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科学论文:农学报与农业基础科学在我国发展 上海务农会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1897年5月)创刊的《农学报》，是我国最早的农业专业科技期刊。它大规模地翻译西方以及日本的农学著作，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传人西方农学知识，几乎涵盖了现代农学学科中的所有门类。同时，国人在农学方面也有了自己的创造，对农学有了独特的认识，现代农学体系已初见端倪。以自然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西方现代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有着本质的区别。用科学改造农业，在农业史上是一次巨大的飞跃，是科学与农业生产力的一次完美结合。《农学报》的诞生对之后系列综合性农业期刊以及次生农业学科专业期刊的出现具有开拓性意义。有关《农学报》编辑出版或与中国近代史关系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本文拟运用科技传播史研究方法，揭示其在传播西方现代农业基础科学体系方面的贡献和创造。 1农业经济学 在农业经济学中，见载有：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7月)第36册藤田丰八译的《农工银行法》，后在第37册续完；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0月)第47册陈寿彭译的《农利丛谈》，后在第48册、第49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三月(1901年5月)第140册今关常次郎著，吉田森太郎译的《农业经济篇》，后在第141册、第142册、第143册连载。《农利丛谈》一文中指出，农业获利颇丰，鼓励人们从事种植业，并用实际调查数据来证实棉田之利，认为：“今试以二千万亩之棉子，计其每年所得之息，约可二千五百元。若他国棉田七千五百万亩，则每年裒积其出产利益，可得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五万元矣。 此中之益，所差净利，约至十万万元。惟是种植者，聚积如此之多，约估每年所运三百万吨之棉子，以出洋。其国应得厚利，亦将近于十万万元，岂不佳乎?此吾人所以少闻其农功失利者”。据此，农田之利已不言而喻，“农功失利者”更是闻所未闻。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O月)第47册《农业保险论》一文论述了保险事业的由起，天灾人祸不可避免，而保险业意在拯救人于殃祸之中，已成立的有“帝国生命保险公司”、“日本生命保险公司”、“明治火灾保险公司”、“职工保险公司”、“帝国海上保险公司”等。各种保险公司蔚然而起，看似保险之事业已完备，但作者认为，“余特以保险事业之最切急者，未起为憾焉。最切急者为何?农业保险是也”_6]。并且，对农业保险事业的重要性及迫切性作了阐述：“世之立说以农为重者，谓本邦以农立国。鉴于国家所由创建，与应朝理财之法，日不可不以农业建国本，余非偏重农业，而轻视他业者。然深知农业不可废弛，又国民之业农者居大半，故欲扶掖振作之，以裨国家，为之讲便宜保安之法，殆当今最急之务也。屋宇府库贾物，得托保险，而农人独无所托产业，以保安全。是余所以主张农业保险事业，而不已也”6。 文中所涉“农业保险”一词，中文前所未有，实为一次全新的突破，把金融领域的一种安全措施运用于农业之中，从而注入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拓新的理念。《农业经济篇》一文对农业经济学作了概述：“农学为应用诸种学科于农业之一种科学，世所已知，然则农业经济学，亦为应用于农业之一种理财学而已。农业经济之农业与理财学交涉，与农艺化学之农业与化学交涉，形同而旨异。农业经济学之发达，尚不如农艺化学，范围经界，分别术严。农业经济之本体，可分为二部：一属社会，主研究小作料地租等社会通行之原则；一属各人，主探求农场设备管理等各人营业之知识。 农业经济学有此二部，始得完全之组成”。由此可知，农业经济学尚属一门新兴学科，是农业与经济学交叉所形成的。这是之前综合性期刊所未曾涉及的。因此，“修农业经济学，必须有理财学之观念，以之审属社会之部”，而不只是“叙述属各人者为主”。除此，还对消费、价值、价格、劳力、资本、资产、生产要素等经济学概念作了详细的解释，并从生产、贸易、消费等经济学角度对农产品流通作了具体分析。这对转变传统农业形态，从自足性生产转向商品性生产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不无裨益。 2农业物理学与农业化学 在农业物理学方面，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1901年1月)第128册有藤田丰八译的《电气助长》；光绪二十八年四月(1902年5月)第178册有沈译的《光线与植物之关系》；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1906年1月)第3l5册有《渔业上电话机之应用》等。《电气助长》一文提及：“通电气于植物种子，则大助其生长云。今据俄国电气工艺会所实验，通电气之种子，比普通种子有二倍至六倍之收获，且通电气于地中之根，则胡萝卜马铃薯亦比通常者，可大数倍云”l_8。实验证明，电磁波有助于植物生长，能够增加产量。将电学原理运用于农业，是为一次全新的尝试。《光线与植物之关系》一文论述了日光对植物生长的重要作用：“植物必得日光乃能长养，此在稍窥植物学、气象学之门径者，无不知之原。夫光线之作用能在植物体中造生物质叶绿，因之而有分炭教养之机能。光线大宗固仰给于日，然月光虽微，亦为日光之助。若电光，则利大害亦大。惟日光中之中位波长者，即黄赤色为最宜于植物之生育也”9，指出光线的作用在于能在植物体中形成叶绿素，使之发生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在保持大气中氧气含量和碳循环的稳定等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并将日光与月光、电光相比较得知，惟日光最宜于植物生长。而且，法国巴黎对光线作用的实验成绩也表明，“凡植物受日光多者，收获亦多”。从中可知，日光是植物生长所必须的条件，与此同时，植物释放出大量的氧气，有益于人类。绿色植物光合作用是最为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农业化学方面，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1904年1月)第241册有《论农艺化学之进步》；光绪三十年四月(1904年5月)第254册有泽村真的《农艺化学实验法》等。《农艺化学实验法》一文介绍了各种成分的实验法，谈到植物灰分实验时指出：“农用植物之灰，通常成自硅酸、磷酸、硫酸、铁、石灰、苦土加里曹达盐素，含满俺者甚稀，欲验植物之无机分，即检以上之成分，先烧其植物为灰，灰之含量由植物而大异。故所同量之灰之植物量，由种类而不同。 依分析表，知植物之灰含量。据计算，采生五瓦灰之植物，干燥细切人坩埚，在灯上灼之。其初坩埚不掩盖，至烟不生乃施盖，时时开之，以换空气。因植物种类而灰色不白，宜将坩埚离熠放冷，滴下强硝酸石灰，更灼之，则酸化炭素灰为白色，灰粗白色则行次试验”l。植物之灰含有硅酸、磷酸、硫酸等无机化学成分，检验这些成分时，首先将其烧成灰，不同的植物，灰之含量不尽相同，而所含的无机成分也有所差异。依照文中所提到的实验方法，检验植物中的成分，对其成长所需补给的肥料进行核实，从而合理地施肥。同时，还对土壤、肥料、植物有机成分、尿、牛乳、酒类、水等物质进行实验，检验其各种成分，以有效利用。 3农业气象学 在农业气象学方面，光绪二十九年四月(1903年5月)第216册中川源三郎的《农业气象学》，后在第217册、第218册、第219册连载；光绪三十一年三月(1905年4月)第287册的《论农业天气预报之必要及霜害之预防》，后在第288册、第289册、第290册连载。《农业气象学》一文对农业气象学作了概述：“农业气象学者，所以考察气象，乃关于农事者之一分科也。其旨归在讲明外界现象之性质，及变化之定则，以究气象所及土地及植物之实效，兼示应用气象之方法”Il。将气象学作为农学学科中的一个分支，考究气象对土地、植物的实效，并指出气候是农业的制约性因素，“凡气候之于一切业务，甚重且大”_l，就中国农业，尤直受制于天候，不可须臾离。故“古来农家所当忧苦者，唯在天候良否。然则农产物之丰歉，唯气象为之，决非农家所能左右之者。故当气候不宜，虽穷培养之力，常获之半，且不可望，人皆知之。夫如是，则农事与气象，其相关也甚大矣。虽然气象之良否，人无奈之何，不得不委之天，但审此等所以关植物，其有益者，务讲利用之方，其有害者，必究防遏之策，是农家之急务”_l。 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作物的收成，人之力亦无可奈何，由此认为，“农事与气象，相关甚大”。进而，气象学成为人们迫切了解的知识，“气象学者，理学之一分科，专究大气之状态及其现象，则其学之所及太广，且施之农务。其要件亦甚多，气象元素，所附于地面及植物之效用。农产物基于气象变化之病害，随气节变迁，应气候变化，而变更耕作及植物之方法，及必用天气，与不用天气。预知之于未发之前各方法等，是也欲讲求此等事理，则农学之外，必须知气象学之大要”l}_一。气象学用之于农业，是农学与理学二者的结合，诸气象元素形成植物生长的自然条件，气候变化对农业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气象之农事”为论究农学这一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气象元素的性质、变化规律、对植物的影响以及气候与农作物的关系都作了详细的论述，并附之图表加以形象地说明，从而使农家深刻认识到气象学的至关重要性，并运用气象学知识更好地服务于农业。 《论农业天气预报之必要及霜害之预防》一文指出农业对于天气的依赖性，认为农业与天气关系尤为密切，大多受天然力的制约，植物生长的五要素，即空气、湿气、光、热、土壤，除土壤外，均变化无端，而又非人力所及，所以，农业受天气变化的影响较大，直接制约着农业的生产。此外，对天气之概念以及变化的原因也作了科学的阐释：“天气者，谓于一定时限，大气中之情态，大气中之情态构成天气者，主予空气之温度、风、湿度、雨雪量、晴晦是也。此等事项，时时变化，不知所及，而占大气中情态变化之一大原因者，空气之运动是也，而大气则常运动，其原因由于地球上所受太阳温热之分量各地不同故也”¨。并且，详细说明大气运动的原理，从地理学、气象学的角度，对天气变化、大气运动作了合乎科学原理的分析。基于天气变化无常，农业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故寄望于天气预报的产生，预测天气之法也逐步改进。“从来气象学上，预测天气，则以低气压为搅乱天气，乃变化之主因，故由此推察天气。 然近年德国气象学家芬别辨耳氏，则唱由低气压不如由高气压，视其配布以预测天气，其法更精确云。其说以为低气压部位之发生及进行，极不规则，其变化极剧且频繁，故以之预测翌日天气，甚困难。高气压则反之，变化少而运动缓，且常在低气压附近，故其势力及于低气压之运动，变化上不少可制定低气压及于天气上之影响，重视高气压部位之配布，较为精确又可预知数日间之天气”E12]。此处解释了天气预报的预测原理、方法，依据“高气压部位之分布”，即可准确预测未来几日之天气状况，并指出，“利用天气预报，于农业上利益甚多”_l。在霜害预防方面的论述尤为突出：“晦天则霜不结，故以人工作等于晦天之状态，即可御之，亦即结霜后，以人工使徐徐融解，亦可免害”l_l引。鉴于结霜之原因，提出了多种霜害预防的方法，如遮光法、洒水法、熏烟法等，并且给予具体指导。据此，天气预报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4农业生物学与土壤学 在农业生物学方面，光绪二十五年十月(1899年11月)第86册有佐佐木忠二郎著，山本正义译的《蚕体解剖讲义》，第87册、第88册、第89册、第90册、第92册、第93册均有连载，系统地介绍了蚕的身体构造，并对其各个部位作了剖析，不仅涉及眼、口、翅、听觉、视觉、嗅觉、呼吸等基本器官，而且对绢丝腺、神经、筋肉、神经、脂肪等组织也予以详细讲解。在谈及脂肪组织时，指出：“今解剖蚕体而捡之，有如木叶者，片片，是即脂肪组织也。其构造乃多角形之细胞，外有薄膜掩之，其一方有细柔如丝者，出而结着其体，又走有空气管。此管恒依其体之一定位置，与柔丝皆令其固结不动着也。如是形薄如瓣者，片片存于各部，脂肪所成之细胞中有核，寻常一核，亦有至二以上者。 此核之周围存脂肪，是核之内容，变化而为脂肪也”_l。对其形状、位置、结构作了剖析之后，又将其功用加以解释，“脂肪之用，乃食物消化后，以养其本体尚有余，则以此组织中，贮其养液，以供不时之用。故凡蚕及其他动物，果富此脂肪组织，即久不与食物，亦能生活。盖得于此组织中取养液也，若不与食物，即见衰弱者，必其体中脂肪减少故也”_】。由此可见，脂肪组织在动物体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将食物贮存并转化为能量，得以使动物维持生活。从生物学原理对动物的各种生理现象进行解释，对生物体各种器官的系统阐释是中国传统农学所无法企及的，其科学性、合理性、全面性均胜出一筹。在土壤学方面，光绪二十五年九月(1899年10月)第82册即有池田政吉著，山本宪译的《土壤学》，并在第83册、第84册、第85册、第86册、第87册、第88册、第89册、第90册、第9l册、第92册、第93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四月(1901年6月)第144册有藤田丰八译的《耕地整理法》；光绪二十八年二月(1902年3月)第172册有金福兰格令希兰著，卫理口译的《农务土质论》等。《土壤学》一文，对土壤的概念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土壤者，谓地壳所由成，盖岩石细末与有机物若干，混淆为一者。凡人生日用衣食居处所需之物，皆仰给焉。故审辨各事之关系土壤者。 为世间凡百作业之本。植物资大气与土壤以为养，然大气成分到处略同。故农家不必措意，土壤则不然。其成分性质及由来到处不同。母岩及其成生之形势亦大有同异。此农家精究土壤所以不可缓也。动物虽或食肉以生或食植物以生，或杂食肉与植物以生，族类不同。资生于土壤则一，而人亦然。土壤所含无机物质，生于岩石崩解”。对土壤的重要性以及成分、性质、来源均予以介绍，并对土壤作了不同的分类，依据土壤生成之状势分为原生土和输土两大类，输土又分为冲积地和漂转地。 由理学之性情将土壤分为砂砾、砂土、黏性土、壤土四类，进一步对土壤的性质、色泽及成质作了深入分析，并附有19张表，将不同土质的温度都作了全面的记载，除此，还对20种土壤作了理学及化学性分析，对农产物也有调查。其中，涉及了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等众多学科。光绪二十八年六月(1902年7月)第185册刊载的《土壤改良论》一文强调了改良土壤的主旨：“土壤虽有天然生产植物之力，而其于理学上性状与化学上组成，常不免有缺憾，如山林原野有自然发生草木者，然而其质坚硬不能亟取植苗。此外，或则湿气不足，或则水分过多，或则含有毒物，与夫黏重轻松为质各殊要，无有适合希望者，于是不得不加种种人工，使天然之土壤近于所望之性状，是土壤改良之主旨也。 法固不一，要不外化学的与机械的作用，其由化学的作用者，即所谓施肥法以俟肥料论说之”l。这实际上是意识到，天然形成的土壤成分、性质均有所差异，必须通过各种人工法进行改良才能弥补其不足，使之符合种植的条件，可以通过化学与机械两种方式对其加以改进，包括使用施肥、耕锄(犁锄、耕耙、镇压、中耕)、客土法(以理学的性状及化学的成分相异之土壤，取自他地而混入此地)、植树法、烧土法、排水法等，从而变“不毛之地”为“肥沃之区”。 5肥料学 在肥料学方面，见载有：光绪二十三年五月(1897年6月)第4册王丰镐译的《论粪田》；光绪二十三年八月(1897年9月)第10册古城贞吉译的《论肥料》；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1899年2月)第57册原熙的《肥料篇》，并在之后每期连载，直至第80册续完；光绪二十八年五月(1902年6月)第183册梅原宽重述，伊东贞元译的《肥料效用篇》等。其中，《论粪田》一文将粪田置以学术的角度做出解释：“天下弃物，皆可粪田。草木之质，人畜之矢，物之毛骨，无不供用。今则由学问以精求田事，若化学植物性理诸名家，教导农人，变通新法，多用金石类以为肥料。如镁氧铝二、氧三、氮气磷氧五及钾质等不一，而粪溺等质，用处亦广。因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与植物化合。若兽粪海草鱼秽等，皆为粪田第一层之用，又有烘法，近甚通行。其理以植物发荣滋长，根柢生结，最喜熟气，盖热气蕴藏炭氧二，暗使改变，犹如以金类粪田耳。古时粪田有用骨类，或块或碎，未有一定。旋有人考得磨骨成粉，生长较易，迨理弼搿创得新法。用骨与硫氧三相和。于是，化学之法兴，获利益宏……现肥田料，大都以钙氧氮氧、钾氧氮氧、氮氢硫氧等，而推氮氢五及含氮养五之质为最佳。他如钾氧盐类，粪田亦肥甚，凡泥地及近河之区，内多含钾氧，若中心松散之地，宜肥以钾氧，如氮氧五、硫氧三、氢氯等，多寡不一”。 在中国传统农业中，已将“草木之质”、“人畜之矢”、“物之毛骨”作为肥料，认为举凡废弃之物都可以粪田，这些经验是从长期农业耕作中逐渐积累而成的，也只看到其肥田效果，却没有认识到这些物质作用的具体原理，对其中所含的多种化学元素更是知之甚少。这里，从学理的角度解释肥料中所含的化学元素及其特性，指出钙、钾、镁、硫、氮、氧、氯等多种元素富含在这些物质中，具有良好的肥力效果，并把其作用原理归结为“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于植物化合”。除此，还介绍了各种肥田之法，并强调不同的土质所含的元素皆有差异，要因地制宜，施以相应的肥料。《肥料篇》一文对肥料作了系统的论述，将施肥之必要性加以突出，一为还植物所吸养料于土壤，以防衰乏。“如斯植物养料，资天然供给，故山林原野所生，天然植物，毫不仰藉人工，由天然养料，繁生不衰，此等植物，若其一部，及全部枯死，则不但还所吸收养分于土壤，又能加给自大气中所得者，加以有动物死体排泄物等，委之地上，是以土壤次第得增加养料，故虽垦新地，不须施肥，而多收获者，职是故也。寻常田圃与此异趣，不关土壤肥瘠，又不问植物种类，与产额如何，悉夺其所产物，无以还付，故其土壤渐次衰乏，为之疲瘠，是其常也。世之农家，欲维持丰饶，以御乏竭，须还补植物所吸夺养料之几分于土壤，是所以有施肥之法也”。二为增加土壤生产力，使之品质佳良。“农家不独患地力衰乏，又须增加其生产力，并望发育完全，品质佳良，如农家所培养数种植物，比之土壤自能给者，知养料更可加多。是亦须施肥料之理也”【17]。三为肥料功效有数作用，“供给必须之养分于植物；使土壤之化学成分，应植物需用，以得适当之比率；宜溶解土壤中不可溶之成分；宜讲求改良土壤之理学性状；宜使土壤中有害物化为无害”。另外，还对肥料成分、施用法、类别、各植物所需肥料加以介绍，并对肥料性质作了详尽的分析，将其分为动物性肥料、植物性肥料、矿物性肥料、杂肥、间接肥料等。这些方法贴近实际，可操作性强，易被农事者接受，也大大深化了中国传统农学的科学内涵。 6讨论与结论 《农学报》系统地介绍西方农学知识，把完整的西方农学体系经由日本引入中国，而自然科学知识的运用正是西方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最本质的区别，从而全面提升了农业发展的科学性，为实现农业科学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方农学知识之所以先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将数学、物理学、化学、气象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而中国地大物博，向称以农立国，如今农业地位却一落千丈，这种巨大落差使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用自然科学改造中国传统农业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梁启超在《农学报•序》中明确指出：“溉粪无术，择种不良”I18]，是中国农业式微的根本原因，并提出解决之道：“中国今日之地，苟以西国农学新法经营之，每年增款，可得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万两，虽生齿增数倍，岂忧饥寒哉”¨副!因此，“西国农学新法”的引进已经势在必行。同时，也介绍了一些科学实验方法，以培养农事者的科学意识。《农学报》大量引进翻译西方农学知识，将农业基础科学与传统农学相结合，在中西方的农学知识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亦促进我国近现代农学体系的最终形成。 基础科学论文:基础科学研究的困境及资助 一、基础科学研究之困境 1．科学职业化后名与利的纠结十八世纪之前的科学研究均以业余爱好、个人兴趣为基础，学者(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下同)为了追求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之最高智慧，不以名利为目标。那时的科学没有今天这样高的社会声望，而且那时的学者主要是大学教师，学术研究满足的是教学需要———学生对人类理智事业的最高追求。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皆如此。十九世纪，皇家科学院及各国科学院诞生后，科学研究渐渐地成为一种职业，研究成就与名利收入挂钩;当启蒙运动把科学变成了实证的理性事业后，科学研究的职业化就是不争的社会事实了。罗伊•波特(RoyPor-ter)说，“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将物理学首先当作哲学分支的观点不再那么有道理了:到1800年，真正的物理学则意味着实验物理学。” 人靠工作养家生活，科学家也不例外。18世纪前没有职业科学家，人们都有确定工作，包括技术工作。人们凭借经验改进工作技术，包括蒸汽机也是通过经验的累积而改良的，热力学理论是在瓦特改进蒸汽机之后才产生的。人们出于好奇心、工作与生活需要及个人性趣，才去探索自然物象之奥秘的。罗伯特•金•默顿(RobertK．Merton)说:“在科学被当作一种工具有自身的价值而得到广泛接受之前，科学需要向人们表明它除了作为知识本身的价值以外还具有其他价值，以此为自身的存在进行辩护”。科学作为关于物象的经验知识，只有当它向技术、生产和生活领域展示其无蔽的真理时，纯科学理论的社会价值才获得了人们的认可。由于笛卡尔坐标系的诞生，数学与几何融会贯通，这种贯通使得实验、测量与科学理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检验的桥梁，经过启蒙运动的催化，纯粹的理论科学就变成了实证科学。原本以探索自然奥秘为目的的纯粹的理论科学被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打扮成了谋利的、经验的、实证的、可技术化的实证科学。英、法、德等国的科学院最初是由那些有探索自然奥秘意愿的科学家自发组织起来的协会。 前苏联以国家名义创立了科学院，新中国成立后仿效苏联，国家及各省纷纷成立了自然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但它们与英、法、德、美之国家科学院极其不同，前者是科学家自我组织的协会，不受国家控制，后者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贯彻的是国家意志。战后，因美国原子弹的功效，各国政府加大了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和资助力度，科学研究成了真正的职业研究。科学家从此陷入了为争取研究资源和最高荣誉奖而奋斗的名利战场。但创立深刻的科学理论是一项风险极大的事业，在短期内不能立竿见影地看到研究成果，而且以国家需求为目标的资助体系看重的是功利化的、实证的、有利于提高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实证和实用研究。战后风行世界的课题制资助方式把科学家推进到了一个争名逐利的战场，从此高尚的科学研究事业与世俗凡事一样肮脏。 2．国家资助体系的功利主义倾向国家资助体系必然贯彻国家之意志，以满足国家政治需要为根本之目的，这就决定了国家资助不可能向基础科学研究倾斜，必须向知识之流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倾斜。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国家资助的功利化取向是相同的。可是，基础科学研究以追求真理为最高之目标，它不管、也不问其理论的功用价值，甚至于他人理解或不理解，研究者均不在乎。学术研究不需要向人们证明其理论是否有用。严格地讲，一个思想是否有用，与思想之提出者无关，提出理论是一回事，应用理论是另一回事。所以，老子、庄子、柏拉图、康德、牛顿、爱因斯坦均不思考他们的理论对于人们是否有用这一愚蠢的问题。学者没有责任向人们证明其理论的功用价值;一个理论，有用与无用，与研究者和提出者无关，而与接受者的心智相关。学术理论、学术思想之意义不在其功用，而在于开启人们的心智。比如，老庄认为，天道之幽幽，人心难求，这样的思想，看上去毫无价值可言，可是它让人们明白，人们以感官之功能不能探知自然物象之真相，这一认知意义就是老庄关于天道思想之价值所在。学术思想的意义在于它的认知层面，但并非所有可认知的东西均能付之于人的行为实践，而且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一个思想是否具有行动的指导价值，责任不在于思想的提出者，而在于它的倾听者和接受者。比如，1930年12月W•泡利(W．Pauli)提出了中微子理论的原型构想，就连他自己本人都认为，无法找到相应的实验程序予以证实。1952年由其他科学家以精致实验验证了他的猜想。问题是，提出理论比验证理论更为重要。以课题制为优秀的国家资助体系很难资助大胆猜想的、无实用价值的学术理论研究。 3．意识形态的压制孵化科学的是文化，不是意识形态，科学是文化演进的产物;意识形态恰好是科学的“敌人”，是科学进步的主要障碍。意识形态是用来证明政治制度合法性的理论工具，是官道运行的“软件”。笔者认为，科学是研究天道的，文化是研究人道的，意识形态是研究官道的，天道、人道、官道虽有交汇点，但各行其道是必须的。十九世纪法国科学家拉瓦锡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砍头，前苏联的李森科借意识形态制造伪科学，历史斑斑血痕，意识形态与科学，尤其是与基础科学存在着深刻的对立与排斥，它是基础科学研究的“拦路虎”。科学不是任何单一主义的产物，任何单一主义都不能指导科学;科学也不是任何个人智慧的产物，尽管历史上许多卓越的个人对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从科学演进的轨迹看，科学从来都不是个人智慧发扬光大的结果，任何人指导不了科学。回顾人类科学史之历程，源起于希腊文化的科学，在雅典时期繁荣，到希腊时期达至顶峰，罗马人虽然征服了地中海三大洲，但科学在罗马时期“死亡”了。“罗马人只是为了完成医学，农业，建筑或工程方面的实际工作，才关心科学，他们只使用科学知识之流，而不培育其源———为学术而学术的源泉———，结果，不到几代人，源与流就一起枯竭了。” 从英、法、德、俄、日、美等科学强国的历史经验看，科学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上述诸国科学繁荣前先有一大批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甚至音乐家，而后才诞生一大批科学家。究其根本，乃是这样一个基本道理: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头脑发懵、智力尚未开化的人搞出惊天动地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西方著名的科学家首先是思想家，而后才是科学家，因为用他人之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强迫科学家接受意识形态的指导，不但压制了社会科学家学术创新的灵感，同样也压制了自然科学家学术创新的灵感。以意识形态为借口，压制学术自由，基础科学就繁荣不起来。基础科学研究在中国遭受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制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官方意识形态把科学精神解读为“求真务实”，事实上那是工业科学精神。基础科学只求真，不务实，牛顿、爱因斯坦从来不考虑他人如何运用他们的理论去获取最大限度的“社会效益”。“务实”是政治家的要求，职业化的工业科学家也追求应用技术之实利，但基础科学研究没法“务实”，除非改变现行的科学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第二，意识形态是国家资助体系的“风向标”，凡是符合并最大限度满足政治要求的科学研究项目就能得到很好的资助，否则，很难得到资助，因为研究项目填报栏里要求研究者必须填写有何“社会效益”。 4．课题制与基础科学研究不相适宜学界认为课题制度的优点，不外乎以下几条理由:l．合理配置科技资源，提高使用效率;2．引入竞争机制，适应并满足市场需要;3．打破单位限制;4．规范国家科研计划及管理制度;5．明确参与课题研究主体间的责、权、利之关系。这五条，除了第3条是针对当前体制弊端之外，其余4条均不成立。“合理”，合乎谁之理性?只是合乎国家作为出资方的理性，实则是政治决策者的个人理性，最大限度满足国家对科学技术的需要。国家的科技需要主要是应用科学技术、实用技术的需要，对于基础科学理论，它不需要。第2条，既然有市，何必国家资助呢?因为市场主体是企业法人或自然人，企业家需要技术，他可以从技术市场上采购而得，何必国家资助呢?国家以纳税人的钱去资助企业家对技术的需要，那不是相当于说用公共财政(众人的钱)去资助少数人发财。这不合乎正义。唯独第3条旨在打破现行科研单位权力的限制，有点道理。第4条是以国家科研计划为前提的，对科学研究进行人为的规划本身就是荒唐的，因为没有人是圣人，谁也不能事先预知研究从哪里取得突破，对科研进行规划，不合科学演化轨迹。第5条属于管理程序，姑且不论。总之，课题制度的优秀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对工业科学及其技术的实际需要，贯彻的是国家意志和政治决策者的政治意愿，但它与基础科学研究极其不相宜。基础科学研究满足的是国民对自然物象和社会现象的认知需要，这种需要是非功利导向的。国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机构，机构没有认知需要。政府作为国家的人，它不会出钱购买认知智慧。李兵、李正风二人对课题制度的批评角度仍然是工业科学研究观的立场，他们二人看不到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与取向是丰富知识之源，增加全社会的知识总量，而工业科学研究是截取知识之流以应用于国防、生产、环保和生活等诸多方面。 二、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与资助 从基础科学的性质上看，基础科学研究体现的是研究者之间的智力竞争制度，学者把对自然物象、社会现象的深层次的认知、达至顶峰的智慧作为自己的研究追求，以自己的智慧传之万代而不朽为著书立说之宗旨。这样的研究情怀，不仅仅是高尚的，而且是塑造本民族乃至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精神家园。基础科学追求的是人类认知万事万物的最高智慧境界，它不以功利和实用价值为其研究目标和追求;基础科学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来讲，是以开启民众和后代智慧为其终极目标的。追求人类的最高认知智慧是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独孤求败”是基础科学的真正精神，“求真不务实”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灵魂。启蒙运动之后，人们把“知行合一”看作是科学的标准，实际上这只是实证科学的标准，基础科学不能以此为准。人的认知层面与行为层面并非二合一的关系，许多精妙的思想暂时找不到它的实践路径，不等于说，它就是虚的、不真实的，如前所述，物理学史上相对论、量子论、中微子理论，起初均没有找到验证它们正确的实验方法，十年、二十年过后，人们才找到检验其真伪的实验方法。常人之思想，往往有很强的惰性，把自己一时不能理解的思想和理论斥之为“妄”，而那些肤浅、甚至是错误的思想则很受欢迎。人类最普遍的历史现象是:真正的学术思想精品，不为当时的世人所理解，历经数代人之后，人们才发现它们是有价值的，而且具有极高的认知价值和启发价值，而那些最流行的“时代精神”过了一代或两代之后，就被人们视之为垃圾，弃之于野。中国文化史上的道家、儒家、纵横家等学术流派就经历过“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而被后代人视之为宝”的遭遇。伯纳德•巴伯(BernardBarber)说，“科学不具有常识的局限性”。 基础科学的理论解释范围远远超出了常识和经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狄拉克(PaulAdrienMauriceDirac)的正电子方程、W•泡利的不相容原理、德布罗意(LouisdeBroglie)的物质波概念等，它们均以数学推导为工具，实验过程只是证明他们的推导结果是正确的。自然物象的本真状态处于人的感官范围之外，人们只能用仪器捕获其物象，以显示仪显示其存在状态，以数学为工具推导其变化过程。现代物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可以直接感知的，更谈不上经验，人们必须以常人无法直观的方式去研究它们，思想方法的独特性是其关键。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说，“新宇宙学的开拓者从开普勒到牛顿都把他们对自然的探索建立在他们的神秘的信念的基础上:在现象世界的混杂性之后存在着规律，世界是一个合乎理性的和谐的创造物”。故此，莫兰认为，必须保护越轨者。也就是说，必须保护那些有奇思妙想的怪才、不同寻常的奇怪理论和怪异思想。纵观整个物理学史，每个对物理学理论做出卓越贡献的物理学家都是以自己独到的思想方法而名垂于科学青史。所以如此，用他人的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思想方法去解决，捕鱼的理论指导不了打猎。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行的、普遍的思想方法。这正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生命所在。 基础科学研究之成果就是作为认知的科学理论、历史理论、人文思想、社会理论等。其最为重要之历史和社会价值是开启后代之心智，纯洁人们的灵魂、规范社会秩序，启发后人的交往理性。这是不能用实证精神和实验程序加以检验的精神价值。 1．基础科学研究资助的新思路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必须这样来构想:把资助与学术知识产权结合起来考虑，以学术成果(篇、著)为购买单位，针对每个基础学科，国家成立匿名评审委员会，建立采购制，而非申报制，对于在严谨的基础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纯理论研究成果，经学科专业委员会审定认可后，由国家出钱，“高价”从学者那里购买部分知识产权(主要是使用权，而不是占有权和所有权);从事工业科学和技术开发的研究者引用或应用某项学术成果(包括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内)，必须向原本作者付费;对于特别优秀的、高水平的、可以传之后世而不朽的学术研究成果，国家采取匿名评审的办法，另外给予重奖;同时，放开对社会资助的控制和管理，鼓励民间机构、民间团体自行决定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 2．建立健全基于基础科学的评价制度目前全世界通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关键的评价指标是引用率这一概念。以引用率作为学术评价的前提是某篇研究成果必须得到同行的关注，有关注才有引用率，如果不被关注，或被关注得极少，引用率就为零或低。然而，学术思想史上不争的事实是:不被人关注的学术研究成果常常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实际的社会价值，只是当时的世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已。在人类智慧演进和思想史上，越是深刻、宏阔的思想体系，能够被同时代人所理解的极其罕见，相反，那些最容易被理解和引用的研究成果，不一定具备很高的思想及社会价值，10年、20年或一代人之后，它们或许就被人们扔进了垃圾堆，成为历史和思想史上的尘土。而那些不被当世人所理解的、高水平、引用率极低的著作，反而有可能是不朽的、世代都光芒万丈并且惠及万代的精品。纯粹的理论科学是少数人的事业，真正属于大众的科学只能是工业科学和技术开发，但不是基础科学。对于基础科学来讲，其研究成果，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引用率极高的东西，不一定是什么好东西，不一定是深遂而精妙的真知卓见;而那些真正的学术精品未必就是常人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的、引用率极高的研究成果。“引用率”概念，只能说明某个问题被同时代人思考和关注的程度，但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作者研究之深刻、思想之精致、智慧之高低的度量标准。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著作被埋没长达二千余年而不被人所理解，老子的《道德经》至今能够理解它也只是少数人。“引用率”概念类似于民主社会的得票率概念，政治家的得票率只是代表民众的支持程度，但不代表政治家的执政观念具有真理的性质;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真理性不能用赞成人数的多少来衡量，也不能以关注者和有兴趣者的多少来衡量。 适合于基础科学的评价制度只能是同行专家评议制度。该项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公正，坚持并忠于真理。赞成给光之波动说的贡献者菲涅尔(AugustinJeanFresnel，1788－1827)评奖的科学家毕奥(J．B．Biot)、拉普拉斯和泊松(S．D．Poission)都是光之微粒说的积极拥护者。同行专家评议，评价公正是最难得的，学派之间的认知分歧、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多重学派专家匿名评审是较好的制度安排，否则，难以保证评审和评价的公正性。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坚持并忠于真理是至高无上的科学信念，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可动摇。 作者：邓周平单位：江苏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基础科学论文:探究基础科学教育研究与建构主义中西方的差异 摘要：摘要：本文讨论了国内外教育界在理解建构主义与教育研究之关系问题上的差别，分析了“社会建构论”对于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意义，与存在的有关问题。 关键词：建构主义；基础科学教育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 1引言 目前，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的学术界，包括教育界，建构主义（或称“建构论”constructivism）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而且，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学术思潮。例如，用constructivism在网络上的搜索引擎在上检索时，有11万条结果。用constructionism检索时，也有1万6千条结果。在国外教育界，在科学和数学的教育领域中，建构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建构主义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英国利兹（Leeds）大学给出的一份1990年的文献目录中，就开列有1000多种著作。在90年代初，也有人估计，在教育类杂志上，当时差不多有2500篇受到建构主义启发的学术研究论文。[1]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据说在美国教育界颇为风行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思潮开始传入中国，并倍受教育改革者们的青睐，被当作一种向传统教学方式发起挑战的理论武器。[2]这种说法可以从中国教育研究者们发表的有关论文的数目得以验证。例如，在全国期刊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建构主义”作为关键词检索时，有结果670项，其中，除去极少数其它领域的文章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属于教育研究领域的。但是，在这些论文中，对于建构主义的理解尚有不够全面之处，基本上都是把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教育理论或学习理论来进行介绍和讨论，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它在此之外的其它含义与影响和建构主义学说的多样性，包括它给在学习过程之外的关于科学知识本身的认识所带来的影响，如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及建构主义科学史的影响等。本文，将就此问题在国内和国外的不同观点作一分析与评论。 2国内教育研究界的视野、关注点与认识理解 首先，在国内的科学教育研究界，在引进、介绍和研究建构主义学说时，有这样一种非常典型的观点，认为“当今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是皮亚杰等思想的发展，他们强调学习是建构意义的过程，它包含两方面的建构，并强调学习的非结构性和具体情境性以及学习中的社会性相互作用；他们提出了情境性教学、自上而下的教学设计、随机通达教学等教学进程设计思想；在发现学习、接受学习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支架式教学的教学模式；另外，他们重视通过合作学习和交互式教学而实现的相互作用在学习中的作用，对当今的教学改革很有启发。”[3]可以说，这确实是一种很典型的说法，一方面，它给出了在国内教育领域中研究建构主义的意义，即是把它作为一种可以用来改变国内教育现状和促进教育改革的理论工具，针对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的教学习惯，把它作为一种“解毒剂”，因为从这种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的观点来看，教师的教学过程虽然看起来是在“传递”知识，但实际上只是在有意无意地促进学生自己积极地建构知识，特别是“建构意义”的过程而已。另一方面，这种说法的典型性是在于对建构主义理解上的某种以偏概全。有人甚至以全称的描述明确提出：“现代建构主义主要是吸收了杜威的经验主义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与发生认识论等思想，并在总结60年代以来的各种数学教育改革方案的经验基础上演变和发展起来的。”[4]当然，以皮亚杰的学说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说确实在教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在如今形形色色的建构主义理论学说中，这种建构主义的理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支。虽然也有人在对国外文献的检索中注意到的一些涉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科学史中的社会建构论对科学教育之影响的文献，甚至注意到美国的科学教育的重要文献之一《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主要是以建构理论为其指导思想的，但也仍然在论述中没有将这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同，而只集中于关注建构主义在纯教学过程中的意义。[5]或者是，有人虽然注意到了主要的几种不同的建构主义流派，如认知的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激进的建构主义等，并有保留地指出了其对于我们教育改革的意义，但却几乎完全忽略了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以及相关的与科学史中建构主义的研究及其对教育的影响。而且在评论中，虽然也谈到建构主义与我们以往强调的客观真理的观念的不同，认为建构主义不再关心知识与客观世界是否一致，是否“真”等，但由于只是关注到了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依然把略去了在我们在教授要学习的知识之前人类对知识自身的“建构”。[6] 在这样的理解之下，有些研究者即使在谈到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activism）时，也多主要以俄国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S.Vygotsky）及其学派的学说为主要来源，认为“社会建构主义是指，个体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主动建构自己的认识与知识。与其他建构主义理论一样，社会建构主义也把学习看成是个体自己建构的过程，但它更关注这一建构过程中社会的一面。”[7]这种对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解显然也只是对众多社会建构主义在学习理论限制下的一种狭义的理解。在这样的理解中，自然会将诸多作为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中重要指导思想并富有成果的社会建构主义排除在外。当然，在国内教育研究者中也有极少的例外，像近来在《全球教育展望》上的一篇文章，就也谈到了在科学教育中科学的知识观问题，认为科学知识应当明确地和深信不疑地被看作是个人和社会建构的。理论需要被看作是临时性的，不是绝对的。这和在其它教学方法中把科学知识描绘为客观的，没有疑问的和一成不变的（常常出现在教科书或正式的讲义中）的观点相反，而是把科学知识看作是通过个人的经验探索发现的。[8]可惜的是，像这样的认识与声音实在是太少了。相反，在国内绝大多数研究者中的主流作法，却只是在前面提到的对建构主义片面理解下，将其应用于各种具体的技术性教学手段。 3国外的某些观点 在国外对建构主义这样一种热门的论题的研究中，与教育的相关同样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但却又不象国内教育研究界那样视野局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专门研究科学和数学的历史、哲学与社会学对科学教育之影响的刊物《科学与教育》（Science Education）在1997年所出版的建构主义专号。其中数篇文章就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了建构主义与科学教育的关系，是对科学教育中建构主义之当时的表现的哲学讨论。正如其由著名的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研究者马修斯（M.R.Matthews）在开篇的导论性评论中所言：“在当代的科学和数学教育中，建构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其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的观点中，它在文学、艺术、历史、社会科学甚至神学教育中有重大的影响。在其所有的变体中，建构主义都是被热烈争论的话题。”当然，重要的是注意到其“心理学的影响”以及建构主义的学习观。“这是建构主义最原初的优秀，即一种关于信仰如何被得出，而不是关于如何使信仰为真或将其解释为科学知识的心理学理论。从这一优秀出发，建构主义已经扩展到把关于认识论、教学、课程设置、教育理论、伦理学、本体论以及形而上学都包括在内的观点。”“但是，即使在其学习理论的优秀中，也涉及到认识论……因而从优秀出发，建构主义必然要涉及对哲学的考虑，不幸的是，这样的考虑正是科学教师因其训练而没有准备好的东西。当然建构主义有许多变体。为了方便的缘故，这些变体可以分成教育的建构主义、哲学的建构主义和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第一种变体自身又可再分为个人的建构主义和社会的建构主义。第二种变体在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的书中有其直接起源，并由近来美国科学哲学联合会的主席巴斯•范弗拉森（BasvanFraasen）对之做出了最有力量的表述。这种哲学的建构主义在贝克莱的科学哲学中有其根源，并可进一步追溯到古希腊的工具主义哲学。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这种传统就为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者所反对。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等同于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以及他们对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研究。在这种传统中，科学的成长，以及在其理论和哲学承诺中的变化，被人们用社会条件与社会利益的变化来解释，而认知内容和理性的推理的解释力量则打了折扣。这也就是说，某些真实而且合理的东西，并不被爱丁堡纲领的拥护者作看作是构成了一种解释，说明它为什么让人相信。”“需要承认，许多被用建构主义的名义来谈论的东西已经超越了其原来学习理论的领域……建构主义也有助于教育者们意识到科学的人性维度：它的易谬性、它与文化和利益的关联、在科学理论中约定的地位、理论的竞争性质，及其它更多的内容。”[9] 在另一篇文章中，吉兰（D.R.Geelan）区分了6种不同的建构主义形式，它们分别是：个人的建构主义（personalconstructivism）、激进的建构主义（radicald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onism）、批判的建构主义（criticalconstructivism）以及与境的建构主义（contextualconstructivism）。[10]吉兰还提到，这些视角的每一种，都为我们理解建构主义提供了不同的侧重点。正如有人比喻的，可以把建构主义描述为一个n边的多面体，它的不同的面代表了建构主义的不同形式。这些面中有些是相邻的、相容的，而另一些面则是对立的并处于张力中，但它们仍然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除了像马修斯和吉兰的分类之外，对于建构主义的谱系也还有其它众多的分类。 不过，不同的分类只是表明了一些国外的研究者并没有忽视在纯学习理论意义上的建构主义之外其它的建构主义。冯•格拉瑟斯费尔德（vonGlasersfeld）可以说是在其本人和他的学派中使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线索的建构主义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贯彻，但即使是对于以他为代表的与学习理论关系密切的激进的建构主义理论的分析中，人们也仍然会注意到其超越个人维度之外的社会维度的表现，因为“激进的建构主义并不否认学习中的社会成分”，而且“显然激进的建构主义确实把社会的成分看成是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只是“激进的建构主义的认知学习模式还没有对在学习中的社会-文化成分和个人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给出适当的解释而已”。因而这种相互作用需要进一步的研究。[11]这也正如奥格玻恩（J.Ogborn）在其“学习科学的建构主义隐喻”一文中所指出的，“关于学习科学和理解科学，建构主义非常有吸引力的图象，来自把科学知识的本质和学习的本质这样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联系起来。”“显然在知识的本质和如何最佳地学习和教授知识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但有一个明显的推论，即学习者需要被教授这种知识的本质。在对这两者应用同一隐喻的意义上，倡导恰当的学习方式的建构主义者经常把这种联系作为必要的东西来对待。”[12] 在科学教育的改革中，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只是一个方面，尽管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于科学知识的本质的教授也是必要的一项内容。但另一方面，像对于课程内容的选择与设置等，也同样是改革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与来自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的结果就关系极为密切了。而且，这种密切的联系在一些重要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文献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例如，1989年，在英国教育与科学部和威尔士事务部新公布的国家规定的中学科学课程设置中，科学史教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进展。这份法规性的文件，要求学生和教师了解“科学的的本质”。在国家课程设置委员会发表的相应的指南中，甚至出现了“科学是一种人类的建构”这样的典型带有建构主义意味的提法，这样，从法律上，便要求“学生应逐渐认识和理解科学思想随时间的变革，以及这些思想的本质和它们所得到和利用是怎样受到了社会、道德、精神和文化与境的影响，而它们是在这样的与境中发展起来的；在这样做时，他们应开始认识到虽然科学是对经验进行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却不是唯一的方式。”“科学的本质”就是此课程设置所要求达到的17个目标中的最后一项。[13]至于像美国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和“2061计划”这样的科学教育改革方案，虽然在叙述上出于某些原因回避了明确地提出“建构”这样的词语，但其中“科学的历史和本质”或“科学的性质”，都是其中重要的内容要求。在其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相近的含义。如在“2061计划”的科学素养基准要求中，就有像“科学的进步与发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其他部分的状况”这样的说法。 这种在基础科学教育中要求学生学习和认识科学的性质的做法，必然导致对科学与社会之关系、社会对科学发展之影响，或者更明确地讲，社会因素对科学之“建构”作用的关注。这也正如柯柏恩（W.W.Cobern）所说的，他就是要在讨论科学与科学教育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时引入社会建构的概念，并论证说，“无论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性质怎样评论，对科学的学习必定要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因而，任何科学课程设置都带有一种社会的视角”。而且，在一种文化研究的意义上，在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对科学发展的意义时，“科学的多元主义就是一种在对科学的社会研究中强纲领的逻辑延伸，它促进了对科学知识和方法的一种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看法。”[15] 简而言之，由以上并不完备的对一些国外的观点的介绍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国外的教育研究者们当中，无论是就看法上，还是就实际的教育改革行动中，都并不仅将建构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限于心理学意义上的学习理论，而是超出了这一界限，除了关注在教授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之外，也注意到与所教授的知识本身的形成和性质密切相关的另一种意义上的的“社会建构”。 4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与“社会建构论” 如果我们粗略地将建构主义分为以皮亚杰式心理认识理论为代表的个体的建构主义，以及以科学知识社会学为代表的群体或社会的建构论的话，那么前者主要强调的是在个体在学习过程中认识的建构是通过认识的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如知识）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而后者，则关注在人类知识本身的建构过程中社会因素的重要作用。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这里所讲的意义上的社会建构论开始在国际对科学的人文研究领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占据了主流地位。 如果略去更早些时期的背景，我们大致可以说社会建构论成熟于英国的科学社会学界的爱丁堡学派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或者至少它的“强纲领”几乎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或社会建构论的代名词。其代表人物布鲁尔（D.Bloor）提出的作为原则用来研究科学知识之形成的“强纲领”，主要有以下四个要点：即1，应当从因果关系角度涉及那些导致信念和知识状态的条件（因果性）；2，应当客观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无偏见性）；3，应当用同一些原因类型既说明真实的信念、也说明虚假的信念（对称性）；4，应当可以把一种学说的各种说明模式运用于它自身（自反性）。虽然抽象地看上去，这四条信念并不复杂，不过如果暂时抛开为保证其学说本身免受质疑但又相对复杂和引起诸多争议的“自反性”之外，其它三条“强纲领”恰恰构成了对科学之研究的“社会建构论”的优秀主张。[16]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它修正了以往我们只用外部社会因素来说明科学认识的失败或谬误，而对科学“真理”的认识则只用内部史的方法即可说明的传统研究方法，并具有相当大的颠覆性。也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科学知识社会学迅速发展起来，并以大量的具体的历史与现实案例研究为基础，将其影响延伸到多个领域。“到80年代中期，它积累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经验性案例研究，并开始影响了众多带头的历史学家的工作。”这时，“建构论”这个标签，已经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受其影响的历史学家们的共同具有的观念。“这个术语把注意力引向一种中心的概念，即科学知识是一种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来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和独立于人类行动的自然秩序的揭示。”建构论“更像是一种方法论的取向，而不是一组哲学原则，它系统地将注意力指向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类在制造（making）科学知识中的作用。”[17] 因此，当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自身的大量案例研究以及在他们的观点对科学史家的影响下而带来的建构主义科学史的研究工作大量问世时，这些工作就从社会学与历史两个角度开始对以往形成的传统的科学观与至科学知识的看法提出了挑战与修正。由于建构主义科学史的具体成果与这些成果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大问题，笔者将另文论述而不拟在此展开讨论。但至少我们可以意识到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知识社会学最大的感染力，就是呈请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所有生活在科学时代的普通人，对已经习以为常了的科学观进行再思考。”[18]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社会建构论者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就需要彻底修改我们教给学生的那些有关他们正在学习的学科的系统条理的说法。物理学----以这个在其中争议更加尖锐地出现的学科为例----原来被描述成为是探索在预先存在的自然王国中可以客观地确定的性质与力的真实说明，这个先在的自然王国具有实在性，它独立于人类在任何特定的时代所相信的东西，这种探索是松散地由一种可以合理地捍卫的‘科学方法’所指导的。但现在就不应再这样描述了。”“如果这种或者种更为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说明被接受了，在我们的教科书和课堂上，物理学就不再被描述为一种寻求真实地说明外部实在的事业……”。[19] 这样一来，就使得教育研究者们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们知道科学史对于基础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多年以来，科学教育界一直在努力寻求将科学史引入科学教育，近年来，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内容也成为基础科学教育改革中人们努力要引入的内容。像那些著名的教育改革方案中设立的有关科学的历史或科学的性质等内容要求，就是这种努力的明显表现。但另一方面，近年来，虽然像有的人所说的，建构主义，或者说社会建构论的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史研究已经过了其最高峰、最狂热的时期，但现在毕竟它已在相当的程度上渗透到了对科学的人文研究的各个相关领域中，成为流行的观念。不过，关于建构主义的观点，在学术界又是有着相当多的争议的。特别是，“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看法明显地与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家们习惯采用的观点有严重的分歧。”“社会建构论的言过其实受到了科学家、哲学家和非建构主义社会学家们的严厉批评，他们论证说，建构主义的计划是荒谬的、自相矛盾的，或在经验上没有根据的。”[20]因此，如何，或者说在什么程度上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利用或反映建构主义的观点，也就成了有争议的问题。 不过，其实建构主义只是将问题更加极端化而已。在建构主义的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成为热点之前，有关传统的科学史在基础教育中的应用也并非没有问题。早在1974年，美国物理学史家布拉什（S.Brush）就曾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科学史教学的重要文章：“科学史应该被定为X级吗？”。布拉什指出，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科学家的行为方式可能不是学生们的一个好样板。因为这确实涉及到对学生进行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如果科学教师们想要利用科学史，并且如果他们想要从科学史家的当代著作中获得信息和说明，而不是从一代又一代的教科书的编者那里毫不费力地地获得神话和轶事，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要被这种对客观性的怀疑论所影响，而这种怀疑论当前是很流行的。他们将发现，很难抵制历史学家们的论点，特别是如果他们费心去检验这些论点的最初来源的话。”这样，“那些想要利用历史材料来说明科学家是如何工作的科学教师，确实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的建议是让那些想向其学生灌输科学家是作为中性事实发现者的传统角色的教师，不要去使用目前由科学史家准备的材料，因为那类材料不适合于他们的目的。[21]因此，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只是使类似的矛盾更加尖锐，甚至于将“不宜”的对象从原来仅仅是学生扩大到包括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家在内更大的群体。 5若干结论与分析 结合上述讨论，在这里，我们可以初步地得出如下的结论与分析。 1，在国内和国外，建构主义（建构论）都是在教育研究领域中被讨论的热门话题。 2，建构主义实际上包括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理论。 3，教育界对建构主义的讨论中，国内和国内的情况有所不同。国内教育研究者主要集中关注的是认知心理学类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及将这种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应用于各种具体的教学方法，而将另外一类来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并影响到科学史的社会建构论几乎完全忽视。比较之下，国外关于建构主义与教育之关系的研究中，则对于后一类社会建构论也有相当的关注。 4，就与基础科学教育的关系来说，第一类认知心理学类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主要与教师教授和学生学习已被设定要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知识的过程相关；而第二类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相应的科学史研究的社会建构论，则与对要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知识的性质的认识和理解相关，它密切地关系到教学内容的设置和对所设置的内容在更深层次上的理解。 5，在国际上，社会建构论已经成为在对科学的人文研究各个领域中颇具影响的主流观点之一，但对之也存在有广泛的争议。相应地，对于它在基础科学教学中的体现，也是一个很有争议但却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6，国内教育研究界对社会建构的忽视，也与国内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之普及的欠缺有关，众多的教育研究者并不了解这种在国际上渐成主流的在科学观上的变化与研究进展。与此同时，虽然近来国内的基础教育改革已经在强调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内容的引入，但传统的科学观仍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传统中强调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唯物主义仍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也在相当的程度上，使广大的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难以接受社会建构论的许多见解。 7，尽管有上述的困难与问题，但包括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以及在这些领域中体现出来的建构主义思想在内的STS，仍是在基础科学教育改革中需要注意的内容，问题只是应该深入研究怎样以适当的方式来引进和吸收它们，并使之成为理想的基础科学教育不过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基础科学论文:音乐基础科学研究的新成果 翻开中国、印度、阿拉伯或欧洲的音乐历史典籍，我们发现乐律学在其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从赫尔姆霍尔茨的《音感觉论》到王光祈的《东西乐制之研究》，近代西方和中国的音乐学也都肇始于所谓的音体系（Tonsystem）研究。