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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论文 1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早在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西学,向西方寻求真理,并译介西方社会学著作的同时,有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平与救国救民思想的介绍和讨论也开始出现于中国思想界。1899年,《万国公报》4月号发表了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1919)节译的蔡尔康的《大同学》一文,提到近世学派中“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如德国之马客思”。这里的“马客思”即是Marx在我国的最早译名。[1]随后,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社会学说的介绍陆续出现在报章杂志和各类书刊。但这段时期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讨论还是零碎的。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瞿秋白、李达等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对以孔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论缺陷进行批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的历程。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准确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造性运用的重大成果。在1957年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系统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性质、特点、矛盾转化的可能性,以及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与发展,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奠定基础。邓小平社会学思想的理论优秀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形态方面,从宏观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学进行研究和论述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补课”论,为我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铺平了道路,而且还对我国改革开放、如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和全面的思考,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在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费孝通带领社会学学者开始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从而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推向新高潮。他主要从小城镇研究、家庭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发展研究等几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进程。 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展望 20世纪的最后30年间,全球政治格局进入了空前变动时期,现代世界体系面临着各种反体系力量的挑战。在当前社会实践发生结构性巨变的时期,理解并跟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展。当前世界和中国具有这样一些社会趋势: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更易形成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这些趋势表明,我们时代的社会实践结构正在或已经超越古典现代时期。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工程正是在这种极为特殊的宏观背景下展开的。[2] 这一时代性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考量。这类重大现象几乎都聚焦到一个问题上,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和当代形式。在这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视为许多复杂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基本分野。但是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与统一、冲突与整合的辩证思想,至今仍然是社会学理论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对于社会学来说,对立与协调、冲突与整合的研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对立和冲突之中寻求协调和整合,在协调和整合之中洞察对立和冲突;研究对立和冲突是为了促进协调和整合,反过来,探讨协调和整合是为了解决对立和冲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论对于把握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有着根本性意义,这本身也说明了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主要形态和形式。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新型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阶段,理念和思想是最为强大的利器。真正理解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是其本来意义,意味着把握了理解历史性转换的一个思维构架,使远大志向在实践向度上深入拓展。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以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社会学学说,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的社会学思想、社会学说,以及当代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所阐述的社会学理论和学说。本文梳理了马克思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论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学理论解释和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关键词:职业性别歧视 社会学理论 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摘要:职业性别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做了深入研究。职业性别歧视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政策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其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职责。 劳动力市场同样受“供需关系”的掌控,但现行中国显然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雇主的价值、偏好将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果。学者赵耀对雇主雇佣行为调查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坚持不选择女性,认为女性不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生育和照顾家庭会影响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调查者“同意”或“很同意”这种观点。还有部分对雇主对女性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工作内容和岗位变动的应变性表示担忧。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虽然每年的调查结果有所变动,总体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职业性别歧视,社会学以独特的视角弥补了经济学纯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释力。 一、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1.女性劳动就业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 2.个人偏见理论。该理论是由贝尔克(Becker)创立,是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建立的,用贝尔克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具有歧视的偏好”,那么他就乐于以某一群体替代另一群体并为此支付某种费用。他认为,这种偏见来自雇主、雇员、顾客三个方面。(1)雇主歧视。假设一些雇主对一部分人具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恶情绪,而与其技能无关。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对女性雇员抱有偏见,即使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他们也只愿雇佣男性,除非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到足以抵消对女性的偏见的程度,才会雇佣女性。(2)雇员歧视。这与工作职位的竞争、工作中的磨擦、人们对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等的认识的不同有关。例如,大多数白人对有色人种持有偏见,有些男性雇员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领导,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残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能够胜任。(3)顾客歧视。顾客有时对被服务的对象也会有偏见。如外科医生、机械工程师、司机顾客喜欢男性提供的服务;护士、导游、空中小姐,顾客喜欢女性提供的服务。 3.互动理论。斯坦福大学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释两性职业和报酬不平等的问题时提出这一理论,她认为,人们生活在互动的交往中,在求职、应聘、面试时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基于性别的显著差异,互动过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优于女性,更胜任工作的观念影响下,造成具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对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时,男性利用占据权威位置的机会,故意忽视或消除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评价职业报酬时,人们通常较少选择异性参照群体,更多的采用与同等任职资历的、同样性别的人相比较的方法。这种通行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社会网络的同性化和职业性别隔离。 4.激进女权主义的自行就业观点。激进女权主义从强调私生活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女性在社会劳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们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们提供的战略便是使女性与男性分离,鼓励女性去创建自己的产业,如商店、银行、企业、饭店、医院、书店等,以做到自行就业,免受社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二、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建设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女性就业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借鉴,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失业保险政策、职业介绍和指导政策、公共就业工程等政策。美国(“一揽子职业中心”)、法国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就业指导。很多发达国家积极介入女性就业,财政拨款补贴公立职业介绍所,为妇女就业和企业用人提供免费服务;大力兴办公共工程,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制订了明确的支持政策,这方面美国和欧盟都走在前列,取得显著成效。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我国社会需要制订《反就业歧视法》,依靠法律的强制来保证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实现同工同酬;当前,不少中小私营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不缴纳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五项保险的行为,严重损害女性劳动者,法律要制定细则予以纠正。第二,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家庭两大社会责任,女工生育保险应尽快转变为社会统筹,实现企业的成本向社会转移,由社会来承担妇女生育哺乳费用以及生育保险金。第三,应该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长期失业和下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级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帮助她们寻找就业机会,开展再就业服务,把保障和服务结合起来。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对象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女性从业人员,使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业女性的贫困状态能够得到缓解直至消除。 社会学理论论文:结构化现代性与全球化——试论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透视 论文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理论”大纲、“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研究,探讨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对他理论的某些偏颇,提出了质疑。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现代性;全球化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倡导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面对全球化,许多宏观社会学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伴随着这种呼声,各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理论也竞相登场,吉登斯结合其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分析紧密地连在一起,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维度在全球蔓延的结果,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中的时空要素的延伸机制将二者连结起来;吉登斯的这种全球化观,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转变论”。 本文试图系统评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他的理论有失偏颇的地方,也给予了几点相应的质疑。 一、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 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认识他的结构化理论之前,必须首先分析一下他的“双重解释学”——一种认识论,它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 1.“双重解释学”:它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双重解释学”的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和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关于“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2.结构、结构化、结构二重性、时空。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规则和资源,因为规则和资源本质上具有可转换性,所以在他的笔下,结构根本就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只是在人使用它们的时候才具有某种意义,这和帕森斯的相对稳定、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地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 为了让结构具有更强的伸缩性,解决日常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的构成问题,吉登斯将时空因素正式引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吉登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并未夸大这种能动性,他也认为,人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 3.行动、反思性、意外后果、区域化和例行化。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和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问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②,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了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4.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而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确进行了某种很有成效的理论综合,他敏锐地发现了位于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极的重大理论缺陷,可是他的理论综合最终化解了这种裂痕吗?①吉登斯回避了结构与能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主要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手进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二者是如何互动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吉登斯否认了外部客观世界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稳定性,那我们的外部世界又是从何而来,吉登斯似乎倾向于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时,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稳定性的“结构”的存在,那么他对现代性的几种制度维度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讲到)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结构性原则”或“结构性特征”能解释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那么这岂不是帕森斯的结构观的重现吗?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结构性原则”来代替原来的“结构”概念而已。②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他的理论的前后逻辑也存在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因此,吉登斯有没有解决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反思性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大纲之时,就试图融合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他的理论具体分析运用。吉登斯用制度反思性分析现代性,时空因素同时将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结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面貌凸现出来。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不过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他将反思性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特征,并且试图用反思性现代性来化解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现代性的断裂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吉登斯强调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是与他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即,要为解读现代性,特别是高度现代性,找到合适的理论思维支持,因此他在他的很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主流社会学的各种进化论思想。 2、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使用,日历在世界范围标准化,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了;与此同时空间与场所也出现了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空的分离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征符号,一类是专家系统。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3.多维度的现代性分析:作为对现代性的单一维度分析的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多维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或组织类型;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很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等,更重要的是间接的监督,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监督。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实现了在领土明确的边界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 4.现代性的后果:“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的改变。时空分离和脱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传统全面而快速地从现代生活中撤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不断被修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反思的中介,习俗和日常实践受到严重的改变,它们远离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场的抽离系统主导行动。同时,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地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主导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为主导的关系。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经济秩序的崩溃、生态的灾难性破坏、极权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爆发等。 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而且延伸到自我的优秀部位,带来自我认同的某些变化,“在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④自我反思也成为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指导和干涉。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大致解读,同样,笔者感觉到他的某些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们是:①将反思性的制度化看作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的特性似乎有点不妥,难道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反思性吗?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笔者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也有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的存在,这种区别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抽象系统的再生产在速度与强度方面优先于前现代社会。②对高度现代性的“断裂”特性的分析也有偏颇之处。依据吉登斯的社会变迁观,历史都是由一系列的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应该具有“断裂”性,既然如此,“断裂”也就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唯一特性了,历史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产物,而这很难解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③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中,吉登斯始终未对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进行分析,而这些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全球化不平等的扩大,这是事实,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也都扩大了。”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是从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起步的。他反对将历史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规律的推进结果,但是他将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是否也有重归进化论的嫌疑呢? 三、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吉登斯总结了两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一种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一种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前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之上,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及在世界的扩散,当欧洲的国家体系成熟起来,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彼此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迅速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种朝“一个世界”发展的运动;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仅仅涉及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把国家当作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关系。吉登斯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总结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吉登斯认为沃伦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吉登斯同样认为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正如其他一些学者指出来的,吉登斯将战争或暴力纳入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中,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将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触角伸向了更为直接和敏感的现实问题,使他的理论更具有立体感和现实感。 但是,他对全球化分析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们有下面几点:①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全球化”观点:从吉登斯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其全球化思路与现代性分析一脉相承的风格,甚至可以说他的全球化分析其实还是他的晚期现代性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吉登斯特别指出对现代性的分析是具有国别指向的,是以欧洲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思路,在这种分析范围上,他关于现代性本质特征的描述方面,我们还能接受,但是将一个范围有限的研究思路简单地推及到全球范围,有简单复制的嫌疑。②“民族国家中心论”范式的局限性:与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一样,吉登斯全球化的制度维度也包含了民族国家体系,将民族国家视为分析单元,他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如下假定基础上的:新独立的国家将开始某种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将经历欧洲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道路,并且全球化没有改变和超越民族国家体系。但是,全球化社会正在出现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过程的跨国化、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和某种“全球文化”,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新现象,西方国家以外的社会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来重新孕育现在的标准化民族国家,而很多学者也指出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特定的组合。 吉登斯关于全球化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大都是直接对应于对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围绕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概念,能否解释性质上属跨国现实和全球化现实的语汇,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比如属于民族国家的范畴的概念:主权、监控等,能用来对现在受到广泛关注的网络社会的分析吗?3.关于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吉登斯在《现代性后果》一书中,对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有简要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是:通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各种文化事实在全球化范围有了流通和透明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具体分析全球化会对文化的各种特质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冲击,比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全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使得他对全球化的分析显得很不完整,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软”的环境在很多时候都会影响甚至制约“硬”的制度方面。罗兰.罗伯森指出:“从特定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指的是不同生活形式得以结合;这一点无法通过简单主张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而准确把握,……在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中,文明的、社会性的、民族的、地区的、甚至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有所增强” 社会学理论论文:社会学理论的优秀主题及其古典传统的创新——兼论社会学理论中“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建立 内容提要: 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其理论研究的优秀主题与根本使命就体现为以“现代社会”为范本进行“现代性方案”的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推进。然而,随着当代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新的社会转型,并由此深刻地影响到了一贯以反映社会现实变化为特征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传统上。社会学要理解全球化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并对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就必须重新反思传统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在整合已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实现理论传统的重建与创新。 关键词: 现代性 全球化 研究范式 社会学理论 一、现代性: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优秀主题及其危机 笔者曾在《逻辑起点与优秀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现代性议题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社会学理论演进历史的系统梳理与考察,论证了作为现代性产物之一的社会学,其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是现代性。不仅如此,从其诞生之时起,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命运就与现代性紧紧拴在一起了。无论是古典社会学阶段,还是现代社会学或当代社会学研究阶段,其理论建设和目标取向的主旨都是围绕着现代性而展开的,其优秀主题与根本使命实际上都体现在建设现代性和推进现代化这一大的主题范围内。[i] 因此,围绕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这一优秀主题,从社会学诞生之时起,古典社会学理论中便产生了一连串的对现代性内涵不大一致的定义,最典型的如有马克思(K.Marx)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涂尔干(E.Durkheim)通过有机团结的定义、韦伯(M.Weber)通过对合理化的定义来理解现代性的主要内涵,[ii]而且每一个定义又都是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联系在一起的,如生产方式(马克思)、劳动分工(涂尔干)、理性化的多样性(韦伯),同时还包含了一系列方法论类型与分析方法:社会关系(马克思)、社会事实(涂尔干)、社会行动(韦伯)[iii]。上述三种对现代性富有代表性的不同界定中,恰恰代表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大传统,即批判主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理论传统。而且,从社会学理论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实际上一直是处于批判主义、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三种不同传统的张力之中。[iv]一方面,它注重对研究现象作实证的、经验主义的考察与分析,强调的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注重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探究。另一方面它又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强调的是人文主义、阐释主义的传统,关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v]而与此同时,它又意识到了任何研究都要受到一定政治、文化、性别和社会阶层的影响,注意研究中的权力关系以及研究对知识建构和社会改革的重要作用,因此,它同时又具有一种后现代式的社会批判意识,强调一种强烈的价值介入。[vi]毫无疑问,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向上的这一长期存在的分裂与对立的紧张局面业已造成了社会学领域内在“实质性”理论建构、具体的研究程序乃至学术共同体从业人员中潜在的或明显的分裂。尤其在当代,这一局面又与社会学知识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论题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更为错综复杂的情势。[vii] 但是,回归到整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优秀主题之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三种不同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尽管在形式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在最为本质的价值取向上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以现代性的内涵为坐标,以现代化的实践为尺度,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知识体系(无论是古典社会学、现代社会学还是当代社会学)在理论建构与目标取向上始终没有摆脱过建设“现代性”与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其所遵循的实际上都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基础之上的一种以西方中心论、民族国家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主要学术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而且,这种研究范式的优秀内容与方法在社会学理论的古典时期就已经基本上得以确立了。比如,从古典社会学开始,社会学就已基本确立了“秩序”、“进步”和“理性”这一现代社会最为优秀的价值主题,总是想为现代化实践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理论模型,并从社会之外对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各种制度、关系进行描绘、解释和说明(这一研究取向和传统可以说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古典社会学理论中的这种对现代性的论述以及基本理论的建构,虽然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研究在社会学理论中已趋完善,但它至少确立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优秀主题,并为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方向。 尽管人类对自身活动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及其后果的思考,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系统考察和论述的却是启蒙运动以后的事。社会自人类有群居生活起即已存在,社会思想也随此而产生,但社会学作为一种全面、系统研究现代社会的知识系统则到19世纪后才得以产生的。[viii]古典社会学体系中研究领域的形成、研究主题的选择以及适用方法论的发展都是以分析现代社会现象并赋予社会秩序,提供管理生活与理性控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技术为其目标取向的。古典社会学理论正是靠这些广泛的概念和预设,而在“现代性建设”和“现代化实践”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拥有“合法性”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社会学理论所开创的理论传统虽然在形式上曾被不同时期的社会学家吸收、借用或更新,但在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性的超越与创新。 现代性与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结合所产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意味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优秀主题,而且也从总体上规范了社会学理论研究所要运用的理论、方法以及价值取向。大凡现代性与现代化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如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人类主体中心论以及形形色色的二元对立等)也多半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品质和特色,同样现代性自身所具有的潜在危机也演变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潜在危机。[ix]尤其在新的社会转型之下,伴随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危机的日益显露和严重化,社会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也越来越大。正如现代性的危机只能用超越现代性的方式来解决一样,滞留于现代化研究范式之上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也只能用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方式来予以解决。 二、全球化:新的社会转型及其对现代性的超越 在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变化莫过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笔者称之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三次社会转型[x])。这次新的社会转型与现代性之间具有天然的紧密关系。正如吉登斯(A.Giddens)所指出的,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这在现代制度的大多数基本特性方面,特别是在这些制度的脱域与反思方面表现的犹为明显[xi]。从大约17世纪起,欧洲开始在思想意识、军事力量、航海技术和经济发展等方面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欧洲社会的这种惊人转型促使它把新的制度传播到全球各地,并且引发了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一种新现象,这正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逻辑起点[xii]。现代性的这种全球化趋势,本身就在其动力机制之中,时空的重组、抽离化机制和现代性的反思性都内在地具有扩张的趋势。因此,我们应该根据时空的延伸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的漫长变迁之间的发展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化蔓延。[xiii] 毫无疑问,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并让我们看到一个越来越有“共性”的现代性的涌现,即西方现代性或启蒙方案已在全世界许多地方获得体现。但是,现代性从其全球化的倾向来看,并不是一种特别的西化之物,因为无论是现代性的激进化还是社会生活的全球化都决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过程。当然,如果把“现代性”仅仅看作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状态,那么“全球化”则更像一种“理想类型”的概念,它不是指一种人类社会的终极状态,而是指一种不断变化的整体化趋势。在民族国家阶段,“现代性”与广义的“全球化”具有某种重合之处,即“现代性”的扩张过程实际上就是全球的现代化过程。但是,当“现代性”在某些国家得以成熟并获得充分体现之后,也就是在某些民族国家完成现代化以后,其所面对的可能主要不再是一个“现代性”与“现代化”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已经被加深化了的现代性的“全球化”问题[xiv]。犹如现代性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社会现实一样,全球化也正在改变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时至今日,现代性的近期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整体化方面,而且解构了秩序、进步、理性这些启蒙时代形成的经典信条,代之以机会、风险和更多的偶然性。因此,更准确地说,全球化进程现在并没有扩大现代性,而是成了其转变的加速器。而全球化本身“在许多方面不仅是新的,而且是革命性的”,它将“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xv]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现代性”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或“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况且,“现代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整体,那么对现代性制度做出多种反应就是可能的。事实也是如此,各种“超越”现代性的运动已经在全球体系中出现了。同时,现代性的全球化后果也不仅仅体现在它的影响之上,而且也体现在知识的反思性上,这种反思性对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新的社会转型也在不断加速,其中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正在变得日益跨国化和全球化,这使得一贯以宏观研究而称著的古典社会学理论传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正如费舍斯通(M. Featherstone)所指出的,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使得古典社会学理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无力解释新现象、新问题。古典社会学传统由于把社会等同于有边界的民族国家而无法全面理解全球化问题;现代化理论则由于长期使文化依附于结构性发展,并搁置了文化与能动者(agency)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对全球化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xvi]。那些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形成的社会学(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中的一系列概念体系、理论观点再也难以解释新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全球性现象了。社会学理论缺乏探讨跨国实践(transnational practices)和全球现实的语汇,人们继续依赖与民族国家相应的传统社会学术语、概念和经验数据,使社会学理论在全球化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因此,要理解全球化对现代性的超越及其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就必须对新的全球化时代和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并通过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把握新时代的本质。[xvii]因为理论作为对社会现实的反思性、推论性建构,它应该具有在指出过去的潜势并设想可供选择的未来的基础上,解读社会现实的特性。其实,一种社会学理论能否提供引导去进行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不全然在于此理论能否提供一个程序和规则,使之符合实证主义的“可重复性”与“可验证性”等原则,而也应该取决于此理论能否把抽象的理论转化成较为具体的架构,给研究者提供指引,把他要研究的对象概念化。主流社会学理论(即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失误就在于它从不同的理论基准出发去批评非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的有效性,因而忽视了深层理解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意义。[xviii] 其实,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展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也并不是要试图在当今庞大的全球化研究领域中创造出一种更宏观的社会学理论,并建立起所谓的全球化社会学(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体系,而主要是从反思传统社会学理论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出发,面对全球化所改变的社会学理论赖以立足的现实基础,探讨社会学理论该如何在理论和方法上应对这种变化,以建立起一种能够足够适应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社会学理论层面上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当前发生在社会世界中的社会转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在促使社会学反思的同时,也提出了社会学重新定位的要求。如果说过去几年来社会学知识的衰退是不够确切的,那么,为了应对社会世界的这种变化,社会学家当然要建构出新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模型来说明这一切。[xix] 三、全球化研究范式:社会学理论传统的重构与创新 当代全球化趋势的研究表明,我们应更加以积极的方式来检讨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工具及环境,以充分回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全球化不仅迫使现代人去反思其生活形式的转变,而且也同样促使学者去斟酌其研究范式的转变,两者都面临同等的焦虑与压力。其实,完整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本身就应该包括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等不同层次,不应像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那样只注重前面几个层次而忽略了全球层次的研究。今天,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与其它学科一样,社会学理论需要迅速地扩展它的地理和智识(intellectual)边界,即承认地方社区和民族社会的本质属性正面临着全球范围内深刻变迁的巨大挑战,而对这种挑战直接反映的结果就是要在重建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以适应新的社会转型的需要。 那么,如何实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创新呢?近20年来,各种对既存社会学理论传统进行多元综合的做法越来越多,其中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大致包括以下四种。一是重建。即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吸取其他理论的益处,重新构建原来的理论,使之更加完善。如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和多向度社会学(multidimensional sociology)、费恩(C.Fine)的新符号互动论、库克(S.Cook)的新交换理论等等。二是扩展。即扩展原有理论的传统界限,向新的领域发展。如文化社会学出现了从阐释学解释向社会学调查转变的动向,常人方法学也突破了仅仅分析日常生活的对话和互动的局限,将其领域扩大到分析社会制度、结构与个人的关系等主流社会学理论所关心的问题上。三是联结。即寻求某种途径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结构与行动等不同层次、领域的现象联结起来。如科尔曼(J.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就提出了以微观层次为基础建立起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理论途径,而亚历山大则主张以宏观层次为出发点来寻求微观与宏观的联结。埃利亚斯(N.Elias)的“构型社会学”或“过程社会学”也是将微观层次的个人行为与宏观层次的国家联结起来进行分析的典范。四是整合。即试图以超越“重建”、“扩展”、“联结”的辩证综合方式,来创立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语言,以整合了的理论来认识或重新解释曾被忽略、歪曲了的多维而完整的社会现实[xx]。如瑞泽尔(G.Ritzer)提出的社会学元理论化(sociological metatheorizing)就是对社会学多重范式的整合,[xxi]还有诸如女性主义社会学、后现代社会学等各种批判的社会理论(critical social theory)的兴起,其不仅整合了传统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种思潮,而且还充分吸取了政治学、人类学、历史研究、法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等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从而在整体上促使了批判理论从社会学理论视野转向了社会理论领域。[xxii] 通过对社会学理论发展史的系统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趋向总体说来是其研究范式的变迁,或者说是其方法论体系的变迁,而这种变迁的动力则来自其研究范式的分化与整合。社会学作为一门对社会实践和现实的结构关系与运行状态的理性反思的科学,理所当然地是随着社会现实的转型而不断变化的。由此,社会学研究者的理论视野、研究范式等等都应当随之而不断发展和调整,只有这样,社会学才能体现出其本身的学术活力及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在21世纪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领域中,笔者认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将逐步得到确立。这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整合的结果,它表明了社会学理论正处于一个解构已有的研究范式、重构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文化和知识境况中。正如当今社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一样,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也正处于其历史发展的转型期中。在这个转型期中,社会学理论面临着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境况。社会学是否有更辉煌前景,社会学理论是否比以往更有效力,就看我们是否能够不仅在理论视野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不仅在战略眼光上,而且在实际运作中能够适应社会学本身的发展逻辑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在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这种适应全球化趋势和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全球化研究范式”将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征: 一是“全球化研究范式”首先意味着对传统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超越与扬弃。以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各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与冲突,使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局限在一个个有限的民族国家之中,无法阐释和说明在全球层次上出现的大量跨国事实,而且在实践上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及人类内部的冲突、斗争、彼此消解的紧张状态,使不同主体处于严重的对立之中,从而给社会学理论研究带来了自身难以克服的危机。而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将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突破现代化发展内涵的“单一性”和指导思想的“非人化”所导致的“发展悲剧”,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和谐发展观,为社会学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支撑。 二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所体现的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其视野是一种多学科渗透和融合的学术视野。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特征就是知识交叉、信息爆炸、传播迅速,并构成了一个在学科上融合渗透、在时空上交叉蔓延的立体化、全球化知识语境,这就要求社会学理论研究者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调整自己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自己的思想深度。随着全球性社会和知识社会的大力发展,人类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和人类对自我生存意识的深化,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视界日益走向融合,更多的社会科学家开始认同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社会学家也逐渐放弃对绝对理念的追寻,日益表现出对其它知识的尊重。“全球化研究范式”特征显示出一个融合各种学科优势的知识时代即将出现。