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论文:教学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出现了新式的“照本宣科”。多媒体教学的特点是信息量大、时间节省、图文并茂等,可以将文字、图表、声音、动画、视频等高度集成于学生的教学中[2]。随着多媒体等教学手段的运用,部分教师为了省事,在授课中出现了新式的“照本宣科”,照着电脑念,而不是讲,电脑内容繁多,学生应接不暇。2.考核方式单一,限制了教学活动的灵活性。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新的学分制考核制度的不断推行,部分课程的学习有所压缩,尤其是政治经济学课程,课时压缩得更为厉害,可是课时压缩而内容在增多,这时考核的方式还是以前的考试内容,这样教学活动比较死板。教师需要在讲授课程的时候更多的考虑学生最终考试的问题,授课就成了只讲重点,不顾细节,形成了尽量在有限的课上时间讲解考试将会涉及的重点内容,久而久之便走向了应试教育的误区,学用联系成了空谈,教育的目的无从谈起,忽视对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最终使学生长期以来养成了是考试的内容就学,不是考试内容的就不学,这是典型的“应试教育”,失去了教育的本意。 (二)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过程中,积极性不高。研究表明,有很多因素影响着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但从课程本身来说,主要表现为:一是认识方面存在误区。很多学生(包括部分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并不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尤其是理科学生,更是简单地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政治+经济”,以死记硬背来达到通过考试的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学生学习这一基础理论经济学的目的。二是与其他专业课相比,政治经济学的实用性不强。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不同,其理论逻辑性比较强,而且分析与叙述方法也较复杂[1]。只有在学习并理解了其基础理论之后,才能对其进行有效应用。目前的现状是,学生不仅不能快捷有效的应用理论,而且认为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对自身的用处或就业没太大用处,故而不重视对该课程的学习。 二、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探索 (一)改革教学内容教学内容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优秀,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即以新内容代替旧内容,在教学内容方面做到与时俱进,理论联系实际。当然,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可以通过新知识的增加、旧知识的删减。当然,改革必须得围绕强化和贴近实际的主线,严格遵循客观规律,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教学新模式。以往的教学内容是对马克思相关理论的总结性讲授,对学生在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方面形成了某种误导,导致学生误认为经济的差异就是意识形态的差异。所以说,政治经济学内容改革要使学生真正学习到预期的知识,重点对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垄断资本主义及剩余价值等开展有针对性的学习。 (二)改革教学方法教学的方法对于学生学习意义重大,所以教学方法首先需要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重要理论观点,理论紧密联系实际,需要高校不断增强教与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高校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密切联系当代的实际,仔细分析是否适用于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认真比较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优缺点,积极总结好的教学方法,尤其应当学习和借鉴这些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模式。 (三)深化教师理论功底,创新教学方法分析当前形势,虽然网络授课、远程培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高校老师仍将会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因此,要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授课教师的理论水平、教学技术和科研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学校要加大对于教师队伍的教育培训力度,通过下达合理的科研任务,督促教师为高校授课不断学习和研究,同时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于完成任务好的教师给予一定奖励;对于不按规定教学,完成不好的教师进行一定的处罚,从而激励其更好地开展教学和科研。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是理论课程,如何才能使理论更好地被学生所理解和运用,那就必须要与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可以指导实践,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促进生产和生活的不断进步。 (四)改革考核方式在学校的教学过程中,教学的主体除了教师,还有就是学生。教学质量的高低不仅取决于教师的教学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学生学习能力的影响。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课程的考核方式对于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影响。因此,在努力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绝不能忽视课程的考核方式。比如,在有些学校政治经济学作为副科,不需要学生参加闭卷考试就可以取得学分;而在一些重视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学校,课程考核往往比较严格和科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的,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另外,也可以进行分解考核,比如学到期中进行考核,学到期末再进行考核,同时将平时的学习成绩计入最终考核,这样既可以避免学生为了通过考试而死记硬背,也可以督促其在平时认真学习本门课程。 作者:刘冲宇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FDI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制定服务业 FDI政策的典型特征本部分首先对不同于西方的,如类似中国这样的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体制及经济秩序进行描述,以便分析政府角色、行为和政策制定的意图、过程和结果。然后,对比货物贸易保护措施及其影响,概括服务贸易中的特殊模式———服务业FDI(商业存在)保护政策及影响的特征,以便为理论模型构造一个更符合现实的经济环境。 (一)政权体制及经济秩序的界定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根(2001)认为,国家政体和经济秩序是相互依赖的。如果忽视对国家政体或政权体制、相对应的经济秩序以及政府角色、行为的界定和区别,而直接引入理论模型,其解释力会受到影响。盛斌(2002)按照对政府的角色和行为的假设,将其划分为“仁慈的政府”、“自利的政府”和“民主的政府”。“仁慈的政府”由于不受选票的影响,在谋求社会利益最大化时不受个别利益集团的左右,可以独立地根据目标函数最大化原则选择贸易政策。“自利的政府”将政府看作一个较为特殊的团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中包括寻求政治稳定、选举概率的最大化或者个人在政治“收入”上的最大化。“民主的政府”综合考虑自身利益和社会福利,既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由于受到民主制度、规则和程序的约束,又须最大程度考虑整个社会福利,以反映普通选民的意愿。瓦尔特•欧根认为存在三种对应不同政权体制的经济秩序:一是集中管理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或中央集权型,即中央政府拥有最大经济政策决定权,但不排除私有制;二是集团调节经济,或权力集团性,即自由市场造成团体成为主要的价格参与者,他们拥有市场权力,进而逐渐拥有政治权力;三是完全竞争经济,或个体市场型,即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相对平等的价格参与者。如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其经济秩序已演变成为“集团调节经济”(沈建平,2008)。若按照上述界定,PFS模型中的政府对应“民主的政府”,其经济秩序类似于“集团调节经济”。与之不同的是,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角色、经济秩序更符合“仁慈的政府”和“社会市场经济”,其政权体制表现出集权式特征,中央政府具有最后的经济政策决定权。尽管在政策制定时考虑其他利益集团和社会福利,但政府不受选票或选民的影响,不存在也不允许政治捐献这样的院外活动机制,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利益集团与政府间的博弈通常不成为政策的决定因素。在经济运行中,虽然鼓励私有制和市场竞争,但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来掌握一国经济命脉和维护国家安全④,这一特点在敏感的服务行业(如电力、通信、运输、金融等)尤为典型。国有企业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关乎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因而是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利益集团。由此伸义,“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秩序可能在某些产业和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有时甚或较浓重的行政干预及垄断色彩,这一色彩通过政府较为重视国有企业的利益而得以体现。但与此同时,如果过于重视国有企业,不仅影响消费者利益,且长期而言不利于该产业的竞争和发展。因此,政府需要在各种目标中寻求政策均衡。此外,这种特殊的秩序格局会扭曲市场价格,该市场并不符合PFS基准模型的“完全竞争市场”的前提假设。 (二)服务业FDI保护与货物贸易保护的区别及其影响由于服务和货物的性质不同,服务业FDI的保护政策及其影响与货物贸易存在着较大差别。首先,由于货物的有形性,贸易保护通常采用关税或配额等非关税措施,要么政府获得关税收入,要么不同群体根据配额形式获得配额租金,而关税收入和配额租金都可能影响政府目标函数的设定。基于服务的无形性,政府通常对服务业FDI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大多为非关税壁垒)和国内规制⑤,如参股比例限制、经营范围和地域要求、资格与资质要求、行政管理的复杂度及透明度等更为隐蔽和复杂的服务贸易壁垒,来限制服务业FDI的流入。在以往的研究中,歧视性非关税壁垒可以通过关税等值方法来近似刻画保护程度,但政府无法获得关税收入,所以不直接影响政府目标函数的设定。其次,相比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定义及内涵更加复杂,限制政策所造成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按照GATS对服务贸易的界定,服务贸易包括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服务业FDI)和自然人流动。货物领域中,贸易和投资是相对独立的行为,外国生产者可以通过FDI来规避贸易壁垒,根据自身生产率状况与利润率大小选择出口或FDI方式提供货物。而服务贸易领域中的贸易和投资按照GATS的界定是互补的,服务业FDI或商业存在作为服务贸易中的一种模式,受贸易限制措施影响,与其他服务贸易模式有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或交互影响。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服务业FDI面临非常严格的限制措施,则无法以投资形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其结果是不进入或以其他服务贸易模式进入。最后,经验证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经济体,一国服务贸易市场往往存在甚于货物贸易领域的垄断性。且同货物相比,服务具有很强的产品差异性。因而,服务市场往往表现为垄断竞争的结构特征,传统货物贸易理论中基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建立的理论模型,不能简单地应用于服务贸易领域。 二、模型构建 由于典型特征的存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定服务业FDI政策时与PFS模型有着相当大的差别。本模型在Branstetter&Feenstra(2002)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基于垄断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运用FDI进入的观测结果作为衡量贸易政策的工具(FDI进入的程度反映政策偏好),探讨服务业FDI政策中的政府行为、决策过程和影响因素,进而揭示政府对各利益集团的重视程度,以增加模型对现实的解释作用。假设小国情形,该国对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不影响世界价格。本国不受选票影响,不存在政治捐献行为,经济秩序类似于“社会市场经济”,中央政府拥有最终的经济政策决定权。此外,服务业FDI政策包括歧视性限制措施(关税等值)和国内规制(利润税)。 (一)消费者假设一国由具有相同偏好的消费者组成,消费基准商品x0和一系列差异服务的集合商品x,消费者偏好形式为拟线性偏好。 (二)企业假设市场结构为垄断竞争市场,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分别为cS、cα,服务业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为cm。根据关税等值方法,假设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等值为τm。同时,假设pf为服务业跨国公司在母国生产的服务价格和世界价格。其中F为固定成本。为简化模型,假设πf为跨国公司在母国生产且销售时的最大化利润。可以发现,λ=0时,上式束紧。跨国公司进入数量受到利润税λ和关税等值τm的影响,因此跨国公司数量可表示为函数m(λ,τm)。跨国公司对政策变化做出反应:当(9)式等号成立时,有dm/dλ<0且dm/dτm<0。则有:命题1:服务业FDI的进入数量是服务业FDI政策实施的结果,该数量与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关税等值τm和非歧视性管制政策(利润税λ)成反比,即dm/dλ<0且dm/dτm<0。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越高,进入越难;利润税越高,进入越少。 (三)要素假设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且单位劳动可以生产单位基准商品,则工资是单位1。假设跨国公司要支付的工资溢价(w-1)>0,该溢价可以代表模型中不能体现的跨国公司带来的可能收益。该假设符合现实,因为跨国公司相对于国内企业往往倾向于支付较高的工资。 (四)政府为了国有企业或自身的利益,政府一方面对服务业FDI设置歧视性贸易壁垒τm,以减少跨国公司对国有企业在竞争上的潜在威胁,但政府无法获得关税收入。另一方面,在非歧视性国内规制上,对所有在国内经营的服务企业征收利润税,但需注意的是,国有企业利润全部归政府所有,其他本国企业和跨国公司缴纳利润税。同时,政府重视社会总福利。政府根据其目标函数原则来选择最优政策。 三、结论与政策涵义 贸易保护和自由化的矛盾此消彼长,一国若要更好地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就必然要深究服务贸易保护的根源。本文在Branstetter&Feenstra(2002)的研究基础上,对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服务业FDI政策进行分析,尝试建立一个“社会市场经济”国家服务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本文首次将国际政治经济学模型应用于一国服务业FDI保护问题的研究,探讨模型构建中的典型特征,构建的政府目标函数与已有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有着较大的差别,结论也有一些不同。首先,对于一个“社会市场经济”的政府而言,不受选举影响,所以不存在也不允许政治捐献行为,政府拥有经济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其次,国有企业是非常重要和特殊的利益集团,它的利益实质上和政府是一体的,其利润归国家或政府所有,自由化在提高社会总福利的同时,也对国有企业造成利益损失。再次,服务业FDI的进入受歧视性限制措施和国内规制的影响,限制措施和国内规制越严格,跨国公司越难进入东道国市场。最后,歧视性限制措施的确阻碍了服务业FDI的流入,起到了类似货物贸易保护中关税的作用,但政府无法取得关税收入,不会直接影响政府目标效用函数的构建。本文结论的政策涵义是:第一,在“社会市场经济”情形下,政府是服务业FDI及其相关经济政策的制订者,在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政府审慎把握政策尺度显得尤为重要;第二,鉴于国有企业垄断与经营效率不高的现实,政府的服务业FDI政策有助于增加市场主体与加强竞争效率,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到国有企业及政府自身的利益。因此,政府超越国有企业保护需求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政策目标导向性,要求政府具备更高的综合平衡能力;第三,基于全球性的服务贸易自由 化趋势不可逆转,国有企业须加快从行政性垄断主体向市场化规模经济主体性质的转变;最后,歧视性限制措施的拆除与多元化市场主体的成长,意味着“社会市场经济”以国有企业利益为主导的政策模式逐步向多元利益集团权重博弈为基础的政策模式转化。本文对服务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仅仅只是个开头,但增强了原有模型对不同政体和经济秩序的国家、以及不同贸易模式的解释力度。由于微观数据的可得性问题,本文目前无法进行实证检验,但未来随着统计数据的完善,这一不足也将被弥补。 作者:谢慧黄建忠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电视纪录片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政治是纪录片的主要素材 在纪录片中,政治素材不仅涉及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并且还涉及政治问题、政治制度、政治机构等。在这些政治性问题之中,不同的政治人物与政治事件能够反映出不同的集团、不同的阶级利益,从而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我国的纪录片在创作上以政治人物为主,其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纪录片逐渐退出了荧幕,与此同时,电视栏目化以较快的发展速度成为了人们最为关注的对象,并且逐渐引领潮流。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视角阐述了我国电视纪录片栏目化的发展与创新,从而为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奠定基础。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等众多革命领袖宣传片,纪录片通过对革命领袖的宣传,不仅可以让观众对当时的社会背景有所了解,并且能了解到领袖人物不为人知的一面。除此之外,我国纪录片在对政治题材进行宣传时,主要的特点便是对矛盾处理得当,对冲突的焦点善于把握与处理,从而在彰显人物情感的同时,使整部影片的戏剧性得到加强。中国纪录片在创作过程中处于保守的状态,并且也存在政治抽象化的重要现象。政治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不仅具有感性,并且还较为具体,所涉及的方面很多,成长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比如像“法律”、“军队”、“医院”、“教育”等。因此,对于纪录片而言,要想使政治题材成功贯穿其中,就要放开思路,对社会现实进行多层次的理解与认识,只有如此,才能促进政治与纪录片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处于改革阶段,为我国纪录片的发展提供了素材与背景,在纪录片中,观众能够看到中国真实的发展现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所了解。 二、政治与纪录片之间相互依存 纪录片对原生态的记录,不仅是对新闻的展示,并且还是对时事的反映,从现实的角度而言,纪录片与其他艺术相比较,存在着重大区别,而对于非主流意识形态而言,纪录片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高层的思想,甚至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产生重要影响。首先,中国纪录片在代表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不仅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并且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中国纪录片在非主流意识形态中进行反省时,对社会产生重要的监督功能,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它都进行了自我批判,从而在批判中不断改革,不断完善。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望子五岁》作为极具代表性的纪录片,不仅对生活的表层进行穿透,对人类生长的状态以及现状进行揭示,并且还对社会、对世界进行自审,在起到社会监督的重要职责中,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正是纪录片具有这种社会功能,才促进了政治与纪录片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 纪录片属于文化形态,一方面,纪录片在发展过程中离不开政治的指导。纪录片要想在众多媒介中健康发展,就要积极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以中华民族鲜明的政治文化与经济文化作为主要素材,积极反映党的方针与政策,不断听取大众的建议,只有如此,才能形成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政治作为纪录片发展的重要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纪录片发展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政治的发展直接影响了中国纪录片的生存与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纪录片最为主要的特征便是以政治性的专题片为主,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大众文化的不断出现,很多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出现在文化市场之中,中国纪录片得到了本质的改变。由于纪录片与大众文化的共同发展,中国电视栏目化逐渐兴起,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浪潮。因此可以得知,在中国政治环境中,中国纪录片得到了发展,并且为非主流意识的缺陷进行弥补,与政治形成了赖以生存的发展关系。 三、纪录片与经济之间的重要关系 在我国电视产业之中,纪录片不仅投入周期长,并且效益低。从经济利益而言,中国纪录片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非常突出。众所周知,经济不仅彰显了宏观上的经济实力,还影响了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除此之外,在微观上,纪录片创作中的经费、收视等因素对中国纪录片产生重要的影响,不论是内容、形式还是创作者以及传播效果。从宏观角度而言,纪录片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受众群体,而这种表现往往需要通过经济手段进行实现。针对这一点,经济状况对纪录片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也成为纪录片赖以生存的支柱。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法学,都朝着现代化发展。纪录片在为大众宣传平民生活的同时,也确定了大众文化形态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中国电视产业逐渐平民化。这种变化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意识,并且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作用。从微观角度而言,中国纪录片一般在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盛行,这类地区产业发展迅速、经济实力雄厚,在该类地区,由于经济基础的原因,无论是教育人员还是普通受众,都成了纪录片的重要受众,从而使纪录片确定了发展市场。总体而言,受众的教育水平越高、知识面便更加广泛,对纪录片的认识与要求就有所差异。与此同时,如果纪录片栏目办得非常成功,那么也会对栏目产生重要的经济收益,这种作用是相互的。 从逻辑角度而言,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行。经济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政治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形态。政治、经济与文化在发展中形成强大的合力,从根本上推动着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但是,由于三者在发展的过程中无法顾及彼此,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很难同时实现共同发展。要想梳理三者之间的关系,电视媒介就要在三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作为电视栏目发展的目标与基础,就要积极打造具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纪录片栏目。除此之外,政治、经济与文化决定了纪录片的产生与发展,对于纪录片而言,政治、经济、文化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还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纪录片栏目发展的主要框架。 作者:杨明霞单位:集宁师范学院思政 政治经济学论文: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论文 现在在经济与管理专业的教学中,《政治经济学》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在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的课堂中西方经济学占据了主流地位,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兴趣不太积极,教师宁愿教授实践和运用性比较强的《西方经济学》,也不太愿意教授《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并且,很多学生从小就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学习积极性不高,甚至有些抵触情绪。虽然许多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进行了教学改革,但其效果并不太理想。所以,如何调动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积极性,是值得去探讨的一个课题。 1)突出教学内容的运用。 要运用经济生活中实际事例进《政治经济学》中的基础理论进行说明分析。比如在《政治经济学》中讲到纸币是由国家发行并强制流通的价值符号,如果纸币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所需要的金融货币量,纸币就会贬值,物价就随之上涨,这种现象就是通货膨胀。所以,讲到通货膨胀时,可以以案例进行分析其原因和危害,以及如何治疗通货膨胀,比如我国九十年代的通货膨胀,我们国家是如何应对的。还有在面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们国家在2008年“四万亿”的刺激经济政策,有无通货膨胀的影响。再比如《政治经济学》中讲到货币的职能时的世界货币时,美元作为世界上大多数商品交易时结算货币,可以联系到美元与欧元、日元以及人民币之争,可以联系到如果触及美国的美元利益时,美国有什么对策,这就是“货币战争”,可以举例对“货币战争”时行分析说明美国是如何维护美元世界货币的利益的。这样举例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教学,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还能拓展学生的思维。 2)布置任务进行学习。 课堂的学习时间毕竟有限,学生很难在课堂45分钟学习到更有用、更多的知识,所以,教师应该布置学习任务,让学习在课后进行学习。老师可以联系基础理论的讲解,案例的运用,所涉及的书籍,推荐给学生在课后自行学习。比如可以推荐《货币战争》、《激荡三十年》、《金融的逻辑》以及《时寒冰说,经济在棋局,我们怎么办》等书籍,要求学生读一本书,然后上交读后感,理论和实际的生活联系起来学习,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自主能力都大大提高。还有就是教师编制《政治经济学》的章节练习册,要求学生每学习完一章后,要做完一章的练习,并且要上交给教师进行批阅,这样,学生学习的紧迫感就增加。 3)完善教学方式和方法。 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经常感觉到很抽象,特别是对理科的同学来说很难理解,关于观点、范畴、概念较多。如果教师只是用平铺式的原理阐述或概念诠释,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很难调动起来,学生会感觉到课堂很枯燥乏味。加上现在通信设备很方面,很多学生都在玩手机,聊QQ、玩微信,如果教师的教学内容枯燥,学生很容易开小差。所以,教师运用多媒体、视频进行教学,联系案例进行说明基础理论。同时,教师还可以对案例进行问题设计或讨论等方式,增加学生讨论和演讲的机会,让学生参与课堂中来,从而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教学内容学习在不知不觉中就能理解和掌握。对学生期末成绩的评定,由原来的“20%的平时成绩+80%的期末试卷成绩”改变为“20%的平时成绩+30%课外成绩+50%的期末试卷成绩”,这里增强30%的课外成绩的考核,比如推荐给学生的书籍,教师要评阅学生上交的读后感,试题库要完成章节练习,课堂上学生的参与程度和表现能力,这样让学生感觉到读大学不仅是为了期末考试才准备的,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课余时间的学习。这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就调动起来了。 作者:陈小凤程海燕单位:南昌大学共青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生态人类学与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身体是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积累的策略 哈维指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的一个新阶段。在全球化进程中,对身体的压制和利用是全球资本主义进行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的一个最基本的支点。因此,身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但需要从身体本身出发,而且必须从工厂这个有限的空间规模提升到全球化的空间规模上。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必然蕴含着资本与身体的关系,因为工人的身体是劳动力的物质载体。并且,马克思已经证明,工人在工作场所和消费领域这两个方面都受制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循环机制。所以,由于劳动力与身体的不可分割性,哈维认为:“资本通过作为可变资本的工人的身体进行循环,并因此而把工人的身体转变为资本循环本身的附属品。”②在交换和分配领域,工人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换取资本家分配给他们一定的货币工资,从而获得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不过,工人出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取得的工资,远远低于劳动力所创造的商品价值,资本家因此而赚取利润。也就是说,工人的工资与资本家的利润之间是一种相互限制的对立关系。阶级斗争于是首先围绕工资而展开。工人的工资不但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哈维指出,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工人所面临的不利因素明显增多:跨国资本在全球的快速流动、跨国公司的灵活生产,以及“削减规模而产生的失业、对技能及技能报酬的再定义、劳动过程和专制性监督系统的强化、精细分工愈益专制化、移民的卷入(或者,换句话说,资本向替代性劳动资源的转移)以及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实现的不同身体实践和价值模式之间的强制的竞争性斗争,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作为个人的劳动者的不平衡地理价值,对生活在可变资本循环之中的劳动者的身体所造成的明显的影响确实非常强大”[。无疑,这些不利因素不但对工人的竞争力、收入水平以及身体状况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而且对阶级斗争构成了更严峻的压力。在生产领域,资本家既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形式竭力利用工人的身体潜能,同时又最大程度地开辟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上的利润空间。他们最拿手的办法是尽可能广泛地采取机器生产,把身体与机器结合在一起。机器既是对身体的生理极限的克服,又是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马克思指出:“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所以,哈维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来源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机器延伸的身体”,二是“作为我们自己身体延伸的机器”。对身体而言,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是一种“塑形之火(form-givingfire)”,不断地生产出符合其需要的工人身体。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身体的“塑形”,造成了身体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依赖以及身体的异化。“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在消费领域,工人通过消费而存活,资本家则通过工人的消费而得以进一步积累。马克思指出:“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总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所以,资产阶级热衷于引导、组织和动员人们的消费欲望。当工人的身体在消费形形色色的消费品的时候,身体则成为资本积累和循环过程中的消费对象,再度表现为资本的附属品。所以,哈维认为资本主义体系赚取利润、强化积累和消除危机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资本在地理空间层面上的延伸和扩展,二是资本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这两种途径又是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体系通过有意识地制造和控制社会消费,可以使资本在身体层面上得到不断的积累和循环。“新需求的产生,确定不同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全新生产线的开辟被当成避免危机和解决危机的一种重要手段而推行。” 目前,消费已经不再局限于局部的空间规模,全球性的消费市场业已形成,这种状况无疑强化了身体消费的广度与深度,也强化了资本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哈维指出:“必须承认目前在工作场所,以及生产—消费过程中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以某种方式陷入了资本循环和积累。几乎我们现在吃喝穿戴、收听、观看和学习的每件东西,都以商品形式来到我们面前,而且由分工、产品利基的追求,以及体现资本主义信条的论述与意识形态的一般演化所塑造……在这种情况下,身体变成了‘积累的策略’,而且我们全都得在这种条件的符号底下生活。”[8]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活着。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需要强调的是,在全球化时代,身体作为资本积累的策略,早已突破工厂、地方或国家等局部规模,上升到全球规模。身体异化的普遍化,意味着身体解放不仅是局部空间的事情,更是全球空间的事情。 二、身体是全球联合斗争的原初起点 身体处于资本的罗网当中,这并不是说身体解放毫无可能。因为:其一,身体在作为资本积累的策略的同时,意味着“劳动身体是一个抵抗的场所”[5]112;其二,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过程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而处于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的身体则有可能从那个矛盾的孕育和内爆当中解脱出来。在交换领域,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身体和身体权益。换言之,劳动者拥有人身自由,劳动者的身体权益是固有的权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者的身体和身体权益的侵犯与戕害在继续,那么身体斗争和身体解放政治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所以,“马克思认为,保存劳动者个人和身体在可变资本循环过程内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是劳动过程内外争论和阶级斗争得以发生的支点”[5]103。所以不难理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一开始就表现为诸如“争取正常工作日”“争取最低生活工资”之类的事关工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存续的斗争。可以认为,法律、政治等层面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身体斗争的延续和升级。总之,身体自由原则是阶级斗争合法性的重要根据,争取和维护身体权益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原初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领域,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作为死劳动,为了实现资本增殖而不断地吮吸活劳动。“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 因此,身体反抗与资本增殖是同一个过程。并且,“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这个“绝对的矛盾”,对劳动者的身体而言意味着灾难,时常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得到宣泄!所以哈维说:“虽然不稳定性令人感到不安,有时是破坏性的,而且还总是难以应付,但它为劳动者提供了很多的颠覆和反抗机会。”在消费领域,一方面,资产阶级对消费进行管理,使劳动者停留于欲望层面,受制于欲望的满足,从而为产品营销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并获得顺从;另一方面,工人并不会感到真正的满足,①并且,工人的消费倾向或消费方式并不总是像资本家所设想的那样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作为“活的”劳动者,在个性需要、情感结构、生活观念、家庭组织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工人如何个别地或集体地履行他们的消费者职责并进行生活方式选择,与资本力量如何试图抓住并指导那些选择朝着有利于可持续积累的理性消费方向发展,这两者之间就产生了斗争”。换言之,在消费异化与反异化的斗争中,争夺身体消费控制权的斗争则内在地蕴含于其中。综上所述,一方面是资本按照自己的需要对劳动者身体进行塑造、剥削和控制,另一方面是劳动者不屈不挠地为捍卫身体的完整性和尊严而战。结果,“人体是一个战场”。 哈维指出,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的全球化,它同时意味着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全球化,这为身体解放提供了契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又一轮大规模的、猛烈的“剥夺式积累”的过程。②一方面,很多国家或地区的统治集团通过私有化、金融化、“危机管理与操纵”、再分配等手段,篡夺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同时也孕育和生产出了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无产阶级,而阶级或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在很多国家的国内以及国际上都“日益严重,情况惊人”。因此,“没有理由排除在未来一些年里有出现带着反新自由主义纲领的以工人为基础的政治的可能”。当前,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体系的所谓“创造性破坏”活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政治结构,以及层出不穷的各种矛盾所导致的不稳定局面,内在地包含着阶级斗争爆发的诸多潜在因素:人均工资增长率的下降、两极分化、金融危机、局部战争、生态恶化,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对自由市场全球化的反抗热潮在不同的空间规模上时常发生。这为“联合的行动”准备了可供整合的资源和乘势而上的条件,超越地方化、形成合力的趋势不是没有可能。 同时,资产阶级为推行全球化而散播的各种文化-意识形态(自由、民主、人权、富足的生活、自我实现等观念),本质上是服务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资本积累和循环及其政治统治与权力扩张的,但是这些观念也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孕育了大量潜在的对抗性要求。也就是说,当亿万民众要求把那一套漂亮的虚伪说辞真正落到实处并为此而斗争的时候,就意味着播下了广泛的反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种子并且生根发芽。③换言之,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可以被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为联合的行动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支持。在这样一种可能的全球联合斗争的情形下,哈维强调指出,身体斗争与全球斗争是一体关联的。其一,世界范围亿万劳动者的身体,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遭受了同样的异化的对待与塑造,异化作为一种普遍性附着于每一个身体之上。换言之,亿万劳动者对于身体的异化,完全是“感同身受”的。这种身体异化的处境和感受,是雇佣劳动者联合起来的基础和源泉。其二,就世界范围内处于各种形式的被剥削和被压迫状态的民众,其人数之多、分布之广、受苦受难程度之深重这个现实情形来看,身体异化的态势可以说既是个体性的,又是全球性的;因此,反身体异化的斗争是既关乎个体,又席卷全球。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身体和全球化本身属于两个不同的空间规模:一个可以说是最微观的层面,另一个可以说是最宏观的层面;但是,在异化状态和反异化斗争这两个方面,它们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综上所述,在全球化时代,斗争在继续,解放的潜流在涌动。哈维指出:“承认阶级斗争的起点在于劳动身体的特殊性,这是很重要的……强调阶级斗争的普遍性源于个人的特殊性,强调阶级政治学必须以富有意义的方式回到个人。所以,个人异化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起点,而且正是这种异化是必须要加以克服的……但那种异化只有通过集体斗争的方式才能够克服。那就意味着要建立一项超越时空的运动,来对抗资本积累的普遍和跨国特性。”[5]48也就是说,哈维接受并强调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当中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根本的解放战略,要求在世界范围内积极促成和发起“联合的行动”。他认,惟有通过联合的行动,才能从总体上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这是人类解放以及身体解放的一个必要步骤[12]。 三、身体解放的生态人类学根据 哈维认为,要实现身体解放,不仅需要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指明身体异化之困境,并推动联合行动之展开,以便于超越和替换资本主义体系,而且需要在身体当中寻找到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的自身依据,也就是说,为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寻找到一个源自于人本身的内在支撑。为此,他从人类的生物特质与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个角度,试图为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提供一个奠基意义上的生态人类学根据。哈维这方面的思想观点,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综合性的发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定位为类存在物。“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3]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指出了人的身体中“蕴藏着的潜力”,并且这种潜力的发挥受到人类意识的指引和控制。“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房子实际地建成之前,已经在他的头脑中有它的结构了”。哈维认为,“类存在物”是人类的本质规定性,这个总体性的概念呈现了人际间的可通达性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网络。不过,由于资本主义体系所造成的异化之缘故,人作为类存在物而存在这一点并没有成为现实。①换言之,存在论意义上的“类存在物”仍然停留于认识论层面,只是作为填充“人类本质”或“人类潜能”的理论内容。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人的身体“蕴藏着的潜力”,能动地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达到类存在。 在哈维那里,人所“蕴藏着的潜力”包含和体现于人类的基本技能(见下文)之中。这些基本技能(包括人类的意识能力和想象力)敞开了人类改造世界、解放自身的无限希望,是重构世界形态、实现类存在的力量源泉。当然,也是身体解放的自身条件。所以,他接受了“类存在物”这个概念,并且把人的身体“蕴藏着的潜力”作为理论的立足点。为此,哈维依据美国著名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的研究成果,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从生态人类学层面加以说明。威尔逊指出:“[根据无数的例子,]可以得出一个非正式的生物进化法则,这个法则对于理解人类的状况很重要:如果设想有一种生命传感器可以识别环境中的任何信号,就一定有一个物种拥有这种传感器。……生物的能力只进化到使生物最大限度适应其所占据的生态灶的程度,而不会锦上添花。每一个物种,每一种蝴蝶、蝙蝠、鱼和灵长类,包括现代人种(Homosapiens),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灶。也就是说,每一个物种都生活在其自身所能感知的世界中。”[14]66-67简言之,每个物种的优势及其不足,是长期演化的结果,这使物种生活在它们各自的世界中,并与它们各自的世界相契合。就人类而言,“在地球上,我们只是一个物种,像其他任何物种一样被赋予了特殊的能力和力量,按照有利于我们自己生计和繁殖的方式来改变环境”。 由此,哈维认为,既然我们的能力与我们的生存状态之间原本就是内在地契合为一体的,那么我们可以根据物种目前所处的实际状况来总结和推导出它原本所具有的基本能力。也就是说,从人类的实际生存状态出发,考察并总结出人类的能力结构;进而,由我们的能力结构而领悟和推断人类在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可以达到的某种合理的未来生存状态。最终,哈维把人类的基本技能归结为以下几个至关重要的方面:①生存竞争和斗争(经由自然选择,或者在人类历史中经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选择,产生等级制和同质性);②环境适应和多样化(经由经济、政治或文化方面的增殖和创新而产生差异性);③协作、合作和互助(依赖交流和转化的能力,形成社会组织、制度安排和一致同意的政治-话语形式);④改造环境(将“自然”改装成与人类的需要广泛一致的人性化的自然,虽然常常也会产生一些无意识的后果);⑤安排空间秩序(与空间生产相伴的、出于特殊目的的流动和迁移,以及个人、集体和物种生命的物质支持系统在空间上结合起来的组织);⑥安排时间秩序(设置有助于生存的生物、社会和文化的“时钟”,以及为生物和社会目的而使用的、各种不同的时间秩序安排)。在哈维看来,人类的这些基本技能既是解释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进化与发展的基本模型,更是一个指示灯,具有透视未来的作用。他认为,人的身体当中所蕴藏着的这些基本技能,既有其各自的特殊作用,又能够形成一种合力,导致复杂的局面和后果,一切都在于人类自身是如何使用和发挥这些基本技能的。也就是说,人类的命运在于人自身,源自进化经验的这些基本技能潜在地、开放性地为人类的各种新型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看,我们有能力在重大时刻作出更为合理的和理想的选择———“创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理发展理论所设想的那种显著不同后果”。进言之,当人类身处资本主义体系的异化困境时,始终具有内在的潜力和自身条件,利用现实社会生活当中的各种可能契机和资源,开展联合的行动,超越和替换资本主义体系,促成替代性的理想社会。在这种理想社会中,人不再是异化的人,人的身体也不再是异化的身体。一言以蔽之,人成为真正的类存在物。 总之,在这些基本技能当中,哈维最为看重人类的改造世界的潜力。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也是受到美国著名法学家罗伯特•昂格尔的启发。在昂格尔那里,人性观是其社会改造理论的基本构件:人性既有沿袭和积聚文化传统、本能习性以及生活惯例而固化的一面,同时又有善于想象、渴望改变、追求创新而变化的一面;正是人性中这种内在的革故鼎新的冲动才使得既定的社会体系存在着被不断地加以改造和修正的可能。只不过,昂格尔所说的“人性”被哈维改造成人的身体当中所固有的“潜力”。综上所述,哈维提出“类存在物”概念,阐明并总结出作为类存在物的我们所具有的“蕴藏着的潜力”或“基本技能”,其目的是为了把人类改变自身命运的解放潜能归结到人的身体之中,是为了对抗和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这样一来,身体不但是哈维构建解放政治的支点,而且身体解放具有内在的依据,具有自身的基础。 作者:钱厚诚单位: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养老服务的新政治经济学论文 1养老服务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 1.1新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新政治经济学诞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其主要特征是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融合,用经济学的方法和角度研究政治问题。新政治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布坎南(Buchanan)认为,新政治经济学是指那些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的,力图突破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狭隘领域的几个学术流派〔2〕。公共选择理论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是新政治经济学的典型代表。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假设”出发,阐释个人与国家的政治行为。所谓“经济人假设”是指:人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是理性的,并且是效用最大化的追逐者。每一个活动于经济过程中的个人都以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为动机,面临选择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收益的机遇,每一个参与者都根据自己的偏好,运用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活动。“经济人假设”认为人具有自利和理性两个基本特征〔3〕。公共选择学派强调政府存在的理由是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具有规模优势〔4〕。众所周知,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并不是与东方社会水火不容。许多西方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同样适用于东亚国家,毕竟东亚国家是世界上接受西方价值观念最为容易的地区之一〔2〕。因此,笔者在研究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问题时,一些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在方法论层面可以借鉴。 1.2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公共物品(publicgoods)是指那些个人不愿意提供,或无力提供,在消费时具有非排他性的而又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商品或服务〔4〕。我们从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受益和消费的非排他性等方面剖析,养老服务这类社会服务产品属于公共物品。依据公共选择理论的集体决策规则,公众在社会服务产品需求表达上存在投票动机和能力的缺陷,使多数投票决定规则产生变异,进而导致政府对这类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需求垄断。私人部门面对政府操纵需求,在社会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中的价格优势下降,从而使其供给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动机逐渐减弱,最终致使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产品供给垄断,形成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产品双重垄断局面。 1.3农村空巢老人的“经济人假设”特性美国公共选择理论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丹•C.缪勒(Mueller,D.C.)认为,公共选择的基本行为假设是,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5〕。农村的空巢老人也不例外,也能在权衡各种利益的基础上,做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反应。面对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双重垄断,一方面,政府与农村空巢老人的利益偏好产生差异。政府的利益偏好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美丽乡村,实现和谐发展的社会效益。农村空巢老人则关注的是自身养老服务水平的提高、幸福指数的提升,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个人利益。政府和农村空巢老人在利益偏好的偏差使得养老服务不能完全作为农村空巢老人主动参与实施的行为。因此,如何让农村空巢老人的自利性养老服务行为产生更多的外部性,使社会实现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发展社会效益,成为当前社会亟待解决的社会民生问题。 2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的对策 社会转型时期,在政府对农村社会公共养老服务双重垄断状况下,政府如想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的和谐发展社会效益,关键是形成由政府主导,社会、家庭以及个人等多方养老服务主体之间相互激励、共同协作、良性互动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体系;强化农村空巢老人养老的财政保障体系;创建农村互助幸福院,完善社会互助体系;转变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观念,积极应对老龄化。从而使农村空巢老人在追求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个人利益的同时恰好实现政府和谐发展的社会效益。 2.1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体系现阶段,我国广大农村的养老服务处于薄弱环节,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现状不容乐观。面对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需求表达欠缺的情况,建立和完善农村老年法律法规体系的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的首要举措。首先,完善现有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从2013年7月1日起,我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开始实施,在第二章第十八条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是我国首次把“常回家看看”写进法律。但并没有以量化的方式规定子女对父母精神赡养的具体要求。因此,政府要逐步完善子女对父母赡养义务的法律法规,同时对于农村老年人的经济、行政以及刑事等法律责任,也需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构建完善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体系。其次,改进农村社会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2020年要“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1〕。社会转型时期,我国67.7%的空巢老人生活在农村。在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中,农村空巢老人面对养老服务主体缺位、严重失衡的困境,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水平较低,发展较缓慢。因而,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针对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险法律,推进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制度运行步入法制化科学发展轨道,实现农村空巢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个人利益目标。 2.2加强农村空巢老人养老的财政保障社会转型条件下,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基础较薄弱,不能满足日益庞大的空巢老人群体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因此,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绿色产业、生态产业,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努力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这是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的根本举措。第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强化家庭养老功能现阶段,农村经济落后是家庭养老功能趋于弱化的根本原因。因而,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绿色农业、生态旅游产业,鼓励外出务工子女回家创业,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使得农村空巢老人获得丰富的物质财富同时得到子女的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实现其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目标。一是,发展绿色农业产业。冀西北地区地形复杂多样,草原、丘陵、盆地、山地应有尽有,属于东亚大陆性季风气候中温带亚干旱区,气候资源独特,有利于发展绿色农业产业。如错季蔬菜、马铃薯、莜麦、蚕豆、胡麻等。其中错季蔬菜绿色农业产业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越夏彩椒生产基地,其产品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农民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二是,发展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冀西北地区可以依托四季分明的独特气候资源,打造“春赏花、夏避暑、秋观景、冬滑雪”的生态旅游发展战略品牌。坝上张北县、沽源县等地可利用广阔的草原资源、优越的环京津区位优势,建设融合草原光、休闲度假、草原音乐、草原体育为一体的全方位、多元化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坝下崇礼县、赤城县等地,群山起伏,森林茂密,景色秀丽,夏季凉爽宜人,冬季冰雪覆盖,是避暑、休闲度假和旅游滑雪的理想胜地,逐步开发独具特色的旅游产业链条,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效益。第二,广泛调动全社会各界力量,拓宽筹资渠道根据新政治经济学观点,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也是一项公益性事业,体现外部性经济特点,产生的社会效益也是一种公益性产品。可以一方面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各种民间力量参与到慈善公益事业中;另一方面发行农村养老服务慈善基金、等途径筹集更多资金,为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提供强有力地财政保障。 2.3创建农村互助幸福院,完善社会互助体系面对农村公共养老服务自上而下的单一化供给模式,自2010年以来,在冀西北广大农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创建互助幸福院,有力的解决了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互助幸福院主要是利用村委会闲置房屋改建,免费供老年人集中居住。水电暖设施及费用由村委会集体提供,入住老人生活所需的衣、食、医等费用由子女负担,院内老人在生活上互相照顾,不配备专门的生活工勤人员。互助幸福院的主要特点是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这种低成本、广覆盖的新型空巢老人养老服务方式有效解决了农村空巢老人日常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文化娱乐活动等问题,促进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方式创新,推动社会互助体系不断完善。 2.4转变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观念,积极应对老龄化随着我国城镇化、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农村空巢老人已不可能完全依靠子女养老,家庭养老模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因此,转变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观念确有必要。一要教育他们积极参与新型农村社会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二要鼓励他们有计划地进行养老储蓄;三要引导他们走出家庭、参与村委会、社区及街道办组织的养老服务活动,积极应对老龄化,适应新的养老模式。 作者:闫晓静任亮肖守库袁铸李宝强单位:河北北方学院法政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两者的互补性 其一,揭示经济本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优秀,而描述经济现象通常是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如果我们能将这两者有效结合在一起,那么经济学理论将得到进一步完善。譬如在研究价值跟价格关系的相关理论时,马克思有效把握住了事物的本质。马克思认为价格的基础是价值,而价值的货币表现是价格,虽然价格可以违背价值,但它是由价值决定的。西方经济学更着眼于阐述经济现象,它认为价格是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并细致分析了价格跟供求弹性、供需弹性之间的关系。又如边际效用论,即便其价格理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价格的形成应适当将心理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大致分析一下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因此,我们在研究并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价格体制是不能由西方的价格理论来指导,应遵循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促使马克思政治经济的价格理论得到丰富和完善。 其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采取的经济发展进程的研究方法是动态分析法,而西方经济学采取的研究方法却是静态分析法。在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里面,动态分析法主要是解决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一些经济失调、衰退等情况,而静态分析法主要是研究在资本、组织、技术、人口及需求状况等各种经济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规律所发生的作用。经济增长的问题不仅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应当研究它。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应当主动将动态分析法跟静态分析法科学结合在一起,用以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充分发挥出两者的互补作用,积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协调、持续地发展下去。 其三,实证分析方法是西方经济学所青睐的,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采用规范分析方法。实证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最主流的经济学派,它回避对经济理论作出相应的社会评价,主要研究存在于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不仅仅揭示了现实经济里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缺陷,同时也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所以,重视分析政治经济学跟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互补性,科学结合实证分析方法跟规范分析方法,对我们发展并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更为有利。 二、结语 当我们面对政治经济学的公有制本质这一事实时,我们更不能以西方经济学的私有制作为我们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而应当严格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公有制为指导,重视分析两者之间的互补性,找出私有制中对我们的发展有帮助的部分理论,大力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作者:李丽群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环境利益思想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异化,异化深化了弱势群体环境利益被剥削 “异化”是哲学上的命题,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分别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异化概念进行了解释。马克思主义克服以往异化思想的局限性,从实践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深刻阐释了异化概念,将异化从政治、哲学领域转入经济领域,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导致异化的根源,并论证了异化是无产阶级以及后代人等弱势群体环境利益被严重剥削的深刻原因。 1.资本原始积累与异化的关系。异化与资本原始积累密切相关。资本原始积累将农民从获取生存资料的土地上完全剥离出来,农民丧失了生存的基础,成为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私有制通过原始积累导致异化,在异化条件下,丧失生存资料的无产阶级成为被剥削对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资本定义为能带来价值增殖的价值,即能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需要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积累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的,而要获得剩余价值,生产者必须握有大量的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劳动者。资本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因此,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准备了前提条件,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大量的下层人民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被迫与生产资料分离,他们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推向了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原始积累方式包括“通过把农民从土地上强行赶走,夺取他们公有地的办法”、“圈地运动”、“掠夺教会的地产”、“清扫领地”,其结果是“本来已经过大的租地农场更加扩大”,“很多租地和大畜群,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下层人民的状况不断恶化,小土地占有者和小租地农民降到短工和雇工的地位;同时这种情况下谋生变得更加困难”。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了条件,“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结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导致并加深了异化。一是土地的异化。农民与土地分离后,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一方面意味着大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统治,另一方面表现为大土地所有者通过土地对大多数人的统治。虽然土地的异化在封建地产中已经存在,但资本主义私有制把这种异化推向了极致。二是劳动的异化,劳动者失去生存资料,成为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系统地论述了劳动异化。在马克思看来,由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他的活动应该是自由的活动,而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把劳动变成维持生存的手段,劳动者的劳动力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受市场上供求规律的支配。三是自然的异化,土地异化包含在自然异化之中。自然的异化即人与自然的对立,环境所产生的环境利益本来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由于异化,人类对环境的一般需要也异化了,并因此成为无产阶级苦难的来源。异化既是对自身劳动的异化,也是人对自然关系的异化,二者不可分割,并且这种异化是一种社会异化,“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与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关系上”。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异化具体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 2.异化与无产阶级环境利益被剥削。自然是人类环境利益的提供者,由于自然的异化,土地不再成为人类生存的需要,而是成为统治人类的工具。“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人类对环境利益的最基本的需要异化了。(1)异化与农业工人环境利益的丧失。在异化条件下,农业工人丧失了满足生存需要的环境利益,土地不再是他们获取生存资料的来源,劳动也不再是为了满足生产性需要,二者已成为控制农业工人的异己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英国农业雇佣工人的状况。在15世纪,英国绝大多数人口是自耕农,虽然有雇工,但雇工也拥有自己的一小部分土地,他们实际上也是自耕农,主要“靠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的产品和放养的羊、家禽、猪等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此几乎不必购买生存资料”。但是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开始对农民土地的剥夺,原来的小土地占有者与小土地租种者中一部分人成为农业工人,“农业工人的工资在1765-1780年之间开始下降到最低限度,因此必须由官方的济贫费来补助,他(普赖斯博士)说,他们的工资只能够满足绝对必要的生活需要”,他们的生存状况越来越恶化,最后导致“无力养家糊口的人多得惊人”。早期的农业雇工还能依赖从土地中获取环境利益生存,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深化,农业雇工的土地完全被剥夺了,他们已成为与生产资料完全分离的无产者,成为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作为农业工人,他们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剥削对象,也是自己原有土地的剥削对象。劳动的异化是大土地所有者剥削农业工人的条件,而土地异化是剥削农业工人的工具。在异化条件下,农业工人在被剥夺了土地所带来的环境利益,同时也被剥削了剩余价值即经济利益,最后成了需要救济的、自己的劳动养不活自己的无产阶级,这一切都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2)异化与城市工人阶级环境利益的丧失。由于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将农业人口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大量的失去土地的农民不断涌向城市,成为城市工人阶级,被资本统治和剥削。他们在被剥夺了土地提供的环境利益之后,再一次经受了环境利益被剥夺——大城市普遍污染的痛苦与恶劣劳动条件的折磨,原本属于他们的环境利益被转化为了资本家的经济利润。其一,城市严重的环境污染使无产阶级成为一个遭受“普遍污染”和普遍苦难的阶级。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描述了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他所描述的工人阶级状况也是绝大多数英国人民的状况。“250万个肺和25万个火炉挤在三四平方德里的面积上”,大城市的建筑形式本来不利于通风,加之人口聚集对氧气的大量消耗,导致居民不能获得充足的氧气,结果那里的人肢体疲劳,精神萎靡,生命力减退。如果说大城市的生活已经对健康不利,而工人居住区污浊的空气危害更大,“一切能污染空气的东西都在那里聚集……大城市工人区的垃圾和死水洼对公共卫生造成了最恶劣的后果……真正令人发指的是现代社会对待大批穷人的态度”。工人被赶到建筑杂乱无章、不能获得清洁水源的地方。“城市中条件最差的是工人住宅”,加上饮食粗劣,“成了百病众生的根源”。在城里,工人容易得肺结核、猩红热、伤寒等,“直接诱因是住宅的通风、排水、卫生的恶劣情况引起的”。而资产阶级却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生活在乡村的豪华住宅里,那里空气新鲜,没有污染,交通便利。并且这些富有的金钱贵族在途经工人居住集中的街区时居然无视那里严重的污染,“看不到左右两旁的极其肮脏贫困的地方”。环境普遍污染是由于资本对利润的追求造成的,资本家用损害大多数人的环境利益的方式换取了极少数人的经济利益,这是资本对无产者环境利益的剥夺,使其失去本该呼吸的新鲜空气,本该饮用的清洁水源。正是因为这种剥夺,光、空气与清洁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污浊的空气和肮脏的河水构成他们生活的物质环境。马克思指出“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经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污染无处不在,由于环境利益的丧失,工人不仅丧失了创造力,而且丧失了生活的基本要素,甚至失去了健康与生命。其二,工厂劳动条件极端恶劣致使工人身心遭受严重摧残。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对工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摧残,“干磨工平均很难活三十五岁,湿磨工也很少活到四十五岁”。由于没有劳动保护措施,磨刀叉的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极细的金属屑被生产刀叉的工人吸入肺里,对他们的身体产生危害,缩短了他们生存的寿命。英国当时纺织业发达,纺织工人在弥漫着浓密的、细小的纤维屑的环境里工作,极容易患肺部疾病,“最普通的后果就是吐血、呼吸困难而且发出哨音、胸部作痛、咳嗽、失眠,一句话,就是哮喘病的各种症候,情形最严重的最后就成为肺结核”。矿井里工作的工人由于氧气不足,长期呼吸充满尘土、碳酸气与炸药烟的空气,“从三十岁起就几乎都患肺部疾病”,如果已经患肺部疾病的人继续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下去,“最后就转成真正的肺部结核”。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尽量将生产成本压缩到最低限度,无视工人劳动条件的恶劣与危险,将工人应该享有的环境利益转化为利润,以工人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换取极度不道德的经济利益。资本主义制度对农民土地的剥夺产生了大量的无产阶级,并导致了异化,异化又加深了资本主义制度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资本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遭受剥削的根源,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无产者的条件与手段。在异化条件下,无产阶级第一次丧失了土地带给他们的环境利益——基本生存资料的丧失。一部分人成为土地剥削的对象,而大部分人成为产业资本剥夺的对象,并再一次遭受环境利益剥夺——普遍的污染与恶劣的工作条件,这是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利益损失。由于土地的异化并与之相伴随的劳动的异化,无论是农业工人还是城市工人都遭受了经济利益剥夺——剩余价值的被剥削,并成为普遍贫困的阶级。 3.异化与后代人环境利益被剥夺。由于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将大量的人口推向城市,“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特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造成了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的断裂,致使土地肥力枯竭。在19世纪,土地肥力枯竭是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普遍关注的最严重的环境问题。福斯特指出,当时的土地肥力枯竭足以与关注城市不断增长的污染、整个大陆的森林砍伐以及与马尔萨斯对人口过剩的恐慌相匹敌。马克思认为,以获取短期利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精神“都和维持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因此,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土地私有制,认为任何人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马克思运用“人与土地物质交换关系断裂”的概念,“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对形成其生存基础的自然条件的物质异化”。人类消耗掉的物质本来应该回到土地补充土壤肥力,但是由于城乡的对立,这些物质非但没有回到土地,反而成了污染的源泉,对人类造成危害,这种异化不仅破坏了当代人生存的基础,而且破坏了后代人的衣食之源,更是对后代人从土地中获取环境利益权利的剥夺。 二、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内涵 (一)人与自然和谐思想。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是人类的“无机身体”。人类依靠从环境中获取各种物质来满足自身的生产与生活需要,人类依赖于自身之外的自然环境,因此,人与自然必须进行人道交往,否则就会损害自己的“无机身体”,破坏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自然从人类环境利益的提供者走向了人类的对立面,明显地表现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不但动摇了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更强化了资本主义通过自然环境对无产者的剥夺。因此,必须以合理的方式来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那就是实行联合劳动,“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这种替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物质变换,将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促进全人类的解放与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以人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始终以人为本,以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为了维护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马克思描述了英国资本原始积累对农村居民土地剥夺的全过程,指出是资本主义制度“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用“古怪的恐怖的法律”与“通过鞭打、烙印酷刑”的手段使被暴力剥夺土地的农村居民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以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为本、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并通过资本主义特有的法律来维护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而恩格斯观察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关注工人阶级因环境利益被剥夺而造成的恶果,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掠夺了工人阶级的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造就了工人阶级的贫困,而且对工人阶级的身体造成了摧残、精神造成严重损害。这一切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对工人阶级的环境利益进行疯狂掠夺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表达了对无产阶级的极大同情,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人道的批判。 (三)可持续发展思想。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中体现了具有预见力的可持续发展思想。首先,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马克思认为,土地肥力的衰竭会危及子孙后代,为了“人类世世代代”需要维持土地的肥力,这符合今天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本质: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并且,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合理农业之间存在冲突,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不可能解决这个冲突。其次,人口发展的可持续性。无产阶级由于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被剥夺,深受贫困、疾病的折磨,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资产阶级为了填满自己的钱袋,为了一个阶级的利益,“竟有这么多的人成为畸形者和残废者……整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显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人口发展的不可持续。再次,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断裂发生在在资本主义关系之内,发生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物质交换大系统中,资本主义物质变换不仅导致了自然的异化,使下层人民环境利益丧失,而且导致劳动异化与人的异化,使资本主义制度加重了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产生所有异化的根源,造成了城乡对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内涵要求人与自然和谐、以人为本、人口和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要达到马克思环境利益思想所内涵的全部要求,必须实现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劳动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产性需要以及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利润;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不是剥削与控制人类的手段。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 三、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内涵丰富,是我国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本质是以人为本,这对我国处理环境利益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具体可从两方面分析:1.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中的以人为本思想要求全世界关注处于弱势地位国家的环境利益。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是以无产阶级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关注的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无产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指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剥夺。马克思时代的这一现象在当代国际环境利益的配置中仍然表现明显,如今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发达国家环境利益的剥削对象。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高附加值工业品、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进行资源掠夺,通过环境污染物的越境转移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环境污染,通过环境贸易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通过貌似“善举”的国际援助来剥夺发展中国家。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国际环境利益格局中居于弱势地位,仍然处于环境利益被发达国家剥夺的地位。要改变这种局面,一方面,应采取措施,强调共同环境利益关系,引起发达国家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利益;另一方面,应加强南南联合,争取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尽早摆脱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被动地位,保护本国合法的环境利益。2.从国内宏观经济目标来看,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要求以人为本,保障全体人民的环境利益。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科学发展观的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是在马克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经过长期的探索而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环境利益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兼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党和国家在环境利益问题上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理论的深化,又是对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伟大贡献。 (二)马克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环境利益角度的深层考虑。具体表现在:1.马克思时代引起的人与土地之间物质交换断裂的原因在当代农业中并没有消除,如今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马克思时代的远距离贸易被当代的全球化贸易替代,这些情况更加大了人类与土地物质变换的裂缝。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土地之间物质交换断裂的观点仍然是我们思考当代农业问题的理论基础与出发点。2.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很多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成为“民工”的群体。通常,农民的文化水平较城市人口低,也缺乏进入城市正式部门的社会资本,他们在城里只能从事“脏、累、苦”的工作,劳动条件与工作环境差,事实上,他们的工作仍是谋生的手段。“民工”在城里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的环境利益如何得到保证?马克思主义认为,解决劳动异化的途径是实现共产主义,而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应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指导下,以人为本,构建公平合理的保障机制来保障“民工”的基本权益与环境利益。3.农村环境问题严峻且存在恶化趋势,应引起关注。农村中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农村自身在发展过程中造成的,包括居民居住集中造成的环境污染、集约化养殖造成的污染、农村耕种过程中造成的污染以及城市向乡村污染物的转移导致农村环境污染;二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村环境的污染;三是乡镇干部的政绩观存在偏差导致的环境问题,他们认为要出政绩靠的是经济发展,而不是环境保护。为了统筹城乡发展、协调区域间环境利益平衡,应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指导下构建一套系统、公平、长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解决我国广大农村的环境问题,保障农村的环境利益。 (三)马克主义环境利益观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理论渊源。可持续发展是面向未来的发展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长远之计。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论及当代可持续发展的所有内容,也没有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观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仍然是当代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资源低效与浪费性使用,3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引发了对水、土地、能源的巨大需求,中国有限的资源环境承载着巨大的压力。特别是森林资源的减少导致了沙漠化、洪涝灾害以及物种消失等灾难性影响。据估计,中国为环境污染和恶化付出的代价每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12%。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环境利益损失是巨大的,因此,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环境利益思想的指导下,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人口、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袁红辉吕昭河单位: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部署,这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应对国内外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提出了新方略。会议首次强调在新时期的经济工作中“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学界认识尚不一致,有必要在学理上加以探讨,笔者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借以抛砖引玉。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具体结晶,因此,坚持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经典原理,又要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践性相结合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过程,这绝非朝夕之功。中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无疑为经济工作者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提供了工作理念和行动指南。从学理上说,“原则”要高于方法论和基本原理本身,是一种行动准则和理念。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来说,它既要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念和本质特征,又要超出这一学科本身的方法论和基本原理的内容。因此,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以人为本原则。确切地说,这里的“以人为本”是指以“劳动者为本”。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之一是立场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方法论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它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在阶级社会,人总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人。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关系中不存在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从属于一定阶级利益的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是人的劳动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供人类消费的物质资料,终点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前提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劳动者在不同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动力源泉。西方经济学则是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出发点形成的理论逻辑,这一理论体系的逻辑实质上就是资本发展的逻辑。所以,在西方经济学逻辑中存在悖论:一方面把人假设为可以按照最大化原则进行理性选择的“经济人”,另一方面又把劳动者仅仅视为与资本、土地相同的生产要素,根本无视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劳动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这一事实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强调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本,理应成为它的首要原则。我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涉及多方面深层矛盾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甚至会带来社会阵痛。我们的各项改革措施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阵痛、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应该成为深化改革坚守的重要理念。 (2)满足需要原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需要”(need或want)和“需求”(demand)有重要区别。“需要”通常是指人的生存和发展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客观要求。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构成时指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活资料的价值表示的,而劳动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构成具有层次性,包括劳动者自己和家属所需要的“生存资料”,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教育、文化、健康保健等“发展资料”。因此,“需要”是以使用价值来衡量的。而“需求”概念则不同,它用以描述市场中的交换行为,只要有货币、有购买力,就形成“需求”,“需求”是从价值实现角度分析的。“需求”不一定是客观“需要”,比如市场上有1万套商品房,从客观需要即使用价值角度来说,可以满足1万个家庭的需要,但也许由于房价过高,1000个家庭购买了这1万套商品房,从市场的角度看,商品房的价值得到了实现,也就形成了市场“需求”,但显然这些买房者不是为了“需要”,而是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其后果必然是房价虚高,一方面是需要房子的人买不起房,另一方面是不需要房子的人囤积大量房源。类似的问题还存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其他公共产品中。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表明,我们的生产是以“满足需要”为根本目的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要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助价值规律来满足需要,但这不妨碍“满足需要”理应成为指导我们各项经济工作的重大原则。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化解产能过剩,可以以“满足需要”为原则制定相应政策,比如化解商品房过剩,可以采取政府购买、百姓廉租的形式;化解钢铁、水泥等过剩,可以考虑增加基础设施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结构升级,可以考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差异性问题;等等。 (3)共享发展原则。共享发展理念是我们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理念之一。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表明共享发展已经属于社会制度深层内容。共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的理念,这一理念与以劳动者为本理念一脉相承。马克思在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动规律基础上,指出了共享是未来社会的重要制度特征。我们党从强调“共同富裕”到强调“共享发展”,在理念上是一个新发展。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强调先富带动后富,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其必然性,但今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阶段,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了较好的经济实力,强调“共享发展”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增强发展动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提到共享发展,人们往往想到劳动成果分配方面的问题。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共享发展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从微观领域看,企业层面的共享既包括分配领域的共享,如提高工资,也包括生产领域的共享,如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劳动保护、劳动管理等。在宏观领域,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公共资源的共享,还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共享;在消费层次上,不仅包括生存资料的共享,还包括发展资料的共享等。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共享发展意味着在微观企业领域,不能一味把降低工人工资作为提高企业效率的口实。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技术高低、生产资料的性能好坏、企业管理的先进与否、工人积极性创造性的高低等。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新创造的价值是V+M,二者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降低工资就可以提高利润。这是一种静态认识,马克思这一公式揭示了劳资之间的对立关系。但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因此不能用线性思维套用马克思这一思想,认为降低工资就能提高利润,即提高企业效益。 (4)公有主体原则。“公有”是指公有制,“主体”是指主体地位,即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有根本区别。西方经济学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理论前提,认为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是孪生兄弟,并把二者看作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制度,整个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源配置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把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及由其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可以与不同所有制相结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是公有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资源配置方式上,也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它是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满足需要原则和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同时,坚持公有制主体性原则,也就坚持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我们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意味着要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原则,不能因为产能过剩,就轻易消灭国有企业;也不能简单认为产能过剩就是政府干预过多的结果,那种把化解产能过剩完全交给市场的说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没有“有为政府”的强大力量,以人为本、满足需要、共享发展,都可能变为空话。 作者:刘凤义 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摘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时展的要求,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是必须具有时代性,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二是必须具有世界性,揭示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必须破除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着力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 [关键词]创新理念;当代中国;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条主义 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提出了迫切要求。中央提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前者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性和中国特色,必须把中国元素和时代特征融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后者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赋予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侧重点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二者都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三大要素的结合。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概念的实质内容是一致的,可以等同使用。 一、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实践和时代的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与时俱进向前发展,理论生命力才能保持常青,对现实具有充分的解释力。理论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告诉我们,当理论不能解释现实,就谈不上指导实践,被人们所接受。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很快发现,这一理论没有把实践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许多新元素融入其中,使理论自身存在的诸多缺陷日益暴露出来。它在假设前提、变量设定、分析工具、模式方法等方面还停留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理论框架。其高度抽象的具有完全信息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以此假设为前提得出的结论也往往偏离事实。在变量设定上,对各种变量的假定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分析工具和方法上,过度的数学化、精确化,使复杂的经济现象演化为线性的数学关系,抽象掉了不该抽象的经济利益关系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直接影响。在模式方法上,虽然能够简单、直观地把各种经济变量和关系清晰地展现出来,但模型的高度抽象本身排除了各种不确定性,把复杂的经济活动变成一个按固定模型运行的理想模式而不能解释现实现象。西方许多经济学家也对这一理论提出了直接挑战,认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增添实践和时展新内容,才能够对现实具有解释力。除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本身存在的这些问题,另一个致命的缺陷是不符合中国国情,不能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揭示的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实事求是分析其理论内容,吸收其合理的成分,但我们不能再迷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权威性,更不能把它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指导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一百多年前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特征基础上创立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内容虽然也不断得到丰富,但其基本框架、分析体系、基本观点没有实现创新性变化。实践证明这一理论存在着两方面的不适应: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并不是对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动实践进行分析得出的,而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为未来社会的经济运行特征提出的理论预见。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准确地说,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种理论设想,这样的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实际明显不适应。其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设想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有很大差别,国情不一样,时代不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国情也明显不适应。如果简单用这样的理论套用于中国现实,也不能取得成功。我们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键是从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出发,着力理论创新,这是实践和时展的需要,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有说服力地解释现实中的各种复杂现象,当然也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指出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通过对实践的总结我们深刻认识到,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老路”的思想基础是封闭僵化的理论,“邪路”的思想基础是西方自由化理论。这种封闭僵化的理论和自由化的理论都不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我们既不能以“老路”来反对“邪路”,也不能以“邪路”来替代“老路”。“老路”和“邪路”必须同时反对,僵化的理论和自由化理论必须同时批判,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化、时代化的元素提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平台。要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灵魂。创新并不是一个新词,这几年中,我们对创新高度重视,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优秀位置。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政策创新、文化创新等,已经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但是,创新仅仅停留于工作和实际操作层面还不够,必须提高到理念层次。在创新理念指引下,理论创新是根本,理论创新作为其他各方面创新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着力推动理论创新,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极大推动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创新发展,理论界的创新则显得明显滞后。真正实现理论创新绝非轻而易举,理论界的思想认识还有待真正统一于党中央的思想,不少人总是带着“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这些问题,而不是以研究的方法去探索如何把这些问题做得更好。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对中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具有充分的自信,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需要探讨、研究各种问题,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讨论存在的不同看法和观点,把对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根本的是理论必须能够解释现实,回答实践中的问题,理论符合实际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遵循的精要。 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两个教条主义”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在理论上彰显以下两点:一是必须具有时代性,理论随时代变化而发展,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二是必须具有世界性,理论能够解释世界经济发展现象,揭示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格局发生着巨大变化和调整,各国的政治关系和世界政治格局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和重组。这些新的时代特征,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基本制度并存和交融发展的世界格局。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世界发展日益全球化,越来越融为一体;另一方面,时代的发展又使世界的发展呈现多样化,越来越具有差异性。根据时展变化,着力于理论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回答时代变化的各种新问题,是广大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曾经被认为是经典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解释不了当今时展的种种现象,当然更解释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象和被世界认为的“中国奇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时展中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动力。能够解释时展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载体,离开了中国国情和实际,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当然也不会有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中国的实践中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空间,才能与时俱进地增添新内容。能够解释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指导思想。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破除“两个教条主义”的前提是解放思想,如果总是把思想禁锢在教条主义的框框中,既怕触碰到西方主流理论,又怕闯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禁区,就难以实现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不是对原有理论的简单否定和抛弃,而是在批判基础上的借鉴和吸收。 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处理好两个关系 教条主义是把别人的、前人的东西当作经典,奉为不能动摇的依据,不顾现实的变化,不愿意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其实质是封闭僵化,教条主义一定没有出路。但教条主义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它用别人、前人的权威作为自己封闭僵化的挡箭牌,当你反对教条主义时,就给你“扣”上反经典、反传统、反权威的帽子。破除教条主义实际上要重新认识经典,破除权威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应着力于理论创新:一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二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论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创新首先是把中国元素和中国实践作为创新的基础,使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20思想理论教育2016.03学体现中国特色,使西方主流经济学更多考虑中国因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离开了中国元素和中国实践的基础,就缺乏创新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抽象的理论,具有普遍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具体的理论,具有特殊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理论成果。我们不能从书本出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哪些方面不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或者用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论证今天的现实违反了传统理论中的某些结论,如对我们今天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发展私有制经济,在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前提下对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方向、大趋势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以及在改革实践中按中央的精神有效推进,需要认真研究。但是,在基本态度上应该对这一改革做出基本的判断。这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顽症的有效举措。不能一涉及所有制改革这一优秀问题,就用“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来作为衡量改革的标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宏观特征下更好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在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是我们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对党中央能够把握好改革的性质和大方向我们具有充分的信心。改革的深化更加坚定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自信,在改革中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建议是对改革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表现,但不能动摇我们改革的自信。其次,把时代特征融入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时代变化是一切理论发展创新的依据,无论是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都一定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是绝对的,因此也没有不变的理论,在这样的变化中,也一定会出现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共性的特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体现时代特征才能体现其创新性。没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同样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能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的话简单地解读今天的现实,不能把今天的现实简单地还原到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能停留在一百多年前的状态。马克思主义理论随时代和世界的变化而发展,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得到充分的体现:第一,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世界和时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时展的产物,也一定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随世界发展和时代变化而丰富和发展,世界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体现并成为推进理论发展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包括列宁、斯大林的思想,以及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理论,都面临着随时代变化而发展的迫切任务。没有一种思想和理论可以脱离世界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任务作为自身发展的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不能停止不前,不能因循守旧,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与时俱进的意义所在。今天的世界是两种制度合作交流、交融发展的世界,今天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反映世界实际,解释当今世界客观现实。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时代特征,就一定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就一定不能在世界意识形态领域具有自己的话语权,话语权是用理论的解释能力来确立的。这个能力就是能否立足世界和时展实际使自己的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第二,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左翼学者以他们认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现象得出的理论观点和看法,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观点对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具有一定意义,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研究,从中得到积极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不能不研究、不能不重视、不能不借鉴。但也不能不分析、不能盲目照搬,更不能当作教条,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划等号。不能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来引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不占主流,属于少数。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本质,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上有僵化倾向;二是没有切实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出发,在对待现实问题上有保守倾向。当然,更难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只能是作为参考、借鉴、启示,不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采取教条主义。特别要注意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为什么在西方社会的影响不能不断扩大,反而地位日下。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理论内容就不难找到原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打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信奉、随意引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依据。特别还要看到中国正以新的开放姿态走向世界,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生态各个领域的合作互利共赢发展的大趋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就更显示出现实的世界意义。无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还是时代化发展,在思想观念上首要的任务是以创新理念为指导,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从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中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赋予中国化、时代化新的内涵。我们一贯反对不顾国情、世情、时代变化,简单地、机械地照搬经典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不能教条主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更不能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特征是以“非常”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作者:顾钰民 单位:复旦大学 政治经济学论文: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回答。第一,从其阶级属性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是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一种经济理论和经济学说。第二,从其研究对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即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并在社会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所发生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的总和。第三,从其研究任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揭示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第四,从其创立者、继承者的认识成果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并在之后由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上理解。从狭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有生之年创立的经济学说;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说,也包括后人对它的发展,即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作为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以及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主要研究任务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具有很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第一,从学科定位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学按其研究领域和适用范围的不同,可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学的一般理论问题、揭示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应用经济学主要是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的经济学科。理论经济学具体又包括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经济理论史,等等。从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第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恩格斯曾经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①。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经典的代表作《资本论》,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哲学著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再是假设,而是被科学证明了的真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不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理论贡献,才最终使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土壤之上,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了科学。恩格斯曾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③第三,从经济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性变革。政治经济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而逐步成长起来的一门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前,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产生并有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有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形成的。相对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方面,还是在立场观点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研究对象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往往把物本身或者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④,从而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生产关系对整个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研究方法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对经济现象和经济事物的表层关系的研究,往往以观念代替现实、以范畴运动代替现实运动,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强调从客观的经济事实出发,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揭示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揭示经济运动的规律。在立场观点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和学说主要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劳动的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其理论、观点反映的完全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诉求。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价值。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对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圣经”,这是当时欧洲工人在游行示威中喊出的口号,因为它告诉了工人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争取自身权益的正义性、合理性。对此,恩格斯曾强调,“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⑤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我们科学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揭示,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新变化,揭示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内在本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分析,适用于一切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而且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行动指南。 (三)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仰、学习、宣传、研究、运用、捍卫、坚持和发展等一系列问题。1.应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分析,其关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关系的论述,其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析,等等,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科学理论,所以,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2.应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封闭的、静止的、凝固的学说,也不是某种教条,它提供给我们的首先是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科学方法。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⑥所以,我们绝不能用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应该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将其丰富和完善。那种凡事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试图从经典著作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直接答案的想法和做法,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十分有害。3.应明确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僵化的理论,是需要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们的建设实践。曾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⑧的这一科学论述,为我们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立足于新的实践,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时展的规律性,不断研究新情况,回答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不断提出一些新概念,形成新理论,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科学内涵。总之,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这应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向。理论来源于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必须跟上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步伐,适应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逐步实现理论的时代化、现代化和中国化。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时代化。世界上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顺应时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它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社会发展的时代不同,反映不同时展规律的社会科学理论必然不同。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回应当时时代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历史课题的基础上产生的,揭示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行的一般规律。21世纪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发展过程中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一全新的时展背景和全新的时代课题,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出正确分析,提出新的论点,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跟上时展的步伐,逐步走向当今时代。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问题,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内容到形式、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实为依据,科学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特点及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它不仅是我们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及发展规律的锐利武器,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锐利武器。但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理论武器始终保持“锐利”,就必须让其实现“现代化”。只有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否则,就会停留在“原始状态”,就会因为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削弱其理论的“锋芒”,甚至遭到淘汰。所以,为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机与活力,为充分显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发展中实现现代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对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和问题的研究中,实现研究内容的创新,不断用新的、富有现代色彩的概念、范畴、理论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宝库。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科学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特别是应把现代西方经济学常用的数学分析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因为现实的经济形式和经济过程不仅有自身质的规定性,也有自身量的规定性。很多复杂的经济运动往往是诸多经济变量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各种经济变量之间又往往具有复杂的数量关系,所以,只有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并借助计算机技术,才能比较精确地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复杂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才能对现实中复杂的经济活动的运行过程及运行结果进行比较准确地预见,也才能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性。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也要有不同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所以,要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指导作用,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对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研究,主要分析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特点,主要揭示的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的规律。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主要揭示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特点。但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它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环节都表现出了很多特殊的特点,如生产力水平不高,而且具有多层次性;所有制结构表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生产形式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营组织形式表现为公司制占主导地位的多种组织形式并存;分配方式表现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等。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不可能简单地、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原初理论,而必须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为样本,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勇于对中国改革和建设中遇到的前沿课题、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得出新结论,形成新理论,以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进行研究和探索,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结合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运动发展的独特规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理论,并用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向。总之,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化、现代化、中国化,不仅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也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拥有光明“前途”和“未来”的必要条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向。 二、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方法 方法是推动理论研究和创新的重要手段,是有效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重要动力。要有效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问题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应采用阶级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文本研究法、问题研究法等研究方法。 (一)阶级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是指在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划分为阶级并由此产生阶级斗争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阶级”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即指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团。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任何社会科学都会带有阶级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科学理论。在当今中国社会,虽然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但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如何处理好这些矛盾和冲突,仍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而且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那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就必须要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科学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属性,才能科学回答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的问题,才能始终秉承“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发展理念,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二)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又称纵向研究法,是借助于对相关事物发展过程的史料进行分析、整理,从而认识研究对象的过去和现在,继而预测其未来发展的一种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的实质是通过对某一事物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研究,揭示该事物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瑏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从马克思最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公开出版到如今已经近150年的时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时间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考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对其加以历史地、客观地分析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且有助于我们在总结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预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向,同时,也有助于启示我们该如何科学地以发展的眼光和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三)比较研究法。所谓比较研究法,就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加以对照,以说明它们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差异,从而揭示不同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定性。比较是人们认识事物最常用和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通过比较,人们才能更清楚地发现事物之间的异同,才能辨清不同事物的优与劣。如果说历史的方法是从纵向的角度去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性,那么,比较的方法就是从横向的角度去比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特征,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二者虽然同属于理论经济学,都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二者之间仍有着本质的区别,二者不仅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而且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大不相同,研究目的和研究结论也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意在通过对人与人之间在物质资料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中所形成的利益关系的考察来揭示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意在通过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揭示人们如何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实现自身欲望的最大化满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研究经济制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弊端,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过渡性,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制度,是完美的、永恒的制度。总之,通过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横向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经济学,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的,所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谁应该替代谁的问题。那种企图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想法和做法是极其荒谬的,同样,那种企图完全否定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的观点和做法也是极不明智的。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高效的发展。 (四)文本研究法。所谓文本研究法,就是借助于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和分析,进一步挖掘经典作家思想的内涵和理论的本质特征,进一步挖掘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恩格斯曾经多次强调,研究理论必须要根据原著进行研究,强调要“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研究”瑏瑡,强调“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瑏瑢。文本是思想的载体,要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特征,要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及其理论体系的构成,就必须回到“原点”,即回到文本,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及其继承者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撰写、出版的相关著作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并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解读。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清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本真的思想形态和思想内涵,才能了解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关政治经济学思想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才能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和回答。同时,也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建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原初图纸,才能真正了解搭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每一块砖石”、“每一条钢筋”的构造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内在凝固联系,我们才能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大厦的“坚实性”和“耐用性”,继而才能真正形成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当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不是为了研究文本而研究文本,而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性的认识,是为了更有效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所以,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准确把握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初形态、时代特质、主要内容,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真谛,而且更要深入挖掘理论本身所蕴含的现代意义和时代价值,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重要指导作用。 (五)问题研究法。所谓问题研究法,就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学术研究。当代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瑏瑣这就是说,开展学术研究,必须要有问题意识,要善于敏锐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开始,是真正科学的理论研究工作的起点。对此,马克思也曾明确强调,“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瑏瑤只有凸显问题意识,以问题为中心开展学术研究,才能推进学术进步。学术研究活动,实际上就是不断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各门学术自身的发展过程,其实也就是伴随着新旧问题的交相更替而不断地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过程。所以,对学术研究来说,有没有问题意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伴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遭遇来自不同学派、不同思想观点的质疑和挑战,日益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危机。因此,要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必须要强调问题意识,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展中所面临的困境及挑战入手,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面临种种质疑和挑战的原因,探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回应挑战、寻求进一步发展的出路和对策,以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更进一步发展。 作者:刘雅静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地理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两种方法论产生的背景与演变 历史唯物主义最早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引入,而批判现实主义直到70年代末才被部分学者有意识的运用到研究中。两者是从不同角度对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空间定量革命进行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社会批判,对方法的批判受到社会批判的限定。它认为如果世界以假象或某种迷惑性的方式展现在研究者面前,那么定量方法将加强这种误解。批判现实主义起初是一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后来被西方学者发展为一种社会科学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相似,也通过社会关系来理解人。它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根本不同,定量革命的自然性将妨碍它为社会人的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20世纪70年代,与空间定量革命相比,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将空间放在优先地位,而是将其与社会关系同等考虑。激进批判的重点较少关注人们所观察到的周边事物的差异,而是注重解释差异的根本原因,其结论可归结为空间格局由社会过程所塑造。而在空间定量分析中“地理”被不恰当地约减为“距离”、“局部变化”和“特征”等。实际上,空间应是一种社会建构,而社会关系的建构却超出了空间,这造成了空间差别。在地理政治经济理论来源的历史发展中,批判现实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可称为“社会和空间时期”。此时,历史唯物主义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背景或一种批判的衬托,且两者也出现过不和谐的声音。例如,批判现实主义不赞同历史唯物主义过于注重阶级而忽略性别、种族和阶层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者多数有一个特别的方法经历,即进行过空间定量的经济地理研究,例如DavidHarvey、MichaelWebber、JohnHolmes和RayHudson等人,当代地理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EricSheppard也有过类似经历。空间定量研究者的方法相当狭窄:技术或工具箱方法,它的实证主义观念也是有问题的。然而,也不能完全抛弃它。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面临的困境。寻求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方法的融合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学者们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抽象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虽有不同的抽象形式但也赞同抽象这种方法。作为融合的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带有批判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主要方法论。这种转变意义重大,主要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使得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较少注重空间现象的描述,而是看重提供分析洞察空间不平等的能力。方法中隐含的批判观念在实践中能够产生关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平衡。纵观地理政治经济学萌芽与形成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较先引入,持续发展,最后成为主要方法;批判现实主义较晚引入,影响渐微,处于辅助补充地位。表面上看,是批判现实主义研究者兴趣转移的结果,实质上是科学逻辑演变与选择的必然结果。即便如此,批判现实主义的介入仍有持久影响:“偶然性”进入到主流的词汇,批判意识持久地存在,多元化的概念也符合流行的经济学方法。特别是它的以下两个结论具有重要价值:一是国家和经济是两个独立的社会关系,它们以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方式相连接。二是结构思想,可以被历史唯物主义有效地利用,通过结构的重建和体制结构的新形式,资本可能缓和总是反复出现的积累障碍,而工人阶级也可以发展自己的社会关系以反抗剥削。当前,地理政治经济学理论甫成雏形,如何利用这两种方法增强对空间经济的解释能力,需要从它们对关键性问题的解释中寻找帮助。 二、两种方法论对几个关键性问题的解释对比 (一)抽象 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关键步骤是抽象。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抽象的方式有趋同之处。抽象和具体、单面与多面的统一等观念深深植根于批判现实主义。例如,人类首先按性别划分,然后按阶级等等。同类型的层次化也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中,并且可能是其方法的最主要方面。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不断穿梭于历史无关的和历史主义之间、一般劳动过程和特定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间、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之间等等。然而,仔细考察,两者的差异确实存在。抽象可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类是经验主义的抽象,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方式。第二类是实质的、本质的或系统的抽象,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方式。经验主义的抽象是从具体或多面抽象为单面。它沿着较少的实在、更纯粹的概念的方向远离现实。当然,任何将世界划分为对象的研究都需要概念,即使研究者没有意识到,从具体到概念的抽象法,在批判现实主义看来就是形成无内容方式的一种抽象。AndrewSayer认为批判现实主义主要是对形式或形式上相似的关系的抽象,而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理性的抽象。这要求在所研究事物之间的本质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抽象。不能以形式的相似性,如人们的贫困,来区分人,而要以其与他人的丰富的关系来区分,例如,作为国家、雇主或家庭的人。从某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也运用了这种形式的抽象,例如,将中世纪以前的古代、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视为阶级社会的具体形式。不过,此处马克思只是部分分析。此后,他更深入地指出,一切社会形态由再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生产方式所规定。这为理解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之间的区别,以及扩大再生产的特定历史形式的积累过程指明了方向。马克思诉诸经验主义抽象形式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即反对把资本主义简约为历史虚无或自然形态的做法。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因此是历史的创造,它所产生的优秀矛盾——剥削行为,绝不能被解释为世界的法则,或某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导抽象方式是历史的、系统的或本质的,是通过实践而进行的抽象。它与实践的社会历史的具体形式,与现实以及更具体的、多样的、整体的历史阶段相符合。例如,对资本抽象后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地理政治经济学中“区位”这一概念非常重要,它离不开人类生活的具体社会形态。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区位观念,要早于资本主义初期商品贸易所依赖的区位概念。区位成为生产中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房地产对优越地段的追求,是在最近才产生的,也许不早于有多个区位可选择的企业的出现。抽象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抽象层次。经验主义抽象方式的结果是产生了不同的“水平”,它与越来越多的抽象概念的层次相符,趋向具体的层次与趋向其他方向的层次相对立。因此,可以通过整合较抽象的概念与其他概念再现具体:从顶端开始的一系列嵌套的先决条件。地理政治经济学者的研究已经吸收了这种抽象层次的概念,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取决于抽象的层次以及在理论概念上与历史特异性的相符程度,例如,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呈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更具体的形式。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中固有的一种方式是注重概念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本质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本质。例如,国家不能独立于使之成为国家的物质条件。生产关系在各个时期各不相同,具体的国家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在阐明特定时期的国家形式时,要首先阐明生产关系的历史。这意味着,国家从来都不仅是作为经验主义抽象的国家,而是特定历史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或任何其他具体形式。再如,要研究资本,必须首先抽象出剩余价值,然后抽象剩余价值的不同表示形式及其在生产上能够被占有的具体形式——租金,利息和企业利润,而它们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 (二)内部和外部关系 批判现实主义在抽象问题上的方法优秀是一种内部和外部关系的概念。抽象的目的是要确定一种结构,在这些结构中,通过定义使对象成为由该结构所决定的运动模式的内部关系的产物。外部或偶然关系只影响运动模式的表述,而不影响模式本身。历史唯物主义的内部关系是主体与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并被进一步看作财产关系。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就被这样理解。“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看作自己的财产,这就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因此,劳动者不依赖劳动就拥有客观的存在。个人把自己看作所有者,看作自己现实条件的主人”。并且“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看作是自己的主体得到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直接要以个人作为某一公社成员的自然形成的、或多或少历史地发展了的和变化了的存在,要以他作为部落等等成员的自然形成的存在为媒介”。换句话说,这种财产关系,成为一些社会组织形式(例如家庭)扩大成为部落和公社的先决条件。个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拥有生产的物质条件。资本主义消除了这些关系,使个人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和物质的客观条件表现为与其自身无关:不是作为他存在的前提,而是既定的、物化的、外在于人的、并作为必要的决定因素被占有,这就是外部关系。物质生产的客观条件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而主体显得独立于既存的任何客观条件。生产手段、劳动对象和工具如今表现为资本的社会形式,作为与劳动者无关的事物,它们雇用了缺乏客观性的劳动者(没有与土地等相似的客观存在的形式)。主体和客体在此被主体和客体的逆转所分离。现在,以资本为形式的客体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雇用了主体。资本似乎成为主体而工人成为以抽象劳动力为形式的客体。如果现在以劳动对象和工具的形式出现的客观条件外在于个人、物化于资本形式并因此缺乏前提,那么人们参与其中而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也是如此。例如,工资关系现在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外在必然性”: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是必然的,但从工资工作能否被找到来看是偶然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关系表现为自然的、继承的、个人无论是作为部落成员或在奴性的关系中与生俱来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关系中,一方面,个人从被认为从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另一方面,社会关系表现出物化的、个人必须适应的东西。因此,虽然个人可以选择他的工资工作的方向,但不能拒绝这种选择。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个人的客观条件在当代社会表现为外在于主体的外部关系。如果与主体有关,则是自给自足的、没有必要前提条件的,因此没有历史的或非地理政治经济学的。无对象的主体和客体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只以超出任何主观控制的资本的逻辑而存在,因而产生了矛盾,例如,没有买者的卖者和没有卖者的买者、未投资的资本、无力支付的债务、没有原材料的工厂等。简言之,资本的限制必然产生,如果生产要继续发展,就必须缓和这种限制。历史唯物主义是典型的历史主义主张:人及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内部关系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表现为”那种没有历史前提的事物之间的外部关系。批判现实主义则是历史无关的,具有自然主义(科学主义)的性质,它主张内部和外部可以直接应用而与主体和客体无关。 (三)整体性和多样性 历史唯物主义从整体上来认识世界,整体的组成部分凭借其与整体的关系才成其为部分。整体性就是应对处于变动中的“离心力”关系的问题,即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张力不断重复出现。因此,通过一个整体的整合的力来缓解离心力,整体以其自身具体的形式而不是以其组成部分的形式而变化。批判现实主义对世界的看法是本质上的多元论,也可表示为分化的或多样性的:由众多关系的结构所组成,每种结构都反映组成它的要素之间独特的因果特征,并且这些关系可能包括偶然关系。例如,将劳动分工视为具有因果联系的独立结构,并有别于资本分工。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探讨整体性有两个限定性条件。第一点,这并不意味着对世界的决定论的理解。未来仍然是开放的也是无法预测的,不同的部分可以并能够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发展,但仅是“相对地”。整体化的冲动,一致的必要性,或称之为“社会秩序”,起源于生产,一切都开始并归结于生产,并且生产始终是社会的生产。在资本中,产生的必要性表现为积累的必要性。整体性的不同部分都是生产的条件或关系。同时,整体性不是静态的,而总是在整体化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发展的自主性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又可能产生新的机会。第二点,这是一个集合的整体,不仅是与生产有关的整体性,而且是关于生产参与者的具体活动的整体性。生产的参与者带来了整体的连贯性并重塑整体性,同时整体性又重塑了参与者。例如,人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和一定的生活方式。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人们生产了自己的世界:不仅包括他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手段,也包括他们的社会关系、文化、政治等等。将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是把生产及其客观条件、物质和社会、政治、话语权、空间等都看作是生产的瞬间,如同马克思所指明的,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条件都被视为独立的、物化的、有着自身的逻辑,以自己的方式发展。 (四)矛盾和变化 批判现实主义认可变化的世界。没有变化,它的系统开放性的概念,它对人性的批判,都将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它无法解释变化产生的原因。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矛盾产生变化,矛盾的概念在空间经济研究中也很突出。历史唯物主义中矛盾概念的优秀是对立统一:生产性的个人,或社会意义上的、不能简化掉社会关系的个体与生产条件的对立统一。生产条件可能促进、破坏或抑制生产活动,通过生产条件(制度,技术等)的变化来缓解矛盾,使生产进一步发展,但是,新的生产障碍会不断产生。例如,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国家形式的出现,都是以剩余产品的生产为前提并促进了剩余的扩张。但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不同部分逐渐产生独立的运动形式,可以抑制甚至破坏生产。资本主义中的直接生产者将货币工资作为其生产的必要条件,且是外在的条件,或“外部必然性”。这种外在性有一个历史过程,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的“自然统一”,在那里劳动者将他的客观条件看成属于他的,作为他的“无机的身体”,这些关系的瓦解让位于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统一:劳动力和生产手段被生产关系用货币财富联结起来。劳动通过工资工作有效地实现了自身的再生产。然而,资本也自我驱动去再生产自身,随后产生工资下行压力以及机器对工人的替代,工人自我生产的能力被削弱。在历史上,这是劳工运动的发展、抵抗工资削减和推动建立福利国家的原因,即矛盾的产生与缓解。与此同时,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是劳动力。如果将劳动力逐出劳动过程,也就排除了能够产生比成本更多的价值因而能够产生资本家的利润的生产条件之一。这反过来,迫使资本需要缓和由其优势(包括其向任何空间的扩展)所造成的矛盾。“缓和”但不能克服,“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批判现实主义承认变化,但没有矛盾的概念。它是在二元论下的对立统一,如个人与社会、文化和经济、经济和政治等,其目标是弥合它们的差异并探索、定义、阐述它们组成二元论的两部分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术语来讲,就是探讨它们是如何内在联系起来的:在脱离独立的因果力量的条件下,它们如何能够被归入单一的结构。“文化与经济的辩证法”的研究就是一例。然而,它缺乏对这种二元论的历史、先决条件的考察。 (五)因果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概念非常相似。它们反对原子论式的因果概念,即原因定量地影响结果而不改变对象或结果的性质,都坚持因果关系的行为理论,即变化因人们的行为而发生。两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中,根本的真实性和经验世界被区分开来,它从关系结构及其运行的偶然环境中来阐明经验现实。应该指出,这完全符合上述批判现实主义所阐释的内部和外部关系之间的区别。历史唯物主义也认为世界具有层次性,但不是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而是形式和内容或马克思多次描述的表象和实在、形式和本质、表象和本质以及表现形式和隐含联系之间的区别。虽然表象和实在可能让人联想到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但是马克思说的却是完全不同。他的“表象”是指意识形态的形式,与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的形式不同,是根植于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的、社会的生产关系,它们是“实在”的形式,虽然有时是虚幻的形式。如果表象颠倒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仅仅是因为起作用的社会关系本身已经颠倒。例如,工资形式掩盖了劳动者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联系到内部和外部关系,那么,外部关系是表象,是内部关系这个实在的历史发展结果。这种表象被理解为生产的社会条件和所有生产关系的物化自然。事物有自己的历史轨迹,因此,正如马克思敏锐指出的,成为彼此矛盾的一部分,这种矛盾导致人们不断重申生产的中心性,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就是以积累为中心。表象还包括国家、家庭、空间、文化和劳动分工等,它们通过前面提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抽象得以再现。批判现实主义将低层次的抽象而产生的表象作为关系的构建物。批判现实主义对因果关系的解释遵循如下思路:首先,揭示以社会关系的结构为形式的实在,这种实在需要特定的因果关系性质,并且是经验世界的必要条件;然后指出它与偶然条件的结合是如何作为观察事物的起点。例如,DoreenMassey对企业的新的劳动空间分工及其特定的地理表现之间关系的分析。换句话说,人们需要运用前面所述的经验主义抽象方式,抽象出关系结构,以便从表象返回到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确实可能从一些经验的形式开始,如同在批判现实主义中一样,例如对地域发展不平衡或城市形式变化的研究。但是,这必须被置于资本和它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中来考虑。批判现实主义分析中被认为是偶然的条件现在表现为构成一个矛盾整体的条件,这个矛盾将要被调动起来、再利用和改造,以便消除积累过程中的障碍。看似偶然的条件得到改造和重新组合成新的关系,以便能够使单个资本或资本整体来应付它们所面临的挑战。 三、结语 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早期的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研究者,也成为当代地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源泉。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实质的、本质的或系统的抽象方式。它认为内部关系是主体与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在经济方面,则被进一步看作财产关系;内部关系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表现为没有历史前提的事物之间的外部关系。它坚持整体论,认为整体的组成部分凭借其与整体的关系才成其为部分。它从矛盾的运动中来理解变化,而矛盾概念的优秀是对立统一,因果关系也必须置于矛盾发展中来考虑。批判现实主义运用经验主义抽象方式,抽象的结果为一定的结构;对象在结构中的运动模式形成结构的内部关系,外部或偶然关系只影响运动模式的表述,而不影响模式本身。它坚持多元论,认为世界是分化的或多样性的;承认世界的变化,但缺少矛盾的概念。它从关系结构及其运行的偶然环境中来阐明因果关系。当然,它们之间也具有包容性,例如,批判现实主义虽强调结构决定因果关系的属性,然而这种结构可以是历史结构或地理(空间)的历史结构,即历史唯物主义式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方式太一般,以致无法为实践中事物的发展提供直接帮助,而批判现实主义关于特殊情况的经验研究是其必要的补充。空间经济或资本空间布局的形成总是具有社会性,地理政治经济学需要揭示特殊的偶然情况如何在起初似乎是外在的和偶然的现象而后却转化为本质的和必然的资本逻辑的内部要素构建。在这种构建的探索中如何综合和恰当地运用这两种方法,研究者需要结合自己的具体工作来思考。 作者:陈秀山左言庆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尚不完善。 第一,部分理论和社会现实不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过渡性,同时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出现衰退,反而出现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理论和现实的反差不仅让学生难以信服,甚至还会使部分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产生怀疑;第二,缺乏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缺乏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比如经济增长问题、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国际贸易的平衡问题等,政治经济学都难以给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2、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唯一的研究对象可以使得其理论体系简单而完整。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开始把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并引入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当中,其研究对象也从一元变为了二元。二元的研究对象需要有两条线索贯穿整个研究体系,两条线索之间的主从关系、结构安排难以处理,使得整个研究体系的逻辑线索变得不再清晰。在教学过程中就出现了冲突的现象,相同的范畴、内容和理论在此处肯定,彼处却又否定———诸如“利润”、“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部分是进行批判,到社会主义部分又进行肯定———降低了政治经济学在学生心目中的信服力。3、研究方法落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长于逻辑推理,但缺乏实证研究,较少注意前提假定是否符合实际,也少注意结论是否能够通过经验检验,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成为“空中楼阁”,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说服力。 (二)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属于学科层面,它的不完善对本门课程教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环节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从教材、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理论发展的不完善意味着市面上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教材,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则使得教师在教学中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教师的教学效果不好,则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几个方面互为依托,互相影响,每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使得其他方面产生新的问题。 1、教材方面。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革新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内容的编排方式来划分,可以把这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分作两类:第一种是延续传统的“一导两块”编排方式,即导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以谷书堂(1992)、吴树青(1993)、魏埙(2002)、蒋学模(2005)、程恩富(2007)、张彤玉(2009)、柳欣(2009)等为代表;第二种是突破传统的编排方式,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糅合在一起,以张维达(2000)、逄锦聚(2009)、程恩富(2011)等为代表。两种编排方式各有所长:第一种编排方式能够较为完整地表述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但是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缺乏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分析和指导,并且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的叙述逻辑常常不一致,在理论体系上不够一体化;第二种编排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体系较为完整,能够较好地融合现代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但是这种编排方式也有缺陷,主要问题就是内容庞杂,并且会使学生分不清哪些是原汁原味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这两类教材除了上述差异外,还存在一些共同问题:第一,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不稳定,经常随着中央的文件精神变化而变化,近乎沦落为“政策解释学”,缺乏学科独立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会认为这个不是科学,从而失去学习兴趣。第二,批判性强,客观性不足。资本主义部分内容过多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及矛盾;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将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光明。这种写法缺乏客观公正的分析。第三,知识陈旧。各种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基本内容都来自《资本论》,所以内容上大同小异,难脱窠臼,缺乏突破性的理论创新。《资本论》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用《资本论》已经很难解释现在的很多复杂的经济现象,比如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短期替代效应,国际汇率的复杂决定过程,消费者的行为模式,等等。 2、教师方面。 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理论经济学领域地位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2006年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后,政治经济学并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中,导致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大幅减少。受此影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时数量不断受到压缩,部分高校管理类专业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部分高校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中不再要求考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发表渠道越来越窄,经济类刊物收录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愈来愈少,在某些经济学评奖活动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甚至会被排斥在外。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及学术边缘化的影响下,教师队伍日渐萎缩,梯队培养后继乏人,使得政治经济学的师资力量不断削弱。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客观上要求讲授教师必须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授课技巧,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他们主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然而,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第一,责任心不强。不少教师以完成课时量为教学目标,认为自己只要完成教学课时数和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不过问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第二,理论功底不扎实。部分教师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仅局限于教材,既不去钻研马克思、列宁的原著,也不去梳理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理论素养低下,课程讲授只会照本宣科,不能予人启迪,难免枯燥乏味;第三,教学方式落后。不少教师在教授政治经济学时,不思提高教学技能,增加教学手段,只会采取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来教授学生,单向灌输,缺乏互动,无法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加上考核方式单一,造成学生出现“厌学”情绪。 3、学生方面。 大学生来高校学习深造的主要目的是就业,所以他们在课程的选择上非常功利,对就业和前途有帮助的课程就认真听讲,而理论色彩浓厚的课程则不感兴趣。他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时,也会提出相应的问题:“这门课程对我有什么帮助?”教师的标准答案不外乎三条:第一,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有助于培养经济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第三,有助于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教师所站的立场和学生不一样,不容易体会学生的强烈需求。在就业的压力面前,学生会觉得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如一门实用性的技术,经济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如其他经济类课程,社会主义信念的增强解决不了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问题。怀有这类想法的学生占有大多数,他们对本门课程的学习缺乏动力,修学分成为他们前来听课学习的唯一目的。除了功利性因素之外,由于课程本身的因素,大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还会遇到以下困难:第一,认识问题。部分学生,尤其是理科学生,将政治经济学简单理解为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没有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第二,政治经济学本身比较抽象,相对难以理解,同时由于学生们在思维方式上难以一下子转换过来,不会用形而上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因而难以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第三,在整个经济学类的各门优秀课程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联系非常弱,在基本范畴、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其他课程都有很大差别。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难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其他课程的知识融合起来,使得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流于形式,未能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方面达到应有的效果。 二、提升教学质量的一些建议 (一)不断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滞后于时展是其理论不够完善的根本所在,政治经济学只有在理论体系上不断发展创新,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摒弃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其他经典作家对我国的错误影响,还原马克思《资本论》最真实的本源;其次,要克服教条主义倾向,以中国经济运行实践为基本出发点,以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为经济学科其他理论提供理论支点和智力支撑;第三,要大胆借鉴其他学科和经济理论已有的学术成果,在不削弱政治经济学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完善政治经济学;第四,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探索,不能只简单讨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更要关注如何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规律,及社会主义经济如何与资本主义开展竞争和合作。 (二)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师队伍的素质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支稳定和高素质的政治经济学教学队伍是保障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而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必将极大地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首先,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激励水平,引进竞争机制,增加师资队伍的活力和凝聚力;其次,要为教师搭建好学习交流的平台,鼓励政治经济学教师参加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加强和兄弟院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交流与学习,为本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提供更多的进修学习机会;第三,要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和专业领域研究,并把科研成果积极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资源,以科研带动教学,提升教学的水平和层次;第四,要为教师队伍提供更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科学,要求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三)改革创新传统教学方式,不断提升教学效果。改 变传统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技能,是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客体,而改革创新教学方式的优秀就在于提高客体———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由于缺乏互动,传统的单向传输的教学方式会使学生逐渐产生厌学的心理,而创新教学方式的关键就在于要增加互动,增加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第一种适合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是一种教师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现实案例来解释抽象理论的教学方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和原理融入生动有趣的案例之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增加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二种教学方式是研讨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的互动性更强,要求学生对教师布置的问题进行积极思考并写出讨论稿,通过教师的审核后,在讨论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即要做到讨论前有准备、讨论中有争论、讨论后有总结。这种方式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也使得教师对学生能够有更为深入的了解。需要注意的是研讨式教学对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要求非常高,既要使学生有话可说,有话敢说,引发争论,又要保证学生发言围绕主题开展,一旦发现不当言论要及时进行引导和纠正。 (四)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是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力的另一个途径。学生由于对政治经济学认识不足,才会对其存在偏见和误解,因而失去学习的兴趣。首先,政治经济学不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而是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政治经济学非马克思首创,而是他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基础经济理论科学;其次,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基本经济规律和理论并没有过时,对于中国经济现实问题仍有重要指导意义,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两大部类协调发展理论,货币流通理论,等等;第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和阶级立场,因而在同一问题上可能会存在不同的表述,在学习时要避免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干扰和混淆。 作者:齐安静单位:河南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非营利组织科层政治经济学论文 [论文关键词]: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外部性委托 [论文摘要]: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外部性,使得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出现了失灵,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如何构建有效的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非营利组织起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外部性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一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一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但市场经济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外部性会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使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另一方面“公共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外部性”。即指一件事对于他人产生有利(正外部性)或不利(负外部性)的影响,但不需要他人对此支付报酬或进行补偿的活动。当私人成本或收益不等于社会成本或收益时,就会产生外部性。更严重的是,如果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成为搭便车者,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满足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从而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 2.信息不对称导致契约失灵。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活动的参与人对市场特定交易信息的拥有是不相等的,有些参与人比另一些参与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而且双方都知道这种信息分布状态。由于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就很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优势欺骗另一方。 3.政府失灵。公共产品的外部性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此类产品和服务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而只能由政府或非营利组织来承担。但是,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问题上也会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如政府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决策方面缺乏相应的大量的信息。同时由于过度科层化、机构臃肿缺乏对社会需求的即时回应。更加令人不安和怀疑的是,作为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过度集权的政府将对其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产生极大的威胁。正是这些限制为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提供了契机。相比之下,非营利组织比较有弹性,能够根据个人需求的不同提供相应的服务;能够在较小范围内开展服务;能够在服务的提供者之间展开竞争等等。正是由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各自组织特征上的互补性,政府出于对服务提供的成本考虑,与非营利组织建立起了合作关系,从而既可以保持较小的政府规模,又能够较好的完成福利提供的责任。 二、非营利组织的科层困境 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充分表明: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让出了空间。 非营利组织所使用的资源主要来自于社会捐赠、政府补贴,这就使得信托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的角色产生了分离。信托人将信托财产交给受托人管理或处理,受托人取得该项财产的处分权,信托利益归于受益人。无论是委托人、受托人或受益人均不享有完整的所有权诸权能,也就是说,不享有绝对意义上的所有权。 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原因,市场和国家这些组织机制都不足以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非营利组织作为政府以外的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就有了存在的功能需求。但是,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因素同样会引发“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这种“非营利组织失灵”在非营利组织特有的“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的委托关系中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非营利组织外部“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制度安排,虽然有助于克服“契约失灵”,但是导致“契约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在非营利组织产生以后依然存在,并以另外的方式导致对非营利组织监督的困难。 1.产出的品质与数量难以测度。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沃尔夫指出:“同市场产出的效益成本描述相比,非市场产出总的来说没有一个评价成绩的标准”。这一结论对非营利组织完全适用。首先,许多非营利组织的服务性产出往往不像产品一样看得见摸得着,产出的数量和品质难以测度。其次,非营利组织的产出和产出的最终社会效果之间有时间上的滞后性。“非市场产出通常是一些中间产品……充其量是最终产品的‘’……间接的非市场产品对最终产品贡献的程度是难以捉摸和难以度量的”。最后,“非市场产出的质量尤其是难以弄清的,其部分原因是由于缺少有关产出质量的信息”。而在市场产出的情况下,“这种信息应当通过消费者的行为和选择传递给生产者”。非营利组织的产品缺乏价格信号和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因而也就缺乏检验和传递质量信息的机制和渠道。Rochester则用“责任的明确程度”表述了同样的看法:所谓的“底线”,即营利与否使得私营部门的责任明确,公共机构的责任和权限在法律中有明确规定,非营利组织的责任则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 2.服务的间接性。服务的间接性即服务购买者不是最终消费者,尚有中间环节的存在。这种间接性特征在某些公共部门同样存在,但在非营利组织尤为突出。其结果是:家长很难判断托儿所的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年幼无知的孩子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子女很难判断养老院的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年迈体弱的父母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捐助者很难判断慈善组织的表现,因为捐助者“购买”的服务无一例外是让第三者受益。简言之,服务的间接性导致信息获取的困难,进而导致监督困难。由于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这一特殊的产权特征使得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监督的问题在其众多的利害相关者(包括众多的捐助人、服务对象或受益人、政府主管部门、专业协会、所在社区等等)中产生了极强的外部性,以至于使这种监督成为不可能。正如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指出的:“对一个上市公司来说,股票持有者是最终的‘选民团体’。对政府来说,投票者是最终的‘选民团体’。”而对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来说,仅同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选民团体打交道是“无法享用的奢侈品”。 3.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之间也存在着外部性的困扰。如果把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话,如果非营利组织整体有一个廉洁的道德高尚的声誉,则所有的非营利组织都会从中受益,但个别非营利组织及其管理者却有足够的激励通过违规或者卸责来获取个人利益,依靠非营利组织的整体信誉继续吸引社会的支持。这种“搭便车”行为消耗着非营利组织整体的信誉资源,使得所有非营利组织的状况都变糟。 4.非营利组织的外部监督主体还面临着监督动力不足的问题。对于市场中的营利性公司来讲,为了获得利润,其出资人有足够的动力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而非营利组织的出资人(捐赠人)一旦把财产捐献给非营利组织,就失去了对该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以及管理、经营的权利,因此,缺乏监督非营利组织运营的利益驱动。另外,非营利组织的服务对象作为弱势群体,不仅在信息获取和处理、利益诉求和资源动员等方面存在能力的缺陷,而且由于受益者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他们的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二)非营利组织内部“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作为对市场和政府的替代,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采取了科层式(hierarchy)的组织结构方式。科层可以被定义为某一决策者拥有非对称性和不完全界定的权威。这种权威能在一定范围内指挥其他人的各种活动。在科层组织里面,雇员的权利常常比较模糊,而责任更是如此。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因素也同样会在非营利组织内部引起“科层失灵”。只要科层具有一个以上的下级单位,而且每个单位可以决定组织行为的某些方面,那么这些单位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低效率和偏离行为。 正像哈耶克所讲的那样:“如今说科学知识不是所有知识的总和,几乎是离经叛道。但稍加思考即可得知,毫无疑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未经组织的知识体系,不可能以知识的一般规则称之为科学知识,这是关于时间、地点的特定情况的知识。正是着眼于此,所以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一些别人没有的优势,因为他可以有利地利用他掌握的独一无二的信息。只有依赖于该信息的决策由他进行或在他积极配合下进行,才能利用到这种信息”。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在科层中,上级很少能够直接观察到雇员工作的努力程度。相反,上级观察到的只是一些产出,但产出的决定因素除了雇员的努力,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其他因素,如天气、经济周期、其他雇员的协作程度或者运气。只要存在这种不确定性,雇员就有机会通过隐瞒信息而策略性地卸责。 随着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深化,生产的相互依赖程度正在不断增加,在非营利组织内部也是一样,团队成员的相互依赖性会模糊个人的工作成果,从而带来很强的外部性,除非非营利组织能够提供一种能衡量每个成员贡献和努力程度的装置,否则只靠成员的志愿献身精神很难维持长久。 (三)非营利组织的志愿失灵 非营利组织除了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会产生“科层失灵”外,作为人类服务的提供者也有着一些固有的缺陷,会产生“志愿失灵”。赛拉蒙提出了志愿失灵理论来说明非营利部门的缺陷,进而论证了政府支持志愿部门的必要性。在他看来,非营利部门的固有局限性在于以下几点。 1.对慈善的供给不足。一方面,由于公共产品供给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车问题。更多的人倾向于不花成本地享受别人提供给自己的福利,而缺少激励去利他性的为别人提供福利。因此,能够提供的服务肯定少于社会最优的。另一方面,慈善的资金来源也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有爱心的人自己也难以维持生计,更谈不上帮助别人。只有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税收才能提供稳定的、足够的资源。 2.慈善的特殊主义。志愿组织的服务对象往往是社会中的特殊人群,比如残疾人、未婚母亲、儿童、外来移民等。不同组织获取资源的能力是不一样的,现有的志愿组织可能不能够覆盖所有处于需要状态的亚群体。同时,由于大多数群体拥有自己的人呼吁为自己捐款,机构数量的扩张可能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从而降低了整体制度的效率。 3.慈善组织的家长式作风。由于私人慈善是志愿部门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那些控制着慈善资源的人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决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而忽略了社区需求,由此往往导致提供较多富人喜爱的服务,而穷人真正需要的服务却供给不足。 4.慈善的业余主义。根据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对于穷人、残障人士、未婚母亲等特殊人群的照顾是需要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的,但是志愿组织往往由于资金的限制,无法提供足够的报酬来吸引专业人员的加入。这些工作只好由有爱心的业余人员来做,从而影响服务的质量。总之,非营利组织在“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相分离及具有一个以上下级科层单位的条件下,存在着内部和外部的复杂的委托关系,缔约各方的目标不可能自动统一,必须加以协调。但是,信息的不对称与外部性又使得这种协调无法低成本进行。 三、构建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机制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的不足,但是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在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科层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构建有效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1.强化非营利组织的道德伦理信念。人类的动机要比单纯的财富最大化复杂得多,人类会牺牲财富或者收入来获得其他的价值。在《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ChesterBarnard认为,组织实质上是由个人组织的合作群体。因而,经理人员的主要工作并不是致力于规约下属们的自利行为,而是激发他们超越自利性追求。他认为,经理人员的其他能力,“将不会被发挥出来,甚至将不会产生这些能力,假如缺乏一种责任感和献身精神以激励成员们对合作的基本信念的话……然而,组织的生命力与该组织所治理的道德程度成正比。这也就是说,远见卓识,长远目标,高尚理想,是合作得以维持的基础”。非营利组织的重要力量源泉即来自于其成员的志愿献身精神,它是公益、慈善的化身,担负着人类最为神圣的事业,因此,非营利组织的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会沉重打击公众的道德与信念。非营利组织滥用公共资源的恶果甚至比其他机构滥用资源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人们对非营利组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要求更高。整个社会和非营利组织的决策者和管理者都要注意发掘和强化非营利组织的道德资源和精神价值,以弥补单纯物质激励的不足。 2.建立非营利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应借鉴市场中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起非营利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优秀内容是在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的情况下处理好委托关系,构建起非营利组织所有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分立制衡机制,以防止内部人控制。这里面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规范财务会计制度。 3.加重非营利组织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委托关系中委托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加重非营利组织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要求非营利组织及时、准确地披露组织的财务和管理状况、筹集资金的用途及使用效果、组织的目标、管理层和内部职工的薪酬等等。在这方面,政府是唯一具有法律权威强行要求非营利组织进行信息披露的组织。因此政府在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管理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 4.构建第三方独立审计、鉴定机制。第三方独立审计、鉴定机制是帮助公众对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与评价,克服专业的非营利组织与其非专业的利害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一种机制。第三方通常是指具有法定权威或较高信誉的中间机构或组织。由它们制定标准,对行业内的成员机构之工作和项目进行评审,并在此基础上确认或否定成员机构自己所作的评审结果。虽然独立的第三方审计、鉴定机构并不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直接的管理,非营利部门也不需对其给予任何关注,但许多非营利组织都自愿服从管理,因为私人捐赠者、募集资金的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媒体都使用它们的报告。总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出现了失灵,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因此,如何构建有效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政治经济学论文: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 【关键词】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特殊性和普遍性/国际经济问题 【正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不幸的是,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A.Barone)指出的,“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 《共产党宣言》,或者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Ray)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 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Gilpin,1975)同时,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经济学理论论文: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论文 [摘要]瑞典学派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派之一,其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就瑞典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进行评述,并对成因加以分析。 [关键词]瑞典学派;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是对当今西方世界尤其是北欧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流派之一。该学派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已经建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十分尖锐,又爆发了给资本主义世界以毁灭性打击的1929~1933年大危机。面对长期的经济萧条和严重失业,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予解释,又不能提出相应的对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瑞典学派形成了,并且在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瑞典学派的创始人是威克塞尔、卡塞尔和戴维森,为该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贡献的代表人物是缪尔达尔、林达尔和俄林,作为后继者的第三代主要代表是林德伯克。瑞典学派既不同于新古典学派,也有别于凯恩斯学派,有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色。该学派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有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它们是瑞典学派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宏观动态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起源于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后经林达尔和缪尔达尔等学者不断加以修正和完善,为瑞典学派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瑞典学派鲜明的理论特色。 瑞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克塞尔(1851~1926年)所处的年代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严重困扰西方世界。威克塞尔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性波动总是与价格和利息率的波动相伴。于是他提出积累过程原理,试图通过对利息率和价格运动的研究,给经济危机一个合理的解释。 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是在批判旧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首先将利息率分为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前者指借贷资本的市场利息率,即实际利息率。后者指在假定没有货币参加的实物经济中,借贷资本的供求相一致时的利息率。其次,威克塞尔认为自然利息率和货币利息率的差异对价格起着渐进的和累积的影响。当货币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时,由于生产资料的需求和生产扩张、信用膨胀、投资大于储蓄、货币所得增长,从而导致物价水平累积性上涨的经济扩张过程。反之,则出现物价水平累积性下降的经济紧缩过程。当自然利息率与货币利息率相一致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此时的自然利率也称正常利率或均衡利率。因此,只有使两种利率保持一致,才能实现物价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最后,威克塞尔认为货币利率对于价格变动的影响要大于自然利息率,因此主张政府应通过利息率的调整来干预物价变动和经济波动,从而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当然,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积累过程原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只强调货币因素对经济周期运动的影响,完全忽略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一根本因素的作用,因此,无法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加以科学的解释。其次,受传统经济学的影响,将充分就业作为假设前提,进而把经济危机看作是价格波动,而不是就业和产量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针对威克塞尔理论的上述缺陷,林达尔(1891~1960年)和缪尔达尔(1898~1987年)不断对其加以修正,为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瑞典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了贡献。(1)林达尔在把失业均衡当作“特例”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了总量分析法。他一方面指出消费品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变化决定物价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还考察了物价、就业、产量和利息率等的一些社会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 虽然林达尔并未试图解释产出和就业的变化,但他的综合分析所取得的成果对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2)将时间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将静态均衡理论发展为动态均衡理论。缪尔达尔提出了时点和时期分析方法。他认为时点分析是围绕一个均衡点展开的分析,它对于研究静态均衡是重要的。时期分析是对两个时点之间的间隔的分析,它着重研究的是动态发展问题。缪尔达尔还提出了“事前”和“事后”的概念,从而为解决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纷争提供了简单的途径。很多人认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提出的储蓄与投资相等之所以令人费解,就是因为凯恩斯没有明确说明储蓄与投资虽相等,但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间隔,才能达到事后均衡。后来,林达尔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序列分析法,使经济分析更接近于现实。(3)进一步提出新的货币政策目标。林达尔认为威克塞尔的货币政策目标不易实现,他主张将调整物价使其与生产力的变动成反比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缪尔达尔认为应该将完全消除或者最少是缓和价格、产量和就业等经济因素的波动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这是从否定威克塞尔的充分就业假定得出的必然结论,标志着瑞典学派宏观政策的新发展。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传统经济学把货币视为覆盖在经济活动之上的“面纱”,将货币因素排除在实际经济运动的分析之外。威克塞尔将货币利率的变动和经济均衡联系起来,将传统的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融为一体,弥补了传统理论的缺陷。(2)瑞典学派注重时间因素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克服了静态研究的局限性,使经济分析更接近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现实。但其动态均衡理论仅注重经济运动扩张、收缩时序先后的数量分析,忽视对运动过程质的分析,这是片面的。(3)传统经济学信奉“萨伊定律”,认为总需求永远等于总供给,因此只注重研究微观静态均衡,无从建立宏观经济均衡体系。威克塞尔的积累理论认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以及价格的震荡是常态,从而将微观静态均衡分析转为宏观动态均衡分析。但由于威克塞尔的宏观分析只说明了生产的扩大和收缩的趋势问题,没有阐述总产量和就业量的变化及决定问题,因此只是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体系的雏形。(4)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占主流的条件下,瑞典学派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 1890年以后,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已取代劳动价值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迎合这种“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俄林在综合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陶西格的比较成本学说的基础上,在老师赫克歇尔(1879~1952年)的鼓励下,创立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又称作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俄林也因此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生产要素禀赋论理中,俄林认为贸易的首要条件是商品在地区间存在价格差异。这种价格差异从需求的角度讲,由消费者的欲望和生产要素所有权(这影响消费者的收入)来决定;从供给的角度讲,由各地生产要素的生产规模决定。在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和各地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俄林认为区域贸易的‘充足’条件是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平等。由于每一地区的出口商品中含有较大比例相对丰裕而廉价的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变得比以前稀缺了。而进口中包含着很大比例的稀缺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就变得不那么稀缺了。因此区域贸易的后果是使商品价格均等化,生产要素的价格也有趋向均等化的趋势。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开辟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开端,后来很多经济学家对要素票赋理论不断进行验证和发展,出现了里昂惕夫之谜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一)里昂惕夫之谜 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美国应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里昂惕夫运用投入产出法对此进行了验证。他于1947年和1951年先后两次借助于200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对价值160万美元的出口商品和进口替代商品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的比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美国出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低于进口替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即出口商品是劳动相对密集型的,进口替代品是资本相对密集型的,与俄林的理论正好相悖,这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夫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美国劳动者素质较高,单位时间的劳动是其他国家的若干倍,若经一定的折合计算,结论应与俄林的理论相符。里昂惕夫之谜引发了人们对人力资源问题的广泛关注。凯南根据这一理论对美国进出口商品的资本与劳动的比率重新进行计算,结果发现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完全正确,里昂惕夫之谜根本不存在。 (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虽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格局,但无法解释战后工业品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格局。林德尔从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需求结构也相似,成为贸易伙伴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战后工业品的贸易主要在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展开。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俄林只从供给角度解释国际贸易问题的不足,但林德尔只从需求的角度或者说仅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说明问题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一国的需求结构,除了受人均收入的影响,还受风俗习惯,产业结构和生产的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此外,美国的经济学家弗农还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放弃了俄林学说中关于各国生产技术水平都相同的假设,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技术进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俄林的学说。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提出对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俄林继承和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李嘉图认为最有效和最合理的贸易原则是各国只生产自然条件较为有利、成本较低的商品并进行交换。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各国的比较成本具有差异,在理论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其次,俄林认为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弥补了各国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先天不足,使双方在贸易中获利。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俄林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国际和国内市场均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等假设与现实相距甚远,使理论不能真正地解释现实世界;只强调供给因素,忽视需求的作用,导致该理论无法解释二战后出现的工业品的贸易格局,降低了该理论的应用价值。 三、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混合经济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瑞典学派从威克塞尔到林德伯克都十分注重对混合经济理论的研究,林德伯克的研究尤为深入。 林德伯克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当时美国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新左派思潮。林德伯克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立场上,首先从经济制度的分析开始,对新左派思潮进行评论。林德伯克反对把经济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方法。他将经济制度定义为为完成生产、投入和消费决定而实行的一整套的机制和组织机构。林德伯克之所以放弃传统的经济制度的划分方法,而将经济运行的方式,即经济模式称为经济制度,将瑞典的混合经济模式称为混合经济制度,目的在于从更深的制度层面为瑞典的“第三条道路”寻找理论依据。 林德伯克根据上述标准,将所谓的经济制度(实际是指经济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以瑞典为代表的西方混合经济模式、以原南斯拉夫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中央集权经济模式。林德伯克对混合经济模式表示赞同。他的混合经济理论主要内容有:(1)保持权力分散化和集中化两者平衡的决策结构。(2)保持市场调节与中央计划结合的资源配置机制。(3)坚持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4)强调经济刺激与行政命令相结合的激励机制。(5)各个不同决策单位应保持竞争与垄断同时并存的关系。 混合经济理论对瑞典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该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实行部分国有化。这一理论是国家作为资产阶级总代表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瑞典在50、60年代摆脱了贫困落后,并一跃成为西方“福利国家”的典范就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也应该看到,混合经济理论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瑞典70年代出现的“瑞典病”即高通胀、高税收和低效率就是明证。 四、瑞典学派理论贡献的成因初探 瑞典学派的三大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瑞典学派成为当今西方世界主要经济学流派奠定了基础。瑞典学派为什么能在经济学理论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出现和时代潮流的发展呼唤新理论的出现。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是在新古典学派面对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无能为力的条件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俄林的生产要素理论是在均衡价格论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为迎合“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展开说明。总之,正如戈登所言:历史事件的结果常常向理论家提出挑战,并将理论推翻,从而导致新理论的出现和发展。 第二,瑞典具有特殊国情,为瑞典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瑞典经济对外高度开放,国际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当世界性经济危机或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时,瑞典经济在劫难逃。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应对这些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因素创立起来的。同时瑞典又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家,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是瑞典三大权力中心,同时作为长期执政党的社会主张经济平等和民主,致力于消除贫富差距。这些为瑞典推行混合经济模式,即以私有制为基础,实行部分国有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三,瑞典学派注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三大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无不集中了几代人的智慧和努力,使得理论的研究具有继承性,也可能向纵深推进和有所创新。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者是威克塞尔,林达尔和缪尔达尔对威克塞尔的理论从假设到分析方法都加以修正,尤其是对动态分析方法的不断完善,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是在对瓦尔拉斯-卡塞尔模型加以修正的基础上提出的。林德伯克也是在继承瑞典学派传统理论的基础提出混合经济理论的。 第四,瑞典学派重视与政府部门合作,使彼此理论和实践优势互补。他们注重从理论分析中引出政策建议,供政府部门参考,其主要成员还直接参与瑞典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工作,从而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互动的良性循环。 瑞典学派理论成就的取得对我国的理论发展不无借鉴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加之中国国情复杂,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均衡,这些既给理论创新带来挑战,也给理论发展带来机遇。希望经过中国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创立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派和经济理论。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的制度变迁探索论文 制度的功能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中个人遵循的一套行为规则。不幸的是,经济学教科书中讲得最多的故事是关于鲁宾逊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说明了每个决策者面对的选择和约束,但用它作为探究经济行为的起点却会把人引入歧途。鲁宾逊世界不需要制度,但人从其历史起源来看却始终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并且不得不和其他人发生关联。传统观点也说人是“社会动物”,或称人们具有一种加入团体的“本能”。这两种说法都没有增加对制度的认识。与其说因为人必须在团体中生活才需要制度,不如说是以物换物、易货贸易和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的需要才使得制度不可或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与其他人交换货品,那么一般来说每个人的结果将不仅仅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且还取决于其他人的行动”(参考书目69,第11页)。因此,要使交换成为可能,就需要有管束个人合作和竞争方式的行为规则。本文将在制度功能和制度决定因素范围内进行研究,但首先有必要对导致制度出现的个人行为特征以及环境特征作一专门的说明。 制度需求 要解释为什么制度对人是不可或缺的理由,必然要依托人能力的有限性和人生活环境的特征。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人是理性的。”所谓理性,经济学家指的是当个人在交换中面对现实的选择时,他将挑选“较多”而不是“较少”。按贝克尔的说法,这种分析人的行为的方法把经济学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区分出来(参考书目7)。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经济学上大多数的进展都可以归因于对这种解释的再解释,以及把那些过去认为是“非理性”和超出经济学探究视野的行为并入理性分析构架的做法。这种再解释通过引入信息费用和执行费用等而得以完成。仿效贝克尔的方法,本文假设个人具有稳定的偏好,“它们由生活的基本方面,如健康、声望、官能快乐、仁慈或忌妒来决定”,这些基本方面可表示为商品(参考书目7,第5页)。个人可以用买来的货品,以及用他自己的时间来生产这种商品以求他自己偏好的最大化。因此,个人并不只关心物质收益和货币收入。对健康、声望、快乐以及其他非物质商品的追求,可能诱致个人摒弃他可得到的最大物质收益。个人并不一定是利己的,然而,只有在他的利他主义的报酬超过他作为利他主义者的费用时他才利他。理性并不意味着个人不犯错误。尽管如此,理性人在发现错误,并发现改正错误的费用小于改正错误的收益时,他将不会再犯同样的措误(参考书目19,第9页)。虽然个人是理性的,但他的理性受到接收、储存、检索以及处理信息的神经物质能力的限制,也受到让其他人理解他的知识和感觉的语言能力的限制(参考书目70)。由于有界理性的缘故,个人偏好的全局最大化在复杂环境下将得不到保证。不能达到全局最大化的另一个原因是信息费用昂贵。需要时间、努力,有时还要花钱才能获得数据资料并充分理解它们的含义。因此,如果额外信息的预期收益低于获得额外信息的费用,那么不拥有完全信息是理性的。 光有有界理性并不构成制度不可或缺的充分条件。鲁宾逊在进行他的生产和消费决策时也是理性的。一方面,个人的生命周期、健康和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以及自然灾害;另一方面,技术规模、经济效益和外部效果也都是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由于人的生命周期和他面对的不确定性,也由于人“局限于知识、预见、技巧和时间”(参考书目62,第199页),人需要用制度来促进他与其他人的合作,从而为确保年幼和年老时的安全作好准备,拉平随时间而变化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并获得对风险和灾难的保障。本文称这些功能为安全功能。制度存在的另一个理由是来自规模经济和外部效果的收益。作为生产单位的个人是太小了,以致于他不能把这些经济中的大部分内在化。为开拓这些收益需要有集体的行动,这些功能本文称为经济功能。正是出于安全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人们才需要彼此交换货品和服务并使制度成为不可或缺。 制度的经济学研究 在作进一步研究之前,有必要把涉及制度的两个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讲清楚。 制度安排的定义是管束特定行动模型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制度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不正式的。正式的制度如家庭、企业、工会、医院、大学、政府、货币、期货市场等等。相反,价值、意识形态和习惯就是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例子。经济学家用“制度”这个术语时,一般情况下指的是制度安排。第二个概念是制度结构,它被定义为一个社会中正式的和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总和。本文下一部分将说明制度变迁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指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不变),而不是指整个结构中每个制度安排的变迁。由于没有搞清楚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在论述制度变迁作内生变量可能性的文献中曾引起过一番争论(参考书目23)。 安全和经济是制度安排,从而也是制度结构存在的两个基本原因。出于安全目的而存在的制度安排有家庭、合作社、保险和社会安全项目。实现经济功能的制度安排有公司、灌溉系统、高速公路、学校和农业试验站。以上所列只是制度安排中的几个例子。应该指出的是,像家庭和合作社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同时实现多种功能。 制度安排是获取集体行动收益的手段。由于个人理性并不必然暗含着团体理性,个人会为自己的利益去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因此有可能产生利益冲突。个人常常不得不对其他人的工作质量或贡献作出评价。在很多情况下,有关质量的信息是昂贵的、不确定的或甚至是不可能得到的。集体行为因而会产生某些当个人单独工作时所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欺骗、“磨洋工”、搭便车以及道德危险。产权经济学家、交易费用经济学家以及公共选择经济学家都强调了这些问题(参考书目2,18,26,49,70)。为了减轻这些问题的影响,产生了一些制度安排以实现监督、强制执行等功能。等级、合同和法律都是这方面的制度安排。磨洋工、搭便车和道德危险问题也增加了供给基本的制度安排服务的费用。因此也有某些制度实排,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供给基本的制度服务的费用。私人产权、货币、合同、习惯、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就是这些制度安排中的几个例子。私权、法律系统、货币等制度安排的存在都以假定国家的存在为条件。没有一个国家理论,对制度的讨论是不完整的。然而,本文在第四部分之前暂不考察国家问题。 意识形态的制度性作用 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心的主题。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注意这一问题。然而,正如阿罗所指出的那样:“雇员听从命令和市民服从法律的程度,远大于以控制机制为基础所作的解释”(参考书目4)。为了弥补这一不足,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实证理论。 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正如诺斯简洁的概括那样,意识形态具有三个特征: 1.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 2.意识形态是与个人对其所领会的关于世界公平的道德和伦理判定纠缠在一起的; 3.当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意识形态上的看法。实际上,他是试图发展一套新的、能更好“适应”其经验的合理解释。然而,重要的是要强调一下……在个人改变他的意识形态之前,必然有一个经验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积累过程(参考书目44,第19页)。 文献中提到意识形态大多是因为它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结构合乎义理或凝聚某个团体的功能。确实,一个社会或一个团体,如果它成员中的大多数对系统的公正原则不具有相同的感觉,那么它就不能长久地存在下去。一个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如果足够大,那么有可能会引起革命。形成社会或组织可以开拓个人不可能获得的收益,但是,对个人行为理性的假设中也暗示着:任何大组织生来就受到搭便车问题的困扰(参考书目49)。因此,成功的意识形态也必须能克服搭便车问题。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认识世界的费用的工具,所以为了使意识形态有效率,它必须相当好地合乎个人对世界的经验。随着世界的改变和个人经验的积累,个人对公平世界的认识也会改变。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足够地灵活,使它不仅能赢得新的团体成员的信赖,而且也能保持老团体成员的忠诚(参考书目44)。 意识形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世界是复杂的,而人心的理性是有界的。如果世界是简单的或个人的理性是无界的,那么个人也不会抄近路用意识形态这种形式来评判他周围世界的公平性。意识形态最初的功能因而可视作节约信息费用的一种工具。但意识形态是凭借什么机制实施检查搭便车和减少强制执行法律和法院决议的费用呢?本文认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给个人提供有选择性激励来实现这些功能。正如贝克尔明确指出的那样,个人用市场货品及服务、自己的时间、人力资本以及其他投入品来生产一整套被定义为生活的基本方面的商品,其目的在于使他的偏好最大化。虔诚——被边沁认为是十五种简单快乐中的一种——应该是那些进入个人偏好函数的商品之一。生产虔诚这种商品的能力,相比其他而言尤其依赖于个人的意识形态资本。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ideologicalconviction)强,说明他的意识形态资本大,因而生产虔诚的影子价格低。他配置到虔诚上的时间边际效用高,为此他会配置较多的时间来消费虔诚。奥尔森曾指出(1965年),对任何大组织而言,它都应该能向它的成员提供一些有选择性的激励。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但是,奥尔森对效用函数的定义较窄,所以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参加投票。诺斯指出,大多数人投票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但他未能认识到投票是一种生产个人消费商品的活动。个人投票是因为投票能生产他所看重的某种虔城商品(Pietycommodity)。然而,只有在他的收益超过费用时,他才投票。这正是为什么下雨时投票人数大大减少的原因。 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关于意识形态的人力资本理论具有如下内容: 1.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因此个人搭便车或违犯规则的可能性较小,而他对周围的制度安排及制度结构是合乎道德的意识形态信念较强; 2.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收入分配、劳动分工或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并不立即引起个人意识形态的变迁。这是因为个人不能立即说出这种变迁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这种变迁是永久的,对个人而言也需要时间以剥除旧的意识形态资本; 3.如果发生永久性变迁,青年人会比老年人更快地投资来获得新的意识形态(即使他们的偏好相同),原因如下:第一,一般来说老年人具有较多要剥除的意识形态资本,这需要时间和努力;第二,他们在投资方面的激励较少,因为剩下来积聚报酬的年数相对较少; 4.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义理性(Legitimacy)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按权威们的观点,意识形态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为此,任何政府都通过向意识形态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然而,与广告相类似,它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并不是通过改变口味而是通过改变相对价格来实现的(参考书目66)。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对任何想要得到的制度性服务而言,总有许多制度安排能实现这种功能。因此制度安排的选择将包括对费用和效益的计算。传统的费用-效益分析只考虑生产费用。只要每一种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相等就可得到最优。但是在选择制度安排费用中还包括组织费用、维持费用以及强制执行这种特殊制度安排所包含的规则的费用。第二种范畴的费用指的是交易费用。除了技术要素,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还取决于这种制度是否已被认为是合乎义理的(Perceivedlegitimacy),这一点在讨论意识形态时曾提到过。撇开国家的作用,很容易从理论上认为,在生产和交易费用给定的情况下,能提供较多服务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换句话讲,如果两种制度提供的服务数量相等,那么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见,影响制度安排效率的因素有两种。第一种因素影响生产效率。另一种因素包括那些决定交易效率的因素。从根本上讲,这两种因素都是技术的函数。然而,在现实中评估制度安排的效率是极其复杂的。因为制度安排“嵌在”制度结构中,所以它的效率还取决于其他制度安排实现它们功能的完善程度。例如,在以货易货制中,不方便程度以及搜索那些具有你所想要货品和想要你所具有货品的人所花的费用都很大。尽管如此,即使仅就不方便程度而言,也不见得它必然无效率。因为要找出一种大家意见一致的商品(agreed-oncommodity)当作一般意义上可接受的交换工具来使用的费用,或者创立和维持某种货币权威的费用都很高,所以当人们难得交换货品时,以货易货制可能比货币交换制更为有效。原始社会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挑出某个特定的制度安排并绝对地讨论它的效率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研究制度安排需要具有对历史时间及地区的专门知识,并需要专门了解该制度安排在制度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如何。缺乏这种了解,对特定制度安排效率的讨论也就不得要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规模不是随机的:可以对它们进行严密的经济学分析。为此,比较有益的做法是研究一种新制度安排为什么被创新以及如何被采用。 有两种类型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然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纯粹因在不同选民集团之间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虽然在自发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中,往往也需要用政府的行动来促进变迁过程,但本文为了方便起见还是将这两种制度变迁分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讨论要推迟到第四部分才进行。 制度不均衡的原因 一种制度安排是从一个可供挑选的制度安排集合中选出来的,其条件是,从生产和交易费用两方面考虑,它比这个制度安排集合中的其他制度安排更有效。如前所述,特定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还取决于其他诸如法律、习惯、意识形态等制度安排;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函数,尤其是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的函数。要发生锈致性制度变迁必须要有某些来自制度不均衡的获利机会。也就是说,由于某种原因现行制度安排不再是这个制度安排选择集合中最有效的一个了。 从某个起始均衡点开始,有四种原因能引起制度不均衡:①制度选择集合改变;②技术改变;③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④其他制度安排改变。这四种原因中的每一种原因本身又由几个不同因素组成。 1.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 可行性生产技术集合,是我们在物理、化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知识的函数。同样,提供特定制度服务的可行性制度安排集合,也取决于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拉坦曾明确指出,对经济学、其他社会科学及其有关职业(如法律、商业和其他社会服务业)方面的知识需求,其最初的诱发原因是制度变迁以及对制度执行所实现的改进。社会科学的进步能改进人心的有界理性,因而不仅能提高个人管理现行制度安排的能力,而且还能提高他领会和创造新制度安排的能力。 正如与其他经济接触能增大适用性技术选择集合一样,与其他经济接触能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波尔在广泛研究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后强调指出,农村地区流动个体商贩在传播新技术和新制度安排方面,因而也在鼓励人们“对现行习惯和道德提出疑问,并促成那些与物质进步不相宜的态度和习俗的非强制性消蚀”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参考书目5,第12页)。通过借用其他社会制度安排来完成本社会制度变迁的可能性,极大地降低了在基础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投资费用。然而,制度移植可能比技术移植更困难,因为一个制度安排的效率极大地依赖于其他有关制度安排的存在。席勒报导过这样一个情况:缅甸政府曾经派遣一些人去以色列集体农庄接受实践训练。一年后这些受训者得到一个结论:这种集体主义极端形式对他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需要那么多的公共精神和自我约束(参考书目55,第7章)。已经移植过来的制度安排要实现其功能,则需要作更大的适应性调整。 最后,制度选择集合还可能因政府政策的改变而扩大或缩小。由于某些原因(下一部分将讨论)政府可能将某些制度安排从制度选择集合中剔除出去。因此,取消一种带有限制性的政府政策的效应,相当于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中国政府在农村地区实行的农业作业制度的改革。在最近发生的这一制度变迁之前,家庭农作这种制度安排是被禁止的,集体农作制是唯一可接受的模式。然而,由于政府政策的改变,中国约95%的家庭在1980-1983年间转到了新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参考书目32)。另一方面,当政府在制度选择集合中建立某种新的限制且这种限制又是有约束力时,就可能产生制度不均衡,而且原先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可能在这种有限制的选择集合中成为占优势的制度安排。菲律宾转租现象的出现,就是法对地租加以限制的结果(参考书目28)。 2.技术的改变 马克思认为,社会制度结构基本上以技术为条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序言中,马克思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技术变化除了在制度结构方面起决定性作用之外,它还能改变特定制度安排的相对效率并使某些其他的制度安排不再起作用。技术变化的影响可以从它对生产和交易的作用来进行分析。 从生产方面看,新的制度安排往往需要利用新的潜在外部效果,或者需要修改要素所有者和经济部门之间新收入流的分割。制造业中现代企业相对家庭工场而言已占支配地位,这是第一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它是生产过程中机器使用需求在规模问题上的响应(参考书目12)。第二种情况的例子是:菲律宾由于引进现代化高产水稻和可用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加玛(gama)合约替代传统的佛纳桑(hunasan)合约。按佛纳桑合约规定,所有的村民都有权参加收获并可得到所收产量的六分之一,而按加码合约规定,只有那些不领工资而参加除草的工人才有权参加收获并可得到所收产量的六分之一,加玛合约授予不领工资除草的工人以收获独占权(参考书目28)。显然,加码制的创新是由修改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新收入流的要求而诱致的。 技术的变化也可能影响交易费用并使得原先不起作用的某些制度安排起作用。私有产权的确立特别需要的条件是(指与其他条件相比时):产权所有者得自产权的收益要大于他排除其他人使用这一产权的费用。当费用过高时,财产将成为共同所有。例如,一般来说,牧场由于围栏费用方面的原因可以属于共同所有。然而,用带铁蒺藜的铁丝构成的低费用围栏的创新,却引起美国西部公共收场中出现私人所有和牧场出租(参考书目3)。拖拉机和其他农作机械的创新极大地降低了监视费用,因为监视一个驾驶员比监视许多手工劳动者更容易。结果出现了一种由“分享收成”转到土地所有者自己操作,或由“分享收成者”变为工资工人的趋势(参考书目8,17)。 3.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 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是历史上多次产权制度安排变迁的主要原因之一。某种要素相对价格的上升,会使这种要素的所有者相比其他要素而言获得相对更多的利益。某种产品价格的上升,也会导致用来生产这种产品的要素的独占性使用更具吸引力。发生在中世纪欧洲的从对人的产权到对土地的产权的转变,按诺斯和托马思的观点是人口和土地稀缺性增加导致土地相对价格提高的结果(参考书目46)。费尼也发现,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泰国发生的从对人的产权到对土地的产权的转移,也可以用那个时期人口和稻米出口需求的增加来解释。在英国,食品价格的提高使得把开放地带和共同牧场圈为私人经营单位有利可图。据麦克劳斯基估计,尽管围栏的费用很高,但圈地所产生的年收益率达17%。 4.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 如前所述,某个制度结构中制度安排的实施是彼此依存的。因此,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可能引起对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需求。正如刘易斯所说的那样:“一旦制度开始变迁,它们会以一种自动强制实施的方式发生变迁。老的信念和制度在变化,新的信念和制度彼此之间,以及新的信念和制度与相同方向上的未来变迁之间都逐渐变得调和一致”(参考书目31,第146页)。波士纳认为,荣誉感在原始和远古社会显得如此突出,可以用当时缺乏正式的法律执行制度安排来解释。荣誉感增加了报复的可能性,因此它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参考书目52)。在现代化国家中,荣誉仍是有价值的;然而,国家成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唯一制度安排。报复和决斗被禁止了。前工业化社会出现“生存伦理观(Subsistenceethics)”,可以解释为农业生产率水平低下和潜在市场规模受限所致。“主从关系(Patron-clientrelationship)”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它代替了劳动力、土地、保险、信贷等一系列专门的市场(参考书目28,第2章)。而市场的扩张弱化了互相帮助以及这种“主从关系”(参考书目51)。在中国最近发生的农村农作制变迁之前,农村要素市场的存在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从集体农作制到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的转变,导致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土地和信贷市场的重新出现(参考书目33)。 诱致性制度变迁动力学 以上所讨论的制度不均衡将产生获利机会。为得到由获利机会带来的好处,新的制度安排将被创造出来。因为制度结构由一个个制度安排构成,所以一个特定制度安排不均衡就意味着整个制度结构不均衡。许多制度安排是紧密相关的。一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也将因此引起其他相关制度安排不均衡。如果人心的理性是无界的,且建立制度安排是不花费用、不花时间的,那么社会在对制度不均衡作反应时,会立即从一种均衡结构直接转到另一种均衡结构。然而,人心的理性是有界的。领会所有必要的制度变迁并在同时设计所有最佳的制度安排,已超出人心容量的范围。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安排是一个消费时间、努力和资源的过程。而且,具有不同经验和在结构中具有不同作用的个人,他对不均衡的程度和原因的感知也不同。他还会寻求分割变迁收益的不同方式。要使一套新的行为规则被接受和采用,个人之间需要谈判并取得一致。因此,当发生不均衡时,制度变迁过程最大可能是从一个制度安排开始,并只能是渐渐地传到其他制度安排上去。这种过程是在一个由历史确定的制度结构中发生,并以这个现行的制度结构为条件。所以,某些制度安排从抽象的理论观点看可能是有利的,但由于它与制度结构中其他现行制度安排不相容,因而是不适用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大多数制度安排都可以从以前的制度结构中继承下来。虽然某个制度结构中的基本特性,在个别制度安排变迁累积到一个临界点时会发生变化,但制度变迁的过程仍类似于一种进化的过程(参考书目1,43)。 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社会将从抓住获利机会(它由制度不均衡产生)的制度安排创新中得到好处。然而,这种创新是否发生却取决于个别创新者的预期收益和费用。创新者的收益和费用计算比社会收益和费用的计算更复杂。不同的制度安排有不同的问题。本文将制度安排分成两种,即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正式的制度安排指的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或修改,需要得到其行为受这一制度安排管束的一群(个)人的准许。也就是说,无异议是一个自发的、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的前提条件。因此,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需要创新者花时间、花精力去组织、谈判并得到这群(个)人的一致性意见。菲律宾农村转租制的出现以及从传统的佛纳桑合约到加玛合约的转变,就是这种制度安排变迁的两个例子(本考书目28)。与此相反,非正式制度安排指的是另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和修改纯粹由个人完成,它用不着也不可能由群体行动完成。最初,个别创新者将被其他人认为是违犯了现行规则。只有当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放弃了原来的制度安排并接受新制度安排时,制度安排才发生变换。这种制度安排的例子有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习惯、意识形态等等。 一般来讲,改变一种正式的制度变迁会碰到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产生外部效果的原因,是因为制度安排并不能获得专利。当一个制度安排被创造出来后,其他群(个)人可以模仿这种创新井大大降低他们组织和设计新制度安排的费用。因此,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这个问题暗含的意思是,正式制度安排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最佳量。因此可能会持续地出现制度不均衡。“搭便车”问题可能会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产生。一旦制度安排被创新和被建立,每一个受这个制度安排管束的个人,不管是否承担了创新和初期的困难,他都能得到同样的服务。如前所述,个人意识形态信念能弱化“搭便车”问题。如果新的制度安排与个人关于公平世界的观念相一致,那么他“搭便车”所需要的加价将更大。“搭便车”问题的严重性还取决于一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如果群体中成员流动性大,那么由于个人行为被发觉的可能性较小因而“搭便车”问题更容易发生。另外一个考虑因素是看群体结构的紧密程度如何。在一个结构紧密的社区内,速水佑次郎认为,“人们个人主义较少并会严格地遵从社会规范”(参考书目28,第36页),因而“搭便车”问题不会太严重。 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政治或制度企业家的作用在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中就尤为重要。政治企业家是这样一种人,“他受到普遍的信任(敬畏),或者他能够猜出谁在讨价还价中弄虚作假,或者他能够用简单的办法节省讨价还价的时间,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制定出一种制度安排,它对所有有关者来说比任何没有政治企业家领导和组织时可能出现的结果更好”(参考书目49,第176页)。制度不均衡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的人。因此,一个政治企业家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他分割潜在利润的设计能力,它似乎能使每一个人的境况更好并使成员们确信这种分割与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如果政治企业家相信对他来说收益大于费用,那么他会努力把新目标描述清楚,并建立起新规则。收益不一定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诸如社会威望或政治支持等(参考书目20,21)。对政治企业家来说,如果他能够从政府机构内动员政治支持或者与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结成联盟,那么他的费用将较小(参考书目28,第2章)。然而,这种考虑还暗示着新的制度安排可能会损害某些个人,因为一旦运用了强制性力量,意见一致就不再是创新的必要条件了。 