有贡献增强了论述内容和论证的临场性、客观性和可信度,引领读者深入旧时的历史时空,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和感受作者笔下的社会节奏和历史脉动,平易而真实,直观而深刻。资料丰富、翔实、新鲜,使本书显得厚重、扎实。而对资料的剪裁、鉴别和分析作者更是不遗余力。如作者对“拾熟煤工”的界定,足见作者在引用资料方面进行了充分的鉴别与分析。李钟瑞的《无锡劳工状况》想当然地把“拾熟煤工”归为“小工”行列,看似合理但作者认为“拾熟煤工”属于“拾荒”群体,不能归类于近代意义的“工种”,自无所谓工人。(第 84页)又如在人力车的起源和传人中国的时间考证上,作者斟酌了多种著作的多种说法,最后在起源问题上考虑到其他说法的不确定性,“暂从”1870年说;而在传人中国的时间上,作者否定了《民国三教九流》书中的1874年 3月24日说,因为《申报》上早在 1874年月29日已有《记新式小车》的明证。小问题,却显真功力,作者精益求精的精神和态度跃然纸上。 其二。视野开阔。论证深刻 该书以社会史为基本切入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力求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透视。同时把整体性研究与区域(苏南)性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个案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研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提高了学术水平。该书视角独特,视野开阔,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力。在谈到农民的分化与流动时,利用了信息经济学中的“搜寻理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向心流动作了恰如其分的深刻阐释(第 35页)。在对农民离土的非经济因素的阐述中,文中多处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剖析了面对乡村的衰落和城市的诱惑,农民如何做出自己的取舍,最终顺理成章地投入斑驳陆离的城市生活。读后让人感觉作者的分析合情人理。多学科的交叉与对话也擦出许多智慧的火花。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碰撞和交流之下产生的“城市适应”理论就是一个例子,也是该书的闪光点之一。 其三。技巧娴熟。独具匠心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社会问题,与各种社会表象和社会事件牵绊缠绕,如何在云雾遮罩的社会运行中理清这一问题的脉络,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利用一定的技巧。这一点在该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对农民工考“量”过程中,作者在“统计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在“很难用精确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的情况下,巧妙地作出了自己的一些基本估计。作者以农民的“离村”资料为基础,粘结其他相关资料片段,利用统计学方法层层推演,步步深入,最终把农民工的考“量”数据从“离村”农民中剥离出来。富有思辨性,极具技巧性。 在史料运用上,该书亦匠心独具。书中引用了一张 1919年刊印的沪宁路列车时刻表,看似平淡无奇,作者却独具慧眼地将其缀入文中,使论文增色不少,直观而又极具说服力的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交通便捷是苏南民工群集上海的重要因素。看来一些琐屑破碎的片段资料如果处置得当,在特定场合下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四,语言清新。引人入胜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论者表达观点的工具。一些学术著作往往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或“拒人于千里之外”,这除了与学术著作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外,还与学术语言和广大受众的疏离不无关系。该书用一种清新别致的语言不仅完成了农民 工问题的理论诉求,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生动而 又多彩的农民工世界,读后感触颇深,令人难以忘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大量引用了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农谚、顺口溜、市井小调和民间歌谣,这些口口相传的通俗史料生动再现出一幅幅历史场景,为该书的论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书的语言风格可以看作是史学著作语言的一 种新的尝试,值得推介。 其五。强烈的现实关怀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的“农民工”问题顺理成章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该书贯彻了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理念,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作者论证的是农民工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却从来不是孤立地就近代谈近代,而是以近代为凭借,最终归宿于现实。如作者所言,“只有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 ,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把握未来”。该 书是作者对历史的解读和感悟,但却体现出强烈的 现实关怀。这一点在“农民工的调节与控制”一章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在充分分析和总结近代农民工调控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尽管这些调节控制模式在近代中国成为泡沫,但仍具有深沉 的时代价值”,并“为从根本上解决包括农民工在 内的农民离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正体现了对现实的回归。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组织方式、社会驱动方式、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如何充分发挥民工潮的积极作用,又能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已成为困扰中国的一大难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那些逝去的现实确实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该书的时代价值不言而喻。 该书的闪光点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应该承认,由于该研究课题的开创性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该书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农民工的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如农民工多边关系的研究,苏南农民工向海外的劳务输出研究等都有待于开拓。其次,比较研究尚显不足,这应是作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再有,如果能进一步积淀和提高不同学科间的理论知识,内容会更臻完善。尽管《农民工》一书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第一部系统的近代农民工研究专著,它的出版架构起农民工群体的史学研究体系,拓宽了中国近代史及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同时该书为解决当今社会中的农民工问题提供了颇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值得研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析陈寅恪与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 论文关键词:陈寅恪 研究法 明代小说 论文摘 要: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师,他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这种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对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师中陈寅恪是其中非常有特点的一位。正如学界所说的,胡适是哲学家,俞平伯是文学家,王国维的优势在政治和理论,而陈寅恪却是历史学家。与胡适在学术研究上主要采用考证的方法不同,陈寅恪是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他将考证的方法与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打通了文学的内部与外部。陈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研究开辟了古代文学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陈寅恪用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对唐传奇的研究。对唐传奇兴起原因的探讨一般认为“温卷”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先生亦引用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记载说明这一点。但认为对唐传奇影响更大的是古文运动。早期写传奇小说的人,如元稹等人都是古文运动的主将。所谓的古文与小说是二者一也。而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安史之乱有很大的关系,由安史之乱上推到了唐代前期河朔文化的兴起,河朔文化与唐代的种族分布又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这样的研究方式,就说明了唐传奇的兴起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深入地指出了其兴起与唐代社会种族之间的关系。具有文化研究的意味,同时加深了研究的深度。陈先生的学生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一书中继承了他的这一研究方法。目前学界,陈寅恪关于唐传奇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陈寅恪先生对学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唐传奇的研究上,而是他的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后世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式。在明代的小说研究中,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在《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考证上这种方法运用得最为充分。著名的明史研究专家吴晗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写了三篇文章论述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是在万历年间。他的依据主要是,《金瓶梅》中有皇帝向太仆寺借马价银的细节。历史上只有在万历十年以后,皇帝借用马价银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多,吴晗先生据此推测《金瓶梅》成书时间的上限是万历十年。其次,根据小说中戏曲的演出情况,《金瓶梅》中的戏曲唱的都是海盐腔,而此唱腔在万历时期很盛行。再次,根据历史上万历时期佛教的兴衰情况。确定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吴晗先生以他深厚的历史功底与史实的证据使得万历说压倒了嘉靖说。 黄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在万历17年到万历24年之间。黄先生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与两个壬辰年有关系。一作者选择小说的开场时间是在壬辰年即政和三年。二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是混乱,独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推算往往不误。说明作者可能是从这一年开始创作的,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黄先生更进一步由此推测《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这时已故的李开先、薛应旗、冯为敏、和将死的王世贞、徐渭,尚年幼的沈德符、未出世的李渔。并且认为笑笑生在抄《水浒传》时所作的改动,暴露了他习惯用吴语和对山东地理十分模糊情况,而且如果是山东人的话也没有必要在描写山东发生的事情时加入吴语。并且在小说中存在着不符合山东口气的地描写。所以作者应该是一个南方人,懂得北方的官话、方言和习俗,但又不是十分的熟悉。黄先生发现了屠隆曾经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所以,推测《金瓶梅》的作者试屠隆。 黄霖先生对《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推测也是建立在社会与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亦是一种文化的阐释方式。 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明代小说史中也是常见的研究方法。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应该是典型的例子。陈先生主张,当涉及某一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时,一般都应将它置于“竖”与“横”的交叉点上现实价值与意义。所谓“竖”是指考察它所受先前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对后来小说创作的推动作用;而所谓的“横”则是把握它与当时的小说创作以及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横向考察时,小说与时代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也就是一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只有将小说与它所产生的时代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揭示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前代小说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在《明代小说史》中陈先生提出了自宣德以下的7朝是通俗小说创作的萧条期,通俗小说在这一阶段中的创作竟是一片空白。对这一特殊的小说史现象进行解释时论述了明初文学创作的概况与氛围,通过对明初诗文、戏曲与说书等文学样式发展状况的考察,说明在当时阴冷肃杀的环境与氛围中,整个文学的创作都步入了低谷,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文学样式的之一的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从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上为小说创作的萧条进行了解释。随后,从政治的角度解释了小说发展停滞的原因。考察统治者对小说的具体态度。明初统治者一方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同时又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学。文化思想界这种环境与气氛,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已问世的作品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从传播的角度上,阐释了小说创作空白的根本原因是明代初期印刷业的落后。这就将通俗小说的流行与明初的经济技术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了。陈先生的这种观点,在明代小说史的研究上是眼光非常独到的。陈先生在对明代小说的研究上运用的亦是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将明代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与通俗小说联系起来的考察方式填补了明代小说史研究上的空白。 陈寅恪先生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学界广泛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利于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社会历史经济上的深层原因,加深研究的深度。但是在运用的时候,要注意以文本的研究为根本,不能本末倒置,把文学作为某种社会历史经济现象的注脚。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五代十国收养假子风气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根源 摘要:五代十国时期流行着广泛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上至皇帝、国王,下止将相大臣,无不如此。五代时期的这种社会风气是受唐代宦官大肆收养假子的风气影响而形成的,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超乎君臣或上下级的更加亲密的关系,增强内部凝聚力,从而结成一种紧密的政治军事集团,为夺取或巩固政权服务,或者维护已经取得的政治利益。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与泛滥也与儒家伦理的缺失有着很大关系。 关键词:五代十国;收养关系;假子 作者简介:杜文玉,男,陕西渭南市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维斌,男,甘肃张家川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五代十国时期曾经广泛地流行过收养假子(义子)的社会风气,其影响之大,波及之广,超过了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关于唐五代假子问题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初步的研究,如谷霁光的《泛论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军、义儿》、戴显群的《唐五代假子制度的历史根源》和《唐五代假子制度的类型及相关问题》、田玉英的《论王建的假子在前蜀建立中的军事作用》和《关于王建假子的情况及王建与假子的关系蠡测》等文章。谷霁光的文章主要从军制的角度研究了这一时期私兵、义儿与亲军的关系,对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没有更多涉及。戴显群的文章把这一时期的假子分成了三种类型,并认为唐五代收养假子的风气根源于胡族的收养假子的风俗,这种观点能否成立还值得商榷,且其侧重点主要在唐代,并非专门研究五代这种风气的专论。田玉英的研究仅涉及了前蜀一国的情况,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鉴于以上这些情况,故对五代十国时期的这种社会风气有重新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 针对五代十国时期广泛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在其撰写的《新五代史》中专门写了《义儿传》1卷,共收入了晋王李克用的8位假子的生平事迹。按照欧阳修的说法是:“其可纪者九人,其一是为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进、存璋、存贤。”之所以说收入了8人的事迹,是因为李嗣源后来当了皇帝,即后唐明宗,其事迹自然要收入本纪,于是便只能缺少一人。按照欧阳修的本义《义儿传》应收入10人,因为李克用的另一假子李存审的孙女为宋太宗的皇后,欧阳修作为宋臣,心存忌惮,于是便恢复其原姓,以符存审之名将其传编入其书卷25《唐臣传》中。 李克用的这10名假子都是战功卓著,可以独当一面的大将,其中李嗣昭、李嗣本、李存进3人战死于沙场,李存孝因反叛被李克用诛杀,李嗣恩、李存信、李存璋等人壮年病卒,只有李存贤与符存审两人老病而死,算是得了善终。在10人中以李嗣源活得最久,他是沙陀族人,本名邈佶烈,因其跟随李克用作战勇猛,遂被收为养子。李克用之子李存?怨ッ鸷罅海??⒑筇仆醭??畲?约春筇谱?凇@钏迷蠢?梦褐荼?涠崛〉畚唬?烦铺泼髯冢?谱?谒烙诮???洹F涫道羁擞盟?盏募僮硬⒉唤龃?0人,欧阳修说:“唐自号沙陀,起代北,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虢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能够编成一军,可见人数不少。这支义儿军战斗力极强,属于李克用的牙兵部队之一。《旧五代史·李建及传》说:“李建及,许州人。本姓王,父质。建及少事李罕之为纪纲,光启中,罕之谒武皇于晋阳,因选部下骁勇者百人以献,建及在籍中。后以功署牙职,典义儿军,及赐姓名。”李建及以牙职统率义儿军,证明义儿军就是牙兵。李克用赐其姓李,又命其典义儿军,说明李建及也是其假子之一,因为义儿军通常都由其假子掌典。如李嗣本,本姓张,因功升任义儿军使。符存审,也是以假子的身份掌典义儿军的。李存进、李存璋、李存贤等,无不是以假子而任义儿军使的。未收入《义儿传》而史书有所记载的李克用假子还有李存颢、李存实等人。 在五代十国时期大量收养假子的并不仅限于李克用一人,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凡割据者无不如此,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皇帝收养的假子。如建立五代第一个王朝后梁的朱全忠,就收有不少假子,如朱友文、朱友谦、朱友恭、朱汉宾等,或为禁军大将,或为节度使,其中有的还封了王,如朱友文封博王,朱友谦封冀王。在十国中,以前蜀皇帝王建收养假子最多,据《十国春秋》一书的记载共有45人之多,这些都是地位较高,立有专传者。另据记载,王建收养的假子总人数达120人之多,这些人在建立前蜀的过程中多立有大功,且多具有很高的地位,如王宗佶、任太师,总六军,封晋国公;王宗侃任太保、中书令,封魏王;王宗滁任东川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翰任同平章事,封集王;王宗弼任太师、中书令、判六军,封齐王。《前蜀列传》其他诸假子皆分任各种要职,掌握着前蜀的各种军政大权,是维护其统治的骨干力量。就连建立较晚的北汉,其皇帝也收养有假子,如刘继业,本姓杨,作战勇敢,人称“杨无敌”,任建雄军节度使,被汉睿宗刘钧赐姓刘,收为假子。这位刘继业入宋以后,恢复了杨姓,原名业,有子6人,皆勇猛善战,社会影响甚大的杨家将的故事即以此为原型。再如刘继忠,也是刘钧的假子之一。刘继颐,本为幽州节度使刘守光之子,刘守光败死后,他人五台山削发为僧,由于善于经商,获利多用于资助北汉财政,被刘钧列入宗姓,收为假子。 2、大将、节帅收养的假子。如凤翔节度使、岐王李茂贞,在唐末五代割据于关中西部,势力最大时占据数十州,其部下大将中有不少人为其假子,如杨崇本,“幼为李茂贞之假子,因冒姓李氏,名继徽”,其在李茂贞手下任??州节度使。李彦韬,原名温韬,被李茂贞收为假子后改名李彦韬,任义胜军节度使,曾将其境内唐朝诸帝陵盗掘,包括唐太宗的昭陵,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李继远,原名符道昭,为秦宗权部将,秦宗权失败后,投奔李茂贞,被收为假子并改名,后来官居秦州节度使。此外,李茂贞假子还有李继臻、李继诲、李继密、李继鹏、李继忠、李继筠、李彦弼、李彦琦、李彦询等人,他们或为节度使,或为禁军将帅,结成了一个颇具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后梁大将霍存,收霍彦威为假子,在后梁历任??宁、义成、天平等镇节度使,在后唐历任武宁、平卢等镇节度使。再比如河中节度王重盈有假子蒋殷,曾任武宁节度使。类似情况还很多,不——列举了。 3、富人、豪强收养的假子。如王晏球,少年时被汴州富豪杜氏收为假子,后投靠朱全忠,历任右千牛卫将军、龙骧四军指挥使、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在后唐历任归德、天平、平卢等镇节度使,并改名李绍虔。再如孔循,被汴州富商李让收为假子,于是改姓李。李让又被朱全忠收为养子,他又改姓朱。朱全忠之子的乳母喜爱他,遂收养于室中,这个乳母的丈夫姓赵,于是他又改姓赵。荆南 国王高季兴早年也被李让收为假子,李让被朱全忠收为假子后,他又改姓朱氏,其后地位渐高,才恢复了高姓。这些假子都是身居高位才被史书记载的,没有显达而疏于记载还不知有多少。 4、假子收养的义子。在五代十国时期,被人收养为假子者,也纷纷仿效其养父行为,大肆收养他人为假子。如李茂贞曾为唐末大宦官田令孜的假子,一度改名田彦宾,而李茂贞养子杨崇本又收??州留后李保衡为假子。唐明宗为李克用的假子,他也收有一些假子,如张彦超,历任蔚州刺史、晋昌军节度使;李从珂,本姓王,被明宗收为养子,后来还当了皇帝,即后唐末帝。前蜀皇帝王建也是一个假子,他早年在神策军任职时,被大宦官田令孜收为假子,其创建前蜀政权的过程中又收养了大量的假子,以供其驱使。 在这一历史时期就连许多帝王本人也是假子身份,除了唐明宗、唐末帝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周世宗。周世宗本姓柴,为周太祖郭威的皇后柴氏之侄,郭威无子,遂将其收为养子,郭威死后,继位为皇帝。欧阳修在《义儿传序》中说:“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指的就是这3位皇帝。其实,五代皇帝中为人假子者并不仅此,晋高祖石敬瑭应该也是其中一位。石敬瑭是沙陀人,唐明宗的女婿,后唐末年任太原节度使,勾结契丹举兵反叛,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义父,推翻了后唐统治,建立了后晋政权。在十国的皇帝或国王中,除了前蜀王建、荆南高季兴为假子身份外,南唐的开国皇帝李异也是一个假子,其幼年为孤儿,被吴国杨行密收养,因为杨氏诸子不容,于是又被吴国大臣徐温收养,取名徐知诰,称帝后才恢复了李姓。北汉少主刘继恩,本姓薛,其父娶北汉世祖刘崇女为妻,其父死后,刘崇因为其子刘钧无子,遂命其收刘继恩为养子。刘钧死后,刘继恩继位当了皇帝。北汉的最后一位皇帝刘继元也是一个养子,他是刘继恩的同母异父兄弟。刘继恩之父死后,其母改嫁何氏,生刘继元,不久刘继元父母双亡,刘钧遂收其为养子。刘继恩被供奉官侯霸所杀,于是群臣拥立刘继元为帝。 以上这些还不是这一历史时期收养假子的全部情况,充其量只是一些比较典型的事例而已,即使如此,也能充分地反映出这一时期收养假子社会风气的普遍性。 二 关于唐五代时期收养假子社会风气形成的历史根源,有人认为是受胡人收养假子风俗的影响,但是却没有举出哪一个胡族具有这种风俗,那怕是一条直接的史料也没有。又说“胡人强调部落观念,而父系家庭观念淡薄。”其实我国古代收养假子的现象出现很早,具体在什么时代虽不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诗经·小雅》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后遂以螟蛉为假子、养子、义子的代称,说明早在上古时代社会中就已经有收养现象存在。尤其在儒家取得独尊的地位后,其学说影响进一步扩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深入人心,因为无后,就会导致其先祖无以承,后世无以为继,故没有生育能力的家庭,往往都会通过收养的办法解决家族的延续问题,遂使得社会上的收养现象进一步增加。唐五代时期的这种风气实际上就是上古这种社会现象的延续,与胡人风俗根本无涉,更何况胡人“父系家庭观念淡薄”,既如此,如何能产生收养假子以继承家族香火的观念呢?在唐代内迁到中原的胡人收养假子的行为,不是本民族习俗的体现,恰恰相反,却是受汉民族影响而出现的一种行为。 五代十国时期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与其他历史时期收养假子的社会现象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无两样,然而仔细分析后,便会发现其所具有的独特历史特点。这些特点是: 第一,收养的人数不同。历代收养假子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因此收养的人数极为有限,通常为一至数人,一些王朝的法律也对收养人数进行限制。像五代十国时期这样大规模地建立收养关系,收养人数之多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传宗接代之需,且绝大多数收养者都有亲生之子,故这种收养关系显然不是为了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第二,收养的对象不同。我国历代法律对收养大都有许多限制,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建立收养关系。如《唐律》规定:“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若自生子及本生无子,欲还者,听之。(疏议)日:依户令:‘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既蒙收养,而辄舍去,徒二年。若所养父母自生子及本生父母无子,欲还本生者,并听。即两家并皆无子,去住亦任其情。若养处自生子及虽无子,不愿留养,欲遣还本生者,任其所养父母。即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可见无子之家只允许在同宗中选择小儿收养,禁止擅自收养异姓为养子,如收养异姓之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被亲生父母遗弃的,二是指3岁以下的小儿。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遗弃的幼儿如没有人收养,将会冻饿而死。然在五代时期完全打破了这种法律规定,被收养者多为骁勇善战之士,且多是具有一定地位的将校,并不存在生存之虞。 第三,收养者不同。从五代前后的历朝情况看,建立收养关系的情况多发生在民间,虽然社会上层也不乏有收养关系的存在,与民间相比毕竟不占多数。五代时期就不同了,大规模地建立收养关系不是发生在民间,而是发生在社会上层,上至皇帝、国王,下止将相大臣,无不投身于其中。即使有类似李让这样的富商参与其中,但也与政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从其被梁太祖朱全忠收为假子可知。 第四,被收养者的年龄不同。历代收养的假子多为幼儿,长期与养父母生活在一起,有利于家族观念的培养。五代时期虽然不排除有幼儿收养的例子,如南唐皇帝李异,但大多数却是成年男子。如唐明宗李嗣源比其养父李克用小10岁,因善于骑射得到李克用的赏识,遂收为养子,建立收养关系时,李嗣源显然已是成年男子。甚至还有养子比养父年长的事发生,如晋高祖石敬瑭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养父时,年已44岁,而耶律德光年仅41岁。 从以上这些特点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历史时期广泛存在的收养假子的目的,不在于传宗接代,延续家族烟火,而是另有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收养者通过建立收养关系,与被收养者形成超过君臣关系或上下级关系的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增强内部凝聚力,从而结成一种紧密的政治军事集团,为夺取或巩固政权服务,或者维护已经取得的政治利益。关于这一点,欧阳修已经明确地指出过了,他说:“盖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将相,岂非因时之隙,以利合而相资者邪!”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这一历史时期被收养的对象,或为勇猛善战之将,或为智谋权诈之士,不少人还具有较高的地位,或握有较大的兵权。 问题是夺取天下,致位将相的方法很多,为什么在其他历史时期没有这种情况存在,而偏偏在五代十国时期出现,这就需要认真探讨了。 五代十国时期处在唐宋交替之际,不仅其制度直接沿袭了唐制,在社会风气方面也深受唐代的影响。众所周知,在唐代宦官断朝政,自唐玄宗朝高力士弄权以来,直到唐末一百数十年间,宦官专权的局面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关于唐代宦官权势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的原因,日本学者矢野主税认为宦官诸职制与假子制是宦官获得权势并能够长久持续的原因。这个观点直到现在看来,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所谓宦官诸职制, 藩镇割据,军阀混战,是五代十国时期一个突出的社会特征。在长期的混战中,原来的社会秩序与社会上层结构被彻底打破了,旧贵族、旧官僚或死或逃,有的甚至穷途潦倒,一大批出身于社会下层的人登上了政治舞台,藩镇做天子几乎成了通例;其将相大臣或出身行伍,或出身于胥吏,受儒家思想观念影响较小。即使有少数科举出身的人,也是投靠藩镇,屈居幕僚,随着藩帅升为天子,他们也就攀龙而跻身于高位。即使如此,也要看武夫脸色行事,才能保其禄位。社会上层结构的这种变化,必然导致对儒家思想理论的忽略,重武轻文成为这一时期普遍的意识。后汉重臣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不喜文人。曾说:“文人难耐,轻我辈,谓我辈为卒,可恨,可恨!”他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即“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若毛锥子安足用哉!”“毛锥子”是指毛笔,这里指掌握儒家思想的文人学士。后汉宰相王章也说:“此辈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国邪!”“算子”指算盘,讽刺儒士不懂吏务,是一种轻视排斥文士的表现。正是由于统治阶层中存在着这种轻视文士儒生的意识,所以他们对儒家所提倡的礼乐制度深恶痛绝,后汉枢密使杨??曾说:“为国家者,帑廪实,甲兵完而已,礼乐文物皆虚器也”。这是轻视儒家“名教”观念的一种反映,与历代莫不重视礼乐制度的 健全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儒学研究不仅毫无成就可言,就连文化素质也严重地下降了。以科举考试为例,在唐代以进士科最为社会所重视,录取人数在诸科中最多;然在五代时期却以明经科录取人数为多,此科主要考“帖经墨义”,能死记硬背就有可能考取,相比进士科要容易得多,故人们趋之若鹜。周世宗时加强对科举的管理,对已录取的新科进士进行复试,时有及第者被淘汰,有时竟出现被淘汰者占到录取名额一半的奇怪现象。考生如此,考官的素质也好不了多少,有的主考官出不了考题,竟然要自己的门生来帮忙。可见这时的文化教育已经衰退到何种程度,而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儒家经典。 由于教育事业的衰退,统治阶层文化素质的急剧下降,使得儒家思想的影响大打折扣,伦理纲常观念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也就大大松弛了,于是才出现了欧阳修所说的“人伦坏”的结果。为什么儒家思想的缺失会导致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呢?因为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三纲五常”思想,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前者是用于调整和确立古代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后者则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可见“三纲五常”具有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此外,“三纲五常”观念体现的也是一种个人修养,这一点在“五常”方面体现得更加突出。两千多年来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设计 浅谈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设计 所谓教学设计,是指教师以正确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原理为指导,按照一定的教学目的和要求,针对具体的教学对象和教材,依据现有的条件和自身的实际,对教学的整个过程及其具体的环节作出的一种预期的设计。一份成功的教学设计,笔者认为应关注以下两大方面: 1关注设计的对象——学生和教材 1.1教学设计应基于对学情的科学分析: 课堂教学的设计首先要从学生入手。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一堂成功的课,应该是学生进行分析、思考、探究的过程。我们知道,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生命个体,他的知识经验、认知水平不同,课前预习的程度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在设计教学方案时充分地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比如:对于一段材料,学生可能知道了什么,知道了多少,又有哪些是有可能不知道的,教师应“心中有数”;对于一个问题,学生可能会怎么答,自己又该怎么引,教师应多做假设,多估计些情况,使设计更有深度和广度。这样,教师才能从容不迫地面对学生,才能胸有成竹的进行对话,也才有可能收获许多意想不到的精彩。 1.2教学设计应基于对教材的正确处理: 教材是落实课程标准,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载体,也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主要依据。《历史与社会》课程力求把各学科领域彼此孤立、相互隔离的内容体系,改造成为各学科领域有机联系的课程体系。这就要求教师在处理教材时创造性地联系相关学科知识,实现知识的融会贯通,开阔学生的视野。例如在讲到林则徐“虎门销烟”时,学生本能地认为,“销烟”,就是用火把鸦片给烧毁。实则不然,“销烟”其实是利用氧化钙遇水后会散热并形成有侵蚀性的氢氧化钙这一原理来销毁鸦片的,这就将科学学科的知识融进了历史与社会学科的教学。 当然,在处理教材时,教师还应根据教学设计的需要而有所选择,或适当增减,以期更好地提高课堂效率。例如在学习 “京杭大运河”这一内容时,总会延伸到历代对京杭大运河的评价,此时本人补充了历代诗人描写京杭大运河的诗句,如皮日休的《汴河怀古》、宗元鼎《炀帝冢》、胡曾《汴水》、李敬方《汴河直进船》,在诗句中让学生自己筛选、归纳、整理出有用的资料,再结合课本内容,来叙述京杭大运河的利弊。这种设计能使学生参与其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避免了教师一讲到底的现象,使教师真正成为了学生学习的引导者,符合了新课程的理念。 2关注设计的内容——教学过程 新课程非常注重和提倡课堂的动态生成,因为教学过程本来就是一个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动态建构”的过程。动态生成的课堂必定是一个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课堂,是一个学生“思维开放”的课堂,更是“闪动着学生的灵动性的、活的”课堂。要想达到这种课堂氛围,笔者认为: 2.1设计精彩的导入: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课堂氛 围的创设往往取决于一堂课的起始和导入环节,好的开头是让课堂气氛活跃起来的前奏,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堂课的成败。教师应注意新课导入的艺术性和科学性,要针对学生实际和教学内容,创设各种教学情景,渲染气氛,引起学生情感共鸣,把学生的心紧紧吸引住,使学生想听下去,急于听下去,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整理动性,使学生进入最佳求知亢奋状态。教师一般可用音乐、故事、图片、情景、诗歌、俗语,也可用国内外发生的一些重大时事,作为导语,使它们成为引发学生注意的焦点,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2.2创设具体的情境: 初中《历史与社会》新教材从版面设计、内容体系和语言风格等方面,一改往昔那种古板的条文式内容,取而代之的是活泼有趣的画面,优美动听的语言和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的教学内容。每一单元都图文并茂,图像资料占有很大比重,不再处于附属地位,而是与文字资料相辅相成。一些知识也不再是靠演绎、推理或归纳、总结等方式“给”出,而是通过情境或案例的描述,使学生逐步领悟出有关的知识。此时,教师就可以运用教材中现成的资源创设具体的情境进行教学。比如在讲七年级下册《不同角色的相互理解》时,利用课本中现有的材料(腰鼓队清晨在小区公园里排练影响居民休息),给学生创设出具体情境,假如你是腰鼓队的成员或假如你是小区居民,你会怎么解决这一问题,请学生谈谈自己的想法。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各抒己见,纷纷表达自己的见解,最终得出不同角色之间需要相互沟通、协调,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 2.3预设恰当的提问: 提问与回答是师生互动的主要形式。教师在课堂中往往通过问答的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解决问题,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对问题的精心预设,能引发学生探究与思考问题的兴趣和积极性,能使学生从被动的接受知识走向主动地探究学习,因此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时,应该依据《课程标准》,结合教材,联系学生的学情,精心设计提问,做到有梯度有层次,把握问题难易度,使问题具有启发性。 2.4运用适当的留白: 所谓“留白”,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某些问题,某些内容故意不讲或少讲,留出空白,为学生提供想象的空间和思考的余地,可谓是“言已尽而意无穷”、“此时无声胜有声”。留白的运用可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时间留白、空间留白、情感留白、评价留白等等。例如在讲到《文化多样性》时,围绕“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及保持、珍重民族文化传统的意义”这个目标,本人设计了这样一个活动:播放了张艺谋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有关片段,让学生自主地去观察,去发现民族文化的多样,说出自己的感想、体会,领会其意义,在同学间进行交流,老师则适时点评,引导,使学生的认知思维,情感得以升华,从而较好的达成了目标。老师在此处给学生巧留思维的空白点,能使学生的思维始终处于积极的状态,引发学生思考探究,使课堂教学出现了较理想的状态,从而达成教学目标的完成。 总之,一份成功的教学设计,不仅能提高课堂效率,还能使学生获得全面的发展。作为新课程的教育承担者,我们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应倾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努力为《历史与社会》课增辉添色。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一、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及内容 无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至今依旧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社会学的学科性质至今也没出现一个定论。“有多少社会学家,就会有多少种社会学”,这种说法似乎反映着社会学在现今时代所处的境况。然而在笔者看来,它不免还是具有过于夸大之嫌。因为不管特定研究者的主观看法如何,他的逻辑思维、研究理路还是要受到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影响,不可能割断传统而凭空得出一个个新奇的“对象”来,尽管“作为进行讨论和交流的某种观念系统,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对象在不同时期(尤其在不同流派或主流理论中)会有不同的含义变化或差异”。 这样看来,如要检讨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把目光回溯到经典思想家那里,看看他们是如何思考那个时代有关人的事情的,对问题的澄清或许有所助益。 “社会学”概念的命名人孔德,突破了中世纪神学的禁锢和形而上学的迷茫,承接孔多塞、圣西门的观念,把整个社会看作某种“超有机体”,以之作为此学科的研究对象,倡导探讨人类社会的秩序与进步两大主题。他认为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只是人类三种“理智”或“精神”状态相应外化的结果,不同的“理智”主导着各阶段人们的社会组织形式。实证(现代)阶段,知性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劳动的分工与协作,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探讨分工协作行为现象背后的法则或规律。后继者涂尔干则第一个明确阐述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社会事实”指的就是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 实际上就是“社会行为”。涂尔干先后通过对“劳动分工”、“自杀”以及职业群体或宗教群体的“集体欢腾”等经典研究,向后人展示了他所开创的社会学研究“社会事实”的“行动”属性的本质。 德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们更是强调人们的“互动”作为该学科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西美尔就反对把社会整体作为统一体来把握,也不主张社会学成为包罗万象的思维和行为科学,而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限定为“社会化的各种形式”。他认为,孤立存在于并存着的个人的“作为本能欲望、利益、目的、喜好、心理状态和运动”这些材料尚不具有社会的性质,而由某些特定内容材料推动而引起的若干个人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地方才构成“社会化”,“因此,社会化就是以无数不同的方式实现的形式,……”。 这里,形式和内容的区分只是对社会事实(现象)在概念上所作的整理归纳和抽象化分析,两要素其实是不可分割的,共同构成统一的现实。显然,西美尔强调对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只是提醒人们要避免空谈、泛化社会现象,其实人际互动过程原本就蕴含在他的研究对象之内。之后的 m•韦伯,则在不同的场合一再强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或基本的分析单位,绝不是抽象的社会,而只能是人们的社会行动。根据他给出的定义,社会行动(包括不为或容忍)是一种指向他人行为的有意行为,它以对他人行为的期待为取向。进而,当“若干人的举止,依行为的意义内容而言,每个人的行动都考虑到了他人的行动,并以此为指向”,某种所谓的“社会关系”就得以出现。 可以说,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上,西美尔和m•韦伯均取向于人与人之间行动的关系,本质上是一致的。 一般认为,法、德古典社会学家奠定了社会学研究上的两个不同的传统,在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的界定上存在一个转变:前者强调社会现象的“实体”属性,主张“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后者则强调社会现象的“关系”属性,承认它的“存在”性。尽管如此,从1890年到1920年30年间,上述大师们都有一共同点,即都在努力把人的社会行为(行动)的研究置于这一学科的立足点上,后来的帕森斯更是以《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这一扛鼎之作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就连今天的社会学家吉登斯也极力承认行动概念在社会科学中的实质的重要性。 统观他们所作的社会学研究似可得到如下结论,所谓社会(学)研究,就是通过对人们行动(互动)状况的考察来发现起支配作用的模式和规则,揭示人群组合(群体、社会)的结构、过程及其规律性。显然,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既不是笼统宽泛的社会,也不是孤立性的个人,而是特定形式的社会行动或互动现象。 那么对行动的社会学研究又要关注哪些内容呢?正如俗话说的“人们之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样,特定数量的人们通过相互参与、相互支持、相互作用的关系状态而变为“社会”,也源于他们各自的“利益”。西美尔指出,促使人们通过某种形式结合为统一体的是“由于那些——感官的或者理想的、瞬间的或者长久的、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受因果关系推动的或者目的所吸引的——利益”,利益的表现多种多样,均需要人们在相互作用的社会统一体中得以实现。m•韦伯也说,“利益(物质的与理念的),而不是理念,直接控制着人的行动。但是,‘理念’创造的‘世界观’常常以扳道工的身份规定着轨道,在这些轨道上,利益的动力驱动着行动。” 显然,激发人们互动的所谓“利益”不单单指物质的、金钱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包含观念的、精神的理念利益。“仅仅归结为经济原因,这在文化现象的任何领域,即便是在‘经济’事件的领域里,无论如何也都是不完善的。……特别是就‘精神动机’的影响而言,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排除提出理性行为的规则”。 理性的资产阶级的经济行动除了源于最大限度的追逐金钱以外,其中还有更为重要的“精神”利益深藏于内,即“增添上帝的荣耀”,追求上帝的“拣选”而得救。即使在涂尔干那里,“法团”生活的道理也是同样,一方面是维护这些人的工作机会,保证他们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有满足人们过有意义的群体生活的需要的精神利益贯穿其中。当然,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利益不是彼此孤立、对立的,而是处于一种相互关联、相互渗透或融合的状态,统一在个人的社会行动中,不同的只是二者在不同的情况下各自有所偏盛。 在韦伯的社会行动类型中,由利益而促动的行动即为合理性行动,而上述两个层面利益的实现又相应的涉及到两种理性,即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二者处于紧张对立而又统一的状态。实现物质利益的行动是工具理性行动,指行动者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达成目的。像廉价而合理的科学技术、合理计算成本和利润的复式薄计方法、合理而可精确估计的法律、经济商业化等都体现着行动的工具理性的特征。而实现观念利益的行动则是价值理性行动,指行动者通过有意识的对一个特定行动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如伦理的、宗教的)而采取的行动,如新教徒追求自己的灵魂得救,职业群体的成员追求道德的集体生活。价值理性涉及行动的信仰、主观欲求或终极关怀等要素,具有“激情性”、“革命性”的特点。由于工具理性对行动目的所针对的终极价值是否符合个人的心愿在所不论,而价值理性却对行动所可能导致的后果在所不计,所以可以说工具理性是排除价值判断的或价值中立的,而价值理性则是引入价值判断的。“在韦伯学说中,这两种行动都是作者便于对社会行动意义的思考和理解所设定的范畴,它们都属于“理想类型”。这就是说,它们从未以纯碎的形态在现实中实现过,任何实际行动既包含工具合理性成份,又有价值合理性因素在内。” 可见,特定数量的源于“利益”推动的行动在一定时空下发生相互作用的联系状态,就构成了某种社会(行动)现象或事实,从而成为前文所述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鉴于社会行动在物质利益与观念利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上的区分,以社会互动秩序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研究就必须在宏观制度和文化意义两大维度展开自己的分析。一方面,由于现实的社会行动(互动)发生于特定的外在于个人的制度环境之下,呈现为一定的结构模式、过程及后果,因而制度论维度上的分析内容包括找寻社会行动展开的具体的结构、制度、法律等条件,因果性地说明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后果,并指出促进或限制实现利益的行动产生的那些因素、条件。另一方面,社会行动还有一个来自文化体系的动机激发过程,正是文化体系形成的价值、信念、理想等给了个人行动以无穷的动力,成为行动驱使不竭的源泉。所以,社会行动研究仅仅分析其条件、过程及结果还不够,还要在文化的维度上探讨对人们社会行动背后的动机起着促成作用的价值体系,这个文化价值体系尽管看不到、摸不着,却对人们的社会行动发挥特定的功能和作用。 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特点:实证方法与人文方法的有机结合 不同于培根、笛卡尔和康德等人用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做法,孔德,作为实证哲学的创始人,一开始就主张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进行社会学的研究。而第一个真正使用实证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人物是法国社会学的奠基者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中,涂尔干概要地论述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准则,在《自杀论》(1897)中,他系统运用统计技术,发现了自杀行为在不同人群中分布的规律性,至今这项研究仍然是社会实证研究值得效仿的典范之作。就连方法论个体主义的m•韦伯也主张,由于社会行动中所具有的“手段--目的”这一工具理性成分的存在,使得人的行动选择不会完全呈现为一种杂乱无章的自然过程,而是具有一定的模式可循,使得社会学家能够对其进行因果性分析,找到有利于或者不利于某种社会行动发生的结构性、制度性条件。当然,韦伯认为这种因果性只能从“或然性”的角度来确定,社会研究的因果性说明表现为确定两个对象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它不采取“甲决定乙”的线性、单义的因果关系固定框架,而是采取“甲或多或少有利于乙”的形式。 那么,对社会行动的因果性说明到底如何可能呢?科学哲学家hempel和oppenheim(1948)主张,科学解释的标准模型是“常规演绎模型”(n-d model),在这个模型中,“被解释项”是一般规律的逻辑结论和经验条件。当一个事实性或规律般的陈述从更为一般化的律则中推演出来时,它就以一种形成良好的(well-developed)理论语言得到了解释。 科学实证主义比较“青睐”精确的量化资料,且经常使用实验法、问卷调查法及统计分析法。这种所谓的“定量”或“量化”研究方式的逻辑是,首先,从公理或公设出发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该理论由多个相关的命题系统组成,每一个命题由概念(变量)和概念(变量)的关系构成。其次,通过某种界定,把头脑里的想法明确化,形成自己的研究问题,即一组变量与变量之间关系的陈述,重要的是问题陈述必须是可检验的。然后,对自己的问题提出假设,即可能存在的关系。一旦提出假设,就意味着进入了操作化过程,到了经验现实层面。最后在定量层次上,凭借相应的统计模型,证实或者证伪假设,进而达到开创、重整、扭转、和廓清原来理论体系的目的。 社会学实证方法是结合了演绎逻辑和对个人行动做精确经验观察的一种系统化、组织化的方法,该方法与经验主义具有一致性:能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发现和确证用来预测人们行动(互动)一般模式的概率因果规律或不变法则。作为专门学科的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认为,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之所以有不同行为,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不同的地位,客观的社会属性对个体施加强制性的力量,使得个体层次上人们在信念、期望、态度和行动机会方面产生系统性差异。也即,一种社会互动秩序,不会是这些人想行动就发生,而是存在有某种因果关联法则。正因为社会学主张人的行动有稳定的模式,是受外在“社会事实”的支配和约制,所以在研究规则上我们就要通过实证方法的观察、测量以及统计技术来检定这一现象,进而找出影响该行动现象的外在结构条件,从而像自然科学研究“物”一样的去探究人们的社会行为。定量社会学中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虽主张把社会行动的起点放在个人层面上,但其声称的不是一个具体个人在一个特定情景中做什么,而是一类典型化行动者在一种典型化情景中做什么。 这就有助于分析社会学的一个优秀问题:社会结构如何限制或促动了基于个体行动者的社会行动现象,从而使得宏观群体层次上的特定行为模式并且可为我们所预测,实现研究从个体到群体的跃迁。 其实,这种科学主义的实证方法仅是帮助我们达到了“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说明”之目的,回答了经验现象“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不能忘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人们的社会行动都是有主观意向和动机的,除了受社会结构属性的约制外还受着价值理性的支配。不解释行动背后的文化意义,“为什么如此行动”的问题仍旧还是一个谜。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就主张,除“自然科学”外,还有另一完全不同的科学,即“人文科学”,其研究旨趣指向人们行动背后的信仰、道德、情感或精神等内容。这些要素既然存在于人类经验范围之内,所以也就可以通过科学研究被我们所认识和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行动的人文主义研究需要研究者凭借自己的想象力提出概念解释,但文化事实是否如此同样必须依靠实证分析来证实,否则就是把概念本身当做对象,空对空玩弄概念。但是,与结构条件的概念相比,文化价值层面的概念往往不易或不能被量化,这就造成这些概念本身可能是非科学的,因此“人文科学”提法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悖论。量化困难、数据不足和因果关系判断的极端复杂性是人文科学实证研究的主要问题所在,理论上讲,只要文化意义层面的要素能够被量化,那么实证方法就可以对之加以科学的研究。至少就目前看来,社会学研究的这一人文学属性似乎使得定量的科学方法力不从心,欲求了解行动者所赋行动的意义则只能通过人文主义的主观理解的办法。 m•韦伯就明确主张社会科学首要的任务是设法去理解有意义的社会行动。理解有两种类型:直观理解和解释性理解,相对于前者,后者更进一步也更有价值。当然,要使理解成为“合理”的,就必须与理智上、逻辑上的解释结合起来。“理解”或“了悟”也好,“诠释”也罢,凭借这些途径我们有望知道指导个人选择某种模式行动的内在理由与动机,了解人们如何创造日常生活的意义、塑造个人内心情感,如何共处互动、创造并维持他们的“社会关系”。不同于实证方法考察人们外在的、可观察的行动面相,理解方法和过程可使我们由行动者的外在表现走进其基本的内在生活。“在社会科学中涉及到精神的事件的共同作用,以重新体验的方式‘理解’这些事件,自然是与自然认识的公式能够或者想要解决的任务迥然不同的任务”。韦伯借助“理解”,揭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亲合关系,诠释了理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终极意义关怀。就连开实证社会学研究先河的涂尔干,也并非始终一概反对主观理解在社会研究中的意义,通过对节日仪式或集体生活的体验,他解释了人们之间的微观互动过程在塑造道德个人主义、强化集体意识以及赋予个人生活的意义或价值等方面的作用。 人文主义方法经常会使用参与观察和田野调查。这些方法要求研究者进入到被研究的“社会”中去,有针对性地考察正在发生着的自然状态下的社会行动现象,通过“深度访谈”、被访者对生活史的叙述,收集大量的定性资料,并通过整理分析这些质化资料,获得对这些人如何创造社会生活的意义的理解,进而建构起相应的理论。相对于实证方法关注行动的结构与过程的因果说明,人文方法则取向于诠释社会互动和社会构成的意义体系。对此,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人们如何经验这个世界?他们创造、共享某种文化价值吗?该文化价值的构成状况又是怎样?一个文化必然影响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而影响其发展的状况与路向。文化价值体系的结构由三个层次的价值构成: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实用价值,三者相互关系且有着各自的特性。正常情况下,三者之间既相互适应,又保持着一定的刚性,价值体系的和谐保证社会生活的秩序和稳定。而在社会急剧变迁时期,三者间会出现差距或落差过大,从而导致社会活动的所谓“失范”现象。 人文主义定性方法结合了归纳逻辑和对个人行动意义、价值的理解,能够用有别于自然科学的方法——理解和诠释,来预测人们行动(互动)一般模式的文化价值体系。科学主义定量方法可以找出产生该行动现象的外在力量,而人文方法通过参与观察、实地访谈和主观理解则可发现人们对他们所作的行动持有何种意义,行动内在的理由和动机因素是什么,那怕这些动机相对于工具理性而表现为非理性的、充满情感的也必须列入考虑。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行动的结构、模式和规律(如果承认存在的话)不是脱离个人、凭空存在的东西,“这些模式是在不断演进的意义体系之中,或是在社会互动所产生出来的社会惯例之中,被创造出来的”。 现实的社会秩序除了由“外力”给个人造成的“他律”作用外,还有一个个人经由社会化过程而实现的“自律”问题,行动还是个人“内化”了的文化的“外化”,是个人价值经验基础上的主动创造。正由于人文方法看到了行动的信念、价值基础,主张对意义的主观理解,要求“深入事实的内部”, 在社会研究中反省、分析属于行动研究内容的这一部分要素,明确地把“价值”标示出来。 社会研究的目标是建构理论,以上两类看上去不一致的研究范式——定量研究方式与定性研究方式不过是对一个经验现象两个维度的内容进行研究的路径或手段而已,在社会研究中它们本来就是应当完整结合在一起的。由此可知,进行一项社会研究的整体思维框架可图示如下: 对社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图中①)是做任何社会研究首先要明确的东西:某种经验现象——社会行动(互动),进入到研究者视野中,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关注,研究者欲对其过程和结果做出解释和说明。现实人们的行动源于背后物质的和观念的两方面的利益,宏观的社会制度、法律等事实构成促动或限制行动的结构条件,而深层的规范、价值等意义体系则构成行动激发的直接动机,所谓社会行动的解释说明,在内容上(图中②)主要包括这些方面。社会研究必须有一定的途径和方法(图中③),科学主义视角下的定量研究方法有助于对社会行动的结构条件做出因果性说明,而人文主义视角下的主观理解法则长于对激发行动的动机意义进行理解或诠释,两种研究方式各有所长,互为补充,从而结合起来共同达 成社会行动研究的目的。 三、对中国社会学研究历史、现状的反思 为适应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经由严复等的努力开始传入中国。当时,学者尽管倡导运用观察和思考的科学方法客观地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人们的社会生活,但还仅仅是停留在启蒙和教育阶段,还没有摆脱它们的母体哲学,并未与社会研究实践相结合。而到了30年代,面对国内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尤其是农村经济社会崩溃的现实,调查研究之风空前高涨,一大批社会学者如陶孟和、李景汉 等将实地调查与统计学技术相结合,重视了解当时中国工农阶级的生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方法上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费孝通看来,社会学不能抽象地来研究全盘的社会结构的格式,而必须研究某一个具体的单位,即社区,《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就是其社区分析法的代表性成果。这种方法论的特点认为,社会只是抽象的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总和,而以之为对象的社会学研究只能把发生在特定社区中的人们的社会行为作为自己真正的研究对象,“换句话说,社区研究的对象就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研究内容上,社区研究关注特定社区内的社会关系及社会观念,在研究方法上强调调查和研究相结合,主张社会学者应当自己直接去实地观察一个社区的活动,在实地里检讨原有的概念、发现新的问题,进而来验证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 在社会学引入中国并蓬勃发展的这一时期,一大批学者迎头学去且躬行实践,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应用上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综合起来看这一阶段的社会学研究呈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研究对象上的分歧。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彼此不一、各说其是。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演化规律”,“种种社会现象及其联系之总和”,“社会问题”或人口问题,“社群之现象及其与个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者也”,“社会意识”及“社区”,等等,学者们各自采用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社会学观点,提出了各自的研究主张,但显而易见它们都与规范的研究对象或多或少有所偏离。(2)调查内容的表面性。规范的社会学研究本应当在宏观制度和文化意义两大维度展开对社会行动的分析,但这一时期由于学科发展的不成熟及认识上的局限,学者们的调查研究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对社会行为发生的宏观结构条件揭示的不足够多,更没有进一步去理解产生该现象的文化意义的根源。如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和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只是把农村社会与经济状况客观地反映了出来,达到了描述社会的目的,而离解释和说明社会还有相当的差距。(3)研究目的上的实用性。限于当时社会剧烈变迁下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厄待解决的需要,各种社会调查的宗旨就是用所谓的科学的方法搜集社会资料,尤其是注意收集关系到国民生计方面的事实,并对其加以检讨,然后将调查研究结果提供给经济社会建设者参考。所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研究就不再是以规范方法的验证或建构某种理论为指向,而更多的是为了要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将目标指向了社会的改造和服务。(4)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这一阶段,绝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是实地调查的方式,并使用了西方流行的调查表格,采取了个案调查、普遍调查、随机抽样、特殊选样、间隔选样等方法,也引进了现代统计学技术。这些调查的实用目的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但由于当时较弱的社会学学科意识和种种条件的限制,这种调查方法造成了“用了死的表格来说明活的事实”的后果。1994年费孝通先生也坦言自己研究的最大缺点是在“只见社区不见人”,“过于满足研究社会的生态而忽略了社会的心态”。(5)意识形态的关联性。后来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李达、许德珩等,以历史唯物论作指导来研究当时的中国社会,对西方的各个社会学流派进行了批判,将社会学研究与社会革命紧密联系起来,论证革命的必然性。当时也有人把社会学研究与社会主义相混淆,视社会学为一种唯物史观、一种主观的见解。 80年代社会学在中国恢复和重建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学调查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在走过的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学者们也在不断地对中国社会学调查和研究方法进行着总结和反思,一路走来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实践在规范研究方法方面较前(1993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实地研究总的来看有了一些发展和进步, 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定量研究方法成为新一代学者们感兴趣的主要内容,对以“抽样”、“问卷”、“统计分析”为主要特征的西方社会调查方法进行大胆实践和普遍运用。 进入21世纪,在《社会学研究》等专业杂志上发表的定量社会研究,总体上研究质量较之以前更有了很大改善。风笑天等不少学者对于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状况、存在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可以说对今后的社会研究具有指导作用。从社会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来看,目前研究主要存在的问题是: 首先,社会学规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的社会性行动,任何一项社会研究都应当对自己所关注的那一类社会行动现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界定,这是开展社会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然而现实的研究实践却使我们发现,并不是每一个研究都能做到了这一点,不少研究对自己所探讨的人们的特定社会行动现象并未进行明确化,造成主题太过宽泛且不统一,或宽或窄因人而易、彼此对话艰难。当前的社会学研究将越来越多的主题纳入到了自己的研究视野,研究主题广泛了,但由于个人研究的旨趣,造成对同一现象的经验研究浅尝辄止,意义体系的主观理解和结构条件的客观说明难以在同一个研究对象上相互补充。同时具体问题研究与已有研究成果相互脱节,不清楚知识积累的脉络线索,不明白自己的研究在整个知识脉络、上下文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一条知识积累的脉络上探究前行。 其次,综观现实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实践,经常出现的态度倾向常常不利于帮助人们完整的认识某一社会现象,如一些人赞同参与观察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另外一些人则比较赞赏统计模型式的结构条件分析,他们各自“画地为牢”,相互指责对方研究方式的缺陷,却不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相互沟通、彼此借鉴。那些说“把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的观点尽管貌似有理,但是在实际研究中此观点并不能起到实质性的指导作用。此外,对处于纯粹描述、讲故事与普遍性社会规律之间的“中介”分析应引起关注。所谓社会机制分析“就是系统地寻求说明造成事件之间经验关联的生成性机制” ,分析一个事情或现象究竟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逻辑转化到了另一种逻辑那里去。由于这方面分析的欠缺,所以我们难以找到转型期某种现象产生的连带机制和根本症结。 第三,在因果结构研究与文化意义理解难以统合的情况下,社会学研究者们在定性和定量两种研究方式的各自运用上情况又如何呢?大多定性(质化)研究的具体操作逻辑不明确,如经验资料与理论的关系、资料收集的方法等,对经验资料背后隐含着的行动价值意义理解不够深入,概括(即扎根方法中的编码)的层级较低,以致研究报告呈现为调查资料的堆砌,内容不能有机的整合在一个理论模式之下,多个概念前后无关、相互割裂,难以共同形成一张意义之网和概括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研究者面对原始材料,主观理解深入不下去,理论概括提升不上来。在定量研究方式上,许多具体研究在其逻辑过程遵循上也漏洞重重:如研究者难以严谨的演绎逻辑将因果法则与所研究的社会事实加以连接,出现西方学者早就指出的经验研究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相脱节现象。社会测量指标或量表也是各行其是,未能达到“以史为鉴”、逐步完善;定量研究难以反映当前方法研究的最新进展,特别是新一代社会学研究者大多缺乏理科的背景知识,大大限制了他们利用高级统计知识建构定量模型、检验理论假设的兴趣和机会,且这一局面短时期内无法得到改善。 最后,科学应该是没有国家属性的,尽管各国学者都是立足于本国社会的现实进行着社会学研究,但由此而不能说存在着英国社会学、美国社会学或中国社会学,就像不存在英国数学、印度数学也样。社会学在各国的研究实践有助于形成各国的经验,它们共同对社会学的发展做着贡献。然而国内目前存在的两种倾向却不利于社会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一是把西方学者的研究路数机械照搬拿过来中国使用,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相脱节,造成结论与人们的常识相悖。比如,社会分层研究混淆中西方社会结构“家族本位”与“个体本位”的本质差异,有意无意地预设二者的同质性,所得结论很难令人信服,也无甚意义。当然相反的做法也是不好的,像片面地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刻意要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所谓的中国社会学,这种倾向将会使得中国社会学研究走向自己设定的死胡同,研究结果只能自说自话,难以与西方社会学形成对话。这就是说,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社会学研究都应当沿着规范化的研究理路前行,都要从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去观照和研究问题,只有这样,社会学研究才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各国的社会学研究在比较中才能表明自身的特殊价值。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蕴涵及历史与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 :普列汉诺夫 社会结构 “五层次论” 论文摘要:普列汉诺夫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将社会心理引入社会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社会结构“五层次论”,阐明了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规律,并特别强调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丰富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社会结构理论是}土会学和历史观的重要内容。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创造性地将社会心理引进社会历史研究领域,阐明了社会心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规律,并特别强调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之间的辩证关系,丰富、充实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有力地批驳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对唯物史观的责难和歪曲,为捍卫、传播和发展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改革实践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源流和时代背景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直接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对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作了经典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从总体上对社会形态的内部结构作了科学的解剖,即把社会结构概括为四个层次: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一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一社会意识形式,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对于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没有进一步展开。恩格斯在晚年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因素”理论,论述了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社会意识形式的“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的关系,指出了社会经济因素多半是通过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道德等“中介”决定远离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领域如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的,从而揭示了社会意识受社会经济因素制约的客观过程和途径,极大地补充、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恩格斯虽已隐约地意识到了哲学等社会意识形式与政治之间似乎还应该有个“中间环节”,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来得及作更多的论述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继承他们的是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普列汉诺夫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社会心理引入社会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亦称“五项论”),将马克思的经典公式具体化了,并对恩格斯提出的“中间因素”的构成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开拓性的探索和研究。 除了理论上的渊源,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提出和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也有密切的关联。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经历其产生之后的第一个世纪之交时,恰逢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发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推动了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高速增长及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迅速发展,造成了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这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还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只能在和平条件中并利用和平条件来发展自己。随着各国工人政党的形成和第二国际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随着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出现,反映这些变化的各种理论流派和思潮纷至沓来,其中不乏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现实意义的怀疑、责难和攻击,一些唯心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直接向历史唯物主义发起了进攻。恩格斯去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 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的最根本的危险是被曲解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当时新康德主义用折衷主义的因素论来反对唯物主义一元论历史观,他们认为,在历史过程中发生作用的诸如经济的、思想的、法律的、政治的、道德的等多种因素都是等价的,各自是独立的本原。它们之间只有相互作用,而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德国唯心主义社会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保尔·巴尔特说“经济史观”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最恰当的名词。伯恩施坦则指责马克思过分强调历史上技术和经济的决定作用,因而忽视了思想的作用,这样人便成了客观经济法则的盲目崇拜者和消极的旁观者。按照俄国民粹派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者是所谓“依靠经济弦线为生”的“经济唯物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则是为了“经济因素”而牺牲其他社会因素,并从根本上否认个人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学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的出现,激起了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特别是第二国际内部展开了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不仅注重对伯恩施坦的理论观点和策略主张进行深入的批判,而且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本身作进一步的思考、探索和新的阐发。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就是在这一理论批判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二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蕴涵 普列汉诺夫先后发表了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等著作,深人系统地探讨了在他看来作为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基本问题,社会结构“五层次论”是他在这—探索过程提出的—个最著名的新命题。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可以谠是他的社会学思想的优秀,是他研究唯物史观的总纲。具体而言,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主要包括以下几层蕴涵。 首先,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学说中明确地增添了“社会心理”这一环节,强调了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普列汉诺夫指出:“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对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 ‘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哳㈣在这里,普列汉诺夫把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概括为五个层次: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一社会政治制度一社会心理一思想体系。比较一下马克思的经典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普列汉诺夫称马克思说的“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为“社会政治制度”,而把“社会意识”分成了两种基本的形式——“社会心理”和“各种思想体系”。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在社会存在和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即思想体系之间,有一中介环节,即社会心理,其中一部分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一部分由社会的政治制度所决定。在社会心理的基础上,才产生着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他认为,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对思想体系的决定作用,必须以社会心理为“中介”,而思想体系也只有通过社会心理这个中间环节才能反映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作为中介的社会心理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们要达到对各种社会关系的理性认识,必须通过对大量“日常意识”的总结。亦即是说任何形式的思想体系反映社会存在时都是这样那样地依据 “社会心理”并概括“社会心理”的。是社会人的心理的集中反映;二是思想体系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首先必须 “普及”、“扩展”“凝冻积淀”为社会心理,变成人们行动的信念。“迟慢的心理进化先于经济革命”。总之,社会心理是联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必不可少的桥梁和纽带。 其次,普列汉诺夫通过对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的比较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的规律强调社会心理是一切思想体系的共同根源。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解释,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感性阶段,指的是特定时期特定民族或特定阶级、阶层广大群众中普遍流行的,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地形成的,没有经过系统整理的精神状态,包括各种感觉、情绪、观念、要求、愿望、理想、习惯、风尚、道德情操、审美趣味等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种“日常意识”;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的理性阶段,是经过思想家、学者、文艺家概括化了的、系统化了的社会意识,包括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艺术的等思想观念。在普列汉诺夫看来,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虽然都根源于社会存在,但他们有高级低级之别,直接间接之分。正如一切高级的运动形态包含并依赖于低级的运动形态一样,一定的思想体系作为高级形态的社会意识,也不能脱离它的低级形态——社会心理。因此,普列汉诺夫强调社会心理是思想体系的直接来源。普列汉诺夫指出:“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社会人’具有一定的心理,而这种心理的特性决定他们建立的一切意识形态。”普列汉诺夫明确地把思想体系与社会心理的关系概括为社会心理对思想体系的“根源关系”和“决定关系”。当然,这种“根源关系”和“决定关系”,不是指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何者第一性、何者第二性意义上的基础关系和本原关系,而是指社会意识范围内思想体系对社会心理的依赖关系。 第三,普列汉诺夫尤其重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的关系,明确地将社会心理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社会心理分析法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普列汉诺夫把深人研究社会心理及其中介作用,看作是探究艺术和各种思想体系发展史的一个重要关键。他指出:“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社会心理学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 在思想体系和社会心理的关系中,普列汉诺夫尤其重视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的关系。在他看来,文学艺术作为思想体系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以具体的感性形象来反映人们的思想、情感、爱好、习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的;文艺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它与社会心理有着更为密切、更为直接、更为明显的联系。他指出,文学艺术是社会心理的反映,社会心理是文学艺术的直接来源。普列汉诺夫认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来源是社会心理,而社会心理的性质又是由社会经济状况和人们所处的那些相互关系的特性所决定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普列汉诺夫同时还看到另一方面:来源于社会心理和社会存在的文学艺术,也能对社会心理、社会存在起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表现在 :文学艺术一旦产生,必然要向社会、向读者发出一定的信息,以此去影响人们的思想情绪 ;一定时代的文艺作品,对形成人们的意向和情趣具有深远的影响。为此,他对欧洲各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阶级、阶层、职业的人们的社会心理作了许多概括,进行了生动的和极有价值的说明,指出这些心理如何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又如何反映在当时的哲学思想、文艺作品和历史著作中,以及发生过怎样的社会影响。普列汉诺夫的这些研究和阐述对于将文学艺术同政治、经济简单、粗暴地联系起来的庸俗社会学文论是一个具体的有力的批驳,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社会心理分析方法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贯穿着三个方面的基本思想:其一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的客观性,坚持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物质生活决定社会精神生活的唯物主义原则解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其二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是一个由多种层次和多种因素构成的活生生的有机体。社会结构的各个层次和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了社会的运动。其三是始终强调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中介作用,尤其注重文学艺术和社会心理的重要关系。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提出,不仅有力地批驳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对唯物史观的责难和歪曲,而且极大地丰富、充实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为捍卫、传播和发展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普列汉诺夫是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提出并阐述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难能可贵的是,普列汉诺夫既没有将经济理解为考察社会意识形式的唯一的“弦线”,也没有将社会心理解释为独立的精神王国和精神实体。普列汉诺夫的这一理论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改革实践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理论研究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 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唯物史观和社会意识的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指导意义。长期以来,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对于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比较重视,而对于社会意识的低级形式——社会心理一直重视不够,甚至将其长期排斥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由于忽视了社会心理的作用,把社会意识仅仅看作是对社会存在的直接反映,因而对社会存在和杜会意识关系的理解存在片面化、绝对化的倾向。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运用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学说解释和分析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使唯物史观和社会意识的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但是,这些阐释和发挥还远远不够深入。对于我国学界来说,社会心理学仍是唯物史观尚未系统开发的领域。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于上层建筑理论,“社会心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它填补了由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到思想体系之间的空白地带,完善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使人们对历史的解释和说明更加科学和合理。因此,深入研究社会心理意识的内在构成及其发生、发展规律,全面把握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矛盾运动过程,仍是当前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任务。 从改革实践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设和谐社会具有指导意义。社会心理和改革实践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发展的关键期、社会的转型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凸现期和社会心理的敏感期。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心理的走向,但与此同时,社会心理也以同样激烈的反作用力,超前或者滞后地影响着政治、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在谋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面临着改革攻坚阶段的挑战,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变化,不仅要准确地把握不同阶层的社会心理对于制度变迁的承受能力,更要从和谐发展的角度来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发挥这种社会心理对于制度安排的积极影响。 从文化建设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对于我们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化创新具有指导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特点,审美情趣、欣赏习惯、评价标准等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为此,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准确把握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内容上、形式上进行积极探索和大胆创造。要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深入经济建设的最前沿,深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真实表现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热情讴歌普通群众的精神风貌,使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关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考辨与现实传导 论文关键词:社会意识形态 历史考辨 现实思考 论文摘要: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不仅依赖于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离不开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融入 中国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主导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出现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一种多元状态,但是,文化与传统的结合仍然是 "-3代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将文化与传统融为一体,主导意识形态才能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发挥指导作用。高校是思想教育的阵地,对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要坚持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确保意识形态教育的正确导向,使之为社会的发展服务。 一、引言 概念的界定是研究的逻辑起点,由于意识形态一词承载着过于丰富的内涵和意义,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下过很多定义。英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特里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对 目前西方理论学术著作中通用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统计,发现对意识形态所下的定义至少有十多种,诸如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的意义、符号和价值的生产过程,意识形态是显现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或阶级特征的一套理念体系,意识形态是权力与话语的结合,等等。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存在并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它是一个严格的表象体系,规约甚至支配着每个人的思想。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极有说服力的研究。在诺斯看来,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无论是在个人相互关系的微观层面上,还是在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的意识层面上,意识形态提供了对过去和现在的整体性解释,它促使了交易双方决策过程的简化,从而节省交易费用 。当代学者莱蒙德 ·格斯fraymondguess)在他的《批判理论的理念》( e ideal of a criticaltheory)中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概念:一是“描述意义上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description sense)即在分析某一社会总体结构时,只限于指出意识形态是这一总体结构的一部分,不引人某种价值批评或赞扬这种意识形态,即只作客观描述,不作带有主观意象的评论;二是“贬义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m orafive sense),也称为“否定性的意识形态”,即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但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否定的态度,认定它不可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而只能曲解社会存在掩盖社会存在的本质,凡是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意识形态的人,必然对意识形态持批判的态度;三是“肯定意义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positive sense),即不光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而且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肯定的态度,认定它能客观地反映社会存在的本质。吉登斯说:“过去二百年间,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内外一直在辩论着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如果说存在着有争议的概念,并且给最有争议的概念颁奖的话,意识形态概念会当之无愧地名列第一。”于此,本文并不奢望对意识形态的概念作学理上的争论与梳理,而只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意识形态的概念进行简单的说明,以保证论文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用法能 “择善而从”并“从一而终”。 二、唯物史观视角下的意识形态的概念界定 黑格尔认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思想都是相对于变化着的历史情境而言的。如果历史有理性、有意义的话 ,那么它也必定存在于整个历史过程中,而不能从特定的个人或时代的部分性意图中去寻找。‘ 正是黑格尔的这些思想深深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在结合法国和德国两种意识形态思潮的基础上,根据历史上人们的生产劳动所引起的社会划分来解释社会和政治思想上的变化,首次将意识形态概念置于政治讨论的前沿,并使“意识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之一。 马克思首先对黑格尔的哲学著作进行了研究,建立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即认知主体理论,它是关于劳动和交往等社会活动的理论 并将主体个体与社会形式联系在一起,使其变成具体的物质的关系。“马克思把实践作为一个基本范畴和优秀理念引入其哲学体系。 马克思不仅坚持从人的生存的整体维度去探讨人的本质,更从社会实践出发去把握人的本质。”团虽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博大精深,他们也从未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有过明确界定,但如果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把意识形态作为和经济形态相对应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重要范畴就会清晰呈现。1859年,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一段经典表述:“人们在 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思想,即任何社会结构主要由四大因素构成:社会生产、经济基础、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式或意识形态。而后,马克思紧接着写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把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明确区别开来,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明确区别开来。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只能属于精神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范围,它是社会存在在观念上表现并被社会存在所决定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意识形态的论述,我们认为,一定社会形态的总体社会结构应该是与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这样三个相互依存、相互独立的基本因素组成。当然,从结构上看意识形态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以最直接的方式反映经济基础并以最密切的关系相互发生影响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和经济思想,是意识形态总体的基础部分;第二层次,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性格形成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社会思想、道德和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总体的中间部分;第三层次,以终极关怀为研究对象,影响人们的信仰和行为的宗教与哲学 ,是整个意识形态的灵魂。 在意识形态总体中,这三个层次的各种意识形式从不同角度和方面阐明了某个群体 (阶级或社会集团)的价值观念、利益要求、政治信念和目标理想,它们共同与经济基础发生交互作用 ,形成了某个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认为,意识形态就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以特定社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和要求为出发点,以一定哲学或宗教为基础,以特定的价值观为优秀,来确定特定的政治 目标或社会理想的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三者构成了社会形态的总体结构,共同制约着社会发展。 三、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考辨 根据意识形态对社会影响的深度、广度和强度的差异,所谓主导意识形态一是指对社会公众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 ,二是指它常常依靠政治权威维持自己的影响力。主导意识形态的形成既可能是各种意识形态 自由竞争,形成社会共识的结果,也可能是利益团体刻意维护的结果。中国传统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则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儒家学说本是先秦时代流行的“百家”政治学说之一,它以“仁”为价值观、以“礼”为社会观、以“天”为哲学观,构成了一套意识形态模式。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和正统,并适当吸收改造其他学派思想精华的系统封建意识形态确立起来。儒家经典被尊为经,而且儒学被正式确立为官学。历代的朝纲礼仪、典章制度、礼乐刑政、政治教化等,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儒学的三纲五常学说,是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纲领;儒学的经典是历代帝王和政治家标准的教科书和政治手册;儒学也是官方教育的法定内容,一般读书人多是儒家弟子。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轴,是中国维持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的主导社会意识形态。 儒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统治者的提倡只是一个外部的条件 ,根本的是儒家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人们的心理结构之中。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以周礼为代表的臻于成熟的宗法政治结构和体现于这种政治结构的宗法政治观念的理论总结。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变革,使宗法政治的表层结构遭受冲击并被摧毁,但传统的深层结构却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儒家创建之初,就自觉地从传统的深层结构中承担起重建和继承传统的使命 ,通过孔子、孟子、苟子的理论总结 ,儒学使传统的礼乐文化从制度文化层面提升到精神文化的高度,再生出秦汉时代适合宗法政治结构的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 儒学具有深厚的民族性和民间性。中国民众重视现世生活和理性,儒学教化容易被民众接受。周公改制所确立的以井田制这一土地制度为基础的封建制,通过宗法制将分封各国联结为一个整体。由于不成熟的初民宗教无法完成对于一个统一大国所需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维系作用,周公用“礼”这种纯道德性质的规范来软化实际生活中的尊卑关系。周公运用“礼”完成了国家精神生活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完成了中国意识形态的第一次世俗化。在血缘关系的联系下,对王的效忠,实际上就是对自己地位的肯定 ,国家被联结成了一个整体。儒学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重礼尚德、仁爱忠恕、中和博厚、积极人世的品格,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内圣外王”之道,一种在现实中超越的人生哲学。儒学在历史上既担负教化万民的神圣使命,劝说民众接受诸如“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等伦理道德意识 ,同时也扮演了协调统治双方利益磨合的“媒介”,由此而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 从我国意识形态的演进看,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处于一种混合多元状态。其主流是以儒家学说为内容的封建文化,同时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也已经占有很大比重,此外还有帝国主义文化和自由主义、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全面转型时期: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人们的价值观念都不断变化、发展和创新。建国初期这种急剧的社会转型对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相当的冲击。当时,党和国家依靠强大的政权力量,通过各种措施和战略,逐渐消解了其它的各种异质意识形态,使马克思意识形态领域实现了高度的一体化、齐整化。然而,20世纪 50、6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日趋封闭、僵化、教条化,也为以后的“左”倾病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和危机埋下了隐患。“十年浩劫”后,邓小平全面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纠正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倾向,重塑了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出现了社会阶层结构、利益集团的分化。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出现了分化和多样化,主流意识形态一元排他性主宰社会的局面开始结束。在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主流意识形态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由于有整个政权作保障,在形式上它仍然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但是’由于大量的异质意识形态的存在,整个的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呈现出一种混合多元的状态。意识形态领域的多样化是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现象。 四、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与传导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并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表明: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要运用于另一种社会存在 ,并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发挥指导作用,必须要与该社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邓小平曾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它“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作用,关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何种性质和程度上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和传播。以往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都注重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科学性与在功能上的革命性,却很少谈论人们所实际接受、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的,但离开深厚的民族土壤,片面强调其阶级性,必然会丧失其文化根基,致使意识形态只有政策内涵而缺少文化底蕴;只有“官方”的灌输,而无“民间”的自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过:“任何思想 ,如果不和客观实际的事物相结合 ,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性现实存在,不仅仅是官方支持的一种意识形态,也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应是内化积淀于民众心理状态中,渗透附着于民众生存状态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的一种文化现象。当代中国主导意识形态能在多大程度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融人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发挥主导作用。 社会实践表明,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受经济基础决定的。而经济基础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经济发展制约着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意识形态必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相适应,并为之服务。马克思曾说,实践是一个不断进行的革命进程,离开实践的维度建立一种对未来社会状况的预见和遐想,不是沦落为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实现的乌托邦,就是在一定时期指导实践但最终蜕化为落后于实践发展的意识形态。其次,理论是发展的,与时俱进永远是理论发展的动力源泉。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和整合力的关键。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与时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主导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行动指南,是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也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再次,“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许多中国人思考的中心问题,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许多有志、有识之士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直觉思维角度,人们最初认为中国的失败在于“技不如人”,所以在器物层面进行“洋务运动”;继而又反思制度问题,于是有了维新变法之举;再而意识到观念落后 ,因此,对中国来说,“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圈,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 ,自觉认同西方现代文化观念。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同,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嘬后 ,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既依赖于现实社会的客观需要,又离不开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 ,虽然有其产生和发展的物质经济条件,但最为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融合存在诸多有利因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成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思想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些相通之处。 从 内容上说 ,儒家“躬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中国哲学的相生相克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之间,都有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从形式上说,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满足了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着的需要一个统一的主流思想的文化愿望,以此来维系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 ,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文化也是意识形态,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结构和文化模式作为一种动态的现实,其所蕴涵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法,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础。 高校是思想教育的阵地,对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要坚持理论与现实相结合,讲清现实,说透理论。 在高校教育中,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应该很好地解释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实现象相结合,引导学生正确地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新时期的意识形态教育特别要强调对青年学生的教育,要组织一大批业务知识好、能很好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人员投身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去,旗帜鲜明地坚持意识形态的主导方向。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和学生思想中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不回避,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分析和研究,做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对社会主义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矛盾不回避,讲清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对我国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对社会主义发展前景进行合理地想象和展望。切忌照本宣科、搞形式主义,要让学生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为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出谋划策。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与现实选择 【论文关键词】 现代化 落后国家 外源性现代化 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 【论文摘要】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全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深入研究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教训,实事求是的总结一些历史经验作为借鉴,对于创造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实现现代化不仅是我国从近代以来就追求的主体 目标 ,而且是全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很早就曾根据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民族普遍交往的事实,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宏大视角,科学地分析、预见了人类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过一句名言:“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罗荣渠在其《现代化新论》中指出,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深入研究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教训,实事求是的总结一些历史经验,对于创造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社会理论及关于落后国家发展道路设想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马克思早已形成关于“现代”的科学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把当时 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称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代”一词并非是对当时时代的泛称,而是指一个特定的新的历史时代。马克思划分新时代的根据是生产方式的变化。他认为,从 16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社会巨变,导致了大工业的兴起,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它开创了世界历史,“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从此,“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而这个不同于中世纪的“现代生产方式”所引起的一系列革命性变革的新时代,就是马克思著作中“现代”的含义。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现代化”一词,但他关于现代化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现代化过程,实质上是指 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进而引起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过程,是新的文明出现的过程。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心部分就是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 在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相当于“第二阶段”,对应的是商品经济形态。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有历史必然性,又有历史暂时性。马克思在指出 19世纪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与科学的力量的同时,看到了现代社会的对抗性矛盾,即“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指出,只有用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全社会占有和有计划的组织社会生产,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整合,形成自由人联合体。② 东西方社会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东方社会还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前现代社会。l9世纪 50年代中期,马克思开始关注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论断。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些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凭其自身的力量,是没有进行变革和现代化的手段,或制度上的推动力的。在l9世纪的历史条件下,亚洲摆脱闭关 自守的国家建立现代工业的道路,只能是“西方化”或“欧洲化”的道路。 70年代到 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从东方社会的历史特点和现实环境出发随着对俄国公社发展道路的深入探索,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即东方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走向社会主义。这个特定历史条件包括内外两个方面的条件:外部条件即恩格斯后来强调指出的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被消灭”。③内部条件应同时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存在;二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存在。⑤同时,恩格斯在《(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中还表达了不要盲 目搞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⑥ 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社会理论中,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现代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即实现了现代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未来社会。东方前现代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可以走向社会主义。但无论是东方的社会主义还是西方的社会主义其根本点是必须是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而实际的进程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产生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都是前现代社会。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有质的区别的。由此决定,这些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实现现代化,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之上。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差和失误正是社会主义发生曲折乃至的根本原因。 二、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失误 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洋务运动,其起始动力来源于西方的冲击。西方的入侵把中国卷入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之中,从此实现现代化成为了不可逆转和迫在眉睫的任务。在 20世纪前半期,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异常曲 折和复杂的,正如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中指出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与中国走向衰败、沦为半殖民地以及各种革命运动连绵不断的过程重叠在一起的”。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中国不存在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两个条件,即主权独立和治权集中,一直面临着现代化的危机。由此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过程沿着从保守主义到激进主义的上升路线发展,而且愈演愈烈,以至于在 20世纪初期,革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唯一路径。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独特道路。这是有它的必然性的。然而,这不得不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从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一直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始终没有走上迅速发展的富强之路,反而,中国的现代化走上了异常曲折的进程。这是为什么呢?罗荣渠指出:“自下而上的革命本来是推动现代化的最激进方式。但一场革命变革社会的实际成效与变革的方向,并不取决于革命家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各种主客观条件。革命对旧制度的打击和瓦解的程度,既取决于原有制度结构已经腐朽的程度,又取决于革命所代表的新兴社会经济力量已经成熟的程度。”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出现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但是却推动了治权的进一步分裂,权力分散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1928年的国民党政府虽然初步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直接或间接插手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它的统一是有限的,仍然处于现代化的困境之中,没有促进中国农业商品经济化的成功。日本的入侵又使国民政府再次陷入主权危机和治权分裂的两难境地,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国现代化成为“被延误了的现代化”。⑨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从此主导着中国政治和历史的进程。革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既紧密相连又关系紧张,这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及社会主义革命后现代化受挫的同一原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同时又成功处理了革命两步走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正确解决了反帝反封建及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肯定了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因为当时条件下,资本主义是中国这种落后的小农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唯一进步的道路。中共也由此有效地争取和联合了广大中间势力和中间阶层,以至最后取得了新民主主革命的胜利。建国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共产党正确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道路,即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提下,根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保持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使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①为生产力和工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了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认识到 “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应该说,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取得了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条件。 然而,正当人们为中国的现代化欢欣鼓舞时,现代化的危机爆发,并进一步引发政治危机。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左倾思想开始占上风,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一直到发生“”。反思革命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偏差。对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二者的关系没有弄清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真正认识。