因此,社会学理论研究者就不能固步自封,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应该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拓深自己的思想维度,多一分知识的维度和多一点思想的深度更有利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有利于社会学理论整体性思维方式和多元价值取向的形成与确立。 三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表明了以往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些传统的研究对象和命题日益走向式微,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需要进行时代性的转型和变革。在过去,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是一些普遍主义的东西,企图以绝对、普遍的宏大理论框架来指导自己的经验研究。实际上,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主义的真理性和有效性都是极为有限的。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越来越显示,社会学理论应该从普遍主义的理念转向人所生存于其间的社会现实和个体化的人类存在,应该将宏观架构与微观事件、客观环境与主观行动结合起来,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本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所以,社会学理论研究在当今的发展更向具体实在的社会现实开放,实践性的社会现实始终是社会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点,多一点现实的关注,多一点实践的眼光更能使社会学理论充满发展的活力。 四是“全球化研究范式”更加重视本土化社会现实的研究。“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给社会学理论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社会学理论中具有权威性的许多经典命题不再是经典命题,那种囊括宇宙、贯通历史、解释一切也决定一切的真理意识不再成为社会学理论的主要目标。社会学理论一方面应具有世界性、全球性的思想眼光和知识视界,另一方面也应当立足于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的研究策略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口号,这正体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视野、研究对象和研究意识的转变。“重视理论研究,加强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策略也正在我们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兴起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给我们提供宽广深厚的学术视野,而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则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具有更明确的目标和更强烈的现实色彩,同时也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更具有实践的操作性、理论的开放性和学科的建设性。 五是“全球化研究范式”中各种“后学”(如后工业、后现代、后殖民、后马克思主义、后资本主义等)的出现弥补了传统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不足,也从一个方面大大丰富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内涵。全球化中各种“后学”词语的大量涌现已经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理论是一种终结,而更多的是一种开放性的重构,一种解构中的重构。当代社会学理论多元发展的事实预示着,社会学理论的地位不是越来越失去它的地位和作用,恰恰相反,它的地位和价值将日益显著,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随着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事业,社会学理论是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把社会学看作是一种发展性和开放性的事业,多一点发展和开放的眼光是极为必要的。 由此看来,我们必须从全球化趋势的客观事实出发,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动态而多维的社会现实,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全球化研究范式”。这其中包含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的统一,而这个统一的基础就是古典社会学理论家马克思所一再强调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正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个人与社会才得到体现,个人特征与社会特征才得到反映,也正是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才得以联结起来,双方的互动才成为可能,才在社会活动系统的整体中统一起来。如果我们把“宏观社会-微观个体”、“客观环境-主观认知”作为两对具有连续统(continuum)特征的坐标两极的理想类型,并以瑞泽尔已划分的三种社会学范式(即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作为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研究范式”不仅将具有整合这三种基本社会学研究范式的重要特点,而且,还能够较好地概括和包容“社会批判范式”的内容,因为不同研究范式实际上只是社会现实完整结构中的不同侧面而已。[xxiii] 总之,作为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社会行为范式和社会批判范式的多元整合,“全球化研究范式”实际上能够在纵向上整合从微观个体到最宏观的全球社会的所有层次的研究对象,在横向上整合从主观心理到客观环境的所有领域的研究。而“微观—宏观”、“主观—客观”又是两个不同维度上的动态连续体,它们能从纵横两个坐标维度囊括人类社会所有方面的所有行为,具有较强的融合性、开放性和动态性。因此,在具体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过程中,我们应该同时去理解社会与个体,使微观与宏观研究互补、主观与客观解释相互验证,从而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范式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和解释力。无论社会学理论家是否愿意,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理论的传统研究对象和能够运用的研究范式都将在“纵”、“横”两个方面得以深化和拓展。[xxiv]全球化及其所带来新的社会转型并不是让社会学理论走上终结的道路,而是给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前景,社会学理论的古典传统也将在整合以往研究范式和吸收新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迈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化的新时代。 。 社会学理论论文: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及其整合 内容提要: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范式的学科,但是它却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快速变化的种种社会现象。因此,其理论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摆脱彼此对立的范式危机并较好地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而这无疑需要对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范式进行整合发展。 关键词: 社会学理论 研究范式 全球化 一、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及其危机 范式(paradigm)的概念自1962年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提出来以后,已成为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按照库恩的论述,范式是由从事某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家们在这一学科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其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尤其是通过研究实践中的范例(examples)即“一组标准事例”来理解的共同约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二是共有的信念;三是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i]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观察对象、收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的过程。范式并不能等同于理论本身或科学的逻辑,[ii]而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在实际生活里,还是在认知逻辑上,范式都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围绕着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iii]没有范式,科学研究的语言游戏也就无从进行,我们只有依靠范式,才能确定各种事物或社会现象之间的共通或类似之处,并对循此而行的日常活动做出规定。[iv] 虽然库恩有关“范式”的这个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在对自然科学史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但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借用十分广泛,并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有关范式的大论战,以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来进行反省和审视。[v ]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其中包括社会学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所研究主题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观察和调查而对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然而,对社会学理论中是否存在多重范式的问题,社会学界似乎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是一种范式的科学,如在社会学的初创和发展阶段,绝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是以所谓“主体—客体”、“个体—整体”、“宏观—微观”等二元叙事为主题来研究传统社会是如何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多重范式(multi-paradigm)的科学,如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G.Rizter)根据指导社会学分析的元理论视角(the meta-theoretical perspective),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学范式: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范式、社会定义(social definition)范式和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范式,而且这三种范式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其关系是并列的,因而由它们引导出来的研究主题——社会事实、社会定义、社会行为——不仅没有优劣之分,而且都是构成完整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社会学多维研究中的一种,只是其选择的侧重点不同罢了。[vi]任何强调一个维度、一种范式的研究都有以偏概全之嫌,都不能达成对社会现实的有效分析。 尤其是作为社会学理论主流形态的实证主义范式排除一切主体性和意义、价值问题,不仅造成了人性的危机,也造成了科学自身的危机。[vii]库恩曾指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是要通过现在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的,但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viii]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之间做出的选择不能仅仅依赖于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基本准则,更在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共同范式,包括研究方法、理论传统、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综合因素。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变只是信念的转变,它是不能通过逻辑方式得以证明的,只有通过“说服的技巧”来达到,因为并不存在一套不同范式之间互相信服的客观充分的“元标准”。[ix]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这种范式分化与对立不仅造成了社会学理论范式难以消除的危机,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学陷入了混乱的局面。 但笔者认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主要不在于学科体系内部研究范式间的这种分化与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内部的这种分化局面不仅不妨碍社会学自身的发展,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促成了社会学的多样性),而是在于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无法从整体上解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一种理论范式中找到对现实社会的满意解释。也许社会学理论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由范式危机所带来的理论方法如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问题,而其中表现出来的关键问题又是社会学理论如何将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如果社会学家把自己作为可以解决任何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圣人”,那么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社会学理论至今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对象是多变的,而研究领域几乎是没有任何界限。尽管,新一代的社会学者所受到的学科训练中关于社会学的知识非常之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问是干什么的可能并不知道,这或许正是社会学五花八门的原因。一些没有受过一天社会学训练的人,只要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名称上贴上社会学的标签,便成了社会学家了。的确如此,我们回顾一下社会学160多年的发展史,社会学有知道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吗?如果一门学科始终无法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共识,那么,它的发展趋势就会变得非常模糊。 在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着许多范式的竞争: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宏观研究范式、微观研究范式;系统范式、冲突范式[x]等等。虽然这些范式是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的,但它们却是混杂在一起的。混杂的结果是无法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所以也才有社会学家难以取得一致的埋怨,这种范式混乱和范式过多的结果势必会造成社会学理论的无所适从。而导致这种范式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筹划不足,而是由于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及其主题的快速转换造成的,尤其在当今的全球化条件下,如果社会学理论还满足于以往现代化条件下形成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那么它将难以向前发展了。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长期以来的社会学理论危机虽然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却更加变得危险。因此,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对诸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主观研究与客观研究、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个体主义研究与整体主义研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多重研究范式实现整合,似乎将成为社会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社会学理论如果不再在全球化和新的社会转型中寻求出路,社会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学恐怕都将面临不亚于灭顶之灾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如果社会学理论既不能解释现实,又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也不能对现实的发展起到真实的批判与指导作用,那么,还要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家作什么? 二、多重范式的整合及其社会学意义 社会学理论中不仅存在有多重范式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学理论的不断丰富,范式变迁和范式的整合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其实,这一问题在库恩和瑞泽尔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库恩早就指出,学科内不同研究范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门学科成长及发展的表现,一个范式的学术发展,不会停留不定,它的生命是一种蜕变和更新的过程。在学科本身发展历程中会出现种种危机,由此也便会推新出新的理论与范式的诞生。因为任何理论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地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的,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就是范式变迁。[xi]而范式的变迁必然伴随着范式的整合,尤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企图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建立一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几乎是不大可能的。瑞泽尔的三种范式,在社会学理论认识上都有其合理内容,但又都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尤其在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现实社会中,三种范式对社会学理论认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不从每一种范式中吸取有益的方面,社会现实的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xii]因此,范式整合将成为当今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 首先,反映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从逻辑上来看,社会学之所以具有了独立性,是由于社会学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了社会现象是什么?即力图把社会规律逻辑地表达出来;二是对社会是什么进行为什么的解释,即力图把社会现实逻辑地表达出来。前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科学的抽象系统,后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解释系统,只有在具备了这两个系统之后,社会学才得以独立,而且科学的抽象系统居于社会科学方法系统的优秀地位。[xiii]社会学对社会的作用就在于它的能动作用,在于对实践的指导和解释作用,而这个作用离不开社会学方法上的抽象系统和解释系统的科学性。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现实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准确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实践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在社会实践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社会学理论显示出了它的无能为力,对诸如全球化、信息化等大量的社会新现象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各种解释不断出现于现代传媒,但是都有隔靴搔痒之嫌。这种状况的出现,使人们感到社会学理论的无用,现实社会学理论只是一种“空谈”。于是,人们就很容易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只具有事后的解释性的东西(即只看到其解释系统),而忽略其抽象系统的功能。 因此,对社会学理论的科学认识仍然要从社会学的两大系统的关系中去寻求,居于优秀的抽象系统是对社会现实大量纷繁的事物和事件进行认识的工具,每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加工、分析和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些结论如果存在逻辑上的强相关关系,就融合成为一种理论。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抽象系统可以作用于各式各样的具体情境,是“信任”的延伸。[xiv]但是,抽象系统完成的这种理论只是对实践的阶段性的理性认识,它并未终结实践,所以在一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会出现理论无法解释实践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抛弃理论本身,而是要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用更进步、更科学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再抽象,从而使理论得到提升,得到充实和更新。也就是说,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时候,不是不需要理论,也不是社会学理论无用,而是更加需要理论。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方法上的,或者是现实的阶段性的复杂使抽象系统发生了迷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对抽象系统进行反思,从而重构社会学方法的抽象系统,以使其能够得到更新,进行科学的再抽象,给实践以满意的解释,并在实践得到解释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给实践以指导。 但是,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和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对立,而且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传统长期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其实,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推崇的因果性说明与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提倡的意义性理解并非永远没有结合点,意义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虽属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但在社会认识上两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理解涉及到如何把握社会现象,而因果性关系则属于说明的逻辑结构,两者都有利于对社会现实的完整把握。因此,可以说,意义性理解是社会现象成为可能的条件,而因果性说明则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成为客观的科学知识之条件。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必将会获得更大、更多的发展空间,因为对一种未定的、难以验证或无法进行经验分析的社会发展趋势(如全球化趋势)的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一个致命弱点。[xv]但我们又不能因此完全拒弃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笔者不赞成过分贬低实证主义的倾向,因为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多样化的,我们很难用一种方法就能分析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点,同时每一种理论与方法都能为理解这个社会提供一把钥匙,我们没有理由用一种研究方法或理论去贬斥另一种方法或理论。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存在。正如波普尔(K.Popper)指出的,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xvi]因此,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研究范式的整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必将成为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其次,反映在社会学理论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就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运动,并形成了一种与帕森斯学派曾达到的“一元综合”态势完全不同的“多元综合”态势,这主要包括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科尔曼(J.S.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如在当今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理论之一的新功能主义,就是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 的基本特征和对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双向批判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冲突理论、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交换理论、批判理论等不同学派的研究主题及其思想观点,并将他们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具有“多维性质”的综合性一般理论。社会学理论的这种新的综合趋势,不仅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理论范式的整合,而且把范式整合推向了更深层次,从而使范式整合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其实,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整合本身就是一体的,它们都导源于社会实践的变革。而当今最富影响、最深入的社会变革莫过于全球化及其衍生结果。全球化不仅在一切社会领域型塑(shape)出一种新的形态,而且在社会理论层面将直接导致一种新的“全球化研究范式”的产生,使以“现代化研究范式”为优秀的古典与现代社会学开始转向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主体的后现代或当代社会学。因为理论首先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方法则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社会实践的变化会引起新的理论的产生,而这种新理论的产生首先得益于方法上的创新,它是在具体方法的指导下通过人类不断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同时,新理论的形成反过来又指导和约束着研究方法。因此,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实际上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们共同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中。 现代社会学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之所以存在危机是因为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处在变革过程中,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知识工具和新的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它。迄今为止,构成社会学优秀的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强调了现代性及其发展的思想并趋向于把社会的形成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Alain Touraine)所指出的:“无论从哪一点上说,现在流行的有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想象都已大大地丧失了其说明的价值,人们不再认为社会的进步或发展会趋向于现代西方的主导地位之确立,因为现在更强调的是稳定而不是变革,更强调所谓传统文化丰富的多样性,而不是现代文明日趋贫乏的同质性”。[xvii]当然,上述所说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并不是无所不包的,它也并不意味着后现代阶段或全球化社会的来临,相反,恰恰是全球化的思想被大多数社会学家看作既是超现代化的又是现展理论的一部分。现代性的危机既不是全部也不是最后,它仍然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尽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们已无法搬用那些社会进化论的概念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这种理性化过程已成为社会学理论争议的热点,人们把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分裂和解组、与文化多元性的销蚀并与精神和生态的受损联系起来了。 由此看来,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整合趋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以及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中进行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既然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用一种或某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去研究全球化这样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全球化这个研究主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要打破长期以来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范式,并把实证、描述的方法与人文的、理解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真正整合。既要能合理、恰当地解释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又要能准确、客观地把握它的发展态势。因为描述和解释、实证和理解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所谓经验描述必然包涵着解释,而解释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描述,实证也需要用观察来检验假设,而这个检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认同的过程。[xviii]因此,面对全球化的滚滚热浪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学理论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还必须对此加以认真研究,这无疑需要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与变革(即范式整合),而这种创新与变革的重任也无疑要落到我们这一代有幸融入并亲身感受全球化的学人身上。 社会学理论论文:试析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三人谈——关于加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理论 理论建设 理论思维 理论建构 论文摘要:对于如何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郑杭生认为,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的变革,社会在要求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界应当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刘少杰分析了经验描述社会学方法的形成过程及局限性,肯定了费孝通所创建的重视经验考察,同时又不忽视理论概括的社区人类学研究,认为应当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提升到理论思维的层面上。谢立中从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中,分析了五个具有明显理论自觉的研究范式或框架式理论雏形,认为这些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学“重经验、轻理论”的实用型面貌。 中国社会学兴起于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成长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之中,其学术发展和自身建设遭到了各种无法回避的冲击,于是,急于使中国社会摆脱困境的社会学研究,往往来不及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作出理论概括,便被卷入新的社会矛盾或社会冲突之中;引用或借鉴国外现成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常常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方便形式与快捷途径。特别是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美国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简单移植,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研究轻视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的经验化倾向。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曾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思考。 中国社会学自其发端之日起,不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热切地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以深刻的学术思考去建构对中华民族乃至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社会学理论。譬如,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论、严复的合群进化论、梁启超的化育新民论,以及、李达和等人阐述的历史发展理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等等,都是对世人产生强烈震撼、引起中华民族反省自强、掀开中国历史新篇章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以及孙本文、吴景超、陈序经等人的思想观点,在理论社会学的研究与建构方面都有重要的创新性贡献。正是这些社会学家立足中国社会实际,汲取古今中外的社会学理论成果,创造了内容丰富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使得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之林中争得了立足之地,并启发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去深入思考。 如今,中国社会学重建已经二十多年了,尽管我们开展了大量实地调查和经验研究,翻泽了许多国外社会学新近学术成果,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分化、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等重大现实问题上作出了一些原创性的理论概括。但相对于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对于国外社会学研究层出不穷的崭新理论成果,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表现出日渐明显的不足。 第一,对中国古代、近现代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理论挖掘和总结不够。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思考,先秦以来卷帙浩繁的中华经典文献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深入研究这些思想理论,不仅可以了解中国社会变迁和文化传统衍化的历史,而且对于了解蕴涵在今天现实中的很多深层因素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不仅没有编写出一部充分反映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或社会理论的著作,而且对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的总结整理工作也开展得很有限。 第二,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评介和研究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受简单化的实证社会学观念限制,我们通常把研究和介绍国外社会学的理论视野,限制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范围内,而把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的欧陆社会学理论称为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排斥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之外,把某些引入的国外社会学理论不加分析地应用于我们的经验研究中,导致某些经验研究成为国外社会理论观点的简单证明。这样一来,既降低了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水平,也限制了对不断创新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理解。 第三,把社会学简单地解释为经验学科,以为只要开展经验观察和事实描述就是在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或忽视理论概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生的社会学理解。而某些学术杂志却以此来决定稿件的取舍,在论文的评审中以此来决定分数的高低,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界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及其表达的严重失衡。这种观念和行为导致中国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很多表层化、平庸化现象。例如,课题立项多,理论成果少;经验事实描述多,深人分析少;热点问题多,学术积累少。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能够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上,那种仅仅进行经验研究而不上升为理论概括的研究,不能被视为规范的深人的社会学研究,这一观点早已为中外经典社会学家所充分论述。 第四,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其历史的深人研究。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展开的理论视野、思想内容和方法原则,毫不逊色于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等其他社会学传统。然面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至今尚未得到深入挖掘和系统总结,就连社会学的业内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也缺乏一定了解。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对社会学的狭隘理解。相当多的学者仅仅从实证主义原则理解社会学,似乎社会学只能是实证主义的一统天下,超越了实证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就不再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僵化理解。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的社会学思想和理论,仅仅被理解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的附带阐释,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有甚者,社会学还常常被归结为资产阶级的学说或伪科学。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消极影响,在我国则还要加上“”的消极影响,产生了“低潮综合征”。这一病症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偏见和片面理解。例如,似乎马克思主义没有社会学,要有那也仅仅是革命斗争型的,等等。综上所述,为了克服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局限,大力推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我们应当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第一,牢记费孝通先生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多次发出的呼吁:要突破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应当像费孝通谆谆告诫的那样,中国社会学既要重视科学精神,也要发扬人文关怀;既要开展客观性的经验研究,也要开展张扬主观性的价值评价;既要立足当下中国社会实际,开展参与性、对策性的现实问题研究,也要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思想精华,开展历史性、思想性的意义阐释;既要依据定性和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析问题、形成理论观点,也要利用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会意”、“将心比心”的理解和交流方法,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解释中国社会学所面对的各种问题。 费孝通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的呼吁,是他以深厚的学术修养、宽阔的理论胸怀,积七十余年社会学研究的深刻体会,高瞻远瞩地为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争取更大发展留下的重要嘱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中国社会学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像费孝通主张的那样突破保守而片面的传统社会学观念,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开拓社会学发展的新空间。 第二,根据当代国外社会学在思想理论上发生的重大变化,积极突破社会学传统观念,在崭新的思想境界中开展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一批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做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美国社会学界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等。今天的欧美社会学已经展现了一个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新局面。 为此,我们不能再用时过境迁的陈旧社会学观念看待国外社会学,特别是不能把我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了解或引入的一些实证社会学的枝节观念,当成是国外社会学的全部,用实证社会学的旧观念、旧原则限制我们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的社会学研究。我们应当像布迪厄和吉登斯等人论述的那样,既坚持社会学的理论观念和理论视野,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全球化、后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新时代,用能够真实反映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新思想、新理论指导对现实生活的新研究。 第三,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并以此为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对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型、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的各种丰富社会现象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提出有解释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当代社会学的视角,对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所需要的深层理念的更新、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功能的转换、社会矛盾的处理、社会信任的重建等重大问题,做出自己的社会学的回答。我曾在1989年指出:“社会学之引人中国,在我国获得较大发展,取消27年后又不得不重建,归根到底也是适应了我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需要。研究这个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可以说,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认识得越深入、越全面,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也就越扎实、越迅速,而成长了的社会学又转过来推动转型过程比较顺利、比较健康地前进。” 上述三点,归结起来仍然是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如何创造性地实践中国社会学百年历史所走过的道路,即“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总之,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变革,社会在呼唤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应当肩负起光荣的历史使命,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论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学理论解释和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关键词:职业性别歧视 社会学理论 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摘要:职业性别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做了深入研究。职业性别歧视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政策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其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职责。 劳动力市场同样受“供需关系”的掌控,但现行中国显然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雇主的价值、偏好将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果。学者赵耀对雇主雇佣行为调查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坚持不选择女性,认为女性不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生育和照顾家庭会影响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调查者“同意”或“很同意”这种观点。还有部分对雇主对女性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工作内容和岗位变动的应变性表示担忧。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虽然每年的调查结果有所变动,总体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职业性别歧视,社会学以独特的视角弥补了经济学纯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释力。 一、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1.女性劳动就业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 2.个人偏见理论。该理论是由贝尔克(Becker)创立,是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建立的,用贝尔克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具有歧视的偏好”,那么他就乐于以某一群体替代另一群体并为此支付某种费用。他认为,这种偏见来自雇主、雇员、顾客三个方面。(1)雇主歧视。假设一些雇主对一部分人具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恶情绪,而与其技能无关。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对女性雇员抱有偏见,即使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他们也只愿雇佣男性,除非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到足以抵消对女性的偏见的程度,才会雇佣女性。(2)雇员歧视。这与工作职位的竞争、工作中的磨擦、人们对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等的认识的不同有关。例如,大多数白人对有色人种持有偏见,有些男性雇员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领导,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残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能够胜任。(3)顾客歧视。顾客有时对被服务的对象也会有偏见。如外科医生、机械工程师、司机顾客喜欢男性提供的服务;护士、导游、空中小姐,顾客喜欢女性提供的服务。 3.互动理论。斯坦福大学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释两性职业和报酬不平等的问题时提出这一理论,她认为,人们生活在互动的交往中,在求职、应聘、面试时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基于性别的显著差异,互动过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优于女性,更胜任工作的观念影响下,造成具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对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时,男性利用占据权威位置的机会,故意忽视或消除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评价职业报酬时,人们通常较少选择异性参照群体,更多的采用与同等任职资历的、同样性别的人相比较的方法。这种通行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社会网络的同性化和职业性别隔离。 4.激进女权主义的自行就业观点。激进女权主义从强调私生活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女性在社会劳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们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们提供的战略便是使女性与男性分离,鼓励女性去创建自己的产业,如商店、银行、企业、饭店、医院、书店等,以做到自行就业,免受社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二、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建设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女性就业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借鉴,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失业保险政策、职业介绍和指导政策、公共就业工程等政策。美国(“一揽子职业中心”)、法国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就业指导。很多发达国家积极介入女性就业,财政拨款补贴公立职业介绍所,为妇女就业和企业用人提供免费服务;大力兴办公共工程,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制订了明确的支持政策,这方面美国和欧盟都走在前列,取得显著成效。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我国社会需要制订《反就业歧视法》,依靠法律的强制来保证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实现同工同酬;当前,不少中小私营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不缴纳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五项保险的行为,严重损害女性劳动者,法律要制定细则予以纠正。第二,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家庭两大社会责任,女工生育保险应尽快转变为社会统筹,实现企业的成本向社会转移,由社会来承担妇女生育哺乳费用以及生育保险金。第三,应该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长期失业和下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级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帮助她们寻找就业机会,开展再就业服务,把保障和服务结合起来。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对象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女性从业人员,使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业女性的贫困状态能够得到缓解直至消除。 社会学理论论文:祛魅、解构与大众文化的自主性——当代语境中的布迪厄美学社会学理论 【内容提要】 本文选取於梨华、白先勇、丛苏、聂华苓等作家作品为分析个案,探讨了冷战时期旅美台湾作家群创作中的华人认同问题。台湾作家群曾经构成了美华文学的主流,他们的很多作品有意味地表现了两岸分割状态下离散华人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绘描出海外华人在美国想象和中国想象之间彷徨忧郁的心灵图像。 一 在美华文学史上,曾有过早期华人过境处天使岛墙上屈辱血泪凝聚的汉语诗篇,也有过近代至五四留美知识分子文化盗火心态驱使下启蒙与救亡的文学行动,还曾出现过文化使者意义上“脚踏东西文化”的文学书写,以及40年代的华侨文艺……但真正以文学叙事形式形成一股耀人眼目的潮流,并分别反馈回祖国大陆和台港澳且拥有广大读者群的,当数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文群,他们以杰出的文学成就创造了美华文学史的第二个高潮,直至80年代后才退出美华文学主流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与美国分属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二者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自然也就杜绝了一方国民留学和移民另一国的可能性。此间台湾社会则出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二次留学和移民潮,初期的留学生以生于大陆随父母来台的第二代青年为主,后则扩大至个人条件许可的台湾青年。冷战期间台美有着特殊关系,台湾社会崇美意识盛行,美国政府修改移民律,取消旧的移民配额制度,种种因素导致美国成为台湾人出国的首选目标,相当长一段时期,留美移居被一般台湾民众视为一种世俗的成功标尺。这一时期台湾的“留学热”大多以离开台湾移居国外为目标,其直接结果就是留学带来了一大批华人知识分子移民。“在美台湾移民主要是留学人员及其眷属。从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将近15万台湾学生来美国攻读研究生学位。台湾大学……理科学生赴美留学者高达70%-80%。”②相关学者分析了这一现象的深层因素,“它一方面反映出台湾社会普遍崇洋迷外的殖民地意识;另一方面更突出地表现出一代知识分子对台湾政治前途和经济前景的不满与失望;同时,这种‘离去'情绪还积郁着他们流寓台湾的父辈渴望摆脱困厄孤岛窘境的心理要求”③。而这一分析在台湾文群的文学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留美学生,一般多以留居美国为成功目标,这与五四前后中国留学生的回归祖国意识并不相同。他们不再是匆匆过客。这就意味着他们多数人愿意或必须接受连根拔起移植异国的事实。作为少数族群置身于竞争性极强的白人主导的美国社会,台湾留学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应对生活和心理的不适。尽管许多中国人凭着勤奋和智慧获得了稳定的工作收入和不错的社会地位,逐渐融入美国社会;但不可否认,仍有不少人在美国强势文化面前产生主体性缺失的焦虑。在《中国人在美国》一书中,华裔学者李玫瑰(rosehumlee)提出“边缘人”概念,描述的就是中国人在美国的困窘境况。他们夹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受到双重甚至多重的文化冲击,产生认同的焦虑,成为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的边缘人。由于笔者要论述的50—70年代台湾留美作家中相当一部分拥有大陆和台湾人生经验,在异己的文化境遇中未改民族文化认同,即使拥有了美国国籍,其民族情感归属与文化归属依然是中国。这个群体的创作生命因此总是与台湾和大陆保持着难以分割的文化和精神联系。 