非正式制度安排创新过程所产生的问题,与正式制度安排创新过程所产生的问题在特征上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非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不包含群体行动,所以尽管它还有外部效果问题,但却没有“搭便车”问题。新规则的接受完全取决于创新所带来的效益和费用的个人计算。而且这种创新费用并不取决于创新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努力和资源等形式。因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执行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所以创新者的费用主要来自围绕着他的社会压力。如果获利机会不是在社区成员中平等分配,那么这种费用是极高的。对落在后面的人来说,他们会感到神圣的道德受到冒犯、习惯的权力受到剥夺。接着可能会出现说闲话,甚至出现暴力行为。这正是市场制度渗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时经常出现的情况(参考书目61)。由于害怕受到社会的耻辱和排斥,尽管得自违犯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收益看起来非常之大,个人还是不情愿违犯非正式制度安排。正因为这个缘故,非正式制度安排显示出一种比正式制度安排更难以变迁的趋势。即使有政府行动,发生这种变迁也不容易。 尽管如此,非正式制度安排变迁的标准和特点并不因此而有改变。在人类历史过程中,价值观、习惯和社会道德,与意识形态一样都已经发生变迁并且正在发生变迁。创新者面临的严峻问题与其他经济决策者一样。当制度不均衡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大到足以抵销潜在费用时,个人会努力接受新的价值观、道德和习惯而不管这些规则着上去是如何的根深蒂固。 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执行主要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因此,一个团体或社区中成员的流动性越大,这种执行机制的效率也就越低。因此,流动性越高,一个团体或社区中成员就越容易放弃传统制度安排和接受新制度安排。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价值观和道德,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中不断流变而在传统经济中却凝固不动。市场经济中的青年人相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更可能成为创新者,相同的原因在意识形态变迁的讨论中已提到过。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代沟”。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 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搭便车”问题又是创新过程所固有的问题,所以,如果诱致性创新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国家干预可以补救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由于国家干预会同时引起国家的费用和效益,所以国家是否具有采取适当行动的激励,可能是经济分析中要碰到的一个问题。本部分提出了国家的一种经济模式。国家的决策将从统治者的观点来讨论。统治者可以是国王、主席、内阁总理或当选总统。我们将会看到,理性的统治者必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其原因将在“政策失败”一节中进行讨论。 国家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按韦伯的定义,国家是一种在某个给定地区内对合法使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由于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所以国家属于自然垄断的范畴。作为垄断者,国家可以比竞争性组织以低得多的费用提供上述制度性服务。因此,当存在国家时,社会的总收入将大于个人不得不自我提供服务或从其他竞争性组织得到这种服务时的社会总收入。从规范的角度讲;可以认为最理想的国家是那种“局限在防范暴力、偷盗、欺诈并保护履行合同等等狭窄功能”上的最小国家(参考书目48)。然而在现实中,这是不切实际的。作为一个合法使用强制力的垄断者,国家可以扩张它的影响范围,使之远大于最小国家的影响范围。虽然国家不能决定一个制度如何工作,但是正如穆勒所说,它却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将存在”(参考书目40,第21页)。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国家是否有激励和能力去设计和强制推行由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所不能提供的、适当的制度安排。 已经有人提出好几种研究国家决策的分析方法。第一种分析方法把国家看作一个有组织的主体。按这种观点,国家被人格化了。它具有它自己的价值观、动机和目标,它们独立于构成国家的个人所具有的价值观、动机和目标。而成为国家的整合细胞后,个人便失去了他自己的身份和特征。国家发挥作用的目的就是把它的福利或效用最大化。虽然这种观点从方法论上看很简单,但它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因为正如当斯对它的评论那样,“它建筑在一个虚构的主体基础之上:国家是一种可以和个人分开的东西”(参考书目19,第17页)。第二种由布肯南和托拉克提出的分析方法走了另一个极端。这种分析方法把国家想象为一种实现集体行动的工具。它仅仅是一种加工工具、一部机器,个人可以用它来满足他的某些欲望。个人从它那儿购买服务并只对他接受的服务成本付费。这种观点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忽略了实际决策和操纵国家机器的人的激励。第三种分析方法是当斯在研究政府过程中提出来的(1957年)。这种方法从政党的观点来考察国家的决策,而政党的定义是:寻求用法律来控制管束工具的一队人。政党的成员被假设为对他们所有的、而不只是一部分的目标都意见一致。因此政党被看成为一个具有一致性偏好序列的单个的人。这种分析方法也是非现实主义的,当斯自己也承认:“在现实中,甚至是政府的主要官员,他们也不完全具有相同的目标。”(参考书目19,第26页) 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国家的最大权威是操在一个政治家手中,他或多或少不受公民偏好和压力的影响,所以,比较令人满意的一种分析方法是把国家的决策过程看作是通过国家政治者的行为来完成的过程。这个统治者可以是国王、总统、首相或幕后最高领导人(参考书目24,25)。和任何一个具有有界理性的个人一样,统治者也关心他自己的生存、威望、权力、健康、历史地位等等。另外,国内还有可能发生叛乱,国内或国外还有潜在的统治者,这些都给他以威胁或使他有压迫感。统治者想做的一切,都是在他看来足以使他自己效用最大化的事情。然而,统治者至少要维持一套规则来减少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这些规则包括统一度量衡和解决不利的司法系统。统治者的权力、威望和财富,最终取决于国家的财富,因此统治者也会提供一套促进生产和贸易的产权和一套执行合约的执行程序。统治政治系统的费用取决于统治者被承认的合法性,因此,为了使选民们确信他的权威合法性,他会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进行投资。 经济增长时会出现制度不均衡。有些制度不均衡可以由诱致性创新来消除。然而,有些制度不均衡将由于私人和社会在收益、费用之间有分歧而继续存在下去。只要统治者的预期收益高于他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费用,他将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尽管如此,如果制度变迁会降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那么国家可能仍然会维持某种无效率的不均衡。也就是说,统治者只有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才会采取行为来弥补制度创新的供给不足:即按税收净收入、政治支持以及其他进入统治者效用函数的商品来衡量,强制推行一种新制度安排的预计边际收益要等于统治者预计的边际费用。没有人可以保证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会有激励去履行那些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以达到使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最大化。 作为实证研究,下一节将集中讨论国家不能建立符合社会需要的制度安排的原因。这种实证研究包含的规范性内容是:只要能消除政策失败的这些原因,强制性变迁的有效供给便可改进。 政策失败的原因 维持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和国家不能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这二者都属于政策失败。政策失败的起因有以下几种: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1.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 制度安排的效率由它对国民总财富的影响界定。如果统治者是一个财富最大化者,而且他的财富正比于国民财富,那么统治者会在他权威限度内具有建立最有效制度安排的激励。然而,如果新制度安排带给国民的收入较高而带给统治者的收益较低(由于统治者交易费用的缘故),那么在和原先制度安排进行比较时统治者可能会发现,建立这种新制度安排并不是他的利益所在。而且,财富仅仅是被统治者所重视的许多商品中的一种。例如,如果统治者更为关心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那么他可能牺牲国民财富而建立强化军事力量的制度安排。根据统治者效用最大化模式,我们也可以预言,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统治者将更为关心他的威望。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如此之多,以致于用不着再举例来支持这一观点了。最后一点要说明的是,即使统治者是一个财富最大化者,由于他的有界理性和认识、了解制度不均衡以及设计、建立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复杂性,他仍然还是不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 2.意识形态刚性 如果选民们对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较强的确信,那么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将下降。因此,统治者将发展一种服务于他的目的的意识形态,并投资于教育使人们能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谆谆教诲。因而统治者个人和他所倡导的意识形态是被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制度不均衡的出现,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缝隙在增长。然而,为了恢复均衡而强制推行新制度安排、并改变原来的意识形态,很可能会伤害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因此,统治者可能不是去创造新的制度安排,而是去维持旧的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并为纯洁意识形态而战,他害怕如果他不这样做,他的权威可能被动摇。因此,新的制度安排往往只有在老的统治者被新的统治者替代以后,才有可能建立。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从集体制向家庭农作制的变迁,邓是毛统治下的一名受害者(参考书目33)。 3.官僚机构问题 根据定义,统治者必须拥有一些官僚机器来按照他的意图执行法律和维持秩序、征集税收、惩处罪犯、保卫国家主权和提供其他服务。政府机关中的每一个官僚机构本身都是理性的个体。它的利益从来就没有与统治者完全吻合过。当然,统治者会试图监视他的人的行为,实施一种能促进他们忠诚于统治者的奖励制度,并反复向他们灌输诚实、无私、尽职的意识形态。然而,这些官僚机构并没有被统治者完全控制住,官僚自利行为也没有彻底消除掉。结果是设计成统治者偏好最大化的政策,却扭曲成使官僚机构本身受惠。统治者效用最大化以及建立有效制度安排的能力,取决于有多少个官僚机构把统治者的目标视作它们自己的目标。官僚机构问题恶化了统治者的有界理性并增加了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如果建立新制度安排所能带来的额外利润被官僚自利行为滥用掉的话,那么新制度安排就建立不起来。 4.集团利益冲突 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那样,“处于统治地位的个人在政治上依赖于特定群体集团的支持,这些集团使政体生存下去。经济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讲是维持政治支持的手段”(参考书目60,第10页)。制度安排的变迁经常在不同群选民中重新分配财富、收入和政治权力。如果变迁中受损失者得不到补偿(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确实得不到补偿),他们将明确地反对这一变迁。因此,如果制度变迁中受损失者是统治者依赖其支持的那些集团,那么统治者会因为害怕自己的政治支持受到侵蚀而情愿不进行这种制度变迁。兹尼发现,1880-1975年间泰国,由于其社会精英认为从技术和制度变迁中得不到什么东西,所以政府就没有采取必要的行动,结果是农业发展减速(参考书目22,第7章)。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也可能促进那些有利于这个集团收入再分配的新制度安排,尽管这种变迁将损害经济的增长(参考书目42,49)。不仅如此,统治者的垄断权还受到国内外能提供相同服务的潜在对手的制约。与统治者的对手有较多接近机会的集团,其讨价还价的力量较大。统治者因此将给这些集团提供较多的服务。如果变迁会把这些集团驱向统治者的对手一边,而且统治者从剩下的人民那里得到的好处不能补偿由于失去这些集团而使统治者蒙受的损害,那么变迁就不会发生。 4.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制度安排选择集合受到社会科学知识储备的束缚。即使政府有心建立新制度安排以使制度从不均衡恢复到均衡,但由于社会科学知识不足,政府也可能不能建立一个正确的制度安排。50年代初期,许多不发达国家采用了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很难证明这种政策有多少是当时流行的社会知识的直接结果。然而,正如波尔总结的那样(1984年),战后初期发展文献的主要内容强调的是全面的政府计划在实现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时的必要作用。而舒尔茨根据近三个世纪以来英国和其他西方经济的历史发现,一个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的变动和确立,都是由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诱发和塑造的。从以下这种意义上讲,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可能并不是“正确”的思想:即体现在这种思想中的解决方案,将导致更高的收入增长速度和更合乎人们理想的收入分配。从根本上说,社会思想也受到人们有界理性限制。尽管如此,以下预言仍不失稳妥:如果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是在一个范围广泛且受过不同训练的社会科学家之间经过充分的相互作用和商议的结果,而不是一小撮权威人物谋划的结果,那么它的危险会较小。 结束语 在结束本文之前,有两个问题尚需说明,一个是文化素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问题。 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与它的价值观和习惯一样,都是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正式制度安排一样,它们都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人造”工具。在静态经济学中,文化素质处于均衡状态并往往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来制度安排中的一些会变得过时,其原因在于人们为了从能提供更多服务或降低交易费用的机会中得到好处而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虽然制度创新过程会受到外部效果问题的折磨,但只要预期的利润增长超过费用,那么制度企业家终究会出现,有效的新制度安排也会被创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价值观、习惯和文化素质中的其他成分都是中性的。这并不是说民族的文化素质不重要,而是说它们不决定一个民族的未来。就经济增长而言,一个民族不能指靠它的文化素质(不管这种文化素质是如何地有利于增长)。一个民族也用不着等到确立了一套适合于增长的价值观或道德之后再来发展它的经济。民族文化素质会改变(一旦这样做有利可图时),而且实际上它们正在改变。今天,日本工人努力工作的态度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受到称赞。然而,引用一位应日本政府邀请前去访问日本的澳大利亚专家在1915年写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就足以证明以上观点: “当我看到你们的人干活时,我对你们廉价劳动力的印象很快就幻灭了。毫无疑问,付给他们的钱很少,但收益也同样很少,看你们的人干活使我感觉到你们很知足,悠然自得,缺乏时间观念。当我和一些经理谈及此事时,他们告诉我,要改变这种民族承袭的习性是不可能的。”(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然而,仅仅经过一、两代人之后,这种与工业社会水火不相容并被假定为不可改变的民族习性,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改变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使努力工作并创造新工作态度、价值观以及其他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个人得到好处。文化素质没有束缚任何一个人去寻求改善他自己的命运,束缚他的只是在承受变迁时有希望得到足够多好处的机会的缺乏。 对一个民族的经济增长来说,比文化素质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由于政府提供的是经济剩余赖以建立的秩序构架,而如果没有由政府提供的这种秩序稳定性,理性行为也不可能发生,所以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的。然而,正如刘易斯所说(参考书目31,第376页):“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这么多由政府弄出来的祸害,以致于很容易就训戒政府参与经济生活一事写上满满的一页。”那么,明智的政府和不明智政府的区别是什么呢?答案或许在于政府如何引导个人激励。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在寻找使他自己获得好处的机会。然而,为了一个经济的发展,有必要冒超一般化的风险去建立一种鼓励个人生动活泼地寻求并创造新的可获利的生产收入流的系统,和一种允许用时间、努力和金钱进行投资并让个人收获他应得好处的系统。具有这种特征的制度安排——更确切地讲,在产品、生产要素和思想方面清楚界定并良好执行的产权系统——本来就是公共货品。它不可能由诱致性制度创新过程建立。没有政府一心一意的支持,社会上不会存在这样的制度安排。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史与经济学理论研究论文 研究经济史要有历史学修养,又要有经济学的基础。我写过一篇《论历史主义》,是谈历史学理论的,可作为我以前所写《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的续篇。[1]本文拟谈经济学理论,可作为《方法论》一文的另一续篇。 经济学成为系统的科学,始于17世纪出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本文所称经济学理论亦自此始。但不是说,在此以前的经济思想就不重要。尤其象富国、富民思想,田制、赋税思想,义利论、本末论、奢俭论等思想,在研究中国经济史中无疑是很重要的。本文自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是因篇幅所限。也因为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是随着古典经济学的建立出现的;又是从方法论着眼,因为经济思想成为系统的理论之后,才具有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本文中,“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为同义语。 一、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 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他都属方法论。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就象不能从“义利论”中还原出一个“君子国”一样。马克思说过:“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2]这话也许有点过份,不过,“方便”可理解为方法。 J·M·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3] 我在上述两文中都提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J·A·熊彼特说: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如果我们使它只起工作假说的作用”,按即方法论的作用,“那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强有力的分析上的成就”。在经济理论上,“马克思的分析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唯一真正进化的经济理论”。[4] 熊彼特极有远见地把他那部空前繁浩而又缜密的经济学说史定名为《经济分析史》,因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他还指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由于“理论的不可靠性,我个人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说,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的方法。 下面举两个例子。西方经济学有两次“革命”,即边际主义革命和凯恩斯主义革命。19世纪七十年代的边际革命,由于其奠基人采取主观的效用价值演说,与古典的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直接冲突,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和全面否定。但是,在后来的边际理论中,效用价值说已逐渐淡化,在洛桑学派中乃至成为影子,在其他学派中被成本价值说所代替。而边际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却广为流传,至今不息。原来,边际分析作为方法只是微分数学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李嘉图的地租论乃至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增量的分析实际已有“边际”的概念。在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垄断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边际值就不能用平均值来代替了。因而,边际分析方法不仅在西方被普遍采用,在前苏联和我国也已被采用了。 20世纪三十年代的凯恩斯革命,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它曾经煊赫一时,为许多西方国家所采用,但不过20年,即为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剑桥学派等学说所代替。凯恩斯学说本身,对于研究从来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中国的经济史可说用处不大。但是,作为方法论,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分析,其国民收入、总需求、总供给、储蓄和投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等,则不仅为后凯恩斯主义者所继承,也为非凯恩斯学派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所取用。更有,因此而兴起的经济增长理论,包括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作为方法论,也已为我国所取胜;[5]我提到它,因为在经济史研究上有重要性。 二、怎样选用经济学理论作为研究经济史的方法 “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因而,恩格斯提出创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命题。[6]但迄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我前面所说的各种经济理论,都是西方的而且都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怎能(即使作为方法)用于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呢?这就是我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所说的“统一性”问题。[7] 其义有三: 第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有统一性。例如“资本”,在奴隶社会就有了;但在分析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全形态后,马克思才概括出资本的初始形态的发展轨迹。解剖现代社会是解剖古代社会的钥匙。 第二,迄今人类各种文明社会都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前资本主义的遗存和未来的因素。如J·C·L·西斯蒙第所分析的七种农业经营方式,至少有六种在中国历史上都存在过。[8]¯ 第三,我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出一个结论,即不管在“经济学对象”上有多少理论争论,实际上前资本主义的、西方的和当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都主要是在研究那种或这种经济是怎样运行的,它的机制如何?而这也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课题。 任何社会经济都是在一定的机制下运行的,否则不能持久。各种社会形态的机制不同,但都有再生产问题,都有增长(负增长)的模式问题和发展周期性问题,都有主权者干预问题,等等。这其中,有些运行规律是共同的,有些可互相参照。在经济史研究中,是把现有的各种理论,特别是对经济运行和其机制的解释,作为方法,尤其是思考方法和分析方法,加以运用。至于选择哪种理论,则如我在《方法论》一文中所说,“史无定法”,主要根据其理论对我们所研究的课题的适用性和史料的可能性来决定。可以选用某种理论中的某一点,也可在一个问题上选用几种理论。要之,选用某种理论,主要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在经济史论文中,时见“根据某种理论,应如何如何”语式,这是最笨的用法。 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一文中,作为举例,我曾提出魁奈(FrancoisQuesney)和重农学派的经济运行理论,D·李嘉图、杰文斯(WilliamS·Jevons)等的地租论在研究封建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再如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以及他的增长理论,也是有用的。斯密的增长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但他所谓“资本”是以上一年度的谷物收获量为基数,如果不取其工资基金说(上一年收获的谷物用于支付雇佣劳动工资部分),这一思路是适于农业社会的。[9]就是说,对于现有经济理论,可以加以“改造”来利用。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重要的一段是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换的历史。这种转换,过去强调工业革命,如今不同了。以西欧说,思想转变始于14世纪以来的文艺复兴,经济变革始于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马克思指出,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在16世纪即已建立,工业革命还是二百年以后的事,是市场扩大的结果。代表这种亲史学思想的巨著是C·M·奇波拉主编的六卷本欧洲经济史,[10]它运用了当代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凯恩斯学派的经济理论。这种转换,在中国相当于明、清、民国以至当代的五百年间,时间很长,所可选用的经济学理论是很多的。 在学派林立的西方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不外亲古典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以A·马歇尔为代表的亲古典主义吸收了边际分析方法,以P·A萨谬尔逊为代表的亲古典综合派又吸收了凯恩斯经济学,积累和日亲月异,这就给我们选用提供方便。经济史主要研究宏观,但分析中离不开微观,尤其市场理论,因为宏观经济学是以微观理论为基础的。在研究落后国家经济时,刘易斯(W·ArthurLewis)主张用古典经济学模型,舒尔兹(TheodoreW·Schultz)主张用新古典模型,二人同时获诺贝尔奖。我看各有短长。古典主义的人口与土地的悲观论调,历史上是存在的,但不能强调。新古典的乐观主义更符合中国历史,但过份强调竞争和均衡价格,就难找历史根据了。 我以为,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或衰退,最终是看生产资源的利用或配置是优化了还是劣化了。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资源配置被归结为劳动时间(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节约和在各部门间的分配。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尤其物化劳动,是不能计量的,“抽象劳动”在经济史上更无法描述。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把资源配置归之于市场调节,新古典更引进边际分析和导数方法,比较精确。但在新古典模型中没有土地和资源变量,而是归入“资本”,这在经济史研究中是难于处理的。 新古典模型,根本不谈制度、经济结构、社会背景以及文化习俗等问题,而经济史要求整体观察,这些因素都很重要。因而,也要涉猎制度学派、结构学派等理论。我觉得,德国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对研究中国经济史仍是有用的。又所谓资源配置,并不完全决定于市场机制,近年来已有非市场机制、非价格信号的研究,历史上,在市场不发达、没有生产要素市场的情况下,经济仍可以有进步,更不用说重大政治军事活动以及殖民、移民、水利等对资源利用的影响了。我曾见到一些对明清时期江南特别是苏南农村的研究,说明在不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传统技术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因素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资源配置或资源合理利用。[11]这也是经济史研究对经济学的贡献。 当代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R·M·索洛写过一篇《经济史与经济学》。[12]他不满于这两个学科的现状:“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习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他主要是批判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但也指出当代经济史也象经济学“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他说,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的一碗粥”。这对当代西方一些“新经济史”的批评是很中肯的。的确,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 三、经济学中的经济史论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编“论不同国家财富的不同发展”是一篇经济史论。他先从利润和风险研究提出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顺序”,即首先发展农业,然后发展工业,最后是国际贸易。但详细考察了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经济变化后,却得到相反的结论,因而他慨叹欧洲是“反自然的退化”。可是,这种考察证实了斯密在《国富论》一开篇就揭橥的论点:人类社会的进步归结于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分工是由交换引起的,“分工度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而,在他的经济史论的最后一章,就转而讨论“都市商业对农村改良的贡献”了。[13] 作为一种经济史观,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经济发展阶段论。F·李斯特把原始、畜牧以后的经济发展分为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这初看与斯密的自然顺序一致,但其论点是,一国在第一阶段应以自由贸易为手段,力求发展农业;在第二阶段,要用“限制商业政策”,按即保护关税,来促进工业的发展。到第三阶段即农工商业时期,如当时的英国,可“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的原则”,“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14]B·H·希尔德布兰德是按交换方式提出三阶段论,即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第一阶段是农民民主社会;第二阶段是自由经济。他的第三阶段带有理想味道,使交换不依赖于货币,以克服货币经济带来的贫富悬殊。[15] K·毕歇尔批评了以上两种观点,提出自己的三阶段论。第一阶段是封闭的家庭经济,包括各族社会和中世纪的庄园,是内部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毋需交换。第二阶段是城市经济,指中世纪包括郊区农业的城邦经济,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换的经济。第三阶段是“国民经济”阶段,开始于中世纪晚期,这时生产者为市场而生产,消费者自市场购买商品,商品要经过许多流通环节达到消费者手中。毕歇尔实际上已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了。[16] 到20世纪初期,经济学家对经济史的最大影响,当推J·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了。他在《经济发展理论》[17]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内在因素的创新过程。即由引进新产品、引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新来源、企业新组织形式所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新的组合所推动的,而“企业家”是执行这种新组合的人。不过,熊彼特明确指出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专指资本主义时代的。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并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将导致“非人身化和自动化”,“革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企业家”失掉作用,资本主义将自动地进入社会主义。不过他所谓社会主义,“不外乎是把人民的经济从私人领域移到公共领域”而已。[18] 六二年代W·W·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对经济史学也有广泛影响。他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但把工业化以前的几千年统归入“传统社会”,所论实际是工业化的阶段论,即为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19]最受人注意的是他的“起飞”理论和“主导产业”理论。起飞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投资净值由占国民收入的5%增至10%以上,同时有一个或几个主导制造业迅速发展,带动其他产业跟进。他认为中国经济的起飞始于1952年。各国由起飞到成熟约需60年。 领域十分广泛的当代经济学家J·R·希克斯于1969年出版一本《经济史理论》。他说,世界经济史可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具有一个可以认识的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这就是由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新石器时代的和中世纪初期的村社经济都是由习俗支配运行的,酋长或王只是传统本身的东西。命令经济常是由军事统治建立的,而由官僚制度完成,具有支配经济作用。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实际是这两种经济的。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是渐进的、各地区不同步的、曲折乃至有反复的,但总要发生。这种转变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专业商人的出现。他们要求保护财产权和维护合同,这是旧制度无能为力的。于是,重商主义时期在欧洲出现了城邦制度。城邦和商业竞争,导致殖民主义扩张。接下去,就是“市场渗透”阶段。钸克斯用历史回顾法从四个方面详述了这种“渗透”,即:适应市场经济的货币、法律、信用制度的确立;政府财政和行政管理的改造;领主制破坏、货币地租和农业的商业化;自由劳动代替奴隶劳动、劳动力市场的出现。这一切,导致工业革命。[20]希克斯是在经济史理论上首先全面论述市场经济的。不过,他只是偶尔使用“市场经济”这个术语,而更多是用“商业经济”。他还用他在《价值与资本》(该著作使他获得诺贝尔奖)中提出的理论解释工业革命:其性质不过是资本由在商业和手工业的流动状态进入固定状态。 八十年代兴起产权制度学派[21]的经济史理论,D·C·诺斯于1981年出版《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22]他并以此获诺贝尔奖。诺斯认为,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增益,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模型都是建立在分工和交易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产权是交易的根据。国家给谋求收益最大化的个人和团体设定产权,用以交换后者提供的税赋,以实现国家岁入的最大化。制度则是实施产权、约束个人和团体的行为、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则,包括认可规则和约束行为的道德观等意识形态。这种产权和制度结构的有效与否,是决定经济兴衰的关键。由于人口、资本存量、知识存量是增长的,加以其他原因,导致结构的变革,促使经济向进步方向发展,这就是经济史。但制度本身有保守性,而产权往往效率低下或失效,加以其他原因,经济史上往往是增长时期少,停滞或衰退时期多。 诺斯指出,目前用于研究经济史的经济理论不外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强调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得出一个悲观模型,但它“不失为一种探讨19世纪中期以前一千年间人类经验的颇有裨益的出发点”。新古典经济学以储蓄率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通过市场调节,达到新的均衡,并注重知识积累和边际替代能力,是一种乐观模型,可以解释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经济的发展。但它完全忽视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而没有这些,单凭市场上相对价格的变动是不能解释历史上的重大变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新古典模型漏掉的东西全部包括进来了。它强调所有权和国家的作用,强调技术发展引起所有制的矛盾,“堪黍是一项重大贡献”。不过,马克思经济学过于理论化,而新古典模型拥有机会成本、相对价格、边际效益等远为精确的分析方法。新古典模型的最大缺陷忽视了交易费用,以为不花成本就能实施所有权,以至“个人和社会的收益相等”。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诺斯反复论证交易费用的重要性,并且,“专门化的增益越大,生产过程的阶段便越多,交易费用也就越高”。他在结论中说,“专业化增益和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不仅是经济历史上结构和变革的基本原因,而且是现代政治经济绩效问题的优秀”。[23] 综观上述经济学家的经济史观各有特色,但大多是以交换关系的扩大作为历史发展的线索,亚当·斯密的分工和专业化理论普遍受到尊重,并以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或者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论述现代化过程。众所周知,马克思曾提出人类社会相继出现的五种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中,马克思是十分重视商业和市场的作用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篇题为“交换与生产力”的经济史论。[24]它讲欧洲商业脱离行会手工业。竞争导致商业政治化,出现保护关税、贸易禁令、殖民主义以至战争。而其最后结果是大机器工业的建立(马克思和19世纪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不曾用过“工业革命”一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业资本是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支配着产业”,因而,“它在封建生产的最早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25]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各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26]根据这一理论,我在1986年写了一篇《试论交换经济史》。[27] 我是用广义的分工和广义的交换概念,并把交换这个“纵坐标”理解为历史。原来,人类在学会“生产(指变革自然)150万年以前就有交换了,交换的发展谱写着人类编年史。现在我想补充说的是:马克思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是历史哲学的命题,不是经济史的命题。在经济史上,没有奴隶制者有之,没有封建制者有之,越过“卡夫丁峡谷”者更有之。[28]¯中国实际上就是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的。但是,资本主义可以超越,市场经济却不能超越,如果一个国家想现代化的话。我们曾经想超越,现在还得回来补课。至于我在《试论交换经济史》一文中的分析,今天看来有一点还是有用的,即它可说明,历史上的商业发达,不一定是市场发达;历史上的商品经济,不等于就是市场经济。这里,J·R·希克斯的“市场渗透”说,D·C·诺斯的“结构变革”说,值得我们注意。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与改革开放研究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优秀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经济学理论论文:对行为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论文 [摘要]行为经济学由于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在兴起之后就一直受到关注,频频被用于解释相关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就从介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出发,进而论述行为经济学的相关延伸理论,并展示了行为经济学被借鉴来解释现实中一些传统经济无法合理解释的问题。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理论延伸行为金融 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及相关原理与现实的偏离,催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均衡产出等标准经济理论内容构成了挑战,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在市场竞争行为、劳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有利于解释很多复杂的社会现象。 一、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其主要观点综述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假设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则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无法通过检验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这种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转变。莱布森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行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行为论者并没有抛弃主流理论,而是赞同其注重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他们坚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他们认为,经济人也对具有偏见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毁灭的行为和种种其它人类缺陷和长处做出反应。行为经济学理论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传统假定进行修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马修•拉宾(mattewrabin)及已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tvesky)是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富有创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概括来讲,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预期效用理论;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离理性的特征分析这三类代表性观点。 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延伸范围及领域 行为经济学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其敢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更因为是行为经济学能够自圆其说,其一些假设和理论观点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为经济学在现实中的理论主要延伸到以下领域: 1.当今市场竞争行为的心理特征 标准经济理论描绘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需求规律的适应条件非常有限和严格。而向当今全球市场新格局和竞争合作新特点,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及电信市场、网络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引起了消费选择行为新的变化,频频表现出明显的偏离价格需求规律的现象:降低价格未必能保住市场占有率,屡屡奏效的一些非价格竞争策略和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供应和秩序、收入和社会则富分布、消费观念和习性、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水平处于相对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消费选择行为与标准的理论描述相距就史远。无论是消费行为、企业经营行为和投资行为等,市场竞争行为选择中心理因素的影响特征非常明显。 2.劳动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业——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业率和工作变动时的摩擦失业)?原有理论对此给出了一个“公认”的理由,假定工资是在市场出清水平上预先给定的,以此为标准若劳动力过量供应,就会造成失业。但工资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还是刚性的呢?为什么有人频频跳槽,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终生厮守一个单位?这些不是能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简单解释的。“有效工资理论”、阿克洛夫(2001)的“交换礼物”等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理论和实践似乎证明了在工资和努力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在长期内是很稳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供应增加这一规律。如出租汽车司机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老师让一些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学生们不会仅根据报酬或津贴的高低做决定;幼儿园制定罚款制度是为了让父母亲及时地接孩子,但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是因为当工资与价格变化的行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时,标准经济理论中的价格交换效应就应予以修正。因为劳动者对劳动与休闲的价值判断是因人、因行业、因时点不同而异的。另外,行为经济学还研究指出,承担风险、经营管理等活动也是一种类型的付出和劳动。 3.行为金融学 行为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金融学中,有效市场假设的作用是奠基性和举足轻重的。资产定价的标准均衡模型假定投资者仅仅关心资产风险,并利用公共信息尽可能准确地预测股票收益。这些假设在某些时候确实能做出确切的预测,但当价格变化的自相关性近似为0时,证券市场上却出现大量异常现象。这些不规则现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设的资产投资者的“行为金融”(behavioralfinance)论应运而生(Baker,etal.,2004)。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异常现象是“股票收益之谜”:股票的平均回报要比债券收益高得多,为什么高收益对应高风险,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理论。为了说明其中的缘由,行为经济学假定投资者具有损失规避的行为偏好,这能更合理解释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验不足的经纪人的反应如何迟滞,而长期操盘手的反应为何又过于敏感。行为经济学还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实例来研究资本市场规模问题,关于个体股票交易行为的数据表明,部分投资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股票市场规模的极度膨胀,股票市场上的许多现象都与投资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有直接的联系。 行为金融学的迅速发展,是由于金融理论把“宝”都压在“有效市场假设”上了:投资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够观察和利用历史资料。有人曾将有效市场假设美誉为:社会科学中认识最完善的一种规律性,然而,股票价格波动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内在的真实情况。行为经济学发现了一种基于人心理活动的过度反应效应,客观、深入地研究一系列异常现象,有助于用事实更精确地检验市场有效性假设。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行为经济学也迫切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心理学的内容,正在努力探讨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 三、行为经济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1.民工短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打破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理论界纷纷对此问题发表看法,并对民工短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综观这些分析,人多是运用市场、结构、信息、制度等分析力一法,基本没有涉及民工的心理与理性,民工是该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在分析民工短缺的成因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主体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要素以及劳动环境的认知而采取的相应的经济行为。 经济学理论论文: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迟暮探讨论文 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协调”角度,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重新解读之。笔者所指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限于一个时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为“极端和激进学派”之外的、一切曾经在西方占据过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样式,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从“个人至上”的角度和不变的精英主义立场出发的。 一、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基础 迄今为止,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都是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历史。而且可以预料,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仍然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和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的过程。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还停留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赖矿物能源。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国工业产值的71.3%是来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国总人口为6.73亿,消耗能源59.96亿吨标准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这一年中国的消费总量为13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1083公斤,约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国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对资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越巨大,则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对资源利用数量越少,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准就贫穷。1995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按标准煤计算为1055公斤,美国的相应数字是11312公斤,与此相对应中国就穷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如果以中国庞大的人口达到美加两国的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十倍达到130亿吨以上,该年度世界能源总供应量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富裕和现代化不是不需要资源支持的,也不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优良制度”的结果和巧妇的“无米之炊”。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迟暮 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日益脱离经济资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过程,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数据的解释学,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是诸如多和少、增加和减少、总量和增量等等。虽然把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资源的经济流转过程,尤其是谁能获得和依据什么获得稀缺资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满足这个关键问题。 发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日益被证伪,其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日益彰显。当代所有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等,都无缘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不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足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压力大,资源分配的部分倾斜就足以导致对弱势阶层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因此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前尤其经不起检验。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整体协调”的层面上来解决,没有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措施能够奏效,这在西方“个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经济学立场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面试图解读中国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的一些理论基石: 1、“经济人”在现实中的存在范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流转过程中,却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诉诸常识和感觉。例如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基石“经济人假定”,中国高人就把资本家追逐利润与小孩子吃奶的欲望放在一起做类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能和从属于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假说蓄意混淆起来,为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寻找普遍意义的注解。正是在这样的本质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心虚和反人道本质,因为正当的行为和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词的。 在社会现实中,最适合成为经济人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因为每个学生都面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学习已经被界说和接受为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习显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个人利益的投资,因此学习对学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经济人目标也会是最重要的经济人选择目标。而且学习具有天然的平等适合于个人努力的性质,不受工艺分工和等级关系的制约,具备最理想的经济人成立条件。因此经济人假说下的学生学习应该都是竭尽所能地努力,为将来在社会上扬名立万、追利逐益做铺垫。但是实际中学生努力学习的比例甚至称不上很高,这只有一个原因: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是违反经济人假定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协调人”,即个人的行为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理性)之外,还要为许多非经济目标所制约。一个学生可能乐于花时间去享受恋爱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较舒服的某种方式来处理生活和学习的关系,学习目标在许多目标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行为方式最终就是在多个目标的相互协调和中和的实践结果。 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原子化或机械化的努力过程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会取得完全成功。 2、竞争和市场带来效率的谎言 竞争和市场能够带来效率,最终能够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结果上有利于所有人,从而具有结果公平的性质。竞争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被认为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所以其等价命题是私有制将最后有利于所有人,从而把私有制作为追求“结果公平”的不可动摇的过程和手段,过程和手段高于结果,这就是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的逻辑。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证,精英们乐于证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场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从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痴经济学理论那里,中国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就是技术落后,缺乏技术进步动力的结果,而不与低水平的消费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现实发生联系;要求产品高档和现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阶层的消费主义而是全民(包括穷人)的需要,在精英主义者那里,根据理论需要穷人永远是做白日梦好高务远的阶层,不满足“人是理性的”这个基本经济学前提(林毅夫),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将如何被满足而只知道越先进越好,这与精英阶层的消费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现实出发选择“有比无好”。中国人均产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经济学精英们说唯一的原因是企业效率不高,而完全不与中国经济底子薄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发生联系。 3、个人激励决定作用的谎言 在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励手段就是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报酬,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整合社会前进的价值了。但是与精英主义者断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国20年的观念变化和严重的社会行为失范,恰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实际中没有道德自觉精神的个人是无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与此相联系,现代的知识精英愿意把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求生谋职和回馈社会的基础。实际上知识如何任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驾御知识任用方向的只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由于一个人的创造力有限,同时他的破坏力却要高出数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监督一个人的行动往往十个人还不一定管用,因此社会监督并没有一个在低成本上实现的方法,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都没有低成本实现方法,所以个人行为不能不主要归结于个人的自主选择,道德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必须要取得多数人的主动认同。否则管理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标落空。个人的报酬只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物质激励措施在利益关系互为消长的前提下不仅难以确立合适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证个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认同的建立决不是一个激励措施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进行真诚的协调和让步。无限制地高估激励作用最终是服务于一个理论目标就是---抨击集体主义精神,为私有化正名和开道。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成功历程,恰恰说明了物质激励因素作用的荒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结果就是---以被物质充分激励的精英阶层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中国的精英阶层理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试图忘记血的教训或者想方设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状况是精英阶层自己认识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优势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这样一种结局,学会并真诚地与弱势阶层做好利益协调,向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就是向精英阶层自己的长远利益让步。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热门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芝家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授。据称“可能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据称“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1、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理论 在垄断价格的盘剥之下,打破技术垄断的价值有多大?技术能力仅仅靠购买专利就能够获得?开发的投入与技术能力的形成,加上垄断价格被打破的价值几何?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靠引进技术与靠发明来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较的。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就是买专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过是原来人家发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买了专利,一定是成功的专利才买。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变迁的话,这个成本与自己做RND来比的话,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定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对我们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国不愿意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到那时候的话,我们人均收入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5倍,假如说美国拿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搞RND的话,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来搞RND的话,我们RND的规模是他的2.5倍。你创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时候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比他还快。”按照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今天的美国还是相当情愿地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而不是在执行技术封锁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是靠什么支撑的,如果是靠技术支撑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傻到培养竞争者,以至于丧失垄断地位、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要西方企业发扬雷锋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当牧师,到西方去传经送宝。建议林博士还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学机构供职比较好,这样才能够造就“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条件。 “关于技术变迁研究,我的两个贡献是:(1)对拉坦--速水假设做了扩展,证明了诱导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因是要素的相对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受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方向仍然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变化的诱导,这一工作大大扩展了诱发性制度变迁假说所适用的范围。(2)在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引入市场规模,即当技术类型相同时,技术变迁将首先发生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技术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比较大,那么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比较大,这就会使更多的资源被用于该项技术的研究,因而这项技术的创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较大。”根据中国的市场规模,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计,不知道还有没有发展技术的必要空间。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赞同林博士的这一高见,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发展地位;中国人均资源短缺,所以中国应该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技术;中国资源分配应该首先向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高档消费品不能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先地位。 “一个就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积累。比如说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能增加的话,经济就能增加。当然我们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如果觉得土地太少,还可以到国外拿个殖民地,现在是不行的。再就是劳动力会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劳动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一般来讲,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资本积累速度是不是快。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如果你能够改变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从一个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的部门的话,那这样经济也可以增长,所以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转移。第三个是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同样的生产结构,假如我能用比较好的生产技术的话,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三方面。但这三方面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技术不创新的话。我们读经济的人都知道,技术不创新的话,不断积累资本就会面临所谓边际效益递减。在这样的状况下,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资本也不能增加生产,也不能增加产出。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积累的积极性就很低,资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资本增加的速度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技术变迁的速度。同样的情形也在生产结构中。假如说技术不变化的话,就不会有新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个产业部门里面,也就不会有生产力比较高的环节。要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其实主要看技术变迁速度是不是快。归结起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技术变迁,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因为已经遇到资源短缺,已经是土地报酬下降而且农业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中国农民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种田。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上的或经济上的),借助于发展这种优势,就可以追求到一种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我国近10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因为在产业发展上较好利用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劳动力。他说,改革与曾推行多年的‘赶超战略’相配套的宏观运行机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尽快进入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充分转移之前是不会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否则的话供应的增加会导致收益的实际下降,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据什么断定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现实的情形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头撞上了“西墙”,受到西方国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管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声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所谓的“敏感型产品”,认为对国内就业冲击很大,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就业---相冲突,早就签署了诸如“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戒律,对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出口数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什么样的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使得“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得以执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业上问题丛生,农民负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必须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又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用多给不发达地区补贴和把发达地区的财力转移到不发达地区的办法都不合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及其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个地区就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东部资金、技术相对丰富,重点发展资金较密集的产业;中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农业;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矿业、畜牧业。东部缺地,粮食生产成本高,有了统一市场,自然会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使中部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经济越发达,对西部资源的需求就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也会上升。这样一来,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动力,东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统一市场中共同发展。”因为中国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根据林毅夫博士的推演,这是需要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实际上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以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林博士的铺子既出售“无坚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实在是了不起。 2、农业问题是劳动投入不足?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8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在时代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新修了2亿亩梯田,并使中国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万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国农业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出现根本进步,并一举扭转了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态势。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国处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过,哈尔滨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汉南京于1931年,广州于1915年;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没有被淹过。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溃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溃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经有50年没有溃口了,根据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生发出来的“林氏理论”,这样的成就竟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毫无积极性和消极怠工的条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氏理论,只要是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就永远不会发生饥荒。可是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水灾1096次,比较大的旱灾1056次,都是平均两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灾,在旱灾的中心地带人口饿死比例高达80%,由于没有统计数字,详细的饿死人数永远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少的也有十多条,而且越到北方地区这样的记载就越多,根据林氏理论哪个时代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后完全归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说饥荒的年景不要说穷乡僻壤,就是诨名“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哪一年没有“路倒”哪一年不饿死人。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的控制下,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分散的小农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和改善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时代的农业体制下,农民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力量动员来进行大规模地改善农业条件的努力,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摊上也相对容易得多,实现管理目标得成本也极为低下,这才是中国农业条件改善在30年内超过3000年积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才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据实用主义“流行就是真理”的理论,“林氏理论”明显也具备成为真理的条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与中国人没有关系。 3、监督困难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仅仅因为监督困难就断言管理制度需要变更,那么除了小国寡民的时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应该存在的经济制度了,精英主义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说道“关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而一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性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取决于社员是否拥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日本企业中比较具有敬业精神的员工大约不到1/3,另外有1/3的员工能够在管理之下顺利完成作业任务,另外还有1/3的人是始终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企业就已经是非常好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中国农民是基于“绝对公平”原则才能组织的,否则他们必定会因为“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恶性发展到粮食极度短缺并大量饿死的地步。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不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 作为社会学上一个公认的结论,农村社员由于长期共处在一个稳定的社区环境里,个体比较注重以长期考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非常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声誉,在调节相互关系时,无经济成本的舆论监督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最为有效的。只有在远离这样的社区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才开始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的个人行为模式,与农村社区个体行为模式构成根本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人们开始主要依赖法律和契约来调整相互关系,舆论调节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监督的成本急剧上升。 4、西方白痴经济学中国人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特点,中国对西方白痴经济学的信奉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在学术特征上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日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对纯粹理论的兴趣远远多于对经济现实的兴趣,对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比对照现实应用来检验更为看重。总而言之,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为精英主义化的制度建立和维护其稳定而“忘我”工作。经济学方面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按照明显的梯度理论分布,在国内的高人主要是抨击“旧体制障碍”,香港高人张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则直接诉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行”。 这些人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中国人对“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标准,能够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才能称为“家”;在时代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条标准,“家”成为代表理智与良知相统一的一个指标,是对知识精英摆脱精英主义惯性倾向平民主义的奖掖,从而具有褒扬和接纳的双重涵义。 美国白人民兵小布什称中国是“竞争对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对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极受欢迎,号称是“在中国以外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国有关机构的青睐,“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相关机构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欣赏原产台湾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败者,绝对没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为一个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国外,充其量会成为一名教授、学院派学者,而在国内却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从影响层面来说,我想在北京大学影响会大得多。”林毅夫的能耐不是没有代价的,不过不由他本人来承受而已。至于说到“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一定会产生那种人,中华学术的复兴也一定能够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相应的地位,但是我决不相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在“炒别人的剩饭”过程中产生,“炒别人剩饭”的人永远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可能成为大宗师的。 四、中国在西方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回顾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定和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单回顾,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1、资源报酬递减所发生成本如何摊平 中国农业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达到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带的国家,这只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资源的短缺,资源开发的成本也一定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开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东高出5倍。中国铁矿石95%以上是贫铁矿,而且伴生共生矿多,选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国的资源,改而进口,那么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迅速被打破,在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没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成本顺利转嫁?还有资源长距离输送成本如何在竞争性价格中被补偿? 所有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都对此一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2、工业技术的边缘化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没有独立的国际营销能力,实际上无法实现我们的工业发展目标。盲目发展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是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为作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撮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实际上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对等,产品出厂定价完全由外方控制,经营结果不仅没有正常的利润,而且对工人也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条件,在免税政策的关照下对国家也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投资者也无法实现正常的资本积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远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所服务的企业本身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企业、个人包括国家(不能不执行免税政策),都不能从这些企业乃至行业兴起中获利,虽然这些外向型行业的总产值规模已经极其巨大。 中国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获得收益的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完全无法体现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最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叛卖行为,国家和社会还要承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后果,再接再厉发扬雷锋精神,为跨国公司擦屁股。这样的后果却被精英主义者当做成就来吹嘘,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笑话奇谈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发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们对未来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样的依附性经济还是有必要的,顺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外企利润汇出为几十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之巨,再过5-10年就可能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中国拿什么来支付外企的利润呢? 3、门槛价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缩减作用 目前,外资企业在国内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不同,具有一种稳定不变的特征---成为一种门槛价格,这种门槛价格依据的是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和理想的市场份额,不与市场的潜在需求和发展的普及化目标相联系,排除和消减了市场的潜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数人最后具有消费能力的可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水平的决定性障碍,兼且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做不过本地工厂,所以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竞争维持或明或暗的垄断价格同盟(即卡特尔),其结果是消费者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中国就是这样成为跨国公司“发洋财”的乐土。 在1995年,广州宝洁公司的利润率高达50%,而且是在巨额广告投放,在管理、市场营销、人员高薪等这一切大手大脚政策下的成果。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竞争力和成本优势所能够解释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违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公平交易法则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国家法律严厉管制的价格不法行为,也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成功,不是因为技术先进,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好制止了浪费,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脚下的成功,这是韩非所说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资金实力上的优势发挥。跨国公司能够集中足够的资金来排除竞争者,无论排除竞争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时间多久,它们都有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耐心等候竞争对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垄断优势地位的建立之后,再消费者身上捞回当初的“竞争排除成本”,坐收垄断利润。中国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不是不清楚这些,但是他们与这些企业具有天然的利益联系,他们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经为可口可乐公司充当吹鼓手,费心研究“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类高级高薪问题。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功,是以中国竞争者消失和中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国家经济规模达不到潜在规模为外在条件的。 4、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7年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演示版,今天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是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结果是促使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国际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下文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五、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适度发展经济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需要走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第一个走这一道路,因为中国最缺乏资源的支持,同时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经迅速逼近自然资源所能够容许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人与自然在整体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而且刻意回避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问题。一味地张扬个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编造“私恶即公利”的谎言,为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寻找借口和说辞。以管理困难来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讳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经济人”前提下,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事实,以管理困难来反对非精英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逻辑。 1、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 社会管理是没有根本出路的,人们必须长期不断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主动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以求避免最坏的社会局面出现。其中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 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是因为技术垄断地位决定的资源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优秀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51%,富裕和发达不可能不以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基础,毕竟“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还不能被突破。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优秀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优秀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优秀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优秀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可以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国防和外交问题。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走适度发展之路。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适度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适度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终结探讨论文 [摘要]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其理论生命已经终结。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已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但正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却能发挥其诱惑和拉拢之力,将中国等资本不发达国家圈进资本全球化的陷阱和虚拟经济的漩涡。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大危机,更以鲜活生动的事实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没落。 [关键词]资本腐败性;经济危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 资本作为经济关系和制度已经四五百年,它驾驭着工业化的战车驰骋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不仅陆地、海洋、天空,就连太空也都在其势力控制之中。资本不仅在“地球化”,而且正随其驱使的航天技术实行“月球化”、“火星化”、“太阳系化”、“宇宙化”。资本成了实在的、唯物主义的上帝,不仅人类,全部物质资源都是它的统治对象。正是在资本统治和扩张过程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无限辉煌和荣耀。它的原理、范畴、公式、模型被说成“自然规律”的真理表述,不仅被资本所有者奉为金科玉律,还被他们并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政府、大学、媒体、研究咨询机构宣传成“普世价值”和“大众文化”,淋漓尽致地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物极必反。正当资本统治于20世纪末期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并全面推行“全球化”,其政治经济学堂而皇之地成为“主流”以后,不到20年时光,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爆发,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按苏联教科书所划分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不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而是以资本所有者阶级为主体,以这个主体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一大派别。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它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的基本观念出发,论证人类只是物质世界中动物的一部分,是以动物性为人性的,因而是自私的,遵循“丛林法则”而自由竞争地占有物质财富,以对物质财富的所有量界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正是依据这个观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资本规定为“自然规律” 的体现,资本所有者是人类的精英和主宰。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自形成以来的四五百年,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分成众多学派,纷争不断,但所有经济学家都把为资本服务,探寻利润最大化的途径、手段作为基本宗旨和原则,都在努力为其代表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从而也就将资本导向更广泛更细致的空间,并无所不用其极地榨取剩余劳动和资源,引发了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矛盾,这些矛盾又导致国际矛盾,不仅体现于经济上,还体现于政治,并激化为战争。即令在“和平”时期,资本统治及其国际间矛盾也会以军事实力的竞赛、威慑相对抗,致使今天的人类每时每刻都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资本及其包含的社会势力迅速地增长着,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中占绝对优势的统治力量。然而,以不断增殖为本性的资本的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只要是资本,就必须获利,就必须将其货币投放到能够营利之处。从最初的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是资本直接以货币形式来谋利,由此生出了虚拟资本,即不直接投资于产业的资本,甚至只在金融领域流动的资本,这个资本量愈来愈大,它们也要获利,而且要获取比产业资本更多的利润。虚拟经济成了与实体经济并存的又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形式,虚拟资本的利润在货币金本位制的条件下,还只能来自产业(三个产业)资本,是对产业利润的瓜分,这无疑会挤压产业资本,制约实体经济,但也要受实体经济制约,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中的危机。当虚拟资本越聚越多,进而形成了独自存在和运转的虚拟经济以后,货币金本位制就成了虚拟资本连带产业资本获取利润的障碍。毕竟黄金不是虚拟的,不可能满足迅速膨胀的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的实现,同时也制约了产业资本利润的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和产业资本的产业利润是有同等地位的,甚至说虚拟利润的获取要比产业利润更为便捷。于是,经济矛盾加剧,危机爆发。 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之所以如此,自由竞争的资本在投资、生产、经营上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原因,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又是一个原因。危机是资本利润不能实现的集合,并导致资本的利润进一步不能实现,于是就不能积累,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但虚拟资本却可以在虚拟经济中炒作,并获取利润,其结果,虚拟资本反倒日益积累,并吸收了一部分产业资本加入虚拟资本的行列。这样,虚拟资本量不断增加,而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利润远不能满足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欲求的利润,于是就与货币制度、金融体制和实体经济相冲突。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这种冲突的总爆发,是以前若干次危机积累矛盾的集中体现。 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各学说面对如此尖锐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体制的矛盾陷入了崩溃边缘。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迫使资本主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冲破依据自由竞争体制规定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货币、金融等的教条。凯恩斯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他以当时苏联和德国经济制度与货币制度为依托,参照美国罗斯福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承继历史上已有的货币国定论观点,提出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其中基本有两条,一是废除货币金本位制,由国家根据需要发行货币;二是以财政手段参与和调控经济。总之,国家不仅应该干预经济,而且要作为经济生活和关系中的重要一方从总体上参与经济活动。这是对斯密以来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从理论上为从自由竞争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提供了依据。这种体制的转化被凯恩斯的继承者称为“革命”。 但它只是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性质的阶段性改革。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由国家干预、参与并制定规则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二战之后至今。 凯恩斯的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以不同方式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并因此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尖锐矛盾。然而,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有不可解脱的矛盾,其关键就在国家。虽然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可以掌控政权,并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但由于其改良主义路线不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而为了拉选票和稳定政权,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妥协,因此这些政党的活动并不能扭转资本演化的大趋势,有时甚至在它们执政期间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特别是国家货币发行权,促进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的转化。 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冲破了金本位制,凯恩斯的“革命”从理论上使国家成为货币的生产和供给者,并以此来参与、干预经济。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以后,也就等于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按其需要生产仍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用以换取国内国外的各种实际商品和服务,同时扩大“流动性”以满足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也就是说,当资本不能从实体经济中通过占有并实现剩余价值来增殖的时候,政府就印制大量钞票以财政方式或贷款来救援,促使剩余价值实现并积累再生产。这样做势必导致更多的虚拟资本虚拟。虚拟资本构筑了一个以各种金融衍生品为内容并自成系统的虚拟经济,那里也有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但却不像实体经济那样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是雇佣一批金融精英,设计各种衍生品,吸纳实体资本和居民的财产,提供形形色色可以满足利润最大化欲求的服务,由此来获取利润。 由于美元已经虚拟化,而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仍由高技术及其体现的军事力量所保卫,美国政府以增发货币和大量举债(美国国债是债务人没有还债义务的特别债务,必要时可用印制美元来使其贬值)的方式,保证了庞大的虚拟资本的利润,并使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内容。 美元的国定和虚拟化,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使美国资本财团从全世界攫取了巨额财富,也迫使各国货币的虚拟化,导致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无限制扩张,从而使人类陷入一个以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主导的病态的经济场,政治、文化也随之演变。由此引发了各种尖锐的矛盾,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过是其突发形式。人本质的进一步异化,人性的歪曲,人与人关系的矛盾,人类与其生存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些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解决的,以资本所有者为主体,以资本统治和增殖为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不能产生像凯恩斯那样的“革命”者。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步入一个必须进行变革的时期,这种变革绝非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退回到自由竞争体制,时下凯恩斯主义追随者们以指责自由主义导致这场危机的作法,并不能掩饰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而他们主张用大印钞票方式救危机的作法,只是饮鸩止渴,可能会缓解矛盾,而且在没有强大的变革势力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拖得了一时,拖不得久远。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可能逾越其历史的局限性,正是在其理论与现实的对立中,在各“权威”的主流经济学家对矛盾的掩饰和对资本腐败性的辩护中,体现着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缺陷。 资本是劳动的异化,也是对人本质的异化。劳动作为人本质的优秀,是人成为人的根据,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根据。阶级统治的实质,就是非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劳动的支配和劳动成果的占有。 为了论证这种支配和占有的合理性,历代统治阶级找出了神、上帝、天命等外在于劳动的观念,将它设定为实在的主宰。资产阶级思想家找到了物质的自然规律作为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虽然也承认劳动是物质财富生产的“要素”之一,但他们却将资本、土地等物质形式也规定为与劳动同样的“要素”,并和劳动同样分别获取新增财富。进而把不论何种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规定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并按财富占有量来界定个人社会地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基本点上就是背离人本质的,是人本质异化的理论表述。当其因反封建、反专制而具有的历史进步性随历史的进步消失后,当它不仅为资本占有利润辩护,还为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辩护,为虚拟经济和虚拟利润做以高等数学为主要方法的“科学、精确”论证时,它对人本质的背离,它的反人性的属性就日益突出。它已经不仅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而且是为虚拟资本服务的庸俗的虚拟经济学。当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以后,对劳动的控制已不仅是对无偿占有的劳动价值的积累,还包括由国家和资本联合生出的虚拟货币及其形成的虚拟资本,它既要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又要侵吞实体经济中资本的利润,在深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的同时,也引发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两个矛盾都要掩饰,在庸俗化方面“与时俱进”了一大步,从而也就迈进了覆灭的泥潭。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对于这些因资本对人本质的异化而体现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资本主义形成期所依据的“物质自然规律”来解释,表明了它作为资本所有者阶级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已经成为阻碍历史发展和人性升华的反动学说体系。人类发展的根据和动力都是劳动,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取代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就在于能够规定劳动者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并在这个基础上购买并支配劳动力使用权。但这种进步性是阶段性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当资本不仅增长到成为对全人类的控制手段,而且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直接生产货币和虚拟资本及其利润,并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立,不断侵蚀实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也就完全丧失了。资本(包括虚拟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今天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还包括对今后几代、几十代劳动者的预先剥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物质自然规律”来论说资本和剩余价值表现的利润,显然是与实际相脱离的。而资产阶级内各阶层、集团的矛盾,国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是当今世界矛盾的重要根源,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或知而不论,依然高调鼓吹着资本统治、合理与和谐的神话。 资本的增殖与扩张不仅造成人类社会的尖锐矛盾,还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总是泛泛地归因于“人类的活动”,进而把责任推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即中国、印度等国众多的人口。这是典型的掩饰实质的辩护性手法。造成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原因,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奉行的“利润最大化”宗旨,则是其理论的依据。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为了实现追逐利润、增殖资本的目的,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必要的。廉价地使用劳动力“资源”,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将这两者“合理配置”,就可以生产财富,实现效益。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为资本所有者及其政府出谋划策,以技术和暴力为先导,向全世界扩张,每到一处,就把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强行配置起来,进行财富的生产,而其所谓“合理”,只是“利润最大化”,并非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对“人类活动”的指责,不过是在掩饰其真相,推诿罪责罢了。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内容和体系。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为基本点的。这个假设将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设定为财富所有者,都在依据“丛林法则”自由竞争增长财富的所有量。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而也是相互敌对的。社会以契约和国家来制约个人对财富的竞争,个人则以理性约束自己行为。在这个基本点上,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出发点,整个体系也由此展开。体系构建者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经济的基本和优秀,是“经济人”占有物质财富,“经济人”不仅要生产,还要交换。交换使财富的价值得以实现,即货币化。每个“经济人”既是供给者又是需求者,由他们共同构成的社会经济,就是供给与需求双方对立而又联系的市场,从个体的经济行为,到总体的市场经济,都是供给与需求矛盾的具体形式,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些具体形式及其必要条件的论证。所谓“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前者是从个体、个量对供给关系的分析,后者是从国家、总量对市场的论证。“微观”部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包括个人和厂商)如何处理供求关系,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宏观”部分则以国家如何从总量把握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而运用国家权力,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制定相应市场规则和产业政策,以保证总体经济环境,为个体利益最大化提供必要条件。 这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体系,也是具有其不可克服缺陷的体系。其理想就是每个“经济人”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且这个体系所要求和设计的经济过程都是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而其缺陷,首先就是以理想掩盖现实经济矛盾。为了保证理想的实现,它把在现实中存在的阶级、阶层、集团,乃至国度、区域的矛盾统统排除,设定其不存在。其次,就是脱离实际,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将其学说描绘成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除否认阶级性,还把其作为根据和对象的财富所有权及保证所有权的制度也在理想化后作为前提,不予论说。这样的体系,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而是对资本所有者和想成为资本所有者的“经济人”的利益和意愿的概括。 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或是已经将所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或是时刻准备成为资本所有者。“经济人”的理性就是资本的理性。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体系,但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者却将它说成是“密切联系实际”的体系。之所以如此,一是在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根据的苏联教科书作底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丧失了它揭示经济矛盾的功能,二是中国深重传统中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基本观念上的相通。“发财致富”作为官方倡导的主流观念,使受小农意识影响的人从这个体系看到了自己理想的概述,真的将自己想象成资本所有者并掌握了“致富”途径。第三,为迎合资本家和政府的需要,不计后果,急功近利,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而其实用的标准,就是使资本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为此,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榨取剩余劳动,而且肆意开采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特别是“创造”出虚拟货币、虚拟资本、虚拟经济这些怪物,使全人类经济生活陷入全方位的矛盾。 第四,虽然极力掩饰,但却不能摆脱其作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本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极力在标榜他们是在进行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与政治脱离的“纯经济”的研究,但实际上则是资产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他们编写的教科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宣传品。 他们所说的“纯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政治在经济中的存在与作用。 而他们所设定的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都可以获取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背离的。第五,也是其理论生命终结的重要原因,就是在方法上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三、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开始因庸俗化而失去了理性思维的观念和能力,演变至今,更为彻底。庸俗化的方法主要特点就是辩护性,辩护性也就是欺骗性。号称对“纯经济”进行科学研究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已不再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家,而自称“经济学”家,以此表明是超乎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但实际上他们要比其前辈斯密、李嘉图更加“政治化”,他们的学说更为实用地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其内容也更具政治性)将辩护性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其要点是:(1)把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将每个个体人都视为资本所有者,进而从“经济人的理性”立论。(2)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社会形式,相比传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他们在这一点上更加确定和绝对化。(3)以现象描述代替本质规定,以片面的一般性抽象表述代替特殊性矛盾的分析,如将供求关系说成经济乃至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此掩饰阶级关系和矛盾。(4)片面地强调数学化,将数学的使用程度等同于科学研究的程度,以数学公式的推演代替经济矛盾分析。进而以数学,特别是高等数学的设量推论来设计、论证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设计,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危害。有些人甚至将经济问题的研究变为数学的习题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然要应用数学,数学是必要工具,定量分析对规定经济矛盾的意义是明确的,设量推论也有一定价值,但将数学,特别是设量推论作为主要方法,势必导致脱离实际,在“科学”的假象之下,包含着对经济矛盾的无知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退化。(5)庸俗的实用主义,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既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也没有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欲望,绝大多数从业者都只是把它作为谋生手段,从而也就势必唯雇主意愿行事,或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或是为资本寡头集团的基金会做课题,或是在媒体发表言论。 为了让雇主满意,竞相采取实用主义方法,不求探索矛盾,只顾讨主子欢心。 现今正在肆虐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没落,更暴露出其方法的低俗无能。不妨看一下十年以来的著述,对于这场孕育已久的大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几乎毫无觉察,反而大唱“资本主义好”的高调,对早已暴露的危机的态势,推波助澜,极力鼓吹以虚拟资本为优秀的“市场经济”,不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追随者,实则都是这场危机的推动者。正是他们以其庸俗的方法掩饰矛盾,或是主张私人资本企业的无限自由扩张,或是不顾后果地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特别是危机爆发后的疯狂“救市”,都表明其理念的险恶和方法的贫乏。虽然在金融资本和买办官僚的保护支持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z还会在人类思想界占据一定时段的“主流”地位,但已经没有理论生命的学说,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和应声虫,是思想史上的僵尸,虽然还能骗人,却不能在科学上有任何作为。如果说它还有意义的话,那就是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批判的材料。 经济学理论论文:两淮盐业的经济学理论探讨论文 关键词:文化经济学两淮盐业经济扬州盐商本土化 摘要:经济学虽成为当代中国显学,但理论建树同西方比起来仍有很大差距,文化经济学理论研究尤显薄弱,这同作为文化大国的中国很不相称。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业有其辉煌的历史,尤其在18世纪,两淮盐税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P4,它同时孕育出扬州书院、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扬州园林等世界级文化品牌,这些文化品牌又铸造了扬州盐商的人文精神,推动了盐业经济的增长。对这些文化与经济的奇迹进行认真研究,探寻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将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体系。 经济学虽然成为当代中国各门学科中的显学,但其理论建树同西方比起来还有很大差距,文化经济学理论尤显单薄。纵有论者,也往往作为产业经济学的一个很不重要的分支,或作为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若干例证。此状况对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是很不相称的。中共十六大号召“发展文化产业”、“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其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文化产业理论,这就把建设文化经济学理论的任务严肃地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外来再好的理论也得同本土实际相结合,接受本土实践的检验,才能全面反映经济规律,成为对发展本土经济有用的东西。立足本土,探寻规律,借鉴国外,进行理论概括,当是建设文化经济学的正道。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将有助于经济学总体理论体系的建设。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盐业经济绵亘2000余年,代有奇迹出现,甚至领导全国商业革命,创造辉煌的商业文化。若以此为切入口,探寻总结,很可能会得到若干启迪。 一、动关国计的千古产业自春秋管仲“一总盐铁”,我国历朝历代直至今日皆长期实行盐业专营专卖制度。其间虽有几度争论,小有反复,但大体上还是坚持下来。汉、唐、宋、元、明、清的江淮地区乃是最重要的盐产区,而其中心城市扬州则是盐业重镇。公元前2世纪,吴王刘濞在广陵开海煮盐,开山炼铜,从而使扬州第一次走向繁荣,成为文景之治下盛世经济的最亮点(至于如何评价七国之乱,则可另行探讨)。唐初扬州盐业再次成为贞观之治下的一个亮点。安史之乱后,山河破碎,民生凋敝,漕路不通,奸吏中饱,盐业经济下滑,国家财政窘迫。朝廷屡有诏令惩治腐败,希冀堵塞漏洞,拓展财源。可是,禁而不止,愈演愈烈。理财家刘晏来到扬州调研后采取三项改革措施:(一)疏浚运河,打通漕路。(二)改革制度,源头防腐。(三)设置常平,加强调控。刘晏发现,在原来食盐的官购、官运、官销体制中,有关官员若从中贪污,国家很难对其督察。与其惩办于后,不如防患于前。于是,将此体制改为官购、商运、商销,从而在制度上对官员贪污的可能性作了防范。同时国家设立常平仓,由常平粮扩至常平盐,再扩至常平“万物”,调节各地余缺,防止大贾操纵市场。十余年间,盐税收入从原来的40万缗增加到600万缗,增幅达15倍之多。在不增加老百姓负担的前提下,通过制度改革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成为经济史上佳话。宋代在江淮地区设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以后常在两淮合设一转运衙门管理盐务。名臣范仲淹走上仕途的第一站就是任西溪(今属江苏东台市)盐官,所做第一件事就是改革盐政,修筑捍海堰(今称范公堤),从而开庆历新政之先河。其后欧阳修更是著名的扬州“文昌太守”,他提出著名的理财三术:通漕运、尽地力、权商贾。 扬州人筑范公祠、欧阳祠纪念两位先贤,范公祠一直保存到20世纪,欧阳祠及欧阳修所筑平山堂至今仍屹立在蜀冈中峰之上,成为扬州重要的人文景点。清代两淮有30个盐场,所产之盐集中到扬州,行销苏、皖、赣、湘、鄂、豫六省,皆富饶地区。扬州位于长江、运河交汇点上,清廷设两淮巡盐御史衙门和两淮盐运使司衙门于此,前者由皇帝心腹主持,后者由三品大员开府。据《两淮盐法志》,乾隆间两淮每年食盐吞吐量为1525900余引(每引一般为300~400斤)。在食盐产地每引值银0164两,加上课税和费用,共值1188两,运至内地可卖10余两银。如是,两淮盐商每年可赚银1500万两以上,上交盐税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课60%左右。当时全国地丁收入约2600万两,最盛时3300万两,盐课数约占1P2,扬州数百户盐商上缴的盐税则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6%,故“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陈去病《五石脂》),成为康乾盛世最重要的经济支柱。扬州盐商的私人财产亦很庞大,堪称富可敌国。盐商大户主要有陕帮、晋帮、徽帮,并在清代组成新的扬帮(又称淮帮、两淮帮、扬州帮)。今有姓名可考者,约二三百人。当时有“八大盐商”、“八小盐商”之谓,大盐商之首则称之为“总商”。“徽州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陈去病《五石脂》)。另有朝鲜人安三随贡使入京,充权相明珠家仆。明珠伏法后,其孙安岐到扬州业盐,“富甲天下”,“声势赫奕”。(《清稗类钞•农商类》)安徽祁门马曰、马曰璐兄弟,积资千万,儒雅好文,声望遍及东南。歙县江村缙绅大族江氏在扬州称雄数世。江演“担囊至扬州”,“以盐荚起家”。(《橙阳散志》卷3《人物》)其孙江春(1720~1789)乃“总商”之最显赫者,领袖两淮盐业近半个世纪。他练达精明,才略过人,六次迎驾,“以布衣上交天子”(道光《歙县志》卷9)。高宗目睹江春实力,惊叹:“盐商之财力伟哉!”(《清朝野史大观》卷11)其时 “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谓之小商”(同上)。乾隆三十七年国库总资产为7800余万两白银,两淮盐商的总资产,亦达7000~8000万两。(汪喜孙《从政录》卷2《姚司马德政由叙》) 事实上,17~18世纪的中国已发生了一场以两淮盐业经济为代表的商业革命,而这次商业革命与西方世界的商业革命几乎是同步的。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威廉•配第(1623~1687)已敏锐地看出,工业利润比农业利润多得多,商业利润比工业利润多得多。扬州盐商所获利润超过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财团,所占市场份额的比例至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城市的行业可与之相比。两淮盐商创造的辉煌和积累的经验还为西方经济的发展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建设作出了贡献。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发生空前经济危机,美国农业部长华莱士为了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便向中国取经。他吸取刘晏改革盐运提出的常平制度,提交国会立法,从而为美国经济复苏立了大功,被选为副总统。他还把“常平”翻译为“ever2normal”,至今“ever2normal”一词仍常在美国经济法规中出现。英国亚当•斯密完成其代表作《国富论》初稿,乃在1773年,相当于中国乾隆三十八年。他曾拜访过被称为欧洲孔夫子的德国经济学家魁奈,也曾拜访过法国大僚杜尔格。拜访杜尔格时,杜尔格正接见两个中国使者。斯密从他们那儿了解到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因而在《国富论》中多处提到中国经济,尤其欣赏中国先贤的自由放任学说和经济的市场调节功效。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后来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来源。 二、盐业经济与文化事业清代盐业经济发展到最高峰,支撑国家财政,造就了巨大的儒商集团。他们通过建书院、筑园林、贮图书、行善举等方式支持士人读书,通过组戏班、开诗局、收字画、办文会等方式开辟文化市场。吴、皖、浙诸派巨子皆得其惠,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更因之而异军突起,树帜艺林学苑。同时,两淮盐商自身也创造了别具特色的商业文化,以自己的才智、见解和价值取向影响士人的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创造出清代学术文化的辉煌。胶州高凤翰、上杭华、淮阴边寿民、宁波陈撰、钱塘金农、宁化黄慎、兴化郑板桥等人到扬州卖画,扬州盐商则成了他们最大的买主,从而培育出巨大的文化市场,郑板桥等人则成为画坛一支异军崛起于扬州,被后世称之为扬州八怪。盐商又延请艺术家住于自己的家中,艺术家为他们设计出精美的园林。扬州盐商又兴办书院,给教育以很大投入,提高了市民的总体文化素质,造就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旧时书院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场所。一般情况下,掌院由地方政府聘任,经费由地方财政拨付。扬州书院在管理体制和经费来源上异于他地:“皆隶于盐官,藉其财赋之余以为养育人才之地,故饩廪之给视他郡为优”(李斗《扬州画舫录》卷5)。安定、敬亭、维扬、广陵、虹桥及仪征乐仪等书院,生员经费亦很优厚,除正项开支由盐政拨付外,盐商个人亦时有资助。如马秋玉于雍正十二年(1734)助建梅花书院,筑讲堂5间、号社64间。汪应庚于乾隆元年(1736)捐资5万金重修学舍,并以113万金购学田,岁入归学宫。江春也“加意于书院、养老院、育婴堂诸事,每发一言,画一本,群商拱手称诺而已”(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 由于经费充足,待遇优厚,知名学者纷纷前来讲学。王步青、姚鼐、厉鹗、赵翼、杭世骏、全祖望、蒋士铨、王乔林等人先后任各书院掌院。名师执教,高徒辈出。生徒助学经费丰厚,更为其他书院所莫及。据《两淮盐法志》载,“在院诸生分正课、附课、随课。正课岁给膏火银三十六两,附课岁给膏火银十二两。”当时府学教官俸银仅31两多,书院奖学之举确实给有志之士提供了难得机遇。兴化贫士顾九苞入安定书院,专攻《毛诗》、《三礼》,成为扬州学派起首人物。九苞的表侄任大椿亦入安定书院,业满后考中进士,任礼部郎中、监察御使,协修《四库全书》。江都汪中生于“酷贫”之家,后入安定书院,与掌院杭世骏论学,得其褒奖,终博通《书》、《礼》、《春秋》、《尔雅》,成一大家。江都焦循本极贫寒,亦入书院,终淹通于易学、历算、声训、诗文、戏剧,有“通儒”之誉。“海内无匹”的文字学家王念孙和经学家刘台拱等人亦出于安定、梅花二书院。“安定、梅花两书院,四方来肄业者甚多,故能文通艺之士萃于两院者极盛”。任、顾、汪、焦、王、刘皆为扬州学派重要成员,阮元更成为一代儒宗、扬州学派集大成者。其他著名学者如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王应馨等皆曾于诸书院就读。 扬州盐商对书院教育事业的投入,结出丰硕的成果,至今被人们所称道。此外国家每有重大军事行动,或大灾大赈,或河防工需,或巡幸典庆,盐商就捐输报效,乾隆间捐输额高达3826.6万两。其中江春助修河、赈灾以及朝廷在台湾设防军费等七项捐输即达1120万两。盐商对文化事业的支持,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此看作经济对文化的赏赐,或经济的额外负担。清初扬州城里充满秦音歙语,陕商、晋商、徽商鼎足而三。康熙以后,陕退晋转,徽商几乎独占扬州市场。这当中有很复杂的原因,但徽商重文可能是个重要因素。其时商人在经济上支持文人,文人也在内功上支持商人,强化商人的竞争能力。扬州书院为盐商子弟培养出一批经世致用之才,有的成为儒商,有的步入仕途。扬州八怪的书画创作、叠石造山,美化了盐商的居住环境,提高了他们的文化品位、社会地位。八怪的代表作家郑板桥在穷困潦倒之时得大盐商马秋玉资助,从而在扬州立足。 他看到工商业者的社会作用,便大胆提出改变“士农工商”的社会成员排列顺序,说:“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为四民之末”。(郑板桥《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载《郑板桥集•家书》)后来他到山东做官,出告示保护各烟行商人的合法权益。阮元遍校群经,任两广总督时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开启洋务之先河。高宗看到他的才学,曾高兴地赞叹“不意八旬外又得一人”。焦循研究南北商务物资流通,提出在镇江、扬州间“架一浮桥”。他们的学说,在理论上支持和扶持了盐业经济的发展。 三、奇异的对联式悲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赞叹中国经济文化的辉煌,同时作为旁观者也看到中国千年以来变化无多,积弊已深。西方商业革命伴随文艺复兴很快引入工业革命,而中国商业革命却没有引出同样的结果。当两淮盐业经济发展到巅峰时,西方工业革命已经展开。富极一时的盐商们几乎没有一个意识到,西方与他们的差距正急剧缩小,并迅速形成对比。首富江春突然败落,被籍没家产,偿还欠款。嘉道间扬州能运销四五万引的盐商只剩十余家,销盐量不及乾隆时的十分之一,总资产也只有五六百万两。道咸间继续下滑,只有十余家能运二三万引,几乎失去了销售市场。两淮盐业的衰败,标志着清室一大财政支柱倾倒。盐业经济下滑,书院财源无以为继。书院的山长们更没有意识到西方的现代式大学已崛起。扬州八怪以敢于创新、敢于突破传统著称,打破了正宗画家“四王吴恽”的一统天下,占领了文化市场,成为文化市场的获胜者。可他们在获胜之时却没有看到,西方古典写实的技法已传入中国。意大利画家郎士宁、捷克画家艾启蒙、德国画家贺清泰等人都已进入中国宫廷,直接为康雍乾三代皇帝及后妃们作画。他们依西方透视解剖之法,同时吸取中国工笔画之长,画人物肖像、花木山水、飞禽走兽,呈现崭新的风貌。可中国画家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市场已遭西风侵袭,更没有取彼之长以充实自己、保护自己的措施。扬州学派博通诸科,系统整理传统文化,探微勾玄,弘扬精华,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章。可他们没有看到西方人已换一个角度总结历史,探索规律,试图构建通向未来的理论。于是悲剧出现了:中国的位置同西方的位置奇迹般地互换了。 马克思在谈到中国社会转型时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1](p.716)两淮盐业经济和扬州文化的盛与衰不正是最典型的“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吗?正因为其典型,为我们研究文化经济的盛衰规律提供了最好的参照物。四、仍须在本土找出路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2](p.186)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在研究彼时彼地经济规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亚当•斯密审视了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继承和发扬了威廉•配第以及布阿吉尔贝尔、约翰•洛克、达德利•洛思、大卫•休谟、斯图亚特等人的成果,从而建立自己的体系。到大卫•李嘉图则宣告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 从此斯密、李嘉图的学说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想。华盛顿大学教授诺思本为计量经济史学派的一个学者。他在研究17~18世纪美国海洋运输时发现既有的模型不能满意地解释经济效益的增长,于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说明同样的经济政策,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中对经济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效果,从而创造了制度变迁理论,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理论建树成了美国政府新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对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并深深影响着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史学界和经济理论界。两淮盐业经济在公元前就有惊世的起点,在8世纪、11世纪产生过辉煌业绩,17~18世纪发展到顶峰,19世纪出现“奇异的悲歌”。它在世界经济发展长河中的典型意义绝不亚于18世纪的美国海洋经济。这当中许多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值得探讨。例如:盐业经济上升时,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如何?当其衰弱后,它所曾支持的文化事业为何还能继续发展?乾隆南巡,宣布“每引加斤”(实际是在税收总额不变的前提下增加盐商的销售量),这对其他商品的价格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否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用函数进行表示?对其解读,寻其规律,无疑有助于文化经济学理论的建立。盐业文化的积淀已不是盐行业的专利。从其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将会对整个经济界、文化界有所启益,对我们的总体经济建设有所启益。 如果我们以研究扬州盐业文化为契机,建立文化经济学的理论,其意义不会亚于诺思的制度经济学理论。那么,文化经济学应以什么作为研究对象呢?我认为,至少应含有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经济运行,其中包括文化事业的战略管理、经济成本、经济效益和文化产业的组织理论、经营业态、市场开拓、绩效指标等等。第二,文化市场的开拓、建设及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接受者研究。第三,文化理念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其中包括文化对经济结构、经济政策、经济产业的影响及文化对经济作用的机理 。第四,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包括互动的内在机制、环境条件、滞后效应、组织协调等等。应在对历史规律的总结中,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探寻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在物质生产领域探寻其文化力量,在精神生产领域考量其物质成本和物质效益。可见,文化经济学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搞清这些问题,揭示其中规律,无疑有助于新时期的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启迪我们确立科学的发展观,进一步搞好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决不是简单地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几个字就能概括的。盐业经济对学术文化的支撑,学术文化对盐业经济的哺育,许多内在规律尚需我们探讨。不妨穿越时空隧道,以18世纪扬州盐商文化为支撑点,放眼古今中外的文化经济现象,进行理论概括。 相对于物质资源配置研究而言,目前国内理论界对这四个层面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研究文化经济应尽量吸取人文科学(尤其是文艺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现有成果,但文化经济学并不是文化学与经济学的简单糅合。就学科分类而言,它仍从属于经济学。我们要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文化这一特殊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与接受,研究物质生产的文化支撑。立足本土,其意义决不止在本土,而在全世界。正如西方经济学家总结西方经济规律抽象出来的理论可能对西方和东方都适用,东方经济学家总结东方经济规律抽象出来的理论也可能既对东方适用,也对西方适用。当然,所有理论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与充实。文化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将为当代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发展战略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经济学理论论文:生态经济学理论下环境恢复与重建论文 生态学是由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于1861年首次提出,并于1886年创立了生态学这个学科。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包含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进化生态学、地理生态学、生理生态学、应用生态学。生态学不仅是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学科之一,而且与农、林、牧、副、渔、医都有密切关系的应用基础学科之一。 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科学的总称。包含理论经济学、技巧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数量分析和计量方法、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生态经济学是从生态学系统来看待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生态变化的经济因素。包含部门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经济学、专业生态经济学、地区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的抵触运动发展规律及其应用的经济学分支。 生态学与经济学两个名词同源于希腊字母(Oikos)。分辨是指有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问题与管理。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生态学和经济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与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科。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战略性和实用性特点。 在中国它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至今只有20多年,在此期间,生态经济学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旨在整合生态与经济系统,供给新的思考方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许多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及时投入这一崭新的学科研究与应用。研究成果中部分内容。在推动建立全民生态意识和用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取得令人瞻目的成就。 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学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耦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在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价值流循环与转换。生态经济系统划分范畴可大可小,从层次上看,有由地球表层的生物圈和经济界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系统、国民经济总体生态经济系统、部门生态经济系统、行业生态经济系统。按地区大小分:有国土生态经济系统、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庭院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组成包含人口、资源、环境、科技四大要素。 “现代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不可分割的生态经济统体,因而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有机整体。按照这个理论,中国现代经济不是个封闭系统,而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之上的宏大开放系统,这个开放系统就是生态经济的有机整体”。生态经济学包含生态经济和谐发展理论、生态经济有机整体理论、生态经济全面要求理论、生态经济生产理论、生态经济价值理论、生态经济循环理论。生态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生态学理论为基础,运用现代系统理论的分析方法,从结构、功效、平衡、效益、调控高度揭示生态经济系统这一客观实体的运动发展规律。 经济学理论论文:城市经济学理论论文 【摘要】本文从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渊源、发展和变迁这一视角,梳理并评价了经济学说史上有关城市经济学的演进脉络,总结了城市经济学发展进程中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并展望了未来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可能的新方向。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经济集聚城市化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时候,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关注城市经济问题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城市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高潮,当时不仅有城市“劳动分工”说(AdamSimth,1776),而且还盛行另一种可用以解释城市的经济学说——古典区位理论(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后,城市经济学不仅没有在马歇尔天才的综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却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徘徊。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多次试图推动城市经济学的勇敢的努力,但它们最终均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到了199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经历了一番反思和调整之后,终于涌现了两股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参见图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之后,城市经济学却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具备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诞生。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为什么却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相对沉寂,甚至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曾经出现了几次试图将城市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为什么它们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再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再次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回答,本文将按如下顺序组织:第二部分回顾并评价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简评以屠能为代表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及其与城市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对新古典时期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的种种努力进行评述;第五部分对近年来十分盛行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进行评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对城市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二、“古典劳动分工”说——最早的城市经济学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有关城市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无疑是城市出现的先导,而专业技能的提高和产品开发无异于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很显然,这已经是最早的有关城市的经济学说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380年)则遵循着色诺芬的这一思想路线,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柏拉图写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种对劳务的相互交换,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们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图的这段话为城市产生于专业化和分工确立了经济基础,并奠定了交换理论的基础。很显然,在柏拉图那里,是专业化创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确立了互惠的交换,在这当中,城市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的相当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专业化有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又提高了这里的工人们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17世纪、18世纪,“古典劳动分工”说在解释城市问题时仍然占据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认识到,大城市与劳动分工的内在关联以及专业化的好处等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只有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独一无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方面,“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这里,分工的结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都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地谷物的全部价值。此外,他们还节省了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 在这里,斯密不仅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好处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进行了阐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页)的一个简单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则更为直观,其中,k代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p代表劳动生产率,w代表实际工资率,g代表物质增长率。很显然,在实际工资率w给定的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城市的经济或财富增长便主要取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比率k和因分工扩大而导致的生产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来,k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由此看来,斯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统地从劳动分工角度来论述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经济学家。 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优点在于:它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的好处、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等看法均颇富创见性,但由于这些阐述比较零碎、散乱、没有模型化,因而其内部组织和架构颇为散乱,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传播。 三、古典区位理论——城市经济学的摇篮 进入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在当时的后发展中国家——德国——萌发,工业革命的迹象已经凸现,但农业经济仍占据德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对城市周围农业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定程度上的接纳。虽然屠能(VonThunen)开创的理论(TheIsolatedRepublic,1826)阐述的是农业土地利用和地租问题,但从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力作。 在屠能的理论中,一个孤立的城市(镇)作为整个农业生产布局的中心事先给定,在它的周围布满了为它供应农产品的农户;同时,每一种农作物的产量和运输成本也各不相同,相应地,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着农户与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并且每一个体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农户之间相互竞争土地的结果,将使地租从中心向由高向低依次递减,直至为零。由于每个农户将面临地租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并且不同作物的运输成本和产量也各不相同,因此,农作物的生产将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给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观的结果。该图横轴代表距离中心城镇的距离,纵轴代表租金。图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竞租曲线”(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给定的距离时农户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实线组成的包络线定义了租金级差。该线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者愿意比别人出更高的地租,结果便会得到图下半幅同心圆式的种植圈层。越靠近最里层,土地的租金就越高,运输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为零,但运输成本最高。 从上看,屠能的理论似乎仅能对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化的解释,比如,它能解释不存在李嘉图式肥沃程度差异条件下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释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农户售卖农产品所得的价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然而,该模型在多方面的扩展也使得它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的一块理论基石,比如,该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问题,这构成了后来的“新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时期,通过建立有关集聚经济的模型,该理论又可以被扩展到探索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内生形成问题(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农业时代,当时盛行所谓“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经济,这也许正是他的模型能够与以竞争范式为特征的诸多新古典应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与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用劳动分工解释城市经济问题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的实质则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作为分析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所谓“离心力”。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的所谓“向心力”,他的模型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释,这样,有关城市为什么形成以及怎样形成的关键思想便被他人为地假设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区位理论形成了两个基本分支:第一个分支是要考察:在给定所有其他“经济人”区位的情况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经济人”的成本问题,也即“最小成本区位问题”。该分支主要由韦伯(Weber,1909)、艾萨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萨卡世塔(Sakashita,1987)、贝克曼(Beckmann,1987)、师叶和麦(ShiehandMai,1997)等继承和发展;另一分支则要考察:在给定厂商相互直接竞争的条件下,厂商们如何寻找最佳的区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条件下控制它们的市场区域问题,也即“中心地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该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纳(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经济问题的某一方面,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能够解释厂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趋势,克里斯蒂纳的“中心地理论”能够解释城市体系在具有不同区位的市场区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们在解释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时均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们在解释城市区位问题时大多借用了物理学、几何学而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结果便在客观上限制了它们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中运用了“物料指数”、“位置权重”和“劳动系数”三个工具来解释工业区位中的最小成本问题,但该决策问题中的决策者到底是谁,是一家工厂还是企业主?如果是厂商,它是私人厂商还是其他?韦伯对此并未给予任何交代,换句话说,韦伯所说的最小成本问题既不是关于理性决策者如何做出合理决策的问题,也不是这些决策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问题,因此,严格地说,韦伯的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没有多大关联(Krugman,1995)。还有,克里斯蒂纳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论”讲述的是在权衡了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后,生产者决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结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提供产品,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个体相互影响的决策问题,但是,它没有给出明确的决策者是谁,也没有言明决策者决策时的市场结构或者厂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问题,因此,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心地理论提供的是某种纲要,一种可以把你对城市系统的思想和数据结合起来的方法,而没有提供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结构的经济模型”。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中的很多变量均表现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区在空间上是不连续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规模后可能会停止增长并在它的周围产生出更多的中小卫星城,还有,由于外部性的影响,一定量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经济活动具有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难完全体现在商品的买卖价格上,这样,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便无能为力,而应该用专业化和分工的方法来求解。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古典区位理论均在一个轻松的假定中将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总之,古典区位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时调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础上,它所作的假定与农业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小城镇经济相匹配,但是,当工业经济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识、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优势日益彰显的时候,它难以对城市经济的优秀——城市形成——做出解释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结果,古典区位理论便走进了其理论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时期的城市经济学——无能而无奈的努力 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基本处于沉寂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区位理论一样,均与完全竞争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相容,这就决定了它难以对城市经济活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人理性,对价格和彼此之间的活动具有完全知识。企业被假定为规模较小、不能行事其权力的价格接受者;生产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场上交易,因之生产者能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支付全部费用,而消费者除非得到合理补偿,否则不会被强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极小的数量进行生产和消费;最终所有的经济活动在价格机制下均达致最优的均衡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经济是个非常不完善的领域,也即它以广为分布的外在性为特点,因此,客观上看起来比较理智的资源分配事实上很难办到,此外,城市的投资和生产倾向于“大批量、大规模”,这很难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相容(参见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以空间上的集聚为主要特征,这样的客观现实均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报酬递减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马歇尔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界流行的数学方法是所谓的“微积分法”。微积分法对于处理完全竞争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传统新问题得心应手,可对解释地理空间、城市等具有非线性特征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用于处理城市和空间问题的数学工具——非线性规划、库恩—塔克条件等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先后出现,这样,在经济学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好满足于现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构筑城市经济学的大厦,结果便导致了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时期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演进:第一条路径主要是继承所谓的“马歇尔传统”,将城市经济问题放在“外部经济”这一黑箱中来处理,从而演绎出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的诸多文献;第二条路径便是对屠能的理论进行简单地扩展和修补,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新城市经济学”的工作。 (一)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城市 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现象的始作俑者是马歇尔,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而且首开了运用“外部规模经济”解释空间集中和厂商相互接近的优势,“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区位时,他会是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相互从临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得到良好的市场”。 更一般地,马歇尔所说的同一产业的厂商相互毗邻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以支持专业化的投入品生产者;第二,雇佣同一类型工人的厂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劳动市场蓄水池的作用,也即当一个雇佣者的经营不好时,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类似的工作,反之,当他经营好时,又可以雇佣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厂商之间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马歇尔对城市或工业集中问题的处理法,给那些试图进行正规模型化的后来者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术方面的,还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则它会通过直接影响个人的效用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其作用,从而它与竞争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将影响以价格机制作为交易中介的厂商、工人和消费者,比如,厂商相互临近可以相互借债、融通资金,但是,当他这样做时,一定会与整个经济的微观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的程度、厂商垄断权利的强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金融外部性与完全竞争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实也许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所说,正是由于技术外部性与竞争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定集聚来源于技术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临的模型化难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此后的城市经济学在劳动分工之外的另一条道上越走越远。 比如,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为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例如,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两难冲突,其结果是最优的城市规模由此给定。如图2所示,该外部经济的净效应产生的城市规模与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现实中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规模的城市?亨德森争辩说,不同产业的外部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经济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城市规模,与具体的产业关系不大,比如,钢铁产业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经济的回旋余地也大,轻纺城市则相反,最终,轻纺城市的最优规模在O点,金融城市在P点,但不同类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将达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他通过假定将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布局在中心商业区来论述城市集聚现象。也就是说,他不能真正从微观主体相互逐利的结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诉诸于一个人们其实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匣子——外部性——来解决问题。比如,他在论述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时,依赖一个假想的大型开发商或者城市发展商来解决问题。从现实和理论来看,发展商或城市开发商均有内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趋势,这一点肯定是对的,因为内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让开发商或者发展商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该大型发展商或者开发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又来自哪里?作者对此含糊其词,并没有给予多少解释。因此,尽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几者均多前进了几步,但他在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时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经济学模型一样的错误。 (二)“新城市经济学” “新城市经济学”(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其经典模型是一个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该中心被假定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该城市拥有一个事先给定的中心商业区(CBD),它规模既定,从每一个方向远离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是土地和居住区,居住区被假定为一维空间;该城市地区人口给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业;唯一的交通成本发生在居住区与中心商业区之间,中心商业区内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义为对中心商业区复合商品的消费和土地的消费;均衡时,消费和价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结果,城市的规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条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时间以及农业对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内生决定,土地价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区位等均由模型内生决定。 虽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经济学前进的征程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也产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见,比如,比如,它运用了经济学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将厂商、消费者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看待,又如,它的结论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优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与中心商业区的距离的函数,而该密度问题很可能与交通体系的拥挤有关;还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经典模型和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单中心城市(mono-centric)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解释:在工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城市为什么会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会形成很多居住区和农业区。换句话说,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样,均不能将城市的形成作为一个变量而内生决定,而中心内生这一点在工业经济时代却变得比农业时代越来越难以回避。尽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成了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此之前,城市经济学零星、散乱、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释力差、适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经济学开始拥有较为完整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分析工具较为先进、模型内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释力和适用面大大扩展。很显然,城市经济学在“新城市经济学”之后作为一门具备较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真正诞生(Mills,1998,pp.1-11)。 总之,如前所述,传统城市经济学只提供了经济活动如何在城市周围扩散开来的有关理论,而没有提供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城市集聚起来,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正构成了传统城市经济学的共同缺陷。毫无疑问,对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区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讨无疑将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优秀问题。 五、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两股试图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联系和互动大大加强,这样,以研究单个厂商乃至一个行业的规模和资源配置问题为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难以适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个以空间上的集聚、交易成本节约、分工和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城市化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主载人类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能深刻、完整地解释和分析城市内生演进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经济学已成为时展的客观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有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等,所有这些发展均在客观上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为例,在该模型出现之前,城市经济学在“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视野内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在该模型解决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以后,有关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经济问题变得可以处理了。因此,该模型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鲁格曼和维纳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们的学生等为代表,其主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城市中心的内生性,还有,为什么在特定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福基塔和欧格华(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论证说,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区位同时决定的话,就必须在一个没有外生给定中心的区位上进行研究。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决定城市区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弃完全竞争而采用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投入会带来网络正外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新经济地理学所说的“城市中心的内生性”就是“集聚经济”的另一侧面。那么,集聚经济的源泉又来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释说:第一是非市场相互作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知识的共享,这会产生区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邻效应”(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垄断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其中厂商生产差别化的产品,而消费者则偏爱多样化的消费;第三,由于相互竞争的厂商在地理上的毗邻,便会产生所谓的战略外部性。正像一个铜板有两个面一样,集聚经济既是中心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由于集聚经济在产生正外部性的同时会带来两个“冲突”,第一是集聚带来的效率的提高与相应的内部运输成本的提高之间的两难;第二是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与其他城市之间的集聚的两难。总之,当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达到饱和时,它便会让位于拥挤、污染等“集聚不经济”,从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开始占主导,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网络化的城市体系会形成。 “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这样一些优点:首先,它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城市经济学优秀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地解决;其次,它运用了非常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假设,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合理地解决了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空间外部性之间的古老难题;最后,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更高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低程度的差别化与城市分散对应,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高程度的差别化与集聚对应,这些结论大多已得到实践和现实的检验。然而,它也存在缺点,比如,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和生产者截然两分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虽然恰当地降低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但是,因为城市经济活动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事实,而使它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种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经济很可能与多种因素的集聚相关;最后,它不能预见很多与城市化进程共生的现象(杨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该模型能将地理学的生产布局理论、主流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结合在一起解释城市的出现和城市化进程,所以,它却为以后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线索和参考素材。 (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主要有这样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这些模型虽然数目较少,但内容丰富,且隐含了很深的政策和应用意义。 (1)从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经济的独特角度解释城市经济现象。在这些模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虑了不完全竞争和分工经济,从而内生化了城市的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交易效率优势、城乡低价差别以及与城市化进程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在这些模型中,第一,专业化经济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则它的报酬便是递减的。而专业化经济的报酬是递增的,它不仅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能内生出产品的多样性。第二,每一对“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将会引起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自发演进到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状态。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能通过缩小“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而使市场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第三,在新兴古典城市经济框架中,市场的功能将更加复杂,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这个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不仅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商业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化本身不过是专业化和分工程度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发生变化和改进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产力就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正是这个正反馈机制不断推动城市和城市化的进程。 (2)这些模型的内生程度更高,解释力更强。第一,它合乎逻辑地解释了城市的出现。在城市起源说中,既有“军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说,也有“社会分工说”,还有“私有制说”和“集市说”乃至“阶级说”和“宗教说”,但是,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相结合来解释城市的出现既能从整个社会分工网络的角度解释城市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又能从个人自利决策的角度解释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经济根源,因而,该说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说”更具说服力;第二,这些模型可以解释与城市化进程中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比如,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在城市生产的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相对比率的提高、每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职业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场范围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的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和每种产品生产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鲁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虽然也能解释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因为这一点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给定。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恢复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思想零碎模糊、体系组织性、逻辑性差、难以模型化等内在缺陷,能在一个具有严格组织体系的框架内将过去城市经济学的很多优秀思想组织起来,此外,它的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很多现象能给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复杂程度较高,还有,很多人批评它的假设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比如,程炼,2002),另外,它的相关经验和政策分析还很少,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在经济学界的传播。 六、结论与展望 一部城市经济学的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失败的累积史。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洞见就是劳动分工对经济发展、城市和国民财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么重要的思想却在马歇尔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遗弃。同样的是,以屠能等人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尽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现实,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漠视”;在此之后,虽然也曾有些经济学家拿着锐利的分析工具,试图为将城市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不懈努力,但无情的现实却将他们远远抛弃;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痛定思痛的城市经济学家们终于抓住了城市问题的症结,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经济学的锐利武器,于是,过去几个时代的陈旧思想似乎一下子复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们去做的也许只是记取这些经验和教训,保持一个清醒、理智的头脑。 首先,简洁的数学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学科的共同特点,要想使一门学科步入科学的殿堂并成为后人传承的经典,模型化也许是不多的几条出路之一。因为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不仅能为给定的理论模型提供从假设到结论的最简捷和有效率的逻辑链条,而且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多次的反复假设和检验来剔除模型中非本质的因素,并更快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大大提升一个理论或者模型的严格和内洽程度,从而加速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很显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关城市与劳动分工关系的学说尽管颇富原创性和说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进行严格的定义,且其理论没有用数学逻辑很好地组织起来,所以,它们只能是一些缺乏内部组织和秩序的理论片断的集合体,结果,在马歇尔对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这一缺陷便在客观上阻碍了古典城市经济学说的发展;一个可作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经济学”理论,虽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时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业区外生给定,但是,由于它拥有较为系统、严格的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基础,并且其模型均从“经济人”自利行为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导而出,所以它反而成为城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其次,一个理论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标多么宏伟,也不管它的假设是多么地不符合现实,但是,只要它能预测和解释现实,它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时代是典型的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时代流行的是所谓的“报酬不变规律”,城市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论虽然在解释城市形成时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现实,因此它是那个时代最具解释力的模型;与屠能相比,“新城市经济学”似乎显得比较幸运,因为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分析工具在那个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没有观察到现实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多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没有把握住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结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而未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笔者之所以相信“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可能有较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把握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报酬递增——以及相应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竞争、专业化和相应的数学工具。 再次,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质问题、根本问题,也是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寻找并把握优秀问题,把握其规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视次要问题。古典和前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分工与城市关系的学说以及古典区位理论被时代遗弃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因为他们观察到了一个当时时代里并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并且当时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当时的人们关注的优秀问题;而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的兴起则是时展的必然,因为当代的社会已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城市已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而理解城市的内生形成已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优秀和重点。同样的是,新古典时期用外部性来解释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经济学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区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将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放进一个人们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箱中而试图掩饰自己对城市经济学问题的无能和无奈。 最后,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综合、调整和融合的新时期,一方面,过去的传统理论不断在新的躯体上复活,比如,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就借用现代的分析工具——超边际分析——将前古典和古典时期的城市与劳动分工的理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再现在世人面前,新经济学地理学则在屠能的地租理论、缪尔达尔“循环累积”(Myrdal,1956,1957)、马歇尔“外部性”、赫希曼的“产业关联”(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城市经济学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断涌现,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将计算机模拟、演化经济学以及动态学来描述城市的演进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论则借助于非线性规划和库恩-塔克条件甚至计算机模拟等来建构起理论模型。还有,不同理论之间已经在某解关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均看到劳动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将主要由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组成:第一,两者均有一个比较接近现实的分析框架作为支撑,前者以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集聚经济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劳动分工、专业化和不完全竞争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两者均拥有一个具有相当高级的数学工具作为支撑,前者以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后者以超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第三,两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同时这两个学派又均熟知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演进路径。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城市经济学派的复兴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某种回归,而且是对过去的古典区位理论、新城市经济学、以亨德森为代表的用外部性对城市的解释、经济地理学经验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的总结,同时也是对过去城市化理论的某种综合和超越。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管理模式研究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等进行讲述,包括了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等,具体资料请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优秀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经济学理论论文: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促进企业市场营销发展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马克思关于交换的理论;马克思关于产品实现的理论;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的理论三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马克思经济学,对交换做了较多的阐述、马克思经济学特点是产品必须满足市场的需要、生产者要从满足市场需要出发、竞争是商品经济规律的要求,不是人们的主观想象、市场经济是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的、一种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相对于竞争者的同类产品而言的、企业本身的资源也在发生变化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文章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学关于交换理论的研究、关于产品实现理论的研究和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理论的研究,指出了马克思市场营销思想要比现代西方市场营销学者的论述更深刻、更全面。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市场营销交换竞争 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1999年,马克思被英国BBC评为“千年伟人”。作为一代伟人,马克思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对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整体。马克思经济学有别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更加明确地是指马克思本人在其有生之年确立的经济学基本范畴、方法和结构的总和。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不仅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为我们留下珍贵遗产,而且还形成了马克思市场营销思想,这对市场营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一、马克思关于交换的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对交换做了较多的阐述。马克思指出:“分工和交换是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作为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明显外化的表现。”这表明马克思对分工有足够的认识,因为分工的不同产生了交换。在存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交换是可能产品向现实产品转化的基本途径。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产品是作为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为等价物来生产的,不再是为了它同生产者直接个人关系而生产的。”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对交换的重视,因为交换是经济社会中最普遍的现象,这种物与物或通过货币为媒介的物与物的交换,都是劳动交换。而交换是市场营销的优秀内容。马克思还指出:“一切商品对它们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这种转手就形成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使商品彼此作为价值发生关系并作为价值来实现。”在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条件下,任何商品生产商和经销商,都是为他人需要而生产和经销商品的,都要通过交换实现价值增值和经营目的,以保证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实现。 二、马克思关于产品实现的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产品必须满足市场的需要。马克思指出:“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这表明,只有消费才能使产品最后完成,才能使潜在产品或可能产品变成现实产品,这个过程是一个由商品变货币的过程。马克思的论述指出了企业市场营销活动必须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调研,根据消费者需求来设计产品,组织产品生产,这样才能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同时也为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指明了方向,使人类社会做到可持续发展。马克思还指出:“要生产商品,它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所阐述的使用价值,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是否有用,商品质量好坏,而是产品的整体概念———消费者购买产品所追求的利益(优秀产品)、产品的物质形态(形式产品)、消费者得到的销售服务与保障(附加产品)、消费者在购买该产品时期望得到的与产品密切相关的一整套属性和条件(期望产品)以及消费者购买产品包括所有附加产品在内的可发展成为未来最终产品的潜在状态的产品(潜在产品)。也就是说,生产者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还要生产满足市场需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实际就是市场营销观念的问题。即生产者要从满足市场需要出发,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安排产品的生产,合理配置企业的资源。只有生产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才有可能使生产的产品具有一定的价值,进而实现其价值。 三、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的理论 马克思指出:“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马克思的论述表明,竞争是商品经济规律的要求,不是人们的主观想象。因此,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要有适当的竞争。马克思还指出:“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在这里,马克思着重强调了市场经济是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的,一个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迟早会被淘汰。在市场经济中,没有竞争也就无法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调控经济运行过程只有在竞争前提下才是有效的,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竞争经济,竞争是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基本制度原则。竞争本质上体现的是竞争者相互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经济利益关系。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这表明,一种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相对于竞争者的同类产品而言的。今天你生产的产品能比竞争者的产品更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明天可能竞争者生产出了更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这样,你生产的产品就被排挤掉了;再有,企业本身的资源也在发生变化,今天的资源生产的产品,明天可能就被新材料、新技术生产的产品所淘汰。值得指出的是,经济环境的变化也会引起消费者消费倾向的变化,从而引起消费者需求的变化。由此,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要使产品符合日益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就必须研究市场,研究消费者的需要,不断进行市场创新,产品创新。综上所述,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论述,对准确理解市场营销理论,唤起企业、政府对市场营销理论的研究与重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市场营销”这个术语,但他对市场营销理论的认识,对其重要性的阐述,要比现代西方市场营销学者的论述更深刻、更全面。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是创立市场营销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发展问题研究论文 迄今为止,学术界缺乏对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原因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很少将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素质作为人力资本或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方面,缺乏对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素质与家庭收入、贫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反贫困实践中,缺乏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反贫困或非物质扶贫措施(如思想反贫困或思想扶贫)的应用。探索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非物质原因,既是重大的学术关怀,又是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思想原因 (一)思想 人的经济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受其思想观念支配,受其思想心理驱使。思想是中性的,先进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反之则反。发展经济学家的论述已经涉及到人的思想观念及其转变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其“研究项目把‘发展’和‘不发达’的现实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佩雷菲特指出:“贫穷国家赶上富裕国家是可能的。追赶,首先是思想上的追赶。日本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转变,还会是一个被贪婪的西方蹂躏的封建社会”,尤其是“竞争信念的思想主导着日本的发展。”而“满清的墨守成规、固守传统、敌视创新,无政府主义,内战使中国在3/4的世纪里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失之交臂。但在10年或20年之后,随着国民思想的解放,轮到把中国奇迹列入经济发展的历史不是不可能的。”刘易斯也认为,思想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于物质的力量并指出:“人是由他们应该如何生活的思想所激励的,这些思想能影响社会经济变化,并且是社会经济变化的首要力量。”“在不发达国家里,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通常是,这些国家如同缺乏资本和自然资源一样,在社会领域里缺乏各种思想以及实现这些思想的人。”赫希曼指出,思想观念的转变成为经济变革的障碍,经济发展需要转变思想观念。吴碧英指出:“扶贫要先扶思想,改变观念,在制定扶贫方针政策时重在唤起贫困者脱贫意识”。叶普万认为思想观念贫困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众多国内学者揭示了解放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国民从“左”的、姓“社”姓“资”的、姓“公”姓“私”等思想困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 (二)新思想 刘易斯认为,新思想是人们对创新、冒险等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具有某种新思想的人即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经济机会,在影响经济增长变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第一,经济增长源于经济机会,“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或者“新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是抓住机会。因此,经济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第二,经济机会又源于冒险、创新等新思想。“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冒险思想,要求有适量的创新者”。因为,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将永远激励人去奋斗,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经济机会和新思想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的”。刘易斯接着指出,企业家具有风险和创新等市场经济新思想对于企业经济和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同样,经济增长的滑坡、“繁荣的毁灭可能仅仅由于人们接受了与经济扩张不一致的旧习惯或旧思想”。企业家承担风险思想情况决定了其收入差别,“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货币很容易流向土地、贸易、放债和城市住房,人们不愿意承担开发新生产线的风险,不愿意投资于矿业、公用事业、商业性农业,或者制造业。因此,这些领域的盈利机会留给了外国人。而外国人之所以被吸引只是因为他们敢冒风险的思想,相信能比把货币投资于国内得到更多的利润。除非能充分提供追求新思想并愿意承担引进新思想风险的企业家,否则在以家庭规模为基础的农业范围之外,经济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业家,或者如果实业家不愿意承担风险-无论造成这种情况的是由于他们无法增加资本,由于他们受本性思想胆怯所限,或者是由于承担风险的报酬差别不够大-私营企业经济都将受到限制。”格林菲尔德在论及低地国家荷兰经济崛起时,也指出,虽然初始条件不利,但具有新思想的少数“精明的商人敏于察觉新的机会,不怕风险,开辟金融通道而致富。佩雷菲特指出,墨守成规、固守传统,敌视创新和新生事物乃经济不发达的原因之一。 刘易斯还指出,具有新思想的总是少数人,因而,只有少数人能抓住经济机会。“统治阶级很少能成为抓住新经济机会的人,他们由于传统思想偏见,一般都满足于现状,不必去寻找新经济机会,传统思想以各种方式限制机会,现在有害于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就是传统的偏见思想。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可能受到奴隶制、农奴制或等级制度的折磨,不能去抓住新经济机会;或者,他们非常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缺乏勇气和创新传统。因此,新人来自于各中间社会阶级”。城市人处于中间地位。由于环境不同,城市的气氛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态度与思想观念,城市人比农村人思想更开放,更少猜疑心,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从而能更好地从事引起技术改进的科学研究。城市人奋进的态度与先进的思想观念使得其比农村人更富有创造性,更能抓住经济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 (三)传统思想 英格尔斯在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坎坷道路时深刻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也是一种国民思想心理状态。国民的思想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思想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思想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张培刚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未在近代初期经历一场原始工业化的变革,传统乡村工业并未获得根本的转变,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现实渗透力与约束力颇强的非宗教传统思想观念是一种无形的习惯力量,是经济发展的精神桎梏,对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传统乡村工业发展构成阻碍”。他还认为,东方传统思想对工业化的限制主要是:(1)农本主义传统思想巩固着落后的自然经济,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产生发展。(2)“天人合一”的整合思想意识只能使人消极地适应自然,使人采取错误的行为,不利于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生产力的提高。(3)重道德实践、轻真理或事实的非理性思想认知阻碍了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4)狭隘的家族思想观念阻碍了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社会分工的发展。如果国民的思想还禁锢在传统之中,不破除那些过时的、与新生产力不相适应的传统思想观念,那么经济发展永远只是海市蜃楼式的幻景。在经济发展中,必须促使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化。柳玉芝认为,“冲破传统小农经济思想观念的束缚,树立现代商品经济思想意识,融入市场经济大潮是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 二、精神原因 在经济起飞时期和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究竟哪些精神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各国情况不尽一致,对精神因素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发展经济学家对精神因素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奇迹中的作用却是认同的。 (一)民众精神潮流 佩雷菲特认为,经济奇迹的产生,除了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即人的各种精神气质因素。“这是一种质量型的看不见的标志,它将激发或者抑制、孕育或者扼杀前两种要素,即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看得见的数量型的物质因素)。能够改变一切的,或各种派别的经济学家们长期忽略的-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或凯恩斯,正是这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因为这个因素看不见,抓不着”。“经济奇迹首先是依靠国民精神因素的动员,也就是‘竞争信念的社会属性’,从而使他们能够日积月累地持续地增加其总的实际收入。”自然条件可以开辟一些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或制造某些经济发展,但不能产生文明,文明纯粹是精神的产物。“各种民众精神潮流成了影响发展和影响现代化的一个障碍。它与地理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是水火不相容的,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或积极向上或消极被动,既可以启动也可以遏止教育的、商业的、金融的、工业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因此,发展的历史往往在各种不同的人类精神面貌下展开。以往论述经济增长问题的各种模型都是建立在仅仅把资本与劳动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上,也显示出其弱点,精神是创造经济奇迹的关键”。西尼尔指出:“决定国家财富的,并不是土壤或气候的偶然性,也不是生产的有形手段的现有积累,而是这种无形资本-民众精神的普及程度。爱尔兰物质上的贫乏是由于它精神上的贫乏,是由于它在精神上没有获得充分发展。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和非洲北部沿海一带一度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地区,而今却要算是最困难的地区,这只是由于掌握着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没有足够的无形资源以保持有形资源。” (二)企业家创新精神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总会给企业家带来一种“战斗的冲动”。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对日常极小的行动也愿意花费庞大的精神去努力,就是这种精神为社会不断地创造着新的财富,为一个沉闷无生气的社会经济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熊彼特、刘易斯等用企业家精神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是个别企业的垄断利润和超乎利润观的出于事业心的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机制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职能的实现,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因此,企业家精神的优秀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熊彼特进而指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实现生产方法的新组合,从而充分利用生产要素的作用,提高生产效率;尤其是创新先发生于个别企业,可以产生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企业家之所以崇尚创新,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创新可能为自己带来盈利的机会,或使潜在的盈利机会变成为现实的利润,企业家创新精神就是对经济机遇的一种“创造性反映”。因此,创新、新组合就是经济发展。在静态经济社会里,企业的运营总是局限于陈旧观念的轨道之内,不会遇到崭新的方法,不能孕育出企业家的经营能力。企业家要将创新推向成功,仅有渊博的知识是不够的,必须有坚强的精神意志,有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决心,有先见之明,能在社会传统思想习惯普遍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情况下,顶住传统思想习惯等方面的压力,说服大众,解放大众思想,使其支持创新。 (三)城市精神 厉以宁通过对欧洲经济史的考察指出,城市精神是导致西欧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城市精神是随着西欧城市的产生发展及西欧城市居民生产经营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封建时代,西欧以外的其他地区也有城市,但那里的城市不同于西欧的城市,它们不是封建势力的对立物。而中世纪西欧的城市,从开始建立之时起,就表现为一种同封建势力相抗衡的力量。西欧城市居民包括手工业者、帮工、学徒、商人、小贩等,他们不同于生活在城市的贵族和教士,因为他们没有贵族的门第和特权,也没有教士的特殊身份和权利。这样的社会背景孕育了独特的西欧城市精神,这就是市民力求摆脱封建领主的束缚和统治,能自由支配他们的财产,并获得一些与财产有关的特权;然后建立自己的行会、商会等同业协会,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最后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生产经营积累财产,要求市政当局通过制定规章和制度变革对自己的私有财产予以确认并得到相应保护。城市精神反映了城市普通居民共同的要求和愿望,其实质是市民理性化的行为目标,市民“一旦行为目标理性化了,精神动力就产生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正是在市民精神起作用的条件下,城市中那些普通的居民,逐渐凝聚在一起,有了明确的一致行为目标,终于形成一种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开辟道路的力量。把城市精神或市民意识的形成和发挥作用视为推进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符合西欧历史。西欧之所以是资本主义经济发源地,正是因为西欧同其他地区不一样,在这里最早产生了城市精神或市民意识。(四)民族主义精神 格林菲尔德指出,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是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固有的集体竞争意识的经济表象。而民族主义是一种国民爱国情感或精神,是民族国家成员对国家尊严或威望的情感投入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源头,是现代经济发展背后的精神驱动力”,“冒险者”、“竞争者”或“投资者”被认为是爱国者和最具公民美德的人。民族主义具有巨大的民族凝聚力、责任感和使命感,它使广大民众为了民族的声望而义无返顾地参与了无止境的经济竞争,鞭策着自己的国民为争取国家经济的巨大发展而不懈奋斗,使得国民变成了工作狂,因此导致了经济奇迹的发生。“凡是在民族主义接纳经济竞争的地方,其起飞到持续增长可望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民族主义的经济精神解释了各国经济奇迹之谜,现代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背后的精神动因就是民族主义,“只要英国、德国、日本和其他将经济民族主义成分融入民族意识的国度因其民族情感而保持活力,这些经济活跃的地带将保持增长势头并维持其经济竞争力”;反之,民族主义者衰减的热情会导致经济停滞。刘易斯指出,不论是殖民地国家还是主权独立国家都有民族主义情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促进了经济增长。外国的冲击,无论是战争还是贸易,有一个间接影响,即民族主义的增长,而民族主义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后果,就是促进了经济增长。” 三、宗教伦理原因 韦伯、厉以宁认为,新教伦理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韦伯指出,与资本主义理性经济行为相配合的是一套独具特色的精神气质(即“资本主义精神”),合理地有计划地持续追求预期利润的态度,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恰恰产生在西欧?在资本主义精神和宗教伦理之间是不是存在某种内在联系?韦伯通过历史考察,揭示了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精神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正是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例如,新教禁欲主义和在生活消费上的节俭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长,也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勤勉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从事某种职业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的心态,有利于社会合理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讲究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盈利是现代企业的目的;反对特权和垄断,有利于市场的自由交易等。这样“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与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同一批人身上。”韦伯认定,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始发机制”,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韦伯一再强调:“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厉以宁指出,“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新教伦理的影响下,16-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的新教徒们工作勤奋,生活节俭,积累财富,创造事业,以尽‘天职’,这就是行为目标的理性化。一旦行为目标理性化了,精神动力产生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 为了论证其结论的正确性,韦伯开展了庞大的世界宗教比较研究,其关注点开始反向转为:为什么欧洲以外的地区没有产生现代资本主义?韦伯认为,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中国、印度等古老民族的宗教与西方新教格格不入,无法提供一套类似于新教的宗教观念,无法产生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精神动力,因而,对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可是,近半个世纪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对韦伯“儒家伦理妨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论断提出了有力挑战,人们重新认识东亚经济奇迹之因。金耀基、杜维明和勃格认为,科技、政治、宗教等多因素共同推动了东亚经济增长。艾勒塔斯、米策泽尔、金日坤认为恰是儒家伦理从根本上造就了东亚经济奇迹。余英时对“儒家伦理阻碍和促进东亚经济发展”的障碍论和有利论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究竟儒家伦理中的哪些具体成分与现代经济发展有彼此配合、相互诱发的功用?哪些具体成分没有发生过作用?我们不能轻率地对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下任何断语”。余达淮、银娟认为,韦伯的“儒教、道教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的生成关系”只说对了其中一半,其另一半“错误在于,恰恰没有看到儒、道思想也内含着这种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的生长性因素。那些认为儒、道思想对东亚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持怀疑态度的人看到的更多的是儒、道思想与资本主义的过去相悖的因素,而看不到儒、道思想中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相协谐的因素,看不到儒、道思想也有促进经济发展或维护经济秩序的一面。 四、价值观原因 1.价值观本身。钟阳胜指出,价值观是经济持续增长的社会精神条件,如果没有价值观的更新和现代化,就必然要影响社会经济的增长。他指出了价值观在经济增长中的认识、刺激、调节作用和功能,以及价值观转化为影响经济增长力量的途径和环节-社会实践。 2.作为价值观总和的态度。缪尔达尔通过对南亚地区长达十年的调查研究,写出了长达2300页的研究报告《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的研究》。在该书第三章“价值前提和价值判断”中,论述了作为价值观总和的态度在南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说,“我们必须考察决定南亚人行为的一切精神倾向。对于这个更广泛的范畴,我们将使用普遍接受的术语‘态度’,意指促使行为成为现实的价值观的总和。”他所说的“态度”可以理解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群众对制度在内的某些经济社会问题的偏好,可以理解为受到已经确立的制度的支持。他认为,社会制度和态度应该改变,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有效竞争,促进发展。南亚国家现代化理想的轮廓包括改善制度和态度等方面,其中态度包括下列单个项目:(1)效率;(2)勤勉;(3)守纪律;(4)准时:(5)节俭;(6)非常忠诚;(7)行为决策的理性;(8)准确改变;(9)密切注意在变化的世界中出现的各种机会;(10)旺盛的进取心;(11)正直和自力更生;(12)合作;(13)愿意采取长期的观点。缪尔达尔发现,南亚地区实现现代化困难重重,仅态度的改变就如此困难,因此,南亚地区想迅速实现现代化,似乎是一种戏剧性的变化。 3.人的自由和发展。阿马蒂亚·森阐述了人的自由既是发展首要的终极目标,又是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发展的原因就是扩展人的自由。阿马蒂亚·森所研究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等在内的广义的发展。阿马蒂亚·森的“自由”概念是在“实质的”意义上定义的,即人们享有按照自己有理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包括使人们免受饥饿饥荒、贫困危机、营养不良、疾病、不能识字算数、无文化、过早死亡之类的困苦,以及消除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民主政治参与、缺乏各种平等法制权利和社会保障等状况。“消除使人们几乎不能有选择、而且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其理性主体的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构成了发展。”他还用大量证据说明,“自由如何促进发展,而缺乏自由、压制自由如何阻碍发展,排除严重的不自由对发展是有建构性意义的。 马克思早就指出,“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佩罗认为,一切个人的发展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佩罗新发展观的真谛是,如果没有与发展休戚与共的所有人的参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如果发展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发展就不可能发生。陈春花指出:“尽管发展经济的途径各不相同,解放生产力的具体方式互有迥异,但它们最终总要归结到一点上,这就是对个人的发展,对个人的解放。无论生产力在今天的内涵多么丰富,外延多么广泛,它的主体始终是人。一切财富都不过是个人创造性天赋的发挥;任何时代的社会生产力,都只是这个时代所有个人的创造性天赋发挥程度的总和。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就是发展人;反过来说,每个人天赋的发展也就能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搞活,发展科学技术、发展教育文化等措施,之所以最终能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究其原因,不是由于它提高了个人的才能素质,就是由于它调动和激发了个人的创造积极性。” 五、意识形态原因 库兹涅茨、舒尔茨、诺思、林毅夫认为,包括道德和伦理等在内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调节机制,其本质是每个人的行为受一整套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调节,它影响个人行动和交易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缺乏远见,看不到不受约束的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他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用以约束这种行为,并把它作为一个变量引入交易费用分析中,用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在诺思看来,一套完整的正规化制度固然对经济发展有利,但若没有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补充,经济发展效果是否理想就颇成问题了。因为,任何正规化制度都不是绝对完善的,尤其在一个博弈的社会里,尽管有整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在限制个人行为程度上仍存在相当的可变性,经济主体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依旧广泛存在。诺思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有一种获得某种好处而不付费的“搭便车”行为动机。若社会成员都想成为或都等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创新活动的激励。因此,一个社会需要通过意识形态力量来有效克服“搭便车”问题。因为,意识形态使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引导,而使其行为决策过程简单明了,减少了社会的交易费用。总之,一个社会若要得到长远的经济发展,必须致力于建立一个交易费用低廉的制度环境,在这过程中,作为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尤为重要。 诺思还认为,对制度公正与否的评价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有效率的意识形态能减少现行制度运行的成本,从而贡献于经济增长。一种制度能否诞生、诞生后能否在低成本状态下运行,与人们对该种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的理解高度相关。 因此,意识形态是个人与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一种节约机制。意识形态正是通过影响机会主义行为及交易费用、制度执行费用及制度力等途径来影响资源配置及经济增长的。“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等意识形态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要素。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动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 罗雪尔等力图从心理上和道德上对引起国民经济衰落的内部原因作出解释。在他看来,那些在历史上消亡了的国家,其灭亡确切地说并非因为它们遭到外来力量破坏,而是因为它们丧失了其原有的国民性,即国民道德素质受到损害。在国民道德素质较高的国家,衰落的过程会推迟。一国国民构成愈是以道德和技能高的人居多,衰落就愈是不会急促地到来,新的发明和创造只会来自那些在道德和智力上没有出现衰退的国家。 经济学理论论文: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探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文关怀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明确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回顾马克思如何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说,马克思首先发现的是历来为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说明什么呢?那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二)马克思主义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劳动者的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必须在根本上造福于广大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谈到理想的生产时认为“这种生产,是以满足社会以及每一成员的需要为目的的”;“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造福于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及其满足。不断创造日益富裕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实现这一人文关怀所必需的条件。二是人的精神生活潜能及其需要。三是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的根本体现,人的社会性在人类本质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人类本质得以形成和实现的必备条件。要满足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就必须自觉地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制度安排,适时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所以,搞好人类的制度文明或广义的“政治文明”建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必然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完整的人且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人是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而存在。作为主体的同作为客体的人的统一,或者说,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人的完整性。在唯物史观中,一方面,人是一个客体化了的主体,也就是说,当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创造着社会历史的进程时,他们是受着客观制约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规定性的主体,他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这种客观规定性的范围内或前提下进行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因而他们的活动才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人又是一个主体性的客体。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它“将使它的社会成员能够充分发挥他的各方面的才能。”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发展本身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客观趋势”。当今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物质生产力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础的,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人文关怀思想的极大提升,也是马克思人文关怀经济思想的优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一)注重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始终占据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优秀位置。在马克思那里,追求人本身的全面发展是人全部历史活动的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由此,马克思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建未来社会的本质要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继承、坚持和发展这种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就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中关心人、尊重人、依靠人,把人看作是一切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的主体、目的、基础和希望,改变在理论及实践中存在的单纯关心经济客体状态,而忽略对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目的的人的关心。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被无止境地放大,导致经济活动中以人为本的价值矢量被倒转,主体被客体所湮没,目的被手段所代换。人逐渐变成了经济活动的工具,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聚敛成为人所争相追逐的目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人的需要满足的价值主旨日渐远离,甚至两相悖逆。经济活动由人是主体的价值实现过程,异化为人被当作客体和工具手段受到支配和驱使的过程。结果人的发展和人的本质实现问题淡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把人只当作经济发展的手段或者把经济发展中的物质价值放在人的价值之上,都是发展观的偏颇。要坚持科学的发展,就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正确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即创造力的充分体现。从根本上说,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的需要。一般来说,低层次所需要的一定程度上的满足是高层次需要产生的基础。而低层次需要,尤其是物质享受需要的满足程度,是因人的价值观而异的。只有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下,转变人的价值观念,提高人的素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从根本上遏止恶性消费和恶性开发,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和非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所以,要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在人的深层意识上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承认人类是自然界的普遍成员,承认自然界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承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财富,承认人类在环境问题上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从而建立起一种既符合人类持续发展的主观需要,又符合生态环境自然客观规律要求的、现代的、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平等、和睦、协调、统一、相互尊重。这应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要坚持科学发展,就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从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视角理解人类生存,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获得自身比较满意的存在和持续发展。 (三)正确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有机结合了起来,强调人类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目的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但必须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强调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马克思的这些重要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有指导作用。人文精神强调人之为人的尊严,其优秀是对人的尊重,把人作为评价价值的尺度和标准。科学精神尊重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把人的认识看作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科学精神重在“求真”,人文精神重在“求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二者是互相统一而不是互相排斥的。要坚持科学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就既要提倡人们对人生终极目标的追求,又要大力宏扬科学的理性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就要努力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使得求真、求善、求美之间走向一致和融合,使我们的社会不断完善、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国际经济学理论论文 国际经济学研究国家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它也分析一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间商品劳务和资金的流向,分析直接约束这个流向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国家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1]国际经济学理论渊源久远,对国际经济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说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其比较利益的思想是现代国际经济分析的起点,古典经济学说之后的“边际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际经济学形成提供了重要方法。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斯蒂德曼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与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特别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工资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自然不同。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思想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产业内贸易带来的社会净福利将抵消收入分配(要素价格)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2]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与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允许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二)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3]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4] 1、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与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如果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优秀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将其研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考虑战略互动作用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市场力量,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寡占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出口补贴促进进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强了出口税收鼓励进出口的作用,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探讨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影响。 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讨政府政策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幼稚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 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与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研究与开发、学习效应与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10]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差异产品征收最佳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与福利。他与詹姆斯·布兰德合作发展了国际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11]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二、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跨国银行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高潮,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与全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主权 首先,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主权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国际金融一体化加深了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内的相互依存,各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和国际储备的管理营运,都将对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已经成为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共同处理的问题。其次,国际资本力量的强大于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冷战后,国际市场的统一、金融自由化的加快、技术革命的促动,使国际资本空前扩张。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下,资本力量已经超越了国家力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巨额资本高速游走,瞬息万变,资本的扩张和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改变了政府发挥作用的环境,增加了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被严重削弱(如国际资本流动的“溢入溢出效应”对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这些巨额流动资本完全是在任何单个民族国家的管辖的范围之外发挥作用。而民族国家,包括是最发达的国家,无论从实力、理论、法律还是从技术上都无法做到防范于未然,都无从控制国际游资的冲击。最后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升了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地位,在特定的时期对于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提出了挑战(如IMF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由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别化之间的矛盾加剧,呼唤全球性的金融体制,监管体系与风险预警系统的建立,这必将导致各个民族国家金融决策主权的某种弱化,必须肯定,从长远看来,这种弱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是这种主权的让渡必须是相互的和对等的,不能被某种强权,尤其是金融霸权所利用和滥用。