其中一条就是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必须是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之上,对于我们这样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首要的根本任务是实现现代化,而不是从教条主义出发,按照马克思设想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又混淆了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化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社会主义者看来,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西方的现代化就是通过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的,而社会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产物,因此 ,往往把市场经济、财产权、法治、权能分立、民营经济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内核而彻底地抛弃。殊不知,这些也是现代化转型所必需的。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虽然 1953年就提出了工业化的目标,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正式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还确定了“二步走”的发展战略,但由于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建立的还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上,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在经济体制方面,建立了大一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且愈来愈僵化,完全排斥市场机制,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特别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以革命促生产,大搞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员,以至于根本无法组织大规模有序的经济建设,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后便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三、借鉴世界现代化建设规律,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首先把党和国家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正处于初级阶段,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就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现代化。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把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置于了正确的轨道之上。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的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特别是明确阐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为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由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此基础上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富强、民主、文明这三大目标拓展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提出三大文明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的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标志中共对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对现代化的理解更加全面了。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思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至此,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最终形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逐步明确起来,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主题。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及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明确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其在经济上的根本性突破在于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按照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不存在商品和货币,当然不可能有市场和市场经济。但中国社会主义却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力极为落后,与发达国家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历史上没有过发达的市场经济。而世界发展的历史表明,不搞市场经济就不能真正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人们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看作是水火不相容,在这个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始终没有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特殊国情相结合,开辟了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重大的理论成果,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和工业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根本原因。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现代化作为一个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标,它的实现是一个全面且复杂的过程。经济上或工业上的现代化未必会使政治、文化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得到提升。就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来看,政治民主化和国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往往都是基于保护经济自由化的需要而形成的。而相对于我们先经济自由化而后政治民主化的国家而言,政治民主化的实现往往与生产力的提高及工业化的实现是脱节的。而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不仅不能保持政治上的长久稳定,也难以使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完成这一政治演化的进程。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只有紧紧抓住现代化建设的主题,借鉴世界现代化建设的规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才能从“不够格”到“够格”。中国的现代化如今面临许多艰巨复杂的难题。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转变政府职能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需要我们从现代化的角度,用现代化的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和解决。同时,必须借鉴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把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放在世界现代化大潮中来考察,从而不断提升我们认识这些问题的层次和境界。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知识化、信息化等一系列“化”都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学习和研究世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了解和吸收现代化早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能够少走弯路,减少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中历史题材有效教学探析 《品德与社会》课程中的历史题材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的重要载体。教学实践中,由于历史题材的内容综合性强、年代久远、与现实生活差距大,加上小学生认知水平有限,缺乏相关的体验,所以教学效果往往不甚理想。《品德与社会》课标指出,儿童的生活是课程的基础。因此,历史题材的教学必须立足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设法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加强学生的知识积累和情感体验,才能提高教学实效,较好地落实课程目标。 一、指导调查,让学生走近历史 历史题材的内容远离现实生活,小学生缺乏相关的生活体验和知识积累。所以,教师要指导学生在课前开展调查活动,收集相关资料,让学生走近历史,对相关历史有初步的了解,为课堂学习做好铺垫。这一环节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明确要求。 教师可采用发放预习指导提纲等形式,指导学生重点调查、收集两方面资料:一是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历史背景、人物、事件等;二是学生周边与教学内容相关的信息资料。 2.指导方法。 一要指明调查活动的途径与方式,指导学生通过图书查阅、网络搜索、人物访谈、参观考察、观看影视等途径开展调查;二要指导信息的整理与展示,让学生对收集到的信息资料进行梳理、筛选、整理,并制作成资料卡片、PPT、视频短片等以便在课堂上展示、交流。 3.培养兴趣。 在指导学生开展调查,了解相关历史知识的同时,还要注重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兴趣。要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关注历史,积淀知识,为今后学习历史,提高人文素养奠定基础。 二、链接社会,让历史走近生活 在学生印象中,历史题材中所出现的著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是“高、大、远”,遥不可及,无法激起学生的情感认同。因此,教师要依据教材内容,适时链接社会,引导学生发掘现实社会中的历史资源,让历史走近学生的生活,从而拉近学生与历史的情感距离,激起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1.引今及古,用好时政信息。 引用学生周边发生的或近期国家发生的有关热点时事来学习历史,更能拉近历史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激发学生进一步探究历史的兴趣。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抗日烽火》一课时,可以把2015年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抗战大阅兵这一世界瞩目的热点时事引入课堂学习。从探讨交流举行阅兵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入手,引导学生了解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滔天罪行和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进而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珍爱和平的感情。 2.化远为近,发掘本土资源。 合理发掘、利用本土相关的历史资源来学习历史,是让历史走近生活、贴近学生的有效手段。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历史的丰碑》一课时,教师可以在课前指导学生收集闽西及家乡漳平的革命人物和英雄事迹等历史资料。在了解了课文中的革命英烈事迹后,老师因地制宜地组织学生在课堂上举办家乡革命英烈故事会,让学生交流分享课前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资料,如漳平英雄人物陈开路、闽西南最早的共产党员郑超麟,等等。通过交流,让学生对自己家乡的革命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当学生知道许多重大的革命历史事件就发生在自己的家乡,许多革命人物就是自己的乡亲甚至是自己的亲人时,就会觉得历史与自己并不遥远,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和自豪感。 3.以古鉴今,认识社会生活。 历史的内容是学生理解今天生活的一个参照,是学生对现代生活认知的凭借。因此,在学生了解相关的历史知识之后,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借助历史知识加深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认知。例如在教学《抗日烽火》一课时,在学生了解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中国人民的抗战贡献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联系当今钓鱼岛归属等热点事件进行思考讨论,让学生认清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否认二战结论、否认战后秩序的本质,激励学生要努力学习、振兴中华、捍卫和平。 三、演绎教材,让学生走进历史 历史题材所反映的内容距离学生的现实生活有的跨越几千年、上万里,因此对于大多数小学生来说,历史是遥远、抽象、无味的。因此,在历史题材教学中,教师应避免枯燥的说教和讲解。要立足小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认知特点,创设情境、演绎教材、激活历史,从而化静为动、化远为近,引导学生走进历史、深入体验。 1.借助媒体,再现历史。 利用图片、声音、视频等媒介激活静态的历史,跨越时空,呈现给学生鲜活的生命、精彩的故事、感人的画面,努力使静态的历史“动”起来、“活”起来,让学生在鲜活的历史情境中受到感染,得到教育。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课时,教师先播放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飞夺泸淀桥等视频,生动再现了红军长征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让学生融入媒体创设的历史情境中。观看视频后,学生已经被红军战士大无畏的精神所震撼。接着再组织学生交流、讨论红军在长征中经历的艰难困苦和体现的革命精神,就能达到水到渠成、事半功倍的效果。 2.模拟情境,直观体验。 设置与教材内容相适应的情境,让学生亲身体验,真实感受,激起学生的情感共鸣。例如在教学《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爬雪山这一内容时,教师设计这样一个环节:初冬时节,老师拿出一盆半融化的冰块,学生每组派两位代表把手伸入水中,说说自己的感觉。生1:“冰冷,感觉好像被针扎了一下。”生2:“我放在水中时间长了点,现在手都冻红了。”生3:“刺骨的冰冷,我赶紧把手伸回来,如果时间太久了手会麻木的。”接着再组织学生观看红军战士穿着背心、草鞋爬雪山的视频,让学生结合刚才的实验说说自己的感受。生1:“四川西北寒冷的冬天,红军缺衣少食,能翻过雪山,真的难以想像。”生2:“刚才我手在冷水里浸了一下就已经无法忍受了。红军穿着单衣、草鞋爬雪山,这种痛苦一般人是受不了的。这一环节通过体验、对比,让学生深刻感受红军战士爬雪山时经历的痛苦,激发起学生对红军战士的无比热爱和崇敬之情。” 四、引导实践,让历史走进心灵 历史题材的课程目标是让学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有一定的了解,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国际意识,并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因此,在教学中教师不能仅满足于学生掌握多少历史知识,而是要将历史内容的学习作为一个桥梁,发挥历史特有的道德教育价值,最终让历史走进学生的心灵——让学生形成基本的爱国精神、国际意识和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初步的道德判断能力。要实现这一目标,仅凭对课本教材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引导学生走出教材、走出课堂,走向社会,让学生在课外拓展学习和社会实践中深化体验、内化历史、提升认知。主要方式有: 1.读书活动: 指导学生开展读书活动,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发挥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拓展、深化学生的历史认知。例如,在《艰苦卓绝的二十八年》(下同)一文课堂教学结束后,推荐学生阅读《红岩》《少年》《长征》等有关中国革命的文学作品。 2.观看影视: 引导学生借助现代媒体观看相关的影视作品,发挥影视作品独特的魅力,强化和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和情感体验。例如观看《闪闪的红星》《红日》等影视。 3.参观走访: 引导学生参观相关的历史景点或参加相关的旅游活动,充分利用旅游景点的内涵进一步感受历史,深化认知。如参观漳平象湖杨美村红军留言墙、瞿秋白烈士纪念馆、古田会议纪念馆等红色旅游景点。 4.实践活动: 组织学生参加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内化、践行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如到历史博物馆或历史景点当义务讲解员、导游,到老红军、军烈属家里开展慰问、义务劳动,等等。教学实践证明,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加强学生相关的知识积累和情感体验是提高历史题材教学有效性的根本途径。只有引导学生主动走进历史,同时设法让历史贴近学生的生活,才能最大限度地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和情感体验,从而提高历史题材教学的有效性,最终实现课程目标——让历史走进学生的心灵。 作者:郑桂春 单位:福建省漳平市桂林逸夫小学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中学历史教学与社会美教育 历史是人类生活和斗争的记录。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历史教材本身就是一部美育的教科书。在历史教学中实施美育教育的原则,既是从学科特点出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也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客观要求。 人的社会活动领域无限广阔,社会生活方式多种多样,到处充满着可供审美的对象。美,从形态上看,通常可以分为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三大类型。本文着重就历史教学与社会美的教育问题,谈点看法。 社会美是指社会生活中的美,经常表现为各种积极肯定的生活现象。马克思说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美不仅根源于实践,而且本身就是实践的最直接的表现。历史学科的社会美往往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并且通过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所显示出来的美。历史教学中的社会美教育常常和德育结合在一起,表现为美德教育。古往今来的风流人物,多如繁星的民族精英,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璀灿思想和精神风貌,是我们进行社会美教育的极好教材。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历史教科书中所包含的社会美教育的内容,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挖掘。 一、挖掘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的情感 人的美包括人体美和心灵美,而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心灵美。爱国,这是心灵美的最重要的表现,也是社会美教育最基本的内容。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千百年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国家的繁荣、昌盛,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正气歌。从驱逐倭寇的戚继光、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到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血洒疆场的关天培,他们的民族气节是何等的忠贞;从与舰共存亡的邓世昌、以身殉国的丁汝昌,到甘愿为变法而捐躯的谭嗣同、“为天下人谋永福”而献身的林觉民,他们的爱国义举是何等的豪壮;朱自清宁死不吃美国救济粮,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抗战期间毅然留起了胡须,拒绝为侵略者和汉奸演出,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狱中怀着满腔热血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成为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 这些爱国者和革命者,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但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致的。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种不甘屈服、百折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才没有在历次面临的严重危机中亡国;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才有了我们的今天;也正是这种爱国主义情感,成为我们今天实现腾飞,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的精神支柱。 二、挖掘理想教育的内容,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 人本身的美是社会美的重要表现。人的美和理想是紧密相联的。理想是人生的奋斗目标,或者说是对未来的憧憬、向往和追求。陶铸同志在《崇高的理想》一文中指出:“理想是有社会性、阶级性的。……一个人的理想,是为多数人的利益,为社会的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合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伟大的理想。” 青少年时期正是世界观形成时期。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帮助他们逐步树立起远大的革命理想,特别重要。毋庸置疑,历史教学同其他学科教学一样,都担负着这一任务。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无数史实雄辩地说明,古往今来,一切有作为的人都是具有远大理想的人。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我们选择职业时所应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在青年时代就立志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在学生时代就决心“为中华的崛起”而学习。大发明家爱迪生说过:“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并以此为人类造福。”他们理想的共同点都是为民族、为人类谋幸福,这是多么崇高的理想。 理想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无数先烈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他们的光辉业绩,永远载入史册,激励后人。 三、挖掘道德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 道德,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调整人们之间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康德说:“美是道德的象征。”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说:“美和道德是亲姊妹。”由此可知,美和道德密切相关。 中学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素有注重道德修养的传统,历来强调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具有良好道德的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优秀的思想成果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平凡小事,如赡养父母、尊师敬友、乐于助人、大公无私等等,一旦表现出高尚的情感和情操来,就极为感人。正是雷锋、朱伯儒、孔繁森等这样平凡而伟大的人物,他们的行为所表现出的高尚情感和情操,汇成了时代的新风尚。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我们可知,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高尚、最美好的道德。社会主义道德提倡的集体主义,它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与资本主义的道德规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我国,集体主义的原则要求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历史教科书中道德教育内容的深入挖掘,必定有利于青少年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以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做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 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般认为,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要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实际上,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 古今中外,无数思想家、科学家追求真理,献身科学,促进了人类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历来受到人们的尊敬,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历史教学中努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从而培养学生献身科学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热爱科学、刻苦求知的敬业精神。马克思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他从研究商品入手,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写下了《资本论》这部巨著,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司马迁踏遍祖国各地,历尽艰辛,虽受腐刑之辱却矢志不渝,写成了史学巨著《史记》。许许多多的史实告诉我们,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只有像他们那样一丝不苟、孜孜以求,乃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才能有所建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科学,需要人才,青少年一代,从小就应该立志献身科学,献身祖国的四个现代化。 第二,敢于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无畏精神。坚持真理、捍卫真理,需要勇气,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历史上许多思想家、科学家为了坚持真理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革命烈士夏明翰面对刽子手的屠刀英勇就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思想家和科学家布鲁诺坚守“日心说”,虽被宗教裁判所监禁7年而毫不动摇,最后被教会处以火刑,临刑前他在火堆上高呼:“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纪会知道我的价值。”这是何等刚烈!在探求科学奥秘、寻找真理的道路上,需要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论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的选择 (浙江省绍兴市元培中学,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在新课改的要求下,教师在更新教学理念、变革教学方式的同时,也要注重教学内容的选择。而建构一个符合学生需要、促进学生发展的教学内容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根本。文章从落实课标教材、尊重学生学情、优化教材内容几方面,研究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的选择。 关键词: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选择;策略 历史与社会是一门进行公民教育的综合文科课程。实际教学中,部分教师在合理选择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有效性方面还存在很多误区。本文就如何选择历史与社会教学内容进行论述。 一、落实课标教材,减少信息繁杂,打造低碳教学 课程标准是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制约着教学内容的选择。因此,紧扣课程标准,落实教学目标,合理运用教材内容,深入解读文本资源,是提高课堂实效之本。然而,在现实教学中,忽视课程标准、脱离教材内容的教学时有出现。例如,在七年级“发掘美好情感”这一课的备课中,教师在没有深入解读教学目标和理解教材内容的前提下,选择在网上下载了各种关于本课的课件,整合了一系列关于本课的教学资源,从音乐、绘画、雕塑、文学、舞蹈五个方面,通过展示大量的绘画、雕塑、舞蹈、文学作品以及播放了六段有关的音乐和视频,让学生感受其中的美。整堂课学生忙着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却没有时间真正用心去感受。教师只想着让学生欣赏到各种美的作品,却忽略了本课让学生用心去发掘感悟生活中的美的教学目标。所以,在最后教师设置的环节“谈谈你的收获”时,学生只能讲:“我们今天欣赏了很多音乐、绘画等作品,音乐很好听,画也很漂亮。”因此,这堂课所选的教学内容既不经济“环保”,也没有达到应有的教学目标。针对这种情况,教师认为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应回归教材内容、落实教学目标,打造低碳教学势在必行。 二、尊重学生学情,避免照本宣科,回归真实课堂 新一轮的课程改革,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尤其是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的学情。然而,部分教师高喊着“把课堂还给学生”的口号,用多媒体教学作为掩护,美其名曰“信息化教学”,实则换汤不换药,依然走着照本宣科的传统教学模式老路。例如,教师在第二次教授“发掘美好情感”这一课时,照搬课本教材,在感受绘画之美时展示课本中的《格尔尼卡》这幅画,并提问:同学们在欣赏这幅画时是怎样的情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感?接着教师又展示课本中的《背影》一例,问学生:作者是怎样介绍父亲的,父亲的美体现在哪里?整堂课下来学生们还是毫无兴趣。究其原因,教材内容如抽象画《格尔尼卡》,学生难以理解,而《背影》又是八年级语文中才有的文章,七年级学生根本不熟悉,就更谈不上体验其中的情感了。可见,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从学生的学情出发,合理选择教材内容和课外资源。因此,教师在第三次教授“发掘美好情感”时,摒弃了前两次所选的教学内容,着眼于学生的生活实际,抓住了学校举行艺术节和社团展示的契机展开教学。首先,教师用幻灯片播放了社团展示中展出的书法、篆刻、音乐、绘画、摄影等的照片和视频,让学生体会到艺术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紧接着,教师让学生欣赏了艺术节演出的《乐在书中学》的舞蹈,请观众和参加舞蹈的表演者谈感受,让大家感受到美是需要用眼、用心去发现的。另外,还出示了“最美班级”获得者,让学生谈谈班级环境的变化,引出“美就在身边”。最后,教师还展示了艺术节后学生的感言,让学生感受到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影响。由于教学内容源于学生生活实际,有些学生甚至是教学内容的亲身经历者,所以整堂课气氛活跃,学生兴趣浓厚,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三、优化教材内容,打破权威思维,力求思辨学习 教材当然是教学内容的首选,但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教师要尊重教材,但不必死守教材。教师可以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从具体的情境出发,依据课程标准,对教材内容大胆取舍,重新组合、调整、优化教学内容。例如,教师仔细分析了初二学生认知心理的发展水平后,在教授八年级上册第四单元时,并没有直接按照教材顺序教授,而是以时间为主线,穿插所涉及到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内容,力图使各时期的历史教学内容更饱满,同时列出图表加以比较。这样,学生学习热情饱满,使这节课获得了非常好的教W效果。 四、结束语 总之,教师在进行教学内容的选择时,不仅要深入研读课标、教材,而且要从学生的学情出发。同时,教师要学会对教学内容优化整合,加以创造性处理。当然,要提高课堂的有效性,教师在历史与社会课程的教学内容选择上还要考虑很多因素,如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活动的开展、教学方法和教学媒体的选择等。教师必须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因材施教,才能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简述提高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作业的有效性 摘要:开展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主要是让学生了解更多的人文历史知识,促进学生发展成为全面型人才。并且基于新课程改革的背景,这样的学科为教学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然而,在实际教学中,该学科的课后作业似乎没有发挥良好的教学作用。于是,教师要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进行突出的设计,让学生全面提升人文素养与综合能力。本文主要从当前的实际教学情况出发,结合初中生的学习特点,从多方面论述提高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作业的有效性。 关键词:初中历史与社会;作业;有效性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代代青年人将担起国家建设的大梁,而作为发展的主力军必须要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了解国家及社会的历史与发展。因此,在初中教学阶段开展历史与社会教学是很有必要的,而为了巩固学生知识水平与综合能力的提升,教师往往都会为学生设计针对性的课后作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多方面原因的限制,使教师在教法选择上存在一些纰漏,需要教师加强作业的有效性,以获取更好的教学效果。那么,笔者将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浅谈提升作业有效性的策略。 一、优化作业结构,丰富作业形式 教师只有优化作业结构,丰富作业形式,有效地吸引学生做作业,才能发挥作业的效果。在作业结构的优化过程中,不仅需要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不同的作业内容,同时还需要根据不同的功能进行组合,形成科学有效的作业。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认知水平,对作业进行分层设计。然后,分别针对优等生、普通学生、基础差的学生进行因材施教。这样优化的作业结构才更具有针对性,并且因为作业层次的区别,成绩差的学生不会抄袭优等生的作用,这样就会激发学生的上进心。作业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做到书面和非书面作业相结合,要符合新课标激发学生求知创新的导向。优化作业结构是一项系统的工作,需要学校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作业结构的优化设计,以达到丰富作业形式的目的。 二、优化对于学科本身的正确认知 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有重要的意义,内容有鲜明的先进性,作业的优化设计是基于教学内容本身开展的,而教学内容的接受程度与学生对学科本身的认知程度密切相关。因此,作业优化设计的前提是优化学生对于学科本身的正确认识。历史与社会学科对于每一个学生的发展都要重要意义,这门学科能够使学生更加清晰历史的来龙去脉,对于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一定的认知和了解,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对于自身而言,学习历史与社会学科也是塑造自身人文素养的重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逐渐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优秀人才。 三、注重作业设计的多样性、趣味性和实践性 1. 多样性,即教师应尊重兴趣爱好、个性特长迥异的学生的需要,设计形式多样的作业,鼓励学生以其擅长的方式个性化地展现其学习、思考的结果,挖掘学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达到既培养兴趣又增强能力的目的。2. 趣味性。教育心理学表明,单调乏味的学习活动容易产生疲劳,使学生对学习产生厌倦心理,扼杀学生探索真理的欲望。因此,作业的设计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点,讲究趣味性,寓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训练于趣味性的练习之中。3. 实践性。新课程改革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我们应设计一些实践性作业,将学生内化的知识与能力在实践活动中进行运用,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例如:七年级可让学生手工制作国旗,并介绍一些国家国旗的特征和由来;以小组为单位,课后搜集有关中地名的谜语,组织猜谜语比赛并把地名落实到政区图中;八年级可让学生当小小评论家,试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功过,讨论新航路开辟的影响等;举办历史故事会或编演历史剧等;九年级可让学生撰写调查报告或政治小论文,如在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可让学生调查改革开放30年来,家乡或家庭各方面的变化,撰写调查报告或政治小论文;选取某一世界性问题,收集相关图片、漫画、数据等资料,设计手抄报,进行手抄报展览与评比。这样的作业既使课堂上所学的知识与能力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同时也发挥了学生所长,培养了学生合作精神和实践能力。 四、设置反思型作业 每个单元作业完成后,要求学生完成一份“自我诊断和反思评价表”,包括项目应得分与实得分、错题对应知识点、失误原因。失误原因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原因是知识、能力上的问题,主要反映在基础知识不扎实,概念不清、原理不明;读图析图技能差等。另一类原因是非智力因素造成的失分,包括审题不清、条理不清、答案过于简单等,学生根据错误原因以书面的形式确定应采取的措施,总结规律,提高学习效率。我们在作业管理上进行一些实践,让学生的作业精彩起来,使每一次作业都能成为学生成长的生长点,让学生在作业的过程中体验幸福与快乐、成功与喜悦、苦恼与辛劳等。 五、作业评价的多元化 在以往的历史与社会作业批改中,教师对学生作业的评价往往要么是打钩,要么是打叉,给人感觉是冷冰冰的。通过研究,我们除了继续保持传统的评价方式外,还可以采用“等级符号+评语”制,即对于作业的总体情况以A、B、C、D等不同等级或一颗星到五颗星不等的情况进行评定,并对其中部分有创意或者需要指出其错误的作业以评语的形式处理。《历史与社会》教学是一门艺术,而课后作业更是艺术中的艺术之一。在新课改下,只要我们能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巧妙地设计社会作业,我们的学科、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历史与社会教师都会随着新课程一起茁壮成长,从而提高学科教学质量。 总而言之,不管在哪个学科教学中,作业都是保障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为学生提供课后的学习平台。基于这样的情况,在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中,教师更要注重作业有效性的设计,引导学生通过完成作业提升人文素养与综合能力,实现全面的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双屿中学 325000)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谈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摘 要:从喜欢华丽的课堂展示到追求简约的教学风格,充分发挥板书的优势,重视对插图的内涵的挖掘,注重搜集乡土材料进行交流,合理有效地利用计算机教学。学生上课交流更多,对课本的了解更深入,作业的质量也较以前有提高,学习这门功课的兴致更浓厚。虽然在教学中遇到各种困惑,但力求提高课堂的有效性,历史与社会课堂因质朴而精彩是我今后的追求。 关键词:计算机教学;板书;插图;乡土历史;质朴 分析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情结起源于个体的童年经历,一个人成年以后在性格行为上的种种表现,大都可以在童年找到原因。记得我幼小求学时,老师的主要教学工具就是黑板和白粉笔,如果一节课中老师夹杂使用了彩色粉笔来板书,我们顿时眼前一亮;如果一节课中老师运用了一幅彩色挂图,我们顿时觉得无限精彩。或许是因为记忆中的课堂色彩过于单调,当我成为一个历史与社会老师后,很喜欢色彩鲜艳的课件,尤其是当我掌握了视频下载和剪辑的方法后,我几乎在每节课都会播放一段甚至几段视频,大部分学生很喜欢看视频,而老师也不需要过多的讲解。于是,渐渐地我越来越离不开计算机的使用。直到教学工作中遇到两件颇有感触的事情,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 其一是:当我在教学九年级上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其中的一个教学重点是关于中共一大的召开,为了增加课堂的生动性,也为了增强W生对这个知识点的记忆,我特意选取了电影《建党伟业》中在南湖游船上开会的片段:优美流畅的音乐伴随着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湖光山色一出现,学生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他们专注地看着视频,我心中不禁感叹多媒体的力量,能完美地在课堂中把教学情境生动地展现出来,使学生如身临其境,身在其中。这时,镜头切换到游船上的十三个党员,党员们正激动宣布会议的相关讨论结果: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与此同时,教室里的学生也兴奋地叫:“这是演《家有儿女》里的“刘星”“他叫张一山。”“那个是明星刘烨!”“还有那个好眼熟,哦,是跑男李晨!”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事后,当我让他们回顾一大的相关内容时,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就只是那些明星,而关于一大的知识点,他们几乎不知所云。 还有一次让我耿耿于怀的教学经历是:有一次上《丝绸之路》课前,我花了一番心思制作了PPT,为了突出丝路风光,特意选取了古琴曲《阳关三叠》作为背景,当苍茫、恢宏而又深藏着凄然、悲壮;清峻、刚毅而又饱含着沉郁、顿挫的旋律响起,眼前是一片广漠无垠的沙漠,音乐以它特有的魅力把人带入遥远的汉唐时代。为了说明丝绸之路是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纽带,我特意选取了各式物品的图片,如苜蓿、核桃、胡琴等,要求学生选择。带着精心制作的课件,我信心满满地开始上课,没想到才上了不到五分钟,学校突然停电。顿时,我慌了神,教学设计因课件无法展示而打乱,于是不到半小时就结束教学内容,多出来的时间让学生写作业,总算把一节课撑到最后。 以上的教学经历使我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多媒体教学确实给我们的课堂带来了新的活力,有效改善了沉闷的课堂学习气氛,但随着使用的深入,发现多媒体教学中有时场面虽然热闹,貌似教学效果非常好。但在课后的学生作业及练习中,发现学生解题速度慢,动手做题能力差,学生对课堂上知识的掌握并不是很好。经观察分析,发现学生在课堂中对学习内容重难点理解不够,对知识要点掌握不好,课后容易忘记。学生在课堂上没有足够的时间理解知识和记录课堂笔记,学习思路不连贯。对教师而言,计算机教学只是辅助教学工具,但很多时候教师竟然被多媒体课件控制着。过多地使用多媒体,会阻碍师生的交流,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体现。 于是,我决定逐渐改变教学设计,追求一种质朴的教学风格。 1.发挥板书优势,突出教学要点 板书是教学中所应用的一种主要的教学媒体,板书艺术则是教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苏联著名教育家加里宁有一句话“教育事业不仅是科学事业,而且是艺术事业。”课堂教学的艺术离不开具体生动、富有表达力的语言,离不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不断锤炼出来的教学组织能力,也离不开直观、形象的优秀板书。 精心设计的板书,不需要华丽的画面,利用简洁的文字、简单的结构、合理的色彩运用,就能使学生对知识加深理解,加深记忆。例如,在讲授“东晋南朝政局与江南地区的开发”的时候,我提问:这堂课我们大体上要掌握几个方面的内容?通过思考,学生回答:两个政局和一个经济开发。然后再问:政局里面讲了哪些内容,经济中又包括哪些方面?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分析,本课的结构就整理出来了,在分析整理过程中,师生共同完成了板书如图: 现代教学媒体的大量涌现,更加彰显出板书不可替代的特点与优势。传统教学中的板书,恰恰弥补了多媒体教学中的短处,传统教学中的书写板书,细化突出教学的重难点,有利于培养学生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利于学生详细记录课堂笔记和理解,消化所学的知识。朱绍禹先生指出:“板书能点睛指要,给人以联想;形式多样,给人以丰富感;结构新颖,给人以美的享受。”适当的板书,利于学生理解、记忆关键词、关键句,从而利于理解教学的内容。 2.借助课本插图,引导学生观察 新的课程标准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倡导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历史与社会的课本中,有很多内容都配有插图,这些插图鲜活、直观,易于学生观察理解,与课文相配合,具有形象性、直观性的特点,是初中历史与社会教材的有机组成部分。如《连通世界的新航路》中有一幅插图是《借贷者和他的妻子》,画中的主角是一个银行家正在清点钱币。画中借贷者的妻子正在翻看《圣经》,但眼神却不自主地飘向丈夫手中的金币。我提示学生思考:课本在此加入插图说明了什么?你是如何理解的?大部分学生刚开始对这幅油画没有过多关注,但经过提示思考讨论,得出结论:在那个时代,虽然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但追求财富的愿望在滋长,对贵金属的渴求,是西欧探险家去海外冒险的直接动机。 虽然我现在在教学中遇到各种困惑,但力求提高课堂的有效性,历史与社会课堂因质朴而精彩是我今后的追求。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初中历史与社会教学中国学经典的传承 新课程标准指出:历史和社会相关课程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使他们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为了使它们的作用发挥到最大,那么初中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就要实施有效的教学,从而全面地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历史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笔财富,所以教师在教授历史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去传承一些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从而帮助教师达到教学目的。 一、运用角色扮演,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参与 教师可以用角色扮演教学法提升历史教学的有效性,所谓角色扮演,就是指在历史教学中,可以把书中的一些经典故事编排成课本剧,学生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并且根据情境进行适当的发挥,加深他们对历史文化知识的理解。相比于传统的教学角色扮演,这种教学方法更有益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执教“人权的历程”一课的时候,教师可以找学生进行角色扮演,让学生分别扮演被拍卖的黑奴、庄园主以及人贩子,还有抗议者,让学生通过真正的抗议行为去还原历史场景。 教师在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的过程中,应该适当地给他们一些提示,参加表演的学生能够更好地去诠释自己扮演的人物。在表演结束后,教师可以让学生说说自己的感受,就本课来说,学生可能会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愤慨,那么接下来教师就可以结合黑人是如何到达美洲这一历史情况进行说明,学生肯定很感兴趣,他们听课的效率也一定会很高。此外,还可以借此机会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有更高的人文素养。分别让参加表演的同学和观看表演的同学说出自己的感受。当然,角色扮演的素材可以从多个方面选取,如结合教材中的历史故事进行创编,或者是结合真实的社会事件进行编排。无论是哪一种,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都可以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使他们能够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二、融合体验方法,促进历史与社会课堂理解 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受到空间的限制,无法进行实地考察,所以教学中,教师就只能通过想象去根据一些历史思维来思考一个政权兴衰更替的规律,体验式教学可以彻底改变这种境况。体验式教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包括创设情境,协作学习以及联系生活。首先是创设情境,只有让学生进入情境里面,他们才能去想象当时的场景,去接受相关的历史信息,进而学习历史知识。其次着是协作学习,他们可以在情景中重新审视历史事件,再通过与同学的交流,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应用,所以最后一步应该是联系实际,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生活中的为人处世上,从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如,在北宋相关知识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内容去让学生扮演《清明上河图》的旅游者,或者是导游,并且让他们想象,如果自己去参观,那么他们会有怎样的感想,教师可以让他们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并与同学分享。这种方法可以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再如:讲解《》时,可以先让学生预习,让学生对课本知识有初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去扮演光绪皇帝、梁启超等人物,让他们能在体验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评析,例如:讲解“成吉思汗西征”时,教师就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辩论,让学生能在彼此否定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 三、立足发现教学,加强历史与社会课堂探究 发现教学法就是探究教学法,即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并不是直接告诉学生结论,而是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不断地接近最终的结论。让学生能够在合作探究,或者是自主探究过程中进行相关的实践,以此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执教“生活在社区里”一课的时候,在第一课时课堂教学的收尾阶段,便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城市,在农村之后才兴起,那为什么农村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呢?”就是要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资料,去寻找最终的答案。他们在探究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发现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大量迁移到城市,为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农村人口却逐渐减少,这也是城市发展快于农村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课标要求,历史必须去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民族精神,让他们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去感悟人生,学习到课本之外的理念与知识。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将历史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并且要重视学生的感受,体现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通过多种教学方式,去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陶冶学生的情操。 (作者单位:浙江湖州市安吉县天略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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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论文 1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早在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西学,向西方寻求真理,并译介西方社会学著作的同时,有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平与救国救民思想的介绍和讨论也开始出现于中国思想界。1899年,《万国公报》4月号发表了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1919)节译的蔡尔康的《大同学》一文,提到近世学派中“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如德国之马客思”。这里的“马客思”即是Marx在我国的最早译名。[1]随后,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社会学说的介绍陆续出现在报章杂志和各类书刊。但这段时期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讨论还是零碎的。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瞿秋白、李达等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对以孔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论缺陷进行批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的历程。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准确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造性运用的重大成果。在1957年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系统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性质、特点、矛盾转化的可能性,以及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与发展,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奠定基础。邓小平社会学思想的理论优秀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形态方面,从宏观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学进行研究和论述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补课”论,为我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铺平了道路,而且还对我国改革开放、如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和全面的思考,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在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费孝通带领社会学学者开始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从而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推向新高潮。他主要从小城镇研究、家庭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发展研究等几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进程。 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展望 20世纪的最后30年间,全球政治格局进入了空前变动时期,现代世界体系面临着各种反体系力量的挑战。在当前社会实践发生结构性巨变的时期,理解并跟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展。当前世界和中国具有这样一些社会趋势: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更易形成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这些趋势表明,我们时代的社会实践结构正在或已经超越古典现代时期。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工程正是在这种极为特殊的宏观背景下展开的。[2] 这一时代性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考量。这类重大现象几乎都聚焦到一个问题上,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和当代形式。在这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视为许多复杂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基本分野。但是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与统一、冲突与整合的辩证思想,至今仍然是社会学理论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对于社会学来说,对立与协调、冲突与整合的研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对立和冲突之中寻求协调和整合,在协调和整合之中洞察对立和冲突;研究对立和冲突是为了促进协调和整合,反过来,探讨协调和整合是为了解决对立和冲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论对于把握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有着根本性意义,这本身也说明了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主要形态和形式。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新型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阶段,理念和思想是最为强大的利器。真正理解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是其本来意义,意味着把握了理解历史性转换的一个思维构架,使远大志向在实践向度上深入拓展。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以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社会学学说,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的社会学思想、社会学说,以及当代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所阐述的社会学理论和学说。本文梳理了马克思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论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学理论解释和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关键词:职业性别歧视 社会学理论 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摘要:职业性别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做了深入研究。职业性别歧视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政策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其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职责。 劳动力市场同样受“供需关系”的掌控,但现行中国显然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雇主的价值、偏好将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果。学者赵耀对雇主雇佣行为调查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坚持不选择女性,认为女性不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生育和照顾家庭会影响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调查者“同意”或“很同意”这种观点。还有部分对雇主对女性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工作内容和岗位变动的应变性表示担忧。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虽然每年的调查结果有所变动,总体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职业性别歧视,社会学以独特的视角弥补了经济学纯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释力。 一、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1.女性劳动就业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 2.个人偏见理论。该理论是由贝尔克(Becker)创立,是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建立的,用贝尔克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具有歧视的偏好”,那么他就乐于以某一群体替代另一群体并为此支付某种费用。他认为,这种偏见来自雇主、雇员、顾客三个方面。(1)雇主歧视。假设一些雇主对一部分人具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恶情绪,而与其技能无关。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对女性雇员抱有偏见,即使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他们也只愿雇佣男性,除非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到足以抵消对女性的偏见的程度,才会雇佣女性。(2)雇员歧视。这与工作职位的竞争、工作中的磨擦、人们对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等的认识的不同有关。例如,大多数白人对有色人种持有偏见,有些男性雇员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领导,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残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能够胜任。(3)顾客歧视。顾客有时对被服务的对象也会有偏见。如外科医生、机械工程师、司机顾客喜欢男性提供的服务;护士、导游、空中小姐,顾客喜欢女性提供的服务。 3.互动理论。斯坦福大学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释两性职业和报酬不平等的问题时提出这一理论,她认为,人们生活在互动的交往中,在求职、应聘、面试时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基于性别的显著差异,互动过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优于女性,更胜任工作的观念影响下,造成具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对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时,男性利用占据权威位置的机会,故意忽视或消除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评价职业报酬时,人们通常较少选择异性参照群体,更多的采用与同等任职资历的、同样性别的人相比较的方法。这种通行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社会网络的同性化和职业性别隔离。 4.激进女权主义的自行就业观点。激进女权主义从强调私生活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女性在社会劳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们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们提供的战略便是使女性与男性分离,鼓励女性去创建自己的产业,如商店、银行、企业、饭店、医院、书店等,以做到自行就业,免受社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二、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建设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女性就业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借鉴,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失业保险政策、职业介绍和指导政策、公共就业工程等政策。美国(“一揽子职业中心”)、法国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就业指导。很多发达国家积极介入女性就业,财政拨款补贴公立职业介绍所,为妇女就业和企业用人提供免费服务;大力兴办公共工程,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制订了明确的支持政策,这方面美国和欧盟都走在前列,取得显著成效。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我国社会需要制订《反就业歧视法》,依靠法律的强制来保证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实现同工同酬;当前,不少中小私营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不缴纳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五项保险的行为,严重损害女性劳动者,法律要制定细则予以纠正。第二,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家庭两大社会责任,女工生育保险应尽快转变为社会统筹,实现企业的成本向社会转移,由社会来承担妇女生育哺乳费用以及生育保险金。第三,应该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长期失业和下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级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帮助她们寻找就业机会,开展再就业服务,把保障和服务结合起来。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对象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女性从业人员,使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业女性的贫困状态能够得到缓解直至消除。 社会学理论论文:结构化现代性与全球化——试论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透视 论文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理论”大纲、“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研究,探讨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对他理论的某些偏颇,提出了质疑。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现代性;全球化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倡导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面对全球化,许多宏观社会学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伴随着这种呼声,各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理论也竞相登场,吉登斯结合其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分析紧密地连在一起,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维度在全球蔓延的结果,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中的时空要素的延伸机制将二者连结起来;吉登斯的这种全球化观,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转变论”。 本文试图系统评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他的理论有失偏颇的地方,也给予了几点相应的质疑。 一、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 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认识他的结构化理论之前,必须首先分析一下他的“双重解释学”——一种认识论,它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 1.“双重解释学”:它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双重解释学”的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和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关于“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2.结构、结构化、结构二重性、时空。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规则和资源,因为规则和资源本质上具有可转换性,所以在他的笔下,结构根本就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只是在人使用它们的时候才具有某种意义,这和帕森斯的相对稳定、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地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 为了让结构具有更强的伸缩性,解决日常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的构成问题,吉登斯将时空因素正式引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吉登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并未夸大这种能动性,他也认为,人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 3.行动、反思性、意外后果、区域化和例行化。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和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问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②,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了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4.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而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确进行了某种很有成效的理论综合,他敏锐地发现了位于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极的重大理论缺陷,可是他的理论综合最终化解了这种裂痕吗?①吉登斯回避了结构与能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主要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手进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二者是如何互动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吉登斯否认了外部客观世界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稳定性,那我们的外部世界又是从何而来,吉登斯似乎倾向于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时,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稳定性的“结构”的存在,那么他对现代性的几种制度维度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讲到)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结构性原则”或“结构性特征”能解释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那么这岂不是帕森斯的结构观的重现吗?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结构性原则”来代替原来的“结构”概念而已。②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他的理论的前后逻辑也存在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因此,吉登斯有没有解决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反思性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大纲之时,就试图融合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他的理论具体分析运用。吉登斯用制度反思性分析现代性,时空因素同时将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结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面貌凸现出来。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不过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他将反思性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特征,并且试图用反思性现代性来化解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现代性的断裂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吉登斯强调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是与他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即,要为解读现代性,特别是高度现代性,找到合适的理论思维支持,因此他在他的很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主流社会学的各种进化论思想。 2、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使用,日历在世界范围标准化,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了;与此同时空间与场所也出现了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空的分离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征符号,一类是专家系统。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3.多维度的现代性分析:作为对现代性的单一维度分析的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多维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或组织类型;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很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等,更重要的是间接的监督,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监督。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实现了在领土明确的边界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 4.现代性的后果:“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的改变。时空分离和脱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传统全面而快速地从现代生活中撤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不断被修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反思的中介,习俗和日常实践受到严重的改变,它们远离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场的抽离系统主导行动。同时,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地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主导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为主导的关系。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经济秩序的崩溃、生态的灾难性破坏、极权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爆发等。 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而且延伸到自我的优秀部位,带来自我认同的某些变化,“在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④自我反思也成为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指导和干涉。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大致解读,同样,笔者感觉到他的某些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们是:①将反思性的制度化看作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的特性似乎有点不妥,难道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反思性吗?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笔者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也有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的存在,这种区别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抽象系统的再生产在速度与强度方面优先于前现代社会。②对高度现代性的“断裂”特性的分析也有偏颇之处。依据吉登斯的社会变迁观,历史都是由一系列的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应该具有“断裂”性,既然如此,“断裂”也就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唯一特性了,历史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产物,而这很难解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③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中,吉登斯始终未对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进行分析,而这些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全球化不平等的扩大,这是事实,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也都扩大了。”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是从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起步的。他反对将历史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规律的推进结果,但是他将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是否也有重归进化论的嫌疑呢? 三、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吉登斯总结了两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一种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一种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前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之上,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及在世界的扩散,当欧洲的国家体系成熟起来,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彼此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迅速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种朝“一个世界”发展的运动;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仅仅涉及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把国家当作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关系。吉登斯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总结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吉登斯认为沃伦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吉登斯同样认为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正如其他一些学者指出来的,吉登斯将战争或暴力纳入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中,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将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触角伸向了更为直接和敏感的现实问题,使他的理论更具有立体感和现实感。 但是,他对全球化分析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们有下面几点:①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全球化”观点:从吉登斯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其全球化思路与现代性分析一脉相承的风格,甚至可以说他的全球化分析其实还是他的晚期现代性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吉登斯特别指出对现代性的分析是具有国别指向的,是以欧洲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思路,在这种分析范围上,他关于现代性本质特征的描述方面,我们还能接受,但是将一个范围有限的研究思路简单地推及到全球范围,有简单复制的嫌疑。②“民族国家中心论”范式的局限性:与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一样,吉登斯全球化的制度维度也包含了民族国家体系,将民族国家视为分析单元,他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如下假定基础上的:新独立的国家将开始某种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将经历欧洲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道路,并且全球化没有改变和超越民族国家体系。但是,全球化社会正在出现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过程的跨国化、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和某种“全球文化”,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新现象,西方国家以外的社会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来重新孕育现在的标准化民族国家,而很多学者也指出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特定的组合。 吉登斯关于全球化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大都是直接对应于对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围绕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概念,能否解释性质上属跨国现实和全球化现实的语汇,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比如属于民族国家的范畴的概念:主权、监控等,能用来对现在受到广泛关注的网络社会的分析吗?3.关于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吉登斯在《现代性后果》一书中,对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有简要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是:通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各种文化事实在全球化范围有了流通和透明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具体分析全球化会对文化的各种特质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冲击,比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全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使得他对全球化的分析显得很不完整,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软”的环境在很多时候都会影响甚至制约“硬”的制度方面。罗兰.罗伯森指出:“从特定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指的是不同生活形式得以结合;这一点无法通过简单主张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而准确把握,……在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中,文明的、社会性的、民族的、地区的、甚至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有所增强” 社会学理论论文:社会学理论的优秀主题及其古典传统的创新——兼论社会学理论中“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建立 内容提要: 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其理论研究的优秀主题与根本使命就体现为以“现代社会”为范本进行“现代性方案”的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推进。然而,随着当代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新的社会转型,并由此深刻地影响到了一贯以反映社会现实变化为特征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传统上。社会学要理解全球化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并对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就必须重新反思传统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在整合已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实现理论传统的重建与创新。 关键词: 现代性 全球化 研究范式 社会学理论 一、现代性: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优秀主题及其危机 笔者曾在《逻辑起点与优秀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现代性议题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社会学理论演进历史的系统梳理与考察,论证了作为现代性产物之一的社会学,其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是现代性。不仅如此,从其诞生之时起,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命运就与现代性紧紧拴在一起了。无论是古典社会学阶段,还是现代社会学或当代社会学研究阶段,其理论建设和目标取向的主旨都是围绕着现代性而展开的,其优秀主题与根本使命实际上都体现在建设现代性和推进现代化这一大的主题范围内。[i] 因此,围绕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这一优秀主题,从社会学诞生之时起,古典社会学理论中便产生了一连串的对现代性内涵不大一致的定义,最典型的如有马克思(K.Marx)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涂尔干(E.Durkheim)通过有机团结的定义、韦伯(M.Weber)通过对合理化的定义来理解现代性的主要内涵,[ii]而且每一个定义又都是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联系在一起的,如生产方式(马克思)、劳动分工(涂尔干)、理性化的多样性(韦伯),同时还包含了一系列方法论类型与分析方法:社会关系(马克思)、社会事实(涂尔干)、社会行动(韦伯)[iii]。上述三种对现代性富有代表性的不同界定中,恰恰代表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大传统,即批判主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理论传统。而且,从社会学理论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实际上一直是处于批判主义、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三种不同传统的张力之中。[iv]一方面,它注重对研究现象作实证的、经验主义的考察与分析,强调的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注重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探究。另一方面它又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强调的是人文主义、阐释主义的传统,关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v]而与此同时,它又意识到了任何研究都要受到一定政治、文化、性别和社会阶层的影响,注意研究中的权力关系以及研究对知识建构和社会改革的重要作用,因此,它同时又具有一种后现代式的社会批判意识,强调一种强烈的价值介入。[vi]毫无疑问,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向上的这一长期存在的分裂与对立的紧张局面业已造成了社会学领域内在“实质性”理论建构、具体的研究程序乃至学术共同体从业人员中潜在的或明显的分裂。尤其在当代,这一局面又与社会学知识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论题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更为错综复杂的情势。[vii] 但是,回归到整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优秀主题之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三种不同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尽管在形式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在最为本质的价值取向上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以现代性的内涵为坐标,以现代化的实践为尺度,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知识体系(无论是古典社会学、现代社会学还是当代社会学)在理论建构与目标取向上始终没有摆脱过建设“现代性”与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其所遵循的实际上都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基础之上的一种以西方中心论、民族国家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主要学术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而且,这种研究范式的优秀内容与方法在社会学理论的古典时期就已经基本上得以确立了。比如,从古典社会学开始,社会学就已基本确立了“秩序”、“进步”和“理性”这一现代社会最为优秀的价值主题,总是想为现代化实践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理论模型,并从社会之外对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各种制度、关系进行描绘、解释和说明(这一研究取向和传统可以说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古典社会学理论中的这种对现代性的论述以及基本理论的建构,虽然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研究在社会学理论中已趋完善,但它至少确立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优秀主题,并为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方向。 尽管人类对自身活动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及其后果的思考,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系统考察和论述的却是启蒙运动以后的事。社会自人类有群居生活起即已存在,社会思想也随此而产生,但社会学作为一种全面、系统研究现代社会的知识系统则到19世纪后才得以产生的。[viii]古典社会学体系中研究领域的形成、研究主题的选择以及适用方法论的发展都是以分析现代社会现象并赋予社会秩序,提供管理生活与理性控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技术为其目标取向的。古典社会学理论正是靠这些广泛的概念和预设,而在“现代性建设”和“现代化实践”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拥有“合法性”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社会学理论所开创的理论传统虽然在形式上曾被不同时期的社会学家吸收、借用或更新,但在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性的超越与创新。 现代性与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结合所产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意味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优秀主题,而且也从总体上规范了社会学理论研究所要运用的理论、方法以及价值取向。大凡现代性与现代化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如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人类主体中心论以及形形色色的二元对立等)也多半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品质和特色,同样现代性自身所具有的潜在危机也演变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潜在危机。[ix]尤其在新的社会转型之下,伴随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危机的日益显露和严重化,社会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也越来越大。正如现代性的危机只能用超越现代性的方式来解决一样,滞留于现代化研究范式之上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也只能用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方式来予以解决。 二、全球化:新的社会转型及其对现代性的超越 在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变化莫过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笔者称之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三次社会转型[x])。这次新的社会转型与现代性之间具有天然的紧密关系。正如吉登斯(A.Giddens)所指出的,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这在现代制度的大多数基本特性方面,特别是在这些制度的脱域与反思方面表现的犹为明显[xi]。从大约17世纪起,欧洲开始在思想意识、军事力量、航海技术和经济发展等方面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欧洲社会的这种惊人转型促使它把新的制度传播到全球各地,并且引发了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一种新现象,这正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逻辑起点[xii]。现代性的这种全球化趋势,本身就在其动力机制之中,时空的重组、抽离化机制和现代性的反思性都内在地具有扩张的趋势。因此,我们应该根据时空的延伸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的漫长变迁之间的发展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化蔓延。[xiii] 毫无疑问,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并让我们看到一个越来越有“共性”的现代性的涌现,即西方现代性或启蒙方案已在全世界许多地方获得体现。但是,现代性从其全球化的倾向来看,并不是一种特别的西化之物,因为无论是现代性的激进化还是社会生活的全球化都决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过程。当然,如果把“现代性”仅仅看作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状态,那么“全球化”则更像一种“理想类型”的概念,它不是指一种人类社会的终极状态,而是指一种不断变化的整体化趋势。在民族国家阶段,“现代性”与广义的“全球化”具有某种重合之处,即“现代性”的扩张过程实际上就是全球的现代化过程。但是,当“现代性”在某些国家得以成熟并获得充分体现之后,也就是在某些民族国家完成现代化以后,其所面对的可能主要不再是一个“现代性”与“现代化”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已经被加深化了的现代性的“全球化”问题[xiv]。犹如现代性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社会现实一样,全球化也正在改变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时至今日,现代性的近期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整体化方面,而且解构了秩序、进步、理性这些启蒙时代形成的经典信条,代之以机会、风险和更多的偶然性。因此,更准确地说,全球化进程现在并没有扩大现代性,而是成了其转变的加速器。而全球化本身“在许多方面不仅是新的,而且是革命性的”,它将“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xv]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现代性”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或“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况且,“现代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整体,那么对现代性制度做出多种反应就是可能的。事实也是如此,各种“超越”现代性的运动已经在全球体系中出现了。同时,现代性的全球化后果也不仅仅体现在它的影响之上,而且也体现在知识的反思性上,这种反思性对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新的社会转型也在不断加速,其中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正在变得日益跨国化和全球化,这使得一贯以宏观研究而称著的古典社会学理论传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正如费舍斯通(M. Featherstone)所指出的,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使得古典社会学理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无力解释新现象、新问题。古典社会学传统由于把社会等同于有边界的民族国家而无法全面理解全球化问题;现代化理论则由于长期使文化依附于结构性发展,并搁置了文化与能动者(agency)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对全球化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xvi]。那些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形成的社会学(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中的一系列概念体系、理论观点再也难以解释新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全球性现象了。社会学理论缺乏探讨跨国实践(transnational practices)和全球现实的语汇,人们继续依赖与民族国家相应的传统社会学术语、概念和经验数据,使社会学理论在全球化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因此,要理解全球化对现代性的超越及其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就必须对新的全球化时代和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并通过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把握新时代的本质。[xvii]因为理论作为对社会现实的反思性、推论性建构,它应该具有在指出过去的潜势并设想可供选择的未来的基础上,解读社会现实的特性。其实,一种社会学理论能否提供引导去进行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不全然在于此理论能否提供一个程序和规则,使之符合实证主义的“可重复性”与“可验证性”等原则,而也应该取决于此理论能否把抽象的理论转化成较为具体的架构,给研究者提供指引,把他要研究的对象概念化。主流社会学理论(即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失误就在于它从不同的理论基准出发去批评非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的有效性,因而忽视了深层理解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意义。[xviii] 其实,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展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也并不是要试图在当今庞大的全球化研究领域中创造出一种更宏观的社会学理论,并建立起所谓的全球化社会学(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体系,而主要是从反思传统社会学理论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出发,面对全球化所改变的社会学理论赖以立足的现实基础,探讨社会学理论该如何在理论和方法上应对这种变化,以建立起一种能够足够适应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社会学理论层面上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当前发生在社会世界中的社会转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在促使社会学反思的同时,也提出了社会学重新定位的要求。如果说过去几年来社会学知识的衰退是不够确切的,那么,为了应对社会世界的这种变化,社会学家当然要建构出新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模型来说明这一切。[xix] 三、全球化研究范式:社会学理论传统的重构与创新 当代全球化趋势的研究表明,我们应更加以积极的方式来检讨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工具及环境,以充分回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全球化不仅迫使现代人去反思其生活形式的转变,而且也同样促使学者去斟酌其研究范式的转变,两者都面临同等的焦虑与压力。其实,完整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本身就应该包括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等不同层次,不应像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那样只注重前面几个层次而忽略了全球层次的研究。今天,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与其它学科一样,社会学理论需要迅速地扩展它的地理和智识(intellectual)边界,即承认地方社区和民族社会的本质属性正面临着全球范围内深刻变迁的巨大挑战,而对这种挑战直接反映的结果就是要在重建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以适应新的社会转型的需要。 那么,如何实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创新呢?近20年来,各种对既存社会学理论传统进行多元综合的做法越来越多,其中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大致包括以下四种。一是重建。即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吸取其他理论的益处,重新构建原来的理论,使之更加完善。如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和多向度社会学(multidimensional sociology)、费恩(C.Fine)的新符号互动论、库克(S.Cook)的新交换理论等等。二是扩展。即扩展原有理论的传统界限,向新的领域发展。如文化社会学出现了从阐释学解释向社会学调查转变的动向,常人方法学也突破了仅仅分析日常生活的对话和互动的局限,将其领域扩大到分析社会制度、结构与个人的关系等主流社会学理论所关心的问题上。三是联结。即寻求某种途径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结构与行动等不同层次、领域的现象联结起来。如科尔曼(J.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就提出了以微观层次为基础建立起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理论途径,而亚历山大则主张以宏观层次为出发点来寻求微观与宏观的联结。埃利亚斯(N.Elias)的“构型社会学”或“过程社会学”也是将微观层次的个人行为与宏观层次的国家联结起来进行分析的典范。四是整合。即试图以超越“重建”、“扩展”、“联结”的辩证综合方式,来创立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语言,以整合了的理论来认识或重新解释曾被忽略、歪曲了的多维而完整的社会现实[xx]。如瑞泽尔(G.Ritzer)提出的社会学元理论化(sociological metatheorizing)就是对社会学多重范式的整合,[xxi]还有诸如女性主义社会学、后现代社会学等各种批判的社会理论(critical social theory)的兴起,其不仅整合了传统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种思潮,而且还充分吸取了政治学、人类学、历史研究、法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等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从而在整体上促使了批判理论从社会学理论视野转向了社会理论领域。[xxii] 通过对社会学理论发展史的系统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趋向总体说来是其研究范式的变迁,或者说是其方法论体系的变迁,而这种变迁的动力则来自其研究范式的分化与整合。社会学作为一门对社会实践和现实的结构关系与运行状态的理性反思的科学,理所当然地是随着社会现实的转型而不断变化的。由此,社会学研究者的理论视野、研究范式等等都应当随之而不断发展和调整,只有这样,社会学才能体现出其本身的学术活力及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在21世纪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领域中,笔者认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将逐步得到确立。这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整合的结果,它表明了社会学理论正处于一个解构已有的研究范式、重构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文化和知识境况中。正如当今社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一样,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也正处于其历史发展的转型期中。在这个转型期中,社会学理论面临着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境况。社会学是否有更辉煌前景,社会学理论是否比以往更有效力,就看我们是否能够不仅在理论视野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不仅在战略眼光上,而且在实际运作中能够适应社会学本身的发展逻辑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在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这种适应全球化趋势和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全球化研究范式”将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征: 一是“全球化研究范式”首先意味着对传统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超越与扬弃。以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各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与冲突,使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局限在一个个有限的民族国家之中,无法阐释和说明在全球层次上出现的大量跨国事实,而且在实践上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及人类内部的冲突、斗争、彼此消解的紧张状态,使不同主体处于严重的对立之中,从而给社会学理论研究带来了自身难以克服的危机。而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将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突破现代化发展内涵的“单一性”和指导思想的“非人化”所导致的“发展悲剧”,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和谐发展观,为社会学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支撑。 二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所体现的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其视野是一种多学科渗透和融合的学术视野。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特征就是知识交叉、信息爆炸、传播迅速,并构成了一个在学科上融合渗透、在时空上交叉蔓延的立体化、全球化知识语境,这就要求社会学理论研究者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调整自己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自己的思想深度。随着全球性社会和知识社会的大力发展,人类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和人类对自我生存意识的深化,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视界日益走向融合,更多的社会科学家开始认同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社会学家也逐渐放弃对绝对理念的追寻,日益表现出对其它知识的尊重。“全球化研究范式”特征显示出一个融合各种学科优势的知识时代即将出现。因此,社会学理论研究者就不能固步自封,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应该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拓深自己的思想维度,多一分知识的维度和多一点思想的深度更有利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有利于社会学理论整体性思维方式和多元价值取向的形成与确立。 三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表明了以往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些传统的研究对象和命题日益走向式微,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需要进行时代性的转型和变革。在过去,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是一些普遍主义的东西,企图以绝对、普遍的宏大理论框架来指导自己的经验研究。实际上,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主义的真理性和有效性都是极为有限的。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越来越显示,社会学理论应该从普遍主义的理念转向人所生存于其间的社会现实和个体化的人类存在,应该将宏观架构与微观事件、客观环境与主观行动结合起来,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本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所以,社会学理论研究在当今的发展更向具体实在的社会现实开放,实践性的社会现实始终是社会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点,多一点现实的关注,多一点实践的眼光更能使社会学理论充满发展的活力。 四是“全球化研究范式”更加重视本土化社会现实的研究。“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给社会学理论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社会学理论中具有权威性的许多经典命题不再是经典命题,那种囊括宇宙、贯通历史、解释一切也决定一切的真理意识不再成为社会学理论的主要目标。社会学理论一方面应具有世界性、全球性的思想眼光和知识视界,另一方面也应当立足于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的研究策略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口号,这正体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视野、研究对象和研究意识的转变。“重视理论研究,加强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策略也正在我们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兴起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给我们提供宽广深厚的学术视野,而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则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具有更明确的目标和更强烈的现实色彩,同时也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更具有实践的操作性、理论的开放性和学科的建设性。 五是“全球化研究范式”中各种“后学”(如后工业、后现代、后殖民、后马克思主义、后资本主义等)的出现弥补了传统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不足,也从一个方面大大丰富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内涵。全球化中各种“后学”词语的大量涌现已经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理论是一种终结,而更多的是一种开放性的重构,一种解构中的重构。当代社会学理论多元发展的事实预示着,社会学理论的地位不是越来越失去它的地位和作用,恰恰相反,它的地位和价值将日益显著,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随着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事业,社会学理论是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把社会学看作是一种发展性和开放性的事业,多一点发展和开放的眼光是极为必要的。 由此看来,我们必须从全球化趋势的客观事实出发,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动态而多维的社会现实,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全球化研究范式”。这其中包含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的统一,而这个统一的基础就是古典社会学理论家马克思所一再强调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正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个人与社会才得到体现,个人特征与社会特征才得到反映,也正是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才得以联结起来,双方的互动才成为可能,才在社会活动系统的整体中统一起来。如果我们把“宏观社会-微观个体”、“客观环境-主观认知”作为两对具有连续统(continuum)特征的坐标两极的理想类型,并以瑞泽尔已划分的三种社会学范式(即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作为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研究范式”不仅将具有整合这三种基本社会学研究范式的重要特点,而且,还能够较好地概括和包容“社会批判范式”的内容,因为不同研究范式实际上只是社会现实完整结构中的不同侧面而已。[xxiii] 总之,作为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社会行为范式和社会批判范式的多元整合,“全球化研究范式”实际上能够在纵向上整合从微观个体到最宏观的全球社会的所有层次的研究对象,在横向上整合从主观心理到客观环境的所有领域的研究。而“微观—宏观”、“主观—客观”又是两个不同维度上的动态连续体,它们能从纵横两个坐标维度囊括人类社会所有方面的所有行为,具有较强的融合性、开放性和动态性。因此,在具体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过程中,我们应该同时去理解社会与个体,使微观与宏观研究互补、主观与客观解释相互验证,从而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范式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和解释力。无论社会学理论家是否愿意,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理论的传统研究对象和能够运用的研究范式都将在“纵”、“横”两个方面得以深化和拓展。[xxiv]全球化及其所带来新的社会转型并不是让社会学理论走上终结的道路,而是给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前景,社会学理论的古典传统也将在整合以往研究范式和吸收新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迈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化的新时代。 。 社会学理论论文: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及其整合 内容提要: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范式的学科,但是它却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快速变化的种种社会现象。因此,其理论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摆脱彼此对立的范式危机并较好地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而这无疑需要对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范式进行整合发展。 关键词: 社会学理论 研究范式 全球化 一、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及其危机 范式(paradigm)的概念自1962年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提出来以后,已成为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按照库恩的论述,范式是由从事某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家们在这一学科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其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尤其是通过研究实践中的范例(examples)即“一组标准事例”来理解的共同约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二是共有的信念;三是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i]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观察对象、收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的过程。范式并不能等同于理论本身或科学的逻辑,[ii]而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在实际生活里,还是在认知逻辑上,范式都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围绕着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iii]没有范式,科学研究的语言游戏也就无从进行,我们只有依靠范式,才能确定各种事物或社会现象之间的共通或类似之处,并对循此而行的日常活动做出规定。[iv] 虽然库恩有关“范式”的这个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在对自然科学史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但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借用十分广泛,并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有关范式的大论战,以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来进行反省和审视。[v ]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其中包括社会学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所研究主题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观察和调查而对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然而,对社会学理论中是否存在多重范式的问题,社会学界似乎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是一种范式的科学,如在社会学的初创和发展阶段,绝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是以所谓“主体—客体”、“个体—整体”、“宏观—微观”等二元叙事为主题来研究传统社会是如何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多重范式(multi-paradigm)的科学,如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G.Rizter)根据指导社会学分析的元理论视角(the meta-theoretical perspective),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学范式: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范式、社会定义(social definition)范式和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范式,而且这三种范式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其关系是并列的,因而由它们引导出来的研究主题——社会事实、社会定义、社会行为——不仅没有优劣之分,而且都是构成完整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社会学多维研究中的一种,只是其选择的侧重点不同罢了。[vi]任何强调一个维度、一种范式的研究都有以偏概全之嫌,都不能达成对社会现实的有效分析。 尤其是作为社会学理论主流形态的实证主义范式排除一切主体性和意义、价值问题,不仅造成了人性的危机,也造成了科学自身的危机。[vii]库恩曾指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是要通过现在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的,但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viii]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之间做出的选择不能仅仅依赖于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基本准则,更在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共同范式,包括研究方法、理论传统、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综合因素。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变只是信念的转变,它是不能通过逻辑方式得以证明的,只有通过“说服的技巧”来达到,因为并不存在一套不同范式之间互相信服的客观充分的“元标准”。[ix]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这种范式分化与对立不仅造成了社会学理论范式难以消除的危机,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学陷入了混乱的局面。 但笔者认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主要不在于学科体系内部研究范式间的这种分化与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内部的这种分化局面不仅不妨碍社会学自身的发展,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促成了社会学的多样性),而是在于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无法从整体上解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一种理论范式中找到对现实社会的满意解释。也许社会学理论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由范式危机所带来的理论方法如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问题,而其中表现出来的关键问题又是社会学理论如何将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如果社会学家把自己作为可以解决任何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圣人”,那么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社会学理论至今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对象是多变的,而研究领域几乎是没有任何界限。尽管,新一代的社会学者所受到的学科训练中关于社会学的知识非常之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问是干什么的可能并不知道,这或许正是社会学五花八门的原因。一些没有受过一天社会学训练的人,只要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名称上贴上社会学的标签,便成了社会学家了。的确如此,我们回顾一下社会学160多年的发展史,社会学有知道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吗?如果一门学科始终无法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共识,那么,它的发展趋势就会变得非常模糊。 在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着许多范式的竞争: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宏观研究范式、微观研究范式;系统范式、冲突范式[x]等等。虽然这些范式是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的,但它们却是混杂在一起的。混杂的结果是无法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所以也才有社会学家难以取得一致的埋怨,这种范式混乱和范式过多的结果势必会造成社会学理论的无所适从。而导致这种范式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筹划不足,而是由于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及其主题的快速转换造成的,尤其在当今的全球化条件下,如果社会学理论还满足于以往现代化条件下形成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那么它将难以向前发展了。