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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从西方哲学的背景来探讨如何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首先分析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如何成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接着分析了马克思怎样在这种背景下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后的发展,最后提出怎样从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中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意义。 【摘要题】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键词】背景/根本观念/发展/比较研究 【正文】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仅对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此,对从事其他哲学学科、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如此。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的准确理解,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有顺利的发展,更难充分发挥这些研究的现实作用。为了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它的丰富和发展,需要从各方面做出努力。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怎样在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这种变革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怎样看待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怎样从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中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这些都是应当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此谈些个人想法。 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以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继承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正如许多专家早已指出的,这种说法虽然符合事实,但并不全面。在西方哲学中,马克思所批判继承的不只是德国古典哲学,更不只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所有重要的优秀思想遗产。就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更为广义的理论背景来说,还包括马克思对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 其实,在理论来源上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和科学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只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与以往哲学有着根本性区别的新哲学,从而超越(本文所谓超越都是指超出界限,并非全盘否定)了这些遗产。这种超越不只是对他以前的个别哲学家、个别哲学流派或者个别国家和个别时代的超越,而是对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西方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也不只是个别哲学观点和哲学理论的超越,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超越,我们才能说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是革命性的变更。而这种变更又适逢其时地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科学地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哲学已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和危机之中,为了得以进一步发展,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更。 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由笛卡尔肇始的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被公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具有丰富的内容,在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经验论和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都各有其特点,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就一直很是激烈,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社会阶级背景说都有不同的内涵。但它们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点上。第一,它们都撇开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信仰主义限制,肯定人本身具有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认知其所面对的世界的能力,后者就是广义的人的理性。对理性和理性能力的肯定和倡导,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转向的前提。第二,它们都把心灵和身体、自我(主体)和对象(客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明确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主客二分),并由此出发而把主体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认识客体(人所面对的世界)当作它们的哲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原则由此得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更是突出地表现为主客、心物、思有的关系问题,它为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及科学反对宗教开辟了道路。第三,它们把在理性的旗帜下,从主客二分出发建立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并进而建立一个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当作其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这种体系、特别是认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人的认识、特别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 上述近代哲学的三个突出特点可以说是近代哲学作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在哲学发展的一定历史时代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然而,由于三者在后来的发展中都越来越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都被绝对化而转向其反面,以致以之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成了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对理性的倡导转化成了对理性的迷信或者说绝对理性主义,似乎不仅一切认识问题、而且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理性的光环下获得解决。最可靠的科学是理性的科学、最理想的社会是理性社会。实际上,这种绝对理性主义从认识论说反而堵塞了人们通过实践和经验进一步获得真知的道路;从社会上说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又如,主客的区分导致主客分离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本身就蕴含着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无法解释人的认识中主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从而也无法使人获得真知,最后必然倒向怀疑论。休谟的怀疑论是彻底发挥二元论的必然结局。笛卡尔以来的唯理论者外表上肯定知识和真理的可靠性,但那不是依据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依据所谓万能的上帝所赋予的观念(天赋观念)或者作为上帝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的保证,因而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一旦排除了上帝或抽象的绝对观念,独断论同样必然转向怀疑论。再如,近代哲学家在理性主义前提下从二元分立出发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由于被绝对化由促进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变成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即所谓科学的科学,而这就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了。这种体系本来是由人所建立的,然而由于体系被绝对化,人就成了体系中的一个次要环节,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也就消融于封闭的体系之中了。 怀疑论、独断论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内涵当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又是密切相关的。思辨形而上学内在地蕴含着独断论,而独断论如失去上帝或绝对观念的支撑就必然倒向怀疑论,反过来说,在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条件下,为了克服怀疑论,必然走向独断论。因此,近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所陷入的根本性的局限性集中地表现于其思辨形而上学性。 西方哲学发展到19世纪上半期,其思辨形而上学性发展到了其顶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可谓集西方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之大成,他的哲学中尽管有丰富的辩证法,但终究被其唯心主义的体系所窒息了。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克服独断论和二元论、特别是将二者包容在内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我们平常所说的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也包含在这种局限性之内。但是,这种局限性并非唯心主义所特有。一切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说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同样有这样的局限性。 因此,克服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既集中地表现为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但其意义远不局限于黑格尔,它同时应当是对全部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中的以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换言之,这不只是对个别流派、个别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变更,而应是对一切具有上述局限性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变更,或者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在上述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其实,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也在寻找实行某种程度的变更,以超越近代哲学的困境和危机的道路。不过由于他们与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背景,因而在实现哲学变更的社会目标和理论取向上也与马克思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和基础理论 西方近代哲学因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而陷入困境和危机既然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因此批判和超越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必然成为这一变更的前提和出发点。事实上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这种变更时,就把他的哲学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以思辨性、独断性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作的哲学批判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也正是在这样的批判中形成和阐释他的哲学的根本观念的。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包括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但马克思不是体系哲学家。他在哲学上最为关注的不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架构去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针对他以前的哲学发展陷入困境和危机的症结所在、并按照他所代表的革命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要求,使哲学摆脱思辨形而上学等的束缚,回到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中来。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由此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已陷入困境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所追求的哲学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基础正是现实生活和实践。马克思哲学中的各个部分的丰富的内容也正是通过现实生活和实践而联系为一个统一整体。 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他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所写的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中、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有明确的阐释。恩格斯由此称《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第1版,第208-209页。)。 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问题在于如何结合《提纲》的其他部分以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并在西方哲学的大背景下较为全面地理解它的深刻意义。我想,至少应当承认这段话中包含了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否定以及对“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肯定。 关于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否定,很少有人表示异议,甚至也较少存在误会。因为马克思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维护唯物主义。马克思虽然对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作过许多肯定。例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曾生动地描绘了德国唯心主义如何战胜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但他在所有这些场合都不是肯定唯心主义本身,而是肯定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中包含了辩证法这种符合现实生活的合理内核,正是这种合理内核能战胜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辩证法既然与现实生活相符合,从本质上说与唯物主义必然是相统一的。 至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否定,大家在具体理解上往往存在着较多差异、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异。关于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流行的说法是它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唯心主义。这种说法当然可以找到恩格斯等权威的根据,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们有时没有进一步追问旧唯物主义为什么存在这些局限性。其实在马克思上面这段话中已有答案,那就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段话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把事物、现实、感性时只是看作客体本身,而没有看到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对这些客体的作用。换言之,只是看到了事物、现实等的物质性,而没有看到这种物质性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正是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所在。在《神圣家族》一书中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中,马克思具体论述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如何战胜17世纪的形而上学、而后来又怎样发生德国唯心主义的“富有内容”的复辟。这里关键的东西就在于唯物主义能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之战胜17世纪形而上学并不是它抽象地肯定了物质第一性,而在于其理论体现了“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至于德国唯心主义之得以复辟,就在于它富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 总之,在评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马克思所最为关注的不在抽象地提出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而在是否具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如果与生活实践脱节,那即使肯定了物质第一性,仍可能被唯心主义战胜;而如果能富有生活实践的内容,唯心主义也能战胜那些与生活实践相脱离的唯物主义。一切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都肯定物质第一性。但并不是肯定了物质第一性就能坚持唯物主义。恰恰相反,如果脱离了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联系而仅仅抽象地肯定物质第一性,那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倒向唯心主义。马克思曾多次讲到纯粹的自然主义、或者说抽象的唯物主义将转向唯心主义。“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这样,作为马克思的哲学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出发点的,不能是旧唯物主义者早已肯定了的抽象的物质、即直观形式下的物质,而是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所理解到的物质。因此,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或者说根本观点不是抽象的物质观点、而是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 在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一直是他始终关注的优秀观点。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既蕴含着马克思对事物、现实、感性的肯定,或者说对世界的物质性的肯定;又蕴含着对主观方面,即人的能动性的肯定,从而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这种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的生活实践的观点才能解决处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人所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他在《提纲》第八条中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提纲》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说“解释世界”要靠系统的认识理论,那么“改变世界”还必须通过社会实践对世界进行能动的改造,由此可见,《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的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石、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 被马克思作为生活和实践的主体的人不是脱离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如果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把个人孤立起来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所主张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总之,马克思在《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指出了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并非脱离人的现实存在的抽象的物质存在,后者早已为旧唯物主义者提出、并因其片面性而被富有辩证法内容的唯心主义所战胜;而是同时蕴含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的社会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 由于人的生活和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因而马克思这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在后期的更为成熟的著作(例如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自己的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而作了更为明确和完整地阐述(这些是人所共知的,在此就不引证了)。因此,如果说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点,那么由这种观点出发所建构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恩格斯概括马克思在哲学理论上的贡献时,也明确指出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著名的《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提到马克思在理论上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唯物史观则是哲学上的。恩格斯以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很有影响的普列汉诺夫)较多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名称较好地概括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更由于在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也可以找到根据,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称谓便成了更为通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 这两种提法是否一致呢?关键在于如何具体解释“唯物史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按照“左”的影响的理论框架下写出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解释社会历史。这种提法的最大根据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中的论断。前苏联的许多哲学家对这种论断作了大量论证,以致被认为是正统的论断。按照这种论断,历史唯物主义就难以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而只能说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派生的部分。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与马克思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以及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当作是马克思两大贡献之一的论断显然有不同之处。 然而,如果具体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的论述、特别是具体分析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背景,就不难发现,这两种说法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如果我们有理由把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些论断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阐述,那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显然不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而是作为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其中本身也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正是由于马克思揭示并强调了现实的人的能动的活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才使他得以将从黑格尔等人那里批判继承的辩证法和从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那里批判继承的唯物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有唯物辩证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在此,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解释狭义的社会历史过程,它同时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过程当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反过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从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具体历史过程来分析也是这样。从这种观点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那说它是唯物史观与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一致。 最近一些年来,我国哲学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已进行过较多讨论,至今似乎还未较好地达成共识。我个人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深,在这方面没有独到见解,我只是主张在全面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实含义的前提下兼容这些不同的提法。如果单提历史唯物主义,那就应当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包含在内。如果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注意不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应当充分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作用。如果提实践唯物主义,应当避免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内容发生抵触。这个问题还应当作更深入的探讨,不宜仓促把不同意见政治化。 这里附带作点说明:在我作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的书稿(已于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曾明确赞同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有的专家早已提出),并从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型的角度作了论证。有的专家在这一课题的结项评审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因而不能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对此我很难苟同。原拟专门做出回答。既然上面所作的论证大体上已讲明了我的观点,似乎不必另外作答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当前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加强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特别是要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所谓一脉相承,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实践的要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原有的基本原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开来说,其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三者同坚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使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许多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各国共产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的理论。他们的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总结了新的革命实践的经验,因此在具体提法上都与马克思当年的提法存在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往往正是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果看不到这些差异,而只是片面强调他们的完全一致,那就会抹煞后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发展。 这种创造性发展当然只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发展。这个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容可以广义或较为狭义地来加以阐释。上面提到的恩格斯所概括出的唯物史观应当说是其中的优秀内容。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上的发展上。例如,思想在哲学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它结合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理论在哲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结合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同样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上。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就此提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这里所讲的三个方面都与唯物史观密切相关。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应当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不仅要关注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形态上的差异,也要关注马克思本人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提法上的差异。 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与他后来的观点在具体提法上的确存在某些差异。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是肯定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早期的一些重要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未能作深入具体的研究。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并由此对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了更为全面而真切的理解。这特别表现在认识到了马克思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对人化世界、对人的全面发展在哲学上的首要意义的强调,对纯粹自然主义和体系哲学的批判。这些对克服以往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的模式的片面性很有意义。 但也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引起了一些意见分歧。有的专家可能认为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不够成熟,还较多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从而认为应当更为关注马克思的中后期的思想。这种提法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观点前后期的区别。国外以阿尔图塞为代表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前后期之间存在着思想“断裂”,但也有不少人不承认有这样的断裂。国内的情况也这样。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具体探索讨论。就把唯物史观当作整个马克思哲学的优秀来说,我个人倒是觉得马克思前后期并无本质的不同。马克思在《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论著中已相当明确地阐述了他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中后期著作中并没有改变这个思想,而只是对它作了更为具体、更为完整、更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将唯物史观具体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并用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制定战略和策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将会使我们对他的观点有更为深入、完整和具体的理解,似乎不应由此而把马克思的思想割裂开来。 四、从比较研究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而产生的,它的基础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它不仅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激化、以致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也是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思想理论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又是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他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既体现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现实的革命要求,又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这种趋势要求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在本身的范围内不可克服的思辨形而上学等局限性,实行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这种变更的最彻底的形式。 与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同时,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在寻找克服、至少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方策,他们在哲学上同样要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局限性,以某种形式进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或者说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也正是这样。尚在19世纪前期,在法英两国,先后出现了以孔德和穆勒、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在德国及其影响下的丹麦,出现了以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这两种哲学虽彼此有别,但都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特征。19世纪40年代以后,它们越来越引人注目,以致逐渐发展为现当代西方社会中两种影响最大哲学的思潮,也就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尽管它们从阶级背景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对立地位,但由于它们面对的哲学遗产同样是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并且也企图对近代哲学有所超越,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对立外还必然存在某些相通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同样的历史时代,它们必然会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对这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动向有所反映。只要作为它们的社会支撑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它们所作的反映就必然存在某些现实的、合理的因素。 上面这种状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即现代西方哲学无论从产生和发展上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很有必要将其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怎样超越已陷入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二是比较这两种哲学怎样在超越近代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这种比较研究还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层次上进行。例如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的比较,对各个具体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比较,对各种哲学理论和概念、范围的比较,等等。这类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界限,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认识;还有利于通过剖析现代西方哲学在克服传统哲学的局限性以及体现时代精神的动向上的是非成败,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笔者的有关意见已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一书以及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作过较多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哲学界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他们以前的西方哲学的批判继承,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笼统否定,似乎它们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面材料而存在,因而很少有人去作深入具体的研究,更谈不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求实和具体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哲学界许多人对于西方现当代哲学已不再简单否定,而是承认它们之中有的可能存在合理因素。不少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甚至已在利用西方哲学思潮的某些思想来阐释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理论(例如用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来论证与传统本体论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取得了不少成就。 但究竟如何从产生和发展上、从整体上和个案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深入具体的研究还较少,哲学界在这方面更远未达成共识。许多人(例如一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和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对现代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可能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往往还缺乏具体分析。例如,对于社会上还存在的自由化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潮,他们往往还笼统地将其归咎于某些特定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例如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和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这就可能有失于偏。因为这些流派的哲学理论的实际所是与他们的理解往往存在较大距离(例如,杜威之提倡个人主义意在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能动性,以服务于社会。就个人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说,他明确主张私利要服从公益。对利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他一直采取批判态度)。如果仅仅根据这些不实的理解、却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去进行批判,效果并不好,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例如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错误认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反对将自由化、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与西方哲学思潮联系起来,而只是认为在作这样的联系时要对这些哲学思潮作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有具体的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不应脱离它们的理论的实际所是以及它们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来谈论其消极影响。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关系在哲学界尚未有共识,特别是还有人至今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按照以往教科书的理论模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使一些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学者回避谈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的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来谈论二者的关系容易脱离西方哲学流派的实际所是),倾向于仅仅从西方哲学本身的角度对它的具体派别或哲学家的理论作个案研究。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出色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往往不为广大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所理解,也难以充分发挥其本来可以发挥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客观存在。双方都不能回避。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固然包含了在哲学研究上与国际接轨,掌握世界哲学发展的脉络,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缺乏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了解,也难以对前者的产生和发展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在求实的前提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是哲学界的共同课题,它对促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 基础理论论文:互联网对会计基础理论影响试析论文 [内容提要]随着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出现了网络公司等新经济组织,同时利用电子商务进行网上交易成为企业的新时尚,这些都对传统的会计基础理论产生强烈的冲击。本文论述了对传统会计基础理论的影响,并就其对策作了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互联网会计基础理论影响对策 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运用国际互联网和电子商务进行生产和交易,企业的经济活动由此产生巨大的变化,这将对传统会计基础理论产生强烈的冲击。本文论述了互联网对会计基础理论的影响,并就其对策进行了探讨。 1、对会计主体假设。会计主体是指会计为之服务的对象,在传统会计描述的会计主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单位实体。而在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商务中,存在着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网络公司、网上公司、网际公司,以及以信息资源为主导服务的信息中介服务公司。在会计上是否认定这些公司为一个会计主体?这将给会计主体假设产生影响。 这些形式新颖的公司是虚拟化了的,为完成一个目标,会在短时间内结合,形成一个新的公司主体,待项目目标完成后又立即解散。这与传统的实体公司在组织形式和业务经营上存在明显的差别,但在网络上它又确实是一个公司,并且在经营着业务,会计行为上必定要对它经营着的业务进行质和量的反映。因此,应将传统的会计主体假设变为相对会计主体假设,来确定会计为之服务的对象。 2、对持续经营假设。上述的网络公司、网上公司、网际公司为了一个特定的目标,会在短时间内结合,形成一个新的公司主体,但项目目标完成后又可能会立即解散。这些公司冲破了传统企业连续经营的框架,进行着不定期的经营活动,在可预见的将来可以即时解散,其各项会计要素也即时终结,等到为另一个特定目标而临时成立公司时,这个公司或许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公司了。因此,传统的持续经营假设理论已不再作用于此类公司的会计行为。 根据这类公司的组织和业务特点,应改变持续经营假设理论为即时经营假设。在即时经营假设下,资产将不能按其使用的时间长短和用途来划分为流动资产、固定资产、长期资产,负债将不按其偿还时间的长短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其资产的购进价值应在购进的时候立即摊入成本。 3、对会计分期假设。传统的会计分期假设是在持续经营假设下而对企业持续不断的生产经营活动分割为一定的期间,据以结算帐目,编制会计报表,是人为的划分。但就虚拟化了的网上公司这类企业,可预见的将来可能是很短暂的期间,进行着不定期的经营活动,这类公司时分时合,时间长短不一。由于不能进行持续经营,因此会计分期假设在此类企业已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 在电子商务条件下,由于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内部网络集成化管理的推行,新建立的网络财务系统,将企业发生的网上交易等经济业务,可以即时生成会计信息,企业在任何时点均可提交满足不同需要的实时财务报告。传统的会计分期假设理论的目的主要是定期报送某一会计期间的财务报告,但处于信息时代的今天,已不能满足各方的需要。应建立一个完善的多元化的会计信息系统,会计期间可以划分更小,甚至越来越小,可以随时地反映会计主体的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随时地编制和报送会计报表,实时地满足报表使用各方对企业财务信息的不同层次的、多元化的需求。因此,对会计分期假设应加以改进,变定期为适时,划小会计期间,随时地反映会计信息,动态地掌握会计资料,更好地为经济决策服务。 4、对货币计量假设。传统会计的货币计量假设仅是指在企业众多计量单位中确定用货币为单位进行统一计量。货币作为会计信息的统一计量单位,有利于不同企业、不同行业用同一口径衡量反映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但在现代网络财务中,通过货币反映的价值信息已不足以甚至于不主要是管理者和投资者进行决策的主要依据,诸如创新能力、客户满意度、市场占有率、虚拟企业创建速度等表现企业竞争力方面的指标,更能代表一个企业未来的获利能力,它们不能在报表上用货币来表示。同时,随着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产生了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的商务模型,对无形资产(特别是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的计量、对高级专门技术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价值的计量、对高科技企业潜在的高额风险回报的计量、对通货膨胀的计量等方面,成为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此外,电子货币、数字货币的出现,也对货币计量假设产生深刻的影响。 因此,会计上单一货币计量的体系正在经受在计算机处理环境变化而带来的挑战。会计上除采用货币计量外,对有些特别会计事项可考虑采用利于财务决策的某些量化指标,使财务决策的衡量指标多元化。另外,正在日益发展的在互联网进行交易的电子商务,其结算的支付手段是网上电子支付,即不需要现金、支票、汇票等纸质票据,而是直接将购货款从企业帐号或个人信用卡上支付给对方。这将预示着现金、支票、汇票等支付手段将逐步退出资金流通领域,也预示着企业间的结算将会进入高速高效和低成本的时代。 5、对会计目标。传统的会计目标是对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核算,提供反映会计主体经济活动的信息,其反映的形式是以会计报表形式来反映企业经济活动结果的,反映的内容是传统会计六要素在经营过程中的变化和结果。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信息作为一种全新的资本,作一种关键性的生产要素进入经济发展过程,企业的生存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和创新,因此,知识资产、人力资产将在企业资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因此,在企业对外报送会计报表时,应将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源作为主要资产项目加以重点列示。反映的侧重点应由关心“创造未来有利现金流动的能力”,转向关心“知识资本拥有量及其增进的能力”。为改变原来定期报送一元化报表的形式,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建立集电子交易、核算处理、信息随机查询于一体的网络财务系统,实时地满足不同层次的报表使用者对企业会计信息的多元要求,深化会计目标的要求。 6、对会计要素。会计要素是对会计对象的基本分类,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传统会计的六大要素符合现行会计核算的要求,适合工业经济时代会计核算的需要。但是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增加了许多新的业务内容,会计核算的对象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以各项无形资产为代表的知识资产和人力资产在企业资产中的比例不断上升,财务资产比例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企业的资本中心正由货币资本向智力资本转化,企业会计正向构建智力资本为中心的新会计体系,因此,必须对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进行重新分类,会计要素也将随之改变。 在以计算机网络和知识为基础的新会计体系中,企业的资产要素应由财务资产、知识资产和人力资产三部分组成。财务资产主要由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构成,知识资产由知识产权和专有知识组成,人力资产指人力资源资本化,将人力资源转化为会计资产予以确认。根据现代产权理论,确立产权要素,将业主权益和所有者权益产权化,知识和人力资源产权化,共同分享企业的劳动剩余。由此,将企业的会计要素可以重新分为资产、产权、剩余、收入、成本费用、利润六个要素,以充分提示以现代计算机技术和智力资本为中心的知识会计体系的核算内容。 7、对会计职能。会计的职能是核算、监督。核算是会计的基本职能,计算机处理环境的变化和电子交易形式的出现,建立基于网络化的会计信息核算系统已是时代使然。在这个新的会计信息处理系统中,企业发生的各项业务,能够自动从企业的内部和外部采集相关的会计核算资料,并汇集于企业内部的会计信息处理系统进行实时处理,由此看来,会计的核算职能事实在会谈化。 由于实现了实时和自动的核算处理,那么会计监督就变得越来越重要,监督自动处理系统的过程和结果,监督国家财经法纪和会计制度的执行情况。还应建立一个完善的、功能强大的预策决策支持系统,让企业经营者和外部的信息使用者,可随时利用企业的会计信息对企业的未来财务形势作出合理的预测,有助于作出正确的决策,这一职能将显得愈来愈重要。 基础理论论文:现代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是对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探讨,论述了现代经济法学的四个基本问题: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希望通过对这些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能够加强我国经济法学界基础理论统一与共识。 关键词:经济法基础理论、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第三主体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转轨,我国的经济法学基础理论也已经历了20多年的争论与发展,在发展中争论,在争论中发展,在实践中检验各种理论的正确与谬误,正是在这样一种对真理的不断追求与探索中,我国的现代经济法学已经颇具规模。 目前,我国的经济法学界已经形成了多种流派学说,从最初的“纵横说”、“学科经济法说”、“密切联系说”、“经济管理关系说”、“综合经济法说”、“经济行政法说”、“企业法说”、“国民经济运行法说”,到现在的“经济协调关系说”、“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宏观调控说”、“国家调节关系说”、“国家参与关系说”、“新经济行政法说”、“二次调整说”、“模糊说”、“限定的纵横统一说”,等等。 百家争鸣的景象当然我国现代经济法学蓬勃发展的最好表征。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各种经济法学说相互并立,甚至一本书就代表着一种经济法流派,既给经济法学的讲授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也是一门独立学科还不够成熟的表现。笔者认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不仅要有促进该学科发展的争论,更多的要有促进该学科独立而稳定的共识,而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显然缺少一种“求同存异”的认识。在我国经济法基础理论日益丰富的条件下,我国的经济法学者应该尽可能的抛弃所属学派的意气之争和门第之见,在一切为我国经济法学独立和发展的大局观的指引下,尽快将各学派相同相通的经济法学理论统一起来,以谋求我国经济法在未来更大的发展。 笔者拟通过本文,在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求同”上作一个初步的尝试。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至少有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现代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哲学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等四个问题应该形成共识。 一、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 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而非以国家为本位的法。 我们首先来谈谈现代化这个常识性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化有两个优秀问题,一个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这两点背后共同的东西就是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社会。”[1](P231)对于此种认识,笔者认为“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关于“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社会”的提法,值得商榷。 回顾人类近现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社会价值取向上始终存在着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国家同以国家为本位的东方国家之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个人本位的思想理念,在反封建的斗争和人类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其进步作用当然应当肯定。而在相对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正是以国家为本位的主导思想,才使得整个国家的稀缺资源掌握在该国先进的阶层或统治阶级手中,由政府加以调配,从而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正是藉此赶走外来压迫,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国内进行政治和经济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有力的工农业和科技基础。 然而无论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理念,还是以国家为本位的理念在人类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都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和问题,于是它们都自觉或被迫地选择了或正在选择一种现代化的本位理念观:以社会为本位的理念观。在信奉“个人本位”的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深刻认识到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非但不能保证个人充分发展,相反会危及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于对“个人本位”危害的认识,早在19世纪,作为美国社会学法学派的创始人庞德就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他把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并进一步指出:“包含社会利益的个人生活是一种道德的、社会的生活。所以社会利益不能容忍为了满足反社会的邪恶目的而行使个人权利。”[2](P138-140)而在信奉“国家本位”的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同样认识到国家的过分集权,大大损伤了社会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也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基于这种本位观认识的转变,无论这种转变在当时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它都体现在了对国家经济关系的调整上,而这种调整体现在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律中,便是现代化的经济法理念观。绝对的计划经济以国家为本位,绝对的市场经济以个人为本位,而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所以“绝对的计划经济不需要经济法,绝对的市场经济容不得经济法”[3]。只有在市场与计划(西方国家)或计划与市场(东方国家)相互融合,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经济法才得以产生。 综上,经济法是社会转变中产生,其本身也在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转变。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因此,现代经济法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型部门法,是法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随着经济法社会化本位的日益凸现,经济法的现代化主体—第三主体,一个完全以社会为本位的主体,也逐渐显露出庐山真面目,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 经济法主体二元架构的突破,三元架构的初探。 我国一些传统经济法学者的“国家—市场”二元框架理论的基本特点是:将政府和市场作为对等的非此即彼的两个主体,他们把政府和市场作为经济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当“市场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权力的适当介入或干预,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国家指导”;而政府的调节行为则可能会有调节“不适当”情况的出现,这就需要完善的法律对政府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加以规范。从正面说,政府对市场失灵时的正确干预需要法律的确认;从反面说,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的失灵与不适时也需要法律的纠正、限制和禁止。这样就产生了一些经济法学者认识经济法本质的基础。对于这种经济法的国家干预和协调学说这里我们不做评论,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现象的日益丰富,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第三部门的存在和其对经济资源配置影响力的日益加强。 对于第三部门的认识,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的认识是不统一的,这里限于篇幅笔者不能一一举例,笔者认为所谓的第三部门就是与国家政府和私人团体相对应的社会团体,社会团体不具有国家机关的官方性质,同时也没有私人团体的赢利唯一性。这里需要对“赢利唯一性”做一特殊说明,“赢利唯一性”不同于赢利性,它强调唯一性,即第三部门可以有赢利的要求和需要,但赢利不是第一性的,它往往服从和服务于其它社会公共目的。社会团体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着眼于人类社会长远的整体利益,随着其范围和主体的日益扩大,其社会为本位的价值观正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认同,因而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社会团体作为经济法的第三部门的提出,恰恰反映了人类价值观的转变历程:由国家为本位到个人为本位,由个人为本位“回归”到社会本位。社会团体的范围至少包括各种公益事业基金会、文化团体、学术组织、运动协会、现代化的教会、“在野”派、民间环保组织、红十字协会以及独立的传媒等等。 特别地,在当代高科技日益深入人们生产、生活的条件下,以国家、政府的立法行为来弥补高科技所带来的法律真空已经明显滞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因特网的技术标准、保护协议和相关游戏规则几乎都是在没有国家的参与的情况下,由一些社团组织不待政府授权而自行制定和实施的,这种超越国界,没有国家参与的立法在现实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与实施,这更从现实的角度证明了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的独立的主体地位和其存在的必要性与价值:即第三部门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型主体,它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和客观需要。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对经济资源配置调整的优势在于:第一,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相比显然缺少了官僚的拖沓作风。第二,经济资源配置更加人性化。与国家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职能不同,由于社会团体更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它会将更多资源应用于相对贫困和需要投入的经济个体。中国古语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人类历史上的贫富差距总在不断拉大的社会根源。而第三部门的出现则真正有可能使人之道符合天之道。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第三部门在这方面的职能将越来越强大。第三,第三部门经济资源配置范围将有可能超越国家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超越国界第三部门也越来越多,它们对经济资源配置当然地不限于一国之内。这无疑为突破各国政府相对狭隘的贸易保护壁垒,反垄断特别是反国家垄断提供了一个的新的解决途径。 三、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 经济法的哲学基础理论的现代化: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延伸——系统论。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的地位长期以来受到一些民法学者的质疑,在他们看来:经济关系可以分解为行政性经济关系、平等主体的经济关系和劳动经济关系,所谓的经济法法规可以分解为民法的规范、行政法法规和劳动法法规,而经济关系的综合调整则可以分解为行政法的调整方法、民法的调整方法和劳动法的调整方法,既然这三个部门法可以分割“独立”调整经济关系,经济法也就丧失了其存在必要性。 笔者认为这些民法学者之所以会得到上述错误结论,主要是采用了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更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和现代科学的系统论缺乏应有的认识。 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关系,所谓的综合是有机的结合,绝对不是简单的相加混和,所以采用“平面层次的分割法”来分析分解经济法的研究对象当然是行不通的!笔者认为法律本身就是一种有机的系统,而法律中的各个部门法本身也是一个有机系统,部门法系统就构成了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引用哲学中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色彩的系统论的观点来理解现代化的法律体系关于部门法的划分,从而从哲学的角度为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来正名,无疑对丰富现代化经济法基础理论有重大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论认为:系统虽然由子系统或元素构成,但系统具有子系统或元素不具备的某些特性,系统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所以系统不能理解为其子系统或元素的简单集合。此哲学观点无疑为现代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划分(部门法划分)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论。一些传统的民法学者划分法律部门时认为:横向的平等主体间经济关系由民法部门来调整,纵向的经济关系则由行政法来调整。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既有横向领域又有纵向领域,那么经济法是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依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经济法)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横向领域的经济关系和纵向领域的经济关系)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这种质的飞跃与提升具体表现在现实中就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既不可能由单纯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民法来实现,也不可能由单纯调整纵向经济关系行政法来实现。相应地,这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所调整的一定范围内的纵横统一的经济关系相对于单纯的横向经济关系与单纯的纵向经济关系,有质的变化,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关系。这里我们可以借鉴化学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比如C+O2=CO2,CO2显然与C和O2不是同一种物质。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提出的著名的结构质变规律。通过上述带有思辨色彩的哲学分析,我们可以很自然的确信:新兴的经济法系统当然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四、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 经济法的研究方法体系一般认为主要有三个层次: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在讨论第三个问题时我们已经使用过,它从人类的思维逻辑上论证了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从而驳斥了少数其它部门法学者对经济法地位不能独立的攻击。 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当然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但笔者认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对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里笔者作如下定义:将原本为甲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应用在乙学科中,从而使乙学科有意想不到的突破或发展的研究方法,叫做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现代学科研究中最锐利的研究方法。例如现代生物学基因排列发现就是借鉴了物理学科的研究方法;而现代最出色的经济学者和其理论往往都借鉴了数学的分析方法。凡此种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么作为新兴的部门法——经济法而言,它的研究方法就更具备了这样一种特性。对于经济法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是指对经济学的借鉴。这种借鉴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借鉴源自于经济法与经济学的天然联系,是伴随着经济法刚刚产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显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市场一手论是不可能使经济法成为独立的部门法。而只有在现代经济学认识到国家适度干预的理论后,才使经济法的独立成为可能。所以经济法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可避免地与经济学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可以这样说:经济法就是法学借鉴经济学而从传统法律体系中独立出来的部门法。因而它也就常常为近乎“完美的”传统法律体系固执的拒绝和不容。 从宏观经济学的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调控理论到微观经济学的效益和成本、供给和需求、均衡理论,现代经济学几乎无一不为现代经济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和吸收的理论。 综上: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结论 经济法作为法律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它的价值取向到它的主体,从它的独立基础到它的研究方法无一不闪烁着各种学科的前沿性与现代化的光芒。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法律体系中冉冉升起的新兴部门法必然和其它新兴事物一样有着无限美好的前景。 基础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分析论文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仅对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此,对从事其他哲学学科、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如此。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的准确理解,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有顺利的发展,更难充分发挥这些研究的现实作用。为了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它的丰富和发展,需要从各方面做出努力。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怎样在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这种变革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怎样看待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怎样从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中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这些都是应当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此谈些个人想法。 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以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继承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正如许多专家早已指出的,这种说法虽然符合事实,但并不全面。在西方哲学中,马克思所批判继承的不只是德国古典哲学,更不只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所有重要的优秀思想遗产。就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更为广义的理论背景来说,还包括马克思对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 其实,在理论来源上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和科学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只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与以往哲学有着根本性区别的新哲学,从而超越(本文所谓超越都是指超出界限,并非全盘否定)了这些遗产。这种超越不只是对他以前的个别哲学家、个别哲学流派或者个别国家和个别时代的超越,而是对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西方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也不只是个别哲学观点和哲学理论的超越,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超越,我们才能说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是革命性的变更。而这种变更又适逢其时地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科学地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哲学已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和危机之中,为了得以进一步发展,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更。 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由笛卡尔肇始的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被公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具有丰富的内容,在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经验论和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都各有其特点,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就一直很是激烈,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社会阶级背景说都有不同的内涵。但它们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点上。第一,它们都撇开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信仰主义限制,肯定人本身具有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认知其所面对的世界的能力,后者就是广义的人的理性。对理性和理性能力的肯定和倡导,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转向的前提。第二,它们都把心灵和身体、自我(主体)和对象(客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明确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主客二分),并由此出发而把主体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认识客体(人所面对的世界)当作它们的哲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原则由此得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更是突出地表现为主客、心物、思有的关系问题,它为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及科学反对宗教开辟了道路。第三,它们把在理性的旗帜下,从主客二分出发建立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并进而建立一个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当作其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这种体系、特别是认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人的认识、特别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 上述近代哲学的三个突出特点可以说是近代哲学作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在哲学发展的一定历史时代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然而,由于三者在后来的发展中都越来越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都被绝对化而转向其反面,以致以之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成了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对理性的倡导转化成了对理性的迷信或者说绝对理性主义,似乎不仅一切认识问题、而且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理性的光环下获得解决。最可靠的科学是理性的科学、最理想的社会是理性社会。实际上,这种绝对理性主义从认识论说反而堵塞了人们通过实践和经验进一步获得真知的道路;从社会上说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又如,主客的区分导致主客分离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本身就蕴含着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无法解释人的认识中主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从而也无法使人获得真知,最后必然倒向怀疑论。休谟的怀疑论是彻底发挥二元论的必然结局。笛卡尔以来的唯理论者外表上肯定知识和真理的可靠性,但那不是依据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依据所谓万能的上帝所赋予的观念(天赋观念)或者作为上帝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的保证,因而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一旦排除了上帝或抽象的绝对观念,独断论同样必然转向怀疑论。再如,近代哲学家在理性主义前提下从二元分立出发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由于被绝对化由促进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变成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即所谓科学的科学,而这就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了。这种体系本来是由人所建立的,然而由于体系被绝对化,人就成了体系中的一个次要环节,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也就消融于封闭的体系之中了。 怀疑论、独断论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内涵当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又是密切相关的。思辨形而上学内在地蕴含着独断论,而独断论如失去上帝或绝对观念的支撑就必然倒向怀疑论,反过来说,在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条件下,为了克服怀疑论,必然走向独断论。因此,近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所陷入的根本性的局限性集中地表现于其思辨形而上学性。 西方哲学发展到19世纪上半期,其思辨形而上学性发展到了其顶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可谓集西方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之大成,他的哲学中尽管有丰富的辩证法,但终究被其唯心主义的体系所窒息了。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克服独断论和二元论、特别是将二者包容在内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我们平常所说的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也包含在这种局限性之内。但是,这种局限性并非唯心主义所特有。一切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说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同样有这样的局限性。 因此,克服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既集中地表现为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但其意义远不局限于黑格尔,它同时应当是对全部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中的以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换言之,这不只是对个别流派、个别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变更,而应是对一切具有上述局限性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变更,或者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在上述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其实,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也在寻找实行某种程度的变更,以超越近代哲学的困境和危机的道路。不过由于他们与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背景,因而在实现哲学变更的社会目标和理论取向上也与马克思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和基础理论 西方近代哲学因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而陷入困境和危机既然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因此批判和超越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必然成为这一变更的前提和出发点。事实上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这种变更时,就把他的哲学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以思辨性、独断性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作的哲学批判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也正是在这样的批判中形成和阐释他的哲学的根本观念的。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包括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但马克思不是体系哲学家。他在哲学上最为关注的不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架构去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针对他以前的哲学发展陷入困境和危机的症结所在、并按照他所代表的革命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要求,使哲学摆脱思辨形而上学等的束缚,回到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中来。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由此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已陷入困境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所追求的哲学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基础正是现实生活和实践。马克思哲学中的各个部分的丰富的内容也正是通过现实生活和实践而联系为一个统一整体。 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他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所写的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中、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有明确的阐释。恩格斯由此称《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第1版,第208-209页。)。 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问题在于如何结合《提纲》的其他部分以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并在西方哲学的大背景下较为全面地理解它的深刻意义。我想,至少应当承认这段话中包含了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否定以及对“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肯定。 关于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否定,很少有人表示异议,甚至也较少存在误会。因为马克思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维护唯物主义。马克思虽然对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作过许多肯定。例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曾生动地描绘了德国唯心主义如何战胜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但他在所有这些场合都不是肯定唯心主义本身,而是肯定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中包含了辩证法这种符合现实生活的合理内核,正是这种合理内核能战胜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辩证法既然与现实生活相符合,从本质上说与唯物主义必然是相统一的。 至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否定,大家在具体理解上往往存在着较多差异、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异。关于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流行的说法是它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唯心主义。这种说法当然可以找到恩格斯等权威的根据,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们有时没有进一步追问旧唯物主义为什么存在这些局限性。其实在马克思上面这段话中已有答案,那就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段话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把事物、现实、感性时只是看作客体本身,而没有看到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对这些客体的作用。换言之,只是看到了事物、现实等的物质性,而没有看到这种物质性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正是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所在。在《神圣家族》一书中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中,马克思具体论述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如何战胜17世纪的形而上学、而后来又怎样发生德国唯心主义的“富有内容”的复辟。这里关键的东西就在于唯物主义能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之战胜17世纪形而上学并不是它抽象地肯定了物质第一性,而在于其理论体现了“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至于德国唯心主义之得以复辟,就在于它富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 总之,在评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马克思所最为关注的不在抽象地提出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而在是否具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如果与生活实践脱节,那即使肯定了物质第一性,仍可能被唯心主义战胜;而如果能富有生活实践的内容,唯心主义也能战胜那些与生活实践相脱离的唯物主义。一切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都肯定物质第一性。但并不是肯定了物质第一性就能坚持唯物主义。恰恰相反,如果脱离了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联系而仅仅抽象地肯定物质第一性,那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倒向唯心主义。马克思曾多次讲到纯粹的自然主义、或者说抽象的唯物主义将转向唯心主义。“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这样,作为马克思的哲学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出发点的,不能是旧唯物主义者早已肯定了的抽象的物质、即直观形式下的物质,而是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所理解到的物质。因此,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或者说根本观点不是抽象的物质观点、而是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 在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一直是他始终关注的优秀观点。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既蕴含着马克思对事物、现实、感性的肯定,或者说对世界的物质性的肯定;又蕴含着对主观方面,即人的能动性的肯定,从而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这种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的生活实践的观点才能解决处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人所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他在《提纲》第八条中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提纲》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说“解释世界”要靠系统的认识理论,那么“改变世界”还必须通过社会实践对世界进行能动的改造,由此可见,《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的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石、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 被马克思作为生活和实践的主体的人不是脱离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如果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把个人孤立起来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所主张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总之,马克思在《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指出了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并非脱离人的现实存在的抽象的物质存在,后者早已为旧唯物主义者提出、并因其片面性而被富有辩证法内容的唯心主义所战胜;而是同时蕴含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的社会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 由于人的生活和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因而马克思这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在后期的更为成熟的著作(例如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自己的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而作了更为明确和完整地阐述(这些是人所共知的,在此就不引证了)。因此,如果说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点,那么由这种观点出发所建构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恩格斯概括马克思在哲学理论上的贡献时,也明确指出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著名的《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提到马克思在理论上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唯物史观则是哲学上的。 恩格斯以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很有影响的普列汉诺夫)较多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名称较好地概括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更由于在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也可以找到根据,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称谓便成了更为通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 这两种提法是否一致呢?关键在于如何具体解释“唯物史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按照“左”的影响的理论框架下写出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解释社会历史。这种提法的最大根据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中的论断。前苏联的许多哲学家对这种论断作了大量论证,以致被认为是正统的论断。按照这种论断,历史唯物主义就难以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而只能说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派生的部分。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与马克思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以及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当作是马克思两大贡献之一的论断显然有不同之处。 然而,如果具体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的论述、特别是具体分析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背景,就不难发现,这两种说法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如果我们有理由把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些论断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阐述,那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显然不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而是作为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其中本身也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正是由于马克思揭示并强调了现实的人的能动的活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才使他得以将从黑格尔等人那里批判继承的辩证法和从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那里批判继承的唯物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有唯物辩证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在此,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解释狭义的社会历史过程,它同时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过程当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反过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从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具体历史过程来分析也是这样。从这种观点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那说它是唯物史观与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一致。 最近一些年来,我国哲学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已进行过较多讨论,至今似乎还未较好地达成共识。我个人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深,在这方面没有独到见解,我只是主张在全面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实含义的前提下兼容这些不同的提法。如果单提历史唯物主义,那就应当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包含在内。如果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注意不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应当充分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作用。如果提实践唯物主义,应当避免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内容发生抵触。这个问题还应当作更深入的探讨,不宜仓促把不同意见政治化。 这里附带作点说明:在我作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的书稿(已于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曾明确赞同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有的专家早已提出),并从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型的角度作了论证。有的专家在这一课题的结项评审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因而不能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对此我很难苟同。原拟专门做出回答。既然上面所作的论证大体上已讲明了我的观点,似乎不必另外作答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当前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加强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特别是要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所谓一脉相承,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实践的要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原有的基本原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开来说,其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三者同坚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使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许多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各国共产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的理论。他们的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总结了新的革命实践的经验,因此在具体提法上都与马克思当年的提法存在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往往正是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果看不到这些差异,而只是片面强调他们的完全一致,那就会抹煞后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发展。 这种创造性发展当然只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发展。这个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容可以广义或较为狭义地来加以阐释。上面提到的恩格斯所概括出的唯物史观应当说是其中的优秀内容。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上的发展上。例如,思想在哲学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它结合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理论在哲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结合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同样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上。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就此提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这里所讲的三个方面都与唯物史观密切相关。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应当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不仅要关注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形态上的差异,也要关注马克思本人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提法上的差异。 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与他后来的观点在具体提法上的确存在某些差异。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是肯定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早期的一些重要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未能作深入具体的研究。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并由此对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了更为全面而真切的理解。这特别表现在认识到了马克思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对人化世界、对人的全面发展在哲学上的首要意义的强调,对纯粹自然主义和体系哲学的批判。这些对克服以往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的模式的片面性很有意义。 但也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引起了一些意见分歧。有的专家可能认为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不够成熟,还较多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从而认为应当更为关注马克思的中后期的思想。这种提法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观点前后期的区别。国外以阿尔图塞为代表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前后期之间存在着思想“断裂”,但也有不少人不承认有这样的断裂。国内的情况也这样。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具体探索讨论。就把唯物史观当作整个马克思哲学的优秀来说,我个人倒是觉得马克思前后期并无本质的不同。马克思在《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论著中已相当明确地阐述了他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中后期著作中并没有改变这个思想,而只是对它作了更为具体、更为完整、更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将唯物史观具体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并用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制定战略和策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将会使我们对他的观点有更为深入、完整和具体的理解,似乎不应由此而把马克思的思想割裂开来。 四、从比较研究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而产生的,它的基础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它不仅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激化、以致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也是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思想理论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又是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他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既体现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现实的革命要求,又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这种趋势要求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在本身的范围内不可克服的思辨形而上学等局限性,实行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这种变更的最彻底的形式。 与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同时,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在寻找克服、至少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方策,他们在哲学上同样要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局限性,以某种形式进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或者说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也正是这样。尚在19世纪前期,在法英两国,先后出现了以孔德和穆勒、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在德国及其影响下的丹麦,出现了以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这两种哲学虽彼此有别,但都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特征。19世纪40年代以后,它们越来越引人注目,以致逐渐发展为现当代西方社会中两种影响最大哲学的思潮,也就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尽管它们从阶级背景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对立地位,但由于它们面对的哲学遗产同样是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并且也企图对近代哲学有所超越,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对立外还必然存在某些相通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同样的历史时代,它们必然会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对这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动向有所反映。只要作为它们的社会支撑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它们所作的反映就必然存在某些现实的、合理的因素。 上面这种状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即现代西方哲学无论从产生和发展上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很有必要将其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怎样超越已陷入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二是比较这两种哲学怎样在超越近代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这种比较研究还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层次上进行。例如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的比较,对各个具体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比较,对各种哲学理论和概念、范围的比较,等等。这类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界限,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认识;还有利于通过剖析现代西方哲学在克服传统哲学的局限性以及体现时代精神的动向上的是非成败,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笔者的有关意见已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一书以及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作过较多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哲学界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他们以前的西方哲学的批判继承,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笼统否定,似乎它们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面材料而存在,因而很少有人去作深入具体的研究,更谈不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求实和具体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哲学界许多人对于西方现当代哲学已不再简单否定,而是承认它们之中有的可能存在合理因素。不少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甚至已在利用西方哲学思潮的某些思想来阐释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理论(例如用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来论证与传统本体论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取得了不少成就。 但究竟如何从产生和发展上、从整体上和个案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深入具体的研究还较少,哲学界在这方面更远未达成共识。许多人(例如一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和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对现代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可能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往往还缺乏具体分析。例如,对于社会上还存在的自由化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潮,他们往往还笼统地将其归咎于某些特定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例如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和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这就可能有失于偏。因为这些流派的哲学理论的实际所是与他们的理解往往存在较大距离(例如,杜威之提倡个人主义意在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能动性,以服务于社会。就个人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说,他明确主张私利要服从公益。对利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他一直采取批判态度)。如果仅仅根据这些不实的理解、却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去进行批判,效果并不好,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例如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错误认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反对将自由化、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与西方哲学思潮联系起来,而只是认为在作这样的联系时要对这些哲学思潮作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有具体的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不应脱离它们的理论的实际所是以及它们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来谈论其消极影响。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关系在哲学界尚未有共识,特别是还有人至今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按照以往教科书的理论模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使一些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学者回避谈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的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来谈论二者的关系容易脱离西方哲学流派的实际所是),倾向于仅仅从西方哲学本身的角度对它的具体派别或哲学家的理论作个案研究。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出色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往往不为广大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所理解,也难以充分发挥其本来可以发挥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客观存在。双方都不能回避。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固然包含了在哲学研究上与国际接轨,掌握世界哲学发展的脉络,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缺乏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了解,也难以对前者的产生和发展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在求实的前提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是哲学界的共同课题,它对促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 基础理论论文:外国行政程序基础理论研讨论文 [内容提要]通过正当的行政程序来规范行政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已成为世界上多数追求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由于历史背景、法律传统、社会现实和理论体系的不同,各国赖以建立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也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强调自然正义、正当程序;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程序处处体现法治行政原则。本文将通过两大法系的典型国家——英国和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的介绍与比较,以期对我国构建行政程序法治有所借鉴。 [关键词]自然正义法律优先法律保留 法治主义是现代法治国家追求的目标与基本精神,经过历史的变迁,法治国家的价值已得到各国的普遍公认。法治国家理论在行政领域主要体现为法治行政,其优秀是国家权力的组织与运行要受法律的制约,以法律来制约政府的行为。法治行政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行政领域的一项重要原则。 从各国行政程序法治的情况来看,英国的行政程序立足于自然正义原则,这一点发端于有关公正合理的运用行政权的宪法原则。英国的行政法有很长的历史,但早期的行政并非现代形式的行政,在中世纪,一切行政权属于国王,这一时期实际上存在构成行政法的法律规范,但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法律体系中行政法的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直到17世纪下半叶才出现。1608年的革命摧毁了许多枢密院的行政权,王座法院对行政权控制的时代开始了。一直到19世纪后期行政国家的出现,一些重要原则,如司法复审管辖原则、自然正义原则等才开始广泛适用于各级政府部门。中间行政法的发展虽然经历过退步与低潮,但二战以后,为了适应现代行政发展的需要,英国先后制定了行政立法规则,裁判所和调查法等多部法律,以此确立了英国行政法的体系,使其获得了全面发展的客观条件。从英国行政法的发展可以看出,英国行政法是一种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强调控权的价值与意义。英国行政法是有效控制行政权力组织与具体运行过程的规范体系,强调权力行使过程的正当性,即权力行使要有合法而正当的程序。它源于自然正义原则,自然正义原则作为英国行政程序的基础理论,其适用范围十分广泛。 德国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行政法经历了“警察国家”行政、自由法治行政和社会法治国家行政三种历史类型。现代意义上德国的社会法治国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拥有广泛的社会管理职能;二是国家在行使其职能时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法治国理念的发展也使德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行政程序法的国家之一。从1883年开始,德国各邦开始了广泛的行政程序立法。二战使德国对民主与自由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公民获得了直接参与行政行为的权利,这一观念引导了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此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已成为大势所趋。1963年德国就有了总共85条的行政程序标准草案,现行的行政程序法是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源于其法治国的宪法观念,表现为法治行政原则。 一、英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然正义原则 (一)自然正义原则的历史发展 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提出了“自然正义”概念,他说“在政治正义中,一部分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法律的,——自然是指在每个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它并不依赖于人们这样或那样的想法而存在;而法律的则意味着起初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近现代意义上自然正义的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1215年制定的《英国大宪章》之中。该宪章第39条规定,“除依据国法之外,任何自由民不受监禁人身、侵占财产、剥夺公民权、流放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惩罚,也不受公众攻击和驱逐。”这可以被看作是自然正义原则的最初体现。而体现自然正义原则的正当程序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354年爱德华三世颁布的第28号法令中,“任何人,无论其身份、地位状况如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予以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处死。”正当法律程序的本意是指刑事诉讼必须用正式的起诉方式并保障被告接受陪审裁判的权利,后来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即广义上剥夺某种个人利益时,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权、陈述权和倾听权等。一直到18世纪,虽然现代议会主权原则取代旧观念在英国已逐渐确立,但这并没有因为立法机关权力的扩张而使自然正义原则在理论上予以改变。英国是判例法国家,许多原则正是经过一个个案例逐步建立起来的,自然正义原则也不例外。 直到19世纪末,行政法伴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大而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行政法的发展受到了阻碍,自然正义原则也受到了挫折。1914年的地方委员会诉阿利奇一案中,上议院错过了一个运用自然正义原则的重要机会。在该案中,汉普斯特自治区议会命令关闭某座房屋,理由是不宜住人,经房主向地方委员会申诉,举行了一个公开调查会。房主向法院控告地方政府委员会未经公平审讯即撤销了他的申诉。因为没允许他会见做出决定的官员,也没让他看举行调查会的视察员的报告,那个报告理所当然是案卷中的主要文件。这些控告在上诉法院得到胜诉,在上议院却失败了。该案本应当成为重新塑造行政程序新形式的一个机会,但这样一个契机被错过了。但这并没有结束,二战期间及其战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行政权出现了空前的强大,而行政法却出现了极大的衰弱,大量的判例是放弃司法复审和错误。 直到1958年这个错误才被纠正。1958年《裁判所和调查法》的产生导致了程序改进计划,带来了行政法的复兴。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决使自然正义原则重新获得了适当的应用,为依法行政规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个著名的案例:里奇诉波德温案。该案中,上议院做出了恢复自然正义原则的决定,它是有关自然正义的代表性案例,在英国行政法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63年布莱顿警察长因被指控犯有阻碍司法程序的刑事罪而受审,但被宣布无罪,其他两名警官被判定有罪,法官趁机抨击警长对警察队伍的领导,因此布莱顿警察事务委员会一致决定开除了该警长的职务,他的辩护律师申请庭审并被允许出席尔后的一个会议,委员会议认同以前的决定并以9比3的投票结果通过。警察长行使了他向内政大臣上诉的权力。但上诉被驳回,最后他转向法院,要求宣布那个开除他的决定无效。因为没有通知他任何针对他的指控,也没有给他辩解的机会。这被高等法院驳回,上诉法院也一致予以驳回,但上议院以4比1的多数支持了上诉请求。这意味着自然正义原则重新得到重视并将在广泛的基础上予以适用。同时该案也改变了英国行政法的历史。正如雷德大法官在1963年所说:“我们没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1971年丹宁大法官则说:“可以说,现在我们已经真正拥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 (二)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 自然正义原则不是一个实体内容,而是支配行政机关活动程序方面的规则。他要求行政机关的活动要符合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规定,即使法律无规定时,行政机关在行使其权力时也不能违背自然正义原则。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它是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的实质性要求。 自然正义原则包括以下两项基本内容: 1、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任何人不能在自己的案件中充任法官作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项基本内容在英国法上又被称作反对偏私的原则。在司法上,法官如果可能或可以被正当的怀疑与所受理的案件有个人的利益牵连,那他就没有资格去裁决该案件。该项原则甚至可以使法官以此为由宣布议会的法律无效。同样,这项原则也适用于行政决定,行政机关不得就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事实做出决定,以避免偏私。在英国行政法历史上,由于行政决定中的偏私从而导致该决定无效的案例很多。比如1730年法院撤销一个有关迁走一位贫民的命令,因为其中的一个地方治安官是该贫民将被迁离的那个区的居民与纳税人。法院还曾经撤销了私下征询过消防队长意见的纪录委员会的决定,因为正是消防队长报告了某消防队员不守纪律。 但在实际情况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法律授权某官员采取行动,尽管他与该行动有利害关系,但依据法律,他是唯一有权这样做的人。这时自然正义不得不让位于此种必要性,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那行政机制将会发生故障。因此一方面,法院严格的适用反对偏私的原则,另一方面议会试图通过在特定情况下授予一定的豁免来予以缓解。比如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中允许地方治安官依本法进行裁决,而不顾他们可能是地方机构的成员。但法院只是从狭义上去理解这些规定,认为任何偏离这一自然正义原则的情况都必须有立法的明确规定。该法被认为排出了仅仅基于地方机构成员资格而提出的丧失资格的可能,但不排除地方治安官办事时实际上与司法公正不一致的情况。但在诉讼中如果一方当事人或他的律师知悉裁决人不合格以及自己有权提出异议,但让诉讼继续而不加异议,那他们便被认为放弃了提出异议的权利,不得对裁决以此为由提出上诉。 关于裁判者会发生偏见的可能性存在两种标准,一是“合理怀疑”标准,一是“确实可能”标准。英国法院曾数次认为两种标准是不同的,因此不得不在其中予以选择。丹宁大法官交叉使用了这一标准,他说:“法院不看是否真正可能或已经事实上偏袒一方而牺牲另一方。法院着重看别人得到的印象如何。但必须看上去真有偏私的客观可能。猜度与推想是不够的。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从那种情形中正常的人认为地方治安官或主席可能或极可能会或已经以一方为代价不公正的偏向另一方。正常人会认为他这样就足够了。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正义必须植根于信赖,当心地正直的人们转而认为法官有偏私时,信赖也便荡然无存了。” 2、接受公正的审讯 在司法上,任何人不能未经审问就受处罚,法官必须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判决。该原则从司法本土移植到行政领域中,开始适用于行政机关的活动。他要求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裁决时,必须给予双方陈述自己的理由的机会,让双方了解对方的论点和依据,在此基础上行政机关才能作出裁决。当行政机关本身与公民发生关系时,如果将做出对公民不利的决定,也必须事先告知对方做出该决定的依据,并听取相对方的意见。接受公正审判的原则涉及到获悉对方理由的权利,提出证据和辩论的权利等。法院坚持被赋予合法权力的机关事先非经听取对方的意见将不能有效的行使权力这一原则,并且几百年来一直在执行这一原则。该原则广泛适用于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法院赖以适用这一原则的假设是,给每个受害者接受公平审讯的权利既是良好法律程序的准则,同样也是良好行政的准则。即便命令或决定在实质上是无可挑剔的,法院也可以控制其程序,要求公平的考虑双方的意见,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有益于良好行政了。 上文所提到的里奇诉波德温案中重申公平受审权,使这一原则已经成为对侵害权利的行政行为或决定所普遍适用的规则。“提供审讯是落在每个裁决人身上的义务。”这句话经常被人所重复提及。接受公正的审讯原则包括以下几项重要权利:(1)知情权。这其中包括了解针对他提出的案情,知道相关的证据以及不利于他们的各种观点。该原则并不要求行政机关在反对意见提出之前公开他所收集到的所有信息,但一旦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行政机关将不能只从一方接纳证据而不向别的当事人公开。(2)听证权。听证权是自然正义原则内涵的一项重要权利。行政机关如果给予当事人以听证的机会,那他就应当做到:考虑当事人希望提交的全部证据;让各方当事人知道要考虑的所有证据;允许向证人发问以及允许对本案中的证据和论点进行评论。但听证并不仅仅限于口头听证,在有些案件中并不排除只给予书面陈述的机会。(3)要求说明理由的权利。说明理由在一开始并不是自然正义原则的题中应有之意,但随着行政程序的发展,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也在不断修正和扩充中。现在要求说明理由也已成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个关键因素。该权利之所以如此得到重视则是因为如果不知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理由,公民便无法找出充足的理由要求复审或上诉,从而失去法律的充分保护。 自然正义原则在英国有逐渐扩大的趋势,那么自然正义原则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大,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行政机关主张自然正义不应适用于纯行政性的行为。而绝大部分法官主张每项司法性行为都应受制于自然正义原则。并且为此他们将大多数的行政行为都称为“司法性的”。法官并没有说自然正义原则应普遍适用于司法性行为与行政性行为,而是扩展了司法性的含义,即当在某项行为中如果自然正义被遵守,那该行为即是司法性的。实际上,凡是具体的影响公民权益的行政行为都应被认作司法性的行政行为,他要求那些虽然是行政性的权利但要求像司法性权力一样行使,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 二、德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法治行政原则 法治行政要求任何行政活动都依宪法与法律进行,因行政活动自身利益受侵害者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法治行政是民主主义与保障人权理念的体现。在德国法治行政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 (一)法律优先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指行政应受现行法律的约束,行政机关不得采取与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措施。法律优先原则无条件的适用于一切行政领域,包括干预性行政行为、授益性行政行为等各方面。该原则有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予以确认。该款规定:“立法权受宪法的限制,执行权和司法权受法律和权利的限制。”如果该原则未被遵守,将会有相应的制裁,这包括:与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命令无效;违法的行政行为可撤销或被废除;违法的行政合同无效等。法律优先原则实际上是对违法行政的禁止,他是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 (二)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法律保留原则则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他要求行政机关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采取相应的行为。当法律出现缺位时,优先原则并不禁止行政活动,而保留原则将排除任何行政活动。相对于优先原则,保留原则的内容更丰富和复杂。法律保留原则拥有广泛的宪法基础,这包括民主原则、法治国原则、基本权利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1、民主原则要求,颁布普遍适用的、对公民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只能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做出。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凡在议会范围之内的事物均由立法机关保留。2、法治国原则要求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应由法律予以规范,即由法律予以保留。3、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必须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对自由和财产等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定。4、议会保留原则要求特定事项绝对需要法律予以规定。 随着行政活动领域的扩大,法律保留的适用范围也产生了争论与分歧,并产生了相关的学说,主要有:1、侵害保留说。该学说认为法律保留原则只适用于限制个人权利与自由方面的行政;2、全部保留说。该学说认为保留原则应适用于行政的所有领域;3、社会保留说。它认为除传统的干预行政以外,在给付行政领域也要适用保留原则;4、重要事项保留说。该理论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出。重要性的标准是某个规则对公民和联邦的意义、份量、强度等。某一项事务对公民或联邦越重要,就越属于保留的范围。 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自由法治国时代,法律保留的范围限于所谓干预行政,在现代社会这已经显得不够了,无论是干预行政还是给付行政都需要体现保留原则,以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1、干预行政。对于公民自由与财产的干预,必须纳入法律保留的范围。这也正体现了德国基本法所确立的对基本权利的要求。上文已经提到,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只有通过法律或者根据法律才能予以限制。对于行政机关的干预行政职权,法律应当对其内容、对象、目的和范围等方面予以确立和限制,以使公民对这种干预具有可预见性和可预测性。2、给付行政。法律保留仅限于干预行政已经被突破。给付行政的扩大要求相应的扩大法律保留的范围。但这里的问题是法律保留在多大范围内包括给付行政,国家是否可以提供法律没有规定的给付。实际情况是法律的约束程度因行政领域的不同而不同。 (三)法治行政在行政程序中的体现 德国行政程序主要体现在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中,它要求行政决定必须采取合法的程序和形式。1977年的《行政程序法》并不是一个关于在实施某一个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的严格步骤的法律,而是规定了在德国法中有关已经形成的程序的一般规则。 这主要包括:1、调查程序。该法第24条规定了调查原则。行政机关可以依职权查明事实,确定调查的方式与范围,不受参加人的意见和所提供的证据的限制。但行政机关应当考虑一切对案件有意义以及对各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不得以案件的陈述或申请未经准许未经证实为由拒绝接受属于其管辖范围内的陈述或申请。2、告知程序。该法第25条规定,如果参与人因为疏忽或无知而没有提出对自己有利的陈述,那么行政机关应当建议提出有关的陈述或申请,必要时,可以告知参与人在程序中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可能会导致对公民的侵害因而承担国家赔偿责任。3、听证权。该法第28条规定了参与人的听证权。该条第1款规定“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政行为公布前,应当给予参加人对有关决定的重要事实进行陈述的机会。听证的权利已经成为不得违背的法律程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与英国等普通法国家的听证权相比,德国行政程序中的听证有更多的限制。例如第一款中的限制包括一方面限于”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为,另一方面限于必须是”重要事实“。第二款中列举了五种具体案件没有必要举行听证。第三款规定如果听证与公共利益冲突,不得举行听证。4、阅卷权。阅卷权与听证权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只有经过阅卷,行政程序的参加人才能有效的行使自己的听证权。该法第29条规定了参加人有权查阅有关程序的案卷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但同时对阅卷权作了相应的限制。5、保密权。公民有权保守个人秘密和商业秘密。如果行政机关有权公开,则保密保护不复存在,这个权利一方面来自公民的同意,另一方面来自法律的明确规定。6、说明理由程序。该法第39条规定,对于书面的或书面确认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应当书面说明理由,理由包括做出行政决定的主要事实和法律理由。对裁量决定的理由说明,也应当使人认识到行政机关作为行使裁量权出发点的观点。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了不需说明理由的五种情况。 三、结语 英国行政程序以自然正义原则为其基础,并且已经成为行政程序中一条不变的公理,它并不通过一部法律予以体现,在行政程序中即使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也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它是一种内在的和普遍的要求,因此被认为在行政程序中具有实质意义。而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要求行政机关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活动,尽管他也能够制约行政活动,实现对权利的保护,但立法终究无法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对法律的要求,而且德国并没有具体的承认自然正义原则。因此有人认为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在行政程序中只具有形式意义。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一方面上文所提到的德国行政程序中的一些原则与权利,如听证权、说明理由等正是自然正义原则的体现,而且从某些方面来看,德国行政程序法中的一些原则所包括的内容比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所包括的内容又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德国的宪法法院可以依据宪法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以确认该法律是否合乎宪法的基本价值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及时对法律进行调整。因此法治行政原则在德国行政程序中既具有形式意义又具有实质意义。 基础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从西方哲学的背景来探讨如何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首先分析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如何成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接着分析了马克思怎样在这种背景下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后的发展,最后提出怎样从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中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意义。 【摘要题】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键词】背景/根本观念/发展/比较研究 【正文】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仅对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此,对从事其他哲学学科、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如此。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的准确理解,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有顺利的发展,更难充分发挥这些研究的现实作用。为了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它的丰富和发展,需要从各方面做出努力。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怎样在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这种变革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怎样看待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怎样从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中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这些都是应当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此谈些个人想法。 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以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继承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正如许多专家早已指出的,这种说法虽然符合事实,但并不全面。在西方哲学中,马克思所批判继承的不只是德国古典哲学,更不只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所有重要的优秀思想遗产。就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更为广义的理论背景来说,还包括马克思对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 其实,在理论来源上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和科学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只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与以往哲学有着根本性区别的新哲学,从而超越(本文所谓超越都是指超出界限,并非全盘否定)了这些遗产。这种超越不只是对他以前的个别哲学家、个别哲学流派或者个别国家和个别时代的超越,而是对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西方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也不只是个别哲学观点和哲学理论的超越,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超越,我们才能说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是革命性的变更。而这种变更又适逢其时地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科学地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哲学已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和危机之中,为了得以进一步发展,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更。 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由笛卡尔肇始的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被公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具有丰富的内容,在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经验论和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都各有其特点,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就一直很是激烈,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社会阶级背景说都有不同的内涵。但它们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点上。第一,它们都撇开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信仰主义限制,肯定人本身具有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认知其所面对的世界的能力,后者就是广义的人的理性。对理性和理性能力的肯定和倡导,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转向的前提。第二,它们都把心灵和身体、自我(主体)和对象(客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明确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主客二分),并由此出发而把主体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认识客体(人所面对的世界)当作它们的哲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原则由此得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更是突出地表现为主客、心物、思有的关系问题,它为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及科学反对宗教开辟了道路。第三,它们把在理性的旗帜下,从主客二分出发建立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并进而建立一个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当作其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这种体系、特别是认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人的认识、特别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 上述近代哲学的三个突出特点可以说是近代哲学作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在哲学发展的一定历史时代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然而,由于三者在后来的发展中都越来越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都被绝对化而转向其反面,以致以之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成了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对理性的倡导转化成了对理性的迷信或者说绝对理性主义,似乎不仅一切认识问题、而且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理性的光环下获得解决。最可靠的科学是理性的科学、最理想的社会是理性社会。实际上,这种绝对理性主义从认识论说反而堵塞了人们通过实践和经验进一步获得真知的道路;从社会上说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又如,主客的区分导致主客分离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本身就蕴含着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无法解释人的认识中主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从而也无法使人获得真知,最后必然倒向怀疑论。休谟的怀疑论是彻底发挥二元论的必然结局。笛卡尔以来的唯理论者外表上肯定知识和真理的可靠性,但那不是依据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依据所谓万能的上帝所赋予的观念(天赋观念)或者作为上帝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的保证,因而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一旦排除了上帝或抽象的绝对观念,独断论同样必然转向怀疑论。再如,近代哲学家在理性主义前提下从二元分立出发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由于被绝对化由促进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变成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即所谓科学的科学,而这就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了。这种体系本来是由人所建立的,然而由于体系被绝对化,人就成了体系中的一个次要环节,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也就消融于封闭的体系之中了。 怀疑论、独断论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内涵当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又是密切相关的。思辨形而上学内在地蕴含着独断论,而独断论如失去上帝或绝对观念的支撑就必然倒向怀疑论,反过来说,在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条件下,为了克服怀疑论,必然走向独断论。因此,近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所陷入的根本性的局限性集中地表现于其思辨形而上学性。 西方哲学发展到19世纪上半期,其思辨形而上学性发展到了其顶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可谓集西方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之大成,他的哲学中尽管有丰富的辩证法,但终究被其唯心主义的体系所窒息了。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克服独断论和二元论、特别是将二者包容在内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我们平常所说的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也包含在这种局限性之内。但是,这种局限性并非唯心主义所特有。一切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说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同样有这样的局限性。 因此,克服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既集中地表现为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但其意义远不局限于黑格尔,它同时应当是对全部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中的以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换言之,这不只是对个别流派、个别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变更,而应是对一切具有上述局限性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变更,或者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在上述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其实,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也在寻找实行某种程度的变更,以超越近代哲学的困境和危机的道路。不过由于他们与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背景,因而在实现哲学变更的社会目标和理论取向上也与马克思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和基础理论 西方近代哲学因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而陷入困境和危机既然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因此批判和超越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必然成为这一变更的前提和出发点。事实上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这种变更时,就把他的哲学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以思辨性、独断性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作的哲学批判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也正是在这样的批判中形成和阐释他的哲学的根本观念的。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包括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但马克思不是体系哲学家。他在哲学上最为关注的不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架构去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针对他以前的哲学发展陷入困境和危机的症结所在、并按照他所代表的革命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要求,使哲学摆脱思辨形而上学等的束缚,回到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中来。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由此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已陷入困境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所追求的哲学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基础正是现实生活和实践。马克思哲学中的各个部分的丰富的内容也正是通过现实生活和实践而联系为一个统一整体。 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他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所写的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中、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有明确的阐释。恩格斯由此称《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第1版,第208-209页。)。 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问题在于如何结合《提纲》的其他部分以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并在西方哲学的大背景下较为全面地理解它的深刻意义。我想,至少应当承认这段话中包含了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否定以及对“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肯定。 关于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否定,很少有人表示异议,甚至也较少存在误会。因为马克思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维护唯物主义。马克思虽然对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作过许多肯定。例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曾生动地描绘了德国唯心主义如何战胜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但他在所有这些场合都不是肯定唯心主义本身,而是肯定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中包含了辩证法这种符合现实生活的合理内核,正是这种合理内核能战胜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辩证法既然与现实生活相符合,从本质上说与唯物主义必然是相统一的。 至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否定,大家在具体理解上往往存在着较多差异、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异。关于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流行的说法是它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唯心主义。这种说法当然可以找到恩格斯等权威的根据,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们有时没有进一步追问旧唯物主义为什么存在这些局限性。其实在马克思上面这段话中已有答案,那就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段话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把事物、现实、感性时只是看作客体本身,而没有看到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对这些客体的作用。换言之,只是看到了事物、现实等的物质性,而没有看到这种物质性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正是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所在。在《神圣家族》一书中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中,马克思具体论述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如何战胜17世纪的形而上学、而后来又怎样发生德国唯心主义的“富有内容”的复辟。这里关键的东西就在于唯物主义能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之战胜17世纪形而上学并不是它抽象地肯定了物质第一性,而在于其理论体现了“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至于德国唯心主义之得以复辟,就在于它富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 总之,在评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马克思所最为关注的不在抽象地提出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而在是否具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如果与生活实践脱节,那即使肯定了物质第一性,仍可能被唯心主义战胜;而如果能富有生活实践的内容,唯心主义也能战胜那些与生活实践相脱离的唯物主义。一切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都肯定物质第一性。但并不是肯定了物质第一性就能坚持唯物主义。恰恰相反,如果脱离了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联系而仅仅抽象地肯定物质第一性,那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倒向唯心主义。马克思曾多次讲到纯粹的自然主义、或者说抽象的唯物主义将转向唯心主义。“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这样,作为马克思的哲学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出发点的,不能是旧唯物主义者早已肯定了的抽象的物质、即直观形式下的物质,而是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所理解到的物质。因此,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或者说根本观点不是抽象的物质观点、而是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 在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一直是他始终关注的优秀观点。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既蕴含着马克思对事物、现实、感性的肯定,或者说对世界的物质性的肯定;又蕴含着对主观方面,即人的能动性的肯定,从而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这种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的生活实践的观点才能解决处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人所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他在《提纲》第八条中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提纲》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说“解释世界”要靠系统的认识理论,那么“改变世界”还必须通过社会实践对世界进行能动的改造,由此可见,《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的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石、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 被马克思作为生活和实践的主体的人不是脱离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如果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把个人孤立起来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所主张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总之,马克思在《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指出了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并非脱离人的现实存在的抽象的物质存在,后者早已为旧唯物主义者提出、并因其片面性而被富有辩证法内容的唯心主义所战胜;而是同时蕴含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的社会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 由于人的生活和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因而马克思这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在后期的更为成熟的著作(例如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自己的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而作了更为明确和完整地阐述(这些是人所共知的,在此就不引证了)。因此,如果说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点,那么由这种观点出发所建构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恩格斯概括马克思在哲学理论上的贡献时,也明确指出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著名的《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提到马克思在理论上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唯物史观则是哲学上的。恩格斯以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很有影响的普列汉诺夫)较多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名称较好地概括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更由于在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也可以找到根据,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称谓便成了更为通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 这两种提法是否一致呢?关键在于如何具体解释“唯物史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按照“左”的影响的理论框架下写出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解释社会历史。这种提法的最大根据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中的论断。前苏联的许多哲学家对这种论断作了大量论证,以致被认为是正统的论断。按照这种论断,历史唯物主义就难以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而只能说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派生的部分。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与马克思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以及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当作是马克思两大贡献之一的论断显然有不同之处。 然而,如果具体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的论述、特别是具体分析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背景,就不难发现,这两种说法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如果我们有理由把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些论断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阐述,那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显然不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而是作为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其中本身也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正是由于马克思揭示并强调了现实的人的能动的活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才使他得以将从黑格尔等人那里批判继承的辩证法和从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那里批判继承的唯物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有唯物辩证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在此,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解释狭义的社会历史过程,它同时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过程当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反过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从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具体历史过程来分析也是这样。从这种观点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那说它是唯物史观与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一致。 最近一些年来,我国哲学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已进行过较多讨论,至今似乎还未较好地达成共识。我个人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深,在这方面没有独到见解,我只是主张在全面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实含义的前提下兼容这些不同的提法。如果单提历史唯物主义,那就应当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包含在内。如果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注意不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应当充分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作用。如果提实践唯物主义,应当避免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内容发生抵触。这个问题还应当作更深入的探讨,不宜仓促把不同意见政治化。 这里附带作点说明:在我作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的书稿(已于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曾明确赞同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有的专家早已提出),并从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型的角度作了论证。有的专家在这一课题的结项评审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因而不能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对此我很难苟同。原拟专门做出回答。既然上面所作的论证大体上已讲明了我的观点,似乎不必另外作答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当前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加强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特别是要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所谓一脉相承,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实践的要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原有的基本原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开来说,其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三者同坚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使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许多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各国共产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的理论。他们的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总结了新的革命实践的经验,因此在具体提法上都与马克思当年的提法存在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往往正是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果看不到这些差异,而只是片面强调他们的完全一致,那就会抹煞后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发展。 这种创造性发展当然只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发展。这个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容可以广义或较为狭义地来加以阐释。上面提到的恩格斯所概括出的唯物史观应当说是其中的优秀内容。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上的发展上。例如,思想在哲学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它结合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理论在哲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结合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同样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上。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就此提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这里所讲的三个方面都与唯物史观密切相关。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应当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不仅要关注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形态上的差异,也要关注马克思本人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提法上的差异。 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与他后来的观点在具体提法上的确存在某些差异。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是肯定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早期的一些重要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未能作深入具体的研究。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并由此对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了更为全面而真切的理解。这特别表现在认识到了马克思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对人化世界、对人的全面发展在哲学上的首要意义的强调,对纯粹自然主义和体系哲学的批判。这些对克服以往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的模式的片面性很有意义。 但也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引起了一些意见分歧。有的专家可能认为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不够成熟,还较多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从而认为应当更为关注马克思的中后期的思想。这种提法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观点前后期的区别。国外以阿尔图塞为代表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前后期之间存在着思想“断裂”,但也有不少人不承认有这样的断裂。国内的情况也这样。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具体探索讨论。就把唯物史观当作整个马克思哲学的优秀来说,我个人倒是觉得马克思前后期并无本质的不同。马克思在《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论著中已相当明确地阐述了他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中后期著作中并没有改变这个思想,而只是对它作了更为具体、更为完整、更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将唯物史观具体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并用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制定战略和策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将会使我们对他的观点有更为深入、完整和具体的理解,似乎不应由此而把马克思的思想割裂开来。 四、从比较研究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而产生的,它的基础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它不仅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激化、以致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也是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思想理论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又是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他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既体现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现实的革命要求,又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这种趋势要求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在本身的范围内不可克服的思辨形而上学等局限性,实行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这种变更的最彻底的形式。 与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同时,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在寻找克服、至少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方策,他们在哲学上同样要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局限性,以某种形式进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或者说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也正是这样。尚在19世纪前期,在法英两国,先后出现了以孔德和穆勒、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在德国及其影响下的丹麦,出现了以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这两种哲学虽彼此有别,但都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特征。19世纪40年代以后,它们越来越引人注目,以致逐渐发展为现当代西方社会中两种影响最大哲学的思潮,也就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尽管它们从阶级背景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对立地位,但由于它们面对的哲学遗产同样是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并且也企图对近代哲学有所超越,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对立外还必然存在某些相通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同样的历史时代,它们必然会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对这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动向有所反映。只要作为它们的社会支撑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它们所作的反映就必然存在某些现实的、合理的因素。 上面这种状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即现代西方哲学无论从产生和发展上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很有必要将其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怎样超越已陷入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二是比较这两种哲学怎样在超越近代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这种比较研究还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层次上进行。例如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的比较,对各个具体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比较,对各种哲学理论和概念、范围的比较,等等。这类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界限,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认识;还有利于通过剖析现代西方哲学在克服传统哲学的局限性以及体现时代精神的动向上的是非成败,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笔者的有关意见已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一书以及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作过较多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哲学界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他们以前的西方哲学的批判继承,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笼统否定,似乎它们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面材料而存在,因而很少有人去作深入具体的研究,更谈不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求实和具体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哲学界许多人对于西方现当代哲学已不再简单否定,而是承认它们之中有的可能存在合理因素。不少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甚至已在利用西方哲学思潮的某些思想来阐释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理论(例如用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来论证与传统本体论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取得了不少成就。 但究竟如何从产生和发展上、从整体上和个案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深入具体的研究还较少,哲学界在这方面更远未达成共识。许多人(例如一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和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对现代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可能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往往还缺乏具体分析。例如,对于社会上还存在的自由化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潮,他们往往还笼统地将其归咎于某些特定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例如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和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这就可能有失于偏。因为这些流派的哲学理论的实际所是与他们的理解往往存在较大距离(例如,杜威之提倡个人主义意在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能动性,以服务于社会。就个人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说,他明确主张私利要服从公益。对利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他一直采取批判态度)。如果仅仅根据这些不实的理解、却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去进行批判,效果并不好,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例如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错误认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反对将自由化、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与西方哲学思潮联系起来,而只是认为在作这样的联系时要对这些哲学思潮作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有具体的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不应脱离它们的理论的实际所是以及它们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来谈论其消极影响。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关系在哲学界尚未有共识,特别是还有人至今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按照以往教科书的理论模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使一些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学者回避谈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的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来谈论二者的关系容易脱离西方哲学流派的实际所是),倾向于仅仅从西方哲学本身的角度对它的具体派别或哲学家的理论作个案研究。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出色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往往不为广大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所理解,也难以充分发挥其本来可以发挥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客观存在。双方都不能回避。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固然包含了在哲学研究上与国际接轨,掌握世界哲学发展的脉络,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缺乏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了解,也难以对前者的产生和发展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在求实的前提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是哲学界的共同课题,它对促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 基础理论论文:行政法学基础理论论文 内容提要:行政法的基础理论的内涵有哪些,应该以什么角度去反思行政法基础理论,以及在行政法法的基础理论探讨的过程中,哪些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试从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内涵、行政法基础理论中的范畴做简要的方法论功能的探讨。 关键词: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内涵范畴 一行政法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提出在1978年以前,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尚处于“史前阶段”,行政法的研究几乎为空白。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法研究却成了法学领域最具有活力的,这得益于政府职能的转换,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和法律实践。1983年,也就是我国行政法的创建阶段, 北京政法学院学报 刊发了应松年教授、朱维究教授撰写的 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探讨 一文,此后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几乎再也没有中断过,倍受学者的关注。武汉大学周佑勇教授甚至认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标志着我国行政法学已经冲破传统的规范分析,走向理性思维的发展阶段。⑴ 对行政法学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丰富的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服务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控权论、公共权力论、新控权论、控权加平衡论、控权加服务论、行政职责本位论⑵等等。这些研究,对于深化对行政法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些观点当中,承载了我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法价值的考量与本质的理性探究。在行政法教材中,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也多放在“行政法的概念”一节,目的显然,为了彰显“什么是行政法”这一问题的本质所在,也就是,行政法何以为行政法? 行政法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等价了“行政法理”的的命题,凡是一种基础理论,它对于学科的影响是全方位性的,这区别了我国早期行政法对行政法规范的分析。正是因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问题的重大性,使这一问题在行政学界有不少的争议。尽管理论成果众多,但是并没有形成一种主流的观点,也或者说没有形成流派。一元价值论强调对一个问题的正确回答只有一个,而一元价值论受到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追问,我们对于行政法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国外行政法研究的成果,而西方后现代主义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却又是全方位性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所关心的是多元价值,这些多元的价值本质上必须是异质的。⑶我们如果要形成真正的系统的行政法学体系,就必须对基础理论承载的方法论功能进行反思。 笔者认为,要对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探讨,必须首先认识这一问题的内涵是什么,只有了解了问题的实质,我们才能在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二行政法基础理论问题的内涵诚如以上所述,行政法基础理论对于行政法学科的影响应该是全方位的,这种全方位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行政法理”。笔者认为,行政法基础理论至少应该回答了以下问题: 1行政法的概念,也就是什么是行政法行政法的概念是行政法学遭遇的第一个问题,如果第一个问题不能展开,或者表述含糊的话,就很难想象对行政法学研究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表述了行政法学的价值,对实际的影响是:我们需要一门什么样的行政法学?或者说,我们所期望的行政法应该是怎样的?正因为对行政法学这个本质的问题很难全面或进行本质的阐述,有的学者刻意回避了行政法概念本质的表述,从行政法的表现形式入手进行。⑷ 2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决定了行政法学研究的领域以行政法母国法国为例,最初采纳的是公共权力说,但是随着行政的发展,一些行政行为很难依据这个标准纳入法律视野,以布朗戈案件为转折,狄骥建立了的公务说,随着行政职能的扩展,传统的公共权力和公务说已经不能说明整个行政活动,于是出现了公共利益、新公共权力等多元标准说。对我们来说,这一问题的回答也直接关系到整个行政法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一个学科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每部分的内容应该涵盖哪些法律?例如,依据什么原理把行政诉讼法纳入行政法学体系?⑸行政程序法应该纳入哪一部分进行研究?如果缺乏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指导,行政法学只能是一些杂乱材料的堆积,行政法学研究者也只能是众多法律现象的“仓库管理员”。同时,行政法学体系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能兼容将来行政行为更多的不确定性发展,将一些新的行政行为及时纳入行政法律的视野,而不必忙于修正得以建构行政法学体系的基础理论。 3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应该成为行政法原则的理论支撑当今行政法学界和务实界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已经达成了很大的共识,即行政法的原则为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然而这两个原则却是建立在对国外行政法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缺乏“本土化”的理论支持,以合法性原则为例,对这一原则的理论支持仅是宪法上的“法治原则”,“合法性原则渊源于法治原则并以后者为基础,但法治原则属于宪法原则,合法性原则属于行政法原则”⑹。以宪法原则推演出行政法原则并没有错,但是我国是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不像西方国家一样有着“契约论”和“自然法”的等理论的支撑,坦白说,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体系化的宪政理念,在某种意义上,“宪政”一词被赋予了工具性价值,单以宪法第五条来作为行政合法性原则的理论支持未免显的有点势单力薄。 4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应当符合行政理念的发展趋势在大陆法系国家,公法私法是传统上对立的两极,但随行政职能的扩张演变,笔者认为“公法私法化”已经初露倪端,仍以法国为例,在80年代以前,行政机关在行政合同方面享有较对方合同当事人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权,包括对行政合同履行的指挥权、单方面变更合同权、合同解除权、对方违反合同的制裁权⑺,行政机关享有超出一般民事权利的权力,表现了强行政权力色彩,而在近二十年法国行政法的发展中,行政合同与往昔相比已经变的“面目全非”,“现在行政合同完全适用合同法(法国行政合同方面有公共工程特许合同,占用公产合同和公共采购合同——笔者注),行政机关与对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不再享有特权,行政机关违约必须承担责任,过去实行过错责任,现在国家更多承担无过错责任”;在近20多年的法国行政法发展中,公共服务部门也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不要求政府拨款,做到自治自足,而且公众与国家独立存在⑻。还例如,传统行政法学认为行政强制的单方性、高权性、命令性、支配性,这种传统的观念源自于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行为权力性和不可处分性,而有学者出于对公共利益的全面考虑,对参与型和互动型的行政理念的关注,对这种传统的观念进行了置疑,认为行政强并非绝对没有和解的必要性及可行性⑼。而有观点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奠定了法治运行的基础,中国要真正走上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契合⑽。有学者更指出,透过市民社会的建构逐渐确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才能避免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两极摆动,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⑾。 三行政法学基础理论中的范畴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笔者认为主要包括1现代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的转换是行政法学领域的一个老问题,现代的行政已经从管理的行政向服务的行政转变,从命令的行政向合作的行政转变,从强权行政向弱权行政甚至非权力行政转变,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是什么内在的动力推动着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的转换?有无规律可循? 2个人与群体在西方思想史上,我们不难发现“个人”与“群体”是许多思想家进行叙事的角度。,如共和主义阿伦特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对立,个人自由主义的旗手哈耶克关于“个人主义”与社会的对立⑿。公民个人权利与行政权力、公民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入题都应从这个角度入手。 3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传统的行政法观念认为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的冲突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现象之一⒀,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因对宪法关于为公共利益而对征用的补偿的修改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界定的标准是什么?这个词汇给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而法律要求的不能是很含糊的表述,任何很含糊的表述都会成为权利或权力滥用的借口。用法律给“公共利益”进行规范的表述已经显示它的必要性⒁。而且我们也需要全面对传统行政法观念中的公共利益于个人利益的关系进行分析,究竟是否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可消弭的张力?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认为道德就在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他说:“道德主义者不断地谴责人性中的恶,但这只能表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多么无知。人并不恶,他们只是由其利益所驱动。道德主义的谴责自然不可能改变人性中的这种动力。需要谴责的不是人性中的恶,而是立法者的无知,因为他们总是把个人利益放在与共同利益对立的位置上。”⒂ 在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问题上,应该冲破传统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对抗的这种惯性思维。