政治经济论文:国际移民与政治经济论文 一、国际移民的类型和特点 (1)工作性移民,指为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条件而进行的跨国迁移,为了获得更优质的工作条件、更高的工作收益的移民活动。其构成了目前国际移民的一大重要迁移类型,其中又可分为临时性劳工移民、技术移民等类型。 (2)学习性移民,指前往国外求学的留学生或工作者。为了获得更好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条件,学生前往外国接受教育,还有工作人员到外国企事业单位学习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经验的特殊学习性移民. (3)家庭团聚性移民,指为了和已经迁居国外的人员团聚而进行的移民活动。 (4)非法移民,主要是指未取得许可而通过非法途径进入另一国,或是有效证件已经过期,却仍停留在目的国而不返回祖国的移民,这些人大多是非法劳工。 (5)难民与避难者,这是一群特殊的移民群体,由于受到种族、民族、宗教、政治迫害、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而被迫离开原国籍,迁往他国进行避难的移民活动。除开以上几种类型外,国际移民还包含半移民、两栖移民、回归移民等等。国际移民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从一个相对落后不发达的地区迁移到一个相对先进发达的地区,人们往往为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经济资源等进行迁移,有很强的利己性,这也导致了迁移的地区不平衡性,发达国家的移民输入数量,一定是高于经济较落后国家的输入数量。发展中国家一般移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般移民环境优美的国家,劳工移民是国际移民的主体,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移民数量在近年来尽管比例仍在较少,但却呈增长趋势。 二.国际移民的成因 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各国经济政治联系的不断增强,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方便了各国的交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文化的传播、政治、宗教、科技以及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都是造成国际移民的重要原因。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全球化使世界范围的交互连接不断扩大、深入和加速,它不仅带来了贸易、资本、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人口的跨国界迁移浪潮。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国际移民从规模、范围、方式、原因、影响等方面,都有了许多新的变化,不论是经济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本质上都是国际交流与联系加强的结果,也就是全球化的结果。经济是基础,经济原因是国际移民难现象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国与国之间在收入、就业、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差异是巨大的,移民的目的不是单纯地追求更高的收入,事实上,它的原因更为复杂,更稳定的工作环境、更多的就业机遇、更好的福利待遇等因素,都是吸引人们进行移民的重要原因。移民往往是由于贫困的原因导致的,工作性移民往往就是经济因素决定的。政治方面的原因,是导致部分国际移民消极影响的原因。政治方面因素,诸如地区战争、外部强权的介入、政权的更迭、领土的变更、种族和民族矛盾、政治宗教迫害等,都会导致大规模的难民潮,国际难民、避难者和非法移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政治因素的结果。由于此类原因,人们仅仅为了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和较好的生存环境而从原国籍迁出,进入输入国只为生存。其他方面原因是国际移民的重要推动要素。科技的进步大大促进了跨国迁移,安全快捷的交通工具便利了人口流动,通讯技术便利了家人的交流。各国的移民政策也影响着国际移民的变化,对国际避难者的宽松,使得非法移民通过申请避难的方法获得合法身份,导致了国际难民的不断增加。 三、国际移民的影响政治经济 由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移民对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移民有利于促进世界各民族的相互交流与了解,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但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环境的恶化和国际关系的紧张。 (1)国际移民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国际移民即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因。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是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人力资源全球化等各种经济要素全球化的统一体,人力资源全球化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全球化进程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国际移民作为人力资源调动与培养的重要形式,为输入国提供丰富的劳动力和高素质人才,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为输出国减轻人13负担,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离不开国际移民,没有国际移民,就难以实现人力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就失去了必须的劳动力资源和人才基础。 (2)国际移民推动了各国的政治联系国际移民有利于促进世界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加强国际对话与合作,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国际移民作为一个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本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一方面有利于传播民族文化,将一国的风俗习惯、科学技术等传播到他国,加强各族人民的了解,另一方面,国际移民不单单是个人的生活问题,更是关系到输入国与输出国甚至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国际移民推动了各国的政治联系,深入国际对话,是当代国际政治交流的新话题和新途径,在跨国犯罪、国际难民和非法移民等问题上的探讨进一步促进各国对国际移民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 (3)国际移民的消极影响国际移民在促进国际经济政治发展的同时,对国际社会同样带来了消极影响。非法移民的不断增多为人口输入国的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威胁着国家安全,消耗着各种资源,影响着社会治安,对输入国来说,人31的大量迁入致使大量资源的消耗增加,就业压力增大,民族、种族矛盾凸显,社会治安变差,环境压力增大,带来环境污染和疾病扩散等危害。对移民输出国来说,人口的大量迁出使劳动力资源减少,特别是技术移民造成的才流失”,致使输出国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国际移民还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更丰富,科技发达,经济进一步发展,而落后国家因人才流失等原因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处境更加不利,更加贫苦化和边缘化,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结语国际移民作为人类正常的社会现象,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个新的变量,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动。国际移民在推动全球经济进步、国际对话与合作的同时,也对输入国与输出国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它带来的问题以及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兴趣。 作者:王祝 单位:南开大学天津大港 政治经济论文:我国近现代政治经济论文 1.《共产党宣言》对中国近现代政治的影响 在《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资产者和无产者”详细分析了无产发展史和斗争史,认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无产阶级获得自身解放的首要条件。伴随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无产阶级迫切要求改变自身受压迫受剥削的现状,但是没有正确理论指导,找不到正确道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它指导着世界无产阶级工人运动,为无产阶级工人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使工人运动从自觉走上了自发。在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影响下,1921年7月中国无产阶级建立了代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阐述了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性质、特点、基本纲领和组织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是为整个无产阶级谋利益的政党,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人时刻谨记自己的使命,责任,严于律己。带领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带领中国人民走上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富强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都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性质,特点密不可分。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产共党宣言》中关于共产党先进性质的升华。中国共产党人要时刻谨记这三点,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 2.《共产党宣言》对中国近现代经济的影响 《共产党宣言》对资本建立世界市场并向全球扩张过程进行了描述,揭示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目标离不开当今的全球化。中国直到现在还是以个发展中国家,还不能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行列,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我们妄自尊大,不与外国交往,进行交流,与近代工业化擦身而过,最终导致落后挨打的局面。建国初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封锁,我国与外国交流也甚少。所以我们要反省历史,紧跟全球化大潮。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把机遇和挑战推向世界,也推到中国人面前。20世纪六七十世纪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机遇。这一次我们没有让机遇再次错过,而是牢牢抓住它,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掀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潮,紧跟世界全球化潮流。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团,继续推进中国经济全球化战略,深刻理解全球化是当今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外在于,落后于这个潮流,都是危险的,不可设想。与此同时,在注重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必须同时注重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消极影响。必须在保证我国自身的经济安全的前提下,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3.《共产党宣言》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影响 以前,中国经受鸦片战争的摧残,封建思想禁锢着人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西方,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希望在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但是始终找不到适合中国的道路。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的马克思经典著作,使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的洗礼。《共产党宣言》最早是由陈望道翻译的,虽然不完善,但是仍然广泛传阅,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青睐。《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旧民主主义时期的片段时传播,第二阶段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全面广泛传播。 3.1对认识观的影响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详细介绍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这颠覆了传统的中国的认识观,一直以来中国传统的程朱理学占据着人们的思想,程朱理学,推崇的是唯心主义,认为“理”或者“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唯一法则。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唯物辩证法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认识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都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使由此产生的社会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早者。这强有力的震撼了中国思想界。改变了以往人们唯心主义的认识观,历史观。 3.2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两个必然”“两个绝不会”改变了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看法,它所传播的政治价值观和当时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反帝反封建运动是相一致的,受到了政治认同。《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响亮就好,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其政党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也具有深远影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府,确立了党对政府的绝对领导。 3.3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共产党宣言》中首先阐述了全球化对经济的影响,在随后也阐述了文化的全球化:“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带来文化的全球化,文化是一定时期经济的反应。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发展面向世界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也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显示出强劲的全球化趋势,并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文化全球化而已理解为不同的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面对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局面,中国几代领导人,一直重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切实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提升国民的文化素质,不仅要弘扬继承我国的传统文化,同时要积极学习外国进文化。在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的同时,也要使本国的优秀文化走出国门,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当今社会,文化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就必须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所以我国必须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力发展我国文化。《共产党宣言》同时讲到文化全球化具有二重性,文化全球化不仅能促进文化交流,促进人类的进步,同时弱小的民族文化也会面临着消亡的危险,所以我们在学习外国先进文化的同时,要取其精华剔其糟泊。注意本国文化安全,提高警惕性。 4.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一本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罪恶,揭示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如何获得解放的书。给全世界受压迫,受剥削的无产阶级指明了前进方向,解决了无产阶级为什么必须起来革命,革谁的命,如何革命,革命以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等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共产党宣言》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我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导下,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取得了新民主义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走上了民族复兴道路,在全球化形式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已经有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以超凡的洞察力不仅立足于当时社会现实,更具有卓越的预见性,他们预测的未来社会都将一一被历史印证。所以《共产党宣言》仍然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亦然值得我们去学习研究。 作者:涂征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政治经济论文:体育发展政治经济论文 1、引论 新南非坚持不懈的在国内举办各种公关活动来争取重大体育赛事举办权。这些公关活动充分调动了社会民间力量,以及体育对民众所产生的情感思潮,从而来支撑国家的发展战略,各个政党之间对国家政体政治虽然存在着认知上的差异和分歧,但对国家举办重大赛事及所能带来的利益关注度却非常高,甚至不约而同的形成“统一战线”。国家在申办和承办重大体育活动时亦适时调整外交策略,以赢得外部世界的关注与支持。这对政局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国家在外交方面的影响力无疑起着积极的作用。 2、南非体育发展研究:政治经济的变化 体育事件在过去的20年间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一方面表现在重大体育事件上,无论是短期的、一次性的或者是不同国家轮流举办的循环赛事,在规模上、媒体的宣传度上以及观众参与度上都算得上是全球性的事件。奥运会或者世界杯足球赛的举办就最能体现上述观点。此外影响力上稍逊一筹的体育竞技,比如说世界杯橄榄球赛、世界杯板球赛以及英联邦运动会,尽管其参赛人数以及观众人数不如奥运会或世界杯足球赛,但是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影响力,仍然能带来收益以及资金产出。主要的体育竞技赛事在当今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它们成为国家吸引外来投资和潜在旅游者的重要途径。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展示国家实力的途径,通过这些赛事向世界的其他国家展示本国举办世界大赛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体育方面的实力以及国家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在国家外交战略与政策实施过程中,体育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重大体育赛事是国家外交活动与实现政治目标的恰当手段。体育外交政策研究包括分析政府、企业及利益相关者采取什么公关手段来策划实施他们的体育赛事活动,应该权衡考虑哪些因素,国家层面的外交行为将带来什么国际影响。 重大体育赛事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这使得体育这一文化形态具有国家外交的增值效应,以致影响到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制定,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体育学会、媒体、企业、国家以及赛事组织者,从当今全球政治经济视角来看,这些多方的参与者都有明确的利益诉求,不论是出于商业利益、组织声誉与发展,还是国家外交目的。南非使用相对有限的可利用资源来与强国体育国家竞争,例如南非举办世界杯足球赛、非洲杯足球赛等。通常选择几个差异化的竞争策略,展示文化的特殊魅力,展示原生态的自然遗产,甚至声称国家受到国际社会的不公平待遇,即以受到国际边缘化或国际排斥为借口,例如这一策略被南非在申办2006年和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主办权时使用。从这个角度而言,围绕体育重大赛事的体育活动以及国家活动,可以说有特殊的可替代性,因为这些活动能够使发展中国家着手新的外交政策,而这些政策通常情况下是没有机会得以着手实施的。而且,重大体育赛事能将国际舞台上的各个利益方面联系起来,包括鼓励国家将内部事务延伸到国际事务范围内。 作者:许晓峰 单位:河北联合大学体育部 政治经济论文:两岸经济关系政治经济论文 一、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政治效应回顾 30多年来,两岸关系一直以经贸关系为主轴,政治关系却是敏感领域,发展严重滞后。从两岸关系发展历程来观察,在总体上体现了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规律。1987年台湾当局虽然开放了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并默认了两岸经贸往来,但在政治领域却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随后,两岸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两岸在政治领域也不得不寻求渠道合作,以便解决在经济关系中衍生出来的种种问题。1990年,台湾当局调整了“三不政策”,并于同年11月21日成立了官方授权的民间性中介机构———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出面处理官方不便或不能出面的两岸事务。为了便于与海基会接触、商谈,大陆也于1991年12月16日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并授权海协会代表大陆官方与海基会接触商谈。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时期以“台独”分裂活动阻止了海基会与海协会的接触与商谈,但其违背两岸主流民意的倒行逆施未能阻止两岸政治互动。2008年以来,两岸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恢复了“两会”协商谈判,推动了两岸经济关系的大幅发展,对政治关系的改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③ (一)两岸政治互信不断积累。1992年11月,两岸两会达成在事务性商谈中以口头方式表达“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这为两岸协商奠定了政治基础。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时期肆意否定“九二共识”,致使两会商谈中断9年。2005年4月,国共两党开启党际交流,双方就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达成一致。此后,国共两党不断巩固两岸政治互信。2008年5月,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马英九当局认同“九二共识”,强调“两岸是非‘国与国’关系”“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在2008年12月31日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讲话中指出:“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事实。两岸复归统一不是领土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2013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及随访的台湾各界人士时表示,我们将保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连续性,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努力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连战也表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一条不应也不会逆转的正确道路,现阶段两岸关系来之不易,希望能在新的起点上加以深化;两岸各自的现行规定、体制都实施一个中国原则,从而形成“一中架构”下的两岸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九二共识”是双方政治互信的基础,必须加以维护。2013年6月13日,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时再次强调,增进互信,优秀就是要在巩固和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更为清晰的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吴伯雄则表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国共两党一致的立场,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两岸各自的现行规定、体制都实行一个中国原则,都用一个中国框架定位两岸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关系。2013年11月1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第中央评议委员第一次会议上再次明确表示,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在许多方面都是特殊的关系。不论在台湾还是国际上,都不会推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以上种种,彰显了两岸对“九二共识”的坚持和政治互信的巩固。基于政治互信积累,两会商谈终于在2008年6月恢复,推动两岸政治关系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并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 (二)两岸党际交流不断深入。2005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实现60年来国共两党领导人的首次正式会谈,会谈后共同发表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提出“建立两党定期沟通平台”的主张。此后,国共两党高层领导人每年会晤成为“惯例”,两党不同层级的党务人员互访也成为常态。两岸党际交流是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大政治事项,也是两岸经贸合作外溢出的重要政治效应,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进程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2013年2月和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北京分别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和吴伯雄,这是大陆“两会”换届之后,中国共产党新任领导人首次与中国国民党高层的互动,继续传承了两岸党际交流机制。两岸党际交流机制化不断深入,将从制度层面有力保障两岸党际交流的平稳发展,增进国共两党乃至拉动两岸更多政党间的政治互信和共识凝聚,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稳步发展。 (三)两岸经济关系迈开制度化步伐。两岸经济关系步入制度化轨道也是两岸政治博弈、政治互动的结果。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的萌芽可以溯至两岸打破隔绝之初为便利人员往来与经贸交流而出台的事务性管理办法,比如1986年12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台湾同胞到经济特区投资的特别优惠办法》和台湾当局1987年7月宣布的首批开放29项大陆农工原料间接进口管理措施等。1993年4月,首次“汪辜会谈”签署的4项协议则标志着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的正式开始。2008年6月两会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重新恢复协商谈判以来,达成诸多共识,签署21项协议,解决了一系列两岸同胞关心的经济、社会、民生问题,深化了两岸交流与合作的制度化安排。我们也看到,两岸政治对话和协商尚未开启,政治互信基础仍然十分薄弱,两岸政治关系的进程与快速发展的两岸经济关系明显不相对应。 二、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政治因素作用 自1979年以来,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通过大陆单方面市场开放及相关优惠措施的实施,推动了两岸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化。尽管长期以来缺乏公权力的介入与规范,但两岸在经贸往来中形成了经济波动的高度相关性和投资、贸易的密切往来,进而达成功能性一体化的合作形态,并对一体化的深化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世界各地的经验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均存在巨大差异,政治意愿一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纵深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强有力的制度安排正是支持政治目标和促进区域一体化的有效工具之一。区域一体化有多种模式,采取何种模式为宜,取决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意图以及实现这些意图的相应机制。政治上的密切合作并非总是促进制度建设和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条件,但至少是重要条件之一,反而政治上的阻挠则必然是经济合作制度化的主要障碍。在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中,政治因素的作用不可估量。回顾两岸经济关系,政治因素对一般性的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影响相对较小,但对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安排这种需要公权力介入、协商这类经济合作,显得更直接、更大。30年来,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非常缓慢,而且随着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的推进,政治因素的作用将逐步增强。两岸ECFA是以“九二共识”及“一个中国原则”为基础签订的,但从大背景看,两岸关系仍存在重大政治分歧、两岸政治互信仍未建立,以及岛内仍有政治势力对ECFA进行强力杯葛。EC-FA在总体框架上虽有法律约束力,但在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自由化的程度、进程等方面并没有条文上的明确约束。虽然ECFA早期收获清单获得全面落实,ECFA对台湾的经济效益也有明显呈现,但是台湾的反对势力仍在试图推翻ECFA。 台湾内部反对ECFA的政党与团体主要是民进党、“台湾团结联盟”(台联)和一些本土派社团。2012年7月20日台湾“行政院公投审议委员会”进行重新审查“台联党主席”黄昆辉提出的“ECFA公投案听证会”,黄昆辉希望继续发动“公民投票”来废止已经实施中的ECFA。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曾表示应该利用多边谈判体系来保护台湾权益,ECFA的双边谈判机制风险不断增高。民进党“前党主席”苏贞昌在2010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表示:“ECFA对台北市也有害,许多人以为ECFA只会伤害中南部,但实际上台北只是较晚受害,未来的大规模开放会让服务业受到强烈冲击,而台北市服务业人口达八成。”2012年7月20日,民进党在台湾“立法院”拟提案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主张将大陆民间资本到台审议门槛订为新台币5亿元,禁止投资业别则由正面表列改为负面表列;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说,希望以法律明确规范陆资,并将投资业别订定清楚,以防台湾“门户洞开”。由于民进党等岛内反对势力在两岸交流互动上有着诸多反对行为以及其在台湾内部有着一定的政治影响力,ECFA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2014年3月18日,台湾数百名大学生以“反对黑箱服贸”为由,以突袭方式占领立法机构,30日又动员十余万民众与学生上街游行。对于这场以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简称“服贸协议”)为优秀的“太阳花学运”,严安林分析认为,④这是一场“反对马英九”运动,也是一场“反全球化”运动,一场“反中国大陆”运动,更是一场反民主的民粹式运动,并非所谓的“公民运动”。“太阳花学运”直接导致服贸协议的暂时搁浅,加上台湾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各界对“服贸协议”生效时间大都持悲观态度,也由此,“服贸协议”被认为是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转折点。从另一个侧面,“服贸协议”搁浅再次证明,政治因素对进入“深入期”的两岸经济合作的影响已然突显,甚至对两岸经济关系发展起关键性作用。前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台北论坛基金会董事长苏起分析,⑤从两岸关系发展历史看,政治决定经济,这是两岸关系的特色,两岸政治关系走到哪里,经济关系就走到哪里。他认为,政治关系到不了的话,经济关系就是到不了,看起来经济拖着政治走,是有这个成分,但是背后是有政治的力量,而且政治力量永远会大于经济。不难理解,两岸经济关系要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良性的政治关系相匹配,对岛内健康有序的政治环境同样期待。 三、当前两岸政经互动的困境与思考 如上,两岸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发展进程并不同步,发展节奏并不合拍,随着两岸经济的热络交流与合作,在政治层面的互动还很有限,步履维艰,甚至十分脆弱。当前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进程,遇到政治因素的强烈阻碍,如何推进两岸政经互动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借鉴帕特南的国际关系双层博弈框架,在两岸经济关系研究中,应以两岸经济关系的收入分配效应作为双层博弈框架的理论基础,利益集团作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两岸双方应作为经济关系的执行主体,在维护两岸同胞最广大利益、共同朝着中华民族复兴目标而奋斗的前提下,分别代表两岸各自的利益集团做出决策,并展开相互谈判、交往、合作。 (一)台湾当局在两岸经济关系中长期缺位,未能担负起执行主体的角色。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两岸经济关系毕竟是两个单独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在服从各自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双方都有为各自经济体发展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而且在资源稀缺性假定下,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将不可避免,两岸当局自然应承担起经济关系博弈框架的主体职责,通过协商、安排,以引导两岸经济关系继续在正向博弈的轨道上向前发展。然而,30多年来的两岸经济关系,一直是在大陆方面积极推动、台湾方面限制或回避的两股力量拉扯之下,两岸经济一体化进程受阻,经济关系外溢的政治效应大打折扣。即使在2008年以后,两岸经济关系取得诸多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马英九当局仍然回避两岸政治关系议题,经济关系涉及的制度化议题进展缓慢。台湾当局此举的原因主要是基于选举选票的考量,担心被对手抹黑抹红,在两岸政治议题方面比较保守,不愿意碰触,对大陆的防范意识仍然相当强烈。正因为对选举的顾虑,马英九当局对岛内各方利益集团的协调不力,多项有利于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议题遭到反对派的阻拦,甚至在台湾立法机构搁浅。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上采取“只经不政”“政经分离”的态度,已严重伤害到两岸关系的发展,是当前两岸经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最大挑战。 (二)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坚持“以经促政”方针,扩大台湾在两岸经济关系博弈中的收入分配效应。一般地,国际经济关系中双方的受益、受损可以表示为4种情况:甲方得益、乙方得益,甲方得益、乙方受损,甲方受损、乙方得益,甲方受损、乙方受损。只有双方得益才能构成经济关系的坚实基础,当一方得益、一方受损,或是双方受损的情况下,经济关系也就失去了合作基础,两岸经济关系与国际经济关系不同,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两岸经济合作福祉两岸同胞,目前亟待制度性突破,才能为两岸经济共同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从两岸收入分配效应角度看,两岸经济合作对台湾经济意义深远,但是对大陆的经济意义有限,大陆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则是基于国家统一大局服务,主要目的在于其政治效应,特别是争取台湾民心,增强国家认同,为此在两岸经济关系博弈中,实行适度“让利”,提升台湾在两岸经济关系中的收入分配效应。⑥但目前在台湾社会,“两岸同属一个国家”并非主流民意,台湾当局采行“政经分离”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台湾民众的“两岸观”,甚至对民进党的“台独”立场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应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坚持“以经促政”的方针,通过两岸经济合作的深化发展,强化两岸经济的融合,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至少,在ECFA后续谈判中,两岸可遵循WTO规则等国际经济惯例,以积极开放、平等互利为原则,积极推进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以拓展两岸扩大交流合作的利基,有助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发展格局,扩大两岸共同利益,促进国家认同建构。 (三)充分认识两岸经济关系中岛内利益主体的复杂性,加强对台湾社会结构的研究,提高惠台让利政策的有效性。国际经济关系博弈表面是两个经济体层面的利益受益或受损,但实际受国际经济关系影响的是经济体内不同主体,包括消费者、企业家、厂商、政治家、利益集团、政党等各种不同的主体,即国际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国内收入分配效应,它不仅可能使有的主体获益多,有的主体获益少,而且可能使有的主体受益、有的主体受损。受益主体将会想方设法保护既得利益,而利益受损者也不会被动“挨打”,他们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对政策制定者产生影响,比如选票等。政策制定者为了实现了自己的利益或目标,就可能制定或调整政策,因此,经济体内利益主体是经济关系的最重要影响和推动力量。实施两岸关系发展战略以来,大陆实施了一系列的对台经贸政策措施,包括两岸全面直接通航、大陆民众赴台旅游、大陆采购赴台采购、大陆零关税进口台湾农产品等,都体现了大陆对台善意,期望有助于改善台湾民生经济的同时,改变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印象与认识,更希望有助于建构台湾民众对两岸一家的国家认同。事实上,惠台让利有效性值得检讨,两岸尚处于敌对状态下,大陆让利台湾被歪曲认为动机不纯,慷慨让利未必能赢得台湾民心。再者,由于种种因素,惠台让利的经贸政策实践中更多惠及了台湾的大财团,而台湾基层民众没有感受或感受不明显。一方面,由于两岸关系限制,大陆经贸政策缺乏直接惠及台湾基层民众的有效传导机制,导致惠台效应分散化,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由于台湾社会阶层多元化,“三中”(台湾中南部地区、中小企业、中下阶层)社会问题甚具复杂性,所以,在具体实践中还须讲究策略突出重点,从机制化入手,扩大大陆经贸政策效应。 作者:苏美祥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 政治经济论文:合作式教学政治经济论文 一、合作式教学的内涵 我们所讲的合作式教学,其一应该是教师创设一个情境,然后抛出问题,学生在这之中创造,最后共同达到教师教学设计中的这一个环节的意义,这是教师与学生的合作。其二应该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合作,合作式教学讲究将一个班的学生分成小组,然后小组间进行沟通与合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培养学生的思考、沟通以及合作的能力。 二、合作式教学法在《经济政治与社会》这一学科中的运用 1.问题情境创设的重要性教师应创设符合学生实际的问题情境。在上课的过程中发现,教师抛出一个适合学生的问题,那么学生的参与度、活跃度会得到空前提高。所谓适合学生的问题,即教师在备课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个班学生的文化程度、年龄层次、性格特点以及结合生活实际。因为太复杂的问题,学生没有思考的动力,而简单些的问题,学生又会觉得幼稚,不愿作答。所以创设问题情境时,教师应“投其所好”。学生在情境中所要思考的问题来源,可以是普遍学生身上存在的现象,历届毕业生及低年级的学生;可以结合社会热点,假设问题的存在;可以是教师的自身经历;更有甚者是就在本堂课当中所发现的问题。 2.创设情境,开展合作式教学我们抛开这样一种教学模式:上课铃声一响,教师开始照本宣科地讲授本节课的相关知识点。在《经济政治与社会》这一本书当中,例如第一课“商品的交换与消费”。教师可先创设问题情境:“同学们平时都喜爱去哪里购物呢?所购之物是不是都可以称之为商品呢?”在学生做出初步思考并回答之后紧接着引出知识点:“什么是商品?”然后结合知识点帮助学生解决之前所提出的两个问题。接着根据已经分好的小组,提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买了之后的东西还是不是商品?”“请同学举出这个教室里面能称得上是商品的东西。”“钱、肾、人都是不是商品呢,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有对知识点不理解的情况可以向教师请教,激发了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在这样一门课程当中感受到思考所带来的喜悦。教师也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合作式教学法在与本班学生接触时所产生的问题,从而能够及时找到解决的方法。这也是合作式教学法中学生与学生合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三、合作式教学法的意义 学生需要在游戏中,在与教师、同学的互动中得到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德育课程应该是让学生参与进来,在参与过程当中学会思考,学会沟通与合作。而不是做一个旁观者,因为如果是旁观者的话,他可以随时离场。对教师教学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合作式教学要求教师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与合作,也就要求教师在做教学设计时,一定要合理并精彩。 作者:顾海娜单位:海南省商业学校 政治经济论文:美学教学下的政治经济论文 一、教学中有关政治经济学出现的主要问题 一方面—社会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我国接纳了来自西方的经济学理念,国民在思想价值观方面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形态模式。而经过国内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对于高校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越高,而且是越来越快的步伐更替着,这也就造成了教师资源缺乏的现象,导致了政治经济学教学出现了一些问题,影响了教学质量,影响了师生之间沟通、情感的交流,造成了整个教学的失败,使学生对这么学科失去了兴趣。另一方面—缺乏兴趣。造成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缺乏学习兴趣的原因是多方面,其中有以下几方面:(1)客观原因。“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内容,其实一个抽象且缺乏乐趣的学科,并且跟我们的生活联系是缺乏直接性的,大多数的学生由于其抽象性,因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2)教学方法陈旧。通常情况下,教师是根据以往的教学思想在备课,讲述想要表达的意思,往往忽略了学生针对这门学科的主动性问题,总是按照一贯的注入式教学方式,让学生被动的接受,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而且课堂内容结束后,教师忽略了与学生互动的重要性,往往课程结束后,学生也就下课了,这样就是去了课堂的作用,使学生学不到这门课的精髓所在,所以寻找新的教学方式是必要的的。(3)主观原因。学习不只是一方的原因,作为传授者与接受者,双方都存在问题。作为接受者的学生而言,其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度不够,认为这是一门不适合自己的课程,也就忽略了其学习的必要性。第三方面—教师素质。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还在延续以往的教学方式,一切从基本内容开始,由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出发,进而推论出经济学的原理,但是事实表明,这种教学方式不适合当今时代的发展,对于现今的教学来说,单纯的讲述已经不能引起学生对于课程的兴趣了,要摆脱传统的教学方式,引起学生的共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将抽象的问题具象化,使学生能够明白其重要性在什么地方,而不是单纯的以教完内容为任务,要以教会学生使学生真正的融入到课堂中去,融入到学科中为主要教学目标。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改革的实践 2.1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讲的较少,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知道不多、分析不够,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在掌握大量资料的情况下,对这一部分的内容进行补充和扩展,进而进行全面、客观、辩证的分析和讲解。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尽量避免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讲的内容重复,相反倒要与之实现科学的衔接。我们在讲授到垄断至今的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时候,经常把当代资本主义放到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去考察,既在思维方式上拓展了空间,又可以增加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回答像当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腐而不朽这样的间题时,必须有缜密的理论、严格的逻辑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笼统地教条式地回答只能使学生产生更大的疑间和困惑。2.2根据当今社会主义的基本状况,教学内容部分发生了变化,虽然大体内容不变,但是其教学任务也是相当繁重,头绪繁多。其中主要学习内容包括: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怎样产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对外经济关系以及原则;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调控等等。2.3通过以上教学内容改革的分析,同时也通过在教学过程中的实践,其教学结果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尽管对于老师而言,教学任务增加了,备课量增加了,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不同的备课方式,使老师自身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不断得到完善。通过备课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阅读了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通过对知识内容的归纳总结,以及概括吸收,不仅促进了教师对于新知识的渴求性,同时也解决了在课堂中出现的意外现象。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教学内容的变化,让课堂的教学内容发现了新的东西、活的东西,这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了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主动性,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探索意识。并且学生自己也会去反问老师一些关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问题,使老师跟学生一起学习,一起进步,让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互动逐渐增加了,逐步的深入到了学生之中,丰富了教学内容,减轻了教学困难。使那些对政治经济学不感兴趣的同学也跃跃欲试,开始接受这门抽象、晦涩的学科。 三、新世纪政治经济教学实践中的具体做法 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我们了解到政治经济学不只是学科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记住根据课堂内容跟课堂实践教学两个方面来设计备课内容,对此我们规定了一下原则: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2)将改革实践与教学相结合的原则;3)坚持经济学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灌输原则;4)坚持市场经济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原则。坚持自己的教学理念,将好的教学方式传承下去,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目标,关注实际问题,用正确的思维跟思考方法去面对存在的问题,这样才能使自己在教学过程中得到提升。 四、结语 要知道现今时代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不仅环境在发生变化,经济也在不断发展之中。所以为了更好的跟上时代的脚本,理论基础的发展必须要同步进行,跟上时代的脚步,并且从根本上指导实践。要从教学中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式,改善现有的教学理念,去培养一批具有时代创新精神,时代责任感的新世纪人才。是政治经济学不再是教育领域枯燥的学科,而是作为一门最重要、最能激发学生学习欲望的学科独立存在着。在新世纪的发展征程中,不断改革现有的教学方式,不断发展教育理念,将教育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作者:吴凤兰单位:辽宁省灯塔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政治经济论文:人民币汇率国际政治经济论文 近来国际上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境内甚至出现数百亿美元的游资意在趁机谋利。很多主管金融的中国政府官员感到空前的压力。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屡次明确表示在近期内人民币不会升值,这次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显示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却值得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去年以来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显示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已经到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阶段。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系列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其严重程度,特别是回应这些挑战的困难与复杂程度很可能会远远超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面临的与国家安全保障有关的挑战。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中国经济与其它国家经济的利益冲突必将日益增加。在这个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里可以想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制定本国的汇率政策,金融,财政,贸易,竞争,甚至劳动政策时都会面临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对他国有重大影响。他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施加各种压力以影响中国的政策走向。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中国政府不可能指望靠强调主权就可以把这些压力打发走。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开始将自己在未来十年里的国际金融政策做通盘的前瞻性考虑,必须搞清楚本国在人民币升值,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等根本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是结构性风险还是制度性风险? 最近国内很多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文章列举了升值对中国经济可能有的负面影响,但是大多数文章侧重结构性的影响,关注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以及就业的影响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泡沫经济的可能性。本文则强调中国面临的更多的是制度性风险。结构的变化有时通过政策的逆转可以挽回,而制度变化的逆转将十分困难。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我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远远不是人民币的一次性升值,而是一次性升值引起的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十分有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现阶段全球化的条件下,浮动汇率加上开放资本账户将不仅使中国经济失去支撑其成长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1]而且还要失去大量的外资。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根本不适应浮动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内经济体制将失去与国际金融风险之间的缓冲手段,全面地暴露在风险日益增加的现行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将受到弗来明—蒙代尔三维悖论的更大困扰。与日本模式相似的以重视协调轻视监控为特征的中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很难抵御泡沫经济的出现。在现有中国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条件下,泡沫经济的破灭很容易导致较大的政治动荡。因此在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时,不应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地讨论是否升值,而是应该具有前瞻式地将关于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的立场一并考虑。等到升值以后外国人再打上门来要求中国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时,恐怕一切都为时太晚了。 全球化与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毓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一国货币的汇率反映的是该国经济制度与国际经济秩序的相互关系。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国经济随着改革与开放已经与国际市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要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我们必须认清现在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全球化的关系。国际经济秩序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支撑战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二十多年之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的直接后果是发达国家的汇率由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浮动汇率的采用又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自由化。而金融自由化推动了战后经济全球化过程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向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过渡。金融扩张又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出现。简言之,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秩序。 在时下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人们经常把经济的全球化看成是一个结构性过程,一个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商品,技术,甚至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过程。论战双方更是倾向用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作为全球化程度主要的测量指标。从这个指标的变化来看,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两次全球化的大潮。第一波的全球化发生于1870-1913年。在这一波全球化的高峰期,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达到百分之十四。但是这个比率从1914年随着金本位的崩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下降。经历了1929-1933年期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1953年到达谷底——百分之六,并从此开始重新上升,于1971年达到百分之九,并在九十年代中期达到百分之十五。[2]拒绝全球化论点的人们认为如今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并不比1913年的时候高出多少。而主张全球化论点的人们则强调,如今的这个比率已经比低谷期高出很多。 其实,全球化也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因为两次全球化大潮的涨落均伴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换言之,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在二十世纪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升降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的两次全球化的大潮实际上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以十九世纪的英国霸权与二十世纪的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更迭下由扩张走向停滞再到危机然后再周而复始的过程。[3]于1870-1913年期间发生的第一波的全球化是以英国霸权支持下的金本位以及各种双边及多边贸易关税协定为重要的制度性基础。当时的英格兰银行通过利率影响国内外黄金的流动。伦敦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以及国际上对英镑与其它货币之间通过黄金自由兑换的固定汇率的信心保证了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4]与此同时,1860年英法之间签订的考登—雪佛来协定不仅导致了两国之间的互降关税,而且还促使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以及德国关税同盟签订关税协定。[5]在这样一种国际金融与贸易体制的支持下,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上升到百分之十四。金本位于1914年垮台。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开始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逆转。 1922年主要发达国家达成协议恢复金本位。英国于1925年回到金本位但于1931年退出。几个发达国家包括日本追随英国但很快以失败告终。在1931-1945年期间,世界上不存在管理国际金融的秩序。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赔偿,以及各强国采取的短识的贸易政策极大地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并导致保护主义的到处横行。各强国在“生命线理论”的旗帜下大肆争夺市场与原材料,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6]结果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降至百分之六。 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大战后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采用固定汇率。只有当一国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失衡的时侯才能调整汇率。[7]在关税贸易总协定体制下,每一个会员国必须把在与任何其它国家谈判时做出的关于关税的承诺适用于所有会员国。这一贸易体制也不鼓励会员国撤销自己做出的承诺,因为当一国单方面增加关税时会受到其他会员国的报复。[8]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有力地支撑了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 七十年代初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始于布雷顿森林体制在所谓的特里芬悖论的作用下垮台。特里芬悖论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Triffin)命名。他于六十年代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布雷顿森林体制中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美元是支持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国的盟国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与关税贸易总协定的支持下,借助于它们的货币与美元之间长期偏低的汇率,向美国大举出口它们的商品。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必须维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而无法通过调整汇率来减少它的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逆差。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固然享有种种好处。由于美元是各国外汇储备、交易和政府干预汇率时的工具,它给于美国很大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美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与管理本国经济时也不需要考虑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如果美国以美元贬值为手段来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话,它很快就会被其它国家的将自身货币进一步贬值所抵消。因此,特里芬预言除非各国找出其它途径来解决这个矛盾,否则布雷顿森林体制迟早会垮台。[9]由于日本坚决反对日元升值,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同时使美元贬值并向进口商品征收百分之十的关税。由此开始了以政府间谈判来决定美元与德国马克以及日元汇率的史密斯索尼安体制。该体制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从1973年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均采用了浮动汇率。 当发达国家纷纷撤销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就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基本上是为国际贸易服务的。1973年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为二比一。当时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一个资本流动的重要指标)为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后果是国际外汇交易不再以为国际贸易服务为主要目的,国际外汇贸易本身成为资本攫取巨额利润的重要途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已经由1973年的二比一暴涨到七十比一。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由1973年的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暴涨到1995年的一万二千六百亿。[10]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林芝(SusanStrange)称这种新型的国际金融秩序为“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资本可以通过跨国界的流动制造谋利的机会,以金融投机攫取巨额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短短的二十年里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为此目的服务的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扩张与危机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当巨额资本受利润原则的驱使随着汇率或利率的变动在各国间流动时,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一系列的金融危机。 米尔斯·卡勒尔(MilesKahler)曾经指出,实际上自从十九世纪以来资本流动一直在发展中的经济里先制造繁荣再把它们推向崩溃。这几乎是一条规律。[12]拉丁美洲于1979至1980年经历了南部锥体地区的危机,发展中国家于1982年经历了债务危机,墨西哥于1995年,亚洲国家于1997-1998年,俄国于1998年,巴西于1999年,以及阿根廷于2002年均爆发金融危机。[13]这种金融危机并不只限于发展中国家。危机不可避免的道理很简单。在资本可以跨国之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金融资本可以利用地球上任何一国的汇率或利率的急剧变动来创造利润。当大量的资本同时涌向一国时,该国经济突然出现大量的需求,这就必然刺激供给的扩大。该国经济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同样的道理,当大量的资本同时从一国撤退时,该国经济的需求突然急剧减少,这就必然导致供给的萎缩。该国经济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虽然中国目前尚未开放资本账户,已经有数百亿美元的国际游资受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影响进入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已经在发出经济过热的警告。不难想象如果中国实现全面的金融自由化在西方国家一致要求人民币升值时将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中国。 不要以为金融危机只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事实上,在以金融扩张为标志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虽然发达国家的危机与发展中国家的危机表现形式不同,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的头号强国美国和第二号强国日本参与制造了现代经济史上最大的两个经济泡沫。 日本的泡沫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已经出现两次。第一次是1972-1973年。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后期。两次泡沫经济的出现有几点共同的特征。第一,在这两次泡沫中,日本企业都把庞大的资本用于股票市场上的金融投机。在1972年1月至11月之间,日本的企业,包括银行,生命保险公司,信托银行,在股票市场上投入了一万二千亿日元。这一年的1月,在东京股票交易所第一部上市的225家日本企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为百分之十五点四一。到了十二月,这个回报率窜升到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八,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平均投资回报率的百分之十三至十五。在1985年,东京股票交易所的日平均交易量为四点一四亿股。到了198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九点四六亿股。在1987年底,东京股票交易所的上市股票总值已达三百四十六兆日元,与日本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同,比美国股票市场上市股票总值多百分之三十。第二,在两个泡沫中,日本企业都卷入疯狂的土地投机。在1973年,日本企业在房地产投机中花掉了九兆日元。大东京圈的住宅用土地价格在1973年上涨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在1974年又上涨百分之三十四点七。根据1972年5月发表的一项调查,在前一百名日本最高年收入者中间,有九十五人的收入来自房地产投机。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泡沫中,土地投机也成为重要手段。到1987年底,岛国日本的全部土地价值已经高达一千六百七十三兆日元,为同期美国全部土地价值的二点九倍。[14]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 美国的泡沫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的形式出现。商业周刊的首席经济学家麦克尔·曼德尔(MichaelMandel)在其2000年1月美国股市崩盘前夜出版的即将到来的互联网萧条一书中指出,新的金融制度是任何一次产业或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历史上至今已有三次金融革新与技术革新相结合而催生了令人目眩的经济发展。19世纪下半叶的铁路的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当时美国经济每年的产出只有13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铁路的总投资就高达100亿美元。为了向这样巨大的项目融资,在纽约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股票债券市场,第一批经营债券业务的银团和第一批现资银行。现代的金融市场从全美各地和欧洲各国筹集到铁路建设需要的巨额资金。二十世纪初汽车制造业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另一次金融革命。在二十年代里美国生产了3100万辆汽车。而当时全美国只有3000万个家庭。美国汽车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借力于消费者信贷制度的诞生和普及。在1930年,美国不仅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五的汽车,而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家具,百分之七十五的洗衣机,百分之六十五的吸尘器,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收音机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售出的。九十年代后期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与风险投资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过去,经济学家往往对风险投资不屑一顾。因为在1988年全美的风险投资只有50亿美元,而当年全美的研究开发投资总额高达1340亿美元。这种局面在九十年代为之——变。到了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已高达480亿美元。而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也就是美国股市的牛市即将结束时,风险投资已经达年平均900亿美元的水平。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风险投资已经占美国研究开发经费总额的三分之一。[15]在历史上现代股票债券市场十分成功地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如铁路,电力,供水,煤气,电话,以及其他大型产业融资。这些产业均有稳定的现金收入和可以用作抵押的实物资产。相反,银行与资本市场很难为从事技术革新的小公司融资,因为向这些完全没有过去经营纪录的创业公司融资的风险太大而它们成功的几率又太小。风险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为什么风险投资到了九十年代一显身手呢?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 前边说过,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金融投机的泛滥。在资本主义的形态中,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大的利润成为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则为实践这个原则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技术革命意味着相关的技术同时出现。 这些技术的商品化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因而有着极为广阔的新市场。这种前景使得投资风险成为次要的考虑。同时,技术革命带来的股市牛市又使得风险投资不仅取得高回报而且可以比较容易地从它们的投资中脱身。技术革命与金融革命结合的结果是即使经济成长加速也使经济危机加深。这就是美国经济在九十年代为什么空前繁荣而在二十一世纪初经历了已达四年之久的经济困境。 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 主张中国与国际经济秩序全面接轨的人们可能乐观地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金融领域采取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是中国早晚要走的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表明固定汇率的脆弱性。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与国际接轨。一国的经济只有向国际市场全面开放并通过国际竞争的洗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况且,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已经积累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已经在数个周边国家成为事实上的硬通货。中国也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外汇储备。随着中国向世界工厂的地位迈进,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肯定要进一步上升,早晚要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货币之一。为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金融大国之一,人民币应该尽早向浮动汇率的方向发展。中国也应该尽早开放资本账户。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是全球化过程是完全可以逆转的。事实上,在讨论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文献中有两种周期理论对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有重要的启示。一个是美国社会学家吉瓦尼·阿里奇关于霸权周期的理论。阿里奇指出,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经济在每个霸权支撑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均经历了资本积累的周期。在每个周期里,当经历了一次主要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后,过度积累的资本以及国与国之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均导致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而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迟早会导致一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垮台,新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资本主义史上,这种周期在荷兰霸权,英国霸权,以及战后的美国霸权下均出现过。[16]另一个是卡尔·普兰尼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长程运动推动力的论述。受两个走向完全相反的力量推动。这两个力量一个是关于社会保护的努力,一个是关于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十九世纪的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最后导致了1929-1931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保护社会的努力则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美国型新经济秩序(theNewDeal)的兴起。[17]普兰尼的观点也可以用来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的长程运动。从普兰尼的观点看来,七十年代初发生的变化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它代表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程运动中由保护社会转向释放市场力量这一重要的转折。在这个新自由主义大旗下的保守主义革命中,各国政府纷纷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缓和法规(deregulation)。这些政策导致了对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的全球性挤压(slobalsqueeze)。“[18]结果,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虽然这两种观点侧重点不同,但是他们正好构成了我们理解现阶段全球化过程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的互为表里的两个侧面。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使得资本可以跨国界地自由流动。 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流动成为可能,在利润原则的驱动下,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必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下向压力。这两种趋势日益增强的相互作用必然带来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动。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当然,有可能在全球化制造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之前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就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使全球化的过程缓和地逆转。例如,美国已经有几个州通过立法禁止公司把工作机会转移海外。但也可能人们仍然笃信全球化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一直到有一天全球化把我们推向一个危机的深渊,重复二十世纪前叶的历史。 我们无法断言目前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到了危机的前夜。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中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危机并出现全球化过程自身的逆转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开放资本账户与实行浮动汇率等于是将各国在1929-1933年大萧条后建立起来的防范危机的安全机制完全撤掉。如果有一天危机真的到来,中国将深受其害。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情特殊,1997年许多亚洲国家都遭遇了金融危机,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在过去的几年里,发达国家都遭遇了经济困境。中国不是也没事儿吗?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在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讨论中,中国由于没有开放资本账户而幸免于难几乎是国际上的共识。由于人民币与美元之间基本固定的汇率,中国的出口在万马齐喑时表现优越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不仅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与全球化紧密相关,而且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都离不开全球化两次大潮的影响。在几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时点,全球化的潮涨潮落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走向。中国的近现代史有着明确的与他国历史经验的同时代性。始于十九世纪末终于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全球化的大潮是在英国霸权的支撑下实现的。在那次全球化的大潮全面展开之前,霸权国英国的触角就已经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伸到中国。1871-1913年期间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亚洲的表现形式是西方列强打上门来要求通商。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如何改造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国内制度以回应西方国家的挑战。日本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并加入了帝国主义的阵营。 中国则在数次改革的尝试中失败并在几次反侵略战争中成为战败国并失去巨大的利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1914年的逆转意味着赖以调整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土崩瓦解。这导致西方列强之间争夺市场与原料的冲突日益加剧并以战争的形式来解决。 这种帝国主义性质的争夺直接导致了1919年的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当第一次全球化的逆转将工业化国家一步步推向大萧条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美国新政式的自由主义成为人类社会回应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三种不同形式。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仍然代表着这三种选择之一。法西斯主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成为历史。在战后的头二十年里,其他两种选择仍然在互相竞争。这两种不同的回应全球化逆转的制度性选择到了七十年代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当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开始出现问题时,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了脱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握了全球化浪潮变化带来的机会。七十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全球化由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全球化第二阶段中,发达国家先后实行了金融自由化。由金融自由化释放出来的流动资本是中国得以吸引外资的根本性前提。如果真的出现全球化的逆转,中国以今天与世界经济切合的程度不可能不受到重大影响。而在那天来临时,中国是否已经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了资本账户将对所受影响的程度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 结论 在上次资本主义全球化逆转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开始在本国经济体制中建立各种风险防范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英国更是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与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大大的降低了金融风险。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战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开始进入第二阶段。金融自由化加速了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以各种形式的流动。这种流动固然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浮动汇率与资本跨国自由流动极大地刺激了金融投机。而这种投机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中国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能够避免金融危机并维持不断的经济成长,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所谓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在。换言之,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向发达国家的汇率政策看齐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国际金融环境要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必须准备承担与浮动汇率和限制资本流动相连的风险。(作者单位: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政治经济论文:奥运政治经济论文 当奥运会刚刚在世界起步时,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是纯粹的体育盛会,从而拒绝商业的介入,职业运动员很长的时间也被排除在奥运会之外。1976年蒙特利尔举办奥运会,蒙特利尔曾5次申办奥运会,当申办成功后,该市即积极进行准备,耗费了巨额资金,利用了许多现代化科技成果,在城区北部开辟了奥运会中心,新建了大型体育场、游泳池、自行车场、奥运会村等。然而这一切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由于经济萧条,物价暴涨,建筑工人长期罢工,加上管理不善,在兴建奥运会中心时,经费多次追加,工程一再延期。往后的几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都因为顾拜旦的初衷,他想把把奥运会纯粹为体育,排除一切杂质,然而这一想法却太过于理想化,造成主办城市的极大经济负担。直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彼得•尤伯罗斯上任成为洛杉矶奥组委主席,向可口可乐等公司筹款这才初次开始了奥运会商业投资,改变了奥运会赔钱的历史,并且创造2.25亿美元的盈利,奥运会被从悬崖边缘拉了回来,进而成为一棵各国竞相追逐的“摇钱树”。 中国的经济会随着奥运会而有一个较大的发展。首先是大量赞助商的资金流入,尤其一些外资企业,可以借助奥运会这一平台进入中国市场,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很有帮助的。其次,奥运会举办期间,大量国内外观众涌入北京,极大的刺激了消费需求。就业问题也可以藉由奥运会这一契机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随着奥运会的到来,各种服务性部门的工作量也大为增加。以往奥运会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举办国尤其是主办城市的就业压力。据专家估算,北京奥运会将会带来200万个就业机会。此外,举办奥运会加快了承办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货物贸易行业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2008奥运行动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速北京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鼓励非货物贸易行业的发展。举办奥运会导致国际间大量的人员流动、技术传播和资金转移,这与服务业中的建筑、运输、旅游、金融保险、通讯广播等产业领域将产生密切的联系,带动相关技术和产品的升级换代。最后,奥运会成功的举办将树立起我国对外的良好形象,随之而来的是进出口贸易扩大,经济、技术交流加速发展,国际信用评价部门对我国的信用评价指数也相应提高。可以说,奥运会的举办对我国的经济有极大的刺激作用。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奥运会商业化的负面影响。在奥运百年庆典上,美国人将奥运会的商业化推向了极致,但商人们的每一项投资都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出资456亿美元买下本届奥运会电视独家转播权的美国全美广播公司在奥运会赛程安排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马拉松线路由于该公司的转播需要(通过名胜古迹多的区域)而改成了坡度极陡、有无数上下坡的路线,被称之为“历史上最恶劣的马拉松线路’,使运动员的身体消耗达到了极点。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多地收取巨额广告费(每30秒钟广告收费50万美元)。在运动员的利益和金钱效应上,商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当赞助商们向奥运会提供了巨大的资助之后,就俨然成了奥运会的“无冕之王”。人们不仅要问:这届奥运会到底是为谁办的?奥运会的主角到底是运动员还是商人?当商业利益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时,体育的利益就会成为牺牲的对象,当商业的砧码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天平上超重时,就会严重干扰体育运动的正常状态,并与奥林匹克理想发生剧烈冲突,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巨大的威胁。难怪当年雅典申办1996年奥运失败后,发出了“可口可乐击败奥运精神”的哀叹。过度的商业化,势必会造成奥运会的变质,这是顾拜旦所担心的,这也是我们应该极力避免的。那么如何做呢?奥运与商业的平衡如何掌握,我想我是无法很透彻的分析的,还有待经济专家的进一步研究。 北京奥运会通过巨额的直接投资将对经济起到拉动作用,而且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北京也不可避免地会经历“经济低谷效应”。因此我们要做好长远的规划,借鉴以往举办国的成功经验,保证北京地区乃至我国的经济相对平稳地增长,预防“低谷效应”的产生。 有关我国“家电下乡”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一、“家电下乡”政策符合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目标的要求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城乡经济文化教育等差距、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明显。为此,党和国家审时度势,从2004年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支农、惠农、强农政策,先是取消征收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接着又实施粮农直补、大型农机具直补政策,现在又实施了“家电下乡”的活动,不久全国又即将启动“汽车下乡”的新政策。这些政策的贯彻和实施,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又有利于改善农村的物质文化生活,特别是对发展农业的生产力、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城乡的二元化结构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这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符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标的。 二、“家电下乡”政策促进国家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 我们都知道,出口、消费、投资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现在,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我国出口不断下降,只能靠投资和消费来拉动经济的发展。我国已经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最终能从本质上带动经济发展的只能是消费。按照宏观经济理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须配套执行,才能发挥其宏观调控的综合作用。为了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我国又开始实施了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最主要的特点是增加财政支出,转移支付是最典型的增加支出方式,“家电下乡”补贴就属于此类。以补贴的方式促进消费,进而促进生产,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三、“家电下乡”政策有利于促进国内微观经济的良性发展 我国这些年来宏观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各行业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一些微观行业并不乐观。全行业亏损时有发生,价格战此起彼伏,要改变市场的境况,就要培育出新的市场需求,即启动农村的消费市场。据政府有关部门测算,仅仅家电补贴一项就可以在4年内创造出9200亿的市场需求,这对相关企业及生产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从而平衡国内市场的供求矛盾,改善微观经济环境,有利于民族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总之,“家电下乡”政策是我国在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下实施的又一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之一,这一政策不仅能够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有效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也是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途径。我们期待着这一政策能够发挥更大的综合效应,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政治经济论文:探讨影响大学生就业观演变的政治经济政策 大学生就业观虽然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形成、变化、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其受到主体、家庭、学校、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制约。在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就业观演变的诸多因素中,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影响又至关重要。因而本文拟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就业观演变的政治经济因素,作一些宏观的梳理和初步思考。 一、不同时期大学生的各种就业观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大学生就业方式及观念的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统包统分、供需见面、双向选择”或“服从分配、走向开放、自主择业”。 1、计划分配阶段大学生的就业观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大学生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在这一时期,国家采用统包统分的政策分配人才,大学生按照国家政策,一般说来需要返回户籍所在地工作,所以很少有自主选择的就业观念。毕业后到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或者国有企业去工作的直接分配方式,让他们基本上也不用担心就业问题。服从分配的就业观点和统分统包的就业政策,决定了这个时期大学生的就业观普遍有:择业倾向上不主动,择业标准上偏政治化,择业意向上重政工而轻农商的特点。政策引导下的这种“等、靠、要”的想法,与后来市场导向下的自主择业观截然不同。 2、计划分配向双向选择过渡阶段大学生的就业观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我国经济政策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大学生的就业政策也发生了转折,我国对大学生的就业制度开始分步骤、分层次地逐步由“统分统包”向“双向选择”改革。具体来说,1983年-1993年这一阶段,国家将清华大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山东海洋学院等院校作为试点,在调配工作中进行了“供需见面”相互选择的就业办法。至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由学生“自主择业”的制度,标志着竞争开始引入大学生就业,实现了由“统包统分”和“包当干部”向“自主择业”的过渡。 竞争机制被引入高校后毕业生就业方向开始趋向市场化。这十余年大学生的择业标准较之社会、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成为了首选。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出现了新的特点和趋势:择业倾向上走向多样、主动;择业标准上走向经济化;择业意向上偏重经济收入高的职业。这个阶段的大学生就业时开始主动追求个人利益,为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下自由择业做下了铺垫。 3、双向选择阶段大学生的就业观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确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阶段,国家不再负责安排大学生的具体就业岗位,而是引导大学生投身到就业市场进行自主择业,大学生和用人单位之间双向选择的关系基本确立。很多大学生在就业时认为“待遇决定职业选择”,更加注重职业收入,工作对生活的改善。在择业标准方面,行业发展前景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择业意向上工商并重,往日不被看好的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成为新的就业热点;在就业认识上,意识到“创业也是就业”,勇于创业成为普遍接受的观念。这一阶段大学生自主择业就业观日渐成熟,标志着我国健康完善的大学生就业观步入了正轨。 二、现阶段政治经济政策对大学生就业观发展的制约 探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生就业观演变的过程, 我们不难发现,随着经济体制、大学生户籍和就业制度、高等教育制度等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调整,促使了大学生就业观念不断变化。这些政策一方面极大地推进了大学生就业观的演变与发展,充分的利用了青年力量来进行市场经济建设。但另一方面囿于我国庞大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当下不少政治经济政策仍然约束着大学生就业观的进一步发展。 通过调查不难发现,我国大学毕业生在择业过程中职业取向表现出了较高的一致性,充分说明社会因素对大学生的择业影响很大。“因此可以推断,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对他们的择业意识和择业行为产生了很大影响,事实上也是如此。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是大学生择业取向形成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新古典经济学曾提出充分就业均衡的假定,但在我国,劳动力市场被很多诸如性别、制度、学历、户籍等因素分割成了高低不同的子市场,这其中尤以制度性因素为甚。制度性因素把我国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内部主、次市场的分割。沿海地区、城市、外企、国家机关等可以看作是主要市场,农村、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等可以看作是次要市场。较之主要市场,大学生在次要市场要想找到工资回报率高,前途光明甚至可方便流动、合理社会保障的就业机会非常困难。制度性因素划分出的主、次市场,迫使大学生不得不放弃对次要市场的就业尝试,不惜付出暂时的失业代价。 其次,进入新世纪,为应对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高校不断扩大招生规模。高校扩招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劳动力,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扩招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面对经济规模的急剧膨胀,我国高校扩招并未很好的遵循循序渐进的做法,2013年大学毕业生数量从2003年的 212万迅速增加至669万。大学毕业生数量飞速增加,市场需求瞬间饱和,陡然供大于求。 再加之当下高房价、高消费和低收入的矛盾,及传媒和社会舆论对工作好坏衡量标准的误导等,严重制约了我国大学生就业观进一步健康完善的发展。 三、优化制度环境,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的对策 国家政策是人才资源市场配置的具体准则,也是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规范。国家决策调整往往会引起全国范围内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从而对大学生的就业观产生深刻影响。因而如何实现充分就业,推动高质量的就业,应从国家发展战略的新高度来审视。 1、加强政府调控和制度建设,引导大学生的合理流动 流动性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劳动力就业的特点趋势和内在要求。但许多大学生面对不同的子市场,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悬殊差异时。对于贫困就业地区、收入微薄行业,往往不是积极就业而是选择暂时失业。因此无法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来实现大学生向西部地区、艰苦行业的流动,各级政府要把引导大学生就业作为自己的工作责任,加大调控力度,采取切实的政策措施,鼓励大学生面向中西部地区及基层单位就业。尽快完善相关制度,对于赴基层工作的大学生给予适当必要的编制、岗位和资金。同时也应该采取诸如:肯定其行动,精神上鼓励和表扬;物质待遇上充分补偿,重视培养和提拔等激励措施,来加强大学生就业思想观念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现状,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质量。 2、通过政策鼓励,推动大学生自主创业 政府固然要不断强化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责任意识,但是,政府不可能短时间内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上千万个就业机会。所以,空前的就业压力要得到有效缓解疏导,与其让大学生被动等待就业,不如通过政策激发他们自主创业,通过创业再带动就业。比如对从事个体经营的高校毕业生,可以简化审批手续,若干时期内减免他们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通过政府、金融部门等现有渠道,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创业小额贷款和担保。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或减免税收,增强融资渠道等多种途径来引导大学生实现自主创业。 3、构建良好的传媒风气,营造正确的舆论导向 传媒和社会舆论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观起着巨大的潜移默化作用。整个社会的职业观不改变,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观不可能从根本上发生变化。“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并不能改变人们对职业贵贱差别的忽视。当下大学生不愿结合自身愿望、实力在社会中打拼创业,而是盲目的挤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这类独木桥。大学生暮气沉沉表现,正是源于社会将安逸舒适稳定与否,作为了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在严峻就业形势下,社会应构筑良性的传媒渠道和社会舆论,宣扬职业无贵贱的思想,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通过传媒大力宣传自主创业和到西部、到艰苦行业工作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对那些在平凡岗位中做出不平凡业绩的大学生认真宣传事迹、总结经验。从而形成有利于大学生转变错误的就业观念,积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能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岗位去建功立业。 总之,大学生就业观念的转变是一项漫长而系统的事情,难以一蹴而就,它需要个人、高校、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逐步完善。 政治经济论文:分析新时代下《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发展 作为我国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政治经济学是我国经济理论学界的基础,是管理学、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加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一、政治经济学的简要概述 1.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政治和经济是政治经济学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古希腊的色诺芬最早在他的着作《经济论》中提出了“家庭经济管理”一词,“政治经济学”一词在17世纪初也应运而生。政治经济学自从17世纪中叶以后得到了发展,主要是依赖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手工工业生产的时代背景。产生了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主张自由竞争,政府不干预经济。此时,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一门专门研究政治现象和经济规律的独立学科。当西方资本主义从手工业向大规模工业过渡时,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日益突出,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缓解这种威胁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产生了庸俗经济学理论,并逐步取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学家在19世纪上半叶,极力地抨击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站在小私有制的角度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病,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认为资本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2.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最基本的经济关系。任何的社会发展都是伴随着生产过程,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生产关系伴随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社会生产关系包括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3.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提出两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生产力应该适应生产关系。马克思主张从生产力与上层建筑中研究生产关系及社会发展的规律。唯物辩证法有三大规律五大范畴,主要有矛盾对立统一规律、量变与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等具体内容。主要可以抽象出矛盾分析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方法等研究方法。 二、新时代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与思路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攻坚时期。西方政治经济学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特色体制的入侵,我们要坚持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其基本原则是结合我国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原理为创新指导,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坚持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创新的基本思路应该以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创新为主,结合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两种手段,加强政治经济学向着国际化、应用化、数理化方向纵深发展。 三、新时代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策略 1.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创新。我国一直以来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学习内容。我们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地引进和借鉴西方现代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不断结合我国出现的新国情、新形势、新问题、新情况,进行持续的理论成果的完善和研究。在内容创新层面,主要是指引进和创造新的理论,提出新的观点,形成新的理论框架,建立新的理论体系。 2.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国际化。中国在自力更生的背景下迅速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中国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果造就了发展奇迹,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必须是依赖于全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和外部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因此,只有不断地与其他各国先进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进行切磋与学术交流,才能不断地提升我国的理论水平,拓宽我国的理论视野,平等地与世界交流,增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应该具有兼容性、包容性、博大性,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应该走向国际化。 3.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应用化。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改进生产关系、推动社会改革和实践,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归根到底,理论的发展是为了应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发展应该以应用化为理念,这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势。结合国内外实际情况看来,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方法、理论成果等都在不断地应用于金融、贸易、管理、社会学等学科中,展现了政治经济学对于学科的引领作用。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应该多挖掘一些能够促进实践发展的理论,将理论的应用化作为理论创新的一个新标准。 政治经济论文: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导论 回顾汗牛充栋般的西方有关研究中国的文献,它们中的多数没有强调把国内与国际、 政治与经济分开的分析方法带来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仍然过分强调国家中心主义与现实 主义。 我们可以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方法来检讨这一基本失败。许多IPE与全球化研 究的东西存在方法论问题。这些着述主要依据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各种理论,或者它们试 图发现一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或者把民族国家仍作为 分析的基本单元(这些情况有时同时存在)。同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就方法而言, 对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IPE研究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与更精细化,不过,多数方法仍然未有目的地转 向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本文认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IPE要对区域(国别)研究更加敏感。要做到这点,就 要有更多的区域研究,从而丰富IPE理论。这些区域研究建立在个案的特定详细知识上 ,有助于为真正的IPE理论发展提供比较基础。同时,靠使用IPE工具来考虑全球化下的 中国政治经济,也将促进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在考克斯传统的意义上,选择此种折中的混合与阶级形成的理解 ,特别是与佩恩和葛布有关的“新政治经济学”,我们就能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制定的分析架构,而且考虑到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 治经济中的力量以及全球因素已深入于国内政策制定中。区域研究与IPE的联姻,既促 进分析架构的发展,又为未来的中国研究提供一系列的问题和假定。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的一个论点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方法太过于强调民族国家(中央 权威)以及层次分析方法,这些都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的国家主义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东 西。在展开本文前,想强调指出的是,我并没有做大前研一式的论断 ,即民族国家已“死亡”。是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时如果不承认正式的外交与政府 间关系的重要性,就是毫无意义的。否认了国家是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也一样是 毫无意义的。不过,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动力是,中国地方性的国家行为体(地 方政府)与国际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只集中在中央一级的双边关系已经忽视了决定中国国际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 以及外部力量在部分意义上塑造中国政治经济演化的方式。第一,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 忽略了经济因素的显着作用——特别是非国家经济发挥的角色。第二,对中央一级的理 解忽略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含义的地区与部门分布的不均衡性。 本文的任务是考虑这些“经济”问题的政治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于地区与全球 进程中。我考虑到国内政治、国内经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联系。地区化产生 了地方化和国际化的关系网络。在研究双边关系的同时,考虑这些关系网络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论化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 在中国内部,作为一个学科的国际关系学(IR)现已有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文献,并且中 国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发展。IR在中国仍然是个相对来说很新的学科,不少中国学者对此 做了很好的评估。说所有的中国IR文献知识使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张勇进就 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英国学派作为一种方法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兴趣。建构主义的观念,特别是与瑞思相关的着作开始影 响一些中国学者,如复旦大学的陈志敏与苏长和就在探索国际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 政策选择。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从古典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化并不是个漫长与艰苦 的过程。 国内与国际的关系也是这些考虑全球化对中国影响的学者探讨的问题。 王逸舟是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中国学者。中国学者对IPE的兴趣也在日益增长,一些大 学已经开设IPE的课程,并编辑出来一些有关的中文教材。不过,这些着作只是描述西 方的方法,而非应用这些方法去分析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 如同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中国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早期研究一样,上述最近 的研究着作承认和考虑(西方的)方法,但并没有广泛使用它们。不过,国际关系学在中 国不是一成不变的,新观念与新方法正在讨论中。公平地说,中国IR学科的发展仍存在 着一系列障碍。在全球化条件下,这些障碍可以得到有效克服。 第一个问题是过分集中于研究与美国的关系,这已作为“条件”因素强加在了中国国 际关系学身上。对中国、中国政策制定者以及研究者来说,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与国家 集团(比如欧盟以及单个的欧洲国家)都更重要。在政策层面上,这种(中国学者的)美国 中心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但本文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提供奖学金与资助、在美国呆一段时间仍然是有意在西方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最可能与 最吸引人的选择,通过这一渠道,在国际关系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美国观点已部分地传播 到正在兴起的中国IR共同体中。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大多数IR文献仍然是关于国家主权与国家地位之类的问题,它们的 方法当然是现实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宋新宁认为,“制约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 障碍是结构性的,也就是在中国搞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社会环境”,具体来说是三大国 内制约:与政策相关的研究的统治地位、残留的旧观念以及在中国话语背景下国家本身 的重要性。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方面,中国的IPE深受美国的影响。朱文莉有关中国IPE的论文 就是很国家主义的。她的观点属于对作为分析工具的美国IPE——特别是“霸权稳定论 ”的某种回应。“全球问题的出现被描绘为外交舞台的扩展”。 再如,宋新宁与陈智宏认为,在中国,人们强烈地认为以下就是IPE:“在IPE研究中 西方学者使用的方法,例如理性选择、博弈理论,数学以及统计方法”。这再次显示出来,在观念来源上,中国IR占压倒一切地依赖美国同 行——即使一些美国观念是为中国IR与IPE学科所排斥的也不例外。如同我们在后面要 谈到的区域研究中提到的,美国的许多人也关心理性选择方法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方法 论的“科学”性。我认为,IPE作为一个分析架构的总体概念(范式)如果超越美国方法 的主导性,就能有助于把理论建设真正向前推进一步。 非国家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批评理论并没有对中国的国际关系 研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中国学者很少注意到独立行动的经济力量已使单个国家内部受 益,也较少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例如,那些被斯特兰奇所称的“国际商业文明 ”或者考克斯所形容 的“跨国经理阶层”。 上面所说的问题并不是有意“垃圾化”中国学者 ——情况远不是这样。我们知道,美国主流的IR期刊一般都由理性选择和现实主义方 法 主导。中国不是把学术与政策制定联系在一起而导致方法论上近视的惟一国家。确实, 在今天的时代,很难知道有的学者是否只是研究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或者还是试图写这 样的政策本身。再者,许多美国关于中国IR的文献也忽视了欧洲学者对中国的研究。约 翰斯顿与罗斯编辑的文集《与中国接触》中没有一章是有关欧洲的。中国之外,各学科之间的门户之界线也是泾渭分明的。如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大量 文献中,经济学、国际关系、政治与经济地理仍然是各说各的、分立门户。 我建议,为了用理论模式来分析中国的国际关系,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无需更进一步 只集中在美国。 政治经济论文:对我国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的一些思考 国家内外形势已日见兴旺。我过去向领导同志谈过,一旦国家大局好转,作为一名学者,我不再轻议国事。今后,我将把主要精力回转于我所一向爱好的学术和艺术的研究及写作。 但是,对目前形势,我仍有一些深层的忧虑和若干建议,不避冒昧,谨再书之以拜呈尊览。 一、关于国内政治问题 (-) 为进一步发展当前有利的国内外形势,我斗胆建议一次性清理、重新处理“六四”期间被捕的全部知识分子,理由如下: 1.此举在当前较好国内外形势下进行,可主动卸除一个政治包袱,消除美国及西方对我国“人权攻势”的一项重要内容。此策似为让步,但实潜具主动权的把握,可为进一步改善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关系开辟道路。 2.客观地看,1989事件是一次极为特殊的历史事件。构成此事件的原因,乃是复杂国内外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背景,将其责任(包括法律责任)简单地追究于少数个人是不活富的。 3.与1989事件有关的若干主要自由化知识分子(包括被通缉者),如方励之、万润南、严家其等,现都以不同途径出走国外,其中方励之是在美国庇护下出国的。而长期关押另一些知识分子,似会给人以执法不公正感觉。 4.知识分子不同于在1989事件中打砸抢的刑事犯罪分子。对后者,自然不适用此一建议。 5.有条件释放在押知识分子,可进一步发展当前有利的国内外形势,有利于进一步形成一种团结、和解、祥和、安定的姿态、气氛。 但考虑到国内外仍极其复杂、潜流多变的形势,为免除此举对国家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如采纳此一建议,则以下几点又似应防范: (1)应申明宽大释放绝不是为“89事件”平反,也不是为这一事件的翻案准备条件。可以适当方式重申,1989事件政治性质的认定(“动乱和暴乱”)没有错误。 (2)对涉足1989事件的在押知识分子,做从宽处理应是有条件的。此条件即是在释放的同时,在原则上限制他们在今后若干年内的政治活动。 此议似可以考虑以下三种办法: (1)以个案处理。如允许有病者取保就医。 (2)对有悔改表现者缓刑、减刑等。但同时明确警告限制其迁徙及政治活动。 (3)对本人要求出国者,可采取适当办法允其出境,但在若干年内限制回国,直到他们对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已不构成潜在威胁时为止。 应特别说明,以上只可施于与1989这一特殊事件有关的知识分子,并且下不为例。建议立法,对现行威胁国家安全的分子与集团,给予必要的打击。 以上建议,不知妥否,敬请审酌。如谬,请谅。 (二) “我最近研读了伦敦国际战备研究所《1991-1992年度研究报告》。注意到,该报告中对中国当前形势评述称:中国当前最大的面临问题是“政治接班”问题。云中国“由于面临第14次党代会,出现了权力斗争的紧张气氛”。 报告称: “中国行政管理机构内部的紧张气氛已削弱了它们保持全面控制的能力。中央政府再也没有能力组织有效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权力斗争的加剧及伴随而来的政治不稳定,使下层政府官员能够推行他们可能不同意的比较保守的政策。” “表明中央政府的权威在下降的另一点是,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的权力正在日益加强。中央政府只控制着国家预算总额的大约40%。它能否得到其余的部分取决于各省是否愿意上交他们在当地收集到的资金。在过去的几年里,各个省越来越拒不同意将这种资金转移。鉴于中国国内各地区在发展、经济改革进度和进入国际市场机会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趋势将会进一步削弱中央对各地,尤其是对迅速发展的华南沿海地区和内地其他经济发展先进地区行使权力的能力。 此外,政府还面临着来自少数民族的新的和相当坚决的反抗情绪。” “现在这个国家也许不会马上陷入危机。但引起前一次(1989)危机的内在原因仍未消除。隐隐约约出现的国内外挑战仍比不费力发展的机会大。”(以上请参看《参考资料》,这些分析似很值得中央领导同志给予注意。) (三)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人不断批评中国的“人治”和“老人政治(伦敦报告中也提到这一提法)。我对此现在有一点小小异议。 所谓人治就是权威政治--围绕一位或数位权威领袖做出最高、最终决策。我们很难设想,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如果中央没有以小平同志为优秀的权威中心存在,会取得今天的成就。而今天人们所担心的、敌对势力所期待的,也正是在这一权威优秀万一消失之后,中国可能将出现无政府状态。 法制和政治民主制度的形成,需要历史、经济、文化的相关条件,需要一个长期发育的过程。因此。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仍需要政治权威,需要决策权力的相对集中。否则难以保持国家统一。 民主与法制难以一蹴而就,只能逐步建立和完善。诚如小平同志英明指出的,在中国也许还需要二三十年时间才能形成一整套比较成熟健全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体系。那么,在无政府状态与权威政治之间,有权威当然比无政府好。自然人们更期望,权威是贤明的权威。 中国之国情(所谓国情,也就是说如不要社会动乱,不要国家分裂,不要未来发生兵荒马乱),限定了中国在可以看见的一代人时间内,尚不能从抽象理念出发搞“轮流坐庄”的权力分配制度。仍难以施行西方式四年一选及民间直选国家优秀领导制度 所以我窃以为,中央必须有一个承担责任的权威中心,必须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权力结构和支持权威优秀的政治基础。权威制度仍所需要,由人治向法治的过渡需要稳步进行。这个问题,关系到下一时代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配置问题。如不解决好,则不要谈坚持百年改革与开放大计,甚至连维持社会基本稳定也不可能。但此问题如能解决,此险情如能渡过,则我国国运必将有新的转机与大的昌隆。“ 二、关于经济问题 (-) 中国十年改革的成功,是邓小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总战略方针实施的成功。而并非一些经济学家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应用于中国试验的成功。这一点现在很有必要说清楚。因为现在在美国的陈一咨等,以及国内一些经济理论会上,某些经济学者颇以中国经改大政方针“设计者”自居。这是很荒谬的。不澄清这个问题,一些危险的经改方案,即仍可能影响决策,而将我国看好的形势搞坏搞乱。 我窃以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固然是教条主义经济学的失败。但苏联及东欧近年进行市场经济改革陷于不拔之困境,(叶利钦近日已不得不从激进经 改立场后退,俄罗斯形势在今年下半年明年上半年即将看乱--此信与国内目前广为流行的一种论调相反。)这与其盲目崇信西方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照美国药方推行所谓“休克疗法”是分不开的。 有必要指出,我国经济学理论的现状,是脱离经济实际的,水准也是很有限的。如用之于作为经济改革施政方针的理论指导,需要慎之又慎。 关键在于,这里有两大迷信迄未被打破。一是对市场价格自动均衡机制(“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之类“休克疗法”的由来)的迷信,一是对美国式企业管理体制和方法的迷信(“砸三铁’”口号由此来)。从南斯拉夫到波兰的危机,以至最近叶利钦在社会压力下不得不宣布从激进市场改革方案后退,都已经一再表明了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休克疗法”的失败。但是我国经济学界,至今对此仍缺乏根本性的反省。 (二) 通过对当代西方经济学和政策的研究,我认为有根据指出,以马歇尔及萨缪尔森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是一种伪科学经济学体系。 简单说,“新古典”(又称“新自由主义”)的要义是:‘做手打开一切市场门户,扫除一切障碍,纯粹让价格升落调节供需。这种无障碍的自由市场经济,是实现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最佳配置,达到最高经济效率的最好经济机制。资本主义以之强,社会主义以之败。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只要放手让价格机制自动起作用,就永远不会有供给过剩。供求失衡的问题”。 这个理论是非常具有欺惑性的。但是五六年来,它影响甚至支配了我国经济理论中的主流经济学派。关于这个问题,我过去已写了一些文章。还有一些研究,目前尚未发表。关键在于,在这一理论所暗含的政策建议中,包涵一些让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走上自我摧毁道路的观念。此又与最近美国国会议员建议禁止中国国营企业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而促中国国民经济瓦解的提案,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文中难以深谈理论,但有必要指出以下几点: (1)美国、德国、日本以及西方七工业国,决不以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理论作为自身的经济政策指导。否则他们目前就不会搞保护本国市场的贸易政策了。(萨级尔森的书被作为我国大学中关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教材。但他还没有死,在美国却无声无息。美国近年经济问题这么严重,为什么不请他出来作政策指导呢?因为政界认为他的理论对美国没有实用价值。) (2)拉美一些政府自70年代后期曾接受这种经济学的政策指导,均堕入恶性通货膨胀与外债深渊至今不拔。 (3)在1988-1989年曾日益迷信新古典一一新自由学派的政策建议,其所实施高通胀政策,并准备“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地推行高赤字、高通胀政策,实际即实施后来东欧用过的“休克”疗法。遂将我国经济政治推上失衡动乱道路,这一教训不能忘。 (三) 我认为,批评的失误不是否定改革,因为十年改革胜利是邓小平路线的成功而不是路线的成功,有人故意混淆这个问题,目的是搞乱思想,封住批评失误者的嘴。近来,新古典经济的荒谬理论和政策建议又颇为流行。我认为,在经济上重蹈赵的政策.结果仍会引发恶性通胀、劳资对立、两极分化和政治动乱。 中国十年经济改革的成功确已说明,社会主义经济无疑能够容纳市场经济。但还必须看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的市场经济,在一些重大方面应有所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否可以这样考虑:市场经济不姓资,也不姓社。但姓社的市场经济,应有区别于姓资的市场经济?其实,即使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西方不同国家也有很大不同。最近有西方经济学家指出: “日本建立在集体服从基础上的市场资本主义,德国组合主义的‘社会市场’体制,与美国式的个人利己主义自由市场体制具有重大不同。90年代世界经济意识形态上一个辩论的焦点就是:什么形式的市场最能适合于一个国际竞争愈来愈激烈的时代要求?”(引自5月17日《星期日泰晤士报》,理查德?伯特的文章) 日本、德国政府在二战后都断然拒绝接受美国曾向他们推销的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理论。我深信,如果日本、德国在当时照搬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那么现在他们将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庸(如加拿大、澳大利亚那样),而绝不可能成为独立的经济强国。 我对美国二战后的世界政策研究已久。我认为,美国最厉害的武器不是它的导弹核武器,而是其意识形态包括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把软刀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靠这一意识形态武器,使它达到对敌国兵不血刃的攻心和内乱战略。 (四) 三年治理整顿功不可没。虽然对一些具体措施是否-一得当,可以具体分析。但在总的方向看,正是治理整顿巩固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修正了一些重大失误政策的偏差。治理整顿巩固了改革而不是否定了改革。而现在经济学界有些会议上,有人到处宣传一种观点,指责“治理整顿”三年否定了改革开放。令人怀疑此论何所居心? 当前在经济中隐隐浮现三个阴影。一是主要威胁中下层群众日常生活的物价涨势有所发展(外币兑率超帽上升亦是通货膨胀的信号之一)。二是许多国营企业中工人对自身前途有所不安,一些企业中劳动者与管理者矛盾有尖锐激化之势。三是社会中少数靠金钱投机游戏不劳而获者(食利者)增生,金钱在少数人手中积聚甚快,而生活奢侈腐败,已成为街谈巷议的内容,并日益激起下层人民的愤懑。我认为,以上三个问题都是将导致社会再 度不安定的因素。谨提请决策方面在政策上给予必要注意。 (五) 泰国近日的动乱值得引起我国的警惕。港台舆论近年一直在大吹“新四小龙”腾飞。曼谷动乱发生后,一些外间舆论又把问题归结到所谓“民主化”潮流、政治民主等问题上。我认为这是欺人之谈。根本原因出在经济和社会上,政治问题只是表现而已。《费加罗报》5月19日评论指出:“被国际金融界当作样板的曼谷如今尝到了经济发展失控的苦果。曼谷严格按照国际货币资金组织灌输的那一套自由化方法去做。但无可否认的是,自由化和经济开放也会使国家付出代价。” 与洛杉矶街头一样,勇于闹事的总是社会中最下层的穷人。而恶性通胀、穷富尖锐对立、富有者的奢侈和腐败,可以说在任何国家,都总是足以引起动乱的三大基本因素。这是人类的全部历史所不断证明的。 因此我窃以为,我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必须同时保障和发展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特别是一些社会保障因素),而不是倾向于消除那些因素。(以终身雇佣制来说,日 本大企业至今保留这一制度,它是日本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一些问题尚未极端化,但智者防于未乱。 (六)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一个根本谬误,是其否认市场有限,否认市场规模对生产力发展构成重大限制这一原理。(在经济中有一最根本规律,这就是一种工业品,其利润机会与利润可能指标,与其面对的市场广狭有成正比例的关系。) 这一否认,涵有一种对工业发达国家有利的政策性意义,就是否认了国家干预经济,特别是实施国内市场保护的必要性。 但是,在国际市场上存在不平等竞争条件、不平等技术条件和不平等贸易条件的环境中,这种反保护、反干预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客观上必然有利于发达国家侵占和控制不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我们不会忽视,各发达国对自己本身的国内市场,随时在进行何等强有力的保护。 我窃认为,我国在坚定不移地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必须考虑国内市场份额有限这一原理,并巧妙地制订和形成一套办法,使得既能有效引进利用外资,同时又最大可能地保护我国国内市场,使之首先有利于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新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与现实中的经济现象相悻离,但中国经济学主流派最近一些年主要受影响于新古典的教条影响。所以他们不懂国内市场上已出现由于市场不足导致的利润下降,也无视当前国内外厂家为争夺市场机会进行的激烈生死竞争。 许多经济学家至今似不懂在经济中,市场不仅是贸易地,而且是一种极宝贵的经济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经济学家侈谈市场经济,却并不懂什么是市场经济! 总之,我国在开放市场的同时,必须学会审慎地保护和控制市场。所谓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是市场调控。在这一点上,请国家认真研究一下台湾在对大陆发展经济关系的同时,是如何巧妙的保护其本身市场的。 以上所谈问题,不是理论政府问题,也不是学派之争,而是关系到我国开放政策能否长远实施成功的根本问题。故特强烈提出,吁请决策方面给予适当注重。 三、关于外交问题 (一) 三百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对外贸易(其开拓殖民地运动就是为开拓外贸市场这一目标服务的)。美国、日本、欧共体一一七发达国,一切发达资本主义的立国之本是对外贸易。并且,他们并不是在国内需求已满足后才发展对外贸易的。他们国际贸易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交换剩余--利润。这是他们的经济与我们经济在战略上的根本差别。(美国的国务卿就是外交和外经部长--因为美国的立国之本也是世界贸易。)亚太“四小龙”之所以强,其经验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勒紧裤带,埋头苦干,外贸致富。 而东欧、苏联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不是单纯由于经济管理不善,不是由于微观问题,而主要是由于以满足内需为主导的经济战略(来自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封闭的经济体制,致使其在国际竞争中,在技术上落后,在经济效率上日低,在改革中又选择自我摧毁方针而导致惨败。 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的成功,第一有赖于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力解放和技术进步,第二有赖于经济转化为面对国际市场的外向型经济,第三有赖于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依靠小平同志为优秀的权威体系,强劲保持了持续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在赵时代,曾有人提出“国际大循环”。这一方针从其面向世界市场是对的。但其根本着眼点,仍是内需主导,先内需,后外贸。这是错的。但这一理论最大的错误,是它主张接受发达国家与中国的垂直国际分工,建议让中国仅作为资源和劳力供给国进入国际市场--这一方针如果真的实现,只能使中国坠入成为西方新殖民地的地位,遭遇类似于南美和菲律宾的命运。这两块地区论资源应属于世界最优秀的,但至今是世界上最穷区域之一(1.南亚, 2.非洲, 3.南美, 4.菲律宾)。并且只要有美国人控制其经济,就永远不会让他们富。 许多人常常问:发达国家为什么富?这个问题人们谈了很多。有人认为是靠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制度,这是片面之谈。 西方为什么富呢?简单说,其实发达国无非就是世界经济中的工业国。他们的富裕,与一个国家国内市场中工业化城市的富裕原理是一样的,靠制成品与原料和劳力交换的剪刀差致富。 (二) 5月9日,中美签约联合开采南海石油,引起越南抗议。我窃以为,虽然南海主权属于中国,但此时此举正如同不久前的钓鱼岛事件一样,是外交上的不智之举,于收回主权无补,但却造成了与周边国家的敌意和紧张关系。 中国1989年后,实施团结巩固周边国家的战略,打破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封锁和国际孤立。但最近是否由于国际局面有所好转而有所疏忽,以致在对日关系、对越关系上均出现不必要的阴影?这后面,似也未必没有美国战略的影子。(美国公司介入南海是耐人寻味之事,仅出于经济考虑吗?)谨吁请决策方面给予注意。 目前看,国际形势发展方向仍深不可测。从美国欲控制全球的战略总意图看,尚不能排除有朝一日西方多国孤立我国的可能。善胜者胜于无形。我窃以为,我国在外交上仍应坚持小平同志早就讲过的方针。暂时搁置历史遗留问题,集中力五搞好国内工作,同时在国际上、政治上多空朋友,而经济上多开辟新市场。对有争议的领土问题,应有态度.但不宜激化矛盾。在目前有争议的区域,即使有眼前小利,与其取之,不如暂不取之。 (三) 我个人认为,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路线的日益明确,随着以经济工作为中心--而不是以意识形态活动为中心这一战略目标的确立,我国应该逐步形成一整套新的外交观念。第一是具有全球视野的战略性外交观念,第二是为国家战略性经济目标服务的外交观念,也就是围绕国家的战略经济利益而进行国际活动的外交观念。 什么是我国的战略经济利益?我窃以为可注意以下几点: ①形成和保卫中国的海外市场。 ②加强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我们看到,在国际关系中,经济战略利益的考虑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从根本上划分敌友。美国是最典型的。它据此原则处理与一切国家包括和盟国的关系,毫不含糊。后冷战时代的特点,就是国家战略经济利益高于一切。 所谓世界主义的外交观念,就是说,建立在世界中的中国观念,而打破孤立主义、作为孤立国家的中国观念。必须扩大对中国生存空间范围的理解。要认识到世界整体经济政治环境,都与中国在未来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在这样一种理念下,才能形成中国的系统外交战略。 我窃以为,我国外交在1989事件后一直面临两大基本选择: 1.一种选择是,甘心屈居于作美国的依附国,在国际政策上配合美国甚至协助美国构造以美国作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但这 一新秩序,从战略发展的观点看,第一不会容许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存在。第二不会容许中国作为强大统一的新兴工业国而在亚洲崛起。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导致中国走向南斯拉夫、前苏联的分裂瓦解之路。 2.另一种选择是,在不正面对抗美国及西方的同时,在政治上稳步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团结、集聚各种国际力量,逐步形成制衡美、日、欧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机制,从而创造出对中国发展经济,实现本国战略经济利益的最佳国际环境。 目前的世界局势,看起来是平淡的,实际上局面是错综复杂的,有许多矛盾还没有展开,有许多变动中的、难以充分估计的因素,还未显现。可以说,仍是一个事变纷至,前景扑朔迷离的动荡时代。当此之际,我国外交究竟将何去何从?深望决策方面及早决断。 (四) 联合国近期发表的一系列统计材料确切表明,80年代以来,除最少数国家以外,不发达国家的境遇是普遍地更加困难了。 在本世纪末,人类面临着两大问题: 1.发达国家进入了结构性的、频繁发作的经济衰退期,普遍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强行保持速度,将引起高通胀率,社会不稳定。要么减缓发展;则失业上升,经济不景气,也引起不稳定。 2.不发达国,正普遍陷入日益严重的国家贫困化和社会两极尖锐分化。 我窃以为,这两点,是今后十年的一种长期趋势,它后面有深刻的世界经济规律。当前全人类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经合发展组织”在关于世界未来的一个研究报告中所概括的:“由于地球上可资利用的天然资源有限--而且正在迅速耗竭,同时受生态系统净化能力和净化成本的制约,在全球人口仍迅速增长的同时,世界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在目前的人类技术水平上,正在趋近极限”。 (技术水平措:一些在技术上已成为可能的东西但在经济上由于成本太高而不可能得到大规模应用,如水中种稻,大功率太阳能发电、水分解发电。) 可以说,美国为首的七个主要发达国,对这一全球问题是有最深切认识的。也正是立足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上,它们形成了要确保本国国民生存(生活水平不下降)和竞争优势的全球战略。并以此战略为指导制订着具体的各国政策。 这一点,从目前正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世界环境发展会议上,通过美国与其他国以及南北方的战略性对峙,可以看得相当明显。 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我国的外交理念不应当过于天真。对于90年代人类危机和全球问题的严峻性,应有清醒的估计。千万不可对未来世局设想得过于乐观。 综上所述,我个人对我国外交方针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尽量避免与美国以及与西方任何国家,在意识形态或政治上,进入直接对抗或恢复冷战状态,尽最大努力谋求对我国经济发展最有利的国际环境。 2.但同时,对当代国际形势的复杂性、险峻性应有独立、清醒的认识。绝不应接受、轻信美国战略家灌输的国际关系格局或方案。务须保持对我国战略利益、民族利益的清醒认识。要看清美国的未来战略利益在若干重大基本点上,与中国是不吻合的。 3.以全球多元多边外交,挫败美国一国称霸的图谋,充分利用西方内部矛盾,建立国际统一战线。 4.适当削弱美国控制操纵世界局面的力量,而不是帮助美国达到一极为主的新秩序,这才是最有利于我国发展的。 5.在外贸方针上尽快实现市场多面化、多元化,以亚太为主同时要重视开拓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市场。 政治经济论文:传播政治经济学之我见新闻传播学的论文 与传播学的传统学派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是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他们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而与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大相径庭。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优秀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上主要有三大分支:自由主义(现在的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制度学的分析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关键词】行政学派;批判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一、引子 由于世界范围媒介产业和市场的巨大变化,最近,美国一些重要的高等院校传播学院正在大力搜罗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并开设与此相关的课程。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传播媒介也在积极探索这一产业的经济规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逐渐成为热门学科。 我对传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广播电视)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感兴趣,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那时候,由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号召,中国开始大步迈向市场经济,学者开始讨论市场经济与传播的关系。当时我所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研究领域主管部门——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都曾召开这方面的会议。我开始考虑广播电视的商业性问题,也做过几次发言。但是,这些发言大多遭受了客气的冷遇——当时,媒介的商业性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还申报过研究广播电视商业性的课题,也没有获得批准。如今社会各界对广播电视商业价值(被称为“产业性”——一个独特的中国词语)的重视与开发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研究商业广播电视,应该说我有一点基础。我完成于1982年的硕士论文研究的对象就是1949年以前上海的商业广播电台。但是当时,我只注意了这些电台在历史变动中的政治倾向,并对它们播出节目的娱乐特征进行了一些分析,对其经济机制基本是忽略的。不过,采访电台旧主人时,他们不断强调的“我们是做生意的啊”,“就是卖广告(时间)啊”,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上海旧时代商业广播的知识促使我认识80年代后期新兴的“经济广播电台”的实质。1993年5月,中国记协在武汉召开“市场经济与新闻改革”研讨会,我提交了一篇论文——《商业广播电视辩证》。①在谈到广播电台这种商业性实质时我指出:“电台‘出售’了受众存在的事实,获得了广告费;厂商兜售了广告,获了消费者;视听者出让了时间(主要指忍耐广告的时间),换得了娱乐,三方各有所求,也各得所需,走了一个三角形,实现了某种交换——具体的商品交换和抽象的价值交换,这种经营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商业行为,是广播电台、电视台所特有的商业行为。”② 以上引述的观点,虽然出自我的手笔,却并非我的发明,而是从某些书或者某些文章中读到的,从而引发出同感。但是显然,它来自不知转第几手资料的非权威性来源,所以我甚至不知道这种观点的最初出处。不过,这种观点如此地不同凡响,它成为我观察相关问题的重要思路。 感谢我的朋友赵月枝博士,③她给了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启蒙”。1995年,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我从她那里第一次听说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W.Smythe)其人其事。事实上,“广告—电台—受众”这个“看不见的三角形”正是斯麦兹的观点。那时候,整整一星期,我呆在她家中,读她的博士论文,并接受她的理论“轰炸”。1998年夏天,她到北京广播学院讲座,介绍了传播学研究的各个支派,其中追根溯源,讲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包括“受众商品论”的来源。 月枝的确是特别具有这种介绍资格的。她与斯麦兹和另一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领袖人物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都有过交往。在加拿大的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大学,她曾听过斯麦兹讲课。毕业后,她立即来到席勒所在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加州大学(UCSD)教书。她给硕士生讲授《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她给博士生讲授侧重美国情况的《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传播》(Communication as a Social Force);给本科生的同名课程则是国际与国内综合的。这些课程都是由席勒开创的。目前,月枝回到西蒙·弗雷泽大学,仍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最初是由斯麦兹设计和开教的。所以,丹·席勒(DanSchiller,赫伯特·席勒的儿子,传播学教授)曾说,月枝是世界上惟一有幸在两所着名大学教授由两位大师开创的两门课程的人。在圣地亚哥,月枝与席勒一家交往密切,成了朋友。2000年初,赫伯特·席勒去世,月枝用电子邮件给我转发来讣告,嘱我翻译成中文在网上公布。她还鼓励另一位朋友为丹·席勒的新着《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一书撰写了中文的书评。此书中译本现已出版。不久前,她还与丹·席勒合写了一篇文章——《与狼共舞?中国融入数字资本主义》(Dances with Wolves?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Digital Capitalism),他们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发人深省。 1995年在加拿大进修期间,我阅读了一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文章和书籍。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引导我关注殷尼斯(Harold A.Innis)、贝伯(Bobert E.Babe)、莫斯考(Vincent Mosco)等人对加拿大传播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后来,莫斯考全面系统阐述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SAGE Public, 1996)一书出版了,④并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之作。这本着作我很久没有时间仔细阅读:但是,由于对莫斯考研究的问题十分关心,1999年,我到加拿大访问时,特地采访了他,写了一篇访谈。⑤ 2001年,我终于有足够的时间认真研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书籍了,这还得感谢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持中国学者在韩国作一年研究、而又不限定研究范围的国际交流项目,使我们得以整日倘佯在书海中,或者流连于网络上――自由的时空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十分宝贵的。 二、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称一种途径(approach)。传播学的传统学派我们现在是比较了解了。与此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目前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两大批判学派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 1.传播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学习新闻传播的学生在刚刚接触这一学科的时候大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的确,虽然年龄稍大的中国学者大多研习过马克思主义,知道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政治经济学不是我们研究传播的传统思路。 20世纪80年代初传播学引进时,我们遵奉的是传统学派(或者按北美的习惯,叫作行政学派⑥)的思路和方法。在那一学派,公认的大师是施拉姆(W.Schramm)。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是大众传播的效果,目标是提高传播的效率,研究方法则主要是采自社会学的抽样调查,心理学的实验测试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方法。那种传播学研究特别强调其“社会科学”的实证性、数量化特征。行政学派是为政府、为媒介、为大工业出谋划策的,特别是其中的公共关系研究,其传播研究取向避重就轻、舍大取小,具有明显的商业性和实用性特征。行政学派的主流学者常常附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体系——政府和大企业,总体上是为维护现存统治秩序服务的。 批判学派是后起的、站在社会的角度对现状持批评态度、主张改革的学派。过去,我们通常认为批判学派起源于欧洲,特别是英国,以文化批判为标志,这是不错的;但文化批判学派只是批判研究的主要一支,而另一主要的分支起源于北美,也存在于南美洲和欧洲,便是以更加宏观的构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分析和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对这一学派及其研究,我们要么尚不熟悉它的研究方法,要么虽知道方法而不了解其学派的来源及形成。 由于对现状持批评、否定态度,通常,批判学者被排除于权力体系之外,但是,文化批判学者的批评由于目标不大,分析通常局限于文本和话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颠覆威胁似乎有限。⑦而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因此,他们在社会中、甚至在学术界(大学和研究团体中)更是少数派。但是,近年来,无论是在北美还是欧亚,包括韩国,我发觉,政治经济批判的声音有日益增强的趋势。其原因,按照我的猜测,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工业、大媒介侵犯民主的集权本质日渐昭然,从而在道德方面陷于孤立。⑧资本主义的逻辑虽然在现实中通行无阻,但在理论上却是不得人心的。他们的实践方法是只宜于做而不宜于说的。⑨批判学派则反之。 从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学者,虽不都自称批判学者,但按照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他们大多得出的是批评性的结论,却是毋庸置疑。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集大成者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传播政治经济学尊崇的最重要理论权威却是马克思。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优秀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 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者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还属于一个新的领域。这是因为,媒介属于新兴的独特的文化产业,其经济方式与传统的工业并不一样,因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对现实的解释还未能透彻。目前我们也还没有真正与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界接轨,表现在文献引证方面的薄弱。尽管有一些可以归入传播政治经济分析的研究课题,但采用的却是自创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且未能形成学派。 2.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习惯于将传播研究分为历史、理论、业务三大部分。这是一种传统上的划分。它们与各种不同层次的抽象对象及其认识方法(也就是所谓的研究“范式”)并不完全相同,由此形成的不同研究领域或者研究学科其实是交叉的。 历史研究以过去发生的事实为工作对象,它考订一些历史事实,发现史实之间的若干联系,或者以史实解释和说明学者对历史的看法。历史方法是最普遍的、所有学科都会遇到、都可能使用的最普遍最重要的观察认识方法。历史通常回答的是“怎么样”的问题。 理论主要是大脑思辩性逻辑推理活动的产物。理论大致可分为标准化的和解释性的两种,标准化的理论提出理想的目标。亦即提出“应该怎样”的问题;解释性的理论则是对既有现象的认识,亦即回答“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但行政研究主要是描述现状,为它辩解、并使之巩固完善的理论。批判理论通常是理想化的,因而对现状也常常是否定的。 业务研究不是一种方法,而只是指研究对象。业务研究关注的是比较具体的“怎么做”的问题,它运用历史和理论的知识,结合实际问题,探讨有效的操作,因而是最实用的研究。在业务研究中,人们大多并不执着于某一种方法,而是多种思路并用。 政治经济学属于宏观研究,侧重历史和理论的范畴。据莫斯考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4大特点:历史分析;广泛的社会整体理解;道德哲学(价值观,社会良好秩序);社会干预(即实践)。(Mosco,p.17)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媒介不是惟一的关注对象,而只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媒介与教育、家庭、宗教等制度体系一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能动的作用,学者追踪它的变化。以道德的眼光审视它的影响,这是一种复调式的、多声部的“交响乐”是一种综合的方法。也就是说,它既要回答“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也要回答“应该怎样”、“怎么做”的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与认识(规律)和决定(政策)等传播领域的各种问题都有关系。 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经济的”和“政治的”的双重特点。只有在北美(更准确说,是美国),从一开始,媒介及其传播便径直坦露出其经济本性(叫作商业 化)。⑩从而被学者提出,并深入分析。对中国传播学者而言,媒介“政治”、“宣传”等等不是陌生的思路,而对传播经济实质的洞察,却是新的尝试。因为,自1949年以后,甚至在之前,中国的经济便不是相对独立的自治领域;中国当代的市场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决策所规定和左右的。而且,中国与韩国等东方国家有一种相同的现象,按照韩国学者的说法,就是“非正式的决策支配正式的决策”。⑾如果说,北美批判学派的重大贡献是从“经济”中发现了“政治”的话,中国的传播学者却要反其道而之,从“政治”、“宣传”、“文化”、“精神”的外衣下辨认出“经济”的实质。我想,这是中国与西方的媒介研究应该不同的理由及有所不同的地方。 自从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以来,学者的确是对经济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和关注。许多“市场知识分子”积极地为媒介出谋划策,帮助媒介改进经营,提高效率;采用的方法也更偏重流行的新经济学思路。这对于新中国传统上“政治第一”的思路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媒介研究的主要视角可以而且应该是政治社会决策,而不是一般的经济活动。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具有宏观思考、历史观察、道德追问和主动实践的特点。作为公共领域之一的大众传播媒介所从事的,不是一般的商业活动;而作为“社会良心”体现的知识界所追求的,也应该是社会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媒介的目标。是大众的公益,而不仅仅是传播媒介的经济效益。这种“公共”的思路,是我们不应当忽略的。研究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关注不同于主流新经济学派思想的其他选择,而与当前大多数企业咨询性经济研究不同。我想,既要研究媒介的经济规律。又要重视社会的道德评价,用一种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范式进行研究,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学者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3.传播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转型 在中国,不能说缺乏对媒介的批评。事实上,近年来,报刊上,书籍中,对利益驱动、不负责的媒介运作,谴责的声音日益响亮。但我感到,多数批评是激情性的、文学式的,其中不乏故作惊人之语的煽情,理论分析似有不足。其实,某些媒介批评,可能出于商业动机,本身就是一种市场行为。 在此,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 要掌握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特点,首先要了解一般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政治经济学主要有三个大的分支:自由主义(现在也被称为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 自由主义即新旧古典(或称经典,classical)政治经济学。最着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除了亚当·斯密之外,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他们各自侧重一个方面。亚当·斯密主张“自爱”即“爱人”,利己同时利人。他在发表于1759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批评了商人的为富不仁,并对工人的困境表示同情。其后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包括马尔萨斯,却由斯密的立场而倒退了。他们是站在有产者一边的。例如马尔萨斯,他反对拯救贫困的社会计划、反对医疗保险与和平,因为战争、饥荒、疾病和瘟疫都是阻止人口增长的“自然”手段。他还为允许街道上污水横流的做法辩护,说这是控制人口,使适者生存的手段。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政府不应该控制疾病的蔓延,这种控制只会带来长期的更大的痛苦,因为无限制的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会使社会变得更弱。一些为资本辩护的经济学者说:“商业有一个、也只有一个社会责任——使用它的资源和活动创造利润,只要它遵守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在无欺骗和无假造的公开、自由的竞争限度内行动”,否则才是破坏性的。(转引自Babe, 1995, pp.91~94) 现在新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学派继承了斯密的某些观点,主张自由竞争,市场的中心作用,反对托拉斯、垄断等影响自由经济的商业权力,但他们主张排除了政治因素的经济中心主义。按照贝伯的说法,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派有三大神话:市场、技术及机器、进化(他用三个M来表示——Market、Machine、Marchoftime)。(Babe 1995, pp.75-85) 新经济学派的自由主义是当前西方的主流经济思想。新经济学派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研究买者与卖者关系的个人主义重心;二是认为市场是人的自发本性具体化的观点。三是市场本身具有调和冲突能力的和谐理论。主流行政学派的传播研究继承了这些特点。在山农和韦弗(Sharnon Weaver)的传播流动线性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正统学派的共同点:中心是个人;传播过程从一方自动流向另一方;对传播的解释是效果及反馈。 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是权力的分配(Babe, 1995,p.63)。因为信念、知识、神话、“常识”、意识形态等因素均在经济架构中起作用,所以政治经济学将对经济(商业、金融的经营)的理解与对政治(立法、管理的程序)的分析结合在一起;主流经济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为了分析的需要,却将商业与权力、经济学与政治科学硬性地分割开来。但是,这些思想被批判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发扬光大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希望通过积极的竞争达到公平,纯粹是幻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围绕工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生产条件等制度因素进行。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将生产模式具体化。例如阿多诺(Theodor Adorno)转向了对“文化产业”的分析。他认为,文化产业是霸权集团教导劳动大众“有用”价值观及引导其思维和感觉的手段。在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大众传播被视为霸权教化和宣传的工具,而新经济学被视为服务于霸权利益的学术意识形态。⑿ 可能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比较熟悉的缘故,在三大分支中,我对制度学派最为注意。制度学派也称“制度和改良经济学派”,这个学派诞生于20世纪前后,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一支。据贝伯(Babe,1995,p.75)认为,制度学派的创始人是韦伯伦(Thorstein Veblen)和康门斯(John mons),继承者中有殷尼斯。 制度学派将制度(而非个人)置于分析的焦点。按照韦伯伦的定义。制度是广泛流传的社会习俗或者思想习惯,或称思维习惯(habit of thought)。“思维习惯”是习惯化的预存倾向和思想模式,它组成了各种文化的前提、背景和基础,认识和解释也由此形成。制度经济学认为,只有制度才能解释社会的变化或者改良。积累的变化使得文化、社会和经济转型。制度学派批评自由主义的市场和谐论,认为制度才是中心,而制度是冲突的和变化的,以此区别于古典主义试图建立永恒不变的普遍法则的努力。制度学派也责备马克思主义简单的阶级分析,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区别是,认为阶级内部的斗争更甚于阶级之间的斗争(所谓制度冲突)。 生活习惯(habits of life,或者惯性行为)产生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可以称之为“常识”。这种常识被多数人在多数时候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视为当然的、也许是无意识的思维习惯具有模糊的、不言而喻的倾向或者直觉,这种倾向或者直觉则是通过社会交往(传播或称交流)而特定化的。在这里,制度学者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按照传播的“环境”观点,学者指出了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大众媒介对广告的传播。广告不仅具有宣布所出售商品的信息作用,而且是一种文化,具有 “心理疗法”的神奇效果。它促进人们接受特定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并影响社会对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评价。然而,正如许多研究所指出的:广告宣扬的价值观基本是不健康的,是反生活的。 另一个是非广告的传播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新闻选择和界定“真实”的作用。一位着名的传播学者指出:“真实是最稀有的资源。就像许多稀有资源一样,它是需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权力形式便是界定、分配和表现这种资源的权力。”⒀区分“实际”与“幻想”、“事实”与“虚妄”、“可能”与完全“不实际”、“重要的”和“琐碎的”等等,是媒介的“自然”特权。媒介常常引导人们设置社会议程和个人目标。 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纪。对这个与工业时代大相径庭的社会,人们给予了不同的名称: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或者信息经济、全球村、断裂的时代、第三次浪潮和后现代主义等等。(Babe, 1995, p.9)社会被称为“信息经济”,正体现了新经济学“经济至上”的观点。现在,基本的经济问题不再围绕着土地和工厂产生,而是集中于专利权、着作权、商标、设计进行。文化产业除了报纸、期刊、杂志、广播电视之外,还有新兴的卫星、有线电视、点播录像、电讯和电脑联网。电子传播使来自中心点(发达国家)的管理延伸到国际和全球的范围。人类传播日益商品化,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疏离——异化,这些都是当代传播研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面对广阔的研究领域和众多可资借鉴的思路,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理应出现大步的发展。 政治经济论文: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等同于经济学,这要看我们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自身特有的研究对象、目的和归宿。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我们不应强求一门本质上是历史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承担起解决一切现实经济问题的职责。 一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中国经济学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成了许多经济界人士关心的话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再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内容的构成及在当今的作用和地位如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科学性需要人们研究这样的关系问题。 基本的争议依然没有变化。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主要的推理过程一般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经济学。“在当代通行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二词,一般都是作为理论经济学而言,是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其他一切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的学科。这时虽然名称不同,但实际上是同义的。”[1]王振中同志用了较大篇幅的材料,来证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一致的,指出“现在风靡世界的所谓‘经济学’其实就是‘政治经济学’”。王振中同志还从马歇尔到萨谬尔森的有关文章和着述中引证了这一观点。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能否通过弱化或轻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来发展政治经济学?回答显然是否定的。”[2]持这一观点的同志应是为数不少的。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有了不同,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已特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两种特指:一种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1998年起国家教育部在高校恢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共理论课就是这样)。南开大学的谷书堂先生基本上是持这一观点的,他在《再谈经济学在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一文中,指出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受到了很大威胁,出现了基础理论‘缺位’现象”[3]。“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者注)由于自身理论体系的局限,不能为应用经济学提供理论支持,从而使自己的基础地位不能不处于虚置状态。这对于一直从事这方面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很难接受的客观现实。”[3]现在国内有不少学者正在创立《中国经济学》,试图摆脱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纠缠,事实上这些同志还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不同的,否则就没有这一必要了。 本文中所要论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时,前者主要是指以苏联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为蓝本、马克思《资本论》及相关经济思想或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如果脱离了这一点,讨论也就没有意义。我们不主张将一个人的学说和思想内容无限扩大,将一切后人的发展都概括到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中去,那也是机械的、唯心的、违心的。否则也就没有建立“列宁主义学说 ”、“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必要了。 二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学的。但长期以来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区分开来,说明经济学摆脱了阶级性,增强了科学性。另一种认为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展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作用与意义,证明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仍然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我国的经济建设才不会犯方向性错误。而我认为这两种认识都具有片面性,对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关系都是不利的,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没有及时形成好的经济理论,常常出现理论落后于实际的现象,与这两种片面认识是有一定关系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自身特有的研究对象和特有的研究目的及其归宿,可以说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及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决定的,这样的认识丝毫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不会影响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作用,事实应该正好相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亦即在经济活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张仁德,1999年)。首先,经济活动中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且又是一种最为基础的关系,孤立的生产活动是不存在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联系普遍存在,单个个人的生存越来越困难了。马克思抓住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关系和人们的相互联系以后尽情展现经济理论,应该说是执了经济活动的牛耳。通过对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分析,马克思引入了社会经济制度分析(基础是产权安排),经济活动状态(企业内部与社会的经济运行)、经济结构的均衡设想(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私有制条件下结构均衡的破灭——经济危机)和社会集团成员间阶级对立的论述。 问题是经济活动中除了人与人的关系外,还有人与物的关系,即按马克思讲的社会生产力问题。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经济思想中有所涉及,但并非是为研究生产力而研究生产力的,对生产力自身的规律、要素、层次、分布等这些基本内容马克思都没有太多的展开。马克思论及的生产力问题就象他研究使用价值一样,是作为“商品价值的物的承担者”来对待的,研究生产力不是他的本意,他要研究和揭示的目的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必然性及其推动力,生产关系形式由低级到高级演进的事实过程,马克思始终要抓的是社会生产关系运动中矛盾的主要方面。 此外经济活动中还有物与物的关系,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几乎就没有论及了。经济活动中的物与物的关系,表现为替代品的生产,竞争物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产业结构的是否均衡问题,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的生产对经济活动中的物与 物的关系有了触及,但严格来说也是没有从生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说明,因而离社会生产与发展的需要是有距离的。 马克思主义不朽的经济着述中还有一个鲜明的思想,那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阶级关系,是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占有和压迫关系,阶级的争斗是人类演进的直接动因。应该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今天阶级斗争的缓和而否定历史的存在,农民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工人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奴隶受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都是阶级问题都有阶级斗争,但问题是除此以外人们的经济活动中既有阶级关系还有亲缘关系和一些可移性关系。亲戚、家庭成员参与经济活动,这中间不同的利益归属往往就很难用阶级斗争来说明。我们在这里讲的可移性关系是指后发的社会关系,如同学关系、朋友关系、乡邻关系等。在中国这个崇尚做人为先的社会里,可移性关系处理的好坏会被认为比什么都重要,为获得亲友和社会的赞许,财产占有上的多寡往往会变得并不突出。 进一步讲,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阶级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对立关系的存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立面肯定存在,这样的分析与历史发展的吻合大于隙裂。绵延不断的被压迫者的起义和抗争说明了分析的正确性。问题是走向极端就会显得不足,作为阶级关系存在对立以外还有协调甚至合作的方面,从时日短长的角度看,协调和合作要多于对立和争斗。阶级关系间自我协调和合作的基础是彼此间的适应,按马克思的观点来分析,新兴阶级处在上升时期还有它的进步性,其他阶级还愿意与其合作。可正是这样的思想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被忽略了,当时代进入以阶级合作为主的时候,人们就容易怀疑这一理论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创立时因市场经济的各种表象并不充分,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后人在发展过程中又存在背离马克思实事求是的精神,出于迷茫、投机、革命等复杂的心态,传承多于发展、僵化多于创新,以致于一些人不是从精神,而是从词句摘抄 来维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今天许多文章还总是在述释《资本论》是如何先见,马克思《资本论》分析市场经济,我们今天也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那里都有了说明,《资本论》的观点仍然是我们的指导。他们居然忽视了马克思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应搞市场经济的起码知识,马克思是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经济根源之一。那种看似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做法,其结果不是正确地弘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封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套用一句流行的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将来也不是被谁打倒,而可怕的是会被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人捧杀。“左”是主要的危害,这句震人肺腑的话应犹在耳边。 三 近百年来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分工与联系的日益广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是谁也不会否定的事实。为什么要发展?说明原有理论有不足、有缺陷。如何对待这一点很可能是问题的又一个焦点。我们认为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看,既要“补新”,又要修篡,两者都是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为主要任务的(我们也知道还有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但战后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有“脱轨”之势,我们应该能认识这一点。第一是资本家的经济人性质有了变化,资本家的纯粹的经济人身份开始向理性的经济人转变。纯粹的经济人唯一任由追求利润而牵引,敢冒绞刑的危险,剥削工人不择手段,对待竞争采取的就是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态势。马克思当时分析的资本家是吸收了亚当·斯密的纯粹的经济人观点的:为了利益不惜一切。而理性资本家是现代资本家的主要特征。所谓理性资本家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看出:①他们接受政府的宏观调控。从这点讲就会有“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要求,就会要“牺牲”个别资本家的利益;②重视社会福利,为福利捐纳税利。福利事业从企业行为讲是好企业救差企业,是盈利企业帮微利甚至破产企业;③关心公益事业,对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有所投入。从目前我们国内的情况看,改革开放以后就吸引了不少资本在这方面投入。尽管他们的动机也许是各种各样的;④理性分析经济运行,避免了经济运行中的部分盲目性。成熟的市场主体成为社会持续的均衡发展的主要力量。马克思当时指出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企业生产有组织有秩序,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况,从现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看,多少因为市场主体的成熟而得到了一些避免。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企业制度及企业组织形式。现代资本主义占主体地位的企业制度形式为股份制,股份制形式又有多种多样,由资本家之间相互参股与控股、国家与资本家之间的相互参股与控股,其部分股份甚至还掌握在工人手中。从地区看参股和控股还超出了国界,形成了不同性质的国家、企业之间的相互参股和控股。社会主义国家的股份制企业中有本国的也有外国的私人资本家的参股和控股,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兴办企业,搞参股与控股。股份制形式的多元化,既表明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之高,是前所未有的,也表明企业制度形式已与某一社会性质脱离了联系,那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初始形式——个人业主所有制被认为全资、全权、全利和全部风险的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已不适应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需要了,也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典型或经济基础。鉴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马克思是以剖析资本主义初始的企业制度为范例的,这样的企业制度事实上如马克思讲的适应不了社会化大生产,其“丧钟已经敲响”了。自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企业制度作出精辟论述以后,资本主义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也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其制度的弊端(凯恩斯),有的甚至指出了这一制度的历史性和必然毁灭。“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有一种固有的自我毁灭的趋势,这个趋势在它的较早阶段可能十分明显地表现为阻滞进步的趋势形式”。[4]1929-1933年的大危机更是给了留恋资本主义个人业主私有制的学者、官僚们一记猛击。罗斯福新政(1936年)和凯恩斯的经典理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讯》(1939年)终于出台。可以这么认为这些政策措施和理论,实际上是在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诊断的基础上,开出的试图拯救资本主义的药方,资本主义所有制被迫从产权“明晰的个人私有制”(胡代光,1998年),转变到社会间共同占有的股份制形式,以既求得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的需求,又求得利益和风险的共享共担。资本主义股份制是一种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管理权)利益社会化和风险社会化的形式,股份制因其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组织形式的不断变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极大提高的过程中,具有极强的消化力,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这里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对私有制扬弃的股份制(恩格斯)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制 度的基础。 第三,当今社会个人身份的多元化,对阶级关系起着一定的调和作用。它是战后以来,甚至就在2世纪9年代以来才迅速出现的又一种变化。新的知识经济的出现,一代高科技人才,将资本运行和智力运行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主要利用自己的智力作资本,加之以适量的货币资本(包括利用信用)很快占领和拓展市场,成为新经济的领头羊,这些人通过自己的智慧而暴富,以致雇佣部分智力型劳动者共同参与知识经济的运作,他们既雇佣他人劳动,自己往往又是最主要的劳动者,负责主要产品(软件)的开发生产。对于这类企业来说,一旦这些人自己不再参加劳动,企业资本很可能会一文不值。另一种情况是一些人既是雇主又是雇员。这种情况目前我们国内已较普遍,在高校和私企中就有这种现象,一个人既受雇于某一企业,而自己又开有自己的公司,雇佣他人劳动。这类情况的出现很难使人分清,某一个人到底是资本家还是工人,是雇主还是雇员,还是什么?所以个人身份的多元化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阶级区分的边界,表明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 解决不了这一问题。 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什么样差异。就像前面说的,无论是谁,他们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说需要发展,关键是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实有差异是不是就意味着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我们认为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早期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它对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指出市场竞争的无序性和社会干预与调配的必要性,推动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繁荣和文明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以推翻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理论的灵念和先见是任何一位公正的学者都不能否定的,无论是表现出对这一学说的害怕还是敬仰,都表明了这一学说的科学性。问题是一百多年的实践和社会变化,尤其是经过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初始制度形态和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社会,均面临着新的建设和发展任务。尤其是象我们这样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可能简单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我们的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马克思展望社会主义(马克思本人从没有正面肯定过社会主义)的是计划经济(有人把它归之于列宁的发明),是没有商品、货币的。硬是从马克思的一些着述里找出一些言语来佐证某一个观点是容易的,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系统,是一种价值倾向,甚至是一种精神,片言只语代表不了马克思主义。 从这里我们再回到开头的话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等同于经济学,经济学是否等同于政治经济学。很显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其特有的内容,若它等同于政治经济学,那么政治经济学就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应该包括更多的内容,更广的运行功能分析及定量的操作。如果我们的经济学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问题,不能系统而深刻地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我们就对不起马克思主义,对不起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创立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和政治关系分析的经济学说,承认他们有自己的特点和内容,那么我们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可以等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以来,它就成为了现代经济学的血液之一”[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经济活动中人与人关系的经济学,现实社会中经济学离不开政治(王振中,1999),在现代社会更是如此,经济学不会因为加上了“政治”两字而变得大逆不道。加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恩格斯说过,“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5]。作为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没有想要解决一切社会的一切经济问题,假如我们一定要让一门本质上属于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承担解决现实一切经济问题的责任,实在有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意。 迄今为止,纯而又纯,普遍适用的经济学还没有出现。 西方经济学中许多概念、范畴、原理也同样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甚至不适用于西方国家自己,现在有人试图通过将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来摆脱政治的影响,建立一门超国界、超时空的经济学,其尝试之心可嘉,但其功效实属徒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更主要的是要以中国经济的自身运行为出发点,在不同的时期建立不同的经济 学说,那种希望一劳永逸地建立一门中国经济学无异于悬木求鱼。 政治经济论文:政治经济论文:中国改革中的政治经济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个体工商业和私营经济在现阶段的地位、作用和意义的认识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无论是个体经济还是私营经济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它们对整个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从扫除发展个体与私营经济障碍的角度来看,认识上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作为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一种,发展个体经济对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人们的认识还有待提高。本文着重讨论在多种经济成分中,目前阶段发展个体经济所具有的战略意义。 现阶段各类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比较 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现阶段,各种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但是,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程度上又有所区别。为评价不同的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我们按照对工业总产值、社会零售总额、工商税收、就业几个方面的分类分别来考察不同的经济成分所具有的贡献 从上述各项指标来看,个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在就业方面,个体经济已经成为除国有经济外,提供就业机会最多的经济成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有经济提供就业机会的功能正在逐年下降,按其战略地位,以后也很难有大的吸纳空间。因此,个体经济在这方面的作用就更为引人注目。其次,目前个体经济在实现社会零售额方面已经是贡献最大的经济成分,其余的在工业生产总值和工商税收方面,其作用也不容忽视。然而,我们注意到不同的经济成分在对就业和税收的贡献上,并不是同步的,往往是被看好可以提供 就业机会的经济成分,反而吸收就业的数量并不多,这是市场主体追求经济效益而必有的“降本”观念所为。因此,如果与国民经济发展中什么是最重要的目标的认定联系起来,对不同经济成分贡献的衡量就会得出不完全一样的结论。 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多元目标中,就业是最重要的目标 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而言,目前所存在的任何一种经济成分都有它的重要性,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都各有自己的特点。问题是,当前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最重要的或需要优先考虑的目标是什么。这是我们比较不同的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以及确定它在发展战略中地位的依据。 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来说,无论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就业的贡献、对国家税收的贡献还是对出口的贡献,都有它的重要性。但是,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就业目标的重要性超过了其他目标,它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其原因在于: 中国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已经达到7 %的警戒线,今后几年可能还会再提高1至2个百分点,中国目前城镇失业率的警戒线应该为7.03%,在达到9.73%时,就会造成重大的社会经济风险(注:莫荣:《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汝信等主编:《社会蓝皮书,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文献出版社版,第166、167页。)。 农村地区本来就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和隐性失业的现象,目前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4%左右,但农业只占GDP的15%。在加入WTO之后,由于受到世界市场的冲击,农民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更多的农民将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寻找其他就业机会的压力会大大增加,它对于就业形势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就业形势的严峻性还在于近年来,我国经济虽然保持了持续的增长,但是,出现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同步的现象。为追求经济增长,在政策优惠和政府的招商活动中,人们更偏好追求高新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大项目;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为追求微观的效率,“减员增效”成为一个普遍被采纳的办法;而近年来,对经济的增长和出口贡献非常突出,对税收贡献也增加很快的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由于注重微观效益,对就业的贡献虽然也在增加,但幅度十分有限。 过去人们认为,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解决就业问题。但是,如果改革和所采取的发展战略所导致的是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不同步,就会出现越改革,越发展,失业越严重的现象。近年的经验表明,就业不是一个由经济增长附带的目标,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增长,而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发展目标,需要由相关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来予以保障,不同的发展战略,可以导致不同的就业效应。比如,是优先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传统产业,还是优先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将使同样数量的资本投入,提供完全不同数量的就业机会。 进一步来看,最近几年我国在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贫富分化、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拉大的现象已十分突出,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之一。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普遍地扩大就业,尤其不能更多地吸收下岗失业人员和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目前,我们的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不能同步,甚至是以牺牲就业为代价。这种发展所造成的结果就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城乡与地区差别无法缩小,甚至不断扩大。 笔者认为,就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指标,它不仅与效益相联系,也与社会公正与公平,与稳定相联系。扩大就业,应高于其他指标,成为指导今后经济发展的中心目标。 另一方面,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解决就业问题的对象,主要是城镇新增劳动力、下岗失业职工和农村中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人的特点是除了劳动力外,既缺少其他人力资本(经营能力、专业知识),也缺少必要的经营资本。当现有的产业不能吸纳他们就业时,他们很容易就成为失业和潜在失业人口,并由此成为低收入或贫困群体。所谓就业问题,主要是使他们在经济的发展中能获得就业的机会。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发展什么经济成分对解决就业问题可以作出最大的贡献?各种不同的经济成分对就业都作出了贡献,但其贡献度并不相同。 从前面的表列中可以看到,目前在我国,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在各类经济中最大,但它对就业的贡献不是呈不断扩大的态势,而是呈不断萎缩的态势。在改革深化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有经济的战略地位必然要求她进一步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方向发展,这种趋势使它对就业的贡献率会进一步降低。 集体经济(包括乡镇企业)曾经对就业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但是,原有的集体经济在新一轮市场争夺中面临艰巨的结构转换,企业较多减员而较少增员;新型的集体经济如股份合作制、合伙制企业,出资者即劳动者,利益机制的刚性使之在用人方面也是精打细算,虽能提供就业机会,但其贡献也已从80年代的排名第二位降低到第四位。 外资企业对经济增长、出口以及税收的贡献都非常突出,1999年出口占全国的45.47%,税收占全国税收的15.99%。但是如果从就业来看,1999年在外资企业的从业人员为612万,占全国城乡就业人口的2.91%,占全国就业人口不到1 %(注: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200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9、60页。)。由此可见,外资企业对于中国就业的贡献是十分有限的。加入WTO以后, 外资企业将进一步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方向发展,不可能对解决中国的低层次劳动力的就业作出很大的贡献。 私营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到1999年从业人员已达到2022万人。它的进一步发展对解决就业问题具有很大的潜力,但由于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限,仅靠私营企业仍无法解决如此巨大的就业压力。 从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数据中可以看出,个体经济对解决就业具有巨大的贡献和潜力。1999年,个体经济从业人员为6241万人,仅次于国有经济从业人员的8572万人,成为国民经济中第二大吸纳就业的经济成分。如果其他经济成分在提供就业机会上都是有限的话,我们要考察的是,在我国未来个体经济是否有可能大发展,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主渠道。 强调发展个体经济的理由 在我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的局面下。强调发展个体经济的意义,是由于它对解决就业问题具有很大的潜力。从发展和提供就业机会的角度来看,个体与私营经济都有迅速发展的势头,而且私营经济的规模、效益,以及单个经济体雇佣从业人员的数目都要高于个体经济,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发展个体经济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因为发展个体经济门槛最低。 无论是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还是外资企业,我们都希望它们能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些年的实践表明,它们都有自己发展的瓶颈。对这些经济成分在解决就业方面寄予过高的期望并不现实。 能够发展私营经济固然好,问题是发展私营经济的一个主要瓶颈是没有足够的私人企业家。对于发展私营经济来说,认识上的和政策上的障碍已经解决,环境也是有利的,但是,在中国工业化尚未完成,发展市场经济也起步不久的条件下,作为企业家的私人企业主,却不是马上就能大批涌现出来的。从1990年到1999年,私营企业户数的增加速度达到35.50%,是一个超常规的发展时期,即便如此,私营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十分有限。形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私营企业家的稀缺,从而制约了私营企业短时期内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大幅上升,相应地也就不易提供大幅增加的就业机会。外资企业的情况也相类似,同期户数的增加速度达到26.62 %(注: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但其在国民经济中对就业的扩大还是 有限的。如果考虑到外资企业比私营企业更倾向于使用资本、技术而不使用劳力,它对就业可能作出的贡献就更加有限了。 个体经济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自我实现就业的经济成分。在英语中个体经济称为self-employed individuals,即自我雇佣的个体。它不依赖于别的企业是否提供就业机会,而是可以自己创造机会实现就业。因此,在无论是国有、集体,还是私营和外企都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而这种情况在我国可能要持续相当长的时期时,发展个体经济实际上就成为失业和潜在失业人口的一种以自我创业解决生计问题的谋生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个体经济虽然在我国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但却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广阔天地。即使在发达国家,个体经济仍然是实现就业的重要途径。 个体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进入门槛很低,不管是农民,还是城镇居民,只要有小额资本和简单的技能就能开业,从事某一项经营活动。它适合中国目前大多数失业和潜在失业人口生产(经营)能力和所能承担的风险能力十分有限的特点,容易在适合他们的起点上,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从事经济活动。正是由于进入门槛低、更多的要求就业人口都能进入这一点,在其他经济成分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都有限的条件下,决定了个体经济将是城镇下岗失业职工,和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实现就业的主渠道之一。 从不同经济成分的注册资金规模比较中可以看出,个体经济开业所需要的资金量是最低的。注册资金虽然不是一个企业实际运行时所需要的资金规模,但它基本上反映了这个企业的进入成本,即要从事这个领域的经营活动,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资金规模。相比之下,个体经济要求的资本门槛最低。 个体经济进入门槛低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不要求占有中国目前最稀缺的生产要素——企业家和专业技术人员。然而,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却可以培养出企业家所必备的素质。 由于个体经济所需资本规模小,经营相对容易,不需要素质很高的人力资本,这样的门槛,农民和城市的下岗失业人员比较容易进入,因此是解决就业问题最具潜力的经济成分。 发展个体经济的意义,还不仅限于解决就业问题。首先,它扩大和深化了社会分工。建立一户个体经济,就是建立一个在社会分工下从事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它使经营者相对集中地只经营自己从事的业务,逐步专业化而提高劳动生产力,同时也细化了社会分工。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扩大社会分工本身,就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我国仍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条件下,这种社会分工的扩大和深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 发展个体经济所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培养了大量的能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进行自主经营的人员,使人力资本得到提高。城镇的下岗职工,原来并不直接在市场中进行经营活动。农民虽然离不开市场,但仍有相当大生产的比重是属于自然经济状态,并不完全市场化。当他们转变为个体经济时,则成为在市场经济中以独立的经营活动为生的经济主体。这不仅是他们生产方式的改变,也将迫使他们去学习在市场经济中如何最有效地运用自己的资源,如何去规避风险,以及不得不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和国家的法令来从事经营活动。这实际是他们的人力资本的一个提高过程。它也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所必然要走的道路。这种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提高,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所具有的价值,常常被人们所忽视。实际上,这是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经济化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缩小目前存在的二元经济之间差别的一个关键。 发展个体经济对培育和发展人力资本的意义,从地区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其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从个体、私营、外资企业的地区发展态势来看,虽然它们在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都是明显的,但是其中个体经济的发展态势在地区差别上最小,它表明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相对于发展其他经济成分而言,发展个体经济最为容易,也最为实际。尤其是对于“锅底现象”的中部地区,个体经济的发展态势与东部的差距比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都要小得多。因此,在中西部的地区发展战略中,加强发展个体经济的力度,可能比鼓励外资和发展私营企业更容易见效。 发展个体经济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服务与监管 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发展个体经济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功能不只是解决眼前的就业压力,繁荣经济的问题,而是把一个特定的数量庞大、人力资本不高的人口层次,在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参与工业化进程的情况下,通过发展个体经济而带入到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大潮中去,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积极的组成部分。因此,它本身就是整个经济、社会大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个体经济所代表的生产力层次要远远低于其他的经济成分,但它的重要性并不因此而降低。这是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存在着几乎接近发达国家的沿海地区,和同时也存在着大约2/3的农业人口,和极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这样一种国情所决定的。由此,产生了中国必须要发展多种生产力层次、多种成分经济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对发展个体经 济的意义就看得更清楚了。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如何促进个体经济的发展。 中国绝大部分就业人口的人力资本素质不高,经济能力和经营能力有限,以及个体经济的脆弱性,特别在中国加入WTO 以后所面临的市场具有更大的风险,决定了个体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提供的服务。这些服务包括: 降低创办个体经济的门槛。它包括减少登记注册费用和个体经济所承担的不合理负担。上海在解决下岗失业人员就业时所创立的“非正规就业模式”,即只要非正规就业者向政府部门登记,不需要任何注册费用,就可以开业。这对于缺乏资本的下岗失业人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往往决定了他(她)能否进入。在开业之后,各部门的不合理负担也是个体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不解决这些问题,个体经济难以发展。 必要的扶持和帮助。由于进入个体经济就业的人员本身在人力资本和资本两个方面都很薄弱,它需要政府进行扶持。这种扶持包括向个体经济提供小额的优惠贷款;提供必要的从业辅导和就业培训,使还不具备能力的潜在创业者能通过辅导和培训能尽快地成为个体经营者;鼓励和帮助个体经济组织起来,逐步进行行业规范与合作。根据以往的情况来看,如果能将目前对开业前的从业辅导延伸至开业后的跟踪辅导,对维持并巩固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可能更为需要。因为目前个体工商户每年登记开业的多,实际歇业的也多。其实,对就业者而言,兢业的态度往往比职业技能更为重要。如果能针对从业人员在成长道路上遇到的困难提供如何克服的方法,会帮助他们在个体经营的路上走得更稳。 强化监管和规范。面对市场规范不够完善,从业人员的素质不高的现实,以及市场经济中必然产生的权力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在发展个体经济中政府必须强化监管和规范的职能。 发展个体经济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意义来看,是把原来的小农经济,和城镇的失业下岗人员转化为独立的市场经济的经营者。在中国本身的市场经济发展不成熟,法规以及执行能力不足,同时个体经营者的素质也不高的条件下,针对市场经济中权力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管,必然会演变为大量的为赢利而不择手段,破坏市场经济的秩序和违规经营。可以说,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假冒伪劣、损害消费者利益;把经营成本外部化,导致破坏环境和生态,以及各种违法违规经营的现象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大量涌现。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监管,它们也会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的正常生活带来极大的危害。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由于制度不完善和监管不力,各种经济成分中都存在非法经营或违规经营的问题。但与其他经济成分不同的是,在新的条件下,个体经济是一个大海,所涉及的经营范围遍布于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比其他所有的经济成分更难监管,所需的监管成本更高,因此违规经营的可能性更大,所造成的危害性也更为严重。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政府不能在加强监管和规范上行使好自己的职能,只单纯地追求增长指标,那么可能在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的同时,也会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极高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个体经济也是一个市场经济规范和完善的过程。政府不但要鼓励、扶持个体经济的发展,还必须要进行有效监管、规范个体经济的发展。个体经济的发展不是一个只要放开,只要提供优惠政策就能解决的问题,而必须是一个有序的发展过程,才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与完善相一致。 政治经济论文:试析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像其它理论一样是不断发展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是以知识、科技为优秀的生产要素创造的。应从市场经济共性的角度看待失业、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劳动力商品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来自于现实,同时又应该能解释和服务于现实。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现实,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着不少令人困惑的地方。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像其它任何理论一样都是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总的指导原理”,“因此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的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鐾于此,笔者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和观点谈点个人的认识。 1.价值理论:是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还是坚持以知识、科学技术为优秀的生产要素价值多元论?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指出了“剥夺剥夺者”的合理性。于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被政治经济学教材看作科学的不可动摇的价值理论,甚至把劳动价值一元论作为衡量其它价值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彻底否定生产要素价值论。有人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得出“两个必然”的理论依据,似乎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就否定了“两个必然”。那么,是不是有了劳动价值论才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才有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不是的。劳动价值论只是用于解释两大阶级对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原因的一种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要遵照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所以,不必担心不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就会产生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情况。 其次,马克思是不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者?不是的。他除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外,还认为管理、科学等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作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孰是说不仅工人的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家、经理的管理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还认为,随着生产社会化不断提高,商品从直接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的共同产品。在“总体工人”剩余价值生产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进一步说明了不仅工人和资本家创造价值,知识、技术等也在创造价值。这是马克思清楚表明的观点。 第三,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生产要素价值论者,但每个人所强调的重点不同。马克思则特别强调劳动,而把管理、科学技术等放在次要地位上,更把物的因素看作不创造价值的不变资本。但任何人却不能以此作为彻底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理由。上世纪8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主张用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法国的加罗迪也在《抉择》中强调技术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主张抛弃劳动价值论,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这些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现象也间接说明,在创造价值的各生产要素中,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变化,劳动已不起决定作用,而让位于科学、技术等。特别是我们已承认的知识经济的出现,更说明了这种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是以资本、劳动为优秀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以知识、科技等为优秀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在落后国家人们的劳动小时比发达国家多得多的情况下,为什么创造价值的能力却比发达国家小得多呢?用人们所熟知的劳动价值论是解释不清的。同样,单用知识或科技价值来解释也是不行的。因此,用知识或科技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是不科学的,正确的做法是坚持以知识、科技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取代以资本、劳动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 2.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人口规律? 现有的教材普遍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失业(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这样的观点显然与现实完全不符。我国不是也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员吗?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例证,具有普遍性。马克思说:“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的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为“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侣此,首先下面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即马克思关于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人口规律的观点,应该理解为是市场经济的一般人口规律;其次,马克思不可能预测到现实的社会主义还存在市场经济;第三,由于我们现在才搞市场经济,失业现象相对于历史上的英国来说只能是“未来的景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此,失业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与社会制度无关,资本主义存在,社会主义也存在。这种分析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分析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 3.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认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表现为,在资产阶级这一极是财富的积累,涌现出掌握着巨大资本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同时,在无产阶级这一极,则是失业和贫困的积累,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也就是说贫富两极分化。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大家都认为邓小平正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消除两极分化”本身意味着,邓小平承认在我们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之前,客观上存在着“两极分化”,否则也就用不着消除了。其实,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体现着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两极分化”的道理。客观的发展逻辑是: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两极分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起生产集中和生产的社会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两极分化和生产力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也可以说,“两极分化”是最终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条件,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4.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正常生理现象?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还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影响? 现有的教材都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它根源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并且认为,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经济危机是资本主制度的不治之症。对经济危机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 首先,所谓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在我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是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甚至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为主体,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与之并存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不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成熟的全民所有制,因而也不存在适合社会化生产的代表全体人民占有生产成果的按比例进行生产的利益主体,因此与生产社会化相对应的占有形式,也只能是多种形式。局部占有与私人占有同时并存。生产社会化与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矛盾的两方面的表现在我国同样也是存在的。这些矛盾不及时处理,激化到一定程度也会发生经济危机。总之,生产社会性与生产成果局部或私人占有的矛盾及其表现,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应该理解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只要市场经济存在,这个矛盾及其表现就存在。因而也就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性,与社会制度无关。不能把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更不能看作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它是市场经济扩大再生产、台阶式发展的重要环节。 其次,我们应彻底改变消极看待经济危机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条件”是商品生产。否定了商品生产,也就否定了“世界市场危机”。“论证不可能有危机的办法就是,忘记或者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前提——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准确点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商品经济的伴侣,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因此,消灭了经济危机,也就等于消灭了市场经济本身。 经济危机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它以暴力方式强制恢复市场经济已失去的平衡,使生产得以照常甚至更大规模的发展;促使生产和资本集中,促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从而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实行计划生产,优化资源合理配置。当然经济危机也有消极作用,比如引起资本的破坏;工人失业增加,生活贫困等。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否认了这一点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市场经济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不过既然有消极的影响,那么也就必须引起重视,目的只在于减轻“痛苦”,而不是消灭,也不可能消灭。经济危机带来的“痛苦”,是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副产品。就像人有很多正常的生理现象可能给你带来烦恼和不安一样,你不能消除它,消除了,你也就不正常了。总之,教科书必须从正常生理现象的角度来分析和揭示经济危机的问题。如果一味地否认或批判,那么一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了这种“生理现象”,人们将不知所措,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5.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的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大都认为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有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有人身自由,能定期出卖劳动力;二是劳动者一无所有,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生活资料。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因此,有人认为现实的中国劳动力不是商品。我不同意这种观点。首先,我认为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只适合自由资本主义。但谁也不会否认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力仍然是商品,那么它是否符合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呢?不符合。尽管劳动者仍然有人身自由,不过雇佣形式发生了变化,二战后特别是五十年代后,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一改过去定期雇佣制为终身雇佣制。其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再也不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不仅工作日大大力缩短,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拥有财产,拥有在我们看来还是一种理想的超过小康水平的生活条件。其实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已不复存在。那么,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是什么?不能也不应该自由资本主义一种条件,垄断资本主义又是一种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应该是相同的。实事求是地讲,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都是市场经济。劳动力始终是市场经济中一种重要的接受市场调节的可以流动的生产要素。只要有市场经济存在,不管工人雇佣形式是采取定期雇佣制还是终身雇佣制,也不管工人有无形式上的财产,他只要靠不断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己及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劳动力就一定是商品。就是说,市场经济是工人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这种分析也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力商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内容。有人认为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劳动力商品,就意味着否认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企图在否定劳动力商品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马克思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马克思指出:只有劳动力是商品,“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普遍的生产形式,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劳动力成为商品和雇佣劳动的存在对发展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决定意义。被马克思否认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还搞,作为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劳动力商品我们要加以否定,搞“纯粹”的市场经济,那就太幼稚可笑了,或者是自欺欺人。