可见这门以音乐构成的最基本单位――音程为探索对象的学科在古今中外的学术中都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可是当今绝大多数学习音乐的人却把律学视为畏途，认为它太抽象，数学运算太复杂、太困难了。殊不知当我们从事音乐活动之始实际上就已经与音律打交道了。当然在一般情况下律学所探讨的音程关系凭听觉也是能够“自在地”训练和把握的，但是作为一门“自为”科学的音乐学，如果没有一定的律学基础，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就将会受到很大的局限。 今年4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李玫博士的专著《东西方乐律学研究及发展历程》是这门多年来被音乐学界冷落的学科值得关注的新成果，它也是作者从硕士到博士学术上节节提升、多年耕耘结出的硕果。该书的上编“研究方法”以精练的、相对易懂的语言（约占全书1/8的篇幅）阐明了理论律学的一般原理，论述了乐音和音程的物理属性与数理规定性的相互关系，使具备高中数学、物理程度的音乐学子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掌握这门让许多人望而生畏的学科的基本知识。这一部分的阐释在继承缪天瑞先生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充实了赵宋光先生及作者的新探索成果和新提出的概念，例如“相对波长”、“跃迁算子”、“跃迁值”等。她还提供了运用这些新方法进行运算的实例，使读者可以将它们与传统的运算两相对照，明确彼此间的联系。作者在讲述一般理论的同时，也兼顾介绍了从古代各主要文化以长度比值、近代以频率比值、现代以周期比值来解释律学原理从宏观到微观的发展历程。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用三四万的文字把这门看似深奥的学科的基本原理向读者做了简明而清晰的交待，大大地拉近了律学与一般音乐学研究者和学习者的距离，也为未来在音乐院校开设相关的课程做了学术上的铺垫。 该书的下编“律学研究历史的发展与回顾”是这部著作的重心，也是其创新性和主要价值之所在。作者在第一、二章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律学实践与理论发展的沿革，让读者一目了然地了解从《管子・地员篇》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到朱载址⒚鞯摹靶路密律”这一不断深化的历史脉络，在第七章还总结了20世纪中国乐律研究新成果。同时下编还分别列举了除中国以外其他三大文明发源地印度、阿拉伯-波斯（古埃及和古两河流域）和欧洲不同时期的律学理论和运算原理，例如古印度的“22斯鲁蒂”理论、对维纳琴弦长进行分割的掐断率，古代阿拉伯世界的扎尔扎尔“中指”、乌德琴定弦法、萨菲丁的不平均十七律，欧洲拉莫斯和扎里诺的纯律理论、斯台文和梅尔桑对十二平均律的研究等，用丰富的实例证明了民族音乐学的创始人之一埃利斯在《论诸民族的音阶》中所得出的结论：“在全世界不是只有一种音阶，或只有一种自然的音阶，或必须以赫尔姆霍尔茨极为巧妙地设立在音响学上的构成原则的那样一种音阶，而是有着非常多的和各式各样的不同音阶。其中有些是极其人为的，甚至还存在着很随意地发音的音阶。”①此外作者还介绍了近代物理学和数学的新成果对律学发展的推动，也为后学指出了今后如何借鉴现代科技深化这一领域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 李玫博士的这部著作在强调数学和物理学对乐律研究的基础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人类丰富的乐器制作与演奏实践在推动认识乐律的规律的重要意义。例如作者十分重视中国琴律、笛律学的研究成果，特地介绍了印度拉玛马特亚以维纳琴作为实践物改造律制的过程、阿拉伯乌德琴的定弦法、乌德演奏时中指指位的变迁和扎尔扎尔中指指位的确立对阿拉伯律制形成的特殊作用。基于演奏演唱的实践和人类的审美听觉，作者特别尖锐批评了当今乐理知识讲授中把十二平均律作为世界通行的金科玉律，而对它违反自然规律的本质缺陷视而不见的现状，以充分的论据打破了多年以来国内外专业音乐教育对十二平均律的迷信。这对开拓和丰富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视野是十分有益的。 按照书名这本著作的研究对象应为“东西方乐律学”，但是在其中我们只看到对四大文明发源地律制的论述，而对于一些很有特点、民族音乐学家历来十分关注的其他特殊律制，例如泰国的七平均律、印度尼西亚的九平均律却没几乎有涉及，更没有从学理上加以解释，这让我们这些世界音乐后学者不能不感到有些遗憾。尽管如此，我们已经可以从李玫老师的这部书中获得了许多的启示和教益。 正如赵宋光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的：乐律学“曾以不可抗拒的规律性多源萌生存活，还将以不可磨灭的勃勃生机发育壮大，而且还将以自己抽枝放苞的强劲生命力注入未来的人类，煞住百年颓势。”我们有理由相信正在振兴的中华民族这个文化群体“有能力在21世纪引领人类音乐文化走出那‘法老称霸的疆土’”。② ①埃利斯《论诸民族的音阶》，见《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张伯瑜编译）第298页，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7月。 ②赵宋光“序言”，见李玫《东西方乐律学研究及发展历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7月。 林冰清 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讲师（责任编辑金兆钧） 基础科学论文:注重基础科学 促进应用技术创新 我阅读《环球飞行》已有多年历史，每次翻阅这本杂志总会获得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可能是由于涉及自己工作领域的缘故，我注意到《环球飞行》近年来发生的明显变化，尤其是《环球飞行》搭建了“科技前沿”专刊这一学术交流平台，这对于引领人们注重基础科学、促进应用技术创新具有深远意义。 科技前沿工作主要是从宏观、微观等多层面探索物质世界的本质、变化及其内在联系，建立起符合大自然规律的基础科学理论，进而创造出适合人类社会进步所需的种种应用技术。没有基础科学的支撑，就不会有真正的应用技术创新。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在应用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国人生活水平也普遍有了较大提高，但在基础科学领域对人类的建树，相对于科技发达国家我们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基础科研长期得不到真正重视，对科技事物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存在误区，急于求成，只看结果而不关心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形成技术的过程，各种所谓“模仿式创新”、“解决有无重于创造”的状况影响到对基础科技的投入。于是，当我们的社会进入到必须由制造向创造转型的历史阶段时，这种重技术、轻科学和“拿来主义”所导致的恶果，就会陆续浮现出来，表现为在应用技术上我们似乎不断缩短了与科技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实质则是我们的创造力可能会越来越落后于时代。 基础科研是应用技术创新的前导，从目前太阳能飞行器研制状况可见一斑。人类研制太阳能飞行器已有数十年历史，太阳能飞行器结构与布局也陆续出现了许多新方式，但受制于现有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瓶颈，太阳能飞行器难有突破性发展。太阳能飞行器能否实用，关键在于有否创新方法来提高近地空间单位面积太阳能的收集和转化利用效率，这就需要对阳光、太阳能和其他光现象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纵看人类了解光本质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过去和现在所采用的方法存在局限性。例如，尽管经过了数百年的反复论辩，人类对光本质仍然只有“共识”而没能得出充分证据，对光的理解还停留在基于假设的数理逻辑推理阶段，并长期陷入将光的波粒二象性当成光本质的误区，导致人类对光的认识难有根本进步。仅用数理逻辑方法来推定微观环境下物质的状况显然是不够的，在受认识与条件所限，因“测不准”而对微观世界用数理逻辑方法推测出种种“不确定性”的现阶段，即使“科学的主要目的是以最少数的假设，用合理的逻辑来解释最广泛的实验结果”已成为基础科学领域的主流共识，我们仍然不能因一些理论学说对光的描述得到学界广泛认同，而放弃对事物真相的继续探索。如果我们要继续深究光的本质，就必须寻求新的方法来接近和揭示事物真相，而不能停留在数理逻辑推理的局限上和人们的自由想象之中。 在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创造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尽管人类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往返火星，但在20余千米到100千米空气稀薄的临近空间高度，现有航空航天技术都显得无能为力。以火箭为推力的航空器还能勉强发射到这个空域作一个来回，航天器也只能往返“路过”而无法停留。高空气球倒是能够到达这个空域的中下层，但气球只能随风飘荡、浮沉而难于操纵。能否创造出有实用意义的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是能否有效弥合空天一体化作业缝隙的关键点，对人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人们曾提出过无数构想来试图解决这个世纪难题，平流层飞艇便是其中最有希望的典型代表。然而人类在平流层飞艇领域已经探索研究了近50年，世界上至今仍没有成功先例。一些科技发达国家所研制的、能够升到10余千米的“平流层飞艇”，实质上都仍是不能有效操纵、需要放气后才能伞降回收的飞艇状气球。现有科技能力显然已难解决创造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必须从头再来，由基础科研入手创建新的科学理论和创造出新的技术方法，如此才有可能让人类的平流层飞艇之梦成为现实。 航空航天科技的发展和工业水平的提高不仅让人类实现了自由翱翔的愿望，甚至将来移居到外星球也都有了可能。这一切，得益于前人为我们建立的基础和每一代人的开拓创新。在享受前人发现与发明来丰富现代生活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思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问题。 基础科学论文:以实践为基础科学分析社会矛盾 摘 要：自2013年初我国大部分地区遭遇雾霾气象灾害，河北地区更是列为“重霾”地区，对于雾霾天气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为此河北地方政府作出了各项治霾决策，河北地区针对该问题是如何以实践为基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处理相关社会矛盾的，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展开相关研究。 关键词：实践；发展；矛盾 一、导言 马克思曾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在社会生活中处处充满着各种矛盾，大部分都是利益矛盾，而矛盾又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目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但是当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发展产生矛盾时又该如何处理，追求经济利益、追求物质发展的理论在实践的检验下应该适时做出调整。河北地区在追求经济利益发展工业化的实践下基础下，生态环境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对此需要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分析方法来寻求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的平衡点。 二、发现问题，雾霾重袭河北地区 自2013年初以来，我国发生大范围持续雾霾天气，受影响面积约为14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重霾面积约为81万平方公里，包括华北平原、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区，主要集中在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辽宁等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20个城市发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受影响人口约6亿人，当然这些数据与日俱增。 “雾霾”严格意义上来说是“雾”与“霾”两个不同的概念，雾是一种气溶胶系统由微小水滴或冰晶组成，大量悬浮于近地面空气中，雾和霾同样会降低空气透明度使能见度恶化，但是雾主要是由空气中的水汽凝结升华而成，而霾则是由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等组成，这些污染性的有毒颗粒物与雾气结合在一起让空气瞬间变成灰蒙蒙的毒气，将阴霾天气与雾并为灾害性天气现象统称为“雾霾天气”。 三、分析问题，河北重霾灾害成因 对于“雾霾”究其原因概括为两点，一是有利于雾霾形成的气象条件，二是造成雾霾气象灾害的罪魁祸首也就是人为因素。之所以河北地区成为重霾之地，是由于该地区地势平坦，经济发展迅速，为追求经济利益，大片植被被砍伐开垦成农田，农田又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在这些改变的大环境和大气候的交互作用下河北省环境状况持续恶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荒漠化危害的面积大，2008年相关数据显示，河北省荒漠化土地面积272万hm2，占国土面积的14.5%；在全省138个县（市）中，有114个县（市）不同程度存在沙化现象。二是荒漠化面积增加的速度快，河北省土地荒漠化的面积已由建国时的122.6万hm2猛增到2000年的272.0万hm2，50年间增加了1.22倍。三是地类复杂、沙源丰富河北省是全国地类最复杂的省份，有高原、山区、平原和滨海。复杂的地类，除了带来迷人的景观，也存在发生荒漠化的潜在危险。 “两高”产业集中也是河北能够产生十大污染城市的原因。像钢铁、建材、石化等都是河北省的主要产业，这些产业大量排放出煤烟、颗粒物环绕河北地区上空，北方地区冬天几乎全民燃煤取暖，普通家庭一冬天就要烧掉将近两吨煤，一些家庭还使用燃煤炉做饭，单这一项一个冬天家庭日常使用燃料所释放的颗粒和废气也不得不引起重视。 可见河北地区成为重霾之地的根本原因是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和个人利益，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不断的发展工业，生产建设，河北地区的经济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趋改善。在尝到了经济利益带来的好处后，忽视了经济发展这把双刃剑也会带来伤害。 四、解决问题，河北狠抓生态建设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这是总揽国内外大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部署，更是当前应对雾霾气象灾害的必要保障与措施。经过多年的发展经验和如今的环境污染教训河北地区人民更加深切的体会到协调生态需要与经济发展需要的关系的重要性。经济发展和生态需要二者都既是现实需要也是长远需要，二者必须相结合相融合，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发展经济维护生态建设，然而个人认为当前情况下生态环境建设应该先于经济建设考虑，因为当前不仅是河北地区甚至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破坏问题。 河北地区为治理污浊的雾霾天气各级政府制定了各项政策，首先针对燃煤方面进行了一批煤改气工程，拆除了一大批小锅炉、茶炉、炉窑等，大部分居民小区的地暖和水暖都改造成气暖，新建的小区一律采用集体气暖供应。同时还要求完成除尘设施升级改造火电燃煤机组14台，共涉及19家36台燃煤机组的除尘设施改造。 作为全国钢铁产能最大的省份，河北今后5年内将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力度，全力防治大气污染。河北提出了5年内削减钢铁产能6000万吨的目标。着眼于削减产能、控制污染，河北在最新出台的《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中提出，到2017年，全省“减钢”6000万吨的目标，煤炭消费量比2012年净削减4000万吨。 治霾力度的加大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即民生压力和自身发展压力。就单从在线监测系统一项来说就耗费上千万元的建造费以及后期昂贵的维护成本，这让许多企业吃不消。庆幸的是压力也可以转为机遇，中央首次如此具体频繁的关注河北经济结构转型，也表示河北要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河北发展经济的主攻方向，做大做强做优先进制造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河北五年内削减煤，压减钢，任务极其艰巨，也是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河北应该胸怀全局，通过消化、转移、整合、淘汰等方式，打好调整经济结构、化解产能过剩这场攻坚战。因此如何在雾霾这把双刃剑下抓住机遇，也是河北地区需要思考和把握的。 五、小结 作为决策者要有科学的预见能力，对未来的预测、关注和把握需要从系统整体出发。“从这个系统的整体最优出发，既要考虑到组成这个整体的一切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还要考虑到这个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采用各种分析工具和方法，对系统整体与要素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在决策过程中不断调整、修正决策目标的偏差，达到整体最优。”对于河北省的相关建设发展出现的偏差，就是由于对整体把握的不足，没有权衡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 生态建设不仅是政府的职责更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责任只有全民努力才能真正有效快速的抗击雾霾，还我们碧水蓝天。因此为了提高民众的认识要加强宣传，普及生态意识，倡导生态价值观，使公众的观念转变过来，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让公众有自觉的生态文明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到低碳环保，绿色生活，也是我们作为普通民众的义务，河北地区发起全民抗霾活动，“五公里内不开车”“放下汽车，骑上单车”等生活理念，大力传播，希望更多的民众都加入进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基础科学论文:科技场馆针对不同人群开展的基础科学展品讲解 摘 要 科技场馆作为校外科学教育机构，主要是通过展览教育形式来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科技场馆的科学教育工作要取得成效，与辅导员的讲解质量关系密切。同时科技场馆是公众教育场所，因此区别对待参观群体开展展品讲解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论述辅导员如何针对不同参观群体开展讲解来实现科技场馆的科学教育功能。 关键词 科技场馆;展品;讲解 科技场馆的常设展厅一般都会展出一些演示科学原理、定律的基础科学类互动展品。这些展品通常是按一个主题或学科进行归类摆放布展，本文探讨的是单件展品的讲解也不是展品组合的讲解。 这些展品是立体的科学教材，观众在参观时能参与进来，他们推拉、吹吼，但是否会让他们去研究一些问题呢，又或者是有何收获呢？这就无从得知。科技场馆作为一个非正规科学教育场所，尽可能发挥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显得尤为重要，这是科技场馆的展品与游乐场的游乐设备之间的区别。科技辅导员针对展品的讲解及与观众之间的交流是发挥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的主要方式。不同年龄观众的认知阶段和兴趣点不一样，因此讲解起到的教育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辅导员在作展品讲解时，没有根据不同人群作出不同的讲解与交流，那么就很可能成为一次失败的讲解。本文主要探讨的是针对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群体的讲解，不涉及混合群体的讲解。严格来说，这三个群体还是可以细分的，但由于科技场馆不同于学校，辅导员难以准确判断观众的准确年龄，只能作一个大概判断和大概分类。 1 辅导员针对小学生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小学生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他们的科学兴趣与增加他们的科学经验。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创设情景，增加趣味性，通俗化。 小学生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按皮亚杰的观点，小学生群体的认知阶段基本上是属于具体运算阶段。在这一阶段，他们形成了初步的运算结构，出现了逻辑思维。但思维还直接与具体事物相联系，离不开具体经验，还缺乏概括的能力，抽象推理尚未发展，不能进行命题运算。 2）他们对周围事物有强烈好奇心，并渴望对这些事物寻求解释，已经形成了关于周围世界许多方面的 概念。 3）他们通过在校的科学课学习，开始对科学现象有所理解。 4）他们喜欢玩。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通过创设他们喜欢的情景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引导他们仔细观察展品呈现的过程与现象。辅导员可通过讲故事、展品拟人化、虚构事件、探讨他们感兴趣的话题等各种方法来创设情景。在情景中启发他们对展品现象的思考与交流。这样有利于增加讲解的趣味性。 2）辅导员针对这类群体的讲解语言要生动有趣、通俗化。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宁可讲解时出现论述不严谨、不全面，甚至出现错误。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名词、概括性抽象词语、公式。否则，对小学生来说，讲解已没有任何趣味性可言，根本就谈不上培养他们兴趣，保持进一步学习的动力了。例如，有件展示涡流现象的展品叫“摆动的环”，在讲述时不应该说“导体在磁场中作切割磁感线运动”，他们大部分人还没有导体和磁感线的概念。可以这样通俗化地说“小铝在磁铁旁边跑动”，显然，这样的表述是不严谨、不全面，甚至是错误的，但这样的表述能把事情说得清楚，让人听得明白且容易记忆。通过这件展品的讲解，他们能增加这么一个经验就可以了：铝在磁铁附近运动，会有电产生，电又产生了磁。 3）辅导员讲解过程应引导他们把展品的现象与他们已有的经验进行联系并思考。“科学的”概念常常与人的直觉相反，通过这种联系思考，使得他们的经验得到扩展。 4）讲解尾段，为了保持他们的好奇心，可以引导他们去探究其他展品，也可以引导他们回家做些跟这件展品有关的简单实验。 2 辅导员针对中学生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中学生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引导他们综合运用课本上的知识去分析研究一个系统（展品），从而增进他们分析研究自然事物的能力。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让观众达到专注的快乐。 中学生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按皮亚杰的观点，中学生群体认知阶段基本上属于形式运算阶段。这一阶段，个体形成了完整的认知结构系统，能进行形式命题思维，智力发展趋于成熟。 2）不同年级的学生由于学习的科学类科目结构内容不一样，因此掌握的科学概念与知识的程度不一样，运用科学方法与实验方法的能力也不一样。 3）他们比儿时积累了更多的生活经验，在校学习也积累了很多知识，能够对周围事物作出解释。 4）最新脑科学研究表明，他们这个阶段，脑会发生重大变化。这阶段是提高人的科学素质关键阶段。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很多展品展示的科学原理、定律，如果他们已经在课本上学习了。只要他们看了展品的说明牌，那么这件展品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立体的教材或示范性的实验，看不到虚假的线索、幻想的破灭和失败。因此，辅导员如果把讲解的重点还是放在讲述这件展品展示的科学原理、定律，那么估计难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也难以引起他们专注去思考。 2）辅导员讲解时，可以考虑把展品作为一个系统，引导他们把展品看成一个系统，综合运用他们学过的知识，补充他们没有学过的知识，和他们一起交流与讨论。通过这种较为深度的分析研究，引起他们专注地探究和分析，增进他们运用科学方法的能力。例如，展示涡流现象的展品“摆动的环”，辅导员和他们一起操作和观察后，引导他们分析展品的构造。展品主要构成：架子、带有铝圆片的单摆、磁体。这件展品是展示带铝片单摆在磁体旁运动的情形，因此可以把它按时间来分割，分析和研究一个运动周期。在整个分析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单摆周期运动、磁体特性、能量守恒、能量转换、电磁感应、楞次定律等知识。通过这样的讲解与交流，除了加深他们对已学知识的理解，增进他们没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领悟一些科学方法。 3）很多展品都趋向于掩盖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针对中学生的讲解与交流，可以适当增加一些这方面的介绍。 3 辅导员针对成年人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成年人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和他们一起重温学生年代课本上的知识并了解这些知识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应用。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让观众重拾在校时的心态和感受。 成年人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智力发展已成熟。 2）已经接受了较长时间的正规教育，如果不是从事专业工作，在校学到的很多知识已逐渐模糊，但没有消失。 3）积累了相当多的生活经验。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辅导员和观众一起回忆在校时学过的知识。 2）重点讲解展品展示的原理、定律在生活中的应用。例如上面所述的展示涡流现象的“摆动的环”时，可以介绍涡流制动、电磁炉、变压器为何要尽量减少涡流电流。 展品讲解方式多种多样，辅导员也应有各自讲解特色。一次成功的展品讲解就包括以下几个因素：1）这次讲解的教育目的是什么？2）分析观众特点再讲解。3）能否使观众心情愉悦。 基础科学论文: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历史演变 [摘 要]从军事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分析，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历经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即古代时期两者各自独立发展，近代时期彼此相互联系，现代时期的高度融合。关注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探讨，对我国依托基础科学推动军事技术创新，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基础科学；军事技术创新；历史演变 从军事技术发展史来看，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经历了独立发展、相互联系和高度融合的三个历史阶段，随着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日趋加强和军事技术体系错综复杂，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将更加密切。 1、古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初级阶段 在火药应用于军事之前，高频率的战争次数导致冷兵器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但这一时期的基础科学并不发达，军事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的经验积累和不断摸索。 就冷兵器的材质而言，冷兵器可分为木兵器、竹兵器、石兵器、陶兵器、青铜兵器和铁兵器，在这演变的过程中，冶炼技术起着主导作用。在冶炼技术出现之前，人们的武器一般都就地取材，使用木质或者石头打磨的工具，而金属铜的出现并有目的的应用战争则使武器装备有了质的飞跃。大约公约前1万年，石器时代的人们开始认识并使用铜，通过不断地艰难摸索，掌握了通过制造高温热源和去除杂质的冶炼技术。这一时期，化学等基础科学的知识根本没有系统的出现，武器装备材质的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不断的摸索实验，“最初控制燃烧温度的知识被看做一股神秘的力量，随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那些不过是知识和技术的应用而已。几乎可以肯定，同样是靠着运气和反复试验、反复失败，金属制造最终获得了飞跃式发展。”[1] 冷兵器性能优劣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制造工艺的高低，这取决于工匠技术的经验积累和技术的熟练程度。最初，工匠通过模仿自然界的实物形状来制造兵器，并不需要科学知识的指导，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人最初的认识是从模仿中得来的”[2]，模仿在武器装备的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戈的形状丰本锐末而微曲，如同鹰嘴兽角，用以钩挽和啄刺敌人”[3]。通过模仿，工匠们可以制造出各式各样的冷兵器，而且由于工匠们的经验技术的不同，同等质料的兵器在性能上也会大相径庭。1965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虽埋藏地下2300多年，仍然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在《吴越春秋》中也有干将莫邪铸剑的记载：“干将，吴人；莫邪，干将之妻也。干将作剑，莫邪断发断指爪投入炉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可见，古代工匠的铸造工艺决定了武器性能的优劣。在基础科学尚未系统出现的古代冷兵器时期，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较弱，工匠的经验技术水平对武器装备的创新起到了主导作用。 2、近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中级阶段 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实验材料和逻辑推理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指导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探索事物的发展规律，数学、化学、物理学等基础学科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理论、新知识，这些基础科学的突破往往带来军事技术创新。 在近代科学形成之前，火药就已经被认识和使用，最早关于火药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8～9世纪，当时的炼丹家已经知道炭、硫、硝三种混合物的性质，并在宋代第一次运用于军事的记载。但是直到14世纪末出现的明火枪，也是因为射速慢、射程短和准确性差，没有产生重要的军事影响。从火药的发明到14世纪轻火器的出现，在将近6个多世纪里，火药的性能将一直没有显著地提高，军事效能并不理想，直到15世纪发明了粒状火药后，这种状况稍有改观。然而，真正满足军事需求的高爆炸药的发明，则是近代科学尤其是化学发展的产物。18世纪拉瓦锡氧化学说的提出，开启了化学革命的大门，使人们对物质和物质的变化从定性的朴素认识进入了定量的研究；19世纪初道尔顿的原子论阐明了化学变化的统一理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化学的新发展；19世纪60年代，门捷列夫创立的元素周期表不仅对化学理论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化学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兴起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18世纪到19世纪60年代，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基础化学取得的理论突破使化学工业蓬勃发展，火药由传统的黑火药变为硝化甘油、炸胶、无烟火药苦味酸和梯恩梯等强力炸药，使火药的性能显著提高，满足了枪炮对火药的性能的要求，奠定了现代军事工业的基础。 基础化学的发展为枪炮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炸药，解决了弹药动能和杀伤力的问题，但射击精度的提高还需要外弹道学理论的支持，这离不开数学、物理学等基础科学的发展。1546年，意大利数学家塔塔格里亚出版了《投弹技术》一书，发现了炮身在倾斜45°时射程最远。17世纪时，伽利略在大量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并结合惯性定律等物理学知识，导出弹丸运动的抛物线方程，并且以其为依据写出了关于自由抛射运动的著作，用科学的理论解释了射角为45°射程最远的事实，标志着弹道学的理论初步形成。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牛顿通过介质对运动物体的作用的研究，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四章讨论了外弹道学理论，确立了力学定律和微分学是外弹道学问题的理论基础，成为近代外弹道学奠基人。19世纪战争对枪炮技术的要求逐渐提高，枪炮的准确性、射程和威力要求及高精度的射表是外弹道学必须解决的课题，战争的现实需要极大的刺激了外弹道学的发展，使外弹道学理论出“井喷式”涌出，如西亚切近似法、弹丸运动微分方程的数值积分法等，这些方法的优秀就是微积分理论。微积分在外弹道学中的应用，使外弹道学摆脱了经验判断的局限，以“无限细分”和“无限求和”的微积分思想让运动弹丸的轨迹细分到静止弹丸点的集合。[4]通过研究每一瞬间弹丸的特征来归纳出整个弹丸运动规律，使枪炮技术成为一门以数学为工具的学科。 3、现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高级阶段 进入20世纪后，科学活动日益从个人或少数人的独立研究发展成为大规模、有分工，高度组织化的集体，从“小科学”逐渐发展到“大科学”。在科技体制化逐渐形成的“大科学”发展阶段，武器装备创新往往是涉及学科门类众多、工程技术综合、管理系统复杂、社会影响巨大的大工程项目，如“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和“星球大战”。1942年，美国动员了15万人员，耗费了23亿美元，动用了全国1/3的电力，实施了“曼哈顿工程”，制造了首批原子弹。[5]在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基础科学与武器装备创新的关系比以往任何阶段都要密切，二者相互融合，一方面表现在物理学基础理论的突破是原子弹研制成功的理论源泉，另一方面，在解决研制过程中的困难时，“曼哈顿工程”又极大的发展和丰富了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由传统的以基础科学推动武器创新为主的单向线性推动模式，转变为双向相互推动发展模式。 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了著名的质能方程E=mc？，解释了物质内部能量和质量相互转化的关系，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量子物理学家们积极探索原子内部结构规律，取得了一系列惊人发现，为原子弹的发明提供了理论基础。1919年，卢瑟福利用镭放出的“射线”轰击其他元素，实现了原子核人工嬗变，打开了实现人工核裂变的通道，为人们深入研究核反应，利用核能奠定了基础；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得威克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发现了中子，被当成轰击原子核的理想“炮弹”，人类找到了打开原子核内部的“钥匙”；1938年，居里夫人、费米和哈恩等著名的物理学家，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核裂变理论，为人类开辟一种新的能源。这些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的发现被誉为“通往核时代的三个阶梯。”[6] 正如“曼哈顿工程”的成功依赖于基础科学的突破一样，“曼哈顿工程”也极大的促进了量子物理学的发展，使人们对理论物理学的认识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使量子物理学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带头学科。“曼哈顿工程”集中了当时大量的顶尖物理学家，为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他们有时在国际会议上碰头，交换意见，有时在声望卓著的科学刊物上，介绍新发现。一大批这方面的科学家会聚在阿拉莫国家实验室，形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思想库”，7这些物理学家们在阿拉莫实验室进行问题探讨，学术交流，将观众的焦点集中到共同的目标，极大地推动了量子物理学在短期内的迅速发展。在研制的过程中，有政府出资建立的先进实验室，也为基础科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硬件设施。此外，从“曼哈顿工程”中总结出来的“大科学”管理模式，被成功地应用与其他基础科学项目的管理，间接地推动了其他基础科学的突破与发展，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高度融合。 基础科学论文:紧密结合中医临床,积极开展基础科学研究 “证”是机体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反应状态。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已被视为实现中医药规范化，客观化乃至科学化的重要环节。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刘建勋研究员首先提出了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拟临床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其研究团队以冠心病作为切入点，采用多因素、多靶点的方法干预模型动物的生理过程，建立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利用模型动物的特点和优势，深入分析疾病证候的现代机制和生物学特征，进行治疗相关病证中药新药的研究与评价。相关研究成果在本刊连续5期相继发表系列研究论文，得到了广泛的反响。以下是中医药学不同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分别表述个人观点： 王庆国（教育部“证候与方剂基础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市“证候与方剂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会长）：中医疾病病机演化规律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它随着外界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对传统中医病机的认识逐渐向微观化方向发展；同时对病机的病理生理机制研究在微观上、深层次上认识机体生物活动特点，更加准确的揭示病机演化的本质，促进达到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统一。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3期发表的“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痰、毒、瘀”病机演变规律的实验研究”一文中，作者首先采用模拟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将高脂饮食与冠状动脉血管内皮损伤二者有机的结合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并进行病机规律的分析以指导临床诊疗。通过对血脂代谢、炎症反应、血液功能动态变化的分析提示，单纯的痰证、瘀证或毒证都不足概括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病机的发展规律。可以认为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的病机发展规律在于“由痰致毒、致瘀，痰毒瘀三者互结，损伤心脉，气血运行不畅，发为心痛”。扩展了中医胸痹的病机认识。此研究采用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从微观角度分析冠心病病理机制，并结合对中医传统致病因素的认识，提出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痰-毒-瘀”的病机演变规律，其思路和方法都值得借鉴。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所研究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病理生理及客观检查指标的变化应与临床相关病证密切相关，否则对病机的微观分析将毫无意义和价值。 史大卓（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转化或转换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是近年来国际医学健康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的学科，即从实验室到病床（bench to bedside），再从病床到实验室（bedside to bench），实现“基础-临床”循环往复的研究模式，简称为“B-to-B”。B-to-B模式不仅应用于疾病的诊断与机制研究中，同样也运用于新药研发过程。在转化医学过程中要求基础实验动物模型是有多个方面与临床相关疾病相似的病理改变，相似度越高则由实验室转化临床的效率就越高。因此，对实验动物模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第3，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功能的改善作用”，“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肌组织的保护作用”2篇论文，实验不仅采用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作为致病因素，并且在模型评价过程中以临床冠心病诊断的方法为中心，通过心肌酶谱、心脏超声、无创血流动力学分析观察实验动物冠心病心脏结构和功能的改变。这不仅为冠心病的临床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实验载体，同时也使中药新药临床前评价的数据和结论更有临床参考价值，缩小实验研究向临床转化的距离。因此模拟临床的动物实验研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在中医药领域。此研究所建立的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也值得推广和广泛应用。 吕爱平（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讲座教授）：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医学对疾病诊断和处理的特点。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和中医临床实践的深入，如何将疾病证候的变化特征以更客观的现代医学实验室指标来阐述，还需要大量细致的工作。但是在基础实验研究中，通过建立与临床相关疾病证候相似的动物模型，并以病证结合动物模型为研究对象，分析证候发展过程中客观实验室指标的改变将有助于证候本质的认识，辨证与辨病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结合；同时也进一步提高基于证候分类的疾病治疗疗效。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中医证候评分的影响”一文中，实验的设计和思路比较新颖、独特，实验采用模型临床四诊辨证的方法并结合现代医学对中医致病因素的认识，从体重指数、脂质代谢、血液流变学，心功能和心电图改变等对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进行证候评价，并建立证候诊断标准，基本符合中医痰瘀互结证的特点。因此以临床病证特点为参照，根据实验动物病理、生理情况，将临床病证的表现通过适当的转变以应用于动物模型中进行评价，将有助于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发展。因此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的建立促进此方面的研究，而该模型的建立和发展同时也进一步促进疾病过程中证候变化本质的研究。 孙晓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将来的临床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而病证结合进行中药临床前有效性评价的方式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接纳。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建立要求具备现代医学病理学模型和中医证侯学模型两方面的特点。但是由于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目前存在的诸多不足导致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多采用西医疾病，或者单纯中医证侯的模式进行。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2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血液流变性及血脂的改善作用”和“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炎症反应的影响”2篇论著中，则克服了以上中医模型不足和缺陷，值得推荐。通过高脂饲料喂养和冠状动脉血管内壁球囊损伤双因素的刺激方法，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用于中药新药的临床前评价。在评价方法中，一方面围绕与中医证候相关的因素如血脂代谢的异常、血液流变学的异常等进行评价。另一方面以冠心病病理过程为中心，评价中药复方干预对心肌缺血过程的影响。通过以上两部分的密切结合，可以全面的分析中药复方的作用特点。同时也与当前中医临床辨证与辨病结合的发展一致，更加密切联系临床。不失为一项高起点、高标准的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研究工作。 基础科学论文:浅议新科技革命与基础科学人才教育发展问题 摘 要：当今世界正酝酿着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战略，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变革结合起来。发展科技依靠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教育担负着更加繁重的任务。当前教育要为人才辈出打下坚实基础，特别要关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教育问题，避免青年才俊因贫困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关键词：新科技革命 基础科学人才 教育 一、20世纪科学技术的积累 当今世界之所以会兴起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会长期持续下去。现在世界上有些地区存在动乱和武装冲突，但各个大国之间尚能和平共处，这就能稳定住大局，各国有条件致力于和平发展，为新科技革命创造出一个和平环境。第二，经济危机的压力。2008年由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中印等新兴经济体也受到拖累。至今，经济复苏仍然举步维艰。历史经验证明，当经济危机来临时，会形成一种压力，推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第三，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科学技术越积累越多，能量越来越大，引发一场科技革命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在20世纪前30年，发生了以量子力学、原子科学和相对论为标志的科学革命，同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忙于战争，除军用技术以外，无暇顾及其他用途。这就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二战结束，这些积累和储备的科学技术知识释放出来，引发了一场科技革命，带来了20多年的经济大发展。现在，有几十年未发生科学技术革命，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称之为“科学沉寂的60年。”科学技术的沉寂，标明其正酝酿着一场革命，称之为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 分析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首先要考察其起源。现在都是将科学技术连成一体，而在19世纪以前，科学同技术是分开的，二者有不同的源头。科学起源于人的智力。人从观察自然现象中搜集到信息，用大脑进行分析判断得到知识，知识经过系统化就形成了科学。这一精神生产过程与物质生产过程有相似之处。信息相当于劳动对象（原料），智力相当于劳动工具，科学知识相当于产品。科学起源于人脑（智力），技术则起源于人手（生产经验）。人在生产实践中，经验的积累就形成了技术。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技能技巧）有明显区别，古代技术以实物和人为载体，人不在光有实物也不行，技术随之消失。现代技术除了实物和人作载体以外，还有文字信息作载体，人不在，技术还能延续下来。技术与科学的区别，在载体上，技术有实物作载体，科学则没有实物载体，只有文字信息载体。在18世纪以前，科学和技术是分离的，如牛顿力学受到推崇，但在产生100多年时，尚不能用于生产技术。技术发明依赖生产经验，而并非按照科学原理，最有力的证明是蒸汽机的发明。1712年苏格兰铁匠纽可门制成了单式蒸汽机，这种机器热效率低，耗煤量大，只是在煤矿用。瓦特长期修理纽可门机，积累了经验，在1768年发明了复式蒸汽机，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项技术上的重大发明，全靠经验摸索，并不依靠什么科学原理。在蒸汽机发明和应用了几十年以后，法国物理学家卡诺于1856年从蒸汽机中总结出热力循环规律，称卡诺循环。蒸汽机的发明应用，是技术先于科学和科学技术分离的证明。发电机的创造发明，则是科学先于技术的开端。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于1837年提出了电磁定律，号称法拉第定律，在这项科学定律出现了30年之后，德国西门子公司按照这一科学定律，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电机的发明和电力的应用，是科学先于技术的证明，也是科学与技术结为一体的证明。进入20世纪，科学与技术更加紧密地结为一体，任何一项重大技术发明，都是遵照已有科学原理，再也没有全靠经验的技术发明了。同时，科学的发现和发展，也更加依赖于技术的支撑。以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例，当年居里夫人发现镭的放射性，揭示了原子核内部有能量释放出来。1916年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从理论上证明了原子核内部蕴含有巨大能量。这些科学发现只是证明了原子核内部有巨大能量，如何证明原子核内部有能量特别是如何利用原子能，就依赖于技术发明。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与1938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原子反应堆，是在原子能科学的指导下进行的，他证明了以前关于原子能的推论，并推动了原子科学的发展，由此产生了一门名为核物理学的新学科。原子能的利用，又产生了一大批新学科。由此可见，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并在实际中应用，会派生出一些新学科。两门以上科学结合会产生一门新学科，如分子物理学与生物学相结合形成了一门名为分子生物学的新科学和遗传工程新技术。还有从老科学中也能派生出新科学，如热力学是19世纪就有的老科学，在20世纪70年代，普里高津从研究热力学中开创了名为耗散结构论的新论说，又派生出专门研究模糊（不确定）现象的模糊数学。由科学与技术相互渗透与结合，不断分化与综合出新学科，使得科学技术滚雪球式的增多，到20世纪末，人类进入了知识爆炸时代。 科学技术能够以信息文字为载体永远存在下去，如两千多年来造的船，都是遵循阿基米德原理（浮沉原理），船早已消失，而阿基米德原理永存。科学技术还永不过时，永不减少。如18世纪发明的蒸汽机，到20世纪70年代已停用，从蒸汽机中总结出的热力学理论并未过时停用，至今仍在用，并由此衍生出耗散结构理论。200年来造出多少台蒸汽机没有统计，但总是用一台少一台，而热力学用的人再多，也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多，如20世纪首年（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就是从热力辐射中发现了量子，并由此开创了量子力学。20世纪初，出现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力学，号称物理学革命，这里讲的革命（Revolution）指重大变革，并非是否定了牛顿力学。实际上牛顿力学并未过时，仍然适用。而科学革命只是揭示了其适用范围：量子力学指明，牛顿力学在宏观物理世界适用，不适用于微观物理世界；相对论力学指明，牛顿力学对静止和低速运动物体适用，对高速运动（指接近光速）物体不适用。其实，任何科学都有其适用范围，举个简单例子，欧几里得几何学产生了两千多年，也用了两千多年，到19世纪末，俄国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创立了一套几何学，同欧氏几何大为不同，乃至相反，号称非欧几何学。如欧氏几何有条定理是：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180度；非欧几何证明三角形三内角之和小于180度。德国数学家高斯还在阿尔卑斯山设立了足够大的三角形，测量结果是等于180度，并宣称，在地球范围内，欧氏几何是完全正确的。直到20世纪中期，有了射电天文学技术，测量结果证明，在大于5光年的世界，即是远大于太阳系，三角形三内角之和方才小于180度。充分证明，欧氏几何定理在地球范围内是完全适用的。至此可以发现，科学技术以信息文字为载体，成为人类精神的遗传基因，只生不灭，越积累越多，而且科学知识的增多，会产生连锁反应，进一步的增多，使得科学技术加速发展，越走越快。恩格斯把科学的发展比作人口的增长，指出：“人口的增长同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而科学的发展同前一代人遗留下的知识量成正比，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是按几何级学增长的。”由于人的科学知识积累越多，这就形成了一座庞大的精神资源，并在不停的膨胀，且越用越多，而地球上的物质资源则越用越少，这就会陷入物质资源匮乏的困境。随着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进展，这一困境将会越陷越深，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就是发挥精神资源的优势，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时代在呼唤科学技术革命，当前，科学技术积累已相当深厚，也正酝酿着一场新的革命。 二、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 由于科学知识越积累越多，则学会已有的知识所需要的时间即受教育的时间就越来越长。同时，现代从事各种产业的工作，都需要掌握科学知识。同时，当今世界，科学知识变革很快，不断地出现新知识、新技术，要求人不断地学习掌握。古代近代社会，没有文化知识，照样可以种地、作手艺乃至打仗，现代就不行了。这样一来，教育就关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乃至国家民族的盛衰。在世界面临新科技革命来临时，教育就更加显得突出重要。在学习会上指出：“物质资源必然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才却会越用越多。”又说：“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靠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要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 中国一向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的传统。古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树谷；十年之计，在于树木；百年之计，在于树人。就是说，安排一年的生计，在于种好庄稼；安排十年的生计，在于种好树木；安排好百年的生计，在于教育培养人。可见中国古人已深深了解教育的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当代世界，科教与人才成为决定社会前进的首要因素，教育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远比古代为大，我们更有理由比古人更加重视教育。以往我们常以地大物博自豪，冷静的分析，我国人均占有的土地和矿产资源，在世界上都排在后面。最大的特色是人口众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的素质，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我们更有理由比世界各国更加重视教育。今后国家富强，民族的复兴，这一历史重任都落在教育上，中国的教育事业可说是任重而道远。 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经济落后是无可置疑的。说中国文化落后，颇有疑问。中国属于儒学文化圈，欧美属于基督教文化圈，即人们常说的东西文化。这二者不可比，正同中国的京剧与外国的歌剧、舞剧不可比一样。说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如同说京剧落后于莎士比亚剧一样，是讲不通的。因而不存在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问题。但教育是可比的，如文盲、在校学生、大学生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是可比的，同外国一比较，中国确实明显的落后，因此，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教育落后，而并非是文化落后。 中国的教育落后在满清时已经显示出来。到了19世纪，欧美国家兴办学校，教授自然科学课程，属于近代教育。我国仍然盛行私塾，全教人文科学，属于古代教育。到了20世纪初，才开始向近代教育迈进。 教育对各个领域都发生深层次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些是看不到的，但确是巨大而深远的。如许多地区，有丰富的资源，却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利用，依然处于贫困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有眼光、有创业能力的人才。想反，有了人才，就要资金有资金，要技术有技术，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样的外部环境与条件，只是由于管理人员的素质不同，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机关，竞争会有不同的结局。少年、儿童的成长和社会风气的好坏，极大地同家庭环境、幼儿园、学校和各种社会组织的熏陶有关，归结起来，还是人的教育问题。 从20世纪初中国才开始有了近代教育，比欧美国家落后了一个世纪。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急起直追，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三、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和运行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教育则是百年大计，着眼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和市场经济的目标存在差异。由于市场经济的原则是追求经济效益，因此，教育部门培养的实用人才，如会计、销售、法律、公关以及各部门应用技术的人才，很容易为市场所吸收接纳。对于基础科学的人才，如哲学、历史学等人文科学，理论物理学，理论数学等基础科学，从世俗的市场经济的观点看是效用不大的，不能立即产生经济效益的。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基础科学如同水，各门应用技术如同船，水涨船高，只有基础科学水平提高了，应用技术乃至生产和工作的水平才能提高。基础科学起到基础的作用，没有牢固的基础何以能建起高楼大厦。故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极其重视基础科学人才培养。政府应有远大眼光，不能局限于短期的功利目的，要高瞻远瞩，稳住基础科学学科专业这一头。 基础科学人才是学界的精华，在精而不在多。我国过去高等学校在学科设置上，基础科学偏多而失之于精。特别是文科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专业，每个综合性大学都设置，应用专业则设置的少。近年来，由于市场大潮的冲击，基础科学学科受到巨大冲击，以至于取消或改变专业方向。为今之计，应本着少而精的原则，稳住基础科学系科这一头，选择条件好的院校，设置基础科学专业，培养高精尖人才，为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造就一批学科带头人乃至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 科学界精英人才也是教育应当稳住的一头。特别是要关注底层平民家庭中有天赋、有潜能、有强烈的向上意识的子女的培养教育，使他们有机会、有条件得到更多学习深造的机会。由于这部分子女有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只要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求学条件，极有可能成为科学精英。因此，政府和全社会都要注视科学精英的苗子，对于那些勤奋而有天赋的学生，要在经济上予以大力支持，决不能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使其丧失求学的机会。 基础科学论文:正确认识基础科学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三年来，我国人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工作已经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忘我的劳动和兴奋的心情来迎接行将到来的国家建设的高潮。当我们面临国家建设高潮的时候，我们首先便感到现在我国科学技术干部，无论在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国家建设的要求。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成为当前的急务之一。今年暑假后，又将有几万毕业于中学的青年们走进高等学校学习科学技术，这将为我国将来的建设工作增加一支生力军。 有些青年，对于学习专门技术很重视，但对于进理学院，学习研究基础科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因而兴趣就比较淡薄。有的甚而觉得这可能用处不大，出路不广。这个问题是涉及到对国家建设，对科学的认识的，我们现在就对这个问题作些解释。 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文化建设。我们不能想像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丰裕的经济生活而可以不要健康充实的文化生活内的。在文化建设中，科学研究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由于有了科学的研究，使我们能够发见、掌握了自然规律，从而能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发展国家的生产力，推动了经济建设的进行。同时，由于科学的发达，我们加深了对自然界的认识，增进了控制自然界的知识，也就是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我们就不再是自然的愚味的奴隶而是自然的主人了。所以说“科学，按其本质来说，是精神文化的最重要的成分，它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服务。”（加马利、康士坦丁诺夫：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见学习译丛一九五二年第三号第五十四页）。我们如果把国家建设工作短视为只限于生产的改进与发展，而不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那是不全面不正确的。 