我们认为行政机关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当某项为公共利益进行的行政任务因个人利益的阻碍而难以完成时,行政机关可以采用其他路径完成,如果采用的路径可以完成这项任务但成本过高或者除非公民个人对公共利益做出“特别牺牲”才能完成任务的话,也应该重新考量公共利益本身,公共利益是一些公共的资源,如果量化平均分配的话,公众中每个人分的的份额是否非常可观?也或者公共的利益是一种远期的利益,大部分公民个人对应该分配的这份利益不是非常急需或者近期的意义不是非常重大,这种因为公共利益做出“特别牺牲”的个人却因此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的话,那么这种“特别牺牲”应该就是非正义的。同时,公共利益也不是一元化价值的载体,是多元价值的聚合体,如果为了某一两种价值的实现而牺牲了其他的价值,那么这种“公共利益”也是非正义的。 4公民个人权利与行政权力公民个人权力应该是行政权力行使的界限,对这一点,国内和国外的行政法学都给于了应有的尊重,也是当代行政法学的轴心所在。笔者以前比较赞成以行政权为优秀建构行政法学体系,但是应该注重“效率”与“公平”,功利主义代表边沁把功利原理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最大福乐原理”,这也应该是当代行政理念之一,同时要注意被罗尔斯所批判的功利主义对“效率”和“公平”的埋没:只痴迷于社会的整体利益而漠视弱势者的自由权遭受的恶待⒃。相对于强大的行政权力,公民个人权利当属弱者。特别是我国在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的物质利益快速增长的时期,我们应当特别尊重非物质方面的权益。笔者认为,应该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把被行政权力侵犯的其他非人身和财产的权利纳入救济范围。 5宪政与行政法行政法素有活宪法、小宪法、动态宪法之称,行政法是宪法最重要的实施法,宪政观念、制度、价值以及制度的设置对行政的发展的作用自然也应该纳入行政法学的视野,也是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同样不可回避的问题。 6本土法律资源与国外法律资源不可否认,对国外行政法的比较研究对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当前我国宪政建设的实际,要根据我国的历史传统、行政法的发展现状、以及我过当前的建设实际相结合,唯有此,才能更好地利用对国外行政法比较研究的成果,也才能更好地为我过当前的法治建设把脉,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法与行政法学的发展路线。 基础理论论文:政府传播基础理论管理论文 摘要:政府传播是政府运用以信息为载体的政治权力而维护其运行的一种运作过程。其本质是权力的运作方式。本文从政治权力的角度阐发开去,去解读政府传播,从而对政府传播的概念、政府传播渠道、政府传播模型等进行分析,以期对政府传播这一现象获得基本认识。 关键词:政府传播、权力、渠道、模型、信息反馈 当前,关于政府传播的概念,大家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是“政府传播是政府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信息传播”。①也有学者提出“政府传播是运用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描述和解释政府的信息生产、传递及由此产生的信息交换关系的概念”。②也有学者认为政府传播即“国家权利机关的执行机关用语言、文字等符号,借助媒介向目标公众传递、交流信息的进程”。③这些解释都是从传播学意义阐释的,即用传播学的概念对政府中存在的信息流动过程进行解释。 一、“政府传播”概念的界定及说明 要界定政府传播的概念,首先应对政府传播的主体政府有较全面的认识。什么是政府呢?无论是将政府视为政治统治的方式或政治统治的确定形式,还是将政府视为管理国家事物的机构和统治阶级行使国家权力、实施阶级统治的工具,政府即管理与行使国家主权的机关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从静态的角度去解读政府,它所强调的是公共权力的具体结构,但政府传播基于传播本身的互动性,它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动态势能,所以从动态角度去解读政府。 政府作为政治主体,是要实现目的,主要表现为利益。“这种利益是非常广泛的,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或二者兼而有之。政治权力所实现的利益,不论其形态如何,对于权力主体来说,都是属于根本性的利益”。④而政府为保证根本利益的实现,就会把根本利益在实际中转化为政治意志和政治行为,从而事实成为政治权力的载体。 政府是政治权力运行的体系。在这个宏观体系中,运行的主体是作为权力中枢的政府,而权力就是这个系统及其运行状况的血液。由于权力运行是一种动态结构,时间因素便成为其不可缺少的坐标。政治权力如果不能在有效的时间到达权力的客体,其作用就会失去意义而化为乌有。政府存在的意义便是使这种政治权力在传输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权力损耗的补充,从而到达权利的客体,从而实现其政府运行的目的。 而这些权力的传输,一部分以信息为载体,一部分以强制力(如行政、法律)为载体进行流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所谓政府传播就是政府运用以信息为载体的政治权力而维护其运行的一种运行过程。其本质是权力的运作方式,呈现出的表象便为信息的传播。 这个定义揭示了政府传播所具有的如下特性: 第一、强制性。政府传播的主体作为管理与行使国家主权的机关,拥有极大的权力,具有制定政策、颁布法律、管理社会等职能。一方面对信息和信息渠道掌握着控制权,另一方面对受众有强制性接受执行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权威性就决定了政府传播是具有强制性的。 第二、目的性。政治权利本身就是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的,所以权力的流动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往哪儿流动以及如何流动都有自己固定的规则与程序。所以政府传播也有很强的目的性,传播什么内容,通过什么渠道传播,这都带有很强的可控性。 第三、互动性。政治权力作为现实的政治过程中运动着的一种现象,其状况由权力作用的结果来衡量。在政府传播中,权力作用于权力的客体,权利客体也会反作用权力主体,于是双方出出了信息的互动。这种互动在政府传播中大为重要,因为权力实现程度直接关系到权力主体利益。 二、政府传播渠道分析 作为权力主体的政府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必须把权力施加于作为权力客体的民众,这时候便产生了权力的流动,于是权力主体的政府变成了传者,权力客体的民众变成了受众。 基于政府传播本质上为一种权力的动作方式,所以政府传播渠道是权力流动的渠道,这是大大有别于信息交流层面上对政府传播解续而确立的政府传播渠道,即大家通常所分析的大众传播媒价,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及网络媒体。 从权力流动层面上来分析政府传播渠道,我们会发现原来政府传播渠道不仅仅局限于大众传媒,而它本身内部就存在着传播渠道,而这一方面是我们通常所忽视的,这在政府传播研究方面是一块较大的空白。 政府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权力系统,它的权利流动可以从系统内外区别,系统内的为组织传播,系统外的为非组织传播。 1、组织传播渠道 我们分析政府权力作用的内部渠道问题。政府权力的作用是指它作为一种支配权利(即政治管理权利)对于社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而在作用到达社会和人民群众之前,还要经历一段政府内部的渠道。 这种权力流动结构是宝塔形结构。这种结构的特点在于向上的阶梯愈高,规模愈小而能量愈大。权力源所发出的权力流从塔顶一层层的往下流动,每往下一层,接触面就更大,最终到达权力客体。 而组织传播渠道即指上述政府系统内部的传播渠道,这是政府传播的主要渠道,政府依据严密的行政结构进行传播。这种组织传播根据权利流动方向的不同,划分为下行传播、上行传播和平行交叉传播。这里主要指下行传播,即行政组织中同一部门内部或直线上下级之间由上而下的信息传播。它是由上级直接向下级指示、命令、意见等,是领导者向被领导者直接的信息传播。会议、报告、文件等是组织传播的主要方式。会议是政府部门进行传播的基本方式,通常有工作例会、情况汇报会、座谈会、碰头会、现场办公会和电话会议等等。通过会议,可以及时传达各级政府的工作要求,了解下级机关工作情况,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报告所体现的是上行传播的功能,是下级政府机关向上级政府机关汇报工作和请示问题的常用方式,是上级机关获取下面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文件是一种公义形式,一般不分发给个人,而通常由行政领导把文件内容按行政级别、职能传达给有关人员,或按文件规定的行政级别和传阅范围进行阅读。 2、非组织传播渠道 政府传播中的非组织传播是以权力为中心呈辐射状的外向传播模式。这种传播模式是基于政府权力外向传播而形成的。 以政府为优秀,将能量或意志通过一定层次向各个方向传递,这样一种结构类似光线向外放射那样,所以称为放射性结构。 这种传播的特点是:政府是传播中心,处于中心外的受众之间彼此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于是大众传媒在此刻就担起政府非组织传播的渠道。当然大众传媒由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者开始变为单纯的“传声筒”和“布告牌”,而政府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者。 政府新闻机构、政府网络代表政府在实际传播中与大众媒介发生接触。政府新闻机构是政府为加强政务信息的宣传与流动,统筹政府的新闻工作所设立的,利用新闻媒介信息的专门机构,通常这样的部门有两个任务。一是利用政府工作报告及时准确地宣传政府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重要政策、法念以及决定等事项。二是组织召开政府新闻会。 政府网络的出现也大大提高难度各种政务信息的传播速度。 三、政府传播模型分析 政府传播是一个复杂的传播过程,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因素,但主要因素依然是传者、渠道、受众,这三部分,即 此模型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关系 1、政府与大众媒介的关系 由于政府传播主体政府的强势地位,大众媒介通常情况下的“传者”地位和“把关人”作用,开始前移,最终与政府合二为一,大众媒介成为“传声筒”和“扩音器”,政府则即是传者,又是把关人,所以政府在进行传播则具备了最伏越的传播条件。 但是具备了最伏越的传播条件,并不一定能达到最优秀的传播效果。而且,一旦政府传播在活动中操作上出现失误,其对政府形象的损伤在范围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极大的。 非典时期,卫生部有关部门在初期不向公众通报病情,不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在国际、国内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后来开始正视这个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并建立了快速的疫情通报体制,获得国内外的好评,维护了中国政府的形象。 所以政府传播中,作为主体的政府要适时发言。当出现一些突发事件、重大性事件,与受众利益切身相关或受众极为关注,政府应及时出面,召开新闻会,通报事件的全过程。只有如此,小道消息、谣言才能止住。相反,如果一味遮遮掩掩,小道消息和谣言就会流传,填补因政府发言缺位而出现的信息真空,造成社会恐慌和骚乱,给政府扭转危机、稳定局势带来阻力。 同时要适当发言。为适当发言,传播行为必须有所策划。策划涉及政府传播的所有形式,包括一般性的信息传播、新闻及记者招待会;涉及新闻传播的具体细节,包括时间、地点、形式、内容、的范围、频率以及媒体的选择。同时要对现场可能出现的敏感性问题进行预测性分析,并准备应对预案。 同时要适合发言。要讲究传播技巧,研究受众的心理感受,那种“枪弹论”的观点早已过时,不要在用过去那种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进行发言,否则只会引起反感,事倍功半,要努力寻求共同的诉求点,才能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但是大众媒介并非无所作为。当前我国大众媒介依然存在着新闻报道模式僵化,通篇空话、套话,只报“喜”不报“忧”,在引导舆论上还存在不注意公众的期待心理等诸多问题。大众媒介在报道理念上应更趋于公平、公正的原则。 2、政府与各级政府的关系 政府与各级政府的关系,在各国都是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尤为如此,而且关系更为复杂。 在中国,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是典型的科层性配置。“行政权力主要是按照科层化的主体机构进行分配形成等级权力,以解决集权与分权、管理层与管理幅度的问题。”⑤也是按照行政组织科层化主体结构进行的。 这种科层制的权利配置,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属于层级递推传播模式。纵向上看,信息传播是按照政府机构层次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进行的,即上行传播和下行传播。这种传播是有组织保证的,双向流动都是按程序进行的,属于体制性的渠道。如各级政府机构每年向上递交年终总结,向下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要求,与行政管理中的层级管理不同的是这种传播可以越级进行,如中央领导可以去某市视察,这就是一种跨级视察。 但现实是下行传播渠道多于上行传播渠道,而且在传导过程中,权利的磨损和偏离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信息的放大或缩小乃至失真都是存在的。 而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是存在于行政系统内。干扰信息的正常传播的干扰源主要是:(1)信息源的权威性;(2)行政人员的素质;(3)机构的层次中央政府对各级地方政府要保持高度的权威,只有这样下级才能自觉服从,把信息的磨损和偏离减少到最低程度。现实中的阳奉阴违,就是典型的置中央权威于不顾,自然会影响到信息的传播。 行政机构的层次越多,信息传播所遇到的阻力就越大。信息一级一级往下传播时,每一级对信息的理解都会有偏差,而这种偏差越放越大,就会严重影响信息的传播。 所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进行信息传播时,上下级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应适当推行行政体制改革,合并或减少一些不符合现在情况的级别设置。 3、信息反馈关系 在政府传播中,政府通过系统内的渠道和系统外的渠道向受众传播大量信息。但是受众也并不是毫无选择地盲目接受任何信息内容。他们在接触信息方面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具体表现为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虽然说政府传播的信息带有强制性,无论同意与否,都必须无条件接受并执行。政府传播信息的强制性往往造成一种假象,即信息畅通无阻。事实上,由于受众个体在思维、态度、认知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信息的传播效果是有较大差异的,而忽视甚至漠视这种差异会造成“反信息”的聚集。 所谓反信息,广义上讲是指一切对信息的怀疑、排斥、否定的信息的总和。狭义上讲是指对抗性信息,如小道消息、谣言等。反信息的存在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疏导、释放,进而会对传者产生怀疑、不信任,从而使政府的正常传播发生断裂,威胁到政府的正常管理。 及时和完善的信息反馈渠道就显得十分重要。当前政府传播中,信息反馈渠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系统内的渠道,即行政渠道;一部分是系统外的渠道,即媒介渠道。 行政渠道的主要反馈渠道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外还有举报、政府信访。“某某”热线电话以及现场办公制度等等。但实际一年一次的两会影响了信息反馈的连续性和及时性,而信访、电话这种反馈方式又过于细微。媒介渠道由于媒介自身在政府传播中已与政府合二为一,在实际反馈中,自主性太小。 当前主要存在着三个问题 ⑴反馈方式单调 受众在主动反馈信息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渠道应具有很大的自主性。这条渠道不通,可以换另一条渠道。但事实上受众反馈的渠道是很少的。比如虽然当前中国最有权威的民意代表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但受时间和人大代表素质的影响,也并不能充分反应受众的意见。 其实这里面存在一个对等性的问题。这也是政府传播的特点之一,传者是一个组织,而受众具体到一个个的人。受众接收信息是四面八方的渠道,而反馈信息是则是屈指可数的几个途径。这是不对等的,虽然这有利于政府营造舆论,但不利于听到真实的民众的意见。 ⑵反馈时效滞后 传播理论告诉我们:传播渠道越长,噪音越多,不确定的因素也越多,信息通过的层次越多,它到达最终接受者的时间也越长,这样信息经过层层筛选过滤,出现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受众反馈信息的时候,由于我国等级森严的科层制配置,政府部门普遍存在着行动迟缓、办事拖沓、信息传递速度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信息渠道中的噪音过多干扰使得信息失真,使信息传递质量下降,从而影响各级政府的正常稳定运行。 非典时期,个别地方政府就瞒报病情,直接干扰了信息的反馈,严重影响了国家总体措施的布置。 ⑶反馈经常“一窝蜂” 由于现实中传播渠道是有限的,而受众反馈信息量巨大,所以经常出现反馈信息“一窝蜂”的现象。而信息的超载,会造成渠道的拥挤和堵塞,阻碍了有用信息的传播,传播速度也会相应降低。 目前我国的公众信息反馈渠道存在着体制的障碍,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公众信息反馈得制度性渠道,也是政府传播中公众信息反馈的主渠道。每年春季“两会”开会期间,公众信息反馈渠道十分拥挤。而且这种“一窝蜂”现象不仅集中在时间上,还集中在反映的问题上。这就造成了信息反馈资源的巨大浪费。 当然上述问题,是社会结构分化以后,利益结构、社会流动结构多样化,而固有的行政结构尚未完全适应而出现的一些暂时性问题。随着我国行政政策的推进,这些问题都会逐渐解决。 基础理论论文:传播学基础理论创新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建立可靠的传播学基础理论是当今传播学研究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而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及文化问题都不同程度关联到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现象学、解释学及“法兰克福”学派等几种有影响的主体哲学通过社会学理论及文化理论内在地决定了传播理论的框架和体系,因而,反思主体哲学根基的弊端,超越人类中心论思维的局限是现代科学认识论的优秀问题。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为主、客体的协调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当代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及文化研究中的人类共同心智及社会知识型理论都提出了结构重于主体的解释模式。这些理论不仅在社会学和文化研究方面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而且对传播理论研究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传播学基础理论;主体哲学;主客体协调;社会学理论;文化理论 传播理论集中体现了现代知识的综合,这种综合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和开放性上。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既可以指狭义的创新和发展(指传播理论自身),也可以指广义的创新和发展(指影响到传播理论体系的建立),由于学术界对后一个问题论述不多,本文主要论述影响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本文谈到的基础理论主要分为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文化问题等3个方面,这3个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传播理论。理论界选择什么样的基础理论,传播理论相应地就会带什么样的印记。就目前有影响的传播理论来看,主体哲学(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偏于主观的理解)及相应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影响更大。今天,审视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继而创新和发展传播理论,是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 影响传播理论的几种主体哲学 在当代,哲学思想对传播理论的影响通常是通过社会学为中介的,我们在评判一种社会理论时,总是在评判一种哲学思想。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首先分析影响到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然后分析其相应的社会理论和文化观。众所周知,主体哲学在西方哲学中更为典型和明确,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长久的历史背景。自文艺复兴以后,绝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是以主体意识的第一性作为理论的起点。在20世纪,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到解释理论,从精神分析到现象学,从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主体第一性的观念以各种体系表现出来:心灵、心理、直觉、精神、体验、理性观念、人道主义等等,它们都指代一个实体——主体,是主体赋予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信念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们在社会——文化理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也通过社会——文化这个中介间接地影响到传播理论。至今,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争论仍是这些方面的延伸。 我们首先来看现象学,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观念并发展了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哲学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认识论,以现象学为框架的社会学也多以此为根据发展了意向理论及价值理论。现象学的基本任务是以直觉达到人类理性的深刻基础,这一任务的前提是直觉是一切知识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状态的直觉中呈现的事物将会完全地如其所呈现自身的那样被接受。这个假设中,主体的理性被赋予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直觉是我们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后还会有一先验的自我来保证直觉的可靠。为了达到本质的直观,他提出了“现象学的还源”,简单地讲,这一命题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的加括弧:即把我们的各种信念(不论是经验的概括还是各种现实的信念)全部悬置起来,并不对它们作是非的判断。2.存在的加括弧:放弃一切有关存在的判断,因为哲学的认识是对本质的认识,而对现实存在的判断则非本质,所以,对存在的判断也应中止。3.先验的还原:这种还原使我们从此验的自我走向先验的纯粹自我,这是世界上一切意义被建立起来的基础。胡塞尔晚期则将自我纯粹意识视为最终的绝对领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实在为前提。纯粹意识的地位确立后,即可以解释经验世界,如果人们在经验的世界找到共同之处,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这种主体哲学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论,影响到后来的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舍勒提出的价值哲学、舒茨的意义理论都与现象学有着密切联系。现象学对现代微观社会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看一下戏剧理论(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论(加芬克尔),交换理论(雷克斯)及冲突理论(霍克斯),无不带有意向性理论的影子,无论是日常的自我还是掩盖了意图的自我,都可以在现象学纯粹那里找到最后根源。 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扩大到社会领域,认为对社会活动的理解取决于主体间的一致,意义在于主体赋予对象的过程上,社会互动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主体间的一致性。和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相似,现象社会学也是以个体为基本的考察单位,尽管这些理论以互动来解释社会系统,但它们几乎都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制约。从理论上讲,社会结构的形成总是离不开个体及集体的参与,但社会制度形成稳定状态后,它总是从语言到思想、从法律到伦理、从制度到信念各个方面来制约个体。主体既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同时,又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个体的动机和行为往往是制度化的结果。离开了社会结构和制度,很难解释一些行为和动机的原因,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理论普遍的局限所在。 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如符号互动论等也都是以个体为根基来解释社会,个体往往成为不受社会制度制约的个体,微观理论的共性表现在它们几乎都在表述主体哲学的一些基本主张。 解释学也存在着类似的理论。解释的根基建立在个体的体验和理解之上,为了说明解释是普遍有效的,就要说明解释在主体间是一致的,为了说明主体间的一致还要找到更基础的东西。当代的伽达默尔是用语言来解释主体间的一致,语言既是解释学的根基,也是对世界的体验,其优秀观念是人类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用委婉的体验解释世界无疑要比现象学更少地依赖于主体,但体验的背后又隐含着原来的主体。 解释学赋予了个体极大的心理自由,个人的体验成为分享共同意义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解读精神性文本来讲,由于时间的差别,也由于解读者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解读者不可能得到文本的原始意义,解读总是充满了个体的理解,因而文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所难免,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是合理的。显然,在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解释学以牺牲文本来迎合读者,其相对主义的结局不可避免。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套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旨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从认识论上看,批判理论主要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论的优秀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批判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可以从近代的启蒙找到根源,启蒙精神在改变自然时从认识理性中发展了极度的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也是工具理论的集中体现,当世界都变成可度量的对象时,人也变成了被奴役的对象。在当代,启蒙精神变成一种操纵意识,这又是通过大众文化来实现的,大众文化造就了文化产品的单一化和标准化,文化工业代表了这种单一化和标准化。简而言之,“文化工业”已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 纵观以上几种哲学思想,无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多么不同,确定主体意识优于并高于所有一切,是他们哲学推论的前提。正因为存在着主体意识与外在世界的对立,他们的结论几乎都包含了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世界与心灵的对立,以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在更极端的态度上往往以牺牲认识的理性法则来换取意识的自由。我们在伽达默尔及“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胡塞尔那里,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无限膨胀,科学涉及到的物理世界往往被看成对意识自由是一个极大的妨碍,甚至对意识自由是有害的。主体哲学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即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主体的推论是否包含了局限和偏见的问题。绝大多数的主体哲学将理性看成是自明的,客体就是呈现为主体推论的结果,这个假定预设了主体不会出现任何偏差。而事实上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种假设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主体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着局限。思想史的发展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未能把握其本质前,总是以主体的图式看待世界的,以人的特性解释世界注定会产生拟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暗含了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主体哲学就是按这种推论极端发展的结果。主体哲学是在人类中心论和拟人论的框架下来看待人与世界的,这样,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折射出主体的意图和限度,世界的存在往往被看作人类中心的象征。换言之,它没有实体性的地位,它的性质全靠主体意识的解释。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存在于西方古典哲学中,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哲学中。当人类不能分离出单独的客体时,除了用人这个尺度解释外别无其他方式,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主体哲学一直是哲学史中最有影响的理论。 认识到人类中心论及主体意识的局限是近代科学理论的成果,这个开端就是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在他的日心说中,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转并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与地心说相比,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图像。这里,不论是地球还是人类,都不具有特殊目的和意义,相反,他们(它们)只是宇宙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理论最早喻示了人类从中心到系统的变化。 在以后达尔文的理论中,也提供了反对人类中心论的又一种理论。按照其理论,人是生物连续进化的一个环节,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样组成了一个系列。这里,人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及目的,这种理论也排除了神学理论的创世说。达尔文理论与哥白尼理论在反对人类中心论上是一致的。这两种理论都说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当代量子力学也提供了背离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这里,主体哲学与人类中心论有着天然的联系,正因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终极目的,因而,它无法解释真正的客观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理论总是呈现出反拟人化的结果。 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越来越趋向将人视为无数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这样看待人类,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是值得怀疑的,主体哲学的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 建立主、客体相协调的理论 就认识论来看,主体哲学代表了解释世界的一个方向。除主体哲学以外,一些哲学家力图使主客体协调起来,这种努力在近代开始显示出积极的成果,超越主体哲学的有效途径在于恰当地说明主客体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讲,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实践包含了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可能,思维的观念只能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了实践对人与世界的双重作用:在实践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过实践也在改变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实践的观点说明,主、客体本性的确定是从对方的作用中获得的。 在20世纪,思考主、客体的关系仍是思想界面临的主要议题,皮亚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认识的发生问题,再次涉及到主、客体的关系。传统认识论大多在两种态度上摇摆:一种是经验主义,往往将认识看成信息来源于客体,主体只能受教于客体;另一方面,先验论和天赋论则认为主体一开始就有内部生成的结构,然后这些结构加诸于客体。这两种理论涉及的都是在高度成熟阶段上的认识,而没有涉及认识的起源,认识的起源要比这两种理论设想复杂得多。皮亚杰根据心理研究的成果,证明了认识既不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一个业已形成的客体,而是起因于主、客体的中途,它同时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样,充分考虑到联系主、客体的中介就十分必要。皮亚杰作了这样的设想:“如果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这些中介物从作为身体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间的接触点开始,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向发展,对主客体的任何妥当的详细说明正是依赖与中介物的这种双重的逐步建构。”② 认识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建构过程,它从感知运动阶段经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到形式运算阶段,才能达到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认识图式的发展是主客体之间的同化和顺应,相互协调的结果,经同化、顺应的平衡作用,使主体的认识图式逐步接近客体的结构。 在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客体,也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主体,顺应说明了主体会在对环境的适应中造成认识图式的改变;同化说明了主体对环境的过滤和改变,使之符合主体的认识图式。建构就体现了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就是从简单低级的结构向复杂高级的结构不断过渡,这也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客体意味着主体所能达到的极限。 皮亚杰的理论建立在大量心理学及生物学的实验基础上,因而,它代表了解释认识形成及发展的科学解释方向。它的要点仍是沟通主客体的中介,在中介的关系中说明主客体。如果将这个中介与马克思的实践联系起来,它们的近似就在于从联系主客体的结构模式上解释主客体。 除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以外,语言哲学关于语言对世界的组织成形作用也作了出色的论述,这一理论涉及到的指称问题、真理问题、意义问题及言语行为对我们理解语言与认识、语言与主体及语言与社会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此外,值得提到的还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建立在严格的理论法则之上,它以语言模式为出发点,突出强调了结构和系统的观念。结构的观念表明了它对表层对象背后共时的关心;系统的观念表明了它试图通过关系的模式来解释对象,和语言哲学一样,它也是通过观众形态来说明主体的。就此来看,以上几种有影响的哲学与主体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传播体系建立在主体哲学之上时,我们很难察觉主体哲学的局限,这种局限势必通过其社会学理论内化于传播理论之中。毋宁说,主体哲学的蓝本和传播理论的摹本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主体哲学对心灵的能动作用的强调会贯穿于传播理论中。同样,它的局限(没有看到认识总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内涵在传播理论之中。因而,借鉴科学的认识论建构主、客体的关系,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哲学的社会学根基之上,是传播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我们曾对主体哲学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作过分析,确实,微观社会学对主体的动机、行为、意义是主体间的互动曾作过详细分析。然而,微观传播学理论几乎都没有考虑到既定的社会结构对主体动机和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与动机的辩证关系,因而无法说明动机和行为的真正动因,最终使陈述的理论趋于表层化。显然,问题的真正源头在于如何看待行动和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主、客体的问题。 目前,大家经常谈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该理论的优秀问题就是结构与主体的关系问题,与微观社会学理论不同的是结构化理论力图在更客观的立场使结构与主体协调起来。 传统宏观社会学偏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塑造上,而大多数微观社会学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和行动的意义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将两者协调的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的优秀旨在说明社会结构既是通过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也是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即结构与主体存在着一种二重化的过程,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活动,而是通过主体的特定活动而构成;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不应简单看作对主体的外在制约,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这样,结构和主体存在着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对结构和主体的妥当说明,需依靠对它们二重化关系的说明。 鉴于目前传播理论更多地依靠微观社会学来维系,清醒地看到微观社会学的不足,并从社会学层面考虑结构与主体的协调关系也是传播学界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客体的关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研究一直是全球性关切的问题。通常大家谈到有影响的几种理论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领域。 社会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是价值论,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韦伯及狄尔泰,用价值解释文化的各种理论几乎都将文化视为对象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活动。现象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及大多数实用主义理论都代表了这个方向。它们的共性是:都给予了主体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生命、体验、理解、自由或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对立,都要根据主体意识来评判,文化几乎没有自己的实体地位,文化的存在完全要看主体间的解释。本来,用价值解释文化并不是没有说服力,问题在于对主体的极端信赖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论以外别无选择,此外,价值论的解释还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危险也是价值论所无法克服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学的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除了对象不同外,还在于研究者适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么程度则是价值论和解释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以此为框架,总是面临着解释过度的问题,而解释学通常也把解释的多元化视为合理的。这样,在价值论和解释学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仍是主体哲学的主张。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主体与世界的对立变成为精神与“物化”的严重对立,工具理性的扩张必然在制度上、精神上对人进行新的操纵,文化的单一性及庸俗性不可避免。所以,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人类未来的文明也是暗淡的。 该学派的许多主张都建立在主、客体的对立上,为了维护主体的至上性,不得不排斥非主体的存在。“法兰克福”由于把个体与社会看作完全都是对抗性关系,现代工业文明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被看作是一种倒退,与之相关的是工业社会及科技进步造就的大众文化根本不具有以往精英文化的单纯和高贵。“法兰克福”学派从主、客体的对立进而过渡到人与社会的对立,再过渡到文化的对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样,我们除了看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外,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是如何协调在一起的。 纵观以上几种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几乎都是从主体来解释文化,其结果要么是价值涵盖了一切,要么是文化存在着对立。因而,超越主体哲学的局限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大家知道,近几十年来,结构主义提出了一套与主体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包括其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文化人类学),其优秀是以语言模式来看待社会系统,进而解释主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从结构主义的影响来看,它提供的超越主体哲学的途径和方式是可行的。 结构主义主要关心文化的共时性问题,莱维——斯特劳斯集中表述了结构主义的文化观,即文化不仅是共时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加以说明。文化人类学家经常可以看到大量重复出现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决定了它会重复出现?如果人类没有普遍共同的心智,这一问题也就不可能产生,是各个文化外观形态的差异重要还是内在的共同模式重要,两种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化,各种文化现象就不难解释了。无论文化人类学提供多么不同的文化差异,但共时态的文化是存在的,因为像亲族系统、婚姻系统、神话系统、图腾系统反复出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这恰好证明了各民族具有构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过转换系统,成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具体文化形式,而共时模式为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考察各种具体文化的差异不是人类学的任务,人类学要探讨决定文化现象的深层内容——人类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里也就是无意识问题,它不是与意识相对立的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概念,毋宁说它是人类先天的一种构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于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释各种文化的普遍共时。 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福柯在思想史领域提供了一种非主体解释思想的方式,福柯对思想史的分析集中在权力对知识的形成上,换言之,社会的知识型总是体现了权力的支配,主体正是在各种制度性场址的权力关系中生成的。 如果主体总由其他因素所决定,那么,确定的主体是不存在的。毋宁说主体总是由特定的知识型所决定,《词与物》表明了知识型如何决定着主体。按着结构主义的解释,它会引出许多被忽视的结论:如果文化不存在着高低之分,发达和落后之分,那么,各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只能得到现象的差异,追问这种差异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很想知道热衷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文化现象的差异只是表层问题,那么中西方文化在心智的创造上具有的共同性不更重要吗?难道它们不都是共同心智的结果吗?如果表层的背后确实存在着普遍的东西,揭示这些普遍性正是文化研究要回答的。知识型理论也使我们看到了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许多不可动摇的观念其实是用某种占主导地位的信念所支配的,主体不仅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在强化这种信念。事实上,能超越既定知识型的人少之又少,我们通常表述的知识大多数情况下是某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而已。 综上所述,建立主、客体协调的认识论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可靠前提,它影响到在什么样的方式上看待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客观的社会理论直接关系到传播理论的根基问题:个体既是社会制度的结果,又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这样,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同样,非主体解释的文化理论旨在说明文化共时模式的存在,表层文化现象的对立和无序并不反映内在层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们做深层分析,各种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结语 近50年来,人类的知识积累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以往许多被认为是经典的理论和命题,现在被看作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知识的不断综合和更新要求我们的思维与时代保持同步,特别是像传播学这种新型的综合性学科,如何使其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近代科学反复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否,在于其基础理论的成熟与否,而不在于其表象形态的丰富,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传播理论,相对于传播理论的应用理论来讲,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就更为重要。 目前,传播学界对狭义的传播理论讨论较多,而对广义的传播理论讨论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传播理论的深化理解。如果我们仅仅讨论狭义的传播理论,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相对封闭的解释体系。问题在于对传播理论基本观念的讨论常常会将问题引向更基本的问题,例如,信息问题、语言符号问题、意义问题、传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对任何一个问题完整的回答都会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人对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属基础理论的范畴。这样,借鉴基础理论的成果,无疑会强化传播理论的解释力,使狭义的传播理论更为健全。 本文谈到的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论述的。以上谈到的三个方面直接关系到我们建立什么样的传播理论。主体哲学曾在哲学史上产生过长期影响,而现代科学的发展愈发证明了其内在的局限性,我们只有从主、客体相协调的途径上来看待主体意识时,我们才能更好理解主体意识,我们只有恰当地说明了主体,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恰当地说明文化的本质特征。这既是我们探讨广义传播理论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探讨传播理论创新与发展的优秀所在。 基础理论论文:医药学基础理论前途思索论文 藏族医药学具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藏族光辉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过去这不仅对藏族人民繁衍生息、防病健身作出了巨大贡献,既使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迅速发展的大潮前,藏族医药学面临或衰亡或发展的两种命运。现在我们应该认真思索以下几个重大新问题,是一味地顽固坚持藏族医药学的传统来迎接时展的挑战,还是面向世界、面向现代,面向未来,走向新的道路。为未来藏族医药学的前途和命运作出科学的估量,这是时代付于我们的光荣任务。 一、藏族医药学基础理论的危亡和发展机遇 由于西医诊疗理论在藏区普及,藏医诊疗理论和现实之间存在的矛盾更加突出,非凡是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的普及,使藏医的三因学和藏药学的理论受到严重冲击,故应对藏医药学进行全面探索。我以为现在应抛弃对现实存在新问题回避的心态,应抛弃满足于过去的伟大成就,满足吐蕃王朝时的光荣的心态,真正面向现实存在,对藏族医药学理论和现实状况间的关系进行科学的阐述,这是将藏族医药学理论从危亡中解救的主要途径。 当前我们所闻所见的不少论文中,有的作者只看到藏族医药学过去的光辉成就和无法胜数的医学典籍,宣称藏医是内容丰富的伟大宝库、是集聚了所有医学精华的甘露宝藏;有的专家学者,其专著像身处天国善见城中不惜人生时光和笔墨纸张探索奥义,对《脉经注释》、《尿经注释》进行再注释。但是事实上没有人否认藏族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也不可能被否认。假如过分的自我炫耀,只会处于汉族谚语“王婆卖瓜”的境地,不会产生任何好处。在今天信息时代所面临的新问题是如何发挥我们藏族医药学的功能和效益,如何使其和时代相适应而发展。功能和效益能否发挥的关键取决于是否符合科学。一般只据《四部医典》中有关“三因”在人体中形成、位置、度量和功能的论述,而认为“三因”是人体中真实存在的器官,这会造成和现代解剖学、生理学相矛盾。“三因”是什么?三因学和解剖学,三因学和生理学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当前须探索的主要课题。为了全面、深入地分析三因学,首先要从传统观点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用新的思维全面地对面临的各种新问题进行阐述。 三因不是四大种之风(隆)、脏腑之胆(赤巴)、土水之培根,它是熟悉和解释外界物质的本质的一种非凡辩证熟悉方法,内外界事物的性质即本质形式各不相同,但用表示三大系统概念的词语去分析观察,三因和机体机能间的新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在表示病理时并不是说隆病就是轻、糙,赤巴病就是腻、锐,培根病就是腻、柔等,而从病理和症候的本质上来说,凡具有糙、轻、寒、滑、稀、动等性相者称为隆病,凡具有腻、锐、热、臭、泻、湿等性相者称赤巴病,具有腻、凉、重、钝、柔、稳、粘的相性者称为培根病。同样有关机体构成和机能方面达布达娃坚赞说摘要:“和七种触觉功能相对应,都命名为隆、赤巴、培根名”。机体器官呼吸时几个功能活动称之为隆,感觉饥湿的几个功能活动称为赤巴,稳固机体和心神的几个功能活动称为培根。根据机体器官功能的活动而提出的三因系统学说是我们藏族医药学理论的一种非凡表述形式。传统的三因系统观点能正确地解释和反映机体器官错综复杂的活动。三因是对机体的器官的功能进行综合概括的通称。离开机体和器官功能,不存在所谓的隆、赤巴和培根三种实际存在的器官或组织。 反映机体器官机能综合性的三因系统不是孤立存在,而它们之间具有依存关系、定量关系、对立关系。 有关依存关系在《四部医典》中说摘要:“隆位于骨骼中,赤巴位于血汗内,其余各部存培根,互为依存维持情。”隆、赤巴、培根三者如亲兄弟的比喻,能形象地详释其依存关系。实际上三因的依存关系就是机体的器官组织功能间的关系。《四部医典·论述部》中说摘要:“摄入饮食首先由拌搅培根磨碎和腐熟,其后消化赤巴消化并分解,最后平火隆来分清浊。”此概括食物消化整个过程中三因的功能的论述可理解为现代西医人体生理学中有关胃的蠕动、消化液的各种酶素、胆汁的功能及肠内膜的吸收功能的论述。概括说三因的依存关系是系统和系统间的关系,具体说是细胞和细胞间的关系。 三因之间,或者说机体器官的功能之间存在互相依存的关系外,还有定量关系。“隆的定量是自身的—膀胱,赤巴的定量是自身的—阴囊,培根的量是自手棒量”中所说的定量,是指和器官及组织的功能而言,故应理解为器官及组织正常的标准量。隆的定量是自身的—膀胱,是指属于隆的系统中的器官及组织的正常量而言。如心脏每分钟跳动七十五次是心脏器官跳动的正常量。《四部医典》中所说摘要:“培根依次于脑住上方,赤巴依存于肝胆住中间,隆依存于髋腰住下方”,表明了三因所处的一定位置,是指综合器官功能的三系统范围的主要功能,不应理解为隆一定位于下方、赤巴一定位于中间、培根一定位于上方。 三因的对立关系是三因的依存关系和定量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非凡关系。如培根属寒具有水的性质,赤巴属热具有火的性质,从培根和赤巴的本质上来讲,二者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实际上培根中存在赤巴,赤巴中也含有培根。 传统的藏医三因学思想和西医人体生理学之间的矛盾,是由于观察人体生理机能所探究的着眼点即观察角度不同而造成的。三因学将由人体生理运动中所产生的共同功能表象作为主要探究对象来解释人体生命活动现象,而西医人体生理学将器官及组织的构成和其功能活动状态作为主要探究对象来解释人体生命活动现象。如藏族医学依据呼吸运动的外表现象,认为这是维命隆的功能;西医人体生理学依据呼吸器官组成及功能活动状况,认为它取决于呼吸系统的肺和呼吸肌肉功能。这两种论点大体上来看是矛盾的,但探究的最后结论是一致的,这是因藏医学将外表现象作为探究的主要对象,西方医学将产生功能运动的基础(器官和功能)作为主要探究对象而形成的。正如论述人时,会说话,能从事各种劳动的是人;由血肉等各种细胞集聚而形成的任何具备发达头脑、非凡聪明的补特伽罗才是人,这两种论式,其最后的结论是指人一样。 藏族医药学理论是解释人体和疾病同体外所显示的症象的一种信息学,不是表述物质机体和器官功能如何形成的理论。比如只能将下泄隆理解为司理大小便和精血的排泄和控制、司理胎儿分娩等方面的机体运动共同现象,实际上不存在下泄隆这种器官或组织。 (一)藏医理论的信息学性质 我们将和藏族医药理论相关的症象称之为表象信息,将实体和症象间的关系称之为表象关系,故藏医理论可认为是统率表象信息和表象关系的一个巨大信息系统。藏族医药学理论和客观存在间是否有矛盾,主要取决于其理论统摄的信息和实体间关系是否可信。 对统摄信息的形成从发生学说,从内成因和外成因。内成因是指对疾病诊断医疗实践中得到的经验进行分析探究而形成的理论。它是从医疗实践范畴中产生的,故称之为内成因理论。《四部医典·论述部》中云摘要:“隆盛症象干黑喜暖和,身颤腹胀大便滞。”又云“隆衰症象力衰言微身不适,神志不清又生培根增盛状。”以三因盛衰实象为例,隆盛症状和其所属的肌肤干黑的两种症状相吻合的诊治,就是用信息学说的诊治。它是医疗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故称之谓内成因理论。所称其为内成因理论因它是对医疗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进行了分析和归纳的基础上形成的,故轻易解释医疗实践中出现的所有新问题。例如,在医疗实践时,对胸部满闷、神志不安、乱语、头晕、连连嘘气的病状,按传统藏医理论,认为是隆症心风病,对治药物应是八味沉香丸、仲孜八味沉香丸、五味石榴散。医疗实践中按传统的观点认为神志不安是隆的性相中轻和动的成分亢盛,胸部满闷、心悸过猛、乱语等症候是隆即风入侵入心和命脉,其对治法则应使其服用息隆即息风的八味沉香丸等能取得良好效果。当代西医治疗理论中,无隆即风入侵心和治疗息隆即息风的说法,但按藏医理论对隆症心风病治疗中施以息隆即息风的治法,定能取得良好疗效。按逻辑学所说存在都是合理的思想,它符合客观物质存在的规律。总之很明显藏医理论和现代西医学在治疗时严谨以据症候的理论其落脚点是一致的。 和内成因并存的外成因也是藏族医药学组成的主要部分。藏医的生理学、诊断学和药理学中都吸取和发展了外成因理论,更多的吸取和发展了五大种理论,使其和藏医学的基本理论紧密结合。由于藏医学中吸取和发展了这些理论,一方面藏医学在医疗实践中碰到的疑难新问题得到解决,另一方面藏医中采用了这个理论的基本思想,观察了人体、疾病和外界环境间的关系,并总结了经验,内成因和外成因理论浑然连为一体。 (二)藏医学诊疗理论是医疗实践和古代哲学相结合的结晶 用三因学和五大种学收集和总结了对人体和疾病症候观察中所得的经验知识,创立了具有藏族特色的医疗学体系。这个体系主要对人体和外界间复杂关系和制约情况进行观察,坚持人体和外界环境是统一体的思想。藏医的统一体思想在世界医学中是特色突出的医学之一。 三因学不仅坚持和总体相关的人体生理学和病理学中机体器官组织的功能运动和病变间的统一体的思想,还坚持机体和外界环境间动态平衡的思想。按三因学的思想,认为人体生命运动和质量主要取决于人体器官间、器官组织和人生活的外界环境间的关系能否动态平衡。如心脏功能发挥状况。不仅取决于心和肺、心和肝、心和肾等器官间关系的质量,甚至还取决心和外界社会环境、气候、空气等。医典中指出造成心脏病(心风病)原因是悲痛、思虑过度、生气发怒、闻听不悦之言、惊恐等,一个人想要健康正常生活,主要不仅取决于此人的所有机体器官和组织、功能的发挥状况,还取决于此人的身体、思想、生活起居、社会环境等。《四部医典·论述部》中说摘要:“时季五官(器官)起居味和性,劣反盛时皆为致病源,正常之时无病健康因。”非凡是指明三因(蓄积、发作)的因素时说摘要:“春季之时轻扬并粗性,环境饮食起居皆相类,虽聚隆渐不起发,夏时雨风生寒将发病,秋季润腻温得平息。”从这个论述中可以得知三因蓄积、发作、平息和外界环境的紧密关系。将藏族医药学中有关情(人)器(外界物质环境)世间平衡(生态平衡)和整体统一的思想和当代创建的生物心理学医学模式相对比,可以发现很多共同处。1948年发表的世界卫生组织章程的前言中说摘要:身体健康是指人体所处的自然界、心理和社会等都处于和谐状态。它将人身所处的自然界、心理和社会等之间的关系以章程的形式确定下来。生物医学或称之为结构医学的论点趋向越来越走向光明,故显而易见藏医学的整体思想的应用价值。 基础理论论文:保险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关键词]保险理论;不确定性;风险管理;效用理论;非对称信息;逆选择;道德风险 [摘要]保险业在中国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实践的发展迫切要求深化我国保险理论研究。在保险理论研究中,首先应从保险的本原着手,即从不确定性、风险及风险管理理论开始,以效用理论为基础,分析保险价格存在的根源;同时运用经济学的新发展,对保险合同中的非对称信息、逆选择及道德风险进行研究。保险理论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重视研究保险发展理论。本文对保险发展中涉及的相关变量作了初步研究。另外,还提出了保险监管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基础,即建立在政府掌握的信息足够假定下的、可能实现的“帕累托改进”。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中国保险业经历了恢复、发展和逐步市场化的阶段,政府监管也经历了由不健全到逐步健全的过程。但是,从国民经济及社会进步的宏观角度来考察,并对比国际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保险业的发展状况,我国保险业显然还处在粗放发展的时期。其根本特征是,保险市场机制不完善,定价(包括佣金、手续费率)机制不健全;保险经营管理的成本较高,效率较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相对于其他同类行业的地位明显弱小;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作为从事风险管理的行业,更远未对社会发挥其专业作用;保险业尚未深人到我国城乡居民的观念之中。因此,我们要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应用保险的基础理论、发展理论以及相关的经济学、法学等理论进行研究,为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保险的本原理论及相关基础理论 保险的本原理论,即指不确定性、风险和风险管理理论;保险的相关基础理论,即指非对称信息、逆选择及道德风险理论。 对保险理论进行研究都是开始于对风险的研究,保险是风险管理的一种形式,且是最主要和有效的形式。保险的原理即是将单个损失的不确定性转化为整体损失的确定性,使客观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这就要求投保人的损失是可计算的,其中关键的因素是要得出一个具有合理精确度的可确定的损失概率分布。这种概率分布主要来自于多年的经验数据,有些分布则可以从理论推导中得来。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从效用理论的角度研究保险问题,效用理论成为分析风险与保险的基础理论。比如,通过相关模型的推导显示,作为大部分人群的风险规避者,为了在不确定的收人选择中获得确定性收入而愿意放弃一定的收入,而其效用是相等的。这种收入的差额就构成了风险贴水的概念。风险贴水则构成作为风险管理手段之一的商业保险保费存在的理论基础。该模型分析的一个推论是,在消费者是风险规避者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是保险人生存并获取利润的一个重要动因。 上个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人们对风险理论研究的深入和信息经济学(包括博弈论)的逐步兴起,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问题以及保险合同中的非对称信息问题日益成为保险研究的热门话题。一方面,保险合同具有射悻性及合同信息的非对称性特征。射悻性这个概念的含义是指,合同的双方对于合同履行的结果都有可能获得比对方更大的利益,而这种可能性又是基于某种承诺和某一不确定事件的发生。同时又由于保险合同本身变得越来越复杂,使得保险合同的一方,即投保人方在对合同信息掌握上处于不利的或者说是弱势的地位,这一点也是保险合同的重要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保险合同和其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合同有很大的不同,相对于经贸和民事合同,保险合同更多地存在着双方博弈的空间。另一方面,保险具有长期性及广泛性特点。一份长期寿险合同可能持续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一生;同时,一家保险公司所对应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是很大的一个群体,一家保险公司的破产会直接影响着许多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而保险公司经营得好坏又是单个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无法知晓和控制的。投保人一方为了弥补自身对保险合同信息掌握的缺失或者为了获取更多额外的利益,可能不如实告知自己作为合同一方的有关信息,这就构成逆选择或道德风险。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发展,可望在研究保险合同的相关问题上,发挥很大的作用。 重视保险的基础理论研究,可以使我们对进一步的研究正本清源、更扎实和更深入;反过来,保险理论研究应当始终为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服务。保险的本原理论应当至少解决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1.保险能够为社会提供什么产品与服务,以及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应当提供多大量的产品及服务。这其中需要分析一定阶段下的保险市场需求与供给,以及保险费率的特点及其确定。 2.如何提供上述产品及服务。实际上就是保险的经营管理方式,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从保险市场结构到具体保险供给商的内部企业治理,再到保险公司从产品设计到风险管理服务及理赔的各个环节。其优秀问题是成本与收益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效率问题,同时也包括发展的动力问题。 3.与上述二个基本问题密切相关,或者是对上述问题需要进行一步分析的问题,是需要解决保险合同各有关当事人的关系问题。包括针对不同的投保人群体,适合什么样的保险产品;在社会经济不同结构下,如何进行保险产品的创新与开发等。 二、保险发展理论 传统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经济部门增长的基本模型。在微观层面,保险公司发展是保险资本、人力资源、产品数量与结构等相关变量的函数;在宏观层面,保险发展则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程度、市场化程度、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等变量的函数。在研究方法上,数十年来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研究模型,如哈罗德—多马模型、罗伯特·索罗、爱德华·丹尼森运用不同生产函数解释经济增长的方法等,都可以给我们以启发。 从需求方面来看,同一般商品类似,保险市场需求也应具备对保险产品和服务有消费的欲望和消费的能力两个要件。与其他一般商品不同的是,保险作为一种无形商品,它更是一种承诺,是消费者一旦遭受损失,对保险人履行赔偿义务承诺的一种购买;同时从人寿保险的角度来说,它也是人们对自己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一种选择。保险市场需求有两个决定因素:从财产保险(主要是企业火险和水险)角度,保险市场需求依赖于经济总量的成长,这种依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经济总量的成长,保费收入总量不断增长;二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保费收入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越大。从人寿保险角度和个人财产保险角度,保险市场需求更依赖于国民收入水平。当然,两者是有联系的。保险需求主要是一种消费需求,同时,随着保险产品的不断发展,一些投资连结产品不断问世,保险需求也逐步地带有一定的投资需求的属性。保险需求有以下特点: 1.保险需求有明显的阶段性。商业保险是总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人们的财富只能够维持当前基本的生活消费时,一方面,人们所做的事情只能是进一步创造和增加财富,而较少有风险防范与管理的思想;另一方面,人们也没有能力从当前仅有的财富中再拿出一部分作为风险转移的成本(即商业保险中的保险费)。 2.保险消费观念的建立有较明显的外部决定性。尤其从短期来说,保险消费并不是一个被人们自然接受的观念。这一点不仅对尚处在保险产业发展初期的保险市场来说至关重要,少数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问题。据统计,在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国家中,尽管大部分国家的保险深度达到了5%-8%的水平,但仍有少部分国家的保险深度水平很低,他们之间的差异在0.1%—8%之间。人们对保险消费不易接受的原因:一是一般居民对于付出一定的代价去“换取”全体财富的安全的理念并不是很容易接受;二是由于保险合同是一种对将来的承诺,人们在以保险消费来处理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关系上,并不感觉到非常安全;三是由于保险合同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由保险人一方制定的“繁琐”的保险条款以及大量的“除外责任”,使得许多投保人以及更广大的潜在投保人对签订保险合同望而却步。另外,还存在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 3.从长期来看,保险需求有较强的收人弹性,而价格弹性较弱。保险需求程度极大地依赖于人们的收入水平,在不同的收入水平阶段,有不同的保险需求函数;保险商品也不象其他一般商品,可以随时买来、即期消费,并且还可以随着商品价格的升降来决定现时对该商品的消费量。保险商品作为一种通过对风险评估、投资收益及各相关因素的精算分析以后确定的产品及价格,一旦确定就不易变更。因此,保险人面对的是需求价格弹性比较小的市场。对保险市场需求的分析也必须主要是根据保险产品的特点进行分析。 从供给角度分析,保险市场需求有以下特点: 1.保险市场是建立在总体市场发育程度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保险供给总量决定于当时的社会总财富。 2.保险市场供给的增长与保险技术的发展是呈正相关关系的。随着保险业务规模的增大,资本金的作用实际上趋于降低,而代之以保险责任准备金。各项责任准备金的提留是一个建立在精算科学基础上的工作,而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基础,保险业务经营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另外,在保险市场竞争中,及时根据市场需求推出有竞争力的产品是极其重要的,新产品的开发融合了对该产品标的损失分布的统计分析、将来准备金运用的收益等方面,其所要求的有关方面的技术要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才能够真正赢得市场。 3.长期保险市场供给具有较明显的阶段性。一般来讲,在保险市场发展初期,保险费率较高,保险供给的增长速度较慢,保险业能够通过高费率获得比较高的利润率。在产业增长阶段,市场竞争的发展和市场自由化水平的提高,保险供给的增长会呈现出一个快于社会总财富增长速度的时期。这个阶段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市场成熟阶段是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逐步提高,保险在总体经济中的渗透率逐步接近饱和,这时保险供给将保持一个大致与总财富增长速度相同的速度增长。国际保险权威杂志《Sigma》的研究结果是,非寿险业务的饱和点大约为所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 4.保险本身的特点决定了保险市场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然的进入壁垒和政府不同程度的限制。保险的原理要求保险的经营者具备两个基本的经营要件:一是要有足够的资本金,以保证在该保险人尚未建立起保险基金时(主要是保险公司开始经营业务及保险业务发展过快时)对投保人的赔付。因此,进入保险市场的条件自然要比一般工商业或其他第三产业的要求高。二是要有足够大的承保面。根据大数定律的原理,承保覆盖的范围越大,保险费率越低。反之,保险公司保险的范围小、承保的标的少,一旦遇到大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赔付,整个公司的资本金就将支出殆尽,从而使保险公司面临破产的风险。在进行上述一般经济分析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经济增长与生产率的一个中心问题,是经济社会如何能保持创新的强烈动机及持续发展的机制。在保险业发展中,我们应当甄别出在不同发展阶段刺激保险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当前发展阶段,除了需要关心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增长外,应当尤其关注以下两方面的研究: 一是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与保险业发展。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状况,包括企业管理和内控机制等,都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是制约我国保险公司长期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应当在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理论的同时,根据我国保险公司的特点,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机制。 二是金融工程理论与保险业发展。保险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保险产品的发展,产品创新是保险业发展的强大动力。金融工程理论作为现代金融理论发展的重要工具,对保险产品的创新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研究和发展金融工程理论及其在我国保险业中的应用,至关重要。 三、保险监管理论 一个产业的发展,其经营是产业发展的内核,政府监管则是必要的外部指导和监督。政府对市场监管在经济学上的理论基础,是基于在达到“帕累托最优”过程中可能实现的“帕累托改进”,其前提条件是假定政府对市场信息的掌握有可能比单个市场主体要大,政府通过对市场的窗口指导,实现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善。政府监管职能的体现,一是指导,二是规范。指导实际上是通过向产业提供服务实现的,这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职能,是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条件下而言的;规范与处罚则是对于有可能出现的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利益等行为的应对手段。对于一般的工商产业,政府的监管主要是体现在对市场行为的规范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及公众利益上,而对于一些特殊行业,供需双方在对产品信息掌握明显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对产品及市场行为的适当干预成为必要。保险业即属于此类产业。保险经营与保险监管有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其中统一的一面是主导,其发展的最终趋势是走向完全的统一。在我国保险业当前的发展水平和自律水平下,有效的保险监管是保险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基础理论论文:基础理论研究政治学论文 中国的政治学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到今天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其中的原因是很多的,但社会的进步发展不断对政治学提出新的要求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也说明一个学科只有满足社会的需要才有生命力。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当中国的改革日益向纵深推进,并不时地遇到很多新的难题时,政治学的发展似乎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它对现实社会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从宏观上来审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来自很多方面,既有国际社会对中国构成的压力,也有我们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严峻的形势。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学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而且从根本上说,政治学发展的困境是由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自身所造成的。这要求我们在完善和发展政治学理论方面不能再落后于国际社会和国内现实的发展需要了。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优秀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优秀,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乳交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3.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东西,而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经济内容。经济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必然转化为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如果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会变成政治问题。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同样,经济成分的变化、私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虽说明了政治的经济根源,但并不意味着随便什么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的含义。一般的经济问题通常并不构成政治问题,甚至围绕经济问题所展开的某些利益冲突也不一定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理论必须研究,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政治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政治的统帅作用。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同样也可以用来观察国际政治现象。例如,当今世界南北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无论是北半球的人来到南半球,还是南半球的人跨入北半球,都会感到强烈的反差,而这一问题也根源于世界经济之中。一个冷酷的事实是:占人口24%的发达国家竟占整个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80%,而占人口76%的发展中国家只占20%;低收入的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6%,国民生产总值却只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4%。70年代初以来,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发展中国家的75~90%的矿产品和金属资源、30~40%的农业原料和40%的食品出口。当前,南北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断扩大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两者之间的互动作用更加突出,这就要求我们的政治理论认真研究如何在变化着的国际大环境和大背景下实现和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这几个方面只是说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研究和发展是有着广阔的前景的,如果我们不能抓住机遇来发展和完善政治学理论体系,它就摆脱不了自身的困境,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基础理论论文:实验经济学基础理论论文 直到最近,经济学尚被普遍看作一种必须依赖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而不能依靠在实验室里做受控制的实验来进行研究的非实验性科学。许多评论者发现受利己主义和理性决策所支配的“经济人”(homooeconomicus)这一普遍假设存在局限性。然而,经济学研究已经开始朝着新的方向起飞。大量和日益增多的科学工作致力于对经济学传统的基本假设的经验检验和修改,特别是有关无限理性、纯粹利己主义和完全自治的假设。而且,目前的研究越来越依赖于来自实验室的新的实验数据,而不是从对实际经济的观察中所得到的传统的现场数据。最近的这些研究源于两个区别显著、但正趋于一致的传统:一是认知心理学中有关个人决策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二是以实验的方法对经济理论预言的检验。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已经跻身于经济学最活跃的领域之列。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是在这两个领域从事研究的前辈。 一、实验经济学的基础 传统上,经济学被看作一种完全依赖现场数据的非实验性科学。许多人认为,这一点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继续发展的障碍。除非我们可以进行受控制的实验,否则对经济理论的检验将永远是有限的。仅仅根据现场数据,人们很难判断一个理论是否失败或何时失败,并正确地指出失败的原因。在理论与受控制的实验观察两者之间的反馈渠道在经济学中基本不存在。 一种新兴的、被称作“实验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的建立从根本上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在受控制的实验室里,实验者以简单、抽象的形式模仿在市场和其他经济交往形式中出现的场景,以研究这些场景中的人类行为。这些实验的结果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广并应用于市场环境,对此尚有争议。但是,微观经济行为的实验结果能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信息。 早年已有前辈学者从事经济学的实验研究。50多年前,张伯伦(Chamberlin,1948)试图通过实验来检验新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约翰·纳什(JohnNash)——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与他的同事通过设置一个实验对博弈论的预测能力进行了早期研究。 然而,毫无疑问,实验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者是弗农·史密斯。史密斯不仅作出了最重要的早期贡献,而且始终是这一领域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培养并联合了大批从事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年轻人,其中成就最为卓越的当属查尔斯·普洛特(CharlesPlot),他在这一领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1.市场机制 弗农·史密斯的意义最重大的工作涉及市场机制。他对竞争性市场所做的创新性实验 (1962)、对不同拍卖形式的检验(1965,1976,1980),以及对“诱导价值法”(induced-value,1976)的设计,都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史密斯第一篇实验文章的灵感来自张伯伦(1948)的课堂实验。当时,张伯伦是史密斯在哈佛大学的老师。他让实验参与者扮成一个虚构商品的买者和卖者,进行讨价还价。张伯伦认为实验结果证明标准新古典理论关于完全竞争市场的模型是错误的。 史密斯意识到,如果接受实验的人被放在一个与现实市场更加相似的场景中,张伯伦的结论将更加引人注目。于是,史密斯设置了一个实验,在一个“双向口头竞价”(doubleoralauction)中参与者被分成潜在的买者或卖者两个群体。买者和卖者的角色是随机分配的。为每个卖者提供一个单位将要出售的商品和一个保留价格v。卖者不允许以低于v的价格出售商品,而以p v的价格出售,卖者可以获得p—v的收益。同理,每个买者也被分配了一个保留价w,这是他们允许购买的最高价格。 史密斯(1962)就此总结到:“只要共谋被禁止,所有的出价和交易都绝对公开……竞争性的均衡就很有可能实现。……供给和需求条件的变化引起每个时期交易量和成交价一般水平的变化。后者与竞争性价格理论的预言合理相符。” 为了检验与理论的一致是否纯属巧合,史密斯和其他的研究人员后来做了一系列相似的实验,实验结果反复证实了史密斯最初的结论。此外,史密斯和普洛特(1978)的合作研究还发现:市场制度确实重要。他们比较了当买者和卖者被允许在一个交易期内不断改变价格和在整个交易期内必须出示同一价格的实验。结果发现,后一方案向理论均衡价格的集中减慢了。与收集现场数据相反,实验方法得出的这个结论不可或缺:在以一种受控制的方式改变“市场制度”(本例中关于价格调整的规则)的同时,保持“市场环境”(本例中对保留价的分配)不变是可能的。 在几乎所有市场实验中,对一个假说的明确检验都需要控制接受实验的人的偏好。这是一个主要困难,因为买和卖通常会受到参与者个人对收益和损失的特殊评价的影响,而研究人员不能直接观察到这种评价。张伯伦(1948)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及解决方法,主要是为每个接受实验的人提供一种货币刺激,这就是“诱导价值法”。史密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方法。 为了说明这一方法,可以考察一个在同质商品市场中扮演买者角色的人,假设实验者想让这个人表现出一个特定的需求函数D,然而,实验者不知道这个人的财富效用u(w)。史密斯的方法是:对以价格p购买q个单位商品的人,付给R(q)—pq美元的报酬,其中R是所选取的适当的报酬函数。根据经济学理论,这个人所消费的产品数量q将使q不断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所付出的边际成本,即R’(q)=p。如果对于任何相关价格,(R’)-1(p)=D(p),只要未知的效用函数不断上升且呈凹形,那么他的需求将与我们所希望的需求函数一致。 2.对拍卖理论的检验 自20世纪60年代初,拍卖理论便成为微观经济学理论和博弈论中最为成功的发展之一。史密斯用实验对其中的许多主张进行了检验,而且,是他最先在实验室把受控制的实验作为“风洞”来检验新的拍卖形式。 随着拍卖形式由简单到复杂,理论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现实世界市场运行的理解。传统上人们把拍卖分成4种类型:英国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微观经济学理论还区分了具有个人价值和共同价值的拍卖。在个人价值拍卖中,拍卖者的评价在统计上独立。相反,在共同价值拍卖中,买者的价值具有共同的成分。 经济学理论对个人价值拍卖作出以下3种预言:(1)就谁将获得该物品和卖主的预期收益而言,英国式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相同。这一结论源自个人理性;(2)荷兰式拍卖和第一价格密封拍卖相同,这一结论源于对纳什均衡行为更加有限的假设;(3)如果所有买者是风险中性,4种拍卖形式相同。 为了检验这些和其他一些理论预言,史密斯做了许多实验。他发现:关于预言(1),正如理论所说,英国式与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确实产生相似的结果;关于(2),与理论相反,荷兰式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没有产生相同的结果;关于(3),假设买者具有相同风险态度的模型应当被抛弃。此外,他还发现英国式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的平均销售价格高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后者的平均销售价格又高于荷兰式拍卖。 在这些结果中,最意外的一点是荷兰式拍卖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不同。对此的两种理论解释是:在荷兰式拍卖中,效用不仅取决于货币结果,而且取决于“等待的焦虑”;出价者低估了与荷兰式拍卖中的“等待”相关联的风险的上升。 3.实验室是“风洞” 为了研究人们为放松管制、私有化、公共物品供给所设计的制度机制的表现,史密斯和普洛特首创了把实验室作为“风洞”(一种用于检验航空器模型的实验装置)加以运用的方法。由于上述机制往往很复杂,实验方法就尤其适用。史密斯研究了为公共物品提供所设计的激励相融机制。在实验中,他检验了由经济学理论家所提出的机制和自己所作的某些变形的有效性。 4.实验方法论 除了关于市场和拍卖的大量研究结论之外,史密斯的工作对经济学方法论也具有重要影响。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实验经济学:诱导价值理论”,为在实验室里设计经济学实验提供了富有实践性的详细指导。近年来,这篇文章已经成为实验经济学者研究的范例。 由史密斯开发的实验方法不同于心理学中使用的实验手段。为了抵销决策成本带来的扭曲,这种方法强调为接受实验的人提供足够货币刺激的重要性。他还着重指出将实验设计成重复实验的重要性,从而使接受实验的人熟悉并理解实验环境。 二、行为经济学的基础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爱德华兹(Edwards,1954)引进决策作为心理学家研究的主题,同时,西蒙(Simon,1956)也提出一种基于有限理性的信息处理和决策方法。然而,认知心理学中的研究并没有推而广之,直到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维尔斯基(1996年逝世)发表了他们关于判断和决策的研究成果。虽然卡尼曼的研究遵循了认知心理学的传统,但对经济学家也具有指导意义。在讨论卡尼曼的特殊贡献之前,下文将简要介绍经济学和心理学中关于决策概念的某些区别。 1.经济学和心理学中的决策 经济学家通常假定市场行为主要受物质利益的刺激,经济决策主要受利己主义和理性支配。理性意味着决策者为了在一定的目标和可选择方案下作出最优决策而以一种富有逻辑性和系统化的方式使用现有信息。这些决策是以一种前瞻性的方式作出的,充分考虑了当前决策的未来后果。 在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中,一个人通常被看作一个系统,以自觉、合理的方式编码、解释现有信息。但是,其他一些不太能意识到的因素也被认为在以系统化的方式支配人类行为。正是这种更为复杂的观点开始渗透到经济学理论近来的发展当中。 传统上,经济学家给定决策者对可用选择的偏好,并使其保持不变,认为决策者对自然状态和自己行为的效果会形成预期,并根据统计原则处理现有信息。在既有的市场条件下(该条件决定了决策者可选择的方案组合),决策者的行为就被假定为:正确地分配相关随机事件的概率,选择一个使预期效用价值最大化的行动。 相比之下,认知心理学家考虑的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几个因素都会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比如知觉、信仰或心智模式。诸如感情、态度等内在动机也会影响一项决策。此外,对以前决策及其后果的记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认知函数。在这种复杂观点下,人类行为被认为是局部地适应于一个既定的环境。行为具有适应性,取决于环境和瞬间的感知状态。 卡尼曼等人通过调查和实验收集到的事实,对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至少是对复杂决策情景下的理性假设提出了质疑。例如,现实世界中的决策者不总是依据概率法则评价不确定前景,有时,制定决策会违背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卡尼曼的贡献主要是关于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 2.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直观推断和偏见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发现了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是如何系统性偏离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原则的。隐含在他们早期研究中的基本观念是:人们通常往往无法充分分析包含经济和或然判断的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下,人的判断依赖于特定的捷径和直观,有时会产生系统性的偏见。 一个基本偏见是:人们似乎会使用“小数定律”,将相同的概率分布用于小样本和大样本的经验平均值,违背了概率理论中的大数定律(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1)。例如,一个著名的实验发现:接受实验的人认为,不管是在小医院还是在大医院,某天出生的婴儿中男孩的可能性都有60%以上。总之,人们似乎不会意识到随机变量样本平均数的方差随着样本规模的增大而递减的速度。另一个相关的例子是“赌徒的谬论”:许多人认为在随机机制下第二次抽签与第一次抽签负相关,即使每次抽签在统计上独立。 小数定律与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有关,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发现这一直观推断在人的判断中是一个重要因素。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3,1974,1982)在几个简洁的实验中举例证明了这种直观推断的功能。他们要求接受实验的人在既定描述的基础上给人归类,比如是推销员,还是议员。如果对某个人(从总体中随机抽取)的描述是“关注政治,喜欢参加辩论,渴望在媒体上露面”,大多数接受实验的人会说这个人是一个议员,即便推销员在总人数中占较高比例而使这个人为推销员的可能性更大。此后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3)为了进一步考察这种思维的直观,为接受实验的人提供了关于总体人群真正比例的信息。实验结果证明,这些信息几乎对人的判断没有任何影响。 另一个或然判断中普遍存在的偏见是可用性(availability),即人们是通过很容易想起的事例来判断概率,结果造成较高权重被分配给突出或容易记住的信息。认知心理学中的一个研究成果是:与陌生的信息相比,熟悉的信息更容易从记忆当中获取,被认为更实际或更相关。仅仅在媒体上重复某一信息而不论它的准确性,会使该信息更容易获取,从而被错误地认为更准确。 这些关于人类判断的事实证明,人们的推理以系统化的方式违背了概率基本原则。因此,卡尼曼的研究对一个传统经济理论基础的经验有效性提出了强烈质疑。 3.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预期理论 现有事实表明,不仅判断,而且决策也系统化地偏离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许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背离了预期效用理论的预言。 对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预期效用理论的偏离首先由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MauriceAllais)第一个指出,形成了“阿莱悖论”。卡尼曼提供了更广泛的关于预期效用理论偏离的事例。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在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文章“预期理论:关于风险状态下决策的分析”中提出了另一个模型架构。预期效用理论是自明之理,而他们的预期理论则是描述性的,是从经验观察中以归纳的方式发展而成,不是从一组逻辑公理中演绎而来。后来,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1986)认为,事实上两种方法都是必需的:预期效用理论描绘了理性行为的特征,而预期理论则描述了实际行为。虽然预期效用理论为某些简单和透明的决策问题的现实选择提供了准确的代表,但大多数现实生活中的决策问题是复杂的,需要更加丰富的行为模型。 预期效用理论的模型表达是:假定对财富w存在一个实际价值函数u,如果行动a使出现不同wi的概率为Pi,行动b使出现不同wi的概率为qi,那么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决策者选择a行动而不选择b行动: 相比之下,预期理论规定了两个函数的存在,即v和π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决策者选择a行动,不选择b行动: 可见,两个理论模型存在三点区别。第一,在预期理论中,决策者感兴趣的不是财富的最终价值,而是财富相对于某一参照点的变化Δw。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认为,一个决策问题具有两个阶段。为了给眼前的决策确定一个合适的参照点,问题首先被“编辑”,接着选择的后果被“编码”:超过参照点的视为赢利,低于的视为亏损。编辑阶段之后是评价阶段。 第二,就是关于预期理论中的价值函数v(图1)。除了该函数的自变量是财富的变化之外,这个函数还呈S形。凹的部分是收益,凸的部分是损失,显示了对两种方向上的变化的敏感性的逐步降低。而且,它在0的位置上有一个拐弯,少量损失比少量收益上的函数更加陡峭。相反,预期效用理论中的效用函数u在任一点都是平滑、凹陷的。 第三,预期理论中的决策权重(DecisionWeight)函数(图2)是目标概率p和q的变形。这个函数单调上升,在0、1处间断,它系统性地给小概率过多的权重,给大概率过小的权重。 这些区别使预期理论与上文所提到的经济事实相符。既然人们在财富变化的基础上评价风险前景,关于编辑阶段的适当假定将使模型与普遍观察到的、人们根据问题的构筑方式不同而作出不同选择的现象一致。价值函数v在参照点上的拐弯意味着人们的选择与损失厌恶假设相符。对价值函数上变化的边际敏感性逐渐降低的后果是使决策者变成了面向收益的风险厌恶者和面向损失的风险偏好者。而且,决策权重函数高估小概率、低估大概率的事实可以解释“阿莱悖论”。 总之,由卡尼曼等人所做的经验研究揭示了几个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选择的规律,预期理论中蕴涵的思想对解释这些规律大有帮助。与预期效用理论相比,预期理论及其扩展在更为准确地描述风险条件下的个人行为方面迈出了重要的步伐,现已成为该领域许多应用经验研究的基础。 三、总结 丹尼尔·卡尼曼运用认知心理学中关于心理过程的深刻见解,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人们制定经济决策的行为。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对不确定条件下决策行为的研究最有影响力。卡尼曼还对行为经济学等其他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卡尼曼已经成为近期在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领域中所出现的繁荣景象背后的一个主要灵感来源。他的研究对其他领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弗农·史密斯是开创以实验作为经济学经验方法论的一个最有影响的人物。与卡尼曼不同,他没有以挑战传统经济学理性决策理论而开始,而是检验了关于市场表现的假说。卡尼曼的调查和实验主要关注个人的决策,而史密斯则将实验的重点放在特定市场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上。他还强调了方法论问题,发展了具有实践性的实验方法,建立了构筑一个良好实验的标准。基于史密斯的成就,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把实验室实验作为一个基本工具。 近来的一股研究热潮利用了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传统的结合,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所有领域意义深远。尽管卡尼曼和史密斯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不同,但他们的科学贡献联合起来已经改变了经济科学的方向。最初,经济学界对他们的研究持怀疑态度。在经历了长期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之后,他们的主要思想开始在这个领域渗透。正是他们的成就使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将心理学的见解和实验方法看作现代经济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基础理论论文:新世纪10年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高被引论文述要 [摘要] 新世纪10年是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继续前行和不断完善的10年,论著和成果颇丰。在探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内涵和范畴的基础上,从10年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所发表的论文中选取若干被引频率高、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进行梳理和分析,从而勾勒出10年间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状况及发展脉络。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 被引频次 论文 1 引言 1.1 从基础理论说起 基础理论是任何一门学科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要遇到和讨论的问题,图书馆学亦是如此。在我国图书馆学界,无论是上世纪20年代初图书馆学作为舶来品被引入我国时所承袭的美国图书馆学的经验实用主义作风,还是近20年来不绝于耳的对于理论研究的抨击声,都不能掩盖基础理论研究的光芒,更无法抹煞基础理论研究对于图书馆整体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无论我们正视与否,基础理论始终是伴随图书馆学研究左右的。 根据《辞海》的解释,“基础”是指事物发展的起点或根本。“理论”则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既由社会实践决定,又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证明的理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1349。“基础理论(basic theory)”就是支撑和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的概念、原理体系。参照这一阐释,我们可以理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涵义。黄宗忠曾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再探讨》一文中定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就是图书馆学概念、原理的体系,是图书馆学的起点与根本,是图书馆学领域中的主体思想、宏观理论,是人们在图书馆的长期实践中对所观察到的图书馆现象、过程与外部关系所做出的基本的系统的解释,是历代人们对图书馆实践经验的概括,是图书馆知识的系统性结论,是图书馆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这一表述显得较为冗长,我们可以简练地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理解为支撑和决定图书馆及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根本的概念和原理体系。这个体系是由从人们对图书馆本质的主观认识抽象而来的概念和从观察实践过程中归纳、概括得出的原理构成的,是主观与客观在哲学层次上的高度统一。 1.2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范畴的界定 由于图书馆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不断发展变化,而就科学研究本身而言,往往也囿于时代和观念的限制,每当有所突破时,伴随而来的必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变革,即便是像经济学那样成熟的学科也不例外,因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并非一成不变。恰恰相反,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不同的侧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然而,这种变化更多是集中体现在基础理论的研究内容上的,对于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虽然时有变化,但其优秀还是可以探知一二的。 我国图书馆学界对于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对于图书馆定义问题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教材和专著的不断问世大大推进了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目前在图书馆学教学中使用较多的教科书主要有:《图书馆学概论(修订版)》(吴慰慈、董焱,2002)、《图书馆学基础》(吴慰慈,2004)、《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徐引篪、霍国庆,1999)、《图书馆学基础教程》(王子舟,2003)、《图书馆学导论》(于良芝,2003)。从这些教材的编排体系内容来看,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最为集中的是图书馆学基本概念、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图书馆学体系结构、图书馆学学科性质、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以及图书馆学发展趋势这六大方面。其次,从比较早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著作中,如《图书馆学概论》(吴慰慈、邵巍,1985)、《图书馆学导论》(黄宗忠,1985)、《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倪波、苟昌荣,1986)、《图书馆学原理》(宓浩,1988)、《图书馆学引论》(金恩晖,1988)、《宏观图书馆学》(陈源蒸,1989)、《现代图书馆学教程》(郭星寿,1992)等,也可以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 但是应当注意到近20年来信息技术的异军突起给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带来的变革。变革改变了传统的操作方式,甚至思维方式,人们的自由意识和创新精神被极大地激发。特别是新世纪10年,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进行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重建。图书馆职业精神、图书馆权利、图书馆制度、图书馆延伸服务等新名词被引入或提出,一方面扩充了原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为基础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研究的重心。所以,在研究新世纪10年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论文时,不仅要重视研究范畴内那些对传统基础理论问题的新讨论,更要注重范畴内新问题的阐释。 1.3 关于高被引论文的选择 现代科技革命无疑加快了人们的步伐,科学研究也不例外,从每年在呈几何速度增长的学术论文的发表就可以看出。如何发掘和梳理这些学术结晶并体现其价值成为了问题。当然,研究的方法有很多,如综述、索引、目录、汇编等。但笔者认为,不妨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尝试,采用“以点带面”的研究和写作方法:已经发表了的学术论文就成为了一种固态的历史沉淀,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选取新世纪10年来基础理论研究过程中的关键点,即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篇论文,加以深入分析研究,不仅可以凸显其中要点,还可以提纲挈领地勾勒出研究的整体脉络和发展态势。 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其被引频次往往也相对较高,具有一定时效范围内的高影响力。笔者主要通过深入了解和掌握近10年基础理论领域的发展动态,在客观上以CNKI学术文献总库为基础,对前文中在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范畴进行界定时提炼出的关键词短语进行检索,选择被引频次较高的文献,在对其内容进行分析后遴选出具有代表性观点的文章予以论述。 2 10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高频被引论文述要 继上世纪80年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低谷及90年代的重振以来,在进入新世纪后的这10年间,在信息技术的大背景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在进行着史无前例的艰难重建的同时走上了一条呼唤权利时代和人文关怀的道路。按照研究内容及特点可以将10年分为三个阶段,分别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高被引论文,管中窥豹,回顾总结10年的发展历程。 2.1 2000―2003年:传统研究推陈出新,自由人文精神萌动 这一阶段被引频次较高的两篇论文是2000年初王子舟先后发表的《知识集合初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索》和《知识集合再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阐释》,分别为88次和40次。这两篇文章吹响了新世纪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的号角,“知识集合论”由此诞生。文章认为人的知识主要来自客观知识世界,知识集合是把客观知识按一定原则 有序组合起来的集成体,是人类获取知识的重要媒介,所以图书馆的实质就是知识集合。知识集合的观点蕴含着很强的哲学思辨,体现出了强烈的创新意识。张广钦的《试论图书馆的哲学内涵》(被引24次)一文,从“图书馆哲学的定位、图书馆哲学内涵的层次、图书馆哲学与其相关问题的关系、研究图书馆哲学的意义4个角度和层次对图书馆哲学进行了分析。文中作者认为“图书馆哲学的‘哲学’,不是狭义的哲学,而是一种理论,一种知识体系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应用的表述”;“图书馆哲学可以分为3个层次,低层次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中层次为建立在低层次基础上的更深一步的研究;高层次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即目前尚未全面展开的图书馆学专门哲学研究。”同时还指出研究图书馆学哲学的两点意义:理论研究的缺失和学科发展的要求。这些观点新颖独到,值得深入思索和探讨。黄宗忠的《图书馆学体系的沿革与重构》(被引22次)一文认为:“图书馆学体系就是图书馆学内容分类、排列、组合而形成的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也就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图书馆学各个门类、分支学科、低层次学科、知识单元、知识元素构成的整体,是理论(原理)与应用(技术)的有机结合。黄宗忠通过对不同人物在不同时期建立的图书馆学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厘清了现代图书馆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学术史价值。在随后的《图书馆学体系的沿革与重构(下)》中,他又探讨了重构图书馆学体系的必要性、依据与原则,并重构图书馆学体系――由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两个门类组成的新图书馆学体系。该体系的建立表明黄宗忠摒弃了他本人在20世纪80年代所构建的三分法体系,而将技术图书馆学纳入到应用图书馆学分支中。这一调整使体系更加符合逻辑,也体现出作者大胆创新的意识。但该文并没有对学科体系建立过程中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探讨,有所缺憾。 范并思在《论加强公共图书馆问题研究》(被引33次)一文中,提出公共图书馆研究虽然始终是图书馆学的研究焦点,但在我国研究得还远远不够。通过深入探究,他指出这是由于图书馆学的基础薄弱和公共图书馆研究人才欠缺而引起的,因此呼吁图书馆界应在新时期加强开展相关问题研究。这篇文章列举并引用了大量的文献事实,对此后公共图书馆的研究更加深入具体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文章中对如何加强这一领域问题的研究只作了宏观层面的探讨,并没有深入分析研究的具体内容和方法。蒋永福2001年发表的《人文图书馆学论纲》一文被引高达95次,文章将图书馆学置于新的研究视角之下,从宏观上将图书馆学理论分为“科学图书馆学”和“人文图书馆学”两大系别,指出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长期处于“见物不见人”的状态,缺乏人性关怀。“人文图书馆学”赋予了图书馆更多的人性关怀与和谐氛围,在越来越重视人本位的时代,两大系别只有平衡发展,才能体现图书馆的完整性,因此“加强人文图书馆学的研究”这一观点是与时俱进又切合实际的。2002年初,李国新发表《对“图书馆自由”的理论思考》(被引81次)一文,对他本人在2000年首次提出的“图书馆自由”概念进行了又一次审视和阐释。作者认为“起源于西方的‘图书馆自由’的优秀精神,就图书馆来说,是强调收集和提供资料的自由;对利用者来说,是强调从图书馆获得资料和信息的自由”。图书馆自由’观念的理论基础是现代民权理论中的‘思想自由’的原则”。…自由’总是与对自由的限制相伴而行”。可以看出,作者关于“图书馆自由”的观点有着一套完善的理论支撑和严密的逻辑结构,因此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这也大概是此观点一出就得到了较广泛的关注和赞同,并随即成为理论研究热点问题的原因所在。 2.2 2004―2007年:探讨研究对象,倡导职业精神 熊伟在《图书馆广义本体论导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体系的重建》一文中提出图书馆存在及运动的广义本体论研究可能是传统图书馆学向当代图书馆学体系转换的一种解决方案。以广义本体论为基础,可以构建当代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体系,进而可以揭示当代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结构。作者这种以广义本体论的大视野来观察图书馆本质的方法新颖大胆,颇具挑战性。柯平、王平在《基于知识资源论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研究》(被引37次)一文中,将知识资源作为图书馆学的学科基点探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认为这一体系表现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三层结构:第一层是理论研究溯源,第二层是基点、原理和哲学,第三层才是基础理论的具体内容。知识资源论的观点同样是从知识角度研究图书馆学,并沿着知识论一知识基础论一知识社会论一知识交流论一知识组织论一知识集合论一知识管理论这一脉络演化形成的,是在演化过程中对其他观点分析优劣、吸取精华得出的。2007年初,马恒通在《知识传播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新探》一文中以知识传播为基础,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馆藏知识传播这一观点。作者以这一观点为优秀,分析了图书馆学的内容体系,阐述了“知识传播论”的重要意义及其影响,指出了未来图书馆学的研究方向。观点一出,就如同前些年作者提出“图书馆学是一门前科学”等观点时一样,遭到了同行的质疑和反驳。从某种程度上说,“馆藏知识传播论”只是在“知识说”的基础上加入了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微观层面的考察,理论体系缺乏严密性,并未准确地揭示图书馆活动的本质,所以不可能成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终结。 随着图书馆学对人文精神的关注,图书馆精神再一次成为研究的热点,作为图书馆精神的一贯倡导者,范并思的《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辩护》一文被引频次最高,达229次。文章从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历史演变谈起,总结了公共图书馆基本理念形成的三个阶段,提出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内涵、所面临的挑战和时代意义,着重指出公共图书馆精神在我国当前已经成为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动力。我国公共图书馆界须补上公共图书馆精神这一课,与国际流行的理念接轨,使公共图书馆真正成为保障社会信息公平的机构。程焕文、周旭毓的《图书馆精神――体系结构与基本内容》(被引123次)一文,系统论述了“图书馆的重要价值、体系结构及其作用,图书馆事业精神与图书馆职业道德精神的基本内容,并提出了如何继承和弘扬图书馆精神。在图书馆的发展已经开始从技术主导阶段上升到人本主导阶段的环境下,对图书馆精神的重视和倡导势在必行。2005年,于良芝发表《未完成的现代性:谈信息时代的图书馆职业精神》(被引96次),畅谈图书馆职业精神和优秀能力。在此之前,图书馆职业精神这一理念最早见诸于作者在200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导论》一书中,但未有独立发表的论文对其进行表述。图书馆职业精神所包括的崇尚理性和知识、维护个人获取知识的平等权利、追求知识资源的最大利用等内容在信息时代虽然受到了一些挑战,但当今的图书馆人需要用勇气和智慧来维护这种职业 精神,促进职业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李超平的《建立什么样的图书馆职业精神》(被引65次)一文从四个方面论述图书馆职业精神的优秀内容,即“以图书馆职业为从业的价值标准,在理解图书馆职业的社会使命的基础上获得对职业的认同感,以崇尚科学的精神来理解图书馆职业的责任意识,用职业道德规范来实践图书馆职业精神。较之发达国家,我们的图书馆职业精神的确还存在很大差距,这种职业精神并非仅仅停留在以往所宣传的“爱岗敬业”层面,而应该是以公众利益为基准的专业的、完备的职业精神体系。 2.3 2008年以来:主动反思热点,积极创新理论 在图书馆权利的讨论和研究经过热议阶段进入沉淀和反思阶段后,蒋永福在《论图书馆员伦理――基于责任伦理和为他责任的思考》一文中提出了针对图书馆员个体的“图书馆员伦理”问题。虽然图书馆员伦理这一提法早已出现在理论界,但将其与图书馆权利看作“一体二维”的关系来讨论却尚属首次。文章认为两者都是图书馆对社会的一种“誓约”,只不过图书馆员伦理是图书馆员对个人职责和行为准则的宣明,图书馆权利是图书馆行业对自身社会责任的宣明,前者表现为个体责任,后者表现为集体责任。目前我们正处于重视人文和强调个人权利的时代,所以二者的研究不应偏废。2010年3月,程焕文发表《图书馆权利的界定》一文,针对目前图书馆界最具代表性的三种对“图书馆权利”的定义,即民众权利论、图书馆员权力论、公民与图书馆权利论,在对美国图书馆协会《图书馆权利法案》内容、美国图书馆协会智识自由办公室的使命和有关智识自由的定义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将图书馆权利界定为民众利用图书馆的自由、平等权利。作者从多角度论证和阐释,观点颇有说服力。 2008年,吴慰慈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走向》一文中适时地指出了目前及今后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四个走向,即拓展研究范畴,探寻学科新的知识生长点,促进理论与技术融合,调整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这些对走向的分析概括是建立在作者长期的理论研究和调研基础之上的,清晰而准确,为处于调整变革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叶鹰的《书理学论纲》一文,是继作者2005年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分析表述及其逻辑结构》一文中提出以“一个轴心、三条原则、五种模型”作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分析内核观点之后在“一个轴心、三条原则”问题上深入研究的成果。作者将“一个轴心、三条原则”倒置为前提或公理,构成理论内核,用抽象分析方法建构出图书馆系统的基础理论并称之为书理学。书理学将图书馆研究内容分解为书的研究、人的研究和用的研究三部分,既有图书馆学的分析性基础理论,也有理解图书馆学研究体系结构的R范式、H范式和s范式,前后呼应,自成一体。这种较抽象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秉承了作者一贯的风格,在观点的表述和提炼上都力求体现一种凝练的逻辑表达。虽然许多人并不同意甚至不能读懂叶鹰的这种抽象论点,但正如蒋永福所说,我们应当给这种新尝试、新思路以“茁壮成长”的宽容氛围,这种尝试和思路在追求真理、探索知识的道路上是完全正确和值得提倡的,这种从不同角度的探索也有助于拓展我们的学术思索范畴和视野。 3 特点和结论 以上论述虽然有限,但从中可以大致看出新世纪10年来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特点及态势,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整体来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特征从以前的广布式研究转为现今阶段性较强的热点式研究,且研究的主体从实体图书馆扩大到了抽象意义的图书馆及图书馆所涉及的精神层面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图书馆自由、图书馆精神和图书馆职业精神问题的研究较为集中,被引频次较高的论文大多涉及这些主题。 围绕研究对象展开的讨论仍是理论研究的热点,在其界定上出现了多家争鸣的情况,但观点主要是从知识角度研究图书馆的“知识系”。 基础理论研究的视角更加多样化,受其他学科理论、技术的影响日渐深入。一方面由于研究内容本身呈现出较大的分散性,使得研究缺乏共同指向;另一方面由于研究过程中研究主题切换速度加快,所以在大多热点问题的研究上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最后,要总结新世纪10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状况,可以一言蔽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艰难重建在坚守优良传统和拓展思路视野中继续前行。 基础理论论文: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发展论文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关于图书馆现象的一般理论知识。它是由关于图书馆现象的一般性认识问题的理性知识和关于图书馆学各个分支学科的共性问题的理性知识等构成的思想体系。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在我国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图书馆定义问题的讨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的不断问世,大大推进了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但是,应当承认:在建设和发展我国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方面,我们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和解决。 1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对立统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声音,即认为对以描述客观规律为已任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而言,不应该有各国自己的特色,因为特色太多不一定是件好事,图书馆学的理论、原则,特别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只是用于本国,不适用于大多数国家,就不是真正的科学理论。对于这种认识,我们应当辨证地加以分析。一方面,基础理论不同于应用理论,它主要用于解决人们在从事图书馆事业的活动中所遇到的各种基本认识问题和具有共性的基本理论问题,所以,就应当充分认识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由于人们认识有关问题的角度和深度的不同,思考问题的情境不同,解决问题的宗旨不同,掌握相关信息素材的齐全程度不同,思考和解决问题所采用的思维方式不同等,因而自然会出现认识结果的不统一性和多样性;同时由于图书馆现象本身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变化性等因素的影响,也造成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多样性和不统一性。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通过各种学派和相关问题的理论争鸣,在一定时期,图书馆学界对某些基础理论的理性认识会出现暂时的统一现象。但是,应当看到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过程中的这种统一的现象只是相对的,而且通常的情况是,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进一步深化,所掌握的信息素材的进一步丰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的某些局部的统一和平衡往往会被人们所突破。 回顾一下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历史,从其建设和发展的基本轨迹中,我们不难看出理论建设中的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基本规律。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展的图书馆定义问题的讨论,使人们对图书馆本质问题的认识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世界性的图书馆学知识横向交流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的深化,所以又出现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学术争鸣,在这次争鸣过程中,人们的一些认识又一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再如,20世纪80年代其中较有代表性,统称为“交流说”问题的讨论,也使人们对“交流说”问题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并且通过学术争鸣,形成了一些颇具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拓展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深化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理论内容。这种打破原有平衡状态并出现不平衡状态的现象,其实是图书馆学不断成长和发育的一种正常表现,我们决不能将其看成是反常现象而加以责难。 我们在建设与发展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道路上,必须充分认识到关于某些问题或某个方面问题的理性认识的统一只是相对的,即理论研究中的平衡状态是相对而言的,而理论研究中对有关问题的认识的不统一性、多样性,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来说,则是绝对的。如果我们只是认识到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统一性,而对其建设性和发展性认识不足,那么就会出现自觉或不自觉地限制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思想倾向性。同样,如果只是承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性和多样性,而不承认在某个时期的某些问题的理性认识方面的相对统一现象,则会给实际工作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承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设和发展是一个动态性与静态性的统一的过程,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一个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对立统一的过程。 2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中有无至善的理论 这似乎是一个并不是问题的问题。然而由于受到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影响,近年来我国有一些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所谓“至善”,就是十分完美,不需发展之意。那么在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之中确实存在这种十分完美的理性认识成果吗?我们认为从事物的一般发展规律和人们的认识规律来看,“至善”的事物和理论都是不存在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必须以适应一定环境条件为前提,所以在这个运动和发展的世界中,任何事物都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自己,假若某种事物故步自封、不思进取,那么它的下场必然是被时代的潮流所淘汰。图书馆学理论也是如此。由于我们的管理对象和研究对象都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变化之中,所以,理论也必须顺应这种变化的需要,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自身的思想内容,只有如此,理论才能对变化的环境和对象做出及时的反映,才能成为指导实践的有力工具。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历史也说明,“至善”的理论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都需要我们通过不断深化对有关图书馆现象的认识,不断地予以充实和发展。目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又面临着电子文献及其管理实践的新挑战,有许多新的基础理论问题需要重新加以思考和探索。一些基于传统手工图书馆管理实践经验提炼出来的基本认识成果,在新的对象和新的情景之下,已经显现出疲软之态,如果我们依然抱着过去的理论和观念不放,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大厦的颠覆。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功用之一,就是应当去“证明和推论”一切有助于图书馆界的社会认识和把握图书馆和图书馆工作存在价值的问题和现象。由于图书馆、图书馆工作、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自身等图书馆现象都是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的,所以客观上要求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必须对这些图书馆现象发展变化的本质、规律和特点等,及时地给予“证明和推论”,以便为图书馆界和社会提供更为充分的理论支撑。没有科学的实践便没有科学的理论,没有科学的理论的指导也就无从谈起科学的实践。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虽然只对图书馆管理实践起着间接的指导作用,但是,由于图书馆学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管理性、综合性学科,所以它的基础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具有实践性的色彩。那种看似深奥的“玄学”理论,对图书馆学是不适用的。为此,密切注意图书馆管理实践的发展和变化,及时地提炼和升华新的经验,形成新的认识,打造具有新鲜内容的图书馆学理论,便成为当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设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3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设与发展的基本走向 一般认为,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却是常青的。这是用来说明理论如果失去实践的土壤,就会失去生命的活力。所以,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建设和发展必须注意同实践的关联性,始终保持引领实践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许有人会提出反驳意见,认为基础理论对实践没有直接的指导作用,所以不必过分强调它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其实,这种认识本身的产生根源在于缺乏对图书馆学基本性质的把握。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它只有时时处处注意维护自己的实践品格,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否则,如果把它们作为一门思辩性的理性学科来建设,它很快就会被实践所否定。因此,无论是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还是应用理论建设,都必须以科学的图书馆工作实践为导向。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建设与发展的基本走向问题上,大致可以选择以下几个方面的道路。 3.1注重研究实践之中具有普遍性的、影响较大的理论问题 由于信息时代的到来,许多以往似乎已经得到圆满回答的基本问题,目前又重新引发了图书馆学术界的反思。诸如来源原则的概念化问题、文献的生成与运动规律问题、图书资料的原始性问题、图书馆的本质规定问题、图书馆法制化问题、图书馆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角色问题等。理论的突破,往往就出现在对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图书馆现象的重新思考和探究过程中。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自身的“新陈代谢”,不断地对变化着的现象做出反应和说明,并形成新的理论思想,指导实践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譬如,图书馆本质问题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非常关注历史的文献原始记录性,而对图书馆本质的其它规定性却缺乏充分的研究和把握,所以使我们无意之中失去了许多创造新理论的机会。相反,西方的一些学者由于长期以来一直注重文献有机体思想的研究以及图书馆的历史联系性的研究,所以才会提出一些对世界图书馆管理有价值的新理论,如文献生命周期理论、文献连续体理论等。因此,反思历史可以使我们充分认识自身理论建设方面的缺点和不足,以便确立正确的研究取向。其实,任何一种研究对象都具有多重规定性,我们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3.2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应当具有更加宽阔的视野并探究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而言,存在着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首先,注意系统内部问题的研究多,关注环境影响的问题少。现代社会要求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除了关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外,还要有注意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和渗透问题。实际情况表明,应用性的学科只有关注环境的变化,才能不断地从中汲取信息和营养,才能使本身的建设与发展充满机遇。否则,目光短浅,只进行已有研究成果的重新包装,或采用新瓶装旧酒的思维方式,那么该门学科迟早会被社会淘汰。我国图书馆学中的一些分支学科的消亡,已经客观地说明了这一道理。因而,注意从社会环境的角度,发现和选择新的研究课题,是我们在信息时代建设与发展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必由之路之一。 其次,只注重概念的炒作,不注重对实践具有实际指导意义问题的发现和研究。对图书馆学中的一些概念作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使我们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站在一个坚实的逻辑起点之上。但是,如果将这种问题的研究扩大化、庸俗化,那末实际的效果恐怕就会事与愿违。如对“实物图书”、“图书信息化”、“文献”、“文献一体化”、“电子文献”、“文献中心”等概念的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上述症结。再如,对我国有无某种理论的纷争,也没有什么实际学术理论价值。我们的学者是否应对一些既有学术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指导价值的根本性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智慧呢?如我国图书馆事业的信息化发展战略问题,图书馆事业管理体制的变革、走向问题,图书馆工作者的社会职责变迁问题,WTO与图书馆事业的关系问题,电子文献的宏观控制思路,数字政府与图书馆事业职能完善问题,信息化在图书馆部门实现问题,由实体管理到信息管理的转型问题等,都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思考和研究。 再次,注意对已有的成果的炒作,缺乏创新意思。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学术理论界注释之风盛行,一旦某个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引起人们的关注,总有一些人热衷于将别人的东西拿来乱编胡吹一气,使本来清晰的理论变得乌烟瘴气,令人难以琢磨。我国目前“基础理论层的虚弱、欠缺乃至空位是现实实践层混乱的根源之一。……已有的成果是我们的财富与精神慰籍,但未来尤其是未知领域对人类更具诱惑力。”因此,不断强我们的创新意识,不断地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和领域,应该是我们应当选择的道路 3.3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应当注重端正学风和学者团队的建设 反思近年来我国图书馆界的学风问题,基本是好的,然而有一些同志的学风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其表现:一是华美词藻堆满篇,务实内容找不到;二是理论讲了一大套,实际工作不需要;三是国外理论一大套,不知中国要不要;四是文章崇尚大而玄,内容空泛无实效。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学风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我们自身的治学态度和学术修养问题,同时也有不良环境的影响问题。只有端正学风,树立实事求是的务实学风,切实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才能培育出适应实践需要的图书馆学术理论果实。 另外,当今社会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需要提倡团队合作精神。有关部门可以组织力量,实施集体攻关,争取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建树。当然,我们提倡团队合作的学术研究形式,并不否认学者们以个体的形式参与学术争辩的积极作用,而是主张以适当的形式来强化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氛围。 最后,我们应当重提一下学术问题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学术问题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对持有不同思想观点的同志实施不平等的攻击,更不能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对于一些较为偏激的学术思想,应当给予正确的引导,并客观地指出其观点中的合理成分,以及值得商榷之处。青年一代的学者更应当注意创新意识的培养,不惟上、不惟师、不惟古、不惟“洋”,是当代图书馆学者应当具有的基本学术风范。 基础理论论文:保险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关键词]保险理论;不确定性;风险管理;效用理论;非对称信息;逆选择;道德风险 [摘要]保险业在中国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实践的发展迫切要求深化我国保险理论研究。在保险理论研究中,首先应从保险的本原着手,即从不确定性、风险及风险管理理论开始,以效用理论为基础,分析保险价格存在的根源;同时运用经济学的新发展,对保险合同中的非对称信息、逆选择及道德风险进行研究。保险理论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重视研究保险发展理论。本文对保险发展中涉及的相关变量作了初步研究。另外,还提出了保险监管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基础,即建立在政府掌握的信息足够假定下的、可能实现的“帕累托改进”。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中国保险业经历了恢复、发展和逐步市场化的阶段,政府监管也经历了由不健全到逐步健全的过程。但是,从国民经济及社会进步的宏观角度来考察,并对比国际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保险业的发展状况,我国保险业显然还处在粗放发展的时期。其根本特征是,保险市场机制不完善,定价(包括佣金、手续费率)机制不健全;保险经营管理的成本较高,效率较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相对于其他同类行业的地位明显弱小;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作为从事风险管理的行业,更远未对社会发挥其专业作用;保险业尚未深人到我国城乡居民的观念之中。因此,我们要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应用保险的基础理论、发展理论以及相关的经济学、法学等理论进行研究,为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保险的本原理论及相关基础理论 保险的本原理论,即指不确定性、风险和风险管理理论;保险的相关基础理论,即指非对称信息、逆选择及道德风险理论。 对保险理论进行研究都是开始于对风险的研究,保险是风险管理的一种形式,且是最主要和有效的形式。保险的原理即是将单个损失的不确定性转化为整体损失的确定性,使客观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这就要求投保人的损失是可计算的,其中关键的因素是要得出一个具有合理精确度的可确定的损失概率分布。这种概率分布主要来自于多年的经验数据,有些分布则可以从理论推导中得来。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从效用理论的角度研究保险问题,效用理论成为分析风险与保险的基础理论。比如,通过相关模型的推导显示,作为大部分人群的风险规避者,为了在不确定的收人选择中获得确定性收入而愿意放弃一定的收入,而其效用是相等的。这种收入的差额就构成了风险贴水的概念。风险贴水则构成作为风险管理手段之一的商业保险保费存在的理论基础。该模型分析的一个推论是,在消费者是风险规避者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是保险人生存并获取利润的一个重要动因。 上个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人们对风险理论研究的深入和信息经济学(包括博弈论)的逐步兴起,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问题以及保险合同中的非对称信息问题日益成为保险研究的热门话题。一方面,保险合同具有射悻性及合同信息的非对称性特征。射悻性这个概念的含义是指,合同的双方对于合同履行的结果都有可能获得比对方更大的利益,而这种可能性又是基于某种承诺和某一不确定事件的发生。同时又由于保险合同本身变得越来越复杂,使得保险合同的一方,即投保人方在对合同信息掌握上处于不利的或者说是弱势的地位,这一点也是保险合同的重要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保险合同和其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合同有很大的不同,相对于经贸和民事合同,保险合同更多地存在着双方博弈的空间。另一方面,保险具有长期性及广泛性特点。一份长期寿险合同可能持续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一生;同时,一家保险公司所对应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是很大的一个群体,一家保险公司的破产会直接影响着许多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而保险公司经营得好坏又是单个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无法知晓和控制的。投保人一方为了弥补自身对保险合同信息掌握的缺失或者为了获取更多额外的利益,可能不如实告知自己作为合同一方的有关信息,这就构成逆选择或道德风险。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发展,可望在研究保险合同的相关问题上,发挥很大的作用。 重视保险的基础理论研究,可以使我们对进一步的研究正本清源、更扎实和更深入;反过来,保险理论研究应当始终为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服务。保险的本原理论应当至少解决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1.保险能够为社会提供什么产品与服务,以及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应当提供多大量的产品及服务。这其中需要分析一定阶段下的保险市场需求与供给,以及保险费率的特点及其确定。 2.如何提供上述产品及服务。实际上就是保险的经营管理方式,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从保险市场结构到具体保险供给商的内部企业治理,再到保险公司从产品设计到风险管理服务及理赔的各个环节。其优秀问题是成本与收益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效率问题,同时也包括发展的动力问题。 3.与上述二个基本问题密切相关,或者是对上述问题需要进行一步分析的问题,是需要解决保险合同各有关当事人的关系问题。包括针对不同的投保人群体,适合什么样的保险产品;在社会经济不同结构下,如何进行保险产品的创新与开发等。 二、保险发展理论 传统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经济部门增长的基本模型。在微观层面,保险公司发展是保险资本、人力资源、产品数量与结构等相关变量的函数;在宏观层面,保险发展则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程度、市场化程度、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等变量的函数。在研究方法上,数十年来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研究模型,如哈罗德—多马模型、罗伯特·索罗、爱德华·丹尼森运用不同生产函数解释经济增长的方法等,都可以给我们以启发。 从需求方面来看,同一般商品类似,保险市场需求也应具备对保险产品和服务有消费的欲望和消费的能力两个要件。与其他一般商品不同的是,保险作为一种无形商品,它更是一种承诺,是消费者一旦遭受损失,对保险人履行赔偿义务承诺的一种购买;同时从人寿保险的角度来说,它也是人们对自己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一种选择。保险市场需求有两个决定因素:从财产保险(主要是企业火险和水险)角度,保险市场需求依赖于经济总量的成长,这种依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经济总量的成长,保费收入总量不断增长;二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保费收入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越大。从人寿保险角度和个人财产保险角度,保险市场需求更依赖于国民收入水平。当然,两者是有联系的。保险需求主要是一种消费需求,同时,随着保险产品的不断发展,一些投资连结产品不断问世,保险需求也逐步地带有一定的投资需求的属性。保险需求有以下特点: 1.保险需求有明显的阶段性。商业保险是总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人们的财富只能够维持当前基本的生活消费时,一方面,人们所做的事情只能是进一步创造和增加财富,而较少有风险防范与管理的思想;另一方面,人们也没有能力从当前仅有的财富中再拿出一部分作为风险转移的成本(即商业保险中的保险费)。 2.保险消费观念的建立有较明显的外部决定性。尤其从短期来说,保险消费并不是一个被人们自然接受的观念。这一点不仅对尚处在保险产业发展初期的保险市场来说至关重要,少数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问题。据统计,在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国家中,尽管大部分国家的保险深度达到了5%-8%的水平,但仍有少部分国家的保险深度水平很低,他们之间的差异在0.1%—8%之间。人们对保险消费不易接受的原因:一是一般居民对于付出一定的代价去“换取”全体财富的安全的理念并不是很容易接受;二是由于保险合同是一种对将来的承诺,人们在以保险消费来处理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关系上,并不感觉到非常安全;三是由于保险合同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由保险人一方制定的“繁琐”的保险条款以及大量的“除外责任”,使得许多投保人以及更广大的潜在投保人对签订保险合同望而却步。另外,还存在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 3.从长期来看,保险需求有较强的收人弹性,而价格弹性较弱。保险需求程度极大地依赖于人们的收入水平,在不同的收入水平阶段,有不同的保险需求函数;保险商品也不象其他一般商品,可以随时买来、即期消费,并且还可以随着商品价格的升降来决定现时对该商品的消费量。保险商品作为一种通过对风险评估、投资收益及各相关因素的精算分析以后确定的产品及价格,一旦确定就不易变更。因此,保险人面对的是需求价格弹性比较小的市场。对保险市场需求的分析也必须主要是根据保险产品的特点进行分析。 从供给角度分析,保险市场需求有以下特点: 1.保险市场是建立在总体市场发育程度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保险供给总量决定于当时的社会总财富。 2.保险市场供给的增长与保险技术的发展是呈正相关关系的。随着保险业务规模的增大,资本金的作用实际上趋于降低,而代之以保险责任准备金。各项责任准备金的提留是一个建立在精算科学基础上的工作,而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基础,保险业务经营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另外,在保险市场竞争中,及时根据市场需求推出有竞争力的产品是极其重要的,新产品的开发融合了对该产品标的损失分布的统计分析、将来准备金运用的收益等方面,其所要求的有关方面的技术要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才能够真正赢得市场。 3.长期保险市场供给具有较明显的阶段性。一般来讲,在保险市场发展初期,保险费率较高,保险供给的增长速度较慢,保险业能够通过高费率获得比较高的利润率。在产业增长阶段,市场竞争的发展和市场自由化水平的提高,保险供给的增长会呈现出一个快于社会总财富增长速度的时期。这个阶段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市场成熟阶段是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逐步提高,保险在总体经济中的渗透率逐步接近饱和,这时保险供给将保持一个大致与总财富增长速度相同的速度增长。国际保险权威杂志《Sigma》的研究结果是,非寿险业务的饱和点大约为所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 4.保险本身的特点决定了保险市场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然的进入壁垒和政府不同程度的限制。保险的原理要求保险的经营者具备两个基本的经营要件:一是要有足够的资本金,以保证在该保险人尚未建立起保险基金时(主要是保险公司开始经营业务及保险业务发展过快时)对投保人的赔付。因此,进入保险市场的条件自然要比一般工商业或其他第三产业的要求高。二是要有足够大的承保面。根据大数定律的原理,承保覆盖的范围越大,保险费率越低。反之,保险公司保险的范围小、承保的标的少,一旦遇到大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赔付,整个公司的资本金就将支出殆尽,从而使保险公司面临破产的风险。在进行上述一般经济分析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经济增长与生产率的一个中心问题,是经济社会如何能保持创新的强烈动机及持续发展的机制。在保险业发展中,我们应当甄别出在不同发展阶段刺激保险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当前发展阶段,除了需要关心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增长外,应当尤其关注以下两方面的研究: 一是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与保险业发展。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状况,包括企业管理和内控机制等,都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是制约我国保险公司长期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应当在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理论的同时,根据我国保险公司的特点,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机制。 二是金融工程理论与保险业发展。保险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保险产品的发展,产品创新是保险业发展的强大动力。金融工程理论作为现代金融理论发展的重要工具,对保险产品的创新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研究和发展金融工程理论及其在我国保险业中的应用,至关重要。 三、保险监管理论 一个产业的发展,其经营是产业发展的内核,政府监管则是必要的外部指导和监督。政府对市场监管在经济学上的理论基础,是基于在达到“帕累托最优”过程中可能实现的“帕累托改进”,其前提条件是假定政府对市场信息的掌握有可能比单个市场主体要大,政府通过对市场的窗口指导,实现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善。政府监管职能的体现,一是指导,二是规范。指导实际上是通过向产业提供服务实现的,这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职能,是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条件下而言的;规范与处罚则是对于有可能出现的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利益等行为的应对手段。对于一般的工商产业,政府的监管主要是体现在对市场行为的规范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及公众利益上,而对于一些特殊行业,供需双方在对产品信息掌握明显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对产品及市场行为的适当干预成为必要。保险业即属于此类产业。保险经营与保险监管有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其中统一的一面是主导,其发展的最终趋势是走向完全的统一。在我国保险业当前的发展水平和自律水平下,有效的保险监管是保险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基础理论论文:政府传播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摘要:政府传播是政府运用以信息为载体的政治权力而维护其运行的一种运作过程。其本质是权力的运作方式。本文从政治权力的角度阐发开去,去解读政府传播,从而对政府传播的概念、政府传播渠道、政府传播模型等进行分析,以期对政府传播这一现象获得基本认识。 关键词:政府传播、权力、渠道、模型、信息反馈 当前,关于政府传播的概念,大家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是“政府传播是政府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信息传播”。①也有学者提出“政府传播是运用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描述和解释政府的信息生产、传递及由此产生的信息交换关系的概念”。②也有学者认为政府传播即“国家权利机关的执行机关用语言、文字等符号,借助媒介向目标公众传递、交流信息的进程”。③这些解释都是从传播学意义阐释的,即用传播学的概念对政府中存在的信息流动过程进行解释。 一、“政府传播”概念的界定及说明 要界定政府传播的概念,首先应对政府传播的主体政府有较全面的认识。什么是政府呢?无论是将政府视为政治统治的方式或政治统治的确定形式,还是将政府视为管理国家事物的机构和统治阶级行使国家权力、实施阶级统治的工具,政府即管理与行使国家主权的机关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从静态的角度去解读政府,它所强调的是公共权力的具体结构,但政府传播基于传播本身的互动性,它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动态势能,所以从动态角度去解读政府。 政府作为政治主体,是要实现目的,主要表现为利益。“这种利益是非常广泛的,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或二者兼而有之。政治权力所实现的利益,不论其形态如何,对于权力主体来说,都是属于根本性的利益”。④而政府为保证根本利益的实现,就会把根本利益在实际中转化为政治意志和政治行为,从而事实成为政治权力的载体。 政府是政治权力运行的体系。在这个宏观体系中,运行的主体是作为权力中枢的政府,而权力就是这个系统及其运行状况的血液。由于权力运行是一种动态结构,时间因素便成为其不可缺少的坐标。政治权力如果不能在有效的时间到达权力的客体,其作用就会失去意义而化为乌有。政府存在的意义便是使这种政治权力在传输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权力损耗的补充,从而到达权利的客体,从而实现其政府运行的目的。 而这些权力的传输,一部分以信息为载体,一部分以强制力(如行政、法律)为载体进行流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所谓政府传播就是政府运用以信息为载体的政治权力而维护其运行的一种运行过程。其本质是权力的运作方式,呈现出的表象便为信息的传播。 这个定义揭示了政府传播所具有的如下特性: 第一、强制性。政府传播的主体作为管理与行使国家主权的机关,拥有极大的权力,具有制定政策、颁布法律、管理社会等职能。一方面对信息和信息渠道掌握着控制权,另一方面对受众有强制性接受执行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权威性就决定了政府传播是具有强制性的。 第二、目的性。政治权利本身就是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的,所以权力的流动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往哪儿流动以及如何流动都有自己固定的规则与程序。所以政府传播也有很强的目的性,传播什么内容,通过什么渠道传播,这都带有很强的可控性。 第三、互动性。政治权力作为现实的政治过程中运动着的一种现象,其状况由权力作用的结果来衡量。在政府传播中,权力作用于权力的客体,权利客体也会反作用权力主体,于是双方出出了信息的互动。这种互动在政府传播中大为重要,因为权力实现程度直接关系到权力主体利益。二、政府传播渠道分析 作为权力主体的政府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必须把权力施加于作为权力客体的民众,这时候便产生了权力的流动,于是权力主体的政府变成了传者,权力客体的民众变成了受众。 基于政府传播本质上为一种权力的动作方式,所以政府传播渠道是权力流动的渠道,这是大大有别于信息交流层面上对政府传播解续而确立的政府传播渠道,即大家通常所分析的大众传播媒价,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及网络媒体。 从权力流动层面上来分析政府传播渠道,我们会发现原来政府传播渠道不仅仅局限于大众传媒,而它本身内部就存在着传播渠道,而这一方面是我们通常所忽视的,这在政府传播研究方面是一块较大的空白。 政府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权力系统,它的权利流动可以从系统内外区别,系统内的为组织传播,系统外的为非组织传播。 1、组织传播渠道 我们分析政府权力作用的内部渠道问题。政府权力的作用是指它作为一种支配权利(即政治管理权利)对于社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而在作用到达社会和人民群众之前,还要经历一段政府内部的渠道。 这种权力流动结构是宝塔形结构。这种结构的特点在于向上的阶梯愈高,规模愈小而能量愈大。权力源所发出的权力流从塔顶一层层的往下流动,每往下一层,接触面就更大,最终到达权力客体。 而组织传播渠道即指上述政府系统内部的传播渠道,这是政府传播的主要渠道,政府依据严密的行政结构进行传播。这种组织传播根据权利流动方向的不同,划分为下行传播、上行传播和平行交叉传播。这里主要指下行传播,即行政组织中同一部门内部或直线上下级之间由上而下的信息传播。它是由上级直接向下级指示、命令、意见等,是领导者向被领导者直接的信息传播。会议、报告、文件等是组织传播的主要方式。会议是政府部门进行传播的基本方式,通常有工作例会、情况汇报会、座谈会、碰头会、现场办公会和电话会议等等。通过会议,可以及时传达各级政府的工作要求,了解下级机关工作情况,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报告所体现的是上行传播的功能,是下级政府机关向上级政府机关汇报工作和请示问题的常用方式,是上级机关获取下面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文件是一种公义形式,一般不分发给个人,而通常由行政领导把文件内容按行政级别、职能传达给有关人员,或按文件规定的行政级别和传阅范围进行阅读。 2、非组织传播渠道 政府传播中的非组织传播是以权力为中心呈辐射状的外向传播模式。这种传播模式是基于政府权力外向传播而形成的。 以政府为优秀,将能量或意志通过一定层次向各个方向传递,这样一种结构类似光线向外放射那样,所以称为放射性结构。 这种传播的特点是:政府是传播中心,处于中心外的受众之间彼此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于是大众传媒在此刻就担起政府非组织传播的渠道。当然大众传媒由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者开始变为单纯的“传声筒”和“布告牌”,而政府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者。 政府新闻机构、政府网络代表政府在实际传播中与大众媒介发生接触。政府新闻机构是政府为加强政务信息的宣传与流动,统筹政府的新闻工作所设立的,利用新闻媒介信息的专门机构,通常这样的部门有两个任务。一是利用政府工作报告及时准确地宣传政府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重要政策、法念以及决定等事项。二是组织召开政府新闻会。 政府网络的出现也大大提高难度各种政务信息的传播速度三、政府传播模型分析 政府传播是一个复杂的传播过程,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因素,但主要因素依然是传者、渠道、受众,这三部分,即 此模型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关系 1、政府与大众媒介的关系 由于政府传播主体政府的强势地位,大众媒介通常情况下的“传者”地位和“把关人”作用,开始前移,最终与政府合二为一,大众媒介成为“传声筒”和“扩音器”,政府则即是传者,又是把关人,所以政府在进行传播则具备了最伏越的传播条件。 但是具备了最伏越的传播条件,并不一定能达到最优秀的传播效果。而且,一旦政府传播在活动中操作上出现失误,其对政府形象的损伤在范围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极大的。 非典时期,卫生部有关部门在初期不向公众通报病情,不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在国际、国内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后来开始正视这个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并建立了快速的疫情通报体制,获得国内外的好评,维护了中国政府的形象。 所以政府传播中,作为主体的政府要适时发言。当出现一些突发事件、重大性事件,与受众利益切身相关或受众极为关注,政府应及时出面,召开新闻会,通报事件的全过程。只有如此,小道消息、谣言才能止住。相反,如果一味遮遮掩掩,小道消息和谣言就会流传,填补因政府发言缺位而出现的信息真空,造成社会恐慌和骚乱,给政府扭转危机、稳定局势带来阻力。 同时要适当发言。为适当发言,传播行为必须有所策划。策划涉及政府传播的所有形式,包括一般性的信息传播、新闻及记者招待会;涉及新闻传播的具体细节,包括时间、地点、形式、内容、的范围、频率以及媒体的选择。同时要对现场可能出现的敏感性问题进行预测性分析,并准备应对预案。 同时要适合发言。要讲究传播技巧,研究受众的心理感受,那种“枪弹论”的观点早已过时,不要在用过去那种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进行发言,否则只会引起反感,事倍功半,要努力寻求共同的诉求点,才能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但是大众媒介并非无所作为。当前我国大众媒介依然存在着新闻报道模式僵化,通篇空话、套话,只报“喜”不报“忧”,在引导舆论上还存在不注意公众的期待心理等诸多问题。大众媒介在报道理念上应更趋于公平、公正的原则。 2、政府与各级政府的关系 政府与各级政府的关系,在各国都是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尤为如此,而且关系更为复杂。 在中国,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是典型的科层性配置。“行政权力主要是按照科层化的主体机构进行分配形成等级权力,以解决集权与分权、管理层与管理幅度的问题。”⑤也是按照行政组织科层化主体结构进行的。 这种科层制的权利配置,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属于层级递推传播模式。纵向上看,信息传播是按照政府机构层次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进行的,即上行传播和下行传播。这种传播是有组织保证的,双向流动都是按程序进行的,属于体制性的渠道。如各级政府机构每年向上递交年终总结,向下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要求,与行政管理中的层级管理不同的是这种传播可以越级进行,如中央领导可以去某市视察,这就是一种跨级视察。 但现实是下行传播渠道多于上行传播渠道,而且在传导过程中,权利的磨损和偏离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信息的放大或缩小乃至失真都是存在的。 而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是存在于行政系统内。干扰信息的正常传播的干扰源主要是:(1)信息源的权威性;(2)行政人员的素质;(3)机构的层次中央政府对各级地方政府要保持高度的权威,只有这样下级才能自觉服从,把信息的磨损和偏离减少到最低程度。现实中的阳奉阴违,就是典型的置中央权威于不顾,自然会影响到信息的传播。 行政机构的层次越多,信息传播所遇到的阻力就越大。信息一级一级往下传播时,每一级对信息的理解都会有偏差,而这种偏差越放越大,就会严重影响信息的传播。 所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进行信息传播时,上下级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应适当推行行政体制改革,合并或减少一些不符合现在情况的级别设置。 3、信息反馈关系 在政府传播中,政府通过系统内的渠道和系统外的渠道向受众传播大量信息。但是受众也并不是毫无选择地盲目接受任何信息内容。他们在接触信息方面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具体表现为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虽然说政府传播的信息带有强制性,无论同意与否,都必须无条件接受并执行。政府传播信息的强制性往往造成一种假象,即信息畅通无阻。事实上,由于受众个体在思维、态度、认知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信息的传播效果是有较大差异的,而忽视甚至漠视这种差异会造成“反信息”的聚集。 所谓反信息,广义上讲是指一切对信息的怀疑、排斥、否定的信息的总和。狭义上讲是指对抗性信息,如小道消息、谣言等。反信息的存在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疏导、释放,进而会对传者产生怀疑、不信任,从而使政府的正常传播发生断裂,威胁到政府的正常管理。 及时和完善的信息反馈渠道就显得十分重要。当前政府传播中,信息反馈渠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系统内的渠道,即行政渠道;一部分是系统外的渠道,即媒介渠道。 行政渠道的主要反馈渠道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外还有举报、政府信访。“某某”热线电话以及现场办公制度等等。但实际一年一次的两会影响了信息反馈的连续性和及时性,而信访、电话这种反馈方式又过于细微。媒介渠道由于媒介自身在政府传播中已与政府合二为一,在实际反馈中,自主性太小。 当前主要存在着三个问题 ⑴反馈方式单调 受众在主动反馈信息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渠道应具有很大的自主性。这条渠道不通,可以换另一条渠道。但事实上受众反馈的渠道是很少的。比如虽然当前中国最有权威的民意代表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但受时间和人大代表素质的影响,也并不能充分反应受众的意见。 其实这里面存在一个对等性的问题。这也是政府传播的特点之一,传者是一个组织,而受众具体到一个个的人。受众接收信息是四面八方的渠道,而反馈信息是则是屈指可数的几个途径。这是不对等的,虽然这有利于政府营造舆论,但不利于听到真实的民众的意见。 ⑵反馈时效滞后 传播理论告诉我们:传播渠道越长,噪音越多,不确定的因素也越多,信息通过的层次越多,它到达最终接受者的时间也越长,这样信息经过层层筛选过滤,出现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受众反馈信息的时候,由于我国等级森严的科层制配置,政府部门普遍存在着行动迟缓、办事拖沓、信息传递速度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信息渠道中的噪音过多干扰使得信息失真,使信息传递质量下降,从而影响各级政府的正常稳定运行。 非典时期,个别地方政府就瞒报病情,直接干扰了信息的反馈,严重影响了国家总体措施的布置。 ⑶反馈经常“一窝蜂” 由于现实中传播渠道是有限的,而受众反馈信息量巨大,所以经常出现反馈信息“一窝蜂”的现象。而信息的超载,会造成渠道的拥挤和堵塞,阻碍了有用信息的传播,传播速度也会相应降低。 目前我国的公众信息反馈渠道存在着体制的障碍,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公众信息反馈得制度性渠道,也是政府传播中公众信息反馈的主渠道。每年春季“两会”开会期间,公众信息反馈渠道十分拥挤。而且这种“一窝蜂”现象不仅集中在时间上,还集中在反映的问题上。这就造成了信息反馈资源的巨大浪费。 当然上述问题,是社会结构分化以后,利益结构、社会流动结构多样化,而固有的行政结构尚未完全适应而出现的一些暂时性问题。随着我国行政政策的推进,这些问题都会逐渐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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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反思 摘 要:通过回顾两个世纪以来世界比较文学经历的三次危机,“窄化”、“泛化”、“浅化”三种对“比较文学”的错误理解是导致该学科命运重大转折的根本原因。“窄化”体现在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可比性的过紧限制和狭义理解上;“泛化”体现在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的进攻以及对“比较”方法论的妥协性放弃上;“浅化”体现在“X+Y”式浅层比附、话语独白,以及缺乏对“世界文学”在新语境下作为学科理想和研究方法论的双重认识上。 关键词:比较文学危机;“窄化”;“泛化”;“浅化” 作者简介:卢 婕,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225) 引 言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学界承认已有两个世纪的历史。从第一阶段法国学派基于实证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到第二阶段美国学派对跨国与跨学科文学的平行研究,再到目前第三阶段中国学派对跨文明文学作品与理论的变异研究和总体研究,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几经沉浮。然而,每当这门学科被各种危机逼入死角,它就积极地自我诊断,为自己开出治病药方。总的说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遇到过三次大的危机,包括由克鲁齐(Croce)对该学科的比较方法论和缺乏科学性的指责而引发的第一次危机、由对比较范围过度限制和过分强调“国际文学关系史”而引发的第二次危机以及由目前的文化转向和泛文化研究引发的第三次危机。为了应对第一次危机,法国学派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加以严格限制,但却因此使其陷入“一潭死水”的第二次危机中。然后,为了解决以法国学派压抑和狭隘的学科格局为特征的第二次危机,美国学派提出对没有实际关系的文学进行平行研究,打破了原来法国学派画地为牢的人为设限。但是,众所周知的是世间没有什么处方可以永保安康,也无包治百病的灵药。虽然美国的解药成功地缓解了该学科的一时之疾,但是,它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引发了新的隐疾。虽然,必须承认,在韦勒克(René Wellek)诊断出该学科“旷日持久的危机症状” [1 ]之后,他在1958年《比较文学的危机》(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中所开出的解药――“文学性”――的确将这门学科从第二次危机中拯救出来,使比较文学研究不久恢复健康并砸断“关系”这个脚镣手铐而发现一片更自由且生机盎然的处女地。然而,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肆意发展之后,这个曾一度恢复健康的学科变得臃肿不堪,甚至因超出其学科框架而导致了第三次危机:一次由学科范围过大和规范过于松弛而引发的危机。事实上,目前的第三次危机来势汹汹,其威胁丝毫不亚于之前的两次危机。该学科的许多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了这次危机:1984年,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提出比较文学身处“永恒的危机” [2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中提出比较文学“气数已尽” [3 ]。1995年,伯恩海默(Charles Bernheimer)在《多元文学时代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中的序言标题名为《比较的焦虑》(The Anxieties of Comparison) [4 ]。2003年,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出版《一门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 [5 ]。同年,苏源熙(Haun Saussy)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提交第四个“十年报告”,报告名为《噩梦醒来缝精尸:论文化基因、蜂巢和自私的因子》(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Of Memes,Hives,and Selfish Genes) [6 ]。从顶级比较文学学者的口中和笔尖涌出的“危机”、“焦虑”、“死亡”、“尸体”等词语听上去如此令人震骇以至于不久就引发了全球范围关于比较文学命运的又一次大讨论。在最近二十年里,国际比较文学学者就比较文学的第三次危机表达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作为危机与批评的加拿大比较文学:朝向比较文化研究》(Comparative Canadian Literature as Crisis and Critique:Towards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Cavell,Richard A,1994)、《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危机》(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Crisis of Literary Studies,Moser,W,1996)、《比较文学身处危机中吗?》(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 Crisis?,Miroslav Beker,1998)、《比较文学准备好迎接21世纪吗?》(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ad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Kushner,Eva,2000)、《失败的预言过时的药方》(Failed Prediction and Outdated Prescription,Cao Shunqing Wang Lei,2009)、《永恒的危机,比较文学能否或应该在历史、理论以及区域研究中继续存在?》(The Permanent Crisis,Or Can,Could or Shoul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Survive? Between History,Theory and Area Studies,Pospisil,I,2009)、《对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Liu Xiangyu,2010)、《危机或未来?德国比较文学》(Crisis or Future? The Germanic Compared Literature,Roloff,HG Pabisch,P,2010)、《比较主义与文学研究的危机》(Comparatism and the Crisis of Literary Studies,Pokriv■ák,Anton,2013)等文章。W界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命运的讨论不仅广泛而且经久不衰。 从以上例子来看,国际比较文学学者明显地分成了两大阵营。部分学者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命运持悲观态度,另一部分则相反。有趣的是,还有些学者在这两大阵营中改变立场或游移不定。比如,在其异见者的启发或压力之下,2006年,危机论首倡者之一的巴斯奈特写了一篇名为《21世纪比较文学的反思》(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论文。她在文中承认其先前断言比较文学将被翻译研究取代是不妥的 [7 ]。最近,她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了她观点变化的原因:“变化总是令人不解,有时还令人痛苦。但是没有变化就没有成长和进步。” [8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是否正濒临死亡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时代而异,也因个人而异。就比较文学学科而言,“警钟为谁而鸣”这个问题无疑值得学界三省其身。回顾比较文学研究在过去的发展和总结不同学者对该学科前途命运的看法有助于我们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而通过鉴古知今和贯通中西我们可以看到警钟正为三种错误理解比较文学学科含义的研究者长鸣:那些将比较文学研究“窄化”、“泛化”与“浅化”的人。 一、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窄化” 众所周知,尽管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被公认为是比较文学的第一阶段,事实上这门学科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当由英国学者波斯奈特(Posnett,H.M)撰写的第一部比较文学专著《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于1886年出版时,他详细地从氏族文学、城市文学、世界文学以及国家文学等角度阐释了他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他以宽广的胸怀和自由的心态容纳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两种范式,外部和内部文学特质两种研究对象。可见,这门学科的理论在史前史阶段是相当自由开放的。 不幸的是好景不长。在意大利学者克鲁齐对该学科比较方法论和缺乏科学性发起猛攻之后,法国学派中的一些著名学者,比如巴尔登斯伯格(Baldensperger)、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基亚(Guyard)率先扔掉比较文学实践中倍受诟病的“任意性”而试图获得当时在所有学术领域都倍受推崇的“确定性”与“科学性”。这门学科因此开始从原先广阔的研究领域撤回而退缩到一个狭窄的封闭小圈子里。法国学派放弃了开放自由研究的良好开端和研究对象多样化的优秀传统,把自己投身于“国际文学关系”的研究中。研究对象的窄化成功地使该学科避开了克鲁齐的攻击,却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对研究对象的过紧控制极大地限制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尽管作为老牌文学强国的法国在影响研究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这种研究模式对于其他在文学方面而言相对不那么强大的国家来说得益不多。尤其是对于当时在政治经济领域已经崛起但却并无傲人文学传统的美国而言,这种研究模式更无任何可取之处。把研究对象窄化到仅仅包括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实际影响与关系,令该学科很难在法国以外的地方繁荣,这引起了美国学者的极大不满。除此之外,对比较方法论的抛弃又使该学科与名称不合,导致圈外人的误解。还有,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获得了“科学性”,但却剥离了这门学科的文学性与审美性,而这正是文学相关学科的本质以及韦勒克“内部研究”中的优秀元素。当韦勒克在《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批评史》(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中所提出的文学性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文学艺术的本质” [9 ]这一说法被广为接受时,法国学派仅以实证的外部关系建立学科理论和对研究对象的人为设限就日益让人难以忍受。除此之外,巴斯奈特的观点也颇具代表性。她在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时曾研究过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对伊塔洛・斯韦沃(Italo Svevo)的影响。在最近谈到影响研究时她直言:“作者的话并不可靠,他们都是一些观点的表达,有时还存在刻意的欺骗。影响是可以被加工改良的。” [8 ]在从对“文学性”的重要性的提升与对“实证性”的可能性的质疑两个方向发起的猛追猛打之下,法国学派基于实证范式的影响研究最终被从比较文学研究的王位推翻而结束了它的专制。法国学派比较文学研究的命运为那些试图对该学科研究对象不当设限的人提供了教训:对研究对象的过度窄化无疑会导致学科的发育不良。 事实上,窄化不仅只存在于法国学派,尽管美国学派的研究对象比起其前辈更为宽泛,它同样也犯过窄化的错误。就研究范围而言,法国学派的民族主义爱国热情不可避免地导致其有意或无意地把法国文学对他国文学的无处不在并持续长远的影响研究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类似的情况在美国也有发生,尽管表面上看来美国学派的研究脱离了民族主义偏见,但不容忽视的是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所提倡的平行研究虽看上去是把被比较的双方毫无倾斜地放于天平的两端,但被称量的对象却仅限于西方文明圈中的文学。换句话说,它只关注欧洲和美国的文学,西方文明圈之外的文学并不在其视野之内。甚至连韦斯坦因这样有洞见的学者都曾质疑过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学的可比性。他说:“我对于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 [10 ]我们需要认识的是,把研究范围仅仅局限于西方文明圈同邮且恢直J刂饕遄龇ā6美国学派的做法实际上只不过是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之窄化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变体而已。将比较文学研究局限于西方文明圈背离了1827年歌德(Goethe)所设立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学科目标。事实上,1993年,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en)就呼吁在“超国家”领域(“supernational” realm)内进行文学研究。他所言的超国家文学概念是超出国家甚至国际文学以推翻欧洲中心主义所体现的沙文主义 [11 ]。在21世纪之始,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也借着重新定义“世界文学”而倡导比较文学突破原有的局限:“这个从文学视角和新的文化意识凝结而成的术语是一种由歌德所预言而我们正身处其间的年代所正在形成的全球现代性意识。” [12 ]他的评价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21世纪的比较文学的目标不仅仅包括研究西方文明中的文学或以西方视角研究文学,还包括研究非西方文学和以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视角研究文学,以及以宽容之心接纳全世界的文学作品和理论为研究对象。换言之,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全球化新纪元中,被窄化的学科视野是与当前现实格格不入的。只有从“世界文学”这样的宏大视野中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才能使这门学科跟上时代,得到国际学者的尊崇。 除了对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窄化之外,比较文学研究的“窄化”还体现在对该学科基石之一的“可比性”这个问题的理解上。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建立在“同源性”这一可比性上。如果没有不同国家文学所共有的相同文学渊源这一假设,流传学、媒介学、渊源学就如无本之木无法存在。因此,法国学派的主要成就都是通过对同一起源的母题、主题、情节、人物等探索而取得。没有了“同”这一前提,影响研究将不复存在。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是建立在跨国、跨语言、跨学科的文学作品或理论的“类同性”之上的。“平行”这个词本身就蕴含了“类比”――相似对象之间的比照或对比――的意蕴。然而,在目前这个全球化时代,尽管文学作品和理论展现出不少共同之处,但更常见的是它们呈现出引人注目的差异性。根据美国学派所建立的学科体系,既然世间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完全相同,因此差异性是不可比的。他们认为可比性应依附于同质性而不是异质性,这也解释了为何美国学派对于将研究范围从西方文明圈扩大到东方文明圈感到迟疑不决的原因。但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中的一些比较文学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证明:那些顽固地将自己局限于“同质性”研究的人很少能在自己所在的文明圈之外产生影响。而那些将目光投向与自身文学传统截然不同的异域文学的研究者则越来越获得国际性声誉。从这一方面来看,一些欧洲和美国的汉学家为他们的追随者树立了楷模并铺平了道路。在其所付出的努力的鼓舞下,在其所取得的成就的启发下,中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论创建者探索出一条放弃过时的“简单求同”模式而创建基于异质性为可比性的比较研究之路。2013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教授所著《比较文学变异学》(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引发了国内外对该学科新动向的广泛讨论。在书中,曹顺庆教授充满信心地宣称:“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基于实证的影响研究新视角。它客观地研究文学的动态发展,以变异来贯穿文学发展,把法国学派的实证研究与变异相结合,这可以校正法国学派的缺点,可以使影响研究的模式得到丰富和补充,也可以极大地推动比较文学的发展。” [13 ]佛克玛(Douwe Fokkema)在为此书作序时坦言:“变异学是对之前存在于法国学派单方面强调影响研究和受新批评启发的美国学派关注美学阐释的研究范式中的问题的解决之法,此二者都很遗憾地忽略了非欧洲语言文学。” [13 ]2015年,斯文德・艾瑞克・拉森(Svend Erik Larsen)在《世界文学》(Orbis Litterarum)发表书评:“这本书是对业已确立的西方比较研究方法发出对话的邀请。” [14 ]他还在书评结尾处补充到“由于世界文学研究、翻译研究、文类研究、政治研究、后人类研究、数字媒体和文学研究等部分研究的兴趣交叉重叠,对话的时机已然成熟。变异学可谓正逢其时” [14 ]。独特而新颖的变异学理论是基于全球范围内的比较文学学者对异质性文学研究的实践之上而建立的,它正吸引着许多比较文学学者的关注。同时,反过来,它的建立又可以为全球这一研究的实践指引方向。另外,除了一些中国学者的发现之外,一些西方学者也已经关注到异质性这一可比性。比如,韦因斯坦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1973)中就提到:“文学模仿的例子可能比起创造性嬗变或多或少更为少见。” [9 ]曹顺庆认为这里所说的“创造性嬗变”其实“接近于变异这一概念” [15 ]。2006年,托马斯・多彻蒂(Thomas Docherty)在评论佛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用“树”和“波浪”来隐喻性地阐释比较文学其实是过分强调了“同一性”之后,他质问道:“然而,如果比较文学的任务本身就是生产差异性那会怎样呢?如果如其所是地接纳现实的多样性可能那会怎样呢?如果有一种多样性无法被规范在某种统一的标记之下那会怎样呢?” [16 ]显而易见,中西学者都日益认识到了由跨文明文学交流带来的“异质性”可比性问题。建立一个既基于同质性又基于异质性可比性的完备的比较文学研究是东方和西方比较文学学者共同的最终目标。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泛化” “比较文学”这个名词词组是由中心词“文学”和修饰语“比较”构成。但是随着“文化转向”的出现,20世纪晚期的人文研究学术潮流中出现了一种“泛文化研究”的现象。当比较文学学科被裹上“文化”这件大衣之后,文学曾经拥有的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开始江河日下。由于“文化”的含义如此广泛,几乎所有被一个社会所共享的知识与价值都可以被囊括其中,这导致“文学”这个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备受青睐的研究对象在与性别、政治、后殖民和意识形态等别的研究对象并列时显得相形见绌。伯恩海默(Bernheimer)就倡导在多元文化主义时代要把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从文学转换到文化上去 [17 ]。用安东・伯克利瓦萨克(Anton Pokriv■ák)的话来说,伯恩海默是提出一种与韦勒克完全不同的解决危机的方案――放弃文学的内部世界,让比较进入传媒、经济和政治等领域 [18 ]。不过,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中,还仍有一些对此保持警惕的学者。比如,2006年,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比较文学何去何从?》(Whither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文中指出:“比较文学把自己从渊源与影响研究中解放出来而加入到互文性研究这个更广阔的天地――广阔但却界限不明。” [19 ]卡勒对于把比较文学研究扩张到全球文化研究将招致新一轮危机的警告并非夸大其词。2009年,捷克学者伊沃・波斯皮西尔(Ivo PosPí■Il)在其论文中总结到:“比较文学研究,可能会比以前更加被其他学科所消解,或者在更广泛的文化和区域研究框架中作为一个被紧缩的学科而发挥作用” [20 ]。抛却其论证的过程不提,仅就他的结论而言还是有些道理的。正如以上分析,如果比较文学用更宽泛的“文化”取代“文学”作为其研究对象,这门学科可能被其他学科消解的预言听上去是站得住脚的。2010年,张隆溪也表达了和卡勒同样的焦虑。他说如果没有文学,“比较文学”将失去其特性而遭遇“身份危机”。在《世界文学的来临》一文中,他断言在经历了文化研究的喧嚣与骚动之后,“回到文学去”是文学研究往后发展必须踏出的一步 [21 ]。同年,王宁也注意到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研究的侵略性,他说:“许多原来属于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领域现在要么被文化研究学者要么被文化批u家所占领。” [22 ]2013年,安东・伯克利瓦萨克否定了用意识形态作为文学研究的手段,他认为“文学性”才是找寻在“仍然意识到文学的制度化定义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术语的文学情境化”中的平衡的可能途径。他建议如果研究文学的学者不想“自寻死路”,不想把对人类生存中的艺术手段从严格的批评中剥夺的话,“文学性”这个僵化的术语最好还是保留下来。而且他还建议如果比较文学要保留其比较的精神,并且不愿在对普世性的研究中放弃特殊性研究的话,有必要把“文学性”发展为“文学间性” [18 ]。从克劳迪奥・纪廉、乔纳森・卡勒、伊沃・波斯皮西尔、张隆溪、安东・伯克利瓦萨克等学者的观察与反思来看,被泛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打乱了“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平衡,由于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日益威胁和粗俗化具有特殊性的“文学”,后者在前者的阴影笼罩之下有消失不见的可能。因此,比较文学学者应该意识到文学与文化之间微妙而脆弱的平衡关系,避免由泛文化研究所带来的新危机。另外,尽管像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和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等学者通过将文学研究融入更广泛的文化研究这一范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比较文学研究既不可能在完全抽离文化、社会或意识形态的真空环境中进行,也不可能在被剥离了文学的状态下进行,文化与文学研究这种相生相克的“共生”现象的复杂性导致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否属于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仍然被不少国际比较文学学者悬而未决。所谓的“界限不明”或“被消解”的新危机其实就是泛文化研究过度渗透到比较文学研究的后遗症,而这一危机绝非危言耸听。 以中国的接受研究为例,由于一些明显的历史原因,从18世纪初以来中国长期在文学“交流”的过程中自愿扮演着倾听者的角色,甚至在倾听和模仿日本、前苏联、美国的“独白”的过程中患上“失语症”。中国学者王宁最近的发言表达了对独白式影响研究的不满。他说:“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始终笼罩在西方理论的阴影之下,西方的理论可以通过翻译的中介长驱直入进入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中。虽然理论的旅行会发生某种变异,但这种旅行和变异长期以来却一直是单向的,也即从西方到东方。” [29 ]显然,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这种独白式研究模式在大多数中西方比较文学研究者那里都不受待见,尤其是当一国的文学随着其在国际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而崛起之际。 另一种“浅化”是把“比较文学研究”等同于它的方法论“经由比较进行文学研究”。事实上,任何特有学科的研究把自己降级到其方法论都毫无意外地会导致“浅化”的恶果。就算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无论它多么强调科学性,都还仍然会保有其学科的一些浪漫主义理想。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比较文学当然不能被剥夺其理想――“世界文学”。如果比较文学者只沉浸于琐碎繁杂的比较研究而无一个实现“世界文学”的远大理想的话,他就会像书斋里的浮士德一样为自己书虫的可怜命运哀叹,就会难以坚持自己的学术生涯,就会丧失探索和在其研究领域创新的热情。“世界文学”,在歌德时代还仅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而现在随着文化垄断的解体,第三世界在政治上的崛起,经济的全球化,交通的便捷与信息的轻松获取,这一理想正变得越来越可以触及。如果没有“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理想,比较文学学者将沦落为迂腐的书呆子而鲜能为人类的精神做出贡献。那些对比较文学学科命运感到悲观的人就部分地是由于缺失了“世界文学”这一盏指路明灯。 在20世纪中叶,中国比较文学先驱,钱钟书的《谈艺录》序言有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30 ]。他的话表达了对于发现指导人类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共同的“诗心”的坚定信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也宣称:“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31 ]。21世纪初,佛朗哥・莫瑞提在他的著作《世界文学的猜想》(2000)中认为世界文学不能看成是文学,而是更大:“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世界文学不是对象,而是问题,需要有一种新的批评方法。因为还没有人通过大量阅读文本而找到一种方法。这不是理论形成的途径。理论需要超越,需要假设――从假想开始。” [32 ]显然,莫瑞提已经把“世界文学”从一种简单抽象的理想塑造为解决目前全球后工业时代文学研究乱象的具体范式了。捷克学者埃娃・库什纳(Eva Kushner)观察到“在整个历史中,比较文学已经内化为它自身目标的一部分,这给我们指出一个挑战:有必要重新认识它错综复杂的问题和更新课程设置来应对文化中与生俱来的文学多样性问题。” [33 ]她开始注意到学界有把“世界文学”作为一种比较文学研究的潜在材料的趋势。最近,2003年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出版的《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2007年杜威・佛克玛(Douwe Fokkma)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2009年戴维・戴姆拉什的《如何读世界文学》(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2010年王宁的《比较文学危机与世界文学的崛起》(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Rise of World Literature),以及2012年西奥・旦(Theo D’haen)与凯萨・多明戈斯(César Domínguez)的《世界文学:读者》(World Literature:A Reader)都思考了由歌德所造的这个古老词语所具备的解开作为比较文学学科死结的可能性。现在,“世界文学”被比较文学学者作为握在手中用以加速分解“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利器。这种对“世界文学”的全新理解将使比较文学研究拥有强大的武器以击退狭隘的地方主义和虚无的普世主义的进攻。 结 论 尽管早在三十年前,季羡林就认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34 ],十几年前,苏源熙也宣称它在西方具有了不争的合法性并扮演着“为乐队的其他乐器定调的第一小提琴的角色” [6 ],但是我们仍有必要居安思危。回顾比较文学研究在过去的发展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认识它的过去与现状,预测它的未来与发展。警钟长鸣,正鸣响给误解了“比较文学”含义的人和不能在新时期跟上这门学科发展的人听:他们是从研究对象、范围与可比性三方面“窄化”该学科的人,以泛文化研究取代比较文学研究或抛弃比较方法论而“泛化”该学科的人,以及把这门学科等同于“X+Y”的简单比附、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文学的“独白”,或者丧失“世界文学”作为学科理想,不能把“世界文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使这门学科长存的人。在这些错误认识与不当尝试的警醒之下,国际比较文学学者需要从以下几点来避免陷入危机:首先,打破旧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把研究对象从过紧限制中解放出来,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全世界的文学以使这门学科具备真正的世界性眼光和国际性胸怀。第二,承认异质性的可比性,采用变异研究展现跨文明文学传播的巨大研究价值。所谓“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阳而异品”,通过挖掘中西文明在文化模式、民族品格、思维方式、审美心理、政治、经济以及地理条件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同性而异品”以增进双方的理解和共识。第三,用跨文化研究取代泛文化研究,避免比较文学被更广泛的文化研究所吞没而陷入身份危机。第四,回到“比较”中去并丰富它的内涵。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定义关键词的“比较”不应被轻易放弃。我们应该遵循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学科理论建设的“涟漪式”发展的良好传统,在其原来包含的“类比”和“对比”的含义的基础上丰富它的内涵。第五,在影响研究或接受研究中以对话取代独白以彰显被比较双方的平等地位,改变以西释中、以中就西、以西彰中等单向阐释的研究范式,真正做到中西文学交流的互释互证和互补互动。最后,用“世界文学”作为学科理想和研究方法论高屋建瓴地解决学科中的争议。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导致传统比较文学研究的“确定性”和“中心”被消解,而“世界文学”恰好能以其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化解目前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引发的危机。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作者简介: 赵真华,女,1985年4月17日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吉林农业科技学院韩语系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优秀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优秀,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优秀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19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20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优秀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优秀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著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著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著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著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著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著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著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著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著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著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著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著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著者在新小说的优秀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著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著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 鬼之声 序》(1907年),《 行乐图 后记》(1912年),《 碧芙蓉 后记》(1912年),《 明月亭 后记》(1912年),《 江上月 后记》(1913年),《 云外运 后记》(1914年),《 金刚门 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著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著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著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著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著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著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著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著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著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著“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著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著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著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著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著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著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著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著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著”(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著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著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著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著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著,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著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著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美术理论论文:西方现代美术教育理论分析论文 一、工具论 工具论的主要观点在于强调美术教育的教育性价值,即把美术当作教育工具,认为通过美术教育可以促进儿童的生长和发展。工具论重视创作过程,忽视创作结果,在教学方法上主张顺应儿童的自然发展,并以分析儿童的成长特征为评量的范围。工具论的这种观点与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理论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教育运动有着直接的联系,了解杜威的思想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工具论。 (一)工具论的教育思想基础:杜威的教育理论是工具主义美术教育观的主要思想基础。杜威(JohnDewey,1859—1952)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作“工具主义”或“实验主义”。在杜威看来,无论是正式教育还是非正式教育,实际上都在进行经验的改造,而改造经验必须与生活紧密结合,且能促进个人生长,因此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只有真实的生活才是身心成长和经验改造的正当途径,因而要把学校变成一种有控制的特殊社会情境,把课堂变为儿童活动的乐园,教师的职责不再是传授知识,而是引导和指导儿童参加诸如手工作业、现场参观、表演节目、盖房子、测画图等活动,让儿童在活动中由观察、接触、操作、实习而直接接触各种事实,获得有用经验,即“从做中学”。杜威摒弃了分科教材,反对传授各科知识,认为学校科目相互关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也不是文学,……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在杜威的教育观中,儿童得到极大的重视和强调,教育的一切措施都围绕他们组织起来。杜威曾经指出,“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儿童的发展和儿童的成长,就是理想教育之所在。对于儿童的生长来说,一切科目知识都只处于从属地位,它们是工具,它们所以服务于生长的各种要素,不是知识和传闻的知识,而是儿童的自我实现。”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工具主义美术教育观的思想基调。工具论者把美术教育当作儿童自然发展的工具,美术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使儿童自然发展;美术教学要根据儿童的兴趣和本性,教师不应有过多的参与或指导,在美术课堂上,儿童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美术活动;在教学计划中,美术可以与别的科目相结合,很多情况下成了服务于其他科目的附庸。工具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赫伯特·里德(HerbertRead)和维克多·罗恩菲德(ViktorLowenfeld)。 (二)里德的美术教育观:英国著名艺术教育家、艺术理论家和评论家赫伯特·里德提倡通过美术教育促进儿童人格成长,他认为儿童具有许多与生俱来的潜能,并有不同表现类型(依思考、感情、感觉、直觉,将儿童分为八种表现类型),美术教学应该按不同类型分别予以指导。 里德对艺术在教育中的地位看得很高,把艺术看成是适应社会的人的个性的自我定位最有效的手段。他认为人类的不幸主要溯源于个人自发创造力受到压制,人格自然的生长受到阻挠。教育唯有运用艺术,才能摆脱这种状况,达到自我实现。这就是说,艺术教育的目标是促使儿童自发创造力与人格自然地成长。 里德认为人类的艺术表现形式与人类的心理类型是高度相关的。依据容格的观点,他把人类心理分为思考型、感情型、感觉型、直觉型,而每个类型有内向、外向之分。这样,人类心理共有八种基本类型。里德认为,这八种基本心理类型各自具有独特的美的表现形式。以现代艺术为例:思考型——写实派;感情型——超写实派;感觉型——表现派;直觉型——构成派。心理型中有内向与外向之分,相当于艺术型中的主观与客观之分。具体到儿童艺术,里德便有了这样的看法:儿童生来具有艺术潜能,并具有不同表现类型。它们是:有组织的、拟情的、节奏的模式、构造的形式、列举的、表现派的、装饰的和想象的,共八种。这八种儿童艺术表现类型受到儿童特定的人格类型影响,相当于儿童不同的心理倾向:外向思考型——列举的,内向思考型——有组织的;外向感情型——装饰的,内向感情型——想象的;外向感觉型——拟情的,内向感觉型——表现派的(触觉的);外向直觉型——拟情的,内向直觉型——构成的形式。由于艺术类型与心理倾向之间这种依存关系的存在,教师在教学中就应该具有型的态度(typeattitudes)而立于承认各种类型的地位,依照儿童天赋的气质予以鼓励和指导。 儿童美术不仅受儿童特定人格类型的影响,也受“由潜意识而来”的一系列原生印象或原型的影响。根据里德的观点,儿童美术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作为残迹遗留在人类意识中的一种原形功能。原型最常显现的是魔环主题(MandalaTheme),包括一切同心圆、有一个中心的圆型或方型以及所有辐射状或球状的排列,如花、十字、轮状、曼陀罗等。这些符号自然反复地出现在各种文化背景的儿童画中,从而为人类的共同人性提供了佐证。 仿效进步主义的观点,里德提出美术教育的课程和教学法建议。他指出,“课程不应视为各科的总汇。在中学阶段一如在小学阶段一样,应该是创造性活动的场所,而教学只是为了达到这些活动的目的在不可免时或有助力时才实施。如果在幼儿阶段,这些活动可称为游戏活动,在小学阶段称为设计(Project),然后在中学阶段合而为建设性课业。”〔1〕艺术应成为学校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课程应采用统整模式。学校是实习工场,符合美学标准。而教师,则应该是将个体引入环境的中介,他应该了解“涵容”学生。里德的这些看法,与进步主义教育理论是一致的。 (三)罗恩菲德的美术教育观:维克多·罗恩菲德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美术教育家、心理学家,宾州大学艺术教育系教授。他综合美术教育理论和实践,形成一套颇有影响的美术教育观,成为进步主义美术教育的运动的优秀和领导人物。罗恩菲德认为,在艺术教育中,艺术只是一种达到目标的方法,而不是一个目标。艺术教育的目标是造就富于创造力的身心健康的人。而创造性是每个儿童都具有的潜能,为使这种潜能得以实现,教师或家长应该为孩子排除干扰,避免让儿童使用着色画本,也不要从成人角度评价儿童作品,这样,每个儿童都会无拘无束地运用创作欲望,运用自己的感官去感受和体验生活,这就是发挥创造力的最佳途径。 罗恩菲德把儿童美术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涂鸦阶段(2—4岁)是儿童自我表现的第一阶段;样式化前阶段(4—7岁),儿童作首次的表现尝试;样式化阶段(7—9岁),有形体概念的形式;党群年龄(9—11)是理智萌芽的阶段;推理阶段(11—13)是拟写实的阶段;青春危机期(13—)是儿童美术发展的决定性时期。罗恩菲德认为,这些阶段是来自遗传的知觉程序自然展开的结果。一个个阶段的发展,就象一个个遗传程式的展开一样。虽然各个儿童有不同的发展特征和速度,但整体的形式和步骤却是相似的。儿童需经过一个阶段才能进入下一阶段。既然这些阶段是自然发展的,因而教师对儿童美术的学习就不该予以干涉。不要试图教儿童怎样绘画,而应该只是提供材料和刺激,让儿童自我表现,以自己的速度、自己的方式发展他们的美术能力。 罗恩菲德把儿童的创作看作是他们感情、智慧、生理、知觉、社会性、美感及创造性的反映。从儿童的作品中,可以窥见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成长情况。如,当儿童喜爱某人(物)时,就会在作品中作特别的强调和夸张;当他们的社会性和群体性发展到一定阶段,作品中就会有表现群体的活动出现。儿童的发展是生理的、感情的、社会的等多个领域的整体发展,而创作过程对儿童整体发展最为重要,因而,罗恩菲德强调创作过程,忽视创作结果,明确指出“对儿童影响最大的是制作过程而非完成品。” 在说明儿童美术的特征时,罗恩菲德特别提出了知觉的视觉模式和触觉模式这组概念。罗恩菲德认为,知觉有两种反应模式——视觉型和触觉型。视觉型是一种客观类型。视觉型的个人喜爱环境,是世界的旁观者。他们在画面中咨询自然,其绘画倾向于具象的写实。而触觉型是一种主观类型。触觉型的个人是世界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他们专注于主观经验的阐释,其绘画倾向于高度主观的表现。当儿童成长时,大部分人(约70%)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去面对世界(约47%的人倾向于视觉型,23%的人倾向于触觉型)。〔2〕 罗恩菲德认为知觉特征的不同是由遗传而来的,因此,不要指望视觉型的儿童画出触觉型特征的画,触觉型的儿童画出高度写实的作品。由于儿童中有两种创造类型——视觉型和触觉型存在,因而对美术教师的教学指导提出了要求。“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刺激中更加注意这两种经验。假如我们用主观经验、感情性质或者身体的经验来刺激他,我们将会挫折一位‘视觉型’的人。同样地,假如我们只用视觉经验来刺激主观的人,我们也会妨碍他。既然传统的艺术教育主要只是基于视觉刺激,儿童的一大部分不但受到忽略,而且还会受到挫折。许多艺术教育者在中等学校里使用视觉刺激,却未曾认识到:现代的表现艺术也是今日生活中非视觉性的一种刺激。”〔3〕所以,写实的表现方式不应该作为唯一的批评标准。教师应把经验世界的态度与视觉型视觉接触的方式一视同仁。艺术刺激应同时包括触觉感应和视觉经验,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面向全体学生。 里德和罗恩菲德都是工具主义美术教育观的代表人物,他们都主张“EducationthroughArt”。里德的贡献在于美术教育的价值与哲学的建树,而罗恩菲德则在美术发展心理及教材教法的研究方面有独到之处,两者相辅相成,联珠合璧。从他们关于艺术教育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杜威及进步教育运动的影响,甚而,还有卢梭的影子。(事实上,杜威的教育理论与卢梭的理论关系密切,虽然杜威本人不予承认。)工具论使美术教育课堂发生了重大变化,儿童成为美术课的中心。 杜威重视感性经验,关注儿童兴趣,使教育领域开始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时代。然而,“事实告诉我们,杜威牌的教育学,大概不可能在学校里广泛地被使用——到现在还是如此。”〔4〕杜威式的教育使得美国学校中暴露出“纪律松懈、书写无能,以及初等数学和科学知识严重不足”的缺点,引起家长及社会人士的不满。而在美术教育界,工具论的实践使得学校中的美术教育处于一种儿童自发的,无教师干预和评价的,无所谓最后作品的严重放任状态。艺术没有被视为一门学习的课程,而是被当成了儿童自我表现的工具。学校中视觉艺术的主要功能只是给学生提供了一个表现创造力,渲泻情绪的机会。严格地说,这种状态是“非教育”的。到了60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变化的主要契机是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升天。 二、本质论 1957年10月7日,前苏联人把第一颗人造卫星“普斯特尼克”送上了天,显示出苏联领先一步的科学教育水平。争霸世界的需要使得美国在60年代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课程改革运动,改革的理论基础是由布鲁纳(J.S.Bruner)倡导的以了解科目基本结构为主旨的结构主义理论,在此理论的基础上,美术教育界逐渐形成和发展了本质论。这次教改兴起了学科运动。在自然科学、数学、外语(即“新三艺”)这些结构清楚、易于教学和检测的科目得到特别青睐时,美术教育为求在学校中生存,也开始逐渐向科目转化。这一转化中,巴肯(M.Barken)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认为美术有权成为科目,作为科目的美术教育包括画室学习、美术批评和美术史,这一观点影响了以后作为本质论代表人物的艾斯纳(W.D.Eisner)和格内尔(W.D.Greer)。本质论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 (一)本质论的教育思想基础: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育理论是本质主义美术教育观的主要思想基础。布鲁纳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结构主义教育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曾任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心理学教授,哈佛认知研究中心主任。他把20世纪50年代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Piajet)创立的结构主义心理学应用于中学课程改革,提出了颇有创见的教育主张。1960年,他的《教育过程》一书出版,该书阐述了教改的四个中心思想:①使学生掌握学科的基本结构;②任何学科的基本原理可以以适当的方式教给任何年龄的任何人;③重视直觉思维力的发展;④学习的最好动机是对学习材料的兴趣。该书出版后备受推崇,被西方教育界人士称为“划时代著作”,很快,美国掀起了以此书思想为指导,以课程革新为中心的教改运动。 布鲁纳的教育思想与杜威大相径庭,这主要基于他们哲学认识论方面的差异。杜威是地道的主观唯心主义,其思想优秀是“经验”,而布鲁纳恰恰相反,他强调知识领域是独立存在的,可以认识的,“经验”或“事物”所具有的规律性的东西才是人们追求知识的根由。教材应该由记录这些规律性的东西构成;结构不是在材料内部发现的,而是“外加”进去的,是人所塑造的;知识可以由各学科的专家和学者来构成一个连贯的模式,并可以此构筑儿童应得的知识。在这种认识论指导下,他指出:(1)要以能力和智力的发展为教育的目的;(2)以学科的基本结构为教育内容;(3)以动机、结构、程序、强化为教学四原则;(4)以发现法为教学方法。 在布鲁纳的思想影响下,学科运动开始兴起。当别人根据布鲁纳理论把外语、物理、化学、数学等变成结构清楚的科目时,艺术教育研究者们也开始注意美术的结构,艺术教育从重视“自我表现”和“创造性”转向帮助学生独立从事艺术学科结构的探讨,也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学习艺术,从而使本质主义美术教育观有所发展。然而,这些思想当时除了在杂志上有所宣传外,并没有站稳脚跟。1982年,保罗·盖蒂信托公司出资成立盖蒂艺术教育中心。这个中心推行正规系统的美术教育,帮助学校在实践中发展充实本质论思想,逐渐地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DBAE)开始形成并流行开来。 (二)本质主义美术教育观:本质论强调美术教育的本质性价值,倡导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本质主义者认为,美术教学应具有学科性、顺序性,主张系统化的课程设计与指导方法,并且以学科的标准来评量儿童的学习成果。 本质论的代表人物是艾斯纳和格内尔。艾斯纳强调美术教育的主要价值在于对个人经验的独特贡献。他指出,“美术是人类文化和实践极其特殊的一面,而且美术能为人类实践作出的最可贵的贡献是直接与其特性相关系的。美术能为人类教育作的贡献恰恰是别的学科所不能作的。因而,任何一项将艺术首先作为为其他目的服务工具的教育计划会冲淡美术的意义。美术不应屈尊服务于其他目的。”〔5 nbsp;〕美术教育不是服务于其他目的的工具,它在基础教育中有其独特的作用,从而,美术在学校课程中的地位得到了重视和提高。 与工具论者相反,艾斯纳提出美术能力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学习和教育的结果。“美术学习不是随儿童成长成熟的自然结果,美术学习可以通过教育指导得到促进。”〔6〕既然如此,可教的内容有哪些呢?艾斯纳认为美术教学的领域应包括三方面:美术创作、美术批评和美术史。要使这三方面教学卓有成效,则需要有系统化的连续性课程设计,而不是那种感恩节画火鸡、圣诞节做节目装饰的以日历为中心的教学。而且,对教学要尽量评估,因为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评估,对师生的教与学都是大有裨益的。 W·迪文·格内尔的观点与艾斯纳相近。格内尔倡导DBAE大纲,他曾在文章《一种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将美术作为一种学科研究的方法》中首次使用了“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TheDiscipline—BasedArtEducation)的术语。这一流行的教育思想简称DBAE。它实际上来源于60年代出现的教育观念,但却揉进了巴肯、艾斯纳在60年代提出的美术创作、美术批评、美术史教学思想。格内尔认为,DBAE可以“培养出有教养的人,具有美术和制作方面的知识,而且能对美术品和其他物体中的美有所反应。” DBAE有三个主要特征: 1.学习领域涵括美学、美术批评、美术史和美术创作四个方面。 2.教学内容由简至繁作螺旋式递进。 3.严格的书面课程设计,实施系统化教学。 DBAE具有严谨的课程中心导向。它不仅重视形象的制作,更重视对形象的理解。它要求把创作、欣赏、理解和评价几方面统合于同一教学单元,体现在总课程中,进行系统化、连贯性的教学。 在DBAE的学习领域中,美术创作是让学生通过实践学习制作,学习技巧和组织等;美术批评是让学生通过观察、欣赏,发展他们对形象的分析、演绎及判断能力;美术史的学习使学生通过对作品作者、时间、空间背景的认识,加深对历史文化的了解;美学则是让学生通过对美的本质、美的经验、美术在人类活动中的地位等探讨,加强学生的判断能力,建立理论学习的基础。这四个方面,美术创作和美术史较容易为人理解,而美学和美术批评却较难理解,下面,我们试对美学和批评简单作一阐释。 关于美学,积极支持DBAE的艾斯纳曾这样解释:“美学方面的专门知识是把一整套久已存在、见识颇深的思想介绍给儿童和成年人,一些从未得到解答的问题。”〔7〕例如:艺术品必须是美的吗?伟大的艺术品一定寓有力量、高贵等主要思想吗?评价艺术家的作品要了解他的创作意图吗?这些问题旨在为孩子们打开一个艺术世界,让他们加入到这种千古对话中去,作一些美学上的思考,这正是形象创作无法做到的。批评如何介入呢?其实批评就是谈论艺术,利用孩子爱讲话爱争论的特点,可以使批评很顺利地引入课堂。一般可以把批评分为四个阶段: 1.简单描述阶段:看到了什么?包括物象、形状、色彩、线条等等。 2.形式分析阶段:作品如何组织?如:画面是否对称?线条间如何联系?运用了什么技法、材料?等等。 3.意义解释阶段:作者要说明什么?如:作品的意义是什么?社会经济文化、作者思想个性与该作品的关系是什么?作品中传达出什么氛围、观念、思想? 4.价值评定阶段:你的印象怎样?如:你受到感染吗?你对这件作品有什么感觉?等等。 前两个阶段的问题重心在于你看到了什么,而不是你印象如何,要防止学生过早轻易地下结论。解说阶段,教师可以运用恰当的语言解释作品,提高学生艺术修养。在前三阶段的基础,最后让学生评论作品价值。 DBAE的课程设计是统合的,即把美术创作、美术批评、美学、美术史统合在一个完整的单元教学中同时教授,由简入繁,系统展开。这样,可以帮助学生扩大艺术知识面,了解种种文化涵义,并通过视觉艺术进行思想交流。因此,DBAE要求有一系列设计严格的、反映出四方面修养的特殊教学主题。例如:以风景为主题的教学可以有:讨论大自然的景物,可否称为艺术品(美学);学习从形式与分析开始评审一幅荷兰派的风景画是狂暴或是孤凉(艺术批评);认明荷兰、法国、中国的写实派与想象派风景画的典型风格,并研究大自然如何可以理想化和抽象化(美术史);使用粉笔和海绵绘画的技巧创造空间的幻觉和自然景物(艺术创作)。〔8〕作为美术教师,应该善于从简单的美术行为,如常见的风景写生,进行意义重大的扩展。虽然DBAE四方面内容无需分而教之,但教师应清楚地意识到其中的每个方面,将它们有机地溶合在一起。 DBAE强调美术教育的本质性价值和课程结构的完整性系统性。学生不仅学习如何制作艺术品,还学习如何欣赏艺术品,了解有关的时代背景知识——作品所产生的社会环境。由于盖蒂艺术教育中心的研究、实验和大力推广,这一理论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们期望,它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使他们了解文化与艺术、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学会客观评价艺术品,具有更丰富的艺术知能。 由于DBAE以严格的课程中心为导向,有严谨的课程设计,明文规定学生在创作、批评、美术史及美学四个领域内进行螺旋递进式的学习。因此,有人提出疑问,艺术教育接近于行为科学或物理科学的教育吗?象DBAE这样的教育是否会过于貌似其他学科而丧失艺术课的独特性?是否会过于严格而导致僵化和枯燥?以结构课程论为教育思想基础的DBAE重视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但忽略了对自发性表现的启发,对美感经验及创造性发展的强调亦显不足。在艺术教育中,注重结构性的同时必须加强灵活性。 工具论和本质论各自在不同的教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它们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目标、内容和方法。工具论以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为发展土壤,提倡以儿童为中心的美术教育。它重视儿童兴趣,强调儿童自发性和创造性培养,但忽视系统的美术知识和技能传授。因此,这种美术教育不可能培养儿童具有丰厚的美术知识和技能。而有限的美术知能又限制了儿童高层次美术创造力发展,因为高水平的创造必须以丰富的知能为基石。本质论以结构主义教育理论为渊源,要求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它重视艺术的创作、欣赏、理解和评价等审美力的全面培养,但对自发性表现的启发显得不足。此外,严格的课程设计和教学亦容易走向形式化和乏味枯燥。 比较一下这两种理论,可以发现,它们瑕瑜互见,各有扬抑。所以,单独套用任何一种于我们的美术教育,显然有失妥当。我们可以根据我国素质教育的要求和美术教育的现状,对它们予以合理吸收和改造,洋为中用,促进我国美术教育发展。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课程新标准管理论文 传统的美术教育注重写实性的绘画造型能力,专业美术人员的造型能力为目标进行的课程设计,对观察和表现都设定了较高的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比例、透视、体积、明暗、构图、质感、色彩等造型艺术的基本知识,还要做到能准确真实地描绘观察对象。这种教学方法用在儿童美术教育上,则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其中造型技能技巧的难度,是理解力还不强的儿童,特别是低龄儿童难以达到的。它容易把儿童已有的艺术直觉,潜意识的艺术创作活动压制下去,使儿童的艺术思维局限在某一特定的模式中。我们经常可以看,传统美术教育培养的学生,其创作出来的作品大多以简笔画、卡通形象居多,就是明证。以素质教育为宗旨的教育思想,把儿童美术教育看作是针对全体儿童的基础教育。不是培养专业美术人员,而是以提高想象力和创造力为目标。《美术课程新标准》教学较好地体现了素质教育这一宗旨。其原则是借助客观形象,强调主观感受。《美术课程新标准》摆脱了单纯传授造型技能的教学模式和强调写实性的写生教学,它在教学中提倡发挥儿童的艺术直觉,在写生作业中要求学生不仅仅要观察事物的外在形象而且能联想到与观察对象相关的其它事物及自己与观察对象之间的某种联系并把它表现在画面上。它鼓励学生在观察与表现中不拘泥于客观事物本身,学生可不受客观限制将观察视点扩展,进行超现实的表现,学生在创作式的写生作中学习基本的造型技能。这种教学方法,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发了学生的艺术冲动,培养的是学生的审美素质、创造性思维能力和最基本的造型能力。从传统教法到素质教育,从传统教材到新的课程标准,在十来年的儿童美术教育教学工作中,我对儿童美术教育教学改革和实践《美术课程新标准》多少有些体会。我觉得,贯彻实践好课程新标准,重点应放在培养学生观察生活、提炼生活的能力上,让学生逐渐尝试学习作品的创作,从而达到教学目的。一、引导学生学会观察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从人的心理发展中的认识过程来看,创作的过程就是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的过程,没有感知生活的基础就不可能产生丰富的想象,创作便成了“无源之水”。儿童画的创作过程无疑也是这样。儿童的生活、活动是有限的,凭空想象、闭门造车是创作不出优秀作品的。我们应该给孩子更多的自由活动和想象空间,去发挥自己的特长,表现自己的个性。观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针对儿童的年龄特点,在教学中,我主要是引导孩子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世界,观察大自然中的一切事物,而不是把我们成人眼中观察到的东西,强加到他们身上,要求他们表现出我们成人眼中的世界。比如在《给自己画像》一课的教学中,我没有讲解面部各部分的比例关系,只是让孩子们在镜子中观察自己,注意找出自己最大的特点,可以通过与其他的同学或教师比较,把观察到的自己最有特点的地方画出来。结果每张画都各不一样。有的画大眼睛,有的画大鼻子;还有一名学生展开联想画出自己眼睛中映射出的外部世界,生动地表现了自己最大的特点——大眼睛。每张作品都有自己的个性。在这里我重在教给学生观察分析事物的方法,以逐步提高他们的观察能力。只有通过观察——分析——认知,才能有根据把观察到的事物进行加工,改造产生新的形象,才能可能展开丰富的联想,展开想象的翅膀,创造出更新、更美、更奇的图画。二、鼓励学生大胆尝试桑代克认为:学习是一种渐进的、盲目的、尝试与错误的过程,随着错误反应的逐步减少,正确反应的逐渐增强,终于形成固定的,稳定的“刺激——反应”的联结,这就是著名的“试误说”。尽管这种理论有它的局限性,但我认为在美术活动与教学中,让学生大胆进行尝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著名的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先生曾经说:“我很喜欢荷花,但我不敢画荷花,要画,就得给我二十刀宣纸,把二十刀宣纸画完了,才可以说我会画荷花了。”这些是经验有得之言,是很精辟的。从国画大师李可染的几个印章中,如:“废画三千”,“七十二准”,“千难一易”。可以看出大师在摸索创作中的艰苦历程。儿童的尝试摸索,限于对情境领悟能力不强,难免会有一些盲目,然而在现实中却无法避免,关键是看教师如何引导。在美术教学中,教师适当提供宽松的气氛,给学生恰当的“尝试”机会,有利于学生个性化发展和学习的深入研究。例如:学习中国画时,我让他们自己去尝试一下,这种特殊的绘画工具毛笔和宣纸会有怎样的绘画效果,让他们自己观察水多而墨少时和水少墨多时等不同的画面效果,让他们自己体验如何掌握用笔轻重所产生的不同效果,让他们自己分析该用什么样的笔法去表现一幅画。孩子们尝试着不同的绘画效果,惊奇地一次又一次地试验着墨与水的交融……感受着国画这个艺术画种独特的艺术魅力,体验着水、墨、色所带来的特殊艺术效果,创造着一幅别具风格的作品。三、开发学生的创造力儿童绘画是人类从事艺术活动的一个特殊阶段,它反映儿童的天性,表现出儿童的形象思维,是儿童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特殊视觉语言。由于儿童单纯、幼稚、天真无邪,他们拿起笔来毫无顾忌,由着自己的性情来,俨然一位艺术大师,充满创造性,不受任何限制,也不受真实的约束,往往形成稚拙、梦幻,甚至荒诞的特色。正因为如此,毕加索感叹道:“我花费了终生的时间去学习像孩子那样画画”。如果教师不解放自己的思想,不采用生动、灵活的教学方法去诱发儿童的创作灵感,而给他们套上一些条条框框,要求他们用工具把线条画得直直的,把太阳画得圆圆的,让他们用橡皮反复擦、反复改等等,孩子们的画难免死板、毫无生气。这样的教学,不但不能提高儿童的绘画技能,反而会使儿童的思维僵化,捆住手脚,创造力被扼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儿童的绘画行为往往蕴蓄着一个人的未来发展,为了造就充分艺术创造力的画家,更为了培养一代充满创造力的现代人才,我们应高度强调尊重、保护、鼓励儿童的自由活动和想象空间,从而去发挥自己的特长,表现自己的个性,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这就要求我们这些美术老师,在平常的教学中让学生真正有了自己的活动,学生的个性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在《秋游》一课中,我在秋游活动前先布置学生注意去观察,秋游时所看、所做、所想的,再启发引导他们记忆、想象中的秋游景色编一个故事并画下来,作业完成后,我又让孩子拿着自己的画给同学边看边讲故事,我惊奇地发现孩子们的记忆,想象力和创造力是那样的丰富,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大胆放手让学生去体验生活,每个学生都能发挥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实践证明,小学美术教育,既不能以造就专业画家为目标,也不能胡乱臆造,而应“东”“西”合壁,面向全体学生,面向学生的各个方面,通过绘画这一活动形式来发掘孩子们自身的潜能,培养孩子们敢于追求美、勇于创造美的精神。这正是美术课程新标准的区别于传统教材教法的根本所在。也是当前美术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课文化管理论文 美术是一门综合课。既要培养学生绘画能力,又要培养学生动手制作能力。进而使学生受到美的陶冶,具有一定的审美能力。把美术与活动相结合能够充分培养学生的兴趣,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下面我以浙教版美术第五册《小饰物》为例进行教学。我分两课时教学这课。一、制作小饰物1、介绍小饰物的作用,激发学生对美的追求。①展示小饰物图片。在学生观看过程中告诉学生小饰物的品种繁多,有胸花、领结、发夹、耳环等等。制作的材料更是五花八门。使学生对小饰物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也使学生在材料选择上有了更多的考虑。②展示装饰有小饰物的人物图片。让学生评论他们这样装饰好在哪里?学生各抒己见:有的说使人物显得更美丽、更有精神了。有的说令人觉得别出心裁,眼前一亮。也有的说这样装饰得恰到好处。师小结饰物的作用:饰物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起到点睛的作用,但要装饰得恰到好处。那你想不想自己来做小饰物呢?你能装饰得恰到好处吗?2、动手制作在制作前告诉学生这次制作是要比赛的。一听到比赛学生做得更认真了。他们利用自己准备的材料发挥想象进行制作。下课后初评出优秀作品。有的学生材料准备不齐或没做好允许课后完成。3、提出下节课比赛的要求入围的选手能否留意电视中模特时装表演的步态。展示时把自己制作的饰物放在身上适当的位置。尽量做到大方、得体。此外我还告诉学生如果有更好的小饰物作出来了拿来给我看一下。好的作品还有机会参加比赛。每个学生可以制作多件饰物选择最好的进行比赛。这样一来给没有入围的同学创造了一次机会。对已经入围的同学也是精益求精的考验。二、展示比赛第二课时是比赛活动。我把学生带到操场上围了一个圈。并选出几个具有一定鉴赏能力的学生做评委。请班长主持活动。随着比赛开始录音机里传出优美的音乐。选手们踏着音乐节奏依次出场。几个评委根据参赛人员的仪表、饰物的质量以及是否装饰得恰到好处三个方面进行评比。学生的饰品真令我眼前一亮。几根鹅毛与一朵红色纸花扎在一起,再串上几颗珠子加上别针就是一枚别致的胸花。用白色纸板和鹅毛做成一对翅膀扎在衣服上成了一位小天使。还有用纸板和金纸做成的黄冠。用细绳编成的手链。用树叶串成的项链、耳环等等。我也为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兴奋着。他们的世界是多么的丰富。一次比赛中所展现的是一朵朵充满活力、充满创造力的火花。从主持到评委到模特以至观众。每个学生都扮演了一个角色。我认为这不但是一节成功的美术课,更是一节成功的活动课。在活动中充分地展示了美术的魅力。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电影艺术管理论文 [摘要]电影是一种诉诸听觉、视觉、感觉的综合性艺术,人们对一部电影的欣赏已经渐渐从单纯的故事情节扩展对音响、音乐、色彩、画面、造型、光影的细节层面上来了。不管是西方好莱坞的大片,还是我国本土的大制作电影,制作者们都越来越喜欢选择从这些细节层面大做文章,来增强电影的艺术性和欣赏性。美术在电影色彩、光影、造型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本文主要对美术与电影之间内在的艺术联系进行阐述。 [关键词]美术电影艺术联系 一、美术与电影的艺术渊源 相对于历史悠久的美术传统,电影是一门年轻的艺术,绘画一直被认为电影艺术的母体艺术,是不同时代和流派的美术作品为电影的视觉造型提供了足资借鉴的养分。彼得·格林纳威曾说:“我从来都深信,几个世纪以,无数在电影家之前的画家们对绝大部分问题已经提出并解决了,大批载着问题与答案的绘画作品构成了我们集体的记忆,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一切关心画面,渴望制作画面的人都应回过头来挖掘这座不断更新的巨大宝库。”一部电影的视觉风格由构图、色彩、光影、运动等元素构成。优秀的电影导演在影片视觉结构的处理上独具匠心,创造出极富艺术表现力的影像画面,并体现出独特的视觉风格。 早在1829年,比利时著名物理学家约瑟夫普拉多发现:当一个物体在人的眼前消失后,该物体的形象还会在人的视网膜上滞留一段时间,这一发现,被称之为“视象暂留原理”。普拉多根据此原理于1832年发明了“诡盘”。“诡盘”能使被描画在锯齿形的硬纸盘上的画片因运动而活动起来,而且能使视觉上产生的活动画面分解为各种不同的形象。“诡盘”的出现,标志着电影的发明进入到了科学实验阶段。1834年,美国人霍尔纳的“活动视盘”试验成功;1853年,奥地利的冯乌却梯奥斯将军在上述的发明基础上,运用幻灯,放映了原始的动画片。摄影技术的改进,是电影得以诞生的重要前提,也可以认为摄影技术的发展为电影的发明提供了必备条件。早在1826年,法国的W尼埃普斯成功地拍摄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窗外的景”,曝光时间8小时。而在初期的银板照相出现以后,一张照片缩短至30分钟左右,由于感光材料的不断更新使用,摄影的时间也在不断缩短。1840年拍摄一张照片仅需20分钟,1851年,湿性珂珞酊底版制成后,摄影速度就缩短到了1秒,这时候“运动照片”的拍摄已经在克劳黛特、杜波斯克等人的实验拍摄中获得成功。1872年至1878年,美国旧金山的摄影师爱德华慕布里奇用24架照相机拍摄飞腾的奔马的分解动作组照,经过长达六年多的无数次拍摄实验终于成功,接着他又在幻灯上放映成功。即在银幕上看到了骏马的奔跑,受此启发,1882年,法国生理学家马莱改进了连续摄影方法,试制成功了“摄影枪”,并在另一位发明家强森制造的“转动摄影器”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活动底片连续摄影机”,1888年,他把利用软盘胶片拍下的活动照片献给了法国科学院。可以说电影的产生是绘画艺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与光学技术、摄影艺术共同结合而生发的产物。 因此,电影在视觉造型、色彩、光影上吸收、融合绘画艺术的观念和表现手法,在中外电影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同时,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电影艺术观念的变化,电影表现语言也日益丰富。世界上一些有着美术经历的电影大师更是恰到好处地将自己的美术修养和技巧体现在自己的创作里。例如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早年学画,深受日本传统美术影响。他的影片的视觉风格洗练,纯净而古朴。黑泽明为了达到理想的视觉效果,他的许多影片都是先画好镜头画面。仅《乱》和《影子武士》就分别画了好几百张,充分体现了他深厚的美术素养。在实际拍片时,他甚至要求演员按照构图中指定的位置来表演,不能因偏离造成构图中的不均衡。日本著名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指出:“……黑泽明的作品同日本古代美术的传统深深地连接着。”被誉为前苏联最后一位天才导演的格拉杰诺夫同时也是画家,他的影像结构奇特而均衡,色彩含蓄、明净,艳丽而和谐。由于画面中没有大的透视与景深,所有的事物都仿佛呈现在一个平面上,如同一幅幅中世纪的壁画。格拉杰诺夫把自己对绘画、宗教、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融汇成诗化的电影语言。其影片的视觉风格独树一帜,具有超凡脱俗的品质。法国电影大师布莱松在做导演之前是画家,有着相当高的美术造诣,因而他的影片中显露出法国悠久、独特的美术传统造型韵味。 与以上几位电影大师相似,英国著名导演彼得。格林纳威早年受过完整的美术教育,对美术理论和实践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精通艺术史,17岁时就开始举办绘画展览,曾一度为自己是做画家还是做导演犹豫不决,后来却成了“电影圈里的画家”。格林纳威对西方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绘画传统有着深刻的理解力,并且一直从事绘画创作,因此他在导戏时美术传统深深地影响着他,他的许多影片中常出现艺术大师绘画的影子。 二、电影本质属性对美术手法在作品中展现的要求 在一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它的美术属性的体现被看作使整个影片水平的重要标志,每一部电影都有专门的美术师在掌控作品光影、色彩、造型等元素。美术师在拿到剧本进入构思阶段,在把握主题意念的基础上,确定基本情调的基础上,要探讨影视作品的总体造型结构并形成造型基木框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必要性在于要对不同主题、不同结构影视作品的设计要采用不同光影、色彩、造型形式,要“量体裁衣”,找到恰当的、独特的造型结构和形式及落实构思的途径。 首先,电影美术属于时空艺术,是视听综合的艺术,对于电影美术来讲更突出了综合性、兼容性的特点。银幕造型形象的时间因素和运动因素、色彩因素是构成电影艺术性的重要元素。蒙太奇、长镜头、表演手段、美工手段、造型手段等,摄像、表演、光影、色彩、字幕、布景美工、道具、化装、声音等表现手段最后融汇在流动的画面与伴音中,电影造型形象成为一种在时空流动过程中展现的空间造型,具有四维空间造型的特点。这就要求电影美术师在场景设计上要树立运动观念,并且,要使立体空间环境符合剧情要求,符合摄像机镜头特性,符合镜头角度和运动变化。 其次,电影美术设计的创作方式以剧木为造型构思的基础,各种造型手段的设计均要以剧本为依据。一部电影在剧作结构、情节安排、人物关系、场景设置等方面会有许多差别,而且都会涉及和影响到电影美术设计的构思和处理方法。电影除了文学剧本之外,还有一个导演的分镜头剧本,导演对未来影片主题意念的把握和总体构思与意图明确化、具体化。 第三,电视和电影美术所创造的银幕和荧屏的造型形象和画面效果都要求达到视觉的逼真性。电影的荧屏形象的逼真性,是由电影特殊的传播方式,摄录手段造成的,所以电影美术已经不仅仅是平面的绘画,而是受着传播、制作方式制约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数字传播手段,先进的摄像机械、录音设备及编辑电子化系统、激光视盘等的采用使荧屏的仿真度、清晰度越来越高。 对于同为视觉、听觉综合艺术形式的电视剧来说,电影在美术制作、表现、传播等方面存在着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物质材料、制作方式、传播途径及审美方式等方面,因此,必然会影响到电影美术和电视美术创作的不同。 首先,电视剧与电影在美术形式上存在制作方式上的差异。制作方式的差异首先是媒介材料,摄录工具的不同。电影的媒介材料是胶片,而电视的媒介材料和传播工具是摄像机和磁带。电影的样片是要经过洗印才能看到结果,如要重拍技术要求很复杂。但电影的银幕放映效果、清晰度要大大优于电视剧。而电视剧的制作方便快捷,在摄录现场通过监视器就可以直接看到拍摄效果。 其次,电视剧和电影的观赏条件和方式不同。电视剧是通过电视机的传播传达给观众,是一种家庭化,公开式的艺术欣赏和娱乐方式。在电视机前看电视是随意的,无任何限制的,可以走动着看、交谈、躺卧着看,也可以边喝茶边饮酒看……观众可以由着自己的性情随意看。专门看电影,随便看电视”一点不错,看电影观众去电影院是一种目的明确的艺术欣赏活动,是一种公众性的社会活动。看电影和去剧院听歌剧、看话剧、芭蕾舞,到音乐厅听音乐或到美术馆看展览等艺术活动是人的一种审美心理体验。因此电影制作者、消费者对作品造型、画面、色彩的艺术性的要求较高,甚至将作品的美术属性提高到电影灵魂的高度。 三、美术在电影艺术中的主要形式 绘画艺术的基本元素主要是线条、结构和色彩,这些反映在电影艺术中就是造型、色彩、光影等因素,这些也正是电影美术属性表现的主要形式。 (一)造型。总体造型观念是现代影视造型观念的重要特征。电影美术师的造型观念尤为重要,这是影视艺术发展的必然性。虽说电影视觉和听觉的综合性艺术,但视觉更为重要,因为电影是需要观众看的。在电影的创作中,美术师要与导演、摄影师等主创人员在创作上取得统一意见和认识上的一致性,这是一条重要的创作原则,在实际的工作中,意图的统一,往往是以导演意图为主的统一,这是为使影片形成完整而有特色作品的必由之路。美术师在分析剧本确定造型观念进行设计之初要先做一次导演探索,然后再进行设计。美术师只有从导演的角度审视全部作品,从全局出发,考虑演员的空间调度,摄影机伴随的工作空间,最后落实在有机的造型处理才是正确的创作之路。有经验的美术师都是从抓剧本的主题思想入手,集中形成自己创作的构思,为体现中心意念进行造型设计。前辈电影美术师韩尚义谈到:“许多优秀的布景设计,是作者从剧木主题思想中引出自己有关的生活积累和全部智慧,通过集中提练、劳心焦思、多方探索,最后以鲜明、生动、富有魅力的艺术形象表现在银幕上。” (二)色彩。色彩在任何艺术中都非常具有表现力,电影当然也不可能例外,色彩是表达浓烈感情最有效的无声语言。色彩的基调、变化往往是剧情、感情产生张力的有效手段,同时它对于作品的背景,制作人的审美特点、表现习惯有着深层次的反映。我国被称为“第五代”的大腕导演们对于色彩的应用是相对比较成功的。《红高粱》的色彩以红为基调,将黄褐色的土地、绿油油的高粱和大红、雪白的衣裤放在一起,造成了鲜明的原色对比,粗犷而强烈,很有视觉冲击力和中国西部农村景色美感,奏出了灿烂热烈、生机勃然的红色交响,红高粱,十八里红,颠轿中的红轿子,最后是天、地、人全部沐浴在血与太阳的色彩空间中,创造了符合影片生命主题的粗犷、浓郁、骚动不安的生存环境,贯穿于其中的红色基调体现出影片“豁豁亮亮,张张扬扬”的气质和自由奔放如烈马奔腾的情绪。电影画面色彩表现力和叙事性也经常体现在服装和道具等方面,如《花样年华》是运用服装颜色来表达女主人公丰富多彩内心世界的一个样板,《雷雨》中繁漪服装紫色的越来越深正与她心灵中越来越多的绝望相吻合,《我的父亲母亲》中青瓷碗的清丽无华则是纯朴爱情的一个象征,它很好地参与到了影片的叙事过程—特别是人物情感发展过程中去。正如巴拉兹所说,映现于电影画面上的各种色彩,不仅是再现性的,还必须是具有艺术表现性的。 (三)光影。与电影画面明暗密不可分的是它的光影效果。在著名与电影画面明暗、光影密切相关的是色彩。以彩色电影来说,各种色彩的恰当运用能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美感和心理上的冲击,也可以具有一定的叙事功能。电影经常用黑白片部分来表示过去时内容,用彩色片部分来表示现在时内容,如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为了特定的表达需要,张艺谋则用黑白片部分来表示现在时内容,用彩色片部分来表示过去时内容。不管在白天还是夜晚,不管在月下还是灯前,不管在室内还是野外,物质世界的明暗总是无处不在的。然而,“四围山色中,一鞭斜阳里”,“云破月来花弄影”,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因此,电影画面所具有的明暗,既有它的自然属性,又有它的特殊功能。陈凯歌在《黄土地》叙事中为了让观众很好地感受到顾青与翠巧的话别具有“说者有心听者无意”的效果,就让有心的说者翠巧坐在明亮的窑洞门口,而让无意的听者顾青站在黑暗的窑洞里。对于任何艺术创作来说,除了选择的因素之外,还有安排的可能,电影画面的明暗效果,也可以被做出很好的安排来帮助影片进行叙事。王家卫《花样年华》的大部分画面都拍得很暗淡,既符合故事发生的时代氛围和生活真实,也切合那些场景和那份心情。 发展到今天的电影,早已不再像从前是其他艺术形式的附属品,它借助先进的机械技术、电子技术,已经开辟除了属于自己的甚至令美术、音乐、戏剧等艺术更加绚烂的天地,但电影总归是在上诉艺术形式发展成熟以后产物,也还是各种以上各种艺术表现手法特殊表现形式的综合,美术依然是电影构架的基本元素,因此,电影的发展还是要建立在对美术的重视、关注以及美术艺术的发展基础上。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吉祥图案设计管理论文 [摘要]传统工艺美术中的吉祥图案,以其多样的形式、丰富的内容、深邃的含义而富有极其耐人寻味的文化意蕴。本文拟从远古先民的自然信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以及富有浓郁特色的民俗等方面全面诠释传统吉祥图案所透射出的美学价值。 关键词:吉祥图案,文化,意蕴,信仰,思想,民俗 “吉”,与凶相对。《易系辞上》:“吉,无不利”。《逸周书武顺》:“礼义顺祥曰吉”。后来,吉祥专指吉兆、歌颂之意。中国传统装饰吉祥图案其实是古代先民希冀生活美满幸福,专门为营造吉祥而创造的装饰艺术造型设计。历代遗存至今的大量造型艺术,决大多数都是中国祈吉纳祥文化思想的物化形象。蕴藏在中华各民族的博大而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成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得以传承的源泉。传统装饰吉祥图案的形成不是一个偶然艺术现象,是中华民间、民族艺术和民俗文化千百年来沉淀的结果,是广大劳动人民集体的智慧与创造。 几千年来,中国工艺美术中传统吉祥图案具有如此鲜活的生命力,与它和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文化渊源,情感表达方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原始社会的巫术礼仪、自然崇拜使得最早的吉祥观念得以产生。据史书记载,早在尧舜之世的上古先民就已经崇拜天文,视山河为神灵并重视吉凶之兆。商周之时巫术盛行,预卜凶吉,趋利避害,是人们普遍的理想信念。以此信念为基础,汉代出现的道教教义与儒学经学譏讳思想相互影响,并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取得大融合,形成了封建社会上层的希求富贵,皇权永固,企慕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等祥瑞意念。在汉代的装饰图案中,就有吉祥汉字的出现。隋唐之际,在与外来纹样的融合中,创造出了诸如宝相花,唐草纹和陵阳公祥等富有吉祥意义的民族新纹样。宋元时期,吉祥纹样不断受到来自道教,佛教以及民间的影响,题材也日益丰富多彩,表现手法多样。到了明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活跃,封建上层意识与市民意识相互渗透、融合,传统的祥瑞思想转变为吉祥如意福寿富贵等世俗化的吉祥观念。清代装饰吉祥图案集历代之大成,达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程度,把装饰吉祥图案发展到了极致,并被广泛应用于印染、织绣、服饰、工艺品、建筑彩画及民间艺术等各方面。其形式多样,名目繁多,是中华民族在持续不断达数千年的造物活动中,融合中国历代能工巧匠的智慧和创作设计才华,不断融合中国的道教、玄儒、政治伦理和民情风俗,成为最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装饰艺术造型设计体系。 [next] 一、信仰的意蕴 意蕴,是艺术形态所表现的深刻的生活意义与社会意义,是思维内化的延伸。传统装饰吉祥图案的产生与古代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原始信仰有密切的关系。 远古时期,人们对大自然认识非常有限,在困难、挫折中逐渐认为控制人类的力量是外在的世界,只有顺从它,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为了获得平安、丰收,便产生了一种祈求的思维观念。于是,趋吉避凶成了原始人类寻求生存环境的本能。人们在创造了器皿时就装饰以具有象征祥瑞寓意的纹样,以表达敬意,寄托祈福的愿望。如果说,早在六千多年前,半坡彩陶上出现的鱼纹、鹿纹、蛙纹,还是人们最初勾画出的对大自然理解的情绪符号及对大自然膜拜意识的话,那么一千八百多年前东汉时期,瓷器出现的碟形纹样,和普遍盛行的用鱼纹装饰的器物,就是人们对大自然有意识的歌颂之辞了。 图腾信仰,即图腾崇拜,是古代大自然信仰中发展出的信仰形式。图腾(TOTEM),是印第安语的译音,意即原始时代的每个氏族部落,都以某种动物或植物以至无生物作为保护他们的象征或标志,因而这个氏族或部落视之为忌物,信仰并崇拜它,以促使氏族或部落的发展或繁荣。如最具民族特色的龙凤图案,就凝聚了中华民族对祖先的崇拜和对大自然理解的心态。 众所周知,龙是想象性动物,是蛇类爬虫图腾的综合体,集九种动物之特征,有“九似”之说,《说文》:“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可见龙不仅具有变幻莫测的神异色彩,还具有兴云雨、利万物的吉祥内涵。自古以来,龙就聚多种象征意义于一身:勇猛,威武,神秘,吉祥,喜庆等等。同时,龙属动物也有很多,如虬、夔、蛟、饕餮、窃曲、并逢、积首等,古代奴隶社会统治者常在皇室使用器皿上运用龙及其变体纹样,以显示统治者的威严与神秘。这个时候,龙的图案从图腾渐渐带有了政治色彩。到了封建社会中后期,龙凤吉祥图案多用于宫廷与皇室,它们大多气势恢弘,灵秀飞扬,成了区分统治集团尊卑等级的伦理标志。在民间,龙也是吉祥的象征,它播云降雨,驱邪降妖。民间的许多活动如“赛龙舟”、“闹龙灯”都是人们祈祷平安丰收。龙及其组合图案都是我国传统吉祥图案中人们喜闻乐见的内容。原始龙文化的文化意识,渗透着中国自古特有的民族生命意识与崇祖意识。龙作为兼有神话、图腾的意象,是中华民族伟大生命力美的象征。 凤纹和龙纹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史前氏族图腾的一种。凤也是一种想象的深鸟,《山海经》:“丹穴之山有鸟状如鹤,五色而文,名曰凤。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背文曰义,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先则天下安宁。”传说中只要凤凰一出现在世间,天下就会太平无事。自古以来,凤和龙都是吉祥图案中常见纹样。商周时期的凤纹质朴、肃穆;春秋战国时期的凤纹趋于写实;秦汉时期的凤纹气质刚健,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南北朝时期的凤纹,体态修长飘逸,常和云气纹组合;唐代时期,凤纹华美丰满,姿态多变,气韵生动;宋明时期凤纹则有了定势,云纹冠,眼细长,尾羽作四列飘起。明清以来,凤的图案更是丰富多彩,“凤凰牡丹”、“凤栖梧桐”、“双凤朝阳”、“龙凤呈祥”等吉祥组合图案,表达了一种向往美好幸福、太平的愿望。原始图腾文化是中国美学的文化根性,由图腾发展而来的吉祥纹样折射出了最真实、最纯朴的中华民族生命意识。 [next] 二:思想的意蕴 中华民族的思想素质,文化心理结构是由以儒、佛、道三家为主而构建,社会的运转与维护以此“三合而一”的哲学思想为轴心,我国传统吉祥图案对此也有充分的体现。儒家学派中,孔子创立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宗法世袭制度,它从人际关系而约定人的上下尊卑,以伦理道德维护人际关系。传统装饰吉祥图案中,“五翎”(指“五伦”)的凤凰、白鹤、白头、鸳鸯、燕子组合的图案,就象征儒家严格而有等级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五种伦理关系;儒家强调“修身”作为治国平天下之根本的入世思想,以孔子“岁寒,知松柏之后凋也”之语为人格原型的松、竹、梅岁寒三友吉祥图案,以及梅、兰、竹、菊四君子组合吉祥图案,都被文人学士用来作为坚贞、高洁情操的礼赞和自我表达。马因一生追随主人、任劳任怨而被赋予“忠”、“义”的含义,符合儒家道德规范而被广泛运用。伦理的意蕴,具有一种控制力,一种规范力,力求保持社会和人际的次序。符合儒家“天人合一”观点的花、鸟、虫、兽的吉祥纹样,体现着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强调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人事,认为广大艺术,不论是文学,还是绘画,都要以“厚人伦,美教化”为职责,提倡人们在创造美好生活的同时,又要善于从生活中提高道德修养,发掘审美情趣。同时,在儒学影响下,我国许多封建思想在吉祥图案也有反映,如“学而优则仕”的“一路连科”、“路路连科”、“青云直上”等,表现科举高中,仕途顺畅;如“俸禄富贵”思想,表现禄文化,“鹿”便成了占第一位的吉祥物,有“玉堂富贵”、“雀禄封侯”、“受天百禄”等。 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既是现世的,又是出世的,故有“儒道互补”之说,儒、佛、道三家也常常合流。以渔、樵、耕,读为题材的吉祥图案,就表现了古代士大夫在儒、佛、道三家中徘徊。道家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使追求长生成为了普遍的人生目标,于是就有“寿山福海”“福寿康宁”等吉祥字样以及“五福捧寿”、“群仙祝寿”、“寿比南山”、“松鹤长春”等吉祥纹样。传说吃蝙蝠肉可以成仙,蝙蝠图案成了吉祥的象征,元代“八仙过海”“八仙捧寿”和清代的暗八仙都以忠、孝、顺、仁、信面目出现的道教神化,都成为传统中国工艺美术吉祥图案特具特色的内容。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在我国盛行,这对吉祥图案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佛教艺术题材之一的莲花成了此时期盛行的吉祥纹样。在莲花纹基础上加以变化而成的“宝相花”,其名称与佛坐象名称——宝相相同。“宝相花”的珠点也与佛珠相仿。“八宝”亦“八吉祥”,原是佛教庙宇中供在佛、菩萨“神桌”上的吉祥器物,到后来,“八吉祥”成为建筑、染织、陶瓷、地毯上吉祥图案极普通的题材,并不仅仅限于佛教供器所用。它们分别表示:法螺——宣传佛教妙言;法轮——轮回永生;宝伞——曲度众生;白盖——-曲度众生;莲花——清净;宝瓶——功德圆满;金鱼——活泼;盘肠——万劫不灭。从这些佛教派生出的吉祥寓意,符合我们民族向善的心理乃至追求永生的理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都要人相信有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要求人修身养性,追求至善至美,达到幸福的永恒。历朝历代统治者以此笼络人心,它们或独尊儒术,或三教并立,上以其风化下,渗透着文化思想的吉祥图案经久不衰,成为了人们乐于接受的艺术语言及和我们对语的精神同构。 三:民俗的意蕴 工艺美术是生活的美术,我国传统工艺,体现了大量的民俗意蕴,而其用以装饰的吉祥图案就把这种民俗的意蕴表现得淋漓尽致。民俗,即民风世俗,亦即民间的生活习俗,它具有特定的意义。因此,传统装饰吉祥图案也可以说是民俗的“人文景观”的一个形象世界。 远古时期人对生殖的崇拜及儒家以父亲血统为继嗣的人伦要求,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宗接代的使命感和创造生命的自豪感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中国重视家庭的延续,以及子嗣承传的多子多福思想绵延了几千年,为了表达此类朴素的愿望,吉祥图案中有象征“榴开百子”的石榴图案,有又石榴,佛手、桃子组成的多子、做福、多寿“三多”图案,有金红色的鲤鱼上坐一白胖娃娃的“望子成龙”图案,还有“麒麟送子”“子孙满堂”等丰富多彩祈福的祥瑞图案。我国古代的宇宙观与西方不同,我国劳动人民重视在世,热爱生活,而不去追求天国,寄于幻想,因此,我国人民祈望有美好的现实生活,并延续这种现实,这种观念表现在吉祥图案上可谓形式多样,千姿百态。有表示幸福的“纳福迎祥”、“翘盼福音”等,有表示情爱的,如“连理枝”“同心结”等;有表长寿的,如“松鹤长春”、“蟠桃献寿”等;有表喜庆的“喜上眉梢”“马上封侯”等;有表富裕的;如“年年有余”、“五谷丰登”等;有表示平安的,如“四季平安”“竹报平安”等,总之,这些内容是一种人间的、现实的、生活的祝愿,是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朴素的表达,直接反映我国民族性格和品德,具有一种内在的精神文化价值。 我国传统吉祥图案中体现出来的民俗意蕴,从时代性、民族性等方面都有其一定的局限,但它是特定时期,特定范围不自觉的群众意识和群体意识行为,具有巨大的内在力,形成了民族精神世界的内心凝聚力。 四:结束语 一个民族,必须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中国传统“装饰吉祥图案”从发生到发展,都受到民族崇拜、民族文化心理和民俗习惯的影响,不同的民族创造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也创造着不一样的民族,这也是我国悠久的多民族文化之所以多姿多彩的原因。中国传统“装饰吉祥图案”以自身的独特风貌和饱含人类生生不息的活力,为自己在世界艺坛中开辟出一个崭新的空间,它将引起当代人们弘扬与开发民族文化的新思考。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教学智力培养管理论文 一、课题的确立 一九九八年,党中央确立科教兴国战略,提出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国上下重教兴教,教育战线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成了教育改革的方向,也形成了共识,并取得一定成效。科研促教育,教育要科研已势在必行。为了配合省教厅的《学科教学与素质教育》的总课题的实验,大良镇教办组织了镇各科中心教研组,制定相应的科研课题,美术中心教研组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制定了《素质教育与美术教学中智力的培养》这一科研课题。围绕“发展学生的智力”这一教学重点,开展美术科实施素质教育的实验研究。 在《素质教育与美术教学中智力的培养》这总课题的基础上,再分几个子课题,如《注意力、观察力的培养》、《发挥想象力、诱发创造思维》、《记忆力、写生力的培养》、《美术教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等。用三年的时间分层次、不同形式地发开展美术素质教育。 二、课题的依据及指导思想 1、《美术教学大纲》明确了美术教学的目的、性质、任务,并要把美术教学的重点放在提高全体学生的美术素质、审美修养和培养能力、发展智力上。在教学中利用本学科的特点,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在学习基础知识进行简单训练的同时,进一步加强美术欣赏、艺术原理、美学知识的教学,变单一的知识技能为多元的知识结构,使美术教学真正落实素质教育。 2、美术教育的定义是将人类在视觉艺术方面创造的理论,技法及成果,按照教育规律再创造成适合不同对象的教学材料,用科学的教育方法和手段来培养公民对美的认识、判断、创造能力的教育活动。可见美术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公民的素质,也是立足于提高学生的文化层次,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能力上。 3、美术教育是基础教育的一部分;也就是素质教育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有着特殊意义。把艺术教育由专门传授技法技能转为培养素质这是美术教学的革新。符合现代教育思想与规律,在基础教育中,学生应具备的基础素质主要是思想品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审美素质等,学生的素质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忽略和缺少哪一方面都不健全。 4、结合美术科特点,发挥其特殊优势,发展学生的智力,学生的素质如何,与其本身智力有着莫大的关系。智力,包括了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等几方面,教育心理学告诉我们:艺术教育对促进学生的智力发展和创造力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对美术教育的功能有着共识,他们认为美术教育直接的目的是寻找种种机会,用种种方法训练儿童身心和各种感官,使他们的各种感官及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创造力及道德情感等本能渐渐地自由生长发育。 三、课题的实验和策略 1、遵循四大原则,开展教学实验。美术教学除了遵循教育学提出的教学原 则外,根据美术学科特点以及目的任务和教学规律,还提出四项原则: ①、审美原则,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点和区别美与丑的能力,通过参与学习逐步提高审美能力,陶冶学生高尚的情操和良好的思想品德,这是发展学生智力的基本保证。 ②、直观性原则,重视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直接观察对象,认识对象,运用现代先进教学手段,帮助学生掌握知识,马蒂斯曾说过:“创造始于观看,而看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活动,需要一种努力。”培养学生正确的观察方法,深入观察的习惯,培养学生的观察力、记忆力,进而促进学生的智力发展。 ③、实践性原则,引导学生通过实践掌握美术双基,通过参与实践,大胆表达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眼的观察力、脑的思维力、手的操作能力、培养学生眼、脑、手的协调运用。 ④、创造性原则,这是研究的重点,创造力的培养是素质教育的重要优秀,艺术教育贵在创造,艺术学科要培养学生的艺术创造才能,促进学生其他方面的综合性的有造才能的发展,在教学过程中,一方面注意营造一种适合培养学生创造性的环境,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可以襄括世界。”从形象思维入手激发丰富的联想,提倡独创精神,加强创新意识,通过教学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并促进抽象思维的发展。突出创造力的培养。 2、大胆改革课程内容,适当增加乡土教材。开展第二课堂,依“纲”还需靠“本”,三年来我镇使用的是岭南版美术教材,该教材内容较为丰富,体现了美、新、活三大特点,有利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发展学生的智力,在课程内容安排时,我们作了一些调整,根据本地本校实际,适当增加乡土教材及有地方特色的教材,使学生对家乡增进了解,培养他们热爱家乡的情感,并使他们学会结合生活,联系实际,有条件的学校,还增设了陶艺、电脑美术等课程。各校还开展丰富多彩的兴趣小组,学生的艺术素质和美术技能往往是在活动实践中得到培养和提高。因此,坚持开展第二课堂、美术兴趣小组活动使学生的艺术潜能得到发掘,综合素质也在活动中不断提高。 3、实行开放性美术教育,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改革课堂教学,营造民主、自由、平等、和谐的教育氛围,师生平等,尊重个性,有效地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培养良好的非智力因素,发挥其各自的专长。课堂教学力求“教”与“学”的优化,教学过程充分体现学生为主体,使学生主动积极参与教学的全过程,想方设法激活学生的原动力,最大限度地把他们的智力潜能发挥出来。 4、实验形式灵活,体现民主与集中。 几年来,我们实验的教研活动持之以恒,制定了详尽的教研计划,各组员分别承担子课题的研究。实验的研究分集中研究和个人研究两种形式,个人研究,就是平时组员根据本校及学生的实际,大胆改革课堂教学,不断探索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智力的方法。总结教学中的经验和教训。集体研究,每个学期都有三、四次全体组员集中研究活动,进行观摩教学、互相评课、技艺切磋、交流教学体会、参观学习等。尤其是观摩教学,我们力求有专题,并有针对性,围绕“发展学生的智力”这个目的,解决教学教研中碰到的问题,在评课交流中,大家本着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的出发点,做到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研究气氛民主和谐,充分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真正达到共同进步,共同提高的目的。 四、教研出成果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努力,我镇的美术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从整体上看,学生的审美能力得到提高,以创造力为优秀的智力得到发展,学生学会辨别区分美与丑,学会从生活中发现美、追求美、表达美、创造美,从而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去学习和生活。学生的艺术素质和综合素质也相应得到提高。 近几年,美术教师在参加省、部级的美术课调教评比中,获得4个奖项,教师的美术教育论文6篇获省级、部级的奖项或发表在省级以上的刊物,名列市的前茅。辅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美术活动和书画比赛中取得较好的成绩,其中获国际奖90多人次、全国奖220多人次、省级奖160多人次、市镇级奖约330多人次。 五、探讨的问题 1、我区的美术教育发展不够平衡,取得较好成绩的相对集中在几所学校,特别是集中在上规模上档次的学校,一些偏远的学校,还没有配备美术教师、美术室也十分简陋或没有美术室。也谈不上美术教学研究。今后应该提高学校管理层的认识,更新观念,加强实施素质教育的力度,加强艺术教育的力度。此外,美术中心教研组也尽可能把教研活动普及到美术教育薄弱的学校去,促进全区的美术教育的发展。 2、面对21世纪教育形势的迅猛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特别是现代化教育手段的发展和提高,多媒体教学的普及,校园网络化。要使自己不掉队,与时代同步,就要学习、学习、再学习,不断“充电”,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教育教学水平。前段,我们绝大部分的美术教师已通过了计算机初级考试,促进了大家的计算机学习,今后我们还要学习有关教学软件的设计制作。根据教学教学的需要,设计制定相应教学课件,以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在新的学年,我们在安排教研活动时,就注重开展有关美术CAI课件设计制作的讲座学习。同时也要加强美术教育理论素质教育理论的学习,踏踏实实为美术教育发展,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作贡献。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教学素质培养管理论文 一、课题的确立 一九九八年,党中央确立科教兴国战略,提出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国上下重教兴教,教育战线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成了教育改革的方向,也形成了共识,并取得一定成效。科研促教育,教育要科研已势在必行。为了配合省教厅的《学科教学与素质教育》的总课题的实验,大良镇教办组织了镇各科中心教研组,制定相应的科研课题,美术中心教研组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制定了《素质教育与美术教学中智力的培养》这一科研课题。围绕“发展学生的智力”这一教学重点,开展美术科实施素质教育的实验研究。 在《素质教育与美术教学中智力的培养》这总课题的基础上,再分几个子课题,如《注意力、观察力的培养》、《发挥想象力、诱发创造思维》、《记忆力、写生力的培养》、《美术教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等。用三年的时间分层次、不同形式地发开展美术素质教育。 二、课题的依据及指导思想 1、《美术教学大纲》明确了美术教学的目的、性质、任务,并要把美术教学的重点放在提高全体学生的美术素质、审美修养和培养能力、发展智力上。在教学中利用本学科的特点,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在学习基础知识进行简单训练的同时,进一步加强美术欣赏、艺术原理、美学知识的教学,变单一的知识技能为多元的知识结构,使美术教学真正落实素质教育。 2、美术教育的定义是将人类在视觉艺术方面创造的理论,技法及成果,按照教育规律再创造成适合不同对象的教学材料,用科学的教育方法和手段来培养公民对美的认识、判断、创造能力的教育活动。可见美术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公民的素质,也是立足于提高学生的文化层次,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能力上。 3、美术教育是基础教育的一部分;也就是素质教育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有着特殊意义。把艺术教育由专门传授技法技能转为培养素质这是美术教学的革新。符合现代教育思想与规律,在基础教育中,学生应具备的基础素质主要是思想品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审美素质等,学生的素质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忽略和缺少哪一方面都不健全。 4、结合美术科特点,发挥其特殊优势,发展学生的智力,学生的素质如何,与其本身智力有着莫大的关系。智力,包括了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等几方面,教育心理学告诉我们:艺术教育对促进学生的智力发展和创造力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对美术教育的功能有着共识,他们认为美术教育直接的目的是寻找种种机会,用种种方法训练儿童身心和各种感官,使他们的各种感官及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创造力及道德情感等本能渐渐地自由生长发育。 三、课题的实验和策略 1、遵循四大原则,开展教学实验。美术教学除了遵循教育学提出的教学原 则外,根据美术学科特点以及目的任务和教学规律,还提出四项原则: ①、审美原则,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点和区别美与丑的能力,通过参与学习逐步提高审美能力,陶冶学生高尚的情操和良好的思想品德,这是发展学生智力的基本保证。 ②、直观性原则,重视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直接观察对象,认识对象,运用现代先进教学手段,帮助学生掌握知识,马蒂斯曾说过:“创造始于观看,而看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活动,需要一种努力。”培养学生正确的观察方法,深入观察的习惯,培养学生的观察力、记忆力,进而促进学生的智力发展。 ③、实践性原则,引导学生通过实践掌握美术双基,通过参与实践,大胆表达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眼的观察力、脑的思维力、手的操作能力、培养学生眼、脑、手的协调运用。 ④、创造性原则,这是研究的重点,创造力的培养是素质教育的重要优秀,艺术教育贵在创造,艺术学科要培养学生的艺术创造才能,促进学生其他方面的综合性的有造才能的发展,在教学过程中,一方面注意营造一种适合培养学生创造性的环境,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可以襄括世界。”从形象思维入手激发丰富的联想,提倡独创精神,加强创新意识,通过教学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并促进抽象思维的发展。突出创造力的培养。 2、大胆改革课程内容,适当增加乡土教材。开展第二课堂,依“纲”还需靠“本”,三年来我镇使用的是岭南版美术教材,该教材内容较为丰富,体现了美、新、活三大特点,有利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发展学生的智力,在课程内容安排时,我们作了一些调整,根据本地本校实际,适当增加乡土教材及有地方特色的教材,使学生对家乡增进了解,培养他们热爱家乡的情感,并使他们学会结合生活,联系实际,有条件的学校,还增设了陶艺、电脑美术等课程。各校还开展丰富多彩的兴趣小组,学生的艺术素质和美术技能往往是在活动实践中得到培养和提高。因此,坚持开展第二课堂、美术兴趣小组活动使学生的艺术潜能得到发掘,综合素质也在活动中不断提高。 3、实行开放性美术教育,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改革课堂教学,营造民主、自由、平等、和谐的教育氛围,师生平等,尊重个性,有效地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培养良好的非智力因素,发挥其各自的专长。课堂教学力求“教”与“学”的优化,教学过程充分体现学生为主体,使学生主动积极参与教学的全过程,想方设法激活学生的原动力,最大限度地把他们的智力潜能发挥出来。 4、实验形式灵活,体现民主与集中。 几年来,我们实验的教研活动持之以恒,制定了详尽的教研计划,各组员分别承担子课题的研究。实验的研究分集中研究和个人研究两种形式,个人研究,就是平时组员根据本校及学生的实际,大胆改革课堂教学,不断探索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智力的方法。总结教学中的经验和教训。集体研究,每个学期都有三、四次全体组员集中研究活动,进行观摩教学、互相评课、技艺切磋、交流教学体会、参观学习等。尤其是观摩教学,我们力求有专题,并有针对性,围绕“发展学生的智力”这个目的,解决教学教研中碰到的问题,在评课交流中,大家本着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的出发点,做到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研究气氛民主和谐,充分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真正达到共同进步,共同提高的目的。 四、教研出成果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努力,我镇的美术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从整体上看,学生的审美能力得到提高,以创造力为优秀的智力得到发展,学生学会辨别区分美与丑,学会从生活中发现美、追求美、表达美、创造美,从而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去学习和生活。学生的艺术素质和综合素质也相应得到提高。 近几年,美术教师在参加省、部级的美术课调教评比中,获得4个奖项,教师的美术教育论文6篇获省级、部级的奖项或发表在省级以上的刊物,名列市的前茅。辅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美术活动和书画比赛中取得较好的成绩,其中获国际奖90多人次、全国奖220多人次、省级奖160多人次、市镇级奖约330多人次。 五、探讨的问题 1、我区的美术教育发展不够平衡,取得较好成绩的相对集中在几所学校,特别是集中在上规模上档次的学校,一些偏远的学校,还没有配备美术教师、美术室也十分简陋或没有美术室。也谈不上美术教学研究。今后应该提高学校管理层的认识,更新观念,加强实施素质教育的力度,加强艺术教育的力度。此外,美术中心教研组也尽可能把教研活动普及到美术教育薄弱的学校去,促进全区的美术教育的发展。 2、面对21世纪教育形势的迅猛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特别是现代化教育手段的发展和提高,多媒体教学的普及,校园网络化。要使自己不掉队,与时代同步,就要学习、学习、再学习,不断“充电”,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教育教学水平。前段,我们绝大部分的美术教师已通过了计算机初级考试,促进了大家的计算机学习,今后我们还要学习有关教学软件的设计制作。根据教学教学的需要,设计制定相应教学课件,以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在新的学年,我们在安排教研活动时,就注重开展有关美术CAI课件设计制作的讲座学习。同时也要加强美术教育理论素质教育理论的学习,踏踏实实为美术教育发展,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作贡献。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信息技术教育管理论文 小学美术课程进行了新的改革,有了新的突破,分几个学习领域进一步明确了美术教学的方向,鲜明地提出发展学生的基本美术素质,激发学生的学习美术的兴趣,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培养创新精神和审美能力。 我们利用信息技术教育的优势,使之与美术教学的整合,能更好地达到美术教学的根本目的,即学生以个人或集体合作的方式参与各种美术活动,尝试各种工具、材料和制作过程,学习美术欣赏和评述方法、丰富视觉、触角和审美经验,体验美术活动的乐趣,并获得对美术学习的持久兴趣,了解美术语言的基本表达方式和方法,大胆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美化环境与生活,在美术学习过程中,激发创造精神,发展美术的实践能力,提高美术素养,陶冶高尚的审美情操,不断地完善人格。 美术是视觉及造型艺术,具有可视的形象特点,因而与信息技术教育的整合,使美术教学手段向多元化发展,如实物展示、投影运用、多媒体音像的引进,大大地增加了信息量和科技量。这样也适应学生认识的发展和身心发展的需要。从而使美术教学用简易、新型、交互、愉悦的学习方式,满足学生个体自我发展的需要,实现促进学生智力发展的目标。 一、利用信息技术、多媒体教学、促进学生积极参与“造型、表现”的美术学习活动。“造型、表现”是美术学习的基础,十分强调自由表现和大胆创造。在低年级尤其注重感受、体验和游戏等灵活的教学形式。使看看、画画、做做、玩玩融为一体。在教学时,利用互联网、校园网,收集有关的美术课题的信息资源,制作色彩纷呈的教学软件,开展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例如教学《各种各样的鱼》、《可爱的鸟》、《鲜花世界》、《游太空》、《海底世界》、《可爱的动物》等耳熟能详的课题,运用现代多媒体组合教学,通过声音、动画、视频、投影等手段,为学生创造一个色彩缤纷、声像同步、亦动亦静,能再现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情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积极参与学习。高年级要求运用形、色、机理、空间等美术语言,以描绘主体造型的手法、选择适合自己的工具和材料,表现所见、所闻、所想的事物,发展美术构思与创造能力。同样,借助信息技术的有利因素,为学生创设有利激发创新精神的学习环境,多给学生感悟艺术作品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让学生认识与理解线条、形状、色彩、空间、明暗、质感等基本造型要素,运用电脑、投影、录像等多媒体组合的教学,引导学生主动进行造型活动,激发想象力和创新意识。也通过对各种美术媒材,技巧和制作过程的探索与实验,发展学生的艺术感知能力和造型表现能力。 三、利用信息技术,培养学生设计意识,使学生学会按美的规律去设计生活。这一学习领域主要是让学生运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和手段,围绕一定的目的和用途进行设计与制作,美化生活及环境。例如用废品泡沫拼砌《高楼》、用碎布贴《可爱的家乡》用画报贴《南海之滨》等,我们可以先摄录一些优美的环境与建筑物,指导学生分析、感悟与理解。再用摄录投影等方法表现设计制作过程,使学生了解“物以致用”的设计思想,运用设计和工艺的基本知识和方法,进行有目的创意,设计和制作活动。在学习图案、纹样、封面设计等内容时,则可以根据教学需要,从设计初稿、骨格、设色到完成作品,设计制成教学课件。分层次地展示不同的变化的骨格形式,不同的色彩配置、引导比较与分析。还有,在电脑绘画软件里设置各种特效处理功能,如对图象进行各种变形、复制、缩变、旋转、镜像合并、及色调调整等。进一步扩阔学生的视野,拓展他们的思维空间,也使教学过程加强趣味性。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引导学生利用计算机进行简易的设计制作。通过操作鼠标变换设计形式和各种特效的处理,使他们信息技术教育与美术设计意识与应用都得到互相促进、互相提高。 四、利用信息技术,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的全过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精神,着重培养学生美术欣赏的最基本方法,不断提高学生的欣赏和评述能力。对高年级的学生,突出引导他们学会在网上浏览欣赏适合自己的艺术作品,学会在网上收藏自己喜欢的优秀作品,反复感受、认识和理解,具体内容如《民间艺术作品》、《中国建筑介绍》、《中国优秀雕塑作品》、《精美的邮票》等和通过一系列的浏览、收藏,再运用语言、文字、绘画等方法表达自己的感受。真正达到培养欣赏与评述能力的目的。 五、结合信息技术教育,在美术教学中,发展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综合性的提出是美术课程改革突破的重点与难点,体现了美术教学真正实施素质教育,综合性既是融美术和学习领域为一体,也是美术教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结合。并且与现实社会,现实生活联系起来,首先与信息技术教育的整合、既丰富了学习的内容,也开阔了学习的途径。大大促进了美术教育的发展。信息技术教育的发展,出现了电脑美术,包括绘画、设计、动画等内容。 教师可以根据美术教学内容,设计制作必要的教学课件,开展形式灵活,多元化的美术教学。学生则可以引导进行简易的电脑绘画、设计等,着重于认识、理解和参与,激发持久的学习兴趣,还可以让学生结合语文、音乐等学科,开展综合性的学习。如练习绘儿歌、童话、神话、日记等配画、插图。另外也可以用综合材料制作面具、头饰,并投入表演等。对设计简易的布景、海报、课外或校园的情报专栏等专题性的手抄报以及校内或户外的文娱、体育、少先队等项活动的设计制作、展示。引导学生借助计算机这个“好帮手”进行设计,在这个过程中做到主动请教他人,并积极与同学、老师或家长合作设计制作。还注意学会在网上收集有关的信息资料,建立档案、资料库,不断进行参考、比较,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与学习。 美术教学与信息技术教育的整合,实现现代多媒体技术的组合,达到直观、形象、生动、多角度、立体式地展示美术教学的内在规律,有机地与其他学科联系和交互影响。使美术课堂教学让人耳目一新,具有新的突破。使教学化难为易,化复杂抽象为直观形象。同时也为学生提供包括视觉、听觉、触角等多样化的外部剌激,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认知和学习途径。在有限的时间里,加大教学密度,丰富教学内容,提高课堂效率,同时通过投影屏幕,丰富直观的感性认识,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加强了记忆力,开阔学生的视野,发散了学生的思维,也丰富了想象。更好地发展学生的智力。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写作漫议管理论文 文学界早就感叹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美术界随后也有人发出了同样的感叹。文学与美术的一大相通处,是文字写作。美术的文字写作,指美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中的学术和非学术书写。对我们当下的美术写作而言,无论学术与否,这都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为何没有大师、我们在后现代的大众消费文化时期还需不需要大师?本文无意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但欲就此议论一番,而不仅仅是发几句感叹。 一、大师何在 从事美术写作的人,只要是认真的,就该算是学者。美术学者大体可分三流,一流学者有理论独创,可称大师;二流学者虽无独创,但讲究学术性,且有学问;而三流学者则语无伦次、不知所云,实与学术无缘。 真要给“一流学者”一语下个学术定义,其实比较困难,因为各家标准不同,更不知谁有资格来定这标准。所以,我只能大致说,在美术领域内以其理论独创而具有国际公认之成就和影响的,就算一流学者。照这个标准,时下国内美术界鲜有一流学者,那些活跃于各美术论坛的主要,多是二流。其中更有不思上进者,只以美术书写为利器,在名利场中厮杀,成为三流文字的炮制者。 由于国中为数极少的一流学者,一心向学,深居简出,在闹哄哄的美术写坛上看不见,我不愿打扰他们,所以此处只拿洋人来说事。洋学者在中国美术圈子里有影响的,多以英语书写。在二十世纪的英国,不管是土生土长还是外来移民,一流学者之多,远超出二十世纪的中国。我这样说,基于两点考虑,一是美术在全国总人口或受教育人口中的比例,二是美术书写的理论水平。与地大物博、地灵人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相较,英国实在是一个弹丸之地,但二十世纪的英国美术界,却有许多世界一流的学者,远非二十世纪的中国美术界能比。且让我按时序举出英国的十位美术学者。 罗杰·弗莱(RogerFry,1866-1934),二十世纪早期的现代主义和形式主义理论家、批评家、画家,其《视觉与设计》(1920,也译《视觉与形式》)一书,早有中译本出版,对中国八、九十年代的形式主义艺术思潮颇有影响。 克利夫·贝尔(ClieveBell,1881-1964),也是二十世纪早期的现代主义和形式主义理论家,其名著《艺术》(1914)一书,以“有意味的形式”观,而对中国八十年代的形式主义文艺理论影响深远。 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1889-1943),哲学家、历史学家、文艺理论家,其名著《艺术原理》(1938)早有中译本,对中国形式主义艺术理论也同样发生了重要影响。 赫伯特·里德(HerbertRead,1893-1968),重量级美术史学家、批评家、作家,著作等身,其《西方现代美术简史》一书的中译本,对中国“八五新潮”影响极大,而《现代艺术哲学》的影响也不相上下。 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Clark,1903-1976),老牌美术史学家,其《文明史》、《风景画论》和《裸体艺术》在欧美风行一时,后两者有中译本,国内的艺术理论学者和画家都对其情有独钟,而《裸体艺术》更在中国一版再版。 贡布里希(ErnstGombrich,1909-2001),奥裔艺术史学家、理论家,其形式主义名著《艺术与错觉》(1960)于八、九十年代就在中国美术界产生了影响,这部书现在仍是美院学生的必读经典。 麦克·苏利文(MichaelSullivan,1916-),专攻中国和日本艺术的美术史学家,后来也从事东方与西方艺术的比较研究。同另九位学者相比,其理论成就也许稍逊,但在亚洲艺术史的研究领域,却是一位泰斗。代表作有《二十世纪的中国艺术与艺术家》(1996年修订版)、《东方与西方的艺术交会》(1997年修订版),后者有中译本。 约翰·伯杰(JohnBerger,1926-),艺术家、作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也是反对形式主义的艺术批评家,他在二十世纪中期为英国BBC撰写的关于艺术的系列电视片《观照之道》,使他成为极富影响的批评大家。 提摩泰·克拉克(T.J.Clark,1943-),当前十分活跃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派美术史学家。恕我孤陋寡闻,不知国内有无其著作的中译本。他的《描绘现代生活》(1984)和《向观念告别》(1999)在西方艺术史学界影响极大。 诺曼·布莱逊(NormanBryson,1949-),大西洋两岸之美术理论和批评界的新起学者,也是从形式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的美术史学家,通晓欧洲、中国、日本艺术,代表作有《词与像》(1981)、《视觉与绘画》(1983)、《视觉文化》(编著,1993)等,是中国批评家高明潞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导师。 这份名单,来自权威参考书《二十世纪主要艺术理论家》(ChrisMurray.ed.KeyWritersonArt:theTwentiethCentur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3),我增添了肯尼斯·克拉克和麦克·苏利文两位,因为他们在中国有特别的影响。另一位不在这部参考书中但值得一提的,是路希·史密斯(EdwardLucie-Smith,1933-),他编写有大部头的《今日艺术》,有中文节译。虽然他的书有学术快餐之嫌,但在中国影响很大。其实,二十世纪具有国际声誉的英国美术学者,远不止列出的这些。仅艺术心理学这样一个十分专门的领域,在二十世纪中前期,就有奥籍形式主义理论家安腾·艾仁椎格(AntonEhrenzweig,1908-1966),他以格式塔艺术心理学而著称。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心理学家温尼科特(D.W.Winnicott,1896-1971)将英国学派的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学派”,推向了整个西方世界,并催生了这一学派的一代新人,如艺术心理学批评家彼德·福勒(PeterFuller,1947-1990)等。 中国的人口和地盘,不知是英国的多少倍,我们国内美术界的学者,对这些英国大师的著作,也都比较熟悉,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美术界却很少有类似的学术大师?当然,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外在因素是重要原因,但我们总不能老是抱怨外因,难道这当中一点也没有我们学者自身的内在因素?莫非势利、庸俗、懒惰不是学者们的内在原因?我暂且点到为止,这个话题后面再说。 二、两种书写 阅读上述一流学者的美术书写,对他们的治学之道,可揣摸一二。但凡真正的学术大师,其文字书写,都讲究严谨的学术规范,其理论的来源、论证的逻辑、结论的陈述,等等,都有条有理。他们的写作,在篇章结构和语言文字方面,也是书写的典范。同时,大师们又不受条条框框的拘束,其书写文字,有充分的自由精神。通常说来,最严格的学术书写,该算博士论文。但这些大师们,已经超越了博士论文的层次,学术规范不是对他们的禁锢,而是他们天马行空的缰辔,他们在学术领域里达到了逍遥游的境界。 如果我们看不到这种超越的境界,便会误以为大师们的美术写作,不是严格的学术书写,于是有人便会去效法大师的逍遥笔意,写些既不学术又无学问的文字。这类既无深厚的理论根基,又无严格的学术训练,其书写的自由,不是经过了严格训练之后获得的自由,而是不知学术为何物的自由,颇有无知无畏的勇气。看看时下美术刊物上的文章,这些信马由缰的制造的文字垃圾无处不在,甚至成为我们美术书写的主流。 什么是学术?简略地说,就是知识的积累和理论的探索,是治学方法的规范。朱光潜和宗白华是两位前辈美学家,其学问都是一流的,他们学贯中西,对哲学、美学、美术的理解,无人能望其项背。然而,他们的治学方法却大不一样。朱光潜基本上是个西式学者,虽然写过《诗论》一类看似中式的文字,但他的博士论文和后来的《西方美学史》等专著,却是治学的典范。我觉得,朱光潜的西式学术性,与他大量翻译欧洲经典美学和哲学著作有直接关系。相比之下,宗白华基本上是中式的,他不写朱光潜那样的文字,而写《美学散步》里的那类文章,颇有散文笔调,与钱钟书的治学方式相近。我猜大家都读过宗白华论意境的两篇文章,《中国艺术之意境的诞生》和《中国艺术三境界》,也都能看出作者的学问有多么深厚,而表述文字却又多么平易。这两篇文章就是我所说的“超越”的范例。宗白华有深厚的学问和素养,又有严谨的学术训练,其学术规范不在文章的字面上,而在通篇的构思和表述中,是一种看不见的内在学术性。但是,也许正因为宗白华之文字的平易,这两篇文章才容易被人误读,会以为他不讲究学术。 宗白华的艺术家气质较重,的确不象朱光潜那样学术。但他那平易的文字,有深厚的学问作根底。当今那些口若悬河、语无伦次的,其学问不及大师之十一,其学术更无从谈起。我喜欢读宗白华的文字,但我读时却非常警惕,留心他字里行间隐藏的学术性,以防误读之。 在西方,与宗白华相似的也大有人在。前段时间我读美国著名当代小说家阿普代克(JohnUpdike,1932-)的美术文集《看看而已》(JustLooking:EssaysonArt),深感其学问了得,又叹其全无学术规范。阿普代克少时习画,后入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的美术系求学,毕业后转而写小说、诗歌、书评,其著名长篇小说“兔子”系列,使他成为西方世界的顶级作家。很多年前我读其小说的中译本,只看到故事,无法领略其文字书写的魅力。后来读他的美术文集英文版,这才体会到他的文字魅力和语言力量。比如,阿普代克谈论法国印象派,不忌讳雷罗阿、德加等大师的威严,他纵横捭阖,对法国画家大加鞑伐,而对美国画家如沙金特等,尽管其画媚俗,却大加褒扬。阿普代克为什么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偏袒美国画家?因为他有学问有眼光,他能说出法国大画家的短处,能说出萨金特的长处,例如其肖像画的“心理深度”,说得让人心悦诚服。 这“心理深度”的概念,是阿普代克对文学和艺术的理解,透露了他的学识和他的敏锐与深刻。但是,由于阿普代克的书写语言并无学术性,所以我以为他不过是画坛票友,到美术界来凑热闹而已。直到上个月,我在《纽约时报》的艺评专栏读到他写的书评《新艺术之城:抽象表现主义及其后果》,才发现他的学术性藏而不露。这篇书评是为美国艺术史学家杰德·珀尔(JedPerl)关于二十世纪中期纽约美术的史著《新艺术之城》(NewArtCity)而写的万言长评,其描述、分析、评价、总结,一气呵成,环环相扣,对该书的内容与写法、观点和语言,评得有理有据。这篇书评,褒贬得当,文气磅礴,以势夺人。读了之后,我不再认为阿普代克只是票友,而认为他是横跨文学和美术两个领域的一流作家和学者。正好,阿普代克又有新的美术文集将在本月出版,书名《仍然在看》(StillLooking:EssaysonAmericanArt),我赶忙预订,急欲先睹为快。 宗白华和阿普代克的美术写作,有共同之处,即以深厚的学问为基础,将学术性隐于字面之下。他们“深入”而不“浅出”、“厚积”但非“薄发”。我从他们的书写中得到的教益是,不要盲目信奉所谓“深入浅出”、“厚积薄发”之类古训,因为这类古训似是而非,让人不动脑子,以浅薄为能事。试想,一个学者,若在专业领域内写文章,为什么一定要“浅出”、“薄发”?如果仅仅是为流行刊物写文章,当作别论,可是专业领域内的读者,应该读得懂“深入”和“厚积”的文字。作者的浅薄,会娇惯出浅薄的读者,而读者的浅薄,又会反过来呼唤浅薄的作者。如此这般市场效果之供需调节的恶性循环,会使我们的学者满足于三流书写,这于艺术、教育、学风,有害无益。 如果说宗白华和阿普代克是一流学者中不以学术见长但有真学问者,那么一流学者中还有另外一类,即所谓学究,他们的文字书写讲究严格的学术性。美国解构主义四大理论家中的希利斯·密勒(HillisMiller,1928-),横跨文学与美术两个领域,他的《插图》(HillisMiller.Illustration.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2)一书,在后现代的学术语境中,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讨论绘画问题,既有学问,又很学术,字里行间灵气闪现,堪称治学的典范。 三、形而上的旅程 说了一流学者,再说二流学者。其实,做学问的人都眼高手低,这很正常,因为我们只有双眼紧盯一流学者,才有可能做到二流水平,否则只怕连二流都做不到。二流学者也可大致分为两类,学究的和非学究的。 去年回国,在书店见到一部翻译书,是美国学者大卫·卡里尔(DavidCarrier)的《艺术史写作原理》,其论题和内容很有意思,是关于美术写作的,于是买下一本。翻开书,见里面介绍说,卡里尔是“美国著名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史学家”,我一下子觉得自己真的孤陋寡闻,可怜到竟没听说过这样一个著名学者。读了卡里尔的书,感觉他无法同前述一流学者相比。尽管他有学问,也很学术,但没有理论建树,更无灵气。就文字而论,他过分学究,近乎迂腐。不过,这部书的好处,是向我们展示了学术书写的样板,哪怕有矫枉过正之虞。不管怎么说,卡里尔也该算二流学者,而且是二流学者中很上进的一类。 我觉得,在学术书写中保持一点必要的学究气,是防止浅薄的一种有效手段,只要不象卡里尔那样迂腐就行。在眼下的国内美术写坛,也有这种稍有学究气但很上进的学者。就我近年读到的而言,沈语冰和常宁生便相当学术,也有学问。前者的新著《二十世纪艺术批评》,在解读和阐释的基础上立论,是一种通常的治学方式。采用这种方式,如果稍微不慎,便会成为贩卖泊来品的进口公司。另一方面,这种方式也相当形而上,作者和读者易入五里云中。幸好,作者对此相当清醒,在书写中很注意个人的立论和阐述。常宁生的《美国高等教育中的艺术史课程与教学》一文,是篇综述,写得几乎面面俱到,属介绍性文字。但是,作者并不满足于泛泛介绍,而是将自己的品评和观点融入其中,融得不露痕迹。我读这篇文章,时时会心而笑,因为文中所述,我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有同感。 与卡里尔式学究相反的,是那些不求上进只想钻营的人。这些人原本也有学问,算得上二流学者,可是却迷失在闹哄哄的名利场中而无心治学,只能写些三流文字。其中更有甚者,心术不正,视美术写作为谋利手段,或以奇谈怪论来耸人听闻,或以吹牛拍马来卖身求荣,或以胡言乱语来中伤他人。这样的美术书写,已与学术不搭界,不说也罢。 前不久,多年不通音信的画家朋友何工,突然传来一些图片,都是他近年的绘画。初看,只有黑白二色,我以为是网络设备有问题,传输中丢掉了颜色。一问,才知确是黑白绘画,画家着意为之。去掉了色彩的干扰,我得以专注于这些画的意旨,并感受画家笔触中流露的情绪。这位朋友当年曾在美国和加拿大居住,后来回国,又多次重访北美,并到过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地方。这样的经历和见识,加上他个人生活的丰富和曲折,使他的内心旅程,成为黑白绘画的主题。这些作品,画的都是他在美国的羁旅,既是双脚天涯的形而下之行,也是思想漫游的形而上之行。我喜欢这些画,因为我从这些画中,看到了一个往日的朋友,也看到了今天的自己,还看到了无处不在的美术书写。 何工当年画过一系列欧洲火车站的抽象之形,如今又画行者旅人的具象之形。从形而上的角度说,我们从事美术书写的人,也是一个旅人,我们阅读前辈大师,便是在内心中从一个火车站到另一个火车站。有时候我们会搭错车,有时候车会晚点,说不定还会有交通事故。但是,我们总是在往前走,总是在想着自己前面的路。我们也会看车窗外的风景,会惊叹风景之美,并与风景对话,但我们又总是让风景飘到身后。当然,我们也会回头,但回头是为了与车上的旅人交谈。在形而下的交谈中,我们内心里形而上的旅程并没有停止。实际上,形而上的旅程和形而下的旅程是交织互动的,正像朋友的画,从抽象的车站到具象的旅人,其间有一条潜在的思想行程,象火车一样前行。 这形而上的思想就是哲学,是人生的哲学和艺术的哲学。一位从事美术写作的朋友,曾谈起二流学者求上进的问题,说美术写作写到后来,非有哲学不可。此话极是。我想,哲学该是美术写作中看不见的基础和动能,若无哲学,任何书写都不会上进,作者最终会从书写的峭壁上掉下来,沦为三流。所谓学问,所谓灵气,其实都需要哲学的支撑。一旦没了哲学,学术书写只能是文字垃圾。前面说到的卡里尔,是美国大师级著名艺术理论家亚瑟·但托(ArthurDanto,1924-)的学生。但托的正职是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教授,专攻认识论和历史哲学。美学理论和艺术批评是但托哲学的一部分,是他哲学旅程中的一个驿站。国内美术界可能还不太了解但托的哲学,好在他的艺术理论已经有了中译本,如《艺术终结之后》。但托早已退休,却一直兼作《国家》周刊的艺评专栏作家,多年来基本上每周写一篇美术评论。他将这些文字收集起来,最近几年出版了好几部美术文集。这些书写都是报刊的专栏文章,而《国家》杂志并不是美术专业杂志,所以但托不能写得太学究。可是,由于有坚实的哲学基础,但托的文章写得深刻、有见地,毫无泛泛之言。有次去听但托的讲座,我以为他会讲美术,结果他讲的是佛教哲学,真是不服不行。 写艺术评论,大多是为人作嫁,难得什么理论建树,而一旦有了经济利益的诱惑,即便有点理论,也只会是嫁妆上的点缀,无学术可言。但托的书写不为稻粱谋,即便写展评,也注意理论的阐发,并有看不见的哲学作潜在支撑。我们的二流学者中,那些不思上进而自甘堕落的,其书写不仅没有内在的哲学,甚至表面文字都不通顺。且看他们的三流书写,连汉语语法都不过关,更不知措词、修辞、逻辑为何物。曾读到一篇这样的文字,也讲美术写作,作者振振有词地说:写文章,只要把意思说出来就行了,不必讲究语法。对此,我是否该说,画家只要把人画出来就行来,不必讲究人体的解剖结构和透视的抽象变形?同这样的没什么学术可言,真是无知者无畏,无知者无耻。 四、题外的话 本文批评二流学者的三流书写,并不是只提倡学究文章。与学术书写并存的,还有一类学术随笔,用散文语言谈学术问题。这既是学者间的家常话,也是同学术界之外的读者交流,从内容到语言,平易却不浅薄。求上进的学者,一手学术,一手散文,可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散文这一文体,原本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惟与诗歌相别,只要不用韵,就是散文。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先秦、唐宋的散文,内容和写法都不拘一格。到了二十世纪中期,散文专指美文,如抒情散文,这使散文的概念大受局限。八十年代以前,有所谓散文三大家,杨朔、刘白羽、秦牧,其文风影响了不止一代人。现在回头看去,才意识到杨朔的抒情或流于造作,刘白羽的叙述和描写不乏琐碎,秦牧的说理稍嫌牵强,这三位前辈都有矫情之处,与先秦诸子及唐宋八大家之散文的微言大义和朴素自然相去远矣。 自八十年代后半起,年轻的散文作者致力于文体的开拓和语言的试验,诗人和小说家也越界而入,成就不凡。诗人对散文的语言有所贡献,但有些诗人过于情绪化,他们以诗歌思维方式来处理散文的结构,结果鞭长莫及,顾此失彼。小说家写散文,如烹小鲜,大多是高屋建瓴,但却无暇顾及谋篇布局的精细与微妙。到二十一世纪,有“新散文”出现,不少作者以不为而为的态度,倒是写出了一些天然浑成的作品。 依我愚见,写散文妙在为与不为之间。为者,袖手于前,对立意、结构、语言都思考再三。不为者,疾书于后,力求自然洒脱,不留斧凿之痕。在某种意义上,越界写作有助于求得为与不为间的平衡。当年上中学,读到过一部科普文集,刘书荣的《自然的启示》,介绍仿生学。作者之“为”,在于科普,讲究立意;作者之“不为”,在于散文,用语毫不造作。在这为与不为之间,作者的叙述自然晓畅,通俗易懂,写出了一部难得的好书。上大学时,读到过一篇与众不同的文章,介绍罗马尼亚雕塑家布朗库西。作者是当时的知名作家,长于小说和报告文学,但似乎不太懂美术。也许正是这不太懂美术,才是使他的文章,回避了专业问题的探究,而能够面向普通读者。那几年,报告文学流行,作者用报告文学的手法写艺术家,其“为”在于布朗库西,其“不为”在于美术,于是将这位雕塑家写得有血有肉,而不再是艺术史著里的冷面孔。 画家写散文,也是一种越界行为。拙于文字的画家,一越界便章法全无、词不达意。长于文字的画家,对写作有自觉意识,他们下笔,行文有道,立意、结构、语言,都在不经意间水到渠成。读画家陈丹青《纽约琐记》和《退步集》里的一些篇章,不得不叹服作者的修养。这位写作的画家,既有不为写作、不为绘画的超脱,又有专注于写作、专注于绘画的执着与敏锐,并在为与不为之间,长于把握分寸,是为修养。 所谓立意,用今天的大白话来讲,就是有意思或没意思。一篇有意思的散文,首先要以其用意来得到读者的认同。古人说立意高远,有儒道哲学的意味。所谓结构,是写作技巧的要义,若无结构,立意便无法实现。过去的散文讲究“形散神不散”,说的就是结构与立意的关系,只是现在的作者少了些拘谨,转而追求行云流水般的自由自在。所谓语言,指行文措辞,只要受过写作训练,懂得语法逻辑,便不会有问题。但是,艺术是一个学术科目,要用散文谈艺术,实际上就是要在学术语言与散文语言之间游走,难的是寻找一种适当的语气语调,庄也谐也,均在拿捏得当。 散文的最大敌人,是肤浅和矫情。我读过不少当代名家的散文,特别是游记散文,有些作品的肤浅,让人瞠目。当然,名家们到海外旅行,多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我们不指望他们对某地的风土人情、文化历史有多少了解,不指望他们写出多么深刻的文章来。想想看,他们短期出行,奔波于若干国家,要记住所到之处的名胜,已不胜其难,更惶探讨问题。于是,这些名家只好搜肠刮肚,肤浅以应,挤出一点自欺欺人的感怀,以矫情来掩饰空泛。余秋雨的海外游记散文集《行者无疆》,便是这类肤浅与矫情的典范。 学习书写之道,模仿是入门的捷径。毕加索初学画时,先是大量临摹古典主义和写实绘画,然后又临摹后印象主义和早期现代主义。在洞悉了他人作画的奥妙后,他开始模仿其画风。毕加索模仿劳特累克、马蒂斯、德加、雷罗阿,出神入化,几可乱真。这样,到了“蓝色时期”,毕加索终于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并在以后不断探索新方法。学习写作也一样,翻译国外名家是一种临摹,细读然后照猫画虎也是一种临摹。且看二十世纪后期的中国作家,凡成气候者,有几个不曾模仿?国外现代主义文学各流派,从意识流到魔幻现实主义,整个模仿了一遍,然后才有人找到了自己的路,终成大家。但是,如果只模仿而不能最后跳出他人的影响,就会象临摹四王山水而终究找不到出路一样,永远都学步邯郸,没有自己的风格。 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散文集《与风景的对话》,记述作者的创作过程和艺术经历,展示了画家怎样以艺术的眼睛和心灵去发现并欣赏自然之美。国内老一辈艺术家写的回忆文章,如刘开渠、刘海粟等写他们当年留欧学画的经历,与东山魁夷殊途同归,都记述了作者对艺术的理解,其文笔之优美,比得上职业作家。最近读到加拿大旅法作家曼盖尔的艺评文集《读图:边看边想》(AlbertoManguel.ReadingPictures:WhatWeThinkaboutwhenWeLookingatArt.Toronto:VintageCanada,2002),与阿普代克异曲同工,没有学究的迂腐和八股的繁琐,却有深厚的学问和语言的博大气势。 就写作本身来说,无论是学术书写还是散文书写,都讲究立意、结构和语言,只是散文的立意不必太学究,结构也随机应变,语言更是轻松随意。一个作者,如果受过多年学术写作的训练,又有多年学术书写的经验,极容易变得迂腐呆板,这时,转而写些学术散文,说不定会有智慧与灵性的闪烁。 美术理论论文:工艺美术现象管理论文 [摘要]:在现象学视域中,楚文化中的工艺美术的实用和审美与原始先民生活世界相关,是在其存在之维度与境域上展开的。在克服传统审美要素与其实用性的基础上,我们对楚文化的漆器进行审美关照,使作品去蔽,使其通达自身,并敞开了一个作品所包含的世界。 关键词:楚文化工艺美术漆器实用审美物存在世界 工艺美术是为生活的艺术。它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 先秦时期,楚人在偏僻荒夷的楚地,凭借着自己积极进取、革新鼎故的精神,“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楚文化体系,楚文化艺术瑰丽流畅,情感外露,富于抽象美感的风格,以致几千年后的今天,人们仍为这伟大的创造而激动不已。在楚文化中,富于成就和特色,首属那美仑美奂的工艺美术,单就其中的漆器,虽然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至今依然闪耀着令人目眩神迷的色彩。流逝的光阴,不但没有使它们失色,反到使它们越发璀璨夺目,那艳丽的色彩、流动的文饰、华丽的图案,无不折射着古代楚人工匠的卓越技艺与精巧才思,也沉淀了创作者的集体无意识。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后面,是民族自身的生存状况。当然,工艺美术与人们的生存状况的关切,不是在感性的、理性的、或道德层面上的,而是发生在存在论境域中。它们同时也是在此境域中获得独特的表现形式,传承与表征着艺术,为历史建基。 但是,它们被悬搁于高墙内阁之中,脱离了自身的世界,被人冷落,甚至遗忘,“存在自身具有的遮蔽性,也导致了这种遗忘。”1对楚文化中的工艺美术进行审美关照,就是要让其去蔽。只有当我们思考存在者之存在之际,作品之作品因素、器具之器具因素和物之物因素才会接近我们,亦即接近他们自身的本质空间。 工艺美术的出现,离不开民族生存的特定历史文化条件。先秦时期的楚地,湖泊众多,森林茂密,气候温润,特别适合漆树的生长。长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式田园生活,使大自然之风物已渗入到楚人的生活与文化之中。他们把漆树粘稠的分泌物涂在器具上,以使其光滑、耐腐。一般的文化只是存在者,从这种文化存在整体去探寻存在者,是一种文化的形而上学,只有切入到文化所关联的民族的历史性此在,才能揭示艺术品的存在纬度。漆器的出现,也是远古人民长期接触自然、利用自然的产物,它是发生在存在论上的,是民族性和地域性的表现。 就构图而言,楚文化中的工艺美术很多是模仿自然的图案,如动物、植物、天象等,还有人们劳作、娱乐的生活场景,还有许多抽象出来的图案。楚文化中的崇火崇凤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凤是原始先民从鸟中抽象而成的图腾,在工艺美术中多见。战国时期的漆双凤鼓,用双凤作为鼓架,两兽作为鼓座,以双凤首悬一圆鼓,造型优美,生动可爱。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时期“彩绘漆内棺”,棺身两侧壁板均有黑漆绘制的一堵“回”字纹样格子门,在门两侧站着执戟持戈的神鸟、神兽。足档中部绘有一“回“字纹窗户,窗户周围及棺身外壁遍布姿态各异的龙、蛇、鸟、兽等图案,多达900多个,整个构图神秘又浪漫,俨然一副神灵保佑地宫的画面。 原始的漆器作为先民们不自觉的“艺术品“,把天地人与信仰旨趣聚集于一身,被聚集的每一方都在作品中展开游戏与嬉戏。在这些纯朴天真的作品里,浸润着乡土的情感与气息,对故乡与家园的眷恋,对天地的敬畏,对神的奉侍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希冀。“作品是关涉到其所关切的世界的生活方式。”2 楚文化中的工艺美术制作主要是以作坊和官府所设工场的形式来组织完成的,这些技艺世代师徒言传身教,口耳相承。这些技艺介于纯艺术与技术之间,是熟练的技艺与精工细做的产物。远古时期,艺术与技术不可分离,后来技艺则是分离后的艺术与技术的结合。技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工艺品的品质。 漆器的制作就是一个技艺要求很高的过程。从工种分有素工、髹工、画工、上工、铜扣黄涂工、铜耳黄涂工、清工、造工、漆工、供工,实际上,从制胎到制漆,供漆、作底、髹漆、彩绘、镶扣、镏金直到最后完成,都每步必须,可见漆器制作的繁复与精巧。在实用的要求下,工艺美术除了坚固耐用,还要美观。实用对象又是审美对象。漆器装饰性的表现也是丰富多彩,除了颜色绚丽多变外,对漆饰也要求甚多。有剔红、剔黄、剔彩、剔黑、剔樨等,对于每一道漆层的厚薄都有严格的控制。如剔犀的雕镂外,要露出朱黑相间的色彩,剔彩则要露出几种不同的漆色,即如“红花绿叶,黄心黑石之类。”明高濂《燕闲清赏笺》记载:“宋人雕红漆器如宫中用盒,多以金银为胎,以朱漆厚堆,至数十层,有锡胎者,有红花黄地,二色眩观。有五色漆胎,刻法深浅,随妆露色,夺可观,传世甚少。”3工艺繁复、精雕细刻可见一斑。作为具有实用性的工艺美术,在创作者的拿捏与把玩中,成为具有审美价值的对象。“但是某些实用对象却要求人们的眼睛去看他们。尽管他们仍是实用对象,它们却用自己的装饰方式在想方设法讨人喜欢了。”是否具有观赏性,能否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是区分工艺美术与一般制造品的重要标准。即使如此,自然性与实用性之于审美的工艺美术,仍然是规定性的。在工艺美术的制作中,人手凭借一些特定的工具或器具完成特定的工序。在这一制作过程中,牵涉到人与物的关切。这些物包括被摹仿的自然物如动植物,以及用于描摹这些自然物的质料。制作者依凭自己的摹仿外,还融进了作者的想象。楚文化中工艺美术品种繁多,凝重中洋溢着几许生气,流淌着这些艺术本身的生命。其中的智慧和超乎寻常的艺术想象力,源于楚民族对精神生命的执着与热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制作者在制作中将物置入了工艺美术作品之中,如此顺手,以至于这些物或材料似乎根本不存在,从未受到过打量,也没有被意识到,在使用中,未能使物敞开。同样,处于对象位置上的物,即被关于物的流传的、流俗的观念所束缚,又与人相距太远,处于幽闭之中。进入作品中的物,已成为作品它即不同于自然物、器具,也不同于手前之物、手上之物。作品中的物,为物性的敞开提供了前提条件。然而,这些楚文化中美仑美奂的漆器,被搁置在那些安静而又隐蔽的角落,不在占据人们的视角,离开了人们的思维,这种非本真的生活是人们生活的常态,在这种生活方式之中,物之物性自身被遮蔽,偏离了其存在的境况,那么,追问存在者之存在,亦即思存在,就是我们使遮蔽着的存在如其本性地显现出来的途径了。 从漆器的产生到成熟的几千年历史中,它走向了两个方向:一个是主要用于实用的生活用品,另一个走向了专供宫廷贵族把玩的摆设装饰品。制作技艺也不断走向精巧。如后期明清时期的镶嵌工艺,金漆工艺都使得漆器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艺术乃是根本意义上的历史。这些洋溢着鲜活的生命韵律的漆器,汇集着原始先民的心智与才华。现在,已无从追问创作主体,他们早以消融在了历史文化之中,没有突显出来。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和无数个创造着灿烂的楚文化的劳动人民融合在了一起。在这悠久的楚文化背后,却包含着一个世界的建立。 漆器本身就是一个物的世界,更确切的说是一个物进入了作品的世界。只有当我们本身摆脱了我们的惯常性而进入作品所开启出来的东西之中,亦即穿越透过美的诸要素与实用的规定,通达作品之本身,一个作品才是在其现实自身的作品,这个世界才是一个敞开了的世界。“艺术作品以自己的方式开启存者之存在。”4在对漆器进行审美观照时,我们要将其去蔽,原始先民的生活世界向人们敞开,并显现出来。作品之为作品建立一个世界,作品同时张开了世界之敞开领域,亦即敞开了作为独特存在者的人的世界,使人们回到其本身的生活世界之中。在这里,我们工艺美术世界看到的是楚文化包罗万象的情态,或者说是一种造物的方式,一种人的生活方式一种艺术情感的表达形式和人类远古文明的存在方式。 在艺术现象学领域中,一切审美的活动都是有作品“面向实事本身”的,“它排斥中介的因素,把直接的把握或这个意义上的直观看作是一起知识的来源和检验一切知识的最终标准。”5因此传统的审美标准在其语境是行不通的。在现代艺术现象学中,“美学思想在存在之维度与境域上展开。”漆器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的世界,更是一个与原始先民生存状况相关切的生活的世界与情感的家园。 作品之成为作品,是真理之生成和发生的一种方式。“真理已自行设置入作品中”。6因此敞开作品所包含的世界,对于人类极其重要,这是因为,“因此根据现象学的解释,正是世界的开放性界定着人类。”7敞开了一个世界就是走向了真理,人类才能实现自由。 美术理论论文:游戏美术设计师管理论文 一款游戏的开发需要游戏策划,游戏程序,游戏美工三个团队的分工合作来完成。如果说游戏策划赋予了一款游戏灵魂和骨架,游戏程序让游戏得以运转,那么游戏美工就是为游戏增添血肉。所有在一款游戏里面可以看到的角色,敌人,场景,物件无不出自游戏美工之手。毫不夸张地说,游戏美工就是游戏虚拟世界中的造物主。在一个游戏的开发团队中,人数最多,工作量最大的,就是游戏美工人员。如今,游戏开发这一行业在国内得以飞速发展,游戏美工这个职业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目光。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成为一名游戏美工呢? 我们走进国内著名的专业游戏培训学校,GA游戏教育基地,回顾过去几年中GA培养的数百名游戏美术人才。不难发现,所有这些学员大体可以分成三类。这三类学员的成长轨迹,代表了三种典型的通往游戏开发领域的途径。下面三个学员的真实经历,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李星从小就对美术有浓厚的兴趣,父母很早就开始培养他,希望他能在美术领域有所成就。从小学开始他就一直坚持参加各种美术培训班,最终顺利考上四川美院。大学四年,李星逐渐喜欢上了游戏,刚开始是喜欢玩,后来逐渐对游戏制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学毕业之后,李星决定做一名游戏美术设计师。然而尽管在美术方面功底扎实,但是对于游戏开发必须掌握的3D图形技术,李星却一窍不通。几次应聘游戏公司,都因为没有相关经验,也没有必要的软件技能而功败垂成。几次碰壁后,李星报名学习了GA的游戏美术课程。刚开始,由于软件方面基础为零,学得很累。坚持了一段时间后,他逐渐掌握了3dmax和ps等软件工具,也慢慢适应了用电脑作为绘画工具的工作方式。这时他在美术方面的深厚实力开始逐步展现出来,成为了同期学员中的佼佼者。毕业之后,李星的毕业作品得到了多家著名游戏公司的赞赏,顺利拿到了工作合同。走上工作岗位之后,科班出身的李星很快体现出过人的美术实力,工作表现受到公司的充分肯定,短短一年多时间已经成为该公司主美。 杨沈杰大学学的是室内设计专业。毕业之后辗转了多家企业,一直从事室内装潢效果图制作方面的工作。然而这个职位竞争激烈,薪金福利待遇也一直不如人意。杨沈杰仔细考虑了自己的状况后决定转行做游戏美工。看了很多游戏公司的招聘要求,杨沈杰觉得自己会用3d软件,能制作各种物件的模型,贴图,应该完全可以胜任。然而他信心满满地参加了几家公司的考试后,却发现并非那么容易。所谓隔行如隔山,同是使用3d软件来制作各种物件,游戏公司的要求远远高于一般的效果图制作。在朋友的介绍下,杨沈杰参加了GA的游戏美术课程的学习。5个月的学习过程中,杨沈杰越来越感觉到3d图形技术在游戏中的应用,有许多特殊的技术和标准,这些都是以前根本不知道的。另一方面,之前制作效果图,在贴图方面几乎都是使用材质,自己手绘的能力也急待提高。在GA学习期间,杨沈杰几乎天天披星戴月,学习到深夜。最终他不仅顺利完成学业,还用业余时间组织了一个项目小组,以徐家汇教堂为蓝本制作了一个精美的游戏关卡。这为其应聘就业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砝码,最终杨沈杰顺利被EPICGAMES录用。 和以上两位同学相比,余静同学成为游戏美工的道路就要艰难很多。余静所学的专业跟美术以及设计没有丝毫的关系,毕业之后从事的是销售业务的工作,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门外汉。出于对游戏的热爱,余静还是说服家人,决定改行做游戏美工。由于没有任何美术方面的基础,也从来没有接触过3d软件,余静第一次到GA求学时,甚至没有办法通过入学测试。而她没有轻易放弃,自己花了一年时间参加素描、色彩等传统美术培训班的学习。同时,找了很多3dmax方面的书籍自学软件。时隔一年之后考核通过,进入GA开始学习游戏美术课程。由于基础比较欠缺,虽然软件方面通过下功夫多做多练,能够赶上同学的步伐,但是美术方面的能力却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提高的。毕业之后余静的应聘考试远不如同期的其他同学那么顺利,开始的几次都被游戏公司拒绝了。GA的就业指导老师帮她分析原因,寻找对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余静应聘了几个职位都是角色制作,角色设计师在美术基础上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余静仅仅参加过一年的业余学习,与美术专业的应聘者竞争肯定是吃亏的。想明白这个道理后,余静改变了策略,精心制作了一些并不复杂的物件和场景,仔细观察生活中的真实物体,下了大功夫把这些看似简单的东西做得非常细致精细。果然,新的作品赢得了游戏公司的认可,最终顺利成为一名游戏场景设计师。 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前面提到的三位GA学员有着各自完全不同的教育背景和学习经历,最终都完成了同一个梦想。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遇到的问题,和努力的重点,都是各不相同的。 在游戏美术领域,科班毕业的美术院校学生无疑是最具有优势的,他们受过专业、系统的美术教育,有扎实的基础,出色的艺术感觉,纯熟的绘画技法,这些对于一个游戏美工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类人也是游戏公司比较欢迎的,因为他们往往具有很大的潜力,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但这一类学生面临的共同问题是他们学习的是传统意义上的美术,几乎没有接触过数码图形技术,不会使用各种软件。更不用说游戏行业内部的标准和流程,以及一些先进的技术手段。没有这些基本的技能,就算美术功底再好,也很难叩开游戏公司的大门。 因此,像李星这样的学生,其实努力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一是熟练掌握游戏开发中使用的各种软件;二是尽快适应一种全新的绘画方式;三是了解游戏开发的流程和一些重要的技术手段。虽然要学的东西非常多,但相对于美术方面的积累和提高,学习这些基本知识和技能还是一个比较容易见效的过程。应该说,这三类学生中,距离游戏行业最近的就是这第一类。 第二类是一些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这些专业并非纯粹的美术专业,但或多或少都跟美术有一些联系。他们在美术方面虽然不如美院的学生那么专业,但也都具备基本的手绘技能,有一定的美术感觉。例如建筑专业,工业设计专业,平面设计专业等等。这类学生的一个特点是,往往比第一类学生的软件应用能力强。甚至有一些能够比较熟练的应用3d软件。他们成为游戏美工的可能性也非常大,相对第一类学生来说,在软件方面的障碍更小。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个问题:第一,在技术方面并不了解游戏制作的特殊性。虽然他们有一定软件基础,或许在工作中也曾经应用过相应的软件,但游戏开发中的一些标准,习惯,以及一些特有的技术手段是他们无法掌握的。假如以往的经验形成了一定的思维定势,走入了一些技术误区,甚至有可能局限他在游戏领域的发展。第二个问题是,虽然他们比第一类学生在软件方面有优势,可能入行更容易一些,但在美术功底方面的不足可能会逐渐体现出来,限制今后的职业发展。 针对这两个问题,这一类相关专业学生的努力方向就应该有所不同。在初期的学习阶段,应该注重游戏开发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站在一个游戏美术的角度去逐步养成一些应有的操作习惯,多把注意力放在游戏开发中特有的一些技术手段的学习上。像杨沈杰那样主动去参与一个小的项目开发会是非常好的学习方法。而更长期的学习重点还应该放在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和美术功力上,作为一个游戏美术设计师,这将会是贯穿整个职业生涯的长期过程,只有不断的提高,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像余静这样的第三类学生应该说是面临最大困难的一类。甚至在很多人看来,让一个完完全全的门外汉在一两年里成为合格的游戏美术设计师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几年前,游戏美术完全依靠手绘的时代,确实如此。不过近几年诞生了许多新软件,大大方便了3D模型的制作;以往完全依靠手绘的模型贴图,现在也可以通过修改一些现成的素材来完成。这使非美术专业的学生从事游戏美术设计工作成为可能。当然这会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对于第三类的学生来说,成为游戏美术设计师的道路无疑会比前两类学生更漫长也更艰难。除了坚持和努力之外,明确目标非常重要。很明显,这一类学生想在短期内达到美术院校学生的水平不是很现实。然而了解游戏公司的项目开发的话就不难知道,一个游戏中既有做角色,怪物,武器这些复杂物体的设计师。也有负责制作场景的设计师,一把椅子,一扇门,一盏路灯,这些物件的制作其实并不复杂,并不是高不可攀的。而且往往这些场景物件的制作量又很大,需要的美术设计师职位也很多。所以对于第三类学生,我们的建议是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一个点上。对于复杂物体模型的准确把握,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提高的,不如把精力更多地用在贴图的绘制上。一些简单的东西,如果做得精益求精,虽然看起来不炫不酷,也一样能够赢得工作的机会。 总的来说,游戏美工虽然是一个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职业,但也并不是高不可攀。更重要的是,绝大部分游戏公司对于游戏美术的选拨都本着唯才是举的原则,这与很多行业是不同的,游戏美术设计师往往并不看重学历和证书。只要技术过关,作品能符合游戏公司的要求,实际制作考试能够体现出自己的水平,就可以成功就业。相信所有怀着游戏梦想的年轻人,只要目标明确,方法得当,都可以到达成功的彼岸。 美术理论论文:儿童美术教育管理论文 摘要:探索和建立我国社会主义21世纪的教育目标,是美术教育界共同关心的大事。有识之士认为“一个现代代的未来人,要有知识,才干,有开拓的思想和创新的精神。”这种观点反映了美术教育界对儿童人文教育的关注。儿童美术教育有利于培养儿童积极的情感及态度,发挥想象力。新世纪的儿童美术教育需要社会全方位的关怀,以人文精神为主线的美育是现代美术教育的主要特征。 一、儿童美术教育研究的背景 (一)时代所需的人才 未来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充满竞争的社会,竞争的优秀:是否拥有高素质创造型人才。探索、创新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无论是在今天和明天的社会,如果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很难在充满竞争的社会里立足。进入21世纪,“以人为本,以培养综合性人才为宗旨”的现代教育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这就迫切需要我们改革传统教育中只注重知识、技能的传递式教学,研究新时期的素质教育,注重情感、态度,注重探索、创造的开放式教育。 (二)儿童早期的艺术教育 情感源于艺术的锤炼,创新的精神源于对个性的尊重,而这些应是在儿童早期就撒播下的种子。自古以来,艺术作为生命的表现同它显著的感情效果和多样的社会机能,一直被视为有效的教育手段。孔子作为“万世师表”的大教育家,“游于艺”就是他重要的教育主张。时任中国教育会会长的蔡元培先生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观点,他“提倡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刻、绘画、文学里找到他们遗失的情感。”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教育论》中就曾提出“儿童学习艺术应该是为了发展优美的感情,不应变为手艺。” (三)儿童美术教育的功能 儿童美术教育在现代中国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美术教育有利于培养儿童积极的情感、态度,有利于儿童想象思维、创新思维的发展,有利于培养儿童主体性品质和创新精神,特别是美术教育中注重对儿童个性和创造性潜能的开发,这是对人的发展最有价值的贡献。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努力追求的教育理想,儿童美术教育作为美育的一个重要门类始终在促进这一理想的实现。 童年的记忆使人刻骨铭心,因为个体早期生命经验的存在,组成的儿童种种涂画行为。根据陈鹤琴先生的研究发现,并断论:“没有一个儿童不喜欢涂画,儿童画是随着他的身心发展而发展的,与儿童的感觉、知觉、动作、骨骼、语言及思维等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也受着生活与教育实践的影响。儿童有运用符号表达情感的天赋,儿童的涂画和他们的精神世界总是相宜的。”前苏联教育家认为,美术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心灵”,让人自由成长,让想象自由飞翔,让心手合一,让色彩写在每一个孩子的脸上,即便是儿童美育的灵魂! (四)儿童美术教育中的现状 然而,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市场经济的深化,教育备受冲击,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以及教育功利主义价值观不可避免地波及到儿童,儿童自出生的那一天就被置于一个由几千年的文化发展造成的复杂的文化社会结构中,他们还没具备抵御能力时却被成人所异化。在转型的现代社会中,成人对于生存和名利的压力无形中波及到儿童,使得本是最具人格陶冶感化作用的儿童美术教育被扭曲。有些家长和成人出于对儿童非理性期待,各种蜂拥而至,以盈利为目的的比赛,以及仅以技能技法为基础的培训等,致使儿童绘画中迎合和模仿的现象比比皆是。 曾几何时,儿童美术失去了它的情感色彩。台湾画家、作家、儿童美术教育家席幕容在她的《画出心中的色彩》一书中说:“应该让孩子在没有任何竞争压力下好好地度过一个快乐的童年。所以我不喜欢看儿童画展,更不爱看有大小奖状罗列的儿童画展……观察自然对于儿童不但是一种享受,还是一种资料的储存,一个处心积虑要先人一步的生活的开始,他已不再是儿童,或者说,他心中有一部分已不再是儿童了。”尽管席幕容此言看似偏激,但那确实是出于对儿童心理的感受与想象。鲁迅说:“杀死了今天也就杀死了明天,”一旦发生了席幕容所说的那种对儿童心理扭曲,“儿童画”也就失去了意义,也就没有所谓的鲜活的色彩。 (五)儿童美术教育与人文教育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些人文主义教育家便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教育指导思想,并主张重视美育,当时著名的教育家维多里诺正是因为看到了中世纪教会教育压抑人个性的那一面,才给自己创办的学校取名为“快乐之家”,并在学校的墙上饰以儿童游戏的绘画,以激发儿童的热情。 上个世纪90年代处一场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在我国展开,它直截了当地触及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涉及了社会思想、道德、精神、文化和教育的发展问题。虽然,“人文精神”是由文学界提出来的,但很快就超出了文学界,而成为众多学术界人士所关注的问题。现代教育的人文意义与价值及精神在教育中的体现是以人生为目的,人生理想、意义为优秀,继而延伸到知识、道德、审美等各个方面的。 我国儿童美术教育由于受到功利主义教育观的影响,教育的基点定位在知识和技能的层面,儿童感受到什么,有什么情感体验,他们喜欢怎么表达,这些问题往往被忽略,它的定位更多的是促进儿童心理走向成人心理的转换。当然,这种转换是需要的,但却不是唯一的。在美术活动中,感性的知识转授,人性化环境的熏陶,尊重儿童的情感体验,使之内化为稳定的人格、气质、修养等内在品格。儿童美术教育亿具有的人文性质是永恒的,它始终充满了人性化的关怀和关爱。正如近代学前教育理论的奠基人福禄贝尔所言:“探究的目的根本不在要成为一名画家,探究声音和唱歌的目的也绝不是要成为一名音乐家。”儿童的画来自于心灵的图式,这个图式凝聚了早期的生命体验,让我们暂且放下头脑中固有的对儿童绘画的非理性期待与标准,放下那些功利和条条框框,和儿童一起融入绘画。在儿童的美术世界中,给一份人文关怀,给一些宽容与理解。二、儿童美术教育需要人文教育结合 面对众多的困惑,很难说今天的儿童美术教育状况是令人满意的。谈起儿童美术教育时,很多家长和老师最关心的是“怎样教育”这一现实的问题,包括将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孩子怎样才能提高画画水平等等。但是,谁都知道,不懂得心的教育就不能有好的教育主张和方法,不懂得儿童美术教育是什么,就不可能有突出的教学效果。丰子恺先生对人文精神的教育观体现了他对美术、音乐、文学的全面精通和研究,他将人文精神的塑造贯穿于整个教育中:儿童美术教育不仅涉及到美术学、教育学、社会学、美学、历史学、艺术门类等都有广泛的涉及。以人文为主线的美术文化贯穿于美术学科中,我们转达给儿童的视觉艺术应该具有一定的价值,儿童的潜在能力是通过人文文化的感召力来释放的。 (一)正确认识儿童美术教育在儿童心目中的地位 我们从来都是和孩子从同一方面看他们的画,而且是从同一视角。我们往往忘了考虑,儿童美术教育是一个承接和释放情感的载体,儿童绘画和他的身心发展一样,有一些早期的原生态净土,在这片净土上,每个孩子都在发展着自己的个性,按自己的规律成长。儿童美术教育在儿童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圣的位置,教师和家长应该给孩子提供自由表现的机会,鼓励他们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大胆的表达自己的情感、理解和想像,尊重每一个孩子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分享他们创造的快乐。 (二)拓宽儿童美术视野,让儿童热爱美术 儿童美术教育是在多元文化影响下以多样性的面目出现的,是以多元文化思想渗透的、综合的、全面的审美文化教育,“美是生活”,生活中到处有美的事物。传统的美术课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绘画及技能的培养上,使原本应当丰富、生动活泼的美术课,变成了机械的模仿和乏味的操作训练。美术不应当局限于课堂中,课堂造成了儿童部分个性的缺失,束缚了他们的想像和创造,儿童美术教育的终点不是要儿童走向一个共同的点,这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应该注重过程,既在过程中提炼美术的精华,让每个孩子的个性不受阻碍,自由发展。 大自然是每一位儿童向往的天地,儿童的生活源于自然的观察和体验。观察是美术教育的教学优秀,是儿童绘画的源泉。孩子看的多,经历的多,留于心中的印象就越多,画画时内容就会丰富,想像即无穷。观察并不是让儿童照实描绘他们的所见,而是通过观察来培养他们对生活的一颗敏感、细嫩的心灵,丰富他们的感性认识,提高认知水平。教育者要善于抓住观察的时机,根据儿童的兴趣和适宜的环境,用积极的语言,提升儿童对绘画的兴趣。 儿童拥有稚嫩的童心,它无不被情所牵引。色彩是儿童表示情感的语言,教师要善于发掘每个孩子身上的潜能,知道他们表达的需要,选择他们所要表达的方式。心理学家发现,美术、音乐等艺术表现方式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发展,有利于心灵的平衡发展。要让孩子热爱美术,作为执教和教导者,对自身要有严格的要求,自己要热衷于生活中的美,保持对美术的热爱。用自己的热情感染每一颗渴望在白纸上“舞蹈”的心。 (三)美与情感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高于生活是因为它提炼了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并融入了作者的思想感情。美术教育更是通过生活中那些直观、生动、具有美感形象的事物来进行的教育。因此,美术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启迪儿童对真、善、美的认识,陶冶美的情操,激发美好的理想和追求。 罗丹曾说过:“生活并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大自然的湖光山色、社会的风土人情、生活中人们的相互关爱,到处都蕴藏着美,需要我们引导幼儿去发现,并使他们知道美在哪?为什么美?使他们从小就受到美的熏陶,生活情趣高雅,积极向上。 爱因斯坦在他的《我的世界观》一文中说:“照亮我的道路,并不断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真、善、美……”他确信“个人的生命只有当他用来使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生活的更高尚、更优美时才有意义”。爱因斯坦的精神境界造就了他的伟大,而这精神境界很重要的精神来源在于他从小对艺术的热爱。美术教育可以塑造人的灵魂,提高人的精神世界。 (四)美术教育体现人文的价值,为健全人格的塑造打基础 现代教育和教学思想非常重视“人”在教育中的地位,强调儿童为教学的主体,更注重人的品质与修养的培育,杜威提出要保存儿童的天性,……当读到这一段论述时,不由回想起尹少淳先生对儿童美术教育的一段精辟论述:“应该以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儿童画,千万要保护儿童美术学习的重要品质:如高昂的兴趣,旺盛的想象力和主动大胆的创造精神。 福禄培尔(FriedrichFroebel,1782-1852)指出:一个孩子的主要性格,决定于个人兴趣愿望的自我活动。儿童可以从工作中学习,经由运动神经连接思想与行动,可说是发展思考过程的最佳方法。儿童把美术活动视为游戏,既有兴趣,又有参加活动的愿望。因此,美术教育很重要的一个教育功能——统整人格。 许多心理学家已经证明,自由说话或交谈,是缓和个人情感与他人之不和,以及侵蚀行动最有效的安全活塞。由于儿童语言发展的局限,他们还不善于用语言表达那些令他感到新奇或不满的事情,他们常选择绘画的方式来表达,边画边用语言来进行补充。这是因为美术活动比较开放,儿童可以不受限制自由灵活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愿望。这使他们的情绪、情感能够得到充分的渲泄,可以使儿童解脱心理压力和紧张,获得情感自由和适应能力,受到精神健康和心理治疗之效。 美术作品注重想象,提倡自由表达和创新,因而在美术创作中没有失败,不会产生挫折感,儿童的心情愉悦。在尝试操作或创作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丰富自己的学习经验,体验到发现、探索的乐趣。在完成作品时,他们又充分感受到成功的喜悦,自信心油然而生。 每次美术尝试,对儿童来说是一次新的挑战,在新的挑战中他们所体验、感受的那份快乐、自信、成功,为他们今后能够勇敢面对新问题、新环境作好了准备。#P#三、全面发展的儿童美术教育 (一)把合适的美术教育还给孩子 日本的儿童美术教育重在体验与创造,他们准备了各种彩色泥土给孩子尽情玩乐,让孩子体验色彩、自由作画,鼓励个人的表达方式。而要让儿童画真正成为“儿童自己的画”,评价方面非常重要。日本公立幼儿园的教师从不对孩子的画横加评价,而是细心地把每个孩子的画悬挂张贴,由孩子们欣赏讨论。边霞博士认为我们的教师应该转换评价的方式,如可以问孩子“最喜欢哪一张”而不是“哪一张最好”,因为我们要做的是允许孩子表现和发展个人对世界的认识,允许不同评价尺度的存在,允许个性的发展。如果我们的评价还是教师一言堂,“这张画我喜欢”“这张画很干净”“这张画画得很好”“这张画乱七八糟,我不喜欢”,那么,只能说明我们还没有理解美术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样我们将永远不可能还给孩子真正意义上的美术教育。 (二)家庭与儿童美术教育 儿童的早期教学与家庭影响较大,在自由宽松氛围里生活的儿童,一般性格开朗,活泼好动,思维灵活,无拘无束。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他们的第一位老师。儿童是在成人的价值观里成长的,他们被家长所鼓励,赞扬的某一方面和水平,均是建立在家长的文化素养上。家长的价值观在许多方面与人文文化教育观背道而驰,但儿童天天都要和其打交道,生活在一起。在一种潜移默化的自然影响下,儿童们的身心和文化素质已开始有一定的模式,当这一模式与美术教育观念对话时,随时发生矛盾与冲突。 阿恩海姆评论说:“我想不出有什么艺术与美术创造中的基本因素是在儿童作品看不到萌芽的。”幼儿期是人的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阶段,没有学习任务和压力,他们可以自由尽情地去游乐,且乐此不疲地从事一切艺术活动。他们从自己的探索中不断得到反馈,得到享受。例如,儿童的绘画兴趣是这样被激发的:儿童随意涂抹,却能成为一幅作品得到成人的赞赏,这时所带给儿童的不仅是过程的愉悦,还能及时获得结果的享用。当他完成一幅来时,他会迫不及待希望成人分享他的快乐。这样,他也很容易从成人那里得到正面的反馈来加强作画的动机。 (三)教师与儿童美术教育 教师是人类文化的传递者,在现代儿童美术教育中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应是“援助者”而非“教导者”,互动中的儿童美术教育的结果是要把儿童引向一个较为完美的状态,而其中包含了人文的情怀及充满人文关怀的艺术教育。儿童美术教育是一种深层次的隐性文化教育,教师的素质和意识在美术教育中有很大的影响,一个能适应现代教育发展、胜任美术教学工作的教师,我认为需要具备以下基本素质: 1、走进童心世界 教师所耕耘的是一片净土。教师工作之所以纯洁,是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群纯洁的孩子,教育工作者不能容忍用肮脏的灵魂去玷污这圣洁的土地。做教育工作者不能没有爱心。热爱本职工作,就会自觉地去辛勤耕作,就会去认真地实践,就会时刻警告自己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更新知识,就会认真选择自己的事业,勇往直前。当好孩子的美术教师,必须要热爱生活,要有耐心,帮助孩子学会宽容和理解,使孩子能理解、尊重人、关心人,懂得如何和别人合作,能够很好地与人交流,相处与配合。 孩子是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们的身上没有太多道德理论的束缚,对于孩子来说,兴趣是如此重要,教师要千方百计来保护,扶植儿童兴趣的萌芽。让我们暂且放下头脑中固有的对儿童绘画的种种期待与标准,和孩子一起,全身心地投入绘画,你不仅能发现孩子的另一个世界,也能唤醒你自己正在沉睡的另一种感悟。 2、精通本职专业,力求全面发展 作为一名教师要能解读儿童绘画,善于与儿童沟通。如果不能了解孩子就无法做好本职工作。现代儿童美术教育以人发展为中心,教育儿童的前提建立在尊重和了解儿童,一切以儿童心理发展规律为基础上。教师不仅要须知心理学知识,而且要具有理解儿童,善于和儿童建立密切融洽关系的本领。他们能随时进入儿童的天地中来,能听懂儿童的心声,知道儿童喜欢什么,需要什么,他们怎么想,怎么做;并能以平等、友善的态度与儿童做朋友。只有这样,教师才有资格去帮助和指导儿童。 美术教师还必须熟悉儿童们创造的视觉语言符号,能欣赏和正确评价儿童作品。儿童绘画反映儿童的内心世界,教师要通过儿童的作品去了解他们的爱好、性格,他们的成长状况。教师对儿童的艺术创造要充满热情,具有关爱之心,耐心地了解他们的想法,才能因势利导的做好教学工作。教师指导儿童不能以个人爱好为准则,不要对儿童轻易去批评和否定,要以友爱协商的态度,在美术活动中,至始至终,帮助儿童身心及人格的全面发展。 3、让人文教育走进儿童美术 人文教育提倡创建积极的充满人性味的师生关系和学习氛围,让每一个儿童在这种氛围中充分展现个性。《学会生存》中指出:“把一个人在体力、智力、情绪、伦理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使其成为一个完善的人。”换言之,人文教育强调以人为中心,注重教师所应具备的人性观。美术教师必须加强自身的知识的同时,也要加强历史感、责任感和自我感,那就是如何独立思考,发展自身,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融相通。此外,也要了解外部民办及其面貌,与我们的感觉、心境、精神、情绪等所能体验到的内部世界融为一体。用这样的人文精神去开发儿童的美术素养,陶冶情操,促进个性发展。 “世间的大人们,你们是由儿童变成的,你们的童心不曾完全泯灭。你们应该时时召回自己的童心,亲身去看看儿童的世界,不要误解他们,虐待他们,摧残他们的美丽与幸福。”丰子恺先生对儿童心理的了解和对教师工作的要求使我们为感亲切。新世纪的儿童比以往更聪明,更具有探索精神,同时对教育的要求也就更加高了。他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在目前这种科技日益先进的社会生活里,美术学习有助于儿童发展自身最大的潜能。 让我们召唤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关注正在成长的儿童美术教育,把精神、把传统、把最广泛意义下的文化相传下去;关怀意味着爱,用爱美化儿童心灵,缔造出具有灵性的儿童美术,还儿童一个率真的童年!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教学法运用管理论文 [摘要]:新课程标准突出的特点就是注重学习方式的改进和指导,明确“教师应重视对学生学习方法的研究,引导学生以感受、观察、体验、表现以及收集资料等学习方法,进行自主学习与合作交流”。“尝试教学法”主张“先试后导,先练后讲,先学后教”,概括出以“尝试”贯之教学过程的教学模式,在中学美术教学实践中大有用武之地;“先试后导”实现了美术教师角色的换位;“先练后讲”实现了美术自学能力的培养;“先学后教”实现了美术创新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尝试教学、中学美术、教学主体、尝试作用 中小学教育改革轰轰烈烈,但传统的“注入式”、“--言堂”仍普遍存在,在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等方面还做得不够,学生自学能力弱。创造能力低,这种情况在我们欠发达地区显得尤为突出。在当前美术课教育中,也存在同样的弊端,传统的注入式教学方法严重地影响了学生的绘画兴趣,束缚学生智力的发展,能力的提高,不利于培养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开拓型人才。尝试教学理论,强调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参与,自由探究,主张“先试后导,先练后讲,先学后教”,具体操作是“从尝试入手,从练习开始”,采用灵活多样的尝试策略,为教学理论注入,新鲜血液。笔者认为美术课以练为主的学科特点非常适合运用“尝试教学法”,中学美术教学界有借鉴运用尝试教学理论的必要,“尝试教学法”在中学美术教学中大有用武之地,有利于推动美术教学改革,充分发挥美术教学在素质教育中的功能,促进全体学生在素质教育中均得到同步发展和提高。尝试教学法在中学美术课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先试后导”实现了美术教师角色的换位。 “先试后导”是指让学生根据教学目的先自己进行尝试。教师根据学生的尝试情况再进行指导,强调先让学生试一试。以练习为主的美术课正适合充分运用尝试教学法,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教师先不讲绘画技法或制作方法,而是让学生自行观察范作先试着画或试着做,这样一开始就把学生推到了主体地位,而教师则退居“幕后”,对课堂实行监控,及时指导.及时矫正,发挥主导作用。“先学后教,以学为主:先练后讲,以练为主”,充分体现了把课堂还给学生,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的精神,改变了教师主宰课堂的现状,实现了教师角色的换位。这正是当前实行创新教育所必须的。 二、“先练后讲”实现了美术自学能力的培养。 “先练后讲”是指让学生根据自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先练习,教师在学生练习的基础上再进行讲解。当前,许多学生在美术课上习惯于听教师讲解后才进行练习,根本谈不上动脑筋自学。而尝试教学法将从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现象。尝试教学法,从问题开始,经自学自我解决间题,再经讨论才去听教师讲解,是有主体意识的学习。“先练后讲”的教学模式非常符合学生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在其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特别具有深刻性,它不仅使学生学会一些绘画技巧,更重要的是在学会绘画技巧的过程中培养自学能力,掌握思考方法,发展智力,具有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本领,达到叶圣陶所说的“教是为了不教”的目的。如笔者在《美术字》的教学中,就是鼓励学生一边看步骤图及课本中的美术字写法与步骤,一边进行练习,给予尽可能大的空间发展其自学能力当学生碰到了百思不解的难点时,教师再及时给予讲解,这样在学生学会写美术字的同时培养了自学能力。 三、“先学后教”实现了美术创新能力的培养。 “先学后教”是指让学生先自学,教师在学生自学的基础上再进行全面系统的教授、尝试教学法冲破了“注入式”的传统教学方法的束缚,先让学生大胆去尝试运用绘画技法或进行手工制作。对于没有教过的绘画技法,看不懂的画面效果或脑中还未成形的制作方法,学生能够凭借已有旧知识大胆地尝试,通过自学相互相讨论,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尝试解决问题,这样,学生在不断地尝试中获得新知和能力,注重培养他们试一试的精神,长此以往,便逐步形成了创新精神和能力,不断提高创造美的能力。 在中学美术课中运用尝试教学法.强调学生的参与性,自主性、学生艺术思维能力的创造性等,着重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艺术素质,使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主动、轻松,视学习为乐趣。尝试教学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教学模式,只要我们美术教育者不断摸索与实践,定能让这颗现代教学中的明珠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课堂教学艺术管理论文 21世纪是个信息化的时代,社会的发展与人们观念的更新促使教师必须树立全新的教育理念,以发展的眼光看学生。美术课堂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寓知识技能于兴趣之中,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使美术学科成为一门活泼、轻松、富有魅力的学科,使美术课堂成为学生各显其能,发挥想象,并能与老师互动交流的场所。 随着二期课改的不断深入与发展,人们的各种教育观念也在不断更新,美术教育的内涵也在日益丰富。教师在“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学理念指导下,应当改变以往单一的教学模式,在如何优化美术课堂教学方面大胆尝试、不断创新,使美术课堂教学优化为生动活泼、充满活力的教学过程。 第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优化美术课堂教学的重要前提。 兴趣是学习心理中最现实、最活跃的因素,它能够成为学习的直接动力。能否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打开学生心扉、提高教学质量的捷径,也是优化美术课堂教学的前提。从兴趣入手,调动学生的学习动机,充分利用美术学科的特点优势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在美术室注意环境布置营造气氛,教学中除了运用实物教具和挂图等简单手段,还运用音乐、幻灯、投影仪、电视录像、多媒体等电教手段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美术课堂教学中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呢? (一)应用多媒体手段辅助美术教学,增加美术课堂教学对学生的吸引力。 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当今社会中,现代教育呼唤教学手段的现代化,运用多媒体技术辅助美术教学既是当前教学改革的必然发展趋势,同时也是推进素质教育的一种必然要求。与传统教学手段相比较而言,现代多媒体教学的实效性强,有省时、省力、直观、灵活、生动、节奏快、容量大等特点。比如,在七年级的《结构素描》一课中,运用FLASH动画可以将“近大远小、近低远高”的透视规律直观地呈现出来,使学生一看就懂、一学就会;还可以在FLASH制作的运动画面中随心所欲地变化字体,使学生从中掌握美术字体的变化规律,同时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再如:在以往的美术欣赏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资料来源往往局限于书本图片或几本书籍、杂志中的精彩图片,但那一张张小得可怜的图片使学生即使睁大眼睛,也看不清楚。如今,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导入各种信息,并有机组合,声形并貌,这样,学生无论在课堂的任何角落都能看得清楚,也不会因为教师的语言不够生动、演示的画面过小而对美术失去兴趣。随着“校校通”的开通使用,一个美术课件可以为多所学校下载,网上资源可以共享,使得美术课堂素材更加丰富,有限资源得到无限使用。可想而知,只要老师能够充分地发挥多媒体的作用,对美术课堂教学来说,无疑大有裨益。 (二)拓展美术教学材料,丰富美术教学课程的内容。 当今的美术在现代艺术材料和艺术技术、交流传播媒体、视觉研究和信息技术的冲击下,在表现手法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要求老师用发展的眼光对待美术教学和学生,而不能只停留在教授学生掌握某种绘画技法上。比如,在七年级的《标志设计》一课的教学过程中,老师可以让学生采用即时贴进行剪贴的方法制作和创意小队活动的标志,从而塑造可爱、活泼、健康的小队形象,这样既省时、省力、又符合初中生好动的心理特点。美术材料的日益更新使得老师在设计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上有了拓宽思维和想象的空间,如鸡蛋壳工艺画的制作体现了变废为宝的环保意识,版画的制作体现了这种绘画流程给人带来的视觉美感和快感;再如,在八年级《纸的造型艺术》一课中,老师不仅仅要教学生纸的剪、折、裁、叠、卷等方法,还要使学生了解和感受到不同材质的纸张的制作特点,更主要的是让学生怎样运用学到的知识和技能美化自己的生活,做到学以致用,这就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第二、创建轻松愉快的课堂教学氛围,是课堂教学的关键。 课堂氛围是师生共同在课堂上创造的心理和环境氛围。良好的课堂氛围能增进师生的情感交流,会产生更多的师生互动,学生愿意更多地表达自己。如何创建轻松愉快的课堂教学氛围呢? (一)充分运用教师语言的艺术。 课堂并非是老师的一言堂,因此老师的话不一定多,但要能给学生以启发和引导。老师就象是一位出色的演讲家,充分展示自己的教学语言艺术,言词中透露着思辩与智慧,话语中体现着幽默风趣、语调中包含着抑扬顿挫。老师在主导教学时应努力营造出一种宽松、愉快的课堂氛围,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提高他们的学习主动性,使学生在繁重的学业中得以轻松地展现自我,那么,学生就会把对老师本人的喜欢迁移为对美术学科的热爱。以六年级的《发射构成纹样》一课为例,我先从生活中的一些自然现象,比如旋涡、波纹、射击的靶心等例子出发,用生动的语言帮助学生在头脑中引起暂时神经联系的兴奋,以唤起学生对感知过的事物或场景的联想;再促使学生比较这些现象的共同点:由中心向四周扩散,和由四周向中心集中;接着我以这些现象的共性向学生提问,从圆形引申到正方形、三角形以及不规则的图形等。最后我运用多媒体的动画效果展示一些发射构成纹样的作品,同时加以具体形象的描述,使学生从视觉和听觉上对发射构成纹样有了更深的了解,从完整意义上看,这是从认识到理解再到发展创造力的过程。在此教学过程中,老师的教学引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课堂气氛宽松,学生思想活跃,他们的想象能力和动手能力得到了发挥,学生学会了发现与思考、同时也学会了探索与创造,从学生的作品中表现的正是不同层次的创作。 (二)尝试失败,因材施教,增强学生学好美术的信心。 与其他学科比较来说,美术学科更注重实践性和操作性。实践必然会有成功与失败,尝试失败的教学方法,就是事先不必给学生过多指导和框框加以限制,让学生在多次尝试与失败中自我进步。当学生在实践中出现错误时,或出现抵触情绪、不想画时,老师不应该责怪、批评学生,而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教育的契机,及时地给学生以鼓励和引导,帮助学生完成心中想要表现的作品,使学生在失败中学到许多东西。而对于基础较好的学生,教师可以鼓励他们大胆的尝试更新颖、独特的绘画方式,以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比如在《剪纸》一课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很容易把剪纸和纸贴画混淆在一起,因此,学生的作业中有剪纸,也有纸贴画,出现这样的情况,老师只有通过展示一些个性鲜明的图例,帮助学生了解和区分纸的这两种不同的表现手法,而不能完全否认学生的作业,要帮助受挫的学生树立自信。随着时代的进步,美术课堂教学设计的目标已不再局限于区分门类和传授绘画技法上,而是能够利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进行变化和组合、创造出无数个新造型、新形象、新形式。 第三、注重对学生的个性化教育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目标。 个性化教育是未来教育的重要特征,它在承认学生共性的前提下,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学生个性的培养和发挥,突出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在个性化教育过程中,师生间的情感联络和交流得到加强,学生能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作用,从而增强自学、观察、分析、判断的能力和自我识别、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能力。 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在实践中有些教师并没有真正做到素质教育理念所要求的“以学生发展为本”,比如:他们让学生课堂讨论、动手练习,表面上似乎学生都很活跃,思维也开动起来了,但是,老师最后还是用一个标准答案无形中限制着学生的思维,学生还是要跟着老师的思路走。通过大量的实践练习,虽然学生的绘画技能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这样很不利于学生创新意识的形成和个性的发展。我认为,“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先进教学理念所倡导的是,教师除了教会学生掌握基本的绘画技能外,还要指导学生如何把心中想画的东西画出来,甚至画得更好。传统的美术教学模式以门类、画种作为教学脉络,比较注重以教师为中心,是老师教学生怎么画,而现代美术教学模式提倡学生为中心,是教师帮助学生将他们想要展现的事物画得更好,是老师帮学生怎么画。比如:八年级的《漫画》的课堂教学中,我通过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展示名人漫画,使学生对漫画的多种形式一目了然;运用PHOTOSHOP的技术对图片进行修改,使人物的特征更加夸张,从而达到漫画效果;鼓励学生运用漫画的特殊功能把生活中的事物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使学生能够从中分辨真善美与假恶丑。 优化美术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而不仅仅是一门技术,它对开发学生的学习潜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都起到很大的作用。美术教师要与时俱进,具备以人为本的思想,把握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身心特点和认知规律,悉心研究教学教法,改进教学,这样才能提高美术课堂教学的艺术。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课堂艺术法教学管理论文 21世纪是个信息化的时代,社会的发展与人们观念的更新促使教师必须树立全新的教育理念,以发展的眼光看学生。美术课堂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寓知识技能于兴趣之中,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使美术学科成为一门活泼、轻松、富有魅力的学科,使美术课堂成为学生各显其能,发挥想象,并能与老师互动交流的场所。 随着二期课改的不断深入与发展,人们的各种教育观念也在不断更新,美术教育的内涵也在日益丰富。教师在“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学理念指导下,应当改变以往单一的教学模式,在如何优化美术课堂教学方面大胆尝试、不断创新,使美术课堂教学优化为生动活泼、充满活力的教学过程。 第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优化美术课堂教学的重要前提。 兴趣是学习心理中最现实、最活跃的因素,它能够成为学习的直接动力。能否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打开学生心扉、提高教学质量的捷径,也是优化美术课堂教学的前提。从兴趣入手,调动学生的学习动机,充分利用美术学科的特点优势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在美术室注意环境布置营造气氛,教学中除了运用实物教具和挂图等简单手段,还运用音乐、幻灯、投影仪、电视录像、多媒体等电教手段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美术课堂教学中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呢? (一)应用多媒体手段辅助美术教学,增加美术课堂教学对学生的吸引力。 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当今社会中,现代教育呼唤教学手段的现代化,运用多媒体技术辅助美术教学既是当前教学改革的必然发展趋势,同时也是推进素质教育的一种必然要求。与传统教学手段相比较而言,现代多媒体教学的实效性强,有省时、省力、直观、灵活、生动、节奏快、容量大等特点。比如,在七年级的《结构素描》一课中,运用FLASH动画可以将“近大远小、近低远高”的透视规律直观地呈现出来,使学生一看就懂、一学就会;还可以在FLASH制作的运动画面中随心所欲地变化字体,使学生从中掌握美术字体的变化规律,同时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再如:在以往的美术欣赏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资料来源往往局限于书本图片或几本书籍、杂志中的精彩图片,但那一张张小得可怜的图片使学生即使睁大眼睛,也看不清楚。如今,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导入各种信息,并有机组合,声形并貌,这样,学生无论在课堂的任何角落都能看得清楚,也不会因为教师的语言不够生动、演示的画面过小而对美术失去兴趣。随着“校校通”的开通使用,一个美术课件可以为多所学校下载,网上资源可以共享,使得美术课堂素材更加丰富,有限资源得到无限使用。可想而知,只要老师能够充分地发挥多媒体的作用,对美术课堂教学来说,无疑大有裨益。 (二)拓展美术教学材料,丰富美术教学课程的内容。 当今的美术在现代艺术材料和艺术技术、交流传播媒体、视觉研究和信息技术的冲击下,在表现手法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要求老师用发展的眼光对待美术教学和学生,而不能只停留在教授学生掌握某种绘画技法上。比如,在七年级的《标志设计》一课的教学过程中,老师可以让学生采用即时贴进行剪贴的方法制作和创意小队活动的标志,从而塑造可爱、活泼、健康的小队形象,这样既省时、省力、又符合初中生好动的心理特点。美术材料的日益更新使得老师在设计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上有了拓宽思维和想象的空间,如鸡蛋壳工艺画的制作体现了变废为宝的环保意识,版画的制作体现了这种绘画流程给人带来的视觉美感和快感;再如,在八年级《纸的造型艺术》一课中,老师不仅仅要教学生纸的剪、折、裁、叠、卷等方法,还要使学生了解和感受到不同材质的纸张的制作特点,更主要的是让学生怎样运用学到的知识和技能美化自己的生活,做到学以致用,这就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第二、创建轻松愉快的课堂教学氛围,是课堂教学的关键。 课堂氛围是师生共同在课堂上创造的心理和环境氛围。良好的课堂氛围能增进师生的情感交流,会产生更多的师生互动,学生愿意更多地表达自己。如何创建轻松愉快的课堂教学氛围呢? (一)充分运用教师语言的艺术。 课堂并非是老师的一言堂,因此老师的话不一定多,但要能给学生以启发和引导。老师就象是一位出色的演讲家,充分展示自己的教学语言艺术,言词中透露着思辩与智慧,话语中体现着幽默风趣、语调中包含着抑扬顿挫。老师在主导教学时应努力营造出一种宽松、愉快的课堂氛围,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提高他们的学习主动性,使学生在繁重的学业中得以轻松地展现自我,那么,学生就会把对老师本人的喜欢迁移为对美术学科的热爱。以六年级的《发射构成纹样》一课为例,我先从生活中的一些自然现象,比如旋涡、波纹、射击的靶心等例子出发,用生动的语言帮助学生在头脑中引起暂时神经联系的兴奋,以唤起学生对感知过的事物或场景的联想;再促使学生比较这些现象的共同点:由中心向四周扩散,和由四周向中心集中;接着我以这些现象的共性向学生提问,从圆形引申到正方形、三角形以及不规则的图形等。最后我运用多媒体的动画效果展示一些发射构成纹样的作品,同时加以具体形象的描述,使学生从视觉和听觉上对发射构成纹样有了更深的了解,从完整意义上看,这是从认识到理解再到发展创造力的过程。在此教学过程中,老师的教学引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课堂气氛宽松,学生思想活跃,他们的想象能力和动手能力得到了发挥,学生学会了发现与思考、同时也学会了探索与创造,从学生的作品中表现的正是不同层次的创作。 (二)尝试失败,因材施教,增强学生学好美术的信心。 与其他学科比较来说,美术学科更注重实践性和操作性。实践必然会有成功与失败,尝试失败的教学方法,就是事先不必给学生过多指导和框框加以限制,让学生在多次尝试与失败中自我进步。当学生在实践中出现错误时,或出现抵触情绪、不想画时,老师不应该责怪、批评学生,而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教育的契机,及时地给学生以鼓励和引导,帮助学生完成心中想要表现的作品,使学生在失败中学到许多东西。而对于基础较好的学生,教师可以鼓励他们大胆的尝试更新颖、独特的绘画方式,以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比如在《剪纸》一课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很容易把剪纸和纸贴画混淆在一起,因此,学生的作业中有剪纸,也有纸贴画,出现这样的情况,老师只有通过展示一些个性鲜明的图例,帮助学生了解和区分纸的这两种不同的表现手法,而不能完全否认学生的作业,要帮助受挫的学生树立自信。随着时代的进步,美术课堂教学设计的目标已不再局限于区分门类和传授绘画技法上,而是能够利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进行变化和组合、创造出无数个新造型、新形象、新形式。 第三、注重对学生的个性化教育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目标。 个性化教育是未来教育的重要特征,它在承认学生共性的前提下,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学生个性的培养和发挥,突出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在个性化教育过程中,师生间的情感联络和交流得到加强,学生能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作用,从而增强自学、观察、分析、判断的能力和自我识别、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能力。 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在实践中有些教师并没有真正做到素质教育理念所要求的“以学生发展为本”,比如:他们让学生课堂讨论、动手练习,表面上似乎学生都很活跃,思维也开动起来了,但是,老师最后还是用一个标准答案无形中限制着学生的思维,学生还是要跟着老师的思路走。通过大量的实践练习,虽然学生的绘画技能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这样很不利于学生创新意识的形成和个性的发展。我认为,“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先进教学理念所倡导的是,教师除了教会学生掌握基本的绘画技能外,还要指导学生如何把心中想画的东西画出来,甚至画得更好。传统的美术教学模式以门类、画种作为教学脉络,比较注重以教师为中心,是老师教学生怎么画,而现代美术教学模式提倡学生为中心,是教师帮助学生将他们想要展现的事物画得更好,是老师帮学生怎么画。比如:八年级的《漫画》的课堂教学中,我通过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展示名人漫画,使学生对漫画的多种形式一目了然;运用PHOTOSHOP的技术对图片进行修改,使人物的特征更加夸张,从而达到漫画效果;鼓励学生运用漫画的特殊功能把生活中的事物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使学生能够从中分辨真善美与假恶丑。 优化美术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而不仅仅是一门技术,它对开发学生的学习潜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都起到很大的作用。美术教师要与时俱进,具备以人为本的思想,把握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身心特点和认知规律,悉心研究教学教法,改进教学,这样才能提高美术课堂教学的艺术。
会计理论论文:新世纪会计理论论文 1.我国会计理论创新体系的内容 1.1会计要素理论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的组织结构相对简单,与企业的发展相关的要素也比较单一。因此,当时的企业会计要素一般为资产、负债、收入、费用、利润、所有者权益等。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企业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环境,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人力资本等。这些变换需要在会计要素中加以体现,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新时期,企业人力资本需要纳入会计要素体系。只有这样,我国的会计理论体系才能与时俱进,实现相应的社会功能。 1.2会计假设理论会计假设是各项会计活动实现的基础和保证。传统的会计假设有会计主体、货币计量、持续经营、会计期间等。在新的发展阶段,这些会计假设已经不适应企业的发展。首先,计量方式应该逐渐多样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支付等业务更加方便地进行。单一的货币计量方式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应该实现非货币信息会计假设。然后,会计期间应该更加具有灵活性。传统的会计活动基本上是纸上作业,进行一次会计期间的财务计算非常麻烦。在当今的财务管理多采用信息技术管理系统,这种技术的应用能够及时地反映的财务信息,使财务报告能够随时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 1.3会计核算理论会计要素、会计准则、会计假设等的改变使得相应的会计核算理论也要发生改变。在新的会计理论体系中,各种会计活动都加入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重要的会计要素。因此,在进行会计核算时,需要充分考虑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另外,对于经营成果的体现,新的会计核算需要更加看重增值因素。在投资方案的效益评价上应由全方位效益和社会资产替代财务效益的评价。最后,在企业职工利益分配上,会计核算应该将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改为按知识分配,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重要性。 1.4会计平衡理论在新的会计理论体系中,人力资源因素和知识因素受到特别重视。因此在会计平衡等式中这两方面的内容需要得到体现。首先,会计平衡等式需要反映知识产权的制度和特征;然后,充分重视知识等增值因素。因此,传统会计的平衡公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应该改为“资产=负债+投资所有者权益+劳动所有者权益”。 1.5会计资产计量理论在新世纪,企业会计理论创新体系中,企业的资产包括财务资产和人力资源两部分。人力资产包括:知识产权和专有知识。采用传统的会计资产计量理论,不能明确人力资产的重要性。为了能够清晰地计量企业的人力资产,新的会计计量应该把人力资源的会计确认范围从传统的单一货币信息转换成非货币信息。如人力资源为企业增加的利润和效益可以采用货币计量方式计量,对于人力资源的增值计算采用非货币信息,具有很好的预测作用。企业的人力资产为企业的生产经营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且其作用是越来越明显,理所当然应作为会计资产予以确认。除了以上的内容,我国的会计理论创新体系还包括会计资产记录理论、会计资产效益理论以及会计资产报告理论等。从一定程度来说,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些理论的创新,在这些方面的创新需要充分地考虑到人力资产以及知识等因素。它们与普通财务资产不同,具有一定的增值性。合理的企业会计核算方式能够充分反映其增值性,这对于企业经营和融资都具有一定益处。 2.推动我国会计理论体系创新的途径 2.1加强信息系统建设我国的企业已经习惯了传统的纸上作业的会计方式,这为新的会计理论的实施带来了很多限制。新时期,经济的发展使得企业的业务逐渐拓展,产品线逐渐增多,每天都有海量的财务数据需要处理。如果仍然采用原来的财务管理方式,那么财务管理的效率将会大大下降。财务数据管理不善为企业经营带来了很多不便。新的会计理论需要打破原来的会计周期进行制作财务报告等活动,如果依然采用原来的记账方式会非常复杂。因此,企业要想落实新的会计理论体系,需要投资建设相关的信息管理系统,包括计算机等相应的硬件和财务管理软件等。充分地采用这些技术能够使得会计更加自动化和智能化,使得财务数据更加标准化。财务数据的标准化使得企业能更好地披露自身的财务数据。 2.2培养新世纪高素质会计人才培养由于企业长期采用传统的会计体系,企业的财务管理人才出现脱节。很多年龄较大的财务管理人员,由于缺乏对先进理论的认识以及先关的计算机技术的掌握,无法胜任新时期的会计工作。而年轻的会计,虽然熟悉计算机技术,然而缺乏实际的会计经验,工作效率比较低。为了落实新的会计理论体系,企业需要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首先,企业需要进行相关的培训,使得原有的财务人员能够在企业整体发展的角度,充分考虑人力因素和知识因素。然后企业在雇用新的员工时,也要严格把关,尽量录用那些能够掌握先进信息管理技术的专业人才。另外,具有前瞻性眼光的人才予以优先考虑。此外,企业可以采用新员工与老员工相互合作的工作方式,充分发挥他们的工作经验以及新技术的操作能力,充分地扬长避短,提高会计工作质量。 2.3企业组织创新传统的企业组织模式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这种模式下企业主缺乏全局性的眼光,没有进行相应的组织重构和创新。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如果依然采用原来的方式,那么企业无法真正地落实新的会计理论体系。企业组织创新是会计理论体系创新的基础。为了更好地使会计理论体系在企业得到落实,企业需要进行相应的组织创新。组织创新要以人为本,充分考虑人力资产的因素。组织创新需要考虑到员工的需求以及员工才能与岗位的相匹配。另外,组织层次要保证员工具有一定的晋升空间,这样能够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企业组织还要确保员工之间的沟通,这样能够保证企业的组织效率。 3.总结 企业会计工作能够有助于企业理清自身的运营状况,发现管理中的问题,进而不断调整企业决策,确保企业的竞争力。在新的时期,企业要想合理、全面地反映企业的情况,就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21世纪,人力因素和知识因素是企业竞争的焦点。因此,这两个因素需要在新的会计理论体系中得到很好地反映,只有这样企业运营才能得到保障。 作者:邓贵玉单位:开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会计理论论文:基于高职教学革新的会计理论论文 1高职会计的课程设置一体化。 在进行课程设置的时候,应该避免将理论和实践区分开来,优化课程内容,合理安排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应该包括会计的基础理论知识,反映学科的基本理论,主要方法,时展的前沿问题。课程结构应该合理确定开设时间,不同课程之间能够有效的进行衔接,让学生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能够提高自己某方面的专业技能,更好的胜任财务会计具体工作。为了实现课程设置的一体化,应该打破传统学科知识体系,根据就业市场对学生基本技能的要求,将会计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教学内容合成一门专业综合课程,促进理论和实践知识的融会贯通,从而更好的指导学生学习,让学生通过对这些内容的学习,既掌握理论知识,也提高实践技能。 2工作技能与理论知识一体化。 工作技能需要通过会计专项实训来掌握,让学生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能够掌握财务会计工作内容和工作要点,能够熟练的处理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具体工作包括出纳、往来核算、成本核算、报表编制、会计主管等,让学生通过实训能够熟练掌握这些工作岗位的技能,胜任这些工作的需要。在学生通过专项训练之后,熟悉工作流程,明确学习目的,明确教学内容与实际工作的需要。并根据岗位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整理和归纳,激发学生对会计实训岗位的兴趣,促进学生通过实训更好的掌握教学内容,也有利于实现教学和实训的有效对接,促进会计课程教学效果的提升。 3理论学习与知识应用一体化。 主要是在教学中,让学生进行会计岗位综合实训,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掌握会计岗位所需要的各种专业技能,从而胜任会计工作岗位的需要,能够让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促进自己综合实训技能的提高。同时在知识应用过程中,学生能够熟练掌握会计业务之间的关系,明确财务各工作岗位的要求,更好的应对实际工作的挑战,促进自己综合能力的提升。 4教学队伍与考核制度一体化。 任课老师既需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也应该具备较强的实践技能,既能够从事教学与科研,也能够进行实训,熟练的掌握会计工作的各项技能,促进会计教学理论实训一体化得到有效落实。另外要改进现有的教学考核体系,在对学生进行考核的时候将理论和实训有效的结合起来,例如,实训成绩占30%-40%,理论成绩占60%-70%,同时重视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考核,做好平时学习的记录,最后进行考核与评定,得出学生的最终成绩。 作者:曹力单位:九江职业大学 会计理论论文:会计环境变革与会计理论论文 一、会计环境变化的具体表现 随着社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以及我国改革改革开放程度持续扩大,我国的政治环境、法制环境和经济环境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导致我国会计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主体多元化。我国实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体制下存在国有制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中外合资经济等主体等多种经济主体,多元化的经济主体势必导致市场冲突不断,企业面临的竞争形势日趋激励。第二,会计技术计算机网络化。在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出现为企业会计工作带来了诸多便利,因而越来越多的企业将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应用于企业会计体系中,给企业的会计的工作方式发生深刻的变化。如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等新的企业交流方式。第三,人力资本。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壮大,人作为企业生产运行的要素之一,人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不仅是生产者的代表,人还是财富创造者的代表,人也是企业发展的优秀关键要素之一。第四,企业之间逐渐形成完整的价值链。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环境下,企业之间的竞争和生存模式有了很大的变化。企业之间的生产和运行并不和其它企业想脱离,反而和其它企业之间的联系增强,并逐渐形成多个企业组成的价值链企业同盟。价值链企业同盟的出现使企业的管理和组织等多个方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企业会计也会随之出现新的问题。 二、当前会计环境下的会计理论创新 1.资产观念传统财务会计的资产观只包括企业的“硬资产”,不包含企业的“软资产”,这是一种片面的、存在缺陷的资产观。由这种观念指导而计算出的企业资产负债情况不能体现其真实价值。在企业资源和资本都开始泛化的背景下,企业对资产的定义必然会广义化。因此,和经济资源相似,企业的资产也包括企业的“硬资产”和“软资产”两部分,“硬资产”包括传统财务会计中以财务资源和资本为基础的物质资产,如银行存款、企业的现金、短期投等等短期资产和长期投资、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软资产”是以非财务资本和“软资源”为基础的资产,包括关系资产和顾客资产等社会资产、人力资产、组织资产以及生态资产等等。 2.会计目标工业经济时代的财务会计的目的包括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两个。这两个目标观点都是重视企业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效率最大化,因而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的会计目标是一种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以绩效为向导的目标。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增长方式正发生转变,并且以企业可持续发展为转变方向,企业不再是单纯的“经济人”,而是“社会生态经济人”,企业的经济和伦理价值的公正、公平性更加突出,因此,企业的会计目标发生相应的改变,从绩效为向导的会计目标转变为以权益为向导的会计目标。以权益为导向的会计目标不仅是反应企业财务和经营状况的信息或数据,它也是实现和保障其他利益相关群体利益的信息,它是一种重视生产关系和社会公平的会计目标。 3.会计对象理论财务会计对象理论是财务会计理的基本组成部分,它直接决定财务会计的具体内容。传统财务会计对象存在偏差,传统财务会计只重视核算企业各项经济业务,以从经济业务的表象了解企业资金流动的过程和企业绩效情况,却忽视了影响企业资金流动过程和企业绩效情况的产权关系。在知识经济的企业的财务会计对象不仅不能忽视产权关系,还应该讲企业产权关系作为财务会计对象的重点。这是因为企业开始和结束运行分别以产权交易契约的形成和解除为标志,企业运行的本质是履行产权的全过程,企业运行的目的是让产权价值能够增值,因而企业的运行过程也可以成为产权价值运动。控制产权运动可以反映企业在产权价值运动中的权益和责任关系,最终实现企业权益观的会计目标。 4.会计要素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会计包括资产、负债、所有者权利、收入、费用和利润六个要素。在工业经济时代,传统的会计六要素能够满足会计核算的基本要求,因而传统会计的六要素适合会计核算。但是,当工业经济时代逐渐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会计核算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企业的知识资产和人力资源资产已经成为企业的重要资产,且在企业总资产中的比重还在持续提升,而传统六要素中的财务资产在企业总资产中的比重却在逐渐下降低,如果仍旧使只使用传统会计六要素来进行会计核算,企业核算的结果必然不准确和全面。因此企业必须在坚持使用传统会计六要素的基础上结合企业人力资产和知识资产的会计核方式,并将人力资源作为企业会计核算的主要要素。只有这样,才是知识经济时代下的完整的会计核算体系。 5.会计假设会计假设是会计理论的基础内容,要进行会计核算必须以会计假设为基本前提。但是会计假设受客观环境影响较大。如若客观环境发生变化,会计假设也必须随客观环境的变化而进行一定的修正。因此,改革或创新会计时,必须将变更期作为实期或随期,采用动态的方式反映出会计信息,并熟练掌握会计资料,使其能够最大限度的为经济决策提供帮助。 三、结语 创新财务会计理论工作并非朝夕之事,需要研究人员和学者深入研究、分析并反思传统财务会计理论,并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探索适合的财务会计理论和发展模式,它是依据会计环境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反映。总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去除传统财务会计理论中落后的理论和观念,拓展现有财务会计理论,将成为会计发展的重要课题。 作者:郑枫芸单位:浙江省基础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理论论文:公允价值与会计理论论文 一、公允价值会计核算理论与当代实际情况的冲突 从相关性及可靠性的角度对FASB和公允价值二者进行分析,可以得出意料之外的结果。公允价值会计系统核算理论与当前的冲突可以从宏观上组成一个整体,公允价值会计与现代会计体系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当前情况下社会会计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矛盾点,并且公允价值会计和财务会计二者的概念存在不可调和的差异性.FASB理论体系的特点就从会计解释方面出手,沿用该体系来表明收到价格变动影响的历史成本以及相应准则,但是经过美国财务会计委员会进行分解分析后发现,因为收到价格变动以及历史成本的影响,FASB并不能满足当前时展的需要,而且得到了较多的批评,所以在对其余的历史成本计量属性进行选择时,便可以将FASB当成参照点进行选择,因为从公允价值会计自身模式的角出发,该角度所需要的会计理论和当前社会背景下的FASB会计理念之间属于严重的背离状态。 二、促进公允价值和当代会计理论的方式 想要保证理论体系建设工作的正常开展,就必须要通过专业的研究人员对相关理念进行深入的探讨。在公允价值会计理论方面,不仅需要专业人员对其进行研究分析,同时也需要在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将整体理论体系进行范围化的完善,鼓励工作人员全时间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必须要进行创新,时刻保持团队的整体活力,不要出现单纯性的问道。在对当前情况下的会计理论进行改革的时候,不要对公允价值会计进行全盘否定,要承认其科学性,并且建立起一整套相关的制度,帮助公允价值理论将当前市场上没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操作方式进行确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想要制定出一个全球所有国家都认可的会计准则,必然要经过相当长的讨论,并且需要将理论实际应用到企业整体运作过程中,进行长期化、范围化的调查统计,针对其中比较成功的模式要借鉴其宝贵经验,之后根据当前情况下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应用。针对其中不好的工作经验,要进行分析与反思,防止在我国也出现类似的情况,最终建立起一整套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方法及准则,创建一条中国特色的公允会计路径。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创造出协同效应与多层次却又隐约存在走向一起的模式,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选择。 三、结束语 本文主要分析了促进公允价值和当代会计理论的方式,公允价值会计核算理论与当代实际情况的冲突,结合笔者实际工作经验,参考我国相关行业的先进文献,对公允价值与当代会计理论进行了简要分析,希望可以为日后该方面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份实际工作经验。 作者:张跃玲单位:保定市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理论论文:社会责任会计理论论文 一、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框架的意义 (一)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框架有利于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企业的自身形象和信誉对于的企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企业一项无形资产,更能够为企业的生存、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企业家们通过社会责任会计对公司的工作成果进行评估,教育公司中的管理人员,让他们能从社会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样做能够提升企业的信誉,提高企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从而得到全社会的青睐。《财富》杂志曾经评选过最受敬佩的公司,评选的指标有创新能力、管理质量、金融信誉、社区和环境责任感等9项。虽然说这些指标并不是十分的全面,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的自身形象和信誉的重要性。在这项评选活动中,榜上有名的前10家公司有8家都排在世界企业50强之内。从上述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信息:社会责任会计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它可以免费的为企业进行形象上的宣传。通过社会责任财务报告,企业可以很好的向社会公众展示自己的良好形象。 (二)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框架有利于建立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应该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放在同等的位置上。为了社会效益的实现,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刻不容缓。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责任会计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也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提供相应的保障。 (三)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框架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府必须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运用其行政力量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考核,这就要求我国企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会计。要想让政府的相关部门能够准确、全面的评价企业的业绩和企业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同时让政府部门能够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所披露的信息制定国家的经济政策和配置社会资源以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积极构建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框架。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求企业要对股东负责,还要求企业对员工、客户、顾客、供应商、消费者等利益相关群体负责。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认可,社会各界也越来越希望企业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中能够包括企业对社会责任履行的情况,从而形成社会各界人人关心企业社会责任的良好氛围,推进和谐社会的加速发展。 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存在的问题 在西方的许多发达国家中,社会责任会计的已经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但是我国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则起步比较晚,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方面还比较落后,存在着以下主要的问题: (一)披露内容不全面根据一些调查,我们不难发现有关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还不是十分充分。在我国的所有企业中,能够披露与自身相关的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少之又少,即使有些企业进行披露,披露的也仅仅是企业已经履行的社会责任,对于一些负面信息则避而不谈。在近年的信息披露中,与社区有关的信息披露是最多的,而关于产品和职工方面的信息披露则一直较少。在我国上市公司年度报表中有关社会责任的披露也只有员工的数目和构成等相关情况,几乎不存在对于其他有关员工的详细披露。这样做会大大降低社会对企业所有涉及领域的了解程度,忽视企业的某些缺点和不足,使得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意义大打折扣。 (二)信息披露形式不规范且缺乏法律保障在我国企业中,信息披露的形式很少用数据来表现,大多数都是用文字来描述的,也没有统一的格式来进行信息披露,使得企业所披露的信息失去了一定意义上的可比性。除此之外,我国的会计信息披露还缺乏法律、法规的保障。正是因为如此,在短期利益的驱使下,许多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还有太多的漏洞,对于自己本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有所逃避。虽然我国某些部门对此问题起到了一定的重视,并且也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例如,我国自2003年实行《企业会计准则》,此后又陆续了一系列具体会计准则,并于2006年了与国际准则趋同的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和新的《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修订了《公司法》、《刑法》等相关法规,出台了一些关于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和《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但有关社会责任报告的规范仍然不够充分,企业的信息披露大多是采取自愿的模式,所以相互之间可比性欠缺的问题依然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此外,除了企业自身对社会责任不予披露外,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和企业的内部审计也都没有对社会责任会计披露的相关内容给予足够的重视,再加上企业不具有独立报告意识,也不单独编制社会责任会计报表,因此,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监管将无法开展。 (三)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的研究欠缺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的研究还有许多的不足之处。首先,我国对社会责任会计理论的研究本身起步就比较晚,也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因此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在西方,很早就对社会责任会计进行了研究。法国从1975年开始建议各上市公司每年对外公布其社会资产负债表,到1997年与此相关的法律、法规便正式出台。在法国政府出台的这些法律中,明确规定那些职工超过250人的企业必须每年编制社会资产负债表,并向外界公布。在法国政府采取措施规范社会责任会计的披露内容之后,英国政府也做出了相应的举措,比如要求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司在进行会计信息披露时必须包括员工状况、社会捐赠等与社会责任有关的信息。其次,社会责任会计自身具有一定的特点,比如社会性、模糊性、复杂性以及间接性,这些都会导致社会责任会计与传统会计之间的差异。另外,由于交叉学科的存在,它们的滞后性也给社会责任会计理论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三、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构建的建议 (一)完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我国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披露内容不充分是阻碍社会责任会计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所以必须对其内容进行相应的补充与完善,使其能发挥真正的作用。首先,我们应该对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使用情况进行详细披露,具体应包括工资报酬、企业文化、福利待遇和职工结构等等。其次,企业的经营成果及其分配情况也应该得到披露。这就意味着各利益集团在为企业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会从企业内部获得相应的报酬。此外,企业还应该披露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信息,因为它是对传统信息披露的有效补充。最后,产品或服务的性能与安全方面的信息也必须进行披露。与此同时还要使产品的安全指标和服务性能得到强化,以使社会各界对企业的信息能够得到全面、充分的了解。 (二)建立和健全与社会责任有关的法律、法规由于社会责任会计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庞杂,所以很多方面都没有得到法律、法规的保障,使得一些企业没有很好的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由此可见,如果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要求,社会责任会计的作用就很难得到切实的发挥。所以我们逐步建立健全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并配套以相关的法律保护,让社会责任会计的开展能够有法可依。这样不仅可以推动企业的发展,更可以带动全社会健康、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建立和健全与社会责任有关的法律、法规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三)加强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研究并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责任会计理论与实践研究起步较晚,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对某些方面的研究仍然过于浅显。所以加强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研究也是改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现状的有效措施,在学习相关理论的同时也能够促进相关学科的共同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由于企业是市场经济和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主体,所以如果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比较强则可以促进企业和社会的共同发展;反之,如果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比较弱则会对企业和社会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因此,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是全体公民的共同责任。 社会责任会计的推行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既可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又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虽然至今为止我们经历了一系列的经济变革,我国的社会责任会计也仍然存在着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的是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理论框架的发展时机已经日趋成熟,并且在世界经济的环境下,推行社会责任会计已经是一种世界潮流。只要我们真正认识到社会责任会计的优势并不断努力,社会责任会计在我国一定能够顺利推行。 作者:王艺琳单位:渤海大学管理学院 会计理论论文:财会电算化影响下会计理论论文 一、深入分析会计电算化对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的影响 由于会计电算化采用了新的会计处理工具和新的处理方式来处理会计资料和会计数据,这对传统的手工会计来说,是一场巨大的冲击性的影响。会计处理数据办法的改善,可以使会计财务数据进入电子计算机内部的数据库,无论是其安全性、正确性还是可靠性等几方面都得到了保障,从而大幅度的提高了会计的工作效率,带动了会计实务和会计理论的变革,具体划分为几个方面的影响: 1.会计电算化影响了财务管理环境。信息时代的到来,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经济的提高,还有科技的进步。随着时展的需要,计算机的在人类实际生活中已经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是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等几方面所必备的一种基本能力。将计算机应用到会计工作中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实施会计数据处理的电算化,是为了把众多还处在抄写、计算等繁琐程序中的手工人员从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将精力转移到财会管理上,从而促进企业管理的现代化。但是对于会计工作人员来说,如何是适应新的会计管理环境是他们不得不深思的课题。因为会计电算化改革不仅仅是针对计算工具这一方面,还包括对会计管理环境以及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进行的一场变革。鉴于电子计算机强大的计算能力、存储特点等优势,定会引发操作方法和工作环境的改变。 2.会计电算化影响会计实务的表面形式。 2.1影响了会计人员的组织结构发生变化。在传统的会计系统中,全部都是手工操作的会计人员,级别决定工作责任的划分。新的会计电算化系统,需要的是会计人员和计算机硬件操作和维护人员以及软件操作和维护人员的共同配合。 2.2影响了数据流程和账务处理程序。就传统的会计工作性质来说,会计电算化以将数据存储在电子计算机中,通过计算机网络来传输的形式代替了传统的会计将资料记载到纸上再传递与各个工作人员以及各个小组和上下级之间的工作内容。 2.3使会计工作逐渐趋向于开放化。相比较传统的会计工作来说,会计电算化就是直接将账务或者数据输入电子计算机内部的数据库,然后主动的通过计算机来选择需要的数据,经过一系列的相关处理以后通过计算机网络传输系统发放到所有相应部门中有关工作人员的手中,再通过这些工作人员来进行管理和控制资金运动的活动。但是传统的会计工作就是把工作需要的资料带入会计系统中后,再在各个会计系统的内部进行数据的传递,然后在会计系统内部进行处理。这样的工作形式,无疑是将会计工作置于了一个封闭的系统当中,缺乏灵活性,也容易在传递中造成数据的遗失。 二、结语 总而言之,新世纪计算机技术和网络信息的快速发展,带给传统会计核算的是革命性的改变。会计电算化的实现,是会计数据处理的更加迅速敏捷,也使会计核算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会计电算化时期的到来,可以说是其在跨级领域的深入和发展。在经济与科学不断进步、电子信息处理系统逐渐向经济领域普遍渗透的新形势下,企业需要做的就是全面实现会计电算化,从头到尾的改变会计数据的处理方式,加大改革力度,重点关注会计数据修改技术和内部控制制度。与此同时,积极建立实时的财务报告制度,努力培养复合型智能人才,提高会计电算化的工作效率,这对适应经济和知识的发展都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 作者:张恒单位:天津科技大学 会计理论论文:会计理论道德建设论文 摘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离不开会计理论知识,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不管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会计理论的道德建设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树立创新意识,加强道德建设行为,才能丰富我们的生活,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在社会中,我们每天面临的都是一些关于数字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加强会计理论道德建设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关键词:会计理论;道德建设;创新意识 一、前言 在网络时展的今天,会计基础的发展依然至关重要,在这个信息时代的变化的发展中,我们依然可以看见会计经济的发展在不断地前进,不断地成长,可想而知,我们应该学好会计理论知识,不断地加强道德建设,改革创新,才能使我们的社会得到进一步地发展,我们的生活才会变得更加美好。我们在加强会计理论道德建设的时候,同时也要不断地去完善自己,不断地去了解社会的变化,在这个会计信息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生活在不断地前进,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化和信息化去更多地了解和关注会计信息化时展的一些变化,开拓我们的视野,增强我们对社会的认识,提高我们对会计信息化的认识,推动社会进步。加强舆论道德建设。有的时候我在想,会计理论化时代有时候也会处于一种衰落时期,我们只有不断地努力提高自己对会计的认识,才能加强道德理论建设,我们应该从新的起点出发,为自己树立好榜样,开拓自己的见解,加强道德建设,才能使社会不断地进步,不断地创新。人类才不会被这个社会所淘汰。会计在发展,我们的科技也在不断地发展,随着生活的变化,我们对会计理论化也在不断地深入研究,会计理论道德建设仍在不断地发展着,我们更要为会计理论道德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去创建一个新的平台。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的是网络银行的发展和邮政储蓄的发展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它不仅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同时还不断地丰富了我们的社会生活,还有手机的发展也同时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提高了我们对网络化和信息化的认识,同时也为我们的会计生活提供了方便,没有通过这些信息化的了解,我们更不会对会计知识更深入地去了解,我们必须加强道德理论建设,才能不断地去了解会计信息的变化。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们周围不是缺少什么,而是缺少更多对会计信息化的认识,要想使会计理论不断地发展,我们必须树立自己的目标,加强社会监督,不断地去深入了解会计信息化和会计网络化。还要不断地加强道德建设,才能使我们的社会得到不断地发展。才能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社会生活。加强道德教育也仍然重要,我们必须加强和巩固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去调整自己的状态,人类对会计知识的欠缺才能进一步地提高。对会计知识才能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提高。人类才能不断地进步。加强道德建设的关注,我们必须树立好对会计理论的创新意识,不断地提高变化,才能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我们作为一名学生,可能更要去对会计知识的理论不断地去深入研究,不断地去丰富我们对会计生活,不断地去提高会计知识的认识。开阔自己的视野,为我们的会计生活提供服务。第一次接触会计知识,对许多东西我还不太了解,尤其是对会计一些理论知识我还不太熟悉,还没有去更多地掌握一些会计道德理论方面的教育。后来自从学习了这方面的内容,对会计知识更有了深入的了解,让我对会计知识产生了共鸣。在学生时代我们对很多东西还不太了解,因此我们更要不断地去改变自己的一些看法,我们才能不断地进步,生活才会不断地提高,努力改变自己对生活的看法,不断地去学习很多没有学到的东西,我想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加进步,更进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观点,社会才会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发扬光大。会计知识,有时候对我们而言,就是要不断地开拓知识的见解,努力学好会计知识,对会计知识每一门都必须熟悉掌握,这样我们才会对社会更加了解,更加对会计知识的认识,在这个物质发展的今天,人类在不断地在丰富对会计知识的了解,我们必须努力提高对会计知识的了解,才能更熟悉掌握会计知识的教育,加强会计理论建设,不断地努力提高会计知识的理解,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才能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方便。刚开始学我会学好每一门会计知识,即使对我而言,我们更要对会计知识深入地去了解,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也在不断地发展,在21世纪发展的今天,会计理论道德建设仍然重要,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社会生活也在不断地发展,会计教育仍然重要,我们不要放弃对会计知识的了解,不要总是忽视它的存在,在会计道路发展的路上,我们依然要不断地学习会计知识,人类才会不断地对会计知识的掌握,成就会计之梦。学习会计的时候,觉得难度非常之大,但是只要你掌握了一些重点知识的了解,我想你就会学好它,开启你对会计知识的梦想,才能丰富我们的会计生活。要想对会计知识更深入地了解,我们必须掌握好它,掌握好每一门会计知识,好好学好会计理论知识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对这方面总是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学好它对我们自身都是非常重要的。不要总是依赖别人,要相信自己才能将所有的事情都能做好。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它对我们来说,要想学好它非常地难,其实你只要花点时间就应该可以将它做好,对学习要多下点功夫,掌握学习技巧,这样你就会能将它完成地好。当我们看到会计知识在不断发展地时候,也许我们更应该多去收集一些会计知识,多为我们的生活不断地更新,不断地去深入研究,多为会计知识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我想我们才能学好会计知识,要多关注会计生活,提高会计知识的认识,加强会计理论道德建设,不断地开拓社会生活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就会不断地提高,人类才会不断地进步,才会成就会计知识的梦想。我在生活之中看到了有些同学对会计知识还不太了解,比较生疏,觉得学起来比较吃力,但是你只要掌握了会计知识其中的奥妙,我想你就会对会计识更加深入了解。好好学习会计知识对我们的生活非常重要。树立创新意识,加强会计道德理论建设,仍为重要,我们要不断地加强创新意识,不断地加强教育发展,才会使我们的会计之路得到不断地发展。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会计无处不在,我们的生活处处都会接触到它,我们要更能够掌握好它,把握好每一个知识的细节,掌握每一个理论建设,我们就会对社会有所认识。更加突出社会的变化。 二、结语 有很多时候我在想,学好它对我们非常重要,因此,我们要更深层次地去了解会计知识,才能使它得到更好的发展。努力学好它,我想你会更多地去掌握会计知识的理解。才能建设好我们的社会,才能加强好理论道德建设。 作者:吴瑾 单位:贵州大学明德学院 会计理论论文:增值会计理论的ERP财务管理论文 1增值会计核算体系理论的特点和优势 1.1“增值”会计理论反映的是单位受益者的共同利益 “增值”这个概念最早产生于马克思的《资本论》著作中,文中揭示出产品所谓的“增值”实际上是资本家可变资本和产品剩余价值的总和,其实质是劳动因素介入到商品生产过程中来。在实际的发展变化中,这个所谓的产品“增值”由于被多元化主体进行分配,又产生不同的作用,具体表现形式有:职工个人所得、债权持有人所得、产品投资者所得、国家政府所得及企业最终所得。由此可见,产品“增值”不仅仅是反映企业领导和股东的利益,它代表的是所有单位受益者的共同利益。 1.2“增值”会计理论的发展顺应增值观念要求的发展 在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各企业经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增值。为了清楚地把握企业生产经营的过程和效果,企业的财会部门采用增值会计的理论体系。这种增值会计理论体系一方面体现了新创造的产品价值的去向,另一方面形象地揭示了产品价值创造和产生的根源。 1.3“增值”会计理论报告的是一种社会责任会计 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向前发展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各企业要勇于担当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作为企业增值的受益者,无论是企业股东、债权人,还是政府机关和企业职工都会从中受益。体现受益者和各利益集团投资受益情况分配的增值会计就成为社会责任会计的一种形式,各受益单位一方面要为企业提供各种服务,另一方面从企业中提取应得的报酬。企业的社会责任按照货币计量的方式通过增值会计的形式得以实现,而且借此可以显现单位时间内企业在经济目标上产生的实际功效。 2增值会计理论和ERP财务管理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种核算体系是把宏观与微观、管理与核算活动结合在一起的一种计算方式。两者之间由于内在的紧密联系而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为各类单位提供服务,并指导企业经济向前发展。 2.1基于增值会计理论的ERP财务管理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财务管理的内容 传统的ERP财务管理系统的职能单一,系统的主要作用就是管理好供应链这一个环节。而按照增值会计理论经过加工改进的ERP财务管理系统,一方面借鉴了增值的思想理念,另一方面以会计业务流程中的增值额作为系统优秀,通过ERP财务管理系统对企业的会计业务流程做了全面改进和调整,通过系统划分和确定“增值作业”和“非增值作业”,然后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或避免“非增值作业”的数量,尽可能多地改进并增加“增值作业”的含量,优化产品价值链,精简企业会计业务流程,准确预测企业资产价值,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 2.2基于增值会计理论的ERP财务管理系统保障了财务管理信息服务的全面性和可靠性 传统的ERP财务管理系统提供的财务报表数量有限,而且一般只能用于商业企业方面进行数据分析,而经过改进的基于增值会计理论的ERP财务管理系统把提供信息服务的范围扩大到包括政府和事业单位在内的非盈利性机构,而且还能借助该系统查询管理性报表、财务分析模块和各种需要的财务模型,为企业进行战略布置和决策提供可靠的信息服务。基于增值会计理论改良后的ERP财务管理系统可以系统设置自动完成很多规范业务的计量和演算,并且自动生成记录和报告凭证保存下来,保证信息资料不遗失。 3基于增值会计理论完善ERP财务管理系统的具体措施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和各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旧的财务会计指标评价体系和传统的ERP财务管理系统已经不能适应时展和企业要求,它的缺点和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因此,我们需要迅速地把基于增值会计理论的新的会计核算指标体系恰当地应用到ERP财务管理系统中,并且不断改进ERP财务管理系统的各个功能模块,使之日趋完善和成熟。具体做法是: 3.1增加ERP财务管理系统分析指标,用以检测企业是否具备相应的财务能力 ERP财务管理系统的其中一项职能是利用财务报表进行财务分析。由于这些财务分析是以真实的数据资料为依据的,所以资料的真实性和丰富性决定了分析的结果是否科学可靠。为了进一步保证财务分析的稳定性,在ERP财务管理系统中添加上相关的财务分析指标,一方面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确切的财务报表,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增加量资料展开企业经济状况分析,提高企业决策的确定性,最大程度地规避企业决策风险。 3.2通过ERP系统功能模块的改进,优化系统的增加值核算功能 为了更好地运用ERP财务管理系统,可以通过详细的系统区分把企业利润规划表、企业财务明细报表和企业资产负债表进行整理,然后按照增加值的构成要素对会计资料进行增加值的计算。所谓的“增加值”实际是指企业获得的净利润。传统上的企业利润是站在企业所有者立场上来计算企业盈利的,即把所有的费用支付全部扣除后的盈余。所以系统改进后的增加值核算把劳动支付保留了下来,这种核算方法表明了劳动投入和企业资产之间的分配状况,更加客观而准确地反映了企业的收益分配比例和数额。 3.3利用现有的ERP财务管理系统功能模块,加强系统的财务预测职能 ERP财务管理系统由于采用了数据库技术,财务管理的系统性和科学性都得到了提高。利用基于增值会计理论的理论预测方法,加上ERP财务管理系统的优势,可以加强系统的财务预测职能。基于增值会计理论的ERP财务预测职能有效地剔除了传统会计计量中庞杂而模糊的内容,采用明确的企业股东和员工价值标准对未来价值进行衡量和判断,为企业发展战略和股利政策提供正确的导向和指引,使企业管理者对企业价值和未来树立明确的目标,根据公司是在增值还是减值来决定公司是应该继续发行新股还是果断分红以保障股东享有利益最大化。 作者:何远祯单位: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会计理论论文:质量成本会计理论及计量方法透析论文 摘要:质量成本管理在实践中是衡量企业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企业应以最经济的手段生产出用户最满意的产品。为了从根本上保证产品质量,使得产品质量得以改善和提高,企业适当地增加预防成本是必要的。这是使得内外部故障成本大幅度下降,其最终结果既降低了质量成本又增加了经济效益。因此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有重点、有选择地控制产品的质量控制成本。但是企业同时应注意防止出现质量成本过剩,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质量成本过剩本身是企业的损失,因此企业应在适当增加相关质量成本的基础上,严密监视企业的增量质量成本与企业增量效益,在质量成本会计实践中实现质量成本总量与结构的优化。本文由质量成本的内涵与结构为起点,分析了质量成本在企业实践中应注意的不足与过剩问题,提出企业质量成本管理的标准应是促使企业质量成本总量与结构的优化。 关键词:质量成本会计计量 质量成本设置的目的是为了用于质量的成本优化,使预防成本、鉴定成本和故障成本,包括外部故障成本与内部故障成本的总和最小,使质量成本各要素之间保持合理的最佳结构。美国质量专家克劳士比认为,质量本身不存在问题,只有产品的设计、材料、人工和制造的问题才会导致质量的低劣。克劳士比提出质量成本由两部分组成:符合成本和非符合成本。预防成本与鉴定成本都属于符合成本,因为它们适用于确保产品和服务符合顾客的期望。内外故障与外部故障是非符合成本,它们是由于产品或服务被拒绝而产生的成本和机会成本。质量成本是符合成本和非符合成本的总和。统的质量成本概念及构成已为我国广大企业接受并应用。传统的质量成本概念有明显的局限性,它只考虑质量不足所带来的成本,但除了质量不足,质量过剩也是一种损失,这种损失也应该是一种质量成本。 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质量对于一个企业的重要性越来越强,产品质量的高低是企业有没有优秀竞争力的体现之一,提高产品质量是保证企业占有市场,从而能够持续经营的重要手段,一个企业想做大做强,在增强创新能力的基础上,努力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水平是重要的辅助手段。 1质量成本理论透视——不足或过剩 质量成本是一种为了保证和提高质量而支出的一切费用以及由于产品质量未达到既定标准而造成的一切损失的总和。它不是一种职能成本,但是通过质量成本分析,可以找出质量成本的最适宜点,从而为企业挖掘潜力,提高经济效益提供依据。正常情况下制造合格产品的费用不属于质量成本构成,它属于生产成本。质量成本是一种变动的成本,它随着质量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质量成本是一种机会成本,它不拘泥于已经发生的经济活动,也可以用于分析和预测可能或应当发生的经济活动。质量成本方法向管理层提供了一个管理工具。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规定,质量成本由两部分构成,即运行质量成本和外部质量保证成本,而运行质量成本中包括:预防成本、鉴定成本、内部故障成本和外部故障成本。 运行质量成本是指质量体系运行后,为了达到和保持所规定的质量水平所支付的费用。质量成本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运行质量成本。①预防成本是用于预防不合格品等故障所发生的费用,当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及其可靠性提高时,预防成本通常是增加的,因为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通常需要更多的时间、努力和资金等的投入。②鉴定成本是用于评定产品是否满足合同双方确定的质量水平所发生的费用。③内部故障成本用于产品交付前因不满足合同双方确定的质量水平所发生的费用。④外部故障成本是用于产品交付后因不满足合同双方确定的质量水平导致索赔、修理、更换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信誉损失同属外部故障成本但一般无法用金钱来度量。同内部故障成本一样,当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及其可靠性提高时,外部故障成本会降低。外部质量保证成本是在合同环境条件下企业根据顾客提出的要求,向其提供客观证据,保证所支付的费用。 2质量成本会计的归宿 企业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努力降低企业综合质量成本。首先,企业应明确客户的质量需求水平。其次,树立企业员工的质量成本意识。开展质量成本管理离不开广大员工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因此可以通过开办质量成本专题讲座,向员工讲清开展质量成本管理的目的、意义和要求,提高他们对质量成本理论的基本认识,使员工相信并愿意长期为之努力。第三,将质量成本管理纳入经济责任管理范围。对于发生的质量事故要追究原因和责任,运用经济手段增强员工质量成本意识,保证合理服务质量水平。对质量成本责任进行考核必须确定质量成本考核指标。确定考核指标的依据有质量成本计划,质量成本结果,质量成本责任归集明细表。按责任部门分类,确定责任部门考核指标:按责任分部分项分类,确定考核指标:按量值分类,确定发生额和相关指标的考核指标。根据这些指标,实施质量成本考核,并将考核结果进行反馈和处理。坚持质量成本效益与趋势分析,为质量成本会计决策提供依据。通过分析质量成本与有关指标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大体反映质量经营的状况及其对质量经济效益的影响,借以说明企业进行质量成本核算和管理、开发质量成本的重要性。通过一些基数与质量成本对比,从不同角度说明经营情况。质量成本实践中通常利用的基数有:工时基数、成本基数、销售基数和单位基数。通过对这些基数进行期初预测数与实际执行数的对比分析,反映质量成本趋势,更好地体现质量成本的分析结果。提出改进质量成本管理的建议。针对公司质量缺陷、质量成本管理和质量体系薄弱环节以及公司质量成本构成合理化建议。为更好的体现企业的质量控制情况,应编制质量报告表,以有利于企业进行整体战略布局与调整。公务员之家 3质量成本的计量 质量成本被定义为由于质量可能或者确实低劣而存在的成本。它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四类:①预防成本(preventioncosts),指在产品或服务提供过程中为防止出现劣质产品或服务而发生的成本。②鉴定成本(appraisalcosts),指为了确定产品或服务是否符合顾客的要求或顾客的需要所发生的成本。③内部失败成本(internalfailurecosts),是由于产品和服务不符合规格或顾客的需要而发生的,不合格产品到达顾客前就被发现。④外部失败成本(externalfailurecosts),指产品和服务发送到顾客以后,由于不符合要求或不能满足顾客需要而发生的,在所有质量成本中,这种成本最具有破坏性,象产品招回这种处理方式可能给公司造成巨额损失,但相比由于顾客不满意、公司形象受损以及由此造成的产品市场占有率降低而带来的成本,可能又算一个小数目了。 质量成本还可以划分为显性质量成本(observablequalitycosts)和隐性质量成本(hiddenqualitycosts),前者主要指账面有记载的,后者指由于劣质产品导致的机会成本,如失去的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的下降等,质量成本计量的困难主要体现在隐性成本这一块,常用的方法主要有:①乘数法,全部外部失败成本=K(账面记载的失败成本),K值是估量的数值,是个经验值,不同的公司和行业会相差很大;②市场调查法,根据对顾客调查和访问公司销售部门得到的数据,估计劣质产品对销售和市场份额的影响;③塔古奇损失函数法(taguchilossfunction),假定任一质量特性相对目标值的偏离都会导致隐性质量成本,并且,隐性质量成本以偏离值的平方倍增加:L(y)=k(y-T)2,式中的k取决于组织外部失败成本结构的比例常数,y是质量特征的实际值,T是质量特征的目标值,L是质量损失。质量成本的数额可能是非常巨大,研究表明,美国公司的质量成本大部分占销售额的20%到30%之间(我国缺乏这方面的数据),但是质量专家坚持认为,最优的质量水平应该是大约占销售额的2%到4%,也就是说,存在着通过改进质量成本大大提高利润的可能性。 会计理论论文:企业质量成本会计理论计量探究论文 摘要:质量成本管理在实践中是衡量企业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企业应以最经济的手段生产出用户最满意的产品。为了从根本上保证产品质量,使得产品质量得以改善和提高,企业适当地增加预防成本是必要的。这是使得内外部故障成本大幅度下降,其最终结果既降低了质量成本又增加了经济效益。因此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有重点、有选择地控制产品的质量控制成本。但是企业同时应注意防止出现质量成本过剩,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质量成本过剩本身是企业的损失,因此企业应在适当增加相关质量成本的基础上,严密监视企业的增量质量成本与企业增量效益,在质量成本会计实践中实现质量成本总量与结构的优化。本文由质量成本的内涵与结构为起点,分析了质量成本在企业实践中应注意的不足与过剩问题,提出企业质量成本管理的标准应是促使企业质量成本总量与结构的优化。 关键词:质量成本;会计;计量 质量成本设置的目的是为了用于质量的成本优化,使预防成本、鉴定成本和故障成本,包括外部故障成本与内部故障成本的总和最小,使质量成本各要素之间保持合理的最佳结构。美国质量专家克劳士比认为,质量本身不存在问题,只有产品的设计、材料、人工和制造的问题才会导致质量的低劣。克劳士比提出质量成本由两部分组成:符合成本和非符合成本。预防成本与鉴定成本都属于符合成本,因为它们适用于确保产品和服务符合顾客的期望。内外故障与外部故障是非符合成本,它们是由于产品或服务被拒绝而产生的成本和机会成本。质量成本是符合成本和非符合成本的总和。统的质量成本概念及构成已为我国广大企业接受并应用。传统的质量成本概念有明显的局限性,它只考虑质量不足所带来的成本,但除了质量不足,质量过剩也是一种损失,这种损失也应该是一种质量成本。 