西方经济论文:结合西方经济学发展本国经济论文 论文关键词:中国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目标;发展趋势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优秀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西方经济论文:产业结构西方经济论文 一、供求-价格理论(模型)基本模型 1、供求模型中的要素(1)需求曲线:需求是消费者在一定价格基础对商品和劳务所选择购买的数量。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对商品和劳务的需要和愿望;另一个层面是购买力。需求通常与价格成反向变化。一般来讲,商品的价格升高对导致消费者对商品需求的下降。从图形上看是下行的曲线。(2)需求曲线的移动:当价格不变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因素的出现也会导致需求量的变化,即价格稳定但是需求曲线会向左会向右移动。例如相同市场条件下,随着养生观念宣传力度的增加,人们对保健品的需求会提高,此时,价格不变,而需求曲线发生了向右平移。需求变化等于市场买家的边际效用改变。(3)供给曲线:供给:指厂商或家庭在一定价格下愿意并能够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数量。通常将,价格的升高会导致该种商品或劳务的供给量增加。从图形上看是上行曲线。首先供给指有意愿出售商品;其次是指供应商有供应能力。供给量既包括生产出来进入市场的商品也包括生产出来的库存和待销的商品。(4)供给曲线的移动:假设市场供给曲线中的其他条件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曲线不一定是稳定的,如果某种因素改变了任何一种既定价格水平下的供给量,供给曲线就会移动。例如同种市场条件和相同价格下,随着人们对养生问题的重视,养生产品的供给会增加。(5)供求规律是指商品的供求变化引起价格的变化,供求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包括以下内容:供不应求,价格上涨。有三种情况导致供不应求。第一种是需求量不变,供给量减少;第二种是供给量不变,需求量增加;第三种是需求量的增加超过了供给量的增加。这些情况都会导致商品价格的上涨。供过于求,价格下降。同样有三种情况造成供过于求。第一种是需求不变,供给增加;第二种是供给不变,需求减少;第三种是供应量的增加超过了需求的增加量。 2、价格变动引起供求的变动首先价格与需求成反方向变动。价格上涨,导致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减少;价格下跌,需求增加。同理,价格与供给成同方向运动,即价格上涨,供应商会增加供给量;价格下跌,供应商会减少商品供给。最终价格的涨落会调节供求的平衡。 二、基于供求模型的人力资源需求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人力资本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具备商品的基本属性,从这一角度来分析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也就是研究人力资源供给和需求的关系问题。探讨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源需求的关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分析:第一阶段,由于我国人力资源成本低廉,在这一区间,对低端操作工人的需求将持续增加,大量农业劳动者进入城市补充了这部分用工需求,反应在需求曲线上,体现为需求曲线右移且趋于平缓。 我国人力资源产业需求结构的演变规律:一次产业的社会劳动者总数的比重呈下降趋势。1952:83.5%;1992:58.5%;2008:39.6%二次产业绝对增加与相对增加并行1952:7.4%;1992:21.7%;2008:37.2%三次产业绝对增加与相对缓慢增加并行1952:9.1%;1992:19.8%;2008:33.2%第二阶段,大量的持续性的用工需求将推高人力资源成本,比产业继续转移,而原有产业将面临产业升级的需求,产业升级将导致二次产业低端人才需求逐渐降低,高端人才需求增加,人力资源向三次产业转移,三次产业崛起。反应在供求模型上表现为需求曲线上为高端人才需求右移。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三大产业比重:一次产业:1.8%左右二次产业:22%左右三次产业:76%左右何文章等2012《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需求规律及趋势研究》高技能人才获资格证书人数随自然年时间的变化规律,即高技能人才获资格证书人数随着自然年时间的变化呈增长的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了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规律与趋势,结果表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增加,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明显增强。假如GDP每增长1%可为我国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需要高技能人才9-10万人。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的升级导致高技术人才需求曲线右移,需求量增加引起劳动力价格的上升,由于需求量增而引导了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向,造成市场劳动力供给的上升,中长期看,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又导致了人力资源价格的下降。因此,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中要具有前瞻性和规划性,同时增加人才培养的边际附加值,从而决胜于劳动力供给市场。 作者:王辉单位: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西方经济论文:欧盟西方经济论文 一、美国模式的困境 1.政府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市场间接调控,对资本和劳动相互作用方面政府作用极其有限:政府行为局限在创造良币,防止垄断扭曲市场和自由贸易,提供公共产品等,都以服务市场为中心,对消费品制造的产业政策自由主义观念较重。2.收入分配上差距悬殊,社会矛盾尖锐。在金融、电子、医疗等高薪行业与其它行业收入差距大,并且低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下,退休职工等没有很好的福利补贴,对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发展没有足够的政府政策支持;3.美国失业率降低幅度有限。高技术产业给美国创造的很多就业机会,但失业率的下降幅度有限,因为生产管理电子化,非熟练劳动力和不能适应该方式人会失业,并且失业率受通货膨胀率制约。 二、欧洲模式 (一)欧洲经济模式特征欧洲共同体经济模式是内部成员国合作和妥协后实现的多个子模式的结合,形成如下特点:(1)欧盟形成严格法律体系规范经济活动。欧盟现行法规关联统一货币政策、市场结构和社会保障体制,成员国必须遵行欧洲法院判决;(2)竞争政策在经济秩序政策中占首位。竞争政策是欧共体施行的第一个共同的经济政策,至今仍是欧盟一体化的程度最高的经济政策之一,其反垄断规则是欧洲很难形成垄断性企业的重要原因;(3)经济政策导向是稳定。稳定货币是共同货币政策的唯一、首要的目标,其市场结构和劳动力的相关政策也以稳定为前提;(4)市场自由和社会平衡有机结合。欧盟社会政策还没有达到经济政策高度一体化,但由于成员国中很多推行高福利政策,良好的社会政策为良好经济环境创造条件达成共识。 (二)欧盟经济发展模式的困境1.分散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间的矛盾。货币统一背景下,成员国有扩大内在财政赤字的激励,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就业增加,本国政府也可以获得国民支持,由欧洲央行承担通货膨胀责任。2.欧盟经济结构失衡。欧盟成员国各自经济的结构、周期和发展水平有差异。中欧和东欧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外债过高以,其中德国过度依赖出口;南欧国家经济过度依靠消费,储蓄低,公共财政相对弱,需要外来资本来弥补。3.部分成员国对周期性产业过度依赖。如冰岛主主要依赖金融服务业,希腊高度依赖海运、旅游和农业。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重创这些国家的支柱产业,导致经济持续衰退,失业率攀升。4.西欧和东欧经济发展水平失衡。东欧国家、南欧部分国家劳动力成本较低、资本相对匮乏,多为债务国;德国、法国、荷兰等西欧国家劳动力成本较高、资本相对充足,但金融危机背景下,西欧银行资产严重缩水,东欧获得信贷额大幅下降。5.社会保障制度福利过高,但降低福利会激化国内矛盾。金融危机后,欧洲高福利国家面临政府财政收入远低于福利支出的困境,而国内失业人数增加,简单削减福利支出将激化国民和政府矛盾。6.失业率高。首先,高福利社会保障给企业解雇职工的激励,其次欧洲产业结构中传统工业占的比重大,发展空间有限,高技术产业相对美国、日本落后,提供新就业机会相对少。 三、日本模式 (一)日本模式特征日本模式的特征包括:(1)市场性与非市场性并存。日本政府通过经济计划和政策进行资源分配,通过法律和行政指令落实对重点扶持产业的倾斜性经济;(2)产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二战后日本政府选定汽车、家电等战略产业进行重点扶持,形成以制造业和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3)以技术引进为主的科技发展策略。日本确立了积极引进外国实用性强的先进科技成果并学习、吸收的科技发展战略;(4)企业布局和治理。日本企业是金字塔式布局,大企业处在塔尖,其子公司处于中部,其它中型企业和众多小企业在底部。其股东力量相对欧美弱。大部分日本本土企业实行雇佣终身制;(5)出口型国家。由于受国土面积和人口限制,日本国内消费市场的潜力有限,政府鼓励出口贸易。 (二)日本模式困境1.政府行政指导和市场机制并存矛盾凸显。政府过多干预市场制约了经济进一步发展,比如产业政策方面向金融、财政、外贸倾斜,破坏了市场价格机制形成的投资规律,损害其它产业利益和也剥夺了消费者部分利益,也引起和国际同行业摩擦。2.产业结构失衡。制造业和重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比重过大,农产品自给率较低。更重要的是,知识经济要求产业结构、经济管理模式随技术、经济环境变化而调整,产业结构比重失衡使日本在知识经济时代难以及时进行经济转型。3.基础科研的创新力低。吸收型科技发展策略过于依赖技术引进,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在基础科学研发上较为薄弱,受到来自欧美基础技术研发能力强的国家的科技方面制约。4.市场封闭性的弊端。日本商品流通领域规制繁琐,交易习惯较为复杂,给市场公平竞争设置障碍,使外国许多企业难以适应和接受,形成日本封闭的流通市场。5.雇佣终身制的弊端凸显。终身雇佣制度要求企业应避免解雇工人,一方面工人劳动强度相对大,另一方面企业在经营恶化时工资负担重而不利于企业转型,特别在信息技术为中心的产业革命时期,工人被束缚在夕阳产业,阻碍新产业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西方发达国家三大经济模式在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企业格局和公司治理结构、公正和效率的关系、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关系、经济和军事实力关系上均有差异,这和一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有重要关系。中国应结合自身特点,将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调控有机结合,发展多元化企业格局、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积极发挥工会作用,建立合理的社会福利保障机制,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保持均衡的国际贸易收支,同时发展巩固军事国防建设。 作者:肖瑶孙彤单位:河北金融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西方经济论文:论西方经济学教改的实施措施 一、应用型本科院校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学内容不合理。《西方经济学》教学主要偏重于西方经济理论的讲述,这些理论不仅抽象,而且多包含大量的图形分析和数学演算推理,加之当前经济学和管理学科研越来越注重实证分析,考研试题愈加偏向更多的数理推导,也使得在该课程的教学上数学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理论的定性分析。这就使学生普遍感到《西方经济学》内容繁杂,理论深奥,从而产生了极大的畏难情绪,该现象在文科背景下的学生尤其突出,大大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陈旧。《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类学科的专业基础课,各高校基本在大学一、二年级开设,即使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教学上仍多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即围绕经济理论进行填鸭式的数理推导,图形分析,从而忽视了应用型本科的办学实际和学生特点。这种模式下,学生缺乏主动性,只是被动的接受理论知识,尤其是本科生自身没有太多的经济社会经验的储备,只能死记硬背理论、囫囵吞枣,很难理解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内涵,随着课程的推进,所学经济学理论的增多,往往出现前后章节知识无法很好融会贯通,甚至“一锅粥”的现象。 3.考核方式单一,缺乏激励性。以我校为例,对《西方经济学》学习效果的考核是通过总评成绩反映的,总评成绩有两部分构成,即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其中平时成绩包括作业和考勤,占总成绩的20%,期末成绩占总成绩的80%,通过闭卷考试方法考查。由于期末成绩占得比重大,很多学生平时课前不预习,课后也不及时复习,做不到查缺补漏,作业也是互相抄袭,应付了事,寄希望与期末“临阵磨枪”式的突击复习,因此教学效果不理想。 二、《西方经济学》教改的具体实施措施 1.明确教学目的,调整教学内容。经济学是一门以“经世济民”为己任的应用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应在灌输给学生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的同时,着重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培养学生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要避免将经济学学成是“黑板上的经济学”。因此,该课程在讲授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同时,要提示学生制度的差异,国情的不同,甚至社会文化的不同,都会带来经济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启发学生比较研究的兴趣,强化对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问题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共性和特殊性的认识,增强对经济学理论的把握,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述供求定理时,鼓励学生观察某种商品价格的变动情况,并根据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讲到市场论时,可以引导学生结合价格弹性理论,分析不同商品,不同商家的市场营销战略存在差异的原因;又如在讲到恩格尔定律时,启发学生思考恩格尔系数能否作为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黄金指标,如果不能,与学生探讨恩格尔系数在我国出现“水土不服”的原因。通过对该问题的思考,一方面使学生准确掌握经常被人们忽视的恩格尔定律成立的前提条件和准确含义;另一方面使学生明白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有适用条件的,经济学定理不是经济学公理,这就更突出了分析经济问题时“中国国情”的重要性。在教学目标明确的基础上,应根据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特点,采取“重点各异”的理论教学。如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需要系统、全面的掌握经济学理论;而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工商管理专业在微观经济学部分侧重供求理论、消费者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和市场理论的相关内容,宏观经济学部分重点讲授国民收入核算理论、简单凯恩斯模型、IS-LM模型、通货膨胀理论以及简单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理论。对于西方经济学教学中遇到的数学工具问题,应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和自身情况来定。如管理学学科下的很多专业,文科背景的学生较多,在讲课过程中,尽量只使用图表等简单的数学工具,着重对经济理论的定性分析,避免繁杂的数学推导;而金融学、经济学等专业,其后续专业课以及职业特点对数学工具要求较高,要求学生能熟练的运用数理推导和图表分析问题,因而应在教学中适当增加数学工具的分量。 2.丰富教学方法,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目前,大多数高校采用多媒体教学。《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大量使用图表和公式,相对于传统的黑板教学,多媒体教学能够增大课堂信息量,提高教与学的效率。但如果只是单纯的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讲授,往往忽视了教与学的互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不足,体会不到《西方经济学》的实用价值,对该课程的学习产生惰性。因此,应在传统课堂讲授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教学方法,提高学生获取知识的效率,满足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的培养目标。 2.1引入模拟实验教学。可以借鉴管理学、市场营销学,国际贸易学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的经验和方法,将课堂模拟实验引入教学过程中。课堂模拟实验是使用计算机软件模拟现实经济社会的某些经济活动,通过收集数据、归纳整理、观察趋势、进而结合理论进行分析,最后总结规律。课堂模拟实验对师资、设备和学生的要求比较高,在本科阶段的教学上,可以由浅入深,从简单的场景入手,随着学生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丰富 ,慢慢增加难度,从而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原理,训练学生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的分析能力和应变能力。 2.2加强案例教学。多媒体的使用为案例教学和学生分组讨论带来了便利,因此应加强案例教学。但应当明确的是,案例教学不是简单的举例说明。案例教学是从案例的讨论中得出概念、原理、理论等。而我们以往在概念、原理、理论讲解完毕后,通过某些例子来说明这些理论知识的应用的做法,只是举例,而非案例。案例教学法是187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兴起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英文中,“案例”与“例子”是有明显区别的。“案例”为“CASE”,其重要的理解在于“SITUATION”,是情形,是一种情形的例;而“例子”为“EXAMPLE”,是指代表同类的另一种样式的例,强调了同类和不同样式,所以举个例子说明之。案例教学要求教师做到精心选择案例,积极、有效的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并指导学生制作ppt在课上进行展示、辩论,最后认真客观的总结评述。首先教师要对大量的案例进行不断地筛选、更新与精炼,使选取的案例具有典型性、时效性和综合性。根据教学需要,案例可以是现实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也可以是学生普遍关注的经济问题。这就要求教师要先“吃透”案例,以便在案例讨论时可以引导和启发学生的思维,使学生的学习处于“问题——思考——探索——再思考——解惑”的积极状态中。其次,案例教学与传统课堂讲授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很强。案例讨论是案例教学的中心环节,为保证学生较好地发挥在案例教学中的主动性,应在课前将案例素材教给学生阅读,准备。最后,要注意把握案例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在以往的传统课堂讲授中,“满堂灌”式的讲述使教师处于主动,学生因机械地接受而显得较为被动。而在案例教学中,教师扮演的是指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主要是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辨别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学生是案例课的积极参与者,从最初的案例阅读、对问题的思考、分析,PPT的制作,到课堂陈述自己的结论、辩论,以及最终对案例的再思考、观点结论的再修正,均要求个人或小组各成员参与其中,共同努力达成。因此,案例教学对教师、学生以及西方经济学教学体系的要求较传统教学模式要高,能够更有助于实现“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通过案例教学,有助于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加强了学生对经济学概念、原理和研究方法的把握,并达到融会贯通的目的。同时,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及其团队合作意识。 2.3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实践教学。目前,绝大多数高校年轻教师是毕业后直接进入高校教学,“出高校,入高校”就造成这些教师理论知识扎实,但实践经验不足,无法完全胜任全部的实践教学工作。而且,很多教学性的实践活动在课堂和实验室中无法完成,这就要求教学要“接地气”,必须要“走出去”,也就是要与企业开展定期的多层面的交流。企业可以为学生提供实践场所和实践指导,学校也能利用自身的人才优势和智力资源,为企业提供专业的理论指导和咨询服务,达到“双赢”的效果。此外,在教学中还可采取“引进来”的方法,聘请高级管理人员,为学生讲解实践工作,以开拓学生视野,激发学生学习动力,使学生尽早接触实战,参与实践,为将来毕业走上社会尽快成为一名应用型人才打下基础。 3.完善考核内容和考核方法。对一门课程学习效果的考核不应是“一张试卷定输赢”,要综合评价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和成绩,尤其是在平时课堂发言、讨论、案例分析、实践中所表现出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这就需要进一步细化考核指标,建立以经济学基本知识和理论为基础,以综合能力为重点,以学习态度为参照的综合评价体系。在考核指标的设计上,降低期末考试的权重,将目前普遍占总成绩80%的期末闭卷考试成绩的权重降低到50%,其余的50%由出勤率、平时作业成绩、课堂发言情况和案例讨论课成绩组成。为保证期末试题的科学性、出题的稳定性,应加强对西方经济学试题库的建设,并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确定不同的主客观题比重和难易度;为保证成绩的公平、公正和客观,对课堂发言和案例讨论的分数应建立量化评分标准。 总之,通过《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使学生能够比较系统地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能够联系实际分析当前经济社会出现的经济问题,提高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西方经济论文: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与特点分析 一 可以说,在关于经济人的理论中,功利主义思想包括了,自由、平等、效率和自由放任的思想,这是近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遗产。而当代西方的经济伦理思想又主要是在上述思想的社会实际运用过程的矛盾冲突中发展和衍变的。具体地说,在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中,表现出以下突出的矛盾。 (一)经济人假设的立论基础——“利己”与“利他”、“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矛盾 经济人假设的历史背景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文明的出现。这一假设首先肯定了两个伦理前提:一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正义性,因而肯定人们遵守这一制度是所谓理性的表现。二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正义性,因而肯定人们在道义上追求自身满足的天性。 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人”假设下的“利己”准则与“利他”,个体效用最大化与社会整体效用最大化是统一的。到了二十世纪,人们开始对经济人出于自私的利益最大化追求问题提出质疑。反对者认为,追求最大利润这一假定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可能实现。1947年,西蒙在《管理行为》中对经济人的假设提出更强烈的批评,他认为,与其说经济人的自私出发点和理性规定是人们真实行为的写照,还不如说它只是“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学魅力”(注:[美]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杨砾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的形而上玄想。 自从七十年代琼·罗宾逊宣布“第二次经济学危机”以来,在重建经济学基础的争论中,经济人的立论问题又引起人们的关注。保罗·斯诺维克(Paul Slovic)和萨拉·利切坦斯泰因(Sarah Lichtenstenion),通过“偏好颠倒”(perference reversals)企图证明即使在最简单的人类行为中,也不存在任何最优原则。尼尔森和温特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阿马蒂亚·森则在八十年代指出,如果重新考察亚当·斯密讲述的屠夫和面包师的故事,就发现古典经济学从未单独把自利作为经济人的立论假设,他说:“亚当·斯密恰恰明确地站到了另外一边,他并没有满足于把经济拯救建立在某种单一的动机之上。”(注:[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页。) 由经济人的争论还衍生了制度经济学关于人们接受经济伦理规范的个人主义或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基础的争论。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是指人类个体行为是社会行为的前提和出发点,所有社会或集体现象,诸如制度,都有待内生制度和制度变迁。与此相对照,整体主义关注对个人行为发生的社会影响。个人被看成社会化的人,已经将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内生化。整体主义者集中考察社会“力量”(制度、社会惯例)如何制约个人行为。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将个人行为摆在第一位,而后者认为社会或制度整体高于一切。 尽管波普尔通常被看作是个人主义者,尽管他对整体主义的其他方面也有批评,但他仍指出,“社会群体大于其成员的单纯加总,也大于其任何成员任何时刻存在的诸多个人关系的简单总和……成员的个性可能对群体的历史和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群体有它自己的历史和结构。也不妨碍该群体对其成员的个性产生强烈影响。”(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页。)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塔尔科特·帕森斯声称:“个人主义者”“要么根本不承认,要么从未公正对待过”下列事实,即经济行为发生“在一整套规则框架之内,不依赖于签约各方直接的个人动机。”(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而海萨尼则反驳道,帕森斯的立场意味着“放弃根据个人目标和社会个体成员的利益来解释这些社会规范自身存在的任何可能。”(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当然,这种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布坎南曾说:“在作为一种推导出社会组织原则的方法的个体主义与作为这种组织的一个描述性特征的集体主义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不一致。……给定一些有关人类行为模式的基础性假设,以及一种特定的道德伦理立场,即可以根据个人选择的计算而将集体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理性化。”(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页。) (二)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诸正义形式伦理的矛盾 功利主义是经济学说史中最重要的伦理基础。熊彼特曾指出:“首先,它是一种人生哲学,展示了有关‘最终价值’的图式。……功利主义,特别是边沁的功利主义,是某种新东西,与旧体系是根本对立的。……其次,功利主义是一种具有强烈法律倾向的体系。……在这一原则中,平均主义要素与幸福要素同样重要。”(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204-205页。)在熊彼特那里,功利主义受到了批判。他说,“第一,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经济史,对于解释经济的推动力毫无价值。第二,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所有涉及实际动机的问题,例如对于解释遗产的经济影响问题,要比没有价值更糟糕。第三,功利主义的假设实际上只对经济理论的一部分即通常所谓的‘福利经济学’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第四,在最狭义的经济理论领域内,功利主义的假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206-207页。)熊彼特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并非是全盘否定福利主义的经济伦理观念,而是认为这种功利主义过于工具理性化,并没有明确指明一种社会形态的合理的经济伦理理想。 功利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表现为集合理论。为了使总体行为正确,不同的个人利益必须以产生全体人员的最大幸福或满意为目标而叠加到一起。功利主义者时常指出这一点作为其理论优越性的一方面。它所运用的是一种实践合理性的简单模式,由于这种模式是我们在个人层次上自然而然地接受的,所以可以恰当地转换到社会层次上来使用。 但是,批评者认为这种推论是荒谬的。罗伯特·诺齐克指出,“因为并不存在为它自己的利益而愿承担某种牺牲的有自身利益的社会实体。只有个别的人存在,只有各不同的有他们自己的个人生命的个人存在。”(注:[美]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如果一个人决定牺牲某些自己的利益,那是因为他能够从中受益,因此这种牺牲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然而,在功利计算中被弃之不顾的个人的利益只是一种牺牲,牺牲者往往得不到任何补偿。“人类”或“社会”并不是做这种决定的单一行为者,不是牺牲或受益的承受者。这样决定的结果只是一些人受损而另一些人受益。用罗尔斯的话来说,“功利主义观点的突出特征是:它直接地涉及一个人怎样在不同的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关心(除了间接的)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以罗尔斯一贯的观点,他认为功利主义无法最大限度地弥补社会个人由正义原则导致的差别,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论既损害了社会正义的本质,又损害了个人的利益。 从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矛盾冲突中,还衍生了对福利经济伦理观点的批判。福利主义经济学并非没有确立伦理的基本出发点,问题在于福利目的的伦理出发点,反而损害了与经济学的结合,并由此忽略了伦理学,影响了自身的发展(注:[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9页。)。 尽管福利主义思想受到抑制和批评,但它却还在顽强地发展和发生影响。其中帕累托学派的福利经济伦理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取得了重要的地位(注:[荷]汉斯·范登·德尔、本·范·韦尔瑟芬《民主与福利经济学》,陈刚 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4页。)。然而,即便是在适合帕累托最优实现的条件下,这一支撑福利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也忽视了公平。因为这里不考虑收益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状态,更不涉及公平与效率间的相互作用。正是这种传统与公平目标之间发生着深刻的冲撞。 (三)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的矛盾 1926年,凯恩斯发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批判了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主义的哲学基础——“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他在批评自由放任的经济伦理原则的同时,又提出了国家干预的新主张。他说,“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在高度有效的管理下,与我们目前为止所看到的任何别一制度比较,的确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经济目的;不过就这一制度本身看来,有许多方面是极端要不得的,是应当反对的。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努力设计出一个社会组织,与我们所满意的生活方式的观念既不致发生抵触,而效能则可以尽可能地提高。”(注:[英]凯恩斯:《劝说集》,谢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42页。)除了凯恩斯之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也津津乐道着这样的一种理性假设:即“由于私人市场经济呈现不完善的特性,所以从效率的意义上说,中央计划经济能够对资本主义做出改进。”(注:[英]J.R.沙克尔顿、G.洛克斯利编著:《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1页。) 尽管自凯恩斯以来,国家干预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它却受到哈耶克、斯蒂格勒等人的强烈反驳。哈耶克提出,“中央计划者没有得到必不可少的信息。为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所需要的价格和成本信息,只有通过市场过程本身的运转才能获得。实际上,在奥地利学派‘市场过程’模型中,‘成本’是主观的东西:它不是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看得见的货币支出,而是被放弃的从同样的资源的其他可选择的使用中生产出的价值。但是很明显,在经济过程中,只有行为者才知道这种选择。竞争市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优点在于,在这样的市场上,每个人仅须意识到影响他个人的事情;而从个人行为中产生出来的‘制度’不带有任何个人的意图,这种市场制度是未经设计而产生的社会制度的典范。”(注:[英]J.R.沙克尔顿、G.洛克斯利编著:《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2页。) 信奉国家干预者的理由是,一切完美的经济秩序必定是设计的产物,是理性合理化的过程。哈耶克则反驳说:“如果我们想取得进步,我们就必须为不断改进我们的观念和理想留出空间。”(注:[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0页。)进步是不能事先进行计划的(能够进行计划的信念,正是理性主义狂妄态度的极端事例),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肯定也是一个建立在自发秩序上的自由社会。 (四)经济公正与政治公正的矛盾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规范、制度和原则构成的契约组织。这些规范、制度和原则中包含了法律的、经济的、文化的和道德的要求,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人类的传统、历史和发展。所谓公正,是指等利(害)交换的行为,公正一开始就是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相关联的,是人们经济利益分配的基本要求,罗尔斯反复强调:“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社会制度安排。我们知道,这些原则要在这些制度中掌管权利与义务的分派,决定社会生活中利益和负担的恰当分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经济学家往往就事论事,他们所言公正和平等,可以是一次经济活动中的交易价格和交易机会,或者是由此在统计上归纳出来的制度和规则。但是哲学家往往反驳道,把公正定义为等利(害)交换,岂不将公正局限于经济领域,因而定义过窄?公正作为人与人平等的一个原则,只有当他得到他应得的、或别人欠他的,或他有权利索要的东西时,才算公正。 关于经济公正与政治公正的矛盾冲突,可以从罗尔斯和诺齐克的理论中窥见一斑。根据罗尔斯的看法,“社会是一种对于相互利益的合作的冒险形式,它却不仅具有一种利益一致的典型特征,而且也具有一种利益冲突的典型特征。”(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不平等在任何社会的基本结构中都不可避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问题在于明确这些不平等怎样才算是公正的,或是否能够做到公正。罗尔斯认为绝对的平均是对效率的极大损害。但是他苦心积虑建立的公正原则,是想在一般经济公正的基础上设定一些特殊的或优先的或称之为差别原则的前提;罗尔斯认为虽然经济不平等不可避免,但是公正的不平等则可以做到。因此,只有当更有能力的人也让更不幸的人获益时,他们从这种能力中获益才是公正的。 诺齐克则对罗尔斯公正的不平等提出质疑,他认为:“任何国家制定的外在的规范必然侵犯人们的道德权利,因此,本质上说是不道德的。”(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他反对那怕是最小国家(minimal state)实行富人对穷人的再分配,认为那样侵犯了个人的权利。他的论证可以称之为经济公正论(the theoy of economic justice),也称之为“资格理论”(entitlement theory)(注:[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39页。)。诺齐克从维护自由的伦理原则出发,强烈反对罗尔斯的正义补偿的预设性伦理原则。与罗尔斯相比,诺齐克的观点,表现了对资本权利和效率的更多的维护。 二 如果说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学科形式的经济伦理学在欧美诞生,它的研究范围基本界定在经济学意识到在经济行为的伦理、文化的观点消失之后,因市场失灵而带来的道德限度问题,那么,二十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企业伦理的社会契约论的问题,经济主体的超规范和道德自由限度,全球化和普世伦理的可能性、现实性,生态伦理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扩展了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研究范围,使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固有矛盾冲突得以在更宽泛的社会现实背景下展开。 总体来说,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在上述矛盾与冲突中体现了如下突出的特点: 首先,上述矛盾冲突更明显地体现在企业这个经济主体层次上。在经济主体问题上,西方经济学作了拓展研究,由对狭窄的人、集团、阶级的研究发展到企业的研究。就企业而言,经济伦理学指的是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换过程中的适当行为确立界线的原则。作为经济主体,企业的伦理特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一是在社会契约中显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二是企业的道德自由空间的限度。这一经济主体的拓展不仅仅带来固有矛盾范围的变化,同时也带来相应的道德冲突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发现,要想出一种能够明确地解决企业的伦理两难问题的办法十分不易。 其次,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在更宽泛的背景下展开,常 常与法律、政治、文化的冲突交织一处。最近几十年,西方探讨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往往在综合的背景下展开,如贝克尔对家庭、婚姻、性别歧视等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布坎南的立宪民主的经济学研究,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中的伦理规则的研究和方法论基础的研究,伦理学家对伦理法的研究,罗尔斯、诺齐克等人的政治伦理思想在经济活动中的拓展研究,西蒙、福山等人对文化因素、管理因素在经济伦理思想冲突中作用的研究等等。尤其是文化沟通与文化信任问题,日益成为跨国公司的经济伦理战略组成。企业家和学者们都认识到文化差别造成经济主体遵守信用以及其展示道德自由空间的方式上的差别,例如弗朗西斯·福山看出,一个社会中的信任水平与积聚资本和有效地发展技术之间存在一种关系。他论证说:“由于不信任而造成分裂的社会,以阶级、种族、亲属或其他因素为基础,在采取新的组织形式时会遇到额外的障碍。”(注:[美]托马斯·唐纳森、托马斯·邓菲:《有约束力的关系》,赵月瑟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值得一提的还有经济伦理思想与法律的相关影响的研究,正如法律对伦理行为和道德准则的进化有明显的影响一样,有关道德的态度也可能经常间接地、有时甚至直接地影响法律准则的进化。 第三,虽然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但仍运行着社会普遍遵循的经济伦理规范。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普遍经济伦理规范之上,在经济政治全球化的视野之下,西方社会有一种强要发展中国家认同的超规范理论倾向。而这些超规范说白了,就是所谓跨越主权的人权思想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等。比如说关于剥削,西方经济学家仍然回避或淡化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结论,他们对于贫困线和贫困度量的研究,只是用人的生命权、自由权等抽象概念做一些超规范的警示。再比如效率超规范,它被用来指导现代企业面对的诸如环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以及贿赂问题等,其中最明显适用的一个是环境问题。历史上对环境关怀感觉迟钝的企业,被保罗·斯泰德尔迈耶称为“前生态经济主义”,其特征在于相信技术,以及认为在生态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无法解决的冲突。这种态度把生态放在第二位考虑,显然与效率超规范的含义不符。前生态经济主义认定的正是效率超规范正式驳斥的东西,即效率仅仅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高度来衡量。相反,效率超规范意味着,在我们把供不应求的自然资源的价值计入经济大方程之前,我们对社会效率的衡量都是不充分的(注:[美]托马斯·唐纳森、托马斯·邓菲:《有约束力的关系》,赵月瑟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换言之,效率不仅仅要置于公正及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伦理规范的权衡之下,而且要在更宽范的超规范的普世伦理及可持续发展的视野之下。 三 从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角度来分析,首先,西方当代经济伦理思想依然具有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辩护的基本特性,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依然适用于当代西方经济学,马克思说:“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教条式地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3页。)资产阶级企图用一种超越性的同一关系解释经济伦理关系,似乎已有的伦理关系已经天然合理了。马克思批判道,“堕落的最新经济学,……它企图证明,经济关系到处都表示同一些简单规定,因而到处都表示交换价值相交换的简单规定中的平等和自由。……这种归结法是把包含着发展的差别抛掉,使一切都归结为一种现实的经济关系,单从这点来说,它至少在形式上也是不科学的;何况它是时而抛掉这一方面,时而抛掉那一方面,以便时而从这一方面,时而从那一方面来制造同一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203页。) 其次,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方法论有着明显的形而上学倾向。马克思虽然认为,在商品经济中,买卖双方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私人科益;但是马克思反对经济人的假设。在他设想的未来社会所有制形式下,人们之间的经济生产活动根本不受这种利欲之心的驱使。无论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还是整体主义,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理论基本点是,由约束、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活动和交往关系等组成的制度是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这与韦伯将资本主义宗教伦理精神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一样,都有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中反复批判的“头脚倒置”的嫌疑,与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有着根本不同。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往往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过是体现一种“历史主义”或“经济决定论”;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恩格斯的话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制度的产生及形成,不仅有经济发展本身的因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观念以及道德文化传统等也是促成其变化的重要原因。 第三,当代西方经济伦理的终级关怀和理想,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李普森曾说:“这两个理想是我们的基本观念,其重要性凌驾于其他任何理想之上。将生气勃勃的精神注入我们的民主政制,使它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以及使它与其他制度不同的,主要就是这两种价值观。如果要将民主制度的特征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可以这样说:民主制度就是尽可能使其人民同时获最多的自由和最多的平等的政治制度。”(注:[美]李普森:《民主的基本原理》,引自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22页。)马克思经济伦理理想并未排斥自由、平等,但与资产阶级相比,前提是不同的。马克思的经济伦理理想是建立在“重建个人所有制”基础之上的人的全面发展,这是自由、平等的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基础。不揭示自由、平等的阶级立场,其图景必然是迥异的。 西方经济论文: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 一、通俗式教学 从专业知识的角度来接触西方经济学,对大多数学生都是第一次,因此,“术语陌生症”时有发生,学生不能在第一时间理解术语的经济含义,由此,老师可能已经讲到下一知识点,而学生还在理解前一句话的含义,信息的传递和接收不同步。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采用通俗的、非专业化的语言为学生打开经济学的大门,使初学者能克服生涩的术语工具,顺利进入经济学的宫殿。 例如,在讲解弹性的概念时,除了强调弹性是自变量变动1%时,因变量变动的百分比,笔者还特别总结为弹性是百分比与百分比之比,只要找准自变量和因变量,所有经济学中的弹性概念都迎刃而解。分析需求的价格弹性和厂商的销售收入之间的关系时,笔者针对农历新年刚过去这一特点,先设问“过年前,为什么超市中的年货如瓜子、糖果不降价促销,而衣服皮具等却会较大幅度降价?”,然后再讲明各种商品弹性值不同的道理。瓜子、糖果作为年货,为应景和待客,一般家庭都必备,而衣物任何时间点都可购买,不必局限于某一时点。也就是说,在新春前,年货的购买是弹性值较小的,而衣物类商品的弹性值却较大。为达到销售收入的最大化,对于弹性值小商品,提价(至少不降价、不打折)会增加销售收入,而弹性大的商品降价会增加销售收入,提价会减少销售收入。如此一来,弹性对价格策略选择及销售收入的影响之间关系就不再是生硬的纸上谈兵。 二、案例式教学 与传统教学法相比,案例教学法更注重事实,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案例进行讨论分析,使知识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得到激发和升华。案例教学以学生为主体,迫使他们不能只带眼睛和耳朵来听课,必须开动脑筋,必须在课下充实自己,课上积极参与,否则只能停留在记住知识的层次上,而达不到学以致用的目的。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案例是不可或缺的。实际上,各类西方经济学教材或专着中也不乏非常经典的案例。有些原理通过这些案例的分析,变得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例如,着名的科斯定理,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牛群到毗邻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来阐述;公共物品则可以通过“灯塔”的故事来阐述。这些例子已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经典的例子,具有了不可替代性,给经济学留下一个永恒的传统,使西方经济学诗意盎然。但是,仅仅分析这些经典案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把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本土经济相融合,适当地引进一些现实中的案例以及贴近现实生活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解释,这是因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会运用所学的原理来分析解释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并帮助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或者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政策建议。这样可以使学生在感性上更容易接受这些抽象的概念和理论。 三、提问式教学 提问式教学就是由教师根据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的要求,事先设计出要学生理解的问题,由学生解答,教师做点评,以了解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促进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例如,在讲授消费者行为理论这一章时,老师提出“钻石对人的用途很有限而价格昂贵,生命必不可少的水却很便宜。请运用所学西方经济学原理解释这一价值悖论。”显然要回答这一问题必然要了解前一章供求理论与本章消费者行为理论。 采用提问式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在设计问题时,要有针对性和启发性,且难易适中,回答量适当,既要有让学生口头回答的问题,又要有让学生书面回答的问题,以增加这种方式的教学量,保证教学内容的完成。对学生口头回答的问题要当堂予以点评,分析学生出错的原因,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对学生书面回答的问题,要在课后阅评,对阅评中发现的问题要在下堂课进行分析讲解。这种方式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也有利于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做到因材施教,同时教师也可有针对性地安排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四、讨论式教学 讨论式教学是教师指导学生以班级或小组形式,围绕某一课题各抒己见、相互启发并进行争论、磋商,以提高认识或弄清解决问题的方法。讨论式教学法有助于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在讨论式教学中,学生不只是被动地接受教师讲授的教科书内容,而是带着问题进行思考、辨析,每个学生都可以主动行动,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疑问,即时地成为主导者。例如在讲解了西方经济学的某一理论后,可以结合我国当前经济改革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价格的作用、规模经济、垄断的利弊、寡头之间的依存性、失业与下岗、宏观经济政策等现实经济问题,收集信息、数据、案例,组织学生围绕老师给定的思考题进行课堂或课外讨论。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运用讨论式教学法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教师角色的定位。首先,教师在整个讨论中,始终起到一个“暗线引领”的作用。课堂讨论的内容一般是通过教师命题来引发的。教师论题出得好,才能激发学生研究问题的兴趣,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其次,教师在讨论中必须当好讨论的引导者,要向学生提出讨论的具体要求,讨论中要以适当的方式参与其中,并适时给发言的学生以启发、引导;对学生在讨论中可能出现的离题现象和理解上的偏差等,要及时加以纠正,而不是提出问题后就袖手旁观、放任自流。最后,教师对讨论要做必要的归纳、总结、评价,使问题的结论更加明确,更有条理。还可结合学生的讨论,对所讨论的问题作必要的扩展和延伸,以加深学生对问题的理解。 2.问题情境的设置。教师在确定讨论问题时应注意:学生应紧密围绕某一问题,从多侧面、多方位进行思考。把那些容易产生模糊认识的问题让学生来讨论,可以使他们在讨论中相互启发,得出正确的结论。 3.讨论的时间。讨论有它特有的功能,但只有在足够的时间里,讨论的意义才能得以体现,功能才能得以发挥。既然组织讨论,教师就应该保证学生主动参与的时间,否则,就成了为“ 讨论”而“讨论”的形式主义。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运用以上的教学方法很好地调动了学生课堂学习和参与的积极性,增强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以及口头表达的能力,提高了学生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使教师自身的能力与素质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达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西方经济论文:综述和借鉴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解决我国就业矛盾 摘要: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了我国当前所面临就业矛盾突出的问题,进而强调了要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两个“突出”表明现阶段对我国就业矛盾要高度重视,它关系到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调发展,需要全体社会的共同努力。本文将从理论上回顾西方经济学对就业问题的论述,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加以深化认识和借鉴,进而寻求解决我国就业矛盾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非自愿失业 摩擦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 隐性失业 一、西方经济学中的就业理论 萨伊(J·B·Say) 最早提出了“充分就业论”。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述》(1803年出版)中提出了“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论断,被后人概括为“萨伊定律”。该定律认为一种商品的生产、销售必然为其他商品的生产、销售创造条件,商品的供给与需求总是趋于均衡,不会出现生产过剩。而且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是理性的,都会尽力扩大生产、销售,这样社会的生产、销售就能达到最高水平,就能实现充分就业。 继萨伊之后,马歇尔的学生庇古(C·A·Pigou)在《论失业问题》(1914年出版)提出了“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就业理论。庇古认为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要不要劳动,能不能就业,取决于对劳动者的需求方和劳动者的供给方。从劳动者的需求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在生产中能给企业家带来利益或者他带来的利益至少等于他的实际工资时,企业家才雇佣劳动;从劳动者的供给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得到的实际工资能够补偿劳动者劳动的负效应时,他才肯从事劳动。按照庇古的就业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如果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存在失业的话,那么只会存在所谓的“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庇古所谓的“自愿失业”是指工人不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率而宁愿不工作;“摩擦性失业”是指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而引起的失业,即由于经济在调整过程中,或者由于资源配置比例失调等原因,使一些人需要在不同的工作中转移,使一些人等待转业而产生失业即“摩擦失业”。人们从一种工作到另一种工作,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学校或家庭到工作的正常流动将造成失业;工人寻找工作不可避免地需要时间,同时,企业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寻找过程,如寻找“适当人选”。 萨尔·D·霍夫曼在《劳动力市场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9页。)中把这种摩擦性失业的基本原因归结为:“工人同工作的不适应”,“信息不充分(或换言之,获取信息的成本太高)”,“无论是企业还是工人都不能迅速流动”。 凯恩斯 (J·M·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出版)中,在评析庇古的“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基础上,提出了“非自愿失业”论。首先,他说庇古的就业理论奠基于两个基本假设前提之上:“1.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2.当数量为既定时,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数量时的边际负效用”。他进而分析到第一个假设会由于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二者的相等会受到破坏;第二个假设不仅会由于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而受到限制,而且还会由于劳动者联合成为工会组织而遭受破坏。所以“非自愿失业”是存在的。其次,凯恩斯还从总量分析的角度论述了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必然性,即由于投资需求不足,就不能使得由于消费需求不足而产生的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这样就会产生“非自愿失业”。“非自愿失业”就是劳动者愿意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都找不到工作,其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即缺乏足够的需求来吸收全部劳动力就业。当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资本家不仅不能按照预期的最低利润出售商品,而且会有大量的商品卖不出去。资本家因得不到利润而减少产量,解雇工人,从而带来失业人数的增加。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是决定社会总就业量的关键性因素,“有效需求”就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就是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时的社会总需求,也就是预期能为资本家带来最大利润的社会总需求。因此,凯恩斯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与总产量,而不是像萨伊所说的“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二是充分就业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特例”,“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的极限点”,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从而否定了传统经济学所说的宏观经济只有在充分就业上才达到均衡的观点。凯恩斯关于减少“非自愿失业”的主要政策建议是:刺激消费,扩大有效需求,鼓励投资(包括提高人们的投资信心和降低利率等),增加就业等。 托宾、杜生贝提出了结构性失业理论,“结构性失业”是指因经济结构变化而发生的失业,一种情况是,“某些具有劳动能力的工人,由于他们工作的产业进入萧条,而失去工作机会”(路易斯·所罗门:《经济学入门》,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97-98页。),但是从旧工业部门被排挤出来的工人,不一定适应新工业部门的技术要求,因而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发展迅速,有的地区发展缓慢。落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因地理位置的限制,不能迅速流动到发展迅速的地区,因而也有一部分劳动者失业。”(《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简言之,结构性失业产生的一种形式是某些产业部门的产品因市场需求的日益减少而进入萧条期或衰退期,而劳动力素质不适应新的就业标准所形成的失业,另一种形式则表现为地区之间的供求结构不平衡。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隐蔽失业”问题作了以下论述:“在穷国,特别在农业国,人力资源的很大部分往往几乎什么也不干,因为无活可干。”“同样的隐蔽的失业也可以在先进国家看到,不但存在于人们仅能维持最低生活的农业地区,而且也存在于城市街道上。”(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189页。)这里,他所说的农业国和先进国都是指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些国家由于人口迅速增长而存在隐蔽失业。他特别强调落后的农业国和先进国的落后的农业地区,是因为经济越落后,人口增长越快,因而造成隐蔽失业。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相反,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迅速,并且经济越是落后,人口增长越快。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因为经济不发达。 与“隐蔽失业”相类似的一个概念“隐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于1936年提出的,原意指城市工人在危机期间为避免失业而被迫接受一些知识、技能和经验都得不到充分利用的工作。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他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用隐性失业来描述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那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过剩劳动力,探讨了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下的失业问题。“二元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是传统农业部门,二是现代工业部门。刘易斯等人认为,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甚至为零或负数,这里有大量的非公开性失业,而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但从业人数较少,其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可以吸引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刘易斯等人强调现代工业部门资本积累对吸纳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和最终解决二元结构失业问题发挥重要作用。纳克斯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做出的解释是指那些可以从农业部门抽走而不致于影响农业总产量的多余劳动人口。(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另外,托达罗在刘易斯等人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探讨了劳动力转换下的失业问题,他强调了收入预期在农村人口转移中的重要作用。托达罗还看到了解决发展中国家失业的艰巨性和困难性。他断定,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失业和乡村中的过剩劳动力或非公开性失业会长期存在。 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W·phillips)把就业与通胀联系起来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根据90多年的资料分析(1861年~1957年),提出了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的理论。他指出失业与通胀是可以并存的,而且是能够被替代的,即通货膨胀率上升,失业率下降;相反,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这一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基本上符合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但是到了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滞胀”现象,即一方面经济停滞,失业增加;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因此难以再用“菲利普斯曲线”去解释。 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M·Friedman) 提出了“自然失业率”假说。他认为在考察通胀与失业的关系时,要把“自愿失业”与“非自愿失业”区别开来,在考察是否充分就业时要把“自然失业率”排开,也就是说,只要在总劳动人口中一切愿意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而都找到了工作机会,就算充分就业了。“自然失业率”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劳工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厉以宁、吴世泰:《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8-69页,第72页。)正如弗里德曼所言:“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与实际工资率结构相适应的某种均衡失业水平。” 这种均衡失业水平就是“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弗里德曼还把“心理预期”纳入了就业与通胀的研究中,认为实际生活中之所以存在失业,是由于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有“偏差”。他认为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状态下,实现充分就业是一种长期的趋势,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代关系只有在短期内存在,长期不存在。弗里德曼关于失业的政策建议是:主张发挥市场自发调节作用以解决失业问题;反对最低工资率的规定和工会对工资率的干预。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提出了“技术失业论”。他认为,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必然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因为随着新技术、新设备的投入使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的技术构成不断提高,必然要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说明了生产自动化是局部失业产生的原因。他还在1972年出版的、与他人合写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提出了“零度增长”的概念,意思是说要解决失业问题,有必要放弃经济增长。与此相对的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得出了技术进步不会导致工人大量失业的结论。如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就指出,只要保持投资的稳定增长就能减少失业,“因为对于个别企业来说,投资意味着较多的资本和较少的工人,但对于整个经济(作为一般情况)来说,投资则意味着较多的资本而工人并不较少。”(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4页。)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布鲁克斯作出的具体分析是:技术进步不仅可以节约活劳动,而且也节约了能源和原材料。与劳动力价格相比,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更高。如果把节约的物质资料用于其他方面,就会创造更多的产值和就业岗位。(H·布鲁克斯:《技术、竞争和就业》,《经济学译丛》,1985年第6期。)如果说技术进步还是会产生排斥活劳动的现象,那也只是一种结构性失业。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罗伯逊所分析的那样,技术进步减少的主要是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但熟练工人和职员的人数则会增加。(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 二、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的重要启示 首先,根据西方经济学把失业分为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两大类来看,只有非自愿失业才是任何一个国家对失业现象所真正关心的。因为自愿失业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自我选择,它意味着就业的机会成本更高,例如闲暇对某些人而言更珍贵。自愿失业往往是建立在个人拥有一定的财富积累的基础上,因此还可以促进消费的增加和缓解劳动力市场不断膨胀的供给量。从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可知,充分就业并不意味着全部就业,适度的失业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例如它可以提高就业者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综合西方学者的论述,非自愿失业包括了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需求不足的失业(周期性失业)三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看,结构性失业就是长期的摩擦性失业。经济结构的变化伴随着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快,如劳动者离开原来工作后立即可找到同样类型的工作,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失业就是摩擦性失业;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慢,如劳动者需要重新训练以适应新工作的要求,这种情况下的失业就是结构性失业。因此解决这类失业的关键在于:一是加速劳动就业信息的传递和流通,二是加速劳动力在不同地域、产业和行业之间的就业转移,三是相应地实现劳动力的知识、技能、素质等的快速更新、培育和提高。而需求不足的失业即周期性失业与其他种类的失业之间的区别则是判断整个劳动市场状况的关键。因为“即使整个劳动市场是平衡的,高水平摩擦失业或结构失业也可能发生。周期失业则是在整个劳动市场趋于过剩时出现的。”(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页。)而解决周期性失业的关键就在于增加有效需求,也就是要加快经济的发展。 作为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共性问题,我国也并存着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一是在双向选择的就业制度下,必然有一部分劳动者在正常的流动中,滞留于劳动力市场一段时间,造成摩擦性失业;二是由于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必然会出现某些产业(如纺织工业)和某些地区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或相对不足,出现结构性失业;三是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呈周期波动的,生产投资的扩张或收缩必然伴随就业量的扩大或减少,扩张时期就业量大,收缩时期就业量少,从而存在周期性失业。所不同的是我国的周期性失业一直属于隐性失业,而没有外露。(张烈军:《西方失业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7.8。)从西方学者关于隐性失业的论述,可以明显看出隐性失业意味着人均产出率的低水平,经济效率的低下和产品成本的增加,因此它是与劳动生产率的停滞或下降紧密相关的,呈现出一种两者相互排斥的关系。而要减少隐性失业人员,就意味着显性失业率上升;而显性失业率上升,则有利于减少多余的劳动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失业率的高低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替代关系即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显性失业率的高低成正向替代关系,而与隐性失业率成反向替代关系。隐性失业正是我国失业的独特实现形式,它是传统就业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和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必然结果,制约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劳动者的素质,阻碍企业经营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我国要稳步实现隐性失业的显性化。另外,西方经济学家还揭示了人口、就业及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人口增长过快会使劳动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形成隐形失业,降低劳动生产率。因此我国要继续有效控制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 其次,对技术进步及其运用对失业的影响看,新技术的应用只是造成局部失业的技术原因,局部失业的根源应当是市场经济本身。而且,只有当产品因生产自动化等新技术的应用所引起的大大增加了的产量,超过了扩大后的市场需求仍有富余人员时,才有必要减少工人,进而造成失业。长期看,技术进步不仅不会减少工作,而且还会创造很多新的工作岗位,因为技术更新换代可以引导新的消费需求出现。因此,根据技术进步在长期和短期带来的不同影响,可以由政府进行政策协调,减少其短期内的负效应,如通过引导消费观念的改变,进行劳动力培训,缩短劳动时间以便使劳动者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消费新产品和新服务等方式,最终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再次,对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交替关系的认识上,可以说在一个静态的市场中通货膨胀能够减轻失业,但在动态市场中这一关系就未必存在,因为企业的理性预期对通货膨胀已经有了经验,单纯理论分析并不能回答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失业之间的作用关系。在实践上依靠这一理论来治理失业和通货膨胀也只能起到应急的作用,而从较长时期看,以增加失业率来抑制通货膨胀或者以提高通货膨胀率来降低失业率都会使问题更加复杂。而且,失业更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失业率的上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干扰大于通货膨胀率增大的干扰;失业和通货膨胀都是全局性问题,“两害相衡取其轻”;就业优先就是发展优先。(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西方经济学也不再用通货膨胀政策来医治衰退和失业,解决中国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吴敬琏:《论通货膨胀政策之不可行和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改革》,1994年第2期。) 最后,对解决失业问题,西方经济学总的来说可分为两派:萨伊、马歇尔、庇古、弗里德曼等崇尚市场行为,主张让市场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而凯恩斯、汉森、菲利普斯则推崇政府行为,主张靠政策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事实上,这两者不能割裂开来,尤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同时又要“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 三、解决我国就业矛盾的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带来的企业亏损破产和行业萎缩衰败,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失业工人;我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职工下岗分流;乡镇企业资本深化,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业不断产生剩余劳动力;机关事业单位、军队人员精简等等,这些都进一步加大了我国的就业压力。而失业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它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生产设备的闲置和当事人收入的损失;失业而且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既使个人与家庭生活水平下降,又使家庭关系与其它人际关系受到损害,并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现阶段就业矛盾突出的问题还关系到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我们要加强重视,努力缓解我国的就业矛盾。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我们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必须保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劳动力要素更是首当其冲。坚持市场化改革就要保证劳动者自由流动和平等就业的权利。我国长期以来实行户籍管理制,带来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造成农民在进城谋生时遭遇普遍性的就业歧视,而且使已经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的农村人口也面临许多城市人口所没有遇到的困难,如子女的上学问题等。与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是资本的天然特性,许多用人单位为降低成本而有着使用外来劳动力的强劲动力。外来人口进城工作是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有效补充,而不是竞争伤害。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建立和全面落实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首先是改革户籍制度,放开城乡户籍迁移限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以至定居,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取消城市对雇用农民工的限制性规定,保证城市居民和农民拥有公平竞争就业岗位的平等合法权利,保证城乡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此同时,还要保证和鼓励劳动力在不同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包括不同省份之间、东中西部之间、沿海和内陆城市之间等等,减少和消除行政、制度和观念上的壁垒,加快人才顺畅流动,这样有利于及时满足不同区域在不同时期对各种劳动力的特定需求,进而解决劳动力供求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实现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不断丰富就业机会和拓宽劳动者的选择范围。 第二,我国农村存在着大规模的隐形失业,有学者曾指出这是中国潜在的最大危机。研究表明虽然城市自身就业形势趋于严峻,但并未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减少,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村蓄积的劳动力总量过大。因此首先要继续严格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控制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和规模。同时,继续加快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加快小城镇建设,提高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另外,为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现阶段要特别重视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我国农业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粗放性的经济增长方式,一味地通过资源数量上的增加投入获取收益,并且只重视农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忽视农产品的深加工以及市场营销环节,进而造成农业生产的盲目性和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我国加入WTO后,传统农业又进一步受到外国质优价廉产品和新型品种的强烈冲击,因此要调整农业内部生产结构,延伸农业产业链,加快形成科研、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加强农产品供需之间的紧密联系使之形成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最终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农村就业机会,减少农村隐形失业。这就要求广大农民要尽快改变只顾农业生产环节的传统观念,要主动地、及时地发现和捕捉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变化以及新的市场需求,如绿色食品,健康作物和各种新品种等,进而及时调整种植结构和产品结构,并加大对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的投资,加快农产品创新和实现市场细分以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从而迅速提升经济效益。同时,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发展农产品的加工和营销,产生一批专门性的、专业化的加工和销售企业,进一步推广公司加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从而开辟农业、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第三,不仅要在数量上控制人口增长,更要在质量上改善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我国劳动力素质一直很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84.27%以上,与技术要求日渐提高的就业岗位不相适应,因此要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增强其就业能力,减少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同时提高在职职工和后备劳动力的素质。首先,我国要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要构建起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培养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性社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国家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确保义务教育的全面实现,特别是要普及农村学龄人口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要控制教育收费水平与人们的收入水平相适应,始终坚持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的并重。其次,我国要加强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在此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在日本,它主要通过函授形式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合格者发给“技能工”证书;德国把职业培训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柱石和民族生存的基础,采取企业为主、学校为辅的培训方式;东南亚国家则普遍重视高能技术培训。我国可实行以中、初级职业技术培训为主、高等职业培训为辅的方式;对新生劳动力和后备劳动力要做到“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对在岗职工采取分期分批培训、函授培训和联合培训等多种方式;同时要抓好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的继续教育工作。总之,要努力把我国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第四,为加快就业信息的流转,减少摩擦性失业,我国要进一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我国现有的就业服务组织数量不多,而且普遍存在规模偏小、功能不全、服务手段落后、信息容量不大、相互封闭的问题。借鉴威廉·哈伯、丹尼尔·H·克鲁格在《美国就业服务在变化经济中的作用》(1964年,第31-40页。)中谈到的公共就业服务理论,“公共就业服务”是充当劳动力和雇主相互联系的媒介,具体的方法包括找职业服务,就业咨询,对特殊劳动力提供就业帮助,收集、研究和劳动力市场信息,为劳动需求方、雇主服务等。因此,我国政府要建立更多公益性的就业服务机构,同时加强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的建设和管理,通过举办经常性的招聘会以及在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各种媒体上的信息公布,及时、全面、便捷地向劳动者提供各种就业信息,增加其就业机会,还要注意使信息获取的费用控制在广大劳动者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范围之内。另外,还可以加快建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就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服务功能、改进服务手段,保持信息更新,给劳动力的供求双方提供高效率的服务和帮助。 第五,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对预期的重视(如弗里德曼的“心理预期”,托达罗的“收入预期”等)看来,我国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失业保障制度,以避免人们对一旦失业所面临的经济状况的恶化做出过分消极的心理预期,同时消除不必要的心理恐慌而造成对消费和社会有效需求的抑制作用。因此,我国要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失业保险制度,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为员工提供更高水平更加全面的补充保险,并将其作为对企业综合评价的重要指标。二是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的养老保险要以家庭为主,并加强与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的结合。总之,要扩大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的覆盖面与社会化程度,提高人们对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心理预期,进而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促进充分就业的实现。 另外,还要通过结构调整培育长期的就业增长点,开拓新的就业空间,使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能够维持较快的速度。一是要调整我国所有制结构,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各种非公有制发展,注重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二是要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充分发挥其大量吸纳劳动力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在发展中求稳定,以发展保稳定,建立起“就业市场化、失业公开化、劳动有保护、失业有保障”的新型就业制度,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 西方经济论文:为什么说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的经济学 在西方经济学日益流行的时代,说它是庸俗的经济学似乎有些不合潮流。我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指的是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它既指新古典综合派,也指新制度经济学。(当然,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的范围很宽,见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第一页,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西方经济学由于可以解释一些现象,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如果你不做进一步的思考,你会认同西方经济学对一些经济现象所做的解释。比如消费、投资、出口、政府支出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加政府支出。再比如消费者为什么会受欺骗,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如果信息对称,消费者是不会受欺骗的。 经济学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它们分别是经济现象、操作、理论。经济现象是我们天天能够看得见和体会得到的,比如鸡蛋多少钱一斤,上海股票多少点,某公司雇佣多少员工。操作则是我们需要思考才能够感觉得到的,比如企业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它们为什么大多数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方式。理论则是看不见感觉不到的,比如什么是货币,货币是怎样产生的。 经济现象、操作、理论在经济学中的角色是不一样的。经济理论是基础,经济现象则是丰富多彩的,经济操作是根据经济理论而形成的。经济操作赖以存在的理论,既包括书面的理论,也包括实际中应用,但没有在书面上出现的理论。由于有一部分经济理论是在书本上找不到的,这就会使经济现象和经济操作在一些时候被认为没有理论依据。经济理论是以经济现象和经济操作为原料的一种逻辑思辩,它既包括书本上的经济理论,也包括非书本上的经济理论,如散落在普通人观念里的经济理论。 1、经济现象。 在经济现象这个层次,西方经济学是很有欺骗性的,因为西方经济学就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以西方微观经济学为例,它是以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西方微观经济学开始分析构成市场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以供给为优秀的理论是生产、成本、利润理论,以需求为优秀的理论是效用理论、预算理论及收入理论,最后对市场的类型及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从而得出局部均衡、一般均衡的结论。这些理论,表面上都有道理,因为人们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是单个的、割裂的、片面的经济现象,这和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正好一致。 我们都熟悉需求曲线,它描述的是商品(或产品,下同)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同样的钱,如果价格越低,买到的东西越多。而需求曲线告诉我们的是:在一般情况下,价格越高,对该商品的需求量越小;价格越低,对该商品的需求量越大。至于需求量为什么会随价格的高低发生变化,西方经济学有一个解释,说是边际效用递减,比如吃一个苹果觉得很过瘾,吃10个苹果就难受,因为第10个苹果的效用是负效用。由于每个苹果的效用不一样,自然它们的价格也不一样,由此,消费者可以得到好处,这个好处叫做消费者剩余。 我现在要问的是:消费者买商品的钱是那里来的?是赚来的?借来的还是其他人给的?我假定钱是赚来的,消费者赚钱的过程,就是商品形成的过程,钱和商品有一种天然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存在在简单的数字里,比如8=2*4,8=2*2*2等等。我设商品是M,钱是N,如果要让商品和货币相等,我只要在商品的前面加些系数就可以了。我要加的这个系数,在微观经济学里叫价格。至于价格的涨跌,是拥有商品的人和拥有货币的人斗争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在这一点上,利用逻辑分析方法的缺陷及人们熟视无睹的数字之间的关系,片面地把需求仅仅看成是需求,而无视经济学的最基本问题,生产与分配的层次问题,更无视生产与分配存在的制度基础。在货币制度的基础上,生产的过程也是分配的过程,消费者赚钱的过程,同时也是产品形成的过程。钱不能吃也不能穿,它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分配产品的工具。 货币作为分配工具,它是通过一系列的交换来完成的。如果我们把交换的过程断章取义,那有什么意义呢?需求和价格的关系,在人们购买之前已经存在,因为你赚钱的时候,你已经为给你钱的人生产出了产品,你去买产品的时候,只是你凭“钱”这个凭证去把你的东西取回来而已,至于你取回多少,就要看产品的价格了。 我们再来看看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数学和经济学两个方面来看。从数学方面来看,一个平面上的两条直线有三种关系,它们是平行、重合、相交。在一个坐标系里的供给曲线(直线,下同)和需求曲线,它们相交、重合或者平行都是很自然的。因为,你想要它相交,你就可以把它画成相交。从数字的角度来看,任何数字都可以分解为一组数字的加、减、乘、除。西方经济学就是用这些数字和图形来证明均衡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西方经济学没有把货币和以货币表现的产品分开处理,所以才会有萨依“供给创造需求”、才会有重农、重商主义关于财富的不同认识的争论。其实,产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只要你系数给得对,就可以相等。它们的实质是产品的循环运动和货币的循环运动。至于市场均不均衡,已经变成了经济学家的一个游戏。 我们再来看看生产、成本和利润。日常生活中,生产、成本、利润是普遍使用的概念,比如养鸡的成本、养牛的成本、做假奶粉的成本,与之相对应的是养鸡的收入和利润、养牛的收入和利润。生产的过程就是分配的过程,它既包括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也包括生产者之间的分配。就生产者之间的分配而言,在使用货币的情况下,分配的一端是产品,另一端是货币,付出货币的一方是成本,得到货币的一方是收入。收入和成本是一样的,它们之所以叫收入、成本,仅仅是因为分配的主体的差别而已。利润是收入减去成本,它反映的是两次分配对分配主体的影响。 从经济学的现象来看,由于西方经济学所要解释的就是经济现象,按道理它在这个层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经济现象不是自然现象,用分析自然现象的方法来分析经济现象,就有可能出问题。比如,某个自然现象受N个因素的影响,为了分析每个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在分析经济现象时,这样做就有问题。比如,我们分析价格的变动的时候,我们假定其他影响价格的因素不变,而只考虑需求的变化,最后的结论自然是需求与价格之间的关系。由于在产品生产出来的时候,需求已经以货币的方式存在,而西方经济学将这个“二次分配”的闭路循环切割成一个个小片段,它怎么可能正确呢?它怎么可能不庸俗呢? 2、经济操作。 经济现象是在一定的经济操作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说的生产、成本、利润一般来讲,指的是企业的生产、成本与利润。那么企业是怎样产生的呢?是专业分工的结果?是节约“交易成本”的结果?还是一系列契约的结果? 按照交易成本的理论,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使用市场机制是要付成本的,而企业由于内部没有交易,所以企业的组织形式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取消市场机制,消灭资本主义,交易成本不就不存在了吗? 其实,企业的存在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从产品循环运动来看,环境要素转化为产品为企业的存在提供了基础,没有产品的循环运动,你怎么也不会有企业。当然,有产品的循环运动也不一定会有企业。从货币的循环运动来看,货币的循环运动是企业存在的条件,因为货币可以把不同的环境要素“粘合”在一起,另外企业要生存下去,它吸收的货币必须大于或等于它释放的货币。最后,任何组织都是由人设立的,人设立企业是因为有限责任公司有“期权”的特点,风险有限,收益可以无限。 在宏观经济方面,西方经济学有所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些政策现在在我国也开始使用.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政府可以通过松的财政政策,如减税、扩大政府支出等,以此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进而扭转经济衰退的局面。就减税而言,由于它是属于分配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判断的是经济的衰退是不是分配的问题引起的,如果是分配的问题引起的,我们还要搞清楚是那个层面的分配问题引起的。在现实生活中,减税是不能刺激经济发展的,因为减税对穷人没有什么帮助,能够帮助的只是富人,而富人是不会购买力不足的。如果政府通过扩大支出来刺激经济发展,这样的发展也难与维持,因为政府支出的扩大,从产品的循环运动来看,是企业的存货转移到政府手中的过程,从货币的循环运动来看,政府要么增加债务,要么减少自己的货币结余,政府的债务最终成了企业的利润,富人手中增加的财富。为什么没有什么用的财政政策会被各个国家的政府采用呢?因为政府需要这么做。 财政政策没有用,那么货币政策呢?同样没有用。比如提高贴现率,货币的使用者完全可以通过价格的方式,将提高了的利率转移出去。 3、经济理论。 如果说西方经济学在现象层面还可以解释一些经济现象的话,在理论层面,西方经济学就没有什么解释可言了。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由于它们没有把市场看成是供、需对接的一种可能选择方式,从而美化和神秘化市场。我们知道,供、需的对接方式可以是价格,也可以是非价格因素。供、需的对接方式既有所有制的因素,也有技术的因素,所有制的因素是基本的因素,而具体的对接手段则是技术的因素。 再比如价格的作用问题,西方经济学认为,价格可以用来配置资源。价格为什么可以用来配置资源?理由是,价格高的产品,由于利润丰厚,可以让更多的资源流入到这种产品,相反,价格底的产品,由于没有利润,资源会逐渐流出这种产品。资源流入或流出某种产品,是价格的分配作用的结果,它是以当时的技术和所有制为基础的。配置资源的直接手段是技术,间接手段是技术发展的所有制。 对于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有效用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这些理论,马克思已经作了很深刻的批判,这里就不再重复。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分析商品的价值呢?我们首先要区分产品和产品的载体。产品是一种功能,一种能够满足人需要的功能,这种功能是需要载体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单位产品的载体会越来越少。产品的功能有的存在在自然界,有的则是通过人的生产活动而获得,劳动是产品价值的主要来源,但不是唯一来源。产品价值存在的基础是所有制,所有制通过集合人的要求权是产品有价值,随着所有制的灭亡,产品的价值也将随之灭亡。 西方经济论文:非理性的西方经济学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理性人假定,而且是作为所研究对象的重要的基础性质的假定。但是,认真分析起来,以具体的人为对象的西方微观经济学中重要的理论几乎都是反理性的,并没有遵循这个所谓的基本前提而展开。 一、非理性的需求理论 1.非理性的需求量概念 之所以说西方经济学需求理论违反理性人假定,是基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需求种类的决定;其二是需求量的决定。 这个问题在其它贴在里已经多次提到了。人的需求是自古一来就有的,最基本的需求都是天生的本能,然而经济行为是人类存在历史上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儿。以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理性人的一切行为都应该是有动机的,反过来说,有动机的行为的人才能算作理性人。从2+2的理论分析,经济是交换的集合,交换不过是满足人的需求的可选方法之一,尽管现在人们选择了这种方法为主,但是丝毫不表示经济行为是人类行为的全部。 既然如此,我们就知道,需求是基于经济之外的东西决定的。价格是交换的比例是经济行为的表述,故而价格不可能是决定需求的一个原因。我们吃饭,是因为我们饥饿而不是因为食物便宜;我们穿衣是因为我们寒冷或者爱美,而不是因为衣服昂贵或者低廉;我们乘车而不是徒步是因为我们要以较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我们住房是因为我们在其中可以感到安全,所以我们不愿意谁在露天野地…… 因此,我们需求的量也不可能是由价格这种玩意儿决定的。2+2的经济学理论从心理学的层次需求理论出发导出“需求量”是一个基于需要而事先确定的、稳定的量,在数学表述上视为常数。“一个人只能同时开一辆汽车;不会有人一天到晚坐在餐桌边暴食面包;游泳池或公共厕所不收费也没人整天蹲在里面;一个客人也不会同时租住两个房间;你不会因为向西边去的汽车坐着舒适而不去东边办事;乘飞机比坐火车过瘾,你也不会呆在天上不下来……”(《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P48) 正因为我们理性,我们才可以基于我们的需要而确定我们需求什么需求多少;正因为我们理性,我们才会在需求被满足即解欲之后停止行为,而之所以需求可以被满足即解欲首先就要有一个有限的需求量。我们不会把一个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要多少的人看作是理性人,如果一个人是因为价格来决定自己的需求,我们恐怕只能将之视为傻瓜或者神经病人了。 而西方经济学的需求理论恰恰是以价格决定需求量的理论,以坐标轴为渐近线的需求曲线告诉我们,当价格水平足够低的时候,需求量可以为无穷大。 同样,西方经济学的供给理论也是反理性人假定的,和需求者的需求量对于的供给者的供给量或者说产量也被认为是可以无穷大的。现实中并没有供给存在,供给不过是自我需求的一种表现形式,供给是由需求决定的,任何厂商的产量都来源于对市场需求的预测或者清楚的订单,没有一个厂商会从事一个没有订单计划的生产,没有一家厂商在没有客户需求的情况下可以维持生产下去。同样,因为需求不是由价格决定的,所以基于需求的生产也不可能由价格所决定,价格高低和接到的订单数量没有什么逻辑关系。如果厂商像供给曲线所描述的那样产量随着价格升高而增加,他就是十足的傻瓜,何谈理性?惟有依据订单和市场需求生产才称得上是理性的厂商。 2.非理性的价格概念 如果没有交换就不会有价格这回事儿,因此价格由交换者决定是显而易见的。西方经济学价格概念的非理性表现在价格不是由交换的参与者决定的,而是由市场之外的东西决定的。瓦尔拉斯将这个交换双方之外的第三方的东西即价格确定机制叫做“拍卖师”。 西方经济学价格理论的非理性的另一点表现是,价格并不是我明确界定的“交换的比例”的概念。从古典到现在,价格都被看作是商品自身的某种属性,即和价值是同一范畴的概念。这样一来,价格概念并不涉及到第二种商品和第二个人,自然就和交换割裂开来了。我们也可以找到价格和交换比例不是一个概念的论述,比如马歇尔的论述。如此一来,经济学就变成了对交换者最为关心的“交换的比例”漠不关心的自言自语。而如果经济学的对象(经济人)作为交换者连交换比例都不关心,自己手中的东西随便什么比例都可以交换出去,他就太不正常了。 二、非理性的效用理论 1、荒谬的效用无差异分析 效用是满足需求的消费行为实施之后消费者需求得到的满足的结果。既然西方经济学需求理论是违反理性假定,以需求定律为基础的效用理论也同样就是非理性的理论。在效用学派看来,经济人不是以自身需求决定自己行为的,而是以无差异作为行为原则。 人的一生当中有许多需求,一项需求满足了,他就会追求下一个需求,这就是心理学的需求层次发展理论。人的不同需求之间,必须需求是不可替代的,而非必要需求除了因为偏好不同导致在需求序列中的排序不同之外,并没有什么消费量上的相互影响和关系。比如,人不会因为效用的原因改变穿一件上衣、一条裤子和一双鞋这样的消费量比例,更不存在彼此之间的一个无差异效用关系。效用是消费后的一个结果,是满足,是需求量达到时的解欲,而不是决定需求量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因为达到了那个需求量才解欲才有效用,而不是因为解欲了有了效用才需要这个量。 效用学派通常认为不同需求的效用不是相加关系而是连自己都说不出的某种函数关系。因此,消费两种物品的效用函数被表述为五花八门令人匪夷所思的函数关系(参见//.cn/news_detail.jsp?keyno=6257)。但是,通常趋向于认同是某种和量正相关的乘积(包括乘方)关系。若果真如此,这类函数就是单调递增的函数,总效用的值一定会在需求被满足时达到最大,即最大值在函数图形的右边界上,根本无须考虑相互的影响问题,即每一种商品都达到各自的需求量时,多种商品的总效用自然会最大。 其实,如果边际效用递减成立或者说无论是否递减只要具有最大效用点,就应该导出需求量是有限的这个结论,否则就意味着有一直需求下去的可能即效用曲线没有最大点。理性人的特征就是行为截至于效用最低点,如果效用达到最大后继续需求,就是非理性的了。这一点显示出了效用理论和需求理论之间的、在理性人意义上的严重内部矛盾。 所谓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不仅仅将各自独立的需求项目拉扯在一起,还试图给出有规律的限制,即增加一种商品的消费量需要减少的另一种商品的消费量会递减。这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原来的总效用是最大,说明消费者的每一种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为何他要增加已经满足的需求量呢?已经满足的需求如果再增加,岂不是要获取负效用?自愿获取负效用的人还是理性人吗? 西方经济学中的无差异曲线是向两端无限延伸的。无限延伸就表示商品X、Y的量可以是无限的,这显然是因为忽略了需求量是有限的这个事实的结果。 “一个跟帖达15页之多的经济学故事”一贴中(链接阅读//.cn/news_detail.jsp?keyno=6014)用“无法退货”来嘲讽效用学派的这个人为捏造的所谓规律。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一个非理性的、如同神经质般的怪人。 2、艾奇沃兹的非理性box 无差异分析方法中被广泛采用的一个被誉为“巧妙”的工具就是艾奇沃兹盒式图。但是,这个分析工具完全沿用了需求理论中需求量是无限的思路,因此承袭了效用理论和需求理论之间的矛盾。 效用学派压根没有想到,即便是假定存在的无差异曲线,它也应该是有边界的,边界以外的区域是没有行为的因而也是无定义的,用数学语言讲就是自变量定义域是有界的,而且效用函数的值域也是有界了。 但是,艾奇沃兹继承了错误的无差异理论,在构建方块盒的时候,用物品的自然存量作为盒子的边长,这样一来,两个需求者的需求量就不是由需求本身决定的,而是由自然存量决定的,自然存量大,它就需求得多,自然存量小它就需求得少,不要说理性连简单的主动意识都没有了。盒子有大小,乍一看似乎一个需求有限论者,但以对角点作为最大点实则是因为自然总量的缘故,而非需求量有限。 奇怪的一点就是,艾奇沃兹盒中的两个需求者的需求总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偏好没有任何差异。这就是说两个人如果面对水和面包的时候,是要渴一起渴要饿一样饿。这种需求者的理性表现在何处实在是想象不到。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指出,艾奇沃兹所研究的对象从理论上不能说不存在,但是这种情况是极其少见微乎其微的特例,用它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就太过勉强了。更一般的要素分配已经在《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列举出来了。 三、非理性的生产理论 西方经济学生产论中的非理性观点,除了上面所说的关于产量的观点之外,就是由生产函数引出的要素决定问题。当然,归根结底还是需求量无限论的问题。生产论不过是错误的需求理论和效用无差异理论在生产领域的套用而已,既然根子上出错了,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正确的应用。 这个问题在//.cn/news_detail.jsp?keyno=6047“调整什么?谈技术水平和生产函数”一帖中已经提及。在生产论中,西方经济学不是依据技术水平和市场需求量(即订单)确定一组要素需求量,而是反过来根据不知从何而来的要素量决定产量,考虑劳动量时不考虑已经由技术水平限定的资本品对劳动的容纳能力,似乎可以使用任意量的劳动。在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论中,总是包含着一个生产能力无穷大的企业这个潜在假定,因为只有这种企业才会考虑产量如何调整的问题。但是,厂商为何要建立过剩的生产能力?仅仅为了产量调整吗?这种厂商很难说他是理性人。 厂商对要素的需求就是一个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需求,同样当一项需求被满足之后会将多余的资金用在其它地方,而不是一直购买某一种要素。采购经理手中的采购单都是有数量的,不会因为某一项材料的价格便宜而增加购买,因为生产就需要那么多,多买回来也没有用而且无端占用资金。如果采购经理因为某种材料便宜而将资金都用在其上却忘记采购其它材料,等待他的就只有炒鱿鱼了。 四、有限理性论的偏差 现在有一种苗头就是针对现有理论的百无一用,将之归罪到理性人假定之上,于是一种有限理性的论调便产生了。其实,所谓的有限理性无非是说行为人并不精于计算利润最大化或者效用最大化,而是凭感觉行事,而感觉被默认为是非理性的。 其实,利润是相对成本费用而言的,利润最大化就意味着费用最小化。精确的计算和感性的感悟,只是追求利润或效用最大化的手段之差。计算和计划,是要有费用产生的,是要消费时间的,比如数据采集、计算方法合理性及计算原则设计等等。而凭经营和直觉的判断往往节约计划工作的费用,因此,有时以经验直觉判断替代精确的数学计算恰恰也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方法,因为它减少了许多费用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假如完全不考虑计算的费用和时间成本,本身就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而理性应该是通盘运筹的全面理性,而全面的理性由于处理的因素太多,往往是片面的计算所无能为力的,往往要依赖更有效的思维方法即直觉和经验。一味追求精确计算、只知道用数据说话的人,只能被看作是“书呆子”。因此,现实中的以经验判断替代数学计算,并不违反理性人假定,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地引入一个“有限理性”的概念。 理性人就是正常人,正常人不是书呆子,正常人往往会无意识地符合趋利避害的理性原则。 西方经济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与此相联系的,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运行问题。因为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一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和运行,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就不会发生,生产力只有在适应它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的问题。譬如,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管理者、科学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还有部门、行业之间,三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显然,必须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产。但是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际的,只能是一种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有奴隶社会生产、封建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这里明确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恰恰是把生产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实际上他们是在生产一般的掩盖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乘机作为一般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引导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合理的、永恒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经济学怎样研究物质生产 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对物质生产有正确的认识。物质生产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的总体,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方式,后者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里包括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方式,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现在都是从 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生产力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成果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表现为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其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生产力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丝毫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的。 在物质生产中,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出现了协作、工场手工业,以后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等这些新生产技术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作一个统一体来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动关系,才能科学地揭示物质生产和整个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学问,他一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工艺学,而是研究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他对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的研究,只限于在说明它怎样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它发生怎样的影响时,才引入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极端厌烦那些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一般作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们。马克思为此批判一位俄国经济学家说:“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事情正是这样。如果不能在思维中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区分开来,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已经极严格地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法律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只是一个成千上万个消费者、工人、发明家、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决定着稀缺资源的使用,这里涉及的只是市场机制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的,政府在这种选择中又起哪些作用。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的问题,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回避分析这些“选择”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才能够发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种庄稼的土地改变为在土地上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必须以这种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为前提,即剥夺小生产者的一切生产资料,一边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货币,一边是失去所有生产资料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他们对此都讳莫如深。 因此,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属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者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者属于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或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一般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决定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这就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以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实现。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造成了与小私有制商品经济不同的运行状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它从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欲望大大增强,同时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又使这种积累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破坏加剧,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工人群众收入的增长受到严重遏制,从而造成国民经济不良的运行状态:失业、生产过剩危机、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等。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导致其不良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就难以得到科学说明,这样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提出根治这些弊病的良策。 四、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深层的、中间层次的和表层的关系。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剩余价值生产是深层的优秀关系,利润和平均利润属于中间层次的关系,它是深层本质关系的外部表现,商品关系则是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表层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市场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农业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把握住研究对象将会引导我们努力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深层本质关系,揭示本质关系又是怎样地采取了外部表现形式,并和最表层的市场经济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弄清这些关系,将使我们能够更自觉地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推动的辩证关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更迅速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奋斗。 一些人可能没有很好地研读《资本论》,从它出版的年代上来否定它的意义,说它是一百多年前写的著作,因而已经过时了。实际上这样说的人正是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年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资本论》并不是要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理论,强调他们只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斯密是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国富论》是在1776年发表的,但是他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为今天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奉为圭臬,坚持它,完善它,新制度学派还在继续探讨它发挥作用的新领域。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年代,而在于是否是科学真理。简单地用这种“年代法”来否定《资本论》基本理论的指导作用,是在误导青年人,懂得科学的人是不会认可这种说法的。 有人说马克思只是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而忽视了资源配置问题,因而缺乏现实意义,这是极大的误解,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看法的。资源在各种生产之间的配置是生产的要素,是它的前提和条件,把物质生产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要重视资源配置。但是马克思把它看成一个普通常识,他曾说每一个小孩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紧密地结合资源配置这一物质内容揭示其得以实现的资本主义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却抛开它的资本主义形式,只把它作为自然规律和一般市场规律来研究,这等于阉割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灵魂。这也就决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除了提出一些资本运行的理想模式和改善运行状态的方法及其对策外,在理论上不可能有新的建树。 西方经济论文:有关劳动价值理论的三个通约——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 论文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尺度;资本;时间;技术 论文摘要:我们从劳动、自然、资本生产三要素之间通约的角度,沿着经济思想史的脉络,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排除自然对价值体系的影响,集中分析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复杂劳动之间的通约系数应该考虑它在再生产中的地位,按照它在下一生产周期生产的产量来进行近似折算。人力资本和复杂劳动之间有互相通融的地方,它们都含有时间和技术的因素。衡量价值的量纲应是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在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不能单纯用劳动时间计量价值。 一、自然之物与劳动、资本的通约——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 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是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层面。马克思经济学和以正统自居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经济理论体系的搭建。两者都遇到了同样的技术性间题:为使交换成为现实,必须构造出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除去两者所被赋予的不同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劳动才是有关财富形成的终极要素。 认为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虑价值量的决定时企图把土地和劳动通约,他用土地的面积、自然年生产力和劳动者的谷物工资及劳动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土地之间的换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没有解释作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与劳动之间的通约。为克服这一间题,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产出来的,即A商品的价格由生产A的劳动以及为生产A所耗用的B,C,D……Z商品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一个方程;同理B商品的价格又由生产B的劳动以及为生产B所耗用的A,C,D……Z商品来决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的投人一产出方程组。加上劳动变量,消去一元,求解该方程,就得到了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川也就是李嘉图苦苦追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理论完美地实现了劳动与物质的通约。斯拉法通过“标准生产体系”,用数学证明了利润与工资分割经济剩余的比例不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约后的价格体系可以换算成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不再受资本构成的干扰。这就提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纯洁度,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难题。但是斯拉法的生产体系是线性的,意味着这种价格体系只是在固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在一个动态的技术可以变化的社会里,价值尺度将会受到影响。 斯密面对这一难题,干脆抛弃了自然之物。而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之物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他批驳了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唯一生产出来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物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通过定义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价格对劳动形成的价值量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自然与劳动,而不可能分解为单一的劳动。那么这个“终极之物”是如何定价的呢? 人类社会之初,假设自然资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阳光与空气,必定没有价值和价格,因为它们不是交换的对象。一旦出现了稀缺,就会有先占权或暴力创制的种种产权。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隶属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些产权的取得,显然是来自于先于生产和交换的非生产的制度因素,它赋予自然资源以垄断价格,使“不具价格的东西也获得了价格”。简化掉开采成本的影响,它是权力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决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维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费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从而获得地租的过程。所以诺思称赞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资本定价理论是由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索罗较早提出的。他试图深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资源视为资本,扣除开采成本和供求的影响后,当预期的资源市场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利率时,业主就倾向于较早开采,反之亦然。这样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所达到的均衡,按照现实的开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现存资源的价值,完成自然资源与资本的通约。然而资源存量的勘察开采和转换替代取决于不确定的技术条件。一般来说,资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价格体系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用现金流资本化的方法把资源与资本通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不仅要假设利率不变,还必须假定现金流是永续和稳定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和租金在长期中不可能保持稳定。不确定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将对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 两大经济学范式都试图把自然之物通约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一切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东西统统资本化,是为了论证给这种现金流带来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要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增殖的社会过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须把规模报酬递增内生化。报酬递增的规律只有在价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质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约,不可能产生报酬递增,所以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影响。无论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约掉,可以使我们集中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个更为优秀的问题。 二、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实践尺度与理论尺度的背离 劳动价值论必须解决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之间的计量及可加性的通约问题。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同质的抽象劳动,但对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的换算通约却没有过多涉及。 马克思排除了劳动者的察赋差异,认为人类抽象的劳动是同质的。斯密也是这样。他认为:“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到了壮年,分别选择不同的职业,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资,但在多数场合,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们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厂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制度”。 马克思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来说明不同等级的具体劳动之间的通约,“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至于这种换算所必须的自乘系数又是什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庞巴维克对此进行质疑:“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它只是实际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结果。”这个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要把现实中不断生成变化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用简单倍乘系数固定地表达出来,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对此,希法亭辩护说,庞巴维克把揭示价值规律的“固有性质”的“理论尺度”同作为“实际结果”的“实践尺度”混同起来了。在希法亭看来,理论尺度似乎没有必要和实践尺度相吻合。希法亭为马克思的辩护,如同麦克库洛赫为李嘉图的辩护,并没有为劳动价值理论增添有分量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尺度的两分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两种尺度之间的背离。要想取得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尺度,使之与实践尺度相符合。 对于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理论来解释,认为劳动力等级和工资体系,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均衡的结果。但是结构上的均衡无法解释总体上的非均衡—失业。虽然凯恩斯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他却站在西方经济学立场上第一个从总量的角度上思考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的问题,用失业的现实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从而与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凯恩斯写道:“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次性,后者可变为齐次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报酬之大小加权。在凯恩斯看来,构成总量的不同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这个通约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的劳动时间来作为劳动就业的基本计量单位;二是利用市场上形成的报酬体系作为加权来换算不同种类的劳动。以“新剑桥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是使得工资率围绕一个基准上下波动,而工资率的决定力量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寻找,从而把目光转向习俗、历史、法律等长期社会因素,以及劳资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不自觉地涉及了价值的“绝对尺度”,猛烈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是沿着这些观点可以找到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关于价值理论的融通的线索。 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层含义上,就连以研究劳动价值论著称的米克也写道:“(各种不同的劳动)在理论上必须换算,在实际上换算不是根据准确的尺度,而是根据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米克认识到了不同劳动之间通约的理论困难,却又试图用理论和实践两种尺度进行调和。这个做法不过是对希法亭的回应。 三、劳动与资本的通约—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资本与劳动是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奥复杂。资本在不同语义里歧义颇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本文认为,资本定义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体物质的内容,我们已讨论过对“终极之物”的通约问题。第二,包含有时间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息的时间性质。第三,包含有生产力的技术性因素。这是资本的传统语义里的基本内容。 最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是实物资本,是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具或是过去积累的物化的劳动。这显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一。认为资本是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总和等观点,虽侧重历史的演化,但是内涵过于宽泛,无法做时间上的分析,不能说明利息的产生,不满足条件二。西尼耳的“节欲论”是纯心理的概念,节欲一年与一个月显然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时间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质因素。但是单纯的“节欲”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储蓄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所以,他的观点不满足条件三。庞巴维克的“迁回生产”是最接近满意程度的资本概念。他的迁回生产过程又是和时差利息论密切相关,迁回生产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按照他的定义,资本是一种迁回的生产手段,所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等级排序,处于迁回生产顶端的是高级资本。 虽然庞巴维克极力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迁回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定义也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可变与不变资本,其实质功能却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继承了欧陆哲学的思维传统,在资本定义中彻底排除了实物概念,重视时间和技术的因素,强调再生产循环的社会过程,认为资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更大产量或价值,而不是对已知的过去的盘点。 于是,迁回生产和复杂劳动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劳动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能量的转换,最鳖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人类使用实物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复杂劳动,也是迁回生产的开始。复杂劳动与经验、技能、知识、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的知识越多,操纵的资本越高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对此有所认识,他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与实物等同的资本;而舒而茨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贴近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它们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其目的都是为了递增的报酬或增殖的剩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迁回”,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大,“整体工人”的劳动程度也越来越趋于复杂,社会生产力也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紧密结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这种延长了的肢体,或者说,由人类所掌握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外在地转化的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就成为社会平均的复杂劳动程度的标志。不仅如此,个别劳动越是复杂,所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也越高级。这里的操纵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处于迁回生产过程中的较高地位,掌控着所有下游的低级实物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再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和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担负着进一步技术创新的任务,使得迁回生产的链条继续延伸。因此,复杂劳动通约为简单劳动,应该按照它们在迁回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系数折算。 至于系数折算的具体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浅的尝试。如果按照复杂劳动所掌控的实物资本量进行折算,存在着上文讨论过的实物资本的加总悖论,使得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尝试按照复杂劳动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所带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进行折算。产量和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加总,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预期。通过技术上的统计,就能为实际折算提供现实资料。当然这只是近似地换算,是价值决定因素中的实践尺度。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量决定价值量,归根到底,这个系数是在迁回生产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的特性所决定的。诚然,产量和使用价值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目标,理论尺度与实践尺度仍然有偏离;但是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实践尺度,比在市场中形成的尺度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论尺度。 有人用复杂劳动所耗费的时间和培训、教育等费用为基数来进行系数折算。这些时间和物质耗费是一种沉没成本,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对复杂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够揭示动态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类的学习、技术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变迁过程,复杂劳动的折算不仅仅是简单的倍乘,而是非线性累积的指数乘积。也只有在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依据未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才能够反映这种系数的指数特征。 复杂劳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迁回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反映了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性和劳动对资本(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是劳动与资本通约的桥梁。所以,价值量是对复杂劳动的计量。对于同等程度的复杂劳动,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对于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必须先折算它们的换算系数。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个系数必然也包含了技术的因素。所以说,时间与技术是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四、通约的量纲——一种新的理论尺度 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矛盾不能依靠单纯的时间标准来解决。如果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则人寿期百年,所有人创造的价值就大致等同,这与现实显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并且不受技术变动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不能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如果要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就要折算它们之间的技术含量,承认技术对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利用综合时间和技术的复合单位来定义价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顿在自然哲学里对质量的定义表述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价值的量纲应该表述为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庞巴维克的话:“马克思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即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换的场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权的变化为结束。这宁可表明存在某种导致变化的不均等和优势。当某些复合体彼此密切接触时,就会产生某种新的化学组合..…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古代经院学者关于被交换商品中存在某种等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庞巴维克的原义是批评马克思逻辑“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换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质。他的意思是说,商品的交换,就像是能量的流转,总是由“不均等和优势”肇始,并且终结于这种“不均等和优势”的消洱。这个说法是有启发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术和察赋差异,从而具有了李嘉图式的“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同样可以解释国内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流通,正是基于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买卖双方有利可图。 这样,价值的复合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找到根据。在交换中,出于对相对优势的衡量和比较,人们一方面需要计算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相互之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比。马克思写道:“不同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较。我们不能因为生产一盎司金与生产一吨铁需要同量劳动时间,就说金的生产力低于铁。可见,时间与技术因素必须综合地考虑在一起才能在交换中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当金与铁交换时,生产铁的工人会计算在自己现有掌握的技术下生产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生产金的工人也会计算由自己来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时,交换就发生了。估算中依据的时间和技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 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供求的数量、讨价还价的势力等等。但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能够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而生产费用,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显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条件结合考虑,才能判断出一宗交换“值不值得”,判断出该商品的价值能否保证它的再生产。 马克思定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构造一种标准的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对于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来说,这是合理的,而对于资本构成不同的众多品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说,就不太现实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斯拉法的“标准生产体系”一样,排除了技术变动的可能性,不能够反映动态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也需要综合考虑时间和技术。 时间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哲学家思考的对象。伯格森区分了“真正的时间”和“科学的时间”,认为人类生命延绵的真正时间是不可衡量的。至少,这句话启示了单纯用钟表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困难性和复杂性。过去一小时的劳动与现在一小时的劳动即使在生理上是无差别的,在社会意义上也会有极大的差别。时间并不是均衡的流程,因为社会进步和技术发展总是加速度的。如果说价值量是单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这个时间是过去生产该商品的时间还是现在再生产同种商品的时间呢?可见,时间和技术关系的理解是本文的关键所在。等量劳动时间创造等量价值,是在不变的技术条件下起作用的规律。当社会呈现整体的技术进步,或者个别劳动中所包含的技术因素起了变化,价值的衡量就要考虑重新计算。 从两大经济学范式相互通融的角度来理解价值理论,不仅解决了复杂劳动的通约问题,而且长期困扰劳动价值论的其他难题也都迎刃而解。同时,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两大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它们各自坚持了价值尺度的时间维度和技术维度,“新的理论尺度”为它们的通融搭建了桥梁。 西方经济论文: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比较研究——兼谈双重缺陷理论在我国的可适用性 摘 要:本文基于历史的视角,以分析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程为切入点,揭示了中国经济法生存及成长土壤的一系列特性。但缘于中西方经济体制的共性及经济法本身显著的科学精神等因素,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于我国亦有可适用性。 关键字:经济法,产生发展,适用性 法律的产生根源于社会的客观需求,经济法的产生亦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及其历史必然性。法的本原是经济关系,因而,要考察经济法的产生,必得从分析其经济基础入手。 一、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史回顾 (一)从自由竞争到自由竞争之扼杀:市场失灵需要国家干预 18世纪到19世纪末的西方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刚从封建专制和教权中摆脱出来的资产阶级,出于对封建主义的恐惧和痛恨,强烈要求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以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放任经济学理论,适时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要求,而广为资本主义社会所接受。“亚当斯密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 [1]“他的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在经济学的领域中抓住了牛顿在物质世界中所观察到的东西——即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2]应当说,其“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与当时生产力还不甚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是相适应的,其为市场调节功能的充分发挥创造了条件,最大限度的释放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极大的推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繁荣。市场万能也一度成为坚不可摧的神话,被各国奉为神明。 然而,这只“看不见的手”并非总是神奇美妙的,事实上,亚当斯密的理论是以没有垄断、没有外部经济效果、没有信息失灵、没有公共物品短缺等为理论预设的,而现实中,这种完美的市场模式并不存在。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不断集中并最终走向了垄断。垄断组织的竞相出现扼杀了自由竞争,扭曲了价值规律,市场调节遭遇到了严重障碍而不能发挥作用,社会矛盾也随之激化。垄断——这个自由竞争的孪生兄弟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使自由放任经济倡导者们所梦想的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天堂,被绝大多数人日益贫困化的现实所代替。而1929年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则更进一步显性地暴露了市场机制所固有的唯利性、盲目性、滞后性等隐性弊端。市场失灵使自由放任主义陷入了理论困境。 (二)从乐观主义国家职能说到怀疑主义国家职能说:政府失灵需要法律规制 为解决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各国纷纷抛弃了夜警国家信条,一改零调控的传统做法,向市场伸出了干预之手。凯恩斯主义也应运而生了。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其传世杰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此书中,凯恩斯对传统的经济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提出要建立一个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解决就业问题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给西方经济学带来了一场革命。凯恩斯对国家干预职能持乐观主义态度,他坚信:“只要资本主义采用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资本主义依然是传统经济学所颂扬的理想社会。”[3] 当时各国或急于保证战争胜利或困于经济危机或急于加速战后经济恢复,凯氏理论无疑雪中送炭,为各国开出了一剂良药。故在其诞生后不久就一举取代了自由放任主义而占据了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并迅速转化为各国的经济政策,大量国家干预经济的立法纷纷出笼。具现代意义的经济法由此产生了,凯恩斯也被奉为“战后繁荣之父”。 然而,凯恩斯理论也同样的并非尽善尽美。首先,其理论具有明显的危机对策性色彩,这决定了其意义的历史时限性。其次,其虽认识到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却忽视了国家权力具有天然的膨胀欲望,其亦存在天然缺陷,亦有失灵的危险。“当社会寄希望于政府时,它实质上放弃或削弱了对政府谋私行为的监督。”[4]事实上,其理论也存在一预设前提:即政府是完全理性的,其是由“完全道德人”所组成的。但这种完美政府同样不具现实性。对政府的过于信任,使凯恩斯理论滑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也为其失败埋下了隐患。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政府干预的恶性膨胀,给西方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和随后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学术神话走向了幻灭。国家干预论失宠,新经济自由主义卷土重来。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新经济自由主义并非是亚当斯密理论的重新回归,而是在吸纳亚当斯密理论及凯恩斯理论合理因素基础上一种扬弃。其推翻了政府道德人的假定,主张对国家干预职能应持怀疑态度。其对国家更为理性客观的认识使其进一步认为应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保持有足够的警觉,社会经济的运行需要政府干预,但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必须具有自身的限度,过多的干预会异化、背离干预的初衷,不仅在经济上会导致浪费与低效,同样也可能造成专制的政治后果。 新经济自由主义突破了用市场的缺陷性来求证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这种两者必居其一的思维模式,将自由放任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有机地科学地结为一体。受此思潮的影响,各国经济立法逐渐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功能,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干预,且其具体手段也日益市场化和多元化。至此,经济法在经历了浅表层次的初级经济法(战争经济法)、消极被动的危机应付经济法之后,最终完成了向自觉主动维护经济协调发展的现代经济法的转型,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渐趋其本质。 二、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概述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政治、经济、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我国基本上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否认商品经济的存在。在法制方面,1949年中共中央的《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开始了新中国法制建设以零为起点的历程。而对旧法制的全面否定和对新法制的重视不足及理解偏颇,再加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治因子及苏联“革命的法”(具片面强调阶级意志的法本质观、纯粹工具论的法功能观及国家主义倾向等特点)的影响,一时间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论主义盛行。在这样的经济及法制背景下,关于经济方面的法律不仅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低位阶状态,且呈现出强烈的计划性、行政性、临时性,带有浓厚的的行政法色彩。市场经济是经济法生存的根本和背景基础,在完全依靠国家之手单一进行调节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是不需要经济法也不可能产生经济法的。即使有,也是有名无实,而为行政法而已。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被强化的国家和被国家集中控制的社会曾经达到高度的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然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弊端也日益显露:对商品经济的断然否定,使中国横向经济关系极度萎缩;而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忽视和对国家机器的过于强调,使决策权高度集中,以行政指令代替市场的做法风行,这些不仅剥夺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权致使激励机制严重不足,约束机制的乏力也使政府自身缺陷被无度放大最终致使产业结构扭曲、经济效率低下。既有的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历史转折发生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拉开了序幕。同年,党内著名的理论家胡乔木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明确提出发展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之后,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也陆续指出要制定各种经济法和其他法律。体制的改革为经济法的产生创造了经济基础。在对经济体制改革手段的认识仍处朦胧阶段、社会公众对法制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强烈期盼及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推动的社会背景下,经济法开始成为法学研究和教育的热点,迅速成为显学。随着人们对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认识的不断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一步步实现了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相应地,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及学科建设也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经济法也稚嫩渐退,成熟渐显。但毕竟其在我国仅有20多年的经历,较之西方一百多年的发展,其理论空白多、权威观点少,还不尽成熟完善。 三、比较之下的几点启示 由上观之,可知,与西方经济法的产生发展相比,我国经济法历经的完全是一道逆向行程: 首先就经济背景及启动因素而言,我国经济法并非脱胎于自由竟争的经济环境,其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水到渠成的产物,而是政府在推行体制改革与改革开放过程中作为‘法制工程’的一部分,同时亦是国家作为主体在应对外部挑战与时代要求时的一种积极回应。”[5]所以其启动因素并非社会内部自发产生,而是政府这一外部力量的直接推动,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实际上是政府自身自觉地从漫无边际的管理不断放权的过程,属于政府推进型。而西方经济法则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向垄断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经济条件不断成熟的背景下产生的。至于其具体途径,则为市场失灵——民商法无以弥补——为限制自由主义国家进行干预——经济法产生,其为市场经济内部不断完善的产物,属于自然演进型。 其次,法制环境也大相径庭。中国历史上过于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及相应的自给自足封闭的经济形式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市场经济的扼杀以及受苏联否认私法存在观念的影响,我国市场经济基础薄弱,横向经济关系萎缩,反映在法律上,即为民商法缺位,相关立法几近空白。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微观经济日渐放活,政府职能也不断转变。民商法、经济法等几乎同时上马,这也是导致后来各部门法之间脉络不清及地盘之争的原因所在。而西方的市场经济由于是不断发展逐渐自然成熟的过程,故与此相对应,各种调控经济行为的法律制度也不断孕育、分离、独立、成熟。在继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充分发展之后,经济法也自然分娩了。 再次,理论渊源不同。由于中国经济法历史遗产及学术传承的缺失和建国初期对西方经济法理论的有色眼镜之下的盲目排斥,以及中苏两国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及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意识形态(均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质性及当时国际环境的压力等等因素,中国经济法曾对苏联经济法予以了未分良莠的全盘继受吸收,甚至连分歧都如出一辙。可以说,苏联经济法对中国经济法有着渊源性的影响,纵横统一论在中国的盛行即为典型一例。而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则为经济法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国别之间的学说继受也多因学术力即学说的卓越性和实用性所致。 另外,文化底蕴差异明显。我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自然经济、宗法专制和人治传统比较发达的国家,历史缺乏法治的传统及相应的法律文化氛围,以至近代公民法律意识仍很淡薄,控权观念薄弱,仍处培育时期的权利观念更是无法对抗国家本位观念。这些都注定了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之途充满了坎坷。而西方则有一个良好的经济法成长的法律文化基础和生存环境,其不仅有着良好的法律传统、完备的法律制度框架,几百年法律浸淫培养的公民良好自觉的法律意识、权利观念、法律信仰等习惯,也为经济法的正确定位、顺利实施及监督政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 四、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在我国的可适用性分析 正是基于以上相异处,有学者对市场和政府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对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法的现实适用性提出了质疑,认为“按照这种模式建立的所谓包治百病的法制,极可能导致立法的低效或失效,甚至压制在中国正在或将要出现的一些新的并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模式和理论构建”。[6] 这些担忧虽不无道理,但法律是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提炼和抽象,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必有什么样的法律。这决定了“法律在反映一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同时,还具有一些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差异背景的共同的价值”,[7]法律是具有超越国界、超越意识形态、可以为全人类所共同享用的共性的。 具体分析到经济法,首先,随着市场化体制的跨国建立,市场机制成了统合世界经济的最主要机制。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会流露出一些不同的特点,但其运行的基本规律由于其内在固有和客观性,而无疑会冲破这些地域和国别的限制:只要存在市场机制,其固有缺陷就必会显露从而产生导入国家干预以图弥补的需求;而只要存在国家干预,其自身理性局限和扩张倾向也必会招致法律的规制。这些是无国别之分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构筑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相同或相似的桥梁,“这种市场经济与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或者说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与调节方面是相同的……”。[8]因而,作为对经济学理论法律化的形式——经济法,有关其本质方面的理论也是同样适用于我国的。毕竟“凡属于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法,其法的社会本质大体上是相同的,”[9]尽管由于国家制度、历史传统、民族特点等,其具体渊源和形式,可能存在差异。并且,由于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我国的市场经济尚未完善,这恰使该理论于我国现实具有了一定的超前性和前瞻性,从而也更具生命力。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0]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先行具有的那种社会基础或迟或早或多或少地会为其他后进国家所具有,既然其今天的经济、政治制度可以是正在确立或试图确立市场经济国家明天的经济、政治制度,则取法于外也是自然之举,其有助于缩短博弈过程减少试错次数,降低社会运行成本,这不失为法律后进国家法律发展进步的捷径之一。 其次,正如前所述,经济法与经济学理论之间存在紧密的勾连性,在某种程度上,经济法只不过是把关于实现一种良好经济活动的整体秩序所需条件的翻译和法律化。而经济学是一门高度理性化的科学,与数学、物理学最为接近,故较之其他易受文化差异左右的社会科学,其极少涉及文化因素。作为一种科学叙事,其更强调科学精神。不可避免地,经济法中也必然会有此种精神的自然彰显,[11]此亦为经济法可于不同国别之间相互借鉴的原因之一。 综上,“中国经济法的现代化主要应以西方现代经济法作为自身发展的目标视域”,[12]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也同样适用于我国,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程所昭示的经济法本质亦可作为我国经济法的衡量标尺。 西方经济论文:吸收与互动:西方经济社会史学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 20世纪世界与中国的经济史学界,在打破研究官经济的桎梏之后,都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流派。西方世界以法国费弗尔和布洛赫在1929年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为标志,把经济社会史写在年鉴学派的大旗上,中国则在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之后,创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1938),萌生了社会经济史学。两者使用的经济、社会两词易位,但其本质特征都是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结合,学术渊源上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研究方法和手段都是借助其他人文学科,关注下层群众的社会生活和“私经济”,挑战当时流行的事件史、政治史的叙事模式,其发展都构成“新史学”的动力。六七十年间,它们在不同的文化土壤、政治社会环境中生长,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学术文化的沟通和传播是不分国界的,这两个存在于不同文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学派也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吸收与互动的历程。这里,我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发展谈谈我的认识。 一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是继承传统学术,接受西方经济学、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为起点的。它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以梁方仲(1908—1970)和傅衣凌(1911—1988)为杰出代表,都以明清社会经济史为园地,探讨建立本土的学术意识。1996年11月,我在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班上课时,在介绍他们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成就之后,曾说: 梁方仲和傅衣凌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经历,具有一些共同点,即 (一)都有很深的国学造诣,学术功底深厚,掌握史料丰富,常能发人所未言,起发凡起例的效应。 (二)和传统史学的治史者不同,都受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训练,思路比较开阔,故能注意相关学科的移植和整合。 梁方仲的研究特色,是把典章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考察,他对田赋制度的研究,注意名物术语、史料考订,又做到本末兼备,源流兼探,既继承了传统制度史的成果,又具社会经济史的特色。 傅衣凌的研究特色,是注重私经济的研究,发掘大量前人所不重视的契约、族谱、墓志铭、乡规民约等资料,以民间文献证史,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 这两种研究路径不同,由殊途同归。现在看起来,傅衣凌先生的研究方法更接近于法国年鉴学派的经济社会史。傅先生在成名作《福建佃农经济史论丛》(邵武,协和大学,1944)的题记中说: 我常想十数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至今尚未有使人满意的述作,其中的道理,有一大部分当是由于史料的贫困。……因此,大家尽管在总的轮廓方面,颇能建立一些新的体系,惟多以偏概全,对于某特定范畴内的问题,每不能掩蔽其许多的破绽,终而影响到总的体系的建立。所以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颇积极地提倡经济社区的局部研究,以为总的体系的鲜明的基础。本书即是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考察福建农村的经济社区的一个尝试。这一块园地,目前虽尚在试作期间,不过我相信当不会使大家感到完全失望的。 本书的内容,虽侧重于福建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然亦不放弃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的说明,尤其是对于中国型封建主义特点的指明的责任。譬如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分期和氏族制残余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史所发生的作用这一些问题,从来论者都缺少具体的说明,故本书特搜集此项有关资料颇多……其中所论,虽不敢说有什么创见,但为提醒国人的研究,亦不无些微意义。…… 谁都知道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注重于民间记录的?燃?K?越??芳叶杂谒匚?怂?坏赖纳痰暾什尽⒚窦淦踉嫉榷颊渲氐乇4妗⒗?茫?┪?芯康乃夭摹T谕夤?矣行矶嗟淖?叛д撸?袷子诖讼钭柿系乃鸭?驼?恚?瓿善涿?蟮闹?鳎??谖夜?蚍秸??济妊俊1臼槎杂诖说阋蔡丶幼⒁狻??庖桓鍪妨纤鸭?ǎ??平?泄?缁峋?檬返难芯克坪跎兄堤岢? 他所指的“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其意应包涵年鉴学派及受其影响的史家,但傅先生并非直接取法于年鉴学派,而是根植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后的中国学术文化土壤,学习和吸收苏联和日本学术界不同流派的研究方法而作出的反思。本土的学术渊源,则有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胡适的历史考证文章、顾颉刚的《古史辨•序言》、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他在《治史琐谈》中提到从中得到的启示和影响。他把重视历史的共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关注自下而上的群众史和区域研究,利用草根社会的史料,用中国的历史语境来表述,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成为本土一学术动源,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正因为如此,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中国抗日战争中所作的论著,在战后成为日本、美国重建中国学方法论的一个来源。这一时期研究成果后来修订为《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7)、《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成了五六十年代日、美汉学家和研究生的案头必备之书。记得有一次,傅先生和我谈及,五十年代郭沫若率领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时,一些日本历史学家和他谈到傅衣凌的研究贡献,打听傅先生的研究近况。八十年代,我在日美英等 国访问时,认为学者都提到他。由此可见他在国际上学术威望之隆。 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梁方仲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傅衣凌在厦门大学历史系任教,建立中国社会史研究基地,培养了一批人才。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以资本主义萌芽大讨论为契机,出现繁荣的学术局面。傅先生是主张十六七世纪前后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代表。 关于这个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存在许多议论和评价。我无意对此说三道四,只想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作点说明。 近来有一种说法称中国社会史是1986年前后重建的。林甘泉先生有一个中肯的批评: 有的人批评说,解放以后把社会史的研究砍掉了,这种说法是不够准确的。什么是社会史?应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心理等等。这里面如社会生活(包括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解放后确实注意不够,但是在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方面,如阶级结构、宗法势力等就不能说都被砍掉了。傅衣凌先生在解放后一直很注意农村宗法势力和乡规民约的研究,而且作了不少成绩,他和他的学生可以说就是社会史的学派,怎么能说解放后没有社会史的研究呢?[1] 大家都知道,傅先生的研究既是经济史的,又是社会史的。从社会史方面看,他研究乡族势力——地缘与血缘联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江南市民运动——即今所谓“第三领域”,村社制和奴隶制残余在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及其运作的地位和作用,领主制在秦汉以后地主制封建社会中的复兴和余绪,从社会结构探讨社会变革的动乱,从李贽、郑成功、顾炎武的思想看十?世纪的中国社会,从《红楼梦》看清代社会的性质,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从各个角度反复论证、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并长期迟滞问题,是他一贯的研究中心。他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弹性论”、“早熟又不成熟论”、“公私体系论”,都是从研究新旧两种因素的矛盾变化来把握社会经济的实质,把社会经济构成和阶级构成、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察,关注经济的变迁、社会制度的变迁、群众运动的变迁、社会生活和习俗的变迁、思想文化的变迁所作出决定的理论升华。他和年鉴学派一样,都是“社会学化的历史学家”(),拷问的是“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他们研究的具体领域完全不同,研究方法由是相似的。杰克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一书中介绍说: 费弗尔坚持认为,新历史学必须从文字档案和由文字档案造成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他必须利用人类的一切创造物——语言、符号、农村的证据、土地制度、项圈、手镯——以及任何其他可利用的资料。简言之,他必须广泛吸收其他学科——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现和方法。[2] 傅先生则多次申明: 历史是一种综合的知识,任何文字记载、口碑传说、实物资料、正面记载和反面记载,包括一些破铜烂铁的东西,都是有用的。……记起梁任公先生早就指出方志、族谱、帐簿、契约都是研究历史的很好史料,我们为什么不可从中利用呢?古代史家掌握的史料,有不少是从个人的耳闻目见,实地调查得出的,这就教导我必须深入社会,处处留心,广收博采,到处皆是学问。 我一向以为史学研究是各种知识的总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循此推之,我们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人,对于现存实物的调查,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项目……此外,我每于下乡时,在和本地人的访问谈话中,也常常得到文字上所无法得到的材料,足以引人思考,从中得到启发,我也认为这是我们史学研究者应该注意的事。 我总觉得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能单纯的从历史谈历史,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大量史料,广泛的应用史学以外的其他科学知识,参考外国的历史进行比较的研究。[3] 借助其他人文科学的知识,扩大历史学的视野,傅先生在这一时期进行总体性研究的成果,是对中国社会史的一大贡献。吴承明先生指出: 这个总体性研究是自梁启超提出“近世”这个概念以来对近世(16世纪以来)史最精辟的观点,这种博大精深的历史观是前无古人的。[4] 因此,尽管和年鉴学派在欧洲史学取得主导地位的发展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显得沉寂,和外国人也缺少交流,但上述事实是不应该被抹杀的。 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史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似乎可以这样说,以1982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创刊为标志,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在中国历史学界和经济史界占有了应有的位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两大中心。 林有能先生说: 80年代,活跃的经济史研究曾孕育出一个“闽粤学派”(有此一说),指的就是福建和广东两地的经济史研究者,他们所以会被冠以“学派”的雅名,主要原因就是前辈学者——福建的傅衣凌先生和广东的梁方仲先生分别在两地培养了一批学有所成的弟子,从而使他们的研究方向和学术风范得以传承和弘扬。[5] 更确切地说,梁方仲先生逝世以后,以福建广东学者为主体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是在傅衣凌的旗帜下集结的。林甘泉先生把它称为傅衣凌学派: 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学术风格独特,有成果,有传人,其弟子是沿着先生的足迹走的。……傅衣凌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果是学术界的共同财富,不管是不是他的亲传弟子,不管是否属于他的学派,都会从他留下的珍贵学术遗产中得到教益。[6] 傅衣凌先生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带头人的作用,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建全国第一个中国社会经济史博士点,作为该学派高级人才的培养基地。1988年厦门大学专门史(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被评为首批部级重点学科。 二、创办新中国第一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杂志,迄今已连续出版了77期。 三、改革开放后,最先走出国门,把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介绍给世界,抢运中外同行的交流和互动。 四、组织和完成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取得创新性成果。 关于傅先生晚年主持科研项目的成果,外国人所知不详。我协助傅先生主持工作,故有些稍作介绍: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国家“六五”、“七五”社科规划的重点项目),从1983年起,课题?成员和研究生在闽南、闽西、闽北展开大量的社会调查,获取了许多民间资料。在史料整理方面出版了《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至1988年第3期连载),《闽南土地文书综录》(杨国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在在论著方面,出版了《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傅衣凌、杨国桢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和文化》(陈支平,上海三联书店,1991)、《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杨国桢、陈支平,台北,国学文献馆,1993)、《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郑振满,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福建手工业发展史》(曾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则是作者参加调查研究后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 《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国家教委“六五” 社科规划博士点项目),成果有《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傅衣凌,人民出版社,1989)、《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杨国桢,人民出版社,1988)。 《明清东南区域山区与沿海经济的比较研究》(国家教委“七五” 社科规划博士点项目),成果有《明清东南区域的平原与山区经济专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这些科研项目凝聚和锻炼了厦门大学的学术群体,也是傅先生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得以传承和宏扬的重要原因。 傅先生逝世后,分散各地的学生继承他的遗志,光大他的学术,并有新的发现和跨越。近十余年来,他们走在社会经济史学科发展的前沿,出现如下可喜的新动向: 思维方式的转换和研究方向的多样化。在学术史回顾和对自身学派的反思中,发挥傅先生的学术勇气,改变固有的研究模式,实现从陆地史观到陆海互动史观的转换,从中国视角到世界视角的转换。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借助和应用更加熟练和深化,由于“科际整合”的方式不同,形成向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分支发展与向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历史人类学综合发展并存的多元化局面。 参预国际学术合作和学术思想的对话和互动。一批傅先生的学生和再传弟子走出国门,传播傅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也把国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带回中国,应用在学术实践中。其中有李伯重借鉴国际中国史研究的成果,反思资本主义萌芽,对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出色研究;在我和博士生们借鉴国际海洋史观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开拓;有?支平、郑振满的福建社会文化史研究,等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与人类学的合作与互动。1989年起,经国家教委批准,以武雅士(Arthur P. Wolf)、庄英章和我为主持人,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研究所和厦门大学的历史和人类学者联手开展闽台社会文化研究。我们用三年时间在福建省的12个县做田野调查,搜集了32个村的民族志资料,并在台北举行了3次“闽台社会文化研究工作研讨会”,出版了3本《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庄英章、潘英海编,台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1994—1996)。1994年起,又增加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历史和社会学者参预,开展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在上海、福建、江苏、浙江四省市调查了14县16个村的民族志材料,举办了了一次工作研讨会,出版了《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庄英章、潘英海编,台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1998)。郑振满又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合作,开展“仪式、地方文化和中国近代化”研究在莆田建立了“莆仙文化研究中心”,对莆田地域社会与文化作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出版了《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郑振满、[美]丁荷生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山大学与英国、美国、香港的历史与人类学者联手开展华南地域社会研究计划,在福建、江西学者的参与下,结合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从闽粤赣地域研究入手,探讨宏观的文化中国创造过程。建立华南研究资料中心,1996年起,在香港科技大学出版《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至今已出版24期。在学术实践过程中,开始从区域社会史向历史人类学的转变,并于今年成立“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是傅先生和我指导的陈春声博士。 在国际学术界,“科际整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边界更加模糊,在互相渗透和融合中产生了许多新兴学科生长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这一变化,受到人类学的影响,也可以说受到年鉴学派从经济社会史向历史人类学转向的影响;而人类学、特别是美、加和港台的一些人类学家,也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影响,注重民间文献的解读和阐释。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新动向,反映了分化与重组的新格局。这一趋势还将继续下去。我以为,无论偏重于经济史或社会史、文化史,还是历史人类学,只要坚持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就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发展。这“似乎是对经济史的背离,窿对经济史的发展是有好处的”[7] 。 在中国学术界,参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已远远超出历史学界和经济史学界的范围,扩大为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法学、地理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专家参与的领域,他们都从不同的方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对他们抱有深深的敬意和钦佩。因论题所限,恕不一一介绍。 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面临诸多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我相信,当新一代学者接过接力棒后,一定有一个更广阔、光明的未来! 西方经济论文: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比较研究——兼谈双重缺陷理论在我国的可适用性 摘 要:本文基于历史的视角,以分析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程为切入点,揭示了中国经济法生存及成长土壤的一系列特性。但缘于中西方经济体制的共性及经济法本身显著的科学精神等因素,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于我国亦有可适用性。 关键字:经济法,产生发展,适用性 法律的产生根源于社会的客观需求,经济法的产生亦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及其历史必然性。法的本原是经济关系,因而,要考察经济法的产生,必得从分析其经济基础入手。 一、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史回顾 (一)从自由竞争到自由竞争之扼杀:市场失灵需要国家干预 18世纪到19世纪末的西方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刚从封建专制和教权中摆脱出来的资产阶级,出于对封建主义的恐惧和痛恨,强烈要求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以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放任经济学理论,适时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要求,而广为资本主义社会所接受。“亚当斯密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 [1]“他的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在经济学的领域中抓住了牛顿在物质世界中所观察到的东西——即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2]应当说,其“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与当时生产力还不甚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是相适应的,其为市场调节功能的充分发挥创造了条件,最大限度的释放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极大的推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繁荣。市场万能也一度成为坚不可摧的神话,被各国奉为神明。 然而,这只“看不见的手”并非总是神奇美妙的,事实上,亚当斯密的理论是以没有垄断、没有外部经济效果、没有信息失灵、没有公共物品短缺等为理论预设的,而现实中,这种完美的市场模式并不存在。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不断集中并最终走向了垄断。垄断组织的竞相出现扼杀了自由竞争,扭曲了价值规律,市场调节遭遇到了严重障碍而不能发挥作用,社会矛盾也随之激化。垄断——这个自由竞争的孪生兄弟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使自由放任经济倡导者们所梦想的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天堂,被绝大多数人日益贫困化的现实所代替。而1929年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则更进一步显性地暴露了市场机制所固有的唯利性、盲目性、滞后性等隐性弊端。市场失灵使自由放任主义陷入了理论困境。 (二)从乐观主义国家职能说到怀疑主义国家职能说:政府失灵需要法律规制 为解决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各国纷纷抛弃了夜警国家信条,一改零调控的传统做法,向市场伸出了干预之手。凯恩斯主义也应运而生了。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其传世杰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此书中,凯恩斯对传统的经济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提出要建立一个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解决就业问题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给西方经济学带来了一场革命。凯恩斯对国家干预职能持乐观主义态度,他坚信:“只要资本主义采用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资本主义依然是传统经济学所颂扬的理想社会。”[3] 当时各国或急于保证战争胜利或困于经济危机或急于加速战后经济恢复,凯氏理论无疑雪中送炭,为各国开出了一剂良药。故在其诞生后不久就一举取代了自由放任主义而占据了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并迅速转化为各国的经济政策,大量国家干预经济的立法纷纷出笼。具现代意义的经济法由此产生了,凯恩斯也被奉为“战后繁荣之父”。 然而,凯恩斯理论也同样的并非尽善尽美。首先,其理论具有明显的危机对策性色彩,这决定了其意义的历史时限性。其次,其虽认识到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却忽视了国家权力具有天然的膨胀欲望,其亦存在天然缺陷,亦有失灵的危险。“当社会寄希望于政府时,它实质上放弃或削弱了对政府谋私行为的监督。”[4]事实上,其理论也存在一预设前提:即政府是完全理性的,其是由“完全道德人”所组成的。但这种完美政府同样不具现实性。对政府的过于信任,使凯恩斯理论滑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也为其失败埋下了隐患。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政府干预的恶性膨胀,给西方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和随后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学术神话走向了幻灭。国家干预论失宠,新经济自由主义卷土重来。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新经济自由主义并非是亚当斯密理论的重新回归,而是在吸纳亚当斯密理论及凯恩斯理论合理因素基础上一种扬弃。其推翻了政府道德人的假定,主张对国家干预职能应持怀疑态度。其对国家更为理性客观的认识使其进一步认为应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保持有足够的警觉,社会经济的运行需要政府干预,但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必须具有自身的限度,过多的干预会异化、背离干预的初衷,不仅在经济上会导致浪费与低效,同样也可能造成专制的政治后果。 新经济自由主义突破了用市场的缺陷性来求证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这种两者必居其一的思维模式,将自由放任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有机地科学地结为一体。受此思潮的影响,各国经济立法逐渐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功能,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干预,且其具体手段也日益市场化和多元化。至此,经济法在经历了浅表层次的初级经济法(战争经济法)、消极被动的危机应付经济法之后,最终完成了向自觉主动维护经济协调发展的现代经济法的转型,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渐趋其本质。 二、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概述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政治、经济、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我国基本上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否认商品经济的存在。在法制方面,1949年中共中央的《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开始了新中国法制建设以零为起点的历程。而对旧法制的全面否定和对新法制的重视不足及理解偏颇,再加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治因子及苏联“革命的法”(具片面强调阶级意志的法本质观、纯粹工具论的法功能观及国家主义倾向等特点)的影响,一时间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论主义盛行。在这样的经济及法制背景下,关于经济方面的法律不仅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低位阶状态,且呈现出强烈的计划性、行政性、临时性,带有浓厚的的行政法色彩。市场经济是经济法生存的根本和背景基础,在完全依靠国家之手单一进行调节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是不需要经济法也不可能产生经济法的。即使有,也是有名无实,而为行政法而已。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被强化的国家和被国家集中控制的社会曾经达到高度的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然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弊端也日益显露:对商品经济的断然否定,使中国横向经济关系极度萎缩;而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忽视和对国家机器的过于强调,使决策权高度集中,以行政指令代替市场的做法风行,这些不仅剥夺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权致使激励机制严重不足,约束机制的乏力也使政府自身缺陷被无度放大最终致使产业结构扭曲、经济效率低下。既有的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历史转折发生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拉开了序幕。同年,党内著名的理论家胡乔木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明确提出发展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之后,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也陆续指出要制定各种经济法和其他法律。体制的改革为经济法的产生创造了经济基础。在对经济体制改革手段的认识仍处朦胧阶段、社会公众对法制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强烈期盼及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推动的社会背景下,经济法开始成为法学研究和教育的热点,迅速成为显学。随着人们对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认识的不断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一步步实现了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相应地,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及学科建设也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经济法也稚嫩渐退,成熟渐显。但毕竟其在我国仅有20多年的经历,较之西方一百多年的发展,其理论空白多、权威观点少,还不尽成熟完善。 三、比较之下的几点启示 由上观之,可知,与西方经济法的产生发展相比,我国经济法历经的完全是一道逆向行程: 首先就经济背景及启动因素而言,我国经济法并非脱胎于自由竟争的经济环境,其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水到渠成的产物,而是政府在推行体制改革与改革开放过程中作为‘法制工程’的一部分,同时亦是国家作为主体在应对外部挑战与时代要求时的一种积极回应。”[5]所以其启动因素并非社会内部自发产生,而是政府这一外部力量的直接推动,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实际上是政府自身自觉地从漫无边际的管理不断放权的过程,属于政府推进型。而西方经济法则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向垄断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经济条件不断成熟的背景下产生的。至于其具体途径,则为市场失灵——民商法无以弥补——为限制自由主义国家进行干预——经济法产生,其为市场经济内部不断完善的产物,属于自然演进型。 其次,法制环境也大相径庭。中国历史上过于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及相应的自给自足封闭的经济形式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市场经济的扼杀以及受苏联否认私法存在观念的影响,我国市场经济基础薄弱,横向经济关系萎缩,反映在法律上,即为民商法缺位,相关立法几近空白。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微观经济日渐放活,政府职能也不断转变。民商法、经济法等几乎同时上马,这也是导致后来各部门法之间脉络不清及地盘之争的原因所在。而西方的市场经济由于是不断发展逐渐自然成熟的过程,故与此相对应,各种调控经济行为的法律制度也不断孕育、分离、独立、成熟。在继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充分发展之后,经济法也自然分娩了。 再次,理论渊源不同。由于中国经济法历史遗产及学术传承的缺失和建国初期对西方经济法理论的有色眼镜之下的盲目排斥,以及中苏两国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及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意识形态(均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质性及当时国际环境的压力等等因素,中国经济法曾对苏联经济法予以了未分良莠的全盘继受吸收,甚至连分歧都如出一辙。可以说,苏联经济法对中国经济法有着渊源性的影响,纵横统一论在中国的盛行即为典型一例。而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则为经济法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国别之间的学说继受也多因学术力即学说的卓越性和实用性所致。 另外,文化底蕴差异明显。我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自然经济、宗法专制和人治传统比较发达的国家,历史缺乏法治的传统及相应的法律文化氛围,以至近代公民法律意识仍很淡薄,控权观念薄弱,仍处培育时期的权利观念更是无法对抗国家本位观念。这些都注定了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之途充满了坎坷。而西方则有一个良好的经济法成长的法律文化基础和生存环境,其不仅有着良好的法律传统、完备的法律制度框架,几百年法律浸淫培养的公民良好自觉的法律意识、权利观念、法律信仰等习惯,也为经济法的正确定位、顺利实施及监督政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 四、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在我国的可适用性分析 正是基于以上相异处,有学者对市场和政府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对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法的现实适用性提出了质疑,认为“按照这种模式建立的所谓包治百病的法制,极可能导致立法的低效或失效,甚至压制在中国正在或将要出现的一些新的并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模式和理论构建”。[6] 这些担忧虽不无道理,但法律是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提炼和抽象,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必有什么样的法律。这决定了“法律在反映一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同时,还具有一些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差异背景的共同的价值”,[7]法律是具有超越国界、超越意识形态、可以为全人类所共同享用的共性的。 具体分析到经济法,首先,随着市场化体制的跨国建立,市场机制成了统合世界经济的最主要机制。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会流露出一些不同的特点,但其运行的基本规律由于其内在固有和客观性,而无疑会冲破这些地域和国别的限制:只要存在市场机制,其固有缺陷就必会显露从而产生导入国家干预以图弥补的需求;而只要存在国家干预,其自身理性局限和扩张倾向也必会招致法律的规制。这些是无国别之分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构筑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相同或相似的桥梁,“这种市场经济与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或者说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与调节方面是相同的……”。[8]因而,作为对经济学理论法律化的形式——经济法,有关其本质方面的理论也是同样适用于我国的。毕竟“凡属于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法,其法的社会本质大体上是相同的,”[9]尽管由于国家制度、历史传统、民族特点等,其具体渊源和形式,可能存在差异。并且,由于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我国的市场经济尚未完善,这恰使该理论于我国现实具有了一定的超前性和前瞻性,从而也更具生命力。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0]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先行具有的那种社会基础或迟或早或多或少地会为其他后进国家所具有,既然其今天的经济、政治制度可以是正在确立或试图确立市场经济国家明天的经济、政治制度,则取法于外也是自然之举,其有助于缩短博弈过程减少试错次数,降低社会运行成本,这不失为法律后进国家法律发展进步的捷径之一。 其次,正如前所述,经济法与经济学理论之间存在紧密的勾连性,在某种程度上,经济法只不过是把关于实现一种良好经济活动的整体秩序所需条件的翻译和法律化。而经济学是一门高度理性化的科学,与数学、物理学最为接近,故较之其他易受文化差异左右的社会科学,其极少涉及文化因素。作为一种科学叙事,其更强调科学精神。不可避免地,经济法中也必然会有此种精神的自然彰显,[11]此亦为经济法可于不同国别之间相互借鉴的原因之一。 综上,“中国经济法的现代化主要应以西方现代经济法作为自身发展的目标视域”,[12]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也同样适用于我国,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程所昭示的经济法本质亦可作为我国经济法的衡量标尺。 西方经济论文:有关劳动价值理论的三个通约——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 论文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尺度;资本;时间;技术 论文摘要:我们从劳动、自然、资本生产三要素之间通约的角度,沿着经济思想史的脉络,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排除自然对价值体系的影响,集中分析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复杂劳动之间的通约系数应该考虑它在再生产中的地位,按照它在下一生产周期生产的产量来进行近似折算。人力资本和复杂劳动之间有互相通融的地方,它们都含有时间和技术的因素。衡量价值的量纲应是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在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不能单纯用劳动时间计量价值。 一、自然之物与劳动、资本的通约——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 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是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层面。马克思经济学和以正统自居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经济理论体系的搭建。两者都遇到了同样的技术性间题:为使交换成为现实,必须构造出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除去两者所被赋予的不同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劳动才是有关财富形成的终极要素。 认为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虑价值量的决定时企图把土地和劳动通约,他用土地的面积、自然年生产力和劳动者的谷物工资及劳动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土地之间的换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没有解释作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与劳动之间的通约。为克服这一间题,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产出来的,即A商品的价格由生产A的劳动以及为生产A所耗用的B,C,D……Z商品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一个方程;同理B商品的价格又由生产B的劳动以及为生产B所耗用的A,C,D……Z商品来决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的投人一产出方程组。加上劳动变量,消去一元,求解该方程,就得到了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川也就是李嘉图苦苦追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理论完美地实现了劳动与物质的通约。斯拉法通过“标准生产体系”,用数学证明了利润与工资分割经济剩余的比例不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约后的价格体系可以换算成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不再受资本构成的干扰。这就提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纯洁度,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难题。但是斯拉法的生产体系是线性的,意味着这种价格体系只是在固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在一个动态的技术可以变化的社会里,价值尺度将会受到影响。 斯密面对这一难题,干脆抛弃了自然之物。而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之物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他批驳了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唯一生产出来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物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通过定义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价格对劳动形成的价值量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自然与劳动,而不可能分解为单一的劳动。那么这个“终极之物”是如何定价的呢? 人类社会之初,假设自然资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阳光与空气,必定没有价值和价格,因为它们不是交换的对象。一旦出现了稀缺,就会有先占权或暴力创制的种种产权。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隶属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些产权的取得,显然是来自于先于生产和交换的非生产的制度因素,它赋予自然资源以垄断价格,使“不具价格的东西也获得了价格”。简化掉开采成本的影响,它是权力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决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维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费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从而获得地租的过程。所以诺思称赞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资本定价理论是由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索罗较早提出的。他试图深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资源视为资本,扣除开采成本和供求的影响后,当预期的资源市场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利率时,业主就倾向于较早开采,反之亦然。这样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所达到的均衡,按照现实的开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现存资源的价值,完成自然资源与资本的通约。然而资源存量的勘察开采和转换替代取决于不确定的技术条件。一般来说,资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价格体系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用现金流资本化的方法把资源与资本通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不仅要假设利率不变,还必须假定现金流是永续和稳定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和租金在长期中不可能保持稳定。不确定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将对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 两大经济学范式都试图把自然之物通约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一切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东西统统资本化,是为了论证给这种现金流带来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要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增殖的社会过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须把规模报酬递增内生化。报酬递增的规律只有在价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质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约,不可能产生报酬递增,所以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影响。无论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约掉,可以使我们集中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个更为优秀的问题。 二、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实践尺度与理论尺度的背离 劳动价值论必须解决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之间的计量及可加性的通约问题。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同质的抽象劳动,但对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的换算通约却没有过多涉及。 马克思排除了劳动者的察赋差异,认为人类抽象的劳动是同质的。斯密也是这样。他认为:“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到了壮年,分别选择不同的职业,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资,但在多数场合,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们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厂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制度”。 马克思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来说明不同等级的具体劳动之间的通约,“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至于这种换算所必须的自乘系数又是什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庞巴维克对此进行质疑:“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它只是实际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结果。”这个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要把现实中不断生成变化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用简单倍乘系数固定地表达出来,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对此,希法亭辩护说,庞巴维克把揭示价值规律的“固有性质”的“理论尺度”同作为“实际结果”的“实践尺度”混同起来了。在希法亭看来,理论尺度似乎没有必要和实践尺度相吻合。希法亭为马克思的辩护,如同麦克库洛赫为李嘉图的辩护,并没有为劳动价值理论增添有分量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尺度的两分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两种尺度之间的背离。要想取得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尺度,使之与实践尺度相符合。 对于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理论来解释,认为劳动力等级和工资体系,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均衡的结果。但是结构上的均衡无法解释总体上的非均衡—失业。虽然凯恩斯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他却站在西方经济学立场上第一个从总量的角度上思考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的问题,用失业的现实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从而与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凯恩斯写道:“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次性,后者可变为齐次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报酬之大小加权。在凯恩斯看来,构成总量的不同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这个通约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的劳动时间来作为劳动就业的基本计量单位;二是利用市场上形成的报酬体系作为加权来换算不同种类的劳动。以“新剑桥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是使得工资率围绕一个基准上下波动,而工资率的决定力量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寻找,从而把目光转向习俗、历史、法律等长期社会因素,以及劳资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不自觉地涉及了价值的“绝对尺度”,猛烈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是沿着这些观点可以找到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关于价值理论的融通的线索。 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层含义上,就连以研究劳动价值论著称的米克也写道:“(各种不同的劳动)在理论上必须换算,在实际上换算不是根据准确的尺度,而是根据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米克认识到了不同劳动之间通约的理论困难,却又试图用理论和实践两种尺度进行调和。这个做法不过是对希法亭的回应。 三、劳动与资本的通约—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资本与劳动是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奥复杂。资本在不同语义里歧义颇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本文认为,资本定义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体物质的内容,我们已讨论过对“终极之物”的通约问题。第二,包含有时间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息的时间性质。第三,包含有生产力的技术性因素。这是资本的传统语义里的基本内容。 最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是实物资本,是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具或是过去积累的物化的劳动。这显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一。认为资本是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总和等观点,虽侧重历史的演化,但是内涵过于宽泛,无法做时间上的分析,不能说明利息的产生,不满足条件二。西尼耳的“节欲论”是纯心理的概念,节欲一年与一个月显然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时间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质因素。但是单纯的“节欲”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储蓄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所以,他的观点不满足条件三。庞巴维克的“迁回生产”是最接近满意程度的资本概念。他的迁回生产过程又是和时差利息论密切相关,迁回生产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按照他的定义,资本是一种迁回的生产手段,所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等级排序,处于迁回生产顶端的是高级资本。 虽然庞巴维克极力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迁回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定义也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可变与不变资本,其实质功能却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继承了欧陆哲学的思维传统,在资本定义中彻底排除了实物概念,重视时间和技术的因素,强调再生产循环的社会过程,认为资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更大产量或价值,而不是对已知的过去的盘点。 于是,迁回生产和复杂劳动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劳动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能量的转换,最鳖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人类使用实物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复杂劳动,也是迁回生产的开始。复杂劳动与经验、技能、知识、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的知识越多,操纵的资本越高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对此有所认识,他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与实物等同的资本;而舒而茨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贴近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它们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其目的都是为了递增的报酬或增殖的剩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迁回”,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大,“整体工人”的劳动程度也越来越趋于复杂,社会生产力也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紧密结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这种延长了的肢体,或者说,由人类所掌握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外在地转化的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就成为社会平均的复杂劳动程度的标志。不仅如此,个别劳动越是复杂,所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也越高级。这里的操纵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处于迁回生产过程中的较高地位,掌控着所有下游的低级实物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再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和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担负着进一步技术创新的任务,使得迁回生产的链条继续延伸。因此,复杂劳动通约为简单劳动,应该按照它们在迁回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系数折算。 至于系数折算的具体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浅的尝试。如果按照复杂劳动所掌控的实物资本量进行折算,存在着上文讨论过的实物资本的加总悖论,使得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尝试按照复杂劳动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所带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进行折算。产量和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加总,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预期。通过技术上的统计,就能为实际折算提供现实资料。当然这只是近似地换算,是价值决定因素中的实践尺度。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量决定价值量,归根到底,这个系数是在迁回生产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的特性所决定的。诚然,产量和使用价值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目标,理论尺度与实践尺度仍然有偏离;但是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实践尺度,比在市场中形成的尺度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论尺度。 有人用复杂劳动所耗费的时间和培训、教育等费用为基数来进行系数折算。这些时间和物质耗费是一种沉没成本,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对复杂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够揭示动态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类的学习、技术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变迁过程,复杂劳动的折算不仅仅是简单的倍乘,而是非线性累积的指数乘积。也只有在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依据未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才能够反映这种系数的指数特征。 复杂劳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迁回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反映了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性和劳动对资本(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是劳动与资本通约的桥梁。所以,价值量是对复杂劳动的计量。对于同等程度的复杂劳动,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对于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必须先折算它们的换算系数。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个系数必然也包含了技术的因素。所以说,时间与技术是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四、通约的量纲——一种新的理论尺度 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矛盾不能依靠单纯的时间标准来解决。如果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则人寿期百年,所有人创造的价值就大致等同,这与现实显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并且不受技术变动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不能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如果要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就要折算它们之间的技术含量,承认技术对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利用综合时间和技术的复合单位来定义价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顿在自然哲学里对质量的定义表述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价值的量纲应该表述为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庞巴维克的话:“马克思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即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换的场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权的变化为结束。这宁可表明存在某种导致变化的不均等和优势。当某些复合体彼此密切接触时,就会产生某种新的化学组合..…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古代经院学者关于被交换商品中存在某种等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庞巴维克的原义是批评马克思逻辑“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换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质。他的意思是说,商品的交换,就像是能量的流转,总是由“不均等和优势”肇始,并且终结于这种“不均等和优势”的消洱。这个说法是有启发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术和察赋差异,从而具有了李嘉图式的“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同样可以解释国内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流通,正是基于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买卖双方有利可图。 这样,价值的复合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找到根据。在交换中,出于对相对优势的衡量和比较,人们一方面需要计算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相互之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比。马克思写道:“不同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较。我们不能因为生产一盎司金与生产一吨铁需要同量劳动时间,就说金的生产力低于铁。可见,时间与技术因素必须综合地考虑在一起才能在交换中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当金与铁交换时,生产铁的工人会计算在自己现有掌握的技术下生产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生产金的工人也会计算由自己来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时,交换就发生了。估算中依据的时间和技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 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供求的数量、讨价还价的势力等等。但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能够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而生产费用,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显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条件结合考虑,才能判断出一宗交换“值不值得”,判断出该商品的价值能否保证它的再生产。 马克思定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构造一种标准的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对于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来说,这是合理的,而对于资本构成不同的众多品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说,就不太现实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斯拉法的“标准生产体系”一样,排除了技术变动的可能性,不能够反映动态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也需要综合考虑时间和技术。 时间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哲学家思考的对象。伯格森区分了“真正的时间”和“科学的时间”,认为人类生命延绵的真正时间是不可衡量的。至少,这句话启示了单纯用钟表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困难性和复杂性。过去一小时的劳动与现在一小时的劳动即使在生理上是无差别的,在社会意义上也会有极大的差别。时间并不是均衡的流程,因为社会进步和技术发展总是加速度的。如果说价值量是单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这个时间是过去生产该商品的时间还是现在再生产同种商品的时间呢?可见,时间和技术关系的理解是本文的关键所在。等量劳动时间创造等量价值,是在不变的技术条件下起作用的规律。当社会呈现整体的技术进步,或者个别劳动中所包含的技术因素起了变化,价值的衡量就要考虑重新计算。 从两大经济学范式相互通融的角度来理解价值理论,不仅解决了复杂劳动的通约问题,而且长期困扰劳动价值论的其他难题也都迎刃而解。同时,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两大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它们各自坚持了价值尺度的时间维度和技术维度,“新的理论尺度”为它们的通融搭建了桥梁。 西方经济论文:为什么说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的经济学 在西方经济学日益流行的时代,说它是庸俗的经济学似乎有些不合潮流。我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指的是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它既指新古典综合派,也指新制度经济学。(当然,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的范围很宽,见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第一页,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西方经济学由于可以解释一些现象,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如果你不做进一步的思考,你会认同西方经济学对一些经济现象所做的解释。比如消费、投资、出口、政府支出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加政府支出。再比如消费者为什么会受欺骗,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如果信息对称,消费者是不会受欺骗的。 经济学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它们分别是经济现象、操作、理论。经济现象是我们天天能够看得见和体会得到的,比如鸡蛋多少钱一斤,上海股票多少点,某公司雇佣多少员工。操作则是我们需要思考才能够感觉得到的,比如企业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它们为什么大多数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方式。理论则是看不见感觉不到的,比如什么是货币,货币是怎样产生的。 经济现象、操作、理论在经济学中的角色是不一样的。经济理论是基础,经济现象则是丰富多彩的,经济操作是根据经济理论而形成的。经济操作赖以存在的理论,既包括书面的理论,也包括实际中应用,但没有在书面上出现的理论。由于有一部分经济理论是在书本上找不到的,这就会使经济现象和经济操作在一些时候被认为没有理论依据。经济理论是以经济现象和经济操作为原料的一种逻辑思辩,它既包括书本上的经济理论,也包括非书本上的经济理论,如散落在普通人观念里的经济理论。 1、经济现象。 在经济现象这个层次,西方经济学是很有欺骗性的,因为西方经济学就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以西方微观经济学为例,它是以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西方微观经济学开始分析构成市场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以供给为优秀的理论是生产、成本、利润理论,以需求为优秀的理论是效用理论、预算理论及收入理论,最后对市场的类型及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从而得出局部均衡、一般均衡的结论。这些理论,表面上都有道理,因为人们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是单个的、割裂的、片面的经济现象,这和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正好一致。 我们都熟悉需求曲线,它描述的是商品(或产品,下同)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同样的钱,如果价格越低,买到的东西越多。而需求曲线告诉我们的是:在一般情况下,价格越高,对该商品的需求量越小;价格越低,对该商品的需求量越大。至于需求量为什么会随价格的高低发生变化,西方经济学有一个解释,说是边际效用递减,比如吃一个苹果觉得很过瘾,吃10个苹果就难受,因为第10个苹果的效用是负效用。由于每个苹果的效用不一样,自然它们的价格也不一样,由此,消费者可以得到好处,这个好处叫做消费者剩余。 我现在要问的是:消费者买商品的钱是那里来的?是赚来的?借来的还是其他人给的?我假定钱是赚来的,消费者赚钱的过程,就是商品形成的过程,钱和商品有一种天然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存在在简单的数字里,比如8=2*4,8=2*2*2等等。我设商品是M,钱是N,如果要让商品和货币相等,我只要在商品的前面加些系数就可以了。我要加的这个系数,在微观经济学里叫价格。至于价格的涨跌,是拥有商品的人和拥有货币的人斗争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在这一点上,利用逻辑分析方法的缺陷及人们熟视无睹的数字之间的关系,片面地把需求仅仅看成是需求,而无视经济学的最基本问题,生产与分配的层次问题,更无视生产与分配存在的制度基础。在货币制度的基础上,生产的过程也是分配的过程,消费者赚钱的过程,同时也是产品形成的过程。钱不能吃也不能穿,它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分配产品的工具。 货币作为分配工具,它是通过一系列的交换来完成的。如果我们把交换的过程断章取义,那有什么意义呢?需求和价格的关系,在人们购买之前已经存在,因为你赚钱的时候,你已经为给你钱的人生产出了产品,你去买产品的时候,只是你凭“钱”这个凭证去把你的东西取回来而已,至于你取回多少,就要看产品的价格了。 我们再来看看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数学和经济学两个方面来看。从数学方面来看,一个平面上的两条直线有三种关系,它们是平行、重合、相交。在一个坐标系里的供给曲线(直线,下同)和需求曲线,它们相交、重合或者平行都是很自然的。因为,你想要它相交,你就可以把它画成相交。从数字的角度来看,任何数字都可以分解为一组数字的加、减、乘、除。西方经济学就是用这些数字和图形来证明均衡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西方经济学没有把货币和以货币表现的产品分开处理,所以才会有萨依“供给创造需求”、才会有重农、重商主义关于财富的不同认识的争论。其实,产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只要你系数给得对,就可以相等。它们的实质是产品的循环运动和货币的循环运动。至于市场均不均衡,已经变成了经济学家的一个游戏。 我们再来看看生产、成本和利润。日常生活中,生产、成本、利润是普遍使用的概念,比如养鸡的成本、养牛的成本、做假奶粉的成本,与之相对应的是养鸡的收入和利润、养牛的收入和利润。生产的过程就是分配的过程,它既包括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也包括生产者之间的分配。就生产者之间的分配而言,在使用货币的情况下,分配的一端是产品,另一端是货币,付出货币的一方是成本,得到货币的一方是收入。收入和成本是一样的,它们之所以叫收入、成本,仅仅是因为分配的主体的差别而已。利润是收入减去成本,它反映的是两次分配对分配主体的影响。 从经济学的现象来看,由于西方经济学所要解释的就是经济现象,按道理它在这个层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经济现象不是自然现象,用分析自然现象的方法来分析经济现象,就有可能出问题。比如,某个自然现象受N个因素的影响,为了分析每个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在分析经济现象时,这样做就有问题。比如,我们分析价格的变动的时候,我们假定其他影响价格的因素不变,而只考虑需求的变化,最后的结论自然是需求与价格之间的关系。由于在产品生产出来的时候,需求已经以货币的方式存在,而西方经济学将这个“二次分配”的闭路循环切割成一个个小片段,它怎么可能正确呢?它怎么可能不庸俗呢? 2、经济操作。 经济现象是在一定的经济操作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说的生产、成本、利润一般来讲,指的是企业的生产、成本与利润。那么企业是怎样产生的呢?是专业分工的结果?是节约“交易成本”的结果?还是一系列契约的结果? 按照交易成本的理论,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使用市场机制是要付成本的,而企业由于内部没有交易,所以企业的组织形式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取消市场机制,消灭资本主义,交易成本不就不存在了吗? 其实,企业的存在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从产品循环运动来看,环境要素转化为产品为企业的存在提供了基础,没有产品的循环运动,你怎么也不会有企业。当然,有产品的循环运动也不一定会有企业。从货币的循环运动来看,货币的循环运动是企业存在的条件,因为货币可以把不同的环境要素“粘合”在一起,另外企业要生存下去,它吸收的货币必须大于或等于它释放的货币。最后,任何组织都是由人设立的,人设立企业是因为有限责任公司有“期权”的特点,风险有限,收益可以无限。 在宏观经济方面,西方经济学有所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些政策现在在我国也开始使用.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政府可以通过松的财政政策,如减税、扩大政府支出等,以此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进而扭转经济衰退的局面。就减税而言,由于它是属于分配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判断的是经济的衰退是不是分配的问题引起的,如果是分配的问题引起的,我们还要搞清楚是那个层面的分配问题引起的。在现实生活中,减税是不能刺激经济发展的,因为减税对穷人没有什么帮助,能够帮助的只是富人,而富人是不会购买力不足的。如果政府通过扩大支出来刺激经济发展,这样的发展也难与维持,因为政府支出的扩大,从产品的循环运动来看,是企业的存货转移到政府手中的过程,从货币的循环运动来看,政府要么增加债务,要么减少自己的货币结余,政府的债务最终成了企业的利润,富人手中增加的财富。为什么没有什么用的财政政策会被各个国家的政府采用呢?因为政府需要这么做。 财政政策没有用,那么货币政策呢?同样没有用。比如提高贴现率,货币的使用者完全可以通过价格的方式,将提高了的利率转移出去。 3、经济理论。 如果说西方经济学在现象层面还可以解释一些经济现象的话,在理论层面,西方经济学就没有什么解释可言了。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由于它们没有把市场看成是供、需对接的一种可能选择方式,从而美化和神秘化市场。我们知道,供、需的对接方式可以是价格,也可以是非价格因素。供、需的对接方式既有所有制的因素,也有技术的因素,所有制的因素是基本的因素,而具体的对接手段则是技术的因素。 再比如价格的作用问题,西方经济学认为,价格可以用来配置资源。价格为什么可以用来配置资源?理由是,价格高的产品,由于利润丰厚,可以让更多的资源流入到这种产品,相反,价格底的产品,由于没有利润,资源会逐渐流出这种产品。资源流入或流出某种产品,是价格的分配作用的结果,它是以当时的技术和所有制为基础的。配置资源的直接手段是技术,间接手段是技术发展的所有制。 对于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有效用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这些理论,马克思已经作了很深刻的批判,这里就不再重复。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分析商品的价值呢?我们首先要区分产品和产品的载体。产品是一种功能,一种能够满足人需要的功能,这种功能是需要载体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单位产品的载体会越来越少。产品的功能有的存在在自然界,有的则是通过人的生产活动而获得,劳动是产品价值的主要来源,但不是唯一来源。产品价值存在的基础是所有制,所有制通过集合人的要求权是产品有价值,随着所有制的灭亡,产品的价值也将随之灭亡。 西方经济论文:综述和借鉴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解决我国就业矛盾 摘要: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了我国当前所面临就业矛盾突出的问题,进而强调了要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两个“突出”表明现阶段对我国就业矛盾要高度重视,它关系到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调发展,需要全体社会的共同努力。本文将从理论上回顾西方经济学对就业问题的论述,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加以深化认识和借鉴,进而寻求解决我国就业矛盾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非自愿失业 摩擦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 隐性失业 一、西方经济学中的就业理论 萨伊(J·B·Say) 最早提出了“充分就业论”。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述》(1803年出版)中提出了“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论断,被后人概括为“萨伊定律”。该定律认为一种商品的生产、销售必然为其他商品的生产、销售创造条件,商品的供给与需求总是趋于均衡,不会出现生产过剩。而且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是理性的,都会尽力扩大生产、销售,这样社会的生产、销售就能达到最高水平,就能实现充分就业。 继萨伊之后,马歇尔的学生庇古(C·A·Pigou)在《论失业问题》(1914年出版)提出了“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就业理论。庇古认为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要不要劳动,能不能就业,取决于对劳动者的需求方和劳动者的供给方。从劳动者的需求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在生产中能给企业家带来利益或者他带来的利益至少等于他的实际工资时,企业家才雇佣劳动;从劳动者的供给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得到的实际工资能够补偿劳动者劳动的负效应时,他才肯从事劳动。按照庇古的就业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如果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存在失业的话,那么只会存在所谓的“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庇古所谓的“自愿失业”是指工人不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率而宁愿不工作;“摩擦性失业”是指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而引起的失业,即由于经济在调整过程中,或者由于资源配置比例失调等原因,使一些人需要在不同的工作中转移,使一些人等待转业而产生失业即“摩擦失业”。人们从一种工作到另一种工作,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学校或家庭到工作的正常流动将造成失业;工人寻找工作不可避免地需要时间,同时,企业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寻找过程,如寻找“适当人选”。 萨尔·D·霍夫曼在《劳动力市场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9页。)中把这种摩擦性失业的基本原因归结为:“工人同工作的不适应”,“信息不充分(或换言之,获取信息的成本太高)”,“无论是企业还是工人都不能迅速流动”。 凯恩斯 (J·M·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出版)中,在评析庇古的“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基础上,提出了“非自愿失业”论。首先,他说庇古的就业理论奠基于两个基本假设前提之上:“1.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2.当数量为既定时,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数量时的边际负效用”。他进而分析到第一个假设会由于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二者的相等会受到破坏;第二个假设不仅会由于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而受到限制,而且还会由于劳动者联合成为工会组织而遭受破坏。所以“非自愿失业”是存在的。其次,凯恩斯还从总量分析的角度论述了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必然性,即由于投资需求不足,就不能使得由于消费需求不足而产生的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这样就会产生“非自愿失业”。“非自愿失业”就是劳动者愿意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都找不到工作,其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即缺乏足够的需求来吸收全部劳动力就业。当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资本家不仅不能按照预期的最低利润出售商品,而且会有大量的商品卖不出去。资本家因得不到利润而减少产量,解雇工人,从而带来失业人数的增加。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是决定社会总就业量的关键性因素,“有效需求”就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就是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时的社会总需求,也就是预期能为资本家带来最大利润的社会总需求。因此,凯恩斯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与总产量,而不是像萨伊所说的“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二是充分就业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特例”,“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的极限点”,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从而否定了传统经济学所说的宏观经济只有在充分就业上才达到均衡的观点。凯恩斯关于减少“非自愿失业”的主要政策建议是:刺激消费,扩大有效需求,鼓励投资(包括提高人们的投资信心和降低利率等),增加就业等。 托宾、杜生贝提出了结构性失业理论,“结构性失业”是指因经济结构变化而发生的失业,一种情况是,“某些具有劳动能力的工人,由于他们工作的产业进入萧条,而失去工作机会”(路易斯·所罗门:《经济学入门》,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97-98页。),但是从旧工业部门被排挤出来的工人,不一定适应新工业部门的技术要求,因而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发展迅速,有的地区发展缓慢。落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因地理位置的限制,不能迅速流动到发展迅速的地区,因而也有一部分劳动者失业。”(《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简言之,结构性失业产生的一种形式是某些产业部门的产品因市场需求的日益减少而进入萧条期或衰退期,而劳动力素质不适应新的就业标准所形成的失业,另一种形式则表现为地区之间的供求结构不平衡。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隐蔽失业”问题作了以下论述:“在穷国,特别在农业国,人力资源的很大部分往往几乎什么也不干,因为无活可干。”“同样的隐蔽的失业也可以在先进国家看到,不但存在于人们仅能维持最低生活的农业地区,而且也存在于城市街道上。”(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189页。)这里,他所说的农业国和先进国都是指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些国家由于人口迅速增长而存在隐蔽失业。他特别强调落后的农业国和先进国的落后的农业地区,是因为经济越落后,人口增长越快,因而造成隐蔽失业。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相反,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迅速,并且经济越是落后,人口增长越快。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因为经济不发达。 与“隐蔽失业”相类似的一个概念“隐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于1936年提出的,原意指城市工人在危机期间为避免失业而被迫接受一些知识、技能和经验都得不到充分利用的工作。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他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用隐性失业来描述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那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过剩劳动力,探讨了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下的失业问题。“二元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是传统农业部门,二是现代工业部门。刘易斯等人认为,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甚至为零或负数,这里有大量的非公开性失业,而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但从业人数较少,其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可以吸引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刘易斯等人强调现代工业部门资本积累对吸纳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和最终解决二元结构失业问题发挥重要作用。纳克斯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做出的解释是指那些可以从农业部门抽走而不致于影响农业总产量的多余劳动人口。(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另外,托达罗在刘易斯等人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探讨了劳动力转换下的失业问题,他强调了收入预期在农村人口转移中的重要作用。托达罗还看到了解决发展中国家失业的艰巨性和困难性。他断定,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失业和乡村中的过剩劳动力或非公开性失业会长期存在。 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W·phillips)把就业与通胀联系起来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根据90多年的资料分析(1861年~1957年),提出了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的理论。他指出失业与通胀是可以并存的,而且是能够被替代的,即通货膨胀率上升,失业率下降;相反,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这一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基本上符合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但是到了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滞胀”现象,即一方面经济停滞,失业增加;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因此难以再用“菲利普斯曲线”去解释。 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M·Friedman) 提出了“自然失业率”假说。他认为在考察通胀与失业的关系时,要把“自愿失业”与“非自愿失业”区别开来,在考察是否充分就业时要把“自然失业率”排开,也就是说,只要在总劳动人口中一切愿意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而都找到了工作机会,就算充分就业了。“自然失业率”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劳工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厉以宁、吴世泰:《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8-69页,第72页。)正如弗里德曼所言:“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与实际工资率结构相适应的某种均衡失业水平。” 这种均衡失业水平就是“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弗里德曼还把“心理预期”纳入了就业与通胀的研究中,认为实际生活中之所以存在失业,是由于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有“偏差”。他认为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状态下,实现充分就业是一种长期的趋势,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代关系只有在短期内存在,长期不存在。弗里德曼关于失业的政策建议是:主张发挥市场自发调节作用以解决失业问题;反对最低工资率的规定和工会对工资率的干预。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提出了“技术失业论”。他认为,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必然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因为随着新技术、新设备的投入使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的技术构成不断提高,必然要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说明了生产自动化是局部失业产生的原因。他还在1972年出版的、与他人合写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提出了“零度增长”的概念,意思是说要解决失业问题,有必要放弃经济增长。与此相对的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得出了技术进步不会导致工人大量失业的结论。如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就指出,只要保持投资的稳定增长就能减少失业,“因为对于个别企业来说,投资意味着较多的资本和较少的工人,但对于整个经济(作为一般情况)来说,投资则意味着较多的资本而工人并不较少。”(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4页。)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布鲁克斯作出的具体分析是:技术进步不仅可以节约活劳动,而且也节约了能源和原材料。与劳动力价格相比,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更高。如果把节约的物质资料用于其他方面,就会创造更多的产值和就业岗位。(H·布鲁克斯:《技术、竞争和就业》,《经济学译丛》,1985年第6期。)如果说技术进步还是会产生排斥活劳动的现象,那也只是一种结构性失业。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罗伯逊所分析的那样,技术进步减少的主要是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但熟练工人和职员的人数则会增加。(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 二、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的重要启示 首先,根据西方经济学把失业分为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两大类来看,只有非自愿失业才是任何一个国家对失业现象所真正关心的。因为自愿失业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自我选择,它意味着就业的机会成本更高,例如闲暇对某些人而言更珍贵。自愿失业往往是建立在个人拥有一定的财富积累的基础上,因此还可以促进消费的增加和缓解劳动力市场不断膨胀的供给量。从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可知,充分就业并不意味着全部就业,适度的失业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例如它可以提高就业者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综合西方学者的论述,非自愿失业包括了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需求不足的失业(周期性失业)三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看,结构性失业就是长期的摩擦性失业。经济结构的变化伴随着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快,如劳动者离开原来工作后立即可找到同样类型的工作,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失业就是摩擦性失业;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慢,如劳动者需要重新训练以适应新工作的要求,这种情况下的失业就是结构性失业。因此解决这类失业的关键在于:一是加速劳动就业信息的传递和流通,二是加速劳动力在不同地域、产业和行业之间的就业转移,三是相应地实现劳动力的知识、技能、素质等的快速更新、培育和提高。而需求不足的失业即周期性失业与其他种类的失业之间的区别则是判断整个劳动市场状况的关键。因为“即使整个劳动市场是平衡的,高水平摩擦失业或结构失业也可能发生。周期失业则是在整个劳动市场趋于过剩时出现的。”(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页。)而解决周期性失业的关键就在于增加有效需求,也就是要加快经济的发展。 作为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共性问题,我国也并存着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一是在双向选择的就业制度下,必然有一部分劳动者在正常的流动中,滞留于劳动力市场一段时间,造成摩擦性失业;二是由于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必然会出现某些产业(如纺织工业)和某些地区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或相对不足,出现结构性失业;三是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呈周期波动的,生产投资的扩张或收缩必然伴随就业量的扩大或减少,扩张时期就业量大,收缩时期就业量少,从而存在周期性失业。所不同的是我国的周期性失业一直属于隐性失业,而没有外露。(张烈军:《西方失业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7.8。)从西方学者关于隐性失业的论述,可以明显看出隐性失业意味着人均产出率的低水平,经济效率的低下和产品成本的增加,因此它是与劳动生产率的停滞或下降紧密相关的,呈现出一种两者相互排斥的关系。而要减少隐性失业人员,就意味着显性失业率上升;而显性失业率上升,则有利于减少多余的劳动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失业率的高低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替代关系即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显性失业率的高低成正向替代关系,而与隐性失业率成反向替代关系。隐性失业正是我国失业的独特实现形式,它是传统就业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和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必然结果,制约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劳动者的素质,阻碍企业经营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我国要稳步实现隐性失业的显性化。另外,西方经济学家还揭示了人口、就业及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人口增长过快会使劳动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形成隐形失业,降低劳动生产率。因此我国要继续有效控制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 其次,对技术进步及其运用对失业的影响看,新技术的应用只是造成局部失业的技术原因,局部失业的根源应当是市场经济本身。而且,只有当产品因生产自动化等新技术的应用所引起的大大增加了的产量,超过了扩大后的市场需求仍有富余人员时,才有必要减少工人,进而造成失业。长期看,技术进步不仅不会减少工作,而且还会创造很多新的工作岗位,因为技术更新换代可以引导新的消费需求出现。因此,根据技术进步在长期和短期带来的不同影响,可以由政府进行政策协调,减少其短期内的负效应,如通过引导消费观念的改变,进行劳动力培训,缩短劳动时间以便使劳动者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消费新产品和新服务等方式,最终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再次,对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交替关系的认识上,可以说在一个静态的市场中通货膨胀能够减轻失业,但在动态市场中这一关系就未必存在,因为企业的理性预期对通货膨胀已经有了经验,单纯理论分析并不能回答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失业之间的作用关系。在实践上依靠这一理论来治理失业和通货膨胀也只能起到应急的作用,而从较长时期看,以增加失业率来抑制通货膨胀或者以提高通货膨胀率来降低失业率都会使问题更加复杂。而且,失业更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失业率的上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干扰大于通货膨胀率增大的干扰;失业和通货膨胀都是全局性问题,“两害相衡取其轻”;就业优先就是发展优先。(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西方经济学也不再用通货膨胀政策来医治衰退和失业,解决中国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吴敬琏:《论通货膨胀政策之不可行和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改革》,1994年第2期。) 最后,对解决失业问题,西方经济学总的来说可分为两派:萨伊、马歇尔、庇古、弗里德曼等崇尚市场行为,主张让市场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而凯恩斯、汉森、菲利普斯则推崇政府行为,主张靠政策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事实上,这两者不能割裂开来,尤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同时又要“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 三、解决我国就业矛盾的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带来的企业亏损破产和行业萎缩衰败,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失业工人;我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职工下岗分流;乡镇企业资本深化,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业不断产生剩余劳动力;机关事业单位、军队人员精简等等,这些都进一步加大了我国的就业压力。而失业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它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生产设备的闲置和当事人收入的损失;失业而且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既使个人与家庭生活水平下降,又使家庭关系与其它人际关系受到损害,并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现阶段就业矛盾突出的问题还关系到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我们要加强重视,努力缓解我国的就业矛盾。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我们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必须保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劳动力要素更是首当其冲。坚持市场化改革就要保证劳动者自由流动和平等就业的权利。我国长期以来实行户籍管理制,带来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造成农民在进城谋生时遭遇普遍性的就业歧视,而且使已经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的农村人口也面临许多城市人口所没有遇到的困难,如子女的上学问题等。与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是资本的天然特性,许多用人单位为降低成本而有着使用外来劳动力的强劲动力。外来人口进城工作是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有效补充,而不是竞争伤害。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建立和全面落实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首先是改革户籍制度,放开城乡户籍迁移限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以至定居,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取消城市对雇用农民工的限制性规定,保证城市居民和农民拥有公平竞争就业岗位的平等合法权利,保证城乡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此同时,还要保证和鼓励劳动力在不同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包括不同省份之间、东中西部之间、沿海和内陆城市之间等等,减少和消除行政、制度和观念上的壁垒,加快人才顺畅流动,这样有利于及时满足不同区域在不同时期对各种劳动力的特定需求,进而解决劳动力供求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实现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不断丰富就业机会和拓宽劳动者的选择范围。 第二,我国农村存在着大规模的隐形失业,有学者曾指出这是中国潜在的最大危机。研究表明虽然城市自身就业形势趋于严峻,但并未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减少,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村蓄积的劳动力总量过大。因此首先要继续严格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控制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和规模。同时,继续加快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加快小城镇建设,提高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另外,为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现阶段要特别重视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我国农业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粗放性的经济增长方式,一味地通过资源数量上的增加投入获取收益,并且只重视农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忽视农产品的深加工以及市场营销环节,进而造成农业生产的盲目性和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我国加入WTO后,传统农业又进一步受到外国质优价廉产品和新型品种的强烈冲击,因此要调整农业内部生产结构,延伸农业产业链,加快形成科研、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加强农产品供需之间的紧密联系使之形成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最终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农村就业机会,减少农村隐形失业。这就要求广大农民要尽快改变只顾农业生产环节的传统观念,要主动地、及时地发现和捕捉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变化以及新的市场需求,如绿色食品,健康作物和各种新品种等,进而及时调整种植结构和产品结构,并加大对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的投资,加快农产品创新和实现市场细分以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从而迅速提升经济效益。同时,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发展农产品的加工和营销,产生一批专门性的、专业化的加工和销售企业,进一步推广公司加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从而开辟农业、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第三,不仅要在数量上控制人口增长,更要在质量上改善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我国劳动力素质一直很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84.27%以上,与技术要求日渐提高的就业岗位不相适应,因此要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增强其就业能力,减少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同时提高在职职工和后备劳动力的素质。首先,我国要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要构建起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培养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性社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国家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确保义务教育的全面实现,特别是要普及农村学龄人口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要控制教育收费水平与人们的收入水平相适应,始终坚持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的并重。其次,我国要加强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在此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在日本,它主要通过函授形式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合格者发给“技能工”证书;德国把职业培训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柱石和民族生存的基础,采取企业为主、学校为辅的培训方式;东南亚国家则普遍重视高能技术培训。我国可实行以中、初级职业技术培训为主、高等职业培训为辅的方式;对新生劳动力和后备劳动力要做到“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对在岗职工采取分期分批培训、函授培训和联合培训等多种方式;同时要抓好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的继续教育工作。总之,要努力把我国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第四,为加快就业信息的流转,减少摩擦性失业,我国要进一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我国现有的就业服务组织数量不多,而且普遍存在规模偏小、功能不全、服务手段落后、信息容量不大、相互封闭的问题。借鉴威廉·哈伯、丹尼尔·H·克鲁格在《美国就业服务在变化经济中的作用》(1964年,第31-40页。)中谈到的公共就业服务理论,“公共就业服务”是充当劳动力和雇主相互联系的媒介,具体的方法包括找职业服务,就业咨询,对特殊劳动力提供就业帮助,收集、研究和劳动力市场信息,为劳动需求方、雇主服务等。因此,我国政府要建立更多公益性的就业服务机构,同时加强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的建设和管理,通过举办经常性的招聘会以及在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各种媒体上的信息公布,及时、全面、便捷地向劳动者提供各种就业信息,增加其就业机会,还要注意使信息获取的费用控制在广大劳动者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范围之内。另外,还可以加快建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就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服务功能、改进服务手段,保持信息更新,给劳动力的供求双方提供高效率的服务和帮助。 第五,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对预期的重视(如弗里德曼的“心理预期”,托达罗的“收入预期”等)看来,我国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失业保障制度,以避免人们对一旦失业所面临的经济状况的恶化做出过分消极的心理预期,同时消除不必要的心理恐慌而造成对消费和社会有效需求的抑制作用。因此,我国要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失业保险制度,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为员工提供更高水平更加全面的补充保险,并将其作为对企业综合评价的重要指标。二是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的养老保险要以家庭为主,并加强与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的结合。总之,要扩大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的覆盖面与社会化程度,提高人们对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心理预期,进而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促进充分就业的实现。 另外,还要通过结构调整培育长期的就业增长点,开拓新的就业空间,使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能够维持较快的速度。一是要调整我国所有制结构,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各种非公有制发展,注重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二是要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充分发挥其大量吸纳劳动力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在发展中求稳定,以发展保稳定,建立起“就业市场化、失业公开化、劳动有保护、失业有保障”的新型就业制度,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 西方经济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与此相联系的,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运行问题。因为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一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和运行,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就不会发生,生产力只有在适应它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的问题。譬如,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管理者、科学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还有部门、行业之间,三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显然,必须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产。但是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际的,只能是一种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有奴隶社会生产、封建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这里明确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恰恰是把生产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实际上他们是在生产一般的掩盖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乘机作为一般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引导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合理的、永恒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经济学怎样研究物质生产 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对物质生产有正确的认识。物质生产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的总体,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方式,后者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里包括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方式,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现在都是从 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生产力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成果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表现为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其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生产力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丝毫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的。 在物质生产中,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出现了协作、工场手工业,以后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等这些新生产技术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作一个统一体来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动关系,才能科学地揭示物质生产和整个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学问,他一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工艺学,而是研究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他对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的研究,只限于在说明它怎样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它发生怎样的影响时,才引入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极端厌烦那些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一般作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们。马克思为此批判一位俄国经济学家说:“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事情正是这样。如果不能在思维中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区分开来,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已经极严格地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法律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只是一个成千上万个消费者、工人、发明家、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决定着稀缺资源的使用,这里涉及的只是市场机制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的,政府在这种选择中又起哪些作用。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的问题,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回避分析这些“选择”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才能够发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种庄稼的土地改变为在土地上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必须以这种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为前提,即剥夺小生产者的一切生产资料,一边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货币,一边是失去所有生产资料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他们对此都讳莫如深。 因此,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属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者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者属于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或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一般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决定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这就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以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实现。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造成了与小私有制商品经济不同的运行状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它从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欲望大大增强,同时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又使这种积累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破坏加剧,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工人群众收入的增长受到严重遏制,从而造成国民经济不良的运行状态:失业、生产过剩危机、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等。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导致其不良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就难以得到科学说明,这样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提出根治这些弊病的良策。 四、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深层的、中间层次的和表层的关系。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剩余价值生产是深层的优秀关系,利润和平均利润属于中间层次的关系,它是深层本质关系的外部表现,商品关系则是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表层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市场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农业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把握住研究对象将会引导我们努力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深层本质关系,揭示本质关系又是怎样地采取了外部表现形式,并和最表层的市场经济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弄清这些关系,将使我们能够更自觉地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推动的辩证关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更迅速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奋斗。 一些人可能没有很好地研读《资本论》,从它出版的年代上来否定它的意义,说它是一百多年前写的著作,因而已经过时了。实际上这样说的人正是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年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资本论》并不是要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理论,强调他们只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斯密是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国富论》是在1776年发表的,但是他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为今天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奉为圭臬,坚持它,完善它,新制度学派还在继续探讨它发挥作用的新领域。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年代,而在于是否是科学真理。简单地用这种“年代法”来否定《资本论》基本理论的指导作用,是在误导青年人,懂得科学的人是不会认可这种说法的。 有人说马克思只是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而忽视了资源配置问题,因而缺乏现实意义,这是极大的误解,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看法的。资源在各种生产之间的配置是生产的要素,是它的前提和条件,把物质生产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要重视资源配置。但是马克思把它看成一个普通常识,他曾说每一个小孩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紧密地结合资源配置这一物质内容揭示其得以实现的资本主义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却抛开它的资本主义形式,只把它作为自然规律和一般市场规律来研究,这等于阉割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灵魂。这也就决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除了提出一些资本运行的理想模式和改善运行状态的方法及其对策外,在理论上不可能有新的建树。