再进一步看看，任何近代大规模的生产技术要是没有科学的研究与发明来作基础，那也是不能想像的。所以说“近代大生产是以自觉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为基础的，它要求人们研究物的机械、物理、化学等特性，科学地分析和综合工农业的一切生产实践。”（见前书第四十九页）。难道我们可以想像没有马克司威尔的电波学说便可以有近代的无线电的出现。没有门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律和原子分子的学说而可以有近代高度发展的化学工业，没有居里夫人关于放射元素的研究，也可以有近代原子能工业吗？再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苏联，因为有了巴甫洛夫在生理学上的成就——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于是在医学技术上，今天就有了基本的革新，甚至教育学和畜牧医学在应用上也都因为它的影响而有了新的进展。可见任何一种应用技术的革新没有不是由于科学研究上的发明发现而引起的。理学院中关于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基础科学的学习与研究，对于国家生产技术的发展与提高来说，对于国家全面建设来说，不仅是需要的并且是很为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青年对于投考理学院有顾虑，怕学了没有“用”，没有“出路”呢？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过去由于长期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动阶级的统治，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的。科学工作要是没有社会生产上的需要是不可能发展的。于是从外国移殖过来的一点一滴的科学工作，也由于得不着滋养而日渐成为脱离实践、日渐萎缩的东西了。毕业于理学院的学生和从事于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者们除了教教书外，就根本没有充分的条件，去很好地进行研究，以使自己对于国家、对于人民作出很多贡献；甚至有的由于“用非所学”“用非所长”，就不得不半路改行了。这样就自然造成所谓理学院没有出路的现象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今天我们祖国大地的一切是完全改观了。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没有出路的那种不合理的现象是随着反动统治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在经济建设工作中，要改进发展生产技术，立刻就需要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来指引、推进。而在文化建设工作中也更需要我们有更丰富更正确的控制自然的智识来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在的号召下，我国科学工作者们正在进行思想改造，克服了过去脱离实践的学院式工作作风，使科学工作更能指导工农业生产的实践，这就为我们学习基础科学的青年们准备了又一个更好的条件。 基础科学论文:制度建设为基础科学机制为保证不断提高组织工作的满意度 选人用人关系到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到人心向背，是干部群众和社会对组织工作关切的优秀所在。构建以制度体系为基础、以科学化的工作方式为保障的选人用人机制，是提高组织工作满意度的关键。 必须夯实制度规范这一基础 总书记指出：必须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中。制度是根本，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必须以健全的制度体系为基础。在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中，要准确地把握制度体系的点、线、面要素以及制度所覆盖的基本内容和制度运行的关键环节。 要把握制度体系的优秀点，关键是在制度之中能体现优秀要素选干部。一是思想品德、业务能力、综合素质构成的基本标准。德为先是思想基础，能为上是工作基础，学为重是素质基础。二是实际履历、个人情况、岗位需求构成的条件标准。真正注重实际工作表现，并与个人学识修养、岗位结构搭配相兼顾。三是群众认同、干部认同、上级认同构成的工作标准。能够将群众拥护和组织信任的人选出来。中央对干部选任有总体要求和《干部选任的条例》，需要在实践中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实施办法并加以落实，但必须准确掌握其优秀要素。 要把握制度运行的主要线，关键是在制度之中能体现规范环节选干部。一是制度体系的程序节点之间是连贯的。干部的选任，从群众测评、自荐和推荐、考试答辩、公推或竞聘，到组织考察、纪委反馈、差额票决、公示任用、廉政谈话等，必须保证确定的流程线都要有相应的制度约束。二是制度体系的主线是清晰的。如群众测评有分析，体现科学定性和定量；选任方式要公开，尽可能让大多数群众都能知晓；组织考察应全面，能够真实反映被考察者德、能、勤、绩、廉的情况、担任干部的适合度以及个人特质；会议决策需民主，党委在选任干部中实行差额考察和差额票决制等。 要把握制度覆盖的主要面，关键是在制度中能体现科学机制选干部。一是选人用人的工作机制有不同的层次。在总体要求上，制定既符合中央要求，又体现学校实际的有针对性、适应性的方案；在选拔方式上，采取进一步扩大竞争上岗范围和公开招聘的措施；在选任程序上，规范民主推荐、考评答辩、差额考察、纪委函复、任前公示、票决确定等要求。二是选人用人的机制有较宽的覆盖面。要完善干部在岗的学习培训制度，落实干部试用期、回避、报告事项、廉政谈话制度，落实干部履行职责的常态化考评机制，建立后备干部的培养机制。三是监督的配套机制。严格执行“一报告两评议”，做好干部述职述廉、离任审计等，将4项监督落到实处，并建立纪检、审计、财务等有关部门的联席会商机制，加强干部常态化监督。 只有按照中央要求，并将各个单位具体实施的方法以制度的形式予以确定，才能打牢选人用人的工作基础。 必须坚持正确导向这一根本 做好选人用人工作，要通过制度和机制形成正确导向，匡正选人用人的风气。需要我们思考的是，如何以制度和机制解决“怎样选人，选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选好人既要在制度层面保证选人的要求，也要在实际做法中体现选人的作风。中央提出，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有良好的选人用人风气，从干部角度讲，能够激励干部，让其工作感到舒畅；从群众角度讲，有利于增加群众对组织部门的信任和对干部的支持。在实践中要把握好5点：一是制度和机制要确保选人用人的正确导向，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干部选任原则，通过民主推荐、竞聘上岗、公开选拔、群众参与等方式，扩大选人用人的民主范围，拓宽选人用人的视野，摸得准、看得准、选得准。二是工作方法要确保选人用人的民意基础。让群众知情、参与，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落实到选人用人的实际工作中。加强民意测评，让民意反映干部的德才，让群众评价干部的政绩，将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作为干部履职评价的主要依据，作为选人用人的依据。三是监督体系要确保选人用人的公平公正。领导干部的提名权要有制度，组织、纪委部门要加强经常性沟通，确保投机者选不上以及防止干部带病上岗，严肃处理跑官、要官和拉票贿选行为。四是岗位任职中要体现干部的轮岗交流。干部轮岗交流，反映在高风险岗位规避、多岗位锻炼、干部的合理调整等几个方面。要注意把群众反映好、工作能力强、政治素质硬的干部选拔到重要岗位，也要注意与长期在弱势岗位工作的干部加强交流。五是组织干部自身要行得正。要思想上讲党性、工作上重品行、行为上作表率，深入基层、了解民意，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敢于坚持原则，真实反映情况，勇于抵制不正之风。 干部选任的导向，是群众和干部评价满意度的风向标，只有在选人用人的实际工作中，最大程度地依靠群众，才能风清气正，做到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 必须提高科学水平这一要求 做好选人用人工作，贯彻中央提出的坚持民主、公开、竞争和择优，必须落实在干部选任的整个过程，即做法要反映民主、过程要实现公开、选拔要体现竞争、目标要达到择优。只有延伸和拓展实际工作的每一环节，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民主、公开、竞争和择优，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提高组织干部工作的满意度。 客观地说，干部工作长期以来有一套严谨的工作流程，但在如何听取多数人的意见，避免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以及集中群众的认可度方面，尚需要提高科学水平。坚持民主，就要从初始的人选推荐、拟任干部的遴选到考察听取意见、干部任用的决定等，全面增加群众和干部的参与度，并实行干部选任差额票决制，避免以少数人意见取舍，制衡“一言堂”。坚持公开，就是让更多的群众从一开始就知道，缺什么岗、岗位条件和职责是什么、怎样选人等。对干部选任中的一些环节，要尽量多场合加以公开，可以借用媒体、内部信息渠道和一些现代科技手段，让本单位的大多数干部群众了解组织上选人用人的工作要求、工作步骤和主要信息，并建立畅通的意见反映渠道。坚持竞争，就是形成比较性选人。干部选任实行竞争上岗，实际上是改变了干部的提名权，让可能原本不在视野里的人和更多优秀的人参与。体现竞争，要将岗位公布，鼓励更多的人报名，进行差额考察、差额票决等。坚持择优，就是按照中央要求，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上来，这也是干部选任的最终目的。 基础科学论文: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对文学的利用 个人简介：刘兵，男，1958年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学术委员、兼职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是科学史、科学文化传播、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出版有《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等专著6种，《刘兵自选集》等个人文集7种，《超导史话》等科学史与科学文化普及著作4种，译著7种，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编有《科学大师传记丛书》等多种丛书、教材和读物。 摘 要：本文提出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可适度利用涉及科学问题的文学作品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落实新课标所倡导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一维度的教学目标，并例举分析了几部较有影响力的西方畅销小说，指出其中所涉及的科学问题，以及如何去理解和把握其中的科学理念。 关键词：科学教育；文学作品 在中学的基础科学教育中，为了实现新课标所提出的教学目标，特别是关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维度，可以利用各种辅助性的教学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教学。在这当中，一些在传统教学中不被重视甚至几乎被完全忽视的教学资源，如果恰当地利用起来，也可以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在科学教育中，对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教学，由于以往被强调不够，教师经常会感觉在教学内容和资源等方面有困难。就此来说，一些目前在国内已经出版了中译本的西方畅销小说，因其涉及到与科学有关的话题，而且，更多地反映了一些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对于科学、技术其及本质和与社会之关系的见解，就是一类既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又能满足特定教学要求的素材。倘能适当地在教学中引进、利用这样的素材，完全有可能让学生在愉悦的学习中，掌握一部分相关的知识并进行有益的思考。 这样做的关键，是对适当的文学作品的发现和对其有关科学之理念的理解与把握。在这样的基础上，可能的选择还是很多的。在此，可以例举若干部较有影响的作品作一简要的分析和讨论。 在一些早期的西方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举《美丽新世界》和《1984》这两本书为例。20世纪上半叶，科学在世界上还是突出地以非常正面的形象来传播，科学技术的一些负面的效应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作家非常难能可贵地表现出了先见之明，在其作品中讨论了相关的问题。 《美丽新世界》这本赫胥黎的经典作品，写于上个世纪30年代，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好几个中译本。在那个时候，赫胥黎就已经非常有先见之明地探讨了科学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另一种影响，即生育技术，这样的意识是非常超前的，甚至于我们现在激烈争论的生物技术的问题，在其书中就已经有了类似的影子。他利用当时可以得到科学技术的进展，构想了一个特殊的极权社会，这个社会把科学技术的各种先进手段都运用起来，在对其成员从出生起，就进行着有目的的培养，把人分成不同的阶层，如阿尔法、贝塔、伽玛。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不同的社会结构带来的冲突，作者设想这个社会还保持着文化专制。比方说，对一些传统文化像莎士比亚的戏剧等都是禁书……。在这本书中，就我们这里所关心的话题来说，最关键的是赫胥黎设想中，利用可以想象的科学技术手段来维持这样一个作者显然是对之采取批判态度的社会。作家所要反思的一种是社会体制，一种就是利用科学手段对体制的保证。 类似于这部反乌托邦的经典著作，另一部可以提及的小说，就是那本非常著名的写于1948年的《1984》。以往人们不会把它算作跟科学有关的书，而更多地放到政治幻想小说的分类中，把它作为一本政治小说来读。这部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当然首先的影响也是来自于它对于政治社会的构思。但是，这部小说在其精彩的描述中，其实也还涉及到对于那样一个专制社会的技术支撑条件的设想，甚至于带有了某种科幻的意味。比如说，人受到监视，所有的地方没有自由、没有隐私，甚至在自己的房间里都要躲着监视器（即小说中的“电幕”）。在1948年时，技术还不像今日那样发达，但作家在描述一种社会政治结构中发生的种种故事时，其实是很有预见地设想了可能利用的科学技术手段，即使当时这样的手段并不完善。作家的想象力和科学技术的思考和价值判断是非常值得后来人重视的。在当下，不是已经有人在讨论监视器这种技术手段的普遍应用与个人隐私之关系等伦理性的问题了吗？ 除去这些较为早期的经典作品之外，如果我们直接跨入20世纪90年代，我们更会发现，一系列的小说更加有针对性地在思考着科学的问题。 很有代表性的美国畅销小说作家克莱顿的一系列作品，就是典型。其中，在公众中，其最有名的作品，就是最初以小说形式问世的《侏罗纪公园》了，当然，由于这部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其实他的每部小说几乎都被拍成了电影），由于电影的传播，其影响力超出了小说。后来沿着类似的思路、围绕着同样的主题的续篇《失落的世界》亦是如此。 抛开《侏罗纪公园》中那些至少在逻辑上似乎成立、与当代科学发展有某种关系的幻想性细节不谈，仅就其思想性而言，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背后，也有许多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内容。 小说的作者体现在其作品中的一个非常清晰的意识，即作者所要讲述的，实际上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问题。那个设想由人类造出并放养了恐龙的孤岛是一种自然，人们在这个孤岛上用人工的方式复原了几千万年前存在的恐龙，重新建造了一个人工的自然界。但作者又认为，这样一个自然界是不可能稳定的，虽然小说中的某些人以为可以控制这样的自然，但是这实际是一种幻想，而作者立论的根据，又放回到某种科学的逻辑里。在这本书中，作者大量采用了一些科学前沿的东西，典型的就是混沌理论。曾有人说这部作品所传达的混沌理论这样一些科学前沿概念，要比很多科普作品效果好得多。此小说中有一位主人公，是可以视为作者代言人的名叫马尔科姆的数学家，他就根据自己的研究而预言：这样一个人为的自然系统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从近代科学创立的时代起，人类有一种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从哲学家培根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后来有人重新解读，译为知识就是权力。人们一直有这样一种观念，一种所谓人类中心的观念，有一种人类对自己能力夸大的想象，认为人们可以控制自然、可以改造自然，可以把握人们创造的自然，这种认识是近代科学创立以来特别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一直不断地主流地所持有的一种看法，直到后来很多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开始反思，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过去我们在中国不是也有这种传统吗？的时候口号不是“人定胜天”吗？这种概念无论是基于想要依赖科学技术手段还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信念，都是认为可以由人的意志来改善自然界和控制自然界，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这样的信念也许是有问题的，或者说，对自然的控制有时候也是会出问题的。从《侏罗纪公园》到《失落的世界》，正是反映出这样的一种思想。 相应地，在当下我们的现实中，当我们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争论，为一些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事件或问题而争论，如像有关人类是否应“敬畏自然”的讨论，关于水利工程的讨论（在《侏罗纪公园》就真的提及到阿斯旺水坝的事例）等，如果把这样的小说结合在科学教育中，也许会提供给学生更多的一些话题、思路和素材。 在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个近来非常走红的典型的作家的例子，即著名的《达芬奇密码》一书的作者丹・布朗，他因《达芬奇密码》而知名，但其另外几本作品其实都是跟科学有关的，比如说像《数字城堡》、《骗局》、《天使与魔鬼》。 《数字城堡》涉及到的是密码、信息、超级电脑的问题，当然内容也包括恐怖主义、政府的电脑信息系统的研制开发等等情节，但关键在于，它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能够研制出万能解密机，那么，在这种有可能性的技术发达情况下，人类的隐私何在？ 关于个人隐私，像这样的反思，或者是像生物技术的应用等所带来的冲突，在学术界也已有所讨论，此小说只是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把这样的科学发展的伦理性问题具象化。这里仍然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与人和社会的发展的冲突的问题作为关注的优秀。 在《骗局》这本书里，涉及到的也是一种科研伦理的问题。作者设想的情节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政府的有关机构和官员也居然会在科研的问题上作伪。像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关注科研道德的时候，当然也是有借鉴思考价值的。 在丹・布朗几部小说中，我更愿意强调的是《天使与魔鬼》这本书，因为这本小说把叙述的焦点放在一个科学与宗教的环境之中，在仍带有幻想性又有一定科学依据基础的故事情节里，反映了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书中，教皇内侍在危急的时刻的长篇演讲几乎就像是一篇在讨论科学、宗教和人性之关系的论文。其中提到的一些很有意味的问题就是，仅仅靠科学我们是否能够很理想的生存？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物质需求的前提下，科学是否能够同时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在我们掌握了非常先进的一种具有威力的手段和技术的前提下，我们的道德是否也已经进化到了有能力足以能够控制把握这样一种技术发展的相应的程度？ 如果仅就近几年来被译成中文的国外畅销小说来看，其实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涉及对科学的反思这一主题的优秀作品，像《诺贝尔的囚徒》、《羚羊与秧鸡》、《猎物》，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再例举了。 总之，本文只是想提出这样一种可能的设想，即如果在学校的基础科学教育中，适度地利用涉及到科学问题的文学作品，完全是有可能在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更容易达到新课标所设定的某些教学目标的。 基础科学论文:科学、技术与社会和基础科学教育 一、何为sts 近几年，面对现行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我国基础教育界一直在呐喊要提倡素质教育，同时也在不懈地探索素质教育的方法。 近年来，国际上许多国家对其基础科学教育的内容与标准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改革。这些改革的特色之一，是将“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思想内容融入到基础科学教育之中，即在科学教育中增加人文思想、人文色彩。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的改革也已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中将sts与基础科学教育相结合，是最为值得关注和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由于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重视专门化的东西，使得大多数科学家也越来越重视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深了越来越专业化的教育带来的弊端。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学者斯诺也谈到越来越专业化教育带来的不好的影响。他认为，这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比如科学家很可能只了解专业很窄的范围，而不了解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等基本知识，甚至代表两种文化的双方互相认为对方的工作意义不如自己从事的重要，从而互相排斥。这种文化的分裂会带给社会损害、损失。斯诺提出要改变现有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以改变这种现状。 科技发展引起了许多新的问题，如是否应该发展核能，是否应该谨慎地加以限制基因工程的研究，应怎样控制世界人口，怎样控制非再生能源的消耗率，怎样避免战争、环境污染，又怎样防止或消除等等。科学技术革命，不断引起对人和大自然的关系的讨论，而人和大自然的相互关系本质上是社会过程。凡其结果会对广大群众产生影响的，群众都应参与决策和实施。科学技术对政治和道德的影响是公众的事情，外行也应介入。然而西方国家中社会和科学技术明显分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互脱节，而自然科学又占统治地位，这样就需要培养了解科学技术及其后果、能够参与涉及科学技术决策的公民，需要能给决策者提供新的信息和科学的分析等等。基于这些客观需要，逐渐兴起了一个跨学科的新的研究领域：sts。世界上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 对sts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一般认为，sts是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诞生于美国的一个新兴的学科。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sts研究。现阶段，我国专门研究sts的学者这样定义sts：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它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和社会其他子系统（比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因此研究科学、技术也应该研究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科学和技术的性质、结构、功能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其他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之间的互动关系；还要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在整体上的性质、特点、结构和相互关系及其协调发展的动力学机制。 在国外，学者们对sts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在广义的理解中，sts体现为一个学科群，是科学史、科学哲学等等（还包括技术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等）学科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的总称。在狭义的理解中，sts则是以传统的科学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学科为基础，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理论综合，而形成的融合了上述传统学科之基本内容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追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之相互关系的新理解。很自然，像这样的研究及其成果，迟早是要反映在教育，包括基础教育之中。 二、sts与基础科学教育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深入，一个相应的趋势是，科学教育也越来越专业化。这种向学生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的倾向将影响到所培养出来的一代人的知识、技能结构以及基本素质。在这样的目标下培养出来的，即使是很杰出的人才，也很可能大多数只是某个狭窄领域的专家而对其他领域几乎一点也不通。时代和社会并不要求人人成为物理学家，但要求人人都要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和对急速发展变化着的时代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教育的内容、方法、观念及人才的培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实际上，现代的社会需要更多的是有现代观念、有一定专长、也了解其他领域知识的通才。只了解很窄的领域，不论是领导科学工作，还是参与制定科学政策或政府其他政策的讨论等等，都是不够的。科学技术越专业化，越可能使得人们沉迷于技术的发展中，而只看到很窄的方面，甚至忽视了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当遇到由于科技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或应该做出决策时，很可能会手足无措。sts教育正是在出现了以上问题的情况下才逐渐形成的，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教育的不足。另外，只注重知识的传授，学生掌握了知识，并不代表就具备了独立思考、工作、研究、开创的能力。而sts教育可以使学生在更宽的视野中（比如历史的、哲学的、社会的、伦理的，等等）理解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思想、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怎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等等。 从近些年来国际上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总体趋势来看，在对sts内容的引入中，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优秀组成部分之一。当然，sts在基础科学教育中的内容绝不仅限于此。 首先，科学史教学对于科学教学本身具有帮助。通过科学史的教学，学生可以不仅学到具体的、现成的科学知识，还知道科学知识是怎么来的、科学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发展的、科学家是怎样思考的、研究科学的方法有什么等等。这样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使学生更具有科学洞察力。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科学动态的发展，在对科学概念演变的了解中能更准确地理解科学概念，并学会更好地利用已有的知识，而不是只学到 一些作为现成结论的知识片断。 其次，近年来出现的另一个趋势是，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将科学史同科学哲学结合起来（例如对于在历史上科学革命中出现的重大变革的本质的说明以及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问题的介绍），这尤其有利于培养学生批判的头脑，也有利于学生了解真正的科学精神。 再次，sts的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是一种文化。因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的活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人类的烙印。科学是无数科学家毕生辛勤工作的结果，是我们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现了我们最崇高的传统，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它可以使我们对未来满怀信心，可以使我们更聪明、更谦恭，甚至更为愉快。但科学毕竟只是一种文化，一个人大脑中具有了一定的科学知识，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从早期对引入科学史的专注，到更加泛化的sts，这样的教育可以说起到了某种沟通两种文化的“桥梁”的作用。 最后，sts教育具有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重要功能。由于sts在西方产生的特殊背景，这方面的关注更加集中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广泛应用科学技术的一些负面效应（如对资源的过分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与污染等）。利用sts教育，则可以使学生懂得科学并不只是象牙塔中的、和外界孤立的知识，而应该对科学技术有更全面的认识。这对于社会对科学应用的适当控制以及对未来的科学技术决策，以及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都具有重要的潜在意义。 三、sts与中国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 我国中学的理科教育，在单科的系统知识上，其深度、广度几乎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尤其是物理学和化学。但是放在今日世界激烈的经济、科技竞争环境中来分析，我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不仅需要科技精英，还需要具有较高科技素质的劳动大军。在中学理科教育中，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也是极其重要的。应该使受教育者懂得科学成就和技术革新应为社会的生产、生活和发展服务，为公众利益服务，对科学技术应用中各种社会问题持积极参与的态度，并尽可能提出合理的对策和行动。但是现行中学理科教育受制于升学的压力，教师为升学而教，学生为升学而学。这不仅使教学内容和方法围着应试转，而且使得科学、技术、社会三者的脱节。 科教兴国，素质教育兴国，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项目已全面启动。在未来将出台的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中，将体现国家对不同阶段学生在知识、能力、态度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将规定各门课程的性质、目标、内容框架、教学建议、评价标准等。按有关权威部门的说法，在课程标准的改革中，需要处理好现代社会科技进步与学生发展的关系；倡导从学生的兴趣和经验出发，结合社会、科技的发展，重组各门课程的学习内容，并体现综合性。相应地，在义务教育阶段理科课程共同基础中，内容将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理科课程、科学素养的养成、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及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理解等几部分。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在渗透人文因素方面长期的落后，以及相关学术研究进展的滞后，使得有时在教育中谈到要引入sts内容时，对于究竟何为sts以及如何引入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误用。例如，仅仅望文生义地将sts等同于实践、动手等等。因此，我们也应该更多地关注西方的科学教育中的新思想，这对于我国基础科学教育的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必须承认的是，与像英美这样的国家相比，在基础科学教学中结合sts的方面，我们国家显然仍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教育界不能和学术界脱离，而应该汲取学术界的观念、观点，请学术界人士参与到教育的改革中来。
科学技术史论文:洋务运动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作用 摘 要 洋务运动时期，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大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对巩固清政府的统治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本文就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表现，洋务运动时期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方式，学习科学技术的进步意义等方面进行论述，进一步揭示科学技术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关键词 洋务运动 发展 科学技术 洋务运动时期，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对当时清政府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本文从科学技术与近代中国社会观念的进步、新式人才的培养、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近代物质文明的发展等方面进行一定的探讨，试图从科技角度对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进步关系的上分析与综合。 1“科学主义”在中国的最初表现 科学主义思想源自启蒙主义，成于实证主义。17世纪F.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成为后世科学主义者一个常用的口号，其中“知识”被理解为科学。牛顿理论使人看到了科学在阐释世界方面的理性力量，宗教对自然的阐释逐渐让位于科学，使得科学获得了宗教的部分神性。科学逐渐被认为反映了自然的本质规律，是绝对正确的客观真理，自然而然地成为最高的判断标准。 中国的科学技术是20世纪初随着现代科学的大规模进入而建立起来的。严复第一个把西方社会的先进性归因于“科学”和“民主”，把科学从“术”的地位升为“道”。科学意味着理性、文明、进步和效率，它不仅是一种外在的善，而且具有一种内在的美。因此，科学既是知识合理性的评判标准，又是知识合法性的衡量尺度，惟有进入科学领域，知识才具有合理性并获得存在的合法性。文学、艺术、宗教等人文知识因为不具备科学的特征而被排斥在外。实际上，科学主义要求科学具有话语霸权，这就意味着科学所体现出来的功利主义与人们对终极价值的追求产生了难以填补的隔阂。 中国文化素来有重形上而轻形下、重道轻器、重理论轻实用的传统。1840年以来，由于在只讲功利不讲道义的战争中失败，中国人感到有引进西方科技的必要，可是这种引进完全是出于“中体”层面的，仍然大谈伦理名教，甚至说出“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得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的昏话；与之同时，在“西用”层面上，却大造枪炮，大办洋务，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文化内双重取向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而且互相挚肘，导致了严重的内耗。最终伦理名教只剩下了一个空壳，而师夷长技也只学了些皮毛。 2学习西方科学的主要方式 2.1开设学堂，培养外事人才 鸦片战争后，开放口岸成倍增加，外国公使允许驻京，各通商口岸设领事馆，外事事务增多，急需翻译人才。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局等几个大型局厂，开设有学堂，聘请洋教习传授知识技能，培养了一批现代化业的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1862 年设立同文馆培养了一批翻译人才。恭亲王奕 、李鸿章奏请成立语言文字关培养翻译人才。1862 年，京师同文馆设立。设有英文馆、俄文馆、法文馆、德文馆、日文馆，聘请外国人任教习。同时，又增设了天文、算学、物理、化学、医学、外国史地等课程。 2.2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 在容闳的奔走下，1872-1875 年，选拔 120名留美幼童赴美学习，虽然这批留美幼童由于顽固派的阻挠提前回国，未完成预定的留学计划。但是，他们中涌现了一批现代著名人物，成为现代化的实用人才，如修筑京张铁路的詹天佑。 1877 年清政府又派出赴欧留学人员，1881 年派出第二批赴欧留学人员，1885 年派出第三批。19 世纪末培养了一批不同于封建士大夫知识结构的翻译人才、外交人才、科技人才达千人以上，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 2.3建立各类新式学校二三十所 这些学校有专门的军事学校和工艺学校，如上海电报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水师学堂、天津军工学堂等一批专门化的学校。洋务运动前传统士子以八股选拔人才，但在西学的冲击下，学习实用的技艺逐渐受到重视。 3洋务运动时科学技术的进步意义 （1）培养了现代化企业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如经办福州船厂的丁日昌，经办汉阳铁厂的徐华封，原是江南制造局的局员。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及天津机器局等几个大型军工企业还附设各类学堂，聘请外籍教员讲授数学、物理、化学、英文、法文等课程，培养了一批科技、外交、工程人才。同洋匠跟班实习，培养一批掌握现代技术的工人。译书馆翻译出版的各类书籍史地、社科、军事工程、科技类推广西方的先进知识，开阔眼界极为重要。 （2）促进了现代民用工业形成与发展。一方面，军事企业所需的原料单靠进口成本过高，需要建立民用企业由本国生产满足需求。另一方面缓解政府资金的不足，这两点刺激了民用企业的产生。“1872 年设立的上海轮船招商局；1877年设于滦州的开平矿务局；1887年设立的漠河金矿；1882年设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1889年设立的湖北织布官局。 （3）兴办中国第一批现代化军事企业和民用工业，为中国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使中国跨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如 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开始聘请法国人为监督，引进国外技术，建造船只，后来自行设计制造，到甲午战前，完成自主设计制造轮船 19艘。1867年三江通商大臣重厚创办天津机器局，后由李鸿章接手，自主设计的机器占了很大的比例。此外，各省督抚自筹经费创办的中小型的军火工厂从模仿洋枪洋炮到自己生产制造。 科学技术史论文: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及其研究 摘要：机械系统中的传动有三种，分别是机械传动、流体传动和电传动，其中接卸传动具有精度高、响应快、传动效率高等优点，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应用到的机械传动有很多，机械传动在生产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本文对机械传动系统研究的重要性进行了简要分析，并概括总结了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和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研究。 关键词：机械传动；科学技术；发展历史。 一、机械传动系统研究的重要性 在机械系统中工作机、原动机和传动机是其三大基本组成部分，机械系统的原动机为机械系统的运动提供了基本的动力，工作机是机械的具体功能执行系统，机械功能的种类有很多，这就使得工作机的结构形式和运动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原动机的运动具有单一性和简单性特征，工作机的运动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因此，在机械系统工作的过程中需要使用传动机将原动机的运动和动力大小、方向进行转换，将其传递给工作机，使得工作机能够正常运转。在机械系统中的原动机运动和动力输出无法满足工作机的工作要求时，就必须将传动机应用到其中。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机械系统开始朝着高速、高效、精密、多功能的方向发展，因此，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对传动机的功能要求越来越高，机械系统的工作性能、能源消耗和振动噪声大多取决与机械传动系统的性能，因此对机械传动系统进行细致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二、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 机械传动是机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机械诞生的同时就已经出现了机械传动。早在中国古代，指南车这种早期的机械就安装有累死齿轮传动的装置。14世纪，时钟的发明促进了齿轮传动的发展，人们开始研究金属齿轮传动，并在排水装置中采用大型机械传动系统，将风力机械传动装置用于工厂生产中，推动了制造业的迅速发展。18世纪初最早的蒸汽机诞生了，被运用到矿井排水、铁路机车和加工机械中，这就意味着机械传动的需求在极大程度上得到提升，此时，以水能为动力的机械传动系统在纺织和冶金工业中得到广泛应用。19世纪末，电动机和内燃机诞生，这些原动机的产生促进了机械传动的发展，并使机械传动在船舶、制造厂、发电站和铁路机车中得到广泛应用，但是交通和工业的发展对机械传动的需求也逐渐提升，实现机械传动的可靠性成为机械工业发展的主要目标。20世纪初期，摆线齿形和渐开线齿形的齿轮传动诞生了，这些齿轮传动在船舶、铁路机车中得到应用，且对齿形机械传动的精度要求越来越高，齿轮传动设计开始受到重视和关注。20世纪40年代，渐开线和非渐开线齿轮传动的齿形计算方法得以问世，多采用几何学分析方法对其进行计算。20世纪50年代，在大量机械传动试验研究的基础上，齿轮传动设计更加精细，齿轮传动设计要充分考虑齿轮表面的接触强度、弯曲强度和荷载，并将其应用到汽轮发电机传动系统的设计中，有效提高其承载能力。20世纪60年代，机械传动被应用到宇航技术发展中，火箭推注系统对机械传动装置的要求很高，要求其具有体积小但、承载能力大的有点，从宇航飞船安全性角度出发，对宇航机械装置的可靠性要求也更高，细致研究宇航飞船中的机械传动装置和传动装置材料性能，才能确保机械传动装置在宇航技术中应用良好。20世纪70年代，机械传动研究中的空间啮合理论研究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成果被应用到新型传动装置的开发中，这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机械传动的科学发展步伐。在不同工作条件下，使用齿轮润滑油等添加剂能有效提高机械传动的使用性能，并延长其使用寿命。20世纪80年代，空间啮合理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空间啮合理论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空间啮合齿轮受载接触分析方法诞生出来，在应力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此时，航空、船舶工业中的机械传动振动噪声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在机械传动设计的过程中以减振降噪为主要目的，航空、船舶机械齿轮传动材料质量的控制更加严格，成本低、重量轻且润滑性能良好的非金属材料被运用到齿轮传动系统生产中。20世纪90年代，以齿轮传动和带传动为主的力学机械传动成为业界研究的热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减振降噪，对多种类型的齿轮传动系统进行拓展研究。 三、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研究 21世纪时科技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先进的信息技术、能源技术、环境保护技术、新材料技术和制造技术成为科技发展的重要技术手段，这些科学研究成果和先进的技术手段成为机械传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 1.机械传动具有信息化和智能化特征 目前，我国的机械传动呈现出信息化和智能化特征，机械传动研究中要将先进的计算机信息技术、控制技术和机械传动技术有效的结合起来，根据机械系统中原动机和工作机效率特征、功能要求的基本特征，使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机械传动的智能控制，并对机械传动功率和速比进行实时控制，实现原动机和工作机的最佳匹配和有效协调，才能使得现代化机械装备呈现出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特征，例如，汽车生产中广泛应用到机械传动理论，并将机械传动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应用在汽车自动变速传动中。 2.机械传动动力系统具有节能和环保作用 机械传动动力系统的节能和环保既包括传动系统本身的节能环保作用，还包括机械系统中原动机和工作机的节能和环保，在机械传动系统节能环保设计上，使用无污染的润滑剂能有效避免环境污染，并对以行星传动为代表的分流传动进行研究，使用功率流程设计方法实现机械传动系统的分流传动功率流的均载和协调。机械传动系统设计中，充分考虑原动机和工作机的节能和环保作用，根据原动机和工作机的功率和速度对传动系统进行合理设计，使原动机和工作机实现最佳匹配效果，确保原动机拥有最高效率的同时排放的污染物最少。例如在汽车生产中采用多档变速和无级变速实现汽车发动机工作的有效调节，将自动离合器和变速器构成的动力装置结合起来，确保汽车在行驶中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混合动力汽车具有良好的节能环保功能，汽车的混合驱动系统使得汽车的使用性能更佳。 3.材料科学技术与机械传动的有效结合 21世纪的机械传动系统将材料科学应用到其中，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新材料的研发，各种新材料在机械传动中的应用得到促进，在极大程度上实现了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性能提高。梯度材料、高分子聚合物、智能材料等对机械传动的性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由表至里呈梯度变化的材料就是梯度材料，由于该类材料由表至里的变化很有规律，因此特别适合用作机械传动零件。高分子聚合物具有良好的耐磨损和润滑性能，在机械传动中的应用较广，塑料齿轮被广泛应用到办公设备中，并且在使用的过程中无需任何润滑介质。随着高分子聚合物复合材料种类的增多，其性能也得到提升。智能材料是通过信息技术来控制的，能有效改变其服役性能，实现机械结构智能可控性的材料。采用智能材料制作机械传动装置，能通过智能材料适时控制实现机械传动系统减振降噪的目的。 总结 通过对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和研究的分析可知，机械传动是机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水平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21世纪是科技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各领域都应用到机械传动科学技术，将先进的新机技术、能源技术、环保技术和新材料技术应用到机械传动领域中，才能促进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科学技术史论文:浅论科学技术史与历史科学之间的关系 摘要：本文首先简要分析了科学技术史与历史学的含义及学科特点，在此基础上重点、详细论述了科学技术史与历史科学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科学技术史；历史科学；关系 广义的历史是所有人的生活历程。科学探索和技术创造活动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技术和科学的产生才使人类的生活和其它动物的生活产生了质的区别。技术的历史反映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变化轨迹；科学的历史同人类精神、思想和世界观的进步密切相关。因而，科学技术史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自然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兴起较晚。但是，由于科学理性的巨大力量和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社会前进的深刻影响，科学技术史研究逐渐成为人类文化史、社会发展史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内容。 一、科学技术史与历史科学内涵 1、科学技术史的含义 科学技术史是关于科学技术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科学技术史既要研究科学技术内在的逻辑联系及其发展规律，又要探讨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因此，科学技术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历史学。它是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2、历史科学的含义 关于历史学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国内更多专家学者倾向于作如下定义：历史学是一门整合型的社会科学，是历史研究主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一般规律指导下，运用一定的思维认识方式和手段，在与历史客体发生互动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对历史客体的分析研究，以理解其特殊规律和特点的一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历史知识。 二、科学技术史与历史科学之间的关系 科学技术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科学，它描述的科学和技术从生产到发展的史实，是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历史。它是历史学领域中发展较晚、具有特殊性质的一个分支，是一门位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接壤位置的边缘学科。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曾经指出，历史学发展中最早的领域是政治史、军事史，以后才是经济史，最后才是文化史。在文化的历史研究中，宗教是最早出现的，然后是艺术史，出现最晚的则是对科学的历史研究。出现这样的研究顺序是很正常的。这是因为为系统的观察、实验与严密的逻辑体系相结合的近代科学产生于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17世纪。在这之前，历史的其他分支早已有人进行了认真地研究了。经过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技术机械化、19世纪欧美国家实现的技术科学化和科学理论化之后，从经济在市场竞争和科学技术的带动下获得飞速发展的史实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和对科学技术历史的考察，才明确提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科学论断，又经历了20世纪社会实践的检验，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日益发挥了关键能动的作用。正是这种日渐深化的认识，科学技术的历史研究在历史学中的重要地位才逐渐被置于它应有的位置。 任何科学的见解被人们所理解、认同都会有个过程。科学技术史地位的上述变迁也不是一下子就被众多人所接受的。美国科学史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作者库恩在1971年不无遗憾地说：“尽管历史学家一般口头上都承认，在过去400年中，科学在西方文化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对于多数历史学家来说，科学史依然是他们学科之外的领域。在许多场合，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把科学史拒之门外的做法，看不出明显的害处，因为科学的发展对于西方近代史的许多主要问题似乎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一个历史学家，如果要深人考察历史发展的社会背景，或者要讨论价值观念、人生态度和思想意识的变迁的话，那他就必须涉足到科学史。 ”那种历史学家将科学史拒之于门外，造成科学史与历史科学相分离的现象，在中国也同样明显存在。在著作中，在课堂上，历史学学者和教师不自觉或有意地回避科学史的内容，至今仍是显而易见的。 历史学家之所以拒科学史于门外的原因很多，主要可以归纳为： 第一，研究对象不同。科学技术史的研究由于以科学技术和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为主要对象，所以它不同一般的历史研究，它的许多特点都与科学技术研究的本身取向有直接联系。历史学家首先注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学史则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其实，历史学研究的深人，要求历史学家的视野从战争、政治和帝王将相的范围内跳出去，向文学、艺术、宗教、经济等领域延伸，把文化和思想的发展也包括进去。这种新的历史观就必然会促进历史学的发展。当然，科学史的发展也是其中。科学史的发展不仅从内容上是对历史学的重要补充，而且它将人们的历史观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和能动作用等更广阔的领域。 第二，研究内容的差异。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科学史家常需阅读的是一些科学著作，这些科学著作则往往专业语言很强，对于多数只是在中学阶段接触过自然科学的历史学家来说就很难看懂。不要说属 于近代科学的牛顿、欧拉、拉格朗日、道尔顿、麦克斯韦、玻耳兹曼、爱因斯坦、普朗克的著作，历史学家难看懂，就是中国二十四史中“天文志”和“律历志”等，一些历史学家也是望而生畏。这种知识结构上的差异，使一些历史学家有意或无意地回避科学史的课题。这样一代传一代，造成一些历史学家对科学史愈来愈生疏。应该看到，个别有远见卓识的历史学家已认识到这种缺陷，他们正在大力倡导 历史学的教学应加强科学史的内容，同时主张在历史教学 中开设科学史的课程，有的还身体力行地学习科学和开展有关科学史专题的研究。事实上，科学技术史，从它的内容来看，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研究的学者较熟悉；若从研究的对象和范畴来看，他更倾向于社会科学。但是无论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学者，还是社会科学的学者，研究科学技术史都有自己的某种局限，这正是科学技术史作为边缘学科的一个特点。科学技术史不是简单的科学和技术事件的罗列，它的研究应该深人到科学发展的过程，揭示其发展的源泉、动力和一般模式，还要从其发展的外部制约条件来探讨支配科学活动和科学研究行为的一般机制，即它不仅展现各门自然科学和技术本身的逻辑发展，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还表述了科学技术的变革或革命对经济、政治、军事以及社会制度的重要影响，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强大的反作用力。基于这种认识，上述前一部分内容通常被视为科学史的内史，后一部分内容则被称为科学史的外史。这两部分内容的研究和陈述，对于科学技术史的著述同样都是重要的。从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动态来看，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最初成果大都属于内史的范畴，而发展至今，似乎外史的课题日愈受到重视。 总之，科学技术史与历史科学都是一门综合性学科，都具有多学科交差等特点，两者之间既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又各具特点，不能混为一谈。（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科学技术史论文: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与进展探讨 【摘要】在机械方面，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分别是原动力，传动和执行系统，三者是环环相扣紧密相连，原动力系统结构较为简单，主要负责给机械的运转提供相应的动力，相反执行系统种类就比较多。而我们通常所说的传动系统就是一种结合起来的系统，它既起到输出动力的作用，也起到执行的作用。传动系统在当今机械的发展中尤为重要，其优劣也是衡量一台机械好坏的重要指标，一个好的传动系统不仅意味着高效性，并且还具有多功能性和使用寿命长等优点，所以传动系统的优化和发展一直是当今机械领域的热点课题，本文针对机械传动系统的发展历程和前进方向作了相关的介绍和探讨。 【关键词】机械制造；传动系统；机械传动 1 机械传动的种类及起源1 当今机械的传动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带传动、链传动、曲柄连杆传动、齿轮传动等。当然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也有很多新兴技术应用在传动方面，使得传动系统的局限性变小，传动系统的发展所涉及的领域也会相应的扩宽，难度也就会相应的增加。但不管怎样，机械传动仍然是当今机械传动领域的主流，一个的传动系统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机器的优良与否。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邓小平同志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使得我国各行业技术领域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尤其是最近这三十年，机械传动技术更是得到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当然机械传动技术的发展是与机械本身的发展离不开的，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推进，传动技术的发展对于当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生产过程中的很多问题，使我们的生产力得到飞速的发展。在古代，我国是世界上生产力最强的国家，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农业文明发达，能够运用很多的机械原理去服务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现在想想觉得祖先们的智慧真是令人叹服啊，他们所发明的齿轮结构，在指南车方面的应用极大的提高了当时人们的生产效率，指南车更是在20世纪中期在美国进行展览。早至战国时期，齿轮已然诞生，但将齿轮运用于实际生产却花费了几百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人们也在不断地探索，直至宋代人们才发明了指南车，不过对于这一说法目前尚有争议。 2 机械传动的发展历程 据史料记载，机械传动的产生大致可以追溯到三千年以前。很早以前在罗马时代，人们用水力驱动齿轮来碾磨稻谷，使得传动首先出现。最难得的是瑞典人率先发明了斜齿轮技术，虽然只是用石头做的一点斜齿轮的样子，但却是传动发展史的一个伟大的进步。 到了14世纪，时钟被人们发明了出来，始终是起到计时的作用，因此时钟的机械设计要求就需要更加精准，这就使得时钟内部的零部件必须很精细，而这些零部件很多都是齿轮或与齿轮相关的结构，而最开始出现的木齿轮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于是即有人开始研究能否用金属来制作齿轮，使得齿轮既能够满足精度要求，又不至于体积过大。到了18世纪的初期，人们发明了蒸汽机，而这一发明使得英国的工业革命迅速展开，蒸汽机也被广泛运用于个各行各业，英国的生产力大大提高，经济更是迅猛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国，自称为日不落帝国，由此可见机械传动的进步对于推进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蒸汽机其实也是由机械传动系统构成的，由于蒸汽机的动能更大，所以机器内部零部件的冲击力也会变大，而齿轮这种结构在较大冲击力情况下会损坏，这就使得高精度和高强度的金属齿轮的诞生迫在眉睫。 到了19世纪末期，电动机开始出现，随之出现的还有内燃机，这又是机械传动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进步。紧接着在20世纪初期，更加先进的摆线齿轮和渐开线齿轮也开始出现。1940年左右，齿轮形状的设计和计算也得到了飞跃的发展。到了20世纪60年代，航天技术也在飞速发展，人们不仅在争夺地球上的空间，对于宇宙的争夺也是如火如荼，航天技术对齿轮的精度要求更高，因此齿轮精度在你这一时期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齿轮被广泛运用于各行各业，基本上所有机器都依赖于齿轮的传动，因此齿轮的故障诊断和排查监控显得尤为重要，人们根据传动系统的力学原理，开发出了相应的排查故障的方法。 3 机械传动的发展新方向 在传统的机械传动发展史上，机械传动的优化往往只会在宏观上对齿轮的形状，大小，表面粗糙度，平面度等等参数进行设计和调整，而随着现代科技在围观领域的发展，高新技术材料如纳米材料、陶瓷材料等也在高精密的卫星中得到使用，材料其实对于机械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材料的性能好坏也直接能决定机械传动性能的好坏，由于不同的材料性能各异，因此机械传动也因为材料的突破而有了更加长远的发展，机械的发展离不开材料科学的发展，而材料的发展也依赖于机械的发展，未来机械传动的进步将不再依赖于系统的机械结构，更多的是取决于机械传动系统的材料，因此不断探寻能够优化传动系统的材料将会是机械传动未来发展的主题。 机械作业不一定是在那种常规的环境中，有时候被发送到真空的宇宙中，也可能作业在高重力的深海中，以及腐蚀性的环境中，也有可能会工作在很强的电磁场中，像这类特殊的环境，我们的机械传动要保证不受影响，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传动系统，如果机械的传动系统不能满足机械使用环境的要求，那么不论这个机器多么精密高效，都将毫无意义。除此之外，微机械的重点研究对象也就是微型传动系统，由于微型传动系统体型很小，难免会使得其性能与普通的机械传动系统有所差别，如何在缩小机械零件体积的同时，使得机械的传动性能不受影响甚至更加优越，这需要我们更加深入的研究，因为体积减小意味着接触面积的减小，在散热，齿轮啮合以及传动等方面都需要仔细的探讨，不断研究和探索，设计出最合理的方案。 4 结语 21世纪是个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尤其是信息能源技术和机械制造技术更加是突飞猛进，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这显然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我们还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首要任务还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工业和农业，而工农都需要有先进的机械设备来促进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所以机械传动技术的发展仍然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题，我们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机械制造的洪流中，促进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当然，机械传动科技的发展不是我们一两个人能够推动的，还有赖于广大研究人员的进一步探索。 