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长期以来的社会学理论危机虽然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却更加变得危险。因此,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对诸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主观研究与客观研究、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个体主义研究与整体主义研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多重研究范式实现整合,似乎将成为社会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社会学理论如果不再在全球化和新的社会转型中寻求出路,社会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学恐怕都将面临不亚于灭顶之灾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如果社会学理论既不能解释现实,又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也不能对现实的发展起到真实的批判与指导作用,那么,还要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家作什么? 二、多重范式的整合及其社会学意义 社会学理论中不仅存在有多重范式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学理论的不断丰富,范式变迁和范式的整合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其实,这一问题在库恩和瑞泽尔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库恩早就指出,学科内不同研究范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门学科成长及发展的表现,一个范式的学术发展,不会停留不定,它的生命是一种蜕变和更新的过程。在学科本身发展历程中会出现种种危机,由此也便会推新出新的理论与范式的诞生。因为任何理论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地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的,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就是范式变迁。[xi]而范式的变迁必然伴随着范式的整合,尤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企图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建立一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几乎是不大可能的。瑞泽尔的三种范式,在社会学理论认识上都有其合理内容,但又都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尤其在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现实社会中,三种范式对社会学理论认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不从每一种范式中吸取有益的方面,社会现实的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xii]因此,范式整合将成为当今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 首先,反映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从逻辑上来看,社会学之所以具有了独立性,是由于社会学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了社会现象是什么?即力图把社会规律逻辑地表达出来;二是对社会是什么进行为什么的解释,即力图把社会现实逻辑地表达出来。前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科学的抽象系统,后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解释系统,只有在具备了这两个系统之后,社会学才得以独立,而且科学的抽象系统居于社会科学方法系统的优秀地位。[xiii]社会学对社会的作用就在于它的能动作用,在于对实践的指导和解释作用,而这个作用离不开社会学方法上的抽象系统和解释系统的科学性。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现实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准确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实践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在社会实践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社会学理论显示出了它的无能为力,对诸如全球化、信息化等大量的社会新现象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各种解释不断出现于现代传媒,但是都有隔靴搔痒之嫌。这种状况的出现,使人们感到社会学理论的无用,现实社会学理论只是一种“空谈”。于是,人们就很容易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只具有事后的解释性的东西(即只看到其解释系统),而忽略其抽象系统的功能。 因此,对社会学理论的科学认识仍然要从社会学的两大系统的关系中去寻求,居于优秀的抽象系统是对社会现实大量纷繁的事物和事件进行认识的工具,每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加工、分析和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些结论如果存在逻辑上的强相关关系,就融合成为一种理论。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抽象系统可以作用于各式各样的具体情境,是“信任”的延伸。[xiv]但是,抽象系统完成的这种理论只是对实践的阶段性的理性认识,它并未终结实践,所以在一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会出现理论无法解释实践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抛弃理论本身,而是要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用更进步、更科学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再抽象,从而使理论得到提升,得到充实和更新。也就是说,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时候,不是不需要理论,也不是社会学理论无用,而是更加需要理论。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方法上的,或者是现实的阶段性的复杂使抽象系统发生了迷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对抽象系统进行反思,从而重构社会学方法的抽象系统,以使其能够得到更新,进行科学的再抽象,给实践以满意的解释,并在实践得到解释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给实践以指导。 但是,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和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对立,而且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传统长期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其实,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推崇的因果性说明与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提倡的意义性理解并非永远没有结合点,意义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虽属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但在社会认识上两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理解涉及到如何把握社会现象,而因果性关系则属于说明的逻辑结构,两者都有利于对社会现实的完整把握。因此,可以说,意义性理解是社会现象成为可能的条件,而因果性说明则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成为客观的科学知识之条件。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必将会获得更大、更多的发展空间,因为对一种未定的、难以验证或无法进行经验分析的社会发展趋势(如全球化趋势)的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一个致命弱点。[xv]但我们又不能因此完全拒弃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笔者不赞成过分贬低实证主义的倾向,因为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多样化的,我们很难用一种方法就能分析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点,同时每一种理论与方法都能为理解这个社会提供一把钥匙,我们没有理由用一种研究方法或理论去贬斥另一种方法或理论。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存在。正如波普尔(K.Popper)指出的,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xvi]因此,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研究范式的整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必将成为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其次,反映在社会学理论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就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运动,并形成了一种与帕森斯学派曾达到的“一元综合”态势完全不同的“多元综合”态势,这主要包括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科尔曼(J.S.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如在当今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理论之一的新功能主义,就是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 的基本特征和对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双向批判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冲突理论、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交换理论、批判理论等不同学派的研究主题及其思想观点,并将他们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具有“多维性质”的综合性一般理论。社会学理论的这种新的综合趋势,不仅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理论范式的整合,而且把范式整合推向了更深层次,从而使范式整合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其实,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整合本身就是一体的,它们都导源于社会实践的变革。而当今最富影响、最深入的社会变革莫过于全球化及其衍生结果。全球化不仅在一切社会领域型塑(shape)出一种新的形态,而且在社会理论层面将直接导致一种新的“全球化研究范式”的产生,使以“现代化研究范式”为优秀的古典与现代社会学开始转向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主体的后现代或当代社会学。因为理论首先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方法则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社会实践的变化会引起新的理论的产生,而这种新理论的产生首先得益于方法上的创新,它是在具体方法的指导下通过人类不断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同时,新理论的形成反过来又指导和约束着研究方法。因此,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实际上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们共同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中。 现代社会学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之所以存在危机是因为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处在变革过程中,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知识工具和新的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它。迄今为止,构成社会学优秀的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强调了现代性及其发展的思想并趋向于把社会的形成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Alain Touraine)所指出的:“无论从哪一点上说,现在流行的有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想象都已大大地丧失了其说明的价值,人们不再认为社会的进步或发展会趋向于现代西方的主导地位之确立,因为现在更强调的是稳定而不是变革,更强调所谓传统文化丰富的多样性,而不是现代文明日趋贫乏的同质性”。[xvii]当然,上述所说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并不是无所不包的,它也并不意味着后现代阶段或全球化社会的来临,相反,恰恰是全球化的思想被大多数社会学家看作既是超现代化的又是现展理论的一部分。现代性的危机既不是全部也不是最后,它仍然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尽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们已无法搬用那些社会进化论的概念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这种理性化过程已成为社会学理论争议的热点,人们把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分裂和解组、与文化多元性的销蚀并与精神和生态的受损联系起来了。 由此看来,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整合趋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以及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中进行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既然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用一种或某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去研究全球化这样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全球化这个研究主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要打破长期以来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范式,并把实证、描述的方法与人文的、理解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真正整合。既要能合理、恰当地解释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又要能准确、客观地把握它的发展态势。因为描述和解释、实证和理解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所谓经验描述必然包涵着解释,而解释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描述,实证也需要用观察来检验假设,而这个检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认同的过程。[xviii]因此,面对全球化的滚滚热浪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学理论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还必须对此加以认真研究,这无疑需要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与变革(即范式整合),而这种创新与变革的重任也无疑要落到我们这一代有幸融入并亲身感受全球化的学人身上。 社会学理论论文:试析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三人谈——关于加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理论 理论建设 理论思维 理论建构 论文摘要:对于如何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郑杭生认为,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的变革,社会在要求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界应当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刘少杰分析了经验描述社会学方法的形成过程及局限性,肯定了费孝通所创建的重视经验考察,同时又不忽视理论概括的社区人类学研究,认为应当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提升到理论思维的层面上。谢立中从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中,分析了五个具有明显理论自觉的研究范式或框架式理论雏形,认为这些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学“重经验、轻理论”的实用型面貌。 中国社会学兴起于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成长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之中,其学术发展和自身建设遭到了各种无法回避的冲击,于是,急于使中国社会摆脱困境的社会学研究,往往来不及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作出理论概括,便被卷入新的社会矛盾或社会冲突之中;引用或借鉴国外现成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常常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方便形式与快捷途径。特别是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美国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简单移植,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研究轻视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的经验化倾向。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曾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思考。 中国社会学自其发端之日起,不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热切地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以深刻的学术思考去建构对中华民族乃至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社会学理论。譬如,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论、严复的合群进化论、梁启超的化育新民论,以及、李达和等人阐述的历史发展理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等等,都是对世人产生强烈震撼、引起中华民族反省自强、掀开中国历史新篇章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以及孙本文、吴景超、陈序经等人的思想观点,在理论社会学的研究与建构方面都有重要的创新性贡献。正是这些社会学家立足中国社会实际,汲取古今中外的社会学理论成果,创造了内容丰富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使得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之林中争得了立足之地,并启发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去深入思考。 如今,中国社会学重建已经二十多年了,尽管我们开展了大量实地调查和经验研究,翻泽了许多国外社会学新近学术成果,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分化、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等重大现实问题上作出了一些原创性的理论概括。但相对于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对于国外社会学研究层出不穷的崭新理论成果,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表现出日渐明显的不足。 第一,对中国古代、近现代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理论挖掘和总结不够。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思考,先秦以来卷帙浩繁的中华经典文献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深入研究这些思想理论,不仅可以了解中国社会变迁和文化传统衍化的历史,而且对于了解蕴涵在今天现实中的很多深层因素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不仅没有编写出一部充分反映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或社会理论的著作,而且对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的总结整理工作也开展得很有限。 第二,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评介和研究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受简单化的实证社会学观念限制,我们通常把研究和介绍国外社会学的理论视野,限制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范围内,而把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的欧陆社会学理论称为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排斥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之外,把某些引入的国外社会学理论不加分析地应用于我们的经验研究中,导致某些经验研究成为国外社会理论观点的简单证明。这样一来,既降低了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水平,也限制了对不断创新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理解。 第三,把社会学简单地解释为经验学科,以为只要开展经验观察和事实描述就是在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或忽视理论概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生的社会学理解。而某些学术杂志却以此来决定稿件的取舍,在论文的评审中以此来决定分数的高低,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界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及其表达的严重失衡。这种观念和行为导致中国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很多表层化、平庸化现象。例如,课题立项多,理论成果少;经验事实描述多,深人分析少;热点问题多,学术积累少。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能够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上,那种仅仅进行经验研究而不上升为理论概括的研究,不能被视为规范的深人的社会学研究,这一观点早已为中外经典社会学家所充分论述。 第四,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其历史的深人研究。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展开的理论视野、思想内容和方法原则,毫不逊色于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等其他社会学传统。然面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至今尚未得到深入挖掘和系统总结,就连社会学的业内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也缺乏一定了解。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对社会学的狭隘理解。相当多的学者仅仅从实证主义原则理解社会学,似乎社会学只能是实证主义的一统天下,超越了实证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就不再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僵化理解。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的社会学思想和理论,仅仅被理解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的附带阐释,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有甚者,社会学还常常被归结为资产阶级的学说或伪科学。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消极影响,在我国则还要加上“”的消极影响,产生了“低潮综合征”。这一病症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偏见和片面理解。例如,似乎马克思主义没有社会学,要有那也仅仅是革命斗争型的,等等。综上所述,为了克服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局限,大力推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我们应当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第一,牢记费孝通先生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多次发出的呼吁:要突破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应当像费孝通谆谆告诫的那样,中国社会学既要重视科学精神,也要发扬人文关怀;既要开展客观性的经验研究,也要开展张扬主观性的价值评价;既要立足当下中国社会实际,开展参与性、对策性的现实问题研究,也要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思想精华,开展历史性、思想性的意义阐释;既要依据定性和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析问题、形成理论观点,也要利用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会意”、“将心比心”的理解和交流方法,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解释中国社会学所面对的各种问题。 费孝通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的呼吁,是他以深厚的学术修养、宽阔的理论胸怀,积七十余年社会学研究的深刻体会,高瞻远瞩地为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争取更大发展留下的重要嘱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中国社会学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像费孝通主张的那样突破保守而片面的传统社会学观念,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开拓社会学发展的新空间。 第二,根据当代国外社会学在思想理论上发生的重大变化,积极突破社会学传统观念,在崭新的思想境界中开展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一批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做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美国社会学界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等。今天的欧美社会学已经展现了一个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新局面。 为此,我们不能再用时过境迁的陈旧社会学观念看待国外社会学,特别是不能把我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了解或引入的一些实证社会学的枝节观念,当成是国外社会学的全部,用实证社会学的旧观念、旧原则限制我们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的社会学研究。我们应当像布迪厄和吉登斯等人论述的那样,既坚持社会学的理论观念和理论视野,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全球化、后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新时代,用能够真实反映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新思想、新理论指导对现实生活的新研究。 第三,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并以此为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对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型、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的各种丰富社会现象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提出有解释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当代社会学的视角,对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所需要的深层理念的更新、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功能的转换、社会矛盾的处理、社会信任的重建等重大问题,做出自己的社会学的回答。我曾在1989年指出:“社会学之引人中国,在我国获得较大发展,取消27年后又不得不重建,归根到底也是适应了我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需要。研究这个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可以说,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认识得越深入、越全面,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也就越扎实、越迅速,而成长了的社会学又转过来推动转型过程比较顺利、比较健康地前进。” 上述三点,归结起来仍然是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如何创造性地实践中国社会学百年历史所走过的道路,即“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总之,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变革,社会在呼唤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应当肩负起光荣的历史使命,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论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学理论解释和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关键词:职业性别歧视 社会学理论 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摘要:职业性别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做了深入研究。职业性别歧视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政策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其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职责。 劳动力市场同样受“供需关系”的掌控,但现行中国显然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雇主的价值、偏好将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果。学者赵耀对雇主雇佣行为调查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坚持不选择女性,认为女性不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生育和照顾家庭会影响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调查者“同意”或“很同意”这种观点。还有部分对雇主对女性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工作内容和岗位变动的应变性表示担忧。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虽然每年的调查结果有所变动,总体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职业性别歧视,社会学以独特的视角弥补了经济学纯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释力。 一、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1.女性劳动就业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 2.个人偏见理论。该理论是由贝尔克(Becker)创立,是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建立的,用贝尔克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具有歧视的偏好”,那么他就乐于以某一群体替代另一群体并为此支付某种费用。他认为,这种偏见来自雇主、雇员、顾客三个方面。(1)雇主歧视。假设一些雇主对一部分人具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恶情绪,而与其技能无关。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对女性雇员抱有偏见,即使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他们也只愿雇佣男性,除非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到足以抵消对女性的偏见的程度,才会雇佣女性。(2)雇员歧视。这与工作职位的竞争、工作中的磨擦、人们对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等的认识的不同有关。例如,大多数白人对有色人种持有偏见,有些男性雇员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领导,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残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能够胜任。(3)顾客歧视。顾客有时对被服务的对象也会有偏见。如外科医生、机械工程师、司机顾客喜欢男性提供的服务;护士、导游、空中小姐,顾客喜欢女性提供的服务。 3.互动理论。斯坦福大学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释两性职业和报酬不平等的问题时提出这一理论,她认为,人们生活在互动的交往中,在求职、应聘、面试时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基于性别的显著差异,互动过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优于女性,更胜任工作的观念影响下,造成具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对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时,男性利用占据权威位置的机会,故意忽视或消除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评价职业报酬时,人们通常较少选择异性参照群体,更多的采用与同等任职资历的、同样性别的人相比较的方法。这种通行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社会网络的同性化和职业性别隔离。 4.激进女权主义的自行就业观点。激进女权主义从强调私生活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女性在社会劳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们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们提供的战略便是使女性与男性分离,鼓励女性去创建自己的产业,如商店、银行、企业、饭店、医院、书店等,以做到自行就业,免受社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二、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建设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女性就业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借鉴,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失业保险政策、职业介绍和指导政策、公共就业工程等政策。美国(“一揽子职业中心”)、法国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就业指导。很多发达国家积极介入女性就业,财政拨款补贴公立职业介绍所,为妇女就业和企业用人提供免费服务;大力兴办公共工程,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制订了明确的支持政策,这方面美国和欧盟都走在前列,取得显著成效。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我国社会需要制订《反就业歧视法》,依靠法律的强制来保证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实现同工同酬;当前,不少中小私营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不缴纳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五项保险的行为,严重损害女性劳动者,法律要制定细则予以纠正。第二,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家庭两大社会责任,女工生育保险应尽快转变为社会统筹,实现企业的成本向社会转移,由社会来承担妇女生育哺乳费用以及生育保险金。第三,应该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长期失业和下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级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帮助她们寻找就业机会,开展再就业服务,把保障和服务结合起来。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对象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女性从业人员,使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业女性的贫困状态能够得到缓解直至消除。 社会学理论论文:祛魅、解构与大众文化的自主性——当代语境中的布迪厄美学社会学理论 【内容提要】 本文选取於梨华、白先勇、丛苏、聂华苓等作家作品为分析个案,探讨了冷战时期旅美台湾作家群创作中的华人认同问题。台湾作家群曾经构成了美华文学的主流,他们的很多作品有意味地表现了两岸分割状态下离散华人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绘描出海外华人在美国想象和中国想象之间彷徨忧郁的心灵图像。 一 在美华文学史上,曾有过早期华人过境处天使岛墙上屈辱血泪凝聚的汉语诗篇,也有过近代至五四留美知识分子文化盗火心态驱使下启蒙与救亡的文学行动,还曾出现过文化使者意义上“脚踏东西文化”的文学书写,以及40年代的华侨文艺……但真正以文学叙事形式形成一股耀人眼目的潮流,并分别反馈回祖国大陆和台港澳且拥有广大读者群的,当数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文群,他们以杰出的文学成就创造了美华文学史的第二个高潮,直至80年代后才退出美华文学主流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与美国分属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二者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自然也就杜绝了一方国民留学和移民另一国的可能性。此间台湾社会则出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二次留学和移民潮,初期的留学生以生于大陆随父母来台的第二代青年为主,后则扩大至个人条件许可的台湾青年。冷战期间台美有着特殊关系,台湾社会崇美意识盛行,美国政府修改移民律,取消旧的移民配额制度,种种因素导致美国成为台湾人出国的首选目标,相当长一段时期,留美移居被一般台湾民众视为一种世俗的成功标尺。这一时期台湾的“留学热”大多以离开台湾移居国外为目标,其直接结果就是留学带来了一大批华人知识分子移民。“在美台湾移民主要是留学人员及其眷属。从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将近15万台湾学生来美国攻读研究生学位。台湾大学……理科学生赴美留学者高达70%-80%。”②相关学者分析了这一现象的深层因素,“它一方面反映出台湾社会普遍崇洋迷外的殖民地意识;另一方面更突出地表现出一代知识分子对台湾政治前途和经济前景的不满与失望;同时,这种‘离去'情绪还积郁着他们流寓台湾的父辈渴望摆脱困厄孤岛窘境的心理要求”③。而这一分析在台湾文群的文学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留美学生,一般多以留居美国为成功目标,这与五四前后中国留学生的回归祖国意识并不相同。他们不再是匆匆过客。这就意味着他们多数人愿意或必须接受连根拔起移植异国的事实。作为少数族群置身于竞争性极强的白人主导的美国社会,台湾留学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应对生活和心理的不适。尽管许多中国人凭着勤奋和智慧获得了稳定的工作收入和不错的社会地位,逐渐融入美国社会;但不可否认,仍有不少人在美国强势文化面前产生主体性缺失的焦虑。在《中国人在美国》一书中,华裔学者李玫瑰(rosehumlee)提出“边缘人”概念,描述的就是中国人在美国的困窘境况。他们夹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受到双重甚至多重的文化冲击,产生认同的焦虑,成为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的边缘人。由于笔者要论述的50—70年代台湾留美作家中相当一部分拥有大陆和台湾人生经验,在异己的文化境遇中未改民族文化认同,即使拥有了美国国籍,其民族情感归属与文化归属依然是中国。这个群体的创作生命因此总是与台湾和大陆保持着难以分割的文化和精神联系。 二 所谓认同,简言之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斯图尔特?霍尔指出:我是谁?“真正的”我是在与多种异己的叙述关系中形成的。迄今为止存在着两种文化身份观,一种我们熟知的本质主义身份观认为,身份是一个民族的“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意味着一种集体性的真正自我,人们可以在所属民族历史传统中获得固定源头和自我感;另一种后现代身份观则主张,身份是一种不断流动、变化和建构的过程,因而它缺乏终极的结论④。这两种对立观念之间,还存在着游移、过渡、交叉、矛盾、浑融等认同状态。拔根移植新土的跨文化经验令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更形复杂。对于台湾留美作家而言,留学和移居过程的种种生活挫折和文化休克症是产生异乡人感觉的重要因素,个人的受挫感越强,就越是敏感于被排斥、被歧视等消极性经验,也越容易从昔日的故乡回忆和历史脉络中寻找认同皈依的方向;再者,赴美前的美国想象与亲历的现实美国图景之间存在着落差,也会导致认同的混乱;当然,家国意识与乡愁情感是海外华人保持中国认同的内在原因,如德国哲学家赫德所言,移居者(流亡者)的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民族的想象与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色、母语等密不可分,在部分台湾作家的心目中,“中国”与他们的个体生命有着与生俱来的深刻联系,规定了他们本能的乡愁方向,成为他们想象的共同体以及建构自我认同之重要依据。流散海外的境遇并未改变他们的中国人自我认同,异己的环境反而可能强化他们的文化回归意识。一些旅美作家长期在主观上坚持自己的中国作家身份⑤,从中国人的立场看,这种感情自然令人亲近;但是,毕竟他们已从地理、国籍、公民身份等方面逐渐脱离中国,与移居国社会的广泛联系成为他们必须正视的生存现实。因此,在早期留学生文学中,边缘人的痛苦和自我认同的困扰是相当普遍的主题,被视为“留学生文学”代表作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於梨华在小说中塑造了牟天磊这一边缘人形象。小说以牟的返乡探亲为叙事线索,交叉呈现了三个不同的叙述流程与画面:一是他在美国辛苦打工、寂寞苦读、失去台湾恋人、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生存现状;一是赴美前记忆中台北的淳朴、亲情的温暖和爱情的甜蜜:一是现实台湾社会崇美风气盛行,美国经济与文化的渗透无处不在,“唯有在食经方面,中国文化保留得住一座未倒的堡垒,未为美国的文化侵略掩盖”⑥。小说情绪强烈地表达了留学生在这三者之间的认同困扰和价值困惑。过去的十年他一直未能融入美国社会,现在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在台湾也同样感到陌生疏离。于是,他陷入了哈姆雷特式的孤独和矛盾:留下还是不留?由于邱尚峰这个理想主义气质的真率知识分子的直接影响,作品收场前把牟天磊迟滞反复的犹豫徘徊推进成为一个明确的决定:按自己的心愿留在台湾,尝试做一番有意义的事情,同时还要试试能否挽救爱情。在最后关头,人物终于从多余人式颓丧的自我沉溺中破茧而出,这一结局的安排表明,作者在宣泄了足够浓烈的失意情绪之后,由衷地需要堂吉诃德式积极明快的行动主义。牟天磊的台湾本土身份认同与中国身份认同完全一致,这一点不言自明,但不可否认的是,冷战时期两岸对峙的现状加剧了海外中国人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困境,内战带来的两岸分裂现实让那些自大陆流亡台湾以及放逐异国的中国人尤其感到困扰和痛苦,因为作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母国,只能存在于他们的个人记忆和缥缈想象中。故土难归的悲情,构成了台湾乡愁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结的优秀情感,直至80年代的两岸交流才使这种积聚数十年的情感得到疏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印刷媒体建构出来的“想象的社群”,但他也认定此共同体并非虚构,“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⑦。牟天磊正是倚赖昔日的记忆来想象中国,而他的个人记忆与中国现代历史水乳交融。 与於梨华相比,白先勇赋予人物更为强烈的悲剧宿命色彩以及更为深沉的历史脉络。他留美之后的“纽约客”系列大多讲述了受二战和内战影响的“流浪的中国人”的身世遭遇,他的小说亦触及海外华人的认同问题。 摩天楼是白先勇笔下有关美国想象的一个重要符号,它既有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文明的傲人光环,又闪烁着金属与玻璃的冰冷色泽。对于追慕美国文明的台湾留学生,它是一种高等文明范式的诱引与召唤;但临近它,也会发现它拒人千里之外的冷酷与傲慢。像吴汉魂,企图脱离自己族性文化负担(汉魂)来拥抱摩天楼,却只能在摩天楼的地下室里煎熬度日。《上摩天楼去》更是将台湾人对美国都市文明的急切向往开宗明义地显示在题中。白先勇小说善于营造一种幻象然后打破它⑧,这篇作品里的幻象包含两点:主人公玫宝与姐姐见面之前对美国的想象以及对姐妹情感的想象。但真实打破了她脑海中的幻象。玫宝的故事让人联想起白先勇三姐先明不如意的留美生活,也会想起肯尼迪被刺后白宫易主时那种在中国人看来冷酷无情的交接方式对白先勇的文化冲击⑨,相信这些事件与这篇小说有着内在的联系。总之,故事里的玫宝迷失在幻象与真相之间的灰色地带,也迷失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温暖亲情和美国理性文化的冷漠无情的两种文化感觉之间。 《谪仙怨》这篇书写中国姑娘海外遭际的作品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放弃中国身份与道德的堕落似乎都是无可奈何的选项,主人公以国别模糊的东方女性身份出卖身体就成为海外商业化体制里的一种平淡交易。如果说《谪仙怨》讲述了中国女性在异国的混世故事,那么《谪仙记》就称得上是一出离散华人自我放逐的深刻悲剧,它成功塑造了个性鲜明结局悲惨的女性人物李彤,她的个人命运也隐喻了海外中国人的自我放逐与内战历史的直接关系。火红旗袍的中国富家女孩的亮丽形象,以及她们在美国校园引人瞩目的青春风光,折射了抗战胜利之初中国的短暂欢庆景象和国际地位提升后的中国想象。然而国共内战爆发又一次将中国推向战火与离乱,李彤父母乘坐的逃往台湾的轮船失事,高傲的“中国公主”开始了浪迹天涯的自我放逐,最终投水自杀于威尼斯。她的悲剧,是铭刻在宏大历史浓重阴影下的一抹伤痕。 一般说来,中国认同在第一代华人移民身上根深蒂固,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历史纵轴,但是当移民从无根飘零转而落地生根之后,他们实际上已经基本弃绝了回归祖国的现实可能性,而立意在新土繁衍生息。他们必然会经历不同程度的美国化来适应新土生活,而他们的下一代则成为典型的abc(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这样,他们之间可能会因文化适应的程度差异而引起错位与矛盾,两代人在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就更可能出现较大差异和冲突。白先勇写于1964年的《安乐乡的一日》主要探讨了这一普遍存在于华人移民社会的问题。这篇小说前半部分细致描摹安乐乡里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华人移民家庭主妇依萍一天的日常生活和社区环境,并回顾与穿插这位主妇的家庭关系和人际交往内容,为后来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做足够的酝酿和铺垫。她无法融入社区,找不到在家的感觉,时刻意识到自己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境况。她的痛苦还在于,在中国人最重视的家庭中她同样是异类,丈夫伟成和女儿宝莉两人已轻松自如地美国化,这使得坚持中国身份和生活习惯的她不合时宜而分外孤独郁闷。作品前半部分为后文出现的冲突进行了充分铺垫和渲染,使得高潮即母女间的剧烈冲突变得水到渠成。这次冲突的导火索是宝莉与小朋友的争吵,孩子认为小朋友称她为中国人是对她的侮辱,坚称自己是美国人,母亲在向孩子灌输她是中国人而得不到孩子认同后产生了极端的情绪反应,盛怒之下打了孩子。丈夫批评她:“你怕孩子变成美国人,因为你自己不愿变成美国人,这是你自己有心病,把你这种心病传给孩子是不公平的。” 这个华人家庭的这场矛盾冲突不是孤立的事件,它形象地表明第一代华人移民彻底融入在地社会的困难。小说借此呈现了华人移民的两种认同观念:伟成以理性实际的快乐主义为生活准则,比较容易放弃自己的族性身份认同而建构新的认同,认为这样做物有所值;依萍则以较为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念面对移民生活,处理现实问题趋向情感化和保守化,因此对于丧失和改变自我的中国身份而焦虑不安,企图在异己的环境里仍然保全自己的文化价值。在此,自我意识的强弱影响了个人能否安然接受另一种身份取代原先身份的事实。伟成父女的自我民族意识相对较弱,比较容易归化为美国人;而依萍的自我民族意识较强,也就难以接受自己和家人不再是中国人、成为美国人这个事实,她是一个维护中国身份的“殉道者”。小说力图呈示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面对华人移民在美国繁衍生息过程中认同的自然变迁和其间的必然创痛。 丛苏是台湾文群中比较鲜明地坚持中国性民族认同并广泛关注美华社会问题的作家。70年代以后她的小说主要收入两个小说集子:《想飞》和《中国人》。她往往运用华人为叙述视角,敏锐观察美国社会多元民族的生活百态,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弊病如治安问题,女性、老人、同性恋、少数民族等弱势境遇问题,都进入了她的视野。比起早期留学生文学,她的题材有了较大拓展,但华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惑仍是丛苏最为关切的对象。令人深思的是,丛苏的多数小说展示的美国想象都是负面的:社会动荡,经济滑坡,治安混乱,道德失范,弱势群体自生自灭……以都市符号摩天楼为例,丛苏笔下的摩天楼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宏伟气派,倒呈现了破旧邋遢阴暗的景象。这与白先勇的描写存在着有趣的区别,白先勇并不否认摩天楼的现代气魄,只是反感它盛气凌人和冷漠异己的压迫性;而丛苏则对这现代都市符号外在面容的现代性也毫不留情地加以否定,这一方面反映了丛苏眼中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经济萧条滑坡的部分真实,另一面,也是丛苏内心浓烈的怀乡情感和坚定的族裔主体意识使然。她小说里,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都是亲切温暖的,有时几句爽朗的山东乡音就足以让祖籍山东的作者心动,族裔—语言的民族情感在家国之外显得更加珍贵;如《中国人》里的华大姐所言:“在一个过着漂鸟生涯的人来说,有朋友,有亲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是家。”小说集《中国人》清晰集中地表达了作者这种弥漫着民族意识的创作理念:“塑造某种典型——这时代里流浪的中国人。”⑩20世纪以来,“民族认同”开始变得混杂而矛盾,“它是一个由各种社会群体与个人讲述的故事 的集合作,尤其是边缘人与局外人、外来移民、前殖民地的人、流放者与低层人士所讲述的故事集”11。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民族融合的国家里,这种情况更是普遍存在。华人在美国是少数民族,这并未让所有华人都愿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他们拥有自己的神话、传统、记忆和梦。丛苏以小说形式表达了被美国主流社会忽略不及的中国人的少数话语,她描叙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和移居者在学习、工作、人际交往、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边缘弱势境遇,分析他们中的一些人坚持将民族情感当作他们精神寄托的社会原因,不断地铭刻富有象征性和神话性的族性记忆,并希望摆脱华人知识分子柔弱消极的乡愁梦呓,赋予海外华人的族性更为坚强的力量。 作者的认同倾向也深深影响了人物的塑造,《野宴》和《中国人》中其实也存在持另一种认同观念的人物,如顺利进入中产阶层的林尧成博士有一套自己的成功者生活观念,文超峰和沈梦不能丢弃的民族情感,在他眼里只是阻碍个人发展的情感包袱,但这个比较现实的人物在小说中被视为一种势利主义者,遭到华人留学生的鄙视。显然,在那一时期美华文学中,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丢弃民族认同的行为是不被鼓励的,而受到或多或少的批评和质疑。这一现象在六七十年代台湾作家群的美华小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美华的台湾文群中,聂华苓是相当令人瞩目的一位。赴美后创作的《桑青与桃红》堪称她的代表作,也是作者最具雄心亦最富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品。强烈的政治隐喻和性议题的率直表现让这部作品个性泼辣鲜明,叙事和结构的刻意经营也使作品亮点突出,而中国女子肉体的越界漂泊与精神的跨国流离更让作品意蕴深幽促人回味,因此一向受到华文学界重视,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亚裔离散文学(diaspora)、少数民族文学、女性文学与比较文学的重要范本。此作迄今依然不乏可以重新解读的丰富话题。《桑青与桃红》分为四部分,每部分皆由桃红给美国移民局的一封信和桑青的一段日记组成,桃红的信提示主人公当前在美国境内的流浪行踪,桑青的四段日记则记载桑青半生越界跨国无根漂流的人生经历。日记里的故事发生在四种不同时空:抗战胜利前夕的瞿塘峡、国共内战结束前夕的北平、50年代末期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台岛阁楼,以及六七十年代相交时的美国独树镇。桑青日记中有这样沉痛的自语:“中国人是没有地方递解的外国人。这是他们调查其他国籍的外国人所没有遭遇到的困难。”12人物宿命式的漂泊被渲染了一层家国政治悲剧意味和冷战时代色彩。聂华苓笔下的现实中国动荡而分裂,作家以明晰、感性而又有些诡异的叙述技法呈现了主人公经验中的时代乱像,并以女性的身心体验演绎诡魅的家国历史,传递有关家国政治的思考。如果把“流浪”、“逃”与“困”13作为界定小说女性主人公生存状态的关键词,不难发现作品有意识呈现人物的放逐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分割的联系。借用詹姆逊的说法,即《桑青与桃红》可以被视为一则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寓言。从这一角度看,女性人物“逃”与“困”的辩证也正对应了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困境:近现代中国受困并逃离专制落后的封建社会体制、频频受困于外侮与内战并企图挣脱、战后陷入两岸对峙与冷战格局而在不同的理念框架中建构各自的现代性……此外,作品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以及少数话语的反抗意识同样瞩目,在《桑青与桃红》里,民族国家寓言、性别政治因素和跨界少数话语被有机而策略地缝合于一体,这几种命题此起彼伏的交织绵延,使得作品具备了一种史诗性的女性叙事特质。 作品最为瞩目之处在于塑造了桑青/桃红这一人格分裂的疯癫之女形象。关于桑青、桃红的命名和意涵,存在一些解释:“桑是很神圣的一种树,中国人把它当木主,可以养蚕,蚕可以吐丝,丝可以纺绸子。青就是桑树的颜色,是春天的颜色……”14作者还有如下解释:“一个是内向的、忧郁的、自怨的、自毁性的,另一个个性是向阳的、向上的、有希望的,这个是桃红,前一个叫桑青,这两个名字我起的时候是用了一番心思的。”15以及:“桑青可以象征一种传统的文化,桃红是鲜艳的、奔放的,象征的是进发的生命力,就是这么一个对照。”16“桑青追求自由;桃红却在没有社会责任、没有伦理约束的自由中精神崩溃了。”17实际上,桑青与桃红的分裂是人物长期被外力压迫造成自我身份认同困扰的结果。桑青曾经是明朗的,有着鲜活的青春和朝气,但是战乱、婚姻、流亡、幽闭无情地吞噬着她的活力和希望,以至在极端异化状态中将她变成了桃红。从早期桑青的形象设计看,人物并不符合西方主流视野里中国传统女性的刻板印象:被动、柔弱、缺乏主体性。桑青的生命活力被老中国旧伦理和时代的困厄所遏制,但她一直没有放弃挣扎和寻找。逃往美国的桑青变异为桃红,是生存危机、认同混乱、精神崩溃的表征,也是桑青潜在叛逆个性的释放,于是我们看到了绝望和虚妄中诞生的嬉戏疯癫之女:桃红,这是桑青挣脱忧郁和恐惧化身为蝶的方式。与阁楼叙事中桑青的隐匿逃避策略完全相反,桃红自由随意地游走于江一波、小邓、移民局官员、美国警察之间。桃红的身体政治在作品中的价值显而易见。“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长期以来,妇女们都是用身体来回答迫害、亲姻组织的驯化和一次次阉割她们的企图的。”18以身体的裸露来戏耍戴墨镜的移民局男性,以身体的游戏自主让虚伪的江一波陷入尴尬,身体成为桃红颠覆权力话语的载体。桃红陷入身休的放纵,反得以跳脱权力话语的规训。在桃红狂放的身体表演面前,原本自以为是的移民局官员显得手足无措;在桃红嬉笑怒骂的身体操纵过程中,江一波作为两性主导者的男性权威地位受到了挑战。总体上,作者将自己对女性生命本质的自由主义理解融入了疯女桑青/桃红身上。 “楔子”与“跋”中女娲、刑天和帝女雀等中国神话人物意象颇为耐人寻味,也许可以解读出桑青/桃红的文化英雄气息,这一点一向被忽略。如果说刑天这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男神寄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猛志故常在”的不屈和勇毅,作者不乏以此寄寓家国情怀和族性精神想象的可能性19;那么女娲和帝女雀这两个女性神话人物的出场就不仅具有民族精神溯源的意味,还被巧妙地镶嵌进女性话语意识和策略。无疑,这两个女性神话形象及其衍生的中国文化想象在作品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分量。作为中国神话中最为古老的始祖母神、大母神、化万物者,女娲的非凡之举首推“造人”和“补天”。“楔子”交代了桃红与女娲之间的“母女”血脉联系,而“跋”则叙述了帝女雀填海即“精卫填海”的故事,提示桑青/桃红与帝女雀的内在关联。作者以精卫与女娲这样的神话人物,隐喻桑青的弱势存在现状和不屈的精神,以及桃红的自由意志和不羁反抗,其内在逻辑显示出作品不仅意在书写华人悲情的流浪境遇,还有意将人物想象为一个富有抗争精神和行动力量的女性文化英雄。桃红身上延续并改写了刑天、精卫等叛逆者形象的民族文化精神,融合了自信、疏放、反抗强权的自由意志。桑青/桃红的住宅墙壁上留下了混乱而大胆的留言:“女生须/男生子/天下太平矣……谁怕/谁怕/whoisafraidofvirginiawoolf……桑青杀父杀母杀女……”似乎混乱谵妄的言语却涉及始终困扰人物的国族政治和性别政治,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与成为小说解构的政治符码,西方女权主义代表人物vir-giniawoolf也成为作者汉语写作需要挑战的目标。正如福科所言:“在那种陷入疯癫的作品中的时间里,世界被迫意识到自己的罪孽。……疯癫的策略及其所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辩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20正是桃红的疯癫言行解构了美国移民政策的某些不合理之处以及政治偏见和种族偏见,同时桃红本人也因疯癫而放逐了无边的恐惧和黑暗。 三 冷战时期台湾文群笔下的海外华人形象群重复诉说着一种在路上的感觉,他们是无根的飘族,身心的离散构成他们生命的基本境遇。“离开了母土的流浪人是脆弱,无根的,无着落的……对于一个流浪人,土地和语言是他在流浪生涯里日夜渴望,不能忘怀的!土地象征着他和他的祖国的根源的关系,语言象征着他和他的同胞的联带关系。没有失却它们的人永远不会感到它们的可贵(正如我们不会日日赞美阳光和空气一样),而一旦失却了它们,那流浪的人却像脱壳的游魂,国际飘荡,日夜向风来的方向探寻故乡的信息。”21这样的表述说明,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明确无疑地保持着以共同血缘、肤色、语言、历史文化传统等为基石的民族身份认同。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陈若曦是台湾作家群中一个特别的个案,她将留美转化成重回中国大陆的契机,践履其左翼思想,亲炙母国土地。然而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行动主义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华人作家大多在异域经营文字中的故国之梦,表达他们哈姆雷特般的忧郁情怀。他们笔下的“流浪的中国人”常被寂寞、孤独纠缠,甚至走向疯狂和死亡之绝路,触目惊心地诠释了冷战时期离散华人的认同困境和精神悲剧。 作为中国留学生和移民,台湾文群的个人历史与生存现实都与中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他们又实实在在跨越了国家的地域和文化疆界,身在异乡,这就注定他们的人生形态和文学创作拥有基本的双轴:一是与自己有着深刻历史联系的故土;一是与自己存在现实密切联系的新地。前者牵连着离台前的个人生活和家族历史,涉及他们的情感记忆,后者则已经切入美国的商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生存现实。这样的双轴特性鲜明地体现在台湾文群的华文创作之中80年代初期,白先勇曾指出50—70时代美华台湾作家群的几个重要特征:第一,他们旅居海外,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政治潮流和历史变动,对他们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第二,他们的作品也热切关注中国民族和文化前途和命运;第三,他们置身海外,对海峡两岸都能采取独立批评的态度;第四,他们的创作对台湾和大陆的文艺思潮都有一定的贡献和影响22。这一看法基本符合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的创作主流,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般说来,留学和移居的华人接触异域文化时存在几种不同的认同反应特征,一是“工具性的因应”,即在某种工作接触中自然参与异域文化;二是“认同”,即乐于学习当地风俗习惯并作出重大转变和适应;三是“退缩”,即对参与异域文化感到失望,而退回原母国人际圈中,他们对异域文化抱有挑剔和消极态度,对故乡社团则有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四是“抗拒”:坚持自己的祖国认同,不愿改变这一观念23。观察六七十年代台湾文群的美华小说会发觉,这几种人物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其中刻划最为深刻、也最能引起作者情感认同的人物大多属于三四两种。对于第二种人物,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更能适应国外环境、不执念民族情感的那一类人,或许他们活得比较如鱼得水,但是他们却很少得到作家们的青睐。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一阶段台湾文群虽经历着强烈的认同危机(尤其是出国初期),但他们基本上未曾改变自己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他们在文学想象世界里辨析着这种认同带来的苦恼和困惑,但却并不赞成放弃这种认同而彻底归化,对于归化倾向的人物常加以批评和讽刺。徘徊在中国想象(台湾想象)和美国想象之间,冷战时期的台湾作家较多地塑造了悲剧性的“流浪的中国人”形象,铭刻并延续了梁启超、鲁迅、郁达夫、老舍、闻一多等中国知识分子的域外创伤体验,唤起了近现代中国屈辱苦难的历史记忆。这批来自台湾的华人作家以文学叙事寓言性地表明一个弱势国家在后发现代化的曲折过程中所遭遇的自我认同分裂的惨烈;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体味着第三世界弱势处境下海外华人自我的失调与失重,还深刻体悟到冷战时期的两岸分离与国家裂痕带给海外游子的无所适从之苦,他们从偏隅于小岛到蜉蝣寄身异国,强烈地体验到身份认同的困扰,台湾—大陆—中国,这种一体性中的历史裂痕令20世纪中叶的海外中国人对民族国家政治有了难言的痛切感受。 社会学理论论文: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及其整合 内容提要: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范式的学科,但是它却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快速变化的种种社会现象。因此,其理论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摆脱彼此对立的范式危机并较好地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而这无疑需要对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范式进行整合发展。 关键词: 社会学理论 研究范式 全球化 一、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及其危机 范式(paradigm)的概念自1962年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提出来以后,已成为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按照库恩的论述,范式是由从事某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家们在这一学科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其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尤其是通过研究实践中的范例(examples)即“一组标准事例”来理解的共同约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二是共有的信念;三是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i]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观察对象、收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的过程。范式并不能等同于理论本身或科学的逻辑,[ii]而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在实际生活里,还是在认知逻辑上,范式都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围绕着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iii]没有范式,科学研究的语言游戏也就无从进行,我们只有依靠范式,才能确定各种事物或社会现象之间的共通或类似之处,并对循此而行的日常活动做出规定。[iv] 虽然库恩有关“范式”的这个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在对自然科学史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但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借用十分广泛,并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有关范式的大论战,以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来进行反省和审视。[v ]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其中包括社会学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所研究主题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观察和调查而对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然而,对社会学理论中是否存在多重范式的问题,社会学界似乎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是一种范式的科学,如在社会学的初创和发展阶段,绝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是以所谓“主体—客体”、“个体—整体”、“宏观—微观”等二元叙事为主题来研究传统社会是如何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多重范式(multi-paradigm)的科学,如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g.rizter)根据指导社会学分析的元理论视角(the meta-theoretical perspective),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学范式: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范式、社会定义(social definition)范式和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范式,而且这三种范式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其关系是并列的,因而由它们引导出来的研究主题——社会事实、社会定义、社会行为——不仅没有优劣之分,而且都是构成完整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社会学多维研究中的一种,只是其选择的侧重点不同罢了。[vi]任何强调一个维度、一种范式的研究都有以偏概全之嫌,都不能达成对社会现实的有效分析。 尤其是作为社会学理论主流形态的实证主义范式排除一切主体性和意义、价值问题,不仅造成了人性的危机,也造成了科学自身的危机。[vii]库恩曾指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是要通过现在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的,但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viii]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之间做出的选择不能仅仅依赖于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基本准则,更在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共同范式,包括研究方法、理论传统、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综合因素。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变只是信念的转变,它是不能通过逻辑方式得以证明的,只有通过“说服的技巧”来达到,因为并不存在一套不同范式之间互相信服的客观充分的“元标准”。[ix]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这种范式分化与对立不仅造成了社会学理论范式难以消除的危机,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学陷入了混乱的局面。 但笔者认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主要不在于学科体系内部研究范式间的这种分化与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内部的这种分化局面不仅不妨碍社会学自身的发展,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促成了社会学的多样性),而是在于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无法从整体上解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一种理论范式中找到对现实社会的满意解释。也许社会学理论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由范式危机所带来的理论方法如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问题,而其中表现出来的关键问题又是社会学理论如何将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如果社会学家把自己作为可以解决任何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圣人”,那么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社会学理论至今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对象是多变的,而研究领域几乎是没有任何界限。尽管,新一代的社会学者所受到的学科训练中关于社会学的知识非常之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问是干什么的可能并不知道,这或许正是社会学五花八门的原因。一些没有受过一天社会学训练的人,只要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名称上贴上社会学的标签,便成了社会学家了。的确如此,我们回顾一下社会学160多年的发展史,社会学有知道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吗?如果一门学科始终无法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共识,那么,它的发展趋势就会变得非常模糊。 在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着许多范式的竞争: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宏观研究范式、微观研究范式;系统范式、冲突范式[x]等等。虽然这些范式是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的,但它们却是混杂在一起的。混杂的结果是无法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所以也才有社会学家难以取得一致的埋怨,这种范式混乱和范式过多的结果势必会造成社会学理论的无所适从。而导致这种范式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筹划不足,而是由于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及其主题的快速转换造成的,尤其在当今的全球化条件下,如果社会学理论还满足于以往现代化条件下形成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那么它将难以向前发展了。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长期以来的社会学理论危机虽然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却更加变得危险。因此,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对诸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主观研究与客观研究、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个体主义研究与整体主义研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多重研究范式实现整合,似乎将成为社会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社会学理论如果不再在全球化和新的社会转型中寻求出路,社会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学恐怕都将面临不亚于灭顶之灾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如果社会学理论既不能解释现实,又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也不能对现实的发展起到真实的批判与指导作用,那么,还要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家作什么? 二、多重范式的整合及其社会学意义 社会学理论中不仅存在有多重范式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学理论的不断丰富,范式变迁和范式的整合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其实,这一问题在库恩和瑞泽尔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库恩早就指出,学科内不同研究范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门学科成长及发展的表现,一个范式的学术发展,不会停留不定,它的生命是一种蜕变和更新的过程。在学科本身发展历程中会出现种种危机,由此也便会推新出新的理论与范式的诞生。因为任何理论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地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的,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就是范式变迁。[xi]而范式的变迁必然伴随着范式的整合,尤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企图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建立一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几乎是不大可能的。瑞泽尔的三种范式,在社会学理论认识上都有其合理内容,但又都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尤其在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现实社会中,三种范式对社会学理论认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不从每一种范式中吸取有益的方面,社会现实的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xii]因此,范式整合将成为当今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 首先,反映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从逻辑上来看,社会学之所以具有了独立性,是由于社会学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了社会现象是什么?即力图把社会规律逻辑地表达出来;二是对社会是什么进行为什么的解释,即力图把社会现实逻辑地表达出来。前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科学的抽象系统,后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解释系统,只有在具备了这两个系统之后,社会学才得以独立,而且科学的抽象系统居于社会科学方法系统的优秀地位。[xiii]社会学对社会的作用就在于它的能动作用,在于对实践的指导和解释作用,而这个作用离不开社会学方法上的抽象系统和解释系统的科学性。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现实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准确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实践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在社会实践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社会学理论显示出了它的无能为力,对诸如全球化、信息化等大量的社会新现象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各种解释不断出现于现代传媒,但是都有隔靴搔痒之嫌。这种状况的出现,使人们感到社会学理论的无用,现实社会学理论只是一种“空谈”。于是,人们就很容易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只具有事后的解释性的东西(即只看到其解释系统),而忽略其抽象系统的功能。 因此,对社会学理论的科学认识仍然要从社会学的两大系统的关系中去寻求,居于优秀的抽象系统是对社会现实大量纷繁的事物和事件进行认识的工具,每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加工、分析和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些结论如果存在逻辑上的强相关关系,就融合成为一种理论。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抽象系统可以作用于各式各样的具体情境,是“信任”的延伸。[xiv]但是,抽象系统完成的这种理论只是对实践的阶段性的理性认识,它并未终结实践,所以在一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会出现理论无法解释实践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抛弃理论本身,而是要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用更进步、更科学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再抽象,从而使理论得到提升,得到充实和更新。也就是说,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时候,不是不需要理论,也不是社会学理论无用,而是更加需要理论。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方法上的,或者是现实的阶段性的复杂使抽象系统发生了迷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对抽象系统进行反思,从而重构社会学方法的抽象系统,以使其能够得到更新,进行科学的再抽象,给实践以满意的解释,并在实践得到解释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给实践以指导。 但是,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和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对立,而且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传统长期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其实,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推崇的因果性说明与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提倡的意义性理解并非永远没有结合点,意义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虽属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但在社会认识上两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理解涉及到如何把握社会现象,而因果性关系则属于说明的逻辑结构,两者都有利于对社会现实的完整把握。因此,可以说,意义性理解是社会现象成为可能的条件,而因果性说明则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成为客观的科学知识之条件。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必将会获得更大、更多的发展空间,因为对一种未定的、难以验证或无法进行经验分析的社会发展趋势(如全球化趋势)的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一个致命弱点。[xv]但我们又不能因此完全拒弃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笔者不赞成过分贬低实证主义的倾向,因为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多样化的,我们很难用一种方法就能分析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点,同时每一种理论与方法都能为理解这个社会提供一把钥匙,我们没有理由用一种研究方法或理论去贬斥另一种方法或理论。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存在。正如波普尔(k.popper)指出的,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xvi]因此,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研究范式的整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必将成为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其次,反映在社会学理论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就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运动,并形成了一种与帕森斯学派曾达到的“一元综合”态势完全不同的“多元综合”态势,这主要包括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科尔曼(j.s.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如在当今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理论之一的新功能主义,就是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 的基本特征和对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双向批判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冲突理论、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交换理论、批判理论等不同学派的研究主题及其思想观点,并将他们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具有“多维性质”的综合性一般理论。社会学理论的这种新的综合趋势,不仅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理论范式的整合,而且把范式整合推向了更深层次,从而使范式整合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其实,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整合本身就是一体的,它们都导源于社会实践的变革。而当今最富影响、最深入的社会变革莫过于全球化及其衍生结果。全球化不仅在一切社会领域型塑(shape)出一种新的形态,而且在社会理论层面将直接导致一种新的“全球化研究范式”的产生,使以“现代化研究范式”为优秀的古典与现代社会学开始转向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主体的后现代或当代社会学。因为理论首先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方法则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社会实践的变化会引起新的理论的产生,而这种新理论的产生首先得益于方法上的创新,它是在具体方法的指导下通过人类不断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同时,新理论的形成反过来又指导和约束着研究方法。因此,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实际上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们共同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中。 现代社会学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之所以存在危机是因为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处在变革过程中,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知识工具和新的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它。迄今为止,构成社会学优秀的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强调了现代性及其发展的思想并趋向于把社会的形成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alain touraine)所指出的:“无论从哪一点上说,现在流行的有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想象都已大大地丧失了其说明的价值,人们不再认为社会的进步或发展会趋向于现代西方的主导地位之确立,因为现在更强调的是稳定而不是变革,更强调所谓传统文化丰富的多样性,而不是现代文明日趋贫乏的同质性”。[xvii]当然,上述所说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并不是无所不包的,它也并不意味着后现代阶段或全球化社会的来临,相反,恰恰是全球化的思想被大多数社会学家看作既是超现代化的又是现展理论的一部分。现代性的危机既不是全部也不是最后,它仍然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尽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们已无法搬用那些社会进化论的概念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这种理性化过程已成为社会学理论争议的热点,人们把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分裂和解组、与文化多元性的销蚀并与精神和生态的受损联系起来了。 由此看来,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整合趋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以及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中进行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既然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用一种或某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去研究全球化这样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全球化这个研究主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要打破长期以来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范式,并把实证、描述的方法与人文的、理解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真正整合。既要能合理、恰当地解释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又要能准确、客观地把握它的发展态势。因为描述和解释、实证和理解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所谓经验描述必然包涵着解释,而解释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描述,实证也需要用观察来检验假设,而这个检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认同的过程。[xviii]因此,面对全球化的滚滚热浪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学理论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还必须对此加以认真研究,这无疑需要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与变革(即范式整合),而这种创新与变革的重任也无疑要落到我们这一代有幸融入并亲身感受全球化的学人身上。 社会学理论论文:结构化现代性与全球化——试论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透视 论文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理论”大纲、“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研究,探讨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对他理论的某些偏颇,提出了质疑。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现代性;全球化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倡导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面对全球化,许多宏观社会学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伴随着这种呼声,各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理论也竞相登场,吉登斯结合其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分析紧密地连在一起,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维度在全球蔓延的结果,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中的时空要素的延伸机制将二者连结起来;吉登斯的这种全球化观,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转变论”。 本文试图系统评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他的理论有失偏颇的地方,也给予了几点相应的质疑。 一、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 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认识他的结构化理论之前,必须首先分析一下他的“双重解释学”——一种认识论,它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 1.“双重解释学”:它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双重解释学”的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和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关于“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2.结构、结构化、结构二重性、时空。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规则和资源,因为规则和资源本质上具有可转换性,所以在他的笔下,结构根本就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只是在人使用它们的时候才具有某种意义,这和帕森斯的相对稳定、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地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 为了让结构具有更强的伸缩性,解决日常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的构成问题,吉登斯将时空因素正式引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吉登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并未夸大这种能动性,他也认为,人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 3.行动、反思性、意外后果、区域化和例行化。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和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问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②,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了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4.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而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确进行了某种很有成效的理论综合,他敏锐地发现了位于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极的重大理论缺陷,可是他的理论综合最终化解了这种裂痕吗?①吉登斯回避了结构与能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主要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手进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二者是如何互动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吉登斯否认了外部客观世界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稳定性,那我们的外部世界又是从何而来,吉登斯似乎倾向于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时,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稳定性的“结构”的存在,那么他对现代性的几种制度维度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讲到)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结构性原则”或“结构性特征”能解释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那么这岂不是帕森斯的结构观的重现吗?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结构性原则”来代替原来的“结构”概念而已。②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他的理论的前后逻辑也存在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因此,吉登斯有没有解决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反思性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大纲之时,就试图融合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他的理论具体分析运用。吉登斯用制度反思性分析现代性,时空因素同时将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结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面貌凸现出来。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不过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他将反思性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特征,并且试图用反思性现代性来化解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现代性的断裂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吉登斯强调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是与他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即,要为解读现代性,特别是高度现代性,找到合适的理论思维支持,因此他在他的很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主流社会学的各种进化论思想。 2、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使用,日历在世界范围标准化,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了;与此同时空间与场所也出现了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空的分离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征符号,一类是专家系统。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3.多维度的现代性分析:作为对现代性的单一维度分析的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多维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或组织类型;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很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等,更重要的是间接的监督,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监督。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实现了在领土明确的边界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 4.现代性的后果:“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的改变。时空分离和脱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传统全面而快速地从现代生活中撤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不断被修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反思的中介,习俗和日常实践受到严重的改变,它们远离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场的抽离系统主导行动。同时,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地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主导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为主导的关系。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经济秩序的崩溃、生态的灾难性破坏、极权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爆发等。 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而且延伸到自我的优秀部位,带来自我认同的某些变化,“在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④自我反思也成为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指导和干涉。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大致解读,同样,笔者感觉到他的某些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们是:①将反思性的制度化看作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的特性似乎有点不妥,难道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反思性吗?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笔者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也有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的存在,这种区别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抽象系统的再生产在速度与强度方面优先于前现代社会。②对高度现代性的“断裂”特性的分析也有偏颇之处。依据吉登斯的社会变迁观,历史都是由一系列的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应该具有“断裂”性,既然如此,“断裂”也就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唯一特性了,历史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产物,而这很难解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③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中,吉登斯始终未对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进行分析,而这些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全球化不平等的扩大,这是事实,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也都扩大了。”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是从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起步的。他反对将历史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规律的推进结果,但是他将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是否也有重归进化论的嫌疑呢? 三、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吉登斯总结了两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一种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一种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前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之上,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及在世界的扩散,当欧洲的国家体系成熟起来,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彼此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迅速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种朝“一个世界”发展的运动;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仅仅涉及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把国家当作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关系。吉登斯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总结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吉登斯认为沃伦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吉登斯同样认为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正如其他一些学者指出来的,吉登斯将战争或暴力纳入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中,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将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触角伸向了更为直接和敏感的现实问题,使他的理论更具有立体感和现实感。 但是,他对全球化分析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们有下面几点:①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全球化”观点:从吉登斯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其全球化思路与现代性分析一脉相承的风格,甚至可以说他的全球化分析其实还是他的晚期现代性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吉登斯特别指出对现代性的分析是具有国别指向的,是以欧洲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思路,在这种分析范围上,他关于现代性本质特征的描述方面,我们还能接受,但是将一个范围有限的研究思路简单地推及到全球范围,有简单复制的嫌疑。②“民族国家中心论”范式的局限性:与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一样,吉登斯全球化的制度维度也包含了民族国家体系,将民族国家视为分析单元,他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如下假定基础上的:新独立的国家将开始某种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将经历欧洲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道路,并且全球化没有改变和超越民族国家体系。但是,全球化社会正在出现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过程的跨国化、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和某种“全球文化”,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新现象,西方国家以外的社会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来重新孕育现在的标准化民族国家,而很多学者也指出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特定的组合。 吉登斯关于全球化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大都是直接对应于对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围绕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概念,能否解释性质上属跨国现实和全球化现实的语汇,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比如属于民族国家的范畴的概念:主权、监控等,能用来对现在受到广泛关注的网络社会的分析吗?3.关于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吉登斯在《现代性后果》一书中,对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有简要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是:通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各种文化事实在全球化范围有了流通和透明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具体分析全球化会对文化的各种特质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冲击,比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全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使得他对全球化的分析显得很不完整,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软”的环境在很多时候都会影响甚至制约“硬”的制度方面。罗兰.罗伯森指出:“从特定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指的是不同生活形式得以结合;这一点无法通过简单主张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而准确把握,……在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中,文明的、社会性的、民族的、地区的、甚至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有所增强” 社会学理论论文: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及其整合 内容提要: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范式的学科,但是它却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快速变化的种种社会现象。因此,其理论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摆脱彼此对立的范式危机并较好地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而这无疑需要对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范式进行整合发展。 关键词: 社会学理论 研究范式 全球化 一、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及其危机 范式(paradigm)的概念自1962年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提出来以后,已成为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按照库恩的论述,范式是由从事某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家们在这一学科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其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尤其是通过研究实践中的范例(examples)即“一组标准事例”来理解的共同约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二是共有的信念;三是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i]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观察对象、收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的过程。范式并不能等同于理论本身或科学的逻辑,[ii]而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在实际生活里,还是在认知逻辑上,范式都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围绕着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iii]没有范式,科学研究的语言游戏也就无从进行,我们只有依靠范式,才能确定各种事物或社会现象之间的共通或类似之处,并对循此而行的日常活动做出规定。[iv] 虽然库恩有关“范式”的这个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在对自然科学史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但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借用十分广泛,并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有关范式的大论战,以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来进行反省和审视。[v ]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其中包括社会学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所研究主题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观察和调查而对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然而,对社会学理论中是否存在多重范式的问题,社会学界似乎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是一种范式的科学,如在社会学的初创和发展阶段,绝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是以所谓“主体—客体”、“个体—整体”、“宏观—微观”等二元叙事为主题来研究传统社会是如何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多重范式(multi-paradigm)的科学,如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g.rizter)根据指导社会学分析的元理论视角(the meta-theoretical perspective),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学范式: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范式、社会定义(social definition)范式和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范式,而且这三种范式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其关系是并列的,因而由它们引导出来的研究主题——社会事实、社会定义、社会行为——不仅没有优劣之分,而且都是构成完整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社会学多维研究中的一种,只是其选择的侧重点不同罢了。[vi]任何强调一个维度、一种范式的研究都有以偏概全之嫌,都不能达成对社会现实的有效分析。 尤其是作为社会学理论主流形态的实证主义范式排除一切主体性和意义、价值问题,不仅造成了人性的危机,也造成了科学自身的危机。[vii]库恩曾指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是要通过现在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的,但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viii]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之间做出的选择不能仅仅依赖于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基本准则,更在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共同范式,包括研究方法、理论传统、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综合因素。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变只是信念的转变,它是不能通过逻辑方式得以证明的,只有通过“说服的技巧”来达到,因为并不存在一套不同范式之间互相信服的客观充分的“元标准”。[ix]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这种范式分化与对立不仅造成了社会学理论范式难以消除的危机,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学陷入了混乱的局面。 但笔者认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主要不在于学科体系内部研究范式间的这种分化与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内部的这种分化局面不仅不妨碍社会学自身的发展,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促成了社会学的多样性),而是在于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无法从整体上解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一种理论范式中找到对现实社会的满意解释。也许社会学理论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由范式危机所带来的理论方法如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问题,而其中表现出来的关键问题又是社会学理论如何将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如果社会学家把自己作为可以解决任何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圣人”,那么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社会学理论至今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对象是多变的,而研究领域几乎是没有任何界限。尽管,新一代的社会学者所受到的学科训练中关于社会学的知识非常之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问是干什么的可能并不知道,这或许正是社会学五花八门的原因。一些没有受过一天社会学训练的人,只要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名称上贴上社会学的标签,便成了社会学家了。的确如此,我们回顾一下社会学160多年的发展史,社会学有知道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吗?如果一门学科始终无法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共识,那么,它的发展趋势就会变得非常模糊。 在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着许多范式的竞争: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宏观研究范式、微观研究范式;系统范式、冲突范式[x]等等。虽然这些范式是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的,但它们却是混杂在一起的。混杂的结果是无法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所以也才有社会学家难以取得一致的埋怨,这种范式混乱和范式过多的结果势必会造成社会学理论的无所适从。而导致这种范式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筹划不足,而是由于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及其主题的快速转换造成的,尤其在当今的全球化条件下,如果社会学理论还满足于以往现代化条件下形成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那么它将难以向前发展了。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长期以来的社会学理论危机虽然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却更加变得危险。因此,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对诸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主观研究与客观研究、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个体主义研究与整体主义研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多重研究范式实现整合,似乎将成为社会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社会学理论如果不再在全球化和新的社会转型中寻求出路,社会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学恐怕都将面临不亚于灭顶之灾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如果社会学理论既不能解释现实,又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也不能对现实的发展起到真实的批判与指导作用,那么,还要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家作什么? 二、多重范式的整合及其社会学意义 社会学理论中不仅存在有多重范式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学理论的不断丰富,范式变迁和范式的整合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其实,这一问题在库恩和瑞泽尔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库恩早就指出,学科内不同研究范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门学科成长及发展的表现,一个范式的学术发展,不会停留不定,它的生命是一种蜕变和更新的过程。在学科本身发展历程中会出现种种危机,由此也便会推新出新的理论与范式的诞生。因为任何理论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地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的,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就是范式变迁。[xi]而范式的变迁必然伴随着范式的整合,尤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企图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建立一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几乎是不大可能的。瑞泽尔的三种范式,在社会学理论认识上都有其合理内容,但又都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尤其在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现实社会中,三种范式对社会学理论认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不从每一种范式中吸取有益的方面,社会现实的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xii]因此,范式整合将成为当今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 首先,反映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从逻辑上来看,社会学之所以具有了独立性,是由于社会学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了社会现象是什么?即力图把社会规律逻辑地表达出来;二是对社会是什么进行为什么的解释,即力图把社会现实逻辑地表达出来。前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科学的抽象系统,后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解释系统,只有在具备了这两个系统之后,社会学才得以独立,而且科学的抽象系统居于社会科学方法系统的优秀地位。[xiii]社会学对社会的作用就在于它的能动作用,在于对实践的指导和解释作用,而这个作用离不开社会学方法上的抽象系统和解释系统的科学性。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现实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准确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实践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在社会实践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社会学理论显示出了它的无能为力,对诸如全球化、信息化等大量的社会新现象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各种解释不断出现于现代传媒,但是都有隔靴搔痒之嫌。这种状况的出现,使人们感到社会学理论的无用,现实社会学理论只是一种“空谈”。于是,人们就很容易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只具有事后的解释性的东西(即只看到其解释系统),而忽略其抽象系统的功能。 因此,对社会学理论的科学认识仍然要从社会学的两大系统的关系中去寻求,居于优秀的抽象系统是对社会现实大量纷繁的事物和事件进行认识的工具,每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加工、分析和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些结论如果存在逻辑上的强相关关系,就融合成为一种理论。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抽象系统可以作用于各式各样的具体情境,是“信任”的延伸。[xiv]但是,抽象系统完成的这种理论只是对实践的阶段性的理性认识,它并未终结实践,所以在一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会出现理论无法解释实践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抛弃理论本身,而是要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用更进步、更科学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再抽象,从而使理论得到提升,得到充实和更新。也就是说,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时候,不是不需要理论,也不是社会学理论无用,而是更加需要理论。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方法上的,或者是现实的阶段性的复杂使抽象系统发生了迷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对抽象系统进行反思,从而重构社会学方法的抽象系统,以使其能够得到更新,进行科学的再抽象,给实践以满意的解释,并在实践得到解释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给实践以指导。 但是,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和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对立,而且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传统长期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其实,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推崇的因果性说明与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提倡的意义性理解并非永远没有结合点,意义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虽属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但在社会认识上两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理解涉及到如何把握社会现象,而因果性关系则属于说明的逻辑结构,两者都有利于对社会现实的完整把握。因此,可以说,意义性理解是社会现象成为可能的条件,而因果性说明则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成为客观的科学知识之条件。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必将会获得更大、更多的发展空间,因为对一种未定的、难以验证或无法进行经验分析的社会发展趋势(如全球化趋势)的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一个致命弱点。[xv]但我们又不能因此完全拒弃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笔者不赞成过分贬低实证主义的倾向,因为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多样化的,我们很难用一种方法就能分析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点,同时每一种理论与方法都能为理解这个社会提供一把钥匙,我们没有理由用一种研究方法或理论去贬斥另一种方法或理论。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存在。正如波普尔(k.popper)指出的,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xvi]因此,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研究范式的整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必将成为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其次,反映在社会学理论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就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运动,并形成了一种与帕森斯学派曾达到的“一元综合”态势完全不同的“多元综合”态势,这主要包括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科尔曼(j.s.