经济论文:财政税收发展经济论文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财政税收的改革力度,先后推行了多种税收改革政策,如实行分税制、减免农业税、个体工商税等等。这些税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各地的财政税收积极性,为区域理财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持。尤其是分税制的实施,更是给予了各地政府更大的财政支配空间,使其能够更加灵活的完成财政税收的征收与转移支付。但是在此过程中也存在了一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财政税收自然也存在较大差异,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给财政税收工作的开展增大了难度,使得各地不断在财政税收工作中隐瞒真实财政状况,财政风险不断累积增大,使得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挑战。 1、影响财政税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1.1历史包袱太过沉重。在长期的财政税收工作中,受各种问题的影响,很多地方的财政税收都累积了大量的财政历史问题,使得财政税收工作在税制改革后依然担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很难轻装上阵,并且呈现积重难返的局势,仅仅依靠中央下放的一些税权是很难全面解决历史遗留的税收问题的,甚至还可能会使部分地方的财政问题更加严重。各种挂账、欠账的包袱严重影响了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1.2指导思想较为落后。在地方的财政税收发展理念中,很多领导依然沿袭采用传统落后的指导思想来指挥财政税收的发展工作。这样就造成了以计划经济理念指导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错位现象,注重财政税收的分配,而忽视当地的实际经济状况,从而造成财政税收的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了其可持续发展。 1.3财政资金分配不当。由于分税制给地方财政部门下放了一定的税收分配权力,使得税收这点“香饽饽”被政府各个部门盯上,并出现部门之间相互争夺税收分配额等不良社会现象,给政府工作的开展以及经济、财政的发展都带来极大不利。 1.4各项配套改革措施力度较弱。当前地方财政收支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和矛盾现象,相关行政机构的结构过于臃肿,很多工作人员都是只挂空职而无实际工作内容。这样的机构不但办事效率低下,且不利于政府机构的社会化发展,同时严重影响了财政税收工作的长期持续发展。而在改革这些相关配套服务机构或设施中,各地政府表现出改革不利的现象,改革成效较为微弱。 1.5经济体制设置不合理。受经济体制关系混乱的影响,多个地方的财政常常需要承担多种额外支出负担,给税收的管理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1.6政策性减收增支过多,财政监督管理不力。在实际的财政税收工作中,很多地方都将税收用在发展项目上,但这些项目并非都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利,这样往往会造成一些社会矛盾,影响了财政税收的长远发展。而对于财政税收的资金用途也无强有力的监管措施,更是使得地方财政税收面临各种难以解决的困难。 2、如何创新实现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2.1正确处理地方财政税收与经济的辩证关系:(1)必须处理好市场功能与政府财政职能关系。要重点在市场干不了和市场干不好领域发挥政府财政的独立作用,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方面。必须结合政府的事权分工,明确本级政府的职责范围和职责内容,使政府财政在其职责范围内发挥应有的功能;(2)必须处理好经济体制与政府财政体制关系。从当前和今后发展来看,包括区域财政在内的我国各级政府财政,都必须适应体制转变需要,尽快建立起相应的公共财政体系和公共财政运行机制;(3)必须处理好市场运行方式与财政运行机制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选择各级政府的财政调控机制,必须尊重市场的运作方式,必须有利于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和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区域财政分析手段、分配工具等的选择与搭配,理财方式和方法的采纳与改进,必须体现公共财政的统一性、公平性、法律性和规范性的内在要求。 2.2创新政府理财制度:(1)财政支出的创新。要以拓展范围和延伸链条为重点;进一步完善政府各行政事业单位的公共采购制度;要深化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改革,按照外溢性产业发展要求,变政府包办制度汲水财政制度;要按照国有企业有进有退,适时进退的改革要求,实现我国政府投融制度创新,重新定位政府投融资范围;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模式转换的发展需要,推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创新;要按照改进补贴方式,控制补贴范围和压缩税式支出规模的要求,推进财政补贴制度和税式支出制度创新;(2)财政收入制度创新。要按照税费归位的“费改税”制度创新要求,正确处理好税费关系;要改进税制结构,进一步完善现行税收制度;要改进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将各国有资产收益和变现收入纳入政府实际可用财力,以适应政府投融资制度改革要求;(3)财政预算管理制度的创新。要以统一政府财政为目标,实行财政综合预算制度;要以强化预算管理为目标,推行精编、细编预算制度;要以提高财政运行绩效为目标,推行业绩预算制度;要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为目标,按照公共财政支出的科学顺序,推行公共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公债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的专项管理制度。 2.3全面提高地方财政税收运行质量:(1)在正确处理地方财政税收与经济辩证关系的前提下,必须积极培养区域财源,为地方财政税收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2)要高度重视防范、控制和化解区域财政风险,特别是风险程度较高、风险较大的县乡财政更要高度重视解决这一问题;(3)在正确处理财政开源与节流关系的前提下,必须积极推行财政综合预算制度和精编、细编预算制度,真正将政府理财纳入统一化、法制化、规范化、高效化发展轨道;(4)以公共财政建设为目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并将国有资产收益纳入财政的实际可支配财力,积极推进行政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改革等,这是实现地方财政税收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 3、结语 总之,以当前的税制改革力度而言,还远远不能满足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税收改革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不断的结合实际,摸索前行,优化财政税收发展模式,从而促进我国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论文:图书馆事业市场经济论文 1、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馆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1市场机制的内在要求要求图书馆进行改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全民文化素养已经成为摆在国人面前的重任。一个国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水平,本身就标志着这个国家的民族素质的高低和经济发展后备力量的强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人才市场的完善,各类信息服务机构大量出现,这些为图书馆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带来了希望和活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对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作为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一部分的图书馆工作,也必然要走入市场、面对市场,因此必然会面临大量的机遇和挑战。 1.2信息化有利于图书馆自身优势的发挥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含量大,传播速度快,但信息本身的传播渠道、方式、来源也错综复杂。从中选择所需信息,并非每个用户都能够了解和掌握,图书馆却在这一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图书馆拥有海量信息资源、专业的员工、独特的信息处理途径,有利于对信息的筛选、组织、加工。通过数字化,可以有效推进图书馆信息化建设。1992年,美国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发展信息产业和信息技术形成热潮。受其影响,数字图书馆成为图书馆的革命性变化,它“能在网络环境下为读者提供高效、便捷的数字化信息,使广大读者用户像访问本地图书馆一样去联机访问网上的其他图书馆”,由此“图书馆的发展出现质的飞跃,借助高科技的发展跟上时代的步伐”。数字化、信息化、虚拟化、网络化、全球化已经成为图书馆改革与发展的主方向,图书馆必然将工作重点从馆藏文献的加工管理转变到数字化信息建设上来。 1.3市场经济为图书馆效益化提供了机遇 互联网的发展和数字图书馆的兴起,推行图书馆效益化,必将改变图书馆的生存状况和发展轨迹,继而引发和带动图书馆结构的变革。1985年,《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方案》将图书馆列入第三类产业。由此图书馆从单纯的事业单位,过渡为拥有资本、可以实现自我生产、参与市场竞争并独立发展的产业。追求效益是市场经济条件的需要,图书馆产业化有困难,也引发了较大争议。有学者认为产业化的图书馆应具有社会公益职能和产业经营活动的双重身份,在产业化的初始阶段开始某些领域的“有偿服务”以验证产业化的可行性程度及弥补财政之不足,同时举办图书馆产业化实体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与信息服务功能引导至平衡发展,最后发展为“股份集团”的产业化模式。 1.4国家政策有利于图书馆的发展 国家相关的图书馆政策,从内容上包括文献资源、拨款、读者服务、有偿服务、技术与设备现代化、教育、人才管理、科研、国际交流、未来发展等方面,保障了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而尤为重要的,是制定一部图书馆法,这是决定图书馆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近年来,一些文件、政策的出台,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自1980年,图书馆事业被纳入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后,全国图书馆兴起了研究和制定事业发展战略规划的热潮。“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将“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两个维度规划公共文化建设,因而图书馆应该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好这一发展环境。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规定图书馆开设政府信息查询服务。图书馆将成为获取政府信息最为重要的渠道,开展政府信息服务成为公共图书馆推动事业发展的一个有效切入点。电子政务环境下,图书馆应研究如何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中国图书馆学会“十二五”规划纲要,更是全方位、系统地提出了总目标,构建服务社会、惠及全民的图书馆体系;加强学术研究,推进图书馆事业法治化进程,提升图书馆社会价值;开展志愿服务,推动图书馆事业持续协调发展。 2、图书馆发展要融入市场 2.1图书馆融入市场是时代的要求 市场经济下,图书馆面临着“一馆两业”的局面:既是事业型单位,也面临着产业化的客观要求。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对图书馆事业造成巨大冲击。此后,在各种考验面前,图书馆频繁改革。竞争机制迫使图书馆变“藏”为“用”,只有动起来,才有生存、发展的希望。图书馆历来都是依靠财政拨款而生存的公益性单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很多固有的矛盾,其服务潜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种种困境迫使图书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用发展的眼光分析各种问题,以市场供求双方的满意程度来衡量图书馆服务。图书馆在市场经济下,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要在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就须适应环境,完成自身的市场化转型,努力争取经济利益。引进适应市场需求的资源,寻找市场经济下的新型服务领域,如分级服务、举办教育活动等;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薪酬应向市场看齐,将薪酬市场化。 2.2追求效益是图书馆融入市场的必然要求 市场经济有利于优化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成为图书馆事业发展较为有效的经济方式。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关于“图书馆产业化”的研究较多,有学者认为“图书馆产业论被现实否定了”。图书馆的公益福利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将向产业经营性转变,将以市场为导向,将图书馆信息服务产品、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的诸多环节连接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并计算其投入产出,提高图书馆投资的经济效益的一体化经营过程。[7]过去重建设、轻服务、重规模、轻效益的管理模式,阻碍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但图书馆追求效益与其他生产部门明显不同,它以社会效益为主,以经济效益为辅。经济效益以各种数量指标衡量,其表现形式较为显著;然而社会效益尚缺乏有效的评估量化体系。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投入产出比”的评估体系,是重要突破口,也是图书馆面临的一项新工程。 3、图书馆的创新之路 3.1转变管理模式,实行战备管理和制度创新 图书馆战备管理,指通过改变图书馆的馆藏资源、人力资源配置及信息服务手段,使其适应不断变化的信息环境,以满足用户需求的过程。整体战备的宏观布局,需要业务战略的过程实现,而业务战略重点要从读者需要和服务方式方面予以分析。此外,职能战略在图书馆战略管理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好其职能将大大提升图书馆创新的效率、增进图书馆创新的质量。市场经济中的图书馆,不再固守着传统的管理模式,而是引入更多的市场因素。图书馆除在信息知识经济环境下,不断开展馆际合作并加强信息资源共享外,还要在资源专业化、特色化上加大建设力度。最为重要的是,图书馆应该建立一套以市场为导向、以读者用户为中心的高效的工作流程和管理、运作体系,唯有进行制度上的创新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图书馆封闭落后的状态。 3.2服务创新是图书馆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方向 服务是图书馆工作的重中之重,服务创新是图书馆发展的优秀业务。图书馆应从自身寻求读者需要和从社会寻求图书馆的服务定位。运用系统软件对读者需求进行全面评测、分析,通过软件采集、调查表、读者信箱、微博等手段,第一时间获取需求信息,据此采取相应策略。这一形式较为传统,且时间跨度大,很难形成连续性,因而更有必要坚持。如何从社会获取读者需求是个综合工程,需要大量的横向比较,需要结合信息技术的发展进行纵向的前瞻探索。图书馆的发展,近几十年来始终跟在社会发展的步伐后面,这种状况尚有改进的空间。上述供给什么服务,以及需要什么服务,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落实到实处,从服务内容、方式、手段角度看,就要有针对性。“图书馆的服务重心要从提供一般的纸质文献服务向咨询服务转移,图书馆的重心不是阵地服务,而是要学会打理和优化知识”。无论是纸质资源,抑或是电子资源,要走数字化之路;同时,整合系统的资源才能更好地发挥优势。原有的单一的借阅功能,应向利用网络平台提供各种数据库、知识库及在线或离线信息服务转变。创新型图书馆,可以大胆借用现代信息技术,在新的服务思想理念下,不断扩大、丰富服务的内容、服务的方式、服务的品种。 3.3将信息化放在图书馆创新发展的重要位置 图书馆信息加工和开发,总是围绕着信息资源的整合,网络环境下的信息资源服务其最终目的是实现资源共享,这是图书馆为解决信息量剧增、为满足用户对信息的需求与图书馆对信息的搜集、处理能力之间的矛盾而作出的选择。通过组织本馆资源、外来资源及网络资源,建立基于网络环境下共建共享的可扩展的知识网络体系,提供大规模、分布广的知识中心;强化网络中心联合服务功能,弥补单一图书馆信息相对较少的不足。 “市场经济离不开信息,图书馆只有充分开发信息资源,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当前,信息同能源、物资一样,成为三大资源之一。整合适合不同专业、不同领域需要的信息资源,必然会极大地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作者:王建国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论文:高校外事工作下市场经济论文 一、高校外事工作面临新形势 1.管理与教学理念的冲击。 计划经济时期,外事部门往往把本部门的职责简单地理解为安排外国专家工作,并没有真正地对外国专家进行有效管理。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高等教育参与了国际化合作与竞争,要在合作与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势必要在充分发扬本国传统、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借鉴吸收国际先进思想,使各方面的服务和管理行为更加符合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通行惯例。不断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期也是我国高校借力转型的时期。高校可以利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有利条件改善办学环境,扩大办学规模,吸收国际先进教育教学理念,提升国际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如何与其他部门协调合作,共同提高引进外国专家的教学效益和科研效益,将会是外事部门面临的一大挑战。 2.资源配置的不平衡。 市场化改革中,各个公办高校的经费存在差异,如何分配使用外事经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校外事工作的进程。外事工作中的留学生招生、学生跨文化交流、汉语国际推广和选拔师生出国培训都需要经费支持,并且很难短期内见到经济效益,这些工作开展的意义更重在其社会价值。如果高校对此工作投入不足,而高校外事部门又没有另外资金来源,则很难收获长远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资源配置的不平衡也体现在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上。融入市场经济全球化浪潮后,优秀教师和学者跨地区甚至跨国流动成为可能。而现实中发达地区乃至发达国家的高校往往能为外国专家提供更好的福利和发展机遇,因而其所聘外国专家人数和学历层次相对而言更为理想。欠发达地区或欠发达国家的高校,要成功引进符合自身需要的优秀外国专家就相对有一定难度。 3.涉外需求的新变化。 以往的高校外事工作主要有引进外国专家、公派出国访问进修以及外事接待等三个方面,所引进的外国专家绝大多数是外国语言类专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高校学科建设日趋完善,科研方面也积极对接国际主流,高校对非语言类专业外国专家、外国短期访问学者的需求也不断增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2)》鼓励我国高校创设优秀学科面向世界开展交流,支持高校参与和设立国际学术合作组织、国际科学计划,支持与境外高水平教育、科研机构建立联合研发基地。这就要求高校外事部门配合高校教学科研建设,做好与国际学术机构等组织的必要沟通联络工作,乃至组织承办国际性学术会议。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全球化给我国高校在高等教育的国际市场提供了机遇,吸引并招收留学生、协助孔子学院等开展汉语教育的国际推广都已经成为高校外事部门日趋频繁的工作内容。 二.高校外事工作的新特点 1.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 外事工作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涉外性。高校外事工作不可避免受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具有敏感的政治性。同时,高校外事工作作为学校总体工作的一个部分,其内容、对象及必须达到的目标又有其特殊性。外事工作不讲原则不行,没有一定的灵活性也不行。这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两者应该兼而有之,不可偏废。外事工作的原则性是由外事工作特殊的政策性和严肃性决定的。当然,坚持原则不是搞封闭政策,不是排斥外国专家、对他们加以限制。要依靠其他部门的共同协作,采取多种形式,主要是通过结合教学、科研活动,进行面对面的宣传。高校外事工作人员在引进外国专家等一系列高校外事工作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行外事纪律教育。在我国任教的外国专家必须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执行所在高校的规章制度,尊重我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风俗习惯;外教人员可以保持他们的宗教信仰,但不允许有任何传教活动;等等。高等院校外事工作必须在坚持原则性的前提下,力求灵活、机智,游刃有余。由于高校外事工作的直接对象是外国专家,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来中国任教,语言不通,与普通中国人交往也很有限,因此往往有一种孤独感、被隔离感。高校外事工作人员要主动为他们搞好协调、做好服务工作,对他们生活给予必要的关怀和照顾,尽量安排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使其身心愉快,更好地服务教学科研工作。 2.优越性与不足性共存。 高校的外事工作是由基层的部门来完成的,工作任务非常繁重,加之高校办学财、物条件有限,很难专为外事工作投入过多的财力和人力,这是其明显的不足之处。但是,高校因为具有人才知识、图书资料的优越性,为外事工作创造了可以加大发展的好条件。只要加强组织领导,扬长避短,高校在外事工作就一定会取得好的成绩。高等学校是我国教育的最高层次,集中了一批文化知识层次相对较高的人才。外语是高等学校必修的一门课程,外语力量相对集中,不仅为本校的外事工作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而且高校也能组织力量,为对外宣传提供可靠稳定的人才保证。特别是在对外交往日益增多的今天,高校更能在这方面发挥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高校外事工作要鼓励高校的外语人才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多翻译和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资料,通过为社会上的涉外部门提供咨询或办培训班等形式,为社会培训外语等方面的专门人才。高校的外事工作必须走入市场,在市场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当然,我们也不能回避高校外事工作存在的财力和人力资源相对缺乏、工作任务相对繁重以及外事工作人员素质亟待提高等一系列的实际问题。各高校对外事工作应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投入更多的财力用于外事工作的硬件建设。同时,高校外事工作部门也应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外事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 3.全面性与单一性相统一。 高等学校的外事工作必须开阔视野,全方位、多渠道地进行工作。高校外事工作牵涉面广、内容繁多、任务相对较重,涉外对象包括外事服务人员、教职员工以及大量的学生等,涉及外办、保卫、教务、聘请单位、总务等部门,是学校的一个配套服务工程。高校外事工作既要根据教学要求,不断调整聘请外教的专业结构,科学合理地使用外教,又要根据学校的实际,加强对外国留学生的管理。同时,还要选派一批有发展前途的人才出国学习,这是高校外事工作全面性的集中体现。高校外事工作大量的经常性的工作,是加强对外教的教学和生活管理,我们称之为单一性。全面性与单一性相统一,是当前高校外事工作的新特点。高校外事工作人员既要协助教学部门抓好外国专家的聘请,又要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外教人员的生活管理和安全保卫等工作。制定完善的外教人员教学、生活管理制度,规范其教学行为,切实为他们在中国生活排忧解难,使其安心执教。外事工作的全面性与单一性的统一,除了要求我们要加强对外教人员的严格管理之外,还必须经常强化效益意识,即聘请外教人员的效益。要用有限的经费聘请我们急需的高水平的外教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我国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和取得更好的科研成果。提高效率的关键在于管理,管理出成绩,管理出效益,这就对高校外事工作人员的管理能力提出了要求。把握好以上新特点,在对外国专家的管理上要坚持宏观控制、微观放手的原则;外事和教学部门要敢管、敢抓、善管、善抓,互相结合,协调一致;在教学科研上要发挥外国专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大胆使用,通过一定的途径对他们的教学、科研进行检查评比,增强他们的工作责任感。这样,高校的外事工作就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作者:程红英崔瑛琼单位:南昌师范学院 经济论文:农业科研下市场经济论文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农业科研单位会计工作面临的全新形势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引起了农业科研经济管理工作的重大变革,经济活动的内容也更为的多样化。农业科研单位为了能够更好的和市场经济条件相适应,谋得更好的自我发展,进行不断的改革是必然的形式,农业科研单位不断加快科技的开发研究力度,借助科技和经济的良好融合,碰撞出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不断提升自我的发展潜力。因为农业科研单位经济活动的巨大的革新,对于会计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多。 (一)会计管理运行模式的转变 会计从业工作人员需要将事后核算的工作形式转变成用以提升经济效益为优秀的管理型理念,重点突出效益观点、竞争观点、信息观点、资金时间价值观点以及市场观点等等。现如今会计工作单纯的是围绕着事业费、科研课题做核算,已经不能够和全新的社会经济形势发展要求相适应,未来的农业科研单位经济核算和管理工作必然会朝着多样化、整体性的发展方向发展,科技开发经营也将成为管理核算中的一个重要构成内容,但是这方面也正好是相对薄弱的环节,并且现在实行的会计制度之中也没有设立各项相关的科技经营会计研究项目,所以需要尽快的设计订立与科研经营特色相适应的科研会计制度,明确科研会计的各项组成要素和主要的核算内容。农业科研单位的会计工作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科研运行机制的转变而不断的强化资产经营的核算,在资产负债的双向运行模式中,会计核算需要为农业科研经营决定供应各种分析方式,对资金负债形式、损益和各个投资方分析测算资金代价做核算,对资金的运用前景做预测。 (二)会计管理职能的不断延伸 会计管理工作的职能从之前的单纯重视反映、把控,到如今已经延展到了事前预测、事中把控以及事后的考评这样一个完整的评价过程。简单的说也就是财务管理工作已经加入到经济决策的范畴之内。 (三)对会计人员素质有了更高的要求 会计工作的主体也就是会计工作人员,在全新的发展形势之下,需要不断的提升自我的业务操作能力,在做好核算工作的过程中,需要加入更多的精力到经营和管理过程中,需要学会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不但的促进各种经济管理能力的提升。 二、市场经济调价下农业科研单位对会计人员的要求 (一)建立和国际要求相适应的开放型会计信息体系 会计信息尤其是会计报表信息,在国际化范围之内,规范化是全球会计工作人员不断努力追寻的方向。农业科研单位和外界科研单位合作力度的不断加强,各项联合生产开发、入股经营以及外资注入程度的加深,国内的资金与国外的资本流进农业科研单位的数量会不断增多,而农业科研单位本身的资金也会向外部市场不断流出、为了能够和外部利益集团以及工作人员的需求想满足。清楚的了解了解农业科研单位财务情况和实际的经营效果,有助于国家和有关单位开展切实有效的管理监督和信贷决定,投资人员同样需要开展各种联营投资计划,因此农业科研单位的各项会计工作需要依照我国制定的会计准则规范做会计的核算工作,有效提升会计信息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同样会计报表也需要把资产负债表、损益表以及资金情形的变动表当成是主要的报表,组建其与国际会计要求相适应的会计信息体系,更加深入的促进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进程。 (二)会计单位要做好本单位资金决策的帮手 现如今的农业科研单位,将研究的成果、技术转化成实体经济模式,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在资金供需矛盾日渐突出的情况下,科研的发展速度也被严重滞后,会计单位需要积极的研究和开发科学、有效与合理的内容融资方式,为各个决策单位供应有效、多样的决策参照,充分的为农业科研单位集合各项建设资金、完善资金组成结构、有效提升资金的实际使用效率,为农业科研单位经济的不断发展贡献好的决策意见。除此之外,会计工作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其伟内部激励方式的完善与约束机制的强化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简单的说就是在和国家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条件的遵循情况西,需要为本单位找寻利润最大化的分配方案,更加深入的落实分解各项工作,推动内部承担经济责任体制,为友好实现目标利润分配工作出谋划策。 (三)会计工作人员要有更高的素质 会计工作人员不但需要熟练的掌握记账、算账等基本的会计业务操作方式,同样还需要了解各项基础的农业科技知识、经济管理知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国家制定的各项法规政策有充分的了解,同样需要了解财务管理工作中要求的各项现代化的管理方式等等,简单的说就是会计工作人员需要是一个一专多能的管理人才。 三、结束语 农业科研单位的会计工作,需要不断强化审计工作制度的建设,确保科技事业稳定有序发展。总而言之,农业科研单位转变运行机制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项客观要求,会计工作对农业科研单位建设其一个全新的工作局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者:王若瑛单位:吉林市农业科学院 经济论文:海洋经济建设道路初探 本文作者:张文亮作者单位:天津市海洋局渤海海洋监测监视管理基地筹备处 天津市发展海洋低碳经济的必要性 1发展海洋低碳经济是顺应全球海洋大开发潮流的需要 随着全球陆地资源的大量消耗,海洋在21世纪全球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越来越受到关注,海洋经济成为世界经济主体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然而,纵观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海洋经济的发展历程,海洋资源粗放开发、肆意挥霍浪费现象严重,沿海生态环境遭到污染和破坏,海洋经济发展基本处于被动状态,即使发达的西方国家,对海洋资源开发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做得也仍然不够[19]。因此,在海洋经济发展中倡导低碳经济,是一个引领新时期海洋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有关研究显示,海洋不仅具有解决温室气体排放的广阔空间,而且是未来发展低碳经济的资源宝库。因此,发展海洋低碳经济已成为实现保护海洋资源与环境的必然选择,它既是对传统海洋经济发展模式的科学矫正,又代表着新兴海洋产业低碳化发展的方向,完全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超大型沿海直辖市的天津,要在新一轮竞争中抢占先机,必须站在战略高度认识海洋,发挥沿海地区独特的资源优势,协调好海洋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持续快速发展海洋低碳经济,力争尽快使天津进入海洋低碳经济强市行列。 2发展海洋低碳经济是加快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战略的需要 当前,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滨海新区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大项目的落户投产,使能源消费正处在快速增长阶段,导致在GDP快速增长的同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大大增加[20]。在滨海新区的经济结构中,海洋经济占到了滨海新区国民经济的50%以上,越来越多的大项目好项目进入海洋产业范畴,滨海新区建设速度的加快也意味着海洋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预示着发展海洋低碳经济必然成为滨海新区进一步开发开放的战略选择。如果不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特别是海洋低碳经济,滨海新区经济总量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的正相关性将长期存在,必然会使滨海新区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制约。因此,推动海洋经济发展走入低碳时代,对于滨海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只有大力发展海洋低碳经济,引导沿海产业区进行低碳化改造,才能增强滨海新区综合竞争实力,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变海洋优势为经济优势,确保环渤海区域经济增长极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 3发展海洋低碳经济是促进天津市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目前,天津海洋经济的发展仍存在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现象,相应的产生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海洋产业结构不尽合理,2009年天津市海洋三次产业比例为0.2∶61.6∶38.2[5],第三产业比重较低,传统产业比重较高,其中海洋油气业、海洋盐业、海洋化工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建筑业等都会增加碳排放,例如围填海等项目建设过程中,填海造地占用滩涂湿地,干扰和破坏湿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港口、码头工程建设施工过程中疏浚泥沙入海,港区内船舶含油废水等污染物的不适当排放,均会导致海洋生态环境系统恶化,减弱海洋的固碳能力,使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由此加重海洋经济的高碳倾向[21]。此外,海洋物流业、海洋金融服务业等以低碳为特征的现代海洋服务业比重明显偏低,新兴海洋服务业尚未形成规模。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不高,海域使用缺乏生态保护考虑,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开发轻保护的问题,沿岸有限海域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了近海渔业资源遭到了破坏,近岸海洋环境压力日益加大。因此,面对严峻形势,发展海洋低碳经济为天津海洋经济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向低碳转型是时代的要求和未来的趋势,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在海洋领域中植入低碳发展模式已迫在眉睫。只有加快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方式,合理调整海洋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符合低碳理念的海洋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才能推动天津海洋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使海洋经济成为天津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生力军。 天津市发展海洋低碳经济的主要方式 1加快海洋新能源的开发利用 新能源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是发展低碳经济的优秀,因此对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和保证[22-23]。众所周知,海洋中蕴藏着巨大的能源,除海洋石油、液化天然气等传统碳基能源外,还蕴涵丰富的可再生绿色能源,包括潮汐、海流、海风、海水温度差和盐度差等多种形式,因此,对海洋可再生绿色能源的开发利用是发展海洋低碳经济的重点。如果能将这些可再生的海洋能源充分开发利用,提高海洋可再生能源的比重,不但可降低化石能源使用率,进而降低一次性能源消费的碳排放[24],还可使潜在能源资源得到开发,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达到调整优化现有高碳能源结构的目的。因此,实现海洋低碳目标首先是加速海洋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按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优势能源替代稀缺能源、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总原则,积极探索海洋风能、波浪能、潮汐能、海流能、温差能、盐差能的开发利用技术,通过技术创新,开发一批以海洋能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此外,积极推动海洋产业中各种节能技术的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此来减少温室气体的产生量和排放量[25]。 2积极发展海洋碳汇渔业 海洋拥有丰富的碳汇功能,地球上超过一半的生物碳或绿色碳捕获是由海洋生物完成的。因此,作为沿海城市,应充分利用海洋生物吸收、存储二氧化碳的特性,积极发展“蓝色碳汇”,全力抢占蓝色低碳经济的技术高地,力争发展现代化的海水养殖业,对于实现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①大力发展海洋植物养殖。最主要的是海藻养殖,由于海藻本身具有固碳、低碳性质,产值高,产量大[26],因此,对于天津沿海乃至整个环渤海区域,在沿岸尚未开发利用的滩涂地区种植海藻,通过藻类的光合作用进行生物固碳,特别是要大力发展海洋微藻能源,不但可以减少环境中的二氧化碳量,同时能利用其特点生产生物柴油,这也是解决能源危机的有效手段。近来研究表明,燃烧海洋微藻可以发电,且不排放有毒有害物质,对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没有净增加,因此,大力发展经济藻以及产油的能源藻是消耗二氧化碳“变废为宝”的一个非常重要而有效的途径。②大力发展海水动物养殖。在天津海域,增加投放人工鱼礁的数量,积极发展生态系统养殖模式,大力开展鱼、虾、贝类等多种生物的工厂化养殖、增殖,通过增养殖达到海洋生物种类的增加和产量的提高,推动海洋增养殖生物固碳、汇碳。特别是贝类,由于其特殊的滤食性,能够大量吸收、凝聚、汇聚二氧化碳,且无需人工喂养,因此拓展贝类养殖区是发展碳汇渔业的重要手段之一。 3大力发展海水综合利用 作为天津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海水综合利用已在“十一五”期间崭露头角,海水淡化、海水直接利用等朝阳产业正在蓬勃发展。海水综合利用虽不是直接进行固碳,但能减少能耗,节约资源,达到间接固碳的目的。目前,天津海水淡化能力全国名列前茅,未来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与发电、制盐等关联产业进行配套,形成产业链,将用于发电的冷却海水进行淡化,生产的淡水作为城市用水的重要补充来源,同时将淡化后的浓海水进一步综合利用,用来制盐和提取化学物质等,不但实现了能源的梯度利用,也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形成了循环经济产业链,提高了海水的综合利用效率,达到了节能减排的作用。此外,海水直接利用前景亦十分广阔,目前特别是在工业化直接利用方面成果显著,以北疆电厂为代表的现电厂采用海水作为冷却用水,使本来淡水资源相对紧张的天津缓解了巨大压力。因此,未来如果直接利用海水能进一步在更广阔领域和重大项目中得以顺利应用,那么将节约大量淡水资源和能源,间接达到了低碳的目的。 4构建沿岸湿地生态网络体系 湿地是吸收二氧化碳的天然宝库,构建沿岸湿地生态网络体系,对于发展低碳经济不可或缺。在发展海洋低碳经济过程中,要把构建沿岸湿地体系作为增加碳汇潜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措施。近年来,随着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沿海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使本来自然岸线资源较少的局面更加紧张,随之而来的是滩涂资源的日益匮乏,沿岸生境的不断恶化。因此,对滩涂湿地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面对如此现状,应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正确协调土地开发与湿地保护的关系,集约节约利用沿岸的湿地资源,充分发挥湿地植物和土壤的固碳能力,通过其特殊的生态功效保护沿岸生境,改善沿岸湿地的生态平衡,实现低碳的沿岸开发模式。同时,结合天津盐碱地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强沿海盐碱地的综合改造利用,大力引进培养本地适生、环境净化能力强的植物对盐碱地进行改良绿化,开发利用其特有的功能价值,以充分发挥其固碳能力。 天津市发展海洋低碳经济的对策建议 1深化海洋低碳发展理念,将低碳经济纳入发展规划 作为天津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经济进入低碳发展时代已是大势所趋,对于滨海新区乃至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海洋经济发展中倡导低碳模式是一个全新的思路,将成为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指南。发展海洋低碳经济,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在项目引进、技术推广、人才战略等方面进行支持和引导,培养深化具有可持续竞争能力与发展能力的理念,研究制定海洋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出台海洋低碳经济发展政策,以低碳经济理念指导海洋产业的发展,开发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收益为基础的海洋产业发展模式,营造在海洋领域发展低碳经济的良好氛围,将海洋低碳经济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同时,将发展海洋低碳经济纳入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在规划中突出体现低碳理念,把“低碳化”作为天津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指引天津加快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方式,合理调整海洋产业结构和布局,科学处理海洋开发与保护的关系,确保海洋经济能够健康快速蓬勃发展。 2开展海洋低碳经济研究,大力发展海洋低碳新技术 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理念,在海洋经济中的体现需要科技进行支撑。为了更好地践行低碳策略,需要积极开展海洋可再生能源等海洋低碳经济方面的基础研究,充分利用科技兴海平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开发海洋低碳经济的新思维、新观点和新理论,研究制定海洋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不仅作为海洋低碳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更重要的是能够为政府部门制定海洋经济发展政策、管理海洋经济事务提供有力支持。对于如何将理论研究成果付诸实践,海洋低碳技术的研发应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操纵杆。因此,充分发挥天津海洋技术力量雄厚的优势,联合有关科研单位和涉海企业,着手开展技术攻关,突破技术瓶颈,推动海洋低碳技术自主创新,从生产源头、过程中和末端全方位开发应用于不同海洋产业的无污染、低成本、高效益的低碳技术,加快对二氧化碳捕捉、储存及再利用等关键技术和优秀技术的研发,逐步建立起多元化的海洋低碳技术体系,尽快形成强有力的海洋低碳技术储备。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进一步加大科研投入,吸引更多的专业人才投身于海洋低碳技术的研发当中,加强涉海企业与涉海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之间的合作,依托科技力量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天津海洋低碳经济产、学、研、用相结合,更好地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实现海洋低碳经济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创造科技效益双飞跃的良好局面。 3构建海洋低碳产业体系,开发海洋经济发展新模式 天津海洋产业门类较多,在海洋产业中构建低碳产业体系对于科学发展海洋经济至关重要,将成为今后天津海洋经济发展的主线。①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突破口,将低碳理念率先融入发展系统,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加快建立海洋低碳新型经济体系,培育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海水工厂化养殖等新兴产业,但由于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高投入、高科技、高风险等特征,许多海洋技术产品的社会需求品种虽多,但批量小,难以使产业部门为其投入大量资金,这就需要政府在其前期孵化阶段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和出台优惠政策等方式进行介入和扶持[27],推动新兴产业走低碳化发展道路。②转变产业发展策略,按照低碳经济标准调整海洋产业结构,改变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原有经济结构,进一步提高海洋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力发展海洋金融、海洋物流等以低碳消费为特征的现代海洋服务业,重点发展海洋商贸、海洋会展、海洋文化、海洋创意产业等新兴海洋服务业,促使未来海洋产业发展向低碳经济转型[28],推进海洋产业结构的优化优级和海洋领域的节能减排。③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出台相关政策为引擎,全力开展海洋油气业、海洋盐业、海洋化工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交通运输业等海洋传统产业的低碳技术改造,同时推进这些产业的上下游产业“低碳化”,逐步改变传统产业高能耗、高碳排放的特点,提高传统产业新上项目的准入门槛,降低高碳产业在整个海洋经济中的比重,缓解高碳能源驱动系统带来的巨大环境压力。④科学发展海洋经济中的相关产业,以“低碳”为标准出台相关产业的配套政策,完善海洋相关产业体系,与海洋产业形成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例如,以中心渔港、滨海旅游区为平台,打造集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渔业文化、服务餐饮于一体的现代新型海滨休闲旅游体系;以海洋污染监测处理、海洋生态环境修复技术为支撑,打造集海洋资源综合利用、海洋监测预警信息服务、海洋环保设备制造、海洋污染物处理等海洋环保产业体系,有力推动“蓝色碳汇”。此外,探索建立海洋经济发展新模式,在沿海经济发展带,遵循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3R”原则,推广循环经济发展方式,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将关联产业进行合理搭配,形成产业集聚,为重大项目引入补链企业和辅助性企业,鼓励企业循环式生产,推动产业循环式组合,促进资源循环式利用,实现上下游对接。同时规划建立多种类型的海洋产业园区,在园区内部、园区之间形成产业链,加强横向联系,促使企业之间互动联动,提高产品附加值。将可资源化利用的污染物在园区之间进行资源供给,提高资源集约化利用效率,搭建企业内部、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之间的废物资源化利用平台,实现企业内部、园区内部消化污染物和废弃物,全力打造绿色循环低碳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经济论文:市场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经济论文 [论文关键词]十七大报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论文摘要]追溯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不难得出结论:只有解放思想,才有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会快速发展;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党的十七大的主题之一,也是以科学发展观为优秀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思路、新方略和时代潮流,是我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全面落实十七大精神的前提和内在动力。 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这是对改革开放30年成绩和经验的洞明,又是对深化改革、更好地开放的深刻揭示。 一、只有解放思想。才有改革开放 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我们特别怀念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活力的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特别思念它的带头人邓小平同志。诚如同志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优秀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在复出后,首先身体力行的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 十年的那场浩劫,使我国经济走上了崩溃的边缘,各级政府已几近瘫痪。内乱造成的危难局面、人为形成的各种矛盾加暴举,让不少人肉体和灵魂莫名地受到极大的摧残,还有不少人冤死在执行错误路线的“自己人”手里。人们惊恐万状,人际关系隔阂。尤其是思想的禁锢,人们变得圆滑世故、趋利避害、明哲保身。只说粉饰太平、不关社会痛痒的大话、套话和大言欺世的空话,而社会正义不得伸张,是非曲直无处倾诉。忧国忧民的人心急如焚,刚直不阿的人敢怒不敢言,唯恐投机分子给上纲上线,抓辫子、打棍子。一时间,观望派、逍遥派比比皆是,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地被削弱挫伤。粉碎“”后,全国人民重新获得了解放,人们欢欣鼓舞、精神振奋,希望尽快改变国家混乱不堪的局面,能放开手脚去大干社会主义。而“两个凡是”又画地为牢、深闭固拒,严重阻碍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又一次大伤了中国人的元气和魄力,人们的思想再一次陷入迷茫的泥淖。邓小平同志复出领导岗位后,直面人们的大喜大悲与怒不可遏,忧愤地顶着“”的高压,毅然决然地实行全面整顿。他利用各种工作时机,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以精辟明快、高屋建瓴的话语,深入浅出地启迪人们去思维,用一系列谈话解放人们的思想。以提高认识为突破口,探索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对于解放思想的目的性和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断在路线斗争错综复杂、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是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以他勇于斗争、善于内省的独立思考精神,用解放思想为先导,扭转了局面,摒弃了墨守成规、执迷不悟者的错误。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地评价和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号角。 解放思想,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樊篱,在思想领域展开了拨乱反正、批判“唯生产力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全国各行各业人民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闸门。使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又重新确立起来。获得新生的干部群众在科学战线,文艺战线以及各行各业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和智慧,新思想、新举措、新成果层出不穷,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从来没有这么昂扬,这么意气风发。 回首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正是人们思想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活跃、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的思想转变过程。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践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里程碑和重要标志,成为粉碎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并获得巨大成功。它为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以及而后的农村经济改革、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股份制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提出,实现“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发展的条件。 二、只有改革开放,才有快速发展 对于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理论,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不坚持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对外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应该吸收利用世界各国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指出要不囿于姓“社”和姓“资”的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谋求发展。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坐地保守到改革开放,这是粉碎之后我党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其间确立的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优秀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的,是解放思想获得的巨大收获。它和以为优秀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起,成为90年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实践中回答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的思想创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实现了从邓小平到再到几代领导集体传承力持的求真务实谋发展,推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火炬接力。 由于改革开放,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165亿美元增加到26269亿美元,GDP增长了12.3倍,年均增速远远高于同期世界年均增速,人均GDP已达2010美元。我国的经济总量先后超越了法国和英国,位居世界第四。从一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沿的国家变成了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由于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大大增强,全球影响力大大提升,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已达70多个。我们在30年的时间里城镇人口达到近6亿,有2亿农民摆脱了贫困,13亿人初步达到了温饱和小康,实现了从贫穷一温饱一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成为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部分领域进入世界前列,整体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我们的研发投入逐年增加。据《世界竞争力年鉴2007》公布的,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在55个国家和地区中由上年的第17位升至15位。我国的香港、澳门也极尽自己的优势、海峡两岸的互利合作捷报频传。外商投资、外资企业在改革开放后的骤然增多,“复关”与“入世”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已成定局。改革开放不但促进了经济、同时也带动了我国其他领域的国际化进程。中国从封闭、贫穷、落后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充满活力并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谁都不能不承认: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是我们国家振兴的活力源泉。 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符合党心民心,合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也让我们从陈旧的发展观中解放出来,在世界范围内与所有国家和地区普遍交往和合作,有利于我们知此知彼,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世界舞台上为自己寻找更多的机遇,更能发挥中华民族的创造、奋斗精神,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旧观念和不合时宜的思维框架。在十七报告中说:“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开放 1.新时期仍然要把解放思想放在首位。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拥有怎样的思维方式,就会采取怎样的行为路径,对改革开放认识的高度和广度。将决定革故鼎新的强度和热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史无前例的,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我们只能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而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甚至螳臂当车。为新世纪、新阶段、新起点上的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去积极探索,兴利除弊。“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局面的强大思想武器。” 2.在深谙世情、国情、党情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在实践中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离不开解放思想。同志继续解放思想的召唤,是我们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决新课题,实现新突破,开拓新境界的关键,是对党的政治智慧、决策能力的新考验。 随着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情形长期存在,我们的机遇和挑战都在增加。我们应认真地与世界飞速发展的情势相对照,与中外反差相比较,通观国情。明察于外。在了然把握世界态势的情况下给自己找方略、寻空间,与他国合作互利,优势互补,积极参加国际标准的制定,参与世界分工。面对国际市场的掣肘,我们更要抓优秀产品、要害产品、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发展,主动、尽快地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为了不受别人牵制,除了扬长避短,转化劣势,寻找差距和不利因素外,更要从13亿人的可持续发展找出路,制定有效的激励措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出台培育国际化人才的机制,重视对现有人才的培养利用,开发高科技产品。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取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以启迪我们自己的智慧与创造。我们已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中国在世界被边缘化的积弱积贫、缺乏活力和创新力的闭关锁国、闭门造车、把自己排除于世界文明发展场外,参与权、表达权往往自动放弃,对外来的干涉、野蛮挑战的封闭、缄默或不抵御的状况。通过十七大报告的学习,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国策提升到新的认识高度。解放思想是全球化时代开放理论的鲜明特点。文化是全人类在社会各个历史阶段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总汇,是人类共建共享的精神财富,世界历史进程中有重大影响的宣言、宪章、法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参考和指导。超级秘书网 政治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首要任务,我们要全面落实以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实现执政的科学理性。不囿于姓资姓社的争论,追求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让平等、自由、科学、民主这些人类美好的事物在我们的国度蔚为风气。摒除各种歧视、等第和偏见,倡导人民群众自觉参政议政的主人翁意识,保障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依法发表意见的意愿和权利,懂得民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科学是社会进步的加速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刚刚开始,为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我们要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更新观念,大胆创新。去建构高度开放、透明的服务型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来解决“潜规则”中滥用权力的社会问题,堵住权力寻租的漏洞,让腐败分子无机可乘。为让政令畅通无阻,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继续探索以制度建设来化解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让特权者放弃“既得利益”,能顾全大局,让人际政治、权力无约束得到杜绝,彻底改变膨胀、扭曲和蜕变的权力。通过机制和制度的建立,让有效的决策、执政和监督互相制衡,以达到社会建设持续的良性互动。 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重塑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遏制垄断和暴利,铲除产生剥削和掠夺的不平等竞争的土壤,改变“世界大工厂”造成的环境恶化、资源浪费、成本代价过高的问题,对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予以坚决和尽快地扭转,以改变我国的基尼系数,实现我国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变。在经济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把民生中的工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保、环保和安全问题作为GDP比重的重要指标,尽力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城乡不统一、地域不平衡、同工不同酬等不协调问题,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为着眼点,提高人民的普遍福利。要为努力提高国民素养,去创造灵活多样、切实可行的国民终身教育的条件,营造一个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社会氛围,从源头上解决这些问题,减少矛盾,深化改革。 经济论文:结合西方经济学发展本国经济论文 论文关键词:中国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目标;发展趋势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优秀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超级秘书网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经济论文:加强建设农业新科技提高经济论文 [论文关键词]农村建设;农业科技 [论文摘要]加快新农村建设,关键是推广农业新科技;加强农业科教体制改革和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建设,农民科技知识的培训,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加强农村能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加强农业科技引进力度,农业科技研发投入和农业资源配置调整,才能加快新农村建设。 推广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本文以个人在农村实际工作经历认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是推广农业新科技,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农村干部和农民对农业科技的信仰、提高学习和掌握农业科技知识能力,实现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增加农民收入,才能加快新农村建设。 一、加强农业科教体制改革 加强农业科教体制改革,必须认真贯彻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精神和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大会精神,加快农业科研、教育、推广机构的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按照有利于科技与农业的有效结合,有利于农业科技创新,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原则,合理配置农业科研机构和高等农业院校的研究力量,充分利用现有基础,集中力量从事重大农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农业科研机构应逐步转变为科技型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技术开发机构,建立起分别承担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服务的农技推广队伍,逐步形成国家兴办和国家扶持、无偿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基层农技推广体系。 二、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要以实施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为依托,建成国家农业科研基地和产业综合研究中心,加强农业基础研究、重大应用技术研究和农业高新技术研究,尽快提高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吸引高层次的外国专家和科技精英开展合作研究,提高科技实力、人才优势和创新地位。通过学科结构和人才结构的调整,建成一支高素质的精干高效的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三、加强农村干部和农民科学技术的培训 加强农村干部和农民科学技术的培训,有关部门要为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提供合格的载体。利用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高、中等农业院校、成人院校、农业职业学校、农干校等各级各类农业教育培训资源,逐步建立起功能齐全、布局合理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和健全的培训制度,为全面实施各类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奠定基础。 四、加强现有农业科技成果的熟化和转化 对一些具有产业化前景的项目要进行工程化开发,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优秀,以抢占市场和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为目标。在种子(种苗)、种畜禽、疫苗与兽药、农药、肥料、饲料、农产品产后加工和节水灌溉技术及设备等方面,建成规模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企业或企业集团,使其为推动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品种、提高品质、增加效益发挥重要作用。超级秘书网 五、加强能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在加强农业技术研究,开发推广的同时,必须加强农业、农村的资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如农产品下脚料的利用、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等,如不能很好的开发利用,会造垃圾,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不改善会造成农民生产生活的二次污染),因此加强新农村建设,必须加强能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 六、加强农业技术的引进力度 按照新的引进原则,以推动农业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化及增强我国农业技术储备的前沿技术为主,以提高主要大宗农产品质量和效益的先进实用技术为主,以促进结构调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技术为主,加大技术引进力度。以农产品商业化、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加强工厂化农业为目标,加快农业高新技术及手段的引进,以提高我国农业高新技术研究能力和水平,增强科技储备和发展后劲。 七、加强科技投入和资源配置调整,为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提供条件支撑 政府既要加强对农业科教资源的宏观调控,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采取新的举措,对现有农业科教资源在重点领域、方向和任务上进行有效配置和系统整合,切实推动农业结构调整。积极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投资农业科技产业,鼓励社会、企业设立农业科技创业基金;争取金融、保险系统对农业科技投资予以倾斜,放宽农业科技贷款限制,加大农业科技风险投资力度;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积极争取和吸引国际组织和国外企业投资我国农业科技、教育和生态环境事业,才能有效地加快新农村建设。 经济论文:科学发展观到人本经济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两大焦点——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与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之间矛盾的思考,得出经济发展非均衡性的判断;并且认为,缺乏科学、合理的发展观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进而,在对党和国家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作过较为系统、深入的阐述后,以之为指导,对当前我国出现的经济过热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最终的结论是:建立“人本经济”、“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必由之路。 关键字:非均衡性科学发展观投资过热人本经济 一、现实引发思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走过了长达20多年的黄金发展期。其间虽然经历过93-96年的通货膨胀,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严峻考验,但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见表-1)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国际经济地位日益提升。 但与世界瞩目的高速增长极不协调的另一现象——贫富差距,也在我国不断加剧。(见表-3)并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的深层隐患。基尼系数是用来测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统计指标。我国的这一指标从1978年的0.16,迅速上升至2000年的0.458,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见表-4)并且收入不均衡对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已在现实中得到了显性表现。(各种因贫富差距悬殊引发的矛盾激化事件,媒体时有报道) 那么,应该怎样看待这两大焦点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贫富差距的拉大是与“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相悖的。 首先,从经济发展的含义来考察。经济发展,不同于仅仅偏重于数量方面的经济增长(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实际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或人均实际产品和劳务的增加,《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程》,P280)。它是个既包括数量,又包括质量的内涵较广的概念。比如由增长引起的一系列经济结构的变化,包括生产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人口结构等,以及广大人民物质福利的改善,环境质量的提高等。(《政治经济学大辞典》,P313)可见,备受国人推崇的GDP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量度指标,却无法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的程度。而以基尼系数的节节攀升为标志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则表明了当前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的严重弊端。这无疑会影响国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从深层次上制约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其次,来关注这种“悖论”的表现。最直接可感的就是经济的名义增长与相当部分国民实际生活的无惠。当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时,部分地区,尤其是偏远山区、农村的人们还看不上电视,喝不到自来水,更不必说享受高质量的医疗和教育服务。这种让人尴尬的现实,暴露出我国发展的成果还没有惠及到全体人民。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曾经长期奉行“以农养工”的产业政策,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为工业的发展筹集资金,提供廉价原料;在城乡发展政策上也倾向于城市。这些因素长期作用,便造成了近年来日益凸现的城乡畸形发展背景下的贫富差距问题。 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从更加抽象的层次上考察上述问题,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健康因素集中体现为“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群体发展的不均衡。具体讲就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这体现的是城乡发展的不协调。 2、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一般概括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在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上的差异,也可以区分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发展差异。 3、时期发展的不均衡。即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取向上的不合理。以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出“两高一低”的特征——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很多人已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GDP数字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人的利益取得的。有限的资源储备注定不能长久地支持这种高投低产的增长模式。 在这些矛盾日益加剧之际,党和国家高瞻远瞩,从战略的高度上于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作为解决现实问题,优化经济发展模式的指导思想。 三、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它强调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其内容概括地表述为“五个统筹”,即在经济建设中,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下面,我们对这五个方面逐一进行简要解读。 1、统筹城乡发展。城市和农村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不同,两者之间又存在紧密联系。作为资金、人才和信息的中心,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辐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农村为城市的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提供的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也是后者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但现实是我国典型的二元城乡结构:不仅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差距明显,而且诸如户籍制度,劳动力就业保障制度,居民观念等一系列体制、意识障碍的存在,还正在加大这种差距。要改变此种局面,必须统筹兼顾——将农村和城市视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尽快转变二元结构,协调两者之间各种资源交互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良性互动中形成城乡一体、彼此促进的发展格局。 2、统筹区域发展。从上文中城镇、农村居民收入的比较(表-3)能够认识到,收入水平的差异性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发展战略的负面影响之一。然而,从邓小平“两个大局”的发展观(沿海~内地),到1999年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为标志的区域发展政策的转变,表明决策层对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今后的工作是:要结合各地方具体的自然资源条件和资金人力特点,充分发挥地区间的协作分工优势;在政策导向上,大力支持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发展,予以更多的财政倾斜;改善其基础设施建设,为沿海省市和国外企业到内陆投资创造条件。同时,鼓励东部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 3、统筹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存在重视经济发展却忽视社会发展的片面性问题。在持续高速的GDP增长下,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医疗、保险、教育体系的不健全,政府机构的效率低下,国民市场经济意识和法制观念的淡薄。这些说明,需要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有一个正确、清楚的认识。笔者认为:经济发展的落脚点是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发展程度又是社会整体发展阶段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从这层意义上讲,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或者也可以说: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导向。为此,要努力实现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力争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不断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进步。 4、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合理的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但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却是伴随经济增长的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及近枯竭和生态系统失衡。所有这些不仅将威胁后代人的生存权利与发展条件,而且也已经损害到了当代人的生活质量和宏观经济的运行。尽管我国早在90年代初就肯定并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明确提出要贯彻这种发展观,但在实践中却存在诸多问题。今后,要切实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指导,把增强发展能力与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相结合,把经济效益的增加与社会效益的创造相统一,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加速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 5、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内部动力和外部条件都是不可缺少的。最好的例证就是,前两年当我国内需严重不足时,逐年扩大的出口为缓解通货紧缩的压力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不过,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当前60%的对外依存度除了说明中国经济与世界融合的程度在加深,也提醒着我们要重视对经济发展安全性的考虑。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的毁灭性冲击是要引以为诫的。因此,应该始终坚持把立足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将积极争取国际市场定位为辅助的外部动力;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过程中,始终以增强自身实力为前提;全面建设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进一步扫除资源流通障碍,完善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同时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各种挑战,积极扶植名牌大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生产管理理念,促进自身的强大。 五个统筹,表述的是发展中的不同方面。但应该看到,这些方面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它们共同体现着对矛盾原理和全面观点的运用,体现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哲学依据。通过归纳总结,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人本、全面、协调、持续”四个原则,并且“发展”的思想贯穿始终。 四、科学发展观的运用——对当前投资过热的分析 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现实中的很多经济现象。下面我们就把当前投资过热的问题,置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简要分析。 目前理论界对我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已屡见报端。部分专家、学者认为,以投资需求过旺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为标志的经济过热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经济已处于过热状态,目前的问题不是争论过热的问题,而是采取何种政策来调整经济的问题。”(吴敬琏,2004—4)而有的经济学家则认为我国终于走出了19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的困境,开始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目前不能轻言过热,必须保护企业和各地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采取措施克服伴随高增长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继续支持经济的快速增长。 笔者认为,从经济增长、物价上涨、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四个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搭配关系来看,当前中国经济为局部过热而非全面过热。原因基于以下几点: 首先,1978年到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是9.4%,平均物价上涨幅度是5.6%。将2003年及2004年一季度的数据与之相比较,不难发现,无论是经济增长速度还是物价涨幅,2003年及2004年一季度的数据都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值。 其次,我国当前的就业形势还相当严峻,远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的地步。 第三,消费领域刚刚有所升温。 最后,商务部对上半年600种主要商品排队调查显示,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只有138种,占23%;供过于求的商品却达462种,占77%。 应认识到,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好的,当前经济运行中突出的问题是投资过热,低水平重复建设。2004年一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额为8799亿元,同比增长了43%,增长速度令人吃惊。从统计数字来看,2003年投资增长主要集中在三个部门: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长29.7%;二是汽车,投资增长87.2%;三是建材、钢铁投资增长96.5%,电解铝增长92.5%,水泥增长121.9%。(见表-6)因此,判断经济全面过热为时过早,现在需要做的是采取有效的措施抑制局部过热、投资过热。 过快的投资增长速度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首先,导致重要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和油电煤运供求关系紧张。“瓶颈”制约作用的加剧,强化了居民对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的预期,抑制居民消费的增长。 其次,过快的投资增长速度显然难以持续,一旦大幅回落,很容易导致经济大落。再者,投资在即期是需求,在下期却是供给。过快增长的投资加大了未来的供给能力,很可能使未来的供给能力出现过剩,使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泥坑。 最后,造成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我国目前的投资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而消费率却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这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对于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猛、规模偏大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各地区、各行业发展思路上的不合理和急功近利的心态。首先,部分地方还没有完全摆脱盲目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思维模式,互相攀比的现象仍很严重,都把增加投资作为提高GDP的主要手段;其次,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尤以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最为突出;再次,相当数 量的地方领导在政绩观上存在严重偏差,不顾人民利益而只考虑个人升迁,大搞各种形象工程,进一步加剧了投资增速过猛的趋势。 对此,吴敬琏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出现过热是投资效率太低的结果。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要借助于大量的投资来维持。2002年,中国全部投资占GDP总量的42%;2003年这一指标达到46%。而美国一般为10%,和我们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只有24%。这说明什么?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很差。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提高投资效率。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提高投资效率?更进一步说,如何才能保证我国的经济发展走上一条既持续高速,又健康合理的轨道?我们认为,选择只有一个。这就是要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以建设“循环经济”为手段,最终实现“人本经济”。 五、“人本经济”、“循环经济”——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人本经济”和“循环经济”,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发展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这种特殊的国情和现实的矛盾,决定我国的长期发展必须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走依靠人力资源和科技进步的发展道路。实现科技进步,要求发展“循环经济”;依靠人力资源,要求实现“人本经济”。“人本经济”是目的,“循环经济”是手段。 应该说,人本经济、循环经济都不是科学发展观的首创。但是,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则是科学发展观的一大理论贡献。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优秀。人既是发展经济的主体,也是经济发展的归宿。一切经济行为的发生,根本上讲都是经济行为主体从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考虑出发的——不论表层的目的是买房还是购车。作为宏观经济行为体的国家,只是而且也应该是人民利益实现的手段和方式。因此,所有经济成就的取得,最终都要以人民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人民的生存质量是否有所提高为根本判断标准。 “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从物质流动的方向看,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即“资源产品废物”线性经济的增长,依靠的是高强度地开采和消耗资源,同时高强度地破坏生态环境。循环经济则是一种生态经济,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以“减量、再用、循环”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运用生态学规律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所有物质和能源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的。 出于以上认识,我们将“人本经济”定义为:以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及整体生存质量的提高为根本取向,以建设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多方面协调发展的“循环经济”为手段,以“人本效应”作为经济发展的评判标准,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理念。 要通过建设“循环经济”来实现“人本经济”的终极目标,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保证人民基本权利的实现。 首先,要保证人民基本人权的实现。只有最基本的人权(如生存权)得到了保障,才有资格谈其他权利。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实现社会的高度法治化,建立人本、人道、宽容、民主的“绿色文明”。 其次,应保证多数人能享用基本的公共产品。例如,农村市场至今调动不起来,首要的原因是因为农民收入过低,此外还有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的因素。国家应该多在这些方面努力,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基本生活条件。 再次,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让拥有属于自己资产的人得到保护。当今权利受到侵害最大的是农民。至今为止,农民长期土地使用权的保障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好。现行的制度,只承认农民对土地的债权关系,而不承认农民对土地的物权关系,这样就不能彻底解决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关系,换句话说农民还不是自己土地的真正主人。因此,改革不但要使人们获得财产,而且获得的财产要得到制度的保护。 最后,要保护广大人民的知情权,健全各种利益主体的表达机制。有知情权才能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包括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等等。如果既没有弱势群体表达利益的机制,也没有一个良性的谈判与协商对话机制,人民的要求就无法顺利传达,就容易发生各种极端行为。 第二,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走依靠人力资源发展经济的模式。 在发展战略上,注重发挥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始终把实现充分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 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合理发展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第三产业,以增加就业量。 在企业规模上,注重发展中小企业,发挥中小企业占用物质资本较少,吸纳就业人员较多的优势。 在人才机制上,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建设一个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和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培养、吸引和用好各类人才,特别注重培养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形成一支具有国际水准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家队伍和科技人才队伍。 在人才流动体系上,鼓励各类人才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部门、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合理有序流动,消除各种体制障碍;建立起有利于人力资源高效配置的企业分配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知识参与分配制度,以及激励约束机制等等。 最后,重视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国民的就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努力把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 第三、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建立“人本政绩观”。 长期以来,我们评价一个地方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水平和成绩,以及评价一个地区的发展,主要是看其经济发展的状况,而且总是看几个主要的经济指标的增长。在这种评价标准的影响下,不少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往往只重视经济建设,而忽视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只重视眼前和短期的利益,而忽视长远的、后代人的利益。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人们更关心收入、财富、经济的增长;追求经济和物质水平的提高被放在首位。但经济增长不是目的,人的发展特别是人的物质、精神、价值的总体满足程度和全面发展水平,才是社会发展与否的根本标志。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社会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的的,这就要求政府官员的政绩观需要实现由“物本”向“人本”的转变。必须放弃“以GDP论英雄”的错误认识和做法;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以人为本,注重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超级秘书网 第四,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和观念,由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现阶段,政府的转型绝不仅仅是其经济职能转变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政府同社会各个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关系的问题,涉及到执政党工作方式转变的问题,涉及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问题。要想将科学的发展观落到实处,政府必须切实转变职能,树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按照现代政府管理的理念,政府应由“人治政府”转向“法治政府”、由“无限政府”转向“有限政府”、由“权力政府”转向“责任政府”。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医疗、保险、教育体系的建设,使得包括广大弱势群体在内的全体国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实惠;要重视普及科学知识,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支持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要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人民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五,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实现增长方式和发展理念的转变。 企业要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的利用效率;节约资源和劳动力,实现清洁生产,建设“循环经济”,实现企业盈利和环境保护的双赢策略;增加科研投入和技术开发力度,加速产品的升级换代,最终实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企业效率的转变;既重视经济效益,又关注社会效益,在促进利润增长的同时注意增加职工福利,建立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最后,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还要求国民实现思想和行为的转变。 广大人民要树立自己是经济发展中心的意识,加强法制观念和市场竞争观念;强化维权意识,时刻监督政府的政策和企业的经济行为,通过法律、舆论、社会仲裁组织等各种手段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同时,注意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培养对环境、资源、社会整体的正确认识,促进“循环经济”、“人本经济”的实现。 经济论文:持续发展煤炭经济论文 一、实现煤炭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1.宏观调控,健全煤炭经济管理机制 宏观调控是国家政府干预煤炭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对于健全煤炭经济管理机制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才能做好这一点呢?首先,应建立严格的煤炭经济交易准则,在规范准则的约束下有效监控煤炭经济的发展行为,竭力实现煤炭经济交易的公平、公正;其次,要着手完善福利制度,切实加强对煤炭行业各个阶层工作人员的关怀,留住人才、促进发展,实现煤炭经济内部管理的稳健运行;再次,需降低煤炭产业税率成本,实现对煤炭经济发展的全方位补贴;最后,加大对非法违规小煤窑的惩处力度,杜绝非法违规开采煤炭资源的行为,提高煤炭资源利用率。 2.善于改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从我国各类自然矿产资源的储藏量角度来看,煤炭资源居于首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的煤炭资源是发展社会经济支撑性能源。为了更好地利用煤炭资源、更好地发展煤炭经济,我国必须跟进时代潮流,善于改进发展方向,将未来煤炭发展方向对准现代化,冲破传统发展的瓶颈,加快煤炭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此同时,还须时刻灵活调整煤炭经济发展方向,制定一套利于煤炭经济发展的战略性策略,从而实现跨越式经济的发展。 3.革新理念,推进煤炭经济持续发展 要想有效革新煤炭经济发展理念,就必须大力倡导资源的持续利用、循环利用,逐渐形成一种新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从而有效推进煤炭经济的持续发展。持续经济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利用率高、资源循环利用、废弃物排放量较低,这样的优势不仅可以减少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而且还可以建立出煤炭与电力相结合的一体化发展产业链,这对于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煤炭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功用价值。 4.重视基建,构建生态保护完整体系 此处的“基建”,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缩写,发展煤炭经济之所以要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是因为基础设施建设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对于开发地区周边环境与生态系统的平衡都会带来一定损失,因此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构建出生态保护完整体系。所以,政府应加大煤炭经济投资力度,大力完善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在政策方面给予煤炭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支撑,还可以建立环境保护基金,以此鼓动各大煤炭企业进行污染物、废弃物的治理研究,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规避煤炭开发对自然环境产生的恶劣影响。 二、结束语 总的来说,我国必须重视煤炭资源的科学开发、合理利用,杜绝浪费煤炭资源,极力挽回煤炭资源逐年枯竭的恶劣态势,在发展煤炭经济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真正实现煤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应注意的是,此项工作的顺利完成绝非一朝一夕,需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去,敢于改革和创新煤炭经济发展模式,真正为煤炭经济的发展迎来春天。 作者:安屾 单位:山西晋煤集团运销分公司信息科 经济论文:土地资源价值核算下水利工程经济论文 一、土地资源价值理论 针对土地资源价值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争论,这是由于土地资源价值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具体内容,不仅有效用价值,还有工程价值,同时还有哲学价值以及劳动价值。但是总体来讲,土地资源的本身的效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土地资源的整体价值,在此基础上,还受到资源量的影响,如果资源处于稀缺状态,将会使得土地资源价值急剧攀升。针对土地资源价值的具体构成问题,需要通过一定的核算方式来进行明确[2]。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资源无价的传统观念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对土地资源进行全面客观的认识,这样一来使得我国土地资源在利用以及开发过程中处于无序的状态,不仅存在强征强占的侵略性开发,同时还造成了很大程度上的资源浪费。面对这种情况,就必须通过量化的方式,对土地资源进行价值核对,这样才能够使得土地资源价值理论能够更加系统并完善起来。根据我国相关专家学者的论述,土地资源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够在人类的利用下产生多大的经济价值,使得人类能够进行有效利用。从整体上来讲,人类在这一过程中占据了主动性地位,土地资源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开发利用能力。在此基础上,还受到资源本身的稀缺性影响,同时还有社会供求关系以及是否能够进行资源替代的影响。 二、土地价值核算对水利工程项目经济评价影响 通常情况下,水利工程的主导单位都是国家或者政府,并且针对土地资源的利用,能够通过水利工程相关的补偿性措施来进行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过渡或转让,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对于土地拥有绝对的主宰权,所以并不会对水利工程的整体经济评价造成很大程度的影响。但是在我国水利工程中,多元开发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形式,这样一来项目产权就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针对水电行业我国已经在政策上进行了全面开放,在这种情况下,对相关水利工程项目进行具体收购,就逐渐成了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在我国现有的国民经济体制下,通常都是通过影子价格来对土地价值进行量化衡量,在这一过程中,使用价值是针对土地资源进行评价的唯一衡量标准,但是却忽视了土地本身价值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土地核算将会对水利工程经济评价,造成很大程度上的影响。如果针对土地本身的资源价值进行具体全面的考虑,将会得出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的经济评价结论。所以在针对土地资源进行经济价值核对的过程中,要能够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形式的工程项目经济评价,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经济评价结果更加符合真实情况,并且更加全面系统。否则如果进行片面的土地价值核对,将会对工程项目的经济评价造成强烈的结果冲击,从而不能够对项目进行客观分析。 三、结语 针对土地资源进行具体的价值核对,将会产生不同的具体情况,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进行单纯的价值核对,将会影响到客观的项目经济评价。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针对土地资源进行全面考虑,将其自身价值列为经济分析的必要元素之一,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这样一来将会使得经济评价结果产生很大不同,甚至会与原有结论形成截然不同的结果。面对这种情况,我国应该关注到这一问题,并且将针对水利工程项母进行经济评价的方式或者系统优化。 作者:庞斌 刘俊秀 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经济论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论文 一、我国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取得的长足发展是无可厚非的,金融业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的腾飞作出的突出贡献有目共睹。然而,在金融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许多值得重视的问题也突显出来,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部分观点认为,当前实体经济发展乏力是金融业过度发展的结果,认为我国出现了与美国一样经济过度虚拟化的问题。经过简单的对照我们就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成思危认为金融市场规模不应过分超过实体经济,比例应在5左右。我国目前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比例为1,最高时也不过1.5,世界平均水平是12,而美国2000年时就达到了5。由此可见,我国金融业发展并未出现过度虚拟化,发展水平还没有到达与实体经济的最佳比例。但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问题呢?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当前我国金融业发展未契合实体经济发展需求,未处理好协调发展、功能匹配、紧密结合的三个方面的关系,破坏了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促进共生的动态平衡,制约了实体经济良好、持续发展。 (一)违背协调发展关系 有的地方政府过分强调金融市场繁荣,忽视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发展,阻碍和限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结果导致社会资本脱实向虚、民间融资混乱发展,企业资金断链、企业倒闭、老板跑路等现象频发,出现了地区经济空心化。 (二)违背紧密结合关系 研究表明,由于金融市场存在的垄断以及工具多样性等方面的问题,使得银行业无法自发与实体经济匹配起来,需要政府运用调控手段来进行调节,然而行政手段的不灵活性,往往造成要么流动性过剩导致通货膨胀加剧,要么流动性过于萎缩制约实体经济良性发展的后果。 (三)违背功能匹配关系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对于银行的需求十分迫切,但短期内银行未能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诉求,例如几年来中小企业发展迅猛,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已占据了国内生产总值半壁江山,成为我国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当前中小企业生存压力巨大,急需资金维持经营,但我国融资方式依然以银行信贷为主,而商业银行恒定的信贷规模以及国企、央企、大企业的资金刚性需求,对中小企业融资产生挤出效应,造成了中小企面临融资困难、难以为继的窘境。再加上部分行业发展一旦出现波动,银行纷纷采取退出策略、减少授信额度,更加大了小企业资金流动的难度。其他诉求还包括出口支持、技术改造支持、科技创新支持、产业升级支持等众多方面,银行都很难一一满足。 二、推动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建议 结合我国银行业发展现状,建议着重从以下方面推动银行服务实体经济。 (一)以转变经营理念为基础,积极发挥主力军作用 当前银行业仍是我国金融市场上的绝对主力,服务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银行业肩负的历史使命和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银行业要深刻认识实体经济发展的变化特征和运行趋势,主动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加深对自身发展与实体经济互利共赢关系的认识,积极应对挑战、把握机遇,充分发挥银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优秀作用,不断强化服务实体经济的理念,在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实现银行业新发展。 (二)以促进协调发展为目标,制定银行业发展规划 银行金融机构应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将服务实体经济与自身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持续改进和强化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根据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实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差别化发展,突出中小银行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上的作用,指导银行形成各自的信贷优势行业。努力形成与国家宏观经济相适应的银行业体系,确保银行业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以满足实体经济要求为目标,推进银行信贷结构调整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实体经济需求,加强金融服务供给与实体经济有效需求对接。进一步提高信贷管理水平,合理把握信贷投放的总量和节奏,切实满足实体经济的有效信贷需求。在信贷投向上,一方面要切实加大对新产业、新动能、新力量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积极支持产能过剩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此外,还要加强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为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 (四)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鼓励开展改革创新 从宏观上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顺利完成,提高市场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将推动实体经济结构调整与自身发展转型有机结合,跟随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进程,推进银行业务结构和经营模式转型。微观上,促进银行业金融创新的科学性、稳健性和可持续性,丰富对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服务手段和渠道,切实改进金融服务质量,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获得性和便利度。有针对性地拓宽抵押品范围,有效解决小微企业、涉农企业和科技型企业传统抵押物不足的问题,更好地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实现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匹配发展,既是国家层面的系统性问题又是牵扯具体金融机构的微观问题。银行监管部门更要从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出发,把控银行业整体发展方向,敦促银行在保证稳健运行的基础上,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为“十二五”规划目标的实现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李宁 黄时 经济论文: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论文 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特点 (一)兼并行为导致经济体过于集中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很多大型的金融企业中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兼并行为,这就使得全球经济体分布得过于集中,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一方面,经济体过于集中会为金融机构中的高层管理人员追求更高薪资提供平台;另一方面,经济体过于集中也容易造成金融机构出现道德风险,很多金融机构利用规模扩大的优势,对破产风险视而不见,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金融机构破产的可能性[1]。一旦大规模的金融机构破产,政府为了经济的稳定就不得不对其伸出援手,这也进一步消除了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顾虑,甚至做出与自身发展目标相悖的风险经营行为。 (二)经济活动在金融经济中出现过多 因为金融经济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资金上,与实体经济相比都有着很大优势,这也就导致很多经济活动都趋向于在金融经济领域进行,进而使实体经济所遭到的挤压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这也使金融经济领域的交易出现越来越多的纯粹投机行为,促进了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离。 (三)两者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衡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例不均衡使得前者中大量存在的投机因素对经济指标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很大一部分的价格指数都因此很难得到真实的反应,实体经济的运行现状无法完全显示出来,这也就使得价格指数丧失了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反映作用[2]。其原因在于,实体经济受到的损害相对严重,大量的社会资本从实体经济领域中流失,随之流入金融经济领域中,而金融领域中因投机行为的频繁而出现虚假繁荣现象,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实体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从而对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 二、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利弊分析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金融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超过实体经济,这也使得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世界经济的结构也发生了演变。这种现象有利也有弊。其有利方面在于金融经济的地位提升使得社会资源大量流入金融经济领域,在整体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对资金的流动与配置起到不可或缺的中介与配合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3]。其缺陷方面在于两者之间的失衡使得金融经济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甚至限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从而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消极影响。金融经济的主要职能便是服务于实体经济,一旦两者分离,无论对金融经济来说,还是对实体经济来说,其破坏性都是空前的。所以,合理把握两者之间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研究两者分离的原因是解决当前困境必须要走的路。 三、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原因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生分离的主要原因是前者在规模、数量、地位等方面大大超越了后者,随着这种现象的深入,两者的分离也一定会对社会的整体经济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对两者分离的原因进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大体上看,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金融资产增多使风险增大 在讨论金融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体经济的发展也不容忽视。从时间顺序与现实贡献的角度看,实体经济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与金融经济相比更具备根本性,从发展层面看,在实体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以后,金融经济才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另外,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期,金融经济想要进一步发展,都必须以实体经济作为依托。所以,金融经济想要发展就必须以实体经济作为基础。但是,实体经济在世界性的交易过程中需要外汇,而外汇又要依托于金融经济,在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然而,风险又会不可避免的出现在金融经济中[5]。所以,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会慢于金融交易的增长速度,金融资产的比率也因此增加,这对经济发展来说,不仅是机遇也是挑战。 (二)技术因素与制度因素导致 从技术角度看,技术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创新,而经济的发展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技术创新的影响,这种影响具有国际化特点,金融经济的类型也以此为基础越来越多,从而促进金融经济的发展,提升金融资产的比率。从制度角度看,由于金融经济大于实体经济,金融交易中的很多非理性行为都与两者的分离有很大关系,这些行为因为制度因素而产生的。 (三)金融管制的自由化与弱化 金融管制的自由化与弱化膨胀是影响两者分离的直接因素之一,弱化主要表现在国际之间解除了金融管制,导致国际之间的资本流动越来越多,除此之外,国家内部也会对金融管制进行弱化甚至解除,导致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金融交易的数量也随之增加。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原因有很多,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当前局面的产生,而上述的三个方面起主要作用,想要阻止两者的分离,也需要从上述三个方面入手,将两者之间的比重与相互关系协调好,从而使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 四、金融经济应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任何层面上的经济发展都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密不可分,从根本上讲,金融经济来源于实体经济,金融经济的发展需要以实体经济为依托,所以,金融经济需要服务于实体经济而完成发展,这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从表面上看,金融危机存在于金融经济领域,但究其根本仍在于实体经济,而金融经济的过快发展已经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金融经济的发展在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持下,就会形成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主要表现在金融机构自我服务,满足以及强化的倾向加强,使得金融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相脱离,甚至对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干扰。由此可见,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金融机构与企业需要必要的实体经济作为发展支撑。五、结论综上所述,实体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世界走出金融危机困境,引导金融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从而促进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金融机构也需要遵循为人民、中小企业以及科技创新服务的原则,真正做到服务于实体经济,这是当前发展实体经济的必经之路,也是解决金融经济发展困境的主要方法,更是世界走出经济危机的必要条件. 作者:徐垠 单位:徐垠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经济论文:高职思想教育工作市场经济论文 一、市场经济环境背景下高职思想教育工作的功能作用 (一)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导向性功能 人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行为价值判断的选择都会依靠自己坚持的思想价值体系来认定和评判,而形成这一思想体系的关键环节主要是青少年时期,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成为高职院校教学任务的重点,善于引导学生在追求奋斗目标的同时应该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帮助学生认清自己对社会对家庭对企业的责任,具备区分是非曲直以及能够辨别善恶美丑的能力,在面对社会各种经济以及权力诱惑的同时,要做到用正规渠道获取,要有良好的自控力,高职院校需要向学生开展社会不良风尚的教育课程,让学生能够从主观意识层面牢记社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起到一种良好的环境铺垫作用,而高职院校的教育方针和内容要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人类的发展水平进行不断的创新和更改,要能够从根本上去引导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二)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性作用 高职院校为社会所创造的主要价值在于培养了应用型的技术人才,其教学内容偏重于实践技能的操练,让学生能够更快的适应社会生产力的技术需要。在以政治思想工作为主要层面的教学指导任务中,应该向学生推崇职业道德教育以及职业素养要求的教学任务,增强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观以及劳动观教育。思想决定行为,人主观能动性的改变会影响其对事物的行为反应。 (三)增强学生自我赏识的主观能动性功能 高职院校的学生由于受到社会以及家庭压力等种种因素的影响,高职院校的学生心理落差度比较高,与普通大学的学生相比心理问题较多,其原因在于很多的学生走进高职的校门处于一种被动感,其中成绩不理想、厌学应付父母的学生占大多比重,学生在学校的生活是处于一种享乐的状态,整体抱着混日子混时间的心态,浑浑噩噩的扎堆玩耍,这种现状也是高职院校整体学生素质教育能力的得不到较大进步的重要原因。学生对于学习的自信心不足导致自卑感较强,使得在自我赏识层面处于一种低级的状态,这就会对学生进入职业生涯的人际交往活动产生十分不利的因素。对未来生活也缺乏奋斗目标。所以高职院校需要针对其差异性进行因材施教,在思想教育学习中提高他们人际交往的能力,学会提升自我赏识,优化心理素质,在增强学生职业技能水平的同时注重人格自我魅力的培养,能够更好的完善学生自我思想观念体系。 二、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职思想教育工作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进行有效的改善十分的重要,要从根本上认知高职院校在思想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阻碍因素,在面临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同时应该如何借鉴和变革,从而谋求到适合高职院校思想教育的对策,提高高职院校的整体思想文化水平,为创建优质校园文化气息而努力奋斗。 作者:胡平 刘鹏程 单位: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论文:商业文化市场经济论文 一、商业文化由商业行业向全社会扩展,并逐步上升为主流文化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之初,商业文化属于商业系统的“行业文化”,它的舞台是全国商业行业,对流通环节的商业活动、商业行为发挥作用。现在,这个概念已经远远落后于现实了。商业的地位与作用在计划经济时期并不突出,是作为生产的补充形式和辅助环节而存在,其功能受到压抑。这个时期的商业文化自然带有鲜明的行业背景和色彩,属于行业文化。市场经济的发展赋予了商业更高的地位与作用,它不再是作为一个行业而存在,也不再局限于充当生产的补充与辅助角色,转身成了一个社会性产业,而且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这个产业链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商业自身,甚至把生产环节也纳入进来了。现在所讲的商人,也不仅仅是指从事商业流通活动的人们,而且包括一切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人们,无论生产者还是流通者均属商人。从社会分工角度上看,无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它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商业活动。商业涵盖了市场经济的所有领域,所有环节,集中反映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因此,商业文化也就必然的从原来概念下的行业文化延伸到了全社会,成为社会所共有的文化形态。商业文化的社会性来自市场经济的社会性。凡是从事经济工作的人都知道,计划经济下的商业职能是分配生产部门的产品,而市场经济下的商业,则是市场经济的枢纽。所谓的市场经济也就是高速发达的商业经济。实际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以这种经济为主流的商业社会。不仅商业活动成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生命线,而且商业活动的原则理念和精神,正在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改变着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例如,各行各业都在重视的品牌文化、促销文化、时尚文化、健康文化、休闲文化、养生文化、旅行文化、娱乐文化等,都是受商业活动的影响而逐步形成的,是商业文化新的元素和表现形式,延伸着现代商业文化的内涵。全球经济一体化催生的移动互联网,更是创新了互联网文化,是新时代商业文化发展的新成果。它对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全球生产方式,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巨大影响。这就是商业文化的力量。它从一个侧面有力的反映出商业文化的广泛社会性,说明商业文化已经在客观上上升到了社会主流文化的层面,起着主流文化的作用,关键在于人们是否能够与时俱进的认识它,正视它,因势利导的培育它,扶持它,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 二、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 商业文化与企业文化不同,它的生存土壤是整个社会,统一性是它的一个重要特性,意味着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要培育和建设的商业文化,是全社会、全民族共有的。尽管市场经济千姿百态,错综复杂,但商业文化所包涵的文化发展方向,基本内涵,优秀价值,以及倡导的商业精神,都是统一的,体现的是全社会和全民族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意志,共同的愿望,共同的追求。但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业活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领域越来越宽,涉及数以百种行业,数以千种产业,数以万种市场,数以亿种商品,犹如一条奔腾的江河,浪淘不尽,生生不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商业文化也就呈现出多样性的态势。每一种不同的商业活动都反映出特色不同的商业文化,每个商业活动均是这一文化海洋的一滴滴水珠。他们千姿百态,色彩斑斓,反映出多样性的一面。就拿商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饮食文化来说,我们是一个饮食大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间的饮食文化千差万别,每一种饮食文化元素都反映着它那个民族与地域所独有的特点,众多的饮食文化汇集在一起,就如同春天里漫山遍野盛开的鲜花,充满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还有近几年来随着商会经济的兴起,商会文化也伴随产生,并且风格各异,特色鲜明,相互辉映,构成了我国现代商业文化一副灿烂的画卷。虽然商业文化是建立在各种商业活动基础上的文化,每种商业活动都有自身的特殊性。但是,任何特殊性均反映着普遍性和一般性,商业文化既有多样性,也有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反映着商业文化的共同本质特征和一般规律性。因为各种商业活动必当遵循诚信经营、文明经商的商业文化本质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行走天下。商业文化建设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既要以改革的精神提倡多样性,鼓励不同商业文化特色与风格的培育发展,更要强调统一性,要在统一性中呈现多样性,在多样性基础上实现更高层面的统一性,在“百花齐放”中繁荣我们的文化,彰显文化的魅力。 三、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步伐加快 当前我们正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切经济活动都面向世界,以整个世界为舞台。尤其处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所有商业活动已经没有什么行业界限,也打破了国界的概念。在这个背景下,商业文化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独享走向共享,从分割走向融合,从传统走向现代。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在这个趋势中,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的提升,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现象也变得更加突出。这种碰撞的结果,不像过去形成了对立,而是走向了融合。这种不断发生的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现象,也就推动了现代商业文明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近代社会以来,大量的外来文化随着国际交往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而涌入,不少先进的外来文化对于本土文化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例如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对于农耕文化具有强烈的、正面的积极推动作用,带来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这是外来文化的历史进步意义。当然,外来文化对于本土文化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外来文化中的糟粕成分对于本土文化的精华成分的伤害和破坏。例如,西方文化中对于资本追逐利润的贪婪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深刻的揭示,当这一外来文化涌入当今的中国市场经济之时,由于长期我国农耕文明所导致的缺乏抵御这一西方文化糟粕的能力,结果,在盲目照搬照抄,甚至于全盘吸收之下,为了贪婪地追逐利润,不惜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近几年来社会上假冒伪劣盛行,正是这一现象的表现。从文化高度反思,本质上就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华被稀释、被冲淡、被抛弃的结果。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大碰撞、大融合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从现实来看,这种碰撞与融合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正面的碰撞带来了有效的融合。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建立交融的新机制,在文化基因层面由正能量的对接而互补、互生,水乳交融,由此创新和丰富了商业文化的内涵,使之赋予了时代的新特征,推到了一个新高度。第二种情况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在不断的碰撞中并没有形成新的文化元素,只是在表层上部分的结合了,遇到文化内核的排异,出现文化隔阂,甚至于缺乏融合的机制。这主要是由文化价值观的本质区别所造成的。但不管怎样,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步伐将会越来越快。我们所要做的是既要以积极的开放姿态参与融合之中,再也不能自我封闭起来,同时又要在融合中坚守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要通过融合洋为中用,而不能丧失自我,当了文化俘虏。 四、商业文化建设重点由传承转向创新 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全新的经济体制,最需要的是创新。近几年来人们都感受到了创新所带来的变化,尤其是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商业活动与商业模式不断出新,商业文化也正在纳入互联网元素,吸收互联网的文化精髓,使之具有新的内涵与特征。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商业文化,突出的标志就是融入“互联网思维方式”,将传统商业与移动互联网实现新的全面嫁接。互联网作为一种先进工具,绝对不可能离开其他产业,过去所讲的“颠覆思维”也许并不正确,互联网并不是一个颠覆工具,而是一个融合工具,将各个产业在互联网平台上融合起来,成为新的更加强大的产业。如今,商业文化也融入了“互联网+”这一新元素,“电商文化”就是商业文化创新的一个标志和主要方向之一。如今不少传统商业转型困难,根源之一是在文化上出现了瓶颈,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互联网文化这一先进的商业文化,结果在惊慌失措中找不到方向了。其实,互联网文化并不神秘,也不可怕,关键是将商业文化提升到互联网水平上,具备“用户思维、简约思维、极致思维、迭代思维、流量思维、社会化思维、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跨界思维、连接一切思维”这十个“互联网文化”的优秀元素,我们就可以从容地推进传统商业的转型与发展。“互联网+”成为当今时代的强劲动力,传统的商业文化随之进入互联网商业文化这一崭新的阶段,我们要主动拥抱互联网,让商业文化注入互联网基因,丰富商业文化的时代内涵,提高商业文化的整体水平。 五、商业文化价值成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的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内核。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在这个基本内容里,商业文化的价值成为它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从个人行为层面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覆盖社会道德生活的各个领域,既是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评价商业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商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点就是“诚信意识、敬业精神、友善态度”,要求一切商业活动均要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敬业是对所有商人职业行为准则的价值评价,要求商人忠于职守,克己奉公,服务人民,服务社会,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职业精神。诚信即诚实守信,更是我国千百年商业活动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是现代商业文化建设的重点内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当今我国社会最高层面,最有中华民族底蕴的文化成果。商业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着全社会最优秀的商业道德内涵。我国社会主义商业活动中所培育出来的优秀文化价值,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中有了充分体现,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商业文化正在一步步生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 作者:王作言 吴兴杰
国内经济论文:经济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刺激研究论文 摘要:2007年由美国房价下跌导致的次贷危机,让美国经济遭受衰退危险,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到现在仍然没见底,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基于此,本文在分析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防范金融危机风险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危机;影响;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金融业迅速得到发展,它在经济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然而,伴随着金融业高速发展而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也引起人们日益密切的关注。2007年由美国房价下跌导致的次贷危机,让美国经济遭受衰退危险,特别是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陷入严重财务危机,并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后,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实体经济,全球经济急剧萎缩。 基于此,本文在注重可行性和操作性的指导思想下,收集国内外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报告,查阅我国现行的金融危机管理的主要著作,并通过各类专业杂志及相关网站获取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和研究结果,在此基础上中国目前在金融危机防范上的问题和国际上金融危机防范经验,提出中国金融危机风险防范的政策建议。 一、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危机(FinancialCrises)最简单的定义是指突发的、覆盖几乎全部金融领域的金融状况恶化。金融危机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定义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金融危机具有三层含义:①金融危机是金融状况的恶化;②这种恶化涵盖了全部或大部分金融领域;③这种恶化具有突发性质,是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总结起来,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主要有以下影响: 1.影响我国的外贸出口 我国的对外贸易最近几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出现衰退,中国的出口商品竞争力较大幅度地减弱,对外经贸形势面临严峻挑战。导致我国外贸出口衰退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各国出口商品结构颇为雷同,出口市场结构也非常相似,竞争性大于互补性。产品种类均主要是电子、化纤、服装、玩具、鞋类等劳动密集性产品,市场也均集中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地,因此,东南亚金融危机将削弱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由于中国进出口总额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近1/4,尤其是出口已成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一个重要“边际因素”,因此,贸易顺差减少,对我国经济影响巨大。同时,由于我国的出口中一半以上属于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己开始产生较大直接影响,因此,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加。 2.影响我国企业引进外资 此次金融危机对工业项目招商引资和企业投资产生了普遍影响。部分投资者缺乏投资信心,致使引进资金、技术等借助外力的发展受到限制和影响,招商引资难度加大,项目引进势头减弱。出于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担忧,部分生产企业对国际经济走势难以预料把握,多数企业处于观望状态,经济增长放缓及企业投资削减会逐渐凸显,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未来工业引进外资增资扩能。 二、对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政策建议 1.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顺应不同时期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和金融制度的特征而适时主动调整。中国渐进主义的改革路径,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必然是渐进型的。目前人民币汇率还不适合完全自由浮动,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继续深化和推进,进一步健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扩大汇率弹性区间,以增强汇率对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能力,发挥汇率作为金融危机缓冲器的作用。汇率双向波动也有利于提高市场参与者防范风险的能力,并抑制短期资本的流入。同时,保持适度的外汇市场干预。货币当局应动态和准确地把握市场汇率相对于均衡水平的状况,遵从汇率目标区调控原则,采取“目标区内相机干预”和“边界干预”相结合的方式,逐渐扩大目标区宽度,保持渐进性与合理性,避免超调现象发生,使汇率水平能在自由浮动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稳定的水平。 2.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 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如果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当国际游资流入时,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引起大量资金外流,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我国汇率弹性增大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逐步推进,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对投机资本的大量涌入和随后可能发生的流向逆转保持高度警惕。首先要夯实市场基础和完善市场规范,同时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金融监管水平,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从而更加安全地融入全球资本市场。 3.尽快建立充分成熟的国内资本市场 目前,大量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数据巨大的外债,已对人民币形成压力。如果要避免因为过分依赖外商投资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就必须尽全力发展自己的资金市场。只有国内资本市场越活跃,中国对外资的依赖程度才会越低。因此,我们应该加快发展新的融资市场的步伐。在发展国内融资市场的过程中,特别应重视证券、债券和保险市场的发展,使它们成为中国国内基金的一个稳定来源的重要补充,特别是保证耗资巨大的基本建设项目的资金来源,减少对外国资本尤其是对短期外国资本的过分依赖。当然,目前的国内资本市场还不十分成熟,要建立充分完整的、市场化的资本市场运行规则,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扩大市场流通总规模,提高市场内在价值;提高市场透明度、全面公布信息,以帮助投资者对金融风险做出正确评估,提高投资者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 4.对外开放要与国内改革协调配套,特别是对外国开放资本市场要慎之又慎 泰国政府在1992年取消了过去几十年所采取的保护本国资本高达市场的一系列措施和做法,一下子全面向外资开放国内市场。但同时国内金融政策却没有相应配套改革,继续维持原先泰株同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政策。由此造成自由开放的国内资本市场与不自由的外汇管制混为一体,助长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使全球都明白了一个道理,能否经受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关键看经济是否健全,企业制度是否健全,金融制度是否稳定,中央银行是否有足够的监管能力。有的国家能免受危机影响,就是这个原因。对于中国来说,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关键是加快改革。但在加快改革步伐的同时,一定要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内改革协调配套,特别是在对外开放资本市场的过程中更要慎之又慎。只有在已经具备开放资本市场的条件,包括已经建立有效的金融政策和相应的金融监管调控机制,建立了完整的法律基础,建立了一整套有效的宏观控制政策的情况下才能开放资本市场,决不能头脑发热,一哄而起。 5.坚持正确的利用外资政策,合理控制外债规模和外债结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和最富活力的国家之一,也已连续数年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外资的大量涌入的确弥补了国内资金缺口,也支持了重点项目或大型项目的建设。但与此同时,也对我国的外资和债务管理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课题。首先,我国必须将外债规模确定并维持在一个适度或合理的水平上,即借用外债既要考虑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对外债偿付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不能盲目大量向外举债。此外,还必须对外债结构的各个要素构成比例进行合理配置,优化组合,特别是要合理安排短期债务和中长期债务的比例,以达到降低成本、减少风险、保证偿还的目的。最后,尽管中国外债规模一直控制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以内,但应加快清理那些实际对外负债、又脱离政府监管的“隐性外债”,把“隐性外债”纳入外债监管范围之内,提高外债规范管理的有效性。 6.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保持充足的外汇储备,提高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场国际收支危机和债务危机。片面追求高的经济增长率,进口需求超过出口能力,必然会导致国际收支出现逆差,使外汇储备减少,削弱了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贸总额连年增长,对外贸易已成为世界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进行的外贸体制改革又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注入了新的活力。比如针对长期实行的贸易保护政策给工业带来不利于出口的倾向,我们已对进口许可证制度作了一定的调整。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做,都必须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我们既不能为出口而牺牲进口,更不能为进口而牺牲出口。在大量吸引外资的现阶段,我们更应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工业,并鼓励制成品尤其是工业制成口的出口,提高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在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同时,保持良好充足的外汇储备,以提高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政策法规的研究分析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同时结合在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指出经济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继续强力推动改革。之后又提出经济改革中的一些措施手段。 关键词:市场化经济危机财政政策 一、三十年改革开放之路 总的说来30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具体说主要是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持续提高。市场化程度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增长是大起大落还是平稳增长。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极低,各种商品和服务产品的价格形成几乎完全由政府管制,市场因素在经济生活中受到极端压抑,计划体制的管制力量远远大于市场力量,外在的政府干预因素经常冲击正常的经济周期,导致经济多次大起大落。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就是导致经济增长? 其次是宏观调控的完善,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撑,也就是1998年年中以来扩大内需的政策,其政策手段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6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政策转向是成功的,理论分析上也站得住脚。扩大内需的政策能使新一轮经济周期呈现出新特征,还在于这项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该项政策组合持续达6年之久。2004年积极财政政策逐渐淡出,转向中性的财政政策,这种转变是很必要和及时的,避免了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出现,确保经济稳定增长。政策需要一定的稳定性、连续性,否则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方面有个很好的反面案例,就是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财政政策。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为了刺激经济,日本政府积极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政策缺乏连续性的影响。 二、金融危机考验中国模式 这一轮的经济危机似乎打乱了整个经济周期的波动规律。中国经济一下子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时候。但是,三十年来奠定的基础和进一步开发的潜力会帮助我们挺过这个经济的寒冬。一来市场化的力量还在不断地深化加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弊端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接下来的就是进一步的改革推进市场力量;二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及时性与适度保证了其有效性,经过了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之后,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已经大大提高。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三十年遗留下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并且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而这次经济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就是放大了这些问题来让国人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中清醒过来。低端的出口加工贸易模式让沿海经济失去光泽,暴露出经济发展瓶颈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大量持有美元储备却只能眼看其贬值,意识到中国金融的弱势以及人民币的不对称地位;竭尽全力的促进农村消费来扩大内需,发现城乡差距的巨大……一连串的问题依然存在,而所有这些问题的出路只有一条—继续改革。 三、经济改革深水区 强化市场力量,就是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提高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存在一些严重问题急需解决,主要是各个领域和各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严重不平衡。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三大领域中,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最低。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关键还是要继续深入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强化市场力量,通过与旧体制力量的不断反复“搏杀”,市场最终确定自己的统治地位。尤其是资本市场领域,一定要最大限度淡化其行政性,还资本市场盈利性的本性。 政策组合也要不断调整和完善。今后一段时间,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重点是总需求,这几年扩大内需的重点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投资需求,但是消费需求增长则相对较慢。然而,消费是最终需求,投资增长最终必须得到消费需求的支持,因此,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总需求的调控中,未来相当长时间的重点主要是如何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因此,今后稳健的财政政策应将重点转向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 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财政政策是大有作为的,最主要的是要发挥财政政策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保障最低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也应作些调整,前些年过多地依赖财政政策,今后应积极发挥货币政策作用。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是很直接的,例如发展消费信贷,对于扩大消费需求,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实现消费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为此必须进一步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发展货币市场,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而促成货币政策逐渐增强效果,直至淋漓尽致地发挥应有作用,取得与财政政策势均力敌的“显赫”地位。 四、结语 改革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而现在的经济危机背景正是经济改革的天然时机。美国经济通过30年代大危机得到了结构性的调整,奠定了其二战后世界霸主的地位。而八十年代的经济调整,又为其在九十年代的经济神话打下基础。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凤凰涅槃,危机中求生存求发展,关键就在于能否继续改革,延续属于中国的经济神话。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在经济全球化中受到的冲击论文 摘要: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机遇。它加速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有助于我国改革攻坚阶段棘手问题的解决;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同时它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给我国经济带来挑战。它给我国国民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威胁,同时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和我国政治稳定提出了挑战。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这种趋势下,我国也必须在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加强对外开放力度、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加速推进经济法制改革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样才能使我国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策略。 全球化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这为全球化提供物质手段;二是生产关系和制度,资本为了获取更大、更多的利润,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机遇。 经济全球化作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浪潮,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衡量经济全球化的利弊与得失,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提供了哪些机遇,带来了哪些风险和挑战。综合起来说,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双重效应就是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搞好了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搞不好则会遭到挫折和损害。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经济在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之后正在积极地走向世界。我们不断扩大开放,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并通过这种开放的联系成功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应该说首先是利于我们,是我们能够有更多机会吸取国外经济及发展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引进和利用技术、资金等国际资源,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提升自己的素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的,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种种压力和风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实力差距很大的全球竞争,同时还要面对同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包括各种不公平乃至苛刻的条件和限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现在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从8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浪潮为中国复兴带来了机遇,中国应抓住这次机遇,本着平等互利,互谅互让,求同存异,克服困难的原则,主动、健康有序地参与和融入全球经济大潮之中,自觉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迅速发展经济,摆脱贫穷落后状态,最终实现现代化。 (一)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 我国底子薄,人口多,科技落后。这就决定了我国发展经济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而关起门来搞建设只会越搞越穷。邓小平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国要使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必须实行对外经济开放。事实上,在对外开放政策的作用下,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利用外资的质量显著提高,对外经贸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八五”期间,我国共吸收外商投资1845亿美元,预计“九五”期间会达到2300亿美元。“八五”期间,货物满意额由2808亿美元,增加到3606亿美元。2000年突破了4000亿美元。 (二)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我国改革攻坚阶段棘手问题的解决。 改革既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又要与国际接轨,遵守国际规则和惯例。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从解决原有经济体制僵化封闭的弊端入手的,经过放权让利、全面改革、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等几个阶段后,现在进入了解决棘手问题的攻坚阶段,如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探索和发展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改革政府管理机构、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住房制度、投融资体制、财税体制、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改革。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许多做法与国际规则和惯例有很大出入,达不到国际要求的水平,所以一些发达国家以此为借口对我国的贸易加以封锁和限制。参与经济全球化就要按世界市场经济的规则办事,遵守国际规则、惯例和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与世界各国发展正常的贸易关系,从国际规则的遵守中获得利益。因此,在改革的攻坚阶段,一定要解决改革中积攒下来的棘手问题。 另外,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外在压力,也会变成改革的内在动力,因为这种压力有助于我们实现政企分开,机构精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经济全球化对于深化改革,完成改革攻坚阶段的任务是个良好的机遇。 (三)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较长时间以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处于相对封闭和较为落后的状况。产品市场主要依托国内,也可称之为以国家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经济。经济全球化必然打破我国经济的自我封闭,促使其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之中,其进出口贸易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也给我国获得了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更大经济空间。我国应不失时机地实施对外开放和对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尽可能多地分享经济全球化扩大的投资和商品市场。同时只要发达国家不为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采取保护主义的强硬政策,不对贸易自由设置阻碍,只要能够建立起资本流动的合理规定──保护生产性投资,预防如投机之类的负面影响,那么,经济全球化完全有可能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益。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除了有赖于国内经济体制的转变外,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竞争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此外,在贸易保护的条件下,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可以享受到许多来自政府政策上的优惠,实际上进行的是不平等竞争,使国内企业对提高自身素质缺乏紧迫感。加之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作用,企业的设立、经营和产出往往不根据市场的需要,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浪费严重,经营粗放,集约化程度不高。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相互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必然带来国外有竞争力的商品和服务大量涌入,从而对我国国内同类商品和服务行业带来冲击。为了把这种冲击减至最低程度,政府、行业和企业都要抓紧时间,做好充分准备,利用世贸组织允许的过渡期,实现结构优化和素质提高。 (四)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能够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搞市场经济,我们还缺乏经验,这就要通过对外开放,在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和接触中,考察和总结各国活生生的实践,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的优点和缺点,各种市场经济模式的利弊得失,从而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可以借鉴和选择的经验。80年代兴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体制基础是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从体制上讲,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不同,它在政府的作用、企业制度、市场规则、信用制度、贸易方式、国际协调等方面都实施了改造和创新,发展出了几种不同模式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今天,我们已经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等同于社会制度的思想束缚,认识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我们应当向搞了几百年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有用的知识和经验,汲取别国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但是我们不允许也没有必要从传统的市场经济开始,沿着西方资本主义老路慢慢地发展到现代文明、有序的市场经济。 此外,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提高国际地位,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等都有很大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在不断增强。但是,综合看来,中国并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名列世界前八名,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属于发展中国家之列;中国对国际社会、世界问题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影响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世界经济事务中,中国现在已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所以对国际经济事务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从而也不断地增加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推进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 二、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威胁。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少,贸易和投资不断自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想在一国范围内保持我国经济的自给自足已经不可能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处于世界经济的普遍联系之中。我国的原材料、技术、劳动力和市场的供求状况都有国际因素的影响。我国对国民经济干预权的削弱正在成为普遍现象。同时,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这种冲击对一些产业来讲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据有关方面分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国产品和企业更多地进入我国市场,冲击我国汽车、制药、农业、电信、航空、计算机、金融等七个方面,同时将取消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形成严峻剧烈的竞争局面。其中就汽车行业而言,汽车工业是受冲击最大的产业之一,主要表现在:第一,面临缺乏规模经济的冲击。汽车工业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只有规模上去了,价格才能降下来。而我国1998年全国汽车产量是163万辆,轿车是50.71万辆,只相当于外国一家汽车制造厂的产量,甚至只相当于外国汽车制造厂一条流水线的产量。第二,面临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的冲击。目前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2000万辆,通用、福特、大众、丰田等几大生产巨头纷纷加大开拓海外市场的力度,中国目前200人拥有一辆汽车,显然是一个潜在的汽车大市场,必然会受到外商的青睐并尽最大可能挤入中国市场,这无疑会对我国汽车工业产生严重的冲击和威胁。第三,面临关税逐步下降的冲击。目前我国汽车平均关税为80%~100%,尽管正式文件尚未面世,但关税降低20%是起码的,这意味着关税降低后的进口汽车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此外,汽车工业自主开发能力弱、劳动生产率低下、缺乏竞争优势等都使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巨大的压力。虽然中国的轿车工业可以作为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但保护的时间也只有五年左右,充其量十年。那些规模小、成本高、技术水平落后的企业将难以生存。汽车工业进入大规模资产重组将是大势所趋。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提出了挑战。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经济的互相依赖空前加强,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反映为外部失衡,进而很快影响到与其有紧密联系的国家,最后极有可能世界各国陷入失衡和危机的境地。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有个最好的例证。这就要求我国务必提高经济管理智能,防范经济波动和金融风险的发生。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货币政策、较为灵活的汇率安排是减轻失衡和外部冲击的有效手段。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际经济组织的挑战,一是跨国公司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对诸多的贸易、投资等问题,哪个国家也无力单独解决,不得不求助于国际组织。这就使国际经济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同时也意味着原来主权国家部分经济管理权利的消失或转变。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显得至关重要。否则,国家的经济主权就会受到威胁。跨国公司对我国政策和措施有一种本能的抵抗和规避,它们经常钻法律和政策的空子,大搞投机活动。因此,经济全球化使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受到国际因素的限制和制约,使其作用的发挥要困难得多。我国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对国家经济管理职能转变的要求,及时加以调整。否则,就会殃及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 (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的稳定带来的挑战。 政治稳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稳定的威胁和挑战加大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为西方的干预主义提供了很多的借口。美国一直奉行干预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美国更以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为借口,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子干涉别国内政。美国的一些政客和学者宣称,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国家内政与国际问题之间的区别一直在减少,推广民主、对付动荡及非人道主义、建立集体安全是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三项内容。美国必须帮助那些“没有能力保护本国少数民族、种族和宗教的政府”履行其职责。北约就是以民族问题为借口,对南斯拉夫动武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许多民族和宗教问题,还有诸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等需要处理,如果解决方法失当,就有可能成为西方干涉我国内政的借口。 2.为西方的经济政治化倾向提供了方便。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出于对抗的需要,为了笼络住盟友,将政治问题经济化,竞相对集团内部的成员实施经济援助。如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给欧洲和日本进行大量的援助和贷款,帮助它们恢复和发展经济。苏联也用同样的办法使一些东欧国家与它靠近。冷战结束后,以经济为优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加剧,经济成为最大的政治。发展中国家把经济的发展作为政治成功的标准,发达国家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比如,西方国家为了制止波黑战乱,通过安理会对南斯拉夫实施经济禁运;为了消除伊拉克的军事和政治威胁,迟迟不解除对伊的经济制裁。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多年来西方更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压迫中国就范。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经济制裁。在中国“复关”和“入世”问题上,西方更是漫天要价,把单纯的贸易问题变成了一个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使这一谈判持续了十多年。 美国国会把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每年审议一次,就是要把美国的人权观念强加到中国人民的头上。西方一些怀有“西化”和“分化”图谋的人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中国在这方面必须高度警惕。 此外,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传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西方文化日益明显地呈现出一种霸权化的趋向。西方意识形态正有计划有步骤的侵入我国,一些有害的文化价值观念也随着经济交往的频繁愈来愈多地被输入我国。这些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极其严重地动摇着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如,在理论的层次上,他们宣传“人权高于主权”、“经济自由化”、“政治多元化”等等,抵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层次上,他们把色情、暴力等文化垃圾通过各种手段传播进来,消除人们的意志;在民族宗教问题上,他们给分裂主义分子以国际活动空间,授予其“和平”奖章,提供先进武器,支持其分裂活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反渗透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在各种领域和渠道上表现和展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将始终受到来自西方的威胁和挑战。 三、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我国经济的发展策略。 应从总体上明确,我国对外开放的方针不能也不应有任何的动摇。邓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继续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化浪潮到来之际,我们决不能采取消极退缩的做法,而必须以积极进取的态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因此,在这里,我们的策略关注点也就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大力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信息网络化是当今全球化四大潮头之一,也是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动力。全球体系得以形成的现代科学基础是微电子学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而推动的信息工业的蓬勃兴起,微电子计算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特别是光导纤维通讯技术的运用,将使世界进入一个信息革命时代。今天,以无线电话、电视、电脑、人造卫星等现代信息手段为主体的传播网络,已使全球结合成一个紧密的信息整体。这种信息传播、处理的共时性,不仅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通讯化、计算机化和自动控制化的进程,而且也大大缩短了现实生活中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使人类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活动范围和创造能力。根据有关资料,全球互联网的用户每年以高达162%的年增长率递增,几乎可以说已在全球普及。如今,国际互联网络已扩大到155个国家和地区,它使几万亿美元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业务片刻之间就能在国际间完成,这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加速了经济全球化高潮的到来。正是因为信息化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我国在“十五”计划中将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作为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并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事实上,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也是我们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重要对策。我们必须以积极、务实和奋进的态度,把握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和信息化给我国带来的难得机遇。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深刻影响,也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人类文明进程以及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态势,已不允许我们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我们必须正视挑战,形成共识,整合力量,统一行动,努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我们别无选择,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与未来的重大抉择。 (二)加强我国对外开放力度和快速融入国际市场。 经济全球化使我国对外开放的体制环境发生变化,我国的对外开放由政策性开放变为体制性开放。市场经济体制是全球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是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基础,市场经济规则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各国必须遵守的规则。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使资本、技术、人才、市场等资源的配置和重新配置变得越来越快,对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影响深刻而频繁。适时开放市场,只有市场开放了,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不能马上无条件地全面开放,而是要有条件、有步骤地在适应自身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开放,这样才能产生对贸易双方都有利的效益。同时必须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因为市场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法制经济,所以中国必须遵守规则并参与规则的制定。还须发展资本市场。任何一个想要让企业家大展宏图的国家,都必须发展其资本市场。 但中国虽然拥有高储蓄率,却只有很小一部分流进了私人企业,流入高科技公司的储蓄更是少之又少。在这方面,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竞争力还处在劣势,因此在准入领域和准入时间上一定要与国家的长远发展相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中国企业是做了很大贡献的。努力搞好国计民生的国有大型企业,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解决国有企业机制转化和结构调整中暴露出来的棘手问题,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我们要把中国企业的实践经验认真地进行案例研究,上升到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专家学者要深入到企业里,总结中国企业的经验,然后上升到理论。 这些应是逐步进入国际市场应具有的条件。 (三)努力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差距。在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面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必席卷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强化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以及知难而进的顽强斗志,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应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尽快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同时,我国还应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包括贸易依存度和投资开放度,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为微观经济主体进入国际市场创造宏观环境。拥有标准占领技术高点,现在我们造成财富差距主要的原因是知识差距,就是由于我们现在没有自主创新和自己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少,技术依存度有50%是依靠我们自己国家,50%依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知识包括标准、品牌,也包括技术、专利等等,这些东西的价值是很难用实物跟它比较的。比如说标准,谁拥有了标准,谁就可以说占领了技术的高点。因此,在提高国民科技文化素质方面,我们必须实行社会塑造与自我强化双管齐下,使我国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得到真正的开发;在提高民族创新能力方面,我们必须着力于创造知识的创新和应用知识的创新两个层面,真正激发蕴藏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创造潜能,使创新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我国兴旺发达和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与此同时,我国应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法制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和成功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几年来,我们在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是一项长期任务,根本的还必须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建立实行民主和法治所必要的、行之有效的机制、规则和形式。我们应该努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不断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它在二十一世纪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从总体上看,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应注意将以下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我们固然要借助于全球化而更好地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尽可能地吸收国外的先进成果,力求实现某种程度的“跨越式”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急于求成,要在增强经济发展的坚韧性上下功夫,要认识到我们得要面对的压力和冲击力会是很大的,只有依靠坚韧的努力,才能站稳脚跟,才能以此为基础而寻求发展,寻求“跨越”。这两个方面应该是一致的和统一的。 21世纪,国际竞争和综合国力的较量将会更加激烈,与国际相比,我国的经济实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还很脆弱;在信息技术领域,我国的优势有限,信息化整体水平还很低;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方面,我国也存在着巨大差距。因此,我们必须立足现实,正视差距,直面困难,增强紧迫感和忧患意识,从差距和困难中找到发展的潜力、发展的动力。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学理论管理 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协调”角度,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重新解读之。笔者所指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限于一个时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为“极端和激进学派”之外的、一切曾经在西方占据过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样式,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从“个人至上”的角度和不变的精英主义立场出发的。 一、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基础 迄今为止,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都是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历史。而且可以预料,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仍然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和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的过程。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还停留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赖矿物能源。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国工业产值的71.3%是来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国总人口为6.73亿,消耗能源59.96亿吨标准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这一年中国的消费总量为13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1083公斤,约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国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对资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越巨大,则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对资源利用数量越少,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准就贫穷。1995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按标准煤计算为1055公斤,美国的相应数字是11312公斤,与此相对应中国就穷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如果以中国庞大的人口达到美加两国的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十倍达到130亿吨以上,该年度世界能源总供应量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富裕和现代化不是不需要资源支持的,也不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优良制度”的结果和巧妇的“无米之炊”。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迟暮 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日益脱离经济资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过程,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数据的解释学,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是诸如多和少、增加和减少、总量和增量等等。虽然把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资源的经济流转过程,尤其是谁能获得和依据什么获得稀缺资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满足这个关键问题。 发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日益被证伪,其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日益彰显。当代所有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等,都无缘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不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足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压力大,资源分配的部分倾斜就足以导致对弱势阶层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因此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前尤其经不起检验。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整体协调”的层面上来解决,没有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措施能够奏效,这在西方“个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经济学立场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面试图解读中国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的一些理论基石: 1、“经济人”在现实中的存在范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流转过程中,却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诉诸常识和感觉。例如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基石“经济人假定”,中国高人就把资本家追逐利润与小孩子吃奶的欲望放在一起做类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能和从属于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假说蓄意混淆起来,为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寻找普遍意义的注解。正是在这样的本质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心虚和反人道本质,因为正当的行为和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词的。 在社会现实中,最适合成为经济人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因为每个学生都面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学习已经被界说和接受为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习显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个人利益的投资,因此学习对学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经济人目标也会是最重要的经济人选择目标。而且学习具有天然的平等适合于个人努力的性质,不受工艺分工和等级关系的制约,具备最理想的经济人成立条件。因此经济人假说下的学生学习应该都是竭尽所能地努力,为将来在社会上扬名立万、追利逐益做铺垫。但是实际中学生努力学习的比例甚至称不上很高,这只有一个原因: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是违反经济人假定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协调人”,即个人的行为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理性)之外,还要为许多非经济目标所制约。一个学生可能乐于花时间去享受恋爱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较舒服的某种方式来处理生活和学习的关系,学习目标在许多目标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行为方式最终就是在多个目标的相互协调和中和的实践结果。 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原子化或机械化的努力过程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会取得完全成功。 2、竞争和市场带来效率的谎言 竞争和市场能够带来效率,最终能够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结果上有利于所有人,从而具有结果公平的性质。竞争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被认为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所以其等价命题是私有制将最后有利于所有人,从而把私有制作为追求“结果公平”的不可动摇的过程和手段,过程和手段高于结果,这就是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的逻辑。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证,精英们乐于证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场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从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痴经济学理论那里,中国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就是技术落后,缺乏技术进步动力的结果,而不与低水平的消费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现实发生联系;要求产品高档和现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阶层的消费主义而是全民(包括穷人)的需要,在精英主义者那里,根据理论需要穷人永远是做白日梦好高务远的阶层,不满足“人是理性的”这个基本经济学前提(林毅夫),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将如何被满足而只知道越先进越好,这与精英阶层的消费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现实出发选择“有比无好”。中国人均产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经济学精英们说唯一的原因是企业效率不高,而完全不与中国经济底子薄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发生联系。 3、个人激励决定作用的谎言 在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励手段就是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报酬,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整合社会前进的价值了。但是与精英主义者断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国20年的观念变化和严重的社会行为失范,恰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实际中没有道德自觉精神的个人是无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与此相联系,现代的知识精英愿意把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求生谋职和回馈社会的基础。实际上知识如何任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驾御知识任用方向的只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由于一个人的创造力有限,同时他的破坏力却要高出数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监督一个人的行动往往十个人还不一定管用,因此社会监督并没有一个在低成本上实现的方法,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都没有低成本实现方法,所以个人行为不能不主要归结于个人的自主选择,道德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必须要取得多数人的主动认同。否则管理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标落空。个人的报酬只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物质激励措施在利益关系互为消长的前提下不仅难以确立合适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证个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认同的建立决不是一个激励措施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进行真诚的协调和让步。无限制地高估激励作用最终是服务于一个理论目标就是---抨击集体主义精神,为私有化正名和开道。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成功历程,恰恰说明了物质激励因素作用的荒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结果就是---以被物质充分激励的精英阶层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中国的精英阶层理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试图忘记血的教训或者想方设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状况是精英阶层自己认识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优势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这样一种结局,学会并真诚地与弱势阶层做好利益协调,向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就是向精英阶层自己的长远利益让步。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热门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芝家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授。据称“可能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据称“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1、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理论 在垄断价格的盘剥之下,打破技术垄断的价值有多大?技术能力仅仅靠购买专利就能够获得?开发的投入与技术能力的形成,加上垄断价格被打破的价值几何?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靠引进技术与靠发明来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较的。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就是买专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过是原来人家发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买了专利,一定是成功的专利才买。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变迁的话,这个成本与自己做RND来比的话,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定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对我们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国不愿意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到那时候的话,我们人均收入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5倍,假如说美国拿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搞RND的话,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来搞RND的话,我们RND的规模是他的2.5倍。你创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时候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比他还快。”按照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今天的美国还是相当情愿地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而不是在执行技术封锁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是靠什么支撑的,如果是靠技术支撑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傻到培养竞争者,以至于丧失垄断地位、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要西方企业发扬雷锋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当牧师,到西方去传经送宝。建议林博士还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学机构供职比较好,这样才能够造就“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条件。 “关于技术变迁研究,我的两个贡献是:(1)对拉坦--速水假设做了扩展,证明了诱导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因是要素的相对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受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方向仍然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变化的诱导,这一工作大大扩展了诱发性制度变迁假说所适用的范围。(2)在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引入市场规模,即当技术类型相同时,技术变迁将首先发生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技术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比较大,那么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比较大,这就会使更多的资源被用于该项技术的研究,因而这项技术的创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较大。”根据中国的市场规模,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计,不知道还有没有发展技术的必要空间。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赞同林博士的这一高见,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发展地位;中国人均资源短缺,所以中国应该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技术;中国资源分配应该首先向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高档消费品不能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先地位。 “一个就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积累。比如说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能增加的话,经济就能增加。当然我们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如果觉得土地太少,还可以到国外拿个殖民地,现在是不行的。再就是劳动力会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劳动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一般来讲,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资本积累速度是不是快。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如果你能够改变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从一个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的部门的话,那这样经济也可以增长,所以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转移。第三个是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同样的生产结构,假如我能用比较好的生产技术的话,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三方面。但这三方面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技术不创新的话。我们读经济的人都知道,技术不创新的话,不断积累资本就会面临所谓边际效益递减。在这样的状况下,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资本也不能增加生产,也不能增加产出。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积累的积极性就很低,资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资本增加的速度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技术变迁的速度。同样的情形也在生产结构中。假如说技术不变化的话,就不会有新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个产业部门里面,也就不会有生产力比较高的环节。要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其实主要看技术变迁速度是不是快。归结起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技术变迁,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因为已经遇到资源短缺,已经是土地报酬下降而且农业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中国农民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种田。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上的或经济上的),借助于发展这种优势,就可以追求到一种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我国近10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因为在产业发展上较好利用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劳动力。他说,改革与曾推行多年的‘赶超战略’相配套的宏观运行机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尽快进入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充分转移之前是不会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否则的话供应的增加会导致收益的实际下降,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据什么断定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现实的情形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头撞上了“西墙”,受到西方国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管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声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所谓的“敏感型产品”,认为对国内就业冲击很大,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就业---相冲突,早就签署了诸如“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戒律,对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出口数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什么样的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使得“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得以执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业上问题丛生,农民负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必须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又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用多给不发达地区补贴和把发达地区的财力转移到不发达地区的办法都不合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及其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个地区就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东部资金、技术相对丰富,重点发展资金较密集的产业;中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农业;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矿业、畜牧业。东部缺地,粮食生产成本高,有了统一市场,自然会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使中部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经济越发达,对西部资源的需求就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也会上升。这样一来,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动力,东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统一市场中共同发展。”因为中国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根据林毅夫博士的推演,这是需要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实际上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以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林博士的铺子既出售“无坚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实在是了不起。 2、农业问题是劳动投入不足?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8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在时代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新修了2亿亩梯田,并使中国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万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国农业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出现根本进步,并一举扭转了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态势。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国处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过,哈尔滨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汉南京于1931年,广州于1915年;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没有被淹过。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溃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溃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经有50年没有溃口了,根据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生发出来的“林氏理论”,这样的成就竟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毫无积极性和消极怠工的条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氏理论,只要是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就永远不会发生饥荒。可是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水灾1096次,比较大的旱灾1056次,都是平均两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灾,在旱灾的中心地带人口饿死比例高达80%,由于没有统计数字,详细的饿死人数永远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少的也有十多条,而且越到北方地区这样的记载就越多,根据林氏理论哪个时代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后完全归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说饥荒的年景不要说穷乡僻壤,就是诨名“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哪一年没有“路倒”哪一年不饿死人。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的控制下,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分散的小农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和改善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时代的农业体制下,农民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力量动员来进行大规模地改善农业条件的努力,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摊上也相对容易得多,实现管理目标得成本也极为低下,这才是中国农业条件改善在30年内超过3000年积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才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据实用主义“流行就是真理”的理论,“林氏理论”明显也具备成为真理的条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与中国人没有关系。 3、监督困难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仅仅因为监督困难就断言管理制度需要变更,那么除了小国寡民的时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应该存在的经济制度了,精英主义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说道“关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而一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性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取决于社员是否拥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日本企业中比较具有敬业精神的员工大约不到1/3,另外有1/3的员工能够在管理之下顺利完成作业任务,另外还有1/3的人是始终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企业就已经是非常好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中国农民是基于“绝对公平”原则才能组织的,否则他们必定会因为“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恶性发展到粮食极度短缺并大量饿死的地步。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不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 作为社会学上一个公认的结论,农村社员由于长期共处在一个稳定的社区环境里,个体比较注重以长期考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非常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声誉,在调节相互关系时,无经济成本的舆论监督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最为有效的。只有在远离这样的社区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才开始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的个人行为模式,与农村社区个体行为模式构成根本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人们开始主要依赖法律和契约来调整相互关系,舆论调节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监督的成本急剧上升。 4、西方白痴经济学中国人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特点,中国对西方白痴经济学的信奉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在学术特征上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日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对纯粹理论的兴趣远远多于对经济现实的兴趣,对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比对照现实应用来检验更为看重。总而言之,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为精英主义化的制度建立和维护其稳定而“忘我”工作。经济学方面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按照明显的梯度理论分布,在国内的高人主要是抨击“旧体制障碍”,香港高人张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则直接诉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行”。 这些人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中国人对“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标准,能够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才能称为“家”;在时代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条标准,“家”成为代表理智与良知相统一的一个指标,是对知识精英摆脱精英主义惯性倾向平民主义的奖掖,从而具有褒扬和接纳的双重涵义。 美国白人民兵小布什称中国是“竞争对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对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极受欢迎,号称是“在中国以外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国有关机构的青睐,“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相关机构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欣赏原产台湾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败者,绝对没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为一个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国外,充其量会成为一名教授、学院派学者,而在国内却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从影响层面来说,我想在北京大学影响会大得多。”林毅夫的能耐不是没有代价的,不过不由他本人来承受而已。至于说到“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一定会产生那种人,中华学术的复兴也一定能够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相应的地位,但是我决不相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在“炒别人的剩饭”过程中产生,“炒别人剩饭”的人永远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可能成为大宗师的。 四、中国在西方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回顾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定和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单回顾,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1、资源报酬递减所发生成本如何摊平 中国农业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达到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带的国家,这只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资源的短缺,资源开发的成本也一定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开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东高出5倍。中国铁矿石95%以上是贫铁矿,而且伴生共生矿多,选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国的资源,改而进口,那么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迅速被打破,在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没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成本顺利转嫁?还有资源长距离输送成本如何在竞争性价格中被补偿? 所有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都对此一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2、工业技术的边缘化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没有独立的国际营销能力,实际上无法实现我们的工业发展目标。盲目发展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是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为作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撮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实际上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对等,产品出厂定价完全由外方控制,经营结果不仅没有正常的利润,而且对工人也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条件,在免税政策的关照下对国家也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投资者也无法实现正常的资本积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远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所服务的企业本身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企业、个人包括国家(不能不执行免税政策),都不能从这些企业乃至行业兴起中获利,虽然这些外向型行业的总产值规模已经极其巨大。 中国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获得收益的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完全无法体现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最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叛卖行为,国家和社会还要承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后果,再接再厉发扬雷锋精神,为跨国公司擦屁股。这样的后果却被精英主义者当做成就来吹嘘,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笑话奇谈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发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们对未来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样的依附性经济还是有必要的,顺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外企利润汇出为几十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之巨,再过5-10年就可能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中国拿什么来支付外企的利润呢? 3、门槛价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缩减作用 目前,外资企业在国内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不同,具有一种稳定不变的特征---成为一种门槛价格,这种门槛价格依据的是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和理想的市场份额,不与市场的潜在需求和发展的普及化目标相联系,排除和消减了市场的潜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数人最后具有消费能力的可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水平的决定性障碍,兼且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做不过本地工厂,所以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竞争维持或明或暗的垄断价格同盟(即卡特尔),其结果是消费者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中国就是这样成为跨国公司“发洋财”的乐土。 在1995年,广州宝洁公司的利润率高达50%,而且是在巨额广告投放,在管理、市场营销、人员高薪等这一切大手大脚政策下的成果。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竞争力和成本优势所能够解释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违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公平交易法则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国家法律严厉管制的价格不法行为,也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成功,不是因为技术先进,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好制止了浪费,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脚下的成功,这是韩非所说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资金实力上的优势发挥。跨国公司能够集中足够的资金来排除竞争者,无论排除竞争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时间多久,它们都有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耐心等候竞争对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垄断优势地位的建立之后,再消费者身上捞回当初的“竞争排除成本”,坐收垄断利润。中国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不是不清楚这些,但是他们与这些企业具有天然的利益联系,他们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经为可口可乐公司充当吹鼓手,费心研究“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类高级高薪问题。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功,是以中国竞争者消失和中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国家经济规模达不到潜在规模为外在条件的。 4、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7年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演示版,今天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是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结果是促使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国际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下文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五、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适度发展经济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需要走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第一个走这一道路,因为中国最缺乏资源的支持,同时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经迅速逼近自然资源所能够容许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人与自然在整体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而且刻意回避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问题。一味地张扬个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编造“私恶即公利”的谎言,为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寻找借口和说辞。以管理困难来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讳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经济人”前提下,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事实,以管理困难来反对非精英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逻辑。 1、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 社会管理是没有根本出路的,人们必须长期不断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主动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以求避免最坏的社会局面出现。其中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 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是因为技术垄断地位决定的资源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优秀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51%,富裕和发达不可能不以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基础,毕竟“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还不能被突破。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优秀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优秀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优秀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优秀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可以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国防和外交问题。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走适度发展之路。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适度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适度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国内经济论文:民政局加强国内经济管理总结 20*年,是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发展遇到严峻挑战的不寻常之年。一年来,在中共*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和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市政府紧紧依靠全市人民,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集中精力抓重点,全力以赴破难题,改善民生促和谐,经济社会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全市实现生产总值368.16亿元,比上年增长7.8%;财政总收入46.3亿元,增长15.7%;地方财政收入23.97亿元,增长13.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6.79亿元,增长10.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0.13亿元,增长16.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4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332元,分别增长10.5%和9.5%;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耗下降4.6%,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削减11.42%,二氧化硫排放量削减7.4%。 (一)经济保持平稳发展。农业生产势头良好。实现农业总产值20.8亿元,增长9.4%。积极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粮食播种面积保持稳定,早稻最高亩产624.9公斤,创全省新高,获得省粮食生产先进县(市)称号。开展农村合作“三位一体”建设深化年活动,加快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面,建成特色农产品基地1.18万亩、钢管大棚1000亩,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117家、农业龙头企业20家,新增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标志7只,“温郁金”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组织开展农产品展销会、推介会等活动,促进产销对接。深入实施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培训农民2万人。设立低收入农户“创业银行”,帮助635户低收入农户无息贷款1646万元。植树造林6975亩,新建生物防火林带60公里。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中*主要河段加深加宽,彭坑、水坑、直坑水库除险加固,整治小流域7.35公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作有序推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组织开展工业双月服务、“千名干部进千企、共渡难关促升级”等活动,全力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力促工业经济平稳增长,实现工业总产值789.12亿元、规模工业总产值552.88亿元,分别增长5.19%和5.9%,三大主导行业产值占规模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56.7%,年销售产值超亿元企业由90家增加到101家。深化建设环境专项整治,加大工业项目攻坚力度,32个项目开工建设,78个项目竣工投产,开工建设标准厂房20.2万平方米,建成34.1万平方米,完成工业性投资36.88亿元。编制完成沿海产业带实施方案,*二期、*围涂工程加快推进,8677亩建设用海项目通过审查。推进科技创新,落实科技孵化器用房1.3万平方米,建成高分子材料研究院等行业创新平台3个,13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新标准认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26.3%。加强品牌培育,新增中国驰名商标9个、浙江省名牌产品7个。支持企业整合提升,新增无区域集团7家。狠抓工业节能,对重点用能企业实行网络直报、动态监测,引导企业实施节能技术改造和发展清洁生产,新增清洁生产企业28家,规模工业产值能耗下降14.8%。推进“以民引外、民外合璧”,新潮集团与美国李尔公司合作,实现与世界500强企业合作零的突破。坚持科学招商,实际利用外资1735万美元、实际到位内资8.6亿元。外贸保持平稳发展,实现进出口总额20.22亿美元,其中自营出口17亿美元,分别增长21.1%和23.4%,14家企业被海关总署评为A级管理企业。完善政银企合作平台,开展“金融超市”活动,237个项目获得授信贷款104亿元;引进银行分支机构3家,华峰小额贷款公司组建营业。建筑业实现产值25.6亿元。现代服务业稳健发展。旅游经济不断壮大,实现旅游总收入18.27亿元。餐饮业发展态势良好,获得“中国瓯菜名城”称号。物流、商贸、保险等行业加快发展,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160.88亿元,三次产业比重由上年的3.3:54.1:42.6调整为3.3:53:43.7。 (二)城市建设扎实推进。城市框架逐步拉开。编制完成市域总体规划和城市近期建设规划,进一步明确城市发展定位和空间布局。城市组团建设稳步推进,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取得新进展,玉海文化游览区项目进入挂牌阶段,邮电南路改造工程拆迁协议签订率达45%,瑞祥新区5条主干道建成通车;*中心区、*中心区、火车站站前区、经济开发区南拓展区建设步伐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强势推进。组织开展政策处理双月攻坚、项目建设双月冲刺等活动,形成“比力度、比进度、比成效”的良好氛围,重点工程实现投资19.2亿元,比上年增长20%,超额完成年度计划。加大交通道路建设力度,温福铁路*段完成铺轨,*大桥及接线工程建成通车,*江大桥改建项目开工建设,汽车中心客运站等项目前期工作有序推进。加快供水工程建设,*水厂、*水厂净水工程建设进展顺利,*、*片二级管网完成改造。推进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开工建设电镀园区一期项目,实施*、环城河综合整治,*片污水收集管网二期完成主体工程,旧城区、安阳新区污水收集管网一期和经济开发区污水收集管网竣工投运,污水处理厂日处理量由2.4万吨提高到4.2万吨。狠抓防灾减灾设施建设,滨江防洪三期完成投资近1亿元,超过前三年总和,其中一标段基本建成、二标段完成桩基工程、三标段开工建设,*江南岸堤防工程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下埠水闸完成主体工程。加强电网建设,220千伏东南变等5个项目开工建设,220千伏西山变等9个项目竣工投运,供电能力提高15%。强化土地供给,报批农转用指标2213亩,完成多年遗留的9196亩转而未供土地供地工作,启动老工业点改造,修订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管理办法。城市管理不断加强。有效遏制违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查处违法占地1500亩,拆除违法建筑100万平方米。巩固小熔炼、电镀、废塑料洗涤加工业整治成果,深化印染业污染整治,取缔小制革加工点105处,行业性污染得到有效整治。深化非法小广告、建筑垃圾、占道经营等专项治理,市容市貌进一步改善,通过省卫生城市复评。切实加强出大殡整治和管理,积极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三)农村环境继续改善。积极实施“千村整治、百村示范”工程,99个村通过整治验收,新增温州市级示范村6个。完成农村危旧房现状调查,对250户农村困难群众实施住房救助,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参保率达100%。加强农村道路建设,57省道改建和老56省道改造工程开工建设,瑞枫公路改建工程桐浦至湖岭段实现通车,建成农村联网公路33.5公里,新增农村道路安全防护墩350公里。深入实施农民饮用水工程,改善102个村5.8万人的饮用水条件。推进新农村电气化建设,新增电气化乡镇2个、电气化村83个。加快生态村镇建设,新增温州市级生态乡镇4个、生态村47个。制订垃圾无害化处理工作实施计划,6个建制镇垃圾实现统一转运和处理。狠抓非法采砂、地质灾害点和青山白化整治,取缔非法采砂场(点)13处,治理地质灾害点8处,青山白化治理率达86%。 (四)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得到加强。新增城镇就业人员1.05万人、五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数14.6万人次,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对象集中供养率分别达99.7%和100%。扩大廉租住房制度覆盖面,扎实推进住房公积金扩面工作。开展“彩虹行动”,向3036户农村低保家庭赠送电视机。社会事业协调发展。扩充城乡优质教育资源,新增省级标准化学校18所、温州市级示范学校6所,荆谷乡通过省教育强乡验收。提高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实行农村教师任教津贴制度,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本费、作业本费。积极化解学校建设债务1.02亿元,债务总额已化解77%。通过三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验收。加强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市公共卫生中心投入使用,中医院迁建工程进入装修阶段,4家乡镇卫生院完成改造,建成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家、服务站4家。抓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工作,参保人数达76.56万人,参合率达96%。手足口病、急性肠道传染病及时得到有效防控,四川震区伤员救治和医疗援川工作圆满完成。深入实施“玉海文化”推进计划,组织开展迎奥运、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等系列活动,加大文化阵地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力度,5个乡镇(街道)通过“金海岸文化明珠”工程验收,全面完成有线电视联网建设任务,中西部235个行政村广播收听难问题得到解决。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木活字印刷入选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和首批向联合国申遗名录。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开展,新增城乡健身路径83条,鹿木乡通过省体育强乡验收。组织开展计划生育双月攻坚、双月突击活动,强化过程管理,低生育水平保持稳定。统计基础建设扎实推进,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展开。老干部、人才、市志、档案、国防教育、征兵、人防工作得到加强,民族、宗教、外事、侨务、对台等工作取得新进展,妇女、儿童、老龄、残疾人事业迈出新步伐,慈善、红十字事业取得新进步,特别是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全市上下情系灾区、踊跃捐助,共捐赠款物7500多万元。对口支援青川县桥楼乡灾后重建工作有序推进。社会管理全面加强。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施“三三”达标工程,开展“创平安、创满意”百日决胜战等专项行动,大力整治治安乱点和“黄、赌、毒”等突出治安问题,保持对黑恶势力、“两抢一盗”的严打态势,成功破获一批大案要案,刑事发案总量下降4.6%。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年”活动,突出抓好出租房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落实“拆、整、建、管”四项措施,拆除简易棚屋59.6万平方米,按照标准整改出租房3.4万户,24个民工公寓和厂区宿舍项目启动建设。狠抓危化行业、“三合一”企业、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和部位的安全隐患整治,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主要指标继续保持“零增长”。开展“十小”行业专项整治,加强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监管,妥善处置“问题奶粉”事件。开展“信访矛盾化解年”活动,推行领导干部下访约访等做法,稳妥处理信访问题,实现奥运会期间“零”进京上访,全年信访总量明显下降。切实做好民间划龙舟管理、突发事件处置等工作。 (五)政府自身建设得到加强。认真执行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定期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及时向市政协通报情况,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市政协的民主监督,广泛听取各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各人民团体的建议意见,办理人大代表议案建议420件、政协提案251件。完善政府决策机制,不断推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深入实施《行政许可法》,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行政执法和行政复议工作。贯彻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时公开政府信息。扎实开展“五五”普法教育,进一步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推进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项目交易588宗。优化审批流程,提升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市行政审批中心受理各类审批事项2.12万件,办结2.1万件。以“作风建设深化年”活动为载体,组织开展“阳光投诉”、“走进矛盾·破解难题”等行动,集中受理解决各类问题700多个。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强化执法监察、廉政监察、效能监察和审计监督,认真抓好纠风治乱和商业贿赂治理工作,廉政建设得到加强。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这是上级党委政府和中共*市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市人大、市政协监督支持的结果,更是全市人民团结拼搏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在各行各业辛勤劳动的全市人民和外来建设者,向给予政府工作支持帮助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向各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离退休老同志,向驻瑞部队、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向所有关心支持*发展的海内外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清醒地看到发展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制约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因素较多,受大环境影响经济下行趋势明显,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财政收入、居民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生产总值增速低于年度计划目标4.2个百分点,比上年回落6.2个百分点。统筹发展的任务还很繁重,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社会事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的要求、群众的需求还有一定差距,稳定低生育水平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压力仍然较大。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还不少,刑事发案总量仍高位运行,安全生产形势还比较严峻,社会管理任务繁重。政府工作仍然存在薄弱环节,一些部门和工作人员的主动服务意识仍需加强,依法行政能力和行政效能有待进一步提高。对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采取更扎实、更有效的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国内经济论文:币升值影响国内经济 [摘要]人民币汇率改革与人民币升值紧密相关。近来,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升值的预期也再次得到强化;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及浮动弹性等问题仍然存在着争议。本文通过人民币汇率改革对经济影响的分析,提出了应对策略,并认为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要避免重蹈日元升值的覆辙。 人民币汇率改革一年多来,总体上是成功的,一是释放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不断增强;二是汇率改革平稳运行,汇率水平基本稳定。“汇改”与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的影响也从理论描述变为具体现实,各经济主体和经济部门都感到了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影响。这里选取三个重要方面加以简论。 一、人民币升值对货币政策和银行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目前我国央行货币政策面临的严峻挑战就是流动性过剩。商业银行的结售汇业务获得大量的人民币头寸,加上储蓄的强劲增长,流动性明显过剩。我国外汇储备增长额中,很大一部分与人民币升值预期有关。为给汇率改革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避免国际热钱大规模涌入,央行通过压低市场利率,以提高国际投机资本的成本。但低利率和流动性泛滥又会导致一系列问题。 对商业银行而言,由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加上资本充足率等约束较强,过剩的资金大量涌入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这样所形成的市场利率既不能反映资金供求的实际状况,更不能发挥其重要经济杠杆的调节功能。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单一,利润的主要来源仍是存贷利差,贷款冲动在此情况下始终是存在的,有可能引致信贷失控和投资反弹。 为了回笼过多的流动性,央行主要通过发行票据、正回购等手段,这样就使得公开市场操作成为对冲外汇占款的被动工具,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主动性因而受到了很大的质疑和挑战。当然,相反,人民币大幅升值会使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变得更加严重,导致货币政策操作更加被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大,会对资本流动至少产生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吸引更多的国际套汇与套利资本流入中国;二是国内居民持有外币的意愿下降,纷纷将外币存款换成人民币存款。居民外币储蓄存款余额在2003年6月份达到908亿美元的最高值,到2006年第二季度末下降到了657亿美元。 人民币升值对银行业的影响也是明显的,而银行关涉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国际投资银行高盛曾报告预测,人民币每升值1%,中银的盈利便将降低3.3%,净利润将减少0.6%。建银2006年上半年仅汇兑损失就达24亿元,中国中银2006年上半年汇兑损失高达35亿元人民币。但以前预期的人民币升值对银行资产负债结构、收入结构和盈利模式等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这是因为我国银行主要业务都限于国内,因而银行资产负债的币种结构和收入结构都只是微调。 人民币升值使国内银行的外币存款有所减少。占国内外币存款市场49.8%的中国银行上半年境内外币储蓄存款为316.9亿美元,比上年末减少8.2亿美元。原来不少人士预期人民币升值将带来银行结汇业务持续大幅上升。然而,2006年以来,结汇量比2005年同期下降,尤其是2006年8月至9月初,多家银行的结汇量同比降低10%左右,相反,一些银行售汇量却同比增长了约10%。这是因为人民币升值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很多人认为它将是个平稳的过程,并逐步适应。此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受楼市调控及成交低迷的影响,境外汇款购房的资金流入减少。而且除中行外,我国大部分的上市银行业务范围基本在国内,拥有的外币资产和负债的比例较小,人民币资产负债和外币资产负债基本匹配,从事包括国际结算在内的国际业务的量也较少,对于表外业务产生的敞口通常会运用衍生品进行对冲,从经营上来看,升值的直接影响不是很大。 其实,人民币升值对银行业的影响体现在对综合经济的影响方面,进而影响到银行的生存环境。去年9月以来,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2007年1月我国贸易顺差接近159亿美元,与去年1月份94.9亿美元的顺差相比,上涨幅度高达67%。面对美、欧的压力,汇率波动空间可能扩大,对国内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利用各种金融工具减少市场风险应成为各家银行的共识。 二、人民币升值对企业进出口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人民币升值对不同行业企业的影响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大量持有以外币计价的资产或负债的行业,如:航空、电力和电信行业。升值将导致以外币计价的资产贬值。而以外币计价的负债将因此下降,从而减轻了企业债务。第二种类型是销售产品、生产成本结构不同的行业。具体表现在:第一,产品价格以人民币结算、原材料从境外采购,如造纸、汽车和机械设备行业,其生产成本因人民币升值而下降,从而提升企业利润;第二,产品价格以外币结算、原材料从境外采购,如:石油、石化、纺织和钢铁行业,要看采购成本下降能否弥补因产品价格下降造成的损失;第三,产品价格以外币结算、原材料从境内采购,如:医药、家电、化工和有色金属行业,其负面影响最大。第三种类型是间接受益行业,如:房地产、商业地产、机场、港口、铁路、高速公路、电力、供水和有线电视等行业。这些行业作为非贸易部门,纯粹以人民币计价资产,若人民币升值趋势持续,外资涌入将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徐洪才,2006)。进出口企业必须应从多方面入手,加强避险能力,主动进行汇率风险管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企业,有不同的规避汇率风险的方式。在我国外汇管理部门与银行出台的一些新政策措施和避险工具指导下,要因企制宜选择不同的产品,构成适宜的投资组合。一是利用金融工具进行避险。目前的汇率避险产品主要有远期结售汇业务、结构性结汇业务、择期交易、货币掉期等。远期结售汇是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上主要的避险方式,但它对企业的汇率走势判断的准确性有较高的要求。利用金融市场工具规避汇率风险是国际市场上有货币暴露风险企业常用的固定外汇成本的方法。但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提供的避险工具,从产品结构、设计、收费标准等方面与企业的需要存在一定差距,我国的金融机构也应适应人民币汇率浮动的需要,尽快向企业客户推出更多合适的避险品种。二是通过合同条款的选择回避汇率风险:包括签订短期合同、采用多种计价货币或直接用人民币计价签约、协商使用固定汇率锁定成本、提前或推迟结算等。企业在签订涉外贸易合同时,应尽量在合同中加入汇率风险条款。在汇率变动导致企业利益受到损失时,则执行新条款,保证企业的利润空间。比如在签合同时添加有关人民币升值的条款,如果在供货期内,人民币升值到某个幅度,价格要重新调整。三是采用贸易融资形式回避汇率风险。目前我国主要融资品种有授信开证、出口押汇、打包放款、外汇票据贴现、进口押汇和国际保理融资等。贸易融资可以较方便地解决企业资金周转问题,通过出口押汇等贸易融资方式,获得外币贷款并立即结汇,既满足了出口发货与收汇期间的现金流需要,又规避了汇率风险。四是利用出口信用保险规避风险。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成立以来,已有上千家企业享受了出口信用保险项下融资便利,直接避免了汇率波动损失。银行可以通过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票据保险”产品及时卖断银行票据,提前结汇规避风险。 其他规避汇率风险的工具还有:调整进出口比重,增加内销比例;调整进出口国家和地区,由单一市场向多元市场扩展;匹配资产与负债的期限和货币结构;正确选择计价货币、收付汇和结算方式;提高出口产品价格;改用非美元货币结算等。 三、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之所以单独分析房地产业和银行业,是因为房地产业是支持民生的重要产业,房地产安全直接关系着金融安全和宏观经济的安全。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优秀,由于世界经济金融的不稳定以及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把我国的金融安全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也一点不过分。 2006年,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9382亿元,同比增长21.8%;商品房住宅价格同比上涨11.04%,其中高档商品住宅同比上涨13.36%,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11759元,同比上涨12.1%;1998年以来,全国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年均上涨6.5%,比居民消费价格年均0.6%的涨幅高5.9个百分点。以上数字清楚地表明,目前的房价仍在高位运行,显示出前期房地产调控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从2004年开始,政府就出台不少政策来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无论是2004年的管住土地与信贷,还是2005年的“国八条”及2006年中央九部委联合出台了13个房地产调控政策,其中包括加息、“国六条”、“限制外资”等,涉及住房结构、土地管理、税收、信贷、市场交易秩序等各个环节。对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政策之多、之细、之全面,是前所未有的。但为何调控效果不尽人意呢? 笔者以为人民币加速升值对房地产市场调控造成了相当的影响。由于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能自由兑换,大笔热钱就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进来购买房地产,尤其是前景无限的北京以及东南沿海的重点城市。这样,房价上涨与人民币升值并存,外资双重获益。去年以来,上海外资大量收购有房地产背景的项目和企业,一些外国人和海外华人大量购买房产就是表现之一;从国内情况看,在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地产股却大幅上扬,不能说与人民币升值没有关系。现在,人民币升值加速,这种行为将可能加剧。 因此,必须加强对外资进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管理,进行必要的限制,阻止部分境外热钱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国家外汇管理局、建设部于去年下半年出台了规定,强化房地产市场外汇管理,规范境外机构和个人购买境内商品房。境外机构和个人购买境内商品房属于资本项目交易,而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尚不足十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我国的房地产市场都应该是个消费品市场,按照自用和实需原则进行管理也是国际通行做法。我国资本项目下还没有完全开放,政府监测和限制热钱炒作房市也就名正言顺,任何房地产市场的投机炒作,任何房地产市场的暴利行为就得通过各种政策严厉制止。 但是,调控房地产市场并非一味打压价格。由于国内住房需求旺盛,而住房供应相对不足,决定了房价的上涨,关键是上涨的合理性。也就是房价的上涨相对于中低收入居民的收人上涨而言,要使他们的住房消费能力不断地得到提高。而且,根据2006年12月11日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季度报告,中国的房屋贷款市场达2270亿美元,规模居亚洲之首。如果房地产价格出现大幅下跌,银行自身持有的房产抵押价值将会降低,进而影响到房地产的信贷投放,而这将推动房地产价格更大幅度的下跌,从而引发金融风险。因此,如何让房价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而最大程度地防范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实现抑制房价与防范风险的双赢,将取决于公共管理部门的管理智慧和制度设计的艺术,也就是已经出台的调控措施是否有的放矢和政策的执行力度。 国内经济论文:费用资本化对国内经济发展影响 摘要:本文分析了费用资本化对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应对国际反倾销应诉、加大我国技术创新的力度等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影响。 关键词:费用资本化有利影响 新会计准则在借款费用、职工薪酬和研究开发费用的资本化方面有许多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有利的影响,本文试对此进行分析。 一、费用资本化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有利于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 当前,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日益增大,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众多中国企业纷纷到海外投资办厂或上市融资。这样我国企业必须按照不同国家和地区至少编制两份财务报告,如果我国会计准则与世界各国和地区普遍认可的国际会计准则差异过大,无形之中增加了准则转换成本,实质上是增加了企业投资、融资成本,不利于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我国新准则中有关费用资本化借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的有关内容,使得我国新准则中有关研究开发费用的规定与国际会计准则第09号《研究与开发费用》规定趋同,有关借款费用的规定与国际会计准则第23号《借款费用》规定趋同,有关职工薪酬的规定与国际会计准则第19号《雇员福利》规定趋同。新准则减少了与国际会计准则中的差异,有利于推动美国、欧盟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进程,进一步优化我国的投资环境,促进我国企业以更低的成本实施“走出去”的战略。 二、职工薪酬、研究开发费用资本化有利于我国出口企业应对国际反倾销 随着我国对外出口贸易的增长,欧盟和美国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近几年呈增长趋势,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在反倾销调查中经常败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原有的企业会计制度得不到国际认可。如欧盟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的五项标准之一是“有一套按国际通用准则建立的会计账薄”,由于我国原有的会计制度与国际上的差异性,造成我国在反倾销应诉处于不利地位。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我国会计核算所依据的旧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不一致,从而造成生产成本计算上的差别。而新准则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更贴近国际会计准则。这必然使得我国企业根据新准则计算出来的成本更接近于根据国际会计准则计算出来的成本,可以免受在反倾销调查时对我国企业采用替代国标准而带来的不利影响。比如准则中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固定资产和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建或者可销售状态的存货以及投资性房地产等。职工薪酬准则将以前计入当期损益的五险一金、职工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等按照受益对象分别计入相关资产和劳务的成本。如果在反倾销应诉中,即使国际会计准则调整,产成品、原材料、能源等资产的账面价值也不会有多大提升,产品成本也不会有太大差距,进而对正常价值的影响甚微,这无疑对我国外贸是有利的。虽然新准则最终增加了出口产品的成本,削弱了我国廉价劳动力的企业竞争优势,但是一方面,产品成本挤压的空间是有限的,过度降低劳动力成本是违反国际劳工标准的,可能遭到国际贸易相关法律的制裁,从而影响企业的出口;另一方面,通过低价出口来争夺国际市场的营销方式并不是长久之计。 准则对研究开发费用的费用化进行了修订,既允许企业研究阶段支出费用化又允许开发阶段支出如果符合相关条件就可以资本化。开发支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资本化,《反倾销守则》也有同样的要求,其第2条第2款规定:“除非根据本项已在成本分摊得以反映,否则应对那些有利于当前或将来生产的非经常性支出或在调查期间支出受投资情况做出适当调整。”要求调整的情况是: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如果没有列入资本项目计提折旧,需将其资本化;应在几年中分摊,却一次全部计入损益的支出,需进行调整;使当前生产受益,但前一年已分摊完毕的支出,需将其分摊到当期甚至更长时间;在当期分摊完毕却使今后受益的支出,则同样需要将其调整至今后各期。因此,新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和反倾销法的有关要求保持一致,如果不考虑前期支出在当期的分摊,则当期支出资本化可以减少当期费用,从而减少正常价值这样会降低倾销成立的可能性。 三、研究开发费用资本化有利于加大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力度 当前,科学发展观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粗放型向依靠技术创新的集约型转变,从而改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单一竞争模式,企业技术创新必然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2006年2月9日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到国家将支持鼓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鼓励企业增加研究开发投入,增强技术创新能力,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发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技术,加大企业研究开发投入的税前扣除等激励政策的力度。企业要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必然要增加研究与开发的投入。我国企业研究开发投入之所以一直处于世界低水平,企业会计旧准则将研究开发费用全部费用化是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研究开发费用费用化必然降低企业当年实现的利润,而利润指标是一个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考核其领导层经营业绩、与领导层自身收益密切相关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他们必然不会有太多的积极性增加研究开发方面的投入;另一方面由于研究开发投入见效的时间一般很长,且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领导一般任职时间不长,他们自然不希望自己栽树后人乘凉,忽视企业长期利益而经营目标短期化就不足为怪了。新准则允许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在一定条件下资本化,改变了原准则的研发费用全部费用化的规定。这一政策将激励企业加大研究和开发的投入,促进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为我国企业加快技术创新,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创造良好的会计环境。 国内经济论文:内涵与国内经济法的相关性 摘要国际经济法是一项能够协调世界经济交流以及各国关系的国际法律,其不仅能有效推动国际经济的交流和发展,同时还对国家经济管理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从而能够有效抑制部分国家垄断经营的念头,进一步推动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的构建。 关键词国际经济法;国内经济法;相关性 有关国际经济法的基本概念最早是英国学者所提出来的。而国际经济法提出的背景是在二战之后,世界上各类型经济组织先后成立,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复苏,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不断加快,战后世界各国的之间贸易和经济交流变得愈加频繁。但是随着国际贸易的热情不断高涨,一系列以国际经济为基础的经济问题变得越加严重,而为保障国际贸易的繁荣,必须要有一套系统性、规范性的国际经济法律体制来为国际经济保驾护航,国际经济法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一、国际经济法的内涵 针对国际经济法内涵的理解,世界各国学者对其的见解都有一定的区别,本文将其归纳为以下两类:一类学者认为有效协调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加强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是国际经济法的管理优秀,因此其在经济管理层面上并没有过于深入的涉及;而另一类学者则认为,国际经济法的最根本目标就是对世界各国形成有效约束,促进社会经济能够处于一种较为稳定的局面,以此来实现对国内经济进行有效管理的目的。