科学技术史论文:浅析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历史概貌 摘 要：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有其重要历史地位。 关键词：古代科学技术;科学思想的发展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有其重要历史地位。它的发展从远浅析古时代原始积累，春秋战国奠定基础，两汉、宋元两次高潮，中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提高和随唐五代的持续发展，至明万历以后虽比诸同时期的西方已经大为落后，但仍有缓慢进展，也出现了一系列集大成的著作，传统科学思想从高峰走向总结。 一、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思想的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显示出阶段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全面奠基时期，也是第一次大发展时代，其成就不仅赶上而且超过了早期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古希腊。 春秋末期出现了块炼铁渗碳钢，战国时期又出现了白口铁处理技术，这些冶铁技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在农业方面形成了以精耕细作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农业以都江堰、郑国渠两个大型灌溉工程的兴建为标志，展现出为农服务水利工程设施的空前发展。《考工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工程技术知识的总汇。《墨经》中包含有关于力学、光学、声学、逻辑学以及对物质结构的猜测等科学成就，它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几何光学著作，而且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比欧几里德几何光学要早百余年。 在数学、天文学与历法方面都有了广泛的发展与进步。在地学方面，人们的地理知识已从地理资料的积累，上升到进行某种形式的综合论述与区域对比。医学方面，以《黄帝内经》等著作为代表，构成了我国特有的医学体系的最初基础。 两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又一高峰期，数学算术化是其特征。今天，由于计算机的出现，算术化倾向于现代数学中的作用已日渐显著，中国古代算术的思想与方法和现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正相融合。 历法已确立了我国后代历法体系、规范和基本内容的原始框架。《汉书、地理志》的出现，开拓了沿革地理研究的新领域。《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秦汉以来药物知识的总结，它为后世本草学奠定了基础;《伤寒杂病论》不仅确立了辩证论治的医疗原则，而且大为充实了中医药体系的内容。《汜胜之书》可以说是对农业知识的总结。 我国的科学技术自两汉而后，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和提高，到隋唐五代技术发展，并呈现一股继续高涨的趋势。前者对中国古代科技的贡献，以刘徽与祖冲之的数学、裴秀地学、贾思勰的农学、王叔和、皇甫谧与陶宏景等的医药学、葛洪的化学等为标志;后者主要有李淳风、一行等的天文学、李淳风与王孝通的数学，孙思邈的医药学以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天人论与宇宙观等。这种趋势困宋元时期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理学形成、战争和其他需要而得到强化。 作为世界古代文明标志的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三大发明的出现或大规模使用均始于北宋，正是诸多尊敬的科技前辈先后在各方面的努力，不断将宋元时期的科学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以宋元秦九韶、李冶、杨辉、朱世杰数学四大家为代表，使宋元数学在中国古代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传统数学的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大规模的恒星观测，各种天文观测仪器的研制成功把我国古代天文学推向它的发展高峰。沈括在磁学方面的成就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金元时期的四大医学学派和相应的医学流派使中国医药学得到全面发展。宋代动植物志、谱录的大量出现并形成出书高潮，和宋景《欧希范五脏图》、所显示的解剖学上的发展，应该说这时的生物学也是成就不小的。在这一时期，地学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杜绾著《云林石谱》的出现，反映了矿物学在宋代已较前有了很大进展。 二、经验性、描述性、实用性与本土化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一个突出特点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特点是在封建社会初创的秦汉时期形成的，从建立与巩固新的封建秩序出发，要求科学技术直接为发展生产服务就成为必然的事，因此它更多地具有实用性的色彩。 同时，由于在延续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是社会生产的基础与主体，它对科学技术能提供的经验往往是片断而零星的，不可能有其系统性，这样，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科学抽象当然多数也就只能是经验性的;同时在这样的社会生产条件下，为科学实验与观测所提供的仪器设备，总的讲也必然是既有限又简陋的，这就使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观测受到限制，对其本质的揭示只能停留在描述阶段，或者在理论上给予某些定性的说明，或者作出些天才的猜测。而这种情况，与着眼于实用要求，特别关注工艺技巧与可操作性是密切相关的。 三、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学科更多地得到发展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又一特征 由于我国古代的封建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国家又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因此，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学科都得到较大的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2000多年来，我国的古代农书，包括现存和业已散失的，总共有376种，内容十分丰富。 科学技术史论文:试论科学技术史教学在高职教育中的意义 摘要：在高等院校中大力推行素质教育，为社会舆论普遍认可，而科学技术史教育又是积极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本文着重论述了科学技术史教学在高职教育中的意义。 关键词：科学技术史 高职教育 意义 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也引起了人们的很多议论。诸如对高校合并的利弊、对大学圈地的是非、对招生制度的改革、对贫困学生的窘境，等等，社会上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众说纷纭。而在各种见仁见智的说法中，在高等院校中大力推行素质教育，得到了社会舆论的普遍认可。可见，积极推进素质教育，既符合当代社会教育发展规律，又是教育界人心之所向。因此，必须对素质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认真探索办好素质教育的各种途径。 一、科学技术史是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桥梁 素质教育包括多个方面，比如提高受教育者的政治素质、专业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等等，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在于提倡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结合，培养学生具有科学的理性思维方式、深刻的历史意识和高度的人文关怀。要实现这一点，开设相应课程是必不可少的。而在这些课程中，科学技术史不可或缺。 素质教育的优秀之一是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结合，而科学技术史是实现这种结合的最佳桥梁。科学技术史立足于过去与未来、自然与社会、科学与技术的交叉点，是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理想工具，是现行文理分科教育体制下联结文理学科的一座桥梁。是文科学生学习科学知识、了解科学精神的理想途径，是理工科学生培育历史意识、学习人文精神的优选课程。对于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人才来讲，科学技术史的重要性更是不容忽视。 但是，就中国高校而言，科学技术史的教育现状并不理想。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缺乏相应的人才，另一方面就教学过程来说，如何把握科学史的内容，使之适合素质教育的需要，学者们因为多关注于自己的专业研究，很少有人对之作深入探究，因而显得缺乏相应的思路和理念。 科学技术史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所谓古老，从某种意义上说，早在古代社会就有了其萌芽。古代社会的学者也探讨自然现象，他们在探讨自然现象时，不可避免地要对前人已有的工作进行梳理，这就是科学技术史的萌芽。而到了十八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一批以各门学科为对象的专门史著作，这更标志着科学技术史的发展。但科学技术史作为一门学科，树立了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和研究目的，实现了建制化的要求，并且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事情，是经由比利时学者乔治・萨顿坚韧不拔的努力而得以实现的。从这一时间节点来看，科学技术史仍然是一门相当年轻的学科。 科学技术史成为独立学科后。首先在欧美国家得到发展，后来逐渐扩展到其他国家。中国的科学技术史事业，在民国时期已有李俨、钱宝琮、钱临照等前辈从事过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共和国成立后，首先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专门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该研究室后来升格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为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大本营。除此之外，在高校中也存在着少数科技史研究机构，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史研究所等。这些研究机构的设立，标志着科学技术史学科的建制化在我国得到了初步的实现。 1999年3月，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隆重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科学史系，它的建立是科学史学科在中国建制化进程中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嗣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内蒙古师范大学科技史与科技管理系，以及别的高校中的科技史系也相继成立。这些，标志着中国高校中的科学史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高校中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史学科，是这一学科发展的当然选择。因为科学技术史的一项重要功能是其教育功能。科学技术史以历史上的科学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涉及范围极其广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李志超教授曾经动情地说：“科学史是纵览古今，兼治文理，横参中外，汇通天人的大学科。”此殆非虚言。正是由于科学技术史学科的这一功能，它在帮助人们正确理解科学本身和认识应该如何正确应用科学方面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在对于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为营造和谐社会作出贡献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高校是现代社会教育的制高点，具有如此重要教育功能的科学技术史学科，当然应该在高校中得到应有的发展。 二、作为素质教育内容的科学史课程在授课过程中应该把握的方方面面 科学技术史联结中外，纵贯古今，横跨文理，包罗万象，内容十分丰富，这既为教师的授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为教师在七尺讲台上的思想驰骋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又为教师高屋建瓴纵览全局深入浅出的讲解制造了障碍。内容的博大精深与课时的有限及学生学业的繁重构成了一对矛盾，这一矛盾如果解决不好，不但不能实现在素质教育中开设科学史课程的初衷，反而会把学生吓跑。因此，教师在讲授科学技术史课程的过程中，就必须下决心将一些东西不列入教学内容之中。惟有如此，才能突出主线，简明扼要。 科学技术史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在授课时要充分体现这一点，把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揭示出来，以此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历史意识是一种高级思想体验，只有具备历史意识的人，其知识结构才是健全的，才会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才会对人更加宽容、对事更易理解，才会在面对各种问题时，持更符合社会实际的态度寻找相应的答案。在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方面，科学技术史大有用武之地。科学不是用一个个概念串起来的，也不是用一堆堆成果堆积起来的，而是从活生生实践的历史中走出来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把科学发展的前因后果讲述出来。有助于学生形成科学的历史观。可是我们现有的科学技术史著作，特别是中国科学史著作，大多注重对细枝末节的考证，忽视了对宏观发展过程的把握；注重对具体科学史事件的研究，忽视了对隐藏在各种具体科学史事实后面的原因的探讨。缺乏对因果关系的探讨的著作，极容易误导学生的思维方式，使那些缺乏历史感的学生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他们在其他课程中接触到的那些科学概念是先天就有的。或者是科学家造出来的，从而不知不觉地形成先验论的思想方法。既然已有的供学生参考的科学技术史著作已经包含了这样的不足，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就应该注意这一点，设法通过自己的教学活动弥补这一缺陷。任何科学知识体系都有其历史的发展形成过程，好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用最精练的语言表述这个过程。 在当今的时代，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人文社科类学子都不能以“科盲”自居。而要对人文社科类大学生进行现代科技教育，弥补其因过早实行文理分科而导致的知识缺陷，科学技术史就应该是一门优先考虑的学习课程。对于理工科学生来 说，他们所拥有的科技知识，大都局限于其专业领域之内，因此对他们也同样存在着进行科普教育的问题。面对这种现实，在对学生进行科学技术史教育时，必须重视对重大科学技术史事件中所蕴含的具体科学知识的讲解。例如，我们在学习“开普勒的历史作用”时，不可能不涉及对太阳系天体运动状况的介绍，以及对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的阐释，这种介绍和阐释本身就是对学生进行的科学知识教育。同样，在讲授“量子力学”时，如果对量子力学所涉原理讲述不够，未能使学生充分把握，那么，要让学生懂得量子力学史，就是不可能的。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必须注意对相关知识的讲授，使学生在接受科学技术史教育的同时，学到相关的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学习科学技术史有助于加深人们对科学本身的理解，这是科学技术史教育多年经验的总结，已经为教育界所公认。作为一个科学技术史教育者，我们的任务是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史学科的这一功能，让它为传播和普及科学知识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注重弘扬科学与人文精神 在讲授作为素质教育课程的科学技术史课程时，还要重视对科学精神的宣扬。科学界在发展科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共识，例如从自然本身出发来解释自然的信念，不迷信、不盲从的理性批判意识，注重实验、讲求实证的实践精神，等等。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科学的灵魂。有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上伪科学的当，究其原因，不在于他们缺乏科学知识。而在于他们没有掌握科学精神。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和国家才一直在提倡大力弘扬科学精神。科学之所以能够有今天的历史地位，正是它一次又一次超越伪科学、超越迷信的结果。讲授科学的发展历程，可以使人们更清醒地认识这一点。 进行科学技术史教育，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应该充满人文精神。科学技术活动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活动的主体是人，因此，要发展科学技术，科技工作者首先就要处理好人的关系。这些关系，就包含人文因素在内。所谓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人能否正确对待自我，对待他人、社会和自然。这些因素既是科学能否发展的前提。更是人类社会肌体是否健康的关键。科学正是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它们的重要性。科学技术史所记录的，就是这一过程。一部科学技术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类不断完善自己、发展自己、提升自己，使自己从“自在”状态过渡到“自为”状态的历史。这正是人文精神的体现。作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的科学技术史教育，对此应该有充分的反映，以期使学生通过学习，能够在正确对待自己和他人，学会与人合作共事，对群体、社会和国家有责任感等方面有所提高。 四、高职院校尤其应引进科学技术史教育 关于高职院校实施人文教育的情况，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研究》杂志社主编高宝立同志曾于2007年对北京、河北、浙江、广东、山东、重庆、河南、吉林、安徽、江苏、陕西等省市所属的不同类型、不同专业的26所高等职业院校的987名教师、4035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对有关高职院校的校(院)长进行访谈。调查表明，由于大部分高等职业院校办学时间短，学术底蕴不厚，加之当前在职业技术教育领域存在着技术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一些高等职业院校单纯注重学生操作技能的训练。片面强调专业技能的培养，仅仅满足于让学生获得从事某个职业所需的实际知识和技能，而对于培养学生独立人格、健全心理，以及较强的创新精神和社会适应能力的人文教育则重视不够，对学生的人文知识教育、人文精神培养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人文教育处于边缘状态。具体表现在：(1)人文教育未列入学校整体规划；(2)学生的人文素质有待提高；(3)高等职业院校人文教育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4)高职院校人文教育缺少职业特点；(5)教师的人文教育能力不高。为解决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作者作了诸多探索，其中一条是：树立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的办学理念。虽然作者只谈原则，未能给出具体的操作手段，但却引起了笔者强烈的共鸣。 大力加强科学技术史的学习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操作手段，高职院校尤其应引进科学技术史教育。 但考虑到高职院校的实际情况，除注意以上所述基本原则之外，还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1 对课堂讲授内容要有合理的偏重和进行合理的取舍。 科学技术史可讲授的内容非常多，而本课的课时数又肯定非常少。所以我们必须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精选精讲，凡涉及的内容一定要讲深讲透，确实做到让学生领会要点，并能举一反三。 避免只讲授抽象的理论，通过讲授具体案例生动地展现科学技术史的发展历程。使学生在具体的人和事中学习科学知识、了解科学方法、领悟科学精神。注重在教学中结合本校或本人的学科与专业特点。让学生在学习一般的科学史知识的同时，了解本专业的历史渊源及发展方向，或更进一步体会学术研究的要领和规范。 2 建设结构合理的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高等职业院校要加强职业人文教育，关键在于提升教师的人文素质。可以说。高职院校教师队伍的人文素质发展程度与水平直接影响学校的人文教育质量与水平。因此，如何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特别是他们的人文素养，构建稳定而又内涵丰富的人文精神，应成为高等职业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双师型”教师是高职院校实施职业人文教育的骨干力量。为了更好地实施职业人文教育，发挥“双师型”教师的作用，在今后的“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中，有必要把人文素养及人文教育能力作为必要条件。同时，要加强教师职业人文素质的培训，改进教师的评价体系和办法，要求教师不仅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和动手实践能力，而且具有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素养，从而促进高职院校人文教育的开展。 科学技术史论文:欲望下的实用技能\科学技术与艺术审美的历史演进 摘要:本文以人类根身欲望即美的“欲望论”为基点论艺术审美的历史演进,艺术是人类意识在进变中所产生的能动性于结晶品所达到的一种意义和水平。所以,从原始自然心理烁石选择是艺术的萌芽,石器的加工是艺术的开始;身饰、巫术是艺术的形成,阶级社会下的“社会结构”的创建是从简单心理到社会性审美意识的结果,而“社会结构”下的情于物、情于理的审美演化,又是人类艺术结果的必然。 关键词:社会物象;实用艺术;艺术技巧 人类从原始自然心理烁石选择是艺术的萌芽,石器的加工是艺术的开始;身饰、巫术是艺术的形成,阶级社会下的“社会结构”的创建是从简单心理到社会性审美意识的结果,而“社会结构”下的情于物、情于理的审美演化,又是人类艺术结果的必然。这一点上正如美国的杜威“艺术论”所说:“艺术也就是人能够有意识地去重建(restoring)这种能力的一个生动而具体的证明,把感觉、需求、冲动和生物的行为特征结合成整体并达到一种意义的水平”。[1]虽然杜威以“经验”角度论美学艺术,把艺术分为“审美艺术”和“实用艺术”。然而从他的意识欲动下的“意义”和“水平”的理路看艺术,艺术在历史演进中是于生活实用中的技能`技巧`科学技术,在逐步演化中而被具体的运用。在这一过程中,既有社会性物象于“艺术演进过程”;又有能动意识于“过程”彼此促变而随欲而进,既有源头又有发展,从而使艺术组合形式于社会结构而不断地彼此创变。 所谓的技巧是人类与自然、社会长期运作中逐渐积累起来,并反复地被运用于实际作工的经验。从被能动地创变为做工的程序、具体操作方式而形成于技巧。人类的技巧首先来源原始工具的使用。例如从砾石的选用的原始比较心理的技巧,到石器的一步步进化;从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原始的无知心理也逐渐进变为感知心理。在工具制做过程的能动心理的“打制”到“压制”、“琢制”、“磨制”、“钻制”、“火制”等系列技巧的形成,技术也随之形成。所以技术是在技巧不断地作工而形成的一定的规范、规则、和程序。然而从技巧到技术中已蕴含着艺术组合的能动心理,其运作的指向首先是欲之驱动为自然性的实用满足,从而动力人的意识层的能动性。能动又促进技巧、技术的向前发展,使艺术由低向高逐渐形成。例如当一件工具被做工后给人以实用,那么将会促动新的做工技巧的探索,在探索过程又进行新的艺术思维组合,使之技术不断地向前发展。同时也创变人类意识,使技巧、技术在进变中逐渐走向科学。随着意识能动地艺术组合于人类的技巧与科学,科学也开始由单一的物之实用向意识层中进变向多项发展;在物与思互促过程,科学也由低级走向高级。 科学是人类与社会、自然关系运作中形成的具体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它是由经验的技巧、技术的不断创变而形成的内领域的总体规范、规则,是意识体能动艺术组合的高级标志。它以规范、规则的理论系统,即所谓逻辑性形式表现意识体。而在运作中却是以“社会结构”不断创变而变化发展,以新视象的偶然、突出性所激发的冲动与情力交替一同运作于它的逻辑性的艺术组合。从砾石的选用到旧石器、新石器,在此过程的技巧、技术不断运作形成了雏形的科学程序,如陶器制成。因为偶然火的利用,发现泥土等物质改变了自已原有的性质,其实用性和外表光洁的新奇感,冲动着心理能动地再组合这一现象。使技巧编顺为技术再用于实践作工。经过这种不断的反创,使陶器制造形成了规范的作工体系,使陶器由简一使用到多色彩多形状的观赏审美。在这一过程中,已形成了雏形科学程序。如线条如何对称与比例,色彩如何鲜明、光洁,这就需要有一定的技巧、技术的理论系统来指导艺术组合。这一过程,即随心里到意识层发展,承习于物与思的技巧、技术的经验;再从独立的思规指向于实践作工。然而这一作工的具体性,正如乔治.卢卡契以“观念性”同理的词语解释的比较清楚:“这样的同质的、同质化的本质正是集中在赋予所有塑造的对象一种‘观念性’。这种‘观念性’表现为有关对象的感性可识别性,即把视觉丰满的印象简化为最节省的笔触,(技巧与技术过程)并由各种自然环境中抽取出来。”[2]从“视觉”到“笔触”,从“具体”到“自然”表现出艺术组合的逐渐发展过程,并蕴孕着科学的艺术形态。 虽然本文以以石器到陶器的技巧与技术的发展为例证,来简述科学的形成,但并不等于说科学就局限于某一领域。技巧、技术、科学同“情之力动”“艺术”一样随欲生成发展,随意识体的能动性的的不断创进而具体表现。所以意识体下的艺术同人类社会是同步发展的,例如在一个时代、同一个社会形态的个体拥有着相同的社会性意识体,一切行于它的指向。虽然人类在特殊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情之力动下有着不同的表达的领域,但艺术表现的内在显现,却是基于特殊历史时期社会性相同的意识体。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他既是杰出的画家、学者,又是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不但创作出《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等著名绘画作品,并与其中显现出特殊历史时期社会性相同的意识体,即人文精神。但同时也表现出起个体还能精通工程科学技术,担任过建筑师、军事工程师和桥梁设计师。同样,文艺复兴时期另一位杰出的意大利画家拉斐尔也是如此,他不但创作出了《西斯廷圣母》等举世闻名的给画作品,还担任建筑师,完成了罗马彼得大教堂的建筑工程。还有阿尔勃莱希特•丢勒,他是画`钢板雕刻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他们既是艺术家,并于艺术内中既能显现出“共同的意识体”;同时又是科学家,在他们两种不同表现中却能基于同一个意识体下的艺术组合,在“同一体”中,又以不同的方式展示出不同的特征。 不仅如此,从实用艺术到纯艺术,既有彼此的联系更是有着历史演化过程。审美价值的实用性与纯艺术审美性,是逐步由于审美来源于人类根身欲的创变结果。从生物性本能的需求,到原始心理实用与审美的满足。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人类在承习中发展实用与审美。由原始的生物的需求促发人的心里发展,创变为实用;实用又 从低级向高的实用性的享受,在享受思维运作中,就是审美价值的形成。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不能只承习实用没有审美,追求实用是为了享受,享受的心里本身就是审美后的感受。 人类的审美源于根身欲望进变过程,如从烁石、石器、陶器,乃至当今电脑,无不表现出审美的历史演进过程。正因为如此,人类经过反复进变于意识,实用与审美交织于人类新欲的驱动,去探索新的审美价值的感受。例如,工业艺术,农业艺术,自然艺术无不是艺术组合下的“现象”。当然这种艺术组合是所指于达到一定水准和意义即审美价值,而不是某一生产过程的原始土块。粪堆之类的物质材料的堆切。然而,这种审美价值,有区别于艺术作品的审美。如实用艺术是以实用、美观来满足人们的需求,二者是结为一体的。如果单纯实用不称其艺术,单纯为艺术观赏也不是实用艺术。既使是原古的艺术也不仅仅是实用,如从“身饰”“纹身”到工具的精细制做,本身就含有审美的价值。如“身饰”既可除妖避斜,又有审美作用。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狩猎最初是为了吃肉,用来作为装饰的羽毛,野兽的皮肤,脊骨,牙齿和脚爪等等,是不能够吃的。或是不能够用来满足其他需要的,但是这部分可以作为他的力量,勇气或灵巧的证明和标记。”[3]男人“身饰”是为了向女性展示力量,女人身饰是为了吸引男性的审美。陶器的制做,不仅实用同样也有着观赏的价值。 如工业艺术也是如此,从低级工具制造到现代化电脑;从古代建筑到当代的奇形多样的高楼大厦。一件件“物象”呈现于我们的感观,无不具有审美价值,而不是单纯地原始实用。不仅如此,农业艺术、自然艺术也同样以感观于艺术与物的现象来满足人类审美价值。又如农业艺术,是指在能动意识的艺术组合下与大自然作工于作品。通常指对自然地形的改造和用植物建筑成自然环境。如“红旗渠”,环山的层层“梯田”,农业防护林,在沙海里“拦沙造田”,人造运河、水库等等。不仅用于农作物的实用性,而且在实用的同时,既可显示人类自身力量的伟大的审美又可成为可观赏的一道自然风景。然而,自然艺术的审美价值,虽然也是以艺术与物之现象的感观来满足人的需求,但审美的感受,却以人类与自然的生物链条形成而被表现。如江、河、湖、海、高山大川、飞禽走兽,在它们不危害人类生命时,不仅可观赏审美,同时是养育人类的生命之源。 当然,审美价值的实用性与纯艺术审美性,是源于人类根身欲望逐步演进创变的结果。从生物性本能的需求,到原始心理实用与审美的满足。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人类在承习中发展实用与审美。由原始的生物的需求促发人的心里发展,创变为实用;实用又 从低级向高的实用性的享受,在享受思维运作中,同时也是人类审美价值的形成。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不能只承习实用没有审美,追求实用是为了享受,享受的心里将会逐渐形成精神层面上的审美需求和审美感受。正因为如此,人类经过如此反复地进变于意识,实用与审美交织于人类新欲的驱动,从而去不断地探索新的审美价值的感受。 科学技术史论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历史观 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论断的发展历程 面对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同志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是人类智慧的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从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发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三次重大科技革命演变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都是由科学技术的进步或突破引起的。因此，哪一个国家抓住了科技革命提供的历史机遇，哪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就获得大发展；哪一个国家错过了科技革命提供的发展机遇，哪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大大落后于时代。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革命力量”等重要论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 二、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因素 当今科技发展呈现四个特点：一是新科技发明、发现的速度大大超过以前。二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应用于社会的速度大大加快。这个周期，在18世纪约为100年，19世纪约为5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3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7年，而目前在一些发达国家，更新产品一般只需要3至5年，某些先进产品只需要1至2年。三是科学技术综合应用、集成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四是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以信息科技与生命科技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迅速兴起，以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人才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优秀的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要想在这场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科学的本质是创新，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成长靠教育，科技、教育、人才三位一体。科学技术实力和国民教育水平，始终是衡量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每个国家走向繁荣昌盛的两个不可缺少的飞轮。据统计，在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世纪初为5％～20％，20世纪中叶为50％，而到20世纪末已经上升到75％以上；人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 三、用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的数量、质量及其高层次的创新能力，正在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为此，党中央相继提出了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要把人才作为推进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把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化为人才资源强国。 21世纪以来，世界新科技革命发展的势头更加迅猛，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 作者：姚爱琴姚爱娟单位：防空兵学院政治部 河北工业大学廊坊分院政治教研室 科学技术史论文:科学技术让历史知识传播方式改变 历史电视片是以掌握历史概念，探求历史发展动因和宣传历史为目的的。心理学研究表明，没有理解的记忆是不会长久停留在脑海中的，这样就会出现观众掌握得不够牢固，不久就会忘掉的现象。而历史电视片将历史知识化难为易，化繁为简，片中动态内容代替抽象的说教，使观众在轻松愉快的情境中很快地去欣赏、去鉴别、去认识历史。 如历史电视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我国观众对法西斯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以及苏联红军的战略反攻，因地理知识和历史知识所限，对敌对双方的实力对比、军事分布、战争激烈程度、战略进攻目标和进攻方向及战役进程往往难以理解。然而，在历史电视片中，电视工作者利用电视画面、利用现场音响、通过3D或AE技术将流动的箭头把敌我双方的攻防路线及战略态势进行演示，再配上战役中影像记录的素材，观众在鲜明生动的影像的刺激下，就能清楚了解战争进程，理解敌对双方作战方针和意图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最主要的原因是电视画面的直观效果，让观众一目了然；其次是历史电视片中的知识点，被电视片编导按照一定的编辑手法有规律、有层次了，这样一来观众就比较好理解；第三，历史电视片中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被条理化了，一个事件、一场战争它的前因后果被条理化后，让观众理解起来就清晰明了。这样一来，观众的抽象思维就变成了立体思维，理解起来就变得简单容易多了？ 还有一点就是电视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编导运用画面演示，运用解说词点拨，运用音乐烘托，使观众在愉悦的心境中轻松地获取知识、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比单一的说教或是枯燥地“啃”历史书籍，对观众生理和心理来说，无疑会产生更深的刺激，这种刺激经过转换变成了记忆，深深刻录在观众的脑海中。 如：历史电视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反映19世纪末两大军事阵营形成时，用世界地图把两大军事阵营的国名在屏幕上呈现出来后，通过解说词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它们间的关系，即：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一个规律，到法国与德国、英国与德国、俄国与奥地利的三组矛盾，再由三组矛盾升级，形成同盟国、协约国两大集团斗争，最后导致世界大战。正是这些动态图像、图形，把抽象的内容转化为直观的，观众便于理解的，全面系统的认识，生动准确的演示，将错综复杂的关系化解了，让观众了解到这些互不关联国家为什么会形成两大阵营的一些历史。 影像技术的综合运用改变了传统的历史传播方式，传播中历史电视片成了观众接受历史，认识历史的引领者、指导者。历史电视片的内容和观众之间产生了互动，看起来观众的接受方式更随意了，但这种方式更方便、更直接、更灵活、更有针对性，促进了观众学习历史方式的改变，使观众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和自主学习。 在历史电视片的传播中，通过运用影像技术手段和信息技术手段，以及影视艺术表现手段，将综合艺术形成的“场”信息，设置给观众，让观众不仅置身于某个历史阶段的一个特定的环境中，还会让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故事随着情节的展开入脑入心。使观众的观看不仅是在享受，而是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历史知识的启迪、精神的升华。 实质上利用影像技术手段和信息技术手段，以及影视艺术手段的传播，还会逐渐改变观众接受信息的方式。历史电视片生动有趣的历史情景，逐渐转化为养成教育的一种形式，以及一种特有的接受信息的素养，养成良好的观看习惯、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让观众由单一地观看转化为想要动脑思考、反复琢磨，让观众在学会学习的基础上对历史信息加以提取、整理、加工，得出正确结论。 影像技术手段和信息技术手段，以及影视艺术手段的应用，使影像艺术或者说历史电视片与观众之间，观众和观众之间能够实现交互，能够使观众由过去单纯的强灌式学习历史知识，变为观众自己主动参与的过程，充分领悟历史知识的内涵，在原有历史知识的基础上引申、积累，这样观众不仅了解了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各种能力，学会了学习。例如，一些80后学生观众在观看历史电视片《》时，由于该片对发起“”的动机没有定论，他们看了这部片子后就对“”的产生非常不解，他们就从网络上搜集有关“”的资料，并针对资料提出相应的问题，在网络上进行讨论，这样一来不仅形成了资源共享，而且通过他们搜集、思考、讨论，加深了对“”这一段历史的认识。由此可以看出影像技术手段和信息技术手段，以及影视艺术手段的多媒体环境下的接受，获得了充分展现自我的空间，激发了观众的主体意识，使观众积极、主动、全面地参与到某一历史过程之中，做到了享受与学习相结合，从而有效地提高了社会群体对历史知识的认识和提高。 科学技术史论文:面向高职制造专业的科学技术史教育初探 摘要：针对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缺乏科学技术史了解，在工程实践中创新能力不足的现状，通过科学技术史教育宣讲增强科技意识、树立科学精神，专业课程教学与科学技术史相结合培养学生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科学技术史的专题研讨提升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探索出了适合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的科学技术史教学实践方法，提高了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的创新活动能力，推进了我国高职素质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高职；制造专业；科学精神；创新能力 科学技术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历史学科。是以自然科学技术为对象的一门横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是学习《自然辩证法》、《科学思想史》、《发明学》、《创造学》等课程的基础，具有极强的应用性、导向性，是一门对学习、创造、成才的养成教育课程[1]。高职制造专业的学生主要面向生产现场的技术管理、工艺改革和新产品、新工艺实施，有必要养成认真的科学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及勇于探索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因而对高制造专业的学生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对培养高职制造专业学生实事求是的辩证自然观、科学观，掌握正确的科学思维、方法，增强技改、创新能力，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目前我国针对高职学生的科学技术史教育的实践经验还比较匮乏，笔者经过大量的研讨，在高职制造专业中开展了科学技术史的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活动，并经过三届学生的尝试，极大的增强了学生的科技意识，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一、科学技术史教育教学计划 高职学生经过高中阶段的学习，已经掌握了一些比较系统的学科内容，初步具备基本的科学知识基础，可以接受科学技术史教学而不会存在知识障碍；其次，大多数高职学生不存在升学压力，有条件注重培养兴趣爱好；最后，科学技术史教育对未来职业发展、能力提升有重要作用。这就为高职学生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创造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根据高职教育活动规律和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理解能力，在制造专业经过连续三届学生的教学实践，制订了分阶段科学技术史教育的培养计划，分为3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采用开科学技术史讲座的形式，达到科学技术史普及教育的目的。主要针对历史上一些有重大影响的科学事件进行分析、讲解，达到让学生了解科技史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重大影响，激发学习兴趣。第二阶段是在专业课程内容教学中融入相关科学技术发明内容，帮助学生理解专业技术的形成、发展规律，逐步养成掌握科学的认识、方法论，增强专业理解和专业自豪感。第三阶段是开展科学技术史专题研讨，组建兴趣小组，与企业共同研讨新技术，养成学生的科学精神，培养创新意识，提高提高创造能力。 二、科学技术史讲座 在第一、二学期开设科学技术史讲座。这个阶段以典型、有趣的历史事件为主，通过教师讲授案例、参观学习、上网查阅资料等手段，组织学生讨论、总结、交流感受等形式完成。也可以组织学生参观科技展览和现代化企业，观看相关的电影、录像等影像资料，了解科技发展的规律和最新技术，感受科技对社会变革的影响；有条件的还可以邀请企业专家、学者作专题报告，介绍新学科、新思维、新理论、新技术，全方位的立体感受科学技术对社会活动的深刻作用。由于该部分案例通俗易懂，活动形式丰富多彩，并且趣味性较强，容易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学生乐意接受。通过这个环节，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对专业的了解，激发了专业兴趣，感受了科技的力量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提高了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对今后成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当然案例的选择应该紧紧结合专业，要根据学生情况和行业最新技术的发展及时的进行适当的更新。活动后要求学生写心得体会，并进行交流。通过这些活动，学生消除了科学技术史“无用、无关”、“无能无力”等错误观念。 三、专业课程内容与科学技术史融通学习 在第三、四学期的专业课程学习过程中，增加科学技术史内容，尤其是一些与制造专业相关的重大发明创造。如在高职制造专业中讲连杆机构时，可以引入卧轮水排、水击面罗、人力砻、脚打罗、脚踏纺车、脚踏车[3]等；在链传动中引入翻车，高转筒车，木斗水车和管链水车，天梯[4]等；在讲齿轮机构与轮系时讲轧蔗糖车的结构、指南车的构造原理[3]等；在讲加工与工艺时介绍古代的压力加工，拉拔加工，钻锯刨剪，车璇镗、陶轮和琢玉车等[3]；在讲金属切削机床时介绍秦陵铜车马，水运仪象台[3]，近代机械的引进与仿制[3]等。通过这些古代的发明创造的介绍，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各概念、定理、定律的来龙去脉和技术的演变过程，培养正确的科学思维方法，让学习活动变得生动有趣；另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感受专业对社会进步的巨大贡献，激发专业自豪感，提高学习兴趣，更加努力学好专业理论知识，最终养成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 四、科学技术史的专题研讨 在第五学期的科学技术史教育中，应该注重创新思维、能力、技巧的培养是一种兴趣爱好的养成，可以组织一个研讨班。通过一些先进技术应用的案例（如叶片加工技术的发展、核电转子的制造技术等）；与专业相关的企业真实案例（如多轴加工与高速切削技术等）或者历史上还存在异议的科学技术发明（如水力天文仪器的驱动和传动机构等）展开专题研讨，采用教师重点介绍、自主查阅资料和共同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切实改变单向传授知识为目的的注入式教学法，更加注重启发学生、引导学生、激励学生敢于打破常规，敢于挑战权威，敢于质疑、勇于创新。对以上类似问题，通过教师介绍相关知识，让学生在课后查阅资料并开展小组讨论，再专门组织了一堂探讨课，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和理解力，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历史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科学技术史教育的意义就在于让未来的科技工作者，工程师，技术人才体会到“创新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与进步的灵魂，是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4]”针对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就业岗位以及课程安排，通过科技史讲座、专业课与科技史融通、科技史专题研讨等形式，完成了面向高职制造专业的科学技术史教育目标。让学生深刻领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培养了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热情，有效的提高了学生在专业技术活动中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实践证明，高职制造专业开设科学技术史教育是有益的、必要的、可行的。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史的教育必将与素质教育的改革紧密结合，这对于以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应用人才为己任的高职院校将是一场挑战和机遇，只要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过程中努力实践科学技术精神，就可以有效转变学生的创新观念，激发学生专业学习中的创新意识，培养出高技能的创新型应用人才。 作者简介：卢万强（1971-），男，四川眉山人，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大学本科，主要从事机械制造及数控技术应用研究与教学工作。 科学技术史论文: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与研究进展 摘要：机械领域是由原动力系统、传动系统和执行系统构成，三者息息相关：构造较为单一和固定的原动力系统为机械提供了动力，而执行系统呈现多样性，传动系统则将原动力系统与执行系统有机结合，具有枢纽作用。机械中的传动系统是必要的，依据传动系统的科学性和效率性对机械的优劣进行评价。因此，最近几年，传动系统成为机械制造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 关键词：机械传动；传动系统；机械制造 1 机械传动技术的发展历史 1.1 机械的主要传动方式介绍 机械的主要传动方式包括：机械传动、流体传动、电传动。目前，电磁轴承、电磁传动等非接触式传动也逐渐出现，将传动技术的范畴拓宽。但具备了机械传动系统必须的要件的“机械传动”仍是最主要的传动形式，如恒功率输出、速度影响、效率等都很好。 1.2 机械传动技术的特性 高效、高速、多功能、精密是机械逐渐达到的范围，那么就必然要求传动机的功能和性能也达到一个高端和精准的层面。在某种程度上，传动技术对机械的工作性能、寿命、能源的消耗、振动的噪声等影响很大。机械传动的形式包括齿轮传动、带链传动、摩擦传动等。 1.3 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最近几年，机械传动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作为组成机械设备的重要部分之一，与机械诞生及其进步、更换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有助于推动生产力的更新换代，有助于解决一系列的生产难题。在我国早期，指南车有着类似于齿轮传动的装置，美国在20世纪中期将指南车模型进行展览。战国到西汉期间，机械传动的重要标志就是齿轮已经诞生，指南车的发明早于宋代，中国古代科技史学家王振铎认为，三国时期的马钧发明了指南车。 据相关文字记载，表明了机械传动装置大约3000年的历史。在罗马时代，人类文明逐渐进步，谷物碾磨的木制齿轮是在水力驱动下运作的，传动随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瑞典人在谷物磨中率先采用了传动技术史上称得上是突破斜齿轮传动，斜齿轮是由石头制成的，在材料上稍为原始。 14世纪，由于时钟较为精细，传动齿轮逐渐精密、小巧，人们开始研究金属齿轮，以减小尺寸。 18世纪初，蒸汽机进入使用，相续在矿井排水、铁路机车、加工制造等领域。蒸汽机本质上是机械的动力系统，它的发展对于传动系统提出更高的要求，高标准、高质量的金属齿轮传动在之后得到应用。 19世纪末期，电动机和内燃机出现。 20世纪初期，摆线、渐开线齿形的齿轮传动先后出现。40年代左右，渐开线和非渐开线齿轮传动的齿形计算方法、齿轮刀具、被加工齿轮、相互啮合的齿轮之间关系及齿形计算方法、空间三维齿形及其啮合计算方法，逐渐发展开来。20世纪50年代，初步形成了齿轮传动的表面接触和轮齿弯曲强度，以及动载荷的传动设计方法。20世纪60年代，宇航技术的发展要求机械传动更加精确。90年代，人们开发了被广泛用于冶金、船舶、电厂等关键设备及故障诊断的齿轮传动系统的状态监控。这一开发是基于传动系统动力学研究，并在故障诊断与失效预报两个方面也开发了相关的诊断系统。 2 机械传动技术的相关研究 2.1 机械传动的信息化与智能化 信息化和智能化作为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涉及生产和生活的多方面，机械传动领域也如此。根据原动力系统的效率特征和执行系统的功能，结合了机械传动技术与计算机控制技术，实现了信息化和智能化，通过计算机控制技术，精确实现动力传动功率和速比的实时控制，使原动力系统、传动系统和执行系统趋于融合，这一研究也成为机械装备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的重要基础。 在科研人员的研究下，传动系统的信息化与智能化和机械装备的信息化与智能化，已获得了重大进步，在汽车、工程机械和军工机械生产领域被广泛使用。在结合了信息、计算机和控制技术与机械传动技术的基础下，出现机械传动的信息化与智能化，使动力传动功率和速比的实时控制出现，在车辆中广泛应用，包括机械自动变速传动、液力机械自动变速传动和无级自动变速传动三种形式。 2.1.1 液力机械自动变速传动。由液力变矩器和行星齿轮传动构成的液力机械自动变速传动（AT），液力变速器不仅仅可增加扭矩、吸收冲击振动，也可在较小的范围内将无级变速变为现实。机械自动变速传动采用液力变矩器，使得车辆起步换档平稳、舒适。 2.1.2 无级自动变速传动。实现“发动机一变速器一道路负载”的最佳匹配和汽车动力传动系统的最佳燃油经济性和动力性，就是无级自动变速传动（CVT），即带式无级自动变速传动和牵引式无级自动变速传动。 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日产汽车公司与日本山一润滑油有限公司合作，率先研究并成功开发了牵引式无级自动变速传动，将装车运行实现。由于无级自动变速传动的承载能力较大，被广泛用于大排量的汽车、工程机械和重型装甲车辆，作为未来日本和欧美等发达国家及部分地区的研究重点。 2.2 械传动装置的高性能、低成本、小型轻量化 从传动原理和结构出发，采用高强度的新材料，喷丸、冷挤压、表面涂层和表面复合处理，均可提高传动系统的承载能力和使用寿命，减小传动系统的体积和 重量。 显示在诱导传动部件微点蚀的表面微缺陷和裂纹扩展和热处理交变应力，微点蚀的影响下和裂纹扩展；啮合传动副分析负载条件下，负载分配和牙齿评价之间的关系压力，牙齿牙齿表面改性和负载分布和应力强度，传动部件，如每一个的实力，如寿命设计，是提高承载能力和使用寿命，减少了重量和所需要的传输容量研究的传输系统主题。 现代机械工程的发展对于机械传动系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比如，宇宙空间的真空高、重力微、温差大，海洋环境下的海水腐蚀，强磁场或强强电场等特殊环境下的机械，就需要与该环境相适应的传动系统。 3 传动系统新材料的突破 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之后，先进材料对高科技的发展影响很大。在机械传动技术领域，性能特点鲜明且独特，如梯度、纳料、陶瓷、高分子聚合物、智能、表面涂层，以及自修复材料等，机械传动技术的发展和性能被这些独特的性能推进发展。作为多学科交叉与结合的结晶——材料科学，与工程技术是密不可分的，并且在全世界的排名中也位居前列。 4 提升机械传动的适应性 真空高，重力微，高温，腐蚀性海水的海洋环境，以及强磁场或强电场作用下的空间特机械环境，我们需要适应传输系统的环境。 此外，微型传动系统作为微机械中重要的研究方向。微型传动系统与普通机械传动的工作原理和性能特征受到尺度效应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当传输系统的微米或纳米级的小尺寸，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新的科学问题。表面积的传输副成分增大，表面力学，表面物理效应，摩擦学，传输和不同规模的常规热传导体积比，我们需要加大研究力度。 5 结语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包括信息和控制、新材料、能源和环保以及先进的制造技术，已逐得到创新和发展，科学在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领域，以促进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的机械传动。在很大程度上机械传动技术的发展与突破影响着机械传动的发展与振兴，对机械传动的研究必将更加深入。 作者简介：黄光（1955—），男，南宁康乐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 科学技术史论文:范例式教学法在科学技术史课程中的应用 摘要： 范例教学运用于科技史的教学，能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受到全面训练，促进他们运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实际例子，分析了范例教学法在科学史教学中的作用，范例的选取和搜集应遵循的原则，范例教学的实施过程和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助于提高科学技术史课程的教学效果。 0 引言 科学技术史是高校培养当代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课程。大学生通过对本门课程的学习，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脉络和历史演变，掌握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方法，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培养科学的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科学史能打破文理隔阂，沟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能培养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批判精神；正因为如此，科技史教育在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有着其他课程不可替代的特殊的功能。[1]74 1 范例教学法在科学史教学中的作用 传统的科学史教学方法，大都是采用“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处在被动的教学地位。科学技术史的内容包罗万象，内容涵盖面广，如果采用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知识，主体地位得不到发挥，学生的创新精神难以发展，学生往往忽视科技史在实际中的应用，最终导致厌学和怕学。 学习方法是学好一本课程的关键。好的学习方法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范例式教学法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方式。它是通过模拟真实的事例，在特定的情景中进行体验，分析和解决。从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解决具体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式。[1]78范例式教学以典型范例为教学内容，学生通过学习典型的范例从而掌握一般，进而借助于一般原理和方法形成积极有效的学习。科技史由许多史料组成，许多史料就是典型的范例。范例教学法和科技史结合，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把典型性、代表性的历史事例作为引导学生发现规律的突破点，利用这些突破点将科技史的知识串成一个整体，学生通过将学习过程中前后问题、模糊的知识有机联系，最终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从而实现教学目的。在科技史的教学中应用范例教学法，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探究性和创新性。 2 科学史教学中典型范例的选取和搜集 范例式教学中的范例是教学的关键点，教师应根据科技史教学的内容和教学对象，精心搜集筛选范例，这是范例教学法应用的关键。一般来说范例的选取和搜集应遵循以下原则： 2.1 范例要生动、有趣、具有代表性 选择生动有趣的案例能调动大学生积极主动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到课堂中。积极思考，唤起学生原有知识结构，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积极分析思考问题，理解新知识。 2.2 范例的选取要难度适中、贴切 范例的选择要符合大学生认知特点，难度适中，给学生一定的思考的空间，让学生能够有效参与到课堂中。 2.3 范例要具有较大的迁移效应 范例的选择要能够让学生从特殊个案推演到一般，在讨论和分析范例时往往会引起学生的联想，类比，这就是知识迁移的过程。可以帮助大学生形成良好的认知结构，易于同化和顺应新的知识，建构一种有意义的教学过程。 2.4 范例要和科技史专业相联系 范例的选择和本学科相联系，一方面有利于本课程教学的开展，另一方面也更能够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所学的内容。例如在讲述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对物理学的贡献时，浮力定律的发现是一个重点，可以采用范例教学法。教师首先讲述浮力定律发现的过程，提出问题：“中国曾经利用过浮力定律，你们是否知道？”通过这个问题引导学生展开联想，引出“曹冲称象”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引导学生思考：第一，中国传统思维和西方科学思维的异同。第二，通过范例，教会学生两种思维“替代法”和“综合法”。阿基米德鉴定皇冠的真假使用了替代法；曹冲称象就是使用综合法的典型例子。教师通过引导，带领学生分析，培养学生的发散式思维模式，带领学生分析，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阿基米德鉴定皇冠的真假和曹冲称象这两个大学生耳濡目染的故事。把它们放在一起作为典型范例，这两个范例本身就比较生动有趣，能够激起大学生的兴趣。两个范例具有较大的知识迁移，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在进而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科学方法。 3 范例教学的实施过程 范例教学过程中范例是教学的中心，教师应在课前首先选择，分析好范例。根据教学目标和任务，选择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的典型范例。再根据范例的基本特征进行教学分析，为范例的分析讨论和范例教学的实施作指导。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适时、适度地提问引出范例，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通过学生思考，相互讨论，各抒己见，鼓励学生提出不同的意见，教师在整个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调动学生积极发言，充分发挥学生自主思维能力。当学生的思维走向误区时，教师要正确加以引导，但是不要给学生过多的提示，给学生独立思考的时间，这样学生能更好地从范例学习中掌握知识和规律。通过学生之间相互讨论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相互讨论，进一步启发学生深入思考和分析问题，对范例做出总结，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普遍规律。 对范例进行充分讨论后，教师要对讨论及时作出总结、评论，指出优点和不足之处，对讨论中有代表性的观点，给予及时的表杨。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学会理解其他学生的不同观点，懂得欣赏别人，注重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帮助学生进行知识迁移，理解所学内容的重难点，达到教学目标。 4 范例教学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4.1 正确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范例教学法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由于教育对象是大学生，教师往往会把学生的主体地位绝对化，忽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在整体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具有一定的掌控、调剂教学进度和课堂气氛的能力，通过适时、适度的提问，充分调动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使案例教学法在课堂上能得到充分发挥。 