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如在当今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理论之一的新功能主义,就是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 的基本特征和对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双向批判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冲突理论、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交换理论、批判理论等不同学派的研究主题及其思想观点,并将他们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具有“多维性质”的综合性一般理论。社会学理论的这种新的综合趋势,不仅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理论范式的整合,而且把范式整合推向了更深层次,从而使范式整合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其实,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整合本身就是一体的,它们都导源于社会实践的变革。而当今最富影响、最深入的社会变革莫过于全球化及其衍生结果。全球化不仅在一切社会领域型塑(shape)出一种新的形态,而且在社会理论层面将直接导致一种新的“全球化研究范式”的产生,使以“现代化研究范式”为优秀的古典与现代社会学开始转向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主体的后现代或当代社会学。因为理论首先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方法则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社会实践的变化会引起新的理论的产生,而这种新理论的产生首先得益于方法上的创新,它是在具体方法的指导下通过人类不断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同时,新理论的形成反过来又指导和约束着研究方法。因此,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实际上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们共同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中。 现代社会学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之所以存在危机是因为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处在变革过程中,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知识工具和新的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它。迄今为止,构成社会学优秀的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强调了现代性及其发展的思想并趋向于把社会的形成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alain touraine)所指出的:“无论从哪一点上说,现在流行的有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想象都已大大地丧失了其说明的价值,人们不再认为社会的进步或发展会趋向于现代西方的主导地位之确立,因为现在更强调的是稳定而不是变革,更强调所谓传统文化丰富的多样性,而不是现代文明日趋贫乏的同质性”。[xvii]当然,上述所说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并不是无所不包的,它也并不意味着后现代阶段或全球化社会的来临,相反,恰恰是全球化的思想被大多数社会学家看作既是超现代化的又是现展理论的一部分。现代性的危机既不是全部也不是最后,它仍然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尽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们已无法搬用那些社会进化论的概念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这种理性化过程已成为社会学理论争议的热点,人们把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分裂和解组、与文化多元性的销蚀并与精神和生态的受损联系起来了。 由此看来,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整合趋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以及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中进行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既然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用一种或某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去研究全球化这样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全球化这个研究主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要打破长期以来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范式,并把实证、描述的方法与人文的、理解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真正整合。既要能合理、恰当地解释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又要能准确、客观地把握它的发展态势。因为描述和解释、实证和理解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所谓经验描述必然包涵着解释,而解释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描述,实证也需要用观察来检验假设,而这个检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认同的过程。[xviii]因此,面对全球化的滚滚热浪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学理论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还必须对此加以认真研究,这无疑需要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与变革(即范式整合),而这种创新与变革的重任也无疑要落到我们这一代有幸融入并亲身感受全球化的学人身上。 社会学理论论文:祛魅、解构与大众文化的自主性——当代语境中的布迪厄美学社会学理论 【内容提要】 本文选取於梨华、白先勇、丛苏、聂华苓等作家作品为分析个案,探讨了冷战时期旅美台湾作家群创作中的华人认同问题。台湾作家群曾经构成了美华文学的主流,他们的很多作品有意味地表现了两岸分割状态下离散华人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绘描出海外华人在美国想象和中国想象之间彷徨忧郁的心灵图像。 一 在美华文学史上,曾有过早期华人过境处天使岛墙上屈辱血泪凝聚的汉语诗篇,也有过近代至五四留美知识分子文化盗火心态驱使下启蒙与救亡的文学行动,还曾出现过文化使者意义上“脚踏东西文化”的文学书写,以及40年代的华侨文艺……但真正以文学叙事形式形成一股耀人眼目的潮流,并分别反馈回祖国大陆和台港澳且拥有广大读者群的,当数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文群,他们以杰出的文学成就创造了美华文学史的第二个高潮,直至80年代后才退出美华文学主流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与美国分属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二者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自然也就杜绝了一方国民留学和移民另一国的可能性。此间台湾社会则出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二次留学和移民潮,初期的留学生以生于大陆随父母来台的第二代青年为主,后则扩大至个人条件许可的台湾青年。冷战期间台美有着特殊关系,台湾社会崇美意识盛行,美国政府修改移民律,取消旧的移民配额制度,种种因素导致美国成为台湾人出国的首选目标,相当长一段时期,留美移居被一般台湾民众视为一种世俗的成功标尺。这一时期台湾的“留学热”大多以离开台湾移居国外为目标,其直接结果就是留学带来了一大批华人知识分子移民。“在美台湾移民主要是留学人员及其眷属。从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将近15万台湾学生来美国攻读研究生学位。台湾大学……理科学生赴美留学者高达70%-80%。”②相关学者分析了这一现象的深层因素,“它一方面反映出台湾社会普遍崇洋迷外的殖民地意识;另一方面更突出地表现出一代知识分子对台湾政治前途和经济前景的不满与失望;同时,这种‘离去'情绪还积郁着他们流寓台湾的父辈渴望摆脱困厄孤岛窘境的心理要求”③。而这一分析在台湾文群的文学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留美学生,一般多以留居美国为成功目标,这与五四前后中国留学生的回归祖国意识并不相同。他们不再是匆匆过客。这就意味着他们多数人愿意或必须接受连根拔起移植异国的事实。作为少数族群置身于竞争性极强的白人主导的美国社会,台湾留学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应对生活和心理的不适。尽管许多中国人凭着勤奋和智慧获得了稳定的工作收入和不错的社会地位,逐渐融入美国社会;但不可否认,仍有不少人在美国强势文化面前产生主体性缺失的焦虑。在《中国人在美国》一书中,华裔学者李玫瑰(rosehumlee)提出“边缘人”概念,描述的就是中国人在美国的困窘境况。他们夹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受到双重甚至多重的文化冲击,产生认同的焦虑,成为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的边缘人。由于笔者要论述的50—70年代台湾留美作家中相当一部分拥有大陆和台湾人生经验,在异己的文化境遇中未改民族文化认同,即使拥有了美国国籍,其民族情感归属与文化归属依然是中国。这个群体的创作生命因此总是与台湾和大陆保持着难以分割的文化和精神联系。 二 所谓认同,简言之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斯图尔特?霍尔指出:我是谁?“真正的”我是在与多种异己的叙述关系中形成的。迄今为止存在着两种文化身份观,一种我们熟知的本质主义身份观认为,身份是一个民族的“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意味着一种集体性的真正自我,人们可以在所属民族历史传统中获得固定源头和自我感;另一种后现代身份观则主张,身份是一种不断流动、变化和建构的过程,因而它缺乏终极的结论④。这两种对立观念之间,还存在着游移、过渡、交叉、矛盾、浑融等认同状态。拔根移植新土的跨文化经验令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更形复杂。对于台湾留美作家而言,留学和移居过程的种种生活挫折和文化休克症是产生异乡人感觉的重要因素,个人的受挫感越强,就越是敏感于被排斥、被歧视等消极性经验,也越容易从昔日的故乡回忆和历史脉络中寻找认同皈依的方向;再者,赴美前的美国想象与亲历的现实美国图景之间存在着落差,也会导致认同的混乱;当然,家国意识与乡愁情感是海外华人保持中国认同的内在原因,如德国哲学家赫德所言,移居者(流亡者)的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民族的想象与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色、母语等密不可分,在部分台湾作家的心目中,“中国”与他们的个体生命有着与生俱来的深刻联系,规定了他们本能的乡愁方向,成为他们想象的共同体以及建构自我认同之重要依据。流散海外的境遇并未改变他们的中国人自我认同,异己的环境反而可能强化他们的文化回归意识。一些旅美作家长期在主观上坚持自己的中国作家身份⑤,从中国人的立场看,这种感情自然令人亲近;但是,毕竟他们已从地理、国籍、公民身份等方面逐渐脱离中国,与移居国社会的广泛联系成为他们必须正视的生存现实。因此,在早期留学生文学中,边缘人的痛苦和自我认同的困扰是相当普遍的主题,被视为“留学生文学”代表作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於梨华在小说中塑造了牟天磊这一边缘人形象。小说以牟的返乡探亲为叙事线索,交叉呈现了三个不同的叙述流程与画面:一是他在美国辛苦打工、寂寞苦读、失去台湾恋人、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生存现状;一是赴美前记忆中台北的淳朴、亲情的温暖和爱情的甜蜜:一是现实台湾社会崇美风气盛行,美国经济与文化的渗透无处不在,“唯有在食经方面,中国文化保留得住一座未倒的堡垒,未为美国的文化侵略掩盖”⑥。小说情绪强烈地表达了留学生在这三者之间的认同困扰和价值困惑。过去的十年他一直未能融入美国社会,现在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在台湾也同样感到陌生疏离。于是,他陷入了哈姆雷特式的孤独和矛盾:留下还是不留?由于邱尚峰这个理想主义气质的真率知识分子的直接影响,作品收场前把牟天磊迟滞反复的犹豫徘徊推进成为一个明确的决定:按自己的心愿留在台湾,尝试做一番有意义的事情,同时还要试试能否挽救爱情。在最后关头,人物终于从多余人式颓丧的自我沉溺中破茧而出,这一结局的安排表明,作者在宣泄了足够浓烈的失意情绪之后,由衷地需要堂吉诃德式积极明快的行动主义。牟天磊的台湾本土身份认同与中国身份认同完全一致,这一点不言自明,但不可否认的是,冷战时期两岸对峙的现状加剧了海外中国人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困境,内战带来的两岸分裂现实让那些自大陆流亡台湾以及放逐异国的中国人尤其感到困扰和痛苦,因为作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母国,只能存在于他们的个人记忆和缥缈想象中。故土难归的悲情,构成了台湾乡愁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结的优秀情感,直至80年代的两岸交流才使这种积聚数十年的情感得到疏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印刷媒体建构出来的“想象的社群”,但他也认定此共同体并非虚构,“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⑦。牟天磊正是倚赖昔日的记忆来想象中国,而他的个人记忆与中国现代历史水乳交融。 与於梨华相比,白先勇赋予人物更为强烈的悲剧宿命色彩以及更为深沉的历史脉络。他留美之后的“纽约客”系列大多讲述了受二战和内战影响的“流浪的中国人”的身世遭遇,他的小说亦触及海外华人的认同问题。 摩天楼是白先勇笔下有关美国想象的一个重要符号,它既有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文明的傲人光环,又闪烁着金属与玻璃的冰冷色泽。对于追慕美国文明的台湾留学生,它是一种高等文明范式的诱引与召唤;但临近它,也会发现它拒人千里之外的冷酷与傲慢。像吴汉魂,企图脱离自己族性文化负担(汉魂)来拥抱摩天楼,却只能在摩天楼的地下室里煎熬度日。《上摩天楼去》更是将台湾人对美国都市文明的急切向往开宗明义地显示在题中。白先勇小说善于营造一种幻象然后打破它⑧,这篇作品里的幻象包含两点:主人公玫宝与姐姐见面之前对美国的想象以及对姐妹情感的想象。但真实打破了她脑海中的幻象。玫宝的故事让人联想起白先勇三姐先明不如意的留美生活,也会想起肯尼迪被刺后白宫易主时那种在中国人看来冷酷无情的交接方式对白先勇的文化冲击⑨,相信这些事件与这篇小说有着内在的联系。总之,故事里的玫宝迷失在幻象与真相之间的灰色地带,也迷失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温暖亲情和美国理性文化的冷漠无情的两种文化感觉之间。 《谪仙怨》这篇书写中国姑娘海外遭际的作品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放弃中国身份与道德的堕落似乎都是无可奈何的选项,主人公以国别模糊的东方女性身份出卖身体就成为海外商业化体制里的一种平淡交易。如果说《谪仙怨》讲述了中国女性在异国的混世故事,那么《谪仙记》就称得上是一出离散华人自我放逐的深刻悲剧,它成功塑造了个性鲜明结局悲惨的女性人物李彤,她的个人命运也隐喻了海外中国人的自我放逐与内战历史的直接关系。火红旗袍的中国富家女孩的亮丽形象,以及她们在美国校园引人瞩目的青春风光,折射了抗战胜利之初中国的短暂欢庆景象和国际地位提升后的中国想象。然而国共内战爆发又一次将中国推向战火与离乱,李彤父母乘坐的逃往台湾的轮船失事,高傲的“中国公主”开始了浪迹天涯的自我放逐,最终投水自杀于威尼斯。她的悲剧,是铭刻在宏大历史浓重阴影下的一抹伤痕。 一般说来,中国认同在第一代华人移民身上根深蒂固,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历史纵轴,但是当移民从无根飘零转而落地生根之后,他们实际上已经基本弃绝了回归祖国的现实可能性,而立意在新土繁衍生息。他们必然会经历不同程度的美国化来适应新土生活,而他们的下一代则成为典型的abc(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这样,他们之间可能会因文化适应的程度差异而引起错位与矛盾,两代人在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就更可能出现较大差异和冲突。白先勇写于1964年的《安乐乡的一日》主要探讨了这一普遍存在于华人移民社会的问题。这篇小说前半部分细致描摹安乐乡里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华人移民家庭主妇依萍一天的日常生活和社区环境,并回顾与穿插这位主妇的家庭关系和人际交往内容,为后来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做足够的酝酿和铺垫。她无法融入社区,找不到在家的感觉,时刻意识到自己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境况。她的痛苦还在于,在中国人最重视的家庭中她同样是异类,丈夫伟成和女儿宝莉两人已轻松自如地美国化,这使得坚持中国身份和生活习惯的她不合时宜而分外孤独郁闷。作品前半部分为后文出现的冲突进行了充分铺垫和渲染,使得高潮即母女间的剧烈冲突变得水到渠成。这次冲突的导火索是宝莉与小朋友的争吵,孩子认为小朋友称她为中国人是对她的侮辱,坚称自己是美国人,母亲在向孩子灌输她是中国人而得不到孩子认同后产生了极端的情绪反应,盛怒之下打了孩子。丈夫批评她:“你怕孩子变成美国人,因为你自己不愿变成美国人,这是你自己有心病,把你这种心病传给孩子是不公平的。” 这个华人家庭的这场矛盾冲突不是孤立的事件,它形象地表明第一代华人移民彻底融入在地社会的困难。小说借此呈现了华人移民的两种认同观念:伟成以理性实际的快乐主义为生活准则,比较容易放弃自己的族性身份认同而建构新的认同,认为这样做物有所值;依萍则以较为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念面对移民生活,处理现实问题趋向情感化和保守化,因此对于丧失和改变自我的中国身份而焦虑不安,企图在异己的环境里仍然保全自己的文化价值。在此,自我意识的强弱影响了个人能否安然接受另一种身份取代原先身份的事实。伟成父女的自我民族意识相对较弱,比较容易归化为美国人;而依萍的自我民族意识较强,也就难以接受自己和家人不再是中国人、成为美国人这个事实,她是一个维护中国身份的“殉道者”。小说力图呈示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面对华人移民在美国繁衍生息过程中认同的自然变迁和其间的必然创痛。 丛苏是台湾文群中比较鲜明地坚持中国性民族认同并广泛关注美华社会问题的作家。70年代以后她的小说主要收入两个小说集子:《想飞》和《中国人》。她往往运用华人为叙述视角,敏锐观察美国社会多元民族的生活百态,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弊病如治安问题,女性、老人、同性恋、少数民族等弱势境遇问题,都进入了她的视野。比起早期留学生文学,她的题材有了较大拓展,但华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惑仍是丛苏最为关切的对象。令人深思的是,丛苏的多数小说展示的美国想象都是负面的:社会动荡,经济滑坡,治安混乱,道德失范,弱势群体自生自灭……以都市符号摩天楼为例,丛苏笔下的摩天楼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宏伟气派,倒呈现了破旧邋遢阴暗的景象。这与白先勇的描写存在着有趣的区别,白先勇并不否认摩天楼的现代气魄,只是反感它盛气凌人和冷漠异己的压迫性;而丛苏则对这现代都市符号外在面容的现代性也毫不留情地加以否定,这一方面反映了丛苏眼中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经济萧条滑坡的部分真实,另一面,也是丛苏内心浓烈的怀乡情感和坚定的族裔主体意识使然。她小说里,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都是亲切温暖的,有时几句爽朗的山东乡音就足以让祖籍山东的作者心动,族裔—语言的民族情感在家国之外显得更加珍贵;如《中国人》里的华大姐所言:“在一个过着漂鸟生涯的人来说,有朋友,有亲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是家。”小说集《中国人》清晰集中地表达了作者这种弥漫着民族意识的创作理念:“塑造某种典型——这时代里流浪的中国人。”⑩20世纪以来,“民族认同”开始变得混杂而矛盾,“它是一个由各种社会群体与个人讲述的故事 的集合作,尤其是边缘人与局外人、外来移民、前殖民地的人、流放者与低层人士所讲述的故事集”11。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民族融合的国家里,这种情况更是普遍存在。华人在美国是少数民族,这并未让所有华人都愿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他们拥有自己的神话、传统、记忆和梦。丛苏以小说形式表达了被美国主流社会忽略不及的中国人的少数话语,她描叙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和移居者在学习、工作、人际交往、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边缘弱势境遇,分析他们中的一些人坚持将民族情感当作他们精神寄托的社会原因,不断地铭刻富有象征性和神话性的族性记忆,并希望摆脱华人知识分子柔弱消极的乡愁梦呓,赋予海外华人的族性更为坚强的力量。 作者的认同倾向也深深影响了人物的塑造,《野宴》和《中国人》中其实也存在持另一种认同观念的人物,如顺利进入中产阶层的林尧成博士有一套自己的成功者生活观念,文超峰和沈梦不能丢弃的民族情感,在他眼里只是阻碍个人发展的情感包袱,但这个比较现实的人物在小说中被视为一种势利主义者,遭到华人留学生的鄙视。显然,在那一时期美华文学中,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丢弃民族认同的行为是不被鼓励的,而受到或多或少的批评和质疑。这一现象在六七十年代台湾作家群的美华小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美华的台湾文群中,聂华苓是相当令人瞩目的一位。赴美后创作的《桑青与桃红》堪称她的代表作,也是作者最具雄心亦最富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品。强烈的政治隐喻和性议题的率直表现让这部作品个性泼辣鲜明,叙事和结构的刻意经营也使作品亮点突出,而中国女子肉体的越界漂泊与精神的跨国流离更让作品意蕴深幽促人回味,因此一向受到华文学界重视,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亚裔离散文学(diaspora)、少数民族文学、女性文学与比较文学的重要范本。此作迄今依然不乏可以重新解读的丰富话题。《桑青与桃红》分为四部分,每部分皆由桃红给美国移民局的一封信和桑青的一段日记组成,桃红的信提示主人公当前在美国境内的流浪行踪,桑青的四段日记则记载桑青半生越界跨国无根漂流的人生经历。日记里的故事发生在四种不同时空:抗战胜利前夕的瞿塘峡、国共内战结束前夕的北平、50年代末期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台岛阁楼,以及六七十年代相交时的美国独树镇。桑青日记中有这样沉痛的自语:“中国人是没有地方递解的外国人。这是他们调查其他国籍的外国人所没有遭遇到的困难。”12人物宿命式的漂泊被渲染了一层家国政治悲剧意味和冷战时代色彩。聂华苓笔下的现实中国动荡而分裂,作家以明晰、感性而又有些诡异的叙述技法呈现了主人公经验中的时代乱像,并以女性的身心体验演绎诡魅的家国历史,传递有关家国政治的思考。如果把“流浪”、“逃”与“困”13作为界定小说女性主人公生存状态的关键词,不难发现作品有意识呈现人物的放逐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分割的联系。借用詹姆逊的说法,即《桑青与桃红》可以被视为一则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寓言。从这一角度看,女性人物“逃”与“困”的辩证也正对应了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困境:近现代中国受困并逃离专制落后的封建社会体制、频频受困于外侮与内战并企图挣脱、战后陷入两岸对峙与冷战格局而在不同的理念框架中建构各自的现代性……此外,作品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以及少数话语的反抗意识同样瞩目,在《桑青与桃红》里,民族国家寓言、性别政治因素和跨界少数话语被有机而策略地缝合于一体,这几种命题此起彼伏的交织绵延,使得作品具备了一种史诗性的女性叙事特质。 作品最为瞩目之处在于塑造了桑青/桃红这一人格分裂的疯癫之女形象。关于桑青、桃红的命名和意涵,存在一些解释:“桑是很神圣的一种树,中国人把它当木主,可以养蚕,蚕可以吐丝,丝可以纺绸子。青就是桑树的颜色,是春天的颜色……”14作者还有如下解释:“一个是内向的、忧郁的、自怨的、自毁性的,另一个个性是向阳的、向上的、有希望的,这个是桃红,前一个叫桑青,这两个名字我起的时候是用了一番心思的。”15以及:“桑青可以象征一种传统的文化,桃红是鲜艳的、奔放的,象征的是进发的生命力,就是这么一个对照。”16“桑青追求自由;桃红却在没有社会责任、没有伦理约束的自由中精神崩溃了。”17实际上,桑青与桃红的分裂是人物长期被外力压迫造成自我身份认同困扰的结果。桑青曾经是明朗的,有着鲜活的青春和朝气,但是战乱、婚姻、流亡、幽闭无情地吞噬着她的活力和希望,以至在极端异化状态中将她变成了桃红。从早期桑青的形象设计看,人物并不符合西方主流视野里中国传统女性的刻板印象:被动、柔弱、缺乏主体性。桑青的生命活力被老中国旧伦理和时代的困厄所遏制,但她一直没有放弃挣扎和寻找。逃往美国的桑青变异为桃红,是生存危机、认同混乱、精神崩溃的表征,也是桑青潜在叛逆个性的释放,于是我们看到了绝望和虚妄中诞生的嬉戏疯癫之女:桃红,这是桑青挣脱忧郁和恐惧化身为蝶的方式。与阁楼叙事中桑青的隐匿逃避策略完全相反,桃红自由随意地游走于江一波、小邓、移民局官员、美国警察之间。桃红的身体政治在作品中的价值显而易见。“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长期以来,妇女们都是用身体来回答迫害、亲姻组织的驯化和一次次阉割她们的企图的。”18以身体的裸露来戏耍戴墨镜的移民局男性,以身体的游戏自主让虚伪的江一波陷入尴尬,身体成为桃红颠覆权力话语的载体。桃红陷入身休的放纵,反得以跳脱权力话语的规训。在桃红狂放的身体表演面前,原本自以为是的移民局官员显得手足无措;在桃红嬉笑怒骂的身体操纵过程中,江一波作为两性主导者的男性权威地位受到了挑战。总体上,作者将自己对女性生命本质的自由主义理解融入了疯女桑青/桃红身上。 “楔子”与“跋”中女娲、刑天和帝女雀等中国神话人物意象颇为耐人寻味,也许可以解读出桑青/桃红的文化英雄气息,这一点一向被忽略。如果说刑天这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男神寄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猛志故常在”的不屈和勇毅,作者不乏以此寄寓家国情怀和族性精神想象的可能性19;那么女娲和帝女雀这两个女性神话人物的出场就不仅具有民族精神溯源的意味,还被巧妙地镶嵌进女性话语意识和策略。无疑,这两个女性神话形象及其衍生的中国文化想象在作品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分量。作为中国神话中最为古老的始祖母神、大母神、化万物者,女娲的非凡之举首推“造人”和“补天”。“楔子”交代了桃红与女娲之间的“母女”血脉联系,而“跋”则叙述了帝女雀填海即“精卫填海”的故事,提示桑青/桃红与帝女雀的内在关联。作者以精卫与女娲这样的神话人物,隐喻桑青的弱势存在现状和不屈的精神,以及桃红的自由意志和不羁反抗,其内在逻辑显示出作品不仅意在书写华人悲情的流浪境遇,还有意将人物想象为一个富有抗争精神和行动力量的女性文化英雄。桃红身上延续并改写了刑天、精卫等叛逆者形象的民族文化精神,融合了自信、疏放、反抗强权的自由意志。桑青/桃红的住宅墙壁上留下了混乱而大胆的留言:“女生须/男生子/天下太平矣……谁怕/谁怕/whoisafraidofvirginiawoolf……桑青杀父杀母杀女……”似乎混乱谵妄的言语却涉及始终困扰人物的国族政治和性别政治,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与成为小说解构的政治符码,西方女权主义代表人物vir-giniawoolf也成为作者汉语写作需要挑战的目标。正如福科所言:“在那种陷入疯癫的作品中的时间里,世界被迫意识到自己的罪孽。……疯癫的策略及其所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辩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20正是桃红的疯癫言行解构了美国移民政策的某些不合理之处以及政治偏见和种族偏见,同时桃红本人也因疯癫而放逐了无边的恐惧和黑暗。 三 冷战时期台湾文群笔下的海外华人形象群重复诉说着一种在路上的感觉,他们是无根的飘族,身心的离散构成他们生命的基本境遇。“离开了母土的流浪人是脆弱,无根的,无着落的……对于一个流浪人,土地和语言是他在流浪生涯里日夜渴望,不能忘怀的!土地象征着他和他的祖国的根源的关系,语言象征着他和他的同胞的联带关系。没有失却它们的人永远不会感到它们的可贵(正如我们不会日日赞美阳光和空气一样),而一旦失却了它们,那流浪的人却像脱壳的游魂,国际飘荡,日夜向风来的方向探寻故乡的信息。”21这样的表述说明,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明确无疑地保持着以共同血缘、肤色、语言、历史文化传统等为基石的民族身份认同。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陈若曦是台湾作家群中一个特别的个案,她将留美转化成重回中国大陆的契机,践履其左翼思想,亲炙母国土地。然而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行动主义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华人作家大多在异域经营文字中的故国之梦,表达他们哈姆雷特般的忧郁情怀。他们笔下的“流浪的中国人”常被寂寞、孤独纠缠,甚至走向疯狂和死亡之绝路,触目惊心地诠释了冷战时期离散华人的认同困境和精神悲剧。 作为中国留学生和移民,台湾文群的个人历史与生存现实都与中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他们又实实在在跨越了国家的地域和文化疆界,身在异乡,这就注定他们的人生形态和文学创作拥有基本的双轴:一是与自己有着深刻历史联系的故土;一是与自己存在现实密切联系的新地。前者牵连着离台前的个人生活和家族历史,涉及他们的情感记忆,后者则已经切入美国的商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生存现实。这样的双轴特性鲜明地体现在台湾文群的华文创作之中80年代初期,白先勇曾指出50—70时代美华台湾作家群的几个重要特征:第一,他们旅居海外,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政治潮流和历史变动,对他们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第二,他们的作品也热切关注中国民族和文化前途和命运;第三,他们置身海外,对海峡两岸都能采取独立批评的态度;第四,他们的创作对台湾和大陆的文艺思潮都有一定的贡献和影响22。这一看法基本符合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的创作主流,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般说来,留学和移居的华人接触异域文化时存在几种不同的认同反应特征,一是“工具性的因应”,即在某种工作接触中自然参与异域文化;二是“认同”,即乐于学习当地风俗习惯并作出重大转变和适应;三是“退缩”,即对参与异域文化感到失望,而退回原母国人际圈中,他们对异域文化抱有挑剔和消极态度,对故乡社团则有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四是“抗拒”:坚持自己的祖国认同,不愿改变这一观念23。观察六七十年代台湾文群的美华小说会发觉,这几种人物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其中刻划最为深刻、也最能引起作者情感认同的人物大多属于三四两种。对于第二种人物,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更能适应国外环境、不执念民族情感的那一类人,或许他们活得比较如鱼得水,但是他们却很少得到作家们的青睐。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一阶段台湾文群虽经历着强烈的认同危机(尤其是出国初期),但他们基本上未曾改变自己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他们在文学想象世界里辨析着这种认同带来的苦恼和困惑,但却并不赞成放弃这种认同而彻底归化,对于归化倾向的人物常加以批评和讽刺。徘徊在中国想象(台湾想象)和美国想象之间,冷战时期的台湾作家较多地塑造了悲剧性的“流浪的中国人”形象,铭刻并延续了梁启超、鲁迅、郁达夫、老舍、闻一多等中国知识分子的域外创伤体验,唤起了近现代中国屈辱苦难的历史记忆。这批来自台湾的华人作家以文学叙事寓言性地表明一个弱势国家在后发现代化的曲折过程中所遭遇的自我认同分裂的惨烈;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体味着第三世界弱势处境下海外华人自我的失调与失重,还深刻体悟到冷战时期的两岸分离与国家裂痕带给海外游子的无所适从之苦,他们从偏隅于小岛到蜉蝣寄身异国,强烈地体验到身份认同的困扰,台湾—大陆—中国,这种一体性中的历史裂痕令20世纪中叶的海外中国人对民族国家政治有了难言的痛切感受。 社会学理论论文:结构化现代性与全球化——试论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透视 论文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理论”大纲、“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研究,探讨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对他理论的某些偏颇,提出了质疑。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现代性;全球化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倡导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面对全球化,许多宏观社会学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伴随着这种呼声,各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理论也竞相登场,吉登斯结合其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分析紧密地连在一起,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维度在全球蔓延的结果,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中的时空要素的延伸机制将二者连结起来;吉登斯的这种全球化观,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转变论”。 本文试图系统评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他的理论有失偏颇的地方,也给予了几点相应的质疑。 一、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 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认识他的结构化理论之前,必须首先分析一下他的“双重解释学”——一种认识论,它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 1.“双重解释学”:它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双重解释学”的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和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关于“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2.结构、结构化、结构二重性、时空。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规则和资源,因为规则和资源本质上具有可转换性,所以在他的笔下,结构根本就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只是在人使用它们的时候才具有某种意义,这和帕森斯的相对稳定、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地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 为了让结构具有更强的伸缩性,解决日常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的构成问题,吉登斯将时空因素正式引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吉登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并未夸大这种能动性,他也认为,人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 3.行动、反思性、意外后果、区域化和例行化。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和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问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②,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了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4.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而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确进行了某种很有成效的理论综合,他敏锐地发现了位于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极的重大理论缺陷,可是他的理论综合最终化解了这种裂痕吗?①吉登斯回避了结构与能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主要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手进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二者是如何互动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吉登斯否认了外部客观世界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稳定性,那我们的外部世界又是从何而来,吉登斯似乎倾向于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时,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稳定性的“结构”的存在,那么他对现代性的几种制度维度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讲到)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结构性原则”或“结构性特征”能解释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那么这岂不是帕森斯的结构观的重现吗?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结构性原则”来代替原来的“结构”概念而已。②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他的理论的前后逻辑也存在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因此,吉登斯有没有解决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反思性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大纲之时,就试图融合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他的理论具体分析运用。吉登斯用制度反思性分析现代性,时空因素同时将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结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面貌凸现出来。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不过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他将反思性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特征,并且试图用反思性现代性来化解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现代性的断裂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吉登斯强调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是与他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即,要为解读现代性,特别是高度现代性,找到合适的理论思维支持,因此他在他的很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主流社会学的各种进化论思想。 2、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使用,日历在世界范围标准化,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了;与此同时空间与场所也出现了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空的分离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征符号,一类是专家系统。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3.多维度的现代性分析:作为对现代性的单一维度分析的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多维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或组织类型;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很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等,更重要的是间接的监督,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监督。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实现了在领土明确的边界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 4.现代性的后果:“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的改变。时空分离和脱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传统全面而快速地从现代生活中撤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不断被修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反思的中介,习俗和日常实践受到严重的改变,它们远离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场的抽离系统主导行动。同时,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地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主导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为主导的关系。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经济秩序的崩溃、生态的灾难性破坏、极权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爆发等。 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而且延伸到自我的优秀部位,带来自我认同的某些变化,“在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④自我反思也成为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指导和干涉。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大致解读,同样,笔者感觉到他的某些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们是:①将反思性的制度化看作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的特性似乎有点不妥,难道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反思性吗?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笔者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也有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的存在,这种区别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抽象系统的再生产在速度与强度方面优先于前现代社会。②对高度现代性的“断裂”特性的分析也有偏颇之处。依据吉登斯的社会变迁观,历史都是由一系列的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应该具有“断裂”性,既然如此,“断裂”也就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唯一特性了,历史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产物,而这很难解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③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中,吉登斯始终未对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进行分析,而这些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全球化不平等的扩大,这是事实,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也都扩大了。”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是从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起步的。他反对将历史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规律的推进结果,但是他将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是否也有重归进化论的嫌疑呢? 三、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吉登斯总结了两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一种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一种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前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之上,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及在世界的扩散,当欧洲的国家体系成熟起来,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彼此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迅速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种朝“一个世界”发展的运动;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仅仅涉及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把国家当作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关系。吉登斯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总结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吉登斯认为沃伦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吉登斯同样认为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正如其他一些学者指出来的,吉登斯将战争或暴力纳入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中,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将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触角伸向了更为直接和敏感的现实问题,使他的理论更具有立体感和现实感。 但是,他对全球化分析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们有下面几点:①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全球化”观点:从吉登斯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其全球化思路与现代性分析一脉相承的风格,甚至可以说他的全球化分析其实还是他的晚期现代性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吉登斯特别指出对现代性的分析是具有国别指向的,是以欧洲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思路,在这种分析范围上,他关于现代性本质特征的描述方面,我们还能接受,但是将一个范围有限的研究思路简单地推及到全球范围,有简单复制的嫌疑。②“民族国家中心论”范式的局限性:与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一样,吉登斯全球化的制度维度也包含了民族国家体系,将民族国家视为分析单元,他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如下假定基础上的:新独立的国家将开始某种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将经历欧洲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道路,并且全球化没有改变和超越民族国家体系。但是,全球化社会正在出现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过程的跨国化、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和某种“全球文化”,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新现象,西方国家以外的社会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来重新孕育现在的标准化民族国家,而很多学者也指出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特定的组合。 吉登斯关于全球化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大都是直接对应于对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围绕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概念,能否解释性质上属跨国现实和全球化现实的语汇,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比如属于民族国家的范畴的概念:主权、监控等,能用来对现在受到广泛关注的网络社会的分析吗?3.关于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吉登斯在《现代性后果》一书中,对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有简要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是:通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各种文化事实在全球化范围有了流通和透明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具体分析全球化会对文化的各种特质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冲击,比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全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使得他对全球化的分析显得很不完整,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软”的环境在很多时候都会影响甚至制约“硬”的制度方面。罗兰.罗伯森指出:“从特定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指的是不同生活形式得以结合;这一点无法通过简单主张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而准确把握,……在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中,文明的、社会性的、民族的、地区的、甚至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有所增强” 社会学理论论文:经济社会学理论在经济法研究中的作用 一、什么是经济社会学 经济社会学是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需要明确的是,虽然他和经济挂钩,但是经济社会学内在的理论进路和分析理路仍然遵循了社会学模式,它不会将经济现象独立于社会结构去看待。这门学科特色在于,它是社会学家以社会研究的视角对经济学领域进行的介入,而这种介入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可以说经济社会学的出现,是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反思和挑战。熊彼特被认为是最早倡导“经济社会学”的人物之一,在《经济分析史》中他提出本文由收集整理了“经济社会学”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研究“经济制度”的科学。但需要指出的是,熊彼特倡导的“经济社会学”更多着眼于“经济”,这就与现今我们所言的经济社会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是最早对经济社会学学科地位的认定作出贡献的人,在其著作《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他对社会学进行了三大类的划分,分别是一般社会学、社会形态学和社会生理学,经济社会学就被他划分在了社会生理学之下,成为了社会生理学的一个分支。诚如前文所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思路和分析框架仍然是社会学式的,重点关注经济过程中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而经济学则偏重于研究这一过程中的经济因素。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尚无定论,一般认为经济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包括: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等。经济社会学对消费的研究主要沿着三个方向展开,一是侧重于研究消费者内在的购买行为以及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对于消费行为的影响;二是侧重于分析消费行为方式发生所依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环境;三是对于消费文化的关注侧重于研究符号的意义、消费文化的形成以及行为感受过程。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把社会学的分析方法纳入消费经济问题的研究过程中。较早时期对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建设作出贡献的学者就有韦伯、涂尔干、凡勃伦等,当代较有影响的经济社会学家则有帕森斯、斯梅尔塞、熊彼特、杜森贝利、西美尔、布迪厄、理斯曼和鲍德里亚和富永健一等。 二、主要研究方法与理论 作为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和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经济社会学的本身理论体系其实还尚无定论。有的学者将其理论体系概括为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几大组成部分。其中的经济行动是社会人一系列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并且这些行动的目的也并非仅仅着眼于最大利润的获得,而是一种对多层次需求的满足。社会经济结构论就主张作为社会系统子系统之一的经济系统需要同其他社会内部的子系统达到互助的满足效用,从而使经济发展水平同社会结构相适应。社会经济变迁论是当代经济社会学关注的重点,它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变迁所具备的心理特质、发展的指标体系、发展中的协调与失调等问题。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论则是社会经济变迁论的理论延伸,主要是运用长远的目光去分析一国经济发展应有的道路,以便在联系本国实际的基础上,为经济发展出谋献策。 从具体内容来看,各国关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其实是各不相同的,但依据其内在共性,可将其大致分为五个研究方面:(1)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一般认为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起着决定作用,不同的群体结构、活动会对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造成差异很大的作用。(2)经济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及发生这些影响的诸多社会条件,具体就是社会当中政治、文化、人口、地域等与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3)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主要研究支配人们开展一定经济行为的社会因素。(4)经济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包括对经济活动各环节的社会学分析,还会分析不同经济集团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5)研究经济政策的实施,主要是着眼于实施经济政策的社会依据和社会条件。 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基础理论有如下几种:(1)理性选择理论,即认为最大化的实现私利是决策者行为选择的标准,纯粹的理性在于人是为了目的理性的最大化而实现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2)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成本和时候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合同而发生的成本。(3)谈判理论,以传统的价格理论为基础,认为自愿合作可以使得一项资源从股价低的主体转移到股价高的注意中,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也提高了合作双方的福利水平。 三、对经济法研究的助益所在 1、有助于揭示经济法的社会性本质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它的首要价值目标是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而非个人或某一团体的利益。这种社会性是对普遍而非特殊的强调,也是对全局而非局部的强调,它突出的是一种大众性而非个体性。可以说社会性在经济法领域的凸显,既回应了现实经济生活的实际需要,又满足了法律本身不断分化和完善的要求。作为一门以社会学视角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交叉性质学科,经济社会学主张经济法研究中运用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对于经济法社会性本质有着很好的揭示作用。 2、有助于为经济法研究提供多种科学视角 经济社会学主要依托的还是社会学视角,这种实证的学科手段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前文中所提出的理性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都为经济法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法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可以说这些经济社会学基础理论为经济法研究积累了不少的理论基础与创新方法。 3、有助于经济法之经济目的的体现 经济法始终调整经济关系,调整的目的就是使社会的整体经济能持续、稳定的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而且其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纵向经济关系,但对横向经济关系会产生明显的影响;采取的手段既有惩罚性的,也有补偿性的,既有鼓励类的,也有禁止、限制类的,体现了明显的综合调整的特征。对于以研究经济现象为目的的经济社会学来说,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加以运用其理论与方法,对于经济法其本身经济目的的实现,是有着很大的助推作用的。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论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学理论解释和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关键词:职业性别歧视 社会学理论 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摘要:职业性别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做了深入研究。职业性别歧视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政策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其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职责。 劳动力市场同样受“供需关系”的掌控,但现行中国显然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雇主的价值、偏好将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果。学者赵耀对雇主雇佣行为调查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坚持不选择女性,认为女性不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生育和照顾家庭会影响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调查者“同意”或“很同意”这种观点。还有部分对雇主对女性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工作内容和岗位变动的应变性表示担忧。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虽然每年的调查结果有所变动,总体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职业性别歧视,社会学以独特的视角弥补了经济学纯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释力。 一、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1.女性劳动就业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 2.个人偏见理论。该理论是由贝尔克(becker)创立,是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建立的,用贝尔克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具有歧视的偏好”,那么他就乐于以某一群体替代另一群体并为此支付某种费用。他认为,这种偏见来自雇主、雇员、顾客三个方面。(1)雇主歧视。假设一些雇主对一部分人具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恶情绪,而与其技能无关。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对女性雇员抱有偏见,即使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他们也只愿雇佣男性,除非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到足以抵消对女性的偏见的程度,才会雇佣女性。(2)雇员歧视。这与工作职位的竞争、工作中的磨擦、人们对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等的认识的不同有关。例如,大多数白人对有色人种持有偏见,有些男性雇员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领导,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残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能够胜任。(3)顾客歧视。顾客有时对被服务的对象也会有偏见。如外科医生、机械工程师、司机顾客喜欢男性提供的服务;护士、导游、空中小姐,顾客喜欢女性提供的服务。 3.互动理论。斯坦福大学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释两性职业和报酬不平等的问题时提出这一理论,她认为,人们生活在互动的交往中,在求职、应聘、面试时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基于性别的显著差异,互动过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优于女性,更胜任工作的观念影响下,造成具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对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时,男性利用占据权威位置的机会,故意忽视或消除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评价职业报酬时,人们通常较少选择异性参照群体,更多的采用与同等任职资历的、同样性别的人相比较的方法。这种通行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社会网络的同性化和职业性别隔离。 4.激进女权主义的自行就业观点。激进女权主义从强调私生活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女性在社会劳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们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们提供的战略便是使女性与男性分离,鼓励女性去创建自己的产业,如商店、银行、企业、饭店、医院、书店等,以做到自行就业,免受社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二、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建设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女性就业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借鉴,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失业保险政策、职业介绍和指导政策、公共就业工程等政策。美国(“一揽子职业中心”)、法国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就业指导。很多发达国家积极介入女性就业,财政拨款补贴公立职业介绍所,为妇女就业和企业用人提供免费服务;大力兴办公共工程,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制订了明确的支持政策,这方面美国和欧盟都走在前列,取得显著成效。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我国社会需要制订《反就业歧视法》,依靠法律的强制来保证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实现同工同酬;当前,不少中小私营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不缴纳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五项保险的行为,严重损害女性劳动者,法律要制定细则予以纠正。第二,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家庭两大社会责任,女工生育保险应尽快转变为社会统筹,实现企业的成本向社会转移,由社会来承担妇女生育哺乳费用以及生育保险金。第三,应该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长期失业和下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级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帮助她们寻找就业机会,开展再就业服务,把保障和服务结合起来。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对象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女性从业人员,使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业女性的贫困状态能够得到缓解直至消除。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谈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的拓展训练分析 【摘 要】社会学理论主要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了由微观层级的社会行动或人际互动,至宏观层级的社会系统或结构。社会学领域理论是拓展训练中的团队学习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拓展训练操作技巧的理论指导,对于认识拓展训练中的现象和规律具有重要的作用。 【 关键词 】社会学;拓展训练;应用 一、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社会互赖理论的认知 社会互赖理论发端于20世纪早期的德国柏林大学。格式塔心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库尔特・考夫卡(KurtKoffka)于1935年提出:群体是成员间的互赖性,是可以变化的动力整体,这就首次提出了“群体动力整体性”的观点。 考夫卡的同事勒温(K.Lewin)在其基础上,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阐发,他认为群体的本质是其成员基于共同目标而形成的互赖,由此促使群体成为一个整体,若群体中任何成员或次群体的状态发生改变,将会影响其他成员或其他次群体产生改变;群体成员内在的紧张状态能够引发完成共同目标的动机[1]。 勒温的弟子莫顿・道奇(MortonDeutsch)于1949年首次提出了两种社会互赖: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互赖,从目标结构角度得出了合作与竞争的理论。最终莫顿・道奇的弟子约翰逊兄弟将这一理论进行统整与拓展,形成了社会互赖理论体系。约翰逊兄弟将社会互赖分为三种情况:积极的社会互赖、消极的社会互赖、没有社会互赖。社会互赖理论将合作和竞争作为关系变量而非个体变量来进行研究。它不仅关注在完成任务中合作和竞争的效果,而且对互动方式、心理过程、人际关系、对自我和工作的态度等也进行详细研究。在教育领域,社会互赖理论的运用和发展最成功的范例是合作学习的兴起与繁荣。 (二)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社会互赖理论主要研究个体间在合作性和竞争性的社会情境中相互影响时的行动效率、内在心理过程、互动方式及结果。虽然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单打独斗的年代,伴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已经逝去,团队合作在当今时代备受青睐。但是合作离不开竞争,没有竞争的合作是肤浅的、毫无生机的;竞争也离不开合作,没有合作的竞争,是孤单的、狭隘的。 拓展项目的设计更倾向于合作与竞争的相互依存。在拓展课程实施过程中,既强调学员之间的合作,又注重培养学员的有序竞争,最终达到一种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的培训效果。团队目标的达成,是学员间合作的结果,但是也离不开相互之间的竞争。合作的同时鼓励竞争,有助于提升团队个体的能力,进而提高团队整体的凝聚力和竞争力。而在鼓励竞争的同时,又要注重相互之间的合作。竞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更高的目标的手段,在竞争中合作应体现“双赢”原则。一个人再强大,只能超越自己,而一个强大的团队可以攻克许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难题,这就是团队力量的最好彰显。 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在完成拓展项目,达成团队目标过程中,学员之间容易相互诱导和影响。积极互赖使学员间产生促进性互动,如果学员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就会形成一种积极的氛围,可以感染到团队中的每位成员。这样不仅促进个人小目标的完成,而且加速了团队大目标的实现。消极互赖往往使学员间产生阻抗性互动,对困难程度评估过高,或者对自己的能力评价过低,都会使学员产生消极的互动,如果这种消极互动得到扩散,会对目标的达成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而没有互赖就意味着不会产生互动,目标也就肯定不会实现。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群体动力学理论的认知 群体动力学(groupdynamies)亦称“团体动力学”,试图通过对群体现象的动态分析发现其一般规律的理论。群体动力学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跨学科研究,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心理学的先驱―库尔特・勒温(KurtLewin)的“场论”。“场”是他借用物理学上力场的概念,其基本要义为:在同一场内的各部分元素彼此影响;当某部分元素变动,所有其他部分的元素都会受到影响。勒温采用格式塔心理学观点,将个体行为变化视为在某一时间与空间内,受内外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勒温认为[2],群体行为由构成群体的个体来执行,但群体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对个体具有很大的支配力。用公式B(f)=E×P来表示,即个体行为B是个体所处环境特征E与个体自身特点P互动的函数。 群体动力学主要研究群体的凝聚力(如决定群体凝聚力强弱的因素),群体压力和社会规范(如从众现象等),群体目标(如群体目标的有无对群体性能的影响)和成员的动机作用(如竞争与合作)等等。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拓展训练强调团队学习的氛围,整个过程就是帮助团队和每个成员不断发现团队和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断向好的方向改善的过程。拓展训练的各个环节都能体验到团队精神。在场地项目和情景项目中,目标的完成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在高空项目中,个人的成功挑战也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鼓励。 拓展训练课程中会形成以团队为单位的“场”,学员也会在这个“场”中体验项目,并在体验中促进个体的感悟的形成。虽然群体动力源于个体动力,但是群体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动力。由于每位学员在生活学识、经历等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所以他们对拓展训练的理解角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就导致学员在参加拓展训练过程中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当团队这个“场”形成之后,以团队的整体性来引导和影响学员行为,会使整个团队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团队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即使有个别学员存在消极的情绪,但受到积极氛围的感染,也会产生从众现象,融入到团队之中。反之,如果整个“场”的氛围是消极的,哪怕有积极的学员,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不利于团队目标达成的消极因素。 三、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符号互动理论的认知 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interactiontheory,又称象征互动理论),是与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有着密切关系的传播学基础理论之一,也是重要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米德(G.Mead),其优秀的三个概念是“符号”、“自我”、“互动”。虽然“符号互动论”是布鲁姆提出的名词,但符号互动理论是米德独一无二的思想,在其著作《心智、自我与社会》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达和呈现。这个具有开创性的社会学观点理论对社会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也受到其他许多 学者的影响,尤其继承了C・H・库利的“镜中自我”概念。 米德认为象征符号乃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他综合了新达尔文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将人类心智、社会自我、社会结构贯穿于社会互动之中[3]。他认为,人们具有独特的心智过程,他们通过“体味而理解他人的角色”就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行动者可以更准确地估计他们对他人的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并进而增加与他人合作性互动的可能。(下接49页) (上接53页)符号互动理论在后期的发展中分为两大学派,一派是由布鲁默领导的芝加哥学派,继承了米德的研究成果;另一派是以科学取向为特征的衣阿华学派,代表人物有M・库恩、卡奇等。两派的基本区别在于方法论,衣阿华学派采取量化的取向。 (二)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的课程,对拓展训练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符号是指传达信息的基本单元。它是对事物的表征,也是语言、动作、表情等的代码形式。而互动则是一种使对象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彼此发生积极的改变的过程。符号互动论强调人们在感受并理解他人角色的过程中自我概念在不断地成熟,使学生获得“镜中我”的感觉,视他人态度和意向而行动的能力也会不断地增强。 在拓展训练课程实施过程中,培训师要创设情境,通过精心设置的项目,利用模拟的环境,引导学员变换角色去体验他人的想法,理解他人的观点、价值观等。运用“成功导向”和“关系导向”的引导方式,适时加以鼓励并引导其以成功为目标,提高个体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那么在此过程中就存在着两大角色,即培训师与学员,那么也就存在着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则是通过项目导入及规则介绍得以体现。也就是互动情境“文本”的解读过程,师生通过对互动符号的理解与解释而达到互识和共识。生生关系则主要表现在学员之间为了完成团队目标,而进行的符号互动。 符号交互作用理论把社会相互作用解释为符号交换、直接沟通,人们能想象他人或群体怎样看待自己[4],即个体自己能扮演他人或群体的角色,相应地解释情境,并决定自己如何行动。符号交互作用理论现在拓展训练中得到广泛地应用。使用的较多的是莫利诺在1960年所创建的“角色扮演技术”。拓展训练过程中,主要采用角色扮演技术,让学员在一种特定的或创设的情境中扮演某一角色,使其认清角色的理想模型,了解项目对角色的期望和自己应尽的角色义务,从而有助于他们去控制或改变自己的态度与行为,以达到改善人际关系和提高工作或学习效率的目的。 四、结语 拓展训练打破了单一的说教与灌输的传统教学方式,以一种先行而后知的体验式学习方式倍受推崇。伴随着拓展训练的不断成熟和发展,其理论体系也得以充实。团队学习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课程,将学员放到一个团队的环境中去,在团队中与他人互动合作学习,共同成长。社会学领域中的社会互赖理论、群体动力学和符号互动理论都是拓展训练进行团队学习的理论依据。(作者单位:西藏昌都地区八宿县中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社会学理论构建 [摘要]文章在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构架的基础上,通过对当前高校场域与高校教师惯习之间的关系透析,提出应在薪资与福利激励机制、加强高校人文气息的建设、高校教师自主权利的构建、构建高校场域与教师惯习的良性关系五个方面逐步完善高校教师的激励机制。 [关键词]高校教师 激励机制 场域 惯习 教师作为高等院校教育最大的资源,是培养具备综合能力和身心健康的高素质大学生的优秀与支柱,是高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重要人力资源。如何充分调动教师在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建立一套管理高效、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成为当前高校进一步深化素质教育改革、机构行政改革和人力资源改革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本文从社会学的建构理论角度出发,以当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厄迪的场域理论作为方法论,旨在建立良好的教师激励机制和提升高校教师的整体素质提供合理的建议和方法。 一、布厄迪场域理论的概念与实践意义 布厄迪曾就场域(Field)这一概念说过:“所谓场域,意旨位置间的一个关系网络或者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存在某种客观限定的。”他的场域概念,不是一种被一定实在边界包围的空间领地,也不等同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领域,而是一个内部包含着力量的、生机勃勃的、潜能无限的抽象集合。在布厄迪的概念范畴中有很多场域,譬如美学之场域、宗教之场域、法律之场域、政治之场域、文化之场域和教育之场域等。每一个场域都是以市场作为纽带,以符号化的识别形式将场域中象征性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相互联系起来。例如,教育场域包括学生、教师、学校管理者、教育理论家、科学学者、科研人员等。在场域中的每一名活动者都是有主体性、有自我意识的个人,都有具有本我的“情感倾向系统”,布迪厄称这个系统为惯习(Habitus)。 在高校这个特殊的场域当中,课程教学、科学研究和教师的自身发展过程中有着诸如权利、制度、组织和管理之间形成的盘根错节的网格,它由教学资源、行政体制、管理制度等组成了具备客观逻辑性和共同趋向性的立体空间(符号性空间)。该空间具备以自身存在为必要条件的运作模式,体制内的参与个体及团体产生互联而生产出具有自为约束力的系统。高等院校教育教学的场域可作为整个大教育场域内包含的一个分支空间,是指参与教育活动的高校学生、教师和其他与之相关的参与者之间自发生产出的一种以知识能力和应用知识的技能之制造、撒播、复制和消费的基础,以大学生知识储备和应用能力的生成与发展而作为客观的关系网络。惯习则是在长期积淀过程中,教师逐渐形成的一系列具有一定程式化的教学模式、方法,以及衍生出的科研方法和自身发展趋向的总和。惯习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同时也具可变性,它既是具有客观性的共同趋向,同时也是具有主观性的个体选择,它是教师与高校主管部门、高等院校行政部门以及教师之间的深层互动体系。因此,场域理论在实践层面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高校教育师资内在的关系网进行社会学的构建。 二、场域中的教师主体动机 1.薪资和福利场域。教师作为社会的必然单元,要在社会中生存得有尊严有质量,首要的需求就是基本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紧接着就是社会地位和被他人尊重的需求,然后才是道德的需求。因此,要想让高校教师在职业道德上充分发挥自主性和自觉性,首先就必须满足其基本的物质需求和获得社会尊重的需求。过往的激励机制更多地强调精神激励。我国高校基本集中在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社会生活的成本必然相对较高,高校的教师同样面临家庭生活保障问题、子女受教育的费用问题,尤其是当代不断高涨的住房价格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会严重制约教师的需求层次向上发展。因而高校薪资和福利水平作为影响高校师资建设和职业水平发展中的第一场域而不可回避地存在于整个大场域当中。 2.绩效与责任场域。在资本全球化的当今社会,数字化评价方式成为各个行业重要的考核标准,因此,绩效往往作为政府、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对各高校的评价的客观要求。在当今就业形势仍旧严峻的情势下,高校大学生的就业率往往与高校的绩效相挂钩,这种单纯以就业率来评价学生是否成才的方式被大众简单地予以接受。在这样一种社会引导下,与就业无关的很多课程(例如体育课、文学欣赏课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教授该类课程的教师在高校中的地位和绩效相应得不到重视,责任感难以发挥,自我进步和远期发展的内在动力自然被遏制,从客观上反而不利于大学生形成身心均衡发展,打造健康的体魄和积极的心态。因此,绩效和责任场域本质上是牵动教育师资建设走向的动力性场域。 3.发展空间场域。发展的需要是需要层次中的高级需要,仅满足基本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远不能建立完整的道德人格,可持续的发展空间是高校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活动中所必需的,其深刻地影响到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手段的创新和教学效果的评价。一个自由宽松、发展潜力大和支持获得性强的平台对教师职业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此类空间可以更好地促进其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教学和科研活动中的成败。所以发展空间场域是高校外场域当中的可拓展场。 4.整体发展策略和教育理念场域。高校教育主管部门、教育系统及其下属主管单位对本校和本省教育的发展策略和理念方向对教师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升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不重视发展策略和教育理念的情况下,一味要求教师自我提升,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的。在高校教育的课程教学当中,“身心和谐”的理念和“终身教育”的大策略实质上囊括了对大学生身体素质、兴趣爱好、长远发展、综合能力、身心和谐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要想真正被予以实践,就要求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彻底摈弃灌输式的教学方法。那么,这必然对作为场域动力的高校管理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如何积极引导教师进行教学反思、改进教学手段、不断完善教育内容、持续提高教育水平都是作为管理方的高校管理者应当主动参与的。与技术性课程相比,人文类课程的多样、多元性使得这门课程的授课内容更加丰富,主题性也更强,如果相应主管部门在相关发展策略上有所缺失,就会导致很多教师停滞在自己业已形成的惯习当中,失去创新和变化的活力,进而产生僵化的模式教学。因而可以把高校管理层的发展战略和教育理念场归结为引导性场域或导向性场域。 三、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场域系统构建 在心理学意义上,激励指的是外界为主体心理所提供的一种外在驱动力,源于内外交互刺激而共同产生的动机激发、行为鼓励和动力形成。激励可以使人产生足够的心理应激去应对外部现实,这个外部现实就是场域,而本研究的场域即是高校,其内部惯习是教师的自身惯习。因此,高校教育师资的激励机制就是高校场域和教师惯习交互作用结果的客观实现。 1.薪资与福利激励机制。薪酬和福利待遇之所以能够作为提升高校教师工作积极性的重要方式之一,从人的正常需要范畴看,高校教师势必会追求高报酬以改变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由于目前高校在薪资和福利机制上各有其不完善之处,传统管理理念的惯性长期存在,与现代高校人力资源制度形成了一定的矛盾,致使现行的教师薪资激励机制形式仍旧比较单一化。这种单一化的模式,对教师的自主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调动力非常有限。所以,高校应着手制定教师工作的多元绩效考核模式,让该模式既充分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原则,又能够根据本校和各个分教学系统的具体情况来逐级放权,在不同的方面调整教师的收入结构,逐步建立一种以体现岗位责任心、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多元薪资评价体系。可以说,建立行之有效又不失人性化的竞争激励机制是当前让高校教师实现个人内在价值向外在价值转化的保障,以最终达到内外价值高度统一的目标。因此,应通过制度改革,在根本上为教师在教学实践、科学研究中发挥其潜能和创新精神提供优秀动力,想方设法为教师提供教学的各项保障,在这种大前提下,高校教师才可能真正有条件、全心全意地为高校教育事业服务、为大学生的未来负责。 2.加强高校人文气息的建设。如果说薪资和福利激励是物质的外在激励的话,那么,加强高校强场域内的文化内涵,为教师创造开放的思想文化环境和创新环境,关注教师自我实现的需求就是再激励的构建过程。高校应制定明确的短、中和长期发展规划,以此为背景来增强高校教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合理和科学的竞争氛围中,教师会自然地把高校自身的发展与其切身利益直接关联起来,如果每一位高校教师都能够充分意识到个人利益是建立在高校本身良性运转基础上的,就会真正把个人的价值与高校的整体价值联系起来。团队精神是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优秀动力,教育学科的建设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和开放的胸襟对待科研工作,以各个学科交叉融合作为突破点,更好地把握当代学术发展的脉络,才能够组建学术目标清晰、科研能力强的团队。共同价值目标和行为准则的作用是实现某些重要群体目标的根本,深入群体成员之间的场域研究,深刻认识人与人之间如何逐渐建立各种联系,并如何在相互配合和协调下,构建起一个紧密的教学集体和科研团队,才能够最终实现整体绩效的最大化目标。 3.高校教师自主权利的构建。对高校教师的评价包括正面、负面和辩证的形式,各异的评价方式必然产生不同的情感体验。主观幸福感就是以人性得到肯定为前提的心理机制,是主观心理体验与客观道德体悟的有机统一。因此,高校教师的幸福感即是教师因自身需要得到满足(包括各需要层级)的一种综合体现。譬如,让大学生掌握一门可以满足生活需要的手段和技巧,或者让大学生形成了一种从事各类社会实践的兴趣,或者让学生学会了如何体验健康的生活理念,这都会使高校教师在自身需要与理想的精神满足中得到实现,从而获得职业成就感和人生的快乐感,这是其他任何物质奖励都无法相比拟的,是高校教师实现自身幸福感的自发性动力。因此,作为高校管理者,应充分给予教师以相当程度的自主权,让教师在保障教学任务完成的基础上,充分体会教学、训练和科研过程中的幸福感。 4.高校场域与教师惯习的良性关系构建。高校场域同场域内的教师个体惯习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针对场域与教师惯习要有持续而深入地研究和细致入微地把握。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加强场域――惯习之间关系领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为高校师资建设铺设坚实、客观、翔实的理论基础,停留在宏观层面上的主观猜想应当坚决予以抛弃。另外,切实加强高校相关领导对教师激励机制的重视,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简而言之,加强高校管理理念改革力度,拓宽领导干部知识领域,挖掘教师教育潜能将是激励机制永葆高效的活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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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心理问题论文:青少年心理问题及调治论文 青少年所遇到的心理挫折、负担或困惑,大体上可以从自我心理、性心理、家庭(亲子)关系、朋友关系及社会适应几个方面来探讨。 (1)自我心理。随着心理的成熟,青少年在内心世界有许多复杂的事情要考虑,甚至操心。其中青少年最关心的是对“自我的认识”,即怎样认清自己的行为、性格及心理上的表现。在日新月异、快速成长的过程中,觉得时时刻刻都要去摸索“自己心理上的肖像”,即去发觉自己的性格如何,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印象,自己的兴趣及志向在何处,交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机关报人等等。由于对成长变化的自我肖像常摸索不清而感到烦恼,同时也对别人的批语与反应甚为敏感,只要稍微被人批评就反应强烈,而且很难过。如何正确认识自己,并增强自己的信心,是青少年们常遇到的内心顾虑。 (2)性心理。随着性生理的发育,青少年的性心理也随之发展。随着日益增长的性兴趣与愿望,如何适应社会文化的要求而加以控制,是青少年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同时,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起自己的“心理性别”。生理上的性别取决于人的解剖器官与生理现象,倡在心理及行为上,每个青少年要学习如何按生理性别角色去讲话动作穿着;怎样才能引起异性的好感与喜欢;如何与异性朋友结交相处等等,是青少年们必须去学习并且建立的“心理性别”。只有“生理性别”与“心理性别”相一致,才能完全定义为男性或女性。这些心理上的问题,也常是烦恼、压力的来源。 (3)家庭关系。如何与父母亲相处,是青少年们的心理负担与困难之一。随着思考方式的改变,年轻人改变了对父母的看法,开始批评父母的言行,甚至“看不起”父母,形成代际隔阂。假如父母处理不当,就有亲子关系的冲突而不悦。再者,年轻人追求独立自主,力求减少依赖父母,而有些父母却不关心孩子的自主精神,造成亲子争吵、家庭不睦。 (4)朋友关系。与同学、朋友交往是青少年的一种需要,在交往中相互学习、帮助,会增长知识。因此青少年们的朋友感情非常浓厚,自己是否被别人喜欢,是否被朋友接纳,很是重要。对于同学或朋友的言语接纳很敏感,也容易产生嫉妒或争夺别人关心的现象。有时,受到群体朋友的压力,非采取某种行为不可,唯恐被大家排除,也是心理问题根源之一。 (5)社会适应。青少年们对自己的社会环境常常很敏感,崇尚时髦,追随社会上流行的风气,最易被感染或鼓动,也容易批评传统的社会观念。假如民生剧烈的社会变革,价值观念改革,年轻人常易落入变迁的漩涡当中,首当其冲受社会文化剧变的影响。 青少年心理问题论文:社区青少年心理问题干预进展 作者:季卫东 方文莉 郑云飞 高建军 【关键词】 社区;青少年;心理问题 社区青少年是指年龄在14 a~25 a、不在学校读书、尚未就业或没有固定工作、缺乏或没有家长监管的青少年。社区青少年的概念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地域特点,社区青少年的概念,有别于以往的“问题青少年”、“边缘青少年”“问题青年”等概念[1]。在社会舆论与公共生活中,后者有着很重要的价值评价和负面标签色彩,而“社区青少年”是一种较为客观的描述,比较容易为社会、家庭和社区青少年自身所接受。随着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在青少年中,社区青少年作为一个游离于学校或家庭之外、处于社会控制边缘的特殊群体,其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其危险性也更高。学校教育的缺失、家庭教育的不当及社区教育的不到位,使得社区青少年面临的心理健康问题较为突出,这不仅成为困扰他们成长的重要问题,也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 1 社区青少年常见心理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从总体上看,社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是良好的,通过对比,社区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明显低于普通在校学生和工读学校的学生,其心理状况令人担忧[2]。另外有研究还表明[3],社区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全国常模,敌意因子分显著高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社区青少年常见的心理问题表现有:情绪问题(抑郁或焦虑)、网络过度使用、暴力、精神活性物质滥用、逆反、自卑、猜疑、自伤或自杀、性心理问题、人际关系不适等,由此往往导致青少年多种危险行为的发生。 参考国内外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我们发现除了生理和遗传等内在因素的影响外,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外在因素主要集中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等方面[4]。研究进一步显示,家庭环境是青少年成长的首要环境,是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最重要因素,其中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父母的文化素质及家庭关系的好坏都直接影响着青少年身心的健康成长。而社区青少年作为游离于学校和工作单位之外的特殊群体,家庭环境无疑成为其成长的最重要的环境,生活在健全、和睦家庭的孩子普遍心理素质好,而生活在单亲、离异、夫妻不和的家庭中的孩子相对来讲心理较敏感,承受能力较差。调查表明,在家庭方面,青少年感到心理压力的生活事件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家庭成员死亡、家庭成员患急重病、父母关系紧张和家庭负债等。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影响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粗暴的教育方式不仅使子女的身心受到创伤,而且会增大与父母的隔阂。而父母给与子女更多的温情与爱,子女出现问题行为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这不仅有助于形成和谐的亲子关系,同时还有利于子女的心理健康,说明家庭关系对青少年的影响很大;学校是青少年心理发展的一个重要场所,资料显示社区青少年多数有学业失败感,对学校有抵触情绪;社会因素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那些不在学校、无人监管的社区青少年面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现象,部分青少年沉溺于网络、暴力、色情中不能自拔。 2 国外社区青少年心理干预 在美国,没有“社区青少年”这一提法,用的更多的是“at?risk youth”这一表达方式。美国青少年群体分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数量庞大且由于年龄、种族、信仰、家庭背景、生活区域等不同而导致其兴趣爱好、人生追求、生活方式、职业趋向有很大的不同。纵向的类别差异和横向的层次分化使得当今青少年群体越来越多样化。美国青少年在道德问题上的缺陷体现在“自我为中心”意识较强。这与美国社会所倡导的价值取向是分不开的。美国提倡的是个人主义,美国人认为,个人发展了社会就发展了。美国对于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干预主要基于以下方面:完善的社区发展基础,美国每年大约有30~50万志愿者加入到社区工作当中,其中不少人员参加社区青少年的心理矫治工作;针对性强的社区青少年矫治项目,包括依据其特点设立专门的青少年辅导中心、咨询室、训练中心等机构,辅导人员必须具有学士以上学位和丰富的专业经历;丰富多彩的团体活动,包括集体观摩富有趣味性和教育意义的影片,或听榜样讲座、角色扮演活动、团体训练等[5]。 NYA(National Youth Agency)是培育英国青少年和社会人士专业训练的组织机构,其服务的范围涵盖所有青少年和社会工作人士。NYA能帮助青少年通过非正式教育活动去学习和挑战更多的新知。NYA广泛地向年轻人提供运动、艺术及社区的机会,并在青少年心理发展和个人技能方面提供帮助,让他们在工作上有所改善与进展,其工作内容还包括培训和签署高等教育学院及区域雇主讨论学问小组计划。 3 我国社区青少年心理干预 我国在社区青少年心理干预方面进行的比较好的城市有香港、上海等,在香港,除了“青少年服务中心”和学校社会工作以外,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还在课余时间和休息日专门派工作人员前往青少年常去的场所和街头,特别是青少年犯罪率较高的地区,和青少年接触、交朋友,对中途辍学的学生、离家出走的青少年,以及一些青少年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和服务工作,帮助他们恢复学业、回归家庭,引导他们走上正途。此项工作在香港被称为青少年的“外展社会工作”,是一项颇有特色的青少年社会工作。“外展社会工作”选取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角度,来整合社会资源,可以说,香港的外展社会工作非常有针对性,对国内的社区青少年工作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近年来上海在社区青少年工作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6]。2002年5月,建立了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市委、市政府分管综治工作的领导担任召集人,全市18个委办局作为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团市委,负责日常工作的推进与协调。浦东新区、长宁区、杨浦区率先开展社区青少年事务试点工作。同时,共青团上海市委与零点调查公司合作,组织了近5千名调查员,采用专业调查、上门家访、一对一访谈的形式,首次对上海市社区青少年群体的状况进行普查,并建立了信息系统。调查显示,当时共有6?3万名具有上海市户籍,16 a~25 a,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就学、缺少监管的青少年(统称“三失”青少年)。2002年9月,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会议召开,向全市推广试点经验,推动上海市19个区(县)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并在街镇和居(村)委会配备相应的工作力量,形成了市、区(县)、街镇、居(村)委会四级工作网络。2003年8月,为加强社区青少年的教育、管理和服务,从源头上预防社区青少年违法犯罪和促进社区青少年健康成长,上海市委、市政府专门批准在共青团上海市委下设立了上海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公室(与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合署办公),浦东新区、徐汇区、卢湾区、闸北区实施第二轮试点工作。2004年2月,民办非企业性质的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挂牌成立,并推荐产生董事会、监事会和干事人选。2004年5月,上海市全面推进预防犯罪工作体系建设动员大会召开,标志着社区青少年工作在上海市全面推开。近年来,以杜亚松教授为主的上海市儿童青少年行为发展中心在青少年情绪障碍、青少年网络过度使用的预防干预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同时针对社区青少年也开展了相应的干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7]。 4 结语 总体而言,国外社区青少年心理问题干预体系比较完善,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和可借鉴性,值得我们学习和总结。国内社区青少年工作起步较晚,即使是已经有一定基础的香港、上海也是在某种基础上摸索前进,更多的精力和设备放在青少年犯罪预防和控制上面,但在社区青少年心理干预方面还有待加强,尤其是要加强社区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队伍建设,我国社区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的发展需要建立队伍网络,其中应该包括精神卫生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社区工作人员、政府的各级相关人员、特殊治疗者以及社会志愿者等。不同的人员都需要接受相应的社会学、社区工作、临床心理学、预防医学、精神病学等学科的基础知识,了解心理发展、环境、社会、人文的相关知识,各类人员都要以人为中心,以社区服务为主,以心理保健和预防为先,注重和搞好社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工作,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比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区。 青少年心理问题论文:社区青少年心理问题干预进展 作者:季卫东 方文莉 郑云飞 高建军 【关键词】 社区;青少年;心理问题 社区青少年是指年龄在14 a~25 a、不在学校读书、尚未就业或没有固定工作、缺乏或没有家长监管的青少年。社区青少年的概念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地域特点,社区青少年的概念,有别于以往的“问题青少年”、“边缘青少年”“问题青年”等概念[1]。在社会舆论与公共生活中,后者有着很重要的价值评价和负面标签色彩,而“社区青少年”是一种较为客观的描述,比较容易为社会、家庭和社区青少年自身所接受。随着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在青少年中,社区青少年作为一个游离于学校或家庭之外、处于社会控制边缘的特殊群体,其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其危险性也更高。学校教育的缺失、家庭教育的不当及社区教育的不到位,使得社区青少年面临的心理健康问题较为突出,这不仅成为困扰他们成长的重要问题,也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 1 社区青少年常见心理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从总体上看,社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是良好的,通过对比,社区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明显低于普通在校学生和工读学校的学生,其心理状况令人担忧[2]。另外有研究还表明[3],社区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全国常模,敌意因子分显著高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社区青少年常见的心理问题表现有:情绪问题(抑郁或焦虑)、网络过度使用、暴力、精神活性物质滥用、逆反、自卑、猜疑、自伤或自杀、性心理问题、人际关系不适等,由此往往导致青少年多种危险行为的发生。 参考国内外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我们发现除了生理和遗传等内在因素的影响外,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外在因素主要集中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等方面[4]。研究进一步显示,家庭环境是青少年成长的首要环境,是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最重要因素,其中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父母的文化素质及家庭关系的好坏都直接影响着青少年身心的健康成长。而社区青少年作为游离于学校和工作单位之外的特殊群体,家庭环境无疑成为其成长的最重要的环境,生活在健全、和睦家庭的孩子普遍心理素质好,而生活在单亲、离异、夫妻不和的家庭中的孩子相对来讲心理较敏感,承受能力较差。调查表明,在家庭方面,青少年感到心理压力的生活事件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家庭成员死亡、家庭成员患急重病、父母关系紧张和家庭负债等。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影响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粗暴的教育方式不仅使子女的身心受到创伤,而且会增大与父母的隔阂。而父母给与子女更多的温情与爱,子女出现问题行为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这不仅有助于形成和谐的亲子关系,同时还有利于子女的心理健康,说明家庭关系对青少年的影响很大;学校是青少年心理发展的一个重要场所,资料显示社区青少年多数有学业失败感,对学校有抵触情绪;社会因素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那些不在学校、无人监管的社区青少年面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现象,部分青少年沉溺于网络、暴力、色情中不能自拔。 2 国外社区青少年心理干预 在美国,没有“社区青少年”这一提法,用的更多的是“at?risk youth”这一表达方式。美国青少年群体分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数量庞大且由于年龄、种族、信仰、家庭背景、生活区域等不同而导致其兴趣爱好、人生追求、生活方式、职业趋向有很大的不同。纵向的类别差异和横向的层次分化使得当今青少年群体越来越多样化。美国青少年在道德问题上的缺陷体现在“自我为中心”意识较强。这与美国社会所倡导的价值取向是分不开的。美国提倡的是个人主义,美国人认为,个人发展了社会就发展了。美国对于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干预主要基于以下方面:完善的社区发展基础,美国每年大约有30~50万志愿者加入到社区工作当中,其中不少人员参加社区青少年的心理矫治工作;针对性强的社区青少年矫治项目,包括依据其特点设立专门的青少年辅导中心、咨询室、训练中心等机构,辅导人员必须具有学士以上学位和丰富的专业经历;丰富多彩的团体活动,包括集体观摩富有趣味性和教育意义的影片,或听榜样讲座、角色扮演活动、团体训练等[5]。 NYA(National Youth Agency)是培育英国青少年和社会人士专业训练的组织机构,其服务的范围涵盖所有青少年和社会工作人士。NYA能帮助青少年通过非正式教育活动去学习和挑战更多的新知。NYA广泛地向年轻人提供运动、艺术及社区的机会,并在青少年心理发展和个人技能方面提供帮助,让他们在工作上有所改善与进展,其工作内容还包括培训和签署高等教育学院及区域雇主讨论学问小组计划。 3 我国社区青少年心理干预 我国在社区青少年心理干预方面进行的比较好的城市有香港、上海等,在香港,除了“青少年服务中心”和学校社会工作以外,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还在课余时间和休息日专门派工作人员前往青少年常去的场所和街头,特别是青少年犯罪率较高的地区,和青少年接触、交朋友,对中途辍学的学生、离家出走的青少年,以及一些青少年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和服务工作,帮助他们恢复学业、回归家庭,引导他们走上正途。此项工作在香港被称为青少年的“外展社会工作”,是一项颇有特色的青少年社会工作。“外展社会工作”选取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角度,来整合社会资源,可以说,香港的外展社会工作非常有针对性,对国内的社区青少年工作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近年来上海在社区青少年工作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6]。2002年5月,建立了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市委、市政府分管综治工作的领导担任召集人,全市18个委办局作为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团市委,负责日常工作的推进与协调。浦东新区、长宁区、杨浦区率先开展社区青少年事务试点工作。同时,共青团上海市委与零点调查公司合作,组织了近5千名调查员,采用专业调查、上门家访、一对一访谈的形式,首次对上海市社区青少年群体的状况进行普查,并建立了信息系统。调查显示,当时共有6?3万名具有上海市户籍,16 a~25 a,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就学、缺少监管的青少年(统称“三失”青少年)。2002年9月,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会议召开,向全市推广试点经验,推动上海市19个区(县)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并在街镇和居(村)委会配备相应的工作力量,形成了市、区(县)、街镇、居(村)委会四级工作网络。2003年8月,为加强社区青少年的教育、管理和服务,从源头上预防社区青少年违法犯罪和促进社区青少年健康成长,上海市委、市政府专门批准在共青团上海市委下设立了上海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公室(与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合署办公),浦东新区、徐汇区、卢湾区、闸北区实施第二轮试点工作。2004年2月,民办非企业性质的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挂牌成立,并推荐产生董事会、监事会和干事人选。2004年5月,上海市全面推进预防犯罪工作体系建设动员大会召开,标志着社区青少年工作在上海市全面推开。近年来,以杜亚松教授为主的上海市儿童青少年行为发展中心在青少年情绪障碍、青少年网络过度使用的预防干预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同时针对社区青少年也开展了相应的干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7]。 4 结语 总体而言,国外社区青少年心理问题干预体系比较完善,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和可借鉴性,值得我们学习和总结。国内社区青少年工作起步较晚,即使是已经有一定基础的香港、上海也是在某种基础上摸索前进,更多的精力和设备放在青少年犯罪预防和控制上面,但在社区青少年心理干预方面还有待加强,尤其是要加强社区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队伍建设,我国社区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的发展需要建立队伍网络,其中应该包括精神卫生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社区工作人员、政府的各级相关人员、特殊治疗者以及社会志愿者等。不同的人员都需要接受相应的社会学、社区工作、临床心理学、预防医学、精神病学等学科的基础知识,了解心理发展、环境、社会、人文的相关知识,各类人员都要以人为中心,以社区服务为主,以心理保健和预防为先,注重和搞好社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工作,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比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区。 青少年心理问题论文:浅谈当前青少年心理问题与心理健康教育 摘要: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中小学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已势在必行。本文,指出了心理教育的途径方法,希望能引起教育工作者的重视,使之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有所帮助。 关键词:心理问题 青少年 心理健康教育 心理品质 一、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健康,人人向往与追求。一个人只有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才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健康。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心理的健康可能更重于身体的健康。试看中国体坛上的运动健儿们,他们取得那么好的成绩,除了有强健的体魄、竞技,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具有良好的心理品质。 同志曾指出:“一个民族的新一代没有强健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这个民族就没有力量,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之林。”青少年的心理素质,作为心理塑造的重要时期,它的健全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 二、 心理健康的标准 那么,心理健康的标准是什么?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良好的个性。中学生要情绪稳定,性格温和,意志坚强,胸怀坦荡,豁达乐观。 (二)良好的处世能力。观察问题客观现实,具有良好的自控能力,能适应复杂的环境变化。 (三)良好的人际关系。助人为乐,与人为善,有好人缘,保持心情愉快。 三、当前青少年心理问题 当前中小学中存在心理问题比例相当高。好动、多话、厌学、打架、嫉妒、愤怒等并不是单纯的品行问题,而往往是由心理问题引起的。这些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情绪方面的极不稳定,喜怒无常。当其情绪喜悦时,学习积极性高涨,与别人相处和谐;当其情绪烦燥忧郁时,学习积极性低落,与别人难以友好相处,甚至出现逃学、打架、斗殴等现象。 (二)意志脆弱,优柔寡断,虎头蛇尾,缺乏主见,独立处事能力差,一味盲从他人。 (三)性格一般表现为:1.自私狭隘型,斤斤计较,并且在很长时间不能自己解脱,甚至耿耿于怀;2.自大自负型,自以为是,瞧不起人,缺少对别人的欣赏与尊重;3.自卑怯懦型,这类人较为孤僻,做事优柔寡断。 (四)贪玩好动,懒惰散漫。主要表现在课堂不听课,一味搞小动作或睡觉。 (五)爱出风头,虚荣心强。表现为部分学生只图表现,不比学习比打扮比吃穿。 (六)自信不足,自卑感强。表现为部分学生因一时的挫折,便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常拿缺点同他人的优点比,对自己失去信心。青少年以上的这些心理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矫正,后果严重,轻则有损身体健康,有碍生活、学习、工作效率;重则造成离家出走、轻生、偷盗、抢劫、杀人、强奸等。所以这些心理问题,要及时医治。 四、导致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原因 导致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原因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家庭原因。家庭是一个人生活的起点,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一个人能否健康成长,同家庭的教育无不密切相关,部分学生家长只重视满足孩子的物质需要,而忽视对孩子的心灵塑造和思想品德教育,有的家长缺乏教育方法,对子女教育过于武断,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有的过分娇宠子女,忽视与子女的沟通和监管教育;有的父母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给孩子造成消极影响,这无形中为学生不健康心理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学校原因。现在虽然强调素质教育,但没有相应的评价制度,分数仍然是评价学生乃至老师的标尺,决定着师生的前途,使学校只重视教师的教与学生的文化课的学习,忽视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使得部分老师对差生的思想动态和心理状态不了解、不研究,从而导致部分学生由厌学到弃学到辍学,闲散于社会。这些有着类似遭遇和感受的青少年,在他们团伙中强烈的认同感给了他们畸形的自信与自豪,往往会结伙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三)社会原因。一些非主流文化及不同背景的西方文化、港台日韩文化乘虚而入,尤其是网络媒体的负面影响,使得一些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暴力凶杀色情等信息,严重误导了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成为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的直接原因。 (四)学生原因。青少年处于这个时期,自制力差,对外界不良影响缺乏抵制力,加之对心理知识认识不足,无法用心理知识矫正心理发展的曲形,是导致学生心理不健康的主观原因。 五、心理健康教育方法途径 针对以上学生的心理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既然,家庭、学校、社会存在的问题都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那么三者之间就必须协调起来,积极采取办法对青少年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一)家庭方面,要发挥家庭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中的特殊作用 1.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家长要树立为国教子的思想,教育并自觉履行职责。重视培养子女的独立生活能力,重视培养子女良好心理品质,并注重发挥子女的个性特长。多关心孩子的学习、生活,多与孩子沟通交流,要引导孩子树立责任意识、自立意识,克服攀比、享乐等毛病,让孩子学会感恩,形成良好的心理品质。 2.优化家庭的学习环境。注意创建民主和谐的家庭氛围,家庭成员之间应平等相处,交谈要语言文明,父母之间要相敬如宾,尊敬长辈,邻里团结,避免吵吵闹闹,大动干戈。注意引导孩子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力争培养积极向上、对孩子成长有促进作用的兴趣爱好,要尽力为孩子创造一个宽松、安静、舒适的家庭环境,以促进孩子良好心理品质的形成。 3.常与学校沟通。家长要常主动向老师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各方面的表现,保持教育的一致性。避免家校教育的不统一。 (二)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主渠道 1.在学校教学中加大心理教育的力度,改变忽视心理教育的现状,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教育。创设优良的校园环境,教师做到为人师表,以自己高尚的品德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影响学生,学校注意确立积极向上的校风、班风,提倡优良的学风、教风。通过健全机制,加强心理教育专业培训,强化教师的心理教育工作意识,开展各种有益学生身心发展的活动,开展心理咨询等,教给学生自我心理保健的方法。还可以创设良好的心育h境熏陶学生,如通过美化、净化校园让学生受到美的熏陶,以丰富的校园文化,占领学生思想阵地,培养学生高雅的情趣、积极向上的进取心,使学生在耳濡目染中促进心理健康发展。通过开设心理辅导课,对有关心理行为问题进行矫治,以增强心理辅导工作的实效性。这种有意识地磨练学生的心理品质,是矫正学生不健康心理的根本途径。 2.教育者要有高度的责任感,不断学习文化知识和教育科学理论,掌握科学的育人方法,以育人为己任,积极投身心理健康教育。热爱学生,向学生讲解心理知识,开展“心理讲座”活动、使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扩大视野,积累知识,开阔心胸;学会关心帮助他人,明白做人道理,淞⒄确的人生观,远大理想,磨练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培养自强不息的精神。 3.学校老师要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沟通。老师要主动接近学生,走进学生的心里,了解学生的思想状态,理解他们的内心感受,做学生的贴心人,取得学生的信任,这样学生才可能畅所欲言,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促使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下克服孤僻、自私、脆弱、自卑、虚荣、傲慢等不良心理特征,自觉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 4.学校需承担起指导家庭教育的责任。学校应通过网络、家访、召开家长会等方式指导家长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提高教育孩子的能力。对单亲家庭和有特殊困难家庭的孩子予以更多的关爱和帮助。 (三)充分发挥社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熏陶作用 1.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为青少年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全社会的思想文化战线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大力发展和传播先进文化,树立先进事例,形成弘扬正气、扶正祛邪的社会舆论氛围。大众媒体、各文化单位要制作、刊播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文化作品,制作具有知识性、教育性的刊物。 2.努力优化文化环境。一是要加强文化市场的综合治理。新闻出版、公安、工商等部门要深入开展“打黄”、“扫非”斗争,坚决杜绝转播色情、暴力、等出版物,坚决制止向青少年兜售不良出版物。二是要加强对学校周边营业性娱乐场所的管理,坚决取缔无证网吧,尽力防止青少年接触不良场所。 (四)教育部门应进一步完善学生学习的评价制度,把心理素质的好坏作为评价学生的一个重要指标,引导学生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 (五)青少年自身要在家长、老师的指导下,学会调节、控制情绪,正确对待困难。培养广泛的兴趣,多参加身体锻炼,加强心理训练与修养,自觉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塑造完美人格。 总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不容忽视,这是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责任。随着时代的发展,青少年心理品质必将出现新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在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使他们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健康快乐成长,最终成为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 青少年心理问题论文:青少年心理问题常见的表现和心理健康教育中的误区与对策 【摘 要】本文列举了青少年心理问题常见的十种表现、以及目前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中存在的误区和对策。 【关键词】青少年心理问题、心理健康教育、误区与对策 所谓心理问题,就是心理活动失调或心理失去常态。人的心理活动为此源头河水,日夜不停地流动着,如果心里流动遇到某种阻塞,这就是心理问题。目前青少年学生心理问题已经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开始重新并着手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了,但是由于心理健康教育对多数人来讲还是一个新课题,加之,目前有关方面对这项教育的内容还缺乏统一、规范的要求,因此,实践中存在不少误区,进一步明确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应该做些什么是十分必要的。 1.青少年心理问题常见的十种表现 1.1抑郁 表现为郁郁寡欢、沉默、孤独。这在一般情况下属性格弱点,但严重的则是一种心理问题。患者时常愁眉苦脸、动作迟缓、忧心忡忡、对人冷漠无情、对生活缺乏热情、甚至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1.2狭隘 一般的狭隘只是性格弱点,但严重的狭隘则是一种心理问题。心胸狭隘表现在对人对事斤斤计较、常为细小过失烦恼苦闷,不能自解。 1.3怯懦 表现为在公开场合畏首畏尾,手足无措,唯恐别人笑话自己,甚至在课堂上做作业也要遮盖起来,生怕别人见到了耻笑,没有自信心。 1.4恐惧 由于多次的失败和挫折,心灵刺激较深,产生恐惧心理。有的青少年学生受到不及格分数的困扰,以致一看到分数就恐惧。他们害怕见老师、家长、生人,一见到责备的目光就呆若木鸡,有的被恐惧心理压抑的不能进行正常思维,连责备别人时,也会惴惴不安。 1.5神经过敏 表现为异常敏感又失去自制。注意力不易集中、且不能专注于学习、过分关心人际关系。心理脆弱又无主见,易被引诱,行为坦率,一些小刺激也会引起大吵大闹,易产生敌对情绪和报复心理。 1.6虚狂 表现为情绪极不稳定、性情暴躁、一触即发。同时,蛮横任性、好冒险逞强,追求刺激,极好表现自己,常与人争吵、打斗,行为不计后果。 1.7过度激动 这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后产生的一种反常心理。表现为极易激动、举止冲撞、待人态度生硬、爱发脾气,有时则歇斯底里、不听劝告。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厉害,但又想不出恰当的发泄手段,处于一种谁碰到他让谁倒霉的心理状态。 1.8无动于衷 表现为为对一切都满不在乎。往往是受到不公正待遇后表现出的一种反常心态,由于看不到自己的出路,就索性一切都不在乎、对来自任何方面的批评指责均若无其事。有时故作怪态,使你对他无可奈何。但满不在乎的外表下却充满着自尊心受到伤害的痛楚。 1.9报复情绪 有的青少年犯了错误以后,认为周围的人都以轻蔑的态度看待他,在内心激起一种仇恨与对立的情绪,任何一点动向都会触动他的神经,连别人看他一眼也觉得是在嘲弄他,甚至把无关的行为也视为挑衅,在内心时时升起一种报复情绪,并用破坏、捣乱来发泄自己心中的怒气。 1.10不良行为习惯 行为习惯本并非属于心理范畴,但不良积习则是源自后天的下意识动作。不良行为习惯表现为恶意的模仿、说谎、捣乱、抽烟酗酒、小偷小摸等。有时已知不对,就是不改、难改。 2.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误区与对策 2.1认为心理健康教育就是搞心理测验 把开展心理测验作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内容,似乎只有对学生进行了繁多的心理测验,才算开展了心理健康教育。其实,这种做法更多的是成人的功利需要,轰轰烈烈造势的需要。测验了解孩子发展状况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难以避免的负面影响。 目前,我国合格的心理测验专业人员严重缺乏。由于缺少专业人员的指导与训练,许多学校在心理测验量表的选择,实施心理测验的过程中都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学校对测验结果缺乏科学的认识与处理方法,随意公开结果,或以此给学生分类,这些都在有意无意的伤害学生和家长,而且违背了教育原则。心理测验的目的主要是为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信息与服务,它侧重与描述学生心理发展现有状况,学校应根据测验结果反映出来的规律、特点及问题,调整与完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心理健康教育不等于心理测验,它重在教育。 2.2认为心理健康教育就是搞心理咨询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建立心理咨询室,为此还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派出教师参观、学习,并要求教师开展面向家长、学生进行心理咨询。在很多学校人为,心理健康教育就是开展心理咨询。事实上,由于专业能力的限制、时间、精力等局限,很多开展心理咨询教育的教师承担不了这一责任,感到力不从心。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主要是促进全体学生的发展,因而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不应局限于心理咨询,它应当体现“重全体、重预防、重教育”的思想,而不应仅满足于个别学生和家长的特殊需要。心理咨询只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个方面,心理咨询室应成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中心。以此为依托,它应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心理健康讲座,开展广播、电视、刊物等各类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活动。至于根据实际开展针对个别学生、家长特殊需要的心理咨询活动,只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的一种补充形式。 2.3认为心理健康教育就是向学生提供心理卫生知识,开设心理课 其实这也是片面的。首先,心理健康教育中有许多属于非知识性的内容,它需要让学生通过活动、实践、训练等亲自体验获得,而心理课所能提供的活动空间、体验的机会是远远不够的。其次,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处主题内容外,还包括测验、咨询、班会活动、野外训练等,而这些内容无法由心理课来涵盖。再次,心理课侧重于一般性、共性的心理问题,它无法深入的解决特殊的、个别学生的心理问题。而“因材施教”对心理健康教育更为重要。不对症,岂能乱下药? 心理健康教育应向学生日常生活渗透,心理知识传授与心理教育活动相结合、对全体学生的心理教育应与对个别学生的心理咨询相结合、心理课程与心理训练、心理辅导相结合。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是以实践和应用为主的教育活动。应遵循目标性、现实性、发展性、差异性和活动性原则。 (作者单位:平凉农业学校;甘肃 平凉 744000) 青少年心理问题论文:“穿越”文化折射当代青少年心理问题 摘 要: 作为21世纪以来最引人瞩目的大众文学题材之一,“穿越”文化俨然成了当今社会的一种流行文化,吸引了许多青少年的青睐。“穿越”文化的火爆,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青少年群体的心理需求倾向,它迎合了当代部分青少年逃避现实,释放压力,寻求自主性的心理需要,反映了青少年现实化、功利化、庸俗化的价值选择。这些都是值得教育界、心理健康领域的研究者深思的问题。 关键词: “穿越”文化 青少年心理问题 干预策略 当前,作为21世纪以来最引人瞩目的大众文学题材之一,“穿越”文化俨然成了当今社会的一种流行文化。“穿越”小说借助网络的形式迅速走红,“穿越”题材的电视剧、电影、漫画和游戏更是以其奇妙、刺激、未知等特色受到了许多人的青睐。“穿越”文化的主要受众为青少年群体。“穿越”文化的火爆,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当代部分青少年群体的心理需求倾向。在“穿越”热潮的背后,隐藏着青少年群体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和深层意义呢?这些都是值得教育界、心理健康领域的研究者深思的问题。 一、穿越文化的现状分析 穿越,作为时下热门词汇,意即人或物发生时间和空间上的转移。近几年,穿越小说狂飙突起,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劲头席卷了整个网络小说,成了最热门的题材之一,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穿越小说粉丝群。1994年,黄易的武侠小说《寻秦记》成为穿越小说的雏形,此后又有了席绢的《穿越时空的爱恋》,这些都是早期的穿越类作品。目前图书市场上也出现了多种穿越小说,其中较知名的有《绾青丝》、《梦回大清》、《步步惊心》等,且大多拥有不错的销量。作家出版社更一口气推出了“四大穿越奇书”——《木槿花西月锦绣》、《鸾:我的前半生,我的后半生》、《迷途》、《末世朱颜》,现在这些穿越小说更是成了电视剧改编的对象。