而从一定角度来讲,在社会上各个国家相互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及交流的过程中,各国因自身经济状况以及社会性质有所不同,其在进行国际经济交流的过程中也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所以国际经济法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所有国家。为此,其可在进一步了解世界各国经济状况、模式的基础上,不断拓宽其制定渠道,从而促进国际国际法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能够为更多国家的发展和经济交流带来帮助。一方面,国际形式间的经济交流需在相应的法律规定之下规范进行;另一方面,各国家内部的经济管理也无法脱离国际经济法而独立进行,其必须借助国际经济法来对有效规范自身经济的发展。而随着国际经济竞争的持续升温,世界上部分国家为了自身一国的利益,不惜采取壁垒贸易的经济交流模式,从而造成国际间,各国关系不断发生变质。因此,为促进世界经济和谐平衡的发展以及世界格局的稳定,需通过更加合理、科学的经济协调以及管理措施,来改良国际间各国的关系,在推动世界经济不断回温的同时,促进世界各国之间能够有效构建和谐共处的国际关系。 二、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割裂理论 有效协调国家经济管理是国际经济法优秀内容之一,因此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的经济法两者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存在,其两者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目前,社会上针对这两者关系的讨论和学说较多,其中以割裂理论最为知名。而割裂理论的内容具体包含有“一元论”以及“二元论”两种理论,“一元论”的主要代表任务是美国的凯尔森教授。凯尔森教授认为,国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效率差别,并且其两者都应在统一化、标准化、规范化的管理体制下进行管理。因此,对于国际以及国内经济法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国际经济法的管理体制能够被应用到国内经济法之中,那么就可以说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规范体制,也可以认为是世界各国所遵循的经济秩序其实都是将国际经济法作为参考模板,两者之间有着极强的因果关系。这种一元论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可,但是该学说忽略了一项关键因素,那就是国家仍是国际经济活动的主体,因此,国内经济法是国际经济法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区别于“一元论”学说,二元论则将国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认作是两个毫不相干、相互独立,且没有任何关联的法律体系,同时这两者之间也不存在“一元论”中所认为的效力差别。与“一元论”完全不同的是,“二元论”学说认定这两者之间有着不同的法律体系,因此,两者之间无法进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二元论”学说中,国际经济法不再是各国国内经济法参考的蓝本,并不仅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同时也无法对缔约国形成法律效力。除此以外,国际经济法应用的过程中,在很多层面都有着较大的限制,已经无法再满足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求。“二元论”学说的片面之处,就是人为刻意强调国内经济法的地位和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国际经济法的作用和价值。这与“一元论”学说中,刻意凸显国际经济法优势和地位的做法恰恰相反。 三、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相关性 (一)基于研究视角层面的关联 从国际法层面能够轻易发觉个人与国家两者之间的不同结构,而国际经济法与国际法类似,其中也包括国家层面以及国际层面两个视角。国际经济法是在经过世界上多个国家的不断交流和协商的背景下,制定而成的产物,因此国际经济法内的相关管理规定与世界多个国家的切身利益有着一定关联。但是这种以经济利益为优秀的法律制定,并无法在国际上得到有效认可,国际上更加注重能够在国际经济法中经济理念的作用。因此,如果国家在制定国内经济法的过程中,只将经济利益作为优秀目标,那么其国内经济法将很难在国际上受到认可,并获取一定的国际地位。基于此,我国法学研究者在研究我国国内经济法的过程中,要避免出现利益局限,在充分提高对经济理念重视度的基础上,系统分析我国相应的经济法理念和国际上广泛认可的相应理念是否保持一致,这就要求我国法学者不仅能够全面把握国家利益以及国际立场,更要求其能够对我国所执行的战略目标进行全面综合分析,从而合理协调我国与国际之间的利益关系。 (二)基于研究对象层面的关联 国际经济环境以及国际经济的发展状况是国际经济法管理的重要目标,其不仅仅局限于各个国家对外界的法治进程管理,同时与世界上各国家内部的经济发展以及变化趋势有着紧密关联。对此,法学研究者在对其研究对象进行深入探讨时,不仅要立足于国际层面,同时还应充分考虑本国国情,并避免脱离本国实际问题而进行国际法则的探讨。因此,我国法学研究者在对我国国内经济法进行分析时,应在充分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国策的特色基础上,适度参考国际经济环境,从而提出更适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状况的经济法。除此以外,研究者还应站在国际层面,对我国国内经济法进行审视,进一步确保我国国内经济法的规范性、合理性。 (三)基于研究成果层面的关联 有效加强国际经济贸易的规范化进行,并确保其能够对世界多个国家发挥积极地促进作用是国际经济法的主要研究目的和成果。而为有效提高我国在国际地位上的影响力,国内的法学研究者除了要时刻关注国际经济变化形势之外,还应不断增加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并且在国际经济法的制定过程中,我国研究人员应及时发表自身的见解和建议,从而有效提高国际地位,赢得其他国家以及国际人员的尊重和认可。而想要进一步协调我国国内和国际经济法之间的关联,就要确保我国研究人员所发表的研究成果能够在国际经济法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从而有效提升我国国内经济法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近年来,我国在经济以及法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对于社会上部分国家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以及学习意义。不过,在我国经济、法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要想促进我国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之间实现更深入的协调,研究人员还应充分意识到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有待改进的地方,并通过不断提升我国国内经济法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最终推动符合我国特色的经济模式的构建。 四、具备我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的构建 (一)推动我国经济法制文化的发展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而与我国不断提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内容相比,我国法制文化提升的速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我国对于法制文化的发展越加重视,我国文化输出也在不断提高,但是针对法制文化的发展以及体制建设方面仍存在一定不足。因此,为有效提升我国法制文化建设力度,并完善我国在国际上的法制形象,需要法治研究人员在系统梳理我国法制文化建设过程具有哪些不足的基础上,加强对法制文化的推广和实践工作,并通过进一步结合我国法制文化与国际法制文化,以此来有效推动我国经济法制文化走上国际化的道路。 (二)建立具备我国特色的国际经济规则 在国际经济体制构建的过程中,虽然各国之间的持续竞争存在有一定弊端,然而从另一角度看来,各国在不断竞争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交流与合作,并有效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因此,要想确保国际经济法能够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就要重点把握好国际经济法的制定环节。部分经济实力较强的发达国家,通过其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使其所提出的议题转变为国际规则。要想扭转这种垄断局面,并构建具备我国特色的国际经济规则,需要国内的相关研究学者在准确判断当前社会经济以及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努力提升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力、影响力,并充分发挥自身主导作用,从而有效赢得国际成员对具备我国特色的经济规则的任何。 (三)借鉴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 除上述措施以外,研究人员还可通过充分借鉴和吸纳社会上较为先进的科研成果,构建独具我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同时,通过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深入结合,不仅能获取丰富的经济研究成果,同时还能不断提升我国国内经济法的研究进展。除此以外,相关学者在研究社会上较为先进,以及具有创新意识的理论成果时,可着重从其中归纳符合我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并合理结合国际经济法以及其他国家经济法内的先进研究成果,以此来有效构建我国特色国际经济规则。 五、结语 综上所述,国际经济法的最根本目标就是对世界各国形成有效约束,促进社会经济能够处于一种较为稳定的局面,以此来实现对国内经济进行有效管理的目的。而为进一步促进国际经济法能够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更多积极作用,就需加强我国国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之间的联系,并通过不断提升我国经济法在国际地位上的影响力,构建具备我国特色的国际经济规则,从而有效推动国际经济法能够更好地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服务。 作者:多琳娜 国内经济论文:绿色金融与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将“绿色”和“金融”有机结合起来能缓解因经济高速发展引起的全球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同时通过绿色金融的兴起可以促使经济发展模式快速转型升级,改善绿色经济体制的制度构架。本文基于目前绿色金融在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探析制约绿色金融在国内发展的原因,并提出建立健全金融业绿色转型的组织体系、建立社会公众绿色金融监督制度、建立社会公众绿色金融监督制度的措施等建议。 关键词:绿色金融;经济;可持续发展 目前,全球都面临着资源过度使用、气候全球变暖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所以加强节能减排、发展碳经济、资源节约高效利用、推动绿色经济创新正成为人们对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措施。面对严峻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中国由此引发了对金融业绿色转型的需求,开创绿色金融发展的新模式,在推动生态环境和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上,都具有较强研究意义。 一、我国绿色金融现状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545亿元,快速上升到2015年的676708亿元,37年间增长了190倍,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同期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在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的环境恶化严重,工业废水、温室气体排放量一直处在较高水平,在发展经济时忽略环境治理,近五年来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费用如图所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逐年增加,截止2014年政府已投入960019亿元进行环境治理。面对严峻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中国需要加大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力度,便由此引发了金融业绿色转型的需求。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下,政府编修“高风险、高环境风险名录”等一系列环保政策,推动环保行业公司快速发展。通过对环保板块上市公司基本情况及其股市中的表现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节能环保板块规模呈增长趋势较好。根据公司市盈率,具体选取了5家排名靠前进行分析。总的来说,我国环保行业发展势头较好,主营业务收入也在逐年增加。但从表中企业偿债能力分析,前五家环保企业资产负债率与正常水平相比偏低,说明公司的偿债能力强,但经营者在经营投资时比较谨慎,可能是对环保行业发展保持保守态度。从企业盈利能力上看,环保企业大多从事高新技术创新,虽然营业收入在增加,但营业成本也在提高,所以会出现营业利润率较低的现象。同时,也体现出政府环保企业的支持力度不够,缺少对行业的整体发展规划指引。企业内部缺少高端的优秀技术,高科技环保人才不足,公司研发能力不强。社会公众对该板块的关注不高,企业融资渠道少,融资成本较高,这些问题导致环保企业自行摸索中发展,遇到较多挫折,发展速度缓慢。表1:2016年主要环保板块上市公司财务指标。(数据来自各公司年终财务报表) 二、制约其发展原因探析 1.政府缺少绿色金融发展配套政策。国内金融机构对绿色文化的缺失,对环境问题的漠视,并未真正意识到环境破坏带来的严重性。政府应加快相关配套政策的推出,对金融机构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相应的激励补偿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提高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的积极性。2.金融机构缺少环境评估。发展绿色金融,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工作,中央银行、财政部、税务部、环保局等都有职责,各部门在合作上需要加强。因缺乏合作,金融监管部门对企业环境破坏的信息掌握不足,直接影响金融机构对企业环境信息的获取,在绿色信贷上的额度就很难把握,环境风险评估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如果没有来自环境主管部门的支持,金融机构难以完成。3.商业银行对绿色金融支持力度不够。我国商业银行在业务绿色转型方面兴业银行发展较好,而大型国有银行排名靠后。国有银行由于规模较大,经营成本较低,对于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创新意识不强。国有银行应在政府引导下逐渐向绿色转型,形成与中小银行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三、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措施 1.建立健全金融业绿色转型的组织体系。首先,建立推行绿色金融绿色金融各部门间合作制度,由环境主管部门牵头,多部门参与的绿色金融规划和实施制度,实现推行绿色金融的部门间合作。其次,出台政策与法规,引导金融资源向环境保护领域集中。政府可设立创业投资绿色引导资金,以先行投资、合资、担保、技术援助等方式引导创业投资机构向节能减排等环境保护项目投资。2.建立社会公众绿色金融监督制度。环境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仅靠政府的力量难以对违法的行为进行全面监督,而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可以减少政府监督的缺陷。另外,加强新闻媒体的金融监督,社会公众的监督和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的绿色金融监督,以形成对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有效监督。3.加强行业管理,参与国际合作。绿色金融行业应从内部制定行业管理,接受国际制定赤道原则及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等国际准则,能够更好的与国际接轨,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并满足国际经营需要。加大对绿色金融产品宣传培育绿色文化,让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营造绿色金融发展的良好氛围。 四、结语 政府通过建立金融业绿色转型组织体系,可以加快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变并进一步有效改变对社会资源的指引。同时,加强金融行业内部管理,加大绿色金融概念的宣传,在各企业内部培育浓厚的绿色文化。其次,我国金融机构应积极向其他国家学习,完善国内管理体制并加强创新意识,构建符合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绿色金融体制,让投资者的资金流向节约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等环境友好型产业。最后,在社会公众及媒体的监督下,发挥社会公众力量,以金融业促进节能减排,利用金融市场自身可持续发展,带动生态环境和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何强华 戴欣幸 单位:宁波大红鹰学院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及发展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严重 一直以来,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都深受城乡金融发展失衡的影响,近年来,虽说有些缓解,但是仍未根本改善。这一现象主要表现在中、东部地区。在这些地区,小企业融资需求旺盛,其特点是“短、小、频、急”,但是,目前,国有银行的县级区域网点和人员都在精简,很多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也大多是集中在城市,因此,受限于体制因素,小企业的根本很难得到满足;而对它们来说,仅凭自身力量寻求公开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也是不现实的。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我国正在积极实行新型农村金融,金融机构也在逐渐兴起中,但是同问题严重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比,其作用微乎其微。 二、我国金融经济发展的若干策略 1.促进转变生产力。为根本改善现有居民,促进金融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金融业有必要积极调动要最优秀生产力的因素,并持续优化金融结构和资源配置。不妨在现有基础上更加重视综合素质高的金融人才的引进;继续放开信贷政策,加大对创新企业以及创新人才的扶持和鼓励;持续促进金融及其相关产业升级再造,积极拓展能源、环境战略,促进国内经济的有序发展。在此基础上,加强金融产业政策支持、引导,使各地区的特有优势发挥得更加充分,将知识技术充分融入其中,从而实现投资结构改善的根本目的。2.建立并完善金融宏观审慎体系。首先,在金融领域中,央行的职责有很多,其中最优秀的部分一是维护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二是保持金融稳定。为促进经济金融形势的有序发展,应对央行的这一职能加以重申和强化,并特别强调其宏观审慎作用。在加强宏观审慎方面,欧盟就比较创新地成立了宏观审慎管理委员会,其成员一是金融监管机构;二是财政部。我们也不妨对此进行效仿。可由央行扮演优秀角色,下辖政、保、银等监管机构,共同推进宏观审慎体系的进程。其次,在充分选用审慎工具进行逆周期调控的同时,一是加强会计标准集中清算,二是加强会计衍生品交易集中清算。最好,该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强化监管优秀金融机构,从而达到以点带面,逐步加强金融监管的目的。3.逐步转变宏观金融管理模式。首先,平衡需求和供给二者之间的管理关系。未来,我国金融投入的优秀将是生产力以及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而解决我国经济金融的瓶颈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而转变宏观金融管理模式。因此,有必要持续加强供给管理,以供给管理带动信贷结构的优化,以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实现经济发展的宏愿。其次,提升金融资源利用率。实际上,我国货币信贷正逐渐实现宏观调控,然而,经济金融环境相对复杂,世界经济尚未完全复苏。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也颇多。2013年1月,商业银行信贷额为1.04万亿元;次月即下降5100万亿元,可见信贷明显紧缩。但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问题仍不容忽视。未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步伐势在必行,其优秀应是稳定价格总水平,信贷资金应更多地投向“三农”、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中。4.缓解城乡二元金融,弱化城乡差距。首先,针对城乡二元金融结构进行优化,使其制度环境更适合经济金融的和谐发展。我国城乡金融结构发展的最终目标应是一元化,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转变战略先缓解二元金融结构,力求缩短城乡偏斜转为城乡统筹发展的进程,争取早日抹去城乡界限。为此,应给予科学发展观,着眼于长期战略并立足于客观实际,增强认识,制定不违背我国基本国情的可行性策略,脚踏实地地像城乡金融一元化迈进。切忌盲目照搬照抄,切忌盲目追求速度而忽视当前的发展实际。正确的做法应是按部就班地规划和计划,认真细致地推进。其次,缓解城乡金融二元结构,首要及优秀的任务是夯实经济基础。任何时候,金融的生成及其发展都离不开经济基石,作为城市经济的有效补充,农村经济的积极作用不可谓不重要。而农村金融的发展必须依靠坚实的农村经济的发展,根本丰富农村金融资源必须首先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合理化发展必须首先壮大农村经济。只有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获得了发展的有利条件,才能根本缓解并最终解决城乡金融发展差距,以达成经济金融发展的终极目标。 三、结语 纵观当前国内外的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可以预言,只要我们在做好前景预测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我国根本国情的战略规划,加强实施过程中的宏观调控管理,就能在缓解城乡经济金融差距的前提下,逐步实现经济金融的飞跃发展。 作者:林辉 单位:福建海峡银行漳州分行 国内经济论文:谈国内经济模式与低碳经济 一、低碳经济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 在国际经济环境下,我国十分重视经济发展。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因为主要的任务是发展经济,往往就会使得自身在环境保护上的意识有所忽略。当将环境保护,低碳行动提上日程的时候,就会很明显地发现,我们的经济发展发展会有所局限。此时,低碳发展将成为一种主流的经济发展。为此,逐渐强调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故此,中国政府毅然决定在全国开展“节能减排”活动,发展低碳经济,这不仅是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更是加速经济转型发展之必须。低能耗、低碳强度”模式是最理想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作为新的发展模式,是实现全球减排目标的战略选择,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状况一直不是很乐观。一方面是技术手段仍以中低端为主,低碳上的能源替代问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另一方面是融资机制匮乏。资金的有限度限制了产业的发展速度及相应的科技创新。产业之间也存在很多问题,产业竞争的无序,自主创新的动力和能力不足,技术产业的应用推广力不够等等因素,都限制了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低碳经济处于初级的入门阶段,国家和企业开始接受低碳的理论,并且打算应用于实践中,只是在实施的问题中会遇到各种问题,导致实行过程受阻。而这些问题不是短期就能够解决的,所以我国低碳经济现状就是不断摸索、试着从产业结构调整、科学技术手段以及资金制度等方面开始变革,为低碳经济模式的真正实行做铺垫,低碳经济发展在此条件下将有顺利发展的可能性。 二、低碳经济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与解决措施 我国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决定了产业结构与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不适应性。现有能源结构所带来的资源能源问题与低碳经济不符合的现象等都是制约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家和企业只有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措施手段,才能推进我国的低碳经济的顺利发展。发展低碳经济,就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全局规划、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以及消费观念转变等,促进清洁能源的规模化利用,减少化石燃料等高碳能源的消耗,形成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态势。同时制定战略规划,开拓低碳经济发展新格局。调整能源结构,大力发展可再生资源。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打造低碳经济发展平台。强调低碳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大力发展低碳产业群。转变消费观念,推广低碳生活。开发低碳技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加强国际低碳技术的合作与交流,不断完善我国低碳发展体系。 三、结语 传统经济模式向低碳经济模式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克服各种困难才能缓慢前行。需要积极建立低碳能源系统、低碳技术体系和低碳产业结构,建立与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鼓励低碳发展的国际国内政策、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从各方面着手,为低碳发展的可能提供可行性的基础。即使我们的任务很艰巨,我国所要面临的情况比较严肃,但是我们依然要坚定不移的持续进行低碳环境下的经济发展任务。低碳下的经济模式适合当今时代的主题发展,有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在各行各业共同的努力下,我国的低碳经济模式也能十分完善,并且能达到稳定、持续的发展。 作者:李轶 单位: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内经济论文:国外次贷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启示 一、对我国房屋抵押贷款发展的启示 中国房地产上一阶段的发展基本与美国同步,同样是住房价格的持续上涨与住房抵押贷款的迅速扩张,高增长的表象下,中国房地产市场同样孕育着不小的风险,次贷危机的爆发,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重视房地产及其抵押贷款市场中存在的风险。 (1)我国房地产企业对银行资金依赖度过高中国房地产企业的自有资金非常薄弱,房地产开发主要依赖银行贷款。以全国银行发放房贷总额为例,1998年全国银行房贷总额仅为426亿元,到了2005年房贷总额为近5万亿元。房贷总额在7年间飙升115倍。根据央行公布的《2006年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银行资金占其资产的比率在70%以上。另外,房地产还牵涉着数十种上游产业,这些相关行业为满足房地产膨胀所带来的硬性需求,扩大产能而进行了数目庞大的基础投资。而这些基础投资很大程度也是来自银行的信贷。这意味着,除了目前银行已知的5万亿元房贷外,银行还向更多和房地产相关的行业投入资金。因此,可以说,房地产业的周期将直接影响到金融资产的质量,在当前房地产价格回调的情况下,尤其构成中国银行系统安全的隐患。 (2)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资产风险可能比预期的要高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住房抵押贷款被公认为安全性较高的信贷业务,但次贷危机的爆发显然打破了这个神话。2000年我国住房抵押贷款期末余额仅为3316亿元,而2007年底则高达2.7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2.42%,高于同期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增长率。尤其是在中国当前并未实现完善的个人信用管理制度情况下,申请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门槛较低,国内居民及住房投资者在办理住房按揭贷款时,很多人不能满足个人每月按揭贷款还款额不得超过个人家庭月可支配收人的50%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假收入证明、假工资证明现象屡见不鲜。业绩压力也使得国内部分银行在房贷时放松了贷前审查。因此,在中国住房抵押贷款质量良莠不齐这种情况下,中国实际信用风险很可能要比预期的要高很多,中国同样需要对信用风险保持足够的警惕。因此,对于未来中国房地产发展来说,有几个问题需要尽快解决。首先,必须要重视高度房地产周期波动导致的风险在银行系统的高度集中问题,不仅加强对银行的房地产贷款质量的监管,更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单一问题,同时通过审慎推进优质房地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化解当前房地产金融风险。其次,必须加强住房抵押贷款申请审查,制定更加严格的住房贷款审批程序,优化房地产抵押贷款质量。再次,必须尽快完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实现对个人信用的科学评估,从源头上降低信用风险。 二、合理运用反经济周期调节政策 次贷危机的爆发,与美国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密不可分。上世纪网络经济泡沫破裂以后,美国经济陷入低迷,为对抗经济周期,美联储采用不断降低利率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9•11以后,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低迷,降息更加受到推崇,美联储连续13次降低利率,货币政策的放松带来了货币供应量的急剧上升,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开始发生。这带给我们一个思考:反经济周期政策应该如何使用?现代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强调宏观经济调控应该反经济周期,熨平经济波动,以保证经济体稳定增长。但这一理论特别是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在理论上遭到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反对。弗里德曼坚决反对以利率作为实施货币政策的媒介。他认为,当国家运用利率作为中介指标时,会给市场参与者发出一种不利于货币政策实施的信号,有悖于政策制定的初衷。例如,当经济过热,出现通货膨胀时,货币当局想采取提高利率的方法来减少市场上的流动性,这时可能会给市场参与者发出经济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的信号。在此情况下,市场参与者认为通货膨胀即将发生,考虑到把货币持在手中或存入银行只会使货币相对于物价的上涨而贬值,而不如尽快将持有的货币甚至包括活期存款都花费出去。这样,流通中的货币就会变得更多,物价会继续上涨,利率的提高本来是为了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抑制通货膨胀,但却使得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通货膨胀更甚了,使得调控的结果与初衷相悖。同时,宏观调控成功的前提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必须能够分清宏观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且能够采取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事实上,由于宏观经济的复杂性,这两个前提都很难满足。前者依赖于政策制定者的经验和判断,而后者历来是各种经济理论争论的焦点难以形成定论。而更重要的是无论哪种宏观经济政策都有弊端,都将对市场主体利益产生影响,而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很有可能扭曲整个市场,进而导致宏观经济更大的波动。因此,反经济周期的调控政策必须要慎用,政策调控不仅要考虑到当下的经济状况以及政策之间的搭配,还必须考虑到调控政策的累积效应,考虑调控政策出台的时机,才有可能熨平经济周期,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可能只是将经济危机延后,带来未来经济更大的动荡。尽管是由金融创新工具引发,但金融创新却并非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有其弊的一面,但作为一种金融工具,只有创新不当和监管不力才会引起市场风险,合理运用不但能够规避分散市场风险,而且能够增强一国的金融市场竞争力。事实上,金融创新也并非现代独有,翻开金融发展史,无论是从金币或过渡到纸币还是从单一的商业银行过渡到商业银行、保险业、证券业并重,每一次进步都可以看作是金融创新,而每一次金融创新,都极大的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与历史上的金融创新相比,现代金融创新只是更加人为化,技术上更加先进,但在其本质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美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力根源就在于其强大金融创新能力。因此,不能因为次贷危机就对金融创新退避三舍。金融创新应以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协调为最基本的标准。与美国市场不同,中国金融创新不是创新过度,而是创新不足的问题。2007年末中国的居民储蓄率高达69.14%,而由于金融市场的纵深度和多样性不足,中国储蓄转化投资的比率并不高,导致中国这样一个储蓄大国,实体经济巨大的资金需求却难以得到满足,国内投资仍然相当程度的依靠政府投资与国际资本。因此,为了解决投资需求与储蓄资本的转化问题,提高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转化能力,提高金融企业的竞争能力,必须加快推进金融创新。次贷危机带给我们的教训之一是金融监管机构对于金融创新的监管不足,使得系统风险不断累积,最后导致危机一发而不可收拾。因此,在推进中国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对其加强监管。首先,必须吸取次贷危机教训,对金融创新的基础资产质量进行严格监管,防止金融创新产品先天不良,将风险转嫁到整个金融市场。其次,提高金融创新的透明度,合理利用金融创新技术,使金融创新在阳光下运行,降低信息的不对称风险,使投资者能够充分认识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再次,加快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中国当前的金融监管体系目前还不完善,如多部门管理可能导致市场分割,不利于建立统一的金融市场;各部门监管标准存在差异,各部门间的监管权力之争可能诱致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套利,产生道德风险,不利于金融稳定等。尽管美国监管体系在次贷危机中暴露出不少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监管体系依然比中国先进,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借鉴其合理之处,吸取其教训,防止出现监管重叠、监管遗漏或空缺的现象,次贷危机为中国提供了绝佳的案例学习机会。最后,监管手段要紧跟金融产品创新的步伐,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创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同时还要保护创新主体的热情,鼓励与支持进一步创新。 三、结语 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至今尚未结束,世界各国都在采取相应的措施,维护本国经济的稳定。中国也不例外的4万亿人民币的基础建设的投资和国家支持的十大产业政策的出台,都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负面效应所采取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中长期宏观经济政策应结合国情来调整经济的增长模式,形成以内需为导向经济政策,引导居民利用信贷杠杆刺激国内消费,减少对出口贸易的过度依赖,能够规避全球经济国际化带来的风险。而研究美国次贷危机使我们对国际金融风险有更深切的认识,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具有高流动性和创新性,金融风险引发的危机的传播速度、广度、深度已超出我们的想象,建立相应的金融屏障保护本国金融经济不受其害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朱 木 单位: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老边支行 国内经济论文:谈国内经济平稳上涨的关键 一、目前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现状及其对经济的制约 相对于出口和投资来说,消费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关键。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分析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时所指出的:“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也就没有目的。”消费对于生产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2]。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在目前买方市场格局下,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是国内消费需求。因为,国内市场广阔,立足国内消费需求,可以使我国经济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增强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通过消费结构升级带动投资扩大,从而使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目前我国的消费需求现状却并不令人满意,总的来说是消费率偏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表现在:一是相对于GDP增速,居民消费增速明显偏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以上,而居民消费增速只有2010年(18.4%)和2011年(14.7%)高于GDP的增速,其余年份均低于GDP增速;二是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城镇居民的消费远高于农村居民,在1998-2008年10年间,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在3.5∶1-3.8∶1之间;三是居民消费率偏低,据权威部门统计资料显示,2000年中国最终消费率为61.1%,到2008年下降到48.6%,其中居民消费率由48%下降到35%左右,这个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2008年美国的消费率为70%,印度为54.7%)[3];四是居民的消费倾向持续下降,尤其是低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下降更为明显。造成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体制不健全、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是主要原因。 (一)制度不健全 一是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不健全,致使各经济主体无法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市场开展公平竞争,并通过公平的价格获得利益。二是对垄断性高收入和非法收入缺乏有效的约束及打击体系。当前,有部分垄断行业凭借垄断地位及国家政策的倾斜,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并通过各种途径转变为本行业的高收入,致使垄断行业与一般行业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的统计显示,2008年,二者的年平均收入差距为4.7倍。另外,一些企业和个人不是通过合法经营,而是通过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出售假冒伪劣产品或者利用权力贪污受贿等获得大量非法收入,成为财富金字塔中的顶层人物。这种现象严重侵害了本应由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的经济权利,成为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中最不公平最不合理的部分,拉大了收入差距。但由于制度不够健全等各种原因,政府对上述现象的打击力度尚有待加强。三是税收体系不完善,导致了一些应收未收现象的发生,客观上也拉大了收入差距。四是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尚未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的惠及面狭窄、保障功能水平低,群众在医疗、养老、失业、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未能消除,加上其他众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困扰,从而对未来的预期不佳,致使他们不得不压缩即期消费,以应对未来生活的风险。 (二)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 1.个人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例偏低,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下降。根据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调查显示: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10年为43%,27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而政府收入占GDP的比率,却从1995年最低时的17.39%上升到2007年的32.87%,12年中上升了15个百分点[4]。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过小,2000-2007年都在12%左右,与发达国家的60%差距巨大[5]。2.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收入差距过大。据新华社2011年发表的文章报道:从1978—2007年的30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是9.8%,居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是7%,若再辅之以近年不时出现的通货膨胀,购买力严重下降,居民收入实际为“负增长”[6];同时,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速度过快,人力资源价格远未得到合理体现。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2004年,达到0.44,之后,呈继续扩大趋势,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增长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消费市场被收入差距扭曲[7]。3.收入分配结构呈不合理的金字塔式分布,中产阶层的人数过少。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的研究报告认为,我国中产阶层估计已达到全国人口的23%。作为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这样的比例显然是太小了,这也必然导致了他们的消费规模无法真正达到稳定消费市场、缩小收入差距的效果。以上这些,都可能使国内居民消费水平无法真正提高,从而使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来拉动经济持久高速增长的阻力加大。因此,要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必需从源头上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二、调节收入分配结构的对策建议 (一)转变政府职能 减少政府职能中掠夺性的一面,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避免因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过分限制而引起的地方政府把损失强加于民众头上的行为发生;增加民生服务范围,采取措施切实减轻消费者负担,尤其是税外负担,保证民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通过发展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就业培训等社会事业,把政策的主攻方向集中到为占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者的服务上。 (二)建立健全市场竞争机制 第一,建立健全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解决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让各市场主体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第二,加强对垄断性行业的收入限制,同时降低对进入垄断性行业的管制,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来抑制垄断利润的产生;第三,制定相关的法规坚决打击和取缔各种非法收入;第四,完善税制,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等来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第五,建立公平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的惠及面和保障水平,缩小实际的收入差距;第六,在全面加强对消费环境行政监管的基础上,利用法律手段帮助消费者维护合法利益,惩治不良的消费环境。 (三)增加劳动者个人收入 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之所以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是因为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偏低,即由于生理和心理需求等因素影响,他们的消费比例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而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若他们的收入增加,则社会消费水平也会因此而大大提高。现实中,可以采取以下途径增加劳动者个人收入:第一,提高个人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一方面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另一方面提高工人的维权意识及维权能力,强化工会及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功能,切实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纠正“劳动力价格偏离价值”的现象;同时通过税收改革,控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既保证个人收入,也保证企业的收入,使“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在初次分配中得以真正体现。第二,鼓励和扩大职业技术教育,让更多的劳动者有接受专业技术培训的机会,成为掌握某种专业技能的技工,这不仅能提高劳动者自己的工资水平,同时也能缓解东部沿海地区的“技工荒”。第三,完善社会救济和求助体系,通过扩大中央转移支付的形式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四)增加农民收入 除要继续采取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外,还必须做到:第一,继续完善最低粮食保护价制度,继续开通保护农民利益的农产品“绿色通道”,保证农民最基本的利益;第二,重点解决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农民最关心的社会保障问题,提高农民的实际收入,缩小城乡差别;第三,可以建立一个类似于期权的法律制度,使农民出让土地的承包权合法化,并从土地流转中获得合法收益,再以其收益来投资或交纳社会保险费等,或者让农民以土地入股,从每年的土地收益中分红,以此获得稳定的收入。 (五)扩大“中产阶层”规模 目前我国的“中产阶层”占总人数的比例只有23%,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事实证明,“中产阶层”各方面的素质较高,在引领社会发展、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功能。因此,要“使更多的低收入者、社会底层群众,通过公平的教育机制、用人机制以及良性的社会向上流动渠道而成为‘中产阶层’的新成员”[8]。第一,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少低收入者在养老、医疗、失业、教育等方面的后顾之忧,使他们有提升生活质量的机会;第二,建立公平的教育制度,让低收入者有通过接受良好教育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第三,加快城市化建设,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创造就业机会,使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在城市有通过就业和创业提高自己收入的机会。 作者:徐燕兰 单位:肇庆学院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的动力和发展综述 中国经济繁荣的动力 经济改革前,中国经济采取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所有部门基本都为国有,没有一点自主权,国家或地方政府完全控制各种商品的生产,价格,销售及各种经济资源的分配。在这种体制下,人们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也相差不大,工人的工资水平也不会因工作努力程度而有所变化。工人终生会在一个企业里工作,在退休时,还可以拿到自己普通工资的70%左右的退休金。职工的子女也可以在企业的子弟学校上学,子女还可以顶替父母继续留在企业上班。因此,工人们只会按部就班的进行生产,管理者也不会对企业的生产,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进行改善,所有的企业和部门都处于一个状态。社会生产效率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率非常低,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经济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气象。除了重工业、能源、通信、交通及其它决定中国经济命脉和与国计民生有密切相关的行业外,都允许产权私有化。从此,各行各业私营经济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个体经济的出现增加了中国市场的竞争力,给国内市场带来了活力。国有部门不思进取臃肿的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已不适合市场要求,国有企业开始自觉地进行改革。中国的双轨制经济开始形成。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和潜在的巨大消费能力,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纷纷来我国投资建厂。1979-1984年,五年间外商投资总额仅有111.48亿美元(剔除了对外借款的情况),到2006年,一年的时间来华投资总额就达1982.16亿美元。经过三十几年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私人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等非国有部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力军。截止2010年,全国企业单位数有651.77万个,私营企业达468.39万个,占全国企业个数的72%。非国有部门有1978年占工业总值的20%,上升到2010年的60%,其中,2010年非国营部门中仅私营企业的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国的31%。社会商品零售总值的比重则由1978年的9.5%上升到2010年的90%。从就业水平来看,非国有部门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非国有部门的就业人员量由1978年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2.1%,上升到2010年的91.4%。非国有部门的出现及发展提高了市场活力,促进了国有部门生产技术的自我更新和管理改革,尤其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推动作用尤为突出。使国家的整体生产力和要素的利用率提高。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削弱了中央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担当起配置资源的重任。企业必须从市场购进原材料,并将商品交给市场出售转化成资本。不管是国有部门还是非国有部门超过90%的产出以市场价格成交。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形成。尤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臻完善,在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深刻的背景下,非国有部门的经济比例将会越来越大。非国有部门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新兴的市场组织结构和市场主体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市场体制的完善提供了借鉴和思路。 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这些大都是依靠高消耗、高污染、高浪费的生产方式换得的。资源的减少,环境污染的压力,再加上国际环境的因素,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预言,中国经济将走向衰退。中国经济真的会走向衰退吗?在我看来是有些经济学家在没有对中国经济认真研究的情况下得出的不合理的结论。实际上,多年来日本、韩国等国家一直实行美国式金融模式,随着雷曼兄弟的倒闭标志美式金融模式已行不通。许多经济学家将中国与日本1989年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认为中国经济也将衰退,其实不然,日本当时的经济增长率只有2%左右,而且处于经济过热状态。而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很强劲,在全球处于金融危机经济低迷时期,2008、2009、2010年3年的经济增长率仍达到9%、8.7%、10.3%。再加上,中国地大物博可开发的空间还很大。中共十七大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目前,中国设立了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政府基金)和中国绿色碳基金(民间基金),满足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需求。近几年,中国依法淘汰了一大批落后产能,如关停小火电2100万KW、小煤矿1.12万处,淘汰落后炼铁产能4659万t、水泥产能8700万t。2010年,全国环保投入达6654.2亿元,占同期GDP的1.66%。启动十大重点节能工程,燃煤电厂脱硫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央政府投资支持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691个。2007年单位GDP能耗比2006年下降3.27%,化学需氧量和SO2排放总量近年来首次出现双下降,比2006年分别下降3.14%和4.66%。从中国为发展低碳经济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我们对完成经济发展向可持续性转型充满信心。2008年金融危机,为了激活国内市场,扩大内需,中国政府陆续投资4万亿用于基础设施、生态环保投资,自主创新和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建设发展,为我国度过危机创造了条件。另外,为了推进经济的稳定发展,我国还斥巨资解决"三农"问题和城市下岗职工、低保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医疗问题。从长期来看,这些人尤其农民具有强大的潜在消费能力,这方面一旦得到开发,对我国内需拉动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从2010年起,相关部门已重视到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先后通过政府资助、科技贷款、资本市场、创业投资、发放债券等方式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近几年在政府的大力扶持和规范整顿下,以融资担保公司为代表的新型金融机构得到快速发展、逐步成熟,不断探索经验,形成一套适用于中小企业融资与发展的成功模式。融资性担保公司开展的融资担保业务、小额担保贷款业务和其他担保业务品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小企业从银行贷款过程中抵押物不足和无抵押的难题。同时,作为银行融资合法合规的良性补充,小额担保贷款业务满足了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或农户额度较低的融资需求。为中小企业缓解融资难题,促进中小企业又好又快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区域发展角度来看,我国的经济发展潜力更不可忽视。这三十几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基本依赖于沿海地区的发展,而内陆开发不完全,甚至有些地方并没有得到开发。因此,我国的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区域不平衡性。沿海省份工业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内陆省份。并且,像上海等发达的东部城市的经济开发已接近饱和。成都等长江流域的二、三线城市拥有无限的发展潜力。在这些城市,收入的增加正在创造新的消费阶层,这里有大量的需求和经济增长点。如果我们忽略其他项目的开发,仅西部县城间的高等级道路设施的完善,就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收益。同时,内陆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各类金属矿产资源特别是有色金属资源、风能、水能的自然资源。农副产品资源也相当丰富,如内蒙古盛产牛羊肉和动物皮毛,成都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越来越多的中外企业开始注意内陆投资,新一轮的“东资西移”使企业的产业链不断向内陆延伸,这为内陆城市创造了更多的贸易机会。因此,西部大开发的顺利实施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有重大意义。虽然经历这次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市场萎靡不振,但是我国经济还是保持了良好势头,并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201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29740亿美元,相比前几年都有大幅度提高,其中出口总额达15777.5亿美元。这一数字表明,不仅中国经济依赖于国际市场,全球经济的发展也开始离不开中国。 结论 1.由上文我们知道非国有部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然而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利用自己的优势可以比较容易的进行融资,非国有部门中最具有活力的中小企业,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融资比较困难。这次危机中许多中小型企业倒闭就是很好的案例。政府应该制定一些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和融资的政策,推进融资担保产品与服务创新,努力提升产品与服务质量。无论是货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融资担保机构均大有可为,融资担保机构除了提供贷款担保服务外,顺应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方向,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大胆探索担保新领域,立足企业,不断推进担保品种、合作模式创新,强化内控制度建设,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是以创新发展融资担保品种为手段,有效满足中小企业多元化的融资担保需求。根据市场的要求及企业发展的需要,加大担保品种的开发和实施,努力实现担保品种的多元化,来适应企业需求,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市场的竞争力。2.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虽然造成了许多经济发展矛盾,但同时也给我国带来了很大的发展空间。继续坚持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并且制定更多有利于内陆开发的优惠政策,鼓励外商及沿海企业在内陆发展,同时鼓励内陆自我积极开发。3.理论上讲,维持我国经济增长必须靠投资拉动,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非常大。但是仅仅依靠消费和出口,在实物资产不增加的情况下中国无法实现高速增长,消费具有饱和效应。因此,不仅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尤其是占我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投资空间还很大,包括产业升级、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民生等领域,必须保证资金真正进入实体经济领域,经济才能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4.无论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还是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指出:劳动力、资本、土地及其他生产要素的低效配置,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优秀,而缺乏相应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我们应该加快完善要素市场,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尽管许多东西方的经济学家,都预言中国经济的发展将出现停滞状态,甚至衰退。但是,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有所区别。中国的经济还远远没有达到饱和状态,开发空间还非常大。 作者:董翔宇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发展模式释解 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利与弊分析,认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急迫性 从吸收能量角度看:我国的投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具有两方面的缺陷:一是投资方面,我国主要还是靠引进国外的技术来进行规模化的生产,它不利于本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并容易导致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与低效益等问题;二是出口方面,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各国为了保住经济的增长,都形成了高企的债务规模,在可预见的较长时期,都可能会去消减自身的赤字,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节约资本。可想而知,世界各国对中国产品的消费会是一个减少的趋势,那么我们国家的产能将严重过剩。假如我国再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只是导致更大的产能,导致更大的银行不良资产,从而威胁我国的金融系统,形成经济滞胀,甚至导致社会的动荡。②从释放能量角度看:我国的投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形成了国内产业的规模化,并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国回收资本,以此为下一轮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带来动力。在此种经济增长循环中,我们国家得到的是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计价的债务凭证,失去的是国内的土地、劳动力与环境资源,以及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 鉴于宇宙观的理解出发,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进行以下几点思考 从宇宙观的角度出发,可以从能量集结过程和能量释放过程这两个方面对中国发展模式转变作一点思考:①能量集结过程,即通过资本将土地、劳动力与技术集结成产品的过程,其中优秀的是效率提高。如何提高资本配置资源的效率则成为此过程的重点。在此,主要从技术创新培育和组织结构升级两方面加以分析。首先,推动科技创新与科技进步,提高科技集约化程度。第一,加快企业的技术进步,使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实现从“要素租金”增长转变为“创新租金”增长。一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企业技术进步机制,鼓励科研机构进入大型企业集团,逐步加大企业的科研资金和力量的比重;二是要坚持技术与发展并进的方针,既要积极发展高新技术,缩短与先进国家技术方面的差距,也要发展面向市场的适用技术。第二,加快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是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手段。在充分考虑国内先进技术创新的起点和水平的基础,制定行业技术进步和改造规划,提出现有企业技术改造和采用先进技术的标准和实践要求,限期淘汰落后的技术和设备,缩短设备更新周期。还要把企业技术进步与促进产业和产品结构优化结合起来,把企业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结合起来,把企业技术进步与发展规模经济结合起来,把企业技术进步与合理利用资源结合起来,把企业技术进步与加强管理结合起来,推动技术改造。第三,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储备优质劳动力与科技人才。我国既要加大国民教育发展步伐,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和年限,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又要提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劳动力的素质,加大企业培训、教育、管理方面的投入。其次,加快结构调整,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第一,加快改革,优化产业结构。首先,要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塑造产业结构优化的微观基础;其次,要培育和完善要素价格,发展和完善市场中介组织,制定和完善市场规则,实现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组,是产业结构的调控具有灵活性与及时性,适应集约经营的需要;最后,加强宏观产业政策的调节与指导作用,提高技术改造的投资比重,推进产业立法,进而加快产业结构和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集中。第二,培育主导产业,推动经济增长。当前,我国主导产业主要从以下三点加以培育:一是支持与振兴传统支柱产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石化工业、汽车工业和建筑业;二是要培育高新技术产业。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空间技术为技术支持的工业和农业,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把高新技术产业逐步培育为我国的新兴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三是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生产的产品在国际上更具竞争力。②能量的释放过程,即提高消费产品的动力,为下一轮资本的集结和投入更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做准备。那如何提高社会的资本集结能力与最大限度地保留住资本为国内服务是能量释放过程的重点。首先,增加收入,提高居民实际消费能力。居民收入过低是制约居民消费最主要的因素,要想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必须增加居民收入。第一,扩大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一是适应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二是降低政府税收,减轻企业的成本负担,增加企业的竞争能力,从而为居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收入公平。努力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提高他们的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工薪阶层的工作水平;加强区别化征收征管力度,通过开征利息税、遗产税等方式,改善分配结构。第三,努力发展资本市场,增加财产性收入。发展资本市场不仅可以使企业更具竞争力,还使我国居民直接分享企业创造的利润,增加居民的收入渠道。其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的潜在消费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维持着一个较高的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增长积累了宝贵的资金,但我国的消费规模却很小,影响了内部经济的不平衡。引起此种高储蓄与低消费现象的重要原因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导致居民出现各种预防性储蓄。而这种预防性储蓄在经济下滑时还会强化。因此,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扩大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保障。一是继续完善城镇居民养老、医疗、失业、救济等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养老、医疗、失业、救济等支付标准。二是要尽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投入,扩大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提高社会保险金的支付能力。三是要尽快完善现有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覆盖到的群体的社会保障。 作者:韦林 苏宁 单位:新疆财经大学 国内经济论文:经济全球化对国内经济进步意义和举措 全球化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这为全球化提供物质手段;二是生产关系和制度,资本为了获取更大、更多的利润,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机遇。 经济全球化作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浪潮,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衡量经济全球化的利弊与得失,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提供了哪些机遇,带来了哪些风险和挑战。综合起来说,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双重效应就是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搞好了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搞不好则会遭到挫折和损害。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经济在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之后正在积极地走向世界。我们不断扩大开放,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并通过这种开放的联系成功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应该说首先是利于我们,是我们能够有更多机会吸取国外经济及发展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引进和利用技术、资金等国际资源,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提升自己的素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的,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种种压力和风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实力差距很大的全球竞争,同时还要面对同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包括各种不公平乃至苛刻的条件和限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现在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从8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浪潮为中国复兴带来了机遇,中国应抓住这次机遇,本着平等互利,互谅互让,求同存异,克服困难的原则,主动、健康有序地参与和融入全球经济大潮之中,自觉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迅速发展经济,摆脱贫穷落后状态,最终实现现代化。 (一)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 我国底子薄,人口多,科技落后。这就决定了我国发展经济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而关起门来搞建设只会越搞越穷。邓小平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国要使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必须实行对外经济开放。事实上,在对外开放政策的作用下,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利用外资的质量显著提高,对外经贸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八五”期间,我国共吸收外商投资1845亿美元,预计“九五”期间会达到2300亿美元。“八五”期间,货物满意额由2808亿美元,增加到3606亿美元。2000年突破了4000亿美元。 (二)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我国改革攻坚阶段棘手问题的解决。 改革既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又要与国际接轨,遵守国际规则和惯例。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从解决原有经济体制僵化封闭的弊端入手的,经过放权让利、全面改革、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等几个阶段后,现在进入了解决棘手问题的攻坚阶段,如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探索和发展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改革政府管理机构、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住房制度、投融资体制、财税体制、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改革。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许多做法与国际规则和惯例有很大出入,达不到国际要求的水平,所以一些发达国家以此为借口对我国的贸易加以封锁和限制。参与经济全球化就要按世界市场经济的规则办事,遵守国际规则、惯例和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与世界各国发展正常的贸易关系,从国际规则的遵守中获得利益。因此,在改革的攻坚阶段,一定要解决改革中积攒下来的棘手问题。 另外,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外在压力,也会变成改革的内在动力,因为这种压力有助于我们实现政企分开,机构精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经济全球化对于深化改革,完成改革攻坚阶段的任务是个良好的机遇。 (三)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较长时间以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处于相对封闭和较为落后的状况。产品市场主要依托国内,也可称之为以国家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经济。经济全球化必然打破我国经济的自我封闭,促使其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之中,其进出口贸易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也给我国获得了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更大经济空间。我国应不失时机地实施对外开放和对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尽可能多地分享经济全球化扩大的投资和商品市场。同时只要发达国家不为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采取保护主义的强硬政策,不对贸易自由设置阻碍,只要能够建立起资本流动的合理规定──保护生产性投资,预防如投机之类的负面影响,那么,经济全球化完全有可能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益。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除了有赖于国内经济体制的转变外,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竞争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此外,在贸易保护的条件下,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可以享受到许多来自政府政策上的优惠,实际上进行的是不平等竞争,使国内企业对提高自身素质缺乏紧迫感。加之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作用,企业的设立、经营和产出往往不根据市场的需要,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浪费严重,经营粗放,集约化程度不高。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相互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必然带来国外有竞争力的商品和服务大量涌入,从而对我国国内同类商品和服务行业带来冲击。为了把这种冲击减至最低程度,政府、行业和企业都要抓紧时间,做好充分准备,利用世贸组织允许的过渡期,实现结构优化和素质提高。 (四)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能够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搞市场经济,我们还缺乏经验,这就要通过对外开放,在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和接触中,考察和总结各国活生生的实践,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的优点和缺点,各种市场经济模式的利弊得失,从而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可以借鉴和选择的经验。80年代兴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体制基础是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从体制上讲,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不同,它在政府的作用、企业制度、市场规则、信用制度、贸易方式、国际协调等方面都实施了改造和创新,发展出了几种不同模式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今天,我们已经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等同于社会制度的思想束缚,认识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我们应当向搞了几百年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有用的知识和经验,汲取别国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但是我们不允许也没有必要从传统的市场经济开始,沿着西方资本主义老路慢慢地发展到现代文明、有序的市场经济。 此外,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提高国际地位,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等都有很大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在不断增强。但是,综合看来,中国并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名列世界前八名,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属于发展中国家之列;中国对国际社会、世界问题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影响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世界经济事务中,中国现在已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所以对国际经济事务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从而也不断地增加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推进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 二、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威胁。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少,贸易和投资不断自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想在一国范围内保持我国经济的自给自足已经不可能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处于世界经济的普遍联系之中。我国的原材料、技术、劳动力和市场的供求状况都有国际因素的影响。我国对国民经济干预权的削弱正在成为普遍现象。同时,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这种冲击对一些产业来讲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据有关方面分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国产品和企业更多地进入我国市场,冲击我国汽车、制药、农业、电信、航空、计算机、金融等七个方面,同时将取消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形成严峻剧烈的竞争局面。其中就汽车行业而言,汽车工业是受冲击最大的产业之一,主要表现在:第一,面临缺乏规模经济的冲击。汽车工业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只有规模上去了,价格才能降下来。而我国1998年全国汽车产量是163万辆,轿车是50.71万辆,只相当于外国一家汽车制造厂的产量,甚至只相当于外国汽车制造厂一条流水线的产量。第二,面临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的冲击。目前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2000万辆,通用、福特、大众、丰田等几大生产巨头纷纷加大开拓海外市场的力度,中国目前200人拥有一辆汽车,显然是一个潜在的汽车大市场,必然会受到外商的青睐并尽最大可能挤入中国市场,这无疑会对我国汽车工业产生严重的冲击和威胁。第三,面临关税逐步下降的冲击。目前我国汽车平均关税为80%~100%,尽管正式文件尚未面世,但关税降低20%是起码的,这意味着关税降低后的进口汽车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此外,汽车工业自主开发能力弱、劳动生产率低下、缺乏竞争优势等都使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巨大的压力。虽然中国的轿车工业可以作为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但保护的时间也只有五年左右,充其量十年。那些规模小、成本高、技术水平落后的企业将难以生存。汽车工业进入大规模资产重组将是大势所趋。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提出了挑战。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经济的互相依赖空前加强,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反映为外部失衡,进而很快影响到与其有紧密联系的国家,最后极有可能世界各国陷入失衡和危机的境地。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有个最好的例证。这就要求我国务必提高经济管理智能,防范经济波动和金融风险的发生。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货币政策、较为灵活的汇率安排是减轻失衡和外部冲击的有效手段。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际经济组织的挑战,一是跨国公司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对诸多的贸易、投资等问题,哪个国家也无力单独解决,不得不求助于国际组织。这就使国际经济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同时也意味着原来主权国家部分经济管理权利的消失或转变。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显得至关重要。否则,国家的经济主权就会受到威胁。跨国公司对我国政策和措施有一种本能的抵抗和规避,它们经常钻法律和政策的空子,大搞投机活动。因此,经济全球化使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受到国际因素的限制和制约,使其作用的发挥要困难得多。我国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对国家经济管理职能转变的要求,及时加以调整。否则,就会殃及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 (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的稳定带来的挑战。 政治稳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稳定的威胁和挑战加大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为西方的干预主义提供了很多的借口。美国一直奉行干预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美国更以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为借口,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子干涉别国内政。美国的一些政客和学者宣称,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国家内政与国际问题之间的区别一直在减少,推广民主、对付动荡及非人道主义、建立集体安全是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三项内容。美国必须帮助那些“没有能力保护本国少数民族、种族和宗教的政府”履行其职责。北约就是以民族问题为借口,对南斯拉夫动武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许多民族和宗教问题,还有诸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等需要处理,如果解决方法失当,就有可能成为西方干涉我国内政的借口。 2.为西方的经济政治化倾向提供了方便。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出于对抗的需要,为了笼络住盟友,将政治问题经济化,竞相对集团内部的成员实施经济援助。如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给欧洲和日本进行大量的援助和贷款,帮助它们恢复和发展经济。苏联也用同样的办法使一些东欧国家与它靠近。冷战结束后,以经济为优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加剧,经济成为最大的政治。发展中国家把经济的发展作为政治成功的标准,发达国家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比如,西方国家为了制止波黑战乱,通过安理会对南斯拉夫实施经济禁运;为了消除伊拉克的军事和政治威胁,迟迟不解除对伊的经济制裁。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多年来西方更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压迫中国就范。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经济制裁。在中国“复关”和“入世”问题上,西方更是漫天要价,把单纯的贸易问题变成了一个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使这一谈判持续了十多年。 美国国会把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每年审议一次,就是要把美国的人权观念强加到中国人民的头上。西方一些怀有“西化”和“分化”图谋的人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中国在这方面必须高度警惕。 此外,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传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西方文化日益明显地呈现出一种霸权化的趋向。西方意识形态正有计划有步骤的侵入我国,一些有害的文化价值观念也随着经济交往的频繁愈来愈多地被输入我国。这些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极其严重地动摇着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如,在理论的层次上,他们宣传“人权高于主权”、“经济自由化”、“政治多元化”等等,抵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层次上,他们把色情、暴力等文化垃圾通过各种手段传播进来,消除人们的意志;在民族宗教问题上,他们给分裂主义分子以国际活动空间,授予其“和平”奖章,提供先进武器,支持其分裂活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反渗透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在各种领域和渠道上表现和展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将始终受到来自西方的威胁和挑战。 三、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我国经济的发展策略。 应从总体上明确,我国对外开放的方针不能也不应有任何的动摇。邓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继续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化浪潮到来之际,我们决不能采取消极退缩的做法,而必须以积极进取的态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因此,在这里,我们的策略关注点也就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大力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信息网络化是当今全球化四大潮头之一,也是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动力。全球体系得以形成的现代科学基础是微电子学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而推动的信息工业的蓬勃兴起,微电子计算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特别是光导纤维通讯技术的运用,将使世界进入一个信息革命时代。今天,以无线电话、电视、电脑、人造卫星等现代信息手段为主体的传播网络,已使全球结合成一个紧密的信息整体。这种信息传播、处理的共时性,不仅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通讯化、计算机化和自动控制化的进程,而且也大大缩短了现实生活中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使人类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活动范围和创造能力。根据有关资料,全球互联网的用户每年以高达162%的年增长率递增,几乎可以说已在全球普及。如今,国际互联网络已扩大到155个国家和地区,它使几万亿美元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业务片刻之间就能在国际间完成,这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加速了经济全球化高潮的到来。正是因为信息化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我国在“十五”计划中将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作为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并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事实上,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也是我们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重要对策。我们必须以积极、务实和奋进的态度,把握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和信息化给我国带来的难得机遇。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深刻影响,也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人类文明进程以及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态势,已不允许我们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我们必须正视挑战,形成共识,整合力量,统一行动,努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我们别无选择,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与未来的重大抉择。 (二)加强我国对外开放力度和快速融入国际市场。 经济全球化使我国对外开放的体制环境发生变化,我国的对外开放由政策性开放变为体制性开放。市场经济体制是全球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是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基础,市场经济规则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各国必须遵守的规则。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使资本、技术、人才、市场等资源的配置和重新配置变得越来越快,对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影响深刻而频繁。适时开放市场,只有市场开放了,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不能马上无条件地全面开放,而是要有条件、有步骤地在适应自身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开放,这样才能产生对贸易双方都有利的效益。同时必须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因为市场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法制经济,所以中国必须遵守规则并参与规则的制定。还须发展资本市场。任何一个想要让企业家大展宏图的国家,都必须发展其资本市场。 但中国虽然拥有高储蓄率,却只有很小一部分流进了私人企业,流入高科技公司的储蓄更是少之又少。在这方面,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竞争力还处在劣势,因此在准入领域和准入时间上一定要与国家的长远发展相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中国企业是做了很大贡献的。努力搞好国计民生的国有大型企业,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解决国有企业机制转化和结构调整中暴露出来的棘手问题,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我们要把中国企业的实践经验认真地进行案例研究,上升到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专家学者要深入到企业里,总结中国企业的经验,然后上升到理论。 这些应是逐步进入国际市场应具有的条件。 (三)努力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差距。在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面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必席卷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强化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以及知难而进的顽强斗志,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应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尽快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同时,我国还应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包括贸易依存度和投资开放度,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为微观经济主体进入国际市场创造宏观环境。拥有标准占领技术高点,现在我们造成财富差距主要的原因是知识差距,就是由于我们现在没有自主创新和自己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少,技术依存度有50%是依靠我们自己国家,50%依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知识包括标准、品牌,也包括技术、专利等等,这些东西的价值是很难用实物跟它比较的。比如说标准,谁拥有了标准,谁就可以说占领了技术的高点。因此,在提高国民科技文化素质方面,我们必须实行社会塑造与自我强化双管齐下,使我国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得到真正的开发;在提高民族创新能力方面,我们必须着力于创造知识的创新和应用知识的创新两个层面,真正激发蕴藏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创造潜能,使创新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我国兴旺发达和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与此同时,我国应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法制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和成功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几年来,我们在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是一项长期任务,根本的还必须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建立实行民主和法治所必要的、行之有效的机制、规则和形式。我们应该努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不断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它在二十一世纪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从总体上看,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应注意将以下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我们固然要借助于全球化而更好地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尽可能地吸收国外的先进成果,力求实现某种程度的“跨越式”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急于求成,要在增强经济发展的坚韧性上下功夫,要认识到我们得要面对的压力和冲击力会是很大的,只有依靠坚韧的努力,才能站稳脚跟,才能以此为基础而寻求发展,寻求“跨越”。这两个方面应该是一致的和统一的。 21世纪,国际竞争和综合国力的较量将会更加激烈,与国际相比,我国的经济实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还很脆弱;在信息技术领域,我国的优势有限,信息化整体水平还很低;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方面,我国也存在着巨大差距。因此,我们必须立足现实,正视差距,直面困难,增强紧迫感和忧患意识,从差距和困难中找到发展的潜力、发展的动力。 国内经济论文:住房保障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住房保障政策对投资需求的影响 住房建设本身就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资本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总的投资规模和投资收益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住房保障政策对于平衡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比例关系、优化总需求结构,进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住房保障政策下的住房投资行为是一种政策导向的投资行为。这种投资行为相对于市场自发的投资行为,主要具有两种效应,分别为结构调整效应和跨期平滑效应。市场自发的投资出于逐利需要,往往忽视低端住宅市场,导致了对低档住宅的投资不足。这是因为低档住宅主要解决基本居住需求,具有一定的公关品属性。开发商供给这类住宅的私人收益不足以弥补其机会成本。在中高档住宅具有价格刚性的条件下,这种现象更为明显。这导致了市场对这部分住宅的供给不足,同时容易引发中高档住宅的投资泡沫。而住房保障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低档住宅的投资,解决市场自发投资的结构失衡问题。另外,由于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容易导致开发商的投资行为具有更大的波动性,市场容易出现投资过热和投资不足交替出现的周期性现象。而基于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投资行为则可以更好地平滑房地产投资需求,从而增加总需求的稳定性。事实上,作为一种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保障性住房投资甚至可能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工具。 二、住房保障政策对净出口的影响 居住成本是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构成要素。一国劳动力的居住成本高低,可以直接影响其劳动力资源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进而影响其对外贸易的竞争力。房价和租金的上升会直接对劳动力成本产生向上的压力,并影响商品价格。在固定汇率下,这种压力会直接影响一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即使在浮动汇率下,汇率的变动也很难完全抵消由房价上升导致的成本压力。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不同国家贸易商品价格的相对变动会引起汇率变动,并抵消一部分价格变动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这是通过贸易商在不同国家间的套利行为实现的。然而,住宅兼具非贸易商品和投资品的属性,其价格在不同国家间的相对变动不仅不会引起这种套利为,反而可能引起国际资本的投机行为。众所周知,投机行为和套利行为对于市场的影响是恰好相反的。当一国的房地产价格相对于他国更快的上涨时,国际投机资本会进入该国房地产市场,形成对该国货币的需求,更加推高该国货币的汇率。这样,一国房价和房租的快速上涨在导致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时,还进一步加速了该国货币的升值,对该国的国际贸易形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三、住房保障政策对总供给的影响 根据二元结构经济理论(Lewis,1954),在世界各经济强国的发展历程中,城市住房保障政策无不起到了保证城市化进程推进、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作用。另外,良好的城市居住环境还能保证城市劳动者人力资本的高效累积,以及知识和技术外溢效应的顺利实现,并推动城市各生产部门的分工体系不断优化。因此,城市住房保障政策对于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也就显得更为突出。住房保障政策对于总供给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工业部门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发挥作用的。首先,住房保障政策是保证城市化进程顺利推进的重要措施,它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工业部门转移。根据刘易斯的两部门剩余劳动模型,当农业生产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时,该部门的边际产出为0。城市化进程则促进了这些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从而实现工业部门的发展。但新进入城市的劳动力收入较低,居住成本就成为了劳动力顺利转移的重要障碍。而城市住房保障政策则是解决这一障碍的主要手段。除了以上的数量效应以外,居住条件的改善还有利于工业部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早期的经济发展一般是依赖于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但当资本积累达到稳态水平和剩余劳动力转移基本完成以后,经济发展将进入由技术和知识进步,以及人力资本推动的内生经济增长阶段。完善的城市住房保障政策可以为劳动者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和公共资源,从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率。另外,劳动者通过到条件更好的社区居住,获得了更多接触知识和信息的机会。这又有助于实现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效应。 四、住房保障政策对经济周期和金融市场的影响 住房保障政策是对房地产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重要补充,有助于缓解由市场调节的盲目性所引起的房地产价格过度波动。在现实中,房地产的价格波动往往会对经济周期和金融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因为房屋和土地是银行信贷投放的重要抵押品。根据金融加速器理论(Bernanke等,1989),抵押品价格的上升会降低借款人的融资费用,提高信贷的可得性。而信贷供给增加又会通过流动性效应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反过来又对信贷市场产生影响。这样,资产价格和信贷供给之间会形成一种正反馈机制。这种正反馈在极端情况下会导致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泡沫相伴出现。而一旦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则又会出现“资产价格下跌———贷款形成坏账———信贷收缩———资产价格继续下跌”的现象。这就是著名的“债务———通缩”循环(Fisher,1933)。住房保障政策则有助于缓解住宅市场的骤冷骤热和过度投机,降低了资产价格泡沫和过剩流动性出现的可能性。因此,住房保障政策具有平滑经济周期波动和稳定金融市场的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住房保障政策发挥以上作用的前提是政策导向的住房投资是有效的。无效的保障性住房投资本身也可以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并引发政府负担过重,甚至引起政府债务偿还问题。因此,保障性住房的投资不能仅仅依赖行政决策,而是要同时借助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这就要求住房保障政策具有诱导型政策的属性,以政策补贴作为杠杆,引导私人投资进入保障性住房投资领域。 五、住房保障政策与我国经济增长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这本质上是受惠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毫无疑问,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是我国30年来实现改革开放,迅速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重要保障。但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劳动力资源的成本优势已出现逐步消失的趋势。2011年,人均GNP超过42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方法,人均GNP处于976~11905美元之间的国家为中等收入国家。因此,我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根据历史经验,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时,其经济的增长动力和效率将逐渐减弱。这一方面是因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技术积累不足,还不能进入内生增长的新经济增长模式。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中等收入国家也逐渐失去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一般认为当人均GNP处于2000~6000美元之间时,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效率是较低的。因而这一阶段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此时,劳动者住房支出的高企无异于是“雪上加霜”,使本来就已经趋于弱化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更进一步被蚕食。根据浙江统计局2005年的数据,该省2004年人均住房支出(包括建房、租房和住房装潢、水电气燃料)占全部消费支出的22.5%。可以说,大中城市的住房支出已经成为了当地中低收入群体的一大负担。 这种负担所导致的后果主要有四个:一是加剧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进一步削弱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成本优势。二是在工资具有一定向上刚性的条件下,造成劳动供给减少,这同样会削弱我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优势。三是加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房价和房租的上涨导致了财富更多集中于拥有房产的高收入阶层,而租房者、贷款买房者和存钱准备购房者则在财富分配中处于劣势。四是降低了我国整体上的边际消费倾向。一方面,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增加而递减,贫富差距加大本身就会导致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另外,中低收入者为了支付房租和月供,或者为买房而存钱,也不得不进一步降低其消费支出。 在此背景下,提供高效的住房保障可以从多个方面推动我国经济的高效增长,既能在人口红利效应减弱背景下保持劳动力供给的质量和数量,又能保证总需求的稳定增长,并平滑投资周期的波动。综上所述,住房保障政策不但对于维护我国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保持我国经济高效增长的重要手段。根据住房保障政策与经济增长效率的理论联系,本文认为我国在制定住房保障政策时应注意如下两点: (1)我们需要注意保障性住房投资的效率,减少空置现象的出现,从而切实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居住成本。 (2)我们应该注意以市场化手段为保障性住房融资,这样既可以分担财政资金压力,又可以分散聚集在银行体系中的金融风险。 作者:曹勇单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国内经济论文:对外出口与国内经济的关联探究 近年来,我国的出口贸易额迅猛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出口贸易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进步背后隐藏的一些事实,而这样也能够为我国今后的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提供一定的依据。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也有过很多相关的文献进行过分析。有人曾经说过,中国要想成为一个贸易大国,必须要迅速提升贸易结构。而下文将要重点探讨的是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现状。 1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现状分析 自从改革开放,特别是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出口贸易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状态,而这一切已经说明,我国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根据WTO的准确统计:2008年,我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额为2.56万亿美元,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比例为7.88%,位居世界第三位。另外,我国的出口总额为1.43万亿美元,占世界出口的比例为8.9%,位居世界第二位。尽管如此,随着我国出口贸易的不断发展,我国出口贸易及其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也在发生着非常巨大的变化,这一系列变化也让我国出口贸易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局面。例如,国际间贸易相互的摩擦也越来越多、我国对外资的依赖日益凸显等。出现的这些现象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和稳定发展,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安全,特别是出口贸易的安全,这甚至直接关系着我国经济转轨能够顺利的完成。下面就将对我国的出口贸易进行分析。 1.1按企业的性质将出口贸易进行分类 现如今,只要谈到某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必然会关注这个国家的贸易出口额。我国也不例外,我国迅猛增高的贸易出口额,成为了评价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自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贸易出口额一直处于迅猛增长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示我国已经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了。近年来,我国的各行各业均在不断地引进外资,由于资本的趋利性,外资主要分布在利润比较高的行业。先不谈外资的总数,将注意力转向不同性质企业的贸易出口情况,就会得到不尽人意的印象。在2001~2005年贸易出口的总额中,外资企业牢牢占据着我国贸易市场的半壁江山,已经占50%以上,而2005年更是上升到了58%。但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出口额却不断的在萎缩,直接从2001年的42.6%降到了2005年的22.4%。另外,私营企业逐渐在出口贸易行业苏醒过来,所占的份额达到了14.7%。衡量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如何,固然出口贸易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指标。但是在中国,由于中国的外资企业是出口贸易迅猛发展的主体,而这种出口贸易实际上就是外国资本、技术、品牌、标准、品牌、销售网络等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结合。也就是说,除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出口贸易实际上体现的是外国生产要素的竞争力,而不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在我国出口贸易额不断上升的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我国资本在国际竞争力的退步。 1.2按产品类别和出口贸易的方式进行分类 传统的出口贸易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哪些产品出口额高,就集中出口这些产品。我国在2001~2005年间,占出口总额比重非常大的产品主要就是机电产品、轻纺类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如果按照传统的出口贸易理论来判断,中国的优势产业就是机电产品、轻纺类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也就是说,我国的贸易优势就是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很显然,传统的理论是不科学的。下面,就对我国出口贸易的方式进行简单的分类。在2001~2005年间我国的出口贸易中,一般贸易的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非常小,在这种程度上,还有下降的趋势,实际上已经由2001年的42.1%逐渐降到了2005年的41.6%。但是,加工贸易的发展却是十分稳定的。与一般的贸易相比,加工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典型的产品大进大出的贸易方式。我国加工出口的很多产品,我国企业实际上只得到了很少一部分的租金和加工缴费,其余大量的费用都是外商在出口中的收入。这样其实不难看出,我国出口贸易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扭曲,并且出现了一系列的假象。在我国进行大规模出口贸易的同时,我国的劳动者是外商的低成本,赚取微薄的收入,但是却为他们带来了巨额利润。 2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关于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很明显,出口贸易促进经济的增长。关于这一点,下文将从4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具有复杂性。影响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例如劳动投入、物质资本投入、进口、出口、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投入、技术水平、外资、政府消费支出等。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同时也对经济增长起着综合贡献作用。据调查显示,我国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另外,在经济开放这个角度来看,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大。而人口的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第二,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据相关研究认为,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存在着导向作用,但是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作用依赖于汇率波动、贸易条件、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等各种各样的因素。我国贸易条件的逐年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出口贸易带来的福利收入,所以出口贸易的长远发展不能只是简单的注重出口数量的提高,更要注重贸易条件和出口商品竞争力的改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贬值对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对外贸易的平衡产生了非常有利的影响。虽然目前存在着人民币升值的潜在压力,但是从人民币汇率和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发展的关系来看,应该要保持人民币的相对稳定。第三,出口贸易的技术进步具有很大的效应。主要就是表现在:出口部门的技术示范和技术外溢效应、出口的干中学效应等。出口部门只有促进市场竞争才能够带动国内企业的发展,因此,在积极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同时,应该进一步的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努力协调出口贸易结构。第四,出口贸易的综合增长效应。出口贸易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宏观政策质量、价格扭曲、外商直接投资、制成品出口以及国内投资的影响。出口贸易不仅带动了国内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还加速了国内资本积累,出口贸易的发展在提高宏观政策质量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关于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留给我们的启示,下面也将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我国出口贸易经历了很多非常曲折的过程,人们对加工贸易的认识也还不全面。但是,我国对加工贸易政策有过几次很大的调整,例如加工贸易企业设置保证金台帐制度等。我国出口贸易里面的加工贸易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我国出口贸易的收益很少,因为大部分利润都被外商获取。其次,我国出口的大多数产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样的话就非常不利于整体产品结构的综合调整。再次,出口贸易中也会出现一些走私的现象。加工贸易企业一般会承接外商加工合同,或者会有外资的成分。因此,加工贸易对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实际贡献远没有一般贸易多,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不是很有利。 第二,外资实际上加剧了国际贸易的摩擦。外资并不能仅仅理解为资金,外资其实还包含很多其它的内容,例如,资金、经营管理、技术、品牌、产品、海外市场、就业创造等都是外资里面所包含的内容。外资对于我国出口贸易而言,所起的作用是变化的。在以前,我国会吸收外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缓解我国的资金短缺问题,从而扩大出口创造收益。但是,现在外资主要的作用就是促进就业,而促进就业这样的功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体现的比较多。 我国出口贸易资本中具有很大的趋利性,而这就使得企业能够获得与付出相对应的收益。但是,外资给我国出口贸易带来的收益并不理想,实际上也并不有利于提高中国居民的收益。外资企业在出口贸易方面的作用逐渐开始弱化,而这样长期巨额的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让我国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也很容易加剧国际贸易之间逐渐增强的摩擦。 第三,中国的很多对外贸易企业之所以能够存活到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需拉动的,我国的很多廉价劳动力被外需带来的经济活动所吸引。这些企业一旦经济出现波动,就很容易面临着生存的困境。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只看到加工贸易的缺点。我国将加工贸易的优势发挥出来,就是充分利用低成本劳动力。 3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 首先,必须要优化出口商品的结构。出口贸易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出口商品决定的,只有实施出口商品多样化的战略方针,才能降低出口商品过于集中的困境。实施优秀技术自主研发战略,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优化出口贸易要素结构和提升出口贸易要素质量,为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其次,优化出口地区结构的思路。只有实施“新型市场多元化战略”,才能优化出口国际地区的结构。要想加快我国落后城市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必须要优化出口国内地区的结构。最后,促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在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面,构建内外均衡的经济发展战略,减少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的过分依赖。构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减少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构建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降低经济发展对东部地区的依赖,而且要加大对我国大型跨国公司的培育,降低我国出口贸易对外资企业的依赖性。在外贸发展战略方面。必须要可持续的进行出口,这样才能提高出口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出口贸易结构的适当调整,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创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在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方面,基础资源寻求型和边际产业的对外投资应该投向发展中国家。另外,应该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产业转移,加强我国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的联系,这样就能够有效的防范外资企业的垄断行为。 4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有着必然的联系。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出口贸易额呈现出迅猛增长的趋势。为了我国出口贸易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应该立足于现状,然后更加持续的找到发展的方法。现如今,加工贸易对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实际贡献远没有一般贸易多,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不是很有利。外资实际上加剧了国际贸易的摩擦,外资企业在出口贸易方面的作用逐渐开始弱化,而这样长期巨额的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让我国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也很容易加剧国际贸易之间逐渐增强的摩擦。所以,必须要优化出口商品的结构。只有实施“新型市场多元化战略”,才能优化出口国际地区的结构。要想加快我国落后城市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必须要优化出口国内地区的结构。只有这样,我国出口贸易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理论分析论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分析论文 摘要:包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内的执政党的建设有许多方面的内容,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建设是其中之一。这一命题自同志提出之后,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并成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认为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并阐述了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基本内容,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若干思路。 关键词:执政理论基本内容建设思路 同志在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党的执政理论建设”这一命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党的执政理论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构架,并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建设,深人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可见,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已经成为党的执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加强以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为重点的党的执政理论建设。 一、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 党的执政实践需要党的执政理论进行指导,而党的执政理论的发展滞后于党的执政实践的发展,尚不能很好地满足党的执政实践的需要。因此,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这是保证我们党科学地进行党的执政实践的需要。 第一,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完成党所肩负的执政使命的需要。我们党经过不断地努力,已经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将一个四分五裂、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新中国。进人2l世纪,我们党肩负着进一步将新中国带人全面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的执政使命。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问题会更加复杂、困难会更加突显、任务会更加繁重,这就对党的执政理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后用这方面的理论加以指导,用发展了的党的执政理论来指导党的新的执政实践,以完成好党所肩负的执政使命。 第二,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科学地把握党的执政规律的需要。我们党在执政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遵循执政党必须遵循的执政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又必须遵循中国共产党执政所特有的特殊的执政规律。因此,必须从理论上概括和总结这些规律,从理论上科学地把握我们党的执政规律,这就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具有很多必须把握的新的规律,这些规律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来了解、认识,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来科学地把握、运用。 第三,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进一步总结党的执政经验的需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对我们党执政55年来的主要经验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提出了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思想理论观点。而党的执政理论并不仅仅包括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因此,为了进一步总结党的执政经验,就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的其他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对我们党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经验全面地加以概括和总结,并将概括和总结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经验作为其中的重点,使这些经验上升为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内容,从而丰富和发展党的执政理论。 第四,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解决党在执政中存在问题的需要。我们党在执政的五十多年的时间里,经受住了各种风浪的考验,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党的执政理论还存在着不足,还必须解决各种新的问题,因而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决定》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果将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一个是不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影响党的执政成效,都需要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党的执政理论加以指导,才能很好地加以解决。 二、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基本内容 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内容非常丰富,《决定》从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构建,构画出党的执政理论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党的执政理论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一是党的执政理念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理念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本质内容。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党执政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是我们党执政的价值取向。有了正确的执政理念,才能根据这些执政理念进行执政,因此,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首先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念方面的理论建设。我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国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思想,都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的重要内容。概括地说,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为优秀,构建党的执政理念体系。 二是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基础内容。党的执政制度包括基本执政制度和执政体制、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等方面。因此,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从理论上回答我们党执政的基本制度的内容、实现形式、科学性等方面的问题,回答我们党同人大的关系,同司法、参政党、社团等的关系,以及回答党政分开等方面的问题等。党的执政制度在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也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因此,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以此作为根本原则,从这个原则出发加以进行:必须有助于指导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建设,有助于党的执政体制的改革和发展。 三是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主要是从思想、道德、作风等方面,对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回答和解答,以提高我们党的执政水平。我们党历来十分注重加强党的执政道德建设,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党的执政道德建设都做过一系列的论述,而且加强党的执政道德建设有助于提高我们党的执政道德素质、领导素质,有助于我们党经受执政考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归根结底有助于我们党完成执政的使命。因此,加强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 四是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根本内容。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紧紧围绕提高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从理论上解答这两大课题、回答怎样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进行。《决定》对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从理论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回答和解答:论证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了“党的执政能力”的概念,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指出要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 伟大工程,等等。这就从最基本的方面,构建了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框架,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扩展、发展和完善。 五是完善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的构建。完善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总体目标。这一理论体系,既应该包括以上几个方面的内容,也应该包括对执政方略、执政方式、执政骨干、执政基础、执政环境、执政本领、执政素质等的研究,应该是一个既有理论系统性、现实针对性,又有实践指导性的理论体系。完善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决定》所搭起的基本框架为基础,以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为重点,努力形成一个系统的能够较好地回答和解决我们党在执政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思想理论观点的体系,形成一个能够很好地回答为什么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及怎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论体系。 三、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若干思路 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必须从我们党的执政实际和我们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出发,对涉及党的执政的各个方面都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以便能够指导我们党的执政实践不断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必须明确提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任务。在改革开放之前,、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就对党的执政问题做出过一系列的论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人,党的执政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党的执政实践迫切需要明确提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任务。党的执政理论研究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最基本途径,因此,必须制定相应的研究计划、确定一批重点课题,组织相应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等课题的立项、研究中,必须将党的执政理论作为一项重要选题来确立,这是加强党的执政理论研究、完成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重要途径。 ——必须明确确定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主题。在半个世纪的执政实践中,我们党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大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许多执政理论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就必须要有一个更加明确的研究主题,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就是要围绕回答这个主题加以展开。笔者认为,这个主题可以定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这样的执政党”。这个主题可以具体化为“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决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实际上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这个问题:“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决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可以看成是对“怎样建设这样的党”的回答。 ——必须努力形成党的执政理论研究的队伍。从某种意义上说,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通过研究队伍的工作来进行和实现的,因此,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必须建立和形成一支素质较高、事业心强、对党负责、相对稳定的专兼职的理论研究队伍。必须通过课题立项等方式方法,组织、吸引一大批研究党建理论的理论家、理论工作者,专注于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由于党的执政能力涉及六个方面的内容,党的执政理论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因此,还必须组织、吸引其他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和研究上来,这样才能使所形成的党的执政理论,更加全面、系统、科学。 ——必须继续总结党的执政实践方面的经验。我们党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这样的执政党”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决定》概括总结了六个主要方面。一方面,必须在这六个方面的基础上继续加以概括和总结,特别是概括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经验,概括和总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经验,概括和总结一些较为具体的经验,行业方面的执政经验,符合地方实际的执政经验等。另一方面,必须注意概括和总结我们党在注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之后的一系列执政经验,如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执政经验,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执政经验等,概括和总结《决定》做出之后所产生的新鲜经验。 ——必须积极运用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成果。《决定》是我们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成果的一次大的展示。当然,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建设还有许多其他成果,作为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要运用这些成果,就是要很好地运用《决定》中的成果以及其他方面的建设成果,来指导党的执政实践活动。必须广泛收集散见于报刊、杂志、书籍之中的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加以整理、梳理,以利于运用;必须将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指导党的执政实践,搞好党的执政制度的建设和党的执政体制的改革,运用于指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党的执政道德水平,提高广大党员的执政素质和为民的本领,运用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之中。 理论分析论文:思想理论建设党建经验之本分析论文 论文关键词:思想理论建设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论文摘要:善于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传统,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高度凝练而科学地系统总结了执政党60年自身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其中经验之一是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本文详解了这条具有统领意义的基本经验,剖析其要义,解读其精髓,以期进一步彰显其重大意义。 善于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传统,建党以来特别是执政以来,党一直保持着对历史经验的尊重和对新经验的总结。经验是财富,经验是继续前进的动力,今天的中国处于新的世情、国情、党情下,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在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同时,执政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对发展规律的认识、对党建规律的认识都有待于不断提高,因此60年来的执政经验和60年来党在执政中的自身建设的经验都是弥足珍贵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高度凝练而科学地系统总结了执政党60年自身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它是四中全会的一个亮点,也是它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其中经验之一是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这对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详解了这条具有统领意义的基本经验,剖析其要义,解读其精髓,以期进一步彰显其重大意义。 一、科学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党、兴党的最大政治优势 我党是一个一贯重视思想理论建设的党,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视为党的建设的灵魂,思想理论建设在党的建设中永远放在第一位。因为在中国,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党、兴党的科学理论。 回顾历史,随着近代中国的沉沦,先进的中国人奋起抗争和探索,不论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各种救亡图存运动由于没有科学理论指导,都归于失败。真正引导中国找到出路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把它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以之作为指导工人运动的科学理论。正是靠这一政治优势,才能够在旧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社会里,建立起一只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从此中国革命面貌为之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找到的救国救民的科学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仅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中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纵观20世纪以来的历史,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及其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归根到底都是与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紧密相连的。 二、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要求我们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 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是丰富的、发展的、与时俱进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拥有最先进的思想理论去能动地指导实践。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拥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而且善于运用这一理论武装自己和指导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不是抽象的、静态的、绝对的,而是具体的、动态的、相对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具有不同的任务、特点和要求。因此,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必须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以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理论成果———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1]。党成立88年、执政60年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什么时候我们能把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就能推动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反之,如果我们思想僵化、保守,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教条,事业就会受挫。我们要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仅要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更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不动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样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指导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正是基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产生了思想,之后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了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束缚,系统地回答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找到了一条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等领导人曾试图探索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主、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及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没有成功开创出来,但思想及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 中国要继续前行,既要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又必须超越它,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样的思想路线重新恢复,终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共同构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撑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当历史发展到关键时刻,思想解放往往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开路先锋,使我们形成或进一步丰富、完善我们的科学理论体系,由于我党把思想理论放在首位,它又对实践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指导伟大的实践不断地走向前进,而鲜活的实践,又需要理论的不断与时俱进,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都是在持续不断地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而要用科学理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又必须使之大众化。这样党的理论和实践才能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三、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党建各项部署提供思想保证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因为党的建设历来同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密切联系,围绕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即党的政治路线进行,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服务,这是党的建设的目的。是否围绕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加强党的建设决定着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而卓有成效的自身建设保证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同样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党的建设要确保始终围绕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为它起保驾护航作用的就是党的思想路线,即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前提和基础。在中国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来武装全党,才能确保党建工作始终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优秀。 执政党建设千头万绪,而党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这两大历史任务。同志曾经也讲过这样一段发人深醒的话,他说:“在充满挑战与希望的21世纪,我们党应该怎么加强自身建设,我们国家应该怎么奋发图强,怎么保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这是全党同志首先和经常考虑的非常重大的问题。要围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那么要实现这样的党建任务必须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为抓手。思想是实践的先导,在思想理论建设中,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原则,从思想理论上不断加强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才能真正掌握执政党建设的本质要求,最终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党的建设的优秀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中国谁都清楚没有人民的支持,就没有共产党的江山,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为谁服务、为谁谋利,这是执政党建设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而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今天中国社会转型为发展型社会,而发展型社会的到来又影响了整个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共产党站到这样一个新起点上,要真正做到一切为了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必须时刻把老百姓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中。而这一切的根本首先是从思想上真正把共产党锻造成为民、务实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创新发展理念,拓宽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切实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党就能永远立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不败之地。 坚持改革创新,是党不断增强生机活力的动力、源泉。能否改革创新,决定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而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优秀,这就要求执政党不断适应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要求,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用时展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创新精神提高和完善自己。我们在60年执政党建设实践中坚持不懈地推进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工作创新和方法创新,不断为党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而这一切的创新,前提必须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断研究执政党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保证党在任何时候都能顺应时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更好地完成了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 党风廉政建设已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所以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我们党从长期执政党建设的实践中得到的重要认识和结论。从党的作风上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同作风建设更是密不可分。党风是党的世界观和党性的外在表现,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党性就有什么样的作风,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增强党性,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端正党风的坚实基础。所以能否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因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问题实质是党的生存发展问题。 总结 我们党成立88年、执政60年自身建设的经验,其中关键在于党的建设始终是围绕着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展开的,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 理论分析论文:中国市场转型理论的视角分析论文 摘要: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读及对有关问题的思考,在对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主要是社会学界)有关劳资关系的部分研究进行述评的基础上,笔者在文中提出应当结合市场转型相关理论,以工人阶级的再形成、“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等论点为逻辑起点,构建有理论创新性和现实关照性的劳资关系研究。 关键词:劳资关系;工人阶级;市场转型;社会转型 劳资关系是指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关系,它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经济学意义上的劳资关系更多的是强调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周新军,1999)。笔者认为,就社会学而言,劳资关系更多的是指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所说的劳资关系基本上定位于此。 近年来,民工荒、民工讨薪及其引起的集体行动、群体性事件等反映劳资关系紧张、劳资双方矛盾大等方面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给了理论研究以现实层面的压力。而劳资关系研究是劳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认为要想对劳资关系有较为准确、深入的认识,就必须把它放在劳工关系、以及大的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来研究方可。 从本世纪初开始,社会学的市场转型理论风靡了国内社会学界一段时间。国外学界对该理论的研究和展开主要是以对前苏联和东欧的研究为基础的,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转型和社会不平等的关系。国内研究者和学习者基本上是仿效国外学者,主要将该理论应用于资本转换、精英转换、社会分层之类问题的研究上。笔者认为,在中国这个社会变革的巨大试验场里,市场转型理论的适用领域不止于上述几点,诸如劳工研究,以及本文论述的重点——劳资关系,都可以用市场转型理论加以考察。以下对有关劳资关系研究的述评也是基于这个理论起点。 目前的中国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面貌、社会结构正发生巨大的变化。经济体制方面,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是,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从市场转型理论的角度看,社会的生产与阶级的生产仍在进行之中(沈原,2007),这二者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阶级的生产促进了社会的生产。 综观现有的劳工研究、劳资关系研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有从经济学的角度阐释了劳资关系的涵义(张庆伟,2007);有的阐述了现阶段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的重要性(江海洋,2008);有的研究者比较了劳动关系与劳资关系(周新军,2001);有的研究考察了我国劳动关系的转型及当前特征(乔健,2007),为我们研究劳资关系提供了另一个面向;也有研究者做出了实证研究,具体探讨了珠三角以农民工为劳动者的劳资关系模式(杨正喜,2008),为相关的思考和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参考。下面列举几例,稍加述评,以引出笔者的几点浅薄之见。 在早一些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要从生产关系的几个环节的研究转到劳资关系研究上来”,“在研究内容上,重点放在社会主义资本积累、体制转轨过程中劳资关系模式的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模型以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个层面劳资配置方式、效率等问题的研究上。突出劳资关系的矛盾,并寻求解决的途径”(周新军,1999)。虽然该研究者的主要视野是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但笔者认为他的这一表述表明,在市场转型(该研究者用的术语是“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来研究劳资关系这一课题,在其他学科(如经济学)已被发现并引起注意。那么,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市场转型过程中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劳资关系的新特点就是个迫切且有依据的问题了。 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发,对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两种范式有关劳资关系的论述进行了批判,认为劳资关系应该“首先是在劳动过程中即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两种生产要素的结合中所必然发生的分工协作关系,它体现着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就其本质而言,劳资关系更是一种反映特定生产关系的社会经济关系,它体现并受制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关系”(张庆伟,2007)。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探析到了劳资关系的本质,尤其在经历市场转型、社会转型的当代中国,如果只是简单地论说劳资关系的现状、与改革前所谓的劳动关系的异同而不深究其背后的所有制及其变化,无异于隔靴搔痒,放弃了社会学的学科诉求和社会功用。 有学者对珠三角地区的劳资关系模式进行过实证研究,认为中国劳资关系带有强烈的统合色彩,虽然随着改革的深入,劳资关系已开始由计划走向市场,但仍难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单边主义;资本对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包括其劳资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雇主双边主义的劳资关系模式在国家层面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单边主义到市场经济下的三方机制过渡的进程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在外资等治理结构完善的企业中,劳资关系模式多表现为资方-政府双边主义或中国式集体谈判制;在港台企业和国内私营企业中,由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劳资关系模式带有强烈的资方单边主义色彩(杨正喜,2008)。在这样的劳资关系中,劳方的合法权益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其他一些针对性更强的实证研究,如探讨企业性质、规模、政府作为、工人的素质、组织化程度、工会组织状况与工人的工资、劳动时间、劳动环境等劳工权益之间的相关关系(刘林平、郭志坚,2004),对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劳资关系模式的研究(佟新,2005),都是在大量的实证调查和数据支持基础上的社会学研究的典型。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目前国内对劳资关系的研究虽然不少,但缺乏一个较为深刻的理论框架支撑,仅就劳资关系研究劳资关系,不能深入到社会结构、变迁等深层次里去。这就容易导致研究缺乏深入性、深刻性,也容易导致研究者在“价值中立”的旗帜下忽视现实的紧迫性和社会学的学科责任,甚至成为“社会巫术”(布迪厄语)的制造者和维护者。另一方面,虽然目前国内学界对诸如市场转型、社会转型等理论的发展和应用还主要是放在狭义上的劳工研究上,而没有具体应用到作为劳工研究重要一个面向的劳资研究上,但是有效地借鉴市场转型等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阶级的生产与社会生产的观点来审视当代中国的劳资关系,会使中国的劳资关系研究更进一步。 学者沈原在《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一文中强调,要“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沈原,2007:163)。他主要吸取了卡尔.波兰尼(K.Polanyi)、麦克.布洛维(M.Burawoy)、安东尼.葛兰西(A.Gramci)等人的理论成果,主张发展“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转型期的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社会。 沈原指出,在劳工研究中,应当区分“抽象工人”与“具体工人”,返回到生产的中心性,对工人及其生产关系进行工厂民族志研究;分别用“马克思模式”和“波兰尼模式”对处于转型期的“新”、“老”工人即逐渐由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的农民工和由原国有企业的工人转变为市场社会工人阶级的城市工人进行分析。虽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由于转型起点上种种不平等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造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被分割成“新”、“老”两个不同的片断,并各自沿着不同的路径展开,形成不同(下转110页)(上接109页)的“工厂政体”,但这正为研究转型期工人阶级的具体形成状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立足点(沈原,2007:163-191)。 虽然他的研究及理论旨趣是针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学这个宏观视阈的,但笔者由此得到灵感,认为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劳资关系的研究也可以大力借鉴这方面的理论资源和研究经验。劳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在生产中的位置、地位决定了其全部社会关系。如果研究劳资关系而不看其所处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那么就会失去根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数量巨大的产业工人在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新时期工人阶级及其意识的再形成、强化,对社会生活、劳资关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回到马克思”、“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等口号,还是布洛维的“工厂政体”概念,都是劳资关系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和逻辑生长点。特别是“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观点及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理论探索,笔者认为,是解析转型期中国劳资关系,特别是涉及到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这一逐渐形成的产业工人大军与资方关系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唯有结合市场转型、社会体制转轨、阶级、阶层的变化等社会学分析范式,把劳资关系的变化放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变化的基础上来考虑,社会学在劳资关系研究方面才能走出一条有自身学科代表性和特点、体现自身学术价值的路子。 理论分析论文:国内外收益管理分析梳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应用特征;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要条件;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演化;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进步,使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经营由垄断转向竞争、Talluri和VanRyzin(2004)从经济学视角将收益管理定义为需求决策管理、在需求旺季提高客房价格的方式来实现客房收益最大化、企业收益应由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两个部分组成、收益管理理论是一门由运筹学、管理科学、经济学等学科融合而成的边缘交叉学科、企业具备相对固定产能、需求可预测性、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产品或服务具有可预售性、竞争性市场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前提条件、多学科理论交叉是保证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基础条件、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保障条件、收益管理起源于航空业,有效地解决了航空业面临的有限资源闲置或价格战所造成总体收益下滑的现实问题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起源于航空领域的收益管理,是解决在资源约束前提下提高企业收益的理论与方法,现已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重要分支。从不同的视角诠释收益管理内涵,提出协同收益管理的理念;在传统收益管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服务经济时代企业的特点,提出协同收益管理的概念,是对收益管理基本内涵、行业应用特性、发展演化和必要条件等基础问题的梳理分析。由此可见,协同收益管理是今后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关键词]收益管理;协同;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 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进步,使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经营由垄断转向竞争,市场由以企业为中心转向以顾客为中心,产品或服务由同质化转向差异化,顾客需求由单一化转向多元化。这些变化使得传统的供求理论在解决有限资源约束下提高企业收益问题时,面临资源闲置或因潜在收益流失造成企业收益下降等困境。自1970年代末以来,深受市场激烈竞争和价格血战带来收益严重下滑困扰的航空业,通过对自身经营战略的反思,率先进行有效提高企业收益的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起源于航空业的收益管理理论正是在传统的供求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吸收运筹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和协同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在计算机等先进技术的支持下,逐步形成以市场和客户为中心,以市场细分和预测为基础,以资源存量控制和价格控制为优化机制,以协同环境为运营保障的收益管理理论体系,逐步形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收益管理理论在航空业的成功应用,不仅推动了该理论发展,而且其应用领域逐步向酒店、银行、汽车租赁、交通运输、电信、电力等服务性行业拓展。正如国际运筹联合会主席Bell先生预测管理科学未来50年发展时所指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的收益管理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改变整个应用领域和管理科学的面貌。笔者通过国内外收益管理研究文献的分析梳理,系统地对收益管理理论的内涵、行业应用特征、发展演化及必要条件等基础问题进行归纳研究,力图为收益管理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一、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 关于什么是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专家和学者众说纷纭,并作出了不同的诠释,主要观点体现如下: Talluri和VanRyzin(2004)从经济学视角将收益管理定义为需求决策管理(DDM),认为收益管理是通过对市场需求的细分和预测,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价格向谁提供产品或服务,通过扩大顾客有效需求来提高企业收益。该定义是对供应链管理(SCM)的必要补充,同时充分认识到市场细分和预测对提高收益的重要性。 Weatherford和Bodily(1992)从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性质视角提出收益管理就是易失性资产管理(Perishable-AssetRevenueManagement)。该观点充分认识到服务性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有别于制造业产品的重要特性就是易失性,其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或收益同时间有密切关系,且价值随着时间而呈递减趋势。因此,持有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收益管理就是对不同时段的资源(如航空的飞机座位等)和价格进行有效管理,通过有效利用企业有限资源,并根据不同时段资源价值制定价格的途径来提高企业收益。该定义意识到资源所具有的价值将随时间变化的重要特征。 Jauncey等(1995)学者从企业经营目的视角提出收益管理就是在考虑需求预测的基础上,在需求淡季通过折扣等促销手段提高客房入住率,在需求旺季提高客房价格的方式来实现客房收益最大化。美国酒店和汽车旅馆协会(AHMA)在Jauncey等的定义的基础上,考虑了顾客取消预订、顾客爽约和是否接受顾客预订情况等因素,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收益管理的内涵。Jauncey和AHMA对收益管理的定义强调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同时认识到市场预测在收益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Donaghy(1995)、Liemberman(1993)等学者从技术视角对收益管理进行解释,他们认为收益管理是一种企业生产能力的管理工具,通过对信息系统、管理技术、概率统计和组织理论、经营实践和知识等理论和技术的优化组合,以增强企业的收益能力和对顾客的服务能力。该定义强调了收益管理是提高企业收益的技术手段和管理工具。 Jones(1999)等学者从系统的视角出发,认为收益管理是为酒店业主实现酒店盈利能力最大化的服务管理系统,该系统通过细分市场对盈利能力的识别,确定销售价值、价格设定、折扣生成、订房过滤准则以及对价格、客房资源进行有效控制,以实现酒店盈利能力最大化的目标。该定义强调了收益管理在酒店盈利能力管理中的战略地位,从系统的角度分析市场、价格、存量等要素对收益的影响,强调了整体收益最大化的观点。 Kimes(1989)在综合上述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营销学理论,提出4R理论,即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Righttimeandplace),以正确的价格(Rightprice)向正确的顾客(Rightcustomer)提供正确的产品或服务(Rightproductorser-vice),实现资源约束下企业收益最大化目标。4R理论反映了收益管理的市场、运作机制和企业目标等内涵,是目前对收益管理较为全面和准确的诠释。 笔者以为,企业收益应由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两个部分组成。传统收益管理对收益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受价格和有效存量要素影响的利润的这一显性收益上。但随着经营市场的开放和竞争程度的加剧,顾客、员工、企业内外环境等要素对企业收益的影响力加大,企业品牌和社会价值等带来的隐性收益在企业收益的比重逐渐增大,因此,单一采用利润一个维度来诠释企业的收益已显不足,企业的收益应该诠释为由企业利润、顾客满意度和社会贡献度三个维度共同构建的价值。故笔者将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界定为:企业在有效协同影响收益的内外要素基础上,利用先进的计算机等技术的支持,通过有效地对市场细分和预测,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以正确的价格向正确的客户提供正确的产品和服务,实现由利润、顾客满意度和社会贡献度构成的价值的最大化目标。收益管理系统是一个受多个要素影响,由市场分析、优化机制(即资源存量控制和价格控制)、协同环境构成的复杂服务管理系统。 二、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应用特征 收益管理理论是一门由运筹学、管理科学、经济学等学科融合而成的边缘交叉学科。随着收益管理理论在航空领域的成功应用,收益管理理论现已在其他服务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虽然各个行业的特点不尽相同,但适用于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一般具有共同的应用特征。VanWes-tering(1994)和Kimes(1998)等学者对航空、酒店餐饮等行业应用收益管理理论进行长期研究,将其共同的应用特征总结如下: 1.企业具备相对固定产能。以航空、酒店等行业为例。由于行业特征,都存在前期投资规模大(如购买新的飞机、修建新的酒店、开设新的营业网点等),最大生产或服务能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固定不变,短期内不可能通过改变其生产或服务能力来满足需求变化。企业只有在有限的产能条件下,通过提高管理水平来提高企业收益。 2.需求可预测性。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资源可分为有形资源(如飞机座位、酒店客房、银行服务窗口)和无形资源(如酒店入住时间、银行窗口排队时间等),其顾客可分为预约顾客和随机顾客,其销售可分为旺季和淡季。企业只有通过对计算机或人工预订系统收集的顾客、市场信息进行分析预测,管理者才能够了解不同顾客需求变化的规律和实现需求转移,并以此制定出合理的资源存量配置和定价机制,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 3.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与传统制造业的产品不同,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即时效性。其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随着时间递减,不能通过存储来满足顾客未来的需要,如果在一定时间内销售不出去,企业将永久性地损失这些资源潜在的收益。企业只有通过折扣等管理手段降低资源的闲置率,以实现企业收益增长的目标。 4.市场可细分性。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面临以顾客为中心、竞争激烈和需求多元化的市场。不同顾客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的感知和敏感度各不相同,采用单一价格策略将会造成顾客流失或潜在收入流失。比如,航空市场上存在两类顾客,一类是对价格不敏感,但对时间和服务敏感的商务顾客,另一类是对价格敏感,而对时间和服务不敏感的休闲顾客。如果采用高价策略,休闲顾客可能选择低成本的航空公司或其他交通工具,造成航空公司座位资源闲置。反之,如果采用低价策略,商务顾客选择低价或因对服务质量不满而流失,造成航空公司潜在收益下降。对市场进行有效细分,为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制定不同价格和分配不同资源,是解决企业资源闲置或潜在收益流失的重要途径。 5.具有随机波动性需求。如果顾客的需求确定且无波动,企业可通过调整生产和服务能力来满足顾客需求。然而,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面临顾客需求不确定,呈季节性或时段性波动。企业采用收益管理,在需求旺季时提高价格,增加企业的获利能力;在需求淡季时通过折扣等策略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闲置。 6.具有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的特点。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的经营属于前期投资较大的行业,短期内改变生产或服务能力比较困难,但增售一个单位资源的成本非常低。以波音737-300机型的航班为例。根据某航空公司1999年的机型成本数据,平均每个航班的成本如下:总成本大约6万元左右,其中固定成本大约5.5万元,而边际成本仅为0.033万元。固定成本是边际成本的1833倍,因而多载旅客能在不明显增加成本的基础上获取更大的利润,提高企业的总收益。 7.产品或服务具有可预售性。企业面对需求多元化的顾客采取收益管理,一方面通过提前预订,以一定折扣价格将资源预售给对价格敏感的顾客,降低资源闲置概率;另一方面设置限制条件防止对时间或服务敏感的顾客以低价购买资源,造成高价顾客的潜在收益流失。同时,对预订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根据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购买资源的概率分布情况,在确保资源不闲置的基础上,尽量将资源留给愿出高价的商务顾客。 尽管以上特征体现了企业有限产能、产品和需求特性、市场和经营等特点,却忽略了企业的技术特征。笔者认为,由于收益管理的实施需要进行复杂的模型计算和大量数据处理,没有先进的技术支持,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将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因此,有效应用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领域应该还具备高水平的信息化基础。 三、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要条件 从收益管理的发展历程分析,市场环境、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是促进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首先,竞争性市场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前提条件。面对封闭垄断的市场,垄断企业可以凭借对资源和价格的控制来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企业缺乏对资源或价格管理的源在动力。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要求放松行业管制,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提高效率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竞争促使市场由以企业为中心向顾客为中心转变、由产品功能向顾客需求转变,产品或服务由同质化向差异化转变。面对这些变化,企业再难以通过垄断控制资源或价格的手段来提高企业的收益,而是要根据市场和顾客需求,制定合理的价格机制,将有限的资源合理分配给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通过有效管理企业资源和价格,获取潜在收益的方式来提高企业的总收益。也就是说,追求收益管理成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开放性的市场竞争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其次,多学科理论交叉是保证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基础条件。一个新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成熟的多学科理论的支持,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和发展也具有同样道理。收益管理理论是解决航空等服务性企业资源和价格均衡,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它在传统的供求管理理论基础上,吸收和应用运筹学、管理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行为心理学、协同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逐渐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运筹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解决资源存量机制、差异化价格机制等收益管理的优化理论基础;市场营销学、行为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解决市场细分、预测以及顾客行为等市场分析理论基础;博弈论推动了收益管理联盟资源共享理论的发展;人力资源、组织学、和谐理论以及协同学是形成收益管理协同运营环境的理论保障。因此,收益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学科理论支持的结果。新型学科的吸收和引进,将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其体系。 再次,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保障条件。收益管理的应用和发展离不开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数据库和网络通信技术的支持。航空技术的发展,降低了飞机制造成本和企业入市门槛;计算机、数据库等技术的发展,如座位编目计算机控制系统(SABRE)、计算机预订系统(CRSs)、全球分销系统(GDSs)、动态存量资源分配和优化系统(DINAMO)等,能自动、快速、准确地解决收益管理中大量的数据收集、整理、存储和分析及复杂的资源、价格优化计算、市场预测和顾客分类等问题。网路通信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拓宽了收益管理的市场分销渠道。因此,每一次科学技术的进步都促进了收益管理及其应用领域的发展。 四、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演化 收益管理起源于航空业,有效地解决了航空业面临的有限资源闲置或价格战所造成总体收益下滑的现实问题。随着收益管理在航空领域应用的巨大成功,收益管理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并迅速地在酒店、交通运输、电信等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通过对国内外关于收益管理的文献的研究分析,笔者将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归结为萌芽、优化和协同三个发展阶段。 19世纪20~30年代,航空业处于发展初期,飞机成本较高,市场供给远远小于市场需求,航空业主要经营运输邮件等货物运输和富有阶层的高端市场,市场主要由大型航空企业垄断。大型航空企业通过高额垄断价格策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二战后到60年代,飞机制造技术的发展使得航空运输业可以采用大型喷气式飞机,增强了航空公司的运输能力,同时其高速性和舒适性刺激了公众的旅行需求,另外大型飞机也降低了航空公司的运营成本,极大地推动了航空运输业的发展。随着航空业供给的增加和需求的多元化,单一的高额票价政策造成了飞机座位闲置,由于飞机座位资源的不可存储特点,使得航空公司的收益下滑。为了解决收益下滑问题,航空公司利于计算机技术加强顾客订票的管理,将一些收益管理的概念逐渐应用于航空领域,如计算机订票系统的使用;利用超订管理手段预防顾客违约(如取消订座、爽约等顾客行为)给企业带来收益损失;利用折扣价管理手段来提高飞机运载率。这些技术和管理手段逐渐形成了收益管理理论的雏形。英国学者Littlewood提出机票预订折扣费用准则理论和二阶分类模型以及Belobaba提出的预期边际座位值(EMSR)等理论,逐步揭开了收益管理理论由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序幕,使得收益管理理论的科学性得到了有效保障。 0世纪70年代末,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政府放松了对航空业管制,许多低成本运营的中、小型航空企业纷纷涌入航空市场(如People-Express公司)。美国激烈的航空市场竞争,引发美国航空史上著名的“92航空价格血战”,造成了美国航空业近20亿美元的损失。而此期间,美国航空公司市场部总经理罗伯特·克兰德尔引入了收益管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收益管理系统,并将其应用到经营实践中。通过利用收益管理系统以有效地管理座位资源和价格,在全行业亏损的情况下,创造了6%的收益增长。收益管理理论在美国航空公司应用的成功,引起业界和学术界对收益管理的重视和研究。国际航空协会(IATA)、运筹协会国际联合会(IFORS)等国际机构、科学机构和高校、航空公司和管理咨询公司构成了收益管理理论研究和应用的组织与机构;运筹学、市场学、经济学、管理学、信息学等多学科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收益管理的理论基础;收益管理研究从静态发展到动态、由单航程发展到OD网络研究、由单资源发展到多资源、由二阶分类发展到多阶分类;计算机、数据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收益管理理论向实践转化,收益管理应用领域由航空领域逐步拓展到酒店、交通运输、电力、电信、银行等服务领域。此阶段,随着收益管理理论逐步完善和实践拓展,收益管理逐步形成自身体系,成为现代管理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以利润为中心的收益优化成为这一阶段的研究主流。 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企业经营的内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影响企业收益的要素更加复杂多变。企业信誉、社会价值等隐性收益在企业收益中的比重日趋增强。研究者发现企业是一个开放性的复杂系统,过分强调显性收益——利润最大化,忽视信誉、社会价值等企业隐性收益,将制约企业收益的进一步提高。为此,对企业收益的认识应由利润最大化转变为价值(利润、顾客满意、社会贡献)最大化,收益管理也由对资源、价格要素优化管理转变为对资源、价格、内部环境(员工、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等)以及外部要素(国家政策、顾客、竞争对手或伙伴)协同管理。随着和谐理论、协同理论、人力资源理论以及顾客行为心理理论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应用于收益管理,为协同收益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促使收益管理由优化阶段步入了协同发展阶段。 五、结语 收益管理起源于航空业,是解决有限资源约束条件下企业收益最大化的现代管理科学的重要学科分支。笔者在传统收益管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服务经济时代企业的特点,提出了协同收益管理的概念,并对收益管理基本内涵、行业应用特性、发展演化和必要条件等基础性问题进行梳理分析,指出协同收益管理是今后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理论分析论文:价值链理论评估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演化;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内容等进行讲述,包括了全球价值链概念是在早期的价值链、价值体系、全球商品链的基础上提出的、全球价值链的控制结构、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全球价值链中的学习与升级机会、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表明,传统的所谓低技术、高技术行业的划分对地方产业发展其实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前完全由一家企业单独生产的产品,现在可能被切割成许多不同的价值环节,由遍布全球、成千上万家企业同时协作生产。基于价值环节在企业之间分割、组合及其在全球布局的现象,理论研究者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和相关理论,涌现了大量相关文献,本文试图对这些研究的演化及发展进行归纳、比较和总结,对其主要结论进行评述。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 一、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演化 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于1985年在其所著的《竞争优势》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价值链”概念,认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可以分解为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增值活动”,每一项增值活动就是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其总和即构成企业的“价值链”(波特,1985)。早期的价值链理论偏重于从单个企业的角度分析企业的价值活动与竞争优势,价值链研究的重心在企业内部。20世纪90年代开始,波特把价值链研究的重心从企业内部转向企业外部,价值链的范围开始从单个企业层面向产业层面扩展,并开始研究价值链的空间分布。 寇伽特(Kogut,1985)在分析国际战略优势中使用了价值增值链(valueaddedchain),认为价值增值链是由技术与原料和劳动力的融合而形成的各种投入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并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的过程。寇伽特认为,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或一家企业的竞争能力,不可能体现在商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上,国家或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差异最终决定了国家比较优势所在的价值环节。与波特相比,寇伽特将价值链的概念从企业层次扩展到了区域和国家,更加强调了价值链的垂直分离和全球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关系。 全球价值链概念是在早期的价值链、价值体系、全球商品链的基础上提出的。20世纪90年代,格雷菲(Gereffi)和其他研究者将价值链概念与产业的全球组织联系起来,提出了全球商品链概念,即围绕某种商品的生产所形成的一种跨国生产组织体系,把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规模的企业、机构组织成一体化的生产网络,形成全球商品链。由于商品(commodity)在西方语境中经常代表着服装、食品等最终消费品,而将服务、机器设备等排除在外,因此格雷菲等人后来逐渐用全球价值链代替了最初的全球商品链概念。 无论是早期的企业价值链理论,还是后来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其优秀观点是一个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划分成多个增值环节,真正创造价值、决定企业(区域)经营成败和效益的活动,只是价值链上的某些特定环节,这些环节被称为“战略环节”,可以是产品开发、工艺设计,也可以是市场营销、信息技术,或者物流管理等等。 二、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中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新现象,即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工序和环节被分散到不同国家进行,从而形成了以工序、环节为对象的产品内国际分工(Intra—productSpecializa—tion)。以全球外包(GlobalSourcing)、海外外包(OffshoreSourcing)、转包(Sub—contracting)等产品内分工的不同形态陆续出现并得到飞速发展,无疑对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分工理论提出了新挑战。 为了解释和研究这种新的国际分工现象,格雷菲等人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理论,并吸引了众多研究者,出现了大量研究文献。纵观全球价值链的有关文献,现有的全球价值链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1、全球价值链的控制结构。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优秀控制地位,是形成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推动力量。Gereffi等人认为,可以将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优秀地位的跨国公司划分为从事生产制造的跨国公司和不从事生产制造而专门从事品牌营销的跨国公司,并将由这两类跨国公司控制的价值链分为生产者驱动(producer—driven)和购买者驱动(buyer—driven)价值链(Gereffietal,1994)。Gereffi等人认为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主要由跨国公司在海外的直接投资所形成,这些跨国公司大多自己掌握优秀技术,并在全球进行直接投资,只有一些非优秀制造环节外包,最终形成生产者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购买者驱动价值链由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国内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企业所控制,这些跨国公司通过全球采购和外包的方式,在全球寻找最合理的供应商。 上述二元论的划分不可能是绝对的,格雷菲本人后来也承认购买者驱动和生产者驱动的二分法并不能很好地与实际经济情况相吻合(Gereffi,2001a,2001b)。二元动力论之所以与现实不符,原因在于这种划分主要基于最终产品的差异(Dickenetal,2001),如果能从价值增值序列过程中具体环节的进入门槛差异来划分,而不是按照部门划分,就可以理解同一产业中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类型驱动的价值链。在同一价值链中,关键零部件制造及品牌营销很可能都属于该产业的战略环节,那么两种类型的企业都可以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优秀驱动力,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全球价值链。基于同一产业存在两种不同类型价值链的事实,张辉最近提出了混合型全球价值链的观点,对上述二元论划分进行了修正(张辉,2006)。 2、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分散在世界各地、承担不同的环节,要保证整个价值链的有效运转,自然产生了治理的问题。所谓全球价值链治理,就是在价值链内部各企业之间建立相关制度安排,以保障价值链内部不同经济活动和不同环节间的协调运转。Humphrey与Schmitz根据处于优秀地位的跨国公司对价值链控制的程度,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分成四种类型(HumphreyandSchmitz,2001,2002);(1)网络型(networks),即具有互补能力的企业之间对价值链的环节进行分工,各方共同定义产品。在此种类型的治理模式中,企业之间是一种平等合作关系,分享各自的优秀能力。(2)准等级型(quasi—hierarchy),即优秀企业对其他企业实施高度控制,对产品的各种特征以及要遵循的流程都有严格的规定。(3)等级型(hierarchy),即优秀企业对全球价值链上的某些运行环节采取直接的股权控制,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之间的关系就属于这一类。(4)市场型关系(market—typerelationship),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不存在任何的隶属、控制等关系,纯粹是一种贸易关系。 Gereffi等按照市场交易的复杂程度,交易转换程度及供应商的能力,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进一步细分为五种(Gereffieta1,,2003),即市场型(mar-ket)、模块型(modularvaluechains)、关系型(rela-tionalvaluechains)、领导型(captivevaluechains)和等级制(hierarchy)。五种治理模式中,市场型的行为主体之间的控制和协调能力最低,而等级型则正好相反。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最为简单的模式,其运行的优秀机制是价格机制;等级制则以垂直一体化为典型,其运行的优秀是管理控制。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同属于网络治理模式,是网络模式的进一步细分。模块型治理模式中,优秀企业只须提供可编码化的概念或标准,供应商有足够的能力完成模块设计和制造,因此双方的地位比较对等。在关系型治理中,供应商与优秀企业之间存在大量而频繁的隐性信息交流,这些信息很难通过编码化手段传递,要保证交易的正常运转,只能依靠频繁的沟通与交流,在这种治理关系中,二者的地位也相对比较对等。在领导型治理模式中,优秀企业向专业供应商转移大量的隐性知识或经验,专业供应商的能力也可在此过程中得到提升,优秀企业及专业供应商都很难寻找到替代者,虽然二者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与专业供应商相比,优秀企业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一般更具实力,因此专业供应商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优秀企业。从等级制到网络再到市场,显性协调和权力不对称的程度逐渐减弱。 Gereffi等指出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并不是静态,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地点,全球价值链可能会由一种模式转变成另外一种模式(Gereffieta1,2003)。原有的治理模式之所以发生变化,主要是因为:(1)原有生产商的供应能力可能提升,或者出现新的供应商;(2)优秀企业调整发展战略,直接投资对创建和维持严格的等级型治理模式代价巨大;(3)出现新的技术等等。 3、全球价值链中的学习与升级机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能否获得学习机会,提升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逐步进入高附加值环节,最终实现产业升级,是国内外全球价值链研究文献关注的焦点。Humphrey和Schmitz在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案例研究基础上,总结了四种升级方式:工艺流程升级(ProcessUpgrading)、产品升级(ProductUpgrading)、功能升级(FunctionalUpgra—ding)和链条升级(inter—sectorUpgrading)(Hum,phreyandSchmitz,2003)。有关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研究文献中,不同的研究者经常采用不同的尺度(scale)。考察某个特定产品的全球价值链时,升级研究所考察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或制造企业,对于区域研究者或集群研究者,升级所考察的对象是集群或地方网络,对国家层面的产业研究者,升级所考察的对象是整个产业层面。 格雷菲等人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地方产业集群在加入全球价值链之后,通过与价值链中的领先公司互动,可以接受领先公司的技术、资金、知识和信息的扩散;同时,领先公司为了保证产品差异性、实现及时供货、确保集群内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国际市场的要求,会监督和协助发展中国家集群内企业不断地投资于人力资源培养、技术的改进、组织结构调整和引进先进设备。因此,格雷菲等人认为领先公司对价值链的治理,能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顺利地在价值链中实现阶梯式的升级。在研究台湾、香港等地区产业升级的基础上,格雷菲等人总结出了升级的一般轨迹,从接单产品组装(OEA)开始,到接单加工生产(OEM),然后到设计生产加工(ODM),最后转向自有品牌生产加工(OBM)。伴随着这种阶梯式的升级过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所创造和留住的价值量逐渐增多(Gereffi,1999;KapIinsky,2002;HumphreyandSchmitz,2003)。 JohnA,Mathews和Dong—SungCho还归纳了两种不同的升级轨迹(JohnMathewsandDong—SungCho,2000),两种途径的起点和终点是一样的,都是从OEM开始最终实现自主品牌制造(OBM),但实现的路径却不相同。由于OBM需要更强大的市场开拓能力和技术能力。对于市场开拓能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能会开始于贴牌加工,再发展到全球物流契约(globallogisticscontracting,GLC)模式,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纳入全球物流体系,以实现市场扩张,最后发展到自有品牌生产。对于技术能力相对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可能会沿着另一种轨迹发展:首先从发展技术能力开始,从贴牌加工逐渐发展到自行设计制造,等自行设计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再提高市场开拓能力,最终实现自主品牌制造。 Humphrey和Schmitz等人对巴西鞋业集群研究后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并不是那么顺利,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价值链,虽然能够成功地实现“产品升级”、“过程升级”,但是“功能升级”、“链的升级”却很难发生(HumphreyandSchmitz,2003)。文娃等人以中国上海的Ic业为对象,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升级进行了案例研究,研究发现,上海的Ic企业虽然从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获得了一些学习机会,在某些方面成功实现了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但是,另外一些“过程升级”却被压制,他们在结论中指出价值链治理者——全球的领先公司,对地方企业升级的推动或阻挡,决定于地方企业的升级行为是否侵犯了其优秀竞争力,而不是决定于升级的“类型”。领先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会推动地方产业或企业实现不侵犯其优秀权益的非关键性升级。而一旦地方企业或产业升级行为,侵犯领先公司优秀权益,不管是“产品升级”、“过程升级”、“功能升级”,还是“链的升级”,都会被领先公司所阻挡和压制(文娉、曾刚,2005)。 三、评论与展望 当今世界的生产体系已经进入一个以价值环节分工为基础的全球化生产阶段,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都不同程度的加入到这种新的分工体系之中。全球价值链研究为分析全球化中的区域发展和地方产业升级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赋予了产业竞争力和改善之路新的内涵。 在基于价值环节分工的现实条件下,一国或者一个区域的竞争优势已经不再体现为某个特定产业或者特定产品,而是体现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占据的环节或工序。全球价值链理论发现,在同一行业或者产品的整个价值链中,每个环节的进入门槛和市场结构都不一样,那些进入门槛最高的环节通常都集中于“非制造环节”(如研究开发、品牌营销等),这些环节是整个价值链的优秀环节或者战略环节,占据这些环节获得附加值自然最高,相反,那些进入门槛最低,竞争者最多的环节,通常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环节,获得的附加值自然最低,处于这些环节的企业或区域也最容易被更低成本的企业或区域所替代。 另外,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表明,传统的所谓低技术、高技术行业的划分对地方产业发展其实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即使是所谓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存在高附加值环节(如服装产业的设计环节、服装品牌营销环节等),而所谓的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也有它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如Pc产业中的配件、装配等环节)。全球价值链的分析再次应证了波特教授的观点——没有低技术的行业,只有低技术的企业。 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必然会专注于技术密集型的环节和工序,或者长期积累起来的品牌营销等战略环节,而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从而为发展中国家进入高新技术产业提供机会和条件。进入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环节的企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干中学”逐渐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逐渐进入高端环节,实现产业升级。但是,正如上述一些研究文献所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加入全球价值链,并不能一定保证这些企业或区域不断实现升级,不仅进入战略环节会危及优秀企业的利益,优秀企业会设置种种障碍,阻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产业升级。随着后发达区域不断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发达国家的企业现有的地位还会受到威胁。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后就必须依靠主动的努力,加强技术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才能使自己不断地在全球价值链中攀升,否则只能遭受被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所抛弃的命运。 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相比,全球价值链理论为我们考察当今的国际分工提供了更加有效的分析工具,有关治理模式与升级的研究结论,使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政策决策者对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前景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但是,现有的全球价值链研究,还主要集中于治理模式与升级方面的讨论,对不同价值链的地理区位、价值链中的利益分配等问题,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和解释。 尽管现有的全球价值链研究涉及了产品内分工的收益分配问题,但其研究重点仍旧是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及其影响,而对全球价值链中的收益分配只是从现象上进行了描述和归纳,进一步对价值链中收益分配的决定因素、内在机理等进行实证分析,应该成为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全球价值链研究虽然总结了价值环节在全球的空间分布现状,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对这种空间分布进行理论解释。另外,虽然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各个环节的竞争结构,会影响价值链中的利益分配和空间分布,但却很少从理论上去探讨这种联系,更没有建立一个合理的理论模型。因此,理论模型,增强现有研究的理论解释力,是今后全球链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理论分析论文:会计理论逻辑评价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会计假设起点论;会计目标起点论;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等进行讲述,包括了会计目标是会计所要达到的境地、会计对象是会计的客体,是会计反映的控制内容、环境是指周围的条件,环境决定一切,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由时间、地点等环境所决定的、会计假设起点论和会计目标起点论是西文在研究财务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时提出的等,具体资料请见: 理论建构的过程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过程,是将最简单、最普通的、内容比较贫乏的抽象规定作为该门学科的理论出发点,然后,使这些最一般的定义和原理在整个叙述过程中不断深化和丰富,同时又以越来越具体的内容加以充实,直到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得到完整的阐述为止。理论建构的关键是逻辑起点的确定,确定了逻辑起点,便开始了以逻辑为中介、抽象范畴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过程。这个抽象范畴不断向具体范畴的上升过程,表现为后一个概念是前一个概念的综合和发展,是在前一个范畴规定的基础上,再补充上新的规定,因而是一个丰富化、全面化的过程,是一个比一个范畴更具体的过程。 逻辑起点,是指展开某种逻辑体系赖以推理、论证的最本源性的抽象范畴。它能推动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发展,具有结构的张力的推衍的能力。它对该学科其它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作为会计理论体系构建的逻辑的起点应该具备的条件是:(1)逻辑起点必须具有可知性;(2)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联系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3)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连接会计系统和会计环境;(4)逻辑起点能够推理论证其他理论范畴。 文献回顾 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理论是会计界在现代会计理论体系问题上讨论最多、争议比较大的热点和难点,存在诸多观点,至今未达成共识。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会计假设起点论、会计目标起点论、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会计职能起点论、会计目的起点论、会计动因起点论、会计环境起点论、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起点论。 (一)会计假设起点论 它认为会计研究只有以会计假设为起点,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才具有逻辑严密性和客观性,会计实务才能在一定的规范下得以展开。其逻辑体系是会计假设、会计原则、会计程度、会计方法、会计要素、财务报告。至今比较统一的会计假设是会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及货币计量假设。 张昌仁提出,会计假设是以大量会计事实和惯例为基础所做出的合理推断,是规范会计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会计假设尽管在现代会计理论体系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前提条件和制约因素。而丁庭选认为:会计假设并不是最本源的范畴,同会计假设不能自然而然地推导出所有的会计准则;以此为逻辑起点,现代会计理论体系,其内部缺乏严格的逻辑关系,并不能构成一个逻辑严密、内容完整的理论框架体系。会计假设不能作为现代会计的逻辑出发点,而只能作为前提概念。从70年代开始,西方会计理论的研究起点开始转向会计目标。 (二)会计目标起点论 会计目标是会计所要达到的境地。在美国会计学会制定的《基本会计理论说明书》中列出了四大会计目标:(1)对有限资源使用作出决策,包括识别重要的决策领域,并确定目标方向;(2)有效地管理的控制资源;(3)记录与报告资源的受托责任;(4)有利于履行社会职能和社会控制。其逻辑体系是会计目标、会计假设、会计要素、会计准则、会计实务。我国从80年代以来就开始对会计目标起点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我国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以会计目标为出发点也有一定的不足,有很大的主观性,目标是一种假定,目前无法加以证实,缺乏客观依据。也有这样的问题:是针对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体系而提出的,而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体系不一定适用于整个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王海龙、宁玉臣指出,西方目标起点论是信息系统理论体系,强调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提供对业务和经济决策有用的信息,旨在建立以公认会计原则为优秀的会计理论体系;而现阶段我国会计目标起点论可以说是经济效益理论体系,把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会计目标。 (三)会计本质起点论 该观点认为:会计本质对其他会计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构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逻辑关系是会计性质、职能和目标、会计假设和会计原则、会计方法体系等。张兆国主张以会计本质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他认为,在会计学上,会计理论研究所提示的最终成果,是关于会计实践的根本性质,即会计本质。这一观点从20世纪50年代流行我国,并在会计研究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这种观点的提出是建立在对我国会计实践研究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对西方会计理论借鉴的基础上;会计本质只是会计理论的研究前提,而不是研究的起点。会计本质是脱离会计实践的,更谈不上反映会计实践的需求同时作用于会计实践。 (四)会计对象起点论 会计对象是会计的客体,是会计反映的控制内容。李映照、陈妮娜认为:会计对象是会计理论要素中最本源的抽象范畴,它来自客观环境,反映于会计系统中,决定了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内容,是推理论证其他抽象范畴的基础。劳秦汉指出,理论体系是研究对象自身逻辑的科学反映,因而会计对象(价值)质的特征(时空性)和量的特性决定着所有的会计理论,是构成会计理论体系最本源的范畴。而吴联生否认将会计对象作为逻辑起点,他认为会计对象作为联结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的纽带,其高度的抽象性无法在实务上给予具体、清楚地反映。与此同时,吴水澎指出,会计对象到底要分成几个会计要素才适当,这要受制于会计目标,服从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不是会计对象决定会计目标,而是会计要素是受制于与会计目标的,不同的会计目标会产生不同的会计要素,会计对象不是“起点式”的会计理论范畴,不能作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 (五)会计环境起点论 环境是指周围的条件,环境决定一切,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由时间、地点等环境所决定的。无论会计本质、会计对象还是会计目标,都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环境下,人们对会计现象的一种认识,有什么样的会计环境,就必然有什么样的会计理论。谢德仁在认为,会计环境是会计内环境与会计外环境有机的总和。会计内环境决定了会计的本质,从而决定了会计的职能,进一步决定着会计程序与方法;会计外环境决定了会计目标,从而决定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进一步影响着会计程序与方法。因此,会计本质、职能与会计目标,最终统一在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统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也有学者认为会计环境本身并不属于会计理论体系,因为环境是面对整个社会系统而言的,对会计系统并没有特殊的针对性。会计环境不能将自身与会计系统结合起来,更不能联系会计实践与会计理论,也无法推导出其他理论范畴。因此,会计环境虽然对会计系统非常重要,但并不能将其作为逻辑起点研究和构建会计准则理论框架,只能说它是会计概念框架的背景。 (六)双起点理论,是许多学者在研究单一要素逻辑起点中得不到较为满意的答案时,转而创新性的提出双起点论。主要有:(1)会计基本假设与会计目标。苏新龙认为,环境对会计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从客观上来看,环境对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影响表现在对会计的基本假设上;从主观上看环境对会计的影响表现在信息使用者对会计的要求,即会计目标。因此,会计的起点理论应是会计基本假设与会计目标。(2)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杨月梅认为,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3)会计环境与会计本质。李先富认为,把会计环境和会计本质作为研究起点,更能解释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会计理论创新问题。(4)会计环境与会计动因。牛彦秀认为,会计环境和会计动因反映会计实践活动的内容,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但不少学者反对双起点论,认为这种观点违背了人类认识论的科学性中包含的(逻辑起点的单一性和初始性)。潘立生、姚禄仕指出,多重会计优秀理论不可取,会计优秀理论只能有一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会计理论体系逻辑一致性,会计准则制定及评价更为明确可行,确保会计政策选择标准的一贯性。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会计假设起点论和会计目标起点论是西文在研究财务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时提出的,并最终以会计目标起点论为西方流行观点。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是我国会计界的首创,而会计环境起点论、双逻辑起点论以至多起点论是中外观点结合的产物。 结论 东财会计学院的牛彦秀在《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一文中,将会计理论体系分为纯理论范畴和应用范畴两方面。会计本质位于理论范畴的最高层次,会计目标则为应用范畴的最高层次。 借用此会计理论,笔者认为我国与西方从会计逻辑起点的分析角度看,西方注重会计假设、会计目标逻辑起点;而中国则更多的关注会计本质、会计对象,甚至双逻辑起点的研究。笔者认为这与中西方逻辑思维有着必然的联系。 科学的逻辑起点的确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包含复杂整体的一切矛盾胚芽的细胞形态作为逻辑起点,即以构成认识对象最简单的元素作为出发点;另一种是以理论体系的最基本命题作为逻辑起点,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命题决定、影响其他命题和结论的产生与发展。如果说会计本质、会计对象是构成会计认识对象最简单的元素之一,则会计假设、会计目标是会计理论的两个基本命题。中国传统思维是前一种逻辑起点形式居多,而西方逻辑思维主要是以理论体系中最基本命题作为逻辑起点形式。 中国新会计准则的颁布,主要借鉴西方会计概念框而制定出来的,而西方会计概念框架也是以会计目标为逻辑起点,故笔者认为,我国现代会计理论应该以会计目标为逻辑起点,也并非把会计准则或会计概论框架等同于现代会计理论,但会计准则或会计概念框架是现代会计理论应用领域的优秀理论。 会计目标是指人们从事会计活动应达到的境地或标准,它回答了会计方向是什么的问题。会计目标成为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的理由:(1)从逻辑的角度看,会计目标具备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特征;(2)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目标对于理论系统是至关重要的,按一定目标构建的是一切系统所具备的基本特征;(3)从会计理论的性质看,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能够使会计理论密切联系会计实践。 综上所述,以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整个会计理论体系更具科学性、客观性,增强了会计理论体系对会计实践的解释和指导功能,促进会计理论体系日趋完善。 理论分析论文:行为金融理论全新视角分析金融市场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行为金融学概述;行为金融投资决策的心理、行为特征;行为金融投资策略;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传统金融理论是建立在市场参与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的基础上、证券投资行为中会表现出各种偏激和情绪化特征、过度自信、过度自信或许是人类最为稳固的心理特征、反应过度、当市场上有重大消息时,股价通常未见波动、投资者会非理性地改变自己的行为、,历史信息就更容易成为人们对当前事物判断的主导影响因子、任何理论都是为应用服务的,行为金融学也不例外、反向投资策略、惯性交易策略、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捕捉并集中投资策略、行为金融理论迅速崛起,对现代金融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行为金融理论研究了人的心理、行为所造成的投资失误和市场异像。在分析了投资者心理、行为特征的基础上对投资策略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行为金融理论投资策略投资心理 1行为金融学概述 传统金融理论是建立在市场参与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传统金融学的优秀内容是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EMH)。该假说认为,相关的信息如果不受扭曲且在证券价格中得到充分反映,市场就是有效的。根据这一假说发展起来的各种金融理论,包括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PT)、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期权定价理论(OPT)等一起构成了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础,也构成了现代证券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然而,随着金融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传统金融理论和金融证券市场的现实不断发生着冲突,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人的行为、心理感受等主观因素在金融投资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们并不总以理性的态度做出决策。在现实中存在诸多的认知偏差和不完全理性的现象,证券投资行为中会表现出各种偏激和情绪化特征;在证券市场上则表现出股票价格的各种“异象”,如:一月效应、周末(周一)效应等,用传统金融理论很难对这些“异象”给出合理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金融学受到了重视,它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分析金融市场,克服了传统金融学的一些弊端。 2行为金融投资决策的心理、行为特征 2.1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 DeBondet和Thaler(1995)认为过度自信或许是人类最为稳固的心理特征,他们列举了大量证据显示人们在做决策时,对可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概率的估计过于自信。资金管理人、投资顾问和投资者都对可能自己驾驭市场的能力过于自信,在投资决策中过高估计自己的技能和预测成功的趋势,或者过分依赖自己的信息而忽视公司基本面状况从而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这种过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导致大量过度交易(overtrad?鄄ed)的产生。 2.2反应过度(Over-reaction) 反应过度描叙的是投资者对信息理解和反应上会出现非理性偏差,从而产生对信息权衡过重,行为过激的现象。主要表现在投机性资产的市场价格与其基本价值总会有所偏离。过度反应的另一种表现是,当没有出现需要采取某种行动的事实时,投资者由于主观判断失误,以为事实已经发生并采取行动而导致投资损失。 2.3反应不足(Under-reaction) 当市场上有重大消息时,股价通常未见波动,但在没有任何消息的时候,股票市场却有时会出现异常的波动且幅度较大,这表明股价对信息反应的滞后。与个人投资者对新信息往往反应过度相反的是,职业的投资人以及证券分析师们更多的表现为繁衍不足。他们通常会因为过分依赖过去的历史经验作为判断的参照依据,而对市场中出现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反应迟钝,从而错失赢利的良机。 2.4非贝叶斯预期 行为金融理论认为,人们在具体决策过程中,并非按照传统金融理论中的贝叶斯规律来不断修正投资的预期概率,而是对最近发生的事件和最新的经验给予更多的权重,在决策和做出选择时更注重近期事件的影响。 2.5后悔厌恶(MyopicLossAversion) 投资者在发现自己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之后,通常会感到伤心和痛苦,而为了避免这种痛苦,投资者会非理性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损失厌恶(LossAversion)”是后悔厌恶的直接原因,正是因为损失所带来的痛苦才使得人们会感到后悔。如果某种决策方式可以减少投资者的后悔心理,对投资者来说,这种决策方式将优于其他决策方式。比如很多投资者具有从众心理,积极购买市场中受追捧的股票,而一旦股价下跌,投资者考虑到还有大量其他投资者也同样遭受了损失时,自责和不快会相应得到减轻。 2.6固锚效应(AnchoringEffect) 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当人们被要求作相关数值的定量评估时,容易受事先给出的参考值影响,这种现象被称为“固锚”效应。“固锚”是指人的大脑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往往选择一个初始参考点,然后根据获得的附加信息逐步修正正确答案的特性。在缺乏更多信息的情况下,历史信息就更容易成为人们对当前事物判断的主导影响因子。例如在美国,投资者20世纪80年代末受美国股票市盈率(较低)这个普遍认可的“锚”的影响,认为日本股票市盈率过高,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使东京股市的市盈率仍比美国高得多,许多美国投资者却觉得东京市场不再被高估了,因为他们将20世纪80年代末东京股市的高市盈率当成了新的“锚”来考虑。 3行为金融投资策略 任何理论都是为应用服务的,行为金融学也不例外。行为金融学不仅是对传统金融学理论的革命,也是对传统投资实践的挑战。如行为金融学的大师RichardThaler,他既是理论家,又是成功的实践者,他和RussellFuller一起发起成立的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Fuller Thaler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着15亿美元资产。他认为他们的基金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是:利用由于行为偏差引起的系统性心理错误。投资者所犯的心理错误导致市场未来获利能力和公司收益的偏差期望的改变,并引起这些公司股价的错误定价。发现投资者心理上的系统性偏差,是基金获利的基点。其基金业绩似乎也在证明着这一点,从1992~2001年,其基金的报酬率高达31.5%,而同时期的大盘指数收益仅为16.1%。总体而言,行为金融的理论和实践之间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还没有成为投资专家们广泛而普遍的制导理论。有两个原因,一是行为金融理论本身并不完全成熟;二是利用这些理论测定各种各样影响价格的心理变量时,会遇到很多操作难题。当然,任何理论都是有缺陷的,在金融市场中没有人也没有任何投资策略可以一直获得超额回报。行为金融投资策略让投资者具备了战胜市场的可能,但永远也无法具备打败市场的保证。 3.1反向投资策略(contrarianInvest?鄄mentStrategy) 反向投资策略就是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来进行套利的投资方法。由于股票市场经常是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的,对反应过度的修正会导致过去的输家的将来表现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从而产生长期超常回报现象。邦特(Debondt)和塞勒(Thaler)(1985)的研究表明这种投资策略每年可获得大约8%的超常收益。对此,行为金融理论认为,这是由于投资者在实际投资决策中,往往过分注重上市公司近期表现的结果,通过一种质朴策略(NaveStrategy)———也就是简单外推的方法,根据公司的近期表现对其未来进行预测。从而导致对公司近期业绩情况做出持续过度反应,形成对绩差公司股价的过分低估和对绩优公司股价的过分高估现象,为投资者利用反向投资策略提供了套利的机会。 3.2惯性交易策略(MomentumTrad?鄄ingStrategy) 惯性交易策略是指在分析股票过去相对短的时间内(通常是一个月到一年)的表现的基础上,预先对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设定过滤规则(filterrules),当股票收益或股票收益与交易量同时满足过滤规则就买下或卖出股票的投资策略。Rou?鄄venhorst(1998)对其他12个国家的研究证实了动量效应的存在,从而证明了这种效应并不是由于数据采样的偏差所造成的误解。我国市场存在明显的惯性效应,利用股票在一定时期的波动采用此策略可以买人卖出而获得价差收益。 3.3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DollarCostAveragingStrategyAndTimeDiversificationStrategy) 投资者将现金投资于股票时,通常总是按照预定的计划根据不同的价格分批进行,以备不测时分摊成本,从而达到规避一次性投入可能造成较大风险的策略,即成本平均策略。它与投资者的有限理性、损失厌恶及思维分割有关。时间分散化策略是指承担股票的投资风险的能力将随着投资期限的延长而降低,投资者在年轻时应将其资产组合中的较大比例用于投资股票,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则逐渐减少股票投资比例增加债券投资比例的策略。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在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中普遍采用并广受欢迎的投资策略,同时却又被指责为收益较差的投资策略,而与现代金融理论的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明显相悖。 3.4捕捉并集中投资策略(Concentrat?鄄edInvestmentStrategy) 行为金融理论指导下的投资者追求的是努力超越市场,采取有别于传统型投资者的投资策略从而获取超额收益。要达到这一目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①尽力获取相对于市场来说要超前的优势信息,尤其是未公开的信息。投资者可以通过对行业、产业以及政策、法规、相关事件等多种因素的分析、权衡与判断,综合各种信息来形成自己的独特信息优势;②选择利用较其他投资者更加有效的模型来处理信息。而这些模型也并非是越复杂就越好,关键是实用和有效;③利用其他投资者的认识偏差或锚定效应等心理特点来实施成本集中策略。一般的投资者受传统均值方差投资理念的影响,注重投资选择的多样化和时间的间隔化来分散风险,从而不会在机会到来时集中资金进行投资,导致收益随着风险的分散也同时分散。而行为金融投资者则在捕捉到市场价格被错误定价的股票后,率先集中资金进行集中投资,赢取更大的收益。 4结语 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的行为经济学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行为金融理论迅速崛起,对现代金融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可以说行为金融理论已经成为金融理论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研究主题之一。当然,行为金融理论远非一个完全成熟的理论,其对投资实践的指导能力也因时因地而异。 理论分析论文:支撑雇佣机制分析内部人力资源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引言;对内部劳动市场起源的考察;内部劳动市场的主要特点;经济学家对内部劳动市场的理论解释;有关内部劳动市场的反思和争论;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内部劳动市场中其余的工作,通过对那些已经获准进入的工人的提拔或调动来补充、工资高于劳动市场完全出清时的劳动价格、这种对稳定性的追求泛化到生产要素市场的控制上,其中自然包括劳动市场、工作特定化(jobspecificity)、内部劳动市场是竞争性劳动市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激进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派、起作用的并非仅有经济因素,其他例如习惯等非经济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薪酬与工作职位挂钩,而不是根据对个人边际生产力的测定来给付、内部劳动市场的衰退可以理解为企业或组织转向更为柔性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反应等,具体请详见。 一、引言 1971年,当美国经济学家多林杰和皮奥里(DoeringerP.andPioreM.),出版他们多年研究的成果《内部劳动市场和人力政策分析》一书时,曾经指出:“内部劳动市场是一个类似于制造业工厂这样的管理单位,其中劳动的定价和配置由一系列管理规则和程序来控制。由管理规则控制的内部劳动市场(intemallabormarket)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外部劳动市场(externallabormarket)不同,在后者当中,定价、配置和培训都直接由经济因素控制。然而,这两个市场却是互相连通的,它们之间的运动发生在某一个构成内部劳动市场的进人口和退出口(portsofentryandexit)的工作种类上面。内部劳动市场中其余的工作,通过对那些已经获准进入的工人的提拔或调动来补充。结果,这些工作便避开了来自外部市场竞争力量的直接影响”。尽管内部劳动市场理论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但是,作为研究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可以利用它将传统劳动市场理论无法顺利整合的一系列因素联系起来。 二、对内部劳动市场起源的考察 对内部劳动市场的起源,研究者们提出了多种解释,主要包括:(1)工会化。作为工人的组织,工会被传统经济理论认为是劳动市场的垄断者,经常通过对劳动价格和数量的控制,来满足会员对福利和就业的需要。结果,工资高于劳动市场完全出清时的劳动价格,就业人数却少于完全竞争劳动市场可以提供的最多数量的就业岗位;借助工资刚性,劳动市场由此被分隔开来,加人工会的工人就业和收入得到了保障,没有加入工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和妇女则被排斥在外。(2)大企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工业转向了大批量生产,许多行业出现了寡头垄断。大批量生产需要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资,因此只有大量销售才能够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从而实现规模经济。寡头垄断的存在使得企业对市场份额的争夺,既变得至关重要,也变得非常谨慎,因此,大企业首先追求产品销售市场的稳定,进而,这种对稳定性的追求泛化到生产要素市场的控制上,其中自然包括劳动市场。(3)专门化的人事管理。在工业化初期,西方许多国家一段时间普遍存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情况,因此企业的劳动用工并不像后来那样正式和规范,加之许多现代工厂是在以前的家庭作坊和手工工场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社会上没有劳动立法,企业里也不存在专门管理人力资源的职能和相应的机构设置,大量的家长制作风和行会惯例导入都实际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管理。然而,随着企业的发展、竞争和社会约束的增强,将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独立出来,成立专门的机构,聘请专业人士来实施逐渐成为必要并最终变成现实。(4)特殊的历史和文化。雅各比(JacobyS.1979)认为,日本企业中的长期雇佣、年功工资、内部晋升和福利项目等内部劳动市场特征,与日本工业化之前技术工人的以技艺为基础的雇佣体制移植到后来的寡头企业有关。企业规模的变化增加了管理稳定性的重要性。随着恶性竞争威胁的减轻和融资能力的增强,企业由此能够对经营进行长远规划,以充分利用已经发生的大量投资,这就需要相应的稳固和严密的管理控制。(5)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劳动市场的状况往往对应着产品市场的状况。如果企业长期面临合适的工人短缺的情况,就会从长计议,建立自己的劳动储备。而当经济不景气,劳动力供给过剩,则企业更多地采用灵活的用工策略,以充分利用外部低工资劳动力供给,降低生产成本。这样看来,内部劳动市场的兴衰不过是劳动力供给紧张和松弛状况的反映。 三、内部劳动市场的主要特点 (1)工作特定化(jobspecificity)。由于劳动是异质的,知识是会意的,人力资本是特殊的,竞争力是依赖于个人的且跨企业和跨职业不可转换的,因此,特定的工作只能由拥有特定技能的人来从事才是最有效率的。(2)在职培训(on-the-jobtraining)。以干中学方式,暴露于工作环境,通过旁人的示范与指点、临时代工、作为助手工作一段时间等,形成与特定化的工作相匹配的技能。(3)工作阶梯(ioblad,ders)。在一个企业内部或某一职业,全部工作是分成工作系或工作群的。工作阶梯的纵向结构主要反映责任、技能和权力的变化。在更低层次上的工作经历对将来从事更高层次的工作是有帮助的。(4)进入口和退出口。进入口是特殊人力资本积累的起点,因此往往处于工作阶梯的底部。不过,这一点对蓝领工作来说较为突出和普遍。但对专业劳动市场的进入可能发生在各个工作层次。此外,对工匠劳动市场来说,几乎不存在特定的进入口或退出口。对内部劳动市场的退出是受一定规则限制的,这些规则主要用来约束非自愿流动,比如临时的或永久的解雇、带薪休假、因缺任务而导致的工作停止、伤残、违纪以及强制或提前退休等。(5)工资等级(earninghierarchy)。工资与工作挂钩,并不精确地对准个人的边际生产力,而是采用一些拇指法则来确定。工资增长往往反映资历增长。(6)内部晋升(internalpromotion)。尽管提拔员工也考虑其个人能力和业绩,但资历常常是重要的参考因素。对工作表现的评估有时也是重要依据。(7)资历依赖(seniorityreliability)。一个工作者的资历经常反映为其在一个企业或组织中的连续任期。(8)解雇限制(1ayoffrestriction)。固定或准固定劳动成本(解雇费、招聘费、培训费、劳动者替换造成的生产率下降和损失增加等)的存在,加之工作场所的习惯,导致雇主不能任意雇佣/解雇工作者。 总之,内部劳动市场是竞争性劳动市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如果内部劳动市场是按管理者的意愿建立起来的,而且管理者追求劳动成本最小化,工作在成本合适和能力胜任的情况下才提供给工人,那么,除非参与求职竞争的工人得到的高价格由高的劳动生产率来予以补偿,否则,工作将给予要价最低的工人。自然地,在工人方面,他们则寻求将劳动服务出售给出价最高的雇主。此时,只有当其能够降低成本时,竞争性的市场过程才会被内部劳动市场所取代。这也就是说,之所以会出现内部劳动市场,主要是由于它比竞争性外部劳动市场有更低的运行成本。 四、经济学家对内部劳动市场的理论解释 (一)激进经济学派(theradicaleconomics) 首先,内部劳动市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资本家要掌握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尽管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属于资本家的,但生产过程却直接掌握在劳动者手中,劳动者最了解生产的进度、劳动的强度、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劳动的主观态度,而这些因素最终反映为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换句话说,由于劳动者掌握了生产过程的关键信息,因此,对生产过程就有了实际的控制权。 其次,除了对生产的前提和生产的结果拥有法定的财产权利之外,资本家要实际控制生产过程,抵消劳动者在工作现场的控制力,通常采取的方式是,劳动分工、产品标准化、管理职能独立和机器生产。然而,劳动分工、产品标准化、管理职能独立和机器生产是相对的,并且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们的显著变化取决于大的技术更新,而大的技术更新往往是随机发生,或者至少需要长期积累才能出现,因此,在很多时期和很多企业内,特别是在总体上面临劳动力供给相对紧张,政府或工会施加政治压力的时候,资本家就不得不忍受和设法改变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而旺销的产品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资本家向工人妥协的经济能力。 (二)制度经济学派(theinstitutionaleconomics) 首先,在企业经营特别是对劳动的定价和配置过程中,起作用的并非仅有经济因素,其他例如习惯等非经济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里,习惯就是一种有定势的心理活动,表现为当事人稳定的预期和重复的行为。实际上,习惯本身是重复行为的结果,是一种在刺激一反应的互动中适应环境的过程,尤其是群体习惯,它会超越个人的意识阈限,并靠群体的赞赏和报复等来强化。面对超量信息,惯例不过是处理事情的“拇指法则”,即粗糙的、凭经验的、约莫估计的方法原则。在制度学派看来,企业或机构中的各种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讲,就是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习惯,它们仿佛是企业或机构机体的基因,将其生命特征从过去延续到未来。如果说各个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那么,正是因为它们特定的习惯有差别。就内部劳动市场而言,劳动分工到什么程度,工作阶梯如何分等分级,工资级差如何确定,技能传授的方式和途径,招聘、审查、培训、晋升、解雇的标准和程序等,通常都不采取工作设计、动作分析、生产效率评估等的方式来进行,而是大量依照惯例来执行。 其次,就在职培训来看,老工人之所以愿意将技术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授给新工人,一个重要的预期,就是意识到这样一来新工人在得到技能之后,并不会对老工人的收入和就业构成威胁。因此,老工人向新工人暴露操作技巧的前提之一,是存在资历承认、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等惯例。另一方面,新工人在就业和接受培训之初,之所以愿意忍受较低的或不反映其边际生产力的工资,乃是因为惯例告诉他有朝一日他会上升到老工人的地位,从而将获得更高的或超过其边际生产力的报酬。可见,薪酬与工作职位挂钩,而不是根据对个人边际生产力的测定来给付,这样的工资结构,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一种惯例。 (三)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理论(firm-specifichumancapitaltheory) 贝克尔(BeckerR.,1964)提出,企业中使用的人力资本分通用性和专用性两类。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可以定义为一种一旦离开了其由以形成的企业,在别处就毫无价值的人力资本。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往往是在特定的工作场合、针对特定工作任务、以意会形式存在的知识和技能,需要通过干中学和在职培训的方式并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积累起来。而一旦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在员工身上积累起来,他在该企业的价值就与在另一家企业的价值不同,并由此与雇主对物质资本的垄断一起,形成企业内部劳动市场的双边垄断。因此,可行的制度安排,一方面,是承诺给长期雇佣的员工提供随任期递增的报酬,以激励他们对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另一方面,让新员工从较低的工作岗位干起,然后,再沿着工作阶梯逐步上升,给新老工人稳定的预期和竞争的秩序。 后来,拉齐尔(LazearE.,1979)进一步提出了向上倾斜的经验一收入曲线,表明企业延期支付报酬的方式会诱使员工一生都努力工作。如果工人接受这样的承诺(隐含合同),就会认为只有当他变成资深员工时,才能拿回他早期以低收入的形式给予企业的“信贷”,这样,就非有内部劳动市场不可。企业通过内部劳动市场降低员工的跳槽率(rateofturnover),得到的是员工对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由此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员工的忠诚、活力和团队高昂的士气等。 (四)竞赛理论(tournamenttheory) 拉齐尔和罗森(LazearE.andRosens.,1981)曾经提出一个“竞赛理论(tournamenttheory)”来解释内部劳动市场:企业内的各个工作岗位,主要是按照工资档次所划分出来的阶梯。雇员总是从某个层次上的某一点受雇进入企业,并立即与同伴展开竞赛,当他赢得竞赛以后,就会被提拔到另一个更高层次的职位上去;输掉竞赛的人则继续留在原来的工作岗位(层次)上。在这里,两个不同层次的岗位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可能是一样的,就是说,报酬只与在竞赛中的地位有关,很少与工作性质有关,向更高层次晋升本身构成对员工的激励。与之相应,总是需要有一些员工从较低的层次进入,由此才能保证竞赛的持续。这个模型字面上的意义似乎是:在企业的高层职位上大多是从内部提拔上来的人,工作阶梯的安排,除了激励更低层次的员工做出努力而外,没有别的用意。这就解释了内部劳动市场中常见的工资与产出脱钩以及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现象。 (五)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costtheory) 威廉姆森(WilliamsonO.,1975)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分析包含两条对经济当事人行为的基本假定:首先,个人只拥有“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尽管个人想要做出最大化决策,但他只有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这就使得在缺乏某种治理结构的条件下,订立覆盖所有偶然性的复杂的合同成为不可能。其次,个人是“机会主义的(opportunistic)”,当存在不对称信息分布的情况下,个人不会诚实地透露他所掌握的全部信息。由此,当任务是充分分解和特定化的时候,个人将获得有关他负责的工作信息的垄断地位。进而,便与企业一起构成了双边垄断的讨价还价局面。由此,某种替代市场即时缔约过程的方案成为必要。因此,一系列管理规则、组织结构和合同形式(内部劳动市场)不过是同时节制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一种制度安排。 具体说来,工资与职位挂钩而不与个人贡献相连,这样,就不再需要根据个人差异对工资进行商议和微调;使用低级职位作为雇员进入企业进入口(portsofentry),实际上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筛选员工的手段,有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内部晋升鼓励员工与工作相匹配以及员工之间的合作,否则会引起职业生涯的中断以致无法享受资历优惠;延后支付报酬促使员工长期依附于企业,同时产生了刚性的工作阶梯或职业生涯顶点(退出点)的强制性退休(compulsoryretirement)必要,极大地减少了劳动定价和配置的不确定性。总之,内部劳动市场可以使交易成本最小化。 (六)信息搜寻理论(informationresearchtheory) 针对劳动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萨洛普和萨洛普(SalopD.andSalops.,1976)提出了有关劳动信息搜寻的自我选择过程理论(self-selectionprocesses)。他们认为,一般说来,商品的出售者比其潜在 买者对商品的品质拥有更多的信息,因此,卖者就要选择适当的方式透露商品的信息,这是一种信号行为。另一方面,买者也会密切关往卖者的信号行为,以甄别商品的品质。就内部劳动市场而言,如果企业为员工提供递增的收入边际,那么,就可以设想,只有较低退出倾向的人才会想要进入和留在该企业工作,这样,求职者和聘用者的双向选择就造成了员工和企业的良好搭配。 后来,麦卡森(MalcomsonJ.1984)提出了一种两阶段劳动合同模型。就是说,合同约定,在企业招募的新员工当中,只有一部分人可以进入第二阶段,并且在第二阶段会得到更高的报酬;这种“提拔”的依据,是企业对员工在第一阶段表现进行评估而得出的员工的排名。由于这种安排可以激励员工在第一阶段就努力工作,因此,企业采用试用期等安排不过是让其充当识别求职者素质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对劳动者来说,当他可能找到的工作和由此获得的报酬的分布取决于他搜寻市场的成本时,企业的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的存在,使他在进入之后一般不会自动选择离开,也就是说,使他具有了稳定雇佣关系的倾向。 五、有关内部劳动市场的反思和争论 奥特曼(OstermanP.1984)指出,从理论上讲,当劳动由一个完全变动的要素,也就是说,可以随经济波动而随意雇用和解雇的要素,变成一种准固定要素的时候,企业就倾向于用长期的合同来维持雇佣关系。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压力,迫使企业在内部劳动市场规则之外寻找增加利润的途径。导致了大量利用临时辅助性劳动和分包合同的趋势。此外,对经济困难的另一个反应,是非工会化的侵略性增长,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又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内部劳动市场理论。如果把内部劳动市场当作短期甚至是随机现象,与在现实中所观察到的工作规则缓慢变化的情况不符。但是,决定和构成内部劳动市场的因素很多,其相互关系也十分复杂,因此,迄今理论家对它的大多数的解释都是某种折衷主义性质的,“充其量不过是一张似是而非的因素的清单”。实际上,具体的内部劳动市场不仅是多样的,而且是易变的。 库塞拉(CuceraD.1998)对比分析了欧洲、日本和美国企业的内部劳动市场情况发现:制造业比其他产业的内部劳动市场现象更为普遍;大企业比中小企业的内部劳动市场现象更为普遍;地处经济中心区和有人事管理部门的内部劳动市场更为普遍;存在工会的企业不一定存在强劲的内部劳动市场;岗前培训和脱产培训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影响不明显;培训内容越是企业专用性的内部劳动市场越明显。尤其是妇女,作为缓冲就业队伍(bufferworkforee)的存在,是日本企业维持内部劳动市场的重要条件,由她们所担任的工作通常都不在内部晋升的序列当中。在引起内部劳动市场的成因上,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雇主对稀缺的、非常熟练的、可替换的劳动力的需求。换句话说,如果熟练的、合格的劳动力在本地劳动市场是唾手可得的,那么,内部劳动市场的规则就会变得无足轻重了。 格里姆肖和鲁伯里(GrimshawD.andRubberyG.1998)认为,20世纪最后10年,由于持续的高失业率、工会势力消退、保守政党放松管制、工资决定的分散化、绩效评估的个人特色和非典型雇佣合同的大量使用,不仅蓝领工人,许多白领雇员甚至管理层人员也得不到长期的就业保障,这使得企业管理中社会习俗、资历承认、工作伦理、长期雇佣关系以及工资集体谈判决定等,曾经是内部劳动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规则和惯例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力,整个劳动市场转向分裂成原子式的关系,个人要更多地承担经济波动造成的损失和负担,哪怕工人拥有企业专用型人力资本,或会影响企业声誉从而损害其长期招聘和留住人才的能力,雇主也倾向于将内部劳动市场从谈判能力已经下降的工人身边移开。因此,传统的内部劳动市场理论过于简单化了,应该考虑根据企业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动态地分析雇主的雇佣策略和雇员在劳动市场上的地位。考虑种种因素,企业可以一方面在劳动市场的顶部采取与业绩挂钩的方式决定工资,另一方面,在劳动市场的底部则引入劳务或服务转包的方式,将内部劳动市场与外部劳动市场结合在一起。因此,内部劳动市场应该是多样化的。 2002年,当内部劳动市场概念提出30年以后,皮奥里回顾说,当时他和多林杰提出内部劳动市场这个概念,是为了弥补劳动经济学理论和现实的脱节,并且将内部劳动市场局限在一个企业或组织内部,“如果我今天给出定义,我将更宽泛地定义它(内部劳动市场——引者注),不光包含简单的管理规则,也包含社会实践和习惯,而且我也会考虑其社会性的边界,而不必与正规组织的边界重合在一起。” 皮奥里认为,内部劳动市场的衰退可以理解为企业或组织转向更为柔性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反应。这种转折反过来加剧了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柔性技术使生产过程重组。现在的工程需要结合不同的专业技能,但其中许多技能都是标准化的。为了完成工作经常要组织团队,于是沟通和协调成为个人参与合作必需的重要能力,并且组织者和参与者需要多种专业背景知识,而不是仅仅求助于程序工程师。团队工作实际上成为一个不同专业成员之间寻求密切配合的过程。此时,利用临时辅助服务来挑选工人,便愈益成为企业或组织正式雇佣前的考察途径。并且,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特别是在组建和分拆特定工作项目的前后时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卡萝莉(CaroliE.2007)从企业竞争力视角分析了一段时期以来内部劳动市场所呈现出来的不稳定性,认为由于信息和通讯技术(ICTs,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的扩散所导致的知识程式化(knowledgecodification)的增强,已经使得竞争力更少地依赖于个人。知识越来越内嵌于企业自身,这对于降低建立在外部劳动市场弹性基础上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的相对成本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此,对外部劳动市场的借用兴盛起来,但却有可能损害企业的长期竞争力。 六、结语 综上所述,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形成来说,工会、大企业、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较有解释力;内部劳动市场的突出特点是工作特定化、在职培训、内部晋升和非工资因素影响的存在,这也说明,如果技术发生变化使工作变得简单化和标准化,那么,内部劳动市场将会弱化。此外,严峻的就业形势、政府管制的放松、劳动者组织程度的下降,也会造成内部劳动市场的消退。在个别环节向外部劳动市场开放,将激励和约束相结合,内部劳动市场也可以获得弹性和流动性的改善。内部劳动市场理论可以为企业或组织人力资源管理上的问题诊断、政策设计和技能培训提供启示和帮助。此外,协调劳资关系,不仅可依靠法律途径和手段,而且,为了制定合适的政策乃至法规,有必要了解在背后支撑雇佣过程的机制的原理。 理论分析论文:员工经理层次分析民企人力资源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民营企业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的基本内容、方法和创新之处;研究趋势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民营经济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我国出现的名词、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企业就可以称为民营企业、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实困境、研究该课题的目的和意义、当代企业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民营企业应在实行全面质量管理的同时,创设一种高效而成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职业经理业已作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主流群体、对于民营企业员工容易流失的困境、对于民营企业“自己人”缺乏管理现代企业能力的困境、对比的分析方法一般有两种,即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职业经理人作为民营企业的第一资源,市场化是必然趋势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在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民营经济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呈现出来。然而,我国很多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却遭遇了人力资源管理困境,需要加以解决。本文针对民营企业所出现的人力资源管理困境,从普通员工和职业经理两个层次分别来论述了民营企业摆脱困境的对策。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民营企业困境激励 一、民营企业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 民营经济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我国出现的名词,本意是用它区别前苏联和东欧的私有化经济,以保护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健康、顺利地发展。现在,凡是由非国有资本投资举办和由不代表国有资产的民间企业家或经营者经营管理的经济实体,都可以统称为民营经济。因此,民营经济应该包括个体、私营企业,民办科技企业,城乡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以民间资本为主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及合伙企业等。由于民营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以民间资本为主的混合型经济,因此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企业就可以称为民营企业。 所谓人力资源管理,主要指的是对人力这一特殊的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合理利用和科学管理。从开发的角度看,它不仅包括人力资源的智力开发,也包括人的思想文化素质和道德觉悟的提高;不仅包括人的现有能力的充分发挥,也包括人的潜力的有效挖掘。从利用的角度看,它包括对人力资源的发现、鉴别、选择、分配和合理使用。从管理的角度看,它既包括对人力资源的预测与规范,也包括人力资源的组织和培训。人力资源管理日益成为现代科学管理的优秀。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实困境。 (1)“内部人”控制。人力资本,特别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和重要性人所共知,而民营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确实是存在许多弊端。据调查,约90%的民营企业财务管理控制在家族成员中,中高层管理人员约40%是企业主的朋友或家庭成员。而“自己人”的素质不适应专业化的工作,造成企业的低效率。 (2)人员流失严重。由于民营企业的制度安排、利益分配、福利保障、精神文化建设、激励等方面的问题,使其难以留住优秀人才,跳槽现象比较普遍。 (3)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不高。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协调的艺术。而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目前一般还在独自为政,主动服务意识不强,内功修炼不够。 2.研究该课题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探讨我国民营企业摆脱人力资源管理现实困境的对策,力争为我国民营企业开辟一条人力资源管理的新路,使我国的民营企业更加具有竞争优势。 3、当代企业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人力资源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企业之间的竞争尤为表现为对人才的开发利用。人力资源对企业的特殊价值是世界上任何一种物资资源无法取代的,通用汽车公司前总裁史龙亚弗德说过:“你可以拿走我们的全部资本,但是你把我的组织人员留下,五年内我就能够把所有失去的资产赚回来”。通用电气公司总裁韦尔奇也说:“我们能做的是把赌注押在我们所选择的人身上,因此,我的全部工作是选择适当的人”。这充分说明了人力资源管理对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特殊意义。 三、研究现状 对我国民营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出现的困境,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对策: 1.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张学文教授在《民营企业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一文中提出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在企业全面质理管理以及参与全球竞争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提出民营企业应在实行全面质量管理的同时,创设一种高效而成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2.浙江工业大学的陈春根认为职业经理体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西方,随着现代公司制度成为企业制度的主流形式,职业经理业已作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主流群体而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国内,随着国营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职业经理人体制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日益被人们所重视。与此同时,经过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粗放型发展,民营企业已成为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力量,尤其在沿海地区,大批经营上规模,具有行业优势的民营企业,已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面对日益国际化的市场竞争,加速民营企业的制度创新,提高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项新的重要课题。在民营企业中引进职业经理人体制,是民营企业摆脱目前人力资源出现的困境,逐步从家族型经营模式向社会化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 3.王晓明在《民营企业如何坚持以人为本》中认为,民营企业在实行经理人制度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对普通员工的管理。他指出当代企业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人力资源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企业之间的竞争尤为表现为对人才的开发利用。他对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民营企业要尊重员工,并且要培养员工的献身精神和忠诚度。第二,民营企业应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第三,民营企业要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 4.戴园晨在《民营企业的人才战略》一文中指出,民营企业在克服困境过程中做大做强需要使用外部人才,要使用外部人才就要果断引进职业经理人制度。他在该文中还进一步指出民营企业主对职业经理人的不信任是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最大障碍,并且建议要增加职业经理人的诚信度。 5.谭伟生和刘芳在《民营企业的个性化趋势》一文中指出,民营企业要走出人员流失严重,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不高的困境,就要实行个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个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雇佣合同制;二是完善招聘制;三是引导员工科学设计职业生涯与发展方向;四是设计完善的工作职务。 