4.2 注意全面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科技史的教学目的不仅仅局限于知识的积累，更为重要的是要让大学生掌握和运用科技发展的规律。科技史一方面讲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更为重要的是科技史后面还隐藏着在这些科学事件背后起支配和影响作用的方法论，科技史本身也是一门科学方法发展的历史。例如，欧几里得建立使用公理方法和严密的逻辑推演构成了逻辑演绎体系；亚里士多德全面系统地研究和总结了形式逻辑；伽利略建立了研究物理的数学方法，牛顿在经典力学研究中建立了微积分方法，现代物理学中形成和完善了对称方法等。教师在使用范例进行教学时，要让学生学会掌握、运用和更新科学方法，并能将这些科学方法学以致用。 在科学史的教学中还要培养学生尊重科学，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能力。科技史的讲授如果完全使用传统的公理化、逻辑化的讲授方式，就会忽视学生的探索和创新精神。合理使用范例教学，能加深学生对科学原理实质的理解，给学生以科学创造的启示。例如：在有关原子核物理学的内容时，涉及的内容凌乱复杂，可以以原子结构的探索发现过程作为范例，引导学生将电子的发现、汤姆孙模型、α散射实验、卢瑟福有核模型、玻尔量子化原子模型、薛定锷方程的建立等知识点连成一条线。最后提示学生：“直到今天，人们仍没有停止对于高激发态、高电离态的原子结构以及粒子与原子碰撞时的行为的探索，仍然存在有待解决的问题。”进一步激发学生对未知科学的探索欲望，尽量避免如爱因斯坦说的“几乎总是以完成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读者体验不到探索和发现的喜悦，感觉不到思想形成的生动过程，也很难达到清楚地理解全面的情况”。 4.3 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素养 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中说：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适时使用范例教学法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性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5 案例 以下是“基本粒子物理学的进展”范例教学案例。 5.1 课程导入，引入“个”案 在章节的学习内容中，学生最难于理解并掌握的内容就是本章节的重难点。教师在课前要设计一个与范例相关联的个案，帮助学生理解并掌握学习的重难点，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大学生来说，通过对范例案的学习，让学生懂得敢于根据客观事实冲破传统观念，是科学发现的关键。对此在教学中，以“杨振宁和李政道对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发现”为例，首先简要介绍宇称不守恒的规律发现的简要过程。之后，教师向学生提问：从宇称不守恒的故事中，你学到了哪些有价值的学习的方法？这个故事对你有何启示？通过这些问题，激发学生思考。引出范例，通过教师从具体的个案范例中引导学生理解和掌握范例，也就是整个教学的重点。 5.2 引导学生进行“类”的探索 通过对“宇称不守恒”定律这个案例的研究讨论，学生理解了杨振宁和李政道二位科学家的科学发现冲破了传统观念。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教师进一步引导学生在科学史中找出类似的科学发现的案例，这就是从“个”案阶段向“类”的阶段过渡。在科学史中类似的事例很多，哥白尼冲破“地心说”，爱因斯坦冲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创立了相对论等。 5.3 理解普遍规律 通过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学生成功地找出隐蔽在“类”后的内容，即冲破传统的思想束缚是科学发现的关键所在。把从个案到类的认识提高到对规律性的认识，从而理解科学发现的普遍特征和一般规律。 5.4 学与致用 经过前三个阶段的升华，学习重点转向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开拓、把书本知识转化为学生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的过程，教师让学生回答第一阶段提出的问题。引导学生认识和理解并掌握资料检索法和协作法。并学会运用这两种方法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最后是评价阶段。可以采用学生自评，小组对学生评价，最后老师评价。通过综合评价来确定学生的综合成绩。 总之，范例教学运用于科技史的教学，能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受到全面训练，促进他们运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科学技术史论文:学习科学技术史的意义 [摘要]科学技术史不是单一学科的历史，它不仅是一部综合的历史，而且是科学历程的历史。科学技术史从哲学方面来说是做事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从人文方面来说则是科学精神对人生观的影响和科学家留给后人的学术成果。学习科学技术史可以使知识面增长，使眼界开拓，使文理结合，知识结构得到合理布置，使人才的培养更为全面。 [关键词]科学发展 哲学 意义 科学史研究是描述和记录各门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还揭示科学技术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在面临重任和挑战的今天，系统的研究科学技术发展史不但是学术研究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现实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一、科学技术史使人的世界观改变并让人们形成新的思维方式 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科学在哲学方面的贡献就是对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影响。马克思很早就说过，科学进入人们的生活，它比宗教、政治、艺术等意识形态的形式更为有效影响和改变了人的精神世界和思维方式。 回望人类思想的每一次变革，科学的每一次重大的改变总是影响着人们世界观的改变和新的开拓性思维方式的形成。具体表现大致有如下几方面：（1）科学术语到处被运用；（2）科学方法被广泛使用；（3）科学理论到处被引证；（4）大科学家被人们爱戴。 从科学史与方法论的关系上来说，首先我们看到：每一部科学方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科学史；再者，科学的不断发展促使着科学方法与哲学方法逐渐融为一体。研究和学习科学技术史能很好地开拓世界观的改变和开拓性思维方法的形成，促进社会更好地发展。 二、学习科学技术史能使知识面增长，使眼界开拓，使文理结合，知识结构得到合理布置，使人才的培养更为全面 科学技术史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全景图，以全球的视角详述了西方、东方等文明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传统。从人类进化到旧石器时代，从巴比伦到亚里士多德，从中国象形文字到地动仪，从玛雅文化到哥白尼的日心说，从笛卡儿到法拉第，从工业时代到工业污染，等等，向我们展示了整个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过程。 学习科技史不仅是对科学成就的崇敬和对科学精神的思考，更多的是对文化的深刻认识和对创新的深入理解。学习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进程，使我们知识面增长，使眼界开拓，使文理结合，知识结构得到合理布置，使人才的培养更为全面。 三、学习科学技术史，能够更好地认识科学，从源头上透彻理解和掌握科学知识，还可以促进科学的创新 从人类的进化到最早的科学研究，一路走来领略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巴比伦的文字体系，埃及的数制。从毕达哥拉斯定理，柏拉图立体，亚里士多德元素，到哥白尼的地心说，笛卡儿的世界体系，法拉第的力线，达尔文的燕雀，从人类旧石器时代的文明到中国的象形文字，玛雅文明，再到工业时代，科技史徐徐地向我们展开了一幅画卷。从这幅画卷里我们温故而知新，站在历史的肩膀上而创新。 四、学习科技史增强集体主义的责任感 科学的发展是一项集体的事业。“集体”二字很明显地告诉我们，科学需要我们和同时代人同心协力，需要我们像一个集体一样合作，而且需要我们世代相传的前赴后继的合作。在不同的条件下，科学的历史发展能够导致类似的行为。让我们回望科学几千年的发展史，不管是古老的东方还是西方世界，都曾创造出令人眩目的古代文明，不管世界各个国家，都曾在近代科学中一度占据中心位置而对之做出过巨大贡献。从希腊文明和中国古代科技对于近代科学的巨大影响，从开普勒在第谷的天文观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行星运动三定律，牛顿又在开普勒和伽利略工作的基础上建立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电磁学立足于法拉第实验定律，现代遗传学重新发现孟德尔定律等一系列科学史事实，我们可以体察人类智力接力的承继性，牛顿因而感叹：他所以能看得更远，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所以，科学技术史是一门伟大的交叉学科。十八大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加强科学的普及工作，科学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学习科学技术史，不仅让人们全面了解了科学的发展历程，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其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而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使我国的发展更快更好。 科学技术史论文: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研究方法探析 【内容摘要】基于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做了一定的迁移性思考，本文分析了田野调查方法对于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从具体方法上阐述了民族学中的田野调查法和科技史中的田野调查法之异同，进一步说明了对传统工艺传承与保护的应持的态度。 【关 键 词】少数民族科技史 科技史 田野调查法 一、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侧重点 1．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研究的目的 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隶属于科技史研究的范畴，是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科技史”）研究的一个具体方面。我们知道，科技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既要研究科学技术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又要探讨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因此，科学技术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历史学，它是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由此可见，我们研究科技史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与制约因素，是为了认识规律，以指导我们的行为，促使科学技术更好地发展，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当然，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其目的归根结底也是如此。 2．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思路 基于科技史研究目的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审视，也应包括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既要研究少数民族科技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另一方面又要研究从产生至今，少数民族科技在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及其与社会相关因素的内在联系。而要研究这两个方面，必须获得一定的资料，并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包括概况与猜想的方法，抽象与具体的方法，归纳与演绎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的方法，分类与比较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朔因与预见的方法，控制论思维方法，数学思维方法，模型思维方法，系统思维方法等等）加以整理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揭示内隐其中的规律。因为只有有了资料，我们才能进行分析。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获取资料，尤其是获取第一手资料，更显重要。 3．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侧重点 不同门类的学科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在研究方法上会有不同，但都必须符合科学方法论上的若干要求，否则其科学性就会受到质疑。我们知道，科学研究是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的研究关键是获取第一手资料。各门学科获取第一手资料有不同的方式。自然科学多以实验为基础，社会科学多以调查为基础。科学技术史是一个交叉学科，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学科。所以其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方式也应以实验和调查为基础，这不同于单纯的历史学主要从文献中获取方式。少数民族科技史是以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及其历史为研究对象，而问题恰恰就在此，正如万辅彬教授在《从少数民族科技史到科技人类学》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以往人们主要通过手头现成的科技文献从事科技史研究，少数民族科技史则大都处于空白状态。”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内，恐怕我们最应该做的就只有田野调查了。 二、民族学田野调查法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适用性 （这一部分主要说明田野调查对民族学与少数民族科技史的普适性） 1.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概述 田野调查又叫实地调查或现场研究，属于传播学范畴的概念。主要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如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民族音乐学、地理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语言学、古生物学、社会学等，其英文名为Field work。科学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是由英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ronis aw Kasper Malinowski）奠定的，在我国这方面卓有成绩的是著名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先生，其最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就是参与观察。它要求调查者要与被调查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从中观察、了解和认识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田野调查工作的理想状态是调查者在被调查地居住两年以上，并精通被调查者的语言，这样才有利于对被调查者文化的深入研究和解释。田野调查是民族学家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基本途径，是民族志架构的源泉。民族学田野调查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 2.田野调查法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适用性 该过程用于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工作者身上同样有效，训练有素的科技史工作者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可以弄清该科技或工艺在该地区该民族生活生产中的作用和具体的使用方法以及其祖辈们使用的具体情况等等。（先说明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方法探索过程，再提出借鉴田野调查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补充）。 由于研究对象和目的不同，少数民族科技史田野调查法有其独特的特点，不能够把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硬生生地套在科技史的研究中。民族学理念下的田野调查法的使用，其结果是使得我们对科技的相关社会因素有了较透彻的认识。但工作仅做到这里远远不够，我们要反过来思考，从这些被看清的社会因素出发，再来审视少数民族的科技，社会因素哪些起了积极作用，哪些起了消极作用，便更清晰。被这些积极和消极因素影响后的科技又是怎样影响了社会，导致社会因素中的哪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往返分析，则更适合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我们不像民族学的研究，注重文化。我们关注的是科技，或许文化和科技有时也在较量中共存共荣。 3．民族学与少数民族科技史运用田野调查法的异同 定量分析指分析一个被研究对象所包含成分的数量关系或所具备性质间的数量关系；也可以对几个对象的某些性质、特征、相互关系从数量上进行分析比较，研究的结果也用“数量”加以描述。定量分析的理论基石是实证主义。从研究的逻辑过程看，定量分析比较接近于假说－演绎方法的研究，既保留重视观察实验、收集经验资料的特点，又保留重视逻辑思维演绎推理的特点，应用假说使得观察实验方法和数学演绎形式结合起来。正因为这样，定量分析往往比较强调实物的客观性及可观察性，强调现象之间与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因果联系，同时要求研究者在研究中努力做到客观性和伦理中立。定量分析方法很多，但各种方法在应用时往往都有一定的程序化。如实验法、观察法、访谈法、社会测量法、问卷法、描述法、解释法、预测法等等。 因为科技史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它是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叉的学科，学科的交叉即思想的交融，必定会产生特定的研究方法，前文我们提到，自然科学注重实验的方法，社会科学注重调查的方法。既然科技史有自然科学的特质，就少不了要做实验，定量的进行分析。所以我们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要为日后做定量的分析做足准备。在调查过程中，该测量的一定要测量，该取样的要想办法尽量取样，该记录的工序一个也不能少，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的做定量的研究，分析科技内在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 三、结语 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的呈现形式往往是以工艺的形式存在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对传统工艺进行研究。笔者认为对传统工艺的研究也应遵循上面的阐述，也应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探讨。至于很多学者讨论的传承与保护问题，我们认为不应该纳入到科技史的研究范围内，我们发现，要传承和保护的往往是某种文化层面的内容，应该由文化学界的学者来探讨。科技史要探讨的是科技层面的问题，至于某种工艺要消失了，从科技的角度，或许它已经符合了我们发现的规律，某种工艺被传承了，或许它也符合了我们发现的规律。不是所有的传统工艺都要被保护，科技革新，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新旧科技的博弈，没有淘汰，也就没有科技的进步。所以，我对很多科技史方面的学术研究中看到的牵强的传承与保护感到不解。似乎这已成了传统工艺方面写作的模式了， 笔者觉得不可取。 科学技术史论文:“科学技术史”教学的思考 [摘要]科学技术史是展示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重要窗口。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不仅可以影响国家现实的科学技术、教育和其他相关政策，而且特别有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综合素质。文章从科学技术史的教育功能分析入手，提出了高校科学技术史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关键词]科学技术史 教学 原则与方法 [作者简介]曲用心。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工学博士，广西南宁 科学技术史是展示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重要窗口。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不仅可以影响国家现实的科学技术、教育和其他相关政策，而且特别有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综合素质。本文从科学技术史的教育功能分析人手，提出了高校科学技术史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一、科学技术史教育的重要意义 科学技术史是关于科学技术产生、发展及一般规律的科学，它作为一门跨学科、跨专业的综合性学科，对于大学生有着特殊的意义。笔者认为，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的重要意义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有助于学生从历史的角度认识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史记述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通过学习科学技术史。可以使学生把科学技术了解为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科学技术知识的现成结论。通过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历史分析，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技术的本质，更准确地理解科学概念、原理的演变过程，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批判、继承关系。分析科学技术产生、发展的脉络及历史演变；可以帮助学生较准确地把握科学技术的生长点、突破，预测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2 有助于学生从社会的角度认识科学技术 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它不是象牙塔中的知识，科学技术史不仅对科学技术发展本身进行逻辑分析，而且对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社会因素进行分析。科学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被法西斯用来杀人；人们在享受着科学技术带给人的丰富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的种种威胁，这即是科学发展付出的代价，它的最终解决也必然依靠科学技术。了解科学技术的社会性、人文性以及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对于学生有着重要意义，它可以使学生对科学技术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对于未来的科学技术决策有重要的潜在意义。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面向21世纪的技术人才不仅需要有较高的专业水平，而且需要有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即文理兼容的复合型人才。科学技术史作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交错的综合性科学，可以起到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作用，这是科学史特有的优势，因而科学史的教学对于文理渗透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具有积极的作用。 3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科学态度是科学教育的重要目标。简单地说，科学态度就是面对实际问题时能遵循事物本身的规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科学技术史教学，使学生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而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项重大科学技术发明创造都与社会需要有着内在的联系。而其本身又有自身的规律。任何脱离社会、违背规律的发明创造不可能存在。如造纸术的发明就是适应了汉朝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发明后又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科学史就是科学精神形成、发展和传播的历史。科学技术不仅是人类物质文明的决定因素，而且科学活动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正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构建因素。科学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至少可以包含如下几个方面：探索求知的理性精神，实事求是的严谨精神，批判创新的进取精神。互助共进的协作精神。而科学技术史正是科学精神的最集中的载体。通过科学史的教学，可以使学生了解这些科学精神。弘扬科学精神，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修养对正处于世界观的形成期的大学生的世界观形成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4 有助于学生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 纵观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从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得出的必然结论。通过对科学技术史的学习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信心，明确自己肩负的重担，努力掌握科学技术。为将来投身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作好知识准备。 5 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我国古代在农学、医学、水利、机械、建筑、桥梁、矿冶、陶瓷、纺织和造纸等各技术领域都有博大精深的技术成就，在大学各有关专业里开出各种技术史课程，不仅有益于各专业的学习，更可以。细雨润无声地对大学生们进行全面的素质教育。具体来说，船尾舵、指南针、水密舱壁和车轮舟，这是中国古代造船术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造船技术的进展。大学生们在学习和掌握中国造船史资料的同时，爱国主义的情怀持续不断地浸润他们的心田。对于学习理工科的大学生来说，这也是―个极好的人文科学素质的培养和锻炼，对于后续的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也是有益的。 二、科学技术史教学需要把握的三个原则 (一)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原则 科学技术史属于历史范畴。但又是介于科学技术与史学问的边缘学科，是联系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桥梁。科学技术内史要求了解和研究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原理、造就过程和内部规律性，科学技术外史又要求我们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科学技术和社会作出统一的研究和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得益于它的创始人对近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而今天科学技术史的教学也理应渗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渗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对立统一的教育。 (二)中与西相结合的原则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说：“在人类了解自然和控制自然方面，中国人是有过贡献的。而且贡献是伟大的。”他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许多西方学者，或由于对中国的无知，或出于种族偏见。或出自对科学技术定义想当然的解释，或采取了以已今日之长掩盖昔日之短的思想方法，始终无视、贬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甚至一些国内学者也自我贬低。因此，加强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展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本来面貌，就成了科学技术史义不容辞的任务。中西结合就是要注意横向比较。在古代部分，既应弘扬中国科学技术的辉煌，指出西欧中世纪科学技术的落后，又应突出古希腊科学的开放和理性传统；在古代向近代的过渡部分，需明确指出，西欧中世纪少数科学。如物理 学与技术如水轮、钟表中长期积聚的潜能与对中国四大发明的研究和改造相结合，再辅以古希腊优秀科学传统的恢复和发扬，形成了西欧天文学、力学、机械学的优势。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近代的第一次科学革命和第一次技术革命。而同时期的中国却发生了相反方向的转化。循此前进，一方面是西方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几乎垄断了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源头的地位；另一方面是中国被远远地抛在后边，半殖民地中国的科学技术基本上已是西方的舶来品。 (三)古与今相结合的原则 这是因为，一方面，科学技术近现代史内容量的增加，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大。以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也只是到了当代才能提出；另一方面，距离当代愈近，科学技术与现实生活的贴近度愈高。对受教育者的启示更直接、更亲切。因此，要古今结合，既不厚古薄今，也不厚今薄古；既从古代科学技术发展汲取经验和教训。也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汲取力量。 三、《科学技术史》教学方法 科学技术史是一个蕴含着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巨大宝库，从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中。大学生不仅可以接触到大量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可以开阔大学生的视野，活跃学生的思想，对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起到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挥有赖于科学的教学方法。笔者通过几年来的教学实践总结出以下方法： (一)启发式教学方法 强调大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坚持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相结合。教学过程中注意启发和引导对科技史的理解和掌握，重视非智力因素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把握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关系，使学生在科技史学习中实现掌握知识和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同时。重视教法和学法的结合及其转化，培养学生学会学习。 (二)计算机辅助教学方法 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信息量的特点，实施计算机辅助教学，培养和开发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综合思维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一是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学，优化课堂教学艺术。讲究教学艺术，教师不但要向学生倾注感情。要有激情，要注意语言的规范、简洁，并配合教学内容适时的声情并茂，还要注意板书的工整、扼要，同时还要利用多媒体计算机结合知识点巧妙地设计一些小故事和生动的画面，创造出美好的情境。二是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学。通过有效创设情境。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科学技术史是一个静态的已经发生的历史，将其放在一个动感活泼的环境中，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计算机系统有优美的图像、动听的音乐，有趣的动画，是创造这种情境的最佳工具。在多媒体计算机的辅助教学下，使静态变为动态，抽象变为形象，教学效果较好。三是运用计算机充分及时出示课堂练习，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在课堂练习巩固中运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可以省去板书和擦拭的时间，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向学生提供大量的信息，提高学习效率。四是运用计算机辅助教学，让生活走进数学课堂，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现实的生活材料，不仅能够使学生体会到所学内容与自己接触到的问题息息相关，而且能够大大调动学生学习科技史的兴趣，使学生认识到现实生活中隐藏着丰富的科技问题。 (三)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came一hased teaching)，案例本质上是提出一种教育的两难情境，没有特定的解决之道，而教师于教学中扮演着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不像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扮演着传授知识者角色。案例教学的实质是开放、互动，强调大学生的高度参与。教师的重要职责是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保持大学生的学习动力，从而保证科技史教学的顺利进行。 案例教学法的过程大致可以归纳如下：(1)收集科学技术发生发展的情境资料；(2)将所收集资料形成教学案例；(3)进行班级团体讨论或班级小组讨论；(4)讨论中，成员轮流担任领导者角色；(5)归纳各组或团体意见。在案例讨论过程中，可以质疑他人的想法，学习如何发问，进而学习到独立思考、与人相处、解决冲突、尊重他人等能力。 (四)共同讨论教学方法 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助于锻炼学生的思维灵活性。通过共同讨论，不但可以强化学习的效果，而且可以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同时方便教师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能力水平。 科学技术史论文:关于科学技术史课程的研究 一、开设背景及目的意义 高职大学生与博士研究生或硕士研究生比较起来无论是文凭、学历亦或是知识结构、知识储备都不可同日而语,要把这门课程移植到高职教育当中,必须回答和解决两个具体问题:第一,是否有可能在高职院校中开设“科学技术史”这门课程,课程的难度对高职大学生来说是否可以适应、克服;第二,在高职院校开设这门课程有什么意义或者说这门课程对高职大学生素质的提升有何帮助。 我们认为任何事物或问题都是相对的,具体问题可以具体分析和解决。首先,经过我们这几年对课程的重新设计、改造和实践,内容的理论性和抽象性已大大降低,高职大学生学习起来变得相对轻松。第二,“科学技术史”这门课程对于大多数高职专业(包括理工科、文科)的学生都是有用的:一方面,学生们不仅可以在课堂上学习到许多自然科学发展的一般常识,还可以学习一些哲学社会科学的常识,在提高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两方面都能获益,避免自己毕业后成为“单腿巨人”];另一方面,在高职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构成中,哲学素养的培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习和掌握对于高职大学生一生的学习、工作与生活将起到其他知识和技能无法撼动的决定作用。除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这一主渠道和主阵地之外[3],辅渠道和辅阵地应该还有许多,“科学技术史”课程毫无疑问可以成为其中之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不单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体现,自然科学领域各学科的发展进步同样也离不开它的指导。“科学技术史”课程能让高职大学生在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发展史实的基础上,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脉络有一个总体把握,并领会科学的思想方法,体会科学精神对自然科学自身的发展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4],更重要地让他们知晓科技发展背后的、一般的哲学原理和方法,使他们终生受益。 二、课程的设计 (一)教学安排 课程的安排大致是这样的,因为每个思政课教师每学期的教学任务相对来说比较繁重,几乎都要承担4、5个教学班的教学任务(每学期至少有200课时左右的教学任务),而且也不是每个教师的专业背景都一样。一般只有具备哲学或科技哲学专业背景的教师才能够胜任科学技术史的教学任务,所以,学院只有2-3名教师时断时续地开设“科学技术史”的选修课,并且都是负责一个小班(人数大概60人左右)的教学。开课的时间根据学校有关政策规定主要是放在周一至周四的晚上或周末全天,至于是一周的哪一天要视教师必修课教学的情况而定。一学期的课时数也不能太多,不会超过30课时,一般就是20-24课时。这样,每周上一次课,每次2个课时。为什么授课班级规模不宜太大、听课学生人数不能太多呢?那样不是可以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来选修这门课吗?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开课的教师这几年也一直在思考,最后还是认为不妥,因为小班教学的效果当然是比大班要好,另外考虑到教师的时间精力有限,若人多了会增加工作量,导致教学质量下降。教学的方式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倾听为辅,主要采用问题式、案例式教学法,教学手段则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的优势。我们还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PPT课件的制作,考虑到高职大学生认知的特点,课件的形式适当减少理论性、文字性的东西,而在图片、影像视频上下足了功夫,尽量找出与所讲内容匹配的图文声像资料,以增加学生的听课兴趣和感性认识。我们还会在每次课的最后大约二十多分钟播放一个完整的视频故事,主要是CCTV10频道制作播放过的《走进科学》栏目。考核的方式也比较的宽松、灵活,不会采用像必修课那样那么严格,不必正儿八经地出一份试卷去为难学生。一般每个学期教师根据教学实施的具体情况,采取过程考核的方式,通常是布置一个小作业让学生去完成,撰写一篇诸如科技发明、科技人物的小论文,抑或谈一下课程学习的心得体会等等。除非学生考勤很差或没有完成作业,才不让学生获得该门课程的选修学分。 (二)教学内容 因为没有现成的适合高职大学生的教材,我们只能暂时以申漳编写的《简明科学技术史话》为蓝本,科学技术发展的时间逻辑顺序是不存在什么争议的,主要是内容的取舍需要下很大的功夫。 1.厚古薄今,大话历史 对待历史的态度,我们采取了“厚古薄今,大话历史”原则。薄古厚今是基于学生大多是“90”后,对历史知识尤其是科技史的知识了解有限,所以要多讲些。我们大致把课程分为十讲,分别为科技的起源、古埃及科技、古希腊古罗马科技、中国古代科技四讲(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风水、 水利工程技术、丝绸瓷器、李约瑟问题)、近代西方科技的兴起、现代物理学革命、航空与航天等,这其中古代的内容占了主要的篇幅。在讲述历史的时候还要注意打破之前“科技史”课程内容过于突出学科体系和抽象复杂的局限,淡化过于严格按照时间年代人物,摊大饼式的内容讲述,而是采用大话历史的讲课形式,把科学严谨的理论变成一个个生动有趣、寓教于乐的小故事,这完全是出于让高职学生更容易接受方面的考虑。 2.哲学引领,科哲合一 哲学对高职学生来说是非常深奥难懂的,如何在课程内容中体现出哲学思想和韵味,发挥引领作用,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事实上,哲学与科学在古代是不分家的,不少哲学问题其实也是科学问题。我们可以用一条哲学的逻辑主线把整个课程的内容贯串起来。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的最高、最基本问题是人们对于世界观的看法,即物质与意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古代东西方人都殊途同归地在思考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如何,这就是逻辑主线。西方人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而东方人却把三者融为一体。当然,也不能生搬硬套在每一讲都谈论这个问题,只是在一些重要的章节去深入论证。例如,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风水这一部分,要介绍风水必须首先说一下中国古人对天、地、人三者关系的看法,不能孤立地谈论风水思想,学生对此是非常感兴趣的,但只有讲清楚了前者,才能真正了解风水思想的来龙去脉。 3.突出亮点,以点带面 “科学技术史”课程教学把学生从现有的专业知识背景领域一下子引入一个相对陌生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一次全新的学习,开始时总处于一种担忧和排斥的思想状态,如何消除师生之间的视域隔膜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为此,我们在每一次课的内容里想尽办法找出一个学生感兴趣的亮点环节出来,详细地讲、深入地讲,使学生即使在课堂过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印象深刻、难以忘却。例如,在讲到古埃及科技的时候,突出金字塔和木乃伊的内容,还介绍和播放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的电影片段;又例如讲到中国古代科技这一小节时,对大家都熟悉的四大发明一笔带过,重点介绍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巨大的水利工程、丝绸、瓷器等,水利工程又着重介绍都江堰和京杭大运河。这些亮点讲下来,不但能够吸引学生眼球,还对整个章节起到了以点带面的作用。 三、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一)完善课程内容 前面提到课程内容主要分为十讲,并且侧重于古代科技史,现代科技发展涉及不多,原因除了课时限制外,跟我们之前的思路及花的时间和精力有关系。现代科技的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二、第三次科技革命使科技的发展从纵向上和横向上都更深更广,不少高职学生对这方面的了解还是偏少的,我们开设这门课程应该有责任有义务让他们知道。下一步做到就是如何把现代科技部分划分为几个符合逻辑的章节,准备充分之后就适时与学生共同分享。 (二)拉近师生距离 参与选修“科学技术史”课程的学生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都是来自学校的几十个专业的学生,除了上课时间以外,大家在一起的机会是很少的,另外上课时又不能随意交流,所以,一个学期下来相互之间还是比较陌生。这是不少选修课的一个通病,课堂气氛的沉闷有可能会影响教学效果,必须适当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教师让学生多回答问题或课间多到学生中进行交流是目前常用的做法,还有就是在教学语言上教师尽量不要说一些学生难以理解的内容,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是最好的但也是最不容易办到的。 (三)扩大影响范围 我们教师是非常希望全院的学生都来选修“科学技术史”这门课的,但不实际。粗略算了一下,每学期三位老师开设三个班,每班60人,一学年还不到四百人,三年也就是一千人多点,相当于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以目前的状况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扩大影响范围不一定要在学生数量上做文章,不是说选修的人越多该选修课的影响就绝对会越大的。我们这五年下来总体感觉,选修课程要扩大影响力关键还是要看教师个人的综合素质,特别是人格魅力,学生的感觉有时候是很直接的,一个他们欣赏的教师会很快在学生们中间传开,进而所教的课程也会逐渐让其他学生们知道。 科学技术史论文:关于科学技术史课程的研究 一、开设背景及目的意义 高职大学生与博士研究生或硕士研究生比较起来无论是文凭、学历亦或是知识结构、知识储备都不可同日而语，要把这门课程移植到高职教育当中，必须回答和解决两个具体问题:第一，是否有可能在高职院校中开设“科学技术史”这门课程，课程的难度对高职大学生来说是否可以适应、克服;第二，在高职院校开设这门课程有什么意义或者说这门课程对高职大学生素质的提升有何帮助。 我们认为任何事物或问题都是相对的，具体问题可以具体分析和解决。首先，经过我们这几年对课程的重新设计、改造和实践，内容的理论性和抽象性已大大降低，高职大学生学习起来变得相对轻松。第二，“科学技术史”这门课程对于大多数高职专业(包括理工科、文科)的学生都是有用的:一方面，学生们不仅可以在课堂上学习到许多自然科学发展的一般常识，还可以学习一些哲学社会科学的常识，在提高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两方面都能获益，避免自己毕业后成为“单腿巨人”］;另一方面，在高职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构成中，哲学素养的培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习和掌握对于高职大学生一生的学习、工作与生活将起到其他知识和技能无法撼动的决定作用。除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这一主渠道和主阵地之外［3］，辅渠道和辅阵地应该还有许多，“科学技术史”课程毫无疑问可以成为其中之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不单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体现，自然科学领域各学科的发展进步同样也离不开它的指导。“科学技术史”课程能让高职大学生在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发展史实的基础上，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脉络有一个总体把握，并领会科学的思想方法，体会科学精神对自然科学自身的发展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4］，更重要地让他们知晓科技发展背后的、一般的哲学原理和方法，使他们终生受益。 二、课程的设计 (一)教学安排 课程的安排大致是这样的，因为每个思政课教师每学期的教学任务相对来说比较繁重，几乎都要承担4、5个教学班的教学任务(每学期至少有200课时左右的教学任务)，而且也不是每个教师的专业背景都一样。一般只有具备哲学或科技哲学专业背景的教师才能够胜任科学技术史的教学任务，所以，学院只有2－3名教师时断时续地开设“科学技术史”的选修课，并且都是负责一个小班(人数大概60人左右)的教学。开课的时间根据学校有关政策规定主要是放在周一至周四的晚上或周末全天，至于是一周的哪一天要视教师必修课教学的情况而定。一学期的课时数也不能太多，不会超过30课时，一般就是20－24课时。这样，每周上一次课，每次2个课时。为什么授课班级规模不宜太大、听课学生人数不能太多呢?那样不是可以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来选修这门课吗?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开课的教师这几年也一直在思考，最后还是认为不妥，因为小班教学的效果当然是比大班要好，另外考虑到教师的时间精力有限，若人多了会增加工作量，导致教学质量下降。教学的方式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倾听为辅，主要采用问题式、案例式教学法，教学手段则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的优势。我们还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PPT课件的制作，考虑到高职大学生认知的特点，课件的形式适当减少理论性、文字性的东西，而在图片、影像视频上下足了功夫，尽量找出与所讲内容匹配的图文声像资料，以增加学生的听课兴趣和感性认识。我们还会在每次课的最后大约二十多分钟播放一个完整的视频故事，主要是CCTV10频道制作播放过的《走进科学》栏目。考核的方式也比较的宽松、灵活，不会采用像必修课那样那么严格，不必正儿八经地出一份试卷去为难学生。一般每个学期教师根据教学实施的具体情况，采取过程考核的方式，通常是布置一个小作业让学生去完成，撰写一篇诸如科技发明、科技人物的小论文，抑或谈一下课程学习的心得体会等等。除非学生考勤很差或没有完成作业，才不让学生获得该门课程的选修学分。 (二)教学内容 因为没有现成的适合高职大学生的教材，我们只能暂时以申漳编写的《简明科学技术史话》为蓝本，科学技术发展的时间逻辑顺序是不存在什么争议的，主要是内容的取舍需要下很大的功夫。 1．厚古薄今，大话历史 对待历史的态度，我们采取了“厚古薄今，大话历史”原则。薄古厚今是基于学生大多是“90”后，对历史知识尤其是科技史的知识了解有限，所以要多讲些。我们大致把课程分为十讲，分别为科技的起源、古埃及科技、古希腊古罗马科技、中国古代科技四讲(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风水、水利工程技术、丝绸瓷器、李约瑟问题)、近代西方科技的兴起、现代物理学革命、航空与航天等，这其中古代的内容占了主要的篇幅。在讲述历史的时候还要注意打破之前“科技史”课程内容过于突出学科体系和抽象复杂的局限，淡化过于严格按照时间年代人物，摊大饼式的内容讲述，而是采用大话历史的讲课形式，把科学严谨的理论变成一个个生动有趣、寓教于乐的小故事，这完全是出于让高职学生更容易接受方面的考虑。 2．哲学引领，科哲合一 哲学对高职学生来说是非常深奥难懂的，如何在课程内容中体现出哲学思想和韵味，发挥引领作用，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事实上，哲学与科学在古代是不分家的，不少哲学问题其实也是科学问题。我们可以用一条哲学的逻辑主线把整个课程的内容贯串起来。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的最高、最基本问题是人们对于世界观的看法，即物质与意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古代东西方人都殊途同归地在思考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如何，这就是逻辑主线。西方人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而东方人却把三者融为一体。当然，也不能生搬硬套在每一讲都谈论这个问题，只是在一些重要的章节去深入论证。例如，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风水这一部分，要介绍风水必须首先说一下中国古人对天、地、人三者关系的看法，不能孤立地谈论风水思想，学生对此是非常感兴趣的，但只有讲清楚了前者，才能真正了解风水思想的来龙去脉。 3．突出亮点，以点带面 “科学技术史”课程教学把学生从现有的专业知识背景领域一下子引入一个相对陌生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一次全新的学习，开始时总处于一种担忧和排斥的思想状态，如何消除师生之间的视域隔膜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为此，我们在每一次课的内容里想尽办法找出一个学生感兴趣的亮点环节出来，详细地讲、深入地讲，使学生即使在课堂过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印象深刻、难以忘却。例如，在讲到古埃及科技的时候，突出金字塔和木乃伊的内容，还介绍和播放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的电影片段;又例如讲到中国古代科技这一小节时，对大家都熟悉的四大发明一笔带过，重点介绍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巨大的水利工程、丝绸、瓷器等，水利工程又着重介绍都江堰和京杭大运河。这些亮点讲下来，不但能够吸引学生眼球，还对整个章节起到了以点带面的作用。 三、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一)完善课程内容 前面提到课程内容主要分为十讲，并且侧重于古代科技史，现代科技发展涉及不多，原因除了课时限制外，跟我们之前的思路及花的时间和精力有关系。现代科技的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二、第三次科技革命使科技的发展从纵向上和横向上都更深更广，不少高职学生对这方面的了解还是偏少的，我们开设这门课程应该有责任有义务让他们知道。下一步做到就是如何把现代科技部分划分为几个符合逻辑的章节，准备充分之后就适时与学生共同分享。 (二)拉近师生距离 参与选修“科学技术史”课程的学生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都是来自学校的几十个专业的学生，除了上课时间以外，大家在一起的机会是很少的，另外上课时又不能随意交流，所以，一个学期下来相互之间还是比较陌生。这是不少选修课的一个通病，课堂气氛的沉闷有可能会影响教学效果，必须适当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教师让学生多回答问题或课间多到学生中进行交流是目前常用的做法，还有就是在教学语言上教师尽量不要说一些学生难以理解的内容，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是最好的但也是最不容易办到的。 (三)扩大影响范围 我们教师是非常希望全院的学生都来选修“科学技术史”这门课的，但不实际。粗略算了一下，每学期三位老师开设三个班，每班60人，一学年还不到四百人，三年也就是一千人多点，相当于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以目前的状况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扩大影响范围不一定要在学生数量上做文章，不是说选修的人越多该选修课的影响就绝对会越大的。我们这五年下来总体感觉，选修课程要扩大影响力关键还是要看教师个人的综合素质，特别是人格魅力，学生的感觉有时候是很直接的，一个他们欣赏的教师会很快在学生们中间传开，进而所教的课程也会逐渐让其他学生们知道。 作者：胡慕贤 黄海峰 单位：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研究论文:民族音乐文化研究论文 一、裕固族音乐的历史渊源 裕固族音乐史就是裕固族的形成与发展史。裕固族音乐伴随着裕固族历史而生，伴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流变。考察研究音乐必须深入了解孕育它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纵观诸多学者对裕固族族源历史的探究，可以梳理出以下历史和音乐发展脉络。裕固族族源可以追溯到战国、秦汉时期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丁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的《裕固族简史》中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敕勒人传唱的《敕勒歌》，就是裕固族先民敕勒人的民歌。裕固族的先民回鹘人在汉唐时期就生活在蒙古高原上，马背上的民族过着游牧生活。唐武后时(公元684年—公元740年)一部分回鹘人就从蒙古高原迁徙到河西走廊。公元744年，回鹘人建立回鹘汗国(公元744年—公元840年)称霸漠北近百年，回鹘音乐文化在整个回鹘汗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回鹘汗国居地在漠北蒙古高原，别支在天山和甘凉之间，甘凉一带的回鹘后来逐渐发展成回鹘主要的一支“甘州回鹘”。 据《旧唐书•回纥传》记载，回鹘汗国是政治稳定，军事强大，经济繁荣的漠北大国。据土耳其学者依不拉音•卡菲苏的《突厥民族文化》记载，回鹘汗国有掌管宫廷礼乐的礼赞大臣，负责给达官贵人演奏宫廷礼仪音乐。还有称之为“吐黑”的鼓吹号角演奏的鼓吹军乐、民间的娱乐音乐和萨满教诵经唱调等。由此可知漠北回鹘汗国的音乐由宫廷礼乐、民间娱乐音乐和宗教音乐等构成。台湾学者刘义棠的《维吾尔研究》中介绍:“回鹘对歌舞甚感兴趣，历史亦甚悠久，无论音乐、舞蹈、歌唱、鼓乐、马戏、羊戏、杂技以及园戏等，无一不属其所好。”根据《新唐书》记述，回鹘可汗喜欢乐舞，乐舞是宫廷礼乐的主要形式之一。唐代流行于宫廷、民间的回鹘马舞《倾杯乐》以及舞者戴兽形面具的乐舞，显示了漠北回鹘游牧生活中以马为道具编排歌舞的游牧文化和古老图腾崇拜的历史遗韵(1900年5月26日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敦煌曲谱》中抄有用半字谱的《倾杯乐》)。 宋人王延德在《使高昌记》中记载到:回鹘“乐多琵琶，箜篌”“民好游赏，行必抱乐器”。据学者考证，从回鹘勃兴之唐、五代时期，回鹘通过联姻通婚的手段力求与中原保持友好的关系，为回鹘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历史基础，尤其是音乐文化，在和亲的过程中以礼物的形式互相赠予的乐人、乐工和乐器等文化载体，为漠北与中原音乐文化的交流融合起到了积极作用。罗艺峰在《中国西部音乐论———生成与前景》中说到:通婚是一种最为彻底的文化融合形式。通婚不仅繁荣了中原文化，为中原文化注入了新鲜与活力，也极大地影响了回鹘的音乐文化。公元840年，由于连年的自然灾害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回鹘汗国被黠戛斯所灭被迫西迁，其中的一支迁移到河西走廊甘州(今张掖)，史称“甘州回鹘”或“河西回鹘”。西迁后的回鹘主要使用回鹘文，宗教信仰方面，在迁徙和民族融合过程中受多重宗教因素的影响，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佛教等。十一世纪，“甘州回鹘”被西夏所灭，一部分部落退居沙州(今敦煌)以南，称“撒里畏兀儿”。十四世纪中叶以后，“撒里畏兀儿”人逐步和一部分蒙古人融合，形成了今天自称“尧乎尔”的裕固族。明朝中叶裕固族陆续东迁进入嘉峪关，史称“入关”，主要居住在以“肃州”为中心的河西走廊中段的山区和川区。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 (一)回鹘人传统音乐种类齐全，尤其是乐舞和鼓吹乐比较发达，这是中原和西域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隋唐时期的七部乐、十部乐等歌舞伎乐比较发达，在唐代宫廷和西域通过和亲、联姻以及贾商经贸交易过程中乐器、乐舞、乐人、乐工之间的交流势必会使得汉乐与西域音乐交流更加便利和频繁，使得双方在音乐的繁荣发展上取得“双赢”。作为裕固族先民的回鹘人，在音乐的交流的过程中，乐器、乐舞的繁荣是必然的。 (二)回鹘人常用的民族乐器有琵琶、箜篌等弹拨弦乐。 (三)回鹘人喜好歌舞，常以草原牲畜为道具编排乐舞，有时戴动物面具表演，充分说明草原文化和图腾崇拜(崇拜狼纛是北方游牧民族共同的特征)在回鹘人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并成为漠北回鹘人游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回鹘人已经掌握了音乐记谱法———半字谱。回鹘人的《倾杯乐》就是用半字谱记载的。虽然游牧民族音乐文化大多是口传文化，尤其是在时间中展现的音只是一个时间过程，但是他们已经有将没有语义性和视觉性的音乐用字谱的形式进行记载，这是音乐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当然这种记谱法是中原还是回鹘人谱写无从考证，但就记谱法所记载的回鹘乐舞半字谱给我们留下了研究回鹘音乐的重要史料。 (五)甘州回鹘音乐文化，主要是在漠北回鹘音乐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中原汉族音乐文化、佛教音乐文化、周边少数民族如藏族等音乐文化逐步形成的，交流与融合是其音乐文化形成的主要方式和特点。 值得思考的是:漠北回鹘人与中原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音乐文化得到了繁荣和发展，为什么那么多的承载音乐文化的乐器没有传承下来，纯器乐体裁的乐舞也没有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却只有传统民歌?笔者认为: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符号，是民族的生命所在。一个民族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随着战乱、民族迁徙和时间的流逝是最易消失的，而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价值体系、文化传统、民族精神是保存得最长久的。因为精神的东西蕴藏在民族的血液之中，会在民族的记忆中烙下深深的印记。传统文化、传统观念、民族精神、价值认同是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的根本所在，民族的消失不以物质成果的消失或人群、种族的消失而消失，至关重要的是民族文化的消失。作为裕固族世代口传的传统民歌，不以物质和经济的繁荣或萧条而消失，作为物质文明成果的实物性乐器可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逐渐消亡，作为乐器演奏的乐舞音乐的消亡也在情理之中。现在，裕固族在挖掘和拯救民族音乐之传统乐器方面，复古的天鹅琴(虽然有民间传说故事《天鹅琴》对天鹅的崇拜)、牛角鼓有没有历史遗迹和渊源是值得考证的，但是有这种意识和行为，对于裕固族音乐文化的挖掘和拯救已是难能可贵了。我们不妨复古一批箜篌、鼓吹号角等民族乐器，或者根据史料记载创编一批裕固族乐舞，根据传统民歌创作一批具有裕固文化特色的器乐作品，以深入挖掘裕固族音乐的其他形式和品种。突破单一的研究裕固族民歌的局面，是值得我们裕固族地区政府部门和音乐文化研究者思考的一个现实课题。 二、裕固族音乐的生存环境 世界文化是多元发展的，创造文化的是人。人的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生活在不同环境中，就会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生存环境会造就不同的音乐文化。裕固族音乐，现在主要指的是民歌。传统音乐应该包含民歌、歌舞音乐、器乐、戏曲音乐、曲艺唱调等品种。 (一)自然环境 裕固族从游牧狩猎到游牧、半农半牧的过渡就是由生存的自然环境形成的，草原游牧文化有别于农耕文化，高原文化有别于平原文化。有什么样的生存环境就造就什么样的文化景观。以游牧狩猎为主的部落和民族，其文化注定受其生活的生态环境、自然条件和物质条件的影响和制约，这从裕固族的叙事诗、神话故事等文化文本中就可以看到:一定的文化受制于孕育它的自然环境。在音乐上也是如此，游牧环境会产生牧歌，山地环境会产生山歌，沿海居民会唱渔歌，江南水乡会唱采桑歌等等。