2010年以同名网络小说为蓝本,穿越古今的电视剧《宫锁心玉》的热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据湖南卫视的官方微博透露,《宫》自2010年1月31日开播以来,收视率一直位居全国同时段节目之首,2011年2月16日的收视份额甚至达到14.28%。近来,受“穿越剧”收视率节节攀升的影响,穿越题材小说继续升温,尤其受到了广大青少年的追捧。 铺天盖地的“穿越”文化大多有雷同的内容、相似的模式,它汇集了历史、言情、宫廷纷争等多种元素,讲述现代人穿越时空与古人的爱情故事。其情节通常是描述一个当代青年在遭逢变故,机缘巧合下,穿越到古代的某一个朝代,美其名曰“架空”,在那里经历欺凌、磨难,阴谋、宫闱政变、后宫纷争等,女主角利用自己超前的现代经验,百折不挠地对抗恶势力,在英俊且痴情的英雄男主角的保驾护航之下,最终走向一个共同的结局——有情人终成眷属,过着神仙般的潇洒生活。这期间还不忘宣传现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教文卫等知识。这些文字、影视剧带来的是青少年对穿越的羡慕、模仿,甚至崇拜。 二、从穿越热潮透视青少年心理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穿越”就像一场华丽而旖旎的“清秋大梦”,其主要功能在于满足观众休闲和放松的需要,对于普通大众起到消遣娱乐的作用。然而,穿越热潮在青少年学生群体中的甚嚣尘上,折射出当今社会,尤其青少年世界的一些心理问题。 (一)“穿越”文化迎合了当代部分青少年逃避现实、释放压力的心理需求。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梦有解除心理压力的作用。从这一层面来看,“穿越”文化更像是青春世界里一场“豪华的白日梦”,它迎合了年轻人在某种惶恐与迷惘状态下的情感需求。有学生表示:“其实我们爱它并不是因为小说本身,而是当今在学校压力、家庭压力、社会压力之下,我们暂且躲在穿越中找到一个避风港,那里天马行空,有各种我们想要却在现实中找不到的世界。”青少年“穿越迷”着迷“穿越”文化,正是因为这种文化中所展现的无忧无虑、逍遥自在的生活令人向往。 当代部分青少年学生之所以有这样的文化选择,与当代社会环境不无关系。当今社会的变化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呈全球化趋势,中国市场化步伐不断加快,社会各阶层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一种集体意义上的精神焦虑和心灵困惑,这是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穿越”文化大行其道正说明现代社会中人类的焦虑心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某些青少年学生对“穿越”文化的痴迷,可以说是这种焦虑和困惑在校园文化生活内的折射。当代青少年处在时代与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社会观念巨大变化,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沟通、家庭关爱等因素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对青少年的成长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当今社会的激烈竞争直接体现在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父母对孩子、青少年学生本身对自我的期望往往偏高,家庭矛盾突出,家庭、社会成员之间的亲密度降低,社会关爱匮乏,个人情感的孤独等,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部分青少年性格中的消极因素的形成。孤独与寂寞成了部分青年人共有的情感体验。 青少年正处于向成人的过渡时期,生理成熟而心理不成熟,面对未来,他们有着美好的憧憬,有对理想的期待和对现实社会的失望。而现实生活中,各种压力使他们有时处于紧张和彷徨之中,他们需要一种排遣寂寞、填补空虚、释放压力的方式。缺乏有效的缓解途径,容易导致其心理失衡,产生逃避现实,在虚幻的“穿越”中找寻自我、宣泄挫折的潜在愿望。“穿越”文化创造的就是一种精神的虚拟。在另一个世界里,有张扬的个性和不羁的叛逆,也有对真、善、美的渴求,是当代青年理想与现实矛盾心理的最好写照。它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当代部分青少年在压力下自我解脱的心理需求。他们在“穿越”制造的虚拟的空间里自由自在地生活,放松自我,“穿越”进入的另一个世界满足了他们的幻觉,释放了他们的焦虑,使他们获得了一种假想式的满足和替代式的补偿。他们把自我从现实世界放逐,实现精神上的“诗意栖居”。这种令人暂时忘却现实的“穿越”功能满足了青少年的消费口味和精神需要,其实也是一种无奈的逃避,是一种缺乏主体精神和时代责任感缺乏信心和勇气的表现。 (二)“穿越”文化迎合了当代青少年寻求“自主性”的心理需要。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相应的都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层次,也是难以实现的需要。弗洛姆认为,现代社会精神危机的表现之一是人们日益感觉到自我的疏离,尽管他们有思想,有情感,却不能支配自己,从而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 当今青少年在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社会终究是成人控制的社会,而青少年学生是成人教育培养的对象,他们无法实现对社会的控制。青少年学生的主体性的实现受到社会及成人的制约,无法与成年人抗衡。在当今社会,青少年的自身发展更多的不是自我的选择,而是对社会的适应。他们生存于社会的种种规定和控制之下。社会和成人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影响青少年的成长路程。社会的价值观、教育制度、就业政策、舆论力量,都对青少年的发展有决定性影响。 青少年伴随着生理和心理的逐渐成熟,心理呈现出“独立感”和“成就感”的需求。他们渴望摆脱成人的控制,迫切希望独立自主,喜欢独立探索和思考问题;他们开始关注“自我”,关心自己与他人的内心世界;他们开始了解、接纳和逐渐掌握更多的行为规范、价值标准、社会角色,并渴望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社会的认同。一方面青少年要求自主,另一方面得不到自主,缺乏自我的空间与自由。“穿越”回古代,他们是“主宰者”,不仅能主宰自己,还可以主宰所处的社会。因而当某些青少年学生的“自主性”的需要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后,他们往往在虚拟的世界中寻找满足,“穿越”文化就成为他们欲望的无拘束宣泄的介质。“穿越”回古代,已经经历了现代文明,他们作为现代人的强势就充分体现了出来。他们追求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自我独立意识,运用现代人的理念在古代混得如鱼得水。因此,在颠倒的现实与虚幻的情境中,他们的自主性和成就感油然而生。某中学高二、已读过30余本穿越小说的小温同学表示:“小说中的现代主角正身处困境,但在另一个时空只要懂得一条基本的化学公式就大显威风,我也想像他这样到了古代变成神人。”青少年学生对“穿越”文化的热衷,反映了他们寻求“自主性”的心理需要,其实也是一种对现实教育和文化的抗议。 (三)“穿越”文化反映了当代部分青少年现实化、功利化、庸俗化的价值选择。 广大青少年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还没有完全成熟,受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还比较大,尤其对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现象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和评价,这给广大青少年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青少年成长的良好社会大环境要靠各方努力营造。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一些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不利因素。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中出现了一些有悖常理的现象,对主流文化造成了猛烈冲击,社会优秀价值体系尚待重建,社会评价体系失序,在一部分人中产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负面价值观。在此背景下,某些青少年学生更关心的是如何过好自己的生活,更注重对“小资情调”的追求,对“生活质量”的讲究。 “穿越”小说、“穿越”剧中,女主人公在穿越前也许资质平平,貌不惊人,但是穿越后,无不拥有成熟的心智、美丽的容颜和特别的个性,因此更容易获得王公贵族的青睐。而男主角无不是王公贵族、皇亲国戚,他们英俊潇洒、富贵多情,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青少年学生对“穿越”文化的热衷折射出了他们对现实爱情和生活的态度。这种跨越时空的爱情追求,既豪华富贵又浪漫温柔,把物质享受和精神追求共同推向极致,无疑容易引起青少年学生的向往。他们深谙美貌、物质、金钱、地位的重要性,把自己想象为“穿越”小说、“穿越”剧中美丽多才的女主角,潇洒富贵的男主角,宣泄个人对权势的支配欲和对金钱的占有欲。在“穿越”文化备受推崇的背后,透视出当代青少年的现实化、功利化、庸俗化的价值选择。 三、穿越热潮背后的隐忧及干预策略 “穿越”就像是一次华丽而旖旎的心灵旅行,在一场梦幻中的生死之恋里,拥有一个“率性而为的我”,这个“我”万人瞩目且极尽完美,确实可以让现代人暂时缓解紧张生活节奏下的压力。然而,它仅仅是一种消遣娱乐,绝不能当成精神食粮。当代青少年通过“穿越”文化折射的心理问题应该引起重视,得到矫正。社会应该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宽松、积极、公平的社会环境,这样有利于缓解与释放他们的压力。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自我实现、释放压力、逃避现实、填补精神空虚是当代青少年群体沉迷“穿越”的主要原因。因此,学校和家长要注重培养年轻人独立生活的能力,给予他们更多的自我锻炼、自我服务的机会,提高其对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力。广大青年需时常调整自己的心态,尽可能从容地接受和融入社会大环境中,提高社交能力,拓宽社交范围,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学会通过各种方式排除不良情绪,缓解压力。我们应该让青少年学生清楚,与其把情感寄托在想象空间里,不如通过脚踏实地的奋斗创造精彩的未来。 青少年心理问题论文:网络环境下的青少年心理问题及其解决策略 摘要: 网络环境对当代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青少年沉溺于网络虚拟世界,会导致情绪、性格、行为与品德、人际交往诸多方面的心理问题。因此,要积极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开设上网指导课,监督其上网行为,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与社区活动,防范青少年受网毒的侵害,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 关键词: 网络环境 青少年 心理健康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青少年上网的人数和时间呈上升趋势。网络文化以其独特的开放性、互动性、平等性、趣味性、丰富性等特点,满足了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强烈地吸引着青少年一代,对其人生观、价值观等的确立、心理的健康发展产生着深刻影响。由于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还尚未完全成熟,好奇心强,辨别力与自控力还不是很强,因此,网络在给青少年带来空前的自由与满足、丰富的信息的同时,也导致不少青少年长期沉溺于网络世界不能自拔,给他们的心理健康带来了许多隐患,出现了一些心理障碍。因此,分析网络环境下青少年出现的心理问题并探讨解决策略,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网络环境下的青少年心理问题分析 沉迷于网络的青少年容易出现下列心理问题。 (一)情绪障碍 青少年长时间沉迷于网络,欲罢不能,流连忘返,一方面会对外界刺激缺乏相应的情绪反应,内心体验缺乏,严重时对一切漠不关心,导致情绪冷漠症。另一方面会造成精神、躯体对上网的依赖,如果得不到满足,情绪就会变得异常低落、烦躁、焦虑不安、脾气暴躁,无法入眠。 (二)性格障碍 在网络的虚拟环境中,对信息接受者来说,接受的过程是相对封闭的,青少年一旦离开电脑,就会感到孤独,很难表达自己,难以与人交往、沟通。 (三)行为与品德障碍 撒谎,遨游在网络世界中的人不需要真实姓名、身份,人与人的交往不需要有责任和义务,容易引发撒谎行为。 暴戾,在网络环境中,网络游戏所营造的虚拟世界充满血腥和暴力,对生命毫无同情和怜悯之心,只有好勇狠斗,久而久之,会引起青少年情感的匮乏和冷酷无情,行为的暴戾。 (四)人际交往障碍 在网络世界中,人的姓名、性别、身份、行为目的等都可以得到隐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具有平等性、互动性。且网络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具有全球性。这使得青少年倾向于在网络上与人交流,在网上尽情地发表自己的观点,畅所欲言,充分而真实地展现自我。也喜欢在网络世界中发泄自己的苦闷、排解孤独。传统的情感交流方式逐渐被淡化。许多青少年面对网络,能够将内心丰富复杂的情感通过键盘熟练地敲打出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沉默寡言,与人交谈时不知从何讲起,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导致人际交往障碍。 二、解决策略 网络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客观存在的,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学校、家庭和社会要形成合力,齐抓共管,采取有效措施,共同防范青少年受网毒的侵害,以保证其身心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一)净化网络环境 加强对网络环境的监控与管理,规范网络运作,以防止不良信息危害青少年。政府要严格控制网络,对网络服务提供商和内容提供商实行许可制度,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限制青少年进入负面影响大的网址,要求内容提供商遵守网络操作法典,不将色情、暴力、煽动种族和宗教仇恨的内容提供给青少年。加强立法、执法,用强制性的手段对不良网站予以打击。建立有效的安全检测机制,开发安全检查软件,过滤网络信息,对色情、暴力、迷信等有害信息进行甄别和查堵,以保证网络信息的纯净,放心让青少年绿色上网。 (二)开设上网指导课 面对丰富而又复杂的网络信息,要注意对青少年的上网指导,积极引导他们树立健康的上网意识。首先要求他们遵守网上公德,以道德的、合法的言行介入网络,防范网上失范行为。其次要教会青少年保护个人隐私,教育他们不要轻易与网友约会,不轻易把自己和家人的地址、电话等信息告诉网友。还要教育青少年正确分辨、判断、选择网络信息,远离黄毒等有害信息,以避免受色情、暴力、诈骗等有害信息的侵蚀。 (三)监督上网行为 家庭、学校相互协调,共同防范青少年受网毒的侵害。随着电脑的普及,家庭成了青少年上网的主要渠道,家长在监督孩子上网行为方面负有重要责任。家长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不浏览不健康的信息。注意安装必要的软件或加设密码,将不良信息排除在孩子视线之外。另外还要限制、监督孩子上网的时间和内容。老师要经常与家长联系,了解学生的上网情况,协助家长做好监督工作。 (四)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学校要更新观念,清醒地认识对青少年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把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到与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纳入学校的必修课,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青少年学会运用心理学的知识进行自我调适,保持心理平衡,提高自我免疫力,促进心理健康。此外,学校还应该开设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栏,举办心理健康讲座,举办心理健康知识竞赛,在校园网上开设心理健康与心理辅导专版,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 (五)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青少年富有朝气、精力旺盛、求知欲强,各种文体比赛、知识竞赛、晚会、英语角、郊游、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等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对他们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使他们在广阔的生活空间中尽情地施展自己的才能,旺盛的精力能够得到合理释放,从而有效遏制他们沉迷于网络,还有利于增强他们的竞争意识和奋发进取的精神,建立和睦、融洽的人际关系,塑造健全的人格,提高自我心理保健能力,促进心理健康发展。此外,可举办一些有特色的活动,如网络知识竞赛、程序编写比赛、我的博客、电子信箱、论坛等,以激发青少年学习、使用计算机的热情与兴趣,把他们对网络的注意力引到查询资料、提高写作能力、拓宽知识面等有意义的活动中,有效防止沉迷于游戏、聊天等易成瘾的活动。 青少年心理问题论文:网络环境下的青少年心理问题及其解决策略 【摘 要】网络环境对当代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青少年沉溺于网络虚拟世界,会导致情绪、性格、行为与品德、人际交往诸多方面的心理问题。因此,要积极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开设上网指导课,监督其上网行为,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与社区活动来防范青少年受网毒的侵害,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 【关键词】网络环境 青少年 心理健康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青少年上网的人数和时间呈上升趋势。网络文化以其独特的开放性、互动性、平等性、趣味性、丰富性等特点,满足了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强烈地吸引着青少年,对其人生观、价值观等的确立、心理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青少年的身心还尚未完全发展成熟,好奇心强,辨别力与自控力还不是很强,因此,网络在给青少年带来空前的自由与满足的同时,也导致不少青少年长期沉溺于网络世界不能自拔,给他们的心理健康带来了许多隐患,并出现了一些心理障碍。因此,分析网络环境下青少年出现的心理问题并探讨解决策略,是当今社会迫切需要面对与解决的问题。 一 网络环境下的青少年心理问题分析 沉迷于网络,青少年容易出现以下心理问题: 1.情绪障碍 青少年长时间沉迷于网络,欲罢不能,流连忘返,一方面会导致对外界刺激缺乏相应的情绪反应,内心体验缺乏,严重时对一切漠不关心,导致情绪冷漠症。另一方面会造成精神、躯体对上网的依赖,如果得不到满足,情绪就会变得异常低落、焦虑不安、脾气暴躁,甚至无法入眠。 2.性格障碍 在网络的虚拟环境中,对信息接受者来说,接受的过程是相对封闭的,青少年一旦离开电脑,就会感到孤独,很难表达自己,难以与人交往、沟通。 3.行为与品德障碍 遨游在网络世界中的人不需要真实姓名、身份,人与人的交往不需要有责任和义务,容易引发撒谎行为。 在网络环境中,网络游戏所营造的虚拟世界充满血腥和暴力,面对生命毫无同情和怜悯之心,只有好勇狠斗,久而久之,会引起青少年情感的匮乏和冷酷无情,甚至引发行为的暴戾。 4.人际交往障碍 在网络世界中,人的姓名、性别、身份、行为目的等都可以隐藏,人际间的交往具有平等性、互动性。并且,网络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具有全球性。这使得青少年更倾向于在网络上与人交流,在网上尽情地发表自己的观点,畅所欲言,充分而真实地展现自我。也喜欢在网络中发泄自己的苦闷、排解孤独。传统的情感交流方式日渐被淡化。许多青少年面对网络,能够将内心丰富复杂的情感通过键盘熟练地敲打出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沉默寡言,与人交谈时不知从何讲起,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导致人际交往障碍。 二 解决策略 网络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客观存在的,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学校、家庭和社会要形成合力,齐抓共管,采取有效措施,共同防范青少年受网毒的侵害,以保证其身心朝着健康的轨迹发展。 1.净化网络环境 加强对网络环境的监控与管理,规范网络运作,以防止不良信息危害青少年。政府要严格控制网络,对网络服务提供商和内容提供商实行许可制度,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限制青少年进入负面影响大的网址,要求内容提供商遵守网络操作法典,不将色情、暴力、煽动种族和宗教仇恨的内容提供给青少年。加强立法、执法,用强制性的手段对不良网站予以打击。建立有效的安全检测机制,开发安全检查软件,过滤网络信息,对色情、暴力、迷信等有害信息进行甄别和查堵,以保证网络信息的纯净,让青少年绿色上网。 2.开设上网指导课 面对丰富而又复杂的网络信息,要加大对青少年进行上网指导,积极引导他们树立健康的上网意识。首先要求他们遵守网上公德,以道德的、合法的言行介入网络,防范网上失范行为。其次要教会青少年保护个人隐私,教育他们不要轻易与网友约会,不轻易把自己和家人的地址、电话等信息告诉网友。还要教育青少年正确分辨、判断、选择网络信息,远离黄赌毒等有害信息,以避免受色情、暴力、诈骗等有害信息的侵蚀。 3.监督上网行为 家庭、学校相互协调,共同防范青少年受网毒的侵害。随着电脑的普及,家庭成了青少年上网的主要渠道,家长在监督孩子上网行为方面负有重要责任。家长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不浏览不健康的信息;注意安装必要的软件或加设密码,将不良信息排除在孩子视线之外,限制、监督孩子上网的时间和内容。老师要经常与家长联系,了解学生的上网情况,协助家长做好监督工作。 4.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学校要更新观念,清醒地认识对青少年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把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到与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纳入学校的必修课,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青少年学会运用心理学的知识进行自我调适,保持心理平衡,提高自我免疫力,促进心理健康。此外,学校还应该开设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栏,举办心理健康讲座,进行心理健康知识竞赛,在校园网上开设心理健康与心理辅导专版,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 5.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青少年富有朝气、精力旺盛、求知欲强,各种文体比赛、知识竞赛、晚会、英语角、郊游、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等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对他们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使他们能在广阔的生活空间中尽情地施展自己的才能,旺盛的精力能够得到合理释放,从而有效遏制他们沉迷于网络,还有利于增强他们的竞争意识和奋发进取的精神,建立和睦、融洽的人际关系,培养健全的人格,提高自我心理保健能力,促进心理健康发展。此外,可举办一些有特色的活动,如网络知识竞赛、程序编写比赛等,以激起青少年学习、使用计算机的热情与兴趣,同时把他们对网络的注意力引向查询资料、提高写作能力、拓宽知识面等有意义的活动中来,有效防止沉迷于游戏、聊天等易成瘾的活动。 青少年心理问题论文:学业不良青少年心理问题、成因及干预策略研究述评 【摘要】学业不良青少年较容易出现的心理与行为问题有社会适应、人际问题、情绪问题、危险行为等;问题的成因来源于自身、家庭、学校和社会四大方面;文章对学业不良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干预策略进行了分析,期望对相关的教育工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学业不良 心理问题 干预策略 一、前言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关注教育中的每一个个体,注重教育质量整体的提高,而学生学业不良问题也一直倍受关注。国内外研究表明,学业不良学生的心理与行为问题突出,影响其学习、生活和心理健康。因此,迫切需要对学业不良青少年学生的心理与行为问题及成因探索并进行教育干预,相关的研究成果将会对学校对这类学生进行教育引导提供指导,有利于促进学业不良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有利于促进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目前关于学业不良青少年学生的心理问题较多关注其类型、成因、对学生成长的影响及教育干预策略。 二、学业不良青少年的心理问题 学业不良指学习成绩低于群体平均水平,且不是由感官或智力障碍引起的。 孙红梅,姚本先(2010)研究总结发现青少年常见的心理与行为问题有:情绪问题、学业问题、人际关系问题、青春期性心理类问题、网络问题、危险行为问题等。 关于对学生的成长的影响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学业不良对学生心理与行为健康的影响。有研究显示,学业不良学生会出现各种心理与行为问题影响其健康成长。国内外研究表明,学业不良学生的心理与行为问题突出表现在社会适应、违纪行为、人际关系问题、焦虑抑郁情绪、自杀倾向、自我认识问题、网络问题等方面。学业不良学生的心理与行为问题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影响其学业表现,形成恶性循环。 俞国良等人(2000)对小学四至六年级学生的研究发现,学业不良学生的孤独感明显高于一般学生,并且学业不良学生的同伴接受性较差。程黎等人(2011)对10-12岁学生研究发现,随年龄的增长学业不良高智商儿童考试焦虑水平在五、六年级时显著高于学业优秀高智商儿童;而在成绩目标掌握方面低于学业优秀高智商儿童,且表现出更多的成绩回避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业优秀高智商儿童的非学业自我概念在五、六年级时显著高于学业不良高智商儿童。 三、学业不良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影响因素 随着对学业不良学生的教育干预的迫切需求,研究者们逐步探索学业不良学生的心理与行为问题的成因,期望对其教育干预提供指导。一般研究者从智力与非智力因素两方面来分析影响学生学习最重要的因素;国内外研究表明,学业不良学生的心理与行为问题的影响因素大致来源于个体自身因素、家庭因素、学校教育因素和社会因素。 1.个体自身因素。个体自身因素方面,学业不良学生的大脑发育程度、智力水平、个性特点、归因风格、应对风格等影响其心理与行为问题。刘爱书,陈力(2004)研究发现智力不平衡和P300潜伏期延迟提示的脑功能损伤可相互验证;且有混合行为问题儿童的脑功能损伤程度比单一问题儿童严重;智力不平衡且有混合问题儿童的脑功能损害更有可能是器质性损害。其结果一定程度反映了脑损伤影响智力发展进而影响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类型。蒋航英(2011)研究发现学业不良者的倒摄抑制更明显,记忆绩效较差。 2.家庭因素。家庭因素方面,家庭教养方式、家庭气氛、家庭结构、父母受教育水平、亲子关系等因素均影响学业不良青少年心理问题。 家庭气氛包括家庭环境、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等。家庭气氛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家庭成员之间的心理关系以及孩子学习的环境,良好的家庭物理与心理环境、和谐融洽的夫妻关系、相对亲密的亲子关系将有利于促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学业发展,相反,不良的家庭气氛也会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影响他的学习成绩导致学业上的失败,引起各类心理问题。俞国良的研究发现,学业不良儿童更多的生活在父母关系紧张的家庭中,而对待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教育分歧大,父母对孩子的情感投人相对较少。 父母教养态度和方式对青少年的认知发展和人格发展都有比较重要的影响;正确的教养方式塑造青少年良好的行为习惯,使青少年认知能力和个性得到正常发展;错误的教养方式和教养观念,影响其认知能力及个性的健康发展。谷长芬等人(2009)研究显示学业不良儿童的孤独感与父母的“情感温暖”呈显著负相关,与父母的“惩罚严厉”、“拒绝否认”呈显著正相关;对学业不良儿童而言,母亲的惩罚严厉和父亲的温暖理解是最主要的解释变量,即母亲的惩罚越严厉其孤独感越高,父亲的温暖理解越多,其孤独感越低。 家庭教育资源不足是影响学业不良青少年心理与行为问题的重要因素。刘颂,刘全礼(2007)研究显示学业不良儿童的家庭教育资源在家长受教育水平、家长期望值、家庭学习氛围方面显著低于一般儿童,学业不良儿童家长提供的学业支持存在不同于一般儿童的特点。 3.学校与社会因素。学校教育因素方面:教师对待学业不良学生的态度和给予的支持,学校同学关系、班级氛围等影响其心理与行为问题。社会因素方面,社会支持、同伴团体特征等影响其心理与行为问题。社会支持是学业不良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重要内容,它包含学生从父母亲、教育工作者、朋友等处获得的支持力量。社会支持的力度对学业不良学生的心理发展会产生影响。葛娟(2011)研究显示:学业不良学生在获得父母亲、教师和同性朋友的总体社会支持上均少于普通学生,且学业不良学生对异性朋友支持的需求高于对父母与教师。另外,同伴群体的特征也会影响学业不良学生的各类心理行为问题产生。 四、学业不良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干预策略 学业不良青少年的干预,目前大致有两类干预模式:医学-心理教育结合干预模式和只进行心理教育的干预模式。 国内主要的青少年心理教育干预策略为:心理健康检测并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团体心理辅导、家庭干预和学校干预等。 学校教育中,教育者应关注青少年心理与行为问题的成因并开展相关的干预。对于源于家庭因素的心理问题,家校合作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干预形式。学校和教师可以通过家访、家长会、开办家长学校等形式,使家长了解和体会到健康的家庭功能对于教育和矫正学业不良学生的重要价值;并且学校也可针对学业不良学生的家长举行关于学生问题的特点、成因及干预策略方面的讲座,指导家长如何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孩子,积极改善学业不良儿童的家庭教育环境,改进学业不良学生家庭环境中的社会性发展状况,也可开设关于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讲座与家长交流会。对于社会适应不良的学业不良学生,应引导他们掌握一定的社交礼仪和人际交往技巧,并为他们提供应用这些社交礼仪的机会和场所,以发展其与他人进行有效沟通、结交朋友并维持友谊的能力;且可在教学中积极开展合作学习,合作学习有利于学业不良学生的同伴接纳积极发展。 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应对学业不良学生予以积极关注,学习运用班级气氛、班级同伴关系、师生关系来对学业不良学生的各类问题进行教育干预。在班级管理中,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应认识到积极乐观对待学业不良学生对此类学生发展的重要性,有效的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班级同伴关系,特别是引导学业不良学生发展积极的同伴关系,增强社会交往技能。 针对学业不良儿童的严重心理问题,也可以开展相关的个体与团体辅导。关于心理辅导进行干预方面,戴育红等(2004)研究发现,小组辅导活动是帮助学业不良学生提高学习适应性和学习效果的一条重要途径。普通学校宜采用个体干预和团体辅导相结合的综合干预模式,实行朋辈帮扶、学校教育、家庭辅助、社会支持的多层面结合,形成教育与预防同时并进的三级防御系统。 五、关于学业不良青少年心理问题研究的反思 综上所述,研究者对学业不良学生的心理与行为问题的探索在逐步深入,学业不良学生的心理与行为问题相关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研究的特点。然而,目前,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学业不良学生的心理与行为问题的实证研究非常欠缺,对于学业不良学生的发展性研究不足。 从研究成果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来讲,目前的大多研究是揭示学业不良学生的心理与行为问题现状,静态研究成果较多,而相关的动态干预研究成果较少,然而对于这类群体来讲更需要的是干预研究成果来指导教育实践。 从研究方法方面来看,目前对学业不良青少年的各类问题的研究绝大多数研究者采用的是定性的调查法,然而,每一种教育现象的发生都有具体的教育情景,学业不良学生都有独特的教育生活实践,因此质性的研究方法,特别是行动研究和叙事研究对学业不良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其心理问题的干预研究更容易解决实际问题,这将是将来研究的新的方法学取向。 (作者单位:1 伊犁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系 2 伊宁市五中) 青少年心理问题论文:农村青少年心理问题研究 [摘要]随着改革開放的不断深入,现代医学和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健康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文章分析了青少年存在的主要心理问题以及不健康心理成因分析,最后提出了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 [关键词]青少年;心理;问题研究 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扩大,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新的健康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心理问题。由于这些心理问题源于早期心理素质训练的缺失,并且这些病症具有较强的不可逆转性,特别是现在的青少年儿童,其心理问题呈现出一种快速增长的趋势。如果我们不从现在開始,加强对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那么作为祖国未来建设者的他们将很难适应这种高强度、高速度、快节奏的社会生活,进而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一、青少年存在的主要心理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习带来的心理压力大,对挫折承受力差 在高手如林的高中,学习竞争十分激烈,每一次考试,学生心情十分紧张,总担心考试会失败,失掉“尖子”地位,受到老师、父母的责备,同学的冷眼,产生高焦虑,而一旦真的考试失败,就立即灰心丧气,情绪十分低落,这种现象在高三更为突出。在咨询中不少学生倾说“想到压力来自四面八方,既难以接受又不能摆脱”,“一旦成绩不好,不能升入大学,哪有脸见人”,“我自认为我学习是努力的,但中期考试又是班上的尾巴,这样下去还有什么意思”,“我是学校保送来的,学习不好,我无脸见老师和校长”,“有时真想一死了之”,于是挫折感“油然而生”,表现为焦虑、失意、注意力不集中、对老师和同学的言行敏感、失眠、神经衰弱等症状。 (二)人际关系不协调 由于初中学习成绩好,常受到老师和家长赞扬,加之是独生子在家多为“太子”“千金”,自我中心意识强,人际交往能力弱,不善于处理与同学、老师、父母的关系,显得人际关系不协调。 (三)自信心不足 由于家长、老师(主要是班主任)对学生的期望质过高,表现出对学生(特别是优生)的缺点看多优点看少,拿家长和有些老师的话说,“要常敲打才能成才”,消极评价多于积极评价,使学生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常因一次考试失败“老觉得自己智力不高”,“自己老是失败,考大学肯定没有希望了”于是恢心丧气,“前途渺茫”,失去自信心。 (四)早恋问题的困扰 中学生自身的生理发育日趋成熟,对异性的渴望不断加强,导致“早恋问题”,高中这种现象也较突出,在我们的咨询中略占1/7,“总是想看到他”“我总想和他在一起”“我和他说话心情总是很兴奋”,甚至于“我爱上了我的语文老师”,由此感到“烦燥不安,吃不下,睡不香”,成绩開始下降。由于走进了恋爱的误区,心理冲突加剧,产生种种心理病态反映。 二、青少年不健康心理的成因分析 我们要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首先必须明确学生产生心理问题、心理疾患的原因,以便对症下药。 (一)社会原因 我国当前正处在全方位的社会转型之中,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必然会使社会产生震荡。人们的理想、信念、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都会由于震荡而产生变化,甚至发生紊乱。而理想、信念的缺失,价值观体系的紊乱,对心理还不成熟,行为尚不够完善、缺乏人生与社会经验的青少年、儿童来说,就会显得不知所措,无所适从。多重的价值观,增加了他们选择的难度。另外,再加上大众传媒上的一些误导,使学生难以形成一个稳固的、正确的价值体系,很难形成真正的“自我”。这就为心理问题的产生埋下隐患。 (二)学校原因 学生心理问题的产生与学校教育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主要表现在: 1.课业负担过重 在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受老的传统的影响,部分教师还一直把眼光盯在学生的考分上,忽视了学生其他能力的培养。为了使学生能考出好成绩,教师便对学生重重加码:内容上多讲,上课和补课时间延长,作业量加大。过重的课业负担使学生身心疲惫,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这就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而且极易形成恶性循环。 2.教育教学方法落后,过于简单 部分教师在教育学生时方法简单、粗暴,不会因材施教,只会用老一套对学生管、卡、压、灌;教育学生缺乏耐心,学生稍有问题就批评、训斥、责骂甚至体罚学生,对学生搞“精神虐待”。受自身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习惯的影响,教师在评价学生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评定不当的现象,不会用发展的眼光一分为二地去分析学生,把学生看死;用不同的标准对待学生,对优等生关怀备至,对后进生不管不问,甚至歧视、虐待后进生,等等。这样的教育方法势必对学生的心理造成伤害。 (三)家庭原因 家庭是学生社会化的最初的重要场所,是家长把品质行为传给下一代的地方。家长的品质行为是影响学生在学生乃至社会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学生们知道的许多知识不是在学校里学到的,而是从爸爸妈妈那里学来的,现在许多家族缺乏文化氛围,有的家长工作之余忙于喝酒,,或忙于发财致富,放松了对孩子的教育,导致孩子放任自流,走向堕落;有的家长品行不端,行为放纵,对孩子起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更有许多家庭对独生子女采取娇宠态度,使孩子娇生惯养,受不得半点艰辛,遇到挫折便不知所措或心理失衡,出现偏激行为。即使对小孩严格要求的家长也有不少总想把自己的期待强加给子女,而对于子女在情感,需要,意志,性格等等心理素质方面的培养置之不理。其结果是,中学生阶段不少学生对家长采取的能骗就骗,能瞒就瞒,结果是受害的是学生,心灵情感必然不健康。 (四)学生自身的原因 主要表现在:心理承受能力偏低,特别是独生子女,由于他们往往受到家长过多的保护,从小就缺乏失败与挫折的体验,缺乏应付困难与挫折的心理准备,意志薄弱,感情脆弱,依赖性强但又盲目自尊,再加上他们缺乏心理卫生知识,缺乏心理调节技术与方法的训练,长期的内心矛盾、苦闷、压抑,尤其是面临重大挫折的打击,很容易使他们张皇失措,“心理崩溃”,做出异常的或病态的行为。 三、教育工作者对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施对策 对于广大教育工作者而言,重视和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应成为当务之急的重要任务。根据心理学发展的规律和要求,依据当前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我对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调动多方力量营造心理教育的优良环境 调动学校各个方面的力量,全面渗透、多渠道,全方位推进心理健康教育应是学校首选策略。首先学校领导和教师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给予高度重视,把心理健康教育的纳入学校教育工作系统。只有得到了高度重视,该策略才有实施的基础;然后将心理教育分布在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构建一个专门渠道与非专门渠道有机结合的教育网络。 (二)加强素质教育的时效性 素质教育的主渠道是学校课堂教学,把心理健康教育渗透于各科教学之中,教师通过不同的教学途径,变换多种教学方法,运用每一教学步骤,在传授知识,训练技能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 (三)发挥班主任对学生进行心理方面的辅导作用 班主任工作既是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工作,学生健康的人格,优良的心理品质与班主任工作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现有教学体制看,班主任既是教育者也是管理者,班主任对学生进行心理方面的辅导至关重要,但现实中,班主任大多数缺少具有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和心理咨询技术,还不能胜任对学生心理健康指导。加强班主任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知识培训,使班主任人人能胜任这项工作,这是学校的当务之急。 (四)開展心理健康咨询活动,组织学生收听收看相关的心理知识节目 心理咨询主要是借助语言、文字,给咨询对象以启发与教育的过程,即教育者让学生诉说自己的烦恼、痛苦、疑惧,使学生在得到情感宣泄和净化的同时,因势利导,促进学生找到解决心理问题的有效办法。一些具有自私、自卑、嫉妒、孤独等心理的学生,大多是在感到不受人们欢迎时,才丧失自信心,表现出心理缺陷的。 当然,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方式和方法还有很多很多,而这些方法的实施、完善、发展还需要社会、学校、家庭齐心努力,共同探索,相互协作。 目前,我国的心理教育工作才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我真心的呼吁全社会,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健康的受教环境,为孩子们寻找一种切实的教育方法,为孩子们编织一个美好的成长梦境。 青少年心理问题论文:620例青少年心理问题分析 【摘要】目的:研究青少年心理状况,为青春期门诊开展青少年心理咨询提供科学的依据。方法:2006年~2009年来我院青春期门诊接受心理咨询的青少年620例,分析各种心理问题的发生情况。结果:620例青少年前4位常见心理问题依次为性心理问题、学习问题、人际关系问题、情绪问题。结论: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关系着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应引起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广泛重视。 【关键词】青春期门诊;青少年;心理问题 在我国,10~24岁的年轻人接近3亿。大约每4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是青少年。青少年在体格形态、生殖系统迅速发育的同时,心理也发生巨大的变化。全国14~16岁儿童青少年精神卫生问题发生率为12.20[1],因此,青少年心理问题也应引起重视,本研究通过对我院青春期门诊青少年心理咨询情况的总结,为开展青少年心理咨询提供科学的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2006年~2009年来我院青春期门诊接受心理咨询的青少年620例,年龄均为10~24岁。 1.2 方法:咨询方法包括门诊咨询和电话咨询,通过耐心真诚的交谈,建立融洽的咨询关系,对青少年给予无条件尊重,完成咨询后马上记录,咨询记录格式标准化。记录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在校生(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学)、校外生、咨询内容及医生的指导意见。 1.3 统计分析方法:用SPSS10.0进行统计分析。用百分数表示各类型问题。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门诊咨询403 例,电话咨询217 例。年龄最小的10岁,最大的24岁。其中,10~14岁78例,占12.6 %;15~19岁 264 例,占42.5 %;20~24岁278 例,占 45.0%。全部未婚。 2.2 主要心理问题见表。 3 讨论 3.1 青春期性心理问题:本研究显示,性心理问题占青少年心理问题咨询的首位,占30.2 %。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关心的问题不同。在15~18岁的男性青少年中,手淫成为首要咨询问题。在咨询中发现,93.6%青少年初次手淫的诱因是接触色情录像或读物。由于对手淫缺乏正确的认识,他们担心:手淫是否会缩短寿命,是否会影响婚后的性功能,是否引起生殖器感染等。19~24岁组的青少年,性成熟并开始有性经历,性行为、避孕、人工流产以及由此引起的心理问题成为首要咨询问题。咨询中发现,他们对避孕方法的选择、性传播疾病、人工流产后的危害及保健知识知道的很少。 因此,要重视青春期性教育。学校不能只是重视知识的传播,忽略了生殖健康保健的基本技能指导,而是要将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和技能系统地传授给青少年。开设学校心理健康咨询室,建立比较完善的校园内学生健康档案,心理辅导老师可以根据学生的性格感情等特征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有针对性地开展辅导和帮助[2]。医院的青春期门诊不仅要针对青春期出现的生殖器官疾病,还要涉及青少年身体发育、疾病预防、心理咨询、性健康咨询、性健康教育等多种青春期保健服务内容[3],设置青春期健康网络。家庭要针对性对青少年适时进行性卫生知识及道德伦理教育,引导他们科学地对待自身的变化和正确地对待异性,把充沛的精力投入到有益的活动中去。 青少年无保护性性行为使青少年非意愿妊娠和性传播疾病发生率明显上升。在许多国家,性传播疾病发生的第一人群是20~24岁年龄组,其次是15~19年龄组和25~29年龄组。性传播疾病可引起多种并发症,如不孕、生殖道癌症等等,直接威胁到成年期以致终身的生殖健康。医院青春期门诊要开设生殖卫生专科咨询,教会青少年选择避孕的方法,如何避免性传播疾病的传播等等。 3.2 学习问题:学习问题占21.3%。由于父母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经常批评抱怨,一些中差等学生产生消极情绪,他们怀疑自己的学习能力、心灰意冷、自暴自弃、。有些学生抄袭别人的作业,甚至逃学。这种现象被称为“习得性无能”[4]。是指个人经历了失败与挫折后,面临问题时产生的无能为力的心理状态。这种现象在中差等生中很常见。指导原则: 需要老师和家长的共同努力。鼓励对青少年进行赏识教育。老师布置适合学生实际水平的作业,使他们通过完成作业获得成就感,及时检查学生的作业,发现进步及时表扬,家长要多关心孩子的家庭作业,有困难共同克服。 3.3 人际关系:因人际关系求助的青少年有共同的特点:自卑、害羞或嫉妒。由于自卑,往往过低估计自己,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顾虑重重,行为退缩。害羞是青少年常见的心理现象,常常表现出过分的自我注意和自我约束。在陌生人面前害怕、不安、拘谨,影响人际交往。嫉妒心理也很常见。看到别人进步、成功、成绩好、有能力时容易产生嫉妒心理,这些会严重影响与同学和朋友的关系。从而导致青少年无法满足依恋感,内心苦闷无法宣泄,对心理健康有极大的危害。青春期是人生的第二反抗期,易产生亲子矛盾、师生矛盾,而诱发人际关系问题。家长和教师多给他们更多的理解,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交给一些解决问题的基本技能,给予正确的帮助和引导。 3.4 情绪问题:情绪与身心健康关系极为密切,正性情绪可促进身心健康,而负性情绪如果持续时间长,则易导致心理和身体的疾病。目前调查,青少年情绪问题发生率在10%~30%之间[2]。抑郁是最常见的心理障碍之一。抑郁可以导致自杀。兴趣与快乐是人的最主要的正性情绪状态,对青少年认知行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快乐情绪有利于青少年在心理发展时期,自信而稳定地面对各种复杂的外界环境。因此,对家长来说,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要想方设法地培养孩子广泛的兴趣和爱好,以使孩子保持积极健康稳定的情绪状态。 总之,青少年的心理卫生问题,关系着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关系着民族的素质水平,应引起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广泛重视。 作者单位:519000 珠海市妇幼保健院妇
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性:人与自然环境法论文 一、别法与法律 在分析法的本质之前,作者认为有必要先搞清楚法和法律的区别,这对于认识环境法能否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基础作用。此处所说的法是比法规、规章、条例等更加广义的法,是自然界中的各种法则的总称;法律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体现阶级意志的规范总和。早期的马克思从自然法学的某些观点中吸取并指出,“法是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而法律则是法的表现”。这里自由无意识的自然规律所指的法是客观存在的法则,而不是主观的认识,法律则是将这种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变成有意识的法规,也就是说法律是立法者通过自己的大脑和笔将自己所认为的法的样子描写了出来,法律的样子就取决于立法者的思想和认识。再后来,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时候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他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也就说明法的内容都是根据物质条件而变化的,物质条件的改变会引起法的表现形式和体现的意志有所变化,但是这不会改变法的本质,它所改变的都是法的表现形式———法律。 二、法的本质与环境法的本质———内容与形式的体现 作者认为,法的本质是调整关系,调整是促进、抑制、保护、协调等,它有很多种方法;关系有很多种,利益关系、身份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这种本质是客观存在的,环境法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有些学者提出法的本质是变化的,但是这种变化的优秀是利益,法的本质是随着利益的变化而同时发生着改变的,作者同样认同法的本质变化的观点,但是这种变化的根据是物质基础,也就是生产力,这是从意识根源到物质根源的转变。法的本质在于调整自然界中各个生物之内和生物之间的法则。法的价值、目的等都是法的本质的体现,以为在不同时期环境条件下,法的这些体现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基础不同,所以体现的内容和形式也就不一样。 三、环境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宏观方法———公法与私法的重新界定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从古罗马时代就有法学家提出过,他的分类标准是根据法律调整的主体和调整对象是否涉及社会利益。这种划分方法虽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作用,但它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法律公私性质的划分应当是在一定的条件和范围内才能够进行的。例如经济法、社会保障法、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就超出了传统法律公私划分的边界,呈现“法律理论的基础与社会生活的状况极不一致的现象”。作者想指出的是,这种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对法律的划分,不是对法的划分,是对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区分,而不是对法这个客观存在进行的分类。这也就说明,这种叫法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公法律和私法律。那么,以类似的标准———调整对象,对法进行分类的话,公法应该是自然之法或宇宙之法,私法应该是人类之法,私法调整人之间以及人组成的社会组织、团体、机关、国家之间的关系,公法调整其他物种之间以及人与它们的关系。 四、环境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微观方法———人的行为 关系如何产生,作者认为在于行为,没有行为,就不会产生任何关系,人与人之间是如此,人与自然之间亦是如此。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形成依赖关系;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形成利用关系;人类保护自然,形成保护关系。这一切的关系都是因为人的行为而产生的。这也就是作者想要阐述的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法,通过调整人的行为来实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虽说这种方法还是调整人的行为,但是它所调整的行为背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再是人与人的关系。最后,针对学界各种讨论作者认为,都是法学研究者在对于法的表现形式的一种讨论,是在研究发现哪种表现的形式或者研究方法最适合当今社会的需要,最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界的稳定和谐。因为法的本质是物质条件所决定的,他们是客观存在着的,人们只能做的就是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基础上来发现它的内涵并不断完善。 作者:郭伟 陈照青 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性: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 1生态主义的现实意义 人类已经为自己无视自然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人口爆炸式的增长,工业化的加剧,后工业化时代的深入,竞争饱和性地渗入到人类社会的每个角落。人类对自然随心所欲地掠夺,完全忘记了自然母亲的感受,贪欲让人类忘记了回馈和感恩,利用自然母亲宽广的胸怀肆意妄为。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土地沙化、草原退化、沙漠面积增大、湖泊减少、森林面积缩小、旱涝不均、植被物种消失、城市雾霾、龙卷风、海啸、白色垃圾等多种灾难表明人类一直在为人类中心主义买单。许多地区既没有跟上工业化的脚步,也没有因旅游业的开发而脱贫,而祖辈世代依赖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田园牧歌却消失了。全球贫富差距依然在拉大,区域战争从未止息。人类甚至在构想是否可以抛弃这个蓝色的地球家园,迁居到别的星球上。这是何等的悲哀。人类已经麻痹,忘却了自己是自然之子,和万物生灵手足情深。 生态主义强调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它的内涵包括:人和周遭的一草一木、飞禽走兽、一花一树、鸟兽虫鱼、山水草地沼泽、多样化的物种共处在一个生态系统中;人与自然应该是和谐共生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人类不可以对自然环境大肆掠取、涸泽而渔;人类不可以怀着人类中心主义,只图自己生活方便;人类在以自己的家乡物产富饶为荣、大力发展旅游业和工业制造业时,就该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以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一个进步的现代人应该保护环境,一个现代人应该意识到人类的衣食住用行都是建立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之上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应做到物尽其用,不应奢侈浪费,应以奢侈浪费为耻。人类如果无法与自然共存共荣,那么“人是高等动物”不过是一种自诩。 2小说内容综览 《野性的呼唤》以其生动活泼的语言、深刻的思想内容、扣人心弦的情节和自然清新的艺术风格成为伦敦五十部作品中被翻译次数最多、读者最多的杰作。在杰克•伦敦中短篇小说集中读到了有这样的作者简介:“杰克•伦敦(1876-1916),美国作家。早年当过报童、工人、水手。代表作有《热爱生命》等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海狼》《铁蹄》和自传性长篇小说《马丁•伊登》,其作品表现了对生命的热爱和人在困境中的自强不息精神。”[2]社会是竞争的社会,“人尽其用、物尽其才”。这样的价值竞争是残酷的,适者生存,适者才是强者。巴克原本是一条遗传基因良好、生活环境优越、养尊处优的狗。巴克是人的伙伴,而且是社会地位最高的人的伙伴:它出生在米勒法官家,生在那儿,长在那儿。它陪伴米勒法官散步、陪伴法官的儿子打猎、陪伴法官的女儿嬉戏,它得到了人类社会中地位最高的人的宠爱,成了他们形影不离的伙伴。但是月有阴晴圆缺,狗亦有旦夕祸福。米勒法官家一个有孩子老婆要养、却爱的家丁(可以说他是人类社会中的败类),因为急于还赌债,设计卖掉了巴克。巴克无论昔日多么风光,多么得米勒法官和家人的宠爱,但它终究是人类圈养的家犬,它的命运掌握在人类的手中。 3用生态批评理论纲要性的剖析小说 人类贪婪预设下的巴克的逆境———这部小说以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克朗代克地区的自然环境为背景。[3]人类是贪婪的,据说在“北方”发现了金矿,于是人们怀着发财梦像疯了一样涌向北方,却全然忽视了自己的生命安危。对于自然,人们除了攫取还是要攫取。家犬巴克———“狼”与“狗”的标签由人类掌控,服从、遵守人类所规定规则的就是“狗”,否则即是“狼”。[4]温良、友善”的巴克是优裕生活的衍生品,是安逸的南方生活的道德观熏陶出的家犬,它是米勒法官家的一员,是人类的伙伴。它有着美好的心灵,它单纯,对人充满了信任,与人类亲密无间。在优裕的环境中,巴克本是温良可爱的,是人类的朋友,通人性,识温存,有智力,能与人良好交流,和谐相处。人、狗、米勒法官家的优裕生活和南方适宜的自然环境构成了一幅美好和谐的自然画卷。然而,危险悄然而至。命运的转折———遭卖。一个嗜赌的园丁轻易葬送了巴克原有的一切。这个人类中的败类有着老婆孩子却嗜赌如命,轻易地把巴克推下了命运凶险的深渊。由此来看,一只狗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它的命运被人易如反掌地掌控,它的命运永远岌岌可危地悬在主人、家人和家仆手中。从一个角度上看,它似乎受宠备至,似乎是人的亲密好友兼家庭成员,但它却毫无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 一个园丁就割断了它原有的与人类家庭的联系,割断了它与人类家庭优裕生活的纽带,割断了它与南方自然环境和谐的关系。全新的险恶生活———人类的棍棒。人类的棍棒无情地落在了巴克身上,让巴克深刻地领会到了棍棒法则。弱肉强食,强者支配弱者,人类中心主义让人类无所畏惧,怀着人定胜天的思想,认为自己是自然的主人,能支配一切,能战胜一切,能奴役自然界的其他生灵,如果这些生灵稍有违逆,便大打出手,大施淫威。因此,笔者不禁要问:人对自然的畏惧之心到底在哪里呢?人对自然界施加虐行时,不怕自然有一天施以报复吗?人对除自己以外的欣赏之心到底在哪里?与其他生灵的共鸣又在哪里?适应北方的冰天雪地———巴克来到天寒地冻的北方,做政府邮政局的雪橇狗,和其他的雪橇狗踏上了茫茫的北国之旅。巴克和它的同伴们是何等的有灵性,有勇气!它们的身躯和活力是造物主施的魔法,这些生灵和人相比,哪里有相形见绌的地方呢? 定额配给的食物———在冰天雪地里,巴克赖以生存的是两个邮差定额配给的食物,这跟法官家的伙食是天壤之别,它时时食不果腹,忍饥挨饿,而它就是在这种境况下为人类服役的。狗是自然界优秀的物种,它们对人类是有益的,人类对它们应该是欣赏的,怀抱感恩之情的。人类的鞭子———人类的鞭子用来阻止巴克和它的同伴们相互掐架。两个邮差在巴克和它的同伴面前俨然一幅世界警察的形象。他们试图干涉巴克和它的同伴们的“业余生活”,其实这是他们试图对巴克和它的同伴们进行全方位控制。巴克和它的同伴们无疑是两个邮差的私有财产,把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当做私有财产买卖、役使和管理,这无疑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关键词。同类中强者的欺辱———巴克和它的同伴是人类临时组建起来的团队,它发现,团队中的伙伴们有强弱之分,弱者不断受到强者的挑衅、威胁和欺辱。所以,巴克要被迫学习如何应对这一状况。巴克不过狗队中的一份子,是所有这些狗的一个缩影。它经受住了这种磨砺,一只经受住这种磨砺的狗和在逆境中求生存的人并无二致。同类间的杀戮———巴克目睹了同类间的杀戮。“一旦倒下,就会被撕得粉碎。”巴克记住了这一点。巴克是只聪明的狗,它会从别人的“以身试法”中汲取经验教训。这点足以让人类汗颜。 学会雪地挖洞睡觉,想睡在人的帐篷中遭拒———巴克这只家犬原想依赖主人,去主人的帐篷里睡觉。这里巴克对人的依赖不止是物质上的依赖,还是精神上的依赖。巴克在这点上的表现说明它是只内心幼弱、对人类的友谊和关怀充满渴慕的动物。对友谊的渴望是人的本能,狗也如此。人与狗之间有多少共性之处啊!人类又缘何能认为自己是凌驾在万物之上的,从而冠冕堂皇地劫掠自然呢?岁数大被卖掉———巴克见到同伴中一只年龄较大的雪橇狗因为体力无法满足雪地劳役的需要而被卖掉。人类对自然的榨取手段的残酷由此可见一斑。偷熏肉而赖给同伴———道德是特定环境下的道德,在异地恪守原生地的道德无法生存。巴克偷熏肉而赖给了同伴,并因自己未被发现而洋洋得意。人类对待狗的态度就是:狗是最低成本的服劳役者。冰天雪地中的苦役———身份的转变:人类的好伙伴———服劳役的雪橇狗(学会拉雪橇)。奔驰过两边遍布动物死尸的雪地———狗的劳动强度通过“奔驰”二字跃然纸上。艰难险境,雪地攀登———狗的劳动环境太过恶劣。无休止的雪地劳役———白日全速前进,夜晚扎营,狗的劳动时间在无休止延长。做邮差狗在驿站中的休整———狗在驿站中得到了短暂的、休整。人加于狗身上的劳役是以强度和时长为特点的,短暂的休整不过让读者更清晰地感受出劳役节奏有多么紧张。全速前进以创造新纪录———劳役节奏紧张到无以附加的程度。休整不过是为了彰显劳役的紧张,而休整之后迎来的不过是“周期加速度后的劳役。” 与史匹兹的决斗,做强者中的强者———高强度的劳役、极端恶劣的环境和定额配给的食物让狗与狗互相杀戮以获得更高待遇。“怜悯适用在更柔和的地方。”———史匹兹死去。狗受的驯化消失了,野性在萌发,高强度的役使让狗失去“理智”。它们不再是动物,它们成了机器,逐步机械化。巴克成为雪橇队的头犬———巴克因其基因优异、精力充沛而成为获得较高待遇的头犬。人类给予少量的食物,让狗群内部产生竞争,从而产生更能干的狗,让更能干的狗带领狗队,以使狗队产生更大的生产力。一个同伴死在北方冰雪消融的育空河旁———这只狗被人类奴役至死。詹姆桑顿的营地———巴克以其敏锐的预感感知前方的危险,决定不再前进,被詹顿解救。雪橇队的其他狗和三个驭狗人掉进育空河的冰窟窿里。狗的聪明与人的愚笨、残忍和刚愎自用形成了对比。狗得到了又一恩主。 救主人的朋友出冰窟窿———狗是知恩图报的动物,人是高级动物,狗也是。主人桑顿死去———狗发现恩主死去时的心情跟我们人类丧失亲人时的感情何其相似!为主人复仇———古人有云:有仇不报非君子,狗何尝不是。回归自然———恩主的离世让狗回到了自己近亲狼群中,在那里寻找自己的归属感。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归属感是人类最高层次的需求。人与狗在这点上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巴克”代表着作家激越的精神追求———对社会和统治者的叛逆反抗,对自由、独立、尊严的追求,对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生活的向往。 作者:常帅 单位:河南牧业经济学院英才校区外语系公共英语教研室 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性:人与自然环境发展途径 摘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运用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相互联结的原理。由于社会的发展,使得人与自然从统一走向对立,由此造成了生态危机。因此,要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须正视自然的价值,理解自然,改变我们的发展观,逐步完善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制度,构建美好的生态文化,从而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 关键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途径 马克思曾指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环境通常是由人来改变的一面,而且强调了人的革命实践的特征:即人改变环境和环境改变人的方向应该是一致的。论文百事通那么,应该如何实现这二者的一致呢? 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与作用,包括从自然界索取资源与空间,享受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二是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 与其他自然存在物所不同的是,人是以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为中介实现人是对象性存在物的本质。通过改造自然界的实践,人类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给自然界,使自然界成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同时也把自然界的本质内化为自我意识,受到自然界的本质——自然规律——的设定,也就是说人化自然的同时也被自然化。步入现代文明进程中,由于人类自身认识的发展和制造工具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树立的是单纯肯定人的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启蒙运动尤其强调人的自身价值,将自然世界看作供人任意改造、利用的资源或工具。自然世界从一个活的有机体变成为死一般的物质世界,人由此也就从自然宇宙世界中分裂出来,成为与自然世界对立的存在。笛卡尔首开先河,将人与自然区分为两个各自独立且平行存在、互不以来的实体。斯宾诺莎反对这种对立说,但他主张在自然宇宙中只存在一个实体,那就是上帝,而心灵和物质仅是上帝这一实体的两个属性。这之后,康德、黑格尔等人试图努力改变这种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局面,但他们却把人看作是自然价值的显现根源。 人类的理性之光渐渐揭开了自然的神秘面纱,用马克思韦伯的话说就是“世界祛魅”的过程。在工具——目的的理性主义的导向下,步入现代化的今天,人类面临的是“现代性的危机”。它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正是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一致性发生了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和异化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异化,以及社会的不和谐。因为人们为了占有由人与自然关系生化出来的财富,造成了人与人的分裂和人对人的剥削与压迫。这使人处于一个无情冷漠异己的物质世界,造成社会关系的物化,使人的精神在巨大异己的物质世界中处于无家可归的渺小无助、无根流放的异化状态,丧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就是人类面临的精神意义失落的危机。另一方面是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支配下,人类奉行的是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结果是人类对自然界资源进行了近乎竭泽而渔式的掠夺性、粗放性的开发和超负荷的索取,大大超过了自然界的再生增殖能力,人类排入环境的废物大大超过了环境的承受努力,由此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生态环境发生着某种联系,因此我们要从多层次多角度方面来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1)转变传统观念,树立科学的自然观与社会发展观。 首先,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一种真正的平等、和谐的统一,即提倡把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统一起来的自然观。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以人为尺度,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在工业文明中,长期居主导地位的传统价值观认为,自然财富是无限的,人的物质需求也是无止境的,人类只要不断地征服自然、扩大消费,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在这种旧的价值观支配下,人们片面追求经济数量上的增长,提倡无节制的消费和肆意开发自然资源。正是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导致了生态危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个显著表征,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异化状态。自然不是被当作与人亲和、协调的对象,而是被当作征服、统治的对象。 其次,在社会发展观方面,我们必须确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把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和积极保护统一起来。我们不能离开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单纯强调对自然的保护,使保护变成被动的适应,那样就无法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就会使社会进步缓慢乃至倒退。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许多环境问题正是由于科技和经济不发达所造成的,只有积极致力于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才有可能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对自然的保护来单纯强调对自然的开发,使开发变成对自然的粗暴掠夺和破坏,必须吸取某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忽视环境保护的历史教训,使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相互协调,把促进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保证未来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实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以便全面长远地为人类创造良好的生存条件和提高生活质量。新晨 (2)构建和谐的生态精神文化。 生态文化就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这是人的价值观念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解决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生态文化重要的特点在于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去观察现实事物,解释现实社会,处理现实问题,运用科学的态度去认识生态学的研究途径和基本观点,建立科学的生态思维理论。 ①生态意识。生态意识,是指人民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关于环境的自觉而清醒的感悟和认识。是人对所处于环境和自身与环境相互关系的能动反应。人与自然和谐,要求人抛弃人统治自然的思想,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要求建设尊重自然的文化,随时从环境的角度,从改善人与环境的关系方面思考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②能够直接影响人们思想行为的莫过于教育。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教育是以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为优秀,以解决环境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以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和有效参与能力、普及环境保护知识与技能、培养环境保护人才为任务,以教育为手段而展开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过程。 (3)要积极培育生态文化。具体要加强绿色文明宣传教育,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提倡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绿色生态标志的推广和管理,倡导绿色消费;要推进绿色城镇建设,发展绿色交通;要通过创建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生态示范区等活动,增强公众环境意识,倡导生态文明。 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性: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性 摘 要:人类诞生以来,就开始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也是一个由浅入深,从低级到高级,从片面到全面的逐步完善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面临的永恒主题。它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自然至上的朴素自然观,宗教神学自然观,“天人对立”的机械自然观和人与自然和谐观。如果单纯地究其理论渊源,自然引发一系列历史性、哲学性的深层次的东西,以及众说纷纭的学说、学派、体系。笔者试图撇开这些理论渊源,从我国目前人与自然环境的困境入手,探讨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必要手段。 关键词:人;自然环境;和谐; 一、我国目前人与自然环境的困境 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使得我国处于一个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尴尬境地。我国环境处于恶化阶段,治理能力远远落后于破坏的速度,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仍在加剧。我国的自然环境污染具体体现在: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 第一、水污染。我国水资源总量2.8亿立方米,位于世界的第六位,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使得我国的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仅为全球水平的四分之一。不仅如此,我国受污染的水源还包括全国大大小小的江河湖泊。据统计,我国75%的湖泊水体富营养化,只是受污染程度有所不同。我国的各大城市中,水域受污染的情况也相当严重,90%的城市中的水体都已经受到污染,南方城市虽然河流湖泊多,降水量也相对来说较大,但缺水却相当严重。其原因是由水体污染所致。地下水是我国饮用水的主要水源之一,但对我国118个城市进行地下水的调查时发现,其中115个城市地下水已经受到了污染,其中重度污染约占40%,此外,由于我国的污染处理缓慢,导致我国的一些重要水系处于重度污染,如辽河、淮河、海河的功能已类似于一个排污场,另外,滇池、巢湖、太湖也因为严重的富营养化而使得其使用价值在逐步地丧失。 第二、大气污染。《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相关数据显示:全国471个县级以上城市进行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其中3.6%的城市达到一级标准,79.2%的城市达到二级标准,15.5%的城市是三级标准,1.7%的城市低于三级标准。大气污染主要分以下几种污染: 一是二氧化硫。因为中国的工业主要是以煤炭为主,随着煤炭使用量的增加,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也急剧增加,所以由二氧化硫排放引起的酸雨污染范围也不断扩大,这对于我国的粮食、水果、蔬菜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使得产量降低,林木大量死亡,土地和水源也被酸化。大气里二氧化硫的存在也是人体呼吸道疾病的罪魁祸首。 二是粉尘、烟尘。烟尘的排放主要来源于火电厂,由于目前我国的许多电厂仍在使用一些效能较低的除尘器,所以对于烟尘排放量来说还是一个未解的难题。 三是机动车的尾气。私家车拥有量近年来迅速增长,汽车排放出来的尾气主要成分为一氧化碳、氮氧化物以及碳氢化合物,这些物质的排放总量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2010年11月4日环境保护部门公布了《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在年报中,我国第一次将我国机动车的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公布,并系统地介绍了机动车污染防治工作的进展。我国机动车污染日益严重,机动车污染物的排放已经成为各大中城市空气质量下降、空气污染的元凶。其中,汽车尾气排放的碳氢化合物和一氧化碳超过了70%,氮氧化物和颗粒物超过90%。除此以外,汽车排放的尾气中所含的铅也是大气中的重要污染物,铅还能与空气中的悬浮物凝结成铅尘,对于城市居民来说,铅这种有害物质的排放对他们的身体健康将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四是雾霾。2011年10月以来,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词汇进入公众的视野―PM2.5,并且在2012年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正式将PM2.5正式纳入“国标”,成为各省市强制监测的标准。PM2.5也叫可入肺颗粒物,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PM2.5粒径小,富含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而且在空气中停留的时间长,对大气质量和人体健康的危害很大。我国近两年来,北方部分城市经常出现大雾天气,就是雾霾天气。在这种雾霾天气里,空气中就漂浮着PM2.5。由于PM2.5来源广泛,能源结构复杂,控制难度大,因此成为近年来大气污染的新难题。 第三、固体废弃物污染。固体废弃物的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废弃物污染和生活垃圾污染等。近几年随着工业的发展,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也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而且成分日益复杂,目前已大大超过了自然界的自净能力。我国工业方面的固体废弃物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另外城市中的生活垃圾的增长速度很惊人,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而垃圾的处理能力并没有随着垃圾的增长而提高,而是对垃圾处理水平十分有限,目前我国城市垃圾的处理大多数都是采取填埋的方式,焚烧只占了极少的部分,垃圾处理问题困难重重。不仅如此,若固体废弃物经日晒雨淋,它们所渗出的有毒物质渗入土壤后,会使得土壤的结构发生改变,土壤中的微生物活动也会受到影响,进而妨碍植被的生长,破坏生态平衡。此外,农村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 二、人与自然环境和谐性的必要措施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一直存在着一些非理性的思想倾向和人类对自然环境认识的局限,从而扭曲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要科学地理正这一关系,笔者试图从以下几点给以建议。 (一)改变传统发展观,树立科学发展观。 传统发展观是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并把经济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为了追求高增长,人们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加重了环境破坏的广度和深度。把资源、环境问题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或外部环境。用这种价值判断作为标准引导人类生产活动,其局限性只考虑眼前的功利与实用,不顾及人类的长远利益,为了发展经济,人们不顾一切地掠夺资源,使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目标建立在生态环境破坏的基础上。在这种传统发展观支配下的经济增长中的负面效应被放大了,企业在生产产品的同时,毫不顾忌地浪费资源,边生产边污染。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提出了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传统发展观的创新,它以整体性作为发展观的出发点,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指标来衡量发展的结果,在发展目标上追求质量型的经济发展,强调经济发展的人文关怀,在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容,而且把可持续发展战略提高到新的高度,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把生态文明建设首次作为单篇加以论述。 第二、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解决生态和环境问题,必须坚持全社会参与,发挥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面作用。不断提高政府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的主导作用,加大投入,强化监管,利用市场机制,合理分担环境义务,鼓励公众参与,加强舆论监督。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在全面规划的基础上,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解决一些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的环境问题,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所突破,坚持保护与建设、预防与治理并举,保护和预防优先,避免出现新的破坏和污染,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综合治理措施,提高建设和治理效果。坚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生态建设要注意与山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脱贫致富的要求相结合,污染治理要与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 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提高生产和建设的技术水平,减轻对生态和环境的压力。同时,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开发改善生态、保护环境的先进适用技术,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坚持全方位的对内、对外开放。积极开展国际、国内交流与合作,多方面吸收和引进国内外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在对外经济贸易与合作中,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利用国外资源,在更大范围内解决我国生态和环境问题。 第三、构建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是人类从古到今认识和探索自然界的高级形式。生态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要提高全民的生态文化教养,必须重视生态文化教育。使人们具有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尤其掌握生态科学的知识,从而培养具有建设生态文明能力、具有生态文化教养的人才。来建立和不断完善具有特色的生态文化教育体系,以此来开展长期的、全面的生态文化教育,以保障全民的生态文化素质达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综上所述,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人类探求的重要课题之一。虽然我国面临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困境需要我们摆脱、需要我们探求对策,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有效出台,相信我国必然会探索到更有效的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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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论文:民族文化精神下大学语文论文 1民族文化精神的内涵 放眼世界,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强弱,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精神。这种民族文化精神,决定了这个民族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也决定了他们在多元文化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会选择怎样的道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崇高的民族精神,优秀的民族性格,高尚的民族情感,良好的民族礼仪。在中国古代史上,中华民族文化中的许多精神理念如儒家仁义道德、法家法制精神等都在国家建设和社会秩序维护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样,这些民族文化精神在民众民族精神教育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族文化精神具有一定的教育价值,它与语文、政治、哲学、艺术等学科结合起来,可以为个体民族心理培养、民族品格养成提供丰富的养料。这也是我国教育界一直提倡在大学语文教育中加强民族文化精神培养的根本原因。 2在大学语文教育培养民族文化精神的必要性 2.1培养学生民族文化精神的需要 我国大学语文教育至今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它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在发展中却始终存在课程目标模糊、教学定位失准等问题。近年来,我国大学语文教学大纲明确提出“发挥大学语文在民族文化精神培养中的积极作用,以培养大学生文化素养和个人品质”的要求。这就要求我国高校在语文教学中要改变过去那种过多的强调语文学科工具性和基础性的做法,进一步强化语文教学的开放性、语文知识的时代性和人文价值,发挥语文教育在在学生人文精神培养、民族文化精神传承中的作用,将民族文化精神根植于学生心中。 2.2时展的需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文化实现了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外来文化的侵入,网络文化的兴起,使社会文化导向和思想意识愈加混乱,这些都给大学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视享乐、炫富、叛逆为时尚,更多的人在物欲思想和现实主义理念的影响下,养成了行为不检点、自私自利、眼高手低的坏毛病,有关大学生炫富、傍大款、情杀的负面新闻也是层出不穷。面对这种让人痛心的现象,我国教育界一致提出“以语文、思想政治课堂为阵地,开展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人文精神教育”的口号。大学语文教育作为培养学生士人精神、塑造学生完美人格的重要手段,而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3如何在大学语文教育中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精神 3.1明确语文的学科地位,推进语文教学改革 在大学语文教学日趋边缘化的情况下,高校首先要确定语文的基础学科地位,并大力推进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具体来说,高校首先要更新语文教学内容,创编大学语文新教材,力求大学语文教材内容与学生兴趣、民族文化精神培养需求结合起来,使大学语文教材兼具人文性和时代性。其次,重新设置教学大纲,严格明确语文教学目标和教学宗旨,摈弃过去那种以学生语文基础知识培养、语文能力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人文精神、文化素养培养为目标,以爱国主义为优秀,使学生从更高的层次上去认识英勇无畏、舍生忘死、百折不挠、前赴后继的民族斗争精神,去学习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时代精神。其次,高校要适当增加语文课时,加强语文教学设施建设,在语文教学中国文学精华为主开展民族文化精神教育,让学生领略祖国灿烂的文化,吸收更多的民族文化精神养分。 3.2提高教师语文素养,丰富语文教学手段 教师是教学的主导者和参与者,语文教师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关系到语文教学质量。严格来说,一个合格大学语文教师不但要具有高尚的人文素养和道德情操,还要具有渊博的知识和较高的信息素养。为了实现大学语文民族文化精神培养目标,大学语文教师有必要加强语文知识学习,以提高自身语文素养和语文教学能力。这就要求大学语文教师通过教学实践、自主学习、各类图书涉猎以不断充实民族文化知识,加强专业理论修养,满足大学语文教学需求。其次,大学语文教师要在优化原有知识结构的同时,还要学习网络、多媒体新知识,完善自身信息素养,以学习更多的传统文化知识,更好地运用多媒体教学、互联网资料加大民族文化精神教学的魅力。 3.3完善语文教学考核机制 完善的考核机制是教学可以为教学提供有益补充,也是课程目标实现的根本保障。大学语文民族文化精神培养,必须依据考试、考核的激励引导作用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就目前来说,许多学校在语文教学考试中采用的仍旧是闭关考试,对学生人文素养发展情况不甚关注,这对学生成长和语文教育来说,都是极其不利的。要想实现大学语文教学目标,学校及教师必须完善开放化、动态化的教学考核机制,将学生听课笔记、文化典籍读书心得、写作实践、志愿活动等民族文化精神培养活动纳入到教学考核范围中去,并将相关考核内容量化、细化,用积分考核法、师生互评、生生互评等方式,对语文民族文化精神教学进行考量,切实发挥教学评价和考核在民族文化精神培养中的作用。 作者:张中旭 于飞 单位:赤峰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赤峰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 民族文化论文:成长小说民族文化论文 一、成长小说的内涵 成长教学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青少年的教育上,但是又不同于儿童文学和青少年文学。成长小说是青少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少年时期,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都发生着重大改变,成长并不单单代表着生理走向成熟的,更多的会涉及到一个人对生活、对社会、对自我和对人生展开的思考。美国众多的成长小说情节各异,但是其创作模式大体都是相同的: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般会在经历过一些特殊的时间之后,性格、心理产生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会使得主人公摆脱曾经的稚嫩和童真,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最后重拾信心,真正地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主人公的这种巨大改变实则是主人公在复杂世界里的再生,是他们迈向成熟的必经阶段。与具有五千年悠远文化的中国相比,美国算的上一个年轻的国家。青年一代渴望早日脱胎换骨,尽快地成长起来,能够独立地面对这个现实的复杂的社会。因此,美国的成长小说的主流偏好于塑造各种形式的流浪汉的形象,所探讨的就是由天真无邪蜕变到经验丰富,由年轻走向成熟的历程,这其实是美利坚民族文化在美国文学中的自然折射。以下部分将选取美国具有代表性的几部成长小说来探讨其反映出的民族文化。 二、诱惑 在美国成长小说的创作模式下的主人公最初的心理状态大都处于童年期,他们对周遭的世界认知比较模糊,外界的一切对他们有着巨大的诱惑。主人公的童真和主人公对于世界的好奇促使主人公展开自主地求知。其实成长小说中的这种求知是有文化渊源的。追求真理是西方文明的惊喜。美国人总是热衷于不断地追求真理以获得更高地满足。美国人将极具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的鲁滨逊视为祖先,他们抵制“教化的企图”,主张主动去开拓学习以求得生存和发展。其实,对周边世界感觉陌生、模糊,因为对世界有着强有力地认知欲望,想要更好地与周遭的世界融入,恰恰就是青少年的心理。用成长小说反应美国人渴望更好地认知世界、更积极地探索世界的民族文化是十分恰当的。诱惑是美国成长小说重要的初始因素,是促进青少年成长和成熟的直接导火索。比如,早期的美国成长小说《白鲸》中的魁魁格就是受到了陌生世界的诱惑,义无反顾踏上了捕鲸船,开始了他漫长的探索和成长;《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中,哈克出于对自由生活的憧憬,最终展开其探索过程;《我的亲戚,长官莫里琉克斯》中罗宾极度地渴望成为继承人,所以鼓足勇气独自踏上了寻找叔叔的道路……众多的美国成人小说似乎都可以寻找到主人公所受到的形形色色的诱惑,这与美利坚民族的文化息息相关,美式文化里认为人就应该在不断的开荒和探险中获得新的认知最终开辟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这种文化理念在绝大多数的美国成长小说中富有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的主人公身上都有所体现。 三、顿悟 顿悟是成长小说的灵魂,每个青少年在经过一些特殊的事件的洗礼之后,总会对人对社会产生一种全新的洗礼式的认识,这也是成长小说的典型特征之一。例如在《红色英勇勋章》中成功塑造了主人公亨利•弗莱明的形象。最初的他是一个毫无实战经验的士兵,但是他认为战争是神秘而伟大的,这种神秘吸引他一步一步迈向战场,他渴望通过战场的洗礼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勇士。但是当他真正踏入站长,他开始得到顿悟:原来战场并非想象的样子,甚至认为战场上并不存在真正的英雄主义,所以参与战斗的士兵只是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他通过实践感悟到战场并非想象中的浪漫和神秘,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屠宰场。美国的文学其实是十分重视美利坚民族的集中体验和国名性的,这一点在大多数的美国成人小说中都可以看得到。美利坚民族其实是一个充满浪漫与感伤梦想的民族,他们渴望能够在成长过程中寻求到一个美好的精神花园,从而逃离文化,永远的年轻和激情下去,但是他们又不得不在一次次碰壁和现实面前建立起新的认知重新地认识世界。由此可见,成长小说可谓是我们认识美利坚民族、美国文化和美国文学的有力切入点,透过美国成长小说,我们能感受到整个民族的信仰、激情和梦想。 四、幻灭 美利坚民族文化强调的是个人主义,强调是自我意识,强调依靠自己去获得想要的一切,这是美国文化的优秀,也是美国的国民性格。这种文化价值理念来源于犹太—基督教的传统,相信万能的造物主创造了人,而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又创造了世界。同时,这种文化的形式与美式教育也是分不开的,美国的家庭多是孤立的优秀家庭,他们为孩子提供的支持和帮助与中国人民相比可谓少之又少,美国的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我能行,我要靠自己,我是很重要的,我通过努力可以改变世界”。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现实总是会一次次击碎人们自满自足的梦想。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人的地位实则在不断降低,人类文明越是进步,人类就越能感受到世界的奇妙和自身的卑微渺小。在人类从自满自足发展到终于认清自身的渺小时,往往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例如,小说《白鲸》中的埃哈伯虽然在现实面前一次次碰壁,一次次变得伤痕累累,但是他依然不愿意受制于这个世界,依然不愿意接受现实,他依然认为人的意志是可以胜过自然的,只要信念坚定,再渺小的人类也能向自然发起极限挑战。这一人物形象其实非常符合美国的国民性格,但是遗憾的是,埃哈伯由于莽撞最终丧生大海,这其中暗暗表达了极端个性注意恶性膨胀下去就会自食恶果。人类是个矛盾体,既渴望超越自我,探索神秘的未知世界,但是在现实面前却难免遭遇坎坷,这是文化与现实的碰撞,是真实与理想的纠结。 五、觉醒的困惑 文学作品与文化价值之间关系匪浅,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化作品之说以会流传下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抓住了这个民族的灵魂。因此,透过一部成功的文学作用,我们可以寻找到深刻的民族形象。透过美国的成长小说,我们可以捕捉到其中折算的美国文化和美利坚的民族精神。例如,《哈克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通过写一个少年的历险和成长,展示了美利坚民族以逃避追求自由的梦想;《白鲸》则深刻反映了19世纪美国人对探险求得真知的渴望。在美国的成长销售存在着这样一个文化的悖论:觉醒与困惑。最初是青少年,因为懵懂无知而快乐,但是当他们走向启蒙,也昭示着他们灵魂的觉醒,与此相伴而来的就是无尽的痛苦。随着知识和经验的丰富,原先的梦想可能被现实击得粉碎。人们相信自我力量,追求冒险,追求真知,但是在一次次碰壁之后,梦想不得不幻灭,深刻觉醒过后是无尽的困惑。美利坚民族文化的优秀价值观之一就是通过不断的努力追求更高的理想境界。而美国成长小说所描述的也是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主人公想理想挺进的过程。但是在向梦想挺进过程中,会伴随着诱惑—顿悟—幻灭—觉醒和困惑,这其实是传统的理想化的价值观念与无情现实社会碰撞的结果。“天真”的少年,收拾行囊,怀揣梦想,踏上探险和求知的道路,觉醒固然美好,但是却伴随无尽的痛苦,梦醒时分,难免会产生一种因无法实现梦想而出现的幻灭感。觉醒和困惑这一文化悖论集中体现了美国民族个性的两重性。正如著名的哲学家乔治•桑塔亚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是个矛盾的国家,这种矛盾的根源就在于它既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又在骨子里流淌着陈旧的精神观念的血液,美利坚民族的青年一代既信奉祖先传下来的信念和标准,又有着自己本能的开拓和实践。 作者:李佳宏 李宁 单位:张家口学院 民族文化论文:意象油画民族文化论文 1意象油画的民族文化内涵 1.1利用写意方法来彰显意象之美。 中国的意象油画倡导的是神韵以及意境,早期的美学理论认为,在优化中融入写实元素无法达到油画真正的创作高度,有些是神韵以及意境的高度,实际上,创作者完全可以通过形的创作来传达神韵。意象油画与写实油画不同之处在于,意象油画创作的目的并不是真实的展现出客观事物,而是利用情感来传达意象。中国用神来之笔来表达油画中的神韵。某意象油画创作者认为,油画创作不能完全地倡导干净利索,有些时候“拖泥带水”反而会更有意境。其理论观点应用在意象油画的创作中非常合适,以中国意象油画独特的“泼墨”手法为例,这种创作手法借鉴了我国书法作品,创作者在创作时,不会刻意强调干净利索,而是自然随意的进行创作,使之形成一种浑然天成的意象之美。 1.2意象油画的造型来自于中国画。 当代的意象油画造型主要是以主观的方式表现出来,与此同时又追求更加客观实际。我国著名的绘画大家齐白石曾经概述过意象油画的造型即:似与不似之间。意象油画的造型创作并不是毫无根据,其以客观事实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融入创作者的情感,之后对客观景物进行合理的想象创作,但是在想象的过程中,创作者可以完全按照自身的情感来想象而不受客观景物自身特点的限制,无论选择使用哪种造型,只要将创作者全部的感情体现出来即可。我国某些一项画的创作者,在创作时,借鉴了我国传统的中国画,比如留白的处理,大量留白给观赏者以无限的遐想。中国水墨画中就有将留白看作墨来使用,虽然有些意象油画借鉴了西方色彩等元素,但是骨子里依然能够体现出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内涵。 1.3色彩是意象油画的灵魂。 色彩作为油画的“特定”媒介,可以唤起人们各种情绪,从而表达主观的情感。在色彩的使用上,只有主观地积极地创造,才能表达出特定的精神内涵。画家要想运用好色彩,就必须对色彩有个人的形象的独特的感受,有个人的艺术创造,这样才能够形象地表达自我感情。西方传统的油画是运用光色原理再现物象的真实色彩感觉,强调追求“真实美”。如中国绘画中的竹,一般用墨来画,有时可以用朱砂来画。中国绘画意在强调表达心中的意志和情感,而实际事物的色彩并不重要,要的是事物色彩所能表达的内涵。 2意象油画的诗意魅力 2.1气韵之美。 我国是诗歌的国度,诗歌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的魅力不言而喻,我国的意象油画无论是处于哪个阶段都能够体现出诗歌的魅力,其中典型的就是气韵之美,这是我国意象油画创作的标准,也是我国意象油画所具有的独特的价值。我国的艺术创作一追求气韵之美,很多古代大家都以以形写神来当作创作标准,此外,还有些绘画大家,将以形写神的理念延伸为气韵生动,由此我国的意象油画的创作也逐渐将这一理念看作是最高的标准。随着时代的发展,绘画大师对此进行了不断的解读,融入了当时年代的人们不同的审美观,但是无论如何变化,意象油画的绘画理念始终都是将心与物的有效结合,即实现主观与客观的融合。油画这一绘画形式,早在20世纪初就已传入我国,在这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起早已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想融合,逐渐发展成为我国绘画艺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油画中重要的一种,意象油画一直以来都是以气韵之美作为创作追求的目标,利用多种创作手法将客观物象的神韵充分的体现出来,这种神韵即包括外在的相似,也可以通过外在形象体现出精神风貌。意象油画的创作虽然来自于现实物象,但是在形体上却不受具体物象的限制,创作者可以按照自身的创作方法来创作,打破原有物象的创作模式,可以融入创作者的感情,进而体现出意象油画的气韵之美。中国意象油画创作大家中赵无极的油画作品完全能够体现出气韵之美,他所创作的油画作品,大部分都是利用形来传达神,给予一种浑然天成之感。 2.2意境之美。 这是意象油画所具有的另一诗意魅力,意境之美是意象油画的内在之美,任何一位意象油画的创作者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美感,就必须在作品的意境上花费精力。我国传统的绘画大部分都是看作意境,创作者利用客观物象,来表达内心的情感,也就是各种常用的移情手法,中国意象油画所追求的意境之美,体现的是大自然真实的状态。在营造意境上,中国与西方完全不同,西方强调的是理性,其意境的营造上重点都放在对对象细致入微的表达上,这种表达具有一定的科学根据,而中国意象油画创作者追求的意境与诗意相连,创作者在作画时就好似在写一首诗歌,强调的是情感的释放,而不是理性的传达。 2.3意象油画的诗境之美。 在中国传统美学观念里,诗境之美与意境之美同等重要,追求诗的灵性是其开展创作的真谛。北宋郭熙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之所以可以当作画,是因为其意境中蕴含了画意;画之所以称之为诗,是因为画中洋溢着诗意。美学理论认为,审美活动就是在物理的世界外构建一个意象世界。意象油画创作者的创作充满了意象油画的含蓄性、自在性,以此来挖掘万物之源的诗境,在实现真实外象被转换为寄托心灵的形象之后,进而促成超越真实的自我跨越,让观赏者心灵激荡。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知意象油画虽然是以具体的物象为基础,但是却不受其束缚,尤其是在形体的创作方面,主要是依据自身的情感来创作,创作者所追求的也是情感的发表,而不是物象的细致刻画,在这方面,中国与西方国家有一定的差别。 作者:王楠楠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民族文化论文:营销策略下民族文化论文 一、民族文化与营销策略 在企业不断经营发展中,不管是企业内部还是外部,都讲究的是一种策略。在实际经营过程中,民族文化特色会显得尤为重要。文化是一个社会中意识形态和物质相适应产生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制度或者组织,是各个民族或是国家由于历史因素、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的差异,所形成的各自独有的特色文化。民族特色文化不仅仅是包括在语言交流方面,还有宗教信仰、美学、各民族风俗习惯和信念等。比如中国人认为红色代表喜庆、热烈、庄严,但是法国人认为红色是危险的象征,是警告;龙是中国的意义,代表尊贵,是王者的象征,而在西方文明中,龙是恶魔的象征;这些差异都体现各民族、各区域的文化特征由于历史和环境的影响表现出的显著差异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企业努力争取消费者,扩大市场份额,从而使得企业得到长久发展。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企业就应该把产品营销策略与民族文化相结合,在产品策略文化塑造方面更为注重,赋予产品策略一定的文化价值,追求产品文化价值的实现。市场是企业营销策略开始的地方,也是营销策略工作的终点。企业应该以市场为中心,依据对市场的研究和调查,针对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并改变原有的营销策略和经营方式。企业的营销策略的做出是依据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的,然而市场环境是千变万化的,企业只有主动积极地研究所处的环境,及时采取适当的决策,才能采用最有效的营销策略。 二、企业营销策略的选择 市场营销策略是企业把消费者的需求作为出发点,根据企业以往获得的消费者的需求量和购买力等的信息,有计划对企业各项经营活动进行安排管理。企业经常采用的营销策略是4Ps营销策略、4Cs营销策略、4Rs营销策略以及4Vs营销策略。 1.4Ps营销策略 营销组合理论是在1953年尼尔•博登美国市场营销学会的就职演讲中提出的,这一理论提出后,4Ps营销策略随之出现。4Ps营销策略理论在企业市场营销策略理论界被广为接受,它是由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杰罗姆•麦卡锡在他的《基础营销》一书中提出,将营销过程各要素概括为产品(Product)、价格(Price)、渠道(Place)、促销(Promotion)四类,就是著名的4Ps。4Ps营销策略理论构建了市场营销基础理论的框架,4Ps理论是分析的单个企业,认为影响企业营销结果的因素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不可控制的因素,也是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比如国家政治、法律法规、经济水平、种族文化特征等环境因素;另一种是企业可控因素,企业可以采取各种方法进行控制,比如产品价格、销售渠道、促销方式等因素。企业市场营销策略选择的实质就是利用企业内部可以控制的因素来适应企业面临的外部不可控制的过程,即通过事前对产品价格、销售渠道、促销方式的计划和选择,针对变化的外部因素积极做出反应,采取动态的策略,从而促成产品交易的完成和实现企业的目标。 2.4Cs营销策略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文化方面对营销策略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使得企业产品的生产周期变短,技术创新使得生产工艺水平更加现代化。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使得消费行为变得更加感性化和个性化,市场中产品的供给状态由短缺逐渐转向饱和,在这种环境条件下,营销策略的主导权由企业转向消费者,这就需要企业必须站在客户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选择最佳的营销策略。4Cs理论就在这种情况下由美国学者罗伯特•劳特明提出,即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水平(ConsumerNeedsandWants)、消费者的成本及费用(Cost)、消费者购买的便利性(Convenience)、企业与消费者的沟通(Communication)。4Cs营销理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企业在产品生产之前要进行深入的市场调查和研究,依据消费者的需求来确定生产计划和措施;二是企业在制定价格策略之前要先了解消费者为满足欲望愿意支付的成本和费用,并考虑消费者的价格敏感度,从而确定符合消费者收入水平的价格策略;三是在考虑消费者购买产品便利性基础上,合理建立产品销售渠道;四是企业要加强与顾客的交流沟通,从各种促销方式中寻找到顾客更愿意接受的促销方式,积极建立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纽带,增加现有消费者和潜在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情愿系数。在4Cs营销策略中,更注重以市场为导向,同4Ps营销策略相比,更适合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关注焦点的理念。 3.4Rs营销策略 在营销理论发展过程中,营销策略先是关注产业营销,之后是偏重于服务营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偏重于关系营销。关系营销就是指在营销过程中,要注重维持和巩固消费者和其他参与者的关系,只有这样,营销中各方面目标才能全面实现。美国学者根据关系营销理论提出了4Rs营销策略理论,主要阐述了四方面的全新营销要素,分别是关联度(Relevancy)、反应速度(Re-spond)、关系(Relation)、回报(Return)。在多变的市场中,消费者流动具有动态性。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忠诚度是变化的,消费者会寻求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产品。建立并保持与消费者之间的长期关系是企业经营的优秀理念和最重要的内容,这就体现了4Rs中的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联;企业与顾客建立长期而稳定的关系已经成为企业抢占市场的关键手段,企业必须与企业经营相关的成员建立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为实现企业目标建立前提条件。4Rs中的回报要素是营销策略的源泉,任何产品交易与合作关系对经营参与方都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合理的回报是营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营销策略的目标必须注重产出水平,注重企业在产品营销策略中的回报。与4Cs营销策略相比,4Rs营销策略是以竞争为导向,体现并落实与经营参与各方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性。 4.4Vs营销策略 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的4Vs营销策略目的是为了培养和构建企业优秀竞争力,4Vs营销策略是现代企业市场营销的新的出发点,主要涉及的策略有差异化策略、功能化策略、附加值策略和共鸣策略。差异化策略指的是企业开发设计不同特色的产品,提供独具特色的、周到的服务,从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功能化策略是要求企业提供不同功能的产品和服务,更好的满足需求不同的消费者;附加值策略是结合消费者不同的需求,增加符合消费者欲望、消费习惯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提高企业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共鸣策略是指采取符合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营销策略,使得企业和消费者达到一个共赢的局面。4Vs营销策略补充了4Cs策略中差异化的问题,同时兼顾了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企业和经营参与各方的利益。每种营销策略都是对前一种策略进行补充和完善,都有在营销理论上的创新点。各种策略都有各自的特点,企业根据所处的市场环境,并根据企业自身特点和消费者群体的特点,适当选择营销策略。 三、企业营销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优势 虽然传统的营销也具有一些价值观念,但是其本质并不能与消费者的价值观念产生共鸣。在结合各民族、各区域的特点基础上,现代的营销对消费者的满意度尤为关注,现代营销中融入了民族文化元素,通过顺应和创造某种价值观念更好地满足具有不同特点的消费需求。一方面,企业产品的设计和制造融入了地区特色。美国市场是一个成熟完善的市场,但同时也是世界上最难进入的市场,很多亚洲企业都很难在市场中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是海尔公司采取了良好的营销策略成功进入美国市场。海尔采用当地化策略,结合美国消费者特征,开发了许多针对美国市场的产品,比如出口美国的“大统帅”BCD-275海尔冰箱,就是根据当地美国居民对冰箱外观、制冷能力、使用习惯等区域性特征进行了专门的设计和制造。结合各种促销手段和实用手段引起媒体关注,使媒体为产品做了免费的宣传。另一方面,企业对市场进行定位之后,根据区域化差异,在对产品进行推广营销过程中,会根据消费者对产品的价格的敏感程度进行定价和促销。将文化观念融入到企业推广促销的全过程中,可从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入手。从微观层面,企业产品中融入文化元素,可以改变营销的外部条件。对于一些落后地区的独特文化,营销过程中对文化的传播有利于这些地方的发展,提高知名度,最终会改善企业营销的外部环境。从宏观方面来看,营销中加入的文化观念会影响企业文化,促进文化的传播和传承。 四、结语 一个地区甚至是一个国家在悠远历史中积累的地区或者是民族文化,以及当地人们的生活习惯、意识、价值观念等都会对企业的营销活动产生影响。将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融入到营销策略中,将是未来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一定市场份额的关键。企业针对各民族和区域市场进行调查和研究,对消费者市场进行细分,根据不同特点的消费者提供独具特色的产品。针对不同类型的消费者,企业采取适当的营销策略从而实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作者:殷志琛 孙瑞瑞 单位:浙江万里学院 民族文化论文:森林民族文化研究论文 一、森林民族文化研究综述 1.西南地区 解鲁云在年已经对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生态观等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综述,其成果可资借鉴。许再富等撰著的《热带雨林漫游与民族森林文化趣谈》一书是进入世纪前我国森林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该书从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等诸多方面阐述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形成与演变的过程,并分析了自然环境对生活在这里的森林民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的深刻影响,认为这里民族的种种文化皆与热带雨林有密切的联系。罗苹阐述了西双版纳地区少数民族的森林风俗和情趣。周鸿等将云南山地民族的森林文化称为神山森林文化,认为这种森林文化体现一种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学,有着深刻的自然保护意义。这足以看出这种独特的森林民族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发展的意义。吴兆录等研究发现,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西双版纳的各族人民形成了以“神灵为万能,人只有依附地位,人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生态观。同时认为这一传统生态观固化在以利用、管理、保护森林为中心的生产活动中,具体表现为多样的森林管理传统,实现了人与自然双方的和谐相处和持续发展。 尹绍亭通过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利用森林的传统方式———刀耕火种,认为当代的刀耕火种是亚热带、热带山地民族对于其所处生态环境的适应利用方式,是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许再富以西双版纳为案例,探讨了民族森林文化与生物多样性有效管理之间的关系,指出民族森林文化是维持生物多样性的最重要因素,现代的生物多样性管理也离不开民族森林文化。周鸿等将云南山地民族的森林文化称为神山森林文化,认为这种森林文化体现一种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学,有着深刻的自然保护意义。杨玉、赵德光则以西南边疆民族为中心探讨了神山森林文化对生态资源保护的作用。西南边疆各民族在与当地环境的不断适应过程中创造了以神山崇拜为优秀的森林文化,神山森林文化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的传统生态文化模式,它维系了山地农业的生态平衡系统,又保护了大片原始森林,保存了大量的原生物种,对西南边疆的生态资源有重要的保护意义。这足以看出这种独特的民族森林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发展的意义。蔡磊以贵州省都匀市两个少数民族村为例,研究了少数民族地区以村规民约为基础的社区森林资源保护问题。邱寅莹通过梳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森林资源保护法律体系,通过个案再现守法、执法、法律监督等各个法律实施的具体环节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出现问题的原因和改进策略。刘冬梅等从铁刀木文化、贝叶文化、龙山文化和稻作文化这四个方面综述了西双版纳傣族森林文化对当地植物多样性的积极影响。吴思震总结了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态观,他指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认为“万物有灵”,把自然和树林当作一种神秘力量而无限崇敬;对其居住地区的山林都倍加珍惜,并形成了许多保护森林、爱护自然生态的习俗文化;形成积极植树造林的文化习俗;在森林管理统筹方面以哈尼族“分区育林”与“种子孙树”文化为典型代表。 关传友从物质、精神文化两方面,对西双版纳地区的森林文化进行了初步分析,总结了西双版纳地区的森林文化现象。作者认为物质方面的民族森林文化涵盖食用、衣饰、居住、书写载体、生产生活工具、乐器等六个方面,精神方面则表现为神林崇拜、神树崇拜、佛教圣树崇拜等森林崇拜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民风民俗。雷启义、周江菊研究了黔东南植物多样性的原生态文化表现形式,进一步证明了原生态民族文化对植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的积极作用,提出了利用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植物多样性的重要建议。李莉、梁明武以黔东南苗、侗族自治州为案例,从建筑工艺、鼓楼、风雨桥、吊脚楼以及生活、娱乐工具入手考察了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以及以林业契约、碑刻、林谚为代表的制度文化和树神崇拜、民俗民风等精神文化的内容。与贵州、广西接壤的湘西、湘西南地区也是森林茂密、民族众多的地区之一,森林民族文化绚烂夺目。由于这一地区从大的地理环境上看可归入大西南的范围,故而将其附于西南地区进行讨论。学术界对这一地区的森林民族文化也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陈瑛等探讨了湘西森林文化的建设问题,阐述了湘西森林文化建设的有利条件,并从建设软环境、搞好规划引导、探索规模经营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四个角度提出了建设策略。刘俊宇、邹巅阐述了湘西少数民族森林文化中生态观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挖掘了其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探讨了其生态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特别是在旅游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胡萍、吴萍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四个层次论述了湘西南地区森林民族鲜明的民族性,并分析了这些民族性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 2.东北地区 世纪年代,张碧波先生主持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课题,课题组历经十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年和年相继推出《北方文化研究》第一集和第二集,-收入论文七十余篇。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全书一百二十余万字,以中国北方古代民族为纲,将文化学的内容分别归入各个古代民族,是以民族划分来研究文化的重要实践,更是民族文化研究史上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书中涉及了肃慎、挹娄、勿吉、室韦等东北古代民族的森林文化。年又出版了一百三十余万字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专题文化卷》,该书打破了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的学科界限,将民族学与文化史相结合,并融合文化人类学、历史文献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知识,试图以更加宏观和立体的视角建立北方民族文化史学科,对北方区域文化及民族文化进行研究,具有文化史学的开拓意义。该书内容丰富,涉及了中国古代北方各个民族的原始文化、哲学思想、宗教、神话、习俗、文学、史学、音乐、舞蹈、美术,乃至岩画、石窟、医术、科技、军事、体育等,其中也涵盖了东北古代森林民族的狩猎、渔捞、采集等与森林息息相关的文化。这部著作填补了我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综合研究的空白,也标志着“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课题的最终完成。 上述著作虽然包罗万象,其中不乏对东北古代森林民族文化的系统论述,但首次明确提出关乎东北地区森林民族文化这一概念的是历史学家米文平。米文平在年提出了“东亚森林民族文化”的概念。他认为:“大兴安岭深处为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所覆盖,自古以来就有游猎民族生活在这片原始森林深处,至今这里仍保留着一些刚刚定居不久的游猎民族,如鄂伦春、鄂温克等。在这个森林生态环境中生存至今的森林游猎民族,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及其心理素质方面积淀下来的历史文化基因为我们研究森林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早期文化史,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社会化石。”他的论述可谓深刻。他随后出版的《鲜卑史研究》更是研究东北古代森林民族的一部力作。高凤超回顾了呼伦贝尔地区森林文化的历史,指出呼伦贝尔原始林区是北方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摇篮,从古到今,这里生活着鲜卑、女真、蒙古、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众多少数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森林文化,并提出今人应继承森林文化遗产,为呼盟特色经济服务。为此他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树立绿色文化观念,恢复自然生态;第二,合理开发森林资源,大力生产绿色食品;第三,增加文化含量,开发森林旅游资源;第四,建立新型的林业产业结构。-南文渊指出:东北古今民族森林生态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各民族对其森林生态环境的保护和适应,形成了与森林生态系统相协调的生计方式、社会规范、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念。提出传承森林生态文化,促进城市化发展与建立区域广大的森林自然保护区相结合,是东北各民族建设生态文明的制度途径。对东北地区世居民族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于年推出了《黑龙江流域民族历史与文化丛书》,其中包括张嘉宾的《黑龙江赫哲族》、韩有峰的《黑龙江鄂伦春族》、波•少步的《黑龙江鄂温克族》,-又于年推出了《黑水世居民族文化丛书》,其中包括了都永浩等的《黑龙江赫哲族文化》、吴天喜的《黑龙江鄂温克族文化》、韩有峰的《黑龙江鄂伦春族文化》。 这些著作全面介绍了黑龙江流域世居森林民族的历史文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张慧平在广泛搜集资料和专项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阐释学方法及现代多学科知识和理论,对鄂伦春族的民族文化进行了梳理、挖掘和阐释。作者从鄂伦春族传统自然知识、人对自然的情感、民族信仰、哲学观念、民俗行为等几个层面对该民族森林文化的生态意识进行了系统研究,并运用唯物主义原理,分析了鄂伦春族生态意识对现代生态意识和生态实践的支持作用及对林业实践的现实意义。于佳从音乐的角度对鄂伦春族的森林文化进行了研究,她通过对鄂伦春人、鄂伦春音乐盛事、鄂伦春代表音乐的大量实地调查,解析了鄂伦春民族的森林观与自然观,揭示了鄂伦春民族在森林中所形成的音乐语言特征。通过分析鄂伦春音乐的旋律、节拍、节奏、结构特征来解读其中蕴含的森林文化。 二、森林文化史研究综述 历史与文化水乳交融,文化是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形成发展的,历史又是广义上文化的组成部分。森林文化与森林文化史的关系也同样如此。森林文化古已有之,与人类的起源、发展相生相伴,对森林文化历史的梳理也是森林文化研究学者们重要的课题之一。王韩民便较早地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概括了森林文化史的演进,并指出森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重新认识和发展森林文化对于继承和挖掘我国灿烂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新球在森林文化史领域的研究十分显著,是目前国内森林文化史研究领域成就较高的学者。他依据森林文化的构建主体———人类对森林利用的方式将森林文化的发展时期划分为六个阶段,分别是狩猎与采集文化时期、原始农耕文化时期、封建农耕文化时期、现代农业文化时期、工业与知识文化时期、生态与信息文化时期,并将不同森林文化时期的森林所有制、森林利用特征、利用形式、人与森林的关系、历史时期、经济特征、社会文明、森林艺术形式等八大特征进行了系统归纳,清晰简洁,一目了然。但新球继而又分别撰写专文集中探讨了原始社会和农耕时期的森林文化。 他依据考古学研究成果,将原始社会的森林文化划分为原始木器,木石,石木,金属、石、木混合四个阶段;分析了原始社会不同阶段的森林文化艺术品形式及特征,如原始树木崇拜,朴素的森林生态观等森林文化特征,基本展示了原始社会森林文化的概貌。在对农耕时期森林文化的阐述中,他首先对农业的起源和农业生产工具的发展做了回顾,进而按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将农耕时期森林文化的发展阶段划分为刀耕火种阶段、原始木耜阶段、畜牧金属耜锄阶段和机器耕种阶段;按社会形态划分为原始农耕、奴隶氏族农耕、封建农耕、资本集团农耕和社会合作农耕;按农耕组织形式又可划分为原始公共合作农耕,氏族公共农耕与氏族集团农耕,奴隶国家农耕,封建地主集团农耕,企业、农庄农耕,合作、股份、个体农耕和工业化农耕。在此基础上又系统总结并全面分析了农耕时期森林文化的十一大特征,从文化层次上全面反思了农耕时期的森林资源遭到持续破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阚耀平认为森林文化在人类的史前时期、农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体现为材料文化、摄取文化、寻根文化,也对森林文化发展阶段作了归纳。 苏祖荣认为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同一定的生产实践和生产方式相联系。同农耕社会相联系的是农耕文化,同工业社会相联系的是工业文化。而在农耕社会之前,同原始渔猎社会(石器、木器时代)相联系的则是森林文化,人类在史前曾经历了一个森林文化阶段,森林文化孕育并催生了农耕文化。森林文化的发生发展历经渊源(渔猎社会)、萌芽、形成、成熟(农耕社会)和拓展(工业社会)等五个阶段。苏祖荣又提出农耕文化之前应有一个森林文化阶段。农耕文化的形成需要一个过渡期,而这个过渡期就是森林文化阶段,中华文化是从森林文化中不断孕育发展而来的,这是因为:中国植被的基本格局决定森林文化的存在;使用木器标志着森林文化的存在,即在人类进入石器时代之前,还存在着一个漫长的木器时代;利用林火确证森林文化的存在;构筑木巢也证明了森林文化的存在。李飞、严耕探讨了古代术数活动中的森林利用情况,如以森林树木的生长情况比附人事的瑞祥灾异,一些术数工具为竹木材质,在驱凶避邪的活动中利用林木,重视风水林等。这一系列的对森林的利用形式,包含着丰富的森林文化内涵,这既是原始森林树木崇拜的遗留,树种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朴素的生态和谐观也反映了生态文明视野下传统文化的别样价值。李明根据考古发掘材料指出中国的森林文化基因不仅包括东北地区,对东南地区竹林文化也不可忽视。在距今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遗址中便发现了丰富的竹编器物,如竹篓、竹篮、竹席、竹簸箕等。在论证中国森林文化基因的同时,还探讨了中国森林文化对日本森林文化的影响,指出作为日本森林文化优秀的神道思想和佛教思想,深受中国道家和佛教思想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蕴含着许多与森林文化有关的生态环境思想。 林震、仲亚东认为林业包括森林生态、林业产业、林业思想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中林业思想包括林业产业思想和林业生态思想两部分。根据中国古代典籍的记载,林业生态思想可分设天人和谐、森林功效两方面,林业产业思想又分设林业科技和林务管理两方面。作者通过对上述四部分进行考察后认为,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森林的重要价值,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天人和谐、适时而作、樽节爱养的思想。李飞、严耕梳理了《左传》中典型反映中国古代社会朴素的自然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变化及应对的文献,阐释了古代生态思想的萌芽,包括阴阳调和、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道法自然、顺天则时的生态发展观,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实践观。周景勇、李飞分别从动物、植物图腾崇拜为对象入手,论述了各自图腾崇拜的特点。动物崇拜许多是以森林中的动物形象为图腾,先秦时期的人们在崇拜动物图腾的同时,也带有浓厚的动物保护意识。植物图腾崇拜中以山林崇拜为较为典型的形式之一,先秦时期的人们已模糊地认识到了森林植被与风调雨顺之间的特殊关系,山林便被赋予了神灵的色彩,产生了原始的植物图腾崇拜和植物保护意识。罗美云阐释了《诗经》中生态和谐思想的几个方面,即自然本身的和谐、人和自然万物的和谐、人和社会的和谐。她又提出了《周易》所体现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是一种“和合”思想,具体说来就是天人合一的万物一体观、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关系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为当今时代的主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周景勇、严耕的《试论汉代帝王诏书中的生态意识》首先回顾了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概况,继而通过对史料中所载之汉代帝王诏书内容的研析,认为其反映出的生态意识包括了如下三个方面:承天顺地、调序四时的生态和谐意识,劝农顺时、减刑育物的生态保护意识,假民山泽、鼓励树艺的生态经营意识。 作者还进一步对上述生态意识存在的原因予以分析:其一,思维方式上,受天人合一观念的作用;其二,社会思潮上,受天人感应理论的影响;其三,思想源泉上,受先秦重农思想和生态意识的影响。冯尕才以清代至民国的甘肃为例,通过研读地方志等文献,首先论述了对甘肃森林生态问题的认识,包括了对甘肃恶劣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对甘肃生态问题形成原因的探讨;将近代甘肃灾荒频繁的原因与森林生态环境的恶化联系起来;把甘肃森林生态问题与黄河、长江中下游历年水灾联系起来,进而有了通盘考虑的思想;提出了森林收归国有,林业应该由政府支持的思想。其次总结出了近代甘肃森林生态认识的现实意义:其一,提高了人们的生态意识,有助于遏制日益剧烈的滥采滥伐活动;其二,促进了植树造林、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活动的展开;其三,甘肃的森林生态问题在西北地区具有普遍性。森林作为重要的资源,在中国古代很受统治者的重视,进而形成了一套对林业的管理机构和制度。夏瑜等从宏观上系统梳理了中国自先秦至明清历朝历代中央生态管理机构的变迁,总结出中国古代中央生态管理机构的特点,即管理工作以利用为主,兼顾保护;生态管理机构持续发挥作用,不断演进;六部系统生态管理机构不断成长,最终承担最主要的管理工作;为皇室服务与管理一般性事务的生态机构长期并存;皇帝近侍的政治优势和管理一般公共事务的重要性共同发挥作用。 余明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分别研究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各个历史时期的林政状况。-李飞、袁婵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林政的管理设置及政策法令。刘锡涛考察了唐代林政和当时植树造林的绿化活动。胡勇、丁伟对民国初年的林政状况予以细致考察,就其兴起与衰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总结。关于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问题,也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林政问题之一。韩国金宏吉的《明末四川皇木采办的变化》、李志坚的《论明代商人对皇木的采办》《明代皇木采办的形式》、云研的《紫禁城营建采木述略》、陈季军的《明清时期黔北皇木采运初探》、冯祖祥等的《明代采木之役及其弊端》、李良品等的《明清时期四川官办皇木研究》、袁婵等的《明清皇木采办及其影响》-等文从皇木采办的背景、原产地采伐及运输流程、储藏、机构设置与官员管理、影响及弊端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讨和阐释。长期以来,森林文化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墨客吟咏赞叹的对象之一,森林文化的诸多元素,主要是植物元素融入了文人的笔墨之中,形成了文人独特的山林情趣。阎景娟考察了作为森林文化一支的植物文化在文人墨客眼中的人文形象,被人为地赋予了意义和品格。 植物文化保留着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语法,帮助我们塑造和评判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李元从文化史的视角梳理了中国古代植物文化的的发展史,进而将其与中国古代士人联系起来,认为士人阶层是推动我国古代植物文化演变的重要力量,植物文化又在其演变过程中完成对士人阶层的反塑造。刘雪梅总结了中国古代文士山林游憩审美情趣的内容,即游具古朴而超凡脱俗的情趣、游憩方式悠然闲雅的情趣、游赏品味山林景象的诗意神韵情趣,并分析了这些山林情趣对当今森林文化建设及森林旅游业发展的价值。她又通过研析中国古代文献典籍,阐述了古代隐士文人的生活形态,即学术研究,文化传承;稼穑伐樵,乐在田园;纵情山水,逍遥闲适;清静寡欲,修道养生。 三、关于森林民族文化和森林文化史研究的几点体会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纵观近三十年来学界对森林文化的研究成果,不仅涉及了森林文化理论问题,还有森林民族文化、森林文化史、城市森林文化、乡村森林文化、地域森林文化、国外森林文化、森林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森林文化产业发展等诸多领域,已呈现出多维度、多视野的研究态势,其中森林民族文化和森林文化史所占的地位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学者们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无论是从宏观上还是从微观上都有不少建树,特别是微观上,学者们以我国两大森林民族聚居区———西南和东北地区森林民族为案例,对其民族性、生态伦理观、民风民俗、森林宗教信仰和原始崇拜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有益的探索,特别是对其时代价值和如何呼应时代诉求的研究更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已经初步实现了多学科合作、多维度分析,林学、生态学、生物学、环境学、历史学、经济学、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视角多样。