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质量对于一个企业的重要性越来越强,产品质量的高低是企业有没有优秀竞争力的体现之一,提高产品质量是保证企业占有市场,从而能够持续经营的重要手段,一个企业想做大做强,在增强创新能力的基础上,努力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水平是重要的辅助手段。 1质量成本理论透视——不足或过剩 质量成本是一种为了保证和提高质量而支出的一切费用以及由于产品质量未达到既定标准而造成的一切损失的总和。它不是一种职能成本,但是通过质量成本分析,可以找出质量成本的最适宜点,从而为企业挖掘潜力,提高经济效益提供依据。正常情况下制造合格产品的费用不属于质量成本构成,它属于生产成本。质量成本是一种变动的成本,它随着质量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质量成本是一种机会成本,它不拘泥于已经发生的经济活动,也可以用于分析和预测可能或应当发生的经济活动。质量成本方法向管理层提供了一个管理工具。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规定,质量成本由两部分构成,即运行质量成本和外部质量保证成本,而运行质量成本中包括:预防成本、鉴定成本、内部故障成本和外部故障成本。 运行质量成本是指质量体系运行后,为了达到和保持所规定的质量水平所支付的费用。质量成本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运行质量成本。①预防成本是用于预防不合格品等故障所发生的费用,当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及其可靠性提高时,预防成本通常是增加的,因为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通常需要更多的时间、努力和资金等的投入。②鉴定成本是用于评定产品是否满足合同双方确定的质量水平所发生的费用。③内部故障成本用于产品交付前因不满足合同双方确定的质量水平所发生的费用。④外部故障成本是用于产品交付后因不满足合同双方确定的质量水平导致索赔、修理、更换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信誉损失同属外部故障成本但一般无法用金钱来度量。同内部故障成本一样,当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及其可靠性提高时,外部故障成本会降低。外部质量保证成本是在合同环境条件下企业根据顾客提出的要求,向其提供客观证据,保证所支付的费用。 2质量成本会计的归宿 企业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努力降低企业综合质量成本。首先,企业应明确客户的质量需求水平。其次,树立企业员工的质量成本意识。开展质量成本管理离不开广大员工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因此可以通过开办质量成本专题讲座,向员工讲清开展质量成本管理的目的、意义和要求,提高他们对质量成本理论的基本认识,使员工相信并愿意长期为之努力。第三,将质量成本管理纳入经济责任管理范围。对于发生的质量事故要追究原因和责任,运用经济手段增强员工质量成本意识,保证合理服务质量水平。对质量成本责任进行考核必须确定质量成本考核指标。确定考核指标的依据有质量成本计划,质量成本结果,质量成本责任归集明细表。按责任部门分类,确定责任部门考核指标:按责任分部分项分类,确定考核指标:按量值分类,确定发生额和相关指标的考核指标。根据这些指标,实施质量成本考核,并将考核结果进行反馈和处理。坚持质量成本效益与趋势分析,为质量成本会计决策提供依据。通过分析质量成本与有关指标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大体反映质量经营的状况及其对质量经济效益的影响,借以说明企业进行质量成本核算和管理、开发质量成本的重要性。通过一些基数与质量成本对比,从不同角度说明经营情况。质量成本实践中通常利用的基数有:工时基数、成本基数、销售基数和单位基数。通过对这些基数进行期初预测数与实际执行数的对比分析,反映质量成本趋势,更好地体现质量成本的分析结果。提出改进质量成本管理的建议。针对公司质量缺陷、质量成本管理和质量体系薄弱环节以及公司质量成本构成合理化建议。为更好的体现企业的质量控制情况,应编制质量报告表,以有利于企业进行整体战略布局与调整。公务员之家 3质量成本的计量 质量成本被定义为由于质量可能或者确实低劣而存在的成本。它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四类:①预防成本(preventioncosts),指在产品或服务提供过程中为防止出现劣质产品或服务而发生的成本。②鉴定成本(appraisalcosts),指为了确定产品或服务是否符合顾客的要求或顾客的需要所发生的成本。③内部失败成本(internalfailurecosts),是由于产品和服务不符合规格或顾客的需要而发生的,不合格产品到达顾客前就被发现。④外部失败成本(externalfailurecosts),指产品和服务发送到顾客以后,由于不符合要求或不能满足顾客需要而发生的,在所有质量成本中,这种成本最具有破坏性,象产品招回这种处理方式可能给公司造成巨额损失,但相比由于顾客不满意、公司形象受损以及由此造成的产品市场占有率降低而带来的成本,可能又算一个小数目了。 质量成本还可以划分为显性质量成本(observablequalitycosts)和隐性质量成本(hiddenqualitycosts),前者主要指账面有记载的,后者指由于劣质产品导致的机会成本,如失去的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的下降等,质量成本计量的困难主要体现在隐性成本这一块,常用的方法主要有:①乘数法,全部外部失败成本=K(账面记载的失败成本),K值是估量的数值,是个经验值,不同的公司和行业会相差很大;②市场调查法,根据对顾客调查和访问公司销售部门得到的数据,估计劣质产品对销售和市场份额的影响;③塔古奇损失函数法(taguchilossfunction),假定任一质量特性相对目标值的偏离都会导致隐性质量成本,并且,隐性质量成本以偏离值的平方倍增加:L(y)=k(y-T)2,式中的k取决于组织外部失败成本结构的比例常数,y是质量特征的实际值,T是质量特征的目标值,L是质量损失。质量成本的数额可能是非常巨大,研究表明,美国公司的质量成本大部分占销售额的20%到30%之间(我国缺乏这方面的数据),但是质量专家坚持认为,最优的质量水平应该是大约占销售额的2%到4%,也就是说,存在着通过改进质量成本大大提高利润的可能性。 会计理论论文:质量成本会计理论研究论文 摘要:质量成本管理在实践中是衡量企业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企业应以最经济的手段生产出用户最满意的产品。为了从根本上保证产品质量,使得产品质量得以改善和提高,企业适当地增加预防成本是必要的。这是使得内外部故障成本大幅度下降,其最终结果既降低了质量成本又增加了经济效益。因此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有重点、有选择地控制产品的质量控制成本。但是企业同时应注意防止出现质量成本过剩,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质量成本过剩本身是企业的损失,因此企业应在适当增加相关质量成本的基础上,严密监视企业的增量质量成本与企业增量效益,在质量成本会计实践中实现质量成本总量与结构的优化。本文由质量成本的内涵与结构为起点,分析了质量成本在企业实践中应注意的不足与过剩问题,提出企业质量成本管理的标准应是促使企业质量成本总量与结构的优化。 关键词:质量成本;会计;计量 质量成本设置的目的是为了用于质量的成本优化,使预防成本、鉴定成本和故障成本,包括外部故障成本与内部故障成本的总和最小,使质量成本各要素之间保持合理的最佳结构。美国质量专家克劳士比认为,质量本身不存在问题,只有产品的设计、材料、人工和制造的问题才会导致质量的低劣。克劳士比提出质量成本由两部分组成:符合成本和非符合成本。预防成本与鉴定成本都属于符合成本,因为它们适用于确保产品和服务符合顾客的期望。内外故障与外部故障是非符合成本,它们是由于产品或服务被拒绝而产生的成本和机会成本。质量成本是符合成本和非符合成本的总和。统的质量成本概念及构成已为我国广大企业接受并应用。传统的质量成本概念有明显的局限性,它只考虑质量不足所带来的成本,但除了质量不足,质量过剩也是一种损失,这种损失也应该是一种质量成本。 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质量对于一个企业的重要性越来越强,产品质量的高低是企业有没有优秀竞争力的体现之一,提高产品质量是保证企业占有市场,从而能够持续经营的重要手段,一个企业想做大做强,在增强创新能力的基础上,努力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水平是重要的辅助手段。 1质量成本理论透视——不足或过剩 质量成本是一种为了保证和提高质量而支出的一切费用以及由于产品质量未达到既定标准而造成的一切损失的总和。它不是一种职能成本,但是通过质量成本分析,可以找出质量成本的最适宜点,从而为企业挖掘潜力,提高经济效益提供依据。正常情况下制造合格产品的费用不属于质量成本构成,它属于生产成本。质量成本是一种变动的成本,它随着质量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质量成本是一种机会成本,它不拘泥于已经发生的经济活动,也可以用于分析和预测可能或应当发生的经济活动。质量成本方法向管理层提供了一个管理工具。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规定,质量成本由两部分构成,即运行质量成本和外部质量保证成本,而运行质量成本中包括:预防成本、鉴定成本、内部故障成本和外部故障成本。 运行质量成本是指质量体系运行后,为了达到和保持所规定的质量水平所支付的费用。质量成本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运行质量成本。①预防成本是用于预防不合格品等故障所发生的费用,当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及其可靠性提高时,预防成本通常是增加的,因为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通常需要更多的时间、努力和资金等的投入。②鉴定成本是用于评定产品是否满足合同双方确定的质量水平所发生的费用。③内部故障成本用于产品交付前因不满足合同双方确定的质量水平所发生的费用。④外部故障成本是用于产品交付后因不满足合同双方确定的质量水平导致索赔、修理、更换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信誉损失同属外部故障成本但一般无法用金钱来度量。同内部故障成本一样,当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及其可靠性提高时,外部故障成本会降低。外部质量保证成本是在合同环境条件下企业根据顾客提出的要求,向其提供客观证据,保证所支付的费用。 2质量成本会计的归宿 企业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努力降低企业综合质量成本。首先,企业应明确客户的质量需求水平。其次,树立企业员工的质量成本意识。开展质量成本管理离不开广大员工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因此可以通过开办质量成本专题讲座,向员工讲清开展质量成本管理的目的、意义和要求,提高他们对质量成本理论的基本认识,使员工相信并愿意长期为之努力。第三,将质量成本管理纳入经济责任管理范围。对于发生的质量事故要追究原因和责任,运用经济手段增强员工质量成本意识,保证合理服务质量水平。对质量成本责任进行考核必须确定质量成本考核指标。确定考核指标的依据有质量成本计划,质量成本结果,质量成本责任归集明细表。按责任部门分类,确定责任部门考核指标:按责任分部分项分类,确定考核指标:按量值分类,确定发生额和相关指标的考核指标。根据这些指标,实施质量成本考核,并将考核结果进行反馈和处理。坚持质量成本效益与趋势分析,为质量成本会计决策提供依据。通过分析质量成本与有关指标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大体反映质量经营的状况及其对质量经济效益的影响,借以说明企业进行质量成本核算和管理、开发质量成本的重要性。通过一些基数与质量成本对比,从不同角度说明经营情况。质量成本实践中通常利用的基数有:工时基数、成本基数、销售基数和单位基数。通过对这些基数进行期初预测数与实际执行数的对比分析,反映质量成本趋势,更好地体现质量成本的分析结果。提出改进质量成本管理的建议。针对公司质量缺陷、质量成本管理和质量体系薄弱环节以及公司质量成本构成合理化建议。为更好的体现企业的质量控制情况,应编制质量报告表,以有利于企业进行整体战略布局与调整。公务员之家 3质量成本的计量 质量成本被定义为由于质量可能或者确实低劣而存在的成本。它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四类:①预防成本(preventioncosts),指在产品或服务提供过程中为防止出现劣质产品或服务而发生的成本。②鉴定成本(appraisalcosts),指为了确定产品或服务是否符合顾客的要求或顾客的需要所发生的成本。③内部失败成本(internalfailurecosts),是由于产品和服务不符合规格或顾客的需要而发生的,不合格产品到达顾客前就被发现。④外部失败成本(externalfailurecosts),指产品和服务发送到顾客以后,由于不符合要求或不能满足顾客需要而发生的,在所有质量成本中,这种成本最具有破坏性,象产品招回这种处理方式可能给公司造成巨额损失,但相比由于顾客不满意、公司形象受损以及由此造成的产品市场占有率降低而带来的成本,可能又算一个小数目了。 质量成本还可以划分为显性质量成本(observablequalitycosts)和隐性质量成本(hiddenqualitycosts),前者主要指账面有记载的,后者指由于劣质产品导致的机会成本,如失去的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的下降等,质量成本计量的困难主要体现在隐性成本这一块,常用的方法主要有:①乘数法,全部外部失败成本=K(账面记载的失败成本),K值是估量的数值,是个经验值,不同的公司和行业会相差很大;②市场调查法,根据对顾客调查和访问公司销售部门得到的数据,估计劣质产品对销售和市场份额的影响;③塔古奇损失函数法(taguchilossfunction),假定任一质量特性相对目标值的偏离都会导致隐性质量成本,并且,隐性质量成本以偏离值的平方倍增加:L(y)=k(y-T)2,式中的k取决于组织外部失败成本结构的比例常数,y是质量特征的实际值,T是质量特征的目标值,L是质量损失。质量成本的数额可能是非常巨大,研究表明,美国公司的质量成本大部分占销售额的20%到30%之间(我国缺乏这方面的数据),但是质量专家坚持认为,最优的质量水平应该是大约占销售额的2%到4%,也就是说,存在着通过改进质量成本大大提高利润的可能性。 会计理论论文:会计理论逻辑评价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会计假设起点论;会计目标起点论;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等进行讲述,包括了会计目标是会计所要达到的境地、会计对象是会计的客体,是会计反映的控制内容、环境是指周围的条件,环境决定一切,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由时间、地点等环境所决定的、会计假设起点论和会计目标起点论是西文在研究财务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时提出的等,具体资料请见: 理论建构的过程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过程,是将最简单、最普通的、内容比较贫乏的抽象规定作为该门学科的理论出发点,然后,使这些最一般的定义和原理在整个叙述过程中不断深化和丰富,同时又以越来越具体的内容加以充实,直到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得到完整的阐述为止。理论建构的关键是逻辑起点的确定,确定了逻辑起点,便开始了以逻辑为中介、抽象范畴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过程。这个抽象范畴不断向具体范畴的上升过程,表现为后一个概念是前一个概念的综合和发展,是在前一个范畴规定的基础上,再补充上新的规定,因而是一个丰富化、全面化的过程,是一个比一个范畴更具体的过程。 逻辑起点,是指展开某种逻辑体系赖以推理、论证的最本源性的抽象范畴。它能推动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发展,具有结构的张力的推衍的能力。它对该学科其它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作为会计理论体系构建的逻辑的起点应该具备的条件是:(1)逻辑起点必须具有可知性;(2)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联系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3)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连接会计系统和会计环境;(4)逻辑起点能够推理论证其他理论范畴。 文献回顾 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理论是会计界在现代会计理论体系问题上讨论最多、争议比较大的热点和难点,存在诸多观点,至今未达成共识。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会计假设起点论、会计目标起点论、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会计职能起点论、会计目的起点论、会计动因起点论、会计环境起点论、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起点论。 (一)会计假设起点论 它认为会计研究只有以会计假设为起点,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才具有逻辑严密性和客观性,会计实务才能在一定的规范下得以展开。其逻辑体系是会计假设、会计原则、会计程度、会计方法、会计要素、财务报告。至今比较统一的会计假设是会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及货币计量假设。 张昌仁提出,会计假设是以大量会计事实和惯例为基础所做出的合理推断,是规范会计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会计假设尽管在现代会计理论体系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前提条件和制约因素。而丁庭选认为:会计假设并不是最本源的范畴,同会计假设不能自然而然地推导出所有的会计准则;以此为逻辑起点,现代会计理论体系,其内部缺乏严格的逻辑关系,并不能构成一个逻辑严密、内容完整的理论框架体系。会计假设不能作为现代会计的逻辑出发点,而只能作为前提概念。从70年代开始,西方会计理论的研究起点开始转向会计目标。 (二)会计目标起点论 会计目标是会计所要达到的境地。在美国会计学会制定的《基本会计理论说明书》中列出了四大会计目标:(1)对有限资源使用作出决策,包括识别重要的决策领域,并确定目标方向;(2)有效地管理的控制资源;(3)记录与报告资源的受托责任;(4)有利于履行社会职能和社会控制。其逻辑体系是会计目标、会计假设、会计要素、会计准则、会计实务。我国从80年代以来就开始对会计目标起点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我国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以会计目标为出发点也有一定的不足,有很大的主观性,目标是一种假定,目前无法加以证实,缺乏客观依据。也有这样的问题:是针对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体系而提出的,而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体系不一定适用于整个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王海龙、宁玉臣指出,西方目标起点论是信息系统理论体系,强调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提供对业务和经济决策有用的信息,旨在建立以公认会计原则为优秀的会计理论体系;而现阶段我国会计目标起点论可以说是经济效益理论体系,把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会计目标。 (三)会计本质起点论 该观点认为:会计本质对其他会计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构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逻辑关系是会计性质、职能和目标、会计假设和会计原则、会计方法体系等。张兆国主张以会计本质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他认为,在会计学上,会计理论研究所提示的最终成果,是关于会计实践的根本性质,即会计本质。这一观点从20世纪50年代流行我国,并在会计研究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这种观点的提出是建立在对我国会计实践研究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对西方会计理论借鉴的基础上;会计本质只是会计理论的研究前提,而不是研究的起点。会计本质是脱离会计实践的,更谈不上反映会计实践的需求同时作用于会计实践。 (四)会计对象起点论 会计对象是会计的客体,是会计反映的控制内容。李映照、陈妮娜认为:会计对象是会计理论要素中最本源的抽象范畴,它来自客观环境,反映于会计系统中,决定了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内容,是推理论证其他抽象范畴的基础。劳秦汉指出,理论体系是研究对象自身逻辑的科学反映,因而会计对象(价值)质的特征(时空性)和量的特性决定着所有的会计理论,是构成会计理论体系最本源的范畴。而吴联生否认将会计对象作为逻辑起点,他认为会计对象作为联结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的纽带,其高度的抽象性无法在实务上给予具体、清楚地反映。与此同时,吴水澎指出,会计对象到底要分成几个会计要素才适当,这要受制于会计目标,服从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不是会计对象决定会计目标,而是会计要素是受制于与会计目标的,不同的会计目标会产生不同的会计要素,会计对象不是“起点式”的会计理论范畴,不能作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 (五)会计环境起点论 环境是指周围的条件,环境决定一切,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由时间、地点等环境所决定的。无论会计本质、会计对象还是会计目标,都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环境下,人们对会计现象的一种认识,有什么样的会计环境,就必然有什么样的会计理论。谢德仁在认为,会计环境是会计内环境与会计外环境有机的总和。会计内环境决定了会计的本质,从而决定了会计的职能,进一步决定着会计程序与方法;会计外环境决定了会计目标,从而决定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进一步影响着会计程序与方法。因此,会计本质、职能与会计目标,最终统一在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统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也有学者认为会计环境本身并不属于会计理论体系,因为环境是面对整个社会系统而言的,对会计系统并没有特殊的针对性。会计环境不能将自身与会计系统结合起来,更不能联系会计实践与会计理论,也无法推导出其他理论范畴。因此,会计环境虽然对会计系统非常重要,但并不能将其作为逻辑起点研究和构建会计准则理论框架,只能说它是会计概念框架的背景。 (六)双起点理论,是许多学者在研究单一要素逻辑起点中得不到较为满意的答案时,转而创新性的提出双起点论。主要有:(1)会计基本假设与会计目标。苏新龙认为,环境对会计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从客观上来看,环境对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影响表现在对会计的基本假设上;从主观上看环境对会计的影响表现在信息使用者对会计的要求,即会计目标。因此,会计的起点理论应是会计基本假设与会计目标。(2)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杨月梅认为,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3)会计环境与会计本质。李先富认为,把会计环境和会计本质作为研究起点,更能解释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会计理论创新问题。(4)会计环境与会计动因。牛彦秀认为,会计环境和会计动因反映会计实践活动的内容,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但不少学者反对双起点论,认为这种观点违背了人类认识论的科学性中包含的(逻辑起点的单一性和初始性)。潘立生、姚禄仕指出,多重会计优秀理论不可取,会计优秀理论只能有一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会计理论体系逻辑一致性,会计准则制定及评价更为明确可行,确保会计政策选择标准的一贯性。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会计假设起点论和会计目标起点论是西文在研究财务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时提出的,并最终以会计目标起点论为西方流行观点。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是我国会计界的首创,而会计环境起点论、双逻辑起点论以至多起点论是中外观点结合的产物。 结论 东财会计学院的牛彦秀在《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一文中,将会计理论体系分为纯理论范畴和应用范畴两方面。会计本质位于理论范畴的最高层次,会计目标则为应用范畴的最高层次。 借用此会计理论,笔者认为我国与西方从会计逻辑起点的分析角度看,西方注重会计假设、会计目标逻辑起点;而中国则更多的关注会计本质、会计对象,甚至双逻辑起点的研究。笔者认为这与中西方逻辑思维有着必然的联系。 科学的逻辑起点的确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包含复杂整体的一切矛盾胚芽的细胞形态作为逻辑起点,即以构成认识对象最简单的元素作为出发点;另一种是以理论体系的最基本命题作为逻辑起点,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命题决定、影响其他命题和结论的产生与发展。如果说会计本质、会计对象是构成会计认识对象最简单的元素之一,则会计假设、会计目标是会计理论的两个基本命题。中国传统思维是前一种逻辑起点形式居多,而西方逻辑思维主要是以理论体系中最基本命题作为逻辑起点形式。 中国新会计准则的颁布,主要借鉴西方会计概念框而制定出来的,而西方会计概念框架也是以会计目标为逻辑起点,故笔者认为,我国现代会计理论应该以会计目标为逻辑起点,也并非把会计准则或会计概论框架等同于现代会计理论,但会计准则或会计概念框架是现代会计理论应用领域的优秀理论。 会计目标是指人们从事会计活动应达到的境地或标准,它回答了会计方向是什么的问题。会计目标成为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的理由:(1)从逻辑的角度看,会计目标具备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特征;(2)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目标对于理论系统是至关重要的,按一定目标构建的是一切系统所具备的基本特征;(3)从会计理论的性质看,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能够使会计理论密切联系会计实践。 综上所述,以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整个会计理论体系更具科学性、客观性,增强了会计理论体系对会计实践的解释和指导功能,促进会计理论体系日趋完善。 会计理论论文:定性管理我国会计理论结构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研究管理会计理论结构的意义;管理会计理论结构的要素;管理会计理论结构要素的定性描述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有助于指导管理会计实践;有助于管理会计学科体系的建设、有助于制定较为合理的管理会计原则,规范管理会计行为、有助于对管理会计理论各要素作出科学界定、构造管理会计理论结构要素的逻辑起点、管理会计本质、管理会计对象、管理会计职能、管理会计目标、管理会计任务、管理会计环境、管理会计假设、管理会计原则、管理会计道德、管理会计哲学、管理会计文化、管理会计程序、管理会计方法、管理会计行为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管理会计的理论结构概念,在我国会计界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更未有权威性的结论,我认为很有必要深入探讨这一问题。管理会计理论是由管理会计研究者从管理会计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有系统的结论。管理会计的理论结构是由相互关连的基本理论概念所组成的逻辑一致的体系。 一、研究管理会计理论结构的意义 1.有助于指导管理会计实践。在会计界有人认为管理会计还是一门不成熟的会计学科,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这与管理会计尚未形成前后一贯的理论有关。要想更好地开展管理会计工作,需要我们有准确系统的管理会计理论来加以指导。因此研究管理会计的理论结构,对于指导管理会计实践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2.有助于管理会计学科体系的建设。翻开中外各种管理会计教材及专著,虽然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内容,但各自的体系还是有许多的差别,这与过去人们对管理会计的传统认识有关,似乎就应该如此。其实,这也是由于缺乏对管理会计的理论结构进行系统研究造成的,这样长期下去,不利于管理会计学科体系的建设。 3.有助于制定较为合理的管理会计原则,规范管理会计行为。管理会计原则是管理会计理论与管理会计实践的桥梁,同时也是管理会计理论的重要延伸。只有通过深入研究管理会计理论结构,才有可能制定出前后一贯,自成一体的管理会计原则。如果对管理会计的理论结构缺乏研究,那么制定出来的管理会计原则必然是片面的,甚至是违背管理会计基本理论的,其生命力及影响就会受到限制。 4.有助于对管理会计理论各要素作出科学界定。在人们对管理会计理论要素认识尚不明朗,对管理会计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认识不一致的情况下,系统地研究管理会计的理论结构,从内涵到外延上对各管理会计理论要素加以界定,便于人们更准确地应用,同时也促进管理会计理论的发展。 二、管理会计理论结构的要素 管理会计理论结构的要素是指构成管理会计理论的必要因素。其内容有哪些,说法并不统一。 第一种看法认为管理会计理论结构的要素包括: 1.管理会计理论和方法的基础, 2.管理会计的本质, 3.管理会计的目标, 4.管理会计的对象, 5.管理会计的基本要素,包括收入、成本、损益、现金流量等, 6.管理会计的基本原则。(注:宋献中《中国管理会计——透视与展望》,《会计研究》1995年第11期。) 第二种看法认为管理会计理论结构的要素包括: 1.起点理论层次,具体指管理会计理论基础、管理会计对象理论。 2.基础理论层次,具体指管理会计原则理论。 3.管理会计优秀理论层次,具体指管理会计原则理论。 4.管理会计实务理论层次,具体指管理会计程序方法理论,管理会计具体实践。(注:劳秦汉《论管理会计》,《财会审论坛》1995年第4期。) 第三种看法认为管理会计理论结构的要素包括: 1.管理会计的目标。 2.管理会计概念,具体指计量、传送、信息、系统、规划、反馈和成本性态。 3、管理会计原则。 4.管理会计技术。(注:陈今池编著《西方现代会计理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302—303页。) 笔者认为管理会计理论结构的要素要能体现以下基本思想:第一,要有时代特色。管理会计自产生到现在不过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但它的内容变化很大,今后还会不断更新。因此,在理论上要有时代特色,而且能预示其变化,在一定时期内能容纳下其发展。第二,要前后一贯,具有逻辑性。要避免传统管理会计理论体系不严密、前后一贯性差、逻辑性不强的毛病。要运用系统论的观点与方法,对各要素按照其内在逻辑进行排列组合,而不是任意凑合。第三,要有一定的包容性。管理会计是一项世界性的企业管理语言,因此其理论结构的要素应能够包容得下各个时期中外管理会计的理论与实践。 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管理会计理论结构的要素有以下一些内容: 1.管理会计的本质,即管理会计概念, 2.管理会计对象, 3.管理会计职能, 4.管理会计目标, 5.管理会计任务, 6.管理会计环境, 7.管理会计假设, 8.管理会计原则, 9.管理会计道德, 10.管理会计哲学, 11.管理会计文化, 12.管理会计程序, 13.管理会计方法, 14.管理会计行为。 1—5项我称之为基本的管理会计理论要素,它阐明管理会计是什么,干些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要完成哪些任务。 6—9项我称之为规范的管理会计理论要素,它说明管理会计是在一定的环境下、一定的假设条件下、一定的规范约束下开展活动的,它是基本的管理会计理论要素的延伸与发展。 10—14项我称之为行为的管理会计理论要素。管理会计实践活动是在一定的管理会计哲学的指导下进行的,而且脱离不了管理会计文化的影响。管理会计程序虽然多变,但每一项具体工作还是有一定的基本程序的,管理会计方法是管理会计实践的有力工具,管理会计行为是一切管理会计理论的充分体现。 构造管理会计理论结构要素的逻辑起点,我认为应当是管理会计的本质。上述列举的三种观点均不以管理会计的本质作为逻辑起点。因为只有管理会计的本质才是该学科理论体系中最基本、最抽象、最简单的一个理论要素。只有从管理会计的本质出发,才能把其它管理会计理论结构要素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构造出一个具有逻辑性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 只有科学地揭示管理会计的本质,才能真正将管理会计与其它管理活动区分开来。管理会计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科学,就在于它把揭示管理会计的本质作为自己研究的根本任务,管理会计理论结构中的其它要素难以起到这一统率作用。 只有科学地揭示管理会计的本质,才能知道管理会计的性能和发展方向,对管理会计本质认识的正确与否,必然会对管理会计其它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及整个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构造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美国著名会计学家利特尔顿教授在研究空间理论结构时,首先从会计的本质开始。(注:利特尔顿著《会计理论结构》,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这也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研究管理会计理论结构,也应从管理会计的本质作为逻辑起点。 管理会计理论的优秀,应当是管理会计目标,但管理会计目标是由管理会计本质决定的,而不是管理会计目标决定管理会计本质。这一点必须明确,在构建管理会计理论结构时应摆正这一关系。( 管理会计本质是管理会计本身所固有的,决定管理会计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特点,是决定管理会计发展的那种基本规定性。我认为它至少有以下三层含义:它是一个以提供经营管理信息为主的会计信息系统,它是现代会计的新发展和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项最能动的会计管理活动。市场经济越发展,管理会计越重要;科技水平越高,管理会计越成熟;经营管理越复杂,管理会计的内容越丰富。 三、管理会计理论结构要素的定性描述 1.管理会计本质(概念)。管理会计以现代经营管理学为理论基础,广泛利用会计部门提供的会计信息和其它部门提供的经济信息,采用各种有效的方法和措施,产生出许多新的管理会计信息,为企业经营管理服务,并直接参与经营管理。 2.管理会计对象。管理会计的对象是什么,众说不一。我认为管理会计对象是向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提供经营管理所需的管理会计信息,协助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经营管理好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3.管理会计职能。管理会计职能是管理会计的内在功能,即它能发挥什么作用。管理会计职能随着管理会计工作和理论的演进在不断发展。我认为目前管理会计职能主要是预测经济前景,参与经济决策,规划经济活动,控制经济过程,分析经济效益,考核经济责任,反馈经济信息,参与协调组织等。 4.管理会计目标。管理会计目标是管理会计运行系统的目的,以及所需达到的基本要求。它对整个管理会计系统的有效运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管理会计目标是管理会计本质的能动体现。管理会计目标既有总的目标,也有具体目标。目标要定得科学合理,要让管理会计人员争取能够达到,要对企业经营管理确实能有所贡献。 5.管理会计任务。管理会计任务是管理会计人员应完成的工作,应负的责任。管理会计任务是由管理会计职能和目标决定的,管理会计任务是否合理,对于管理会计目标的实现,对于管理会计职能的发挥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管理会计任务应结合企业实际,要具体明确,尽量量化,做到可以考核,以便激励管理会计人员开展工作。 6.管理会计环境。管理会计环境是指对企业管理会计活动及其发展产生各种直接和间接影响的客观条件和状况。主要是指管理会计的社会环境。它主要受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科技发展水平、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企业领导者及员工的素质、管理会计人员自身的素质、以及企业管理会计制度的完备情况的影响。 7.管理会计假设。管理会计假设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管理会计工作的前提条件或制约条件,是对客观情况合乎逻辑的推断。管理会计假设主要有:管理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期间、责任主体、相关范围、货币时间价值、投资风险价值、会计信息的近似性、币值可变化、计量多变性、方法灵活性、重置成本计价、未来可预计、机会成本、未来收益与成本的确认与配比等。 8.管理会计原则。管理会计原则是管理会计工作中应遵循的各项基本准则,是规范管理会计活动的指南。管理会计原则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即一般的管理会计原则和具体的管理会计原则。管理会计原则的制定受众多因素的影响,要在对管理会计有全面认识的基础上来描述其各项原则。 9.管理会计道德。管理会计道德是管理会计人员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它体现着管理会计人员行为是否符合社会价值标准。管理会计道德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它具有丰富的内容,是管理会计原则的必要补充,是提高管理会计人员精神境界的重要营养。管理会计道德着重解决管理会计人员所面临的各种利益冲突,协调好管理会计工作中人与人之间,人与企业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身心灵世界的关系,求得一个最佳的平衡。 10.管理会计哲学。管理会计哲学是从管理会计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生长”出来的,但它又是超越管理会计学而上升到更高理论层次的实践哲学。管理会计包含着哲学,管理会计需要哲学。因为它使人们对管理会计的认识形成了更高的理论概括,进而为管理会计实践提供更高的理论指导。 11.管理会计文化。管理会计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环境的影响下,通过企业管理会计人员的长期培养和倡导,在长期的管理会计实践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表现形态的总和。管理会计文化反过来影响管理会计工作及管理会计人员的行为。管理会计文化建设对管理会计活动将产生长期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12.管理会计程序。管理会计程序是指开展管理会计工作所采取的步骤。可以分为总体的管理会计程序和具体的管理会计程序。总体的管理会计程序即管理会计循环,它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循环相配合。具体的管理会计程序即管理会计工作的具体步骤,因工作内容不同而有很大差异,要结合企业具体实际加以确定。 13.管理会计方法。管理会计方法指解决有关管理会计实务问题的相关技术手段和程序。管理会计以方法众多见长,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有各种不同类型的管理会计方法。管理会计是为了实现管理会计目标,完成管理会计任务服务的。各种方法的先进性、科学性、实用性将决定管理会计的工作效果。管理会计方法如何应用应当成为管理会计实践中的重大课题来加以解决。 14.管理会计行为。管理会计行为是指管理会计人员在一定思想支配下而表现在外面的活动。管理会计行为包含着对特殊行动方案所进行的有意或无意的选择。研究管理会计行为的合理化途径,对于改善企业管理会计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会计理论论文:会计理论哲学思想教学辩证分析应用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会计等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借贷记账法所体现的哲学思想;账户设置所体现的哲学思想;会计报表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会计学原理具有基础和优秀的地位、会计等式是设置账户、复式记账、编制会计报表的理论依据、会计原理教学中的重要问题和难点、资产是权益的物质基础、资产和权益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企业经济关系的性质、一个账户的左方和右方、某个会计要素的增与减、资产和权益、收入和费用、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会计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反映这种关系的具体变化过程和结果、每一个账户不仅仅反映资金运动的某个方面、会计报表主要是根据账户资料编制的、报表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会计学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具有很强的技术复杂性和理论抽象性,但解决会计技术复杂性和理论抽象性难题的办法并不在于会计问题的技术形式,而在于会计理论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基于这一基本观点,笔者认为:只有全面揭示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剖析会计现象所内含的辩证关系,才能深刻理解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而只有把握住了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才能顺利地解决会计理论抽象性和会计技术复杂性的难题;才能提高学生理解会计问题,分析会计现象的能力。 关键词:会计理论哲学思想经济实质 在会计学科体系中,会计学原理具有基础和优秀的地位,学好会计学原理,对于学好后续会计课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把会计学科体系看作一颗树,会计学原理则是这颗树的树根,“根深才能叶茂”。因此,只有学好会计学原理,才能顺利进入会计科学殿堂,才具有必备的能力在这座殿堂里进行探索。但是,会计学原理既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技术性,又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抽象性,而普通高校的教学对象在学习会计学原理之前不仅对该学科一无所知,而且严重缺乏相关的社会实践经验,这必然使教学双方都感到困难重重。据笔者了解,财务会计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不明白会计等式的经济实质者为数不少,不少毕业生只掌握了会计问题的表现形式,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通俗的说,就是没有开窍。究其原因,就是我们会计教学工作者,片面的理解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目标,表现在教学实践中就是过分注重会计分录和报表编制等技术性问题本身,没有很好的贯彻“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育哲学思想,[1]这不仅造成教学负担过重,而且事与愿违,所培养的学生缺乏理论根基,其应用能力只能适应一时,很难跟上会计理论改革和会计实践变化的步伐。笔者认为,会计学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之上的,解决会计学教学难点的基本方法就是要牢牢把握住会计学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广泛采用辩证分析的教学方法,使学生通过对会计理论的辩证分析加深对会计现象经济实质的理解。本文以会计学原理的几个基本问题为例,阐述会计学的哲学基础以及辩证分析法在教学中的具体应用,以期抛砖引玉。 一、会计等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会计等式是设置账户、复式记账、编制会计报表的理论依据,是会计理论的基石。它全面反映了资金运动的过程和结果,体现了会计对象各要素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2]其重要性和所蕴含的经济内容的复杂性不言而喻。因此,如何理解和把握会计等式,自然就成为会计原理教学中的重要问题和难点。资金在运动中呈现两种状态:相对静止状态和显著变动状态。因此,理解会计等式也必须区分这两种状态。从资金运动相对静止的状态来理解,会计等式由资产和权益(权益包括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所构成。资产和权益是资金的两个不同侧面,体现着资金的二重性:资产表明资金的使用去向或占用形态,构成资金的物质内容,体现着资金的自然属性;[3]权益表明资金的取得方式或来源渠道,构成资金的社会经济关系,体现着资金的社会属性。可见,资产是权益的物质基础,权益则表明了资产的归属。通俗地讲,在资产的背后,隐藏着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其中:负债对企业资产的利益要求表现为企业债权人要求企业到期还本付息,所以也称之为债权人权益;所有者权益对企业资产的利益要求表现为企业所有者要求企业对其资本保值和增值,在股份公司也称为股东权益。这种与资产相联系的利益要求权就是会计学所阐述的权益。[4]可见,资产和权益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由此形成了静态会计等式(基本等式):资产=权益。对于这一关系,人们往往把它理解为资产和权益在数量方面的必然相等,但这只是资产与权益内在联系的表现形式。从本质上看,这一平衡关系反映了资产和权益在对立统一运动中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体现着资产所有权、债权与资产经营权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会计等式的左边,不仅反映企业资产的总量(存量)是多少,更重要的是反映企业资源的配置状况(资产结构);会计等式的右边,不仅反映权益总量是多少,更重要的是反映企业经济关系的形成情况和现状(权益构成)。因此,会计等式所揭示的实质是企业的资源配置与企业的社会经济关系之间的对立与统一:企业资源的配置合理与否,决定着企业经济关系的性质(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而企业经济关系的处理是否适当,又反过来制约着企业资源的配置(调整资产结构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来源作保证)。微观经济学研究什么?笔者以为,其研究的优秀问题就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会计等式乃至会计学就是为研究这些问题提供基础数据,从现实的角度反映一个企业这些问题的当前状况,从而成为一门应用经济学。从动态的角度观察,资金的运动过程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资金投入、资金运用、资金退出。资金投入企业会引起资产和权益同时等量增加(增加资源的同时形成新的经济关系);资金退出则会引起资产和权益同时等量减少(减少资源的同时解除某些经济关系);资金运用则可能引起:资产内部有关项目同时等量增加和减少(资源配置)、权益内部有关项目同时等量增加和减少(调整经济关系)、发生费用(导致资产减少或负债增加)、实现收入(引起资产增加或负债减少)。可见,资金在运动中可能会引起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等多个会计要素发生变化,而每个要素的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的与其它要素发生联系。这种联系综合起来就形成了动态会计等式(综合会计等式):资产=权益+(收入-费用)。如何理解动态会计等式呢?如果看不到会计等式各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仅仅从其形式出发,就会从静态会计等式和动态会计等式的比较中得出一个荒谬的逻辑:除非收入等于费用,否则这两个公式自相矛盾。事实逻辑是:收入与费用相等是偶然的,不相等则是必然的,二者之间对立统一的结果表现为利润或亏损,即,收入-费用=利润。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收入的实现会引起资产增加或负债减少或二者兼有;费用的发生所导致的结果则相反。即收入和费用的增加不仅仅使其本身发生了量的变化,也同时使资产或权益发生了变化;而资产和权益的变动不一定都是由收入或费用的发生所引起,如资金投入和资金退出。这说明,动态会计等式与静态会计等式中的资产和权益不仅在数量方面存在差异(动态等式中的资产和权益既包括存量还包括增量),其所体现的经济实质(资源配置和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可见,动态会计等式全面揭示现了资产、权益、收入、费用等各个会计要素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是人们对经济现象从会计对象出发所作出的哲学概括,从而成为会计理论的基石。 二、借贷记账法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借”、“贷”二字是一对矛盾概念,原意表示“债权”、“债务”,但在借贷记账法中,这两个字却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涵义,被用来表示多对矛盾概念:(1)分别表示一个账户的左方和右方;(2)分别表示某个会计要素的增与减;(3)分别表示资产和权益;(4)分别表示收入和费用。用一对简单的矛盾符号同时表示多对矛盾概念,这一方面表明了借贷记账法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也给初学者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系统地阐述其所体现的对立统一思想并将其所蕴含的辩证关系简单而又形象地刻画出来,兹以图1予以说明:图1借贷记账关系图图1说明:从动态角度看,“借”,既表示资产和费用的增加,又表示权益和收入的减少;“贷”既表示权益和收入的增加,又表示资产和费用的减少。从静态角度看,由于账户的余额是借贷双方增减变化后的结果,通常在账户记录增加的一方,即资产和费用账户的余额在借方,权益和收入账户的余额在贷方(收入和费用账户的余额是指期末结转前的余额)。换言之,借方余额表示资产和费用,贷方余额表示权益和收入。这样,资产与权益之间的平衡也就表现为借贷平衡。在特殊情况下,如果某资产账户出现贷方余额,则说明该账户此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资产性质转化为权益性质;同样,如果某权益账户出现借方余额,则说明该账户此时由权益性质转化为资产性质。例如:“应收账款”账户(资产)如果出现贷方余额,则这一余额的实质是预收账款(负债)。这一情况的产生,正是由于“借”、“贷”这对矛盾符号同时表示多对矛盾概念的结果,说明借贷记账法为设置双重性账户提供了可理解的基础。同时也说明,只有深刻理解借贷记账法所内含的对立统一思想,才能正确理解和运用账户,才能根据账户余额方向判断账户的现时性质,正确地编制会计报表。 三、账户设置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根据马克思《资本论》所论述的再生产原理,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各阶段体现着资金运动的形态变化,资金的各种形态“在空间上并存,在时间上继起”,形成了一个又一个辩证统一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所体现的对立统一规律正是设置与运用账户的哲学和经济学依据。换言之,账户的设置以及账户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必须体现这一规律的要求,教学中只有充分揭示这一规律,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每一账户的作用以及账户的对应关系,使教学困难迎刃而解。兹以图2概括说明工业企业主要账户的设置及其作用:图2说明,各账户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着资金运动中的对立统一关系。会计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反映这种关系的具体变化过程和结果。进一步分析还可发现,这种关系表面上反映的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例如,“物资采购”账户从表面来看反映的是物资采购情况(采购成本和在途物资),实质上却体现着采购部门和采购人员的经济责任;物资验收入库,物资成本从“物资采购”账户转入“原材料”账户,不仅表明库存材料的增加,还表明在该批物资上所产生的经济责任已转移到材料仓库保管部门和保管人员身上,既体现了资金形态的变化,还体现了两个不同部门之间经济责任的转移与落实。谁应该负什么责任,负多大责任,在账户中一目了然。这不仅说明设置账户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实现会计的反映职能,同样也是为了实现会计的监督职能;[5]而且进一步说明,账户的设置只有充分体现资金运动中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同时满足会计实现其两大基本职能的需要。可见,每一个账户不仅仅反映资金运动的某个方面,账户之间的辩证联系即账户对应关系则反映了资金运动的来龙去脉、来踪去迹,并为会计监督提供了现实依据。 四、会计报表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从形式上来看,是会计等式以一定格式的表格的具体化。前者是“资产=权益”这一基本会计等式的具体化,后者是“收入-费用=利润”这一等式的具体化,而综合会计等式的具体化则通过各个报表之间的具体联系体现出来。因此,会计等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最终集中体现在不同的会计报表以及各会计报表之间;从内容上来看,会计报表主要是根据账户资料编制的,是对账户记录所进行的综合总结。因此,在账户设置与运用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最终也都集中体现在不同的会计报表以及各会计报表之间。在资产负债表中,左边按流动性排列各种资产,右边按先负债后所有者权益排列各种权益,负债再按其流动性排列,所有者权益再按原始资本和增值资本排列。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实质上,正是这种形式才得以将其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和经济关系清晰地展现出来:从左右两边分别可以看出资金的空间分布(资源配置)状况和资本的现实结构(经济关系),从左右两边之间的对照可以看出资源配置的合理与否对现实经济关系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以及经济关系顺畅与否对资源配置所产生的反作用情况,从而为下一时期调整资源配置和理顺经济关系提供事实依据;利润表按利润产生的主次因素分段计算各层利润,以便分析利润的来源构成和不同因素对利润的最终结果所产生的影响,进而为分析企业经营结构的合理性和企业的发展前景提供事实依据;现金流量表是基于现金资产在企业经营与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和在权责发生制下编制的利润表所产生的缺陷而产生的。现金资产的存量与增量,尤其是增量的来源情况,不仅对于真实的反映企业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具有极端重要的价值,而且是调整企业资源配置,处理和改善企业经济关系的重要的依据。现金流量表就是为揭示企业现金资产的变化情况以及现金增量的来源构成而产生的。上述三张基本会计报表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不仅体现在各自的报表之中,还体现在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之中。例如,利润表中的净利润是形成资产负债表中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增减变动的基本原因之一,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净流量是利润表按现金制调整后的净利润,等等,说明这些报表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它们既分别从企业经营的不同侧面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又相互联系在一起反映企业经营的全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会计反映体系。因此,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会计报表进行分析,以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会计报表中的每一个数字,才能洞察这些数字背后所蕴藏的经济实质,才能对一个企业的现时经济活动和未来发展前景做出科学的评价和预则。综上所述,会计学是一门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和理论经济学基础之上的经济应用科学,只有牢牢把握住其中的哲学思想,采用辩证分析的教学方法,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动静结合、相互联系的进行教学,才能把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讲深讲透,才能取得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的效果,才能提高学生理解会计问题、分析会计问题的能力,才能使学生在会计实践中具有持久的适应能力和发展潜力。 会计理论论文:新经济时代会计理论论文 一、经济形态与会计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历史的观点 会计与经济之间有着内在的互生规律与联系。会计的发展,不仅与经济水平的提高有关,而且与经济形态的更替有关。从会计发展的历史主线看,每一次新旧经济形态的更替,都能促进经济水平不断提高,进而带动会计向前发展。但与此同时,新经济形态本身也往往对会计提出特殊要求,成为引导会计发展的另一动因。历史上,正是经济水平和经济形态这两个主导性因素以其各自的方式共同影响和决定着会计的发展与方向,使得会计的发展过程既有与经济水平提高相应的不断向前的趋势,又具有与经济形态更替相对应的阶段性特征。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经历了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两个阶段。在农业经济社会,庄园经济对会计发展的影响虽说是初期的但具有重要意义。当时的会计是为庄园主服务的,庄园会计是管家管理庄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郭道扬,1999)。会计计量和管理的重心在于财产物质本身,即只记录财产物质本身的增减变化。与此相应,庄园会计所采用的是一元化的计量思想和单式记账法,中国古代会计中的“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会计平衡式所反映的其实只是财产本身的变动及结果。在这个公式中,只有“资产”一个会计要素,而没有权益性会计要素。因此,农业经济社会中的会计,其实只是单式的实物会计而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会计。 当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之后,以资本为标志的商品经济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财产物质的交换只是一种形式,其根本的目的是要通过交换实现资本增殖。因此,人们不仅关注财产本身,更关注财产的归属关系,即财产交换所反映的产权关系或权益。权益思想的出现和其概念(资本)上的普及化,使得会计的计量和记录思想由一元化发展到二元化,由对财产本身的计量发展到对财产及其权益的双重计量,复式记账法就是在这种经济背景和计量思想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资本主义初期的贸易经济虽然促进了复式记账法的产生和发展,但总体上讲会计的发展仍处于簿记阶段,较为完整的现代会计体系并未形成。工业革命后,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经济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传统的纺织、冶金、煤炭等工业由于大量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而使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得到很大提高。工业经济的发展给经济管理带来了新的变化:生产过程复杂化、设备费用和管理费用巨增、成本控制变得重要而紧迫。传统的簿记学无法对生产费用和产品成本进行精确计量与有效控制,已不能适应工业经济社会中的管理需要,成本会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并逐步发展起来。20世纪30年代,同样基于工业革命发展的需要,财务会计与科学管理中预算控制、标准成本和差异分析相结合又产生了一个新的会计分支——管理会计。至此,由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较为完整的现代会计知识体系基本形成。 二、知识经济的影响:现行会计体系的挑战与发展机遇 目前的会计思想、理论和方法体系是在工业经济时代产生、发展起来的。当知识经济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时,其对现有会计体系所带来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现行会计知识体系面临着重大挑战,但同时也孕育着又一次进行变革和创新的机遇。 (一)对会计属性的影响。对于会计的性质,学术界一直没有统一的认识,主要有“老三论”(艺术论、工具论、管理活动论)和“新三论”(信息系统论、管理活动论、控制论)之说。但这些定义都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或更早时期形成的,反映了当时对会计的认识,不具有新经济的时代特征。最近,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卢普把会计职业称为知识劳动者、新信息的创造者;另一美国知识经济学家把会计职业看作为二级信息部门或典型的准信息产业。可以说,这种对会计的定位与理解,比上述对会计的认识更有时代性、宏观性和理论深度,也更加突出了会计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会计界应当转变思想,以新的视角和经济背景为基础来研究和认识会计。 (二)对成本计量与控制理论的影响。传统的成本计量与控制理论是在工业经济时代形成的。知识经济下的成本结构与态性和工业经济下的完全不同。对知识型企业或高科技企业来说,其主要的成本是研制成本,而变动成本和产品成本几乎为零。这种成本结构使得:(1)需要寻找和确定新的成本控制点,并发展新的成本控制方法;(2)由于研制活动风险大,研制成本的未来预期收益不明确、保证性差,而变动成本又过少,使得无论研制成本还是软件的复制成本都无法作为收益预测的基础,需要建立新的预测基础和方法;(3)需要检讨传统成本会计将研制费用计入当期费用的处理方法。因为按照这种方法,将导致软件成本计量的严重失真。 (三)对融资理论与资本结构理论的影响。在工业经济社会中,企业的固定资产和设备投资很大,因此在开办之初,企业往往运用财务杠杆理论进行融资,从而形成自有资本与借入资本相结合的二元化资本结构。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固定资产和设备的投资很少,尤其是一些网络公司和软件开发公司,只需要少量的电脑即可运作。因此在企业开办之初,一般不需要进行借款融资,而一旦开发成功,企业则可以在资本市场进行自有资本融资。如此一来,这些公司就形成了单一的资本结构,即只有自有资本而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借入资本,资金成本很小。这说明,传统的融资与资本结构理论对新型的企业并不实用。 (四)对资产计量理论的影响。现行的资产计量理论与实务,侧重于对有形资产的计量,而对无形资产的计量虽有所考虑但其范围却很狭窄。在知识经济社会中,无形资产是企业优秀竞争力的集中体现,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其所占比重已大幅增加,个别新型企业中无形资产已占总资产的50—60%。如果仍沿用现行的资产确认与计量理论,将导致会计对企业资源及其竞争能力反映的严重失实。 (五)对资本计量理论的影响。现行资本计量理论强调实物资本及其提供者的权益,对无形资产提供者的权益只承认专利、技术等成果化部分,而对大部分的智力资源或知识性资产不予承认。按照知识经济的角度理解,这种对资本的确认与计量理论是有严重缺陷的。因为对知识型企业或高科技企业来说,企业的价值和竞争力的源泉是其所具有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企业所拥有的知识量及知识的积累程度。如果企业不认可知识资源或知识资产及其所有者的权益,一方面会导致对资本计量与反映的不全面,另一方面,也会扼杀企业的创造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形成与提高。 (六)对财务报告理论的影响。知识经济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经济活动的网络化。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与其他企业和投资者进行及时的交流与沟通。这种经济活动的广域性和信息需求的及时性对传统的会计信息披露方式提出了挑战,要求会计必须改变定期(年、季、月)、定对象(投资者、债权人等)的信息披露方式,借助更先进的信息交换媒介进行广泛的及时性信息加工与传递。 (七)对绩效评价理论的影响。传统的经济评价模型中,一直以实物资本及物质产品的多少来衡量企业的规模与产出效率。而按照知识经济的评判标准,这种评价模型是过时的、不适用的。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经济活动虽然仍离不开实物资本,但企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其拥有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企业价值的大小从根本上说不在于其实物资本的多寡而在于其创新能力。 (八)对利润形成与利润分配理论的影响。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利润是由资本(主要指实物资本)带来的,因此参与利润分配的主要是资本的提供者或出资人,至于劳动者只是实物资本的附属物,只领取劳动报酬而不参与利润分配。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主要资源和利润的增长点在于知识、技能和能力,而劳动者则是软性资源的载体。因此,知识经济中人的因素是利润形成的主要源泉,是以人为“本”的经济而不是以物为“本”的经济。与此相应,利润分配也应该以资本和知本相结合进行。 三、会计的变革与发展:未来之展望 知识经济虽然对现行的会计理论和方法带来了较大冲击,但一些基本的会计思想、原则与方法仍具有应用意义。因此,会计应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变革与创新,建立起21世纪的符合知识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型会计模式。 (一)更新会计思想和理念,拓展会计要素的范围和空间知识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对知识的认识和理解上。传统的经济思想重视实物、设备,而不重视知识以及知识的拥有者。因此,会计的一切计量和管理都是围绕着设备、存货、资金等物流展开的。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物与人的关系发生变化,人(劳动者)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空前突出,知识及其拥有者成为当今社会最优秀的资源和资本。会计应该跟上时展的步伐,体现“知识第一”的经济理念。这是会计改革的思想基础。将知识纳入到会计计量与报告系统中,并对传统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公式进行修正和拓展,修正后的公式应为:实物资产+知识资产=负债+实物资本权益+知识资本权益。 (二)重点研究知识资源的计量理论与方法对知识资产和知识资本进行计量与反映,是目前会计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具体计量时,在方法上会遇到以下问题:(1)知识资本能否计量?(2)知识资本是知识产品的价值,还是知识本身的价值?(3)知识资本是个人的资本还是企业整体的资本?(4)是按投入基础计量,还是按产出基础计量?第一个问题涉及到一个判断标准问题。如果仍坚持原来的会计计量思想,知识资本就无法计量。但如果采用合理计量(reasonaleMeasuremet)的思想,则知识资本是可以计量的。因为我们可以用相对合理、精确的方法估计出知识资本的取值区间。对于第二个问题,笔者认为,知识资本应该既包括知识产品的价值也包括知识本身的价值。目前的会计实务只承认知识产品的价值如专利技术等,但没有确认知识本身的价值。因此,改革点应放在知识本身的价值的计量上。这种价值其实就是知识拥有者的价值即人力资源的价值。至于第三个问题,就会计意义上说,应是企业整体的资本,这是符合会计主体假设的。如果一个人很有知识、才干但未加盟企业,虽然他有人力资本,但这种资本不属于企业,不在企业会计的计量范围之内。会计计量和报告的只能是属于企业的、同时企业又能够控制的资源。另外,应该看到,人力资本的发挥需要企业提供一定的环境和条件。如果一个人不加入企业,即使他有较多的知识和技能,也很难发挥出来,也只是一种潜在的资源。因此,人力资本只有嫁接到企业主体上,才是一种现实的资源,才能进行计量和反映。对于第四个问题,笔者主张按投入基础计量,即人力资本是在人力资源形成过程中投入的价值。企业的人力资本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为培养人才而发生的培训费、教育费,这是为获取新知识和技能而发生的支出;二是新聘职工的教育成本。这部分支出也是为获取知识和技能而发生的,只是由国家和个人支付。但是,个人一旦加入企业,企业事实上就间接地拥有了这种知识和技能的使用权,也相应地成为这种教育支出的收益者。因此,企业应按照教育年限和每年的教育成本水平估计这部分人力资源。而企业人力资本的减少也有两项:一是职工调出而发生的摊销;二是由于知识贬值而进行的摊销。 (三)研究知识产品的成本特点,建立新的控制理论与方法 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的产品主要是信息产品和知识产品如软件等。它们的成本与物质产品的成本具有明显的不同特征。信息产品的物耗成本低而人工成本高,加工成本或复制成本低而研制成本高,成本与收益的关联性差,即信息产品的成本与信息的使用规模无关。这些都决定现行的成本控制理论和方法已不适用,需要建立新的理论与方法。笔者认为,在建立新的成本控制理论与方法时,应重点在以下问题取得突破:(1)研制成本如何控制,会计上怎样处理,是作为资本支出,还是作为收益支出;(2)知识产品的加工成本如何控制,其控制点放在何处;(3)知识产品的成本与效益的关联性如何,连接点在何处,如何建立成本一效益的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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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学论文:高校音乐教育学论文 一、师资队伍方面 师资队伍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其结构是高校师资调整与建设的重要内容。从统计结果(表1)来看,吉林省高校的音乐教师整体质量较高,但各项指标比例差距明显。7所样本院校中,执教“音乐教育学”课程的女教师居多,占71.42%,男教师占28.57%;教师的年龄分布表现为:以青年教师为主,30-39岁年龄段的教师占71.42%,40-49岁年龄段的教师占28.57%;教师的教龄低段化明显,1-5年教龄的教师占42.86%,6-10年和11-20年教龄的教师均占28.57%;教师的学位多为硕士,占85.71%,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14.29%;教师的职称层次以讲师为主,占71.42%,助教和副教授分别占14.29%和14.29%;所有教师为专职“音乐教育学”教师,没有兼职教师,但却有50%的教师兼任管弦乐课程,25%的教师兼任教史论,25%的教师兼任教视唱练耳。由此可见,各项指标都有集中点,吉林省高校音乐教育师资建设应朝多样化方向发展。 二、课程设置方面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推行与音乐教育的发展,新音乐课程标准应时而出,对音乐教师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一直将课程改革作为音乐教育改革的突破点。从课程名称调查结果可知,吉林省各高校开设的“音乐教育学”类课程不尽相同。但从名称分析,可以看出“音乐教育学”类课程内容多具有理论与实践并存的特点,这也显示出吉林省音乐教育学科发展逐渐趋于理性、成熟。课程数量。在所调查吉林省高校中开设1门“音乐教育学”类课程的院校有3所,占调查总数的42.86%,这类院校多分布在综合类高校或者音乐艺术学院;开设3门课程的院校有1所,占14.29%;开设4门课程的院校有1所,占14.29%;开设5门及以上课程的院校有2所,占28.57%,分别为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省级重点师范。课程学分数量。学分的数量能够反映课程在专业教学中的地位。教育部制定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中对必修课《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的学分规定为6学分。样本校中只有2所高校的音乐教育学类课程达到或超出6学分,其他高校均不足6学分,最低的高校仅对这门课程分配2学分。由此可见,各高校应切实提高音乐教育学课程学分比例,提升学生基础知识素养。实践课程。样本高校对音乐教育实践课程的重视程度各不相同。在所调查的7所高校中,有5所并未开设“微格教学”课程,有4所在教育实践课程中缺少“教育见习”的环节。在教育实习过程中,高校均要求实习作业反馈,但只有28.57%的高校配有实习教材。有71.43%的学生认为教育见习的课时不足,有60.31%的学生没有听说过“微格教学”这门课。在音乐教育实践课程中,“教育实习”环节基本能够满足师学生的需求,而“微格教学”和“教育见习”两个环节都不同程度地显示薄弱。 三、教材选用方面 教材是教学系统化开展的工具,教材的选择体现了教学内容的导向与社会需求。如今的音乐教育课堂已不拘泥于完全依靠某一本教材传授知识,教师经常参考多本教材,结合自己及他人的教学经验,开发校本教材。从调查结果中发现,有50.6%的教师使用多本教材作为参考。“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是音乐教育学必修课程,选取尹爱青编著的《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作为其参考教材的比例最高,为85.71%,这是否有本土化因素影响还不可知。《音乐课程与教学论》和《中学教育实习行动策略》的使用率皆为14.29%,《音乐学科教育学》的使用率为28.57%,《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的使用率为42.86,《音乐教育与教学法》第二版的使用率为28.57%。此外《音乐教学论》(陈玉丹)、《新版音乐教学论》(吴跃跃)、《音乐教育学导论》([奥]沃尔夫冈•马斯物纲克著;余丹红,张礼引译)等也是在高校“音乐教育学”教师中使用率较高的教材或教参。由上可见,吉林省高校音乐教育学教材的选定还是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教材的内容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是相对不变的,但是音乐教育学科的发展却是日新月异,教师应有与时俱进的意识,根据学科发展的趋势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与文化、社会、时展相适应,以反映音乐教育学科发展的前沿。 四、教学方式方面 教学方式直接影响着实际的教学效果与人才培养质量。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案例分析”和“音乐活动”是学生最喜爱的教学方式。教学案例能很直观地让学生感受真实的音乐课堂,并从优秀教学案例中学习直接经验;音乐活动是最能体现音乐课堂生动性特点的方式,音乐律动、音乐游戏是如今基础音乐教学课堂中使用最广泛的教学方式,学生对这样教学也有着浓厚的兴趣。由此可见,教师应根据音乐教育内容的不同灵活采取各种教学方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热情。 五、教学研究方面 学科的发展离不开教育教学研究的开展。调查统计结果显示,57.14%的教师每年有1-2次参与校级及以上部门组织的音乐教育科研活动。对于音乐教育学教研内容问题,83%的教师对音乐教学方法的研究感兴趣,87%的教师对音乐教育育人感兴趣,90%的教师对国外音乐教育动态感兴趣。对于音乐教育学教研形式问题,教师普遍喜欢以“观摩音乐教学公开课”的方式进行,选择这一项的教师多达85.17%;其次为“Workshop工作坊”、“进修性质的工作研讨”等形式。调查显示,样本校对音乐教育学学科科研的投入较少,多数学校每年投入不足1万元。由此可见,各高校应适时加强对音乐教育学教研内容的引导,加大音乐教育科研投入力度,鼓励教师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作者:尹爱青 张晓敏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音乐教育学论文:音乐教育学科建设论文 一、对幼儿师专音乐教育专业建设的构想 1.1建立教学上的侧重点,促进学生音乐专业知识及技能的全面发展 第一,视唱练耳教学中应注重培养简谱识谱唱词能力。幼专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今后毕业将面向幼儿园的音乐教育,幼儿园的歌谱都以简谱为主,因此在学习五线谱的同时,加入对简谱的识谱唱词内容是非常有必要的。建议在大专一年级就可以进行,可持续到该课程结业,从简单的儿歌入手,逐步过渡到短小的艺术歌曲,以长时间持续训练的方式,让学生达到熟练掌握的程度,也为即兴弹唱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加强音乐欣赏教学。音乐欣赏实际是一门基础性、综合性的学科,它需要学生有敏锐的听觉能力、独特的审美情趣、丰富的想象力、合理的认知能力……对音乐的欣赏水准,往往代表了一个人的音乐品味和音乐素养。而音乐欣赏的教学从音乐作品的作者、创作年代、文化背景入手,分析作品的结构、表现要素,还能激发学生内心的情感体验,增强理解力和表现力。因此,加强音乐欣赏的教学,势必将对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艺术修养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加强即兴弹唱训练。即兴弹唱能力是每位幼儿园音乐教师需具备的基本功,也是今后学生就业的敲门砖。在简谱识谱唱词能力达到一定水平,具备一定钢琴弹奏技巧以及有了一些和声知识后,学生就可以进行即兴弹唱的训练了。建议在幼儿师专学校的音乐教育专业二年级,开设专门的即兴配奏和弹唱课,教师通过上大课讲解理论的知识,让学生进一步在键盘上实践摸索,再通过小课检验学生的练习情况,反馈学习效果。有条件的学校还可采用数码钢琴进行教学,让先进的教学手段为教学带来方便。 第四,声乐和钢琴曲目的选择上,要选择适合学生演唱(弹奏)的,与学生自身能力一致的曲目,不要盲目拔高。就这次比赛评委的评分来看,主要不是看曲目的难易程度和单纯的技术水平,而是特别注重选手对作品的理解和整体性的把握。然而在教学中,教师对条件稍好一点的学生,往往就向专业水准靠拢,曲目过于拔高,学生完成的质量却不高,反而适得其反。因此,教师要选择适合学生的作品,才能让学生在轻松地完成曲目技术的同时注意到乐感与表现。 第五,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音乐表现力。记得有一位音乐教育家曾说过:“一个师范毕业的学生可以不会独唱,但是不可以没有表情没有感染力地歌唱。”这充分说明了,良好的音乐表现力是音乐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再好的作品,也只有通过表演者声情并茂的再现,才能赋予作品的生命力、感染力。特别在技能性的科目(如声乐、钢琴等)上,教师不能仅仅只注意训练演唱(弹奏)技能,而要通过分析作品,带领学生真正理解作品,把握作品的意境,有表情地再现作品。另外,可以通过观摩优秀的音乐会,听著名歌唱家、演奏家的唱片,阅读一些理论方面的书籍,不断思考、总结,提高审美和艺术素养,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品,表达作品中的情感。 1.2多为学生提供艺术实践的机会,注重对学生舞台表现力的培养音乐是一种表演的艺术,仅靠在教室上课、在琴房的练习是远远不够的。在教学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学生,平时在上课时表现甚好,一上台就手足无措,大打折扣。舞台上表现,不仅要有技术、有乐感,还需要具备健康的心理素质和良好的演奏气质,这些决非天生就具备的,需要后天的培养和反复的积累、磨练。此次比赛中得分较高的选手也是舞台表演经验比较丰富的。所以,幼专的音教专业还应该开设观摩课、汇报表演课,学校也应为学生创建表演和参加比赛的平台,这样既锻炼他们的心理素质,又积累了舞台表演经验。 1.3改进教材,选择适合幼儿师专音乐教育专业的内容因幼专音乐教育专业的特殊性,可以将高校音乐教育专业教材作为参考,并加入具有幼儿师范音乐教育专业特色的教学内容。如儿歌即兴弹唱、简谱看谱唱词等内容,可以与幼儿园的唱歌教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声乐还可以加入儿歌的表演唱内容;合唱指挥加入童声合唱排练内容……另外,学校还应该给教师和学生多提供到幼儿园调研的机会,了解幼儿园的教材、教学方式,需要什么样的音乐教师,音乐教师应该具备怎样的教学技能等等。之后进行研讨,找出我们的音乐教学和幼儿园需求之间的差异,调整我们的教学内容,以适应幼儿园音乐教学的需求。这样既兼顾了音乐专业的特色,也体现了幼教的方向性,使学生能够学以致用,胜任今后的教学工作。 1.4通过网络搭建教师教学交流的平台,促进音乐教育事业共同发展任何一项教育事业,都不能是自己闭门造车,而要将先进的理念引进来,并具备开拓创新的精神,才能与时俱进。据笔者了解,几年前我省就由省中学校长联谊会牵头,将全省各地90多所普通高中联合起来,共同搭建起一个属于高中教育人自己的网络信息平台,进行教育大交流,实现了全川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的共享。如果我们的幼儿师范类的专科学校也能搭建起类似的平台,让教师们通过快捷的交流工具,畅所欲言,并在平台内实现音乐学科教师们的教学交流和沟通,资源共享,必定会促进幼儿师专音乐教育事业的和谐发展。 二、总结 总之,幼儿师专应在强化音乐教育教学的同时,更新教学理念,确立正确的培养目标,注重学生的基本功训练并加强教学实践,从而改进幼儿师专音乐教学的专业建设,打造出具有幼儿师范特色的音乐教育专业。 作者:高曌单位: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音乐教育学论文:音乐教育学论文 一、《音乐教育学》课程实践教学内容改革的作用 (一)《音乐教育学》课程实践教学内容的改善,能够增强学习兴趣,促进教学能力提高。 从应用型本科《音乐教育学》课程内部出发,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精神落实到对学生培养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增强学习兴趣,提高音乐师范生的学习能力、实践教学能力和创新能力,以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求。 (二)《音乐教育学》课程实践教学内容注重教育实践,有效提高学生教学技能,促进音乐教师职业化发展加强音乐师范生职业基本技能训练,融入“双导师”制的教学模式,建立教育实习基地,有效地促进音乐教师职业化的发展。 (三)《音乐教育学》课程实践教学内容的改革,有助于完善音乐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与基础音乐教育需求形成良好对接。 二、对完善《音乐教育学》课程实践教学内容的几点思考 (一)《音乐教育学》课程实践教学内容与基础音乐教育衔接的现状 “音乐教育学”学科发展较为迅速,促使《音乐教育学》课程的发展,该课程资源丰富,课程理论依据详实,已成为集教育学、心理学、课程论、多学科融合的综合教育学科;在实地调查显示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中小学音乐教师目前较难满足音乐课改实验、学校艺术教育活动及特色办学不断增长的实际需求。两者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实习机制、上的对接存在着问题,对接不紧密,发展不均衡,教学、师资资源无法较好的共享。 (二)完善《音乐教育学》课程内容的实践机制 1.《音乐教育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 高校(高师)是基础音乐教育师资培养的关键,培养能够适应和完善当下中小学音乐教育需求的音乐教师。于是,高校(高师)的《音乐教育学》课程必须紧密结合中小学音乐课堂的现状进行改革。(1)增加与基础音乐教育相对应的理论内容目前绝大多数高校《音乐教育学》课程中基础音乐教育相对应的理论内容并不多,如中小学生心理发展情况,《音乐课程标准》的解读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掌握,而并非注重某一方面知识的精炼,中小学音乐教师应具备博学多才,一专多能的专业素养,才能有效提高基层音乐教育水平;(2)增加对基础音乐教育教材的认知通过调查研究,现有的与《音乐教育学》相关的教材并不十分丰富,要与基础音乐教育建立良好对接,对中小学音乐教材的认知程度十分关键。课程内容中应逐步的融入中小学音乐教材内容,进行集体分析与备课练习与说课练习。(3)有效提高学生教学的心理状态高校学生从课堂走向中小学的课堂,由于课堂实践少,“第一节”课会比较慌张。据调查,目前部分高校的《音乐教育学》课程已逐步增加学生课堂实践环节,由简入繁,由浅入深,如从学生自身喜好的音乐的介绍开始自己的实践活动,进而加入音乐知识、技能、知识的扩展、教学方法、手段等形成由原本的单纯性的聆听、介绍转向有目标、有计划、有条理的完整的教学过程,使学生教学心理状态从不适应向适应转变,循序渐进。 2.完善《音乐教育学》课程内容的实践机制 实践教学的内容使实践教学目标任务具体化,既要有高校校内的实践部分也要有校外走进中小学的实践部分,试将各个实践教学环节实习、见习、课程设计、教学评价、创新制作、教学实训等,通过合理配置,构建以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由简单到复杂,由理论到实践、由传统而单一到丰富而有创新的一体化的实践教学内容。(1)完善实习前培训学生实习初期的实习前培训主要内容可包括心理状态的调整、中小学小组备课、教案编写,微课、说课的练习等,使学生有效掌握课前准备步骤,通过微课、说课熟悉上课流程,对教学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进行及时的评价、分析,及时调整。(2)完善见习、评价机制见习是学生汲取经验的有效方式之一,亦是高校学生对中小学音乐课堂环境熟悉的一个过程,了解教学环境、适应教学环境,完善学生心理调节与角色的初步转换。将《音乐教育学》课程内容的实施拓展至中小学的音乐课堂,使学生通过见习,能够有效学习、积累、借鉴一线经验丰富的音乐教师的教学经验,形成完善的教学思维模式;对见习课程进行评价,是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在评价的过程中进行反思,对课程内容进行拓展、对教学方式、方法与教学模式进行思考与创新。(3)完善课堂实习教学机制《音乐教育学》课程实践的最终目标是能够使培养出的学生与基础音乐教育形成良好对接,学生走出课堂,再进入课堂的过程不脱节,以良好的状态转换角色。学生走进中小学音乐课堂,进行课前准备、上课、课后反思。适应的心理状态将高校的课堂上所学的知识与技能,传授给中小学的学生;进行课后反思,对课堂内容、教学方法、手段等内容进行有效调整,以提高自身整体课堂掌控能力。 作者:孙敏 郭溢洋 单位:黄河科技学院音乐学院 音乐教育学论文:音乐教育学论文 一、研究对象 音乐教育学在注重实践的基础上达到了持续不断地充实丰富研究内容的目的。另外,由于音乐教育学是从实践中延伸出来的理论,这对音乐教育的实践活动有着规范指导作用。伴随着各类科目教学重点的转移,具有近似研究方向的教育族群也参与到现代化教育学的发展进程中去,音乐教育学包含其中。音乐学科教育学差不多已是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的同类说法,也是作为研究校园音乐学科本质、目标内容与方式的一门学科。音乐教学法重点是对音乐学科教学方法进行研究,侧重于教学法则和理论指导。音乐教育学和音乐教学论,同属于音乐教育族群研究范围,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有各自独立的研究对象和方向,属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二、研究范围 1.广域型:它需要有跨学科的视角,对教学目标、内容进行规划和组织,对教学过程采取的方法进行适时调整,在不断地探索中对各类教学因素进行深刻的研究,达到以“实际论证”为基础的理论体系。广域型的音乐教育学是以音乐教育实践活动作为基础,由跟音乐教育学有关的音乐与教育、哲学、美学与社会心理、民族等各类学科的新近成果,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及各种因素的体系研究,以利于形成统筹、完整、条理清晰的理论系统。音乐教育学的广域不只体现在学科视角和理论层面,也包含教育哲学,重点体现在对音乐教育学中涉及的方法论、价值论、目的论的研究。 2.学科型:由于音乐教育学是从音乐教育的实践中延伸出来的理论,故音乐教育学注重的是学科领域中的实践教学方法。音乐教育学以达成高品质的教学内容为目标,成立“音乐教育教学方法和内容”的专题,具体细分到学科组织、教学理论、教学实践三大领域。 3.专业型:当前较为全面系统地对专业音乐教育学问题的论述专著很少。 三、研究策略 音乐教育学的研究策略,可以由哲学、美学、心理学、历史社会学等各类视角进行研究,通常还以文献、调查、实验、个案、分析、统计等研究法。具体实践中常会将各领域进行综合运用。而调查、个案及实验研究方式极其受重视。伴随着音乐教育学的研究渐渐深入,对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理论同实践结合、跨文化比较、系统及其他各类有效的研究策略的综合应用等,给予一定的重视,这也是音乐教育学的研究策略的发展方向。四、音乐教育学的形成音乐教育学源自音乐学与教育学,它们成为独立学科时均为19世纪。现代音乐教育学的形成时期通常认为是在20世纪。20世纪早期,音乐学科教育的研究具备多样性的特性。国外的一些较为著名的音乐教育系统与教学方法,譬如,达尔克罗兹、奥尔夫、柯达伊等,它们为音乐教育学的成型和延伸发展都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为音乐学科教育的研究及音乐教育学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石。德国的艺术教育与授课中心研究院自1921年到1927年,于柏林等地持续举行七次以德国学校为主题的音乐周,这使得音乐教育家、教育学家、音乐学家之间加深了彼此的联系,在增强了学术方面工作的同时又具备加强对教育心理学、美学与作品等方面的研究。1931年,美国的音乐教育家默赛尔与格林合著了《音乐教学心理学》,这是一部以音乐教育心理学学科指导和教学实践为内容的专著,著作设计领域广泛,观点新颖,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音乐教育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四、音乐教育学的发展 音乐教育学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发展势态,这种现象持续至今。提到教育学的发展就应当针对国际音乐教育协会的作用进行研究,为了促进全世界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1953年由UNESCO国际音乐理事会建立起国际音乐教育协会。协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国际及专家会议,加强不同国度教育学专家之间的联系,商讨与音乐教育学相关的各领域学科的研究事项,解决音乐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从1953年起每两年举行一次国际音乐教育学会议,从1968年起每两年举行一次专家讨论会议,其间也会举办大大小小具有针对性的专家讨论会。从我国的发展史上看,20世纪80年代末期之前的一些年,乃是中国音乐教育学的萌芽时期。近10多年与音乐教育学息息相关的学科发生了质的飞跃,这种提高为音乐教育学的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自改革伊始,我国引入国外各类音乐教育理论与教学系统,这极大地拓宽了国内音乐教育学工作者的视野,无论是思想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大幅度转变了音乐教育学工作者的教学理念。我国对音乐教育学工作者的培养十分重视,各高校也为音乐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培养了高素质的工作团队,这里面不乏有长期从事音乐教材教法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他们被视为我国音乐教育学建构的支撑者。 五、结语 音乐教育学的形成与发展所经历的时间还很短,该学科依然显得较稚嫩,它等待着我们去不断丰富与完善。新时期的音乐教育及学科教育研究,依然要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譬如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过程中,音乐教育应当怎样定位;为实现音乐教学各学科领域的总体发展,音乐教育应该形成怎样的教育体制;针对新时期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音乐教育该如何顺应时代的号召进行适当的调整;音乐教育学市场又应当如何培养本领域的高素质专业人才,为音乐教育学注入持续的新生力量,将音乐教育学理念发扬光大,等等。我们本着对音乐教育学的实践与探索,积极寻求提高音乐教育学理论层次、思想层次、实践层次的正确方法,本着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要求,为音乐教育学质的飞跃打好理论与实践的双基础。 作者:王晓单位:西华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音乐教育学论文:音乐教育学生教学论文 一、调整课程结构,加强音乐教育类课程 目前音乐教育的专业课程可分为公共(通识)课程、专业课程、教师教育课程几个部分,除了基础的教育学、心理学之外,与学生教学实践能力息息相关的音乐教育类课程主要集中在专业基础(必修)课程或教师教育课程中,大多在本科三、四年级开设,大部分高校目前只开设了一门必修的音乐教育课程。随着基础音乐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将越来越意识到音乐教育课程的重要性,增加音乐教育课程必将成为高师音乐教育专业改革的趋势。然而怎样科学地调整课程结构,增加适用的音乐教育课程呢?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是值得思索的:一是音乐教育课程在音乐教育专业各类课程中是否真正占有优秀地位,各音乐教育课程开设的时间是否贯穿于本专业大学四年的始终,该类课程是否真正受到教学管理人员、教师、学生的一致重视;二是音乐教育课程是否真正贯彻了“以学生教学实践能力为优秀”的观念,如果开设的音乐教育类课程仅仅是数的增加,那只是增加了学生的负担。笔者建议可开设中小学音乐教材教法、中小学音乐课堂乐器演奏、中小学音乐课课例鉴赏等实用性课程;三是音乐教育课程是否能够立足于本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目前许多音乐教育类课程主要借鉴了国外一些知名的音乐教育思想(如奥尔夫、达尔克罗兹、柯达伊等),然而基于本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教学方法却几乎没有,学生只能运用国外的音乐教学法对我国民间音乐素材的音乐作品进行教学设计,有时候未免牵强附会,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开设基于民族音乐文化的音乐教育课程。 二、改变教学模式,注重课程融合 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开设的专业课程大致可分为音乐技能类课程、音乐理论类课程、音乐教育类课程,每一类课程对于学生教学实践能力的建构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这些课程各自为政、互不融合,那么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因此这些课程只有协同作战,才能达到1+1>2的效果。对于音乐技能课程来说,首先要使学生明白学习音乐技能课程的目的,是以舞台表演为目的还是以当教师为目的,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其次应培养学生的教师角色意识。这样,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学习了技能技巧,还会主动思考如何在学习的过程中找到教学规律,如何解决学习过程中的难题,如何将学习所得运用于中小学音乐课堂的教学实践。另外应开设一些与中小学音乐教学结合紧密的技能性课程,如自弹自唱、即兴配奏、小型课堂乐器演奏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学生的专业技能转化为中小学音乐课堂的教学能力。对于音乐理论课程来说,大部分学生都不够重视,认为理论学习枯燥无味,然而不仅音乐技能技巧的学习有赖于音乐理论的学习,而且从音乐教师需要的综合素养来看,对音乐本体的分析还是对音乐相关文化的掌握,无不需要扎实的音乐理论根底,因此,首先要增加学生对理论学习的兴趣,笔者建议可改变仅由教师讲授的单一的教学方式,将理论课程学习中一些简单的内容交由学生讲解,教师加以引导和补充,这样既能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又能提高学生的兴趣,增强学生的教学实践能力。对于音乐教育类课程来说,要提高学生的教学实践能力绝不可能单打独斗,要和音乐技能课程、音乐理论课程协同作战,要使学生认识到,只有将所学的音乐知识、音乐技能与音乐教育理论教学技巧联系起来,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教学实践能力。此外音乐教育课程应改变教师单一说教的模式,开发各种实践形式,如课例鉴赏、教案写作、中小学音乐课情境模拟、微格教学、说课实践等,只有让学生亲身体验中小学音乐教学,才能提高学生的教学实践能力。 三、增加实践形式,拓宽实践渠道 传统的音乐教育专业实践主要包括艺术实践与教育实习,艺术实践主要是对学生音乐技能方面的展示,教育实习主要包括中小学教学实习与实作,一般安排在音乐教育专业的第四学年,无论从实践的形式还是渠道来看,对于培养学生音乐教学的实践能力来说都远远不够。笔者认为要拓宽学生的实践渠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增加学生课堂实践的机会,这主要是指学生在专业课程的课堂中进行模仿式教学。以笔者长期执教的音乐教学论课程为例,笔者不仅讲授中小学音乐教学的理论知识,更开拓空间让学生在课堂上模仿中小学音乐课进行教学,从教材分析到教案写作再到课堂实践,学生从模拟的环境中会使教学实践能力得到提高。再如,基本乐理、和声、曲式、中外音史等音乐理论类课程,每门课程都是中小学音乐教学所需要的知识,在这些课程的教学中,我们同样可以让学生进行课堂教学实践,截取其中较为简单的内容,让学生通过自行预习上网收集资料PPT课件展示的方式将教学内容讲授给大家,教师进行引导与补充,这样可以锻炼学生的文字归纳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理解教材的能力等,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也是提高了学生的音乐教学实践能力。而音乐技能类课程,如果适当开设一些技能类的大课,我们就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课堂实践的机会,让高年级同学在初始入学的大课中辅助教师进行教学,学生的教学实践能力无疑会得到提高。二是提供综合性的艺术实践活动。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艺术实践活动多是单一的音乐技能的展示,如钢琴、声乐或其他器乐音乐会,笔者认为可以开展综合性的艺术实践活动,如自弹自唱、即兴配奏、合唱指挥等,这些都是中小学音乐教师的必备技能,将有利于学生中小学音乐教学能力的提高。三是建设教学实习基地。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教育实习一般在大四进行,当前的情况是集中实习少,分散实习多,实习时间短,不便于教师指导。笔者建议高校可以和当地的中小学进行长期合作,建立教学实习基地,将一至四年级的实习目的与任务分阶段细化,学生可以分不同的阶段在实习基地进行见习、实习,这样不仅能提高学生的教学实践能力,同时也可以加强高校与中小学的联系,实现双方互赢。 四、结语 关于学生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笔者以己之经验提出了以上四点建议,仅是培养该专业学生教学实践能力的一个较初略的框架,还需要许多细化的工作,才能将该专业的学生真正培养为社会需要的应用性的复合型人才。 作者:罗静单位: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音乐教育学论文:音乐教育学科研究管理论文 毫无疑问,21世纪人类社会将更加趋于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势态。全球一体化是人类科技、交通、信息网络及经济发展的必然,文化多元化则出自人类在不同生存空间聚合方式适应性的进一步扩展。[1]由此,当今任何学科的发展放弃全球观察的视野,孤立地谈自己的发展,或脱离自身文化传统去谈发展都是难以面向未来的。据此,我们需要基于一种全球音乐文化发展的思维框架,来考虑音乐教育学科研究的发展。这一思想框架可以从三个重要方面来考虑:新的音乐教育哲学;东西方音乐教育的互动与互补;多元文化音乐教育。 一、新的音乐教育哲学 音乐教育哲学是指导音乐教育决策和行动目标的基础,新世纪的音乐教育则需要新的音乐教育哲学来指引。我认为这种新的音乐教育哲学主要有三个导向:1.文化价值;2.文化生态;3.文化创造。 1.文化价值。文化是由价值引导的体系,描述这一特征的学科理论基础是当代文化人类学。由于学科交叉或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又产生了音乐人类学和教育人类学。“音乐”或“教育”都可作为人类文化之一部分或现象,它们既相互独立又与文化相整合。美国音乐人类学家公认“音乐作为文化来传授”的观念;(注:内特尔《音乐人类学与世界音乐的教学》一文中有清楚的阐述,如“音乐反映和表达他社会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结构”“让学生对音乐作世界范围的理解,各种现象将帮助他们领会各种音乐,并提供一种进入理解世界其它各种文化的情况,也有助于各社会成员,更好地理解他们自己的音乐。”载《中国音乐增刊续集: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教育》,1995年。)70年代德国音乐教育重新由“音乐艺术作品”转向“文化中的音乐”的理解均出自于音乐人类学维度的表达。[2]在美国音乐教育向来重视音乐教育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思想的制定和表述的探讨中,《为音乐教育确立更强有力的基本思想》一文(美国《音乐教育者杂志,1993年9月刊头版头条》所提出的六个方面更明确包含着音乐人类学的基本思想,现摘录如下: (1)学习音乐是学习人类交流的一种基本形式。 (2)学习音乐是学习世界上各民族。 (3)学习音乐是学会学习过程。 (4)学习音乐是学习想象力和自我表现力。 (5)学习音乐是学习的基础。 (6)学习音乐是学习艺术。[3] 以上六个方面是将音乐作为文化来认识的,对于音乐教育是一种更为全面的定位和认知。中国文化学者蔡元培曾在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处长时曾提出五育之说(德、智、体、世界观、美育),其中吸收了席勒的美育思想,现在看来有其历史局限性。其一,美育仅是文化功能、文化素质的要素之一,文化可以包含美育,而美育则不能包含文化的各项;其二,“美学”是从西方文化中提出的概念,在跨文化中有一定文化意义的限度,这一点已有针锋相对的观念。[4][5] 2.文化生态。当今人类社会的工业文明将由生态文明所取代,提倡生态文明也是国际社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地球是一个以“生物圈”方式存在的整体,它的有机性、多样性和相互性的保护,是抵制工业化负面所产生的生物单一性和文化单一性倾向,以及大众文化和国民教育方式的单一化标准倾向,这直接关系到新的音乐教育应建立在音乐文化生态的保护和新的音乐文明思维框架上。 3.文化创造。音乐教育研究的定性可能包括科学认识的性质、方式。西方传统科学理性的确定性真理在当今受到解构,科学的发展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也从哲学层面解构了教育对象的确定性,而教育对象的不确定性的结果将是随机、多样、创造性。这一音乐教育哲学前沿的思想在音乐教育哲学家雷默的著述中(《音乐教育研究的哲学基础的建构》1992年)[6]表述得具细无疑。这一观念不仅对音乐教育者、音乐教育对象以及音乐教育目标、教学方法、教育评估将产生很大影响,而且,对不同民族文化音乐的教育及传承的历史,在未来音乐教育中的价值给予了发展的空间。人们必须尊重不同民族音乐文化的创造性和“成就模式”。正如科学家普利高津在《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一书中对中西哲学所作的不同现代意义的判断:“西方科学和西方哲学一贯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性,这与注重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相悖。(中国哲学)自组织的宇宙也是自发的世界,这表达一种与西方科学的经典还原论不同的整体自然观。我们愈益接近两种文化传统的交汇点,我们必须保留已证明相当成功的西方科学的分析观点,同时必须重新表述把自然的自发性和创造性囊括在内的自然法则。”[7] 文化的创造性包含着不同个体、群体及民族独立的个性及其相互性。 二、东西方音乐教育的互动与互补 把东西文化进行“野蛮/文明”,“低级/高级”,“先进/落后”的划分,不是西方学术界“独立思考”的产物,而与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政治实践有密切关系。这代表着当今文化人类学家们的一种共识。赛义德的《东方学》1978)一书深刻地揭示了西方与东方的不平等关系,也形成了西方对东方研究学术转型的新的路标。 当今时代,我们审视东西方音乐关系及文化价值体系时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立足点:东西方音乐体系及文化价值平等,这意味着我们将对东西方音乐文化教育的互补做出承诺。对于西方工业文明体制的音乐教育的课程,我们也只能看作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模式和一个阶段,它既不代表多元文化的音乐课程模式,也不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顶点。如果失去这样一个立足点或前提,我们仍然会按照殖民主义的逻辑,将东西方音乐文化以古/今、先进/落后、科学/非科学这种关系来理解,因此而放弃东方音乐文化在音乐教育中当代意义的思考。 从总的文化体系来看,西方音乐课程的主流是以基督教音乐文化传统为基础的。基督教从中世纪起控制西方十几个世纪,它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源流和组成部分,对西方音乐课程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就以德国音乐教育历史来讲,德国普通音乐教育在欧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落后”的状态,但令人惊奇的是,从巴罗克以来二、三百年间,欧洲著名的作曲家至少70%以上都是德国人,这一奇迹可从基督教音乐的宗教理性文化传统中获得解答。基督教音乐中统一的记谱法、严格的书写、理性的传承,建立在定量记谱法上的对位、和声的美感运思方式,正如双希文明(古希腊与希伯莱)的几何数理与上帝精神的结合,均完美地体现在基督教音乐文化模式中。 作为东方国家的阿拉伯、印度、中国都有其与基督教文化相应的宗教文化精神与音乐课程。尽管印度、阿拉伯、中国也各不相同,但与西方相比则有其东方内在的相似性,并对音乐课程有重要影响。这种相似性可简单归纳出以下三点:(1)音乐主体。与西方不同,东方的音乐风格与语言、诗(文学)、舞蹈没有完全分离;(2)记谱法在东方从来没有象西方那样统一过,也没有形成抽象数理符号形式的音符概念和几何座标式的五线谱理性书写或客体逻辑分析的作曲家的“作品”形式;(3)东方直觉整体把握与西方理性分析的音乐认知和审美体验模式不相同,因此音乐“成就模式”也不相同,这些都是建立在其音乐传承与创作模式基础上的,并归属于东方哲学思维模式的有机体。 西方作曲家作品书写的建构,其根本是数理逻辑分析的建构方法,并影响到教学认知与审美体验模式。而东方音乐是无法通过“作品”来分析音乐的,其演创没有象西方那样主客体相分,而是主客体合一(即直觉整体把握)。东方音乐风格的认知与审美体验模式是一种“品味”模式。中国音乐各流派风格注重韵味,与绘画书法中的“气韵”等艺术审美体验模式相同。印度音乐美的定义“拉斯”(rasa)也非古希腊那种数的和谐,拉斯的梵语原意即“韵味”,拉斯有九种:爱情、欢乐、悲怜、愤怒、英勇、憎恶、恐惧、惊奇、宁静。[8]阿拉伯音乐审美体验模式中有一种定义叫“太拉”(Tarab)。“当龄听阿拉伯音乐时,太拉是衡量优秀的、最重要的音乐体验。”它是音乐家在激励听众的神秘灵感中获得成功,即创造了音乐情感气氛的标准。太拉的强度依据歌唱者或奏者的表演风格,通过它推断艺术家的表演过程是否优秀。[9]这种东方音乐艺术“品味”的审美体验模式与西方的差别,其根本在于,东方是通过身体与心灵的内在体验的方式去建构或接触音乐世界的。正如中国人的气功、经络学说,印度人的瑜珈,均是以生命直觉体验去发现和把握的,用西方解剖学或细胞学说是无法奏效的。反之,中国、印度人不可能用他们的方式去发明西方医学的基础理论,东方的气功或瑜珈与西方的广播体操是有着不同体验和功效的两种行为模式,根本上就是东西方两种哲学宇宙观、自然观的体现。这些构成了东西方音乐教育、创作、表演及“成就模式”的内在差异性以及互补性的基础。 近年来,雷默的研究认为:东西方音乐交流即口头文化和书写文化(音乐乐谱化)的表达,作为人类思维和行为的差别是深刻的。必须重新看待书写音乐表达和定量记谱法(五线谱)的有限性以及即兴表演和非定量记谱法音乐表达的自主性。[10]他说:“我们受音符束缚的表演文化已经导致思维方式的萎缩和衰退。这很容易使我们的表演受记谱束缚,导致他们离开乐谱表演音乐就会瘫痪和麻痹。”[11]“在美国,好几个世纪以来,我们都假定认为,成为精英或天才唯一的方法或主要方法就是照谱演奏,因此,我们大大地忽视了教授‘即兴演奏’、作曲或听赏。”[12]由此可以看出,西方传统音乐体系的科学理性将自己限制在“认知——工具性”的四大件技术模型中,而东方传统音乐则更多将自己限定在“道德实践”和“审美——表现性”的人文约定知识中,未来世界音乐教育的发展将有待于这两者的并行以及在对话基础上的更高的综合。 三、多元文化音乐教育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在许多国家音乐教育的研讨中已经呈现出来。多元文化主义的使用有三层含义:(1)指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的社会;(2)指多元文化社会里各不同文化的互相尊重;(3)指政府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政策。 作为多元文化为基础的世界音乐教学是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发展的总趋势,也是发达国家音乐教育的热门话题,其文化背景是,当今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议事日程和社会出现的挑战影响到音乐教育的哲学和实践,多元文化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各种方式和表现形态渗透着西方国家以及原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结构,美国教授亨廷顿认为,在21世纪初期,人类将经历非西方权力与文化的复兴,经历非西方文明内部相互之间以及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受现代的驱使,全球的政治正沿着文明界线进行重组,具有相似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聚合,亨廷顿意识到西方中心主义已经开始没落,今后的世界将是越来越多元文化或多极化的世界。[13]中国领导人也不断强调文化及政治的多极化或多元化。 在世界教育方面,推动多元文化教育浪潮的主要有三大原因。(1)教育民主化的深入。从某种意义上讲,民主化是现代教育发展的趋向。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教育民主主要体现为“个体化”的教育民主必将流于空洞与虚妄。教育中“反种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作为结果,使“多元文化教育”得以提倡。[14](2)发达国家的“第三世界化”。许多发达国家的新移民群体,人口统计发生的变量,移民出生地文化教育的问题。如在德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起因于60-70年代,土耳其、越南移民的教育问题,而正式提倡是在90年代。(3)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其包括媒体、信息联网、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及人员的流通。由此,多元文化教育观对“新一代学习者的音乐教育不能再被视为仅仅是一种智力视野的扩展,而是一种社会需求。它的功能是形成一种跨文化理解的均衡,并对国际社会的未来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15] 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其中要把握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每一种音乐传统都有其自身的传承过程,并根据其音乐概念和非音乐概念产生着自己的教育学、教学法,柯达伊、奥尔夫之类的教学策略已经显示出为民间音乐传统局内人所借鉴的可能性,但这并不能说,这类基于民间音乐相结合的教学法对其他所有音乐文化都是适用的。[16] 班克斯曾经提出了用以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四种课程模式的教学。(1)主流中心模式。其课程的设计及教学都仅仅是以主流音乐观念出发的。(2)民族附加模式。课程依然是按主流音乐观念组织的,只是包括不经选择的民族群体的某些音乐材料和观念。如以西方音乐观念出发进行非洲音乐的教学,即使用西方的节奏规范和记谱法、记忆方式来教练非洲歌曲。(3)多民族模式。其课程以各种不同民族群体的事件或其音乐概念为优秀。(4)民族——国家模式。在此模式中,是从多国家的民族观点来审视和教学的。此外,班克斯还提出一种多元文化课程的跨学科教学方式的概念。其重要意义在于,对有色民族的各种价值和各种经验反映在他们的文学、艺术、音乐、戏剧、舞蹈与作品等多角度的文化整体意义的理解。[17] 施瓦德隆提出了一种“新的苏格拉底教学法”,其前提是:(1)一种具备音乐人类学意识和知识的教师;(2)一种基于比较音乐美学的“发现”的教育方法,其包括对音乐及文化个性与共性课堂体验和积极探究的过程。[18] F·布莱嫩也提出,对世界音乐课程体验内容的设计是一个具有双重特性的问题,也即包括音乐教育学原则和音乐人类学两个方面。他提出:主位观念(emic)、习得(Learning)生活语境(inContext)、概念,这四个关键词对于世界音乐课程的教学与体验尤为重要。[19] 在1996年国际音乐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为21世纪作准备”大会上,M·麦卡锡提供了“国际音乐教育的历史发展(1953-1996)”的报告。[20]他归纳了国际音乐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从50年代和60年代改善东西方关系的努力(1953-1969,圈际音乐教育中世界观点的显现);到70年代对民族的和传统的文化的强调(1970-1982,音乐教育和民族文化);再创始于1987年的“国际文化发展十年”(联合国教科文文件,1982-1996,共享世界音乐)。这些变化中的方向本身,又受到大规模移民、后殖民主义、文化民主化、大众媒体的干预以及世界公民及其教育需要等因素而形成的人口中的民族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影响。今天国际音乐教育的发展在哲学观与实践层面已获得基本成果,具体的理论建树有: (1)视音乐为一种文化的普遍现象,而不是一种普遍的语言。 (2)拓宽了视西方音乐优于其他世界音乐的狭隘陈旧观点。 (3)在文化身份和音乐教育课题的对话上贡献卓越。 (4)改变了对大众媒体和技术的态度,将其威胁因素变为积极的机会。 在实践层面上: (1)从对各种世界音乐的音乐人类学描述,到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各种教学方法、教学观念和教学材料的共享。 (2)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和指导性文件用于世界音乐教育(如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信仰宣言”和“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21] (3)近年来发起的各类项目传播了世界音乐的材料(如《歌唱文化中的传统歌曲》)。综观全球多元音乐文化教育,它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作用是巨大的。正如国际音乐教育学会所言:“任何音乐教育体系都接受由多种文化形成的音乐世界存在的事实,以及对其学习和理解的价值,并把这一观念作为音乐教育的新起点。”[22]以此,中国音乐教育学科研究的发展正面临着世纪性的转折与挑战。 音乐教育学论文:音乐教育学科管理论文 毫无疑问,21世纪人类社会将更加趋于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势态。全球一体化是人类科技、交通、信息网络及经济发展的必然,文化多元化则出自人类在不同生存空间聚合方式适应性的进一步扩展。[1]由此,当今任何学科的发展放弃全球观察的视野,孤立地谈自己的发展,或脱离自身文化传统去谈发展都是难以面向未来的。据此,我们需要基于一种全球音乐文化发展的思维框架,来考虑音乐教育学科研究的发展。这一思想框架可以从三个重要方面来考虑:新的音乐教育哲学;东西方音乐教育的互动与互补;多元文化音乐教育。 一、新的音乐教育哲学 音乐教育哲学是指导音乐教育决策和行动目标的基础,新世纪的音乐教育则需要新的音乐教育哲学来指引。我认为这种新的音乐教育哲学主要有三个导向:1.文化价值;2.文化生态;3.文化创造。 1.文化价值。文化是由价值引导的体系,描述这一特征的学科理论基础是当代文化人类学。由于学科交叉或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又产生了音乐人类学和教育人类学。“音乐”或“教育”都可作为人类文化之一部分或现象,它们既相互独立又与文化相整合。美国音乐人类学家公认“音乐作为文化来传授”的观念;(注:内特尔《音乐人类学与世界音乐的教学》一文中有清楚的阐述,如“音乐反映和表达他社会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结构”“让学生对音乐作世界范围的理解,各种现象将帮助他们领会各种音乐,并提供一种进入理解世界其它各种文化的情况,也有助于各社会成员,更好地理解他们自己的音乐。”载《中国音乐增刊续集: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教育》,1995年。)70年代德国音乐教育重新由“音乐艺术作品”转向“文化中的音乐”的理解均出自于音乐人类学维度的表达。[2]在美国音乐教育向来重视音乐教育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思想的制定和表述的探讨中,《为音乐教育确立更强有力的基本思想》一文(美国《音乐教育者杂志,1993年9月刊头版头条》所提出的六个方面更明确包含着音乐人类学的基本思想,现摘录如下: (1)学习音乐是学习人类交流的一种基本形式。 (2)学习音乐是学习世界上各民族。 (3)学习音乐是学会学习过程。 (4)学习音乐是学习想象力和自我表现力。 (5)学习音乐是学习的基础。 (6)学习音乐是学习艺术。[3] 以上六个方面是将音乐作为文化来认识的,对于音乐教育是一种更为全面的定位和认知。中国文化学者蔡元培曾在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处长时曾提出五育之说(德、智、体、世界观、美育),其中吸收了席勒的美育思想,现在看来有其历史局限性。其一,美育仅是文化功能、文化素质的要素之一,文化可以包含美育,而美育则不能包含文化的各项;其二,“美学”是从西方文化中提出的概念,在跨文化中有一定文化意义的限度,这一点已有针锋相对的观念。[4][5] 2.文化生态。当今人类社会的工业文明将由生态文明所取代,提倡生态文明也是国际社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地球是一个以“生物圈”方式存在的整体,它的有机性、多样性和相互性的保护,是抵制工业化负面所产生的生物单一性和文化单一性倾向,以及大众文化和国民教育方式的单一化标准倾向,这直接关系到新的音乐教育应建立在音乐文化生态的保护和新的音乐文明思维框架上。 3.文化创造。音乐教育研究的定性可能包括科学认识的性质、方式。西方传统科学理性的确定性真理在当今受到解构,科学的发展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也从哲学层面解构了教育对象的确定性,而教育对象的不确定性的结果将是随机、多样、创造性。这一音乐教育哲学前沿的思想在音乐教育哲学家雷默的著述中(《音乐教育研究的哲学基础的建构》1992年)[6]表述得具细无疑。这一观念不仅对音乐教育者、音乐教育对象以及音乐教育目标、教学方法、教育评估将产生很大影响,而且,对不同民族文化音乐的教育及传承的历史,在未来音乐教育中的价值给予了发展的空间。人们必须尊重不同民族音乐文化的创造性和“成就模式”。正如科学家普利高津在《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一书中对中西哲学所作的不同现代意义的判断:“西方科学和西方哲学一贯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性,这与注重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相悖。(中国哲学)自组织的宇宙也是自发的世界,这表达一种与西方科学的经典还原论不同的整体自然观。我们愈益接近两种文化传统的交汇点,我们必须保留已证明相当成功的西方科学的分析观点,同时必须重新表述把自然的自发性和创造性囊括在内的自然法则。”[7] 文化的创造性包含着不同个体、群体及民族独立的个性及其相互性。 二、东西方音乐教育的互动与互补 把东西文化进行“野蛮/文明”,“低级/高级”,“先进/落后”的划分,不是西方学术界“独立思考”的产物,而与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政治实践有密切关系。这代表着当今文化人类学家们的一种共识。赛义德的《东方学》1978)一书深刻地揭示了西方与东方的不平等关系,也形成了西方对东方研究学术转型的新的路标。 当今时代,我们审视东西方音乐关系及文化价值体系时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立足点:东西方音乐体系及文化价值平等,这意味着我们将对东西方音乐文化教育的互补做出承诺。对于西方工业文明体制的音乐教育的课程,我们也只能看作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模式和一个阶段,它既不代表多元文化的音乐课程模式,也不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顶点。如果失去这样一个立足点或前提,我们仍然会按照殖民主义的逻辑,将东西方音乐文化以古/今、先进/落后、科学/非科学这种关系来理解,因此而放弃东方音乐文化在音乐教育中当代意义的思考。 从总的文化体系来看,西方音乐课程的主流是以基督教音乐文化传统为基础的。基督教从中世纪起控制西方十几个世纪,它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源流和组成部分,对西方音乐课程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就以德国音乐教育历史来讲,德国普通音乐教育在欧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落后”的状态,但令人惊奇的是,从巴罗克以来二、三百年间,欧洲著名的作曲家至少70%以上都是德国人,这一奇迹可从基督教音乐的宗教理性文化传统中获得解答。基督教音乐中统一的记谱法、严格的书写、理性的传承,建立在定量记谱法上的对位、和声的美感运思方式,正如双希文明(古希腊与希伯莱)的几何数理与上帝精神的结合,均完美地体现在基督教音乐文化模式中。 作为东方国家的阿拉伯、印度、中国都有其与基督教文化相应的宗教文化精神与音乐课程。尽管印度、阿拉伯、中国也各不相同,但与西方相比则有其东方内在的相似性,并对音乐课程有重要影响。这种相似性可简单归纳出以下三点:(1)音乐主体。与西方不同,东方的音乐风格与语言、诗(文学)、舞蹈没有完全分离;(2)记谱法在东方从来没有象西方那样统一过,也没有形成抽象数理符号形式的音符概念和几何座标式的五线谱理性书写或客体逻辑分析的作曲家的“作品”形式;(3)东方直觉整体把握与西方理性分析的音乐认知和审美体验模式不相同,因此音乐“成就模式”也不相同,这些都是建立在其音乐传承与创作模式基础上的,并归属于东方哲学思维模式的有机体。 西方作曲家作品书写的建构,其根本是数理逻辑分析的建构方法,并影响到教学认知与审美体验模式。而东方音乐是无法通过“作品”来分析音乐的,其演创没有象西方那样主客体相分,而是主客体合一(即直觉整体把握)。东方音乐风格的认知与审美体验模式是一种“品味”模式。中国音乐各流派风格注重韵味,与绘画书法中的“气韵”等艺术审美体验模式相同。印度音乐美的定义“拉斯”(rasa)也非古希腊那种数的和谐,拉斯的梵语原意即“韵味”,拉斯有九种:爱情、欢乐、悲怜、愤怒、英勇、憎恶、恐惧、惊奇、宁静。[8]阿拉伯音乐审美体验模式中有一种定义叫“太拉”(Tarab)。“当龄听阿拉伯音乐时,太拉是衡量优秀的、最重要的音乐体验。”它是音乐家在激励听众的神秘灵感中获得成功,即创造了音乐情感气氛的标准。太拉的强度依据歌唱者或奏者的表演风格,通过它推断艺术家的表演过程是否优秀。[9]这种东方音乐艺术“品味”的审美体验模式与西方的差别,其根本在于,东方是通过身体与心灵的内在体验的方式去建构或接触音乐世界的。正如中国人的气功、经络学说,印度人的瑜珈,均是以生命直觉体验去发现和把握的,用西方解剖学或细胞学说是无法奏效的。反之,中国、印度人不可能用他们的方式去发明西方医学的基础理论,东方的气功或瑜珈与西方的广播体操是有着不同体验和功效的两种行为模式,根本上就是东西方两种哲学宇宙观、自然观的体现。这些构成了东西方音乐教育、创作、表演及“成就模式”的内在差异性以及互补性的基础。 近年来,雷默的研究认为:东西方音乐交流即口头文化和书写文化(音乐乐谱化)的表达,作为人类思维和行为的差别是深刻的。必须重新看待书写音乐表达和定量记谱法(五线谱)的有限性以及即兴表演和非定量记谱法音乐表达的自主性。[10]他说:“我们受音符束缚的表演文化已经导致思维方式的萎缩和衰退。这很容易使我们的表演受记谱束缚,导致他们离开乐谱表演音乐就会瘫痪和麻痹。”[11]“在美国,好几个世纪以来,我们都假定认为,成为精英或天才唯一的方法或主要方法就是照谱演奏,因此,我们大大地忽视了教授‘即兴演奏’、作曲或听赏。”[12]由此可以看出,西方传统音乐体系的科学理性将自己限制在“认知——工具性”的四大件技术模型中,而东方传统音乐则更多将自己限定在“道德实践”和“审美——表现性”的人文约定知识中,未来世界音乐教育的发展将有待于这两者的并行以及在对话基础上的更高的综合。 三、多元文化音乐教育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在许多国家音乐教育的研讨中已经呈现出来。多元文化主义的使用有三层含义:(1)指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的社会;(2)指多元文化社会里各不同文化的互相尊重;(3)指政府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政策。 作为多元文化为基础的世界音乐教学是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发展的总趋势,也是发达国家音乐教育的热门话题,其文化背景是,当今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议事日程和社会出现的挑战影响到音乐教育的哲学和实践,多元文化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各种方式和表现形态渗透着西方国家以及原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结构,美国教授亨廷顿认为,在21世纪初期,人类将经历非西方权力与文化的复兴,经历非西方文明内部相互之间以及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受现代的驱使,全球的政治正沿着文明界线进行重组,具有相似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聚合,亨廷顿意识到西方中心主义已经开始没落,今后的世界将是越来越多元文化或多极化的世界。[13]中国领导人也不断强调文化及政治的多极化或多元化。 在世界教育方面,推动多元文化教育浪潮的主要有三大原因。(1)教育民主化的深入。从某种意义上讲,民主化是现代教育发展的趋向。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教育民主主要体现为“个体化”的教育民主必将流于空洞与虚妄。教育中“反种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作为结果,使“多元文化教育”得以提倡。[14](2)发达国家的“第三世界化”。许多发达国家的新移民群体,人口统计发生的变量,移民出生地文化教育的问题。如在德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起因于60-70年代,土耳其、越南移民的教育问题,而正式提倡是在90年代。(3)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其包括媒体、信息联网、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及人员的流通。由此,多元文化教育观对“新一代学习者的音乐教育不能再被视为仅仅是一种智力视野的扩展,而是一种社会需求。它的功能是形成一种跨文化理解的均衡,并对国际社会的未来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15] 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其中要把握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每一种音乐传统都有其自身的传承过程,并根据其音乐概念和非音乐概念产生着自己的教育学、教学法,柯达伊、奥尔夫之类的教学策略已经显示出为民间音乐传统局内人所借鉴的可能性,但这并不能说,这类基于民间音乐相结合的教学法对其他所有音乐文化都是适用的。[16] 班克斯曾经提出了用以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四种课程模式的教学。(1)主流中心模式。其课程的设计及教学都仅仅是以主流音乐观念出发的。(2)民族附加模式。课程依然是按主流音乐观念组织的,只是包括不经选择的民族群体的某些音乐材料和观念。如以西方音乐观念出发进行非洲音乐的教学,即使用西方的节奏规范和记谱法、记忆方式来教练非洲歌曲。(3)多民族模式。其课程以各种不同民族群体的事件或其音乐概念为优秀。(4)民族——国家模式。在此模式中,是从多国家的民族观点来审视和教学的。此外,班克斯还提出一种多元文化课程的跨学科教学方式的概念。其重要意义在于,对有色民族的各种价值和各种经验反映在他们的文学、艺术、音乐、戏剧、舞蹈与作品等多角度的文化整体意义的理解。[17] 施瓦德隆提出了一种“新的苏格拉底教学法”,其前提是:(1)一种具备音乐人类学意识和知识的教师;(2)一种基于比较音乐美学的“发现”的教育方法,其包括对音乐及文化个性与共性课堂体验和积极探究的过程。[18] F·布莱嫩也提出,对世界音乐课程体验内容的设计是一个具有双重特性的问题,也即包括音乐教育学原则和音乐人类学两个方面。他提出:主位观念(emic)、习得(Learning)生活语境(inContext)、概念,这四个关键词对于世界音乐课程的教学与体验尤为重要。[19] 在1996年国际音乐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为21世纪作准备”大会上,M·麦卡锡提供了“国际音乐教育的历史发展(1953-1996)”的报告。[20]他归纳了国际音乐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从50年代和60年代改善东西方关系的努力(1953-1969,圈际音乐教育中世界观点的显现);到70年代对民族的和传统的文化的强调(1970-1982,音乐教育和民族文化);再创始于1987年的“国际文化发展十年”(联合国教科文文件,1982-1996,共享世界音乐)。这些变化中的方向本身,又受到大规模移民、后殖民主义、文化民主化、大众媒体的干预以及世界公民及其教育需要等因素而形成的人口中的民族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影响。今天国际音乐教育的发展在哲学观与实践层面已获得基本成果,具体的理论建树有: (1)视音乐为一种文化的普遍现象,而不是一种普遍的语言。 (2)拓宽了视西方音乐优于其他世界音乐的狭隘陈旧观点。 (3)在文化身份和音乐教育课题的对话上贡献卓越。 (4)改变了对大众媒体和技术的态度,将其威胁因素变为积极的机会。 在实践层面上: (1)从对各种世界音乐的音乐人类学描述,到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各种教学方法、教学观念和教学材料的共享。 (2)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和指导性文件用于世界音乐教育(如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信仰宣言”和“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21] (3)近年来发起的各类项目传播了世界音乐的材料(如《歌唱文化中的传统歌曲》)。综观全球多元音乐文化教育,它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作用是巨大的。正如国际音乐教育学会所言:“任何音乐教育体系都接受由多种文化形成的音乐世界存在的事实,以及对其学习和理解的价值,并把这一观念作为音乐教育的新起点。”[22]以此,中国音乐教育学科研究的发展正面临着世纪性的转折与挑战。 音乐教育学论文:音乐教育学科研究论文 毫无疑问,21世纪人类社会将更加趋于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势态。全球一体化是人类科技、交通、信息网络及经济发展的必然,文化多元化则出自人类在不同生存空间聚合方式适应性的进一步扩展。[1]由此,当今任何学科的发展放弃全球观察的视野,孤立地谈自己的发展,或脱离自身文化传统去谈发展都是难以面向未来的。据此,我们需要基于一种全球音乐文化发展的思维框架,来考虑音乐教育学科研究的发展。这一思想框架可以从三个重要方面来考虑:新的音乐教育哲学;东西方音乐教育的互动与互补;多元文化音乐教育。 一、新的音乐教育哲学 音乐教育哲学是指导音乐教育决策和行动目标的基础,新世纪的音乐教育则需要新的音乐教育哲学来指引。我认为这种新的音乐教育哲学主要有三个导向:1.文化价值;2.文化生态;3.文化创造。 1.文化价值。文化是由价值引导的体系,描述这一特征的学科理论基础是当代文化人类学。由于学科交叉或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又产生了音乐人类学和教育人类学。“音乐”或“教育”都可作为人类文化之一部分或现象,它们既相互独立又与文化相整合。美国音乐人类学家公认“音乐作为文化来传授”的观念;(注:内特尔《音乐人类学与世界音乐的教学》一文中有清楚的阐述,如“音乐反映和表达他社会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结构”“让学生对音乐作世界范围的理解,各种现象将帮助他们领会各种音乐,并提供一种进入理解世界其它各种文化的情况,也有助于各社会成员,更好地理解他们自己的音乐。”载《中国音乐增刊续集: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教育》,1995年。)70年代德国音乐教育重新由“音乐艺术作品”转向“文化中的音乐”的理解均出自于音乐人类学维度的表达。[2]在美国音乐教育向来重视音乐教育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思想的制定和表述的探讨中,《为音乐教育确立更强有力的基本思想》一文(美国《音乐教育者杂志,1993年9月刊头版头条》所提出的六个方面更明确包含着音乐人类学的基本思想,现摘录如下: (1)学习音乐是学习人类交流的一种基本形式。 (2)学习音乐是学习世界上各民族。 (3)学习音乐是学会学习过程。 (4)学习音乐是学习想象力和自我表现力。 (5)学习音乐是学习的基础。 (6)学习音乐是学习艺术。[3] 以上六个方面是将音乐作为文化来认识的,对于音乐教育是一种更为全面的定位和认知。中国文化学者蔡元培曾在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处长时曾提出五育之说(德、智、体、世界观、美育),其中吸收了席勒的美育思想,现在看来有其历史局限性。其一,美育仅是文化功能、文化素质的要素之一,文化可以包含美育,而美育则不能包含文化的各项;其二,“美学”是从西方文化中提出的概念,在跨文化中有一定文化意义的限度,这一点已有针锋相对的观念。[4][5] 2.文化生态。当今人类社会的工业文明将由生态文明所取代,提倡生态文明也是国际社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地球是一个以“生物圈”方式存在的整体,它的有机性、多样性和相互性的保护,是抵制工业化负面所产生的生物单一性和文化单一性倾向,以及大众文化和国民教育方式的单一化标准倾向,这直接关系到新的音乐教育应建立在音乐文化生态的保护和新的音乐文明思维框架上。 3.文化创造。音乐教育研究的定性可能包括科学认识的性质、方式。西方传统科学理性的确定性真理在当今受到解构,科学的发展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也从哲学层面解构了教育对象的确定性,而教育对象的不确定性的结果将是随机、多样、创造性。这一音乐教育哲学前沿的思想在音乐教育哲学家雷默的著述中(《音乐教育研究的哲学基础的建构》1992年)[6]表述得具细无疑。这一观念不仅对音乐教育者、音乐教育对象以及音乐教育目标、教学方法、教育评估将产生很大影响,而且,对不同民族文化音乐的教育及传承的历史,在未来音乐教育中的价值给予了发展的空间。人们必须尊重不同民族音乐文化的创造性和“成就模式”。正如科学家普利高津在《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一书中对中西哲学所作的不同现代意义的判断:“西方科学和西方哲学一贯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性,这与注重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相悖。(中国哲学)自组织的宇宙也是自发的世界,这表达一种与西方科学的经典还原论不同的整体自然观。我们愈益接近两种文化传统的交汇点,我们必须保留已证明相当成功的西方科学的分析观点,同时必须重新表述把自然的自发性和创造性囊括在内的自然法则。”[7] 文化的创造性包含着不同个体、群体及民族独立的个性及其相互性。 二、东西方音乐教育的互动与互补 把东西文化进行“野蛮/文明”,“低级/高级”,“先进/落后”的划分,不是西方学术界“独立思考”的产物,而与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政治实践有密切关系。这代表着当今文化人类学家们的一种共识。赛义德的《东方学》1978)一书深刻地揭示了西方与东方的不平等关系,也形成了西方对东方研究学术转型的新的路标。 当今时代,我们审视东西方音乐关系及文化价值体系时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立足点:东西方音乐体系及文化价值平等,这意味着我们将对东西方音乐文化教育的互补做出承诺。对于西方工业文明体制的音乐教育的课程,我们也只能看作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模式和一个阶段,它既不代表多元文化的音乐课程模式,也不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顶点。如果失去这样一个立足点或前提,我们仍然会按照殖民主义的逻辑,将东西方音乐文化以古/今、先进/落后、科学/非科学这种关系来理解,因此而放弃东方音乐文化在音乐教育中当代意义的思考。 从总的文化体系来看,西方音乐课程的主流是以基督教音乐文化传统为基础的。基督教从中世纪起控制西方十几个世纪,它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源流和组成部分,对西方音乐课程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就以德国音乐教育历史来讲,德国普通音乐教育在欧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落后”的状态,但令人惊奇的是,从巴罗克以来二、三百年间,欧洲著名的作曲家至少70%以上都是德国人,这一奇迹可从基督教音乐的宗教理性文化传统中获得解答。基督教音乐中统一的记谱法、严格的书写、理性的传承,建立在定量记谱法上的对位、和声的美感运思方式,正如双希文明(古希腊与希伯莱)的几何数理与上帝精神的结合,均完美地体现在基督教音乐文化模式中。 作为东方国家的阿拉伯、印度、中国都有其与基督教文化相应的宗教文化精神与音乐课程。尽管印度、阿拉伯、中国也各不相同,但与西方相比则有其东方内在的相似性,并对音乐课程有重要影响。这种相似性可简单归纳出以下三点:(1)音乐主体。与西方不同,东方的音乐风格与语言、诗(文学)、舞蹈没有完全分离;(2)记谱法在东方从来没有象西方那样统一过,也没有形成抽象数理符号形式的音符概念和几何座标式的五线谱理性书写或客体逻辑分析的作曲家的“作品”形式;(3)东方直觉整体把握与西方理性分析的音乐认知和审美体验模式不相同,因此音乐“成就模式”也不相同,这些都是建立在其音乐传承与创作模式基础上的,并归属于东方哲学思维模式的有机体。 西方作曲家作品书写的建构,其根本是数理逻辑分析的建构方法,并影响到教学认知与审美体验模式。而东方音乐是无法通过“作品”来分析音乐的,其演创没有象西方那样主客体相分,而是主客体合一(即直觉整体把握)。东方音乐风格的认知与审美体验模式是一种“品味”模式。中国音乐各流派风格注重韵味,与绘画书法中的“气韵”等艺术审美体验模式相同。印度音乐美的定义“拉斯”(rasa)也非古希腊那种数的和谐,拉斯的梵语原意即“韵味”,拉斯有九种:爱情、欢乐、悲怜、愤怒、英勇、憎恶、恐惧、惊奇、宁静。[8]阿拉伯音乐审美体验模式中有一种定义叫“太拉”(Tarab)。“当龄听阿拉伯音乐时,太拉是衡量优秀的、最重要的音乐体验。”它是音乐家在激励听众的神秘灵感中获得成功,即创造了音乐情感气氛的标准。太拉的强度依据歌唱者或奏者的表演风格,通过它推断艺术家的表演过程是否优秀。[9]这种东方音乐艺术“品味”的审美体验模式与西方的差别,其根本在于,东方是通过身体与心灵的内在体验的方式去建构或接触音乐世界的。正如中国人的气功、经络学说,印度人的瑜珈,均是以生命直觉体验去发现和把握的,用西方解剖学或细胞学说是无法奏效的。反之,中国、印度人不可能用他们的方式去发明西方医学的基础理论,东方的气功或瑜珈与西方的广播体操是有着不同体验和功效的两种行为模式,根本上就是东西方两种哲学宇宙观、自然观的体现。这些构成了东西方音乐教育、创作、表演及“成就模式”的内在差异性以及互补性的基础。 近年来,雷默的研究认为:东西方音乐交流即口头文化和书写文化(音乐乐谱化)的表达,作为人类思维和行为的差别是深刻的。必须重新看待书写音乐表达和定量记谱法(五线谱)的有限性以及即兴表演和非定量记谱法音乐表达的自主性。[10]他说:“我们受音符束缚的表演文化已经导致思维方式的萎缩和衰退。这很容易使我们的表演受记谱束缚,导致他们离开乐谱表演音乐就会瘫痪和麻痹。”[11]“在美国,好几个世纪以来,我们都假定认为,成为精英或天才唯一的方法或主要方法就是照谱演奏,因此,我们大大地忽视了教授‘即兴演奏’、作曲或听赏。”[12]由此可以看出,西方传统音乐体系的科学理性将自己限制在“认知——工具性”的四大件技术模型中,而东方传统音乐则更多将自己限定在“道德实践”和“审美——表现性”的人文约定知识中,未来世界音乐教育的发展将有待于这两者的并行以及在对话基础上的更高的综合。 三、多元文化音乐教育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在许多国家音乐教育的研讨中已经呈现出来。多元文化主义的使用有三层含义:(1)指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的社会;(2)指多元文化社会里各不同文化的互相尊重;(3)指政府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政策。 作为多元文化为基础的世界音乐教学是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发展的总趋势,也是发达国家音乐教育的热门话题,其文化背景是,当今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议事日程和社会出现的挑战影响到音乐教育的哲学和实践,多元文化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各种方式和表现形态渗透着西方国家以及原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结构,美国教授亨廷顿认为,在21世纪初期,人类将经历非西方权力与文化的复兴,经历非西方文明内部相互之间以及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受现代的驱使,全球的政治正沿着文明界线进行重组,具有相似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聚合,亨廷顿意识到西方中心主义已经开始没落,今后的世界将是越来越多元文化或多极化的世界。[13]中国领导人也不断强调文化及政治的多极化或多元化。 在世界教育方面,推动多元文化教育浪潮的主要有三大原因。(1)教育民主化的深入。从某种意义上讲,民主化是现代教育发展的趋向。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教育民主主要体现为“个体化”的教育民主必将流于空洞与虚妄。教育中“反种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作为结果,使“多元文化教育”得以提倡。[14](2)发达国家的“第三世界化”。许多发达国家的新移民群体,人口统计发生的变量,移民出生地文化教育的问题。如在德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起因于60-70年代,土耳其、越南移民的教育问题,而正式提倡是在90年代。(3)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其包括媒体、信息联网、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及人员的流通。由此,多元文化教育观对“新一代学习者的音乐教育不能再被视为仅仅是一种智力视野的扩展,而是一种社会需求。它的功能是形成一种跨文化理解的均衡,并对国际社会的未来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15] 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其中要把握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每一种音乐传统都有其自身的传承过程,并根据其音乐概念和非音乐概念产生着自己的教育学、教学法,柯达伊、奥尔夫之类的教学策略已经显示出为民间音乐传统局内人所借鉴的可能性,但这并不能说,这类基于民间音乐相结合的教学法对其他所有音乐文化都是适用的。[16] 班克斯曾经提出了用以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四种课程模式的教学。(1)主流中心模式。其课程的设计及教学都仅仅是以主流音乐观念出发的。(2)民族附加模式。课程依然是按主流音乐观念组织的,只是包括不经选择的民族群体的某些音乐材料和观念。如以西方音乐观念出发进行非洲音乐的教学,即使用西方的节奏规范和记谱法、记忆方式来教练非洲歌曲。(3)多民族模式。其课程以各种不同民族群体的事件或其音乐概念为优秀。(4)民族——国家模式。在此模式中,是从多国家的民族观点来审视和教学的。此外,班克斯还提出一种多元文化课程的跨学科教学方式的概念。其重要意义在于,对有色民族的各种价值和各种经验反映在他们的文学、艺术、音乐、戏剧、舞蹈与作品等多角度的文化整体意义的理解。[17] 施瓦德隆提出了一种“新的苏格拉底教学法”,其前提是:(1)一种具备音乐人类学意识和知识的教师;(2)一种基于比较音乐美学的“发现”的教育方法,其包括对音乐及文化个性与共性课堂体验和积极探究的过程。[18] F·布莱嫩也提出,对世界音乐课程体验内容的设计是一个具有双重特性的问题,也即包括音乐教育学原则和音乐人类学两个方面。他提出:主位观念(emic)、习得(Learning)生活语境(inContext)、概念,这四个关键词对于世界音乐课程的教学与体验尤为重要。[19] 在1996年国际音乐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为21世纪作准备”大会上,M·麦卡锡提供了“国际音乐教育的历史发展(1953-1996)”的报告。[20]他归纳了国际音乐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从50年代和60年代改善东西方关系的努力(1953-1969,圈际音乐教育中世界观点的显现);到70年代对民族的和传统的文化的强调(1970-1982,音乐教育和民族文化);再创始于1987年的“国际文化发展十年”(联合国教科文文件,1982-1996,共享世界音乐)。这些变化中的方向本身,又受到大规模移民、后殖民主义、文化民主化、大众媒体的干预以及世界公民及其教育需要等因素而形成的人口中的民族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影响。今天国际音乐教育的发展在哲学观与实践层面已获得基本成果,具体的理论建树有: (1)视音乐为一种文化的普遍现象,而不是一种普遍的语言。 (2)拓宽了视西方音乐优于其他世界音乐的狭隘陈旧观点。 (3)在文化身份和音乐教育课题的对话上贡献卓越。 (4)改变了对大众媒体和技术的态度,将其威胁因素变为积极的机会。 在实践层面上: (1)从对各种世界音乐的音乐人类学描述,到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各种教学方法、教学观念和教学材料的共享。 (2)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和指导性文件用于世界音乐教育(如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信仰宣言”和“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21] (3)近年来发起的各类项目传播了世界音乐的材料(如《歌唱文化中的传统歌曲》)。综观全球多元音乐文化教育,它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作用是巨大的。正如国际音乐教育学会所言:“任何音乐教育体系都接受由多种文化形成的音乐世界存在的事实,以及对其学习和理解的价值,并把这一观念作为音乐教育的新起点。”[22]以此,中国音乐教育学科研究的发展正面临着世纪性的转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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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论文:实践性教学与公共教育学论文 一、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的内涵及特点 何谓实践性教学?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一些成果。扬州大学陈军博士认为实践性教学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将教学内容情景化、生活化;二是强调师生共同参与,设法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提高教学效果。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曾对实践性教学作过精辟的论述,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实践性教学是相对于理论性教学的各种教学的总称,其目的是使学生获得感性知识,掌握技能、技巧,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和独立工作能力,注重和强调的是学生在实践中的亲身体验感受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积极互动,既重视对所学知识的实际应用,又非常重视社会生活和生产实际,其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都强调以实践性为主。可见,实践性教学是一种将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强调师生直接参与的教学。对于师范专业公共教育学课程来说,实践性教学是相对于教育学基本理论教学而言的,它要求将教育学基本理论知识与教育教学实践结合起来进行教学,强调主动性、突出参与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与教育学基本理论教学相结合而进行的教学活动,比如公共教育学典型案例的分析与讨论、教育学文献资料查阅与分析、学生试教、组织学生观看与讨论教育教学影视作品等;二是为师的教育教学基本技能的培养和训练,比如课前演讲、三字一话训练、教学技能展示等;三是教育调查、教育参观、教育教学设计、教育见习和教育实习等。从公共教育学课程实践性教学的内涵分析看,它有自己的特点。第一,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教育教学实践能力,加强实践性教学,不仅使学生获得一些实践性知识,而且能使学生的为师技能得到锻炼和培养。第二,在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中,学生有较高的热情,主动性较强,积极参与,直接体验与感受,有助于学生对教育学基本理论知识的消化理解。第三,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不仅在课堂教学中实施,而且更多地通过课外活动和校外活动等实践来开展。 二、加强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的价值分析 1.从理论学习的角度看,加强实践性教学,有利于学生学习教育学理论知识 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而这种学习又是以学习间接经验为主的。在公共教育学教学中,教师传授和学生接受的教育学理论知识,主要是以教育学教科书为媒介,通过教科书陈述的教育学理论知识来进行的。由于教育学理论知识本身具有的抽象性、概括性和间接性以及在实际应用中的滞后性等特点,使学生在学习教育学理论知识时,常感到困惑与困难。在教学中教师如果只注重教育学基本理论知识的传授,而不重视实践性教学训练,学生就会不仅觉得教育学课程是花架子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而且对掌握了的有限的教育学理论知识也会很快遗忘。因此,为了便于学生较好地掌握教育学理论知识,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在注重教育学理论知识传授的同时,着力加强实践性教学,为学生提供直接经验,让学生在可视、可感、可操作的现实环境中体验,由外在于学生的“公共知识”逐渐内化为学生的“个人知识”,达到对教育学理论知识真正掌握之目的。 2.从能力培养的角度看,加强实践性教学,有利于学生习得教育教学能力 教育教学能力是教师为达到教育教学目标,顺利从事教育教学活动所必须的,并且直接影响教育教学活动效率,它主要包括教育教学技能、教学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等。师范专业学生未来从师的教育教学能力的习得在今天的培养活动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如何习得?教育教学技能、教学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等能力的培养,具有很强的直观性,仅凭公共教育学课程教师的理论讲授和学生的教育学理论学习是不可能真正获得与提高的,只有在实践性教学中,学生身临实际教育教学情境,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性活动,才有可能形成。比如,课堂教学技能的习得,就应该加强实践性环节教学,提供给学生尽可能多的练习机会,让学生在实践中当“教师”,以教师的身份不断尝试、体验。可见,学生将来从师必备的教育教学能力的获得与提高是离不开实践性教学的。 3.从职业道德的角度看,加强实践性教学,有利于学生增强教育的使命感 2011年12月颁布的《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要求教师恪尽职守,甘于奉献,淡泊名利,志存高远,树立崇高职业理想,对人民的教育事业要有强烈的使命感。公共教育学基本理论知识的灌输虽然也能激发学生投身教育工作的热情和使命感,但是给学生的感觉较为抽象、空乏,其时间维持也较为有限,热情会逐渐消退和使命感容易淡化。在公共教育学课程教学中注重和加强实践性教学,通过教育典型案例的剖析、榜样教师的现场示范、教育见习和教育实习等活动形式,可让学生了解教育教学的实际情况、熟悉教师的工作职责以及课改背景下新型的师生关系,让学生在教育教学实践体验中对教育事业产生一种深厚的纯真的情感,从而增强从事教育工作的使命感。 4.从课程改革的角度看,加强实践性教学,有利于学生投身教育改革的积极性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高校师范专业公共教育学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是要求公共教育学在内容上增加实践性知识,与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实践紧密结合,与当前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结合起来;二是要求公共教育学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实践性环节训练,注重学生为师技能的培养;三是强调学以致用。在公共教育学课程教学中,加强实践性教学,将会使学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认识到新课程改革的重要意义,从而激发学生投身教育改革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5.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加强实践性教学,有利于教育学学科建设与发展 公共教育学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性学科,其最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为师意识和能力,增强服务教育教学的自觉性,懂得如何做教师,在教育理论的指导下,掌握教育教学的操作理论和技术。古今中外的教育学理论都是为了更好地指导教育实践,是对教师教育教学行为的建议和规范。同时,教育学学科理论的发展也依赖于教育教学实践。教育教学实践是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基石,没有教育教学实践支撑的教育学就成了无源之水,其理论会显得十分苍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可能。由此可见,加强实践性教学,在实践中尝试、检验、淘汰、修正和丰富教育学有关理论,有利于教育学学科建设与发展。 三、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现存的主要问题 当下的公共教育学教学偏重基本概念和理论的抽象阐述,片面追求教育教学理论的系统化取向,偏离了教育教学理论得以生长和发展的生活根基和人文轨道,缺乏对实践教学的关注,存在严重的实践乏力。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实践性教学组织管理落后 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是以师范专业学生的教育教学能力发展为中心,以师范专业学生的实践性活动为主要形式的一种教育教学模式,其涉及的范围较广。比如,典型案例的剖析、学生试教、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教育调查和教育研讨等,组织管理难度较大。长期以来,有人认为公共教育学是向学生灌输为师之理,起引领之作用,在教学中应该注重和加强教育教学基本理论的解析和为师之道的宣讲。受此观念影响,人们对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的认识出现了偏颇,认为实践性教学是雕虫小技,是缺少技术含量的低层次的可有可无的花架子活动。即使人们能认识到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的作用,也没有真正确立其在师范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由于人们从根本上忽视了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以至其在组织管理方面问题不断。比如,有的高校师范专业实践性教学环节虽列入公共教育学教学计划,但课时较少,操作中的随意性较大;有的高校师范专业实践性教学基地不足,难以满足学生教育教学见习和实习的需要;有的高校没有专门人员负责实践性教学,而由临时聘用人员或其他教师兼管。尽管有不少高校成立了师范专业实践性教学指导中心之类的组织,但也仅仅限于学生临近毕业而进行的教育实习这单一任务的组织和管理。除此之外,在实践性教学组织形式、日常管理和考核评价等方面还尚未真正形成具有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的运行机制,这就使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大多流于形式,实际效用较低。 2.实践性教学主体参与不足 实践性教学的主体有两个,即学生和教师。现实中的两个主体在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中都表现出参与不足。其一,学生参与积极性的高低是影响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效果好坏的关键因素。在实践性教学过程中,学生理应唱主角,积极能动地参与到实践性活动中,在活动中体验、感受、理解和掌握。现实情况如何?仔细观察不难发现,由于对公共教育学重要性的认识存在偏颇,不少学生看重并专心于专业课程,轻视、忽视、放松了教育学等公共课程,特别看轻其实践性活动。学生由于对公共教育学的不重视,从而在试教、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教育调查和教育研讨等实践性活动中表现出参与意识不强、参与精力不足和参与方式随意,导致参与效果不佳。其二,教师参与积极性的高低是影响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效果好坏的重要因素。在实践性教学过程中,教师负责组织、指导和协调等工作,没有教师的组织、指导和协调等工作,学生的实践,可能是盲目的低效的实践。现实中一个明显的不足是作为主体的公共教育学课程教师参与实践性教学的积极性不高,主要是因为“重科研轻教学”的教师评价制度导致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教学投入不足。此外,“重理论轻实践”的导向也使公共教育学课程教师注重理论知识的教学,忽视了实践性教学。 3.实践性教学经费保障乏力 经费不足是当前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难以得到重视和加强的重要原因之一。“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是目前人才培养中最薄弱的环节,也是我们今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在实践性教学必须加强的新形势下,为深化实践性教学体系改革,很多高校单列了实践性教学专项经费并逐渐增加经费投入。但由于实践性教学作为公共教育学教学的重要环节,要求全体师范专业学生全员参与,有限的经费难以满足所有学生进行实践性活动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参加教育教学实践性活动效果。另外,有限的实践性教学经费还存在使用效益不高的问题。 4.实践性教学理论研究薄弱 目前,关于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的理论研究还很薄弱:关注不够,研究滞后,成果不多,影响不大,作用不显。究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人们过于强调公共教育学的理论作用,忽视了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价值,致使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体系构建不清,位置不明,理论与实践相脱节。二是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研究引力缺乏,未能较好地调动教师的积极性,致使公共教育学课程教师既不愿积极研究,也不愿学习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三是关于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的考核评价等方面的研究还很欠缺。 四、提升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效果的路径 2001年8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1]4号),指出高等学校要进一步加强实践性教学,注重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颁布,明确提出高校教学改革要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把加强实践性教学提升到了国家教育战略的高度。从此实践性教学成为高校教学改革的关键和重点。2012年3月,教育部印发了《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强调高校要增加实践性教学比重,强化实践育人环节,明确了高校实践性教学在人才培养、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中的重要意义。公共教育学作为培养未来教师的重要课程,是研究怎样做教师的课程,应该走在高校教学改革的前列。针对当前高校师范专业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在组织管理、主体参与、经费投入和理论研究等方面的诸多问题,要积极进行改革,注重和加强实践性教学,努力提高实践性教学效果。 1.加强实践性教学的组织管理 首先,学校应尽快成立师范专业实践性课程教学工作领导小组。分管校领导为组长、教务处、人事处、学生处、财务处和系(部)负责人为成员。小组成员责任明确,齐抓共管,努力使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更具吸引力和实效性。其次,健全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规章制度。强化计划意识,增加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课时并规定要达到的基本要求,克服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的随意性。第三,抓好公共教育学课堂实践性教学环节。坚持以启发式思想为指导,突出和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比如,采用案例教学、微格教学、模拟教学和研究性教学等,让学生在实践性课堂活动中得到锻炼,能力得到培养。第四,加强公共教育学课外实践性教学环节。充分考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情况,加强与中小学的合作与联系,增加学生到中小学见习的次数,强化教育实习;鼓励学生自主拜师学教,义务支教,家教实习。第五,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和网络资源开展实践性教学活动。最后,定期检测评价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效果。 2.重视实践性教学的主体参与 其一,作为实践性教学活动主体的学生要主动积极参与,充分体现自己的主体地位,发挥主体作用。一要积极参与试教、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教育调查和教育研讨等实践性活动,在活动中唱主角,大胆实践;二要积极主动参与诸如“课前三分钟演讲”“课堂讨论”和“教学技能竞赛”之类的微型实践性活动。其二,在公共教育学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主动积极参与。一要转变思想观念,充分意识到实践性教学活动对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性;二要自觉提高自身素质,投入较多的精力到实践性活动中,努力做好实践性教学的组织、指导和协调等工作;三要设法调动学生参与实践性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启发式思想为指导,克服传统课堂上填鸭式的灌输方式,提供给学生尽可能多的实践展示与操作机会,对学生多表扬多鼓励,不断深化实践性教学改革。“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 3.加大实践性教学的经费投入 教学是学校各项工作的中心,教学经费应该首先得到保障,在教学经费的分块切割中,应该加大实践性教学经费的比例,这是其一。其二,实行专款专用,杜绝将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经费挪作它用现象发生。其三,开源节流,高校要积极主动争取财政拨款和引进社会、民间资金投入,压缩“三公”经费支出,把开源节流出来的资金用到公共教育学等课程实践性教学上。其四,增强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经费使用的计划性,加强监督审计,确保有限的实践性教学经费能产生较大的效益。 4.注重实践性教学的理论研究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理论研究落后的实践是无效或低效的实践。针对当前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理论研究薄弱的现状,笔者认为在重视教育学学科专业理论研究的同时,要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实践性教学理论的研究。首先,营造注重实践性教学理论研究的良好氛围,增强实践性教学理论研究的吸引力。其次,作为实践主体之一的公共教育学课程教师,不能被动地为现有的教学实践性理论所控制,而要创新参与新的教学实践性理论的构建,要以开放积极的心态学习和合理借鉴他人的实践性研究成果,以丰富的与时俱进的实践性教学理论来指导当前的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活动。最后,改革和加强公共教育学实践性教学的考核评价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作者:束仁龙 单位:池州学院教育系 教育学论文:角色体验中高师公共教育学论文 一、“角色体验”的内涵 “角色”规定了一个人活动的特定范围,它指明了行为模式是由社会需要所规定,角色的形成脱离不了社会。由此可见,角色的基础是社会地位,动因是社会期望,目的是适应社会。在《教育大辞典》中,体验的解释是“体察、专察,在实践中认识事物,一种主体自身认识世界的行为”。“角色体验”是在吸收借鉴体验教学与角色扮演运作过程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学习方式。“角色体验”是指学习者在角色互换过程中,通过体验、观察、反思、提升和实践,对情感、心灵、行为、外界的感悟,最终意识到某些可以言语或未能言语的知识,掌握技能,形成一定的情感、态度、观念的过程。在教学中采用角色置换原理,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扮演教师角色走向讲台,变学为“教”,从“教”中学,“教”学结合。将体验定位于真实的课堂教学情境,使学生在课堂教学实践中真实体验教学情景、教学技能、教学各环节、职业情感等。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提出了体验教育,《淮南子》提出“圣人以身体之”,意为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通过亲身体验来学习知识、认识世界;荀子的“知之不如行之”,王夫之的“知行相资以为用”;诗人陆游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中国近代体验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体验出真知”、“教学做合一”等都是类似的表述。在中国教育思想中,能找到许多关于体验教育的基本思想,对于知行的认知需要贯穿于学习的始终。20世纪70年代中期,体验式教学在美国兴起。大卫•库伯(DavidKolb)作为体验式教学的典型代表人物,在他的著作《体验学习:体验———学习发展的源泉》一书中构建了体验式教学的新模型,他认为,体验学习过程是由四个适应性学习阶段构成的环形结构,包括具体经验、反思观察、抽象概括、行动应用。这种教学方式适合于不同层次的学生,可以在体验、反思、概括、应用四个环节中不断地获得实践性知识。综上所述,“角色体验”是一种不同于说教式教学方式的学习训练。 二、“角色体验”在高师公共教育学教学中的运用步骤 “角色体验”在高师公共教育学教学中坚持以模拟教学为载体,以教学专题为内容,将真实体验定位在课堂,让学生转换为“教师角色”走上讲台,体验真实的教学过程,感受教师的情感变化,深刻体会教师的教学行为,促进自身实践性知识的形成。当代美国教育家特拉弗斯强调,“教师角色的最终塑造必须在实践环节中进行”。鉴于此,笔者认为“角色体验”在高师公共教育学教学中运用的具体步骤如下: (一)专题选择与教学设计 教师结合公共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精心挑选部分难易适中,内容较完整的教学专题供学生选择,如教育的个人价值、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孔子的教育思想、皮亚杰的教育思想、杜威的教育思想、直观教学法、班主任工作等,都是较好的能提供学生选择的教学专题。学生根据自己现有的知识经验、认知结构及研究兴趣选择教学专题。确定教学专题之后将进行教学设计。教学设计是“角色体验”学习的第一步,学生在对公共教育学专业知识认知的基础上,通过自主研究、独立思考开始认真钻研教材,尝试教学设计,确定教学目标,找出教学重难点及突破点;确定教学实施过程中的教学方法、教学资源、教学时间等,最终形成一份完整的教学设计方案。 (二)合作演练与完善 合作演练与完善阶段是“角色体验”学习的第二个阶段。教学设计方案出炉之后,学生将在小组内进行初次演练,在演练过程中学生自身发现问题、同学之间发现问题,根据问题,小组成员进行合作探索学习,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断地完善设计方案,完善教学行为、提高教学技能技巧。在这里学生认知结构、思维方式及情感体验等方面的差异得以体现,让学生相互补充学习,在对焦点问题的争论探讨研究学习中深化理解理论知识,把理论知识与实践体验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教育研究的意识、能力和教学团队的精神。 (三)课堂真实体验 课堂真实体验环节,是学生在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之后,走上讲台开展全真式的课堂教学。在教学过程中主讲“教师”将呈现出一名教师的综合素养:教师的言行举止,教学方法的运用,对教学内容的引入、讲解、提问,教学语言的运用以及整个课堂教学的驾驭能力等。部分主讲“教师”根据自己教学内容的需要制作的多媒体课件,课件对教学资源的整合、运用能力,“教师”恰如其分地运用课件辅助教学的能力等。课堂体验过程是学生体验教师角色的真实过程,这样的体验有利于学生实践性知识的形成。学生在参与中,自主、积极地完成教学活动,在教学实践体验中发现规律,在规律中总结理论,在理论中又寻找实践,又在实践中比较,从而完成自我经验性建构。课堂真实体验是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深度融合的教育方式,使学生在情景中陶醉自己、比较自己、完善自己。 (四)评价反思与提升 “角色体验”学习需要学生在参与体验的过程中,认知、判断和评价自我,不断将过去的自我体验与当下的自我体验进行比较性反思,按照价值观评判体验的过程,从而达到学习的目的。评价反思与提升是“角色体验”学习的重要阶段。美国学者波斯纳认为,没有反思的经验是狭隘的经验,至多只能形成肤浅的知识。反思也是一种学习能力,只有经过反思的体验才能升华到一定的高度,才能对后续学习行为产生影响。评价反思需要有序地层层开展,首先,学生对“主讲”教师的表现进行讨论评价,评价的内容可以是教学方法、教态、知识的讲解等,也可以是资源的整合利用,对教材的钻研,团队的学习情况等方面。在评价过程中学生通过对共性问题、焦点问题、现象问题等的讨论,实现互学、共享的良好学习氛围。在学生讨论评价过程中,教师要积极参与其中,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其次,教师对“主讲”教师的教学情况进行评价。教师一方面要对“主讲”教师的教学行为进行全面地剖析,充分肯定学生的闪光点,鼓励其发扬优点。同时指出其弱点,使学生知道自己存在的问题,在今后的学习中有针对性地提高完善;另一方面教师需要对该教学内容进行必要的补充,使其知识更具完整性和系统性,揭示教与学的规律。同时加强引导学生对知识点科学性的思考,从而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最后,“主讲”教师在师生共同评价的基础上,对整个“角色体验”过程进行自主反思,重新审视整个体验过程,包括教学方案设计的过程、合作演练的过程、课堂真实体验的过程及课堂评价的全过程,认真总结得与失,形成自己的实践性知识,最终实现教师专业综合素养的提升与发展。 三、“角色体验”在高师公共教育学教学中的实证研究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实验设计,以高师公共教育学为实验课程,教材为王彦才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教育学》;时间为2013———2014学年度第一学期,用期末考试成绩来评定学生教育教学理论水平;依据《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教师职业技能训练大纲(试行)》的要求编制教学技能考核标准,考核标准包括:教学设计(25分)、课堂教学(40分)、组织教学(20分)、教学反思(15分)四部分,用此标准来评定学生的教学技能水平。 (二)研究对象 笔者选择师范类专业两个平行班分别为实验班(60人)与对照班(50人),实验班采用“角色体验”的教学方式,对照班采用传统授课方式。从两个平行班级中选定在原有基础知识、性别、学习态度、认知结构等方面基本相同的各10名学生配成10对,分入实验组与对照组。对这10对学生进行教学技能水平的评定。为了有效控制实验中的无关变量,笔者采用实验班与对照班由同一位教师授课,教材、课时量、考试内容以及考试方式等完全一致。 (三)研究假设 1.高师公共教育学通过“角色体验”学习方法的运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专题讲授,通过自主钻研教材、独立备课、合作演练、课堂体验等环节来获得其教育教学理论知识;通过评价反思,进一步巩固与强化理论知识,最终实现对教育教学理论的深刻理解与实践运用。2.学生通过课前认真钻研教材、资源整合利用,可提高其教学设计技能;学生通过合作演练与课堂体验环节,可提高其课堂教学技能与组织教学的技能;通过多元评价反思,可提高学生的教学反思能力。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1.教育教学理论知识方面的实验结果分析数据显示,通过运用“角色体验”学习方法,实验班学生对教育教学理论知识的掌握要优于对照班。数据显示,在及格率与优秀率方面,实验班学生均高于对照班。实验班的标准差是4.47,对照班的标准差是7.28,这说明实验班学生的成绩整体差异校小。独立样本t检验得出结论:p值小于0.01,两班学生的成绩差异显著。由此可知,通过运用“角色体验”学习方法,实验班学生对教育教学理论知识的掌握要明显优于对照班。2.教学实践技能方面的实验结果分析数据显示,在教学实践技能的四个维度方面,实验班与对照班的M值与S值差别较大。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也得出相应的结论:其中课堂教学与组织教学两方面的差异极其显著(p<0.001),教学反思方面的差异非常显著(p<0.01),教学设计方面的差异显著(p<0.05)。由此可知,实验班的教学实践技能要优于对照班。表明在实验班使用“角色体验”学习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五)研究结论通过实验证实,预定的研究假设是成立的。在当前的高师公共教育学课堂中,运用“角色体验”学习方法是提高教育学课程教学质量的有效方式之一。此方法能较好地实现教育教学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实践教学的有效融合。学生在参与中完成了教学活动,在教学实践体验中发现教育规律,又在实践中比较,从而完成自我经验性建构,促进其实践性知识的形成。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教学技能实践训练的关系,结果对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及实际应用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本研究对“角色体验”与学生教育理念、教育情感的关系没有涉及,未来的研究还需要同时考察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其次,高师公共教育学,它既是教育教学理论的基础课,又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必修课。当前,教育学课程的课时量是54学时,由于学生多,课程教学内容重,不是每一个学生都有课堂真实体验的机会,对于理论课时与实践课时如何分配的相关研究没有涉及。最后,高师公共教育学是引领师范生专业成长的课程,但是如何将教育学与其专业学科教学论有机联系起来进行整合的研究没有涉及,在未来的研究中还需要考察“角色体验”学习方法在课程资源整合方面的运用。 作者:何芸 单位:贵阳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学论文:案例教学与学前教育学论文 1案例教学法的内涵 案例教学法在教学系统中的运用已有较长时间的成功史,在初期的医学、管理、法律等学科中取得优异的成就。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以后,在国外部分地区才开始陆陆续续的被应用于教学界,其显著的特点和优势使其在教育学界中被逐渐普及开来,并逐渐发展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体系。我们通常所说的案例教学法在教育界的相关研究中有不同的侧重点定义,比如从教育目的视角定义、从教育情境角度理解、从教育方法论角度定义、从教学过程角度定义等。综合来说,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案例教学作为一种开放性的教学方法,具有“以例述理、师生共同参与”的特点,运用例子进行讨论和客观分析,并从中得出相应结论。这就是案例教学法的教学内涵。 2案例教学法在学前教育学教学中的价值 案例教学在学前教育学教学中所体现的价值从三个方面反映出来。其一,对于教师来说,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实际教学中的师生教学参与性与主动性方面,案例教学方法能够使抽象的课堂知识以具象的形式展现出来,跟学生以很直观的视觉和听觉感受。案例教学改变了传统的传教式教学,使教学过程更具有参与性和活跃性,活跃了课堂氛围,并能将理论知识有效转化为实践经验,提高了教学效果;其二,对于学生来说,案例教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自主参与性方面。案例教学是一种开放式的教学,其能够使理论知识以具体实例的方式在过程中展现出来,由学生主动去发现和分析,并最终自主解决问题,这种化被动为主动的教学方式,从本质上将教与学的主体变为了学生,每个学生都有表达的机会,促进了学生的主动学习和积极思考;其三,从师生互动的角度看,案例教学需要较高的参与性,是通过对案例的讨论、分析和思考来实现学生对知识的吸收和掌握,这促进了师生之间的有效交流和沟通,建立了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同时建立在小组之上的讨论也增强了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培养了学生的合作精神和集体意识,有效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 3案例教学法的具体实施步骤 (1)案例精选,保障案例质量。 案例教学的第一步是案例的选择,这也是案例教学中极为关键的一步,案例选择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案例教学的质量和效果。为展现案例教学的知识客观转变,案例选择需要具备真实性、问题性、典型性,同时还要保障案例知识的一致性和案例的趣味性与吸引力,同时案例还要新颖,最好是近期的案例,这样才能避免案例重复使用导致学生失去新鲜感和参与热情。 (2)通过科学问题适时引入案例。 案例的引入并未随时随地,也不是毫无目的和依据,案例的引入要根据实际课堂教学的进程和理论知识的配合,既可以“从例到理”,又可以“从理到例”。案例是案例教学的一个背景,是教学中的工具,可以采用以案例导入教学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以案例结束课堂教学的方法,无论种方法,重点是实例、理论知识与课堂教学进程的合理结合。 (3)营造氛围,展开充分讨论。 案例教学的最大特点和优势就是在案例中蕴含了大量的具有启发意蕴的不确定性和问题性,在自由、宽松的课堂氛围下能够引发学生热情的讨论和参与。案例教学所营造的这种自由宽松的课堂氛围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潜能,培养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适当评价,加深知识理解。 在案例教学的实施过程中,通过对案例的展示、讨论、分析之后,作为最后一个环节,老师适当对学生评价是案例教学的点睛之笔,能够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认知。案例教学中一般不设置唯一正确答案,案例所展现的问题是开放性的,需要学生自主去寻找问题的结局方法和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所产生的问题及结论,通过老师适当的评价和引导,能够及时引导学生学习的方向,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能动性和反思性学习的能力。 4案例教学中应注意的主要问题 (1)案例的选择应真实、典型、趣味。 案例必须是真实可靠的,必须具有典型意义,并且所选择的案例必须能够最快地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热情,这就要求教学案例兼具真实性、典型性、问题性和趣味性的特点。案例在教学中呈现的方式多样,教师需要结合教学需要和知识结合点选择合适的案例,这就要求老师在平时注重搜集相关素材,为案例教学打下坚实基础。 (2)案例贵在“精”与“深入”。 在实际教学中并非案例越多教学效果越好,良好的案例教学效果的关键是案例的精度和深度。教学中同一知识点选用多个重复意义的案例并不能是教学作用和价值叠加,只会浪费过多的教学资源。因此案例需要具备深度,能够针对性地深入思考,从而展现更多问题,培养学生综合能力。 (3)案例讨论以学生为主体。 案例教学以讨论和小组合作为主,注重案例教学的学生主体地位,改变传统的教师主导模式,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这样才能展现案例教学的重心,即学生对案例自由讨论、剖析、观点表达和思想的碰撞。案例教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小组讨论,以小组为单位、以学生为个体,对案例进行分析。老师应该通过小组讨论等形式积极关注学生学习共同体的构建。 作者:林烈雄 单位:茂名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教育学论文:反思理论下教育学论文 一、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历史考察 1“.学日”阶段。 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在《教育世界》中引入教育学,德国赫尔巴特的教育学开始在中国传播,伴随着师范教育的发展及班级授课制的普及,赫尔巴特的教育学在当时的教育界风靡一时,人们对五段教学法很是痴迷。在这之前,我国只有《论语》、《学记》此类的古典教育著作,这些都是基于个别化教学的背景编写的,而且论述比较零散,无法适应班级授课制的大趋势。 2“.学美”阶段。 上世纪20年代,杜威来华,将实用主义带入中国。其他学派的教育学说及教育著作也陆续被引入国内。 3“.学苏”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界掀起了一股学习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热潮。主要表现为翻译苏联的教育学,邀请苏联专家来讲授教育学,还有积极引进苏联教育学研究的最新信息。甚至是把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当作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经典著作来读,却忽视了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1956—1976年期间,我国学者开始积极探索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 4.多元化与反思阶段。 在介绍和研究美国、日本及西欧教育学家的新思想的同时,我国学者也变得日益重视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开始注重对教育学的全面反思。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中国化真正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所包含的教育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发掘,出版了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教育文集和研究著作,还出版了一大批尝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教材和著作。 二、教育理论的实践功能及反思 教育理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的功能,否则它将失去存在的意义,对于教育理论功能的阐述,是基于它与教育实践的关系而言的。彭泽平在“指导说”的基础上,认为教育理论具有两个实践功能:一是认识层面的解释功能和预见功能,二是对教育实践者进行价值观念的启蒙和重塑功能。从我国教育学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就教育理论的功能而言,我国教育科学显然名不副实,仍然没有把教育这一社会事实作为真正的研究对象,教育基础理论没有转化为教育技术科学和教育技术,因而不能对教育实践提供方法上的指导,无法正常发挥其实践功能,依然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之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差距依然很大,首先,教育理论研究沦为专家们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承担不起解释和指导教育实践的使命;其次,广大一线教师在教育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难以得到有效的理论总结和提升,他们逐渐丧失了探索的能力及勇气,日益成为专家设计方案的工具。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存在差距,甚至脱离了实际,原因如下。 1.教育理论空泛并与教育实践发展不同步。 教育理论的研究受限于教育规范,空洞而因无法指导实践。比如,研究教育目的,就把法定的教育目的大大解释一番,很空洞,至于实践中的教育目的,如教师、家长等教育当事者所领悟到的教育目的、教育过程中所体现的教育目的,则研究甚少。这只解释了教育目的应然本质,没有对教育目的实然本质给予回答。另外,教育理论与实践都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在一定范围内,理论比实践超前或落后都是正常的,适度的距离有利于两者的发展,但是,如果距离超过了一定的限度,理论与实际就会脱离。 2.教育学的依附性及理论研究缺乏整合。 教育理论研究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间,几乎没有独立的发现,总是从别的学科那里借来问题和结论,一直受制于其他领域,无法从依附性中独立,更无法从教育学的学科视角来研究和探讨问题。现下理论研究中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也陆续渗透到教育理论研究队伍中间。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教育问题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交叉较多,且教育问题本来就人人可有观点,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是,教育理论研究需要的是较高的综合素质,如较强的知识整合的能力,就算是专业出身的人员,也难以具备这些素质,何况其他学科加入进来的人员,更是难以超越自身的专业视野而有所建树,因此,教育理论即便被大量人员大范围研究,也依然缺乏整合性、科学性与独立性。此外,由于没有摆脱依附性,无法做到以教育实践为基点,教育理论研究也难以对教育实践产生有效的指导。 3.缺乏历史视野。 关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杜威曾说过:如果过去的事情全都过去,一切完了,那么,对待过去只有一个合理的态度。但是,关于过去的知识是了解现在的钥匙,历史叙述过去,但这个过去乃是现在的历史。教育传统与文化传统是相互联系的,教育传统一方面是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带给文化传统变革的动力。只要我们认真思索这两者的联系,是很容易寻找到当今教育问题的答案的,如教育理论为何总是停于表面而无法深入,经认真思索后,得出的答案是与文化传统中批判精神、反思意识的缺乏有关。因此,教育探索者难以找到教育理论生长的突破口,无法把握现实。 4.教育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认识上的偏差。 研究者在理论研究的过程中,研究的目的并非为了指导与服务教育实践,而是单纯为了教育理论的发展;研究的对象是教育知识概念,抽象于实践之外;使用的方法主要是文献分析、逻辑思辨。因此,所得研究结论很“高深”,与实践不“沾边”。反过来,第一线的教师尽管学过一定的教育理论,但不知应该用在哪,怎么用,或根本不屑使用,只是凭借着自己对教育教学活动的经验来开展实践,不能实现实践活动的创造性,实现教师自身的发展;认识的偏差还导致教师对研究的误解和排斥,缺乏自下而上的主动革新及发展意识。在对待教育与教育科学的问题上,他们通常只认同教育的重要性,对于教育学科理论研究,则认为是专家的事,不敢高攀,与自己关系不大,从事教育实践,却从不把自己当作一个研究者,而一旦谈到教师应参加教育研究时,又不认为这对自身的教育实践的研究很重要,潜意识中就已经将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分裂开来了。 三、理论迈向实践的有效途径———教育行动研究 教育理论不能直接转化为实践,需要教育实践者作为中介来使其现实化,因此,教育实践者的实践理性显得很关键。所谓实践理性,是实践主体的理论素质,它标志着实践主体的理论程度,是实践主体对理论辨别、理解、接受和构建能力达到较高水平的表现,是理论与实践主体在活动过程中有机统一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因此,必须提高实践者的实践理性(重点是理论素养及实践转化能力)。而且只有实践者结合自己的经验和现实,在实践中对理论进行思考、选择和检验,形成具有直接价值的个人理论,教育理论才真正具有现实的力量。首先,教师人人都需做研究,都能做研究。“教师即研究者”是教师专业化要求的优秀内容之一,教育行动研究明确倡导教育研究不再是某些人的专利,也不是高不可攀的过程,人人都可以成为研究者。考察中国教育史,可以看到,凡获得大成就的教育家,都十分重视教育实践,并积极投身其中。教师作为教育实践的主体,不可止步于简单教育经验的积累,必须通过研究才能真正改善教育活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要求教师的研究以直接推动教育教学工作的改进为目标,它能让教师领悟教育教学中各要素之间的必然联系,把握教育规律,提高教师实践的理性。其次“,新基础教育”倡导理论研究者也可以参与到教育行动研究中,与实践者走出隔阂的状况,在角色上相互趋同,关注共同的教育问题,同实践者合作,彼此奉献和分享对方的资源,共同体验成长的快乐和尊严。因此,教育理论研究者应积极投身教育实践,与教育实践者一道研究、解决教育实践中的各类现实问题。另外,对教育事件的关注是推进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生动形式。对研究人员来说,更多地关注日常教育经验和事件,有助于推动探索教育思想理论的发生、发展和完成,从而使日常教育经验得到理论提升。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教育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在某些阶段或层面上发生了教育理论无法指导教育实践,甚至与实践相互脱离的状况,这是理论不成熟所造成的,值得反思与改进,但不能就此否定理论的实践功能,而应积极探索,加强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的研究,使二者相互滋养,确保教育科学的健康发展。 作者:侯汝艳 王昭 单位: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教育学论文:高校创业教育与循证教育学论文 一、循证教育学理论及其在创业教育中应用的价值体现 (一)循证教育学理论的内涵 循证教育学也被译为“基于证据的教育”,要求教育者必须严格遵循研究证据,使个人智慧经验与最佳证据有效整合进行教学决策。荷兰三所大学(包括阿姆斯特丹大学)组建的循证教育学研究所(简称TIER)对此定义进行了延伸,主张“循证教育学是遵循有效的最好证据完成教育决策及教育实践的一种哲学。它意味着必须通过科学评估之后才能应用或大规模推广具体的教育决策。它不仅指对干预评估证据的积极收集,而且也指对教育育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的一种行为或态度”。 (二)循证教育学在创业教育中的应用价值 1.有效地拉近了创业教育理论研究与创业教育实践的距离。 抽象的理论与鲜活的实践之间本身存在矛盾,创业教育也是如此。长期以来,创业教育理论与创业教育实践更像两个平行序列:创业教育理论研究内容与实践脱节,甚至有大量重复、空洞无物的研究:而研究结果的呈现形式过于学术化,晦涩难懂,既不能满足创业教育实践的需要,也增加了将研究理论应用于创业教育实践的难度。另一方面,由于教育者并不是专业从事理论研究,难以获得最新的创业理论进展,判断理论的优劣及应用理论均有困难,因此,创业教育实践只能与创业教育理论研究处于一种隔离状态,难以推动创业教育理论研究的进步。循证教育学的出现有效地拉近了创业教育理论研究与创业教育实践之间的距离,对创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沟通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创业理论研究更为关注创业教育实践的需求,能指导创业教育实践,而实践问题的解决也会帮助创业理论的提升,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2.在创业教育理论内部分离出了应用理论。 教育工作者通过研究得到的教育学知识或结论被称为教育理论。它包括基础研究获得的“基础理论”与通过应用研究获得的“应用理论”。基础研究是指在无明确应用导向下对教育现象本质及其规律的研究。而应用研究则有明确的应用导向,强调在相关的实践领域中运用教育学的基础理论。真正能指导教学实践的是应用理论。循证教育学将创业教育理论分为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提供可具体操作的步骤在众多可行性方案中选择最适合的实行方式。比如,目前美国高校流行三种创业教育模式:聚焦模式、磁铁模式和辐射模式。三者在教育花费、教育获益、实施计划及难度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我国高校创业教育选择何种模式更好,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进行深入的证据收集及科学评估,甚至通过对照试验研究获取证据,获得最佳证据的创业教育模式就可以进行推广。 3.有益于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创业教育体系。 在传统的创业教育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不到尊重,其自身的实际需求也往往被忽视,教育效果不明显。而创业教育目标的优秀内容是充分挖掘学生潜力,培养学生创业综合能力,提升学生创业基本素质。在教学思路上要求重视学生个人主体,使创业教育能充分回应社会和经济结构调整对人才的需求,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在循证教育学的框架下,受教育者不再只是一个平均数的概念,作为创业教育的主体,学生个人的自身条件、兴趣爱好、价值观、家庭环境及创业热情等因素均可以得到充分的重视,加强了互动式的沟通和交流,尊重学生发展的实际需要,最大程度突显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接受创业教育及进行创业实践的主动性及积极性得以提升,可有效促进以学生为中心的创业教育体系的构建。 4.平衡创业教育体系中管理者、教育者、受教育者与研究者四方的关系。 管理者与研究者在传统的创业教育体系中起主导作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只有被动接受,对教育政策、方式及内容的评价及监督没有发言权。研究者认为教育者过于依赖于个人经验,对经研究证实具有良好效果的方案视而不见;管理者很难避免根据自身的理论偏好或利益倾向进行决策;教育者则抱怨理论没有普遍性,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不大;而受教育者只能被动接受。循证教育学的产生在他们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之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凡事都要重视证据,基于科学的研究证据基础上有效平衡四方的关系。研究者提供证据;受教育者可以基于证据对教育者提出教学要求;教育者遵循证据教学;管理者遵循证据进行管理,可以更为轻松地协调各方。这样参与创业教育的四方遵循循证理论能够有效地进行相互沟通,分工明确,形成合力推动创业教育的发展。 二、循证教育学的5A实践步骤及其在高校创业教育中的框架结构 (一)循证教育学的实践步骤 循证教育学是一种教育哲学,但也有固定成熟的5A实践步骤:一是提出问题(Ask)———将亟须解决的教育问题以标准化形式提出以便检索。二是获取证据(Access)———检索是否有研究指南或标准可以解决该问题,如果没有,登陆数据库检索相关文献及试验结论等证据。三是判断评价(Ap-praisal)———将收集到的证据分级判断,找出最佳研究证据。四是应用实践(Apply)———根据最佳证据推荐的教育策略进行实践。五是效果评估(Assess)———评估实施效果,总结经验教训。 (二)循证教育学在高校创业教育中的结构 创业教育体系中的管理者、教育者、受教育者与研究者四方被循证教育学有效整合,形成一个整体框架结构: 1.研究者为创业教育实践提供最佳证据。 循证理论根据研究方法对证据进行科学性分级,研究方法越严格,该证据的级别就越高。多中心大样本的随机控制试验或系统综述所获得的证据级别最高;准实验研究及相关研究获得的证据次之;个人经验与专家意见居最后。证据的采用次序由高至低。在创业教育研究初期都是从处在证据级别最低的观察报告及个案研究开始的,历经数十年的发展,目前标准化的创业教育方法及相关的试验研究已趋于成熟,拥有大量创业教育理论研究文献。面对纷繁芜杂的研究结论,循证教育学理论有了用武之地,能应用科学方法迅速找到高校创业教育实践的最佳证据,基于研究证据进行科学实践。 2.教育者基于证据进行创业教育决策。 循证教育学主张教育者基于科学证据教学,而不仅仅是基于个人智慧。创业教育内容涉及广泛,对教育者要求较高,甚至需要有一定的创业经验。教育者如果完全依靠个人经验进行单兵作战,力量过于单薄,而依照循证理论的步骤,教育者可以通过更为广泛的途径获取关于创业教育的最佳证据(包括其他研究者或教育者提供的最佳证据),相当于与研究者及其他教育者结成同盟进行集团作战,并且能够科学评估这些证据,根据最佳证据进行创业教育实践。这样即使普通教育者(不必是专家或精英)都可以遵照执行,有效提升教育者的创业教育实践能力。 3.受教育者参与创业教育的决策。 传统的教育者主宰教育实践的整个过程,受教育者只有被迫接受,缺乏主动性。 循证教育学为受教育者接触相关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途径与渠道,使其提前预见研究证据的判断、干预及结局。加上受教育者可能已经获得一定的创业专业知识及经验,他们可以基于证据与教育者积极协商,共同决策,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确保创业教育实践顺利高效进行。 4.管理者可以协调整个创业教育过程 依照循证理论,实践前需要有研究证据作为支撑,实践完成后,需要即时总结并评价教育效果,发现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以证据形式反馈给管理者,管理者遵循证据协调:一是制定有研究证据支撑的创业教育政策,严格评估创业教育成果的科学性。二是利用项目审批、财政资助、、著作出版等方式引导研究资源的分配,使研究者关注急需研究的创业教育问题。三是组织相关专家,针对具体的创业教育问题,制定出创业教育指南、标准甚至建立数据库,供教育者更容易检索所需要的研究信息。 三、循证教育学在高校创业教育中的实践评价 相对于西方国家60多年的创业教育发展历史,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起步较晚,各地发展不平衡,创业教育体系构建不完善,而循证教育学将科学方法引入高校创业教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我国高校创业教育质量及效益。 (一)完善高校创业教育的课程设计,加强创业教育的理论研究 我国高校创业教育近年来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相关文献数量也大幅度提升,但创业教育理论研究积累周期长,难以满足创业教育实践发展的需要,因此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理论及课程设计大多借鉴美国、英国等国家,或者整理零散的创业活动案例进行教学,教学效果多不确定,没有对教学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评估反馈。应用循证教育学可以严格评估这些创业教育决策和实践结果,基于科学证据进行创业教育,反馈总结经验促进创业教育的理论研究,同时大幅提高教学效率与实践质量。 (二)紧贴高校的自身特点构建创业教育的实践体系 高校创业实践体系是创业教育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创业指导中心、创业信息网络等创业服务平台和创业模拟大赛、创业孵化园、创业实验室等创业实践基地。对于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来说,建立完整系统的创业教育实践体系有一定的困难;而不同高校实施创业教育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将创业教育融入素质教育之中,鼓励学生以项目和社团为组织形式积极参与创业实践及社会公益活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则侧重于提高学生的创业知识及技能,成立了“创业管理培训学院”专门负责与学生创业有关的事务,并建立大学生创业园进行商业化运作。在循证教育学理论框架下,不同高校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需求,侧重于各自创业教育的培养目标,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创业教育实践体系,可以避免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将有限的资金真正投入到学生的创业实践活动中,大大提升创业教育的实效性。 作者:朱亮 单位:浙江万里学院现代物流学院 教育学论文:Seminar哲学和教育学论文 一、Seminar简介 (一)Seminar的由来 18世纪初期,教育家弗兰克在自己创办的师范学校中使用了一种新式教学手段——Seminar。起初它作为一种教学方法被引入德国哥廷根大学。1876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引进此种教学方法,从而推动了美国大学学术的快速发展。霍尔于19世纪90年代,在美国建立了著名的心理学Seminar。至此,Seminar成为美国大学普遍采用的教学形式。 (二)Seminar的基本步骤 1.主持人介绍。 介绍本次Seminar讨论的主题,并概要简述相关问题。 2.主题报告的宣讲。 此环节由报告人进行专题发言(约25分钟)。报告人需结合本人对案例的理解,提出自己的看法。因此会前需要通过查阅文献、调查、思考等自主学习方式做好充分准备。 3.回应人发言。 由点评人或回应人对于涉及的专业问题给予回应,对其发言进行客观的学术评论(10分钟)。 4.辩论与交流阶段(15分钟)。 在这个阶段,学习者围绕本次Seminar报告人和点评人的发言提出观点,也可以从更多角度考虑问题,报告人进行补充。主持人在控制场面和引导讨论顺利进行中起主导作用,同时也可以参与其中。通过讨论,参与者可以从不同角度对主题内容进行分析和研究,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对主题的理解逐渐深刻。此环节能够充分展示学习者的学术积累和思辨才智。 5.主持人总结(3~5分钟)。 由主持人进行专题点评,对某一方面专题内容进行全面而又简短的总结,并就报告人、回应人、提问人的发言和讨论作简要的评价,同时对于真理性知识重新作简要陈述。 (三)Seminar的作用 Seminar是动态的、多向的教学组织形式,具有民主性、互动性和研究性特点。Seminar的特点决定其在教学过程中具有以下作用: 1.教学的组织形式灵活多样,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潜能。 Seminar充分体现了学习者的主体地位。让学习者通过自主学习方式做好充分准备,突破了传统课堂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 2.课堂气氛民主、自由、平等,有利于学习者激发思想火花。 在Seminar中学习者在课堂上提出质疑、辩论,讨论的主题往往是开放性的,没有固定的答案,为参与者畅所欲言提供了条件。 3.Seminar有利于学习者提升全面的能力和素质。 Seminar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相对真实的环境,不仅能够提高学习者的社会实践能力,还可以培养参与者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查阅文献的能力。学习者为了准备某一主题的讨论,可能需要查阅海量的文献资料,这使学习者查阅文献的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参与者通过交流思想,在总结和概括的基础上,形成深刻的认识,可提高参与者的逻辑思维能力。Seminar的最关键步骤是课堂讨论环节,对讨论者的思维敏捷度、语言连贯性、严密性都是考验。同时,在辩论或演讲时,要辅之以必要的肢体语言,提高了学习者的表现力。在这种开放式的讨论之中,所有参与的人(包括主持人在内)都能平等参与、自由发言,可以提高学习者的研究力和思维力,培养参与人的创新精神。刘宝存、马启民等学者都充分肯定了Seminar在能力培养上的功能。 4.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Seminar寓科研的思想方法于教学之中,在教学之中为学习者的科研打下基础;同时将科学的思维方式用于教学之中,提升了教学质量。 5.学术的自由性。 洪堡指出:“自由的学术研究是培养完人的唯一途径。”在Seminar中师生之间的讨论不受传统权威的束缚,在自由、宽松的讨论氛围之中能使学生对已有观点和理论提出大胆的质疑和批判,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探索。综上所述,Seminar蕴含着现代教育理念,打破了传统的单项式培养模式,Seminar提供的是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多向式教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教师和学生共同进步,真正体现了教学相长。 (四)Seminar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20世纪末,我国部分大学已经开设Seminar课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最先开设了Seminar并形成比较完备的制度。虽然Seminar在我国发展时间并不长,但是发展迅速。现今,在我国大多数的985和部分211院校的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中,不但开设了Seminar的相关课程,而且有很多课程的教学形式采取了Seminar。但在工科、医学等某些专业,特别是涉及大量实验的专业,Seminar受经费问题的限制。而在社科类、经济类、管理类、理科类等专业比较容易采用Seminar。 二、Seminar的哲学理论基础 (一)Seminar与人的本质学说 在哲学中有众多关于人的本质理论研究,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影响人性的新因素不断出现,人的本质也随之改变,它是历史的,与时俱进的。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说:“人特有的与众不同的标志,不是形而上学的本性,也不是他物理的本性,而是人所特有的劳作,这是人类活动的体系,它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这与马克思的思想不谋而合,他们都从人的劳动去研究人的本质并为人性理论提供了基础。人性理论以激发和培养人的创造性为目的。Seminar是学习者自我选择、自我决策,亲身经历社会实践,并不断质疑、审视和批判的过程。Seminar以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宗旨,因此成为人性本质的一种必然体现。在Seminar的实施中,以学生个体的解放为目标,有意识地把学习的自主权还给学生。以对话和交流的方式为主,从中了解和尊重学生,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相互促进。要鼓励学习者积极参与并亲身经历各项实践活动,这不仅是获得知识、发展智力的要求,也是获得整体人生经历和建构个体完整生命的要求。 (二)从存在主义哲学角度看Seminar 存在主义是个人主义生活哲学之一,用以揭示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强调人存在本身和人内心的自由。随着存在主义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存在主义教育哲学。它指出“自由”是人的最高价值目标,是人存在的基本特点,主张教育要以个人作为对象,以自由发展、自我实现为宗旨。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存在主义教育哲学提倡学生个体的自由选择,以此保证人的个性发展。存在先于本质是重要的哲学命题。存在主义认为,人是独立存在的,而人独立存在的前提是自由选择。也就是人首先是存在的,然后选择他的本质属性。人在选择中改变自己,同时获得自我价值,所以选择也是人的存在方式之一。传授知识和技能只是存在主义哲学教育目的之一,其本质在于唤醒人的灵魂,使人的自我价值充分实现,让人懂得存在的意义是什么。Seminar可以最大限度激发学生自主选择的需要和意识,让学生在进程中能动、自觉地进行判断、自由决策和评价。在选择中塑造自己的品格,体现自我价值,实现人存在的本质。存在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自由、选择和责任,主张为选择而进行教育,让学习者成为知识的主宰者。Seminar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使学生不完全受固定模式支配,让Seminar成为塑造自我的手段而非目的。它重视人的兴趣和爱好,以此来激发学习者的热情。比如在培养法官、律师和检察官时,无论是在课堂上听讲,还是在法庭上旁听,都不如亲身体验记忆深刻,而模拟法庭形式的Seminar,可以锻炼学习者从多个角度理解和消化法条。最后由资深法官或律师加以品评,这样可以使大家获得更多的知识,还可以使未来的法官、律师和检察官提前进入角色。 三、Seminar的心理学基础分析 (一)建构主义和认知-发现角度谈Seminar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认知规律的研究不断深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作为认知学习理论的重要分支得到迅速发展。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摈弃了人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的观点,强调原有的认知结构和知识经验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指出:学习不仅仅是从不懂到懂的过程,而是在学习者原有经验的基础上得到的新经验、新知识;学习的人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把新、旧知识联系起来,自主形成知识建构的过程;在学习时,信息的加工主体是学习者本身,教师从旁协助学习者建构知识体系,提倡情境性教学,以改变教学脱离实际情况。Seminar在实施的过程中,学习者体现出来的正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描述的认知过程。首先,学习者通常都是在具有知识经验后,才能实施Seminar。其次,学习者需要调动各种认知资源完成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本身的认知结构会依据所接受的内容发生积极变化,从而形成了新的认知结构。这意味着积极主动学习过程阶段的结束,然而,Seminar主导的全部学习过程并不会因此停止。Seminar在实施的过程中进行综合,本身又会带给学习者足够深度的学习反思。这样的学习过程,符合认知-发现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学习是建立在原有的认知结构基础上的,学习的人要能动地将各个感官感知到的信息进行存贮、加工、重组和应用。在Seminar中,学习者必须自主地、能动地把新知识同自身原有的知识和经验结合起来,联系起来进行建构。学生可以主动质疑、提出问题、通过亲身实践得出结论。在Seminar的整个实施过程中,让学习者自己发现知识的基本结构,从而更有兴趣、更有自信地主动学习,实现了对自我知识的自主建构。在这个意义上讲,建构主义和认知-发现理论是Seminar心理学理论基础之一。 (二)生成认知理论与Seminar 1991年汤普森和罗斯在专著《具身心智:认知科学与人类经验》中提出生成认知观。它作为第三代认知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具身性、情境性、动态性的特征。它强调认知并不是一个既定心智对既定世界的表征,而是在历史基础上,存在施行的多样性活动的世界和心智的生成。生成包括三部分内容:(1)人的认知既不是对外部世界或事物特性的简单表征,也不是人类心智臆造之物,它实际上是通过有机体所特有的身体结构与环境结构耦合成的。(2)结构的耦合完成需要感知与刺激的环路。(3)认知结构的发展是由结构的历史过程演化的。研究生成-认知的进路分为两部分:一个是知觉引导行为构成的感知;另一个是在感知运动模式下认知结构的不断重现,这使知觉引导行为成为可能。认知由人的感知系统和反应系统、历史经验、文化背景以及环境决定。Seminar符合以下的认知观点:第一,认知具有情境性。认知需要在具体的生活环境中实现,本质上需要感知参与和行为参与。第二,认知具有时间的压力。认知需要特定时间借由身体与环境的互动才被理解。当时间改变时,面临的压力也会改变,认知也就随之改变。第三,环境可以分担一部分认知压力。人脑处理信息能力有一定局限,环境能帮人保持或操作信息,人在必要的时刻才提取相应的信息。比如无需将回家路线的所有信息在头脑中全部反映出来,因为人的生存活动是和环境浑然一体的,无需计算环境在头脑中的内在表征,同时,环境也是认知系统的一部分。第四,认知是为行动准备的。心智是用来指导行动的,诸如知觉、记忆等认知机制要根据有益情境的适当行为来评价。如果认知仅仅在反思的内在领域停留,那么就会变成为了认知而认知,这便难以为继。认知基于身体,即便脱离了环境,心智的活动也必须有适合环境而相互作用的进化机制,也就是感觉处理的适应机制以及运动调节的机制。Seminar能够充分发挥课程参与者学习和教学的潜能,最大限度地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互动,进而深化对某个问题的认识与理解,使学术交流达到最佳效果;能够真正使学生参与教学,属于质的层面的学习。这种参与包括行为、认知和情感等方面。其中行为参与主要会影响运算(指大脑将外部环境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后的认知内化过程)和应用能力的发展,认知参与对于人的发散思维发展很有帮助,至于情感参与则对于培养人的兴趣、爱好以及发散思维很有效,有利于培养人的科研能力和钻研精神。行为、认知和情感不仅仅单独发挥作用,它们相互作用形成具有内在动力的有机整体。认知的发展带来的结果是积极的情感,而积极的情感有利于更好的认知。如前所述,Seminar具有的优势使得学习者内部认知结构发生深刻而持久的变化,结果是对信息更快更好地加工,而这往往与更高的自我效能感(表现为更高的学习热情和信心)存在高度相关。