裕固族也一样，生活在大山深处的牧民歌声高亢、奔放，生活在平坦草原的牧民歌声柔和、嘹亮，生活在农耕区的裕固人的歌声又受农耕文化的影响而又平缓、深沉等。 (二)社会环境 裕固族先民如果从唐代时期漠北回鹘汗国算起，有近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裕固族从形成到东迁“入关”发展到现在，裕固人生活在不断迁徙和动荡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之中，他们的民族文化在迁徙过程中部分保留了先民的回鹘文化，部分在迁徙过程中逐渐遗失，部分在与其他民族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新的文化。裕固族的历史叙事歌《西至哈至》讲述了裕固族颠沛流离的东迁历史，叙事歌《黄黛琛》讲述了封建伦理对青年人爱情的迫害，《萨那玛珂》讲述了裕固族女英雄在民族东迁过程中的英雄事迹，就是社会环境作用于音乐的结果。裕固族文学中也可以看出社会环境对文化的作用和影响，社会环境是裕固族音乐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 (三)人文环境 裕固族在迁徙和融合过程中，与汉族、藏族、蒙古族等民族接触和交往频繁，都没有离开古丝绸之路贾商云集之地，生产、交通、商业的发展，必定会促进裕固族文化的多样化发展;与多民族交往，宗教文化和语言也受到了大的影响，宗教方面萨满教与佛教并存，语言使用方面东部裕固语—西部裕固语、东部裕固语—汉语、东部裕固语—藏语、西部裕固语—汉语兼通人和汉语单语人多样并存，客观上造就了裕固族文化具有多元复合型的特点。反映在音乐文化上，既保留了回鹘音乐的若干音调特点、节奏形态和旋律发展手法，又吸收了蒙古族、藏族、汉族的音乐特色，使得裕固族音乐既有其鲜活的本民族音乐特色，又有吸收其他民族音乐逐渐形成自己特点的复合型音乐风格，但是本民族特色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裕固族音乐是“我”而非“他”的标志是由本民族音乐的特色决定的。 三、裕固族文化中的音乐文化 研究裕固族文化之前，首先得弄清楚什么是文化?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宗教、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梁漱溟认为“文化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斯塔姆勒认为“文化不外是在正常的途径上发展的人类的能力。”蔡元培指出“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等等。综上所述，文化是一种能力，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习惯，是一种观念和价值取向，是人的行为和人所创造的一切成果构成的综合体。文化为裕固族创造了民族特性，给裕固族打上了深深的个性烙印。裕固族文化从她诞生到现在，都是在不断交流、吸纳、融合和创新的过程中发展，这从裕固族东迁入关过程中与其他民族的交流、融合中可以窥探到。裕固族学者巴战龙讲到:“裕固族文化研究是一个开放的研究领域，这是由它的研究对象———裕固族文化的复杂性决定的。裕固族文化是一种在突厥文化、蒙古文化、藏文化和汉文化的接触地带形成的复合型文化。” 洛秦说:“音符是记录音乐的符号，曲式调性是构建音乐的手段，声音也只是音乐的载体，而音乐的真正源泉是人和他的文化。不同地域有不同的音乐，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音乐，那都是因为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经纬中的不同文化所致。”裕固族音乐作为裕固族文化构成部分之一，它所蕴涵的民族文化是认识和了解裕固族民族、认识裕固人本身的一把钥匙。以裕固族《擀毡歌》为例:“擀毡歌”是裕固族的一首传统劳动歌曲，与其说它是一首劳动歌曲，不如说它是裕固族人在劳动———擀毡过程中为统一擀毡节奏而进行的节奏律动。因为中国的诗与歌是不分家的，这首歌曲的歌词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虚词———象声词，没有诗的韵律，有的只是一种节奏的律动。大部分歌曲具有审美和娱乐等功能，而《擀毡歌》只有实用功能，这是任何原始艺术的特点。从它的实用功能中可以看出裕固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它的诸如节奏特点、旋律手法、调式调性等的艺术价值是我们研究裕固族音乐的人给它强加的，对于裕固人来说，这种节奏可能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变化的，不固定的。我们都知道，歌曲的调式必须有调式意义的音阶构成，根据现场录音记谱进行音乐形态分析:这首歌曲由A、B、C、D、G、五个音构成的单一乐句不断循环重复的单乐段结构;节奏是前十六后八分音符和前十六后八分休止符的组合，节奏循环重复具有很强的动力;唱词是循环重复的没有实际意义的虚词;调式可以排列成加变宫的A羽调式，也可以排列成缺羽音的A商调式。歌曲的节奏意义和实用功能大于它的审美功能和意义，调式的不固定性说明了歌曲没有典型的调式功能，与其说调式不固定，不如说歌曲本身就没有必要去牵强的分析它的音乐形态之美，它的美对于裕固人来讲是实用性，是统一擀毡的节奏，互相配合完成擀毡这一劳动行为。所以，《擀毡歌》背后所蕴涵的文化是裕固人用音乐节奏来维系生产、生活的一种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是自给自足的“生计经济”下的产物，它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相结合，是草原游牧民族的一种生存文化。 再以《戴头面歌》为例:这首歌曲是裕固族姑娘在出嫁前由舅舅主持佩戴头面仪式时演唱的习俗歌曲。从这首歌曲中我们可以洞悉到许多裕固族特有的文化含义和象征意义。首先，“帐房戴头婚”是裕固族古老婚制的遗俗;其次，由舅舅主持戴头面仪式、唱《戴头面歌》是裕固族“舅权”在婚礼中的具体体现;再次，戴头面是裕固族姑娘由少女向已婚妇女过渡的标志，最重要意义是象征着裕固族姑娘人生的成长过程，象征着裕固妇女人生角色的转变。裕固族婚礼习俗歌和裕固人成长的种种仪式用音乐叙事的形式来表达，并形成一种严格的程式，是裕固族传统文化的积淀，是裕固族文化中音乐文化在婚俗文化中的具体体现。人是音乐的主体，研究音乐是为了了解创造它的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及背后深层次的文化。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提出了音乐人类学研究的三分模式:概念→行为→音乐。人有什么样的概念和思想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就会创造出什么样的音乐。反过来讲，有什么样的音乐，就会演绎出创造它的人的行为，什么样的行为方式会演绎出人具有的概念和思想。对于裕固族音乐来讲，我们要从现存的音乐中去研究和分析裕固人的概念和思想，从而以人类学的角度去理解人和他所创造的文化。 四、裕固族音乐继承与发展问题之思考 (一)开发裕固族原生态民歌资源 音乐文化的流变是相对的，而它的继承与发展是永恒的、绝对的。古今中外，凡是好的文艺作品都离不开“民族”这个根本。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只有扎根于民族的土壤，充分吸收民族文化的养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裕固族传统民歌，就是裕固族音乐创作的根本。如何开发和利用好裕固族文化资源，是裕固族音乐繁荣发展的根本所在。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公布了我国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裕固族民歌被列为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领导小组”，研究制定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和年度保护方案，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思路，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筹规划、分步实施”为原则，对裕固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全面的摸底、统计和申报工作，使这项工作步入规范化和制度化。目前，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组织专家学者挖掘、整理裕固族民歌300多首，出版了许多关于裕固族民歌的光盘、歌集和档案资料。特别值得称道的是，2008年，自治县裕固族文化研究室通过走访裕固族牧区民间歌手，采录了40多首裕固族原生态民歌并摄制成VCD光盘，冠名《裕固族原生态民歌档案》。这些民歌都是用裕固族语言演唱的，尽力保持了原汁原味的裕固族传统民歌的风格，可以说是“来自祁连山草原腹地的天籁之音，是打开一个古老游牧民族心灵的钥匙”。裕固族传统民歌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包含着裕固族历史风情、民俗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特色。由于目前裕固族只有本族语言没有本族文字，大部分裕固人使用汉文，所以，用裕固族语言演唱的传统民歌濒临灭绝，裕固族传统民歌的传承受到严重的威胁，如何挖掘、开发和利用好裕固族传统民歌，是裕固族音乐繁荣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流行音乐作品充斥文艺市场，以及裕固族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能够保持传统民歌生存的草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传统民歌的市场在逐步缩小，能用裕固族语言演唱传统民歌的民间歌手和裕固族原生态民歌的数量逐步在减少。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制定传统民歌保护政策，制定传统民歌拯救方案和计划，加大政策保护和财政支持力度，鼓励文艺工作者进行传统民歌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积极培养原生态民歌的继承人，因为，传统民歌的传承者是裕固族传统民歌的“活”资源。 (二)繁荣裕固族新民歌的创作 裕固族新民歌的创作和繁荣，是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新民歌的创作，可以说是对传统民歌最好的继承和发展。裕固族传统民歌保持了裕固文化的原始特色，这些特色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我们能够分辨出一首民歌是哪个民族的，主要依照的是这个民族的民歌特色(包括典型节奏、音调运行方式、歌曲演唱风格等等)。如果熟悉了一个民族的音乐特色和风格，有时候，我们听到一首民歌不必理性分析就可以立即判断出她属于哪个民族，是因为这个民族的音乐特色已深深印在了我们的脑海。裕固族传统民歌的民族风格比较浓厚，新民歌的创作不能背离了这个民族的风格和特色，要“出新”才能叫创作，而不“出格”才能叫继承。譬如:张千一创作的《裕固家园》，只要是熟悉裕固族音乐的人，一听便知道是裕固族歌曲。是因为:歌曲的创作运用了裕固族民歌的一字多音的拖腔、衬词衬腔、前短后长的节奏型以及五声性音调等等。但是，这首歌曲与裕固族传统民歌相比，显得典雅、开阔、明朗和富有时代气息，缘于作曲家将传统民歌特色音调和现代作曲技法融合在一起，创作出的既有时代特色，又不离民族根本的新民歌，充分体现了民族音乐创作“出新而不出格”基本要求。近年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立足“裕固族风情，祁连风光，石窟艺术”三大优势，深入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实施精品带动战略，广大音乐工作者创作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精品力作，一批卓有建树的裕固族文化研究专家、学者、优秀裕固族歌手、作曲家应用而生，有力地推动了裕固族音乐的繁荣发展。2009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55周年，在县庆之际，肃南民族歌舞团精心编排了大型裕固族音舞诗画“天籁———裕固”，集中展现了裕固族歌舞文化的精髓。 裕固族传统的民族乐器牛角鼓、天鹅琴亮相舞台;传统民族舞蹈迎亲舞、波斯舞、回鹘舞、马鞭舞、舞头面、大唐胡旋舞等向人们展示;裕固族先民从遥远的西至哈志东迁的沧桑历程，也以歌舞的形式向人们诉说裕固着裕固族苦难的历史;《西至哈志》、《我是个裕固族牧羊姑娘》等裕固族传统民歌也唱响舞台。这台音舞诗画，可以说是将裕固族历史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完美结合产物，传统歌舞、民族历史、草原文化踏着时代的节拍向我们走来。这台歌舞音画的音乐吸收了众多裕固族传统民歌的音调，运用管弦乐手法进行改编、创作，立足于民族音乐之上，又超越了民族音乐音调简单、淳朴、直率的特征，将民族音乐与现代作曲技法相结合，既有民族性，又有时代性，充分说明了民族文化资源是文艺创作的基础，开发并利用好文艺资源，我们的创作才能繁荣和发展。作为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为了繁荣和发展裕固族音乐，促进裕固族新民歌的创作，要做到:一是帮助音乐工作者建立完善的民族音乐文艺团体，保证创作的作品有演出市场;二是设立专项资金对优秀作品进行物质奖励，鼓励作曲家或音乐爱好者加入裕固族新民歌、裕固族歌舞器乐作品的创作队伍;三是对演出作品按照场次或演出级别给予价值支付;四是定期开展裕固族文化研讨会、裕固族音乐创作比赛和文艺采风活动，为文艺创作者提供裕固文化交流平台，充分激发文艺工作者和专家学者的研究热情，创造良好的裕固族音乐创作条件和学术氛围。 (三)促进裕固族传统民歌的继承与发展 在艺术发展的各种因素中，继承和发展是一对重要的范畴和基本规律，继承是手段，发展是目的，没有继承，就不会有发展。发展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没有继承，创新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继承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没有发展，继承便失去了生命力，成一潭死水。如果对传统民歌继承不够深入和全面，创新和发展就步履艰难，更谈不上音乐艺术发展的动力和鲜活的生命力。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和发展，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要遵循艺术发展的规律，要“改革不变向，出新不变味”。对于民族民间音乐来说，“出新”并不是一味地追求时髦或标新立异，丢弃了民族音乐的基本特征和特有韵味，就会丧失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世界处于多元文化交融发展的时代，我们民族音乐文化多姿多彩，世界民族音乐文化也异彩纷呈，正是这些多元文化，才使得世界文化丰富多彩，如果全世界只有一种风格的音乐，全国上下只唱一种风格的歌曲，那么，我们的音乐文化还有什么特色可言?以裕固族新民歌为例，许多歌曲继承了裕固族传统民歌的特色又有所创新。创新不是否定或丢弃裕固族传统民歌的民族特征，而是在艺术形式、表现内容、表现手法和题材等方面的创新。 如:《裕固家园》《裕固人民欢迎你》《情歌》都是继承与创新完美结合的新民歌。只有根植于民族的土壤，创作出具有时代气息和时代精神的作品，我们的民族音乐文化才能发扬广大。目前，能够演唱裕固族传统民歌的歌手大多都年龄较大，歌手去世后，有些原生态民歌随之逐渐消失。许多裕固族青年由于受时代的影响，不愿意接纳本民族的传统民歌，不愿意学习和深入研究裕固族传统民歌，歌手“人与人”之间的口头传承方式逐渐式微。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裕固族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有一部分裕固族牧民处于半游牧半农业生产的状态，有些还从事商业，导致裕固族传统民歌赖以生存的土壤逐渐缩小直至消失。随着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以及时代的发展，许多裕固族传统民歌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种种原因使得裕固族传统民歌的处境不容乐观，如何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继承裕固族传统民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裕固族传统民歌中，能够保持“原生态特色”的歌曲为数不多，其特点是:用本民族的语言演唱，民间歌手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歌曲结构简单，曲首音调统领全曲并贯穿歌曲始终，多时值较自由的拖腔，演唱时可以即兴发挥等。这些特点保持着传统民歌的古朴特色，是我们研究裕固族音乐的蓝本。裕固族文字已经失传，我们不能坐以待毙，等待着用裕固族语言演唱的传统民歌再次失传。裕固族民歌已经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加大裕固族传统民歌搜集整理工作的力度，搜集要全面，要列为经常性、制度性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把搜集到的资料正确运用，发挥出它的价值和作用，这就是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的问题。 目前，裕固族传统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正在进行中，新民歌的创作和演出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继承和创新同步前进，对于裕固族音乐的繁荣和发展至关重要。随着社会的文明和时代的进步，我们越来越会发现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性。我认为，对于传统民歌应该加大搜集整理、保护和研究利用力度。一方面，把挖掘、搜集到的裕固族传统民歌资料认真地加以保护，分类建立资料库，使得传统文化能够一代接一代地永续继承;另一方面，不要仅仅把它变成固定的文物或博物馆储藏的文化成果，我们应该把这些传统的音乐文化合理地利用，把裕固族民歌的特色音调、古朴率真的旋律、具有动力特征的典型节奏和节奏型能够在新音乐作品的创作中加以利用。匈牙利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巴托克说:“民歌具有令人赞赏的表现力，它与伤感主义绝缘，与过分的奇巧绝缘;单纯，有时很原始，但绝不简单化。如此作为音乐复兴的出发点，人们不可能想象有更优越的了。这种农民音乐正是作曲家们梦寐以求的典范。”巴托克也正是这样实践的，他的许多作品都以匈牙利民族民间音乐为创作素材，可以说是开发利用民族民间音乐的典范作曲家。作为裕固族文化的研究者，特别是裕固族音乐工作者和一些兄弟民族的音乐工作者，应该充分汲取民族音乐的养料，在创作中加以利用，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新音乐作品，既是对裕固族传统音乐文化的继承，又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民族音乐的发展和创新。 作者：张明志 单位：河西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文化研究论文:文献资源与校园文化研究论文 1文献资源对校园文化的影响 1.1文献资源支撑着校园文化的开展 高校的历史传统、管理人才、校园环境、师资队伍及师德、师风、设施都是校园文化的体现。其中，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与高校校园文化天然的有着密切的联系。高校图书馆的文献资源有力地支撑着校园文化的开展。事实上，一个没有充足的文献资源的高校图书馆，不可能使本校的校园文化有效展开。高校图书馆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机构，是文化信息最集中的地方，同时也是高校文化的物质象征。高校图书馆文化同时也是校园文化中的一部分，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1.2文献资源可以激发升格高校校园文化的活力 图书馆是高校收藏各类文献资源的主体，丰富的文献资源及二次开发，不仅影响着高校教学、科研水平，而且直接关系校园文化的开展。因此才会有图书馆、教学、科研并称为高校的三大支柱的说法。一所高校图书馆藏书的多少及质量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学校的教学、科研状况，反映着高校积淀传承下来的文化成果。而这种长期积累沉淀的文明，自然地汇聚成特色的校园文化。因此，高校升本后，不能简单地按其他本科院校的图书馆建设方案一簇而就，需要通过文献资源的传承和积累，激发本校有特色的校园文化，让这种校园文化能继续传承和发扬。 2文献资源是校园文化建设的迫切要求 学校从专科升格为本科，决对不是简单的录取分数线提高了，也不是从三年制变成四年制的变化。随着我校升本成功，在学生的培养目标上，从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中、高级应用型人才转变成培养掌握本学科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具有一定科学研究能力的高级人才。在学校职能上从以教学为主，转变成以教学科研并举。学校培养目标，职能的转变，反馈给图书馆，最重要的就是文献资源结构的转变。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要适应升本后学校教学、科研的要求。 2.1文献资源可以激发校园文化认知性 高等学校是人类知识传承的重要场所。随着学校升级为本科，仅靠课堂所学而掌握某一方面、某一专业的知识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本科人才的需要。本科学生应是跨专业、跨学科、跨门类的具有“通才”素养的“知识全面的人”。本科院校的学生，除了课堂上学习的专业知识外，更多要靠图书馆提供尽可能全面的文献资源。因此，升本学校图书馆在文献资源建设上除了要保持以前专科阶段藏书的专业性外，还要保证文献资源的学科建设和学术性，以此支持教学、科研和学生学习的全面需要，推进和强化学生对校园文化的认识度。 2.2文献资源可以强化学生人生观教育 人生观是指对人生的目的、意义和道德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它影响的主要是人们的精神意念或意志行动。高校学生正处于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图书馆文献资源对学生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大的潜移默化作用。在一个有若良好的学风和优越的学习环境的高校里，图书馆对求知欲旺盛的学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升本后的高校图书馆在图书采购中不仅要根据本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方案去组织，还必须考虑本科学生在人格培养方面的需要，精选那些事迹感人、思想高尚、文笔高雅、有正确价值观、充满正能量的人生价值文化用书，精选那些不同时期代表人类文化前进方向的优秀作品，从而在潜移默化和实践活动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2.3文献资源可以提高校园审美文化 升本高校学生不仅仅满足专业学习，也有更多时间追求高雅艺术。高校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包含着艺术性、创造性、娱乐性，是真善美娱乐活动，一般情况而言，本科学校图书馆不仅收藏着专业图书，也收藏着各种类型的艺术欣赏图书，包括美的艺术、实用艺术或民俗艺术等书籍。同时，作为理工科学校，升本后图书馆也需要增加历史文化、文学艺术、名著、名画、名曲、名片等经典作品，这些历史美学方面的文献资源，是学生陶情冶性的精神食粮。学生对美的追求，是不会区别专业的。图书馆的审美文化资源对于枯燥的理工生活、对学生全面的发展、对高校校园文化的开展都是重要的精神食粮。 2.4文献资源可以促进校园文化创新 升本高校从专业教育转向学科教育，从技能培训转入理论培养。但是创新是学科、产业进步的基本。作为高校学生，他们常常有最新的思想观念，敢于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创新性变革。作为人类知识宝库的图书馆，它是高校开展校园文化创新活动不可缺少的系统。升本高校图书馆需要迅速的转变服务方式，应用现代化技术，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新信息，通过专业性、学科性、前沿性的二次文献的加工和整理将分散在不同载体、不同文种中的同一内容或同一主题的知识和信息，加以发扬、集中和整理，编辑成二次文献，可引导学生及时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对校园文化的创新活动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3结语 升本高校图书馆要想成学生的“第二课堂”，要充分加速资源建设和发掘内身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产生的文化魅力往往激发左右校园文化的活力。馆藏资源是图书馆的基本构成要素，也是图书馆赖以存在和开展活动的物质基础。因此，图书馆必须以本身的类型、任务和本科读者需要为依据，经过几年的资源建设，使读者通过阅读涵养自身，培育其创造的欲望和活力，成为校园文化的活跃的参与者，推动校园文化的生气勃勃的发展。 作者：孙小平 单位：南通理工学院图书馆 文化研究论文:高职思政课堂教学文化研究论文 一、思政课堂教学文化中的师生差异 1.工作差异。教师的工作是教，学生的工作是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感受可能会完全不同。教师的最终目的是让自己的授课内容能为学生所接受，学生的最终目的是学到在自己看来有用的知识。但是这两个并不完全对等，教师所讲述的内容有可能不是学生所感兴趣或者愿意接受的，学生所感兴趣或者愿意接受的东西教师未必会讲述，更何况教师的课堂教学还要受到教材、学校规章制度等的制约。 2.社会差异。由于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教师与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不同。受一些消极思想的影响，有的学生会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假、大、空”，实用性不强，再加上职业技术学院注重技能的培养，在一定层面上更加深了学生的这一认识。而作为教师，因为职业和认识的原因，可能会反复强调思政理论课的重要性。 二、高职学生的特点 与其他大学生一样，高职学生是一群充满朝气的年轻人，他们非常乐意接受新东西并且接受新东西的速度非常快，同时对于知识有着非常强烈的渴望。这些都是教育得以进行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个阶段所学的东西对一个人的一生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思政理论课可以使这种影响更加积极正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高职学生也有着自身的特性。 1.学习能力。经过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的层层筛选，一些高职学生学习能力不足，学习兴趣不高，对一些学生来说学习并不是他们值得自豪和骄傲的领域。 2.自律性。有的学生会厌学，对学习和教师有一定的抵触情绪，甚至有的直接站在对立面，对于教师来说教学难度就提高了很多。 3.理性思维能力。理性知识较感性知识难于掌握，这就使得一些高职学生更乐意接受感性知识，而对思辨性较强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兴趣度不高。 三、师生融入同一课堂文化场域的策略 1.缩缩短师生距离。在信息化时代学生与教师获得信息的途径很多，但是教师与学生的关注点却不尽相同，其中往往存在差异，对信息的加工、筛选方式也不一样。因此，面对相同的信息所得到的东西千差万别，理解深度也不同。如果要使得学生与教师处于同一课堂文化场域，教师与学生就要有交集，并且这种交集越多越好。这就要求教师主动去了解学生的主流思想，去了解他们的关注。首先，了解学生的喜好、他们的关注点。学生与教师属于不同的年龄段，有的甚至跟学生相差三十多岁，不同的年龄段所经历的时代不同，关注的焦点不同，这就需要教师多用一些时间去了解这个年龄段的学生他们的关注点与喜好。其次，改变简单的说教式交流方式。作为教师不能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去面对学生，这样可能很难得到学生的真实想法。在这个多元化、信息爆炸的时代里，学生由于接触到很多东西，思想也相较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具有很大的活跃性。对于学生的很多想法不能简单直接否定，要以理服人。再次，创建民主的课堂氛围。教师与学生作为平等的独立个体，在课堂上应让学生畅所欲言，与此同时教师也要善于倾听学生的心声，尊重他们说话权利，面对质疑，应重视其想法同时也要审视自身。如通过提问、课堂调查、专题研讨等让课堂变成学生与教师共同的舞台，课堂才能起到真正的育人作用。 2.教学手段多样。教与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模式，教师教得再好，学生学的效果不好也没有任何意义。目前，有的学校会给老师规定各种条条框框，比如规定一节课里必须有几分钟的视频、要有提问、要有互动等。这些做法有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教学规律，使得原本就不相同的教与学模式渐行渐远。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是：教师按照程式化教学，课堂上教学内容看似丰富多彩，实则学生无精打采。因为这样往往缺乏变通性，没有重点，难以吸引学生。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教师在课堂上随时根据学生的反应调整教学内容和节奏，使教与学同步起来。首先，让学生真正走入课堂。思政理论课往往思想性、哲理性较强，理解起来较难。因此课堂上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学生坐在那里，心思却在别处，对所讲内容表现得漠不关心。如何改变这一现状?改进教学内容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要求学生能够真正对课堂内容感兴趣，能够走入课堂，在这里设置一些学生感兴趣的问题或者研讨效果比较好。只有学生真正参与到课堂中，深度思考，才会有更加深刻的印象。其次，发掘学生的兴趣点。通过论坛、聊天工具等去了解学生，适时插入一些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使得学生更加易于接受所讲内容。再次，教学应该不再仅仅只局限于课堂。学生课后的自主学习以及教师通过通讯手段与学生的交流都是课堂生命力的延伸。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相关的人文类知识非常广博，一方面学生可以通过课外书籍以及视频再学习的同时也扩大了自己的知识面，另一方面课后也可以被看成是另外一个课堂———教师回答学生的疑问或者探讨问题都可以促进学生的学习。 3.提升对思政理论课的认识。首先，教师要具有雄厚的理论功底，这样才能说服学生，让学生信服。其次，教师需要以身作则，去感染学生引导学生。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从言谈举止严格要求自己，给学生塑造一个正面形象。另一方面针对社会新闻，要及时去帮助学生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认清其本质。负面新闻对学生的影响力往往高于正面新闻对学生的影响力，如果学生不能得到正确引导，很容易滋生悲观厌世的负面情绪。曾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做过一个很好的尝试：每次上课之前先播一段近期发生的新闻片段，然后教师再结合课堂内容做简短的点评，这一做法效果显著，受到学生一致好评。再次，让学生认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性，学生才能自觉地融入到课堂中。要从学生如何喜欢思想政治理论课下手，进行广泛调研，从中归纳出原因，然后给予解答。在开课之初就要针对这些问题给学生一些可以让他们信服的答案。带着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去学习这门课程效果自然要好很多。 作者：陈雨 单位：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研究论文:高职院校班级文化研究论文 一、高职院校的班级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内涵 学校文化在文化发展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发展到现在，已初具雏形，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体系，具有自己的传统。优秀的学校文化会成为学校的品牌形象，影响教学质量，从而影响培养学生的质量，具有重大的意义。“班级文化作为集体形成和发展各大要素中最稳固和最有活力的基础，处处体现着班级独特的风格，外显班风班貌，内显于学生价值观。”班级中绝大多数学生在学校特定的环境之下，借助相互沟通等途径，产生了类似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以及行为方式，保证了学习质量的提高。现在有很多高职院校已经将班级文化作为管理班级工作的心理平台和学院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很多事实说明，重视班级文化建设，对社会体系进行适当的考察与研究，可以促进学生社会化与个性化。班级作为教育体系中的一个基础单位，使学生的教育具有社会预期性。每一个班级都是一个微型的模拟社会，每一个学生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他们之间互相交流，构成了一个小小的社会集体。在此程度上，班级成为社会文化传播的媒体，对社会文化具有选择、传递和聚合的功能。高职院校班级文化与其他校园文化相比，有着更为明显的职业性特征，更多地吸收了现代社会的职业特点与现代社会要求求职者具有的最基本的职业素养，隐约体现出企业文化内涵的痕迹。 相对于高职院校的班级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则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经企业相关人员的经营与管理，创造出的具有企业自身特色的精神与物质财富，诸如企业文化观念、劳动者价值观念、自身企业精神、人员的道德规范、企业的运行机制、企业的文化环境、企业产品等等。在这么多复杂深奥的构成要素中，一个企业的文化中心无疑就是价值观。高职院校作为培养企业型人才，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认可成是培养一线一流、拥有高技能人才的重要基地，很多学生在高职院校中期待着完成自己人生角色的重要转换，将学校作为角色转换的前沿阵地，努力学习专业文化知识。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中融入企业文化，是绝对有利于学生更好地完成人生角色的转换工作的。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和企业文化都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文化的内容、特点与表现形式存在很大的差别，但是从功能上来看，它们之间仍旧具有很大的联系，在对人的感染与教化、规范与培养和对人的塑造等方面都有类似的地方。 二、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现状分析 高职院校的教育任务主要是对学生进行职业教育，使学生具有服务生产一线的高技术职业水平的能力，正是由于这种教育目标与自身的定位，要求高职院校的教育与企业的人才需求相融合，使培养的学生在毕业时可以最大程度地缩小与企业要求的距离。都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目标和定位和现实情况也是如此，两者总是具有一定的差距，目前的情况是高职院校的应届毕业生与企业人才需求之间还具有很大的差别。很大一部分毕业生在工作初期还是不能很好地满足企业的要求，结果还是离开了自己曾渴望进入的企业。最可怕的现象是有的毕业生在一个月之内不断就业、失业，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为什么培养企业专门型人才的高职院校毕业的学生毕业后仍然不能实现自己的预期就业理想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高职院校的班级文化建设脱离于企业文化，更多的重视物质文化建设，忽略了精神文化的建设，特别是缺少适应社会发展和企业发展所要求的班级文化建设。这便造成了培养的学生缺乏应有的职业文化素质，缺少企业现实文化的熏陶。 高职院校的班级文化建设在理念和方法上的偏颇，也是高等职业院校班级文化与企业文化存在差别的重要原因。到目前为止，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在创新性、实践性和职业性三方面，缺乏对高境界的班级文化精神的凝练和提升。另外，学生活动的品类很多但缺少一定的目的性，活动仅仅是一种活动，更多的人只是把其作为一种经历，而不是班级文化建设的载体。学生参与班级活动的积极性不高，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很多学生的课余时间被电脑、手机等虚拟的网络平台所占用，参与集体性活动的主观愿望被大大减弱。很多班级文化建设活动存在“跟风”现象，一个班级开展了一个主题班会，另一个班级可能随之也展开了类似的班级活动，缺乏针对性。在认清这些现状的基础之上，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要注重提升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的层次、丰富内涵，强调精神层面的培育，重视企业文化的融入，为高等职业院校的内涵建设和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 三、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融入企业文化的意义 由于当前的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思。经过实践，很多学校发现，在班级文化建设中，融入企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学生成为了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与企业文化融合的最大受益者。”一方面，提高了他们的服务意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文化内涵。高职院校与企业的文化合作实现了双赢，两者的文化定位是共荣，也就是说互相吸取有利因素，学校教育考虑到企业发展，企业发展考虑到就业者的教育等社会责任。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中融入了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提升也借助了高职院校班级文化的力量。校企合作不仅搭建了校企间知识技能的桥梁，也搭建了校企间文化融合的桥梁，这种互相融合的机制，对于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素质，促进企业发展具有双重意义。 四、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中融入企业文化的途径 既然高职院校班级文化精神与企业文化的互相融合具有如此重要意义，那么为了实现企业文化在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中的有效渗透，我们就应该寻找切实有效的途径与方法，大力推动文化的融合与发展。首先，在职业培养的教学中将企业文化进行相应的渗透。在上课时，教师应好好利用课堂这一有利因素，课堂——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阵地，将有利于企业文化的宣传和讲授，在此过程中，学生可以学习关于企业文化的相关知识。其次，在学习中创造条件，让学生进行切身体验，感受企业文化也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大多数的高职院校教学的特点是强调实际操作能力，通过实训，学生可以接触到与企业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锻炼。所以，学校应该尽可能地创造有利于学生进行实践操作的条件，提高学生的专业工作能力。企业也应该接纳高职院校的学生，安排他们的实习训练工作，避免重视理论、忽略实际现象的出现。再者，在信息时代，也可通过各种虚拟平台，例如网络等媒介利宣传企业文化。在高等职业院校文化建设中，我们要提倡学生拥有博大的人文情怀，密切关注企业文化在班级文化中的渗透，争取建设具有实践性、创新性、职业性三者合一的高等职业院校文化。 五、总结 总之，在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与企业文化建设中，要立足于社会需求和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这将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探索的过程，切勿操之过急，要循序渐进，要相信总有一天会在市场上立稳脚跟。 作者：郭沁荣 单位：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研究论文:教师行为文化研究论文 一、适应个性化教学的教师行为文化存在的问题 （一）个体指导和集体指导分配的问题 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提倡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所以，教师需要改变传统的单向集体指导的做法，应做到既对学生进行个别指导，也对学生进行集体指导。在对F小学语文教师L老师的访谈中了解到，尽管L老师具有了个体指导和集体指导的意识和行为，但仍可以看到个体指导和集体指导分配的问题：第一，什么时候教师应该去指导学生？第二，教师指导学生的时间应多久？第三，到底是集体指导还是个别指导？对于这些问题，笔者认为，这些都是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遇到的一些比较集中的问题。 （二）教师对学生进行引导性评价的问题 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让学生更多地表达，更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但是这样的过程需要教师正确的引导，给与学生有效的指导性评价，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和问题解决的意识。然而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却没有做到这些，只是一味地让学生去“忙”：忙于回答教师的提问，忙于做自己学习卡片上的内容，并没有对学生进行学习评价。 （三）个性与共性的把握问题 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照顾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关注到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尊重学生的差异。但是，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对于既要照顾到学生的个性发展，又要关注学生的共性发展之间往往会形成矛盾：第一，教师放大了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个性化发展，主要表现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放任自流，让学生自己去探究、自己去发展。第二，教师忽视学生的共性学习，过于关注个性化的学习，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发展，却忽视了重视学生的学习差异，重视学生的“各显其能”，以至于让学生走向“特长发展”，而教学目标和课程标准中所规定的一般性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等共性的东西却被教师给忽视了。 （四）小组合作学习的问题 当前“，小组合作学习开始备受青睐”。个性化教学强调教学组织形式的变革，而课堂教学组织形式的变化带来了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并重视学生的小组合作学习，但是，学习小组人数的问题，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标准进行学生小组的分配，或者采取“自由组合式”，或者采取“分层自由组合式”。 二、适应个性化教学的教师行为文化的影响因素 （一）固有的教学思维 1“.教师中心”的教学思维方式 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学会学习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是教师的责任和义务。然而，教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主体性和“中心地位”，不想放弃其权威和尊严的地位，不想放弃教师是一个“教书匠”的角色，不愿意真正去做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此外，也出于关心学生，担心学生出错，导致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影响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影响学生的心理与行为以及学生的思想发展，形成“学生们常问自己：为什么老师要我们做那些作业？为什么上课要认真听讲？为什么爸爸妈妈和老师总要求我们要考那么些分数？” 2.教师关注共性的思维方式 个性化教学则强调关注个性化，重视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学习选择性。由于教师在集体化教学思维的影响下，教师更愿意关注共性的内容、学生的共同学习和基础性学习，因此，教师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学生的共同学习上，而对学生的发展性学习或者拓展性学习以及学生的差异性学习方面，教师常常是疏于指导和引领。 3.集体化教学思维 由于集体化教学思维，教师关注固化的教学组织形式。一直以来，学校的学生座位都是“秧田式”排列的，但面对小组合作学习，面对灵活的教学组织形式，教师往往显得“手脚无措”“、无所适从”。 （二）文化习性使然 一方面，教师习性具有正向作用。习性是人们文化的“钥匙”，能打开文化这把锁。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习性能为教师进行个性化教学、形成个性化教学所需要的教师文化具有一定的意义与价值。另一方面，教师习性也具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比如，F小学某教师由于教学习性使然，几次三番不能改变自己的教学行为，没有接受个性化教学的理念和行为，一直到最后自己明白和领悟才进行个性化教学行为的改变。 （三）考试文化的强势存在 “延续了千余年的考试文化是课程评价改革的深层桎梏”。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同样需要面对考试文化，需要对学生的考试负责，需要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需要培养学生的应试能力。正如在F小学一个从事27年的语文学科L老师访谈时被问到的：“您认为哪些因素在影响您的个性化教学？”语文学科L老师说“：我认为中高考的指挥棒片面地追求高分对个性化教学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个性化教学中，我们会全面地关注学生的身心、素质的培养，尊重差异，重视能力。过于关注知识传授和考试分数，往往会干扰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创新能力的培养。”所以，强势存在的考试文化在不断地考验和影响着教师的教学判断力，影响着教师的教学个性的发挥，以至于在这样的考试文化的背景下，学习的选择权也就无关紧要了，“因为考试已经帮教师和学生选择好了。” （四）大班化教学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班级人数较多，教师没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跟学生进行交流和沟通，导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减少。调查发现“：从不互动”的比例为7.5%“，很少互动”的比例为22.6%“，有时互动”的比例为41.5%，“经常互动”的比例为28.4%。另一方面，大班化教学不利于教师开展个性化教学指导。这在F小学美术教师S老师的访谈中也可以得到体现，对于问题“您认为哪些因素在影响您的个性化教学？”S老师说“：来自大班额化教学的限制。以F小学为例，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就算分组讨论也人数太多，最少也有40多人，很难做到个性化教学和关照到学生的个别化。” 三、个性化教学教师行为文化重建策略 （一）推进小班化教学 在访谈中，参与访谈的教师都谈到了班额过大的问题，52.3%的教师认为大班额对个性化教学的影响“较大”，46.7%的教师认为影响“非常大”，3%的教师认为“无影响”。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我国大班化教学普遍存在。实际上，在小班化教学的背景下，教师能更加有效地进行师生之间的交流，也有利于小组内和小组间学生的交流和共同合作学习，从而提高教师教学的有效性和高效性，还提升学生学习的愉悦性和人际交往的双向互动与多向交流。总之，通过小班化教学，可以有效推进教师的个性化教学，促进教师行为文化的重构。 （二）校长的引领 1.校长需要具有个性化教学理念 在开展个性化教学中，校长作为首席应该具有个性化教学的理念，包括具有个性化教学的理论基础。因为这为其学校进行个性化教学提供了先决条件。 2.校长成为个性化教学的领导 一方面，校长领导教师学习个性化教学理论，并鼓励教师在学习个性化理论的基础上，开展个性化教学实践；另一方面，校长为学校教师进行个性化教学进行服务。 3.校长具有个性化教学研究的愿望与能力 校长需要具有个性化教学研究的愿望。因为当前我国还没有个性化教学模式可以参照，所以校长需要不断学习个性化教学理论，不断研究个性化教学理论和实践。同时，校长还需要具有个性化教学的能力，从而提高个性化教学开展的实效性。 4.校长需要将学校的个性化教学与家庭的个性化教学结合 社会、学校和家庭作为教学的三个不同的教学场所，是学生接受教学的不同空间和时间。因此，要求校长不仅能领导教师在学校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教学，而且还能引导学生家长在学校以外的教学环境中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教学，培养学生的个性，从而推进社会教学、学校教学和家庭教学的三位一体，为学生的个性教学创造一个立体空间。 （三）考试文化的纠正 在F小学对于“您觉得考试对您的个性化教学的影响大吗？”的教师调查中发现，考试文化与个性化教学具有重大的影响和关系，90%的教师认为，考试文化对自己的个性化教学具有较大的影响。既然考试文化在教师的个性化教学过程中起着巨大的影响，那么，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就需要极力去纠正考试文化的负面影响，积极去规避考试文化所带来的危害。具体来说，需要正视考试文化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的影响，并努力改变考试文化，去构建评价文化，重新构建教师评价、学生评价的制度和评价行为，从而形成有利于个性化教学的教师评价文化。 （四）还给学生选择的权力 一方面，教师需要尊重学生的选择，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机会。正如在F小学进行教师访谈时，教师所指出的那样“语文学科进行尊重学生的差异和选择难度大。第一，学习任务的分层。教师要对每一堂课不同类型的学习任务进行分层，分为好的、差的、中间的，进行保底任务，进行基础性学习和挑战性学习。第二，学习时间上分为长的和短的课时，在阅读区域，更好的内容从整体上进行分更多的层次。对那些不足的学生进行个别指导。第三，开放空间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层次。”另一方面，还给学生以选择的权力也要凸显学生的自主性，让学生能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学习水平、学习风格和学习能力等不同的个性和差异进行选择自己的学习任务，让学生自主去制定学习计划—选择学习任务—完成和达成学习目标，教师只是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起到帮助和指引的作用。 （五）促成教师个性化教学品质 1.教师需要具有个性化的人格品质 第一，教师自身需要充分认识到形成个性化人格品质对开展个性化教学的重要性。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不断形成和培养自己的教学个性，以形成自己独特的鲜明的教学个性品质，逐渐形成自己的个性化教学风格。第二，加大教师的个性化教学权力，转变过去那种传统的权威为形成新的课堂教学权力观。 2.提升教师教学创新品质 在当前的基础课程改革过程中，教学创新是当前比较受到重视和关注的重要内容，教学创新是教育创新的重中之重。因为教师才是课程的实施者，才是个性化教学实践的推进者。 3.形成教师开放的教学心态 在个性化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悦纳学生的“不同政见”，关注学生的个性化表达与思考，同时也要认识到:“静悄悄的课堂革命”乃是历史的必然。 作者：王中华 单位：贵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文化研究论文:篮球文化研究论文 1我国篮球文化的理论研究现状 1.1篮球文化概念 在体育界，篮球文化的概念属于相对较新的概念，正在经历着激烈的争论.目前，对于篮球文化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广义上讲，篮球文化概念隶属于体育文化的范畴，是通过篮球运动的表现形式来体现体育价值观、体育道德观的社会意识以及围绕篮球运动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务的总和.狭义上讲篮球文化概念，人的感受性、价值观、篮球运动的思想、观念和意识通过篮球活动得以体现，促使参与者获得全面的身、心发展；第二种观点认为：篮球文化概念是指参与和观赏篮球运动的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通过一定的制度进行凝结所形成的与篮球相关的知识、技能、风俗和制度的总称；第三种观点认为：篮球文化概念是社会大文化的一个细小的分支，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群，通过对篮球运动的具体特征和相关特性进行不断总结形成的内容形式和方法的总称.以上三种观点均从不同的角度对篮球文化概念进行了总结和陈述，为篮球文化概念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每种文化概念又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全面的涵盖篮球文化概念全部内容.大力倡导多元的篮球文化概念，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概念，是目前篮球文化概念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1.2篮球文化的结构和内涵 任何一个文化的概念都有其自身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外延，这是文化概念的本质属性多决定的.通过对篮球文化概念进行内涵和外延的分析解读可以发现，篮球文化现象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在传统的思维概念中，文化通常被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观念文化.篮球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也被按照传统思维的划分方法将篮球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按照文化结构的三个层面进行了划分.因为体育界学者对篮球文化概念的分歧，在篮球文化的内涵和文化结构的划分过程中，也存在不同的划分方法：第一种观点的学者从篮球运动所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务以及文化价值入手，来分析和阶段篮球文化的结构和内涵；第二种观点的学者将篮球文化分解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来对篮球文化内涵和结构进行不同的分析和解读；第三种观点的学者将篮球文化的内涵和结构必须分解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注重对篮球运动的理解，也就是人们的篮球观念，第二层次是在理解的基础上采取的于篮球有关的活动和行为，第三层次与篮球相关的如拉拉队、口号、标语等辅助表现形式.篮球文化的内涵和结构与篮球运动息息相关，在篮球运动是一项不断在改进了完善的体育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其相关的游戏规则会随着篮球运动的不断发展进行逐步的修订和完善，因此，篮球运动的特征决定了篮球文化的结构内涵也会随着篮球游戏规则的改变而改变. 1.3我国篮球文化的发展建设 2005年，随着篮球职业化改革的起步，篮球运动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全力打造篮球文化，为中国篮球铸魂”的篮球文化建设也被提上日程.体体育界的相关学者也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来形成篮球文化的氛围，促进篮球文化的发展.篮球文化与篮球运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确保篮球文化的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才能促进篮球运动不断得到广泛的关注，促进篮球事业，乃至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目前正处于和谐发展的大环境之中，倡导以“和谐”为优秀价值观的篮球文化得到体育界大多数学者的广泛认可.以和谐的观念来发展篮球文化，处理篮球事业中各利益主体的关系，是人为普遍可以接受的处理方式.为了大力弘扬我国的篮球文化观念，创建中国自主的CBA品牌，利用CBA品牌来发展篮球文化，传播我国篮球文化概念，是促进我国篮球运动和篮球文化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为我国篮球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促进了我国篮球战略意义的形成和发展. 2关于我国篮球文化的研究 对于我国篮球文化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CUBA篮球文化和CBA篮球文化.CUBA篮球运动的建设，主要是为了打破现有高校与外界之间的阻隔，丰富大学校园文化，促进高校体育文化设施的发展，营造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氛围.目前CUBA还只是处于前期发展阶段，需要不断的进行理论研究，促进CUBA篮球文化的不断深化和发展.CBA篮球运动在经历了数年的改革之后逐渐成熟和完善，成为我国备受关注的体育赛事.CBA篮球运动的发展同时带动了CBA篮球文化的形成和完善.CBA品牌的组建，结合了我国相关的地域文化特征，通过对CBA篮球运动赛事的传播，有效的增强了广大民众的荣誉感和社会凝聚力.CBA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融入了持续和谐发展的思维理念，让CBA文化具有了融合性、变动性、有效性和特色性的特征.通过CUBA文化和CBA文化的研究可以发现，我国篮球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和谐持续发展是篮球文化的优秀，这对于我国篮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3国外篮球文化的研究和对比 NBA职业篮球赛是当今世界职业篮球发展的巅峰，所以关于NBA职业篮球的研究相对也比较多，这有力的促进了NBA文化的发展，让NBA文化形成广泛的共识.NBA职业篮球运动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因为其文化内涵也与其有着莫大的关联.NBA文化可以说是美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代表着美国的经济水平和政治面貌，反映了美国人价值观世界观的变化，尤其在青少年身上体现较为明显.世界文化的开放性令NBA文化已经走出美洲走向世界，推动者世界篮球文化的发展.NBA文化涵盖了从经济到文化的各个方面，对于美国意识的价值观形成了直观的具体体现.对于中美篮球文化的发展和研究过程，CBA文化和NBA文化体现不同的篮球文化个性和篮球技术特点.学习和掌握NBA文化发展的精髓，对于我国篮球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4篮球文化未来展望 我国篮球事业发展水平在世界排名较落后，无论是在联赛水平上，还是在观念上都还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首先，要建立一个完善的文化理论体系.我国民众始终存在一个信仰缺失的弊病，表现在篮球文化上就是无法放眼世界，固步自封，视野狭窄.只有从观念上彻底颠覆传统，借鉴国外篮球文化的先进理论，与世界保持步伐一致，形成一个正确的健康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才能为篮球文化与世界接轨提供可靠的思想保障.其次，要坚持以人为本，弘扬民族精神.我国的篮球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现状和文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它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对于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也需要走出国门，学习NBA文化中的主场文化，注重释放个性，以人文本. 5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只有利用体育界相关学者关于篮球文化的观点，大力弘扬篮球文化的内涵，普及持续和谐发展的篮球理念，借鉴和学习NBA文化的优点，树立CBA品牌效应，才能促进篮球运动的健康发展.我国的篮球文化应当具有自己的特色，结合我国的国情，以其鲜明的个性促进整个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 作者：韩志强 单位：集宁师范学院体育系 文化研究论文:藏区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研究论文 一、关于社会经济研究 对西藏远古时期的社会经济的认识、研究，是认识和了解藏区远古时期的基础。乔政《西藏远古经济社会略述》一文对西藏远古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发展情况作了阐述。该文通过对昌都卡若遗址考古资料的分析，提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卡若人已经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畜牧业和狩猎在经济生活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通过卡若遗址呈现的文物，我们可以看到，西藏地区的人类及其文化与黄河中游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贤者喜宴》记载，居住在西藏雅隆地区的原始人类，“食自然之稻谷，衣树叶之衣，生活状况犹如林中之兽类”。此时，西藏地区的先民尚未开始原始的农业生产，只是“食自然之稻谷”。霍巍《试论西藏高原的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一文通过考古材料，分析了西藏高原史前游牧业的起源、游牧经济与文化的基本面貌以及早期游牧民族在高原的迁徙与移动空间等问题，对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以至西藏“早期金属器时代”史前游牧人群的生态环境、生活样态、艺术创造等从不同的侧面与断面作了大致勾勒，阐述了高原游牧业由原始农业转化而来的历史进程。作者指出，“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为我们揭示了西藏高原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产生与发展的若干重要线索，尤其是提供了大量过去文献记载阙如的由史前原始农业朝着游牧业转化过渡以及史前游牧民族生活的细节，为重新构建一部西藏史前游牧民族的经济文化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随着史前游牧经济的发展，早期作物种植、家畜饲养也逐渐兴起。徐旺生《西藏原始农业初探》一文从“新中国成立后田野考古的成就，结合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对西藏原始农业起源，以及西藏早期农业和畜牧业之间的承属关系作一初步探讨”。沈志忠《青藏高原史前农业起源与发展研究》一文，从历史地理角度分析作为独特地理单元的青藏高原是如何影响远古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并将其与中原的农耕文化相对比，认为“青藏高原虽然地处中国的西南地区，但原始农业却与北方黄土高原相似”。但曾雄生在《中国农学史》一书中持不同观点，认为可能是受到起源于中原的粟作农业文化的影响，随后也可能受到西亚麦文化的影响。张亚生、占堆《从“蕃”和“乃”的词源看西藏农业起源》一文，则从词源角度来探讨西藏农业起源，作者认为“‘蕃’有农业生产地域、经济活动职业、以及土地占有者几项含义;‘乃’是栽培青稞之称谓”。从该文可以看出，藏区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体现在历史的方方面面，随着西藏历史研究不断深入，对西藏农业的研究也会取得新成果。霍巍《从考古发现看西藏史前的交通与贸易》一文以近年来一系列考古新发现为依据，从交通与贸易方面进一步展示了西藏远古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文章指出，在西藏远古时期，“高原居民便已经和中原及黄河上游、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带的原始文化之间有着相互交往和影响，宝贝的南下，玉石的西传，麦类作物的东渐，早期金属器的传播，都在高原留下了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些史前文化的成就，奠定了后来吐蕃王朝统一高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基础，也为我国西部边疆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开辟了最初的交流渠道”。 