二 所谓认同,简言之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斯图尔特?霍尔指出:我是谁?“真正的”我是在与多种异己的叙述关系中形成的。迄今为止存在着两种文化身份观,一种我们熟知的本质主义身份观认为,身份是一个民族的“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意味着一种集体性的真正自我,人们可以在所属民族历史传统中获得固定源头和自我感;另一种后现代身份观则主张,身份是一种不断流动、变化和建构的过程,因而它缺乏终极的结论④。这两种对立观念之间,还存在着游移、过渡、交叉、矛盾、浑融等认同状态。拔根移植新土的跨文化经验令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更形复杂。对于台湾留美作家而言,留学和移居过程的种种生活挫折和文化休克症是产生异乡人感觉的重要因素,个人的受挫感越强,就越是敏感于被排斥、被歧视等消极性经验,也越容易从昔日的故乡回忆和历史脉络中寻找认同皈依的方向;再者,赴美前的美国想象与亲历的现实美国图景之间存在着落差,也会导致认同的混乱;当然,家国意识与乡愁情感是海外华人保持中国认同的内在原因,如德国哲学家赫德所言,移居者(流亡者)的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民族的想象与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色、母语等密不可分,在部分台湾作家的心目中,“中国”与他们的个体生命有着与生俱来的深刻联系,规定了他们本能的乡愁方向,成为他们想象的共同体以及建构自我认同之重要依据。流散海外的境遇并未改变他们的中国人自我认同,异己的环境反而可能强化他们的文化回归意识。一些旅美作家长期在主观上坚持自己的中国作家身份⑤,从中国人的立场看,这种感情自然令人亲近;但是,毕竟他们已从地理、国籍、公民身份等方面逐渐脱离中国,与移居国社会的广泛联系成为他们必须正视的生存现实。因此,在早期留学生文学中,边缘人的痛苦和自我认同的困扰是相当普遍的主题,被视为“留学生文学”代表作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於梨华在小说中塑造了牟天磊这一边缘人形象。小说以牟的返乡探亲为叙事线索,交叉呈现了三个不同的叙述流程与画面:一是他在美国辛苦打工、寂寞苦读、失去台湾恋人、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生存现状;一是赴美前记忆中台北的淳朴、亲情的温暖和爱情的甜蜜:一是现实台湾社会崇美风气盛行,美国经济与文化的渗透无处不在,“唯有在食经方面,中国文化保留得住一座未倒的堡垒,未为美国的文化侵略掩盖”⑥。小说情绪强烈地表达了留学生在这三者之间的认同困扰和价值困惑。过去的十年他一直未能融入美国社会,现在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在台湾也同样感到陌生疏离。于是,他陷入了哈姆雷特式的孤独和矛盾:留下还是不留?由于邱尚峰这个理想主义气质的真率知识分子的直接影响,作品收场前把牟天磊迟滞反复的犹豫徘徊推进成为一个明确的决定:按自己的心愿留在台湾,尝试做一番有意义的事情,同时还要试试能否挽救爱情。在最后关头,人物终于从多余人式颓丧的自我沉溺中破茧而出,这一结局的安排表明,作者在宣泄了足够浓烈的失意情绪之后,由衷地需要堂吉诃德式积极明快的行动主义。牟天磊的台湾本土身份认同与中国身份认同完全一致,这一点不言自明,但不可否认的是,冷战时期两岸对峙的现状加剧了海外中国人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困境,内战带来的两岸分裂现实让那些自大陆流亡台湾以及放逐异国的中国人尤其感到困扰和痛苦,因为作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母国,只能存在于他们的个人记忆和缥缈想象中。故土难归的悲情,构成了台湾乡愁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结的优秀情感,直至80年代的两岸交流才使这种积聚数十年的情感得到疏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印刷媒体建构出来的“想象的社群”,但他也认定此共同体并非虚构,“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⑦。牟天磊正是倚赖昔日的记忆来想象中国,而他的个人记忆与中国现代历史水乳交融。 与於梨华相比,白先勇赋予人物更为强烈的悲剧宿命色彩以及更为深沉的历史脉络。他留美之后的“纽约客”系列大多讲述了受二战和内战影响的“流浪的中国人”的身世遭遇,他的小说亦触及海外华人的认同问题。 摩天楼是白先勇笔下有关美国想象的一个重要符号,它既有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文明的傲人光环,又闪烁着金属与玻璃的冰冷色泽。对于追慕美国文明的台湾留学生,它是一种高等文明范式的诱引与召唤;但临近它,也会发现它拒人千里之外的冷酷与傲慢。像吴汉魂,企图脱离自己族性文化负担(汉魂)来拥抱摩天楼,却只能在摩天楼的地下室里煎熬度日。《上摩天楼去》更是将台湾人对美国都市文明的急切向往开宗明义地显示在题中。白先勇小说善于营造一种幻象然后打破它⑧,这篇作品里的幻象包含两点:主人公玫宝与姐姐见面之前对美国的想象以及对姐妹情感的想象。但真实打破了她脑海中的幻象。玫宝的故事让人联想起白先勇三姐先明不如意的留美生活,也会想起肯尼迪被刺后白宫易主时那种在中国人看来冷酷无情的交接方式对白先勇的文化冲击⑨,相信这些事件与这篇小说有着内在的联系。总之,故事里的玫宝迷失在幻象与真相之间的灰色地带,也迷失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温暖亲情和美国理性文化的冷漠无情的两种文化感觉之间。 《谪仙怨》这篇书写中国姑娘海外遭际的作品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放弃中国身份与道德的堕落似乎都是无可奈何的选项,主人公以国别模糊的东方女性身份出卖身体就成为海外商业化体制里的一种平淡交易。如果说《谪仙怨》讲述了中国女性在异国的混世故事,那么《谪仙记》就称得上是一出离散华人自我放逐的深刻悲剧,它成功塑造了个性鲜明结局悲惨的女性人物李彤,她的个人命运也隐喻了海外中国人的自我放逐与内战历史的直接关系。火红旗袍的中国富家女孩的亮丽形象,以及她们在美国校园引人瞩目的青春风光,折射了抗战胜利之初中国的短暂欢庆景象和国际地位提升后的中国想象。然而国共内战爆发又一次将中国推向战火与离乱,李彤父母乘坐的逃往台湾的轮船失事,高傲的“中国公主”开始了浪迹天涯的自我放逐,最终投水自杀于威尼斯。她的悲剧,是铭刻在宏大历史浓重阴影下的一抹伤痕。 一般说来,中国认同在第一代华人移民身上根深蒂固,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历史纵轴,但是当移民从无根飘零转而落地生根之后,他们实际上已经基本弃绝了回归祖国的现实可能性,而立意在新土繁衍生息。他们必然会经历不同程度的美国化来适应新土生活,而他们的下一代则成为典型的abc(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这样,他们之间可能会因文化适应的程度差异而引起错位与矛盾,两代人在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就更可能出现较大差异和冲突。白先勇写于1964年的《安乐乡的一日》主要探讨了这一普遍存在于华人移民社会的问题。这篇小说前半部分细致描摹安乐乡里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华人移民家庭主妇依萍一天的日常生活和社区环境,并回顾与穿插这位主妇的家庭关系和人际交往内容,为后来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做足够的酝酿和铺垫。她无法融入社区,找不到在家的感觉,时刻意识到自己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境况。她的痛苦还在于,在中国人最重视的家庭中她同样是异类,丈夫伟成和女儿宝莉两人已轻松自如地美国化,这使得坚持中国身份和生活习惯的她不合时宜而分外孤独郁闷。作品前半部分为后文出现的冲突进行了充分铺垫和渲染,使得高潮即母女间的剧烈冲突变得水到渠成。这次冲突的导火索是宝莉与小朋友的争吵,孩子认为小朋友称她为中国人是对她的侮辱,坚称自己是美国人,母亲在向孩子灌输她是中国人而得不到孩子认同后产生了极端的情绪反应,盛怒之下打了孩子。丈夫批评她:“你怕孩子变成美国人,因为你自己不愿变成美国人,这是你自己有心病,把你这种心病传给孩子是不公平的。” 这个华人家庭的这场矛盾冲突不是孤立的事件,它形象地表明第一代华人移民彻底融入在地社会的困难。小说借此呈现了华人移民的两种认同观念:伟成以理性实际的快乐主义为生活准则,比较容易放弃自己的族性身份认同而建构新的认同,认为这样做物有所值;依萍则以较为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念面对移民生活,处理现实问题趋向情感化和保守化,因此对于丧失和改变自我的中国身份而焦虑不安,企图在异己的环境里仍然保全自己的文化价值。在此,自我意识的强弱影响了个人能否安然接受另一种身份取代原先身份的事实。伟成父女的自我民族意识相对较弱,比较容易归化为美国人;而依萍的自我民族意识较强,也就难以接受自己和家人不再是中国人、成为美国人这个事实,她是一个维护中国身份的“殉道者”。小说力图呈示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面对华人移民在美国繁衍生息过程中认同的自然变迁和其间的必然创痛。 丛苏是台湾文群中比较鲜明地坚持中国性民族认同并广泛关注美华社会问题的作家。70年代以后她的小说主要收入两个小说集子:《想飞》和《中国人》。她往往运用华人为叙述视角,敏锐观察美国社会多元民族的生活百态,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弊病如治安问题,女性、老人、同性恋、少数民族等弱势境遇问题,都进入了她的视野。比起早期留学生文学,她的题材有了较大拓展,但华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惑仍是丛苏最为关切的对象。令人深思的是,丛苏的多数小说展示的美国想象都是负面的:社会动荡,经济滑坡,治安混乱,道德失范,弱势群体自生自灭……以都市符号摩天楼为例,丛苏笔下的摩天楼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宏伟气派,倒呈现了破旧邋遢阴暗的景象。这与白先勇的描写存在着有趣的区别,白先勇并不否认摩天楼的现代气魄,只是反感它盛气凌人和冷漠异己的压迫性;而丛苏则对这现代都市符号外在面容的现代性也毫不留情地加以否定,这一方面反映了丛苏眼中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经济萧条滑坡的部分真实,另一面,也是丛苏内心浓烈的怀乡情感和坚定的族裔主体意识使然。她小说里,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都是亲切温暖的,有时几句爽朗的山东乡音就足以让祖籍山东的作者心动,族裔—语言的民族情感在家国之外显得更加珍贵;如《中国人》里的华大姐所言:“在一个过着漂鸟生涯的人来说,有朋友,有亲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是家。”小说集《中国人》清晰集中地表达了作者这种弥漫着民族意识的创作理念:“塑造某种典型——这时代里流浪的中国人。”⑩20世纪以来,“民族认同”开始变得混杂而矛盾,“它是一个由各种社会群体与个人讲述的故事 的集合作,尤其是边缘人与局外人、外来移民、前殖民地的人、流放者与低层人士所讲述的故事集”11。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民族融合的国家里,这种情况更是普遍存在。华人在美国是少数民族,这并未让所有华人都愿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他们拥有自己的神话、传统、记忆和梦。丛苏以小说形式表达了被美国主流社会忽略不及的中国人的少数话语,她描叙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和移居者在学习、工作、人际交往、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边缘弱势境遇,分析他们中的一些人坚持将民族情感当作他们精神寄托的社会原因,不断地铭刻富有象征性和神话性的族性记忆,并希望摆脱华人知识分子柔弱消极的乡愁梦呓,赋予海外华人的族性更为坚强的力量。 作者的认同倾向也深深影响了人物的塑造,《野宴》和《中国人》中其实也存在持另一种认同观念的人物,如顺利进入中产阶层的林尧成博士有一套自己的成功者生活观念,文超峰和沈梦不能丢弃的民族情感,在他眼里只是阻碍个人发展的情感包袱,但这个比较现实的人物在小说中被视为一种势利主义者,遭到华人留学生的鄙视。显然,在那一时期美华文学中,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丢弃民族认同的行为是不被鼓励的,而受到或多或少的批评和质疑。这一现象在六七十年代台湾作家群的美华小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美华的台湾文群中,聂华苓是相当令人瞩目的一位。赴美后创作的《桑青与桃红》堪称她的代表作,也是作者最具雄心亦最富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品。强烈的政治隐喻和性议题的率直表现让这部作品个性泼辣鲜明,叙事和结构的刻意经营也使作品亮点突出,而中国女子肉体的越界漂泊与精神的跨国流离更让作品意蕴深幽促人回味,因此一向受到华文学界重视,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亚裔离散文学(diaspora)、少数民族文学、女性文学与比较文学的重要范本。此作迄今依然不乏可以重新解读的丰富话题。《桑青与桃红》分为四部分,每部分皆由桃红给美国移民局的一封信和桑青的一段日记组成,桃红的信提示主人公当前在美国境内的流浪行踪,桑青的四段日记则记载桑青半生越界跨国无根漂流的人生经历。日记里的故事发生在四种不同时空:抗战胜利前夕的瞿塘峡、国共内战结束前夕的北平、50年代末期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台岛阁楼,以及六七十年代相交时的美国独树镇。桑青日记中有这样沉痛的自语:“中国人是没有地方递解的外国人。这是他们调查其他国籍的外国人所没有遭遇到的困难。”12人物宿命式的漂泊被渲染了一层家国政治悲剧意味和冷战时代色彩。聂华苓笔下的现实中国动荡而分裂,作家以明晰、感性而又有些诡异的叙述技法呈现了主人公经验中的时代乱像,并以女性的身心体验演绎诡魅的家国历史,传递有关家国政治的思考。如果把“流浪”、“逃”与“困”13作为界定小说女性主人公生存状态的关键词,不难发现作品有意识呈现人物的放逐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分割的联系。借用詹姆逊的说法,即《桑青与桃红》可以被视为一则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寓言。从这一角度看,女性人物“逃”与“困”的辩证也正对应了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困境:近现代中国受困并逃离专制落后的封建社会体制、频频受困于外侮与内战并企图挣脱、战后陷入两岸对峙与冷战格局而在不同的理念框架中建构各自的现代性……此外,作品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以及少数话语的反抗意识同样瞩目,在《桑青与桃红》里,民族国家寓言、性别政治因素和跨界少数话语被有机而策略地缝合于一体,这几种命题此起彼伏的交织绵延,使得作品具备了一种史诗性的女性叙事特质。 作品最为瞩目之处在于塑造了桑青/桃红这一人格分裂的疯癫之女形象。关于桑青、桃红的命名和意涵,存在一些解释:“桑是很神圣的一种树,中国人把它当木主,可以养蚕,蚕可以吐丝,丝可以纺绸子。青就是桑树的颜色,是春天的颜色……”14作者还有如下解释:“一个是内向的、忧郁的、自怨的、自毁性的,另一个个性是向阳的、向上的、有希望的,这个是桃红,前一个叫桑青,这两个名字我起的时候是用了一番心思的。”15以及:“桑青可以象征一种传统的文化,桃红是鲜艳的、奔放的,象征的是进发的生命力,就是这么一个对照。”16“桑青追求自由;桃红却在没有社会责任、没有伦理约束的自由中精神崩溃了。”17实际上,桑青与桃红的分裂是人物长期被外力压迫造成自我身份认同困扰的结果。桑青曾经是明朗的,有着鲜活的青春和朝气,但是战乱、婚姻、流亡、幽闭无情地吞噬着她的活力和希望,以至在极端异化状态中将她变成了桃红。从早期桑青的形象设计看,人物并不符合西方主流视野里中国传统女性的刻板印象:被动、柔弱、缺乏主体性。桑青的生命活力被老中国旧伦理和时代的困厄所遏制,但她一直没有放弃挣扎和寻找。逃往美国的桑青变异为桃红,是生存危机、认同混乱、精神崩溃的表征,也是桑青潜在叛逆个性的释放,于是我们看到了绝望和虚妄中诞生的嬉戏疯癫之女:桃红,这是桑青挣脱忧郁和恐惧化身为蝶的方式。与阁楼叙事中桑青的隐匿逃避策略完全相反,桃红自由随意地游走于江一波、小邓、移民局官员、美国警察之间。桃红的身体政治在作品中的价值显而易见。“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长期以来,妇女们都是用身体来回答迫害、亲姻组织的驯化和一次次阉割她们的企图的。”18以身体的裸露来戏耍戴墨镜的移民局男性,以身体的游戏自主让虚伪的江一波陷入尴尬,身体成为桃红颠覆权力话语的载体。桃红陷入身休的放纵,反得以跳脱权力话语的规训。在桃红狂放的身体表演面前,原本自以为是的移民局官员显得手足无措;在桃红嬉笑怒骂的身体操纵过程中,江一波作为两性主导者的男性权威地位受到了挑战。总体上,作者将自己对女性生命本质的自由主义理解融入了疯女桑青/桃红身上。 “楔子”与“跋”中女娲、刑天和帝女雀等中国神话人物意象颇为耐人寻味,也许可以解读出桑青/桃红的文化英雄气息,这一点一向被忽略。如果说刑天这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男神寄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猛志故常在”的不屈和勇毅,作者不乏以此寄寓家国情怀和族性精神想象的可能性19;那么女娲和帝女雀这两个女性神话人物的出场就不仅具有民族精神溯源的意味,还被巧妙地镶嵌进女性话语意识和策略。无疑,这两个女性神话形象及其衍生的中国文化想象在作品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分量。作为中国神话中最为古老的始祖母神、大母神、化万物者,女娲的非凡之举首推“造人”和“补天”。“楔子”交代了桃红与女娲之间的“母女”血脉联系,而“跋”则叙述了帝女雀填海即“精卫填海”的故事,提示桑青/桃红与帝女雀的内在关联。作者以精卫与女娲这样的神话人物,隐喻桑青的弱势存在现状和不屈的精神,以及桃红的自由意志和不羁反抗,其内在逻辑显示出作品不仅意在书写华人悲情的流浪境遇,还有意将人物想象为一个富有抗争精神和行动力量的女性文化英雄。桃红身上延续并改写了刑天、精卫等叛逆者形象的民族文化精神,融合了自信、疏放、反抗强权的自由意志。桑青/桃红的住宅墙壁上留下了混乱而大胆的留言:“女生须/男生子/天下太平矣……谁怕/谁怕/whoisafraidofvirginiawoolf……桑青杀父杀母杀女……”似乎混乱谵妄的言语却涉及始终困扰人物的国族政治和性别政治,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与成为小说解构的政治符码,西方女权主义代表人物vir-giniawoolf也成为作者汉语写作需要挑战的目标。正如福科所言:“在那种陷入疯癫的作品中的时间里,世界被迫意识到自己的罪孽。……疯癫的策略及其所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辩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20正是桃红的疯癫言行解构了美国移民政策的某些不合理之处以及政治偏见和种族偏见,同时桃红本人也因疯癫而放逐了无边的恐惧和黑暗。 三 冷战时期台湾文群笔下的海外华人形象群重复诉说着一种在路上的感觉,他们是无根的飘族,身心的离散构成他们生命的基本境遇。“离开了母土的流浪人是脆弱,无根的,无着落的……对于一个流浪人,土地和语言是他在流浪生涯里日夜渴望,不能忘怀的!土地象征着他和他的祖国的根源的关系,语言象征着他和他的同胞的联带关系。没有失却它们的人永远不会感到它们的可贵(正如我们不会日日赞美阳光和空气一样),而一旦失却了它们,那流浪的人却像脱壳的游魂,国际飘荡,日夜向风来的方向探寻故乡的信息。”21这样的表述说明,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明确无疑地保持着以共同血缘、肤色、语言、历史文化传统等为基石的民族身份认同。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陈若曦是台湾作家群中一个特别的个案,她将留美转化成重回中国大陆的契机,践履其左翼思想,亲炙母国土地。然而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行动主义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华人作家大多在异域经营文字中的故国之梦,表达他们哈姆雷特般的忧郁情怀。他们笔下的“流浪的中国人”常被寂寞、孤独纠缠,甚至走向疯狂和死亡之绝路,触目惊心地诠释了冷战时期离散华人的认同困境和精神悲剧。 作为中国留学生和移民,台湾文群的个人历史与生存现实都与中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他们又实实在在跨越了国家的地域和文化疆界,身在异乡,这就注定他们的人生形态和文学创作拥有基本的双轴:一是与自己有着深刻历史联系的故土;一是与自己存在现实密切联系的新地。前者牵连着离台前的个人生活和家族历史,涉及他们的情感记忆,后者则已经切入美国的商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生存现实。这样的双轴特性鲜明地体现在台湾文群的华文创作之中80年代初期,白先勇曾指出50—70时代美华台湾作家群的几个重要特征:第一,他们旅居海外,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政治潮流和历史变动,对他们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第二,他们的作品也热切关注中国民族和文化前途和命运;第三,他们置身海外,对海峡两岸都能采取独立批评的态度;第四,他们的创作对台湾和大陆的文艺思潮都有一定的贡献和影响22。这一看法基本符合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的创作主流,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般说来,留学和移居的华人接触异域文化时存在几种不同的认同反应特征,一是“工具性的因应”,即在某种工作接触中自然参与异域文化;二是“认同”,即乐于学习当地风俗习惯并作出重大转变和适应;三是“退缩”,即对参与异域文化感到失望,而退回原母国人际圈中,他们对异域文化抱有挑剔和消极态度,对故乡社团则有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四是“抗拒”:坚持自己的祖国认同,不愿改变这一观念23。观察六七十年代台湾文群的美华小说会发觉,这几种人物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其中刻划最为深刻、也最能引起作者情感认同的人物大多属于三四两种。对于第二种人物,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更能适应国外环境、不执念民族情感的那一类人,或许他们活得比较如鱼得水,但是他们却很少得到作家们的青睐。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一阶段台湾文群虽经历着强烈的认同危机(尤其是出国初期),但他们基本上未曾改变自己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他们在文学想象世界里辨析着这种认同带来的苦恼和困惑,但却并不赞成放弃这种认同而彻底归化,对于归化倾向的人物常加以批评和讽刺。徘徊在中国想象(台湾想象)和美国想象之间,冷战时期的台湾作家较多地塑造了悲剧性的“流浪的中国人”形象,铭刻并延续了梁启超、鲁迅、郁达夫、老舍、闻一多等中国知识分子的域外创伤体验,唤起了近现代中国屈辱苦难的历史记忆。这批来自台湾的华人作家以文学叙事寓言性地表明一个弱势国家在后发现代化的曲折过程中所遭遇的自我认同分裂的惨烈;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体味着第三世界弱势处境下海外华人自我的失调与失重,还深刻体悟到冷战时期的两岸分离与国家裂痕带给海外游子的无所适从之苦,他们从偏隅于小岛到蜉蝣寄身异国,强烈地体验到身份认同的困扰,台湾—大陆—中国,这种一体性中的历史裂痕令20世纪中叶的海外中国人对民族国家政治有了难言的痛切感受。 社会学理论论文: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及其整合 内容提要: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范式的学科,但是它却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快速变化的种种社会现象。因此,其理论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摆脱彼此对立的范式危机并较好地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而这无疑需要对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范式进行整合发展。 关键词: 社会学理论 研究范式 全球化 一、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及其危机 范式(paradigm)的概念自1962年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提出来以后,已成为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按照库恩的论述,范式是由从事某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家们在这一学科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其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尤其是通过研究实践中的范例(examples)即“一组标准事例”来理解的共同约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二是共有的信念;三是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i]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观察对象、收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的过程。范式并不能等同于理论本身或科学的逻辑,[ii]而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在实际生活里,还是在认知逻辑上,范式都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围绕着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iii]没有范式,科学研究的语言游戏也就无从进行,我们只有依靠范式,才能确定各种事物或社会现象之间的共通或类似之处,并对循此而行的日常活动做出规定。[iv] 虽然库恩有关“范式”的这个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在对自然科学史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但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借用十分广泛,并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有关范式的大论战,以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来进行反省和审视。[v ]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其中包括社会学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所研究主题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观察和调查而对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然而,对社会学理论中是否存在多重范式的问题,社会学界似乎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是一种范式的科学,如在社会学的初创和发展阶段,绝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是以所谓“主体—客体”、“个体—整体”、“宏观—微观”等二元叙事为主题来研究传统社会是如何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多重范式(multi-paradigm)的科学,如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g.rizter)根据指导社会学分析的元理论视角(the meta-theoretical perspective),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学范式: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范式、社会定义(social definition)范式和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范式,而且这三种范式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其关系是并列的,因而由它们引导出来的研究主题——社会事实、社会定义、社会行为——不仅没有优劣之分,而且都是构成完整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社会学多维研究中的一种,只是其选择的侧重点不同罢了。[vi]任何强调一个维度、一种范式的研究都有以偏概全之嫌,都不能达成对社会现实的有效分析。 尤其是作为社会学理论主流形态的实证主义范式排除一切主体性和意义、价值问题,不仅造成了人性的危机,也造成了科学自身的危机。[vii]库恩曾指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是要通过现在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的,但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viii]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之间做出的选择不能仅仅依赖于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基本准则,更在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共同范式,包括研究方法、理论传统、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综合因素。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变只是信念的转变,它是不能通过逻辑方式得以证明的,只有通过“说服的技巧”来达到,因为并不存在一套不同范式之间互相信服的客观充分的“元标准”。[ix]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这种范式分化与对立不仅造成了社会学理论范式难以消除的危机,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学陷入了混乱的局面。 但笔者认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主要不在于学科体系内部研究范式间的这种分化与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内部的这种分化局面不仅不妨碍社会学自身的发展,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促成了社会学的多样性),而是在于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无法从整体上解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一种理论范式中找到对现实社会的满意解释。也许社会学理论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由范式危机所带来的理论方法如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问题,而其中表现出来的关键问题又是社会学理论如何将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如果社会学家把自己作为可以解决任何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圣人”,那么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社会学理论至今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对象是多变的,而研究领域几乎是没有任何界限。尽管,新一代的社会学者所受到的学科训练中关于社会学的知识非常之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问是干什么的可能并不知道,这或许正是社会学五花八门的原因。一些没有受过一天社会学训练的人,只要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名称上贴上社会学的标签,便成了社会学家了。的确如此,我们回顾一下社会学160多年的发展史,社会学有知道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吗?如果一门学科始终无法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共识,那么,它的发展趋势就会变得非常模糊。 在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着许多范式的竞争: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宏观研究范式、微观研究范式;系统范式、冲突范式[x]等等。虽然这些范式是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的,但它们却是混杂在一起的。混杂的结果是无法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所以也才有社会学家难以取得一致的埋怨,这种范式混乱和范式过多的结果势必会造成社会学理论的无所适从。而导致这种范式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筹划不足,而是由于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及其主题的快速转换造成的,尤其在当今的全球化条件下,如果社会学理论还满足于以往现代化条件下形成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那么它将难以向前发展了。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长期以来的社会学理论危机虽然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却更加变得危险。因此,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对诸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主观研究与客观研究、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个体主义研究与整体主义研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多重研究范式实现整合,似乎将成为社会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社会学理论如果不再在全球化和新的社会转型中寻求出路,社会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学恐怕都将面临不亚于灭顶之灾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如果社会学理论既不能解释现实,又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也不能对现实的发展起到真实的批判与指导作用,那么,还要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家作什么? 二、多重范式的整合及其社会学意义 社会学理论中不仅存在有多重范式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学理论的不断丰富,范式变迁和范式的整合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其实,这一问题在库恩和瑞泽尔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库恩早就指出,学科内不同研究范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门学科成长及发展的表现,一个范式的学术发展,不会停留不定,它的生命是一种蜕变和更新的过程。在学科本身发展历程中会出现种种危机,由此也便会推新出新的理论与范式的诞生。因为任何理论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地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的,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就是范式变迁。[xi]而范式的变迁必然伴随着范式的整合,尤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企图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建立一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几乎是不大可能的。瑞泽尔的三种范式,在社会学理论认识上都有其合理内容,但又都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尤其在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现实社会中,三种范式对社会学理论认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不从每一种范式中吸取有益的方面,社会现实的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xii]因此,范式整合将成为当今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 首先,反映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从逻辑上来看,社会学之所以具有了独立性,是由于社会学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了社会现象是什么?即力图把社会规律逻辑地表达出来;二是对社会是什么进行为什么的解释,即力图把社会现实逻辑地表达出来。前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科学的抽象系统,后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解释系统,只有在具备了这两个系统之后,社会学才得以独立,而且科学的抽象系统居于社会科学方法系统的优秀地位。[xiii]社会学对社会的作用就在于它的能动作用,在于对实践的指导和解释作用,而这个作用离不开社会学方法上的抽象系统和解释系统的科学性。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现实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准确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实践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在社会实践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社会学理论显示出了它的无能为力,对诸如全球化、信息化等大量的社会新现象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各种解释不断出现于现代传媒,但是都有隔靴搔痒之嫌。这种状况的出现,使人们感到社会学理论的无用,现实社会学理论只是一种“空谈”。于是,人们就很容易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只具有事后的解释性的东西(即只看到其解释系统),而忽略其抽象系统的功能。 因此,对社会学理论的科学认识仍然要从社会学的两大系统的关系中去寻求,居于优秀的抽象系统是对社会现实大量纷繁的事物和事件进行认识的工具,每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加工、分析和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些结论如果存在逻辑上的强相关关系,就融合成为一种理论。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抽象系统可以作用于各式各样的具体情境,是“信任”的延伸。[xiv]但是,抽象系统完成的这种理论只是对实践的阶段性的理性认识,它并未终结实践,所以在一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会出现理论无法解释实践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抛弃理论本身,而是要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用更进步、更科学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再抽象,从而使理论得到提升,得到充实和更新。也就是说,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时候,不是不需要理论,也不是社会学理论无用,而是更加需要理论。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方法上的,或者是现实的阶段性的复杂使抽象系统发生了迷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对抽象系统进行反思,从而重构社会学方法的抽象系统,以使其能够得到更新,进行科学的再抽象,给实践以满意的解释,并在实践得到解释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给实践以指导。 但是,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和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对立,而且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传统长期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其实,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推崇的因果性说明与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提倡的意义性理解并非永远没有结合点,意义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虽属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但在社会认识上两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理解涉及到如何把握社会现象,而因果性关系则属于说明的逻辑结构,两者都有利于对社会现实的完整把握。因此,可以说,意义性理解是社会现象成为可能的条件,而因果性说明则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成为客观的科学知识之条件。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必将会获得更大、更多的发展空间,因为对一种未定的、难以验证或无法进行经验分析的社会发展趋势(如全球化趋势)的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一个致命弱点。[xv]但我们又不能因此完全拒弃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笔者不赞成过分贬低实证主义的倾向,因为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多样化的,我们很难用一种方法就能分析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点,同时每一种理论与方法都能为理解这个社会提供一把钥匙,我们没有理由用一种研究方法或理论去贬斥另一种方法或理论。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存在。正如波普尔(k.popper)指出的,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xvi]因此,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研究范式的整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必将成为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其次,反映在社会学理论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就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运动,并形成了一种与帕森斯学派曾达到的“一元综合”态势完全不同的“多元综合”态势,这主要包括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科尔曼(j.s.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如在当今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理论之一的新功能主义,就是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 的基本特征和对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双向批判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冲突理论、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交换理论、批判理论等不同学派的研究主题及其思想观点,并将他们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具有“多维性质”的综合性一般理论。社会学理论的这种新的综合趋势,不仅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理论范式的整合,而且把范式整合推向了更深层次,从而使范式整合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其实,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整合本身就是一体的,它们都导源于社会实践的变革。而当今最富影响、最深入的社会变革莫过于全球化及其衍生结果。全球化不仅在一切社会领域型塑(shape)出一种新的形态,而且在社会理论层面将直接导致一种新的“全球化研究范式”的产生,使以“现代化研究范式”为优秀的古典与现代社会学开始转向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主体的后现代或当代社会学。因为理论首先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方法则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社会实践的变化会引起新的理论的产生,而这种新理论的产生首先得益于方法上的创新,它是在具体方法的指导下通过人类不断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同时,新理论的形成反过来又指导和约束着研究方法。因此,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实际上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们共同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中。 现代社会学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之所以存在危机是因为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处在变革过程中,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知识工具和新的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它。迄今为止,构成社会学优秀的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强调了现代性及其发展的思想并趋向于把社会的形成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alain touraine)所指出的:“无论从哪一点上说,现在流行的有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想象都已大大地丧失了其说明的价值,人们不再认为社会的进步或发展会趋向于现代西方的主导地位之确立,因为现在更强调的是稳定而不是变革,更强调所谓传统文化丰富的多样性,而不是现代文明日趋贫乏的同质性”。[xvii]当然,上述所说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并不是无所不包的,它也并不意味着后现代阶段或全球化社会的来临,相反,恰恰是全球化的思想被大多数社会学家看作既是超现代化的又是现展理论的一部分。现代性的危机既不是全部也不是最后,它仍然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尽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们已无法搬用那些社会进化论的概念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这种理性化过程已成为社会学理论争议的热点,人们把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分裂和解组、与文化多元性的销蚀并与精神和生态的受损联系起来了。 由此看来,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整合趋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以及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中进行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既然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用一种或某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去研究全球化这样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全球化这个研究主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要打破长期以来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范式,并把实证、描述的方法与人文的、理解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真正整合。既要能合理、恰当地解释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又要能准确、客观地把握它的发展态势。因为描述和解释、实证和理解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所谓经验描述必然包涵着解释,而解释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描述,实证也需要用观察来检验假设,而这个检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认同的过程。[xviii]因此,面对全球化的滚滚热浪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学理论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还必须对此加以认真研究,这无疑需要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与变革(即范式整合),而这种创新与变革的重任也无疑要落到我们这一代有幸融入并亲身感受全球化的学人身上。 社会学理论论文:结构化现代性与全球化——试论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透视 论文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理论”大纲、“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研究,探讨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对他理论的某些偏颇,提出了质疑。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现代性;全球化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倡导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面对全球化,许多宏观社会学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伴随着这种呼声,各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理论也竞相登场,吉登斯结合其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分析紧密地连在一起,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维度在全球蔓延的结果,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中的时空要素的延伸机制将二者连结起来;吉登斯的这种全球化观,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转变论”。 本文试图系统评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他的理论有失偏颇的地方,也给予了几点相应的质疑。 一、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 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认识他的结构化理论之前,必须首先分析一下他的“双重解释学”——一种认识论,它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 1.“双重解释学”:它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双重解释学”的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和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关于“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2.结构、结构化、结构二重性、时空。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规则和资源,因为规则和资源本质上具有可转换性,所以在他的笔下,结构根本就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只是在人使用它们的时候才具有某种意义,这和帕森斯的相对稳定、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地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 为了让结构具有更强的伸缩性,解决日常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的构成问题,吉登斯将时空因素正式引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吉登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并未夸大这种能动性,他也认为,人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 3.行动、反思性、意外后果、区域化和例行化。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和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问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②,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了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4.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而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确进行了某种很有成效的理论综合,他敏锐地发现了位于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极的重大理论缺陷,可是他的理论综合最终化解了这种裂痕吗?①吉登斯回避了结构与能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主要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手进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二者是如何互动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吉登斯否认了外部客观世界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稳定性,那我们的外部世界又是从何而来,吉登斯似乎倾向于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时,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稳定性的“结构”的存在,那么他对现代性的几种制度维度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讲到)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结构性原则”或“结构性特征”能解释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那么这岂不是帕森斯的结构观的重现吗?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结构性原则”来代替原来的“结构”概念而已。②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他的理论的前后逻辑也存在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因此,吉登斯有没有解决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反思性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大纲之时,就试图融合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他的理论具体分析运用。吉登斯用制度反思性分析现代性,时空因素同时将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结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面貌凸现出来。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不过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他将反思性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特征,并且试图用反思性现代性来化解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现代性的断裂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吉登斯强调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是与他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即,要为解读现代性,特别是高度现代性,找到合适的理论思维支持,因此他在他的很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主流社会学的各种进化论思想。 2、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使用,日历在世界范围标准化,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了;与此同时空间与场所也出现了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空的分离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征符号,一类是专家系统。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3.多维度的现代性分析:作为对现代性的单一维度分析的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多维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或组织类型;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很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等,更重要的是间接的监督,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监督。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实现了在领土明确的边界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 4.现代性的后果:“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的改变。时空分离和脱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传统全面而快速地从现代生活中撤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不断被修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反思的中介,习俗和日常实践受到严重的改变,它们远离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场的抽离系统主导行动。同时,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地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主导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为主导的关系。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经济秩序的崩溃、生态的灾难性破坏、极权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爆发等。 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而且延伸到自我的优秀部位,带来自我认同的某些变化,“在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④自我反思也成为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指导和干涉。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大致解读,同样,笔者感觉到他的某些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们是:①将反思性的制度化看作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的特性似乎有点不妥,难道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反思性吗?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笔者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也有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的存在,这种区别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抽象系统的再生产在速度与强度方面优先于前现代社会。②对高度现代性的“断裂”特性的分析也有偏颇之处。