对森林文化史的研究同样令人瞩目,学者们将森林文化与人类的进化与发展紧密相扣,让我们看到了一幅森林文化发展史的壮观画面,尤其是有学者提出在石器时代前还有一个漫长的木器时代,农耕文化产生之前是森林文化时代,这些论断可谓振聋发聩。一些学者还通过研读中国古代典籍,梳理出中国古人与森林有关的生态环境思想,这无疑大大丰富了中国思想史的内涵。也正是因为这些生态环境思想的存在,上至统治者,下至文人墨客,都对森林十分重视,于是便孕育了林政和森林文学,学者们对这些问题也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值得肯定。 目前学界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对森林民族文化还缺乏整体性的研究,学者们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某个地区、某一个或某几个民族身上,缺乏从大的地域范围乃至全国进行宏观视域下的研究。其二,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亟需理论建设,特别是森林民族文化如何与民族学理论有机结合起来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学者们的研究多半集中于各民族文化中与森林有关的内容,缺乏从民族学的角度给予更加理论化的论述。其三,缺乏对东北与西南森林民族文化的比对研究。森林民族在我国主要聚居于东北和西南地区,两个地区的森林民族依托不同的气候环境,创造了各有千秋的森林民族文化,但学者们多是将两个地区的森林民族文化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进行研究,缺乏将其进行横向的对比。如若能够从宏观和微观上分别对比两大地区的森林民族文化,必将有新的发现,创造出新的成果。其四,对于东北地区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要逊色于西南地区。作为同处于森林覆盖率较高的东北地区,古往今来也生活着诸多森林民族,他们所创造的灿烂的森林文化也值得更多的学者给予关注。 虽然先有张碧波主持的“中哈尔滨学院学报年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课题,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著作,后有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推出的《黑龙江流域民族历史与文化丛书》和《黑水世居民族文化丛书》,但对该地区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多是将其作为部分章节进行了论述的,尚缺乏专门系统的阐释,关于这方面的论文数量也远少于西南地区的研究成果。最后,对古代森林民族文化的关注不够。学者们多是以现代民族为案例进行研究,对于古代文献及考古发掘资料中所反映出的古代森林民族文化还缺乏足够的关注,也缺少富于深度的挖掘。另外,在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方法上以及与现实的联系方面也还有巨大的深化空间,这是学者们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有利于今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森林民族文化的母体是广袤的原始森林,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对森林生态环境充满敬畏,许多森林民族的文化中都有保护森林生态环境的内容。随着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特别是进入工业时代后,时代经济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环境问题,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生态失衡、水土流失、野生动物濒危甚至灭绝等,人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危机。因此,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对森林的重要性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树立保护植被、保护环境的观念,让绿水青山重回我们的家园,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其次,有利于丰富民族学理论,完善民族政策。通过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使我们更加细致地了解了森林民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些与森林相伴相生的民族内心世界,这些内容大大丰富了民族学的理论和内容,为我国继续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等一系列民族政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最后,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促进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森林不仅孕育和催生了农耕文明,并长期与其相融共生,与工业文明也同样相互渗透。在新的历史时期,森林民族文化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诉求,也被赋予了时展的意义,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森林民族文化资源的利用价值也在不断提高。通过深入挖掘森林民族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能够将其转化为生产力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造福当地。同时,对森林民族文化的弘扬也顺应了我国当前文化建设这一时代课题。许多森林民族文化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已经濒临消失,为了保存这些民族文化的记忆,丰富新时代文化的内涵,我们应该采取措施努力保留并延续这些珍贵的森林民族文化根脉,这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王禹浪 王俊铮 陈志刚 单位:大连大学 萝北县林业局 民族文化论文:民族地区开发民族文化论文 一、凤凰县三拱桥乡文化传承现状 (一)生活习惯的改变 民族特色生活习惯是民族文化的载体,特色习惯的保留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有着积极的作用,反之则不然。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虽然被采访的对象都是身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他们都有着能代表自身身份的民族服饰,但让人遗憾的是,这些色彩鲜明、风格迥异的服饰除盛大节日外是不会出现在人们平时的生活中。据2012年数据统计,凤凰县三拱桥乡全乡总人口15186人,全乡在外打工者达4600多人,占全乡总人口的30%,这些外出的打工者们大多会选择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打工,这里的信息传播快速,不同层次的物质的、精神的“舶来品”冲击着远道而来的苗家打工者们的生活,他们效仿城里人,穿起了西装、连衣裙,他们卷发、染发,回到家乡后,这些自身显现出来的时尚元素影响了当地的居民,久而久之本民族的“传统服饰”逐渐被“时代潮流”取代了! (二)民族认同感弱化 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是凝聚一个民族、团结一个民族的强大动力,是族群保持自身特色的关键,苗族的歌舞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之一。通过调查,得知三拱桥乡懂本民族歌舞的人主要是老年人,为进一步了解该地区民族文化传承现状,我们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拜访了某校校长,校长叹惜地说:“苗歌对老一辈来说就像我们现在的必修课,几乎人人都懂。之所以今天的年轻人知之甚少,一是父母辈无空闲时间教他们,二是他们对此兴趣不大。在这个呼吁竞争的年代,大家都在忙于为生计而奔波,无暇兼顾这些琐碎的事情,久而久之,所谓的传统就这样在人们的意识里逐渐被淡化”。 二、三拱桥乡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现状 少数民族文化校本课程是学校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民族文化和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校本课程,是以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为基础,以满足民族地区学生的实际需求为目标,以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为旨归,充分挖掘少数民族的文化内涵及各种表现,在少数民族地区学校中形成和开发出来的课程。”凤凰县三拱桥中心完小自2008年开始,加大力度开展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活动,活动的开展是为更好的保护与传承三拱桥乡的民族文化,该校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现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课程内容 从课程内容来看,三拱桥中心完小民族文化的校本课程开发,主要集中在歌舞方面(如“苗家花鼓操”在全校已全面铺开,学校规定每周一、三、五做花鼓操,二、四做广播体操,使少儿广播体操和花鼓操交替进行),其次是苗族体育和苗族美术(如美术课上以剪纸和刺绣代替传统课堂里的水彩和颜料,体育课上以苗拳作为课前十分钟的热身训练)。可见,课程内容的选择是让孩子们更多的去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体会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但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课程内容的选择比较单一,未把本民族的语言、历史、地理、科学等作为校本课程开发的内容。 (二)课程类型 三拱桥中心完小民族文化课程类型的设置同课程内容的选择一样,都较为单一,主要以活动课的形式为主。具体原因在调查中得知,授课教师们平时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开展这方面的课程教学,学校教学的重点依旧是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升学考试。一般情况下,此类型课程的课时一周只有一至两次,如果遇到湘西州两年一次的“民族文化节”等活动,此类校本课程的课时才会有所增加。在孩子们看来,此类课程和必修课有很大的区别,与自己的考试并无多大关系。 (三)教师态度 起初该校对于“乡土民族文化”的校本课程开发的兴趣很大,从广搜资料到小组讨论再到试图进行教材编写,但进展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缺少专家指导、缺少学生参与、更缺少经费的支持,渐渐地,教师们的积极性减弱,据调查得知,首先教师们认为此类民族文化课与学生的考试分数没有多大关系,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考核主要还是学校的升学率或期末考试的平均分,其次家长们依旧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考上大学,而校本课程对于提高学生的成绩并无太大帮助,促使教师们不得不将自己的视角转移到与升学考试息息相关的考分上。 三、三拱桥乡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存在的问题 (一)缺少理论或专家指导,教师开发能力不强 校本课程的开发给教师主观能动性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它要求教师不仅会“教”书,还要学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及特长去“编”书。通过调查发现,三拱桥乡尽管有绝大多数老师都具有较强的开发意识,但他们表现出对自己的开发能力缺乏自信。由于地域上的限制、经费的不足,湖南凤凰县三拱桥完小去聘请资深专家指导校本课程的开发是不现实的。有的老师认为通过参观、观摩别校的几节校本课程公开课,甚至认为可以模仿、照搬别校的校本课程,就能够获得校本课程开发的全部真义,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都不利于校本课程的开发。试想若没有理论与技术的支持,仅靠经验型摸索,必然影响到校本课程开发的质量和水平。 (二)缺少足够的经费 三拱桥乡位于凤凰县东北部,是一个偏远落后的贫困地区,对于校本课程开发,学校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主要依靠美国“蒲公英行动”教育基金的支持,但是,单纯依靠这种经费的支持毕竟是有限的。经费的不足,导致民族文化课程门类的设置不得不缩减,而且一旦失去此类经费的支持,课程的开展也就不能顺利的进行。 (三)缺乏学生及家长的积极参与 校本课程开发不是由校长和教师们共同编制就可以完成的,它还需要课程专家、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的共同参与研究、审议和探索。当前,凤凰县三拱桥中心完小的大部分学生对于校本课程开发的参与度不够,许多学生还没有跨出“上学就是为了考大学”这道门槛,他们关注的重点在与学习相关的考分上,因而对校本课程的开发不敢兴趣。作为教育伙伴的学生家长,是能够成为校本课程开发的参与者,他们可根据自己的阅历和储备的知识向学校及教师提供更多利于课程开发的信息和素材。但是,凤凰县三拱桥乡许多学生家长文化水平不高,他们大多只是监督孩子学习,扮演着陪读的角色,对学校的建设与发展较少过问且难有时间参与其中,他们大多为了生计而奔波,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认为课程问题应是政府和学校的事,因而对学校开设促进学生个性健康发展的校本特色课程并不感兴趣。 (四)认识不足,片面追求升学率,影响校本课程开发的进程 当下,升学率的高低成为衡量学校的重要指标,老师们根本无暇顾及校本课程开发,民族文化的传承及校本课程的开发势必会受到影响,凤凰县三拱桥中心完小也不例外。该校虽是一所民族学校,但学校的科目设置与民族文化相关的课程较少,占据课时最多的依旧是国家课程语文和数学。正如老师们所言:“我们是民族地区,贫穷落后,山大沟深,像我们这种三流小学,若没有一定的升学率和可观的排名,有哪位家长愿意把自己孩子送到这里来学习?校本课程开发,我们也想过,但立足当前的情况来说,我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可见,校本课程的开发在该校教师的观念里是有的,但因条件的限制不得不将其搁置一旁,因为它与学校的升学率毫无关系。 四、三拱桥乡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的对策及建议 (一)重视课程专家引领,提升教师课程开发能力 课程专家的理论指导是校本课程开发的关键。教育主管部门可定期派课程专家到学校进行指导,并在指导中为学校培养一两名带头人,然后,由他们带领其他教师开展课程研讨和开发活动。从调查中得知,缺少带头人,教师开发能力有限阻碍了该校民族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如果有课程专家的引领,教师们就可将自己的特长和自身所学的知识结合起来,提出新颖且利于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的观点,在课程专家们的从旁协助下,有助于教师们拓展思维,互相增进交流,取长补短,这些都利于校本课程的开发。 (二)提升教师素质,组建校本课程开发的行动队伍 民族地区制约校本课程资源开发的关键性因素在于教师素质普遍偏低,对校本课程开发理解存在多种误区,笔者认为,提高民族地区教师的综合素质、转变教师的“校本观念”,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学校应鼓励教师开展“校本研究”活动,以“研究”促“发展”。校本研究是教师在学校工作中展开的教改探究活动,是教师通过对自己在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不断地反思、修改及总结。学校中的教师都处在相同的教育环境下、面对着同样的受教育者、需要完成相同的教育任务,尽管教师个体间教育观念、教学方法不同,但在教学过程中势必会遇到相似的问题,教师可通过校本研究将遇到的问题作为一个案例与同事分享,这对于提高教师的专业发展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对民族地区教师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2、学校应加强教师的专业培训,提高教师的校本理念。针对凤凰县三拱桥乡各学校的实际情况,教师的专业培训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是一个亟待发展的薄弱环节。长此以往,不但会影响教学质量,搞不好会影响该地区校本课程的开发。若该地区学校能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对教师培训的力度,组织多种形式的培训活动,使教师对自身的职业角色有新的认识,对校本课程的开发有新的理解,从而更好的更新自己的校本理念。 (三)加大资金投入 三拱桥乡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中,面临的最大阻力就是资金不足的问题。就三拱桥完小来说,公用经费捉襟见附,能保证正常的运转已是不易,而对于校本课程的开发,学校难以拿出专项资金予以支持,资金匮乏,学校的校本课程开发就难乎为继。学校自身不能解决资金紧缺的问题,唯有向外寻求帮助,但学校因繁重的教学任务难有时间和精力去吸引“外资”,因此,作为支持学校发展的“领头军”教育行政部门,应成立专项管理小组,匹配专门的校本课程开发基金,专款专用,为保证校本课程开发的顺利进行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四)大力开发丰富的课程资源,为校本课程开发服务 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支撑校本课程开发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凤凰县三拱桥乡具有独特的资源,宽广的河流清澈见底,巍峨的山川美轮美奂,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熠熠生辉,为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1、注意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凤凰县三拱桥乡是一个以苗族人口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这里的苗家人民勤劳朴实,他们用灵巧的双手诠释了对本民族的爱,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有风格独特,富有情感的苗族语言;有雕龙画凤、鸟语花香的苗装刺绣;有情感细腻、优美动听的苗族民歌;有步法稳健、气势刚烈的苗族武术;有寓意丰富、欢快灵动的苗族鼓舞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课程资源开发的素材。另外,民族博物馆、苗家节日庆典、等都是校本课程开发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 2、注意开发独特的自然景观资源。凤凰县三拱桥乡有优美的生态环境,巧夺天工的奇山怪石,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清澈透明的大川小溪等构成了别具一格的自然景观,试想,若将这些景观用精美的语言汇编成文,编进书本,成为校本课程开发可利用的重要课程资源,让孩子们更全面了解自己的家乡,这样的校本课程开发才有意义。 作者:杨婷 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民族文化论文:外语教学与民族文化论文 一、提高自我文化意识,增强民族文化认同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首先应该是跨文化意识即态度层面的问题。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文化是中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桂西地区处于中国东盟贸易区和泛北部湾开发区的特殊边疆地理和经济位置,承担着在跨文化交流中对外树立中国形象的重任。然而,身处民族地区的壮族学生不清楚壮族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及其发展方向,对壮族文化缺乏整体的有历史纵深度的感知。壮族祖先来自何处?壮族文化的根在哪里?许多壮族学生对此没有认知,甚是茫然。除了一年一度的壮族“三月三”歌节及壮族祖先“布洛陀”,大部分壮族学生对壮族灿烂的文化,如花山崖壁画、壮族铜鼓等知之甚少或一知半解,对本民族的文化缺乏认同,更谈不上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向外宣传瑰丽丰富的壮族文化了。因此,作为壮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的外语教学,应该自觉承担起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将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有机结合,民族文化的认同、传承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有机结合,从意识出发,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加强民族本土文化的积累,培养文化传承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构建的知识层面的首要内容是,在积累本民族文化与外国文化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了解异同。因此,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交际应该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和”意味着全球化,而“不同”指民族/本土文化的个性和独特性,指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在此语境下的“对话”预设着平等和差异。平等“对话”应该是以“倾听”导引的“对话”。不是放弃自我而是立足于自身文化,开阔视野、扩大共识,是在不失去自己群体文化取向基础上的个人、性别、地区、宗教、民族、国家、区域以及国际等不同文化层面上的互动互惠、超越异同、扩大共识、延伸自我、扩大文化认同。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不同文化要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而“生于斯,长于斯”的壮族文化,是由不同区域的本土文化所构成的我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历史悠久、瑰丽多姿。针对外语教材涉及壮族文化的信息太少,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极少涉及壮族文化的现实,有必要充分利用本土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贯穿于日常的英语教学,将壮英文化进行对比分析,帮助学生了解并领会本土文化和本民族精神的内涵和价值,让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在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中得以培育,对民族自我文化有认同,而非妄自菲薄。从而对优秀的民族本土文化进行自觉而积极地积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深入认识了解,传承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跨文化交流活动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文化身份并以此而自豪。最终实现真正的“input”和“output”的平等对话与交流。 三、结合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创设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途径 态度和知识上的目标只有转换成行为技能才具有实际意义,只停留在认知和情感层面上的目标顶多只达到了扩大知识面和转变了态度的目的,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全面提高毫无意义可言。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语教学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语言知识比较丰富但用语失误和文化性问题严重。而由于地域问题,民族地区相对落后地区较为封闭,对外交流的窗口比较有限,所以民族地区英语师生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体验的机会相对而言少之又少,他们的跨文化交际敏感性和交际能力相对较弱。虽然外语教学不是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唯一途径,但外语教学对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有着巨大潜力和优势。可以尝试在原有的课程体系基础上增加民族文化选修课程的设置。教学上充分利用本地区历史悠久的、灿烂的民族文化资源,并整合原有的课程教学内容,采用情景式、渗透式等方法,在教学中加强民族文化的渗透。在外语课堂中建构“外语语言基础教学—中西文化教学—本土文化教学”的教学内容,实现课堂教学的三向文化教育。在教学实践中,应充分利用桂西地区处于中国东盟贸易区和泛北部湾开发区的特殊边疆地理和经济位置的优势,结合地区实际,通过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走出虚拟的专业学习环境,在真实的实践情境中习得民族特色文化及经验知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及在跨文化交流活动中习得、传承并弘扬民族文化的能力。从而实现“在实践中锻炼人,在锻炼中培养人”的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 四、结语 随着文化全球化、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崭新的中国形象开始重新树立在新世纪的国际化平台上。文化传承是文化自觉的重要内容。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外语教育界近几年提出来的教学目标,而文化传承是跨文化教学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因此,培养学生的“文化传承”意识是新时期对外语教学提出的新要求,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密切相关;外语教学视域下的民族地区大学生的文化传承能力培养也应遵循此方向。从跨文化交际出发,以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症”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民族地区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建构的特征及其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规律,对拓宽民族地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新视域,丰富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英语教学改革的内容,创新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英语教学模式,提供可行性依据及改革思路,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作者:言红兰 单位:广西百色学院 民族文化论文:初中生民族文化论文 1“民族文化进校园”的现实表现———形式与实质脱节 不仅因为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之基,同时面对逐日增加的世界一体化程度,人们愈加需要形成正确的文化批判意识,正如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曾指出:“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因此,民族文化教育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往学校进行民族文化教育主要是依托于国家课程,凭借课本知识传授,由于升学压力,教师偏重升学所需技巧知识,忽视民族文化价值精髓,结果导致学生中难免出现盲目相信课本权威或是缺乏兴趣者。为加强民族文化教育,丰富民族文化教育形式,吸引学生学习民族文化的兴趣,特引进“民族文化进校园”的教育活动形式。但是“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多侧重传承民族文化的外在形式,诸如舞蹈、手工等,而个体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关键在于形成合理的情感认知,民族文化的外在形式只能作为感悟民族文化价值精髓途径之一。正如著名文化学者殷海光指出:“一个壶并非文化———所谓文化者乃在器物背后的观念。而祈祷和礼仪只不过是一个文化观念之可见及的表现方式而已。”因此,要真正促进初中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需要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达到形式与实质的深度统一。 目前在部分地区,由于初中学校教育倾向单一追求升学率、课程设置单一化、基础设施仅为升学服务,更加由于教师欠缺相关基本知识等诸多现实困难,“民族文化进校园”教育也多是应付上级检查,偶尔请当地居民进行教授,于是活动多流于形式。即便是相对重视民族文化教育的一些学校,却限于自身的认识能力以及客观能力不足,无法改进自身教育不足。形式多样的“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未能带给学生深度的文化反思,这一点不仅得到学界的承认,也在笔者实地调研中得到证实。塑造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需要个体形成对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活动流于形式便导致学生无法进行理性思考及价值认同。 2流于形式的“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所产生的消极作用 “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旨在通过学生参与认同民族文化价值精髓,然而流于形式的活动无法使学生明白其中价值精髓,导致中学生在其关键期难以形成正确的文化心理结构,对于民族而言则无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 2.1个体难以形成正确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民族文化传承即各种文化要素的传承,包涵行为传承、语言传承、器物传承及心理传承等,其中心理传承是民族文化传承中最稳定、最持久、最优秀的传承要素。究其原因:首先,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心理传承往往表现为民族意识的深层次积累,构成民族认同感的优秀部分。其次,心理传承限制其他各种文化要素的传承。对初中生个体而言,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是终生持续的过程,但又有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尤其以中学阶段的影响最为重要,个体能否形成普遍的民族文化心理,是个体民族文化适应成败的关键。“正如傅玄在《正心篇》中所说:‘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心者,神明之主,万物之统也。’傅玄所说的‘心’,即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只有具有健全的文化心理结构,才能‘立德’、正身,才能使个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学校教育中的民族文化教育活动流于形式,不仅展现出学校培养目标失衡,更带给学生错误的引导———民族文化毫无价值,使得学生对民族文化形成抵制情绪,最终难以使学生形成正确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2.2阻碍民族文化建设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一书中提出“轴心”理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中国等地区,发生了‘哲学的突破’。他将这一时期称为历史的‘轴心’,同时指出,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改变成为人类思考与创造的依靠,为人类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不仅要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价值,还要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中也存在糟粕。正如同志所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对于中华民族,民族文化既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根基源泉,也是理解当今世界文化差异的“钥匙”。文化建设要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必须不间断地“温故而知新”。民族中的个体若缺乏对民族文化的深刻自觉,当代文化建设也会成为无根之浮萍,还会对本民族的文化情感、文化记忆和文化习惯产生排斥情绪,最终阻碍民族文化顺利健康地发展。 3“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流于形式的原因探析 “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流于形式根本原因在于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出现失衡,以及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的缺失。 3.1学校教育培养目标失衡 首先,学校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依旧非常明显,初中阶段的课程设置局限于追求升学率,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仅仅依托于国家课程,难以有效激发学生的民族文化价值认同。同时民族文化教育途径单一,导致学生、教师成为被动的接受者,容易形成对教材的盲目迷信。而且由于培养目标的失衡,教师偏重要求应试能力提升,至于学生的民族文化认知处于何种程度,则无暇顾及。正是学校培养目标失衡,学校中的基础设置、师资力量难以符合民族文化教育需要,以及导致缺乏有效的监督评价制度,“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流于应付检查。其次,中考侧重考查初中生对主流文化的理解,导致学校教育相对忽视对非主流文化的传承。民族文化出现区域差别。当前一些学者在民族教育的发展上过分强调单一民族文化的传承,忽视教育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关系以及多民族初中生群体之间的民族文化交流。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应建立在对中华民族多元民族文化的认知基础之上。否则,初中生对非主流文化的了解难免道听途说,形成错误认知和刻板印象,最终难以塑造正确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而且,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被动式的接受与自身对现状改变的预期一旦达不到最起码的维持,便转化为对主流文化的敌视与抗争,这也无助于初中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正确塑造。 3.2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的缺失 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成分相对于学校教育则更重要。“祭司、长者、家长及周围居民等通过寺庙、市场、村寨、文化站、民间艺人文化室和社区学习中心等场所,通过诞礼、成年礼、婚礼、丧葬仪礼、宗教仪式等以‘濡化’的方式对年轻一代进行民族文化教育。在濡化过程中,祭司、长者等利用仪式和宗教等方式将民族文化的价值规范、思想观念有意识无意识地传递给年轻一代,使其形成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但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众传媒的影响、社会组织结构的改变,社区和家庭的民族文化教育逐渐弱化。尤其是“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导致子女过早离开家庭,缺少“濡化”方式的影响。家庭和社区民族文化教育的缺失无助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 4措施与对策 面对“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的种种困境,笔者提出以下改善建议,希望能有助于初中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正确塑造。 4.1学校教育明确培养目标定位 学校教育只有明确目标定位,才能促进教育工作者更新理念,关注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改进教育教学方法。第一,更新教育理念,关注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初中生由于亚文化影响有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塑造。主流文化目前在学校教育中得到重点关注,初中学校教育应明确目标定位,担负起民族文化传承的重任,对于优秀少数民族文化,也应适当将其引进。对于优秀少数民族文化的引进,应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自我发现。尤其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引导学生了解民族文化,增加民族文化教育的有效性。第二,调整课程设置,转变教师教育方法。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依托国家课程,也要依靠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初中应该加强三级课程的合理设置,同时鼓励教师转变教育方法。增加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交流可谓方法层面的转变,这一点弗莱雷的批判教学理论对教师的文化教育方法转变会有积极的启示。 4.2引导家庭、社区开展民族文化教育 社区应该担负起文化教育的重任,当地政府拨取适量经费支持当地在家民众利用休闲时间开展民族文化娱乐活动。尽管文化娱乐活动只是文化的外在形式表现,但日复一日的文化活动有助于学生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同时,进行教育引导学生家长的价值观念转换,加强民族文化教育。 作者:王盼盼 贺晓亮 单位:西南大学 民族文化论文:民族文化城镇化发展论文 1.生态变迁与逻辑变更:“场域”视角下的分析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在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内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布迪厄认为,场域是“在各种客观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它是独特的,它不是对社会单纯的空间分割,也不是被一定边界物包围的领地,而是指有一定文化特征因素在其中作用的相对独立的具有社会性的场域。在这个场域内,其运行规律和方式等均遵循其特定的逻辑,有其必然性,而且这种特定逻辑和必然性在“他者”场域内并不通行。民族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农村,其构成的也是一个特定的“场”,其自身逻辑为特定的行动表现做出归因。当工业化打破原有农业生态,并城镇化改变着其生活逻贵州城镇化发展中民族文化适应研究——以“工业强省”战略为背景刘勇(贵州民族大学,贵州贵阳550025)辑,一种变迁的姿态自然出现。于是,不同场域因素在作用与反馈间用博弈的姿态进行磨合,构成一个调适的弹性空间。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成分十分多元的省份,民族地区农村比例较高,在城镇化过程中,一种崭新的顶层设计开始介入到这些农村社区,并用迁移合并或就地改造的过程完成一个城镇化过程,将原有的场域性打破,构建一个新的场域,其中作为一定场域性惯习的承载者,就无可回避地面临适应与否的调适。每个民族或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系统,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都会做出一些反应,以求对外来文化达到适应状态。贵州民族地区多为一个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他们形成了一种基于地域共性和民族共性的文化场域,面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其文化调适行为必然发生,首先体现在文化持有者身上。 2.被动观望与主动逢迎:基于现实的矛盾表征 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各民族之间围绕社会生活,以经济生活为主要纽带,相互往来,各种交往密切,多元的民族文化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特征明显的文化结合体。相对外部而言,这种结构体系较稳定,而其内部的多元因素实际上不断互动着,但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有序互动。随着工业化推动下的城镇化发展,新的文化因素不断介入,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将发生变迁,各种平衡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和影响,面对文化生态的种种变迁,作为具有一定结构形式的当地文化必然会做出相应的反馈,而这种反馈具有主动适应的一面,也有被动不适的一面。从对贵州毕节试验区的调研情况看,面对城镇化的发展,民族地区往往开始以一种不自觉的被动行为做出“神经性反应”,跟随城镇化步伐而律动。这是一种有限时空下的调适现象,并未构成一种可能基于自觉行为的结果。毕节七星关区的建设牵涉到诸多城边民族地区的城镇化问题,其中以苗族、彝族农村的反应更为明显一些,不同民族之间对于城镇化过程的敏感度也不一致,但共性反应具有一定的类同性,不少受访对象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矛盾的表征,有的是被动观望,有的则是主动逢迎,而这种矛盾的归结点在于利益信息的波动,尤其是经济利益信息对于其思想观念的影响较大,但文化根基的焦虑也无法尽释。比如祖业的固守观念、宅居风水的留恋,以及展现在现代城市生活节奏和行为的困惑等。这种不适应的受访对象中,根据不同年龄层次的差异,展现出来的结果并不相同,但其中适应度基本遵循“从老到小”的递增规律,即老人对于变更传统的行为相对较为保守一些,表现出来的不适应程度深一些,而新时代更为适应这种变迁。工业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各种外部的文化力量就会不断介入民族地区,对民族地区的影响较大。面对这些不断进入的因子和作用,当地的文化就会或以地域性或以民族性的方式对之做出反馈。在这个过程中,生活在其中的各民族人民的生活状态也将出现新的现象。一般来说,以经济力开道的城镇化往往带给当地人的是愉悦与困惑同在。一方面他们感受到各种新鲜事物,满足了审美新奇,感受到现代化带来的物质满足,也确实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文明进步,因而愉悦;而另一方面,在现代化因子不断接触传统或民族性或区域性的文化形构时,就会使他们感受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短期困惑:是该抛弃传统,还是固守传统?当各种新潮文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兴起之时,引起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剧烈冲突,使得当地民众处于一种观望和迷茫的状态。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生文化事像,他们所做出的文化反馈行为往往是不自觉的。总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民族地区的各种外来文化,最初给当地民众造成的是直接的感官刺激,满足了其新奇感,带来暂时性的愉悦和欣喜,而当新鲜热度消退之后,部分民众表现出的是一种潜层的矛盾与困惑,有一种传统割离感。当然,这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是相关的,不同的民族群体反馈出来的信息是不完全一样的。传统文化生态的变迁给人们带来的是多重感受,文化的发展进步是令人欣喜的,然而文化的传统变更与断层却难免出现阵痛。 3.生活秩序的重构:时间性概念下的持守与超越 民族地区的发展,尤其是城镇化力量的迅速加入,当地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体系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有些变化是各少数民族所喜见的,而有的变化却给他们带去暂时的不适甚至是困惑。种种不适与困惑,多为文化上的反应,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各民族如何实现文化适应,值得我们认真关注。面对各种文化现象相互介入,相互影响,由此而引出的一系列不适应的现象都会面临新的适应的问题。只要外来文化对被介入的文化体系没有构成解构的后果,那么相互之间都会出现双向的适应。文化适应的日常表现往往是一种自在的行为,是一种相互运动最后达成协调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生活秩序的有序性是关键。民族地区的文化形式多样,适应的内容就会具有特殊性。民族地区内部本身就具有一套多元文化互动体系,尽管经过了历史的磨合,各多元主体之间互涵互化,形成了比较稳定和谐的结构体,但从社会发展的动态性看,其民族群体关系也就具有了动态性,这种动态性就是一种调适的状态。在这种内部调适持续的情况下,外部文化的介入,改变了原本的状态,打乱了原有的动态平衡,甚至在外力过大的情况下会导致内部结构暂时的失衡,但原有体系仍在发挥作用,主体性的文化根基较深。文化本身具有自我适应、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能力。作为一种自成系统的民族文化,在面对异质文化挑战、冲击、剌激,面对已经变化了的文化环境时,会或被动或能动地进行调整和适应,这称为文化调适。文化的适应是在整合过程中实现的,在这过程中,对于异文化既有吸纳,又有抗拒,对原有文化有所保留,也有所废弃或发展。在多元文化的互动过程中,每个民族和某一区域对于异文化的态度,多少都会有保持各自文化边界的心理,表现为民族认同与区域认同。在多元文化相互介入之后,它们之间在作用与反馈过程中,先是无序的反馈,再到有序的适应过程,只是时间性元素的多寡影响不一。具体讲,在文化的互动中,作用与反馈总表现为无序与有序的纠缠状态,不断地将无序的作用与反馈导入到有序的系统中来。通常,某一文化体系对外来文化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做出线性反应,而是透过文化自身的调整做出有利于本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反作用。任何一种文化,其内部结构都是有序的,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在界面上发生作用及引起的文化反馈却不一定是有序的,因为其中既有个人随机性的因素,又有文化适应初期无序的作用与反馈,以及由此还可能形成新的作用。尽管连续呈现无序状态是常有的事,但文化的适应最终总要达成。文化适应并不是说彼此之间再无界限,而是多种力量关系作用下达成的相对平衡状态。如林耀华先生在《金翼》中表达的生活的常态:徘徊在平衡与非平衡之间。在林老看来,变化不一定导致框架坍塌和社会无序,平衡是生活中的变态,而不断地寻求平衡才是生活的常态。所以,文化适应是相对的,是一种动态平衡。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文化适应是必然的,文化不适应的现象只是一个暂时表现。从现实过程表现看,文化调适主要围绕生产方式以及审美变迁这两条线索展开,其结果是对发展着的现状的适应。文化的适应总是在文化互动中得到结果。经过互动,相互进行接触、碰撞和磨合,达成一种有序的适应状态。当然,在这种互动适应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新的文化现象,或者促成原有体系的变迁。这种变迁的过程,其实质也是适应的过程。文化互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无时不在,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状态,是不同文化符号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过程,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张力博弈的过程。另外,不得不注意,文化适应又往往是以文化重构为依托的。在文化重构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几种文化互动作用之后,会出现一个“次生文化”的问题,即面对文化的变迁,文化互动的双方会以一个“第三者”的形式来协调互动不适的问题。文化适应的过程,尽管存在作用力悬殊,但其过程是双向的。在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改变传统社区格局的同时,民族地区元素也在对这种新兴的城镇产生影响,并在某种范围内形成自身的形塑力量。但是,面对这种具有政府力量主导的城镇化大潮中,民族文化在其过程多半处于被适应的地位,只是这种被动面的背后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自我革新和自我突破以及自我坚守。所以,这是一种时间性概念下的自我持守与超越。 4结语 事实上,民族文化根植于现实生活之中,面对变迁,其适应与否的话题皆与其生活秩序息息相关。工业化、城镇化必然打乱民族社区原有生活的格局与常态,不适的反应必然出现,但只要时间性概念的介入,并进一步把新的生活秩序建构起来,那么基于新的场域性构建,一种适应的逻辑和必须性就无可避免地形成并发挥作用。所以,“工业强省”背景下的城镇化发展,如果坚持生态主导型发展模式,兼顾文化多样性生态保护,那么民族文化适应的问题将迎刃而解。 作者:刘勇 单位:贵州民族大学 民族文化论文:民族地区学校视野下民族文化论文 1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基本现状 民族地区的大部分学校都有地方性教材,其主要内容包括当地的一些民族历史文化、民风民俗和一些劳动技艺等。但是,这些教材很少真正进入学校的课堂。也有一些民族地区的学校结合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开设了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课程,如侗族大歌、芦笙等。但是,这样的教学活动在民族地区很少见,地方性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和学校对这些课程的重视程度都显不足。民族地区学校的教学内容和全国其他地区基本一致。 2学校视野下的民族文化传承现状 少数民族学校在传授主流文化的同时,还要担负起传承本民族历史文化和培养本土人才的重要责任。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存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功能缺失的事实。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传统文化流失 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至今没有自己的文字,文化传承主要靠口传心授,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学校文化传承的难度,导致了传统文化的流失。其次,在现有教育体制下,学校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以普世性知识为主,忽略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此外,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家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但是对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这也是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2.2民族文化传承流于形式 有的学校实行双语教学,但仅停留在翻译教材,根本没有涉及本民族的文化内容,仅仅流于形式。国家要求少数民族文化进学校、进教材、进课堂,但是由于缺少相应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导致学校教育中的民族文化传承流于形式。 2.3学校教育与家庭和社区教育分离 我国的民族文化能够发展到今天,是家庭、社区和学校一起发挥文化载体的教育功能的结果。然而,现今大部分民族地区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忽视了日常生活中劳动技术的培养,脱离了当地实际生活环境。 3民族地区学校民族文化传承存在的问题透视 3.1对少数民族文化内容的误解 由于课程知识作为国家法定知识过多地体现了国家利益,结果使得乡村社区人民的文化和利益被严重地忽视了,并且由于“传统”与“现代”、“野蛮”与“文明”、“落后”与“先进”、“城市”与“乡村”、“西部”与“东部”、“汉族”与“少数民族”、“地方大民族”与“地方小民族”等等一系列过于僵化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及其在国家发动的过于强制的“政治运动”或“经济改革”实践,使得西部的、乡村的、少数民族的、小民族的文化被污名化了,被标定为“传统的”、“落后的”、“待开发的”、“待发展的”。虽然强调民族文化传承的使命意义,但是却没能从学生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没能消除学生对本族文化的疑惑和误解。 3.2少数民族本土课程流于形式 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内容在进行跨文化教育时,大多数是效仿汉族。要改变这一点,第一个难关就是要突破目前教材的一统性,只有做到这一点,少数民族的文化才能得以保存,文化传承才得以进行。比如本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学生天天在用,但在统编教材中却无这方面相应的内容。即使在民族教育中排上了民族语文这一内容,但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者,从来不把这样的课文列为正式课程。用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的话来说就是:“民族语文是一根拐杖,学习民族语文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汉语。”按照这样的理解,民族语文永远是辅助品。归根到底,民族语文还不算一门独立的课程。形成急需用的进不了教学内容,不急用的却塞进了教学内容。 4对策和建议 4.1强化民族认同,重视民族教育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取决群众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可程度。政府可以采取措施提高民族文化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包括日常教学以及考核机制等。将民族文化传承与学生发展结合起来,展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增强民族自觉意识。 4.2注重本土教材和校本课程的开发,重视教师作用 民族地区学校具有独特的环境资源、课程资源、师资队伍和普及传播优势,完全有条件开发民族文化校本课程,以传承、发展民族文化。建议编写适合少数民族学生智力发展地方和学校课程材料,适当增加具有民族特点的教育内容,使学校有特色、教师有特点、学生有特长。教育实施的主体是教师,应特别注重教师作用。在少数民族地区,应为教师提供语言适宜、文化适应的素质培训。有学者认为,教师的价值观改变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教学能力提升,最后是文化反思。教师各方面的发展,为文化传承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3开展多样的民族文化教育教学活动 民族地区学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上必须立足民族主体文化本质,才能真正起到传承民族文化、培养学生文化认同的意义。民族地区学校可以在校园环境、主题文化活动、学生课余活动等方面加入民族文化元素。以学生为主,让其在耳熟目染中接纳本民族文化。 作者:杨志琴 单位: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民族文化论文:对外话语体系下少数民族文化论文 一、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的概念和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定义 (一)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 所谓“话语”本是指一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具体言语行为,亦是表达一定思想观念的字词、句式。而当人们把说出或写出的语文以体系化的形态表现其属性时,便成为人类认知系统外在的表达方式,话语体系即产生。在此,作者认为以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为对象,在其对外交流、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话语体系自然就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其具体表现为通过传媒、文教、人文交流、产品流通等形式实现文化成果及价值观的外溢。“话语体系不仅是话语权的展现载体,也是国家软实力的外化象征。还是文明传承、文化积淀的集合与总汇,更是国家形象、实力和发展道路的折射与缩影。”由此,作为中华文化基元的少数民族文化,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应在国家文化发展大战略中占重要地位。 (二)关于主流文化价值观 在定义主流文化价值观前,首先得明确主流文化价值的理论定义。据中国社会学学者艾君的解释:“主流文化就是在一定范围时间内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代表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方向,能起到教育人、启迪人、鞭策人的作用,主宰并传承着社会进步、发展的文明的文化形态。”因此,该文化形态在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观念集合与观念评判即是主流文化价值观,它更多关注的是人类文明的血脉———文化,而不是在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等范畴内寻求人性的共融。同时,就人类社会成员对自身文化价值评判的普遍性而言,主流文化价值观并非某一时代或某一社会形态或某一利益集团独有,它所包含的价值观构成与被认知体系始终处在动态变化之中,随动于时代的变迁。所以,我们希望建立的强势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也应当随动于少数民族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构建。 二、主流文化价值观是全社会成员共同价值取向的认知结果 从哲学意义讲文化价值就是客体对于主体在文化范畴内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而要评判文化价值的大小首先需要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主流价值观认知系统,并以此为共识设立趋同的主体评判标准,否则作为主体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客体对于主体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只能是功利的。二者的关系是:主体是实践、认识活动的承担者,客体则是主体实践、认识活动指向的对象,两者相互联系又互相制约形成对立统一关系。在理论运用上,我们把“客体”定义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主体”则是指主流文化价值观指导下的全社会成员。作为客体,我们的诸多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所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遗产”,说明其具有文化价值属性。要把具有文化价值属性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出去,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国际“符号”,被欣赏,被流行并加以持久的价值推崇,必然要经历一个从文化认同到文化自觉的价值评判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只能建立在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认知系统内,由全社会成员进行价值取向。这就需要我们转换视角,确立主体意识,在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下使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并有所作为。同时摈弃绝对以我为主的文化价值观,遵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价值观演变规律。 三、少数民族主流文化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的呈现与现实要求 以史为鉴,大凡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成为原动力,被全世界认同的时候,多是国家处于民族大融合之后的盛世。如:春秋、战国后的秦汉时期,其中以“文景之治”、“武帝极盛”、“昭宣中兴”为代表;魏、晋、南北朝经隋朝短暂过度后进入的大唐时期,其中以“贞观之治”、“开元全盛”为代表;五代十国、辽、宋、金、元之后的明、清(前)时期,其中以“洪武盛世”、“仁宣之治”、“康雍乾盛世”为代表。该三个时期无一例外均处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之后,各族源文化相互嵌合,众多民族文化基元构成了当时的华夏文化总体。其最显著的文化表征为文化成果及价值观的外溢,而它多元且日臻成熟的文化价值观内核对周边乃至全世界文化价值取向之影响力巨大。结果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华夏文化成果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形成四方来朝,竞相仿效的国际文化氛围。如今中华文明正当中兴之时,民族团结空前巩固,少数民族文化正处于一个大发展、大繁荣时期。这一历史机遇既为本文命题的实际应用提供了基础,又是历史发展的现实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指出: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此,我们需要利用好对外话语体系既有平台,加强新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其媒介功能,并以此为突破口,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文化价值观的主体意识框架内,主动去适应全球化浪潮。 四、基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之上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建设路径 (一)进一步明确少数民族文化为国家文化发展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中有关文化建设的决定,实际上已将对外文化发展战略视为国家战略。为此,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在对外交流、传播过程中的定位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需要顶层设计,进一步明确少数民族文化在国家文化发展大战略中的重要性,建立和理顺相适应的政策法规、行政等支持体系,制度上保障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等系统建设。笔者认为,这一实践过程中,特别是“两委”(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民委”的工作职责就规定了其有关民族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起草职能,并负责拟订少数民族事业专项规划等。而“全国人大民委”在参与和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过程中,享有议案权、议案初审权、调查建议权和部分监督权。据此,两委在民族文化建设等民族事务方面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职能与职权,建立和完善国家层面的有关政策法规、行政等支持体系,两委责任重大。 (二)设立少数民族文化对外发展专项基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行的是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主要的特殊财政支持有三项:一是补助费;二是机动金;三是财政预备费高于其他地区。国家相应地建立了诸多民族专项资金,如:“民族地区补助费”、“民族工作经费”、“民族自治地方预备费”等等。而各民族专项资金中少数民族文化对外发展资金为打包使用,分散于各项目中,国家预算中未设立专项基金,资金不足及资金分散问题严重。所以,应设立少数民族文化对外发展专项基金,专款专用,以解决对外文化发展资金不足及资金使用各自为政、相互挤占文化传播空间的问题。 (三)加大国家行为的对外媒体宣传力度 文化传播能力的大小与媒体宣传力度成正比,媒体宣传力度越大相应的文化传播能力也越大,能掌握的话语权必然更多,我们所推崇的文化理念的认同度就愈高。因此,作为主流媒体,部级的传统三大媒体(报纸、电视、广播)应一如既往地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主阵地。同时,随着我综合国力的逐步提高,还应改变原固有模式,从注重对内宣传向对内对外宣传并重方向发展、延伸。特别是,当今新媒体(网络,数字化视频、音频媒介系统,手机信息服务,桌面视窗、触摸媒介等)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其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模拟化及互动性、即时性、海量性、共享性等特征突出。由此决定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整合媒体资源,既可提升传统媒体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增强自身信息生产和服务的能力,又能推动新媒体利用传统媒体的既有平台,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的。这就为加大国家行为的对外媒体宣传力度提供了新的契机,从而打破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在对外交流、传播过程中因地域封闭、技术手段落后等原因造成的内循环发展模式,使之由过去的小众传播向大众传播转化:即由单向传播向双向传播改变,由山地、牧场意识向市场意识改变,由乡村传播向国际传播改变。 (四)探索民汉双语教育新模式 民汉双语教育是指采用少数民族语文和汉族语文两种语文教学的教育系统。虽然中国各民族的交往在语言上“民汉兼通”已有数千年历史,但双语教育政策的正式形成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1950年政务院批准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中就要求:“培养相当数量兼通本民族语文和汉民族语文的干部。”1984年我国开始在内地设立“西藏班”,后又设立“新疆班”,民汉双语教育受益面明显扩大。但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日益增多,承接这一发展趋势的人才缺口仍然较大。同时,民汉双语教育只重视语言文字技能的培养不重视素质教育的问题突显出来,提高学生对民汉双语的听、说、读、写能力依然是长期延续的、最主要的教学行为;而对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民族自豪感及民族文化自觉、民族文化自信等方面的教育不够。所以,民汉双语教育作为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培养能熟练使用民汉双语的民族学生,还要注重培养能娴熟运用处于主流地位的族际语———汉语,将本民族优秀文化及其文化价值观对外传播的复合型民族人才。 (五)增强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华文化构成多样性意识宣传 对外汉语教学是指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它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培养学生正确使用汉语文的能力。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平台,对外汉语教学系统有责任主动去适应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日益增多的现实,有力地配合和支持国家文化对外发展大战略的需要。为此,在训练、培养外国学生正确使用汉语文能力的过程中,嵌入式进行中华文化构成多样性意识宣传,不仅要让外国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基本特点,还要明白除汉文化以外,还有55个民族所创造、传承的少数民族文化,从而在潜移默化中领悟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和先进性,使其在获得正确使用汉语文技能的同时,完成一个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化认同到文化自觉的价值评判过程。同时,还应加强中国的多元文化政策宣传,了解中国这个多民族社会用以管理文化多元性的公共政策,即中国政府推行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宽容政策。进而改变外国学生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猎奇心态,使之更多地理解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辅相成的历史发展进程及互为依存、彼此包容的现实状况。还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体系中创立孔子学院(ConfuciusInstitute)的成功实践。截至2013年底,作为“国家汉办”(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全球已建立了440所孔子学院和646个孔子课堂,分布于120个国家(地区)。如此庞大的孔子学院(课堂)布点优势,对强化中华文化构成多样性意识宣传,提高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及其文化价值观输出能力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六)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对外出口 根据商务部官网数据:2013年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额为251.3亿美元,文化服务出口额为51.3亿美元。而同年,中国的货物出口总额就为2.21万亿美元。由此可见,我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对外出口的潜力巨大,其中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对外出口潜力尤甚。为此,国务院在2014年3月印发了商务部等有关单位起草的《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对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做出全面部署。要使少数民族对外文化贸易与我国在世界整体贸易中的地位相匹配,还需通过经贸活动中少数民族文化产品质量的提升、经济的宣传、个性化的展示、交易和物流平台的搭建、现代网络的商业利用等手段,打造出一大批优秀品牌,发挥文化品牌对大众审美的影响作用,从而适应乃至引导文化消费的国际潮流。文化服务则需根据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具有“形态多样性、分布立体性、环境适应性、传承神秘性、认同全民性的特征”,深化服务内容,拓展服务方式(注:目前广告宣传服务比例过大),充分发挥每个民族符号化的个体文化优势,更多地关注其文化价值的对外输出。为此,多举办各种国际性的涵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及民族产品的,带有展示、交易性质的博览会是有效途径之一。以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及民族产品为依托,充分利用市场化功能,促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及服务与文化消费的国际潮流对接。目前,已有成功的范例,如:1992年开始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中国—亚欧博览会”,2004年开始在广西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2013年开始在宁夏银川举办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三者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七)建立更多的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中心 该“中心”是一集合概念,应属于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少数民族文化机构。体制上可官方也可非官方还可官民合一,经济效益上可非盈利也可盈利。按其功能划分,可细化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研究中心、翻译中心、咨询中心、培育中心、展演中心、贸易中心以及产业园区、旅游园区、博物馆、图书馆、数据库等等。上述“中心”等机构的建立实际上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之一,对加强其国际传播能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现已建立有“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等官方机构,主要从事宏观研究,涵盖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工作重大问题等方方面面,且多注重于民族问题的内延研究,较少涉及现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及其文化价值观的输出研究,更少就构建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之现实平台进行研究。如今我国还没有一家专司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工作的部级研究机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各种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中心建设的实践上,虽有2002年开建的以展示、弘扬回族、伊斯兰先进文化为主题的银川“中华回乡文化园”等成功案例,但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满足不了现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外延发展的需要。 (八)鼓励成立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学术团 体和交流协会、促进会、基金会等社会团体目前,经国家有关部门注册、批准的,着重于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文化交流、文化保护、文化促进的学术及社会团体已初具规模,如有:“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中国少数民族对外交流协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促进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等等。但上述学术及社会团体多为主旨宽泛,业务范围大而全者,仍然缺少富集少数民族文化基元的、服务对象相对单一的对外传播学术团体和交流协会、促进会、基金会等社会团体,尤其是缺少单个民族符号化文化的输出与拓展社团。因此,加强对各个少数民族文化的输出与拓展意识,降低准入门槛,广泛利用多方面(官方、民间、国际)、多层级(中央、地方、集团、个人)的力量,成立更多指向性更明确的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学术及社会团体。既有利于国家发掘和整合55个少数民族的优势文化,又有利于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促进各国学术界、文化界、商贸界乃至政界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全面而正确的认识。 作者:曾路 单位: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民族文化论文: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论文 一、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的主要模式类型 随着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的发展和后现代空间生产特征的凸显,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类型和模式逐渐多样化、复合化。以往关注的几种类型与模式,已远不能涵盖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的主要类型和发展特点。同事,相关研究主要分属旅游管理学与旅游人类学(民族学)两大领域,学科泾渭分明,鲜有交合。基于此,笔者尝试从空间生产视角,根据民族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存在及被旅游利用的地理空间形式,将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的主要模式确定为旅游空间原地生产、旅游空间本地生产、旅游空间异地生产3类,每一类空间生产模式亦可涵盖诸多类型,几乎所有的民族旅游类型都可包罗其中。Page认为,研究者理解旅游现象本质的方法是系统论方法。这种方法的主要目的是将现实世界复杂的旅游活动合理化和简单化,并用很多强调旅游内在联系的要素来表示。③本文通过建立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统一体系统进行研究。该系统由主体(利益相关者)系统、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系统、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过程系统、影响因子系统4个子系统构成。主体、空间、过程、影响因子既是统一体系统构成与运作的优秀要素,又是统一体系统分析的4个基本维度。其中主体(利益相关者)系统包括文化保护传承主体(民族文化持有者、旅游社区、文化保护社团)、经营主体(旅游开发企业、旅游从业人员)、观赏主体(旅游观光者)、政府主体;影响因子系统包括政策、制度、环境、人才、资源、市场、媒介等因素;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系统即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的空间生产系统,包括旅游物理空间、旅游景观符号空间、旅游参与体验空间;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过程系统指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状况和过程。模式类型的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从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多元化的具体实践中,探寻一般规律和最有可能实现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创新模式。云南作为民族文化大省和旅游大省,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资源与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类型。笔者选取了5个涵盖原地、本地、异地3类旅游空间生产模式,以及国内民族旅游主要类型的代表性民族文化遗产旅游景区作为研究个案。① 二、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主要模式类型的特点及比较研究结论 (一)不同模式类型的特点及其创新性 西双版纳傣族园,属于民族旅游特色村与新农村建设一体化、旅游空间原地生产模式—少数民族旅游村寨类型。剧场化旅游空间与生活化旅游空间的并存是其特色。竹楼民居建筑环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展演、特别是“傣家乐”旅游特色经营户的涌现,使游客与村民全面接触,村民的部分私人生活空间转换为旅游公共空间,为游客提供了原真性的文化体验,与旅游公司主导的剧场符号空间形成互补。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通过以民族文化持有者自身为主、包括基层政府、旅游公司多主体参与的生活化旅游空间的生产而得以保护利用,则是少数民族旅游村寨类型的创新性所在。丽江大研古城,属于世界文化遗产与区域性中心城市一体化、旅游空间原地生产模式—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类型。丽江大研古城的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系统可分为两个层级:一个是政府主导的历史文化空间保护利用层级,囊括自然风物、历史文物古迹、纳西传统民居、广场民族歌舞打跳等景观与民俗文化氛围;另一个是旅游企业、民间文化社团主导生产的旅游空间节点层级,它以东巴纸坊、纳西古乐厅、纳西喜院、雪山书院等景观符号与参与体验空间为标志。强大的政府支撑和政府与民间相辅相成的层级结构,是城市型世界文化遗产在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方面的突出优势。楚雄彝人古镇,属于民族文化主题公园与旅游地产社区一体化、旅游空间本地生产模式—后现代旅游地产社区类型。彝族文化作为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本和公民权的标识,通过彝人古镇旅游空间生产方式进入社会公共空间,后现代古镇强大的包容性和吸附力,催生了广泛多元的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主体,从政府到民间文化社团、彝族群众,乃至城镇各民族,都以此为民族自治地方文化标示和文化保护传承场,自觉参与到文化旅游与文化保护之中,凸显了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的主体地位。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旅游地产社区类型,在借助后现代的城市景观建设进行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方面具有创新意义。丽江玉水寨,属于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主题公园与民族文化传承基地一体化、旅游空间本地生产模式—民族文化传承基地类型。玉水寨东巴文化旅游景观生产的特点,一是对以前仅局限于东巴经书的主要神灵和祖先形象通过壁画、雕塑等形式进行了开创性的符号化生产,使其走向世俗社会,对东巴文化精髓起到弘扬和传承的作用,同时极大丰富了文化旅游的内容和形式;二是该景点作为东巴文化民间传承保护基地,利用景区与传统民族村寨邻近的地理优势,创造性地开展“景区+东巴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确保真实民间民俗活动成为文化旅游展示主要内容。以民族文化传承的主体性与旅游展演的真实性为前提,谋求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的良性互动,是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传承基地类型的突出特点和优势。云南民族村,属于都市民族文化主题公园与民族文化传承基地一体化、旅游空间异地生产模—都市民族文化主题公园类型。民族村积极引进和培育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主管部门滇池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向政府部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目。这种由景区及其主管单位共同培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传承人的机制,云南省独此一家。“博物馆+民族村寨”的展陈形式与“主题公园+地州民族地区”的合作运行模式,是都市民族文化主题公园成功进行较大规模民族文化遗产异地集中保护利用的创新。 (二)通过旅游空间系统比较得出的结果 原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03)所具有的文化旅游资源本真性强,在整体、动态的保护利用方面具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处于民族自治地方的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31),因“景区+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的空间格局,而具有吸纳民族文化持有者及多元保护主体的强大包容性,这是其突出的优势。异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27)在集中展示民族文化遗产资源及旅游景观、旅游产品生产方面体现出较强的文化旅游产业水平。就旅游空间系统整体而言,3种空间生产模式类型都具有“优秀景观(区域)+民族传统文化区域”这一共同的空间结构特点;注重以文化持有者主体为中心的“旅游—生活空间”的营造和建设,是所有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发展的共同趋向。不同的是,不同空间生产模式类型的民族传统文化区域的文化真实性、空间范围及其与优秀景观(区域)的结合度不同。 (三)通过保护利用过程系统比较得出的结果 3种模式5种类型的过程系统,都表现出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之间良性互动的时代特点。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51)对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发展与宣传弘扬的效果较为突出,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的互动效果表现优异。原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04)的保护主体以文化持有者主体与开发企业、基层政府部门为主,较为单一;而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和异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34)的保护主体则较为多元化。 (四)通过主体(利益相关者)系统与影响 因子系统比较得出的结果原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09)由于在民族文化原生地进行景区建设,涉及管理开发单位与社区居民(原住民)之间、地方政府社会管理与景区规划建设之间的利益协调,所以利益相关者较为复杂。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39)和异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24)均属于旅游企业主导开发的自主新建实体,它主要受到市场、旅游企业自身规划与管理运作模式、文化持有者参与因素等影响,其利益相关者较原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的简单,社会效应表现较好。 (五)通过创新性比较得出的结果 原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的创新性和发展优势(均值3.92),较其余两种模式差。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在创新性和发展优势方面表现突出(均值4.39),异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次之(均值4.37)。 (六)通过旅游利用与保护统一体系统整体效应比较得出的结果 一是旅游利用与保护统一体系统的评价值与系统综合社会效应成正比,评价值越高,系统的综合正效应越强;反之亦然。二是各子系统评价值的差距大小与各子系统之间的力量强弱成正比,各子系统评价值的差距越大,其相互之间越不均衡;评价值越高的,其积极作用越大,反之亦然。基本结论是: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在空间系统、过程系统、影响因子、创新性等方面均具有较为突出的优势,其总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正效应非常突出(均值4.40)。异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与其差距不大,各子系统及总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效应均较理想(均值4.31)。原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虽然总的社会效益尚好,但与前两种模式类型形成较大差距(均值4.02)。由此推断,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应该是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创新模式的理想类型。保证景区内民族民俗动态展演的真实、保持景区与原生民族村寨稳定而合理的空间结构与文化展示合作关系,是创新模式的突出特点和关键所在。 (七)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共性问题及特点 比较研究揭示出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存在一些共性问题。如因民族文化遗产持有者主体与文化保护主体分离而导致文化失真、主位与客位的价值认知差异等。有学者提出,“保护主体”与“遗产主体”分离悖论的形成,是由于遗产化过程中的“权利失衡”导致的。①此外,还与景区规划设计与呈现民族文化遗产的方式手段、游客的文化背景及文化需求等因素也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不少民族文化旅游景区,内部东方主义②往往成为旅游策划者与部分游客不自觉的视角,少数民族文化的传统性被视作“落后”,成了卖点。多点民族志研究揭示,文化旅游产业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具有景观符号化特点及发展趋向。文化遗产的符号化生产,是由文化遗产本身文化与经济(资源)的二重属性决定的。民族文化遗产的符号化生产,是旅游规划设计、少数民族族性展演与游客文化体验三者互动的结果,是在文化旅游产业背景下再现文化遗产当代价值的文化再生产,是利用历史古迹、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传统手工技能等文化资本,制造旅游产品、实现经济价值的商品化生产与社会化生产。它意味着文化意义、价值观念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固定地附着于模式化的物质实体,并生产出旅游消费社会广泛认可的遗产“符号”。因此,它使文化遗产不可避免地遭遇模式化、碎片化、空壳化、庸俗化及脆弱性之危机。①伴随文化遗产旅游的发展,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景观符号化特点及发展趋向越发明显。 三、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利用 (一)民族文化遗产的性质及保护利用效果的评价标准 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方式与产物。人与环境是文化产生的两个优秀要素。就民族传统文化而言,民族文化持有者是传统文化生产的主体;民族传统生活是民族传统文化生长的原生境。对于景区内以旅游景观形式呈现的民族文化而言,其已脱离了文化本来生长的原生境。按列斐弗尔有关空间生产的理论,②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从民族传统村落空间到旅游消费空间的转变,其实是从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space)或生活的空间(thelivedspace)到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ofspace)和构想的空间(theconceivedspace)的过渡。前者是少数民族生活的真实完整的空间;而后者体现旅游景观符号系统的制造与呈现、旅游产品舞台化再现与产业化开发,是游客参与体验的主要空间。笔者认为,在文化旅游背景下,只要有民族文化持有者的参与,民族文化旅游景观就并非是无根的移植文化、模拟文化和纯粹的人造景观。这种真实文化主体与旅游景区环境共同构成的新的文化生态,可称作民族文化的次生境。作为旅游景观形式呈现的民族文化,可以理解为是在文化次生境中被不断再生产的民族文化。以民族歌舞表演为例,民族歌手在传统民歌曲调的基础上将不少歌曲翻译成汉语演唱,或嫁接了现代生活内容。以少数民族传统手工技艺的生产性保护为例,各种景区手工作坊所生产的旅游商品,虽传承体现了民族传统工艺技法,但在商品内容及形制上却融合了当下旅游市场的需要与游客现代审美需求。对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效果的评价,应与文化原生地有所不同:因为其被卷入了旅游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无法避免地被打上了文化商品化、景观符号化与产业模式化的印记,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文化遗产实现文化价值的前提条件。文化旅游背景下的民族文化遗产,由于受大众传媒、市场经济、文化旅游产业、旅游开发企业的规划与管理运作模式等诸多因素影响,其文化本真性③及价值的判定、文化诠释的权力还在于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自身。即便旅游场景下的民族文化成为一种舞台化的真实,成为一种“产品”,但只要原住民群体珍视它们,并按他们认为合适的方法来制定合适的商业规则,那么就可以认为这种产品具有真实的文化内涵。也就是说,旅游导致的商业化并不必然导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的破坏,关键在于规则的建立。④那么,文化旅游背景下评判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效果的唯一标准只能是“激活民族文化遗产的生命力”。事实上,文化遗产旅游为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提供了传统生活与现代经济密切结合的、文化再生产的机会。民族文化遗产充当了旅游资源与资本,通过旅游市场实现了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旅游消费空间所展现的民族文化保护利用主体不再单纯,除民族文化遗产的持有者(文化主体)外,还包括景区企业精英(专业规划人员与文化专家),甚至还包括各类官方与民间的文化保护机构和个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了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再生产。当民族文化遗产被旅游产业制造成一种社会化的景观而进入社会公共空间时,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会被社会认知和接受,那么,一种少数民族主位保护与客位(社会大环境)保护相结合的社会氛围就会逐渐形成。虽然文化持有者作为优秀主体,有被旅游制度与旅游企业安排的被动一面,但也有参与文化再生产的能动性、创新性的一面。从文化遗产保护效应看,遗产旅游体现了民族文化遗产的现实价值、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与发展中保护的理念。 (二)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基本原则 民族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旅游利用与保护,包括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及文化遗产在旅游利用背景下的可持续保护两方面。基于多点民族志的初步研究,笔者认为,实现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基本原则有二:一是须遵循文化旅游产业与文化遗产自身的发展规律。民族文化遗产具有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属性与价值,其经济价值只有通过旅游商品化与产业化才能实现,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市场调节;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确立文化持有者的主体地位,需要政府扶持以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网络。二是民族文化遗产只有通过利用重新诠释其文化本真性、体现遗产价值,才能获致持久的生命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方式保护与活态旅游景观建设,应是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良性互动的优秀内容。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解释,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存在于民众的生活当中,而且还要随着新的时代得到传承、发展与创新。JamesClifford指出:“不能将本真性定义为一个被抢救的过去。相反,本真性应被重新建构为一种立足当地、存在于当下、面向未来的创造性活动。”①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旅游的优秀内容,其本真性是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生命力的基本保障。方李莉提出,对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应该在其基础上进行创新,将其变成新的文化的一部分,创新是一种更深刻的保护。②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的意义,就在于借助文化旅游这一平台让民族文化遗产通过价值和功能的体现而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三)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主要途径 重建“旅游—生活空间”的文化生态系统,推广“景区+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的本地旅游空间生产创新模式,是实现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主要途径。基于5个代表性个案的比较研究,笔者提出“旅游—生活空间”概念。空间是主体性存在与策略实践的场所。“旅游—生活空间”是探讨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优秀概念。其包含符号化、剧场化的旅游景观空间与生活化的旅游空间(向游客开放的少数民族真实的民俗生活空间)两个层次,亦指以游客为优秀主体的旅游空间,以及以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为优秀主体的生活空间的交融并置。符号化、剧场化的旅游空间以符号生产、舞台展演、模拟再现为标志;生活化旅游空间以民族文化持有者及其真实的民俗生活为标志。③研究表明,不论哪一种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其民族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与保护,往往表现出剧场化旅游空间与生活化旅游空间相互交融的结构特点与发展趋势。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的效果,与“旅游—生活空间”的强弱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旅游—生活空间”的强弱,意味着民族文化持有者主体能动性、参与性的强弱和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生命力、价值感的强弱,还与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活态保护传承有着直接关联。这些直接关乎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的基础与效果。要实现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利用,就要进行“旅游—生活空间”强大文化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建设。“旅游—生活空间”的文化生态系统重建,实质是对旅游利用—保护统一体系统进行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原则的重构,必须对不同子系统、特别是不同层级的旅游空间施行不同的建设策略。关键在于,通过广泛吸纳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民间文化社团及社会民众的参与,保证景区内民族民俗动态展演的真实,保持景区与原生民族村寨稳定而合理的空间结构与文化展示合作关系,体现文化持有者的能动性与民族文化保护主体的多元性,同时兼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传承与旅游市场化利用。由于文化旅游产业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具有景观符号化特点及发展趋向,“旅游—生活空间”的文化生态系统重建的意义,还在于抑制过度的符号消费,发展体验经济,保持一定程度或范围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比较研究表明,“景区+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的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是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创新模式的理想类型,应得到大力推广。 (四)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保障机制建设 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运作保障机制,应包括主体系统协作机制与风险防范机制。主体系统协作机制的建设,应从利益相关者角度进行,关键在于两个度的把握。一是文化保护传承主体(民族文化持有者、民族旅游社区、民间文化保护社团等)的参与度。由于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和文化商品化过程常常由来自当地社区之外的文化掮客和旅游企业家发起,所以可能引起“外部公众”主导,外来人对当地人和当地文化资源的掠夺。①外部公众主导意味着内部文化主体的缺失。这种情况在多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中都存在。所以,重视民族文化生境的培植,培养和提高少数民族群众参与旅游业发展的综合素质和各项技能,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在旅游开发中的应有权利,是主体系统协作机制与旅游资源风险防范机制建设的优秀内容。可以采取如下渠道和方式:如培养提升旅游地社区主体、文化持有者的能力及思想观念;开展文化传习馆、博物馆、民间艺人等实体性保护工作;建设民族文化数据库信息系统;筹集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发展基金;建设民族文化培训教育传承机制等等。二是地方政府的扶持力度。一方面,地方政府扶持的重要性与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的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密切相关。尤其是旅游空间原地生产模式类型的民族文化旅游景区,其景区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往往与当地政府的社区管理职能交叉,对地方政府的依赖性最大。另一方面,国家行政机构的优秀管理职能是指导、协调、监督和提供公共信息,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职能重心是不同的。经合组织(OECD)旅游委员会认为政府参与旅游也可分为4个阶段。尤其是对于人文资源型旅游目的地,在旅游开发初期,政府的强力介入通常是必需的。②政府的规划指导与管理协调,应坚持4个基本准则:将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的综合发展有机结合;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保护民族文化生态环境,避免文化遗产资源的失真与过度利用;加强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利用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宣传,建构民族文化保护多元主体网络与体系,营造全社会参与保护的氛围;引导建立利益相关者的合理利益分配机制,对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地所在传统民族社区进行经济补偿,培养和提高少数民族群众参与旅游业发展的各项技能,保障当地民族文化持有者在旅游就业方面享有优先权。风险防范机制的建设,应侧重从旅游系统角度进行,要综合考虑资源评估与规划、开发与营销等不同阶段。资源评估与规划阶段,首先要对民族旅游地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现状、特征、类别、规模、潜力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与评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属于以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为出发点的限定性旅游。旅游规划应强调民族旅游地(景区)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和谐统一。理想的民族旅游规划,可参考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多元模式类型比较分析的结论,尽可能选用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在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最好是民族自治地方),选择在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民族村寨)附近进行景区、景点建设,兼顾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原生境的维护和标志性旅游符号公园景区的建设,使两者在地理空间上既有区隔,又有连通,保持稳定而合理的空间结构与文化旅游开发合作关系。传统的民族村寨可通过适量农家乐形式为游客提供食宿基本服务,开展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满足游客的深度文化体验。公园景区内则可考虑“一个景区,多种场景”的尝试。爱德华•布鲁纳(Bruner)通过对肯尼亚玛赛人的同一族群、三种场景的案例研究,认为在发展旅游产业中,可利用差异化营销方式,针对不同的游客,发展不同的旅游场景。③以此满足一般性旅游观光或后现代旅游等多种需求。对于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的开发营销而言,“政府+企业+社区”的股份合作制模式较为理想。这一模式的特点是能充分发挥旅游产业链中各环节的优势,保护本土民族文化,从而避免过度商业化,增强当地居民的自豪感,为民族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利用奠定基础。此模式各级职责分明,资源管理中的责、权和利明确,有利于激发各自的潜能。股份合作制形式,利于把资本与劳动力联合。这种合作方式尤为适合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旅游开发。④在合作初期,地方政府的参与可为民族旅游社区获得公平权益保驾护航;但当民族旅游社区发展到具有自主参与旅游经济活动的能力时,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转向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引导与管理。营销方面,可实施一定程度或范围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同时推进以高科技为支点、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展示密切结合的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模型化、数字化运用。还可结合当地资源开发探险、科普、农业观光、花卉、水景、森林等新型民族旅游辅助产品,寻求产业集群、区域联合、复合多元的发展之路。 作者:桂榕 单位: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 民族文化论文:获奖动画短片民族文化论文 一、加拿大获奖动画短片中的文化融合 如今,人们经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然而实际上“民族的”有许多时候并非完全是“世界的”,而有许多代表民族特色的文化特征。针对拿加拿大而言,由于加拿大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理位置影响,促使其国家文化当中含有其他国家并不具备的独特的多元文化结构。加拿大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曾经受到英国教科书式培养模式的影响,加之其与北美大陆相邻,因此又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较大,长此以往,导致加拿大形成了“英国家长姿态以及美国平等主义思想”双重影响下的文化融合,并表现出选择吸取两国中有利于加拿大自身发展的特点———有英国的温文尔雅却没有刻板严谨,有美国的包容大度却没有放荡不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拿大的移民逐渐增加,其迅速接纳和融合了各国的文化特点,并逐步实现了多元化的文化发展状况。分析历届奥斯卡获奖动画短片,1985年获奖作品《猜谜游戏》(Charade)是加拿大的一部典型代表作品,其导演约翰•明尼斯通过动画短片呈现出的就是加拿大的文化融合精神,通过《猜谜游戏》(Charade)这一作品,作品里包含有多部脍炙人口的电影内容,营造出丰富多样的镜头画面,并巧妙地搭建出适宜的戏剧表演舞台,其中的三位猜谜者如同普通观众一般,好似观看舞台表演的观众一样坐于台下,而站在舞台上表演的出题者,其行为动作均表现出“卓别林”式极度夸张、幽默以及无厘头的表演风格特点。而弗莱克•罗夫茨的动画短片作品风格则与约翰•明尼斯完全不同,其作品里更多是灰色基调,体现的主题也大都悲观晦涩,其原因与导演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因为在弗莱克•罗夫茨移民加拿大前曾经在早期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匈牙利过着充满危机和无奈的生活。其作品《苍蝇》(The Fly)以一只苍蝇的独特主观视角观察世界,作品影射暗示的就是匈牙利人民的无奈生活状态,即使人们再低调做事安分守己,也不会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命运,自发生匈牙利事件后,俄罗斯对其给予“高度重视”,然而正因这种“高度重视”,使得匈牙利更加无法主宰国家的命运和发展道路。弗莱克•罗夫茨以一只苍蝇的命运侧面反映了匈牙利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命运———那就是危机四伏,面对现实无法改变而只能哀叹无奈。 二、美国获奖动画短片中的幽默风格 动画短片中如果提出“幽默”这一词汇,人们自然会联想到美国,马克•吐温(Mark Twain)作为美国著名作家和演说家,就是世界文学史上典型的美式幽默代表人物之一。美式幽默风格相对直白夸张,对比里透露着讽刺意味,苦闷里渗透有乐观精神,其与美国开放式的文化思想具有密切关联。陈清在《影视动画艺术》一书中提出:美国动画作品喜欢通过幽默的形式承载美国开放式、自由化的文化精神,且作品的结局大都是大团圆式圆满收场,极少有悲剧性动画作品。美国动画作品中的幽默风格更多以对视觉、听觉等感官娱乐的直接刺激加以实现完成。1984年,在第56届奥斯卡获奖动画短片评选中,美国的《纽约圣代》(Sundae in New York)获奖,其也是美国式幽默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该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大胆使用时任美国纽约市长之形象,动画作品的内容则直接表达了大都市社会里贫富差距较大的社会现实,和人们宁可“头破血流”也想在大都市里奋斗开创一番业绩的实际情况。该现实在让人感到绝望的同时也带给人们以希望和憧憬,虽然失败的可能性极大,然而人们仍从未丧失前进的信心和勇气。《纽约圣代》(Sundae in New York)以美国式幽默风格营造出别样的氛围形态,让观众的内心深处挣扎在矛盾之中。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对未来的美好梦想,然而在实现梦想过程中却会荆棘丛生。该动画作品里的粘土人物呈现给观众的就是极其强烈的共鸣与感受,好像奔走于美国纽约街道巷尾的人就是我们自己,眼前所面临的磨难与坎坷,也会让我们感到彷徨无助。然而该动画作品里却充满了美国式幽默所蕴含的乐观情绪,使人们在追求成功时充满了动力,在实现理想过程中满怀信心与勇气。可以说这种建立在忧郁氛围里的美国式幽默更能引人入胜,动画短片在让观赏者感到无助和无力的同时,又以幽默的方式实现了自我调侃以及缓解的作用。 三、欧洲获奖动画短片中的古典传承 十五世纪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就在欧洲,可以说欧洲拥有得天独厚的艺术氛围。在欧洲动画领域,专家学者们试图更深层次地挖掘出动画所能蕴含的文化性以及艺术性,从而通过多种方法达到动画艺术和现实的间离效果,从而让动画作品能够代表人类生活之哲理寓言存在。欧洲艺术自古以来都是古典与优雅并存,凄美与浪漫同在。第59届奥斯卡获奖动画短片《希腊悲剧》(Een Griekse tragedie/A Greek Tragedy),是一部充满欧洲悲剧色彩的典型代表作品。尼克尔•凡•歌德姆(Nicole Van Goethem)导演以“希腊悲剧”直观地表现作品主题,使该动画短片的悲剧情怀显而易见地加以体现。该动画作品表面上看画面比较随意,并且夸张搞笑,然而实际上所有画面都渗透着悲凉的意味,这部看上去荒诞幽默的动画短片,却有着深远而沉重的主体思想,从而形成了反差强烈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一句对话没有,只是通过三位女神的行为向人们讲述酿成的悲剧,正如亚里士多德《诗学》里的观点:悲剧的摹仿方式主要借助人物之行动,而并非借助叙述。作品中的女神初始阶段能够坚守责任,随后却放弃了历史去追求自由,通过这些行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作品里蕴含的悲剧色彩。此外,《希腊悲剧》里展示的宿命论还完善传承了古希腊的悲剧特点,作品里的主人公在面对袭来的斧头这一外界不可抗力时,选择无奈地顺应命运安排,观众在宿命面前通常会同情三位女神应该放弃遗迹而去追求自由,无论三位女神是否选择抗争,观众都能体验到历史终将消失的遗憾和悲凉。 四、东方获奖动画短片中的含蓄表达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其根本区别就是保守与开放的区别。东方文明典型而含蓄,而西方文明直白而狂热。在动画领域中,日本动画文化低调而含蓄,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之一。受日本文化影响,在日本动画作品中往往拥有浓郁的唯美情结,民族悲剧意识以及人文精神,其和日本文化息息相关。在2009年的第81届奥斯卡评选中,获奖动画短片《回忆积木小屋》(The House of Small Cubes)就是一部日本风格的典型代表作品,该部作品从内容到画面无不彰显着日本特点,整个故事也能给人以日本低调而含蓄的感受。关于作品里出现的环境问题,虽然短片给予了展示然而却并未开展讨论,仅作为大环境加以展示。然而许多观众对此却留下了想象和议论空间。导演加藤久仁生(Kunio Kato)通过隐晦方式提出的这一问题,又不进行探讨,由此也可看出导演身上所体现的忍者精神。日本最为有名的武士精神,世人皆知,而在武士道精神里,最重要的当属“忍”字,忍者也成为日本的一个代名词,忍者既有身体和精神上创伤的隐忍,也有对现实世界的艰忍,该部作品里的老人身上即体现了忍者精神,当其面对海水上涨威胁自身生存时,并未反抗或者治理,而是逆来顺受的隐忍,采取不断架高房屋的方法,其代表了日本民众的缩影形象,艰难地生存在环境的反噬里。 五、结束语 奥斯卡获奖动画短片都是各国各民族的特色作品,动画短片又以其丰富的艺术形式及其内容体现着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特点。相信,通过各民族艺术特点的碰撞融合,定会产生良性的化学反应,为奥斯卡动画短片发展增添更多活力和内容,其代表着艺术的探寻与探索,也代表着人类共同的理想和美好愿望。 作者:王余烈 赵晓艳 单位: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民族文化论文:音频资料信息管理系统中民族文化论文 一、系统描述 本系统由音频信息编目录入、音频编目信息管理、音频修复操作等组成。系统管理人员负责维护系统内部用户账号的信息的管理、数据字典信息的管理,系统内数据检查与清理工作。其中音频信息编目录入人员使用音频资料编目子系统对数字化的音频文件以及文件相关信息进行采集、录入,建立编目信息数据库,为日后修复与应用提供数据信息资源。音频编目信息管理人员使用音频资料编目子系统对采集的音频文件以及其数据信息进行采集、录入。完成后编目信息使用导出功能将数据信息与文件导出到修复子系统进行修复操作,完成修复的文件与数据使用导入功能将其导入到编目系统中,将完成编目操作与修复操作的音频资料以及文件以数据导出的形式导出到应用子系统中为音频分析人员提供分析的资料。音频修复操作人员由修复系统获取原始音频文件,使用音频修复功能对需要进行修复的音频文件进行编辑、修复、降噪处理,使用多种不同的降噪算法,通过调节参数的方式对音频信号进行处理分离其中的噪声信号。最终输出修复完成的音频文件以及相关的格式转换文件,修复以及转换格式由独立运行的音频修复工具完成。音频修复信息管理人员使用音频修复子系统来掌握音频修复的进展情况,使用数据导入功能将编目系统中导出的数据以及文件导入到修复子系统中供音频修复操作人员使用,利用数据导出功能将修复完成的音频修复信息与修复文件导出到编目系统中。音频分析使用人员和音乐历史研究人员使用音频应用子系统对系统内丰富的音频资源进行查阅,按照所分配的不同权限开放片段试听、完整试听、文件下载等多种功能。音乐爱好者访问音频应用子系统对自己所感兴趣的音频文件资料进行查阅,并根据不同的权限开放片段试听或完整试听。 二、系统功能模块简介 本系统包括编目子系统、修复子系统、应用子系统、系统管理等4个子系统。 (一)音频编目子系统 提供珍贵音频资料的编目信息的维护和管理功能,主要功能包括: 1.编目信息管理 编目信息管理分为专辑信息管理、曲目信息管理、责任者信息管理。专辑信息管理主要对音频资料中的与专辑相关的信息进行录入与管理。专辑信息包括名称、分类、出版号等专辑基本信息、专辑封面、封底、盘芯等专辑图片信息、专辑内曲目记录信息。曲目信息管理主要对音频资料中与曲目相关的信息进行录入与管理,曲目信息包括曲目名称、交替名、长度等曲目基本信息、曲目作曲者、演唱者、指挥等曲目责任方式信息、原始音频资料以WAV文件格式进行保存曲目原始音频文件、由修复系统导入到编目系统中的修复信息曲目的修复信息。责任者信息管理主要对音频资料中的责任人信息进行录入与管理,责任人是指在曲目的创作或演绎过程中对曲目发生影响的人员与组织,责任方式包括作曲、作词、演唱、伴奏等。责任者信息包括:分类、生平介绍等责任人基本信息。 2.编目信息查询 对编目信息的专辑名称、曲目名称、责任者名称等信息字段进行查询,以查询了解信息的编目情况。查询结果包括专辑编号、专辑名称、专辑类型、专辑中所属曲目数量、唱片采集时间。查询字段分为按专辑名称,显示专辑数据表中专辑名称符合关键字的专辑记录;按专辑编号,显示专辑数据表中专辑编号符合关键字的专辑记录;按专辑分类,显示专辑数据表中专辑分类符合关键字的专辑记录;按源载体分类,显示专辑数据表中专辑源载体分类符合关键字的专辑记录;按专辑出版年代,显示专辑数据表中专辑出版年代符合关键字的专辑记录;按专辑关键字,显示专辑数据表中专辑关键字符合关键字的专辑记录;按出版编号,显示专辑数据表中出版编号符合关键字的专辑记录。查询曲目,查询结果包括曲目所属专辑、曲目编号、曲目名称、曲目音频播放长度、乐句。按曲目名称,显示曲目数据表中曲目名称符合关键字的曲目记录。按曲目编号,显示曲目数据表中曲目编号符合关键字的曲目记录。按乐句,显示曲目数据表中乐句符合关键字的曲目记录。按曲目录制年代,显示曲目数据表中曲目录制年代符合关键字的曲目记录。按曲目关键字,显示曲目数据表中曲目主题符合关键字的曲目记录。按曲目所属专辑名称,显示专辑数据表中专辑名称符合关键字条件的所属曲目记录。按曲目所属专辑编号,显示专辑数据表中专辑名称符合关键字条件的所属曲目记录。按曲目所属专辑分类,显示专辑数据表中专辑分类符合关键字条件的所属曲目记录。按曲目的责任方式,显示责任方式数据表中责任方式分类符合关键字条件的所有曲目记录。查询责任者,查询结果集包括责任者名称、责任者编号、责任者类型、责任者责任曲目数量。按责任者名称,显示责任者数据表中责任者名称符合关键字的责任者记录;按责任者编号,显示责任者数据表中责任者编号符合关键字的责任者记录;按责任者类型,显示责任者数据表中责任者类型符合关键字的责任者记录;按责任者责任方式,显示责任方式数据表中责任方式类型符合关键字的责任者记录。 3.数据导入与导出 编目数据导出:将编目系统中完成编目录入的音频资料信息通过自定义的数据文件与文件复制的方式由编目系统导出到修复子系统中。编目导出的信息数据包括专辑资料信息;专辑图片资料信息;曲目资料信息;曲目音频文件信息;责任方式资料信息;责任者资料信息;数据字典信息。其中专辑记录通过专辑编号与专辑图片资料、专辑曲目资料相关联;曲目记录通过曲目编号与曲目音频文件信息、责任方式信息相关联;责任者信息包括所有导出曲目中责任方式关联的责任者记录;数据字典信息的所有记录。编目相关导出文件包括:原始音频文件;专辑图片文件;责任者照片文件编目数据文件导出的人工处理过程:编目系统中导出文件将生成一个文件复制脚本,编目管理人员登陆到编目系统文件服务器中,手动运行这个文件复制脚本将需要导出的文件复制到指定移动存储设备中,再复制到修复系统的文件服务器中。修复数据导入:将修复系统中完成修复的音频文件导入到编目系统中进行管理。修复系统导出文件包括修复完成音频文件、转换后各种格式文件、试听用音频文件等。数据导入时首先备份数据库数据,当导入出现问题中断时恢复所备份的数据库,当导入操作全部结束后清空备份数据库。修复系统中导出文件存储在移动存储设备中,编目系统管理人员登陆到编目系统的文件服务器中,手动将导出的文件复制到编目系统的文件目录结构中。应用数据导出:将在编目、修复系统中完成的编目信息与修复后的音频文件通过自定义的数据文件与文件复制的方式由编目系统导出到音频应用子系统中,供用户查询、试听、下载使用。应用数据文件导出的人工处理过程:编目系统中导出文件将生成一个文件复制脚本,编目管理人员登陆到编目系统文件服务器中,手动运行这个文件复制脚本将需要导出的文件复制到指定移动存储设备中,再复制到应用系统的文件服务器中。 (二)音频修复子系统 提供待修复音频资料的音频文件下载、音频修复信息的维护和管理功能,主要功能包括: 1.获取待修复音频文件 选择由编目系统导入的编目信息中的曲目文件,下载到音频修复模块中进行修复。 2.音频修复 解析音频文件,得到WAV文件的编码格式、采样率、采样位数、播放时间长度、采样数据等信息。根据解析的WAV文件信息将文件中的采样数据信息转化为波形图进行显示,可以对波形进行放大、缩小等操作以便能更好地观察波形的变化。对选择的音频段进行播放,试听音频处理的效果,包括播放、暂停、停止、循环播放等。允许用户对音频文件进行剪辑、复制、删除操作,以达到修复音频文件的目的。设置修复过程中所需要的参数,包括修复音频段的范围、时间长度、噪声信号消除的程度、所使用的比对噪声样本等。对音频信号进行自动噪音扫描以标示音频信号中已知的噪声种类与具体位置,并提供相应的降噪方法与参数配置,并且可以自动完成对噪声的消除。音频降噪修复操作,使用系统提供的修复算法通过人工选择或自动执行两种不同形式的处理将原始音频文件中的噪声信息最大幅度的降低甚至完全消除,需要消除的噪声类型包括爆点噪声clicks噪声、低频长脉冲信号、宽频hiss噪声等结合修复的过程将修复中所选择的修复方法与参数信息保存到修复专家模版中。在对参数进行调整时可以随时试听使用当前参数所能达到的降噪效果,以便进一步对参数进行调整。同时也可以试听消除的噪音信号,以确保在消除噪音的同时对乐音信号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对于一批有相同噪音问题的音频文件使用一种专家模版,批量的对音频信号进行处理以消除降低噪声信号。修复多个版本音轨之间的比较操作,自动生成音频信号性能数据信息如信噪比、音频信息等信息数据项。修复完成后对修复的音频文件输出,可以输出多种不同的格式,结合应用的需要输出试听使用的音频片断文件。 3.保存修复完成文件 上传音频修复相关文件包括修复后的音频文件、转换的各种格式文件、试听用的音频文件,并记录修复的过程信息,如修复人员、修复方式、修复起止时间、修复完成后鉴定意见等信息。 4.修复信息查询 对修复系统中的编目信息进行查询确定修复的原始信息与文件,对修复信息如修复曲目名称、修复时间等进行查询,以确定音频修复进展情况。 5.数据导入与导出 编目数据导入:将编目完成的数据信息与原始音频文件导入到修复子系统中为修复系统的修复操作提供修复对象。数据导入时首先备份数据库数据,当导入出现问题中断时恢复所备份的数据库,当导入操作全部结束后清空备份数据库。修复完成数据导出:将修复完成的音频文件与修复记录导出到编目系统中进行管理,最终进入应用子系统中,修复系统导出文件包括修复完成音频文件、转换后各种格式文件、试听用音频文件等。修复数据通过自定义格式的数据文件导出后再由编目系统的数据导入功能解析导入到编目系统的数据库中。修复导出的信息数据包括:曲目修复资料信息;修复曲目音频文件信息。修复完成数据导出中人工处理过程:修复系统中导出文件将生成一个文件复制脚本,修复系统管理人员登陆到编目系统文件服务器中,手动运行这个文件复制脚本将需要导出的文件复制到指定移动存储设备中,再复制到编目系统的文件服务器中。 (三)音频应用子系统 主要是利用编目子系统和修复子系统中的信息,为音频分析使用人员与音频历史研究人员等人员提供通过查询的方式访问编目信息或者修复信息的功能,并根据所赋予的权限对修复后的音频文件进行片段试听、完整试听、下载等。 1.信息查询 对系统提供的音频资料信息进行查询,使用可在结果中进行查询的方式不断逼近所需查找的目标。查询分类包括:按专辑进行查询、按曲目进行查询、按年代进行查询、按责任者进行查询、按乐句进行查询等。当查询结果为曲目记录列表时,显示的列表中根据用户的权限显示下载与试听操作按钮,点击“下载”按钮,由用户选择希望下载的音频格式,下载用户所选择的曲目音频文件;点击“试听”按钮,通过在线音频播放器播放由用户选择的音频文件,使用格式为WMA的音频文件进行播放。 2.音频文件下载与试听 对查询得出的结果,系统提供片断试听、完整试听、与曲目下载多种形式,对于一般访问用户只提供片断试听,经过权限认证的高级用户可以提供曲目的完整在线试听并可以提供曲目音频资料下载功能,系统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可选择提供多种音频格式文件进行下载。 3.数据导入 导入应用数据包括编目信息、专辑图片文件、修复完成的音频文件、转换后各种格式文件、试听用音频文件等。在进行数据库导入前首先备份数据库信息,等数据库导入操作全部完成后,清空备份的数据库,如果在导入过程中发生意外中断,使用备份的数据库记录恢复应用子系统中的数据。应用数据导入中的人工处理过程:编目系统中导出文件存储在移动存储设备中,应用系统管理人员登陆到应用系统的文件服务器中,手动将导出的文件复制到应用系统的文件目录结构中。 4.系统管理 对系统内的用户信息、数据字典信息进行集中管理;并对系统在数据导入导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垃圾数据进行清理操作。 5.数据检查 在各个子系统之间进行数据交换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垃圾进行,即文件与数据库记录没有关联的,长期存在占用系统资源,所以需要进行数据检查对其中的垃圾数据与垃圾文件进行清除释放系统资源。检查时主要检查一下数据记录与文件系统中的文件之间的关联是否正常,专辑所属图片信息中的图片所在路径中该图片文件是否存在,曲目所属的音频文件信息中音频文件所在路径的音频文件是否存在,责任者信息中的责任者照片文件所在路径的图片文件是否存在。检查后的操作:当数据信息中记录的文件在文件系统中不存在时,提示用户文件缺失,显示缺少的文件列表,由用户通过文件复制的方式手动完成文件的恢复;当文件系统中存在的文件在数据信息记录中没有相应的关联,提示用户是否转移这些文件,转移用户选择的文件,删除其他文件。 6.用户管理 对系统的用户信息进行管理,包括新增、修改、禁用等操作,为不同等级的用户分配不同的用户权限,限定特定用户所能操作的系统功能。 7.数据字典管理 对系统中所使用到的数据字典信息进行集中管理,包括新增、修改、删除等操作,通过编目系统中的数据导出功能进入到修复系统与应用系统中使用。 三、结语 目前,“云南民族文化珍贵历史音频资料修复与数字化保存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课题研究组借鉴国外先进的唱片管理模式,专门采购了无酸纸唱片保护封套,替换原来的塑料薄膜套牛皮纸封套,有效防止唱片不被酸性物质侵腐和虫蛀,对原盘进行了科学化的保护。云南作为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历经沧桑,积淀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音响遗产尤其丰富。我们在解决了技术难关后,制定出云南珍贵历史音频文献处理与保护技术标准草案,计划建成一个服务云南乃至全国的珍贵历史音频资料修复与数字化保存产业基地。今后,除了不断维护该信息系统的数据更新外,并据系统运行的情况,对系统进行适当修改,以适应新的要求,以及纠正运行中发现的错误,使系统能正常工作,而且还可以使它扩展功能,提高性能。从技术角度将继续对云南民族特有音乐定向研究与应用方面的最新技术进行研发,在音频资料物理清洗修复,以及音响档案数字化长期存储与传输技术方面展开研究。通过对云南民族文化濒危珍贵历史音频资料的修复与数字化保存操作实践,研究出切实可行的物理修复工艺流程与相关硬件设备配套建议,建立起一套符合音乐艺术特有心理、审美心理学的云南特有少数民族音乐的科学评价体系。 作者:刘洪健 李小明 单位:云南艺术学院 民族文化论文:孔雀舞中的民族文化论文 一、孔雀舞的起源 傣族人对孔雀的崇尚与喜爱由来已久,视孔雀为吉祥幸福、美丽善良和智慧的化身,孔雀舞历史悠久,在傣族甚至全国都深具广泛的群众性。关于孔雀舞的美丽传说,一千多年前的傣族民间就流传着很多种不同的版本了。传说中,孔雀并没有一身华丽的羽毛,尾羽上也没有漂亮的圆眼,但因其温顺驯良,深得人们的喜爱。在“摆帕拉”这个小乘教的宗教节日庆典上,佛祖为普渡众生而下凡说法,被信徒纷纷围住。在遥远的天柱山上,栖息着一只雄孔雀,得知佛祖下凡后匆忙赶往寺庙,但因人多而不能靠近,在急得打转。佛祖觉察到孔雀的虔诚,投出佛光一束,去照耀孔雀,因孔雀正打转奔跑,这束佛光只照到孔雀的尾部,霎时间,雄孔雀的尾部变得五光十色,缀满了美丽的圆眼图案。自傣族民族文化在孔雀舞中的艺术体现此后,每当“摆帕拉”节来临,雄孔雀都会从天柱山赶来,以其美丽的翎羽和优美的舞姿,为佛祖献上一支孔雀舞,也向人们展示佛祖恩赐的异彩。此后,为了祈福吉祥和赕佛,人们都会在年节及庆典的日子跳起孔雀舞,来表达美好的愿望。这就是傣族宗教节日一定有传统孔雀舞表演的由来。另据相传,一千多年前,召麻栗杰曾做为傣族人的首领,颇好舞蹈,尤爱模仿孔雀而舞,其舞姿优雅清逸、含蓄灵动,深得傣族人民的喜爱,并纷纷跟从,经数代傣族民间艺人的不断改进成型,流传中经发展和演变,形成今日的孔雀舞。据记载,孔雀舞最早出现在明朝,《南诏野史》曾以“婚取长幼跳蹈,吹芦笙为孔雀舞”为记载。傣族民间俗称传统的孔雀舞为“嘎楠洛”,曾经都是男性来表演,他们带上假面具和金盔,穿着有孔雀羽翼的架子,在鋩、镲以及象脚鼓的伴奏下载歌载舞。男性的舞姿虽显挺拔和刚健,但仍丰富多变、形象生动。深具寓意的手部造型及转动和跳跃的舞姿,同优美的躯体造型“三道弯”配合起来,传神地演绎孔雀漫步森林、追逐嬉戏、饮泉戏水等情景。观者沉醉其造型和舞姿的优美流畅当中,往往忽略了舞者的性别,但传统孔雀舞缺少的阴柔美仍是存在的。 二、孔雀舞的动律之美 极具东方韵味的傣族舞蹈,民族风格浓厚而神秘,民族文化色彩深厚,文化品位极高。舞蹈风格平和含蓄、隽永而恬静,演绎中透出傣族钟灵毓秀、自然朴拙、山水秀美的人文风貌。孔雀舞表演时,舞者使身体各部位关节尽可能弯曲,使体态呈现多曲线的“S”造型,婀娜多姿,十分秀美。而孔雀舞造型中膝部柔韧起伏的丰富动感,也体现着孔雀舞鲜明的个性和丰富的造型之美,也是傣族民间舞蹈的共同特征。无论动作如何变化,膝部一直保持着起伏状态,并随着角色情感变化而发生改变,充满韧性。孔雀舞在这种优美的动律之中显得优美自在。令观者感知到傣族人自然朴实、祥和宁静的生活,体味傣族山河秀美的自然风貌,感受到傣族人民追求美、追求幸福祥和的生活态度。孔雀舞表演中,头部及手部、脚部都极具表现力,半蹲的下身配合膝部动感柔美的动作起伏,手臂和身体形成三道弯的丰富造型。基本舞步是双手叉与腰间,半蹲双腿,上半身倾向一旁,跃动时讲究轻和稳。在表演时,小腿运用灵活、步伐丰富,而上身及手部的舞姿也极为独特,尤其是手式的变化,在姿态和动作一样的舞姿中,手式变化就会产生不同的舞蹈含义和形象。动态舞姿中,表演者多以半蹲的姿态,在均匀有致的节奏变化中,以膝盖部位的伸屈,来带动身体左右轻摇摆动和上下的颠动,跺或踏的舞步看似有力,却是重抬轻放,使全脚平稳落地,这都是孔雀舞动律最基本的特征。在这均匀柔美的动律之中,孔雀的舞姿柔美轻盈、飘逸灵动,表达了傣族人民对生活的创造与感悟。在镲、鋩及象脚鼓等乐器击打出的和谐伴奏中,这些以优美舞姿展现的动态形象,仿佛溪泉淙淙,令人赏心悦目。象脚鼓鼓点紧凑有致,鼓声配合着舞者的动作变化,节拍鲜明,动律优美。在绵延平稳的鼓乐声中,配以孔雀舞均匀优美的动律,展现出傣族人古老祥和的生活状态和热烈浓郁的风情。韵律十足的动态舞蹈刚柔相济,加之静态舞蹈的雕塑感,使孔雀舞拥有了动静相宜的优美造型和悦动感。可以说,孔雀舞的艺术表现形式及内涵,深刻地反映了傣族的民族文化、人文环境及宗教信仰,在中国的民族舞蹈中,具有极高的艺术地位和审美价值。 三、个性鲜明的舞姿意境美 1孔雀舞舞姿造型意境美 孔雀舞中的“三道弯”和“一边顺”舞姿造型是孔雀舞最具代表性的舞蹈造型。傣族曾做为古时百越人分支滇越的后裔,而“三道弯”源自古时百越人对水和蛇、鸟等图腾的崇拜。以蛇的行动为实例:当蛇在前行中左右蠕动时,形成独特的“S”造型的曲线,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傣族传统民间舞蹈中独特的“三道弯”基本造型,因其独特的舞姿造型和动作而保持至今。在如今的软舞(嘎温)的舞蹈中,仍可见传统舞蹈的一丝踪迹。与传统孔雀舞相比较,经过现代改编创新的孔雀舞,表演时演员卸掉了面具,在手、眼、身法上加强了配合。这种鲜明独特的曲线特征模仿,也同灵动的小乘佛教的教义产生吻合,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傣族舞蹈鲜明独特的风格特点。“一边顺”的优美则是源自高原的生活劳作,融合两者体态的舞蹈造型是傣族舞蹈独有的特色。在傣族秋收后的扬场中,是没有风车使用的,人们手持两把宽大的竹篾扇子,以扇风的方式来筛选稻谷,此种筛稻谷法就成了后来别致独特的“一顺边”舞蹈动态。当人们将右手的篾扇高高举起,同时,高高抬起右脚并弯曲,随之,脚和手同时朝下猛力去扇风,此时身体调整方向,由右侧至左转动。而以左手来扇风的时侯,转动和姿态和右手是一致的,皆是手脚由一侧同出。作为孔雀舞中的“一边顺”造型,和傣族人民在生活劳动中产生的审美情趣息息相关。该舞蹈造型作为高原舞蹈的特有形态和动律,与高原民族的文化是分不开的。但“三道弯”和“一顺边”在傣族民间舞蹈中融和后,它的独特风格,也在傣族本就具备的形态与安详的动律中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其独特舞蹈的动态和审美情趣,成为傣族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孔雀舞的传统民俗意境美 孔雀舞、大象舞、鱼舞等都是傣族民间舞蹈中广为流传的传统舞蹈,反映了傣族人民崇尚自然,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生活状态。在傣族人心目中,孔雀是神鸟,大象为圣象,在传统舞蹈表演中,将这些飞禽走兽升华至舞蹈造型的艺术境界上来,成为傣族民族文化的一大特征。因为自然条件和气候的关系,傣族地区的孔雀非常多,傣族人民在家园饲养孔雀自古有之,在傣族人民的心目中,孔雀是善良温和、美丽吉祥以及智慧的象征,对孔雀深怀崇敬之情,人们认为孔雀代表了傣族的民族精神,在表达美好的祝愿和理想,歌颂生活的美好之时,常常会跳孔雀舞来抒发内心的感受。傣族人民在和孔雀的长期和睦共处中,对孔雀的崇拜和敬仰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傣族文化具有了幸福吉祥的内涵。 3孔雀舞中的水韵之美 傣族民间舞蹈的普遍特点是温和恬静,正是由于傣族人对水的深切感情有关。傣族人的水文化表现最淋漓尽致的就属泼水节了,人们认为水是幸福的象征,因此泼水节做为傣族新年,其热烈隆重程度可想而知。傣族人也自称“鲁傣鲁喃”,是“傣家的儿子、水的儿子”之意。傣族人临水而居,对水的感情非常深。他们善良、勤劳、勇敢,人们常以水来描述这个民族。傣族人的民族性格如水一般丰富多彩,富于感情。这一民族个性在舞蹈中也得以充分体现,在傣族的舞蹈动作中,大多姿态婀娜,节奏平缓,但充满着刚柔相济的内在力量。孔雀舞在表演中,节奏时而缓慢,动作含蓄内敛;时而多变快速,动作跳跃灵动,情感豪爽狂放,也是极符合傣族水文化的韵律之美的。另外,孔雀舞的屈伸动律中,三道弯的动作特点,动静相宜,刚柔相济的表演,同样是傣族水文化中恬静温和的表现。近代孔雀舞创始人毛相的弟子———傣族舞蹈家刀美兰,在表演傣族舞蹈《水》时,带着她对本民族水文化的深刻理解,以舞蹈动态造型的水韵之美,将傣族的水文化特征演绎得淋漓尽致。 四、结语 孔雀舞做为中华民族舞蹈中的一颗耀眼的明珠,体现了傣族人民创造的智慧,在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融合着傣族悠久灿烂的民族文化。孔雀舞表演艺术家的舞台实践和艺术创造,也使傣族舞蹈独有的民族文化内涵在孔雀舞的表演中获得了艺术的升华。总之,通过本文对孔雀舞中的傣族民族文化的体现及其内涵进行了解读,通过本文的深入探讨,不仅为进一步了解孔雀舞的文化内涵提供一些重要的帮助,也为推动傣族民俗文化、传承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因子等方面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作者:邹琳玲 单位: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当代音乐论文:当代戏曲音乐创作的两个问题 当代戏曲音乐创作的两个问题 “”以后到现在,戏曲音乐在创新方面的成就不突出,新作品虽有一定数量,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佳作很少,总体看这三十多年的戏曲音乐创作未能打开新的局面,迈上新的高度。回顾历史,明清两代和20世纪前期,表演艺术各门类中分量最大、创作最繁盛的是戏曲,音乐园地里创作成就最高的也是戏曲音乐。昆曲的水磨调和梆子、皮黄的“板腔体”等,先后代表了明清和民国时期中国音乐创作的最高水准,到今天仍然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最宝贵的遗产。上世纪50年代到“”时期,戏曲音乐也有显著成就,例如京剧“样板戏”的音乐也走在该时期中国音乐创作的最前列。