二、关于文化艺术研究 霍巍《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一文，通过研究近年来西藏西部地区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回顾了在对西藏西部早期文明探索若干问题上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并通过对这批新发现的考古材料的分析，联系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所涉及的关于西藏远古历史上“恰”“穆”氏族以及古老象雄文明等问题，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某些联系和今后的研究方向，对新出考古材料的时空关系及其学术价值也作了扼要的介绍。杨曦《西藏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简论》一文以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要依据，对西藏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内涵、经济形态进行分析，以探讨西藏远古人类的生计文化以及高原自然环境与文化面貌的关系。并在对现有材料进行总体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西藏新石器文化的基本特点，表明西藏高原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向世人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刘志群《西藏远古时期文艺发展渊源》一文对西藏远古时期文化艺术发展源流作了梳理，作者认为西藏远古时期，特别是原始社会的文化艺术，主要是以诗歌与散文形式流传在民间的神话故事和诗辞歌谣。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指出:“歌唱家则歌唱一些隐晦的难解之谜，也可能还歌唱一些家谱故事……始终是以诗词形式来陈述的，其特点是使用了隐喻，口头禅般的套话和俗话。”石泰安认为，“谜歌此字的辞源即意识着它实际上是指以问答形式进行的轮唱，其中涉及到创世问题以及人和神的世系内容。” 达娃《古陶———西藏原始文化史的缩影》一文通过对考古发掘的古陶的研究，认为西藏古陶瓷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组成部分，西藏古陶瓷器发展历史，是一部间接而形象的远古西藏发展史。文章指出，“在民族母体中孕育、成长与发展，它凝聚着创作者情感，带着泥土芬芳，留存着创作者心手相应的艺术形象，表现着民族文化，叙述着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展现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记录着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描述着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发展与变化，伴随着民族的喜与悲而前行”。万代吉《倾听远古的舞动———探讨藏族远古时期的舞蹈》一文，主要从三方面论述了远古时期的藏族舞蹈，即从古人类遗迹、遗物，神话传说，原始舞蹈遗存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藏族远古舞蹈的内容丰富，与当时的地理环境、生产劳动、人们的思维方式，原始宗教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李延浩等在《藏族原始“拟兽舞”考察》一文中，认为“产生于远古时期的藏族原始‘拟兽舞’，是藏族先民早期自然崇拜、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拟兽舞’不仅蕴含了远古藏族先民独特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观念，重要的是其间隐含了藏族舞蹈起源的线索”。格曲在《西藏民族器乐发展史简论》一文中，对远古时期的器乐艺术做了简要概述，认为“远古时期文化、历史情况的资料异常稀少，对于了解那时的器乐情况造成了极大困难”。但同时又说:“就其现在所知道的远古时期的乐器而言，虽然是远不能反映其全貌，但是还是明显地看出这些本教和世俗民间的远古乐器对后期藏传佛教器乐音乐和民间器乐、歌舞、藏戏伴奏等产生的影响。”德却卓玛《论西藏狩猎岩画对远古先民经济行为的记录》一文给予岩画很高的地位，文章通过概述狩猎岩画的大致分类以及主要内容来分析其反映出的深层含义。作者认为，“在没有文字之前的远古时代，岩画是藏族先民最初的美术作品和‘文献’”。 三、关于丧葬习俗研究 沈跃萍《藏族神话及其远古丧葬习俗》一文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考察了西藏远古时期丧葬习俗，认为“西藏古代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与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的远古居民之间关系密切”。文章认为，文献记载中与“天绳”意义相近但又有着细微区别的“天梯”一词，实际上是与“高度”这一概念相关的“神山”之类，如高山峻岭的隐含代名词。这一提法，颇有创新意义。霍巍《西藏高原远古丧葬习俗的古史传说之历史考察》一文，依靠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和文献资料的记载，对“天尺七王与‘天绳’神话”“早期陵墓起源的古史与传说”“松赞干布以前吐蕃诸王陵墓葬所的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作者认为，“对西藏高原远古丧葬习俗的古史传说进行一番历史考察，将为进一步的利用考古材料开展对于西藏古代丧葬习俗与墓葬制度的研究，提供有益的线索，作好先期准备”。霍巍《西藏高原史前时期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详细考察了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吐蕃部落时期的墓葬埋葬习俗的发展，并作了对比研究，认为“西藏最早出现墓葬的年代，至迟可以上溯到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约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距今约3000年前左右，这表明在原始宗教观念支配下产生的埋葬自己同伴尸体的丧葬意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并不落后于同一时代的其他人，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与周边地区大致相当”。作者认为，“西藏高原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生息、繁衍，他们是创造西藏高原古代文化的主体”;“从远古时期开始，西藏高原就与祖国西北、西南地区的考古文化之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既说明古代藏区与内地文化联系的持续性，也说明古代藏区的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有漫长的发展历史，表明远古时期的藏族先民与周边地区的各部族一道，对于创造我们祖国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过重大贡献”。 四、关于其他方面研究 目前学术界关于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还有考古、医学、体育等方面。石硕《西藏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对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价值》一文，对40年来西藏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作了分析，对于这些考古发现在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内涵、发展轨迹及其与黄河流域古文明的渊源联系等方面的价值作初步探讨。文章着重探讨西藏新石器文化的三元格局及其内涵，对卡若文化、曲贡文化和藏北细石器文化作了深入阐释，认为“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地区已经不只是某一个单一的原始部落在活动”。霍巍《西藏考古新发现及意义》一文，根据西藏高原一批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将西藏远古时期分成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时代，认为西藏考古资料的发现与研究，对于整个亚洲古文明历史演进过程的描述，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从某种角度来说已经超出了考古学领域，对西藏历史、民族、宗教、艺术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将产生不容低估的影响。”西藏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它“不仅接受和融合着来自祖国内陆以及中亚、南亚古老文化的影响，同时，其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对外部世界产生辐射，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夏格旺堆、普智《西藏考古工作40年》一文，回顾了40年来西藏考古工作主要成果，重点对近10余年中在西藏全区发现的西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金属时代、吐蕃王朝时期与古格王国时期的各类遗存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工作作了简要地介绍。该文比较系统地使用了西藏考古发掘的最新资料，对西藏远古时期社会基本状况作了较为综合性的描述。斗嘎《藏医学的起源与苯医》一文，根据藏族远古有关藏医药最初起源的神话传说、藏族早期史料记载以及苯医著作《本玉》与藏医药学莫基著作《四部医典》的比较研究，证明藏医药学是以苯医为基础，汲取其它国家和民族医学的许多精华而形成的一种民族医学。该文对西藏远古时期的医学多有考证。沈德功《试论西藏古代体育的产生与发展》一文认为，“西藏古代体育的产生是以西藏古代人类的活动为基础，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随着人类的进步和西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于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的西藏古代体育，逐步从生产劳动和生活等实践活动中分离出来，用于训练武士、宗教祭祀、竞赛娱乐等，从而形成了颇具西藏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并延传至今”。 五、三十年来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研究简评 纵观三十年来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研究，呈现出研究领域较为宽泛、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具有积极时代意义和研究人员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等主要特征。一是研究领域较为宽泛。就笔者目前检索到的文献看，关于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文化艺术、丧葬习俗等三大领域，每一领域又分为若干不同的方向。诸如关于西藏远古时期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主要探讨了该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甚至对史前原始农业朝着游牧业转化过渡以及史前游牧民族生活的细节都作了阐释，并分析其与中原文明的关系。关于西藏远古时期风俗习惯的研究，主要是丧葬习俗方面。通过丧葬习俗，对藏区远古时期各个方面的认识，会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二是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和视角。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除了运用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视角，还广泛运用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艺术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研究者思路和视野开阔，产生了一批有一定深度和影响力的论文和著作。譬如对西藏远古时期文化艺术的研究，就是通过多学科视角来进行的。其中，刘志群、达娃等学者就运用了考古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分析视角。三是鲜明的时代意义。关于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以具体形象的材料有力地证明西藏古代历史、古代文化史上的若干问题，证明了西藏远古时期的发展与华夏文明具有密不可分的千丝万缕联系。研究者借此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坚决反对分裂，共同建设好祖国的边疆。四是学者的地域性特点。研究者大多为西部学者或者长期执教于西部高校或省区科研机构。如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的霍巍、石硕等先生，长期关注西藏远古时期的历史和考古。此外还有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和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一部分学者。这些学者曾多次深入到西藏调研，对诸多问题有比较深刻的体会。 六、总结 综上所述，学者对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已经产生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开拓了较为宽泛的领域，形成了科学的多维度视野。但是，仍有许多可以拓展之处。其一，研究中对藏文文献、外文文献的重视程度还有待加强。藏文文献和国外关于西藏研究的成果颇多，这些文献应该得到重视和运用，这对于更加全面地认识和了解西藏远古时期，无疑将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其二，目前关于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及本世纪前五年，近年来很少有学者关注，而运用近几年的考古发现和国外大量的研究资料，结合藏文文献对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进行研究，扩展空间很大。其三，系统性研究还有待加强，学者多就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目前没有较全面、综合性地研究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专著问世。 作者：韩雨颖 单位：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 文化研究论文: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论文 1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的系统分析 根据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及相互联接的不同，笔者认为这一系统包含民族文化、体育等多种功能，经过归纳总结表述如下：（1）社会教化类功能：民族民间体育文化有着极丰富的思想性、教育性、实效性等的功能，向大众传播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可以丰富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培养人们的文化意识、健身观念，提高人们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心等。（2）交流传播类功能：制约中华民俗体育文化发展的原因在于我国社会普遍缺乏对中华民俗体育文化的文化自觉。通过向大众传播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可以促进人们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自觉，唤醒人们的文化自觉，从而更好的指导人们传承身体动作、技术和方法。（3）娱乐健身类功能：促进大众的身心健康，为终身体育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4）政治经济类功能：通过传播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可以促进人们参加民族民间体育活动，促进特色体育产业的开拓。在许多民族民间体育活动中同时进行着技能交流与贸易活动。例如，傣族的“泼水节”是一个传统节日，在节日期间，有许多外族的商人、旅客参与，为该地区的贸易、旅游业等提供了强有力的发展土壤，在此过程中也加强了民族交往交流，促进了民族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繁荣。 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优化 2.1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的优化是通过系统结构的涨落有序体现的 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优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整体优化，尽可能发挥该系统的最大功能，取得最佳效果。系统优化的实现，是通过系统组织、结构和功能的改进来实现的。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过程中，由于没有有效的建立国内各地的传播环境，政府主导与民间开发不能有效结合等多种原因，致使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不能发挥整体功能。 2.1.1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要保持自身的稳定性，就必须保障传播途径的通畅性必须保证大众反馈的有效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达到该文化传播与传承的效果。在现有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播中，如武术的传播，包括学校、电视等都只重视动作本身的华丽，忽视了文化本身，这样就破坏了武术传播与传承的整体性，致使武术文化缺失，必然导致其稳定性被破坏。 2.1.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各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协同关系 2.1.2.1研究目的与大众的需求之间的协同 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中受传播的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若是研究的内容不能满足大众的好奇心与需求度，便会相对会抑制这一系统的有序发展，便会否定该系统的稳定性。若是所研究的内容超出大众的现有水平，则循序渐进地向人们灌输这一文化。从现阶段的研究来看，这一文化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众的接受效果，阻碍了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在此方面发展较好的是潍坊风筝，在该活动中人们充分认识到了风筝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健身与娱乐功能，唤醒了人们的文化自觉，增强了人们的文化自信，这些就反应出了研究目的与大众需求完美协同的效果。 2.1.2.2政府、研究者、大众三者心理层次的协同 这里指三者精神层面的高度一致性。在传播与研究过程中，政府与研究者只有抓住了大众的心理、了解了大众的现有精神层次，才能更好地进行研究与制定相应的措施。三者之间要形成良好的循环关系，这样可以更好地挖掘该文化所拥有的多方面内容，更利于其传播与传承。 2.1.2.3政府、研究者、传播媒介与大众之间的协同 政府与研究者向大众输出该文化信息或大众向二者反馈信息都需要一定的传播媒介，例如措施、电视，电影、物质设备等。但是并不是哪一项传播媒介都对该系统有效，应依据大众需求、文化传播需求、研究目的、传播目的等选择相应的传播媒介。以传统武术文化节目为例，有影响的是“武林大会”、“武林风”。这两个节目都是技击武术打斗的“真人秀”类型，完全撇开了传统武术文化“形意相合”的“精、气、神”内核，缺少对民族民间体育文化资源的针对性传播。如“武林大会”中就没有充分体现北少林的刚猛强健、朴实简练。 2.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有序结构的形式 2.2.1创设良好的环境保障促使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有序结构的形成 统观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的现状，其外界环境并不十分理想，尤其在学校教育中，各教育都比较重视体育动作的传播，而对于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则只字不提，即使在文化课上讲解，但由于考试重心在动作方面，文化自然也被学生所忽视，这样就间接地阻断了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这一系统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有：（1）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及组织的开发，建立健全各级负责机构和组织，例如民族民间体育文化调研部、整合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组织，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公司等等。（2）建立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交流站，使研究者更好的开拓眼界，丰富自己的方法、视域等，构建起政府与研究者的良好桥梁。在学校中应重视相关人才的培养，使其能达到政府与大众的要求。（3）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中，缺少传播手段与途径，在现阶段应有效利用电视、电影、娱乐节目，如云南白药广告可以彝族的“打磨秋”体育文化为壳进行创意，也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进行网站设计、网上交流站的开发等。（4）加强民众的主动传播意识，唤醒大众的文化自觉，增加民众反馈渠道，致使政府、研究者与大众，文化主体之间可以有效循环。 2.2.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承系统各要素的质的提高 （1）研究者。研究者应该热爱自己所研究的内容，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不能固守己见。现在研究者的情况为研究力量比较零散，单兵作战，研究方法较比较单一，视域狭窄，专业性较差，在今后的培养中，应针对这些问题作出相应的培育措施，如：定期举行学术交流会、读书报告会等。（2）大众。大众应具备一定的文化自觉性，具有积极参与民族民间体育活动的愿望、动机和兴趣，并具备一定的好奇心，一定的运动经验、能力和运动技能储备，使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具有稳定的群众基础，促进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播与传承。（3）研究目的。研究目的要明确、清晰以及具体，以传承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民族民间体育活动为最终的目的，在研究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来制订相对区间和时期的目的。（4）传播内容。传播内容要宽泛，不能仅局限于身体活动，应当全面地进行传输，在以身体活动为重心的情况下，适当地进行文化引导，发挥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整体功能。（5）传播媒介与研究方法。在传播与研究过程中方法，手段必须具备多样性，并适应于这一过程，如研究方法可以运用自身体悟法来进行研究，传播媒介的物质条件要充足，充分利用电视、电影广告，网络空间等。 作者：李婷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文化研究论文: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研究论文 1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特点 1．1风格呈现出不同地域特点的丰富性 在新疆居住着46个少数民族。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各有不同，因此各族人民的服饰也各具特色，异彩纷呈。如维吾尔族服饰绚丽多彩、哈萨克族服饰华丽粗犷、蒙古族服饰潇洒飘逸、塔吉克族服饰英姿飒爽、柯尔克孜族服饰华贵艳丽以及回族服饰庄重秀丽等，各民族服饰具有浓郁的民族衣饰风韵。新疆各民族的传统服饰不仅在风格上各有不同，就是在面料和色彩的选择、图案的设计等方面也各有讲究，即使是同一民族，也因生活环境和经济条件等的不同，而在服饰上体现出差异性。拿维吾尔族日常喜爱的花帽来说，吐鲁番花帽色彩艳丽;伊犁花帽造型上体现出扁浅圆巧等特点，配以简单纹样，以突出线纹的流动感;库车花帽选择优质的丝绒作面料，配上色彩各异的丝绒编织纹样，再结合图案结构等因素，形成了韵味独特的特点;喀什男性的花帽黑底上配以白花纹，色差上形成强烈对比，棱角突出，体现出较强的立体感。新疆丰富独特的民族服饰文化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点。 1．2审美情趣呈现出多样性 一个民族的服饰不仅是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更是一个民族审美取向的表现。色泽艳丽、修饰精美、舒展大方的新疆少数民族服饰，展示了新疆各族人民较高的审美观念。色彩是服饰的灵魂，它不仅能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审美心理，而且能反映出该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新疆少数民族大多喜欢艳丽夺目的色彩，这跟当地色彩单一的自然环境形成强烈的反差。如维吾尔族在服饰上喜欢选择绚丽悦目、对比强烈的颜色;哈萨克族崇尚白色、蓝色，喜爱红色和绿色;塔吉克族喜欢红色、金黄、紫色等。在新疆少数民族的色彩观里，不同的颜色有其不同的象征意义，如维吾尔族认为，白色是幸福、善意、纯洁的象征;蓝色是吉利、福气和神性的象征;红色是胜利、幸福和快乐的象征;黄色是忧郁和苦恼的象征;绿色是生命、和平和富饶的象征;黑色和其他冷色都被视为凶色，有时黑色也常以高贵和神秘的象征意义出现。除色彩绚丽之外，新疆少数民族服饰的图案多以身边常见事物为主，且线条简洁明快。如游牧民族服饰图案以动物和花草为主，绿洲民族则以各种花卉、枝、叶图案等为纹样。此外，新疆少数民族服饰的制作工艺水平也令人赞叹。如维吾尔族女性仅在绣制花帽时就采用平绣、刺绣、花绣等多种技巧，同时配以刺、扎、串、盘等多种方法，其制作工艺之复杂可窥一斑。这些艳丽的色彩和简洁的图案配以复杂多样的工艺技巧，更增添了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的审美情趣，使之更富观赏性和收藏价值。 1．3跟服饰有关的元素与活动呈现出浓厚的宗教色彩 新疆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地方，少数民族大都信仰宗教，有的民族为全民信仰一种宗教。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就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信徒的思想意识、行为规范，深深地渗进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文化影响和制约着服饰文化。主要表现在: 1．3．1服饰图案的设计 伊斯兰教禁忌偶像崇拜，人或动物的造型描绘在衣服和建筑物等上面是不被允许的。他们通过以自然物象为内容的图案艺术创作表达对美的追求。加上新疆少数民族早期信奉的原始宗教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崇拜，因此以大自然物象为内容的图案成为新疆少数民族艺术创作的主流。以各种花卉和生活43器物为图案纹样，并以各种规则的或不规则的几何图形装点着各自的服饰，无不展示着独具伊斯兰浓郁风格的新疆少数民族服饰之美。 1．3．2服饰色彩的运用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的色彩也透露着宗教的痕迹。由新疆维吾尔族独创的，最受维吾尔族女性青睐的裙料“艾得莱斯”绸，其色彩以黑、蓝、红、绿、白为主，这与维吾尔族先民早期信奉萨满教有关。回族崇尚白色，是因为他们除了认为白色是洁净之色以外，还因为《古兰经》中穆罕默德说过白色最美，因此回族服饰最大特点是一顶白帽和一身白衣。 1．3．3穿戴习俗的选择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除了在图案和色彩上透露出宗教对它的影响以外，在穿戴习俗上也表现出浓烈的宗教色彩。新疆维吾尔族戴帽习俗源于伊斯兰教礼仪。伊斯兰教礼仪认为，在室外，不遮盖头部，是对老天的亵渎。这种宗教礼仪世代承袭，久而久之就成了维吾尔族的一种服饰习惯。维吾尔族妇女除喜戴小花帽外，还戴面纱或盖头，这也源于伊斯兰教礼仪。按照伊斯兰教规，妇女除手脚外，全身包括头发在内为“羞体”，除亲生父母和丈夫外，不能让任何男子看见，出外必须戴面纱或盖头。现在，维吾尔族妇女戴面纱或盖头的已不多见，一般受宗教影响较深或宗教人士家庭的妇女多戴面纱或盖头。这些特点使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不同于其他地区，使其更具魅力。因此，保护传承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就显得更为必要。 2影响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保护传承的因素 目前，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保护现状是:边远地区比发展较快地区保护得好，农村比城市保护得好，年纪大的更愿意坚守本民族的服饰文化。但随着新疆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将面临消亡、失传或自生自灭的危险，如不加以保护，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命运堪忧。主要表现在: 2．1文化保护政策不完善不利于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保护传承 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保护主要依赖于新疆的民族文化政策，而在新疆文化产业化进程中，当前的民族文化政策更多地是考虑文化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忽略了文化自身的社会效益，尤其忽略了对保护传承服饰文化起着关键作用的传承人的利益。在新疆民族文化政策中，对传承人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利益分配上，更多的是体现在对传承人的经济利益分配上，即对他所从事的经济活动进行分配，但在分配过程中并没有体现出传承人自身的文化价值，而传承人自身的文化价值才是其最宝贵的财富。同时在制订民族文化政策时，传承人的参与力度也不够大。忽视传承人在保护传承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地位将不利于激发传承人保护传承民族文化的积极性，对保护传承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也是不利的。 2．2审美观念的变化影响着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保护传承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各种文化高度融合的今天，人们求变的心理越来越强，对服饰丰富性的要求也与日俱增。各族人民通过外出学习、交流和打工，与外界文化发生了广泛的接触，对进入本地区的多元文化也不再采取抵制的态度，而逐渐把接受外来文化变成一种自觉行为。相应的在衣着习惯方面也吸纳了外来方式，改民族服装为西装或现代装。我们在和田洛浦县和喀什克州各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研，在调研中我们发现，30岁以下的年轻人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50岁以上的年长者大多仍保留穿戴民族服装的习惯。如维吾尔族占总人口98%的和田洛浦县(2007年和田地区人口普查数据)，日常穿维吾尔族服装的人近30%。作为全国唯一以柯尔克孜族为主体民族的自治州克州，穿柯尔克孜族服装的人尚不足20%。总之，随着新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层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承保护的文化氛围已经消失了，传承保护的社会氛围已经变异了，传承保护的受众群体已经难于容纳他们”。 2．3后继乏人制约着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保护传承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人们求富心理越来越强，为摆脱困境，新一代民族青年纷纷外出务工。而这些传承保护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后继者若远离保护传承民族服饰文化的土壤，将不利于民族服饰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部分长期在发达地区生活的少数民族，由于受到现代城市多元文化的影响，即使在节假日，也很少穿反映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服饰。即使对身处新疆地区的年轻人来说，由于受到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带来的外来文化的严重冲击，他们对本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也缺少相应的重视，这也不利于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保护传承。快节奏的生活使新一代民族青年不愿呆在家乡学习传统民族服饰技艺，而那些拥有民族传统服饰技艺的传承人又不可避免地逐渐老去，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终将因后继乏人而面临消亡的危险。 2．4资金不足阻碍了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传承发展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保障的，但新疆的经济发展状况却不容乐观。新疆是我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聚居的大省，有丰厚的民族文化资源，但由于地处边远地区，经济发展以传统农牧业为主，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水平低，新疆地方政府很难拿出更多资金保护传承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加上民营经济不发达，很多民营企业也很难拿出更多资金用于保护传承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新疆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导致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低下，百姓们天天为生存四处奔波，使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财力保护传承新疆的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 3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保护传承的对策与措施 文化产业既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又是当今世界各国最强劲的经济增长点。从党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到十八大三中全会“推动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战略目标的制定，文化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显。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是新疆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基础之一，保护传承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直接关系到新疆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新疆的服饰文化产业资源丰富，但其保护传承现状不容乐观。在现代化进程中，结合新疆传统服饰文化保护现状和经济发展实际，探究保护传承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对策，可以推动新疆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扩大新疆对周边国家的辐射影响力，最终实现新疆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与文化产业发展壮大的双赢。 3．1完善新疆文化产业化保护政策 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文化基础，文化产业的发展又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提供经济基础。目前新疆的文化产业化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文化产业化的发展也都是围绕民族文化政策展开，因此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对引导文化产业化的发展方向至关重要，也对保护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有重大意义。传承人在保护传承新疆民族传统文化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完善新疆文化产业化保护政策时应突出传承人的优秀主体地位，提升传承人在政策参与与政策协商中的地位，建立多元主体的政策参与和政策协商机制，以确保文化产业化政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3．2创新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保护方式 网络技术的普及为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保护传承找到了新的途径。通过科技手段创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保护方式，首先依托一些具有研发实力的科研单位，包括各民族文化研究院，通过建立网站，全面直观地展现新疆各民族服饰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内涵，以加深国内外对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了解。其次借助研发平台，结合新疆服饰文化保护现状，通过开发软件和建立数据库等手段保护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遗产。最后通过构建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档案保护模式及档案资源开发网络体系，全方位地保护传承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为收集、整理、统一归类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提供便利条件。 3．3重视新疆服饰文化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 新疆服饰文化资源独特而丰富，但生态环境脆弱，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保护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任务紧迫而艰巨，传承人作为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是保护传承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优秀，保护传承人是对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最直接有效的保护，也是保障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对传承人给予经济上的补助，可以激发传承人的自觉主动保护意识和热情，让他们有更多的精力从事创作和创新。除了对现有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传承人进行保护之外，还应通过各个层面的基地建设培养新一代传承人。新疆应在不同层面建设与民族传统服饰传承发展有关的传承基地，为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活动和人才培养提供学习平台和展示空间。可以通过开办短期培训班或学习班、高校培养专门人才等多种形式培育年轻人才，使传统服饰文化延续发展。为调动传习人学习积极性，还可采取设立奖学金等激励形式，引导他们学习相关的服饰文化知识，掌握相关的传承技能。 3．4解决新疆服饰文化保护传承资金问题的多元途径 3．4．1多方筹集资金保护传承与发展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 目前新疆的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是以抢救性保护为主的，即求得外援以保护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因此争取多方资金就是目前的最佳途径。一是向上争取资金。针对新疆亟待保护的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应积极争取资金，在保护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深挖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内涵，挑选有特色的文化项目向国家或省级文化部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有针对性地进行少数民族服饰文化项目保护，以缓解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保护面临的资金紧张问题。二是财政资金支持。着眼于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保护大局，各级政府应加大对民族地区特色服饰文化项目保护的资金投入力度;积极设立服饰文化的专项保护资金，同步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随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加，增加比例不低于当年政府支出的增长幅度。三是鼓励社会资金进入。结合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保护项目，积极鼓励社会资本介入，或者通过吸纳民间资本及设立民间传统服饰文化保护社会基金等形式，以推动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 3．4．2通过产业化发展实现自强 民族传统文化仅靠外援求得保护不是长远之计，必须走自我图强的产业化发展道路。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属于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进行产业化运作，即可以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经济形式，通过整合资源、适当扩大规模，获取利润，以达到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资源开发式保护的目的。通过把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推向市场，可以增加传承人的收入，让他们主动加入到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中来，进而摆脱目前保护和传承所面临的困境，使得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可持续化。 作者：万素花 李国平 汪俊 李晶 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 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研究院 文化研究论文:应用技术大学教学文化研究论文 一、研究意义和研究视角 (一)研究意义 教学文化是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文化外延宽泛，但只有深入到教与学的活动之中，切实发挥育人功能和促进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作用，才能真正体现其本质特征。教学文化建设是实现大学职能的客观需要。在高校的四大职能中，人才培养是基础，教学工作是中心，教育教学质量是关键。当前，我国应用技术大学多来源于新建本科院校，教学型高校是其基本定位。建设符合自身类型定位的教学文化势在必行。教学文化建设是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重要基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主体是师生，关键在改革。研究表明，教学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滞后性，如果不积极引导教学文化由学术型向应用型变革，就会成为影响高校转型发展的一大阻力。 (二)研究视角 理论借鉴。应用技术大学教学文化建设必须借鉴新时期人本主义、建构主义、终身教育、实用主义等教育成果。如，在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和目标上，要求将“人”的教育与“人力”的教育有机结合，不仅要突出实践性特点，而且要强调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体现全面性、技术性与创造性的统一;在本科课程体系设计与教学中，要求学生在获得专业技能的同时，能够珍惜生命、热爱生活、亲近自然，注重全面性、多样性、实用性、建构性;在人才培养的评价上，对本科技术人才进行专门性评价，由偏重教育内部评价转向教育内部评价与社会评价、行业企业评价并重，等等。经验汲取。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应用技术大学已经积累了较为成熟的办学经验。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新建本科高校在应用型本科教育模式的探索中也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应用技术大学教学文化建设必须充分汲取这些好经验好做法。本土转化。任何一种教育理论、办学经验的产生总有其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根基，应用技术大学教学文化建设必须充分重视本土传统文化对教育教学实践的深远影响，努力实现引进的理论、经验与本土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子的有机融合。 二、应用技术大学教学文化探析 (一)重学崇术的教学思想 应用技术大学是一种与传统大学“不同类型，但等值”的全新教育类型。适应地方、行业、产业需要，既重视理论的探索与习得，又重视技术的实践与转化，这是应用技术大学师生共同体的价值追求。近年来，上海电机学院高擎“技术本科”教育大旗，以培养高素质技术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定“向”在行业，定“性”在技术，定“格”在复合，定“点”在实践，取得人才培养极大成效。宁波大红鹰学院在准确分析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求的基础上，明确“建设教学服务型大学”和“培养中小企业中高端技术、管理岗位应用型人才”等办学定位，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指明了方向。 (二)多元融通的教学主体 应用技术大学的教学主体主要由既有学术教育背景和科研能力，又有很强的企业实践经验的校内外教师以及多样化的生源构成。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师资包括全职教授、来自业界的兼职特聘教师和实验工程师。全职教授须获得博士学位(艺术类专业除外)，具有不少于5年的实践经历(包括3年以上高校之外的工作经验，外语和数学专业除外)，任教期间每4年享受一次为期半年的“研究休假”;特聘教师数量较多，承担大学约25%的教学任务;实验工程师须毕业于相关专业并取得工程师资格，主要在实验室教授实验课程。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生源多样，不受年龄限制，但入学的资格条件有一定要求。如，普通高中毕业生未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必须有与所申请专业一致的实践经历(一般为3个月)方可申请进入应用技术大学;职业高中毕业生须补习普通高中课程1年，达到高中毕业水平，方可申请进入应用技术大学。 (三)应用生成的教学内容 应用技术大学的教学内容强调紧密贴近行业、岗位实际，人才培养方案由学科教师、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用人单位专家、有关的实验教学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以及毕业生共同参与编制;在课程体系的建构上，应用技术大学以结构主义课程理念为指导，从“层状”转向“网状”，以“意义建构”来组织课程，建设知行融合的教材体系。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课程体系凸显两大特点:一是高度的应用性。以阿亨应用科技大学为例，该校所在区域是德国核能科学研究基地，其机械工程系必修课程有39门，其中能源系统工程、人力资源再利用、环境污染等近20门课程都凸显了“核”及“环境保护”的地方特色。二是高度的生成性。通过师生紧密合作，将当前最新的技术研发成果引入教学，共同建构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渗透型课程结构。整个课程体系按认识实践———基础理论学习———专业基础理论学习———专业实习(工业实习)———专业理论学习———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的流程形成完整链条，在理论学习阶段又含有不少实验、项目制作等实践性环节，体现理论与实践双元循环递进的特点。 (四)开放合作的教学方式 应用技术大学特别重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发挥政产学研合作育人的作用。一是以学科、专业、课程群为载体，通过校内外教师、工程师与管理人员合作，联合组建教学科研团队，共同承担应用型人才培养任务，共同开展应用性技术研发，共同解决工程技术问题;二是在教师指导下，以国内外科技竞赛为载体，由不同专业学生组成科技团队，寻求企业赞助，自主完成项目的策划、设计、建模、制作、调试、运行全过程;三是开办国际合作交流项目，鼓励支持学生海外实习。近年来，上海电机学院与企业紧密合作，协同制订招生标准、协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协同建设师资队伍、协同参与定制培养、协同推动就业创业。如，在风电与创新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上，上海电机学院先后与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上海电气输配电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共建一批研究生培养实践基地，由企业技术主管和二级学院专业负责人联合组成专业学位教育教学团队，加强研究生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培养。同时，该学院与瑞典哈姆斯塔德大学等共同设立为期3个月的“风电与创新”海外实践项目。 (五)双向互动的教学方法 应用技术大学教师教学方式方法多样，除理论讲授外，还广泛采用现场教学、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团队学习等多种教学方法，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在教学过程中的参与性、互动性较强。近年来，汕头大学工学院探索建立EIP－CDIO培养模式，根据专业优秀课程、相关优秀课程群以及单门课程对学生能力的不同要求设计不同的项目，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组成团队，共同完成项目，得到构思、设计、实现、运作的系统训练。在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项目教学中，教授们主动面向企业承担应用性科技研发任务，学生平时的学习和实习多结合教授提供的项目进行，在实验室做得较多的是“三性”(综合性、设计性、研究探索性)实验。学生的毕业设计都在企业做，由企业工程师指导。应用技术大学不仅重视教师的“教”，而且重视学生的“学”，教学相长，互促互进。如，欧洲应用技术大学本科学位课程要求修满180－240个转化学分(ECTS)，每一个转化学分共含25个学时，即5小时的课堂授课、12小时的课后作业和社会实践、7小时的教师辅导及1小时的考试。可见，学生自学与教师课后辅导时间占有较大比重。 (六)实践能力导向的学业成就评价 不同类型的高校由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不同，学业成就评价的标准、方式也有所不同。应用技术大学学业成就评价重视考察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应用能力、实践动手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等。应用技术大学对学生学业成就评价的形式多样，如考试、鉴定、答辩等;重视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形成性考核，将日常的课堂表现、课后作业的完成情况等列入课程成绩的评定范围，并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汕头大学工学院在实施EIP－CDIO培养模式改革中，对学生学习评价增加项目报告、设计评估等形式，将口试与笔试、自评与互评相结合，让学生逐步改变对学习和生活的态度，并形成相应的工作技能。 (七)人本延展的教学空间 应用技术大学的教学空间体现了人本化、延展性。一是传统教学空间充分满足师生教育教学活动的需要。如，设置备有大量活动课桌椅的教室，以便师生开展案例教学和团体活动;实验室与教室合设，以便实施“学中做”“做中学”的教学模式;实验室与教师工作室合设，以便教师更好地开展科研活动，指导学生实习实践。二是新型住宿式书院的兴起。近年来，一些新建本科高校仿效英国剑桥和牛津大学“住宿式书院”制度，变学生宿舍为住宿式书院，内含学生宿舍、教室、自习室、小型图书馆、团体活动室、饮食驿站等，师生经常共膳与交流，定期举办各类学术、文体活动，形成一个学习、生活共同体。三是利用信息化手段开辟新的教学空间。最近兴起的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全部针对高等教育，无学校学籍的学生也可以免费使用，对应用技术大学举办终身教育服务(如社区教育)有很好的启示意义。此外，教师或是通过教学网站向学生课程介绍、讲义与课件，提供参考资料，布置和提交作业，并在网上展示优秀作品;或是开设个人博客，撰写教学日志，促进教学反思，增进师生之间相互沟通与理解等，大大拓展了教学活动空间。 (八)融科技、人文于一体的校园特色文化 应用技术大学不仅重视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习得，而且努力挖掘学科资源、校史资源等优势，加强对学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职业伦理以及生态文明素质的教育。如，黑龙江工程学院提出“工程文化教育观”的育人理念，突出工学学科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交叉融合，构筑起工程文化课程、工程文化基地、工程文化环境、工程文化活动、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研究等“六位一体”的工程文化体系。福建工程学院传承百年学府的历史文脉，在校园内竖立林纾雕像，在图书馆门厅及教学楼宇间刻印林纾代表作和林纾名言;出版《林纾研究专刊》《林纾书画集》等，持续推动林纾文物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编写通识教育教材《林纾读本》，开设全校性公选课;举办林纾文化学术研讨会，开展“林纾文化节”学生社团活动等，努力发挥校园特色文化的育人功能。 三、总结 应用技术大学教学文化作为高校亚文化系统，其形成、发展与大学内外部环境特别是大学制度变革息息相关。随着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深入推进，高校分类发展、分类评估的政策氛围逐渐形成，高校内部科研评价、职称评聘、人事分配等体制机制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为应用技术大学教学文化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必将有力推动地方本科高校的转型发展。 作者：李志鸿 单位：厦门大学 福建工程学院 文化研究论文:大众文化研究论文 一、追溯意识形态话语变迁的历史 （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嬗变过程 笔者意图从三个层面爬梳意识形态话语的传统，即三个主要理论学派中的代表性人物关于意识形态概念或结构等的研究，由此寻绎出大众文化研究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逻辑关联。首先，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流变，大多数研究成果已成为学界共识，正如季广茂所说:“意识形态是我们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国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研究尤其具有集中性。事实上，概念色彩的不同区分和使用语境中的依据来源，也成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概念产生歧解的重要缘由。自1797年法国学者安东尼•德斯图•特拉西始，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明确的术语出现。特拉西在1801-1815年写作的《意识形态原理》中提出一种观念学，并认为它是其他一切科学的基础。“摆脱宗教或形而上学的偏见，对思想的起源进行理性的研究，这可能是建立一个正义和幸福社会的基础”；“自然的和社会的是重合的。而这种重合可由思想起源的例行分析，由意识形态解释出来”；“因而，在它的最初意义上，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积极的，进步的”。此种具有科学意味且概念色彩表现为积极的含义一直被使用，直到19世纪末结束。拿破仑关于意识形态的解释成为当下意识形态讨论的主流话语：“就是这些空论家的学说———这种模糊不清的形而上学，以一种不自然的方式，试图寻出根本原因，据此制定各民族的法律而不是让法律去顺应‘一种有关人类心灵及历史教训的知识’———给我们美丽的法兰西带来的不幸的灾难。” 简言之，通过拿破仑的解释，意识形态成为一个被泛化的词汇。19世纪初期开始，意识形态被视为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词语。在德国，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的释界延续了该词的贬义色彩，并且迅速普及开来。“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说出的情景就像‘暗箱’中一样上下颠倒，那么这种现象也是出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正如物像在视网膜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一样。”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虚假意识。其次，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从二元对立到逐渐统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脉络基本沿着两种途径推移：一种是从特拉西开始的积极的解释。经过迪尔凯姆到结构主义、经验主义的丰富、发展，意识形态主要被解释为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认识的社会科学方法。另一种解释主要从拿破仑开始，经马克思、恩格斯到曼海姆、哈贝马斯。他们注重讨论认识的真假问题，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幻想，某种程度上对意识形态概念有所误读。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概念的存在与嬗变，经历了从积极倡导到消极误读的过程。最后，在意识形态产生与存在结构上的思考与辨析。“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贬义的，其贬义主要包括两种：首先，意识形态与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唯心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观是和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任何正确的世界观在某种意义上都必定是一种唯物主义观点；第二，意识形态与社会中的资源和权力的不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如果社会的和经济的安排受到怀疑，那么作为其一部分的意识形态也会如此。”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流话语辨析 首先，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存在语境作了阐述。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中，商品拜物教的出现、人的异化都是意识形态造成的结果。马克思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指出了物质生活关系才是其批判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立论基础，他同时也指出不是所有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产生出相应的意识形态，只有少部分符合统治阶级意识的物质基础才会产生意识形态。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运作机制的分析，抽象出意识形态的结构。然而他只是停留在批判的维度和立场，未能具体指明意识形态的一整套运作方式与构架。其次，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阐释具有消极色彩，但是所谓“虚假意识”并非出自其言论。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本身存在矛盾与吊诡处，很多文献中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也往往是相互对立的悖论。但是，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的这一说法未见明确出处。事实上，最早使用此种说法的是恩格斯，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是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可见，这种误读的理论逻辑首先在于马克思本人充满矛盾的意识形态论述，然后是虚假意识的绝对消极性。最后，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释读因为受时代背景限制，因而必然会存在局限和误差。马克思阐明了意识形态的消极性，指出了物质生产中人的异化与“商品拜物教”现象，但是马克思未系统地建构出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正因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拓展了马克思未曾触及的领域———大众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是当代人文学术中意识形态分析的起点。” 二、剥离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关联性 消费社会的到来使主体成为被符号征象遮蔽的存在，主体不再以鲜明的对抗性行为或态度来挣脱客观世界的宰制和压抑。原因在于，统治阶级的力量不再以政治压迫表现出来，而是通过环绕大众的消费与娱乐文化对大众进行更内在也更为隐蔽的宰制。 （一）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合理关联 全球化之后，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逐步减弱，而新型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日益扩大。如女权主义、科技主义、生态主义等不像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那样关注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只是选取一个角度或者一个特殊领域关注社会变化。新型社会意识形态的崛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扩大了意识形态的影响。