依据吉登斯的社会变迁观,历史都是由一系列的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应该具有“断裂”性,既然如此,“断裂”也就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唯一特性了,历史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产物,而这很难解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③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中,吉登斯始终未对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进行分析,而这些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全球化不平等的扩大,这是事实,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也都扩大了。”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是从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起步的。他反对将历史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规律的推进结果,但是他将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是否也有重归进化论的嫌疑呢? 三、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吉登斯总结了两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一种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一种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前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之上,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及在世界的扩散,当欧洲的国家体系成熟起来,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彼此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迅速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种朝“一个世界”发展的运动;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仅仅涉及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把国家当作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关系。吉登斯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总结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吉登斯认为沃伦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吉登斯同样认为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正如其他一些学者指出来的,吉登斯将战争或暴力纳入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中,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将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触角伸向了更为直接和敏感的现实问题,使他的理论更具有立体感和现实感。 但是,他对全球化分析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们有下面几点:①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全球化”观点:从吉登斯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其全球化思路与现代性分析一脉相承的风格,甚至可以说他的全球化分析其实还是他的晚期现代性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吉登斯特别指出对现代性的分析是具有国别指向的,是以欧洲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思路,在这种分析范围上,他关于现代性本质特征的描述方面,我们还能接受,但是将一个范围有限的研究思路简单地推及到全球范围,有简单复制的嫌疑。②“民族国家中心论”范式的局限性:与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一样,吉登斯全球化的制度维度也包含了民族国家体系,将民族国家视为分析单元,他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如下假定基础上的:新独立的国家将开始某种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将经历欧洲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道路,并且全球化没有改变和超越民族国家体系。但是,全球化社会正在出现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过程的跨国化、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和某种“全球文化”,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新现象,西方国家以外的社会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来重新孕育现在的标准化民族国家,而很多学者也指出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特定的组合。 吉登斯关于全球化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大都是直接对应于对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围绕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概念,能否解释性质上属跨国现实和全球化现实的语汇,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比如属于民族国家的范畴的概念:主权、监控等,能用来对现在受到广泛关注的网络社会的分析吗?3.关于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吉登斯在《现代性后果》一书中,对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有简要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是:通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各种文化事实在全球化范围有了流通和透明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具体分析全球化会对文化的各种特质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冲击,比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全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使得他对全球化的分析显得很不完整,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软”的环境在很多时候都会影响甚至制约“硬”的制度方面。罗兰.罗伯森指出:“从特定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指的是不同生活形式得以结合;这一点无法通过简单主张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而准确把握,……在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中,文明的、社会性的、民族的、地区的、甚至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有所增强” 社会学理论论文: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及其整合 内容提要: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范式的学科,但是它却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快速变化的种种社会现象。因此,其理论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摆脱彼此对立的范式危机并较好地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而这无疑需要对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范式进行整合发展。 关键词: 社会学理论 研究范式 全球化 一、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及其危机 范式(paradigm)的概念自1962年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提出来以后,已成为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按照库恩的论述,范式是由从事某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家们在这一学科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其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尤其是通过研究实践中的范例(examples)即“一组标准事例”来理解的共同约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二是共有的信念;三是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i]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观察对象、收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的过程。范式并不能等同于理论本身或科学的逻辑,[ii]而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在实际生活里,还是在认知逻辑上,范式都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围绕着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iii]没有范式,科学研究的语言游戏也就无从进行,我们只有依靠范式,才能确定各种事物或社会现象之间的共通或类似之处,并对循此而行的日常活动做出规定。[iv] 虽然库恩有关“范式”的这个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在对自然科学史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但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借用十分广泛,并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有关范式的大论战,以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来进行反省和审视。[v ]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其中包括社会学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所研究主题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观察和调查而对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然而,对社会学理论中是否存在多重范式的问题,社会学界似乎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是一种范式的科学,如在社会学的初创和发展阶段,绝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是以所谓“主体—客体”、“个体—整体”、“宏观—微观”等二元叙事为主题来研究传统社会是如何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多重范式(multi-paradigm)的科学,如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g.rizter)根据指导社会学分析的元理论视角(the meta-theoretical perspective),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学范式: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范式、社会定义(social definition)范式和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范式,而且这三种范式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其关系是并列的,因而由它们引导出来的研究主题——社会事实、社会定义、社会行为——不仅没有优劣之分,而且都是构成完整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社会学多维研究中的一种,只是其选择的侧重点不同罢了。[vi]任何强调一个维度、一种范式的研究都有以偏概全之嫌,都不能达成对社会现实的有效分析。 尤其是作为社会学理论主流形态的实证主义范式排除一切主体性和意义、价值问题,不仅造成了人性的危机,也造成了科学自身的危机。[vii]库恩曾指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是要通过现在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的,但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viii]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之间做出的选择不能仅仅依赖于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基本准则,更在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共同范式,包括研究方法、理论传统、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综合因素。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变只是信念的转变,它是不能通过逻辑方式得以证明的,只有通过“说服的技巧”来达到,因为并不存在一套不同范式之间互相信服的客观充分的“元标准”。[ix]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这种范式分化与对立不仅造成了社会学理论范式难以消除的危机,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学陷入了混乱的局面。 但笔者认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主要不在于学科体系内部研究范式间的这种分化与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内部的这种分化局面不仅不妨碍社会学自身的发展,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促成了社会学的多样性),而是在于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无法从整体上解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一种理论范式中找到对现实社会的满意解释。也许社会学理论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由范式危机所带来的理论方法如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问题,而其中表现出来的关键问题又是社会学理论如何将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如果社会学家把自己作为可以解决任何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圣人”,那么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社会学理论至今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对象是多变的,而研究领域几乎是没有任何界限。尽管,新一代的社会学者所受到的学科训练中关于社会学的知识非常之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问是干什么的可能并不知道,这或许正是社会学五花八门的原因。一些没有受过一天社会学训练的人,只要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名称上贴上社会学的标签,便成了社会学家了。的确如此,我们回顾一下社会学160多年的发展史,社会学有知道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吗?如果一门学科始终无法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共识,那么,它的发展趋势就会变得非常模糊。 在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着许多范式的竞争: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宏观研究范式、微观研究范式;系统范式、冲突范式[x]等等。虽然这些范式是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的,但它们却是混杂在一起的。混杂的结果是无法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所以也才有社会学家难以取得一致的埋怨,这种范式混乱和范式过多的结果势必会造成社会学理论的无所适从。而导致这种范式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筹划不足,而是由于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及其主题的快速转换造成的,尤其在当今的全球化条件下,如果社会学理论还满足于以往现代化条件下形成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那么它将难以向前发展了。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长期以来的社会学理论危机虽然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却更加变得危险。因此,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对诸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主观研究与客观研究、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个体主义研究与整体主义研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多重研究范式实现整合,似乎将成为社会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社会学理论如果不再在全球化和新的社会转型中寻求出路,社会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学恐怕都将面临不亚于灭顶之灾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如果社会学理论既不能解释现实,又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也不能对现实的发展起到真实的批判与指导作用,那么,还要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家作什么? 二、多重范式的整合及其社会学意义 社会学理论中不仅存在有多重范式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学理论的不断丰富,范式变迁和范式的整合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其实,这一问题在库恩和瑞泽尔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库恩早就指出,学科内不同研究范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门学科成长及发展的表现,一个范式的学术发展,不会停留不定,它的生命是一种蜕变和更新的过程。在学科本身发展历程中会出现种种危机,由此也便会推新出新的理论与范式的诞生。因为任何理论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地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的,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就是范式变迁。[xi]而范式的变迁必然伴随着范式的整合,尤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企图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建立一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几乎是不大可能的。瑞泽尔的三种范式,在社会学理论认识上都有其合理内容,但又都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尤其在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现实社会中,三种范式对社会学理论认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不从每一种范式中吸取有益的方面,社会现实的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xii]因此,范式整合将成为当今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 首先,反映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从逻辑上来看,社会学之所以具有了独立性,是由于社会学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了社会现象是什么?即力图把社会规律逻辑地表达出来;二是对社会是什么进行为什么的解释,即力图把社会现实逻辑地表达出来。前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科学的抽象系统,后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解释系统,只有在具备了这两个系统之后,社会学才得以独立,而且科学的抽象系统居于社会科学方法系统的优秀地位。[xiii]社会学对社会的作用就在于它的能动作用,在于对实践的指导和解释作用,而这个作用离不开社会学方法上的抽象系统和解释系统的科学性。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现实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准确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实践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在社会实践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社会学理论显示出了它的无能为力,对诸如全球化、信息化等大量的社会新现象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各种解释不断出现于现代传媒,但是都有隔靴搔痒之嫌。这种状况的出现,使人们感到社会学理论的无用,现实社会学理论只是一种“空谈”。于是,人们就很容易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只具有事后的解释性的东西(即只看到其解释系统),而忽略其抽象系统的功能。 因此,对社会学理论的科学认识仍然要从社会学的两大系统的关系中去寻求,居于优秀的抽象系统是对社会现实大量纷繁的事物和事件进行认识的工具,每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加工、分析和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些结论如果存在逻辑上的强相关关系,就融合成为一种理论。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抽象系统可以作用于各式各样的具体情境,是“信任”的延伸。[xiv]但是,抽象系统完成的这种理论只是对实践的阶段性的理性认识,它并未终结实践,所以在一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会出现理论无法解释实践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抛弃理论本身,而是要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用更进步、更科学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再抽象,从而使理论得到提升,得到充实和更新。也就是说,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时候,不是不需要理论,也不是社会学理论无用,而是更加需要理论。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方法上的,或者是现实的阶段性的复杂使抽象系统发生了迷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对抽象系统进行反思,从而重构社会学方法的抽象系统,以使其能够得到更新,进行科学的再抽象,给实践以满意的解释,并在实践得到解释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给实践以指导。 但是,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和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对立,而且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传统长期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其实,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推崇的因果性说明与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提倡的意义性理解并非永远没有结合点,意义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虽属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但在社会认识上两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理解涉及到如何把握社会现象,而因果性关系则属于说明的逻辑结构,两者都有利于对社会现实的完整把握。因此,可以说,意义性理解是社会现象成为可能的条件,而因果性说明则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成为客观的科学知识之条件。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必将会获得更大、更多的发展空间,因为对一种未定的、难以验证或无法进行经验分析的社会发展趋势(如全球化趋势)的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一个致命弱点。[xv]但我们又不能因此完全拒弃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笔者不赞成过分贬低实证主义的倾向,因为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多样化的,我们很难用一种方法就能分析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点,同时每一种理论与方法都能为理解这个社会提供一把钥匙,我们没有理由用一种研究方法或理论去贬斥另一种方法或理论。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存在。正如波普尔(k.popper)指出的,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xvi]因此,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研究范式的整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必将成为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其次,反映在社会学理论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就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运动,并形成了一种与帕森斯学派曾达到的“一元综合”态势完全不同的“多元综合”态势,这主要包括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科尔曼(j.s.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如在当今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理论之一的新功能主义,就是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 的基本特征和对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双向批判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冲突理论、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交换理论、批判理论等不同学派的研究主题及其思想观点,并将他们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具有“多维性质”的综合性一般理论。社会学理论的这种新的综合趋势,不仅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理论范式的整合,而且把范式整合推向了更深层次,从而使范式整合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其实,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整合本身就是一体的,它们都导源于社会实践的变革。而当今最富影响、最深入的社会变革莫过于全球化及其衍生结果。全球化不仅在一切社会领域型塑(shape)出一种新的形态,而且在社会理论层面将直接导致一种新的“全球化研究范式”的产生,使以“现代化研究范式”为优秀的古典与现代社会学开始转向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主体的后现代或当代社会学。因为理论首先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方法则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社会实践的变化会引起新的理论的产生,而这种新理论的产生首先得益于方法上的创新,它是在具体方法的指导下通过人类不断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同时,新理论的形成反过来又指导和约束着研究方法。因此,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实际上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们共同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中。 现代社会学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之所以存在危机是因为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处在变革过程中,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知识工具和新的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它。迄今为止,构成社会学优秀的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强调了现代性及其发展的思想并趋向于把社会的形成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alain touraine)所指出的:“无论从哪一点上说,现在流行的有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想象都已大大地丧失了其说明的价值,人们不再认为社会的进步或发展会趋向于现代西方的主导地位之确立,因为现在更强调的是稳定而不是变革,更强调所谓传统文化丰富的多样性,而不是现代文明日趋贫乏的同质性”。[xvii]当然,上述所说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并不是无所不包的,它也并不意味着后现代阶段或全球化社会的来临,相反,恰恰是全球化的思想被大多数社会学家看作既是超现代化的又是现展理论的一部分。现代性的危机既不是全部也不是最后,它仍然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尽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们已无法搬用那些社会进化论的概念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这种理性化过程已成为社会学理论争议的热点,人们把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分裂和解组、与文化多元性的销蚀并与精神和生态的受损联系起来了。 由此看来,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整合趋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以及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中进行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既然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用一种或某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去研究全球化这样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全球化这个研究主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要打破长期以来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范式,并把实证、描述的方法与人文的、理解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真正整合。既要能合理、恰当地解释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又要能准确、客观地把握它的发展态势。因为描述和解释、实证和理解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所谓经验描述必然包涵着解释,而解释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描述,实证也需要用观察来检验假设,而这个检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认同的过程。[xviii]因此,面对全球化的滚滚热浪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学理论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还必须对此加以认真研究,这无疑需要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与变革(即范式整合),而这种创新与变革的重任也无疑要落到我们这一代有幸融入并亲身感受全球化的学人身上。 社会学理论论文:祛魅、解构与大众文化的自主性——当代语境中的布迪厄美学社会学理论 【内容提要】 本文选取於梨华、白先勇、丛苏、聂华苓等作家作品为分析个案,探讨了冷战时期旅美台湾作家群创作中的华人认同问题。台湾作家群曾经构成了美华文学的主流,他们的很多作品有意味地表现了两岸分割状态下离散华人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绘描出海外华人在美国想象和中国想象之间彷徨忧郁的心灵图像。 一 在美华文学史上,曾有过早期华人过境处天使岛墙上屈辱血泪凝聚的汉语诗篇,也有过近代至五四留美知识分子文化盗火心态驱使下启蒙与救亡的文学行动,还曾出现过文化使者意义上“脚踏东西文化”的文学书写,以及40年代的华侨文艺……但真正以文学叙事形式形成一股耀人眼目的潮流,并分别反馈回祖国大陆和台港澳且拥有广大读者群的,当数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文群,他们以杰出的文学成就创造了美华文学史的第二个高潮,直至80年代后才退出美华文学主流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与美国分属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二者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自然也就杜绝了一方国民留学和移民另一国的可能性。此间台湾社会则出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二次留学和移民潮,初期的留学生以生于大陆随父母来台的第二代青年为主,后则扩大至个人条件许可的台湾青年。冷战期间台美有着特殊关系,台湾社会崇美意识盛行,美国政府修改移民律,取消旧的移民配额制度,种种因素导致美国成为台湾人出国的首选目标,相当长一段时期,留美移居被一般台湾民众视为一种世俗的成功标尺。这一时期台湾的“留学热”大多以离开台湾移居国外为目标,其直接结果就是留学带来了一大批华人知识分子移民。“在美台湾移民主要是留学人员及其眷属。从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将近15万台湾学生来美国攻读研究生学位。台湾大学……理科学生赴美留学者高达70%-80%。”②相关学者分析了这一现象的深层因素,“它一方面反映出台湾社会普遍崇洋迷外的殖民地意识;另一方面更突出地表现出一代知识分子对台湾政治前途和经济前景的不满与失望;同时,这种‘离去'情绪还积郁着他们流寓台湾的父辈渴望摆脱困厄孤岛窘境的心理要求”③。而这一分析在台湾文群的文学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留美学生,一般多以留居美国为成功目标,这与五四前后中国留学生的回归祖国意识并不相同。他们不再是匆匆过客。这就意味着他们多数人愿意或必须接受连根拔起移植异国的事实。作为少数族群置身于竞争性极强的白人主导的美国社会,台湾留学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应对生活和心理的不适。尽管许多中国人凭着勤奋和智慧获得了稳定的工作收入和不错的社会地位,逐渐融入美国社会;但不可否认,仍有不少人在美国强势文化面前产生主体性缺失的焦虑。在《中国人在美国》一书中,华裔学者李玫瑰(rosehumlee)提出“边缘人”概念,描述的就是中国人在美国的困窘境况。他们夹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受到双重甚至多重的文化冲击,产生认同的焦虑,成为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的边缘人。由于笔者要论述的50—70年代台湾留美作家中相当一部分拥有大陆和台湾人生经验,在异己的文化境遇中未改民族文化认同,即使拥有了美国国籍,其民族情感归属与文化归属依然是中国。这个群体的创作生命因此总是与台湾和大陆保持着难以分割的文化和精神联系。 二 所谓认同,简言之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斯图尔特?霍尔指出:我是谁?“真正的”我是在与多种异己的叙述关系中形成的。迄今为止存在着两种文化身份观,一种我们熟知的本质主义身份观认为,身份是一个民族的“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意味着一种集体性的真正自我,人们可以在所属民族历史传统中获得固定源头和自我感;另一种后现代身份观则主张,身份是一种不断流动、变化和建构的过程,因而它缺乏终极的结论④。这两种对立观念之间,还存在着游移、过渡、交叉、矛盾、浑融等认同状态。拔根移植新土的跨文化经验令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更形复杂。对于台湾留美作家而言,留学和移居过程的种种生活挫折和文化休克症是产生异乡人感觉的重要因素,个人的受挫感越强,就越是敏感于被排斥、被歧视等消极性经验,也越容易从昔日的故乡回忆和历史脉络中寻找认同皈依的方向;再者,赴美前的美国想象与亲历的现实美国图景之间存在着落差,也会导致认同的混乱;当然,家国意识与乡愁情感是海外华人保持中国认同的内在原因,如德国哲学家赫德所言,移居者(流亡者)的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民族的想象与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色、母语等密不可分,在部分台湾作家的心目中,“中国”与他们的个体生命有着与生俱来的深刻联系,规定了他们本能的乡愁方向,成为他们想象的共同体以及建构自我认同之重要依据。流散海外的境遇并未改变他们的中国人自我认同,异己的环境反而可能强化他们的文化回归意识。一些旅美作家长期在主观上坚持自己的中国作家身份⑤,从中国人的立场看,这种感情自然令人亲近;但是,毕竟他们已从地理、国籍、公民身份等方面逐渐脱离中国,与移居国社会的广泛联系成为他们必须正视的生存现实。因此,在早期留学生文学中,边缘人的痛苦和自我认同的困扰是相当普遍的主题,被视为“留学生文学”代表作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於梨华在小说中塑造了牟天磊这一边缘人形象。小说以牟的返乡探亲为叙事线索,交叉呈现了三个不同的叙述流程与画面:一是他在美国辛苦打工、寂寞苦读、失去台湾恋人、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生存现状;一是赴美前记忆中台北的淳朴、亲情的温暖和爱情的甜蜜:一是现实台湾社会崇美风气盛行,美国经济与文化的渗透无处不在,“唯有在食经方面,中国文化保留得住一座未倒的堡垒,未为美国的文化侵略掩盖”⑥。小说情绪强烈地表达了留学生在这三者之间的认同困扰和价值困惑。过去的十年他一直未能融入美国社会,现在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在台湾也同样感到陌生疏离。于是,他陷入了哈姆雷特式的孤独和矛盾:留下还是不留?由于邱尚峰这个理想主义气质的真率知识分子的直接影响,作品收场前把牟天磊迟滞反复的犹豫徘徊推进成为一个明确的决定:按自己的心愿留在台湾,尝试做一番有意义的事情,同时还要试试能否挽救爱情。在最后关头,人物终于从多余人式颓丧的自我沉溺中破茧而出,这一结局的安排表明,作者在宣泄了足够浓烈的失意情绪之后,由衷地需要堂吉诃德式积极明快的行动主义。牟天磊的台湾本土身份认同与中国身份认同完全一致,这一点不言自明,但不可否认的是,冷战时期两岸对峙的现状加剧了海外中国人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困境,内战带来的两岸分裂现实让那些自大陆流亡台湾以及放逐异国的中国人尤其感到困扰和痛苦,因为作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母国,只能存在于他们的个人记忆和缥缈想象中。故土难归的悲情,构成了台湾乡愁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结的优秀情感,直至80年代的两岸交流才使这种积聚数十年的情感得到疏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印刷媒体建构出来的“想象的社群”,但他也认定此共同体并非虚构,“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⑦。牟天磊正是倚赖昔日的记忆来想象中国,而他的个人记忆与中国现代历史水乳交融。 与於梨华相比,白先勇赋予人物更为强烈的悲剧宿命色彩以及更为深沉的历史脉络。他留美之后的“纽约客”系列大多讲述了受二战和内战影响的“流浪的中国人”的身世遭遇,他的小说亦触及海外华人的认同问题。 摩天楼是白先勇笔下有关美国想象的一个重要符号,它既有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文明的傲人光环,又闪烁着金属与玻璃的冰冷色泽。对于追慕美国文明的台湾留学生,它是一种高等文明范式的诱引与召唤;但临近它,也会发现它拒人千里之外的冷酷与傲慢。像吴汉魂,企图脱离自己族性文化负担(汉魂)来拥抱摩天楼,却只能在摩天楼的地下室里煎熬度日。《上摩天楼去》更是将台湾人对美国都市文明的急切向往开宗明义地显示在题中。白先勇小说善于营造一种幻象然后打破它⑧,这篇作品里的幻象包含两点:主人公玫宝与姐姐见面之前对美国的想象以及对姐妹情感的想象。但真实打破了她脑海中的幻象。玫宝的故事让人联想起白先勇三姐先明不如意的留美生活,也会想起肯尼迪被刺后白宫易主时那种在中国人看来冷酷无情的交接方式对白先勇的文化冲击⑨,相信这些事件与这篇小说有着内在的联系。总之,故事里的玫宝迷失在幻象与真相之间的灰色地带,也迷失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温暖亲情和美国理性文化的冷漠无情的两种文化感觉之间。 《谪仙怨》这篇书写中国姑娘海外遭际的作品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放弃中国身份与道德的堕落似乎都是无可奈何的选项,主人公以国别模糊的东方女性身份出卖身体就成为海外商业化体制里的一种平淡交易。如果说《谪仙怨》讲述了中国女性在异国的混世故事,那么《谪仙记》就称得上是一出离散华人自我放逐的深刻悲剧,它成功塑造了个性鲜明结局悲惨的女性人物李彤,她的个人命运也隐喻了海外中国人的自我放逐与内战历史的直接关系。火红旗袍的中国富家女孩的亮丽形象,以及她们在美国校园引人瞩目的青春风光,折射了抗战胜利之初中国的短暂欢庆景象和国际地位提升后的中国想象。然而国共内战爆发又一次将中国推向战火与离乱,李彤父母乘坐的逃往台湾的轮船失事,高傲的“中国公主”开始了浪迹天涯的自我放逐,最终投水自杀于威尼斯。她的悲剧,是铭刻在宏大历史浓重阴影下的一抹伤痕。 一般说来,中国认同在第一代华人移民身上根深蒂固,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历史纵轴,但是当移民从无根飘零转而落地生根之后,他们实际上已经基本弃绝了回归祖国的现实可能性,而立意在新土繁衍生息。他们必然会经历不同程度的美国化来适应新土生活,而他们的下一代则成为典型的abc(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这样,他们之间可能会因文化适应的程度差异而引起错位与矛盾,两代人在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就更可能出现较大差异和冲突。白先勇写于1964年的《安乐乡的一日》主要探讨了这一普遍存在于华人移民社会的问题。这篇小说前半部分细致描摹安乐乡里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华人移民家庭主妇依萍一天的日常生活和社区环境,并回顾与穿插这位主妇的家庭关系和人际交往内容,为后来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做足够的酝酿和铺垫。她无法融入社区,找不到在家的感觉,时刻意识到自己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境况。她的痛苦还在于,在中国人最重视的家庭中她同样是异类,丈夫伟成和女儿宝莉两人已轻松自如地美国化,这使得坚持中国身份和生活习惯的她不合时宜而分外孤独郁闷。作品前半部分为后文出现的冲突进行了充分铺垫和渲染,使得高潮即母女间的剧烈冲突变得水到渠成。这次冲突的导火索是宝莉与小朋友的争吵,孩子认为小朋友称她为中国人是对她的侮辱,坚称自己是美国人,母亲在向孩子灌输她是中国人而得不到孩子认同后产生了极端的情绪反应,盛怒之下打了孩子。丈夫批评她:“你怕孩子变成美国人,因为你自己不愿变成美国人,这是你自己有心病,把你这种心病传给孩子是不公平的。” 这个华人家庭的这场矛盾冲突不是孤立的事件,它形象地表明第一代华人移民彻底融入在地社会的困难。小说借此呈现了华人移民的两种认同观念:伟成以理性实际的快乐主义为生活准则,比较容易放弃自己的族性身份认同而建构新的认同,认为这样做物有所值;依萍则以较为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念面对移民生活,处理现实问题趋向情感化和保守化,因此对于丧失和改变自我的中国身份而焦虑不安,企图在异己的环境里仍然保全自己的文化价值。在此,自我意识的强弱影响了个人能否安然接受另一种身份取代原先身份的事实。伟成父女的自我民族意识相对较弱,比较容易归化为美国人;而依萍的自我民族意识较强,也就难以接受自己和家人不再是中国人、成为美国人这个事实,她是一个维护中国身份的“殉道者”。小说力图呈示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面对华人移民在美国繁衍生息过程中认同的自然变迁和其间的必然创痛。 丛苏是台湾文群中比较鲜明地坚持中国性民族认同并广泛关注美华社会问题的作家。70年代以后她的小说主要收入两个小说集子:《想飞》和《中国人》。她往往运用华人为叙述视角,敏锐观察美国社会多元民族的生活百态,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弊病如治安问题,女性、老人、同性恋、少数民族等弱势境遇问题,都进入了她的视野。比起早期留学生文学,她的题材有了较大拓展,但华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惑仍是丛苏最为关切的对象。令人深思的是,丛苏的多数小说展示的美国想象都是负面的:社会动荡,经济滑坡,治安混乱,道德失范,弱势群体自生自灭……以都市符号摩天楼为例,丛苏笔下的摩天楼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宏伟气派,倒呈现了破旧邋遢阴暗的景象。这与白先勇的描写存在着有趣的区别,白先勇并不否认摩天楼的现代气魄,只是反感它盛气凌人和冷漠异己的压迫性;而丛苏则对这现代都市符号外在面容的现代性也毫不留情地加以否定,这一方面反映了丛苏眼中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经济萧条滑坡的部分真实,另一面,也是丛苏内心浓烈的怀乡情感和坚定的族裔主体意识使然。她小说里,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都是亲切温暖的,有时几句爽朗的山东乡音就足以让祖籍山东的作者心动,族裔—语言的民族情感在家国之外显得更加珍贵;如《中国人》里的华大姐所言:“在一个过着漂鸟生涯的人来说,有朋友,有亲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是家。”小说集《中国人》清晰集中地表达了作者这种弥漫着民族意识的创作理念:“塑造某种典型——这时代里流浪的中国人。”⑩20世纪以来,“民族认同”开始变得混杂而矛盾,“它是一个由各种社会群体与个人讲述的故事 的集合作,尤其是边缘人与局外人、外来移民、前殖民地的人、流放者与低层人士所讲述的故事集”11。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民族融合的国家里,这种情况更是普遍存在。华人在美国是少数民族,这并未让所有华人都愿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他们拥有自己的神话、传统、记忆和梦。丛苏以小说形式表达了被美国主流社会忽略不及的中国人的少数话语,她描叙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和移居者在学习、工作、人际交往、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边缘弱势境遇,分析他们中的一些人坚持将民族情感当作他们精神寄托的社会原因,不断地铭刻富有象征性和神话性的族性记忆,并希望摆脱华人知识分子柔弱消极的乡愁梦呓,赋予海外华人的族性更为坚强的力量。 作者的认同倾向也深深影响了人物的塑造,《野宴》和《中国人》中其实也存在持另一种认同观念的人物,如顺利进入中产阶层的林尧成博士有一套自己的成功者生活观念,文超峰和沈梦不能丢弃的民族情感,在他眼里只是阻碍个人发展的情感包袱,但这个比较现实的人物在小说中被视为一种势利主义者,遭到华人留学生的鄙视。显然,在那一时期美华文学中,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丢弃民族认同的行为是不被鼓励的,而受到或多或少的批评和质疑。这一现象在六七十年代台湾作家群的美华小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美华的台湾文群中,聂华苓是相当令人瞩目的一位。赴美后创作的《桑青与桃红》堪称她的代表作,也是作者最具雄心亦最富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品。强烈的政治隐喻和性议题的率直表现让这部作品个性泼辣鲜明,叙事和结构的刻意经营也使作品亮点突出,而中国女子肉体的越界漂泊与精神的跨国流离更让作品意蕴深幽促人回味,因此一向受到华文学界重视,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亚裔离散文学(diaspora)、少数民族文学、女性文学与比较文学的重要范本。此作迄今依然不乏可以重新解读的丰富话题。《桑青与桃红》分为四部分,每部分皆由桃红给美国移民局的一封信和桑青的一段日记组成,桃红的信提示主人公当前在美国境内的流浪行踪,桑青的四段日记则记载桑青半生越界跨国无根漂流的人生经历。日记里的故事发生在四种不同时空:抗战胜利前夕的瞿塘峡、国共内战结束前夕的北平、50年代末期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台岛阁楼,以及六七十年代相交时的美国独树镇。桑青日记中有这样沉痛的自语:“中国人是没有地方递解的外国人。这是他们调查其他国籍的外国人所没有遭遇到的困难。”12人物宿命式的漂泊被渲染了一层家国政治悲剧意味和冷战时代色彩。聂华苓笔下的现实中国动荡而分裂,作家以明晰、感性而又有些诡异的叙述技法呈现了主人公经验中的时代乱像,并以女性的身心体验演绎诡魅的家国历史,传递有关家国政治的思考。如果把“流浪”、“逃”与“困”13作为界定小说女性主人公生存状态的关键词,不难发现作品有意识呈现人物的放逐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分割的联系。借用詹姆逊的说法,即《桑青与桃红》可以被视为一则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寓言。从这一角度看,女性人物“逃”与“困”的辩证也正对应了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困境:近现代中国受困并逃离专制落后的封建社会体制、频频受困于外侮与内战并企图挣脱、战后陷入两岸对峙与冷战格局而在不同的理念框架中建构各自的现代性……此外,作品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以及少数话语的反抗意识同样瞩目,在《桑青与桃红》里,民族国家寓言、性别政治因素和跨界少数话语被有机而策略地缝合于一体,这几种命题此起彼伏的交织绵延,使得作品具备了一种史诗性的女性叙事特质。 作品最为瞩目之处在于塑造了桑青/桃红这一人格分裂的疯癫之女形象。关于桑青、桃红的命名和意涵,存在一些解释:“桑是很神圣的一种树,中国人把它当木主,可以养蚕,蚕可以吐丝,丝可以纺绸子。青就是桑树的颜色,是春天的颜色……”14作者还有如下解释:“一个是内向的、忧郁的、自怨的、自毁性的,另一个个性是向阳的、向上的、有希望的,这个是桃红,前一个叫桑青,这两个名字我起的时候是用了一番心思的。”15以及:“桑青可以象征一种传统的文化,桃红是鲜艳的、奔放的,象征的是进发的生命力,就是这么一个对照。”16“桑青追求自由;桃红却在没有社会责任、没有伦理约束的自由中精神崩溃了。”17实际上,桑青与桃红的分裂是人物长期被外力压迫造成自我身份认同困扰的结果。桑青曾经是明朗的,有着鲜活的青春和朝气,但是战乱、婚姻、流亡、幽闭无情地吞噬着她的活力和希望,以至在极端异化状态中将她变成了桃红。从早期桑青的形象设计看,人物并不符合西方主流视野里中国传统女性的刻板印象:被动、柔弱、缺乏主体性。桑青的生命活力被老中国旧伦理和时代的困厄所遏制,但她一直没有放弃挣扎和寻找。逃往美国的桑青变异为桃红,是生存危机、认同混乱、精神崩溃的表征,也是桑青潜在叛逆个性的释放,于是我们看到了绝望和虚妄中诞生的嬉戏疯癫之女:桃红,这是桑青挣脱忧郁和恐惧化身为蝶的方式。与阁楼叙事中桑青的隐匿逃避策略完全相反,桃红自由随意地游走于江一波、小邓、移民局官员、美国警察之间。桃红的身体政治在作品中的价值显而易见。“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长期以来,妇女们都是用身体来回答迫害、亲姻组织的驯化和一次次阉割她们的企图的。”18以身体的裸露来戏耍戴墨镜的移民局男性,以身体的游戏自主让虚伪的江一波陷入尴尬,身体成为桃红颠覆权力话语的载体。桃红陷入身休的放纵,反得以跳脱权力话语的规训。在桃红狂放的身体表演面前,原本自以为是的移民局官员显得手足无措;在桃红嬉笑怒骂的身体操纵过程中,江一波作为两性主导者的男性权威地位受到了挑战。总体上,作者将自己对女性生命本质的自由主义理解融入了疯女桑青/桃红身上。 “楔子”与“跋”中女娲、刑天和帝女雀等中国神话人物意象颇为耐人寻味,也许可以解读出桑青/桃红的文化英雄气息,这一点一向被忽略。如果说刑天这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男神寄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猛志故常在”的不屈和勇毅,作者不乏以此寄寓家国情怀和族性精神想象的可能性19;那么女娲和帝女雀这两个女性神话人物的出场就不仅具有民族精神溯源的意味,还被巧妙地镶嵌进女性话语意识和策略。无疑,这两个女性神话形象及其衍生的中国文化想象在作品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分量。作为中国神话中最为古老的始祖母神、大母神、化万物者,女娲的非凡之举首推“造人”和“补天”。“楔子”交代了桃红与女娲之间的“母女”血脉联系,而“跋”则叙述了帝女雀填海即“精卫填海”的故事,提示桑青/桃红与帝女雀的内在关联。作者以精卫与女娲这样的神话人物,隐喻桑青的弱势存在现状和不屈的精神,以及桃红的自由意志和不羁反抗,其内在逻辑显示出作品不仅意在书写华人悲情的流浪境遇,还有意将人物想象为一个富有抗争精神和行动力量的女性文化英雄。桃红身上延续并改写了刑天、精卫等叛逆者形象的民族文化精神,融合了自信、疏放、反抗强权的自由意志。桑青/桃红的住宅墙壁上留下了混乱而大胆的留言:“女生须/男生子/天下太平矣……谁怕/谁怕/whoisafraidofvirginiawoolf……桑青杀父杀母杀女……”似乎混乱谵妄的言语却涉及始终困扰人物的国族政治和性别政治,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与成为小说解构的政治符码,西方女权主义代表人物vir-giniawoolf也成为作者汉语写作需要挑战的目标。正如福科所言:“在那种陷入疯癫的作品中的时间里,世界被迫意识到自己的罪孽。……疯癫的策略及其所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辩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20正是桃红的疯癫言行解构了美国移民政策的某些不合理之处以及政治偏见和种族偏见,同时桃红本人也因疯癫而放逐了无边的恐惧和黑暗。 三 冷战时期台湾文群笔下的海外华人形象群重复诉说着一种在路上的感觉,他们是无根的飘族,身心的离散构成他们生命的基本境遇。“离开了母土的流浪人是脆弱,无根的,无着落的……对于一个流浪人,土地和语言是他在流浪生涯里日夜渴望,不能忘怀的!土地象征着他和他的祖国的根源的关系,语言象征着他和他的同胞的联带关系。没有失却它们的人永远不会感到它们的可贵(正如我们不会日日赞美阳光和空气一样),而一旦失却了它们,那流浪的人却像脱壳的游魂,国际飘荡,日夜向风来的方向探寻故乡的信息。”21这样的表述说明,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明确无疑地保持着以共同血缘、肤色、语言、历史文化传统等为基石的民族身份认同。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陈若曦是台湾作家群中一个特别的个案,她将留美转化成重回中国大陆的契机,践履其左翼思想,亲炙母国土地。然而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行动主义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华人作家大多在异域经营文字中的故国之梦,表达他们哈姆雷特般的忧郁情怀。他们笔下的“流浪的中国人”常被寂寞、孤独纠缠,甚至走向疯狂和死亡之绝路,触目惊心地诠释了冷战时期离散华人的认同困境和精神悲剧。 作为中国留学生和移民,台湾文群的个人历史与生存现实都与中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他们又实实在在跨越了国家的地域和文化疆界,身在异乡,这就注定他们的人生形态和文学创作拥有基本的双轴:一是与自己有着深刻历史联系的故土;一是与自己存在现实密切联系的新地。前者牵连着离台前的个人生活和家族历史,涉及他们的情感记忆,后者则已经切入美国的商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生存现实。这样的双轴特性鲜明地体现在台湾文群的华文创作之中80年代初期,白先勇曾指出50—70时代美华台湾作家群的几个重要特征:第一,他们旅居海外,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政治潮流和历史变动,对他们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第二,他们的作品也热切关注中国民族和文化前途和命运;第三,他们置身海外,对海峡两岸都能采取独立批评的态度;第四,他们的创作对台湾和大陆的文艺思潮都有一定的贡献和影响22。这一看法基本符合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的创作主流,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般说来,留学和移居的华人接触异域文化时存在几种不同的认同反应特征,一是“工具性的因应”,即在某种工作接触中自然参与异域文化;二是“认同”,即乐于学习当地风俗习惯并作出重大转变和适应;三是“退缩”,即对参与异域文化感到失望,而退回原母国人际圈中,他们对异域文化抱有挑剔和消极态度,对故乡社团则有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四是“抗拒”:坚持自己的祖国认同,不愿改变这一观念23。观察六七十年代台湾文群的美华小说会发觉,这几种人物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其中刻划最为深刻、也最能引起作者情感认同的人物大多属于三四两种。对于第二种人物,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更能适应国外环境、不执念民族情感的那一类人,或许他们活得比较如鱼得水,但是他们却很少得到作家们的青睐。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一阶段台湾文群虽经历着强烈的认同危机(尤其是出国初期),但他们基本上未曾改变自己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他们在文学想象世界里辨析着这种认同带来的苦恼和困惑,但却并不赞成放弃这种认同而彻底归化,对于归化倾向的人物常加以批评和讽刺。徘徊在中国想象(台湾想象)和美国想象之间,冷战时期的台湾作家较多地塑造了悲剧性的“流浪的中国人”形象,铭刻并延续了梁启超、鲁迅、郁达夫、老舍、闻一多等中国知识分子的域外创伤体验,唤起了近现代中国屈辱苦难的历史记忆。这批来自台湾的华人作家以文学叙事寓言性地表明一个弱势国家在后发现代化的曲折过程中所遭遇的自我认同分裂的惨烈;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体味着第三世界弱势处境下海外华人自我的失调与失重,还深刻体悟到冷战时期的两岸分离与国家裂痕带给海外游子的无所适从之苦,他们从偏隅于小岛到蜉蝣寄身异国,强烈地体验到身份认同的困扰,台湾—大陆—中国,这种一体性中的历史裂痕令20世纪中叶的海外中国人对民族国家政治有了难言的痛切感受。 社会学理论论文:结构化现代性与全球化——试论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透视 论文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理论”大纲、“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研究,探讨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对他理论的某些偏颇,提出了质疑。