通过Seminar不仅激发了学生对学习的热情,加深了学生对知识、方法的理解和掌握,拓宽了老师和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而且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自学能力和应变能力;还可以使参与者之间得到充分互动和交流,相互补充和相互影响,把整个Seminar实施过程变成一个交流与互动相结合的认知过程,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往往是循环式的优势上升,充分展现了Seminar本质特征。同时学生也亲身经历了一个从发现问题、理解问题到最后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也恰恰是人类从事各项科研活动、完成各项工作必经的过程。 四、Seminar的教育学理论基础 (一)Seminar的课程学基础 Seminar着眼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以及批判和反思性的思维能力。解放人理性的兴趣是概念重建主义的本质,它淡化课程的工具性、技术化角色与逻辑,转而关注人的内心与意识的能动性。从概念重建主义课程的角度看,学生在Seminar中通过自己原有的知识经验与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对课程不断地进行批判、继承与主动建构,并解放理性,这是后现代主义人文关怀的具体表现之一。Seminar让学生与课程有机成为一个整体,为学生提供了自由创造的空间,让学习者成为课程的决策者和设计者、主宰者和创造者,而非课程的旁观者。因此,后现代课程观为Seminar提供了课程学基础。从课堂教学模式发展的角度看,Seminar的教学方式更符合当今教学模式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是以教师作为主体,以教师的讲授为中心,强调知识的传递。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培养现代人才的需求。因此,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作为教学的辅助者的课程与课堂教学模式开始由理论走向实践。例如,具有代表性的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ProblemBasedLearning,PBL)就在强调学习者的自主学习,强调在真实的问题情境中学到新知识。Seminar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而且是带有极强情境性的问题。学习者要在这样的问题情境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只能作为其学习过程的辅助者和促进者,而学习者本身则是这种学习的主导者。知识的获得不再是教师的单向传递,而是学习者在教师指导下的主动构建,学习者的认知、元认知、学习方法和认知策略等在完成Seminar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并可能发生改变。 (二)Seminar与人本主义教育思想 人本主义教育思想主要主张教育应涵养人性,重视“全人”教育,提出教育要培养整体的自我实现的人;同时注重学生主体性作用和自主性发挥;主张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等。这样便打破了各种束缚人发展的条条框框,学习者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学习主动的发起者和创造者。在实施Seminar过程中,发现、获得和掌握等感觉都来自于学习者的内在兴趣、潜质和动力,使整个人的智力和情感参与到学习中,这样的学习是一个既深刻又持久的过程。坚持面向整体,强调培养完整、充分发挥机能的人是人本主义课程观的一贯立场。在课程内容上尊重人的本性和需求,强调认知与情感的共同发展。Seminar在很多层面上都符合人本主义课程观的特点,两者都将学生的认知学习与情感的培养相结合,心智发展和情感发展相统一,促进学习者发展完整的人格和自我实现。因此,人本主义课程观是Seminar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人本主义教学观与师生观主要表现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非指导性教学思想,把学习者直接参与学习的过程作为其优秀,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需要选择学习内容,教师则是学习的促进者、辅导者和合作者,为学生提供一种学习的手段。Seminar特别注重和强调学生的参与,实施过程就是学生自我认识、自我展示、自我指导和自我评价的过程。 作者:张向华 陈芙 单位:黑龙江科技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 教育学论文:基于教学方法的教育学论文 一、教育学教学的现状 1.教师单向传授,学生缺少参与 当前,教育学的教学方式还是以传统的教师为主导,教师在讲台上讲得筋疲力尽,而学生觉得枯燥无味,思维焕散,注意力并没有因为教师的辛苦付出而被吸引。这种教师单方面对学生传递知识的授课方式,教师付出了辛苦,授课内容也并不缺乏条理与逻辑,而学生却不能感悟与学习到知识。这种教师主导、学生被动的传统教学方式,打击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注重理论教学,忽略实际 不仅是教育学这一门课程,多年来我国的教育现状都存在注重理论教学,忽略实际的现象。教育学并不是一门生动有趣的课程,僵硬的教学方式可能使之成为学生的包袱,学生可能产生厌学心理,更提不上兴趣自主学习。教师空洞和抽象的理论教学,学生机械的学习记忆与吸收知识,在后续运用过程中遇到问题依然束手无策。还有部分学生认为,教育学作为教育体系中一门独立的学科,学好或学不好,对后续教育工作没有太大影响。这些思想的普遍存在,加上教师的空洞教学,都导致教育学教学质量不高。 3.重视课程教学,课后活动缺失 大多数师范院校现阶段教育学的授课时间并不算充分,教学状态更是不如人意。教育学在学生后续的教学工作中并未发挥作用,许多学生毕业后对教育学理论知识忘得七零八落,更不用提在日常教学中运用到教育学。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很多,不仅是教育学教学内容的问题,不贴近实际教学过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教师授课,学生听,不思考、不讨论、课外不组织练习,学生实践少,教学任务都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完成,课外不进行扩展活动,开展实践实习活动。教育学的学习只为应付考试,这就失去了教育学教学的意义。 二、教育学教学方法改革 1.简化课程教学 教育学教学的改革,首先从简化课程教学开始。教育学拥有数量多而且内容复杂的教材,一大堆的概念、定义、理论与阐述。教学不仅仅是一种过程,还要注重学习成果。理论知识是不可或缺的,但更多的是需要学生以正确的,热情的学习态度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来。因此,简化课程教学,让出一部分时间让学生有精力参与课堂互动,进行课外活动。小的概念在课堂上一句带过,重点知识花时间、下功夫去琢磨。通过课程内容的简化,降低学生学习负担,学生更容易接受教育学内容,对实际问题投入精力思考、论证。 2.课堂内外相互结合 当前,教育学的教学内容是被限制的,教学内容被局限于一定的空间与范围内。课堂是单向的授课,课后作业通常也是形式化的思考题或简单的课后感想。学生处于被动应付状态,机械的以完成任务为目的,通过下载、摘抄各种途径应付课后作业。其实,教育学也可以是丰富的、多样的、也存在情感与价值。课后活动可以借用校内的文化资源,如课外图书,教育名著,还可以分组进行教学练习,组织讨论教育案例等。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思考活动,课堂内外活动相结合,提高学生对教育学的印象与理解。 3.改革课堂教学氛围 传统的教育学教学课堂大多是无趣的,没有吸引力的。要改革教育学教学方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打破现状下沉闷的课堂教学氛围,营造出生动、活跃的课堂氛围。教师是课堂的主导,教师拥有明朗的态度,幽默生动的语言,再借助现代化的办公设备,用生动的课堂感染学生,调动学生情绪,积极参与到课堂中来。突破传统的教师单向授课,教师积极组织学生回答与讨论问题,学生乐于思考与回答问题,这样教学内容更容易被接受与理解。 三、结语 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进步,二十一世际,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进步更离不开知识开发、传递、以及实践运用。教育是人类文明传播进步的源泉,不断提升人民素质,进行科技创新与应用。教师是教育学教学方法改革的主体,以创新的、有效的教学方法,培养出优秀的教育者。教育学教学方法改革必将迈向新的台阶。 作者:崔帆 单位:平顶山教育学院 教育学论文:语文学科教学理念下教育学论文 一、定位好师生角色 教师和学生是在学校教学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如何处理好师生之间的角色,是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的基础,是落实教学效果最大化的有利保障。但是,在传统模式下的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主宰课堂教学的现象非常普遍,很多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满堂灌”的问题突出,这样往往会使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容易造成教师的教和学生之间的相互脱节,这样会导致教学效果严重下降,影响了课堂教学效率。那么,应该怎样来定位好师生在教学过程中的角色呢?从现代教育学发展的要求来看,在现代教育中,教师的角色应该是教育者、领导者、组织者的角色,在教学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之所以这样说,是从教育本身的特征来说的,教育最大的特征就是它是培养人的实践活动,教师是主要的培养者,这就决定了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的主导地位。但同时从教育学的指导思想来看,教师虽然是在教学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但其主导作用的发挥,是受诸多条件限制或者制约的,如我们教师自身的基本素质,学生的能力和认知水平等。据此,作为新时期的语文教育工作者,教师自身必须要有不断学习、不断提高的终身学习意识,在时代的需求下不断提高自身的水平,以适应新时期语文教学的需要,切实担负起教学主导者的角色。学生是教学过程中受教育的对象,他们是有思想、有情感且不断发展变化中的个体。这就意味着在语文学科教学过程中不仅仅是简单地知识传递的过程中,而且需要师生间情感的相互交流。从教育学对于学生角色的定位来看,学生既是接受教育的客体,同时也是认识和发展的主体,是教师教学效果最终的呈现者,所以说学生是语文课堂教学的主体。教育学对于教师和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定位,完全符合当前新课改的理念,那就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所以,语文学科教学过程中应该是师生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必须要使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通过我们教师对于课堂教学的设计,学生能够主动学习、合作探究,最终在学习的过程中收获知识,并且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语文学科素养。 二、科学的落实教学流程 教学是学校、学科落实教育目的的主要途径,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因此,教学过程必须要重视。那么,应该怎样在教学过程中进行设计和安排才能使语文教学更科学、更高效呢?教育学理论在这方面也给了我们语文教师明确的指导。 (一)首先要明确教学的目的 教学共组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双向过程,而不仅仅是教师教,所以我们教师必须要把教和学统一起来,辩证地来看待。教学的目的除了要使学生通过语文学科的学习掌握语文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的技能技巧之外,还要开发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培养学生良好的品格和心理品质。即要实现教学的三维目标: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方面的提升。这样,我们语文教学才会真正突破应试教育思想的牢笼,切实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进而落实素质教育的要求。 (二)坚持科学的教学原则 所谓教学的原则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遵循的基本要求,事实证明教学原则。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非常重要,它对于我们教师完成教学任务、确定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和实施教学手段起着决定性作用。结合语文学科的特点,在语文教学中应该坚持这几个方面的原则:首先是坚持科学性和思想性相统一的原则,这样才能符合教育规律;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这样学生才能消化知识;要坚持直观性原则,降低学生学习难度;坚持循序渐进和巩固性原则,这样才有利于学生吸收;要坚持统一要求和因材施教原则,这样才能达到全面育人的目的。 (三)选择恰当取得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师生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的教学方式和手段的总称。所以,它应该既包括教师的讲授方法,又包括学生的学习方法。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选择这些教学方法。 1.问答法。 这是在语文教学中以问题为中心组织课堂教学的一种常用教法。教学中主要通过教师提问,学生答问,或学生质疑问难,教师引导学生解疑辨难的对话形式,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实际教学中,教师提问时可以根据班级学生的能力差异而相应提出不同层次的问题。问题的深度可以函盖整体学生,因此更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成就感,所以问答法也为大多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 2.情境教学法。 情境教学法是在现代教育培养全面型人才理论指导下创新的教学方法。新课程理念要求,在教学中强调要进行情境教育,以情动人、以美感人;注重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能力,充分发挥语文课的教育功能。教师和学生的思想感情,交融互渗于作品所描绘的客观景物之中,形成主观情思和客观景物相统一的审美情操,进而使学生思维水平不断提高。 3.讨论法 是在教师指导下,通过以学生为主体的集体对话和互学形式,进行学生之间或师生之间多向信息交流,借以实现语文教学目的的一种常用教法。 三、结语 总之,教学是一门内涵丰富、内容深刻,需要我们不断地去研究和反思的艺术,做好语文学科的教学工作既需要科学理论和思想的指导,也需要语文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去摸索、探究,这样我们的语文教学工作才会做得越来越好。语文教师要树立不断学习和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这样我们才会有更多的收获和提高。 作者:高山 单位: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教师进修学校 教育学论文:主客体理论下思想政治教育学论文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主客体理论的争论及其焦点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论述过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1992年9月,由邹学荣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专门设了一章,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主体及其交互作用的规律”。该书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内涵、各类教育主客体的特点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的规律等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此后,不少学者继续探讨,使该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认识发生了争论。有的学者不赞同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概念,其主要依据是:主客体是哲学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指的主客体,主体是人,客体是人的活动所指向的物,即马克思所说的:“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不赞同者就此提出: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及马克思本人讲的主体是人,客体是物,思想政治教育学使用客体这一概念,就会把教育对象当成被动的物,从而否定了教育对象的能动性及他与教育者的平等性。于是,一些文章和著作就认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二者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教育资料是他们共同的客体。一些书就只写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不写他的对应面——教育客体。归纳起来看争论的焦点是:能否使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概。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主客体与哲学主客体概念的比较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的争议主要来源于哲学的主客体理论,有必要将思想政治教育学主客体概念和哲学的主客体概念进行比较,从而科学地界定思想政治教育学主客体范畴的内涵。哲学上的主客体概念是和人类的实践活动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在实践活动中,人是活动的主动者,是实践活动的主体。实践主体是实践活动中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因素,担负着设定实践目的、操作实践中介、改造实践客体的任务。……在实践活动中,客体是指一切作为主体活动对象的事物。”因此,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主体,而教育过程中的内容、方法、环境等是客体。如何看待这一观点?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提高人的思想素质、培养人才的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内涵与哲学主客体的内涵有联系,但更有区别。其区别为:第一,实践活动改造的对象不同。哲学讲的实践活动是人对自然的改造,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的基本立足点;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其改造的对象是有思想、有行为能力的人。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讲的“改造”,其含义是:“从根本上改变旧的、建立新的,使适应新的形势和需要。”即这里讲的改造不是指过去极“左”的政治运动中那种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用强制性甚至是粗暴的手段改造教育对象,而是指教育主体通过理论教育与组织社会实践活动,用引导、激励等方法改变教育客体的错误思想,提升其理论水平和思想素质,使他们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挥自己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与哲学的改造对象不同,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对象性也就不同,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不能直接照搬哲学主客体概念的含义。哲学主客体概念被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学,就具有了该学科的特殊含义。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与哲学客体的含义有重大区别:哲学讲的客体指的是主体改造的事物;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则是指教育主体改造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物,而是接受教育的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受教育者、教育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受教育者和教育对象这三个概念没有本质的区别,指的都是接受教育的人。只不过,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是从哲学角度讲的,受教育者和教育对象是从教育学的角度讲的。三个概念完全可以同时使用。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与哲学客体的区别,骆郁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一书讲得很准确:“哲学意义上的客体是从人和物的关系上划分的,是指人类活动的对象。即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不是从人与物的关系上来划分的。而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划分的。准确地说,是从人与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作用与被作用、教育与被教育。塑造与被塑造的相互关系上来划分的。”第二,不能将教育资料作为客体。这里的客体,应该是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教育对象,即教育客体。教育客体与哲学客体的不同点在于:哲学客体指的是事物,教育客体指的是作为教育主体作用对象的人。如果照搬哲学主客体的含义,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教育资料作为客体的话,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改造的对象就是教育资料,而不是作为教育对象的人。这样,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教育主体,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去改造教育资料。显然,这与事实不符,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教育人、塑造人,为社会发展培养人才。第三,照搬哲学上主客体的概念,无法回答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以自己的属性和功能满足个人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效益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满足教育对象需要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离开了教育对象的需要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就无从谈起。第四,只讲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片面的。有的书只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不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这是片面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存在是以对方的存在为条件的。有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存在,才有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存在。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何来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即没有教育对象,何来教育者。反之亦然。教育主客体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离开了一方,另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和哲学主客体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特殊的活动就在于它特殊的改造对象,特殊的方法、环境,特殊的价值追求等。当哲学的主客体概念被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学后,主客体就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所赋予的特殊含义,即教育的主客体都是人,其区别点在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通过理论教育、社会实践活动等途径影响人,改变人的人。教育客体则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被影响、被改变的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主客体不能直接照搬哲学主客体概念的内涵。 三、对思想政治教育“双主体说”的思考 1.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双主体说”的积极意义 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有的学者提出了“双主体说”。如有的学者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主动行为者,都具有主动教育功能,因此都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主体”。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应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因为他们都具有“主动教育功能”。“双主体”说对深入研究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理论具有积极意义。其意义在于:一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具有主观能动性。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作为人,不仅都具有主观能动性,他们二者还有参加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积极性。教育者希望参加思想政治教育,在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还能在教育过程中锻炼和提高自身素质。受教育者希望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学习科学理论,提升思想素质,把自己培养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这样,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有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积极性。二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发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向互动的活动。只有双向互动,充分调动二者的主观能动性,才能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缺少任何一方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二者之间的互动,教育效果都会受影响。 2.如何评价“双主体说”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地位和职责是不同的。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处于主导的地位,主导着教育活动的全过程,他的职责是指导受教育者转变旧思想,提高理论水平。受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处于被主导的地位,他的职责是在教育者的指导和帮助下,接受教育者传授的理论和自学理论,参加各种教育活动,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地位和职责来看,前者自然是教育主体,后者是教育客体,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他们的地位和职责就会被颠倒和混乱,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不能有序进行。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地位和职责这个角度讲,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只有一个主体和客体,他们作为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一对矛盾而存在。如果不认可这一点,就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的主要对象是谁?是教育客体即受教育者,还是教育主体即教育者?我们认为:教育主客体尽管能够相互教育,也需要相互教育。另外,当教育主客体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发生转化时,教育客体会转化为教育主体。但是,在一般情况和教育活动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只能是教育客体即受教育者,而不是教育主体。那么,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是否存在“双主体”?我们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双主体”,但这种存在是有条件的。第一,教育主客体的关系会相互转化。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是一对矛盾,教育主体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主导作用。教育客体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是被主导的方面。在《矛盾论》中指出:“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这对矛盾,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进行过程中,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也会互相转化。互相转化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素质高的教育客体指导教育主体。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文化教育活动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存在较大的知识落差,前者的知识水平一定高于后者,否则文化教育活动就无法进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情况就不一样了。在一般情况下,教育主体的理论水平高于教育客体。但在一些单位和部门,情况就不同了,有的教育客体的理论水平却高于教育主体。教育主体要开展好工作,就必须先向教育客体学习,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就互易其位,向教育客体学习的教育主体就转化成了教育客体,而教育客体则成了教育主体。二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教育主体不思进取,理论知识日益陈旧,思想观念不断僵化,他们的思想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而一些教育客体则勤奋学习,积极参与实践活动,他们的理论知识和思想观念都与时俱进。由于后者超越了前者,前者应该向后者学习,这时,教育主客体的位置就发生了转化。第二,教育主客体优势互补,长短相济。教育主客体之间,他们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也各有长处和短处。教育客体用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去影响教育主体,也会使教育主客体的位置发生转化。“先生”向“学生”学习,“学生”教“先生”这种现象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是经常发生的。第三,教育客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教育活动中,教育客体主观能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动配合教育主体完成教育任务。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客体通过自己能动性的发挥,主动将自己掌握的先进理念,新的理论传递给教育主体,使其能够更好地完成教育任务。当教育主体接受教育客体传递的先进理念和新的理论时,他就转化为了向对方学习的教育客体。二是教育客体进行自我教育。教育客体为了更好地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思想水平,自觉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自我学习、自我反省。这时,他既是教育主体,也是教育客体。自我教育,使他集教育主客体于一身。当上述情况出现时,就出现了两个主体。一个是工作岗位、承担教育职能的教育主体;一个是位置发生转化后的主体。作为工作岗位、承担教育职能的教育主体在向他人学习的过程中,尽管他转化成了教育客体,但他的工作岗位、承担的教育职能没有变,他还是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决策者和实施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还是主体。所谓位置发生转化后的主体,是指他的原有身份是教育客体,当他去教育原有的教育主体时,他的位置就转化成了教育主体。综上所述,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双主体”是存在的,但其存在是有条件的。如果无条件地讲“双主体”,既会造成教育活动管理的无序,也会使教育主客体地位、职责不明确,最后直接影响教育效果。 四、对思想政治教育学主客体理论争论的评析 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不应该使用主客体概念的人认为,使用了主客体概念会忽视了教育客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使得教育主客体地位不平等,从而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1.教育主客体概念的使用没有否定教育客体的主观能动性 教育客体的主观能动性能否发挥出来,不在于该用还是不该用教育客体概念,关键在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教育客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认可。这是最根本的因素。教育客体在教育主体的引导下,认可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他就会自觉主动地去追求它,实现它。因为教育目标包含着教育客体的利益和价值追求,关系到他的素质提高和发展前途。教育客体一旦认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他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现教育目标的精神动力就随之产生,其主观能动性自然会被调动起来。二是在教育主体的教育和帮助下树立了科学的价值观。教育客体要想在事业上有大的作为,就必须树立科学的价值观。有了科学价值观的指导,他会自觉学习科学理论,学习专业知识,培养专业能力,在业务活动中不断创造新的业绩。由于受环境和自身阅历等因素的限制,教育客体单靠个人的力量很难树立科学的价值观。这就需要教育主体对他进行价值观教育和发展方向的引导,帮助他在实践活动中确立自己科学的价值观。在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价值观的引导下,教育客体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发挥出来。 2.教育主客体概念的使用没有否定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地位的平等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主客体的地位既是平等的,也是不平等的。 (1)教育主客体二者地位的平等性。 关于教育主客体二者地位的平等性可从法律角度和人格角度去分析。从法律角度讲,教育主客体都是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因此,教育主客体二者是平等的。他们的差异只是在教育活动中分工的不同。教育主体是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决策者和实施者;教育客体则是接受教育的对象。分工的不同,并不影响他们政治地位的平等性。从人格角度讲,二者是平等的。人格是法律赋予自然人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或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他们都享有法律规定的人格权利和人格尊严。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之间都应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相互关怀。从实现社会目标的角度讲,教育主客体都是中国梦的追梦者和圆梦者。二者都承担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正因为教育主客体具有以上的平等性,才能充分地调动他们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积极性,保证教育目标的实现。 (2)教育主客体二者的不平等性。 从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的素质和承担任务的角度讲,二者又是不平等的。他们之间的不平等主要表现为:一是教育主客体在理论修养和思想素质方面存在差异。由于教育主体是经过组织按照严格的标准挑选出来并进行了专业培训,有的还获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有的还出国留过学;有的经过长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锻炼,具有从事教育活动的丰富经验。一般来讲,教育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思想素质高于教育客体。从素质差异的角度讲,二者是不平等的。二是教育主客体在教育活动中的任务不同。教育主体的任务是通过理论教育和实践锻炼,引导、激励教育客体掌握科学理论和提高思想素质。教育客体的任务则是在教育主体的指导下,学习理论,转变观念,成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简单地讲,教育主体的任务是“教”,教育客体的任务是“学”。他们的素质、任务不同,决定了二者的不平等。三是教育主客体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起的作用不同,是主导和被主导的关系。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是一对矛盾。讲:“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教育主体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起主导作用。教育客体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处于被主导的地位,要受教育主体的约束。这里所讲的约束是指教育主体为了完成教育任务,要用教育目标和组织纪律去约束教育客体,而不是讲教育主体要约束教育客体的主观能动性,更不是限制教育客体的言论和行动的自由。 五、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如果不承认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在法律上的平等性,教育客体的主人翁地位就会被否定,他就没有自觉参加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积极性。同样,不承认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因为素质、任务、角色的不同而形成的不平等性,思想政治教育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作者:唐斌 罗洪铁 单位: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学论文:基于教师专业标准的公共教育学论文 1教师专业化与《教师专业标准》 1.1教师专业化及其主要历程 随着教育的大发展,世界各国教师教育的主要矛盾是量的问题,即需要大量的教师;而到了80年代,各国对教育质量问题的关注是要把教师职业作为一个专门职业来看待。”[2]196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劳工在“教师地位之政府间特别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的报告,提出“应把教育工作视为专门职业,这种职业要求教师经过严格地、持续地学习,获得并保持专门的知识和特别技术”。这个报告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就教师专业化问题做了说明。1980年的世界教育年鉴也以“教师专业发展”作为主题。此后,教师专业化逐渐成为了席卷全球的教育思潮,世界各国也纷纷接受教师专业化主张,并以此制定国家的相关发展战略。美国的卡内基工作小组、霍姆斯小组1986年相继发表了《国家为培养21世纪的教师做准备》和《明天的教师》两个报告,把教师的专业性作为教师教育改革的目标。卡内基基金组织的“美国教师专业标准委员会”还编制了《教师专业标准大纲》。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在1971年提出了“教师职业本来就需要有极高的专门性,作为教育工作者的素质,要求必须具备对教育宗旨和人的成长与发展有深刻理解;对学科内容有专门的知识;并对取得教育效果有实践的指导能力;还要求有高度的素质和综合处理问题的能力”。在英国,1998年颁布了新的教师教育专业性认可标准———教师教育课程要求。我国的香港和台湾也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教师专业化的观念逐渐成为社会共识。相关国际组织也着力推动教师专业化改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6年召开的第45届国际教育大会提出了“在提高教师地位的整体政策中,专业化是最有前途的中长期策略”,1998年更是明确提出“当前师范教育改革的优秀是教师专业化问题”。教师专业化在我国的正式认可是以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为标志。《教师法》第三条明确指出“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首次在法律层面确认教师的专业人员身份。1995年12月12日国务院颁布了《教师资格条例》,并于2001年4月1日起开展全面实施教师资格认定,这是我国教师专业化思想的实践。2012年2月,国家教育部正式公布了《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和《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以下简称《教师专业标准》),标志着我国对教师专业化认识和实践的深化。 1.2我国的《教师专业标准》及其基本内容 我国的《教师专业标准》于2012年正式公布,它体现了国家对合格教师专业素质的基本要求和实施教育教学行为的基本规范。我国的《教师专业标准》明确指出:“教师是履行教育工作职责的专业人员,需要经过严格的培养与培训,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教师专业标准》包括基本理念、基本内容、实施建议三个维度,提出了对合格教师专业素质要求和对教师培养、培训的基本要求。《教师专业标准》要求教师以“学生为本、师德为先、能力为重、终身学习”为基本理念。以“学生为本”是教师职业的灵魂,坚持以“学生为本”就是要求教师要以学生的发展为本,把促进学生的发展作为自己职业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以“师德为先”,既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人们对教师的定型期待。以“师德为先”就要求教师热爱教育事业,能自觉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以“能力为重”体现了教师专业的实践性特征。“终身学习”反映了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教师职业生命的源头活水。“终生学习”要求教师把学习变成生活的习惯,让自己始终处在学习状态中。《教师专业标准》从“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三个维度,在“职业理解与认同、对学生的态度与行为、教育教学的态度与行为、个人修养与行为、教育知识、学科知识、学科教学知识、通识性知识、教学设计、教学实施、班级管理与教育活动、教育教学评价、沟通与合作、反思与发展”等领域对合格教师提出了60余项基本要求。《教师专业标准》也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举办教师教育的院校、教师管理和教师个人发展提出了明确的实施建议。《教师专业标准》的颁布是我国教师专业化进程的重大里程碑,它为教师培养机构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完善培养方案、科学设置课程和改革培养模式提供了国家标准。 2公共教育学的教学困境 当前的公共教育学教学普遍性地处在“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境遇中,严重制约了教学功效的发挥。用《教师专业标准》审视当前的公共教育学教学,我们不难发现其存在的明显不足,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价值定位失当。当前的公共教育学教学价值定位往往摇摆在“价值虚张”和“价值虚无”两极。“价值虚张”就是过分放大公共教育学的教学功效,认为能够产生“毕其功于一役”的效果。认为通过公共教育学的教学,学生不仅能掌握作为一名专业化教师所需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还能获得科学从教的理念,养成积极从教的精神,希望通过公共教育学的教学实现教师教育的全部功能,大部分公共教育学科教师持有这种观点。这种“虚张”的教学价值定位,导致了公共教育学教学背负了不能承受之重。教学实践中,教师试图发挥对教师培养的无限作用,往往是面面俱到,却都是浅尝则止。“价值虚无”就是忽视公共教育学的存在特殊价值,认为公共教育学对教师专业实践和专业发展没有实质性的用处。大部分学生和其他专业课程教师持这种观点,“虚无”的价值定位导致领导对课程教学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学生学习行为不足,学习效果较差。二是教学内容繁旧。公共教育学在教学内容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体系庞杂,结构僵化,知识陈旧。公共教育学往往涵盖了教育基本原理、教学论、课程论、德育论、体育、美育、学校管理、班主任工作、教育科学研究等方面内容。内容涉及到了教师专业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导致体系庞杂。“体系庞杂直接影响了公共教育学理论的深度,同时还造成了与其他相关学科过多的重复和交叉,使公共教育学失去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应有的魅力。”当前的公共教育学还存在严重的结构僵化问题,有学者在比较分析新近出版的公共教育学教材后,认为“现有的教育学究其理论、结构、体系,仍是出自一个蓝本,即凯洛夫《教育学》的逻辑体系”。因为体系庞杂,结构僵化,公共教育学的教学内容难以反映教育教学理论的新发展,也容易脱离教育教学实践,三是教学主体偏位。在公共教育学教学实践中,“授—受”是主要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教学目标的设定、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节奏的把握、教学方法的选用等,几乎是所有的教学事项都由教师决定。教师的主体作用在教学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发挥,而学生常常处于被动地位。教学活动主体的偏位导致公共教育学教学意义难以被学生发现,教学效果难以转化为学生的成长。四是教学评价只重结果。教学评价对教学实践发挥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当前公共教育学教学推行的是典型的知识教育,教学评价常常采用的是结果评价。用闭卷考试作为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唯一手段。这种评价有利于强化学生对原理性知识的记忆,但不利于学生形成对教育教学的积极态度,难以形成教育教学实践能力,教学功效难以全面发挥。五是教师示范不足。“从理论上讲,大学教师应该走在专业化的前列,引领教师专业化发展方向,为教师专业化提供可资参考的经验或范式。”然而,当前中小学教师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大学教师的专业化程度不高,承担公共教育学教学的教师专业水平参差不齐。在教学中教师的专业示范性发挥不够。 3基于《教师专业标准》的公共教育学教学改革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优秀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高等教育提高质量要加大教学投入,深化教学改革,全面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提高公共教育学的教学质量也必须深化教学改革。教育部在《<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和<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的通知》(教师〔2012〕1号)文件中明确指出:“《专业标准》是国家对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合格教师专业素质的基本要求,是教师实施教育教学行为的基本规范,是引领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准则,是教师培养、准入、培训、考核等工作的重要依据。”也明确要求“要根据《专业标准》调整教师培养方案,编写教育教学类课程教材,作为教师教育类课程的重要内容”。在教师专业化视阈下,我们要提高教师专业化培养的水平,充分发挥公共教育学的学科价值,必须以《教师专业标准》为指南,加快公共教育学的教学改革。 3.1教学改革的基本目标 3.1.1凸显公共教育学教学的专业性 公共教育学作为教师教育体系中的优秀课程,对“准教师”的培养起着理论支撑和行为示范的作用。在教师专业化背景下,基于《教师专业标准》改革公共教育学教学改革,就是要凸显其专业性。公共教育学教学的专业性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学内容能够满足“准教师”履行专业职责的基本需要。教学内容的建构要基于教师职业的专业性分析,能回应教师职业生活的专业性需求。二是教学过程要能够为“准教师”提供“专业化”的演示。帮助学生形成对教师“专业化”工作的操作定向,让他们感受“专业化”教师的教学魅力。 3.1.2凸显公共教育学教学的实践性 公共教育学是一门实践性学科,基于《教师专业标准》的公共教育学教学改革就是凸显其实践性。凸显公共教育学教学的实践性,就是加强教学对教师专业实践的关切,以教师的专业实践中的问题为中心,以教师专业实践中的典型案例为载体。此外,在公共教育学的教学中要着力训练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 3.1.3凸显公共教育学教学的发展性 基于《教师专业标准》对公共教育学教学进行改革,就是要增强其发展性,实现教学价值的延展。公共教育学教学的发展性集中体现在教学效果要能增强学生专业发展意愿和专业发展能力。增强专业发展意愿,就要求通过公共教育学的教学,帮助学生坚定专业理想,涵养专业精神。增强专业发展能力,就要求通过公共教育学教学帮助学生形成良好专业能力结构,尤其是反思实践和从事教育教学研究的能力。 3.2教学改革的基本设计 3.2.1调整教学目标 公共教育学是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教师培养和教师专业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但也不可能产生“毕其功于一役”的效应。我们要基于《教师专业标准》重新审视公共教育学教学对教师专业发展的价值。走出“价值虚张”和“价值虚无”的误区,厘清公共教育学教学对教师专业实践和专业发展应承担的责任和有效价值。将公共教育学的教学目标定位于:帮助学生理解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和教育法规;帮助学生理解教师专业的特征和专业伦理;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教育理念;帮助学生掌握教育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掌握班级管理和班级建设的策略与方法;帮助学生掌握有效开展德育活动的原理和方法;帮助学生掌握教育教学评价的原理和方法;帮助学生制定专业发展规划。 3.2.2规范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是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过程,是教师和学生共同体验的专业实践活动过程。基于《教师专业标准》,改革公共教育学教学,必须根据《专业标准》规范教学过程,充分发挥公共教育学教学的专业引领价值。规范公共教育学的教学过程,首先是要在教学实践中真正贯彻“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贯彻“学生为本”的理念就是要求在公共教育学教学实践中以学生的专业发展为本,这是《教师专业标准》实施的基本要求,也是公共教育学教学价值的应然追求。贯彻“学生为本”的理念,公共教育学教学实践中就要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充分尊重、关爱学生,培养学生对学习的责任感,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其次是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专业示范作用。公共教育学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充分展示其专业行为、专业情意,做学生专业发展的榜样。承担公共教育学教学的教师理应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要展示出高尚的师德、良好的专业认同和积极的专业发展意愿。再次是要着力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是教师专业理念、专业知识的载体,直接关系到学生的专业实效和专业发展。公共教育学教学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把教育实践能力培养作为教学重点。 3.2.3重构教学内容 按照《教师专业标准》和《教师教育课程标准》的实施建议,改变现有教育学教学内容体系。根据《教师专业标准》规定的3个维度(教师的专业理念与师德、教师专业知识、教师专业能力)和9个模块,以教师专业实践中的基本问题为优秀,以“模块+专题”形式,对公共教育学内容进行重新选择和架构。按照《教师专业标准》,我们认为公共教育学应包含10个专题的教学内容,分别是: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与教育法律法规的解读、教师的专业特征与专业伦理、现代学生观和以“以学生为本”的教育观、教育的基本规律与基本原则、课程意识与课程能力、教学设计与课堂管理、德育理论与德育活动、班级管理与班级活动、教学评价理论与工具、教师职业生涯发展规划。 3.2.4优化教学模式 按照专业化培养的要求,着力突出公共教育学课堂教学的专业引领和实践取向。在课堂教学中聚焦“准教师”专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用典型案例为载体,以合作研修为主要方式开展。开展案例教学、研究性学习、合作学习,凸显公共教育学课堂教学的实践性、游戏性、体验性、有效性等特征。 3.2.5改进教学评价 基于《教师专业标准》,着眼于教师专业成长,建构更加有效的课程评价模式,更好地整合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的优势,使教学评价目标、评价方法、评价主体更加多元化,教学评价功能更加全面。积极开展学生档案袋评价的改革和实践,为每位学生建立学习档案袋。根据不同的教学专题,分别采取相应的评价方式,改变当前以总结性评价为唯一方式的局面,突出公共教育学教学的专业性、实践性和发展性目标,放大公共教育学在教师专业道德涵养、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技能形成中的促进作用。 4结语 基于《教师专业标准》改革公共教育学的课堂教学,是在对当前公共教育学教学困境的分析和反思的基础上,调整教学目标、规范教学过程、重建教学内容架构、优化教学模式、改进教学评价,这样可以增强该门课程教学的专业性、实践性和发展性,进一步放大课程教学的功效。 作者:章坤 单位:邵阳学院政法系 教育学论文:高校音乐教育学论文 一、师资队伍方面 师资队伍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其结构是高校师资调整与建设的重要内容。从统计结果(表1)来看,吉林省高校的音乐教师整体质量较高,但各项指标比例差距明显。7所样本院校中,执教“音乐教育学”课程的女教师居多,占71.42%,男教师占28.57%;教师的年龄分布表现为:以青年教师为主,30-39岁年龄段的教师占71.42%,40-49岁年龄段的教师占28.57%;教师的教龄低段化明显,1-5年教龄的教师占42.86%,6-10年和11-20年教龄的教师均占28.57%;教师的学位多为硕士,占85.71%,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14.29%;教师的职称层次以讲师为主,占71.42%,助教和副教授分别占14.29%和14.29%;所有教师为专职“音乐教育学”教师,没有兼职教师,但却有50%的教师兼任管弦乐课程,25%的教师兼任教史论,25%的教师兼任教视唱练耳。由此可见,各项指标都有集中点,吉林省高校音乐教育师资建设应朝多样化方向发展。 二、课程设置方面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推行与音乐教育的发展,新音乐课程标准应时而出,对音乐教师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一直将课程改革作为音乐教育改革的突破点。从课程名称调查结果可知,吉林省各高校开设的“音乐教育学”类课程不尽相同。但从名称分析,可以看出“音乐教育学”类课程内容多具有理论与实践并存的特点,这也显示出吉林省音乐教育学科发展逐渐趋于理性、成熟。课程数量。在所调查吉林省高校中开设1门“音乐教育学”类课程的院校有3所,占调查总数的42.86%,这类院校多分布在综合类高校或者音乐艺术学院;开设3门课程的院校有1所,占14.29%;开设4门课程的院校有1所,占14.29%;开设5门及以上课程的院校有2所,占28.57%,分别为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省级重点师范。课程学分数量。学分的数量能够反映课程在专业教学中的地位。教育部制定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中对必修课《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的学分规定为6学分。样本校中只有2所高校的音乐教育学类课程达到或超出6学分,其他高校均不足6学分,最低的高校仅对这门课程分配2学分。由此可见,各高校应切实提高音乐教育学课程学分比例,提升学生基础知识素养。实践课程。样本高校对音乐教育实践课程的重视程度各不相同。在所调查的7所高校中,有5所并未开设“微格教学”课程,有4所在教育实践课程中缺少“教育见习”的环节。在教育实习过程中,高校均要求实习作业反馈,但只有28.57%的高校配有实习教材。有71.43%的学生认为教育见习的课时不足,有60.31%的学生没有听说过“微格教学”这门课。在音乐教育实践课程中,“教育实习”环节基本能够满足师学生的需求,而“微格教学”和“教育见习”两个环节都不同程度地显示薄弱。 三、教材选用方面 教材是教学系统化开展的工具,教材的选择体现了教学内容的导向与社会需求。如今的音乐教育课堂已不拘泥于完全依靠某一本教材传授知识,教师经常参考多本教材,结合自己及他人的教学经验,开发校本教材。从调查结果中发现,有50.6%的教师使用多本教材作为参考。“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是音乐教育学必修课程,选取尹爱青编著的《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作为其参考教材的比例最高,为85.71%,这是否有本土化因素影响还不可知。《音乐课程与教学论》和《中学教育实习行动策略》的使用率皆为14.29%,《音乐学科教育学》的使用率为28.57%,《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的使用率为42.86,《音乐教育与教学法》第二版的使用率为28.57%。此外《音乐教学论》(陈玉丹)、《新版音乐教学论》(吴跃跃)、《音乐教育学导论》([奥]沃尔夫冈•马斯物纲克著;余丹红,张礼引译)等也是在高校“音乐教育学”教师中使用率较高的教材或教参。由上可见,吉林省高校音乐教育学教材的选定还是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教材的内容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是相对不变的,但是音乐教育学科的发展却是日新月异,教师应有与时俱进的意识,根据学科发展的趋势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与文化、社会、时展相适应,以反映音乐教育学科发展的前沿。 四、教学方式方面 教学方式直接影响着实际的教学效果与人才培养质量。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案例分析”和“音乐活动”是学生最喜爱的教学方式。教学案例能很直观地让学生感受真实的音乐课堂,并从优秀教学案例中学习直接经验;音乐活动是最能体现音乐课堂生动性特点的方式,音乐律动、音乐游戏是如今基础音乐教学课堂中使用最广泛的教学方式,学生对这样教学也有着浓厚的兴趣。由此可见,教师应根据音乐教育内容的不同灵活采取各种教学方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热情。 五、教学研究方面 学科的发展离不开教育教学研究的开展。调查统计结果显示,57.14%的教师每年有1-2次参与校级及以上部门组织的音乐教育科研活动。对于音乐教育学教研内容问题,83%的教师对音乐教学方法的研究感兴趣,87%的教师对音乐教育育人感兴趣,90%的教师对国外音乐教育动态感兴趣。对于音乐教育学教研形式问题,教师普遍喜欢以“观摩音乐教学公开课”的方式进行,选择这一项的教师多达85.17%;其次为“Workshop工作坊”、“进修性质的工作研讨”等形式。调查显示,样本校对音乐教育学学科科研的投入较少,多数学校每年投入不足1万元。由此可见,各高校应适时加强对音乐教育学教研内容的引导,加大音乐教育科研投入力度,鼓励教师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作者:尹爱青 张晓敏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教育学论文:人才培养模式下教育学论文 1教育学本科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1课程设置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教育学本科专业长期以来一直是师范院校最具特色的专业、龙头学科,为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课程设置是一个专业设置的基础,也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摇篮。在大多数的师范院校中,教育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主要由通识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方向课程三部分组成,三者比例大致为通识课程占36%,专业基础课程占37%到50%,专业方向课程10%到27%。②其中,通识课主要包括一些政治类、英语类、计算机类等方面的课程,这些几乎是每所高校的学生必修的公共课。专业课程主要包括:教育学原理、教育史、教育科研方法等,这些课基本属于纯理论课,涉及到具体的实践课较少。专业方向课主要包括教育经济学、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书法课、教师口语课、音乐欣赏课、美术课以及其它一些根据本专业学生高中的文理分科所划分的小学具体学科的教学法课,例如小学语文教学法、小学数学教学法、古诗文鉴赏等。专业方向课可谓是教育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中的真正的实践课。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通识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方向课程三部分课程的开课时间不科学。大学四年里,前两年设有少数几门专业课,其余的全是通识课。这种课程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增长了学生的通识知识,但是对本专业的知识却了解甚少,导致了大部分学生在大学前两年根本不知道教育学专业是学什么的“尴尬”境界。从大三开始,学校开始大批量地设置专业基础课及少量的专业方向课;到了大四的毕业年,才开始专门设置专业方向课。作为教育学专业专门的实践课,在大三、甚至大四才设置,显得稍晚。因为在大学的后两年里,学生们的实习、考研、找工作的时间会占用学生大部分的精力,实践课程上课的时间和人数都会减少,这势必影响着实践课的教学效果。第二,课程内容较为陈旧,缺乏与外界现实的联系。教育学专业的课程教学,大多数都是以传统的几本专业教材为主。这些教材主要是以专业知识为中心,缺乏对本专业学术前沿的具体阐述。例如教育学原理、教育史、教育心理学、课程论、教学论等课程,连续几届的学生使用的都是同一版本的教材,而且教师讲授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以教材里的知识传授为主。这就导致教育学专业的课程内容不能突出边缘、交叉的特点,同样,也影响了学生甚至教师对本学科在国际社会中的发展水平。 1.2评价主体和方式较为单一,评价结果缺少实用性 评价就是一种价值判断的过程,它注重的是对结果的判断。一个专业要想发展得好,科学合理的专业评价也必不可少。在进行评价之前,首先要明确的就是为什么要评价、谁来评价、评价谁、依据什么评价、怎样评价等几部分。在每门学科学习结束时,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对任课教师进行评教,教育学本科专业也不例外。虽说评价的指标写得较为详细,都会涉及到三层指标,但是学生在进行评教时,多半是“走马观花”,评教的结果缺少实用性。 2教育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转型的建议 2.1培养目标方面 笔者认为,要保持教育学本科专业长足的生机与活力,就要精简细化培养目标,提高与人才培养质量的匹配程度。 (1)定位于为中小学培养师资队伍的专业人才的培养。 现在的中小学的师资队伍,教师大都是所任课科目的专科出身,他们在求学深造时,学得较多的是本专业的文化知识,而缺乏像教育学本科专业设置的一些教学教法的课程,这就有可能使这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出现只懂知识、不懂教法的现象。而教育学本科专业的学生,在对专业的学习中,会学到许多有关教学和教法方面的知识,而且在专业方向课中,也会涉及到一些中小的数学、语文和英语等学科的专业知识的学习,这就会促使教育学本科专业的学生成为具备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2)定位于为科研机构培养人才的学术人才的培养。 由于教育学本科专业本身是一个倾向于文科的专业,学生的实践机会较少,较多的学习时间都是在钻研课本,进行理论研究。教育学本科专业除了为中小学培养师资以外,还可以着力为以后的研究生教育培养学术人才。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学术型人才,就要具备精深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技能,虽说这些知识与技能在本科阶段无法获得,但是本科四年的学习,至少可以成为学生以后学术发展的摇篮。 2.2课程设置方面 (1)合理协调通识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方向课的开课时间、比重及内容。 首先是开课时间方面,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方向课可以从大一开始逐渐为学生开设,逐步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其次是开课比重方面,要加大专业方向课的比重,争取与专业基础课的比重持平。最后是开课内容方面,笔者认为,在通识课中,除了政治理论课以外,像计算机和英语这两门通识课,可以根据所学专业进行相应的内容调整,比如可以学习一些与教育学专业相关的专业英语知识,和一些教育学专业进行学术研究的有用的计算机知识;专业基础课的开课内容要成为专业方向课的基础;专业方向课要加大实践内容的比例,使学生精通教法、熟练技能。 (2)不断更新教材,丰富课程教学内容。 教育是一个不分国界、民族、亘古不变的话题。古今中外出现了许多教育名家、大师,他们写出了许多经典的著作,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膜拜学习。但是社会是不断发展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是不断带动教育发展的。那么,就要时刻了解本学科的学术前沿,才能促进本学科的专业发展。这就对教师提出了挑战,在手持经典教材的基础上,还要将眼光面向未来,即面向学术前沿,特别是对发达国家在本学科的发展情况的研究,将这些前沿知识传授给学生,不断地将知识推陈出新,丰富课程教学内容。 2.3专业评价方面 (1)扩充专业评价的主体。 传统的专业评价主要是学生和教师,注重的都是总结性评价,只有少数专业涉及到校领导及同行专家的评价。这就导致专业发展出现了“重内部评价、轻外部评价”的现象。因此,教育学本科专业要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就应该兼顾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内部评价主要是指校领导、教师和学生的评价;外部评价主要包括同行专家、学生家长和用人单位等主体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看,外部评价比内部评价更具有客观性和可靠性。学生家长和用人单位的评价可以为本专业培养人才的方向提供指导;而同行专家的评价则会显示出本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不足。 (2)丰富专业评价的内容。 传统的专业评价内容是“学生靠成绩,教师靠科研”,只要学生的成绩高了,教师的科研多了,就代表专业办得成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学生过分注重一张试卷的成绩,就会忽略专业技能的发展;教师过分注重科研,就会影响到课堂上的教学效果。因此,在对专业进行评价的时候,要对本专业培养下的学生的多方面进行评价;加大对教师的教学方面的评价。当然,对本专业的培养目标进行评价也必不可少。一门学科的存在,不仅仅在于它的使用价值,更在于它的为社会服务的功能。教育学本科专业要想永驻生机与活力,就要对其培养模式进行转型。本文仅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专业评价这三个方面对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希望能为本专业的改革者对其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的研究提供一点参考,促进教育学本科专业的蓬勃发展。 作者:韩冬梅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教育学论文:情境教育下的教育学论文 一、教育学视野下推行情境教育的必要性 (一)帮助学生理解知识。在传统的教育教学之中,教师往往采取“一言堂”的方式,单向地按照教材所写向学生讲授知识,学生只能被动地听取知识。然而,学习并不只是一个被动接受信息的过程,还是一个理解信息、加工信息、主动建构信息的过程。传统的“一言堂”仅仅只让学习成为了被动接受信息的过程,而后面三个过程需要通过情境教学来完成。合适的教育情境可以为学生创造轻松和谐的学习氛围,能够激发学生的探索欲和创新意识,让学生思维活跃,在接触新知识的同时联想到旧知识,实现新旧知识的相互作用,从而实现信息的构建。合适的教育情境还可以通过提供丰富的学习材料拓宽学生的视野,理解信息,此外,教育情境还能够为学生提供合适的认知体验和情感体验,利于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促进学生的学习进步和自身发展。 (二)提供知识的应用平台。合适的教育情境除了能够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学习素材之外,还能够为学生提供知识、信息的应用平台,让学生能够在实践中应用知识和信息,让理论与实践真正联系起来。适宜的教育情境是课内与课外的有效衔接,能够为学生提供认知和情感体验,促进教材知识与学生认知、情感体验的结合,学生在生动、具体的教学情境之中,能够散发思考,更好地理解知识、接受知识。同时,通过问题情境,学生可以获得思考的空间,去思考问题的相关信息,思考前因后果,整理出有逻辑性的问题的来龙去脉,既能够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又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帮助学生进一步认识知识的本质。 (三)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良好合适的教学情境不仅要考虑教学内容的要求,还要考虑学生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是集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的综合体。因此,良好的教学情境不仅与教学内容紧密相连,同时符合学生的认知、情感、行为特点,既能够推动学生的学习,又利于学生的自我发展,这个发展既包含学生的个性发展,又包含学生的综合发展。总之,在课堂教学中应用情境教育,可以创设良好地教学氛围,帮助学生理解知识,提供知识的应用平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能够大大地提高教学效率,改善教学质量, 二、教育学视野下的情境教育手段 (一)创设情境,引导学生。情境的创设对于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十分有效,能够引导学生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之中。要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教师需要付出努力。首先,教师需要准确地解读教材,全面把握教材内容,根据教学内容结合学生多方面特点塑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其次,教师还要重视学生对课堂的参与度,要准备更多与教学内容相关,又适合在课堂内开展的游戏、表演、故事等活动,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不断鼓励学生参与到课堂活动之中,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在选择活动的时候,教师需要参照国家教育部门的教学大纲,确保活动与国家的教育理念相一致。 (二)优化情境,促进理解。教学的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学习知识,发展自我。那么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帮助学生理解更多的知识,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值得教师深思。优化教育情境是很好的方式。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运用多种教学工具,采用多种教学手段优化教育情境,能够促进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例如,针对一个问题,教师如果直接告诉学生标准答案,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了教师提供的这个答案,并没有真正的理解这一问题。而教师如果能够引导学生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并鼓励学生勇敢地表达自己的见解,让学生在与其他学生的头脑风暴之中,更全面、正确地完成对问题的思考,就能够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又如,单一的教室教学会让学生觉得学习枯燥乏味,那么教师可以在保障学生安全的前提之下,开展一些户外课堂或者户外活动,同时,可征求学生的建议,让学生自主地去策划自己的户外活动,同时引导学生思考户外活动可能存在的问题、困难并提出解决方案,自主地完成整个户外活动方案,培养学生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深化情境,挖掘主动。总结在任何工作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在情境教育中同样如此。总结深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师的教学成果。因此,在开展情境教育的过程中,教师要善于观察、善于触发、善于总结。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观察学生的行为,在学生发言时,教师要注意聆听,一方面要引导学生,另一方面,针对学生的发言和表现,教师要善于触发思考,推进学生的理解,帮助学生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让学生在学习中不断思考,又在思考中学习更多的内容。 三、教育学视野下创设情境的有效方式 (一)锤炼语言。教育情境需要语言的支撑,如果离开教学语言,教育情境往往不能实现价值,发挥教学作用。教学语言是创设教育情境的基础。课堂在学生的心中,往往是枯燥乏味的,而在情境创设中,教师采用准确、简洁、幽默的语言通常能够使教学内容摆脱枯燥乏味的特征,变得生动形象,能够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语言还是教师与学生之间沟通的中介,是学生与学生交流的条件。教师若是能够应用风格美、态势美、形式美的各种语言,往往能够满足学生对真善美的追求,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变成学生喜爱的课堂,让学生高效率、高质量地获取知识,掌握技能,大大地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二)结合生活。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生活,一切理论都是各类专家从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真理。从反方向来说,知识也需要运用到生活之中,才能发挥其价值。学生由于其年龄特征,往往不能明白知识的重要意义。结合生活创设教育情境,能够很好地引导学生认识、了解知识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同时,结合生活创设教育情境还能够引导学生强化体验,让学生学会在生活当中运用知识,培养学生在实际生活当中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结合生活创设情境,就是要把教材内容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联系,通过创设情境沟通二者,打开学生的生活体验,增进学生的学习效果。同时,运用实物也是结合生活创设情境的重要方式,课文中的一些物体对于学生来说较为陌生,教师运用实物演示情境能够丰富学生的生活体验。 (三)运用多媒体。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多媒体走进了校园,已经成为学校必备的硬件设施之一。然而,很多教师由于习惯了传统的教学方法,同时不擅长使用计算机技术,因此往往忽略了多媒体的使用。运用多媒体是创设情境的良好方式。运用多媒体,可以在课堂上展示多彩的内容,借助多媒体展现图画,能够将教材具体形象化,让学生更深刻地感受到教材内容,更易接受理解。借助多媒体播放音乐,能够充分地调动学生的情况,渲染合适的课堂氛围,创造良好的课堂气氛,收获更好的课堂教学效果。借助多媒体播放教学课件,能够将教师的教学思路整理得更为清楚,更利于学生学习和吸收。借助多媒体播放视频等,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听觉和视觉等感官,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的感受能力,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知识。 (四)角色扮演。角色扮演是创设教学情境,充分调动课堂气氛的良好方式。角色表演是指教师指导学生扮演课文中的角色,主要通过了解情境—理解角色—担当角色—体会角色—扮演角色———获得感受等环节来完成。由于将学生的心理位置换成了教材内容中的人物,能够让学生学会站在文中人物的角度思考问题,更好地获得理解与体会。角色扮演由四种方式,一是阅读教材内容,让学生直接进入角色,体会思想感情。二是分角色阅读教材内容,让不同的学生阅读不同人物的不同声音,增进对课文的理解。三是直接表演,让学生分角色在朗读的基础上对课文进行表演。四是改变教材,让学生自己对教材进行改编,编写出合适表演,突出主题的剧本,再进行表演。适宜的教育情境既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学生的情感,还能够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对于提升课堂效率,提高教学质量有重要意义。 作者:廖兴灿单位:河南警察学院交通管理工程系 教育学论文:原理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学论文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建构中哲学思维运用的必要性 (一)概念的辨析和澄清离不开哲学思维的运用如果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看作是一项待建的工程,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概念就是施工建设的地基。而相关概念的形成,尤其是对于基本概念与优秀概念来说,则更需要借助哲学思维来实现。从某个角度来看,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种哲学性的研究,这一结论是经过前人的验证而得出的。大部分研究学者都是将基本概念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开始,之后才对思想政治教育主要范畴的体系进行建设。 (二)观点的概括和提炼离不开哲学思维的运用实际上,大部分的原理体系都是由多种观点或某种定理组成的,但是,对这些观点进行提炼或概括,从而使其具有规范性,则是原理体系建构过程中的基础内容之一。这一基础内容仍然需要依靠哲学思维来完成,这是因为哲学思维具有非常好的抽象概括功能。有些事情从表面来看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如果用哲学的思维来思考,其内部的复杂性就表现出来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所有的基本观点,不论是定理,还是最终得出的结论,都能够借助哲学思维进行思考,从而深入提炼。 (三)体系的建构和论证离不开哲学思维的运用将已有概念与定理整理、建构成一项完整的建筑工程,离不开系统性的思维与全面的眼光,同时,也离不开较强的学术能力。对于这一问题,哲学发挥出了自身所独有的特点,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并非分析某些细小事物的哲学派,而是一种广阔思维的世界观。要想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研究,就必须了解教育,同时,还要了解基本的政治与哲学,这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的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把握好运用哲学思维特别是哲学概念的度 (一)哲学思维应用不足站在哲学思维应用不足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就存在不少问题。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例,它拥有诸多相似的概念,包括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等,但是,这些概念的具体含义、具体边界以及理论定位等问题都十分模糊。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中,广义与狭义共存,不仅如此,还有更广义与更狭义的范畴。因此,必须设立过渡与转换的临界点,在两个甚至多个层次中随意转换是不被允许的。就拿对“思想政治教育”下定义来说,很多研究学者都称其为“一定的阶级和社会集团所具有的东西”,由此可见,这是一种广义的定义。然而,在之后的研究与表述中,研究学者未经任何过渡地声称:“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显然,这种说法并没有考虑到其他阶级与社会集团对培养目标所给出的定义。 (二)哲学思维的运用缺少原则性正如以上所说,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时不能缺少哲学思维,并且需要注意的是,运用哲学思维时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有些学者在提炼关键论题时,并没有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当作源头,更没有以历史经验为探寻对象,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中生搬硬套,并冠之以“思想政治教育”,以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关键提要。从浅层次上来看,这一现象是由学术繁荣造成的,然而,实际上却是毫无意义的争论背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与需求而构成的经院哲学。这种行为没有对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建构做出贡献,甚至还加大了原理建构与教材编写的难度。 (三)哲学思维应用过多由上述内容可知,对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论题的提取不能在哲学原理中生搬硬套,还要注意哲学概念的运用,应尽可能地遵循“少即是好”的重要原则。哲学思维与哲学概念有着很大的区别,不能将两者等同。在运用哲学思维的过程中借助哲学概念是可行的,但要尽量降低哲学概念的使用频率。专业的哲学研究往往会非常频繁地使用哲学概念,但是,当哲学运用到其他领域时,如果运用过量,就是不妥当的。不仅如此,过度依赖于哲学概念,从某一角度来说,就显示出了哲学思维的愚昧。精细、系统的哲学思维应该是运用于无形的,同时,还是在解决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 三、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是不可或缺的分支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涉及到多领域的内容,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学科群。因此,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群中理应分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即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尽管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学科,但是,它们还是有不同之处的。 (一)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区别实际上,正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的理论抽象层次更高,我们才说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元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的研究重点不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发展中的哲学问题,还包括实践中遇到的哲学问题,尤其是基本概念问题,通常情况下,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依据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问题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等。在发达国家的教育哲学发展过程中,值得一提的就是道德教育哲学,它提出了非常多的具有价值的论题与观点。 (二)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而非完全背离的。原理的阐释必然会涉及到相应的“元问题”,也会依赖于“元理论”的某些研究成果。所以说,上述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内提取出来的。其次,当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的哲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尤其是比较成熟的结论,将被“名正言顺”地归纳到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有时也会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之间的相对分离与互动,会将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推向高峰。 四、总结 将哲学思维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之中是必然的,它能够解决后者研究过程中的一系列难题。但是,必须掌握好运用哲学思维的度,既不能运用不足,又不能运用过量,否则都达不到应有的最优效果。 作者:刘便花单位: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教育学论文:高职艺术教育学论文 一、促进高职艺术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建立健全机制 (一)要坚持校团双方互惠互利、合作共赢。要想合作就必须共赢,只有使双方的利益都得到一定的保证,才能使两者的合作更加的稳固。学校依靠着自身的人才优势帮助开办校办企业,而校办企业要凭借自身的经济资源优势来帮助学校改善学生的学习状况和实践活动,通过专业来带动企业发展,通过企业发展来促进专业前进,这就是互惠互赢的合作方式。 (二)要抓住重点,建立健全合作机制和模式。合作,必须要做到相互信任,必须要做到互惠互赢。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不难看到许多的企业都在进行合作,有一些企业和学校也在进行着合作,这样就能更好的促进企业和学校共同发展和进步。高职院校和专业剧团进行合作能够使学校及时的掌握社会的需求,而且能够为剧团培养出一些优秀的“后浪”,使他们在剧团中更好的发展,同时还解决了学校师资力量的问题,专业的剧团都会有一些专业素质过硬的人才,这样学校就可以聘请他们作为一些专业教师,从而提高学校的师资质量。 (三)政府要为这样的合作做好保障工作。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在学校和专业剧团合作中,政府要为两者的合作开辟出一条宽阔的道路,以保障两者的合作能够很好地开展,如果政府为两者的合作保驾护航,那就为两者的合作增分不少,同时还可以避免在两者的合作中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问题。两者的可做会给当地的经济和艺术发展带来一定的帮助,政府要真正的看到这一点,这样才会使三者之间都取得一定的利益。 (四)要坚持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要想更好地学习一个专业就必须系统的、完整的去进行学习,这样不仅仅让学生学习到专业知识与能力,还使得学生对于专业相关的一些领域的东西进行了一定的了解,从而使学生更好的适应未来社会的需求。 二、建立健全培养人才模式,提高学生的专业以及职业能力 伴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出和改革,使人们不断地对学生与教师的关系进行正确的认识。一个真正的人才是需要各个方面的能力与知识都要有一定的认识与了解的,所以,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学生看做学习的主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样才能更好的拘谨学生专业以及职业能力的提高,才能使学生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发展。在我国,高职艺术教育院校尤其一定的教育模式,对各种课程的安排也有一定的要求,为了使学生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发展,就必须依靠学生的专业和职业要求来设置课程,只有这样才能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带来的弊端,才能更好的为社会输送需要的人才。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高职艺术教育院校在进行教育目标的制定时,一定要对市场进行充分的调查,只有通过调查才能了解社会发展的动态,才能更好的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才能为学生未来的就业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才能更好的对学生进行培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不难发现需求是最好的导向,没有人能够统理社会的需求导向,而这就需要对社会进行一定的专业调查,利用第一手数据来分析社会上对艺术的需求,以及较为准确的预测出在未来社会,艺术发展的主要方向和趋势,这样在对学生进行教育时,才能更好的确立目标,才能抓住培养的方式和方向,同时也为学生在未来走向工作岗位时提供一些良好的意见和建议。由于现在社会的发展,使得社会的现实性程度大大提高了,这样在学校作出一些教学目标设置、教学内容设置、教学方法设置扥各方面的决定时,首先要考虑到学生未来走向社会时的应用性程度有多高。现在,理论已经不仅仅是学生们必须要掌握的知识了,学生的实践知识与能力也是学生在工作中必不可少的要掌握的。 三、结语 社会在不断地发展,在不断地前进,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就越来越高艺术人才亦是如此。因此,为了适应这样的发展,对人才的培养模式也要不断地改革和完善,这样才能使学生更好的迎接未来、迎接挑战。在这样的改革中,高职院校的艺术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要紧跟时展的脚步,要紧跟教育发展的规律,积极的借鉴一些先进的理念和方法,立足于自身的实际情况,更好的为学生服务,为社会服务。 作者:孟秋芬单位:河北艺术职业学院 教育学论文:高校专业课程设置教育学论文 一、教育学在高校中专业课程设置现状分析 (一)教育学所占学分的状态伴随着高校学分制的实行,模块化设置也成为师范类高校的教育学专业课程的一个方向。就现阶段教育学所占学费来看,其中专业课程设置中教育心理学、教育学以及学科教材法所占据的学分比例依然很高。关于教育学的实践环节学分普遍偏低。因此,重视理论教学学分和忽略教育学的实践教学就成为教育学学分比例失衡下的重要影响。 (二)专业课程设置的体系现状教育教学门类的庞杂多样起来,师范类高校对于教师的能力培养和专业发展也相当重视。但是,由于缺乏一个针对教育学的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意见,使得我国师范类高校在专业课程设置的体系上大有不同。例如天师大将教育学理论、教育学实践、教师基础理论和教育技能作为课程设置体系;西华师大则将教师的专业课程划分为理论和实践相交叉的一个体系。故而,现阶段教育学在专业课程设置的体系上海亟待完善,对于理论、实践和技能的培养尚未实现一体化,致使教育学专业课程很难与其他课程相互联系起来。 (三)教育学专业课程实践现状教育学的知识性实践是教育学专业课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尽管现阶段我国在教育学专业课程设置上的改革进行的如火如荼,但是实质上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例如,不少学校尽管认识到实习实践的重要性,但是有的学校除去最后一年的校外实习,大学前三年的教育学时间时间相当少,有的学校甚至不足8周;实习主要是集中进行,尽管分散化的实习已经铺开实施,但是在灵活度和形式上仍然不足;依然还有部分高校缺乏教育学专业课程设置的引导,缺乏对教育学中提及的技能训练进行,严重阻碍了师范生对于教育学的实践能力和研究能力。 二、教育学在高校中专业课程设置的改革措施 (一)加大改革力度加大教育学在高校中专业课程中的设置。首先,教育行政部门要减少对高校专业课程设置的干预,通过建立相关的规范标准,来合理规范、指导高校的课程设置。其次,高校在设置专业课程时,要结合学校与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个性化的课程以满足高校教师及学生的需求。再次,高校要加强与社会和相关行政部门的合作交流,专业课程的设置要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如与企业合作建设特色专业、精品课程教育等。最后,还要加大高校教育实践改革的力度,开展形式丰富的实习,如师范专业课程就可以将学生分配到各中小学,实行教学观摩、试教等,并加强特色专业课程实习基地的建设,从而确保专业课程教育实习的质量,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 (二)加强教育学专业课程比例优化如果简单地进行教育学专业课程比例的增加,势必会影响高校其他专业课程的正常教学活动。教育学专业更多培养的是具有理论知识及实践教育能力的人才,因此在课程比例的安排上既要满足其他专业课程的正常教学活动,又要顺应当前教育改革的趋势,在保持教育学课程总数适当增加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教育学专业选修课程的比例,不断丰富与更新教育学必修的课程内容,从而满足教育学专业学生的选择空间。如除了开设必要的“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现代教育技术“等课程外,还应当开设“音乐鉴赏”、“舞蹈艺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非专业的选修课程,增加学生的知识量,提高其职业技能的全面发展。 (三)加强专业课程间的整合与关联在以前的教育学专业课程中,其课程的设置只是简单的随意拼凑,各个专业课程内容并不连贯。专业课程间的设置要具有整合性,也就是课程的结构要形成一个整体,避免出现重复、相似的课程设置。同时还要适当降低教育学专业课程理论知识的学分,增加其实践学习课程的学分。(四)明确教学培养方式当前,在高校教育学专业教学培养方式大都采用多样化与策略化来促进学生的学习。也就是说具体的教学活动中,可以采用形式多样的教学手段,如“案列教学法”、“愉快教学法”、“实践者研究法”,这些方式的应用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及教学案列的分析;学生在学习中能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这对于培养实践与能力相结合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教师进行教学活动时,可以告知学生自己具体的教学培养方案,使教育学专业学生学会诶和教学、如何学习。 三、结语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尤其是社会中对于教师需求量和质量要求的提升,师范类高校中教育学的专业课程设置改革势在必行。现阶段,我国广大师范类高校只有在联系现阶段教育学专业课程设置弊端的基础上,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引导优化课程设置,才能实现教育学专业课程设置的作用充分发挥,进而为师范教育保驾护航。 作者:雷举祥单位:贵州师范大学 教育学论文:翻转课堂理念教育学论文 一、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翻转课堂(FlippingClassroom)通常也被译成“颠倒课堂”或者“反转课堂”,这是一种新的课堂教学组织形式。它起源于美国科罗拉多州落基山林地公园高中。该校的乔纳森•伯尔曼(JonBergmann)和亚伦•萨姆斯(AaronSams)两位化学老师为帮助缺席的学生补课,将带有讲解声音和PPT演示文稿的视频上传到网络而引起众人的广泛关注。国外学者将翻转课堂分为课前和课堂两个阶段。课前,老师将需要学生学习的内容利用信息技术录成视频,并将其与相关的学习资料一起上传到网络,供学生自学。学生将自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反馈给教师,教师进行总结并归纳出指导要点。课堂上,教师对学生自学中产生的问题进行针对性指导,并引导学生开展协作探究、互动交流活动,完成知识的建构过程。翻转课堂是教学理念的深刻变革,它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课堂教学模式,也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模式,建立起真正意义的生本课堂。学生的学习过程由课前自学和课堂探究构成。在传统教学过程中,知识传授是通过教师在课堂中的讲授完成的,知识内化是由学生在课后通过作业或者实践来完成的;而在“翻转课堂”上,知识传授是借助信息技术由学生在课前完成的,知识内化则在课堂中经教师的帮助与学生的协助而完成,教学形式由传统的课堂讲授加课后作业转变为课前自学加课堂探究。随着教学过程的翻转,教师和学生的角色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教师由传统教学过程中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支持者和促进者。学生由传统教学过程中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学习的主体”,转变为知识的自主建构者。 二、教育学翻转课堂教学模型设计 根据对翻转课堂的理解和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结合教育学的教学实际,构建出教育学翻转课堂教学模型。这个教学模型以任务驱动为手段,由课前自学、课内合作交流、课后拓展三个部分组成,包括“确定学习目标、明确学习任务、知识探究、互动交流、评价反思、拓展提高”六个环节。 (一)课前自学模块设计翻转课堂的教学真正实现了“生本课堂”,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教师是学生学习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参与者和促进者。作为策划者和组织者,教师在课前就要做好教学准备并组织学生自学。因此,课前自学模块包括确定学习目标、明确学习任务、知识探究三个环节。 1.确定学习目标学习目标是学习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学习活动进行之前,教师要先确定学习目标,使学生的学习始终在学习目标的指引下进行。并且要指导学生自觉地将学习目标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始终,保证最终获得学习效果。学习目标主要包括学生要学会的教育学基础知识,要形成的基本教育技能以及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学习目标确定时,目标表述要简明扼要,并且要注意全面完整,体现学生全面发展的理念,既要帮助学生明确要学会的知识和技能,又要发掘知识内容里面渗透的情感因素,指导学生自觉提高思想素质。 2.明确学习任务学习任务是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的学生要完成的具体工作。学生在了解学习目标之后,还要明确学习任务。学习过程中,将所要学习的知识隐含在一个或几个具体的任务中。学生在强烈的问题动机驱使下,紧紧围绕一个共同的任务活动中心,通过对学习资源的积极主动应用,进行自主探索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成就感会不断增强,逐步培养出独立探索、勇于开拓的自学能力。根据教育学内容性质的不同,可以确定多种形式的学习任务。知识性的内容可以采用设计知识结构图、撰写小论文、开辩论会、组织知识竞赛等形式;技能或操作性的内容可以采用设计调查表、设计活动方案、进行案例分析或撰写案例分析报告、模拟教学或撰写教育(教学)方案、情景表演、制作教育活动的操作步骤图等形式。 3.知识探究知识探究环节是指为学生提供课前基本的教育学知识,进行必要的理论解析及学习方法指导。学生通过教师提供的资源库预习教育学的学习内容,明确学习目标和学习任务。教学资源库可以包括多种形式的教学内容,比如讲义、PPT演示文稿、视频资料等。这些教学资源主要是为了帮助学生学习需要自主学习的知识内容,帮助学生理解学习内容的案例材料、实践资料等。学生自学的教学资源不仅仅局限于教师提供的材料,教师要鼓励学生充分利用各种与教学内容相符合的教学资源,比如利用互联网上的文本、图片、动画和视频等丰富多彩的具有趣味性的资源来体现知识的运用。这些资源不仅帮助学生理解掌握学习内容,而且能够寓教于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自学知识内容之后,教师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为学生提供网络交流平台。学生可以通过聊天室、QQ群、讨论组等多种网络交流工具互相探究,互相解答疑难,实现互动交流。课前,学生通过以上三个环节自主学习知识内容,基本理解和掌握主要学习内容,为课内的知识内化和运用奠定基础。 (二)课内合作交流模块设计翻转课堂的教育学课堂教学,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的互动交流为主,实现知识的内化和运用。在翻转课堂上,教师充分体现促进者和合作者的角色,把尊重学生的独立性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课内合作交流模块包括互动交流和评价反思两个环节。 1.互动交流互动交流是六个环节中的中心环节,是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对学习资源积极主动地占有和应用,进行独立探究和合作交流,完成学习任务。首先,对于学生在课前学习过程中提出的疑问,学生不能自行解决的问题,教师引导学生积极去探究答案,解决学习过程中的遗留问题,为进一步合作交流扫除障碍。其次,学生合作互动,进行知识运用训练,完成学习任务。在互动交流过程中,学生通过层层递进式的训练既完成了学习任务,又不拘泥于学习任务的桎梏,独立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实现知识向技能的转化。这个过程包括以下五步:第一,成立研究小组,明确学习任务,确定研究课题。在这个步骤中,要确定小组成员,明确成员分工,选定研究课题。第二,搜集相关资料,开展合作研讨。这个步骤要根据已经确定的研究课题,围绕研究内容和教师提出的讨论问题进行交流讨论。第三,根据研讨结果,合作完成学习任务。教师要给出与学习任务完成相关的提示或要求,对于比较难的任务,也可以提供参考实例。第四,成果交流。每组选派代表与全班同学分享学习任务完成情况,并进行相互评价。第五,参考同学提出的修改建议,进一步完善学习成果。 2.评价反思评价反思是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效果进行审视和反思的过程。评价反思可以针对整节课的学习效果内进行整体反思,也可以针对学习内容中的某一个内容进行反思。通过评价反思的环节,学生对整个学习内容和学习过程进行总结和梳理,有效促进知识的内化和掌握,巩固学习效果。课内,学生通过以上两个环节进行知识的内化和应用,完成学习任务。 (三)课后拓展模块设计课后,教师通过给学生提供在知识探究之外需要了解的知识领域,以拓展知识,开阔学生视野,提高学生个性化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课后拓展的环节把课堂教学内容引向深入,把教学问题引向实践,使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 三、结语 在我国教育信息化要求日益提高的今天,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我国的教育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教育学的教学研究也产生重要影响,它有利于解决传统教学模式个性化学习、学生主体地位的落实、学生能力的培养、因材施教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但是由于学科性质和学生情况的不同,教育学翻转课堂教学模型的设计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今后的教学研究和实践过程中,会不断修改和完善,使之更加科学和完美。 作者:李艳丽单位:长春师范大学
期刊收录:知网收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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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论文写作规范及其方法 撰写国际关系论文,研究模式没有一定之规,但要做到逻辑自洽,结构合理,特别是要有所创新,有几个规范是必须遵守的,包括(1)研究对象要对应明确的国际关系事实;(2)有对事实的疑惑作为研究问题;(3)有对问题的明确答案即优秀观点;(4)有适宜的文献综述证明自己的优秀观点具有新意与研究价值;(5)有适宜的方法以实现论证优秀观点的目的;(6)有明确结论构成对国际互动现象的新认识并产生政策启示。这六个方面,前五点是基本要求,第六点是前五点做好的结果。作为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这些规范是衡量论文设计与写作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一、研究对象——事实的确定 进行学术研究,都有一定的研究对象。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根本特点是与现实的国际互动密切相关。对于研究者来说,不但演绎的每一步都须与现实相联系,而且其最终结果也必须与可以观察的现实有对应关系。即使是进行抽象的概念或理论探讨,也不可能脱离现实,因为这些概论与理论一定是对于现实的概括与解释。现在的一些国关论文人们读不懂,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理解不了其论证过程或结论与现实的国际互动有怎样的联系。这种“玄之又玄”的研究,不是值得倡导的模式。从规范的角度讲,进行国际关系论文的设计,首先需要明确自己的研究是与哪些具体事实相关。不能指明这样的联系,设计论文就如同是缘木求鱼。 作为对象的国际关系事实,概括地讲,包括国际行为体本身,行为体的观念、政策与行为,行为体的互动和互动所导致的结果。研究者选择研究对象,可以是单一事实,也可以是多个(一组)事实;可以是历史事实,也可以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可以是作为实在的事实,也可以是作为文本的事实;可以是具有物质属性的事实,也可以是具有观念属性的事实。研究者进行事实选择,无论出于怎样的偏好,根本宗旨都是要实现研究的创新。 选择事实实现研究的创新,可以体现在论文写作的四个环节中,即描述、解释、价值判断与提出对策。 (1)描述 描述就是把对事实的观察表述出来。描述要创新,就要通过观察有新的发现并把这种发现表述出来。在这里有两种情况。 第一,通过现象观察,发现并描述了新的事实。例如,新闻记者进行突发事件的报道,国际机构就重大事态(如核问题、人权问题等)进行核查并提出研究报告,专业研究者通过阅读文献、档案发现新事实并做出描述等,都属于这一类情况。 第二,在已知事实的基础上,发现并描述了事实的新的关系、属性、特点、变化趋势,特别是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等。例如,描述国际格局的新结构、大国关系的新特点、国家对外政策的新动向、全球治理的新的作用机制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双边关系、区域形势、国别政策走向等问题的研究,通常都应包括对机制、结构、趋势的新描述。 在描述环节创新,关键是要有新的发现。如果仅仅是梳理已有描述,即使文字做得更好,也不能算创新。对于研究者来说,仅仅把新发现描述出来是不够的,还必须做出解释。实际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描述不可能是单纯的“是什么”的研究,研究者还必须作出有关“为什么”的解释。因此,描述的创新往往会带来解释的创新。 (2)解释 解释就是对于事实的机理进行系统说明。它不是针对事实“是什么”,而是针对事实的“为什么”。由于国际关系事实作为人的行为都具有社会属性,有可以观察的外在现象和由人的意图所决定的内在意义,因此在这里解释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对观察事实的解释,例如对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的解释。现实主义者观察国际冲突现象所提出的有关权力政治的解释,[1]自由制度主义者观察相互依赖现象所提出的有关国际合作的解释,[2]都属于这样的情况。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人们研究某一类机制(诸如冲突解决、一体化进程、经济制裁等),常常需要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在这样的研究中就包括对观察事实的解释。 第二,对社会意义的解释,例如对外交政策意图的解释。这种解释,主要针对的是国际关系事实与文本中所蕴含的主观因素,包括事实发生的社会意识背景,国际互动所形成的集体意向,以及国际关系文本中所内含的作者原意等。由于国际关系事实都具有社会意义,因此进行国际关系研究始终需要这种解释。在国际关系的主流学派中,建构主义的研究就属于这个范畴。温特有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的论述就是有关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意义的系统解释。 研究者要在解释的环节进行创新,就要提出与此前解释不同的东西。通常,人们提出全新的解释是困难的,能够在已有解释基础上再向前走一小步,例如弥补已有解释的不足,或是纠正已有解释中的缺陷或错误,那就是难得的创新了。 在解释环节创新,如果能提出具有新意的系统说明,提出一组相互联系的命题,那就实现了理论的创新。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理论的创新通常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例如,如果研究者能够对事实发生的原因、属性、运作机制和国际影响做出系统的新说明,那就具有了理论创新的意义。 (3)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就是对事实进行好坏的判断。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大到国际格局的结构,小到一个国家的身份认同乃至一项具体的对外政策,研究者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价值的评估与取舍。尤其是涉及国际伦理问题时,人们往往需要就正当性与合法性进行阐释。例如,冷战结束以来围绕人道主义干涉而不时发生的国际争论,就涉及了这个领域的问题。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价值判断,就是从学理的角度进行正当性的阐释,例如,说明什么样的事态符合国际正义,怎样的格局有利于世界和平,怎样解决人权问题,怎样看待民主的价值,怎样做一个负责任大国,国家应怎样遵守国际规范等。进行这样的阐释,关键是要有新意,即要讲出此前学界未讲过之理由,而这样的理由能够成为政策选择的依据。 (4)提出对策 提出对策就是建议政府应当怎样做。通常,价值判断与对策建议是相联系的。研究者认为有价值的政策,也就是希望政府能够采纳的政策。在这个研究环节进行创新,就要基于事实的判断与价值选择,提出具有新意的建议,或是针对已有对策提出新的分析与阐释。 在以上的四个环节中,研究者基于事实都可以创新。不过,从学理研究的角度讲,解释的创新应该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因为没有解释的创新,就没有理论的创新,也就没有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因此,在设计论文选取研究对象时,应首先思考能否提出新的解释。以此作为标准,在观察事实时,可以侧重思考对国际互动的原因、运作机制、影响因素等有没有疑惑,对所发现的相关关系、因果关系有没有进一步解释的前景。 以创新为目标选取事实,适当性标准只有一个,即发现了尚未解决的疑惑。如果有关事实的方方面面都清清楚楚,那就不存在创新的可能和进行研究的必要。只有存在疑惑,人们才能够提出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 二、提出问题 把事实的研究价值体现在论文设计中,其表现就是提出研究问题。所谓研究问题,是指学术界有待解决的疑惑或争论。对于研究者来说,研究问题不单是需要解答的疑问,它还具有规定研究出发点和所要达到目的的属性。没有研究问题,研究者都会茫茫然而不知向何处去。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撰写学术论文与编著教科书在宗旨上的不同。编教科书是综述、梳理已有的知识,而撰写论文则是要通过解决问题创造新的知识。 从知识的构成来看,研究问题是处于已知领域与未知领域相交的部分。研究问题相对已知的知识而言,应该是未知的东西,但这种未知并不是完全的未知。对于完全不知道的东西,研究者是不可能提出有意义的研究问题的。在这里,研究者提出问题所要探求的未知,必须是与已知有联系的东西。这种东西应该存在于已知与未知这两个范畴的交界之处。研究者能找到这种具体的交界之处,就有可能提出有意义的研究问题。 设计论文提出的问题,在形式上可大体概括为“是什么”、“为什么”和“做什么”三大类。 “是什么”的问题是与前述的“描述”相对应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事实是否存在,有怎样的形态、属性、影响和变化趋势,都需要通过描述来解决。例如,《美国利益面临五大威胁》一文,所要解决的就是一个“是什么”的问题。[5]除了对现实问题的描述,“是什么”还涉及对理论概念的描述。例如《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是什么?》所描述的就是一种概念化的事实,即一个行为体使他者做原本不会做之事的能力或关系机制。[6]通常,在有关概念的研究中,描述与解释总是结合在一起的。研究者在运用概念阐释有关现实的“为什么”的同时,也需要回答有关它自身“是什么”。 “为什么”的问题是与前述的“解释”相对应的。比如,发问“北约为什么要东扩”,“美国为什么会把战略重心转向东亚”,所提出的就是这样的问题。针对冷战后现实主义不再具有解释力的批评,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N.Waltz)2000年在《国际安全》杂志发表了题为《冷战之后的结构现实主义》的论文。该论文讨论的优秀问题,就是为什么冷战后现实主义仍然具有解释力。 “做什么”的问题是与前述的“价值判断”和“对策建议”相对应的。由于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价值判断就意味着赞同或反对某种行为体、互动行为、政策或现状,而对策建议则总是与价值判断相联系,因此这两者就研究问题而言往往是分不开的。例如,《美国不同的大战略观》一文所进行的战略观的比较,[8]就包含价值的取舍和美国政府应当“怎样做”的建议。 研究者设计论文提出问题,途径没有一定之规,但其中最基本的来源有两个,一是现实,二是文本。在这里,现实是指实际发生的各种国际关系事态,而文本是指描述、解释现实的各种成果。对于国际关系研究者来说,观察现实和阅读文本都是必须做的事情。观察现实可以得到有关真实的信息,而阅读文本则可以得知有关真实的描述、解释、价值判断和应对策略。如果人们发现这两者不一致甚至相矛盾,就会产生疑惑,并进而提出有待研究的问题。 从操作的角度讲,提出研究问题可以经由这样几个途径: 第一,观察事实,进行横向与纵向比较。人们的观察通常会从个案开始,关注与他者不同的事实,或是理论不能解释的事实,由此提出问题。进行这样的观察,人们可以横向地比较同类的事实,以探求事物的新属性;也可以纵向地进行历史的比较,以探求事物的发展变化。前者是由此及彼,后者是由表及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尽管坚持实证方法的人青睐大样本的统计分析,但直接做这样的研究是困难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样的事实可以做定量研究。通过对个别事实进行深入观察,即个案研究,就有可能发现进行统计分析的路径。这也是一个从点到面的过程。通过这样的观察提出问题,人们重点应关注现有理论不能解释的东西,这样就能从发展理论的角度进行创新。 第二,阅读文本,进行理论、概念的比较。人们阅读文本,了解一个理论概念的时候,总会对比已知的其他文本和已知的事实。对理论、概念进行判断,固然要看逻辑是否自洽,但最关键的还是要看与事实是否相符。通常,得到一定认可的理论总是能解释一定的对象。在阅读文本时产生疑惑,通常是因为有些事实用现有的理论不能解释。当研究者发现一种理论不适用时,就会思考是不是有其他理论可以解释。当发现没有适当理论可以解释时,就需要针对已有理论提出问题。这种问题可以是颠覆性问题,也可以是修正和补充的问题。对于一般的研究者来说,针对已有理论的弱点、缺点和遗漏进行增强、修正、补充,以便把原有理论再向前推进一小步,是很值得做的事。当然,为了能够提出真正有意义的理论问题,研究者必须对相关事实和文献有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第三,诠释意义。研究者提出“为什么”的问题,通常都涉及对意义的解释。例如,提问小布什为什么坚持进行伊拉克战争,伊斯兰极端势力为什么与西方为敌,日本的右翼政客为什么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为什么能够和平崛起,都是涉及行为体意图的问题。 第四,变换角度,探讨新的研究思路。当研究者发现传统的研究路径不能有效解决问题,或是发现可以借鉴其他学科有效方法时,就可以跨学科进行研究途径的借鉴。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人们借鉴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的研究视角与手段,就是这样的探索。基于新角度进行研究,就可以提出新的问题。当然,借鉴新的学科方法,最终是要为国际关系研究服务,因此只有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才应该进行这样的转向。一般来说,变换思考角度要向研究较少、较薄弱的方面转化,向研究的空白点转化。 第五,提出政策建议。当国家外交面对新挑战需要有新的对策与战略时,就可以提出这样的研究问题。这样的研究问题,与现实的国际互动有直接关系,所要解决的是行为体应当怎么办。例如,应如何进行特定问题的外交谈判,应如何对国家利益进行判断,应怎样排列不同的目标与需求,应怎样处理国际危机等,都是对外政策的决策部门需要研究者加以回答的问题。除了短期和急迫的对策需求之外,国家还面对着中长期的对外政策问题或战略问题,如国家应实施怎样的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地区战略以及针对某一特定国家的战略等,都可能需要对策建议。提出这样的优秀问题,配套问题通常涉及对形势走势、国家得失、资源运用、相关国家的可能反应等方面的研究。 以上所讲的问题提出途径,都有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不过,研究问题并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产生的,有时问题可能是来自灵感和突发的联想。牛顿看到苹果下落,突发奇想而提出了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我们也不能排除这种情况。研究者在思索研究问题时,应该不受任何拘束。当然,有了初步的想法之后,还要经过仔细推敲,以便判断它是不是一个好的研究问题。 关于好的研究问题,有四个方面是可以考虑的: 第一,一个好的研究问题,一定对应于一个未解决的疑惑,所期待的答案与论证具有创新性。这种创新性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现实意义是指能产生对于事态的新的描述、解释或对策,理论价值是指有助于推动理论研究的发展,要么能推翻一个错误的理论并建立新理论,要么能修正一个有缺陷的理论使之更完善。 第二,好的研究问题应表述得非常清楚,有严谨的逻辑基础,其指涉对象没有含糊之处。如果问题表述含糊,那么针对它的研究,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都不可能给出清晰的论证。要想使所做研究不产生歧义,提出清晰的问题是一个必要前提。 第三,好的问题应当有适中的领域范围,有较为广阔的研究和解释空间,但又不过于宽泛。通常,其构成应当是以优秀问题为主的一组问题,这一组问题能够很好地构成研究者的研究框架。如果大问题不能分解或演绎成若干具体的小问题,研究者就可能无处着手。 第四,好的问题应当有适用的研究方法和资料。对于研究者来说,问题就是要达到的目标,没有适宜的方法,就不知道应如何研究,自然不可能达到目标。由于研究者掌握和熟悉的方法都是有限的,因此所提问题一定要与自己的研究能力相适合。再者,研究者有了好的方法,还要考虑能否找到适用的资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例如进行外交史研究,有时就是因为档案不开放而无法进行研究。 关于问题的提出,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约瑟夫·奈在《理解国际冲突》一书中的问题设计。“20世纪上半叶,大国两次介入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导致将近5000万人丧生。20世纪下半叶,世界又经受了冷战、地区战争以及核威胁的折磨。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冲突呢?在新世纪里它们还会再度爆发吗?抑或日益增强的经济和生态相互依存、跨国和国际制度的发展、民主价值观念的传播会带来一个新世界秩序吗?在21世纪,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又将如何影响国际政治?信息技术又在怎样影响着全球的权力分布?”约瑟夫·奈虽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但他的优秀问题是清楚的,即“为什么会发生国际冲突”。 三、提出优秀观点——问题的答案 研究者提出问题,同时需要给出问题的答案。在论文设计中,与问题相对应的答案就是论文的优秀观点。[11]在设计论文时,优秀观点必须先行提出,这一点与写小说不同。写小说可以把悬念留到最后,写论文则必须在一开始就把观点亮出来。有人主张写着看,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明确自己的观点,“摸着石头过河”。从操作的角度讲,未尝不可,但一旦观点明确,就必须在论文的结构中体现出来。人们阅读论文,需要在一开始就知道作者要论证的观点是什么。事实上,论文选题有没有意义,自己的研究是不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自己的方法是否适当,都是相对论文的优秀观点而言的。 论文的优秀观点,在不同类别的研究中有不同的形式。 进行实证研究,例如论证所发现的因果关系、相关关系,优秀观点就是论文的优秀假设。作为对变量间关系的一种学术猜想,假设既是对研究结果的一种预测,也是对所研究问题的预先给出的有待验证的答案。这样的答案是要说明国际行为体间有怎样的关系,国际事态为什么会发生和怎样发生的。从形式来讲,假设乃是陈述事实的一个命题。 对于假设的提出,钟伦纳指出,在一定的时间和资源条件下,每一个可以接受检验的概念或概念间的关系,都可以成为一项待验假设。有些题目可以转化为一项而且只有一项待验假设,有些则可以分解为多项或多种可以互相代替的待验假设。如果研究者遇上题目广泛而时间或资源不足的情况,那么就应选择最重要或最具代表性的假设来检验。 对研究者来说,要提出假设,基本的前提就是研究对象要可以观察。如果研究者提出的命题包含不能观察的要素,那么这样的命题就无法进行经验实证。例如,建构主义者所提出的命题“共有观念建构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包含了“共有观念”、“建构”、“国际体系的结构”等不可以直接观察的因素,因而不能作为研究假设。相反,民主和平论者所提出的“民主国家不打仗”,则符合假设的条件,因为该命题所涉及的两个要素,即“民主国家”与“战争”,都是可以观察的,因而是可以进行验证的。 根据指涉变量的属性,假设可以反映因果关系,也可以反映相关关系。如果观察事实发现A是C发生的原因,那么就可以提出有关A与C的因果关系的假设;如果发现A与B是影响C发生的因素,那么就可以分别提出有关A与C和B与C的相关关系的假设。例如,米尔斯海默所提出的大国关系导致争霸战争的观点,指涉的就是因果关系,[13]而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所提出的在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非国家行为体地位上升、国际政治中低政治议题地位上升和军事力量地位下降等命题,[14]所指涉的则是相关关系。 根据指涉的对象,假设可以分为特定假设或一般假设。特定假设是有关特定对象的假设,主要用于解释国际关系中的特定事件,带有特殊性。例如,冷战是一个特定事实,对于冷战的结束,人们就可以提出待验证的假设(答案)。一般假设是针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事实,具有较广泛的解释力。用于解释规律的假设,就是一般性假设。上述米尔斯海默和基欧汉的假设就属于一般假设。这种假设即使只能表明变量关系的或然性,仍具有较广泛的解释意义。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论研究者提出何种假设,从规范上来讲,都应该有清楚明确的表述:假设所涉及的基本概念不应存有争议;所有变量都应有明确的界定;表述应为陈述句而不是疑问句;每一个假设说明的都是两个变量的关系,如果有更多的变量,则应分解为不同的假设。如果假设在表述上存在模糊性,人们在理解上就会有不确定性,进行验证也会有歧义。 同实证研究不同,如果研究者是进行非实证研究,那么就不能采取提出假设的方式陈述优秀观点。通常,探讨事实之意义的研究,进行战略意图的研究,解读文本的研究等,所提出的优秀观点,都是基于对事实理解的主观判断。例如,美国实施“再平衡”战略,把力量的重心转向亚太,这个事实的意义何在,是不是有遏制中国的意义,研究者只能根据自己所得到的信息进行解读和判断。 研究者采取非假设形式提出优秀观点,特别需要表述简明清楚。如果是用一段话来陈述拟论证的观点,那么其中一定要有优秀命题。一般来说,优秀命题越简明,设计论文框架就会越明确,是否有创新就会越清楚。如果读一篇文章找不到清晰的优秀命题,那么这篇文章就可能存在根本性缺陷。 设计论文提出优秀观点,必须要有新意,这是设计与写作论文的最重要的规范。所谓有新意,就是要与此前学界已提出的观点有所不同,能够贡献新的知识。要清楚地表明这一点,研究者就必须进行文献综述。 四、进行文献综述 专业研究者进行文献综述,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学科综述,即说明学科的发展,表明自己对相关研究有充分了解,拟在前沿问题上做进一步探索。另一种是问题综述,即集中于所要研究的问题,通过陈述已有研究的观点,说明自己正进行的研究具有创新性。这两种综述有密切关系,但范围与功能是不同的。前者是要说明研究者所选定的研究领域,而后者则是要说明论文拟研究问题的特定知识背景。从撰写论文的角度讲,阐明自己的观点具有创新性,拟做研究才具有合法性。 以创新为目的进行文献综述,既要表明论文拟论证的观点与已有研究的不同,又要表明这两者间有密切联系。研究者集中陈述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方方面面,要旨是搞清楚自己拟解决的疑惑学界已有怎样的研究,是否已经解决。如果发现学界已有研究,自己的观点没有新意,那就需要调整自己的研究角度和观点,或是放弃对该问题的研究。如果发现自己的观点有明显新意,且与已有研究存在逻辑联系,那就能证明自己的研究具有合法性。在综述中,如果研究者发现学界没有或很少相关文献,要慎言“填补空白”,因为与现实相关且具有学理意义的问题,通常不可能没人关注。除非研究者有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否则这样的问题很可能是没有研究价值的。 一般来讲,学术研究都具有沿袭传承的特点,有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任何一项研究的创新都是在一定的知识背景下产生的。从这个角度讲,适当的研究问题应当处于既存在研究又存在疑惑的领域。研究者为解决疑惑,其问题与观点应当是从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演绎出来的。在这个从已知走向未知的过程中,研究者的演绎做得越精妙,拟做研究的创新价值可能就越大。在这里,成功的演绎乃是创新的保证。 从操作来讲,进行文献综述要特别避免泛泛而谈,例如从三大主义讲起。基于研究问题进行文献综述,就象是为盖房子而打地基。房子的地基不应打在任意的地方,而要打在拟建房子的地方。如果做综述缺乏针对性和深入性,所综述的文献与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逻辑关系,那就像是在一片土地上东挖一锹,西刨一镐,然后就随意地把房子建起来。这样的房子是肯定会出问题的。 以拟提出的问题和观点为导向,综述文献要选取与问题相关的资料,特别是对于该问题的直接论述。如果没有直接论述,则要选取有逻辑联系的相关论述。这里所说的逻辑联系,是指有直接的推导关系,而不是泛泛相关。为了说明逻辑联系,进行综述就不能是纯粹的梳理,而是要联系拟提出的优秀观点对资料进行评述。例如,可能需要说明已有研究是否涉及过这个问题,已提出了哪些观点,是否解决了问题,哪些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没有解决,在已有研究途径无法进一步深入的情况下为什么选取新途径具有学理意义,等等。对文献进行学理分析,对于研究进程来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总之,做好文献综述,归根结底是为了在学界已有研究与论文拟做研究之间建立起逻辑联系。这种联系阐释的越明确、越深入,综述的任务完成得就越好。 五、方法的选择 有了适当的问题和拟论证的优秀观点,还要选择适宜的方法才能实现论证的目的。在撰写论文时,研究方法的选择决定于研究对象的属性。由于国际关系事实既是客观实在,又是行为体的意图的结果,因此针对可以观察对象的实证方法和针对不可以观察对象的非实证方法都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以对军事力量的研究为例。一个国家的军费开支、武器装备、军队规模与部署等都是可以观察(包括统计)的“外在现象”,需要进行实证研究。国家发展军事力量的意图,对安全问题的判断,特别是会如何运用其军事力量,则具有不能直接观察的“内在意义”,只能进行非实证研究。再比如,研究美日同盟关系的演进,对于其意图需要做非实证的研究,即依据各种文本进行诠释;而对其实际行动则需要做实证研究,即进行经验观察与解释。总之,对于任何一个国际事态,都需要同时研究其两面,只解释一个方面是不行的。当然,在实际研究中人们都会有所侧重。 研究者进行实证研究,必须坚持客观性原则,这一点与自然科学研究是一致的,即在搞清楚事实客观真象的基础上探求变量间的关系。这样的研究不能靠主观想像与猜测,所得结论必须是可以检验的。从操作的角度讲,实证研究可以选用多种方法,包括关注一个或几个事例的案例方法,对大样本进行统计描述与分析的定量方法,以及把事实模型化、数学化的形式模型方法等。这三种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要实证方法。 案例法是针对单个或少数事例进行深入分析与解释的一种途径。研究者基于特定目的挑选的事例与大样本研究中随机选出的样本是不同的,通常不能代表事实的总体。用案例法进行研究,可分为非理论性研究和理论性研究。前者是对该事实本身进行解释,类似于历史性研究,而后者则是为了检验或发展理论。用案例法对理论进行检验,可以进行证实,也可以进行证伪。不过,由于案例法在本质上不是一种普遍性研究,因此用于证实一般性命题通常被认为缺少说服力。相反,用案例法进行证伪则是受肯定的,因为只需要找到一个反例,就可以证伪一个命题。用案例法发展理论,其目的不是检验假设,而是要探求新的变量关系,以便提出新假设。这类研究作为理论创新过程的初始阶段,是最值得提倡的一种案例研究方式。 定量研究法是与事实的量的规定性相对应的。对于可以观察之事实,没有恰当的定量研究,就不能进行准确描述,也不能发现规律并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验证。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定量分析,简而言之,就是研究者根据大样本数据描述事实的现状、过程、趋势(包括测量变量间关系),或者根据部分数据以及问题的条件和假定对未知事物作出推论。由于这种研究途径具有科学的形式,因而在国际关系学界有日益流行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许多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关系事实不具有进行大样本统计的条件,因此定量研究的选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再者,进行统计推论尽管可以得出非常“科学”的结论,但这种计算结果未必与事实的发展相符,因为国际关系的演进并不是纯客观的进程,人的意图发生改变,国际互动的“客观规律”就会被打破。 形式模型(formalmodel)方法是指运用数学、图形和符号的研究途径。其中,以研究对抗冲突中的最优对策为目标的博弈模型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方法。由于外交谈判、经济制裁、军备竞赛、军事结盟等国际关系的过程和模式经常会表现出某些类似博弈的特征,研究者基于理性选择模型可以明确各方的战略选择与收益,并推论出结局,因此把某些国际问题形式化是可以得到许多有益启示的。例如,研究者可以简化真实世界的某一部分以描述其逻辑关系,可以用模型的方式演绎在经验世界无法观察到的景象,也可以用经验事实对所做推论进行证实或证伪。这些都是运用形式方法的长处。不过,形式方法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由于把问题形式化会忽略掉许多关键因素和条件,因此所做推论很可能与现实情况有较大距离。再者,以形式方法演绎的结果是以博弈者对环境与规则有共识为前提,但现实却未必是这样的,即决策者未必是理性的,因此,用形式模型说明现实问题时,必须综合考虑更多的因素。事实上,实际决策者是不可能把形式模型的结论简单地应用于实际的。 与实证研究同等重要的非实证研究,所需运用的主要是诠释方法。这种理解与解释文本的途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针对的是事实的不可以观察的方面,宗旨是说明事实的社会(历史)意义。运用这种方法,研究者首先要理解文本的语言学意义,即文本的原意。再进一步,则需要理解文本作者的主观世界,即解释作者思想是如何从生活的整体环境中产生的。由于文本的内涵不能做经验实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可以从中解读出新意义,因此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诠释,要旨始终是要能提出更好的理解与解释,即说出前人没有理解或解释的东西。 在诠释的操作中,研究者可以不拘一格地运用许多具体的方法。例如,可以用历史分析法解释国际事件的由来,用演绎法把已有理论用于解释现实问题,也可以用比较法对照反映国际事实的不同文本。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始终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即所有的理解与解释都是为了回答预先提出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用诠释法解释出来的东西,尽管针对的是不可以观察的对象,例如心理因素,但这种对象与可以观察的事实是始终存在对应关系的,因为它或迟或早、或直接或间接、或局部或全部会以可以观察的外在现象表现出来。 例如,国家的对外战略理念最终会表现为实际的对外政策行为。当然,要确定这种联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主观的东西与客观的东西终究是不能划等号的。 以上所介绍的四种方法,是适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途径。[16]除了这几种学科方法之外,研究者们为了实现论证目的,还需要灵活运用其他工具性方法,例如访谈、问卷、层次分析等。研究者选择方法,关键是要切合拟解决的问题。用过的俗语:“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就是对方法选择的形象表述。 六、结语 了解论文的设计与写作规范,对国际关系研究才能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在研究中自觉地做好这些方面,论文的论证目的才能够达到。对研究者来说,要写好论文,最关键的是要有好的观点和好的论证。所提观点好不好,要靠文献综述说明;所做论证好不好,则要看解释是否自洽与深入。什么是好的解释?也许可以从效果着眼,即人们读过之后对于国际关系现实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对事态的未来演进能够产生一定的前瞻性认识,并且能够从中得到对策性启示。 以上所讲的规范与方法,对论文的设计和写作是否有益,也需要进行检验。下面的评估简表是对本文思路的概括。思考这个表中的几个问题,可以衡量自己的论文设计,也可以评估别人的论文写作,而这个过程同时也就是对这些规范的检验。 国际关系论文:生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论文 引论、国际政治学家眼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依国际政治学家眼光看,生态环境问题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依不同兴趣研究的,哪怕从国际问题研究(而非国内问题研究)这样一个大范围来看亦是如此。 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著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优秀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主权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主权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主权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主权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生态环境政治——主权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主权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主权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色色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主权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9] 另一类课题是,生态环境因素如何构成了国家间暴力冲突的新来源,情况有多严重?西方有国际冲突研究专家指出,生态环境的改变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在某个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导致新的不稳定,并诱发各种冲突乃至战争。[注10]例如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些问题:气候的变暧,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级资源的争夺;膨胀的人口和土地压力造成移民潮,给接受国的国内秩序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带来消极后果;水资源的紧张(尤其是水供应的下降)和上游的污染,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食品的缺乏造成城乡之间、定居者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粮食出口国用食品作为要挟或施压的武器;联合国海洋法的生效,加剧沿海国之间的“蓝色圈地运动”、以及沿海国和内陆国之间的生存权利之争。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易受到环境遭破坏的影响,并导致彼此间的麻烦,因为发展中世界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环境退化的恶果,仍然在使用旧的开发方式加剧生态环境威胁(如滥伐森林、农田退化、水资源过度汲取、渔业资源枯竭等);也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在环境之战中显得更脆弱和易遭攻击,例如生态问题导致的移民潮肯定向欧美方向移动,核污染主要出现在工业化区域,汽车和电器等现代消费品的大规模使用严重加剧了工业化国家对石油等矿物原料的依赖程度,“生态恐怖主义”势力打击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以美、日、欧为中心的西方国家。不论我们赞成哪一派观点,有一个现象是毋庸置疑的:生态环境在当代所受到的破坏,给国际战争和国家间冲突增加了许多新的变量,使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同时变成某种新形式的“人质”——生态环境可怕退化的“人质”。[注11] 论述到目前为止,生态环境威胁对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挑战,仍然限于“传统的安全关注”的层面,就是说,它只是给国家提出了新的任务或压力(包括设置新的功能与目标),并没有要求限制甚至改变国家本身;国际格局仍然被视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的竞争和冲突环境,全球一体化与合作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生态环境之被破坏给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各种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挑战,不如讲是一种激励;在国家角色的塑造上,这些问题被当成是“建设性的”,而不具有“破坏性的”后果。 3.国家主权关注 依照国际政治学的分析,生态环境给民族国家带来的麻烦,不止表现为直接的安全威胁,更体现在对国家主权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利所受到的约束和制衡上。然而,如何认识这种约束和制衡,人们却有着大相径庭的立场与观点。基本上可以看出两种大的利害关系和思考方向:一种是从主权国家的利益出发的,另一种则主要着眼于全球共同体的利益。 从国家行使管理权利的角度看,以生态环境遭破坏为优秀的全球性危机的加深,给各国政府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难题,其中不少涉及到国家主权、威胁到原有的统治能力。比如,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会议和国际规定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严格;从环保标准上看,环境保护也趋向于定量化和加强监督过程,对各国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世界各个地方,尤其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到处能够听到所谓加强“全球村居民”之间合作的呼声,其中最强烈的吁求来自“绿党”、新社会运动、各国政府及民间的环保机构、反核组织、各种专门的国际组织。到目前为止,各国对于这种势头抱有一种多少有些矛盾心理:当仅仅涉及生态保护、难民安置、水资源分享等比较具有技术工艺层面的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时,它们愿意显得比较慷慨大度,主动出让一部分曾经属于主权范围下的权利和权力;而一旦触及比较敏感的国家安全、军事和政治利益等领域时,最典型的如国际核监督、资源信息等等,主权受到损害的意识便会增强,相应地,在行动上也变得比较谨慎甚至有敌意(法国政府默许情报部门对新西兰等国的绿色和平组织的反核船只实施秘密爆炸行动便是一例)。冷战结束后的这几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形形色色的国际干预日益增多。国际干预在当代的加强及其结果,无形中使国际法律秩序得到了某种硬化或加固。按照传统的理解,国际法原则上只对同意这些规则的国家有约束力,如果主权国家表示异议,即等于本应适用于主权国家的规则失效或名存实亡。当代的世界政治现实与此并不完全一致,而且看上去似乎越来越不一致:如果涉及的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协定、国际法院的判决或权威的法学家的著作等国际法的渊源,主权国家的不承认或口头承认后的不履行,的确可能导致国际法的失效;在上述诸方面,“软约束”表现得十分明显。然而,一旦涉及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决议,就难以讲同样的话。很清楚,在90年代的今天,谁也不敢拿安理会的决议当耳旁风;在很多场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当然是许多主权国家不愿见到的情形。 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国家主权的关注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它们看来,如果说国际社会的环保决议或各种标准确实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至少是多数国家的意愿)所致,那倒还容易理解一些;问题是其中相当多的东西是“少数发达国家塞进去的私货”,仅仅代表着一些西方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凭借其军事、经济实力和信息及技术上的优势,支配着许多国际制度、规章和条约的起草和执行,逼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它们本来不应当接受(起码程度上有别)的环保方案,甚至以预防环境被破坏为名、行控制发展中国家之实。这里面又可区分出三个方面:一是西方国家对议事程序和国际规则及优先性的控制,比如多数发展中国家会认为发展优先、环保只能在此基础上跟进,而多数发达国家从既得利益出发,则有相反的强调,最终的国际规则往往是后者意志的体现(世界银行近年来关于环保标准在用于发展援助的贷款项目中的强制性要求,就是一明显的例子);二是决策权力和权威有利于发达地区的分配,比如凡是与生态环保问题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关键的位置均由欧美日地区出身的专家出任,发展中国家推举的代表充其量能够担当一些名义性、礼仪性等比较次要的职务[注12];第三表现在对环保协定的执行和监督上面,比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及“伦敦核供应俱乐部”等重要国际核管理组织对核原料的控制、对发展中国家核技术的封锁、以及对所谓“麻烦国家”的制裁。[注13] 各国政府、尤其是较为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主权关注”,由此自然产生出来;简单说,它的基本含义是,在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全球化时代,如何既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利用比较成本优势,使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又能够学会适应国际上日益加大的重视生态压力和各种环保标准,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摆到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平衡点上,同时又能够确保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发言权,避免陷入某些发达国家设下的“游戏圈套”,尤其是防止涉及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根本权益受到损害,不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少数“优秀国家”的“依附性外围”。这里的关键词是“依附”(英文为“dependence”),按照其发明者之一的界定,它“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无论如何,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总局面。”[注14]因此,所谓“国家主权关注”,实际上就是指沦为经济及政治上的依附国的担忧。 无论是地理政治关注,还是生态威胁关注,或者是国家主权关注,反映的都是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体的思考及忧虑。然而,象我们前面指出过的那样,民族国家并不是唯一的行为体,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被当成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在后面这些场合,生态环境政治引起的关注自然也有了另外一些内涵。 生态环境政治——国际社会的视角 最近二十年多来,全球主义政治观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它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透视,它在进行这种透视时所采取的独特视角,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传统国际政治结构和国际思维框架的局限性,感受到了建立新的合作与协调模式的必要与可能,感受到了世界在新的时代所发生的改变与演进。从国际社会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全球主义政治观在观察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的冲击时,揭示了一系列具有“破旧立新”意味的命题与思想,把人们的眼光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安德鲁·胡里奥(AndrewHurrell)指出,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挑战,是对旧式的国家主权观念的冲击。这个构造传统国际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在生态危机的全球性扩展面前,日益展示出其时代的局限性。“生态的挑战迫使我们重新开启有关自然与国家主权局限性这一问题的探索之门。向传统的主权观念发出质疑的,既有国家处理生态威胁的有限能力(地方性和全球性两方面兼而有之),也有新社会力量围绕环境问题显示出来的动员能力及其潜力,还有国家控制全球经济的力不从心的各种表现,以及管理生态保护问题的国际制度的各种安排显示的力量及其前景。不仅如此,世人环境保护意识的增长和‘人-境’相互依赖感的强化,增加了一种新的星球意识(anewsenseofplanetaryconsciousness),它导致了不是基于领土之上的政治认同感,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组织和行动的机制。”[注15] 依照这种“新的思维”,生态环境危机给国际关系结构和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深远改变,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国家主权的受制约和相对弱化 与上篇提到过的“国家主权关注”不同,这里讲的主权问题,是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的。按照新的观念,由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新趋势,显示出传统的国家主权结构和观念的衰变。国家在新的全球生态危机面前要么显得太大,那么显得过小:所谓“太大”,是指它无法设计和承担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它们只能从下面、从基层、从各个地方逐渐实现;所谓“过小”,是说国家无法应对跨国界的生态问题,后者经常是由国际组织和NGO处理的。“从这个角度看,正在分崩离析的主权国家体系已经成为管理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障碍。”[注16]另一方面,全球生态危机的加深,和世界对待它们的反应的变化,为“世界主义道德意识”(acosmopolitanmoralconsciousness)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它的资源是有限的,所有人必须负责任地分享这个世界,“星球方舟”上的全体乘客不得不同舟共济,保护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保留一个健康、和谐的家园——资源必须在所有民族(国家)之间保护和分享、在不同代际之间保护和分享的这种观念,与旧的国际政治学中所讲的国家利益、权力斗争或集团本位主义有质的区别. “地球村”意识的发展,有可能导致限制国家主权的要求:首先,全球意识的加强将要求约束国家主权的范围和功能,比如,限制矿物能源的消费,控制可能造成对臭氧层的破坏的物质(如氟利昂)的使用,制止对雨林及森林地区的砍伐等等。其次,全球意识的强化将要求加大对全球NGO和各国内部个人及集团权利的保护,促进资源、财富和活动余地的公平分配,推动可持续发展在不同层面的实现。例如,在新的国际气氛下,对少数(个人和集团)的保护和重视会比从前多得多。再次,全球意识的发展将要求人们注意一些过去不曾注意或注意不够的互斥关系,如自然环境的高度保护与经济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关系、迅速的经济成长与传统文化(包括历史遗址、传统技艺等)的保留的关系、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关系、新技术新科学的发明与道德尺度的维护的关系。总之,“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的现有政治经济结构发出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与组织的严肃课题,比如,国家间谈判与合作的形态,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世界财富的分配和全球民主化的新形式,等等。……在国家观念的现有尺度内,秩序、正义等标准已经形成特定的模式;而一旦超越这种尺度,就会发现许多不完善之处。……环境问题和生态政治可能正在改变占支配地位的偏好和价值,创造新的思维空间”。[注17] 从国际制度层面观察,全球生态环境挑战及其“制度效应”(即不断设立解决相关问题的各种制度、规范和法律),会逐渐导致国家间关系中以往存在的“无政府现象”的减弱,同时令各国的本民族意识淡化,国际化、全球化程度提高。由于世界各国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卷入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各种机制,世人已经不可能再把国家视为某种完全自主的单元。这一“缠绕过程”(processofenmeshment)将持续延绵下去,逐渐增强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在此过程中,权力正不知不觉地从各国的上层向各种国际制度转移(如联合国环境纲要、联合国发展纲要、联合国海洋法、联合国发展援助、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海牙国际法庭、世界自然保护协会、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等等),而各国从开始时的不情愿、不主动地进入国际合作与协调过程,逐渐朝比较情愿、比较主动的协作方向迈进。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既往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一面是正式的主权国家的权利要求,另一面是国际社会的权威性;变化的趋势是前者弱化,后者加强。国际范围的各种机制和规范,逐渐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各国政府的旧的权威地位受到日益增长的削弱。国际制度的不同层次,把不同的约束(实践的和规范的)施在国家主权的概念上面。各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高密集度的国际准则、规定、规范和制度的约束,也不得不学习和适应这些约束;即使是那些强国大国,它们的国际权力和地位及影响他国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们是否“有力”和“有效”地利用各种国际合作安排。总之,从全球主义者角度看,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一个国际结构性的变化是,国家的传统权利及权力在淡化,而国际社会的共同职责在加强,影响在扩大;变化的特点,是从最低限度的合作目标,朝建立国际规则和承担更大责任的方向演进,朝改善及改造国家内部的组织功能的方向演进,朝形成共同的星球意识的方向演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主权受制约的时代。 2.国际国内的界限逐渐模糊 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重要的思想传统建立在一个认识之上,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有别于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然而,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和世界解决这种问题的新的努力,使上述旧的认识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与各国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过程之间,存在着日益强烈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使每个国家成为国际社会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了某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内在结构,并且,逐渐消蚀着、侵割着、淡化着传统的国家边界和政治分野,把各国内部各个领域的各种变化在全球范围内折射、放大和再现。因此,不论是纯粹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或者是政治家和企业界人士,甚至于艺术家和出版家,都必须面对全球共同的挑战,把自己生活的小环境与国际大背景联系起来加以对待。如果说内河污染、森林乱伐、生物物种灭绝,还可以看成是某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至多对周边区域造成一定影响,那么,国际水域的污染、大片森林地区的沙化、某些地球生物的绝种,影响所及便大大超出单独的国家;至于世界性气温急剧升高、全球“热岛效应”的形成、臭氧层出现空洞等恶果,更是殃及整个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的生物圈。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生态环境退化与暴力冲突之间的联系。按照既往的解释,由于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冲突,正是现实主义者所说的典型的“资源战争”(比如围绕中东地区水资源发生的各种冲突)。然而,这一类解释却漏掉了生态环境安全中最重要的方面:环境退化的危机已经和正在削弱弱小国家的社会构造,不仅严重加剧国家内部的动荡和暴力,而且造成周边国家和整个地区的不安。例如,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片非洲区域,由于长期缺少治理,也因为人为利用的不当,生态条件正急剧恶化,人为造成的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从短期和局部后果上看,它严重危及到黑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政治稳定,从长期和更大范围观察,它给世界造成了一波又一波可怕的战争冲突、难民潮流、援助需求和疾病传染等威胁。换句话讲,生态环境安全的观念,已经无法简单按照旧的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的界限,或者军事威胁与其它形态的不安定的界限,加以划分和对待。 另一个事例具有同样的意味:在国家利益的认同问题上,传统观念的一个判断——国家实力大小决定国家所获得的利益——由于生态环境危机的加深同样有所失效。即使是最强大的美国,也有可能在生态恐怖面临束手无策或遭受严重的打击——假如这种威胁来自臭氧层的遭受破坏、或者海平面的非自然升高、或者某种可怕的生物物种对人类的难以抵挡的侵害的话。显然,在生态危机面前,人们不可能完全根据国家的实力大小和传统地位,确定什么样的程度有害、什么样的程度无害的问题。在生态环境政治学里面,人们更多地是根据科学与政策的关系作出判断;国家的“环境学习”不得不适应于科学的揭示,国家利益的塑造必须服从于自然的法则;国内行为者的角色和国内的价值经常不得不与国际上生态环境的尺度协调,内部的议事日程常常不得不与国家对外的生态方针一致。 再如,当人们谈起国际生态环保制度和措施时,必须考虑它们的贯彻和效能。“传统的关注点”在于制度的构成、制度与权力的联系、制度延续的因素等方面,但问题在于如何使这些制度行之有效。十分清楚,国际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在于国家的内部弱点和结构上面。非洲和南美一些国家的事例证明,当国家内部政治构造十分陈旧和虚弱时,国家的政权是很难执行国际协定的。笔者曾经指出:“从历史上看,大凡民族比较单一、文化发展线脉比较有连续性、环境造成的大的冲击比较少见、社会进步比较平衡的国家,政府的对内统治对外独立的权利都有较好的保证;相反,在那些群际族际关系比较复杂、文化演进过程中‘断层’较多、外部挑战内部忧患的‘双重变奏’反复出现、社会现代化举步维艰的国家,国家的主权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主权问题一般都被放入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加以说明,国家主权与社会进步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离开了对各国国家内部事务的考察,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当代的国际关系。” 上述事例证明,国际政治理论需要更多地聚焦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上。无论如何,以往所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内秩序”的标准,已经不能令人满意。当我们问道,国家是否能够在其边界内有效地贯彻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政策?与国际压力这种“外生变量”相比,国家自身治理生态污染的能力的下降,在多大程度上标志着主权的弱化?国际上所说的许多“半主权国”(quasi-state),是因为它们失于管理环境退化问题,还是由于经济失败或政治合法性丧失,或者其它原因的综合所致?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在探索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势必跨越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界限,产生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和范畴。 3.NGO基础上形成“全球市民社会” 从全球主义角度分析,对旧的国际政治造成深刻巨大冲击的另一个因素,是世界范围内“跨国性市民社会”(transnationalcivilsociety)的萌生。由新的国际行为体组成的全球性市民社会网络,不论组织形式还是政治纲领都有别于国际政治学家已经十分熟悉的方式和内容。 在新的国际行为体中,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NGO)最引人注目。一般说来,NGO是指非官方的、非盈利的、与政府部门和商业组织保持一定距离的专业组织,它们通常围绕特定的领域或问题结成团体,有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代表社会某些集团或阶层的愿望或要求。处在地方、民族、区域、国家、国际等不同范围的NGO,情况可以有很大的差别。按照“国际组织联盟”1993年年鉴的统计,1909年,全球范围的NGO为176个,1972年达到2173个,1992年超过27190个。NGO色杂样多,形式特点一言难尽。有的NGO是全球性的,有的是地区性或次区域性的;有的政治色彩浓厚,有的纯粹是专业人员和技术精英的俱乐部,;有的NGO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经常出现在国际政治的画面中心,有的仅仅表达少数人的偏好和追求;有的同联合国和各国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有的则与正式的官方的机构格格不入;有的财政来源丰富、组织网络遍布全球,有的NGO入不敷出,或者靠不稳定的某些赞助和课题维持有限的活动。 不论组织大小、范围广狭,总起来看,各种NGO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的角色。例如,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除了各国政府的正式代表外,另有1400个NGO的4000多人出席了这次世界瞻目的会议,与此同时,在主会场附近,还有来自167个国家的25000名代表不同NGO的个人,围绕同一主题举办了“全球论坛”;更重要的是,在里约同时召开的这两个大会,最后通过的文件都强烈反映了重要的国际NGO对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见解。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中,有来自各国各地区的各种NGO的代表978位,一些国家的官方代表团里也有部分NGO成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小岛国由于无法负担参加一些国际会议的费用,常常委托某些著名的NGO的代表作为临时代言人;例如,太平洋岛国瑙鲁便是请两位环境保护组织的活动家代为出席在伦敦举行的“防止废料倾倒国际会议”。从生态保护领域观察,各种国际NGO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除上面已经提到的以外,还可举出的事例有:协调世界各国沟通南北方对话,达成各种环保协议;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人类可持续发展概念对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的各项具体工作;向国际社会和舆论揭露世界各地发生的破坏生态环境、违背有关协定的现象;努力揭示各国内部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过程同国际自然生态环境改善的内在联系;等等。 从发展前景看,国际NGO在未来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扩张。原因之一是联合国的支持和鼓励。不少专家指出,UN实际上是NGO的天然盟友,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国际主义的”行为主体。现在,各种NGO参与联合国的程度日益加深,联合国与一些重要国际NGO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另一点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未来一段时间还可能进一步增强的世界“缩小和碎片化”趋势。目前的种族主义急剧上升、国内冲突大量外溢、国际干预不断增强、各国内部动荡不稳等现象,具有明显的跨国界跨地区特点;在电视等传媒的作用下和人们的日常感觉里,这个世界不仅变得越来越小,而且更加支离破碎,原有的维系手段和尺度却在日益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超国家的、跨地区的、次区域的、纵向横向的NGO显示出强劲的崛起势头,迅速填补了或力图填充民族国家衰败后的某些真空。所以说,国际政治不仅不再是、而且越来越不止是国家间政治,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的那样,它是21世纪的大趋势之一。此外,也不能忽视NGO成长壮大的社会内部原因。市场化潮流使市民社会的发育成为难以阻挡的过程,它在令各国认同法人规则、产权规则和竞争规则的同时,给予个人、团体、利益群体自我表达的机会,使政府的调控及整合能力受到这样那样不无益处的挑战。因此,NGO的境遇以及它能否与政府建立建设性的批评伙伴关系,是全球市民社会成熟与否的一个象征。从各国历程观察,比较有弹性有包容性的社会,会有比较多有特色的专业化的NGO,会有更丰富更生动的多种行为主体互动的画面。同理亦适用于国际社会:比较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时期,可能有国际NGO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有特色的“补空”方式。[注19] 4.重新思考国际研究的内涵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全球主义者在看待生态环境问题时,建立了不同于传统的国际政治学派的视角与方法。他们重新考察了国家的作用和主权的观念,重新估计了国际社会的道德与组织力量,主张用更大的单元(国际共同体甚至全球村)取代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主张以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历史以及对外关系)的综合分析代替权力政治为中心的单一视角,主张赋予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比国家更大的单元如世界社会、或比国家更小的单元如个人或集团等)更重要的角色,主张用“世界政治”(worldpolitics)概念取代“国家间政治”(politicsamongnations)或“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politics)等概念。 “全球主义”并不是一个思想整体。全球主义者中又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有的学者以乐观主义态度看待国际体系发生的新变化,有些人则比较悲观,故国际上又有“乐观论的全球主义者”(optimist-globalist)与“悲观论的全球主义者”(pessimist-globalist)之分。前者相信,“如果相互依赖的程度持续上升,它将最终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或世界‘文化’的形成,这又会进一步促进能够管理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进程的世界‘国家’的发展。”他们同时赋予跨国单元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动和影响以更多的政治和安全含义,肯定它们对国际稳定与和平的积极贡献。[注20]后者认为,“并不存在肯定的理由说,相互依赖的增长会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的出现”;相反,它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冲突,因为,“系统性的相互依赖的增长,在世界政治中一般会同时创造新的冲突机会和新的合作领域。”[注21]悲观论者承认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但他们主要从“全球性问题”的角度加以考察和得出结论。“罗马俱乐部”的两份重要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是悲观论的典型。不过,总起来讲,全球主义立场代表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观的视角,它使人们拉开了与传统的权力政治位置的距离。 全球主义理论家提出的许多问题,有些在比较保守的现实主义者看来,可能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但这些问题确实启发了人们的思考、扩大了研究者的视野。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抨击,可看成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者发展出的多样性的一个事例。 美国研究生态与道德关系的一位著名专家亨利·舒(HenryShue)指出,西方的多数道德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之上的,这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是指人类活动所追求的全部的和唯一的利益,归根到底是人类自身的好处和需要;人类不会为了任何非人类的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如生态体系)去干任何事情,除非它们适合了人类的某种需求或偏好。例如,假如人认为某种非人的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很漂亮”,或“很有趣”,或“很稀罕”,有“医用价值”或“营养价值”或“观赏价值”,人类可能会采取这样那样的行动,去保护、拯救或培育它(们)。人类养身的目的、娱乐的目的、休闲的目的等等,才是人类提出生态保护或环境改善的理由。生态系统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被人类视为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value)。因此,一旦某种(或某些)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被觉得过于“丑陋”,或过于“肮脏”,或“数量过多”,或直接对人的生存“产生威胁”,人类就可能毫不犹豫地置其于死地或限制其生存、活动范围。“人类从不把自己当成仅仅是一种手段,或者是为其它什么种属提供服务的工具;但人类却把人以外的其它种属当成人的潜在资源、能源和利用对象,在人的眼中它们没有自身的独立的存在价值;它们的‘可持续性’仅仅服务于人类的‘可持续性’,‘可持续的资源’最终仍然不过是资源而已”。从根本上讲,现在世界各国和多数环保组织所谈论的生态环境保护,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避免人类受到自然的伤害,哪怕这种自然伤害的致因来自于人类反复无常的行为。“在气候变化上人类采取的行为的目标,是服务于人类的长期经济福利,尽管现有的植物和动物种类也将受益于这一过程。国际道德的考虑几乎完全是在人类范围内展开,其关注焦点是如何在世界各国之间分担防止地球燃烧所需的成本。”试想象,假使大气环境和山川地理的改变,会使人更加赏心悦目或更加舒适方便,而不是现在科学家们所担忧的使人类面临各种连锁性的消极反应,人类可能不是采取目前的限制性措施,而是会使用各种鼓励、诱导、“开发”式的手段(比如人造地震、特大水库、观赏性运河和山丘等等)。亨利·舒教授比喻道,这就好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不过是表达了西方人对非西方的“非我族类”的利用、排斥和“自我中心主义”心理一样,现在欧美国家所宣传的“生态保护主义”的背后,实际上透射出一种“居高临下、为我所用”的傲慢的人类种属中心主义。[注22] 可以想象,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亨利·舒的上述观点及其比喻,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生态政治论在当代世界歧展延伸的程度,反映出国际关系学在全球主义推动下出现的思考多样性。 本文的上下篇分别叙述了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待生态环境问题的不同态度,依笔者看,虽然角度各异、对策有别,它们已经具有、并且将越来越具有深刻的国际关系含义,这就是,使世界各国及其决策者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地面对在新的全球性问题面前传统安全观和主权观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及新挑战,不能不寻找新的政策选择和思维方式,不能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方法改变或完善自己国家和周围世界的现有存在形式,尽管各种选择之间存在矛盾与磨擦,但从更高的视角观察,它们最终构成了一种“合力”,共同推动着国家及国际社会朝更高的阶段上迈进。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进步,是生态环境政治引发的当代国际关系的积极变化。 国际关系论文:浅谈东北亚地区安全对中国国际关系上的作用与重要性 【摘要】冷战之后,中日美俄等国家的国际关系愈加复杂,东北亚地区安全是关乎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是位居东北亚中心地区的大国,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东北亚地区安全的状况、战略、模式进行分析,探讨了中国与日美韩朝等国家的关系,并指出东北亚地区安全对中国国际关系的作用与重要性。 【关键词】东北亚地区安全分析;国际关系;影响 一直以来,东北亚地区就是大国力量交汇和冲突之地。从地理和政治角度讲,包括中国的东北、华北地区,日本、朝鲜、韩国、蒙古和俄罗斯东部以及和东北亚地区有着重要利益关系的美国。中国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之一,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变化与中国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保持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现状 历史上的东北亚地区一直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地区。20世纪以来,这里就曾经爆发过多次战争和矛盾,有1905年的中俄战争、30-40年代的中日战争和50年代的朝鲜战争,以及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而导致的长时期的军事对峙。二战结束以后,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东西方冷战的格局,东北亚地区成为了美苏争夺的重要地区。在这里形成了两大阵营,即社会主义国家的朝鲜-苏联-中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韩国-美国-日本。两大阵营达成了同盟关系,这样的关系大致维持了40年左右,并在势力上形成了均势状态。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对峙得到了全面的缓解。首先,中国与前苏联在1989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次,美国、日本也与朝鲜开始接触,并达成了核能源利用的协议。并且,由朝鲜、韩国、中国、美国参加的朝鲜半岛四方会谈也已经举行。随着地区安全的改善,经济合作也得到了提高,形成良性互动。优先发展经济、加强经贸合作已成为各国的共识。可以说,经济合作的发展加深了各国之间的联系,有利于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而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又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政治格局的角度来看,各个大国之间的势力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可以说,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状况总体上趋于平缓。 二、东北亚大国的安全政策 美国虽然不属于东北亚地区,但却是对这个地区有重大影响力的一个国家。当前美国的政策一是保持前沿驻军,二是保持美日、美韩的双边安全同盟。 关于日本的东北亚政策,日本国内的战略研究专家有两大派,即大国国际主义与和平国际主义。主流现在已经倾向于大国国际主义。力图通过经济手段加强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地位和大力加强防护战略,也就是加强与美国的同盟来提高自身的军事能力。 俄罗斯在东北亚的安全战略目标有四点,一是重振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二是以东北亚经济合作为契机介入亚太经济大循环,以利于其经济安全;三是通过加强东北亚的战略地位制衡美国、西欧;四是促进东北亚地区安全以利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稳定。同时俄罗斯把对华关系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在政治上,上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军事上签订了《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 三、东北亚地区安全对中国国际关系的影响 冷战之后,苏联解体,俄罗斯复苏,中国的复兴,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努力,再加上在东北亚地区有着广泛利益的美国,使该地区的大国关系变得愈加复杂。四国关系的走向,不仅关系世界和平与稳定,更影响着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中国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之一,该地区的安全是关乎中国优秀安全的重要因素。中国长期奉行着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对中国国际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东北亚区域战略可具体表述为:以维护东北亚区域的稳定为前提,构筑东北亚各国全新的合作体系,与东南亚区域战略相呼应,为中国北方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发展营造新的发展空间。 四、结束语 由于美国和前苏联(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在东北亚地区的减少和退出,中国被认为可能是在东北亚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中国一直以来反对霸权主义,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在对待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上更是同样的态度和立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发挥了积极的建设作用,而且所带来的意义已远远超过解决朝鲜核问题本身,较好的体现了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发展思想,新安全观和新政治经济秩序观。 可见,中国在维护东北亚地区安全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夸大其在建立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中的作用。我们应在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下,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以谨慎把握为原则,合理处理好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论文:地区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 摘要:对于国际关系来说,现在已经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两种国际关系研究范式,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已经普及和增进了人们对于国际关系的普遍性了解,但是对于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却乏善可陈,本文即从地区政治的角度入手,从地区范围内的国际关系入手,在体系结构、进程、秩序这三个角度对其具体特征进行了分析,并从该角度出发,探讨了其他理论问题,从而明确国际合作以及国际冲突可能发生的原因。 关键词:地区政治;体系;国际关系 一、研究地区政治关系的必要性 (一)国家交往和影响在地区范围内最为强烈,国际关系也更为密切复杂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讲,相互依存关系在邻国范围内最为明显,地理上的近距离会极大的影响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资本交往、产业之间的交流、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活动,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具有高度依赖关系的地区政治经济一体化发生的前提,也是发生在相邻国家之间的。而各个相邻国家之间,安全问题一直是各个国家最为重视的问题,他的各种形态依存在地区体系内的“安全复合体”之中。 (二)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和平在相邻国际地区之间出现的可能性最高 从国际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全球范围内实现和平是几乎不可能的,而冲突与战争是及其容易在历史和纠葛比较多的相邻国家之间发生的,矛盾是相对相生的,相较于战争和冲突,持久的和平也最容易在地区范围内实现。 (三)国家的机会与医院在地区范围内更加显著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经过战略考量的、慎重的选择过程,亦是一个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社会意识所支配和影响的过程。而在这之中,到底各国之间有没有战略利益的趋同性和国内社会需求的可能性与机会,到底各个国家之间有没有能力、意愿去利用这些机会和可能性去实现彼此之间本就不相同的目标,这两个问题,是关乎国家与国家之间,乃至于国际社会之间交流的根本方向的问题。有的学者用意愿和机会两个词语来概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此种关系,并指出,地理上越近的国家之间两者的强度越高,而事实上,在临近国家地区之间,资源的争夺、地区文化的相似性、政治战略的考虑,必然会产生更多的机会与意愿。 二、地区政治的特征浅析 (一)地区体系和结构的开放性、多变性 与全球体系相比较,地区体系从根本上来讲,是多元和开放的,地区体系既可能是由合作式的互动联结起来的,也可能反映着一个紧张和冲突的群体。地区体系与成员国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相互塑造能力,两者的互动有高度的敏感性,地区的变化能迅速传导给国家,重要国家的政策调整也会立即产生地区意义。许多重要的具体事务与问题更容易上升到地区层面,具有了地区性,对其反应与解决也往往体现出多边的色彩。同时,地区体系内的社会经济、价值与政治文化、制度特征或者发展阶段一般是比较相似或者接近的,社会发展的同质性强,各种国内冲突、挑战或者诉求比较容易越过边界在地区范围内蔓延,成员国内部事务与秩序对地区政治的面目与秩序有着较大的塑造能力,对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地区而言,这种国内力量与地区发展的关联尤为明显。 (二)地区体系有其自身运转的逻辑和方式 首先,相对于全球政治,地区政治的根本问题更加集中在安全事务上,威胁的平衡成为地区国际关系的轴心。相互邻近决定了地区内国家彼此间的威胁感易于产生,较小的冲突也有上升为地区安全问题的很大可能性,当然这种地区属性也为解决安全问题的各种努力提供了更多的动力。其次,地区政治中的权力关系是在多重制约下展开的,国家之间力量与影响的差距要比全球层面上小得多。地区层面上的权力既会引起高度敏感的反应,也更易受到硬制衡的应对;大国有较多自我约束的动力,中小国家有保护自己的众多手段。最后,地区政治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全球体系的广泛多样性决定了即使是存在一个国际社会或者全球社会,其社会性也是在最低程度上而言的,无论是共同价值与规范以及理解与共识的形成和遵从,还是它们的维护与推广。尽管不能说所有的地区都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地区社会,但地区成员大都会认识到并承认它们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价值,相互间深陷安全与福利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它们有动力为管理分歧、冲突和相互依存关系而取得共识,形成规范,地区认同、近似的制度文化与社会价值以及普遍的社会交流则为地区政治提供了规范性的深层基础。 (三)各个相邻地区之间都会由重叠相同的多种秩序 每个地区的秩序和关系的形成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是各国国内和国际秩序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但是,在处理每个地区的安全和政治两种事务上,各个地区基于本地区的历史、文化等因素,都会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从而保证本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稳定。地区秩序对于国家之间来讲,就是对于本地区国家之间政治与安全相关事务进行处理和解决安排的模式,从而促进本地区的安全、国民福利、经济发展等普世性的价值的维护。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普世价值的范围内,各个相邻地区之间,多种秩序的重叠是有其必然性的。 三、地区政治研究新范式:新超越地区主义范式 中国学者最近几年才开始关注和思考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地区政治有关的学术问题,主要集中在新地区主义范式上,包括地区主义及其国际政治经济影响的一般性理论探讨,对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分析,当然也包括学术历史较为长久一些的欧洲一体化研究。也就是说,中国学者基本上是以新地区主义作为主要路径进入到地区政治研究之中的。新地区主义确实是与全球化并行高涨且紧紧缠绕在一起的世界新气象,成为促进和塑造全球体系结构变革的一个重要力量,尤其是在更深的程度上改造并规范着许多地区的体系结构,为众多国家重新定义其“机会”与“意愿”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与行动指南,抑或一种看待与处理互动关系问题的视角,新地区主义主要来源于地区意识、地区认同、地区价值和地区共同体等理念与视野,地区内国家以及各种力量能够以积极的眼光看待它们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意义,能够关注共同的挑战与命运,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共识;反映了对地区概念以及国家-地区-全球关系的一种新界定,在不阻碍甚至是以更有利的方式参与全球化的条件下,以不同的形式提高地区内部聚合的程度以及在广泛的事务领域加强合作的水平,增进成员国的安全与财富以及地区和平与发展等共同利益。无论是“问题驱动型”还是“视界驱动型”,新地区主义在总体上体现着地区走向一体与合作、多边与稳定、繁荣与共赢、和平与安全的趋势及诉求。 但是,新地区主义并不代表地区政治的全部,多面体的地区政治至少还有另外一个侧面,那就是不同程度的利害冲突、权力较量、安全困境、体系与秩序不稳定及地缘政治考虑等因素阻碍、分裂和离散合作的动力以及预期一致性的消极方面,这些因素以不同的形式阻碍或者限制着地区主义的动力与进程。 四、总结 地区政治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应该是20年以来国际关系中发展最快、最具特色的一个领域,本文对地区政治概念的引入和分析,试图通过有限的篇幅,丰富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扩展了其维度,伸展了其深度,从而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突破的可能性,推动了学界建构全新的理论。本文中,限于篇幅,有几个理论问题尚需考量,即地区政治的一般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地区与地区政治的社会建构、地区与国家的相互塑造,这三个因素对地区政治与国际关系也存在着重大的影响,值得我们的进一步考量。 (作者单位:燕山大学,河北 秦皇岛 066000) 国际关系论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思想初探 [摘 要] 关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思想是其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思想的优秀内容。十八大以来,围绕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在为什么要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关系、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如何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关系方面,作了一系列全面深刻的论述。学习关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思想,对我们做好外交工作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新型 国际关系 思想 十八大以来,高度重视外交工作,亲自运筹外交工作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大力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围绕在新形势下如何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新型国际关系思想,成为关于外交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国际关系思想,突出回答了以下三大问题: 一、阐述了为什么要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关系 (一)从国内看,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告诉我们,搞好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历来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良好的周边环境是我国能够安心搞建设、发展国内经济的重要外部条件。2013年10月24日,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1]p296。“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1]p296-297 (二)从国际视角看,这是面对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需要。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大家都在一条船上,都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当今世界并不太平,恐怖主义、金融动荡、环境危机等问题给世界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世界各国需要以负责任的精神同舟共济、协调行动。”[2]p265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事业是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事业,“中国梦”与“世界梦”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必须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国际关系。 二、论述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型国际关系 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在访美期间重申应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十八大以来,围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型国际关系,明确指出,各国应该共同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优秀的新型国际关系。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优秀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3]p1572013年3月27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时他又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合理关切。”[3]p158当今世界,新型的合作共赢关系,是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和平实现发展的最好选择。正如强调指出的,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和平和发展的目标迈进,而合作共赢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途径。2015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优秀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p264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三、指明了应该如何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关系 面对当今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对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周边外交工作、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从战略高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一)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是2013年10月在我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成为我国在新形势下周边外交工作的标志性方针。在会上强调,要谋大局、讲战略、重运筹,把周边外交工作做得更好。并明确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1]p297所谓“亲”,就是要重感情,多走动,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所谓“诚”,就是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所谓“惠”,就是与周边国家交往要坚持互惠互利的原则;所谓“容”,就是要有开放包容的思想,求同存异的大国胸怀。“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既反映了中国高度重视周边外交,更体现了中国正在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及地区形势来调整自身对周边国家的外交思路;既是对新中国60多年周边外交实践的经验总结与发展,更为新形势下如何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全新理念。 (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2]p263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道路,离不开和平外交。中国积极运筹中俄、中美、中欧等主要大国关系,中国把广大发展中国家视为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路人。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要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永不称霸和扩张;就是要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就是要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积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指出,要着力深化互利共赢的格局,关键是要同有关国家共同努力,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3年9月7日,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时,分别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此后,相继提出亚投行、金砖行、上合行、丝路基金的构想。在当今世界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离不开世界各国通过合作走出困境。建设“一带一路”,既为区域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更是我国实施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 (四)推动与各方关系全面发展。推动与各方关系全面发展,关键要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大国关系决定世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体系的走向,是影响世界和平的决定性力量。2012年2月,在访美期间重申应“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6月,中美元首在加州庄园会晤,标志着这一外交理念最终成为双方共识并在外交实践中开始落实,而且中国新一届政府不断将这一理念应用到与其他主要大国关系上,推动与各方关系全面发展。围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如何进一步推进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指明了方向。同时,为进一步推动各方全面发展,还就如何进一步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积极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等问题作了重要论述,比如,对如何处理中非关系,强调中非历来是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对非合作要讲“真、实、亲、诚”。 国际关系论文:亚投行成立与国际关系局势新变化 摘 要:现实主义视角下,亚投行的成立是在中国基于经济发展、实力匹配与形象展示考量以及亚洲国家基于发展困境与协同优势考量背景下的产物。亚投行的成立将会对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一定影响,主要体现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四对关系中。应当理性认识亚投行成立对于新型国际关系格局的形塑作用。 关键词:亚投行;国际局势;新变化;现实主义 一、亚投行成立的背景分析:现实主义的视角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是政府间性质的区域性金融机构,其主旨是为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扶持,其成立有着多方面的时代背景。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层在对外宣称中将亚投行定位为促进亚太地区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建设的机构。在学界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向来注重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倡导成立亚投行是中国在亚太地区自觉“负责任”、自觉承担国际义务的行为体现,以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出一份力。实际上,在目前主导主权国家行为的优秀要素仍然是利益,无利益的单纯履行义务的行为不会为主权国家所实施,因此在本部分中将以现实主义的视角试图更客观地审视亚投行成立的背景。 从中国的考量来看,亚投行的成立时经济发展、实力匹配与形象展示的结果。中国作为成立亚投行的倡导者,有着基于国家利益的多种考量。首先,成立亚投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长速度开始由高度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并且面临着制约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障碍,表现为产能过剩并内需不足的情况下通过“走出去”来盘活经济的压力和要求。除了释放产能过剩的压力外,这种走出去对于中国基础产业的国际化也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而亚投行的建立通过对于东盟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的配合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亚投行可以为东盟共同体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援,从而有助于中国将内部过剩的产能消费掉,并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活力和增长点,将其基础设施产业推向亚洲乃至国际,促进中国的经济转型。第二,成立亚投行是中国对于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地位和实力匹配的要求。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政治、经济以及人口等要素可以对权力格局的重新配置产生较大影响,而中国在这三个要素方面已经在亚洲地区居于主导位置,因此相应地中国在该区域的权力格局中应该匹配其权力要素。而现实的情况是,在亚洲的金融话语中占据主导的是日本人,亚洲开发银行中的高层人事安排鲜明体现了这一点,而日本又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相当程度的控制,因此倡导建立亚投行被认为是中国谋求其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的努力。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亚洲金融秩序、金融政治中中国及亚洲国家的话语权都会受到抑制和忽视,进而损害其利益,而中国作为该区域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因此对于更为有利于亚洲国家,当然也更有利于中国的金融话语权的新型秩序的构建是中国政府倡导建立亚投行的初衷之一。第三,亚投行也是中国展示其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一个平台。成立亚投行是中国展示其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一个渠道而非后果,因而亚投行在此具有了“工具理性主义”的色彩。中国形象的输送需要一定的形式和媒介,如同东盟共同体、“一带一路”一样,亚投行也可以成为中国展示其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合作理念以及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一个平台。 从亚洲的考量来看,亚投行是解决亚洲国家发展困境与发挥协同优势的必然产物。仅仅有中国的倡导是不够的,亚投行的成功成立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对于中国的响应密不可分。而亚洲国家加入亚投行主要基于以下考量:第一,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困境使然。亚洲经济具有规模、活力、增长潜力以及人口、资源等显著优势,但是在相关交通、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这将会制约该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质量的提高。布雷顿森林体系支配下的金融机构对于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无法满足,因此当中国政府倡导建立亚投行后,亚洲很多国家积极予以响应,就是看到了突破既有金融机构困境的希望,从而也看到了依靠发展中国家主动的金融机构来解决发展的资金困境的希望。第二,亚投行的建立将发挥协同优势的效果。亚洲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具有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使得该区域国家已经有能力建立由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机构,亚投行的建立使得这种潜在能力得到应用和发挥,从而使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形成优势的协同和互补,从而推动经济社会更快的发展。 二、亚投行成立与新型国际关系的形塑 基于现实主义的视角分析亚投行成立的背景可以看出,中国以及成员国家尤其是亚洲发展中国家都基于其自身国际利益倡导或加入亚投行,这无疑会对国际关系格局产生影响,换言之,亚投行的成立将会形塑新型的国际关系,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下几对关系: (一)中国与其他国家。由于中国在亚投行的成立以及实际运作中倡导者和主导者的地位,因此探讨亚投行对于新型国际关系的形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第一,亚投行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多边关系的建立。亚投行的建立使得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发展中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使得中国与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国家的联系也更为紧密,从而推动建立多边合作体现的建立。第二,亚投行推动中国在亚太金融体系中话语权的提升。由于中国在亚投行的成立以运行中的主导作用,使得亚投行之于中国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力会突破亚太地区,对于由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也具有一定的突破,如人民币国际化将会对美元的统治地位产生一定动摇作用,英国与中国签署的货币交换协议就体现了这一点。第三,亚投行推动输送中国影响力。通过亚投行,中国可以与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中国建设”也将借助亚投行的资金东风更多地出现在世界的角落,这都将成为中国影响力的新的符号和标志。并且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中国作风和理念也会进一步提升中国形象,成为一种“软实力”。与其他国家基于亚投行与中国的良好互动对比明显的是,美国和日本与中国关系的微妙变化。美国和日本对于亚投行目前持一种被动观望的态度,亚投行的建立将首先使得日本在亚洲地区金融政治中的地位下降,亚投行对于亚洲开发银行的部分替代和冲击将会使得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日本地位发生变化,这些也会或多或少反映到中日关系上来。 (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来看,亚投行对于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良好合作也提供了有利平台。首先,发达国家如英、德的参与将会在融资上对亚投行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如前所述,亚投行的主旨就在于为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而发达国家的加入以及其拥有的资金优势使得亚投行本身作为融资组织的生存得到了极大的保障。其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通过亚投行在经济上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有利于建设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利益共同体,有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以欧盟成员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亚投行的参与有着对于其本身国家利益的考量,即亚洲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潜力区域,其待开发的规模、程度、方面都有巨大潜力,而通过将资金投入、支援这一广阔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建构其与该区域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关系,从而为将来的深入合作,实现发达国家向这一区域的产业转移或市场开拓等经济活动奠定基础。而发达国家基于这种“放长线钓大鱼”意图基础上的融资行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因此可以说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局面。 (三)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基于亚投行的平台撑持,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格局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可以加强不同国家的之间的合作交流,建立密切的利益共同体;不同发展水平之间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进行优势互补式的合作,有利于经济市场的拓展,从而推动其国家经济的发展,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增强区域竞争力。