然而这三十多年来,戏曲音乐却进退失据,越来越走不出“低迷”。当然三十多年的戏曲音乐创作是个很大的研究题目,笔者的接触范围和认识水平都很有限,本文只能管中窥豹,就其中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略陈己见,以向方家求教。 一,关于创作指导思想 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戏曲音乐在处理新、旧关系方面的指导思想有一脉相承之处,也有过一些明显变化。其实戏曲自形成之日起,艺人就很懂得创新的重要性,因此戏曲音乐的“传统”从来就不是固步自封和僵化。例如程砚秋1939年所作《致凌霄汉阁主谈歌法》一文,便是与剧评家徐凌霄(凌霄汉阁主)讨论唱腔的“推陈出新”问题,[1]名满戏苑的“程腔”也无疑是艺人自觉发扬创新精神的典范成果。上世纪50年代一批新音乐工作者被派进戏曲剧团,与艺人一道从事戏曲音乐改革和创作,为戏曲音乐注入了很多新的成分。但新音乐工作者和艺人在磨合过程中,围绕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也出现过不小的分歧,为此戏曲改革的领导者们提出了相应的原则。当时戏曲改革的领导者中不少人都很熟悉戏曲,有些还曾投身戏曲创作实践(如田汉、马彦祥、马少波、欧阳予倩、杨绍萱、任桂林、张庚、马可等),在音乐创作上推行的指导思想也兼顾了迈出新步和保存传统两个方面。这里可看1958年在文化部组织的一次现代戏联合观摩公演后部分音乐工作者的总结:“这次参加联合公演的剧目,在音乐上,都保持了本剧种的鲜明特色,使人听来非常亲切,没有格格不入的感觉。在具体唱腔的设计上,都是尽先考虑运用本剧种的传统唱腔,不足时再加以创作。”“要突破传统音乐在表现新人物的思想感情方面的局限,就必须加以创作。但是这种创作,又要在继承传统音乐的基础上进行,难就难在这里。”[2]这些意见既肯定了创新的必要,更强调了对传统的尊重:旧有唱腔要尽量沿用,不足以表现新内容时才进行创新,而且创新不能走得太远。这些言辞谨慎的话,正体现的是当时戏曲音乐在处理新、旧关系上的基本原则,概括起来便是“传统第一,创新第二”——摆在第一位的还是尊重和延续传统。按照这样的原则,当时的戏曲音乐创作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不少新戏的音乐都不远离传统,同时也有时代气息,曾经出现的“冒进”倾向(如“创造新歌剧”等)也很快得到抑制。 但在60年代编演现代戏的热潮中,为了突出表现“革命精神”,音乐出新的步子显著加大。“”时期的“革命”狂潮,更使“传统第一”的原则变成了“创新第一”。京剧“样板戏”的音乐大大突破了京剧音乐的传统,让人耳目一新。各地剧种在移植京剧“样板戏”时为了“不走样”,更将本剧种的音乐传统大量抛弃。不过京剧“样板戏”的音乐创作水准很高,在体现新的“时代精神”的同时,也未完全脱离京剧音乐的传统,应该说是对传统进行大幅度的加工改造和提炼升华的产物。 “”后,戏曲音乐创作重又回到“传统第一”的轨道。此期间创作的新戏音乐一般出新幅度不大,常显得半新不旧(多是包装新而内里不新),而且艺术高度远未超越60~70年代的京剧“样板戏”。又因传统戏曲的流失越来越严重,保护传统成为日益迫切的任务,因而在新戏创作中,往往更多强调的是“移步不换形”一类理念。然而这一时期戏曲的外部环境已大不同于以往:文艺园地在“改革开放”形势下空前热闹,新奇事物纷至沓来,让人眼花缭乱,艺术爱好者(消费者)们的选择十分多样。社会音乐文化的总体水准也在节节提高,看看欧美音乐剧的舞台风貌和音乐,便可知道在当代人(尤其年轻人)眼里什么样的舞台艺术才能算“新”。身处这样的环境,戏曲音乐必然是不进则退。创作的“低迷”和与观众的大量流失,不能不促人反思:戏曲音乐创作的指导思想是否应该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作一定调整? 不能不注意的一个基本事实是:随着时移世易,戏曲传统与时代的距离已显著扩大,并且还在不断扩大。60年前戏曲音乐的传统好些方面还不是太旧(习惯上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也会被算作“传统”),因此当时的创作不需要太多出新,也不会显得落伍。但时至今日,新、旧之间的距离已远远超过60年前,在同样的传统基础上的同样幅度的出新已完全说不上是“新”了。因此新戏创作要跟上时代,只能加快前进步伐。在这样的局面下,特别需要提倡不拘一格的创作理念,即允许多种不同做法(包括不是“传统第一”的做法)积极尝试。常识告诉我们:创作的自由度越大,出好作品的几率越大;反之路子越窄,出好作品的希望越微渺。总体上讲传统当然不能抛弃,但每一部新戏在具体做法上都应该有自己的选择。不同观众群的口味不同,不同时期的风尚不同,不同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定位不同,不同剧种的传统基础不同,不同创作者的才情和理念不同……因此每一部新戏都是一个独特的“个案”,应该有自己专设的创作目标,包括对传统有自己的取舍,在“出新”上有自己的追求。 主张创新不离传统的理由之一,是新戏应该承担保存传统的任务,这种理由其实很需要反思。传统保存需要尽可能原汁原味,新戏创作却需要大幅度出新,如果两种需要很难调和,就不妨让它们各行其是:传统的主要载体是老戏,老戏在传统就在,因此保存传统的重点应该是保护好老戏;新戏的主要任务是走出新路,跟上 时代,因此不应该让新戏更多承担保存传统的职责。要急追时代,当然要“轻装”前进。新戏能多多延续传统再好不过,但前提是符合每一部作品自身的艺术需要,不能为保存而保存。强调保存传统无疑会加大新戏创作的难度(上面引到的半个世纪前的那篇文章就已感叹“难就难在这里”),如果勉为其难把作品搞得半新不旧,看起来是一举两得,实际上却可能适得其反:既不能体现时代风貌,也不是真正保存传统。数十年来新戏数量已不少,但总体看不仅创新不理想,而且传统也没保存好,其中的教训很需要总结。 二,关于作品评价机制 戏曲在过去时代是靠观众为生,观众是戏曲的“上帝”。观众中数量最大的是普通民众,他们常常代表市场的力量。同时昆曲一类“高雅戏曲”主要以文化精英为“知音”,他们人数少,但文化水平高,影响力大。不论普通民众还是文化精英,观赏戏曲都是为了获得艺术的愉悦,他们对作品的艺术质量当然很“挑剔”,他们评价作品的原则当然是“艺术第一”。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热爱戏曲,一些人还热心习唱习演,甚至投身创作,因而很熟悉戏曲的“门道”。在这样的“上帝”面前,出色的艺术必然得到赏识和鼓励,水准低下的作品也必然难以立足,这样的“上帝”当然是推动戏曲不断攀登新的艺术高度的巨大力量。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戏曲由政府全面管辖操办,这种体制意味着戏曲的“上帝”不再是广大观众,而是“上面”。戏曲的评价机制由此发生根本改变:一部戏的好赖主要是由“上面”判决,观众的意见无足轻重,与此相应,戏曲的存活状态也不再由市场决定。在这样的评审中,艺术的位置不仅排在“第二”,而且对艺术的评审结果不一定“靠谱”,因为官员中戏曲行家(尤其戏曲音乐行家)很少。举一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我在某剧团的乐队工作,一次文化局长审查我团一部新排的戏,提的一条意见是主奏乐器板胡的声音不够大,因此建议用两把板胡一起拉。这样的意见剧团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好在那位局长只是说说便罢,没有坚持一定要照办。近年来有关部门主持的种种评审成为戏曲新作评价的重要形式,为了体现评审的“专业性”,评审者中也会有专家,但专家是“被组织”的,他们的作用往往有限。而且专家也不一定能代表广大观众,因为从实际情况看,并不是专家评价高的作品,广大观众就一定都会喜欢。 有关部门主持的评奖和资助,已成为戏曲创作重要的“导向”。对于既给奖又给钱的评审,剧团当然趋之若鹜,创作上也会有所迎合,有时还会加上“戏外的功夫”。这种以获奖和争取经费为目标的创作,自然很难将观众的欣赏需求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也很难做到“艺术第一”,因此,有些作品缺乏艺术光彩、不受观众欢迎再正常不过。有些获奖作品很少公演,更难得看到这些作品的唱段在群众中传唱的情形,这也说明这样的创作与广大观众的艺术需求并不吻合。纵观近年来的新戏音乐创作,艺术水准不高是一个普遍问题,这与缺少来自观众方面的检验当然很有关系——不经过观众的认可,等于“绕过”了艺术产品最重要的质量检验环节,撇开了试金石,如何验真金呢? 从戏曲音乐的发展历程看,观众与创作者的积极互动十分重要。一方面,演出过程中观众的现场反应(叫好之类)有即时校验的作用,可以让创腔者(也是演唱者)随时体察创作上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不断改进提高。另一方面,剧场之外创作者与观众(尤其懂“门道”者)的种种交流,也会对创作者有很大促进和帮助。上面举到的当年程砚秋与徐凌霄的交流便很典型:徐是素养很高的文化人(著名记者、作家),又是能唱能演的票友,艺术识见很高,有很多论说戏曲的文字见诸报刊,并有《记“程”》、《伶工特记· 程砚秋》等文专门讨论程砚秋的创作;[3]程对徐的见解很“倾服”,特意写成那篇《致凌霄汉阁主谈歌法》公开发表,并陈说自己在用嗓、运腔、咬字等方面的体会。显然这样的切磋和砥砺,对创作者的助益极大。没有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戏曲在明清两代至20世纪前期不可能成为“艺术性”与“群众性”达到最大一致的艺术品种。这种关系在上世纪50~60年代仍有延续,当时不少新戏的唱段在观众中广为传唱(有些唱段一直唱到今天),同样是创作者高度重视观众的欣赏需求的结果。然而今天的局面已完全两样,新戏新腔普遍与观众很隔膜。不少新戏很注重形式包装甚至追求“大制作”,但艺术内涵很薄弱,唱腔缺少内在的美质和隽永的意味,难以打动观众的心灵。创作者并不把观众当作“上帝”,作品主要不是为满足观众的欣赏需求而创作,这样的作品如何能赢得观众的喜爱?在 这种局面下,创作者又如何从观众方面获得积极有益的反馈,从而推动自己不断提升? 作品的艺术质量也与上一节讨论的创新问题有重要关联。上一节之所以强调创新要不拘一格,步子要迈得更大,是因为太多迁就传统,容易导致艺术上打折扣。但深一层看,新、旧成分的比例还不是决定作品优劣的最终因素,例如“大制作”虽然“新”,却不能征服观众,虚有其表的“新”还会惹人生厌。反过来说老戏的唱段永远有人喜爱,也不是单纯因为“老”,而是因为那些唱段有艺术魅力,能与欣赏者的内心真正“合拍”。可见只是一个“新”字,还不能保证作品在艺术上一定成功,关键还是艺术水准。缺乏艺术水准的出新是为新而新,那类作品的问题不是形式上不够新,而是艺术上不够好。 评价作品的艺术质量,就是评价创作者的水准,因此作品评价机制也与创作人才的激励和选拔紧密相关。过去时代的艺人主要在市场中打拼,高超的艺术造诣是他们赢得观众的根本保证,谭鑫培的“谭腔”、程砚秋的“程腔”都要经过广大观众(包括行家)的严格检验,“阳春白雪”的昆曲也首先要在文化精英中经过高水平的品鉴。反过来说,只有真正把艺术放在第一位的社会评价,才能催生真正一流的作品和一流的创作人才。如果不重视对作品的艺术性的评价,或者无法准确鉴别艺术上的高低优劣,以致艺术水准不够的作品也能名利双收,那样的评价机制不仅不利于选拔优秀作品和激励优秀创作人才,而且贻害无穷。正像老师给学生作业打分:如果60分的水平打成90分,甚至反过来90分的水平打成60分,以后还会有多少学生朝真正的90分努力呢?目前戏曲音乐创作人才奇缺,队伍一年年老化,既能吃透传统,又有很强的创新能力的人才难得一见,这种状况实在堪忧。人才评价的导向对戏曲音乐的创作队伍建设来说至关重要,对戏曲音乐来说实在是生死攸关之事。 从历史的情形看,官办文艺体制本来有很突出的优势,例如可以集中优质资源,打造真正“高精尖”的作品,以重点示范方式带动艺术发展。但这需要主事者是真正的行家,并真正按“艺术规律”办事。例如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宫廷音乐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顶点,主持者李隆基正是著名的“知音天子”。上面说到的上世纪50~60年代戏曲音乐创作的成就,也和当时戏曲事业的领导者中有不少行家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官办体制容易出现“政治标准”狭隘化的问题,这又会导致艺术之外的“规律”压倒艺术规律的现象,对艺术创作很不利。这在“”时期的京剧“样板戏”中也有鲜明体现:主创者中也不乏戏曲(音乐)行家,但被推至极端的“革命精神”却对作品的艺术性造成明显伤害——英雄人物总是不近人情,他们的唱腔也几乎是一味的“高快硬响”。其实,“政治标准”的内涵如果是指内容的“真善美”,就不会与“艺术标准”相抵牾和冲突,它们之间也不存在谁是“第一”、谁是“第二”的问题——对于真正的艺术创作来讲,内容的标准和形式的标准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是“第一”,没有必要把二者放在一起“排座次”和区分孰轻孰重。古今中外哪一部真正的艺术杰作是把艺术放在“第二”的位置上? 戏曲音乐创作当今面临的问题,从“外”看是跟不上时代,从“内”看是艺术质量不高。要紧追时代,就要减去过多的负载,包括反思已奉行多年、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原则”。要提高艺术水准,就要真正按艺术规律办事,把艺术放到“第一”的位置,所有相关环节都要把提升艺术作为主要目标。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想收获什么样的“果”,就要播种什么样的“因”,这个道理本来很简单。 当代音乐论文: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思考 摘 要 本文通过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针对中国音乐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并将伦理学融入音乐文化的思考中,提出了不仅要树立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的观念,还应该以此来指导音乐教育行为,从而真正实现中国音乐文化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音乐艺术 音乐文化 文化 文化相对主义 在当下有关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是否具有可比性,中国音乐文化是否可走现代化发展道路等问题的争论中,“音乐文化”是一个被大家频繁使用的名词,但同时也是一个被误解,误用最多的概念。最为常见的误解之一就是将它的内涵等同于“音乐艺术”。在某些学者的言论中,“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常常被混为一谈,不加任何区分。于是便出现类似“音乐的现代化”,音乐价值的相对性等等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表述。 一、“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概念的提出 严格的讲,“音乐艺术”所指代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即由有组织的音乐所构成的听觉审美对象。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审美价值的判断,无论是在不同的民族之间,还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之间,都难以形成一个划分高低优劣的统一标准,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在“音乐艺术”这个概念所限定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音乐的价值是相对的”。 然而,“音乐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音乐艺术”所限定的范围。音乐文化包含音乐艺术,但却并非指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是多种性质不同、形式不同、作用不同的音乐现象的综合物”,他所指代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与音乐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也有着自身的特征、性质和作用。总之,“音乐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而“音乐艺术”是一个较小的概念,我们不能用小的概念来涵盖大的概念,我们必须懂得,我们探讨的是“音乐文化”这个概念属下的诸多文化现象,而不是某种艺术形式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品位。 文化,按照广义,通俗的理解,就是指人类的创造,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音乐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它必然也是物质、制度、观念的综合体。从历史的,文化人类学的全部观点来看,审美价值是音乐文化多种价值中的一种,而不是其全部价值或唯一价值。因此,我们不能够仅仅从意识的,艺术的,审美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更要结合着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 二、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音乐文化发展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到了二十世纪初期,音乐课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应用于课堂。但是,中国的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从近现代到如今近百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这也就是说,中国音乐文化与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音乐文化之间存在着水平上的差距。 中国的音乐文化无论在物质的,制度的层面,还是在观念的,意识的层面,都没有能够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没有能够充分的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以音乐教育为例:就物质层面而言,教育设施的匮乏,办学经费的短缺,师资力量的不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就制度层面而言,中国的教育体制亟待改革,大量音乐人才的分布与流动极不平衡,一些专业音乐院系人满为患,而大量的音乐普及教育岗位则无人问津;就观念层面而言,音乐教育观念陈旧、闭塞、学术视野短浅、狭隘。以上三个层面是阻碍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新音乐文化与传统音乐文化之间的摩擦 中国的音乐文化,需要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各个层面上,全面地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成果,从而尽快跟上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现代化的音乐文化是开放的,其信息传播的快捷性,交流范围的广泛性,足以使任何一种传统文化中的人们带来各种新意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形式。中国近百年来音乐文化的发展变迁事业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向世界敞开国门,如果彻底拒绝现代化的进程,或许我们的音乐文化会保持更纯正的中国口味,会赢得那些喜欢异国情调的老外们更多地赞叹。但是这样以来,我们中国人就必须放弃发展的机会和选择的权利,我们就只能为别人去做传统的守护神,而不能为自己去做新文化的创造者。 当然,新文化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必须将传统文化一概“淘汰”。举个例子来说,一对年轻人结婚,如用传统的拜天地,坐花轿的方式来举行他们的婚礼,这一举动显然有着传统的中国味道,从而得到旁人的赞美和羡慕。但是,假如一位家长不顾“婚姻自主”的原则,硬要按照中国传统的老规矩为自己的儿女包办婚姻,这就有理由遭到人们的反对。再假如那位先生还想效法旧时代“一妻多妾”的传统,要给自己添上几房“姨太太”,那么这一行为不仅要为已经“西化”了的中国人所不齿,而且还要受到国际法律的制裁。这个例子说明,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文化不相抵触的东西,自然可以继承和发展,反之,便决没有不被割除的道理。 四、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探索 20世纪的中国新音乐是整个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选择“新方式”来做事情,过生活的结果之一。“新学堂”的建立,“学堂乐歌”的兴起以及其成熟的发展,中国的无调性作品,中国的十二音作品的陆续出现,等等。所有这一切,均说明我们中国人“听音乐”,“做音乐”的方式有了明显的质的改变。这些行为令那些不习惯接受中国新音乐的外国学者感到费解。其实赵元任先生早已说得明白:“中西音乐有异,中国音乐有自己的‘国性’,只得保存跟发展。但我们中国人得在中国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只穿了一种学博物馆的服装,专预备你们来参观。”可见,那种要求我们中国人的音乐文化永远停止在1840年以前的想法不仅是不现实的,更是“不人道的”。 自宋代以后,中国音乐主要是以本土繁衍、变异的方式在发展。直到清末,外来音乐文化,尤其是西洋音乐文化与日本近代音乐逐渐传入,音乐由此兴起。而这种现象确实为中国音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知识经济发展加剧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弘扬中华传统音乐文化、使中华文明在信息大潮中绽放异彩是音乐教育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电子出版物和远程教育的发展,东西方音乐文化将形成全方位的碰撞,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命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方面各民族音乐文化在冲突和融合中会增加统一和普遍性;另一方面,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繁荣和生存面临着威胁。全球信息网络一体化极易使西方社会的人生观、价值观长驱直入。在这场以文化渗透为主要途径和手段的新的“世界大战”中,中华民族的文化、文明和社会价值观关系到国家的兴衰、统一的成败。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产力。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革命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为此,我们要主动出击、积极应战,大力开发音乐文化信息资源。将伟大的民族精神、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信息送上国际互联网,使中华灿烂文化绽放异彩;激浊扬清,用中华文化抵御外来腐朽的文化的侵蚀,在我们民族的精神广宇里筑起思想文化的万里长城。 五、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思考 但是,还有一些人反对将音乐纳入现代化进程,这类人被称为“文化相对主义者”。他们以“文化相对主义者”作为理论依据。在这里,我们应当看到,“文化相对主义者”原本是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宽容,相互理解,尊重,各尽所长,共同发展。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应当赞同。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一些“文化相对主义者”否认存在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否认人类文化发展的共性,否认社会历史进程的阶段性、规律性、否认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对此,我们必需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深入细致地分析,弄清那些文化现象以及这些文化现象的哪些价值具有相对性,共通性,普遍性,进而在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相比较中,分清哪些是“不同”的不同,哪些是“不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人云亦云。 然而,一些信奉“文化相对主义者”的学者们却没有这样去做,以至于“文化相对主义”在他们的手上完全变了味,走了调,成为一种妄自尊大,盲目排外,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借口。他们以一种对立的心态,来看待中西方音乐文化的相互影响,彼此通融的历史与现实,以虚无主义的观点来否定现代化对于人类文化的普遍意义。由此可见,这些学者手上的“文化相对主义”,其实只是,狭隘民族主义及“国粹”论的结合物,它既不新鲜,也不先进,用它来解释文化历史现象,或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必将造成观念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失误。 总之,文化、音乐,都是为了人而存在的,20世纪的中国音乐文化首先是为20世纪的中国人民而存在。中国音乐文化朝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自主的,正确的选择,同时,也是21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现代化进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新型的、开放的,有生命力的同时也是在审美趣味上更加多元化的音乐文化。它是中国音乐文化与世界音乐文化之间完美的交融。中国的现代化任务任重而道远,而中国音乐文化的现代化则是整个社会现代化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当代音乐论文:电影音乐对当代电影发展的影响探析 电影音乐对当代电影发展的影响探析 影视片中最能渲染观众情绪的莫过于影视片中音乐的编配,电影的高潮部分往往都是靠背景音乐来烘托出影片感人至深的情感,这种音乐艺术形式是我们影视创作艺术中的一种。电影艺术因为有了音乐艺术的加入而日趋完美。能够增强影视剧感染力及营造出影视剧所需的一种特定情感氛围功能的就是电影音乐的特效。在电影的发展历史当中,早期电影展现在观众面前是没有声音的,在电影的播放过程中是通过演员的各种动作和姿态,加以穿插字母来表达剧情的发展。所以这种电影当时称为无声电影,也称为默片。电影真正和音乐结缘是始于为默片进行现场音乐伴音,它能更好掩盖影片播放时的一些杂音的同时,也能增强影片的播放效果,后来就渐渐融入影片中来。电影和音乐的相互融合也是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艺术磨合之路,例如我国著名的无声电影片《神女》就是这一时期无声电影的典型。后来有人为了弥补电影没有声音的缺点,安排配音人员在后面说话,但是这种方法很快就被淘汰了,因为他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反而让观众感觉不舒服。后来又有人想出将部分音乐穿入电影当中,在电影播放过程当中进行音乐伴奏。这种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电影的内容,音乐的参与也弥补了电影听觉上的缺陷,但是从根本上不能解决电影画面和音乐的完全融合,这种做法就是电影音乐的雏形。真正能够推动有声电影取代无声电影的因素还是高科技的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录音技术的出现,标志着无声电影的终结,录音技术的发明使得电影进入到了有声音的高速发展阶段,为了电影而进行的音乐艺术创作作品迅速融入影片中来,这让人们在欣赏影片时音乐的出现成为了常态,让人们在观看影片时对音乐的欣赏也成了观看影片情绪高低的导火索,这一时期的影星新老交替也见证了无声电影走向有声电影的艺术创新之路。当代高科技技术全面发展,电脑技术的应用,使电影音乐与电影画面完全融合,使观众体会到视觉和听觉的美感和震撼,那么音乐对当代电影的作用有哪些呢? 一、渲染气氛 在当代电影的发展过程当中,音乐的基本功能就是作为影片的整体上的感情基调,从而在增加视觉感受上的效果以外又能增加音乐播放过程的感染性。电影音乐的独特艺术功能也将电影艺术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发展契机,这就说明了电影音乐是最能表达出思想感情和人们内心细微变化的艺术元素,是任何艺术所不能替代的。电影音乐作为电影艺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有能力为影片烘托出所需的情感氛围和诠释影片画面的。国际上著名的影视评论家明斯特贝格有句至理名言:“假如我们能够认真探究一下音乐,这样我们就能够更了解电影艺术在美的世界中的真正地位。”许多的影视片中采用大量的背景音乐来渲染影片的故事情境,像许多经典的恐怖片整部都是靠着背景音乐来渲染扣人心弦的紧张气氛,像国际著名的大导演希区柯克,大师拍摄的影片大都采用音乐背景来渲染烘托出悬疑恐怖的影片气氛,从而达到引人入胜的境界。在当代电影中经常有这样经典的形象:当心爱的人死去,这时伴随着悲伤的音乐,通过音乐让观众融入画面当中,仿佛自己就是画面中的一员,让人印象深刻。又如在好人出场或者胜利的时刻播放欢快的音乐也具有异曲同工的效果,这是当代电影在发展过程中,音乐所起到的基本作用。 二、抒发人物的内心情感 电影音乐由最初的只是想掩盖剧场杂音而诞生的电影艺术有着极强的艺术生命力,这一艺术特点充分反映在渲染影片的情绪上,正是这一电影音乐的基本功能造就了其在影片中独有的艺术魅力,其中电影音乐的抒情是最能够充分激起影片高潮的,能够深刻反映出特定时期时代背景和剧中人物内心的情感交融,电影音乐艺术的出现弥补了无声影片无法生动客观表现出影片所需的情感流入和交融,电影音乐已经是影片成功与否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影片中主人公的思想情感的起伏不定往往都是靠电影音乐来渲染和表达的,能够在影片中起到让观众跟随电影音乐的起伏不定而进入影片的情感世界从而打动观众引起对影片所表达的内涵产生共鸣,比如我们在观看著名的抗美援朝影片《上甘岭》中,我们的民族英雄王成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拼着最后的力气对着话机喊出:“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向我开炮、向我开炮……”这时背景音乐适时响起曾激起了多少国人的潸然泪下和对侵略者的愤怒,电影音乐深刻地刻画出了我们民族英雄在危难之时的民族精神。影片的成功离不开电影音乐艺术,一部好的电影,是视觉和听觉高度融合的产物,这两个因素都是电影的灵魂,其中电影音乐在对电影人物的塑造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电影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其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电影音乐适时介入能够给影片人物形象定型和对时代风格及影片内涵进行诠释,如我们在欣赏影片《红岩》时,江姐从容就义时背景音乐的衬托,形象刻画出英雄人物此刻的情感和完美塑造出英雄的大无畏气概和人物形象,使得观众因为受到音乐的渲染而产生情感上的震撼及心灵上的洗礼,从而随着音乐的落幕而久久难以忘怀。影视剧的情感起伏往往都是靠着影视音乐来渲染和调节。电影艺术的多元化发展离不开电影音乐的影响和启发。纵览许多经典的影视歌曲都是电影艺术最好的表达和展现,如我国著名的影视片《铁道游击队》其著名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美国著名的电影《魂断蓝桥》插曲《友谊地久天长》,再如美国电影《北非谍影》的著名插曲《卡萨布兰卡》。这都无一不是证明了电影艺术的多元化发展离不开电影音乐的影响和重要的作用,电影音乐和电影艺术是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当代流行电影《哈利·波特》系列。第一部魔法石中,结尾处邓布利多为学院颁奖。随着他为格来芬多的勇敢一一加分,音乐也逐渐转入高亢。激昂的音乐烘托出哈利等人激动的喜悦,轻松地把气氛带入欢庆之中,令观众随之一同兴奋起来。而后,在踏上归途之前,哈利与海格道别,海格将自己精心制作的哈利父母的相册送给了哈利。此时的哈利表情复杂,他翻开相册,看到了婴儿时代的自己与父母的合影。这时影片的精髓音乐伴之响起,每一个音符都慢慢地打在观众心头,勾起一丝心酸。悠悠动听的旋律夹带一丝不露声色的伤感,却又充盈了温情与感动,把哈利对父母的爱与对海格的友情与感激演绎得淋漓尽致。每看至此,都会被深深打动。所以在电影的播放过程中电影是人物内向情感的间接体现。这也是当代电影发展过程中音乐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之一。 三、体现并深化影片的主题思想,塑造形象 在上面的介绍过程当中,电影音乐可以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感变化,其实人物的内心变化基调和电影主题思想是一脉相连的,这种关联性为塑造人物的形象做了良好的铺垫。《妈妈再爱我一次》这部电影当中,在主人公因为家庭的原因而离婚,这时的小主人公的处境非常凄凉,在这种情节发展的同时,电影播放《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曲,不但直接体现了当时的主人公凄凉的境地,而且通过歌曲直接表明家庭和睦的这一主题,使小主人公赢得当时观众的同情。直到今天一提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电影的主题思想直接体现在观众的心中。所以在这部电影中随着电影音乐的播放,观众的感情被迁移着飘动,最终指向电影的主题。这正是当代科学技术的使用情况下,电影音乐与电影画面良好融合,也确定了《世上只有妈妈好》当时的影坛地位。 四、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在电影当中随着电影音乐的播放,电影故事由此展开,伴随悠扬婉转的音乐,体现了一种爱情的缠绵;通过紧张刺激的音乐展现电影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在电影音乐的烘托下使电影情节高潮起伏、扣人心弦,使我们在场的观众有身临其境、如痴如醉的感觉。例如在当代经典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的音乐,可以说将此作用体现到了极致,带给我们那不能忘怀的一幕幕。其中影片中最经典的永远让人忘不了的那一幕,杰克拉着罗丝的手,在纷繁熙攘的人群中肆无忌惮地快速穿行。这时,欢快得如跳舞的黄鹂的音乐声明朗地响起,推动着情节越来越轻松自然。可能是在情殇中大伤元气,罗丝已经很久没有尝试过如此兴奋刺激了,一种像小鸟挣脱了牢笼般地飞奔着,此时的她早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贵族身份,在杰克的拉动下享受着飞的感觉,在轻快的奔跑中放肆开怀地爽朗大笑。这些情节都是伴随着悠扬的音乐而展开的,对故事情节的推动具有很好的烘托作用。 电影艺术因为有了音乐艺术的补充而日趋完美,电影有了音乐语言后使得影片更具有艺术魅力和商业价值,音乐和影片画面形成了独特的影片审美效果,因为有了艺术上的创新使得音乐在电影中有了最重要的地位和崭新的艺术诠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音乐赋予了电影全新的艺术生命力,音乐在影视剧中的作用使得电影艺术更具有艺术魅力和商业竞争力。在当代电影的发展过程中,正是由于电影音乐的突出作用,才使得有许多的当代经典影片深入人心。影视片中有了音乐艺术的加盟,给了电影更多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多元化艺术发展的方向,可以说在当代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部经典的电影必定有经典的音乐为其烘托。电影音乐对当代电影的突出作用是功不可没的。所以我们在观看电影的同时要学会研究电影音乐,因为是电影音乐推动了电影的高速发展。电影也给了音乐全新的艺术诠释和艺术魅力。 当代音乐论文: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乐教育哲学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已出现了多种流派。作为一个专业,其在北美的发展更是呈现诸种理念共存、共生发展的局面。其中,音乐教育审美哲学和音乐教育实践哲学是特色最为鲜明的两个流派。众所周知,戴维·埃里奥特(david j. elliott)的著作《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music matters?押 a new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1995)标志着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正式出现。而就在它出版的前两年,国际学术组织“五月组”(mayday group)便已经作为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一个前沿阵地宣告成立。包括戴维·埃里奥特在内的学者的思想在此得到更深更广的探讨,各种音乐教育问题也得到了哲学层面上的关注和阐述,这一组织在当代国际音乐教育研究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五月组”概况 “五月组”是音乐教育研究的一个国际学术组织,由美国的特里·盖茨(terry j. gates)、托马斯·里吉尔斯基(thomas a. regelski)等人创立于1993年5月1日,其成员来自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国家,包括当今活跃在国际音乐教育研究界的韦恩·鲍曼(wayne d. bowman,加拿大),戴维·埃里奥特,戴斯蒙·马克(desmond mark,澳大利亚),玛丽·麦卡锡(marie mccarthy,美国),凯思·斯万维克(keith swanwick,英国)等。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民间学术团体,目前已经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多名音乐教育者成为它的成员。“五月组”拥有自己的门户网站(http?押//act.maydaygroup.org/)、行动理念,并不定期出版电子期刊,另外还有相关的专著专门阐述它的行动理念。在其网站上,不仅能查阅这些资料,还能听到有关学者发表的关于音乐或音乐创作的讲话。 二、“五月组”的行动理念 “五月组”的口号是“为了改变音乐教育而行动”。在这个大方针下,他们确立了作为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纲领性文献的七大行动理念。这份于1996年在波士顿定稿的文件,作为思考随后音乐教育面临的不同层面的重要问题的方针,也引发了关于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来的诸种讨论。1998-2004年间,七大行动理念一直是“五月组”研讨会的论题之一。 五月组的行动理念共包括七个部分的内容,全文如下: (一)音乐素养 作为充满思想的音乐成就的音乐性行为是音乐制作活动的必要条件,因而也是有效地进行音乐教育的必要条件。 对概念的应用漠不关心、为了知识而知识、为了技能而技能的做法导致了缺乏音乐完整性的音乐制作活动。事实上,熟练的音乐制作活动要求充分的计划以及对音乐素养的恰当实践。专业音乐家发展了批判和反思的能力,能够充满思想地应用知识和技能,使之为音乐效果服务。因此,任何音乐技能、知识和理解的正规教育都应该同时包含批判的、反思的而不是不加思考的、流于表面的音乐制作活动。 1.音乐教育专业如何才能减少那种孤立的、为了知识而知识、为了技能而技能的做法,而更多地发展批判反思的音乐素养,以使每个教师或指导者都充满思想并能独立地作出音乐抉择? 2.从个人的角度来来说,对发展独立的音乐素养的漠不关心在哪些方面助长了思想贫乏的行为并导致非音乐性的实践? 3.在教育语境中,如何通过各种音乐活动中达到音乐的完整性,同时提高表演者和观众的批判能力和独立的音乐思考能力? (二)社会与文化 音乐行为的社会文化语境融合在音乐的意义之中,在音乐教育中不应被忽略或削弱。 审美理论宣称音乐的意义和价值是超越时间、地点、文化语境、人类的目的和对它的运用的,因此它无法全面地解释个体和集体的音乐行为的内在意义。这样的理论无法为音乐制作活动或应用教学提供充足的依据。与之相对,应该认为所有的音乐都与社会、文化语境和环境条件紧密相连。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必须考虑音乐和音乐制作的语境。因此,音乐教育者必须拥有将制作音乐的行为与这些行为的各种语境结合起来的理论基础,使音乐意义恰当地包含音乐的各种人为的及实在的功能。 1.就人的需求及其产生于其中的语境而言,如何才能理解音乐的价值,同时恰当地维持音乐素养和音乐性的标准? 2.音乐教育中关于音乐素养和音乐性的哪些标准可以用与审美理论相关的传统来指引,与此同时依然强调我们所讨论的音乐实践的语境性? 3.怎样才能引导学生提高他们的志向,确认并满足不同音乐和语境中唤起的关于音乐素养的需求? 4.音乐素养的哪些实际品质可以取代假想中的、短暂的审美品质,成为恰当地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教与学和评价音乐制作活动的基础? (三)领导能力 由于人类的音乐行为创造、维持并重塑了音乐的文化,因此,音乐教育者可以而且应该正式参与到这个文化进程中来,以影响它的发展方向和它所体现的个人与集体的价值观。 一种音乐文化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它不是一系列的作品或特定的实践活动。它从传统与变革的特殊合力中发展而来,对于它的人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同时,它也并非简单地一成不变的、超越时间推移的传统。因此,音乐教育者不应该简单地满足于把任何音乐文化视为已被接受的永久的“事实”。他们应该引导学生拓展原初拥有的音乐创造力、选择能力和音乐素养的水平,不局限于他们在学校之外就已经获得的能力,帮助各种音乐文化获得持续发展,同时引导学生进行其他文化的音乐表达。 1.音乐教师如何才能更负责任地提高这种可能性?即学生会在他们的整个人生中珍视音乐的参与? 2.通过音乐课程而得以存在并提高的各种活动、创造能力、选择,音乐教师可以做些什么来提高个人、家庭及社会? 3.可以发展哪些策略来提高、促进和鼓励社会中某种特殊的音乐传统?同时,帮助个体在各种音乐文化中,而不仅限于在他们成长的音乐文化中变得更灵敏,也更有成就。 4.音乐教育专业如何能进行一场持续的运动来激励社会中的音乐生活,进而拓展音乐对人生命的贡献? (四)各种机构 学校、学院和其他音乐机构为音乐文化所做的贡献是重大的,但这些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必须得到系统 的检验和评价。 学校、大学、专业团体、教堂及大众媒体的机构,除了日常作出的良好愿望和高尚宣言之外,它们传达出来的关于音乐文化的观念是无法预料的,通常还是自我破坏的或自我限制的,但一旦被认可,音乐和音乐行为就会被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伦理的、经济的和教育学的动机和活动日程所改变。音乐教育的任何理论和实践都应该圆满地解释这些现象,同时关注批判它们的方式,还要开始注意减少这些机构给个人或社会层面带来的负面影响。 1.正规的音乐文化机构在那些方面影响了社会现实的音乐生活?当它们的影响是无效的、微弱的或负面的时候,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可以对它们进行批判? 2.音乐教育的理论如何能阐明各种机构为音乐带来的影响,提供评估这些机构对文化有益或有害的方式,并为它们贡献方法,使之能够对文化有益而不是有害? 3.我们怎样才能影响诸如出版公司、大众媒体这样的机构,使之为提高社会和文化生活的音乐品质作出更多的贡献? 4.音乐教育机构可以为普通民众重新确立非专业的音乐活动的文化规范做什么,以反对那种主要培养专业的表演者以及倾听他们的听众的规范? (五)跨学科 为了有效地工作,音乐教育者必须和其他学科的思想与研究者建立并维持联系。 音乐和音乐教育学习和研究的主导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其与音乐以外的影响的联系和应用。这种模式在知识和应用上的狭窄和局限使音乐教师和音乐家们处于偏狭的境地,隔绝了与艺术和科学领域中的其他人的交流,也隔绝了与其他有益的专业之间的交流,最终隔绝了与普通大众的交流。未来的教师和音乐家们应该运用其他领域中有价值的观点来解决音乐家和教育者常常面临的问题。 1.音乐教师(以及他们的教师)如何才能拓宽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普通知识? 2.如此宽广的面向实践的知识基础应该由哪些学科来描绘? 3.我们在何种程度上以及怎样才能使教师们不再不加批判地模仿他们的老师的技巧,而是在新的事项上发展出原则性的、反思性的和有效的个人教学方法? 4.专业的组织可以改变什么来促进培养学校音乐教师和教授的普通音乐教育? (六)研究和理论 音乐教育的研究和理论基础应该同时在他们的理论旨趣和相关实践中提炼并作深刻的拓展。 一种新的对解决音乐的教与学的问题的探究必须取代当前的专业目标和结果,后者推动了大量的研究的结论,但最后,它们通常在理论上乏善可陈,与实践亦毫无关联。我们倡导这样的音乐教育研究方式,即它的问题和结论都来自并应用于人们的真实音乐行为,从而也来自那蕴含着异常丰富多样的意义和经验的音乐。进言之,由于音乐教育中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探究其他学科,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必须远远超越传统认可的狭窄范式和局限性。 1.如何发展更为充分的音乐教育研究批评,以形成一个专业?其他学科的什么理论和发现支持这样的批评? 2.在专业广泛的研究过程中,哪些内容应该包含在内,并可预见它们能为良好的实践提供更充分的研究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怎样才能使这些内容得到优先考虑? 3.音乐教育专业如何能在鼓励研究者进行独立自主、富于批判性的研究的同时,嘉奖那些与已有传统相矛盾的创新方法、合作行为和结果? 4.另外,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发掘出来审核和传播研究的结论?如何才能同时促进评审者的方法论专业知识和普通知识? (七)课程 必须对音乐教育课程进行广泛集中的思考,这是建立一种更大的专业团结的基础,同时这些思考必须受到健全的哲学引导。 在促进音乐教育的任何努力中,课程都占据着基础的、优秀的和决定性的地位,因此,应该优先考虑教学和研究的技巧、方法、材料和评价。然而,这些和监督通常是在没有具体的课程标准的情况下,或是在误认为特定的传统方法自然能确保音乐结果有价值的观念下进行的。根据前面的六个理念,很显然,当期待的结果不清晰时,方法、材料和学习就会变得散乱随意(这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或者危险重重(最糟糕的)。因此,课程标准的一致性——有效的教与学的标准——应该成为音乐教育者的准备和实践中的一部分,就像音乐素养的标准一样重要。 1.哪些哲学的、课程的、心理学的和社会的原理和标准应该引导课程发展、评价和批评? 2.由国家或地区实体——如音乐教育者协会、政府——发展或颁布的标准,或那些为了使课程设计成为音乐教师准备的重要部分的具体尝试,是否能给课程带来最佳的影响?它们能有效地相互作用吗? 3.与良好结果更为一致的课程如何才能把关系到课程实施的制度优先性、当地条件和资源考虑进来? 4.音乐教育课程在何种程度上、怎样才能把更广泛的教育和社会因素纳入它所考虑的范围内?① 从上文可以看出,“五月组”的行动理念涵盖了音乐教育研究的各个重要领域,它们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影响着音乐教育的实践和研究。行动理念明确指向了“五月组”的两个目标:a)运用批评理论和批判性思维来思考音乐教育的目标和实践;b)肯定音乐活动在人类生活中的优秀作用,并由此确认音乐在全人类的普通教育中的价值。 三、“五月组”历年来的研究活动与进展 除了制定具有积极意义的七大行动理念,“五月组”还通过以下的活动和努力推进了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发展: (一)举行多次学术研讨,主题丰富多样 1.“五月组”不定期举行研讨会,讨论的议题丰富多样,包括女性主义与音乐教育、音乐的社会因素与音乐教育、种族、音乐认同以及对某些学者的专著的讨论,如2007年6月14—16日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举行的会议,主题为“音乐教育与健康”;2008年6月5—8日在波士顿大学音乐系举行的研讨会主题是“学校音乐与社区、社会及生活中的音乐相连:课程、政治与实践”;2009年6月4—6日于美国南加州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主题是“转变中的大学音乐教育”;2010年6月17—20日,在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主题则是“音乐教育与伦理:理论与实践”。 “五月组”2010年的研讨会已经是第21期,从中可以看出,在它诞生的十多年来,学术之间的研讨与交流是活跃的。这些研讨会,最后都基本形成了文集,刊载于它的电子刊物,使全世界的学者都能便捷地通过它的网站,了解新近学术的动向。 2.出版高水平的电子刊物 自2002年起,“五月组”还不定期出版电子期刊,以专题的形式出现,刊名为《音乐教育的行动、批判与理论》(action?熏 criticism?熏 and theory for music education,简称act?熏 issn:1545-4517),刊发知名学者的论文,目前已经出版8卷,并在其网站上,供全世界的学者查阅。发表的论文中有戴维·埃里奥特、特里·盖茨、托马斯·里吉尔斯基、韦恩·鲍曼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音乐教育审美哲学进行了批判与解构。这些都是实践哲学关注的主题。从近年“五月组”的电子刊物及举办的研讨会议题看,其范围已经拓展到了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诸种问题,如女性主义、社会正义与教育公平、教育专业化的重新解读、音乐在日常生活的意义,等等。 3.出版行动理念的实践指导专著 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讨论,在“五月组”主要成员的努力下,由特里·盖茨和托马斯·里吉尔斯基主编的阐述七大行动理念的专著《变化时代的音乐教育:实践指导》②于2009年10月由纽约springer出版社出版,作为“艺术、美学与教育”(the arts?熏 aesthetics?熏 and education)系列图书的一部分。该书由“五月组”的14名成员的论文组成。14篇论文分为七组,每组两篇,分别阐述五月组的七大理念。该书不仅突出了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理念,还突出了实用主义的视角。相信五月组这部经过多年探讨与积淀的著作会在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引起广泛的关注,也将对音乐教育的研究和实践起到应有的作用。 4.建立在线论坛,倡导开放交流 “五月组”在网站上开辟的论坛,为全世界的学者提供一个交流与学习的园地。参与者可以对电子期刊中论及的观点或有关学者的观点提出自己的问题,也可以自己创立论坛的议题,吸引别人的关注和讨论。开放的观念、争鸣的氛围,使“五月组”充盈着多元的声音。这样的学术交流氛围,对于音乐教育哲学的持续深入发展,也必将是有所助益的。 四、结束语 1990年,美国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menc)正式成立的“特殊研究兴趣小组”(special research interest group,简称srig)就倡导人们专门研究音乐教育哲学。“五月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它的行动理念综合了当今先进的音乐教育理念,对音乐和音乐教育的性质进行了不局限于哲学层面的解读。同时,它对音乐教育的研究既进行理论的阐释,也致力于实践的应用。这样的研究取向对音乐教育研究形成了良好的导向,促使人们从更具批判和反思的视角来考察音乐教育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成立十余年来,它在促进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走向更加开放、更加深入、更加多元、更加国际化的道路上发挥了很大作用。笔者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它增进了解,越来越多的关注也会投向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这对中国音乐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程都将是富有意义的。 当代音乐论文:当代音乐学科的发展与高校音乐教学改革 在21世纪的今天,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教育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科学技术和知识创新的水平。因此,创新、改革成为当代高校音乐教育教学的主题。 传统教育以知识的传授为中心,由此形成了教师教学以教材讲授为中心的模式。由于这种教学忽视了学生的主体能动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 一、在改革的大背景下,高校音乐教育教学应进行改革、发展和提高 1.目前一些高校教师仍沿袭音乐专业院校的课程设置模式——专业课采取一对一的小课教学模式。由于课程的产生和发展受到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所以过去综合院校借鉴专业院校课程设置的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综合院校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连年扩招,这样片面强调专业课的做法已不合时宜,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和高师学生发展的需要。 2.高师音乐教材建设是高师音乐教育发展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教材是教学的依据,是实施课程标准的基础,它将直接影响教学的质量以及目标的实现。因此教材建设也应纳入改革之中,否则将阻碍音乐教育的发展。过去高师教材大多选用的是以前专业音乐院校的教材,特别是钢琴、声乐、管弦乐器等教材(有的直接从外国教材中选用),但目前对于师范院校的学生而言面向全体、全面使用已有难度。因此改革现今师范生所用的教材,建立符合时展所需求的配套教材及设施是当务之急。当然这也有一个经费问题。经费短缺是目前面临的难题。有的学校设备陈旧,教学器材落后,事实上已阻碍高师音乐教育的发展。 3.师资队伍建设是今后几年的工作重点和难点。培养人才离不开教师。教师若只有狭隘的视野和残缺的知识结构,则很难胜任教学工作,难以担负起“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所以说培养具有改革创新精神和意识的教师是当前高等音乐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所谓创新型教师就是善于吸收最新教育科研成果,将其运用于教学中,并且具有独到见解,能够发现行之有效的新教学方法的教师。且具有以下特点:具有很强的求知欲,具有改革创新的思想和能力,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能引导学生进行创新改革。 虽然,目前我国各高校师资队伍的建设有一定的成果,教师整体素质普遍有所提高。但有些专业不精,学历不达标的状况仍旧阻碍教育的发展。因此各高校必须逐渐加大投入培养经费,制订教师进修计划。随着校内外及国内外交流机会的增多,许多新的音乐教育观念和音乐教育方法还有待高校教师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所以高校师资队伍的建设也要注重教师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提高。 4.在目前的教育改革中,教学方法改革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有了新的要求,所以高校音乐教育的教学方法也要进行全面的改革。教育改革一定要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提高学生的能力为目标来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如何促进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我们必须摆脱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式,遵循教育规律建立新的教学模式,建立起与传统观念相对立的知识教学观,即自由、发展。所以,新的教学方法不是传授给学生现成的知识,而是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 5.教师队伍建设与教学方法改革相互依存。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强有力的师资队伍,师资队伍的建设培养是事关教学改革的成败。我们每一位教师都应积极探索和采取灵活多样的现代化教学方法,才能创建出有利于创新改革的课堂环境。 总之,教师队伍建设是当前教学改革的关键。要取得良好的效果,教师进修的目标不能单纯集中在学历的提高上,而应放在教师职业角色内涵发展上,要切实提高高校教师质量和教育教学水平。除此之外,高校还应抓住改革时机,淘汰一些不适应教师岗位的,不合适或已经落伍的教师。 二、 高校教学改革要注重文化建设 1. 没有一流的人文也就没有一流的大学,高校要从思想等各个层次上进行文化建设。传统的音乐教育往往重视技能轻视文化,这是与未来发展不相适应的。高师培养的目标不是具有某种音乐技能的专业人才,而是同时具有全面素质的美育实施者,音乐文化传播者,音乐才能培育者,这才是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音乐教师。所以,高校音乐教师只有把音乐放到文化的视域中施教,才能培养出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音乐教师;也只有那些具备全面深厚音乐文化素养的教师才能成为合格的高校音乐教师。总之,改变过去那些以技能传授为主的音乐教育观念,代之以音乐文化和音乐技能相结合的高师教育,必须从领导、教师、学生以及其他教育管理人员的思想上改变。此外,学校还要在制度层面上,制定一系列的措施加以引导,通过大规模地宣传、讲解来营造音乐文化教育的氛围。 2.高校音乐教育要成为音乐文化的辐射源。几十年来,我国音乐专业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专业人才。可是随着我国的高等音乐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我们的音乐教育也应从狭窄的专业教育向广泛的基础性教育转化。高校音乐教育要成为音乐文化的辐射源。要让培养出的学生真正成为音乐文化的传播者。他们不仅要掌握专业理论技能,更要全面提高学生音乐文化素养,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从而使他们将来能在不吸收新的音乐文化元素基础上开展他们的教学工作。 结语 当前,我国高校音乐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如何在继承传统的教学中的合理方面又寻找并实施符合新世纪要求的教学模式,培养社会需要的合格音乐文化传播者,是高校音乐教学改革必须完成的时代命题。 当代音乐论文:浅析对当代城市社区音乐舞蹈文化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社区音乐舞蹈文化 老龄化 政府 室内公共场所 论文摘要:现代中国社会正处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的社会转型期,其剧烈性、复杂性、艰难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在这种空前多变的社会环境里,音乐舞蹈社会生产近乎完全商品化、音乐的良性社会循环机制的缺失、音乐舞蹈听众的高度离散化等新问题大量涌现,这些社会音乐舞蹈问题是对社会全体获部分群体的音乐舞蹈生活产生社会影响的一类普遍现象。 “音乐舞蹈社会学既是促进认识的基础科学,也是社会参与的应用科学。在中国,我们面对社会日益扩大的社会音乐舞蹈洪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中国音乐舞蹈社会学,绝不是社会生活的旁观者和无任何指导倾向的观察员。音乐舞蹈社会学,应当以科学、冷静的态度研究社会音乐舞蹈生活,在此基础上,以满腔的热情引导、作用与社会音乐舞蹈生活。”①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中国音乐舞蹈社会学的学科职能具有强烈的“社会干预论”特征,这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和音乐舞蹈社会学者所具有的教育经历和所持的哲学观所决定的。因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时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列的社会建设指导思想都是以辨证唯物主义作为它们的哲学基础,而辨证唯物史观认为人类通过自身的主观努力是可以改变所处的现实社会环境的。因此,在对待当代城市社区音乐舞蹈文化,应充分重视音乐舞蹈文化活动在当代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发挥的良性作用及所能取得的社会功效,以求突出音乐舞蹈社会学对社会的干预职能,同时,对当代城市社区音乐舞蹈的发展作出客观思考,用学科研究的新成果对社会与音乐舞蹈文化的良性互动产生有益的作用。 从目前社区音乐舞蹈文化活动的现状来看,“传必求通、传必有应”是其传播关系上的显著特征,音乐舞蹈在社区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是毋容置疑的,音乐舞蹈文化活动在当代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份量和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现代中国社会正处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的社会转型期,其剧烈性、复杂性艰难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是一场直接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混合体形态跨越巨大的发展差距,向信息化社会跳跃式发展的根本性社会变革,在这种空前多变的社会环境里,由于物质文化变化快,精神文化变化慢而引起两者的脱节现象,即社会传播方式日益视觉化、音乐舞蹈社会生产近乎完全商品化、音乐的良性社会循环机制的缺失、音乐舞蹈听众的高度离散化等新问题大量涌现,这些社会音乐舞蹈问题是对社会全体获部分群体的音乐舞蹈生活产生社会影响的一类普遍现象。体现在: 一、城市社区音乐舞蹈活动中的戏曲音乐舞蹈远远高于其它类型音乐舞蹈,缺乏艺术广泛性 当代中国处在社会生产方式由农业社会及工业社会直接向信息化社会过渡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整个社会的音乐舞蹈文化类型也随之呈现出众彩纷纭的局面。但是各个地域居民之间不同的观点意识、情感和生存方式,地域社会居民的情感、情绪、意志、思维和感知生活的方式都深化为戏曲这种艺术形态通过主体的具体行为呈现在社会时空中,对地域社会发生着各种作用。 当代城市社区居民仍以戏曲音乐舞蹈型态——这种中国农业社会的艺术产生物作为其日常音乐舞蹈活动的主要体裁,主要社会原因是在现代社会化保障制度下的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群体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闲时间比以往任何时代里的农民的农闲时间都要多,而戏曲音乐舞蹈形态的某些特点非常适合于这种生活节奏和劳动节奏舒缓的社会生活方式。这种略有畸形趋势的音乐舞蹈社会现象的产生是有着深厚的内在社会传统和文化原因的一种隐性问题,需要地方政府的文化管理职能部门予以重视并给以引导解决,使当地的城市社区音乐舞蹈文化保持一种动态的均衡,以求社会音乐舞蹈生产形式体裁的全面与多样化,避免陷入一潭死水的畸形状态。 二、参加社区音乐舞蹈文化活动的城市居民年龄结构偏于老龄化 大量的现场观察访谈记录,笔者发现参加社区活动的人群十分明显的以中老年人群为主,城市社会音乐舞蹈文化的活动主体呈现处老龄化的隐性忧患。造成这种情况的 原因可能由以下几点:其一,是整个中国社会老龄化现象出现的大环境所至;其二,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外流,很多家庭的青壮年人口不能与长辈共同生活在一起,空巢家庭大量出现;其三,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中习俗流变造成的社会现象,城市家庭的子女成人后,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提高及子女同父母的代沟原因,一般较多地选择离家独立生活,老人在子女亲情缺失后的一种精神补位,从而参加社区音乐舞蹈活动。 三、城市社会音乐舞蹈文化活动缺乏全天候的室内公共场所 在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市场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这使得很多文化、体育、公益活动的场地,比如,当地的文化宫、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市工会职工大楼、工人文化宫等等诸如此类的公共场馆设施被他们的实际管理者作为单位完全背离了文化、体育场馆等公用设施的建设与使用目的,使得一边是风霜雨雪中无处活动的社区群众,一边是拿社会公共设施谋取小集团利益的管理单位。这种情况似的城市居民只有到全天开放的公园、广场、绿化带或居民社区空地等露天场所进行室外活动,天气良好的时候还无关大局,但遇到天气恶劣所有的活动只有搁浅,这对于露天进行音乐舞蹈活动的群体无疑是一个难以通过个人激情和主观努力能克服的客观障碍。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行政管理者应该加强对这种问题的处理力度,为社区文化、社区音乐舞蹈活动以及群众性的文艺体育活动创造适宜的室内固定场所。 四、政府职能部门重视度不足,缺乏统一的联动机制和财政支持 城市社区社团大多是群众自发的社团,少部分有政府背景的音乐舞蹈社团,不论那种形式,他们大量的音乐舞蹈活动不仅营造了整个地域社会鲜活生动的文化氛围,而且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性的社会活动,义务奉献地为运动会、艺术节、政府会议、福利院、老年公寓,慰问部重点工地,甚至到农村社区进行表演活动,起到了积极社会作用的正面影响。但是有一段时期当地城市社区里街头户外音乐舞蹈活动却被某些政府职能部门人为地干扰,城管部门说是影响城市面貌。这种可笑的悖论说明社区音乐舞蹈文化活动还处在一种近似自发、无序的发展状态,缺乏统一有效的协调机构与联动机制,不利于当地社区音乐舞蹈文化活动的深入持久发展。因此,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应以积极支持的态度多加扶持,毕竟,政治是文化的监护人。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环境是自然、社会、和人文三位一体的多维空间环境,社区音乐舞蹈文化艺术性的提高离不开三者之间的互动,如果良好的设施加之具有专业知识和社会组织能力人才的参与,相信城市社区音乐舞蹈文化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当代音乐论文:现实题材与歌剧音乐剧创作——兼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与价值观偏斜的冲突 论文关键词:改革开放 现实题材 歌剧音乐剧创作 价值评判 论文摘要:在当代歌剧音乐剧创作中倡导现实题材并提高其思想艺术质量,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当代艺术家必须承担的时代使命和创造使命。准确理解现实题材与创作自由、与歌剧音乐剧艺术规律、与“三性统一”的辨证关系,努力克服种种与改革开放时代潮流不相适应的不良创作风气,纠正某些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价值观念偏斜,便是达此目标的必经之路。 文化部举行 2008全国歌剧音乐剧现实题材创作研讨,当然体现出政府的一种创作导向,即在中国歌剧音乐剧创作中大力提倡现实题材。按笔者理解,文化部领导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提倡,可能对近年来我国歌剧音乐剧创作有两个不满意: 其一是对现实题材的关注程度和表现热情都很不够 ,导致剧目数量的偏少;其二是对现实题材的表现深度和艺术质量均不到位,导致精品佳作的缺乏。 其实,对于现实题材保持高度的关注和表现热情一直是中国歌剧创作的优秀传统,并诞生了一系列优秀剧目;改革开放30年来,也有不少现实题材的作品问世。只不过,新时期艺术家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成就,与我们所处的这个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与无比丰富鲜活的当代现实给予我们的创作激情与灵感、与广大观众对于歌剧音乐剧艺术的热切期待 、与当代艺术家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相比,依然不相适应,仍有一段距离。 为要将政府的提倡化为剧作家、作曲家的自觉行为和充满艺术魅力的舞台演绎,有一些理论问题需要探讨 ,有一些创作难题亟待解决,有一些不 良倾向必须克服。笔者选取以下四个命题分别论述。 一、 创作自由与现实题材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指出:“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摸索和逐步求得解决。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②。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自然也包括“写什么”和“怎样写”的自由,前者属于题材选择自由,后者属于风格表现自由。于是,如何理解“贯彻创作自由”与“提倡现实题材”的关系便成为一个必须探究的问题。 题材选择自由,为文艺创作展开一个无比广阔的表现内容的天地。人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既可以是历史的、神话的、民问传说的和外国的,当然也可以是现当代的。因此,艺术家的题材天地逻辑地包含了现实题材,艺术家的创作自由也必然地包含着选择现实题材的自由。任何将艺术家对于现实题材的选择自由与表现自由排除在创作 自由之外或将两者对立起来的主张和做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与 20世纪60年代“大写十三年”所导致的题材大一统完全不同,如今我们在歌剧音乐剧创作中提倡现实题材,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题材。多元时代的多元创作,其题材、风格、样式也必然是多元的,而现实题材是其中最值得当代艺术家热情关注和大书特书的一元。 在创作题材问题上,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还必然地包括创作自觉。当代艺术家是我们这个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不但因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冲突而引起的人间喜剧与悲剧亘古不变地在我们身边上演着新篇章,而此前从未有过的新故事、新人物和新风尚更激起我们的艺术灵感和创作冲动,现实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 、新矛盾和新争论也向当代艺术家们发出诘问,引起我们心灵深处的震颤与思考。一切有使命感和历史感的当代艺术家绝不可能甘于置身事外、对此无动于衷,而是作为改革开放建设者、创造者中的普通一员,怀着高度的创作自觉去主动亲近它们、拥抱它们,满怀诗情地用 自己所从事的歌剧音乐剧艺术去表现它们,积极参与、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二、歌剧艺术与现实题材 歌剧艺术是人类最伟大、最神奇的天才创造。其创作过程之庞大复杂、综合元素之多元多样、内部结构之精微细密,为其他任何一种舞台艺术形式所无法比拟。据此有人说,当代生活日新月异,歌剧这个庞然大物的制作周期很长,对外反应较慢,因此更适宜于表现古典题材、历史题材和神话传说题材而较难表现现实题材。 这个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先看欧洲的歌剧和音乐剧:在欧洲歌剧史上被誉为不朽经典的《费加罗的婚礼》和《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对腐朽贵族制度的无情鞭笞 、对于第三等级的热情赞颂,反映了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威尔第的《茶花女》和普契尼的《蝴蝶夫人》都是现代题材。百老汇音乐剧《西区的故事》描写了当时美国社会严重的种族歧视和移民问题 ,英 国音乐剧《西贡小姐》所表现的则是越南战争给越南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这些被我们耳熟能详的剧 目所描写的,都是现代题材或现实题材。 再看我国的歌剧和音乐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不久诞生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和 1945年的《白毛女》,描写抗 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和一群中国普通农民在抗日战争中的命运遭际,在当时属于典型的现实题材。创作演出于 1955年的《草原之歌》和60年代初期的《红珊瑚》也都是现实题材,这些剧目在中国歌剧史上都是无可争议的精品。新时期以来我国原创音乐剧的佼佼者《芳草心》、《四毛英雄传》、《未来组合》,均以当代都市青年的生活和爱情为表现对象,属于典型的现实题材。 中外歌剧音乐剧史上的这些事实证明,歌剧音乐剧艺术同样可以表现现实题材,而且只要具有足够的艺术魅力,同样能够成为艺术精品。 不可否认,新时期现实题材的歌剧音乐剧创作,其整体质量仍不能令人满意,但却另有原因在(下文再述),而不能归咎于现实题材本身。 三、现实题材与三性统一 就歌剧音乐剧创作的基本规律而言,现实题材与其他题材并无根本区别,即同样追求戏剧的音乐性与音乐的戏剧性以及所有综合元素的高度统一;就它们的评价标准而言,过去是追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今天则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三性统一”。 在《讲话》中指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据此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④明确表示反对。但这种倾向非但没有根治,日后反而有了恶性发展 ,所谓“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论”、“政治任务论”、“简单配合论”大行其道,导致“标语 口号式”、“标签化”、“脸谱化”、“公式化”、“概念化”创作模式和低劣作品泛滥成灾。到了新时期,这种倾向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并没有绝迹。可见这种倾向在我国艺术创作史上是一个顽症。 现实题材创作之于当代艺术家,是一项崇高而光荣的艺术创造使命,必须抱着十分严肃的态度和精品意识来对待,而不能当作一项临时性的政治任务草草从事、敷衍了事,或者为了在某些文艺评奖中获得现实题材的优势而追时髦、赶浪头,唯独不肯在艺术本体的精雕细刻上花大气力、下苦工夫。而一些地方和一些评奖的实际做法,也助长了此类“投现实题材之机 、取主旋律之巧”风气。新时期现实题材的歌剧和音乐剧作品之所以质量不高、艺术感染力不强,当然与艺术家对歌剧音乐剧艺术规律认识不够、整体驾驭能力缺乏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创作心态浮躁而导致艺术上的粗制滥造,枯燥无味的情节铺陈、干巴巴的艺术形象、空洞刻板的政治说教等不良现象之依然存在于当代创作中,说到底还是过去时代那些“题材决定论”和“简单配合论”等错误倾向的死灰复燃。 要在现实题材创作中真正做到“三性统一”,很不容易。艺术家如果对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种种新现象和新问题缺乏具有历史感和预见性的哲理思考,如果满足于闭门造车或者对他所表现的人物、事件做浮光掠影的猎奇式描写,就不可能有深刻的思想性;如果没有将崇高主题 、生动情节、鲜活人物与歌剧音乐剧所有表现手段严密整合成一个活泼舞台艺术生命的精湛技巧,就不可能有高度的艺术性;如果不深入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观众审美情趣和文化市场的变化并在创作实践中强化剧目的生动性和趣味性 ,使我们的舞台演绎真正做到故事抓人、形象生动、语言新颖、音乐好听、舞蹈好看,就不可能有较强的观赏性。 因此 ,“三性统一”是以“三贴近”-——贴近时代 、贴近生活、贴近观众——为根本前提的。艺术家如果不能切实做到“三贴近”,所谓“三性统一”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而当前现实题材创作的大忌,就是“三疏远”——与时代疏远,与生活疏远,与观众疏远。坚决克服“三疏远”,扎扎实实“三贴近”,是现实题材创作获得成功的不二法门。 这些话说来容易做来难。但只要当代艺术家中的有志者持有这样的认识并将这种认识切实地付诸于创作实践,他就必定会占据现实题材创作的制高点,为我们奉献出无愧于这个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精品佳作。而文化部举办本次研讨会并采取一系列激励措施以支持、奖掖现实题材创作,则为这些精品佳作的尽早出现发挥了助产士的作用。 四、现实题材与价值评判 现实题材创作中的价值评判问题,主要是指艺术家对剧中人物、情节、事件所持的价值观念和评判尺度,艺术家通过其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到底肯定和赞美了什么,批评和鞭笞了什么。显然,这一切都与艺术家本人的价值观念紧密相关。 当然,对于任何题材的艺术创作而言,价值评判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命题,但在现实题材的创作中却显得格外重要这是由我们表现对象的当代性所决定的。在近 3o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发生 了历史性巨变,过去时代某些被认为是值得歌颂的东西 ,如今却成了落后意识形态;而某些遭到批判的现象,今天则成了社会进步的标志。当代艺术家在坚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前提下 ,必须跟上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更:新 自己的价值观念否则 ,某些旧有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必然会在作品中顽强地表现出来,从而因与当代观众的价值观发生龃龉,引起审美心理的阻抗,降低作品的思想高度,消解其艺术感染力。 不妨举几个例子。 稍远一点的是创作演出于 20世纪 8o一9o年代之交的音乐剧《请与我同行》。此剧描写个体户与歌星的生活和爱情作者的价值观显然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前,对勤劳致富的个体户抱有很深的偏见,对他的所作所为采取鄙夷和批判态度 ,好像穷人一但致富就必然灭失人性。这种价值观念和艺术处理,实际上反映出一种小农心理。 最近的作品是音乐剧《三峡石》。这个剧目在价值观念上存在某种习惯性偏斜。作者为全剧的矛盾冲突设置了两个对立着的优秀意象,其一是三峡石,象征三峡工程;其二是流星雨,象征三峡建设者的个人爱情和幸福。在作者的价值评判天平中,这两者是冲突的,不能兼顾的,必须以牺牲建设者的个人爱情和幸福来完成建设三峡工程的伟业。这种价值评判天平典型地体现在全剧一号人物罗磊身上——这个在 3o年前就因三峡建设而不得不冒着被妻子误解和谩骂而放弃了自己的爱情和家庭的水利专家,到了新时期依然以三峡建设为由反对自己的女儿辛恬与自己的学生程风建立恋爱关系,认为这种无望的爱情必然造成“两地分居遗患无穷”。全剧的主要情节正是围绕着这个矛盾焦点展开的。 结果,就在三峡大坝泄洪发电之时,罗磊双目失明而不能亲眼目睹这个辉煌景观,而他自己却在夫妻反目更成仇 、父女相见不相认的无尽遗憾中离开人世,终于酿成 了他个人的爱情、家庭和命运悲剧。他在临终前,曾痛彻肝肠地说: 我对不起所有的人,可我对得起三峡! 同时对因失恋而打算离开三峡的程果说: 可以为三峡放弃爱情 ,不可以为爱情放弃三峡! 作者通过这两句话,完成了对于罗磊“三峡石”英雄形象的塑造 ,再一次点出并强化了全剧的崇高主题。然而一连串问题也随之而来: 其一,3o年前,罗磊因三峡建设而被迫离开 自己的妻女,到底是什么原因?剧本除了交代是由于“两地分居”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原因。剧作者为了强调罗磊对“两地分居”的极度恐惧,甚至让他说出“两地分居遗患无穷”这样的话来。罗磊反对程风与辛恬恋爱的惟一理由,也正是这个“两地分居”。“两地分居”果真这样可怕,就必然导致夫妻反目、家庭破碎吗?事实上,“两地分居”固然不够人道,但这种现象古今皆有,根本与三峡无关,而且也并不必然会导致婚姻和家庭悲剧。就连剧本中也通过眼镜这个人物之口,引用宋词中的名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来为“两地分居”辩解,说明作者自己也否定了这个剧本为罗磊家庭悲剧所设定的前提,因此作者将“两地分居”作为全剧戏剧冲突焦点的设定也是自相矛盾的,无法自圆其说。 其二,即便在封建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固然断送了无数年轻人的爱情,但也不乏冲破这个藩篱成就美满婚姻的例子。然而本剧故事发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罗磊,竟然因为自己对于“两地分居”的恐惧而以父亲和老师的双重身份,可以对 自己的学生发出不许他与辛恬恋爱这样封建专制色彩极为浓烈的命令来;而同样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程风,居然也将这个充满封建宗法观念的命令当作封建时代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折不扣地遵奉,甚至连半句“不”字也没说出口。这是一个突发性的舞 台事件,并决定了此后情节和冲突的发展方向。这种封建家长制对于年轻人爱情和婚姻的粗暴干涉的情形竟然能够在今天上演,其实与三峡大坝建设毫无关联,而是剧作家为了自己的需要主观编造出来的虚假冲突,其中充溢着封建专制主义陈腐观念的气味。 其三,主人公罗磊在临终前说的那两句非常重要的话,好像三峡和爱情天生就处于尖锐冲突之中而根本无法调和似的。其实,令我们无限景仰、值得当代歌剧音乐剧艺术家为之讴歌不尽的牺牲精神、忘我精神和献身精神,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在两者根本无法兼顾的特定情境中,面临非此即彼抉择的紧要关头,方显出英雄与懦夫、崇高与卑微及其人生价值取向的真成色。而《三峡石》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国家利益与个人幸福的矛盾无法调和、因此必须用牺牲小家来成全大家的客观情势。此剧如果产生在 20世纪5o一60年代,这样的价值评判无可非议,但到了新世纪,再用这样的评价尺度和道德标准来写人写戏,是很难让人接受的。难怪不少观众看戏过程中总觉得在情感和心理上疙疙瘩瘩,不能融入到情节发展和情感流程之中,无法达到与主人公的戏剧行动同悲喜、共呼吸的审美境界。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大型jii歌音乐剧《黄颜色,绿颜色》的剧本中。作者笔下的邓立梅形象 ,有一个基层干部“立党为公”的基本素质,性格泼辣干练,办事雷厉风行,但由于文化不高,科学知识缺乏,法律观念不强,因此在决策过程中简单粗暴、独断独行,也有些“大公无私”、不顾一切的意思,连 自己的丈夫和孩子都不要了。但她在上级和广大群众的支持教育下,认识了自己的不足,改进 了工作作风,从而不但在带领群众集体致富这个根本问题上取得胜利,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也重新找回了失去的爱情和亲情。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总觉得这个人物可敬而不可爱、不可亲。她的一些做法(以自家的住房为抵押为全村贷款、把性生活当作获取丈夫支持的手段、丈夫对她的决策一时不理解就轰出门去 ,而且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对丈夫和孩子几乎不闻不问)也实在不近人情。 好像她一心为公就完全不考虑个人和家庭的正当利益了。如果说,这样的干部产生在5o一6o年代还有可能的话,到 21世纪就缺乏真实性,因此也减弱了这个形象的可信度。而且,即便这类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也不是我们今天要大力倡导的时代英雄。当然,作者对这个人物的评价尺度也充满了矛盾:有时对她的所作所为持批评态度,但更多的是掩饰不住的欣赏和赞美。这类价值评判尺度或道德观念的偏斜问题,在《桂林故事》和《娘啊娘》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当然也有处理得较好的例子。广州歌舞团的音乐剧《星》,对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刻画及其最终结局的处理基本上能够做到合情合理,没有出现价值判断偏斜的情形。例如对文化经纪人邓大龙的描写分寸感掌握较好,既写出这等猎头人物的职业化的特点,也没有像过去不少文艺作品那样,将他写成黑道人物。即便对犯罪分子如花,也写了她的亲情,揭示其人性未泯的一面。而剧本最后写阳光的牺牲,尽管客观情势的描写很不充分,但作为便衣警察这种特殊的高风险职业的优秀代表,做这种悲剧结局的处理,观众理解和接受起来也不存在观念排斥和心理障碍。 巧合的是,《星》剧与《三峡石》同样设定了一个关于“星”的优秀意象,而且两剧第一主人公的最后结局都是悲剧性的,但两者对此做了完全不同的处理——《三峡石》中的“星”是流星,因此它在《流星雨》中唱道“苍穹博大无垠,不在乎几颗流星”,在这里,渺小而短暂的流星与博大苍穹处于尖锐对立状态,对星的价值评判持否定态度;而《星》中之星是光明的象征,因此它的主题歌唱道“浩瀚星空,留下不熄不灭的记忆”,在这里,星与浩瀚星空是和谐统一的,对星的价值评判持肯定态度。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态度,实际上反映出剧作家在历史观与价值观上的差异。 当然,《星》的剧本创作也有自己的问题。限于时间,就不在这里说了。 我以为,新时期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已经引起全社会价值观念的巨大变革。当代新型价值观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个体价值,认为推进社会进步、实现公共利益并非一定要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倡公共利益与个人幸福的一致性、尊重个人权利和个人价值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前提。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①。这话的意思是,没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就不可能有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在浩瀚星空中,包括每一颗流星在内的所有星座都各有 自己的价值,无垠的苍穹正是由一颗又一颗看似渺小的星星组成的;如果有人逐一否定它们存在的价值,那么星空便不再浩瀚,苍穹也不再无垠,而必然变成茫茫虚无和黑暗空洞。以往我们在崇高目标 、伟大口号下粗暴冒犯公民尊严、肆意践踏个体价值的种种观念和做法,实际上与所谓“以今世苦难换取来世幸福”的佛家信条异曲同工,既不合马克思主义,也悖乎当今时代潮流。因此,与当代普通人具有亲近感和亲和力的当代英雄,是七情六欲俱全的血肉之躯,是善于将 自我价值、个人幸福与公共利益、社会进步统一起来的大智大勇者。除非出现某些两者实在无法兼顾的特殊情境,当代艺术家应当通过 自己笔下的艺术形象强调这种统一而不是相反。 总而言之,现实题材之于歌剧和音乐剧创作,是一个大题目、一篇大文章,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讨。然而归根结底,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命题而是一个实践命题。我这篇发言提出的若干不成熟意见必须接受创作实践的检验,时代的召唤、政府的提倡、当代观众的需要也只有通过剧作家、作曲家们在创作实践中自觉而积极的探索创新才能落到实处,才能将这个伟大时代波澜壮阔的现实图景化为歌剧音乐剧舞台上魅力四射的形象和精彩绝伦的演绎。 当代音乐论文:浅析西方流行音乐对当代日本文学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吉本芭娜娜 n .p 音乐 文学 论文摘要:音乐和文学自古以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代日本文学作品中,各种类型的音乐成为了作家们表现主题的又一个有力工具,特别是六十年代的西方流行音乐。本文通过对吉本芭娜娜小说《n•p》中的音乐元素的分析,揭示了音乐与当代日本文学不可离分的关系。 吉本芭娜娜(1964-),日本当红小说家。《n•p》是吉本芭娜娜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围绕着一部名为《n•p》的小说集展开,《n•p》既是吉本这部长篇本身的题目,也是作品中一个贯穿全篇的重要道具的名字,还是吉本透露给读者的一个音乐符号。 1. 音乐元素在《n•p》中的作用 1.1 《n•p》象征着精神疏离 小说标题“n•p”是“northpoint”的缩写,是一首由英国人mike oldfield创作的、悲伤的老歌。实际上,“northpoint”是个真实的地名,在那里有一所监狱,歌曲表现了被关押在监狱灰色高墙中的囚犯们内心深处的悲哀,倾诉了他们从压抑的空间获得解放的瞬间幻想。高濑皿男和吉本芭娜娜以此为题有着深层的隐喻,无论是歌曲中的监狱囚犯还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们的心境都是与外界隔绝而备感压抑的,对外面的世界他们有着太多的陌生与疏离。在n•p的监狱象征着他们难以融入外界、无法与他者接触的心灵的闭锁状态。也象征着在外界看来、近亲乱伦的人是罪人。高濑以此题回首自己人生的不堪和无奈、自责自己的罪恶,吉本则借监狱那阴暗封闭的空间来表现由亲人之间的爱憎纠结而成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精神世界。“n•p”是受桎梏的心灵的象征,是孤独的恐惧的象征,是日本社会“精神疏离”的象征。 1.2 《n•p》也象征着自我救赎 这种空虚孤绝以至陷于荒谬的人生状态在其他作家如村上春树的作品中也有所反映,比如《转动世界轴心的鸟》中那个下到井底苦思冥想三天三夜,每天只能见到十几秒钟阳光的“我”。《n•p》中以箕轮萃为代表的几个人物都带有明显的象征意味,他们如照片显影般显现了日本当今社会年轻人的“精神疏离”状态。在小说行将结束时,箕轮萃获救于一场即将开始的正常婚姻。一如监狱中的囚犯获救于世俗的宽容。结婚对象并未在小说中出现,这个虚置的人物作为一种暗喻昭示出改变命运的真正出路在于与他者的交流和沟通,在于对自我的超越。吉本写下了“n•p”中没有唱完的超越。最后,沉重的乱伦故事终于伴随着在篝火中燃烧的高濑遗稿一起化为灰烬。正如歌词中所唱到: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新的一天开始了。世界的门打开了。 2. 日本当代文学里的西方音乐怀旧风潮 以西洋歌名为书名的风潮,似乎也与日本特有的崇拜西方文化的方式不无干系,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人就开始崇拜西方的先进文化技术,作家们也纷纷出国留学,学习国外作家的写作方式,至今这种情绪仍然蔓延在文学作品里,近年来日文小说里出现的“西方”除音乐之外,情节里的异国恋情、跨地域的情节流动,满篇的外来语等等,早已令人眼花缭乱,而以吉本和村上春树为代表的日本作家们,除了同样有着西方情结之外,更是对六七十年代的西方音乐有着很深的情结。 日本畅销小说的书名总和六七十年代的西洋歌曲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吉本的第一部作品《月影》的名字也来自于mike oldfield的老歌“moon light shadow”。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书名也同样来自于beatles乐队的一首老歌。 六七十年代是是吉本的少年时代。西方音乐正是那时代的中心潮流。吉本和村上都曾是那“六十年代的孩子”。吉本把六十年代孩子们的安魂曲,继续唱给当代迷失的年轻人。也许这些年轻读者们,这些处于动荡期的族群们,正需要这样的老歌来作为心灵的罗盘吧。 3. 音乐带给文学的认同感 曲子的名字或者艺术家的名字,对熟悉这些音乐的人而言,单单看了这些文字,也会感到认同,就好比某时代的风景或气味在一瞬间重现。而且那个年代所流行的新奇玩意儿或文学、初恋情人的脸或睫毛,甚至当初钟爱的鞋子的颜色,也可以在一瞬间回想起来,或许有人会因此而流下感动的眼泪也说不定。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在文学里找到共鸣,而喜欢文学的人听见同名的歌曲,也许一样会找到共同的心灵的震动。这是一种特别的魔力。 歌曲的标题是 “专有名词”。在这世界上是唯一单独存在的。基于这个理由,我们可知道,音乐标题对于读者而言,深具撩拨性。艺术家死后对世人而言,他所留下来的最深的痕迹,恐怕就是他的名字。这是举世唯一的。麦克•欧非尔德、詹妮丝•乔普林、约翰•列侬,这些歌手的名字,对世人而言,其威力迄今仍隐隐约约蕴藏着。所以,与其反复用言语来阐释涵义,倒不如使用具有共通性的、已经印在意识里的音乐标题,更能显现出那个遥远年代的味道,更能激发读者的潜意识形态。吉本的文字轻巧而熟练,阅读时,你可能会无法分辨自己究竟身在何处。这种轻巧感,正是音乐带来的,不需要过多的语言,一首曲子,已经此刻的心情很明了。 吉本的小说在欧美也受到极高的关注和喜爱,正是因为小说里,有欧美读者们熟悉的音乐,顺着熟悉的音乐的流淌,他们能找到自己的理想天堂。 4.结 语 日本的古典物语,最初都是由艺人们弹唱出来的,后来才被记载为文学样式。音乐有天籁之音,文学有神来之笔。二者都是灵感与技巧的高境界升华。艺术是相通的。如果说音乐是通过听觉来感染我们的情愫,打动我们的心灵,文学就仿佛涓涓细流洗涤着我们的思想和灵魂。 当代音乐论文:当代音乐多元化趋向的代表 跨界音乐译自英文的“crossover”,有的翻译为“crossover music”,但在欧美直接使用“crossover”的更多一些。跨界音乐的主要形式常见的有几类:一类是用古典的方式演绎流行,一类是用流行的方式演绎古典,一类是流行与古典的串联融合,还有一类是在创作时就已经融合了古典与流行。当然在中国还出现了民族与古典和流行的相互融合的中国特色的跨界音乐。相比较传统的古典、民族和流行音乐,跨界音乐因其特有的多元化因素,使其一出现便迅速被大众所接受,成为当今音乐舞台上最受听众喜爱的音乐种类之一。 跨界音乐的出现比较晚,大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其实在开始的时候,跨界音乐还仅限于流行音乐各种类之间。当时美国流行音乐的排行榜中出现了一些乐曲既上了迪斯科榜,又上了节奏布鲁斯榜,而流行榜(pop chart)更是不管是爵士、摇滚还是古典,只要热门便可上榜,“crossover”便由此而广泛被接受并流行起来。 本毕业论文搜集整理于毕业论文网 进入70年代,fusion jazz(融合爵士)的出现引发的巨大的爵士热潮,各种各样风格的爵士音乐造就了爵士音乐市场的复兴,而这些新的爵士音乐被统称为“crossover jazz”,这可以说是跨界音乐的第一次热潮。 之后又出现了“classical crossover”(古典跨界),而且成为排行榜中的一类,非常热门。世界权威的美国billboard排行榜新增古典跨界专辑榜(top classical crossover albums),格莱美在1998年设立了best classical crossover album的专属奖项,台湾金曲奖也自第十四届起新增最佳跨界音乐专辑奖。 伴随跨界音乐的不断发展,众多音乐人开始关注并投身其中,出现了一大批创作型跨界音乐人,并创作出许多经典乐曲,大家所熟知的有创作了大量名誉世界的音乐剧如《猫》《歌剧魅影》等的安德鲁洛伊韦伯、雅尼、挪威的神秘园组合等等。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跨界音乐蓬勃发展,出现了诸如像莎拉布莱曼这一类的跨界音乐巨星,将跨界音乐推向了又一次巅峰。 莎拉布莱曼因主演安德鲁洛伊韦伯的音乐剧《歌剧魅影》而成名,被称为天籁之音,尤其是剧中《告别时刻》一曲更是被广为传唱,之后又与意大利盲人男高音安德烈•波伽利深情对唱此曲的同名专辑畅销超过一千万片。至2008年莎拉布莱曼的演唱专辑销售已突破2500万张,成为跨界音乐的里程碑。 海莉(hayley westenra)是来自纽西兰的歌手,歌声纯净,歌曲涉及各种曲风,专辑《纯净 pure》畅销1500万张,在世界各地多种音乐奖获奖无数。日剧《白色巨塔》片尾曲便是来自于她的《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 曾获奥斯卡最佳电影主题曲奖提名的电影《魔戒》的主题曲《may it be》的演唱者是恩雅,她仿佛仙女般虚无缥缈的嗓音,自然而甜美,给人以无限神往的想象。她追求唯美,追求灵感,多年才出一张唱片,也是跨界音乐的典型代表人物。 沙费纳(alessandro safina)凭借音乐剧电影《红磨坊》中背景音乐的优异表现崭露头角,首张专辑《一路上有你》销售便破百万张,经典曲目《月神》以美声演唱,配乐却是激烈的摇滚节奏,由此成为摇滚歌剧(rock- opera)的新一代形象。 乔诗•葛洛班(josh groban),一位才二十刚出头的美国年轻歌手,却因为在古典和流行两端成功的跨界而走红欧美歌坛。有人说他是男声版的席琳•迪翁或萨拉布莱曼,也有人说他将会是安德烈•波伽利或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未来的接班人。他的声音磁性而饱满,庄严而不失浪漫,散发着淡淡的忧伤,不能不让人着迷。2001年在影集《艾莉的异想世界》演唱的《you’re still you 》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在该续集中客串并演唱了《to where you are》。 在跨界器乐作品里,雅尼毫无疑问是一位作品丰富且影响力巨大的演奏家、作曲家。两度被格莱美奖提名,其作品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广播音乐的最爱。在连续完成了雅典卫城,中国紫禁城,印度泰姬陵音乐会后,2000年之际推出了专辑《if i could tell you》—— 一次直击心灵的音乐旅程。2003年更出版了《ethnicity》,用音乐表达了世界和平的祈愿。 成立于1994年的神秘园,是由两位才华出众的音乐家组成,一位是在挪威音乐界享有盛誉,曾为不同的音乐家担任作曲、监制并身兼键盘师的罗尔夫,他是神秘园的灵魂;另一位则是来自爱尔兰的小提琴家雪莉,她曾接受正规的古典音乐教育,曾与多位世界级音乐家及流行歌星合作,与罗尔夫相遇后,由于两个人的音乐理念和生活态度包括哲学观念都很相近,对音乐的热情和追求一拍即合即组成了神秘园。1995年,他们的探路之作《夜曲》一举夺得欧洲歌唱大赛冠军,1996年4月推出的首张专辑《来自神秘园的歌》再次大获成功,影响遍及世界各地。之后的几张专辑《白石》、《红月亮》、《新世纪的曙光》都以不同的音乐形式,呈现出独特、优雅、多变的“神秘园”色彩。 班得瑞乐团的首脑奥利弗•史瓦兹由于相当喜爱具印象派质感的新世纪音乐,因此在八零年代末期与一群年轻的作曲家、演奏家一同合组班得瑞乐团,九零年开始窜红于欧洲各地。bandari的音乐风格通常是以电子合成乐音为演奏的主体,再结合他们所采撷的大自然音效,在这两相结合之下,您可以见识到从自然而来的气息。 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是属于另一类跨界,他就像一个每日游荡在世界各地的音乐精灵,听他的音乐,如同在进行一次世界文化之旅。如果你要听到他演奏的皮亚佐拉的《soul of the tango》,你绝对难以置信这是一个古典音乐家在演奏。 跨界音乐进入我国时间不长,但发展很快,我们经常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晚会上看到各种形式的跨界音乐演出,戴玉强、廖昌永唱流行,刘欢、韩磊唱艺术歌曲, 十二乐坊类型的跨界音乐组合、新民歌运动等等,甚至北京奥运会上刘欢和萨拉布莱曼的《我和你》、春晚上宋祖英和周杰伦的组合,充分说明跨界音乐的受欢迎程度。 事实上,随着音乐的不断发展,跨界音乐也会越来越形式多样,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不同音乐形式的跨界,与更多不同艺术的跨界音乐会层出不穷。比如谭盾的水交响、纸交响等,就是音乐与行为艺术的跨界。 多元化的世界,多元化的音乐,多元化的跨界音乐,我们拭目以待! 当代音乐论文: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乐教育哲学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已出现了多种流派。作为一个专业,其在北美的发展更是呈现诸种理念共存、共生发展的局面。其中,音乐教育审美哲学和音乐教育实践哲学是特色最为鲜明的两个流派。众所周知,戴维·埃里奥特(david j. elliott)的著作《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music matters?押 a new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1995)标志着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正式出现。而就在它出版的前两年,国际学术组织“五月组”(mayday group)便已经作为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一个前沿阵地宣告成立。包括戴维·埃里奥特在内的学者的思想在此得到更深更广的探讨,各种音乐教育问题也得到了哲学层面上的关注和阐述,这一组织在当代国际音乐教育研究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五月组”概况 “五月组”是音乐教育研究的一个国际学术组织,由美国的特里·盖茨(terry j. gates)、托马斯·里吉尔斯基(thomas a. regelski)等人创立于1993年5月1日,其成员来自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国家,包括当今活跃在国际音乐教育研究界的韦恩·鲍曼(wayne d. bowman,加拿大),戴维·埃里奥特,戴斯蒙·马克(desmond mark,澳大利亚),玛丽·麦卡锡(marie mccarthy,美国),凯思·斯万维克(keith swanwick,英国)等。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民间学术团体,目前已经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多名音乐教育者成为它的成员。“五月组”拥有自己的门户网站(http?押//act.maydaygroup.org/)、行动理念,并不定期出版电子期刊,另外还有相关的专著专门阐述它的行动理念。在其网站上,不仅能查阅这些资料,还能听到有关学者发表的关于音乐或音乐创作的讲话。 二、“五月组”的行动理念 “五月组”的口号是“为了改变音乐教育而行动”。在这个大方针下,他们确立了作为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纲领性文献的七大行动理念。这份于1996年在波士顿定稿的文件,作为思考随后音乐教育面临的不同层面的重要问题的方针,也引发了关于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来的诸种讨论。1998-2004年间,七大行动理念一直是“五月组”研讨会的论题之一。 五月组的行动理念共包括七个部分的内容,全文如下: (一)音乐素养 作为充满思想的音乐成就的音乐性行为是音乐制作活动的必要条件,因而也是有效地进行音乐教育的必要条件。 对概念的应用漠不关心、为了知识而知识、为了技能而技能的做法导致了缺乏音乐完整性的音乐制作活动。事实上,熟练的音乐制作活动要求充分的计划以及对音乐素养的恰当实践。专业音乐家发展了批判和反思的能力,能够充满思想地应用知识和技能,使之为音乐效果服务。因此,任何音乐技能、知识和理解的正规教育都应该同时包含批判的、反思的而不是不加思考的、流于表面的音乐制作活动。 1.音乐教育专业如何才能减少那种孤立的、为了知识而知识、为了技能而技能的做法,而更多地发展批判反思的音乐素养,以使每个教师或指导者都充满思想并能独立地作出音乐抉择? 2.从个人的角度来来说,对发展独立的音乐素养的漠不关心在哪些方面助长了思想贫乏的行为并导致非音乐性的实践? 3.在教育语境中,如何通过各种音乐活动中达到音乐的完整性,同时提高表演者和观众的批判能力和独立的音乐思考能力? (二)社会与文化 音乐行为的社会文化语境融合在音乐的意义之中,在音乐教育中不应被忽略或削弱。 审美理论宣称音乐的意义和价值是超越时间、地点、文化语境、人类的目的和对它的运用的,因此它无法全面地解释个体和集体的音乐行为的内在意义。这样的理论无法为音乐制作活动或应用教学提供充足的依据。与之相对,应该认为所有的音乐都与社会、文化语境和环境条件紧密相连。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必须考虑音乐和音乐制作的语境。因此,音乐教育者必须拥有将制作音乐的行为与这些行为的各种语境结合起来的理论基础,使音乐意义恰当地包含音乐的各种人为的及实在的功能。 1.就人的需求及其产生于其中的语境而言,如何才能理解音乐的价值,同时恰当地维持音乐素养和音乐性的标准? 2.音乐教育中关于音乐素养和音乐性的哪些标准可以用与审美理论相关的传统来指引,与此同时依然强调我们所讨论的音乐实践的语境性? 3.怎样才能引导学生提高他们的志向,确认并满足不同音乐和语境中唤起的关于音乐素养的需求? 4.音乐素养的哪些实际品质可以取代假想中的、短暂的审美品质,成为恰当地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教与学和评价音乐制作活动的基础? (三)领导能力 由于人类的音乐行为创造、维持并重塑了音乐的文化,因此,音乐教育者可以而且应该正式参与到这个文化进程中来,以影响它的发展方向和它所体现的个人与集体的价值观。 一种音乐文化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它不是一系列的作品或特定的实践活动。它从传统与变革的特殊合力中发展而来,对于它的人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同时,它也并非简单地一成不变的、超越时间推移的传统。因此,音乐教育者不应该简单地满足于把任何音乐文化视为已被接受的永久的“事实”。他们应该引导学生拓展原初拥有的音乐创造力、选择能力和音乐素养的水平,不局限于他们在学校之外就已经获得的能力,帮助各种音乐文化获得持续发展,同时引导学生进行其他文化的音乐表达。 1.音乐教师如何才能更负责任地提高这种可能性?即学生会在他们的整个人生中珍视音乐的参与? 2.通过音乐课程而得以存在并提高的各种活动、创造能力、选择,音乐教师可以做些什么来提高个人、家庭及社会? 3.可以发展哪些策略来提高、促进和鼓励社会中某种特殊的音乐传统?同时,帮助个体在各种音乐文化中,而不仅限于在他们成长的音乐文化中变得更灵敏,也更有成就。 4.音乐教育专业如何能进行一场持续的运动来激励社会中的音乐生活,进而拓展音乐对人生命的贡献? (四)各种机构 学校、学院和其他音乐机构为音乐文化所做的贡献是重大的,但这些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必须得到系统 的检验和评价。 学校、大学、专业团体、教堂及大众媒体的机构,除了日常作出的良好愿望和高尚宣言之外,它们传达出来的关于音乐文化的观念是无法预料的,通常还是自我破坏的或自我限制的,但一旦被认可,音乐和音乐行为就会被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伦理的、经济的和教育学的动机和活动日程所改变。音乐教育的任何理论和实践都应该圆满地解释这些现象,同时关注批判它们的方式,还要开始注意减少这些机构给个人或社会层面带来的负面影响。 1.正规的音乐文化机构在那些方面影响了社会现实的音乐生活?当它们的影响是无效的、微弱的或负面的时候,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可以对它们进行批判? 2.音乐教育的理论如何能阐明各种机构为音乐带来的影响,提供评估这些机构对文化有益或有害的方式,并为它们贡献方法,使之能够对文化有益而不是有害? 3.我们怎样才能影响诸如出版公司、大众媒体这样的机构,使之为提高社会和文化生活的音乐品质作出更多的贡献? 4.音乐教育机构可以为普通民众重新确立非专业的音乐活动的文化规范做什么,以反对那种主要培养专业的表演者以及倾听他们的听众的规范? (五)跨学科 为了有效地工作,音乐教育者必须和其他学科的思想与研究者建立并维持联系。 音乐和音乐教育学习和研究的主导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其与音乐以外的影响的联系和应用。这种模式在知识和应用上的狭窄和局限使音乐教师和音乐家们处于偏狭的境地,隔绝了与艺术和科学领域中的其他人的交流,也隔绝了与其他有益的专业之间的交流,最终隔绝了与普通大众的交流。未来的教师和音乐家们应该运用其他领域中有价值的观点来解决音乐家和教育者常常面临的问题。 1.音乐教师(以及他们的教师)如何才能拓宽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普通知识? 2.如此宽广的面向实践的知识基础应该由哪些学科来描绘? 3.我们在何种程度上以及怎样才能使教师们不再不加批判地模仿他们的老师的技巧,而是在新的事项上发展出原则性的、反思性的和有效的个人教学方法? 4.专业的组织可以改变什么来促进培养学校音乐教师和教授的普通音乐教育? (六)研究和理论 音乐教育的研究和理论基础应该同时在他们的理论旨趣和相关实践中提炼并作深刻的拓展。 一种新的对解决音乐的教与学的问题的探究必须取代当前的专业目标和结果,后者推动了大量的研究的结论,但最后,它们通常在理论上乏善可陈,与实践亦毫无关联。我们倡导这样的音乐教育研究方式,即它的问题和结论都来自并应用于人们的真实音乐行为,从而也来自那蕴含着异常丰富多样的意义和经验的音乐。进言之,由于音乐教育中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探究其他学科,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必须远远超越传统认可的狭窄范式和局限性。 1.如何发展更为充分的音乐教育研究批评,以形成一个专业?其他学科的什么理论和发现支持这样的批评? 2.在专业广泛的研究过程中,哪些内容应该包含在内,并可预见它们能为良好的实践提供更充分的研究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怎样才能使这些内容得到优先考虑? 3.音乐教育专业如何能在鼓励研究者进行独立自主、富于批判性的研究的同时,嘉奖那些与已有传统相矛盾的创新方法、合作行为和结果? 4.另外,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发掘出来审核和传播研究的结论?如何才能同时促进评审者的方法论专业知识和普通知识? (七)课程 必须对音乐教育课程进行广泛集中的思考,这是建立一种更大的专业团结的基础,同时这些思考必须受到健全的哲学引导。 在促进音乐教育的任何努力中,课程都占据着基础的、优秀的和决定性的地位,因此,应该优先考虑教学和研究的技巧、方法、材料和评价。然而,这些和监督通常是在没有具体的课程标准的情况下,或是在误认为特定的传统方法自然能确保音乐结果有价值的观念下进行的。根据前面的六个理念,很显然,当期待的结果不清晰时,方法、材料和学习就会变得散乱随意(这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或者危险重重(最糟糕的)。因此,课程标准的一致性——有效的教与学的标准——应该成为音乐教育者的准备和实践中的一部分,就像音乐素养的标准一样重要。 1.哪些哲学的、课程的、心理学的和社会的原理和标准应该引导课程发展、评价和批评? 2.由国家或地区实体——如音乐教育者协会、政府——发展或颁布的标准,或那些为了使课程设计成为音乐教师准备的重要部分的具体尝试,是否能给课程带来最佳的影响?它们能有效地相互作用吗? 3.与良好结果更为一致的课程如何才能把关系到课程实施的制度优先性、当地条件和资源考虑进来? 4.音乐教育课程在何种程度上、怎样才能把更广泛的教育和社会因素纳入它所考虑的范围内?① 从上文可以看出,“五月组”的行动理念涵盖了音乐教育研究的各个重要领域,它们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影响着音乐教育的实践和研究。行动理念明确指向了“五月组”的两个目标:a)运用批评理论和批判性思维来思考音乐教育的目标和实践;b)肯定音乐活动在人类生活中的优秀作用,并由此确认音乐在全人类的普通教育中的价值。 三、“五月组”历年来的研究活动与进展 除了制定具有积极意义的七大行动理念,“五月组”还通过以下的活动和努力推进了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发展: (一)举行多次学术研讨,主题丰富多样 1.“五月组”不定期举行研讨会,讨论的议题丰富多样,包括女性主义与音乐教育、音乐的社会因素与音乐教育、种族、音乐认同以及对某些学者的专著的讨论,如2007年6月14—16日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举行的会议,主题为“音乐教育与健康”;2008年6月5—8日在波士顿大学音乐系举行的研讨会主题是“学校音乐与社区、社会及生活中的音乐相连:课程、政治与实践”;2009年6月4—6日于美国南加州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主题是“转变中的大学音乐教育”;2010年6月17—20日,在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主题则是“音乐教育与伦理:理论与实践”。 “五月组”2010年的研讨会已经是第21期,从中可以看出,在它诞生的十多年来,学术之间的研讨与交流是活跃的。这些研讨会,最后都基本形成了文集,刊载于它的电子刊物,使全世界的学者都能便捷地通过它的网站,了解新近学术的动向。 2.出版高水平的电子刊物 自2002年起,“五月组”还不定期出版电子期刊,以专题的形式出现,刊名为《音乐教育的行动、批判与理论》(action?熏 criticism?熏 and theory for music education,简称act?熏 issn:1545-4517),刊发知名学者的论文,目前已经出版8卷,并在其网站上,供全世界的学者查阅。发表的论文中有戴维·埃里奥特、特里·盖茨、托马斯·里吉尔斯基、韦恩·鲍曼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音乐教育审美哲学进行了批判与解构。这些都是实践哲学关注的主题。从近年“五月组”的电子刊物及举办的研讨会议题看,其范围已经拓展到了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诸种问题,如女性主义、社会正义与教育公平、教育专业化的重新解读、音乐在日常生活的意义,等等。 3.出版行动理念的实践指导专著 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讨论,在“五月组”主要成员的努力下,由特里·盖茨和托马斯·里吉尔斯基主编的阐述七大行动理念的专著《变化时代的音乐教育:实践指导》②于2009年10月由纽约springer出版社出版,作为“艺术、美学与教育”(the arts?熏 aesthetics?熏 and education)系列图书的一部分。该书由“五月组”的14名成员的论文组成。14篇论文分为七组,每组两篇,分别阐述五月组的七大理念。该书不仅突出了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理念,还突出了实用主义的视角。相信五月组这部经过多年探讨与积淀的著作会在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引起广泛的关注,也将对音乐教育的研究和实践起到应有的作用。 4.建立在线论坛,倡导开放交流 “五月组”在网站上开辟的论坛,为全世界的学者提供一个交流与学习的园地。参与者可以对电子期刊中论及的观点或有关学者的观点提出自己的问题,也可以自己创立论坛的议题,吸引别人的关注和讨论。开放的观念、争鸣的氛围,使“五月组”充盈着多元的声音。这样的学术交流氛围,对于音乐教育哲学的持续深入发展,也必将是有所助益的。 四、结束语 1990年,美国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menc)正式成立的“特殊研究兴趣小组”(special research interest group,简称srig)就倡导人们专门研究音乐教育哲学。“五月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它的行动理念综合了当今先进的音乐教育理念,对音乐和音乐教育的性质进行了不局限于哲学层面的解读。同时,它对音乐教育的研究既进行理论的阐释,也致力于实践的应用。这样的研究取向对音乐教育研究形成了良好的导向,促使人们从更具批判和反思的视角来考察音乐教育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成立十余年来,它在促进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走向更加开放、更加深入、更加多元、更加国际化的道路上发挥了很大作用。笔者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它增进了解,越来越多的关注也会投向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这对中国音乐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程都将是富有意义的。
基础科学论文:农学报与农业基础科学在我国发展 上海务农会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1897年5月)创刊的《农学报》,是我国最早的农业专业科技期刊。它大规模地翻译西方以及日本的农学著作,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传人西方农学知识,几乎涵盖了现代农学学科中的所有门类。同时,国人在农学方面也有了自己的创造,对农学有了独特的认识,现代农学体系已初见端倪。以自然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西方现代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有着本质的区别。用科学改造农业,在农业史上是一次巨大的飞跃,是科学与农业生产力的一次完美结合。《农学报》的诞生对之后系列综合性农业期刊以及次生农业学科专业期刊的出现具有开拓性意义。有关《农学报》编辑出版或与中国近代史关系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本文拟运用科技传播史研究方法,揭示其在传播西方现代农业基础科学体系方面的贡献和创造。 1农业经济学 在农业经济学中,见载有: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7月)第36册藤田丰八译的《农工银行法》,后在第37册续完;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0月)第47册陈寿彭译的《农利丛谈》,后在第48册、第49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三月(1901年5月)第140册今关常次郎著,吉田森太郎译的《农业经济篇》,后在第141册、第142册、第143册连载。《农利丛谈》一文中指出,农业获利颇丰,鼓励人们从事种植业,并用实际调查数据来证实棉田之利,认为:“今试以二千万亩之棉子,计其每年所得之息,约可二千五百元。若他国棉田七千五百万亩,则每年裒积其出产利益,可得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五万元矣。 此中之益,所差净利,约至十万万元。惟是种植者,聚积如此之多,约估每年所运三百万吨之棉子,以出洋。其国应得厚利,亦将近于十万万元,岂不佳乎?此吾人所以少闻其农功失利者”。据此,农田之利已不言而喻,“农功失利者”更是闻所未闻。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O月)第47册《农业保险论》一文论述了保险事业的由起,天灾人祸不可避免,而保险业意在拯救人于殃祸之中,已成立的有“帝国生命保险公司”、“日本生命保险公司”、“明治火灾保险公司”、“职工保险公司”、“帝国海上保险公司”等。各种保险公司蔚然而起,看似保险之事业已完备,但作者认为,“余特以保险事业之最切急者,未起为憾焉。最切急者为何?农业保险是也”_6]。并且,对农业保险事业的重要性及迫切性作了阐述:“世之立说以农为重者,谓本邦以农立国。鉴于国家所由创建,与应朝理财之法,日不可不以农业建国本,余非偏重农业,而轻视他业者。然深知农业不可废弛,又国民之业农者居大半,故欲扶掖振作之,以裨国家,为之讲便宜保安之法,殆当今最急之务也。屋宇府库贾物,得托保险,而农人独无所托产业,以保安全。是余所以主张农业保险事业,而不已也”6。 文中所涉“农业保险”一词,中文前所未有,实为一次全新的突破,把金融领域的一种安全措施运用于农业之中,从而注入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拓新的理念。《农业经济篇》一文对农业经济学作了概述:“农学为应用诸种学科于农业之一种科学,世所已知,然则农业经济学,亦为应用于农业之一种理财学而已。农业经济之农业与理财学交涉,与农艺化学之农业与化学交涉,形同而旨异。农业经济学之发达,尚不如农艺化学,范围经界,分别术严。农业经济之本体,可分为二部:一属社会,主研究小作料地租等社会通行之原则;一属各人,主探求农场设备管理等各人营业之知识。 农业经济学有此二部,始得完全之组成”。由此可知,农业经济学尚属一门新兴学科,是农业与经济学交叉所形成的。这是之前综合性期刊所未曾涉及的。因此,“修农业经济学,必须有理财学之观念,以之审属社会之部”,而不只是“叙述属各人者为主”。除此,还对消费、价值、价格、劳力、资本、资产、生产要素等经济学概念作了详细的解释,并从生产、贸易、消费等经济学角度对农产品流通作了具体分析。这对转变传统农业形态,从自足性生产转向商品性生产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不无裨益。 2农业物理学与农业化学 在农业物理学方面,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1901年1月)第128册有藤田丰八译的《电气助长》;光绪二十八年四月(1902年5月)第178册有沈译的《光线与植物之关系》;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1906年1月)第3l5册有《渔业上电话机之应用》等。《电气助长》一文提及:“通电气于植物种子,则大助其生长云。今据俄国电气工艺会所实验,通电气之种子,比普通种子有二倍至六倍之收获,且通电气于地中之根,则胡萝卜马铃薯亦比通常者,可大数倍云”l_8。实验证明,电磁波有助于植物生长,能够增加产量。将电学原理运用于农业,是为一次全新的尝试。《光线与植物之关系》一文论述了日光对植物生长的重要作用:“植物必得日光乃能长养,此在稍窥植物学、气象学之门径者,无不知之原。夫光线之作用能在植物体中造生物质叶绿,因之而有分炭教养之机能。光线大宗固仰给于日,然月光虽微,亦为日光之助。若电光,则利大害亦大。惟日光中之中位波长者,即黄赤色为最宜于植物之生育也”9,指出光线的作用在于能在植物体中形成叶绿素,使之发生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在保持大气中氧气含量和碳循环的稳定等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并将日光与月光、电光相比较得知,惟日光最宜于植物生长。而且,法国巴黎对光线作用的实验成绩也表明,“凡植物受日光多者,收获亦多”。从中可知,日光是植物生长所必须的条件,与此同时,植物释放出大量的氧气,有益于人类。绿色植物光合作用是最为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农业化学方面,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1904年1月)第241册有《论农艺化学之进步》;光绪三十年四月(1904年5月)第254册有泽村真的《农艺化学实验法》等。《农艺化学实验法》一文介绍了各种成分的实验法,谈到植物灰分实验时指出:“农用植物之灰,通常成自硅酸、磷酸、硫酸、铁、石灰、苦土加里曹达盐素,含满俺者甚稀,欲验植物之无机分,即检以上之成分,先烧其植物为灰,灰之含量由植物而大异。故所同量之灰之植物量,由种类而不同。 依分析表,知植物之灰含量。据计算,采生五瓦灰之植物,干燥细切人坩埚,在灯上灼之。其初坩埚不掩盖,至烟不生乃施盖,时时开之,以换空气。因植物种类而灰色不白,宜将坩埚离熠放冷,滴下强硝酸石灰,更灼之,则酸化炭素灰为白色,灰粗白色则行次试验”l。植物之灰含有硅酸、磷酸、硫酸等无机化学成分,检验这些成分时,首先将其烧成灰,不同的植物,灰之含量不尽相同,而所含的无机成分也有所差异。依照文中所提到的实验方法,检验植物中的成分,对其成长所需补给的肥料进行核实,从而合理地施肥。同时,还对土壤、肥料、植物有机成分、尿、牛乳、酒类、水等物质进行实验,检验其各种成分,以有效利用。 3农业气象学 在农业气象学方面,光绪二十九年四月(1903年5月)第216册中川源三郎的《农业气象学》,后在第217册、第218册、第219册连载;光绪三十一年三月(1905年4月)第287册的《论农业天气预报之必要及霜害之预防》,后在第288册、第289册、第290册连载。《农业气象学》一文对农业气象学作了概述:“农业气象学者,所以考察气象,乃关于农事者之一分科也。其旨归在讲明外界现象之性质,及变化之定则,以究气象所及土地及植物之实效,兼示应用气象之方法”Il。将气象学作为农学学科中的一个分支,考究气象对土地、植物的实效,并指出气候是农业的制约性因素,“凡气候之于一切业务,甚重且大”_l,就中国农业,尤直受制于天候,不可须臾离。故“古来农家所当忧苦者,唯在天候良否。然则农产物之丰歉,唯气象为之,决非农家所能左右之者。故当气候不宜,虽穷培养之力,常获之半,且不可望,人皆知之。夫如是,则农事与气象,其相关也甚大矣。虽然气象之良否,人无奈之何,不得不委之天,但审此等所以关植物,其有益者,务讲利用之方,其有害者,必究防遏之策,是农家之急务”_l。 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作物的收成,人之力亦无可奈何,由此认为,“农事与气象,相关甚大”。进而,气象学成为人们迫切了解的知识,“气象学者,理学之一分科,专究大气之状态及其现象,则其学之所及太广,且施之农务。其要件亦甚多,气象元素,所附于地面及植物之效用。农产物基于气象变化之病害,随气节变迁,应气候变化,而变更耕作及植物之方法,及必用天气,与不用天气。预知之于未发之前各方法等,是也欲讲求此等事理,则农学之外,必须知气象学之大要”l}_一。气象学用之于农业,是农学与理学二者的结合,诸气象元素形成植物生长的自然条件,气候变化对农业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气象之农事”为论究农学这一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气象元素的性质、变化规律、对植物的影响以及气候与农作物的关系都作了详细的论述,并附之图表加以形象地说明,从而使农家深刻认识到气象学的至关重要性,并运用气象学知识更好地服务于农业。 《论农业天气预报之必要及霜害之预防》一文指出农业对于天气的依赖性,认为农业与天气关系尤为密切,大多受天然力的制约,植物生长的五要素,即空气、湿气、光、热、土壤,除土壤外,均变化无端,而又非人力所及,所以,农业受天气变化的影响较大,直接制约着农业的生产。此外,对天气之概念以及变化的原因也作了科学的阐释:“天气者,谓于一定时限,大气中之情态,大气中之情态构成天气者,主予空气之温度、风、湿度、雨雪量、晴晦是也。此等事项,时时变化,不知所及,而占大气中情态变化之一大原因者,空气之运动是也,而大气则常运动,其原因由于地球上所受太阳温热之分量各地不同故也”¨。并且,详细说明大气运动的原理,从地理学、气象学的角度,对天气变化、大气运动作了合乎科学原理的分析。基于天气变化无常,农业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故寄望于天气预报的产生,预测天气之法也逐步改进。“从来气象学上,预测天气,则以低气压为搅乱天气,乃变化之主因,故由此推察天气。 然近年德国气象学家芬别辨耳氏,则唱由低气压不如由高气压,视其配布以预测天气,其法更精确云。其说以为低气压部位之发生及进行,极不规则,其变化极剧且频繁,故以之预测翌日天气,甚困难。高气压则反之,变化少而运动缓,且常在低气压附近,故其势力及于低气压之运动,变化上不少可制定低气压及于天气上之影响,重视高气压部位之配布,较为精确又可预知数日间之天气”E12]。此处解释了天气预报的预测原理、方法,依据“高气压部位之分布”,即可准确预测未来几日之天气状况,并指出,“利用天气预报,于农业上利益甚多”_l。在霜害预防方面的论述尤为突出:“晦天则霜不结,故以人工作等于晦天之状态,即可御之,亦即结霜后,以人工使徐徐融解,亦可免害”l_l引。鉴于结霜之原因,提出了多种霜害预防的方法,如遮光法、洒水法、熏烟法等,并且给予具体指导。据此,天气预报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4农业生物学与土壤学 在农业生物学方面,光绪二十五年十月(1899年11月)第86册有佐佐木忠二郎著,山本正义译的《蚕体解剖讲义》,第87册、第88册、第89册、第90册、第92册、第93册均有连载,系统地介绍了蚕的身体构造,并对其各个部位作了剖析,不仅涉及眼、口、翅、听觉、视觉、嗅觉、呼吸等基本器官,而且对绢丝腺、神经、筋肉、神经、脂肪等组织也予以详细讲解。在谈及脂肪组织时,指出:“今解剖蚕体而捡之,有如木叶者,片片,是即脂肪组织也。其构造乃多角形之细胞,外有薄膜掩之,其一方有细柔如丝者,出而结着其体,又走有空气管。此管恒依其体之一定位置,与柔丝皆令其固结不动着也。如是形薄如瓣者,片片存于各部,脂肪所成之细胞中有核,寻常一核,亦有至二以上者。 此核之周围存脂肪,是核之内容,变化而为脂肪也”_l。对其形状、位置、结构作了剖析之后,又将其功用加以解释,“脂肪之用,乃食物消化后,以养其本体尚有余,则以此组织中,贮其养液,以供不时之用。故凡蚕及其他动物,果富此脂肪组织,即久不与食物,亦能生活。盖得于此组织中取养液也,若不与食物,即见衰弱者,必其体中脂肪减少故也”_】。由此可见,脂肪组织在动物体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将食物贮存并转化为能量,得以使动物维持生活。从生物学原理对动物的各种生理现象进行解释,对生物体各种器官的系统阐释是中国传统农学所无法企及的,其科学性、合理性、全面性均胜出一筹。在土壤学方面,光绪二十五年九月(1899年10月)第82册即有池田政吉著,山本宪译的《土壤学》,并在第83册、第84册、第85册、第86册、第87册、第88册、第89册、第90册、第9l册、第92册、第93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四月(1901年6月)第144册有藤田丰八译的《耕地整理法》;光绪二十八年二月(1902年3月)第172册有金福兰格令希兰著,卫理口译的《农务土质论》等。《土壤学》一文,对土壤的概念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土壤者,谓地壳所由成,盖岩石细末与有机物若干,混淆为一者。凡人生日用衣食居处所需之物,皆仰给焉。故审辨各事之关系土壤者。 为世间凡百作业之本。植物资大气与土壤以为养,然大气成分到处略同。故农家不必措意,土壤则不然。其成分性质及由来到处不同。母岩及其成生之形势亦大有同异。此农家精究土壤所以不可缓也。动物虽或食肉以生或食植物以生,或杂食肉与植物以生,族类不同。资生于土壤则一,而人亦然。土壤所含无机物质,生于岩石崩解”。对土壤的重要性以及成分、性质、来源均予以介绍,并对土壤作了不同的分类,依据土壤生成之状势分为原生土和输土两大类,输土又分为冲积地和漂转地。 由理学之性情将土壤分为砂砾、砂土、黏性土、壤土四类,进一步对土壤的性质、色泽及成质作了深入分析,并附有19张表,将不同土质的温度都作了全面的记载,除此,还对20种土壤作了理学及化学性分析,对农产物也有调查。其中,涉及了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等众多学科。光绪二十八年六月(1902年7月)第185册刊载的《土壤改良论》一文强调了改良土壤的主旨:“土壤虽有天然生产植物之力,而其于理学上性状与化学上组成,常不免有缺憾,如山林原野有自然发生草木者,然而其质坚硬不能亟取植苗。此外,或则湿气不足,或则水分过多,或则含有毒物,与夫黏重轻松为质各殊要,无有适合希望者,于是不得不加种种人工,使天然之土壤近于所望之性状,是土壤改良之主旨也。 法固不一,要不外化学的与机械的作用,其由化学的作用者,即所谓施肥法以俟肥料论说之”l。这实际上是意识到,天然形成的土壤成分、性质均有所差异,必须通过各种人工法进行改良才能弥补其不足,使之符合种植的条件,可以通过化学与机械两种方式对其加以改进,包括使用施肥、耕锄(犁锄、耕耙、镇压、中耕)、客土法(以理学的性状及化学的成分相异之土壤,取自他地而混入此地)、植树法、烧土法、排水法等,从而变“不毛之地”为“肥沃之区”。 5肥料学 在肥料学方面,见载有:光绪二十三年五月(1897年6月)第4册王丰镐译的《论粪田》;光绪二十三年八月(1897年9月)第10册古城贞吉译的《论肥料》;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1899年2月)第57册原熙的《肥料篇》,并在之后每期连载,直至第80册续完;光绪二十八年五月(1902年6月)第183册梅原宽重述,伊东贞元译的《肥料效用篇》等。其中,《论粪田》一文将粪田置以学术的角度做出解释:“天下弃物,皆可粪田。草木之质,人畜之矢,物之毛骨,无不供用。今则由学问以精求田事,若化学植物性理诸名家,教导农人,变通新法,多用金石类以为肥料。如镁氧铝二、氧三、氮气磷氧五及钾质等不一,而粪溺等质,用处亦广。因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与植物化合。若兽粪海草鱼秽等,皆为粪田第一层之用,又有烘法,近甚通行。其理以植物发荣滋长,根柢生结,最喜熟气,盖热气蕴藏炭氧二,暗使改变,犹如以金类粪田耳。古时粪田有用骨类,或块或碎,未有一定。旋有人考得磨骨成粉,生长较易,迨理弼搿创得新法。用骨与硫氧三相和。于是,化学之法兴,获利益宏……现肥田料,大都以钙氧氮氧、钾氧氮氧、氮氢硫氧等,而推氮氢五及含氮养五之质为最佳。他如钾氧盐类,粪田亦肥甚,凡泥地及近河之区,内多含钾氧,若中心松散之地,宜肥以钾氧,如氮氧五、硫氧三、氢氯等,多寡不一”。 在中国传统农业中,已将“草木之质”、“人畜之矢”、“物之毛骨”作为肥料,认为举凡废弃之物都可以粪田,这些经验是从长期农业耕作中逐渐积累而成的,也只看到其肥田效果,却没有认识到这些物质作用的具体原理,对其中所含的多种化学元素更是知之甚少。这里,从学理的角度解释肥料中所含的化学元素及其特性,指出钙、钾、镁、硫、氮、氧、氯等多种元素富含在这些物质中,具有良好的肥力效果,并把其作用原理归结为“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于植物化合”。除此,还介绍了各种肥田之法,并强调不同的土质所含的元素皆有差异,要因地制宜,施以相应的肥料。《肥料篇》一文对肥料作了系统的论述,将施肥之必要性加以突出,一为还植物所吸养料于土壤,以防衰乏。“如斯植物养料,资天然供给,故山林原野所生,天然植物,毫不仰藉人工,由天然养料,繁生不衰,此等植物,若其一部,及全部枯死,则不但还所吸收养分于土壤,又能加给自大气中所得者,加以有动物死体排泄物等,委之地上,是以土壤次第得增加养料,故虽垦新地,不须施肥,而多收获者,职是故也。寻常田圃与此异趣,不关土壤肥瘠,又不问植物种类,与产额如何,悉夺其所产物,无以还付,故其土壤渐次衰乏,为之疲瘠,是其常也。世之农家,欲维持丰饶,以御乏竭,须还补植物所吸夺养料之几分于土壤,是所以有施肥之法也”。二为增加土壤生产力,使之品质佳良。“农家不独患地力衰乏,又须增加其生产力,并望发育完全,品质佳良,如农家所培养数种植物,比之土壤自能给者,知养料更可加多。是亦须施肥料之理也”【17]。三为肥料功效有数作用,“供给必须之养分于植物;使土壤之化学成分,应植物需用,以得适当之比率;宜溶解土壤中不可溶之成分;宜讲求改良土壤之理学性状;宜使土壤中有害物化为无害”。另外,还对肥料成分、施用法、类别、各植物所需肥料加以介绍,并对肥料性质作了详尽的分析,将其分为动物性肥料、植物性肥料、矿物性肥料、杂肥、间接肥料等。这些方法贴近实际,可操作性强,易被农事者接受,也大大深化了中国传统农学的科学内涵。 6讨论与结论 《农学报》系统地介绍西方农学知识,把完整的西方农学体系经由日本引入中国,而自然科学知识的运用正是西方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最本质的区别,从而全面提升了农业发展的科学性,为实现农业科学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方农学知识之所以先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将数学、物理学、化学、气象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而中国地大物博,向称以农立国,如今农业地位却一落千丈,这种巨大落差使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用自然科学改造中国传统农业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梁启超在《农学报•序》中明确指出:“溉粪无术,择种不良”I18],是中国农业式微的根本原因,并提出解决之道:“中国今日之地,苟以西国农学新法经营之,每年增款,可得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万两,虽生齿增数倍,岂忧饥寒哉”¨副!因此,“西国农学新法”的引进已经势在必行。同时,也介绍了一些科学实验方法,以培养农事者的科学意识。《农学报》大量引进翻译西方农学知识,将农业基础科学与传统农学相结合,在中西方的农学知识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亦促进我国近现代农学体系的最终形成。 基础科学论文:基础科学研究的困境及资助 一、基础科学研究之困境 1.科学职业化后名与利的纠结十八世纪之前的科学研究均以业余爱好、个人兴趣为基础,学者(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下同)为了追求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之最高智慧,不以名利为目标。那时的科学没有今天这样高的社会声望,而且那时的学者主要是大学教师,学术研究满足的是教学需要———学生对人类理智事业的最高追求。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皆如此。十九世纪,皇家科学院及各国科学院诞生后,科学研究渐渐地成为一种职业,研究成就与名利收入挂钩;当启蒙运动把科学变成了实证的理性事业后,科学研究的职业化就是不争的社会事实了。罗伊•波特(RoyPor-ter)说,“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将物理学首先当作哲学分支的观点不再那么有道理了:到1800年,真正的物理学则意味着实验物理学。” 人靠工作养家生活,科学家也不例外。18世纪前没有职业科学家,人们都有确定工作,包括技术工作。人们凭借经验改进工作技术,包括蒸汽机也是通过经验的累积而改良的,热力学理论是在瓦特改进蒸汽机之后才产生的。人们出于好奇心、工作与生活需要及个人性趣,才去探索自然物象之奥秘的。罗伯特•金•默顿(RobertK.Merton)说:“在科学被当作一种工具有自身的价值而得到广泛接受之前,科学需要向人们表明它除了作为知识本身的价值以外还具有其他价值,以此为自身的存在进行辩护”。科学作为关于物象的经验知识,只有当它向技术、生产和生活领域展示其无蔽的真理时,纯科学理论的社会价值才获得了人们的认可。由于笛卡尔坐标系的诞生,数学与几何融会贯通,这种贯通使得实验、测量与科学理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检验的桥梁,经过启蒙运动的催化,纯粹的理论科学就变成了实证科学。原本以探索自然奥秘为目的的纯粹的理论科学被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打扮成了谋利的、经验的、实证的、可技术化的实证科学。英、法、德等国的科学院最初是由那些有探索自然奥秘意愿的科学家自发组织起来的协会。 前苏联以国家名义创立了科学院,新中国成立后仿效苏联,国家及各省纷纷成立了自然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但它们与英、法、德、美之国家科学院极其不同,前者是科学家自我组织的协会,不受国家控制,后者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贯彻的是国家意志。战后,因美国原子弹的功效,各国政府加大了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和资助力度,科学研究成了真正的职业研究。科学家从此陷入了为争取研究资源和最高荣誉奖而奋斗的名利战场。但创立深刻的科学理论是一项风险极大的事业,在短期内不能立竿见影地看到研究成果,而且以国家需求为目标的资助体系看重的是功利化的、实证的、有利于提高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实证和实用研究。战后风行世界的课题制资助方式把科学家推进到了一个争名逐利的战场,从此高尚的科学研究事业与世俗凡事一样肮脏。 2.国家资助体系的功利主义倾向国家资助体系必然贯彻国家之意志,以满足国家政治需要为根本之目的,这就决定了国家资助不可能向基础科学研究倾斜,必须向知识之流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倾斜。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国家资助的功利化取向是相同的。可是,基础科学研究以追求真理为最高之目标,它不管、也不问其理论的功用价值,甚至于他人理解或不理解,研究者均不在乎。学术研究不需要向人们证明其理论是否有用。严格地讲,一个思想是否有用,与思想之提出者无关,提出理论是一回事,应用理论是另一回事。所以,老子、庄子、柏拉图、康德、牛顿、爱因斯坦均不思考他们的理论对于人们是否有用这一愚蠢的问题。学者没有责任向人们证明其理论的功用价值;一个理论,有用与无用,与研究者和提出者无关,而与接受者的心智相关。学术理论、学术思想之意义不在其功用,而在于开启人们的心智。比如,老庄认为,天道之幽幽,人心难求,这样的思想,看上去毫无价值可言,可是它让人们明白,人们以感官之功能不能探知自然物象之真相,这一认知意义就是老庄关于天道思想之价值所在。学术思想的意义在于它的认知层面,但并非所有可认知的东西均能付之于人的行为实践,而且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一个思想是否具有行动的指导价值,责任不在于思想的提出者,而在于它的倾听者和接受者。比如,1930年12月W•泡利(W.Pauli)提出了中微子理论的原型构想,就连他自己本人都认为,无法找到相应的实验程序予以证实。1952年由其他科学家以精致实验验证了他的猜想。问题是,提出理论比验证理论更为重要。以课题制为优秀的国家资助体系很难资助大胆猜想的、无实用价值的学术理论研究。 3.意识形态的压制孵化科学的是文化,不是意识形态,科学是文化演进的产物;意识形态恰好是科学的“敌人”,是科学进步的主要障碍。意识形态是用来证明政治制度合法性的理论工具,是官道运行的“软件”。笔者认为,科学是研究天道的,文化是研究人道的,意识形态是研究官道的,天道、人道、官道虽有交汇点,但各行其道是必须的。十九世纪法国科学家拉瓦锡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砍头,前苏联的李森科借意识形态制造伪科学,历史斑斑血痕,意识形态与科学,尤其是与基础科学存在着深刻的对立与排斥,它是基础科学研究的“拦路虎”。科学不是任何单一主义的产物,任何单一主义都不能指导科学;科学也不是任何个人智慧的产物,尽管历史上许多卓越的个人对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从科学演进的轨迹看,科学从来都不是个人智慧发扬光大的结果,任何人指导不了科学。回顾人类科学史之历程,源起于希腊文化的科学,在雅典时期繁荣,到希腊时期达至顶峰,罗马人虽然征服了地中海三大洲,但科学在罗马时期“死亡”了。“罗马人只是为了完成医学,农业,建筑或工程方面的实际工作,才关心科学,他们只使用科学知识之流,而不培育其源———为学术而学术的源泉———,结果,不到几代人,源与流就一起枯竭了。” 从英、法、德、俄、日、美等科学强国的历史经验看,科学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上述诸国科学繁荣前先有一大批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甚至音乐家,而后才诞生一大批科学家。究其根本,乃是这样一个基本道理: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头脑发懵、智力尚未开化的人搞出惊天动地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西方著名的科学家首先是思想家,而后才是科学家,因为用他人之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强迫科学家接受意识形态的指导,不但压制了社会科学家学术创新的灵感,同样也压制了自然科学家学术创新的灵感。以意识形态为借口,压制学术自由,基础科学就繁荣不起来。基础科学研究在中国遭受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制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官方意识形态把科学精神解读为“求真务实”,事实上那是工业科学精神。