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现代性;全球化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倡导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面对全球化,许多宏观社会学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伴随着这种呼声,各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理论也竞相登场,吉登斯结合其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分析紧密地连在一起,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维度在全球蔓延的结果,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中的时空要素的延伸机制将二者连结起来;吉登斯的这种全球化观,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转变论”。 本文试图系统评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他的理论有失偏颇的地方,也给予了几点相应的质疑。 一、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 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认识他的结构化理论之前,必须首先分析一下他的“双重解释学”——一种认识论,它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 1.“双重解释学”:它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双重解释学”的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和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关于“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2.结构、结构化、结构二重性、时空。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规则和资源,因为规则和资源本质上具有可转换性,所以在他的笔下,结构根本就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只是在人使用它们的时候才具有某种意义,这和帕森斯的相对稳定、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地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 为了让结构具有更强的伸缩性,解决日常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的构成问题,吉登斯将时空因素正式引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吉登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并未夸大这种能动性,他也认为,人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 3.行动、反思性、意外后果、区域化和例行化。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和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问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②,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了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4.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而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确进行了某种很有成效的理论综合,他敏锐地发现了位于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极的重大理论缺陷,可是他的理论综合最终化解了这种裂痕吗?①吉登斯回避了结构与能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主要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手进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二者是如何互动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吉登斯否认了外部客观世界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稳定性,那我们的外部世界又是从何而来,吉登斯似乎倾向于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时,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稳定性的“结构”的存在,那么他对现代性的几种制度维度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讲到)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结构性原则”或“结构性特征”能解释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那么这岂不是帕森斯的结构观的重现吗?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结构性原则”来代替原来的“结构”概念而已。②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他的理论的前后逻辑也存在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因此,吉登斯有没有解决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反思性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大纲之时,就试图融合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他的理论具体分析运用。吉登斯用制度反思性分析现代性,时空因素同时将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结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面貌凸现出来。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不过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他将反思性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特征,并且试图用反思性现代性来化解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现代性的断裂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吉登斯强调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是与他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即,要为解读现代性,特别是高度现代性,找到合适的理论思维支持,因此他在他的很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主流社会学的各种进化论思想。 2、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使用,日历在世界范围标准化,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了;与此同时空间与场所也出现了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空的分离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征符号,一类是专家系统。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3.多维度的现代性分析:作为对现代性的单一维度分析的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多维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或组织类型;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很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等,更重要的是间接的监督,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监督。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实现了在领土明确的边界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 4.现代性的后果:“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的改变。时空分离和脱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传统全面而快速地从现代生活中撤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不断被修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反思的中介,习俗和日常实践受到严重的改变,它们远离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场的抽离系统主导行动。同时,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地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主导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为主导的关系。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经济秩序的崩溃、生态的灾难性破坏、极权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爆发等。 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而且延伸到自我的优秀部位,带来自我认同的某些变化,“在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④自我反思也成为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指导和干涉。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大致解读,同样,笔者感觉到他的某些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们是:①将反思性的制度化看作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的特性似乎有点不妥,难道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反思性吗?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笔者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也有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的存在,这种区别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抽象系统的再生产在速度与强度方面优先于前现代社会。②对高度现代性的“断裂”特性的分析也有偏颇之处。依据吉登斯的社会变迁观,历史都是由一系列的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应该具有“断裂”性,既然如此,“断裂”也就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唯一特性了,历史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产物,而这很难解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③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中,吉登斯始终未对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进行分析,而这些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全球化不平等的扩大,这是事实,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也都扩大了。”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是从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起步的。他反对将历史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规律的推进结果,但是他将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是否也有重归进化论的嫌疑呢? 三、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吉登斯总结了两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一种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一种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前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之上,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及在世界的扩散,当欧洲的国家体系成熟起来,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彼此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迅速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种朝“一个世界”发展的运动;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仅仅涉及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把国家当作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关系。吉登斯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总结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吉登斯认为沃伦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吉登斯同样认为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正如其他一些学者指出来的,吉登斯将战争或暴力纳入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中,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将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触角伸向了更为直接和敏感的现实问题,使他的理论更具有立体感和现实感。 但是,他对全球化分析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们有下面几点:①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全球化”观点:从吉登斯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其全球化思路与现代性分析一脉相承的风格,甚至可以说他的全球化分析其实还是他的晚期现代性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吉登斯特别指出对现代性的分析是具有国别指向的,是以欧洲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思路,在这种分析范围上,他关于现代性本质特征的描述方面,我们还能接受,但是将一个范围有限的研究思路简单地推及到全球范围,有简单复制的嫌疑。②“民族国家中心论”范式的局限性:与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一样,吉登斯全球化的制度维度也包含了民族国家体系,将民族国家视为分析单元,他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如下假定基础上的:新独立的国家将开始某种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将经历欧洲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道路,并且全球化没有改变和超越民族国家体系。但是,全球化社会正在出现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过程的跨国化、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和某种“全球文化”,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新现象,西方国家以外的社会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来重新孕育现在的标准化民族国家,而很多学者也指出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特定的组合。 吉登斯关于全球化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大都是直接对应于对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围绕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概念,能否解释性质上属跨国现实和全球化现实的语汇,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比如属于民族国家的范畴的概念:主权、监控等,能用来对现在受到广泛关注的网络社会的分析吗?3.关于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吉登斯在《现代性后果》一书中,对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有简要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是:通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各种文化事实在全球化范围有了流通和透明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具体分析全球化会对文化的各种特质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冲击,比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全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使得他对全球化的分析显得很不完整,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软”的环境在很多时候都会影响甚至制约“硬”的制度方面。罗兰.罗伯森指出:“从特定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指的是不同生活形式得以结合;这一点无法通过简单主张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而准确把握,……在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中,文明的、社会性的、民族的、地区的、甚至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有所增强” 社会学理论论文:经济社会学理论在经济法研究中的作用 一、什么是经济社会学 经济社会学是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需要明确的是,虽然他和经济挂钩,但是经济社会学内在的理论进路和分析理路仍然遵循了社会学模式,它不会将经济现象独立于社会结构去看待。这门学科特色在于,它是社会学家以社会研究的视角对经济学领域进行的介入,而这种介入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可以说经济社会学的出现,是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反思和挑战。熊彼特被认为是最早倡导“经济社会学”的人物之一,在《经济分析史》中他提出本文由收集整理了“经济社会学”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研究“经济制度”的科学。但需要指出的是,熊彼特倡导的“经济社会学”更多着眼于“经济”,这就与现今我们所言的经济社会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是最早对经济社会学学科地位的认定作出贡献的人,在其著作《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他对社会学进行了三大类的划分,分别是一般社会学、社会形态学和社会生理学,经济社会学就被他划分在了社会生理学之下,成为了社会生理学的一个分支。诚如前文所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思路和分析框架仍然是社会学式的,重点关注经济过程中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而经济学则偏重于研究这一过程中的经济因素。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尚无定论,一般认为经济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包括: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等。经济社会学对消费的研究主要沿着三个方向展开,一是侧重于研究消费者内在的购买行为以及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对于消费行为的影响;二是侧重于分析消费行为方式发生所依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环境;三是对于消费文化的关注侧重于研究符号的意义、消费文化的形成以及行为感受过程。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把社会学的分析方法纳入消费经济问题的研究过程中。较早时期对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建设作出贡献的学者就有韦伯、涂尔干、凡勃伦等,当代较有影响的经济社会学家则有帕森斯、斯梅尔塞、熊彼特、杜森贝利、西美尔、布迪厄、理斯曼和鲍德里亚和富永健一等。 二、主要研究方法与理论 作为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和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经济社会学的本身理论体系其实还尚无定论。有的学者将其理论体系概括为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几大组成部分。其中的经济行动是社会人一系列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并且这些行动的目的也并非仅仅着眼于最大利润的获得,而是一种对多层次需求的满足。社会经济结构论就主张作为社会系统子系统之一的经济系统需要同其他社会内部的子系统达到互助的满足效用,从而使经济发展水平同社会结构相适应。社会经济变迁论是当代经济社会学关注的重点,它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变迁所具备的心理特质、发展的指标体系、发展中的协调与失调等问题。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论则是社会经济变迁论的理论延伸,主要是运用长远的目光去分析一国经济发展应有的道路,以便在联系本国实际的基础上,为经济发展出谋献策。 从具体内容来看,各国关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其实是各不相同的,但依据其内在共性,可将其大致分为五个研究方面:(1)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一般认为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起着决定作用,不同的群体结构、活动会对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造成差异很大的作用。(2)经济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及发生这些影响的诸多社会条件,具体就是社会当中政治、文化、人口、地域等与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3)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主要研究支配人们开展一定经济行为的社会因素。(4)经济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包括对经济活动各环节的社会学分析,还会分析不同经济集团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5)研究经济政策的实施,主要是着眼于实施经济政策的社会依据和社会条件。 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基础理论有如下几种:(1)理性选择理论,即认为最大化的实现私利是决策者行为选择的标准,纯粹的理性在于人是为了目的理性的最大化而实现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2)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成本和时候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合同而发生的成本。(3)谈判理论,以传统的价格理论为基础,认为自愿合作可以使得一项资源从股价低的主体转移到股价高的注意中,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也提高了合作双方的福利水平。 三、对经济法研究的助益所在 1、有助于揭示经济法的社会性本质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它的首要价值目标是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而非个人或某一团体的利益。这种社会性是对普遍而非特殊的强调,也是对全局而非局部的强调,它突出的是一种大众性而非个体性。可以说社会性在经济法领域的凸显,既回应了现实经济生活的实际需要,又满足了法律本身不断分化和完善的要求。作为一门以社会学视角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交叉性质学科,经济社会学主张经济法研究中运用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对于经济法社会性本质有着很好的揭示作用。 2、有助于为经济法研究提供多种科学视角 经济社会学主要依托的还是社会学视角,这种实证的学科手段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前文中所提出的理性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都为经济法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法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可以说这些经济社会学基础理论为经济法研究积累了不少的理论基础与创新方法。 3、有助于经济法之经济目的的体现 经济法始终调整经济关系,调整的目的就是使社会的整体经济能持续、稳定的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而且其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纵向经济关系,但对横向经济关系会产生明显的影响;采取的手段既有惩罚性的,也有补偿性的,既有鼓励类的,也有禁止、限制类的,体现了明显的综合调整的特征。对于以研究经济现象为目的的经济社会学来说,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加以运用其理论与方法,对于经济法其本身经济目的的实现,是有着很大的助推作用的。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论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学理论解释和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关键词:职业性别歧视 社会学理论 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摘要:职业性别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做了深入研究。职业性别歧视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政策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其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职责。 劳动力市场同样受“供需关系”的掌控,但现行中国显然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雇主的价值、偏好将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果。学者赵耀对雇主雇佣行为调查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坚持不选择女性,认为女性不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生育和照顾家庭会影响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调查者“同意”或“很同意”这种观点。还有部分对雇主对女性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工作内容和岗位变动的应变性表示担忧。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虽然每年的调查结果有所变动,总体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职业性别歧视,社会学以独特的视角弥补了经济学纯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释力。 一、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1.女性劳动就业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 2.个人偏见理论。该理论是由贝尔克(becker)创立,是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建立的,用贝尔克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具有歧视的偏好”,那么他就乐于以某一群体替代另一群体并为此支付某种费用。他认为,这种偏见来自雇主、雇员、顾客三个方面。(1)雇主歧视。假设一些雇主对一部分人具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恶情绪,而与其技能无关。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对女性雇员抱有偏见,即使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他们也只愿雇佣男性,除非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到足以抵消对女性的偏见的程度,才会雇佣女性。(2)雇员歧视。这与工作职位的竞争、工作中的磨擦、人们对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等的认识的不同有关。例如,大多数白人对有色人种持有偏见,有些男性雇员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领导,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残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能够胜任。(3)顾客歧视。顾客有时对被服务的对象也会有偏见。如外科医生、机械工程师、司机顾客喜欢男性提供的服务;护士、导游、空中小姐,顾客喜欢女性提供的服务。 3.互动理论。斯坦福大学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释两性职业和报酬不平等的问题时提出这一理论,她认为,人们生活在互动的交往中,在求职、应聘、面试时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基于性别的显著差异,互动过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优于女性,更胜任工作的观念影响下,造成具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对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时,男性利用占据权威位置的机会,故意忽视或消除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评价职业报酬时,人们通常较少选择异性参照群体,更多的采用与同等任职资历的、同样性别的人相比较的方法。这种通行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社会网络的同性化和职业性别隔离。 4.激进女权主义的自行就业观点。激进女权主义从强调私生活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女性在社会劳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们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们提供的战略便是使女性与男性分离,鼓励女性去创建自己的产业,如商店、银行、企业、饭店、医院、书店等,以做到自行就业,免受社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二、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建设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女性就业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借鉴,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失业保险政策、职业介绍和指导政策、公共就业工程等政策。美国(“一揽子职业中心”)、法国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就业指导。很多发达国家积极介入女性就业,财政拨款补贴公立职业介绍所,为妇女就业和企业用人提供免费服务;大力兴办公共工程,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制订了明确的支持政策,这方面美国和欧盟都走在前列,取得显著成效。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我国社会需要制订《反就业歧视法》,依靠法律的强制来保证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实现同工同酬;当前,不少中小私营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不缴纳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五项保险的行为,严重损害女性劳动者,法律要制定细则予以纠正。第二,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家庭两大社会责任,女工生育保险应尽快转变为社会统筹,实现企业的成本向社会转移,由社会来承担妇女生育哺乳费用以及生育保险金。第三,应该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长期失业和下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级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帮助她们寻找就业机会,开展再就业服务,把保障和服务结合起来。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对象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女性从业人员,使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业女性的贫困状态能够得到缓解直至消除。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谈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的拓展训练分析 【摘 要】社会学理论主要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了由微观层级的社会行动或人际互动,至宏观层级的社会系统或结构。社会学领域理论是拓展训练中的团队学习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拓展训练操作技巧的理论指导,对于认识拓展训练中的现象和规律具有重要的作用。 【 关键词 】社会学;拓展训练;应用 一、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社会互赖理论的认知 社会互赖理论发端于20世纪早期的德国柏林大学。格式塔心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库尔特・考夫卡(KurtKoffka)于1935年提出:群体是成员间的互赖性,是可以变化的动力整体,这就首次提出了“群体动力整体性”的观点。 考夫卡的同事勒温(K.Lewin)在其基础上,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阐发,他认为群体的本质是其成员基于共同目标而形成的互赖,由此促使群体成为一个整体,若群体中任何成员或次群体的状态发生改变,将会影响其他成员或其他次群体产生改变;群体成员内在的紧张状态能够引发完成共同目标的动机[1]。 勒温的弟子莫顿・道奇(MortonDeutsch)于1949年首次提出了两种社会互赖: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互赖,从目标结构角度得出了合作与竞争的理论。最终莫顿・道奇的弟子约翰逊兄弟将这一理论进行统整与拓展,形成了社会互赖理论体系。约翰逊兄弟将社会互赖分为三种情况:积极的社会互赖、消极的社会互赖、没有社会互赖。社会互赖理论将合作和竞争作为关系变量而非个体变量来进行研究。它不仅关注在完成任务中合作和竞争的效果,而且对互动方式、心理过程、人际关系、对自我和工作的态度等也进行详细研究。在教育领域,社会互赖理论的运用和发展最成功的范例是合作学习的兴起与繁荣。 (二)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社会互赖理论主要研究个体间在合作性和竞争性的社会情境中相互影响时的行动效率、内在心理过程、互动方式及结果。虽然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单打独斗的年代,伴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已经逝去,团队合作在当今时代备受青睐。但是合作离不开竞争,没有竞争的合作是肤浅的、毫无生机的;竞争也离不开合作,没有合作的竞争,是孤单的、狭隘的。 拓展项目的设计更倾向于合作与竞争的相互依存。在拓展课程实施过程中,既强调学员之间的合作,又注重培养学员的有序竞争,最终达到一种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的培训效果。团队目标的达成,是学员间合作的结果,但是也离不开相互之间的竞争。合作的同时鼓励竞争,有助于提升团队个体的能力,进而提高团队整体的凝聚力和竞争力。而在鼓励竞争的同时,又要注重相互之间的合作。竞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更高的目标的手段,在竞争中合作应体现“双赢”原则。一个人再强大,只能超越自己,而一个强大的团队可以攻克许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难题,这就是团队力量的最好彰显。 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在完成拓展项目,达成团队目标过程中,学员之间容易相互诱导和影响。积极互赖使学员间产生促进性互动,如果学员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就会形成一种积极的氛围,可以感染到团队中的每位成员。这样不仅促进个人小目标的完成,而且加速了团队大目标的实现。消极互赖往往使学员间产生阻抗性互动,对困难程度评估过高,或者对自己的能力评价过低,都会使学员产生消极的互动,如果这种消极互动得到扩散,会对目标的达成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而没有互赖就意味着不会产生互动,目标也就肯定不会实现。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群体动力学理论的认知 群体动力学(groupdynamies)亦称“团体动力学”,试图通过对群体现象的动态分析发现其一般规律的理论。群体动力学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跨学科研究,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心理学的先驱―库尔特・勒温(KurtLewin)的“场论”。“场”是他借用物理学上力场的概念,其基本要义为:在同一场内的各部分元素彼此影响;当某部分元素变动,所有其他部分的元素都会受到影响。勒温采用格式塔心理学观点,将个体行为变化视为在某一时间与空间内,受内外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勒温认为[2],群体行为由构成群体的个体来执行,但群体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对个体具有很大的支配力。用公式B(f)=E×P来表示,即个体行为B是个体所处环境特征E与个体自身特点P互动的函数。 群体动力学主要研究群体的凝聚力(如决定群体凝聚力强弱的因素),群体压力和社会规范(如从众现象等),群体目标(如群体目标的有无对群体性能的影响)和成员的动机作用(如竞争与合作)等等。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拓展训练强调团队学习的氛围,整个过程就是帮助团队和每个成员不断发现团队和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断向好的方向改善的过程。拓展训练的各个环节都能体验到团队精神。在场地项目和情景项目中,目标的完成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在高空项目中,个人的成功挑战也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鼓励。 拓展训练课程中会形成以团队为单位的“场”,学员也会在这个“场”中体验项目,并在体验中促进个体的感悟的形成。虽然群体动力源于个体动力,但是群体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动力。由于每位学员在生活学识、经历等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所以他们对拓展训练的理解角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就导致学员在参加拓展训练过程中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当团队这个“场”形成之后,以团队的整体性来引导和影响学员行为,会使整个团队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团队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即使有个别学员存在消极的情绪,但受到积极氛围的感染,也会产生从众现象,融入到团队之中。反之,如果整个“场”的氛围是消极的,哪怕有积极的学员,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不利于团队目标达成的消极因素。 三、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符号互动理论的认知 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interactiontheory,又称象征互动理论),是与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有着密切关系的传播学基础理论之一,也是重要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米德(G.Mead),其优秀的三个概念是“符号”、“自我”、“互动”。虽然“符号互动论”是布鲁姆提出的名词,但符号互动理论是米德独一无二的思想,在其著作《心智、自我与社会》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达和呈现。这个具有开创性的社会学观点理论对社会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也受到其他许多 学者的影响,尤其继承了C・H・库利的“镜中自我”概念。 米德认为象征符号乃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他综合了新达尔文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将人类心智、社会自我、社会结构贯穿于社会互动之中[3]。他认为,人们具有独特的心智过程,他们通过“体味而理解他人的角色”就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行动者可以更准确地估计他们对他人的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并进而增加与他人合作性互动的可能。(下接49页) (上接53页)符号互动理论在后期的发展中分为两大学派,一派是由布鲁默领导的芝加哥学派,继承了米德的研究成果;另一派是以科学取向为特征的衣阿华学派,代表人物有M・库恩、卡奇等。两派的基本区别在于方法论,衣阿华学派采取量化的取向。 (二)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的课程,对拓展训练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符号是指传达信息的基本单元。它是对事物的表征,也是语言、动作、表情等的代码形式。而互动则是一种使对象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彼此发生积极的改变的过程。符号互动论强调人们在感受并理解他人角色的过程中自我概念在不断地成熟,使学生获得“镜中我”的感觉,视他人态度和意向而行动的能力也会不断地增强。 在拓展训练课程实施过程中,培训师要创设情境,通过精心设置的项目,利用模拟的环境,引导学员变换角色去体验他人的想法,理解他人的观点、价值观等。运用“成功导向”和“关系导向”的引导方式,适时加以鼓励并引导其以成功为目标,提高个体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那么在此过程中就存在着两大角色,即培训师与学员,那么也就存在着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则是通过项目导入及规则介绍得以体现。也就是互动情境“文本”的解读过程,师生通过对互动符号的理解与解释而达到互识和共识。生生关系则主要表现在学员之间为了完成团队目标,而进行的符号互动。 符号交互作用理论把社会相互作用解释为符号交换、直接沟通,人们能想象他人或群体怎样看待自己[4],即个体自己能扮演他人或群体的角色,相应地解释情境,并决定自己如何行动。符号交互作用理论现在拓展训练中得到广泛地应用。使用的较多的是莫利诺在1960年所创建的“角色扮演技术”。拓展训练过程中,主要采用角色扮演技术,让学员在一种特定的或创设的情境中扮演某一角色,使其认清角色的理想模型,了解项目对角色的期望和自己应尽的角色义务,从而有助于他们去控制或改变自己的态度与行为,以达到改善人际关系和提高工作或学习效率的目的。 四、结语 拓展训练打破了单一的说教与灌输的传统教学方式,以一种先行而后知的体验式学习方式倍受推崇。伴随着拓展训练的不断成熟和发展,其理论体系也得以充实。团队学习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课程,将学员放到一个团队的环境中去,在团队中与他人互动合作学习,共同成长。社会学领域中的社会互赖理论、群体动力学和符号互动理论都是拓展训练进行团队学习的理论依据。(作者单位:西藏昌都地区八宿县中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社会学理论构建 [摘要]文章在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构架的基础上,通过对当前高校场域与高校教师惯习之间的关系透析,提出应在薪资与福利激励机制、加强高校人文气息的建设、高校教师自主权利的构建、构建高校场域与教师惯习的良性关系五个方面逐步完善高校教师的激励机制。 [关键词]高校教师 激励机制 场域 惯习 教师作为高等院校教育最大的资源,是培养具备综合能力和身心健康的高素质大学生的优秀与支柱,是高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重要人力资源。如何充分调动教师在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建立一套管理高效、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成为当前高校进一步深化素质教育改革、机构行政改革和人力资源改革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本文从社会学的建构理论角度出发,以当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厄迪的场域理论作为方法论,旨在建立良好的教师激励机制和提升高校教师的整体素质提供合理的建议和方法。 一、布厄迪场域理论的概念与实践意义 布厄迪曾就场域(Field)这一概念说过:“所谓场域,意旨位置间的一个关系网络或者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存在某种客观限定的。”他的场域概念,不是一种被一定实在边界包围的空间领地,也不等同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领域,而是一个内部包含着力量的、生机勃勃的、潜能无限的抽象集合。在布厄迪的概念范畴中有很多场域,譬如美学之场域、宗教之场域、法律之场域、政治之场域、文化之场域和教育之场域等。每一个场域都是以市场作为纽带,以符号化的识别形式将场域中象征性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相互联系起来。例如,教育场域包括学生、教师、学校管理者、教育理论家、科学学者、科研人员等。在场域中的每一名活动者都是有主体性、有自我意识的个人,都有具有本我的“情感倾向系统”,布迪厄称这个系统为惯习(Habitus)。 在高校这个特殊的场域当中,课程教学、科学研究和教师的自身发展过程中有着诸如权利、制度、组织和管理之间形成的盘根错节的网格,它由教学资源、行政体制、管理制度等组成了具备客观逻辑性和共同趋向性的立体空间(符号性空间)。该空间具备以自身存在为必要条件的运作模式,体制内的参与个体及团体产生互联而生产出具有自为约束力的系统。高等院校教育教学的场域可作为整个大教育场域内包含的一个分支空间,是指参与教育活动的高校学生、教师和其他与之相关的参与者之间自发生产出的一种以知识能力和应用知识的技能之制造、撒播、复制和消费的基础,以大学生知识储备和应用能力的生成与发展而作为客观的关系网络。惯习则是在长期积淀过程中,教师逐渐形成的一系列具有一定程式化的教学模式、方法,以及衍生出的科研方法和自身发展趋向的总和。惯习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同时也具可变性,它既是具有客观性的共同趋向,同时也是具有主观性的个体选择,它是教师与高校主管部门、高等院校行政部门以及教师之间的深层互动体系。因此,场域理论在实践层面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高校教育师资内在的关系网进行社会学的构建。 二、场域中的教师主体动机 1.薪资和福利场域。教师作为社会的必然单元,要在社会中生存得有尊严有质量,首要的需求就是基本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紧接着就是社会地位和被他人尊重的需求,然后才是道德的需求。因此,要想让高校教师在职业道德上充分发挥自主性和自觉性,首先就必须满足其基本的物质需求和获得社会尊重的需求。过往的激励机制更多地强调精神激励。我国高校基本集中在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社会生活的成本必然相对较高,高校的教师同样面临家庭生活保障问题、子女受教育的费用问题,尤其是当代不断高涨的住房价格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会严重制约教师的需求层次向上发展。因而高校薪资和福利水平作为影响高校师资建设和职业水平发展中的第一场域而不可回避地存在于整个大场域当中。 2.绩效与责任场域。在资本全球化的当今社会,数字化评价方式成为各个行业重要的考核标准,因此,绩效往往作为政府、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对各高校的评价的客观要求。在当今就业形势仍旧严峻的情势下,高校大学生的就业率往往与高校的绩效相挂钩,这种单纯以就业率来评价学生是否成才的方式被大众简单地予以接受。在这样一种社会引导下,与就业无关的很多课程(例如体育课、文学欣赏课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教授该类课程的教师在高校中的地位和绩效相应得不到重视,责任感难以发挥,自我进步和远期发展的内在动力自然被遏制,从客观上反而不利于大学生形成身心均衡发展,打造健康的体魄和积极的心态。因此,绩效和责任场域本质上是牵动教育师资建设走向的动力性场域。 3.发展空间场域。发展的需要是需要层次中的高级需要,仅满足基本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远不能建立完整的道德人格,可持续的发展空间是高校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活动中所必需的,其深刻地影响到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手段的创新和教学效果的评价。一个自由宽松、发展潜力大和支持获得性强的平台对教师职业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此类空间可以更好地促进其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教学和科研活动中的成败。所以发展空间场域是高校外场域当中的可拓展场。 4.整体发展策略和教育理念场域。高校教育主管部门、教育系统及其下属主管单位对本校和本省教育的发展策略和理念方向对教师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升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不重视发展策略和教育理念的情况下,一味要求教师自我提升,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的。在高校教育的课程教学当中,“身心和谐”的理念和“终身教育”的大策略实质上囊括了对大学生身体素质、兴趣爱好、长远发展、综合能力、身心和谐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要想真正被予以实践,就要求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彻底摈弃灌输式的教学方法。那么,这必然对作为场域动力的高校管理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如何积极引导教师进行教学反思、改进教学手段、不断完善教育内容、持续提高教育水平都是作为管理方的高校管理者应当主动参与的。与技术性课程相比,人文类课程的多样、多元性使得这门课程的授课内容更加丰富,主题性也更强,如果相应主管部门在相关发展策略上有所缺失,就会导致很多教师停滞在自己业已形成的惯习当中,失去创新和变化的活力,进而产生僵化的模式教学。因而可以把高校管理层的发展战略和教育理念场归结为引导性场域或导向性场域。 三、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场域系统构建 在心理学意义上,激励指的是外界为主体心理所提供的一种外在驱动力,源于内外交互刺激而共同产生的动机激发、行为鼓励和动力形成。激励可以使人产生足够的心理应激去应对外部现实,这个外部现实就是场域,而本研究的场域即是高校,其内部惯习是教师的自身惯习。因此,高校教育师资的激励机制就是高校场域和教师惯习交互作用结果的客观实现。 1.薪资与福利激励机制。薪酬和福利待遇之所以能够作为提升高校教师工作积极性的重要方式之一,从人的正常需要范畴看,高校教师势必会追求高报酬以改变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由于目前高校在薪资和福利机制上各有其不完善之处,传统管理理念的惯性长期存在,与现代高校人力资源制度形成了一定的矛盾,致使现行的教师薪资激励机制形式仍旧比较单一化。这种单一化的模式,对教师的自主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调动力非常有限。所以,高校应着手制定教师工作的多元绩效考核模式,让该模式既充分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原则,又能够根据本校和各个分教学系统的具体情况来逐级放权,在不同的方面调整教师的收入结构,逐步建立一种以体现岗位责任心、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多元薪资评价体系。可以说,建立行之有效又不失人性化的竞争激励机制是当前让高校教师实现个人内在价值向外在价值转化的保障,以最终达到内外价值高度统一的目标。因此,应通过制度改革,在根本上为教师在教学实践、科学研究中发挥其潜能和创新精神提供优秀动力,想方设法为教师提供教学的各项保障,在这种大前提下,高校教师才可能真正有条件、全心全意地为高校教育事业服务、为大学生的未来负责。 2.加强高校人文气息的建设。如果说薪资和福利激励是物质的外在激励的话,那么,加强高校强场域内的文化内涵,为教师创造开放的思想文化环境和创新环境,关注教师自我实现的需求就是再激励的构建过程。高校应制定明确的短、中和长期发展规划,以此为背景来增强高校教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合理和科学的竞争氛围中,教师会自然地把高校自身的发展与其切身利益直接关联起来,如果每一位高校教师都能够充分意识到个人利益是建立在高校本身良性运转基础上的,就会真正把个人的价值与高校的整体价值联系起来。团队精神是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优秀动力,教育学科的建设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和开放的胸襟对待科研工作,以各个学科交叉融合作为突破点,更好地把握当代学术发展的脉络,才能够组建学术目标清晰、科研能力强的团队。共同价值目标和行为准则的作用是实现某些重要群体目标的根本,深入群体成员之间的场域研究,深刻认识人与人之间如何逐渐建立各种联系,并如何在相互配合和协调下,构建起一个紧密的教学集体和科研团队,才能够最终实现整体绩效的最大化目标。 3.高校教师自主权利的构建。对高校教师的评价包括正面、负面和辩证的形式,各异的评价方式必然产生不同的情感体验。主观幸福感就是以人性得到肯定为前提的心理机制,是主观心理体验与客观道德体悟的有机统一。因此,高校教师的幸福感即是教师因自身需要得到满足(包括各需要层级)的一种综合体现。譬如,让大学生掌握一门可以满足生活需要的手段和技巧,或者让大学生形成了一种从事各类社会实践的兴趣,或者让学生学会了如何体验健康的生活理念,这都会使高校教师在自身需要与理想的精神满足中得到实现,从而获得职业成就感和人生的快乐感,这是其他任何物质奖励都无法相比拟的,是高校教师实现自身幸福感的自发性动力。因此,作为高校管理者,应充分给予教师以相当程度的自主权,让教师在保障教学任务完成的基础上,充分体会教学、训练和科研过程中的幸福感。 4.高校场域与教师惯习的良性关系构建。高校场域同场域内的教师个体惯习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针对场域与教师惯习要有持续而深入地研究和细致入微地把握。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加强场域――惯习之间关系领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为高校师资建设铺设坚实、客观、翔实的理论基础,停留在宏观层面上的主观猜想应当坚决予以抛弃。另外,切实加强高校相关领导对教师激励机制的重视,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简而言之,加强高校管理理念改革力度,拓宽领导干部知识领域,挖掘教师教育潜能将是激励机制永葆高效的活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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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析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问题 论文摘要: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相对于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等硬国力而言的,指的是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感召力和影响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凸显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价值。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应从主体建构、路径建构、内容建构三个维度着手进行。 论文关键词: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 一、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溯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主导因素,经历了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的历史嬗变。这种嬗变的显性时代标志,就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软实力”的被定格和被放大。 “软实力”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的,他指出:“一个国家构建一种情势的能力,借助于这种情势,这个国家使其他国家以与其倾向与利益相一致的方式来发展本国的倾向,界定本国的利益。”此后,约瑟夫·奈又发表一系列论文,对软实力理论作了进一步的诠释和说明。在1999年发表的“ChaEengeofSoftPower”一文中,他把软实力定义为:“软实力是一国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式达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它通过让他人信服地追随你,或让他人遵循某种将会促其采取你所期望的行为规范和制度来发挥作用。”在2004年出版的《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以及2006年发表的《软实力再思考》一文中,奈明确指出,一个国家软实力有三个主要源泉:“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需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时)。” 