另外,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中国家在亚投行中的地位和角色发挥将有助于在亚太地区的金融秩序中得到话语权的提升,一定程度上降低旧的金融体系中不得不受制于发达国家的制约。 (四)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亚投行的建立也会影响到发达国家之间关系格局的变化,这种变化最鲜明的体现当属于欧盟国家与美国之间以及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变动。首先,欧盟国家与美国关系将发生传统同盟关系的弱化趋势。其实欧盟作为一个共同体共谋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崛起降低了欧洲国家的国际地位,欧盟的建立其实就是欧洲国家试图走向复兴之路的一个努力。而亚投行的建立中,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对于其加入以及融资方面的活跃表现,相比较于美国的被动回应而言,显得两者之间的距离变大,再次凸显出国际关系中的“利益铁律”。看准了亚洲这块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地块的欧洲,选择与中国以及亚洲发展中国家走的更近,人民币向某些欧洲国家如英国的扩展更是直接冲击到美元的统治地位,因此可以想见美国与部分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国家的关系将会有所降温。而在美日之间,日本处于较为尴尬的地位,一方面其处于亚洲,是亚洲发达国家,其在文化上也有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独特性;而另一方面,日本进入现代国家以来一直以西方最先进国家马首是瞻,尤其是在美国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之后,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在亚洲的者。而亚投行的建立使得日本在亚洲金融天平上的地位下降,这会促使日本做出恢复其地位的努力,即可能会选择融入到亚投行中来,而这又会与美国做法和价值上产生一定分歧,因此美日关系也会受到亚投行的一定影响。 三、结语 亚投行的成立和运行无疑会对新型国际关系产生一定的形塑作用,我们对于这种新型国际关系格局要有一定的认识和把握。尤其是要认识到中国与欧洲国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中国与美日的关系的变化。应理性认识亚投行的建设对于中国在亚太地区以及全球金融政治中的话语权地位的提升问题,不能对于这种提升作用过分乐观。应当看到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发达国家其军事、科技、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并没有发生动摇,因此其对于国际金融政治的主导优势依然存在,因此要想真正提升中国在国家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实力是关键,因此应当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另外,应当认识到在亚投行的具体运营中亦会存在多种风险,比如投资风险,发展水平各异的国家在运营中经验的缺乏,成员国尤其是创始成员国在投票权、持股权的配额问可能会引发矛盾等等。再如日本作为先进经济体加入亚投行后的股份比例问题,对此应当予以提前设定和安排发达国家的投票比例,以凸显亚投行以发展中国家为优秀的宗旨。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中的对称性与互补性 [摘 要]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保罗・瓦茨拉维克所提出的交际理论为跨文化交际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其中关于交际过程中的对称性与非对称性关系的理论零散见诸于少许相关文献之中。在现实生活中,对称性与互补性(非对称性)理论并非仅停留在人际交往层面,甚至可以借以分析国家间对话,为国际政治理论提供一种新的社会学观察视角,这种跨学科研究方法能够更好地理解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复杂政治现象。 [关键词]国际政治;交际理论;对称性;互补性 上世纪下半叶,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态势,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传统主流理论受到新兴主义的冲击。这些新兴理论(如建构主义、女权主义)将不同学科贯穿起来共同探讨国际政治,由此产生了很多成果性创新。虽然这些理论观点由于其自身的片面性而饱受质疑与批评,但其中出现的跨学科的政治探究方法未尝不是理论创新的敲门砖。本文借助社会学的相关知识,即瓦茨拉维克(Watzlawick)的社会交际定理对国际关系进行初步探讨,从社会交际视角对几类常见的国家关系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一种理想的国际关系模式进行初步探讨。 一、交际定理的对称性与互补性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瓦茨拉维克认为,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对称性和互补性是根据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否建立在相同或不同的基础上而划分的。〔1〕人际交往存在多种行为方式,包括强势行为(One-up)、弱势行为(One-down)和中和行为(One-cross)。所谓强势行为,即某一行为者在交际中占据强势地位,试图主导双方的交际行为;弱势行为与之相反处于被动状态;中和行为则表示,行为者试图缩小双方在行为方式的差异而做出的行动。交际关系可以根据双方在上述行为方式的差异或等同分为互补性与对称性。如果行为体双方的行为方式表现为一一对等,那么两者交际关系可称作为对称关系。但如果双方出现行为风格上的差异,则其交际关系表现出互补性。但在实际交往中是不可能出现完全对称的,因为交际双方的行为方式不可能完全对等,其行为方式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方的实际力量,正因为双方力量的不对等,交际的对称性是难以实现的。即双方交际的最终形态将回归到互补性关系上来。 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它们之间所形成的国际关系也会呈现类似人际关系的对称性与互补性。不同国家拥有自己的行为风格及其背后的行为力量。国家的“社会行为会趋于朝着有利于权力较大一方的方向发展”〔2〕。在此有必要提及权力与上述两者之间的关系:所谓权力,就是“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3〕。它更多地强调行为体贯彻自己意志时的行为,此时既可以表现为对自己行为力量的运用;又可以以口头警告的方式体现在对话中,即行为风格。一定程度上可以将权力看成行为风格与行为力量的上位概念。国家行为力量(因素)可以进行细分:军事力量、经济实力、政治地位、地缘特点、人口、领土等多种因素。霍布斯学派对力量的理解基于资源、财富或者潜在实力上,以上三个概念是可以交换使用的;像摩根索等一些学者将补充了资源、人口、国家特征、国家道德、外交能力和国家机器的水平,此外还有人将气候、地缘、教育和人口因素加入其中。〔4〕但国家力量绝不是所有因素的叠加,正如华尔兹所言,“强国将因自身所拥有的力量而感到烦恼,尽管弱国并不会因此而变得强大,但是它们却可以像强国一样行事”〔5〕。国际关系也因此呈现各种各样的对称与互补关系,下文将逐一对这些国际关系进行梳理。 二、完全对称关系与部分对称关系 双方对称关系和互补关系是基于双方的相似性或差异性。存在这样的一种假设,若世界被唯一两个国家行为体均质地占有所有资源,那么双方在任何领域的对话将会呈现理想式的完全对称,此时双方都表现为中和行为,因为完全强势的行为必然导致新一轮的危机冲突甚至会面临同归于尽的后果。合作将成为双方不言而喻的默契。这样的话,囚徒困境时候不再是一种困境,双方只会向共赢发展,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理想对称关系。这种积极的、基于同质化的对称关系形式只能称作为一种理想,它只能适用于乌托邦式的社会。〔6〕 所谓部分对称关系,即双方在交际行为中同时表现出强势行为或者弱势行为,在当前无政府体系的国际关系中,“那些不实行自助或自助效率较低的行为体将无法实现繁荣”〔7〕,甚至会面临其他国家的威胁。所以双方的弱势对称关系是不现实的。双方都试图通过各自的强硬态度来占据对话的主导地位,因此常见的部分对称关系表现为强势对称关系。正如针对乌克兰问题上俄美两国互不相让的强势行为使我们感受到此次争端的遥遥无期。俄美两国长期以来在优秀利益上的对抗传统总是呈现出强强对抗的稳定对称关系,由于双方之间的力量差异较小,使双方的强势行为风格呈现出稳定性的特点。 当然存在另一类部分对称关系,正如美国与伊朗双方在核谈判中的存在的强强对称关系,由于核因素的存在,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的伊朗屡次表现出的强势行为风格使美国时常陷入尴尬的境地。但这种部分对称关系并不稳定,某种意义上可称作危险对称关系,伊朗不可能期望存在那种像俄美对抗式的对称关系,因为伊朗不具有保持长期强势风格的对抗资本,也就是说,伊朗的强势行为很快将会被纠正,一方面可能来自于国际舆论或国际制裁的压力,另一方面可能会引发类似于伊拉克的政权推翻。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危险对称关系。 部分对称关系是暂时的,或者通过军事威胁、国际舆论使一方屈服,或者导致双方对话的无限期搁置(往往以冷战形式表现出来),但通过无限制搁置的强强对话最终会被一种互补性关系所替代,因为在当前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中,想要让自身偏安一隅的理想不现实的。问题争端最终会重新摆上谈判桌。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对称关系的最终形态将会导向一种更加稳定的互补关系模式。 三、互补关系及其相互转化 国际政治中的互补关系是行为体双方所建构的常态和最终形式。“不对称性是相互依存政治的优秀”〔8〕。这种交际关系的存在以共同承认一方的主导地位或认可一方的主导行为为前提。也就是承认一方的领导权地位。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互补关系表现为霸权世界的存在,地区性互补关系则表现为一国与周边国家的不对称。纵观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互补关系在人类互动初期表现为征服与被征服,因为其共有知识是建立在一种敌对认知的基础之上的,一国实力的膨胀必然会将势力范围伸向周边国家,这种关系的最终结果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持续不断的动荡时期。而当人类历史进程过渡到一种“康德”式文明时,军事手段已被国际社会所摒弃,国家间对话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手段。 “等级制是最稳定的,也是最倾向于和平的体系”〔9〕,单极世界的出现反而会引领世界朝向一个更高效率的社会发展。成功的霸权领导,自身也依赖一定形式的非对称的合作。霸主扮演着一种独特的地位,为其伙伴提供领导,换取服从的回报。〔10〕霸主如果可以“自我克制”,并“运用其权力服务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在这种理想模式下,霸主的“权力便能以最有效的方式转变为影响力”〔11〕。正如美国所努力的那样,尽管某些行为会招致其他国家的不满和指责,但这却是未来和平的前提保障。究其不称职的原因,一方面世界无政府体系使国际社会并不能像国家机器一样正常的运转,由于缺失一种绝对权威的国际司法程序,美国维护世界秩序的行为往往表现为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另一方面欧盟、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等力量的崛起使得美国的权威主义往往陷入尴尬局面,当地区动荡出现时,当事国可能会有更多的选择性,不再看美国人的眼色,而是可能求助于临近的大国,若此时美国仍充当这一世界警察的角色,国际舆论反而会质疑美国的真实目的。但由于美国角色在避免世界规模的战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种制约作用,大多数国家还是默许了美国的这一光荣使命,但当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暴力工具的警察国家出现在对话平台上时,难免会出现这样一种行为惯性:特权意识和领导观念将会渗透到行为方式中使得一种与其他国家间的不对称关系无处不在。美国得益于其“较多方面的权力资源“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但“当今的世界秩序并不是美利坚帝国的时代” 〔12〕。 同时一种基于互补关系上的国家对话往往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高效率,往往能够很快地达成某种一致,不管弱势一方表现为主动或被动接受,世界政治将会向一种秩序化机制发展。因为“秩序产生于一个支配性大国将它的偏好强加给其他国家的能力” 〔13〕。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占有支配地位的大国以及它的受益国“不愿意让渡给新兴国家更多的东西”,同时“新兴国家从现状中可以得到的好处较为有限”〔14〕。 因此,当出现双方行为力量的对比与行为方式不相称时,往往伴随着战争来加速权力转移进程。通过战争来进行角色关系转换往往是收效最快的。当然军事手段存在一种高风险性,如果失败,双方之间的权力地位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甚至有灭亡的危险。 但军事手段并不是可以逆转角色的唯一方式。是否会出现一种缓慢的转换模式,它通过时间与历史的检验而产生关系互换呢?即一种和平崛起的范例。 这种和平渐进式的逆转的模式在历史进程中往往比较困难,较弱方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去完成自身的改变,期间可能是一种韬光养晦的过程,单以战后时期来看,从经济腾飞后的日本,到实现统一后的德国,共同经历过战败国的弱势地位,但它们之所以能够获得国际上的话语权,除了背后分别拥有美国和欧盟的支持外,更多的是自身行为因素的增长(经济实力、政治地位等)。 四、理想的合作范式:基于中和行为的对称关系 基于双边关系之上的国家之间的交流是国际关系中最基础、也是最常见的交际模式。当第三方或其他多个行为体出现在这一双边模式里时,传统的沟通模式将会变得复杂,因为各方利益都需要平衡,想要在此进程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将会变得异常艰难。若希望将这种复杂的沟通模式顺利进行下去,其一必须明确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在明确框架范围内进行对话,其二必须建立一种良性对称关系,需要强势一方做出某些妥协让步以缩小各方之间的差异性。一些行为者之间紧密的互动有助于替代或者补充一个霸主的行动。随着霸权的衰落,一个缓慢的从霸权合作到霸权后合作的转化就可能发生。〔15〕 通过欧洲一体化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理想的合作范式:经济腾飞后的德国亟需一个强大欧洲的支持,原本主权受限的德国通过一种主权捆绑的形式―煤钢领域―获得了与邻国相同的地位,而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法国也试图弥补与德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因此存在一种相互依赖的合作去弥补双方的短板。像德法之间的中和行为出现的前提条件是双方存在共同利益。我们习惯性地将共同利益局限为一种狭义且工具主义色彩的行为影响因素,类似双方之间的合作无非存在于经济利益或军事安全领域那样,而忽视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共同利益―和平。就此抱有乐观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会认为,以经济合作为纽带的世界各国将会将战争遏制在共同利益的摇篮中,但这种论调很快招致现实主义的批评。由于未来战争的不确定性及其毁灭性后果使和平主义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堪忧。是否存在一种完美的互动关系可以将双方固定在一种和平的机制框架之中?笔者认为,要构建一种这种理想的对称模型,需要达到如下的条件: 最重要的是要存在一种普世原则的共同利益,因为利益会决定行为体的行动方式。行为体通过各自的中和行为缩小各自的差异,原本双方的互补关系将逐渐向中间靠拢,形成各自克制的对称关系。“减少国家之间的不同会加大它们利益的趋同”,从而产生一种“集体身份”〔16〕。而这种集体身份正是理想中的国家合作模式。 追溯到问题的根本就是一种这样的建构主义逻辑:行为与观念的相互建构。缩小各国之间的差异以形成一种趋于理想的对称关系(集体身份)。使我们对这种理想关系抱有乐观态度的原因在于,“对安全和利益的理解”更加趋于理性化,从而“使得因为这些因素而爆发的战争至少在大国之间越来越少”〔17〕。观念层面上会形成这样的共有知识:和平与发展是当下时代的主题。而这种观念影响下的利益表现为双方之间基于共同发展与安全上的交流与合作,当这种观念进一步深化时,对世界和平负责的态度将成为各国对话的前提与基础。在这种理想观念作用下强势行为方式更多的是自我约束,而对方则会表现出更多的理解。我们无法确信这样的理想模式会在多久后出现,但从一种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景上升到各个国家行为体的共有观念,需要的更多是时间与谅解。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现状 本文简单地谈一谈当前国际关系的现状,主要涉及学科方向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希望可以从中发现机会,找到落脚点. 第一个现状是出现了三个同潮,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战略层面都存在这个问题。第一是权力政治回潮,这在美国表现得十分明显,尤其是在美国战略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却引起了很大反响。文章称,“过去的坏日子回来了(The bad old days are back)”,亦即以往的权力政治时代又回来了,所以美国需要以权力政治对抗权力政治。冷战之后,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在美国迅速崛起,这也表现了当时美国的一种乐观情绪,但是现在美国确实感到很多事情并不是靠其想象和能力就可以做成。我参加过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与会者中有两位知名现实主义学者,一位是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另一位就是斯蒂芬-沃尔特。他们提出两个现实主义标志性观点,第一个观点是何必把关注重点放在恐怖主义问题上面?伊斯兰国再可怕,至多杀数百个人,国家才是国际体系的主导行为体,崛起大国才是美国需要关注的重中之重。所以,美国仍需把战略重点放在崛起大国上面。第二个观点是美国仍要依靠实力主导世界。我作了一个发言,发言结束之后,米尔斯海默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中国)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美国)来管理世界呢(Let us run theworld)?集中精力对付崛起大国是现实主义的根本战略取向。权力政治回潮确实十分明显,去年我梳理了一些美国关于对华关系的研究文献,其中大多数都强调应当对中国强硬,并且这种强硬不是制度或理念上的强硬,而是实力上的强硬 第二是国家中心论回潮。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消解,国家中心论有些弱化,至少不像原来那样明显,当时很多声音是强调全球治理、国际制度、国际社会、公民社会等等,但现在国家中心论观点再度出现,认为唯有国家方能真正把握和运用实力,唯有军事实力才有最终发言权。在俄罗斯、乌克兰等问题上尤为明显。领土主权问题格外突出,形成的热点难以降温,引发的矛盾难以消解。 因此,“国家”重又占据了国际关系很多战略和理论的优秀位置,成为国际关系话语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关键词。 第三是民族主义回潮。就其实质而言,这与国家中心论相关联。涉及到民族主义的一些言论和行动,都明显地表现出来。且不仅表现在原来民族主义较为有基础的地方,例如亚洲等,在其他地区,如欧盟一些国家,都表现出民族主义情绪。不仅仅是在类似于希腊这样的欧盟边缘国家,也包括在一些欧盟优秀国家。国家性民族主义突出,认为国家自身利益至高无上,没有必要去帮助别的国家、别的民族,也没有必要去管别人的事情。总体而言,这三种回潮势头还是比较强劲的。 造成这几种回潮出现的原因大致有三个。第一个原因是大国战略博弈的加剧。中国迅速崛起,美国高度防范,凸现了大国博弈问题。尤其是中美战略互疑,很多事情都会引起猜忌。例如说在太平洋容得下中国和美国,这本来是说想与美国谈合作,但美国则认为这是要同它分权。我接触一些美国人,他们对这些问题疑虑很大,其中包括美国的官学两界,也包括原来对中国较为理性的一些专家学者。除此之外,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在格鲁吉亚问题上,还是在乌克兰问题上,进行的都是代表国家意志的实力对抗型博弈,这是出现回潮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全球治理成效甚微。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问题不断涌现,全球治理本应是一个可供大国合作的巨大平台,但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在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WTO谈判十分艰难,各国受阻后纷纷转向小多边和双边,创建地区、周边、双边自由贸易区(FTA)。这些无不表明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制度建设在全球层面上严重受挫。在其他领域,如美国着力最大的反恐领域,也是“越反越恐”,现在出现了伊斯兰国,比“基地”组织更为可怕。我曾在会议上遇到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记者,她采访了不少伊斯兰国高层领导人。这些人就是要采取最极端的手段,最残忍的手段,挑战当前以美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他们针对的并非某一个人、几个人或者某几个政权。这个记者也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西方需不需要反思?还有,这些恐怖组织以前主要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现在已延伸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许多国家,成为国际秩序中高危因素。第三个原因是国际合作出现新的阻力,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受到质疑。冷战结束伊始,新自由主义在战略政策领域强劲崛起,与现实主义形成针锋相对的理论流派。新自由制度主义主张以多边国际制度促成国际合作,认为战后由美国建立的一套制度能够有效维持国际秩序,可以容纳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当时桑顿(Thornton)的一篇文章刊登在《外交事务》杂志,其观点即为美国所建立的制度具有强大的同化功能,中国完全可以被纳入其中。当时这种乐观的情绪弥漫在整个美国的政界和学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以国际制度协调国家之间的行动,从而促成国际合作。然而,三十年过去了,人们发现事情并非完全如此,国际合作仍然举步维艰,所以人们开始质疑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效度。可以说,以上三个原因直接导致了现实主义回潮。 第二个现状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个重要进展,即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兴起。起始点应是2005年巴里.布赞(BarryBuzan)和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联合发起了“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Why is there no non-westem IR theory)”这一研究项目。该项目原本希望研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非西方地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现状与前景,首先在亚洲找了一些国家,其中有中日韩,还包括东盟的几个大国。项目于2007年完成亚洲部分,但结项的时候,发现东盟几个成员国,包括印尼,几乎都没有完成。东盟国家除新加坡外,其余各国多是研讨政策,很少做理论。涉及理论问题,也多是使用西方现有的理论。项目的最终成果发表在《亚太国际关系》杂志(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上,共计六篇论文,其作者除阿查亚和布赞外,还有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学者。我参与这一项目有两个很深的印象。一是大家形成了两个共识:第一,世界是多元的,文化是多元的,理论也应该是多元的;第二,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原因是西方话语主导造成的。这一项目的成果后来集结成书,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引起很大争议。对这一项目提出的问题,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界都需要作出回应。2015年,阿查亚担任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简称ISA)主席。阿查亚原籍印度,所受的教育来自西方,曾在新加坡、英国、美国等多间大学任教。就阿查亚本人的学术成就而言,主要是在建构主义规范议程内从事东盟研究,他曾经提出过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际规范在东盟可被接受,有些则不被接受。他的代表性论文是“谁的理念更为重要?(Whose Ideas Matter?)”。他发现,当国际层面上的规范性理念与东盟地区自身的理念相吻合时才会被接受,如若不吻合,东盟会先接受地区的规范性理念。阿查亚使用了两个规范的例子,一个是共同安全,一个是人道主义干预。共同安全与东盟的规范相吻合,东盟很容易就接受了。人道主义干预规范与东盟白身规范不能很好地吻合,东盟就难以接受。阿查亚主张国际关系理论多元化,担任ISA主席时发表了一个主席讲话――“全球国际关系学和世界中的区域(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该文提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议程包含六项内容:(1)国际关系理论应表现为具有普适性的多样性(universal diversity);(2)世界史不是西方史,而是包含多个地区历史;(3)国际关系话语同样是多元的;(4)地区和本土产生的理论要有普适性,不能完全拘泥于本土或区域;(5)不能奉行例外主义,不能奉行美国例外主义或中国例外主义;(6)所有的体系,无论是话语体系抑或理论体系、社会体系,一旦封闭必然停滞,体系必须开放。ISA会刊ISR (lntemational Studies Review)杂志近期会出版专刊,发表一组文章,主要围绕全球国际关系学展开辩论,卡赞斯坦、米尔斯海默、布赞等重要学者参与讨论。这一组文章发出之后,估计在国际学界会再度引发较大的争议。目前是国际关系发展十分关键的时期,对我们也是很好的机会。当然,根本而言,还是我们是否能够生产出真正优秀的研究成果。非西方学界不仅仅要提供成熟的观点,还要提出优秀概念、进行理论建构、完善理论体系。 第三个现状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关注以实践本体为优秀的理论研究。所有的知识都基于共同体的实践。如女性可以形成实践共同体,具有自己独特的实践经历,其感受、思维方式、对问题的建构与男性不同,因此会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观点。非西方文化也是如此。学术本来就是越争论越有趣,有人指出,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自建构主义之后便没有提出十分重要的理论,大家整天就围着三大理论转。当然,要看到还是有新的思想出来。2011年,以学理研究为重点的剑桥国际关系研究系列(Cambridg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推出了加拿大学者阿德勒(Emanuel Adler)和普利奥特(Vincent Pouliot)主编的《国际实践》(International Practices)这本论文集,剑桥大学出版社这一系列以专著为主,很少出论文集。文集的出版一方面说明,注重实践本体的研究可能成为重要的研究议程,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近年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元理论构建上没有重大突破,还没有形成足以与三大理论抗衡的理论。我觉得这种状况的出现尤其为非西方学者都提供了机遇,也为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带来机遇。首先是非西方确实在崛起,不仅是物质上、经济上在崛起,文化上也在发展。印度或中国等大国的崛起,一定会给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一些不同于西方的实践和理念,而非仅仅在威斯特伐利亚经验和实践基础上思考问题。其次是西方学者也发现,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非西方国家崛起,很多问题再以西方理论进行解释,就会出现理论和现实不相吻合的状况。阿查亚对东盟规范的研究就发现“国际组织传授、发展中国家接受”这一主流建构主义规范传播模式存在问题,在东盟就出现了另外的规范传播方式。再如,均势依然是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优秀概念,认为均势可以维持和平的思想也很普遍。这一概念的经验依据是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但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普遍话语。然而研究威斯特伐利亚之外的国际体系,例如东亚国际体系,就会发现这种均势并不存在。那么,为什么东亚体系在1300-1900年间没有均势的条件下存在相对稳定的和平?再次,整个世界学界的多元意识加强,西方学界内部的多元化趋势更为明显。比如,女性主义在西方已经是非常重要的理论。试想,胡传荣、李英桃老师致力于女性主义研究,如果中国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加人世界女性主义的研究,参与学术辩论,提出新颖观点,一定会产生重要意义。这就是我谈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它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启发。有人做战略研究,有人做政策研究,这在任何国家都是最多的。但也必须有一部分人从事理论研究,否则中国会在全球国际关系理论话语领域缺位,对中国和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都是一种损失。现在的一个基本状态是西方学者出理论、出思想,非西方学者出数据,出案例。需要改变此种状态。所以必须要出新东西,但这并不是说新东西就绝对反对旧东西,学习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当谈一点的就是期刊。中国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但存在语言障碍,国际上被很多人看不懂中文。莫言的小说为什么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首先是他自己写得好,这是根本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作品的成功传播。张艺谋将作品改编为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有人将其作品译为英文,而且翻译得非常好,也加强了莫言小说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没有这两点是不行的。现在国际研究协会希望着手推动三件事情,第一个专门组织、发现真正高质量的非西方学界的英文文章,很多很好的思想不能被共同分享是遗憾的事情;第二个就是需要非西方学者进入西方一流刊物内开展真正意义上的辩论;第三个是收入优秀的非西方学者的非英文文章并翻译为英文发表。这些对我们而言都是启发。当然这些事情能推到哪一步,有多大的投入都是问题。对我们中国期刊国际化而言,大前提仍然是我们要把自己的功课做好,发表高质量的学术文章,否则,就难以构建全球层面上平等学理对话的平台。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学中科学哲学的应用及前景 摘要:近年来有关科学哲学的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它兴起的原因大体是由于知识的高度浓缩性以及其所特有的反思与批判精神。同时,也因为科学哲学在方法论的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故而,科学哲学的发展对推动国际关系学科的进步有着很大的作用。本文从科学哲学的视角入手,着重探究它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应用过程,对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来说,科学哲学对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和引领作用,科学哲学能够利用方法论的独特优势对国际关系学进行指导,从中窥测出新的知识点和创新性的理论建设,从而使关系学的建设趋于完善。同时,将科学哲学运用于国际关系学科当中,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提高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故而,科学哲学的发展和进步,也更应该受到学界的探究与关注。 关键词:科学哲学;国际关系学;应用与发展 一、引言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如何在发展的同时与其他交融学科共同获得进步,是学术开放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学科之间能够得到发展,其本质是因为学科间的互溶性。即学科的对话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共同进步。对于科学的发展历程而言,学科间互融的部分往往是新兴理论所成长和发展的沃土。而新兴学科如何能够获得新发展呢?去旧存新、兼容并蓄的“拿来主义”无疑是一种有效方法。[1]对于国际关系学来讲,它能快速地发展并在近年内于学术交流平台上获得重要地位,与它擅长与诸学科间进行互相借鉴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对历史学、传统政治学甚至经济学、物理学的充分借鉴,国际关系学才能得到快速的发展。 而目前,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它的理论性研究却也进入了新的瓶颈阶段,自国际关系学中最重要的建构主义被提出后,令人遗憾的是本该在此基础上蓬勃发展的国际关系学却再未提出任何新的创新性理论。而理论研究的缺乏也使得国际关系学被迫进入了蛰伏期。故而,针对国际关系学的瓶颈现象,如何进一步强化国际学的发展就成为了其中的关键。故而,学界现在也开始就理论层次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新的反思。例如:何为国际关系学?它的影响是什么?又该如何在研究中体现出国际关系学的科学性?等等。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其实就是国际关系学获得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基础。 在知识的发展过程中,科学认识是以哲学为研究的一种群体,它着重探究了科学理论发展的合理之处,通过探求科学发展的合理方法,从而解决科学和非科学之间的界限。同时,正是由于科学哲学与当前国际间所可能面对的各种问题具有一致性,所以近年来许多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也开始重视科学哲学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研究科学哲学与国际关系学间内在的联系。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要探讨科学哲学对国际关系学的重要意义,那么应该从三个方面着手展开:首先是要理清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过程中究竟占据着一个怎样的位置,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条目比较有利于梳理科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内在进程。其次,要理清科学哲学对国际关系学在发展中所可以起到的作用。科学哲学是一门能够为国际关系学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建设性思想的学科,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认识到科学哲学对国际关系学的作用,理顺作用并加以利用,对我们而言,还是有着很长的路要走。最后,要弄清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是否适用,并不是所有跨学科间的联系都会对本学科发展起到全然积极的影响,弄懂科学哲学的适用范畴,也有利于国际关系学的进一步强化和发展。 二、 科学哲学的应用 所谓科学哲学,其最早被古希腊人所提出,经过长期的演变过程从而形成了今天的模样。对于科学哲学而言,它着重于强调知识的起源作用,对知识的合理性与客观性进行评判,同时,对知识的局限、作用等诸多方面也做出相应的评价。但随着社会的进展,科学哲学的应用范畴也开始越来越广泛,故而,随着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哲学已不仅仅作为一种单纯的研究知识起源的存在,反之,它成为了一种哲学研究的新的中心问题,并且开始对其他学科的发展起到一个引领性的,新型方法论的指导。 通过科学知识来对认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过程,这种行为很早就已经有哲学家提出并进行阐释,著名哲学家培根、笛卡尔和康德等人都曾从科学知识的角度入手,从而研究认知论可行性的问题。[2]也正是经过漫长的科学哲学思想的发展,科学哲学也开始慢慢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可以单独作为研究的新型学科。到了19世纪的中期,科学哲学进入了研究的顶峰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独具慧识且富有影响力的著作纷纷涌现,科学哲学的探究也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激烈讨论时期。也正是由于科学哲学在19世纪的蓬勃发展,在现代社会,科学哲学也已经成为了一门具有自己的独特影响力的学科,它的发展对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学科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由于它独特的方法论的体现,对其他学科发展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地体现了出来。 对于科学哲学而言,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研究知识的形成架构,从而进一步解析知识的起源和合理的发展过程,因为它能够对其他学科提出方法论的指导,所以,科学哲学在学科构建发展的过程中,主导性的作用是我们无法否认的。同时,伴随着社会科学进一步的发展诉求,科学哲学的作用也引起了广泛的重视,至现在已经衍生成了社会科学的分支。 经济学在科学的发展中素来有着“硬科学”的美誉,它对科学哲学的重视起步很早,也正是由于科学哲学对它发挥出的许多作用,才进一步导致了经济学在自身学科领域的飞速发展和进步。 在这些例子的基础上,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新出现不久的学科,就更应该加大对科学哲学的借鉴和利用,从而促进自身的发展。而事实上,由于科学哲学的介入,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也确实出现了新的活力。以著名国际关系学家沃尔兹为例,他能够在国际关系学方面取得长足进展,构架出现实主义的大体架构,就与他对科学哲学的重视是分不开的。[3]正是由于他对科学哲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才最终在此基础上将科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融合,得出了新的建设性理论。沃尔兹强调:无论是构建主义还是其他理论,都需要从科学哲学中吸收养分,从而才能得到发展和进步。同时他还认为:由于理论是由科学哲学创造性构建而成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深入研究科学哲学,从而抓住科学哲学的基本理论特征,那么就无法形成高度的理论性的意识,从而使研究获得新的发展路径。 通过沃尔兹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哲学在促进国际关系学发展的过程中其所起到的作用实在是无比巨大。对于研究者而言,在学科发展的初期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将学科任务形成一个完整的架构,这一过程是无比关键的,因为它的创造力决定了今后的研究思想是否会被局限,又将走向何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学科初期,由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还有着许多不完善,所以科学哲学的作用得不到很大的体现。但到了后来,科学哲学却开始崭露头角。总体来说,它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地位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即逻辑实证主义开始阶段,该阶段处在国际关系学发展初期,主要即是为国际关系学得到证明,在这一阶段,逻辑实证主义发挥的作用巨大,而科学哲学也是由此进入了大家的视野。第二阶段则是多元竞争的时代,从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关系学开始出现竞争态势,在这场竞争中,其主要焦点就是国际关系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许多学者认为,由于国际关系学并没有脱离人文学科的基本属性,故而并不应当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而此时,科学革命和常规科学这几个关键词,却为国际关系学的独立发展提供了辩护的关键词,也正是由于科学革命的进行,国际关系学才慢慢脱离了人文社会科学范畴的掌控,慢慢演化成了一门独立的新型学科。最后,是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则是方法论间的争端,在国际关系学的体系已初步完善后,科学实在论和后实证主义的差别引起了方法论之间的主要争端,对于此时的国际关系学而言,如何定义它的深度已经成为了此时争论的重点。[4]至此,也由于有关国际关系学方法论的问题开始出现,科学哲学正式作为一种要素进入了国际关系学之中,由此衍生了国际关系学方法论争论的问题。 三、 科学哲学的应用前景 了解了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发展历程,在现阶段,我们首先应该确定的是;如何才能保证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的重要作用得以发挥。想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那么我们必须从国际关系学的方法论入手,在认识论层面来解答科学哲学的作用。[5]因为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间互为前提关系,所以如果想要考证出科学哲学对社会科学的关系,就必须清晰地界定出科学哲学的适用性。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研究的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事实,自然科学以自然事实为基准,而社会科学则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又由于社会事实是以人为行为对象进而所实践得出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颇为主观的一面。 而针对社会事实与自然事实之间的界定,学界对社会科学的定义也开始逐渐分为两派,一派以诠释学派的思想为主,其中尤以狄尔泰为之中的代表者,而另一派则代表了实证主义的思路,他们以涂尔干为代表,认为社会事实虽然具备着主观性,但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社会的既定发展过程却是自主存在并且不以人类的改变为转移的,故而,我们完全可以抛却认为社会事实主观性妨碍学界进行研究的观念,或者说,即便它具有主观性,但是这一主观性却并没有妨碍到客观规律的发展,事物的因果关系仍然存在于社会的发展进程当中。 实证主义和诠释学派的区别在于:诠释学派认为社会事实具有极大的主观性,主体和客体间互相依存而存在,故而它认为应该坚持住社会事实发展的独特过程,不以其他的变化为转移;而实证主义则认为,社会科学虽然具有客观独立性,但它与自然科学间依然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故而,这一学派强调社会科学的中立价值,认为它的发展应该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一起进步、共同发展。 从社会科学出现到现在,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后,学术界对社会科学却始终都无法形成一个固定的理论,对于诠释学派中的支持者来讲,有许多科学家甚至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可以说永远也无法进化到后者的标准。著名哲学家内格尔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即便社会研究的方面也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善的研究体系,但是这些研究体系无论是在研究范围还是在研究对象上,与自然科学间依旧不具备相等的能力。 但实证主义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间存在着统一的特点,虽然他们在研究范围、对象、价值取向等诸多方面都有着非常大的不同,但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规则却仍然不失有着一致性,所以,自然现象也好,社会现象也罢,两者之间固有的因果联系都是无法革除的。 也正是在实证主义的保持和发展下,结构现实主义的科学正确性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实证主义的分析首先进入的是经济领域,也正是因为这些思想的进入,经济领域也涌现了很多有建设性的研究成果,同时,经济上的成果也从另一角度上带动了政治的发展,使得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新的气象。这也使得新生的国际关系学的地位得到了稳固的发展,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甚至开始借鉴自然科学领域的科研成果,从而,国际关系学的进程迅速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成果。 故而,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社会科学的特性其实并不会影响科学哲学方面的发展,而对于科学哲学而言,因为它的新型指导方法论的出现,它在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具备着相当良好的前景。可以说,目前的学界已经基本认可了科学哲学的方法论研究过程和它对其他学科的指导作用,在学界开始纷纷将科学哲学的引领性效果付诸实践的今天,科学哲学作用的进一步发展似乎已为时不远。 但是,科学哲学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它在应用中已经实现了零问题的共识。事实上,有关科学哲学的争议一直存在,争议的焦点也在于:对科学理论的归纳整理究竟应该走向何方。科学理论事实上是一种系统化理论的集合体,也只有对研究领域等诸方面进行适时的转向,使得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结果、评价标准等都得到了清晰的界定,才能真正地梳理出国际关系史发展的来源和转变。对于现在的阶段而言,科学研究的纲领性条目虽然算不得完全完善,但是它在学科发展史上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是其中却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现阶段,因为学科发展史存在着不同阶段的差异,科学哲学的研究纲领不可能在每一个阶段都有着适用于社会发展的因素,面对发展的差异性,我们应当怎样处理科学哲学作用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关系?同时,于国际关系学发展的评估过程而言,它的理论评估标准又应当作何解释?关于这几点疑问,学界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能得出一个合理的解答,但对于国际关系学史的发展而言,只有当学界能够充分解答出这几点疑问的时候,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才能真正做到更上一层楼,同时,也只有理顺了科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中的联系因果,才能真正发挥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的重要作用。 四、总结 综上所述:科学哲学起到了一个为国际关系学提供新的方法论的作用,而加强科学哲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加强,使得高品质理论建设进一步得到构建,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因为科学哲学来自于自然科学,所以科学和非科学之间的界限更加可以得到区分,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加入科学哲学的元素,形成一种充足的完整的借鉴,也有利于增加科学的解释,使国际关系学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论基础,从而加强国际关系学的进一步发展。对国际关系学而言,科学哲学在它的研究过程中有着极为宽广的研究前景,而科学哲学的发展,也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研究年度关注 2015年,中国在外交舞台上异常活跃,在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方面都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和深远意义的中国方案、中国倡议。这一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向全世界发出和平和正义之声,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国家主席阐明中国对于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宣布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加入联合国维和待命机制并组建8000人维和部队,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债务,在气候合作方面,中国不仅向世界表明了气候治理的主张,还宣布建立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 这一年中国倡导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是全球首个发展中国家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中国成功实现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成为首个纳入SDR的新兴市场货币。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在世界经济总体形势不景气的大势下,作为促进各国经济合作的推动者,全球和谐均衡发展的践行者,彰显大国风范,履行大国责任。 这一年中国外交异彩纷呈。在“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重点、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舞台”的外交战略指引下,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分别进行了一系列历史性的国事访问。2015年是中欧建交40周年,主席成功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中英决定共同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默克尔访华落实《中德合作行动纲要》,推进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政府发表第二份非洲政策文件,进一步明确发展对非友好合作关系的坚定决心和良好意愿。访美,同奥巴马会谈,并确认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外交推进奋发有为,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国际形势波诡云谲,世界主要大国关系复杂微妙,美俄关系波澜起伏、日本外交矛盾尴尬、中美合作中有抗衡,各国利益诉求复杂、交融,国际安全形势危机重重,地区形势不确定性增加。如何看待2015年国际关系领域的总体形势?中国在国际关系领域有何作为,有何挑战?全球治理有何成效,未来趋势如何?我们邀请了国内国际关系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来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敬请关注。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回顾2015,中国外交在理念上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内涵,在实践上彰显了打造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在形式上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世界格局演变带来积极推动力,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稳定动力,展现了一个勇于担当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何茂春 郑维伟 在中国综合国力蒸蒸而上、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国大国地位的提升,中国国际作用和话语权扩大,国际影响力提高,中国的国关学人一定能够借助中国的外交思想,结合中国的外交实践,提炼中国的外交经验,总结中国的外交成就,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与独特视角,把国际关系的普遍理论与中国的具体经验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 ―李 兴 成志杰 在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不应该成为缺席者,而应该成为全球治理制度转型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改革者。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并非是为谋求世界霸权和国际领导地位,而是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代表发展中国家声音,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出中国倡议,贡献中国智慧,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是为整个世界作出较大贡献。 ―赵可金 和平崛起是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随着我国的和平崛起,民主、人权、法制等都能进一步完善。应当继续宣传中国是维持现状国家的理念。广交朋友,减少对华强硬政策的同情力量。应当大力加强中国的国防力量,遏制美国一些人军事冒险的冲动。可以多向外部世界宣传中国式的理想世界。 ―张芜 纵观近年来国际冲突的整体演变态势,越来越多的国际冲突现实表现出复合化的趋势,不仅涉及直接对抗的显性冲突,还涉及间接对抗的隐性冲突。对于复合型国际冲突特征下的国际安全形势演变,不单需要做出更加充分的分析、顾及更多的变量,还需要关注到复合型冲突影响下的国际关系变化对安全形势的影响。 ―沈海涛 李永强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对外发展战略中的关键战略,是中国从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的成长战略,是中国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的战略。所以,“一带一路”战略实践中,中国应该重点发挥倡导、组织、推动作用。关于当前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需要正确应对。 ―张历历 张宇炎 国际关系论文:基于政治模拟游戏的国际关系实验教学 摘 要:计算机模拟和角色扮演是国际关系实验教学通常采取的两种主要形式。而以地缘政治模拟为代表的严肃游戏及以此为基础的实验教学,则致力于打通上述模式之间的传统界限,创造一种人-机-人循环对话与互动的新方式。它在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推动理论知识运用,培育能力素质等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但同时也需要企业与高校更密切的合作以创造适用性更强的实验教学平台。 关键词:实验教学;国际关系;模拟游戏 实验法通常被认为是“硬科学”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但它在像国际关系这样的“软科学”领域同样占据了独特的位置。如果说国际关系研究由于更讲究科学性与真实性而使得学者们在使用实验法的问题上变得小心翼翼,那么国际关系教学反而会因为其更注重学生思维能力与实践素质的培养而促使教师们创造性地开发和运用实验教学的方法。 1 既有的国际关系实验教学 “模拟已经成为许多国际关系课堂普遍使用的工具”。研究者认为,此类模拟的价值在于使学生能够更深入地洞察政治进程,更有意且更积极地参与学习,获得更长久的信息,掌握批判性思考和分析的技巧,同时改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其中,角色扮演式的模拟赋予了学生充分的自主权,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其主观能动性,从而有助于全方位地体现学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分析能力和实践技能。但此种形式对国际关系现实的还原在硬件和软件上都存在诸多的限制,尤其是对海量数据的搜集、逼真情景的展现、以及模拟进程中排除人为干扰的变量介入与结果反馈。 就此而言,计算机模拟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另外一种解决方案。这种实验手段致力于将实验设计的各种内容、要素与环节通过相应的人工智能程序在计算机上体现出来。只要参与实验的学生输入相关的数据或信息,计算机就能根据已有的程序换算出相应的结果。与此同时,在网络化时代,计算机模拟还充分地利用了虚拟空间,为实验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渠道与平台。然而,此类模拟通常依赖专业人士或机构设计的软件程序,而这往往需要在资金和时间方面付出巨大成本。不仅如此,纯粹的计算机模拟还容易使学生陷入简单的人机对话,进而有损于实验教学对学生思维能力之外的其他综合素质进行全方位培养的初衷。 2 国际政治模拟游戏 谈到游戏,一般人首先会联想到娱乐,甚至将二者等同对待。然而,这种观念存在着对游戏一词乃至整个游戏行业发展演变的片面理解。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严肃游戏”(seriousgames)就已经问世,并在其后的时间里被广泛应用于军事、医学、工业、教育、科研、培训等诸多领域。与传统游戏不同,严肃游戏是“不以娱乐为主要目的的游戏”。它旨在利用游戏的技术手段、展现形式和娱乐体验对现实事件及其过程展开模拟,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对游戏参与者的知识、技能、素质进行培训和提升。严肃游戏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有助于实现人机对话和人与人之间经由虚拟网络的交流,而且它还有效地解决了学生参与实验教学的兴趣问题。游戏的介入使得实验教学与课堂教学的区别更加明显,增加了实验课程对学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反过来也使得实验教学的价值变得更加独特。 成立于2004年的法国埃韦森公司(Eversim),其主要业务就是开发设计模拟类、战略类、以及角色扮演类的网络游戏,公司产品则主要面向社会公众以及来自防务与安全部门的专家进行培训和学习。其中,地缘政治模拟系列游戏即是埃韦森公司成功开发的严肃游戏之一。 GPS3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游戏实现了对现实世界的全真模拟。游戏所提供选择的100多个国家和50多个国际组织,以及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和战略关系都是1:1还原;第二,游戏拥有强大的人工智能。玩家在游戏中针对特定问题所作出的任何决定都会得到系统程序的即时反馈。这些来自国内外不同个人和组织的意见或行动将会成为玩家进行下一步决策的重要信息源,而这些信息都将通过3D图像、声音和文字的形式加以展现,具有优质的视听效果和现场体验感。 3 国际关系实验教学模式探索 第一,概念界定。本文所探讨的是狭义上的实验教学,即仅在专业实验室内进行的教学实践活动。笔者认为,实验教学与课堂教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相辅相成。课堂教学是基础,是对学生进行专业知识讲授,专业思维训练,专业能力培养的基础途径。实验教学是拓展,是对学生专业知识、思维和能力展开运用,从而进行检验、评估,进而对课堂教学进行改进的方式与手段。实验教学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是从书本走向实践,从受众迈向主导,从专业能力向综合素质转化的重要步骤。 第二,教学目标。国际关系实验教学的目标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巩固学生专业素养,培养既懂理论,又识实务,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善于用理论指导实践的外交外事高端人才;二是打造学生综合素质,突出个体能力(搜集、分析、运用、评估)和团队意识(协作、领导、应变)相结合的高素质涉外人才。 第三,参与对象。国际关系实验教学的对象为外交学与国际政治专业大二到大三的学生。这些学生已经学习了《国际政治概论》、《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热点问题研究》、《大国关系研究》等专业课程,并初步形成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意识与能力,这就有利于检验课堂教学的效果,也有助于进一步改进剩余的课堂教学质量。 第四,实验教学过程。在实验前阶段,指导教师负责联系实验场地,介绍实验软件,设定实验议题,讲解实验规则。而学生的主要任务则是,回顾背景知识,熟悉游戏规则,进行团队组建。指导教师将提前两周向外交外事实验中心申请使用专业实验室,并在该实验室内向学生讲解GPS3的操作程序与方法。事后,指导教师会就实验议题、游戏规则、评判标准进行说明。学生则按要求组队展开实验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在实验正式开始后,各实验小组随即进入游戏展开模拟。每一小组由三人组成,分别扮演决策者、信息员、协调员的角色。 第五,教学评估。国际关系实验教学的评估方式应突出创新性、针对性与实用性。整个评估包括三大部分:一是学生参与游戏模拟的结果占总成绩的30%;二是学生就游戏过程中运用理论及战略策略的陈述占35%;三是学生课后提交的涉及实验过程和学习收获的报告占40%。 结束语 自2013年地缘政治模拟游戏第3版发行以来,笔者已经借此开展了一年多的实验教学探索。总的来看,这种基于模拟游戏的实验教学的确让学生耳目一新,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寓教于乐的目的。然而,游戏本身对实验室硬件环境和软件配置的高要求则是对更多高校采取此种实验教学模式的首要挑战。此外,游戏设计者毕竟不是专业的教学工作者,GPS3的模拟功能尚有一些不太符合现实教学的地方。如果未来校企之间可以进行更好地协同合作,那么升级后的GPS游戏或者其他更多的模拟游戏将为国际关系实验教学提供更优质的平台。而这对双方来讲都将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作者简介:朱天祥(1981,11-),男,汉,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从事外交学与国际政治专业教学科研。 国际关系论文:从国际关系视角看日本明治政府的对外政策 [摘 要]俄国的南下和英美的北上分别诱发了日本的“北进”和“南进”政策,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又在无形中催化了日本的侵略野心。通过巧妙利用欧美列强之间的对立,并和其中一方交好,日本明治政府才接连实现了出兵台湾、挑衅朝鲜、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一系列侵略战争。 [关键词]北进;南进;国际关系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近代化道路,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亚洲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然而,在明治新政府成立后不久的1868年12月14日,政府首脑之一的木户孝允即怂恿公卿岩仓具视说“征韩乃当务之急”。从此,日本开始了出兵台湾、挑衅朝鲜、吞并琉球、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武装突进过程。由此可见,明治政府从其成立伊始就极具侵略性。日本加入世界强权政治体系,“其殖民侵略不仅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而且极大地玷污和扭曲了日本人的伦理意识[1]222”。剖析日本在明治时期得以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东亚历史问题。日本学者井上清认为:“日本的国际政治归结于它与中华民族、中国政府以及西方列强在有关中国问题上的关系[2]322”。所以本文拟从国际关系视角考察日本明治政府的对外政策。 一、俄国的南下与英国的北上 经过沙皇彼得一世的大力改革,俄国国力日益增强,进入18世纪以后便开始觊觎东方领土。1771年,俄国船只漂流到阿波(今日本德岛县)。1778年,俄国商人从国后岛登陆,向松前藩提出通商请求。1792年,俄国遣日使节拉克斯曼带着日本漂流民进入根室港,正式要求通商往来。1804年,列扎诺夫作为遣日全权使节携带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亲笔信进入长崎港。由于德川幕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通商交涉终因日方的拒绝而以失败告终。为了报复日本,俄国人在1806到1807年间袭击位于桦太和择捉岛的日本人村庄与官府。在其后的数年之内,日俄两国在北方地区陷入了紧张对峙的局面。 无独有偶,1808年发生了英国军舰费顿号侵入长崎港并强行要求提供粮食和淡水的事件。1824年又发生了两艘英国捕鲸船来到水户藩所领的大津滨要求燃料和淡水的事件。俄国的南下与英国的北上所引发的危机意识使德川幕府终于在1825年颁布了《异国船驱逐令》。不仅如此,俄国和英国的到来还深深地影响着日本对外政策的走向。戴季陶先生曾说:“从大陆来的俄国,引起日本的北进,而从海上来的英美诸国,便引起日本的南进。即‘大陆进取政策’和‘海洋进取政策’[3]97”。 二、美国的亚洲战略与日本的开国 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就已经是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棉制品工业国,为了在与英国争夺中国市场上获得有利地位,美国产业资本家们急于开拓横跨美国西海岸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太平洋航道。通过美墨战争(1846年―1848年),美国从墨西哥手里夺取了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紧接着,由于在日本勘测到煤炭资源,美国开始把目光移向日本。为了让装载棉制品的汽船在日本获得燃料补给,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长官佩里于1853年7月率舰队驶入浦贺,要求日本开放港口。 幕府吏僚们吸取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教训,于1854年和美国和平签署《日美亲善条约》,避免了“战败条约中的割让领土和支付战争赔款等惩罚性条款[4]112”。而且该条约以开放下田和函馆两个港口,向美国船只提供燃料、淡水和食品为主要内容,大致符合美国的亚洲战略。四年后的1858年,美国与清政府签订完《天津条约》之后,美国驻日公使哈里斯便诱使德川幕府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其中增加了自由贸易的规定。之后,荷兰、俄国、英国以及法国相继和日本缔结了包括关税自主权和领事裁判权在内的不平等条约。此乃《安政五国条约》。 三、攘夷之后的自我殖民地化 开国之初,大量外来商品的涌入使日本传统产业的经营步履维艰,而本国原材料的出口又使物价出现暴涨。“对黑船的恐惧和对物价暴涨的厌恶燃起了日本人的攘夷思想,并首次在他们心中根植下‘日本’这一相对于外国的国家观念[5]233”。幕府大老井伊直弼未经天皇许可就签署《安政五国条约》,这成为日本列岛“尊王攘夷”运动的导火索。1862年,萨摩藩主的父亲岛津久光从江户回藩途中经过横滨附近的生麦村时发生了“生麦事件”(1)。英国要求幕府和萨摩藩支付赔偿费并惩处凶手,可是攘夷氛围正盛的萨摩藩拒绝了英国的要求。以生麦事件为由,英国于翌年8月15日派舰队炮击鹿儿岛。以好战闻名日本的萨摩武士终因在萨英战争中领教了西方的强悍,故转而向英国求好。同年6月25日,作为攘夷中心地的长州藩炮击经过下关的美国商船。对此,英法荷美四国联合舰队于1864年9月5日攻击下关,并于翌日占领下关炮台。经历了马关战争的长州藩最后也走上了与英国交好的道路。 幕府对攘夷运动的镇压使攘夷者们逐渐从“尊王敬幕”转向“尊王讨幕”。通过与京都公卿的战略结盟,讨幕派终于用武力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对欧美列强采取屈从政策的同时,积极吸纳以《万国公法》为优秀的欧美外交模式,通过西化国内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生活习惯来改变国民的思想认识。此举被称作“自我殖民地化[6]7-8”。然而,“尊王论的结局却是权谋术数式的行为主义[7]385”。因为19世纪以来,欧美诸国加紧了对东亚地区的殖民步伐。英俄在亚洲地区的敌对与他们在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势力争夺息息相关,而且呈现出复杂化的局面。日本从明治初年开始即对俄国觊觎朝鲜心怀戒备,所以英日在对俄问题上有了利益的交集。为保持国际均势,英国希望日本充当他在东亚地区的“看门人”角色。 四、清政府对不平等条约的容忍 为打开中国的棉制品市场,英国以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为借口,于1840年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战胜国,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除了战争赔款、割让香港岛,英国还获得广州、上海等五处通商口岸。随着《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的到来,英国开始考虑续约问题,但均被清政府拒绝。以1856年的“亚罗号事件”为借口,英国勾结法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军队直逼北京。在英法联军的威压下,清政府被迫于1858年与俄美英法四国签订《天津条约》。在当时的清政府内部,主战派的呼声非常强大。但是,1861年咸丰帝去世,新帝同治的生母慈禧伙同皇弟恭亲王趁机发动宫廷政变,并杀害主战派。此后的清政府对不平等条约采取容忍的态度。 比起外来的侵略者,清朝的皇帝和高官们更担心来自内部人民的反抗。洋务运动的初衷乃是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引进英法等国的军事技术的。清政府被卷进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但是他们不能及时领会在近代国民国家语境下的欧美外交模式,因而缺乏国家平等的主权意识。小森阳一认为:“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者不乏其人,但是总体而言仅仅以爱国热情取性思考者居多,能够正确认识西方思想文化的正面价值、积极有效地投身于近代化文化生产的学者少[8]”。在丛林法则下,若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不仅会危及国家的安全问题,还可能诱发他国的攻击。清政府的弱体化在无形中膨化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五、在欧美列强支持下的侵略战争 中法战争(1883年―1885年)再次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1884年,乘清政府无暇顾及朝鲜之机,金玉均、朴泳孝等朝鲜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改革派在日本军方的支持下发动甲申政变,企图从闵妃一族和事大党手里夺取政权。然而,该政变最终因为清政府的介入而以失败告终。为了驱逐清国这一传统阻碍力量,日本于十年后挑起战争,即甲午海战。该战争是“日本在修改不平等条约时对英国作出让步以换取其支援而实行的侵略战争[2]”。在当时,俄国想以朝鲜为据点打开前往太平洋的通道。早在1891年,俄国就开始动工兴建西伯利亚铁路。该铁路的建成将大大增强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为了牵制俄国,英国需要拉拢日本,因此同意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 英、俄、法夺走的是中国的边境或离岛,而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分割走的不仅有台湾、澎湖列岛等离岛,还有与清政府的政治中心地近在咫尺的广袤的辽东半岛。俄国对辽东半岛垂涎已久,该地的割让触犯了他的利益,所以俄国伙同德法两国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给中国。英国因为担心日本一枝独大,对三国干涉还辽一事采取中立态度。日本迫于无奈,最终返还辽东半岛。日本从中国攫取的巨大利益极大地加剧了欧美列强在亚洲地区的势力争夺。此后,日、俄、法、德、英等国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分别以租借的形式割取中国的战略要地。 日本把台湾和辽东半岛分别作为其“南进”和“北进”政策的桥头堡。辽东半岛的返还暂缓了他“北进”的步伐,但是割取台湾之后,日本开始把目光瞄向太平洋。1897年美国吞并夏威夷的时候,日本以保护占该国人口三分之一的日本侨民为借口,向夏威夷派遣军舰“浪速”号。1898年美西战争之际,日本为了监视美军,以“观战”为名向菲律宾派遣军舰“秋津”号、“浪速”号、“松岛”号。日本的“南进”终因美国的强大军事后盾而受挫。 六、牺牲中朝利益的日俄战争 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借助日俄对立来防止任何一方独吞满洲,并以此牵制日本涉足菲律宾事务,因此他有意斡旋日俄讲和。在罗斯福的奔走之下,日俄讲和会议从1905年7月开始在美国朴茨茅斯召开,最后签订《朴茨茅斯和约》。该条约规定俄国承认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将俄国在旅顺、大连的租借权和中东铁路南满洲线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割让库页岛南半部及其附近岛屿给日本。这样,日本通过牺牲中朝两国的利益与俄国进行交易,完成了对朝鲜的占有和对满洲的瓜分。1909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车站被朝鲜爱国人士安重根暗杀。日本以此为借口,于翌年8月强行合并韩国,即日韩合并。 日本是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经济竞争力优势不明显。通过甲午、日俄战争垄断了朝鲜和满蒙市场,日本产业资本才获得迅猛发展。为保护日本的产业资本,日本军政在南满往往漠视《朴茨茅斯和约》中规定的“门户开放”和“利益均沾”原则。由于南满市场的封闭性,美国棉制品一直受到日本产品的打压。围绕满洲问题,日美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然而,日本在与俄国签订《日俄协约》的过程中竟然发现彼此在垄断满洲问题上存在共同的利益诉求,于是两国的关系日益密切。 结语 来自北方的俄国和来自南方的英美各自诱发了日本的“北进”和“南进”政策,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又在无形中催化了日本的侵略野心。通过巧妙利用欧美列强之间的对立,并和其中一方交好,日本明治政府才接连实现了出兵台湾、江华岛事件、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一系列侵略战争。台湾和朝鲜分别是日本“南进”和“北进”政策的桥头堡。由于英美的支持,“北进”过程中的独吞朝鲜、瓜分满洲均得以顺利进行。然而,由于“南进”牵扯到英美自身的利益,所以日本的厦门占领计划和反对美国合并夏威夷等行动都无功而返。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中的女性主义 一、社会性别概念 与生理意义上的男女之分不同,社会性别表明的是社会对人的性别身份的认定,这意味着一个生理上的男性或女性只有具备了社会所公认的男子气和女人味即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才能成为社会意义上的正常男人或合格女人。因此每个人自出生时起,就在家庭、学校等教化机构中受到社会依据其性别施以的不同规范,如男孩的名字多表现家长对其勇猛顽强、刚毅果敢的期望,女孩的名字则要求其温柔美丽、温顺贤淑;男孩的玩具多为交通工具和武器的模型,而女孩的玩具一般是洋娃娃、长毛绒小动物等。同时,社会也通过学校教育、职业分工、大众传媒等手段对每一个个体进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熏陶,例如小学课本中极少出现女性的形象,或即使出现,基本上也不是以职业妇女的身份,而多扮演着妈妈、奶奶等家庭生活的角色;中学老师通常鼓励男生报考理工科专业,而希望女生学习人文科学;富有挑战性、要求从业者具备创新精神的职位录用的往往是男性,女性则大多集中在为他人提供服务的岗位上,如担任秘书、护士、保育员、服务员等;广告中的男性主要是事业有成的社会精英,女性则多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等等,使人们于潜移默化之中接受了诸如此类的性别观念并加以内化而男女由此产生并表现出来的种种自觉不自觉的言行举止反过来又进一步作用于社会对两性的普遍认知,使社会性别规范不断得以再造和强化。 社会性别的概念负载了许多社会文化的理念,它的内涵远比生物性别的区分要复杂得多。“社会性别”概念主要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男人和妇女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而是在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并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第二,被划归男性和女性的性别特征和行为方式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第三,社会性别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现着男女两性的权力关系,即男子与妇女之间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二、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 权力、安全、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优秀概念。女性主义从社会性别视角审视传统的权力观、安全观、战争与和平观,揭露其隐含着的性别缺失和偏见,批判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仅以男性视角对世界的描述与解释。女性主义通过对这些优秀概念的批判与重构,在国际关系中加进了社会性别的视角,拓宽了国际关系的理论视野,同时也暴露了自身的不足和缺陷。 (一)女性主义的权力观 权力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优秀概念之一。女性主义在批判现实主义的权力概念时,往往会追溯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奠基者们对女性与权力相关问题的论述中。在一系列堪称经典的西方政治学著作中,或直白或隐晦地暴露出对女性的歧视、曲解和贬低。 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著述涉及了对女性的轻视和偏见。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在论述变幻莫测的命运与个人成功的关系时,将命运之神比作女性,“……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协调,他们就成功了;而如果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我(马基雅维利)确实认为是这样:迅猛胜于小心谨慎,因为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人们可以看到,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因此,正如女子一样,命运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因为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较差,但是比较凶猛,而且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她。” 西方政治学经典著述中对女性的歧视、歪曲、甚至嘲笑,使女性在政治生活中遭遇的偏见找到了部分的根源。女性的被动、柔弱、远离政治、以及天然的母性,即便在今天,仍模板一样存在于绝大多数当代人的观念中。现代社会的政治环境对女性来说已经大为改观,大多数国家对女性参政的问题,在法律和制度上的限制已几乎找不到了,但是隐藏在表面公正的背后,人们观念中的性别歧视依然存在,且根深蒂固、弥漫于无形。在人类不断进步的历史中,通过比较不同时期女性在政治领域的发展与变化,既看到了不公和歧视,更看到了进步和改善的前景。 (二)女性主义的安全观 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安全是首要问题,在国际社会的自助体系中,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安全与独立。但是,一个国家对安全的追求将会导致其他国家的不安全,这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这种处于“安全困境”之中的安全概念所体现的是一种“零和游戏”,即一国的安全建立在另一国不安全的基础上。如此安全观已不适合当今世界的现实状况,尤其是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间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安全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各国开始关注非军事安全领域的安全问题。当前,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的超出“国家安全”的安全问题:人口爆炸、粮食短缺、环境污染、跨国犯罪、国际恐怖主义等等,这些问题多为跨国、跨地区的问题,单凭一个国家的力量很难解决,必须依靠广泛的国际合作。鉴此,人们提出了“综合安全”、“合作安全”等新的安全理念。 女性主义者在汲取安全领域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安全”概念进行了深刻的性别剖析,指出,现实主义安全观重视军事安全,强调冲突与暴力,具有明显的男性特征。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现实主义安全观强调的是具有男性特征的安全内容,如军事安全,有时这一安全是建立在剥削和压迫妇女的基础上(如军事基地的妇女),而忽视关涉女性的安全内容,如使妇女免于战争、各种暴力和来自环境等方面的威胁,有利于女性生存、生育安全的基本条件等。女性主义认为,我们应该摒弃狭隘的男性视角,在内涵到外延上,全面拓展传统的安全概念。对于世界绝大多数人而言,安全更多的涉及到满足生活的基本物质所需,更多的关涉到人们在一国政府内的生活状况,安全应包括所有人及其整个社会。女性主义者概括出了“人类安全”所包含的三个特征:第一,从广义上来分析安全的概念,指出对“人类安全”的威胁既困扰着发达国家,也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第二,“人类安全”强调安全的相互依存性。因为对“人类安全”的威胁对所有国家都有影响。第三,“人类安全”从根本上说是主动的。它认为采取预防措施比在危同时,“人类安全”除了包含国家安全之外,还兼容了个人安全,将国家安全与个人安全统一起来,是一种将“人”放在考虑中心的安全观。女性主义的“人类安全”所倡导是一种新的、“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安全新概念,“以全人类利益为中心的”安全哲学。 (三)女性主义主张的“移情合作” “移情”这一概念来自于美学,在美学中,“移情”是指审美主体将自己的情感投入审美对象,仿佛对象本身拥有了主体的感情,并对审美对象产生欣赏之情和美感。 “移情合作”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提出的政策主张――即倾听并尊重国际关系中的不同声音,通过平等的、建设性的对话和协商构建一种包容性的理论,后现代女性主义借用这一概念说明女性主义介入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前提是融合各种不同的情感和体验,“真实地听取别人所说的……并力图把别人的观念融入我们自己的观念中,以便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这种融合而发生改变”,这是女性主义者所期望看到的结果,也是女性主义理论区别于传统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 古希腊思想家,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曾提出过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区分开的思想,男女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女性不能介入公共的政治领域,更谈不上涉足国际关系领域,这已经成了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传统。因此,在国际关系领域,女性一直处于“无家可归”的境地。女性主义者要打破这一状况,试图开垦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从女性特有的经验和立场出发,填补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性别“盲区”,进一步扩展该领域的知识范围和理论发展潜能。女性主义试图借用“移情”这一特定的方法与途经进入国际关系领地,引入女性主义的性别视角,对于“性别缺失”的主流理论而言,可以提供他们自身所不能思考透彻或可能有失偏颇的观点。例如,现实主义的安全观所导致的“安全困境”,如果采用女性主义的“移情合作”策略,往往会产生更好的效果,可以帮助我们走出这一困境。 总之,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由于国际关系领域一直是由男性主宰,而女性被排斥在外。国际关系活动,从外交到军事、国防等所谓“高级政治”都被认为是“男性范畴”,而女性被认为不适合从事这一类的工作,而被限定在诸如家庭、社团、民族等国内事物的范围内,主要从事处理人际间关系的工作,即所谓“日常生活的政治”、(哈贝马斯语)“低级政治”。而且,在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男性学者的数量也大大超过女性学者,在研究方向上,女性学者鲜有研究学理问题的,也很少有安全问题专家,她们多是在从事国际关系中的南北关系、经济、种族、难民等问题的研究。那么,在这种情形下自然地形成了带有性别偏见的国际关系思想和知识结构。国际关系学科的“重男轻女”倾向首先表现在其所关注的话题上。长期以来,国际关系一直关注的是诸如战争和冲突、全球政治和经济扩张的问题、军事打击、核威慑、安全与战略、利益与权力、外交干涉等男性特征强烈的话题。如传统的现实主义就是以权力和利益为其优秀概念构筑其理论框架。在这类话题的影响下,国际关系讲究权力和控制,世界成为了有着等级秩序的世界。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为实践中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提供了合法性。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缺少女性的、被男性特质扭曲了的世界并非是合理的,而理所当然的接受下来,而且习以为常了。女性主义思潮的使命就是要向国际关系这个被惯性积习而成的、所谓的“男人的世界”发起猛烈的攻击。 国际关系论文:朝鲜战争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影响 摘要:2015年,距离朝、中、美三方在板门店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已经有了62年的时间。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对当时的国际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朝鲜战争的后遗症依然时至今日。本文主要针对朝鲜战争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影响做一个综述。 关键词:朝鲜战争;战后国际关系;中美苏三角关系 二战期间,开罗会议决定朝鲜将在战后独立。但由于种种原因,在雅尔塔会议后又决定朝鲜实行国际托管。1945年,日本投降,美苏两国以北纬38°为分界线进驻朝鲜半岛。冷战开始后这条界线分裂了朝鲜,南北双方分别受美国和苏联支持而建立了朝鲜和韩国两个不同政权的国家。1950年6月25日拂晓,战争全面爆发。李承晚的部队并没有大规模的武器导致朝鲜战争初期李承晚节节败退,战线快速南移。正当李承晚退守釜山时,美国率领的联合国部队进入朝鲜半岛参加作战支持李承晚政权,同时,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防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入台湾,或者中国国民军。联合国军进逼平壤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1]。 联合国军的参战让苏联和中国感到巨大的压力。中国对于是否要出兵内部意见并不统一,最主要的担忧是因为中国经历了多次战乱,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局势以巩固发展自己的政权。在于苏联磋商后中国在得到苏联的口头支援下,中国政府决定组成志愿军抗美援朝志愿军。在经历了5次战役之后,双方均伤亡惨重均有和谈的意向。双方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2]和《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的停火协议。谈判的最终结果是在三八线附近以1953年7月27日22点整双方实际控制线南北各2公里宽设立非军事区。但至今朝鲜半岛依然是分裂的两个国家[3]。 朝鲜战争后对于周边国家的影响是显著的: 1. 中国 中国志愿军把美军打回了三八线,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中国在朝鲜半岛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被长期孤立并且失去了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机会,而朝鲜战争让新中国解放台湾的计划因为美国的干涉而使得台湾至今未能回归祖国。同时,由于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热战中国只能依靠苏联的支援而无法与国际接轨,这也是后来赫鲁晓夫敢同中国摊牌的最直接的原因,因为当时中国离了苏联,根本就无法选择[4]。这种民族牺牲也换来巨大的经济回报。在中国出兵朝鲜后,苏联领导人才改变了过去援华不大慷慨并有怀疑的态度,中国得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来经济援助,从1952年起开始大规模援助中国大陆建设全面的工业基础。 2.美国 这一时期美国的军事开支扩大了4 倍,大部分资金的用途,都在于围绕苏联和中国建立新的军事基地,以及进行大规模的武器生产。同时,美国的主要得分是在盟友面前建立了信任:它不会抛弃朋友。在关键时刻,美国会义无反顾的支持和帮助自己的盟友。美国最长远的损失是有几十年没能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长期处于对峙的状态。朝鲜战争也让美国认识到自己的实力难于打赢地面局部战争,战争结束后艾森豪威尔便实行“大规模报复战略[5]”,把军备重点转到发展核武器和空军方面。美国同苏联展开了持续的军备竞赛,导致冷战局面进一步加剧。 3.苏联 苏联并没有正式参加朝鲜战争。通过朝鲜战争苏联了验证了中苏同盟的坚定性(要知道在1949年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苏联依然追随国民党政府一道迁往了广州)。但是,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哥不但没有出兵,还要中国自己出兵自己出钱。苏联害怕直接参加朝鲜战争会和美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只关心自己的安全和建立一条对苏友好的缓冲带。斯大林认为中朝牵制美国的主要力量使其能处于安全地位,而苏联在国际社会的声望空前提高。西欧,美国在面对苏联时均处于较为被动的局面。苏联最大的得分在于朝鲜战争切断了中、美可能建立的关系,大大的巩固了苏联的东方阵营。 4.朝鲜 朝鲜战争后其国内政党一直对内进行独裁统治。朝鲜时至今日依然被美国认为是一个无赖国家,没有民权和真正的自由,对其进行封锁。朝鲜被国际社会所孤立以至于它经济落后、农业欠发达、文化生活贫乏、体制有严重缺陷但是仍然推崇先军政治。唯一的一点好处是对于金氏家族的,他们一家三代统领着整个朝鲜。上台后依然对朝鲜进行这独裁统治,在外交方面仍然没有大的突破,美国仍然对其进行封锁,导致朝鲜现在国际上仍然面临诸多的困难,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援助。 5.韩国 本处于岌岌可危的李承晚保住住了自己的地位。韩国从此依靠美国的帮助成为亚洲四小龙,经济社会发展远超过朝鲜,国内政治局势稳定,经济也飞速发展,外交文化方面也与国际社会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但是朝鲜战争使得韩朝两国越走越远,两国在边境地区也时常爆发小规模的冲突,这给两国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6.日本 日本虽然没有参战,但是,战争期间美军在日本大量的物资采购,对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经济复苏,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使美国认识到日本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关键作用,美国为巩固后方,允许日本以“自卫队”名义重组军队,美日军事同盟的基础也在此时奠定。 7.台湾 对当时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而言,朝鲜战争的爆发及中国的参战使得美国认识到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将台湾重新纳入防御体系,杜鲁门总统派遣第七舰队游弋台湾海峡,宣布台海中立化,阻止了中国共产党渡海攻台及的企图。50年代台湾当局得到美国20亿美元以上的无偿军事、经济援助,在台湾站稳脚跟,并为后来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也成为朝鲜战争的主要受益者[6]。 孙子曾经说过:上兵伐谋,中兵伐交,下兵伐战。但是朝鲜战争这一场局部战争搅动了整个世界,几乎导致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麦克阿瑟甚至扬言要用核弹攻击中国。作为美苏冷战中的一场热战,朝鲜战争同样表现出了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朝鲜战争根源在于二战后美苏对势力范围的划分和冷战结构性的缺陷。直到今天朝鲜战争的后遗症依旧,朝鲜半岛仍然存在如延坪岛炮击事件的危机,朝鲜半岛的走向依旧破朔迷离,任何朝鲜半岛的冲突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触碰世界的神经。最终拍板决定出兵很大的原因在于是为了赢得前苏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中国的支持。朝鲜战争后金日成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提倡主体思想,它直接影响到朝鲜人的人生价值观是朝鲜立国的基础。主体思想阐明了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即以人在世界上所占的地位和作用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并阐明人决定一切,人是一切事物的主人的哲学原理。很明显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但是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对于被国际社会所孤立的朝鲜金氏政权来讲是十分必要的。这种主体思想对于朝鲜人民是及其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在国内及其贫困的情况下维系金氏政权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倘若有一天这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垮掉,也许离李承晚想要吃掉朝鲜的日子也就不远了。(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国际关系论文:作为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发展的国际事务学学科价值述略 摘要:国际事务学具有相对独立的学科特点:强调技术性和应用性,淡化理论性;强调公共事务性,淡化政治性和民族性;强调学科专业的开放方向,淡化专业的自我封闭倾向。作为本体论基础的国际事务学强调“以公管公”,优先关注“国际重大但不紧迫问题”,致力于角色扮演实践,以国际问题为导向,具有相对独立的本体特征。 关键词:国际事务学;本体特征;差异;就业优势 2012年9月,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与1987、1993、1998前三次修订不同的是,本次修订版专业目录在“政治学类”之下增加了编号为030204T的“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学”特设专业。关于该专业的学科特征与性质,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与注意。2011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先获批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学专业设置,并于2011年迎来第一批本科生,比教育部2012年颁布的本科专业目录早一年。随着该专业进入教育部特设专业目录,在国内出现了新建该专业的“小高潮”。暨南大学、湘潭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等等高校纷纷设立国际事务学专业,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通常是国际事务学专业特征是什么?它仅仅是过去国际关系专业、国际政治专业的换汤不换药吗?或者是这些专业的修修补补?又或者有相对独立的本体特征?本文认为,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以下行文简称国际事务学专业)是一个与国际关系专业、国际事务专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专业,具有相对独立的本体特征。 一、国际事务专业和传统国际政治学科的差异 国际事务专业和国际关系专业、国际政治专业,无疑共同点居多,而不同点较少。国际事务专业更为接近国际关系专业,而更加远离传统的国际政治专业。但是国际事务学专业和传统的国际关系专业相比,增加了“国际事务”这个词语,并置于“国际关系”词语之前,反映了国家的教育导向。具体来说,国际事务专业和传统国际政治学科的差异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强调技术性和应用性,淡化理论性 国际关系专业经过多年的发展,虽与西方同行的研究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纵向相比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国际关系专业学科状况,已经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青壮年时期。表现在:产生了一批具有国内外重大影响的国际关系学者,如王逸舟、秦亚青、时殷弘、倪世雄、阎学通等,并产生了质量并举的青壮年学者梯队;初步编著了一系列方法论、本体论的教材,在国内外出现了大量颇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著作;由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坚持的方向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要维持学科的自尊与独立,必须提高学科介入的‘门槛’”,因而初步形成了国际关系专业特有的概念操作、理论逻辑和研究路径,形成了独立的专业特征,等等。由于国际关系学者在该专业的多年发展中,注意提高学科的准入门槛,因此高度关注科学性特征,进一步使国际关系专业的学习和研究向理论化、精英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专业走向独立的学科特征,对国际关系专业的发展和成熟是一大幸事。但也带有一些弊端,即对本科专业和社会需求而言,应用性和技术性才是主导方向。在强理论性、强科学操作性思路培养出来的本科生,在就业市场陷入了应用性困境。尽管国际关系专业本科生就业难是大学生找工作难的整体社会环境决定的,但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带着“国际”字号光环的国际关系专业在就业上应相对较好才符合逻辑。这些问题表明,政治学类下设的各个专业,应进一步对本科培养和研究生培养进行区分。国际事务专业的出现,适应了这一需要。有学者认为,“‘地方化’、‘次国家化’、‘非政府化’或‘公共政策化’的国际关系研究,是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有待开拓的新领域,也是国际关系专业本科生日后就业竞争力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国际事务专业进一步强调应用性、实践性和技术性,注重将国际关系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本科生也能够进行的操作实务,将相对发展成熟的国际关系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来。二外强调国际事务专业的外语特长,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强调与滨海新区取向结合,都是国际事务专业灵活地与应用需求贴近的写照。 (二)强调公共事务性,淡化政治性和民族性 国际关系专业、国际政治专业、外交学专业等等都带有公共事务的特征,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习惯将国际社会按照活动主体区分为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国际政治专业一般是指国家间活动,而外交学则以一国政府为活动主体开展对外活动。这些与国际关系专业包含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个人有着显著不同,表现在国际关系专业对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个人作用的强调上。从国际关系专业中进一步区分出来的国际事务专业继承了国际关系专业这一取向,进一步淡化政治色彩,将带有国际公共性的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强调国际社会中的共性问题,超越传统的国家利益,关注国际公共利益。这一点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保护更多的国际公共利益,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有着较强的逻辑联系。 (三)强调问题的解决导向,淡化问题的解释倾向 如果说,马克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意识形态上影响到执政党的文化取向,那么“经世致用”等口号则反映了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实用思维。从传统和现实、上层与民间等多个维度来审视,要求国际关系学科不仅仅要试图解释国际问题,而更要试图解决国际问题,提供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案,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全球治理,则是对国际关系专业提出了“深化和扩展”的更高要求。从中国古典思维去理解,以往国际关系专业追求“道”,那么国际事务专业则倾向于如何使用已经初步“悟”到的“道”来实现儒家所言的“出世”。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现象,国际关系使用各种规范理论进行阐释,使人获得知识。而对于这些知识,应进一步关注其应用价值,使之向政策学、管理学渗透。 (四)强调学科专业的开放方向,淡化专业的自我封闭倾向 国际关系专业从改革开放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强调独有的学科特征,也从历史学、经济学、新闻传播学等多个学科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借鉴了不少的概念、方法和工具。国际关系专业初步形成独有的学科特征,提升了学科准入门槛的同时,也逐步带有自我封闭的倾向,这不利于国际关系学科的深入发展。国际事务专业尽管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但国际事务专业横跨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多个学科,将它们对于国际公共事务问题的思路、模式和方法统筹于国际关系之中融合、转化、提升,成为国际事务特定的解决问题思路和对策,从而出现国际关系理论统筹各学科的“位居其上”的局面,进一步将国际关系研究成果反馈回它在发展历程中所借鉴的那些学科,进一步相互交叉和融合,促进专业的开放,而降低专业的自我封闭倾向。 除了以上几个差异外,国际事务专业和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等专业的差别,还在于进入21世纪,国际环境和中国教育政策的导向发生了变化。国际事务专业更加强调中国参与国际事务能力的塑造和应用。与国际关系专业学者的“参谋”传统不同,国际事务专业培养的是既具备国际关系专业知识,又能直接从事国际公共事务的管理型人才。也就是说,尽量减少国际关系专业与社会具体事务脱节的程度,使本科生在大学期间就受到一定的职业化实践训练。 二、国际事务专业的若干性质 以上的特点,是国际事务专业与相近专业的若干差异。在这个基础上,作为国际事务专业的本体基础――国际事务学还有一些独有的特点。试总结如下,以便读者加深对国际事务专业的理解: (一)国际事务学强调“以公管公” 在国际活动中,外交学倾向于从国际社会满足国家利益的需要,可谓是“以公益私”,而国际事务学则与之相对,强调借助于国际公共组织,包括国际政府间组织和跨国非政府组织来应对、管理国际公共事务,着重于“以公管公”,在实现国际公共利益的过程中符合道义地实现国家利益,使国家利益“取之有道”。这也是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所主张的内容。 (二)国际事务学优先关注“国际重大但不紧迫问题” 国际关系学者将国际问题区分为“第一类是重大而紧迫的问题,第二类是重大但不紧迫的问题,第三类是无关全局但紧迫的问题,第四类是无关全局并且也不紧迫的问题”等四类。如果说,国际政治学和外交学,特别是国际危机问题倾向于解决“重大而紧迫”和“次要但紧迫”问题,那么国际事务学则除了这两个问题外,优先关注“重大但不紧迫”的问题。例如北京雾霾,在短时间内不会立即造成大量人员死伤,因此其紧迫性远远不如叙利亚内战和乌克兰危机。但是雾霾作为环境政治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具有国际公共事务的长远效应。在国际政治关注传统安全的基础上,国际事务学将跨国领域的非传统安全作为自己的优先考虑对象。 (三)国际事务学致力于角色扮演实践 由于国际事务专业强调应用性与技术性,因此在授课方式上,国际事务学致力于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开展角色扮演。例如通过“外事礼仪”课程,教学者亲自演示礼仪的过程,甚至具体到外宾接待中的调酒、打领带等操作性细节。通过模拟联合国、模拟商务谈判、模拟外宾接待等活动,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体验,积累他们从事国际公共事务的经验和兴趣。在一定程度上,国际事务学还聘请高端国际事务人才来为学生授课。 (四)国际事务学对国际问题导向的结构性调整 由于国际事务学面向国际社会需要解决的各类问题,因此国际事务学也和相近专业相同,紧跟国际热点问题,但是在结构方面有所调整。除了国际热点问题外,国际事务学除了继续关注国际热点问题外,也较多地关注国际长期、重大但非新闻焦点的问题,避免国际事务学受到媒体议程的操控。 三、国际事务专业发展的若干障碍与问题 国际事务专业作为新设置的专业,有着显著的知识储备和政策环境优势。它建立于国家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的需求上,有经过长达三十年改革开放环境的哺育。它的天然优势还在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专业发展已接近四十年,积累了丰富的人才、教学经验。尽管具备了以上的优势,国际事务专业的发展也面临着若干障碍和问题。 (一)国际事务专业和国际关系专业在培养层次上的如何衔接 由于本科生并非都直接从事外事活动,而是由相当比例的学生选择了继续深造。这些继续深造的学生如果也以应用性为主要方向,那么很显然不符合国际关系专业科学化、拔尖化的需要,因此从考研需要以及学界认可度而言,国际事务学的培养应相对二元化,一方面对有考研需要的学生在理论素养方面提出较高要求,另外一方面对直接就业的学生着重培养实践性和应用性。 (二)国际事务专业如何不简单地办成国际关系专业的重复 由于国际事务专业与国际关系专业、国际政治专业密不可分。如何避免把国际事务专业办成国际关系专业的简单名称改变,而不在课程设置、培养方法方面做认真细致的改革,那么国际事务专业就成了国际关系专业的附属品,而不具有独立的专业性质。由于国际关系专业在该领域中占据绝对的学缘、人才、资金优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既有专业利益格局”。如何超越专业利益形成的优势格局,难度甚大。 (三)如何形成全国性的国际事务专业共享平台 在国际关系专业的多年发展中,教师们通力合作,把分散的科研能力团结起来,形成拳头效应是保证国际关系专业建设成效的基本经验。但是国际事务专业是否能和外交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等专业一样,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学科群和集体优势,建设诸如“外交学年会”等全国国际事务专业交流机制,尚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困难。在建立 “国际事务学年会”,合办“国际事务学研讨会”,增强影响力方面,国际事务专业尚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当然,国际事务专业作为一门在大陆地区新兴的专业(西方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早已设置有该专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招收国际事务专业学生的过程中,与传统的国际政治专业相比,生源质量、社会评价都有极大的提升。这说明,加强国际事务专业的教学研究、本体论研究迫在眉睫。国际关系学界要抓住这一时机,继续推进国际关系学科向纵深发展,不辜负国家、社会,特别是师生们的期望。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政学院国际政治系、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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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论文:柏拉图美德的政治哲学论文 1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定性 在柏拉图时代,正值雅典城邦由盛而衰的变革期,而且长达28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与种种内忧外患,使得本来井然有序的经济受到打击,而昔日引以为豪的民主政体也日益暴露其弊端,濒于解体。各阶级、各阶层斗争激烈,党争频繁,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和宗教信仰等,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道德信仰的危机和价值标准的混乱。人们传统所追求的处于最高价值地位的“美德”概念,如善、正义、勇敢、节制、忠诚、等等,已经成为一句空喊的口号。同财富、利益、荣誉相比,这些美德概念只不过是人们装点门面的摆设,并没有真正地去履行。庸俗的物质生活腐蚀着人们的思想,真正的美德已经被人们抛之脑后,幸福离人们越来越远了。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对现实存在的问题予以深刻思考并发现:一个人不真正去理解美德本身,他就无法成为美德之人。社会上有许多自称有“美德”的人,但这些人根本不懂得美德为何物,因此他们的实际行为往往与美德背道而驰,忽略了真正让他们获得幸福的东西。他指出,假如要医治这些人所存在的毛病,唯一的良药就是让人们懂得美德本身,做到言行举止都符合美德。就这样,柏拉图不仅借老师的眼睛看清了雅典的美德现状,而且还继承了老师的智慧,找到了挽救日趋衰微的城邦的信心。可老师离世,又让他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任重而道远。于是,为了医治导致城邦衰颓的疾患,他把苏格拉底的伦理学改造成为一种全新的政治伦理学、政治哲学和法伦理学,而《理想国》正是对其作了最完整的表达。从他对现实的关切以及对未来的终极关怀可以看出,他的政治哲学是建构在道德伦理基础之上的。 2柏拉图对“美德"的现实关切 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柏拉图也坚定地相信。苏格拉底把美德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注重教育,注重对灵魂的研究,因为灵魂(理智)能使人明辨是非,分清什么是美什么是丑。这样,人们才能成为有美德的人。显然,他尝试把从老师那里继承来的——美德即知识作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如果“每一个灵魂都追求善,都把它作为自己全部行动的目标”,那么人就天生具备了美德的能力,柏拉图把它归结为“善”。因为“善”不是直接显现的,因此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或者掌握这种至善的美德。对此,柏拉图解释为,人们日常所看到的都只停留在直觉上,往往是意见的正义和美,缺乏对至善本身的了解和认识,因此,也就无法确立起对“善”稳定的理念。在这里,柏拉图对美德的认识,已经超越其老师,认为不能停留在只单纯地追求普遍意义上的美德,而认识到,寻求美德真理性知识的本身也是一种美德。这一转变,让柏拉图在他的道德政治哲学中怀揣着一种信念,那就是无论是个人还是城邦,都有可能实现某种客观存在的“至善”的生活。对美的不懈追求,让柏拉图认识到美德这种善,具有客观存在性,是一种真理性知识。然而由于这种知识源自一个超经验、超感性的理念世界,所以也赋予了美德具有超越人的认识能力之上的特性。因此,人们能否成为有美德之人或过上至善的生活,柏拉图认为这取决于对善本身的认识以及掌握的程度。在他看来,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本身”,这就是该事物的理念。而人们之所以具有美德,也是因为人们分有美德这种善的理念。理念在这里,是一个自在的世界,其中最高的理念是关于事物善的理念,即“善本身”。何谓善的理念?柏拉图是这样解释的:善的理念是指“给予知识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主体以认识能力的东西,它是知识和认识中真理的原因”。在《理想国》第六卷中,柏拉图用“H喻”对美德与至善的关系问题作了形象的描绘。在这个比喻中,有五种类型的存在:太阳、眼睛(视觉能力)、理智、意见、阳光。一般人只知道人能辨别出各种各样的颜色,是因为人的眼睛具有视觉能力,而不知道“如果没有一种自然而特别适合这一目的的第三种东西存在,人的视觉就会什么也看不见”。柏拉图认为这第三种东西就是太阳所发出的光,是它把人的视觉与可见事物连接起来的。那么太阳跟视觉和可见事物之间有什么关系?柏拉图认为,这三者问的关系就“正好像可理知世界里面善本身跟理智和可理知事物的关系一样”_,当可见事物被夜晚的微光所照时,人们只能看到它们模糊的样子,在脑海里也只能形成模糊的印象,柏拉图称这种模糊的印象为“意见”,是变动不定的;当可见事物被太阳所发出的光照耀时,这时人们不仅能清楚看到,而且还可以了解它们,形成清晰的记忆,柏拉图称之为“理智”。在这里,太阳所发出的光喻指“善”,太阳喻指“至善”,而具体的美德就像是太阳光,它虽像太阳,但不能把它就看成是太阳。在对“日喻”作形象的描绘中,柏拉图把世界分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以诠释美德理念和具体美德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言行举止之所以偏离了美德,使美德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柏拉图认为是人们往往只看到或承认众多的、普遍的美德,而不相信真实存在的只有美德本身,由此所获得的知识只能是模糊的、变动不定的意见。而要成为一个有美德的人,柏拉图认为必须让意见变为真理,并透过太阳光,直视美德理念本身,即“至善”。只有做到这一点,人们才能使自己的的行为合乎人类正义的最高要求,成为正义和美的护卫者。 3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实现的伦理路径 美德是一种真理性知识,可以通过教育来获得,而获得美德的人,在苏格拉底看来是最幸福的。但实际上,美德与现实产生了偏差,并陷入了这样一个困境:“个人的道德修养并不能使个人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反,在一个不讲道德的国家里或者在一个不讲道德的人面前,讲道德的人往往受到损失和伤害,不但不可能引起国家风气的好转,就连‘独善其身’也做不到。”E2]柏拉图彻底的反思着,单纯的个人美德为什么在现实面前尤其是在面对国家政治时,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和无能为力?他根据雅典民主政体的兴衰成败以及苏格拉底对现实的诊治,开始慢慢地从追寻单纯的个人幸福扩大到追寻城邦和个人整体的正义。在这里,柏拉图尝试把他的政治哲学建立在伦理道德之上,通过对城邦和个人美德的探寻,去绘制理想国的蓝图。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列举了许多“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美德规矩,如“年轻人看到年长者来到应该肃静,要起立让座以示敬意;对父母要尽孝道”;“朋友之间不分彼此”。,等等;并不断鼓励人们“起而恢复固有的秩序”。这些在柏拉图看来,虽然是人与人之间普通的美德规矩,但对一个城邦而言,它也需要这些美德规矩来支撑和巩固。他把这些规矩概括为“四德”,即智慧、勇敢、节制、正义_。智慧既是美德本身又是美德的智力保证,因为“美德即知识”,智慧即知识,那么美德也就意味着智慧,有了智慧才能“成为事理通达之人”。但这样的人却是极少数的,它存在且只存在于统治者身上,城邦只能由他们来统治。勇敢,“就是一种保持”,“保持住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可怕事物——即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害怕——的信念”_媚,而“永远不抛弃它”。这实际上是国民对城邦的忠诚热爱,主要体现在武士阶层,“因为与野蛮的胆大妄为不同,政治的勇敢只有通过教育才为天性适宜的人所具备”,而武士就是这种天性适宜的最佳人选。另一方面,节制就是控制,是“一种好秩序或对某些快乐与欲望的控制”。。在柏拉图看来,人的灵魂有两部分,分别是“较好的”和“较坏的”,“较坏的部分受天性较好的部分控制,以此达到整体的和谐。与智慧、勇敢相比,节制不属于国家具体的部分,而是贯穿于国家乃至全体公民中,起到连结的作用,以实现和谐。按柏拉图的话,“节制就是天性优秀和天性低劣的部分在谁应当统治,谁应当被统治——不管是在国家里还是在个人身上——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一致性和协调”。在找到国家三种美德性质之后,柏拉图开始寻找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种美德,即正义。因为只有正义“才能够使智慧、勇敢、节制在这个城邦中产生,并在它们产生之后一直保护着它们的这个品质。正义有“个人正义”和“城邦正义”之分,柏拉图以“由大及小”的方法,先探究城邦正义,然后再回到人自身,考察个人正义。正义作为最后一种美德品质,它既是存在于城邦也存在与个人身上,仅就正义的概念而论,“一个正义的个人和一个正义的国家是毫无区别的”¨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弱,简而言之,就是“各做各事”。但在它们各自的表现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在个人正义上,柏拉图根据人的心灵结构,分为激情、欲望、理智三部分,它们“各自分立又成立一个有节制的和谐整体”他。在城邦正义上,与人的心灵结构相对应,也有3个等级的人,即统治者、武士和生意人,他们分别拥有智慧、勇敢、节制的美德。他们按各自的天性,“在国家内做他自己份内的事情”,各处其位、各司其职,互不相扰。而这样的国家是合乎正义的,因具备了智慧、勇敢、节制这些美德。 4法律和教育对美德的实现支持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既然美德是国家政治得以实施的道德基础,那么是否意味着柏拉图在实行“德治”的同时,排斥着“法治”呢?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一直有这样的观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只想构建他的道德王国,对法治和法律的问题是“无暇顾及”。其实,柏拉图在构建他的道德王国时,并没有完全以“德治”排斥法律,相反,他认为“德治以其更本质、更长远、更理性的优势弥补着法的缺憾,推动着法律价值的真正确立,保证着城邦的良好秩序与和谐统一”_。苏格拉底曾说过:“公民必须遵守法律才是正义的。”因此在判处死刑时,他拒绝了逃跑。但这法律本身就是不正义的。也正是苏格拉底的死让柏拉图看到了正义与法律之间的矛盾关系。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根据个人与城邦正义的概念——各做各事,对社会各行各业进行合理的分工,目的在于形成和谐、有序的正义秩序。而法律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产物,一旦成立,便会成为一个无形的框架以限定个人或城邦的行为。同时,法律又是时代的产物,不会恒久不变的,它会根据制订人的不同而不同。因为人的品质有好有坏,因此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品质坏的人制订恶的法律;尽管法律是由品质好的人制订,却会因为品质坏的人使用,而被不公正地适用。如何保障善的法律公正地适用?柏拉图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即对立法者施以美德,实行“德治”,让他们具有美德四种特性:智慧、勇敢、节制、正义,这样他们灵魂中的“理智”就会战胜“激情”的无限膨胀,从而抑制恶的要求。由这些人制订的法律就是善的、正义的。尽管法律在《理想国》中没有过多的描写,但它绝不是“实现正义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陪衬”。美德的实现离不开法律正义的支持。对于这一点,柏拉图在之后的政治实践中渐渐地认识到。他也开始反思自己苦心孤诣绘制的理想国为何不能成为现实,难道真的只存在天上吗?对于此,柏拉图自己也惶惑。但当他经历了3次西西里之行的不幸遭遇后,他发现正义国家的实现,除了美德这个伦理基础外,还需要法律予以支持。因此在后来的《法律篇》中,他把法律从奴婢提升到主人的地位,把它看作是实现城邦和个人正义最可靠的保证。美德在这里已不再是简单的“各司其职”,而是意味着“最高美德是节制或自我克制,这指的是一种守法的意向,或一种尊重国家制度和愿望,使自己服从国家的法定权力的精神”。只有这样,美德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而这样的国家才是“第二等好的”。美德的实现,除了法律的支持和保证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教育。美德即知识,是可以通过教育来传授的。这样,传授美德的教育体制就顺利成章地成为一个“至善”国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整个教育体系中,道德教育是优秀的内容,目的在于造就各方面完善的人,让他们各司其职。基于这种考虑,柏拉图也赋予了教育以独特的使命:教育不是直接教授美德,而是促使灵魂转向,使得“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教育的目的也正如此。但人的天性是有区别的,柏拉图根据人天性的不同,制订了不同的教育方案。针对于城邦的护卫者,他非常重视音乐和体育的结合,目的在于“使爱智和激情两部分张驰得宜配合适当,达到和谐s。而对于统治者,他注重从小培养,而最理想的人选,柏拉图认为是哲学王,因为他们是“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是能把握永恒不变的事物的人”,他们热爱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把理想国变为现实,建立一个美德、和谐、有序的国家。通过教育,人们意识到自身之所是,并培养和发展行其所是的美德;而城邦,也会因为在合适的人的统治下,意识到它的最高的善。所以,对柏拉图而言,只有当城邦和个人的正义实现—国家成为至善的国家、个人成为至善的个人时,基于美德基础的道德王国也能最终实现,这也是他的政治哲学的终极关怀。 作者:谢敏芳 单位:合肥学院 数学与物理系 政治哲学论文:形而上学命题的政治哲学论文 一、形而上学命题 霍布斯所谓的对“最一般和最普遍的概念的定义”实际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形而上学命题,例如,我们一说起笛卡儿,就会想到他的三个著名的形而上学命题:心灵的非物质性、上帝的存在以及心物的二分等。但是,如何才能断定一个自然哲学命题就一定是形而上学命题而不是其他的命题呢?这里我们不妨借用沃特金斯的判断标准。沃特金斯说,一个对世界做出真实断言但是又不能经验地加以检验的命题就是形而上学命题。可是我们又该如何判断一个命题是真实断言呢?沃特金斯认为,如果一个命题不但本身不能经验地加以检验,而且还与本身可经验地加以检验的另一个命题相矛盾,那么这个命题就是一个真实断言。举例来说,当霍布斯说,“一切运动对一切无论什么样的物质都会产生某种影响”时,这是否也意味着,我打一个喷嚏也会影响到遥远的银河系呢?打喷嚏能否影响到遥远的银河系,这是一个常识,因此这是可以经验地加以检验的,而霍布斯的命题显然与此相矛盾,并且它本身也不能经验地加以检验,所以霍布斯的这个命题就是一个真实断言,因而它正是一个形而上学命题。“当霍布斯写下他的这个命题时,他同时代的数学家约翰•瓦里斯就写信讥讽他道,“跳蚤的一跃不会传导到印度群岛”。霍布斯随即回信反唇相讥,“如果我问你,你怎么知道?你也许狐疑满腹,却回答不出一个字来。”“删瓦里斯是在用经验命题来反驳霍布斯的形而上学命题,因此是用错了武器。比如说,如果我们拿常识的标准来衡量“燕山雪花大如席”,显然会觉得这句诗荒唐至极,因为根据经验来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大如席的雪花。毫无疑问,瞿布斯老家的“跳蚤的一跃”,的确不能引起印度群岛那里任何可观测得到的变化,但是这却不意味着它在那里无论什么变化也没有引起。这里需要提及的是《短论》中的一个形而上学命题。《短论》是霍布斯重要的哲学著作,里面的许多有关自然的观念为霍布斯后来的政治哲学埋下了伏笔。 就是这样一本重要的著作,却被施特劳斯弃之不顾,他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本自然哲学著作,因此“与我们的目的关系不大”“而施特劳斯所说的目的,就是要寻找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和开端。施特劳斯认为与他的目的有关的两个文献,一个是霍布斯为自己的译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写的“导言”,另一个是他为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所作的两篇英文汇纂。其实,《短论》不仅有关于物理世界的论述,也有关于人在物理世界中之自然状况的论述。据沃特金斯说,书里的观念“除一个以外,所有其他的观念都基本上毫无改变地存续到他后来的哲学和政治著作中去了。”“啪’这一例外就是霍布斯在本书第二部分中提到的“流射论”。太阳离我们人类十万八千里,可是它还能把它的光传导给我们,霍布斯深深地被这种自然现象所迷惑。于是,它开始思考如下这个问题:一个物体(施动者,agent)如何能够作用于另一个离自己较远的物体(受动者,patient)呢?霍布斯认为,物体的相互作用必长春市委党校JOURNALOFTHEPARTYSCHOOLOFCPCCHANGCHUNMUNICIPALCOMM兀1tE须相互接触才能实现,因此,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离自己很远的物体的作用,可能会以两种可能的方式实现,即要么前一个物体先向其周围的物理介质发出一种运动,这个运动经过层层传递,最后影响到后一个物体;要么前者从自身抛出许多微粒(霍布斯称其为物素,species),有些微粒于是撞击到后者。假定这种作用通过第一种方式来实现,那么就会得出平行受光面比垂直受光面更加明亮的荒谬结论来。既然这显然有悖于经验,那么前一个物体一定是以第二种方式来实现其作用的,也就是说,太阳是通过流射来传递其光芒的。然而,翟布斯后来认识到流射理论也有它难以克服的困难。“如果物体不停地发送出如此众多的实在的物素而本身又得不到供应,它们将何以自存?这真难以确定。”“啪”况且,如果发光体把自己的流出物永远不停地甩出去,这就要求它必须拥有内在的自我运动的能力。可是霍布斯已经说过“无物能把运动给予自身”(见前引霍布斯的手稿),更何况他在该书的“第一部分结论十”中也声称“没有东西能够移动自己。有鉴于“流射论”存在的以上困难,霍布斯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这种理论,因此它没能存续到他后来的政治思想中去。 二、“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和善恶标准 霍布斯在《短论》开篇写道:没有被添加也没有被减去的东西将保持原来的样子。根本没有与它物接触的东西,就既不会被添加什么,也不会被减去什么。“这两个形而上学命题可以概括为一个命题,即“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这个命题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霍布斯如何看待意愿、思想和感觉等精神活动。我们知道,笛卡儿在《第一哲学沉思集》里,从他唯一绝对确信的真理——“我思,故我在”——出发,推导出“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一个理性。”这个“我”就是心灵,笛卡儿认为这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是心灵实体。思想(包括怀疑、意愿、想象、感觉等)就是这个精神性实体的属性。霍布斯却反对这种推论,他说,“说‘我在运思,所以我是思’,这比说‘我在散步,所以我是散步的实体’好不到哪里去,它们都不是好的推理”。 霍布斯的意思是说,假如这种推理有效的话,这就意味着有多少活动就有多少实体。霍布斯的主张是,“所有活动的主体只能以有形体的样式来想象”,因为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非物质的东西会完成某种活动。和笛卡儿不同,霍布斯不认为思想、意愿、想像和感觉等都是心灵的属性,“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告诉我们,这些既不是物质的东西,也不是非物质的东西,它们只是物质的东西当中所发生的变化,因为只有物质的东西才能被其他物质的东西所推动,从而引起它们的变化。思维、感觉、想像和意愿都是某些种类的物体被迫卷入其中的活动。这里“某些种类的物体”就指人的感官,它们之所以“被迫”是因为它们受到了外物的撞击,而不是它们主动去撞击外物,外物对感官的撞击留在我们大脑里的东西就是观念或印象。既然意愿等都是感官被迫卷入其中的活动,当我伸手拿杯子时,看起来“好像是我们把物体拿到了我们这里,而实际上不如说是物体通过位移把我们吸引到它那里。”“∞‘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使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目的因实际上只不过是伪装起来的动力因,也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杯子是目的因,而实际上它不过是动力因,用霍布斯自己的概念来说就是,杯子是施动者,我是受动者。由此我们看到霍布斯是如何颠倒了传统的施动者和受动者的观念。于是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霍布斯会否定自由意志。因为当“我想要”(wil1)某物时,“我”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施动者,它只是一个受到“某物”推动的受动者。因为我的意志是受到某物的推动的,因此我的意志不可能是自由的,它是受到这物的推动而不是主动去要此物的。霍布斯说,没有东西从自身获得其发端,它是受到自身以外其他直接的施动者的作用以后而发其端的因此,起初当一个人对某物有欲望或意愿(wil1)时,(而他对此物不久之前还没有欲望和意愿),他的意愿的原因却不是意愿本身,而是其他不受他掌控的东西。霍布斯在《短论》中也说,欲望的行为是动物精气(animalspifi)朝着移动自己的事物的运动。这个事物就是动力因,或施动者。欲望是被移向这个事物的被动的能力。因此,在一个人们除了追求因果地(causaHy)吸引着他们的事物、此外便别无其他选择的世界上,可以被他们称作善的也正是那些事物,即善对每个事物来说,都是那个有主动能力把它们吸引到自己这里来的东西。“相应地,恶就是那个有主动能力把每个事物从自己这里排斥出去的东西。霍布斯又补充说,对一个人来说是善和他想要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未必如此吸引一个人的东西,则不一定吸引另一个人。 霍布斯甚至不忘记把善恶观念与运动联系起来。霍布斯认为,动物有两种运动,一种是生命运动(vitalmotion),一种是动物运动或意愿运动(animalmotionorvoluntarymotion)。生命运动“从出生起就开始,而且终生不问断:如血液的流通、脉搏、呼吸、消化、营养、排泄等过程便属于这类运动。”“嗡’而“生命之源则位于心脏。当意识中的运动传播到这里,必然会引起生命运动的变化或改变,即要么促进它,要么延缓它:要么协助它,要么阻碍它。当阻碍它时,这意识中的运动就是快乐;当延缓它时,它就是痛苦、麻烦、忧伤等。”“阿人往往会把自己想要的东西称之为善,把自己讨厌的东西称之为恶:快乐是人想要的东西,因此快乐是善,痛苦是人讨厌的东西,因此痛苦是恶:有助于生命运动的东西既然是快乐,那么它就是善,阻碍生命运动的东西既然是痛苦,它便是恶。下面一段话是霍布斯著名的善恶宣言:任何人的欲望的对象就他本人来说,他都称为善,而憎恶或嫌恶的对象则成为恶:轻视的东西则称为无价值和无足轻重。因为善、恶和轻视状况等词语的用法从来就是和使用者相关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单独地、绝对地是这样。也不可能从对象本身的本质之中得出任何善恶的共同准则,这种准则,在没有国家的地方,则是从代表国家的人身上得出的:也可能是从争议双方同意选定,并以其裁决作为有关事物的准则的仲裁人身上得出的。正是从这里,霍布斯得出了他的关于自然状态的重要论点,即不存在天生(或根据自然而来,bynatur~的区分善恶的共同标准。因此,如果没有共同标准,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共同标准:而为了使一个共同标准能够建立起来,就必须确立一个主权者,这个主权者的命令即民法(civillaw)就是共同的标准,它规定何者为善,何者为恶。 三、“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和自由 “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所隐含的肯定含义是只有有了推动才会有变化。一旦这种推动施加给某物,它不但会运动起来,而且,只要它不受阻碍的话,它就会永远运动下去。霍布斯说,无论什么东西被推动起来,只要它旁边没有它物促使它静止下来,它就会永远移动下去。既然运动对霍布斯来说是如此基本的观念(因为自然现象的原因没有不在于运动的),那么,可想而知,霍布斯的自由概念也不会离开他的运动观念。实际上霍布斯确实是以运动来定义自由的,他说,自由一词就其本意来说,指的是没有阻碍的状况,我所谓的阻碍,指的是运动的外界障碍,对无理性与无生命的造物和对于有理性的造物同样可以适用。“睨由于霍布斯坚持运动只能是物体的运动,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物体;如果不受阻碍的运动就是自由,那么万物的运动只要不受阻碍,万物就都可以有自由。这当然也包括人,即人的自由也是“没有阻碍的状况”,因为人也是物体。可是,虽然人也是物体,但人却不仅仅是物体,因为,和单纯的物体比起来,人还多出了一个东西,这多出来的东西就是意志。霍布斯其实并不想使用“意志”这样的词,因为这会给人错误的印象,使人们以为他也承认意志是一个东西(实体)。于是霍布斯急忙出来澄清。意志与其被称作意志,还不如被称作“意愿的行为”,它不是“意愿的能力”(theact,notthefaculty,ofwilling),而是“在斟酌之中,直接与行动或不行动相连的最后那种欲望。”意志既然是欲望,而欲望又是什么呢?霍布斯当然不会说欲望是又一个实体,他认为欲望是无法测量的极细微的身体的运动,霍布斯称这种极细微的运动为意动。由此观之,人的自由就不单单是“运动不受阻碍的状况”了,它应当是“人的意愿(voluntary)运动不受阻碍的状况”。霍布斯对“自由人”的定义是:自由人一词根据这种公认的本义来说,指的是在其力量和智慧所能办到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阻碍地做他愿意做的事情(todowhathehasawilltodo)的人o霍布斯甚至认为,~个在劫匪持枪逼迫之下遂主动顺从劫匪的人也是自由人,因为劫匪并没有禁止他去“做他愿意做的事情”,即他还可以避免被射杀。由人的自由,霍布斯又论到臣民的自由。既然万物的不自由都是由于受到了外物的约束,接下来,霍布斯就不得不说说外物的约束都有哪些。我们已然知道,霍布斯把物体分为自然物体和人为物体两种,那么,外物的约束也应该分为自然约束和人为约束两种。而这人为的约束在国家状态下就是民法(civillaws)o在自然状态下,人只受到物理障碍(自然物体)的限制。换句话说,这些物理障碍一旦被除去,人就会处于绝对自由的状态。一当人们相互立约而放弃他们对一切事物的权利,从而进入国家状态之下,他们就失去了这种自由。然而,在进入国家状态时,他们虽然放弃了“一切人对一切事物的权利”(therighttoallthings),他们并不是放弃了所有的权利,他们是带着他们保留下来的某些权利进入国家的,这些保留下来的权利包括:民法不禁止的行动权,自我防卫权,使用食品、药品、空气以及其他为生存所必须的东西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霍布斯所谓的臣民的自由。亚里士多德教导说,民主政体下的人民享有比任何其他政体下的人民更多的自由,霍布斯却认为这种学说是一派胡言,因为无论在什么样的政体中,主权者都拥有同样大的权力,因此任何政府形式下的人民所受到的约束也都是一样的。虽然路加城的城楼上写着耀眼的“自由”两个大字,那里的人具有的自由却不比其他城邦更多,他们也没能更多地免除国家的徭役。 四、生命运动和自然平等 霍布斯早期相信人的感觉一知觉产生于体内运动的变化,而我们从以上论述中也已经得知,快感和痛感既然也是感觉,它们也同样产生于体内运动的变化,只不过体内运动在这里是指生命运动。快感和痛感产生于生命运动,这隐含着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它说明心灵永恒的宁静在今世是不存在的。原因是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运动,不可能没有欲望,也不可能没有畏惧,正如同不可能没有感觉一样。另一层含义是,它说明满足的状态不是快乐,因为这种状态并不包含任何对生命运动的促进。霍布斯说,“今生的幸福不在于心满意足而不求上进”,而在于不断加速生命的运动,从而释放出更多的快乐。这说明幸福是一种动态而不是静态,“幸福是欲望不断前进的过程”,‘幸福不在于已经兴隆,而在于正在兴隆。”“∞由于人可以无止境地促进生命的运动,因此,获得幸福的进程也是无止境的,这意味着,不存在最大的幸福或最高的善。“旧道德哲学家所说的那种终级的目的和最高的善根本不存在。”“盯但是我们却不能无限止地延缓生命的运动,因为生命运动一旦停止,这种延缓也跟随着终止。生命运动的停止意味着死亡,因此死亡是最大的恶,最大的不幸。因此,霍布斯说,每个人都趋善避恶,而自然之恶中的首恶就是死亡。趋善避恶是人的自然冲动,这种冲动一点也不亚于石头的自由下落。“霍布斯认为恶中之首恶就是为他人所杀,霍布斯称其为“暴死”(violentdeath),它最为人所厌恶。同时,瞿布斯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相信人类中间和自然界一样存在着天生的等级。亚里士多德相信这种天生的差别是质量上的差别,霍布斯却不同意这种看法。既然“人共有一心,共有同样的精神能力”,“都为物质所生,为推动所动,即使有这种天生的等级,这种等级也只是数量上的差别。于是,人对暴死的厌恶,再加上在自然状态这样的战争状态中人人都有可能暴死于他人之手,就产生了霍布斯公民哲学最重要的原则,即自然平等原则(naturalequality)。翟布斯说,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以致有时某人的体力虽则显然比另一人强,或是脑力比另一个人敏捷,但这一切总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到使这人能要求获得人家不能像他一样要求的任何利益,因为就体力而论,最弱的人运用密谋或者与他处在同一种危险下的人联合起来,就能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杀死最强的人。但是,自然状态之下的人们却很不情愿承认这种平等,尤其是在他们具有优势力量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表现得既傲慢又狂妄。由于人出于自负和骄狂(vaniytandpride)往往会招致生命危险,因此它们便为霍布斯的第九条自然法所禁止,即每一个人都应当承认他人与自己生而平等,违反这一条准则就是骄狂。至此,霍布斯为其公民哲学算是打好了地基,在此地基之上他就要着手建造他的整个政治哲学大厦了。霍布斯的思想是一副完整的图画,其各个部分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既然一个作者的所有观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些观念之间一定存在着逻辑联系,这种逻辑联系意味着,霍布斯的某些形而上学观念蕴含了其政治哲学观念。而这种蕴含又意味着,政治哲学观念是形而上学观念的意义。 作者:王军伟 单位: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亚里士多德城邦概念政治哲学论文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言必称希腊”就表征了希腊文明在世界思想文化系统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理论自然科学要想追溯它的今天的各种一般原理的形式史和发展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而“城邦”这一概念就是在古希腊这一文化系统中孕育生成的。当前,学界对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的研究多从单一视角进行(未见进行多维视角),且少见对自然本性和伦理政治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思考和辨析。基于此,本文做出一点尝试和努力,以求教于同仁。 一、“城邦”的自然涵义 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自然”这一概念出现的频率极高,且使用频繁。他认为,事物依本性而自然存在,而且其发展运动的动因在事物内部,而不依于它物。“本性就是自然万物的动变渊源”。(《形而上学》)。可见,亚里士多德主要从事物的自在本性和发展根据两方面来理解和运用“自然”概念。这是一般层面的物质宇宙意义上的概念。与上述有别,进入政治哲学领域,在阐述城邦概念时,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则指涉社会生活领域里的具有自然生发意义事物的功能。他认为,作为一种社群性的组织形式,城邦是从家庭、村坊中自然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人类出于自然本性和繁衍后代的本能需要,“由于男女同主奴这两种关系结合,首先就组成‘家庭’。家庭就成为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基本形式”。这样,男女的自然本性使得家庭作为一个基本单位而具有自然的属性。进而,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自然繁殖,而使家庭人口增多,单个家庭就产生了分化。随着人们对多样性的生活自然需求增加,多个家庭联合而形成村坊(家庭组合形成的村坊具有自然性质)。最初的村坊一般是由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后代(家庭)所组成。村坊的进一步联合,形成一个自足性社群型组织,即城邦。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村坊——城邦”的依次自然分化和联合就是城邦形成的一般过程。而社群组织形式发展到城邦阶段,就实现了自身的自然本性。从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形成过程的设想就可以看出他的自然目的论倾向:城邦是自然形成的,它是社群的最终目的以及社群本性的自然显现和展开。“用海德格尔的话,‘自然’就是自身的绽开、显现与升起,是自己使自己显现的力量。简单地说,‘自然’不是指先于人的自在的物理和生物世界,而是人的生活世界的全体。”[3]这里的“自然”就具有了一种内在的目的性,而正是在此意义上,城邦才得以自然生成。 二、“城邦”的政治涵义 在古希腊,城邦与政治概念关系极为密切,并由其演变而来。国内著名学者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中说:“城邦制度既是希腊的传统,也是希腊政治思想的不可违背的潮流,是希腊政治学的既存前提。离开了城邦制度就没有政治学。柏拉图的《理想国》,无论他的‘理想’内容如何,他所理想的国家是一个城市国家,即城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把城邦规定为‘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他的政治学,不折不扣是城邦政治学。”[4]在古希腊人的政治语汇中,“政治”一词源自“波里”,该词在《荷马史诗》中指堡垒或卫城。同“乡郊”相对。雅典的山巅卫城“阿克罗波里”,雅典人常简称为“波里”。堡垒周遭的“市区”称“阿斯托”。后世把卫城、市区、乡郊统称为一个“波里”,综合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而赋予其“邦”或“国”之意,演变为“城邦”之称。希腊城邦是由许多相对独立的城邦国家联合而成。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的城邦是适度规模的小城邦,即疆土小,人口少。因为若城邦过大,人群过多,邦内的人们则难以互相熟悉,因此也难于维持城邦的政治秩序和管理。为了实现城邦的良好政治职能,即根据功德裁定和分配公职,亚里士多德认为,因城邦小而产生的公民间相互熟悉对方的品质极为重要。从构成上看,相对独立的古希腊“各城邦一般由为数甚众的奴隶外,自由公民社会一般可分为少数和多数两层。(一)‘上层少数’主要为‘富户’(资产阶级),另有‘贤良人士’和‘著名人士’(贵要阶级)或‘高尚人士’。(二)‘下层多数’,‘群众’,即‘平民’;平民群众内,有些是‘穷人’(贫困阶级),还有些是失产失业的‘群氓’。所谓‘高尚人士’为持平公正的人,能弥补法律的遗漏,排解社会的纷扰,也可列在这两层公民中间。”[2](144)进而,亚里士多德从人的本性出发来论证过城邦的政治生活的自然和心理依据。他认为“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2](9),即合群是人之为人的自然本性所在。进而,他又提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坚定地认为:“人是政治的存在者,必定要过共同的生活。”[5]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生活就是政治生活,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也就是在关心城邦事务。不仅如此,他还坚持认为,城邦存在的目的不只是为了生活,而且还是为了过良好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的生活、行动的生活。对人而言,要想过一种良好的生活,就必须要参加城邦的政治活动。因此,“城邦之于希腊人就如同共和国之于罗马人,它首先为他们提供了抵制个体生命无益性的保证,它是一个使希腊人摆脱生命的无益性、专为凡人的相对长存(如果不是不朽的话)保留的空间。”[6](87)可见,为了摆脱“个体生命无益性”,城邦的政治生活对于希腊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必要和必须,群体公民都要参加。而且,任何个人必须属于某个城邦(因城邦是最高的社群性组织),并融合于城邦的政治生活中。汉娜•阿伦特对亚里士多德的“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这句话作出了自己的阐释。她指出,不能把“(政治的动物)”一词翻译成“(社会的动物)”。因为这样一来,亚里士多德使用社会性置换了政治性。“这种无意识的置换比任何精心建构的理论都更加明确地透露出,希腊人对政治的原初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当然,“并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明白或不关心人不能离群索居这个事实,而是他们根本没有把这个条件列为人类的独有特征。恰恰相反,这是人类生活与动物生活的一个共同条件,仅仅由于这个缘故,它就不能成为人的某种根本性的东西。”而只有“行动(praxis)和言语(lexis)”这两种活动具有政治性,从而“构成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生活”。同样地,“在拉丁语里,这个术语zōonlogonekhon(会说话的动物)被译成anmimalrationale(理性的动物)。这个译名‘socialanmimal’(社会的动物)一样也源自一种根本性的误解。亚里士多德无意于给一般的人下一个定义,也不想指明人的最高级能力。”而“仅仅表述了城邦关于人和政治生活方式的流行意见”。[6](5761)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中,城邦的真正的公民是具有政治性的动物,城邦的生活是具有政治性的生活。而这种真正的具有政治性的城邦生活的存在,才是城邦的公民走向“至善”幸福生活的可能路径。 三、“城邦”的伦理涵义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就对城邦给以界定:“我们见到的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2](3)可以看出,他的城邦是以“善”为至高指向和道德理想下而结成的关系或团体。而为了实现“至善”的生活,城邦生活即是路径也是方法。因为城邦能为公民的善的生活提供所必需的法律、教育或善的指引。他说:“政治团体的存在并不由于社会生活,而是为了美善的行为。”[2](143)可见,城邦是为了实现公民的“善美”生活而结成的功能性存在。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功能性存在的城邦,存在六大功能和三大目的。他认为,“粮食供应为第一要务。其次为工艺,因为人类的日常生活不能没有许多用具。第三为武备:为了镇压叛乱,维持境内秩序,同时为了抵御任何外来的侵略,一邦的诸分子必须各备武装。第四为财产(库藏),这应有相当丰富的储存,以供平时和战争的需要。第五——就其品德而言,应该放在第一位——为诸神执役的职事,即所谓祭祀。列为第六而实为城邦最重大的要务,是裁决政事、听断私论的职能(即议事和司法职能)。”[2](370371)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粮食、工艺、武备、财产、祭祀、议事和司法职能为城邦所应具有的六大功能,而正因这些功能的存在,才使得城邦可以满足公民不同层级的需要:生存——群居——政治,进而实现公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的目的有三:“(一)单纯地为人类的生存——军事和经济生活。(二)进一步为满足人类乐于群居的自然性情——经济和社会生活。(三)再进一步,以政治机构协调各人的功能,导致人类的优良生活——道德生活。”[2](13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上述功能和目的对每个城邦来说应该必不可少,只有如此,城邦才能真正成为公民生活的必须,使城邦在生活上自给自足,相对独立,也才能真正给其公民提供必要的法律、教育基础以及“善美”生活的最好指引。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城邦都以某种“善”为道德目的,当然“善”的程度有别。相比家庭、村坊和部落等社群性组织,城邦所追求的“善”应该是层级最高的、至上的。亚里士多德把城邦所应追求的“善”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外物诸善、躯体诸善和灵魂诸善。把三种善具体化,就是使城邦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适中的财富、健强的身体和高尚的灵魂。当然,三种善不可能等量齐观,其重要性存在着差别。亚里士多德论证道:“一般都公认惟有幸福(至乐)的人生才完全具备所有这些事物(诸善)。有些人听到蝇声掠过身边就突然惊惧,有些人偶感饥渴便饕餮纵饮,有些人为了两个铜元而不惜毁伤他平素最相好的朋友,有些人心志愚昧像小儿或迷惑像疯子:一个人要是没有丝毫勇气、丝毫节制、丝毫正义、丝毫明哲(智慧),世人决不称他为有福(快乐)的人。”[2](345)亚氏态度鲜明,认为勇敢、节制、正义和智慧四种“德性”对人的幸福最为重要。 进而,他更为深入地论证了三种“善”之间的关系:灵魂诸善越多越好,而外物和躯体诸善则适可而止。人的优良的生活首先必须是有高尚的道德的生活。针对认为“外物和躯体诸善多多益善,没有限度,而灵魂诸善适量就可”这一观点,亚里士多德批评道:“请注意事实,事实不难帮助你明悟而了解问题的真相,灵魂诸善的所以能够形成并保持德性,无所赖于外物。反之,外物的效益就必有赖于灵魂诸善而始显露。你也可以看到,人们虽于外物的充裕和人性的完美两者都可获致幸福,两者结合起来也可获致幸福,然而凡德性不足而务求娱乐于外物的人们,不久便知道过多的外物已经无补于人生,终究不如衣食才能维持生活,而虔修品德(情操)和思想(理解),其为幸福毕竟更加充实。”[2](345346)亚氏认为,与外物和躯体诸善相比,灵魂诸善是独立的、纯粹的,另两类善只有依赖灵魂诸善才得以显现。可见,亚里士多德更强调品德情操对人的幸福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意义。除了以人生的经历来证明三种善的关系外,亚里士多德还从思想上进一步求解和论证。他说:“外物诸善,有如一切实用工具,(其为量)一定有所限制。实际上,一切应用的事物(包括外物诸善和躯体诸善),在这里情况完全相同;任何这类事物过了量都对物主有害,至少也一定无益。(至于灵魂诸善,情况就恰好相反)。灵魂的各种善德都愈多而愈显见其效益。”[2](346)亚氏认为,外物和躯体诸善是工具性的存在,对其拥有应存在着量上的要求和限制,否则对物主无益。然而,灵魂诸善则多多益善,愈多其效益愈显著。通过比较,亚里士多德进一步阐述了灵魂诸善较财产和躯体诸善更为珍贵、更为高尚。他论述道:“我们如果较量事物之间的优良程度,就能知道每一事物的最好情况(境界)都符合于其所以表现这个最好情况(境界)的本质。那么灵魂之为物,要是在本质上以及它在人生所表达的境界上,比我们的财产或躯体为更可珍贵,最高尚的灵魂也一定比我们最富饶的财产或最健壮的驱体为更可珍贵。又(我们还要注意),所有这些外物(财产和健康)之为善,实际都在成就灵魂的善德,因此一切明哲的人正应该为了灵魂而借助于外物,不要为了外物竟然使自己的灵魂处于屈从的地位。”[2](346)既然各类善之间存在着程度上的区别,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智慧之人应借助外物来成就灵魂,而勿使灵魂屈从于外物,而成为奴隶。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把财富和健康等诸善认为是通过偶然的机会并幸运地得到,而灵魂诸善则是人获得幸福和快乐的源泉和依据。他的结论是: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城邦,都应具备更多的灵魂诸善及适当外物诸善和躯体诸善,从而立身立国以形成具有善德的生活,而且这才是最优良的生活。 四、“城邦”三重涵义之间的关系 自然、政治与善虽同为透视亚里士多德“城邦”概念的重要维度,但三维的重要性和优先状况有别。与政治和善相比,“自然”为透视城邦概念最为重要的维度,且具有优先地位,它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城邦哲学得以建构的根基。城邦依自然本性而存在并渐进生成,最终实现其应然的目的和价值。因此,自然是城邦得以生成的根本之维,而政治和善是依自然目的而应然生成的社会和伦理之维,是最终理想和目的。具体而论,自然与政治和善的关系如下。第一,“自然”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在前苏格拉底哲学中,“自然”概念主要在物质宇宙的意义上使用,意指自然而然、自然生发的东西。到了苏格拉底时期,“自然”的内涵发生转向,侧重于人事、人类社会生活领域。作为古希腊哲学的极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力图进行理论和现实的调和,即事物的自然性合于人的本性,它们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二者并不矛盾。以此为立论基础,在城邦起源问题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源于自然并自然生成而又超越自然的。首先,城邦源于自然。在城邦的起源问题上,亚里士多德从人的本性出发,阐释城邦的自然起源。他说,繁衍后代的本能需要使“男女”结合,自我保护的本能需要使“主奴”结合。可见,城邦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和实现人的本能需要。因而,城邦的产生有一种内在的自然必然性。进而,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人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政治动物”[2](9)。可见,合群而成邦,并趋于城邦的政治生活都是基于人的“自然”性情;其次,城邦的生成是自然而然的,是一个依内在动力而行进的过程。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从家庭和村坊等自然共同体中发展而来的。这一过程的动因不是外部的宗教力量,而是内在的人的自然合群本性。亚里士多德之所以特别强调城邦的自然生成过程,还有一重要原因即驳斥阿里斯托芬意义上的城邦形成“约定论”。约定论认为,城邦依社会习俗约定而成,其无权对成员进行效忠要求。亚里士多德认为,约定论动摇了城邦的权威和尊严,他的自然生成论也可视作是对城邦普世价值的一种探寻。而且,正因为城邦源于自然,而源于自然或依本性存在和发展之物是高贵的,所以,城邦才具有其它共同体不能比拟的尊严和地位,其生活才值得人去追求;再次,城邦是对自然需求的超越。亚里士多德认为,虽然城邦源于自然的需求并自然生成,但在本质层面上,城邦应对自然需求的超越。因为在低级的自然共同体中,人的本性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和满足。而只有到了城邦阶段,人的自然本性才能充分地、自由地得以实现。正如文德尔班所说:质料和形式“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贯彻亚里士多德的基本思想时无处不表现出来”。 在这里,城邦被认为是形式,而家庭、村坊等共同体则只是质料。在家庭和村坊等(即质料)没有发展到城邦(形式)这个阶段时,家庭和村坊等共同体是不现实的、不充分的,其不可能具有真正的现实性,而人的本性也就不可能得以充分实现。第二,“政治和善”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的终极理想和目的。“自然”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建构的基础和起点,但由于人的合群本性,所以人类是自然趋向于城邦生活的,而城邦的生活是一种政治的生活,这种政治性的城邦生活可以实现人的本性和价值,即“至善”。“至善”是城邦的终极理想和目的,由于其出于自然本性,又超越了个人的狭隘目的和利益,因而,才有理由激起人们对城邦的“共同善”追求热情。深入分析,应然之“政治”与“善”之间也有区别和联系,“政治”是城邦成员的实现其自然本性的必经“路径”或手段,通过政治参与和政治生活,城邦成员的各种需求才可以真正得以满足;而“善”则是城邦的最终理想和归宿,它可以形成对城邦成员政治生活的“引导”,即“引导”人们过优良的生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2](7)第三,自然与政治、善之间存在多重矛盾张力。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中,自然本性是其城邦哲学理论建构的根基,城邦依自然本性生长、演化并得以最终生成。这与古希腊传统中的古典派思想是一致的;同时,他也不同于其师柏拉图的“言辞中的城邦”理念,力图走出“理念”而回到现实,建构真正意义的“现实中的城邦”。依亚里士多德相关论述可见,城邦是依“自然”而存在的,经由城邦成员的“政治”参与和实践,而最终达到或实现城邦“至善”的理想和目的。具体而论,自然与政治、善之间的矛盾张力主要表现为如下层面。首先,自然概念的矛盾张力。从“自然”这一概念看,它既是城邦哲学得以建构的逻辑起点,其内涵更多体现在物质宇宙层面,然而,为了构建起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理想城邦,“自然”概念同时又被赋予了更多的伦理和价值内涵;其次,个人与城邦关系的矛盾张力。亚里士多德认为,从历史和时间维度来看,个人和家庭先于城邦。然而,从逻辑上和本性上,城邦先于个人和家庭,因为在个人、家庭(质料)等阶段,事物的本性没有充分显现,只有到了城邦(形式)阶段,才实现了本性,达到了至善;再次,逻辑和历史的矛盾张力。应该说,亚里士多德从人、人的生活、人的需要出发,阐释城邦的产生和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因素。然而,整体而论,由于他坚持城邦至上主义的古希腊传统,他不得不用用城邦来论证逻辑,而不是相反。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就是在自然性、政治性和伦理性等多重的矛盾张力中建构起来的。 总之,城邦哲学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理论优秀。他既继承了古希腊政治学的理论传统,即城邦至上主义,同时,他又试图对传统政治学传统进行超越,即超越柏拉图“言辞中的城邦”理念,为政治哲学注入了经验化、世俗化的现实取向。就此而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具有承前启后的理论魅力。通过多维视角透视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既能洞悉古希腊政治学传统,又能探究到近代政治学的源头。客观而论,其城邦哲学虽亘古千年,但其思想中的国家观、幸福观和政治观等思想中仍因其闪烁着普遍性的真理光辉而极具现代价值,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作者:段宏利 王洪波 单位: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马基雅维里主义政治哲学论文 一、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历史合理性 马基雅维里主义果真如此的让人恐惧、憎恨、排斥么?要对其做出合理的评价,我们一定要从它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代去观察和分析,而不能凭自己的感情喜好、民族心理、阶级立场的不同片面、武断地妄加评论。细究其来,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合理性在于: 第一、马基雅维里的统治权术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非仅仅为了玩弄权术。故而,使马基雅维里名声远扬的权术思想并非其政治学说的最高原则和优秀问题,而是其思想的一个特色、一种选择、一份色彩,是统一意大利的辅助手段而已,不顾此而滥用权术,是对他的思想的曲解乃至侮辱和背叛,也难免在实践中误人歧途。当时的意大利世风日下,道德沦丧,阴谋、武装、联盟、行贿和背叛构成这一时期意大利的表面历史,“所有的好人不是惨遭杀害就是被放逐或受各种折磨,而那些最不道德的人却飞黄腾达’。马基雅维里的不考虑道德的、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的权术思想,是特指这种非道德的实际而言的,也正是因为这种不道德的实际情况使他看到,统治者只有采取非道德的政治手段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才有可能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在毒药、谋杀以成为惯常武器的情况下,不能要求温柔的对策,生命到了腐烂的边缘,只有用最强力的处置才能使之起死回生”131。雅各布•布克哈特说得好:“他的政治论断的客观性,其坦率程度有时令人吃惊,但它是危急存亡之秋的时代标志,在那个时代,人们是难于相信正义或者别人有正义的行为的。我4r-J~n果从道德观念上来衡量而对他感到愤怒,那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自己这个世纪的政治家们是把政治道德理解为什么意义的。马基雅维里毕竟能够为了自己的主张而忘掉自己。”[41。则马基雅维里也无意教人择恶而行,他只是把君主“那些做了说不得的事情统统说出来”。“人们如果能跟他一样的摆脱掉假仁假义,那么,不少人也都能像他那样思想的”。他只是将“政治上的不诚实,在心智上加以诚实思考”151蚵。埃尔顿也曾为马基雅维里的受到指责作过如下解释:“他打算传授治术,他要按照他从经验和研究中所看到的它的本来面目去传授,而不受那种在书本之外再也找不到的道德箴言的影响。他不曾料到他所描述的这些策略在发表后却不曾用于为善。他极力把他的理论公正地建立在事实确凿的基础上;他常说,这些事情确曾发生,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们提供的教训就这些。马基雅维里发出的问题永远是‘它是否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从来不是‘它是否正当?’自然这就为他带来了恶名”[61惦~。倾’。培根曾说:“马基雅维里等前人致力于观察人类曾做了什么,而不是强求人们应该怎么做,使后人得益匪浅”7l(似。卢梭也说:“马基雅维里自称是在给君主讲课,其实他是在给人民讲大课,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乃是共和党人的教科书”。 第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来的,马基雅维里使“政治的理论摆脱了道德,而把“权力”视为“法的基础”,由此,就揭开了政治思想史上新的一页。因为在马基雅维里以前,在政治思想领域中流行的观点是从道德来解释政治的。在古希腊,政治家研究的基点和归宿是为了道德的目的。西塞罗在《道德的义务》中就宣扬这样的主题思想:如果我们想达到荣誉和光荣的目标,我们必须尽可能有道德的行动。在其第一卷中,他说,不道德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或者是通过强力,或者是通过欺诈。他宣布,两者都是“兽性的”、“完全与人不相称的”。在第二卷中,西塞罗指出,许多人相信,“合乎道德的可能不是很得策的,而得策的可能是不合乎道德的”。他认为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只有通过道德的方法,我们才能有希望达到我们意愿的目的。任何相反的现象是完全骗人的,因为“得策”政治与公共管理永远不能同道德的正面相冲突。而在中世纪,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教会的支持,教会认为,即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为非作歹,图谋私利,但在来世之日,他们仍然会公正地受到上帝的报应。在这里,一切的评判标准都赋予了上帝,研究和探讨现实政治生活和理想的政治生活都是出于宗教信仰。弗吉尼亚斯•佛姆也认为:“中世纪使一种具有宗教献身精神和道德训示的生活观念居于统治地位,任何人都不能将道德与政治分开,否则会招致恶毒的诅咒和攻击。”阳。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在正义、美德等观点的指导下设计出了一个又一个柏拉图式的“理想国”。然而,马基雅维里却认为:“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从来未有人见过更没有人知道曾经哪里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到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当怎样而忘记实际怎样,那么他不但无法生存,而且会自取灭亡”[11。所以,他研究的是现实的政治生活,而不是理想的政治生活。卡尔•波普尔曾经提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情境逻辑”的概念,“在社会科学中有一种纯客观的方法,不妨称之为客观理解的方法,或者情境逻辑。朝向客观理解而创始的一门社会科学可以不依赖于一切主观的或心理学的观念而发展。它的方法在于充分地分析行动者的情境,以至能在没有来自心理学的任何进一步帮助的情况下按照情境解释这个行动。客观的‘理解’在于认识到这个行动客观上适合于情境”。情境逻辑可以解释在某一种相同情境下,行动者(不考虑他个人主观的心理倾向)都会采取同样的行动模式,就好像下棋要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一样。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就已经使用了这种完全客观的理解方法,他没有流露出他个人的丝毫一点好恶、爱憎,他不动声色、完全置身事外地叙述,他“将这些东西说成仿佛是线、面、体。他不攻击道德原则,但他发现,这些原则在思考政治生活问题时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马基雅维里把政治运动看作好像是下棋游戏,他极为详尽地研究了游戏的规则,但他毫无改变或批评这些规则的意思。他的政治经验教会他,如果没有欺诈、哄骗、背叛和犯罪,游戏是从来就玩不成的。他既不责备也不举荐这些东西,他唯一关心的是找到最好的一着——在游戏中取胜的走法”。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德已退居次要的地位,政治问题的一切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现实的政治权力。为了君主的统治,伦理和道德不再具有终极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基雅维里实现了政治学和伦理学、神学的彻底分裂。确实,自从马基雅维里以后,政治学的研究开始以政治的典型现象——权力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最终目的。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 第三、马基雅维里主义代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诞生。马克思指出,16世纪以来的许多思想家“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从理性和经验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在这批思想家中,马基雅维里是最早这样做的,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马基雅维里说,“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因此,谈论人的道德尊严和谈论人生高贵的超自然的目的就毫无意义。试图用自然规律或神圣法则的支配来约束人也是枉费心机。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马基雅维里的权术思想才得以展开。政治思想史的著名学者乔治•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中指出:“近代的思想对于人性与古代有不同的看法,就是不把人看成价值的焦点,而是把人看成力量的中心,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所注意的不是这个对象应当具有什么价值,而是这个对象事实上是什么和在做什么。”这句话再恰当不过地评价马基雅弗里主义了。另外,马基雅维里强调人在命运面前并不是毫无能力的,人是有力量的。中世纪的基督教宣扬人的上帝、命运面前是无能为力的,马基雅弗里虽然也承认命运的力量,但他说,“命运只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当我们的力量没有作好准备抵抗命运的时候,命运就显示他的威力”;“任何一个君主如果完全依靠命运的话,当命运变化的时候他就垮台”。“当命运正在变化之中而人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法,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协调,他们就成功了,而如果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ll第1’。这种以人的眼光看问题,重视人的力量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当时反神学、反教会、反封建的54战斗提供了思想武器。 二、结论 诚然,马基雅维里主义中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某些方面在实践中有负面作用,它容易导致道德的沦丧,易于被那些战争极端分子歪曲和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体现了这种思想的恶劣影响。马基雅维里主义对人民有一定程度的轻视,不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反映了其狭隘的英雄史观的局限性。但是,分析、看待历史切忌脱离其具体的、特定的时代背景,更不能以偏概全,而应历史、客观地给予公正的评判。我们必须看到马基雅维里主义在当时的条件下对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禁锢的冲击,其叛逆性和合理性正是其耀眼的光辉所在。 作者:林峰 单位:福建省水口发电集团 政治哲学论文:基本问题之宪法政治哲学论文 近年来,以宪法规范为研究对象的宪法解释学基本成型。然而,除宪法规范外,宪法学还必须研究宪法规范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建立宪法政治哲学理论。尽管宪法学界对宪法政治理论有所涉猎,但对其所涉的基本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和科学的回答。这不利于以宪法解释学、宪法政治哲学为组成部分,构建完整、科学的宪法学理论体系。 一、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本源上回答“宪法的逻辑起点是什么” 所谓的逻辑起点就是指“科学应该从何开始”,“从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出发,在这些基本东西那里,‘全部发展就在萌芽之中”’。[6]92因此,逻辑起点是一门科学的起始范畴,以它为基础可以推演出整个科学的体系。黑格尔认为逻辑起点具有如下规定性:(1)逻辑起点是特定科学体系得以建立与展开的唯一客观根据。“最初的东西又同样是80根据,而最后的东西又同样是演绎出来的东西;因为从最初的东西出发,经过正确的推论,而到最后的东西,即根据,所以根据就是结果。离开开端而前进,应当看作只不过是开端的进一步规定,所以开端的东西仍然是一切后继者的基础,并不因后继者而消灭”。I71可见,其他一切范畴都是逻辑起点的具体展开和进一步的延伸,因而逻辑起点具有唯一性,即一个科学体系只有一个逻辑起点。(2)逻辑起点是一个最初的、最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逻辑起点“不可以任何东西为前提,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也没有根据;不如说它本身就应当是全部科学的根据”,[因而也“是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而最初的开端不能是任何间接性的东西”。[81“它必须直截了当地是一个直接的东西,或者不如说,只是直接的东西本身。正如它不能对它物有所规定那样,它本身也不能包含任何内容,因为内容之类的东西是与不同之物的区别和联系,从而是一种中介。所以开端就是绝有。”[7156(3)逻辑起点必须是绝对的,抽象的,无需证明的。“开端既然是哲学的开端,从那里,便可以说根本不能对开端采用任何更详密的规定或肯定的内容。开端应当是抽象的开端”。并且“必须造成开端的东西,不能是一个具体物。”(4)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一致。逻辑起点是一种客观、抽象的存在物。因此,在逻辑上作为开端的东西,也应该是历史上最初的东西,即“那在科学上最初的东西,必定会表明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东西”。[7159这样,特定科学的逻辑起点也应该是该科学的历史起点。(5)逻辑起点既是科学体系的起点,也是科学的终极追求(即终点)。“对于科学来说,重要的东西倒并不在乎有一个纯粹的直接物作开端,而在乎科学的整体本身是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中,最初的也将是最后的东西,最后的也将是最初的东西。” 任何特定学科的逻辑起点必须符合上述关于逻辑起点的一般规定性,凡不具备上述任何其中之一的范畴都不可能成为特定学科的逻辑起点。宪法逻辑起点既是整个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基石,也是宪法政治哲学理论的优秀。就科学功能与价值而言,它阐释了宪法的必然性(人类为什么需要宪法)与正当性(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宪法)。因此,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宪法学不可回避的议题。纵观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宪法学对宪法逻辑起点的探讨并不是基于认识其科学功能与价值的需要而展开的,而是随着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探讨的深入而逐渐展开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宪法学很快认识到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宪法学的根本问题,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一关系是“宪法学的全部内容”。『9]但研究伊始人们仅仅非常浅显地认识N--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实际上,“国家权力以公民权利为范围和界限”,“宪法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等观点都存在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嫌疑。后来(主要是1995年之后)的研究逐渐改变了将二者对立起来的现状,很多学者认为二者是一对(哲学意义上的)矛盾体,对立与统一是这对矛盾体同时存在的两个方面。童之伟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①。他认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统一的本源是社会的物质财富”,“法权概念是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统一体的适当理论概括。”2)之所以可以用“法权”概括这一矛盾体,因为这个概念表明:“其一,各种各样的权利与权力在一定社会的整体利益的面前完全是无差别的存在,它们只不过是同一种利益的不同表现形式,就像使用价值各不相同的商品在价值面前失去了质的差别、是价值这一同一内在因素的不同体现一样。其二,法权这个宪法学范畴的提出,将社会整体利益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纳入了宪法学领域,与个体利益、公共利益相对应,扩大了宪法学的视野,同时给宪法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表达工具。”[1o]295继童之伟教授之后,莫纪宏教授认为:“‘不自由是宪法价值的逻辑起点”,“以不自由作为宪法价值的起始范畴,采取认识论的实践方法,将‘自由’价值的内涵定位在‘对不自由的解除’上,并将这种‘自由’在价值属性上与主体性结合起来,指出‘对不自由的解除’就是对人有意义的‘利益’。”周叶中、周佑勇教授认为:“宪法学的逻辑起点应当是人民主权。这是因为,人民主权不仅是人权与主权逻辑与历史的协调统一,也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这一基本宪法现象的高度抽象。它充分体现在各种具体的宪政制度和宪政机制之中,因此以之为逻辑起点展开宪法学的理论体系,体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方法论的观点。”21笔者认为中国宪法学对宪法逻辑起点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既没有自觉认识到宪法逻辑起点应该具备的一般规定性(即上述关于逻辑起点的五条规定性),从而确立一套检验特定范畴能否成为宪法学逻辑起点的标准,更没有明确宪法逻辑起点的科学功能与价值。因此,可以说中国宪法学关于宪法逻辑起点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第二,“法权”作为宪法逻辑起点值得商榷。法权是“一定社会或国家中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全部利益,归根到底是归属已定的全部财产”,因此将法权作为宪法的基础实际上是将“归属已定的全部财产”作为宪法基础。人类历史表明,人类社会生活既有物质生活,也有非物质的生活,而恰恰是被童之伟教授所忽视的非物质生活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宪法既关涉财产利益,也关涉非财产利益(如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等)。可见,将法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也不能全面地反映宪法所关涉的对象。在这一意义上,法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不能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另外,按照马克思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之思想,即使是“全部的物质财富”可以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但它并不能作为人类的终极追求即终点。这不符合逻辑起点关于“起点即是终点”的一般规定性。第三,“不自由”不能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首先,宪法的逻辑起点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肯定物”,只有在终极追求的意义上它才可能成为一种价值。而“自由”或“不自由”首先是一种价值(特别是“不自由”还是一种否定的价值),不是一种客观实在。因此,将“不自由”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客观性,也不符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规定性。其次,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是现代宪法的几大支柱性价值,而且往往会出现一定的冲突。因此,任何一种价值都不可能统摄其他价值而构建一个价值体系。这不符合逻辑起点必然是特定体系之基石的一般规定性。最后,“不自由”不能作为宪法的终极追求,不符合逻辑起点即是终极追求的一般规定性。第四,“人民主权”也不能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 首先,人民主权作为现代宪法的一个原则,表明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可见,人民主权主要关注的是国家权力。而在逻辑上,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统一体,是二者所具有的共性或同一性,不会仅存在于二者中的某一方面。n]297因此,将人民主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不符合人们的认识逻辑。其次,人民主权作为宪法基本原则之一,仅仅是调整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其他社会关系如经济关系、文化关系、法律关系等都由其他原则予以调整。因此,人民主权不是调整所有宪法关系的基本准则,不可能成为宪法知识体系的基点。再次,在人类历史上,人民主权并不是调整政治关系的最早准则。即使到了现代,人民主权也不是所有国家都遵循的政治准则。因此,将人民主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宪法的历史起点,也不完全符合社会生活的事实。最后,按照马克思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之理论,人民主权作为调整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只可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不可能成为普世的准则而成为宪法的终极关怀。宪法的发展既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是一个逻辑的过程,并与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紧密相连。这要求宪法政治哲学理论从人、共同体、宪法的历史互动和逻辑关联中找寻宪法的历史源头与宪法的逻辑起点,并实现两者的真正结合f1]。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任何宪法都面对的客观存在,它既是宪法的历史起点,也是宪法的逻辑起点;它既是宪法所赖以存在的物质生活条件(客观基础),也是宪法要予以改造的对象,因此是存在基础(起点)与改造对象(目的)的统一。在宪法的政治哲学理论的视野中,这样一种观念,既可以把宪法的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也为认识宪法发展的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提供了认识基础”。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我们可用“人权”概念予以指称,它承载了人、共同体和宪法的逻辑关系03,即人必须生活在共同体中,而共同体的存在依赖于一定的组织规则(宪法),因此人既离不开共同体,也离不开组织共同体的规则,宪法组织共同体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这就解释了宪法的必然性(人离不开宪法)以及宪法的正当性(宪法必须服务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由此可见,人的生存与发展即“人权”总是表现为个体与共同体同时存在的一体两面,个人(公民)权利标识着个体的存在,国家权力标识着共同体的存在。因此,人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统一体,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都是人权的具体表现。 二、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本体论上回答“宪法究竟是什么” 宪法学是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对宪法的认识是以各种可感知的“宪法现象”为媒介的。这些“宪法现象”是我们在事实世界中所遇到的具体事物,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宪法现象”,任何一个宪法现象也不可能有确定不变的意义,它们总是模棱两可地“游移”在生成变化的领域之中,它们是纯粹的“意见”的对象。[121∞例如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不同国度的成文宪法在具体内容上不一样,即使是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成文宪法的内容也存在差异。尽管这些现象存在差异,但它们都是与“宪法”有关的现象,统称为“宪法”现象。这充分说明这些宪法现象存在“共性”,这种共性是各种宪法现象“所是的东西”、“本质”、“实质”。各种不同的宪法现象与它们“所是的东西”(N0共性)就是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凡是若干个体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的,它们就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或‘形式’。”[131据此,中国宪法、美国宪法、德国宪法、古典宪法、现代宪法等,也必然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或‘形式’,这个‘理念’或‘形式’就是宪法的本质,各种宪法现象是“宪法”(理念或形式)的“存在方式”、“此在”或“生存”。时至今日,中国宪法学仍然尾随现代宪法学,仅以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现代成文宪法(实在法)为抽象对象,得出了现代立宪主义的宪法概念。这种立宪主义的宪法概念可以说是现代人的宪法概念,具有伦理、历史、文化的危机或局限性,根本不能体现各种宪法现象(古代宪法与现代宪法、西方宪法与非西方宪法)所共有的“理念”与“形式”,进而回答“宪法究竟是什么”。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宪法学关于宪法本质的界定充其量是宪法在特定历史时空条件下的表现,它仍然属于宪法的部分外延,而非宪法的内涵。笔者认为探讨“宪法究竟是什么”具有重要的宪法学意义:首先,宪法概念是研究宪法学基本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可以说宪法学说史是从对宪法概念的认识与争论中开始的。纵观世界各国的宪法史,在宪法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宪法概念本身的价值一直得到政治家和学者的普遍关注。l4I对于“宪法是什么”的不同态度,是各宪法流派的根本性的差异,或者说“宪法是什么”的回答决定了特定宪法流派的根本性特征①。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宪法学要形成百花齐方殳、百家争鸣的宪法学流派,必须认真对待“宪法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如果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没有明确的理论定见,就根本不可能形成旗帜鲜明的宪法学流派。基于此种认识,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的冷漠,决定了中国宪法学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流派。其次,在哲学的层面上,事物的“本质”或“实质”(即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决定了事物的存在方式、表现形式、产生与发展等各种现象,前者处于主导地位,后者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的不同回答最终也决定了人们对各种宪法现象的判断(如特定的现象是不是宪法现象,宪法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宪法的运行状态等认识论问题)以及对各种宪法现象所采取的认识方法(这涉及到方法论问题)。最后,为了突破现代宪法学的历史、文化、伦理等局限性,本文认为宪法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目的地建立和组织共同体的规则。人的生存和发展不仅是宪法的历史起点,也是宪法的逻辑起点,而且是宪法的追求和目的。在宪法政治哲学理论的视野中,这样一种宪法观念,既可以把宪法的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也为认识宪法发展的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提供了认识基础。 三、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认识论上明确“宪法展现为哪些形态” 人们对宪法的感知总是以特定的宪法现象为媒介,诸多的宪法现象(或者说诸多不同层次的范畴)构成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由于宪法现象的纷繁复杂,人们不可能通过列举的方式穷尽不同层次的宪法现象,因此不可能精准地说明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但人们可以确立一个逻辑周延的分类标准,把这些宪法现象分为不同的类型,每一个具体的宪法现象都有自己所属的类。这些不同类型的宪法现象构成了宪法学的研究范围。笔者认为认识可感知宪法现象的一般理论属于宪法学认识论范畴,其优秀问题是构建逻辑周延的宪法现象类型以及厘清各种不同类型的宪法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宪法学由于缺乏认识宪法现象的一般理论,没有区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实际上经常将二者混淆),更不可能厘清各类宪法现象的相互关系。笔者认为根据宪法的存在形态(方式),可以将宪法分为成文宪法、观念宪法和现实宪法①。 成文宪法是指通过特定的符号(如文字)表现出来的宪法规范,现代立宪主义标志着成文宪法的繁荣;现实宪法是指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的宪法规范(如宪法惯例),并伴随着人类共同体的始终,是一种客观存在;观念宪法是以观念形态存在的宪法(如宪法要求、宪法评价),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人类智识的提高而逐渐成熟。宪法的实现表现为现实宪法、观念宪法、成文宪法三者之间的耦合,主要呈现出两个环节:一是成文宪法反映现实宪法的过程,它要求成文宪法必须立基于现实宪法,以保证二者在一定时期的适应性,从这个环节上看,宪法实现要求具有一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本国政治传统,符合民族文化特色的成文宪法。在这个环节上,宪法实现的任务是建构能够吸收各种宪法要求的成文宪法立法(制宪)机制,或者通过修改成文宪法吸收宪法要求,或者通过对成文宪法的有权解释来完成这种吸收,从而保证成文宪法与现实宪法的适应。二是成文宪法规范和调节现实宪法的过程,其优秀是现实宪法对成文宪法的适应。在这个环节上,宪法实现的任务在于如何形成统一的宪法价值观,在对成文宪法进行认同评价的基础上,使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与成文宪法规范相一致,从而保证现实宪法与成文宪法相协调,完成宪法实现的过程,形成特定社会的宪法秩序¨。反观中国宪法学,仅仅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②,忽视了观念宪法与现实宪法在宪法学中应有的地位,直接导致了如下问题:(1)以现代立宪主义宪法为唯一的研究范围,既否定了古典宪法(主要表现为观念宪法与现实宪法)的存在,也排除了现代社会中非西方文化圈中的宪法。这限制了宪法学的视野。(2)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必将坚持静态的稳定观,否定动态的稳定观①,这不能解释宪法的历史变迁,更无法回应中国转型社会的宪法发展②。(3)忽视现实宪法,将使人们看不到特定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传统、习惯对成文宪法的影响,从而看不到特定宪法的地域性;忽视观念宪法,必将无视人们对成文宪法、现实宪法的要求与评价,而人们的宪法要求与评价是宪法实现的关键。(4)仅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无法准确地描述宪法运行的各个环节以及这些环节所依赖的宪法程序。 四、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方法论回答“如何认识宪法” 中国宪法学对宪法学的研究方法是有所关注的,并提出了诸多个别的研究方法,诸如阶级分析法、历史的方法、经济分析的方法、规范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等。这些方法无疑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纵观近二十年的宪法学发展,关于方法的认识与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某一阶段总有一个方法占主导地位,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阶级分析的方法占据主导地位,九十年代以童之伟的法权分析为代表的逻辑的方法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还有莫纪宏教授的宪法逻辑学),本世纪规范分析的方法又处于主导地位。第二,在提倡某一方法时,根本没有考虑该种方法的适用范围、研究对象,不能明确此种方法的适用界限,结果是无限夸大、甚至是神化某种方法。因此,处于主导地位的方法总是忽视、否定其他某些方法,如阶级分析的方法否定规范分析的方法,逻辑的方法、规范分析的方法全盘否定阶级分析的方法。因此,可以说近二十年的宪法学研究,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形成一套和谐共存的方法体系。第三,对于同一个问题,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会有不同的结论,甚至不同的学者使用同一研究方法,也会出现不同的结论,这充分说明我们对特定的方法缺乏一套大体一致的使用准则。之所以会呈现出上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宪法学只有具体的方法,而没有一套关于方法的一般理论即方法论。关于宪法的方法论,笔者认为应该坚持以下几个基本的立场:首先,问题决定研究方法。特定的问题决定了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不同类型的问题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根本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 因此,明确研究对象的属性是方法论的优秀问题。这充分说明对方法的构建,依赖于我们对宪法问题的理解,具体而言就是要对宪法的研究范围(类型化的问题)有清楚的认识。在这一意义上,宪法学的本体论、特别是认识论直接决定了方法论的构建。其次,每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的适用界限。每一种方法都只能解决一类问题,而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任何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的适用领域与界限,例如规范分析法是解决成文宪法中的法律规范的独门利器,社会学方法是探寻、解释现实宪法的有力方法,逻辑演绎的方法是研究观念宪法的优秀方法,比较法是寻找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必要方法,运用历史的方法可以研究一国或者是特定法律制度的历史演进。最后,构建和谐的方法体系。尽管各类型的宪法现象具有差异性,但它们在本质上却具有同一性与关联性,都是共同体的整体秩序和人的整体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基于各类宪法问题所产生的方法也具有关联性,各种方法基于这种关联性组成了一个方法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种方法各得其所、各尽所能。综合上述三点可见,由于没有关注方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更没有看到问题间的逻辑关联,中国宪法学在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只有个别方法,根本不存在方法体系。有时甚至“盲人摸象”式的把某一宪法现象视为宪法的全部,从而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宪法学的唯一方法。例如,如果把宪法视为政治法甚至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阶级分析法就成为宪法学中的至高无上的方法;如果把成文宪法视为宪法自身(或者说成文宪法是宪法的唯一外延),规范分析的方法就成为至高无上的方法;如果把社会生活(规则)本身视为宪法,就会重视社会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 五、结语 如果把宪法比作一棵树,宪法解释学描绘树,宪法政治哲学关注树与环境的关系,而正是环境决定了树的生长,进而决定了描绘对象是否存在以及存在的状况。在这一意义上,宪法政治哲学不仅不应受到忽视或否定,而且要正视、重视其科学功能,并与宪法解释学相得益彰,从而搭建完整、科学的宪法学理论体系。 作者:梁成意 赖结 单位:华东交通大学 政治哲学论文:阿尔都塞与福柯的政治哲学论文 1从理论反人道主义到意识形态反人道主义 18世纪初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以康德为首的启蒙哲学家公开宣扬理性、自由等“人道主义”的观点,继而帮助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从教会神权手中夺取文化领导权。此后的两个世纪,作为启蒙哲学优秀的“人道主义”,也在批判、再批判的运动中不断得到更新。从早期费希特的“共同体人道主义”,再到后来的接受启蒙哲主张的马克思早期的理论,都企图在康德“人得哲学”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衣钵,重估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价值。而阿尔都塞由于受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影响,把二者的方法运用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中,指出以l945——19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马克思出现了“认识论断裂”。具体来说,阿尔都塞虽然在理论上反人道主义,但又承认人道主义具有意识形态的实际职能。正如他所强调:“没有不借助于主体并为这些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主体是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尽管阿尔都塞意识到“意识形态首先作为结构而强加于绝大多数人,因而不通过人们的意识。它们作为被感知、被接受和被忍受的文化客体,通过一个为人所不知道的过程作用于人,而人类同世界——包括历史——的这种”体验“关系(不论参加政治活动与否)要通过意识形态而实现,甚至可以说,这种关系就是意识形态本身。” 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内部进行斗争之时,二者都无法摆脱意识形态本身的束缚:资产阶级把自身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工具,他自身并不能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保持一种功利性的或纯粹策略性的外在关系,而是陷入自己意识形态的包围之中。然而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阿尔都塞也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切社会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历史唯物主义不能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可以没有意识形态。”_因此当阿尔都塞在理论上面对“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这一难题,他开始在意识形态范围内寻求无产阶级解放。在此之中,他承认了意识形态之中包含人道主义的必要性,它作为策略,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共产主义社会起到重要作用。正如他所言:“一切策略必定建立在战略的基础上,而一切战略必定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因此在阿尔都塞看来,作为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无论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还是在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都具有存在的必要性。而对福柯而言,他看到装置内部,无论作为主体的是个人还是各色阶级,他们的主体地位并非自然存在,它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主体性完全是被装置建构的,是装置规则预先确定了某种空的主体位置,任一占据该位置的主体所能做的事都不过是按该位置预先设定好的规则来陈述所允许的东西而已。这与阿尔都塞在分析意识形态过程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能成为无条件的主人”的观点具有相似性。然而面对人类在现实世界如何摆脱被奴役的宿命的理论难题,福柯没有像阿尔都塞一样在意识形态内部寻求,他从经验回到域外,再从域外在折返到人自身,最终他发现了死亡,认为死亡是对人的绝对超越,企图把死亡至于人的身体内部来追寻一种“例外状态”,摆脱一切奴役的束缚,成为真正的主人。 2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到微观权力 当阿尔都塞还沉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补充,强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与镇压型国家机器相区别的一个概念,认为它不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且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并通过意识形态发挥作用之时,福柯则勾勒了权力——知识的图式系统,“提供了一座崭新的实践坐标。一场战争咆哮于最深沉之处,伴随其区域战术与整体战略,以接力、联合、延长,而非集中化的方法进行”。于是有别于阿尔都塞所强调的国家在理论上被赋予作为权力机器的特权的观点,以及在获取过程中导致集权领导政党的实践性概念;福柯用谱系学的方法,首先对权力概念进行了重构,权力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被个人或团体组织(政党)所掌握的一种自上而下的体系;相反,权力既是一个复杂的流动体,又是不同团体和社会领域间的一系列关系,这些关系随着环境和时间而变化。此外,在对权力重新定义的基础上,福柯提出了微观权力说,对疯癫、惩罚、性等与权力的关系进行了历史性的分析,进而揭示这些微观权力如何通过各种装置塑造人们对身体方式和身体行动方式的理解。关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与福柯微观权力说,由于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马克思、葛兰西的影响,因而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强调不能仅靠武力和强制,而且需要通过家庭、学校、医院等机构来吸引、拉拢、赢得赞同。然而,种种的相似性不能掩盖二者的不同,我们也能够从权力的结构特征、位置观念辨别出。从权力的结构特征来看,阿尔都塞继承了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大厦比喻,他虽然承认作为法律、国家、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如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学校、医院、监狱,它们一方面保证着生产条件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也对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注入健康,富有活力的劳动力。然而阿尔都塞也强调“大厦这一隐喻的目的是要表述‘经济基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而上层建筑的各层不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它们都是由基础的有效性所决定的”_6,因此现代社会中,所谓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建立,都是取决于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它本身不具有独立的有效性。然而在福柯看来,微观权力并不从属于作为下层结构的生产模式,而“权力关系并不出于其他类型关系的外部它不在上层结构的位置它在所有它扮演的直接的生产关系角色之处。”相比于阿尔都塞把权力安放在大厦的上层,福柯把权力置于与知识相关联的一个拓扑结构之中,它表面上带有一种散射及分派的功能,它镶嵌于无处不在的力量关系之中,而并非最终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如父母与小孩的口角,老师对学生的训斥等等。从位置观念来看,福柯认为:“权力位置从国王的神圣统治变成了民主制度的空位,现在权力不属于任何人。” 而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位置从来没有发生空缺,从文艺复兴以前的君主、教会到现在的统治阶级。具体来说,对福柯而言,“权力的发展如下:它是一种策略而非所有物,其效果并不能被分派占有,而是一些配置、操练、战术、技巧、运作,它被运作而非被拥有,它不是统治阶级获取或保有的特权,而是其策略位置的整体效应。”面对马克思主义所宣称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在福柯看来,人民根本不可能掌握国家政权,那些团体是通过宣称人民说话从而代表人民而掌握权力,甚至人民并不真正存在,他们只不过是政治组织杜撰出来,用来维护自己权力的工具。因而福柯认为,任何人都不能掌握权力,“权力在不同的团体、事件、机构和个人之间游移,没有任何人可以拥有它。”然而,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许不只是阶级斗争(往往是表现出激烈形式的阶级斗争)的赌注,还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统治阶级为了稳固国家政权,运用一系列的意识形态来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而被统治阶级为了打破一直处于的被剥削状态,企图运用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抵抗,以避免对统治阶级的臣服。虽然由于阶级斗争的存在,使权力在阶级之间出现游移,但在一定的时期内,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领导权仍然属于统治阶级,权力的位置不会空缺。 3从“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理论到“去政治化”的话语理论 在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文中,他在汲取马克思、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观点的基础上对现代社会“去政治化的政治”现象进行了清晰的描述与分析。现代哲学思想作为现代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现代哲学家同样受到了“政治化”还是“去政治化”的自我问责。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与现代社会”一节中,汪晖认为“去政治化”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政治”不是国家生活或国际政治中永远不会缺席的权力斗争,而是指基于特定政治价值及其利益关系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亦及政治主体间的相互运动;而所谓“去政治化”就是指“对构成政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的主体之自由和能动性的否定,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主体价值、组织构造和领导权的解构,对构成特定政治的博弈关系的全面取消或将这种博弈关系置于一种非政治的虚假关系之中。”因此从阿尔都塞政治哲学中对政党,阶级,国家等概念的强调,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福柯在对权力——知识图式的分析中呈现出了“去政治化”的立场。在汪晖对“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一命题的讨论以及展开陈述的过程中,他首先强调哲学的政治化意味着哲学家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取向,占据一定的阶级立场。如在阿尔都塞哲学中他所强调的“每一个哲学家,就算他像笛卡尔一样几乎不谈什么政治,仍然都可以在强调的意义上被看作是政治思想家”_6,就哲学的政治自身而言,阿尔都塞强调“为了使思想成为可能,就需要占据一个近乎不可能的位置”,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就是将君主塑造成一个新政治主体,而在阿尔都塞那里就是坚持人民的立场。阿尔都塞的这一系列观点,都强调了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然而反观福柯,一方面他极力反对笛卡尔以来的主体哲学,取消“立场”的实际意义,他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由话语进行编织的世界,话语世界的背后是一种权力关系对话语的陈述表达进行控制的网络,人在其中只能是权力关系控制的对象,不可能是其实践的主体;另一方面,所谓人民的立场也是不切实际的,在他看来“人民作为一个有机群体不仅是被政治家之流创造出来的,他的自身也是生命权力的产物,并受其支配”。 因此,在福柯的理论中,阿尔都塞哲学中关于政治理论的论述逐渐向常规化的权力结构的转化,亦即表现出一种去政治化的趋势。受马基雅维利、葛兰西等人影响,汪晖在谈及哲学的政治化的时候,亦认为政治化的哲学理论中应强调政治与领导权之间的关系。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到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都具有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强调被统治阶级如何打破现有的统治阶级的剥削政权,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他延续了先人的这一脉络,把现代国家统治分为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认为无产阶级要夺取国家政权,首先要打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掌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领导权,进而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而在福柯看来,“如果我们在看待权力的时候仅仅把它同法律和宪法,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那就一定会把权力问题贫困化:权力与法律和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有渗透性。”他放弃了对领导权的强调,进而开辟的一个新的领域,话语及微观权力。在话语和权力关系支配下,对疯癫、惩罚、性等命题的谱系学研究,强调不同的历史时期,疯癫、惩罚等话语是如何构成和运作,以及它们与权力的关系。从阿尔都塞到福柯,我们不仅看到师徒之间的继承关系,他们对结构主义方法的分析和应用,利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延续;而且也看到一种断裂,如果说马克思前期与后期思想中存在一种断裂,那么在20世纪中期哲学发展的脉络中,阿尔都塞与福柯之间也出现了一种“认识论断裂”,他们都在解释世界也在试图改造世界,但在手段与途径上进行了不同的尝试。因为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与福柯理论研究产生了藕断丝连的联系,他们在建立自己的权力批判理论过程中,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准;同样因为福柯对马克思主义主观上的拒斥,面对主体、权力理论等基本问题给出了不同回答,从而构成了阿尔都塞与福柯理论的巨大断裂。 作者:李超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哲学论文:柏拉图政治哲学论文 1.公私理论的价值指向:一种作为制度设计的正义 柏拉图致力于从公共利益这一国家整体性目标的视角来阐明正义的内涵。他说:“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阶级的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个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的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义”可以看出来,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国家应该是与正义内在契合、关联一体的,它以正义为建立的原则,同时又是正义栖息的场所。城邦正义的最高原则就是理想国家得以建立的根本指南,同时也是理想国家为之奋斗的根本目的,正义是思辨理性下全体公民的共同幸福,这种共同幸福就是公共利益的所在,换句话说,正义以公共利益为归宿,相应地,如何实现正义其实质就是如何实现公共利益。可以说,从柏拉图开始,对正义的理解与诠释具有了一种公共利益的内涵与意蕴,这也成为影响后世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传统。 