基础科学只求真,不务实,牛顿、爱因斯坦从来不考虑他人如何运用他们的理论去获取最大限度的“社会效益”。“务实”是政治家的要求,职业化的工业科学家也追求应用技术之实利,但基础科学研究没法“务实”,除非改变现行的科学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第二,意识形态是国家资助体系的“风向标”,凡是符合并最大限度满足政治要求的科学研究项目就能得到很好的资助,否则,很难得到资助,因为研究项目填报栏里要求研究者必须填写有何“社会效益”。 4.课题制与基础科学研究不相适宜学界认为课题制度的优点,不外乎以下几条理由:l.合理配置科技资源,提高使用效率;2.引入竞争机制,适应并满足市场需要;3.打破单位限制;4.规范国家科研计划及管理制度;5.明确参与课题研究主体间的责、权、利之关系。这五条,除了第3条是针对当前体制弊端之外,其余4条均不成立。“合理”,合乎谁之理性?只是合乎国家作为出资方的理性,实则是政治决策者的个人理性,最大限度满足国家对科学技术的需要。国家的科技需要主要是应用科学技术、实用技术的需要,对于基础科学理论,它不需要。第2条,既然有市,何必国家资助呢?因为市场主体是企业法人或自然人,企业家需要技术,他可以从技术市场上采购而得,何必国家资助呢?国家以纳税人的钱去资助企业家对技术的需要,那不是相当于说用公共财政(众人的钱)去资助少数人发财。这不合乎正义。唯独第3条旨在打破现行科研单位权力的限制,有点道理。第4条是以国家科研计划为前提的,对科学研究进行人为的规划本身就是荒唐的,因为没有人是圣人,谁也不能事先预知研究从哪里取得突破,对科研进行规划,不合科学演化轨迹。第5条属于管理程序,姑且不论。总之,课题制度的优秀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对工业科学及其技术的实际需要,贯彻的是国家意志和政治决策者的政治意愿,但它与基础科学研究极其不相宜。基础科学研究满足的是国民对自然物象和社会现象的认知需要,这种需要是非功利导向的。国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机构,机构没有认知需要。政府作为国家的人,它不会出钱购买认知智慧。李兵、李正风二人对课题制度的批评角度仍然是工业科学研究观的立场,他们二人看不到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与取向是丰富知识之源,增加全社会的知识总量,而工业科学研究是截取知识之流以应用于国防、生产、环保和生活等诸多方面。 二、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与资助 从基础科学的性质上看,基础科学研究体现的是研究者之间的智力竞争制度,学者把对自然物象、社会现象的深层次的认知、达至顶峰的智慧作为自己的研究追求,以自己的智慧传之万代而不朽为著书立说之宗旨。这样的研究情怀,不仅仅是高尚的,而且是塑造本民族乃至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精神家园。基础科学追求的是人类认知万事万物的最高智慧境界,它不以功利和实用价值为其研究目标和追求;基础科学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来讲,是以开启民众和后代智慧为其终极目标的。追求人类的最高认知智慧是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独孤求败”是基础科学的真正精神,“求真不务实”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灵魂。启蒙运动之后,人们把“知行合一”看作是科学的标准,实际上这只是实证科学的标准,基础科学不能以此为准。人的认知层面与行为层面并非二合一的关系,许多精妙的思想暂时找不到它的实践路径,不等于说,它就是虚的、不真实的,如前所述,物理学史上相对论、量子论、中微子理论,起初均没有找到验证它们正确的实验方法,十年、二十年过后,人们才找到检验其真伪的实验方法。常人之思想,往往有很强的惰性,把自己一时不能理解的思想和理论斥之为“妄”,而那些肤浅、甚至是错误的思想则很受欢迎。人类最普遍的历史现象是:真正的学术思想精品,不为当时的世人所理解,历经数代人之后,人们才发现它们是有价值的,而且具有极高的认知价值和启发价值,而那些最流行的“时代精神”过了一代或两代之后,就被人们视之为垃圾,弃之于野。中国文化史上的道家、儒家、纵横家等学术流派就经历过“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而被后代人视之为宝”的遭遇。伯纳德•巴伯(BernardBarber)说,“科学不具有常识的局限性”。 基础科学的理论解释范围远远超出了常识和经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狄拉克(PaulAdrienMauriceDirac)的正电子方程、W•泡利的不相容原理、德布罗意(LouisdeBroglie)的物质波概念等,它们均以数学推导为工具,实验过程只是证明他们的推导结果是正确的。自然物象的本真状态处于人的感官范围之外,人们只能用仪器捕获其物象,以显示仪显示其存在状态,以数学为工具推导其变化过程。现代物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可以直接感知的,更谈不上经验,人们必须以常人无法直观的方式去研究它们,思想方法的独特性是其关键。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说,“新宇宙学的开拓者从开普勒到牛顿都把他们对自然的探索建立在他们的神秘的信念的基础上:在现象世界的混杂性之后存在着规律,世界是一个合乎理性的和谐的创造物”。故此,莫兰认为,必须保护越轨者。也就是说,必须保护那些有奇思妙想的怪才、不同寻常的奇怪理论和怪异思想。纵观整个物理学史,每个对物理学理论做出卓越贡献的物理学家都是以自己独到的思想方法而名垂于科学青史。所以如此,用他人的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思想方法去解决,捕鱼的理论指导不了打猎。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行的、普遍的思想方法。这正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生命所在。 基础科学研究之成果就是作为认知的科学理论、历史理论、人文思想、社会理论等。其最为重要之历史和社会价值是开启后代之心智,纯洁人们的灵魂、规范社会秩序,启发后人的交往理性。这是不能用实证精神和实验程序加以检验的精神价值。 1.基础科学研究资助的新思路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必须这样来构想:把资助与学术知识产权结合起来考虑,以学术成果(篇、著)为购买单位,针对每个基础学科,国家成立匿名评审委员会,建立采购制,而非申报制,对于在严谨的基础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纯理论研究成果,经学科专业委员会审定认可后,由国家出钱,“高价”从学者那里购买部分知识产权(主要是使用权,而不是占有权和所有权);从事工业科学和技术开发的研究者引用或应用某项学术成果(包括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内),必须向原本作者付费;对于特别优秀的、高水平的、可以传之后世而不朽的学术研究成果,国家采取匿名评审的办法,另外给予重奖;同时,放开对社会资助的控制和管理,鼓励民间机构、民间团体自行决定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 2.建立健全基于基础科学的评价制度目前全世界通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关键的评价指标是引用率这一概念。以引用率作为学术评价的前提是某篇研究成果必须得到同行的关注,有关注才有引用率,如果不被关注,或被关注得极少,引用率就为零或低。然而,学术思想史上不争的事实是:不被人关注的学术研究成果常常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实际的社会价值,只是当时的世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已。在人类智慧演进和思想史上,越是深刻、宏阔的思想体系,能够被同时代人所理解的极其罕见,相反,那些最容易被理解和引用的研究成果,不一定具备很高的思想及社会价值,10年、20年或一代人之后,它们或许就被人们扔进了垃圾堆,成为历史和思想史上的尘土。而那些不被当世人所理解的、高水平、引用率极低的著作,反而有可能是不朽的、世代都光芒万丈并且惠及万代的精品。纯粹的理论科学是少数人的事业,真正属于大众的科学只能是工业科学和技术开发,但不是基础科学。对于基础科学来讲,其研究成果,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引用率极高的东西,不一定是什么好东西,不一定是深遂而精妙的真知卓见;而那些真正的学术精品未必就是常人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的、引用率极高的研究成果。“引用率”概念,只能说明某个问题被同时代人思考和关注的程度,但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作者研究之深刻、思想之精致、智慧之高低的度量标准。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著作被埋没长达二千余年而不被人所理解,老子的《道德经》至今能够理解它也只是少数人。“引用率”概念类似于民主社会的得票率概念,政治家的得票率只是代表民众的支持程度,但不代表政治家的执政观念具有真理的性质;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真理性不能用赞成人数的多少来衡量,也不能以关注者和有兴趣者的多少来衡量。 适合于基础科学的评价制度只能是同行专家评议制度。该项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公正,坚持并忠于真理。赞成给光之波动说的贡献者菲涅尔(AugustinJeanFresnel,1788-1827)评奖的科学家毕奥(J.B.Biot)、拉普拉斯和泊松(S.D.Poission)都是光之微粒说的积极拥护者。同行专家评议,评价公正是最难得的,学派之间的认知分歧、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多重学派专家匿名评审是较好的制度安排,否则,难以保证评审和评价的公正性。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坚持并忠于真理是至高无上的科学信念,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可动摇。 作者:邓周平单位:江苏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基础科学论文:探究基础科学教育研究与建构主义中西方的差异 摘要:摘要:本文讨论了国内外教育界在理解建构主义与教育研究之关系问题上的差别,分析了“社会建构论”对于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意义,与存在的有关问题。 关键词:建构主义;基础科学教育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 1引言 目前,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的学术界,包括教育界,建构主义(或称“建构论”constructivism)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而且,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学术思潮。例如,用constructivism在网络上的搜索引擎在上检索时,有11万条结果。用constructionism检索时,也有1万6千条结果。在国外教育界,在科学和数学的教育领域中,建构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建构主义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英国利兹(Leeds)大学给出的一份1990年的文献目录中,就开列有1000多种著作。在90年代初,也有人估计,在教育类杂志上,当时差不多有2500篇受到建构主义启发的学术研究论文。[1]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据说在美国教育界颇为风行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思潮开始传入中国,并倍受教育改革者们的青睐,被当作一种向传统教学方式发起挑战的理论武器。[2]这种说法可以从中国教育研究者们发表的有关论文的数目得以验证。例如,在全国期刊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建构主义”作为关键词检索时,有结果670项,其中,除去极少数其它领域的文章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属于教育研究领域的。但是,在这些论文中,对于建构主义的理解尚有不够全面之处,基本上都是把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教育理论或学习理论来进行介绍和讨论,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它在此之外的其它含义与影响和建构主义学说的多样性,包括它给在学习过程之外的关于科学知识本身的认识所带来的影响,如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及建构主义科学史的影响等。本文,将就此问题在国内和国外的不同观点作一分析与评论。 2国内教育研究界的视野、关注点与认识理解 首先,在国内的科学教育研究界,在引进、介绍和研究建构主义学说时,有这样一种非常典型的观点,认为“当今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是皮亚杰等思想的发展,他们强调学习是建构意义的过程,它包含两方面的建构,并强调学习的非结构性和具体情境性以及学习中的社会性相互作用;他们提出了情境性教学、自上而下的教学设计、随机通达教学等教学进程设计思想;在发现学习、接受学习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支架式教学的教学模式;另外,他们重视通过合作学习和交互式教学而实现的相互作用在学习中的作用,对当今的教学改革很有启发。”[3]可以说,这确实是一种很典型的说法,一方面,它给出了在国内教育领域中研究建构主义的意义,即是把它作为一种可以用来改变国内教育现状和促进教育改革的理论工具,针对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的教学习惯,把它作为一种“解毒剂”,因为从这种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的观点来看,教师的教学过程虽然看起来是在“传递”知识,但实际上只是在有意无意地促进学生自己积极地建构知识,特别是“建构意义”的过程而已。另一方面,这种说法的典型性是在于对建构主义理解上的某种以偏概全。有人甚至以全称的描述明确提出:“现代建构主义主要是吸收了杜威的经验主义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与发生认识论等思想,并在总结60年代以来的各种数学教育改革方案的经验基础上演变和发展起来的。”[4]当然,以皮亚杰的学说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说确实在教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在如今形形色色的建构主义理论学说中,这种建构主义的理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支。虽然也有人在对国外文献的检索中注意到的一些涉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科学史中的社会建构论对科学教育之影响的文献,甚至注意到美国的科学教育的重要文献之一《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主要是以建构理论为其指导思想的,但也仍然在论述中没有将这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同,而只集中于关注建构主义在纯教学过程中的意义。[5]或者是,有人虽然注意到了主要的几种不同的建构主义流派,如认知的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激进的建构主义等,并有保留地指出了其对于我们教育改革的意义,但却几乎完全忽略了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以及相关的与科学史中建构主义的研究及其对教育的影响。而且在评论中,虽然也谈到建构主义与我们以往强调的客观真理的观念的不同,认为建构主义不再关心知识与客观世界是否一致,是否“真”等,但由于只是关注到了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依然把略去了在我们在教授要学习的知识之前人类对知识自身的“建构”。[6] 在这样的理解之下,有些研究者即使在谈到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activism)时,也多主要以俄国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S.Vygotsky)及其学派的学说为主要来源,认为“社会建构主义是指,个体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主动建构自己的认识与知识。与其他建构主义理论一样,社会建构主义也把学习看成是个体自己建构的过程,但它更关注这一建构过程中社会的一面。”[7]这种对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解显然也只是对众多社会建构主义在学习理论限制下的一种狭义的理解。在这样的理解中,自然会将诸多作为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中重要指导思想并富有成果的社会建构主义排除在外。当然,在国内教育研究者中也有极少的例外,像近来在《全球教育展望》上的一篇文章,就也谈到了在科学教育中科学的知识观问题,认为科学知识应当明确地和深信不疑地被看作是个人和社会建构的。理论需要被看作是临时性的,不是绝对的。这和在其它教学方法中把科学知识描绘为客观的,没有疑问的和一成不变的(常常出现在教科书或正式的讲义中)的观点相反,而是把科学知识看作是通过个人的经验探索发现的。[8]可惜的是,像这样的认识与声音实在是太少了。相反,在国内绝大多数研究者中的主流作法,却只是在前面提到的对建构主义片面理解下,将其应用于各种具体的技术性教学手段。 3国外的某些观点 在国外对建构主义这样一种热门的论题的研究中,与教育的相关同样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但却又不象国内教育研究界那样视野局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专门研究科学和数学的历史、哲学与社会学对科学教育之影响的刊物《科学与教育》(Science Education)在1997年所出版的建构主义专号。其中数篇文章就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了建构主义与科学教育的关系,是对科学教育中建构主义之当时的表现的哲学讨论。正如其由著名的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研究者马修斯(M.R.Matthews)在开篇的导论性评论中所言:“在当代的科学和数学教育中,建构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其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的观点中,它在文学、艺术、历史、社会科学甚至神学教育中有重大的影响。在其所有的变体中,建构主义都是被热烈争论的话题。”当然,重要的是注意到其“心理学的影响”以及建构主义的学习观。“这是建构主义最原初的优秀,即一种关于信仰如何被得出,而不是关于如何使信仰为真或将其解释为科学知识的心理学理论。从这一优秀出发,建构主义已经扩展到把关于认识论、教学、课程设置、教育理论、伦理学、本体论以及形而上学都包括在内的观点。”“但是,即使在其学习理论的优秀中,也涉及到认识论……因而从优秀出发,建构主义必然要涉及对哲学的考虑,不幸的是,这样的考虑正是科学教师因其训练而没有准备好的东西。当然建构主义有许多变体。为了方便的缘故,这些变体可以分成教育的建构主义、哲学的建构主义和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第一种变体自身又可再分为个人的建构主义和社会的建构主义。第二种变体在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的书中有其直接起源,并由近来美国科学哲学联合会的主席巴斯•范弗拉森(BasvanFraasen)对之做出了最有力量的表述。这种哲学的建构主义在贝克莱的科学哲学中有其根源,并可进一步追溯到古希腊的工具主义哲学。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这种传统就为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者所反对。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等同于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以及他们对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研究。在这种传统中,科学的成长,以及在其理论和哲学承诺中的变化,被人们用社会条件与社会利益的变化来解释,而认知内容和理性的推理的解释力量则打了折扣。这也就是说,某些真实而且合理的东西,并不被爱丁堡纲领的拥护者作看作是构成了一种解释,说明它为什么让人相信。”“需要承认,许多被用建构主义的名义来谈论的东西已经超越了其原来学习理论的领域……建构主义也有助于教育者们意识到科学的人性维度:它的易谬性、它与文化和利益的关联、在科学理论中约定的地位、理论的竞争性质,及其它更多的内容。”[9] 在另一篇文章中,吉兰(D.R.Geelan)区分了6种不同的建构主义形式,它们分别是:个人的建构主义(personalconstructivism)、激进的建构主义(radicald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onism)、批判的建构主义(criticalconstructivism)以及与境的建构主义(contextualconstructivism)。[10]吉兰还提到,这些视角的每一种,都为我们理解建构主义提供了不同的侧重点。正如有人比喻的,可以把建构主义描述为一个n边的多面体,它的不同的面代表了建构主义的不同形式。这些面中有些是相邻的、相容的,而另一些面则是对立的并处于张力中,但它们仍然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除了像马修斯和吉兰的分类之外,对于建构主义的谱系也还有其它众多的分类。 不过,不同的分类只是表明了一些国外的研究者并没有忽视在纯学习理论意义上的建构主义之外其它的建构主义。冯•格拉瑟斯费尔德(vonGlasersfeld)可以说是在其本人和他的学派中使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线索的建构主义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贯彻,但即使是对于以他为代表的与学习理论关系密切的激进的建构主义理论的分析中,人们也仍然会注意到其超越个人维度之外的社会维度的表现,因为“激进的建构主义并不否认学习中的社会成分”,而且“显然激进的建构主义确实把社会的成分看成是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只是“激进的建构主义的认知学习模式还没有对在学习中的社会-文化成分和个人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给出适当的解释而已”。因而这种相互作用需要进一步的研究。[11]这也正如奥格玻恩(J.Ogborn)在其“学习科学的建构主义隐喻”一文中所指出的,“关于学习科学和理解科学,建构主义非常有吸引力的图象,来自把科学知识的本质和学习的本质这样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联系起来。”“显然在知识的本质和如何最佳地学习和教授知识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但有一个明显的推论,即学习者需要被教授这种知识的本质。在对这两者应用同一隐喻的意义上,倡导恰当的学习方式的建构主义者经常把这种联系作为必要的东西来对待。”[12] 在科学教育的改革中,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只是一个方面,尽管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于科学知识的本质的教授也是必要的一项内容。但另一方面,像对于课程内容的选择与设置等,也同样是改革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与来自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的结果就关系极为密切了。而且,这种密切的联系在一些重要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文献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例如,1989年,在英国教育与科学部和威尔士事务部新公布的国家规定的中学科学课程设置中,科学史教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进展。这份法规性的文件,要求学生和教师了解“科学的的本质”。在国家课程设置委员会发表的相应的指南中,甚至出现了“科学是一种人类的建构”这样的典型带有建构主义意味的提法,这样,从法律上,便要求“学生应逐渐认识和理解科学思想随时间的变革,以及这些思想的本质和它们所得到和利用是怎样受到了社会、道德、精神和文化与境的影响,而它们是在这样的与境中发展起来的;在这样做时,他们应开始认识到虽然科学是对经验进行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却不是唯一的方式。”“科学的本质”就是此课程设置所要求达到的17个目标中的最后一项。[13]至于像美国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和“2061计划”这样的科学教育改革方案,虽然在叙述上出于某些原因回避了明确地提出“建构”这样的词语,但其中“科学的历史和本质”或“科学的性质”,都是其中重要的内容要求。在其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相近的含义。如在“2061计划”的科学素养基准要求中,就有像“科学的进步与发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其他部分的状况”这样的说法。 这种在基础科学教育中要求学生学习和认识科学的性质的做法,必然导致对科学与社会之关系、社会对科学发展之影响,或者更明确地讲,社会因素对科学之“建构”作用的关注。这也正如柯柏恩(W.W.Cobern)所说的,他就是要在讨论科学与科学教育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时引入社会建构的概念,并论证说,“无论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性质怎样评论,对科学的学习必定要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因而,任何科学课程设置都带有一种社会的视角”。而且,在一种文化研究的意义上,在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对科学发展的意义时,“科学的多元主义就是一种在对科学的社会研究中强纲领的逻辑延伸,它促进了对科学知识和方法的一种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看法。”[15] 简而言之,由以上并不完备的对一些国外的观点的介绍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国外的教育研究者们当中,无论是就看法上,还是就实际的教育改革行动中,都并不仅将建构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限于心理学意义上的学习理论,而是超出了这一界限,除了关注在教授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之外,也注意到与所教授的知识本身的形成和性质密切相关的另一种意义上的的“社会建构”。 4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与“社会建构论” 如果我们粗略地将建构主义分为以皮亚杰式心理认识理论为代表的个体的建构主义,以及以科学知识社会学为代表的群体或社会的建构论的话,那么前者主要强调的是在个体在学习过程中认识的建构是通过认识的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如知识)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而后者,则关注在人类知识本身的建构过程中社会因素的重要作用。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这里所讲的意义上的社会建构论开始在国际对科学的人文研究领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占据了主流地位。 如果略去更早些时期的背景,我们大致可以说社会建构论成熟于英国的科学社会学界的爱丁堡学派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或者至少它的“强纲领”几乎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或社会建构论的代名词。其代表人物布鲁尔(D.Bloor)提出的作为原则用来研究科学知识之形成的“强纲领”,主要有以下四个要点:即1,应当从因果关系角度涉及那些导致信念和知识状态的条件(因果性);2,应当客观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无偏见性);3,应当用同一些原因类型既说明真实的信念、也说明虚假的信念(对称性);4,应当可以把一种学说的各种说明模式运用于它自身(自反性)。虽然抽象地看上去,这四条信念并不复杂,不过如果暂时抛开为保证其学说本身免受质疑但又相对复杂和引起诸多争议的“自反性”之外,其它三条“强纲领”恰恰构成了对科学之研究的“社会建构论”的优秀主张。[16]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它修正了以往我们只用外部社会因素来说明科学认识的失败或谬误,而对科学“真理”的认识则只用内部史的方法即可说明的传统研究方法,并具有相当大的颠覆性。也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科学知识社会学迅速发展起来,并以大量的具体的历史与现实案例研究为基础,将其影响延伸到多个领域。“到80年代中期,它积累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经验性案例研究,并开始影响了众多带头的历史学家的工作。”这时,“建构论”这个标签,已经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受其影响的历史学家们的共同具有的观念。“这个术语把注意力引向一种中心的概念,即科学知识是一种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来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和独立于人类行动的自然秩序的揭示。”建构论“更像是一种方法论的取向,而不是一组哲学原则,它系统地将注意力指向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类在制造(making)科学知识中的作用。”[17] 因此,当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自身的大量案例研究以及在他们的观点对科学史家的影响下而带来的建构主义科学史的研究工作大量问世时,这些工作就从社会学与历史两个角度开始对以往形成的传统的科学观与至科学知识的看法提出了挑战与修正。由于建构主义科学史的具体成果与这些成果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大问题,笔者将另文论述而不拟在此展开讨论。但至少我们可以意识到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知识社会学最大的感染力,就是呈请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所有生活在科学时代的普通人,对已经习以为常了的科学观进行再思考。”[18]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社会建构论者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就需要彻底修改我们教给学生的那些有关他们正在学习的学科的系统条理的说法。物理学----以这个在其中争议更加尖锐地出现的学科为例----原来被描述成为是探索在预先存在的自然王国中可以客观地确定的性质与力的真实说明,这个先在的自然王国具有实在性,它独立于人类在任何特定的时代所相信的东西,这种探索是松散地由一种可以合理地捍卫的‘科学方法’所指导的。但现在就不应再这样描述了。”“如果这种或者种更为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说明被接受了,在我们的教科书和课堂上,物理学就不再被描述为一种寻求真实地说明外部实在的事业……”。[19] 这样一来,就使得教育研究者们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们知道科学史对于基础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多年以来,科学教育界一直在努力寻求将科学史引入科学教育,近年来,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内容也成为基础科学教育改革中人们努力要引入的内容。像那些著名的教育改革方案中设立的有关科学的历史或科学的性质等内容要求,就是这种努力的明显表现。但另一方面,近年来,虽然像有的人所说的,建构主义,或者说社会建构论的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史研究已经过了其最高峰、最狂热的时期,但现在毕竟它已在相当的程度上渗透到了对科学的人文研究的各个相关领域中,成为流行的观念。不过,关于建构主义的观点,在学术界又是有着相当多的争议的。特别是,“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看法明显地与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家们习惯采用的观点有严重的分歧。”“社会建构论的言过其实受到了科学家、哲学家和非建构主义社会学家们的严厉批评,他们论证说,建构主义的计划是荒谬的、自相矛盾的,或在经验上没有根据的。”[20]因此,如何,或者说在什么程度上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利用或反映建构主义的观点,也就成了有争议的问题。 不过,其实建构主义只是将问题更加极端化而已。在建构主义的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成为热点之前,有关传统的科学史在基础教育中的应用也并非没有问题。早在1974年,美国物理学史家布拉什(S.Brush)就曾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科学史教学的重要文章:“科学史应该被定为X级吗?”。布拉什指出,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科学家的行为方式可能不是学生们的一个好样板。因为这确实涉及到对学生进行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如果科学教师们想要利用科学史,并且如果他们想要从科学史家的当代著作中获得信息和说明,而不是从一代又一代的教科书的编者那里毫不费力地地获得神话和轶事,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要被这种对客观性的怀疑论所影响,而这种怀疑论当前是很流行的。他们将发现,很难抵制历史学家们的论点,特别是如果他们费心去检验这些论点的最初来源的话。”这样,“那些想要利用历史材料来说明科学家是如何工作的科学教师,确实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的建议是让那些想向其学生灌输科学家是作为中性事实发现者的传统角色的教师,不要去使用目前由科学史家准备的材料,因为那类材料不适合于他们的目的。[21]因此,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只是使类似的矛盾更加尖锐,甚至于将“不宜”的对象从原来仅仅是学生扩大到包括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家在内更大的群体。 5若干结论与分析 结合上述讨论,在这里,我们可以初步地得出如下的结论与分析。 1,在国内和国外,建构主义(建构论)都是在教育研究领域中被讨论的热门话题。 2,建构主义实际上包括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理论。 3,教育界对建构主义的讨论中,国内和国内的情况有所不同。国内教育研究者主要集中关注的是认知心理学类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及将这种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应用于各种具体的教学方法,而将另外一类来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并影响到科学史的社会建构论几乎完全忽视。比较之下,国外关于建构主义与教育之关系的研究中,则对于后一类社会建构论也有相当的关注。 4,就与基础科学教育的关系来说,第一类认知心理学类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主要与教师教授和学生学习已被设定要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知识的过程相关;而第二类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相应的科学史研究的社会建构论,则与对要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知识的性质的认识和理解相关,它密切地关系到教学内容的设置和对所设置的内容在更深层次上的理解。 5,在国际上,社会建构论已经成为在对科学的人文研究各个领域中颇具影响的主流观点之一,但对之也存在有广泛的争议。相应地,对于它在基础科学教学中的体现,也是一个很有争议但却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6,国内教育研究界对社会建构的忽视,也与国内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之普及的欠缺有关,众多的教育研究者并不了解这种在国际上渐成主流的在科学观上的变化与研究进展。与此同时,虽然近来国内的基础教育改革已经在强调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内容的引入,但传统的科学观仍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传统中强调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唯物主义仍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也在相当的程度上,使广大的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难以接受社会建构论的许多见解。 7,尽管有上述的困难与问题,但包括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以及在这些领域中体现出来的建构主义思想在内的STS,仍是在基础科学教育改革中需要注意的内容,问题只是应该深入研究怎样以适当的方式来引进和吸收它们,并使之成为理想的基础科学教育不过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基础科学论文:音乐基础科学研究的新成果 翻开中国、印度、阿拉伯或欧洲的音乐历史典籍,我们发现乐律学在其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从赫尔姆霍尔茨的《音感觉论》到王光祈的《东西乐制之研究》,近代西方和中国的音乐学也都肇始于所谓的音体系(Tonsystem)研究。可见这门以音乐构成的最基本单位――音程为探索对象的学科在古今中外的学术中都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可是当今绝大多数学习音乐的人却把律学视为畏途,认为它太抽象,数学运算太复杂、太困难了。殊不知当我们从事音乐活动之始实际上就已经与音律打交道了。当然在一般情况下律学所探讨的音程关系凭听觉也是能够“自在地”训练和把握的,但是作为一门“自为”科学的音乐学,如果没有一定的律学基础,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就将会受到很大的局限。 今年4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李玫博士的专著《东西方乐律学研究及发展历程》是这门多年来被音乐学界冷落的学科值得关注的新成果,它也是作者从硕士到博士学术上节节提升、多年耕耘结出的硕果。该书的上编“研究方法”以精练的、相对易懂的语言(约占全书1/8的篇幅)阐明了理论律学的一般原理,论述了乐音和音程的物理属性与数理规定性的相互关系,使具备高中数学、物理程度的音乐学子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掌握这门让许多人望而生畏的学科的基本知识。这一部分的阐释在继承缪天瑞先生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充实了赵宋光先生及作者的新探索成果和新提出的概念,例如“相对波长”、“跃迁算子”、“跃迁值”等。她还提供了运用这些新方法进行运算的实例,使读者可以将它们与传统的运算两相对照,明确彼此间的联系。作者在讲述一般理论的同时,也兼顾介绍了从古代各主要文化以长度比值、近代以频率比值、现代以周期比值来解释律学原理从宏观到微观的发展历程。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用三四万的文字把这门看似深奥的学科的基本原理向读者做了简明而清晰的交待,大大地拉近了律学与一般音乐学研究者和学习者的距离,也为未来在音乐院校开设相关的课程做了学术上的铺垫。 该书的下编“律学研究历史的发展与回顾”是这部著作的重心,也是其创新性和主要价值之所在。作者在第一、二章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律学实践与理论发展的沿革,让读者一目了然地了解从《管子・地员篇》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到朱载址⒚鞯摹靶路密律”这一不断深化的历史脉络,在第七章还总结了20世纪中国乐律研究新成果。同时下编还分别列举了除中国以外其他三大文明发源地印度、阿拉伯-波斯(古埃及和古两河流域)和欧洲不同时期的律学理论和运算原理,例如古印度的“22斯鲁蒂”理论、对维纳琴弦长进行分割的掐断率,古代阿拉伯世界的扎尔扎尔“中指”、乌德琴定弦法、萨菲丁的不平均十七律,欧洲拉莫斯和扎里诺的纯律理论、斯台文和梅尔桑对十二平均律的研究等,用丰富的实例证明了民族音乐学的创始人之一埃利斯在《论诸民族的音阶》中所得出的结论:“在全世界不是只有一种音阶,或只有一种自然的音阶,或必须以赫尔姆霍尔茨极为巧妙地设立在音响学上的构成原则的那样一种音阶,而是有着非常多的和各式各样的不同音阶。其中有些是极其人为的,甚至还存在着很随意地发音的音阶。”①此外作者还介绍了近代物理学和数学的新成果对律学发展的推动,也为后学指出了今后如何借鉴现代科技深化这一领域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 李玫博士的这部著作在强调数学和物理学对乐律研究的基础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人类丰富的乐器制作与演奏实践在推动认识乐律的规律的重要意义。例如作者十分重视中国琴律、笛律学的研究成果,特地介绍了印度拉玛马特亚以维纳琴作为实践物改造律制的过程、阿拉伯乌德琴的定弦法、乌德演奏时中指指位的变迁和扎尔扎尔中指指位的确立对阿拉伯律制形成的特殊作用。基于演奏演唱的实践和人类的审美听觉,作者特别尖锐批评了当今乐理知识讲授中把十二平均律作为世界通行的金科玉律,而对它违反自然规律的本质缺陷视而不见的现状,以充分的论据打破了多年以来国内外专业音乐教育对十二平均律的迷信。这对开拓和丰富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视野是十分有益的。 按照书名这本著作的研究对象应为“东西方乐律学”,但是在其中我们只看到对四大文明发源地律制的论述,而对于一些很有特点、民族音乐学家历来十分关注的其他特殊律制,例如泰国的七平均律、印度尼西亚的九平均律却没几乎有涉及,更没有从学理上加以解释,这让我们这些世界音乐后学者不能不感到有些遗憾。尽管如此,我们已经可以从李玫老师的这部书中获得了许多的启示和教益。 正如赵宋光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的:乐律学“曾以不可抗拒的规律性多源萌生存活,还将以不可磨灭的勃勃生机发育壮大,而且还将以自己抽枝放苞的强劲生命力注入未来的人类,煞住百年颓势。”我们有理由相信正在振兴的中华民族这个文化群体“有能力在21世纪引领人类音乐文化走出那‘法老称霸的疆土’”。② ①埃利斯《论诸民族的音阶》,见《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张伯瑜编译)第298页,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7月。 ②赵宋光“序言”,见李玫《东西方乐律学研究及发展历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7月。 林冰清 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讲师(责任编辑金兆钧) 基础科学论文:注重基础科学 促进应用技术创新 我阅读《环球飞行》已有多年历史,每次翻阅这本杂志总会获得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可能是由于涉及自己工作领域的缘故,我注意到《环球飞行》近年来发生的明显变化,尤其是《环球飞行》搭建了“科技前沿”专刊这一学术交流平台,这对于引领人们注重基础科学、促进应用技术创新具有深远意义。 科技前沿工作主要是从宏观、微观等多层面探索物质世界的本质、变化及其内在联系,建立起符合大自然规律的基础科学理论,进而创造出适合人类社会进步所需的种种应用技术。没有基础科学的支撑,就不会有真正的应用技术创新。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在应用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国人生活水平也普遍有了较大提高,但在基础科学领域对人类的建树,相对于科技发达国家我们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基础科研长期得不到真正重视,对科技事物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存在误区,急于求成,只看结果而不关心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形成技术的过程,各种所谓“模仿式创新”、“解决有无重于创造”的状况影响到对基础科技的投入。于是,当我们的社会进入到必须由制造向创造转型的历史阶段时,这种重技术、轻科学和“拿来主义”所导致的恶果,就会陆续浮现出来,表现为在应用技术上我们似乎不断缩短了与科技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实质则是我们的创造力可能会越来越落后于时代。 基础科研是应用技术创新的前导,从目前太阳能飞行器研制状况可见一斑。人类研制太阳能飞行器已有数十年历史,太阳能飞行器结构与布局也陆续出现了许多新方式,但受制于现有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瓶颈,太阳能飞行器难有突破性发展。太阳能飞行器能否实用,关键在于有否创新方法来提高近地空间单位面积太阳能的收集和转化利用效率,这就需要对阳光、太阳能和其他光现象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纵看人类了解光本质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过去和现在所采用的方法存在局限性。例如,尽管经过了数百年的反复论辩,人类对光本质仍然只有“共识”而没能得出充分证据,对光的理解还停留在基于假设的数理逻辑推理阶段,并长期陷入将光的波粒二象性当成光本质的误区,导致人类对光的认识难有根本进步。仅用数理逻辑方法来推定微观环境下物质的状况显然是不够的,在受认识与条件所限,因“测不准”而对微观世界用数理逻辑方法推测出种种“不确定性”的现阶段,即使“科学的主要目的是以最少数的假设,用合理的逻辑来解释最广泛的实验结果”已成为基础科学领域的主流共识,我们仍然不能因一些理论学说对光的描述得到学界广泛认同,而放弃对事物真相的继续探索。如果我们要继续深究光的本质,就必须寻求新的方法来接近和揭示事物真相,而不能停留在数理逻辑推理的局限上和人们的自由想象之中。 在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创造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尽管人类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往返火星,但在20余千米到100千米空气稀薄的临近空间高度,现有航空航天技术都显得无能为力。以火箭为推力的航空器还能勉强发射到这个空域作一个来回,航天器也只能往返“路过”而无法停留。高空气球倒是能够到达这个空域的中下层,但气球只能随风飘荡、浮沉而难于操纵。能否创造出有实用意义的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是能否有效弥合空天一体化作业缝隙的关键点,对人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人们曾提出过无数构想来试图解决这个世纪难题,平流层飞艇便是其中最有希望的典型代表。然而人类在平流层飞艇领域已经探索研究了近50年,世界上至今仍没有成功先例。一些科技发达国家所研制的、能够升到10余千米的“平流层飞艇”,实质上都仍是不能有效操纵、需要放气后才能伞降回收的飞艇状气球。现有科技能力显然已难解决创造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必须从头再来,由基础科研入手创建新的科学理论和创造出新的技术方法,如此才有可能让人类的平流层飞艇之梦成为现实。 航空航天科技的发展和工业水平的提高不仅让人类实现了自由翱翔的愿望,甚至将来移居到外星球也都有了可能。这一切,得益于前人为我们建立的基础和每一代人的开拓创新。在享受前人发现与发明来丰富现代生活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思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问题。 基础科学论文:以实践为基础科学分析社会矛盾 摘 要:自2013年初我国大部分地区遭遇雾霾气象灾害,河北地区更是列为“重霾”地区,对于雾霾天气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为此河北地方政府作出了各项治霾决策,河北地区针对该问题是如何以实践为基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处理相关社会矛盾的,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展开相关研究。 关键词:实践;发展;矛盾 一、导言 马克思曾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在社会生活中处处充满着各种矛盾,大部分都是利益矛盾,而矛盾又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目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但是当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发展产生矛盾时又该如何处理,追求经济利益、追求物质发展的理论在实践的检验下应该适时做出调整。河北地区在追求经济利益发展工业化的实践下基础下,生态环境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对此需要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分析方法来寻求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的平衡点。 二、发现问题,雾霾重袭河北地区 自2013年初以来,我国发生大范围持续雾霾天气,受影响面积约为14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重霾面积约为81万平方公里,包括华北平原、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区,主要集中在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辽宁等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20个城市发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受影响人口约6亿人,当然这些数据与日俱增。 “雾霾”严格意义上来说是“雾”与“霾”两个不同的概念,雾是一种气溶胶系统由微小水滴或冰晶组成,大量悬浮于近地面空气中,雾和霾同样会降低空气透明度使能见度恶化,但是雾主要是由空气中的水汽凝结升华而成,而霾则是由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等组成,这些污染性的有毒颗粒物与雾气结合在一起让空气瞬间变成灰蒙蒙的毒气,将阴霾天气与雾并为灾害性天气现象统称为“雾霾天气”。 三、分析问题,河北重霾灾害成因 对于“雾霾”究其原因概括为两点,一是有利于雾霾形成的气象条件,二是造成雾霾气象灾害的罪魁祸首也就是人为因素。之所以河北地区成为重霾之地,是由于该地区地势平坦,经济发展迅速,为追求经济利益,大片植被被砍伐开垦成农田,农田又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在这些改变的大环境和大气候的交互作用下河北省环境状况持续恶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荒漠化危害的面积大,2008年相关数据显示,河北省荒漠化土地面积272万hm2,占国土面积的14.5%;在全省138个县(市)中,有114个县(市)不同程度存在沙化现象。二是荒漠化面积增加的速度快,河北省土地荒漠化的面积已由建国时的122.6万hm2猛增到2000年的272.0万hm2,50年间增加了1.22倍。三是地类复杂、沙源丰富河北省是全国地类最复杂的省份,有高原、山区、平原和滨海。复杂的地类,除了带来迷人的景观,也存在发生荒漠化的潜在危险。 “两高”产业集中也是河北能够产生十大污染城市的原因。像钢铁、建材、石化等都是河北省的主要产业,这些产业大量排放出煤烟、颗粒物环绕河北地区上空,北方地区冬天几乎全民燃煤取暖,普通家庭一冬天就要烧掉将近两吨煤,一些家庭还使用燃煤炉做饭,单这一项一个冬天家庭日常使用燃料所释放的颗粒和废气也不得不引起重视。 可见河北地区成为重霾之地的根本原因是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和个人利益,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不断的发展工业,生产建设,河北地区的经济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趋改善。在尝到了经济利益带来的好处后,忽视了经济发展这把双刃剑也会带来伤害。 四、解决问题,河北狠抓生态建设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这是总揽国内外大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部署,更是当前应对雾霾气象灾害的必要保障与措施。经过多年的发展经验和如今的环境污染教训河北地区人民更加深切的体会到协调生态需要与经济发展需要的关系的重要性。经济发展和生态需要二者都既是现实需要也是长远需要,二者必须相结合相融合,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发展经济维护生态建设,然而个人认为当前情况下生态环境建设应该先于经济建设考虑,因为当前不仅是河北地区甚至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破坏问题。 河北地区为治理污浊的雾霾天气各级政府制定了各项政策,首先针对燃煤方面进行了一批煤改气工程,拆除了一大批小锅炉、茶炉、炉窑等,大部分居民小区的地暖和水暖都改造成气暖,新建的小区一律采用集体气暖供应。同时还要求完成除尘设施升级改造火电燃煤机组14台,共涉及19家36台燃煤机组的除尘设施改造。 作为全国钢铁产能最大的省份,河北今后5年内将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力度,全力防治大气污染。河北提出了5年内削减钢铁产能6000万吨的目标。着眼于削减产能、控制污染,河北在最新出台的《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中提出,到2017年,全省“减钢”6000万吨的目标,煤炭消费量比2012年净削减4000万吨。 治霾力度的加大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即民生压力和自身发展压力。就单从在线监测系统一项来说就耗费上千万元的建造费以及后期昂贵的维护成本,这让许多企业吃不消。庆幸的是压力也可以转为机遇,中央首次如此具体频繁的关注河北经济结构转型,也表示河北要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河北发展经济的主攻方向,做大做强做优先进制造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河北五年内削减煤,压减钢,任务极其艰巨,也是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河北应该胸怀全局,通过消化、转移、整合、淘汰等方式,打好调整经济结构、化解产能过剩这场攻坚战。因此如何在雾霾这把双刃剑下抓住机遇,也是河北地区需要思考和把握的。 五、小结 作为决策者要有科学的预见能力,对未来的预测、关注和把握需要从系统整体出发。“从这个系统的整体最优出发,既要考虑到组成这个整体的一切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还要考虑到这个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采用各种分析工具和方法,对系统整体与要素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在决策过程中不断调整、修正决策目标的偏差,达到整体最优。”对于河北省的相关建设发展出现的偏差,就是由于对整体把握的不足,没有权衡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 生态建设不仅是政府的职责更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责任只有全民努力才能真正有效快速的抗击雾霾,还我们碧水蓝天。因此为了提高民众的认识要加强宣传,普及生态意识,倡导生态价值观,使公众的观念转变过来,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让公众有自觉的生态文明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到低碳环保,绿色生活,也是我们作为普通民众的义务,河北地区发起全民抗霾活动,“五公里内不开车”“放下汽车,骑上单车”等生活理念,大力传播,希望更多的民众都加入进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基础科学论文:科技场馆针对不同人群开展的基础科学展品讲解 摘 要 科技场馆作为校外科学教育机构,主要是通过展览教育形式来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科技场馆的科学教育工作要取得成效,与辅导员的讲解质量关系密切。同时科技场馆是公众教育场所,因此区别对待参观群体开展展品讲解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论述辅导员如何针对不同参观群体开展讲解来实现科技场馆的科学教育功能。 关键词 科技场馆;展品;讲解 科技场馆的常设展厅一般都会展出一些演示科学原理、定律的基础科学类互动展品。这些展品通常是按一个主题或学科进行归类摆放布展,本文探讨的是单件展品的讲解也不是展品组合的讲解。 这些展品是立体的科学教材,观众在参观时能参与进来,他们推拉、吹吼,但是否会让他们去研究一些问题呢,又或者是有何收获呢?这就无从得知。科技场馆作为一个非正规科学教育场所,尽可能发挥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显得尤为重要,这是科技场馆的展品与游乐场的游乐设备之间的区别。科技辅导员针对展品的讲解及与观众之间的交流是发挥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的主要方式。不同年龄观众的认知阶段和兴趣点不一样,因此讲解起到的教育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辅导员在作展品讲解时,没有根据不同人群作出不同的讲解与交流,那么就很可能成为一次失败的讲解。本文主要探讨的是针对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群体的讲解,不涉及混合群体的讲解。严格来说,这三个群体还是可以细分的,但由于科技场馆不同于学校,辅导员难以准确判断观众的准确年龄,只能作一个大概判断和大概分类。 1 辅导员针对小学生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小学生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他们的科学兴趣与增加他们的科学经验。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创设情景,增加趣味性,通俗化。 小学生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按皮亚杰的观点,小学生群体的认知阶段基本上是属于具体运算阶段。在这一阶段,他们形成了初步的运算结构,出现了逻辑思维。但思维还直接与具体事物相联系,离不开具体经验,还缺乏概括的能力,抽象推理尚未发展,不能进行命题运算。 2)他们对周围事物有强烈好奇心,并渴望对这些事物寻求解释,已经形成了关于周围世界许多方面的 概念。 3)他们通过在校的科学课学习,开始对科学现象有所理解。 4)他们喜欢玩。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通过创设他们喜欢的情景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引导他们仔细观察展品呈现的过程与现象。辅导员可通过讲故事、展品拟人化、虚构事件、探讨他们感兴趣的话题等各种方法来创设情景。在情景中启发他们对展品现象的思考与交流。这样有利于增加讲解的趣味性。 2)辅导员针对这类群体的讲解语言要生动有趣、通俗化。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宁可讲解时出现论述不严谨、不全面,甚至出现错误。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名词、概括性抽象词语、公式。否则,对小学生来说,讲解已没有任何趣味性可言,根本就谈不上培养他们兴趣,保持进一步学习的动力了。例如,有件展示涡流现象的展品叫“摆动的环”,在讲述时不应该说“导体在磁场中作切割磁感线运动”,他们大部分人还没有导体和磁感线的概念。可以这样通俗化地说“小铝在磁铁旁边跑动”,显然,这样的表述是不严谨、不全面,甚至是错误的,但这样的表述能把事情说得清楚,让人听得明白且容易记忆。通过这件展品的讲解,他们能增加这么一个经验就可以了:铝在磁铁附近运动,会有电产生,电又产生了磁。 3)辅导员讲解过程应引导他们把展品的现象与他们已有的经验进行联系并思考。“科学的”概念常常与人的直觉相反,通过这种联系思考,使得他们的经验得到扩展。 4)讲解尾段,为了保持他们的好奇心,可以引导他们去探究其他展品,也可以引导他们回家做些跟这件展品有关的简单实验。 2 辅导员针对中学生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中学生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引导他们综合运用课本上的知识去分析研究一个系统(展品),从而增进他们分析研究自然事物的能力。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让观众达到专注的快乐。 中学生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按皮亚杰的观点,中学生群体认知阶段基本上属于形式运算阶段。这一阶段,个体形成了完整的认知结构系统,能进行形式命题思维,智力发展趋于成熟。 2)不同年级的学生由于学习的科学类科目结构内容不一样,因此掌握的科学概念与知识的程度不一样,运用科学方法与实验方法的能力也不一样。 3)他们比儿时积累了更多的生活经验,在校学习也积累了很多知识,能够对周围事物作出解释。 4)最新脑科学研究表明,他们这个阶段,脑会发生重大变化。这阶段是提高人的科学素质关键阶段。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很多展品展示的科学原理、定律,如果他们已经在课本上学习了。只要他们看了展品的说明牌,那么这件展品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立体的教材或示范性的实验,看不到虚假的线索、幻想的破灭和失败。因此,辅导员如果把讲解的重点还是放在讲述这件展品展示的科学原理、定律,那么估计难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也难以引起他们专注去思考。 2)辅导员讲解时,可以考虑把展品作为一个系统,引导他们把展品看成一个系统,综合运用他们学过的知识,补充他们没有学过的知识,和他们一起交流与讨论。通过这种较为深度的分析研究,引起他们专注地探究和分析,增进他们运用科学方法的能力。例如,展示涡流现象的展品“摆动的环”,辅导员和他们一起操作和观察后,引导他们分析展品的构造。展品主要构成:架子、带有铝圆片的单摆、磁体。这件展品是展示带铝片单摆在磁体旁运动的情形,因此可以把它按时间来分割,分析和研究一个运动周期。在整个分析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单摆周期运动、磁体特性、能量守恒、能量转换、电磁感应、楞次定律等知识。通过这样的讲解与交流,除了加深他们对已学知识的理解,增进他们没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领悟一些科学方法。 3)很多展品都趋向于掩盖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针对中学生的讲解与交流,可以适当增加一些这方面的介绍。 3 辅导员针对成年人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成年人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和他们一起重温学生年代课本上的知识并了解这些知识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应用。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让观众重拾在校时的心态和感受。 成年人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智力发展已成熟。 2)已经接受了较长时间的正规教育,如果不是从事专业工作,在校学到的很多知识已逐渐模糊,但没有消失。 3)积累了相当多的生活经验。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辅导员和观众一起回忆在校时学过的知识。 2)重点讲解展品展示的原理、定律在生活中的应用。例如上面所述的展示涡流现象的“摆动的环”时,可以介绍涡流制动、电磁炉、变压器为何要尽量减少涡流电流。 展品讲解方式多种多样,辅导员也应有各自讲解特色。一次成功的展品讲解就包括以下几个因素:1)这次讲解的教育目的是什么?2)分析观众特点再讲解。3)能否使观众心情愉悦。 基础科学论文: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历史演变 [摘 要]从军事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分析,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历经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即古代时期两者各自独立发展,近代时期彼此相互联系,现代时期的高度融合。关注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探讨,对我国依托基础科学推动军事技术创新,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基础科学;军事技术创新;历史演变 从军事技术发展史来看,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经历了独立发展、相互联系和高度融合的三个历史阶段,随着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日趋加强和军事技术体系错综复杂,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将更加密切。 1、古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初级阶段 在火药应用于军事之前,高频率的战争次数导致冷兵器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但这一时期的基础科学并不发达,军事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的经验积累和不断摸索。 就冷兵器的材质而言,冷兵器可分为木兵器、竹兵器、石兵器、陶兵器、青铜兵器和铁兵器,在这演变的过程中,冶炼技术起着主导作用。在冶炼技术出现之前,人们的武器一般都就地取材,使用木质或者石头打磨的工具,而金属铜的出现并有目的的应用战争则使武器装备有了质的飞跃。大约公约前1万年,石器时代的人们开始认识并使用铜,通过不断地艰难摸索,掌握了通过制造高温热源和去除杂质的冶炼技术。这一时期,化学等基础科学的知识根本没有系统的出现,武器装备材质的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不断的摸索实验,“最初控制燃烧温度的知识被看做一股神秘的力量,随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那些不过是知识和技术的应用而已。几乎可以肯定,同样是靠着运气和反复试验、反复失败,金属制造最终获得了飞跃式发展。”[1] 冷兵器性能优劣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制造工艺的高低,这取决于工匠技术的经验积累和技术的熟练程度。最初,工匠通过模仿自然界的实物形状来制造兵器,并不需要科学知识的指导,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人最初的认识是从模仿中得来的”[2],模仿在武器装备的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戈的形状丰本锐末而微曲,如同鹰嘴兽角,用以钩挽和啄刺敌人”[3]。通过模仿,工匠们可以制造出各式各样的冷兵器,而且由于工匠们的经验技术的不同,同等质料的兵器在性能上也会大相径庭。1965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虽埋藏地下2300多年,仍然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在《吴越春秋》中也有干将莫邪铸剑的记载:“干将,吴人;莫邪,干将之妻也。干将作剑,莫邪断发断指爪投入炉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可见,古代工匠的铸造工艺决定了武器性能的优劣。在基础科学尚未系统出现的古代冷兵器时期,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较弱,工匠的经验技术水平对武器装备的创新起到了主导作用。 2、近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中级阶段 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实验材料和逻辑推理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指导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探索事物的发展规律,数学、化学、物理学等基础学科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理论、新知识,这些基础科学的突破往往带来军事技术创新。 在近代科学形成之前,火药就已经被认识和使用,最早关于火药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8~9世纪,当时的炼丹家已经知道炭、硫、硝三种混合物的性质,并在宋代第一次运用于军事的记载。但是直到14世纪末出现的明火枪,也是因为射速慢、射程短和准确性差,没有产生重要的军事影响。从火药的发明到14世纪轻火器的出现,在将近6个多世纪里,火药的性能将一直没有显著地提高,军事效能并不理想,直到15世纪发明了粒状火药后,这种状况稍有改观。然而,真正满足军事需求的高爆炸药的发明,则是近代科学尤其是化学发展的产物。18世纪拉瓦锡氧化学说的提出,开启了化学革命的大门,使人们对物质和物质的变化从定性的朴素认识进入了定量的研究;19世纪初道尔顿的原子论阐明了化学变化的统一理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化学的新发展;19世纪60年代,门捷列夫创立的元素周期表不仅对化学理论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化学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兴起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18世纪到19世纪60年代,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基础化学取得的理论突破使化学工业蓬勃发展,火药由传统的黑火药变为硝化甘油、炸胶、无烟火药苦味酸和梯恩梯等强力炸药,使火药的性能显著提高,满足了枪炮对火药的性能的要求,奠定了现代军事工业的基础。 基础化学的发展为枪炮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炸药,解决了弹药动能和杀伤力的问题,但射击精度的提高还需要外弹道学理论的支持,这离不开数学、物理学等基础科学的发展。1546年,意大利数学家塔塔格里亚出版了《投弹技术》一书,发现了炮身在倾斜45°时射程最远。17世纪时,伽利略在大量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并结合惯性定律等物理学知识,导出弹丸运动的抛物线方程,并且以其为依据写出了关于自由抛射运动的著作,用科学的理论解释了射角为45°射程最远的事实,标志着弹道学的理论初步形成。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牛顿通过介质对运动物体的作用的研究,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四章讨论了外弹道学理论,确立了力学定律和微分学是外弹道学问题的理论基础,成为近代外弹道学奠基人。19世纪战争对枪炮技术的要求逐渐提高,枪炮的准确性、射程和威力要求及高精度的射表是外弹道学必须解决的课题,战争的现实需要极大的刺激了外弹道学的发展,使外弹道学理论出“井喷式”涌出,如西亚切近似法、弹丸运动微分方程的数值积分法等,这些方法的优秀就是微积分理论。微积分在外弹道学中的应用,使外弹道学摆脱了经验判断的局限,以“无限细分”和“无限求和”的微积分思想让运动弹丸的轨迹细分到静止弹丸点的集合。[4]通过研究每一瞬间弹丸的特征来归纳出整个弹丸运动规律,使枪炮技术成为一门以数学为工具的学科。 3、现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高级阶段 进入20世纪后,科学活动日益从个人或少数人的独立研究发展成为大规模、有分工,高度组织化的集体,从“小科学”逐渐发展到“大科学”。在科技体制化逐渐形成的“大科学”发展阶段,武器装备创新往往是涉及学科门类众多、工程技术综合、管理系统复杂、社会影响巨大的大工程项目,如“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和“星球大战”。1942年,美国动员了15万人员,耗费了23亿美元,动用了全国1/3的电力,实施了“曼哈顿工程”,制造了首批原子弹。[5]在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基础科学与武器装备创新的关系比以往任何阶段都要密切,二者相互融合,一方面表现在物理学基础理论的突破是原子弹研制成功的理论源泉,另一方面,在解决研制过程中的困难时,“曼哈顿工程”又极大的发展和丰富了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由传统的以基础科学推动武器创新为主的单向线性推动模式,转变为双向相互推动发展模式。 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了著名的质能方程E=mc?,解释了物质内部能量和质量相互转化的关系,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量子物理学家们积极探索原子内部结构规律,取得了一系列惊人发现,为原子弹的发明提供了理论基础。1919年,卢瑟福利用镭放出的“射线”轰击其他元素,实现了原子核人工嬗变,打开了实现人工核裂变的通道,为人们深入研究核反应,利用核能奠定了基础;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得威克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发现了中子,被当成轰击原子核的理想“炮弹”,人类找到了打开原子核内部的“钥匙”;1938年,居里夫人、费米和哈恩等著名的物理学家,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核裂变理论,为人类开辟一种新的能源。这些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的发现被誉为“通往核时代的三个阶梯。”[6] 正如“曼哈顿工程”的成功依赖于基础科学的突破一样,“曼哈顿工程”也极大的促进了量子物理学的发展,使人们对理论物理学的认识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使量子物理学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带头学科。“曼哈顿工程”集中了当时大量的顶尖物理学家,为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他们有时在国际会议上碰头,交换意见,有时在声望卓著的科学刊物上,介绍新发现。一大批这方面的科学家会聚在阿拉莫国家实验室,形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思想库”,7这些物理学家们在阿拉莫实验室进行问题探讨,学术交流,将观众的焦点集中到共同的目标,极大地推动了量子物理学在短期内的迅速发展。在研制的过程中,有政府出资建立的先进实验室,也为基础科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硬件设施。此外,从“曼哈顿工程”中总结出来的“大科学”管理模式,被成功地应用与其他基础科学项目的管理,间接地推动了其他基础科学的突破与发展,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高度融合。 基础科学论文:紧密结合中医临床,积极开展基础科学研究 “证”是机体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反应状态。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已被视为实现中医药规范化,客观化乃至科学化的重要环节。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刘建勋研究员首先提出了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拟临床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其研究团队以冠心病作为切入点,采用多因素、多靶点的方法干预模型动物的生理过程,建立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利用模型动物的特点和优势,深入分析疾病证候的现代机制和生物学特征,进行治疗相关病证中药新药的研究与评价。相关研究成果在本刊连续5期相继发表系列研究论文,得到了广泛的反响。以下是中医药学不同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分别表述个人观点: 王庆国(教育部“证候与方剂基础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市“证候与方剂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会长):中医疾病病机演化规律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它随着外界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对传统中医病机的认识逐渐向微观化方向发展;同时对病机的病理生理机制研究在微观上、深层次上认识机体生物活动特点,更加准确的揭示病机演化的本质,促进达到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统一。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3期发表的“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痰、毒、瘀”病机演变规律的实验研究”一文中,作者首先采用模拟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将高脂饮食与冠状动脉血管内皮损伤二者有机的结合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并进行病机规律的分析以指导临床诊疗。通过对血脂代谢、炎症反应、血液功能动态变化的分析提示,单纯的痰证、瘀证或毒证都不足概括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病机的发展规律。可以认为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的病机发展规律在于“由痰致毒、致瘀,痰毒瘀三者互结,损伤心脉,气血运行不畅,发为心痛”。扩展了中医胸痹的病机认识。此研究采用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从微观角度分析冠心病病理机制,并结合对中医传统致病因素的认识,提出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痰-毒-瘀”的病机演变规律,其思路和方法都值得借鉴。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所研究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病理生理及客观检查指标的变化应与临床相关病证密切相关,否则对病机的微观分析将毫无意义和价值。 史大卓(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转化或转换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是近年来国际医学健康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的学科,即从实验室到病床(bench to bedside),再从病床到实验室(bedside to bench),实现“基础-临床”循环往复的研究模式,简称为“B-to-B”。B-to-B模式不仅应用于疾病的诊断与机制研究中,同样也运用于新药研发过程。在转化医学过程中要求基础实验动物模型是有多个方面与临床相关疾病相似的病理改变,相似度越高则由实验室转化临床的效率就越高。因此,对实验动物模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第3,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功能的改善作用”,“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肌组织的保护作用”2篇论文,实验不仅采用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作为致病因素,并且在模型评价过程中以临床冠心病诊断的方法为中心,通过心肌酶谱、心脏超声、无创血流动力学分析观察实验动物冠心病心脏结构和功能的改变。这不仅为冠心病的临床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实验载体,同时也使中药新药临床前评价的数据和结论更有临床参考价值,缩小实验研究向临床转化的距离。因此模拟临床的动物实验研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在中医药领域。此研究所建立的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也值得推广和广泛应用。 吕爱平(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讲座教授):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医学对疾病诊断和处理的特点。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和中医临床实践的深入,如何将疾病证候的变化特征以更客观的现代医学实验室指标来阐述,还需要大量细致的工作。但是在基础实验研究中,通过建立与临床相关疾病证候相似的动物模型,并以病证结合动物模型为研究对象,分析证候发展过程中客观实验室指标的改变将有助于证候本质的认识,辨证与辨病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结合;同时也进一步提高基于证候分类的疾病治疗疗效。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中医证候评分的影响”一文中,实验的设计和思路比较新颖、独特,实验采用模型临床四诊辨证的方法并结合现代医学对中医致病因素的认识,从体重指数、脂质代谢、血液流变学,心功能和心电图改变等对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进行证候评价,并建立证候诊断标准,基本符合中医痰瘀互结证的特点。因此以临床病证特点为参照,根据实验动物病理、生理情况,将临床病证的表现通过适当的转变以应用于动物模型中进行评价,将有助于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发展。因此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的建立促进此方面的研究,而该模型的建立和发展同时也进一步促进疾病过程中证候变化本质的研究。 孙晓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将来的临床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而病证结合进行中药临床前有效性评价的方式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接纳。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建立要求具备现代医学病理学模型和中医证侯学模型两方面的特点。但是由于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目前存在的诸多不足导致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多采用西医疾病,或者单纯中医证侯的模式进行。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2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血液流变性及血脂的改善作用”和“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炎症反应的影响”2篇论著中,则克服了以上中医模型不足和缺陷,值得推荐。通过高脂饲料喂养和冠状动脉血管内壁球囊损伤双因素的刺激方法,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用于中药新药的临床前评价。在评价方法中,一方面围绕与中医证候相关的因素如血脂代谢的异常、血液流变学的异常等进行评价。另一方面以冠心病病理过程为中心,评价中药复方干预对心肌缺血过程的影响。通过以上两部分的密切结合,可以全面的分析中药复方的作用特点。同时也与当前中医临床辨证与辨病结合的发展一致,更加密切联系临床。不失为一项高起点、高标准的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研究工作。 基础科学论文:浅议新科技革命与基础科学人才教育发展问题 摘 要:当今世界正酝酿着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战略,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变革结合起来。发展科技依靠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教育担负着更加繁重的任务。当前教育要为人才辈出打下坚实基础,特别要关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教育问题,避免青年才俊因贫困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关键词:新科技革命 基础科学人才 教育 一、20世纪科学技术的积累 当今世界之所以会兴起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会长期持续下去。现在世界上有些地区存在动乱和武装冲突,但各个大国之间尚能和平共处,这就能稳定住大局,各国有条件致力于和平发展,为新科技革命创造出一个和平环境。第二,经济危机的压力。2008年由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中印等新兴经济体也受到拖累。至今,经济复苏仍然举步维艰。历史经验证明,当经济危机来临时,会形成一种压力,推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第三,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科学技术越积累越多,能量越来越大,引发一场科技革命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在20世纪前30年,发生了以量子力学、原子科学和相对论为标志的科学革命,同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忙于战争,除军用技术以外,无暇顾及其他用途。这就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二战结束,这些积累和储备的科学技术知识释放出来,引发了一场科技革命,带来了20多年的经济大发展。现在,有几十年未发生科学技术革命,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称之为“科学沉寂的60年。”科学技术的沉寂,标明其正酝酿着一场革命,称之为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 分析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首先要考察其起源。现在都是将科学技术连成一体,而在19世纪以前,科学同技术是分开的,二者有不同的源头。科学起源于人的智力。人从观察自然现象中搜集到信息,用大脑进行分析判断得到知识,知识经过系统化就形成了科学。这一精神生产过程与物质生产过程有相似之处。信息相当于劳动对象(原料),智力相当于劳动工具,科学知识相当于产品。科学起源于人脑(智力),技术则起源于人手(生产经验)。人在生产实践中,经验的积累就形成了技术。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技能技巧)有明显区别,古代技术以实物和人为载体,人不在光有实物也不行,技术随之消失。现代技术除了实物和人作载体以外,还有文字信息作载体,人不在,技术还能延续下来。技术与科学的区别,在载体上,技术有实物作载体,科学则没有实物载体,只有文字信息载体。在18世纪以前,科学和技术是分离的,如牛顿力学受到推崇,但在产生100多年时,尚不能用于生产技术。技术发明依赖生产经验,而并非按照科学原理,最有力的证明是蒸汽机的发明。1712年苏格兰铁匠纽可门制成了单式蒸汽机,这种机器热效率低,耗煤量大,只是在煤矿用。瓦特长期修理纽可门机,积累了经验,在1768年发明了复式蒸汽机,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项技术上的重大发明,全靠经验摸索,并不依靠什么科学原理。在蒸汽机发明和应用了几十年以后,法国物理学家卡诺于1856年从蒸汽机中总结出热力循环规律,称卡诺循环。蒸汽机的发明应用,是技术先于科学和科学技术分离的证明。发电机的创造发明,则是科学先于技术的开端。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于1837年提出了电磁定律,号称法拉第定律,在这项科学定律出现了30年之后,德国西门子公司按照这一科学定律,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电机的发明和电力的应用,是科学先于技术的证明,也是科学与技术结为一体的证明。进入20世纪,科学与技术更加紧密地结为一体,任何一项重大技术发明,都是遵照已有科学原理,再也没有全靠经验的技术发明了。同时,科学的发现和发展,也更加依赖于技术的支撑。以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例,当年居里夫人发现镭的放射性,揭示了原子核内部有能量释放出来。1916年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从理论上证明了原子核内部蕴含有巨大能量。这些科学发现只是证明了原子核内部有巨大能量,如何证明原子核内部有能量特别是如何利用原子能,就依赖于技术发明。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与1938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原子反应堆,是在原子能科学的指导下进行的,他证明了以前关于原子能的推论,并推动了原子科学的发展,由此产生了一门名为核物理学的新学科。原子能的利用,又产生了一大批新学科。由此可见,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并在实际中应用,会派生出一些新学科。两门以上科学结合会产生一门新学科,如分子物理学与生物学相结合形成了一门名为分子生物学的新科学和遗传工程新技术。还有从老科学中也能派生出新科学,如热力学是19世纪就有的老科学,在20世纪70年代,普里高津从研究热力学中开创了名为耗散结构论的新论说,又派生出专门研究模糊(不确定)现象的模糊数学。由科学与技术相互渗透与结合,不断分化与综合出新学科,使得科学技术滚雪球式的增多,到20世纪末,人类进入了知识爆炸时代。 科学技术能够以信息文字为载体永远存在下去,如两千多年来造的船,都是遵循阿基米德原理(浮沉原理),船早已消失,而阿基米德原理永存。科学技术还永不过时,永不减少。如18世纪发明的蒸汽机,到20世纪70年代已停用,从蒸汽机中总结出的热力学理论并未过时停用,至今仍在用,并由此衍生出耗散结构理论。200年来造出多少台蒸汽机没有统计,但总是用一台少一台,而热力学用的人再多,也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多,如20世纪首年(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就是从热力辐射中发现了量子,并由此开创了量子力学。20世纪初,出现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力学,号称物理学革命,这里讲的革命(Revolution)指重大变革,并非是否定了牛顿力学。实际上牛顿力学并未过时,仍然适用。而科学革命只是揭示了其适用范围:量子力学指明,牛顿力学在宏观物理世界适用,不适用于微观物理世界;相对论力学指明,牛顿力学对静止和低速运动物体适用,对高速运动(指接近光速)物体不适用。其实,任何科学都有其适用范围,举个简单例子,欧几里得几何学产生了两千多年,也用了两千多年,到19世纪末,俄国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创立了一套几何学,同欧氏几何大为不同,乃至相反,号称非欧几何学。如欧氏几何有条定理是: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180度;非欧几何证明三角形三内角之和小于180度。德国数学家高斯还在阿尔卑斯山设立了足够大的三角形,测量结果是等于180度,并宣称,在地球范围内,欧氏几何是完全正确的。直到20世纪中期,有了射电天文学技术,测量结果证明,在大于5光年的世界,即是远大于太阳系,三角形三内角之和方才小于180度。充分证明,欧氏几何定理在地球范围内是完全适用的。至此可以发现,科学技术以信息文字为载体,成为人类精神的遗传基因,只生不灭,越积累越多,而且科学知识的增多,会产生连锁反应,进一步的增多,使得科学技术加速发展,越走越快。恩格斯把科学的发展比作人口的增长,指出:“人口的增长同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而科学的发展同前一代人遗留下的知识量成正比,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是按几何级学增长的。”由于人的科学知识积累越多,这就形成了一座庞大的精神资源,并在不停的膨胀,且越用越多,而地球上的物质资源则越用越少,这就会陷入物质资源匮乏的困境。随着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进展,这一困境将会越陷越深,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就是发挥精神资源的优势,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时代在呼唤科学技术革命,当前,科学技术积累已相当深厚,也正酝酿着一场新的革命。 二、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 由于科学知识越积累越多,则学会已有的知识所需要的时间即受教育的时间就越来越长。同时,现代从事各种产业的工作,都需要掌握科学知识。同时,当今世界,科学知识变革很快,不断地出现新知识、新技术,要求人不断地学习掌握。古代近代社会,没有文化知识,照样可以种地、作手艺乃至打仗,现代就不行了。这样一来,教育就关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乃至国家民族的盛衰。在世界面临新科技革命来临时,教育就更加显得突出重要。在学习会上指出:“物质资源必然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才却会越用越多。”又说:“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靠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要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 中国一向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的传统。古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树谷;十年之计,在于树木;百年之计,在于树人。就是说,安排一年的生计,在于种好庄稼;安排十年的生计,在于种好树木;安排好百年的生计,在于教育培养人。可见中国古人已深深了解教育的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当代世界,科教与人才成为决定社会前进的首要因素,教育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远比古代为大,我们更有理由比古人更加重视教育。以往我们常以地大物博自豪,冷静的分析,我国人均占有的土地和矿产资源,在世界上都排在后面。最大的特色是人口众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的素质,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我们更有理由比世界各国更加重视教育。今后国家富强,民族的复兴,这一历史重任都落在教育上,中国的教育事业可说是任重而道远。 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经济落后是无可置疑的。说中国文化落后,颇有疑问。中国属于儒学文化圈,欧美属于基督教文化圈,即人们常说的东西文化。这二者不可比,正同中国的京剧与外国的歌剧、舞剧不可比一样。说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如同说京剧落后于莎士比亚剧一样,是讲不通的。因而不存在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问题。但教育是可比的,如文盲、在校学生、大学生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是可比的,同外国一比较,中国确实明显的落后,因此,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教育落后,而并非是文化落后。 中国的教育落后在满清时已经显示出来。到了19世纪,欧美国家兴办学校,教授自然科学课程,属于近代教育。我国仍然盛行私塾,全教人文科学,属于古代教育。到了20世纪初,才开始向近代教育迈进。 教育对各个领域都发生深层次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些是看不到的,但确是巨大而深远的。如许多地区,有丰富的资源,却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利用,依然处于贫困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有眼光、有创业能力的人才。想反,有了人才,就要资金有资金,要技术有技术,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样的外部环境与条件,只是由于管理人员的素质不同,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机关,竞争会有不同的结局。少年、儿童的成长和社会风气的好坏,极大地同家庭环境、幼儿园、学校和各种社会组织的熏陶有关,归结起来,还是人的教育问题。 从20世纪初中国才开始有了近代教育,比欧美国家落后了一个世纪。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急起直追,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三、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和运行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教育则是百年大计,着眼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和市场经济的目标存在差异。由于市场经济的原则是追求经济效益,因此,教育部门培养的实用人才,如会计、销售、法律、公关以及各部门应用技术的人才,很容易为市场所吸收接纳。对于基础科学的人才,如哲学、历史学等人文科学,理论物理学,理论数学等基础科学,从世俗的市场经济的观点看是效用不大的,不能立即产生经济效益的。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基础科学如同水,各门应用技术如同船,水涨船高,只有基础科学水平提高了,应用技术乃至生产和工作的水平才能提高。基础科学起到基础的作用,没有牢固的基础何以能建起高楼大厦。故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极其重视基础科学人才培养。政府应有远大眼光,不能局限于短期的功利目的,要高瞻远瞩,稳住基础科学学科专业这一头。 基础科学人才是学界的精华,在精而不在多。我国过去高等学校在学科设置上,基础科学偏多而失之于精。特别是文科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专业,每个综合性大学都设置,应用专业则设置的少。近年来,由于市场大潮的冲击,基础科学学科受到巨大冲击,以至于取消或改变专业方向。为今之计,应本着少而精的原则,稳住基础科学系科这一头,选择条件好的院校,设置基础科学专业,培养高精尖人才,为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造就一批学科带头人乃至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 科学界精英人才也是教育应当稳住的一头。特别是要关注底层平民家庭中有天赋、有潜能、有强烈的向上意识的子女的培养教育,使他们有机会、有条件得到更多学习深造的机会。由于这部分子女有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只要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求学条件,极有可能成为科学精英。因此,政府和全社会都要注视科学精英的苗子,对于那些勤奋而有天赋的学生,要在经济上予以大力支持,决不能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使其丧失求学的机会。 基础科学论文:正确认识基础科学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三年来,我国人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工作已经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忘我的劳动和兴奋的心情来迎接行将到来的国家建设的高潮。当我们面临国家建设高潮的时候,我们首先便感到现在我国科学技术干部,无论在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国家建设的要求。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成为当前的急务之一。今年暑假后,又将有几万毕业于中学的青年们走进高等学校学习科学技术,这将为我国将来的建设工作增加一支生力军。 有些青年,对于学习专门技术很重视,但对于进理学院,学习研究基础科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因而兴趣就比较淡薄。有的甚而觉得这可能用处不大,出路不广。这个问题是涉及到对国家建设,对科学的认识的,我们现在就对这个问题作些解释。 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文化建设。我们不能想像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丰裕的经济生活而可以不要健康充实的文化生活内的。在文化建设中,科学研究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由于有了科学的研究,使我们能够发见、掌握了自然规律,从而能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发展国家的生产力,推动了经济建设的进行。同时,由于科学的发达,我们加深了对自然界的认识,增进了控制自然界的知识,也就是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我们就不再是自然的愚味的奴隶而是自然的主人了。所以说“科学,按其本质来说,是精神文化的最重要的成分,它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服务。”(加马利、康士坦丁诺夫: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见学习译丛一九五二年第三号第五十四页)。我们如果把国家建设工作短视为只限于生产的改进与发展,而不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那是不全面不正确的。 再进一步看看,任何近代大规模的生产技术要是没有科学的研究与发明来作基础,那也是不能想像的。所以说“近代大生产是以自觉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为基础的,它要求人们研究物的机械、物理、化学等特性,科学地分析和综合工农业的一切生产实践。”(见前书第四十九页)。难道我们可以想像没有马克司威尔的电波学说便可以有近代的无线电的出现。没有门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律和原子分子的学说而可以有近代高度发展的化学工业,没有居里夫人关于放射元素的研究,也可以有近代原子能工业吗?再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苏联,因为有了巴甫洛夫在生理学上的成就——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于是在医学技术上,今天就有了基本的革新,甚至教育学和畜牧医学在应用上也都因为它的影响而有了新的进展。可见任何一种应用技术的革新没有不是由于科学研究上的发明发现而引起的。理学院中关于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基础科学的学习与研究,对于国家生产技术的发展与提高来说,对于国家全面建设来说,不仅是需要的并且是很为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青年对于投考理学院有顾虑,怕学了没有“用”,没有“出路”呢?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过去由于长期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动阶级的统治,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的。科学工作要是没有社会生产上的需要是不可能发展的。于是从外国移殖过来的一点一滴的科学工作,也由于得不着滋养而日渐成为脱离实践、日渐萎缩的东西了。毕业于理学院的学生和从事于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者们除了教教书外,就根本没有充分的条件,去很好地进行研究,以使自己对于国家、对于人民作出很多贡献;甚至有的由于“用非所学”“用非所长”,就不得不半路改行了。这样就自然造成所谓理学院没有出路的现象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今天我们祖国大地的一切是完全改观了。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没有出路的那种不合理的现象是随着反动统治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在经济建设工作中,要改进发展生产技术,立刻就需要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来指引、推进。而在文化建设工作中也更需要我们有更丰富更正确的控制自然的智识来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在的号召下,我国科学工作者们正在进行思想改造,克服了过去脱离实践的学院式工作作风,使科学工作更能指导工农业生产的实践,这就为我们学习基础科学的青年们准备了又一个更好的条件。 基础科学论文:制度建设为基础科学机制为保证不断提高组织工作的满意度 选人用人关系到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到人心向背,是干部群众和社会对组织工作关切的优秀所在。构建以制度体系为基础、以科学化的工作方式为保障的选人用人机制,是提高组织工作满意度的关键。 必须夯实制度规范这一基础 总书记指出:必须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中。制度是根本,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必须以健全的制度体系为基础。在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中,要准确地把握制度体系的点、线、面要素以及制度所覆盖的基本内容和制度运行的关键环节。 要把握制度体系的优秀点,关键是在制度之中能体现优秀要素选干部。一是思想品德、业务能力、综合素质构成的基本标准。德为先是思想基础,能为上是工作基础,学为重是素质基础。二是实际履历、个人情况、岗位需求构成的条件标准。真正注重实际工作表现,并与个人学识修养、岗位结构搭配相兼顾。三是群众认同、干部认同、上级认同构成的工作标准。能够将群众拥护和组织信任的人选出来。中央对干部选任有总体要求和《干部选任的条例》,需要在实践中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实施办法并加以落实,但必须准确掌握其优秀要素。 要把握制度运行的主要线,关键是在制度之中能体现规范环节选干部。一是制度体系的程序节点之间是连贯的。干部的选任,从群众测评、自荐和推荐、考试答辩、公推或竞聘,到组织考察、纪委反馈、差额票决、公示任用、廉政谈话等,必须保证确定的流程线都要有相应的制度约束。二是制度体系的主线是清晰的。如群众测评有分析,体现科学定性和定量;选任方式要公开,尽可能让大多数群众都能知晓;组织考察应全面,能够真实反映被考察者德、能、勤、绩、廉的情况、担任干部的适合度以及个人特质;会议决策需民主,党委在选任干部中实行差额考察和差额票决制等。 要把握制度覆盖的主要面,关键是在制度中能体现科学机制选干部。一是选人用人的工作机制有不同的层次。在总体要求上,制定既符合中央要求,又体现学校实际的有针对性、适应性的方案;在选拔方式上,采取进一步扩大竞争上岗范围和公开招聘的措施;在选任程序上,规范民主推荐、考评答辩、差额考察、纪委函复、任前公示、票决确定等要求。二是选人用人的机制有较宽的覆盖面。要完善干部在岗的学习培训制度,落实干部试用期、回避、报告事项、廉政谈话制度,落实干部履行职责的常态化考评机制,建立后备干部的培养机制。三是监督的配套机制。严格执行“一报告两评议”,做好干部述职述廉、离任审计等,将4项监督落到实处,并建立纪检、审计、财务等有关部门的联席会商机制,加强干部常态化监督。 只有按照中央要求,并将各个单位具体实施的方法以制度的形式予以确定,才能打牢选人用人的工作基础。 必须坚持正确导向这一根本 做好选人用人工作,要通过制度和机制形成正确导向,匡正选人用人的风气。需要我们思考的是,如何以制度和机制解决“怎样选人,选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选好人既要在制度层面保证选人的要求,也要在实际做法中体现选人的作风。中央提出,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有良好的选人用人风气,从干部角度讲,能够激励干部,让其工作感到舒畅;从群众角度讲,有利于增加群众对组织部门的信任和对干部的支持。在实践中要把握好5点:一是制度和机制要确保选人用人的正确导向,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干部选任原则,通过民主推荐、竞聘上岗、公开选拔、群众参与等方式,扩大选人用人的民主范围,拓宽选人用人的视野,摸得准、看得准、选得准。二是工作方法要确保选人用人的民意基础。让群众知情、参与,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落实到选人用人的实际工作中。加强民意测评,让民意反映干部的德才,让群众评价干部的政绩,将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作为干部履职评价的主要依据,作为选人用人的依据。三是监督体系要确保选人用人的公平公正。领导干部的提名权要有制度,组织、纪委部门要加强经常性沟通,确保投机者选不上以及防止干部带病上岗,严肃处理跑官、要官和拉票贿选行为。四是岗位任职中要体现干部的轮岗交流。干部轮岗交流,反映在高风险岗位规避、多岗位锻炼、干部的合理调整等几个方面。要注意把群众反映好、工作能力强、政治素质硬的干部选拔到重要岗位,也要注意与长期在弱势岗位工作的干部加强交流。五是组织干部自身要行得正。要思想上讲党性、工作上重品行、行为上作表率,深入基层、了解民意,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敢于坚持原则,真实反映情况,勇于抵制不正之风。 干部选任的导向,是群众和干部评价满意度的风向标,只有在选人用人的实际工作中,最大程度地依靠群众,才能风清气正,做到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 必须提高科学水平这一要求 做好选人用人工作,贯彻中央提出的坚持民主、公开、竞争和择优,必须落实在干部选任的整个过程,即做法要反映民主、过程要实现公开、选拔要体现竞争、目标要达到择优。只有延伸和拓展实际工作的每一环节,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民主、公开、竞争和择优,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提高组织干部工作的满意度。 客观地说,干部工作长期以来有一套严谨的工作流程,但在如何听取多数人的意见,避免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以及集中群众的认可度方面,尚需要提高科学水平。坚持民主,就要从初始的人选推荐、拟任干部的遴选到考察听取意见、干部任用的决定等,全面增加群众和干部的参与度,并实行干部选任差额票决制,避免以少数人意见取舍,制衡“一言堂”。坚持公开,就是让更多的群众从一开始就知道,缺什么岗、岗位条件和职责是什么、怎样选人等。对干部选任中的一些环节,要尽量多场合加以公开,可以借用媒体、内部信息渠道和一些现代科技手段,让本单位的大多数干部群众了解组织上选人用人的工作要求、工作步骤和主要信息,并建立畅通的意见反映渠道。坚持竞争,就是形成比较性选人。干部选任实行竞争上岗,实际上是改变了干部的提名权,让可能原本不在视野里的人和更多优秀的人参与。体现竞争,要将岗位公布,鼓励更多的人报名,进行差额考察、差额票决等。坚持择优,就是按照中央要求,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上来,这也是干部选任的最终目的。 基础科学论文: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对文学的利用 个人简介:刘兵,男,1958年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学术委员、兼职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是科学史、科学文化传播、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出版有《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等专著6种,《刘兵自选集》等个人文集7种,《超导史话》等科学史与科学文化普及著作4种,译著7种,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编有《科学大师传记丛书》等多种丛书、教材和读物。 摘 要:本文提出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可适度利用涉及科学问题的文学作品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落实新课标所倡导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一维度的教学目标,并例举分析了几部较有影响力的西方畅销小说,指出其中所涉及的科学问题,以及如何去理解和把握其中的科学理念。 关键词:科学教育;文学作品 在中学的基础科学教育中,为了实现新课标所提出的教学目标,特别是关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维度,可以利用各种辅助性的教学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教学。在这当中,一些在传统教学中不被重视甚至几乎被完全忽视的教学资源,如果恰当地利用起来,也可以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在科学教育中,对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教学,由于以往被强调不够,教师经常会感觉在教学内容和资源等方面有困难。就此来说,一些目前在国内已经出版了中译本的西方畅销小说,因其涉及到与科学有关的话题,而且,更多地反映了一些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对于科学、技术其及本质和与社会之关系的见解,就是一类既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又能满足特定教学要求的素材。倘能适当地在教学中引进、利用这样的素材,完全有可能让学生在愉悦的学习中,掌握一部分相关的知识并进行有益的思考。 这样做的关键,是对适当的文学作品的发现和对其有关科学之理念的理解与把握。在这样的基础上,可能的选择还是很多的。在此,可以例举若干部较有影响的作品作一简要的分析和讨论。 在一些早期的西方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举《美丽新世界》和《1984》这两本书为例。20世纪上半叶,科学在世界上还是突出地以非常正面的形象来传播,科学技术的一些负面的效应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作家非常难能可贵地表现出了先见之明,在其作品中讨论了相关的问题。 《美丽新世界》这本赫胥黎的经典作品,写于上个世纪30年代,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好几个中译本。在那个时候,赫胥黎就已经非常有先见之明地探讨了科学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另一种影响,即生育技术,这样的意识是非常超前的,甚至于我们现在激烈争论的生物技术的问题,在其书中就已经有了类似的影子。他利用当时可以得到科学技术的进展,构想了一个特殊的极权社会,这个社会把科学技术的各种先进手段都运用起来,在对其成员从出生起,就进行着有目的的培养,把人分成不同的阶层,如阿尔法、贝塔、伽玛。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不同的社会结构带来的冲突,作者设想这个社会还保持着文化专制。比方说,对一些传统文化像莎士比亚的戏剧等都是禁书……。在这本书中,就我们这里所关心的话题来说,最关键的是赫胥黎设想中,利用可以想象的科学技术手段来维持这样一个作者显然是对之采取批判态度的社会。作家所要反思的一种是社会体制,一种就是利用科学手段对体制的保证。 类似于这部反乌托邦的经典著作,另一部可以提及的小说,就是那本非常著名的写于1948年的《1984》。以往人们不会把它算作跟科学有关的书,而更多地放到政治幻想小说的分类中,把它作为一本政治小说来读。这部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当然首先的影响也是来自于它对于政治社会的构思。但是,这部小说在其精彩的描述中,其实也还涉及到对于那样一个专制社会的技术支撑条件的设想,甚至于带有了某种科幻的意味。比如说,人受到监视,所有的地方没有自由、没有隐私,甚至在自己的房间里都要躲着监视器(即小说中的“电幕”)。在1948年时,技术还不像今日那样发达,但作家在描述一种社会政治结构中发生的种种故事时,其实是很有预见地设想了可能利用的科学技术手段,即使当时这样的手段并不完善。作家的想象力和科学技术的思考和价值判断是非常值得后来人重视的。在当下,不是已经有人在讨论监视器这种技术手段的普遍应用与个人隐私之关系等伦理性的问题了吗? 除去这些较为早期的经典作品之外,如果我们直接跨入20世纪90年代,我们更会发现,一系列的小说更加有针对性地在思考着科学的问题。 很有代表性的美国畅销小说作家克莱顿的一系列作品,就是典型。其中,在公众中,其最有名的作品,就是最初以小说形式问世的《侏罗纪公园》了,当然,由于这部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其实他的每部小说几乎都被拍成了电影),由于电影的传播,其影响力超出了小说。后来沿着类似的思路、围绕着同样的主题的续篇《失落的世界》亦是如此。 抛开《侏罗纪公园》中那些至少在逻辑上似乎成立、与当代科学发展有某种关系的幻想性细节不谈,仅就其思想性而言,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背后,也有许多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内容。 小说的作者体现在其作品中的一个非常清晰的意识,即作者所要讲述的,实际上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问题。那个设想由人类造出并放养了恐龙的孤岛是一种自然,人们在这个孤岛上用人工的方式复原了几千万年前存在的恐龙,重新建造了一个人工的自然界。但作者又认为,这样一个自然界是不可能稳定的,虽然小说中的某些人以为可以控制这样的自然,但是这实际是一种幻想,而作者立论的根据,又放回到某种科学的逻辑里。在这本书中,作者大量采用了一些科学前沿的东西,典型的就是混沌理论。曾有人说这部作品所传达的混沌理论这样一些科学前沿概念,要比很多科普作品效果好得多。此小说中有一位主人公,是可以视为作者代言人的名叫马尔科姆的数学家,他就根据自己的研究而预言:这样一个人为的自然系统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从近代科学创立的时代起,人类有一种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从哲学家培根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后来有人重新解读,译为知识就是权力。人们一直有这样一种观念,一种所谓人类中心的观念,有一种人类对自己能力夸大的想象,认为人们可以控制自然、可以改造自然,可以把握人们创造的自然,这种认识是近代科学创立以来特别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一直不断地主流地所持有的一种看法,直到后来很多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开始反思,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过去我们在中国不是也有这种传统吗?的时候口号不是“人定胜天”吗?这种概念无论是基于想要依赖科学技术手段还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信念,都是认为可以由人的意志来改善自然界和控制自然界,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这样的信念也许是有问题的,或者说,对自然的控制有时候也是会出问题的。从《侏罗纪公园》到《失落的世界》,正是反映出这样的一种思想。 相应地,在当下我们的现实中,当我们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争论,为一些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事件或问题而争论,如像有关人类是否应“敬畏自然”的讨论,关于水利工程的讨论(在《侏罗纪公园》就真的提及到阿斯旺水坝的事例)等,如果把这样的小说结合在科学教育中,也许会提供给学生更多的一些话题、思路和素材。 在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个近来非常走红的典型的作家的例子,即著名的《达芬奇密码》一书的作者丹・布朗,他因《达芬奇密码》而知名,但其另外几本作品其实都是跟科学有关的,比如说像《数字城堡》、《骗局》、《天使与魔鬼》。 《数字城堡》涉及到的是密码、信息、超级电脑的问题,当然内容也包括恐怖主义、政府的电脑信息系统的研制开发等等情节,但关键在于,它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能够研制出万能解密机,那么,在这种有可能性的技术发达情况下,人类的隐私何在? 关于个人隐私,像这样的反思,或者是像生物技术的应用等所带来的冲突,在学术界也已有所讨论,此小说只是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把这样的科学发展的伦理性问题具象化。这里仍然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与人和社会的发展的冲突的问题作为关注的优秀。 在《骗局》这本书里,涉及到的也是一种科研伦理的问题。作者设想的情节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政府的有关机构和官员也居然会在科研的问题上作伪。像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关注科研道德的时候,当然也是有借鉴思考价值的。 在丹・布朗几部小说中,我更愿意强调的是《天使与魔鬼》这本书,因为这本小说把叙述的焦点放在一个科学与宗教的环境之中,在仍带有幻想性又有一定科学依据基础的故事情节里,反映了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书中,教皇内侍在危急的时刻的长篇演讲几乎就像是一篇在讨论科学、宗教和人性之关系的论文。其中提到的一些很有意味的问题就是,仅仅靠科学我们是否能够很理想的生存?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物质需求的前提下,科学是否能够同时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在我们掌握了非常先进的一种具有威力的手段和技术的前提下,我们的道德是否也已经进化到了有能力足以能够控制把握这样一种技术发展的相应的程度? 如果仅就近几年来被译成中文的国外畅销小说来看,其实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涉及对科学的反思这一主题的优秀作品,像《诺贝尔的囚徒》、《羚羊与秧鸡》、《猎物》,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再例举了。 总之,本文只是想提出这样一种可能的设想,即如果在学校的基础科学教育中,适度地利用涉及到科学问题的文学作品,完全是有可能在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更容易达到新课标所设定的某些教学目标的。 基础科学论文:科学、技术与社会和基础科学教育 一、何为sts 近几年,面对现行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我国基础教育界一直在呐喊要提倡素质教育,同时也在不懈地探索素质教育的方法。 近年来,国际上许多国家对其基础科学教育的内容与标准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改革。这些改革的特色之一,是将“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思想内容融入到基础科学教育之中,即在科学教育中增加人文思想、人文色彩。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的改革也已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中将sts与基础科学教育相结合,是最为值得关注和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由于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重视专门化的东西,使得大多数科学家也越来越重视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深了越来越专业化的教育带来的弊端。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学者斯诺也谈到越来越专业化教育带来的不好的影响。他认为,这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比如科学家很可能只了解专业很窄的范围,而不了解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等基本知识,甚至代表两种文化的双方互相认为对方的工作意义不如自己从事的重要,从而互相排斥。这种文化的分裂会带给社会损害、损失。斯诺提出要改变现有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以改变这种现状。 科技发展引起了许多新的问题,如是否应该发展核能,是否应该谨慎地加以限制基因工程的研究,应怎样控制世界人口,怎样控制非再生能源的消耗率,怎样避免战争、环境污染,又怎样防止或消除等等。科学技术革命,不断引起对人和大自然的关系的讨论,而人和大自然的相互关系本质上是社会过程。凡其结果会对广大群众产生影响的,群众都应参与决策和实施。科学技术对政治和道德的影响是公众的事情,外行也应介入。然而西方国家中社会和科学技术明显分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互脱节,而自然科学又占统治地位,这样就需要培养了解科学技术及其后果、能够参与涉及科学技术决策的公民,需要能给决策者提供新的信息和科学的分析等等。基于这些客观需要,逐渐兴起了一个跨学科的新的研究领域:sts。世界上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 对sts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一般认为,sts是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诞生于美国的一个新兴的学科。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sts研究。现阶段,我国专门研究sts的学者这样定义sts: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它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和社会其他子系统(比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因此研究科学、技术也应该研究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科学和技术的性质、结构、功能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其他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之间的互动关系;还要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在整体上的性质、特点、结构和相互关系及其协调发展的动力学机制。 在国外,学者们对sts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在广义的理解中,sts体现为一个学科群,是科学史、科学哲学等等(还包括技术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等)学科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的总称。在狭义的理解中,sts则是以传统的科学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学科为基础,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理论综合,而形成的融合了上述传统学科之基本内容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追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之相互关系的新理解。很自然,像这样的研究及其成果,迟早是要反映在教育,包括基础教育之中。 二、sts与基础科学教育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深入,一个相应的趋势是,科学教育也越来越专业化。这种向学生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的倾向将影响到所培养出来的一代人的知识、技能结构以及基本素质。在这样的目标下培养出来的,即使是很杰出的人才,也很可能大多数只是某个狭窄领域的专家而对其他领域几乎一点也不通。时代和社会并不要求人人成为物理学家,但要求人人都要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和对急速发展变化着的时代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教育的内容、方法、观念及人才的培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实际上,现代的社会需要更多的是有现代观念、有一定专长、也了解其他领域知识的通才。只了解很窄的领域,不论是领导科学工作,还是参与制定科学政策或政府其他政策的讨论等等,都是不够的。科学技术越专业化,越可能使得人们沉迷于技术的发展中,而只看到很窄的方面,甚至忽视了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当遇到由于科技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或应该做出决策时,很可能会手足无措。sts教育正是在出现了以上问题的情况下才逐渐形成的,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教育的不足。另外,只注重知识的传授,学生掌握了知识,并不代表就具备了独立思考、工作、研究、开创的能力。而sts教育可以使学生在更宽的视野中(比如历史的、哲学的、社会的、伦理的,等等)理解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思想、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怎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等等。 从近些年来国际上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总体趋势来看,在对sts内容的引入中,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优秀组成部分之一。当然,sts在基础科学教育中的内容绝不仅限于此。 首先,科学史教学对于科学教学本身具有帮助。通过科学史的教学,学生可以不仅学到具体的、现成的科学知识,还知道科学知识是怎么来的、科学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发展的、科学家是怎样思考的、研究科学的方法有什么等等。这样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使学生更具有科学洞察力。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科学动态的发展,在对科学概念演变的了解中能更准确地理解科学概念,并学会更好地利用已有的知识,而不是只学到 一些作为现成结论的知识片断。 其次,近年来出现的另一个趋势是,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将科学史同科学哲学结合起来(例如对于在历史上科学革命中出现的重大变革的本质的说明以及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问题的介绍),这尤其有利于培养学生批判的头脑,也有利于学生了解真正的科学精神。 再次,sts的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是一种文化。因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的活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人类的烙印。科学是无数科学家毕生辛勤工作的结果,是我们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现了我们最崇高的传统,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它可以使我们对未来满怀信心,可以使我们更聪明、更谦恭,甚至更为愉快。但科学毕竟只是一种文化,一个人大脑中具有了一定的科学知识,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从早期对引入科学史的专注,到更加泛化的sts,这样的教育可以说起到了某种沟通两种文化的“桥梁”的作用。 最后,sts教育具有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重要功能。由于sts在西方产生的特殊背景,这方面的关注更加集中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广泛应用科学技术的一些负面效应(如对资源的过分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与污染等)。利用sts教育,则可以使学生懂得科学并不只是象牙塔中的、和外界孤立的知识,而应该对科学技术有更全面的认识。这对于社会对科学应用的适当控制以及对未来的科学技术决策,以及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都具有重要的潜在意义。 三、sts与中国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 我国中学的理科教育,在单科的系统知识上,其深度、广度几乎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尤其是物理学和化学。但是放在今日世界激烈的经济、科技竞争环境中来分析,我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不仅需要科技精英,还需要具有较高科技素质的劳动大军。在中学理科教育中,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也是极其重要的。应该使受教育者懂得科学成就和技术革新应为社会的生产、生活和发展服务,为公众利益服务,对科学技术应用中各种社会问题持积极参与的态度,并尽可能提出合理的对策和行动。但是现行中学理科教育受制于升学的压力,教师为升学而教,学生为升学而学。这不仅使教学内容和方法围着应试转,而且使得科学、技术、社会三者的脱节。 科教兴国,素质教育兴国,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项目已全面启动。在未来将出台的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中,将体现国家对不同阶段学生在知识、能力、态度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将规定各门课程的性质、目标、内容框架、教学建议、评价标准等。按有关权威部门的说法,在课程标准的改革中,需要处理好现代社会科技进步与学生发展的关系;倡导从学生的兴趣和经验出发,结合社会、科技的发展,重组各门课程的学习内容,并体现综合性。相应地,在义务教育阶段理科课程共同基础中,内容将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理科课程、科学素养的养成、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及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理解等几部分。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在渗透人文因素方面长期的落后,以及相关学术研究进展的滞后,使得有时在教育中谈到要引入sts内容时,对于究竟何为sts以及如何引入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误用。例如,仅仅望文生义地将sts等同于实践、动手等等。因此,我们也应该更多地关注西方的科学教育中的新思想,这对于我国基础科学教育的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必须承认的是,与像英美这样的国家相比,在基础科学教学中结合sts的方面,我们国家显然仍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教育界不能和学术界脱离,而应该汲取学术界的观念、观点,请学术界人士参与到教育的改革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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