我国从国家战略角度提出软实力问题是在2006年。是年11月l0日,《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就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达成了共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200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在《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一书中对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概念做了明确界说:“‘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般来说,‘硬实力’指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力量,‘软实力’指文化、意识形态等无形力量。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文化虽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它蕴含着巨大的潜能,就像电脑的软件与硬件同等重要一样。” 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保证国际政治格局大变化背景下的国家统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政治格局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对于这种充满变数的国际政治格局,美国学者乔纳森·弗里德曼描述为:“这是一个失序乃至日益失序的时期。失序具有全球性的特征,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对它的体验却是高度个人性的:暴力在增多,对暴力的想象也在增多,对灾难、危险、疾病、艾滋病、一系列恶性谋杀、失业、破产和失去财产的恐惧日益加剧。”对于这种剧烈变化的国际政治格局,美国学者亨廷顿称之为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国学者沈宗美描述为:“或战或和,欧美少数大国支配或争霸全球形势下的其他民族的觉醒和独立,乃是20世纪最富历史意义的世界现象。”20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格局,被世纪末的大变迁取代,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随着苏联的解体,族群分裂的过程已经变成了一个巴尔干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主义的武装冲突是主要的”。进人新的世纪,国家之间的冲突,地区之间的冲突,民族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冲突的原因很多,“文化认同是我们面临的这种失序现象的优秀方面”,而“历史、语言和种族对文化认同来说,都是可能的基础,并且它们都是被社会性地建构的现实”。就我国而言,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特别是“藏独”、“台独”和“疆独”是现阶段威胁我国统一的主要因素。为了有效应对分裂祖国的威胁,必须加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保证在西方价值观渗透过程中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鲜明特色 在全球化深人发展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经济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己的价值观。 弗朗西斯‘福山将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称为“福音”,将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强行推广这种自由民主制度称为政治思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文化中的传播:“从拉丁美洲到东欧,从苏联到中东和亚洲,强权政府在20年间大面积塌方。”自由民主制度“始终作为唯一一个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经济思想领域的自由化革命正在与全球的政治自由化进程相伴而行。”国际政治格局大变迁中恰有先分裂文化后分裂国家的诸多案例。在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积极、合理因素的同时,必须充分尊重差异、包容文化多样性,这是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有效应对策略。 (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回应国际社会日益凸显的政治合法性,保持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与国际政治格局大变迁相呼应,许多国家内部掀起了政权更迭和政体变更的新高潮。亨廷顿将这种变数描述为“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推翻政府可谓易如反掌:一个连,两辆坦克,半打上校就够了。”导致这些国家政权更迭和政体变更的因素很多,但对于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认同,则是一个显性的和直接的因素。“合法性作为对政治利益的一种表达”,“是对统治权利的承认。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试图解决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而解决的办法即在于同时证明政治权力与服从性”。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内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下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通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教育全体人民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提高国家的优秀竞争力 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文化力逐渐成为国际问的优秀竞争力。文化作为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方向保证,发挥着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激励、凝聚、整合等方面的重要功能。谁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文化复兴是实现强国梦的必备条件。没有强大的文化力量,就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 (五)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的发展问题必然会凸显出来。人的发展的标志因素很多,如创造性的彰显、基本需求的被尊重和满足等。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由温饱向全面小康迈进,丰富多彩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人民的热切愿望。“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它要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进一步加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与西方发达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产业化而且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状比较,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起点很低。尽管我们有历史文化积淀上的优势,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例如,没有在国际社会上形成一种流行文化,没有形成有相当影响力的主流文化,更没有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股力量文化。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影视文化、网络文化、管理文化、动漫产业相比较,文化软实力在我国并未形成产业意义上的竞争优势。就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而言,“现在全国每年出版哲学社会科学专著近2万部,发表专业论文20余万篇。但是这中间能够被介绍到国外的东西能有多少呢?多年来,我们的版权贸易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逆差,每年出口的版权只有进口版权的十分之一,而且出口的版权绝大部分是园林、建筑、饮食、服装、古董这些东西,我们的价值观、文化、哲学社会科学理念、思想观念的东西几乎没有出口。”(要切实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必须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体问题。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体是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规定发展文化事业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各级人民政府应该像经营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等硬国力那样经营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高品位的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 第二,关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问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建构解决的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渠道问题。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必须从各个方面努力,其中,加强广播、电视、网络在内的文化传播媒体建设是重要方面。提升国家软实力载体建构包括学校建构和社会建构。学校建构指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内容通过各级各类学校进课本、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培养;社会建构是指通过如民族节日、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宣传历史人物、时代人物等,保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第三,关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具体内容。(1)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确保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正确导向。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既为文化建设提供合法性基础,也为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可靠的保证。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是立党建国的理论基础,处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必须“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⑨(2)协力构建和谐文化,提升民族文化自觉。和谐文化是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3)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捍卫国家主体价值。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各种文明中独树一帜。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根基,大力繁荣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国家主体价值。(4)不断推进文化创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不竭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必须对我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审视和反思,找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大力推动文化创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亲和力和感召力。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简析中国文化软实力及其建设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论文摘要】将文化软实力界定为一国的文化内容对他国形成的吸引力,使他国自愿效仿、学习、追随,从而对他国的国家政权产生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进行总体评析,最后针对其中的优势与劣势提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相关建议,以求为当前及未来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工作有所助益。 一、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及意义 (一)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就其本质而言,国际政治的性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使其无形的力量变的更加重要”,全球权力的强制性因素在减少,软性因素在逐步增加。最早明确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去·奈。他认为软权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法使他者满足自己欲达到的目的的能力。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同,硬实力是一种对抗性权力,是建构在具体的物质资源之上的硬命令式权力,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而非强制力,它通过让他人做想做的事情而达到预期的结果,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软实力包含三方面内容,即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以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软实力的运用,则表现为通过自己的思想的吸引力或者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让其他国家自愿效仿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从而间接地影响他人决定自身的偏好。 在软实力三个方面中,文化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奈认为,文化是“一种相对廉价和有用的软实力资源”,并以美国文化为例论证,认为美国文化虽非万能,但是“蕴藏在产品和交流中的美国流行文化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奈指出了文化在软实力中的重要地位,却没有明确界定文化软实力的边界,没有很好地解释什么样的文化在怎样的条件下能够被转化为软实力。关于文化,至今没有统一的界定。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排除了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和结果,专注于人类的精神财富,包括语言、电影、价值观念、传统习俗、文学作品等方面。“文化并不都是软实力,也并不是所有文化都已经成为或可以成为软实力”。本文认为,软实力中的文化要素指的是一国的文化内容对他国形成吸引力,使得他国自愿效仿、学习、追随,从而对他国的国家政权产生影响。文化要成为软实力必须要同化他国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形成强大的说服能力、渗透能力,以有利于本国国家目标和国家利益的实现。 (二)文化软实力的意义 虽然文化在软实力化时的模糊性和复杂性,以及文化本身及传播过程中的某些特性,使得“文化的很多作用或多或少脱离于政府的控制之外”,“倾向于对外部世界产生漫射性作用,并不容易控制以获得特定结果”,但是文化软实力在国际政治 中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说,“软实力的说服作用、渗透能力和吸引力主要是通过文化来展现”。文化本身虽然无法像物质性资源一样为我们用肉眼所见,但是文化的作用却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文化因素可以作用于人,从而间接地改造客观世界。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根基,被视为国家推行战略 目标的重要渠道。文化要素发挥着“培育”作用,它可以潜移默化地塑造一国的价值观念、发展模式、国内政治等,同时向他国传播或宣扬,使本国可以通过吸引力让他国用符合本国意愿的行为方式达到国家目标,使其行为更加具有合法性,遭到更少的抵制和反对。 文化软实力作为软实力的一种重要形态和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己经成为国际力量平衡对比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极为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认清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将文化软实力建设上升到国家对外战略层面,对于国家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评析 (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文化因素也发挥出了其应有的作用,“和’咬化建设受到了高度重视。中国一贯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和’,为基础,强调同周边国家和谐相处,不仅为中国的硬实力发展提供了和平的周边环境,而且为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提供了文化基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强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被中国文化所吸引。截至2005年,中国接受的海外留学人员己达到884315人。同时,中国不遗余力的加强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共同促进文化的繁荣。到2006年底,中国己与145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议,其中在46个国家设立了108所孔子学院和12所孔子学堂,增进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为中国正面国家形象的树立做出了贡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于2009年1月17日《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依据2005年世界各国的各项指标数据,认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指数己跻身全球第7位,排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之后。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软实力已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增强。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不足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扬不足,优良传统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巫需完成。在吸收国外优秀飞文化的同时,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质,不能被吸收的文化所同化,只有在立足于本国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精髓,发掘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之处,才能形成国家强大的软实力。其次发扬中国文化离不开现代化的传播途径,建设现代化的文化传播途径意义重大。近代以来,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发展史,文化软实力建设起步晚,文化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影响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相对于美国美联社、英国路透社、法国法新社和俄罗斯俄塔社,中国新华社的世界话语权相对不足:中国的电影等传媒产业发展也不健全,中国文化的现代传媒手段需要进一步发展。 三、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构想 (一)发掘传统文化,构筑普世主义文化体系 文化转化为软实力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种文化要具有吸引力,二是该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精神能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人们的效仿、追随并转化为他们的价值、精神。正如李光耀指出:“只有在其他国家羡慕并期望模仿一国文化时,其软实力才得以实现。’所以,进行国家软实力建设,我们不能只是单纯的弘扬传统文化,更要深度挖掘其精髓,对原有的制度性文化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发展,寻求具有普世意义的东西,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我们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在延续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大力推进文化创新,使中国优秀文化推陈出新、焕发生机。通过文化开放,使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结合,提升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发掘同源文化、地缘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作用,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维护多元文化交融的有益性,建构一种更具生命力的良性循环的文化环境,建构一个普世主义的文化思维框架,向世界展示中国富有感染力和包容性、能被世界普遍接受和理解并取得共识的文化体系,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二)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加速向着以现代经济和现代科技为先导的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模式跨进,面向全球社会,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研究应当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确立全球视野。我们应坚持文化独立和文化主权,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不可在全球化进程中迷失自我,与传统隔离、脱节,“不能进入文化自恋和自我自足化的误区,要重新发现、探索、阐释东方思想”,“中国文化不仅应该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而且应成为新世纪世界文化中的强音”;确立全球视野,谋求文化对话的对等地位,重新寻找自己的世界文化秩序中的位置,同时吸取其他文化的优点,用以治理和调整我们的社会生活,使之不断趋向公正、合理、繁荣与昌盛;立足东亚,推动东亚传统的当代重构;秉持“和谐”观念,参与全球伦理的构建,寻求不同国家间的互助合作与和谐发展,以及不同文化的优秀价值与人类共存之间的平衡,为全人类的福社而努力。 (三)扩大汉语国际影响,增强文化传播能力 我们应该抓住“汉语热”不断升温的契机,提高汉语的国际声望。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很多国家都在有计划的实施自己的语言战略。法国努力协调有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的法语区的语言问题;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日本、韩国建立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中国政府应进行长远规划,制定符合国情的汉语推广政策,大力推动汉语的标准化、规范化使用,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并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以此来加强汉语的国际影响力,维护中国的语言文化利益;形成科学有效的传播机制,扩大在国际传播中的份额,实现中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把我们的优秀文化介绍和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提高中国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四)加快文化产业化发展,打破‘文化逆差”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先后出台了(冷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这对于中国文化产业化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化的当务之急是发展跨国文化企业。其次要完善产业运作机制,改革文化产业投资体制,完善文化产业投资政策。再次要打造响亮的中国品牌。国家应制定扶持政策,扶持文化支柱产业的启动,支持重点项目的开发。充分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加速文化产业实现两个转变的步伐,打造中国文化产业的品牌。此外,还应注重发展非物质文化的产业化。要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传统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要进一步创新传承方式,对面向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作为文化产业予以支持;要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发掘传统技艺,再现传统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要广泛深入地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人物,支持他们以各种方式培养传承人,完善对他们的激励机制。最后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文化产业理念,逐步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差距,迅速建立起自身的文化产业体系并据此实现文化产品的升级换代。国家应对那些投资文化产业的个人或实体采取免税、减税、贴息贷款、税利返还、差别税率等经济手段,鼓励向文化产业领域的投资,使得有逐利性的资本转向文化产业,从而从总体上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四、结语 化竞争是21世纪国际竞争的一个战略制高点,提高文化软实力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文化需要积极应对回归传统和实现现代化之间的巨大张力,一方面通过自身建设增强自己的软实力,把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与现代高科技和信息传媒手段相结合,形成世界上最具优势的文化竞争力之一;另一方面加大对外交流力度,抵御文化霸权主义,维护国家文化主权,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在提倡文明多样性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中推动国际文化新局面。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简析中国文化软实力及其建设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论文摘要】将文化软实力界定为一国的文化内容对他国形成的吸引力,使他国自愿效仿、学习、追随,从而对他国的国家政权产生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进行总体评析,最后针对其中的优势与劣势提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相关建议,以求为当前及未来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工作有所助益。 一、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及意义 (一)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就其本质而言,国际政治的性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使其无形的力量变的更加重要”,全球权力的强制性因素在减少,软性因素在逐步增加。最早明确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去·奈。他认为软权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法使他者满足自己欲达到的目的的能力。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同,硬实力是一种对抗性权力,是建构在具体的物质资源之上的硬命令式权力,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而非强制力,它通过让他人做想做的事情而达到预期的结果,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软实力包含三方面内容,即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以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软实力的运用,则表现为通过自己的思想的吸引力或者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让其他国家自愿效仿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从而间接地影响他人决定自身的偏好。 在软实力三个方面中,文化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奈认为,文化是“一种相对廉价和有用的软实力资源”,并以美国文化为例论证,认为美国文化虽非万能,但是“蕴藏在产品和交流中的美国流行文化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奈指出了文化在软实力中的重要地位,却没有明确界定文化软实力的边界,没有很好地解释什么样的文化在怎样的条件下能够被转化为软实力。关于文化,至今没有统一的界定。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排除了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和结果,专注于人类的精神财富,包括语言、电影、价值观念、传统习俗、文学作品等方面。“文化并不都是软实力,也并不是所有文化都已经成为或可以成为软实力”。本文认为,软实力中的文化要素指的是一国的文化内容对他国形成吸引力,使得他国自愿效仿、学习、追随,从而对他国的国家政权产生影响。文化要成为软实力必须要同化他国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形成强大的说服能力、渗透能力,以有利于本国国家目标和国家利益的实现。 (二)文化软实力的意义 虽然文化在软实力化时的模糊性和复杂性,以及文化本身及传播过程中的某些特性,使得“文化的很多作用或多或少脱离于政府的控制之外”,“倾向于对外部世界产生漫射性作用,并不容易控制以获得特定结果”,但是文化软实力在国际政治 中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说,“软实力的说服作用、渗透能力和吸引力主要是通过文化来展现”。文化本身虽然无法像物质性资源一样为我们用肉眼所见,但是文化的作用却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文化因素可以作用于人,从而间接地改造客观世界。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根基,被视为国家推行战略 目标的重要渠道。文化要素发挥着“培育”作用,它可以潜移默化地塑造一国的价值观念、发展模式、国内政治等,同时向他国传播或宣扬,使本国可以通过吸引力让他国用符合本国意愿的行为方式达到国家目标,使其行为更加具有合法性,遭到更少的抵制和反对。 文化软实力作为软实力的一种重要形态和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己经成为国际力量平衡对比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极为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认清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将文化软实力建设上升到国家对外战略层面,对于国家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评析 (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文化因素也发挥出了其应有的作用,“和’咬化建设受到了高度重视。中国一贯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和’,为基础,强调同周边国家和谐相处,不仅为中国的硬实力发展提供了和平的周边环境,而且为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提供了文化基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强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被中国文化所吸引。截至2005年,中国接受的海外留学人员己达到884315人。同时,中国不遗余力的加强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共同促进文化的繁荣。到2006年底,中国己与145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议,其中在46个国家设立了108所孔子学院和12所孔子学堂,增进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为中国正面国家形象的树立做出了贡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于2009年1月17日《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依据2005年世界各国的各项指标数据,认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指数己跻身全球第7位,排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之后。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软实力已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增强。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不足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扬不足,优良传统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巫需完成。在吸收国外优秀飞文化的同时,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质,不能被吸收的文化所同化,只有在立足于本国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精髓,发掘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之处,才能形成国家强大的软实力。其次发扬中国文化离不开现代化的传播途径,建设现代化的文化传播途径意义重大。近代以来,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发展史,文化软实力建设起步晚,文化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影响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相对于美国美联社、英国路透社、法国法新社和俄罗斯俄塔社,中国新华社的世界话语权相对不足:中国的电影等传媒产业发展也不健全,中国文化的现代传媒手段需要进一步发展。 三、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构想 (一)发掘传统文化,构筑普世主义文化体系 文化转化为软实力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种文化要具有吸引力,二是该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精神能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人们的效仿、追随并转化为他们的价值、精神。正如李光耀指出:“只有在其他国家羡慕并期望模仿一国文化时,其软实力才得以实现。’所以,进行国家软实力建设,我们不能只是单纯的弘扬传统文化,更要深度挖掘其精髓,对原有的制度性文化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发展,寻求具有普世意义的东西,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我们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在延续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大力推进文化创新,使中国优秀文化推陈出新、焕发生机。通过文化开放,使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结合,提升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发掘同源文化、地缘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作用,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维护多元文化交融的有益性,建构一种更具生命力的良性循环的文化环境,建构一个普世主义的文化思维框架,向世界展示中国富有感染力和包容性、能被世界普遍接受和理解并取得共识的文化体系,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二)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加速向着以现代经济和现代科技为先导的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模式跨进,面向全球社会,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研究应当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确立全球视野。我们应坚持文化独立和文化主权,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不可在全球化进程中迷失自我,与传统隔离、脱节,“不能进入文化自恋和自我自足化的误区,要重新发现、探索、阐释东方思想”,“中国文化不仅应该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而且应成为新世纪世界文化中的强音”;确立全球视野,谋求文化对话的对等地位,重新寻找自己的世界文化秩序中的位置,同时吸取其他文化的优点,用以治理和调整我们的社会生活,使之不断趋向公正、合理、繁荣与昌盛;立足东亚,推动东亚传统的当代重构;秉持“和谐”观念,参与全球伦理的构建,寻求不同国家间的互助合作与和谐发展,以及不同文化的优秀价值与人类共存之间的平衡,为全人类的福社而努力。 (三)扩大汉语国际影响,增强文化传播能力 我们应该抓住“汉语热”不断升温的契机,提高汉语的国际声望。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很多国家都在有计划的实施自己的语言战略。法国努力协调有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的法语区的语言问题;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日本、韩国建立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中国政府应进行长远规划,制定符合国情的汉语推广政策,大力推动汉语的标准化、规范化使用,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并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以此来加强汉语的国际影响力,维护中国的语言文化利益;形成科学有效的传播机制,扩大在国际传播中的份额,实现中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把我们的优秀文化介绍和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提高中国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四)加快文化产业化发展,打破‘文化逆差”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先后出台了(冷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这对于中国文化产业化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化的当务之急是发展跨国文化企业。其次要完善产业运作机制,改革文化产业投资体制,完善文化产业投资政策。再次要打造响亮的中国品牌。国家应制定扶持政策,扶持文化支柱产业的启动,支持重点项目的开发。充分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加速文化产业实现两个转变的步伐,打造中国文化产业的品牌。此外,还应注重发展非物质文化的产业化。要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传统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要进一步创新传承方式,对面向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作为文化产业予以支持;要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发掘传统技艺,再现传统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要广泛深入地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人物,支持他们以各种方式培养传承人,完善对他们的激励机制。最后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文化产业理念,逐步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差距,迅速建立起自身的文化产业体系并据此实现文化产品的升级换代。国家应对那些投资文化产业的个人或实体采取免税、减税、贴息贷款、税利返还、差别税率等经济手段,鼓励向文化产业领域的投资,使得有逐利性的资本转向文化产业,从而从总体上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四、结语 化竞争是21世纪国际竞争的一个战略制高点,提高文化软实力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文化需要积极应对回归传统和实现现代化之间的巨大张力,一方面通过自身建设增强自己的软实力,把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与现代高科技和信息传媒手段相结合,形成世界上最具优势的文化竞争力之一;另一方面加大对外交流力度,抵御文化霸权主义,维护国家文化主权,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在提倡文明多样性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中推动国际文化新局面。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试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世博契机及启示 【论文关键词】文化软实力 世博契机 启示 【论文摘要】2010年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有利契机,可以扩大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世博科技,和推动群众文化发展。因此,把握世博契机,弘扬民族文化,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和加强群众文化建设成为眼下迫切任务。 一、2010上海世界博览会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契机 (一)“世博效应”与民族文化的发展。 中华民族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系统主要辐射源之一,具有独特而旺盛的生命力,但民族文化具有积极性和负面性的“二重性”,2010年上海世博会通过构建全球文化交流的平台,一方面展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增强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感召力,另一方面带来世界其他各民族的优质文化,“每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域外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博会将民族文化致力于世界性的格局中加以观照,以平等的态度和全球的眼光对西方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加以吸收,彰显民族文化发展的开放性思路,消解在过去单一封闭环境中形成的民族文化的负面性因素,突破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和狭隘主义的藩篱,在坚持民族性和发展时代性的双向互动中,创生中华民族文化的新活力、新品格、新状态. (二)“世博科技”与文化产业的发展。 世博会“博”的就是科学技术文明,而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明力量决定了世界的主流文化,它对文化产业促进作用也必将是全方位、多领域和深层次的。首先,“世博科技”作用于我国文化产业的生产领域,为文化产业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不仅能有效提高我国文化资源的利用率,推动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的变革,促进高端文化产品的发展,提升文化生产的信息化、集约化、现代化程度。其次,“世博科技”有利于构筑文化产业新的流通方式,创生新的流通符号,扩展新的流通空间,促进我国文化产品的全球流通和世界认同。最后,“世博科技”有利于催生更广阔的文化消费市场,驱动新一轮的文化消费动力。通过世博会对普通群众的展示,实现高端文化产品和广大消费者的有效对接,引发新的市场需求,刺激文化产品的再生产,实现我国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三)“世博文化”与群众文化的发展。 从自然辩证法来看,一个系统要在某一环境中良好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是开放的系统,远离平衡的系统,并不断同其他系统进行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2010年上海世博是提升我国群众文化主体实力的难得机遇,不同的异域文化激荡和冲击着文化主体原本保守而封闭的精神气质,文化的广泛交流和碰撞激发了文化主体的参与欲望,提升了文化主体的鉴赏水平。其次,以最新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世博科技”带来了全球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多元景观,许多富有创意的文化形式、新颖的文化产品、参与型的文化活动被我国人民广泛接受,有效丰富群众文化的建设资源.再次,世博会独有的开放视野,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现代科技传播方式,推动群众文化从单一的物理空间向全新的虚拟世界转变,变革固有的文化传播模式,拓宽群众文化的发展空间,从而使群众文化的发展涌现出新领域、新路径、新层次。 二、发挥2010上海世博会效应,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新发展 (一)发挥世博效应,积极发展民族文化。 1、强基固本,自强不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一是整合民族文化发展的国内资源。在世博效应的推动下,通过文化资源整合实现文化资源综合开发,优化配置自然、人文特色资源,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其次要坚持开发和保护相协调的原则,尊重文化发展的规律,在保护中开发,获得更多形式的文化产品吸引更多层次的文化消费者,从而创造良好的保护文化资源的社会氛围.最后要加大对文化资源的反哺,创设特色文化基地,加强对独特的、珍贵的、具有深刻内涵的文化资源的扶持力度。 二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体系中的优秀和灵魂,是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支撑和动力,因此,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首先,通过多样化途径开展民族精神教育,提升中华民族精神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认识,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其次,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通过民族精神实践活动,培育新的更具时代性的民族精神。 2、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培育中华民族先进文化。 一是注重输出,创新民族文化传播形式。决定文化力量不仅包括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在于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文化的力量只有在传播中才能实现.首先,通过与科技元素整合,创生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展现中华民族文化中包含的民族精神、价值取向、时代魅力.其次,通过建立中华民族文化的立体传播体系,综合运用媒体的力量,提高文化产品的时效性,提高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在此基础上,完善文化传播的反馈系统,增强文化交流的互动性,提升民族文化的世界性。 二是注重输入,推动中西文化的双向互动交流。传统文化只有通过与当代世界文明的交流和融合,才能成为推动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因此加强文化外交,以开放的姿态应对文化的全球化,提倡各民族之间平等的对话,一方面积极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文化特有的非凡和生气,另一方面,避免走狭隘民族主义的保守道路,注重吸纳西方文化的有益成果,总之,中西文化的双向互动既要保持一定张力以求发展,又要警惕过分的冲突导致民族文化的萎缩。 (二)抓世博契机,努力发展文化产业。 1、抢占文化产业发展高端,提高中国文化产业的优秀竞争力。 一是实施高端文化产业人才工程。要充分发挥我国人口资源丰富的优势,整合现有的文化产业人才资源,加大对相关研究人员的扶持力度,健全开放灵活的人才培养机制,着力对文化产业后备人才的培养,构建一套人才培养的长期有效模式和文化产业创意人才的资格认证机制,放大文化创意产业的整体效应,实现“创意核的层层扩散”。 二是启动高端文化产业集群战略。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集群优势”,2010上海世博会集中展示了人类最新的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因此,要充分利用世博会对我国高端文化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催化作用,推动高端文化产业的集聚,通过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的联动,形成新兴科技高端文化产业园区,实现我国高端文化产业的集群式发展。 2、打造文化产业知名品牌,提升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地位。 一是整合文化资源,优化文化产业资源配置。要以中华文化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为依托,打造具有区域特色、鲜明时代特征和东方风格气派的文化标志和形象;重点整合民俗特色、戏剧表演、文化旅游和武术文化等有比较优势领域的资源,推动优势产业的优化升级,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品牌。 二是制定文化产业品牌发展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台湾等相继颁布了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确立了创意产业发展的近期目标和长远规划,积极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本国或本地区在知识创新时代的国际竞争力。”基于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要合理布局文化产业,分析制约文化品牌的因素,加强对特色文化产业的扶持和引导,重点发展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文化产业,提高文化产业内部的关联度,形成特色鲜明、结构优化的品牌体系. (三)乘世博东风,提升群众文化水平。 1、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 一是大力发展经济,这是提升群众文化消费水平的基础。生产决定消费,群众文化消费水平的高低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从而带动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益,实现群众文化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层次文化需要。 二是加强对群众的文化熏陶,这是提升群众文化水平的根本出路。社会文化环境对群众文化的发展起到基础性的制约作用,因此,着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学习氛围,以高尚文化引领群众文化的旨趣,提升培育群众主体的文化欣赏能力。其次,着力营造积极的文化参与氛围,综合运用多种方式鼓励广大群众参与文化活动,在实践中实现自我素质的提升和完善.最后要着力营造良好的文化创新氛围,实现群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2、完善群众文化公共服务体系。 一是建立稳定的、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务支持体系.政府部门要健全扶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政策和法规:相关群众文化事业管理单位要积极加强文化资金的管理和核算,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各类文化团体要充分整合社会资源广泛参与群众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协会力量、企业力量是对群众文化基层建设的有益补充。 二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转换政府角色,加强宏观调控,建立健全管理制度,统筹规划公共服务机制,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建设群众文化服务场所,其次是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服务形式,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信息化水平,调动群众的参与热情,满足群众的多层次需要,保障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试析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问题 论文摘要: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相对于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等硬国力而言的,指的是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感召力和影响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凸显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价值。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应从主体建构、路径建构、内容建构三个维度着手进行。 论文关键词: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 一、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溯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主导因素,经历了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的历史嬗变。这种嬗变的显性时代标志,就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软实力”的被定格和被放大。 “软实力”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的,他指出:“一个国家构建一种情势的能力,借助于这种情势,这个国家使其他国家以与其倾向与利益相一致的方式来发展本国的倾向,界定本国的利益。”此后,约瑟夫·奈又发表一系列论文,对软实力理论作了进一步的诠释和说明。在1999年发表的“ChaEengeofSoftPower”一文中,他把软实力定义为:“软实力是一国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式达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它通过让他人信服地追随你,或让他人遵循某种将会促其采取你所期望的行为规范和制度来发挥作用。”在2004年出版的《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以及2006年发表的《软实力再思考》一文中,奈明确指出,一个国家软实力有三个主要源泉:“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需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时)。” 我国从国家战略角度提出软实力问题是在2006年。是年11月l0日,《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就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达成了共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200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在《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一书中对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概念做了明确界说:“‘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般来说,‘硬实力’指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力量,‘软实力’指文化、意识形态等无形力量。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文化虽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它蕴含着巨大的潜能,就像电脑的软件与硬件同等重要一样。” 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保证国际政治格局大变化背景下的国家统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政治格局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对于这种充满变数的国际政治格局,美国学者乔纳森·弗里德曼描述为:“这是一个失序乃至日益失序的时期。失序具有全球性的特征,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对它的体验却是高度个人性的:暴力在增多,对暴力的想象也在增多,对灾难、危险、疾病、艾滋病、一系列恶性谋杀、失业、破产和失去财产的恐惧日益加剧。”对于这种剧烈变化的国际政治格局,美国学者亨廷顿称之为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国学者沈宗美描述为:“或战或和,欧美少数大国支配或争霸全球形势下的其他民族的觉醒和独立,乃是20世纪最富历史意义的世界现象。”20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格局,被世纪末的大变迁取代,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随着苏联的解体,族群分裂的过程已经变成了一个巴尔干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主义的武装冲突是主要的”。