按照思维的逻辑,柏拉图思考的重心转向了如何实现真正的城邦正义这一问题。柏拉图认为首先是构建一种形式和谐的政治秩序,这种和谐的政治秩序体现在分工与合作之中。正如柏拉图所说的:“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柏拉图对正义的探讨进入到社会结构与功能的现实领域。各个阶层的人们按照各自的社会分工,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扮演好自己的社会与职业角色,不要随意干涉和扰乱别人的分内之事,这样就最大限度地彰显了个人的正义,也就忠实地践行了个人的正义。当全体城邦公民都遵循这个原则,并且整个城邦生活在结构划分的基础上,制定并有效地实施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与机制时,那么,这个国家无疑就是正义的了,它就会朝着善的方向发展以实现整个国家的最大幸福,即公共利益。可以这样说,各司其职、恪守本分的分工合作成为公共利益得以实现的前提;从这个角度讲,个人正义的总体彰显与公共利益的实现是天然同一的。可以大胆地说,正义的城邦无时无刻无处不体现和渗透着公共利益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城邦正义就是公共利益。 柏拉图摒弃了抽象地谈论国家正义的做法,而将国家正义的实现真正落实到了城邦公民的个人行为上,赋予了国家正义以坚实的现实基础。与此同时,柏拉图也认识到虽然国家正义依赖于个人正义的彰显,但城邦中单个成员的个人正义并不是国家正义本身,因为国家正义是城邦成员不同正义内容的有机结合。因此,明确构成理想国家的三个阶层及其成员的各自正义要求,剖析其中所蕴含的公共利益精神,成为深化正义讨论的切入点。 在柏拉图看来,一个城邦中最高的统治者,应将自己所有的智慧与力量贡献给这个国家,一切考量应以民众的利益为最高的旨趣,这就是正义之于这个阶层的内涵。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柏拉图对于这样一个具有知识与智慧的阶层,寄予了极高的道德要求,赋予他们比治国理政更为崇高的职责与使命。推而广之,柏拉图对于知识阶层给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正义内涵,那就是运用好自己的才智积极为国家服务,全心投入,不为私利。柏拉图就一个城邦国家的统治而言再次重申了他关于不义的内涵,那就是那些不够优秀的人实际掌握了统治国家的权力,那样神谕的“铜铁当道,天下大乱”就会一语成谶。“我想那些有才干的人之所以去当官吏,也是出于担心没才干的人上去把国家管乱了的缘故吧。因此可以说,真正有当官吏的才干的人不是因为他们从官员的职位可以获得什么好处和乐趣,而是一个必须:因为他们找不到比他们能干甚至是和他们差不多能干的人去执掌政务。柏拉图关于统治者的正义的论述反映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提出了“治国为民”的思想。他认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是国家利益至上,管理国家的人倾其精力就是为了广大民众的共同福利,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可以看出,柏拉图虽然致力于维护奴隶主贵族的阶级利益强调了公益,但在如何处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关系上,他还是着重强调了官吏要倾其才智为国奉献,以崇高的使命感为国尽忠,这种思想穿越时空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是强调了知识治国的理念。由那些真正拥有智慧的人来治理国家,这是国家沿着合理正确的方向向前发展的根本性因素,是实现国富民强的关键。倘若国家沦入那些宵小之辈手中,前途势必堪忧。当然,柏拉图这里强调的智慧之人绝不是我们现代政治理论上所说的知识精英或技术官僚,而是拥有哲学智慧的人。简单地说,柏拉图确立了一个权力和能力相一致的理想社会,作为统治者与善之间有着稳定且坚固的内在联系,这是城邦政治生活保持正义性的根本所在。 诚然,城邦统治者的素质直接关系着城邦的兴衰,因此,如何避免城邦统治者的腐败就成为保持城邦正义的另一关键因素。柏拉图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巨大的财富悬殊和良好的政府不相容。这一共同信念的形成是希腊人通过许多世代的政治生活所获得的经验。特别是梭伦时代存在的贫富不均所导致的雅典动乱,更加强化了柏拉图的这种认识。因此,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对统治者阶层拥有私人财产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甚至在他看来,只有废除财富本身,才能取消他们把任何东西据为己有的权利,才能根治统治者的贪婪,当时的斯巴达就是这样。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柏拉图消除财富不均的动因绝非因为财富不均对个人是不正义的,而是因为财富不均影响到了国家内部形成最高程度的协调一致。与之相同的是,废除婚姻制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废除一夫一妻制的性关系,代之以按统治者的要求进行有节制的交配,目的是获得优秀的后代。因为他认为个别人对家庭的钟爱之情会削弱其对统治者的忠诚。为儿女操心劳累是一种比渴望得到财产更隐晦而有害的自私自利,他认为家庭对儿童的训练不能很好培养国家需要的全心全意的献身精神。因此,与他在财产问题上废私存公的观点相一致,柏拉图主张国家不能让教育听任私人的摆布,而必须由国家提供公民成长所必需的训练与教育,使之符合国家的和谐与福利。 就护国者而言最大的正义就是充分发挥他们勇敢的天性,保卫国家。勇敢是身为护国者的第一要素。无论是对内镇压不法之徒,还是对外抗击虎狼般入侵之敌都要求他们不但善战,还要很勇敢;除此之外,以坦荡的心灵树立符合国家要求的幸福观也是身为护国者的要素。这种幸福就是坚守城邦、无私无畏、甘于清贫,金钱财宝、美女豪宅与他们无涉,正是这种“一穷二白”的生活才构成了护卫者最大的幸福和正义。护国者摒弃了为某一个阶级幸福奋斗的思想,立足于全体人民的幸福,只有这样才会在全体人民的幸福之上体验自身的幸福。倘若他们沉湎于个人的吃喝玩乐,国家的前途就势必会断送在他们的手上。“我们是要我们的护卫者成为真正的护国者而不是覆国者…因此,在任用我们的护卫者时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是否应该割裂来单独注意他们的最大幸福,或者说,是否能把这个幸福原则不放在国家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必须劝导护卫者及其辅助者,竭力尽责,做好自己的工作。柏拉图在这里强化了个体的道德选择必须符合国家伦理的要求,这是一种典型的国家主义价值观。然而柏拉图不曾考虑的是国家在此种情况下就可以以自己的伦理目的肆意剥夺原本属于社会成员个体的幸福和自由,个体自由与幸福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被最大限度地挤压了。这种理论范式传至黑格尔,演化成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实现,人民非但不能违拗国家的伦理目的,而且“当国家要求个人献出生命的时候,他就得献出生命” 对于生产者阶层,柏拉图并没有明确描述他们最大的正义要求是什么。这是因为,他认为这个阶层及其成员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影响不大,只要他们遵循一个节制的原则,就可以不必像前两者一样,没有任何私人利益,一切行动以国家的公共利益为宗旨。他们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自由婚配等。在这里,节制就是他们防止走向邪恶的原则,就是他们走向城邦共同善的道路。所以,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公共利益原则依旧是这个阶层成员生活所必不可少的隐性规范。 2.公私同一的政治哲学理念:事实性与价值性统一的“理想生活”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在柏拉图对理想国家的种种设计中,突出反映了城邦整体利益或公共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则。在他所做的安排之中,都力图消灭个人利益存在与发展的空间,只有这样,公共利益的实现才能在城邦政治生活中成为主旋律,成为所谓个人赖以存在的阿基里斯之钟。个体的灵魂维系于社会本质上,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是同一的。个人在城邦之中是以一种公共生活为其存在方式的。柏拉图清晰地看到了,公共生活或公共利益的恶劣与腐败,会直接导致个人美德的不复存在。所以,他在《理想国》中一直保持着对个人私利的鄙夷与不屑,它是城邦全部危险的根源。在柏拉图看来,利己主义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错误,它还完全误解了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利己主义者不明白自我利益和共同利益其实是相同的;社会并不是外在于自足的个人的,相反,个人总是共同体中的成员。“利己者就像一个认为只要把脚放入花盆它就会像树一样疯狂生长的疯子。柏拉图完全没有弄明白人存在的意义。另外,他坚决反对的正是后来风行于世的公私两分(或者说是个体与社会相对立)的思维模式。柏拉图认为把个人和社会看成两个独立自足的要素是错误的,人和社会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一个人的欲求与社会的需要之间是同一的,是和谐一致的。所以,恪尽职守成为个人生存于城邦的全部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在城邦共同善的实现之中,实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真正意义。权利与自由都内化在了个人追求城邦共同善(公共利益)的行动之中了。 柏拉图从个人与共同体的胶合为一的关系上,消解了产生公私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他看到的更多的是公私利益关系相统一、相协调的一面。柏拉图这种对公私利益矛盾的解决模式,很难让我们定位它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案还是一种终极性的理想主义解决。因为在柏拉图生活的时代,现实的经验告诉他们公私利益矛盾原本可能就是一个假命题。虽然他已经观察到现实生活中个人利益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但他宁愿在重归先贤文明的昭示下祛除个人利益存在的空间,重铸公共利益大一统的城邦辉煌。 就柏拉图而言,这很难被仅仅定义为一种理想,正如后世许多思想家对《理想国》的评价一样。尼采就认为《理想国》并非空想而是富有实践使命的。当代一些思想家也承认尼采的这种论断不仅符合《理想国》的思想内容,也符合柏拉图的实践活动。总而言之,不管这种方案理想也罢现实也好,这都不影响其传达出的某种理念的正当性,正如卡西尔所认为的那样,柏拉图的理想国远远超越经验和历史的范围,它将指引人类不断地求索最完善的社会制度。 作者:刘晓欣 单位:河南工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后现代政治哲学论文 一、后现代政治哲学言说开启了当代政治哲学批判的新视域 批判是哲学本性,内含理论批判与现实批判两方面重要内容。政治哲学的批判更是典范的理论批判与政治批判的合一,同时也有相应的建构。可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哲学,不管它是自然哲学、科技哲学、语言哲学还是分析哲学等等,都含有现实社会政治的批判与建构,都有对人类社会政治生存的各种不同理论观照。否则,它就无法留存,更谈不上流传久远。政治哲学观照方式的差异,受到世界历史发展、民族国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与个人独特生存体验的影响与制约更大。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大型言说的道德理想国,突出批判现实社会政治的礼崩乐坏,强调政治合法性的最终准则是道德善恶。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大型政治哲学言说与批判,也是以伦理道德为准则,其心中的理想国也是个道德王国。中世纪西方社会将近1200年,其政治哲学真可谓在黑暗的漫漫长夜中朦胧,以虚幻、神圣而宏大的上帝之城来批判引导地上王国的建构。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构想了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的资产阶级千年王国。然而,其解放诺言并未兑现,只是兑现了政治自由与解放的形式,人类解放理想并未实现。需要不断地革命,以实现人类解放,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由此诞生。当代西方后现代政治哲学家不同程度地接受到古希腊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教育训练,也都受到西方政治哲学宏大叙事的影响,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尤其是法国后现代政治哲学家更是深受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都曾经在思想上有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程。在他们政治哲学的思想历程中,首先对政治解放的理论与实践丧失了信心,展开过非理性的、叛逆的批判。但他们在不同社会政治环境、事件等具体因素影响下,最后也都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走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甚至严重背离马克思,乃至批判马克思人类解放为虚幻的宏大叙事。在后现代哲学家心中,资产阶级共和国与政治解放的宏大理想破灭了,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的远大理想也破灭了。一切解放的诺言,都无法在理论上无懈可击,都是思辨的形而上学、抽象的同一性与普遍性,都是虚幻的整体性与主体性这种理性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表象主义哲学的结果;一切解放的诺言,都无法在实践上得到兑现,只不过是以新枷锁代替旧枷锁而已,都无法走出人类囚徒的困境。抛弃大写的哲学、抽象的哲学,就像终结形而上学那样终结宏大解放社会政治理想,成为了后现代政治哲学发出的共同性声音。深入挖掘尼采非理性主义哲学、现象学、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解释学、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先锋派文学的思想言说方式,结合各自独特的理论视域,他们相应展开了自己独特的批判言说。以知识考古、疯癫考察、谱系学批判、监控社会政治分析、解构、幽灵学、精神分析、小写哲学等政治哲学新概念话语方式,他们对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话语方式展开了碎片式的、游击式的批判;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中常被人们所忽视的微观、细小领域展开了批判。这是他们对哲学批判的创新,由此引出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新思潮。他们开启了现代性政治哲学批判的新视野,即注意力不要只集中在宏观批判上,还要批判微观领域,感受具体而微的现代性社会政治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大型权力结构之下,还有各类微小的权力控制机制与组织。 二、后现代政治哲学批判彰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 从1843-1844年开始,马克思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创立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他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在当代世界依然是畅销书、必读书目,被翻译成世界各国的各种语言版本,简直成了“世界文学”;他花了40余年撰写的《资本论》,每到经济危机时期都成为畅销书目,依然是“世界文学”。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是现实建构性与批判性的统一,其对未来理想社会与人类自由发展的构想,不仅是科学理论而且变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类解放运动,至今方兴未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即对现代性社会政治现实的批判,以雄辩的逻辑和巨大的正义感召力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样影响包括后现代政治哲学在内的各种哲学思潮。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后现代政治哲学相遇,进入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视野,更加彰显了它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政治哲学批判,为后现代政治哲学提供了思想养料。这也是后现代政治哲学肯定马克思理论价值最多、最明显的方面。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资本论》对后现代学者的影响最大。福柯在马克思现代性整体批判精神影响下,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医院、监狱、性等微观领域的批判,进而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自由的压制。他把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看成是“革命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主义设想了一种对大写历史的彻底改变来反对这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理论”。德里达更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强势话语反对马克思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以其《马克思的幽灵》的解构策略高度赞扬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精神。德勒兹对俄狄浦斯的批判模拟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加塔利说:“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眼中的政治经济学具有相同的经历。”利奥塔欣赏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其《利比多经济学》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德勒兹的《反俄狄浦斯》一样,批判资本主义对欲望的压制。明确反马克思主义的罗蒂,在其作品中也再三赞美《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深刻,对资本主义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还有法国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生产之镜》都继承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精神。如波斯特就认为,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批判基本上仍是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大框架中进行的。对此,张一兵教授说:“鲍德里亚思想路径的深处,还是存在一种形似历史现象学的他性镜像,事实上,他一直无意识地在模仿马克思。”至少,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性是后现代政治哲学批判性的一个镜像,他们的批判性概念是对马克思的模仿,或是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的替换。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想性建构,也深深影响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他们多数不赞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但不同程度地赞赏马克思政治哲学理想性维度对人的终极关怀,对未来的希望。福柯的后现代生存美学闪耀着人类解放的微光,德里达的友爱政治传递着人类解放的某些精神,德勒兹的解域替换着马克思的解放,利奥塔的未来大单子是渺茫的人类解放,罗蒂的希望折射着对人类解放的赞叹。从后现代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他们试图超越马克思政治哲学这座理论的高山。然而,他们的理论重叙计划都没实现,最终都回到了政治解放的怀抱,也就是回到了被马克思超越的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怀抱。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不可逾越的理论视界,也是不可被超越的对象。而且,马克思政治哲学象燧石一样,在后现代的敲打中不断闪耀着光辉。 三、后现代政治哲学建构促进了政治自由的差异与多样发展 从传统社会政治向现代社会政治转变过程中,出现了两大现代化发展道路与模式,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革命道路与模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革命道路与模式,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促进人的个性自由发展问题。欧洲资产阶级通过“双元革命”走上政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英国和法国为典型;在北美洲的土地上通过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废奴运动而走上现代政治解放的发展道路,美国是典型。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确立了形式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分权制衡的国体与政体。但是,政治解放并没有实现每个个人的全部解放,也没有实现人的差异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从宏观到微观的同质化、秩序化宰制着个性、差异、少数的自由与权力。生活在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现代哲学家,通过个人对政治权力、自由、民主微观运行的切身体验,反思批判现代社会政治问题,创建各有特色的微观政治哲学理论。在他们看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整体、宏观自由与解放是乌托邦梦想,未来遥遥无期、希望有但很渺茫,那属于形而上学的自在之物的世界,只能依靠不确定性去偶然实现。因此,在现实层面上,就要对企业、学校、医院、监狱等社会政治生活的微观领域展开对权力的批判,把自己哲学的任务看成是在与权力展开谈判。进而,他们把知识分子的使命看成是批评、限制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独一性权利、少数权利的侵犯与宰制,让自由与权利在微观的生活领域、市民社会生活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同时,试图再启蒙教育民众放弃宏大乌托邦梦想,关注私人生活领域的自由与权利,警惕权力的微观暴力,并与之斗争。从微观层面上看,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言说对我们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革命道路与发展模式以前苏联和中国为典型。共同点在于,都是在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但又未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直接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政治解放直接进展到人类解放的最初阶段。这种独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后,如何实现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过渡,如何在新的历史阶段进一步实现政治自由、民主、法治等。社会主义新型国家政权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人民群众整体上获得了主人翁地位。但是,我们也存在着重整体轻个人、重宏观轻微观、重同一轻差异、重多数轻少数,甚至存在着以集体名义侵犯个人权利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些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精神的,违背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义,也不符合人的需要与个性发展多样性的实际。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整体上、基本上是优越的前提下,我们更应该充分尊重个性、差异、少数人民群众的权利与自由,让每一个人都更加体面有尊严地生活,更加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是后现代的,也是现代的,还是马克思的,更是当代中国的。 作者:李福岩 崔晓庚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关于知识社会学的政治哲学论文 一、马克思:异化的劳动与异化的政治知识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中性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更清晰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里的“社会意识形式”概念是马克思力求从中性的角度来表述“意识形态”概念的重要表征。总体上说,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是与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所要强调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地位决定了不同的阶级会产生出与其地位相应的意识形态。当马克思与恩格斯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颠倒的意识”时,他们是从异化的劳动势必会导致异化的政治知识的角度去理解意识形态的存在意义的,这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思路有着一致性。但是,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出于建立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需要,马克思逐渐将“意识形态”概念向中性发展,使其作为与经济形态、物质条件相对立的一个范畴而出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总体说来,正是通过深入分析知识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意识形态”概念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政治知识概念。“意识形态”概念势必是与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联系在一起的。 二、舍勒:知识的内在结构与人的权力内驱力 舍勒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舍勒指出:“所有知识,尤其是关于同一些对象的一般知识,都以某种方式决定社会———就其可能具有的所有方面而言———的本性”;“反过来说,所有知识也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由此可见,对于舍勒来说,知识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就在于揭示决定知识的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与马克思强调劳动异化决定知识异化不同,舍勒主张,知识的内在结构是由人的本能—内驱力所决定的。他认为,“如果不存在追求权力的内驱力,那么,国家、政治文化以及国家所规定的法律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由此他得出结论:“关于人的精神的理论是文化社会学所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而关于人的本能—内驱力的理论则是关于现实因素的社会学所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他的逻辑思路是,所有知识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而对于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结构加以研究的社会学则是以人的本能—内驱力的理论作为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所以,所有知识都是以人的本能—内驱力作为预设前提的,关于知识内在结构的研究应该到人的本能—内驱力理论中去寻求根据。在舍勒看来,知识本身就是透视社会及其特有结构的窗口。舍勒认为知识的结构与知识的从事者自己的状况有着极大关联。 例如,在对形而上学知识进行分析时,他指出:“对于一种形而上学的结构来说,形而上学家们所从属的各种社会等级和阶级具有最重大的意义”。此外,舍勒还强调了知识结构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他说:“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形而上学体系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各个民族虽然也通过各种精确科学的方法论表述它们的本性,但是,它们却是通过形而上学把它们的本性更明确、更直接地展示出来的。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建立一种能够把哲学理论史上的诸阶段与产生这些哲学理论的各种群体类型联系起来的理论,将是一项卓有成效的事业。”舍勒针对与宗教知识、形而上学知识以及实证科学知识关联的社会及其特有结构所做的分析是极其深入的。他还进一步说明了知识的发展与政治的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着力强调的是政治权力之间的竞争对于知识发展的重大贡献。他说道:“对于不断把比较小的、分散程度较高的群体合并成范围越来越大的国家群集来说,对于不断加强———一般说来可以使知识的发展从其中获益的———社会等级和社会阶级的形成过程来说,存在于一个政治时代的政治权力的扩张是最强大的力量。”如果说从马克思那里人们更多看到的是政治对于知识的负面影响的话,那么,舍勒的分析则更多地强调了政治对于知识的正面影响。在舍勒那里,除了上面提到的政治权力的扩张对于知识发展的正面影响之外,他还强调了阶级斗争对于知识发展的正面影响。他说:“如果人的精神内部不存在能够使自身超越所有各个阶级的意识形态、超越这些意识形态之以透视法表现的利益的任何领域,那么,所有有可能出现的对真理的认识都必然会成为欺骗。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认识就都将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所具有的一种功能。” 三、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作为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曼海姆也是承上启下的人物。曼海姆在知识社会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将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政治性的理解清晰而明确地固定在知识社会学的范围之内,从而使意识形态这种政治知识形式的特性进一步明朗化。此外,曼海姆还论证了乌托邦也是一种政治知识形式。在曼海姆看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知识社会学还没有从对意识形态的揭露中剥离出来。因此,尽管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其历史观的一部分,但仍没有完全成熟。曼海姆明确指出:意识形态概念“反映了来自政治冲突的一个发现”。而且他还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将会导致“集体无意识”的出现。当然,也正是从曼海姆对“集体无意识”的阐释中,我们清楚地看到,“集体无意识”概念并不是强调存在着意识真空状态,而是强调人们的思想在受到某种意识形态控制之后会出现一种新的层面上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从词源的角度看,“意识形态”一词的意思是“观念的科学”。后来,经过马克思的阐释,“意识形态”具有了“虚假意识”的内涵。客观地说,曼海姆的“意识形态”概念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虚假意识”思想的影响,他刻意将这种因有限的认知视角而产生的扭曲知识,称为“意识形态”,在词义上相当于强调“阶级的意识”。当然,也正是在阐释“意识形态”内涵的过程中,曼海姆看到了这样一类知识分子的存在,“鉴于他们自诩的独立自主性和各种各样的来历,不仅被要求在一个意识形态所扭曲的政治实践中扮演公正的集体批判角色,而且还应是建立在非相对性的、客观真理之上的科学政治的推动者”。曼海姆认为:“能够使这两种角色的扮演切实可行的工具,就是知识社会学:对意识形态与社会规定的优越地位及团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作系统的揭露。”由此可见,关于意识形态的深入分析,不仅帮助曼海姆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与政治本质,而且也催生了区别于舍勒的新的知识社会学。 曼海姆深入分析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还特别强调了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在此基础上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知识社会学。首先,通过强调“政治—历史知识总是局部性的,是仅从某种视角观察事物的”,曼海姆明确指出,在知识社会学领域势必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在认识到政治历史知识总是与某种生存模式和社会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后,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决定的作用,有些人倾向于否认达到真理和领悟的可能性”。其次,在曼海姆看来,倘若人们已根据上述的第一种情形来检验问题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那就产生了另一种探索的可能性:“它在于试图把发现和分析存在于每个历史—政治观点中的‘社会平衡’的任务分配给知识社会学”。曼海姆解释道:“这意味着,知识社会学的任务是分清具体存在的一点‘知识’和估价性的、利益约束的因素,然后把这些因素作为错误的根源加以剔除,以达到‘客观上’有效的真理的‘非估价性的’、‘超社会的’、‘超历史的’领域的目的。”最后,曼海姆还指出,这里还存在着第三种选择:“在本来的政治起始点上,评价性因素不容易被分离出来,至少不像是在形式的社会学思维中和其他种类的纯形式化的知识中以同样程度地可能被分离出来”。曼海姆之所以强调这种选择的存在,是为了说明正是在这种选择中,知识社会学包容意识形态成为可能。曼海姆之所以将乌托邦也解释为一种政治知识形式,就在于他充分地认识到,乌托邦概念与意识形态概念之间具有共通性。但是,与意识形态概念所体现的是统治集团的意识相反,乌托邦体现了受压迫群体在理智上对摧毁和改变特定的社会条件的愿望。更确切地说,乌托邦是关于摧毁与改变特定的社会条件的意识的总和。在曼海姆看来,乌托邦问样也存在“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也就是说,“在乌托邦的思想中,被怀着愿望的想象和行动的意愿所引导的集体无意识,掩盖了现实的某些方面”①。曼海姆还提出了“知识的政治”概念。很显然,“知识的政治”概念的提出极具创新性,它通过进一步阐明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凸显了知识社会学的政治哲学意义。在这里,曼海姆所希望表达的思想是,政治的发展是受制于知识的,特别是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状态。例如,官僚的保守主义这种思想模式带来的就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把所有政治问题掩盖在行政这个帷幕之下的企图,可以用官员的活动领域只存在于已经被阐明的法律界限内来解释”。 四、福柯:权力与知识 弄清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既是福柯关注的焦点所在,也是福柯的重要贡献所在。将知识权力化其意义就在于,使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更加明朗化,这也是福柯思想的最为直观的政治哲学方面的贡献。当代学者贝斯特曾经高度评价说:“福柯不会呼唤‘社会学的终结’,却会呼唤一种新型的政治化的社会学实践,这种实践将与现论的那些人道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和整体化的假定断然决裂。”福柯并未像马克思与曼海姆那样只是通过细分知识而走向承认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而是通过细分知识与政治而走向承认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的道路。福柯不仅进行了知识考古学研究,而且还建立了权力系谱学。通过将政治具体化为权力,在明确知识与权力之间联系的基础上,福柯使这种联系变得更加一目了然。福柯曾经明确说:“权力与知识是直接地彼此包含的;权力关系是以相应的知识领域为前提的,与此同时任何知识都预定了并建构着权力关系。”正因为权力常常会被作为政治的代名词来加以理解,因此,从福柯的话中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知识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包含关系。一方面,福柯所说的“知识”是指关于人的知识(大致相当于人文科学),而在其具体论述中“知识”又往往可以同“理性”、“科学”或“真理”等说法互换。福柯的“知识”概念所强调的是人们在社会的所谓“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中的求真意志或真理意志。也就是说,在福柯看来,在人们的话语实践中包含有人们想成为(关于自身的)知识的主体的意志。福柯的“真理意志”概念无疑是从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衍生出来的,但二者的具体含义显然是不完全一样的。从另一方面看,福柯所说的“权力”比通常所说的(政治)权力在范围上要宽泛得多。因此,总体上说,福柯实际上是通过揭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而走上知识权力化的道路的。由此,福柯的知识权力化的深层次贡献就在于,揭示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相互包含关系。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话语”与权力是分离的。而按照福柯的分析,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权力;“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在福柯那里,“话语”与“权力”是以同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对权力的任何一种方法的掌握,都是对“话语”的一种方法的掌握。以“说话”为例,所谓“说话”首先就是掌握说话的权力,“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而且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权力的施展,一方面不断创造知识(“话语”)的新对象和新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新对象和新形式也会导致和加固某种权力。这样看来,不仅“话语”不是消极、被动的,而且权力也不是镇压、压制等的代名词,而是同“话语”一样,是社会文化构架中必要的、充满活力的积极因素。由此,正是通过深入揭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权力才不再像过去那样被理解为消极性的,而是在此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意义。福柯不仅严格区别了“特殊的知识分子与普遍的知识分子”,而且在他的方法中,社会学家的角色和功能被重塑为一种独特的批判理论家或系谱学家,后者的任务不是为了知识自身而制造知识,而是为了对政治抵抗活动有所贡献。福柯认为,系谱学家是一类“特殊的知识分子”,他抛弃了任何自命为代表一切被压迫群体的虚夸态度,承担着一种更谦逊的局部斗争形式的顾问的角色。同时,与那种“普遍的知识分子”不同,特殊的知识分子并不企图强加一些封闭的整体化方案和行动计划,用来把局部的斗争统一成一个革命运动。不过,正因为福柯只是希望利用知识去颠覆当代的统治形式,最终他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口头批判者。安东尼奥曾深刻指出:“虽然福柯对统治和反抗的辩证法的分析暗示了一种批判的微观政治学,但他关于权力与知识相互渗透的更广泛的论点却提出,统治实际上是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每一个小生境中涌流出来的。控制的系统是如此地铁板一块和不可抗拒,以致很难想象任何有意义的社会变革可以从内部发生。”用福柯自己的话来说:“在我看来,在一个像我们的这样的社会中,真正的政治任务就是批判那些表面看来中立和独立的制度的运作,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批判它们———也就是要撕掉总是通过它们而被含混地运用的政治暴力的假面具,以便人们可以与它们做斗争。” 五、结语 综上可见,知识社会学具有政治哲学的意义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沿着政治哲学的路径继续走下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尽管这些意义都是潜在的,甚至是需要加以仔细挖掘的,但它们的存在却也为人们从中寻求知识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规律性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第一,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将知识泛政治化的过程。 在马克思那里,真正属于政治知识的只有意识形态;但是在曼海姆那里,不仅意识形态是政治知识形式,而且乌托邦也是政治知识形式。因此,从本质上说,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日益认清知识的政治属性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将知识泛政治化的过程。特别是在福柯将知识与权力相联系之后,知识的泛政治化现象更加明显。在福柯那里,权力现象无处不在,因而基本上所有的知识都会在与权力相关联中被打上政治的印记,成为政治化的知识。从福柯的分析来看,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找到与权力无关的知识,知识政治化已是社会的常态。 第二,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由强调“知识影响政治”到主张“政治影响知识”的过程。 前面我们提到曼海姆曾经提出“知识的政治”概念,其力求强调的是政治受制于知识,特别是受制于意识形态。但是经过福柯的分析,人们所看到的是政治影响知识,特别是权力影响知识。尽管福柯一直强调权力的积极意义,甚至认为不应该从消极的意义上理解权力,但是,他对权力与知识相互包容关系的极力推崇,表明了在他那里不仅知识是深受政治影响的,而且这种影响甚至是伴随知识发展始末的。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将政治的内涵狭义化的过程。 从福柯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知识的发展中只存在着为权力而斗争的问题,因此,在这里政治更大程度上只是被视为权力。但是,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的内涵远远超出了权力的范围,它是指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国家权力机制、政治意识形态等。因此,从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政治到福柯的权力政治的发展轨迹来看,在知识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将政治的内涵狭义化的过程。从政治哲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关于政治的理解主要经历了国家政治、权力政治与价值政治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三个历史阶段不仅具有历时性,也具有共时性。这三种关于政治的理解都具有自己特定的界域。由国家政治论发展到权力政治论,由权力来统领政治的内涵,其优越性在于避免了用静止的、抽象的概念对政治进行解释,但其局限性在于使政治的内涵走向狭义化,将对政治的关注引向了一个十分狭小的权力范围。沃尔特也指出:“最有用的权力概念既不会在它的领域内排除说服和强制,也不会认为权威或暴力何者更为重要,更具有终极性。”因此,当福柯将知识与权力进行紧密联系之后,严重后果就是势必会把人们的政治思维限制在关注说服与强制,以及权力和暴力等问题上,而这些问题的研究往往是很难有终极性结论的。 作者:欧阳英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家哲学思想与民粹主义关联 作者:邹志斌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问题症结之所在 对于民粹主义的概念,除了知道“民粹主义,俄文原意为‘人民主义’,是19世纪中叶产生于俄国的一种代表农民利益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5]外,其本质为何,并不清楚。它究竟是一种思维观念,是一种社会的发展模式,还是一种历史的社会形态?它具有怎样的特点,其理论的缺陷、历史的局限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在至今所有参与讨论“与民粹主义”问题的学者中,都没有予以正面的回答,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是在自己的语言系统内、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民粹主义”进行随意地使用。很多学者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仅仅是从个人只言片语的语言风格来任意揣摩、猜度个人的思想特点,主观偏执地认定天生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认为后来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民粹主义等固有观念,是来不及清算也不必清算的。它只是被悄悄地嫁接了过来”而已[6]。这种主观想象的做法,显然不是作为一个学者所应有的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例如:最早提出是民粹主义者的莫里斯就认为,民粹主义就是个人的思维特点和感情倾向,他在《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就指出:“在的心态中还有许多其他特征是典型的民粹主义”[7]。不难看出,在莫里斯心中,的民粹主义问题,仅仅是个人的一种心态情结而已。而在国内的其他学者那里,民粹主义却成了另一种东西。李泽厚就将民粹主义理解成为了一种“大锅饭”模式的分配制度,胡绳则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他说:“中国可以从农业国家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看法一般被称为‘民粹主义’”[8],他认为凡是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就一定是“民粹主义”。正因为对于基本定义的解释有所不同,就使得对于“是否是民粹主义者”这一问题的争论,诸多学者根本就没在同一个问题上展开争论,而仅仅是从个人身上的各个碎片来解释对于个人的印象。理论与实践的二元选择国内的许多学者指责是民粹主义者,其主要的事实依据就是,在建国后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是过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想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因为本人对于“民粹主义”的定义就是如此。早在建国前的1945年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就指出:“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9]323。基于此,国内的不少学者(如胡绳等)就认定,犯了民粹主义的错误。但胡绳对的意思显然是一种歪曲地解释,他们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二者机械地联系在一起,直接划等号。众所周知,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而工业化则是生产方式的一种类型,在现代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确实达到统一,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后发国家要完成国家工业化道路都必须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这种机械的历史阶段发展理论,无疑是构成胡绳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理论基础。的经济哲学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实践的产物,它是关于中国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践的理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因此,在讨论关于在建国后是否是民粹主义者的问题,首先应当立足于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从实践出发考察在建国后是否为民粹主义者,就必须考察一下中国在1949年以后的近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的社会生产力究竟提高到何种程度,中国从原有的小农经济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转型到什么程度。一句话,就是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有没有得到解放。而对于这些问题,胡绳等人根本避而不谈。也许在他们头脑中想象的世界里,根本就不懂经济,而在时代,中国的经济根本就是糟糕得不得了,一无是处。例如,李泽厚就认为:“《选集》第5卷收的是1949年胜利后到1957年底的文章,其中很少有讲经济建设特别是讲工业经济的文章,毛对这方面很不熟悉,也较少发言。他后来提出‘鞍钢宪法’、‘以钢为纲’、‘工业学大庆’等决定性的方针路线,则与他未曾发表的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笔记一样,都主要是一种哲学观念的推演”[11]。毫无疑问,这种盲人摸象的视角、断章取义的解释以及牵强附会的逻辑推演,使坚信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根本就不可能客观地对待和的经济哲学思想。因此,他们只是一味地指责在建国后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过早地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三大改造),却根本不关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也根本不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2]。其实,稍有中国近现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我国“到去世时,已经建立起相当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我们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把一个连自行车和手表都不能生产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为四个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3]。客观事实表明,认为不懂经济建设,忽视生产力发展,不走工业化道路,是民粹主义者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而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提出是民粹主义者的莫里斯先生,在谈到关于国家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的成就时,其观点却与胡绳、李泽厚等人截然相反,他认为:“无论人们对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而且,事实上“的那个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的时期相比毫不逊色”[14]。历史观的二元选择国家建设是一个实践问题,但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还是少数精英资本家?即是坚持人民群众为本位的唯物史观,还是英雄主义的唯心史观?而具体落实到中国的社会实践,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其主要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还是少数精英资本家?而坚持认为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无疑是一种唯心史观,他们认为只有少数的精英资本家才能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胡绳在他的文章中就有这样一段描述:“拿1949年—1953年和1945年相比,资本主义恐怕并不是更多一点,而是更少了一点。官僚资本主义很大一部分跑到国外去了,还有一部分被带到台湾去了(这当然对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不利)。很多民族资本家为了避免战祸,也由于对国民党政权崩溃后的形势看不准,把他们的资产(或其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国外和香港。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1949年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总量,看来也不会比1936年时较多,而是更少些”[15]。而李慎之则更是赤裸裸地宣称:“我曾开玩笑说过,如果中国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随便搭上那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盛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今天我们就是日本”[16]。从这些猥琐、龌龊的言语中不难看出,胡绳、李慎之等人对于资本家离开中国大陆这一事实所表现出来的恐惧、焦虑的心态和对做奴才的渴望,而这种表象的背后则是对资本的顶礼膜拜,更是对人民群众的鄙夷与不信任,认为只有资本家(少数精英)才能发展国家的经济,才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至此,以胡绳等人为代表的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无疑已经在自觉不自觉的时候,将自己的阶级立场完全放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其分析问题的研究范式也退化为唯心史观,完全脱离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 实践的经济哲学 问题的关键在于,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资本主义”?所提到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究竟是指什么?它和民粹主义者所提到的“资本主义”究竟是不是具有同样的内涵和外延?这涉及到理论研究的学风问题:绝对不能将同志在具体环境下提出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无限地扩大解释,“把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19]。同志所讲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主要是指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而绝不是指资本主义人剥削人、人吃人的黑暗的社会剥削制度。“认为……社会主义建立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即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20],而不是分散的、落后的个体小农经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9]207。只有在国家完成工业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另外,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不是没有原则,没有限制的。“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的路,绝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计民生’,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21]。由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已经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国家(除苏联外)清一色的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人们往往也将资本主义与工业化混为一谈,经常进行相互替代的使用,正是考虑到这一现实情况,在谈到中国的资本主义时还要刻意强调“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的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22]88。也就是说,所说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仅仅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而且它的服务对象也不再是少数资本家,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对于“民粹主义”的认识,绝不能将资本主义所有的构成要素当作充分必要条件作为衡量是否为“民粹主义”的标准,只有忽视工业化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的作用的理论才是“民粹主义”。2.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选择“民粹主义者”这顶帽子,说到底还只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国逐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唯一时代课题就是“救亡”。因为“救亡”成了摆在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面前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如果连国家都灭亡了,其他问题说得再好听,也将化为泡影。这不是哪一个人作出的主观选择,而是整个客观局势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日日夜夜苦思焦虑的,甚至不惜为此付出一切代价的,都是围绕这个中心问题而寻求答案[23]。围绕这一时代课题,中国人民肩负着两大历史任务: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中国的现代化。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这一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而在建国以后,面对着经过西方列强上百年洗劫和饱受数十年战争蹂躏后的、且早已经是千疮百孔的国家和帝国主义列强随时会入侵的生存危机时,党和国家在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22]89。而如何进行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成为了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又一重大的历史课题。事实上,“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认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性,并立志要在中国搞工业化。他指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24]。而在建国后的具体历史环境下,中国要想发展生产力、完成工业化道路,有两种选择:一是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即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利用私人的力量完成工业化的道路;另外一条就是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利用国家的力量完成国家建设的工业化。从理论上讲,如果必要的条件具备时,国家的发展完全“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它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农业来逐步代替小地块耕作”[27]。因此,主观上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从客观上说,当时中国也不具备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条件。“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要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实际上是走不通的。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由于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本国封建关系的束缚,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对外国垄断资本具有相当大的依赖性。由于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仍然不可能摆脱对于外国垄断资本的依赖……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企图主要靠外国提供资金和机器设备等等来求得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由于在经济上依赖外国,在政治上就挺不起腰杆,连已经争得的独立也可能丧失掉。所以,如果搞资本主义,搞来搞去,就会搞成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了。这种危险是现实存在的”[28]。因此,无论是主观的良好愿望,还是客观的实际需要,中国都不可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的选择是向苏联学习,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马克思晚年所设想的一种“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事实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意义并不在这一设想本身,而是在于这一设想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方法论”[29],虽然中国的社会经济,在当时还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但“假如我们不得不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可就太糟了”[30]。而中国之所以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也绝不是为了马上进入人人平等、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党和国家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并不是出于一种抽象的社会主义信念,而是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实际需要出发的”[31],最根本的现实原因,就在于要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另外,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对“工业化”的定义同样需要界定清楚。斯大林同志曾经指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32]。而按照当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和建设勇气,也根本不可能承担起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历史重任,只能通过国家的力量来完成国家工业化建设的任务。所以,“确认,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但他从来没有像民粹主义那样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小生产的基础之上。事实上,以为首的党中央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总路线”[33]。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中国人民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共同做出的合目的性(消灭剥削)和合规律性(发展工业化)相统一的历史性选择,绝不是什么民粹主义的问题。3.实践主体的再认识国家的发展问题,即国家完成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实践问题,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调动社会各阶级的力量共同完成。但同时,“现代化的过程不是一个自发的自然过程,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借助一定的群体互动而实现的。现代化是一个社会资源与群体利益再分配的过程,社会各阶层在现代化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势必是不同的”[34]。因此,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同样首先需要认识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35],即谁在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谁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同样也是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利用私人(即少数精英资本家)的力量推动国家完成现代化的进程。但这条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撇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本国人民的血泪史和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殖民史不说,仅就中国当时的资产阶级的力量而言,也无法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由于民国时期国家资本逐步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这就使中国资本主义较早地走进了死胡同,丧失了促进和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可能性”[36]。既然资产阶级无法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那么,推动中国完成工业化建设的任务,就天然地落到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身上了。而事实上,推动国家完成工业化的力量也只能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少数精英资本家。但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学者却无视这一社会现实,偏执地认为只能由作为历史英雄人物象征的资本家们来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而人民群众对此则只能是无所作为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反倒是和一直被他们所批判的民粹主义者持相同的观点,因为“民粹派把群众视为一群盲目的、无所作为的‘群氓’,比作一连串的零,说只有把英雄人物这个实数加在这些零的前面,才能构成有效数字”[37],不过这也是持唯心史观者再正常不过的表现了。所以,他们才会对1949年官僚资本跑到国外去的这一事实表现得无比恐惧,而对于人民的作用却又充满了不信任,“不信鸡毛能上天”成了这些人的普遍心态。事实上,“历史是人民创造的”[38],无论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即使是被无数资产阶级学者所顶礼膜拜的资本主义社会,它的历史发展也是由人民群众作为最终的推动力量而发展起来的。“人民群众之所以是历史的创造者,从根本上讲,在于人民群众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的决定性力量———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伟大的客观物质力量”[39]。人民群众在社会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探索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进方向,当社会生产关系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要求生产关系“变革的意志、要求主要来自人民群众,他们要求统治者改弦更张”[40],使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当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拒绝改革时,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根本起不到任何的历史推动作用,只有当人民群众团结起来进行彻底地革命时,才能完成生产关系向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方向的变革,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41]因此,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42]。 结束语 中国的工业化是在经济哲学思想的科学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客观经济条件并团结了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前提下完成的,而现代化发展也必须遵守“理论联系实际”的客观规律,立足于人民的阶级基础。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仍然需要坚持经济哲学思想的科学指导,只有这样,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才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政治哲学论文:哲学意见对政治建设的启发探索 作者:黎永红 单位:湖南科技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 人类的认识活动从问题的发现到个体意见的提出再到群体共识的形成直至真理的临现过程中,意见是重要的一环。意见作为认识,其本质是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引入认识论,不仅驳倒唯心主义先验论、不可知论和怀疑论,从而克服旧唯物主义直观反映论的不足,创立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把意见引入认识论,是对认识运动过程的精准化。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首先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然后才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在这双重的关系中,通过主体的客体化来改造客体以确证主体的本质力量,同时也通过客体的主体化为主体提供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以提升主体的本质力量。主体认识世界的能力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历史的变化发展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4]意见是主体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种认识能力和形式,引导主体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走向正确的真理。意见是真假未定的主观性认识,必须经过“一致而百虑”的思维矛盾运动对话者提出意见来进行讨论时,常常是非界限不明,谁是真理、谁是谬误要通过争论才能明晰。如果某对话者利用强权、狡辩或话语霸权把一己之见当作真理、把其余不同意见视为谬误,自以为掌握了真理,把真理和谬误的界限说成是泾渭分明的,那就陷入了独断论,其个人的看法也只是一孔之见,与他人的意见相比并没有天然的合理性,本质上都是真假未定的主观性认识。对话参与者所能做的,与其自以为是地掌握真理,不如敞开心扉,让真理来掌握自己。只要对话者彼此诚恳地交流,即使一开始每个人的意见都是错的(承认有可能出错),最终也可能获得真理。意见对于真理具有积极的构成作用,真理就是在克服意见之际展示自身,从而赢得所有的对话者,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人们一定是从错误开始,然后由此转向真理。要让某人相信真理,仅仅说出真理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找到从错误到真理的道路。”[5]独断论倾向在先秦哲学孔孟法家中有所表现,他们创制的“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经学独断论导致了理性专制主义,甚至“以理杀人”。而庄子反对“蔽于一曲”,反对把意见当作真理的独断论,却走向了相对主义。庄子认为种种意见的是非之争都根源于“成心”,区分了主体在认识真理性和价值性上的三种不同取向。“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认为贵贱是由超主体的力量诸如天神上帝、人间君主皇帝、金钱来决定,主体被取消了自由裁量的权利,这是世俗的一般看法;“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即自以为是,盲目自大,比如儒墨法都以自己的学说为终极真理,将其余学派的意见斥为谬误;“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即从道的角度来看待万事万物,一切皆平等,就能克服一切偏见和束缚。[6]庄子主张以道来克服“成心”,反对主观片面性有积极意义,但在《齐物论》中主张“齐是非”,取消万事万物的差别,走向相对主义。面对“蔽于一曲”的老子、墨子、惠子、庄子,荀子提出“以道观尽”的“解蔽”学说,主张解除人们心灵的束缚,保持独立自由的思考,再展开不同意见、观点的辩论,通过辩论能够达到一致的结论,当然这“一致”又要分化,成为“百虑”。正所谓《易传》所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反映了思维辩证运动的规律。正是在思维矛盾运动中,对话者展开意见的争论,做到自尊也尊重别人,思想才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反思哲学意见范畴,为长期受“权威”压制的“意见”正名。把哲学意见范畴引进政治学,把意见范畴与民主范畴联系起来,为党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支持。在实践过程中,主体发展出了一种认识能力即“意见力”,从另一个角度开启了对自己和世界的认识。在科学发展的今天,除了以科学和宗教的方式来认识世界之外,还有通过意见的方式来认识世界。意见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确证了认识主体的本质力量,即主体通过“意见力”实现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意见的表达表明立场、角度和观点不同的主体都渴望了解事物的真相,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应该受到重视和尊重。因而,哲学意见范畴具有多元性、真假未定性、独立自主性、批判性的理论品格。哲学意见范畴的理论品格拓展党民主政治建设道路哲学意见范畴的理论品格适应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的要求。民主与专制、独裁相对立,实现人民管理国家社会事务和多数人的统治。首先,实行民主的政府必须保证主体的独立思考的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伏尔泰反对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言论自由不仅是在私人空间,更是在公共空间以新闻、出版、集会、游行等形式发表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从民主立法的角度实现基层百姓普遍议政,是民主建设的一条途径。民主立法就是民众通过意见的方式在法律层面上表达其利益、意志、愿望。一般说来,如果民众能够通过立法程序使其意志、愿望和要求表达得愈完整、明确和充分,法律就愈能够在民主建设目标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那么,民众也就越愿意选择诉诸法律的方式来表达意志和利益诉求,而不是诉诸其他非法的方式来寻求自己利益需要的满足。立法机关与涉及的利害关系人作为立法主体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上,彼此之间要寻求相互妥协的方案,在沟通和妥协基础上,确立立法、民主与和谐的观念。目前我国法律制度的实体和程序方面离公平正义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需要进一步建立、完善和落实民主立法的各项制度。哲学意见范畴的理论品格为党内民主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党内民主必须要进一步推行党内民主决策,除了领导班子内部决策外,更重要的是普通党员要参与决策,并且是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哲学意见范畴表明认识不同的主体享有表达意见的自然权利,是符合人类本性要求的权利,是国家公权力所保护的公民政治权利。意见的表达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知情权和决策权的体现。在党内民主决策中,保障普通党员的参与权,发表个人的意见,同时获悉其他主体的意见,全面了解决策的情况,以便表决时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当下,意见和利益群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党内组织成份出现复杂化趋势,多元化和复杂化需要整合,而整合就是对社会群体中不同意见利益的矛盾冲突进行协调,使社会组织结构合理,功能协调,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的满足。有效整合需要党员充分参与,把自己的意见集中到公共平台上,暴露在阳光的监督下,才是成功的整合。当然,基于民主决策基础上经妥协形成的共识不等于基于科学决策基础上形成的真理,真理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而民主决策形成的共识反映的主要是共同利益关系,其结果是有用的,但并不必然就是对的。肯定“百虑”的意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一致”的共识,不过,虽然达成“一致”,但是还不等于就是真理,事实上,许多被公认的意见不一定是真理。诚然,某个论断如果经过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意见,就转化为真理,它的真理性将被得到证实,最终被大家认可接受。与此同时,大多数人反对的决策不宜实施,即使强制实施,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在主体多元利益格局下,需要普通党员群众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最大限度地平衡所有人的利益关系。实行党务公开制度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前提保障。党和政府的权力只有公开接受监督,普通党员才有机会介入党组织的权力运作过程,其参与决策权才有可能得到保证。第一,党务公开必须确保普通党员权利的行使。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规定各级公职人员的权力和义务。从国家层面上说人民是国家权利的主体,从党组织内部说党员是党内权利的主体,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尤其是保证普通党员权利的行使。如果决策只是领导干部之间进行,向普通党员隐瞒,那绝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公开制度。第二,党务公开必须确保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和决策结果的公开透明。决策结果的公开、公正、公平取决于决策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要依法保证普通党员包括民意代表参与决策过程,将整个决策过程公开。如果决策结果形成后再公开,公开就变成所谓的“通报”,决策机构的公信力必然大打折扣。因此决策过程应当是开放的过程,从准备、开始到结束,全程向媒体开放,接受舆论的监督。决策开放的程度、频度和力度是现代国家民主水平的重要标志。第三,所有决策者的主要社会关系背景和个人财产公开透明。因为决策者手握国家公器,行使的是公权力,事关公共利益,要防止其以公权力谋取个人私利。因此决策者的“隐私权”应有所“透明”,权力越大其“透明度”越高。决策者的财产公示和社会关系公开是保证决策的公信力的屏障,这在社会多元利益群体同时并存的当下,对于决策的社会公正性具有重要意义。在招聘过程中,招聘单位的决策者应该依法依规公开自己的社会关系背景,自觉接受公众的质疑和监督,保证招聘过程和结果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哲学意见范畴为党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怀疑的批判精神武器意见从对事物的疑问而来,尤其是对自己行动的理论预设前提保持怀疑(一般人是不去怀疑的),凡事多问,怀疑产生问题,尤其是对问题的预设前提的怀疑——反思,对认识的再认识,往往就是踏入科学发现的门槛。怀疑性是科学的重要品质,它是科学的怀疑精神,不是怀疑一切或绝对的怀疑论。 怀疑的批判精神不是科学没落的象征,而是科学进步的保证。康德认为正是休谟的怀疑主义把他从独断论哲学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引导其走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向,从追求客观世界确定不变知识的本体论转向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研究的认识论,通过“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完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第一次转向,即从独断论哲学到批判哲学。①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在怀疑批判前辈已有的思想理论成果上诞生的,也是在经受怀疑批判的过程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也没有自诩自己的学说是绝对真理,认为仅是“行动的指南,没有提供也不可能提供解决问题的现成的答案”。坚持怀疑的批判精神既是永葆马克思主义哲学青春活力的现实需要,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谦虚品格和积极进取精神的。哲学意见范畴表明主体有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通过不同的声音传递自己的判断,展开对其他异见者的批判,在互相批判中或求同存异或坚持己见,推动对话的进行,尝试着接近真理,求得问题的破解。民主政治建设需要有一种批判思维的精神,科学真理就是在怀疑的批判中发现的。英国学者克拉克是牛顿的朋友,1715年代表牛顿与莱布尼茨进行关于时空本性的批判性对话;19世纪奥地利科学家马赫与牛顿学派进行关于时空本性的批判性对话;20世纪初期爱因斯坦与马赫的批判性对话催生相对论。这些学术上的批判极大地推进了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学术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也是在批判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破除“两个凡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重新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全国人民在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开始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总而言之,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意见流通的机制上保证人人都享有表达自己真实意见的权利,通过上传下达、四通八达的网状渠道汇集成智慧的海洋;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用人机制上确保发表不同意见者不会因言获罪;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奖惩机制上鼓励主体提出不同意见,供政府决策部门参考。只有这样,民主政治建设从党内民主走向人民民主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视野下的卢梭思想透析 作者:周师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笔者认为,完整的人的生活领域内在地包含着私域和公域两个部分。私域(又称“私人生活领域”)是指具有差异性和特殊性的个人确保其独立存在和发展的领域,相反,从上述有关公域存在和发展的道德基础的分析可以看出,公域(又称“公共生活领域”)指的是具有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共同体成员实现共同生存和发展的领域。公域是区别于私域并且与其一起构成完整的人的生活的领域,它是特定的社会共同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领域,是一定社会共同体的人们处理公开的公共事务并且实现共存和共享的领域。它也是具有整体统一性和普遍性的集体存在方式。作为社会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普遍意志的表达,公意便产生于这一领域。这意味着,一方面,公域是公意得以存在的基础,没有公域便不可能存在公意;另一方面,公意又必须在公域的范围和界限内存在和发挥作用,公域决定了公意的主体、对象和范围。第一,公域中主体的公共性决定了公意的主体必须是“公共人”。“公共人”是一个更大的整体中的一部分,是公共空间中的共同体成员,是具有整体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共同体的人,是在共同体中有统一性的共同的“普遍自我”,正如卢梭强调的那样:“这个有道德的共同体便有了它的统一性,并形成了共同的‘我’,有它自己的生命和意志”,[4]他往往只着眼于公共利益。格罗夫曼和费尔德以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人”理论假设为前提,最后演绎并推导出了“公意即公共物品”的结论。这当然是对公意内涵的一种误解,因为很显然他们的大前提是错误的,[5]“经济人”是完整的和孤立的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原子式个人”,他往往只着眼于私人利益,是具有特殊偏好和偏见的个人,这样的人是属于私域(家庭、谋生等领域)而不属于公域中的人,那么他们的意志又怎会是公意?有学者便对此观点进行了深刻地批判。①第二,公域中事务的普遍性决定了公意的对象必须是公共事务。所谓公共事务指的是超越个体差异性和特殊性而具有整体共同性和普遍性的事务。卢梭非常明确地指出:“公意是绝不针对个别的对象考虑问题的,无论这个个别的对象是在国家之内还是在国家之外。……由于作出规定的行为者是公意,它所规定的事情就是带普遍性的”。[6]这种事务与一定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都息息相关,因此需要所有成员形成公共意志。相反,如果事务本身不具有公共性,那么处理这种事务的意志就不是公意。比如,雅典城邦公民判决了苏格拉底死刑,有人认为是公意杀死了苏格拉底,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杀死他的不是公意,因为苏格拉底作为一个人并不具有公共事务性,判决不具有公共性的人死刑怎么也不可能是公意所为。第三,对公域的不同解读决定了公意的内容必然具有差异。就是说,不同的人对公意的内容都有着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公域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具体来说有两种表现。一是同一学派内部不同的人有不同理解。比如,在当代功利主义者内部,一些人把公域理解为实现通过平等分配来实现效用最大化的领域,相应地,他们头脑中的公意就是如何实现每个人平等权利的问题,重心是平等;但另一些人却把公域当作通过保障最大程度的自由以创造更多财富的领域来理解,相应地,他们头脑中的公意就是如何实现和保障最大程度的自由的问题,重心是自由。正如威尔•金里卡所说的那样:“虽然一些功利主义者认为:由于边际效用递减,通过大规模地重新分配财富就会使效用最大化;但另一些功利主义者却捍卫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认为它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7]二是不同学派之间有不同理解。比如,自由主义学派把公域当作实现和维护个人权利的领域来理解,相应地,在他们眼中,公意的内容便是围绕着如何确保个人权利而展开的。社群主义学派则不同,他们把公域理解为一定共同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领域,相应地,在他们看来,怎样实现并且维护公共利益就成为公意的优秀内容。总之,公域是公意立论的客观基础。公意的对象和范围只限于公域,同时公意的内容也只能被公域所决定。 公共需要是公意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道德动力 “要如何才能既实现人们的共同协作又不会因此而丧失自由”是卢梭思考社会契约论并进而提出公意思想的逻辑起点,然而,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追问:是什么要求人们共同协作?是人们的公共需要。一切社会及其结构得以存在的前提都是人的生存和发展,但人的生存和发展是有条件的,必须满足人的衣、食、住、用、行等各种需要之后才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为了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就必须获得生存和繁殖所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8]就人的需要来说,它完整地内含着个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两个部分。个人需要是指个人或者家庭感到私人利益的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个人满足的心理驱动力,相反,公共需要指的是共同体所有成员感到共同利益的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共同满足的心理驱动力。公共需要区别于个人需要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超越了个体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具有整体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心理驱动力,是人们应对公域中的公共事务(如战争还是和平、秩序还是混乱、自由还是奴役、维持自然生活状态还是进入社会生活状态等)而激发出来的,是人们通过共同协作实现和共享公共利益的道德动力和基础,也是驱使人们达成罗尔斯所谓“重叠共识”并且进而形成公意的原动力。霍茵菲尔德•尼布尔也认为,人除了自私的自然冲动以外还有另一面,即“人的自然冲动不仅促使人超越自己去追求生命的永恒性,而且也促使人与其他生命共同达到某种和谐”。[9]公共需要具有客观存在性。它的对象中包含着很多物质的东西,如各种公共事务;它的基础是公域,而公域是客观存在着的一个领域;它的实现也需要一定的外部物质条件,而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着的。由是观之,之所以人们需要通过合作的方式脱离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是因为人们在自然状态下遭遇了普遍性的共同障碍,而且它的力量之大远远超过了个体维系其生存所能运用的力量,如果不改变这种“各自为战”的生存模式,人类将会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而走向灭亡。正是“共同生存”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公共需要激发了人们“协作共生”的公意的产生。卢梭在《社会契约论》“论社会公约”部分其实已经隐含了这个思想,他说:“除了把大家的力量集合起来形成一股力量,在一个动机的推动下,一致行动,才能战胜阻力,否则,人类就不可能继续存在”。[10]这里的“动机”一词其实已经暗含了公共需要的意蕴,只不过他用了主观性的“动机”表达了客观的公共需要而已。公共需要不仅是公意产生的道德动力,而且也是公意发展的道德动力。人们的公共事务是随着客观物质条件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新的公共事务又会引发人们形成新的公共需要,因此人们稍低层次的公共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就会在此基础上形成更高层次的公共需要。比如,当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已经不成问题的时候,人们就会相应地产生并提出要求自由、民主、平等等高层次的需要。这与马斯洛认为的人的需要是由低向高逐步发展的思想不谋而合。公共需要推动公意发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公意的主体范围在逐渐扩大。古希腊时期,只有公民才有表达公意的权利和资格。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民是除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妇女、儿童、奴隶、俘虏和外邦人之外的有财产、有智慧、有时间从事政治活动的成年男人。可见,有资格表达公意的公民范围确实非常狭窄。但是后来,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启蒙运动的影响、女权主义者的据理力争以及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手工业者、农民、奴隶、妇女等人群也享受到了表达公意的公民资格。卢梭凭借着天赋人权理论这一“批判的武器”对格劳秀斯关于剥夺奴隶公民权利的合理性观点给予了严厉地批判,说“剥夺了一个人行使自己意志的自由,就等于是剥夺了他的行为的道德性”。[11]可见,表达公意的主体范围确实是在不断扩大的。其二,公意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展。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伊始,公意主要是表达对和平、秩序、安全等内容的公共需求,随后,人们对于个人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和福利为内容的公意要求逐渐增多。比如,霍布斯更加强调秩序和安全,洛克更加强调自由,卢梭则更加强调平等。又比如,随着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保护生态环境为内容的公意表达现在变得越来越趋于一致,须知,前工业时期此问题根本是不存在的。 实现公共利益同时保障个人权利是公意的旨归 公意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学术界对此基本能够达成共识,其依据在于卢梭的表述,如“公意……永远以公共的福祉为宗旨”、“只有公意才能按照国家成立的目的即共同的福祉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公意只考虑共同的利益”、“公意之所以能成为公意……在于……共同的利益”等。然而,有不少人把它当作公意的唯一宗旨而不承认甚至否认公意在保障个人权利方面的宗旨,笔者认为,这是对卢梭公意思想的一种误解,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把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区分开来,把二者等同起来了。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尽管联系密切,但二者毕竟是有所区别的。个人权利是法律赋予个人的要求他人或组织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资格,是属于公域范围之内的,是国家给予保障并且可以共享的权利,对于个人来讲,他享受也好不享受也好,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没有程度之别、多少之分。反之,个人利益则是个人或家庭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需要自己努力积极争取的东西,是每个人自身生存的条件,是属于私域范围之内的,其实现有多少之分、程度之别,这种分别又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天然禀赋、家庭出身、努力程度、受教育水平、因缘机遇等等很多因素,具有非共享性。可见,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个人权利既然属于公域,公意又是公域的最高指导,那么公意保障个人权利也就是正当的了。前述那些对此观点产生误解的人就是混淆了个人利益与个人权利的之间界限导致的。在他们看来,公意只代表公共利益,不可能代表个人利益,相应地也就不可能保障个人权利。事实上,卢梭始终认为公意也是要保障个人权利的。他在探讨人类处于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中的得失问题时曾指出,在公意指导的社会状态中,人类所得到的是“社会的自由和他们对他们拥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和根据正式的身份而拥有的财产权……”。[12]这里的财产权难道不是个人权利的一部分?显然是。不少人认为这种财产权已经改变了其个人所有的性质成为共有财产了,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他在“论财产权”一章中明确指出:“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在共同体形成的那一刹那间便把他当时所有的一切———他本人和他所有的力量(他的财产是其中的一部分)———都交给共同体了。不过,这并不是说,由于这一行为,在转手的时候所有权便改变了性质而成为主权者手中的财产了”,[13]进而又说:“共同体在接受个人的财富时,不仅没有真正剥夺个人的财富,反而保证了个人对财富的合法拥有,把占有转化为一种真正的权利,把对财富的享用转化为对财富的所有权”。[14]很明显,这里的财产权仍然是个人权利的一部分,个人所有权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在他看来,个人财产权利也只有在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才能够克服自然状态下的“脆弱”性,才为社会状态下的人所尊重而更有保障。言外之意,公意是个人财产权利的强有力的保障者,而非个人财产权利的对立面甚至剥夺者。另外,他在“论主权权力的界限”一章中也明确指出了公意以维护个人权利而不是侵犯个人权利的原则和宗旨,“主权者绝对不能对臣民施加对共同体没有用处的约束,它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因为按理性的法则,没有理由的事,就不能做;按照自然的法则,同样是不能做的”。[15]主权者是什么?主权者是公意的表达。因此,上述观点也就转换成了公意不得侵犯那些“独立于公共人格之外的”个人“的生命和自由”权利。综上所述,公意意味着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统一,其宗旨不仅仅在于实现公共利益,而且也在于保障个人权利不受侵犯,因为不同于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它也是属于公域的,保障个人权利不是保障个人利益。我们必须清醒看到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的区别,否则难以真正把握卢梭公意思想的实质。 “话语”讨论是公意产生的共识基础 卢梭在论述“原始的约定”的重要性时曾指出,人们的“结合”是有条件的,这种“结合”内含着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公共讨论两个方面,否则,就不是“结合”而是“聚合”。“聚合”是指彼此之间没有意见交流的分散的人们像麻袋中的土豆一样被外在强力集合在一起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由于人们之间没有丝毫共同利益,没有公共的“话语”,因此不可能产生公意存在的共识基础。反之,“结合”就是缔结契约,契约本身就意味着签约人之间就公共事务进行陈述、交流、沟通甚至是辩谈的过程。“结合”是平等自由的人基于共同的利益而有着共同的“话语”,通过公共讨论达成共识,建立在这种共识基础之上的意志才是公意。无独有偶,他在“论公意是否会出错误”一章中也明确指出,“当人民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前提下进行讨论时,……即使有许许多多小分歧,那也会产生公意的”。[16]显然,卢梭认为公意产生的条件是“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私意中内含着公意,然而,从前者升华为后者并非一个自发的过程。私意往往是彼此矛盾甚至相互冲突的,这为公意的产生仅仅提供了一种“必需”,但只有这些私意“求同存异”并从中找出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意志来,公意才可能产生。这就要求共同体成员充分了解公共事务并进行公开的讨论。哈贝马斯把这一过程称作“实践问题用话语来处理”,他说:“经过话语形成的意志,之所以具有‘合理性’,原因在于,话语与讨论状况的形式特点足以保证,共识只会通过被适当解释的普遍利益而产生。”[17]由上述卢梭的两段论述不难看出,公意得以产生的共识基础是“话语”讨论,即是说,它需要通过人们在公域中讨论、沟通和辩谈来达成。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们在公域中会公开辩论“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内涵及其边界,在此基础上,他们会对公域的范围、公域内应有的规则、公域内应该合理给予定位的公共价值目标及其实现的手段等进行公开地讨论甚至辩谈,通过“话语”途径,“求同存异”,最终形成符合道德合理性的公意。总之,公意不是自发生成的,它要求共同体成员向公域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并且与每一个其他的成员进行讨论、沟通和辩谈,通过“话语”的方式来达成共同的认识和意志。 政治哲学论文:创建政治哲学的迫切性综述 作者:闵长虹 单位:浙江大学 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迫切性 从传统社会崇尚的整体德性正义观到近现代社会追求的外在规则正义观,再到当代社会提倡的德性与规范相协调的正义观,西方政治哲学的变迁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历史辩证法。这启发我们,正义既不是古代落后生产力背景下的先哲们的直觉感悟,也不是近代个体被强迫遵循的行为规范、现代社会赖以维系的无奈选择,而应该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统一的当代的自觉追求。这无疑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实践指向相耦合。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人的依赖性”的传统社会解体,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之上的“人的独立性”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模式。在宗教的神圣形象被揭穿、温情脉脉的封建面纱被揭开之后,存在于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被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紧张所取代。伴随个体权利的成功伸张和有力扩张,维护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私有利益成为政治国家的必然选择,个体权利本位及其诉求的正义制度为自由划定了上限,对自由似乎不能再有更高的奢望。马克思要超越的正是这种哲学,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直接地将自己的哲学与他要超越的哲学的差别表述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这个新的立脚点超越了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及其要求的伦理原则,超越了仅以个人权利为基本原则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阈。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的全新的政治哲学观。在马克思的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非常有限,资产阶级没有实现革命年代许下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诺言,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后这些诺言纷纷破产。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是以自由主义民主在那个时代的狭隘为背景的。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为自由划定了上限,使人陷入自私自利的樊笼而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这与人类解放的宗旨相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设定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6](P.106)然而,在近现代西方学者围绕正义、权利、民主等重大政治哲学问题的讨论中,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几乎垄断了话语权。似乎只要论及正义、权利、民主等问题就只能求助于自由主义话语,马克思主义陷入了失语的状态。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仅仅被诠释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容易产生忽视民主形式及相关制度建设的误解,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维度的被遮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并不在于是否肯定维护个体权利的正义原则及相关政治制度,而在于是否承认其只是过渡性的正义原则和政治制度。自1971年罗尔斯发表《正义论》使政治哲学复兴以来,西方左翼学者尝试着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一些左翼学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国家制度,其建制形式需要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重新定位,以完善阶级、国家仍然存在的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在自由主义主导话语权的西方学界,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始终与其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自由主义对其的反批判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么被看做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要么被当做是自由主义缺陷的补充,其自身逻辑从未得到清晰呈现。这种状况迫切需要我们洞察西方政治哲学历史变迁的真实意向,分析西方启蒙运动开启现代化的利弊得失,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的自身逻辑,构建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尽量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本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切入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生之年把全部精力聚焦于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对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系统、精深的正义建构。这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过错,仅仅依此忽略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性旨趣是教条主义的表现。根据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唯物史观是依据科学事实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其任务是向人们揭示客观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规律“是怎样”的,因而它只是关于客观事实的描述性理论,而不是关于社会生活“应当是怎样”的规范性理论。对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使以规范性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合法性成为一个问题,导致马克思主义面对自由主义话语的失语状态。在唯物史观中,事实与价值、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是马克思考察一切问题的方法论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只有在这一方法论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性与建构性、价值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才能够得到合理说明。20世纪中后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焦点集中在个人自由与历史规律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在自由主义阵营内部,无论是波普、伯林还是其他的自由主义者,都力图将马克思的方法归于机械决定论,批判其以历史规律宰制个人,否定了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最终导致专制主义的发生。在回应这一批判的过程中,哈贝马斯等批判理论家和一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得出了“事实与价值内在于唯物史观”的精辟论断。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长期以来被人为地分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各学科只满足本学科的研究,理论视野和实践视阈日趋狭窄和片面,最终引起“回到整体马克思”的呼吁。“回到整体马克思”需要我们洞察唯物史观的真谛,立足唯物史观的旨趣,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包含以规范方式考察问题的视阈。一方面,唯物史观通过分析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变迁,实然地揭示了客观历史规律;另一方面,唯物史观通过诉诸应然的价值准则指明人类实践活动的终极目的,努力超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狭隘与资本主义正义的片面。唯物史观的精髓在于:在物质生产实践中,从封建社会的“人的依赖性”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之上的“人的独立性”,再过渡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维度,双重批判在生产力逐步发展的历史基础上逐级展开。因此,不能超越发展阶段先批判资本主义后批判封建主义,超前批判资本主义容易掩盖封建主义的更大罪恶。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须把准确阐释唯物史观作为切入点,既扬弃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又坚决抵制各式各样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在国外以列奥•斯特劳斯及其后学为代表,提出了古代的善(整体美德)高于近现代的个体权利之命题,他们虽然敏锐地洞察了现代性的消极面,却也拿不出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存在开历史倒车的嫌疑与危险。与国外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相呼应,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思潮大肆渲染儒学复兴中国,鼓吹儒学拯救人类文明危机。儒学博大精深的和谐思想、大同理想、仁爱理念无疑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但儒学也有其“糟粕”性的一面,思想上的保守、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使和谐思想、大同理想、仁爱理念更多地停留在观念层面。真正的和谐不是观念上的自我陶醉,而是物质生产实践中的不断创造;不是封建宗法关系笼罩下的温情脉脉,而是经济独立之后个体的精神觉醒。当代中国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要坚决抵制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又要借鉴性地批判资本主义文明;既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用体制正义带动以人为本的国内科学发展,又要着眼自由主义泛滥的世情,用人类正义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既要立足当下借鉴西方发展市场经济、建设宪政民主的有益经验,又要着眼未来阐释用人类正义取代资本正义的方向和路径。在社会碎片化、价值虚无化、意义空洞化的影响日益加深的当代世界,这一理论构建显得愈加迫切。 政治哲学论文:被误解的波普尔政治哲学 作者:杨和英 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为何波普尔的命运如此具有“悖谬性”?其原因可能源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原因是他所处的法西斯主义泛滥的社会主义时代。《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主要目的被限定在批判和反对极权主义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上,这也是波普尔获得显赫声誉的重要原因。故此,在极权主义走向衰落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波普尔才会逐渐被学界所淡忘。第二个原因是来自于学术界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纯文本和思想评价上的漏读和曲解所造成的。这些漏读和曲解源于以下几个因素。(1)波普尔处理政治哲学方式的碎片化。虽然波普尔对政治哲学的浓厚兴趣使他对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原则有所阐述,但这些阐述或是简略,或是语焉不详。如果把波普尔与密尔、哈耶克进行比较的话,这一点就会更加明显了。如果说在密尔和哈耶克那里,几乎自由主义的所有原则都得到颇为详尽的阐释的话,那么,到了波普尔这里对自由主义基本理论和原则的思考除了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外,还零星散落在各部著作、论文或讲演之中。这种非系统的处理方式可能是导致波普尔政治哲学长期以来遭受漏读的一个主要原因。之后的哈耶克则把波普尔学说运用于自由主义思想之中,并对其进行了阐发和完善。(2)波普尔的方法论及其思想特征给研究者们提供了自由解释的空间和发挥的余地。对于波普尔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让各种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彻底的考察和批判更为重要的了。从这个角度上讲,波普尔政治哲学的目的在于“破”或“打击”而不是“立”或“建设”。更重要的是,波普尔还是一个折衷主义者,在他的思想中有两种自由主义传统思想的融合,加之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混杂其间,使其政治哲学的主体性倾向或“真实”立场模糊难辨,而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误读。(3)与波普尔的语言特质和写作风格有关。“哲学上的第一次失败”使波普尔领悟到不能像维特根斯坦那样纠缠于词语和意义的精确性或确实性的解析和表述。他担心对定义的尝试解析会通向语言哲学的泥潭,故而他强调语言的清晰性,认为知识分子有责任简单、清楚地向社会表述他的研究成果。此种风格一方面掩盖了思想的深度,使阅读者无需仔细研读其政治哲学著作,尤其是与此相关的科学哲学著作,也能够粗略地概括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要点,因而常招致一些学者所言的“浅薄”“偏执一端,不求深刻”的非议;另一方面通俗易通的语言风格也使得波普尔的思想在被普遍关注中逐渐通俗化,进而被曲解、鼓吹乃至利用。(4)波普尔著作写作和出版历史的复杂性。首先,《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都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像《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写作就经过了几个阶段;其次,一些文章当再以书籍的形式出版时又有所补充或修正,而波普尔最后的一些主要著作也未能及时出版;最后,波普尔自传《无尽的探索》还可能忽略了某些重要的,但不符合他思想结构的事件。如果这些情况属实,那么无疑为研究者们对波普尔思想的解读增添了诸多困难。(5)“写作文脉”和“阅读文脉”的混合,形成了某种奇妙的状态:波普尔政治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时期成为自由主义抵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事实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看似有助于战后的自由主义,但把它看成是反斯大林主义、反社会主义却是一种误读。 学界一般认为,波普尔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涉及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甚至有学者诸如拉塞尔•雅各比就认为,波普尔的论证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极权主义倾向的批判,对于纳粹主义几乎没有提及③。这些观点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红色维也纳”而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为波普尔提供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背景。波普尔对极权主义的态度反映的是他1927年到1934年期间在奥地利的所见所闻。波普尔对于法西斯主义是持坚决抵抗的态度,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却抱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因为在他看来虽然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的政策具有自我毁灭性,这种政策错误地阻止了工人阶级有效地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攻击,但这却是欧洲大陆抵抗暴政的唯一的政治力量。这种“矛盾心理”可以解释为什么波普尔在早期并没有发表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也没有将其态度转变公之于众。波普尔在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时对苏联是几乎不了解的,因为在《无穷的探索》中他曾坦诚地承认《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在艰难的环境下写成的:一是,当时的新西兰除了与英国有所联系外,与其他外界是隔绝的;二是当时新西兰的图书馆受到严格的限制,波普尔处于有什么书就用什么书的写作状态。这些情况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正因为波普尔对苏联的不了解,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他误解了苏联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另一种解释则是波普尔也许并不是部分学者认为的那样,即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等同起来,事实上,他更多关注的是法西斯主义,而不是斯大林主义。第二种解释似乎更合理些。因为波普尔之所以逃离奥地利的原因在于当时激烈的反犹太主义运动,他自己也坦诚地承认他对封闭社会的公开指责和政治哲学著作都是为了战争而作的一种“努力”,更何况《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大部分写作的政治背景是正直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并长驱直入苏联,世界面临着重返中世纪的直接威胁。在这样急迫的形势下,波普尔关心的主要对象不可能是斯大林主义或为冷战张目。所谓的战争“努力”,可以看做是波普尔在指责封闭社会被纳粹主义所利用的同时,提出要慎重地对待战时联盟中的苏联,因为苏联也可能会存在同样的状况。在1945年之前,波普尔承认他对苏联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他也极少用“极权主义”这样的词汇来描述斯大林主义,和多数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样,波普尔对苏联苏维埃是持保留的态度的。他也很少关心和触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即使在对苏联的批评中也夹杂着高度的赞誉:“斯大林再次引入奴隶制和折磨,对此我们不可宽恕,不能原宥。然而我们不可忘记,发生了一切是因为东方信仰允诺自由———全人类的自由———的理论。在这场猛烈的冲突中,我们不可忘记,甚至共产主义也是产生自帮助别人,为别人做出牺牲的愿望。”④显然,波普尔清楚地认识到苏联在某方面的成功之处,而这恰恰表明了他对苏联不是持完全批判的态度。直到冷战时期,大概在波普尔55岁时,共产主义带来的全球性破坏才强化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的观点,从而坚定了反苏维埃的立场。之后,在1963年出版的《猜想与反驳》一书中,他通过分析斯大林主义的弊端得出,“共产主义信仰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它诉诸对人类自由的信仰,但却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压迫制度。”⑤然而,在冷战时期阅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却产生了另一种不同的解释———它转向了共产主义。这里需要承认两个事实:一个是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观点是二战前形成的,大多数观点与他视域下的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批驳密切相关;另一个是波普尔写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政治景象与二战后政治背景是迥然不同的,当时主要的政治现象是法西斯主义,其着眼点是德国,而他所指的极权主义似乎不可能涵盖斯大林主义,因为苏联在战时并没有被归入极权主义国家。当然,尽管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解释是含糊的,但仔细研读则可以发现它是指法西斯主义国家和纳粹恐怖活动。在这一点上,波普尔似乎是正确的,尤其是在法西斯主义背景下审视他的目的,则是很明确的。此外,波普尔奇特的命运还与其政治哲学的困境有关。正是其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性和理论上诸多问题的存在使得波普尔及其政治哲学在西方政治界中迅速地没落。 正如朱宏源先生所言,政治哲学的优越性和局限性都不是绝对的,它们有赖于时代的特征。作为时代产儿的波普尔自诩是苏格拉底式的斗士和殉道者,并以其独特的视角试图解决时代的理论困境和社会矛盾,企图在20世纪再创造一个苏格拉底之后的“波普尔传奇”,这表现了他对时代困境的种种努力。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波普尔是一个科学哲学家,却不是一个特别精通的政治哲学家,这导致他的政治思想在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中被忽视的同时,在共产主义世界却被广泛地散播。JonathanLieberson曾把波普尔主要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的原因归纳如下:一是他未能像汤因比和斯本格勒那样给历史主义家的工作和实践提供一个真正的责难;二是“消极功利主义”在试图逃避人类追求美好生活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时,却通过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逃避或补偿什么”的模式提出了相同问题,用BryanMagee的观点说,就是波普尔并没有对“消极功利主义”思想进行充分的解释和阐述,以至于它“局限于在现存的权力、财产和机会分配模式中起消除滥用权力、纠正弊端的作用”,“这一原则连诸如国家对人文科学的补贴、市政府为民众提供运动场、游泳池等设施之类的适度慷慨的措施也排除了。”⑥事实上,这个问题还可以从波普尔在其自传《无穷的探索》中关于自己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中看出,相对于科学哲学,波普尔对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论述是少之又少,而且在《自传》中也坦诚地承认,他主要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笔者认为,对于波普尔,没有必要用政治哲学家的严格标准来衡量,至少一种理论的存在自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正如斯金纳和博•斯特拉思在《国家与公民:历史•理论•展望》一书中明确指出的,“我们不能直截了当并且实用地质问各种自由理论当中哪一种是正确的。每一种传统对如何思考自由和国家都提供了一种连贯的解释,而各种传统又在不同的时间回答了人类的重大利益。”⑦更何况,波普尔政治哲学即使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困境,但一切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通过不断地纠正错误而获得增长的。实际上,波普尔政治哲学的意义,并不在于从他的理论中生硬地简化和抽象出一条貌似实用的操作体系或政治方略来指导实践,这恰恰是波普尔政治哲学所极力希望通过知识来实现自我的解放和批判摆脱康德所言的“教条主义”的思维模式。 政治哲学论文: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论文 摘要: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活动的反思,建立在人们的生活体验的基础上,在生活世界的实践语境中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梳理和反思。在肯定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哲学相遇的可能性之后,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和哲学思维方式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思考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坚持总体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社会现象,即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本质。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哲学范式;人学范式;社会价值认同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一个哲学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社会性、和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能做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在于它能够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价值意义。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学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深化了对其本质的认识,但没有形成统一界定。毋庸置疑,思想政治教育是针对人的活动的现象,在社会共同体中,个人与集体活动中的辩证关系也需要一种全面的辩证的视角去解释。社会哲学是一种对于社会生活现实的总体性把握[1],要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需要社会哲学范式这一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产生和需要的必然性与普遍性问题反思,这与认为“社会哲学范式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把社会政治的需要看作其出发点和归宿”[2]的观点不同。基于社会哲学思维方式,探究“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所是”在生活实践中如何体现的,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才能正确体现其本质。 1目前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现状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客观存在,在不同时代和国家表现为不同的样态。针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研究,许多学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界定是从一定统治阶级、阶级意识形态来界定的,“意识形态性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或意识形态性,它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性质和方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属性”[3]。意识形态性的优秀是政治性和阶级性,是指的是观念上层的建筑,是政治的法律的思想的观念,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大众的,是文化自觉的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需要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意识形态说发现了思想政治教育阶级意识功能传播,在这一社会关系中显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源于社会系统中的政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定,实质是政治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的渗透”[4]。政治是对公共事务的安排和治理,它自始至终都有公共性的向度[5]。政治性只是人的群体归属需要的一部分,另外还有道德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在原始人群内实际上是存在着为大家都认可的行为标准和活动准则,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体现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性,从根本上看,在阶级蒙昧时期,在社会思想领域中不存在着思想体系的明显分化,政治社会中只存在着一套较为完备的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的思想体系。道德是统治阶级的道德,政治是一个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强制,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即政治同化了道德和宗教,因此,政治性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做概括是不能覆盖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范围和全部现象,只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被需要的体现,无法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主体间性活动,在现实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一个前提性承诺,具有确定的价值取向和导向的,尽管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及其不同人群、各个阶层和学者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的认识和理解不同,然而对于其历史正当性、社会价值取向和作为人类需要的一项活动是共通的。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存在相同的现象,即能够用一种关注社会活动的方法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根本上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2思想政治教育本源性探究 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准确把握应该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发生去追问其为何存在。基于这样的路径去寻求它的本质,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回答。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作为人的一项活动,发端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思想活动。简单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是原始社会人进行的一种生活方式,主要体现在群居生活,伴随着意识、情感、规则的发生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济把这种原始形态的德性称之为“生活式的德育”,尽管这种生活式德育及其原始,但它已经历史性地“承担着社会生产性和生活性”,“维护社会公共生产和生活”,传递和驯化人的德性职能。[6]基于这样的生活式德育所形成的习惯,维护着人际平等与聚集,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群内存在大家较为认同的活动准则和行为标准,体现在集体狩猎和采集活动当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与人之间关系而结成的一个整体,因此原始社会的思想道德教育是集体的、公共的、社会性的活动,也还没有从其他的社会活动中独立出来,在社会思想领域表现为对某种神秘力量的一致崇拜和信仰[7]。人与人的这种紧密的联系结成的这种自然共同体当中,表现的是对氏族部落认同的原始宗教式的精神控制,是群体性的。阶级社会的出现,伴随着阶级控制和阶级教育活动的出现。不管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时期,在社会思想领域不存在着思想体系的明显分化,政治社会中只存在着一套较为完备的具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思想体系。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儒学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并得到一定发展,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转向政治教化。中世纪时期宗教利用教义将人们的思想观念禁锢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当中,为阶级统治服务。这一时期主要是对“主人”所代表的国家和社会认同的那一系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规训和教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时期,资产阶级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宣称教育是为了对公民进行智、体、道德教育以及宗教教育,培养民主、自由、平等的公民。在教育实践中大肆宣传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意识的教育,并且在公民教育中体现了一种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教育理念。社会存在着两大对立的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自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建构的各自思想体系。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社会思想理论界存在着多元的以理性个体的角度出发,而非从阶级出发的论证和阐发为社会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所应实施的方案体系。思想政治教育的表现是以培养民众对国家(国族)和社会自觉认同的理性精神为主旨的教育和引导。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在不断的自我实现、解放,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根据以上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本质有了一个基本指向,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表示的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生活需要。实践性和目的性是人类存在的价值指向,社会哲学反观人的生活总体。 3用社会哲学范式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再思考 社会哲学在我国80年代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南开大学哲学系对社会哲学的研究。王南湜教授提出让定义适合于生活,用生活中已有的领会去修正定义,修正理论。基于这样的方法,王南湜教授给社会哲学的定义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现实的总体性把握[8]。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从其发展历程看出,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目的性和实践性理解和把握需要社会哲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来把握,因此,社会哲学范式则指的是以社会哲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给予总体把握或反思,在这种思维框架下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重新做思考。本质不是变化的,是最普遍、最稳定的根本性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也是各个阶段体现最为普遍、稳定的最根本性质。基于这一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发生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目的性和实践性体现出发。3.1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一项实践活动,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在实践中完成的。首先,从其出发点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进行。社会哲学是以一种总观的态度面对现实生活,那么生活是人的社会活动的体现。从人的思想实际出发,对具体的人开展教育,分析人的思想的形成、发展、嬗变等,而这些是无法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来进行的。其次,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归宿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使人们形成好的思想,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而这种思想政治素质则是社会需要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完成。人是未完成的存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是一个在不断创造活动中自我完善,不断追求幸福生活的人。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去提升自己的思想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涉人这一本性,找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内在契合,才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体现也须在实践中去检验。思想政治教育要达到怎样的效果,有没有预期效果,只能在社会实践中来检验是否有效。[10]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相应的关照这一点。通过交往,圈中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对成员生活产生影响,不管是显性的影响还是隐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人获得自身的完整性和全面发展性。当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有一定的目的性。3.2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教育相区别的一个方面。人的存在是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可避免的与其他个人或群体有一定的关系,而不是孤立的、抽象的存在[11]。在这种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需要得到认同,也需要去认同群体其他成员。在认同确证的过程中,思想和行为都会受到影响和相互教育。但是,在这种社会圈中不一定都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有些群体思想缺乏正确的价值取向,甚至有消极影响。社会环境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和自发性,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相伴随。思想政治教育则是专门人员、组织有计划地培养和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为目的的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价值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性指向。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教育,体现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与其他社会活动的目的是不同的,它根据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经济、政治发展状况,根据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要求而预设的。在关照这一特殊要求的同时,人又是具有主观能动性,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人的主体选择,把人在发展中符合社会目标的思想政治强化、形成理想信念,使之与社会发展方向保持一致,使人与社会在互动中发展。3.3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指向性: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立足于现实,而且关照未来。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有针对性的解决人们现实思想问题、实际问题,而且把人的思想长处、积极方面引导,并且发挥预防作用。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的思想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价值观是关于价值的一定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的基本观点,是关于现实的人对全部生活实践所产生的意义的一种评价、判断和取舍标准的思想体系。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只包含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教育,还是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美学价值观等教育。“价值观教育对人们进行启发和引导,促使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并将其转化为内在的自觉要求。价值观教育是一个规范性层面上的教育,它不可避免地将特定社会的价值观体系渗透到教育过程中,以此促使人们个体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13]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是在调和社会价值体系与个体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成员个体价值观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在实践中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发展进行价值体系引导。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性、具有超越性的社会价值观教育,它是一定阶级、政党或集团用社会价值观体系对社会成员施加一定影响,促使社会成员形成符合社会价值体系要求的个体价值观的实践活动。 作者:张应梅 单位: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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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理论论文:课堂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论文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的常见问题 (一)把握不好教学内容 有些教师知识面狭窄,专业知识不够,教学经验不足,对授课内容把握不好,讲课不分重点难点,讲课内容详略不当,面面俱到;有些教师只注重讲解国家大政方针、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解读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等较为“宏”“大”“正”的知识,对于学生的价值追求以及学习困惑等方面关注少;有些教师的教学时间分配不恰当,往往根据自己手中掌握的材料来决定讲多讲少,本末倒置;有些教师由于专业知识不深不精,关键的重难点地方没有讲深讲透;有些教师在上课时只能机械地根据教学大纲和教材进行讲解“,书上有什么就讲什么”,对知识的横向和纵向把握不透,抱着“宁少勿错”的心态,不能旁征博引、融会贯通,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少,把鲜活的理论变成僵死的教条,学生听后收获不大,受益不多。 (二)教学材料堆砌,无的放矢 有些教师备课前不是深研教材和了解学生,而是到处找资料,找故事,找案例,到网上找课件,生吞活剥他人的课件,不能对资料进行良好的处理,不能将之内化为自己的东西。有的教师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变成故事会,台上老师讲得高兴,台下学生听得高兴,结果离题万里,加之材料选择不当,以致弱化了教学目标。 (三)课堂教学技术性代替了艺术性 现在大多数教师能熟练运用多媒体技术授课,但容易出现过分依赖课件的现象,教师只是在讲台上展示课件,拉大了师生间的距离,降低了教师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使多媒体演示替代了教师的口头语言和身体语言,学生看完课件后不甚了了的现象经常存在。加之启发式教学与讨论式教学运用较少,教师在教学组织、授课方法的处理上比较粗糙,课堂教学缺乏生动、情趣和艺术性,老师讲得没有激情,缺乏感染力,学生听得了无兴趣,课堂死气沉沉,缺乏活力,极易造成双方的刻板印象,从而导致教学效果不佳的恶性循环。 (四)课堂组织松散,控制不力 有些教师自由散漫,为了体现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性,连上课时的基本环节都省略,没有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教师身上,课堂控制较为随意。由于课堂缺乏组织性,使课堂教学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开始了,有些教师上课只管上课,不管课堂纪律,抱着“我上课,你愿听则听,不愿听就不勉强”的态度,课堂组织松散。课堂纪律不好,学习氛围欠佳,造成不想学的不学,想学的也学不好的局面。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控制的有效策略 所谓课堂控制,就是对课堂教学中的时间、空间、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情境与教学双方的情绪状态等进行合理的调节与控制。课堂控制策略是教师为完成教学活动中的任务,以达到一定的教学效果,对整个课堂教学采取的主动控制和调节课堂的方法。 (一)教学目标控制策略 每门课有每门课的课程标准,每堂课有每堂课的教学目标。教师在教授每堂课之前一定要认真钻研教材,明确每次课的教学目标。就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讲,其教学目标主要表现在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三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紧紧围绕这三个目标来开展教学,正确处理好三个目标之间的关系,坚持以知识为基础,以能力为导向,以素质为目标,努力促进知识向能力的转化,形成学生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创造能力,最终在知识和能力的基础上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教师在每次上课前,要把本次课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向学生讲清讲透,并且最好先把问题和任务抛给学生,让学生明白本次课的学习任务,将教师和学生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教学目标上,把教学目标作为师生共同的切入点和归宿点。教学目标控制策略可以有效地把控课堂教学方向,防止出现教师上课东拉西扯、胡侃连天、教学目标不明确、讲课内容离题万里等现象。一堂课下来,讲课者和听课者均昏昏然,一无所获,浪费宝贵的课堂教学时间,这是典型的目标控制失败的表现。 (二)教学过程中的情绪情感控制策略 讲课者和听课者的情绪情感状态严重影响着课堂教学效果,而老师的情绪情感状态又左右着学生的情绪情感状态。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情感,还必须用自己的情绪情感去引领和激发学生的情绪情感。如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能主动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调控好双方情绪情感,达到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就并非难事。反之,有些教师不善于课堂情绪情感调控,课堂教学死气沉沉,很容易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沦为枯燥无味的“鸡肋”。一般来讲,教师的情绪情感控制分三个步骤: 1.情绪引发和推动。 像思想政治理论课这样的课程,老师在备课时尤其要精心设计一堂课的开头,想要触及学生的灵魂,想要让其怦然心动、让其侧目,想要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就必须有一个精彩的开头。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是设计师,是导演。一个善于引发和推动情绪情感的教师或以一个简短而精彩的故事开头,或用名人名言开头,或用设问、反问开头,或用事实和数据开头,或用大家都熟悉的正在发生的事件开头,或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或提起学生的兴趣,或激发学生思考。通过精彩新颖的课堂导入,引领师生双方处于亢奋的情绪状态之中,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2.情绪强化策略。 要学生始终保持积极的情绪情感状态,就离不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间断地刺激和强化学生的情绪情感,常用方法有“高潮法”和“师生互动法”。“高潮法”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讲到重点、难点或高点时恰当地运用事例、比喻或排比等语言艺术点燃学生的激情,打动学生的心灵,激起学生内心的震撼,博得学生的掌声,使学生加深对这堂课的记忆,甚至使其终生难忘。每堂课都应该尽量做到旁征博引,紧扣当下时政热点和焦点,并有一两个教学高潮设计,这不但可以丰富教学过程,也加强了学生的认同感。课堂教学中的“师生互动法”是常用方法,即教师通过教授打动学生,引起学生思考并参与到教学活动中,使学生的思维和注意力紧紧跟随教师,教师是乐队指挥,学生是乐手,双方都处于愉悦放松的氛围之中。 3.情绪延伸。 一堂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结尾不仅要干净利落,还要有高度和深度,要用深刻而富有哲理性的语言来归纳教学内容,升华教学观点,尽量让学生感到“言已尽而意无穷”,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持续的学习热情,甚至让教师的某些话、某些课堂体验能够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学生终身受益的“人生”课程。 (三)课堂教学中的纪律控制策略 现在不少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都采用大课制,几十上百人的大课堂,总有些学习习惯不好、学习积极性不高的学生会或多或少地影响课堂,所以课堂纪律控制显得尤为重要。一般在每学期的第一堂课,教师就要向学生提出相关的上课要求,包括课堂纪律、作业完成、考勤制度、课程安排、考核方式等内容。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用身体语言进行课堂控制,如通过目光、手势、微笑、点头、示意、走动等来控制课堂纪律。在教室轻轻走动、与学生进行眼神交流、对学生点头或挥手等动作,都可以起到提醒学生、矫正学生课堂行为的积极效果;走到学生中间去,给学生提问和思考的机会,不仅能拉近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也能增加课堂信息反馈量,还可以维持课堂秩序,便于把集体控制和个体控制结合起来。课堂上教师还需对正确行为进行积极强化,如采取鼓励、表扬、加分等方式。也要对不良的课堂表现行为进行及时矫正,提醒学生注意等,以让学生自觉养成良好的课堂习惯,有纪律有秩序。教师上课若不控制好课堂纪律,等到教学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才停下来维持课堂秩序,不仅破坏了课堂的连续性,也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四)教学过程中的时间控制策略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系统性很强,内容很丰富,但也很抽象,如若课堂教学时间控制不好,教学时间过长或过短都会给学生带来过于空洞或过于烦琐的课堂感受,进而削减学生的学习热情。把控好课堂教学时间,注重课堂教学节奏,对于一名思政教师来说尤为重要。教师要充分认识到课堂教学时间的重要性,一切内容都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呈现出来。在每一堂课前都要有一个清晰的教学时间小规划,讲解、提问、练习、讨论的时间都要合理分配。认真处理好每一个课堂教学细节,把控好轻重缓急,深入浅出,详略得当,始终坚持以目标为导向的原则,以时间为尺度,不断优化教学方法和手段,充分发挥教学时间效能。 (五)教学过程中的信息反馈策略 良性的教学互动是学生乐学善学、教师乐教善教的重要源泉,良性的教学互动需要运用教学反馈策略,就像人们从镜子中照见自己,以至了解自己、修饰自己一样,教师要对教学情况进行及时的信息反馈,包括学生对自己的教学是否满意、学生领会教学内容的深浅等。思想政治课尤其如此,课堂上的广泛提问、分组讨论、定时练习等都是及时获得信息反馈的有效方式。教师通过信息反馈可以及时了解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反思和修正自己的教学方式,以使课堂达到更为理想的状态。教师获得反馈并不断修正的过程也让学生不自觉地体会到自己的诉求能够得到合理回应,同时也从回应中体察到自身在知识和能力上的不足,进而刺激其“补不足争有余”的学习动机。通过如此良性的教学互动,不断完善教学方法,最终达成教学目的。 (六)课堂教学的成绩评定策略 成绩评定这一杠杆可有效调控课堂教学,成绩评定结果是评价学生学习乃至课堂教学效果的重要参考标准。在成绩评定中,要采用科学的评估体系,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课堂参与在最终成绩中所占的比重;积极思考、认真听课、勇于表达等优秀的课堂表现也要得到更多的肯定,给予较高的课堂参与分值。反之,逃课、不认真听课、我行我素、消极怠惰的课堂表现则会极大地影响其课堂参与分。通过对比鲜明、高低分明的课堂参与分评定,刺激学生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参与到课堂中,打消其只希望通过最终考试来完成本门课程考核的念头。 三、课堂控制策略实施的前提和基础 (一)教师的素质和经验 教师在教学中占主导地位,课堂教学质量的高低、课堂教学效果的优劣与教师的素质高低有直接关系。教育是一门科学,要讲好课不仅要有崇高的师德,良好的专业素质,过硬的业务素质,还要不断地更新教学理论知识,掌握有关教育教学的基本理论,不断总结教学经验,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课堂教学能力,才能让课堂控制策略产生良好的效果。课堂教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教师必须能正确分析学生,分析教材,必须能随时对课堂活动进行判断和分析,并能及时调控和改善课堂局面。除此之外,课堂控制策略实施的效果与教师的个人特质有很大的关系,与教师的个人魅力、性格倾向、权威性和影响力等也有很大的关系。教师的课堂言语要简明扼要,准确清晰,要能够深入浅出,逻辑鲜明,切忌烦琐混乱、拖泥带水。讲课的语音语调要抑扬顿挫,配合协调的身体语言,且用语应该形象生动、活泼、充满激情和感染力,切忌照本宣科,僵硬贫乏,毫无活力。 (二)班级规模适中 要想使课堂控制策略有效,那么班级规模就不能过大,班级学生人数应控制在50~80人,如果班级人数过多,教室空间太大,超出教师所能控制的范围,则会使课堂控制策略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产生教师根本无法实施控制策略的后果。 (三)教学法的灵活应用 不同的课程、不同的教学内容适合不同的教学方法。无论教师采用何种教学方式,最重要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课堂达到最优的教学效果,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积极主动性的教学方法就是成功的。如果讲授法被灵活运用,就能达到精彩的教学效果,反之就是硬性灌输给学生,最终产生的教学效果较差。除此之外,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年龄特点,笔者在教学实践中针对抽象性强和理论性强的教学内容探索出了一种“问题教学法”,即把教学内容归纳为几个问题,只要把问题解决了,教学目的就达到了。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步,提出问题;第二步,学生带着问题自学和思考;第三步,问答与质疑,即互相问答和辩论;第四步,教师综述,即教师结合学生的发言状况对问题进行总结和引导。不同的教师在不同的教学实践中都会总结出不同的教学经验,会实施不同的课堂教学控制策略,所谓“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只要教师热爱学生,热爱教育事业,刻苦钻研教育教学,互相学习借鉴,就一定能掌握教学这门艺术。 作者:邱如燕 张国蓉 单位: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政治理论论文:网络公开课思想政治理论论文 一、以策划团队为骨干,优化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是针对教学内容,由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经验的一线教师组成策划团队,经过调研和分析受教育者的实际需要,根据其需求性制定翔实系统的教学方案,通过精选素材———设计方案———制作课件的科学流程,整合与优化各类教学资源,使整个教学设计呈现出科学、完整、系统化过程,确保教学效果的实效性,实现教学目标。 (一)精选素材,丰富教学内容 素材是通过对生活的收集和整理,发掘出未经加工的各种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原始的教学资源,这些资源是感性的、分散的材料。科学地运用素材,可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的灵活性、生动性和实践性,也是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教学的有力支撑。其一,素材要有深度和广度。素材的选取可以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每一种素材都是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宝贵的教学资源。以现实素材为依据,对素材的深度和广度进行充分挖掘和整合,使教学内容有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客观说服力。以“鸦片战争”内容为例,可以精选具有代表性、反映国情的历史事件、人物、影像以及背景文化,从鸦片战争的横向和纵向进行素材组合。如选取贝青乔的诗“瘾到材官定若僧,当前一任泰山崩。铅丸如雨烟如墨,尸卧穹庐吸一灯”,与反映当时战争的真实影像片段相结合,使精选的文学素材结合声情并茂的视频影像,形象地描述当时列强入侵,官兵吸食鸦片而不理战事,百姓流离失所的国情,说明鸦片战争失败的必然性,使素材更好地为教学目的服务。其二,素材要精准求实。鉴于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的素材可选取的范围较广,在选取素材时一定要选取现实生活真实、准确的素材。借助网络平台,将多媒体、音频、视频等教学手段整合运用,才能更好地体现思想政治理论的深度,能够使形象实际的素材更好地应用在教学过程中,从而展现在受教育者面前。其三,素材要推陈出新。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紧跟受教育者的现实需求和社会环境的动态变化。因此,其素材的选取应注重时效性。以受教育者的思想动态为主线,选取国际、国内最新时事问题和热点、焦点新闻;以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为出发点,引入备受关注且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事件为素材资;以受教育者的认知程度为依据,采用有理、有利、有据的最新数据。 (二)设计方案,细化教学模式 方案设计是依据对受教育者需求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制定策划出解决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教学问题的最优方案,使教学效果呈现出技术化、艺术化、科学化和最优化的系统决策过程。设计方案应注意素材与理论的配合、前后的逻辑顺序等具体设计问题。第一,素材与理论的配合。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的教学内容要与选取的素材有机结合,相辅相成。素材与理论的搭配设计可以打造轻松愉悦的授课环境和习得氛围,可以使枯燥的理论通俗易懂,形象自然,更具有说服力。不仅易于受教育者对理论的吸收和理解,增强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理论的认知,而且易于被思想政治理论教化和引导,愿意“听”,乐于“做”。例如,李海洋教授用“吃烧鸡”的例子来讲述什么是哲学和哲学的用途:图文并茂,令人垂涎欲滴的烧鸡可以理解为两只鸡———一只具体的鸡和一只抽象的鸡,简单的话语和诱人食欲的视频图片便生动地说明了哲学是抽象和具体的,哲学就是把握生活,把握事物,把握对象的方式,是平凡生活中的深沉智慧。简单朴实的生活素材,既贴近受教育者的生活,又深刻地反映物质生活是每个人生活的客观基础,是辩证唯物论的客观基础这一哲学理论。。第二,循序渐进的逻辑顺序。逻辑顺序是指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教学设计方案前后之间存在的一种内在逻辑关系的一个方面,是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教学成败的关键。其方案应遵循“主题设定———素材植入———理论阐释”的逻辑脉络来设计。设定的主题统领和指导植入的素材,植入的素材依赖和从属于确定的主题,而理论的阐释进一步深化主题,强调素材。三者逐级递进,环环相扣,富有条理,使教学设计更具逻辑性和系统性,呈现的先后顺序符合学生思维规律和认知过程规律。 (三)制作课件,增强教学 效果课件是指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环境,融合图像、文字、声音、影像等多元化媒体元素,使各种媒体信息建立起有机逻辑连接,集成一个为课程服务的良好交互系统技术。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的课件是将传统的教学课堂表现转化为网络媒介多元表现的飞跃,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课件的制作是实现这一飞跃的具体过程。其作用是使主题寓于课件之中,活化理论内容,把抽象深奥的理论更加具体化、形象化和通俗化,便于受教育者对教学内容的领悟和感知。 二、以教师为主导,实现教学 实效教学内容和教学设计是教学表现的基石,教师是教学表现的主导者。教师犹如舞台的艺术家,用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每一位受教育者,用极富色彩的语言艺术洗涤他们的灵魂,陶冶他们的情操。可见,教师无疑是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教学的重要表演者,其课堂驾驭能力决定着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的成败。 (一)人格魅力,彰显内在吸引力 人格魅力是指一个人在性格、能力、气质、情感和道德修养等人格特征方面所具有的内在与外在吸引力。教学魅力较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人格魅力。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教师是政治性、榜样性、道德性等综合人格魅力的集合体,其内外兼修的气质、独具特色的精神境界,影响着受教育者对教学内容的接受与领悟程度。 (二)语言表达,体现言语技巧 教学语言可以称之为课堂艺术,是指教师运用富含情感、思想和审美原则的口头语言规律进行艺术性的教学表达,是教师与受教育者情感交流,心灵沟通的桥梁。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的授课语言体现在教师与受教育者通过网络媒介进行信息的传递与表达,是一种信息化语境下语言艺术的运用。高质量、高水平的语言表达应体现严谨性、灵活性和艺术性。第一,严谨性。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教学内容丰富、信息量较大,且对受教育者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具有引导和教化的作用,所以,教学语言要科学严谨。首先,教学语言要准确规范。用词用句要精准干练,理论概括要言简意赅,引用材料要真实恰当,言之有物,富含哲理。其次,教学语言要系统严密。语言的推理要符合逻辑,论证要有根有据,使教学语言条理清晰、论证有力。第二,灵活性。受教育者具有个性差异,灵活多变的教学语言可以满足不同受教育者的心理和精神需求。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教师应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机智敏捷地选择和运用教学语言。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对学情具体分析,掌握受教育者的语言规律,勤于观察其听课状态,明确不同教学时间采用的语言基调,在其习得疲劳期及时调整语言表达方式,注意语音、语调、语气、语速和节奏的变换,要缓急协调、重轻搭配、强弱交替,使教学语言由始至终符合其需要,使其与教学内容产生共鸣,从而达到“声声入耳,字字入心”的整体效果。第三,艺术性。艺术感较强的语言表达对受教育者具有感染力和吸引力。首先,语言表达要新颖、潮流。与时俱进而又不失精准的语言风格备受受教育者的喜爱,可以适当地借鉴一些充满活力并经得起推敲的网络语言,这使语言表达充满着时代的气息,可以更好地迎合受教育者的心理需求,拉近与受教育者之间的距离。其次,语言表达要诙谐、幽默。妙趣横生的语言表达可以营造一种轻松的课堂气氛。蕴含艺术的语言表达为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增添几分灵动,使其更显生命力。 (三)课堂驾驭,突显调控艺术 课堂驾驭是指教师具备雄厚的理论素养,能够运用灵活的教学方法,独特的教学艺术对课堂进行整体的把握和控制。课堂驾驭能力是教师教授知识、课堂管理、引导学生等专业素质和教学能力的综合体现。良好的课堂驾驭能力能够使课堂有真实感,使教学内容“活起来”,可以根据受众的需要和价值观的波动调整价值观引导策略,以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第一,展现雄厚的理论素养。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教师应具备的专业理论素质和修养,通过不断钻研和学习而形成扎实的专业理论功底,在思想和行为方面具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独特的人格品质和学识水平。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理论素养表现在驾驭课堂和授课能力等多方面,这些素养通过教学语言、行为、方式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课堂上,教师因为通晓机理而游刃有余,能够将抽象深奥的理论知识化繁为简,且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使受教育者知名达意,了然于心;教师因为博学多识而引经据典,能够结合生动形象的肢体语言、丰富真实的素材和多媒体网络课件深入浅出地剖析理论,使受教育者活学活用,举一反三;教师因为学贯中西而与时俱进,能够紧跟学术前沿动态。 第二,运用灵活的教学方法。教师在授课前应做足功课,根据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使受教育者实现有意义的学习。其一,运用问题教学法。授课之初,提出主题问题,使受教育者形成“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思维方式和习惯,通过问题来刺激受教育者对已有知识进行总结和重构,引导其去主动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惰性知识转化为活性知识,达到锻炼思维和增强认知的效果。其二,运用探究教学法。在受教育者已经对知识产生问题,急需得到解决之时,引导和鼓励其应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对问题进行分析调研,得出结论,完成学习过程的实践和体验,达到发掘其研究潜能,展现其本质力量的目的,从而实现培养其学术素养的教育效果。其三,运用参与式教学法。在对问题进行探究的基础上,受教育者通过与教师进行互动和交流,使彼此思想充分碰撞,可以提升其对问题归纳、总结、推理和论述的能力,在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感悟理论研究的方法和逻辑,实现其知识、心理、品德、智力、审美的多重内化与提升,“充分发挥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双主体’作用,实现高效的‘教’与‘学’”。 作者:赵浚 胡晓红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政治理论论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改革论文 一、人学指向:马克思人学作为科学人学的主要意涵特征 在我们把马克思人学了解为科学人学并用来建构新的教学范式之前,先精要勾画马克思人学所呈示的基本科学人学意涵特征,包括: 1.“科学人学”的哲学自省 马克思人学涌现了“科学人学”的历史、反思、批判、科学、实践等的自觉自省的精神实质和理性呼声,突出表达了一种致力于人类解放的“希望”和“暖流”(布洛赫语)。马克思一生热情地坚守着自中学时期信守不渝并为之奉献毕生的为“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而奋斗的伟大目标,一踏上哲学舞台就批判地做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宣言。从最初对“人”的理解的道德批判和伦理诉求的抽象性,最终跃升到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达至了对“人”的认识的空前境域,在苏格拉底古典人类学转向之后开辟了哲学回归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现代先河,形成了从人的历史存在状况进行自觉反思和实践批判的科学视界。这种鲜明的历史性哲学自省特征,使马克思人学区别于一般实证的自然哲学和思辨的精神哲学。高校思政教学一旦建基在这种“科学人学”之上,就要把科学的理性逻辑和哲学的自省精神结合起来,对自身所涉及的各种对象和活动进行自觉的反思和批判,保持科学性、开放性和反思性的统一。 2.“道德人学”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在将哲学转向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后,除宣称“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还从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入手,在对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及发展命运的关注中,把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和终极价值诉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地做出对人类解放价值目标的追求与承诺:“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马克思认为:“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更科学地阐释了人的解放的条件和状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就马克思学说的实质而言,它是关于无产阶级以至全人类自由解放的科学人学和道德人学。高校思政教学必须从最终极的意义上来传递关于人的解放和幸福的信息,并且将思政教学本身作为一种塑造施教者和受教者乃至整个社会道德价值秩序的活动和历程。也就是说,这种教学内含着一种道德诉求和价值干预,它的讲授和传达必须关涉社会整体的道德审问和价值判断,这是马克思人学内在的禀质和性态,而绝不应该把它讲授成一种(门)实验性(实证性)的技术科学。 3.“历史人学”的实践路向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个文本中,马克思通过“实践”范畴实现了哲学的本体论逆转,伴随着这次哲学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也确立了其实践人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根本意义而言,实质上是一种科学的‘实践人学’理论”。马克思实践人学的实践基础性和现实性,鲜明地体现为:在本体论上,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基础。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们对人的“斯芬克斯”之谜苦苦思索却不得其解,他们要么诉诸一种纯客体性的抽象直观,要么诉诸一种纯主体性的能动性,而不能从感性实践活动的维度去理解人的存在。马克思的实践人学开辟了一条把握人的问题的历史道路,它以人的“劳动”或“实践”(物质生产实践)为钥匙开启了人之存在的实践本体之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言:“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因此,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的一种带有必然性和第一性的历史活动。这种主张实践是人的生命之根和立命之本的见解,无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或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皆有所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马克思“科学人学-历史人学”的实践宣言。在这个层面上,高校思政教学应当被视作一种科学-历史的实践事业,而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理论或理论传播工作。在高校思政教学和课堂上,基于马克思人学的“科学人学-历史人学”视域,我们(施教者和受教者)能够从事那种关于改变世界的实践,一如它对思想、意识问题的追问、塑造和导引,而不是一再使之成为一种边缘化、客体化、外在化的课程。从上述维度来看,马克思人学意蕴丰富的“科学人学”思维范式能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学范式的转换提供有效的理论原则和实践路向。 二、现实归向:基于马克思人学视界的高校思想政治教学 1.突破“单一化”培育方略 一般而言,社会意识和政治观念往往是通过教育来表达和培育的。教育目标的选择、确定和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影响着教育全过程的开展,也是评价教育成败的关键要素。长久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传授的主导内容侧重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理想、政治诉求、价值取向和道德品质等相关内容,其目标在于塑造出符合社会和国家特定需求的、合格的“社会人”、“政治人”、“道德人”。就是这种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单向输出思维衍生了某种隔阂,成为致使高校思想政治教学(课程)遭遇学生疏远并呈现疲乏之状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它使得受教者视这种思想政治教育为他者之事(国家之事),于其个人而言并非必要和迫切之事,甚至无足轻重。迄今为止,每一个社会和国家都在依据一定的准则和需要塑造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少年的思想观念,这本身无可厚非。当这一塑造及其目标不是基于个体认同感而涌发的期许,而是嵌入式地施加给个体的“学习任务”,施教者的外在化“应对”“转达”、受教者的“困倦”“逃避”成了一种惯性。这种过于强调社会性、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的单向化、单一化培育目标,忽视了受教者的个人需求、个体生存体验和个性化价值诉求,降低了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实效性,徒添了误解和矛盾。马克思指出:“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人的个人生活和类生活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体生活的存在方式———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体生活。”其实,高校思想政治教学活动本身不是抽象的、思辨的,而是现实的和具体的,它是一项非常直接的现实性活动,其目的不仅要注重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培养与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具有健全政治人格的人,更要注重提升个人思想和思维能力,激发个人的对社会事业和国家事务自觉关注,使得受教者个体的诉求与社会整体的诉求达成契合;高校思想政治教学除了传递主流意识形态之特质,还应具有启发个体思想性或精神性的特性。例如,针对思政教育过程中对个体道德的塑造和育成,有研究者言:“德育本质上也是人类的精神生产过程,是一种借助于精神生产资料进行的系统化、理论化的精神产品的生产。德育的对象是人及人的心灵,德性是一种获得性品质,触及的是人的灵魂和人的精神世界。因此德育是铸造人的灵魂的工程,是培养人的德性的精神生产过程。它的产品是精神性的。”这也说明,高校思想政治教学除具有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外,不应是个人价值的“飞地”,除去其意识形态特质外,不应是个体精神性特质的“空场”。当下,随着高校思想政治教学改革的推进,突破单向化、单一化的目标培育方略势在必行。马克思人学思想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强调从社会关系总体出发来了解和建构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其基本命题和价值目标。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论述和揭示了人存在的三种历史形式:“人的依赖关系”是第一大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大形式。第三种状态的人———拥有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是人存在的新型历史样态,是马克思人学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扩展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目标,应从根本上体悟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以促进人的整体关系和整体素质的可持续发展为教育目标。 2.范式转换 从“工具性”转向“工具”与“价值”双性契合基于前述,在哲学反思意义上,遗缺了人学基底的高校思想政治教学范式,往往内在地隐匿着见物不见人、重智识轻人事、抓条框废思想的倾向,这集中体现在两种相互嵌套的结构关系上:其一,教育机构和施教者将教学内容、手段、方法和结果等工具性存在倒置为目的性存在;其二,受教者和施教者双重客体化对峙的现象日益凸显。这种倾向的特征呈示为外在性、灌输性、技术性、效用性等等,实质是一种工具性、功利性、机巧化教学范式。不仅破坏了教育过程中施教者与受教者“主体间性”的良性结构和关系,更掩盖了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人文关怀维度和价值批判的功能,对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新乃至推进此学科建设的发展和成熟完善都构成障碍和侵害。那么,何以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由“单性”向“双性”范式的转换?我们认为,应当尝试把马克思人学理论作为其哲学基础之一。马克思哲学彻底颠覆了传统哲学单纯从外在事物和既定事实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确立了从社会关系、从人的现实存在和实践活动、从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角度去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辩证思维方式和历史视域。马克思人学的思维方式体现了在整体图景之上主要关注人的天职和使命、正当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的“科学人学”的思维范式。 3.几条假设和建议 首先,开拓新的理论导向。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作为以人为对象的实践活动首先面临的就是传递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去培养这样的人三大目标问题。不同的目标将导致不同的实践形式和实践结果。明确培养目标和价值诉求,是各阶段教育的关键,对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也是如此,否则,教育就失去了风向标。而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中诸多不力之处,与价值目标不明确和不全面有一定的关系。从此角度看,马克思人学应当为高校思想政治教学树立全景价值目标提供科学理论导向。 其次,奠立新的哲学基石。高校思想政治教学本身通常被当做一种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公共课程教学,似乎既不实用,亦无关宏旨;实则,高校思想政治教学在某种意义上正在成为我国最普遍、最直接、最集中的思想传承和探索的活动和历程。在其起点导向设置上,应是双向互动式的,譬如它不仅传递从国家上层意识形态发出的声音,还应关注从现实的个体及其群体意识中产生的各种声音,并将其纳入研究课题和教学内容,而不是对个体和群体思想现实视而不见或刻意回避。中国教育应当吸取近代历史上“千年只颂一本经,不闻时世异又新”的惨痛教训,必须深入现实,不断地调整和更新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具体导向、内容和形式。在其落脚点上,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培养符合国家意识发展需要的人才,而是培养出用“知识”和“思想”两条腿走路的人。故而,马克思人学应为其奠立政治与人学融通、知识与思想合体的哲学基石。 最后,开启新的时代视角。由马克思人学视界审视,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主要参与者(当事人:施教者和受教者)是现实的具体的个人,因此,科学地判断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科学地认识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个人,科学地审视具有时代特征的个人的观念意识,成为首要的系列问题。在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下,施教者是教育主体,受教者多处于被动地位,这种教育模式很大程度上定格了施教者的角色地位,也抑制了受教者的个性发展和思想创造力的增长。在社会持续多元化、后现代思潮涌动的时刻,高校思想政治教学应当从时代变迁和现实境况出发,寻求教育-教学、个人-国家、政治-思想、施教者-受教者等的系统契合点和合理关系结构,彻底消解使施教者和受教者双重客体化的弊病。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必须将施教者和受教者视为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的时代域境中的个人,关注其现实生活境遇和精神诉求,尊重其主体性,激发其能动性和创造性,促使思想政治教育走向具体化、生活化和人性化。应当基于马克思科学人学的哲学自觉和思维原则,从事真正的反思实然、追求应然的活动,为高校思政教学奠立一个时代性视向。 作者:郑丽娟 何友鹏 单位:华南农业大学 中山大学 政治理论论文:探究式教学政治理论论文 一、研究生公共政治理论课探究式教学的重要性 在研究生公共政治理论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教学中开展探究式教学,对于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知、信、行”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1.有助于深化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理解 理论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修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回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推动和发展的。因此,要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必须引导学生关注实践,在运用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理解。 2.有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提高 研究生是社会的高层次人才,相对于本科生而言,他们有更强的自我意识,面对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他们渴望由自己的眼睛来认识事物,通过对问题的独立判断来体现主体价值。因此,在研究生中进行探究式教学,在老师指导下,通过自己的研究,验证书本理论的正确性或用理论来解释、说明甚至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案,相对与教师单纯外部灌输而言,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3.有助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探究式学习的目标在于塑造大学生的完美人格,尤其强调学生的发展能力,有利于学生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融合和自身素质的全面提升。具体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①促使学生关注现实。如:通过对低碳经济、教育均衡、户籍改革等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和探究,增进学生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增强其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②有利于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探究式学习改变了以往被动接受的学习方式,创造了能充分发挥创新潜能的宽松环境,使学生能积极主动地去探索、尝试,从而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增强了学生的创新能力。③增强学生的科研能力。在探究式学习过程中,学生必须围绕既定主题,积极参与并亲自实践才能完成相关研究。通过实践,学生逐步树立积极的科研态度,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过程,养成良好的科研习惯并且培养优秀的道德品质。④增强学生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开展探究式学习,如要撰写某一专题的调查报告,学生必须综合运用多方面的知识,这就有效地培养了学生通过互联网、图书馆、人际交往等多渠道获取信息的能力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从而改进学生的学习方法。⑤提高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开展探究性学习,学生的人际交往更加频繁,学生之间、指导教师之间、受访对象之间的沟通交流大大增加,增强了学生与他人交流、合作的能力。⑥增强社会责任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的探究式学习主要围绕社会经济、政治或文化发展的问题展开,学生通过社会实践更深地理解和掌握相关理论,同时也更加关心社会的进步、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大大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4.促进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 在探究式学习中,教师的学术权威取决于教师的学习经验、知识积淀和教育智慧。因此,探究式学习的开展对新时期的教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具备精深的专业知识和广博的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良好的心理素质、深厚的人文素养、较强的教学研究和探索能力,才能对学生的探究式学习进行有效的组织和指导。因此,探究式学习在教学中的深入实践,对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机遇。此外,开展探究式学习还将促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逐渐掌握必要的现代教学技术,灵活运用各种信息搜索途径,以顺应学生的学习习惯,顺利地指导并协助学生完成对预定主题的研究。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探究式教学实践及效果 目前,研究生公共政治理论课一般都是大班教学,每个班的学生数一般在100人左右,有的高校甚至300多个学生在一个教室上课,大多数教师仍然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模式。由于缺乏师生之间的交流,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难以在课堂上得到有效的讲解,加之大部分教学内容在中学和大学都已接触过,因此在政治理论课上经常出现教师授课慷慨激昂,兴致盎然,而学生反应漠然的现象。虽然有一些教师尝试采用探究式教学,但由于缺乏具体可行的操作细则和科学的评价体系,结果也不尽人意。为提高大班条件下研究生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在教学实践中,我们遵循了科学性、时事性、实效性三原则。科学性就是在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改革中遵循教学规律和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特点;时事性就是紧跟时展脉搏,关注社会热点和学生关注的焦点;实效性就是能最大限度地达到教学目的。该课程的教学目的就是让学生坚定社会主义信仰,树立对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自觉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依据以上三原则,我们在推进探究式教学过程中,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指导学生进行研究课题的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具有很强的时政性,学生对国际国内发生的最新事件和相关内容也最为关注。因此,在教学活动中,我们在指导学生进行课题研究时,注重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中央近期重要会议文件及精神并从中选题,以引导学生关注现实,深化学生对一些重要改革方向的把握和相关政策的理解。 2.分组研讨,提高学生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 相对于本科生而言,经过多年的政治理论课学习和熏陶,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政治理论素养,许多研究生自主意识较强,对一些事情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也愿意和老师、同学们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在教学活动中,我们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和学生关注的一些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并进行讨论汇报。一般是5~10人一组,先在小组内讨论,然后每个小组推选出一名代表,在班级进行小组讨论汇报。学生对该项活动非常积极,许多小组都写出了较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在班级汇报时绝大多数小组都做出了较好的汇报课件,有的还链接有相关视频,有的小组在汇报结束后赢得学生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如食品工程专业的学生汇报题目有《从舌尖上的安全谈我国食品法规的完善和企业家道德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届三中全会及其影响》等,机电专业学生汇报的题目有《从嫦娥奔月看我国太空技术的发展及创新》、《从我国不同时期的主流歌曲的社会影响看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等,题目新颖,论点明确,论述充分,汇报时不仅语言流畅,有课件、相关视频,并且还设置了提问等互动环节,效果很好。课程结束时老师进行了问卷调查,98.7%的学生认为这样的教学方式很好,加深了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增强了学生的合作意识,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演讲能力,有的学生在调研问卷上写道:感谢老师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平台,通过小组讨论和课堂演讲,自己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3.改革考核方式 考试方式是学生学习的指挥棒,好的考核方式不仅能真正考核出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情况,还对学生的学习方式、行为习惯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为提高学生参与课题研讨的积极性,我们把学生平时参与小组研讨状况、小组代表在课堂上的课题研究汇报、提交论文的水平等与最终成绩挂钩,探究性学习成绩占到总成绩的30%。实践证明,这种考核方式还是比较有效的,学生分工合作,精心设计调研问卷,搜集相关资料,认真撰写研究论文,深化了对理论的理解,提高了运用理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了学生知、信、行的统一。探究式教学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变革。实践证明,探究式教学要达到预期的目的,需要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认真研究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规律,同时也需要校领导和学校各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机配合。只有各方重视,形成合力,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作者:赵排风单位:河南工业大学 政治理论论文:素质教育政治理论论文 一、借鉴文化素质教育之人本观 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理念文化素质教育强调教育的文化性,其实质就是强调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所谓“育人”,就是对人进行教化、教育,必须在充分尊重人的内在因素,调动人的内在主动性、创造性的基础上进行教育。因而,育人之根本就是“以人为本”,真正关注学生的成才需要,以学生为中心组织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也应该树立“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打破以教师为中心的观念,真正关注学生的发展,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具体而言:第一,要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既是教育者根据社会的需求进行教育的过程,也是受教育者根据自身内在的需求,通过自己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去接受教育的过程。两者必须同时兼顾,因而,教师在备课时除了“备教材”,还应该“备学生”,即充分把握学生的知识、能力水平以及专业特点,了解学生的心理需求和兴趣喜好。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要能真正解决学生在成长成才中的困惑,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职业道德素质,使其成为优秀的职业劳动人才。第二,要更新传统的教育价值观。教育要充分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不能把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对立起来,不能只强调社会价值,却忽视了个人价值的存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尤其要把握好两者的平衡关系,不能只喊“高大上”的口号,要将两者有机地结合,使教育既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又能够满足个人的需要。 二、借鉴文化素质教育之丰富内涵,拓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视野 (一)增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内涵 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身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知识、人文思想、人文方法和人文精神等人文文化因素,要增加课程的人文内涵,首先就要充分拓展课程所包含的人文知识,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渗透。在课程的每一个专题中都可以恰如其分地渗透人文科学知识,既可以让课程体现人文性,又丰富了课程的内容,为学生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思想政治理论课要着重培育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忠贞的爱国热情、高尚的道德情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人文精神的优秀内涵,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引导学生自觉地追求生命中的真、善、美。 (二)拓展实践教学活动的人文意蕴 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教学活动也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大特色和重要任务。这些实践项目多以演讲、辩论以及表演的方式进行,要完成这些项目,学生就必须学习和运用历史、文学、音乐等文化知识,还要掌握演讲、辩论等技巧,可以说这既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又是对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良好契机。 三、借鉴文化素质教育之多元教学法 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途径和手段首先,要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技术。教师应该掌握课件制作的基本技术,完成精美课件的制作,还要适当学习视频剪辑制作手法,让课堂讲授更具直观性和冲击力。其次,要利用网络教学平台,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目前,国家倡导的精品资源共享课将是大势所趋,思想政治理论课也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再次,可充分发挥现代通信软件的作用。例如QQ、微博、微信等,这是时下最受年轻人热捧的通信工具,教师通过这些通信平台与学生进行友好互动,既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又能达到教化育人的效果。最后,如果条件成熟,思想政治理论课还可以大胆尝试现代教学新技术,如“慕课”、“微课”以及“翻转课堂”等教学方式,革新教学手段,增强教学效果。在文化素质教育视野下研究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和创新是目前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工程,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融入文化素质教育更是高职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一种有益的革新和尝试,需要教学界同仁继续努力,积极探索,以寻求更有效的发展路径。 作者:谢艳霜单位: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政治理论论文:系统论教学模式政治理论论文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践教学分析 1.教学内容的系统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实践教学模式构建和运行的基础,就是在于教学内容的系统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践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学生使用理论观察社会、认知社会进而思考自己的人生。当下我国的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内容各有侧重,但是都有着同一个目标,就是实现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准确把握。各大高校的教学内容都相互关联形成了一定的体系。这种体系,满足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目标,能够更好地实现对学生科学、全面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作为一个体系,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具备统一的规范要求,这就是教学内容的系统化。教学内容的系统化可以有效地避免实践教学分散随意现象的发生,并且可以帮助实践教学实现常规化、科学化。所以思想理论课程实践教学模式首先要把握的就是教学内容的系统化。 2.教学运行的系统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实践教学存在着一个过程,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并不能够直接得到教学的目的,而是必须要通过实践的过程才能够达到教学目标。传统的教学模式中,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大多都是静态构成的,就是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由老师来教授给学生最为理论的思想政治观念。在当下的实践教学中,加入了许多的动态因素,就是将教学方法和教学环境相结合,利用实践的方式来完成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学。在当下的这种实践教学中,把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当成了一个整体,并建立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系统,通过对这个系统进行较为完善的动态把握,形成了实践教学方式。这种方式主要就是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之上,老师组织学生进行实践教学活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让学生们更好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换为学习的目标,实现政治教学内容。虽然这种教学方式可以很好地让学生把握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必须是具备一定的前提,就是在实践过程中要能够很好地把握运行的全过程,就是教学运行过程系统化。 3.教学管理体系的系统化系统论中的整体性、层次性、结构性其实都是在对于系统的管理上的要求。在一个完整的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相互配合,才能够更好地发挥系统的作用。系统管理是一种科学管理的方法,通过对子系统进行管理,从而实现对整个系统的管理。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中,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都是建立在教学任务和教学目标的基础之上。这样就需要将学校的各个部门整合成一个体系,这样才能够确保工作的正常进行。对于老师的要求就是能力突出、素质全面、思想政治理论实践基础较强,这样才能够很好地构建教学管理系统,教学管理系统包括优良的教师、完善的理论和充足的资金。建立健全的教学管理系统能够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规范化和系统化,更加利于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的知识的接受。所以为了能够更好地提高思想理论实践教学的效果,我们必须要建立系统化的教学管理体系。 4.教学质量监督评价体系的系统化对思想政治教学实践教学的教学质量评价是十分有必要的,思想政治教学涉及许多领域,这样就导致了教学质量监督评价工作更加的困难复杂,这样我们建立系统化的教学质量监督评价可以很好地帮助教学质量的监督评价。系统化的教学质量监督评价可以对教学质量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不仅仅能够衡量实践教学的效果状况,还能够通过对教学效果进行整体定性的分析,为将来的教育工作提供一定的帮助。教学质量监督评价的系统化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做,一方面是加强对学生实践教学学习效果的调查,找到学生评价中自己教学的缺点,与理论考核方式不同,这种调查是根据学生在实践教学中的参与程度的不同拟定的,可以很好地把握学生实践学习的效果。二是加强教师对于实践教学效果的评价。老师的评价结合学生的调查结果,这样就能够从全方位了解实践教学的质量和所存在的问题。所以对于思想政治教学质量的评价必须要建立综合性的完整的体系。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模式的构建 1.高等学校教育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全面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人员的能力。这里面提到的协同创新主要就是在一个系统的整体上,各个子系统基于同一目标,通过不同的方式,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来完成整体的共同目标。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合作会产生一定的协同效应,能够更好地完成整体的共同目标。所以要想做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模式的构建工作,首先要做的就是创建协同机制,确保在实践教学中各个部分能够有效地协调工作,这样才会产生协同作用,更好地完成对学生的教育工作,如果没有很好的协同机制,就会造成实践教学过程中的突发情况很多,会对教学工作的效果起到不利的影响。 2.设计目标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目标是为了学生能够更好地把握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这个目标具备一定的抽象性,所以必须要把这个目标进行层次上和结构上的划分,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实践教学目标。我们在强化实践教学过程中,也要强化实践育人的意识,制定合理的方案,完善科学的体系,这是中央文件的要求。所以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传统的课程间的界限,将不同的学科与思想政治教学相结合,达到对学生教学的创新。思想政治教学工作分为好几门课程,我们可以在这些课程的教学目标中,整合出相同的教学目标,来进行统一的实践教学,将几门课程科学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校完成教学工作,又能够很好地让学生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 3.