四、研究的基本内容、方法和创新之处 1.针对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面临的困境,该文从普通员工的管理和职业经理人的引入两个层次提出了几点对策: (1)对于民营企业员工容易流失的困境,文章提出的主要对策有以下几点:尊重员工,培养员工的献身精神和忠诚度;为员工提供施展舞台,激发员工的创新精神;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制度;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建立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机制。 (2)对于民营企业“自己人”缺乏管理现代企业能力的困境,文章提到了引入经理人制度,并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分析。该文在这一部分阐述了这样一些内容:人才短缺对民营企业的挑战;职业经理人的职业特征;民营企业应提高职业经理人的忠诚度;对职业经理人的激励和约束。 2.在研究这个课题时,主要用到了以下方法: (1)归纳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的使用主要是总结事物的特征。文章中许多观点早已有学者提出,但是他们都只说了某一方面,或是说的不完整。在这篇文章中对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与总结。 (2)对比的分析方法。对比的分析方法一般有两种,即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本文的研究主要采用静态对比的研究方法。本文将这一方法使用在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的比较分析中。 (3)抽象的分析方法。抽象的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本文将这一方法主要使用在对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困境的分析中,即从复杂的现象中分析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遭遇的主要困境。 3.这篇文章有两个创新。第一是论述角度新。本文从普通员工和职业经理两个层次来进行论述民营企业摆脱人力资源管理困境的对策,在这之前还没有发现类似角度的文章。第二是本文对许多学者的很多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形成了新的观点。 五、研究趋势 1.职业经理人作为民营企业的第一资源,市场化是必然趋势。随着未来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以及民营企业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多承袭了传统家族经营模式的民营企业迫切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来实现新的突破,以增强企业的发展后劲。在这种情形下,职业经理人制度将被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所采用,职业经理人也将在全社会内的企业中自由进出。 2.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更加集中于激励,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增加员工的活力,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能,做到人尽其才,从而加强组织竞争力,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3、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日益向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转变。民营企业将要面对的是新世纪激烈、反常的竞争环境,只有通过实施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才能保证企业经营战略目标的有效实现。 理论分析论文:价值保证增加分析生产制造业物流成本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价值链及价值链分析方法;价值链分析在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中的运用;基于价值链分析方法的优越性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物流成本作为企业“第三利润源泉”,倍受各方的关注、造成中国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关键因素是制造业,困扰商品流程优化的还是制造业、价值链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网络经济环境下的一种组织战略思想和模式、生产制造企业的价值链、内部价值链分析、低成本是企业取得任何竞争优势的有利保障、识别各过程的中间环节,从而确定获得相关成本优势的机遇、生产制造赋予了最终商品的大部分价值、传统的管理理念、机制、方式等影响企业内部物流效率的提高、充分考虑了降低成本的相对性问题、抓住了成本管理的关键即作业问题、扩大了传统成本管理的控制范围、更为全面地考虑了成本管理中的相关问题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文章对生产制造企业价值链及价值链分析理论进行总结,指出价值链分析在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中的运用有极强的优越性。 【关键词】价值链分析;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运用 物流成本作为企业“第三利润源泉”,倍受各方的关注。物流成本管理的意义在于:通过对物流成本的有效把握,利用物流要素之间效益背反关系,科学、合理地组织物流活动,加强对物流活动过程中费用支出的有效控制,降低物流活动中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从而达到降低物流总成本,提高企业和社会经济效益的目的。 目前,造成中国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关键因素是制造业,困扰商品流程优化的还是制造业。为了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要求从业人员能够对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以及相关的信息流动做到7R,即正确的产品、正确的质量、正确的条件、正确的顾客、正确的地方、正确的时间、正确的成本。这也正是现代物流管理的实质。制造企业的物流成本管理中引入价值链理论,能对企业内部物流作业流程进行持续改善,以消除不必要的作业;通过对物流成本进行评价,分析确立物流成本控制环节,有利于帮助企业降低物流作业成本。 一、价值链及价值链分析方法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企业从价格竞争、产品竞争和个体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服务竞争和网络竞争,而持续的优秀竞争优势对于企业后一种情况的竞争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价值链作为确定企业优秀竞争优势的一种基本工具应运而生。它是一种系统性研究企业竞争优势的方法,其优秀内容是分解企业价值链、确定价值活动成本,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重构价值链,建立其优化结构,从而提升企业的优秀竞争优势。价值链的优化研究经历了从迈克尔·波特的传统价值链、Peter·Hines的“集成物料价值的运输线”、JefferyF1Rayport和JohnJ1Sviokla的虚拟价值链,再到价值网理论的一个长期过程。 价值链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网络经济环境下的一种组织战略思想和模式,它是以企业储运、生产、销售、服务等业务流程为载体,以实现顾客价值最大化为直接目标而形成的企业内部价值活动的系统性结构,为企业形成信心竞争优势、创造长期利润提供了一种系统的、动态的分析方法。 (一)生产制造企业的价值链 现代企业管理思想认为企业是一个为最终满足顾客需要而设计的一系列作业的集合体,企业本身就是一个由此及彼、由内到外的作业链,每完成一项作业要消耗一定的资源,而作业的产生又形成一定的价值,转移到下一个作业,依此转移,直至形成最终产品,提供给企业外部顾客。而最终产品作为企业内部作业链的最后一环,凝结了各个作业链所形成并最终提供给顾客的价值。因此,作业链同时又表现为价值链,作业耗费与作业产出配比的结果,就是企业的盈利。价值链由多个作业组成,价值链内信息的传递基本上具有双向特征。根据价值链各个环节的特征,价值链可分为外部价值链和内部价值链。外部价值链包括企业、供应商、客户等;内部价值链主要包括生产活动的作业活动等。 (二)内部价值链分析 低成本是企业取得任何竞争优势的有利保障。企业应在营造企业优秀竞争力的前提下,对内部价值链进行分析,主要是为了解决降低企业内部成本问题。而这些分析工作都是以“作业”为中心,在整个过程中还须结合事前管理的统筹规划、事中管理的实时控制和事后管理的分析考评,以确认企业的价值活动有哪些,处于什么样的分布状态,并将每个价值活动所耗费的成本与对产品价值的贡献相比较,根据企业各个作业活动在价值增值中的不同作用,将其进行细分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内部价值链分析是将从基本的原材料到企业最终用户之间的价值链分解成作业活动,以便理解成本的性质和差异产生的原因,通过差别分析和成本分析,找出企业在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利弊。企业为了实现其“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必须提高其作业产出,减少作业耗费,但并非所有的作业都能够创造价值,这就需要溯本求源,分析哪些作业能够增加价值,哪些作业不能增加价值,并尽可能消除不能创造价值的作业,即使能创造价值的作业,也应尽可能减少其作业耗费,这一切都要借助于作业分析。为此,作业管理(Activity-basedManagement简称ABM)作为一种现代企业管理方法由此产生,作业分析主要过程如下: 1.确定作业。确定企业的价值生产过程,根据作业对竞争优势的贡献大小区分作业,从而确定产品或服务的总成本构成。 2.评估作业。识别各过程的中间环节,从而确定获得相关成本优势的机遇。每项物流作业之间不是完全独立的,在同一条价值链上是相互依赖的。例如,企业产品制造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原材料的储备以及运输,而这种相互之间的依赖性有时也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重复操作,从而影响整体的效率以及效益。因此,通过价值链分析法辨别出冗余环节,按各个作业活动在价值增值中的作用不同,将其细分为直接增值作业活动、辅助增值作业活动、非增值作业活动和逆增值作业活动,从而确定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优秀环节。 3.优化作业。通过对作业活动的评估,拟定改进方案。对于直接增值作业活动,应在保持其增值效果不降低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运行效率,减少资源耗费和占用;对于辅助增值作业活动,有必要在维持其辅助作用不变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资源占用;对于非增值作业活动和逆增值作业活动,则应尽可能减少和避免,达到优化作业的目的。 同时,管理深入到作业水平,进行作业分析,就要求变革传统的成本计算,使其与之相适应,即要求成本计算深入到每一作业,进行作业成本计算。由此,基于企业价值链的作业成本法应运而生。 二、价值链分析在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中的运用 对于生产制造型企业来讲,生产制造赋予了最终商品的大部分价值,是企业的优秀业务单元。另外,现代的制造型企业在不断加大生产力度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客户的售后服务,不断加大其在产品价值增值过程中的作用,从而逐渐地形成企业的优秀竞争力。 企业的物流过程从价值链角度分析,不但有利于节省自身的业务运作时间、合理利用资源,而且有利于为最终的顾客提供最有价值的服务,在企业的物流链上找到价值增值过程中贡献最大的优秀环节。同时,利用价值链分析法企业的物流活动也不再简单地以全面削减成本为目的,而是在各价值生产过程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制造业企业内部物流主要包括:供应物流,即上游企业对本企业所需物资供应的物流活动;原材料、零配件部件物流,即企业内部所需要原材料、零配件部件从供应仓库或者上游企业直接供应到生产线的物流活动;半成品物流,即生产过程中的半成品从上一道工序(或车间)到下一道工序(或车间)的物流活动;产成品物流,即生产出的成品或最终产品,从生产线到产成品仓库或者直接到下游企业的物流活动;回收物流,即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丢弃或再生所发生的物流活动。 内部物流的合理化可以促进生产过程中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和工艺流程的合理化,从而大大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目前,许多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内部物流管理对于降低成本、提高物流效益,改善企业管理的重要作用,纷纷优化企业内部物流管理,建立内部物流部门,对订单、库存、运输、仓储、加工等物流各环节或全过程实施高效的管理计划和控制,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增强企业优秀竞争力。 但现有企业内部的物流管理存在着许多软肋与制约: 一是传统的管理理念、机制、方式等影响企业内部物流效率的提高。转二是企业内部物流环节纵、横向联合薄弱。 三是物流成本核算缺乏财务标准,责任主体不清,物流管理效益难以凸现。 四是对现代物流的研究较滞后,缺乏专业人才,实际操作经验少等。 三、基于价值链分析方法的优越性 基于价值链分析的成本观是成本管理从价值保证和价值增加两个视角来进行的。由此,价值链成本管理实际上也就具有了双重的性质:一是控制资源的必要而足够的投入,从而保证顾客价值(表现为保证提供合格产品);二是控制资源的耗费,以提供尽可能多的顾客价值(表现在保证质量前提下的较低价格)。 通过价值链分析,对外能识别并确保企业在行业或产业中的优势地位和优秀地位,从而能够在整体价值链顾客价值最大化的前提下,通过价值让渡等方式结成战略联盟而形成优势价值链联盟,以使企业确保自身的优势战略定位;对内运用价值链分析法来考察企业各项活动及其相互关系,能够尽可能消除不增加价值的作业,降低可增加价值作业的资源消耗,能更全面地分析企业成本的构成,从而避免使用传统成本管理方法的缺陷。 因此,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具有以下优势: (一)充分考虑了降低成本的相对性问题 成本的降低有绝对成本降低和相对成本降低之分。绝对成本降低是通过一定的途径使成本的发生额低于一定的水平(标准或预算);相对成本降低是将成本与作业的质量、效率以至最终与企业效益联系起来,它并不单纯追求成本绝对额的降低,而是追求成本效益的不断提高。 (二)抓住了成本管理的关键即作业问题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从研究导致成本发生的作业及作业结构开始,通过对作业及作业结构的优化、改造来达到提高成本效益的目的,因而这种成本管理抓住了成本问题的关键。 (三)扩大了传统成本管理的控制范围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在研究成本问题时不仅要考察生产作业,还要考察非生产作业;不仅考察基本作业,还要考察辅助作业;不仅要考察本企业的价值链,而且要考察竞争对手、供应商、销售渠道、顾客甚至整个行业的价值链,以寻求广泛提高本企业成本效益的途径。 (四)更为全面地考虑了成本管理中的相关问题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追求的是整个价值链效益的优化,这就要求成本管理须正确处理作业与作业之间,业务流程与业务流程之间,本企业价值链与供应商、销售渠道之间的关系;要求通过优化这些关系来提高整个价值链的效益,而不能为获得局部利益损害整体利益,也不能为了短期利益而损害长期利益。 理论分析论文: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分析国有商行改革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两难境地;体制内的深度改革;体制外改革的快速推进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长期以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一直被视为政府的一个部门、银行的轴轮不是由市场推动,而是由上级掌握,、银行经营目标混乱,支持经济需要与银行经营双重目标的关系不清、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仍然或明或暗的存在、内部机构设置行政化色彩浓厚,机关化作风严重、国家所有制变成了政府所有制、难以排除其他国有产权主体对银行产权的侵占行为、各成员在对公共财产行使权利时,会影响和损害别的成员的利益、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分散化是使产权清晰的最中肯的途径、社会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环境的改变与完善并不能一蹴而就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本文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历史事实出发,并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产权理论,分析了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之间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及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在当前情况下的两难境地,从新的分析角度得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应该在产权上尤其是在产权清晰方面进行深度改革的结论,并在理论上理清了产权改革的一些关系及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同时,本文提出: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它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在体制内(产权上)对国有商业银行痛加改革之时,做到体制外改革的快速推进,相信也是卓有成效的。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深度改革快速发展 一、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 长期以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一直被视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其功能无非是辅助中央财政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老子”,国有银行是“儿子”,老子拨一拨,儿子就像一颗“算盘子”那样动一动;儿子陷入了困境,老子当然不会坐视不救。正是由于这种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和政企合一的体制的深刻影响,使得国有银行因历史而留下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因历史而造成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这主要表现在: 1.银行的轴轮不是由市场推动,而是由上级掌握,银行经营效益如何所产生的影响永远小于上级印象如何所产生的影响。比如,行长的产生不是由市场聘用,而是由上级任命,所以他们不必唯市场是瞻,而必须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作为银行的职员,他们的进出升迁不是由银行自己主宰,而是作为国家公务员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所他们只要不违法乱纪,就可以无忧无虑地上班,至于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那是另一码事;银行机构设置不是一切为了客户,一切适应市场,而是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讲究上下对口,左右对齐;网点摆布不是以经济区域为中心向周边辐射,仍然是按行政区域划分,不管效益如何,不管资产质量如何,银行负担如何,该设的要设,不该设的也要设;对于贷款,只要上面有指示,领导有意图,也不论其是死是活,有效无效,只管大胆放就是了;全行上下未能充分认识市场竞争的作用,没有树立现代金融企业意识,各种经营活动仍是靠着一种惯性运动在向前发展,各级行经营目标只是根据上级行的硬要求来进行,很少根据自身情况来指定业务拓展目标,经营绩效不甚理想。 2.银行经营目标混乱,支持经济需要与银行经营双重目标的关系不清,银行经营职能错位,财政职能侵袭了银行领地。政府把金融手段当作调控宏观经济的工具,资金配置主要由政府而不是市场决定,银行承担了支持政府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任和风险,仍经营政策性业务,其代价是低效率的银行体系和巨额不良资产的产生,国有商业银行几乎“垄断”了所有的金融风险。 3.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仍然或明或暗的存在。因为从地方政府的眼光看,银行的钱就是国家的钱,“不用白不用”;从银行的角度来看,身处一地,衣食住行,揽存生息,各个方面都得仰仗地方政府的支持,如果处处违拗,终究没有好果子吃。 4.内部机构设置行政化色彩浓厚,机关化作风严重。主要体现在:部门臃肿重叠,不计成本,行员实行官本位管理,级别现象十分严重;后勤服务、教育、人事、离休干部管理等非经营性部门的占比过重;文山会海现象不仅没有收敛的迹象,反而有加大的趋势,各种低层次、低水平、往返重复的简讯、简报、送阅材料以及与商业银行经营活动无关的各种检查、评比竞赛等活动,不仅扰乱了正常的银行工作秩序,降低了银行工作效率,而且还挤兑了有限的经营资源和成本。 如上所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企不分、政资合一造成了国有银行的经营窘态,使得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但仅仅认识于此是不够的。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分析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学者杨瑞龙(1996)等人认为,由于国有产权的内在规定性,使得产权界定模糊是导致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为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对产权清晰的定义做一个有效的界定,以统一认识。(1)产权清晰不仅是指法律意义上的,而且是指经济运行机制上的,是把产权清晰当作贯穿于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动态范畴,而不仅仅是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固态概念。(2)产权清晰不仅是指产权归属上的明确,而且还包括产权保护的有效性;即在产权实现过程当中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上是清楚的。更进一步地说,财产所有者是否有权去损害他人的利益,或者有权制止他人对自己的损害是具有确定性的。 下面再来分析我国国有产权的特性、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和国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原因。 1.由于公有产权在运作过程中具有“不可分性”,因此,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国家所有制变成了政府所有制,即由政府国家占有和行使国有产权,从而形成了政企合一、政资不分的制度基础。在这样的模式下,形成了一种排斥市场机制的高度集权型的计划体制,企业是行政主管部门的附属物,政府对企业进行直接干预和控制。这一方面使得当国家的行政职能、经济调控职能和所有制职能结合在一起时,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所有权约束就不再唯一地遵循资产增值与资产收益最大化目标,而是向企业输入与利润最大化目标相悖但体现社会偏好的约束规则,渗透进其他社会政治目标,使其带有鲜明的行政色彩。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以等级界定权力的方式,形成了资源配置的行政协调机制,其通行的是行政化的竞争规则。在这一规则下,人们对资源和收益分配的多少是由他具有的权力大小确定的,但至于该行为人在其权力范围内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不会损害他相应的收入,从而造成权、责、利的极不匹配,即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安排对国有产权的占用权限按等级规则作了具体的界定,但对行使国有产权所产生的后果由谁来承担并没有严格的界定。 2.由于国有产权的非排他性,从而使得难以排除其他国有产权主体对银行产权的侵占行为,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国有商业银行很难避免自己的产权被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侵蚀,即产生所谓的“公有地悲剧”和“产权拥挤”。 3.由于国有产权的外在性,使得各成员在对公共财产行使权利时,会影响和损害别的成员的利益,进而引发道德风险,产生负的外部效应,没有谁能够对产权行使的结果承担完全的责任。一方面,国有企业对资金需求盲目扩张,没有为投、融资承担风险的责任和意识,没有贷款到期必须归还的约束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把信贷资金作为财政资金使用,这些使得大量金融风险都“成功”转嫁给了国有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也不得不背负沉重的负担“惨淡”经营。 4.由于国有产权安排的先天不足,即所有权主体的非人格化资本行为和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性使得政府很难通过运用中止合约关系的“退出权”来惩罚企业的违约行为,以达到保护国有产权的目的,这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似乎形成了行政性而非市场性的路径依赖:产权不清,产权没有得到有效保护政企不分银行内部机构失衡,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权、责、利不明确银行经营目标混乱、经营动力不足、约束软化、与政府讨价还价,加上委托人与人的效用函数不一致产生委托冲突银行机构内部出现“分配性努力”超过“生产性努力”的现象,“搭便车”、“偷懒”的行为随处可见产生并强化“内部人控制”委托冲突得到自我强化,加上泡沫经济、金融市场失灵、金融监管失灵、政府失灵的外部催化作用导致银行机构出现四种类型的管理问题,即“技术上的管理不当”、“掩盖式管理”、“绝望管理”、“恶意管理”,内部人控制和委托冲突得到进一步强化银行成为有问题银行银行向政府求救,政府也不得不为银行“买单”。 二、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两难境地 如果我们把国有银行比作一架飞机,过去,国有银行是一架模拟飞机,它只能躺在房子里,飞不上天。现在经过多年的改革,国有银行已经飞上了市场经济的蓝天,但是这是一架教练机,不是真正的战机,因为前舱坐的银行经营者就好像实习驾驶员,后舱里坐的是能控制前舱驾驶系统的教官就类似政府,一旦发生意外或偏离教官设定的航道,实习驾驶员可以向教官求救,教官也可以直接操纵系统。而今,中国加入WTO,那么政府应给国有银行放单飞,让国有银行在市场竞争浪潮中把自己锻造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具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健全的运行机制,明确的经营目标,良好的财务状况的现代金融企业。但由于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要让国有银行尽快甩掉历史包袱,要让国有银行尽快与“老子”断绝“父子”关系,与“教练”断绝“师徒”关系,无论是对政府来讲,还是对国有商业银行来讲,都是一个两难境地。 1.对政府而言意味着政府利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来直接调控经济、稳定社会的最后手段从此消失;再则,自己抚养了多年的“儿子”就这样去翱翔蓝天,还真有点担心,因此,对政府来讲,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抉择,更是一个政治抉择。 2.对国有商业银行而言,首先,值得庆幸的是,银监会的成立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讲是一个制度性变革的标志。从理论上讲,银监会的成立为国有商业银行扫清了以前存余的行政性负担和负面影响,政府对国有银行的指令性安排将全面退出,由原来的直接调控和干预换之以间接调控和监督,由原来的行政性管制换之以技术化的金融监管,市场将成为银行经营管理活动最主要的风向标。但对于银监会的具体运作,政府、银监会、国有银行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具体实践中的体现,政府通过银监会对国有银行的作为与不作为,我们都将拭目以待。其次,这些年来,国有商业银行既有对政府的纵向依赖,也有对市场的横向依赖,可以看出,国有商业银行既想以市场改革为取向,把自己培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又不想失去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很想与政府保持那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并且,如前所述,国有商业银行几乎对政府形成了路径依赖,“儿子”突然间失去了依靠,难免“无所适从”,难免“迷茫”和“彷徨”,因此,要割裂这层感情,既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更是一个痛苦的分娩过程。再次,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当中,形成的机关化作风、官商风气与现代商业银行的客户理念、文化营销、品牌形象是格格不入的,而要完成这一转变也非一蹴而就的事情,更是一种洗礼。 三、体制内的深度改革 诚然,割裂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这份深厚感情,是谁都不愿干的事情,但我们不能因为不愿为而不去为,不能因为阴影难以消除就不去消除它,不能因为后遗症难以根治就不去根治,否则,我们为此而带来的代价可能更大,付出的成本可能更高。面对现实,回顾历史,展望世界和未来,时不我待,我们要打破政企不分的格局就必须在体制上进行产权的深度改革。 产权制度是企业内部组织制度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基础,它为其他各项机制的运行提供了一个制度框架和制度保障。当前,在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过程中,从理论上理清并深刻认识产权改革的一些关系和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对于改革实践的顺利展开和推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1.建立现代产权制度,首先要从产权清晰开始,产权清晰是产权得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基础。但如前所述,产权清晰不仅是指产权归属的明确(事实上,国有商业银行在产权归属上是十分明确的,即属于国家所有;并且,随着国资委的成立,这一产权归属已经具有人格化了),更是指产权保护的有效性,即在产权实现过程当中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上是清楚的。人们都愿意获得权力和利益,不愿意承担责任,承担责任实际上就是劳动的付出和风险的承担。承担的责任大,需要较高的能力,付出更多的劳动,承受较大的风险,就应该获得较多的利益,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权力作保障,就无法履行责任;如果责任大而利益小,就不能体现公平,员工就不会积极履行责任;如果权力大而责任小,就会出现争权夺利,以权谋私。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确权、责、利,再次要使权、责、利相匹配,并引进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强化权、责、利。 2.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分散化是使产权清晰的最中肯的途径。没有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没有产权结构配置合理化的制度前提,产权清晰就不会有太大的作为,一味地强调产权清晰,并不能真正做到产权清晰(魏杰,2000)。因为,从经济理论来看,法人财产权只不过是出资人所有权的派生权利,当出资人所有权只有一个主体时,又有谁来监督这个出资人不去任意干预法人财产权,造成对法人财产权的侵蚀呢? 3.我们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多元化,并不在其本身,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是否国家控股,而在于通过股份制改造,其他的投资主体是否能够形成对控股方的牵制力,进而形成有效的银行治理机制。否则,股份制改造只是改变了国有产权的实现方式,即将政府对银行的干预方式从采取物权方式的直接干预变成了通过股东会与董事会行使股权的间接干预,并未改变国有产权的本质,国有股产权不清、监督机制弱化的内在弊端未得到根除。因此,我们要引入有经济实力且运作规范的投资主体,以对国有控股方形成实质性的牵制作用。 4.股份制改造中必须考虑和解决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与金融秩序稳定、国家控制金融命脉与全民所有权人格化、金融效率提高与经营机制转换、信贷资产优化与公司利益分配等一系列重大课题,既要尽可能地与国际接轨,又要不脱离中国实际。 5.产权改革应确立一个明确的终极目标,同时要有一个战略规划和改革的整体方案,从根本上改变多年来在金融改革领域存在的目标不清、力度不强、零敲碎打的局面,提高改革的整体互动性。并且要制定改革的具体时间表,一来让改革具有紧迫感,避免改革无限期拖长,增加改革的成本,二来使改革有计划、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以更好地服务于整体战略规划。 6.社会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环境的改变与完善并不能一蹴而就,它既需要时间,也需要社会资源的投入。同样,产权改革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需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进行利益重组,建立新的利益群体与利益格局,这么大的“手术”不能不说是一场革命,如果急于求成,不仅容易使前功尽弃,更有可能涉及到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等重大问题。所以,产权改革的速度应限制在由此而造成的信息沟通成本和协调成本上升的速度低于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上升的速度范围内,做到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提高速度和效率。 7.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我们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是为了使产权清晰,我们界定产权的目的是为了有一个良好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并淡化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色彩,增强企业意识。但建立了一个良好的、清晰的、能顺畅流动的产权制度并不代表就有了良好的企业组织制度,并不代表就有了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企业领导制度,并不代表就有了科学的企业劳动分配制度与激励约束机制,并不代表就有了能充分反映资产负债和经营情况、确保企业所有权益的会计制度。 同时,清晰的产权并不一定等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产权需要界定和保护并不全是由资源的配置无效率所导致的。由于金融资源的稀缺、资产的专用性、信息不对称、“搭便车”、“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使得金融交易费用大于零,从而需要界定产权。英国经济学家马丁和帕克认为,企业效益与产权归属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与市场竞争程度有关;澳大利亚经济学教授泰藤朗的综合性研究结果也表明,竞争才是企业治理机制往经济效益方面改善的根本保证条件;超产权理论认为,要使企业改善自身治理机制,提高效率,基本动力是引入竞争,而变动产权只是改变机制的一种手段。 可见,清晰的产权并不意味着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增进和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当中的问题就能因此而解决,它只是为其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和基本前提,许多问题的解决与发展还有赖于商业银行市场机制的形成与有效运做,我们不应过分夸大产权的作用而忽视其他层面的改革。 四、体制外改革的快速推进 如上所述,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我们在产权上进行 深度改革的同时,做到体制外改革的同步推进相信也是卓有成效的。 首先,在经营管理理念上,要转变原来的官商理念,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和客户信息为中心,树立起服务理念、客户理念、创新理念、效益理念、风险理念、学习理念、人本理念,做到“洗牌先洗脑”。 在业务体系上,要进行资产、负债业务创新,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以创造新的利润来源;在业务流程上,要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重新辨别、分解、评估流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业务流程再造;在组织模式上,要变原有的等级权力控制型组织为现代的学习型组织,强调团队共同愿景,强调信息共享,强调系统思考组织背后的深度问题;在管理模式上,要变原有的垂直化、科层式的金字塔状的管理模式为现代的柔性化、人本化的扁平状管理模式,压缩管理环节,缩短管理半径,使信息快速流通,使决策高效执行;在运营机制上,要树立市场营销观念,大力推行客户经理制,实现银行与客户的单点接触,一方面满足客户全方位、多层次的个性化需求,培养客户忠诚度,另一方面收集市场信息,反馈客户需求,为银行进行产品创新提供现实依据;在激励约束机制上,要一改过去的大平均主义,按行政级别评定绩效,而应按照“贡献优先、效益优先”的原则重新制定薪酬标准,设计薪酬结构;在信息化建设上,要继续加大电子化建设的投入,构建客户综合服务网络、全球银行间的网络系统、银行内部通信网络,加快并完善柜台业务处理系统、自动服务系统、清算转账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资产负债管理系统、以数据挖掘和数据仓库技术为优秀的决策支持系统,以全面提高业务和管理的技术含量,为银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和完善功能创造条件;在人力资本方面,要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尤其是引进一些国际性的、复合型的专业优秀人才,同时,要营造一种良好的企业文化和环境为员工提供一个没有“天花板”和“栏杆”的舞台,让员工为自己也为银行创造最大价值。 理论分析论文:会计理论哲学思想教学辩证分析应用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会计等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借贷记账法所体现的哲学思想;账户设置所体现的哲学思想;会计报表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会计学原理具有基础和优秀的地位、会计等式是设置账户、复式记账、编制会计报表的理论依据、会计原理教学中的重要问题和难点、资产是权益的物质基础、资产和权益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企业经济关系的性质、一个账户的左方和右方、某个会计要素的增与减、资产和权益、收入和费用、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会计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反映这种关系的具体变化过程和结果、每一个账户不仅仅反映资金运动的某个方面、会计报表主要是根据账户资料编制的、报表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会计学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具有很强的技术复杂性和理论抽象性,但解决会计技术复杂性和理论抽象性难题的办法并不在于会计问题的技术形式,而在于会计理论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基于这一基本观点,笔者认为:只有全面揭示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剖析会计现象所内含的辩证关系,才能深刻理解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而只有把握住了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才能顺利地解决会计理论抽象性和会计技术复杂性的难题;才能提高学生理解会计问题,分析会计现象的能力。 关键词:会计理论哲学思想经济实质 在会计学科体系中,会计学原理具有基础和优秀的地位,学好会计学原理,对于学好后续会计课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把会计学科体系看作一颗树,会计学原理则是这颗树的树根,“根深才能叶茂”。因此,只有学好会计学原理,才能顺利进入会计科学殿堂,才具有必备的能力在这座殿堂里进行探索。但是,会计学原理既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技术性,又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抽象性,而普通高校的教学对象在学习会计学原理之前不仅对该学科一无所知,而且严重缺乏相关的社会实践经验,这必然使教学双方都感到困难重重。据笔者了解,财务会计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不明白会计等式的经济实质者为数不少,不少毕业生只掌握了会计问题的表现形式,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通俗的说,就是没有开窍。究其原因,就是我们会计教学工作者,片面的理解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目标,表现在教学实践中就是过分注重会计分录和报表编制等技术性问题本身,没有很好的贯彻“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育哲学思想,[1]这不仅造成教学负担过重,而且事与愿违,所培养的学生缺乏理论根基,其应用能力只能适应一时,很难跟上会计理论改革和会计实践变化的步伐。笔者认为,会计学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之上的,解决会计学教学难点的基本方法就是要牢牢把握住会计学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广泛采用辩证分析的教学方法,使学生通过对会计理论的辩证分析加深对会计现象经济实质的理解。本文以会计学原理的几个基本问题为例,阐述会计学的哲学基础以及辩证分析法在教学中的具体应用,以期抛砖引玉。 一、会计等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会计等式是设置账户、复式记账、编制会计报表的理论依据,是会计理论的基石。它全面反映了资金运动的过程和结果,体现了会计对象各要素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2]其重要性和所蕴含的经济内容的复杂性不言而喻。因此,如何理解和把握会计等式,自然就成为会计原理教学中的重要问题和难点。资金在运动中呈现两种状态:相对静止状态和显著变动状态。因此,理解会计等式也必须区分这两种状态。从资金运动相对静止的状态来理解,会计等式由资产和权益(权益包括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所构成。资产和权益是资金的两个不同侧面,体现着资金的二重性:资产表明资金的使用去向或占用形态,构成资金的物质内容,体现着资金的自然属性;[3]权益表明资金的取得方式或来源渠道,构成资金的社会经济关系,体现着资金的社会属性。可见,资产是权益的物质基础,权益则表明了资产的归属。通俗地讲,在资产的背后,隐藏着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其中:负债对企业资产的利益要求表现为企业债权人要求企业到期还本付息,所以也称之为债权人权益;所有者权益对企业资产的利益要求表现为企业所有者要求企业对其资本保值和增值,在股份公司也称为股东权益。这种与资产相联系的利益要求权就是会计学所阐述的权益。[4]可见,资产和权益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由此形成了静态会计等式(基本等式):资产=权益。对于这一关系,人们往往把它理解为资产和权益在数量方面的必然相等,但这只是资产与权益内在联系的表现形式。从本质上看,这一平衡关系反映了资产和权益在对立统一运动中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体现着资产所有权、债权与资产经营权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会计等式的左边,不仅反映企业资产的总量(存量)是多少,更重要的是反映企业资源的配置状况(资产结构);会计等式的右边,不仅反映权益总量是多少,更重要的是反映企业经济关系的形成情况和现状(权益构成)。因此,会计等式所揭示的实质是企业的资源配置与企业的社会经济关系之间的对立与统一:企业资源的配置合理与否,决定着企业经济关系的性质(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而企业经济关系的处理是否适当,又反过来制约着企业资源的配置(调整资产结构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来源作保证)。微观经济学研究什么?笔者以为,其研究的优秀问题就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会计等式乃至会计学就是为研究这些问题提供基础数据,从现实的角度反映一个企业这些问题的当前状况,从而成为一门应用经济学。从动态的角度观察,资金的运动过程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资金投入、资金运用、资金退出。资金投入企业会引起资产和权益同时等量增加(增加资源的同时形成新的经济关系);资金退出则会引起资产和权益同时等量减少(减少资源的同时解除某些经济关系);资金运用则可能引起:资产内部有关项目同时等量增加和减少(资源配置)、权益内部有关项目同时等量增加和减少(调整经济关系)、发生费用(导致资产减少或负债增加)、实现收入(引起资产增加或负债减少)。可见,资金在运动中可能会引起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等多个会计要素发生变化,而每个要素的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的与其它要素发生联系。这种联系综合起来就形成了动态会计等式(综合会计等式):资产=权益+(收入-费用)。如何理解动态会计等式呢?如果看不到会计等式各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仅仅从其形式出发,就会从静态会计等式和动态会计等式的比较中得出一个荒谬的逻辑:除非收入等于费用,否则这两个公式自相矛盾。事实逻辑是:收入与费用相等是偶然的,不相等则是必然的,二者之间对立统一的结果表现为利润或亏损,即,收入-费用=利润。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收入的实现会引起资产增加或负债减少或二者兼有;费用的发生所导致的结果则相反。即收入和费用的增加不仅仅使其本身发生了量的变化,也同时使资产或权益发生了变化;而资产和权益的变动不一定都是由收入或费用的发生所引起,如资金投入和资金退出。这说明,动态会计等式与静态会计等式中的资产和权益不仅在数量方面存在差异(动态等式中的资产和权益既包括存量还包括增量),其所体现的经济实质(资源配置和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可见,动态会计等式全面揭示现了资产、权益、收入、费用等各个会计要素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是人们对经济现象从会计对象出发所作出的哲学概括,从而成为会计理论的基石。 二、借贷记账法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借”、“贷”二字是一对矛盾概念,原意表示“债权”、“债务”,但在借贷记账法中,这两个字却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涵义,被用来表示多对矛盾概念:(1)分别表示一个账户的左方和右方;(2)分别表示某个会计要素的增与减;(3)分别表示资产和权益;(4)分别表示收入和费用。用一对简单的矛盾符号同时表示多对矛盾概念,这一方面表明了借贷记账法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也给初学者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系统地阐述其所体现的对立统一思想并将其所蕴含的辩证关系简单而又形象地刻画出来,兹以图1予以说明:图1借贷记账关系图图1说明:从动态角度看,“借”,既表示资产和费用的增加,又表示权益和收入的减少;“贷”既表示权益和收入的增加,又表示资产和费用的减少。从静态角度看,由于账户的余额是借贷双方增减变化后的结果,通常在账户记录增加的一方,即资产和费用账户的余额在借方,权益和收入账户的余额在贷方(收入和费用账户的余额是指期末结转前的余额)。换言之,借方余额表示资产和费用,贷方余额表示权益和收入。这样,资产与权益之间的平衡也就表现为借贷平衡。在特殊情况下,如果某资产账户出现贷方余额,则说明该账户此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资产性质转化为权益性质;同样,如果某权益账户出现借方余额,则说明该账户此时由权益性质转化为资产性质。例如:“应收账款”账户(资产)如果出现贷方余额,则这一余额的实质是预收账款(负债)。这一情况的产生,正是由于“借”、“贷”这对矛盾符号同时表示多对矛盾概念的结果,说明借贷记账法为设置双重性账户提供了可理解的基础。同时也说明,只有深刻理解借贷记账法所内含的对立统一思想,才能正确理解和运用账户,才能根据账户余额方向判断账户的现时性质,正确地编制会计报表。 三、账户设置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根据马克思《资本论》所论述的再生产原理,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各阶段体现着资金运动的形态变化,资金的各种形态“在空间上并存,在时间上继起”,形成了一个又一个辩证统一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所体现的对立统一规律正是设置与运用账户的哲学和经济学依据。换言之,账户的设置以及账户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必须体现这一规律的要求,教学中只有充分揭示这一规律,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每一账户的作用以及账户的对应关系,使教学困难迎刃而解。兹以图2概括说明工业企业主要账户的设置及其作用:图2说明,各账户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着资金运动中的对立统一关系。会计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反映这种关系的具体变化过程和结果。进一步分析还可发现,这种关系表面上反映的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例如,“物资采购”账户从表面来看反映的是物资采购情况(采购成本和在途物资),实质上却体现着采购部门和采购人员的经济责任;物资验收入库,物资成本从“物资采购”账户转入“原材料”账户,不仅表明库存材料的增加,还表明在该批物资上所产生的经济责任已转移到材料仓库保管部门和保管人员身上,既体现了资金形态的变化,还体现了两个不同部门之间经济责任的转移与落实。谁应该负什么责任,负多大责任,在账户中一目了然。这不仅说明设置账户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实现会计的反映职能,同样也是为了实现会计的监督职能;[5]而且进一步说明,账户的设置只有充分体现资金运动中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同时满足会计实现其两大基本职能的需要。可见,每一个账户不仅仅反映资金运动的某个方面,账户之间的辩证联系即账户对应关系则反映了资金运动的来龙去脉、来踪去迹,并为会计监督提供了现实依据。 四、会计报表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从形式上来看,是会计等式以一定格式的表格的具体化。前者是“资产=权益”这一基本会计等式的具体化,后者是“收入-费用=利润”这一等式的具体化,而综合会计等式的具体化则通过各个报表之间的具体联系体现出来。因此,会计等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最终集中体现在不同的会计报表以及各会计报表之间;从内容上来看,会计报表主要是根据账户资料编制的,是对账户记录所进行的综合总结。因此,在账户设置与运用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最终也都集中体现在不同的会计报表以及各会计报表之间。在资产负债表中,左边按流动性排列各种资产,右边按先负债后所有者权益排列各种权益,负债再按其流动性排列,所有者权益再按原始资本和增值资本排列。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实质上,正是这种形式才得以将其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和经济关系清晰地展现出来:从左右两边分别可以看出资金的空间分布(资源配置)状况和资本的现实结构(经济关系),从左右两边之间的对照可以看出资源配置的合理与否对现实经济关系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以及经济关系顺畅与否对资源配置所产生的反作用情况,从而为下一时期调整资源配置和理顺经济关系提供事实依据;利润表按利润产生的主次因素分段计算各层利润,以便分析利润的来源构成和不同因素对利润的最终结果所产生的影响,进而为分析企业经营结构的合理性和企业的发展前景提供事实依据;现金流量表是基于现金资产在企业经营与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和在权责发生制下编制的利润表所产生的缺陷而产生的。现金资产的存量与增量,尤其是增量的来源情况,不仅对于真实的反映企业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具有极端重要的价值,而且是调整企业资源配置,处理和改善企业经济关系的重要的依据。现金流量表就是为揭示企业现金资产的变化情况以及现金增量的来源构成而产生的。上述三张基本会计报表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不仅体现在各自的报表之中,还体现在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之中。例如,利润表中的净利润是形成资产负债表中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增减变动的基本原因之一,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净流量是利润表按现金制调整后的净利润,等等,说明这些报表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它们既分别从企业经营的不同侧面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又相互联系在一起反映企业经营的全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会计反映体系。因此,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会计报表进行分析,以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会计报表中的每一个数字,才能洞察这些数字背后所蕴藏的经济实质,才能对一个企业的现时经济活动和未来发展前景做出科学的评价和预则。综上所述,会计学是一门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和理论经济学基础之上的经济应用科学,只有牢牢把握住其中的哲学思想,采用辩证分析的教学方法,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动静结合、相互联系的进行教学,才能把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讲深讲透,才能取得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的效果,才能提高学生理解会计问题、分析会计问题的能力,才能使学生在会计实践中具有持久的适应能力和发展潜力。 理论分析论文:学习泰勒主义理论使中国走向国际化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科学管理:发展的理论;当今组织发展的趋势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泰勒理论与一般管理方式有何不同、如何用科学原则指导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行为、工作定量系统的意义是什么、科学管理理论和反对它的声音、民主、分权和合作,个人再不像以前那样被视做是巨大复杂机器中的一颗小小齿轮、决策不应由某个个体作出、方便组织中横向与纵向的交流、鼓励员工参与并设立相应的奖励制度来提高工作积极性、组织中应有高度的相互信任关系、控制过程中员工也应承担责任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关键词:以最佳方式工作泰勒的管理理论及影响 随着中国成为WTO的一员,从国外发达国家引入先进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已经成为中国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已经和正在被引入的模式源自与中国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对中国的管理者而言,与其争论这些管理方式的是非对错,不如首先深入地了解它的存在与演变。本文介绍了20世纪初期诞生在美国,在现代管理实践中一直被广泛应用并深具影响力的科学管理理论,即泰勒主义,以及它对后现代组织发展理论的影响。 弗莱德里克·泰勒(FredrickW.Taylor,1856-1915)是美国工业发展史上的代表人物,是把管理看作科学并且强调管理者作用的第一人。正是由于他对管理方法和管理理论的贡献给上一世纪工业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因而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科学管理理论不仅仅促进了传统工业的发展并且为西方的组织结构设定了一个文化基础。泰勒以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为目的,分析了工作任务,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实验。在他的努力之下,一种新的组织文化在工业国家流行开来。福特和艾默生学习并发展了泰勒的理论用于他们自己的事业并依靠大机器生产和流水线作业获得了成功。泰勒开创了工业管理的新纪元并为其他理论家在组织行为学上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如今,在很多的现代组织中仍有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的影子。 显然,对现代组织而言,旧的方法不一定适于解决新的问题,而且旧的组织文化也不一定适于新的组织发展环境,今天研究泰勒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追寻现代组织文化的根源所在,也是为现代组织的改良与发展奠定基础。 一、科学管理:发展的理论 1.泰勒理论与一般管理方式有何不同? 曾几何时,传统的管理方式很难被看作真正的管理行为,因为管理职位往往被行业中最优秀的工人所占据。这种一般管理模式只是靠管理者(优秀工人)本人的吃苦耐劳、工作经验和工作积极性来影响其他的工作者。对工作者而言,如果他们努力工作就会从雇主那里获得特别的激励。这一简单原始的方法适用于小的作坊,但是运用在成百上千人的工厂中就遇到了困难。 科学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法的不同就在于管理者承担了新的责任而且管理者的工作与工人完全不同。作为科学管理理论的最基本观点,管理者首先要做的是分析工作任务。依照泰勒的概括,分析工作任务着重解决三个问题:一,要做什么;二,怎样去做;三,何时以及用多长时间去做。管理者的一切努力都是为解决这三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科学管理理论也被称为任务管理法。 2.如何用科学原则指导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行为? 泰勒把某一特定工作分成两个部分:被管理者要做的工作以及管理者要做的工作。为了找出管理某项工作的科学方法,泰勒需要事先调查以建立一个实施的样本,调查包含以下五个步骤: 第一,找到适合完成这一特定工作的适量的工作者; 第二,仔细研究并分清每一个工作者的具体工作环节,以及他们完成相应环节所需使用的工具; 第三,用秒表记录下他们做每一个工作环节的具体时间,选择其中最快的方法; 第四,去掉那些错误的、节奏慢的、无用的步骤; 第五,最终整理出一套最快最好的工作流程和最适用的工具。 泰勒的目的是让管理者努力把工作任务分成相对明确环节的同时,用可以量化的标准对各个环节进行控制。管理工作就是监控所有的环节。 此外,泰勒注意到要了解工作者的期望值,并且要提供培训使他们适应并满足他们所做的工作。科学管理理论的奖励机制与工作者完成的工作有关,因而工人也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泰勒认为,“在科学管理理论下,与培训教师合作融洽的员工有机会获得个人的发展,当所有的问题由他单独面对时,他会比在没有接受训练的情况下做得好”。科学管理理论在本质上是重新协调员工能力的一种方式。 3.工作定量系统的意义是什么? 泰勒提供了一种理性的模式来规范并检验工作者的工作表现。工人在规定时间内依照预先细化并被验证为可行的工作安排领取报酬。这种工作定量系统使得组织管理和员工控制变得简单明确,同时也有效地鼓励了工人提高工作效率,并有效地通过流水作业的模式提高了20世纪初制造业的生产效率。 根据现在自由和民主的观点,为工作设定苛刻的标准将不可避免的抑制员工创造力的发挥,并招致他们的反感。然而,事实证明在泰勒的时代甚至在他之后的几十年中,工作定量系统都是有效可行的。通过这一系统的应用,劳动者相信每天以最好的质量和最大的数量进行工作符合他们个人的长远利益,而他们的利益与雇佣者的利益不谋而合。组织中各方利益的结合与工作目标的结合确实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泰勒在他的钢铁厂中就工作定量系统进行了十年以上的试验,最终总结出如下七点优势: 1.降低生产成本,同时提高了工人的工资; 2.打破了工人之间的联合; 3.通过固定的标准来提高统一性与公正性; 4.促进劳资双方的合作; 5.通过设定不同的工作量,在不同工作环节中达到最高的生产率; 6.自动为每一岗位选择最适合的工作者; 7.建立了和谐无罢工的组织。 不管泰勒对于工作定量系统的结论是否适合现代的管理理念,这一方法还是为管理控制系统设置了基础,并深刻的影响了现在的后现代组织管理理论。 4.科学管理理论和反对它的声音 自从泰勒创建科学管理理论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两种声音。从根本上讲有关科学管理理论的争论与以下三方面有关: 一是,它是否真的具有科学性; 二是,它是否民主; 三是,它是否有效率。 从提高生产力的角度,泰勒把他的科学管理理论总结为:“科学而非强制的手段;和谐统一而不是各自为政;合作而非个人主义;产出最大化而非严格规定下的产量;让每个人发挥最大的能力获得最大的收益。”当然,这是设计中应用科学管理理论的企业所能达到的完美图景。 但是一些人意识到了过分强调了科学管理理论的消极作用。 第一,他们认为泰勒的观点并不科学,因为科学管理理论在本质上仅仅是一个加快工作速度和加大工作强度的系统,它更多的依赖肌肉而不是大脑,并且把劳动者转变成了一个追求速度的机器,从而它剥夺了个人对工作的思考、主动性、成就感和乐趣。另外,把工作任务设定在选择最好的员工来完成的基础之上,使得仅有一小部分最强壮和最活跃的员工才能完成它,这迫使他们与那些不太熟练的工人竞争,导致了不公正现象的出现。 第二,反对者认为科学管理理论并不民主是因为它把工人看作是生产的工具,并且把他们当作半自动化的附属品。同时它加强了管理上的独裁,并过分强调纪律约束的作用。此外,它把相互猜疑、妒忌和不正当竞争引入到劳动者之中,这摧毁了组织群体中的统一与合作的精神。 第三,科学管理理论被认为缺乏效率是由于它只是关注对现存问题和当前任务的解决和完成,而并不能产生广泛和长期的经济效益。 泰勒和他的支持者以如下几点回应对科学管理法的挑战: 首先,为了证明它的科学本质,科学管理理论会以大量能力不同的人的表现为基础对某一工作任务进行详尽的研究,给每一个劳动者安排可行的工作任务,并配以合理的休息时间来规范工作表现,避免从精神上和体力上使工人过度劳累。 其次,科学管理理论要求雇佣者与被雇佣者双方共同遵守约定,并且保证工人的每一次投诉都可以获得管理层的解决。这是因为劳资双方的工作目标在科学管理法之下是完全相同的。 再者,科学管理理论改善和规范了工业组织及其设备的使用,加强了对工人的培训,增加了产量,提高了产品质量。这些都无庸置疑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无论存在什么样的争论,泰勒主义对工业发展的推动是不可否认的。工业发展的历史证明了泰勒的组织管理理论在大机器生产时代极具效率。泰勒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发现了他所认为的管理中的科学,并把他积极用于实践与推广,而且还对此充满自信——“科学管理法的广泛应用会在不远的将来成倍提高普通人在工业生产中的生产力”。 二、当今组织发展的趋势 人类社会已迈入与泰勒时代完全不同的一个新时期。在全球化影响下,组织的发展正处在从现代组织转变成后现代组织的转折点上。其特点包括民主、分权和合作,个人再不像以前那样被视做是巨大复杂机器中的一颗小小齿轮。相反,作为组织中最基本的单位,个人是一种有价值的人力资本,可以成为推动组织发展,具有创造性的积极力量,同时个人对组织环境也会积极回应,对个人需求的重视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科学管理理论几乎在一个世纪之前专为体力劳动和手工业者所设计,在倡导知识经济的今天,至少需要一些改进。 在当今社会的组织中,即使是管理的工作也被细分为不同的部分,如CE0、CIO、CFO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看到一位总经理向他手下的员工请教科技问题是很常见的。但这在泰勒科学管理理论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与被管理者相比较,管理者对生产流程要知道的更多更细致,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为工人准备指导性的卡片来科学地安排他们的工作。 新的形势要求产生新的管理方法,现在人们倾向于用人力资源发展理论来代替严格意义下的管理,这就为我们显示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变化:理论家和管理者们把员工看作是“人”,并希望知道“到底是什么让一个个体加入到一个组织之中,溶入这一组织并向着组织的目标奋斗前进”。 传统理论的管理动机在本质上就是胡萝卡加大棒;团体合作和参与性的决策在理论上是完美的,而在实践中行不通。而新的管理理论把劳动者看作组织中主动的,富于创造性的,并且是勇于负责的因素。让工作者从内心中把组织的目标看作自己的个人目标,在心理上对工作产生一种满足,这是仅靠压力和工作定量系统所难以达到的。因此,组织管理的改善应该把对员工的完全信任当作根本。具体来讲: 1.决策不应由某个个体作出; 2.方便组织中横向与纵向的交流; 3.鼓励员工参与并设立相应的奖励制度来提高工作积极性; 4.广泛的友好的上下级互动应在组织中普遍存在; 5.组织中应有高度的相互信任关系; 6.控制过程中员工也应承担责任。 但应注意的是,这也只是为了适应后现代化的特点而为组织提供的一个宽泛和理想化的模式,不同的组织应根据其不同的特点树立其不同的管理模式。 有关的管理专家把后工业主义解释为“随着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取代资本家成为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员,这种强调知识的趋势把当今时代定义为信息时代,同时可以预计服务业的上升以及制造业的衰退”。根据这种分析,在组织发展的过程中,人力资源将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相形之下,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落后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他对劳动者的态度——泰勒曾经说过:“管理在实践中就象是在下象棋,将人在正确的时间放到正确的位置。” 泰勒的理论为上世纪的工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但除非理论家和实践者把泰勒主义引申为其他形式来适应新的环境,否则科学管理理论将会成为历史中辉煌的过去。尽管如此,科学管理的重要意义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而且,泰勒有关工作任务、衡量标准、工作定量激励制度的观点在现代组织向后现代组织转变的转型期仍具有指导意义。 理论分析论文:军事理论策略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是军事思想的来源之一;但是更注重从战争的实践中去掌握军事规律;军事思想的方法论来源于唯物辩证法三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涉猎了传统军事思想知识、革命战争中掌握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往往十分尊重战场领导人的意见、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是军事思想的重要来源、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思想、的军事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现实经验、明确了战争的基本问题、明确了人与战争的主客体关系、运用唯物辩证法,阐述了战争规律、敌我态势等军事问题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军事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和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关键词:军事思想来源革命青少年 迄今为止,军事思想研究大多着力于阐述军事思想的内容、建构军事思想体系、分析军事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军事思想的来源则很少涉及。张静如主编的《研究全书》(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辑录了700多篇军事思想研究论文,其中论述军事思想来源的文章不到十篇,这些文章都是从某一个方面而未能从整体上去把握军事思想的来源。本文试图对军事思想的来源作一较为完整的阐述。 一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是军事思想的来源之一。 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涉猎了传统军事思想知识,后来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有选择地吸取了有关内容,从而形成了军事思想的基本军事观点。在少年时代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左传》等书,特别喜爱阅读《三国演义》。他对这些书籍的兴趣终生未曾衰减,非常熟悉书中的政治、军事斗争故事。到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后,又特别仔细地阅读了《资治通鉴》和《读史方舆纪要》。在第一师范读书笔记本《讲堂录》中,还用心记下了一些《孙子兵法》的条文。1927年,背叛革命后,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中取得的”。[1](p8)这与《孙子兵法》的军事观点基本相同:“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后来,又作了与《孙子兵法》中的观点更为一致的论述:“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3](p604)虽然也吸收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对这一观点的解释仍然运用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提出了“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的命题。[4](p171)晚年曾对身边工作人员孟庆云说过,中国的军事家可以不懂政治,但政治家不能不懂军事。这里,几乎是重复了孙子的话:“不可不察也”。 在革命战争中,掌握并充分运用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关于军事指挥的一个著名观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1927年秋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发动秋收起义。按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制定的秋收起义计划是先在湘赣边界发动起义,攻占醴陵、浏阳等城市,然后夺取长沙。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很快便遭受了重大损失,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方针,沿罗霄山脉南下,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这一行动,虽然与“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关于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不一致,但避免了革命力量的无谓损失。到达井冈山后,又没有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制定的“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从而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时,以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为目标,提出了一整套“左”的错误主张,指令等人率红军攻打南昌、武汉等城市。一如既往,虽然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和决议,但在执行过程中,没有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是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去争取达到中央规定的斗争目标。 既执行了中央的决议,又使红军不致因中央的错误指导而不顾自身条件的许可,盲目地死拼硬打。、等人指挥红军一方面以向南昌推进的姿态,佯攻大城市;另一方面则突入湘赣间敌人力量薄弱之处,抓住战机,先后取得了文家市战斗和攻占吉安的重大胜利,扩大了革命影响,发展、壮大了红军,大大扩展了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领导后,在指挥战争时,总是要求各地战场的领导人,一方面要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和命令;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自主性,独立地处置实际情况。往往十分尊重战场领导人的意见。1948年初,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推动解放战争的进程,指示粟裕率10万部队打过长江,到江南宽广纵深地域进行机动作战。粟裕接受命令后,一边率领部队进行渡江的准备;一边审时度势,分析了敌我形势,向建议,部队不过江,留在江北打几个歼灭战后再过江,接受了粟裕的建议。于是,粟裕等人先后发起、指挥了豫东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在豫东战役中,曾指示粟裕独立处置一切,不必请示报告。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的战争观和军事指挥观来自中国传统军事思想。 二虽然注意吸收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但是更注重从战争的实践中去掌握军事规律。 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是军事思想的重要来源。如著名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是从和领导工农革命军创建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中得出的。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接受了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斗争经验,又取得了二次攻打茶陵等战斗的经验,将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于1928年1月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迫”十二字游击战原则。[5](19)南昌起义失败后,在粤北湘南坚持斗争,也总结了与相类似的经验。1928年4月,朱毛会师。综合两军的经验,于1928年5月提出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 这一原则成为了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又如慎重初战的思想是1929年1月提出,后来才加以系统化的。1929年1月,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五路围攻,、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计,由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红四军出击到敌人后方,调动敌人回防,以打破敌人的围攻。然而,红四军下山后,第一仗就打了个败仗,结果未把敌人调动,自己也回不了井冈山,最后井冈山也失守了。这一仗后,就常常讲要慎重初战,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到1936年,总结了五次反围剿的经验,结合外国军事理论,提出了初战三原则,即:“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4](p220-223)这样,使慎重初战的思想,形成系统化理论。 从1930年起,红军开始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并取得了关于运动战的初步经验,又用了一个十六字诀来概括运动战的指导思想,即“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6](p47)以此为指导,红军先后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时,红军全部战略战术原则基本形成。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将这些原则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战争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第二,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是诱敌深入;第三,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是运动战;第四,红军基本作战指导思想是歼灭战。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比红军以往遇到过的任何敌人都要强大,这就决定了红军不能墨守成规,抱着以往的经验不放,必须针对作战对象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战略战术。 于是,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立足于敌我双方优劣对比,着眼于发挥红军的长处,提出了新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为主,集中打仗为辅。正是在的正确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力量迅速壮大,为以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人民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已成长为一支上百万士兵所组成的正规军,并且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自卫战争中取得了阵地战、攻坚战和大规模歼灭战等大量的新鲜经验。及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新的任务,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指导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800万军队,夺取了全国胜利。 由此可见,的军事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现实经验,提出战略战术原则,用来指导作战。并且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而不断地加以修正、完善、发展。正如所说:“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1](p363)这就是说,军事思想是在以步兵战斗为主的一维战场上进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产生、形成的。随着未来战争向多兵种、多维空间发展,军事思想也必须随着发展。军事思想是在针对现实问题,总结现实经验找出规律,用以指导解决战争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军事思想之所以具有活力,之所以是指导战争的正确理论,关键在于军事思想是从实际出发,在实事求是中产生、发展起来的。 三军事思想的方法论来源于唯物辩证法。 不是单纯从军事学角度去研究战争规律,指导战争,而是把研究战争、指导战争提到了哲学的高度,运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战争规律,去总结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使军事思想脱离了单纯的军事学的范畴,而具有了丰富的哲学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明确了战争的基本问题。正如一切哲学家首先要明确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一样,指出:“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3](p406)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以前的军事家大多笼统地表述为夺取胜利,至于胜利的完整含义是什么则没有明确表述,囿于军事学范畴,往往将胜利具体归结到某个目的上,如攻克了一座城池,消灭一支敌军,夺取了一处战略要地,击溃了敌军等。由于不能将胜利抽象为战争基本问题加以明确,所以人们往往为了胜利而不顾客观条件的许可进行军事行动,结果事与愿违。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此类情况不少。如1927年,翟秋白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客观事实,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实行总暴动;如1930年,李立三不顾革命尚处于低潮的形势,提出夺取一省或数省革命胜利的纲领,制定实施了“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军事冒险计划,结果使党和红军遭受了极大损失;又如王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人”的正确方针,斥之为“专门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保守主义”;主张“进攻路线”,先是军事冒险主义,后是保守主义,继而成了逃跑主义,给党和红军造成更大的损失。他们犯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军事上,其根本原因在于不明确战争的基本问题,不懂得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只知去夺取所谓的胜利。 第二,提出“战争指导规律”的概念,明确了人与战争的主客体关系。所谓“战争指导规律”指的是客观的战争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以及人们运用战争规律去指导战争这样一个过程。如所说:“军事的规律,和其它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4](p182)又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名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4](182)在这里明确指出了战争不是主观的东西,而是不依赖于人们头脑的客观实在。认为人们若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认识战争的客观规律,将其抽象为战略战术,在客观条件许可范围内,运用从客观中抽象出来的战略战术指导战争。这是指导战争的唯一正确途径(即战争指导规律),若不这样,就会变成瞎碰乱撞的鲁莽家,非吃败仗不可。说:“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指挥员在战争中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大海中的游泳术。”[3](p478) 第三,运用唯物辩证法,阐述了战争规律、敌我态势等军事问题。首先,从发展变化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观点出发,指出了战争与战争规律是随着地点、时间、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没有绝对固定的东西,只有相对固定的东西。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4](p174)又说:“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3](p496)其次,从对立统一法则中引出战争双方态势相互转化的原理。指出,在战争中,优势与劣势,进攻与防御,主动与被动,胜败、多寡等等,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还指出这种转化既决定于双方的客观条件,又决定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说:“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仅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须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3](p491)在这里,强调了主观指导的作用,也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主观能动性的观点。另外,创造性地划分了战争研究、战争指导的范畴,即全局与局部,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灵活性与计划性。 综上所述,军事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和唯物辩证法。 理论分析论文: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世界普遍交往时代的哲学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科学性;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科学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当代社会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走向21世纪的人类社会,正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关键时期,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表明,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代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大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发展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将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以何种姿态走向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 关键词: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基础和优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恩格斯在188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按照这种观点,恩格斯曾告诫说:“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是发展的理论,这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其一,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实践,特别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它的一切理论观点形成和发展的最深刻源泉和动力,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如实、及时地反映实践的发展变化,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另一方面,哲学诚然要解释世界,但更根本的是改造世界,为此,它坚持理论必须不断地被运用于实践,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离开无限丰富、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其二,它的科学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总结、概括和吸收近现代科学的一切成就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又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不是什么宗教教义,它严格地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概念、原则、公式出发来看待自己的一切理论观点。其三,它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不同,也有别于现代西方一些自命不凡的哲学,它从来都不主张自己已经结束了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有它的体系,但这个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为后人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留下了无限广阔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及其后期,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所创立的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发展和人类历史经验包括以往人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基本观点包括:辩证而又唯物的世界观、方法论;辩证而又唯物的认识论;辩证而又唯物的历史观等等。这些基本原理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效地运用于实际。在后人掌握、运用这些原理的时候,当然必须从他们所处的具体实际出发。因此,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不断地以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人类社会的新经验和新认识来充实和丰富它的内容,否则它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这已为中国和其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在20世纪的发展实际所证明。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必须反对这样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特殊”,以致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科学分析证明,这种“中国特殊论”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是,中国的国情又的确有自己的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历史和现实时,必须充分注意这种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也才能彻底驳倒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的论调。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党内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30年代初,此种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挫折。为了从哲学的高度克服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带头研究哲学,写下了诸如《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杰出著作。他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特别地提升到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仅使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党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问题在于,革命胜利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是否仍然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做出了艰苦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历史教训。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左”倾思潮,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从某种“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超阶段地提出建设所谓“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为了克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教条主义,邓小平积极支持并引导了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列主义、思想活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使我们党不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且形成了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把握、理解和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紧紧抓住世纪之交乃至下个世纪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对时代重大问题的灵敏反映、准确把握和科学解答中,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列宁说:“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注:《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那么,当代“社会生活条件”出现了哪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所不得不格外重视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向人们提出了哪些必须研究或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呢? 1.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其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所谓经济全球化现象。 人们列举了资本的“全球化”的种种表现:跨国公司、跨国资本、跨国经济组织的急剧增加,使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出现了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出现了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国际信贷经济得到发展,资本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结构,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日趋灵活,非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标准化的市场和消费模式的指数不断增长,社会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扩展,新价值体系开始创立并得到实际运用。经济全球化还造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由于取消了社会和资本之间的界限,资本自身变成社会性,从而一切用于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都已直接被资本吸收,资本的控制呈现出普遍化和迅速扩散的态势,而不再像19世纪那样,集中封闭在一个地区;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经济全球化中承担着重要角色的跨国公司其职能也已发生变化,它不再为一个国家服务,而是有它自己的联盟,为它自己的公司服务,为全球资本主义服务,一切都以它的资本增值和再生产为转移。总之,经济全球化表明,资本的控制真正达到了国际化的程度。有鉴于此,一些人士断言:在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与国家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应该区别三种意义上的“全球化”:一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客观发展状况或趋势的全球化;二是对现实的全球化现象所作的理论探讨;三是一些大国传媒与资本共谋而进行的“炒作”。对于第一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深入地研究,揭示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对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即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存在于一些严肃认真的理论探讨之中的“全球化”理论、思潮,马克思主义者要认真对待,将其中所提出的问题加以批判地分析,转化为自身的研究课题,尽可能说出一些新的道理来;对于第三种意义上的所谓“全球化”,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给以足够的警觉。 人们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解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段话是许多讨论全球化现象的学者(甚至包括那些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士)经常加以引用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国外一些学者如阿里夫·德里克甚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能够写下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极其恰当的描述文字,对于他们那个时代而言是显得奇怪的。 其实,马克思在上述文字里所表述的思想在稍早一些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清楚地阐发过。马克思所以能在资本主义尚处在幼年的时候就对其做出了今天还令世人惊奇的预测,归根到底,源于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源于他对资本的本质的科学把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天生的国际派,由于它活跃在世界舞台上,造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造成了交往的普遍化,个人的狭隘地域性的存在愈益被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所代替。人们在惊讶于马克思的天才预测的同时,可能会感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思想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这是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某种简单化、庸俗化和片面化理解的重要原因,因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有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再认识再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毕竟出现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那个时代所不曾具有的变化,毕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变化、新的问题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而不能简单复述经典作家的原有见解。 譬如,经济全球化是否将导致民族、国家的消失呢?这个问题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应该看到,整体化是以分化为各自利益不同甚至对立的民族为前提的。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不断加深并未消融各民族不同的特征、价值追求的差别,毋宁说是以这种差别为前提的。因此,各民族在普遍交往过程中所呈现并发展起来的民族性、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规定。因此,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是不可能消亡的。取消了各民族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的一体化“同质世界”本身是一个单调的世界,是不会得到大家认同的。事实上,在主要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唱主角的全球化浪潮中,国家在推动资本的扩张,在维护本民族利益方面始终承担着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现象。当然,民族、国家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会发生变化,研究这些变化的发展趋向,特别是造成这些变化的社会物质条件,我们能够进一步丰富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社会共同体,关于民族、阶级和国家的理论。 再如,经济全球化使得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格外地突出出来。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就兴起一股对现代化的批判浪潮,后现代主义是其中的重要一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这种反思批判进一步加强了,后殖民理论等思潮进而取代后现代主义成为“显学”。西方现代化理论包含着合理的因素,但也存在着明显的误导。对现代化的反思、批判并不构成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拒绝追求现代化的美好生活、加速现代化建设的理由。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全面复兴的必由之路。因而,在这里,问题只可能转化为对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批判性反思:这种现代化发展道路真的具有普适性吗?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怎样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发展问题能否归结为单纯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如果不能,怎样科学地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将会促使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 还有,经济全球化是否消除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呢?笔者认为,全球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使这一矛盾具有了新的更加普遍化的形式。全球化既然从本质上是资本的国际化,那么它就必然地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异化形式。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担负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是深入研究、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新趋势,并在这种研究过程中丰富、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2.科学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据以展望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是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对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联的。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100年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在世界上广大的地域内成为现实。但是有三个必须引起注意的历史现象。其一是社会主义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诞生。它诞生的地方倒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起来以后没有能长期保持。其三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一些国家程度不同地面临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繁重任务。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产生的问题,当然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首先在那里崩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明白无误地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须,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要否定,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而一种社会制度,在它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是不会立即被否定的;另一方面,革命的实际发生,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急剧尖锐化以外,还有赖于现实的革命条件,而这些条件并不是人们事先所能完全预料、设计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生前多次拒绝了对一些国家是否或者什么时候爆发革命进行预测的请求。 恩格斯逝世后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即使被认为是处于稳定发展的战后阶段,资本主义造成的地区冲突、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也是接连不断。所有的历史事实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经得起考验的;另一方面又表明,资本主义的大厦并不是到处都很容易被冲塌的。 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国家,因而,这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能不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虽然不同国家的情况有别,困难的程度各异,但造成困难的原因多少都与这些国家原有的资本主义不发达而导致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有关。可惜,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天真地以为,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就能自动地带来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如果不能这样,那就把这种制度搞得更“纯”一些。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世纪后半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发生的改革,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它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一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归根到底要能适合该国的实际,要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努力探索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的中间制度层次,而这就需要改革。人们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希望,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改革经验能够被提升到更加系统、成熟的理论形态,从而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域。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挫折。只要不抱偏见,就会承认,这一挫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失败”,但这一重大挫折也的确表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远未达到成熟的形态。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新突破、新发展的契机,能否把握好这种契机,关键在于是否科学地总结和消化历史经验。应该说,人类在20世纪确实积累了丰富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宝库中的最新内容。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这对于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所以重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须以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为其坚实的基础;其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从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说,20世纪的面貌是大大地改观了。本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标志着科学新时代的到来。40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7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学、网络技术、新的生物技术和生命复制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为主体的高科技群的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创造了以往不能想象的宽广的可能性。知识经济的兴起更是大大缩短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之间的“时间差”,科学研究本身,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运用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科学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拓宽和深化了人们的世界图景,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劳动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使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的认识跃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研究这些新的变化、新的影响,利用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新认识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可以说,脱离当代科学技术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给即将走向新世纪的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由就业、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构成的全球性问题;由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中出现的负面影响而产生的科学合理性与技术合理性问题;由社会的信息化所导致的文明危机与文化冲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不能完全解决的。毫无疑问,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三、世界普遍交往时代的哲学 社会生活条件异常剧烈的变化,当代社会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能不在人们的头脑中反映出来,从而,出现各式各样的哲学文化思潮是毫不奇怪的。我们看到,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变交相辉映,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思潮、新文化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如何科学地对待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是在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个半世纪以前只是少数先进的人们所遵循的世界观成长为今天世界性的哲学思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是那种狭隘的宗派哲学,而是始终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抱着一种博大的开放胸襟。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上的开放性并不意味着它在本质上持一种折衷主义的立场,它在批判谬误、捍卫和发展真理上的原则立场是有目共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问题在于,要斗争就必须讲究斗争的艺术,要批判错误的东西,就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恩格斯在评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时深刻地指出:“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恩格斯在这里所揭示的方法,是我们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按照这种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时,必须把批判、探索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错误思潮颠倒化地处理的问题转化为正面研究的对象,做出真正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解答,同时,批判地吸收其中可能具有的合理成分。应该看到,当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潮,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其所以产生并得以传播开来,总是表明它所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以往不曾熟悉,或不曾重视的问题,将这些问题真正梳理清楚,不仅可以消除错误思潮的影响,而且是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所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勇于参加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阔自己的眼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意义是通过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艰苦努力才获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同样要靠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扎实工作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而且能够在21世纪拥有更加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
发展经济论文:财政税收发展经济论文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财政税收的改革力度,先后推行了多种税收改革政策,如实行分税制、减免农业税、个体工商税等等。这些税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各地的财政税收积极性,为区域理财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持。尤其是分税制的实施,更是给予了各地政府更大的财政支配空间,使其能够更加灵活的完成财政税收的征收与转移支付。但是在此过程中也存在了一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财政税收自然也存在较大差异,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给财政税收工作的开展增大了难度,使得各地不断在财政税收工作中隐瞒真实财政状况,财政风险不断累积增大,使得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挑战。 1、影响财政税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1.1历史包袱太过沉重。在长期的财政税收工作中,受各种问题的影响,很多地方的财政税收都累积了大量的财政历史问题,使得财政税收工作在税制改革后依然担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很难轻装上阵,并且呈现积重难返的局势,仅仅依靠中央下放的一些税权是很难全面解决历史遗留的税收问题的,甚至还可能会使部分地方的财政问题更加严重。各种挂账、欠账的包袱严重影响了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1.2指导思想较为落后。在地方的财政税收发展理念中,很多领导依然沿袭采用传统落后的指导思想来指挥财政税收的发展工作。这样就造成了以计划经济理念指导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错位现象,注重财政税收的分配,而忽视当地的实际经济状况,从而造成财政税收的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了其可持续发展。 1.3财政资金分配不当。由于分税制给地方财政部门下放了一定的税收分配权力,使得税收这点“香饽饽”被政府各个部门盯上,并出现部门之间相互争夺税收分配额等不良社会现象,给政府工作的开展以及经济、财政的发展都带来极大不利。 1.4各项配套改革措施力度较弱。当前地方财政收支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和矛盾现象,相关行政机构的结构过于臃肿,很多工作人员都是只挂空职而无实际工作内容。这样的机构不但办事效率低下,且不利于政府机构的社会化发展,同时严重影响了财政税收工作的长期持续发展。而在改革这些相关配套服务机构或设施中,各地政府表现出改革不利的现象,改革成效较为微弱。 1.5经济体制设置不合理。受经济体制关系混乱的影响,多个地方的财政常常需要承担多种额外支出负担,给税收的管理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1.6政策性减收增支过多,财政监督管理不力。在实际的财政税收工作中,很多地方都将税收用在发展项目上,但这些项目并非都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利,这样往往会造成一些社会矛盾,影响了财政税收的长远发展。而对于财政税收的资金用途也无强有力的监管措施,更是使得地方财政税收面临各种难以解决的困难。 2、如何创新实现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2.1正确处理地方财政税收与经济的辩证关系:(1)必须处理好市场功能与政府财政职能关系。要重点在市场干不了和市场干不好领域发挥政府财政的独立作用,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方面。必须结合政府的事权分工,明确本级政府的职责范围和职责内容,使政府财政在其职责范围内发挥应有的功能;(2)必须处理好经济体制与政府财政体制关系。从当前和今后发展来看,包括区域财政在内的我国各级政府财政,都必须适应体制转变需要,尽快建立起相应的公共财政体系和公共财政运行机制;(3)必须处理好市场运行方式与财政运行机制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选择各级政府的财政调控机制,必须尊重市场的运作方式,必须有利于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和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区域财政分析手段、分配工具等的选择与搭配,理财方式和方法的采纳与改进,必须体现公共财政的统一性、公平性、法律性和规范性的内在要求。 2.2创新政府理财制度:(1)财政支出的创新。要以拓展范围和延伸链条为重点;进一步完善政府各行政事业单位的公共采购制度;要深化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改革,按照外溢性产业发展要求,变政府包办制度汲水财政制度;要按照国有企业有进有退,适时进退的改革要求,实现我国政府投融制度创新,重新定位政府投融资范围;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模式转换的发展需要,推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创新;要按照改进补贴方式,控制补贴范围和压缩税式支出规模的要求,推进财政补贴制度和税式支出制度创新;(2)财政收入制度创新。要按照税费归位的“费改税”制度创新要求,正确处理好税费关系;要改进税制结构,进一步完善现行税收制度;要改进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将各国有资产收益和变现收入纳入政府实际可用财力,以适应政府投融资制度改革要求;(3)财政预算管理制度的创新。要以统一政府财政为目标,实行财政综合预算制度;要以强化预算管理为目标,推行精编、细编预算制度;要以提高财政运行绩效为目标,推行业绩预算制度;要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为目标,按照公共财政支出的科学顺序,推行公共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公债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的专项管理制度。 2.3全面提高地方财政税收运行质量:(1)在正确处理地方财政税收与经济辩证关系的前提下,必须积极培养区域财源,为地方财政税收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2)要高度重视防范、控制和化解区域财政风险,特别是风险程度较高、风险较大的县乡财政更要高度重视解决这一问题;(3)在正确处理财政开源与节流关系的前提下,必须积极推行财政综合预算制度和精编、细编预算制度,真正将政府理财纳入统一化、法制化、规范化、高效化发展轨道;(4)以公共财政建设为目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并将国有资产收益纳入财政的实际可支配财力,积极推进行政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改革等,这是实现地方财政税收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 3、结语 总之,以当前的税制改革力度而言,还远远不能满足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税收改革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不断的结合实际,摸索前行,优化财政税收发展模式,从而促进我国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经济论文:市场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经济论文 [论文关键词]十七大报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论文摘要]追溯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不难得出结论:只有解放思想,才有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会快速发展;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党的十七大的主题之一,也是以科学发展观为优秀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思路、新方略和时代潮流,是我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全面落实十七大精神的前提和内在动力。 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这是对改革开放30年成绩和经验的洞明,又是对深化改革、更好地开放的深刻揭示。 一、只有解放思想。才有改革开放 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我们特别怀念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活力的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特别思念它的带头人邓小平同志。诚如同志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优秀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在复出后,首先身体力行的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 十年的那场浩劫,使我国经济走上了崩溃的边缘,各级政府已几近瘫痪。内乱造成的危难局面、人为形成的各种矛盾加暴举,让不少人肉体和灵魂莫名地受到极大的摧残,还有不少人冤死在执行错误路线的“自己人”手里。人们惊恐万状,人际关系隔阂。尤其是思想的禁锢,人们变得圆滑世故、趋利避害、明哲保身。只说粉饰太平、不关社会痛痒的大话、套话和大言欺世的空话,而社会正义不得伸张,是非曲直无处倾诉。忧国忧民的人心急如焚,刚直不阿的人敢怒不敢言,唯恐投机分子给上纲上线,抓辫子、打棍子。一时间,观望派、逍遥派比比皆是,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地被削弱挫伤。粉碎“”后,全国人民重新获得了解放,人们欢欣鼓舞、精神振奋,希望尽快改变国家混乱不堪的局面,能放开手脚去大干社会主义。而“两个凡是”又画地为牢、深闭固拒,严重阻碍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又一次大伤了中国人的元气和魄力,人们的思想再一次陷入迷茫的泥淖。邓小平同志复出领导岗位后,直面人们的大喜大悲与怒不可遏,忧愤地顶着“”的高压,毅然决然地实行全面整顿。他利用各种工作时机,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以精辟明快、高屋建瓴的话语,深入浅出地启迪人们去思维,用一系列谈话解放人们的思想。以提高认识为突破口,探索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对于解放思想的目的性和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断在路线斗争错综复杂、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是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以他勇于斗争、善于内省的独立思考精神,用解放思想为先导,扭转了局面,摒弃了墨守成规、执迷不悟者的错误。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地评价和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号角。 解放思想,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樊篱,在思想领域展开了拨乱反正、批判“唯生产力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全国各行各业人民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闸门。使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又重新确立起来。获得新生的干部群众在科学战线,文艺战线以及各行各业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和智慧,新思想、新举措、新成果层出不穷,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从来没有这么昂扬,这么意气风发。 回首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正是人们思想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活跃、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的思想转变过程。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践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里程碑和重要标志,成为粉碎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并获得巨大成功。它为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以及而后的农村经济改革、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股份制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提出,实现“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发展的条件。 二、只有改革开放,才有快速发展 对于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理论,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不坚持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对外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应该吸收利用世界各国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指出要不囿于姓“社”和姓“资”的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谋求发展。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坐地保守到改革开放,这是粉碎之后我党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其间确立的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优秀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的,是解放思想获得的巨大收获。它和以为优秀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起,成为90年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实践中回答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的思想创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实现了从邓小平到再到几代领导集体传承力持的求真务实谋发展,推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火炬接力。 由于改革开放,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165亿美元增加到26269亿美元,GDP增长了12.3倍,年均增速远远高于同期世界年均增速,人均GDP已达2010美元。我国的经济总量先后超越了法国和英国,位居世界第四。从一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沿的国家变成了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由于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大大增强,全球影响力大大提升,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已达70多个。我们在30年的时间里城镇人口达到近6亿,有2亿农民摆脱了贫困,13亿人初步达到了温饱和小康,实现了从贫穷一温饱一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成为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部分领域进入世界前列,整体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我们的研发投入逐年增加。据《世界竞争力年鉴2007》公布的,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在55个国家和地区中由上年的第17位升至15位。我国的香港、澳门也极尽自己的优势、海峡两岸的互利合作捷报频传。外商投资、外资企业在改革开放后的骤然增多,“复关”与“入世”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已成定局。改革开放不但促进了经济、同时也带动了我国其他领域的国际化进程。中国从封闭、贫穷、落后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充满活力并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谁都不能不承认: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是我们国家振兴的活力源泉。 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符合党心民心,合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也让我们从陈旧的发展观中解放出来,在世界范围内与所有国家和地区普遍交往和合作,有利于我们知此知彼,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世界舞台上为自己寻找更多的机遇,更能发挥中华民族的创造、奋斗精神,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旧观念和不合时宜的思维框架。在十七报告中说:“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开放 1.新时期仍然要把解放思想放在首位。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拥有怎样的思维方式,就会采取怎样的行为路径,对改革开放认识的高度和广度。将决定革故鼎新的强度和热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史无前例的,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我们只能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而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甚至螳臂当车。为新世纪、新阶段、新起点上的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去积极探索,兴利除弊。“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局面的强大思想武器。” 2.在深谙世情、国情、党情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在实践中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离不开解放思想。同志继续解放思想的召唤,是我们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决新课题,实现新突破,开拓新境界的关键,是对党的政治智慧、决策能力的新考验。 随着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情形长期存在,我们的机遇和挑战都在增加。我们应认真地与世界飞速发展的情势相对照,与中外反差相比较,通观国情。明察于外。在了然把握世界态势的情况下给自己找方略、寻空间,与他国合作互利,优势互补,积极参加国际标准的制定,参与世界分工。面对国际市场的掣肘,我们更要抓优秀产品、要害产品、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发展,主动、尽快地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为了不受别人牵制,除了扬长避短,转化劣势,寻找差距和不利因素外,更要从13亿人的可持续发展找出路,制定有效的激励措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出台培育国际化人才的机制,重视对现有人才的培养利用,开发高科技产品。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取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以启迪我们自己的智慧与创造。我们已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中国在世界被边缘化的积弱积贫、缺乏活力和创新力的闭关锁国、闭门造车、把自己排除于世界文明发展场外,参与权、表达权往往自动放弃,对外来的干涉、野蛮挑战的封闭、缄默或不抵御的状况。通过十七大报告的学习,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国策提升到新的认识高度。解放思想是全球化时代开放理论的鲜明特点。文化是全人类在社会各个历史阶段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总汇,是人类共建共享的精神财富,世界历史进程中有重大影响的宣言、宪章、法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参考和指导。超级秘书网 政治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首要任务,我们要全面落实以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实现执政的科学理性。不囿于姓资姓社的争论,追求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让平等、自由、科学、民主这些人类美好的事物在我们的国度蔚为风气。摒除各种歧视、等第和偏见,倡导人民群众自觉参政议政的主人翁意识,保障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依法发表意见的意愿和权利,懂得民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科学是社会进步的加速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刚刚开始,为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我们要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更新观念,大胆创新。去建构高度开放、透明的服务型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来解决“潜规则”中滥用权力的社会问题,堵住权力寻租的漏洞,让腐败分子无机可乘。为让政令畅通无阻,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继续探索以制度建设来化解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让特权者放弃“既得利益”,能顾全大局,让人际政治、权力无约束得到杜绝,彻底改变膨胀、扭曲和蜕变的权力。通过机制和制度的建立,让有效的决策、执政和监督互相制衡,以达到社会建设持续的良性互动。 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重塑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遏制垄断和暴利,铲除产生剥削和掠夺的不平等竞争的土壤,改变“世界大工厂”造成的环境恶化、资源浪费、成本代价过高的问题,对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予以坚决和尽快地扭转,以改变我国的基尼系数,实现我国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变。在经济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把民生中的工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保、环保和安全问题作为GDP比重的重要指标,尽力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城乡不统一、地域不平衡、同工不同酬等不协调问题,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为着眼点,提高人民的普遍福利。要为努力提高国民素养,去创造灵活多样、切实可行的国民终身教育的条件,营造一个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社会氛围,从源头上解决这些问题,减少矛盾,深化改革。 发展经济论文:支持旅游业多元发展经济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必要性;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内涵的把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思路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产业结构的单一化或极化特征日趋明显,使澳门经济的发展前景令人担忧、适度多元化是增强澳门经济抗风险能力的需要、适度多元化是保证澳门经济安全的需要、适度多元化是澳门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适度多元化是澳门经济良性循环发展的需要、适度多元化是一个柔性的而且十分人性化的概念、适度多元体现出对业的发展要适度、适度多元体现出围绕业而衍生出来的产业结构应适度多元化、突破要素约束,寻求多元化发展之路、强化政府经济功能,推进适度多元化发展、重视横向多元化的发展,推动横向新兴产业的成长等,具体请详见。 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在各种有利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下,经济出现繁荣发展的局面。然而,澳门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单一旅游业快速发展基础之上的,产业结构的单一化或极化特征日趋明显,使澳门经济的发展前景令人担忧。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支持澳门发展旅游等服务业,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可以说为澳门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必要性 (一)适度多元化是增强澳门经济抗风险能力的需要澳门的经济结构呈现出“三二一”成熟的发达经济的产业结构特征。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第二产业日渐萎缩,第一产业微不足道。澳门第三产业在整体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从2006年的85.06%上升到2007年的85.98%。在第三产业中业居主导地位。2006年业在第三产业中占33.31%,2007年上升至35.59%,这一比重超过第二位的银行保险类服务业的10.21%和12.84%;同时,旅游业也成为澳门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2008年第三季,澳门财政总收入为137.2亿元,其中税总收入占80.3%,为110.2亿元,比上季度上升52.6%。此外,对澳门当地生产总值贡献率很高。2008年第三季度数据,澳门本地GDP达435.74亿元,其中毛收入262亿元,约占GDP总量的60.13%。 与蓬勃发展的第三产业相比,澳门的第二产业相对萎缩。第二产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由2006年的18.73%下降到2007年的17.69%,其中工业的下降尤为明显,由2006年的5.5%缩减到2007年的3.86%,下滑1.64个百分点。 澳门的经济结构显示出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从理论上讲应当是产业结构优化的表现。但由于澳门第三产业的发展过度依赖业及相关行业,因此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降低了澳门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从而为澳门经济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埋下了不稳定因素。 首先,澳门业受内地政策影响较大。2000年,澳门回归后的第一年,在特区政府的审时度势和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澳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5.7%,而在此之前的四年里,澳门一直处于经济负增长的状况,1998年-4.6%,1999年-2.4%。然而2003年开放自由行后,内地游客取代香港、台湾客源成为到澳门旅游的主力,成为当地经济发展强大动力。最新数据统计显示,2009年1月入澳境的旅客总数1913344人次,其中中国内地游客949876人次,香港游客645326人次,内地游客约占旅客总数的49.6%,超过第二位的香港游客15.9%。2008第4季的旅客人均消费1788澳门元,其中内地旅客的消费最高,达4103澳门元。很明显,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内地游客的热情对澳门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其次,澳门经济深受周边国家的影响。澳门在亚洲乃至世界业界的翘楚地位已经不容置疑,但随着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禁赌令的放开,澳门业的发展将面临竞争压力。新加坡、韩国、日本的“开赌”无疑会截留部分“赌客”,台湾地区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人文旅游优势,配合的开放,也与澳门旅游业形成竞争局面。 再次,澳门业的发展受到社会道德接受度的制约。赌业在澳门长期被延续下来,但没有为澳门奠定一个坚实的物质技术和文化基础,而且对赌业的发展人们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澳门人经营赌业但自己不赌,这本身就说明发展赌业有一个社会道德的接受度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以业为中心的澳门经济存在着根本和长期的风险。因此,一定要强化经济的多元化,以维持澳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适度多元化是保证澳门经济安全的需要2002年,澳门特区政府打破赌权专营制度,给澳博、永利、银河各发一张“赌牌”。后经过拆分,形成以六大财团为背景的股权多元化的局面。除唯一具有“土生土长”澳门背景的澳博和港资背景的吕志,余下则是美资背景的永利度假村、金沙集团和威尼斯(澳门)公司。美资公司把先进的经验和竞争理念带到澳门的同时,也迅速侵占了赌业份额,扣紧了澳门经济的命门。外资在赌业经营中的迅速膨胀,不利于澳门经济的安全。此外,国际恐怖活动日益猖獗,而美国素来是恐怖袭击的头号目标。美资在澳膨胀过速,甚至成为业内龙头,这成为维护澳门经济和社会安全的一大考验。因此,合理利用外资,发展适度多元化的经济,以保持自身经济的独立性就显得尤为必要。 (三)适度多元化是澳门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大量游客的到访,给澳门基础设施带来巨大压力,尤其是在旅游旺季,居民和旅客对交通、通信、城建、能源等公共产品的需求矛盾尤为激烈:初期政府缺乏对娱乐区和居民区的科学规划致使与居民生活区混杂,给澳门本地居民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业的兴旺还冲击着澳门年轻人的择业观。业提供的大量就业机会对从业人员素质要求低,但薪酬较高。很多年轻人满足于此,不愿继续深造。文化还冲击着澳门原本淳朴、知足的民风传统,对金钱和物质的渴求充斥其中;疯狂滋生的病态赌徒、犯罪破坏着澳门的和谐生活。过度过速的发展业,已对澳门文化生活造成一定损害。所以,适度发展多元化的经济,在澳门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四)适度多元化是澳门经济良性循环发展的需要促进了澳门经济的飞跃。也占拥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挤占了其他行业的发展空间。大量土地用于兴建、娱乐设施;劳动力价格被抬高:大量高素质人才流失或改变职业初衷。这使得本身就面临诸多困难的中小企业、制造业更加步履维艰,可能会使澳门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尽管澳门业相当发达,但仍不能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这与拉斯维加斯不同。拉斯维加斯深处美国内陆,空间广阔,主要吸引美国国内游客,多元化的文艺娱乐业为其带来丰厚利润。而澳门偏于一隅,地窄人众,签证制度和客源主体受内地政策影响深远,且娱乐会展、批发零售还不能独当一面。这些差异决定了澳门不能生搬硬套拉斯维加斯的发展模式。 二、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内涵的把握 (一)适度多元化是一个柔性的而且十分人性化的概念提出澳门适度多元化发展,体现了中央政府尊重澳门的发展历史,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也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的关爱和维护澳门的持续繁荣,同时也为澳人治澳提供了充分的发挥空间。这一概念本身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稳定等许多方面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二)适度多元体现出对业的发展要适度一元适度多元既有凸显旅游业作为澳门经济“龙头”的含义,也有抑制其一业独大的含义。一般认为,适度多元是一个不具有量化指标且颇具弹性的概念。但实际上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它应该是具有衡量指标的,适度本身就是一个指标。适度在发展业的指标衡量中,体现在澳门业的发展规模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发展速度不能太慢也不能太快,客源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等等。这意味着凸显业作为澳门经济的“龙头”,但发展要适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要适度一元,也就是适当调控业发展的速度。目前澳门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既涵盖“壮大龙头”又适度多元的“协同发展”策略(封小云,2008)。业增长速度过快不利于澳门的长远发展(左连村、徐久香、蔡霜,2008),因此,不能盲目地提出把业做大做强。 (三)适度多元体现出围绕业而衍生出来的产业结构应适度多元化。即“垂直”或“纵向”多元化“垂直”多元化是要借助业发展的基础,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以业为中心的综合性旅游产业。在这方面,拉斯维加斯的成功做法为澳门发展纵向多元化提供了参考。1993年后,美国13个州合法化打破拉斯维加斯的独家垄断地位,但也因此促成了由以赌立业的拉斯维加斯向多元化娱乐业的转变。如今拉斯维加斯的收入,相当大部分来源于会展、观光、旅游、度假、娱乐、购物等多元的产业活动。 (四)适度多元体现出脱离业而发展起来的产业结构应适度多元,即“横向”多元化发展“横向”多元化是指发展与业关系不大的产业,如加工制造业、金融银行业、科技创新、文化教育、环保医疗、国际贸易等。适度的横向产业发展,对分散经济风险,激发澳门经济自主能力,改变过度依赖业的现状有重大意义。 (五)适度多元体现出“横向多元”和“纵向多元”的紧密联系在横向多元化和纵向多元化的选择中,目前较多的人认为应该以“纵向”多元化为重点。这样认为的主要原因是基于澳门旅游业是澳门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而且这一优势地位在中长期不会改变。从一定意义来说这种认识是符合澳门实际的。然而从经济多元化发展的本质来看,横向多元化则更能体现适度多元化的真谛。所以,适度多元意味着澳门应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从纵横两个方面推进多元化的发展进程。 三、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思路 (一)突破要素约束,寻求多元化发展之路发展适度多元化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阻滞。受到微型经济的客观限制。比如地理空间狭小,市场规模受限制,资源缺乏,人才素质整体较低,外部市场竞争等,这些都构成了适度多元化发展的约束条件。也正是这些约束要素使得适度多元化的步伐进展缓慢。因此从战略对策来看,就是要突破要素约束,寻求多元化发展之路。突破要素约束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推进区域合作,比如通过继续实施并强化粤港澳区域合作战略,突破地理空间狭小、市场规模受限和资源缺乏等约束条件。2009年6月24日国务院原则通过的《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将为澳门拓展发展空间和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支持。通过区域合作,区内的各种资源可以得到更好的互补与整合,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可得到大幅提高(李佳鸣,2009)。另外,也可以通过定向培养和引进专项人才,突破多元化发展面临的人才缺乏的约束,等等。通过突破和缓解要素约束,就会为适度多元化发展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 (二)强化政府经济功能,推进适度多元化发展在澳门的长期发展中,葡澳政府采取无所作为和自由放任的政策,不但没有真正维持市场的自由与竞争,反而使澳门经济发展具有相当的盲目性。澳门回归以后,澳门特区政府积极施政,不仅实现了平稳过渡,而且积极采取措施,推进澳门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当前面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新形势下,特区政府应更进一步强化经济管理功能,消除传统的自由放任管理理念的影响。从澳门整体经济发展出发,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策略,合理配置社会各种资源,充分发挥政府对经济的支持、监督和协调作用,以推动澳门经济向更高层次的适度多元化发展。实践证明,推动现代世界各国经济向更高层跃迁的任何行为,离开政府的支持和协调都是难以实现的。 (三)发挥优势,加快提升纵向多元化发展的规模和层次从某种意义来看,澳门的纵向多元化已经存在:比如会展、观光旅游、度假、娱乐、购物、餐饮、酒店等与业联系比较紧密的相关产业在澳门已经得到了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还不能说澳门的适度多元化已经完成。主要是由于这些相关产业在规模和水平方面都还没有达到相当的高度。与澳门的业规模相比,相关产业在澳门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小,与国际上的同类产业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旅游业是澳门的优势产业,同时澳门拥有许多发展纵向多元化的优势。因此澳门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纵向多元化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四)重视横向多元化的发展,推动横向新兴产业的成长澳门经济多元化应着重于澳门的产业结构如何多元化问题。(冯邦彦、谭裕华。2007)发展与业关联不大的产业才能真正体现澳门产业的多元化,但这也正是实现澳门多元化经济的真正困难所在。基于此,作者认为应特别重视横向多元化发展,并从中发现新的增长点,进而培养成澳门的新的支柱和优势产业,为澳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产业支持。 1继续发展加工制造业。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澳门本地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自由港优势的弱化,曾经对澳门经济举足轻重的加工制造业向内地转移,加工业在整体经济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面对这种形势。似乎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来实现多元化发展不符合澳门的实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澳门的加工制造业虽然转移到内地,但它仍然是澳门的制造业。同时在跨境工业区内,澳门的制造业也在正常地运作。对于澳门来说,制造业一是要坚持发展,二是要提升质量和层次,三是要通过区域合作来推动。 2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国际经验表明,高新技术产业在一些成功的微型经济体发展过程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欧盟统计机构曾对芬兰、瑞典、冰岛、丹麦等成功微型经济在2005年全年科研投入在GDP所占比例进行调查,瑞典R D投入占全年GDP总额的3.86%,芬兰3.48%,冰岛2.83%,丹麦2.44%,其中政府R D财政拨款在GDP总额所占比例分别达到0.89%、1.03%、1.42%和0.71%。高投入带来了高产出,而在澳门这两个比例尚低。这说明,在澳门还未形成对科技创造、知识经济的足够重视。特区政府应该加大对科研教育的投入,尤其要鼓励高新技术企业的创立。澳门发展科技产业可行性很强。网络游戏、软件开发、科技、电子(娱乐)设备及其配套设计、能源环保技术、海洋药业与中成药、健康保健用品研发都可成为科技产业发展的方向。 3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澳门应发挥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优势,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澳门文化丰富多元、绚丽多彩且协调和睦。这一氛围下的澳门从制度到思想都具有强大包容力,是学习和创新的温床。对发展自由、开放、文明的文化产业,激发民众的创造思维,焕发经济活力大有裨益。发展文化产业既符合当前国际发展潮流,也符合澳门市民的愿望,更切合澳门努力打造国际性旅游休闲中心城市的定位。澳门400多年中西文化交融的特征、充裕的财政储备与强劲的工商界实力、高度开放的经济模式与经营观念、背靠内地面向世界的区位优势,都为澳门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发展文化产业将有助淡化业的负面影响,提升城市健康形象。 4继续推动金融业、物流业和国际商贸业的发展。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时代的到来,澳门应抓住时机推动金融业的发展。作为传统商贸城市,既拥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又有内地做广阔腹地,澳门应积极扩展物流和国际商贸业的发展。 发展经济论文:资金积累吸引发展经济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江西发展急需要资金;江西自筹资金能力有限;江西资金有效性不高;江西吸引资金的战略思考;结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从江西经济增长来看,主要靠投资(固定资产形成+存货增加)拉动、充分就业需要资金、科学技术进步需要资金、基础建设需要资金、教育需要投入资金、公益事业需要资金、城市建设需要资金、江西财政筹款能力弱、江西企业自我积累慢、江西民间资金汇集不易、国家对江西的投入不多、江西投资环境不良、江西诚信程度较低、江西现代企业制度未能有效建立、必须解放思想、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外资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提要:江西要全面实现小康,保持江西可持续发展,必须将上千万农村人口转移出来,极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现实是,江西本土资金外流严重,外资吸引力度大,但成效相对较小,即使数百万江西人在外地打工,每年寄回数百亿打工收入,仍然只能保持现金流量低水平平衡。本文从江西实际出发,分析江西今后的资金需求,指出江西资金形势的严峻,并着力于吸引各种资金的战略思考。 关键词:资金紧缺;吸引资金;市场经济;战略 一系列经济统计数据表明:江西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发展受到压抑,工业落后,已经成为经济地理上“盆地”的盆底;江西经济发展不平衡,呈不规则浅碟型;当地就业水平极低;江西城乡差距显著;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农民收入极低,基尼系数高企;农村市场消费需求不旺。欲改变江西落后的现状,江西必须要采取多种战略,培育资源,力求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特别是资金的积累与吸引,才能得以进行较高速度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江西资金紧缺的现实无法回避。 一、江西发展急需要资金 从江西经济增长来看,主要靠投资(固定资产形成+存货增加)拉动。当前,资金紧缺,投资不足是制约江西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1、充分就业需要资金 据统计,江西现有全省劳动力供给总量(扣除16岁以上在校学生)2732.9万人,需求总量2054.8万人,供需差额达到678.1万人,其中,全省城镇从业人员502.6万人,仅占城镇劳动力资源的62.7%,扣除16岁以上在校学生86.0万人,尚有213.4万劳动力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农村从业人员1552.2万人,仅占农村劳动力资源的74.0%,扣除16岁以上在校学生79.6万人,尚由464.7万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未来五年,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每年50万人左右),江西要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将必须提供就业新增岗位1000万个左右。按2001年我省资金投入带动就业能力来看,全省每百万元投资增加带动的非农就业增长量仅5人,是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 2、科学技术进步需要资金 高新技术产业代表未来产业成长的方向。目前,江西的产业结构不是十分合理,技术装备水平不高,要融入全球经济,参与市场竞争,就必须跟上科学技术发展,采用新装备,力促技术创新,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这就需要数以千亿元资金投入科研和企业的技术改造。 3、基础建设需要资金 江西比较闭塞,基础设施较落后,各项基础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我省在搞经营城市,大力争取国家投入;在城市之外,城乡之间仍然要建许多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若要使这些基础设施全部按达到现代化要求计,这笔资金投入总额将达到数千亿元之多。 4、教育需要投入资金 江西教育欠帐不少,城市基础教育体系基本齐全,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基本能勉强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但是学校的设备差,教学手段落后,基本上属于穷办教育,瓜菜代。因此,在城市里,大家都挤向一些办学条件稍微好的学校。农村教育一般只有中小学教育,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可谓是“抗大”。职业教育欠帐更多,整个体系尚未建立,不要说建立起贴近实践的职业教育。至于现在世人关注的大学教育,也因为投入不足,近几年来落后了很多。不但全省的高等教育毛升学率低,而且教育质量也较落后,基本上没有名校、名专业、名教师。在每年的高考中,考生填写志愿的第一选择总是外省院校。 在现代经济建设中,教育的贡献极大。江西必须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建立起适应现代化的教育体系,教育投入将要一大笔资金。 5、公益事业需要资金 从全省现状来看,公益事业我省也欠帐不少,卫生、体育、艺术、文化、科学技术……各项公益事业与国内发达地区比较,显得极为落后。江西要达到与现代文明一致的要求,必须大力发展公益事业,加大投入,就需要大量资金。 6、城市建设需要资金 城市化战略的实施,是农民增收,农村人口转移的重大决策。江西近年来对城市建设引进了较为先进的理念,经营城市搞得有声有色,城市建设的速度加快。但是,城市的空心化倾向较严重,城市建设中住宅多,商业用房多,形式重于了实质。江西要使城市充实起来,充分体现城市功能,还需要另外投入较大量资金。 综上所述,江西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基础建设,资金需求极大,资金形势严峻是不争的事实。 二、江西自筹资金能力有限 江西经济落后,资金总量少,人均金融资产不及发达地区的1/2,筹集资金能力不足,资金缺口极大。从江西筹集资金的渠道来看,主要有: 1、江西财政筹款能力弱 江西经济落后,GDP总量较小,2001年地方财政总量为131.98亿元,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达到316.71元。江西的地方财政实力还非常弱小,无论是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经济水平相当的兄弟省市相比,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与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差距就更大;而政府机构庞大,吃财政饭的人数众多,基本上是一个“吃饭”财政,有的地方政府甚至连维持费用也难以满足需要。除去维持江西政府系统的日常开支和维护现有公益事业的支出,能作为投资的资金总量极小。 2、江西企业自我积累慢 据统计,江西的各种企业的赢利能力较差,27万余户企业大部分徘徊在亏损的边缘。从江西的二十余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分析,赢利都极为有限。就是我省工业的“老大”的江西铜业、江铃汽车等,也未能有较大的剩余利润。2001年,全省企业所得税为22.61亿元,按我国的有关税法推算,全部企业所得只有70余亿元。赢利空间有限,制约了江西企业的自我积累的速度。 3、江西民间资金汇集不易 江西对于民间分散型资金的汇集组织不力,不能形成规模投资资金。从目前的分散型资金的汇集来看,渠道较少,绝大多数的分散资金投入银行储蓄。2001年第三季度,全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400.33亿元。这些宝贵的资金通过全国性的四大国有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在全国银行系统间调动,却给江西留下一个高达500余亿元的巨大存贷款逆差,未能投入到江西本土的经济建设。股票市场上,数亿资金进入二级市场,炒买卖股票等金融商品。每年国家发行债券,又将分散的民间资金吸走了上百亿元。 4、江西争取金融市场的支持不够 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轮子是金融市场。江西对金融市场的重视不够。在货币市场上,不但存在巨大的借贷逆差,而且贷款质量令人担忧,优质客户认定不多,信用保证体系未能建立,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较高,信贷紧缺,货币市场活力尽失,其结果是江西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差高达700亿,约30%的居民存款通过银行渠道流出去了。在股票市场上,江西的上市公司数量较少,全省上市公司20余家,仅占沪、深两地上市公司总数的2%左右,且规模不大,吸收市场资金较少。而企业债券市场,由于个别企业的赖帐行为,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现在企业从债券市场吸纳资金几乎为零。总之,江西的金融资产总量不足。缺乏金融市场的支持,江西的资金筹集缺少了一个重要的渠道。 5、国家对江西的投入不多 建国以来,江西一直处于国家投资的非重点区域。江西缺少国家投入的大项目,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沿海地区的关注程度加大,有限的资金绝大部分被投到大城市和沿海的重大项目,对江西的投入不多,在资金的获取上处于不利地位。从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地区分配看,1980年以来的20年,安徽、河南、湖北等省投资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3%、3.8%、4.1%,江西仅为1.5%;1999年,上述各省固定资产投资率分别为26.6%、28.9%、33.7%,江西仅为24.8%。虽然,近年有所增加,但是仍然是杯水车薪,未能彻底缓解江西资金紧缺的现实。 6、吸引外资不多 江西吸引外资至今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不但数量不多,而且质量不高。有的甚至内外勾结,鱼目混珠。在2000年以前,吸引外资实际上是雷声大,雨点小,效果差。 三、江西资金有效性不高 前些年,江西扩大投资的力度不够,特别是改善投资环境力度不够,吸引外来投资还没有大的突破,例如近十年利用外资年均增长速度比安徽低3.1个百分点。江西急需资金,而吸引外来资金不力,效果不佳,相反本土的内资却外流严重。这促使我们审视江西现在的投资市场。 1、江西投资环境不良 江西未能建立一个规范的投资市场,没有健全的市场规则,缺乏规范的市场行为,分割、封锁市场的行政性壁垒未能清除,投资和经营软环境不良,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不合理的审批、核准、许可繁多,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现象严重。这些杀鸡取卵的做法使内资外逃,外资躲避。近来,在新的一届省委的领导下,虽然废除了许多不合理的收费项目,但是,与沿海地区相比,仍然显得不足。 2、江西诚信程度较低 江西历称人杰地灵,但是,“南人多诈”之类常见诸于史料。江右商帮的较为短暂的辉煌和快速的没落,社会诚信度低下就是其中重要原因。逃废债务、不履行合同契约、价格欺诈等现象经常出现;社会信用观念淡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产关系、信用关系和契约关系未能规范。自从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以来,江西已经基本形成完整的经济法律体系,但执法水平不高,本土保护壁垒严重,使社会诚信度较低的问题一直未能彻底解决。 3、江西建设资金流失严重 江西原有的经济基础就比较薄弱,加上思想不够解放,观念转变慢,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给我省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经济发展相对缓慢。非税收费比重过高,江西全省税外收费项目繁多,各种规费有200多种,各类税外收费的总规模己与预算内收入相当,有相当一部分地区超过预算内收入。由于税外收费与地方和部门的利益息息相关,征集单位都是手握实权与各行业关系密切的行政事业单位,所以征收力度更大刚性更强。 江西的吃喝风一直未能有效遏制,有限的建设资金被填入权贵人们的口中,有的人吃遍了山珍海味,享尽了各种现代化的高级服务,游遍了名川大山,就是忘了这是在用人民的血汗。而贪污腐化更是建设资金流失的一个巨大的黑洞。 4、江西现代企业制度未能有效建立 江西企业结构不合理且升级缓慢,国有经济成分比重过大,仍然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规模偏小且没有形成由资金、技术为纽带、名优产品为龙头的产业群,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偏低。2000年,全省工业增加值532亿元,在中部六省中最低;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及科技进步贡献率均为20%,分别比沿海发达省份低18个和30个百分点;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79.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2个百分点,垄断性十分明显;全省共有规模以下企业27.42万家,占工业企业总量的98.7%;工业品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仅有1.14%。这些均说明,江西现代企业制度未能有效建立。 5、江西资金回报率低 在江西,虽然劳动力成本低,但是企业仍然没有钱赚。大通道未能形成,使企业的运输成本高,边际利润较低,机会利润难以获取。相反,企业往往由于时间的拖延,付出较沉重的代价。而江西整个经济的不景气,也给投资企业带来拉平效应。因此,即使江西的劳动力低廉,资金回报率也较低。 四、江西吸引资金的战略思考 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就就业量是怎样决定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决定就业量的是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投资是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 1、必须解放思想 面对资金短缺的严峻形势,江西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要把握导向,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的观念和敢于跨越的观念,创新发展思路。重实际,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努力掌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充分注重资本的纽带作用,平等对待与融合各种资本。千方百计地健全投资市场,扩大投资规模应是江西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着力点。 2、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营造好投资环境,就是“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对外开放要有大的突破,全面实施开放带动战略,以大开放促观念大转变,以大开放吸引资金大投入,以大开放促结构大调整,以大开放促经济大发展。经过近几年的国家对江西建设的投入,制约江西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形成京九铁路、沪瑞高速与浙赣铁路、赣粤高速、京厦高速等为主轴的“大十字”生产力布局,优化了投资硬环境,也为沿海地区密集型企业内移创造了条件。 投资软环境的建设也应加速。江西占尽了“天时”“地利”,只要优化第三配置,就能创造出经济建设的新局面。诚信的投资环境,是吸引资金进入江西的先决条件。 3、积极引进外资 江西有区位优势,又有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就有可能积极、大规模引进与利用外资。国外、境外、省外“三外”并举,积极探索利用外资的新形式,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型吸引外资的新格局。以改善投资软环境为重点,以改进招商方式为手段,以招大公司、大项目为主攻方向,树立江西对外开放的新形象,使江西利用外资规模和水平实现大跨越。 4、平等对待,留住内资 近两年,江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外资有了突破性进展,取得了较为辉煌的成绩。但是,我们不应只把眼光盯在外资身上。据统计,到2002年6月底,江西的金融业的存贷款差达到560亿元,如果加上证券投资、教育投资、民间向省外投资、省域贸易逆差……等等,有理由估计江西的本土资金外流总量超过1500亿,约占江西年GDP的3/4。大量的资金外流,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江西吸引投资不但眼睛要朝外,更应该注重留住本土资金。在发达国家,一般给外资以国民待遇是最高礼遇。但是,我省现在给外资以超国民待遇,“眼球”经济利益不错,会不会造成负面影响?值得大家从长研究。江西应该审视吸引投资政策,不能偏废;应该遵守市场经济规律,平等对待内外资金,留住内资,大力吸引资金回流。 5、积极利用金融市场 我们要积极发展金融市场,利用其特有市场功能,筹集资金。积极参与资本市场,鼓励更多企业改制上市,通过资本市场,快速积累宝贵的资金,培育优质企业超常规发展,迅速成为龙头企业;积极参与货币市场,发挥银行强大的资金收集功能,把闲散社会资金集中起来,形成巨大的投资资金,同时更要通过全国各商业银行系统,促进资金流向江西;有可能的话,因地制宜,通过债券市场,发行各种企业债券来筹集资金。 6、争取国家的各种项目投资 我国实施的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国家承担着投资公益事业的责任。特别是国家投资项目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项目或基础项目。一般而言,项目投资资金量较大,带动能力强,资金带来的影响较大且较深远。江西要不失时机,积极争取国家立项,充分发挥财政性(特别是国债项目)投资对全社会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以改善江西经济发展环境。 7、加速企业资金积累 随着企业的升级,企业的赢利能力增强,自身积累资金的能力也会有所增强,但这需要加以保护。江西应该积极培育创利源,重新审视税费等地方财政政策,清理各种过重的、不合理的规费收费项目,并显化之。利用较积极的财政政策调动企业积累资金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加速资金的“滚雪球”。冀望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壮大。 五、结论 “省域贸易顺差,省域现金流量有较大正差”,是经济资源的良性循环和优化配置结果;是江西转移上千万农民,建设全面小康,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江西外向型经济成熟的标志。依托金融市场,大力吸引外资,充分利用内资,把较封闭的省域经济转变为开放的外向型经济,这正是江西“在中部崛起”,也是江西人民的福祉所在,任重而道远。 发展经济论文:人本消费发展经济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背景:外需萎缩不得不扩大内需;目标:满足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举措: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面对世界金融危机,我国提出了扩大国内需求战略举措、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三驾马车、没有国际市场、国外需求不足,纷纷收缩经营,甚至关门倒闭、国内需求有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扩大内需关键是要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消费是人类生产的目的、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必须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从收入方面培育、从供给方面培育、从环境方面培育、从保障方面培育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应对经济危机必然选择,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消费;以人为本;培育 面对世界金融危机,我国提出了扩大国内需求战略举措。目的在于弥补外需萎缩、解决生产过剩、扭转经济下滑、避免经济危机。因此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好似为了生产、为了发展,扩大的是以物为本的消费需求,而不是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应该是为了满足消费需求,提高消费水平,增加居民福址,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 1背景:外需萎缩不得不扩大内需 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三驾马车。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出口为主要力量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一种模式。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国际市场对中国的产品需求开始萎缩。我国企业特别是大量的沿海出口导向型企业,因为没有国际市场、国外需求不足,纷纷收缩经营,甚至关门倒闭。造成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特别是大量的农民工从沿海工厂回到了内地农村无业可就,经济增长快速下滑。我国面对如此严重的经济问题,不得不选择扩大国内需求的方针,采取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的措施,来弥补国外需求不足、消化国内生产过剩、保持国民经济增长。这也是一种倒逼机制,外需萎缩不得不采取扩大内需的方针。 2目标:满足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 国内需求有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扩大内需关键是要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我国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是供不应求的经济、政府配置资源、企业进行生产、农民进行种养,都是为了满足居民生活需要,可谓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虽然,消费需求目标、目的是以人为本的,但是没有实现目标、目的的体制动力,就是计划经济条件下不可能生产、提供足够、足质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所以在满足以人为本消费需求中,计划经济是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经济体制。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产品和服务逐步丰富,从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转变为供过于求的过剩经济。我国在当今供过于求的过剩经济条件下,总是扩大消费、增加需求,来消化生产过剩、实现供需平衡、促进经济发展。这样就变成了消费是为了生产,消费的目的是生产,我生产什么你就得消费什么,我生产多少你就得消费多少。现在生产多了,消费少了,就要求扩大消费。我国在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解决了计划经济无力满足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但同时冲淡、模糊了满足以人为本消费需求的目标,强化、彰显实现以物为本消费需求的目标。 消费是人类生产的目的。在社会再生产中,生产必须围绕消费需求来进行,消费对生产起引导作用。生产与消费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生产决定消费,消费也反作用于生产;生产只是手段,消费才是目的。消费的数量、规模、档次、速度,决定生产的数量、规模、档次、速度;消费能否顺畅实现,决定生产的循环能否顺利完成。可以说,产品能否被消费者接受、接受数量大小,决定着生产者的兴衰。所以说,宏观调控者政府、生产投资者企业、生活消费者居民三者在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上,目的要协调一致,要以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为中心目标,才能获得三赢的效果。 3举措: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 要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必须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消费本是一个稳定递进甚至长期处于稳态的经济行为。消费水平主要受收入水平、生产供给、消费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消费与投资相比,其变动率尤其是扩大性的变动理应更小,指望消费水平一夜之间“大幅扩大”,要么根本不可能,要么就是拔苗助长。只能通过循序渐进地提高收入水平、调整生产供给、改善消费环境、完善社会保障来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 3.1从收入方面培育:消费与收入之间关系十分紧密。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当前消费主要依赖于当前收入。高收入高消费,中收入中消费、低收入低消费、没有收入不消费。这说明,收入增长是拉动消费的基础,是决定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根本因素。 3.2从供给方面培育:优化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内部结构、大力提升服务性消费水平是实现消费可持续增长的必然要求。生产企业既要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积极调整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能力,以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又要合理引导消费结构的升级,积极拓展和培育消费热点,把潜在的消费需求变为现实的消费能力,不断增强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提高居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质量。 3.3从环境方面培育:目前,我国的消费环境虽然有了一些改善,但是消费环境问题是产业政策、消费体制和消费政策的集中表现,是长期积累的结果,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在的改善只是初步的,消费环境仍然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瓶颈。政府扩大居民需求政策目标与消费政策仍然不配套,城市建设和相关消费政策相对滞后,与居民消费升级要求不相适应,造成政策不衔接的断层现象。 3.4从保障方面培育:国内消费市场低弥的原因不是居民没有消费的需求和愿望,主要是由于相应的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够完善。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一种“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制度,社会福利由政府统筹统包,使居民在工资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能够感受到社会福利方面收入带来的安全感,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反而较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国对旧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改革,老百姓过多的承担了这个社会改革的成本。过度市场化的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负担让老百姓不得不进行积蓄。在传统的福利体制被打破,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完善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大大限制了居民消费需求扩大。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应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完善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健全失业保险、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还需加大投入,加强引导,使广大消费者形成更加乐观的未来预期,增强其消费意向;使居民从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中找回消费信心,敢于消费,满足其必要的基本生活需求和获得相应的社会服务。 发展经济论文:发展经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优秀 3月22日至23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周铁农,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朱培康,农业部教育司原副司长、中国农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孙翔等到我市考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河南省委主委毛增华,省政协常委、民革河南省委副主委史小红,省农业厅副厅长郭鹏亮,市领导吴天君、李庆贵、赵胜修、杨崇林、狄美良陪同考察。 22日,周铁农一行来到新乡县七里营镇刘庄村,参观了史来贺同志事迹展览,察看了农户家庭、村学校、华星制药厂之后,和市、县、村领导及村民代表在刘庄大酒店进行了座谈。在座谈中,市委书记吴天君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的几个问题谈了自己的认识。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本质不仅仅是解决农村和城市差别的问题,不是阶段性的,是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一项工作,是在建设现代化国家当中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的一项重要工作。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来谋划。要站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围绕“三个集中”,即产业向聚集区集中、人口向小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着力作好三个层次的规划:1.体现城乡一体化的新农村空间布局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要与都市区建设规划相衔接,按照城乡一体化的空间布局结构的要求,科学确定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产业聚集区和中心村的功能定位,编制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2.体现现代文明的村庄住宅社区规划,要在空间布局结构的基础上,按照农村住宅社区的要求和适应小康社会生活的标准,用城市设计规划的理念,进行群众住宅社区的规划。3.体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四大文明”协调发展的建设规划。三、新农村建设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突出生产发展的问题。不断推进现代化农业,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要为农村发展第二、第三产业构建载体,构建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载体、体制、政策环境。四、坚持分类指导,依靠农民为主体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长期的过程,要避免偏差,避免一哄而起,要给地方适当的权限,创造一个宽松的探索环境,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解决群众生产、生活最基本的问题。吴天君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提了四点建议。一、在认真落实中央以工补农等惠农政策的同时,更好地着眼于培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生动力。比如农村的电力、交通、通信、邮政、教育、医疗卫生、再就业等。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构筑城乡一体化的政策体系和管理体制,主要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空间,实现城乡规划布局一体化;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实现城乡产业分工一体化;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实现城乡服务功能一体化;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实现城乡就业、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一体化;统筹城乡两个文明建设,实现城乡社会进步一体化。二、建立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发放给农村建设以及农村中小企业发展贷款的限制较多,农村建设和农村中小企业发展融资存在较大困难,国有商业银行应加大对农村的贷款力度,降低门槛;农民的邮政储蓄多数用来支持城市建设,真正用在农民身上的很少,应该考虑开办邮政银行,将农民的钱真正用在农村建设和发展上。农村 信用社的改革要进一步深化,并适度放宽农村民间金融的放贷。三、着力培育农村各类新型合作组织,资金扶持,政策引导,科学规范,法律保障。四、中央以及各级财政通过拨款、转移支付等手段为农村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但是,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平均到每个人身上的就很少,要注重效益最大化问题。如果给予农村建设更多的政策支持,要比中央给予大量资金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23日,周铁农等考察了卫辉市唐庄镇代庄村的建设情况,并在唐庄镇政府与全国政协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庄镇党委书记吴金印及村民代表进行了座谈。 周铁农在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后说,史来贺同志、吴金印同志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他们兢兢业业,几十年如一日,为农村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刘庄、代庄共同的特点是生产发展,农民比较富裕,村容村貌得到了很大改善。虽然这样的村目前还属凤毛麟角,但它们有很强的示范作用,说明我们只要齐心协力,就一定可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次通过考察新乡市的这两个村,看到了中央制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抓到了农民所需、所想,具有非常好的效果,得到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的衷心拥护、热烈欢迎。我们将把这次考察结果进行总结,上报给中央;也将地方上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整理后反映上去。 周铁农就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讲了六点意见。一、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优秀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优秀就是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就是要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很多,但重点是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在发展经济中要树立科学发展观,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发展,必须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可以包括三层意思:一切事情要靠人做,人是发展的主要动力;体现人是发展的受益者;人在推动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得到发展。对应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人为本就是:以农民为主体,充分体现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农民要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最大受益者;农民自身得到了发展。新农村建设改变的不仅是农村,更要改变农民,要使农民的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都得到提高;反过来,农民素质的提高又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不竭动力、不尽源泉。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坚持科教兴农的方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必须科学规划经济社会的发展。像吴金印同志为唐庄镇的规划“西抓石头东抓菜,北抓林果南抓粮”就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所以才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在新农村建设中,要始终坚持依靠科技和教育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四、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因地制宜走创新之路。各地农村的情况千差万别,建设新农村的方式也会不尽相同,必须因地制宜,在大的思想的统领下,各人使各人的“招儿”。要在工作中研究新方法,形成新思路,探索新途径,创造新模式。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而非一个沿袭旧路的过程。五、要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光荣传统贯穿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去。当前我们倡导的节约型社会,不仅是珍惜资源的需要,也是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要以勤俭节约为荣,铺张奢侈为耻,制止一些农村经济上稍宽裕些就不思进取、铺张浪费的现象。要珍惜民力、珍惜财力,珍惜物力,珍惜人力,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六、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和派的作用。各级人民政协和派要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好的思路、方法。同时希望各级党委、政府能够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和派的特点和优势,使他们在新农村建设中更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发展经济论文:新农村发展经济需要法律保障 为深入贯彻中央1号文件精神,全面实践“三个代表”,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积极开展为“三农服务”,__县司法局从3月1日开始,发动百名司法干警、法律服务人员,组成“送法入户”小组,深入到43个村,近万户农户家庭,开展“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经过为期一个月扎实工作,活动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民的法律意识大为增强,实现了由尚未涉法—初步涉法—积极学法的转变,现大多数农民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广大农民、村基层干部的法制观念普遍提高。(一)适应农村特点,贴近农民生活,在活动形式上求新。一是多种宣传方式交叉使用。我们采取了标语、横幅、墙报、电台现场直播,家庭法律咨询、村民代表、村干部座谈会、法律讲座等多种手段,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渠道、多层次的广泛发动宣传,让农民眼里看得到、耳里听得到、脑里想得到。二是实行“三个结合”,围绕一个“送”字,借助一个“谈”字,着力一个“引”字。针对农村村民居住分散,社会生产、生活活动“各自为阵”、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的特点,“送法入户”小组人员按照“便民、近民、利民”的方针登门到户宣讲,一个月下来,他们走遍了43个村、215个自然村,为近万户农民送去一本“乡土普法教材”(农民学法一百问),每深入一户农家,与农民朋友坐下来谈心交心,以问卷调查方式,了解和掌握当前农民增收创效需要哪些方面的法律知识;过去、现在有无涉法问题,如何解决;对农村弱势群体,需要哪些方面的法律援助;对目前法制建设和“四五”普法教育方面有何想法和建议。在一问一答中,引导农民学习了与农民经济生活相关的法律知识:第一,涉及农民费用管理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第二,涉及正常生活的婚姻法、继承法、教育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传染病防治法等;第三,涉及农民之间交流的民法通则、民诉法等。通过与农民朋友零距离的调查走访、交流,搭准了农村干部群众需求的脉搏,找到了普法与经济发展的切入点,有效地解决了农村普法“空对空”、农民不想学、用不上、效果差的问题,使“四五”普法工作更具生命力。随着活动的广泛深入,广大农民法律素质、民主与法律意识明显增强,我县农村涌现出爷孙同学、母子互教,夫妻竞学的喜人局面,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民主与法治建设,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活动本身。1、党委政府与农民群众的心贴近了。以往,农村基层干部对农民搞“法律政策封锁”,实行愚民政策,怕农民懂法,特别是对一些涉及农民切身利益(如减负、税费)的政策法律,加紧了党群、干群之间的关系。我县通过送法下乡活动,把涉及农村方方面面的法律政策亲手送到农民手中,又不收一分钱,还登门到户宣讲,使农村干部知法、懂法、依法办事,使农民消除了以往的不满甚至对立情绪,无形中拉近了党委政府与农民群众的距离。2、深化了农村普法依法治理。送法下乡活动的开展,广大农民的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为深化农村依法治理奠定了基础。以前,各村均制定了“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村民议事只讲个“理”。自活动开展以来,农民对照法律读本进行修改、完善,现在村民议事先要看看是否合法。东屏镇搞卧龙水库开发,涉及征地拆迁农户300多户,该村农民通过学习《土地法》,能够按照法律程序,与镇政府办理了拆迁补偿公证协议,并根据《土地法》有关规定领取了征地拆迁补偿费,在整个拆迁过程中未发生一起重大矛盾和纠纷。3、提高了广大农民的依法维权意识。通过“送法入户”活动,使广大农民进一步增强了用法律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石湫镇明觉村村民张某与薛某因相邻权发生纠纷,张某将薛某一家三口打伤,要求张某赔偿,张某不同意,薛某准备召集家族人员几十人采取报复行动,向张某讨回公道。在“送法进农户”活动中,通过宣传教育,使薛某知法、懂法,并打消了这一念头,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一纠纷。4、增强了基层干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依法办事的能力,进一步促进了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村里遇到重大的事情,都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进行讨论,充分征求群众的意见,做到了公开公平公正。5、有效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把法律交给农民,农民掌握了法律,将之变成生产力,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变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强大武器。“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共为全县近万户农民送去了法律读本,开展了10多场法制讲座,采用了以案释法方式向村民讲解了有关土地承包、婚姻家庭、财产权利等方面的法制案例,村民们深受启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能力不断提高。现在,农村中、打架斗殴等违法现象大幅度减少,遵纪守法“文明户、光荣户”在提升,涌现出各种经济类型的专业户、重点户等一大批新型农民。(二)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农民的法制观念、法律意识明显提高,但也暴露出农村普法存在的难点:1、一些农民自身的思想惰性、事事求稳不求革新,宁愿吃亏只求平安的处世态度,2、一些基层执法者素质不高,执法违法、越权执法、滥用执法权现象突出,对农民理解法律精神和内容形成错误引导,使农民对法律功能和法律价值形成错误评价。从而导致农民法制观念淡薄,违法现象时有发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农村,农民发展经济更需要法律作保障,农民呼唤法律进农家。当前有必要把“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向我县各镇、村、各部门全面推行,趁热打铁,巩固前阶段取得的成效,整合全县司法、行政、执法等部门的力 量,形成覆盖全县农村的普法活动网络,并结合我县农村工作、生活实际,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为该项活动有序进行和顺利开展提高保障能力。一、建立领导机制。“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是我县一项社会性系统过程,必须按照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全社会参与的运作机制开展工作,做到领导到位、制定措施、精心组织、严格检查,依法积极推行。二、建立目标责任制。有了目标才有了工作方向,“送法下乡”活动的全面推行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效益必须建立科学的目标体系,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责任书的各项指标要科学量化,明确考核办法,将考核结果与单位、个人的经济利益、政治荣誉挂钩。三、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充分发挥人大、法制局、普法机构的作用,搞好规划,拟定措施,建立检查、考评制度。由人大、法制局、司法局牵头组织检查,定期或不定期对各村、各单位的送法入户工作进行检查或抽查。科学地评价活动开展的实际效果,不断研究和改进工作方法。__县司法局______二0__年三月三十一日 发展经济论文:张培刚教授对发展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经济发展学说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行其道。谁是创始者有两种说法。一说起自Ragnar Nurkse一九五三年出版的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另一说起自我们的张培刚在哈佛大学获奖的博士论文,一九四九年以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之名成书出版。今天回顾,从影响力的角度衡量,Nurkse之作远为优胜。这是不幸的,因为这影响带来数之不尽的怪诞不经的理论。如果当年经济学界以张培刚的论文作为经济发展学说的基础,我们的眼界和思维早就有了长进。 于今尘埃落定,我认为还是张大哥胜了。二十年来中国的惊人发展,是成功的农业工业化。大哥的思想早发晚至。 ———张五常 一、早年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 1947年,作为东方第一人,张培刚教授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了美国哈佛大学1946年-1947年度最佳论文奖即大卫·威尔士奖。 《农业与工业化》的主题是研究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之间的调整问题,特别是着重研究农业的调整,以及农业对于这个特殊的经济转变阶段的种种变化的适应过程。但是,迨至张培刚教授开始研究这一问题时(1945年),世界上尚无一本著作,甚至一篇论文,用一种系统的方法,不管是理论的、历史的或统计的方法,来探讨农业与工业之间动态的及演进的关系,并讨论农业改进和工业发展之间动态的及演进的关系。因此,采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农业与工业之间在工业化演进过程中的动态依存关系,就成为张培刚教授当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为此,张培刚教授对当时存在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和区位理论分析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考察,通过若干改进和取舍,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方法论体系。 从对整个问题的分析来看,张培刚教授首先在静态的假设条件下,分析了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然后分别不同时期和不同因素的变动,对影响工业化过程的若干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这一动态演进过程中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变化的过程及条件进行了详细考察。在整个问题的分析中,张培刚教授的分析方法总是综合的、多维的,力求克服单一方法的缺陷和吸取各类方法的优点。他对整个问题的分析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使其分析既具有理论的一般性,又不失实际应用的具体性;他的分析既有定性的,也有定量的,使其分析结论既能预见一般趋势,又不失应有的精确性;他在时间上分析了工业化的演进及工业和农业的相互调整,在空间上描述了多种经济活动的并存,比较了多种工业化模式。这种综合的、立体的、时空结合的分析方法,应成为我们研究复杂经济问题的楷模。 农业与工业的联系或农业的贡献理论。张培刚教授在有关的静态假设条件下,论述了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是对农业贡献理论的第一次系统论述,比库兹涅茨关于农业贡献的论述要早15年。 工业化理论。张培刚教授对工业化理论的贡献,集中反映在他关于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的论述,以及关于工业化的类型的分析中。 张培刚教授指出,“工业化”可以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于整个社会。基要的生产函数能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对于后者,我们可以称为被诱导的生产函数。总之,工业化的真义,并不是大工业代替小工业,甚至也不是机器居于支配地位,而是“驾驭自然来为人类服务”。不应该把实现工业化与发展农业对立起来,相反,农业发展本身就是工业化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确立了工业化的概念之后,张培刚教授在综合前人关于工业化过程的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工业化过程的五项基本因素,包括:(1)人口(数量、组成及地理分布);(2)资源或动力(种类、数量及地理分布);(3)社会制度(人和物的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4)生产技术(着重于发明的应用);(5)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其中,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和生产技术属于发动因素,人口和资源属于限制因素,社会制度则既可能是发动因素,又可能是限制因素。据此,除了社会制度一项以外,张培刚教授对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依次进行了分析。 张培刚教授从多角度对工业化的类型进行了分析,为工业化理论和战略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模式。他指出,完成工业化有不同的方式或类型,主要依我们所采用的分类原则如何而定。我们可以依据工业化由政府或个人先行发动,将工业化分为个人或私人发动的、政府发动的以及政府与私人共同发动的三种类型。张培刚主要分析了私人发动的工业化类型,指出,在这种演进的过程中,使工业化开始的主要发动力量,是企业创建精神和生产技术,并描述了这一演进过程中技术、组织和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从而为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框架。 《农业与工业化》还分别探讨了工业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和工业化对于农业劳动,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影响。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能否妥善解决(产值结构和人口职业分布结构能否转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业化的成败,因而至关重要。 总之,《农业与工业化》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具体理论结论上,都为当展经济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策推论,经受了实践的考验,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对发展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1988年,他发表了《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的著名论文,首次提出了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设想。他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经济学所遇到的难题,摆脱发展经济学所处的困境,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发展经济学加以彻底改造和革新: 其一是要扩大研究范围,把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进来。其二是要改进研究方法,加深分析程度,改变过去发展经济学那种单纯就经济论经济的做法。其三是要重视对照国外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当今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的环境条件差异。其四是要从发展中国家本国的国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 后来,张培刚教授又深入细致地论述了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为发展经济学摆脱困境,以及为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思想提出之后,引起了全国经济学界、特别是中青年经济学者的强烈反响。在这种情况下,张培刚教授针对发展经济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结合发展中国家在战后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并于1992年出版了《新发展经济学》专著,作为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初步尝试,受到了国内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 发展经济论文: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论文 人文社会科学是一个复杂的学科综合体,每个学科或学科分支所处的文化位置、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不同。政治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的重要部分,所以,以人为主体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不是什么新看法。它的特点在于它是从揭示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方面来服务于人的发展的。人的发展经济学则是以经济运动规律为基础揭示人的发展的规律性,揭示人的发展是怎样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理想状态,探寻达到理想状态的现实途径。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是围绕着人展开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觉得人们对人的发展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出发点。一种是从抽象的人出发,其理论根据是人性论、人道主义,研究的着重点则是以人的本性为依据,批判现实中不符合人的本性的种种表现,然后依据人的本性设计一种社会模式理想方案,实现途径则是通过宣传其美好情景动员人们为它而奋斗。 另一种观点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一旦从现实的人出发,立即就发现社会中的人都是有差别的,他们的利益要求也是不一样的,而且还往往是互相对立的。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雇用工人要求从资本的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有尊严有地位;而资本家则要求尽量巩固这种阶级差别,以便独自垄断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特权。所以,恩格斯曾作自我批评说,他起初希望一下子解放全人类,后来发现要求从现有秩序下获得解放的只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根本并不要求从现有秩序下解放,而是要求维护现有秩序。恩格斯说这是我“自作多情”了。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首先是无产阶级解放。 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时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指空想社会主义所阐述的理想社会),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①这首先是指为走向新的社会所必需的社会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差别的缩小,也包括工人阶级本身的组织程度和管理能力。 不懂得这一点的人,不去深入研究、理解现实社会和揭示它的运动规律及变革的现实条件,而是想当然,总是企图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把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看作是真正的救世之道。 如果我们总是以先知者自居,把努力主要落在去设计人的发展和自由解放的方案,让人们去实现它,而不去认真深刻研究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的条件,不研究现实的经济发展过程对个人解放的实际决定作用和找到实现这一点的社会力量。那我们就容易犯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犯过的错误。现实的发展将不会理睬你那些设计方案。历史过程必将按照自己的运动规律前行。这一过程看起来不怎么“理想”,甚至粗俗,还充斥着丑恶的东西,但却是走向人的解放的现实的步伐。 所以,我们讨论人的发展经济学新学科的建立,有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是首要的前提,以保证我们的努力能取得重大科学成果。 为此,我提出四个问题同大家讨论。 (1) 人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还是由先知先觉人士根据人性要求,提出理想目标,由大众去实现的过程?(2) 人的解放是历史过程,还是思想过程?(3) 人的发展是从低级经过一系列中间阶段逐步向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还是人的本质异化到复归的过程?(4)在具体实践方面,重点放在个人根据对抽象的人的本质的看法、否定现实、设计人全面发展的和谐美景,还是深入研究经济的实际发展进程,即研究实际的历史进程,从中揭示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实际历史条件和现实的发展过程。 用关于发展规律的知识武装现实活动着的人的头脑、了解人的发展的趋势,自觉地为实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奋斗? 下面,我主要谈两个问题。 一、人的解放和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必然导致的结果,不是人们根据社会公平正义、伦理道德的要求去实践的结果。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首先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不是伦理道德或法学问题。后者不能给我们指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历史根据和现实根据,从而也会轻易地被人所否定。另外,也不能指明实现它的现实历史条件、物质条件和具体途径。 有人说,人的发展即人的本性的形成和发展。这种说法没有正确地指明人的发展的实质,因为这里所说的“人性”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说明它的内容是什么和是由什么决定的。离开人的社会性就不可能有“人”的存在。 另外,把人的发展归结为抽象的人的本性的形成和发展,就导致另一种看法,即把人的发展过程表述为人的形成——异化——复归的过程,这就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论。 从抽象人性出发很容易陷入道德伦理的论证,诉之于社会公平正义要求,对推动社会历史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没有什么用处。在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之前,道德说教从未停止过,中外都不例外。我国孔子的仁爱、世界大同思想讲了几千年,对历史发展和人的发展及自由解放,没有起多大作用,只是起到稳定当时的社会制度的作用,改变的只是帝王统治的方法。 黑格尔甚至说中国没有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 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②欧洲也有类似情况,从古罗马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一直到黑格尔、费尔巴哈都不乏爱、人道主义的宣教。他们的道德说教也没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爱也并未因此落到每个人身上。 在资本阶级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时期,从一般的“爱”发展到举起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的旗帜,但是这些也只能限于口号、愿望,不管它怎么好听,而其结果却是一个更加严酷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不是自由、平等、博爱,而是社会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一个阶级压迫剥削另一个阶级,大多数人继续受苦受难。2 年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打出了人道的社会主义旗帜,但他实际上是只讲“人道”,而放弃了社会主义。结果,不仅人道主义没有实现,而是广大人民群众重新陷入被少数垄断寡头压榨的处境。整个经济发展大倒退,更谈不到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他的人道主义的道德追求不仅是“一文不值”,而是成为一种罪恶。 这并不是说不要人道主义,不讲伦理道德,但是应看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都不乏伦理道德的诉求。实践表明,只有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它才有影响力、号召力,才能起到动员群众的作用,才能结出果实。这个果实并不是人道主义所能决定的,而是由客观历史规律决定的。 西方 马克思主义一位学者说“人道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心”,这表明他是与历史唯物主义唱了反调。 生产力的发展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根本的物质基础,这首先是由于人们如果没有保证个人生存的基本物质资料的满足,就谈不到发展、自由和解放。另外,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要求每个人必须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不断使自己具有多方面的技能和知识。最后,生产力和适应它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的发展和解放的不同阶段。最初,单个人力量极端薄弱,只有结成一个或大或小的集体才能生存。所以,马克思把人的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定义为人的依赖关系。包括原始社会的家长制、奴隶制和封建制,这几种社会生产关系顺序发展也是人的解放过程的依次进展的阶段。在阶级存在的社会制度下,个人的解放首先为少数人所垄断,被剥削阶级只能是为少数剥削者的发展服务,被剥削者也适应着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和解放。到了资本主义阶段,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劳动者从封建式的人身依赖关系下解放出来,获得了独立和自由,但还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因为这时还不可能具有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所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这需要有一个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过程。根据这种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需要一个使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的社会经济关系,这就是商品关系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这种物的依赖关系,也就是依赖货币来建立人们之间的联系,冲破了人的依赖关系的狭隘局限,使人们建立了全面的联系,从而也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创立了更优越的生产关系条件。人的发展进到第二个阶段,即物的依赖阶段。这时人与人的关系通过物与物的关系建立,人的命运由物的命运决定。但是只有在这种关系下,社会生产力才能得到极大的发展,才能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从而才能创造出使得每一个个人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离开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谈人的解放和自由,都是脱离实际的空想。这里与所谓道德伦理无关,也不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所以,人的解放是经济问题,而不是人性、道德问题。 所以,可以看出,人的自由、解放不是主观意识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自由和民主的结果。自由就在于根据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所以,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只有在现实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生产力,这才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从动物界解放出来。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有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可能获得解放。最初当人从动物界刚刚分离出来的时候,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谈不到自由,只有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人本身也随之不断发展,个体的能力不断增大,从而日益不断地取得自由和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③所以,马克思特别强调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④这就是说,个人的自由和解放是历史活动的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趋势,而不是由人们为了某种理想刻意追求的结果。 恩格斯说:“唯有借助于这些新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⑤马克思的《资本论》可说是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理论最全面的论述,这些论述充分表明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 马克思在揭露资产阶级为了追逐剩余价值,而拼命地从事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时指出:“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⑥由此,马克思说,正是资本家这种狂热追逐剩余价值的无限欲望,去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他才受到尊敬。“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价值。”⑦这里表明他已经抛弃了从道德伦理方面去评价资本主义制度的非科学观点。 资产阶级所推动的大工业的发展,必然导致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这是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自然规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阐述了这个过程。他说:“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⑧毋庸置疑,大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是以牺牲工人的幸福为代价的,这是消极方面,不过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虽然对工人是一种灾难,但它“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⑨大工业的发展尽管给雇用工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生活更加不安定,但它的积极方面也应当肯定。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发展的。马克思说:大工业“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⑩这是一个矛盾的发展过程,但“一种历史生产形式(指资本主义) 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一的历史道路。” 马克思还阐述了大工业的发展对社会关系的其他方面也带来很大冲击。马克思谈到对旧的家庭关系的影响。他说:“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不论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可厌,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同样很明白,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人组成的结合劳动人员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转变成人道发展的源泉。” 工厂的自动化过程,进一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说:“自动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者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自动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不是出于某些先知者的头脑,而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指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大工业、机械化迫使人们不断变换工种,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技术基础;同时它使人们逐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也为缩短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活动时间,去 从事多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计算机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使人们从简单繁琐的一些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一切都推动着人们的劳动变得更符合人性的、更有尊严的和不带强制性的自由活动。这一切都表明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种自然史过程。 我现在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话作为上述分析的结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用来消除已经发现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下面,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观点和方法,探讨为实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一原则和创立人的发展经济学新学科的有关实践方面的问题。 发展经济论文:从发展经济学看我国农业问题 一、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农业被称为“问题部门”。 二元结构下无限剩余劳动供给模型的提出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于1979年在一篇题为《农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论文中明确地说;“农业一直是发展链中最脆弱的一环。发展中国家工业每年以大约7%的速度增长,儿童入学人数增加了4倍,国内储蓄率已上升到3个百分点——在我们把目光转向农业之前,到处都是一片光明景象。就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基本情况是,粮食生产赶不上粮食的需求,从而引起并激化了一系列的其他问题。”(注:刘易斯:《蹒跚前进中的世界经济中的农业》,迈耶主编:《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英文第7版,第332页。) 在刘易斯看来,发展中国家农业之所以落后,主要有6个原因: 1.快速的人口增长。发展中国家人口年增长率大约为2.5%,由人均需求推动的总需求增长率超过了3%,而产出增长率则远远低于3%。 2.热带粮食生产的技术革命刚刚起步。殖民时期农业研究一般只限于符合出口需求的经济作物。发展中国家虽然对玉米,适应亚热带气候的各种小麦和适应具有灌溉系统的大米的研究取得可观的成就,但是,对其他品种的大米、高粱和粟米以及牲畜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3.即使有了新技术的开发,农业推广服务和对农民提供现代产出的网络也严重不足,在一些地区竟完全缺乏。 4.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尽管道路交通系统大大改造和巴士卡车往来奔驰从而改变了农村生活面貌,但是对灌溉系统和贮藏设施的投资则很不充分。 5.虽然人们都赞同,但应当采取什么方式(如是否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如何变革租佃关系等),并未达成共识,以致效果不佳。于是,有人用“一揽子”(the package of land reform)一词代替,以区别好的和不好的。 6.劣势的贸易条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世界市场中农产品价格持续下滑。按理,世界经济繁荣将改善贸易条件,但是,由于美国的农业生产率大幅度上升增加了谷物贮量和供给,从而降低了农产品价格,部分地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对可出口作物征税或对国内市场粮食价格限价以致降低了农民收入。 刘易斯从上述的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农业部分的6种因素进一步分析其后果: 1.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均。在传统古典经济学中,由于人口增长,利润和地租将上升而劳动收入将下降,早已是不争之论,在现代经济学中,一般也不认定经济增长会自动地带来低阶层收入水平的提高。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劳动者是低收入的农民。除非农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绝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水平不会改善。在技术停滞的非洲和亚洲热带干旱地区,这种人口负效应表现得最为突出,在这些地区生活着5亿最贫困的人口,而且情况还在继续恶化,如何发展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2.乡——城人口大量流动。人口较稀的非洲发展中国家可以用开垦新土地的办法抵消人口增长的压力,而人口较密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人口的增长必然出现人均耕地日益减少,农户生产规模日益狭小,以致农业人均产出日益下降,从而促使农村青壮年向城市流动谋求工作以取得收入。但是,城市又无法提供农村流入城市人口日益膨胀的职位需求,加上农村妇女也纷纷离乡进城,更激化了城市劳动市场的供需矛盾。由于流入人口的不断增加,政府不得不增加水电交通学校医院等公用事业的支出,沉重的城市财政负担又迫使政府削减投向农村的资力。结果,农村愈趋贫困,城乡差距愈趋扩大,乡——城人口不正常流动的情况愈趋严重。 3.落后的农业还会造成国际支付赤字扩大,债台高筑,出现债务危机。这不仅因为低农业产出无法换取较多外汇,进口粮食需支出外汇,还因为城市化进程放慢而所需的大量资本不得不向国外借入。而缺口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更不得不压低储蓄以换取外汇。 4.落后的农业意味着农民只有低下的购买力,以致工业的增长受到阻碍。尽管从供给方面而言由于国内运输条件有所改进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作物的出口,从需求方面而言发达国家的迅速增长将吸纳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作物,但是,这些作物一般是低价售出的,而且数量上只占产出的一小部分。个别发展国家在出口农产原料和饮料原料方面尚差强人意,但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此类商品的供给弹性是很高的,因此,贸易条件不会有多大改善。与此同时,农民从国内生产得到的收入也很低。于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点的制造品进口替代因国内市场狭小而难以发挥较大的作用。尽管工业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却面临的是贫困的农民,他们不能为工业产品提供必不可少的国内市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把对工业品市场的目光从国内转向国外。此后,一批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种种限制之下凭借比较优势,把轻金属、电子等产品向国外出口,并取得成功。但是,从长远利益看,发展中国家必须努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这样,农民生活才可以提高,吸纳制造品的国内市场才可以形成,贸易条件才可以改善。 刘易斯是在发表他的传世之作《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后25年写成论文作出上述分析的,距今已有21年,但我认为这篇论文又是一篇不朽名文。第一,刘易斯在文中的论述始终抓住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展的要害,即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第二,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之所以低下,主要是技术停滞状态下的人口过多。第三,他自我突破了二元结构下乡——城人口自然流动可以顺利地为工业化累积资本和提高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思维定式,提出如何充分利用大量农业生产率的另一政策思路。第四,在《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刘易斯论证发展问题的重点是工业化问题,而农业则被看成是从属于工业化的一个被动部门,它在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过起着辅助的作用,这一观点既反映了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发展经济学基本思路的一个重要特点,即重工轻农,又对当时经济发展的政策方针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1979年论文的分析对这一观点作了明显的修正,但是,毋庸讳言,1954年论文的政策含义和当时在结构主义思路指引下其他政策建议在一起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长期不能改变落后状况起了相当程度的消极作用。因此,在肯定1979年论文超越了1954年论文认识水平的同时,不能不回顾第一阶段经济学基本思路——结构主义思路畸重畸轻带来的不良后果。 应当指出,在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中,具有重工轻农思想的理论,不只是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式,还有发展经济学另外两位先驱人物的理论,一是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一是普雷维什贸易条件恶化论。 不平 衡发展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有限,应当把这些有限资源集中起来首先发展一部分产业,以此为动力逐步扩大其他产业的投资,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优先发展的产业应当是联系效应强的产业,联系效应的强弱,应当用产出的需求弹性来衡量。产出需求弹性大的产业,联系效应强,反之,产出需求弹性小的产业,联系效应弱。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由于是必需品,其需求弹性不会很大,又由于恩格尔法则的作用,当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其需求的收入弹性也较小。相比之下,制造品的需求弹性和收入弹性都较大,制造业的联系效应也较强,因此,工业,特别是加工工业,应当得到优先发展。而且,又由于资金短缺和外汇不足,更应当首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贸易条件恶化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发达国家主要生产制造品,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初级产品,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一般快于初级产品业的技术进步,按常理,制造品价格的下降速度要快于初级产品价格的下降速度,但由于两类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发达国家的制造品因生产率提高而得到的利益不表现为价格的下降,却表现为利润和工资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生产率的提高相对缓慢,但任何提高而得到的结果是价格下降,得益者是进口初级产品的发达国家。据此,普雷维什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首先把资源配置在满足国内市场的工业品生产方面,即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 上述流行于20世纪50年代三家之言都各有着重之点,如1954年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结构模式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上的特点,赫尔希曼的理论重视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普雷维什剖析了国际经济旧秩序下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地位,都有正确的一面。但是,它们的共识是重工轻农,各自从不同方面强化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中的“唯工业化论”。 “唯工业化论”是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基本思路的组成部分,和重物质资本积累轻人力资源开发的“唯资本论”、重计划调节轻市场机制的“唯计划论”以及重内向发展轻对外开放的思想,共同组成主导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思路。 结构主义的畸重畸轻思路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的。片面强调工业化有损于农业是不言而喻的。不重视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受害者是农民,农民因贫困而感到送子女入学的机会成本很高,如果政府又不扶植农村教育,则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将不能提高而严重障碍农业进步。计划调节下封闭式发展工业一般要对外汇价格和资本价格作出人为的扭曲,这对农业发展也十分有害。过分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农产品被计划收购甚至强制征收,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封闭式的经济发展保护了工业生产,却往往牺牲了农业的利益。 总之,在工业化就是一切的20世纪50年代里,发展中世界的农业发展几乎完全被忽视了。在农业停滞的60年代里,农业的重要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但这种认识还是局限在为工业化提供剩余这一范围之内。于是,从1948年至1960年,整个发展中国家人均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6%,从1960年到1970年,降为0.1%。农业停滞和发展中国家的其他问题和困难是密切相关的,如不发达和绝对贫困依旧存在或改变很小,入口爆炸失业和就业不足,收入分配不均等等。问题都是与农业滞后有联系的。这些情况,直至新世纪的来临,基本上还存在。 在发展中国家,农业依旧是一个“问题部门”(problem sector)。 二、我国农业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如果把建国以后至1977年以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定为结构主义思想,则我国比许多发展中国家沿着这一思路走得更远,就农业而言,受害也较严重。在1977年以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从1949年到1958年,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农业连续9年增产,农村收入有很大增加,农民生活普遍改善。从1959年到1962年,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运动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农业连年减产,引起了三年经济困难。1962年后,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到1966年才使大多数地区的农业生产恢复或超过1957年水平。从1967年到1976年,“”动乱涉及农村,农业生产又长期停滞。1978年,自发兴起的联产承包的初始形态得到肯定,中央提出了农村改革和发展的25条政策,调整工农业关系,增加农业投资,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了集体经济经营管理形式,加上其他一系列有利于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农村发生了空前未有的变化。1984年,粮食生产达4073亿公斤,比1977年增长了44%,棉花生产达12516万担,比1977年增长了20.5%,但是,以后农业生产又出现滑坡,1988年比1984年粮食生产减少了130多亿公斤,而人口增加了5740万人左右,粮食供需缺口是靠减少库存和增加进口来弥补的。近13年,经过政策一再调整和各方面种种努力,农业中存在的问题(如粮食缺口)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有些问题(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还继续存在,而新问题(如城乡收入水平差距扩大)更成为影响稳定的因素。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三农”问题成为重要议题,会议文件明确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在我国,农业确确实实也是一个问题部门。 在我看来,我国要解决有诸多问题的农业部门,必须从下述三个方面着手: 1.坚定不移地、积极而有秩序地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广阔的生产空间。 农村存在着剩余劳动力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而在中国这一现象最为突出。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数量,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2000年中国人口达12.61亿人,居世界之冠,年增长率仍未降到1.1%以下,而可耕地面积仅占世界可耕地面积的7%。估计,现在农业劳动力为4亿上下,其中,剩余劳动力在1.8亿至2亿之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必然压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中国:长期发展问题的问题和方案》中指出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不仅低于中等收入国家,还低于其他低收入国家。据统计,从1960年至1978年,低收入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为0.9%,中等收入国家为1.4%,而中国仅为0.3%。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捷径之一是机械化,但庞大数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并继续膨胀堵塞了这一条道路,从而较快速地提高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是难以实现的。劳动生产率的低下是中国农民贫困的主要根源。中国现在还有数量众多的尚未脱贫的、收入极为低下的人口,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1998年中国日收 入在1美元以下者占总人口的4.6%,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村人口。 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在经济上起了正面作用。第一,为城市工业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据统计,广东省已吸纳了1200万外来人口,其中至少80%(即大约1000万人)来自省外农村。他们为广东省的企业贡献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使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欣欣向荣,如日本一家报纸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说:“在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华南地区,各国企业为寻求廉价的劳动力而进入中国,其中,在邻近经济特区深圳市的东莞市,大约有4万多家企业前去投资,很多工厂实行三班倒24小时工作制,工厂的夜景很壮观。……日本一家生产眼镜框的厂家1992年在东莞市办厂,当时从业人员只有数十人,而现在已达到约2000人,产值占公司的一半。”(注:《参考消息》,2001年11月16日,第1版。)第二,外来劳动力为城镇的基本建设如楼房建筑、管道施工、道路修建、住宅装修等所需工人的主要泉源,据估计,他们当中大约80—90%来自农村。第三,为家乡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如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多的省份之一、四川省,去外地打工人员每年汇回家中的款项以百亿人民币计。(注:据四川省三台县的统计,该县年劳务输出创造7.1亿元人民币,粗略地推算,四川全省年劳动输出创收至少在150-200亿元人民币之间,三台县的统计见《经济日报》2001年11月6日第10版。)第四,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出后还可以回流,经过在外艰苦奋斗多年的民工,一部分人开始回流,他们带回资金、技术和先进的价值观回乡创业,既可以自己成家立业,又可以促进家乡经济的发展,例如,四川三台县民营工商企业从业人员中,回乡创业人员占2/3,2000年达到12000余人。 当然,乡——城人口的盲目流动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主要是,城市失业现象比较严重,求职困难,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后面临的情况是,供给大大地而且在相当长时期中超过需求。结果,由于城市企业部门不能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流入城市的民工就因找不到工作而沦为棚户和贫民窟的居住者。他们从事一切可能做的个体劳动者,成为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搬运工、鞋匠、擦皮鞋者以及保姆等等;于是,城市中出现并不断扩大了一个新的部门——“非正式部门”(informal sector)在这个部门中,人们一般在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进行长时间的劳动,但生产力很低,收入微薄又不稳定,但易于进入,依靠亲友携带或不计条件的自我介绍就可以为雇主接纳。可以说,非正式部门像海绵吸收水分那样不断吸纳流入城市的农业劳动者而不断膨胀。日益膨胀的非正式部门不仅是城市的负担而且成为社会公害。饮水用电的要求不能不满足,占地建房之势难以抑制,环境卫生的破坏又禁而不止。 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地拥入城市确实会给城市带来相当严重的后果,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谋求生存和预期中较好生活条件而离乡背井进入城市从经济规律上说是不可逆转的趋势。1978年以前,我国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把广大农民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之上,使他们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条件下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方针的指引下,20世纪80年代初,政府对户口迁移以及“农转非”问题放宽了政策,农民开始向城市流动,从而产生了上述正面和负面影响。为了扩大正面影响和减少负面影响,我国在继续放宽户籍管理的同时,不片面主张城市化而提倡城镇化。在这一政策思想引导下,我国小城镇由1978年的2173个增加到,2000年的20312个,22年中增长近10倍。小城镇的蓬勃发展,减轻了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压力。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又引起了新的问题:如城镇分散达不到规模经济,不能产生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不能发挥城市功能;小城镇遍地开花,破坏耕地,污染农村,离土不离乡的亦工亦农身份事实上使农民不更多关心农事,使农业难以实现规模经营;城镇分散,不能在一个地区形成经济、市场和信息中心。这些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又转而重视大中城市的建设。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似不应当把城镇化与城市化对立起来。不可否认,经济的现代化离不开大中城市的发展,但是,少数的大中城市无论如何也容纳不下2亿以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建设需要极其巨大的投资,水电设施、地下铁道、立交桥、轻轨、“靓起来工程”、“亮起来工程”等等所需投入的庞大资金都不能不依靠外力。而小城镇的建设不必刻意求新求大求全,可以更具有田园风格。它们靠近农村,可以就此吸纳劳动力,通过“边干边学”,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小城镇建设,所需资金较少,可以就地筹集,调动民间资源。至于影响环境问题,在市场走向规范化和法治日益健全的过程中,可以逐步解决。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移动这股洪流,只能疏导,不可拦阻。把农民拒于市门或镇门之外,从经济上看,既不利于农村,也不利于城市,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是逆流而行的不明智的举措,也是根本作不到的。要素自由流动是资源配置优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劳动力在地域或行业中受到禁锢,从根本上说,是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我国于1957年实行了控制户口迁移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村迁往城镇、中小城市、迁往京津沪等大城市实行严格控制。在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自20年代80年代以来,户籍管理逐步放松,200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全国小城市全面开展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管理结构被打破。一些省市改革步伐更快,如浙江省县级以下的城镇已完全实行按居住地登记户口的政策,广东省的改革范围更包括大中城市、甚至特大城市,这些城市将以落户条件替代城市人口控制指标,石家庄规定凡有合法固定住所并有常住户口的职工、居民可以申请其配偶、子女、父母与其共同生活。看来,我国的户籍制度在本世纪中叶以前必将彻底改革。户口问题不仅在求职、应聘、入学、医疗等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待遇使农民长期处于不公平的地位,而且使我国人口中数量最多的成员中产生了心理上的扭曲,农村户口使人感到自卑,“农转非”成为一种光荣,进入大城市,特别是北京和上海更是广大青年梦寐以求的事。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和变态的心理,如果长期不纠正,必将严重障碍我国的经济发展。 2.努力提高农民收入,减轻负 担,预防外来风险 长期以来,就全国而言,农民收入水平不高,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如2000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人民币2552元,大约仅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湖南省全省农民收入1999年人均增加83元,2000年只增加50元。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我国1998年总人口中最贫困阶层(占总人口的10%)可供消费的收入份额仅占全国人民可供消费的收入总额的2.4%,而最富裕阶层(占总人口的10%)可供消费的收入份额竟占全国人民可供消费的收入总额的30.4%。基尼系数为0.4。无疑,最贫困阶层在农村,最富裕阶层在城市,基尼系数达0.4,清楚地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己处于相当严重的程度。 低收入的农民所承受的各种费用负担非常沉重,以用电为例,不少农村地区付出每1度的电费竟高达城市的10倍,以致许多农户不得不“日入而息”或用起油灯。现在一些地区已在试行费改税的办法以控制对农民不合理的收费,并进行农民负担专项大检查,但是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农民负担沉重的问题还远未解决。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我国农业如何经受国际大环境变动的冲击。如前所述,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而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又占全部农业劳动力的45%以上,但仅提供农业总产出7%的产出,粮食商品率还不到20%。结果,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已高于国际价格。据统计,以1998年的国际经济为基数,国内外经济比为大米101,小麦143,大豆179,玉米180。(注:《中国价格学会通讯》1999年4月15日。)因此,加入WTO后,我国农业生产必将付出相当高的代价。据估计,加入WTO后,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将使2005年国内玉米生产减少7.5%(1000万吨),小麦生产减少4.7%(500万吨),大豆生产减少4.5%,棉花生产减少3.8%,油料作物减少生产3.6%,糖料作物生产减少2.5%。生产减少使2005年种植业部门将减少300多万劳动力。(注:胡鞍钢:《中国走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8页。)这将为本已十分严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雪上加霜。 当然,我国可以凭借要素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纺织、服装食品、皮革制品以及建筑、建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估计可以增加6百万人就业。但是,要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看来必须明确一个观点:从农业本身产业结构的改造上升到把农业现代化和高科技化与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结合起来,使广大的农民在新农村、新农业的新天地中发挥他们的巨大潜力。 我特别注意到刘易斯在1979年发表的论文中委婉地修正了他在1954年对二元结构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能顺利转向城市工业的观点的一段话:“发展经济学家们未能清楚地认识欧洲的经验而认为在发展过程中总是出现农村人口的减少。诚然,农村人口将减少,但这只是相对的,绝对的减少只会是在发展后期。例如,1850年左右,欧洲的农业人口占全人口的50%,而自然增长率仅为1.5%,于是,在城市人口年增长2.5%时,农业人口绝对下降。如果70%的人口在农村自然增长率为2.5%,农业人口绝对下降必须以非农部门以8.3%的速度增长为前提,而这是无法做到的。因此,农业从业人数的绝对增长与人口膨胀密切相关。绿色革命之成功,因为它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化的农庄节约劳动型的投资应当控制。修道路、开梯田、建灌溉系统等基础设施投资是必要的”。(注:刘易斯:《蹒珊前进的中世界经济中的农业》,迈耶主编:《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英文第7版,第332页。) 因此,我认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不能完全跳出农村和农业。要继续贯彻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高附加值并具有现代化特色的高效农业。 3.尊重农民的意愿,保护并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业生产结构必须改革,农业生产方式必须更新,农业传统保守思想必须受到教育,但是,任何重大变革措施应当得到当地大多数农民的认同,不能以简单粗暴的命令主义行事。据媒体报道,某一个镇的领导层为了“增收”,规定农民必须把大面积土地改为桑田,但当时农民熟知,该地的土质和气候条件都不适宜种桑,于是,在奉命种上桑苗的当晚用开水把苗烫死。又一个镇的领导层决定要大面积种植烟叶,结果烟叶枯萎不长,又命令所属小学停课,规定每个小学必须说服一户农家种植10亩烟苗,完不成任务要罚款。这些事件使农民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也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感情。 对从事农业工作的人,也许发展经济学另一位先驱人物和刘易斯同时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舒尔茨的一段话题是颇有教益的。他说:“在自己土地上的普通农民,具有超过来自富国的仅仅懂得经济学的专家的优势。他熟悉他的小块土地和当地气候,而且他能预期他的辛勤劳动将取得什么成功,而所谓的专家却一无所知。他还知道,风雨和阳光对于他和他的家庭能否活下去是无情的。各类病虫害向来就是他的农作物的天敌。大自然从来就是吝啬的。这位默默无闻的农民是农业现代化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体。他是以分厘而不是以元角为单位来计算边际成本和收益的。他和我们一样关心改善自己的命运和下一代的命运”。(注: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发展经济论文:论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探析 [论文关键词]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广义的结构转型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的涵义,通过对“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广义的结构转型”两种具体分析方法的分析,对发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做出评价。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或Economics of Development)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兴起但都面临着贫穷落后的经济局面,当时这些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增长率高、经济增长率低、经济结构落后、失业问题严重,这些问题严重困扰着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共同对该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其中首树发展经济学理论大旗的是结构主义学派的彼德·T·鲍尔(LordBauer)、科林·克拉克(ColinClark)、刘易斯(A·Lewis)、缪尔达尔(G·Myrdal)、纳克斯(R·Nurkse)、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n-Rodan)、赫尔希曼(A·O·Hirschman)、普雷维什(P·Prebisch)、汉斯·辛格(H·W·Singer)、霍利斯·B·钱纳里(Hollis Burley Chenery)、M·赛尔奎因(Moshe Syrquin)等人。由于结构主义方法产生较早,这些学者也构成了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在2 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颇具影响。 一、何谓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 (一)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概念界定众说纷纭,并不统一。本文采用我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的解释: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发展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发展经济学是指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和学说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其理论可以溯源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中涉及到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发展经济学,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本文所谈的发展经济学是指狭义的发展经济学。 (二)结构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基本理论要素包括其发展观、对经济发展运行机制的描述、资本形成理论、伪装性失业理论和国际经济理论。而指导这些理论的分析方法的对象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1.对经济结构构成的分析:经济结构的构成在结构主义者当中说法不一,根据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马颖和陈波的归纳分析,其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结构构成是指宏观意义上的整个经济各个部门的构成及相关变量,包括有关的经济活动部门和作为生产中主要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本投资等变量;第二,结构构成是指按经济活动部门所组成的部门结构或者按某种需要来划分的经济结构。”[1]其中大多数学者运用第二种含义进行分析。例如W.A.刘易斯有关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霍利斯·B·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式即是按经济活动的部门结构进行分析的。且霍利斯?B?钱纳里是按积累过程(包括投资、政府收入和教育三个类目)、资源配置过程(包括国内需求结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三个类目)、人口与分配过程(由劳动力配置、城市化、人口转型、收入分配四个方面构成)这三个过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的。其认为,结构构成表现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相对稳定的关系。” [2]2.对经结构变迁或结构转型的分析:结构主义方法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的分析一直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学派研究纲领中占据着中心位置。“结构转型”亦称“结构变迁”(the structural change)。它们被钱纳里定义为“需求、生产、贸易和就业构成的一组互相关联的变化,而“需求、生产、贸易、就业构成的各自的变化又反映了因收入水平提高而产生的资源配置格局转移的不同方面”[3];赛尔奎因则把“结构变迁”定义为“从生产和要素使用角度来考虑的各部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工业化便成了结构变迁的中心过程” [4]从钱纳里和赛尔奎因两人对“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的定义中可看出两层含义:第一,“结构转型”本身就涵盖了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而赛尔奎因的定义中提到的“各部门”实际上也是指“产业结构”;第二,“产业结构转变”过程同“结构转型”过程是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结构转型”的作用因素,影响着“产业结构转变”。3.对经济结构与经济现象之关系的分析:结构主义者还透过经济运行中的众多变量,强调经济结构作为“深层因素”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他们看到了影响经济运行的诸多因素,指出,在一国经济中,劳动市场二元结构、农业、运输、动力、进出口等行业都被列举为结构刚性。如农业部门对价格激励做出的反映严重滞后于工业部门,往往会成为导致发展中断的瓶颈;运输和动力等基础设施部门中的刚性表现为生产缺乏伸缩性,对价格反映存在滞后性;这些部门还会因为投资不足而拉整个经济的后腿。 二、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工具例析 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指导之下形成了具体的研究方法,著名经济学家霍利斯·B·钱纳里、M·赛尔奎因即在产业结构转型研究中倡导“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广义的结构转型”分析方法。以下通过对两种研究方法的概述,对这两种方法做出评价。 (一) 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方法。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主要指统计方法与投入——产出法。最早对产业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是克拉克。他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三个部门就业人数的变动入手,研究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不断缩小,工业部门先增大后缩小,而服务业处于部门不断增大趋势;第二,效率和需求是促成产业结构转变的两个基本方面。库兹涅茨对克拉克的研究方法作了进一步发展,他在《现代经济增长:速度、结构与扩展》一书中,指出了有关农业、工业、服务业这三个部门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关系式: ri=ai(1+rT)—1 式中,ri和ai分别表示部门产出和国民总产出每 10年的增长率,ai为部门某一时期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对10年前该部门占总产出比值的比例。通过分析一个世纪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各自占国民总产出比重的变化可以得出ai,再经过对国民总产出增长率进行估算得出各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进而描述各部门的变动趋势。该公式基本描述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的变动趋势,为结构主义研究的精确化作出了贡献。 霍利斯·B·钱纳里将克拉克和库兹涅茨的统计研究方法又作了进一步推进,在他与M·赛尔奎因1975年合著的《发展模式:1950——1970》一书对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变动作出广泛的统计上的解释。在该书中其除了使用传统的统计方法之外,还巧妙地使用了相关分析。他们为了创造一整套可以对更为广泛的可获得的数据进行度量的方法,专门设计了对包括积累、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在内的10个基本过程进行描述的27个变量,以便分析与各国经济增长相伴随的产业结构转变。 钱纳里率先用投入——产出方法来分析产业结构转变,早在1959年,在他与克拉克合写的《产业关联经济学》一书中,就第一次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系统地论述了产业间的结构关联问题。这一分析方法共两个步骤: 第一,用于投入产出方法来细化行业分类,建立起全面的产业结构转变分析框架,用以克服传统的统计方法在分析结构转变方面的缺陷。他们通过对中间产品使用比例wi和中间产品投入比例uj进行计算,将产业结构中的各行业细分为四种类型:中间产品使用和投入的比重均偏高的产业 (钢铁、石油制品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高但中间产品投入比重低的产业(农林业、煤矿业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低但投入比重却偏高的产业(服装、造船、食品加工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和投入比重均偏低的产业(渔业、运输业等)。wi值和nj值的高低代表着产业关联程度的强弱。 (二)广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CGE模型于20世纪60——70年代问世,起初由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运用该模型讨论经济问题。由于CGE模型具有能够对 经济全面地加以模拟的巨大优势,自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以结构主义的假设,使之能按照结构主义表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问题。结构主义这一研究方法至今影响尚存,被新一代结构主义经济学家所继承。恰如新一代结构主义领军人物泰勒所言,结构主义思路的基本假设“在于一个经济的制度以及各生产部门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决定这个经济的宏观经济行为方面起主要作用”。[5]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学家改变传统方法一般地分析产业结构的转变,而是从某一具体角度来研究包括产业结构转变在内的广义的结构转型。例如,CGE模型被用来分析短期内在外汇短缺前提下调节政策的选择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以说明宏观调节与结构转变之间的关联所在;CGE模型还被用来讨论包括货币、债券和分割的可贷资金市场在内的金融压抑问题,使其既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特征,又能解释市场不完善条件下各种替代机制的宏观经济学本义;而且,工资水平、生活状况、金融资产收益、资本利得等方面也被纳入CGE模型,以便分析贸易条件变化对发展中经济所造成的收入分配效应。其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德尔曼——罗宾逊模型。其是1978年阿德尔曼和罗宾逊在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CGE模型的基础上,建构了第一个结构主义CGE模型,讨论了韩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与广义的结构转型相伴随的收入分配问题。 