进人新的世纪,国家之间的冲突,地区之间的冲突,民族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冲突的原因很多,“文化认同是我们面临的这种失序现象的优秀方面”,而“历史、语言和种族对文化认同来说,都是可能的基础,并且它们都是被社会性地建构的现实”。就我国而言,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特别是“藏独”、“台独”和“疆独”是现阶段威胁我国统一的主要因素。为了有效应对分裂祖国的威胁,必须加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保证在西方价值观渗透过程中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鲜明特色 在全球化深人发展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经济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己的价值观。 弗朗西斯‘福山将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称为“福音”,将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强行推广这种自由民主制度称为政治思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文化中的传播:“从拉丁美洲到东欧,从苏联到中东和亚洲,强权政府在20年间大面积塌方。”自由民主制度“始终作为唯一一个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经济思想领域的自由化革命正在与全球的政治自由化进程相伴而行。”国际政治格局大变迁中恰有先分裂文化后分裂国家的诸多案例。在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积极、合理因素的同时,必须充分尊重差异、包容文化多样性,这是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有效应对策略。 (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回应国际社会日益凸显的政治合法性,保持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与国际政治格局大变迁相呼应,许多国家内部掀起了政权更迭和政体变更的新高潮。亨廷顿将这种变数描述为“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推翻政府可谓易如反掌:一个连,两辆坦克,半打上校就够了。”导致这些国家政权更迭和政体变更的因素很多,但对于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认同,则是一个显性的和直接的因素。“合法性作为对政治利益的一种表达”,“是对统治权利的承认。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试图解决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而解决的办法即在于同时证明政治权力与服从性”。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内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下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通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教育全体人民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提高国家的优秀竞争力 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文化力逐渐成为国际问的优秀竞争力。文化作为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方向保证,发挥着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激励、凝聚、整合等方面的重要功能。谁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文化复兴是实现强国梦的必备条件。没有强大的文化力量,就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 (五)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的发展问题必然会凸显出来。人的发展的标志因素很多,如创造性的彰显、基本需求的被尊重和满足等。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由温饱向全面小康迈进,丰富多彩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人民的热切愿望。“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它要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进一步加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与西方发达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产业化而且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状比较,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起点很低。尽管我们有历史文化积淀上的优势,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例如,没有在国际社会上形成一种流行文化,没有形成有相当影响力的主流文化,更没有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股力量文化。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影视文化、网络文化、管理文化、动漫产业相比较,文化软实力在我国并未形成产业意义上的竞争优势。就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而言,“现在全国每年出版哲学社会科学专著近2万部,发表专业论文20余万篇。但是这中间能够被介绍到国外的东西能有多少呢?多年来,我们的版权贸易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逆差,每年出口的版权只有进口版权的十分之一,而且出口的版权绝大部分是园林、建筑、饮食、服装、古董这些东西,我们的价值观、文化、哲学社会科学理念、思想观念的东西几乎没有出口。”(要切实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必须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体问题。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体是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规定发展文化事业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各级人民政府应该像经营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等硬国力那样经营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高品位的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 第二,关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问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建构解决的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渠道问题。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必须从各个方面努力,其中,加强广播、电视、网络在内的文化传播媒体建设是重要方面。提升国家软实力载体建构包括学校建构和社会建构。学校建构指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内容通过各级各类学校进课本、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培养;社会建构是指通过如民族节日、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宣传历史人物、时代人物等,保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第三,关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具体内容。(1)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确保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正确导向。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既为文化建设提供合法性基础,也为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可靠的保证。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是立党建国的理论基础,处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必须“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⑨(2)协力构建和谐文化,提升民族文化自觉。和谐文化是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3)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捍卫国家主体价值。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各种文明中独树一帜。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根基,大力繁荣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国家主体价值。(4)不断推进文化创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不竭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必须对我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审视和反思,找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大力推动文化创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亲和力和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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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文化论文:专业文化汽车技术论文 一、高职推进文化育人改革应明晰和解决的优秀问题 (一)明晰高职教育的文化内涵,并以此指导文化育人的建设 高职教育的文化优秀应该是以“自强不息、创新进取”为主要内涵的大学精神,从这个视角来审视,高职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应该是“殊途同归”的,都将以德育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与此同时,高职教育文化也应包含其鲜明的职业特色的文化形式,那就是以“职业导向、经世致用”为主要内容的职教规律,这也是高职教育文化区别于普通高等教育文化的地方。因此,高职教育文化的内涵应该是“重德尚能,德业并进”,它应被视为高等职业教育可以一脉相承的文化。只有在正确理解高职教育文化基础上推行的文化育人改革才不会偏离轨道,既能坚守教育的本质属性,又能彰显高职的教育特色。 (二)构建和完善高职文化育人的建设机制 高职文化育人的顺利有效推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职院校的文化建设机制和制度保证。首先应该建立有利于高职文化发展的组织和决策机制,而且要确立明确的发展目标、发展思路及顶层设计,需要有整合资源以及科学决策的组织统筹;其次应建立为高职文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咨询机构,以加强高职文化建设规律的研究探索,确保高职文化的科学发展;再次必须建立以师生为主体、以大学精神为内核、以专业文化为优秀的文化建设模式;最后应建立一整套以文化育人为导向的高职育人综合评价体系。 (三)文化育人必须充分发挥专业文化的优秀堡垒作用 学校的人才培养都是以专业为单位予以实施,因此,专业文化的形成及传播对学校的文化育人工程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各专业都应该在学校文化育人内涵的整体框架内提炼和总结本专业的专业文化内涵,并在专业教育中予以积极的传播和推进。 二、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文化的凝练 (一)专业文化的界定 教育界许多学者都对专业文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虽然在文字表述上各有差异,但反映出的内涵却是基本一致的。专业文化应该是特定时期内专业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观念、知识与能力体系以及从事专业教学和研究全体成员特有的精神风貌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其优秀是该专业师生同化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和工作作风,体现专业成员共同的追求和理想。 (二)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文化的凝练 从专业文化应遵从大学基本精神的视角来看,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毋庸置疑应该传播“追求真理、人文关怀、理性选择、自由独立”的大学精神。此外,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也应该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属性和文化理念。专业自身的文化理念应该包含职业精神、职业素养、职业行为准则等多种元素。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主要是培养面向汽车销售、汽车技术服务类岗位的高素质人才,专业文化主要还是应该包容服务类岗位的人才文化属性。因此,专业文化理念可以高度的概括为“诚信、仁和、坚韧、担当”。首先,“汽车营销人”必须诚信,对企业诚信,对顾客诚信,对社会诚信,这是最起码的职业精神;其次,服务类岗位应该倾听顾客的心声,理解顾客的行为,包容顾客,也就是“汽车营销人”应该具有“仁和”的精神,这也是一种气质的体现;再次,“汽车营销人”在职场上经常会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经常会因为压力而破坏自己设计好的职业规划,阻碍了人生的发展。因此,“汽车营销人”应该体现“坚韧”的精神;最后,“汽车营销人”还应该具有“担当”的勇气和精神,勇于担起责任。在上述专业精神背后表现出来的行为准则应是“与人为友、仁爱宽和、挑战自我、激越灵动”。 三、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文化的传播路径 (一)打造具有高度人文素养和文化气质 的品牌教师团队,充分发挥教师在专业文化传播中的主导作用在文化育人的改革中,如果作为育人主体的教师自身都缺乏文化熏陶、文化素养,甚至缺失起码的师德修养,即使拥有再先进的文化理念,文化育人也只是徒劳。育人先育己,专业文化的建设必须打造具有师德品格、人文精神、人文素养的品牌教师团队。一方面可以借助外力,如聘请一些文化大师、名师做一些有关人文方面的专题讲座,多宣传一些身边优秀教师的人文事迹等;另一方面,学校可以在评价教师考核体系中建立一种机制激励教师的文化育人行为。 (二)形成以专业文化为指引的专业行为准则和标准礼仪体系,约束所有专业学生的行为 1.打造专业的诚信文化,体现“汽车营销人”的诚信。如建立专业学生“诚信评分卡”,内容包含学生的考勤、品德操行、课堂行为等;建立班级“诚信指数观察站”并进行评比;开展“诚信”主题的演讲赛、辩论赛等,在专业内形成建设诚信文化的氛围。2.严格制定学生的课堂行为准则和礼仪规范。对学生课堂的着装、用语规范以及尊师态度都应该有规范的标准,并以此纳入学生的综合素质考核体系,同时还可以评比出“行为礼仪标兵”在宣传栏进行表扬和宣传。 (三)优化专业课程体系,推出一批和专业知识有交集的人文素质课程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沉淀,以岗位需求为依托,形成了较为稳定和成熟的课程体系。但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的角度来看,稍显缺失。因此,在现有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可以做出一些调整,开设一些和专业知识有交集的文化必修课和选修课。如开设“演讲与口才”“汽车文化”“销售艺术”“中华文明赏析”等系列的专业课程,强化学生的人文素养,并为学生建立整体的科学和正确的方法论提供知识、思维和价值上的帮助。 (四)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的作用,灵活 调整课程教学单元设计及教学组织,有机融入人文精神和文化元素,推进专业文化育人只要进行合理的教学设计和组织,所有的专业课程都能够融入文化元素,这样大的文化渗透空间应该被充分利用并显现出文化育人的效果。例如,《汽车营销基础与实务》课程,就可以融入“汽车文化”“营销艺术”“成功汽车营销人赏析”等专题,传递色彩斑斓的汽车文化和营销文化;《汽车保险与理赔》课程,可以融入“诚信文化”“保险人精神”等精神文化元素,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和职业情操等。 (五)充分利用实训课堂推进职场文化的渗透 首先,在实训课堂营造出真实、仿真的职业环境,使学生在实训中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其次,完全引入企业的管理规范和文化标准,用职业精神和行为约束规范学生的实训,尽量使学生对职业形成认同感、自豪感和幸福感。 作者:潘浩单位:广东省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文化论文:汽车广告文化在汽车营销中的应用 2009年以来,我国的新车生产和销售规模连续占据世界第一,汽车销售市场已经呈现出一定的规模化和成熟化。而近年来我国广告市场规模总量平稳增长,汽车行业广告的投放量位列所有产业广告投放量的前列,但相比汽车工业发达国家,我国的汽车广告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本文主要探讨汽车广告文化在汽车营销中的应用,通过分析汽车广告文化及其特征,提出推动广告文化在汽车营销中应用的建议。 1汽车广告文化的基本理论概述 汽车广告文化主要指的是汽车生产厂商、销售商以及传媒机构(如广告公司)等相关组织,在长期的汽车营销广告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体系。汽车广告文化属于整个社会商业文化的一部分,是社会商业文化渗透到汽车经营行为当中的具体表现,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 1.1汽车广告文化的概念与特征 1.1.1商业与依附性 汽车广告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销售目标,通过这种具有明显自我展现特征以及说服性极其明显的信息传递活动,直接促进汽车的销售,而同时汽车广告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广告本身,其理念、价值等都和广告密切关联。 1.1.2时代与社会性 汽车广告文化与汽车产业的发展进步相伴随,并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广告文化也会因为表现形式、价值观念以及审美标准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时代性。因此汽车广告文化是在社会大众群体中所共享的一种精神信念和价值体系,在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下,汽车广告文化也具有其他社会文化的一般属性,表现出社会性。 1.1.3约束性 汽车广告文化还表现出一定的约束性。除了受到一些已经约定俗成的行为和道德准则之外,在广告活动中,还必然要受到有关法律法规的指导和规范,这也是汽车广告文化不断发展的制度表现。 1.2汽车广告文化的内容 制作、汽车广告主要属于经济范畴,涉及到汽车生产商、经销商以及广告公司等群体的活动,并且在实际的广告活动中,又必然都会受到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以及道德的约束和规制,所以汽车广告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企业价值观念、法律法规制度以及广告道德等方面。 1.2.1企业价值观念 汽车生产商和销售商利用广告,向全社会传递其企业价值观念、企业形象、企业文化等,并积极构思创意,合理利用科技手段,制作并发放广告。企业的价值观念体现于整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指导思想以及价值取向。一个好的广告应该能够表现出企业的价值观念,能够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让企业形象和价值都深入到消费者心中。 1.2.2法律法规制度 拥有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可以确保汽车广告产业得以健康稳定的发展。设立法律法规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一定规章制约和行业监督的基础上,加强对汽车广告宣传活动的规范管理,建立一个合法有序的市场环境,在保障企业合法权益的同时还保障一般公众的基本利益,注重汽车广告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 1.2.3广告道德 广告道德可以理解为法律法规制度的补充,主要是在某些条件下出现法律失范行为时,依靠广告道德对各主体进行的广告活动进行约束,这种约束与法律的作用机制不同,并不需要各个部门的共同监管。 2汽车广告文化在汽车营销中应用的建议 2.1明确目的,科学合理地投放广告 在汽车营销过程中投放广告的目的正是要传播汽车企业的有效信息,让消费者了解企业和产品,并产生或者更加坚定购买欲望,为最终的销售服务。汽车广告活动就正是要紧紧围绕这一目的来推动广告文化在汽车营销中的成功应用。 2.1.1具备有特色的主题和创意 创意是汽车广告的灵魂,一个卓越的汽车营销广告创意会直接深化广告影响,对消费者的兴趣和需求产生巨大的催化作用,从而为汽车的生产和销售企业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主题即汽车广告的中心内容,是汽车销售企业想要传递给消费者的总体思想,比如高端大气、安全性能好等。汽车的生产和销售厂商应该在制作广告之前,开展针对竞争者反应市场调查,争取以较为新颖的格调和角度对汽车广告的主题和创意进行诠释。 2.1.2注重目的性 当前,投放汽车广告可以拥有很多种形式,既可以利用电视、广播、报纸、户外广告等一些传统媒介,还可以利用网络、影视以及手机等新兴媒介。究竟是利用传统媒介具有的更加权威和感性的优势特征,还是充分利用新兴媒介所具有的互动性更明显的优势,就必须要注重目的性,根据广告投入所针对的细分消费群体特征而定。 2.1.3重视广告效果 广告效果就是达到广告活动目的的程度,具体而言就是广告信息在向消费者的传递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变化,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心理效益等。在广告投放后,一定要及时分析广告效果,及时检验广告主题、广告创意、广告目标、广告媒介选择的适用性,为营销活动广告水平的提高积累经验。 2.2在广告中体现出健康的消费观念 当消费者在选择汽车时,必然会对汽车的类型、付款方式等各环节作出自己较为独立的认识和判断,当然,这种认识和判断会决定于经济水平以及文化氛围。结合当前的汽车消费局势,可以预计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汽车的消费需求还将会不断增多,并且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营造的汽车广告文化中,努力引导消费者健康的消费观念,鼓励量入而出、注重汽车的环保经济效益,投放汽车广告时加强“环保”“节能”等方面的引导。如果在汽车广告中突出炫耀性和过度超前性的消费,就会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产生误导,影响不良消费观念的产生,对社会造成不利影响。 2.3体现企业的责任观,打造企业品牌 汽车企业在广告文化中积极体现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并且付诸以实际行动,这种广告文化的突出对于提升企业形象、增强竞争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而可稳定发展提供助力。在体现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还要注意对于汽车性能、企业实力等进行宣传,将企业社会责任以及汽车产品共同融合在广告宣传中,打造企业品牌,增加汽车品牌价值,推动企业取得社会利益以及利润的双赢。 3结论 我国已经成为汽车生产和销售大国,在世界汽车生产和销售市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与此同时,在汽车营销过程中投放的汽车广告投放金额较大并且规模稳定增长,因此研究汽车广告文化在汽车营销中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李正网 单位: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汽车文化论文: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造型设计中的应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综合国力的提高,汽车制造业在我国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作为汽车制造业中后来者的中国,在汽车造型设计上仍沿袭着国外汽车的设计理念,但这种设计理念不一定符合我国人文环境、地域环境及国人的审美要求。我们应结合自身条件,设计研发出属于中国人的汽车造型——在造型上不仅要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更重要的是要将传统文化元素和国人的审美需求结合到一起,这样才能制造出真正属于中国人的汽车造型。如今,汽车不仅仅只是简单的代步工具,而更深层次的是它凝聚着一个国家沉淀多年的民族文化。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造型设计中的应用研究,是中国汽车工业实现走中国特色的汽车设计及自主创新的必经之路。 一、汽车造型设计的要求 1、汽车造型设计应具有完美的艺术形象 自1896年德国工程师卡尔奔驰发明第一辆汽车以来,汽车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早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时,汽车作为现代工业下的产物,它凝聚着一个国家积淀多年的民族文化。汽车既是工业产品同时也是艺术品,它是二者完美结合的产物,而汽车的艺术形象应具有社会特征、时代特征、民族特征。我国汽车的艺术形象应传达出当代国民的精神面貌,反映出我国先进的科技水平及民族文化特征,这样的艺术形象才能为国人所理解、所认同,这样的艺术形象才能矗立于世界之林,在竞争激烈的汽车市场中站稳脚,分一杯羹。同时,汽车的艺术形象还表现在汽车的外部雕塑造型、汽车灯具的设计、内饰色彩搭配的运用上。只有综合地运用美学原理对它们进行艺术加工,才能使各部件相互协调形成统一的风格和完美的艺术形象。 2、汽车造型设计与审美需求 汽车是一种产品,作为产品就具备审美功能,这种功能是通过产品的外在造型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受,从而唤起人们的生活情趣和价值体验,使产品对人具有亲和力。汽车的造型设计需符合消费者的审美需求,从审美价值原理来分析,市场依靠激烈的竞争才能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汽车产品的开发则是汽车制造商们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在产品开发中,汽车造型设计的不同实现了产品的差异化和品牌特征。而人们购买汽车,反映了人们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同时,汽车造型设计与大众审美取向关联度的高低决定汽车的销量。 3、汽车造型设计应使汽车具有良好的空气动力学性能 汽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会受到空气气流的影响,合理的汽车外观造型可以尽可能的降低空气对汽车的阻力,这不仅能改善汽车在高速行驶中的车身稳定性还能将发动机的动能不遗余力的发挥到最佳值,同时还能节省汽车燃料,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4、汽车在造型设计中应考虑各种材料的装饰特性 汽车的造型不仅包括汽车的基本造型,同时也包括材料在装饰效果上的表现及搭配。材料的不同具有不同的表现力、视觉及触觉感受。因此,在各个装饰件的材料搭配上要把握好视觉和触觉上的相互协调统一。 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内涵 1、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物质方面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先辈们留给我们太多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些都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是我们后辈在设计中的灵感源泉。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物质方面来看,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从建筑方面来看,包括紫禁城、布达拉宫、苏州园林等:第二从佛教石窟来看,包括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第三在服饰方面,包括丝绸、唐装、旗袍等;第四从民族文化产物来看,包括书法、汉字、剪纸、水墨、脸谱、京剧、瓷器、中国结等。这些丰富多彩、形式各异的物质文化元素,蕴含了中国人民的艺术创造力及对美的理解,是中华民族物质文化元素的精髓,也是外国人心中最能代表中国的文化元素。 2、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精神方面 所谓的精神方面指的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文明进程中所积淀的民族智慧和思想观念。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精神方面归结起来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中庸思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第二,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等的和谐统一关系。第三,以人为本思想。“以人为本”的思想最早起源于孔子的仁爱思想。其优秀是尊重人、尊重人的特性和人的本质,体现着价值尺度从“物”到“人”的转移。这些思想在汽车造型设计中的体现就是,“以人为本”了解和把握人与物的关系,使设计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实现汽车设计与人的需求完美结合。 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造型设计中的应用 1、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造型中的应用 传统文化元素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抽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它很难用一句话或者一个具体的概念来阐述清楚。这种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造型中应用时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刻意追求,它应当是设计师在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后的一种自然的情感流露。就像中国绘画的写意一样,笔不到而意到,言简意深。同样在汽车造型设计中也要用写意的手法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表述出来,使人们真正的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设计师们可以通过抽象、概括、简化、提炼、变形等手法将我国的传统文化元素如汉字、书法、京剧脸谱、古代建筑、经典图案等元素融入到汽车的前脸、车灯、方向盘、座椅等造型设计中,制造出能真正代表中国文化特色的汽车。以国内汽车制造商吉利公司制造的GC9轿车为例,GC9在设计中融入了许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车身上下无不体现着东方美学的神韵。中网格栅的灵感来自水滴在湖面晕开的波纹,缓慢延展同时自然流畅,将大自然与汽车设计完美的嫁接在一起。从车门曲线来看,设计师将中式拱桥造型的优美弧线恰到好处的融入到了车门曲线中。从汽车内部设计来看,设计师们不愿浪费每一个细节,连不起眼的音响造型也融入了中国传统回纹设计图案。吉利GC9轿车的问世,无论是整体外观还是局部细节的设计,处处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造型中的应用,同时这也将打破国内自主品牌汽车造型设计只会模仿国际畅销汽车品牌的神话。 2、传统文化元素在车身色彩中的应用 色彩是视觉传达中反应最直接的信息符号,而车身色彩是构成汽车使用者视觉认知系统的必要元素。与西方传统色彩的“七色观”和“三色观”相比,中国色彩理论的发展源自我国古代民间色彩的“五色观”,五色即青、白、黄、赤、黑,同时也离不开儒家色彩美学和道家色彩美学的影响。在诸多色彩中,红色是中国人最为喜爱的颜色,因为红色象征吉祥、喜庆、庄严的品格。每逢喜事,都用红色来装点;人走运了,称为“红运当头”;受上级重视者称为“红人”;这些都足以说明红色在中国人心中具有的特殊情感。从汽车车身色彩来看,近些年,红色汽车因其活跃而富有激情越来越受到都市女性的青睐,这都离不开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车身中应用。 四、未来汽车造型设计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发展趋势 目前,中国汽车企业越来越开始重视设计和创新,从最初简单的模仿国外畅销品牌的汽车造型设计,发展到现在民族气息渐浓,本土化设计理念开始逐步形成的局面。而作为中国设计师们灵感源泉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必将会大量的融入到中国未来汽车造型设计之中,成为未来汽车造型设计的发展趋势。 作者:江华 单位:湖南城市学院 汽车文化论文:传统文化元素对汽车设计的影响 1传统文化思想对汽车设计的影响 《周易》中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讲究“器以载道”,这里所说的“道”,即是指传统文化元素中的思想与精神层面。要使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汽车设计中得到充分运用,首先要深刻理解传统文化元素中所蕴涵的哲学思想和精神内涵,以此作为指导思想,同时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来展开具体的设计。儒家“中庸之道”思想是中国人所信奉的处世哲学,提倡为人处事中正、平和、不卑不亢、不偏不倚、恰到好处,追求与身边的人与物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受“中庸之道”思想的影响,相对而言,大多数中国人更喜欢外形圆滑适中不惊艳,夸张与内敛相统一,比例前后左右匀称均衡,色彩沉着素雅不炫目的产品,造型夸张,个性强烈的汽车通常不受市场的欢迎。例如,在车型上,中国人对三厢的轿车相对比较推崇,认为三厢车前后对称,有头有尾,稳重大气,开出去比较有面子,这也符合中国人做事有头有尾,善始善终的文化特征和价值观。另外,中国人还比较注重家庭,与家庭成员一起多人出行或希望获得更大的乘车与承载空间也是购买三厢车时考虑得较多的因素。吉祥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常常通过谐音、借喻、比拟、象征等多种手法来表达对幸福美好的追求,对人与物的起名就是吉祥文化的重要体现,汽车的命名当然也不例外。“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中外汽车厂商在新车投放国内市场时都希望为新车取一个好听且朗朗上口的中文名字,同时还力求车名中蕴含中国文化元素,可以让人细细品味其中的深层内涵。“吉利”“富康”“宝来”“凯越”“途安”“骏捷”“景程”“尊驰”等许多蕴含着吉祥安康的字眼用于车名不胜枚举。BMW汽车在国内的名字早期被翻译为“巴依尔”,而不是叫“宝马”。20世纪90年代初,改名为“宝马”之后,既与宝马汽车豪华气派的风格契合,又与中国传统的称谓相一致。同时,发音与BMW也相差不大,还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宋代辛弃疾富有诗情画意的名句:“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音译和意译的结合堪称是绝配,由此也可看出汽车的中文命名大有乾坤,吉祥文化对其有重要的影响。 2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造型设计中的应用 汽车造型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汽车的进气格栅(通常称为前脸),它是最能体现汽车品牌家族遗传基因的关键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汽车造型的成败与否。拥有一副独具风格、易于辨识的前脸,是一个汽车品牌成熟的标志,如宝马的“双肾”前脸、奥迪的“U”字形大嘴、凯迪拉克的“钻石切割”外形都已成为辨识度极高的设计语言和文化符号。中文汉字、戏剧脸谱、古代建筑、经典图案、甚至神话传说等等都可以成为汽车造型设计中的灵感来源,通过创造性的抽象、概括、提炼、变形,在汽车的前脸、车灯、方向盘、轮毂、轮胎、座椅等处都可以应用这些传统文化元素来进行设计。红旗HQE是2009年国庆六十周年庆典主席阅兵的座驾,前脸格栅设计为扇形,并创造性地融入了传统建筑文化元素“九梁十八柱”,18根金属柱两两一组竖直排列,整齐而有序,代表着一种威严和秩序感。前车灯的设计延续了老大红旗车的圆灯和筒状翼子板造型,尾灯则对老红旗的立式宫灯进行创新。旗杆和后视镜分别以飘扬的火焰和红旗为创意元素进行美化。车轮毂的造型源自于光芒四射的红太阳。总之,这款全手工精心制造的元首座驾,无论是整体外观还是局部细节的设计,处处都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特色。上海大众推出的NEEZA概念车被定位为一款适合充满活力的年轻一族的运动型多功能轿车,凌厉的车身弧线,宽敞的内部空间,美观、大方、实用。古代神话故事中叱咤风云的“哪吒”是它外观造型设计的“原型”。前大灯的设计创意来自于哪吒那双炯炯有神的丹凤眼。轮毂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哪吒的武器“火尖枪”,霸气与速度兼顾。而哪吒星驰电掣所踏的“风火轮”则是车轮胎胎纹设计的灵感来源,设计师依据“风火轮”中的传统火焰纹并借鉴外国先进赛车车胎纹进行融合创新。此外,该车还淋漓尽致地演绎了中国传统的牌匾、书法、古代建筑房檐等其他传统文化元素,这种创新的手法也预示着未来中国汽车设计的发展方向。 3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色彩设计中的应用 “五色观”是中国传统对色彩的基本观点,五色即是青、赤、黄、白、黑,被视为是尊贵的“正色”,在色彩构成中占主要地位,其他色则是辅助与次要的“间色”。其中,红色尤其为中国人所喜爱,人们认为红色最能传达喜庆祥和的气氛。近些年,红色的汽车因其时尚活跃的激情越来越受到都市女性的欢迎,但在汽车色彩的选择上,红色通常不是首选,这与产品的性质和具体功能的不同有关。汽车作为高档消费品,外形设计中通常根据不同的需要采用不同色系的颜色,公务用车一般采用冷色调,如黑色,比较适合严肃、庄重的礼仪场合;运动型汽车一般采用纯度和明度较高的暖色调,如红色与黄色,可以增加激动与兴奋的视觉感受;而家庭用车的颜色,生产厂商通常会根据专业市场调查的分析结果来确定,这也是为了迎合消费市场、获得竞争优势的需要。据相关专业的市场调查,最受消费者偏爱的汽车颜色是黑色、白色与银色,这与传统色彩观的影响有一定的联系。 4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外观装饰设计中的应用 汽车的外观需要进行美化装饰,设计师如果能将陶瓷、玉石、丝绸、脸谱、剪纸、书法、国画等传统文化元素大胆、巧妙、合理地运用到汽车外观装饰设计之中,不但会使汽车外观焕发出奇光异彩,产生让人惊叹的魅力,同时也会给广大消费者带来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获得巨大的市场效益。据统计,宋代哥窑瓷器流传至今只剩一百余件,件件价值连城,为稀世珍宝。它最突出的特征是其表面有似冰裂纹的开片,纹路大多黄黑相交,俗称“金丝铁线”,“清比琢玉,巧如范金”,具有异乎寻常的别致美感。全球独一无二的法拉利599GTB艺术典藏版跑车车身表面装饰设计的灵感就是来源于宋代哥窑瓷器。艺术家卢昊以温润的冰玉色为漆底,在车身上面精心绘制了疏密错落、温雅润泽的哥窑开片纹,完美演绎了东方含蓄雅致的气质与西方激情奔放的速度。北京奥运会期间,14辆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大众甲壳虫汽车成为街头每日流动的艺术,中国龙、水立方、青花瓷、中国剪纸、风韵旗袍、国粹京剧、古老蹴鞠等彩绘元素与汽车车身巧妙融为一体,强烈地传达了中国“人文奥运”的艺术魅力和中国人民对奥运会的深情祝福。中国的汽车要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成功转型,关键是要有自身独特的民族风格,这就需要深入挖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全方位、多角度探索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汽车设计融合的新思路与新方法,同时结合设计师自己的个性,设计出以独特魅力走向世界、立足世界的“中国风”汽车。 作者:李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汽车文化论文:汽车兵文化创建探析 文化建设与提升战斗力相结合 汽车兵文化是军事实践活动的生动反映。如同人的灵魂与血脉,直接渗透和影响各项军事活动。其本质是战斗文化,最终目标是催生战斗力。所以.在抓好汽车兵文化建设方面,首要的是要将其与提升部队战斗力相结合,确保能服务于部队建设全局,服务于使命要求,服务于战斗力的提高。一是坚持用汽车兵精神升华官兵情怀。中国公车党领导的军队自第一支汽车部队年组建以来,广大汽车部队形成了以青藏、川藏、新藏运输部队“三个特别”、“三个不倒”为代表的汽车兵精神。我们要利用授装仪式、接装仪式、执行重大军事任务等重要时机。组织隆重的汽车兵文化仪式。组织观看“兵车西进”、“铁血大动脉”等反应汽车兵精神的影片,将汽车兵精神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以此激励官兵珍惜荣誉,牢记使命,增强官兵为祖国和人民而战的必胜信念。二是要围绕提高战斗力抓汽车兵驾驶文化建设。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提高战斗力是部队建设的中心任务。各项工作都要围绕中心来开展,汽车兵文化建设也不例外。要把汽车兵文化建设渗透到驾驶训练的各个环节,不论是参加演习、野外驻训、还是执行大项运输任务,都要营造“打仗”氛围,增强“打仗”意识。要把“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以及“平时文明行车做模范、战时运输保障当尖兵”、“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等具有战斗精神特点的标语和口号。悬挂在训练场显要位置,让车勤官兵时刻感受到紧张的练兵气氛,进一步强化“真打真准备”的使命感和紧迫感.激发“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光荣感和责任感。 娱乐性与教育性的结合 组织汽车兵文化活动不单纯是追求娱乐,而是政治教育的第二课堂。文化工作的基本着眼点在于通过欣赏健康有益的文艺作品和开展各种活动来提高官兵的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优秀价值观。把娱乐和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做到寓教于乐,通过开展各种生动有趣、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使官兵不知不觉接受教育和启迪,逐渐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是非观,激发出扎根基层任劳任怨、拼搏进取、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干劲,达到文化育人的目的。如许多车勤分队喜欢组织球类比赛.如果单纯论个胜负仅是娱乐而已,但通过比赛化解了个别同志之间的矛盾、融洽了官兵关系、增进了战友之情、促进了工作学习,也就做到了寓教于乐.再如举办具有汽车兵特色的“滚轮胎”、“旗语操”、“全能汽车战士”比赛,也不仅仅只是简单比个高低,可以让同志们在比赛中锻炼自己的操作能力,通过旗语的展示,培养同志们遵规守纪意识。娱乐与教育有机结合能收到比单纯实施教育意想不到的效果,教育与娱乐有机结合能使战士乐有所得、乐有所获。因此。加强汽车兵文化建设,就是必须将娱乐与培育当代革命军人优秀价值观结合起来,在娱乐中进行培育、在培育中进行凝聚,牢凝聚中进行升华,在升华中彰显特色,不断铸车汽车兵的文化军魂。 传统与创新相结合 受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影响。车勤官兵的成分以及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汽车兵文化建设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着眼车勤官兵的现实需求,不断创新活动内容和目标追求,将传统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是在活动内容上,把传统项目和现代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一些传统的文化活动项目,如球类、棋类、牌类、歌咏活动等项目,深受车勤官兵的欢迎,不仅驾驶员参与人数多,而且对车勤分队的凝聚作用大,这些传统的活动项目要很好地继承和发扬。随着时展变化,车勤分队文化建设也应作出必要的调整补充,要大力发展操场文化、假日文化和俱乐部文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环境文化、网络文化。尤其是网络文化的兴起.正悄然地改变着车勤官兵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网络时代的到来,文化活动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基础上,必须在内容上加以创新和改进。目前,网络工程覆盖所有车勤分队,不少单位也已经建起局域网,我们应充分发挥网络优势.开展休闲娱乐、在线论坛、网页设计等活动,进一步拓宽车勤官兵文活动渠道。二是在目标追求上,把娱乐性、趣味性的思想性、知识性有机结合起来当前,军车驾驶文化大多是娱乐性、趣味性有余,而知识性、思想性不足。这种现象在整个部队都普片存在。这既有各单位文化器材设施相对不足的客观原因.但更多的是引导不力的主观原因。驾驶文化活动要讲求娱乐性和趣味性,但只有娱乐性和趣味性还远远不够.必须善于把求知、育人、安全、审美等内容融于娱乐之中,进一步提升文化活动的档次和品味,真正做到寓教于乐、立志于乐、安全于乐、成才于乐。通过驾驶文化建设活动的开展,来提高车勤官兵的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使军车驾驶文化真正成为推动部队全面建设的驱动力和助推器。 主旋律内容与多样化形式相结合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不变的军魂,军队文化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政治要求。军队特殊的工作生活环境要求汽车兵文化建设要大力沤歌车勤官兵崇高的理想信念、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乐于奉献的思想境界,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主旋律。车勤官兵由于年龄知识结构、专业等与其他部分队官兵存在很大差异,文化爱好呈现明显的个性,官兵的文化需求形式表现出多样化特征。有的喜欢摄影创作、有的喜欢挥毫泼墨、有的喜欢集体活动、有的喜欢自娱自乐、这就要求我们在积极开展队列歌唱、集会拉歌、歌咏比赛、军体拳表演等集体活动的同时.不断拓宽文化活动领域、开展内容丰富、行业特点突出的汽车兵文化活动。满足官兵健康的个性文化需求。宏扬主旋律汽车兵文化工作的内容.就会展示出其特有的魅力,就能充分发挥扬军威、鼓士气的作用。提倡多样化就会最大程度地满足官兵多层次多形式的文化需求。随着我军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信息化程度的不断发展.汽车兵文化的地位作用越来越突出.只有把汽车兵文化建设的具体内容与部队思想教育、战备训练、日常管理等各项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整体筹划,协调推进,逐步发展完善,充分发挥汽车兵文化的导向、规范、激励和凝聚功能,才能增强广大汽车兵爱岗敬业、练兵习武、优质服务的自觉性,促进汽车兵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为加强部队全面建设、有效履行使命任务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汽车文化论文:福特汽车企业文化改革四步曲 一家拥有年历史、万名员工,在全球个国家运营,并且是发明全世界第一辆汽车的公司,该如何进行企业转型呢?对于上任年多的福特汽车首席执行官纳瑟()而言,这真是一个难解的挑战。不过在他所采取的改革教学计划中,福特汽车公司逐渐改变了其全球各分公司各自为政的心态,正努力的朝一个以顾客为导向的整合企业前进。纳瑟是怎样使“巨人翻身”的呢? 谈起福特汽车,那真是一家充满光荣历史的企业,身为全球第大的汽车厂,美国人最向往工作的地方,福特汽车确有独到的经营之处,但也有包袱存在。在开创初期,福特汽车的代表产物是型车。这部全世界卖得最好的车子虽然写下了历史,却也因此注定了福特汽车以生产为导向的企业文化。以后,福特汽车虽然在世界各地逐步建立起了生产据点,却形成了全球各分公司各自为政的心态。在随后而来的竞争期间,长久以来习惯于打“顺风牌”的福特汽车,面临来自日本汽车公司“低价高质”的大举入侵,市场占有率节节败退,于是,福特汽车公司展开了第一波的改造,除了用裁员来降低成本外,还陆续引进了多项产品质量改革计划。, 经过、年代的改革阵痛,福特公司重新站了起来,也成为一家注重品质,而且提供合理价格的汽车公司,而且也逐渐重拾良好的经营业绩。但是,这一切还不够完美,仍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对福特公司来说,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只是技术性的改革。只要公司能雇佣好的管理人员,运用好的管理工具,并且持续追踪成本与质量,改革就会成功。但是,企业若要长期拥有良好的表现,必须在观念和文化上进行改革。换言之,就是所有的福特员工都必须具有顾客导向的心态,整个公司都必须真正相互合作。 面对“文化改革”的新挑战,年,董事会决定任命在澳大利亚长大,并曾经在欧洲担任过总经理的纳瑟担任首席执行官。对这位已在福特工作年,但大多数经历都在海外的最高主管来说,董事会所赋予的使命是:打破各分公司、各事业单位、各功能部门各自为政的心态,使福特成为一家真正注重顾客需求,并且真正紧密整合的全球企业。 于是,福特汽车描绘出了新的企业文化四要素:具有全球化想法、注重顾客需求、持续追求成长,以及深信“领导者是老师”等项概念(在企管年月日一期中有详述)。随后,福特公司发展出一套改革教学计划(),通过教导、传授或对话的过程,协助组织进行改革。对福特公司如此庞大的组织而言,这的确是按部就班也是具有效率的方式。 按照计划,福特的高层管理人员从听课与教课开始,逐步进行企业文化的改革。这主要有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颠峰()课程 这是一个为期半年的学习过程,对象是企业内较高层的管理人员。首先学员必须参加一个天的密集训练。在这天当中,由高层主管团队担任讲师,与这些学员经历团队建立的过程,讨论福特所面对的挑战,并且分配未来个月所需进行的项目任务。 随后的个月,学员必须花费的时间,通过电子邮件、视频会议甚至面对面方式,讨论、分析与完成所指派的任务。在这过程中,学员会一起与讲师,也就是高层主管团队再见一次面,讨论项目的困难和进度。 最后,学员会再参加一个密集训练,提出改革的想法,并与高层主管团队再进行分享、讨论与学习。于是,在这次的密集训练中,会立刻决定改革计划,并且在一周之内执行。这项计划在年,纳瑟刚接手福特时就开展了,不仅让福特多位高层主管成为企业内的种子讲师,也实际推动了福特的全球改革计划。 第二部分:领导者工作间() 这类似于颠峰课程,但所教育的对象扩展到了中层与基层主管,执行时间大约是天。进行的方式还是从天的密集课程开始,而后分配专项任务,运用天的时间进行学员间的讨论、分享与发展改革计划。最后,再通过密集训练,讨论与确定改革计划。 在整个领导工作间中,有个地方相当特别:首先,所有的学员都必须在天之内,参加半天的社区服务。这项做法的主要目的,除了可以让这些未来领导者,了解福特所强调的“企业公民”精神,也让他们感受到生活中有这么多更需要帮助的人,进而不再有抱怨或不满的心态。另外,所有的学员要以拍摄影带的方式,呈现“新福特”与“旧福特”,以突出新旧文化的差异性。 第三部分:伙伴课程 伙伴课程(×)则是专为培养年轻却深具潜力的经理人成为真正的领导者而设立的。基本上,每次都是位学员组成个实习小组。这个实习小组必须花费周的时间,与位福特汽车的高层主管每天一起工作、开会、讨论或拜访客户。针对一些企业问题或挑战,高层主管甚至会请实习小组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对于实习小组而言,这是一个绝佳的观察和学习的机会。通过周实际的工作,这些年轻主管不仅可以学,习高层主管的思考观点,更可以了解公司的资源分配,长短期目标,以及策略挑战与问题。 第四部分:交谈时间 交谈时间()由纳瑟自己进行。每周的傍晚,他会寄一封电子邮件给全世界大约万名福特员工,分享自己经营事业的看法。同时,他也会鼓励所有的员工,回寄任何的想法、观点或是建议。 纳瑟认为,福特要转变为顾客导向的文化,必须要培养每一位员工了解如何经营一家企业。因此,在每周一次的电子邮件中,他会谈全球的发展趋势,谈克莱斯勒与奔驰的合并,谈福特的亚洲市场发展等主题,让员工了解高层主管的经营观点,进而让他们也能有类似的思考角度。 纳瑟的电子邮件广受员工的好评。他运用最新的科技拉近了与员工的距离,获得了许多员工宝贵的意见与反馈。 自从福特的改革教学计划实行以后,福特汽车公司的文化逐渐产生一些化学变化,不仅有更多的员工参与了公司的改革,还有更多的主管承诺了自己曾经传授的观念。虽然对福特这样一家大型公司而言,改革的确是漫长艰巨的历程。但是,运用上述模式,福特公司正逐步完成改革计划,为成为顾客导向的企业而努力。 汽车文化论文:新时期汽车客运站的文化建设 一、企业文化建设对于汽车客运站的必要性 1.强化企业文化建设是客运站特定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汽车客运站是一座城市的窗口,展现城市文明程度,代表着交通运输行业的形象。它依托站场,在文化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阵地的作用,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作为“无缝”衔接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一个网点,为广大旅客的出行和道路经营者提供了服务,成为运输企业的支柱产业。汽车客运站在诸多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不仅促进社会和谐安定,也对城市价值和形象的提升,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客运站特定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其企业文化建设的必要性,符合人民出行多样化的趋势,方便民间商贸往来,为经济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2.加快企业文化建设步伐是竞争激烈的客运市场需要公路客运自“十二五”以来,形势日益险峻,人民对出行有了更高的需求。高速铁路建设(以下简称高铁)在此期间快速发展,更加符合旅客对“质”和“量”的要求。随着高铁投入运营,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面对挑战,客运企业不仅要在优化场站服务环境和基础建设方面下功夫,更应该着力于“文化强企”的战略,让优秀文化强化企业创造力,增强员工凝聚力,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化解危机,赶抓机遇,以利于客运市场发展阵地的占领和保持。 二、汽车客运站如何探索与实践文化建设 诚信敬业,无私奉献,精诚团结是文化建设对企业员工的要求。在文化建设过程中,使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增强,从而更加热爱企业,凝聚人心。那么,怎么使客运站文化建设增强呢? 1.营造学习文化氛围强化学习提升素质 旅客群体参差不齐,有着不同的需求,这就要求有一支“全能型”的职工队伍,不仅政治敏锐,而且要精通业务,作风过硬。队伍的培养,离不开学习文化,学习是企业发展的“永动机”,努力打造学习型车站尤为重要。只要做到以下几点,这个目标就会实现:首先是制度先行,实行年年有计划,月月有考核,做到每季度对学习情况评比一次,形成一套系统而全面的学习制度。其次,学习内容要丰富,建立一套综合各类学科的《学习手册》,让员工了解并学习各种法律法规、行为规范、业务知识、礼貌礼节、外语、团队协作、手语、有效沟通、紧急救护、旅客心理等知识。第三是形式要创新,为激发员工学习热情,采取灵活有效的学习方法和方式,设立服务示范岗和党员先锋岗,开展部门学习交流和班组竞赛,新老结合,互相促进,边学边工作,干中有学,学中有干,形成良好的工作和学习氛围。最后是要注重学习的实效,不流于形式,每年都要有学习主题,如主人翁心声演讲,学习史改梅精神、“青春杯”服务竞赛等,引导大家理论联系实际,在各自岗位工作中,发挥学习效能,增强团队精神,使服务水平更上一层。 2.以人为本彰显细节树立企业文化品牌 品牌是企业文化中最为有价值、最为有效的表现形式,不仅凸显企业品质和内涵,也最具影响力。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车站应着眼于细节,注重管理,精心打造特色化服务班组,树立其服务品牌。车站应依托岗位,加强服务意识,为旅客提供优质服务,让文明服务的春风,如蒲公英一样,将文明、和谐、美好的一粒粒种子,播撒到旅客心中,传播到社会各个角落里,生根发芽,开出美丽的花朵。车站要顺应时代潮流,确立“亲情服务”和“微笑服务”的口号,对差错和缺陷实行零容忍,制定“五心”服务标准,对旅客服务承诺“热心、耐心、细心、虚心、尽心”,紧紧围绕旅客需求,想旅客之所想,急旅客之所急,完善各项服务功能。 3.增强责任感狠抓措施落实打造安全文化 树立和强化旅客安全第一的意识,车站以安全就是生命线为出发点,在“确保安全、突出安全、落实安全”方针指引下,认真落实每一项安全制度,严抓“双基”和“两头”,全面建设本质安全型企业,探索新形势下安全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方法。第一要建立新的安全防范体系,依托安全技术装备、安全制度机构、应急救援保障、安全预控监控、安全文化、安全目标考核等六大安全体系。第二要创建渗透到每个角落的管控系统,“一岗双责”制度落实到位,做到每一个层面都要签订《安全责任书》。第三要强化安全意识,发挥多媒体、显示屏、短信、车载电视、QQ等宣传媒介资源优势,加强教育,营造浓浓的安全文化氛围,严格审查营运手续,禁止超员超载,做好车辆安检,把好进站关,杜绝“三品”进入。 4.全员动员共同管理齐心协力树立形象文化 (1)齐抓共管,创建优良经营秩序严抓市场环境的净化工作,联合运管和交警等相关部门,取缔车站周边的非法营运,严禁兜圈、“喊客”和“倒客”等行为,树立行业形象,打造良好的营运秩序。 (2)加强合作形成共赢创建优质服务环境依循市场规律,统一形象、线路、票价、车型、管理与服务,发挥资源整合的优势,改变经营中抢客恶性竞争、经营主体多和规模小等现状,创建新模式,打破同线经营竞争的局面,加强合作,实现双赢。 (3)进一步增强投资力度提高服务档次首先对车站硬件设施加大投资,实现一条龙服务,开设公营超市、快捷酒店、快餐和自助银行,在站内提供旅客“吃、住、行”服务。其次,加快更新换代步伐,淘汰老旧车型,提升客车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4)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开展形象工程建设,引导员工进行换位思考,对职工行为加以规范,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标准,不仅要在服装设计和标牌佩戴上下功夫,更要加强“软服务”建设,从与旅客交流时说话的语速、语气、语调,到眼睛注视的角度、范围、时间持续,甚至递水手势,都有可供执行的标准规范。 (5)敢当责任回报社会打造和谐文化稳步推进和谐家园建设,结合温暖服务、公益事业、民生关注等,营造创先争优的氛围,内外兼修,弘扬社会主旋律,着力打造和谐文化。企业要创新思路,着力于文化氛围的建设,科学分析职工的岗位分工、年龄结构和文化差异,在此基础上制定岗位规范,树立榜样,在工作中比学赶帮超,营造良好的氛围。汽车客运站要打造自己的品牌形象,以独具特色的文化传播方式,建设和宣传企业文化,让职工用自己的思想来理解文化,从而传播文化和影响文化,使企业文化更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 作者:赵爱瑛 单位:张家口通泰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客运分公司 汽车文化论文:校园文化与汽车企业文化融合的实践 摘要:高职教育是为了培养能够适应企业建设、生产、管理和服务的高等技术应用人才,这就要求高职学校不仅仅要从技能上培训学生,还必须尽快的融入到企业文化当中,更好的为企业创造价值。本文以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的办学实际为出发点,对汽车类高职院校的特色校园文化与汽车企业文化对接融合实践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表明只有更好的了解汽车企业文化,适应汽车企业文化,才能更好的为汽车企业服务。 关键词:高职院校;校园文化;企业文化;融合 以前很多高等职业学校注重的是技能教育,为的是培养学生的一技之长,将来在企业中有所作为,很少去关注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融合问题。对于现代的企业,他们需要的是能够适应企业自身建设生产和管理服务的应用型专门人才,为了达到这样的培养目标,仅仅对学生进行技能培训是远远不够的。在一份对汽车行业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发展前景调查中发现,有相当一部分高职毕业生技术水平过硬,但是并没有在汽车企业中有很好的发展,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有些甚至已经被企业辞退,这些都是因为高职院校只注重学生的技能教育培训,忽略了校园文化培训与汽车企业文化之间的融合,导致学生不能很好的融入到汽车企业的文化中。企业文化是指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企业形成的符合本企业特点的愿景、使命、员工行为准则以及经营观和价值观等,以及这些愿景、使命和价值观等在企业生产、管理、员工行为等方面的体现,是被员工认可并遵守的一种企业理念。作为高职教育中校园文化与汽车企业文化融合来说,就是要求学校根据汽车企业的特点与要求,构建与汽车企业的专业文化、组织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活动文化能够对接的高职特色校园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突出高等职业教育的职业特点 高职职业教育是为了培养能够适应企业建设、生产、管理和服务的高技能应用人才为目标,着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职业技能。职业性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根本属性,突出的体现在了高等职业学校开设的课程和专业上,像我院设有汽车制造、车辆运用、机电工程等9个系部,包括了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等34个专业,这些专业都是高等职业教育职业性的体现。为了将高职学校的专业性和汽车企业文化相融合,高职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就要以自身的职业性为出发点,将本行业的职业特点、职业技能、职业道道、职业理想、职业态度和职业素养等内容贯穿到高职校园的文化建设当中,彰显出高职学校的办学特点[1]。 