构建教学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教学体系是各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所必须要做的,科学合理的教学体系是建立在各门课程对总目标的要求之上的。系统论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当成一个总体,各个学科是其中的子系统,各个子系统的目标不同,这就需要我们在对各个子系统也就是各门学科有着一定的研究和理解之后,设计出整体的学校思想政治实践教学体系,结合各门学科之间的关联,有效地避免内容的交叉和重复,这样在教学过程中,会节省很大的一部分时间和资源。构建的这个教学体系,要根据教学体系实施内容的不断变化而变化,要能够做到与时俱进。 4.合理利用资源思想政治实践教学需要利用校内和校外的各种资源来开展教学工作,这样就要求我们合理利用资源,做到资源利用最大化。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实践教学时,可以和校团委、学生会、教务处等部门进行合作,充分利用各部门之间的资源,把现有的资源进行整合利用。我们还可以把实践场地的资源与各个部门共享,这样不仅仅对于学校的思想政治实践教学工作有一定的帮助,对于学校的其他部门的工作也有着很大的帮助。 三、结论 综上所述,系统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模式的建立有着很大的影响,笔者通过本文的论述,希望能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模式的构建提供一定的帮助,希望对未来的思想政治教学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李媛单位:湖北省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政治理论论文:高职高专政治理论论文 一、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的问题 1.理论教材缺乏时效性与针对性教材作为教学大纲的具体展现,教材编排是否满足学生要求、能否与时俱进、贴近高职高专学生实际思想,对高职高专学生利益、学习、工作、生活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影响高职高专政治理论教学质量。日前,高职高专思想政治教材使用的是和普通高校相同的教材,这套教材拥有系统的观念,但是和当前的高职高专学生特点、教育特征之间的联系存在出入,缺乏时效性、针对性。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完善,也对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教材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高职高专学生作为网民的主力军成员,网络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舞台,让其近距离了解世界,以拓展学习深度与广度;但是网络也为学生带来了很多负能量,鱼龙混杂的网络带来的不仅是多种社会思潮,还有很多腐败、阴暗面,尤其是初次接触社会、认知能力不够的高职高专学生,同时这也对高职高专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材的时效性与针对性提出了新要求。 2.高职高专师生忽略了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重要性从当前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反馈的信息来看:很多学生依然忽略了思想政治的重要性,认为专业技能是工作发展的根本,自己的学习必须以专业为主,掌握了专业技术与课程才能创业;而思想政治只是作为附带课程,处在可有可无的局面。另外,还有部分学生认为:思想政治课根本没有实际作用,它和企业、社会相差太远,和创业、就业几乎没有关联,从而也就大大削减了对思想政治学习的兴趣。一部分高职高专思想政治老师表示:自己都不太清楚思想政治的教育作用与地位,对于通过理论课加强德育渗透没有太多的认识,甚至还有部分老师认为思想政治课应该让学生自己通过工作、学习、生活实践进行锻炼,却忽略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对促进德育教学、帮助学生提高综合素养的作用。 二、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 1.不断提高高职高专老师自身素养“学海无涯”,活到老学到老,思想政治拥有深刻的内涵,在短时间内很难看到成效,即使一个人将几十年的时间放在学习思想政治理论上,也只能接触到有限的内容。因此,在思想政治教学中,它要求每个学生都要有谦卑的态度与坚韧的毅力,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科学发展观来完善自己和教学工作。对于高职高专的理论老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要具备熟练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观念,以足够的知识积累,挖掘语言表达能力,这样才能在生动形象、言简意赅、有趣诙谐的语境中,及时配上丰富的肢体语言,更好的理解思想政治内涵。同时,它要求具备敏捷的思维,这样才能高效、灵活的回答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出现的各种问题。另外,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老师还应该具备课件制作的能力,例如:老师能够熟练应用现代化工具,在与时俱进的同时灵活运用电视、手机、电脑、投影仪等现代化工具,并且在刺激学生立体感官的同时,促进学生理解与运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进程。 2.强化高职高专学生教学的主体作用自新课改实施以来,以人为本已经成为各个学科教学的基本准则。在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老师也应该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帮助学生拓展视野与思维。高职学生作为认识的主体,为了保障教学质量,老师必须将高职高专教学作为优秀工作,结合不同学生的意志、能力、知识、爱好以及专业差异,带动德育发展。当然,老师也必须正视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高职高专教育的关键内容,它对整个教育教学都具有重大作用。因此,对于思想政治的理论课安排,必须做好切入点筛选工作,通过增强高职高专学生素质教育,从根本上确保高职高专学生的创业、就业素养,并且将其贯彻到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每个环节中。 3.增强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创新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为了适应社会竞争,在教学中老师不仅要主动放弃“一言堂”、“满堂灌”的教学形式,还必须注重教学创新和改革,从革新中寻找适合高职高专思想政治长远发展与教学的模式,并且努力为其打造出合作、和谐、平等的教学环境,这样才能方便师生交流与探讨。在这过程中,老师要将资金定位成合作者、组织者,然后再引导学生主动、积极的参与到知识探究中,这样学生才能得到更多的主动权。特别是现在的90后、00后,我们应该灵活使用手机、电脑、投影仪等电子产品辅助教学,将乏味、枯燥的静态教学演变成活泼、生动的动态教学,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兴趣作为最好的引路人,高职高专学生的学习兴趣直接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成果。 4.增强高职高专思想政治课与其他专业课的渗透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一门内容宽泛的学科,它和很多专业课程都有联系。为了做好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除了要帮助思想政治课余其他学科的渗透外,还应该让思想政治和高职高专课程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然后再根据专业配置对其进行合理、科学的划分。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专业课程的横向、纵向联系,必须结合课程特征适当添加专业知识。老师在应用理论课教材时,必须结合实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将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这样才有助于高职高专学生职业素养的提升。另外,职业应用型人才作为高职高专输出的主要人才,它和普通高等教育培养的研究型、学科型人才不同。因此,在教学中,必须注重教学实践的作用,在致力于创新的同时,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更贴近生活与社会。 三、结束语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作为现代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它对提高学生的实践运用能力具有极大作用。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必须结合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存在的问题,从教学改革着手,让实践与理论相结合,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教学的时效性。 作者:王蕾单位:齐齐哈尔高等师范专科学校 政治理论论文:教学方法思想政治理论论文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教师人格魅力的吸引力 首先作为一个老师必须具有健全的人格,这是上好每一门课程,并增强其吸引力的前提条件。笔者经过这么多年的教学实践,得了一些结论,学生的心很单纯,也很直白,思想逻辑也简单,很多情况下学生喜欢上这门课,是因为喜欢这位老师,就是这么简单,不需要什么理由。因而,思政课教师的个人修为与魅力的提升,对提高教学的吸引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得到学生的喜欢和尊重,受到学生的爱戴,思想政治理论课自然而然就具有了吸引力。当然,个人魅力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而需要长时间的日积月累,平日养成,在课堂上自然流露,往往能牢牢吸引住学生。教师良好的人格魅力不但能够牢牢吸引住学生,还能促使学生健康成长,对学生人格魅力、高尚品德的养成起到积极的潜移默化的示范作用。学生崇拜老师,把老师当成自己的偶像,总是把老师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把老师的一言一行像一部摄像机一样毫无保留地拍摄下来,然后效仿着去做。所以作为老师不管是在课内还是课外,都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修为、言行举止,始终以“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严格要求自己,来影响学生的心灵,影响着学生的内心世界,这是再好的教科书、任何奖惩都不能代替的一种无形的教育力量。教师丰富扎实的理论知识、高尚的道德品质,远大的理想、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循循善诱、淳淳教诲的教育理念,积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等,这些都无形地激励着学生积极进取、奋发开拓。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与一般的教学活动不同,教育者向教育对象传递的是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不是技术,它并不直观,而且抽象,但是像春雨细无声一样感化着学生,是指导和引领教育对象思想、行为的活动,是对教育对象品德进行塑造和磨炼的活动,这种品德塑造活动,不但要以教育形式为手段,更要以人格魅力感染为手段。我国从古至今历来都注重身教重于言教,在《论语》中,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里的身不仅指教师以身作则,也包括追求至善的人格。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吸引力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是吸引教育的最重要因素,要想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教学内容必须与时代同步,适应时展的要求,否则它是没有生命力的。教学内容作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始终处于发展的动态中。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都发展得很快,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为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经过这三十多年的改革,我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各方面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情况,面临一些新任务。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大好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要突出思想政治理论的优势,体现时代的特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归根结底是要得到客体的认可和接受,所以对教学内容的选择必须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根据学生所处不同的学习阶段和成长阶段以及成长的不同环境,有针对性地选择教育内容,教学内容更充实,解答学生疑问更真实,给学生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才能得到学生的认可和接受。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得到提高,对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学会辩证地去看待和分析,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对树立正确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供有价值的指导,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做事。这样的教学内容当然会对学生产生极大的吸引力,也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就会适得其反。除了以上总的方向,另外还要针对学生的不同层次选择不同的教育内容。对于大一新生和大二、大三、大四的学生,选择的教学内容应该不同,因为他们所处的学习阶段不同,学习任务、学习情况和面临的问题都不同,心智也处于不同的成熟阶段,只有根据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选择教育内容,才能达到我们的教学目的,实现教学目标,取得教学实效。还要时时关注大学生感兴趣的社会热点问题,社会热点是社会现实矛盾的焦点,也是大学生产生思想问题的根源,教学内容要有解答社会热点问题和解除学生的疑问的功能,另一方面还要给学生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使学生从心底里感到学理论有用、管用,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的吸引力 在一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对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吸引力具有直接的决定性影响,如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方法学生越喜欢,越认可,就越能提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越,那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就越有吸引力,就更能够使学生受到感染,自然就能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方法作为达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目标的桥梁和工具,应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目标、内容和教育者思想的变化而不断改进和创新,因此,在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大学生思想的变化,教学内容的日益更新,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要继承原来优良的教学方法,还要不断探索新方式,运用灵活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并进行优化组合,这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应充分发挥课堂教学这一专门的教学主阵地的作用,根据教学内容选择运用多媒体、影视资料、幻灯片、图片等现代教学的辅助手段,使用分专题式教学、讨论式、授课式、辩论式、表演式等体验参与式,使各环节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让每一个学生的身体和大脑都动起来,既动脑、动口、动手又动身,活跃了课堂的气氛,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把抽象、枯燥的理论知识变成声色俱全、语音并茂的有趣知识,使大学生的思想在形象、生动、直观的教学中得到升华。还要坚持实践教学。实践活动教育法是教育者引导学生直接参与,在实践中受到教育的教学方法。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对思想政治的认识得到升华,从而实现教书育人的目的。学生在现场亲自动手操作,在亲身体验中不断提高认识,陶冶情操,增强了他们团结协作的精神,在亲自参与的过程中,无意识地接受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作者:杨慧珍单位:贵州师范学院 政治理论论文:思想政治理论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艰苦奋斗精神信念缺乏 当代大学生未经过艰苦斗争的革命年代的洗礼,意识不到如今生活的来之不易,而往往缺乏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居安思危的意识,自身承受力与意志力薄弱。不少学生习惯于“两耳与不闻窗外事”,诸事由家长“包办”“代办”,忽视人际交往能力培养和环境适应能力训练,甚或出现家长到学校“陪读”的现象。大学生在碰到困难挫折后垂头丧气、悲观失望、无所适从,出现诸如失眠多梦、情绪低迷、精神不振等症状。这极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强化,培养大学生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学习处事态度与坚强不屈、不畏艰难的生存勇气。当代大学生德育观上的种种不良表现,不仅影响我国的人才质量,而且影响国家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更影响“中国梦”的实现。因此,对大学生加强延安精神教育就不仅仅是个人成长成才的需要了。 二延安精神在当代大学生德育中应用的路径 1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延安精神教育的有效衔接 对大学生加强延安精神教育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帮助大学生端正理想信念态度,以解决大学生道德失范的方向问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是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宣传和弘扬延安精神的主要阵地。进行德育教学时充分挖掘《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教材中的有关延安精神的素材资源,将伟人故事、英烈事迹、红色经典歌曲、宣传影片等关于延安精神的内容衔接到系列教学内容中,使延安精神入课本、进课堂,从而帮助大学生了解并领悟延安精神的深刻思想内涵。大学生在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时,一方面要打破已有的观念,树立符合时代需求的新观念,不仅学习本专业的知识,而且要涉猎其他专业的知识,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行;另一方面要以扬弃的态度对待新思想,吸收精华,不断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 2以榜样示范拓展延安精神内涵 张力高校教师承担着社会信息传递、知识传播的重要任务,学校须以延安精神为指引抓师德师风建设,用更多的精力、更有力的举措推进教师队伍建设,始终把以学生为本、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的理念贯彻到教育教学和管理各项工作中去。在满足学生不断提升的求知需求水平的同时,教师需努力提升自身治学能力,用高尚的人格感化学生、用广博的学识影响学生、用求是的作风感染学生、用扎实的基础教育学生,达到榜样示范的良好效果。因此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老师的个人修为对德育水平影响直接,对学生群体的影响作用至关重要。这要求从事高校教学管理工作者结合时展现状以及大学生思想政治修养水平和思想道德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与疏漏,进行有针对性的全面分析与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结构完善、论证严密的理论成果与学术著作等,从而为延安精神不断注入新的思想活力。 3以艰苦奋斗精神培育 大学生民族复兴使命感我们党革命历程走的就是基层群众路线并靠艰苦奋斗取胜的,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也是靠全国广大人民群众不懈艰苦奋斗发展的。当代大学生身负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需摒弃“眼高手低”思想,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自力更生精神去奋斗发展。在当前激烈的就业竞争大背景下,大学生须进一步转变就业观念,面向基层,服务乡村,走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奋斗之路。在进行德育教育实践中,要充分发挥大学生(尤其是学生干部和党员)在践行延安精神活动中的模范带头作用,这不仅可以保持大学生干部和党员道德思想的先进性、模范性,也借此能够最大范围、最广程度地影响更广大学生的思想水准、意志品质、道德修养、价值追求等精神层面。通过大学生的基层群众路线教育使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在大学生群体中得到根植与传播,培育大学生的优良道德品行,并使之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去。 4开拓德育教育新载体 在当今信息高速发展时代,网络媒介成为了大学生获取信息和知识、进行学习和生活的重要载体。高校德育教育可通过充分利用网络、电子传媒等媒介途径,拓展延安精神教育的传播介质,如建立与延安精神教育相关的网站,将典型的反映延安精神的素材(如纪录片、宣传书画、主题文章等)上传到网站上,并在网页上采取网络调查、评论、链接等方式对大学生加强延安精神的宣传和弘扬,从而使延安精神教育接近、深入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之中。同时,利用校园广播、校报、宣传栏、杂志等各种大学生身边的媒介方式渲染延安精神氛围,通过潜移默化影响转变大学生所误解的“表象精神”、“空洞说教”思想。如此,用具有时代特征的延安精神教育素材通过网络媒介的综合作用开拓大学生思想,以最终打造成为大学生德育教育的新阵地。 作者:周茂春单位: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政治理论论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科学发展观论文 一、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几点思考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第一要义是发展,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管理体制 要体现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管理体制科学与否对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高校教育是广大青年学生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对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高等学校承担着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为国家建设和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神圣使命,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忽视教师这一主体。那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更要有良好的师德师风,这就要逐步建立健全一种可持续规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管理的体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管理体制要体现以人为本,以我们的教师为本,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教师在良好的环境和体制机制下认真专研业务努力上好每一堂课。为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也需要逐步建立健全一种可持续的科学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体上要体现 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优秀是以人为本,教学主体上就要体现以学生为本,并注重培养大学生的全面发展。由于现在的大学生都是90后,来自不同的家庭环境,家庭收入差距加大,大学生的消费观念、价值追求各不相同。在讲科学发展观时,特别要强调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可以先列举一个励志的大学生典型事例,也可以让学生发言谈谈自己怎么做到人的全面发展。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强调人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德育是基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要给学生讲解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还要注重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智育,大学生所开设的课程都是比较科学合理的,为大学生今后走上工作岗位奠定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体育,现在的大学生,很多都处于亚健康状态,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大学生应该重视加强体育锻炼,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力。还要给学生强调不仅要身体健康,心理也要健康。美育是培养大学生的审美观,培养他们的高尚情操和文明素质的教育。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自己的行为是否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显示出了正能量。劳育是培养学生进行劳动观念和劳动技能的教育。当代大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特别是来自城市的大学生从小就很少参与家务事等劳动,对劳动观念有些淡漠,应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和锻炼。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强调统筹兼顾。对于大学生来说,不仅要统筹专业课与公共课的学习,还要理论课与实践课的学习,统筹课程学习与社会实践活动等方方面面。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强调可持续发展。人的发展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可持续是一个很关键的环节。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也要注重可持续。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上要体现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教学内容上也需要协调统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和《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四门必修课程之间以及同一课程内教学内容有重复,需要协调统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复。虽说各门课程功能定位,讲授角度不同,但这种角度和定位点在教师的实际授课过程中很难把握。我们学校《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三年级开设的课程,我们应注意教学内容的优化组合,本课程则重点讲授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探索和理论等内容。对与前面课程重复的内容可以略讲或个别章节安排学生自学,比如第二章“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第三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在之前开设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已涉及,那我们就对第二章“新民主主义理论”安排学生自学,对第三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只着重讲2-3个案例。比如第八章第三节“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在之前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已涉及,那我们就从当代大学生中找正反两个典型的案例加以讲解。此外,本课程自身内部的各章节之间也存在一定重复,我们应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在照顾到课程内在的系统性与完整性的基础上,对教材有所取舍,重点讲授。 (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方式 要体现科学发展观为了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和针对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断地探索和改革我们的授课方式,用科学有效的多种方式教学,提高课堂的控制力,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一是专题式教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是高校研究生开设的公共政治理论课,我们把它分为八个专题,由八个教师各自讲授一个专题。由于每一个教师只讲授一个专题,他(她)就有时间精心设计这个专题的教案和PPT,保证了教学质量,围绕主题展开的专题式教学深受学生喜欢,大大提高了教学的针对性和课堂的吸引力,也有助于做到重点突出和提高教学的理论深度。二是讨论式教学。为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也为了加强大学生的自主学习,可以采取讨论式教学,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就可以安排大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围绕人口、资源和环境为主体收集资料,展开调查,先是小组讨论,做一个讨论提纲的PPT,然后再选出代表与大家分享。三是案例式教学。教师事先要选好与课程教学内容相关的案例,可以是经典案例,从教育部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案例教材中选取;可以是新闻案例,选取及时的新闻资料,让学生感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与当前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可以是同龄人案例,对同龄的大学生来说更具有说服力;还可以是反面案例,不过,反面案例要慎重选择,在运用反面案例时,教师要注意正面的引导。案例式教学可以把枯燥的理论讲得形象、生动,让学生在案例中理解理论,而且还能活跃课堂气氛。四是网络资源教学。高校校园网可以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专栏,把教师的优秀课件、相关的文献资料和一些经典视频挂在网上,同学们可以上网查阅。另外我们每个老师还有网络教学平台,提高网络教学平台,每个任课教师可以上传教学日历、教学大纲、课件等,可以布置课后作业,学生网上提交作业,教师网上评阅并及时反馈给学生,还可以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五是多媒体教学。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把抽象的理论和枯燥的教学内容通过文字、动画、声音、图像、视频等多种信息呈现在课堂上,让课堂有声有色,提高了课堂控制力。同时,采用多媒体教学减少了教师授课的随意性和书写黑板的时间,加大了教学信息量。六是实践教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每一门课程都有实践教学环节,要注重科学统筹,各门课之间的实践教学内容要协调,不要重复。对于实践教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希望建立有利于教学的稳定的有效的社会实践基地。如参观考察红色革命根据地或纪念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型工业的发展等,让学生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二、结束语 科学发展观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与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手段,是培养具有高水准思想政治素质的当代大学生的重要途径。 作者:叶春红单位:重庆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 政治理论论文:高校思政课教育政治理论论文 一、高校“思政课”教育 塑人灵魂的工程师首先,高校“思政课”教育为大学生的专业学习和研究提供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指导。有部分学生认为,我既不信奉唯物主义世界观、也不信奉唯心主义世界观,我信奉我的专业,因为我将来只靠它吃饭。这种观点不仅错误、而且在实践中有害。虽然,大学生想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以便将来能够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学者无可厚非。但是,任何人的思想都离不开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任何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在不同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下所作的行为。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任何专门学问的研究只是对世界某一方面的研究,而任何研究都离不开世界观方法论指导。其次,有益于大学生修炼良好的人格魅力。要想将来当专家,不仅要受世界观支配,而且还必然受一定人生观、价值观支配。一个人不管他能否成为专家,学生时代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将来要如何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培养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格。即使成为专家,也存在着一个具有什么人格力量的专家的问题。已经成为了专家,在个人的荣誉、地位、利益等系列问题上,如何对待?已经成为专家,将自己的智慧用于为自身个人利益而努力奋斗还是造福于人类社会?当科研受到挫折和失败时,是气馁、退缩,还是迎难而上直至成功?遇到科学研究的社会环境不理想,是抱怨、发泄还是积极克服、主动进取?如此等等系列问题,都需要作出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回答。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人生观,以它为思想武装十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德才兼备。大学生只有以这样正确的人生观作为人生行为的指导,努力学好专业,将来才有可能成为受到国家和人民欢迎和重用的、有人格魅力的专才、专家。 二、高校“思政课”教育 授业育才的引路人 第一,解决人才发展的正确方向。长期以来,有部分人认为高校教育是通过教师的专业知识教育教学来实现,与“思政课”教育没多大关系。这是对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工作存在的偏见,好多高校思政课教师是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这一现象的出现就是明证。事实上,专业知识教育是高等教育不同于基础教育的特征之一,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与专业课教育教学都是为了培养学生,两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授业育才的双轮车。而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显得更加重要,因为能够解决将大学生培养成一个为谁服务、代表谁的根本利益的专家、学者,这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带有方向性的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所有的学科、所有的领域的知识,大到宇宙天体演化、社会形态更迭,小到基本粒子的结构演变,还无一不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都可以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作为指导思想,去进行分析与研究。当然,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普遍原则,不能等同也不能取代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但是我们不能以具体科学方法的不可取代性,排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指导作用。 第二,引领实事求是作风的树立。任何学科科研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也离不开科学精神的引领。实事求是,不仅是我们党的正确思想路线,也是一种科学精神。实事,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这是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遵循的出发点,坚持实事出发就是坚持唯物主义。求,即探索、研究,任何科学研究都是对其对象的未知领域进行求证、求解、求新。一个“求”字凝聚了科学研究必须具备的精神,如严谨治学精神、刻苦钻研精神、甘于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等。是,即规律,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客观事物运动发展的客观必然规律、建立关于规律的知识体系。为了达到此目的,就必须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总之,任何取得成功的科学研究都是实事求是精神的结晶。 第三,引导健全人格的培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与恩格斯长达40年的友谊绝无仅有,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过程中,他们都作出了无私的、卓越的贡献。从高校“思政课”教育学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领悟到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谦虚谨慎、胸怀宽广、舍己相助、无私奉献等高尚的道德人格,这是我们青年大学生进行自身修养时,不可多得的活生生教材。所以,通过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不仅可以使广大青年大学生受到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熏陶,还会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健全人格的熏陶,他们获取科学知识、创建理论时所表现出来的严谨、求是的科学态度,团结、谦虚、合作的治学精神,对于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培养健全的人格具有不可替代的引导作用。 作者:李景春黎育松单位: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政治理论论文: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论文 一、社会需要与个性发展的关系 由于对教育目的价值取向缺乏正确的辨证的认识和理解,思政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容易出现两种倾向。一是片面强调思政课教育的社会功能,教学中往往照本宣科,对教学计划、教学大纲、重点、难点的把握机械化、教条化,讲课时面面俱到,一味灌输,习惯性把学生当成了高级领导干部,一出口就是“领导指出”、“几个必须”、“几个应该”,教学活动中见不到“学生”,从而忽视了受教育者的个性发展需要。这样的思政课很难被学生接纳和认同。二是片面强调学生个性发展,只关注学生的兴趣,迎合学生的价值倾向,满足于课堂气氛的活跃,甚至喜欢讲社会上流行的庸俗笑话,堕入“三俗”的境界,而放弃了社会要求和原则,失去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导向作用、动力作用和保证作用。要防止以上两种倾向,思政课教师在教学中就是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价值观。教育为社会服务体现了教育的本质属性,明确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明确历史和时代赋予当代大学生的使命和责任可以有效避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成为盲目的、自发、随意的活动,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也要看到,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是教育的最终目的,教育只有以促进人的个性发展为目的。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还必须十分重视当代大学生个体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材施教地促进他们良好个性的形成和发展。要努力找到社会需要和学生个性发展之间的结合部和增长点。“两个需要”结合的实质是将思政课教育的宗旨与受教育者关心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两个需要”结合得好,既造福社会,又使受教育者终身受益。 二、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关系 在以往的思政课教学中,许多教师由于对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地位的理解过于简单化,习惯于“教师中心论”,过分强调教师的“控制”作用,使得课堂更多地成为教师呈现个人知识和风采的舞台,许多教师已经习惯于搞“独白”,演“话剧”,把教学的“公共活动”变成了教师的“个人活动”,基本是“教师讲完——学生下课”的单一模式,完全忽略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能动作用。必须寻求新型的教学模式,把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地位结合起来,使教师与学生之间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动、协调发展的辩证关系。现在80后、90后的学生主体意识和独立精神不断增强,特别反感对他们进行概念化的说教。教师上课尤其不能只讲“必须”、“文件指出”等政治性话语和口号,而是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变化,以平等、开放、合作、民主的精神,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给学生充分的尊重。师生通过民主平等的交流,产生精神上的碰撞、融合和共鸣,教师要允许学生对社会问题有不同的观点、意见和看法,从而使学生在活跃的气氛中不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并不意味着削弱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自由度越大,对教师的要求越高,越需要教师对思政课教育规律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以更高级的育人艺术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三、统一要求与尊重差异的关系 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出现了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五个多样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五个多样化”在思想领域的直接反映就是当代中国社会人们思想活动表现出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空前增强“四大特点”。这一方面有利于大学生树立自强意识、创新意识、成才意识、创业意识,另一方面也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感缺乏、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当代大学生在公平与正义,自由与平等、社会与个人,理想与现实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重要问题的认识上存在明显差异性和多样性。如何面对大学生思想状况出现的新形势、新特征,就必须正确处理统一要求与尊重差异的关系。其一,就是要在教育实践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去引领和整和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推动全社会巩固发展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力量和良好的道德风尚。其二,就是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社会思想观念的多样化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情、事情、舆情决定了的,是客观实际,只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才能扩大社会认同,增进思想共识,才能团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群体、不同认识水平的劳动者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以不同的方式同样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作出贡献。同时,也只有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才能减少思想矛盾和冲突,避免因认识差异引发社会的对抗和冲突。才能使先进文化占有主导地位,健康文化得到发展,落后文化得到改造,腐朽思想受到抵制。坚持这两个重要原则,思想政治理论课就能够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就能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分析和解决当前中国社会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四、教学与发展的关系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正确处理教学与发展的关系,必须从认识上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教学要按照学科的逻辑体系和学生认识发展的顺序进行,使学生系统掌握基本概念和基本能力,形成比较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具体讲,就是要按教学的计划、大纲和教材的体系组织教学,要抓主要矛盾解决重点和难点问题。同时还要做到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并非自然而然地就能够促进当代大学生的成长和成才,只有充分体现“走在发展前面”的教学活动才能促进学生的发展,才能产生科学意义上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形成吸引力和感染力,这一重要原则已被教育的历史和实践所证实。其二,教学要体现理论的深度和广度。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党和国家为了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设立的专业化、专门化、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课程内容的选择、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制定、教学重点和难点的确立、教学的评价包括教师的选拔都经过严格的、科学的设计和安排,体现出高度的目的性、计划性、系统性和专业性。这样的课程教学必须体现理论的深度、广度和难度。否则就不能完成“发展”的任务。其三要用“发展”评价教学。教学是否具有发展性或者说教学是否真正促进了学生的发展,这是检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有效手段,甚至是最重要的评价标准。教师的教学活动只有遵循了发展性这样一个终极性原则,才能够体现出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所在,才能真正体现“主阵地”和“主渠道”的应有地位,也才能真正促进大学生的成长成才。 作者:孙剑坪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政治理论论文: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论文 一、思想政治课程与网络“信息素养”整合的必要性 (一)有助于更新传统教育观念 促进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开展通过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综合运用,能够动态的突出教学知识重点,实现对感官的延伸功能,有利于大学生消化吸收突破学习难点,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率,可以在内容的知识性与发展性上下功夫,能够增强大学生走向社会的信心。整合研究将使教学内容摆脱封闭,实现开放,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上与课下的统一,在社会中自觉接受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教育,鼓励大学生更多更好地接触社会现实。将古老的历史成果,辅助以网络及信息技术,来增强历史的厚重感,拉近与学生的距离,让大学生了解国情、党情和民情,以此树立他们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赋予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更加丰富的教学内容。 (二)有助于大学生向探究性、合作性学习 激发教师与学生主体的创造性使大学生实现角色转变,由被动变为主动。营造个性化学习环境和协作式学习氛围相结合,为大学生提供更为开阔的分析问题的观点和思路,实现教师教和大学生学的实际效果。这不仅可以适当缓解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的繁重强度,还能够确保对大学生进行必要的学业和科研能力的培养,这也有助于教师的自身能力素质的普遍提高。 (三)发挥情境教学的可设计性 延伸情景教学的空间与时间,使课程更生动有趣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材近些年得到了很大的丰富,特别是对大学生的探究活动的要求明显增加,但是课堂教学的局限性,使有些探究验证活动无法实施,这就可以通过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持,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提供更加丰富的教学信息素材,将自由探究和自主学习相结合,变他人要我学为我要自己学的实践的能力。教学环境也不再拘泥于课堂教学,而是实现与课下的网络学习实践的相结合,完成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教学过程,增强了大学生学习以及同教师交流的灵活性。在课堂教学中采用丰富多样的信息素材,再配备以图文并茂,音频和视频的有机结合,规避传统教学手段比较单一的不足,有利于激发学额生的学习兴趣。 二、思想政治课程与网络“信息素养”整合的主要途径 (一)制定大学生网络信息素养的权威标准 2003年,教育部就曾指出,信息素养主要涉及到五个方面:社会成员信息技术人文修养的表现;各种信息技术知识技能的基础掌握程度;社会成员能否自行利用信息解决生活、工作和学习过程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否持有客观公正的信息技术价值观;社会成员广泛拥有良好规范的信息技术的使用习惯,特别是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我国大学生网络信息素养标准可以借鉴国外大学信息素养教育的相关标准,例如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就曾经在《信息能力:创建学习的伙伴》中提出的学生信息素养九大标准。我们将其概括为获取信息的快捷性、有效性、个体性,信息处理的批判性、及时性、道德性,信息使用的精确性、创造性、效益性。 (二)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信息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信息化主要是指在高等学校开展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知识讲授和社会调查等的教学实践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现有的教育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依托科学的教学方法设计,实现信息技术的电子化应用,丰富教师与学生交流的渠道,为提高课程教学改革效果开拓新的思路。 (三)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社会实践中的网络信息素养教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实现课堂网络信息教学的一种有效方式,可以增强大学生的直观感性认识和普遍认同感。因此高等学校应围绕网络信息素养教育这一目标,形成切实可行的信息素养教育计划,首先,从授课教师的网络信息素养入手,使课程设计考虑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层次,有针对性地开设课程;考虑学生学习的阶段,合理地把课程安排在合适的时段,开设的方式应服从需要实现的教学目标,并把网络信息素养教育纳入学校社会实践教育的教学规划。 (四)注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网络信息素养辩证批判性思维教育网络信息素养需要通过哲学思辨性为依托,实现大学生群体的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发展。重视求同存异等发散思维。使大学生能以积极的态度去选择、利用,自觉整理和加工网络信息,通过去伪存真、去粗存精,正确评价、消化网络信息,同时通过调查分析,独立思考,最终吸收有效的网络信息。 (五)开展高等学校网络制度 建设成功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需要有成熟的制度建设为保障,以规范和强化文明的网络行为管理机制,促使大学生自觉形成责任意识和遵纪守法的观念,预防和减少网络犯罪以及不道德行为的发生。如制定有关上网行为规章和制度、成立网络教育管理领导小组、成立网络信息教育宣传联络队伍、网络文明协会等大学生社团组织,不断增强大学生的自律意识,实现教育信息化目标,充分发挥大学生的道德主体作用。 (六)深入开展大学生网络环境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咨询 选择功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新的信息时代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和新方法,这就需要首先从教育工作者入手,努力培养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咨询人员,帮助其承担从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咨询活动,并不断完善指导的能力和水平。还可以通过开辟专项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和网络在线咨询等,来保证高校网络信息咨询活动的常规化和制度化。 作者:张岩李学锋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牡丹江医学院 政治理论论文:实践教学体系政治理论论文 1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的基本要素 1.1实践教学目标 实践教学目标是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方面通过实践教学活动要达到的结果。实践教学目标是实践教学体系中的驱动要素,在整个实践教学体系当中居于优秀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实践教学体系中的其它要素。实践教学目标在实践教学体系中具有导航、定位和驱动作用,为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确立了基本的方向。实践教学目标也为教师计划、组织、实施、调控实践活动提供了基本的依据,无论是选择实践教学主题,还是设计和安排实践教学内容,都要依据教学目标进行。 1.2实践教学内容 实践教学内容是指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方式,让学生观察、分析、体验、感悟、理解和践行同实践教学主题相关的各种思想政治理论信息的各类活动。实践教学内容是教学体系的受动因素。它不仅是连接学生和教师的信息纽带,学生和教师彼此间交流、相互影响的对象,还与实践教学目标相关联。衡量实践教学内容选择的有效性主要看它是否准确地表现理论教学精神实质、是否能契合学生的需求、是否符合学生的认识特点。在实践教学体系中实践教学内容是最具社会性、丰富性和时代性的要素。 1.3实践教学管理 实践教学管理是指服务于实践教学目标的各种管理规章制度,它涉及到确定教师任务、制定计划、组织实施、检查监督以及学时、学分、评价、考核、奖惩等一系列环节。实践教学管理属于实践教学体系的调控要素,既要调动实践教学体系中其它要素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效能,还要对实践教学的过程进行调节、控制和优化,以服务和适应于教学目标的实现。教学管理是否科学、制度是否健全和完善,能否让实践教学成为师生的一种自觉行为,对实践教学效果有直接影响。 1.4实践教学保障 实践教学保障是指实践教学活动的支撑和保障因素,是为实现实践教学目的而提供的精神氛围与各种物质条件。实践教学保障主要涵盖创设舆论氛围、建立组织机构、经费条件、实践基地等。实践教学保障属于实践教学体系的保障要素。实践教学的保障作用主要表现为对实践教学的宣传动员、统筹安排、协调优化、支撑保证。实践教学保障作用发挥的程度会直接关系到整个实践教学的运行通畅状况和成效性。 2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的整体功能,要坚持系统的观点,运用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认真分析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管理和教学保障相关基本要素,既要发挥出各自的功能和作用,又要相互协调和整体优化,构建出科学的高效运行的实践教学体系,实现整个实践教学体系的优化和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2.1彰显学生的主体性地位 在实践教学中,学生不仅是参与主体,也是组织管理的主体。彰显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其一,重视实践教学中学生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体现出以学生为主体的实践教育观念;其二,在实践教学中,教学计划的制定要考虑到学生的学科专业方面的差异,教学的组织实施要尊重学生的差异,学生成绩的评定要体现出学生的主体性;其三,要准确定位师生关系,树立与学生平等、合作的理念,积极创造机会和条件,让学生在实践教学中找到自己的“自由发展区”。实践教学中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得到了彰显,参与热情和学习积极性大大提高,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同时也给学生提供了展现自我的机会和平台,提高了教学的效果。 2.2提高教师队伍素质能力 实践教学对教师素质和能力有较高的要求。首先,教师作为实践教学的策划者,应当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能够深刻理解和把握实践教学的方法及规律,同时还能够把实践教学内容予以课题化,以促进学生对相关问题的学习和探索。其次,教师作为实践教学的组织者,应当具有一定的宣传动员、组织、沟通、协调以及处理紧急状况的能力,并有效地对实践教学进行调控和引导。再次,教师作为实践教学的指导者,应当具有创新精神,能够不断地提出实践教学的新举措。发挥好教师的主导作用,必须提高教师的各项素质和能力,包括指导学生开展实践教学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提高自身的修养和人格魅力;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2.3精心设计教学目标 思想政治理论课目标是帮助大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要围绕这个目标精心设计:其一,思想道德目标。要通过各种各样的丰富多彩的实践教学活动,引导大学生知荣辱、辨是非、锤炼意志、塑造人格、实现思想政治和道德素质的提升;其二,知识目标。通过直观灵活的实践教学活动,把理论与社会实际联系联系起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认同,并自觉地以它指导自己的行动。其三,能力目标。通过大学生对实践教学活动的计划、组织和参与,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协调能力,提高他们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他们的组织管理能力、创新素质和创新能力。 2.4创新和拓展实践教学形式及资源实践教学是一种寓教于行的教学方式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有三种形式:第一,课内实践教学。包括模拟教学、知识竞赛、主题演讲、课堂讨论、影像作品欣赏等。第二,社会实践教学。包括参观访问、实地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第三,虚拟实践教学。包括网络通讯、网络论坛参与、网络个人网页制作、网络博客开设等。实践教学要灵活运用这些实践形式,并不断创新出新的实践教学形式。实施实践教学要以实践教学资源为依托,重视实践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第一,实践教学基地。大学生创业园区、学生社团组织、科技创新实验室、博物馆、革命等都可以作为实践教学基地,针对性地予以开发建设。第二,网络信息资源。网络信息源十分丰富,为开发、利用和管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资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丰富了学生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样式。 2.5建立和健全实践教学保障机制 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良性运行要健全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第一,建立组织机构。科学的领导体制和有效的工作运行机制能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第二,制定规章制度。健全的制度和严格的管理可以确保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科学化、经常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第三,确保经费支持。要建立专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基金,以确保实践教学有充分的经费和财力保障。第四,组建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教师是实践教学活动的主导者、组织者、实施者和参与者,建立和健全一支相对稳定、有责任心和事业心的教师队伍是取得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成效的关键。 2.6健全和完善实践教学评价及考核体系 对实践教学活动进行动态跟踪和评价考核可以有效地调控整个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过程。首先,实践教学的评价及考核能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制定实践教学计划、目标,确定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等提供客观依据。其次,教学主管部门根据评价考核的结果采取奖励和处罚措施,能够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活动,进而对思想政治教育起到引导、调节和推动作用。构建和完善实践教学评价及考核体系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实践教学评价及考核体系要具有可操作性;第二,实践教学评价及考核体系能够全面反映学生在实践活动中的表现,并予以客观公正的测评;第三,实践教学评价及考核体系要具有导向性,能够正确地引导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清楚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的基本要素并对这些基本要素的功能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的难题,有助于构建体系化、科学化、实效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进而与理论教学深度结合,共存并重。 作者:王宏单位:南阳理工学院 政治理论论文:高职院校政治理论论文 一、提高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几点建议 1.学校环境 高职教育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就业教育。高职院校培养技能型、应用性人才的目标定位决定了院校领导突出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重视专业课建设,忽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甚至有些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看作“虚”的政治任务,在师资队伍、课程建设、经费投入等方面往往不能予以保证,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处在“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的状态。这也使得很多思想政治教师“寒了心”。因此学校完全有必要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加大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 2.师生互动 主要在于解决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地位的矛盾。以教师为主导,搞满堂灌、填鸭式教学,显然是错误的,但是,放弃教师的主导作用,片面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致使教学过程放任自流,同样是不可取的。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应转变观念,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与理论辨析。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和教师主导性作用,让学生的自主性和实践意识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从而提升高校思想政治课堂教学的教学效果。同时注重师生间的情感互动,将学生当作自己的朋友,充分了解学生的心理变化,对不同专业的学生,结合他们的专业及根据他们的接受能力的差异因材施教。这样不仅能够很好地改善师生之间的关系,也能极大地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教学设计 结合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尤其是作为“90后”的学生,他们讨厌死气沉沉,枯燥无味的讲解,这时就需要如努力实现教学方式多样化,加大学生的参与性。可适当引入社会热点问题,引发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同时顺势引导,培养学生对社会现实热点的正确看法,避免偏颇;增加社会实践活动,如志愿者活动、参观当地红色文化资源或博物馆,利用现有资源对学生进行实物教育,引发思考“今日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利用影像、图片等形声兼备、感染力强的声像资料,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吸引眼球;注重引导学生课余时间使用网络的频率,关心时政大事、社会热点,正确看待网络评论。 4.考试模式 目前,不少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考试方面进行了改革,不再是采用过去传统单一的期末考试方式———闭卷考试,更多的是把学生的校内平时表现纳入成绩考核当中。采取理论与实践、平时与期末相结合的办法。在理论考核上,命题形式要灵活多样,主客观试题比例适当,如判断、单项选择、多项选择、问答题、论述题等多种题型,内容上突出重点、覆盖全面;在实践考核上,既要考核学生的平常表现,也要适当地考核其参与的校内外实践成果,从而引导学生既注重理论的掌握,更关心知识的运用;既重视期末复习考试,也关注平时习惯养成,最终使其终身受益。这种既重视学生的学习方式,又能够很好的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式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 二、结束语 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已日渐凸显。在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宏观指导思想下,各高职院校要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听从指挥、协调各方面力量,齐抓共管,培养高校育人环境,以小环境来影响大环境。只有和时代同步,和青年同步,吸收新思想,解决新问题,不断创新,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迎难而上,才能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做到“入耳、入脑、入心”。 作者:陈曼位:三明职业技术学院
幼教毕业论文:中高职双语幼教学前教育论文 一、中高职双语幼教专业课程体系衔接现状 (一)培养目标定位不清 笔者对比了双语幼教专业的中职和高职的人才培养目标发现,两者在语言表述上基本一致,缺乏清晰的人才差异定位。没有体现出中高职的教育层次性,也没有体现出中高职人才培养的层次性,体现不出中职技能型人才和高职高端技能型人才的差异性。没有体现出高职是中职的延续和提升。在访谈相关教师的时候,也问过是否了解本专业的中职和高职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中职和高职培养的人才的落脚点在哪。相关教师认识到中职和高职的人才培养目标有高低,但是却不能较为明确的说出不同点在哪。这直接影响后期的课程设置,这说明了教师对人才培养目标的不清楚,直接会导致后期的课程教学中的偏差。 (二)课程设置重复 课程的设置决定着学生的能力结构,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必须要经过企业调研,从岗位(群)工作任务出发,结合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成长规律反推出课程。但在调查中发现,双语幼教专业中职和高职的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上大抵相同,根本没有体现出职业教育不同层次人才的自身特点,同时也没有考虑课程设置的科学性和整体性。在访谈中职起点的高职学生的时候,不少同学就反映高职所开设的许多课程在中职阶段已经学习过,甚至有些课程的教材都是一样的。相同的课程,相同的教材,中职学习一遍,高职又学习一遍,这容易造成学生学习的疲倦性,消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不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同时也浪费了宝贵的教学资源。高职是中职的延续和提升,因此中高职专业课程有一定的重复是可以必须的,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重复是违背了教育教学的规律,也是背离了经济学中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学生的问卷调查中反映出,乐理与试听练耳、钢琴、声乐、现代体育舞蹈、学前心理学、教育学、幼儿形体与舞蹈创编重复最严重。在对比中高职专业必修课程发现,高职开设的17门专业必修课,有11门与中职有所重叠,共计课时754,占所有专业必修课的63%。有中职钢琴基础开设126课时,在高职阶段又开设了64课时,合计有190课时。乐理与试听练耳中职126课时,高职82课时,合计208课时。声乐,中职126课时,高职64课时,合计210课时。幼儿形体与舞蹈创编,中职126课时,高职208课时,合计334课时。在五年的职业教育学习中,前面所述的课程就学习了4年,虽然这些课程是日常的幼儿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专业技术知识,但是重复性的课程,过多的课时量会占用学生大量的时间,而缺少其他专业技术知识的学习。 (三)课程衔接认识不够 在访谈教师时,问到中职之前开设了这门课程,高职又开设了同样的课程,你认为这样有没有必要,中职和高职课程的区别在哪里,中职和高职的课程应该如何对接呢,或者说中高职课程有没有对接的必要。超过50%的专业教师都有与我类似的经历,但是面对课程的重复,他们更多的是表现出来的无奈,并没有想过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换句话说有些专任教师认为中高职课程的有一定的重复时必要的,但至于为什么重要,又不能说出具体的缘由,只是感觉很重要。他们有些认为高职的课程应该比中职的课程,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要更进一步,理论上是如此。但具体如何拓宽深度和广度,如何更好地满足学生的知识需要,实际操作上有一定的难度。所以他们在备课的过程中,即使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更多地还是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准备授课过程。在针对中职学生的调查问卷中笔者都设立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进入高职学习,有没有必要开设和中职重复的课程。中职学生普遍认为,中职已经学习的课程,如果高职再开设,就没有什么新鲜感,会觉得没有意思。但是如果非要开设的话,希望能够学到不同的东西或者更多的东西。同样的问题在问到已经升入高职的学生时,则得到了不同的回答,也是目前我们碰到的一个现状。高职学生认为目前高职开设的许多课程已经中职阶段已经学过,从内容上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对他们来说无疑就是再炒了一下剩饭,缺乏学习的兴趣,所以觉得高职没有必要开设同样的课程。总之,在中高职课程的衔接上,专业任课教师思想认识不够,即使有些老师有一定的思想认识,但是缺乏正确和清晰的理论指导思想去引导,使得中高职的课程衔接具体操作出现了教师上课再认真,学生还是没有兴趣听的局面。这并不是说老师不用心,学生不认真的原因,而是从源头上就存在的问题。教师的理论认识不够,造成了高职学生对课程产生错误的认识和偏见。而恰恰是中职学生的想法正是我们迫切需要去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在课程衔接中,教师是主导者,需要教师的正确认识和具体的教学实施。更需要相关的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视和牵头领导,因为这关系到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及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 二、中高职双语幼教专业课程体系衔接构建 针对之前的现状分析,笔者认为应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来着手构建中高职双语幼教专业课程体系衔接。 (一)中高职双语幼教专业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衔接 人才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的方向和指南针。课程衔接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确保人才培养目标的衔接。因此,为了实现中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衔接,必须要找出中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共通性和区别性。其次要确保中职人才培养目标的兼顾性,即突出中职学生就业技能的同时,又要兼顾学生继续深造的需求。最后,要确保高职教育是以中职教育为基石,根据中职学生的能力知识特点,量体裁衣,真正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最终实现中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真正对接。中高职教育都是为社会培养第一线的技能型人才,只不过中职教育培养的是初,中级技能型人才,高职教育培养的是中,高级技能型人才,即高端技能型人才。 (二)中高职双语幼教专业对应的职业岗位群和职业能力的衔接 中高职双语幼教学生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职能范围大抵是相同的,一般都可以在幼儿园,学前教育,早教机构,亲子园等涉及到婴幼儿的相关行业。中高职双语幼教学生的就业范围较广,但不管是中职学生还是高职学生,从业之初都需要从最基础的岗位做起,初始岗位都是一样的,初始工作起点都是一样的。这就意味着中高职双语幼教学生的初始岗位相同,那么如何体现出人才的层次性呢。在初始工作岗位工作一段时间后,表现突出的工作人员就会提升到一些工作要求较高的岗位,再进过自身的努力和经验的积累,一些出类拔萃的人员会再次的做一个自我提升,步入更高级别的岗位,甚至是一些管理岗位。此时,中高职学生的差异性就体现出来了。高职生在思想素质和心智上更为成熟,整体素质较高,因此今后在岗位上的提升空间也相对要大一些。中职学生如果能脚踏实地努力实现自我提升,今后的发展也不可小觑。因此,中职学生和高职学生的差异性更多地体现在步入工作岗位的中期和后期。因此不仅要了解学生的初始就业岗位,更多地要确定其发展岗位,并把关注点放在学生的后续发展上来。笔者认为只有在人才培养目标和职业岗位群和职业能力上实现无缝对接,才能真正地实现中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双语幼教方向)课程体系的真正衔接。 作者:董晖单位: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幼教毕业论文:幼教课堂教学素质教育论文 1学习是手段,使用是根本,实施是关键 学为所用,博采借鉴,是我园一向的学习作风。对于学后如何巧妙运用的问题,关键要看领导的重视程度、组织安排和管理指导。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领导的重视程度,至少会为组织实施提供保证。具体做法是:首先,园委会非常重视每次学习的实效,要求参加学习的人员先介绍学习的内容和形式,再结合本园实际安排上示范课,组织教师就示范课的课堂活动形式,教学方法,幼儿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及幼儿接受的效果进行评议,分析、探讨、总结出适合本园的教学方案,然后在全园进行推广。其次,幼教是学习的主体,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那么,教育就必须从幼儿的兴趣、需要出发,充分考虑到幼儿在教学中的地位,将促进幼教的发展作为设计、组织和评价的依据。为此,我们提出“破除依赖教材罗列目的的习惯,确立根据具体目标确定教育内容和活动形式的工作程序”。其具体的目标要求:一是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确定教育重点,从幼儿实际认知水平出发,制定教育目标,选择教育内容、设计活动形式;二是积极尝试以孩子的体验、探索、操作为主,教师适时给予启发、诱导、帮助的教育方法,创设了一种以问题解决为向导的教学模式;三是打破一切活动都全班统一进行的僵化的、整齐划一的模式,根据教学内容,灵活运用集体、小组、个别相结合的活动组织形式,适时地给每一个幼儿创造表现的机会与条件;四是采用主题活动,根据教育目标选好教材,在制定周计划的过程中,要求教师一方面要考虑教育目标的连续性、阶段性及各科教学内容的渗透性,另一方面穿一208插有关季节、时事、节日等内容,组织纵横有序、互相联系、寓教于乐的教育内容。 第三,加强指导,促进实施。为了使教育教学改革的任务目标扎根于每一位教师的思想,园委会在积极做好宣传的同时,安排保教处就教育目标的制定、教育内容的选择以及对活动形式的设计,进行指导性的讲解。对一些具体问题,主管领导亲临课堂,跟踪指导;对有争议的问题,列人教研,共同商议,寻求最佳解决途径和方法,使每一节课都能做到最优化的效果。第四,评价目标的改革。一项改革从提出到完善,需要经过评价不断地予以调整、修订、论证。正确的评价对教学活动有指导作用。我们以“孩子的发展为本”提出评价目标:一看教学目标的全面性,既有完成本学科知识技能的任务目标,又有思想品德教育、审美教育、心理教育、健康教育的目标;二看教师对活动形式的设计和教育方法的选择,是否有利于幼教独立学习、独立分析、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是否有利于幼儿求异思维和创造能力的培养,是否有利于幼儿个性的全面发展;三看教育活动中的操作,教师确定的重点是否考虑符合多数孩子的实际,看孩子参与训练的广度如何。第五,结合“课堂教学达标创优活动”的开展,实行“说、授、评”一体化的教学竞赛,将改革全面付诸实施。“课堂教学达标创优活动”是我园近年来一贯坚持的教研中心任务,如何使这一活动真正起到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的目的,我们把“课堂教学达标创优活动”的开展与教学改革结合起来,把精力用于指导幼儿操作、发现、讨论和表达这些实实在在的环节上,充分体现幼儿的主体地位,调动幼儿的积极性、主动性,真正使活动成为促进幼儿发展的良好平台。 2收获与体会 第一,改革所具有的挑战性使教师的教育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提高了教育教学水平。教师乐业善思,教学目标的定位,由原来以教材定目标,变为以幼儿的发展选材料、定内容,从而增强了教师的创造意识,为实施素质教育创造了人才优势。第二,对儿童观有了新的认识。改革使教师在关注幼儿学到知识的同时,更多关注获得知识过程。由于教师注重让幼儿通过实践、操作来获得知识,“寓教于乐,寓教于玩”,因而幼儿对周围事物的兴趣增强了,他们乐学善问,愿意与人交往、合作,也具有了一定的创新能力。第三,更新了人才观。素质教育的实际告诉大家:面向少数不行,面向多数也不够,必须面向全体。作为基础教育奠基工程的幼儿教育,必须树立“不求个个拔尖,但要人人成才”的观念,幼儿园教育就是要创造“适合儿童的教育”,促进每一位幼儿都能够得到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作者:丁小琴单位:甘肃省通渭县幼儿园 幼教毕业论文:幼教绘本的幼儿教学论文 一、正确选择绘本材料 对幼儿实施绘本教学时也要依据我国教育改革理念,改革传统教学模式,保证幼儿的全面发展。教师在创设教学情境时,实施绘本教学也要突破传统教学风格的束缚,大胆进行改革创新,让幼儿在轻松、活泼的环境中成长,可以在自由自在的学习氛围中获取知识。如:在绘本《三只小猪》的阅读中,要求幼儿自主阅读,在没有接触这个故事前,幼儿都认为大灰狼是非常凶狠的,样子长得一定非常凶恶,孩子们对此感到害怕。但在教师的指导下,幼儿们在阅读完绘本时,了解了三只小猪通过自己的机智勇敢,利用自己聪明的头脑战胜了大灰狼,因此,认为大灰狼也没有那么可怕,而且有的幼儿还会觉得大灰狼是可爱的。在结束绘本教学时,教师要求孩子们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借此教师可以掌握幼儿的学习情况,同时锻炼了幼儿的表达能力和观察能力。 二、深层挖掘教育元素 教师在应用绘本教学法时,不要只注重故事对孩子的吸引力,而应该利用故事的讲解让孩子明白更深的意义,在孩子们看图和听故事的过程中,理解绘本当中包含的道理。所以,首先要求教师应该理解绘本的含义,在课前做好准备工作,给孩子讲解正确的信息。还有,在应用绘本教学时,教师应该有效应用幼儿的主观能动性,首先让幼儿理解故事中的不同角色,感受故事的情景。所以,在实际教学时教师可以要求幼儿分别扮演绘本中的人物,这种方式可以使孩子充满兴趣,使幼儿之间加强了交流和沟通,锻炼了幼儿的沟通能力,同时,教师也可以与幼儿形成互动,从而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三、完善提问机制 利用上面针对绘本教学的多方面论述,我们可以认识到,应用绘本教学法的主要目的就是促进幼儿的个性化发展。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让幼儿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给幼儿足够的思考时间和阅读时间,因此,要求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要发挥提问的作用,可以提高幼儿的主动性。如:在绘本《小蝌蚪找妈妈》中,教师可以设置这样的问题:小蝌蚪没有立即找到妈妈,它找错了几次妈妈?都分别找的谁?让孩子带着问题去阅读、去理解、去思考,才能确定正确答案。 四、做好引导工作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依据教学目标,积极引导幼儿,第一,引导幼儿认真观察,利用提问的方法,教师指导幼儿了解故事内容,对故事中的细节要深入分析,对绘本的图片要认真观察,与绘本内容联系在一起,理解故事中的每个片段,让幼儿在阅读中自己确定重点和关键点,理解故事情节的曲折,以及各个情节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第二,引导幼儿进行合理想象,在幼儿了解绘本的基本内容以后,要求幼儿带着问题反复阅读绘本,通过认真观察图像,了解图像对文字内容的补充,以及文字内容对图像的说明,利用自己的想象,寻找两者没有内容,发展学生的思维,使幼儿成为一个会阅读的人。第三,引导幼儿主动表达自己的意见,主要有下面这些方法: (1)让幼儿在观察的基础上阅读文本,认真理解绘本内容,然后鼓励幼儿积极发言,表达自己的看法,幼儿之间要相互倾听,互相指出不足,可以边说边加以动作,有利于提高幼儿的表达能力; (2)让幼儿对故事进行扩写,并说出扩写的根据,依据一定的顺序讲述完整的故事; (3)可以让幼儿对绘本内容进行表演,幼儿充分理解绘本内容以后,可以有效应用语言、动作、道具等展开想象,创造性的进行表演,可以使故事情节更加丰富与生动。 五、做好阅读顺序安排 在绘本《长长的》学习中,教师创造性对其内容进行删减和后置,取得了高质量的教学效果。在应用此绘本时,将与扉页画面“猴子”相同的内容删去,同时删去了此节课不易讨论清楚的“食蚁兽”画面,笔者认为,“猴子”画面已在扉页中出现过,如果再次出现在内容当中,属于重复,会引起幼儿的视觉疲劳;将有争议性的“食蚁兽”画面去掉,编入下一个教学课时,有利于本节顺利完成教学任务,时间安排更加充裕;再有,将绘本小企鹅画面后置,移到本节的最后,是为了与下一节绘本的应用相连接,可以顺利实现过渡。“孩子们,快看,小企鹅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过来了,我们能不能像小企鹅一样呢?”上面这样处理绘本教学,给我们一个启示:在图书阅读过程中,不必依据图书叙事的固定顺利进行,可以改变原来图书的秩序,依据实际教学的需要,可以删减某个画面,也可以移动某个画面,使阅读更加充满了乐趣,给教学设计增添了新办法。 六、搭建阅读平台 《教学纲要》指出“要想培养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则必须要为幼儿创造一个敢说、想说、有机会说的语言环境”,给幼儿提供多种画面,让幼儿自由选择主题,同时给幼儿宽松的阅读时间,鼓励幼儿进行讨论,让幼儿依据自己的理解去读书,依据自己的视觉去读书,与同伴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交流,共同提高。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们讨论的是自己的话题,解决的是自己的问题,可以充分利用幼儿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幼儿们在进行交流与讨论时,自己原有知识经验与产生的新经验相互冲突,从而形成新的知识结构。在幼儿遇到困难的时候,教师可以适当利用眼神、表情、动作等给予幼儿启发,可以促进幼儿思维能力的不断提高。 七、结语 总之,在幼儿园教学中应用绘本教学,可以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幼儿的创新意识、独立思考能力,锻炼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促进幼儿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教学方法仍将作为一种主流教学方法得到普遍应用。 作者:董雪芬单位: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第二幼儿园 幼教毕业论文:幼教音乐教学建设论文 一、用情境激发孩子的学习情感 所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师在进行幼儿音乐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当充分的利用孩子的兴趣爱好,让孩子的兴趣爱好真正成为孩子进行学习探究的内在动力。为此,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创设相关的教学情境,为孩子进行学习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以此来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培养孩子进行学习的兴趣,从而有效的提升幼儿音乐教学的教学质量。例如:在进行新课导入时,可以先利用多媒体以及各种图片来为孩子呈现相关的课本内容,或者有效的用一段音乐来吸引孩子的目光,让孩子提前感受新课内容中的描述,有效的为后续的教育教学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激发孩子进行学习的欲望,在这之后,教师可以提出几个同新课相关的任务,让孩子自行进行音乐练习,并以此来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在传统的教学关系中,教师一向是高高在上的形象,而孩子则是一味的跟随教师的思维进行思考,因而,现如今的师生关系应当是平等和谐的,在幼儿音乐教育教学中,教师应当多的鼓励孩子,并以此来调动孩子的学习积极性,让孩子真正意义上的化被动为主动,主动的参与到教育教学活动中,并为幼儿音乐教学出自己的一份力,更好的进行学习。为了让孩子更好的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教师首先应当多多鼓励孩子,赞美孩子,让孩子积极主动的发表自己的见解,逐渐在教学中树立自信心,为教学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从而有效的提升幼儿音乐教学质量。 二、加大个性化发展实践 教师在进行幼儿音乐教育教学中应当注重孩子的个性化发展,孩子本身是不同的,教师应当根据孩子自身的特点以及音乐这一学科本身的特征进行教育教学内容设计,例如:有的性格较为内向的孩子,教师应当以鼓励孩子发展个性,逐渐变得更加外向,让孩子在幼儿音乐教育教学中树立自己的学习自信心,而有的本身信心极强的孩子,教师在进行教育教学中应当注重让孩子谦虚做人,虚心求教,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这样的个性化教学实践,一定程度上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让孩子在教学中树立良好的自信心,从而有效的提升幼儿音乐教学质量。同样,个性化教学是一种体验性的教学,孩子在幼儿音乐教学中,带着一腔热情去学习,凭自身的经验来同幼儿音乐教学内容进行交流时间,让孩子用自身的感官来体验课本的内容,直接的理解作者的真实情感。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位孩子都有着自己不同的见解,例如:教师在讲解音乐的音节时,教师一般会要求孩子良好的指出认识每一个音节,并且鼓励孩子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学习,学习自己喜欢的音乐,唱自己喜欢的歌,这样能很好的培养孩子的创新能力。 三、良好的课堂教学氛围是关键 良好的课堂教学氛围是开展幼儿音乐教育教学实践的重要的要素,俗话说,人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能更好的进行教学实践,同时能更好的帮助孩子进行幼儿音乐教学,让孩子在愉悦的环境中培养其自身的创新能力、探索能力以及思维能力。那么如何更好的营造课堂教学环境呢?教师在进行幼儿音乐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当采取多种教学模式进行幼儿音乐教学,例如:教师可以充分的利用多媒体、举办活动以及竞赛等多种形式来营造良好的课堂教学环境,让孩子主动的投入到教学过程中,从而有效的提升幼儿音乐教学质量。例如:在幼儿音乐教育教学中教师应当注重课堂实践活动,让孩子快乐的学习,如同,教师在教授孩子认识音符以及节奏的时候,教师可以引导孩子模仿自然界中的各种声响,诸如:鸟叫、雨声以及雷声之类的。这样的做法不仅能帮助孩子强化音律节奏的记忆能力,而且能更好的学好音乐,抓住幼儿音乐学习的中心,让孩子能更好的从身边的声响中联想到现代熟悉的情境,从而对幼儿音乐学习产生良好的兴趣,提升音乐教学质量。综上所述,教师在进行幼儿音乐教学实践时,应当注重对孩子的创新能力、探究能力以及思维能力的培养。因而在幼儿音乐教学中落实创新教学以及个性化教学,是当今幼儿音乐教育教学的当前趋势。而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当切实的以情境为载体来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鼓励孩子进行质疑并自主学习、加强师生间交流沟通、加强对孩子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以及加强对孩子的个性化教学。并以此来提升幼儿音乐教学质量。在幼儿音乐教育教学中,有效的启动创新教学模式,开创个性教学,充分的发挥孩子的主观能动性,让孩子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并有效的培养孩子的创新实践能力。 作者:窦亚群工作单位:彬县幼儿园 幼教毕业论文:幼教成长教学模式综述 本文作者:汪益彩工作单位:诸暨市浣纱幼儿园 教师自我提升 (一)自我理论提升:广阅书籍——自我理论提升的纽带为让教师能真正地学到一些理论的东西,我们进行了一项阅读书籍的活动。具体活动流程为:第一步:教师自由选择书籍或文章,做好摘记及观后感,在活动中阐述自己的感受,以及在今后工作中有可能的帮助。第二步:指定书籍的阅读,进行读书漂流。选择通俗易懂、对教师有直接帮助的书籍或杂志文章,供教师轮流翻阅,并写下观后感,集中活动交流。第三步,把书面上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并结合具体教学、反思、案例等形式进行理论联系实际。(二)教学技能提升:工作小窍门的挖掘——教学共享的捷径在教师成长目标里,仅仅组织好每次活动是不够的,需要教师拥有更广阔的可能跟教学无关的知识和技能。现在我们提倡教师把这些小窍门交流出来,积少成多,通过这样的捷径让每位教师都能拥有更多的小窍门,感受小窍门带来的快乐和效率。而这些小窍门主要表现在这几方面:1.丰富课外知识。授业者要给孩子一碗水,自己首先要具备一桶水,尤其是面对低年龄的幼儿,他们对什么都好奇,什么都喜欢问个为什么,要成为孩子面前有问必答、得心应手的好老师,就必须广阅书籍、与时俱进接受新事物,哪怕是跟教学无关的或是孩子们才津津乐道的动画片等。与会时,把认为有价值的知识交流一遍,一人讲几人听,大大缩短了各自查阅的时间。2.美化环境等技能。人们都说幼儿园是个花花绿绿、充满童趣的世界,如何让这个世界在孩子们眼中始终充满向往,如何在繁忙的工作中出色地完成好这一任务,很多老师是各出奇招,大家的小窍门聚集在一起当然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3.利用现代科技提高工作效率。除了传统的文字编辑和查找资料外,我们可以在网络上找到跟工作有关的例如漂亮字体、音乐编辑软件、图片处理软件等等,当我们遇到节目编排或者装饰环境时,这些小知识正好发挥其强大的功效,我们的老师也就不必求助于外界,把时间浪费在音像店、刻字店里了。同时把这些小窍门贯穿在不定期的教研活动中,这种以单个教师带领全体教师获得经验的形式给大家带来的是全面的发展,自身的价值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三)教学计划制定:工作进展依据——发展目标落实的基石针对教师计划性差这一情况,我们从每位教师以往的工作和计划中制定的情况出发采取个别谈话,帮助老师正确面对自己的现状和能力,再具体细致地调整计划,并在新的学期里始终勉励自己完成,最后在学期结束之前集体交流,公开自己的计划。一学期下来,很多从不积极参与的教师,特别是一些招聘教师,她们在论文案例获奖、公开课展示、优质课获奖的平台上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增进教师专业成长的激励机制创设 (一)创设观点论坛机制:观点论坛——成为主力军的途径作为一名教师,除了教好每项知识技能外,日常生活中自身在孩子面前流露出来的一种优秀的素质也是孩子们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基于此点,我们设计了每周一次的主持话题的教研活动:轮到主持的教师事先准备一个话题,组织其他教师开展讨论,要求使活动气氛容列,做到每位教师都有话可说,同时做好小节工作,记录成册。为保证活动的有效性和避免教师选题的单一性,一方面为教师提供丰富多彩的话题形式、范畴,另一方面也积极鼓励教师能出新意,群策群力。开展的话题大致有以下几类:通过翻阅大量资料找到一些经典的案例进行分析;感悟于平时自身在幼儿一日活动中遇到的具体事例;搜寻一个在某个学科领域中的优秀教材共同讨论设计各自的特色教学过程。(二)教师月交流文章机制:反思——教师专业成长的通道具体做法是:每位教师每月交流一篇,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当你选定一篇内容之后,必须要有自己的精华。可以是困惑,也可以是经验。要求教师在交流的时候不但要脱稿而谈,而且要站立在全体教师面前大大方方地谈。经过半年左右的训练,一般的教师都能做到脱稿并且条理清晰。当然,每一次成功的反思活动,台下教师的反馈也很重要,我们要求台下的教师针对反思都要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这样一方面培养了她们认真倾听的习惯,另一方面也让每位教师在整场活动中积极动脑、参与其中。(三)观摩互动机制:交流——经验获得的方式具体做法是:(1)确定活动主题开展观摩。每次教研活动之前,先确定一个主题范围,围绕这一主题可以尽情发挥自身特长优势,自由选择学科及形式。由于主题一样,教师们在选材的时候就显得格外谨慎,又加上操作范围广、不受学科限制,活动开展时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达到了在竞争中学习提高的效果。例如有一次“绿色家园”的主题活动,一位教师细心观察周围事物,在课堂上引进了日常生活中常见、但不被人关注的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箱的区别和作用,当时观摩的老师就大发感叹:“若不搞这次活动,我们还不知道路边的垃圾箱现在有这么些讲究呢……一直以为塑料泡沫是污染物,想不到也属于可回收垃圾……”另外,一些教师虽说只是采用了传统的故事或儿歌教学,但肯在教学设计上下功夫,简单的一个内容,竞让孩子们欢愉雀跃,也让观摩教师们明白,只要设计巧妙,组织一次成功的活动也非难事。(2)优质课观摩。因为条件限制,外出学习的机会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而现在的专家讲座中总有一些优秀的教师或教授开课(录像受拍摄水平限制,效果不明显),另外,园内参加课堂比武获奖的优秀活动、平时教研活动中发现的优秀活动等等。这些资源的广泛共享,这就得借助于观摩活动。我们采取“经典活动回放”的形式,鼓励教师们把这些优秀的活动再次呈现出来,让更多的教师得到学习。(四)强项拓展机制:强化——自我肯定的途径幼儿园是一个整体,若能将每个人的长处融合一起,合理使用,势必收到1+1 2的效应。而这样的拓展我们用以下三“字”法得到强化:察:我们采取自报、推荐、选拔的方法挖掘教师之特长。开学时的自报:了解自己的优点进行报名。同事们的推荐:有些内向型教师明知道自己某方面比别人要强,怕人说闲话,却不敢报名,这就需要同事的推荐。选拔:幼儿园开展一系列展示活动:故事演讲展示、各类绘画展示、书法展示、论文展示、活动设计等发现教师之优点。激:人有许多时候对自己都比较宽厚,总会自己原谅自己、自己放松自己,如果在旁边“推”一把、“逼”一次就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组织者经常得做“傻”人,以傻促人。比如,练习书法时拿一个比较难的字询问书法特长的老师,这个字结构如何摆,起笔、落笔如何;读故事时抽出一段文章请普通话标准的老师从感情、咬字上予以朗读,事后,组织者要及时抓住教师的心理,记得别忘记说:“原来是这样!”“谢谢你帮我!”“确实不错!”等等,除此之外,组织者还必须经常要求有专长者及时充电。用:用其之强项进行展示并主持活动。要求主持的教师从理论、操作对各位教师进行培训,并布置相应作业让“学生们”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同时老师与学生们一起讨论作业的质量,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这是相互促进的过程,也是质的提升过程。善于抛开传统的教研活动形式,从教师真正获得发展的目标出发,我们进行的这一系列创新的教研活动促进了教师们专业的迅速成长。 幼教毕业论文:幼教专业成长路径研析论文 摘要:发展学前教育,首先要保证幼儿教师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发展。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将与以专业引领的专题培训和以园本教研为主的现场研修并进,与幼儿园园本课程开发和教学反思并行。 关键词: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理论策略 前言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发展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是关键,教师发展研究是当前教育领域非常重要的课题之一。研究促进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和策略,从根本上提高幼儿教师的专业认知、提升幼儿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能力,对于解决当前幼儿教师队伍专业化程度过低的问题,对于提高幼儿园的教育质量,对于全面推进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一、培养反思型教师 反思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否具有反思的意识和能力,是区别作为技术人员的经验型教师与作为研究者的专家型教师的主要指标之一。美国心理学家波斯纳曾提出教师的成长公式是“经验+反思=成长”;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林崇德也提出“优秀教师=教学过程+反思”的成长公式。教师只有以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为基础,对自己的教学实践进行理性思考,不仅从教学观念、教学兴趣、动机水平、情绪状态等心理因素方面进行反思,而且从教学方法、教学材料、教学媒体等教学技术上去思考、质疑或评价自己教学的有效性,并自觉地根据反思的结果矫正自己教学中的不良行为,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其专业化水平,符合作为研究型教师的角色定位。而教师的反思意识和反思能力,只有在反思型教师教育模式中才能得到改善和发展。 如何培养反思型教师呢?下列三种途径被证明是有效的:第一,要支持幼儿教师反思的需求,把反思作为一种激励教师检验他们的教学思想和在实践中发展教学知识的有效手段,为他们提供实践及对实践进行反思的机会,并把反思过程和结果记录下来,逐步培养反思意识,养成反思的习惯。第二,把典型的反思教学案例汇编成册,内容可包括:课程计划、教学过程录像、家长或同事的反馈、指导教师或专家的评论等。教师可通过所呈现的典型反思案例,训练反思思维,提高反思能力。第三,共同反思。教师个体反思更多的是个人对解决问题的假设,如果能与同事进行磋商,共享反思,教师之间便能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合作的力量是强大的,并能使个体在合作过程中获得由于自己的经验得以共享而带来的满足的情感体验。使教师们不断地反思自己教育教学理念行为,不断自我调整,自我建构,从而获得持续的专业成长。 二、高效的职后培训 什么样的教师培训方式更有效呢?这也是我们一直在研究的一个问题,尽管现在的培训方式仍以讲授法为主,但是幼儿教师的职后培训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和特点。在职培训的目标逐渐从学历补偿向能力提高发展,内容上由单纯的学科知识、教育理论的学习向实用性、多样性、全面化、综合化的学习转变,在方式逐渐走向参与式、体验式等多种方式的综合运用。去年7月份的园本教研培训我们也尝试了新的培训方式即参与式培训。 参与式教师培训使用的是参与式方法。“参与”指的是个体卷人群体活动的状态,既包括个体是否在场并与其他成员进行互动等外显行为,也包括个体在认知和情感方面卷人和影响群体活动的状态和程度。通常使用的方法有:小组讨论、案例分析、观看录像、角色扮演、填写图表、画图、互相访谈、辩论等游戏和联系。上次培训中就是用画图的方式进行的,效果非常好。这种培训方式的特点是教师投入到以亲身经历和体验为主要特征的新的学习方式中,感悟主动学习、共同建构的真谛;在培训者的支持和引导下,感悟到如何改变教学与知道方式,促进学习者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学习。每一个专题培训活动,还侧重于某一两个学科领域的经验建构,增进教师对学科领域基本性质和关键经验的把握。而“换位体验”则更多地增进教师对幼儿学习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理解。 在未来的幼儿教师职后培训中,我们也会不断尝试新的、更有效的培训方式,来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三、课程开发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课程开发在这里指幼儿园教育课程开发,包括所有课程要素的活动,如环境的创设、课程目标的制定、课程内容的选择、课程的组织与实施、评估、师幼互动等。课程开发是一个动态的、持续开展的概念,和教师的日常教学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课程开发的权力逐渐由专家转到教师手中,教师成了课程的开发者与研究者,在这种情形下,课程开发是一个教师的成长及专业发展融为一个统一的过程,因此参与幼儿园教育课程开发是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四、在园本教研中获得专业发展 现阶段,任何一个幼儿园其教师队伍的专业成长都不可能得到很多外援的帮助,更不可能依赖外援。应努力打造和培养幼儿园与教师自我发展的能力。因此我们更加重视教师经过培训之后,在园内进行集体研修,将在专题培训中获得的新理念、新策略付诸实践,即进行以园本教研为主的研修。主要特点有:1)以园为单位,建立研究和学习的共同体,这是园本教研的基本组织形态;2)教师成为自身实践的研究者,用科学研究的方式研究和开发案例,这是园本教研的有效方式;;3)教师得到有效的专业引领和促进,这是保证园本教研有效性的关键因素。 园本教研活动作为教师讨论的一个平台,能促进教师间的共同建构,共同成长。我们希望这一有效途径能不断充实、丰富,更好地促进教师专业素质的提高。 五、从个人发展变为组织发展 过去我们谈到教师专业发展仅仅指教师的个人发展,研究表明,单单改善个人行为不足以产生期望的目标。质量改善专家指出,94%的改善障碍在于组织结构和过程,而非个人表现。 在教师专业发展的进程中提倡运用系统理论,将教师的个人学习和组织变化同时进行,互相支持。经验表明,以往强调教师的个人学习和改进,这种学习会带来教师教育行为的改善。但是如果组织的理念与运行方式不改变,必将限制教师将所学的知识用于教学实践。这就会造成教师学到了新的教学方法,但使用的频率越来越少,因为他发现没有别的人在用这种方法,或者因得不到领导的有力支持而难以为继。组织发展的模式有多种,可以向全体教师传授专门技能,培训教师的观察能力,帮助他们学会反思、解决问题;还可以开展就问题生成的课题研究,组织教师参与对问题的诊断、对研究方案的设计及实施,在研究过程中使教师得到专业发展。 幼教毕业论文:合格优秀幼教评定指标探究论文 [摘要]作为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肩负着培养祖国下一代的历史使命,力争使每一个幼儿身心健康快乐成长,不仅需要为幼儿创建优越的物质环境以满足幼儿生理需求,同时在创建物质环境的同时也决不能忽视精神环境的创建,以满足幼儿的心理需求,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和谐发展。 [关键词]幼儿教育关注幼儿尊重幼儿 作为幼儿教师,职业的特点和其他教师的工作性质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有一半是教师一半是妈妈的角色,热爱幼儿、尊重幼儿是幼儿教师职业道德的优秀,是评价和检验幼儿教师职业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志。作为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肩负着培养祖国下一代的历史使命,力争使每一个幼儿身心健康快乐成长,不仅需要为幼儿创建优越的物质环境以满足幼儿生理需求,同时在创建物质环境的同时也决不能忽视精神环境的创建,以满足幼儿的心理需求,促进幼儿心身健康和谐发展。作为幼儿教师,我们必须懂得:“每一个孩子都有做好孩子的愿望,同样渴望得到教师的关爱、理解与尊重。我们所做的每一项工作,应努力让幼儿真切地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关注、理解、赞赏和支持。”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一些幼教工作者往往由于自身素质较差,在日常工作中的一些所作所为在不经意中给幼儿的幼小心灵造成了伤害。形成了对幼儿的“心理虐待”。然而,我们的这些幼教工作者却毫无察觉,并没有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以及这些行为给幼儿的成长发育带来的不良后果,所谓“心理虐待”是指那种在对幼儿实施教育过程中有意或无意的、经常性、习惯性的语言、行动、从而导致幼儿心理健康受到伤害。 如,教师组织教育教学活动时,偶尔有个别幼儿说话,有些教师便会把幼儿叫起来说:“**就你话多,好,给你机会,去外边说去吧”教师边说边把幼儿拽到门外。这件事情从表面上看是幼儿不守规则,幼儿应该受到批评。但是,这只是成人的看法,他是站在成人的角度上,一切以成人为中心,由成人决定孩子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忽略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尊重与平等的原则,这样做的结果从表面上看可能是幼儿无条件的顺从,在老师的绝对权力下循规蹈矩。但其结果势必会影响幼儿积极的自我意识的形成。 我们认为当孩子有话要说时,教师要尊重幼儿这一权力,并善于将教育融入其中。教师应随时抓住一日生活中教育的契机生成和渗透教育。没有不好的孩子,只有不好的教育方法,每个幼儿园都会有淘气、自我约束能力较差的幼儿,有时成人处于某种原因和想法阻止幼儿发表意见与参与活动,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他侵犯了幼儿受教育的权力。站在幼儿的角度,我们可曾想过幼儿会是什么感受呢?!他会感到教师对他的歧视以及不公正,他会不相信周围的人对他的爱。带给他的负面影响只能是心灵深处的伤害,这将直接影响他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以至影响他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他人,从而,形成逆反心理。 以上的事例,在幼儿园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由此我们不难看到:“教师很随便的一些言行,其实已经对幼儿造成了‘心理虐待’”。心理虐待给幼儿造成的伤害往往比体罚还要严重。许多幼教专家、心理学家经过调查研究分析表明:“受心理虐待的儿童更容易误入歧途,走向犯罪,诱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心理虐待”问题必须引起广大幼教工作者的重视。 一、心理虐待在幼儿园教育中的集中表现 1.故意疏远、冷落孩子。疏远冷落是指对一些性格孤僻、能力较差、不太听话的幼儿或其家长比较爱提意见的幼儿,教师常常给出一副冷面孔,以致造成对幼儿的心理伤害。 2.威胁恐吓孩子。有些教师对那些调皮或犯了错误的幼儿,不进行正面耐心的教育,而是施以恐吓,斥责、如“你再不听话,就把你送到**班去!”有的教师把孩子拖到另一个班去罚站。其他班的教师还很配合,一起对幼儿进行批评,并以此警示本班小朋友。“见了吧,谁不听话,就去××班。”或者某幼儿经常打人,教师就说再打人把你送到公安局,交给警察叔叔。甚至,有些幼儿打了小朋友之后,教师会恐吓他说:“再打人找把刀切掉你的手。久而久之,虽然这些教师能把幼儿管的服服贴贴,但对孩子的心理健康造成的伤害是难以估量的。 3.有些教师在处理幼儿间的一些纠纷时,主观臆断,“对人不对事”一些较顽皮的幼儿常常被误解、对号入座。这些做法极大的挫伤了孩子的自尊心、进取心,使孩子自暴自弃,本来存有的悔改之意也就荡然无存了。 二、根除“心理虐待”的对策 1.教师应提高自身素质,加强幼儿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正确把握以幼儿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育思想。 2.教师要尊重幼儿的独立的人格,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这里所说的尊重和平等不只是态度上的和蔼、亲切、而是要尊重孩子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要求我们教育工作者要站在幼儿的角度看待他们的兴趣、爱好、了解他们的情感需求。 3.建立有利于幼儿发展的常规,让幼儿在和谐有序的生活中得到更好的发展。学会自主、自信、自尊、和自律。且常规不应是僵死的,只要有利于幼儿发展,不妨碍他人、教师完全可以灵活掌握。 4.教师要善于发现幼儿的闪光点,为幼儿创设表现能力,体验成功的机会。从而激发幼儿的成就感、自信心,以及迫切想做好孩子的愿望。 5.做好家园共育,构建家园共育的桥梁。一位优秀的幼儿教师应该具备做好家长工作的能力,发扬高姿态,对于家长所提的意见应本着有则改则,无则加勉的态度。绝不能把对家长的成见带到工作中,拿幼儿出气。 渴望爱是幼儿最基本的需求,教师与幼儿的关系应该是以情感为纽带,教师是幼儿心中的偶像,教师发自内心的关爱、尊重、信任、理解能使他们变的自信,有助于幼儿积极的自我意识、健康心态、健全人格的形成。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儿童人格全面和谐发展,人格是环境与教育的产物,教育方向决定了人格发展的方向,幼儿的未来发展依赖与幼儿健全人格的塑造。如何担当起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辱使命是我们每一位幼教工作者光荣、伟大、而神圣的职责。我们每一位幼儿教师应树立正确的儿童观,不断学习专业知识,更新教育理念,提高自身素质不断完善自我。不能只重视教育的结果,更要关注教育的过程,幼儿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感到快乐。我们教育的目的是要让更多孩子赢的尊严、享受快乐、体验成功。 幼教毕业论文:我国幼教行业发展走向探究论文 一、幼儿教育行业的演变 中国建国初期幼儿园作为福利制度,由国家或集体举办,但只覆盖少数部门的子女。自从中国步入市场化经济,企事业逐步剥离社会职能,也因国力羸弱,百废待新,幼儿教育领域几乎彻底推给市场解决。这是民营幼儿园经营环境最好时期,然而,由于资金匮乏,经营者的素质和专业先天不足,民营幼儿园并未真正形成对公立园的竞争压力。民营幼儿园呈现数量众多,硬件落后,质量不高,品牌薄弱的局面,各地仍以公立园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它们的市场份额不高,却在知名度,性价比,硬环境,教育质量方面拥有极高的美誉度。 民营幼儿园之所以没有成为初期市场化的主角,一个是老百姓钱袋还没有厚实起来,同时,教育标准和权威仍然掌握在国家教育部门手里,民营幼儿园并没有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在运动员兼裁判的双重身份下,公立幼儿园在市场竞争中显得从容不迫。近几年,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级的大量涌现,结合独生子女的累积效应,几个成人围着一个孩子转,从而提前推动中国进入幼儿教育的旺盛需求期。这是民营幼儿园的又一个黄金发展期。这也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市场转折点。 上海浦东新区拥有公立幼儿园十余所,收费低至三四百元。当地私立园只有两三所,收费却是10-20倍。这也将是中国未来10-30年绝大多数城市的缩影。纵观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这也是必由之路。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经济实力将幼儿教育全部纳入义务教育范畴,但也只是时间问题。因此,民营幼儿园分享市场盛宴时,更应看到未来发展的隐忧。快速规模化是赢利递增的重要保障,却无法确保市场的终极位置。试图通过连锁发展建立庞大帝国的设想,最终会以黯然出局作为收场。美国的教育行业,无论幼儿园,还是到大学,最富有影响力的均是私立学校。 公立学校作为金字塔的塔基,以普及教育、义务教育为主,私立学校却占据塔尖位置,以贵族化、赢利化、品牌化为特征,教育品质是优秀标志。今日的民营幼儿园如何市场定位,如何确定目标,这关系到未来市场成长和格局分配。目前众多民营幼儿园通过建立连锁品牌、资本介入、经营效率、统一标识、高档装修、西化教育、爱心教育等,积极塑造市场竞争优势,但是这些却远离真正的竞争焦点—教育领域。与名目繁多、徒有虚名、华而不实的民营幼儿园推行的幼儿教育模式相比,公立园建立在扎实的中国传统教育基础上的幼儿教育,虽然不好看,效果却客观实在。 这种窘境并非只存在于幼教领域,整个中国教育行业,民营学校都有类似困境,也就是在教育领域缺乏优秀竞争优势。即使目前做得声名卓著的新东方也没有脱离这样的边缘处境。如果民营教育不改变只图赚钱,不图品质的经营方向,则随时可能成为市场过客。集中有效资源投入教研,经营者静下心关注教育,让教育家做教育,勇于创造教育改革试验田,等等,这才能逐步赢得教育领域的领先优势,从而逐步占据教育的主导位置。以美国哈佛作为基业常青的发展楷模,这是中国民营教育的最好选择和最终归属。 二、幼儿教育模式的发展 中国近代教育体制、学科设置和课程内容主要引自西方,此时,幼儿教育还无法成为关注领域。延续几千年的私塾教育一直是中国启蒙教育的主要形式。建国初期的幼儿园严格说应是育婴所或托儿所,在教育研究和发展方面近于空白。以陈鹤琴和陶行知等少数代表的教育大家,他们各自提出对幼儿教育的主张和设想,并做了很多有益的实践尝试,但是比起同期的西方幼教专家玛丽亚·蒙台梭利等,无论在教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等方面都无法相提并论。随着思想的影响,中国幼儿教育客观上变成简化版的小学教育。 二十一世纪前后,西方幼教思想和教育模式逐步被中国民营幼儿园引入,这是教育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必然趋势。蒙台梭利、卡尔威特、约翰洛克、斯宾塞、瑞吉欧、华德福、七田真、井深大、塞德兹、卡曼、斯托夫人等,这些西方著名的幼教专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一股脑地涌入中国幼教市场。众花迷人眼,中国幼教模式精彩纷呈,然而,多数却是昙花一现。水土不服、张冠李戴、舍本逐木、物是人非、不符国情,这是西化教育的真实写照。虽然这也极大地促进国内幼儿教育研究的发展,本质上却没有改变中国幼教的落后局面。民营幼儿园也没有借此赢得幼教市场品质竞争的法码。 谈论中国幼教市场就无法忽视高考指挥棒的大环境影响,让幼教服务于高考竞争,这是当今多数家长的关注焦点。追求自由、纯真、快乐、健康、个性、内涵等教育目标,在很多家长眼里更多让位于知识教育。这些目标并不矛盾,也不是非此即彼,可以同时实现,相互促进。然而,中国幼教市场既无力实现服务高考竞争的市场需求,也无法摆脱这种市场压力,很多急功近利的做法却在破坏儿童的身心发展。这是整个中国幼教市场的困惑。任何教育理念、模式、过程、效果,最终都是要服务于个人的素质成长、竞争能力、幸福感受等目标,因此,回避、漠视、放弃市场真实需求的幼教也注定是虚伪的、无法获得发展的。 当前幼儿园可划分为:一、自由发展型,以北京李跃儿芭学园作为代表。她们完全放弃知识学习,给孩子极大的自由空间,追求培养易于生存和个性发展的孩子。二、传授知识型,这是多数幼儿园的优秀工作内容。艺术培训、学科知识、社会活动等对教师的专业要求远非幼师能胜任。三、思维发展型,这是少数幼儿园在尝试的教育新领域。传授知识虽然可以帮助婴幼儿发展,却很难形成绝对优势。学习能力是影响婴幼儿学习发展的重大因素,而思维能力则是学习能力的优秀标志。教师如何在传授知识的同时,积极引导婴幼儿的思维发展,这是传统教育模式发展到高级状态的必然趋势。少数成功案例均揭示一个现实,这须孩子自身悟性和优秀导师的参与。这两者都是稀缺资源,导致无法全面推广。四、主动发展型。这种新型教育有别于由外向内、教师主导的传统教育,主要依靠婴幼儿在特定时期对外界的敏感性和主动发展而创设的新型教育模式。 主动发展型的幼儿教育模式是当前幼儿教育的最新发展,它从理论上解决了传统教育所无法克服的自身悟性和优秀导师的两大难题,但能否全面超越传统教育的效果还有待于实践上的验证。日本千叶县有间著名的天才幼稚园,专门招收2岁幼儿,毕业孩子的智商均在140以上。这些孩子在入园时智商并非超常,而是经过专门培养后才达到超常水平。教育过程很平常,但因教育得法、环境适宜,教育效果显著。国内个别园也已取得如此教育成果。归纳该模式要素:1、教育关键期;2、混龄组合;3、自由空间;4、全面发展;5、无为而治。主动发展型的外在表现形式与自由发展型非常相似,但是后者的教育效果远逊色于传统教育,而前者却创造出传统教育从没有实现的教育高度。 三、幼儿教育的发展趋势 (一)、传统教育 传统教育思想是中国幼儿教育界的主流思想,他们虽然也认为幼儿教育应该有别于小学教育,但是两者没有本质差别。幼儿园就是简化版小学。不可否认,传统教育模式在教学的规范性、实践性和效果方面具有绝对优势。以河南为例,占据主导品牌地位的几乎都是隶属于学校的附属幼儿园,其中包含很多民办学校的幼儿园。他们具有资源优势,教育效果更加突出。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区域,幼儿园的品牌影响和认可还取决于该园的历史渊源和特殊地位。传统教育模式里教师占据主导地位、学生是从属地位,优秀导师和学生悟性制约教育效果,这已经成为阻碍传统教育模式发展的无解难题。 (二)、蒙氏教育 蒙氏教育的全球影响力、教育理论的系统性与可操作性、教育效果的显著性,促使蒙台梭利成为对中国幼儿教育影响最大的西方幼教专家,她揭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教育的幼儿世界。蒙氏教育法带有强烈的个人烙印,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杜威、克伯屈等大教育家的严厉批评。它的理论基石—形式训练理论—早在19世纪下半叶便被证明有缺陷。但同时,蒙氏教育法独特的教学效果又使得它大受父母的欢迎,它强调知觉发展、动手操作、注意力培养,是让儿童自由选择,促进优化的有效学习模式,但在语言发展、个性培养和想象力塑造方面则没有显著提升。因此,蒙氏教育“中国化”需要长期扎实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三)、早期教育 东方爱婴、金宝贝等早教中心,以西方早教专家的系统理论为依托,利用丰富多彩的早教形式,在中国开创了0-3岁全新的婴幼儿早教高端市场。特点:高利润、低成本;经营模式简单化和市场的高速发展;连锁经营促进规模化。他们资本雄厚,手握资源,成为幼儿园市场竞争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但是未来软肋恰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早教模式,早教理论和实践活动缺乏有效论证,教育形式过于商业化,教育过程过于取悦家长,教育效果无从考证。早期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均没有脱离传统范畴。如果不克服简单、浮躁、轻率的教育态度,他们注定会成为幼教市场的边缘角色。 (四)、双语教育 国人对英语的狂热和外教资源长期短缺将是双语教育高成本的根源。南京一家收费十万/年的贵族幼儿园打得就是外教牌,利用全天候外教、中外混合班、游戏化教学、大型表演剧等吸引高端市场的家庭。把握婴幼儿的语言敏感期,有效促进外语能力发展,这是具有旺盛市场需求的教育目标。虽然语言氛围是婴幼儿最优的成长模式,但是高昂的外教成本让它成为不可能的教育选择。如何摆脱成人学英语模式,建立适合婴幼儿外语语言发展的可行的低成本学习模式,这是幼儿教育界努力探索的教育课题。 (五)、天才教育 天才教育是美国立法实施的教育模式,也称天赋教育,精髓就是自我教育,它是利用学生的自身天赋结合良好的学习环境而加速个体发展的教育思路。天赋教育没有强迫教育,也没有放任教育,是一种顺其天命,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它承认个体差异,主张平等和个性。教育平等是通过倡导用不平等的教育对待天资不同的学生而实现,个性化教育其实就是精英教育。日本千叶的天才幼儿园、北京八中少儿班、中科大少年班等与美国天赋班的教育模式极为相似。中国民营学校要想改变公立学校的主导地位,只有在教育领域掀起革命风暴,占据教育制高点,才有机会从根本上改变自身处境。 四、幼儿教育的发展机遇 西安交大少年班从初中生中招录预科-本科-硕士连读的少年大学生,目前这种学生素质还只能零散培养。北京八中少儿班是集体培养高素质学生的特例,四年学完八年课程,一半学生考进北大清华,最次的均达一本线。这是传统教育无法企及的高度,也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教育尝试。然而,这种教育模式为何没有大规模地推广?可能教育本身的推广难度远小于政治因素的阻力。这是中国民营学校获得发展助推的一个比较成熟的教育模式选择。 2010年北京市小学四年级有1700个优秀学生报名参加北京八中少儿班30个名额的竞争。可以说,北京八中少儿班是建立在特殊群体之上,以学生为中心的主动发展型教育模式,它们筛选学生标准:高智、独立、自学。高素质的学生群体、开放式的教育模式、卓越的教育成就、26年的品牌沉淀,这些都是民营学校无法轻易实现的教育资源。既然短期难以复制,我们不妨换个视角看问题,北京八中模式给民校的最大启迪:四年级的学生素质和未来高考成绩密切相关。 民营学校尤其努力做第二个北京八中少儿班,还不如尝试更有开创性的工作,就是以培养八中少儿班学生素质作为教育目标。北京八中少儿班的成功整个社会已经不再置疑,利用它们的历史成就和社会影响,提出崭新的教育培养目标,这就象站在巨人肩膀,会迅速被推升到聚光灯下。无论是营销炒作赚取眼球,还是教育目标的实际价值,这都是值得为之的工作。何况,小学四年级前教育环境宽松,家长心态平和,这种以培养高素质的主动学习型学生为目标的教育尝试和革新很容易获得社会和人们的热烈响应。 北京八中少儿班学生均受到良好的早期教育,民校利用附属幼儿园增加教育革新时间,教育效果必将更加突出。但是很多人都不能正确理解幼教和小教的差别,从教育的角度看,这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教育越向源头延伸,婴幼儿潜力和可塑性越大,然而,传统幼儿教育模式已经将教育效果做到极至,目前仅个别家庭教育实现教育效果的飞跃。只有跳出传统教育思维,幼儿教育才能实现质的提升。日本千叶天才幼稚园及国内个别园均在教育效果上超越传统教育的极限,而它们基本上都是采用主动发展型的幼儿教育模式。 本文作者从事该教育模式理论和实践研究很多年,鉴于最新幼儿教育模式的复杂性,这里不再阐述,欲了解另外补充。民营学校如果能够利用领先的教育模式而获得幼儿园市场经营方面的突破,幼教行业的庞大市场和高额利润必将催生一个高速发展的教育集团。幼儿园的后续教育也将自然跟进,随着连锁经营的扩张,这种系统性的教育公司将遍布全国各地。全国幼教行业实施连锁经营的幼儿园很少,类似于香港伟才幼儿园的加盟连锁机构更多只是在市场经营、品牌运作、人员培训、教具提供等浅层次的市场开展合作。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民营幼儿园至少拥有10-30年发展期。 利用这段历史赋予的发展机遇成长为影响中国百年的教育集团公司,这是每个企业家和教育家的梦想。只有敢于创新、勇立潮头,万众一心,厚积薄发,才能实现超常规、跨越式、集团化的发展目标,打造百年品牌。公务员之家 幼教毕业论文:幼教专业态度培养措施分析论文 摘要:幼儿教师的专业态度是直接影响着幼儿教育工作的质量,进而影响未来我国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质量。幼儿教师教育院校肩负看专业化幼儿教师职前培养的重任,学校通过实施德育课程、学习训练、教育实践等策略来实现学生形成由专业理想、专业情揉、专也性向和专业自我等内容组成的幼儿教师专业态度的目标,进而完成培养合格专业化幼儿教师的任务。 关键词:幼师生幼儿教师专业态度培养对策 当今时代,教师专业化已被人们广泛的认识和承认,并在教师教育培养的学校和觇沟开始了按专业化的标准进行培养。由于幼儿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幼稚性的特点所决定,在幼儿教师的专业态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三个索质标准要求中,专业态度是最重要、第一位的专业素质,幼儿教师积极的专业态度是幼儿敷师工作的内在动力,是幼儿良好品德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作为未来幼儿教师的幼师生形成积饭的专业态度,还可促进学生发奋学习,提高劲学苦练教学基本技能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一、幼儿教师专业态度的内涵 幼儿教师的专业态度是指在对所从事的幼儿教师专业的价值、意义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为幼儿教师专业奋斗不息、追求不止的精神。它是由幼儿教师的专业理想、专业情操、专业性向和专业自我组成。第一,专业理想。是幼儿教师对成为一名成熟的幼教专业工作者的向往和追求,它为幼儿教师提供了奋斗的目标,是推动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巨大动力。第二,专业情操。是幼儿教师对幼教工作带有理智性的价值评价的情感体验,是幼儿教师专业态度发展成熟的标志,主要包括理智的情操和道德情操。第三,专业性向。教学工作的专业性向是指教师成功从事教学工作所应具有的人格特征或教学工作的个性倾向。第四,专业自我。在教师专业素质的态度领域,人们越来越重视教师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对教学工作者来说,教师的专业自我是教师个体对自我从事教学工作的感受、接纳和肯定的心理倾向,这种倾向将显著地影响到教师的教学行为和教学工作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也是教师专业自我形成的过程。 二、幼师生专业态度培养的内容 2.1专业理想教育 (1)树立名师目标。教育学生注重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掌握与堋练,将来成为教学能力、专业索养和专业技能强的幼儿教师,能够在各级各类教学比赛中名列前茅,成为教学名师。 (2)确立专家型教师志向。教育学生注重学前教育理论的学习,善于接受和吸纳新的幼儿教育信息,并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在幼儿教育教学领域有建树、有思想,使自己成为在幼儿教育界有影响的专家型幼儿教师。 (3)明确成为研究型教师的标准。培养学生善于观察和捕捉幼儿日常生活中的个性特征、心理变化、行为习惯、人际交往等方面的行为表现,制成案例,收集积累,以此为素材,进行深人的研究,形成具有一定理论价值的研究成果。 (4)形成高学历、高职称意识。学历的提高和职称评定对幼儿教师学习能力、研究能力、教学能力等揶具肯很大的推动作用,利于教师实现名师和专家型教师的理想除此以外,高学历、高职称乜是实现名师和专家型幼儿教师理想的一块铺路石,有助于理息的吏现。 2.2专业情操教育 (1)高尚的敬业椅神。是对幼儿教育事业的热爱、珍惜和墩厦,不惜为之付出与奉献,从中获得一种荣誉和成就感。其具体表现于勤奋工作、忠于职守、敢于负责、勇于奉献。 (2)强烈的热爱情感。包括热爱幼儿教育事业和热爱幼儿两个方面。热爱幼儿教育事业是对所从事的幼儿教育工作强烈的热爱情感,是对成为幼儿软师所具有的光荣感和责任感。热爱幼儿就要了解、爱护和尊重每一个幼儿,而不是出于个人情绪偏爱个别幼儿。 (3)踏实的工作作风。要勘奋学习,认真钻研业务,以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赢得领导的赏识和同行的赞誉。 2.3专业性向教育 (1)乐观向上、活泼开朗的工作面貌。不把一切不愉快带到孩子中问去,永远保持照好的工作状态。 (2)具有个性特点、特色鲜明的教育教学活动。在幼儿教育教学活动中,做到既要遵俯,幼儿教育的基本规律,又要突出自己的个性特点,具有鲜明教学特色。 (3)树立成为优秀幼儿教师的自信心。信心是做好一切事情的前提,只有树立成为优秀教师的自信心,方能腱各项工作做僻更好。 2.4专业自我教育 (1)专业认同感教育。无论所从事的职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本人暂时的劳动收入怎么不如意,都要坚信所从事的幼儿教育事业是光荣、伟大的职业,坚信在不远的将来它会是一般人可望而不可求的职业。 (2)对幼儿教育事业的信心。困家、社会、家庭对幼儿教育的日益重见,必将会带来幼儿教育事业快速发展阳大发展的饥遇,树立信心,坚信幼儿教育的每天马上就要到来。 三、专业态度的培养对策 3.1德育课程策略 德育课程策略足借助学校德育课程中相关的教育内容,将幼儿教师专业态度的教育内容纳入其中,来实现专业态度教育之目的。德育课程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在德育课《大学生思息道德修养》“职业道德”一章中,要针对学前专业的特点,将幼儿教师专业态度的内容编写到其中,并运用鲜活的事例深入浅出,入情入理的讲解,发挥德育课程主渠道的作用,对学前专业学生进行专业态度的教育。 3.2学习训练策略 学习、训练最略是通过对学前专业学生的专知识学习专业技能训练的严格管理来提高其两方面的水平,以此助学生形成积傲的专业态度。学生形成积极的幼儿教师专业态度前提是具有丰厚的专业知汉和较强的专业技能,而专业知识和专技能的习得是要通过日常努力的学习和到菏的洲练来实现。注重学生专业知识的教学和幼儿教师从教技能训练可以捉高学生知识和技能水平,帮助学生树立成为优秀幼儿教师的信心。不难百出,学生的专业知汉和专业技能与专业态度二者之问的关系是,前者对后者起着积极的帮助作用,而后者对浦青又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3.3实践教育策略 实践教育策略是通过实践教学的环节,让学生深入幼儿园去亢分了解幼儿园、幼儿和幼儿教育,使其在亲身体验巾树立正确的专业态度的方法。实践教学是各类职业院校培养目标实现的重要环节,幼儿师范专科院校的教育实践活动(含见习和实习)的教学课时量一般邯很大。学生通过大量教育实践活动,充分了解幼儿教师的工作、学习、生活,了解幼儿生理、心特点和活动状况,了解幼儿教育现状及改革、发展趋势,进而增强坎命感、责任感和自我提高的紧迫感,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念和坚定献身幼儿教育事业的信心。公务员之家 3.4榜样影响策略 榜样影响策略足通过优秀幼儿教师的事迹来影响和感染学生,使其形成积极的幼儿软师专业态度。这一策略应用于新生刚刚入学接受入学教育和学生毕业前的就业指导、就业教育之时去实施。 3.5活动教育策略 活动教育策略是组织学生参加展现专业技能、突出教育作崩的各种活功,促进其幼儿教师专业态度的形成。活动的开展要注意与一些重大节日(如:教师节、一二九纪念活功)和特殊时期(如:新生入学)结合组织进行。 幼教毕业论文:幼教专业化发展前景分析论文 摘要:幼儿教师专业化已经成为幼儿教师队伍发展的趋势,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从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三个阶段探讨幼儿教师专业化的途径,对幼儿教师教育教学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幼儿教师专业化途径 幼儿教师专业化是现代幼儿教师队伍建设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幼儿教师专业化主要经历三个阶段即职前教育、人职培训和在职教育。探讨这三个阶段幼儿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途径,对提高幼儿教师专业水平,促进幼儿教师专业发展都有很大帮助。 一、职前教育阶段幼儿教师专业化发展途径 职前教育主要指师范教育,一般由幼师职业中专和师范大学实施。其发展途径主要有: 1.建立新型培养模式,幼师教育不仅要提高“学历”还要提高“学力”。为了使教师队伍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转变,目前两到三年的师范学院文凭正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三到四年的学士学位以及硕士学位教育。但是澳大利亚KenGannicott教授和DavidThroaby教授在《教育质量和学校教育的效率》中曾谈到:“至今没有证据表明教师资格水平的提高能导致教和学效率的任何提高。”由此可见,形式上提高学历水平,专业化水平未必能够随之而提高。所以,幼师培养不仅要在形式上提高学历,还要在素质上提高其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 2.调整课程结构,加强学校教学与幼儿园教育的衔接,完善幼师实习制度。职前教育要促进学生学科专业性和教育专业性的发展。但是,我们常常过于强调学科的学术性与专业性,过于重视理论教学而轻视专业技能教育。对于完善幼师实习制度,我们需要明确教育实习的地位和作用及各部门的责任;建立固定的实习场所;设立专门的实习辅导机构,制定合宜的实习时间与计划。 3.健全幼师资格认证制度。美国霍姆斯小组曾在《明天的教师》中指出,要严格掌握师范教育的毕业标准和教师录用规格,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当教师。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纷纷采取措施,试图建立由教师的学历制度、执照制度和职务晋升制度组成的教师资格认定体系。我们只有逐步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幼儿教师资格认证制度,注重对教育教学能力的考查,对幼儿教师资格考试严格把关,才能保证幼师专业化的质量。 二、入职培训阶段幼儿教师专业化发展途径 西方许多国家已把新教师的入职教育加以规范化、制度化,并形成了一系列有效的人职教育课程和模式,从培训主体上看有导师制、岗前集中培训模式和学校中心模式;从培训方式上看有集中培训和分散培动I模式。以美国为例,现已基本形成了由定向课程、支持和辅助、训练课程、评价等四个环节构成的新教师人职培训模式。 我国人职培训通常以师徒帮带的教学活动形式来进行。目前,人职培训又有了新模式即微格培训,指通过一个缩小了的、可控制的教学环境,对准备成为教师或已是教师的人,提供一定的教学基本功和教学技能技巧的培训。 三、在职教育阶段幼儿教师专业化发展途径 幼儿教师在职教育是对具有中等以上教育程度的在职幼儿教师所进行的再教育。 1.幼儿教师在职进修 在职进修是幼儿教师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对其自身来说也是必须履行的义务。在职进修一般有全日制脱产进修、部分时间翻半脱产进修和业余不脱产进修。在职进修的活动形式和内容也是灵活多样的,一般有课程学习与编制、学科会议、专业讲座、研讨会、示范观摩课、展览活动和参观等。定期参加在职进修对幼儿教师专业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它不仅提高幼儿教师的学历。也大大提高幼儿教师的科研能力。 2.幼儿园园本培训 幼儿园园本培训的基本组织形态是以园为单位建立研究和学习共同体。教师个人的自我反思、教师集体的同伴互助、专业研究人员的引领是开展园本培训的三种基本力量。为了结合好这三种力量,研究者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方式。 (1)行动研究。即为弄清课堂上遇到问题的实质.探索用以改进教育教学的行动方案,教师以及研究者共同进行调查和实验研究。行动研究要求幼儿教师从自身教育实践中寻找科研课题,以充分发挥教师自身的主动性来促进其专业成长。由于行动研究是在研究中采取行动,在行动中实施研究,所以极其适合幼儿教师使用。 (2)反思性教学。即教师在先进的教育理论的指导下,借助于行动研究,不断地对自己教育实践进行反思,积极探索与解决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努力提升教育实践的科学性、合理性,并使自己逐渐成长为专家型教师的过程。教师进行教学反思是建立在实践一反思取向的理论框架下。教师专业成长是要教师个人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反思再反恩中澄清概念和问题,修正自己的教学设计和行动方案,从而实现自身的提升和专业上的发展。通过反思,幼儿教师能够对保教行为中一些不确定因素进行研究,矫正有失偏颇的教学行为,引发更有价值的思考与行为重建。公务员之家 四、对幼儿教师专业化发展途径的思考 1.目前职前教育和在职培训被认为是幼儿教师专业化发展中两个独立的阶段,这就人为地割裂和孤立幼儿教师成长的连续过程。幼儿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连续过程应该是职前教育、入职培训和在职教育逐渐实现“一体化”的过程。“一体化”不仅指的是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一体化,还有教学研究和教学实践的一体化; 2.注意提升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和专业认同,进一步提高职业的学术性和师范性,正确定位幼儿教师既是研究者又是实验者的角色。幼儿教师专业化要注重理论和实践密切联系、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的融合; 3.助儿教师要把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相结合,注重自我教育,培养终身教育的意识。幼儿教师要经常进行系统的自我反思,学习现代前沿的教育理论,研究教学实践并从自我教育实践的成功和失败中吸取经验。 幼教毕业论文:根除幼教对学生心理虐待的对策论文 [摘要]作为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肩负着培养祖国下一代的历史使命,力争使每一个幼儿身心健康快乐成长,不仅需要为幼儿创建优越的物质环境以满足幼儿生理需求,同时在创建物质环境的同时也决不能忽视精神环境的创建,以满足幼儿的心理需求,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和谐发展。 [关键词]幼儿教育关注幼儿尊重幼儿 作为幼儿教师,职业的特点和其他教师的工作性质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有一半是教师一半是妈妈的角色,热爱幼儿、尊重幼儿是幼儿教师职业道德的优秀,是评价和检验幼儿教师职业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志。作为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肩负着培养祖国下一代的历史使命,力争使每一个幼儿身心健康快乐成长,不仅需要为幼儿创建优越的物质环境以满足幼儿生理需求,同时在创建物质环境的同时也决不能忽视精神环境的创建,以满足幼儿的心理需求,促进幼儿心身健康和谐发展。作为幼儿教师,我们必须懂得:“每一个孩子都有做好孩子的愿望,同样渴望得到教师的关爱、理解与尊重。我们所做的每一项工作,应努力让幼儿真切地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关注、理解、赞赏和支持。”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一些幼教工作者往往由于自身素质较差,在日常工作中的一些所作所为在不经意中给幼儿的幼小心灵造成了伤害。形成了对幼儿的“心理虐待”。然而,我们的这些幼教工作者却毫无察觉,并没有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以及这些行为给幼儿的成长发育带来的不良后果,所谓“心理虐待”是指那种在对幼儿实施教育过程中有意或无意的、经常性、习惯性的语言、行动、从而导致幼儿心理健康受到伤害。 如,教师组织教育教学活动时,偶尔有个别幼儿说话,有些教师便会把幼儿叫起来说:“**就你话多,好,给你机会,去外边说去吧”教师边说边把幼儿拽到门外。这件事情从表面上看是幼儿不守规则,幼儿应该受到批评。但是,这只是成人的看法,他是站在成人的角度上,一切以成人为中心,由成人决定孩子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忽略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尊重与平等的原则,这样做的结果从表面上看可能是幼儿无条件的顺从,在老师的绝对权力下循规蹈矩。但其结果势必会影响幼儿积极的自我意识的形成。 我们认为当孩子有话要说时,教师要尊重幼儿这一权力,并善于将教育融入其中。教师应随时抓住一日生活中教育的契机生成和渗透教育。没有不好的孩子,只有不好的教育方法,每个幼儿园都会有淘气、自我约束能力较差的幼儿,有时成人处于某种原因和想法阻止幼儿发表意见与参与活动,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他侵犯了幼儿受教育的权力。站在幼儿的角度,我们可曾想过幼儿会是什么感受呢?他会感到教师对他的歧视以及不公正,他会不相信周围的人对他的爱。带给他的负面影响只能是心灵深处的伤害,这将直接影响他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以至影响他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他人,从而,形成逆反心理。 以上的事例,在幼儿园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由此我们不难看到:“教师很随便的一些言行,其实已经对幼儿造成了‘心理虐待’”。心理虐待给幼儿造成的伤害往往比体罚还要严重。许多幼教专家、心理学家经过调查研究分析表明:“受心理虐待的儿童更容易误入歧途,走向犯罪,诱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心理虐待”问题必须引起广大幼教工作者的重视。 一、心理虐待在幼儿园教育中的集中表现 1.故意疏远、冷落孩子。疏远冷落是指对一些性格孤僻、能力较差、不太听话的幼儿或其家长比较爱提意见的幼儿,教师常常给出一副冷面孔,以致造成对幼儿的心理伤害。 2.威胁恐吓孩子。有些教师对那些调皮或犯了错误的幼儿,不进行正面耐心的教育,而是施以恐吓,斥责、如“你再不听话,就把你送到**班去!”有的教师把孩子拖到另一个班去罚站。其他班的教师还很配合,一起对幼儿进行批评,并以此警示本班小朋友。“见了吧,谁不听话,就去**班。”或者某幼儿经常打人,教师就说再打人把你送到公安局,交给警察叔叔。甚至,有些幼儿打了小朋友之后,教师会恐吓他说:“再打人找把刀切掉你的手。久而久之,虽然这些教师能把幼儿管的服服贴贴,但对孩子的心理健康造成的伤害是难以估量的。 3.有些教师在处理幼儿间的一些纠纷时,主观臆断,“对人不对事”一些较顽皮的幼儿常常被误解、对号入座。这些做法极大的挫伤了孩子的自尊心、进取心,使孩子自暴自弃,本来存有的悔改之意也就荡然无存了。 二、根除“心理虐待”的对策 1.教师应提高自身素质,加强幼儿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正确把握以幼儿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育思想。 2.教师要尊重幼儿的独立的人格,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这里所说的尊重和平等不只是态度上的和蔼、亲切、而是要尊重孩子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要求我们教育工作者要站在幼儿的角度看待他们的兴趣、爱好、了解他们的情感需求。 3.建立有利于幼儿发展的常规,让幼儿在和谐有序的生活中得到更好的发展。学会自主、自信、自尊、和自律。且常规不应是僵死的,只要有利于幼儿发展,不妨碍他人、教师完全可以灵活掌握。 4.教师要善于发现幼儿的闪光点,为幼儿创设表现能力,体验成功的机会。从而激发幼儿的成就感、自信心,以及迫切想做好孩子的愿望。公务员之家 5.做好家园共育,构建家园共育的桥梁。一位优秀的幼儿教师应该具备做好家长工作的能力,发扬高姿态,对于家长所提的意见应本着有则改则,无则加勉的态度。绝不能把对家长的成见带到工作中,拿幼儿出气。 渴望爱是幼儿最基本的需求,教师与幼儿的关系应该是以情感为纽带,教师是幼儿心中的偶像,教师发自内心的关爱、尊重、信任、理解能使他们变的自信,有助于幼儿积极的自我意识、健康心态、健全人格的形成。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儿童人格全面和谐发展,人格是环境与教育的产物,教育方向决定了人格发展的方向,幼儿的未来发展依赖与幼儿健全人格的塑造。如何担当起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辱使命是我们每一位幼教工作者光荣、伟大、而神圣的职责。我们每一位幼儿教师应树立正确的儿童观,不断学习专业知识,更新教育理念,提高自身素质不断完善自我。不能只重视教育的结果,更要关注教育的过程,幼儿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感到快乐。我们教育的目的是要让更多孩子赢的尊严、享受快乐、体验成功。 幼教毕业论文:提升幼教道德发展路径论文 摘要: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是基于专业知识与专业职责的一整套伦理标准和规范,蕴含着教师对专业的道德信念与责任承诺、对儿童及促进其发展的伦理责任。专业道德是推动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深层动力。完善教育法规、建构幼儿教育专业伦理体系是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发展的基础保障,发展专业精神是提升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发展水准的途径,走向专业伦理是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幼儿园教师;教师专业道德;专业伦理 在当今大力提倡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教育机会均等的背景下。专业道德的提出昭示着幼儿园教师在当代社会将面临更多的职责挑战。因为“教师作为变革的因素。在促进相互理解和宽容方面,其作用的重要性从未像今日这样不容置疑”,“他们要为培养一代新人的性格和精神作出贡献”。从保障儿童权利角度看,学龄前儿童自我保护能力弱,最需要法律保障与伦理关怀。因此,幼儿园教师在教育过程和专业发展中加强专业道德建设非常重要。 一、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的内涵 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是指教师在专业知识、技能和伦理道德基础上。在专业领域内合理行使其专业权力以完成专业职责与使命的一整套伦理标准和规范,主要包括对专业的道德信念与责任、对儿童及与其有关的教养者的伦理责任。它强调“从专业特点出发讨论伦理规范的建立,而不再是一般道德在教育行业里的简单演绎与应用。所建立的伦理标准都有较为充足的专业和理论依据,充分考虑了教师专业工作和专业发展的特点,实际,全面,具体,规范,要求适中”。与其他教育活动比较,幼儿教育作为特殊的文化或精神活动,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幼儿园教师的专业伦理是首要的、基础性的要求。如果缺乏对幼儿园教师专业本质的认识,那么其专业道德就难以真正确立,伦理方面的审视就缺乏标准,因此,只有认清专业道德规范。才能保障幼儿园教师的专业生活价值并确保他们正确行使专业权利。 二、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体系的向度 幼儿园教师论文专业道德发展的向度包括教师对专业的责任与信念、对幼儿发展的责任和伦理道德态度两方面。 在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体系中。教师对专业的责任、信念是基础。专业责任是教师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不可或缺的道德品质,包括对教育专业的承诺、责任及对儿童的责任。一般而言,幼儿园教师应担负的专业责任通过教育法规、教育政策以及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形式予以规定,例如我国《教育法》第四章第三十二条、《教师法》第一章“总则”部分和第二章“权利和义务”部分规定了教师应遵守的行为规范、相应的岗位职责和可以享受的权利等。以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08年修订)》为例,其中包括了“爱国守法”“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终身学习”等六项要求,但这六项要求都在强调从事教师职业的人员必须遵循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具有职业化色彩,缺乏专业性特征,在教师专业标准方面还没有相关的准则。在教师对待学生的伦理道德问题上,也没有相关的、能够体现教师专业的法律法规依据,更多的是从传统道德的信念体系和职业道德角度看待问题。国外的一些相关文件则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全美教育协会。1975年制定的《美国教育协会教育专业伦理守则》不仅提出了教育的专业道德规范,也对教师履行专业职责提供了判断标准,它规定“教育者有无限接近最高大的标准的责任,教育者要尊重每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保护学与教的自由和保证所有人在教育上的机会均等”……为了得到同事、学生、父母以及社会成员的信任和尊重,教育工作者应当追求并保持最高水平的专业操守,要履行对学生的承诺、对专业的承诺。在“对专业的承诺”中指出“基于深信教育专业服务品质直接影响国家人民的福祉,教育工作者应当全力提升专业水准、带动行使专业判断的风气、吸收值得信任的人投入教育生涯、防范不合格的专业实习”。这些规定,表明教师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职责,确立了教师在专业工作过程中应坚持的道德职责标准,体现了教师道德的专业性。 与幼儿园教师对专业的责任相比,他们对幼儿的伦理道德与发展责任的意义与价值更为深远。鉴于我国目前没有针对幼儿教育专业责任和专业伦理守则之类的条文,笔者以美国为例对此进行分析。美国不仅具有整个教育行业的专业伦理守则,而且美国幼儿教育协会于1990年针对8岁儿童教育的特殊性专门制定了《美国幼儿教育协会的伦理守则》,该守则制定的初衷是“引导早期教育从业人员的责任及行为,并为解决早期教育可能遇到的主要道德困境提供一般原则”。 该伦理守则分为幼儿、家庭、同事、社区与社会四个方面,并说明了这四方面的专业责任和专业关系。每个方面又包括守则的理念和原则两部分,具体阐述了幼教专业人员在该领域的主要责任,并指出幼儿园教师论文教育的道德行为准则是以对几个方面优秀价值的承诺为基础的:承认幼儿期是人类生命周期中独特而且重要的阶段,以幼儿发展的知识为基础和幼儿共处。尊重幼儿的尊严、价值和独特性,在以信任、尊重和关心为基础的关系中协助幼儿和成人发挥其最大的潜能。 在“对儿童的道德责任”方面,规定教师对幼儿的道德责任理念包括六个方面:熟悉幼儿教育的知识基础。并通过继续教育和在职训练跟上时代的潮流:以幼儿发展及相关领域的知识与对每位幼儿的特殊了解作为实务的基础:认识及尊重每位幼儿的独特性及其潜力;承认(认知)幼儿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创造及维持可促进幼儿的社会、情绪、智力和身体发展的条件;支持特别需要参与与其能力一致的正规幼儿教育方案的儿童权利。 美国幼儿园教师专业伦理守则成功之处在于不仅确立和表达了专业道德规范,还提出了幼儿园教师履行专业伦理责任的指标和判断标准,并把专业知识、技能与专业责任、信念有机融合在一起。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在建构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体系和促进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发展过程中借鉴。 三、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发展路径 促进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发展是在完善教育法规、建构教育专业伦理体系、发展专业精神、走向专业伦理的过程中实现的。 首先。完善教育法规、建构幼儿教育专业伦理体系是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发展的基础。从我国当前的状况看。对幼儿园教师的要求多是从职业道德的角度来看待的,或者说是基于对教师职业崇高性的认识而对教师人格的期待。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幼儿园教师在人们的心目中往往被定格为“道德的化身”。在对教师的期待与评价上,存在过分突出教师的道德标准、忽略教师专业标准的现象。支持教师职业感的是“园丁”“春蚕”之类强调辛劳和奉献的道德准则,而非真正的专业标准。这是一种理想的期待,而无坚实的法律基础和社会现实生活基础。上述提及的美国的两部守则。所规定的幼儿园教师专业职责都是基于法律和专业的视角,以充分考虑幼儿园教师论文工作专业特点为基础的,因此,幼儿园教师的各种行为规则都被定位在法律框架之内。如守则中关于教师与儿童、家长,教师与同事等伦理道德关系的处理准则。就是由法律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派生出来的。这种在法律和教育行业理论守则指导下的教育活动显然是一种专业道德活动。而不仅是一种职业活动。在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教师职业道德向专业道德的转换始终是一条重要的线索。从最初的一般性德行要求到具有道德法典意义的专业伦理规范。从重视知识、技能教育的技术性培养逐步过渡到专业精神与专业知识、技能水平提升的兼顾是教师专业化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 笔者认为,我们也应结合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建立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规范。使幼儿教育专业工作者充分认识到违背教育伦理道德不仅涉及道德问题,更涉及法律问题。进而养成在法律意义上强化职业道德意识和行为的习惯。 其次,发展专业精神是提升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发展水准的途径。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实质上是一种“角色”伦理。即按照社会赋予幼儿园教师的基本角色和教师在社会分工中担负的主要职责来确定其基本的伦理规范。体现为一种专业精神。“教师的角色化是一个有着很深厚的道德范导意义的存在。它凝聚着教师对自身使命的某种敬畏。敬畏必然表现为道义、良知和职责。事实上它通过教师角色的‘耻感’来体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德自律,体现为道德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所以,幼儿园教师专业精神培养应包括让其对自己的角色和专业使命形成一种敬畏的精神,敬畏不是迫使自己服从权威、承担责任,而是一种人性的内在要求,是尊重本专业的基础与实践的动力。发展幼儿园教师的专业精神,需要规范行业准入制度,严格按照要求选聘教师。真正强调专业伦理(而非一般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将专业知识纳入专业伦理的视野之内,将比单纯地呼唤伦理道德更能发展出独特的专业伦理学术建制。 再次,走向专业伦理是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发展的建设目标。专业道德发展是教师专业发展的一个趋势。一方面。专业道德更强调专业性与主体性,专业性实质上是指某一行业行为主体和主体行为的不可替代性,因为一种职业的专业化提升如果没有专业道德规范及其提升。如果不能赢得社会对其的高度信任和尊重。那么该职业在社会生活中很难取得相当的专业地位。也就是说。一种专业之所以成为“专业”,除了专业人员本身所具有的专业素养外,公众对于该专业人员的道德也能够抱有很高的信任与期待。幼儿教育一直以来被认为与专业无缘,幼儿园教9币的专业性难以得到社会承认,他们常常被定位为“保姆”“孩子王”的角色。随着幼儿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幼儿园教师这一职业而言,其专业道德发展由强调抽象、模糊、未分化的师德走向具体、明确和专业化的伦理规范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幼教人员服务的对象是幼儿,幼儿对于本身所受到的不当对待很少知觉,也无力改变,专业伦理可以督促幼教人员避免做出对成人有益但对幼儿不利的事情。公务员之家 正如IBSTPI教师道德规范所指出的:教师应该思考一个基本的道德规范问题——“我是否具备了必要的知识、技能和情感态度,以便为特定受众有效提供特定内容,以达到预期目标”。如果教师能力体系中的知识内容领域有问题,学习者很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所以,幼儿园教师的专业道德和专业知识不是分割的。而是有内在联系的。甚至可以说其专业道德的建立依赖于专业知识。随着世界范围内对儿童早期教育的日益重视。对幼儿园教师专业特性理解程度的不断提高,目前幼儿园教师论文道德发展的非专业状况必然会得到改变。从以美国为代表的许多研究成果及已经建立起来的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规范的形式来看。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的建构之路已经铺开。 幼教毕业论文:大专层幼教专业课程设置论文 论文摘要:大专层次幼儿教师教育已成为当前幼儿教师教育的主流,其专业课程设置在不同的机构中呈现不同特点。对20个大专层次幼儿教师教育机构课程计划的调查发现:普遍重视专业理论课程,艺术技能课分科细,受重视程度高,各科教法、活动设计类课程及专业实习受重视程度较低。因此,必须扭转课程设置中的艺术化倾向,加强实践环节,增进教师的教育能力。 论文关键词:幼儿教师教育;专业课程设置;艺术技能课程;专业实习 幼儿教师教育专业课程设置问题是幼儿教师教育改革的优秀,它决定着幼儿教师教育机构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决定着幼儿教师的整体质量,尤其是专业课程的设置是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保证。就幼师层面来看,我国1995年的幼师课程计划中第一次允许各校自主设置课程,自此,不同的幼教机构开设的课程有所不同。 近年来,大专层次的幼儿教育成为当前幼儿教师教育的主流,为了了解当前我国大专层次幼儿教师教育课程设置的总体情况,笔者通过网络资料的搜索,获得了大专层次幼儿教师教育机构的课程计划与招生简章2O份,对当前大专层次幼儿教师教育机构的课程设置总体情况进行了网络调查。尽管由于从网络中获得的课程计划或招生简章写作格式和内容不完全一致,有的包含了培养目标、培养规格以及课程分类和全部课程,且有完整的计划表,有的则只列出了课程名称不能完全反映课程设置的准确情况。但是,课程的出现率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反映人们对课程的重视程度。 1调查分析 本研究按照网络文本中课程的出现率来确定职前幼儿教师教育机构对不同课程的重视程度,共分为五个等级: 很重视——出现率80%以上; 较重视——出现率60%一79%; 一般——出现率35%一59%; 不太重视——出现率10%一34%; 很不重视——出现率低于9%。 1.1专业基础理论课受到普遍重视。值得重视的是,专业基础理论课中的传统“三学”被给予了很高程度的重视,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三门课程在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幼师课程计划和高师学前专业课程计划中就出现了,而且多次的课程计划变革并未对这三门课程做大的变动。因此,这三门课程一直延续得很好,只是“幼儿卫生学”的名称有一些改变,在95教学计划中改成了“幼儿园卫生保育”。 此外,幼儿园管理、幼教科研方法和儿童文学的出现率也相对较高,前者出现率高与培养目标有关,正如第一章所述,“培养幼儿园管理人才”的培养目标陈述率是很高的,所以,需要以相应的课程来配合;幼教科研方法出现率较高的原因主要是当前幼儿园教育改革的需要,也反映了当前我们对培养研究型教师的重视,事实上也反映了对教师通过研究进行专业发展以及幼儿园通过研究提高教育质量的需求在教师教育课程中的反映,而且,这门课程有普通教育科研方法的理论体系做支撑,在教学中也容易把握;儿童文学是幼儿园进行语言教育的重要基础,而语言教育在幼儿园中又占据重要地位,因此,重视儿童文学也是必然的。 幼儿园游戏和幼儿园课程是与当前对幼儿教师的需要紧密联系的课程,但重视程度并未达到理想的水平。原因之一是这两门课程与其他主干课程的内容重合。幼儿游戏已经被包含在学前教育学中,幼儿园课程则是在近年来课程改革开始之后出现的一门比较新型的学科,而且,其体系与学前教育学、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等都有重合之处,因此,在课时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只好舍弃;原因之二就是观念和认识的问题,虽然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是有关文件中早已规定的,但在实践中,并没有真正将一日生活游戏化,因而,教师也无需掌握太多的关于游戏的知识和技能。因此,课程和游戏问题虽事关重大,但重视程度仍不够。 其他的一些课程没有广泛出现的原因可能有两种类型:一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新兴的学科在出现,其价值和意义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如儿童心理健康与咨询;第二种原因是:一些旧有的学科体系不健全,如幼儿教育心理学、学前教育法规,或学科内容不稳定,如学前比较教育学,或学科内容与其他学科重合,如学前教育评价等等,因而导致施教中的困难。 1.2各科教法和活动设计类课程受重视程度较低。从调查结果看,对这类课程的受重视程度都在一般以下。原因主要在于幼儿园各科教学法与幼儿园活动设计与指导是两个不同教学计划的产物,前者是从5O年代延续下来的,后者是从95计划开始的。由于单纯的活动设计难以满足幼儿教师掌握教育活动组织策略的需要,因此,目前这两种课程的开设存在?昆乱现象,有的是按照原有的六科教学法开设,有的是将其合为“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一门科目,有的是选择某些教学法再加上活动设计。另外,《纲要》又提出了五大领域,与原有的“六科”不一致,因此,有的学校又按照五大领域开设五大领域教育,但由于五大领域中将科学与数学合并,美术与音乐合并,而他们之间又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有的学校又将五大领域与原来的六科教学进行了融合。这样,导致大家在这类课程的设置上差异较大。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在这类课程中,有三门课程的受重视程度处于偏低状态,即幼儿园玩教具制作与环境创设、幼儿体育与健康教育、幼儿社会教育。这三门课程内容本身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为什么它们受重视程度偏低?笔者分析认为,一是由于这三门课程内容的局限性导致的。其一个共同特点是内容重要,但构成一门学科又显得单薄,因此,目前较难构成一个较为独立和完整的体系,因而容易被忽视;二是受传统定势的影响,幼儿健康教育和社会教育不属于六科教学法,同时,教育者还没有把创设环境的技能作为幼儿教师的一项重要的专业技能,误认为只要有了美术技能就会创设环境,而没有意识到在环境创设中所包含的教育意蕴。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国大专层次幼儿教师教育机构缺乏对教育理论转化为教育实践技能和能力的重视。 1.3艺术技能课分科细,受重视程度高。美术和舞蹈是这类课程中达到“受重视程度最高和较高”的两门课程,这与长期以来我国幼师教育中重视艺术技能课的传统是相一致的。在调查结果的显示中,音乐类的课程受重视程度一般,但这并不是由于人们真正的不重视造成的,而是由于对音乐学科的分科过细造成的。本来在教学计划中只是一门音乐,却被分成了音乐、乐理与视唱、键盘、声乐、幼儿音乐、音乐欣赏等不同科目,有的还分出了器乐、管乐,甚至有的还将视唱与练耳分开,这种分割导致了出现率的下降,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率并不能完全说明人们的真实重视程度,一门学科被划分得如此之细,已经可以对其重视程度窥见一斑了。 有的学校注意到了幼儿的特点,因此,在学科中意图突出这方面,表现在幼儿音乐、幼儿舞蹈、幼儿美术等学科设置的提法上,这是一个好的趋向,但也可以看出,出现率是不高的。此外,对幼儿音乐和舞蹈的创编提得也很少。可见,在艺术技能课的教学中,仍然是突出教师本身的艺术技能,而没有更多地考虑这些技能怎样转化为对幼儿进行艺术教育或其他教育的策略。 1.4专业实习课程出现率最低。在有关课程计划和招生简章中,只有20%的大专机构提到专业实习,这个比例还是所有层次中最高的。这个事实充分说明很多幼儿教师教育机构并没有把专业实践看作真正的课程,并未认识到专业实践在教师教育中的重要性,可见,忽视实践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2建议 基于以上的调查结果,特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要扭转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艺术化倾向,提升准教师教育能力。 多年来,在幼师课程以至于大专课程设置中都存在着严重的艺术化倾向,这与过去我们对幼儿教师专业标准的认同有关,因为幼儿园用人标准取向和价值取向的偏差导致了各个幼师教育机构对艺术技能课的绝对重视。在传统观念中,幼儿教师的技能技巧往往被当作幼儿教师能力结构的突出特色而夸大。而事实上,艺术技能并不是幼儿教师最重要的能力。许多实践观察和研究发现,优秀的幼儿教师不一定是技能型的,教师之问的能力结构具有个体差异,有技艺突出的技能型教师,有偏爱思考的科研型教师,有长于上课的教学型教师,有擅于组织的管理型教师……同是技能型教师,有的突出音乐技能,有的善于绘画,有的擅长舞蹈教学等,这也构成幼儿教师各自不同的教育教学风格和特色,因此,不能在课程设置上强求一律,尤其是艺术技能课,一般要求有前期的基础,否则,要达到一定水平需要相当的功夫,如果学生把时问和精力都投放在一些自己并不擅长的项目上,往往造成不仅难以补短,而且更难扬长。 当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目标实现更需要教育活动能力强的教师。传统的幼儿园教育把幼儿教师的职业技能放在重要的位置而忽视教师的教育活动能力,而现代教育目标的多元化及强调培养创造性的人才,对教师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教育能力更为重视。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对幼儿教师能力水平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一个合格的幼儿园教师,必须要有过硬的教学基本功,但基本功不仅仅是艺术技能,除了唱、弹、跳、画之外,还包括说、写、操、编、做等,涉及到语文、音乐、舞蹈、美术、体育、计算机、教育学等多个学科。事实上,幼儿园教育所需要的艺术技能并不是很高,要求高的恰恰是怎样通过这些方法组织幼儿的学习,幼儿教师应该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和艺术,而不是自身的艺术技能,教育水平并不必然取决于艺术技能水平,艺术技能水平也并不必然决定教育水平。 因此,幼儿教师教育课程设置既要发扬原幼师能歌善舞、能说会画的传统优势,又要跳出只重技能技巧的“技工型”培养模式,避免艺术技能课程的过分细化,不能按大学艺术专业的要求进行训练;可以通过拓展性课程让学生自由选择来发展他们的某种艺术特长,使得他们能够有一技之长,适应市场需求;在幼儿园实际运用的艺术技能上下功夫,加强其“幼师性”,使学生在掌握基本功的基础上,重点放在学生创编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上,如幼儿歌曲创造、幼儿舞蹈创编、游戏创编、幼儿健美操创编和幼儿手工制作及幼儿科技活动设计等,提高学生的动脑和动手能力;切实加强艺术教育类课程,尤其是要加强学前美术教育和音乐舞蹈教育等相关艺术教育类课程的建设,关注这些课程对教师艺术技能养成的作用,注重教师怎样教的学习,而不是自身艺术技能的获得。 其次,要加强教学实践环节,改革教学方法,提升准教师的实践能力。 要充分认识实习的重要意义,拓展实习的时间和空间。建议调整理论课与实践课的学时比例,将实习的课时数加大到至少16周,以发挥实习环节在培养幼儿教师专业能力方面的巨大作用。同时,要拓展实践的空问范围。通过组织学生多种有益的教学实践演练和比赛、短期社会实践活动等,改变传统的将实践局限于幼儿园的状况,让学生接触不同的幼教场所和社区机构,接触家庭,注重对过程的控制,开拓实践的空间;也要改变将学生局限于某个班级教室的状况,让学生广泛接触不同班级和不同年龄的幼儿,接触幼儿园的不同的场所,使学生在不同的实践心理场中获得广泛的社会实践经验。 要树立“全实践”理念,将分散实习贯穿在理论学习的全过程。加强各门教法课、幼儿园游戏、幼儿园活动设计、幼儿教育科研方法、幼儿园管理等课程与幼儿园见习、实习的结合,将分散实习的时间用于这些科目的分散的教学实践,避免无目的的分散见习和实习。各门课程不仅应有理论教学的计划,还应有实践教学计划,并将这些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计划进行统整。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要不间断地循序渐进,使学生在不断地经验积累中感悟、体会,加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以及对教育方法、策略的运用,不断提高自身教育能力。 要组织建立实践共同体“幼儿教师发展学校”,充分发挥幼儿园教师在培养准教师中的作用。“学校”成员由大学教师、幼儿园教师和准教师组成,一个幼儿园和一组学生及几名大学教师组成一个实践小组,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组内互动或组间互动,大学教师和实验园教师共同担负起培养准教师的责任,包括:对实习生进行教学经验的解释、计划的制定、提供反馈意见、完成对实习生的观察,另外,指导教师还应花费大量的时间让实习生了解单元计划、观察评价和指导幼儿的策略、幼儿园组织结构、幼儿的不同需要等。这些教导可以在多种时间,以多种形式进行,如课前课后、指导教师——实习生对话时间、各种会议、会谈等。在整个实习时间中,幼儿园指导教师应有足够的活动组织时间与实习生分享。大学教师的责任是为实习生和指导教师的职业发展和面临的挑战提供支持,他应该每天去学校,与幼儿园指导教师、实习生以及幼儿交谈,作为“幼儿教师发展学校”共同体成员的共有资源为大家服务。 幼教毕业论文:职校幼教专业舞蹈教学策略探讨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舞蹈创新教学.以情动人必不可少;老师要选用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教材;舞蹈教学要精心设计导语;舞蹈教学课也要收集教学信息反馈.强化训练的实效性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使儿童获得愉快的情绪和美的感受、提高儿童对事物的认知和理解、情感是教育的催化剂、老师要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教材本身要能引起学生审美的兴趣、让学生知道自己在舞蹈中扮演的角色、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体现教学难点与重点、教学信息反馈是优化课堂教学的重要因素、舞蹈教学是职业学校幼教专业班的一门重要专业课程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从事职业高中幼教专业班舞蹈教学进二十年来,我在践行中深思,在思索中探求,感触良深如何在幼教专业班开展舞蹈创新教学,让学生在这门专业课中学有所得、得而能用,并为今后从事幼儿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是我们职教专职教师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这里.我想就此谈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 一位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舞是生命情调中最直接、最强烈、最尖锐、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幼儿舞蹈就是一种以模仿动作为主、经过艺术加工、整理、组织而成的特殊动作起伏的旋律、鲜明的节奏、生动的舞蹈内容.不仅能使儿童获得愉快的情绪和美的感受.而且还能提高儿童对事物的认知和理解.进而锻炼优美的形态和气质.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幼教专业班舞蹈教学则是通过教授这门艺术课,来反映人们的思想、情感以及社会生活.让学生在学习中将自己置于幼儿角度去感受艺术的美.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爱好,培养对舞蹈美的感受力、表现力和初步的鉴赏力、创造力。因此.以新的理念对待幼儿舞蹈.就需要在创新教学中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尝试。 首先,舞蹈创新教学.以情动人必不可少。 情感是教育的催化剂,一位美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美感是富有感情特征的”艺术对人的培养.是从一冶情养性”着手的,它要求“以情动人”.使人产生情绪体验,焕发高尚情感的激荡和思维的起伏,逐步地去感受美、欣赏美、表现美、创造美因此,在幼儿舞蹈教学中,首先抓住“情”字.通过师生间的和谐环境,来促进学生的心灵发展.达到艺术教育的目的。 老师要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上课时精神饱满、态度积极、心情愉快.在舞蹈的教育中.应时时注意保护和滋润每个人的自尊心,要时常以激励的方式鼓励学生.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多年的舞蹈教学实践.使我明白一个道理.把关爱与鼓励多多给予学生.是这门专业课教学的基本点。我们学校的幼教专业班学生多数来自山区农村.过去很多人从未上过舞台,更谈不上唱歌跳舞了。热情的关爱和鼓励,会让学生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从而进入到体会舞蹈美的心理平台.为进一步学好舞蹈技能打下坚实的基础显然.师生间的情感融洽在教学中尤为重要感情是舞蹈的基础.感情也是舞蹈的灵魂感情是可以通过眼睛来表达的在上舞蹈训练课中.要启发学生的内心情感.特别是高一新生的内心情感.要注意训练学生的眼睛.让学生的眼睛随着老师所指的方向移动.随着老师的讲解与示范而移动.以达到寓情于舞蹈之中.在舞蹈动作的训练中体会情感的目的。 其次.老师要选用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具有教育性、艺术性、兴趣性的教材.教材本身要能引起学生审美的兴趣,要克服成人化的倾向我在教幼儿舞蹈时.先将舞蹈内容编成故事讲给学生听.让学生时刻进行换位思考.理解幼儿舞蹈的内容.促使学生在学习训练过程中能创造性地表达各种舞蹈形象。比如舞蹈《摘苹果》,开始我就自编了一则故事情节来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知道自己在舞蹈中扮演的是果农阿姨.要以果农阿姨的身份来表现自己.要求学生在跳这则舞蹈时有身临其境、重返童年的感觉.感觉到苹果丰收了.又身临其境地在喜摘苹果.进而产生出成就感。 第三.舞蹈教学要精心设计导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落实到学习和训练的实践中精当、新颖而富有启发性的导语,能体现教学难点与重点.是教师在新的教学内容或活动开始时引导学生进入学习的行为方式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在上课开始教学时.巧设一个引人人胜的艺术导语.来激发学生认知的兴趣和情感.启发引导学生思维、让学生在最短时间内进入课堂学习的最佳状态.是实现整体艺术效应的关键一步如在教学《扎西桑狼》这一舞蹈时,我用的导语是这样的:“同学们,你们了解西藏吗?你们了解藏族的风俗人情吗?藏族人民纯朴、奔放.善于载歌载舞.特别是藏族小朋友跳起舞来体态优美,动作协调那么作为幼教专业的学生.一定要站在幼儿的角度上.去体会一群小朋友在放学路上突然遇雨的情景,表达互相友爱。你们应怎样模仿他们的行为?怎么用舞蹈动作把这些展现出来呢?”这简单的一句句问话.便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唤起学生对舞蹈技能探求的欲望,变“要我学”为“我要学”这样.就可唤起学生跃跃欲试的追求,马上产生了要手舞足蹈的愿望。此时.正是教学的良机,也为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创造出良好的氛围。在教学中.我还根据不同情况选用教材.设计了训练项目和标准.自编了许多体现节奏有快有慢并融合所学舞蹈动作的游戏及体现各民族舞蹈基本风格和特点的小组合.配录了旋律线条有起有伏、音乐情绪各异的曲目伴奏从而唤起学生不同感官的充分感受,并产生情感,进入主体角色地位.达到“教中求新、学中更新”的目的 第四,舞蹈教学课也要收集教学信息反馈.强化训练的实效性。 多年的教学实践使我认识到.教学信息反馈是优化课堂教学的重要因素,只有反馈才能实现控制因此.要使整堂舞蹈课的教学过程,从基本动作到舞蹈组合训练能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进行.教师在教学中应多渠道、准确接收学生大量的反馈信息。接收反馈越及时、越多.对学生的学习状况了解得就越全面、越深入.从而有效地调节和控制过程,达到优化的教学效果。老师要及时、准确、全面地接收学生的反馈信息,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点窍”提示.进行必要的启发和帮助。例如,我在教学“马步组合”一课时.通过示范讲解后.使学生模仿理解.再由学生自行参照挂图自由练习.掌握动作规律。我及时进行察颜观色,力图借一斑而窥全貌.果然我发现有个同学手臂动作僵直.眼神也不灵活.显然还没能掌握“眼随手动”的要领。随后我采用了这样的形式进行检测:即播放一段乐曲.让学生随音乐即兴想象表演形体动作.其中要把新课学过的“马步组合”穿插展现出来.结果有人由于动作不规范而显得拘谨.我立即进行“点拨”最后用分组竞赛评比的方式进行激励巩固.使之对本节学习的舞蹈进行强化训练,结果各组均获“优”。这就是说,老师在进行教学时,要细心留意学生的各种反应.密切注视学生的神态变化.犹如从中看到教学效果的“晴雨表”.从而不断地调整教学程序.便于强化训练.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总之.舞蹈教学是职业学校幼教专业班的一门重要专业课程.具有特殊性和专业性.是充满活力与希望的课程它的广泛传播,不仅对幼儿的教学事业.而且对舞蹈事业的未来,都将起着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在职业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今天.如何在职业学校中开好这门课.上好这门课.发展并创新这门课,是我们每一位舞蹈专业老师仍需长期学习研讨的课题如何将艺术教育与素质教育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和努力我们只有进一步钻研自己的业务.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形象.为达到提高素质教育的目的.才能使充满希望的职教舞蹈艺术土壤上开满绚丽多彩的花儿.为培养新世纪的高素质的接班人而努力耕耘.为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幼教毕业论文:幼教视域下的儿童哲学论文 一、儿童哲学是一种应用哲学 儿童哲学关注的不是追问式的哲学理论,而是颇具理论式的哲学追问。哲学是抽象、高深、玄奥的,同时又是现实、基本和简单的,将哲学从抽象高深玄奥的纯粹思辨中摆脱出来,使之同实践紧密结合,回归于现实基本与简单,这正是应用哲学的特性。儿童哲学致力于启发儿童合乎逻辑地追问与思考,对儿童思维进行引导、训练和培养,从辩证法的维度,批判性思维的层面去认识世界,探寻自我,应该属于应用哲学范畴。这可以从儿童哲学的命名来证明。“儿童哲学”最初名为“PhilosophyforChildren”,“for”在这里,理应是“针对……的……”或说“为……的……”的意思,本句我们可以理解成:“针对儿童,为儿童设计的哲学培育和训练。”这种理解,也应是李普曼最初的意愿。因为许多欧洲国家在引进“儿童哲学”概念时,也是秉承这一意涵,命之为“PhilosophywithChildren”,“with”应该是“陪伴、伴随、与之一起”的意思,这表明“儿童哲学”不是儿童单独个体哲学思考行为,应该是与成人或者伙伴一起探讨的哲学探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成人与伙伴也一起受益,儿童得到智慧本身或者说追求智慧的途径,成人获得教育和引导儿童进行哲学思考的方法。 当然,现在“儿童哲学”叫做“PhilosophyofChildren”(“关于儿童的哲学”)应该是为了让其表义更宽,范域更广,意涵更深,对儿童的针对性更强使然。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儿童哲学”其本质关注的应该是“对儿童的哲学教育”,是要培育儿童的哲学探究精神。对于幼儿教育来说,哲学探究应当是全部课程的主要精神气质。儿童哲学教育,需要的不是孩子们“学”,而是要他们去“做”。儿童哲学是“做”的哲学。诚然,成人学习哲学,也并非只是一味学习哲学家的思想理论,而是学会如何探究事物,最终指导实践,亦可归结到“做”上。只是儿童哲学教育几乎可以不用关注哲学理论,只需进行哲学实践,它的目标的达成与精神气质的实现,都基于实践层面,偏重于应用。怎样对儿童进行科学有效的哲学教育和培养呢?李普曼、皮亚杰等都做出了良好的探索和尝试,在当前,科技的进步、观念的更新、教学环境的改善,特别是教学媒介的日趋先进,幼儿教育手段和方法也都层出不穷,各有特色,各具效用。对儿童进行哲学教育也可以借助这些先进媒介,借鉴这些方法和手段来进行教学,只是儿童哲学有其自身特点,对儿童实施哲学教育还得强调一些遵循原则。 二、儿童哲学教育的原则 教育的原则有其共通性,儿童哲学教育也不例外。儿童哲学的探究主体主要是儿童,关注的对象是孩子们的心灵、自身以及外在世界等。儿童哲学教育不是要教会儿童“什么是哲学”,而是以他们“好奇”的天性与对未知的“惊诧”为动力,学会“使用哲学”。让孩子们一直保持对事物“追根溯源”的良好品质,是儿童哲学教育最重要的目标。所以,儿童哲学教育有其特殊性,要着重遵循一些原则。 (一)不否定的原则哲学的精神特质就是质疑,这是一种最美好的品质,但随着流俗的影响,人在成长过程中极容易丢弃这种品质。之所以会这样,一个较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幼儿时代虽然大都是“好奇宝宝”,可是好奇好问的优点,或被置之不理,或被当成“孩子气”而被一笑而过,或更多因为找不到答案使得自己困惑不堪,从而渐渐失去了诸事质疑的兴趣和品质。总之,我们天生的哲学品格不光没有被认可并加以培养,还在事实上被否定。因此,在面对幼儿无休止或者“可笑”的发问时,老师更多的应该对孩子发问精神进行肯定和赞扬,对其发问“永不否定”,是首要原则。当然助其弄清问题和困惑之所在,也非常重要。幼儿园的手工课上,明明站起来,很认真地问道:“老师,为什么胶水能粘住纸花儿呢?”这似乎是个简单问题,周围的小朋友都笑了起来,明明显得很不好意思。看到这一幕,老师意识到这个问题很重要。她首先表扬了明明能勇敢提问,然后对明明为解决困惑,多次用水与胶水分别进行粘纸对比实验的做法也给以肯定和赞扬。所有的小朋友都受到启发,认为能提问是最勇敢的,能自己先动手找答案是最能干和最聪明的。后来,问问题的孩子渐渐多了起来,一起寻找问题答案,也成了小伙伴们最有意思的事情。老师采用不否定原则,以鼓励儿童大胆设问。不错,在对孩子们进行哲学教育时,首要提倡的是让孩子们能大胆质疑,去提问,去思考。当年李普曼教授,正是忧心于孩子们几乎都变成了墨守成规、无动于衷的病态的大人,才创建“儿童哲学”,以培养儿童的思维技巧和理性客观工整的态度,对儿童进行思维训练,旨在保留儿童即人们天性中那种质疑的精神。正如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在“世界著名大学校长论坛”上所说,如果没有好奇心和纯粹的求知欲为动力,就不可能产生那些对人类和社会具有巨大价值的发明创造。因此,让孩子们保持好奇心,并加以引导,激发他们的求知欲,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在对儿童进行教育时,不去否定孩子们幼稚的疑问,鼓励他们自己动手寻找答案,不否定他们在解决问题时所做的任何尝试,这是儿童哲学教育最为重要的原则。当然,不否定原则要求老师在对幼儿进行哲学探求教学时,对任何疑问可以不否定,但在解决困惑进行尝试的时候,并非就一定是“永不否定”。比如,有些尝试可能危害到儿童自身安全等,就要坚决地制止并进行转移引导,在哲学教育活动中渗透安全教育及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 (二)破除学科拘囿的原则儿童哲学,其本身是要把哲学拉下神坛,让它褪去学术的龟壳,来关注孩童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不是在某一节点的“哲学化”推演。“儿童的哲学这一概念是流动的、燃烧的,它在儿童主体那里运动着、发展着。”“广义的儿童的哲学可以涵盖以下几个领域:儿童的科学、儿童的伦理学、儿童的艺术、儿童的宗教、儿童的文学等,也就是说,可以涵盖儿童的整个精神世界”[5],刘晓东教授如是说。儿童哲学的性质决定了给孩子们的哲学教育应该是全方位地关照,换言之,我们对孩子进行哲学思维培养和训练,应该渗透在对儿童教育的每个科目与领域之中。打破学科樊篱,将儿童哲学教育内化和渗透到各个学科之中,法国在这方面做得较好。法国历史上,涌现出无数杰出的哲学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笛卡尔、福柯、萨特等。这些哲学家如灿烂的星辰,光耀太空,将哲学的因子渗入了法国民众的血液。法国对国民哲学的教育,异常地重视。将“培养儿童的道德观念、对真理和信仰的理智追求、自律性和责任感;培养其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6]P62作为对儿童哲学教育的目标,渗透于对孩童的生活与学习各个领域。儿童哲学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造就哲学家,而是为了培养合格的公民。广义上讲,将理性、道德、政治、伦理、自我、责任、自由等渗透在学科教学中,都属于落实儿童哲学教育的教学范畴。现今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推行儿童哲学教育的方法是将儿童哲学建构成一个专门的、独立的学科,以课程教学模式,在固定的时间对孩子们进行集中的哲学教育与熏陶。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集中、目标明确,显性效果良好。然而儿童哲学教育更应该做到“润物无声”,从隐性熏培出发,破除学科拘囿,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渗透在儿童全部的学习和生活之中。只有所有学科的教育工作者都能够抓住相应的时机,恰当、科学、有针对性地对孩子们进行哲学教育,而不是单单依靠集中时间、集中目标、集中注意力的课本式的儿童哲学教学,儿童哲学教育的功用才会得到最良好的体现。 (三)适可而止的原则儿童哲学教育关注对孩子们的精神世界进行积极、健康的影响与塑造。为此,我们要打破学科局限,对孩子们的任何疑问都持欢迎态度,从科学的层面,健康、积极的方向对孩子们进行关注和引导。儿童哲学教育情境不要求儿童成为哲学家,但要成为一个“问题家”,成为一个具有批判思维特质的“思考家”,所以,孩子们首先要成为“好奇宝宝”,继而成为“小小思想者”。当“好奇宝宝”们的问题总是一个接一个没有休止符时,作为儿童哲学教育工作者,就得采取适可而止原则,一方面,给孩子留下想象的空间与追索的欲望;一方面,也要避免孩子单纯为问题而问题,钻入牛角尖,从而形成错觉,认为问题不可能拥有答案,陷入事物不可认知的泥淖;另外,也要避免给孩子过于抽象的推论,那样只能让他们更加糊涂。课堂上,老师教孩子们数数。老师拿着的道具小星星从手中飘落了下来。一个小朋友举手问:“老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会掉下来呢?”老师请大家帮忙解答。有小朋友回答到:“因为他们要和月亮妈妈在一起。”这个问题解答到这里已经完美,适可而止。毕竟孩童的哲学思考,多建立在直觉直观的基础之上,如果以成人的认知去为他们“拨开迷雾”有时会适得其反。何况有些问题,成人也并非就能准确解答。据说朱熹小时候,其父指着天教他“天也”,他接着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十分惊讶。陆九渊三四岁时也曾问他父亲天地有没有尽头,这些问题,不要说当时的人们,就是现在我们也不能给予最准确的解答。孩子们可能有许多千奇百怪的问题,对此我们不光不能不懂装懂或者不耐烦的搪塞,而是应该给以耐心的解释,更要利用他们这种好奇的天性,给他们留下更多想象、思考和追索问题真相的空间。适可而止,留下空间,让孩子们自己去寻求。 作者:付宝琦单位: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幼教毕业论文:中职幼教专业美术教学论文 1对学生进行各种绘画技能技巧的基本训练 说到底,中职幼教专业学生不是专门培养画家,而是培养具有一定技能的幼儿老师,所以,学生只要进行一些最基本的的简单的各类绘画就基本完成教学任务了。至于以后学生美术绘画方面有较多成就,那是个人造化和努力的结果。在中职幼教专业美术教学中,绘画主要有简笔画、水粉水彩画、国画等,要对这些内容进行必要的讲解,更重要的是示范,有条件的可和学生一起到野外写写生,既是陶冶情操的需要,也是绘画技术的锻炼。每类画中,不需要学生会很多,每种绘画只挑出3种左右让学生进行练习,在练习的过程中,老师要随时进行指点,要称着学生的绘画热度,加在练习。要对出类拔萃的学生的绘画作品,进行公开的表扬和点评,一是教学的需要,二是起到榜样带动作用。同时,要充分利用上级的一些绘画征集参赛活动,鼓励学生大面积参加,重点培养。在这其中,简笔画是最基本的内容,其次是水粉画,国画也要讲几种,让学生练习一下。同时,老师要把各类绘画的讲学和幼儿园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让学生做幼儿装饰画、平面墙饰等,有时也让学生用所学色彩知识,为小朋友设计服装、书包等。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一方面要加强自身绘画素养的提高,要拿出自己的作品让学生对师有敬佩感,亲其师才能更好信其道,示范时学生才会更聚精会神。其次,充分利用多媒体的丰富性和直观性进行教学。除了课堂上的讲解练习外,老师要把美术教学延伸到课外,生活中去,适当布置一些作业让学生学生观察生活,体味人生,引导学生不断探索创新,学会自主学习。 2掌握美术字书写、板报的设计 掌握美术字的书写和板报的设计,这是在幼儿园教学中对幼儿老师的基本要求,是幼教专业学生应具备的基本能力。通知、宣传、课程安排等都需要与家长直接沟通,美观大方的字,各种可爱的字体,不但会使幼儿从小就得到美的享受,也会给家长一个好的印象,提高教师的形象。美术字的教学,不是随便就可以教好的。楷体,隶书,行书,变体等各种美术字都要让学生认识,老师要一笔一笔对学生讲清楚,学生要在老师的讲解下当堂进行练习,要布置作业,以检验学生写字成果。同时,让学生通过多媒体看一些大师的写字,体味汉字的魅力,增强写好字的信心和动力。板报设计方面,在学生会宣传部的统一领导下,对全班学生分成几组,充分利用学校的主题安排,轮流设计出黑板报,并进行评比竞赛,把成绩作为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行手抄报比赛,把好的手抄报上墙进行展览,让学生在比赛中更好地相互学习,通过作品讲评、修改、展览等方式,促进学生不断学习、逐渐进步。 3图案教学不可缺少 图案是一切艺术设计的基础,是最早唤起人类审美感知的艺术形式。一些好的有创意的图案让人感叹艺术的魅力。在讲授图案时,除讲理论知识外,首先让学生先临摹一两张教材上的范图,在这过程中体味基本笔法,掌握结构造型,让她们逐渐认识和感受形式美法则,提高审美素质。当学生对一些优秀的图案临摹好一定程度后,带着她们到校园的某些地方寻找素材进行写生,引导她们主动细心地观察生活中的美,激发她们欣赏美、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的欲望。接着再让学生根据写生作品模仿范图,进行简单创作,把抽象的美与自然的美结合起来,以检验学生的基本功。 4加大手工训练 我一方面把课本教材上的手工内容教给学生,让学生按照课本上的示范进行训练,训练双手动作的灵活性,提高大脑的反映能力。更重要的是,我把社会上新近流行的手工制作引到课堂上来,充实了教材,接近了生活,学生兴趣很高。我还到幼儿园里进行考察,把幼儿园里常作的手工制作带到课堂上来,让学生不单是为了作手工而作手工,是为了将来的教学有备而学。还鼓励学生大胆进行创新制作,,让学生不是生搬硬抄,而是每次课都带着目的和想法,能激励她们创新的热情,从而融汇贯通地掌握知识技能。 5上好中职幼教专业美术课的注意几点 一是在具体教学中,照顾学生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不搞一刀切,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二是老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以高技术,高水平让学生敬佩,爱学。三是不要放任自流,布置作品让学生完成进行考试,以考试促进学生的学习。四是要引导学生从教本走向生活,扩大美术课的学习空间和能力。 作者:王永芝单位:潍坊市经济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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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识教育之主流价值取向概述 既然通识教育的价值取向体现的是不同历史阶段农村社会的发展理念及价值诉求,影响着乡村教育的整体发展质量与农民的综合素质水平,那么,根植于乡村社会的通识教育之主流价值取向主要包括哪些类别?研究表明,隐含于中国乡村社会中的通识教育之主流价值取向主要包括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和新人文主义三大类别. (一)理性主义价值取向:培育完整及理想化的自由人 理性是指能够识别、判断、评估实际理由以及使人的行为更加符合特定发展目的等方面的智能[6],而理性主义(Rationalism)则是建立在承认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之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哲学方法.理性本质上旨在体现科学与民主之要义,故其认为一切具有普遍性的必然知识不可能来自后天的经验,而是先验的、与生俱来的,是从“自明之理”出发、经过严密逻辑推理而得到的,而这样获得的知识才属于理性认识的内容.[7](P.60)理性认识则是一个从最一般原理到较特殊原理再到个别现象的理性演绎过程.[8]通识教育之理性主义价值取向倡导人的逻辑思维的价值,强调人的理性功能[9],而理想主义和本质等元素自然而然地包含在这一价值取向之中.也就是说,通识教育之理性主义价值取向注重人的永恒性及其内在的心智价值,彰显价值自觉的哲学义理,倡导培育价值体系的完整及理想化的自由人. (二)实用主义价值取向:强调以人的发展价值为中心 实用主义(Pragmatism)源于美国,是现代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派别.实用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否认真理的客观性,认为有用的就是真理,真理和实用在价值标准上是等同的,思维只是个人用来应对客观环境、解决疑惑问题的工具而已.实用主义价值取向强调人的发展性与工具价值等属性,具有较明显的满足需要论和实践价值哲学的表征意蕴.通识教育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以个体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为着眼点,强调以人的发展价值为中心,以实用、效果等为真理标准,既是一种社会思潮,又是一种教育思想.通识教育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提倡教育要为学生的社会生活做准备,教育应该传授经验性知识[10],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个体身心健康成长以及个人素质的不断提高,不能仅着眼于理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且认为只有经过个体在实践中得到验证的东西才是合理的知识及有效的道德标准.[11] (三)新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关注人的协调性、稳定性及全面性之价值 新人文主义(TheNewHumanism)是以传统人文主义为基础,融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为一体的新型哲学派别.一般来说,人性论是新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而尊重人性则是新人文主义的发展优秀.新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潜能,重视精神和道德自由的理性追求,特别是人的思想境界的不断提升,致力于建构一种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整合在一起的全新观念系统.[12]而新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则是人类认知事实与价值的结合、实证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融合这两大基本问题结合点的重要表现.这一价值取向关注的协调性、稳定性及全面性体现的是人类认识中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的有机融合,是价值哲学思考的优秀范畴.鉴于此,通识教育之新人文主义价值取向需要考虑“人”的价值,充分尊重人性,认为通识教育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都应着眼于人性的发展,而人的学习、生活、生长、生存、生命等不但是农村通识教育的永恒主题,而且更是农村素质教育的优秀灵魂之所在[13],故应透过价值表象来判断和分析实证科学课程和人文学科课程的内蕴与价值.综上所述,中国通识教育的价值取向总体上呈现出此起彼伏、交错发展的生长态势.但无论这些价值取向处于什么样的论争及权衡发展状态之中,都蕴含着对“人”的价值的基本看法或理解,不仅体现着人文主义的发展特性,而且还共同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及人性的不断完善.当然,由于通识教育价值取向关注点的差异性,必然导致通识教育的发展效应与目标诉求等存在众多的差异,而且这一点在广袤的农村地区还会体现得更加明显. 二、通识教育之主流价值取向对乡村社会发展的影响 从已有的研究看,之所以要求个体或群体以“大学问家、大思想家”等为榜样示范,是因为这些“大学问家、大思想家”身上有着独立的人格品性和慎思的精神品质,这正是通识教育的目标追求.然而,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赞同通识教育是一种人文教育,其具有超越功利性与实用性之特性.因为通识教育是“孕育”真正的“人”而非“产品”.[14]既然如此,在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那些根植于乡村社会的通识教育的主流价值取向又给整个乡村社会的建设与发展造成了哪些重大影响呢? (一)理性主义引导的重视“科学方法”的通识教育传统忽视了学生个体的实践体验及其应享有的情感关怀 理性主义是建立在承认人的理性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一种哲学方法,其高于并独立于感官感知.[15]而知识和真理来源于某个“天赋概念”、自上而下的逻辑推理思维等则是理性主义不断发展的重要特征.鉴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或征服依靠的就是理性思维.而理性思维的形成不仅可以通过教育熏陶的方式加以培育,甚至反过来还可能对教育尤其是对通识教育的效果产生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状况,主要是因为贯穿于通识教育全程的理性主义之价值取向特别重视“科学方法”的追求.这本无可厚非,但对广袤的中国农村地区而言,这种特别重视“科学方法”的通识教育传统会给农村教育的发展水平和乡村社会的治理效果等带来发展层面的障碍.一是重视“科学方法”的通识教育传统关注的是传统知识的传授,而对学生个体的实践体验则缺乏应有的重视.在这一价值取向的引领下,贯穿于农村教育全过程的通识教育活动充斥着对知识的膜拜,追求的是知识的客观性、实用性和科学性,并把传授知识、发展理性等作为通识教育的终极发展目标,反过来对那些影响农村学生个体发展质量的主观体验等却关心不够,进而导致通识教育活动脱离了农村社会的教育实际及学生自身的发展需求和求知兴趣,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天生缺乏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品质,致使许多来自农村地区的高考落榜生因无法快速适应乡村社会的变革需求而被迫转向城市社会,严重影响着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等乡村振兴之目标的早日达成.二是因为重视“科学方法”的通识教育传统注重对学生理性的培育,无形中忽视了学生的情感关怀.在这种价值观主导下的通识教育关注的是学生某一方面素质的提升,忽略了学生整体性发展之价值诉求.这种价值观主导下的通识教育忽视甚至无视农村学生的情感需求及生活体验,以政治、经济或其他目标为教育教学改革指南,并常常用经济学或政治学哲理来管控农村学生的意愿诉求和发展倾向,导致培养出来的农村学生潜意识里成为人文情感缺乏的“机器人”或“木偶”.这种缺乏乡愁情感、忽视乡风文明的培育导向,不但使大量的农村人口因无助或迷茫选择逃离,而且也使许多原本意在农村地区发展的城市居民止步不前,使整个乡村社会处于凋零、沮丧的发展境界. (二)实用主义催生的饱含工具属性的通识教育认知忽视了人的内在心智的养成及功利主义思潮的蔓延 实用主义价值取向引领下的通识教育之目的在于促进农村学生个体身心健康成长及品德素养的有效提高.为了达成这一既定发展目标,需要下大力气改革现行实用主义价值取向引领下的通识教育课程.也就是说,在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上,应特别强调课程设置的实用性和技术性,关注通识教育课程内容是否饱含着工具主义之属性.然而,这种饱含工具属性的通识教育认知却给原本就处于发展艰难境地的乡村社会的教育活动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一是饱含工具属性的通识教育认知活动虽然期望农村学生在校求学期间既能够掌握广博的知识,又能够成为某个领域的有专长者,从而实现农村学生自由与秩序之间再平衡的价值诉求.但事实上,实用主义价值取向引领下的通识教育认知活动过多地强调人的经验的积累,尤其是注重“职业人”的培育与发展,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人的内在心智的培育或养成.这样的通识教育,不但无法促进农村学生的全面发展,反而会使其陷入对狭窄的职业圈的追求之中,在庞大的乡村社会建设浪潮中显得无比空洞,无助于整个乡村社会的健康向上发展,使这些农村学子沦陷为乡村社会富有成效建设及健康快速发展的历史尘埃或匆匆过客,无助于乡村振兴之华丽篇章的谱写.二是饱含工具属性的通识教育认知活动虽然期望把农村学生培养成一个健全的、全面发展的并立志于建设乡村社会的公民,但与生俱来的工具属性不仅导致“学以致用”之功利主义思潮在乡村教育活动中的肆意蔓延,而且致使“急功近利”之浮躁风气滋生.不仅如此,这一价值取向引领下的通识教育认知活动还要求农村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掌握多种跨专业、跨学科的实用型知识.上述做法的直接结果就是各类实用型课程、饼干式课程、夹生式课程在农村教育体系中快速构建,而那些经典的、理论型的人文理性类优秀课程逐渐被边缘化、压缩化,导致农村学生纷纷涌入技术理性强、经济收益高的城市地区.久而久之,这一发展迹象逐渐清空了农村社会的生存根基和发展潜力,使整个乡村社会的建设进程逐渐陷入深度萧条与极度荒芜之发展处境. (三)新人文主义孕育的兼顾性特征明显的通识教育追求忽视了影响学生实际学习效率的教育 教学环节及人类社会精神文化的重要性新人文主义追求的是科学基础之上的人文关怀,它以全面的精神解放和道德教育为主要发展目标,重视对精神和道德自由的追求.新人文主义强调文化和教育中的人文关怀,强调理性、道德和自由意志,反对唯科学论或功利思想,反对唯物质论的传统法则.正因为新人文主义思潮的这一目标考量,所以通识教育之新人文主义价值取向不但强调对客观世界的理性认知,而且尤其重视对客观世界的价值判断,同时还把人的综合性、可持续性、和谐的稳定性发展境界作为其目标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兼顾性的发展特征.虽然这种兼顾性特征较明显的通识教育活动有助于培养农村学生的理性思维,体现其应有的人文价值,促进农村学生掌握具有连贯性和完整性的知识,帮助农村学生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之目标,但这种兼顾性发展特征较明显的通识教育也存在严重的缺陷,给农村地区的通识教育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制约着乡村社会的发展及乡土文化的建设水平.[5]一是兼顾性特征明显的通识教育追求的是传统经典与文明、现代科学与技术以及社会责任承担之间的平衡.为了达成这一平衡目标,新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引领下的通识教育活动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材开发、课程设置及教学大纲等的编制上,对那些真切影响农村学生职业能力、优秀人文素养和思想道德情操养成的模拟阶段、实践环节、实习情景、生活体验等教育教学环节的关注较少.不仅如此,新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引领下的通识教育在课程设计层面也表征出比较明显的固步性与慎微性等特征,缺乏必要的顶层设计和冒险精神,培育出来的农村学生中规中矩,不但缺乏振兴乡村、致富乡民的意愿,更少见发展农业、繁荣农村的改革本领,严重削弱了乡风文明的传承效应和乡村社会的治理效果.二是兼顾性特征明显的通识教育活动致力于克服人文知识与自然科学人为分离的发展弊端,强调人类无法摆脱自然发展规律的制约,藉以尝试革新那种将道德人为地上升到与自利无关的崇高要求的发展境界.虽然这一诉求有其合理之处,但由于过分关注通识教育活动之兼顾性,有意无意地抬高了自然进化存在与发展的必然性,肆意贬低人类社会的精神文化,漠视乡村文明,致使其无法清晰界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应然界线,培育出来的农村学生不但无法将前人长期积累下来的农耕文化或乡规民约等迅速转化为持久动能,而且还可能导致乡村文明断层或乡贤精神倒退等乡村社会建设风险的产生,加速乡村社会的凋零及乡村文明衰落的进程.总之,从中国乡村社会的建设现状看,现行农村教育体系中的通识教育始终处在新人文主义、实用主义、理性主义等价值取向的反复论争和权衡之中.尽管引领通识教育活动的相关价值取向或多或少地蕴含着一些人文主义的情愫,并时常表征出一些隐晦的人文主义发展特性,但人文与科学、理性与感性之间的鸿沟始终存在于农村通识教育体系之中.虽然通识教育之新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力求弥合人文与科学之间的种种隐性鸿沟,但却苦于无法对动物世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应然界线进行准确且明晰的科学界定.所以,一种以跨学科、多样异质、逻辑思维、批判思想、与时俱进等为发展特征的新型通识教育价值取向应势而出. 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通识教育的应然价值取向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发展已进入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发展理念、知识重构方式等均发生着显著变化.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不断加快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农业供给侧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中国的经济社会显然已进入到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扶持农业的大变革时代.然而,无论是农业供给侧的深度改革还是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抑或是乡村文明的科学传承,客观上都要求农村地区的通识教育进行变革与创新,藉以促进乡村社会的繁荣振兴和乡风文明的科学传承,而农村地区通识教育活动的变革与创新,客观上需要一种具备跨学科、多样异质、逻辑思维、批判思想、与时俱进等特征的价值取向的引领,后人文主义价值取向无疑是农村地区通识教育活动变革与创新的理想选择. (一)后人文主义及其价值取向之内涵 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作为一种具有批判样态的话语形式,重新思考“人类”这一整体性概念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的变迁轨迹,反思人类自身的本质和主体性.现阶段,人类的表征形态正发生着剧烈变化,迫切需要对其进行重新构思.[16]工具性后人文主义和批判性后人文主义是后人文主义的两种基本范式.[17]工具性后人文主义是一种研究生命新样态的技术文化,而批判性后人文主义则质疑各种价值假设,立志重审同质论和二元论的本真,并由此挑战人类既定的统治中心地位.至于后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则是在人性伦理等本体价值的分析和判断能力逐渐丧失之基础上,综合诸如理念、技术、地域、工具、对象和时机等主客观因素,聚焦“人”本体的解构和逻辑批判,探索人类存在的机理,反思和批判“人”的主体性.[18]也就是说,后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引领下的通识教育活动与人的完整发展及人的真切价值诉求等优秀要素密切相关. (二)后人文主义价值取向下通识教育之内容 后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引领下的通识教育活动关注在当前人类所依存的诸如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太空技术[19](P.127)、智能生态学、信息学、自创生之类的高新科技环境中,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的价值及意义.因为这一环境不但对人类的生命价值形成了巨大挑战,也对人性应有的尊严造成了极大威胁.为此,后人文主义价值取向下的通识教育活动尝试通过教育内容的创新,赋予该活动过程以全新内涵,进而在批判性思维、逻辑性思维、跨界域思维、学科交叉及文化多元等通识教育情境中培育农村学生的综合性人文素养和专业行动能力,以便为后人类生存时代的持续发展开拓一个全新的通识教育境域.在这一发展理念与价值目标的导引下,后人类生存时代主张在乡村教育中更多地渗透人文精神,关注同时代重大社会问题跨学科整合知识的课程内容模式.要求农村通识教育活动应树立起重视人的主体性之教育目标,承担起人性伦理道德等教育责任,借以培养价值观体系完备且具有严谨思维逻辑等能力的完整的人,以应对科技发展过程中诸如淳朴性、至善性等农村居民之人本性问题的发展需求.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大背景下,在继续关注技术理性通识教育课程的同时,通过优化课程内容、创新项目载体、完善实践步骤等通识教育的革新途径,开设或完善一些具有乡土特色、乡土文化、乡村文明、乡愁情结的“主题捆绑式”的通识教育课程,使乡土文明、地方性知识等能够真正与城市化文明、大众性知识比肩媲美,藉以有效彰显乡土文明、地方性知识等在人类本体性价值的深度挖掘及认知潜力的充分发掘过程中应有的发展优势,彰显乡村文明、农耕文化等在乡村社会建设中的效应,使通识课程呈现出普遍知识与地方知识兼具、理性能力训练与实用能力培养相结合的发展境像,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圆满达成. (三)后人文主义价值取向下通识教育之方法 既然后人类生存时代主张人文精神更多地渗透进学校教育之中,提倡关注同时代重大社会问题的跨学科、跨界域重构知识的课程内容模式.那么,后人文主义价值取向下通识教育课程内容的呈现方法就不仅仅是体现人文主义这一精神内核,而且还应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之诉求,充分依托高新科技环境,重视有效公民与社会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及交叉影响,进而彰显后人文主义价值取向下通识教育课程的应然价值或本体效应.具体到后人文主义价值取向下通识教育课程的呈现方式,不妨采取把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联系起来的办法,通过综合课程与跨学科课程的交替开设,借助批判推进与顺势引导等教学思维的合力,讨论学习与田野调查等学习方法的协调运用,MOOC课程和翻转课堂等新型媒介的协力推进、通识学习结果和专业探究效应等整体评价之办法,让农村学生在亲身体验和生活感受中重构饱含乡土人文情结的认知结构与实践智慧,借以提升农村学生的科技知识水平,培育他们的乡规民俗、家国情怀、乡愁情结等人文理性,从而使农村学生重新认识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真谛和价值,重塑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的乡村振兴之理想蓝图. 四、结语 虽然乡村振兴战略现实关照的是农村发展中存在的乡村衰落、乡风秃废、乡情淡漠等现象,但这一现象却与其通识教育的价值取向关联密切.钱伟长认为,包含农村在内的中小学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对公民进行“通识”教育,借以把他们培养成完整的人[20].因为只有通识教育活动才可能产生结构完整且具备思维逻辑能力的通才[21],借以推动“后现代化”的进程.细细思量之后会发现,这一论点在当下而言显然是不合时宜的.鉴于此,在后人文主义时代,人的主体性问题与本真性问题理应成为农村通识教育活动的关注重点.因为后人文主义主张通识教育活动应具备跨学科、多样异质、逻辑思维、批判思想、与时俱进等发展特征.要想有效彰显后人类生存时代的这些发展特征,首先应立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建设现实,探明在当前人类社会所依存的诸如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太空技术、智能生态学、信息学、自创生之类的高新科技环境中,农村群体存在与发展的当代价值及现实意义,避免高新科技环境对农村群体生命价值的压抑或侵犯,确保在农民群体之人文精神的有效张扬中切实凸显后人文主义的技术理性,借以通过农村群体这一乡村社会建设主体的彰显,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机统一,最终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有效达成. [参考文献] [1]董峻.乡村振兴战略透出“三农”新希望[J].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