马尔库塞1963年发表了题为《弗洛伊德的人的概念的过时性》的演讲，“每一座房子上的天线，每一个海滨上的收音机，每一个酒吧与饭馆里的自动电唱机，如同种种绝望的嚎叫———他不会扔下它们不管，他无法与这些现代怪物分离开来，他不会谴责这些东西的无聊或憎而恨之，也不会抱怨它们搅了自己的美梦。这些嚎叫吞没了其他人，甚至吞没了那些虽遭谴责但依然渴望实现其自我的人。在庞大的被捕获的听众中，绝大多数人陶醉在那些嚎叫声里”。不难见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个人业已陷入“失根”状态。大众文化在马尔库塞看来就是“技术理性”对于大众的一种新型控制手段，易言之，主体在后工业时代俨然已成为“单向度的人”。 （二）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渗透 “大众文化”一词有两种常见的译法：massculture或者popularculture。这两种译法已经很能表现出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在雷蒙•威廉斯看来，“Mass的词义复杂难解在20世纪尤其明显：一个过去与现在皆指涉‘稳固的集合体’的词（包含正面与负面的意涵），现在同时也指涉‘一大群的事物与人’。这种意指‘一大群、大量’的用法，大体而言已经变得非常普遍通用。”如此，mass主要指数量的表现、品味的通俗化。大众文化理应是针对多数社会群体的一种以媒介手段为导向的文化模式。而popular则是通俗的、流行的。它更侧重社会文化发展的及时性、内容的大众化与文化模式的时尚消费性。所以，不应该紧抓两者之间的区别不放，而更应在不同的语境中适时地引入这两个概念。“文化的这种媒介化过程是普遍的、不可逆的。这一过程中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部分地构成了这些社会，并且部分地界定它们为现代的。而且这种进程在我们身边继续发生，并改变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在大众媒介影响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生活和社会不再是一个消费与文化相分离的独立体，而是一个消费与文化相互交融、共存互生的多样整体。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在非压抑性生存的环境中，工作时间（即苦役）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而自由时间也摆脱了统治利益强加于它的所有闲暇活动和被动状态。” 广告、电视、电影、流行歌曲等大众文化产品，对于消费主体而言，不仅是外表光鲜、内容轻松的消遣方式，而更成为一种具有主导色彩、潜伏着意识形态因素的新“糖衣炮弹”。在商业电影的消费行为中，类型片成为最具体的意识形态操纵物。诸如爱情片、战争片、社会历史片等，每一段虚拟的光影故事背后都隐匿着某种易变了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意识形态于是在黑暗的角落窥视主体的分崩离析，观看大众的愉快接受、狂热追捧。电影在“窥视”这一手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在希区柯克的电影中，每一个窥视镜头都可以解读为一个十分显豁的意识形态植入。观影者自以为控制了电影中被展示的角色行为和思想，预设了各种可能展示的具体生活，但是主导和控制观影者观看行为的仍是银幕背后的意识形态的“黑暗之眼”。希区柯克最有代表性的电影《后窗》正是以一扇窗作为媒介来展现不同的观影可能。意识形态概念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那里亦有深入阐发。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通过询唤主体而植入现实，再通过现实本身诱导主体接受被改造的命运。电影并非我们主动选择的娱乐方式，而是一种被集体无意识遮蔽了的意识形态植入手段。 （三）意识形态借用文化研究的外衣 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意识形态植入是教条式、显性的。经过大时代背景的淘洗，意识形态借用文化这一抽象的外延宽泛的对象来巩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以华美的外表、易于接受的形式等手段，使每一个接受者愉悦地主动成为意识形态的改造对象。至此，大众真正成为“大众”，失去话语权，被迫模糊了存在的状态，只能停留在现实中经历一轮又一轮意识形态的改造。正如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与人类社会的生存相联系后指出的：“种种事实表明，没有这些特殊的社会形态，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人类社会把意识形态作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和历史生活的必要成分而分泌出来。”于是，颠覆传统意识形态的新媒介开始通过大众文化进行隐蔽的意识形态植入。技术理性成为虚假意识附着的新外衣，生活方式和社会运作的重新设计也成为“理所应当”的现实需要。“品味”或“趣味”成为大众消费的竞斗场。大众在这样“狂轰滥炸”的生活中“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个被改造的对象。语言不再与主体相关，而是呈现出控制化的新面貌。语言锲入现实生活的诸方面，控制每一个可能控制的对象。 三、意识形态超越与大众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研究反思 随着时代更变，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开始出现。1957年，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提出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问题；1960年，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指出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意义；苏东巨变后，佛朗西斯•福山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试图用文明的冲突代替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话语自身面临更加严酷的现实挑战。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建基于所谓的“批判理论”，其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和批判有赖于其时的社会历史状况。试析之，首先，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阶级背景和受教育程度、生活环境等都已经决定他们所处的阶层是社会上流的精英阶层；他们对于大众文化的否定基于研究环境的“大转移”。从保守严谨的德国迁徙到自由多元的美国，研究所的研究课题不可能不带有极大的主观成分。这种研究的态度一直都存在于研究所的大多数成员身上。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具有惶恐的“法西斯情结”。国家的分崩离析与自身的命运相勾连，法西斯的强大威慑力早已对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心理产生严重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关联性，正如霍克海默所指出的：“在今天，每个社会阶层的意识都有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和侵蚀，不管它在自身所处的环境里可能多么地专注于真理。” （二）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性 在日常生活领域，意识形态通过雅与俗之间的转变来实现自身统治的需要。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是潜在的，难以察觉的。这种意识形态可能会附着于各种艰深的大众文化理论之上。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因其具体的存在环境复杂多样，于是划分、区别成为当务之急。洛文塔尔基于传记的大众文化研究，本雅明基于电影的大众文化论断都指向了一个新的两极：雅与俗。在文化层面，雅与俗是一个渊源有自的二元对立式。它存在于鉴赏主体、鉴赏对象，也存在于鉴赏方式中，藏匿于社会现实的诸多面相背后。大众可以是通俗文化的生产消费主体，也可以是高雅文化的欣赏者与品评者。在社会阶级层面，雅与俗的同义语应该是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电影《朗读者》中的汉娜因为是文盲而始终处于被支配、被统治、被压抑、被改造的劣势群体中，而与她相反的是上层阶级的米高，因为掌握了文化控制权而始终处于主导大众的统治阶级群体中。底层希望以受教育的方式寻找一个上层阶级的“爱人”，但阶级之间的对立早就已经割裂所谓的爱情，取而代之的是两者之间的互相改造与隐形对抗。在心理层面上，雅俗之间的划分使主体的自我意识被不断削弱。雅与俗也应该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区分，并非单纯物质层面的表现，因为雅俗之间的分明界限让执守雅俗文化二元对立的创造和接受主体产生相异的心理反应。“在电影院中，观众个人的批判态度和欣赏态度已融为一体。这里，关键之处在于，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在电影院中那样，个人的反应从一开始就以他置身其中的群众化反应为前提。” 四、总结 日常生活已然成为一个分析意识形态存在的理论视角，而且也是马克思和霍克海默都曾经强调过的视角。所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存在，跳出意识形态的干扰，正如齐泽克曾言，通过找出马克思对于商品分析和拉康对于“镜像”的研究，是为了反观生活中意识形态的植入，唤醒被蒙蔽的自我，让主体认识到被意识形态束缚这一现实，从而反抗意识形态的询唤。 作者：黄雅婷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化研究论文: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研究论文 一、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研究概述 目前有关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起源和文化特征的探讨。就起源来说，多数人认为少数民族武术起源于战争和原始狩猎活动；也有学者提出少数民族武术与其传统文化关系紧密。关于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特征的探讨，主要体现为民族性地域性强、宗教信仰浓烈等方面，例如李德祥《中国哈尼族武术文化初探》（1994）、张延庆《从少数民族传统武术生存的社会文化背景管窥其内在特点和形式体现》（2006）、邓以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武术研究》（2011）等文章，都从某个侧面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特征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总体来看，相关研究主题还比较局限，只是触及了少数民族武术文化之冰山一角，缺少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起源、发展、流变、传承、文化内涵、文化特征、文化生态及其文化空间等作深入的系统性的研究。 二、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研究构想 （一）从文化发生学的视角解析少数民族武术的发展脉络 研究少数民族武术首先必须廓清少数民族武术的源与流，对其发生与发展的脉络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与掌控，这样才能高屋建瓴，使研究更具逻辑性和条理性。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武术的起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一般来说，战争是武术的温床，而原始舞蹈则成为少数民族武术产生的催化剂。具体而论，诸如原始狩猎、部族战争、生产实践、模仿巫术以及原始舞蹈等都可成为少数民族武术发生的源头。同时又由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决定了孕育于其中的武术文化的产生亦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这就要求研究者洞悉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从而能够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发生做出客观真实的判定，任何人云亦云或者主观臆造的做法都是有失偏颇的。研究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发展，则要注意梳理少数民族历史上与武术相关的典型历史事件，因为这些都是促进少数民族武术发展流变的重要因素，往往决定着武术的发展走向。例如对土家族武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来说，东南抗倭战争就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对土家族武术的发展影响深远。 据相关史料记载，明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倭寇为患，而当时的明王朝军队武备松弛、军心涣散，战斗力极其衰弱，时任浙江巡抚御史的胡宗宪认为：“短兵相接，倭贼甚精，近能治者，惟湖广兵之镰钩枪弩之技”，必须动永、保二宣抚（慰）司精兵，于是湘西永顺、保靖以及鄂西容美土家族土兵乃奉朝廷征调开赴苏浙沿海抗击倭寇，他们在抗倭战争中屡战屡捷，以其独有的镰钩枪弩武技和作战阵法使得倭寇闻风丧胆，成就了“东南第一功”的传奇。后来戚继光在土兵阵法的基础上创立了鸳鸯阵法，魏源在《圣武记》中即指出：“谭伦、戚继光之鸳鸯阵法，即土兵阵法。”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同时也为土家族的武术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对回族武术史的研究则应该以其民族的形成为主线，从其民族的迁徙历程以及后来明王朝对回族人民的残酷压榨和回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等史实，来阐释回族武术文化的发生、传承、发展和演变的脉络。 （二）以文化三层次理论梳理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内容 少数民族武术文化是指少数民族历史上以及少数民族集中聚居区所存在和发生的一切与武术相关的精神或物质产品的总和。为了体现出研究的条理性，我们可以借用文化三层次理论，将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内容概括为物器技术文化、制度习俗文化和心理价值文化三大类。具体而论，物器技术文化包括少数民族所创造的各种武术套路、武术器械、练功方法、练功器具、岩画遗迹、武术著作、武术人物等主体武术文化，以及图腾信仰、神话传说、宗教巫傩、丧葬习俗、传统舞蹈、节日庆典等民俗文化中的相关武术文化；制度习俗文化主要包括少数民族武术的结社组织、规章制度、教授方法、传承方式、武德礼仪、比武方式等内容；心理价值文化则主要指少数民族武术文化所反映出的民族性格和心理情感等内容，包括民族的自强不息、坚韧顽强、崇武尚勇、忠贞爱国等优秀品德。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内容多姿多彩、内涵丰富，既有抽象的文化又有具体的文化；既有显性的文化又有隐性的文化；既有表层的文化又有深层的文化，这就要求我们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研究，不能仅限于表层的挖掘、整理某一拳械技术，而应该透过现象寻求本质，进行对深层的文化内涵的探析，不仅要研究少数民族本体武术文化，还应深入探究少数民族相关武术文化，重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武术文化现象的研究，要透过武术文化现象能够看到其民族的优秀品质。 （三）从民族性格与地域文化两个层面提炼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特征 少数民族武术是在少数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背景中氤氲而成的，带有本民族文化基因的印迹，同时少数民族武术又是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形成的，其本身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地域社会文化生态的影响。由此而论，少数民族武术的文化特征带有明显的双重性，即民族性格特征和地域文化特征。 1.少数民族武术的民族性格特征 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性格是由其历史文化长期积淀而成的，例如北方的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历史上由于长期过着游牧生活，迁徙不定，逐水草而居，其生活大多离不开草原和骏马，从而决定了北方少数民族所具有的独特民族文化性格，“那就是慷慨悲歌、豪气任侠，存在着一种浓厚的尚武遗风”。北方民族的武术多表现为工架舒展、放长击远、豪迈奔放的技术风格。而南方少数民族诸如傣、瑶、苗、哈尼、纳西、傈僳、土家等民族，由于长期生活于丘陵、山地之间，地势复杂，交通不便，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因而南方少数民族的武术多注重防守动作，讲究防中带攻，动作紧凑是其特色。以苗族武术为例，苗族武术的历史与苗族的历史是紧密相连的，而苗族的历史从某种程度来说既是一部迁徙史，同时也是一部敢于反抗斗争的英雄史。在历史上苗族被称为“苗蛮”，一直摆脱不了被强盛部族或封建王朝讨伐与征剿的厄运。苗族在长期的反抗斗争中逐渐养成了机智灵活、坚韧顽强的民族性格，由此形成了苗族武术以防守为主，防中带攻的技术特色，其技术讲求“三十六攻、七十二防”与“两防一攻三变五合”之技巧，充分反映了苗族人民安身立命的心理特征。由此可见，南方民族武术与北方民族武术所体现出的民族性格特征是大相异趣的。 2.少数民族武术的地域文化特征 我国地大物博、疆域辽阔，各地地理环境、气候水土不尽相同，北方广袤的草原大漠不同于南方的丘陵高山，西南喀斯特地貌迥异于江南的水网田埂。地域环境的差异性决定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而少数民族武术又是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各地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特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南拳北腿”、“东枪西棍”、“拳兴于齐”、“剑起吴越”，这些拳谚本身就充分体现出生态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长期生活于草原大漠，地势开阔，一马平川，作为马背上的民族，决定了其武术以骑射著称。而西南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沟壑纵横、草茂林密的山区，野草、杂石处处掣肘，其武术则突出地表现出山地民族以短兵格斗为主的特征。由于地势的险要，习武者要在狭路、险峰、绝壁之处克敌制胜，故其武术只可能表现为动作紧凑、灵巧快速的特点，体现出“拳打卧牛之地”的特色。例如土家族武术多贴身短打、动作迅疾，一般起腿不过腰。苗族武术注重桩功、拳型紧凑、动作严密。而“拉祜族、布朗族的武术，不管是拳、棍，还是刀术，咫尺之内便可完成整体动作，是适应山地丛林狭隘环境格斗的拳种，”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此外，少数民族武术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地域人文环境的影响。“百里异习、千里殊俗”，各地少数民族在生活习惯、节日礼俗、思想意识、宗教信仰等传统文化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从而导致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特征的多样性。例如土家族先民以狩猎为生，土家族地区“现今广为流传的‘十二埋伏拳’，就是由设卡捕猎的狩猎技术演变而来的一套古老拳术”。云南傣族“泼水刘尧峰蔡仲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研究探微节”上表演的孔雀拳，彝族“火把节”、藏族“望果节”上的武术表演等，则带有浓郁的节日文化特色。又如西南少数民族武术多带有较为浓厚的宗教色彩，“巫”、“舞”、“傩”往往是其武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 （四）遵循技术反映文化的原则进行少数民族武术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法即“麻雀解剖法”，它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比较成熟的一种研究方法。研究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同样需要选取典型拳械进行实证性的个案剖析。因为典型拳械是在本民族长期历史文化浸润下产生并成长起来的，带有浓厚的民族文化基因的印迹，通过对典型拳械的研究，可以透视该民族武术文化的共性特征，从而更加深入地了解该民族的武术文化及其传统文化。我国少数民族众多，但由于各民族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其武术文化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某些民族武术文化宏富，典型拳械较多，例如由回族人所创编的查拳、弹腿、八极拳、劈挂拳、心意六合拳等都是享誉海内外的优秀拳种，而某些民族独自创编的典型拳械则相对较少。因此，在典型拳械的选取上可以是本民族土生土长并有一定影响力的传统拳械，同时也可以选择从外面流入本民族并已发生文化交融且受众较广的拳械为个案。对少数民族典型拳械的个案研究不能只仅仅停留于表层的技术层面的探讨，而应该通过对技术的分析从而窥探其文化的内涵，分析其文化现象的成因。例如张延庆等在对回族武术研究中，通过对“汤瓶七式”的研究即认为回族武术大都带有浓厚的宗教情结。而当我们在研究土家族武术时，通过对土家族武术中有关“虎”的拳械套路、动作名称、拳术口诀、技术风格的探讨，即可窥见其民族有着浓厚的白虎崇拜文化，“白虎”作为土家族的图腾信仰，在其武术文化中同样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三、结束语 少数民族武术是在频繁的迁徙与战争、严酷的生存环境以及独特民族性格中氤氲而成的类出于群的一种文化事象，它是我国武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各少数民族所经历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其武术文化必然会体现出不同的特色。因此，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研究必须将其置身于该民族特定的文化空间场域之内，唯有这样才能真正通过武术这一载体映射出该民族的文化特色。 作者：刘尧峰 蔡仲林 单位：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 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 湖北大学体育学院 文化研究论文:农民合作社文化研究论文 一、研究背景 在乡村的社会、文化、经济情境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如何实现对以家户为独立经济单位的农户的组织？组织人类学的研究传统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理论视角。20世纪20年代，管理学和人类学中经典的霍桑实验打开了人类学研究现代组织的大门。霍桑实验是典型的实验室式研究，参与实验的人类学家沃纳，把人类学乡土社会研究的特点带入了对工业社会的研究。将工厂作为一个封闭社会系统，对系统中的人际关系进行考察，进而发现了正式组织中存在着非正式组织，影响了整个正规组织的运作。⑤到了60年代，曼彻斯特人类学学派的工厂研究对人类学的组织研究提出了不同的启示。该学派认为，工厂并非封闭的社会系统，而与更大的社会情境相关联。⑥随着学科的发展和对文化概念理解的加深，尤其是将文化视为意义生产过程和无边界的开放体系的所谓“新文化观”的出现，组织人类学提出了“文化作为根隐喻”的视角，将研究者的注意力从“组织实现了什么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实现”转向了“组织如何实现以及被组织意味着什么”。①组织因而“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实体，而是一个开放的、变动的文化体系，一个意义协商和意义赋予的过程”。②组织人类学的这一研究视角，一方面强调研究者应当关注组织中的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它也强调组织处于其中并与之相关联的情境对于组织自身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文化是有场景性的。作为一种源于西方的现代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被引入中国之后，其实现和运转必然无法脱离作为其基础的乡土中国情境。当代人类学所关注的是，通过经验研究和田野调查方法，在社会新的经济行为所创造出的新的分类系统中，社会精英、公共政策在其中是如何起到影响作用的，③以及传统熟人社会关系在新的体制中，如何展示其作为文化的组织韧性，以思考田野民族志作品如何能够达到最佳的效果。 二、祥龙合作社概况 祥龙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8月，采用了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较流行的“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建立了从农户生产、基地支持到城市销售的完整产供销链条。该合作社共有社员户47户，社员来源覆盖了金沙江沿岸的4个行政村。加入合作社，显著地增加了入社农户的家庭收入。由于当地长期以烤烟业为支柱产业，对大部分社员家庭来说，入社进行生猪养殖是对家庭收入的有效补充。其中，对于4户青年家庭成员离家进城工作的空巢社员家庭（老龄化家庭）来说，对劳动力要求较低的规模化生猪养殖，取代了劳动繁重的烤烟种植成为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此外，该合作社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生猪养殖的规模化和现代化，以及优质品种的推广。祥龙合作社有一定特殊性。首先，与政府主导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同，该合作社由民间独立发起和出资。其次，该地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并不发达，祥龙合作社是该乡第一个此类组织。因此，合作社在发展前期步履维艰，发展极其缓慢。2009年8月合作社成立至2011年12月，是祥龙合作社的缓慢发展期，期间共有25户社员先后入社，占合作社社员户总数的53％。此时期，大部分当地农民普遍对合作养殖能否带来利润持怀疑态度。用管理者的话说：“当时没有太多人入社，大部分的人都在观望。”⑤该时期不少社员的入社行为表现为非主动性，他们对自身入社行为的描述中频繁地提及，被“劝说”而入社的过程。进入2012年后，合作社的社员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截至2012年6月，仅半年就有22户新社员，占合作社社员总数的47％。在调查中，新进社员在谈到入社理由时的典型叙述是：“张家两兄弟家（早期社员户）去年卖猪挣了很多钱，听说一头能得近千元的利！”这个数字远高于当年当地的平均利润水平。对高额利润的追求，成为该阶段农民申请入社的最大驱动力，社员自主入社现象凸显。此外，除去“劝说”和高额利润的刺激，社员入社行为还有如下三点特征：1亲缘入社，部分社员与合作社管理者有较近的亲属关系。2业缘入社，该地区青壮年多在村落附近寻找短期或长期的工作机会，一批与合作社有雇佣关系的村民发展为早期社员。3社员家庭收入多样化，这些家庭有如下特点：家中有至少一位青壮年劳动力，通常为男性，常在家庭农业生产之外，还通过在当地工作的方式来增加家庭收入，在工作上与合作社多有接触。 三、祥龙合作社组织和运作的文化逻辑 以过程的视角在当地的社会、文化、经济情境中，可以看到该合作社的成立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原有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深远而显著，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地方精英影响 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地方精英研究出现了转向，从对士绅阶层静态研究的关注，转向了对地方情境下地方精英及其能动性的关注。现在看来，这个得之于对清末和民国时期的研究关注点对于当前中国农村地方精英的研究亦深有启发。周锡瑞与兰金对地方精英做出如下定义：地方精英是指在地方舞台上行使支配的任何个人或家庭。①兰金等人在给出地方精英定义的同时也指明了研究的视角，在舞台———即地方情境中关注地方精英。这种研究视角能够带来一种关注于结构、过程和情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人类学洞察。②据此定义，在祥龙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位关键地方精英———何耀和李尚智———在合作社的成立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们是合作社的主要发起人、优秀管理者，向合作社投入和引入了大量的资金，获得政府支持，在经营管理方面有杰出表现并深得社员信赖。两位地方精英对社员的组织主要通过亲缘关系和业缘关系两条线索起作用。 1．亲缘影响———以何耀对合作社的影响为例 亲属网络对祥龙养殖专业合作社组织社员有显著的积极影响。部分社员与优秀管理者之间的近亲属关系，是促使他们入社的直接原因，在访谈中这种亲属关系被频繁提及并强调。以优秀管理者何耀为例，包括他与父母和兄弟夫妻同住的扩大家庭、其父母的兄弟姐妹家庭以及其妻子姐妹的家庭，共有7户分别位于4个不同社区的近亲属家庭，在他的直接影响下先后入社。与此相对，另一些社员虽然也与何耀有亲属关系，但都属于较远的亲属等级，并且在谈论自身的入社行为时，并不强调他们与何耀之间的亲属关系，认为这种关系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入社行为。案例1：王新华是何耀母亲的兄弟，在入社之前家庭主要的经济收入依靠种田，尤其是烤烟种植。儿子因工作长期逗留外地，只有老两口留守家中。因家位于河谷地带，全年气温偏高，尤其是适合烤烟种植的5～9月。烤烟种植的全程，对劳动力的数量和劳动量都有很高的要求，二人碍于年纪，烤烟种植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合作社成立不久，何耀便来到家中劝说他们入社：一来养猪对于二老来说更轻松，不用顶着太阳，也不用在雨天下地，在屋檐下就能做；二来何耀向他们保证加入合作社养猪一定能够有好的回报。认真考虑了亲侄子的劝说，王新华很快就决定入社。L乡各自然村多为杂姓村，纳西、汉、壮、傈僳、苗、藏、白等多民族杂居，其中纳西族占总人口的80％以上。当地在历史上属于纳西族控制地区，其他民族逐步迁入或逐渐融入当地的纳西族村落，或建立新村落，由此形成了以纳西族为主，多民族杂居为特征的居住格局。当地以纳西语为通用语言，村内外不同民族、家族之间可通婚。借由通婚形成的亲属网络，通过不计距离和等级的亲属追溯，可以将L乡的大小村落联系起来。由此，当地各社区内部、社区之间形成了较为稳固但也非常复杂的亲属网络。当地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强调这种亲属认同，在相互闲聊或谈及对方的情况下，均出于敬意和亲近，以亲属称谓来直接指称特定亲属，无论远近亲。祥龙合作社的社员来自于L乡4个行政村下至少7个社区，该合作社对社员户的组织，跨越了社区和行政村的界限。相对来说，当地鲜少有这种跨越社区或行政村界线的经济组织，祥龙合作社对农户的组织依靠了地方精英在当地的亲属关系网络实现了这种跨越。 2．业缘影响———以李尚智对合作社的影响为例 当地青壮年外出务工率较低，一般在当地寻找短期或长期的工作机会，以作为对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补充。在当地原有的雇佣关系以及合作社成立后的雇佣关系的影响下，入社的社员共有17户，约占合作社社员总数的36％。在合作社成立之前，合作社主要管理者李尚智在当地经营一砂场，雇佣了许多当地的青壮年。李尚智后成为合作社的管理者之一，不少为他工作的村民经他动员后陆续加入了合作社当地原有的雇佣关系，为发展新的社员提供了便利的信息渠道，经由地方精英的劝说，使原有雇佣关系成为动员村民入社的重要途径之一。由此合作社优秀管理者，即地方精英与社员之间的产生了新的经济合作关系，不仅叠加在原有的雇佣关系上，也与作为雇佣关系基础的亲属关系或熟人关系相叠加，加深了双方的联系，并形成一种更为牢固的关系。 （二）亲属小团体 亲属关系对该合作社组织社员的影响并不止于地方精英与社员之间，当地农民的入社行为中，还存在着亲属间的相互影响和带动。社员中可以看到有这样的社员小团体———几位社员经由兄弟姐妹关系、姻亲关系、表亲或堂亲关系联系在一起，并且这样的联系影响了他们的入社行为。合作社中至少有四个这样的小团体，涉及家庭共13户，占社员总数的277％。这些社员户在经济上相互独立，互不干涉对方家庭经济，但是在关于加入合作社的经济决策上，有共享信息和资源并互相影响的现象。亲属小团体内部除了在经济决策上的相互影响外，在各家新建标准猪舍的过程中，还普遍存在着换工互助的现象。 （三）口头协议与乡村约束 《生猪养殖协议》是一份由祥龙合作社拟订，在合作社和社员之间签订，用以确定社员身份以及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文书。社员与合作社之间正式合作关系，经由协议的签订而成立。在调查中发现，仅有2011年之前的社员与合作社签订过纸质协议。这批社员能够清楚陈述协议中所规定的双方的权力与义务。2011年之后，社员不再与合作社签订协议，口头协议取代了纸质的协议。口头协议多在社员向合作社管理者提出入社申请，并获得同意的语境中达成，双方的权力与义务也在这个过程中以商谈的形式明确。在合作社管理者与社员看来，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和互相约束，并不依赖于双方是否签订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式协议。合作社与社员间的相互约束，更多地依赖于乡土的人际关系和乡村舆论的信息传播，是否签订正式的协议，并不影响这种源自文化的约束力。这些串联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是社员对合作社、合作社管理者产生信任的基础。身处这些关系另一端的合作社管理者，也因这些关系而自觉地对社员应负有的责任，因为“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①显然，这里的亲属关系和熟人社会所拥有的高度信任，依然凌驾于现代企业的契约形式之上，尽管不是永远的。 四、讨论：精英控制还是平等民主？ 成员地位平等，实行民主管理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之一。②但这是一个理想状态，假设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民，普遍能够认清目前的市场状况、有管理合作社的能力、具有相应的经济实力，并且能够做出商业理性的判断，才可能在合作社的社员间实现现代公司基本制度，呈现平等地位，出现“去亲缘”民主管理。然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实际运作，则呈现出另一局面。对我国现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不少经验研究都表明，当下的农村精英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主导地位，具有重要性和普遍性。例如，黄胜忠认为，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上，这种地方精英／强者主导是必由之路。③这种精英领头人的现象实际上是事出有因。目前大概有以下几种解释。任大鹏等人发现，优秀成员在订立合作社的基本制度以及日常管理决策中拥有突出的影响力，他们的经济实力和融资能力，在合作社的运作中甚至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④李佳与郑晔的研究指出，农民合作的制度创新，是需求者在制度稀缺环境下的自主选择，由此路径产生的合作经济组织存在制度供给不足问题，在此背景下，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对正式制度供给起到了替代作用，同时，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良好运转，较大程度上仰赖于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 郭东红等则从当前我国农民中普遍存在的文化水平低、注重自身利益的局面出发，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创建需要强有力的乡村精英领导。②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精英主导现象，可以有另一种人类学的解释。从前的部落社会都是头人主事的“大人物”的社会，即使农业社会，也仅仅是农业制度将亲属群体和熟人社会推至更大的社会网络。从家长到宗族领袖，从知识与阅历丰富的社会精英到各种权力人物，都有可能成为传统熟人社会内外的“大人物”。“大人物”也是指地区政治组织的管理者，是地区性事务的重要管理者，③或实际上的权势者。现代区域社会的研究还认为，“大人物”权力的来源有二：其一，来自于“大人物”的个人努力；其二，来自于“大人物”社会网络中的交换。④然而在东亚社会，晚近以来一直是以现代工业制度原理强力侵入传统亲属农业社会，因此所谓民主管理和“类家族主义”（无论是“慈父”还是“严父”）、呈现远近亲疏的“亲属忠诚”的文化惯习之间，难以获得不同原理实践过程中的整合状态。在东亚，新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地方的发展通常不会一帆风顺。这些阻力存在于以下三方面：1地方原有的小农经济结构阻碍农民对新型经济组织的接受；2加入合作社对农民提出相对原有农业结构更高的经济要求；3农民无力把握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关系，市场波动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不安和不信任。为此，作为“大人物”的地方精英出现了，就像民国二三十年曾经出现的农民精英大人物“东林”⑤那样，突破了熟人社会领地的束缚那样，祥龙合作社的精英借助自身与农户之间的亲属关系，先后建立了亲密的雇佣关系，以突破合作社成员发展的困境。由于他们在出资、管理能力、市场信息，以及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力等方面的超凡优势，使他们在合作社的组织和运作过程中逐渐从社员中获得权威。不仅如此，地方精英对合作社的有效管理以及对社员经济效益的保证，反过来也加强了社员对他们的认同和尊敬。 在地方精英主动运用自身资本的过程中，以及在促成城—乡、小农户—大市场的连接的过程中，他们的权威得以建立和加强。这些有形或无形的资本，使他们具有人类学讨论中“大人物”新的表现特征，成为地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中一个文化上的组织整合案例。显然这个合作社的成功，在于地方精英“大人物”智慧地将新合作社经营原理和传统熟人社会的亲属关系原理整合在一起。更进一步，这种地方精英与一般社员之间经济合作关系，还涉及更为复杂的文化局面，似乎合作社地方精英与一般社员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经济上的庇护关系”。庇护关系原本是一种，在传统乡村社会或部落社会观察到的，建立在双方诸种地位不平等状态的交换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也存在于现代社会中。⑥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中，有学者对这种特殊的交换关系做出过详细讨论。例如针对清末国家政权—乡村大众的二元关系中存在的“保护型经纪”，或可称为“保护人”的角色，这是一种掮客或中间人型的角色，对上帮助国家征收税款，对下保护地方农民免受掠夺性经纪的剥夺。⑦而当今的精英在合作社的发展中也扮演了类似的“经济保护人”的角色，但是与从前的国家政权—乡村大众的二元结构不同，这种庇护关系是在大市场—小农户的二元框架下起作用。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地方精英一方面在农村促进农民生产的规模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另一方面凭借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和对市场信息的掌握，通过正确的市场决策，来保护相对脆弱的农民家庭免受或少受由市场波动带来的经济损失，保证自身和农户的收益。同时，地方精英与社员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经济合作，二者的经济合作关系中还叠加了乡村社会的亲属关系、熟人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其他关系———例如新的雇佣关系。可以说，在如今的祥龙合作社，传统亲属—熟人社会的原理尚可使用，但新的现代合作社企业制度原理也卷入其间，地方精英大人物巧妙地交叉整合，凸显了双方新的经济庇护关系的本质，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的力量。 作者：和柳 庄孔韶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文化研究论文:电子监控视觉文化研究论文 一、视觉文化：眼睛背后的文化联系 匈牙利电影美学家贝拉•巴拉兹在20世纪初期提出了“视觉文化”的概念，随后海德格尔也有一句著名的论断，“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他们所描绘的时代正处在现在进行时！如前文所述，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如今这样，眼球是如此忙碌，世界被建构成为观看的时代，一段感人至深的文字远没有一幅刺激眼球的图片来得更有传播效果。传播媒介也从源头制作和传递着视觉的信息，视觉快感、视觉冲击、窥视欲使得我们的眼光变得越来越挑剔。对于视觉文化的传统研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传播学的角度入手，分析被观看的对象、观看的原因、分析观看的形式，以及观看后产生的效果；第二种是对于各种视觉文本的研究，譬如绘画、雕塑、摄影、视频等，分析每一种视觉表象背后的含蓄所指，并对它们进行解码。然而笔者认为以上所描述的只是浅显意义上的视觉文化，视觉文化不是孤立的文化研究，更深层次的在于广泛的社会联系，是社会所建构体系的融合。在这里笔者更加认同美国学者米歇尔•福柯关于视觉文化的学科研究模型，他将视觉文化的研究归结于三个关键词：“符号、身体、世界”。福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曾经开设过一门有关视觉文化的研究课程，他对于视觉文化研究的总体思路在于，“大学科背景”以及“去学科性”，也即视觉文化的研究不要仅仅局限于自身，更多的是拥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学术界也有许多根植于福柯所建构的模式研究———“泛视觉文化”的研究范式，譬如视觉文化与地区、性别、权力、话语等的隐喻与转向的问题研究。视觉文化的这种没有边界的研究正是体现了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对于文化的定义概括，文化是作为一种发展中的文化而存在的。 二、人眼观看的延伸 随着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到来，经济活动的运行和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将城市分割成大大小小的区域空间，大致上可以分成公共空间领域和私人空间领域。在公共空间领域不难发现，随处安装着电子监控设备，比如早期就投入应用的，街道十字路口安装的“电子监控设备”，人们很形象的将其称为“电子眼”，它充当着“电子警察”的作用，监测着车辆的行驶过程，捕捉车辆的违章视频信息，预防司机的不文明驾驶行为。 （一）电子监控设备的追溯 空间监控设备被俗称为“电子眼”或“视频监控系统”“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电子警察”“空中之眼”等。空间监控系统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上个世纪40年代的西方，最早作用于军事安全和防备，后应用于监测交通情况，了解高速公路及桥梁使用情况。在英国，监控系统被称为闭路电视，是指“利用摄像头将画面信息传递至特定区域内监视器的一种监视系统。”在我国，大规模使用监控系统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 （二）电子眼是人眼的延伸 人们获得信息的主要方式是通过“观看”，从传播学家对于受众的研究中可见端倪，大众传媒的接受者不在于被动地“观看”媒介获取信息，而是在主动地“观看”寻找自己需要的信息。换句话说，大众传媒的接受者对于信息是有选择和筛选的。大众传媒根据观众的选择需求反馈，投其所好制作信息内容。人们的视线在观看时，要受到社会文化认知和自身的素养需求相制约。故现实主义美学传统中指出“摄像机不会撒谎，可撒谎的人在摆放摄像机”，不同的是，电子眼不会选择要记录什么，规避什么，而是忠实地“目不转睛”的记录着发生的一切。 前文提及人的眼睛，由此联想到前苏联的电影蒙太奇学派理论家维尔托夫，他提出了电影的摄像机应该像人的眼睛一样去客观记录生活实景。在这里，监控设备的安装犹如维尔托夫提到的“眼睛观”一样，像人的眼睛一样在“注视着”人们的动机和行为。麦克卢汉曾经说过，“媒介即人的延伸。”意为大众传媒使人的感觉能力得到拓展。“电子眼”类似麦克卢汉提及的大众传媒的延伸力，它延伸了人眼所能注视到的限度，弥补了人眼观看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们运用技术的力量缩小了人为监控的空间大小，而又无限制延长了对该空间监管的时间长度。 三、视觉文化隐藏下的权力生产 （一）“观看者”遮蔽下的权力 福柯用观看的目光来揭示隐藏在视觉文化下的权力运作模式。他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了18世纪对于罪犯的处罚形式，一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对于身体的血腥镇压和暴力执法的仪式景观，用来震慑震撼在场的普通大众，来规范他们的行为，达到社会秩序的合理稳定。另一种处罚的方式融汇于英国学者边沁对于环形监狱的设计理念中，在环形建筑的中心位置设置瞭望塔，而建筑的四周被监狱的牢房所包围，瞭望塔中有遮盖物遮蔽，四周的牢房则被分割成为各个单间，面向瞭望塔的一端和面向外面的一端均有一扇窗户，这样的一种环形建筑被福柯成为“视觉机器”。通过这样的设计使得罪犯的一举一动均处在“阳光之下”，没有一丝的黑暗角落可以遮蔽他们，瞭望塔中的人可以通过面向瞭望塔的一扇窗户对于罪犯进行监督。牢房被制造成为各个单间也很巧妙的隔绝了罪犯之间的交流，即便是一个最普通的眼神交流，使得他们在心理上孤独无援。福柯解释道，由于瞭望者和罪犯所处位置的不同，造成了权力的极为隐蔽的不平等。 在瞭望塔中的监视者，由于有遮盖物的遮蔽，可以随时随地地监视四周各个牢房，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处在四周各个牢房的罪犯显然不会知晓谁在对他们进行监视，何时他们在被监视着，或者他们到底有没有被监视着。很显然的是即便瞭望塔中没有人或者这个人此时并没有监视罪犯，处在四周各个牢房中的罪犯也不敢轻举妄动。瞭望塔中的监视者由于有遮蔽物这层外衣，得到了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这样的权力的不对等。纵观如今的社会生活，我们处于无所不在的电子监控设备所编织的蜘蛛网之中，原来在安保森严的高级写字楼、高级住宅区才会安装的电子监控设备，已然遍布于城市生活的大街小巷。将电子监控设备等同与福柯所描述的环形监狱也不为过，电子监控设备的实质也是一种“全景敞视主义”下的“视觉机器”。电子监控设备背后的那双眼睛正是在监控设备这样的技术遮蔽物之后，来注视着过往人们的一举一动。人们不知道机器的背后会不会有那双眼睛，以及那双眼睛是否每时每刻都在注视着，人们总是信以为真的相信机器的背后总是有那双眼睛在窥视着，即便这样也会不自觉地规范着人们在公共场合的行为秩序。 （二）“被看者”的自我监督 笔者依稀记得加拿大学者大卫•莱昂曾指出，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实质就是生活在电子眼之下。可见如今的生活谁都不能免监。随着技术的发展，高清监控视频画面、360度旋转监控设备的发明，使得福柯所提到的“全景敞视”成为可能。在技术的遮蔽之下，透露出的看与被看之间的权力不对等观念，体现在被观看者身上的是自觉的“遵守”，是源于对身体的观看继而渗透于心的规训，通过个体的遵守达到社会秩序的合理稳定。比如在住宅区的监控设备，总会有标语提示“你已进入电子监控区域”，此时的电子眼取代了人为的监控目光，杜绝了人眼的视觉监控疲劳，延伸了人眼所能观察到的范围，过路的行人也不确定此刻监视器的后面是不是有那么一双眼睛在注视着你，但他会在内心提示自己，并且理性地控制自己的行为，他的这种对于身体的“规训意念”，不是监视器以及后面的那双眼睛所赋予他的，而是他自己给予自己的监控，自己给予自己的一种强有力的注视目光，自己的意念把自身的行为举动规训起来。传统社会中对于人们的规训是建立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血腥暴力的处罚，达到对人们感官的震撼而后规范行为的威慑作用。现如今，是一种更加理性看似合理的内化于灵魂深处的规训作用，通过个体对于自身的自我监督、制约维持社会的秩序。如前文所述，是以一种看不见的“权力的眼睛”的自我注视。“因为现代社会创造了许多关于眼光的规范，确立了许多审美的、科学的、理性的观看原则，这些原则制约着每个人如何去看，也决定了他看到什么，或者说喜欢看什么，对所看之物给予褒贬评价等等。”学者周宪的这段话，充分地概括延伸了隐秘下的权力规训观念。 四、结语 福柯将这种隐蔽在遮盖物之后的眼睛称之为“权力的眼睛”，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权力的眼睛”无所不在，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又如公司办公间里全景敞视式的一览无余，在超市银行中对于顾客的监视等。“由于视觉技术的发展，视线已经从人的肉眼日益转向更加精确、可以记录的视觉技术，从望远镜到监视器，从红外摄像机到数码图像技术等等。”从人的肉眼到机器的眼睛，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二维合一，没有视觉疲劳，不用算计报酬。在技术发展的前提之下，幻化成“权力的眼睛”自我规范着。 作者：彭冬卿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文化研究论文:清代冰上运动文化研究论文 1清代冰上运动器物文化 1．1冰鞋 我国古代东北的女真族和满族都使用过“乌拉滑子”。据学者考证，“乌拉滑子”就是把嵌有滑条的木板缚于乌拉鞋的底下，手持木杖撑动，滑行于冰上的器件，类似于现在的滑冰鞋。到了清代，出现了嵌有冰刀的铁质冰鞋。《燕京岁时记》记载：“冰鞋以铁为之，中有单条缚于鞋上，身起则行，不能暂止，技之巧者，如蜻蜓点水，紫燕穿波，殊可观也。”乾隆帝在其《冰嬉赋》“序”中说：“国俗有冰嬉者，护膝以芾，牢鞋以韦。或底合双齿使齧凌而不踣焉。”有学者认为，《燕京岁时记》所说的“单条”，其实就是“冰刀”，是一种“单冰刀”滑冰鞋；《冰嬉赋序》所说的“双齿”，就是“双冰刀”，类似于今天的“双冰刀”滑冰鞋。《冰嬉赋》“序”中所说的“韦”是指熟皮，“芾”是指用韦制成的护膝。可见，清代滑冰器具不但出现了铁质冰刀，而且还有护膝等防护设备。铁质材料冰鞋的出现，是清代滑冰运动技术提高的重要基础。 1．2狗车 在元代，东北地区从辽阳到奴尔干的一条大干道，冬天曾用一种独特的交通工具—狗车。这种狗车到清代一直在使用。清人杨宾在《柳边纪略》中说，在东北三江汇流地区，有一称作“不剃髮黑金”的部落，“陆行乘舟，或行冰上，驾以狗，御者持木篙立舟上，若水行拦头者然，所谓使犬国也。”这种器具以狗牵引，能载人载物快速行驶于冰上，类似于今天的狗拉雪橇。 1．3爬犁 爬犁，又称扒犁或耙犁，以马、牛等大牲畜为挽力，在冰上雪地均可使用，盛行于东北地区。清人西清《黑龙江外记》里说：“扒犁，国语曰法喇，制如凌床，而不施铁条，屈木为辕，驾二马，行雪上，疾如飞鸟。”是说这种扒犁用马牵挽，用两条翘起的辕木作底，在雪地行驶，速度极快。在尚无大型机械的古代，爬犁在冬季运输物资、人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4冰床 冰床，又称拖床、凌床等，是以人力牵引或撑动的冬季冰上运输和娱乐器具。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较早记载了“凌床”这种器具。明代出现十余个冰床并联，在冰上豪饮壮游的现象。清代出现装有铁条的冰床。《燕京岁时记》记载：“冬至以后，水泽腹坚，则十刹海、护城河、二闸等处皆有冰床。一人拖之，其行甚速。长约五尺，宽约三尺，以木为之，脚有铁条，可坐三四人。”冰床下镶铁条，类似于冰鞋上的冰刀，滑行速度更快。清代皇帝及达官贵人用的冰床，已有豪华的装饰。《榆巢杂识》载：“冬日液池，上御拖床。其制似榻无足，似车无轮，以人挽行冰雪中，至便。有施氈幄及饰以龙凤者。”即清帝所用冰床能防寒保暖，装饰华美，堪称“冰上游艇”。 2清代冰上运动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是文化的中层部分，是构成文化的血脉，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区别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分析清代冰上运动器物文化之后，以下从制度、形式等方面对清代冰上运动制度文化进行论述。 2．1奇特的国俗 到清代，冰上技艺表演活动被称为“冰嬉”或“冰戏”，并发展成为前所未有的“国俗”，我国古代冰雪运动达到空前的繁荣阶段。该“国俗”最早源于一场明、清战争：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部下利用“皆着乌拉滑子”的士兵和“炮驾爬犁”，驰援努尔哈赤被围困的墨尔根城，长途奔袭获得成功。滑冰技术在大清帝国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一定作用。努尔哈赤倡导的冰上娱乐活动为清代冰嬉“国俗”的形成起了奠基作用。据《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初二，努尔哈赤在盛京（今沈阳）附近的太子河上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冰上娱乐活动：“汗（努尔哈赤）率众福晋、八旗诸贝勒、福晋、蒙古诸贝勒、福晋、众汉官及官员之妻，至太子河冰上，玩赏踢球之戏。诸贝勒率随侍人等玩球二次之後，汗与众福晋坐於冰之中间，命於二边等距离跑之，先至者赏以金银，头等各二十两，二等各十两。……落後之十八名妇人，未得银，故每人赏银三两。……跑时摔倒於冰上者，汗观之大笑。遂杀牛羊，置席於冰上，筵宴……”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大汗亲自率队，参加人数众多，有男有女；活动内容主要是男子冰上踢球、女子冰上快跑；冰上跑步采取比赛形式，以金银作奖励，按成绩分等发奖，落后者也有赏银；比赛效果良好，“汗观之大笑”；赛后杀牛宰羊，设置宴席，以表庆贺和慰问。该活动与现代的冰上运动会已十分相似。到乾隆一朝，冰嬉正式成为“国俗”。乾隆帝称：“顺时陈国俗，择地试雄观”（乾隆《御制太液冰嬉诗十二韵》）；“国俗有冰嬉之典，……岁于冬至后举行，亲临阅赏”（乾隆《腊日观冰嬉因咏冰床》原注），冰嬉成为国家的一项庆典活动。从乾隆10年（1754年）起，冰嬉每年举行一次，终乾隆朝几无间断。乾隆退位后，嘉庆继续进行，直至道光，延续近百年。 2．2完备的制度 乾隆时期，冰嬉已经有了十分完备的机构与制度。清代专门设立了冰上运动的统帅机构，叫“冰鞋处”，长官为冰鞋大臣；专门进行冰上训练的兵种，叫“技勇冰鞋营”，隶属“键锐营”（清朝当时的特种部队）；士兵叫“冰鞋”，其饷银叫“冰鞋饷”；教练叫“冰鞋教习”。每年校阅期（十、冬、腊、正四个月），冰鞋处从键锐营选拔1600名优秀溜冰者，组成“技勇冰鞋营”，集中训练，届时参加冰嬉表演，接受皇帝校阅。校阅期过后，返回键锐营。“冰鞋处”类似于国家管理机构，“技勇冰鞋营”类似于国家集训队。关于冰嬉的制度，乾隆朝刊定的《皇朝文献通考》作了详细的记载：“冰戏，每岁十月咨取八旗及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处，每旗照定数各挑选善走冰者二百名，内务府预备冰鞋、行头、弓箭、毬架等项。至冬至后，驾幸瀛台等处，陈设冰嬉及较射天毬等伎。分兵丁为二翼，每翼头目十二名，服红、黄马褂，余俱服红、黄齐肩褂。射毬兵丁一百六十名，幼童四十名，俱服马褂、背小旗，按八旗各色，以次走冰、较射。陈伎毕，恩赏银两，头等三名各赏银十两，二等三名各赏银八两，三等三名各赏银六两，其余兵丁各赏银四两，俱由内务府广储司支给。”由上述文献可以看出清代冰嬉的大体规制：①活动时间：每年十月拣选人员，大约冬至后进行表演；②活动地点：在瀛台（后来还在五龙亭、阐福寺等处）；③参加人员：从每旗拣选善于滑冰者200人，总数至少1600人；④器具：包括冰鞋、行头、弓箭、毬架等，由内务府提供；⑤服装：翼的头目穿红、黄两种颜色的马褂，队员穿红、黄两种颜色的齐肩褂；射毬兵丁、幼童均穿马褂，背插小旗；⑥活动形式：主要包括走冰、较射天毬等；⑦奖励：按表现情况给予银两奖励，共分三等奖，每等奖励三名。凡参加的兵丁均有赏赐，奖励和赏赐所需银两，均由内务府支出。可见，清代冰嬉的管理、训练已常态化，所需物资、经费、人员均由国家承担。冰嬉成为一项国家主办、规制健全的大型冰上庆典、竞技活动。 2．3多样的形式 包括宫廷冰嬉在内，清代冰上运动的形式丰富多彩，争奇斗艳，部分形式与现代滑冰运动相似，有的技术与现代滑冰相比有过之无不及。清代冰上运动的形式大体上分为以下六种。 2．3．1抢等 所谓“抢等”，就是比试滑冰的快慢，争夺优等。吴振棫在《养吉斋丛录》中记载：“岁十二月，西苑三海层冰坚冱，于是择令辰，圣驾御冰床临观焉。……始曰‘抢等’。去上御之冰床二三里外，树大纛，众兵咸列。驾既御冰床，鸣一炮礟，树纛处亦鸣一礟应之。于是众兵驰而至御前，侍卫立冰上，‘抢等’者驰近御座，则牵而止之。至有先后，分头等二等，赏各有差。”参赛者穿冰鞋集体竞速，距离约1000－1500米，鸣炮后从起点（“树大纛”处）同时出发，按到达终点（“近御座”处）的先后顺序，分等级予以奖励。这就是我国古代的滑冰比赛，与现代的短道速滑极为相似。 2．3．2抢球 所谓“抢球”，就是两队士兵在冰上互相争抢皮球的游戏。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金海冰上作蹙鞠之戏，每队数十人，各有统领，分位而立，以革为毬，掷于空中，俟其将坠，群起而争之，以得者为胜。或此队之人将得，则彼队之人蹴之令远。欢腾驰逐，以便捷勇敢为能。将士用以习武。昔黄帝作蹙鞠之戏以练武，盖取遗意焉。”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冰上分队踢球游戏，以“便捷勇敢”为胜，目的是“用以习武”。这种冰上“蹙鞠之戏”来源于清朝入关前的“踢形头”游戏，是我国古代蹴鞠在冰上的新发展。 2．3．3转龙射球 “转龙射球”是在冰上集体编队滑行时进行射箭表演的一种活动。《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又继以转龙射球，走队时按八旗之色，以一人执小旗前导，二人执弓矢随于后。凡执旗者一二百人，执弓矢者倍之。盘旋曲折行冰上，远望之蜿蜒如龙。将近御座处设旌门，上悬一球，曰天球，下悬一球，曰地球。转龙之队疾趋至，一射天球，一射地球，中者赏。复折而出，由原路盘曲而归其队。其最后执旗者一幼童，若以为龙尾也。”从“盘旋曲折”“蜿蜒如龙”“一射天球”“按等行赏”等用词可以看出，这是一种集冰上滑行、队形变换、射箭比赛为一体的运动形式，是清代人冰上运动的又一大创造。 2．3．4摆山子 “摆山子”即集体进行的走队形、摆字表演，类似于今天的团体操。近人晋卿描写了“摆山子”：“御座前冰鞋大臣命旗一挥，响炮一鸣，则此两排百名‘冰鞋’，各循花纹内两线之隙地，沿径滑驰，一人左转，两队皆左转，一个向前翻身，两队皆翻身，伸腿张臂。五色战裙，上下掀腾，风驰电转，朱缨貂尾，左右荡摇。钢条所至，冰层刺刺作响，各个足下之威武铃，万事锵和，尤为奇观也。”左、右两队一百人，按事先画好的“万字锦”、“葫芦锦”等众多花纹组成的图形，在只能容下一人的纹线之间，整齐划一地表演燕子戏水、凤凰展翅、洞宾背剑、青龙回头、白虎摆尾等24种高难动作，无任何纷乱之状，其难度可想而知。这种冰上集体表演，其设计、技艺、阵势及整齐程度，让现代人叹为观止。 2．3．5打滑挞 “打滑挞”是宫中开展的一种从高处滑向低处的滑冰游戏。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记载：“禁中冬月，打滑挞。先汲水浇成冰山，高三四丈，莹滑无比。使勇健者着带猪皮履，其滑更甚，从顶上一直挺立而下，以到地不仆者为胜。”可以看出，滑冰者穿着带猪皮的鞋子，从三四丈的人造冰山“挺立而下”，快速滑行，“以到地不仆者为胜”，这是一种相当精彩、刺激的滑冰活动，参加者需要一定的胆量和高超的平衡能力。该活动类似于今天的高台滑雪。 2．3．6花样滑冰和冰上杂技 除了以上形式外，清代冰上运动还有类似现代的花样滑冰，以及滑冰与杂技的结合———冰上杂技。乾隆时宫廷画家张为邦等人绘制、现陈列于故宫博物院的《冰嬉图》，形象地展现了八旗的花样滑冰和冰上杂技。根据学者分析，《冰嬉图》中反映的花样滑冰主要包括大蠍子、金鸡独立、哪吒探海、双飞燕、千觔坠等。冰上杂技主要有缘竿、盘杠、飞叉、耍刀、使棒、弄幡等。表演者在竿上、杠上、肩上、臂上、掌上、冰上展示单双足直立、倒立、扯旗等高难技艺。肩上、臂上表演的人数，自一人以至三人，有儿童，也有成人。冰上杂技是滑冰技术与杂技技艺的完美结合，是清代人创造的一种新的运动形式，体现了我国古代体育文化技巧性、观赏性的特点。 3清代冰上运动精神文化 在清代，涌现了大量与冰雪运动有关的诗歌、绘画等文艺作品。诗歌如乾隆帝的《冰嬉赋》、永忠的《初试冰床》、李声振的《百戏竹枝词•蹋鞠》、李静山的《增补都门杂詠•冰鞋》等。绘画如金昆等人的《冰嬉图》、姚文瀚的《紫光阁赐宴图》、郎世宁等人的《弘历雪景行乐图》等。通过对这些文艺作品特别是相关诗赋的分析，可以了解当时人们对冰雪文化的认识，进而管窥我国古代冰雪运动文化所蕴含的的思想、观念与精神。 3．1清代冰上运动体现的浓厚功利色彩 古代北方冰天雪地的环境，一方面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不便，另一方面，人们根据冰雪的特性开发出冰雪的有益功能，为人类所用，这是人类冰雪运动文化所体现出的实用和功利色彩。首先，人们最早利用冰雪资源进行生产活动，如《新唐书》记载的拔野古人“乘木逐鹿冰上”。再如《津门杂记》记载，清代天津一带的“撑排者，例备皮袄一袭，无客则自衣御寒，有客则奉客铺垫。随地雇坐，其价甚廉，如去一二十里之遥，所费不过京蚨数十文而已。贫民食力于风天雪地中如此。”也就是说，冰床成为百姓谋生的工具。其次，人们利用冰雪资源，创造出许多交通运输工具，如冰床、狗车、爬犁等。这些是人们根据冰雪环境创造的十分快捷的运输工具，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第三，人们还把滑冰滑雪用于军事活动。如前述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部下利用“皆着乌拉滑子”的士兵和“炮驾爬犁”，长途奔袭获得了战争的胜利。再如，清代宫廷冬月在西苑太液池“陈冰嬉，习劳行赏，以简武事而修国俗。”“国俗有冰嬉之典……盖肄武习劳，不忘家法。”（乾隆《腊日观冰嬉因咏冰床》诗自注）“以阅武事”、“肄武习劳”表明清代的“冰嬉”具有鲜明的军事训练目的。 3．2清代冰上运动蕴含的祛害祈福情结 古代部分冰雪活动已经扎根民间，逐步已发展成为一种民俗事项。在冬季严寒的生活环境中，世居东北的满族人对冰雪向来拥有深厚的感情。清代满族妇女中流行着一种习俗———“轱辘冰”，又叫“滚冰”、“走白冰”。每年正月十六晚上，妇女们三五成群，手执灯笼，嬉笑着来到旷野。她们在冰雪上左右翻滚，口里诵唱着：“轱辘冰轱辘冰，腰不痛腿不疼”，“轱辘冰轱辘冰，身上轻一轻。”接着，在冰雪上戏闹取乐。该活动俗称为“脱晦气”，又叫“走百病”（“走白冰”的谐音），认为“轱辘冰”能滚走疾病和晦气，带来健康、运气。清人杨宾的《柳边纪略》载：“十六日，满洲妇女，群步平沙，曰‘走百病’，或连袂打滚，曰‘脱晦气’，入夜尤多。”揭示了这种习俗目的在于“脱晦气”，以“祛害祈福”为目的。关于“滚冰”，还有一则美丽的传说。据说独角龙之女与捕鱼青年产生爱情，独角龙一怒，发瘟疫惩治青年和村民。龙女托梦嘱咐青年和村民，正月十五晚上到冰面上打滚，就可以躲过瘟疫，结果十分灵验。全村百姓怕再遭报复，于每年正月十五都去冰面打滚，遂相沿成习。实际上，民间借“滚冰”为“滚病”的谐音，以祈求滚去疾病，延年益寿。这类滚冰走雪的习俗流传至今。在东北的部分城市和乡村，在江河湖泊、水井旁边等有冰和雪的地方，每到正月十五就有人参与这项运动。显然，这些冰雪运动蕴含着人们祛害祈福、追求安康的美好愿望。 3．3清代冰上运动寄托的太平治世理想 清代的冰上运动，特别是宫廷的冰嬉，封建统治者充当了重要角色。他们把冰嬉作为奖掖部下、弘扬国威、招待外宾的一种重要手段，以体现浩荡皇恩，提高国家凝聚力，实现太平治世的理想。首先，通过开展冰上运动，奖掖部下，显示皇恩，维护国家团结与稳定。前文已述，天命十年正月，努尔哈赤在盛京附近举行了一规模较大的冰上竞赛活动，对参赛官员的妻、福晋等均予以银两奖励，赛后还在冰上置筵宴以庆贺，笼络部属之意甚为明显。乾隆帝所作的与冰嬉有关的诗作，也多次表达了对部下的赏赐、恩施之意，如“勇者特旌，任者均赐。普被曰仁，有差曰义”（《冰嬉赋》）等。每年春节前在八旗中进行冰嬉比赛，成绩优异者给予特殊的奖励，叫做“有差曰义”，以示殊荣；所有参加冰嬉比赛的士兵都能得到适当的赏赐，使之过一个愉悦的新年，叫做“普被曰仁”，以示仁爱。乾隆之子嘉庆帝则明确指出：“冰嬉之制，藉习武以行赏赉，示嘉惠兵丁之至意。每岁冬月，简八旗子弟角艺液池，皇父亲御冰床，第其高下，以次颁赏，勇者特旌，余皆均赐。所以鼓励而激劝之者，即一较技间仰见仁至而义尽焉。”可见，冰嬉是校检八旗子弟冬季军事训练成果的重要方式之一。冰嬉比赛所取得的成绩，是对士兵论功行赏的主要依据。这种奖赏机制，既鼓舞了士兵在冬季艰苦训练中的士气，又笼络了人心，提高了凝聚力，对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政治作用。 其次，冰上运动常常被作为一种宣扬国威的礼宾仪式。一方面，冰嬉由清朝当时的特种部队“键锐营”中的“技勇冰鞋营”承担，代表着清朝军队的实力与水平。冰嬉表演的水平，当时的诗歌给予了揭示，如“拟议弦催箭，形容镜舞鸾”（乾隆《御制太液冰嬉诗十二韵》）、“闪如曳电，疾若奔星”（乾隆《冰嬉赋》）、“有时故意作敧侧，凌虚取势斜燕轻”（清•宝竹坡《冰鞋》）等。这些惊险、高超的冰上技艺，显示了清朝兵士的素质，展现了军容和国威。另一方面，冰嬉也是招待外宾的礼仪、庆典活动。乾隆53年（1788年）腊月，西苑举办冰嬉活动，特别邀请外国使节、边疆藩王及台湾高山族首领等观看，以共贺新春。乾隆皇帝即兴赋诗：“贺正近远毕来同，抚谕凭舆言语通。西北新藩称旧仆，东南捕鹿学宾鸿。冰嬉仍寓洁戌训，苑觐都怀奉朔衷。众喜康强颂四得，独深虔望昊恩蒙。”（乾隆《嘉平二十一日于西苑觐年班各部并台湾生番示以冰嬉》）诗中描写了“西北新藩称旧仆，东南捕鹿学宾鸿”的盛大外交场景，表达了前来恭贺新年的各族首领维护祖国统一的共同心愿，展现了康乾时期兵强马壮、国泰民安、四夷来朝的盛世景象。 4结语 以清代冰上运动为代表的我国古代冰雪运动文化，蕴涵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精神内涵，是具有优良品质与发展潜力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它曾以其经济、军事、政治等社会功能发挥着维系民族情感、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在国家积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力申办冬奥运以及大力发展体育产业的今天，传承和发展冰嬉等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作者：张宝强 陈彦 单位：咸阳师范学院 西安体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