二要体现企业化的教育理念 教育理念要和企业理念相融合,高职学校与汽车企业互相合作是目前高职教育发展的一条正确道路。目前高职校园文化与汽车企业文化的对接融合已经成为高职学校培养学生的重要方向。在高职教育中,高职学校必须要把现代企业文化中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融合到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当中,在校园文化中积极营造汽车企业文化氛围,在技能培训中突出汽车企业的文化元素,在学生实习中培养学生的汽车企业文化素质,这样才能让学生更好的适应企业企业文化,毕业后迅速融入到自己所从事的汽车行业当中去。 三要突出汽车行业的行业特点 高职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为各行各业培养符合各行业技能的技术型人才,这就决定了高职学校在课程设置和专业设置上必须满足行业需求和理念,体现行业的特点。比如我院培养的人才所具有的扎实的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较好的岗位胜任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良好的发展能力以及能够满足汽车企业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等综合素质能力就突出的体现了汽车行业的行业特点。高职院校要想建立具有其所服务的行业特点的校园文化,就必须在专业教学中融入企业文化,在实践中融入行业氛围,要以汽车行业的职业道德规范和标准来要求学生,培养学生对汽车行业的“行业价值取向”和“行业情结”。 四要强调汽车企业文化的区域特点 高等职业学校一般都是地方性的区域院校,担负着培养适应当地企业发展的技术性人才、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这就意味着高等职业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要体现符合当地区域企业文化特色的特点,不能离开区域文化的土壤。只有植根于当地的区域文化特色,研究当地的区域特色有别于其他区域的特点,积极利用当地的文化资源,才能实现高等职业院校与区域文化的融合,才能让高等职业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好的了解地方、融入地方,更好的为地方服务,作为汽车类的高职院校,一定要注重培养符合当地汽车行业区域文化特色的专业人才。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作为山东省技能型特色名校,是以培养汽车专业高素质技术性人才为主要目标。学校在校园文化的建设中,创新性地将高职理念、汽车文化、传统文化、地域文化融于一体,提出了“人车合一、平而不凡”的文化育人体系,并把“平而不凡”作为校训。学院把文化育人作为人才培养战略,提高了学院优秀竞争力和“软实力”。人车合一就是指人文与技能的相融,追求“方向、安全、动力、速度”的品质,体现了学院办学特色与文化育人的良好融合。平而不凡中的平就是指做一名合格的现代高职教师和现代文明蓝领。不凡就是指接受平凡,超越平庸,在平凡的生活中,追求杰出,有所建树,创造不平凡的精彩人生。学院在校园文化与汽车企业文化的对接实践中,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对接融合:首先是树立了汽车专业的精神文化。根据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把办学重点放在培养汽车类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上,立足于点亮人性之美、发掘潜在之能,目的是培养学生扎实的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较好的岗位胜任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良好的发展能力以及能够满足汽车企业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等综合素质能力。精心的打造汽车专业的专业特色和文化内涵,并且逐步让汽车文化融入到全体师生的共同价值取向当中,形成全院师生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形成了深化政、行、企、校联合的汽车集团化办学特色、以汽车为主线、面向汽车生产和服务的布局特色,突出专业胜任能力的课程特色和“人车合一、平而不凡”的文化特色。其次是构建了具有汽车特色的专业文化。目前学院设有汽车制造工程系、车辆运用工程系、汽车营销服务系、机电工程系、电子工程系等9个教学系(部),开设了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等34个专业,主要专业都是与汽车有关,学院课程体系的设置都是根据目前汽车企业的岗位需要来设置,体现了相互支撑、相互融合的课程架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能够完成比较复杂的汽车专业工作能力,体现优秀技能和汽车行业最新技术,满足了汽车企业对人才的需要[2]。最后是形成了具有汽车行业特点的活动文化。学院开展了普及汽车文化的系列活动,不遗余力的将学院校园文化与汽车企业文化相融合。学院著名的汽车文化长廊,集中展示中外汽车发展的历史、经典汽车品牌的理念及成长、汽车行业最新的技术成果以及未来汽车行业的发展方向等,这些都加深了学生对汽车专业知识的认知与理解。学院建有汽车文化广场,漫步广场可以体会到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特有的文化氛围和职业特色,在文化广场展示与学院具有紧密合作关系的车企商标、色彩识别、文化理念以及企业精神等一系列的文化要素,学生漫步在广场就能够受到汽车企业文化的熏陶,让学生能够深入理解汽车企业文化并为之骄傲。为了实现校企文化的对接,学院按照汽车企业真实的工作场景设置了实习培训中心,按照“校中厂、厂中校”的原则,引进了富士康的生产线以及“6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的管理方法,车间和教师一体化,师生都穿着工装,严格的按照汽车企业的操作规程指导学生的实习,让学生通过“模拟仿真”和“角色扮演”等方式,真正体会到汽车企业的文化。与此同时,学院积极参与汽车企业活动,目前已经与富士康科技集团、烟台矢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上海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了紧密合作并作为实训基地,捷豹路虎卓越培训项目的成立是校企双方携手创立的具有国际化技术水准的人才培养教学平台,这些都是学院学院汽车活动文化的具体体现。高等职业学校是为了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素养的应用型人才,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高职学校就要不断加强校园文化与汽车企业文化的对接融合,立足当地实际,体现汽车工程学院的办学特色,结合学院各专业的学科背景,改革教学方法,为汽车企业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作者:王桂凤 单位: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汽车文化论文:传统文化在汽车造型设计中的应用 一、汽车造型设计的要求 1、汽车造型设计应具有完美的艺术形象 自1896年德国工程师卡尔奔驰发明第一辆汽车以来,汽车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早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时,汽车作为现代工业下的产物,它凝聚着一个国家积淀多年的民族文化。汽车既是工业产品同时也是艺术品,它是二者完美结合的产物,而汽车的艺术形象应具有社会特征、时代特征、民族特征。我国汽车的艺术形象应传达出当代国民的精神面貌,反映出我国先进的科技水平及民族文化特征,这样的艺术形象才能为国人所理解、所认同,这样的艺术形象才能矗立于世界之林,在竞争激烈的汽车市场中站稳脚,分一杯羹。同时,汽车的艺术形象还表现在汽车的外部雕塑造型、汽车灯具的设计、内饰色彩搭配的运用上。只有综合地运用美学原理对它们进行艺术加工,才能使各部件相互协调形成统一的风格和完美的艺术形象。 2、汽车造型设计与审美需求 汽车是一种产品,作为产品就具备审美功能,这种功能是通过产品的外在造型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受,从而唤起人们的生活情趣和价值体验,使产品对人具有亲和力。汽车的造型设计需符合消费者的审美需求,从审美价值原理来分析,市场依靠激烈的竞争才能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汽车产品的开发则是汽车制造商们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在产品开发中,汽车造型设计的不同实现了产品的差异化和品牌特征。而人们购买汽车,反映了人们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同时,汽车造型设计与大众审美取向关联度的高低决定汽车的销量。 3、汽车造型设计应使汽车具有良好的空气动力学性能 汽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会受到空气气流的影响,合理的汽车外观造型可以尽可能的降低空气对汽车的阻力,这不仅能改善汽车在高速行驶中的车身稳定性还能将发动机的动能不遗余力的发挥到最佳值,同时还能节省汽车燃料,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4、汽车在造型设计中应考虑各种材料的装饰特性 汽车的造型不仅包括汽车的基本造型,同时也包括材料在装饰效果上的表现及搭配。材料的不同具有不同的表现力、视觉及触觉感受。因此,在各个装饰件的材料搭配上要把握好视觉和触觉上的相互协调统一。 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内涵 1、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物质方面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先辈们留给我们太多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些都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是我们后辈在设计中的灵感源泉。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物质方面来看,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从建筑方面来看,包括紫禁城、布达拉宫、苏州园林等:第二从佛教石窟来看,包括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第三在服饰方面,包括丝绸、唐装、旗袍等;第四从民族文化产物来看,包括书法、汉字、剪纸、水墨、脸谱、京剧、瓷器、中国结等。这些丰富多彩、形式各异的物质文化元素,蕴含了中国人民的艺术创造力及对美的理解,是中华民族物质文化元素的精髓,也是外国人心中最能代表中国的文化元素。 2、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精神方面 所谓的精神方面指的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文明进程中所积淀的民族智慧和思想观念。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精神方面归结起来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中庸思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第二,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等的和谐统一关系。第三,以人为本思想。“以人为本”的思想最早起源于孔子的仁爱思想。其优秀是尊重人、尊重人的特性和人的本质,体现着价值尺度从“物”到“人”的转移。这些思想在汽车造型设计中的体现就是,“以人为本”了解和把握人与物的关系,使设计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实现汽车设计与人的需求完美结合。 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造型设计中的应用 1、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造型中的应用 传统文化元素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抽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它很难用一句话或者一个具体的概念来阐述清楚。这种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造型中应用时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刻意追求,它应当是设计师在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后的一种自然的情感流露。就像中国绘画的写意一样,笔不到而意到,言简意深。同样在汽车造型设计中也要用写意的手法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表述出来,使人们真正的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设计师们可以通过抽象、概括、简化、提炼、变形等手法将我国的传统文化元素如汉字、书法、京剧脸谱、古代建筑、经典图案等元素融入到汽车的前脸、车灯、方向盘、座椅等造型设计中,制造出能真正代表中国文化特色的汽车。以国内汽车制造商吉利公司制造的GC9轿车为例,GC9在设计中融入了许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车身上下无不体现着东方美学的神韵。中网格栅的灵感来自水滴在湖面晕开的波纹,缓慢延展同时自然流畅,将大自然与汽车设计完美的嫁接在一起。从车门曲线来看,设计师将中式拱桥造型的优美弧线恰到好处的融入到了车门曲线中。从汽车内部设计来看,设计师们不愿浪费每一个细节,连不起眼的音响造型也融入了中国传统回纹设计图案。吉利GC9轿车的问世,无论是整体外观还是局部细节的设计,处处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造型中的应用,同时这也将打破国内自主品牌汽车造型设计只会模仿国际畅销汽车品牌的神话。 2、传统文化元素在车身色彩中的应用 色彩是视觉传达中反应最直接的信息符号,而车身色彩是构成汽车使用者视觉认知系统的必要元素。与西方传统色彩的“七色观”和“三色观”相比,中国色彩理论的发展源自我国古代民间色彩的“五色观”,五色即青、白、黄、赤、黑,同时也离不开儒家色彩美学和道家色彩美学的影响。在诸多色彩中,红色是中国人最为喜爱的颜色,因为红色象征吉祥、喜庆、庄严的品格。每逢喜事,都用红色来装点;人走运了,称为“红运当头”;受上级重视者称为“红人”;这些都足以说明红色在中国人心中具有的特殊情感。从汽车车身色彩来看,近些年,红色汽车因其活跃而富有激情越来越受到都市女性的青睐,这都离不开传统文化元素在汽车车身中应用。 四、未来汽车造型设计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发展趋势 目前,中国汽车企业越来越开始重视设计和创新,从最初简单的模仿国外畅销品牌的汽车造型设计,发展到现在民族气息渐浓,本土化设计理念开始逐步形成的局面。而作为中国设计师们灵感源泉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必将会大量的融入到中国未来汽车造型设计之中,成为未来汽车造型设计的发展趋势。 作者:江华 单位:湖南城市学院 汽车文化论文:网络文化视角下的汽车营销 摘要: 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人们的生活已经和网络文化密不可分了,这就需要我们基于网络文化视野去看待事物的发展。目前我国的汽车营销面临着停滞不前的状况,那么如何利用好网络,在网络文化视野下进行汽车营销才能寻求汽车营销的新突破,需要我们进行不断地探讨,本文将以网络文化视野中汽车营销的基本内涵为着手点,分析目前汽车营销的发展现状,从而提出相应的网络文化视野中的汽车营销措施,希望可以为促进汽车营销发展提出可行的建议。 关键词: 网络文化;汽车营销;成本;市场 目前汽车营销方式及汽车营销理念已经无法满足汽车营销的发展需求了,我们必须扩大视野范围,创新汽车营销方式。在互联网的普及之下,我们可以基于网络文化视野,进行相应的汽车营销手段,将汽车营销的虚拟市场与实际的实体营销市场进行有机结合。本文将针对网络文化视野中的汽车营销进行相应的论述,具体阐述应该如何利用网络文化、基于网络文化视野进行汽车营销。希望可以在理论层面上提出可行的建议,从而促进汽车营销的进一步发展。 1网络文化视野中的汽车营销基本内涵 在网络文化视野下的汽车营销不再受时间、空间地域等条件的限制,能够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扩大客户群范围,挖掘汽车营销的潜在价值。现在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个部分,人们会从网络上获取大量的信息,这也是网络文化视野中汽车营销的优势,流通了市场信息,拓宽了营销渠道[1],并且在互联网上进行汽车营销其营销成本往往要低于实体市场的营销成本。而且往往在网络文化视野中,汽车营销能够给予潜在客户群体营销理念及公司汽车品牌的理念渗透,这是传统的汽车营销所无法做到的。因为理念渗透其实也是网络文化视野中汽车营销的一大重要特点。所以基于以上所有因素,任何的汽车品牌想要做好汽车的营销工作都必须拓宽视野,利用好互联网这一重要平台,从而进行网络文化视野中的汽车销售工作。 2目前汽车营销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其实目前的国内汽车营销已经进入了相对饱和的状态,汽车营销的空间利润一再压缩,除了市场竞争力过大之外,也有目前消费者及消费群体的消费方式及消费理念转变这一原因,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汽车的营销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于当前汽车营销的发展现状了,汽车营销想要继续发展下去,就必须要进行相应的模式转变。传统的汽车营销都是偏向于汽车厂家的直接销售[2],这种销售方式致使销售策略相对保守,汽车是同一种汽车,由于销售地域、销售对象及销售理念的不同,汽车营销本应该做到设立多种营销系统及营销方案,但是目前的汽车营销方案还是较为单一,无法使汽车营销达到灵活化、多样化及自由化。 3如何利用网络文化视野进行汽车营销 3.1加强对网络平台的合作与利用。目前网络平台是能够为各大品牌提供曝光度的较好桥梁,加强对于网络平台的利用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汽车品牌的营销与推广。有潜在客户想要进行车辆的购买时,会到相应的汽车门户网站及汽车论坛前去咨询和查找,如果汽车品牌能与相应的网络平台产生合作关系,会加强这一汽车品牌的宣传与推广,增强其相应的曝光度。汽车营销可以通过赞助[3]、广告等多种形式进行汽车营销与品牌推广,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得客户的选择。并且网络平台上进行合作的成本相对较低,只要找到了合适的客户群网络平台,就一定能够促进汽车营销在网络文化视野中的发展。 3.2加强汽车营销的文化理念渗透。与传统的客户群及消费者不同的是,在网络信息时代,购买车辆的消费者们已经开始转变相应的购买观念及消费理念了,仅仅向消费者阐述相应的汽车配置及汽车报价是不能够满足消费者的购车需求的,我们要在加强汽车营销文化理念渗透的同时为消费者营造一个良好的汽车文化形象。比如说现在的很多汽车主打安全这一理念,那么在利用网络这一平台时,就会制作多种以安全为主打的营销方案放在各大网络平台之上。通过鲜活的文化理念,而非性价比、配置、型号等作为营销的主要手段。进行文化理念的广告软植入。通过加强汽车营销文化理念渗透的方式促进网络文化视野中的汽车营销。 3.3明确不同的客户群体,收集客户资源。网络平台最好的地方就在于此,它突破了实体汽车店的限制,不受时间、空间距离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汽车销售。所以网络文化视野中的汽车营销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拓宽汽车营销的销售渠道,并且收集相当多的客户资源。而这些资源都是实体汽车营销过程之中所不能够具备的。我们一定要积极利用好网络平台的优势,针对不同的客户群体进行客户的资源收集工作[4],及时提供相应的服务与帮助,最大程度上去促进基于网络视野中的汽车营销。 3.4使用多种网络技术进行汽车营销。其实营销方法和营销手段有很多种,单一的营销方案是不能够满足汽车销售的发展需求的,我们要立足于网络技术,进行营销方案的创新,可以利用图像、动画、音频、手机软件等多种技术形式进行汽车营销广告植入,或是利用新媒体进行相应的宣传与曝光,可以通过编制企业故事,或是将以本汽车品牌为中心而编演的爱情故事亲情故事等微电影形式,上传到视频网站,从而促进品牌的传播与推广。或是由微博上的热门博主进行微博转发与推荐。所以综合使用多种网络技术对于网络视野下的汽车营销而言也是一大创新与改革。 3.5增大网络营销比例从而降低营销成本。实体市场上的汽车营销其成本往往较高,而网络上的营销成本相比较而言往往较低,基于成本上面的考虑我们可以增大网络汽车的营销比例,以此来促进汽车营销的发展,但是我们同时也需要主要考虑到网络平台的影响能力及潜在客户群体类型,不要把营销经费浪费在没有作用上的网络论坛及网络平台上。针对目前的网络影响范围及网络普及程度,我们有很大理由相信增大网络汽车营销比例能够提升汽车营销数量,增强汽车品牌的曝光,从而促进基于网络文化视野中的汽车营销发展。 3.6设立专门的网络汽车营销小组。因为目前网络上的营销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面对汽车市场竞争如此激烈情况之下,各大汽车品牌公司更不能放弃利用网络这一专门营销渠道。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网络汽车营销小组的方式[5],促进汽车品牌的推广,增强企业与消费者的直接交流与沟通,明确潜在客户的用车需求,针对其需求进行个性化服务定制,及时回答客户的各种问题。各大汽车品牌公司可以通过引进尖端的营销策划人员及网络管理人员进行汽车网络营销小组的设立,通过引进人才及培训人员的方式,提升影响团队的整体素质,从而在营销队伍上促进在网络文化视野下汽车营销的调整与创新。结束语在汽车营销的发展问题上,我们必须要将网络营销与实体营销有机结合起来,结合网络文化的实际特点,促进汽车营销在网络上的发展。针对目前汽车营销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调整,通过加强对于网络平台及技术手段的利用等,促进汽车品牌文化理念的渗透与推广,从而扩大市场份额。 作者:张峰玉 单位: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汽车文化论文:传统文化对汽车设计的作用 摘要: 作为中国民族资源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具有丰富的内涵且广泛运用于现代汽车设计中。中国传统文化在汽车设计中的应用不仅丰富了汽车设计的形式和性能,还赋予了汽车设计特殊的人文价值和时代意义。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的轿子文化、相面文化、吉祥文化、中庸文化在汽车设计中的应用和影响进行了探索,希望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推动汽车设计的发展和改革,助力汽车行业的发展。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汽车设计 1轿子文化与汽车设计 传统文化的演变和发展要经历漫长的过程,是一定社会环境和生产力作用的结果,承载了一定时期的社会变迁和人文风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重要的文化印记[1]。轿子作为中国古代最为常用的交通工具之一,其不仅深刻再现了古代某一时期的人文历史风貌,也包含了社会伦理及社会阶级关系方面的内容,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鉴赏性,彰显了浓厚的文化情怀。而对于汽车设计,轿子文化也存在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轿子出现于春秋时期,在宋代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轿子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可以说,汽车的设计灵感大多来源于对轿子构成和形状的观察。在古代,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出门多乘坐轿子,轿子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已有几千年,轿子的演变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最初的汽车形状就是借鉴轿子的形状而生产的,而轿子的四个角也就相当于汽车的四个车轮。最早的汽车设计外观主要来源于对轿子形状的理解,被称为“轿车”。汽车设计大致包括空间设计、外观装修设计和装饰设计等三个互为独立又相互制约的部分,而对这三个部分的空间结构规划过程则是对设计资源的整合和处理过程,要求三个部分的空间结构不对其他部分造成不良影响,三个部分的空间分配要做到科学、合理。由此可见,轿子是汽车最初的雏形。 而中国人对轿车则怀有独特的情怀,究其原因,也是因为轿子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人对三厢车的追求归根到底也是源于“轿子文化”的影响。汽车外观的设计不仅仅受到轿子文化的深刻影响,汽车所蕴含的社会意义也来源于轿子在古代社会的价值内涵,轿子在古代社会作为身份和权力的象征,汽车在现代也是金钱和地位的象征,两者的人文内涵十分相似。 2相面文化与汽车设计 古人认为,人的面相是决定人的社会关系及生活境遇的重要因素,人们经常通过看面相来判断吉凶、祸福,或者通过看面相来评价一个人道德的优劣。因此,该种文化观念逐渐延续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在进行汽车选购时也经常考虑到“车相”。所谓“相由心生”,即人们的主观意识是决定人们感受的重要因素,对于人们的行为具有重要的支配作用,因此,汽车设计的外观就十分重要。人们在选购汽车时,对汽车车身的第一眼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因此,设计师对于汽车设计的前身部分十分关注,消费者可以通过前身的观察理解汽车设计师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思路。具体来说,从车灯可以看出汽车所要表达的行驶态度,是放荡不羁还是中规中矩,是豪迈霸气还是温婉可人。一般汽车车身的设计使用比较圆润的车灯,该种车灯主要是由下进气口向下撇变成向上收敛,给人微微一笑的感觉,使人感觉温和,车身的线条使用较为温和的处理方法,使得车身比较饱满,更加符合中国传统相面文化的内涵和中国人的审美习惯。 3吉祥文化与汽车设计 中国吉祥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表达了古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生活富足的憧憬。吉祥文化主要是指通过借喻、比拟、双关、象征、比喻、对称、谐音等修辞手法的运用,来表达对生活的希望和对人事万物的祝愿的一种艺术形式。中国吉祥文化的产生没有特定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主要来源于人们对生活的主观感受,并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变化而发生改变,但基本内涵并不发生改变。用谐音来表达吉祥愿望是吉祥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例如,著名汽车品牌“宝莱”就意味着吉祥到来的意思,中国吉祥文化对汽车的品牌设计有着极大的影响,对于汽车的销售十分有益。而某品牌汽车“跑乐”则有“跑了”的谐音,极易引起消费者的误解,也不利于汽车销售量的提高。中国人对吉祥文化的推崇催生了汽车市场的繁荣。此外,数字也是表达吉祥含义的重要形式之一,如六、九等数字,如在红旗HQD的设计中加入“九梁十八柱”的文化元素,充分显示了红旗尊贵的身份和地位。 作者:邓小薇 单位:江西五十铃汽车有限公司 汽车文化论文:传统文化对汽车设计的影响 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中国元素融入汽车设计的时间还比较短,中国特色在汽车设计中表现得还不够明显。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国内汽车行业逐步实施科学化、本土化的发展战略,如何在汽车设计中融入中国文化已成为业内人士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热点。基于此,结合相关工作经验,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汽车设计的影响。 关键词: 传统文化;汽车设计;轿子文化;中庸文化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世界各国的汽车设计均有了明显的本土特点,比如,英国汽车在设计上较为保守,绅士特色明显,色彩强烈;德国汽车精致、严谨;法国汽车符合法国人浪漫的特点,色彩绚丽;美国汽车个性张扬,符合美国人直率、张扬的个性。当前,我国汽车设计中融入的中国元素较少,并且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汽车设计都在借鉴或模仿其他国家。当然,我国的汽车设计师非常期待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我国汽车设计中。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已在汽车设计中有所体现,但是往往流于表面或仅在名称上有所体现,比如长安龙腾。这种表层化的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不但无法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容易使文化被忽视,从而对我国汽车设计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也不利于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1轿子文化与汽车设计 在欧洲,富康两厢车是一种畅销车型,但是在中国的销量却并不理想。雪铁龙公司在开展市场调研后发现,中国人更钟情于三厢车,因此,在推出三厢爱丽舍后大获成功。在选择轿车时,中国人有强烈的“三厢情结”。就中国人而言,三厢车更大气、更稳重、更排场。中国人之所以钟爱三厢车,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轿子文化”。轿子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权贵身份的象征,隆重、尊贵、排场。现在轿子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汽车。虽然汽车在性能、概念和功能等方面与轿子都不相同,但在人们心中,它们有着相同的作用——既是一种交通工具,又是一种身份象征。轿子讲究两头对称,寓意做事要善始善终,三厢车恰好迎合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市场特征。 2中庸文化与汽车设计 中庸思想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主张为人处事既不张扬也不平庸,讲究恰到好处,避免走极端路线。在儒家文化近千年的熏陶下,中国人在心理上更容易接受颜色、外形和性能较为中庸的汽车产品,体现在汽车设计上,要求汽车内部空间装饰和布局要合理、人性化、舒适,外形设计不过于追求个性化。凡是汽车造型过于老旧或夸张的汽车,都很难在我国得到认可。中庸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积淀很深,是得到中国人广泛认可的一种处世哲理,现在所倡导的“和谐”正是中庸思想在当代的新体现。在汽车设计中,要实现内敛和夸张的和谐统一。与外国人相比,中国人更倾向于圆滑度适中、线条圆润、比例均衡的整体外形,不喜欢因造型过于夸张或重心偏于一方而造成整体外形失衡的设计。 3吉祥文化与汽车设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吉祥文化是一种通过象征、借喻、谐音、比拟和双关等多种手法来表达人们希望避凶趋吉和向往美好生活的艺术形式。当人们对美好、幸福的生活产生期望时,吉祥文化就出现了。在我国,吉祥话、吉祥物无所不在,吉祥文化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中。这种物我相应、寄祥瑞于物的方式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通过谐音来表达吉祥的美好愿望是吉祥文化的重要特点。比如,德国大众BORA汽车刚进入中国市场时,有“宝来”和“跑乐”两个名字,因中德文化和经营理念存在差异,属于一汽大众的“宝来”名称在中德双方间产生了争议——先取名“伯乐”,后因名称被抢注而改选“跑乐”,可是又因谐音“跑了”而放弃,最后才确定为“宝来”。从字面看,“宝来”有招财进宝的吉祥寓意,从心理上容易被中国人认同,而“跑乐”谐音“跑了”,有去财之意,在中国人看来不吉利,这对产品的销售和推广极为不利。在中国吉祥文化中,数字吉祥非常重要,比如,中国红旗汽车HQD概念车的格栅设计就引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九梁十八柱”的吉祥寓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六、九为吉祥数字,单数为阳,双数为阴,九为最大的单数,因此,古代将“九”看作是最高权威的标识,象征着帝王般的至高权威。在红旗HQD概念车的格栅设计中引入“九梁十八柱”的传统建筑元素,就是为了凸显红旗汽车的尊贵地位和身份。 4总结 中国人总会有意或无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人们的观察、消费和设计等行为都或多或少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传统文化对现代设计思想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同时,多样化的传统艺术也成为了现代设计的重要源泉。当人们能够更加积极主动、有目的、有意识地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汽车设计中时,就已经具备了创立我国本土汽车品牌的条件。 作者:牛焕 单位:吉林大学 汽车文化论文:网络文化汽车营销的消费观念 1网络文化视野中的汽车营销 1.1利用网络空间将企业的各方面展示给消费者 汽车企业可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网站,学会利用先进的多媒体技术,通过声音、文字以及图形等方式对工厂的日常、生产过程、企业的规章制度、技术水平、各种理念及战略等进行介绍,让消费者对企业能够有更深入的认识。企业不仅要对自身的各个方面进行介绍,同时,还要注意定期的更新,让网站一直有新鲜的内容进行扩充,网站制作人员还可以建立一个便于企业和消费者进行沟通的BBS论坛,设置专门的人员对消费者的各种问题进行解答,实现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双向交流,消费者也可以在版面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企业应该第一时间进行回复,这样能够加强两者之间的沟通,同时实现双赢的局面。 1.2利用互联网将汽车及其相关产品推销给消费者 企业应该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和消费者进行良好的沟通,并了解到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和心理,站在消费者的角度看问题,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良好的情感。同时,对汽车以及配套产品、使用的方法、规范和售后服务进行详细的介绍,并且及时地解答消费者提出的问题,并进行深入的沟通,这样能够培养出顾客对企业的忠诚度,企业的发展才能获取到更多的动力。 1.3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对顾客进行深入的了解 目前,网络技术对汽车行业的重要作用已经越来越显著,企业通过邮件、论坛等形式能够与顾客进行良好的沟通,实现企业和消费者的实时沟通,这种模式就类似于传统的热线电话,且能够对消费者进行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对企业的工作和策略的改进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2网络营销中存在的弊端 2.1网络营销和电子商务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就目前而言,企业较看重网络营销的模式,其营销的手段主要是宣传自身的品牌以及促销目的,而电子商务主要是减少产品的流通环节,使产品的成本得到降低,所以,汽车企业的网络营销还没有达到电子商务的标准。 2.2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对于欧洲和国外一些发达国家而言,其汽车电子商务的发展进程较快,加上各个国家之间汽车的销售价格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所以,网络营销的模式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美国,汽车的网络销售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美国人利用电子商务进行购车的比例在9年间上升了9.9%,其惊人的发展速度体现了网络营销的绝对优势,我国与之相比,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2.3网络营销的难度不断在增加网络的营销模式主要是成为了消费者的首要选择,但是让汽车品牌的传播有了一些不确定因素。网络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平台,消费者可以大胆地提出各种观点、想法,各类信息也参杂在网络系统中,加上网络信息的传播速度较快,一些不利于厂家的消息会遭到迅速的扩散,厂家精心研究的策略也许就会因为这一条信息被损害。 3网络文化环境下汽车企业发展的优势 网络文化不但拥有大量的文化元素,同时对网络文化环境下的企业创造出了更多的商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汽车行业也获取了许多优势。 3.1汽车理念渗透到社会各方面 网络文化通过互联网技术被扩散到社会乃至国家的各个方面,其发展十分迅速,汽车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由此看来,网络文化对汽车的营销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将二者进行有机的融合,能够实现汽车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能够更好地引导汽车行业的营销活动。 3.2能够向社会广泛传播汽车的营销信息 汽车产品是全球性的消费产品,只要消费者有需求,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汽车都可以作为消费者选择的对象,并且网络文化也是不分国籍的,互联网对企业的信息和汽车的品牌、含义等的传播有着绝对的优势,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的传播,其影响力没有受到过多的约束。 3.3让消费者能够更好地接受到企业的营销信息 在互联网络中,其优势是具有相对开放的空间,它能够让汽车企业将自身的销售信息在网络中进行广泛的传播,并展示出各种与企业相关的信息,消费者不仅能在互联网络汇总进行畅快的交流,同时,还能够与企业进行互动,加深消费者对企业和其产品的认识。 3.4降低广告成本的高额费用,获取更大的利益 互联网的传播成本较低,相比其他方式的宣传来说具有一定的优势,并且基于网络文化,其传播的速度迅速,能够使消费者在第一时间获取到想要的信息。该传播途径的优势很快被汽车企业发觉,相比传统的营销模式而言,网络营销的手段更具有先进性和可行性,使企业能够投入更小的成本,从而获取更大的利益。随着互联网的传播,企业的营销信息将被迅速地扩散至社会的各个层次。 4充分利用网络文化的优势,制定可行的汽车营销策略 在汽车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要学会充分地利用网络文化的优势、环境以及传播的特点,制定适合汽车企业的营销策略。 4.1重视构建和消费者的和谐关系 在网络文化视野中进行汽车产品的营销,汽车企业需要不断地进行策略创新,同时,还要适应网络营销环境的不断变化,其营销理念一定要坚持以消费者为中心,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联系,不断吸引更多消费者,开拓更多的消费群体,在网络这个大环境下,要充分利用其快捷的优势,利用各种途径挖掘到更多的潜在客户。通过建立属于企业自身的专业网站,和网络文化进行更好的连接,在企业网站中,应该明确的为消费者提供所需的汽车信息,例如汽车的款式、价格、设备以及各种参数等,为消费者提供完善的信息服务;同时,还要充分体现出企业以及汽车文化;另外,还要注重互动版块的建设,要让消费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企业的文化以及品牌的内涵;将网络的互动功能得到最大的发挥,对于消费者提出的意见,企业的客服人员要耐心并且详细地进行解答。 4.2科学运用网络搜索引擎手段 网络搜索引擎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它能够让人们快速、准确地搜索到所需信息。汽车企业一定要充分认识到搜索引擎的重要作用,和引擎机构形成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提升企业的形象,扩大汽车产品的销售范围和途径。不仅要充分利用大型的引擎机构(如百度、谷歌、雅虎等),还要注重和商业引擎(如阿里巴巴、慧聪网等)的合作,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依靠网络的推动作用,将企业的信息传递到网络文化的各个角落。 4.3将多种营销策略进行组合 企业要学会充分利用网络的特性,针对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制定出组合式的营销策略。例如汽车企业举办新闻会、对汽车产品进行专题报道、建设汽车论坛、开发汽车游戏等营销手段,使企业和汽车的信息得到充分的传播,从各个方面提升汽车品牌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5结语 网络营销手段的低成本和高效性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汽车商家的青睐,由于对互联网的控制不像传统媒体那样容易把握,所以对企业来说有一定的威胁,因此,企业的营销部门应该将这个虚拟的市场和实体市场进行同等看待。 作者:王海峰张锐单位: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文化论文:日本汽车设计文化的启示 设计产品的成功与否,市场认可程度是另一个重要检验标准。由表1可见,自2008年以来,以丰田、本田为代表的日系汽车销量一直在全球各汽车集团中名列前茅,其中丰田汽车销量常年排行世界第一,有资料显示,在全世界每5辆汽车中就有1辆是日本车,且每年用在科技开发方面的费用占销售额的3%以上。很难想象,在这个国土面积小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领土上设计的汽车覆盖全世界,其涉及面之广、影响之大、产品质量之好在全世界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1.日本工业设计的文化内涵 日本文化中一直蕴含着向强者学习的理念。公元七世纪到九世纪起向中国学习文化,明治维新之后开始向德国学习工程技术,二战之后开始学习美国先进的现代企业管理和科学技术。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汤重南专家用这样一个例子形容日本的文化“: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文化,这种现象,可以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日本文化的一种状况,它像洋葱头一样,剥开一片,剥开一片,最后想要找日本文化的核,没有,因为他每一片都含有外来文化和它自己文化中重要成分的一种结合、融合。”[2]这种理念体现的是“他为我用”的思想。二战之后,这种文化内涵与学习发达国家技术的思路相结合,滋生了日本现代设计思想,即学习对方的优势和特色,并将设计出来的商品想办法销售给对方。这种带有很强目的性的学提升了战后日本民众的生活水平,进而民众更加配合,积极创新设计文化的发展。在这种全民一致进步的氛围里,日本现代设计文化促进了日本的出口贸易,并且不断提升了本国产品质量,为国家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2.日本汽车工业设计文化的特征 近代日本设计与世界设计的融合,形成近代日本设计的独特风格。[3]由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文化中逐渐形成鼓励多元价值,兼容并蓄的思潮,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具体对象细腻丰富的分化与解构,日本现代设计中没有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对未来的现代设计采取的是吸收无原则的态度,由此孕育了日本汽车工业设计文化。比如,欧美文化中将汽车看作是个人能力的加强,汽车被认为是纯粹的“交通”媒介。而日本文化中放松、容纳、保护的风格成为了日本汽车的代名词。很显然,日本汽车工业设计文化是行走于西方的原始概念和东方文化表述的微妙结合。这种文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效果,它使得日本汽车从欧美那种过于正统的概念中脱离出来,使种种奇妙的概念诞生成为可能。[4] 总体而言,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概括:一是日本汽车工业设计文化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双轨并进,这是日本汽车工业设计文化的总体特征。日本传统文化受到中国的很大影响,如文字、书法、建筑、民俗等都留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但在数百年之后,日本将这些传统文化保留下来并且发展出新的特点,将文字,传统元素融入到现代设计中来。这是中国人值得借鉴的地方。二是民族性在现代设计中得到微妙体现。日本现代设计的民族性特点是经过几代设计师的努力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民族性在设计中的体现也见证了日本汽车设计文化的发展。反过来,日本设计变迁的轨迹也指引着日本汽车设计文化的变迁。忽略传统文化的应用是中国设计缺乏个性的症结所在,我们应当从日本的设计作品里学习如何表现民族元素。三是商业化程度高。设计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是以人为本的。设计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同时,夯实经济基础还要依靠设计来实现。设计文化的商业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设计的商业化方面,高度的商业化曾是美国设计的鲜明特点,然而,这一点在日本被传承和发扬的炉火纯青,日本现代设计发展的初动力就是看到设计为美国带来丰厚的经济效应。[5] 3.日本工业设计文化对汽车产业的推动作用 日本汽车设计方面的佼佼者坂茂认为,“汽车不单纯是为了运输,不单纯是一种工具,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是一个生活空间,所有与生活有关的都蕴含在里面。”在日本像他这样的设计者不在少数,正是对汽车设计文化的独到而深刻的理解促进了日本汽车产业的发展。[6]日本汽车设计在全球独占一席之地,日本汽车工业设计文化为日本汽车在全球市场获得较大份额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此,作者以本田在美国的成功为例进行说明: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汽车市场几乎为国内的三大汽车制造商垄断,但是本田没有知难而退,她的设计师根据美国的消费需求设计出符合其口味的省油、轻巧型的产品,如皮卡,该车在美国获得巨大成功,以此促进了日本汽车在美国销售。 中国汽车工业设计文化的形成及特征 本世纪初,汽车开始在我国普及,我们迎来了汽车大众消费时代。随着汽车时代的到来,中国汽车工业设计文化开始萌芽、孕育和不断发展,中国汽车工业设计文化正在不断的需求突破自我的方向。 1.中国汽车工业设计文化的形成 说起中国汽车工业设计文化,从1949年建国至今,短短几十年,中国还在传统闭关锁国的余温中“执拗着”。中国现代设计教育起步较晚,直到结束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设计学院,而很长时期以来,美术学院的教育职能还没有进入应用领域。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设计教育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汽车工业设计方面,四大汽车集团非常重视自己产品的设计,拥有自己的设计院校,或者和一些高校合办设计院。现阶段,中国汽车设计在借鉴国外先进设计理念的基础上,已开发出中国自己的汽车品牌,如一汽、奇瑞、比亚迪等等,初步形成了中国现代汽车工业设计文化体系。 2.中国汽车工业设计文化的特征 纵览改革开放30年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当前汽车工业设计具有如下文化特征: 第一,中国汽车工业设计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大多汽车厂商还停留在技术转让层面,比如上海大众、一汽大众、上海通用、广州本田等清一色的合资企业。这些合资企业只把中国当作是加工厂,关键技术设计、工艺设计则在本国完成。[7]其二,汽车工业设计文化教育质量较低。尽管60%的综合大学开设了设计系、设计专业、设计学院,但是受师资力量、团队意识、专业素养的限制,在办学目的上过分强求教学课程的传授,而不重视设计的实践,产生了许多“准设计师”,没有真正教学的目的。这两个方面导致了中国汽车厂商要想生产同类型的汽车,必须花巨资购买别人的设计。长此以往,中国汽车厂商逐渐成为他人的附庸,处处受制于人,对长远发展极为不利。 第二,民族化程度低。台湾铭传大学设计管理研究所所长邓成连认为,设计汽车应当体现3个理念,即是有人性的、环保的、有文化的。文化是整个设计的特色和重点,汽车设计出来要展现在国际舞台上,文化是不能少的。设计的汽车不但要有外形,更重要的是要有内涵。[8]然而,当前中国国产车厂家还没有把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汽车文化中,造成了品牌价值观和产品优秀竞争力低等问题。没有融入民族文化特色,缺乏个性,对中国文化认同感低,这是中国国产汽车面临的一个普遍现象。对于这一点,日本汽车设计理念中无缝衔接西方先进概念和东方传统文化的形式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和领悟。 第三,只注重外观设计,而忽略功能设计的配套。尽管中国汽车工业设计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但在这方面仍处于萌芽时期。在汽车工业设计发展过程中,外观设计和功能设计的不匹配是当前汽车工业设计方面存在的很大问题。这是因为:当前传授汽车工业设计的老师大多学习艺术专业,在汽车配件的功能方面研究很少。这就导致老师在工业产品外观设计方面能够很好的施展才华,而在其工业产品功能设计上却显的捉襟见肘,造成学生习惯于工业产品外观设计而忽视功能设计。 中日汽车工业设计文化的对比分析 中国和日本虽然在文化上颇有相似之处,但是在汽车工业设计方面差异很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设计文化方面的差异 日本的汽车工业设计文化展现了丰富的趣味性,他们注重把所有的技术以亲切有趣的方式与使用者构成交流,让人直接地、满怀好奇和有兴致地去体验这种技术的美妙,而不像欧洲那样喜欢刻意保持厚重的历史感,把所有科技都包裹在严肃和传统之下。另外,日本汽车中的趣味性没有流于肤浅的把玩,也没有在过度追求细节中迷失,而是经过东瀛文化充分雕琢和洗练之后让人轻松愉悦,而经得起品位和思考,既充分体现日本文化的包容性与多元价值,又巧妙传递了设计者表达的素雅与平和。而中国的汽车工业设计文化与日本的汽车工业设计文化明显不同。中国汽车工业设计文化舶来品的成分明晰可见,设计缺乏民族性,一味追求仿制,例如比亚迪、奇瑞都可在国外的汽车设计中找到仿制的痕迹。当然,中国的汽车工业设计也有其文化的沉淀,就以红旗C131为例,庄重典雅、豪华大气,其简约的线条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流水颇有神似,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设计文化的合理结合与洗练。 2.设计理念方面的差别 受到地理环境和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影响,日本现代汽车设计理念强调:汽车不单纯是为了运输,不单纯是一种工具,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是一个生活空间,所有与生活有关的都蕴含在里面。[9]而中国的当代汽车设计理念受欧美影响较大“,家”、“安全”“、舒适”等概念在中国汽车工业设计没有得到重点体现。他们过度强调汽车是个人能力的延伸,是纯粹的交通媒介。这种设计理念在中国还很流行。 3.设计文化保障制度方面的差别 日本汽车工业设计的高度商业化是以完备的法律制度为保障的,主要是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一系列法律和制度。这些法律和制度细致而严格,组成了有机整体,在推动日本工业设计文化方面起到了根本的作用。比如,设计事务所从业的设计师有义务接受3年一次的专业培训,不去听讲的设计师将受到停业等处分。不仅如此,就连稿酬的分配都有明确的规定。而中国汽车工业设计制度尽管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中国汽车设计方面没有引入竞争机制,商业化程度较低,汽车设计大多在内部完成,对市场的挖掘还很不够。 日本汽车工业设计文化的借鉴 尽管,中国汽车工业设计上与日本存在较大差异,但是,两种设计同属于东亚文化,在文化观念方面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为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借鉴,这也将有助于中国汽车工业设计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1.设计理念上的借鉴 日本汽车的设计理念往往与生活紧密相连。这是由于日本狭小的生存空间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形成的。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东部沿海城市会变得越来越拥挤。再加上日本和中国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日本汽车工业设计理念势必会大行其道。另外,日本汽车工业趣味性强,通过更加人性化、更生动的表达形式与使用者交流先进技术和设计理念,能够增强用户好感,更易于接受新的技术和设计元素。对于这一点设计理念的借鉴,或许将为中国汽车工业设计的灵魂思想。 2.设计制度上的借鉴 日本设计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保障其设计高度商业化。无论是从法律制定,还是从运行机制上看,都是值得中国去学习借鉴的。在法律制定方面,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强化、细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使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在运行机制方面,中国的汽车厂商应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出发点,在设计方案的选择上引入竞争机制,在竞争中不断学习、不断发展才是谋求设计与文化融合、实现中国汽车工业设计大发展的王者之道。 3.借文化产业大发展的东风,开创中国汽车工业设计文化的新时代 我国文化历史悠久,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得到了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我国在汽车工业设计方面应加强以下工作:一是强调自主研发设计产业链的意识;二是做好人才培养和交流工作;三是完善出口工业产品的设计标准法规。四是根据国情,生产出符合自身条件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汽车。只有做到以上这些要求,我国的汽车产业才会有发展,工业设计才会迎来新的曙光。(本文作者:赵一娇单位: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汽车文化论文:汽车市场文化营销措施 引言 21世纪,汽车行业竞争的重心是汽车的营销,因此如何使用最先进的汽车营销模式、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份额是起着经营者密切关注的。汽车的营销不仅应当顺应市场发展的方向,还应当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不同的心理需求。因此,汽车的市场营销策略的制定不仅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量、市场占有份额等,还会对汽车的品牌文化的传播产生影响,文化营销思维走进人文的视野,尤其是品牌文化营销。本文即讨论了汽车品牌文化营销的定义、要素与主要策略,旨在有效的促进汽车的市场营销,提升品牌的市场占有率。 一、汽车的品牌文化营销 汽车的文化营销就是在汽车营销中加入品牌文化营销的概念,不仅提升产品以及相关服务的加之,更是将汽车文化作为营销策略的优秀,通过文化建立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沟通,维持品牌忠诚度。而在汽车的文化营销中,汽车的品牌文化的传播是最为重要的。品牌文化的营销可以很好的满足传播汽车文化、构筑品牌形象、提升市场份额的多样化需求。我国目前的品牌文化营销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品牌定位存在缺陷。我国的汽车品牌定位普遍为中低档轿车与特殊车型,这种定位的局限直接导致企业动力的下滑。另一方面,我国汽车企业自主品牌的发展十分艰难,这时由于外国成熟品牌具有更大的合作共赢的空间。我国汽车企业品牌文化存在的上述问题促使我们必须在分析汽车品牌文化要素与定位基本方向策略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多样化的、促进品牌文化营销的策略,以促进我国汽车行业的蓬勃发展。 二、汽车品牌文化营销的主要构成要素 在汽车品牌文化营销中,其构成要素是多层次的。第一层就是表露与消费者面前的、可以真切的感受得到的,即品牌的名称与标志。第二层就是品牌的深层文化内涵,如品牌的利益诉求、情感归属、文化沿袭以及个性化特征。总结下来,汽车品牌文化营销的主要构成要素可以分为五个方面,即名称、标志、广告、品牌的延伸与管理。 1.品牌名称 品牌名称可以直接反映企业的文化、产品的特点,因此企业品牌文化营销中第一位的要素就是品牌的名称。好的品牌名称不仅能够直接显示出产品的特性,还能很好地转播企业文化,通过最大限度的包含品牌的文化内容还引起消费者的情感公民,进而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如“君威”在融入中国文化之后,象征威望与气魄,迅速占领了部分高档汽车市场,成为成功人士的坐骑。“宝马”则以尊贵、活力为代名词,成为渴望张扬个性、寻求成功的消费者的首选。可见,品牌名称对于品牌文化的传播、品牌的营销是至关重要的。 2.品牌标志 品牌标志具有依附于品牌文化的特点,随着品牌文化的不同产生差异。品牌标志一方面可以从直观上影响消费者的认知,提升其对品牌的情感依赖。另一方面,品牌标志还能传播品牌文化,影响汽车的营销策略的制定。例如“别克”的徽章则集中展示了品牌文化的特点,表现了其生动的气韵。此外,品牌标志对于品牌的成长与发展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是由人们接受信息80%来源于眼睛的特点决定的。 3.品牌广告 一直以来,品牌的广告都是企业实施品牌战略的主要手段,品牌广告不仅以其特殊的方式、巨大的视听震撼力影响着人们的认知与情感,还能传播汽车文化,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因此,品牌广告也是品牌文化营销中的重要因素。在进行广告投放之前,必须考虑消费者与广告内容的文化因素,使广告准确的将其品牌信息传达给受众,宣传企业的品牌文化,促进品牌的文化营销。 4.品牌延伸 品牌的延伸指的是借助有较大市场影响力的品牌来推出新品牌。品牌延伸一方面可以节省宣传成本,另一方面还能尽快消除消费者的抵触心理,使消费者更加快速的认同并接受新品牌。例如上海通用借助了“君威”轿车的市场影响力,在对其进行外观、功能上的改变之后,以“君越”命名新品牌进行推广销售,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5.品牌管理 在日益激烈的汽车市场竞争中,仅仅树立品牌远远不能保证品牌的长久的生命力,因此进行品牌的管理也是传播汽车文化、促进汽车文化营销的关键要素。成功的品牌不仅包括品牌名称的确定,还包括从原料到售后服务整个业务流程。只有这个业务流程的决策与行动都符合品牌文化的设定,才能更好的实施汽车的品牌文化营销。劳斯莱斯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全程的品牌管理不仅传播了汽车品牌文化,还有效地促进了该品牌的营销。 三、汽车品牌文化定位的基本方向策略 汽车品牌文化定位的三种策略,即以产品特点、利益诉求以及整体形象为定位标准。这三种策略是按照品牌文化内涵的层次来区分的,如果能够很好的实施这三种策略,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既传播汽车文化,又能促进汽车的文化营销。 1.产品特点 产品的特点是品牌文化的基础,以这个方向对品牌文化进行定位,不仅可以在同类产品中突出目标产品,还能不断的强化目标品牌的文化影响力。例如,奔驰轿车以安全为品牌定位方向,创造性地设计了安全气囊与安全客舱,使奔驰品牌的安全至上的品牌文化在市场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2.利益诉求 利益诉求指的是以消费者的利益诉求为基本点对品牌文化进行定位。消费者对于一个品牌的认定不是仅依靠其产品特点,而是体现在这个品牌能够实现其利益诉求的满足上。只有以满足消费者的利益为基点进行品牌文化的传播,才能更容易打动消费者,建立其对品牌的心理依赖,实现品牌的文化营销策略。 3.整体形象 在上述以产品特点、利益诉求为基点进行品牌文化的定位的基础上,以品牌的整体形象为基础来对品牌进行整体定位,不仅能够与消费者建立稳固的心理沟通桥梁,还能保证品牌的忠实消费者的数量。企业在对品牌进行整体形象的文化定位时,应当参考目标消费者对其自身的定位,突出表现品牌的独特气质或者文化积淀,这样才能与消费者的自我认知产生共鸣,建立稳固的客户群。 四、传播汽车品牌文化、促进汽车市场营销的途径 本文详细分析了更好的传播汽车文化、促进汽车文化营销的几种途径,即对品牌进行战略定位,构筑企业的品牌文化,并且根据产品的文化特征与定价制定不同的营销策略,辅之以不同的促销策略,这样汽车文化营销不仅可以更好的传播汽车文化,也能有效促进汽车的市场营销,提升品牌的市场占有份额。 1.对品牌进行战略性重构 对企业品牌文化定位进行战略性的重构,不仅可以获得低成本的竞争优势,还能突出品牌特点,使品牌具备长期的、稳定的市场竞争力。首先,企业必须对企业文化进行经营,这是因为汽车营销会传播汽车企业的文化。只有构建鲜明的、积极的企业文化,才能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品牌形象,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构建企业文化可以从企业文化的外在表现、品牌的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等方面着手,构建独特的品牌文化。其次,在进行品牌文化营销策略时,不仅要掌握为品牌命名的技巧,为品牌树立鲜明的、易于识别的标志,还要以多品牌的策略引领汽车的营销模式。多品牌的营销策略不仅可以有效地提高其市场占有率,还可以有效地抵御竞争对手。最后,还应当掌握品牌延伸的策略,这样就可以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成效,提升品牌的市场占有率。 2.制定区别化的营销策略 制定区别的营销策略就是指要根据不同的产品文化定于与定价,制定不同的营销策略,只有这种区别化营销策略才能很好的突出产品的特性,在产品文化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定价的因素,制定符合产品特点的营销策略。首先,根据不同的产品文化特征来制定营销策略,这是因为消费者在购买汽车是最为关注的就是他个人的需要。只有突出产品的服务性特征,才能更好地传播产品的文化,实现产品的市场营销的目标。其次,产品的不同定价也会影响其营销策略的制定。产品的定价可以直接反映产品的特征,传播汽车文化,是制定文化营销策略必须考虑的因素。不同的定价可以反映不同的消费理念与价值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定价文化产品文化的物质化反映。因此,根据产品的文化特征与定价来制定不同的营销策略,才能最大化的传播汽车文化、提高汽车的市场营销效果。 3.辅以多样化的促销策略 品牌文化的传播不仅需要上述品牌的战略性重构与区别化的营销策略,还必须辅以多样化的促销方式才能最大化的实现产品的市场营销目标,扩大汽车产品文化的影响力。多样化的促销策略包括价格激励、免费服务、金融配合以及公关促销、广告促销等手段。其中最为常用的是公关促销与广告促销,公关促销是利用公共关系的基本原理来实现汽车的成功促销,广告促销则是利用多种形式的广告、利用不同风格的广告来实现产品文化的传播,进而促进汽车的市场竞争力,提升品牌文化营销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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