三、对发展经济学经济结构主义方法的评价 结构主义方法产生于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之后,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的缺陷,但由于其是二战之后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显现出许多不足。 (一)理论框架的粗糙。虽然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为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理论框架过于松散。同新古典思路相比,结构思路更接近现实 ,但不如新古典主义方法那样严密。结构主义的各主要假定前提只是以描述性陈述为特征,还远未达到公理化程度。其分析方法初衷显然是想建构能将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非经济参数包纳进来的理论模型,但由于变量太多 ,致使理论框架显得过于松散和粗糙。造成结构主义框架此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 ,结构主义所依赖的逻辑基础主要是归纳法。而新古典思路所依据的逻辑基础主要是演绎法 ,故而这一方法从根本上很难达到精密化的程度。第二 ,结构主义方法的数学化形式表达难以包括所有影响经济运行的因素,本身就受分析方法局限性的制约。 (二)微观基础的不足。结构主义方法从总体上是可以说是一种宏观理论。在建构上深受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方法的影响。虽然早期结构主义方法有着比新古典方法更为广阔的视野,但缺乏微观基础的不足酿就了结构主义方法的“阿基里斯之踵”。这方面从结构主义方法所使用的弹性这一术语上可以看出。而弹性概念是早期新古典方法的微观分析工具。结构主义方法将其借来应用于结构与制度分析工具的辅助性手段。而且严格地说 ,结构主义者所使用的“刚性”术语 ,实质上也是对弹性不足的另一种表述。从而显现出其微观基础的不足。 (三)方法过于理论化。无论是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方法,还是广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其理论都需要进行量化,而许多人文因素是很难用量化的指标进行分析的。故而,其提出的对策和建议也因为过于笼统而缺乏可操作性。如他们在观察并分析了许多市场失灵的情况后,就草率地做出中央政府必须代替市场的结论。发展经济学经济结构主义方法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当前已被多重均衡分析法、发展微观分析法、现实主义制度分析法所取代,但其曾经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提供过指导作用,而且至今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在我国当前进行产业结构转型的形势下更有必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从而促进我国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 发展经济论文:发展经济学的演变,基于政府与市场的视角 摘 要: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论争贯穿于经济发展理论发展过程的始终。本文考察了自发展经济学产生以来的主流理论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及其变迁的原因,并对二者的关系做出了进一步的思考。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 政府 市场 政府(计划)与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两种可供选择的手段,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家们高度关注和激烈争论的话题。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梳理可以清晰地折射出整个发展经济学思想的演变历程。从20世纪40年代末发展经济学诞生以来,从时间上看,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为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为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为第三阶段。[1](P.67)其主流理论经历了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复杂流变,其政策取向经历了“政府至上”、“市场至上”和“制度至上”的演变。笔者认为,其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知经历了二者互斥到互补的变迁,并因此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 一、经济发展理论中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 (一)市场或政府:互斥的两者 早期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基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比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刚性、时滞、短缺、剩余、低供求弹性等结构上的特点,因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不是利用市场来解决静态资源的配置问题,而是动态的可投资源的供给增长问题。在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资本三种基本的生产要素中,发展中国家前两者都较为丰富,唯独资本最为稀缺。他们认为,不同国家发达程度的差异说到底是工业化水平的不同,所以发展中国家要从贫困走向富裕就必须尽快实现工业化。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所以资本——以机器、设备和可投资金为主的物质资本的形成及其快慢速度就成为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的首要条件。目标与资源禀赋的尖锐冲突不可能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而只能靠政府用计划手段扭曲要素价格来实现工业化。对比较优势(P.萨缪尔森称之为颠扑不破的真理)的背离使这些部门没有竞争力,必须依靠国家的政策予以保护,保护措施中最为确实可行的是进口替代。[1](P.70)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1970年的一份报告中对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极端重要性作了较为完善的论证:“政府在工业扩张过程中不能也不应该仅仅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计划已成为工业发展规划中的一个重要和优秀的部分,因为市场力量本身不能克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的深层次的结构刚性问题……与发达的市场经济相比,计划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和合意性。更大的可行性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必须考虑的变量数目较少,更大的合宜性则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发展中国家中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进行合作的自发机制的运行比不上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不成熟的市场不足以提供一种机制,以确保私人的决策能符合社会的偏好和经济目标的最优结果,因此,计划就是完全必要的了。”[2](P.31)所以,古纳·缪尔达尔说:“在长时间的困惑之后才明白这个道理的不发达国家的特别顾问们……推荐将中央计划作为发展的首要条件。”发展经济学家的一致观点是:“优秀的顾问和技术专家提出好的政策建议,然后由优秀的政府去实施。”[3](P.2) W.W.罗斯托在其1960出版的《经济成长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也明确指出,政府必须发挥中心作用。 对政府的具体作用,“发展性国家”这一概念作了较为完整细致的描述。政府不仅为发展进程提供大量的基础设施,而且从长远的观点看,还将其权力和影响扩展到所有影响经济发展进程的领域。除了维持社会的秩序、稳定和开展对外关系等基本的职能外,政府行为涉及的领域还包括:教育、科学和技术开发;有关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工资、就业、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构成、消费等方面的社会政策;有关信贷条件、货币问题、财政、预算、公共开支等方面的金融政策;有关预算、公共投资、商品和劳务生产、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和销售、国有化、私有化等方面的经济政策;有关调解、仲裁、司法、制裁、执法等方面的法律政策,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等等。由此可见,政府包揽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完全排斥了市场的作用。 结构主义的政策主张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拉尔(Lal D.)引用某些实行控制政策的国家失败的例子对反市场机制、支持计划化、支持政府控制和干预的“国家控制教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visible foot)”对“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拉尔指出,大量的经验证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行为方式与发达国家的人民的行为方式在本质上并无差异,同样服从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自我利益的“刺激-反映机制”。不仅如此,穷国的经济主体由于“储备”较少,反倒会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做出更为迅速的反应。所以,在发展中国家供给弹性、需求价格弹性以及要素的替代弹性都较高。这样,价格的变动必然较快地引起产品的供给数量与需求数量以及生产产品的要素配合比例的相应变化。[4](PP.539-540)一句话,价格机制完全能够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得到最优配置。静态最优必然会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并转化为动态的资源最优利用和良好的发展绩效。政府解除对外贸易的管制,不仅能够对国内企业形成刺激,而且可以获得比较利益。所以,鲍尔(Bauer P.)明确指出,发展问题的分析不应当是“无价格的(priceless)”。而拉尔则指出,把“价格理顺(get the price right )”是一切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4](P.117)为使价格机制良好运转,政府应该“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5]这种观点后来被人们总结为“华盛顿共识”,即减少政府干预,尽速实行私有化,尽速推行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降低政府财政赤字;价格,特别是实质利率,应由市场决定,并严格控制通货膨胀,以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华盛顿共识根本没有提到政府的作用,认为市场会自动地解决解决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6](P.18) 我们看到,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都把自己的政策主张推向了极端,简单的肯定政府或市场,把糟糕的现实经济发展绩效归因于另一方的介入,认为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和市场是彼此排斥的,而没有看到两者有效结合的可能性。 (二)市场和政府:互补的两者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开始运用于发展经济学,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科斯定理表明,当交易费用为零时,制度是不重要的。换言之,当存在交易费用时,制度就会影响到资源的配置。所谓制度,是指约束人的行为并将其导入特定渠道的一套规则。具体地说,制度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可称之为立宪秩序,是一个社会赖以建立并显示其特征的基本准则和要素,它涉及文化、意识形态、基本政治经济体制等诸方面; 第二个层次则是具体的政治、市场制度安排。在V·奥斯特罗姆、D.菲尼 、H.皮希特等人的分析框架中,制度的这两个层次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市场制度是内生变量,而立宪秩序是外生变量,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策。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困境根源于缺乏一套有效的市场制度,而这种制度之所以未能出现,是因为深受政府影响的立宪秩序普遍存在重大缺陷。 诺斯(North D.)等人认为,历史上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而非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后者只不过是增长的表现。具体地说来,排他性的产权制度的建立是英美等国在近代实现工业化的根本原因。制度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将潜在的外部收益内在化的要求,当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制度变迁就会发生。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出新的潜在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知识的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的综合作用促进了拉坦式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新的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就会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空间,由此形成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但是现实中,政府和意识形态常常能通过对收益和成本的影响来制约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进程,并有可能使特定的经济长期锁定于(lock in )无效率的制度环境中。不仅如此,政府还常常强制性地推行制度变迁。所以,诺斯提出了著名的“诺斯悖论”:国家(政府)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经济衰退的根源。 新制度经济学者还认为,以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性为基石的经济体系是最有效的,微观层次的创新能力和活力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支撑力,充分完善的市场制度安排是保证经济效率和增长支撑力的制度安排。虽然通过市场形成的微观自主性需要经历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中央集权的控制方式似乎是一种替代性的选择,但是其运作的结果却是微观自主性的丧失,所以自上而推行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具有支撑力的。[7](P.8)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新制度经济发展理论认为,有效率的生产性制度变迁主要是一种市场行为,但在这其中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视。所以,像结构主义一样期待“政府万能”,像新古典主义一样期待“市场万能”都是不现实的,关键在于改进制度安排,使二者都得以充分有效的发挥作用。市场与政府之间并不是一种“纯”的选择,而是一种适度的程度上的选择。 二、经济发展理论中政府与市场关系变迁的原因透视 回顾过去,我们不难发现是实践的有效需求和理论的有效供给共同促成了经济发展理论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入。 从实践需求方面来讲,20世纪40—6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虽然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但经济上依然不自主,他们迫切的要求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西方高度的工业化,使他们认识到工业化是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而苏联通过计划手段在短期实现了工业化则使他们对政府的能力深信不疑。于是,“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便成为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普遍的信条。这种方式在短期内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些国家迅速的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却普遍出现农业停滞,失业率高,进口替代工业效率低下,二元结构的次级分化,经济增长乏力。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重视市场机制作用、实行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增长不仅迅速,而且质量颇高。不少发展中国家开始从片面强调物质资本的积累转而重视人力资本,从片面强调计划管理转而重视市场调控,从片面强调工业化转而重视农业。新古典的政策在以东亚为代表的国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成就的取得使人们将市场的作用推向极端,“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的结果是使发展中国家再次陷入危机中。 相似的资源禀赋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经济绩效,特别是资源贫乏的“亚洲四小龙”竟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中进行的。正是较为良好的政治经济制度保证了有限投入的高经济效率。同时,良好的制度也使国内居民保持了较高的积累和国外资本的大量流入。更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各国实践者对政府与市场相互作用形成的制度、制度变迁的轨迹和进程的探索最终使制度经济学成为显学。中国等国家的实践已经初步证明,在要素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制度的改进以使政府与市场更恰当的契合将会极大地提高效率,改善发展的绩效。 从理论的有效供给方面来讲,诞生于西方的发展经济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始终没有摆脱西方主流思潮的深刻影响。20世纪40—60年代末,正是经历了“大萧条”的西方国家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指导下的黄金时期,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了资本积累的关键作用,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丁伯根和弗里希的计量模型又为国家控制提供了可操作的工具。在此基础上,刘易斯、缪尔达尔、罗森斯坦-罗丹、普雷维什、辛格、纳克斯等从不同的角度发展出了一套国家控制的理论。 20世纪70年代,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长期执行国家干预的西方国家陷于“滞胀”。对这一现象凯恩斯主义理论已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在实践上又无法提出可行的对策,受到了以理性预期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的猛烈抨击,他们认为是政府的长期干预破坏了市场体系的内在稳定性,当务之急是应该恢复自由放任的传统。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以拉尔、鲍尔、舒尔茨、哈伯勒、明特等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体都是理性的假设出发,提出市场机制是普遍适用的“单一经济学主张”,并宣告以“政府万能”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已走向死亡。 与此同时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出发,认为新古典主义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是不合理的。在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里,市场制度的效率取决于保证市场制度正常发挥作用的制度安排,政府对产权界定的不合理(不力或过度)将使资源被置于公共领域,从而造成过度使用和“寻租”,使资源配置陷于低效。所以,制度是重要的。政府对产权的界定是交易的前提,由于政府对权力的垄断和管制可能带来的寻租行为,必须对政府的权力进行约束。 三、对经济发展理论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进一步思考 通过对经济发展理论的考察和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或政府都存在着缺陷,像结构主义或新古典主义一样基于完美的范式来期望事实上并不完美的某一方来发展经济必然很难凑效。既然如此,像新制度主义提供给我们的思路一样,谋求二者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有机结合应该是可能的出路。正如比较制度分析理论所指出的,“设计出理想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而制度作为一个体系是具有历史的路径依赖性而进化来的,无视制度的互补性而随意地变更政策决非好事,而且也是不可能的。”[8](PP.80-81)比较制度分析理论进一步指出,“通过追求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虽然也能部分地实现国民收入于财富的扩大,但要想持续地实现国民收入与财富的扩大,就必须获得动态的资源配置效率。市场机能扩张性的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充分关注市场本身所具有的与民间各种协调结为一体实现的动态资源配置效果。”[8](P.90)因此,“市场机能扩张性争持无论什么国家什么时代都是必要的,但其内容有必要依据国家与时代的不同而不同。”[8](P.94)目前,认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应该是互补的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世界银行在1991年的报告《发展面临的挑战》中也提出,“发展的优秀,也是本报告的主题是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这不是干预和放任主义的问题 ——虽然这种二分法广为流行,但并不正确。……这不是市场或国家的问题,他们各自都有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竞争性的市场是人类迄今为止发展的有效的生产和分配货物与劳务的最佳方式。国内与国际竞争带来了刺激因素,挣脱了束缚企业家和技术进步的羁绊。但是,市场不能在真空中运转——他们需要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法律与规章体系。就其他许多任务而言,市场有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9](P.1)“在确定的和保护产权、提供有效的法律、司法和规章制度体系以及提高社会的服务的效率和环境的保护等方面,国家构成了发展的优秀。”[9](P.4)所以,“如果市场的功能发挥正常而且可以这样做,就会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如果市场无法正常运转,政府相应的进行谨慎的和明智的干预,那么收益会更高。如果两者一起运转,那么就会像经验告诉我们的那样,产生比总和收益更高的收益。当市场和政府协调一致地运行时,就会取得惊人的成就,而当它们相对立时,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是“最宝贵的经验之一”。[9](P.1) 世界银行在1997年的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再次强调,“市场与政府是相辅相成的:在为市场建立适宜的机构性基础中,国家是必不可少的。……绝大多数成功的发展范例,不论是近期的还是历史上的,都是政府与市场形成合作关系”[10](P.3)的结果。该报告在探讨政府可能发挥的作用和如何最好地做好它应作的事情时指出:应使政府的责任与能力相适应[10(P.27) , 而政府的能力可以通过重振公共机构的活力得到改善[10](P.79)。而不同国家由于市场的发育程度、政府的组织效能的不同,政府的职能也就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了。所以笔者认为政府与市场在各国具体的发展环境中进行动态的、有机的结合应是今后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方向。 没有完善的人,我们便不能期待有完美的理论。可以肯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之争仍将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继续。但随着经济发展实践的深入,对二者关系的讨论必将进一步走向成熟和务实。 发展经济论文: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关于在增长理论基础上重建发展经济学的若干思考 【内容提要】发展经济学在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对于发展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取向,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然而,所有这些见解看来都忽略了两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第一,发展经济学如何建立自己的理论统一性;第二,假定实现了理论上、方法上的统一性,发展经济学如何建立自己的经验基础。文章的主要目的在于引入重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方向,其两个基本观点是:第一,发展经济学应当并且能够在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重建,也就是说,发展经济学可以作为增长经济学的一个应用学科来建立。从形式化分析的角度,发展问题可以作为一类特殊的增长问题来处理。这样,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统一性问题便可以获得解决。第二,发展经济学的重建可以以东亚的发展经验作为参照,因为东亚提供了二战后发展中国家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实现了成功的经济发展的相对完整的经验。作者以增长理论作为框架,以东亚经验作为参照,提出了重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初步纲要。 【关键词】收敛理论;东亚模式;发展经济学 一、引 言 在过去近二十年中,增长理论在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再度恢复了其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与此同时,发展经济学则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发展经济学的衰落,并不是因为发展问题已经过时,或对于所有已知的重大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都已经给出了理论上完满的解答。恰恰相反,发展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远未过时,对于现实中重大的发展问题,我们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能够找到的理论解答是极贫乏的。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克鲁格曼①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即形式化分析模型发展的滞后。不过,这明显地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增长理论自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再度恢复了其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之后的今天,发展经济学仍处于衰落境地。发展问题较之单纯的一般增长问题更为复杂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肯定不是故事的全部。对于发展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取向,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然而,所有这些见解看来都忽略了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第一,发展经济学如何建立自身的理论统一性;第二,给定理论上、方法上的统一性,发展经济学如何建立自己的经验基础。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就在于澄清这两个具有基本重要性的问题。我们的两个基本观点是:第一,发展经济学应当并且能够在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重建,也就是说,发展经济学可以作为增长经济学的一个应用学科来建立。从形式化分析的角度,发展问题可以作为一类特殊的增长问题来处理。这样,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统一性问题便可以获得解决。第二,发展经济学的重建可以以东亚的发展经验作为参照。东亚提供了二战后发展中国家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实现了成功的经济发展的相对完整的经验。这样,我们既可以在东亚的发展经验中找到丰富的发展问题,也可以利用东亚的经验检验和扩展我们提出的相关理论。 本文的讨论涉及以下问题:重建发展经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提供讨论的经验背景;提出在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重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路线(“收敛”方法);进一步讨论理论建模的经验基础;提出本文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 二、增长与发展:若干基本的事实及问题 增长理论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原因,发展理论关心的主题则是后进国家的经济增长及不同国家间经济增长差别的原因。持续的人均收入增长及与之相关联的全面的、显著的结构变动构成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特点。众所周知,现代经济增长是从18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其后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正是这种首先开始于西方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在其后一个半世纪内导致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在人均收入方面的差距急剧扩大,从而使得世界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演变,在现代经济增长的传播上带来了一系列具有基本重要性的变化。第一,现代经济增长进一步扩展到了大多数的属于非西方世界的发展中国家。②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经济增长成了一种真正世界性、全球性的现象。第二,同二战前相比,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发生了显著的加速。③ 第三,少数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加入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行列。 在任何意义上,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增长现象都是史无前例的、极其丰富和复杂的,并且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问题。就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言,我们可以将二战后世界经济增长的情况,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相关的情况总结为以下5 个基本的“程式化的”(“stylized”)事实。④ 事实1:二战后初期,在当时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人均收入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事实2:在二战后的半个世纪内,世界经济整体上实现了持续的增长, 其增长率超过二战前任何一个时期。 事实3:在发展中国家整体与发达国家整体之间,在人均收入方面的差距并未发生显著的缩小。 事实4: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位于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中国台湾省和香港地区)在追赶发达国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并且,所有这些国家、地区都是开放的市场经济。 事实5:大多数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方面最终都失败了。⑤ 由上述事实,我们可以提出一系列具有根本性的重要问题:第一,为什么东亚成功了,而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失败了?第二,成功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建立在私人企业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吗?第三,成功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开放的经济政策吗? 我们以上讨论的现象包含着与现代经济增长相关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后进国家能否比先进国家增长得更快,从而最终赶上先进国家。如果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之为“收敛”(“convergence”),那么,先前的观察说的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收敛”。不过,类似的“收敛”现象确实发生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集团内,那就是,若将美国作为基准,OECD 集团内大多数国家都比美国增长得更快。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OECD 集团内的国家具有两个显著的相似点:第一,它们均属于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第二,它们彼此间均具有密切的经济联系(相互开放,包括商品贸易、技术转让及资本和人员的流动等)。⑥ 这样,从上述观察中,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基本的结论:第一,在初始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增长可以发生极大的差异;第二,在开放的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后进国家有可能通过对外贸易、技术转让等途径赶上先进国家。后一结论构成本文其后整个讨论的基本前提。 三、重建发展经济学:一个基本的方法论路线(“收敛”方法) 本文的讨论所依据的一个基本信念是:发展经济学应当并且能够在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重建。首先,发展的优秀问题是人均收入的增长,而这正是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其次,增长理论发展了一整套形式化的分析技术,这可以帮助我们将发展理论转化为一个严格的理论。本节简要地探讨在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重建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论路线。我们的基本想法是:“发展问题”可以形式化地归结为开放条件下后进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相应地,理论建模可以归结为发展出一类特殊的开放条件下后进国家的增长模型。我们先前考察的发展事实表明,在开放的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后进国家有可能通过对外贸易、技术转让等途径赶上先进国家。这样,理论建模可以进一步具体化为构造出一类特殊的开放增长模型,其中贸易、技术转让引致后进国家的长期人均收入水平“收敛”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以下,我们扼要地阐述上述的基本方法论思想。 一般认为,现代增长理论开始于索洛在1956 年发表的一篇经典性文章。⑦ 早期增长理论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发达市场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其优秀概念是“稳态”(常数增长状态)。当然,所谓稳态不过是通常的均衡概念在动态意义上的一个扩展。在这一背景下,增长经济学被看做是一门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学科。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发展经济学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单独学科出现有两个背景原因:第一,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一些基本上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殊性,因此在发达国家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并不完全适用;第二,发展中国家作为落后国家存在着一个发达国家不存在的问题,即摆脱不发达状态、进入发达状态的问题,具体地说包括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等等。然而,在发展经济学的定义上却发生了持续的混乱。首先,人们没有严格区分专注于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与等同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当人们谈论发展经济学时,人们常常明显或隐含地集中关注于发展方面。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按照主流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学科分类范式,显然只能理解为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各个有关经济学科的一个集合。其次,人们在谈论发展问题时,又没有严格区分一般的?、普遍的发展问题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特殊的发展问题。 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发展经济学需要重新定义。我们认为,重新定义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合理的路线是:(1)严格地区分发展经济学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将后者理解为关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经济学科的一个集合;(2)将发展经济学定义为研究发展的经济学科,在广义上也包含增长经济学在内;(3)将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学科定义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学,或简称为后发展经济学。 重新定义发展经济学后,显然整个发展经济学需要重建。这里,我们的考虑仅限于先前定义的后发展经济学。在不会引起混淆的情况下,我们也仍然使用发展经济学这一人们惯用的称呼。若将“发展”限于常规的、可用数量描述的变动,则很明显地,从形式化分析的角度看,发展与增长本质上是同一件事。这样,后发展问题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后发展国家(或后进国家) 的经济增长问题。这里,增长须做广义的理解,包含常规的结构变动、资源变动等等。于是,后发展分析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类特殊的应用增长分析,即一般增长分析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应用。这样,重建发展经济学便可归结为如何将增长理论应用于后发展这一特定场合。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考虑理论建模问题。如我们前面指出的,增长理论最初是在发达国家的背景下建立的,并且是在孤立的背景下建立的。当然,在现实中,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是在孤立的状态下进入和保持现代经济增长的。不过,在发达国家的场合,孤立状态下的增长至少对于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是一个良好的近似(approximation)。然而,在不发达国家或后进国家的场合,孤立状态下的增长显然不能看做是一个可接受的近似了。有关后进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后进国家进入和保持现代经济增长完全依赖于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及与之相关的与后者的商品贸易。这样,从形式化分析的角度,我们可以将后进国家的增长作为一类特殊的开放条件下的增长问题来处理。我们知道,增长理论已经解决的问题是:长期经济增长怎样联系于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⑧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则是:如何发展出一类适当的模型能够再现这样的一个增长过程,其中,后进国家能够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商品贸易及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实现较发达国家更快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从而最终在长期人均收入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 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定义为开放条件下的“收敛”问题,即在开放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能否通过与发达国家间的贸易达到与发达国家相同的长期人均收入水平,在理论建模上便意味着,我们需要构造这样的开放增长模型,该模型能够再现上述收敛过程。我们将此方法称为“收敛”方法,将按照这一方法建立的理论称之为收敛理论。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并非总是处于收敛过程。收敛分析作为对现实中的增长现象的一种理想化分析,可以为现实中处于收敛过程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提供一个近似,同时也可以为偏离收敛的各种复杂的非收敛增长提供一个方便的参照。 我们知道,一般增长理论通常以索洛模型作为一个基准模型(baseline model),一般静态贸易理论则以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作为基准模型。鬼木-宇 (Oniki 和Uzawa)⑨ 提供了结合索洛模型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一个严格的一般均衡分析。不过,他们的模型是在一般水平上建立的,并未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贸易这一特殊情况给予特别的考虑。笔者将他们的模型进一步修改为一个应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贸易的模型。⑩ 引入技术是公共产品的假设后,该模型可以产生出一个渐进的收敛过程。该模型的一些基本特点是:第一,在封闭的条件下,两国将处于相同的长期增长率之中,因而初始的收入差距将永久保持下去;第二,在开放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实现较快的增长依赖于与发达国家的基于比较利益的商品贸易及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第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开放的条件下有可能发生不同于在封闭的条件下的结构变动,特别是,一个发展中小国有可能实现高度的经济专业化。这样,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模型作为收敛分析的一个方便的基准模型。原则上,在收敛分析的背景下对这一模型的修正和扩展和在一般增长理论的背景下对索洛模型的修正和扩展,可以沿着相似的路线进行。 如我们先前的讨论所指出的,增长理论是在发达国家的背景下建立的,收敛理论则显然需要在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来建立。既然东亚提供了迄今为止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最成功、最完整的例子,显然收敛理论可以以东亚的经验为参照来建立。事实上,我们先前的讨论仅仅提出了非常一般的建模路线,具体的建模显然还需要依赖于对东亚的具体经验做深入细致的了解。 四、收敛理论的经验基础:经济发展的东亚模式 我们先前的讨论建立了收敛理论建模的一般路线。当然,我们不能在脱离经验现实的条件下考虑理论建模。相反,理论建模应当与对经验现实的考察紧密地结合起来。理论为经验分析提供框架和工具,反之,后者为前者提供验证、提出问题和提供素材。如我们先前指出的,二战后东亚成功的发展经验,提供了后进国家通过与发达国家的贸易追赶发达国家的最完整的范例。因此,十分自然的,我们可以以东亚的经验为依据来考虑收敛理论建模。本节中,我们简略地讨论作为东亚的实际发展经验的一种“程式化的”(“stylized”)表述的所谓“东亚模式”,并提出有待增长理论解释和回答的有关东亚模式的一些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问题。 关于东亚模式的代表性国家和地区及东亚模式本身,在文献中可以看到极其不同的规定。首先,Kuznets ⑾ 将东亚模式的代表性国家和地区限定于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省。世界银行⑿ 研究的范围则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及东盟3国(马来西亚、泰国及印度尼西亚)。本文中,我们采用Kuznets 的选择,依据的理由是:第一,迄今为止,只有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创造了相对完整的成功的发展经验;第二,中国香港和作为“城市国家”的新加坡,其经验不具代表性。按照这样的处理,我们也可以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看做是东亚模式的领头者,而将中国及东盟3国看做是东亚模式的追随者。事实上,在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及东盟3国之间,依照它们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通过贸易及直接投资,发展出了一种动态的国际分工关系,即所谓“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ttern”):⒀ 较先进的国家和地区把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至较后进的国家和地区。 其次,给定关于东亚模式的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的选择,关于东亚模式的内容阐述在文献中也是极不一致的。本文中,从理论建模与经验比较研究的需要出发,我们将东亚模式理解为对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创造的相对完整的成功的发展经验的一个系统的表述。⒁ 东亚发展的经验是极其丰富、非常复杂的。从理论建模的角度将这些经验总结为一个或一组系统的模式完全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这里,我们将仅仅指出有关东亚发展的一些最重要的事实,这些事实应当看做是有关东亚发展经验的任何理论建模均需要考虑的一些基本前提。 事实1:东亚的经济增长同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贸易存在着密切的、积极的联系。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是东亚的主要出口市场;另一方面,东亚工业化所需的资本设备及中间投入也主要依赖于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进口。在这期间,出口在本国GDP 中比重的迅速上升与出口在国际市场上份额的迅速增加密切相联。 事实2:东亚产出的高增长紧密地联系于高的资本积累。储蓄率在东亚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上升过程,直至储蓄率显著地超过发达国家同期水平。在大部分时间内,东亚的国内投资主要依赖于国内储蓄。东亚产出的高增长及迅速的资本积累依次伴随着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直到高等教育各个层次上教育的迅速发展。 事实3: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在大部分时间内,东亚在技术上所做的主要是模仿,而不是创新。研究与开发支出占GDP 的比重至工业化中期开始上升,其后逐渐达到或接近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 事实4:东亚工业化的过程依次经历了下述3 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进口替代主要发生于轻工业,出口主要由农产品组成;并且,农业是一个主要的净出口部门(农产品出口超过农产品进口加用于农产品国内生产的资本品进口)。第二阶段开始的基本标志是制成品出口(主要由轻工业品组成)取代农产品出口成为主要的出口产品。此外,该阶段的一些基本特征是:(1)工业取代农业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2)进口替代由轻工业转向重工业;(3)轻工业取代农业成为主要的净出口部门。第三阶段开始的基本标志是重工业产品出口取代轻工业产品出口成为主要的出口产品。此外,在整个工业中,重工业亦取代轻工业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产业。 上述三个阶段,产业与贸易的结构变动的主要特征可以总结如下:首先,出口方面的结构变动由初级产品出口主导转移至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主导再转移至资本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主导。其次,工业中的进口替代由轻工业的进口替代开始,逐渐发展到重工业的进口替代。最后,出口方面的结构变动紧密地联系于制造业的出口扩张(出口在国内生产中的比重的上升)。 从理论建模的角度,我们可以将上述事实及其他一些相关事实总结为几个基本的有待增长理论解答的问题:第一,贸易怎样联系于增长。传统的贸易理论是静态的,完全不能解释在动态的条件下,贸易怎样能够支撑后进国家持续的增长。事实上,直到20 世纪70 年代中期,发展经济学中流行的是“贸易悲观论”,即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利用同发达国家的贸易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这正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背后的理论依据。第二,东亚的经济增长怎样联系于技术进步,怎样从完全的模仿转向创新。传统的增长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问题,很难直接应用于东亚的场合。东亚面临的问题不是怎样创造完全新的技术,而是怎样从发达国家引进现成的技术,并加以模仿与改进。第三,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均收入的增长怎样引致储蓄率由低到高的上升。传统的储蓄理论关注的是储蓄的动机,完全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人均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储蓄率会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的演变。另一方面,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储蓄率或者是固定的,或者是不确定的。第四,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哪些力量推动各个产业部门依次经历由进口依赖、进口替代直到出口扩张的渐进的演变。毫无疑问,政府的政策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政策因素不能解释上述演变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的发生。如果说进口替代在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那么出口扩张则可以说是东亚的一项独特的成就。 我们看到,迄今发展起来的增长理论模型还难以从模型内部再现上述事实,并对相关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这也造成了对东亚经验的解释的分歧与混乱,如,东亚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还是资本积累,⒂ 进口替代在东亚成功的工业化过程中是否也起着积极的作用,东亚工业化过程中产业与贸易结构的演变能否仅仅用比较利益法则来解释,⒃ 等等。我们相信,一旦我们能够建立起适当的理论模型再现这些事实,我们便能够为对后发展问题的研究建立起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将后发展分析与增长理论完全地结合起来。 五、结 论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基本上是相互分离的。这既有理论上的原因,也有现实中的原因。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继续下去了。我们的基本看法是,发展经济学应当也能够以增长理论为基础,以东亚经验为背景重建。从形式化分析的角度看,发展与增长是完全可以合二为一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追求将发展分析完全形式化、数量化,但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如果我们要求发展理论达到足够令人满意的严格性与精确性,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将发展理论完全纳入到增长理论的框架中。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国在经济增长与改革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中国离赶上发达国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中国的发展经验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提出了许多重大的问题。可以说,中国已成为研究发展问题的一个最好的“实验室”。我们相信,对中国的发展经验及中国未来发展将面临的实际问题的研究,将为发展经济学的复兴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推动。 发展经济论文:论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 论文关键词:发展经济学;历史;流派;研究方法;发展前景 论文摘要:在分析发展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前提下,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和学术流派作了回顾,着重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综述,最后对发展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前景作了展望。 一、发展经济学的来源 对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应该从它的起源开始深入研究它的发展历程。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发展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萌芽,经过十年,该学科就被冷落。从发展经济学定义看这一问题,在上个世纪经济迅猛发展,很多国家渐渐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桎梏,逐渐走上经济发展道路。 最早的经济学萌芽是从1938年威廉姆·吕彼克用法文发表的《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一般把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这是结构主义兴盛时期t经济学在这一阶段得到迅猛的发展;第二阶段,60年代中期。这是新古典派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复苏并出现依附论,这是发展经济学发展昌盛时期,紧接着在7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断节。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时期,这个时期发展经济学达到了理论成熟的时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学家渐渐地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二、发展经济学的定义 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概念是: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狭义的概念是:发展经济学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三、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过战后50余年的探索,人们对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在研究方法选择上,以及方法论认识上均达到了较高水平。不过,即使如此,人们尚无法解释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许多问题。可见该学科知识体系的复杂性。了解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这有助于在研究过程中减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选择不当带来的各种困难,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学地解释问题、解决问题。可以大体划分为三类: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只有通过观察(感觉)获得的知识才是可信赖的,旧的实证主义甚至认为推理亦不可靠,而较新的实证主义则信奉事实的逻辑延伸产生的知识也可以认为是可靠的,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认为,只有直接可以观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关系才是真实的,认为只有当理论或命题能够用数量表示时,这种理论才是有效的。 四、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如果说发展经济学中工业化理论对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工业化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定义。前世行副行长、经济学家钱纳里把工业化界定为“一般可以由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份额的增加来度量”,我国的张培刚教授则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技术创新角度对工业化进行解释,认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础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概括起来说,工业化的实质就是高效率的工业部门比例上升,低效率的农业部门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业化理论历经几十年发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也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参照物。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是发展经济学研究工业化问题的最初阶段,以刘易斯模型为代表。刘易斯认为,主导经济发展的是工业部门,决定经济成长的关键是工业部门自身的扩张过程,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他还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三种工业化战略:农产品出口,强调国内市场和制成品出口。 新古典学派这种发展观点,显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事实上,市场机制起不了合理调节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贫困,失业、社会矛盾、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现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增无减。除了前述对发展的基本看法外,发展经济学也承袭了新古典学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的规定性。 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之下,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从而在贸易条件、商品出口、跨国公司投资各方面都蒙受损失。但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却往往从发达国家的角度去解释和辩护,从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尽管发展经济学有上述的庸俗观点,但也有一些有益的成份。它所分析研究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其本身是有参考价值的。发展经济理论中对一些局部的、具体的问题的分析,并非都是谬误。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各个侧面如人口、工业、农业、贸易、财政、金融以及教育等等,作了相当细致的研究,得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论点。 在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还可以看到激进学派的理论。激进学派是作为主流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有关经济发展的许多重要问题上,持有与新古典学派完全不同的观点。例如,关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性质和根源,激进学派就提出了,比较中肯的意见。总之,经济发展被认为是一个无冲突、无飞跃、无质变的过程,它所要求的仅止于创造适当的刺激、完善市场的机制和起动会自行运转的增长机器而已。 发展经济论文: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 摘 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 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 世纪20 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 [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 。”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 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优秀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 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在发展政策上 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 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优秀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宪政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 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 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 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发展经济论文:中国水工业发展经济政策体系浅析 内容提要:文章针对市场经济向新兴的水工业提出的挑战,分析水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水工业经济政策包括价格、税收、投资信贷、市场刺激,以及经济核算体系等几方面的内容。 水工业是传统的给水排水工程,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为适应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形成的一项新产业。水工业既然作为一项产业,就应该有相应的政策作为其发展的保障,其中水工业的经济政策就是水工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也正日益加强,如何加快建设市场机制下我国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更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来促进水工业的发展和完善,尽快地与国际机制接轨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我国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分析 1.1 我国的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基本状况 在我国,传统的水工业管理政策是以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预和控制为基础的,其中的经济手段只是法规制度(尤其是排放标准)的辅助工具。目前,所使用的水工业经济政策本身没有形成一个独立和完善的体系,政策内容主要包括排污收费制度、综合利用水资源、水资源保护收费制度及民用水和工业用水的收费制度等。 1.2 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存在问题 目前实施的排污收费制度和综合利用水资源等政策虽然对我国的水环境保护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些制度和政策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或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提出的,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 指令性的自来水水价的问题,由于自来水的水价不是按商品的价值规律制定的,历史的原因造成了自来水的价格相当低,结果自来水公司因没有足够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或重大技术改造,导致城市缺水状况日趋严重,自来水公司多在亏损或微利的情况下运营。 ②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已有的水工业经济政策就存在一个如何适应市场机制的问题,如排污收费的有偿使用和贷款豁免本身就不符合“污染者付费”的原则。由于我国当前合理用水水平还较低、单位取水量产生的经济效益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有很大,所以水工业经济政策没有真正体现价值规律(如排污收费大大低于污水厂的运行成本),同时,也未引入市场竞争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水资源分配机制。 ③ 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缺乏系统性,还没有形成有利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思路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局限于在水工业管理系统的内部考虑,较少从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向更多地应用经济手段转换的角度来制定水工业政策。 ④ 已行的经济政策本身需要重构或改革,尤其是排污收费制度。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违章超标罚款制度,在标准的制定、排污费的征收、资金管理和使用等方面存在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 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水工业经济政策研究 笔者认为,在当前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大潮中,应不失时机地加快建立适合市场机制运行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该体系应包括价格、税收、投资信贷和微观刺激以及综合的水工业经济核算制度等主要政策。 2.1 水工业的价格政策 水工业是集产、供、销及回收于一体的行业,也是唯一对产品用过后进行回收的行业。自来水就是一种具有“二重性”的商品。因此,自来水的价格,就应该将“二重性”商品的特点包括进去,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制定。这样,水价除水资源价格外,不仅要把自来水公司以及水厂等一切设施的修建经营、折旧以及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费用包括在内,同时必须把所有废水的收集、回收以及最后排放等全部设施的相应费用也应包括在内。 而且我国水资源价格普遍偏低,在今后的价格改革中,应逐渐把水资源直接投放市场,根据价格规律和供需关系来调整水资源价格,使市场价格准确地反映水资源成本,最终建立一个可持续性水资源价格体系。 建议可以采取的政策主要有: ①根据全成本费用确定水价格,对那些明显不利于水工业持续发展的产品征收附加税,使这些产品准确反映经济再生产过程中的水工业成本。 ②根据地区和质量差异实行差别价格政策,鼓励节约用水。 ③在国家或企业制定水资源的开发投资计划时,采用经济价格以取代低于长期边际成本的市场价格或指令性价格; ④权衡价格调整的替代影响,充分利用其它刺激(如税收或使用收费)措施,以消除价格上涨对主要用户(如城市居民)的不利经济影响。 2.2 水工业的税收政策 在完善水价格体系的同时,对一切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或产生污染行为征收一种税收。目前,正值税收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有关部门应尽快研究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水工业税收体系。建议该体系应包括下列内容: ①建立和实行税收差异或优惠政策,扶持、引导水工业的发展,近期可以在现存税种的税率基础上实行。 ②对于废水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给予一定税收优惠,在一定期限内免交全部或部分税收。 ③对于结合水源保护区管理,开展多种经营的收益,也应给予税收或减免优惠。 2.3 水工业的投资和信贷政策 保护水源有很强的社会效益性,为了持续发展水工业,需要政府在财政预算、投资渠道和信贷市场方面给予扶持。政府部门应加快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投资信贷体系,使更多的资金投放水工业生产过程中。建议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①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立国家水工业基金或国家水工业投资公司,在国家政策性银行(如开发银行)中设立国家水工业专项贷款基金。 ②国家也可以通过中长期债券,筹集大型水工业工程建设所需的资金。国家应对水工业投资项目的贷款利率、还贷条件和折旧等实行优惠政策。 ③全面推行水工业投资有偿使用,包括政府财政拨款、排污费和资源补偿费等。地方水工业投资公司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吸收资金,包括中长期债券、股票或利用外资等。 ④利用市场机制提高投资效益,如把水工业尽早推向市场,对水工业工程实行招标承包,推行自来水厂、污水厂的企业化经营。 2.4 基于市场的水工业刺激政策 在建立宏观和中观层次上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之后,必须有相应的微观层次的水工业经济刺激手段与其相配套,以真正体现“污染者付费”原则。除去前面提到的排污收费和水工业税收政策外,在我国还可以实行以下水工业经济刺激手段: 排污交易制度:国家应在一些地方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尽快推出有关排污许可证交易政策或规范,在其成熟时向全国推广。该项制度需要与现行的排污收费、限期治理和集中控制等政策相协调。 水工业的保险制度:条件成熟时建立水工业保险制度,解决由于无过失污染事件引起的经济赔偿和治理污染的经济责任问题。 2.5 水工业与经济核算制度 水工业经济与水资源核算对于确定真实的国民财富价格,全面客观地评价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潜力,以及正确协调长期发展与短期增长,经济增长和水资源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建议采用如下措施建立该项制度: 建立水工业与水资源的核算理论与方法体系,完善、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选择适当的部门和地区进行水工业经济综合核算制度的试点,把水资源核算以及水污染损失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水工业与水资源的再生产活动为一个独立产业部门的核算体系。 3. 结论与建议 现有的水工业经济政策已很难有效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目前,正值建立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政府部门应抓住机遇适时制定和实施有关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水工业经济政策。而且,我国的大部分有关水的法规和管理制度都是在计划体制或转轨时期建立的,在新的形势下,应加快市场机制下的立法、管理体制重构或创新,为实施有关水工业的经济政策提供相应的法律保证和配套措施。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均衡,市场发育和管理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国家应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制定和实施有利于水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并及时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当务之急,还应尽快着手制定价格政策、水工业税收政策、投资信贷优惠政策,并对这些制定或实施水资源的政策进行预评估和跟踪评价,以便及时调整政策措施或完善实施条件。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水工业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不断需求,进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发展。 发展经济论文:如何激活江西营间发展经济的潜能 〖摘要〗激励起民营经济的大发展,要在降低不确定性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工作,降低不确定性,减少风险。一定要使我们的市场主体,民营企业家群体,通过他们的代表,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对政府要有一定的制约能力,如果不能够制约行政主体的行为,市场运营就会非常困难。因此,对于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社会不能对国家进行制约,民间不能制约政府,市场主体不能通过规范的法律程序和他的合法的代表,对行政主体的行为进行一些必要的制约,不确定性就非常大,市场风险就很难预测。所以降低不确定性、减少风险就要求约束政府的许多行为。 〖关键词〗 民营经济 发展 一、江西民营经济的现状 激活民间发展经济的潜能,就是激活民营经济发展经济的潜能。民营经济指非政府投资的经济实体,包括集体、个体、私营、联营和非国有控股企业。从全国来看,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工业增加值和吸纳劳动力方面甚至超过了国有经济。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民营经济已经唱起了主角。民营经济天生具有与市场经济接轨、融合的特点,对中国经济转轨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民营经济已不仅是补充力量、生力军,而是经济发展的方面军,不久的将来还要成为主力军。 江西省的人口与浙江省相当,但民营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状况远远落后与浙江省。江西省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只有浙江省的24.35%,工业产值和工业增加值分别为浙江省的14.12%和17.28%。即使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我省也处于中下水平。 江西民营经济的发展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原因源于民营企业的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两方面。不良的外部环境是制约江西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不良的外部环境主要是指有关政府部门对民营经济的认识和管理落后于、甚至违反民营经济发展的要求。但这个问题并非主要来自省、市一级政府,而是来自中层和基层政府有关管理部门。有人把这种情形概括为“上热下冷中阻梗”。 省、市地方政府大多都想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上热),但江西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尽人意(下冷),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层和基层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对民营经济的阻滞(中阻梗)。江西省的GNP长期大于GDP,存在资源的净流出问题。究其原因,除了省外一些地区相对优良的投资环境吸走了一部分资源和劳动力外流外,本省的“中阻梗”也挤走了不少资金。民营企业内部治理的问题则主要在于:很多民营企业忽视了本企业优秀竞争力的培养。 二、 江西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1、开放产业投资领域的问题 目前,禁止民营企业进入的行业主要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使用稀有资源的工业,以及产品会带来公害的行业。限制民营企业参与行业就更多了。另外,民营企业对外经贸方面也有诸多限制:“准入”开拓国际市场的只是一般国际贸易,而且实行审批制,应有进出口经营权;至于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引进外资等开拓国际市场的行为还严禁民营企业“准入”。所有这些禁止和限制的规定,有的可以说是似是而非,有的则是缺乏一个明确的适用标准,导致不同时刻、不同地区、不同的部门,对于某个市场或行业民营企业能不能进入,回答常常是不一致的。 近几年,民营企业投资增幅回落,与民营企业投资领域有限是有关系的。为促进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当务之急是要向民营企业开放更多的产业投资领域。 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一些过去是自然垄断性的产业,如电信、电力,近年来,由于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变化,也逐步变成了竞争性产业,它们放松了政府管制,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我们应借鉴它们成功的做法,加快开放这些投资领域,应一视同仁对所有类型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开放。 2、融资问题 民营企业的融资难一直是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头等问题。根据世界银行所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对我国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调查显示,我国民营企业在创业阶段几乎完全依靠自筹资金,90%以上的初始资金都是由主要的业主、创业团队成员及其家庭提供的。在创业之后,追加扩张投资时,民营企业继续主要依靠内部渠道,企业留存收益和主要业主的投资占融资总额的比例在1995年和1998年至少分别为52%和62%;在外部融资渠道中,非正式渠道、信用合作社和商业银行所占的比例大体相当;外部股权,包括公众股权以及公众债权市场所起的作用不大。IFC的调查结果还表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银行在民营企业融资方面,无论是创业资本还是后续投资,所起的作用总的说来要小。江西省这方面的数据还无法得到,但相信跟全国的情况差不多。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由于信息不对称状况的不断改善,企业的成长过程也是资金供给渠道不断拓宽的过程。比如,在企业初创阶段,由于既没有抵押能力,又没有信用记录,只能依赖于内源融资和有限范围的直接融资;企业的继续成长,企业有了抵押能力和信用记录,提高了企业内部信息的透明度,这时,企业融资主要依赖于银行贷款与商业信用;当企业从中小型变成了大型企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程度降低,有较高的信息透明度,银行可以对其提供中长期信用贷款,同时在直接融资上,企业能够在公开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 3、法律地位与法律保护问题 多年来,我省民营企业与全国一样,存在着法律地位不够和私有财产法律保护不充分的问题。如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而对民营企业仅规定:“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可见,国家对私有财产缺乏与公有财产同等的宪法保护。又如,我国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手段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而对民营企业的雇员非法占有企业的财产,并不作为“贪污罪”处理,只能做经济纠纷处理,不利于民营企业财产的保护。民营企业法律保护不足还表现为私有财产地位的不确定性。由于缺乏法律保护,难以根治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侵害民营企业权益的事件发生。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当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时,所有者就缺乏稳定和乐观的预期,从而遏止投资积极性。 4、政府管理与服务的问题 当前,民营企业管理体制不顺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从宏观层面上来看,一些民营经济特别发达的地区仍然象全国其地区一样,设置基本上一致的经济管理机构,如乡镇企业局管理乡镇企业、工商局管理个私企业、经(贸)委抓全面、计委主管宏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这种管理体制未必合理,容易形成“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来管理市场经济”、“苦乐不均”等弊端。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政府有关部门对个私营经济的管理既有交叉、又有漏洞。首先,“一个崽、八个爹”,令企业无所适从,并且容易出现“有利争着管、无利没人管”的现象,其次,管理部门及其人员众多本身就是企业的负担,管理部门就是靠向企业收费来维护生存的,再次,由于归不同部门管理可以享受不同的优惠政策,归乡镇企业局管理的企业可以优惠得批地,归民政和教办的企业则享受不同的税收优惠等,这使得不同的企业处于不同的竞争起跑线上,防碍了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而且企业进一步发展可能由于隶属于不同的部门而大受影响。因此,要深化民营经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各地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彻底改变用计划经济的管理手段、管理方法来管理市场经济的做法。在完善个体民营企业管理体制、管理方法方面、一些地方做了积极的探索,创造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借鉴。如江苏无锡市由工商、乡镇、税务、卫生、环保等部门联合建立了个私营经济“一站式”服务机构。还有些省市探索建立不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而按企业规模进行管理的综合机构,以统一政令和管理。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同时还需要统一政令和管理。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深化。 三、促进江西民营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明确导向、理清管理思路。 1、 在政策制定上发挥政府导向作用。在一个地区或一个行业,要明确在国家宏观决策、的指导下,结合本地区的资源特点,或是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到地区经济中来,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或是实现公有制经济在某一行业的战略性退出。在经济形态选择方面,要明确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实际水平,或是侧重鼓励发展劳动者与所有者结合紧密、个人投资与家庭投资结合紧密、经营者与从业人员关系紧密的个体工商户;或是鼓励发展经济应更加显著、在吸纳下岗员工再就业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社会效应更加突出的非公有制企业。既科学又合理地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不同形态在本地区的分阶段发展和有行业侧重的发展。 2、在管理思路方面强调资源优选和优化配置,促进提高地区经济的整体竞争实力。政府在管理思路上要完全破除以往的所有制框架约束和地域资源约束,在资源选择和配置方面注意吸收外部优质资源,构成不同地区优质资源在本地区内的优化资源,构成不同地区优质资源在本地区内的优化配置,形成强大的资源合力;要改变以往单纯从经济效益指标出发,忽视环境保护指标和社会综合效应指标的做法,不仅鼓励发展符合自然生态指标要求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经营活动,更要鼓励其产品、技术或服务有利于净化环境、消除污染、形成能源替代或资源再生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在此基础上制定吸引外部地区优质资源进入或与本地区优质资源结合的具体措施,切实加强本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总体实力。 (二)重视制度创新,宽松经营环境。 1、减少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取消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在注册资本额度调整、经营规模和经营负债等方面不公平的限制性约束,使非公制经济组织在依法获得行业经营资质方面、享受纳税人资格条件方面、接受外部审计方面、注册资本变更方面真正获得同等的待遇。同时,建议调整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时要求的年度商品销售额限量标准、延长商品销售额达标时限(如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确认期延长,由一年改为三至五年;将年度商品销售额标准适当调低);对处于初创阶段的各类性质的中小企业不强制性要求他们进行年度外部审计,以减少企业不必要的费用开支;在企业负债经营方面统一遵从国际企业经营的惯例,不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设立歧视性规则,创造利于他们平等生存和快速成长的空间。 2、 改革现行的年检制度。在现有法律法规约束的情况下,改变目前政府要求企业性质和政府部门的不同要求分别申报年检、接受审核的做法。采取由所有企业一次性在指定部门进行相关资料的统一备案,供各部门分别调用,政府各部门根据其关注内容的不同提取资料,完成年检的方式。各类性质的经济组织一律平等,取消为某些快速通过年检建立的“绿色通道”,堵住某些部门借年检收费的渠道,消除个别部门与个人为谋求私利而刁难非公有制企业的现象,切实减少经营者的经济负担的心理负担。在具备修改、完善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条件时,通过对有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减少行政干预的力度,删除目前可导致有关部门主动介入,了解企业经营事务、不断核实其注册登记内容的年检制度条款,将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重点转向对不法案件的查处、市场秩序的市场信用的维护上来,切实惩治有违法经营行为的企业和个人。改变目前存在的有关部门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为假想敌、侧重了解其内部事务、越位监管的现状。 3、 规范行业管理行为。行业管理要坚持对不同所有制类型的经济组织一视同仁,但对处于不同经营质量水平的经济组织的经营者个人可区别对待、在管理上有不同的侧重。如对初涉特定经营活动的从业人员可坚持实行资格培训、持证上岗的要求,而对具备一定经营资历的人员则主要侧重于产品质量、服务水平和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改变现阶段不分经营者资质水平和所提供服务水平,在持证上岗和技术培训方面一刀切,强制要求经营者或员工接受服务或培训,不必要地增加一些经济组织和经营者个人实际费用负担和占用其经营时间的做法。 (三)设立特定园区,改善场所条件。 1、 合理安置拆迁商户,维护其合法经营权益。承诺并落实安置原有可利用资源被重新分配、原资源使用者在重新分配过程中不再具备参与分配资格(如城镇改造、原有市场取消而失去必要经营场所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及个体经营者;为那些资源重新配置后难以承受资源使用成本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或个人再次提供地理位置改变,但相对价格低廉的经营场地资源。 2、 引入外部投资,优化资源配置。为吸纳外部优质资源,鼓励其与本地优质资源合作并共同发展提供场所条件,并有利于聚合为高科技企业提供辅助性产品、为经营规模较大企业的产品经营提供配套服务的相应资源。推动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发展。其主要目标可以是那些在其家乡初期创业成功,为熟悉整体市场规则,有利于跨地域引进高素质人才,迅速扩大经营规模并加强企业竞争实力而希望在异地成功实现二次创业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或个人。 3、 提供发展空间和配套服务,壮大企业实力。政府应注意为那些已出现新的土地资源或场所条件要求,迫切需要经营上规模、产品与服务上档次、但无法在原经营所在地满足其发展要求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服务。及时为其提供发展空间和配套设施方面的公平待遇与合理条件。以利于减少社会资源的无谓损耗,促进提高该经济组织在所处行业内的竞争能力。
贸易经济专业论文:谈贸易经济专业建设的建议 一、贸易经济学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贸易经济专业定位尚待进一步明晰 目前,在开设贸易经济专业的高等院校中,大部分对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比较模糊。从全国各大专院校贸易经济专业归属的院系来看,有些在商学院,有些在经济学院。27所开设有贸易经济专业本科院校中,很多学校是近年来才开设的新专业,对该专业培养的目标定位并不十分清楚。这种情况一方面造成专业建设中的片面性和盲目性;另一方面会导致学生因对专业方向认识不足而学习积极性不高。 2.贸易经济专业理论基础较薄弱 在主流西方经济学中,无论从研究方向,还是专业设置上来看,都没有专门的贸易经济研究和专业。而作为贸易经济学专业理论基础贸易经济学(流通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并没有系统的存在,只是在某些著作中以交换、交易、市场、商业等名词相关联而出现。长期以来,我国贸易经济(流通)问题一直以马克思的流通理论作为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垄断着我国流通理论界,被作为惟一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但是,马克思的流通理论是放在整个经济运行的大背景之下来分析,揭示了流通过程与生产过程、分配过程、消费过程的关系,没有也不可能放眼世界尤其是无法解释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流通问题,这种理论基础的单一性导致了中国流通经济学的先天不足[2]。 3.贸易经济专业市场认知度低 从笔者所在高效贸易经济专业就业来看,用人单位对贸易经济专业认知度相对较低。比起国际贸易、市场营销等具有鲜明特征、特色的专业而言,相当一部分企业(包括大部分超市和连锁经营企业)对贸易经济专业不太熟悉,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直接影响贸易经济专业学生就业,对贸易经济专业发展形成制约。 4.贸易经济专业课程体系设置急需优化 商贸流通产业人才的质量直接关系商贸流通业的兴旺发达和经济社会发展,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电自信息技术的发展,我国零售业逐渐壮大,新型贸易模式如E贸易大量出现,大流通、大消费、大贸易的格局基本形成,迫切需要通晓贸易理论和实务高素质零售商业流通人才,目前贸易经济专业课程设置来看,其课程开设庞杂,专业性不强,针对性不明显,知识相对陈旧,人才培养与岗位实际需要的能力标准存在较大差距。这些都迫切需要贸易经济专业在课程开设上体现特色,优化专业课程体系。 5.贸易经济实验与实践教学欠缺 贸易经济是一项技术性、实务性很强的工作。熟练的进行实务操作是一项衡量学生专业素质的重要标准,作为贸易经济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应多让学生了解实际情况,多接触实际业务,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贸易经济专业在培养过程中,大部分院校或是由于资金问题或是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商务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在实践教学环境滞后,而且大多数学校贸易经济专业教师大部分所学都是别的专业,大多没有贸易商务实战经验,在从事商务实践教学时显得勉为其难,这直接影响了学生综合技能的提高。 二、贸易经济学专业建设建议 1.加强专业内涵建设,进一步明确专业定位 依据新经济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应明确贸易学科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学科,其培养目标应准确定位为专业素质硬、执业能力强和职业道德水平高,具有国际视野、符合零售业现代化、国际化发展要求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贸易经济专业建设应以以打造“贸易经济”专业特色为主线,积极加强专业内涵建设,适当细分专业方向,灵活设置专业课程,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努力塑造学生的特色素质,不断提高各专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坚持“面向市场、服务社会、打造特色”的专业建设思想。本科院校贸易经济人才培养要体现出专业基础扎实、具备跨学科的知识水平、协作意识和创新能力,因此,设置专业方向有利于明确培养目标,突出各校贸易经济专业的特色。在方向的设置上,应着重体现服务于新经济形态,例如,服务贸易、E贸易。 2.确定贸易经济专业的优秀课程,以模块教学形成特色鲜明的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是实现专业培养目标的重要方面,本文认为,贸易经济专业课程体系的制定必须坚持“厚基础,宽口径,重实践,显特色”的原则。在保障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开设的基础上,应根据市场需要多开特色课。贸易经济专业课程体系由专业主干课和专业选修课两方面组成。专业主干课主要介绍贸易经济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以及为制定贸易政策和商贸企业战略管理需要的一些市场调研与决策的技术,包括贸易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批发贸易、零售学、商业技术、物流经济学等专业课。专业选修课主要介绍贸易方面的一些具体经营与管理技术,与实现培养目标紧密相关的一些学科知识等。在专业选修课程的设置上,本文认为应处理好贸易经济专业与市场营销、物流管理等相关专业学科的关系,在选修课中,本文建议采用打破常规模块化教学完整课程体系,突出“宽口径”和专业性结合实践教学的教学方式。以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为例,我们在贸易经济专业选修模块设置了三个方向:其一,“零售方向”。该模块包括《现代物流》、《电子商务》、《零售技术》、《连锁运营与管理》等课程,突出用新经济的思想和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原有的贸易经济专业,围绕零售业态与商圈、连锁与特许经营、零售业的电子商务及现代技术应用、超市与配送中心建设等方面,以信息、物流和现代商务技术为手段,造就满足新经济要求的高素质贸易经济人才。其二,是“工业品批发与贸易”方向。该模块包括《采购与供应链管理》、《汽车贸易概论》、《批发市场学》、《机电产品与工程材料》、《生产资料流通》等课程,发挥贸易与管理融合的优势。其三,是设置“商务管理”综合性方向。该模块包括《会展经济学》、《房地产经营概论》、《拍卖与典当》、《期货市场学》、《服务经济学》等课程。三个模块采用以各个方向为目标,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及志向选择,根据学生选定的方向,在老师的适当指导下,学生自主地设计职业生涯方向,拓宽学科的发展领域,培养复合型人才。 3.贸易经济专业建设应加强“校企”交流与合作,构建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 贸易经济学科应加强与政府和商业企业的联系与合作,以服务与企业经营管理及地方社会经济为己任,借此提高贸易经济专业的影响力。校企合作是高校贸易经济专业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必由之路,校企合作要形成常态化,实现深度合作。在校企合作方面,要找到校企合作、实现合作共赢的机制与模式,要实现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要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的教学科研优势、人才优势,加大学院服务社会、服务企业的能力和水平,积极主动探索校企合作的新模式、新机制。笔者所在高效贸易经济专业建设过程当中就加强了与永辉超市、沃尔玛超市等的全面合作,同相关企业一起探讨专业学生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的设置思路,教师和学生定期到企业进行实习,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4.强化教学实践创新,全面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因为创新性商贸流通专业人才必须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较强的实践性,贸易经济专业是属于与实践联系非常紧密的应用学科,一定要充分认识实践教学在贸易经济专业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贸易经济本科教育必须十分注重实践教学环节,必须在课时安排、课程设计、教学方法、教学环节、教学改革等诸多方面凸显实践教学的特点与要求。地方性高校贸易经济专业应该主动面向商贸流通企业培养应用型人才,就需要我们不断加强高职教育实践教学环节的改革。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应用性人才,进一步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深化实践教学内容改革,确保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开出率和开出质量。比如,加强贸易经济专业本身的综合商务模拟和物流技术等试验课程,可以大大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3]。同时,进一步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切实加强实验课程、专业认识实习、实训、社会实践、毕业实习等实践教学环节。在毕业论文方面,应加强有针对性的实践类题目的比重,切实保障各实践环节的时间和效果。 5.加强学生课外素质拓展,着力培养贸易经济专业学生创新能力 以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为例,我们通过开展大量商业文化活动、大学生挑战杯、模拟商业街等活动,激发学生对专业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着力培养贸易经济专业学生创新能力,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经过这种训练的学生就业率和就业层次都有较大的提高。 6.进一步加强科研和实践工作,提高教师学术和实践水平 专业和学科建设要与科学研究相结合。贸易经济学科研究要争取基础项目的立项,通过立项,明确研究的目的、内容和创新价值,使贸易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础不断完善和发展。专业建设过程当中,贸易经济专业教师应加强学科建设要与教学研究相结合,通过与学科相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前沿问题的研究,为搞好课堂教学奠定坚实基础。可结合地方商贸流通建设所提出的问题,有计划地选择若干领域的课题进行研究,做好产、学、研结合工作,促进相关学科建设的良性循环。加大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力度,以增强教学环节的实践性。教师的实践能力提高了,可以进一步带动学生提高实践能力,由此必将提升贸易经济专业的建设水平。 作者:郝爱民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贸易经济专业论文:贸易经济专业发展探索 一、实践教学手段落后 在贸易经济特色专业的教学中,实践教学手段落后,也是贸易经济特色专业教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之一。目前,贸易经济特色专业的教学手段,主要以课堂讲授、多媒体教学为主体,以网络教学、实验软件等为补充。多媒体教学由于过于程式化,导致部分学生课堂只记笔记,以应付考试;网络教学是教师与学生互动的平台,但由于资料更新慢,技术支撑能力不高,因而教学参与程度较低。而实验软件在选择上由于成本较高,以及适用性比较狭窄,加上课时所限,所以利用程度也不高。 二、贸易经济改革思路 (一)课程体系改革 1.当网络经济越来越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社会中后,贸易经济问题已经冲破了传统的研究领域,不仅与其他经济领域相互渗透和配合,而且出现了许多新的业态和贸易形式,所以在基本贸易理论和技能课程的基础上增设新的贸易理论和技能课程是必须的,课程主要有流通经济学、商业史、商品学、市场调查与分析、消费心理学、零售学、广告学、电子商务、期货交易、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等。 2.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内外贸有机结合,从事国内外贸易研究和工作的人,同时面临大量的国际贸易的问题,所以培养复合型人才是市场的需要。因此,贸易经济专业开设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实务、商务谈判、商务函电、商贸英语等特色课程,将奠定复合型人才的坚实基础。 3.突出学科发展的前沿,适时增加新的理论性课程,把最新的贸易经济理论研究成果融于教学过程中,在课程设置中可以增设专业选修课,其课程有商业创新、区域贸易等,同时开设各种专题讲座,以开拓学生的视野,丰富专业知识。 4.合理配置课程模块,突出方向性课程模块、选修课程模块的“新”和“特”,增强课程的引导性和学生的选择性,使课程设置更能与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更加匹配、更具效率,并随着社会需求和自身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专业下设方向以及相应的课程模块。 (二)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培养 学生学习的自觉性、积极性是教学活动效率高低的决定因素。特别适应贸易经济课程的特点,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就必须坚持在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为优秀。必须将教学的聚焦由关注教师怎样教转到关注学生怎样学上来,在必要指导的前提下,尽可能创造宽松的学习环境,使学生对学习本身感兴趣,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能动地、创造性地学习,主动地去获取知识。 (三)实践教学改革 实践教学内容与体系的设计应符合贸易经济特色专业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理论联系实践。既要让学生掌握贸易经济基本原理,了解我国贸易经济领域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又要让学生学到解决贸易实践问题的基本方法与技能。一是实践教学环节。贸易经济专业是实践性较强的应用型经济类专业,其实践教学环节主要包括实验教学、现场教学、社会调研、科研实训和毕业实习等五个方面。此外,还应安排其他锻炼学生综合素质的制度化实践活动,如语言能力测试、军学共建和商学共建等活动。二是实践教学基地。实践教学组织包括实践教学领导小组、指导教师小组和学生实践小组等。实践教学小组根据统一的课程实验计划、社会专题调研计划及其考评制度指导学生的实践活动。建立实践教学基地。根据专业建设和专业模块方向遴选出实践性强、操作效果好的商贸流通企业作为实践教学基地,并不断拓展外省实习基地。每个基地指派一名教师负责。实习去向根据学生意愿,实行双向选择;实习中,要求学生及时分析、主动与实习指导老师和业务人员沟通交流;实习后,学生必须根据实习的实际情况,撰写实习报告,并由实习基地统一考核与鉴定。 三、一个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有几所高校以期货贸易作为贸易经济专业方向之一,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期货贸易班。他们以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理论基础、宽广的知识面和期货专业知识,熟练掌握英语、计算机、期货交易和投资技能,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能够在期货业、金融投资业和各类工商业及政府机构从事经济管理、期货套期保值、期货和金融投资、期货贸易管理等方面的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为目标。这就要求学生要系统掌握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方面的基本理论与专业知识,通晓期货市场制度、期货贸易方式、期货交易流程和期货市场管理,具有运用现代期货市场分析方法和分析技术从事期货贸易和投资管理的能力。该校除了开设贸易经济专业基础课和主干课程以外,还增设有关期货与期权分析的相关课程。这就使得学生具有系统的专业知识,可以胜任与期货贸易相关的工作。目前开设贸易经济专业的高校一般都开设《期货贸易》这门课程,但是很多只是泛泛的介绍基础知识,没有增设更多的相关课程,学生的专业知识不够系统扎实。首都经贸大学的期货贸易班是一个很好的实践,可为其他高校提供有益的借鉴。 作者:王雪瑞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 贸易经济专业论文:基于SWOT分析的贸易经济专业发展对策 摘要:贸易经济专业是我国财经类高校最早成立的专业之一,为我国流通领域培养了大量人才。但由于各高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贸易经济专业培养目标不够统一、优秀课程相差较大,实践教学不足等问题。因此,从SWOT分析方法出发,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应在创新专业培养目标、加快课程体系改革和加强师范队伍建设等方面做好工作。 关键词:SWOT;贸易经济专业;教学改革;实践教学;师资队伍 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在一些财经类高校和部分综合性大学设置了贸易经济专业(原名商业经济专业),主要是为我国商业理论研究、商业企业培养专门人才。但在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没有贸易经济专业,根据当时需要,中国人民大学、河北经贸大学等少数学校保留了贸易经济专业,其他高校不得不停止贸易经济专业的招生。这次专业调整对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2012年,教育部再次调整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在新的目录中增加了贸易经济专业,这给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为此,笔者运用SWOT分析法,从贸易经济专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两方面加以分析,以探寻贸易经济专业发展的新途径。 SWOT分析法主要分析外部环境给贸易经济专业带来的机会(O)和威胁(T),贸易经济专业内部具有的优势(S)和劣势(T) 一、贸易经济专业发展的宏观环境分析 从目前来看,外部环境的改变为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既带来了机会,也有一定的威胁。 (一)贸易经济专业发展的机会(O) 1. 贸易经济专业重回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因受专业调整的影响,虽然在中国人民大学、河北经贸大学、南京财经大学等高校仍保留了贸易经济专业,但同其他财经类专业相比,贸易经济专业发展严重滞后,招生规模大幅度缩小,每年毕业生非常有限。2012年,教育部调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后,恢复了贸易经济专业应有的地位,给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机遇。目前,已经有30多所高等院校恢复或重新申请设置贸易经济专业,这对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2. 现代流通产业的发展为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创造了机会。从培养对象上来看,贸易经济专业主要为商贸流通产业培养人才,既包括流通理论研究人才,也包括流通产业管理部门和大中型流通企业专业人才。流通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逐年增加,随着现代流通产业的发展,对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在现代流通产业发展中,有许多流通理论问题需要人们去探讨和研究,如:现代流通组织、流通渠道、流通方式、流通绩效等,而且在流通领域需要大量的懂经营、会管理且掌握流通专业技术的专门人才。目前,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流通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为流通产业培养专门人才的贸易经济专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发展前景极好。 (二)贸易经济专业发展面临的威胁(T) 1. 贸易经济专业受相关专业发展影响较大。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及市场对人才需求的不断变化,高校新设置了不少财经类专业,大多数专业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互相之间会产生一定的竞争。如与贸易经济专业关系相对密切的专业有: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物流等。其中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和贸易经济专业同属于贸易与经济大类,但有许多家长、学生和企事业单位都将两者混淆。在许多高校,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和物流等专业是在贸易经济专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初的这些专业教师是从贸易经济专业分离出去的,正当贸易经济专业发展困难时,这些相关专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致使贸易经济专业发展处于不利地位。 2. 贸易经济专业社会认可度不高。由于贸易经济专业受政策影响较大,开设贸易经济专业的学校较少,每年贸易经济专业毕业生很有限,这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现代流通企业由于缺乏对贸易经济专业的了解,在出现流通专业人才短缺时,不知道还有专门培养贸易经济专门人才的专业,出现贸易经济专业人才供给与需求信息的不对称。二是一些高中的教师、学生家长、学生对贸易经济专业不了解,在填报志愿时,缺少主动填报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生,第一志愿率很低。三是在一些高校,因为允许学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调整专业,所以有些学生也会从贸易经济专业转到金融、会计等专业,造成贸易经济专业学生流失严重,影响了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培养。四是一些组织机构常常将贸易经济与国际经济与贸易等其他专业相混淆,在公布就业率、人才需求等信息时给人们带来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二、贸易经济专业内部条件分析 尽管贸易经济专业在发展中遇到一些困难,但经过30多年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具体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贸易经济专业发展的优势分析(S) 1. 发展历史悠久,在人才培养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从贸易经济专业产生、发展到现在,在设置贸易经济专业的高校中,贸易经济专业大多处于重要地位,是学校的重点专业。如贸易经济专业是中国人民大学最初建校时的八大专业之一。从层次上来看,贸易经济专业是本科专业,在研究生层次上,1999年教育部将贸易经济专业调整为产业经济专业。因此,各高校产业经济教学团队大多建立在贸易经济专业基础上。产业经济专业经过多年的发展,成效比较显著,在高校同类专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河北经贸大学产业经济专业教学团队建立在贸易经济专业基础上,产业经济专业导师同时承担着贸易经济专业教学任务,产业经济专业多次被评为河北省重点优秀专业。 2.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成效显著。高等院校的教学质量是高校发展的根本,各高校都将提高教学质量作为学校的重要任务。2007年,各高校根据《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要求开始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经过长期的努力,开设贸易经济专业的高校已经获得一些成果。(1)加快建设本科教育创新高地和品牌特色专业点。2007年河北经贸大学外贸经济教育创新高地――贸易与法律被评为河北省本科教育创新高地。重庆工商大学贸易经济专业为省部级特色专业。西安交通大学产业经济学为二级国家重点学科。产业经济学是北京市重点学科;北京工商大学贸易经济学是北京市特色专业。(2)加快精品课建设。高校贸易经济专业把贸易经济课程建设作为优秀,加快贸易经济专业教材建设,积极推进国家、省、校三级精品课程建设。如上海财经大学产业经济学曾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安徽财经大学贸易经济学,河北经贸大学商品流通学分别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3)加快教学团队建设。通过建立高效的教学团队,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008年,河北经贸大学贸易经济专业教学团队被批准为河北省优秀教学团队。(4)加快实验基地等的建设。上海财经大学财经人才创业教育创新实验区为部级创新实验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为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此外,加快实施高校骨干教师培训提升计划和高校教学和管理干部培训计划,从而提高了教师教学、管理水平和科研能力。 3. 形成比较成熟的贸易经济专业教学体系。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特别是流通产业的快速发展,对高级流通专业人才的要求日益迫切。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对流通人才的需要,各高校贸易经济专业根据培养目标重新制定和调整了教学计划,完善教学内容,调整课程体系。具体而言大多分块设置课程群。河北经贸大学贸易经济专业课程体系分为两大模块,即贸易经济专业通识教育课程模块和贸易经济专业教育课程模块。贸易经济专业通识教育课程模块中有:(1)全校通修课模块,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英语、微积分等13门课程;(2)学科通修课平台,包括平台必修课(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统计学、会计学等);(3)平台选修课(金融学、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10门课程,要求学生选修13学分)。贸易经济专业教育课程模块中有:(1)专业基础课(商品流通学、产业经济学、市场价格学等10门优秀课程);(2)专业选修课(期货贸易、贸易理论前沿等10余门课程,要求学生选修13~15学分);(3)实践课程(入学教育、军训、军事理论、专业调查、专业实习、就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等)。由于贸易经济专业长期以来注重贸易经济理论,对于实践教学环节重视不够。缺乏对实践教学的理论研究,在教育模式中实践教学处于从属地位。近年来,随着社会对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需要,围绕贸易经济专业培养目标,各高校贸易经济专业都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活动。 4. 充分发挥商业经济学会的作用。1982年,中国商业经济学会成立,主要由全国从事商业的科研、教学单位、行政管理机构、工商企业、社团组织及相关人员组成的全国性群众学术团体。一些省、市也成立了商业经济学会,如河北省商业经济学会。商业经济学会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商业应用经济与管理领域的学术与实务研究;开展行业培训活动,为社会培养贸易经济的实用人才;召开各种贸易经济专题研讨会,推动我国流通理论研究,促进我国流通业的健康发展。河北经贸大学是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和河北商业经济学会的会员。中国商经学会每年召开多次研讨会,凭借商业经济学会这个平台,可以更好地加强贸易经济理论研究、开展教学研究,与高校同行共同交流,密切与政府部门、企业之间的联系。 (二)贸易经济专业发展的劣势分析 1. 各高校贸易经济专业培养目标不够统一。从贸易经济专业培养目标来看,差异性很明显。如北京工商大学贸易经济专业注重培养具有坚实的经济理论基础和贸易经济基本理论,熟悉国家经济政策与法规,掌握商品流通以及期货市场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具备经营管理能力,通晓内外贸知识的从事现代商务活动以及期货等衍生品交易和管理的专业人才。河北经贸大学主要培养具备较宽厚的学科基础和理论,具有一定能力,能在各级政府的贸易管理部门从事贸易政策研究与制定、能在大中型商贸企业从事优秀业务经营和战略管理,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南京财经大学贸经专业重点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从事批发、零售、物流、销售、对外经贸等行业的经营管理人才。从上述各校贸易经济专业培养目标中可以看出,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掌握基本技术和技能等方面大致相同,但对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定位上有所不同。 2. 贸易经济专业课程体系设置基本相同,但优秀课程相差较大。从课程设置上来看,贸易经济专业课程体系大体包括教学与实践两部分。在教学体系中包括必修课(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与选修课(专业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但在优秀课程的设置上有很大的不同。如北京工商大学优秀专业课程:商学原理、国际贸易、消费经济学、商业经营策划、期货市场学、金融期货与期权等;中国人民大学优秀专业课有:贸易经济、产业经济、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物流学、期货市场运作、电子商务与网络贸易等;河北经贸大学优秀专业课有:商品流通学、商贸公司运作实务、市场预测与决策、市场价格学、服务贸易、期货贸易、产业经济、网络贸易等。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共同的课程并不多。这说明各校对贸易经济专业课程体系认识不一致,很难在学校之间进行课程交流,同时也给教材编写、师资培养等方面带来困难。 3. 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性教学相对不足。在贸经专业教学过程中以理论教学为主,实践教学体系不够完善。这主要表现为:高校教师普遍存在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现象,对实践教学研究投入比较少,研究成果有限;贸经实践教学内容比较单一;理论教学课时与实践教学课时安排不够合理;实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相对落后;缺乏实践教学考核与评价等。同时,高校中绝大多数教师缺乏实践经验,参加的实践活动较少,很难指导学生的实践教学。因为实验室建设、实验条件的改善等需要资金的支持,资金投入有限制约了实践教学的开展。 4. 贸易经济专业师资建设相对滞后。师资不足是贸易经济专业发展的重要难题之一。从量上看,师资力量不能满足贸易经济专业教学的需要。随着越来越多学校设置贸易经济专业,对贸易经济专业教师的需求越来越大,造成贸易经济专业师资缺口扩大。从质上来看,原有的贸易经济专业的教师需要不断学习,才能适应现代流通业发展的需要。近几年,一些高校引进和培养了一批从事贸易经济教学的教师,但这些教师往往缺乏贸易经济实战经验,对贸易经济理论的讲授和实践教学难以深入,贸易经济专业整体教学质量仍需提升。 此外,贸易经济专业缺乏部级教学团队、特色专业、品牌专业也是影响其发展的一个因素。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贸易经济专业发展既有机会,也有挑战,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但总体来讲,机会大于挑战,优势大于劣势。只要抓住机会,利用自己的优势,一定能持续发展。 三、贸易经济专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不断创新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各高校贸易经济专业的培养目标虽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讲应该为本地区流通业发展培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学校在培养学生良好基本素质、掌握贸易经济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更应突出综合素质和能力培养的特色,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和微观专业技术技能的训练,使学生毕业就能从事批发、零售、期货贸易、服务贸易和国际贸易等流通业工作。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培养应该立足于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以能力培养为优秀,培养的学生应全面掌握贸易经济专业基本理论体系、专门知识以及贸易领域基本工作技能,提升贸易经济专业素养;主要应关注贸易及相关领域的原理性知识与专业技能的系统训练,侧重学习掌握基本贸易经济理论以及贸易分析的基本工具和方法,培养学生掌握现代贸易经济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管理技术,能熟练运用计算机、外语和数学等现代贸易经济活动所必须的知识以及良好的人文品德修养、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培养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专业分析能力、表达能力和良好的沟通能力。 (二)加快贸易经济课程体系改革 随着贸易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新的理论和实践需要补充到贸易经济教学内容之中。因此,在深化贸易经济课程体系改革过程中,应不断探索新的、适合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课程体系。在课程体系建设中要突出本专业特色,实行模块化教学。笔者认为,高校贸易经济专业应在完善教学体系的基础上,通过高校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共建贸易经济专业交流平台,尽可能实现各高校贸易经济专业优秀课程的统一、同门课程教学大纲的统一和教材的统一,以实现教学资源的共享。 (三)加快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改革 加快贸易经济专业实践体系的建设。这主要从实践教学内容、组织、教学考核与评价、质量保障等方面加以完善,以保证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不断丰富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的内容。加强贸易经济专业实习基地建设,组织学生深入到商贸企业开展实习,充分利用校内资源,开展各种模拟实习。开展课外实践活动,鼓励贸易经济专业教师加强实践教学方法的研究与运用,不断改进实践教学方法,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开展网络教学,加强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环境建设。构建完善的实践教学考核、评价和质量保障体系,保证实践教学的顺利完成。 (四)加快贸易经济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 加强对教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等方面的指导工作,加快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的教学培训步伐,使其尽快掌握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组织教师开展教学研讨,交流经验;鼓励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参与流通企业活动,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积极利用校外资源,聘请校内外专家、企业家担任兼职教师,任课或举办讲座、培训等,逐步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逐步完善教学制度,如本科生导师制度、科研系列报告制度、实验室开放制度、科研项目滚动制度、文献检索培训制度、课程探究性教学制度和科研加分等制度;积极筹措资金,增加对实践教学的支持,提高实践教学水平。 (五)加快贸易经济教学质量工程建设 加快贸易经济专业建设综合改革,改革的重点是教师队伍、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式与管理等,强化贸易经济专业建设,促进贸易经济专业发展;加快精品课程的建设,贸易经济专业要加快精品视频公开课程建设,广泛传播贸易经济发展趋势和最新成果,加快升级改造已有的国家精品课程、省级精品课程,补充完善课程内容,实现贸易经济专业资源课程共享。加快贸易经济专业实验教育示范中心、实践教育基地的建设,为学生开展实践活动提供物质条件。 贸易经济专业论文:贸易经济专业教学改革与设计 摘要:全球化与信息化浪潮正引发一场新的商业革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商业形态、组织形式、运营模式、流通技术等发生根本性变革。新商业革命背景下的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培养应着眼于大流通、大市场、大贸易,与市场接轨,打造基于工作的或以就业导向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多元一体,更加强调课程间的融合,注重内贸与外贸相结合、营销与管理相结合,以内贸、营销为主,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新商业革命;流通经济;商业经济学;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改革 1信息化与全球化引致的“新商业革命” 近代史上的商业革命是指新航路开辟后西欧商业经济领域产生的一次重大变革,表现为世界市场的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商路贸易中心由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二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和全球化给世界各国经济贸易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电子商务的出现则引发一场新的商业革命,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商业形态、组织形式、运营模式、流通技术等发生根本性变革,特别是近几年计算技术发展的重点已经从信息处理逐步过渡到了信息服务,凭借着强大的数据采集、存储、全面精准分析挖掘及呈现共享等技术优势,在诸多领域,“大数据”正以各种方式和路径影响着企业的商业生态,正在引致颠覆性创新,这是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基本时代背景,而未来,商业领域的竞争,主要是商业模式的竞争。商业模式,是指企业价值创造的基本逻辑,商业模式创新是指企业价值创造提供基本逻辑的变化,即把新的商业模式引入社会的生产体系,并为客户和自身创造价值。 2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培养及教学工作面临的挑战 贸易经济专业是国家教育部保留的特色专业,在全国仅有三十几所高校设置。在计划经济时期,贸易经济专业培养了许多宏观经济方面的人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发展,贸易经济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开始面向政府职能部门、工商企业等部门,培养适应市场经济建设需要,通晓市场流通理论,掌握贸易理论和实务的高级专业人才。近年来,该专业面临诸多的挑战及变革: (1)信息化及全球化带来的商业模式创新,“大数据”正以各种方式和路径影响着企业的商业生态,它已经成为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基本时代背景。 (2)流通技术创新层出不穷,流通领域已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从我国的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来看,商业正在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从实践上来说,流通产业正处于一个成长、变化、开放的时期,急骤的变化需要贸易经济学科与之相适应。 (3)由于市场环境/技术条件变化,企业运营模式及企业经营管理思想/理念/技术手段发生根本新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人才培养方向/导向/定位及课程设置方面作出调整,以顺应潮流,适应变化。 3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思路 为应对变化,专业发展定位需要调整,课程结构需要优化,教学方式需要改进。北京工商大学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培养的思路是:立足首都流通产业,着眼国内贸易市场,强化应用能力培养,实现“五流”融合贯通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理念。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我院认为该专业应着眼于大流通、大市场、大贸易,注重内贸与外贸相结合、营销与管理相结合,以内贸、营销为主,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在改革与设计的思路上,应遵循:人才培养应与市场接轨,打造基于工作的或以就业导向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即根据该专业社会需求即与贸易经济专业相关的岗位技能要求,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在校培养(技能MKSA),而不是根据现有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人才――等毕业了(成品),基于所掌握的技能找工作。社会需求、学校人才培养双向反馈互动,两者是相互适应的闭合回路,是一个逐步改进循环往复的过程,因为就业环境在动态变化,对人才培养提出的要求更高。 基于上述思考,做好因社会需求而设专业――招生,因社会需求变动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培养人才,以及就业指导各环节无缝对接,这样就能保证培养出的人才是社会所需要的、适应性强的,可以后续发展的。这就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岗位(就业)为导向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 4贸易经济专业教学改革内容 我院贸经专业自2002年招生,至2010年共招生9届,应该说经纪人这一方向还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在社会上也受到好评。自2011级以来,我院贸经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就基于上述思考,并立足我院实际,本着人才培养方案与市场接轨,以工作为导向的思想,吸收了电子商务/国际商务管理/营销/商务管理/信息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新元素,与此前的人才培养方案相比有了很大变化。对此概括为两点: (1)目标明确,定位准确。人才培养目标就是要回答培养什么类型、培养什么层次的人才、具备怎样的素质和服务于哪个地区或行业的问题,我院贸经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目标明确,定位准确,就是培养服务于重庆及周边地区的从事商贸物流的高级专业人才,这一定位符合商业形态变化/贸经领域发展趋势,适应社会需要,也切合我院实际。 (2)课程设置多元一体,有机融合的特色逐步显现。借鉴兄弟院校的成功经验,经过3年来的大胆创新,课程设置科学合理,具有前瞻性,课程体系较系统,比较协调,一些课程比较有含金量,比如我们侧重了流通技术创新教学模块;增设了电子商务/网络贸易与国际商务、消费经济与服务经济/服务贸易等模块;遵循物流与贸经的一体的思想,强化了商务谈判及房地产经营管理、客户关系管理、项目管理模块,以及新形势下的经纪人模块教学等,更加强调课程间的融合。 5课程设置与时俱进,突出特色 北京工商大学在保留一些传统课程商业/流通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市场价格学的基础上,开设了期货期权、电子商务盈利模式、商业经营与策划,许多传统课程也进行了教学内容的创新与改造,成为贸易经济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骨干课程、特色课题。我院则: (1)将“贸易经济专业”更名为“商业经济学专业”,内涵外延更广,突出了“学”。贸易经济的内涵及外延较窄,随着社会的发展,应被内涵及外延更为宽泛的商业经济或流通经济取代。 (2)优秀课程调整。《贸易经济学》与《流通产业经济学》应被《商业经济学》或《商品流通经济学》取代,或取消《贸易经济学》保留《流通经济学》(《流通产业经济学》),因为《贸易经济学》、《流通经济学》、《流通产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商品流通经济学》五者为同一事物或很接近。专业优秀课程确定为:《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流通产业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网络贸易理论与实务》。 (3)关于专业方向的设计。贸易经济专业选修课,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商业地产方向,开设的课程有《房地产经营管理》、《商业地产策划与投资运营》、《商业地产设计与开放》、《商业地产投融资管理》、《商业地产资产管理》、《物业管理》等课程。二是网络贸易方向,开设的课程有《企业信息化工程》(或《企业ERP》)、《网络营销》、《电子商务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网络贸易(理论与实务)》、《电子商务综合解决方案》、《客户关系管理》、《网络采购》、《电子支付与网络金融》等。 (4)突出流通领域的创新,突出新商业模式教学模块以及《创业学》,这是趋势要求,《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也是落实和执行人才培养方案的必要一环;将《客户关系管理》、《现代金融业务》增设为专业必修课,或将某选修课替换掉;实践实训方面增加《模拟公司运作》模块,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方面加强与重庆商社集团、新世纪、永辉超市等公司的合作等。努力在实践教学及实验实训等各方面突出特色,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6总结 尽管当前贸经专业面临诸多的挑战,但也面对更多的机遇,长期趋势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提高的,人才培养及专业建设方面,总的感觉是一定要变革,比如:北京工商大学2009年该院贸经专业被评为北京市特色专业,但2014年又要做进一步调整;上海商学院将原财经学院拆分为财会学院与“流通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将贸经专业改为“商业经济学专业”;还有湖南商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都在变革,与时俱进――打造特色。尽管上述几个高校与我们学院在人才培养类型层次方面及服务对象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其方向及思想是可以借鉴的。总之,我院的人才培养立足我院实际,立足重庆实际,在专业定位及课程开设特色方面要顺应发展趋势,符合发展规律,能够满足社会需要,从而提升起贸经专业优秀竞争力,赢得各界的认可与好评。 贸易经济专业论文:贸易经济专业发展新探 【摘 要】虽然贸易经济专业是我国高校开设较早的几个专业之一,而且在2012年教育部就将贸易经济专业列为本科专业目录中,但是其实早在1998年,教育部就将贸易经济专业设为目录外专业,也是教育部的保留特色专业之一。我国的贸易经济专业经过长足发展,已经取得优异的成绩和一定的规模,但是由于国家政策调整,二十世纪末,很多高校的贸易经济专业被迫取消,造成专业发展日渐低迷,培养的人才数量远远无法满足我国飞速发展的经济需求。本文将就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展开探讨,分析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贸易经济;专业发展 0.引言 1998年我国对专业目录进行了调整,对贸易经济专业产生了重大影响,造成专业发展受到很大的额阻碍,目前我国开设贸易经济专业的院校不足百所。贸易经济专业发展不景气,严重影响了高校对社会人才的输送。对于高校来说,如何有效的转变思路,让贸易经济发展跟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脚步,是高校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1.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现状 作为我国开设较早的专业之一,贸易经济专业发展历史较长。建国后我国从苏联引进了贸易经济的教学思想并开设了贸易经济专业,经过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发展,很多高校已经将贸易经济专业作为高校的重点专业,并且编写了专用教材。改革开放促极大的促进了专业发展,并且为社会输送了大量人才,为我国的经济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但是自我国的专业目录调整后,贸易经济专业越来越细化,很多贸易经济专业的知识被单独作为一个专业,对贸易经济专业本身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调查显示,我国开设贸易经济专业的高校仅有中国人大、北京工商等十余所院校。通过分析,可以看到现今高校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现状:首先是教学方式没有太大改变,这些高校在专业不睦调整后仍然保留了贸易经济专业,但是教学方法基本没有革新,并且人才的培养目标也没有变化;第二是专业方向更加具体,例如有电子商务、物流学等;第三是贸易经济逐渐转为经济学专业的一部分,贸易经济成为了经济学的一个附属学科,培养方向更偏重于经济学。 2.贸易经济专业发展变革的意义 改革开放前,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温饱尚且成为问题,教育也不够普及。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高等教育也不再是稀缺资源,高校为了提高自身竞争力,大力扩招。但是我国总体的高等教育仍然缺乏,高校要保证生存,就必须为学生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让学生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所以,高校的改革势在必行,对于贸易经济专业来说,现状决定必须要进行专业发展变革。对于贸易经济专业来说,发展趋势无非两种“消失”或者“变革”,贸易经济人才在改革开放中的巨大贡献,表现出这个专业仍然有存在的必要,要生存就必须要变革,这就需要高校转变专业发展思路,改革发展观念。 3.贸易经济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下面将从三点来分析我国贸易经济专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师资力量不足,造成贸易经济专业教学寸步难行,“学以致用”的思想并没有在教学中普及,贸易经济专业教学仍然将理论知识传输作为重点,虽然高校扩招,为满足学生需求,招聘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作为教师,但是这些教师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却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造成教学效果不佳;第二是教学模式不合理,“能力”和“数量”是社会对贸易经济人才的两个最大需求,但是高校的贸易经济教学模式几十年来很少改变,造成培养的人才和社会需求之间有较大偏差,对学生的教学定位不够准确,学生无法适应社会和为社会带来贡献;第三是教学方法滞后,这是现今我国贸易经济教学的主要问题之一,虽然已经将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应用在教学中,但是由于教学思想限制,并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而且教学资料长期不更新,造成教师不愿使用网络来辅助教学。 4.贸易经济发展的变革策略 综上,我国高校的贸易经济发展存在很大问题,需要采取多个方面的策略,解决出现的问题,为贸易经济专业发展铺平道路: 4.1转变专业发展方向 随着各个专业从贸易经济中分化出来,贸易经济教学逐渐变得空洞,学生没有专精的能力和知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依据高校现状,转变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方向。可以是期货贸易方向,我国的部分高校已经将期货贸易作为贸易经济的发展方向,例如首经贸。专业的目标是培养扎实的经济理论知识、英语和计算机以及投资技能、实践能力较强的人才,能够胜任金融业、期货业等方面的工作。而加强学生期货方面的知识以及让学生了解期货的贸易方式、期货市场制度至关重要。除了贸易经济专业课还应该开设期货贸易相关的课程,这样学生就能掌握期货贸易和贸易经济两个方面的专业知识,在这个方面,首经贸是较为优秀的榜样。可以是农产品流通方向,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但是我国的农产品流通存在一定缺陷,例如农产品质量不高、费用较高、利益分配不合理等,贸易经济专业学生具有一定的经济学基础,如果转向研究农产品流通方面的知识,可以为我国的农产品产业发展提供参考和意见,高校可以将贸易经济专业学生定向培养为农产品方面的专业人才,帮助农民改善经济状况,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还可以是经纪人方向,贸易经济研究的内容之一就是“居间贸易组织”,经济的发展催生出各种各样的企业和公司,经纪人也成为一个新兴职业,并且分为技术经济人、房地产经纪人、劳动经济人等很多方面,但是,我国并没有专门培养经纪人的机构和高校,所以经纪人培养并不成熟,一部分经纪人根本不具有经纪人方面的专业知识,质量参差不齐,高校可以将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方向转为经纪人专业,这样,培养的经纪人既有经济方面的知识,又具备经纪人应该具备的能力,发展前景广阔。 4.2革新课程体系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和教育都逐渐和国际接轨,社会也需要大量的国际贸易人才,对于贸易经济专业来说,可以开设商务谈判、商贸英语等专业,培养高水平的复合型人才;随着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深入生活和教育。贸易经济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领域,而是和其他领域交叉融合,催生出了很多新型业务形态,这就要求贸易经济专业与时俱进,开设商品学、商业史、零售学、电子商务等方面的课程;结合最新的贸易经济知识,提高贸易经济的教学质量,可以定期邀请专家开设讲座,组织学生观看,提高自身知识水平;合理的配置选修课和必修课比重,让课程结构更适合贸易经济的教学,并且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满足学生对教学的需求。 4.3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传统的贸易经济教学模式僵化,再加上就业前景不明朗,造成学生兴趣低下,缺乏学习主动性,教学质量不高。教师应该充分理解学生,为学生创建宽松的学习环境,变革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尊重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5.结束语 综上,我国的贸易经济专业发展前景不广阔,通过合理的转变专业发展方向、优化课程结构、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等措施,提高贸易经济专业的教学水平,为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开拓一片新天地。 贸易经济专业论文:关于贸易经济专业中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思考 【摘要】本文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及贸易经济专业的特点分析,对于贸易经济专业如何进行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三个问题进行思考。贸易经济专业中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应注重经济学知识与贸易理论相结合,通过学习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培养贸易经济专业学生的经济学素养,提高他们的经济分析能力。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贸易经济 教学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市场经济学,对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概括和理论总结,被认为是主流的、发端于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学习西方经济学,主要是学习基本方法,通过行为假设、模型分析市场经济行为主体及经济现象。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将西方经济学设为经管类各专业的必修基础课之一,一般在低年级开设。这门课对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认识市场运行机制,及进一步学习专业知识都具有重大意义。 贸易经济专业是我国的新兴专业,自设立专业以来,受到广大学子的青睐,短短十几年,发展成为各高等院校招收学生人数较多的大型专业。贸易经济专业与其他经管专业一样,将西方经济学设为基础必修课程之一,在学习完西方经济学后再接受贸易专业理论的培养。因此,西方经济学对贸易经济专业有重要的影响。那么关于贸易经济专业中西方经济课程教学要注意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贸易经济专业为什么要开设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是基础和启蒙课程,通过学习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培养贸易经济专业学生的经济学素养,提高他们的经济分析能力。贸易经济专业开设西方经济学主要是为了奠定学生的经济基础,巩固专业基础。西方经济学基本方法对贸易经济专业的重要意义。 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设定行为假设,市场经济行为主体是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政府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对于贸易经济专业学生学习贸易专业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与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绝对优势理论相似,按照绝对优势理论,每个国家都出口本国占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本国的绝对劣势的产品,以满足本国居民的消费需求,获得利润的最大化。西方经济学里的供求模型分析,利用消费者偏好曲线、预算曲线、生产者生产函数,生产可能性曲线等分析市场的供求关系,在国际市场也适用,有助于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生对国际市场进行相关分析。 西方经济学当中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为贸易经济专业学生分析当今国际市场的贸易状况和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角,同时也是贸易经济专业学生学习贸易理论,掌握贸易专业知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西方经济学采用模型化的方法研究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对影响经济主体市场行为的因素抽象化,例如,微观经济学里消费者的市场行为受到很多因素影响,但通过消费者偏好和预算约束来进行研究,生产者的市场行为则由生产可能性曲线及生产函数来进行研究,等等。 第二个问题是,对于贸易经济专业教师怎样进行西方经济课程的教学? 首先,作为贸易经济专业教师要明确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目标,在讲授西方经济学内容的同时与贸易专业相关知识联系,注重对学生的研究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教授好这门课程,让学生对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及其在国际经济发展中的运用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使课堂教学内容与国际贸易实际业务部门实践相联系。综合利用各种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如“启发式”教学法、“探究式”教学法,讲授法、案例法和讨论法等,达到西方经济课程的教学目标。 其次,西方经济学课堂设计根据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不断翻新的原则,把课程分为理论讲解和实践分析,不断地把学科理论的最新发展、国际市场上的热点问题传授给学生,资料不断更新。经济理论必须来自现实经济,在国际市场特定的前提假设下,借鉴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国际贸易的实际问题,并提炼出与国际贸易理论相符合的前提假设,对经济学相关理论进行改进,归纳出符合国际贸易的理论内容,进而形成有贸易经济专业的理论体系。 最后,课堂教育与国际贸易理论紧密相连,教学不仅要偏重于各个知识点以及经济原理的讲解,而且要进行国际贸易相匹配的案例的分析,一方面采用经典的贸易经济学案例,加深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另一方面加强案例的国际化和前沿化。即教会学生运用所学的经济学理论来认识国际市场上的经济现象,解决国际市场现实中遇到的经济问题。此外,教师在课程教学上应有重点地补充当前世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前沿和动态。 第三个问题是,贸易经济专业学生能从西方经济学课程学到什么? 贸易经济专业中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不在于让学生记住一些具体的经济学理论结论,而是在于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教会学生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因此,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生能从西方经济课程中学会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国际贸易问题。教师在讲解西方经济学时不仅要讲解有关经济学理论的结论,教学生如何求解经济学模型化的计算题,还要让学生切实理解经济学模型的具体假设与条件界定,同时联系国际贸易市场的经济现实对模型的假设、条件界定进行比较分析。作为一名在高校从事贸易经济学教学的教师,有责任、有义务用正确的方式来讲解西方经济学,教会本专业学生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 贸易经济专业论文:贸易经济本科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内容摘要:1997年教育部本科专业结构调整,贸易经济专业从专业目录中消失,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科地位一直在下降。2012年教育部本科专业结构调整,贸易经济专业被重新列入基本专业目录中,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科地位出现逐步回升的态势。文章通过比较四所大学贸易经济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研究了我国目前贸易经济本科专业课程体系状况,然后提出贸易经济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创新的设想。 关键词:贸易经济专业 学科地位 课程体系 贸易经济专业学科地位的回升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率先组建贸易经济系,首创贸易经济专业。紧接着我国其他高校,特别是财经类院校相继设立贸易经济系或商业经济系,开设贸易经济专业。 1997年教育部进行专业结构调整。这次专业结构调整取消了贸易经济专业(被列为目录外保留专业),全国各高校进行了相应的专业调整,出现以下四种结果:一是本科教育阶段保留贸易经济专业,继续招收贸易经济专业学生;二是将贸易经济专业并入产业经济专业,原教研室的建置、人员均保留;三是将贸易专业分解为市场营销专业和国际贸易专业,进一步发展出电子商务专业、物流专业;四是将贸易经济专业改为商务专业。 对此,曾经开设过贸易经济专业的高校纷纷表示担忧,都有恢复贸易经济专业的打算。未开设过贸易经济专业的高校也有一些做了开设这一专业的规划。以中国人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山西财经大学、南京财经大学、河北经贸大学为代表的12所高等院校,相继保留或恢复了贸易经济专业,一些高校也积极培育与引进师资,发展贸易经济专业。 1998年后,全国高校在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1997版)的指导下,进行专业建设,但是为了顺应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各高校根据自身办学条件也自行设立了一些新专业,以专业方向形式招生的现象比较普遍,全国高校专业设置出现了较为混乱的局面。再之,我国经济经过14年的发展,1997版本科专业目录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培养专业人才的需求。为了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2010年开始,教育部组织专家着手进行本科专业目录调整,两次公示修改稿。2012年10月,教育部新的本科专业目录(2012版)正式公布,下放专业设置权力,规范专业设置。在2012版本科专业目录中,贸易经济专业被列入“基本专业”目录中,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同属于“经济学”学科门类中的“经济与贸易类”专业类。重归“正式”专业,贸易经济专业必定会焕发新的生机,极大地促进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 贸易经济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状况 本文以山西财经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和江苏师范大学四所院校贸易经济专业的课程设置情况为例,分析目前贸易经济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 (一)公共通识课课程设置 公共教育通识课是基于本科生公民素质和职业道德培养要求,结合专业基础工具培养要求而设置的。表1是四所院校公共通识课的课程设置比较。四所院校贸易经济专业公共通识课课程设置差异比较大的是大学计算机课程:山西财经大学的大学计算机课程包括大学计算机基础、大学计算机基础实验(选修)、计算机程序设计(ACCESS)(选修)、计算机程序设计(ACCESS)实验(选修);北京工商大学的大学计算机课程包括计算机文化基础和数据库应用基础;南京财经大学的大学计算机课程包括计算机基础、经济统计与分析软件应用基础、数据库管理系统应用;江苏师范大学的大学计算机课程包括计算机应用基础A。由于教育部对大学本科公共通识课(公共基础课)课程设置有统一规定,因此各学校公共通识课课程设置基本相似。 (二)学科共同课课程设置 从学科门类上讲,贸易经济专业属于“经济学”学科门类,因此,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科共同课程,应当包含“经济学”学科所要求的最基础课程。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1998年7月确定了高等学校经济学门类各专业的共同优秀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统计学、会计学、国际经济学共8门课程。表2是四所院校贸易经济专业“学科共同课”课程设置比较。由于山西财经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和南京财经大学是相对成熟的财经类大学,三所学校都有相对完整的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因此,三所院校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科共同课程除基本包括经济学学科的学科共同课程外,还吸纳了管理学科的学科共同课程,成为经济管理“大学科”的共同优秀课程,而且北京工商大学和南京财经大学在学科共同课程设置方面就已经分别通过“流通经济学”体现出了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科特色。江苏师范大学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科基础课是经济学院的几个经济类专业一起确定的,因此,不包含管理学学科的学科共同课。 (三)专业理论课课程设置 表3是四所院校贸易经济专业“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比较,表4是四所院校贸易经济专业“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比较。要考察专业理论课课程设置,必须将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放在一起分析,因为在制定专业教学计划时,有时因为必修课课时的限定,会把一些专业理论课放在选修课里开设。由表3和表4可知四所学校贸易经济专业专业理论课课程的结构。 山西财经大学:专业理论基础课(产业经济学、流通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商务谈判、商业史、商业伦理学、晋商文化、商务礼仪);对外贸易理论课(国际贸易实务、世界市场行情、中国对外贸易概论、海关通关实务、外贸英文函电、外贸单证与结算);流通业业态理论课(零售学、连锁经营概论、期货交易学、批发学、拍卖与典当学);流通业技术理论课(现代流通技术、电子商务、会展学);物流理论课(物流学、供应链管理)。 北京工商大学:专业理论基础课(商业经营策划、消费经济学、市场价格学、投资项目评估与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理、经济地理、经济预测、购买者行为分析、采购学、服务管理学、商品学、商事与经济法概论、合同法、现代广告学);对外贸易理论课(国际经济学、国际商务函电、国际经贸英语、国际贸易法);流通业业态理论课(期货交易实践、零售学、连锁经营);流通业技术理论课(电子商务盈利模式实践);物流理论课(物流管理)。 南京财经大学:专业理论基础课(产业经济学、区域市场与区际贸易、贸易史);对外贸易理论课(国际贸易实务、商务英语、国际商务函电、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流通业业态理论课(零售管理学、批发管理学);流通业技术理论课(电子商务、网络支付与结算、POS/MIS、互联网数据库)、物流理论课(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商业规划理论课(商业规划学)。 江苏师范大学:专业理论基础课(商业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管理学、经济法、管理信息系统、市场营销学、商品学、商务谈判、客户关系管理、中国商业史、品牌学、市场价格学、消费者行为学、现代服务学、市场调查与预测);对外贸易理论课(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国际金融学、商务英语);流通业业态理论课(零售学);流通业技术理论课(电子商务概论);物流理论课(物流经济学、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仓储与配送管理)。 由上面四所院校的贸易经济专业的专业理论课的结构可以看出,目前贸易经济专业课程结构基本上包括专业理论基础课、对外贸易理论课、流通业业态理论课、流通业技术理论课、物流理论课和商业规划理论课6个部分。四所学校对各部分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各学校对贸易经济专业理论基础课的理解存在差异,专业理论基础课各学校开设差别也较大。尤其是目前讲授的商品流通理论对于解释现实商业问题有一定的距离。构建贸易经济专业的基础(优秀)理论,丰富贸易经济专业基础理论,形成本学科基础理论与国际贸易学科基础理论的充足与充分的差异化,确立贸易经济专业在经济与贸易专业类的明确地位。流通技术理论课与流通规划理论课是近些年大家都认为要加强的课程,但由于缺乏相应师资和教材,开课都很不理想。 (四)专业实践课课程设置 表5是四所院校贸易经济专业“专业实践课”课程设置比较。由表5可以看出,传统的实践课程是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专业见习(实习)、社会实践和课程实验(实践、模拟)等课程,新兴的实践课程主要包括科研训练(科研项目、学术论文、文献综述)、学科竞赛、学术讲座、团学活动、资格认证、文学艺术欣赏、认知性实践、创新教育等。目前各院校专业实践课开设的还主要是传统实践课程,新兴实践课程的开设有待完善、深化与落实。 贸易经济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创新设想 (一)依据三个层次构建贸易经济专业课程体系 贸易经济专业被确定为“经济学”学科、“经济与贸易类”专业类、“贸易经济”专业,其专业链为“经济学”学科“经济与贸易类”专业类“贸易经济”专业。因此,应根据“学科”“专业类”“专业”三个层次构建贸易经济专业的课程体系。贸易经济专业课程体系中,“学科共同课”应为“经济学”学科的学科共同课,“专业类基础课”应为“经济与贸易类”专业类的专业类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应包括体现贸易经济专业优秀理论(思想)的课程。有些学者认为“贸易经济专业”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两个专业的共同理论大约只有20%,因此,“经济与贸易类”专业类的专业类基础课,应包括这共同的20%的理论和一些相似理论,比如分工与贸易理论、贸易史理论等。 (二)构建内外贸一体化课程体系 不仅贸易经济专业要开设对外贸易理论课,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也应当开设贸易经济理论课。如果内外贸理论两张皮、内外贸活动平行进行,结果导致做内贸的做不了外贸、做外贸的更做不了内贸。因此,内贸企业不能较好地管控国外产品市场,更好地组织全球产品供应链,外贸企业当遇到国际环境恶化、产品出口困难时,也没有利用国内市场的能力。内外贸一体化课程体系构建,离不开内外贸一体化理论研究与创新,目前我国内外贸一体化理论成果近乎空白,内外贸一体化提法还仅仅是一个概念,因此,亟待更多的内外贸专家学者从创新的视角与思维思考内外贸一体化的结合点。“全球供应链”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和“全球产业链”理论,是一些好的突破口,但还需要结合外贸与内贸理论,需要相关理论的融合。 (三)突出贸易经济专业的内核理论 在专业基础理论课程中应突出贸易经济专业的内核理论,使贸易经济学专业成为“有骨、有肉、有血”的专业。1997年教育部专业结构调整,使得1998年以来,贸易经济专业不具备合法的地位,即使保留也仅采取了“目录外专业”的形式,教育部专业目录中仅设置国际经济与贸易一个贸易类专业,许多高校纷纷取消了贸易经济这一专业,用国际贸易取代了这一专业。这一调整使得高校贸易经济学科领域仅剩下外贸专业,许多研究贸易经济的教师纷纷转换研究方向,这对贸易经济专业来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专业队伍流失严重,教师队伍出现结构性调整,许多教师转行到其他热门专业进行教学和研究。由于流通体制改革,商业领域对外开放,贸易活动的变化相对较快,而教材建设却相对滞后,内容陈旧,方法传统,不能适应变化的形势,可供教师选择的较好教材不多。因此,应挖掘贸易经济专业的内核理论,追溯流通经济理论的本原,借助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创新贸易经济理论。创新能够解释现实流通现象的理论,缩小流通理论与流通现实的背离。 (四)强化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技术能力 强化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技术能力,就是要增加贸易经济专业的技术要素,这需要开设一些技术性课程来完成。一是要加强流通技术理论课开设,主要开设电子商务、网络支付与结算、POS/MIS、互联网数据库等课程。二是加强物流理论课开设,主要开设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仓储管理等课程。三是加强商业规划理论课开设,主要开设商业策划学、商业规划学、商业街和商圈规划学、商业地产管理学等课程。四是要强化教学中的企业实习与社会实践。企业实习要常态化、多次化、多元化,保证足够的时间安排。要脚踏实地组织和进行实习,不流于形式,使学生能真正接触和了解流通企业的在用技术,提升学生的技术能力。 贸易经济专业论文: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摘要:目前,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理论教学模式为主,实践教学考核与评价体系尚未形成等不足,因此,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应坚持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并重、围绕优秀考核评价体系、组织体系和质量保障体系四方面进行改革。 关键词: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内容;体系改革方法 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是为了满足流通产业对流通专业人才的需要。随着流通产业的快速发展,其在国民经济中先导性和基础性地位已经确定。但在流通产业快速发展过程中,流通业专业人才匮乏问题日益凸现。高校贸易经济专业承担着流通领域人才培养的重任,其人才培养目标大多定位于培养具有贸经理论基础、创新能力、操作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根据培养目标,贸经专业必须在强化贸经理论的同时加强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实践教学体系改革是建设高水平教学团队的重要内容。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学团队是提高本科教育的重要保障。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是衡量教学团队质量的重要条件之一。实践教学体系改革是贸易经济专业持续发展的需要。贸易经济专业是我国恢复高考以来开设最早的经济类专业之一。但在1998年,教育部对高等院校专业目录调整时将其列为目录外专业,仅在少数高校保留,直到近年才在一些高校得以恢复或新建。贸经专业要想持续发展,必须改变原有的以课堂教学为主、只注重理论教学的模式,朝着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并重的模式转变。 一、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尝试与推广 从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情况看,大部分高校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但至今实践教学体系还不够完善。河北经贸大学贸易经济专业经教育部同意得以保留,从专业建立初期就开始对实践教学进行研究和实践,取得一定成效。 (一)积极探索实践教学新模式 1. 创建了“六、一、一”实践教学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为了适应社会对贸易经济人才的需要,河北经贸大学校贸易经济专业开始探寻实践教学模式。不仅在一些课程上增加了实践教学的内容,增加了实践教学的总课时,而且根据社会的需要调整了教学计划,确定了“六、一、一”实践教学模式,即:六个学期的理论教学,一个学期的集中实习,一个学期的毕业论文写作。通过实践活动,让学生提前了解社会。实习安排学生到上海、浙江等流通业发达地区参观学习。“六、一、一”模式实施后效果比较显著,并在其他专业进行推广,相关成果获得河北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2. 开展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试点工作。从2000年开始,我们对2000级、2001级贸易经济班进行试点,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为了培养实践能力,规定学生每学期进行为期2周―4周的实际操作训练;(2)为了培养创新能力,改变原来四年一次的毕业论文为每学期写一篇论文;(3)注重对学生的个性化培养,将学生划分为理论、实务等不同方向组,以便学生根据自己喜好选择实验内容;(4)改革教学方法,减少传授式讲授的内容,增加启发式教学的比重,通过热点问题研讨、实践设计及前沿理论评介等开拓学生的思维,推广案例教学、讨论教学、课堂讲授加案例分析、研讨、调研法、全程导师制等教学方法改革,同时推进考试方法改革;(5)加强第二课堂活动,针对教学内容,采取邀请教授、学者做报告、支持学生进行科研活动(包括调研、参加学术竞赛与社会实践)等形式,以学生为主体,以自我组织活动为主要形式,开展各种生动活泼的课外活动,在日常活动中培养锻炼学生实践能力。 3. 根据贸经专业培养目标,逐步完善实践教学体系。近年来,为了适应市场对贸经人才的需求,我们多次调整教学计划,增加了实践教学课时。从实现“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强能力”这一要求出发,在保证开足基础性理论内容的基础上,增强实践能力教学环节,将课程划分为两个模块,即理论模块和实践模块。配合理论讲授,用1个学期的时间开设专业技能课程,专门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在教学计划中,根据贸易经济专业特点,把学生实践活动分成四个阶段,即认知实习、专业实习、岗位实习和毕业实习。认知实习安排在第一个暑期,是学生在开始学习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之前进行的一次实践活动,其目的是让学生对流通产业及相关产业有感性认识,了解所学专业发展前景及对从业人员素质、技能的要求等。专业实习安排在第二个暑期,是在学生完成部分专业基础课和少量专业课后,为熟悉流通领域具体活动而进行的,目的是根据学生已学的课程,了解贸易经济活动过程。岗位实习安排在第三个暑期,是在商贸企业和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实习,以达到熟悉掌握贸易业务技能之目的。毕业实习安排在第八学期,是学生在系统地完成专业教学计划所规定的其他教学环节和全部课程的基础上进行的,目的是让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理论和基本技能,去分析和解决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并为撰写毕业论文搜集相关的资料。经过这一系列的实践活动,使学生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贸易经济教学与实践的全过程,更好地将贸经理论与实践结合,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他们迈向社会奠定基础。经过4~5年的改革探索,初步形成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实务型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 (二)总结并推广实践教学经验,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1. 教学活动中贯穿着实践的内容。除采用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方法外,教师们还利用节假日、暑期等时间带领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尽最大可能给学生提供参加实践的机会。同时积极为学生的科研活动确定提纲、查找资料、修改文章、撰写推荐材料等,为学生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提供支持。通过教师的努力,学生积极参与课内外的讨论、实践和学术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2. 实行导师全程辅导制。从新生入学开始,学生和教师通过双向选择结对子,实行全程导师制。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调查研究或进行理论研究,每学期都要提交一篇调查报告或某一理论问题的观点综述,总体分析调查和科研能力逐年提高。不少学生参加了包括省、市、学校等组织的各种学术活动或竞赛,并获取了好成绩。一些学生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社会调查与社会实践的文章。 3. 建设一批实践教学基地和实验室。为加强贸易经济学的理论教学和社会实际部门的横向联系,在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方面,河北经贸大学与黄骅市的信誉楼商场、石家庄的祥隆泰超市、北国商城等单位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分别作为同学们的毕业实习和课程实践教学的基地。同时,与石家庄药业集团、河北三利集团、金利来家具城、河北省商务厅、河北省物价局、石家庄市物价局以及上海浦东新区保安服务总公司保税区分公司建立实习基地关系,并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教学实践基地建设增加了物流企业、现代仓储商场、行业协会等新兴的商品流通组织作为实验基地,以便让学生更多地感受现代商品流通的气息。在校内,学校投资建设了电子商务、物流、期货交易等实验室。贸易经济活动运作模拟实验室正在建设。实验室的运用使学生在学校有更多的机会模拟贸易经济实际活动,更好地了解流通产业的具体业务。 4. 加强专业实习、岗位实习和毕业实习指导。学生实习的各个环节均按学校规定执行,教研室精心组织、按时制订实习计划,报教务处及学校领导审批;适时巡回检查,定期听取实习汇报,批阅实习日记。教师带队赴外地考察,每次均至少组织听报告2~3次,参观企业3~4个,经费使用完全按照学校规定执行,实习结束认真总结,效果较好。目前,针对实习中遇到的新问题进行研究,特别是学分制条件下如何搞好实习问题,已经作为教学组的立项课题进行研究。 二、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实践教学活动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贸经专业教学过程中还是以理论教学为主 贸易经济专业一直高度重视贸经理论的学习,以强化贸易经济理论为主,并将此作为区别与其他专业的主要特征。对于课堂教学高度重视,而对实践教学的内在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很多教师认为高校,尤其是经济类专业,实践性教学并不是很重要,可有可无。在教学内容安排上只介绍理论,缺少实践教学内容。正是由于对实践教学重视不够,实践教学的优势无法凸现,致使实践教学难以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一)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内容体系还不完善 实践教学内容体系是实践教学的优秀。实践教学内容的设计、时间的安排、实践方法和手段的运用等是实践教学好坏的关键。但从目前看,教师对实践教学研究重视不够,研究成果非常有限,很多教师缺乏对实践教学内容的了解,导致实践教学内容比较单一,受总学时的限制,在时间安排上往往是尽量多开设理论性的课程,实践教学学时相对较少;在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教学过程中,实践教学内容还很难与社会实践的需要相互融合;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性教学计划与专业发展和社会需要的结合还不紧密,容易造成教学与社会实际相脱节;实践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相对落后等。 (二)实践教学考核与评价体系还没形成 长期以来,高校主要采用以学习成绩为主的人才培养考核评价体系,大多缺乏独立的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体系。很多院校都没有制定专门的实践教学考核办法和考核标准,缺少制订相应的激励机制,相关的规章制度不健全,如专业实习和岗位实习,实习结束只要求学生写份实习报告和具备实习单位的鉴定就可以了。正是由于缺乏考核评价体系,对指导教师和学生都没有约束和激励,实践教学形同虚设。 (三)实践教学组织体系和保障体系不完善 实践教学活动需要由学校的组织来完成。如果组织缺乏有效管理,就会使很多实践活动流于形式。实践教学的师资队伍建设相对滞后是影响实践教学的关键因素。一些教师比较重视完成学校的教学任务,而不愿意从事实践教学工作,导致实践教学整体水平提高困难。对实践教学投入不足,也是影响实践教学的重要因素。实践教学不同于理论教学,实验室建设、设备更新、实验条件改善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三、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内容 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的总体思路是要构建与贸易经济理论教学相互并行、相辅相成的实践教学体系的新模式。本文认为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应包括四个部分,即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实践教学组织体系,实践教学考核与评价体系和实践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见图1)。 (一)实践教学内容体系 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应包括三层次、六模块。三层次即基础层次、提高层次、综合层次。基础层次是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品德修养和综合素质为主,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和创业意识。提高层次要求学生全面掌握贸易经济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全面运用所学的贸易经济知识,结合各种相关软件处理贸易管理业务,具备从事流通岗位工作的能力。综合层次以探索性、设计性实验及科研训练为主,重点培养学生在贸易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六模块即社会实践模块、基本实验模块、专业技能训练模块、专业实习模块、科研训练模块、综合实习模块。(1)社会实践模块主要包括军训、社会调查、思想品德实践等教学环节。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该模块的教学能够促进贸经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健康成长。(2)基本实验模块主要包括专业基础课程实践,是在专业、学科的背景下设计的专业基础课程实践。通过课程实践,使学生熟练掌握贸易经济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为专业学习夯实基础。(3)专业技能训练模块主要包括专业知识技能、科学研究技能和社会服务技能的培养。专业技能是学生通过一定的实践活动训练,掌握所必须的专门技术及对其运用的能力,是专业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在能力方面的具体化。通过专业技能的训练可以提高贸经学生专业知识的融合能力,知识转换和知识综合运用能力。(4)专业实习模块主要包括专业实习和岗位实习。专业实习是实践性的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大学中所学理论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训练。通过实习,可以使学生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贸易活动的各项实务与管理工作,熟悉掌握各环节及相关业务的实务操作技能,使学生对所学专业有更为全面的认识。(5)综合实习模块是学生将在校期间所学各门贸经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运用于贸易实践。通过实习,一方面使学生了解商贸企业经营的现状,缩短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可使学生将所学知识与技能运用到实践中去,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专业综合素质,为其毕业后适应工作需要奠定很好的基础。(6)科研训练模块的目的是鼓励本科生在基础课和专业课学习期间进行探究性学习,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学生利用实践教学平台提高学生对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 三层次和六模块的关系如图2: (二)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组织体系 构建贸经专业实践教学组织体系是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关系到实践教学活动能否有效地开展,应该包括实践教学组织结构、实践教学人员的结构和安排及实践教学活动的组织管理等工作。 (三)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评价体系 实践教学评价体系的建立可以更好地衡量实践教学效果,主要包括制订科学合理的实验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实习实训质量评价标准、毕业论文质量评价标准、专业技能评价标准和社会实践质量评价标准等内容。 (四)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的质量保障体系 实践教学的质量保障体系是提高实践教学质量的重要条件,主要包括师资队伍建设、实践基地的建设、实验室的建设、整个实践教学的资金投入和制度建设等内容。 四、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方法 (一)加快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内容的改革 1. 不断优化实践教学计划,完善实践教学内容体系。首先,实践教学计划的制订及体系的构建应明确贸经专业的学科定位,紧紧围绕学科定位、专业方向及具体课程教学来合理制订实践教学计划,架构实践教学体系。其次,应明确专业培养目标和专业技能要求,有针对性、分阶段、分层次的设置实践教学环节,安排实践教学形式。最后,适当增加实践教学课时,可以将统计学实验、会计学实验、计量经济学实验等作为专业基础实验课程,将贸易实务模拟、商贸公司运作实务实验、商贸公司规程实验、连锁经营实验等作为专业主干课程,并相应开设理论课程作为前置课程,从而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 2. 构建校外实务实习和校内模拟实习相结合的实习模式。应加强实习基地建设,巩固、开拓校外实习基地,建立一批相对稳定的实习基地;积极联系当地知名的流通企业和大型生产企业建立实习基地,定期、不定期地输送学生进行实习;通过校内仿真实践基地缩短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差距;开展课外实践,培养创新能力,包括科研活动、科技竞赛、学术论文、设计创新、校园文化、体育竞赛、艺术培训、社会实践等方面内容。将校外实务实习和校内模拟实习相结合,把组织课堂教学、课外活动、毕业实习等教学实践活动贯穿于整个教学中,努力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3. 加强实践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研究与应运。应改进实践教学方法,建立全程模拟、仿真实践机制,充分利用网络、电教等现代化手段,开展有效的仿真实验、贸易实务,模拟价格听证会、模拟期货交易等模拟实践教学活动,逐步建立和完善实践课程的案例库,并使其成为贸经教学的一个特色。 4. 改善实践教学环境。在不断加强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等“硬件”的同时,还注重“软件”的建设。积极调整实践课程教学大纲,增加实验课程的开课范围,扩大主干课程实验课时的比例,同时还要编写主干课程的实验教学大纲及指导书,专门购进贸易操作软件、ERP软件以及相关模拟软件,利用各类软件进行模拟实验,使其进一步掌握相关操作流程和技术。 (二)构建完善的实践教学考核和评价体系 学校应该建立由监控组织系统、教学环节质量标准系统、监控运行系统、质量评价系统、信息反馈系统和奖惩系统等组成的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构建由学生、教学督导专家、教师同行、各级教学管理人员、用人单位参与的评价网络。不断改革实践教学的考核形式,最好将实践教学考核和理论教学考核结合起来,避免实践教学流于形式。注重过程考核和能力测评。考核形式可以多样化,如采取实际操作、设计、综合分析报告及现场答辩等形式。制定科学合理的评分标准,既要考核学生,更要考核教师。只有这样,才能让教师和学生都能重视实践教学工作。 (三)构建教学实践体系的质量保障体系 加强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确保实践教学质量,建立一支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合理,专任教师和少量外聘教师结合的师资队伍;加强对青年教师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等方面的指导工作,鼓励教师参加校外学术与社会兼职,成为双师型教师;充分发挥学术带头人和老教师在教学科研中的学术带头作用和中青年教师的骨干作用;要以学院或教研室为单位,组织相关指导教师进行教学研讨,相互交流经验;加快现有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的培训;积极利用校外资源,聘请有社会知名度和专业影响力的专家和商贸企业老总担任兼职实践教师任课、举办讲座、培训等;逐步完善实践教学制度,如本科生导师制度、科研系列报告制度、实验室开放制度、科研项目滚动制度、文献检索培训制度、课程探究性教学制度和科研加分等制度;加大对实践教学的投入,保证实践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 (四)构建三位一体的垂直组织结构体系 根据各高校的组织结构来构建实践教学体系。我们认为应该建立学校――学院――贸经教研室垂直组织结构。学校应成立实践教学管理领导小组与办公室,制订与完善实践教学的各项管理制度,编制实践教学年度工作计划,协调实践教学管理各环节的关系。教务处负责对日常实践教学进行宏观管理,制订相应的管理办法和措施。各学院应根据工作需要指定专人负责本学院实践教学工作的实施与管理,研究分析实践教学全过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协调各部门的关系,参加并督导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对实践教学过程提出优化措施和方案;负责本学院实践教学年度绩效考核和评价;收集汇总数据资料,对毕业生进行信息反馈追踪,提交年度分析报告;负责设备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信息传递、信息反馈与协调工作;进行实践教学过程和学生学习过程调查,提出实践教学改革方案。贸经教研室(系)负责实践教学活动的具体开展,根据专业培养方案,制订实践类课程教学大纲,应对贸经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的内容、目的与要求、时间安排、教学形式和手段、教学所需实施条件、考核方法等作出明确规定。确定指导教师,对学生的实践活动给予科学的评价,并将相关信息反馈给学院。 贸易经济专业论文:综合性大学分校区增设特色贸易经济专业调研论证 摘 要: 当今全球化贸易经济大发展是不争的事实,结合西南大学荣昌校区学科专业实际,调研论证了增设特色贸易经济专业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人才需求的预测。 关键词: 校区;贸易经济专业;调研论证 全球化时代的21世纪是贸易经济的世纪,从生产的全球化到金融和贸易的全球化,一个真实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已经摆在眼前。贸易经济人才尤其是针对一定行业的特色贸易经济人才的需求旺盛,西南大学平台下的荣昌校区,多年的办学历史具有了增设特色贸易经济专业即农畜产品贸易经济专业方向的积淀。 1 增设特色贸易经济专业的必要性 1.1 当今贸易经济大时代的呼唤 据世界贸易组织资料显示,2008年世界贸易总额达15.7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我国以2.5616万亿美元位居第二位。这足以表明贸易经济的大发展已是本世纪不容改变的社会发展趋势和客观规律,今天的竞争是商贸的竞争而不是武力的竞争,而商贸的竞争离不开贸易经济人才的竞争,需要培养足量的贸易经济人才。贸易经济专业具有中国特色,是在中国自己的土壤中产生的一门以研究交换关系和商品流通规律为主的一门专业。虽然贸易经济专业曾在20世纪改革开放后得到过前所未有的发展,但1998年专业调整时很多商学院的贸易经济专业被取消。可30年的经济发展以铁的事实证明贸易经济成为了时代的主流,重生产轻流通的时代已完全过去,市场需要大量适应全球化条件下的贸易经济专业和贸易经济人才,需要他们来从事和促进贸易经济的持续稳定和不断发展,也是世界市场经济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载体和机制。因此,培养贸易经济本科人才是当今贸易经济大时代的呼唤。 1.2 顺应时代呼唤的农畜产品贸易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贸易经济大时代背景下,我国农产品贸易从无到有,规模不断扩大,“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农业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逐步形成了以蔬菜、水果、畜产品、水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代表的出口优势产品。官方统计,农产品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61亿美元发展到2008年的991.6亿美元,我国已成为世界第4大农产品贸易国。农产品贸易对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调剂国内市场余缺,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推动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和解决三农问题,维持国家食品安全及人民生活保障,从而巩固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地位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而农产品贸易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有大量深谙农畜产品贸易经济的高级应用型行业英才,但长期来部分高校仅有的贸易经济专业培养的多为一般性贸易经济专业人才,远远不能满足农畜产品贸易经济发展之迫切要求。 1.3 区域经济发展亟待培养大批农畜产品贸易经济专业人才 重庆乃至中西部地区不失为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区域,要解决好“三农”等问题必须全面推进农业经济的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合作经济等组织的广泛兴起,对农业生产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生产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仅畜产品的产量(肉类总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位,2005年7743万吨,2008年达到8000余万吨,一些地区甚至一度出现猪、禽、粮、果等部分主要农产品卖难的现象。无疑当前制约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就是农产品贸易问题。要解决农畜产品的贸易问题,推进重庆乃至中西部地区农业经济的优质高效发展,亟待有大批擅长农畜产品贸易经济专业的人才队伍。 1.4 区位和学科资源优势融合的必然结果 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大学具有自己的特色。贸易经济专业(农畜产品贸易方向)的申请是校区所处区位优势和学科优势融合的必然结果。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背景,重庆市要成为中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农牧业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因而畜牧业技术的研发和国内外技术的整合是优秀,以农畜产品贸易经济为中心的各个环节是关键。西南大学平台下的荣昌校区多年的办学历史已经在动物科学、动物医学、水产养殖学等相关学科方面形成特色,养殖技术研发具有较高水平,涉及农畜产品的鲜活畜产品贸易、加工农畜产品贸易、宠物及其文化和饰品贸易、享用休闲农畜产品贸易、农畜产品技术贸易、服务贸易、农畜产品生产资料原料贸易、网络贸易等发展迅速。 校区地处有中国畜牧科技城的荣昌,农畜产品贸易区位优势突出。这里是全国的农畜产品尤其畜产品交易和信息中心,国家现代畜牧业中心区域示范区。据笔者调查,中国畜牧科技城内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饲料兽药企业50多家,有吸引了世界各地300多家饲料兽药企业设立办事处、销售部,涉及饲料品牌600多个,兽药品种千余种,年贸易额超过15亿元的西部饲料兽药批发交易市场。仅他们对农畜产品贸易经济尤其畜产品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需求就十分旺盛。那么结合校区现有特色和中国畜牧科技城之县域自然文化资源的贸易经济专业,是区位优势和校学科资源优势整合的必然结果,是按照“入主流、定好位、办特色”的思路抓专业建设的具体体现。 而且本专业的增设在发展西南大学,彰显荣昌校区特色,特别是在完善荣昌校区相对独立办学体系中其作用和地位是至关重要的,是一门把校区特色与人文社科专业建设有机结合的关键枢纽点。 2 增设特色贸易经济专业的可行性 2.1 筹建增设特色贸易经济专业基础夯实 从当前形势看,贸易经济专业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积极开展了贸易经济专业的筹建工作。尤其开展了结合校区所处的特定位置和办学定位以及西部畜牧业发展需求相关的贸易经济学科的研究;从贸易经济专业筹建的教学研究团队现有人员看,学历职称较高,年龄结构合理,学缘宽泛,相关知识与能力结构协调,有5名经济管理及相关学科教授,7名农畜及其相关产品贸易企业董事长和副教授,农业贸易在读博士1人,国际贸易专业硕士学位2人,现有人员在农(牧)业经济管理和农畜产品贸易经济研究等方面初显成果,已发表相关论文10多篇;从专业筹建基础看,软硬件设施具备,有210台电脑的网络实验室和定量分析实验室3个;从专业筹建外部环境看,不仅有中国畜牧科技城众多的企业实例和研究对象以及贸易经济的迅猛发展,而且有农畜产品贸易经济发展对行业特定人才的大量需求;从内部环境看,校区有以畜牧业发展的养殖相关特色学科支撑,具备信息资源共享的基础;从学科与所开设专业的结合看,不但有动物科学、动物医学、水产养殖学、畜产品加工学,而且更有与校区特色结合紧密的市场营销专业的共同发展,教学的开展促进各学科知识的融合,提供了贸易经济专业学科研究的知识创新基础;从贸易经济专业学科建设的方法上看,地方高校尤其像校区这样处于县域的分校区办学的学科专业建设,利用地域自然资源和文化,来加强有特色的贸易经济专业农畜产品贸易经济学科的建设和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堪称是十分科学的方法。 2.2 学校有专业发展规划的全力支撑 西南大学是211综合性大学,学校有工、文、贸、经、管、法、教等较为完善的专业发展规划。校区在学校平台下根据定位,改变目前专业单一,不能更加完好支撑校区发展的局面,制定了以动物科学、动物医学、水产养殖学等为特色,以围绕现有特色学科为中心的学科交互融合发展的经、贸、工等专业发展规划,并拟在近年申报增设贸易经济专业和物流管理专业。规划投入1500万开展支撑贸易经济专业的相关重点学科及培育学科建设,2008-2009年度业已投入近300万元的重点和培育学科经费。可见,学校对专业发展有规划,重落实,能够全面保证增设专业的办学质量,培养出合格的社会对贸易经济专业的需求人才。 3 增设特色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需求预测分析 3.1 贸易经济专业人才总体市场需求旺盛 由于贸易经济的发展,对贸易经济人才的需求旺盛,尤其结合一定行业特色的贸易经济专业人才更抢手。根据国家人事部人才市场公共信息网和多家人才市场的信息看,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需求排在各专业人才需求的前20位。仅2008年北京市人才交流市场第四季度人才供求信息排名依次是市场营销、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网络、行政管理、物流管理、土建、人力资源管理、计算机应用与维护、贸易经济、广告等,表明贸易经济专业人才需求排在第9位,需求人数达到12848名。这样的人才市场需求状况也与前述贸易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相一致,充分反映出增设贸易经济专业培养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合乎当前及未来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家的需要。 3.2 调研的贸易经济专业人才需求状况 网上调研需求近30%。对成都、重庆、北京等人才网在网上公布的人才招聘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对近期有效的招聘信息中按时间顺序抽出459条信息,将其中的专业要求进行排列后得出的结论是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共137条,占30%,排列在各专业人才需求前10位,略次于南方发达城市,接近全国需求水平。 所在地企业急需行业贸易经济专业人才。荣昌校区所在地的中国畜牧科技城,拥有众多的农畜产品及其相关产品企业,纷纷表示急需和拟储备熟悉农畜产品行业的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如“荣昌与澳大利的动物健康联合项目、畜牧科技城内多数GMP兽药企业”等纷纷表示需求贸易经济专业人才1-3名,合计需30多名;网上调查成都、重庆等西部地区农畜产品贸易企业,也待招聘贸易经济农畜产品贸易方向的专门人才,并深感该类人才不能满足其企业贸易发展的需要。 3.3 所在区高校现有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比较分析 校区所在重庆市、成都市等西部地区高校的贸易经济专业,主要的人才培养的目标集中于非农产品的贸易经济领域,从事涉外的非农产品贸易。而校区拟增设的贸易经济专业重点在农畜产品贸易经济方向,培养的人才具有典型的行业特色和专门性,与已有高校的贸易经济专业人才不会产生市场冲击。 作者简介: 李永梅,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06级教育硕士。 贸易经济专业论文:经济发展需要更多高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 提要 目前,我国只有30余所高等院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全国每年培养的贸易经济(不含国际贸易)人才不足4,000人,远远不能满足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对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需求。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趋势,我们认为需要更多高等院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扩大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培养规模。 关键词:贸易经济专业;经济发展;高等院校 基金项目:湖南城市经济研究基地资助项目 贸易经济专业(代码为020106W)是1998年教育部批准同意设置的目录外专业,也是教育部保留的特色专业。2010年教育部提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一稿)》拟将贸易经济专业列为目录内专业。贸易经济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开设较早的经济类专业之一,自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率先组建贸易经济系以来,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经历了60多年的兴衰演变。20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贸易经济专业发展较快。但1998年教育部对专业目录进行调整时许多高等院校的贸易经济专业被取消,导致贸易经济专业发展逐渐萎缩。目前,我国只有中国人民大学等30余所高等院校开设贸易经济专业,全国每年培养的贸易经济(不含国际贸易)人才不足4,000人,远远不能满足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对贸易经济人才的需求。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我们认为需要更多高等院校开设贸易经济专业,扩大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培养规模。更多高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的必要性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来分析。 一、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型需要更多高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 近10年来,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消费需求持续低迷,国内贸易等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呈持续上升趋势,而消费的贡献率在不断下降,且至今仍未出现拐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远远大于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导致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严重失衡。这种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模式,偏离了经济发展的目的,也越来越严重地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协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影响国民经济质量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今后,我国经济的发展需要转移到主要依靠国内消费和投资来拉动的轨道。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转型必然导致国内消费规模和商品流通规模不断扩大、商品流通速度不断加快,国内贸易的地位和作用将日益重要,流通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性和基础性产业。流通业的大发展需要大量高素质的流通专业人才,这为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广阔的空间。因此,需要更多高等院校开设贸易经济专业。 二、实现国内商品顺畅流通需要更多高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 流通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和纽带,是生产和消费顺利实现的必要途径,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正在发挥着先导性和基础性的作用。目前,我国流通领域存在比较严重的梗阻问题,商品流通不顺畅,造成商品流通速度比较缓慢甚至造成部分商品浪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满足。我国的GDP平均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目前GDP总量已超过4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已达到3万元,绝大部分GDP需要通过流通媒介来实现。但是,目前我国流通领域秩序仍不很规范,经常出现一些乱象,如疯抢商品、囤积居奇、个别商品价格被投机者人为操纵出现暴涨暴跌等。例如,2009~2010年全国多地发生过大蒜、生姜、绿豆等农副产品价格暴涨暴跌的现象,短短一年多内最大涨幅超过10倍,被消费者戏称为“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这些乱象阻碍商品顺畅流通,影响居民消费需要的满足。要解决流通梗阻问题,实现商品顺畅流通,治理流通乱象,保证流通的正常秩序,需要大量深谙商品流通的专业人才运用流通规律从事流通工作。从这个层面来看,需要更多高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 三、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需要更多高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 我国正在逐步向经济现代化迈进,国民经济现代化不仅包括生产(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等)和消费的现代化,而且还包括流通的现代化,即商业现代化。流通现代化是一个综合化的过程,它的内容非常广泛,主要包括流通观念的现代化、流通人才的现代化、流通组织的现代化、流通经营的现代化、流通管理的现代化、流通布局的现代化、流通技术的现代化以及流通制度的现代化等。实现流通现代化需要建立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商品流通体制,运用先进的流通技术、设施、手段和现代化的流通方式、管理方法,遵循现代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使商品流通流域的商流、物流和信息流建立在现代化科学技术基础之上,形成高效率、高效益的商品流通体系。因此,实现商品流通现代化需要大量深谙商品流通的专业人才,因而需要更多高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 四、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需要更多高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 近10多年来,我国城乡关系失调,城乡发展失衡,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导致这种格局的主要原因除了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配置失衡外,还有城乡之间商品流通体制不健全、商品流通渠道不畅通。曾经在计划经济时期对满足农村生产需要和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做出过较大贡献的供销合作社现在已经名存实亡、作用甚微。许多农村地区都曾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农副产品“卖难”和工业品“买难”问题,许多农村居民经常购买到质量较差甚至过期变质的工业品,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影响了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农村向城市供给的主要是竞争性很强的初级低档农副产品,由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农村需要城市提供的主要是农业生产资料和竞争性很强的低档工业品。这些竞争性产品的流通只能依靠农副产品市场、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和超市。我国许多省是农业大省,农副产品要流向全国各地,也需要畅通的流通渠道。几年前,我国开始实施城乡统筹发展,建设新农村,这必然导致城乡之间商品流通规模的不断扩大,大量农副产品需要销往城市,大量工业品需要销往农村,实现农产品和工业品在城乡之间的充分流通。因此,迫切需要城市批发零售链条向农村延伸,在农村建设更多的农副产品收购网点和超市。地方政府要借鉴国外农副产品流通的成功经验,把农副产品流通设施作为准公共产品提供,加大对农副产品流通领域的投入,建设更多的农副产品市场,为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满足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创造条件。因此,需要更多高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 五、商业地产快速发展趋势需要更多高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 商业地产是指用于各种零售、餐饮、娱乐、健身、休闲等经营用途的商业类地产,是除住宅及工业地产以外的地产产品和服务的总和,主要包括购物中心、大卖场、商业街、专业市场、批发市场,等等。近年来,我国商业地产发展迅速,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人均商业地产占有面积达2m2,高于国际人均1.6m2的水平,已出现整体过剩。目前,商业地产的经营模式比较僵化,主要采取只租不售、出售和租售结合三种。只租不售的模式通常是指把物业建成以后形成独立的产权,通过招商合作,将地产租出去,以租金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出售模式是商业地产最原始的经营模式,随着商业地产逐渐火暴,单纯的出售已经不再适应商业地产的发展要求。租售结合的模式通常是投资商和开发商把其中的部分物业出租,另一部分销售。由于缺乏商业地产经营的专业人才,商业地产的运营效益较低。我国商业地产必将迎来围绕商业模式为主的淘汰整合。为了提高商业地产的运营效益,需要对商业地产进行优化配置。因此,需要大量从事商业地产策划、销售和运营的专业人才。因此,更多高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商业地产方向)是适应我国商业地产快速发展,使其得到优化配置,提高其运营效益的需要。 六、开办贸易经济专业是部分高校优化专业设置结构的需要 综合性本科院校一般都具有比较悠久的办学历史,拥有理、工、管、文等学科门类。但部分综合性本科院校的专业设置结构仍然存在不足,表现之一就是只开设了1~2个甚至没有开设经济类专业。这种专业结构与综合性本科院校的专业结构要求与师资结构特点不相符合。目前还没有开设经济类专业的许多高校都已经开设工商管理、旅游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房地产经营管理等多个与贸易经济专业相近的管理类本科专业;从事经济类课程教学的师资比较齐备,且职称较高,由于没有经济类专业,师资存在较大浪费。因此,从优化专业结构和充分利用现有师资的角度考虑,部分高校迫切需要增设1~2个经济类专业。这能够使高校的经济、管理类师资和教学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使高校的专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从而推动高校经济、管理类学科相互促进向纵深发展。 七、贸易经济人才供需缺口大,要求更多高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市场对于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高素质复合型的贸易营销与管理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很大。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统计:截止到2009年底,我国从事商品批发和零售的法人企业共有95,468家,从业人员749万人,商品销售额达到了201,166.2亿元,其中湖南省限额以上的批发企业有823家,从业人员61,846人,限额以上的零售企业有1,333家,从业人员133,913人。这还不包括数量庞大的批发和零售个体经营户,如仅长沙市高桥大市场就有6~7万个从事批发零售的商户。随着国家拉动内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商业经济增长迅速,商业企业发展迅猛,从业人员迅速扩大,我国目前直接从事批发零售的从业人员接近2,000万人。据有关专家估计,如果按1%的比例配置管理人员的话,全国共需要相关专业人员20万人,按每10年1次调整周期,平均每年产生2万专业人员的需求。而我国现在开设贸易经济专业的学校只有30余所,全国每年培养的毕业生不足4,000人,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人才供求缺口巨大。据教育部2008年各专业就业率统计:“211工程”院校贸易经济专业毕业生就业率在95%以上,该专业毕业生总体就业率在80%~85%之间,学生就业主要集中于大中城市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小城镇和经济落后地区招聘不到贸易经济专业毕业生,因而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为了满足经济发展对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需求,需要更多高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 (作者单位:湖南城市学院商学院)
房地产经济学论文:考试方法改革下房地产经济学论文 一、考试方法改革原因与目的 考试方法改革的首要目的是使学生有针对性的去学习。一方面,房地产经济学课程考试方法改革可以提高平时的教学效果,使学生有目的的去学习。学生在刚接触专业课程时怀着好奇的学习心态,但不明确要学习的内容,也不知道学习的方法,通过考核方式的改革,可以使教师更好地安排教学内容,通过不同形式课后作业的安排对重要知识点进行强调,使学生能全面掌握学习重点,并能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掌握比较好的学习方法。另一方面,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教学不仅是教师教学生学的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让学生在平时学习中体验成功、享受进步的过程。学生对成功的体验不应只有期末考试这一次机会,而应该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在知识的掌握广度和深度上、在学习方法的把握上、在口头表达能力上、在集体合作意识上都有着进步的体验,因此老师在平时的教学中,对学生各方面能力进行培养时,还要结合学生取得的相应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在经历了专业学习后,逐步成长起来。为此,进行考试方法的改革,改变期末“一考定成绩”的做法,使得学生注重平时学习,在平时的积累中掌握较好的专业学习方法,逐步培养专业分析能力,达到与学与教的教学目的。 二、考试方法改革方案设计 根据对工程管理专业同学的调查,绝大多数同学希望能在平时学习过程中,通过课堂的教学和课后有目的的学习,认识房地产经济发展现状,掌握有效的方法去分析经济问题。因此,房地产经济学精品课程教学小组内的各位教师决定在房地产经济学课堂内试行新的教学和考试配套改革方案。2011-2013年3年间,在房地产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我校房地产和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生均参与到考试方法改革的实践中,考试方法改革方案设计如下:学生成绩评定的具体措施为:平时成绩(50%)+期末考试成绩(50%)=学期末总成绩(100%)。平时成绩的考核内容主要包括: (1)平时考勤,平时课堂点名或者点人回答问题不到者,一次扣一分,三次不到,此项考勤成绩为零。 (2)学期论文,课程学习过半后开始专业论文的写作练习,在该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上交,并以论文质量为评分标准。 (3)四次大型作业,每次作业最高分为5分,根据完成作业的态度、作业中的信息收集水平、分析问题的水平、文字总结水平进行相应打分。早期布置的作业以独立作业形式为主,2年后进行了调整四次大型作业有独立完成的,也有分小组完成的。独立完成的作业部分由老师打分,小组作业通常以小组授课或无领导小组讨论形式展开,由老师和其他组的同学进行打分后,取加权平均分计算。 (4)期中口语测试成绩,期中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检测,采用抽题口试的方式,学生随机抽取题库中的习题,现场回答问题,老师给出得分,这些口试习题与课堂回答问题结合在一起,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但从2013年开始我们取消了此种方式,因为整体90后学生表现出来的风格和80后学生有较大区别,他们勇于表达,表达能力也普遍较强,缺点是言之无物,因此更多的应该针对其逻辑思维能力、归纳整理能力进行锻炼。 三、考试方法改革效果分析与完善思路 将以上改革方案付诸实施后,发现同学们在平时的学习中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经历,并且锻炼了同学们集体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学生反映,考试方法改革后平时学习时间较过去增加了1/3,学习的积极性更强,对专业课程的理解和相关领域的认识都有提高,逐步掌握了专业课的学习方法。但是近三年的考试方法改革实践中也发现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 (一)教学形式和作业内容设置应更多元化 考试并不是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作业的安排要从学生掌握专业知识,提高研究分析能力角度进行设计。需要采取更多元化的方式,一方面在本科教学中加强对学生课堂教学和课外科研的结合力度,另一方面建立起有利于科研创新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和考试方法,多管齐下促进本科教育质量的提高和人才培养。将本科课堂教学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主的知识讲授向参与式、讨论式、自学辅助式等多样化教学方法转换,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得课堂外教学效果能得以延续,提高教学质量。从作业形式设计上,早期我们的作业形式较多以独立完成为主导,每一次作业针对专业能力培养的一个侧面,虽然学生反映较好,但是缺少集体锻炼,因此后期进一步对作业形式进行探索,力求作业形式的多元化,加大集体作业比例,使得对学生能力的锻炼和培养更为全面。 (二)作业内容设计应更为科学合理 随着2012年所在学院大力推进考试方法改革,很多课程都加大了平时的作业量。特别对于大二下和大三的学生,专业课程比较多,还有很多学生修了双学位或者准备出国考试,因此学生的课业负担明显加重,和2012年前相比,学生普遍反映作业太多了,因此一方面我们将进一步探索作业形式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在作业内容设计上将会适当精简化。逐步取消口语考试,随着课程进度的展开,由易到难,由独立完成到集体完成,并使作业内容和作业形式相配合。以学生为主体,实行“边学习、边研究、边实践”的作业过程,培养学生的实践、研究与认知能力,提高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使其在大学期间能培养起终生受益的学习习惯和研究方法。 (三)作业评分标准应更科学化 对独立完成的作业部分,专业任课老师掌握评分标准,对于小组作业部分,由专业老师和其他小组成员共同打分。由于学生对讨论问题难以进行有效的专业评价,因此造成了集体作业打分时具有一定随意性,使得这类作业的考核评分难以真实准确的反映小组成员水平,因此需进一步探讨集体作业评分标准的设定模式,使其更为科学化,能有效反映小组成员的专业水平。后期我们采取过研究生作为助教参与本科课堂教学,对集体作业进行打分,但是由于研究生课堂与本科生课堂教学时间上经常出现冲突,因此这类方式难以有效持续进行,目前还在进一步考虑如何制定科学的评分标准。 (四)期末考试内容应与平时作业结合起来 期末考试是该门课程的总结性考试,试题除了考查学生对该门课程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外,更要侧重考查学生运用所学课程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期末考卷的设计应和平时作业的内容、方法等结合起来。这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平时作业的积极性提高,重视平时作业的资料收集、专业分析和知识整理,另一方面也使得期末考试的灵活性更强,学生无法通过考前抱佛脚的形式去加强训练,再者也使得学生在期末对一学期的专业知识的学习方法、学习内容有更高层面的总结和回顾。 (五)期末卷面考试也应适当改革 在传统的闭卷考试方式下,形成的是学生重知识、轻能力、重记忆、轻创造、重理论、轻操作的考试模式,为匹配考试方法改革重平时作业的需要,对期末考试在内容上与平时作业结合的同时,对期末卷面考试的形式也需要进行改革,比如采用半开卷考试模式甚至全开卷考试模式。半开卷考试模式和全开卷考试模式逼迫学生自己总结重点,减少学生对教师划重点的依赖性,激发学生互相交流、研究,提高学生归纳总结的能力,使学生把注意力放在深入理解课程内容上,避免了考前的死记硬背。经过对《房地产经济学》这一门应用学科的考试方法改革的实践,可以看到考试方法改革不仅是在学生的意愿方面,还是在学生学习的效率和效果看,都具有一定的有益性,但其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完善和进行,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使考试不仅能检验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效果还能激励学生学习和培养学生的良好学习习惯。 作者:杨巧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房地产经济学论文:从品牌经济学角度提升房地产品牌价值浅论 【摘要】按照品牌经济学原理,品牌产品之所以能为企业带来较高的超额利润,正是由于品牌成为某一品类的象征,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垄断,降低了消费者做出择优决策所需要的选择成本。在国家调控的重压之下,在市场普遍呈现观望的形势之下,品牌房地产企业之所以显示出强大的竞争能力,就在于该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了价值。品牌经济学认为,品牌信用是品牌的优秀。开发商要想形成良好的品牌信用,需要确定自己的物业品类以及精确的品牌策略。 【关键词】品牌经济学;房地产;品牌价值 一、品牌层次―重视塑造企业品牌 目前存在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我国房地产企业片面重视对项目品牌的包装和打造,而对企业层面的品牌定位则缺乏长远规划,甚至有时人们只知道楼盘,却不了解是哪个开发商建设的。按照品牌经济学的观点,这样的开发商很难为自己带来价值,原因在于他们没有为消费者提供未来持久购买的理由。 二、单点策略―锁定单一利益点 艾・里斯指出:品牌具有价值,原因只有一个,就在于它主导了一个品类。按照品牌经济学的观点,品类即企业承诺的单一利益点。品牌经济学同时指出品牌利益点承诺越是单一,品牌信用度就越高,消费者的选择成本也就越低。成功的房地产品牌都有自己明确的定位,如中海地产走大众精品化的品牌之路;保利地产做康居精品,品牌主张“和谐生活,自然舒适”。他们均确定了一个住宅品类作为企业的主营优秀,锁定目标顾客群,确保品牌价值不断创新高。假设房地产商打算开发多种物业,企业可以采取“企业名称+品牌名称”的方式区分不同物业品类,以减少消费者混淆,积累、升华为企业长远的品牌效应。 三、领先策略―抢占消费者心智 品类是隐藏在品牌背后的关键力量,消费者的行为模式可表述为“以品类来思考,用品牌来表达”,因此企业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开创并主导新品类。在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的中国,在环境日益恶化的当下,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迫切需求正在孕育一个新的品类-----养生地产,其目标客户以事业有成的中高端客户和有经济实力的老年群体为主,还可以是追求生活品质的城市新贵。养生地产的一个最重要特点就是在养生保健、体检治疗、休闲娱乐等相关环节提供高品质的养生服务,帮助社区居民营造全新的健康生活方式。可以预见,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一旦某房地产开发商成为养生地产的代言人,抢先进入消费者心智,那么它将享有后来品牌所无法享有的进入次序优势,成为品牌价值成长的持久动力。 四、终点策略―以最终消费者为优秀 所有品牌都是为了满足潜在消费者对单一利益点的追求,消费者才是开发商品牌建设的优秀。对商品房潜在消费者而言,开发商品牌、建材供应商品牌、承包商品牌、设计商品牌、商品牌甚至是物业管理品牌都将会影响消费者的需求。因此房地产开发商必须要明确消费者做出选择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消费者所需要的利益需求到底是什么?在房地产供应链中,品牌房地产企业只有提供满足最终消费者需要的单一利益点,才能够使消费者排除客户链其他品牌的影响,产生品牌拉力,使企业自身的品牌价值得以实现。如消费者选择绿城开发的房子并非是由于它采用的承建商的品牌,也并非是其设计团队的品牌,而是由于消费者对“绿城特质”的信赖。绿城对产品从规划布局、建筑造型、户型设计、景观环境、园林绿化、社区配套、室内装潢等方面“精致、完美”的设计使得绿城产品在市场上具备了较强的可识别性,对消费者产生了强烈的品牌拉力,使得客户价值和品牌价值实现和谐共赢。 五、传播策略―以口碑积累客户资源 由于房地产产品价值高、使用周期长,即便消费者对产品高度认可,他也不可能做到经常性反复购买,因此对于房地产而言依靠消费者多次重复购买带来的品牌价值毕竟有限,品牌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良好的口碑推广上。相较于其他传播渠道,如广告、公共关系等,来自亲朋好友的推荐无疑更具有可信性。龙湖地产的内部统计数据表明,龙湖地产“以老带新”的成交比例高达20%。这说明满意的顾客会借助于其信誉资源对产品加以宣传和推荐,从而简化潜在顾客的购买决策过程,减少其选择成本。而网络经济的异军突起将口碑对品牌价值的影响作用进一步放大。门户网站的互动、评价,微信平台的推荐、分享,无疑均是对房地产产品口碑管理的创新和应用。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品牌策略一旦确立,一定要持之以恒,不能半途而废。不能持久的品牌形象,将会模糊企业的品牌个性,使得品牌信用度降低,消费者选择成本上升,导致品牌的退化和品牌价值的流失。万科“建筑无限生活”的价值主张、招商地产“家在・情在”的品牌理念贯穿于其各个项目开发之中,形成其深入人心的品牌形象,带来品牌价值的持续升值。 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期,房地产企业面临更大的挑战,众多房地产企业销售业绩增长乏力,但也有部分高品牌价值房地产企业在市场上仍然表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如何使品牌更有价值呢?从品牌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品牌价值来源于品牌对消费者选择成本的降低。就品牌创建者而言,品牌的引入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垄断,为企业带来更高的溢价能力。就消费者而言,具有较高信用度的品牌实现了消费者需求与品牌的良好对接,简化了消费者的决策过程;通过对消费者提供超出产品实体利益之外的情感性利益和附加价值,使消费者剩余提高,消费者愿意以高于市场上其他同质产品的价格多次购买品牌产品,品牌价值由此而提升。 房地产经济学论文:参与式教学方法在房地产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倡导“以生为本,师生互动”为优秀的参与式教学方法。文章在分析参与式教学方法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房地产经济学课程特点,着重阐述课堂即兴讨论、专题讨论等参与式教学方法的应用,旨在实现课堂教学从以教师为主导到以学生为主导的转变,以提高教学水平。 关键词:参与式教学法;房地产经济学;课程教学;教学研究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和参与式教学方法,旨在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兴趣,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1]。不能否认的是,“当前中国大学普遍的沉闷状态是令人忧郁的,课堂本是一个应激起大脑风暴的地方,但是它寂静得令人可怕。”[2]因此,教育改革方向是打破课堂上教师“满堂灌”、无视学生存在的传统教学模式,积极推行“以生为本,师生互动”为优秀的参与式教学方法[3],即教师通过组织、设计“活动”的形式,充分调动学生积极参与教学的全过程,重视培养学生科学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意愿与能力[4]。本文以房地产经济学课程教学为例,探讨应用参与式教学法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以供教育工作者参考借鉴。 一、参与式教学方法的内涵 参与式教学方法的理念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国,原为执行国际援助性项目的方法,因其具有充分调动项目执行者积极性的特点,被引进到教育领域,发展成为一种被教育界广泛认同并应用的教学模式[5-6]。该教学法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优秀思想,其观点是教育应该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自主发展能力的、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体,其本质是进行交互的学习活动和主体间多维对话的设计,是以教师及学生平等、互动的理念为基础,让学生亲自参与、亲自操作,最大程度地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7-10]。清华大学过增元教授曾将参与式教学法的特点总结为:(1)开放式的教学内容;(2)提问式的授课方法;(3)无标准答案的习题;(4)论文形式的考试。具体来看,与“填鸭式”“灌输式”等传统教学模式相比,参与式教学法在教师角色、学生角色、授课目的及教学模式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征,具体如表1所示。表1参与式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对比关注重点参与式教学传统教学教师角色学习管理者、课堂组织者和知识创新者知识传授者学生角色主动参与者被动接受者授课目的注重互动和反思传授信息及知识教学模式探究模式接受模式二、房地产经济学课程特点 房地产经济学是笔者所在学校工程管理专业的选修课程,主要运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房地产市场的运行规律和房地产业的发展规律[11-12]。总体来看,该课程有以下两大特点: 一是综合性。房地产经济学是一门以房地产经济运行现象及其资源配置活动为研究对象、具有很强综合性和交叉性的新兴而引人注目的应用经济学科。具体来看,该学科是建立在经济科学、现代管理理论基础之上的应用学科,是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密切结合的学科。 二是实践性。房地产经济学课程内容包括地租理论、区位理论、房地产产权制度的基本理论及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开发建设、房地产运行原理和房地产的宏观调控与管理等,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课程。 房地产经济学课程的综合性和实践性特点,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引入行之有效的参与式教学方法,采用开放式教学内容的讲解――突破课本局限,应用提问式的授课方法――多问问题,布置无标准答案的习题和多样化的学习成果展示等。应用课堂即兴讨论、专题讨论等参与式教学方法[13],注重课程资源和现代化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的学习不再局限于课堂,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三、参与式教学法在房地产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笔者从教6年来,坚持主体性、互动性、反思性的原则,在房地产经济学课程教学实践过程中,总结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参与式教学方法,取得了理想的教学效果。教学中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为优秀,注重从“让学生学”向“学生要学”的转变。要实现这一目标,应从以下三方面做足功课:激发兴趣、讲究方法及适度考核。 (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何激发学生对房地产经济学这一主干课程的学习兴趣是搞好教学的一个关键问题。因此,在初次授课时,笔者重点介绍该门课程的讲授方式,为便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将该课程体系简单归纳为“2+3+4”模式。“3”即:概念、特点和分类,主要是针对房地产、房地产业、房地产供需等基础知识的讲解。“2”即:两个难点,一是利用四象限模型分析房地产市场运行规律;二是利用过滤模型解释新房建设补贴的过滤效应。在讲授这两个难点时,结合学生实际情况,没有过多进行深奥晦涩的理论研究和模型探讨,而是将重点置于成熟经典的经济学原理和理论的介绍上,通过课堂传授,培养学生能对身边的经济现象进行一定分析的能力。“4”即:在讲授基础知识和难点的基础上,精心准备4篇文章,其内容涵盖:房价越调越涨形成“中央空调”效应的原因分析、房地产开发报建“潜规则”分析、房地产泡沫形成及预警分析和住房公积金“济富劫贫”原因阐释等。可见,用一个简单的模式总结该课程的教学特点及其内容,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其对这门课程产生兴趣。 (二)科学的教学方法 针对学生缺乏经济学基本理论知识,且当代大学生较有个性,实践经验欠缺,知识面较窄等问题,教师在授课中需要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提高课程的应用价值[12]。也就是说,教师应该将教学方法从以讲授为主向参与式教学转变,采用课堂即兴讨论、专题讨论等具体方式。 1.课堂即兴讨论 房地产经济学是一门来源于现实生活并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教师可以在讲课过程中向学生提出一些既紧扣教学内容又能引起学生兴趣的现实问题,给学生一定时间进行课堂即兴讨论。如在讲到房地产宏观调控时,设置课堂互动环节:“你是愿意租房住还是买房住?为什么?”再如,就目前房地产的调控现状,和学生一起分析由于土地垄断、超发货币和贫富悬殊三个主要原因形成房价越调越涨、越涨越调的“中央空调”现象等。让学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最终再由教师来把握讨论结果,引导学生的课程学习。教师讲得精彩固然是上好一节课的基本要素,但是让学生参与讲解,可以使学生体验到一种成就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其主动学习。 2.专题讨论 专题讨论与课堂即兴讨论不同,需要有相对完整的一段时间,一般一个专题的讨论至少需要1节课或者更长的时间。专题讨论一般以小组(一般4~5位学生)为单位,每次设置3~4个讨论小组,教师在课堂上提出与房地产经济学相关的热点问题或者典型案例组织学生讨论。如在讲解第七章房地产税收时,结合《一虎一席谈》的一期节目――《房产税会进行到底吗?》要求学生围绕该问题在课后完成资料的收集工作,主要包括:房产税的定义、性质和作用等基础知识、上海和重庆两个试点城市征收房产税的实践、总结视频对话中各位专家的意见。最为重要的是由学生自己阐述个人的观点(赞成或反对)等。学生通过在课下收集与整理基础资料形成自己的观点,在课堂上,小组代表阐述该小组观点,由小组成员接受其他同学的提问,教师作最后的总结工作。相比短时间的课堂即兴讨论、专题讨论,有利于学生更深入地参与课程教学的全过程。在整个专题讨论过程中,学生不仅掌握了理论知识,而且也掌握了学习的方法。 3.适当的考核方式 除了浓厚的学习兴趣、科学的教学方法外,提高参与式教学效果还需考虑适当的考核方式。“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学习好坏最终的评价标准还是分数的高低,分数也最为学生所关心[14]。在符合学校规范要求的前提下,结合房地产经济学课程特点,以鼓励学生参与为指导思想,将该门课程的平时成绩设定为总成绩的40%(一般课程的平时成绩仅为20%)。需要注意的是平时成绩的设定方式,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平时成绩应从考勤、论文及参与度三个方面综合进行考核。具体来看,教师在授课时应严格考勤,教学任务结束后公布学生的考勤情况。同时,鼓励学生尽可能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拿出自己的学习成果(如科研小论文、学习心得、自制课件等)。教师应重视和尊重学生的学习成果,并给予适当的奖励,从而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提高教学效果。图1为参与式教学方法在房地产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思路。 图1参与式教学法在房地产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四、结语 从高校教学过程的实践应用来看,参与式教学方法能够创造民主、平等、宽松的大学课堂氛围,培养学生积极的思维方式,激发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的兴趣。参与式教学法还能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让学生认识到自己应承担的学习责任;参与式教学法更能够让教师和学生共同进步,真正体现教学相长,增进师生之间的交流。笔者在房地产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标准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然,由于受主客观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参与式教学方法的实践应用还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参与式教学方法适用于哪些课程?适用于哪些学生?如何提高学生的参与度?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 房地产经济学论文:《房地产经济学》课程实践性教学探讨 摘要:《房地产经济学》是一门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课程,传统教学模式偏重理论讲授而往往忽视实践环节。论文论述了房地产经济学开展实践性教学的必要性,分析了该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以期对高校房地产经济学教学改革和人才的培养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学;实践性教学;探讨 房地产经济学课程是我国高等院校的房地产经营管理、工程管理、工商管理和物业管理等房地产相关专业的重要课程。课程以管理学、经济学为基础,涉及房地产价格、房地产营销与策划、房地产法律制度及房地产金融等多方面的知识,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作为一门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课程,在教学中如果仅仅以“以教为主”,以结论形式把深奥的经济理论直接呈现在学生面前,学生很难清楚地理解经济理论的深刻含义。只有将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才能达到教学目的,完成教学任务。所以,改变以知识传承为首要目标的满堂灌的填鸭式教学模式,代之以实践性教学模式,是当下房地产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出路之一。 一、房地产经济学实践性教学的必要性 西方国家倡导行为主义教育哲学和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强化教育职业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实践性教学模式。实践性教学的运用是房地产经济学课程的重大变革,是提高该课程教学质量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1.实践性教学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主”的教学理念。教学改革的优秀内容就是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作出选择,体现了自主学习,学生运用已有的知识进行学习并提高自己的技能;从师生互动的方面考虑,该教学方法表现出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教师为学生解答问题的互动学习形式,实践证明,该教学方法大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内在动力,且能维持长久。 2.实践性教学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性教学中,理论能够和实际相结合,使学生在职业成长中先人一步。“理论联系实际”理念来源于工程师工作对实践经验的依赖,房地产经济学应强调利用课程理论知识解决房地产相关工作实际问题的过程。美国工程与技术认证委员会(ABET)在工程教育专业评估标准中也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通过课程实践环节的训练,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有助于后期的职业发展。 3.实践性教学有利于知识的融合,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知识融合”理念体现了现代教育思路,强调知识的不同视角及其完整性。优秀思想是将课程知识进行有机组合,从而改变知识“一盘散沙”的无序状态,促使知识产生聚合效应、质变效应,使知识能够相互催化、相互作用,以完成知识的升华,实现人才培养质量的飞跃。 二、当前房地产经济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分析 1.教学方法单一。当前房地产经济学教育主要以传统式理论灌输教学方法为主,在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机械地讲,学生只能被动地听,学生不能参与到课堂中来,课堂气氛死气沉沉,学生缺乏参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虽然有时也进行一些简单的案例教学、课堂讨论等教学方法的尝试,但基本上脱离不了理论科学教学模式的框架,教学方法过于单一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2.学生缺少实践机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长期进行课堂教学,学生外出实践的机会很少,课堂内学习的理论知识不能被真正理解,理论与实践不能融会贯通。房地产经济学的课程目标在于培养学生掌握房地产课程基本理论,在此基础上,学生在将来的实际工作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得到提高。这就要求教师和学校充分利用一些有利条件给学生争取更多的实践机会,通过实践锻炼,既能够加深学生对课程理论知识的理解,又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思考和动手能力。 3.师资水平匮乏。由于房地产经济学涉及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建筑、规划、金融学、财政学、市场营销、物业管理等多个领域,造成房地产经济学涉及的学科领域非常多,房地产经济学课程的综合性、交叉性很强。这就要求教师也要具备综合、全面的专业理论知识。而目前房地产经济学教师大都毕业于其他相关专业,如土地管理、地理、经济类等,专门从事房地产经济学教学的时间也不长,精通的也只是本专业领域的、某一方面的理论知识。所以,让精通某一方面专业理论知识的教师面对房地产经济学中大量存在着的综合性、交叉性知识时,这些教师难免会感到捉襟见肘,困难较大,也就难以有效地开展房地产经济学理论教学。 4.考核形式单调。在课程成绩考核方面,学校目前仍以理论考试成绩为主,实践考核的重要性未能得到重视,往往不能纳入成绩考核。而校方各项激励机制直接与学生成绩挂钩,这就造成学生思想上对教学实践环节的不重视,理论学习和实践之间的关系不能得到平衡。最后可能学生的成绩都相对较高,但实际动手能力很差,使房地产经济学课程失去设置的意义。 三、完善房地产经济学实践性教学的建议 1.实行案例教学。房地产经济学教材包含较多的理论讲述,比较枯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如果照本宣科,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房地产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在课堂教学中可根据每章教学内容的特点灵活地引入房地产相关案例,结合案例介绍相应的理论知识,这既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习过程不再枯燥乏味,又能够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房地产经济学教学目标的实现。 2.分组进行专题辩论。在授课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要求提前设定辩论题目,比如,在讲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时,可结合2014年第一季度房地产市场普遍看跌的经济形势,就地方政府是否应该救市、如何救市设定辩论题目,将学生分成正方、反方两个小组,安排小组成员去搜索相关的文献资料和数据资料,对辩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在上课时,正反两方就此专题进行辩论,最后教师进行点评。通过专题辩论,既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所学知识更加牢固,也培养了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3.互换角色教学。本科学生已经具备较强的自学能力、分析理解能力和创新能力。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安排一些较易理解的章节由学生进行讲述。比如在房地产价格一章,房价的影响因素教材上写得很清楚,比较浅显易懂,如按传统的教学模式由教师讲述,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可要求学生自己讲述,事先将全班同学分成几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完成PPT制作,上课时教师挑选小组代表上台演示,这样学生由被动接受知识到主动思考问题,既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又锻炼了学生的胆量。由此可见,教师应逐步完成角色转换,由知识传授者和教学监督者转变为学习的指导者和协调者。 4.进行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是一种被普遍运用的方式,让学生在调查中学会理论联系实际,学会认识社会、了解社会、适应社会,学会如何解决现实问题等。因此,教师可适当布置一些大型作业,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或假期开展多种形式的专题调查,利用网络查询、问卷调查等形式收集相关数据,在数据处理的基础上撰写专题报告,这样可以弥补课堂实践的不足,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比如在房地产市场一章,房地产市场分析是实践性很强的教学内容,单纯的理论讲述学生很难掌握。可以安排学生选择学校附近待开发的住宅或商业楼盘进行调研,获取项目的第一手资料,然后对项目进行CMA或SWOT分析,然后做一份严谨、翔实的项目市场分析报告。实践证明,通过这一作业的完成可以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5.加强校企合作。为了实现课程教学和企业人才需求的“无缝对接”,专业系室可以通过教师个人的人脉关系,或者联系房地产相关行业的本校毕业生,争取和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房地产中介公司形成校企合作关系,建立实习基地。将学生分批推荐到合作单位实习,为提高专业技能,围绕公司某一具体项目让学生参与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项目审批、项目招投标、项目融资、施工预算分析、施工组织设计和营销策划等实际工作,对房地产经济学专业技能进行初步培训,并深化对课程理论的理解和认识。 6.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双师型”要求教师既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又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另外,教师还需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创新精神。因此,可以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加以解决,既可以聘请校外的具备较高理论水平及实践能力的企业人才担任课程兼职教师,也可以有计划地安排授课教师外出学习、培训或到相关企业锻炼。 7.完善实践性教学评价体系。建立科学合理的考评体系是实践性教学改革的重要保障。教师应积极探索建立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做到考核方式多样化、考核内容多元化和考核过程全程化。 四、结束语 实践性教学仍然是房地产经济学教学的一个薄弱环节。专业教研室必须转变教学理念,促进房地产经济学教学改革,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结合师生的具体情况构建该课程的实践性教学体系,充实并更新实践教学内容,开展多元化的教学实践活动,拓展房地产经济学课程教学空间,让学生走出校园运用社会这个大课堂,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把理论知识和实践工作结合起来,用所学的基础理论来指导实践,去分析、解决现实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动性,精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进而提高学生从事房地产相关工作的理论素养和实践技能,为我国房地产相关行业输送合格人才。 房地产经济学论文:应用型本科《房地产经济学》课堂实践教学探讨 摘 要:目前,我国房地产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传统的以课堂讲述为主的房地产经济学教学模式已经很难满足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要求,改变传统的理论教学模式势在必行。如若在理论教学过程中结合一定程度的实践教学可以让学生充分了解我国特殊国情下的房地产行业的特点与规律,加强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该文在分析房地产经济学实践教学必要性的基础上,构建了课堂实践教学模式,探讨了实践教学模式下的房地产经济学教学体系、教学形式以及考核方式。 关键词:实践教学 教学模式 房地产经济学 应用型本科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应用型本科院校在全国高校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该类院校以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的高技术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1]。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更加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应用能力培养。房地产经济学是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工程管理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主要讲授房地产经济领域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以及房地产市场的运行规律和房地产业的发展规律。这门课程理论与实践联系紧密,知识体系中蕴含许多行业特性与行业现象,传统的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该课程的教学目标。尤其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来说,改变传统的理论教学模式势在必行。 1 房地产经济学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实践教学是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通过课堂讨论、辩论、演讲等方式,将应用思想注入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应用能力与创新创业能力。因此,在房地产经济学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开展实践教学,不仅可以改变传统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学生“读死书”问题,还可以让学生充分了解我国特殊国情下的房地产行业的特点与规律,加强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 1.1 实践教学可以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房地产经济学作为一门部门经济学,将经济学理论与房地产行业相结合,研究和探讨房地产市场的运行规律。较强的专业性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知识体系的理解不够深入,很容易停留在理论表层,无法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实践教学,可以将理论知识与行业的社会热点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学生从不同视角了解相关知识点的内涵,开拓思维,加深理解,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进一步提升学习兴趣。 1.2 实践教学可以锻炼学生独立思考意识 独立思考是高等教育的目的之一,也是学生创新创业的必备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包括人的独立认知能力与独立判断能力。传统的理论教学多采用教师传授知识与学生接受知识并行的方式进行,学生缺乏独立认知能力与独立判断能力的锻炼,久而久之养成了不扩展、不发散的僵化学习模式。尤其对于房地产经济学而言,知识体系中包含许多开拓性内容,很多社会热点问题没有绝对的答案,这就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会独立思考,结合所学理解行业特点与现象。通过实践教学,可以给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机会,从而加强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地位。 1.3 实践教学可以提升学生实践应用能力 学生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应用,房地产经济学也是一样,能否熟练应用所学是检验知识是否掌握的关键。而实践教学,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理论体系的理解,还能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与应用能力,培养学生自觉将所学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及未来工作的良好意识[2]。既为学生今后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也为特殊国情下我国的房地产业培养需要的应用型人才。 2 房地产经济学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 2.1 建立教学体系 科学合理的教学体系有助于学生对学科知识的理解与吸收,所以实践教学体系的确定非常重要。好的体系结构可以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的融合一体,使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掌握所学内容,并能学以致用,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与应用水平。房地产经济学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可以围绕“学以致用”的原则进行,在编制实践教学大纲时,应选取有实践意义与实践条件的内容,如房地产供求、房地产价格、房地产周期等与实际市场联系较为紧密的学科内容,层次化、系统性的构建知识体系,并与实践方法相结合、与理论内容相对应,以实现实践教学的培养目标。具体教学体系如图1所示。 2.2 选取实践形式 2.2.1 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教学目标和内容的需要,通过对一个具体情景的描述,引导学生对这些特殊情景进行分析与决策的一种教学方法[3]。我国房地产市场产生后,尤其是近十年来,房地产行业中的许多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大量的新闻报道为案例的选取提供了基础材料。例如在讲解区位理论时,可收集万达集团选址的案例进行介绍;在介绍房地产泡沫时,可展示我国1992年海南房地产泡沫事件;在解释房地产市场空置时,可结合新闻报道中的“鬼城”现象来介绍。通过这些生动的案例帮助学生理解房地产经济运行的各种原理与规律,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 2.2.2 情景教学 情景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情绪体验,从而帮助学生理解知识,获取技能,并使学生心理机能得到发展的方法[4]。在课堂中,引入和教学内容有关的特定的情景,鼓励学生亲身体验该环境下的教学过程,有利于最大程度的发散学生思维、强化学习效果。例如在讲解房地产市场四象限模型时,可让学生分组模拟物业存量、租金、价格、新开发建设量的变化情况,从而理解这四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介绍房地产周期这一部分内容时,可让学生以开发商、购房者、政府等的身份参与到房地产市场的运行中来,模拟不同阶段的房地产市场变化情况,体会市场各时期特点与运行规律。 2.2.3 课堂讨论 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房地产市场的过程中,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出现了很多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热点问题,对此,可要求学生课下收集资料,课上分组讨论或辩论,应用所学原理和方法探讨社会上热点问题出现的原因与解决问题的方法。讨论不分对错,重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以及灵活应用知识的能力。例如针对我国住宅价格的不断增长,可分析其成因以及其后隐藏的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针对我国出台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可分析不同阶段的市场背景以及制定政策的各项重点;针对我国2015年3月开始实施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可引申讨论我国是否应该征收房产税,探讨房地产税收制度的改革方向。 2.3 制定考核方式 成绩评定对于实践教学是非常重要的,它一方面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作为教学效果的反馈,调整实践教学在今后的发展方向。成绩评定的结果在于考核方式的选择,实践教学由于其多元化的组织形式,不能生搬硬套传统的试卷考核形式。在制定考核方式时,应本着过程与结果并重的原则,根据实践教学的具体情况选取多种考核方式,或者提交报告,或者根据课堂表现,或者小组互评。并根据实践内容与工作量大小设定相应权重,最终汇总得到综合的实践成绩。 3 结语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家越来越重视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应以实践与应用为主,传统的房地产经济学教学模式已经很难满足目前人才培养的要求。若在理论教学的同时结合实践教学模式,构建实践教学体系,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可以加深学生对学科知识的理解,锻炼学生独立思考的意识,提升学生实践应用能力,为我国房地产业培养出具有综合素质和应用能力的专业人才。 房地产经济学论文:浅析房地产经济学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摘 要:房地产经济学是一门实际和理论联系十分紧密的课程,在房地产经济教学中,如果只是以教为主,然后将深奥结论以经济理论的方式直接摆在学生的面前,学生很难将房地产经济的规律性发展与复杂的房地产经济现象联系起来,无法体会到经济理论而形成的曲折过程,无法获取在探索中获取成功的喜悦,更加无法深刻的里了解经济理论中的深层含义。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学教学;供求关系 房地产经济学主要就是对房地产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规律进行研究。学生通过对房地产经济学的学习,可以发现房地业与国民经济之间产生的相互影响,对房地产经济学产生一个全面认识,但从目前情况我国在房地产经济教学中还存在一定问题,因此需要加强对房地产经济教学的研究。 1 房地产市场中的供求关系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房地产市场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课本中的内容很难满足学生在知识上的需求。利用教材,对房地产市场中的供求关系的发展进行论述,能够使房地产中的理论与实际的经济活动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在市场活动中供求关系是一个主要的推动因素,对会场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在房地产企业中,供求关系的作用更加显著。房地产经济教学中教材中需要对供求关系进行详细分析,重点要对房地产供求关系平衡的实现进行分析。房地产市场中涉及到人们生活中的必须品住宅,它很难在市场经营过程中自动形成供求平衡关系[1]。社会的关系发展,使人们在住宅的需求上呈现出层次性满足,因此在教材中应当对住宅需求的进行解释,从心里因素和社会因素对人们对住宅需求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加深对问题的探讨,满足学生对知识的需求。 从社会心里动机进行分析,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内心所驱动的,动机的产生是由人的需求获取到的满足程度而引起的。因此,对住宅需求产生影响的因素时,可以依据人们对住宅需求的迫切程度进行排列,住宅的底层需求就是人们栖息的一个场所,遮挡风雨,其次是满足人们在安全上的需求。在满足人们在生理层次上的需求后,住宅则需要具有保障和安全功能[2]。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心理需求对住宅的选择影响越来越大。社会地位需求也影响着人们对住宅,在此情况下,住宅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正常社交活动的场所,属于集体创造的优越条件。现代许多住宅小区都建设了一些服务设施,这也是为了适应这一需求而建立的。尊重需求,人们在生活中总是希望自身的自尊性能够得到满足,希望个人的成就和才能等方面能够得到他人认可,这种存在于内心,并且需要外在标志和行为表现,而一套功能完善的设备则可以实现这一需求[3]。 2 房地产经济学教学中对实验教学的应用 2.1 实验教学实施的基本条件 在房地产经济小学中对实验教学进行应用,对教学人员、实验室、费用等方面都有着一定要求。(1)在教学人员上的要求,实验教学的开展需要的人员有实验室中的工作人员和教师。对于实验教学的开展,教师必须要对房地产经济教学的内容熟悉,熟练的掌握实验步骤依据操作方法;实验室中的工作人员,不仅需要熟练掌握实验过程中应用软件的使用方法,而且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学知识,协助授课老师完成教学工作。(2)实验室要求,一般情况下实验室教学需要在专用的实验室中开展。实验室教学通常分为计算机模式和手工模式两种,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为了降低其它因素对实验室教学的影响,提高实验的便捷性,在房地产经济教学中最好还是选择计算机实验模式。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并未建立专门的房地产经济实验室,因此实验教学的开展可以在管理学或金融学实验室中开展[4]。(3)实验教学的开展需要一定的实验教学费用作为支持,刨除实验室中在硬件购置上需要的费用外,对部分实验也在激励等方面提供一定的支持。 2.2 实验教学的具体实施步骤 房地产经济教学的实验教学步骤参照了经济实验教学的步骤,具体分为以下几步:(1)确定实验问题,在开展实验教学前,需要对教学的内容进行总结和梳理,从中提炼出关键问题。(2)准备和设计,在实验准备上要做好软件编程以及硬件调试工作;在设计实验方面,要以对实验的检验为目的,对实验中的交易机制、变量进行合理设定。(3)做好理论讲解,在开展实验前,需要详细讲解实验中涉及到的相关知识,并依据理论向学生提出问题,从而使学生能够在实验开展过程中对问题进行思考。(4)实验结果的显示,实验结束后,需要将实验结果从实验软件中导出,并完成相关图表的制作,从而使实验结果能够直观的展示在学生的眼前,授课教师对实验结果进行讲解。(5)实验讨论,展示实验结果后,教师需要对最初提出的理论问题进行回顾,使学生对问题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要对问题进行控制和引导,从而提高讨论效率。 3 结束语 房地产经济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而目前房地产经济教学中存在许多问题,本文在对房地产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分析的基础上,对实验教学的应用进行了分析,希望对促进我国房地产经济教学的发展能够有所帮助,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房地产经济发展。 作者简介:陈海霞(1981-),女,浙江衢州人,研究生硕士,讲师。 房地产经济学论文: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房地产经济学的应用参考价值 [提要] 房地产经济学的系统化和具体化是房地产经济学在城镇化建设中的理论体系,是我国在小城镇建设进程中应该遵循和借鉴的经济运行规律,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房地产是一项独立产业,只有遵从市场规律和经济学法则,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学;城镇化;参考价值 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把国家经济建设和宏观调控作为主导方向,是房地产经济学在城镇化建设中的应用和参考价值体现,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浪费和有效对资源做出合理的分配,对城市的建设发展及打造城市品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对房地产经济学的参考价值进行研究,是对整个房地产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补充,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国家建设实际上所起到的作用意义非凡。 一、房地产企业在我国市场经济中应借鉴房地产经济学在我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参考价值 现代国家众多产业链中房地产是其中一环,房地产业不仅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还具有国民经济一般行业的共同属性。国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房地产业是因为房地产的产业链比较长,而且与其他产业的关联面较广,国民经济想要发展必须保障房地产产业健康有序地发展,因为这项产业关乎国计民生。目前,国家缩小城乡差别、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体现是城镇化建设和小城镇建设,房地产行业运营必须以市场为主导,遵从市场规律的法则,优胜劣汰。房地产业只有真正面对市场经济,并真正重视房地产经济学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应用参考价值,才能有效规避城市经济发展中的建设风险,才能做出科学的决策。 二、我国城市建设规划需要运用经济学理论中参考价值作为指导 我国在制定宏观发展规划时必须运用房地产经济学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经济参考价值。国民经济发展的物质保障中房地产业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从其与其他产业的较大关联性来说,也是其他产业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在经济学理论的参考价值指导下,可以让房地产开发做到合理布局、合理设置产品结构、合理规划发展方向、合理提高发展速度,这样房地产业的发展就会健康顺利。如果违背经济学理论和市场规律只能得到失败的后果。我国现代化程度的具体体现是我国的城镇化进程,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如何合理利用资源,怎样对城镇合理布局,关系到城市发展的总体思路。 三、房地产市场经济体系是房地产经济学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依托 我国现代城市化的重要标志是城镇化,城镇化与我国国计民生又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在具体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更应该注重房地产经济学的参考价值。这就显示出,城镇化的建设发展,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发展的同时,根据中国不同城市,不同地区实际情况,结合当地人口的数量、税收程度、收入等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和经济发展的状况,对我国目前整个房地产市场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结合实际找出适合本地发展的思路,制定严谨科学的对策,才能有利于城市建设和规划的总体布局,使房地产市场能够平衡协调地发展,对于政府和房地产经营者来说这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遵从房地产经济学,不把其列入参考,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些不切合实际的非理性行为,必然对房地产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因为房地产经济的参考价值体现了市场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人们的生活水平与所需住房条件认同理念。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居民人口数量前所未有地迅速增加,再加上人们把房地产作为投资理财的项目之一,诸多客观因素均决定了房地产市场是以供给决定需求的,供给不能对需求的增加进行快速的反应,从而扰乱房价,制约或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四、房地产经济学的经济参考价值和参考理论发展方向 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在较长的一定时期内,我国的房地产业依然是未来支柱性、基础性产业,其他产业链比如机械、五金、建材、设备、动力、燃料的迅速发展需要地产经济的有序发展来带动,这种带动作用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会起到主导的作用,如果房地产经济知识理论受到重视,并引用到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借鉴有效的经验,对国家经济平稳持续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与地产经济有关的政策研究相关机构应该由国家尽快组织建立,并制定相关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专业机构,配备专门人才,使房地产经济理论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 房地产经济学论文:房地产经济学在城镇化建设中的应用参考价值 摘要:房地产经济学在城镇化建设的理论体系是房地产经济学的具体化和系统化的具体体现,是国家在小城镇建设中应遵循和借鉴的经济运行规律,房地产作为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独立产业,要健康有序的发展,也固然会遵从市场规律和和经济学法则,其参考价值更显重要。 关键词:房地产 城镇化 建设 参考价值 房地产经济学在城镇化建设中的应用和参考价值,是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结合国家经济建设和宏观调控为主导方向的,充分利用其参考价值,才能对资源做出合理的分配和最大限度的降低浪费,对城市的建设发展、对合理布局及打造城市品牌有着重要作用,研究房地产经济学在城镇化建设中的参考价值,是对整个房地产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补充,在理论上和国家建设实际中意义非凡。 一、房地产经济学在城镇化建设中的参考价值是房地产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必须借鉴的法则 房地产业是现代国家众多产业的一份子,既有国民经济一般行业的共同属性,也有其自身的独特性。由于房地产的产业链比较长,并且和其它产业关联大,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房地产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对国计民生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国家提出的城镇化建设和小城镇建设是我国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小康社会的具体体现,房地产行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个体企业,其运营都必须遵从市场规律的法则,优胜劣汰,也和其他行业一样必须面对市场经济,只有对房地产经济学在城镇化建设中的应用参考价值很好的加以重视和应用,才能对城市经济发展中如何的规避建设中的风险,做出科学的决策。 二、用经济学的理论中参考价值来指导城市建设规划是科学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房地产经济学在城镇化建设中的经济参考价值是在我国制定这一宏观发展规划中必须运用的法则。房地产业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保障,也是其它一些产业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房地产开发中要合理布局,怎样设置打造产品结构,特别是以后的发展方向,怎样提高发展速度,都必须在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之下,才能健康顺利发展,违背经济学和市场规律只能得到失败的后果。中央提出城镇化是我国的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随着城镇化建设的进一步实施发展建设,怎样合理利用资源,怎样对城镇合理布局关系到城市发展的总体思路。 三、房地产经济学在城镇化建设中的经济参考价值必须以房地产市场经济体系体系为依托 城镇化建设关系现代化城市发展,也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在具体城镇化建设中更应该注重其参考价值,这就要求,城镇化的建设发展,在符合市场规律发展的同时,根据中国不同城市,不同地区,结合当地人口数量、税收程度、收入值等影响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及经济发展状况,对整个房地产市场进行科学的分析判断,找出适合本地区发展的思路,制定严谨科学的对策,才有利于城市建设的总体布局,使房地产市场平衡协调发展,对于政府而言,对于房地产的经营者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不遵从房地产经济学,在城镇化建设中就会出现不切合实际的非理性行为,固然对房地产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人们的生活水平与所需住房条件认同理念无一不是参考价值在房地产经济中的体现。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居民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加之人们把房地产作为投资理财的项目,诸多客观因素都决定了房地产市场是以供给决定需求,供给无法对需求的增加进行敏感的反应,从而左右房价,制约或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四、房地产经济学在城镇化建设中的经济参考价值参考理论的发展方向 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房地产业依然然是我国未来支柱性、基础性产业,地产经济的有序发展会很大程度上带动其他产业链如机械、设备、建材、五金,燃料、动力的迅速发展,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会起到主导作用,重视房地产经济知识理论,并在城镇化建设中加以运用借鉴引导,对国家经济平稳持续发展有着战略意义,国家政策决策部门应尽快建立与房地产经济有关的政策研究机构,制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国家宏观调控的专业机构,配备适应战略需要的专门人才,使房地产经济理论更适应时代的发展,不遵从房地产市场经济理论,盲目的非理性,或由于非理性投资泛滥大大超前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社会有效需求的能力,违背市场客观规律,违背地区性的城镇化建设实际,不仅会对房地产业造成重创,而且使对金融市场,进而对整个经济运行造成危害,还会会危急到整个社会的稳定。 我国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与国家现代化建设息息相关,城镇化建设是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是现代化建设,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切实需要,城镇化建设有序发展离不开房地产业,遵从市场规律,遵从经济学、遵从经济学在城镇化建设的经济参考作用有着特殊的意义。 房地产经济学论文: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剖析房地产业 【摘 要】 本文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了我国发展房地产业的意义。房地产具有物理、经济和社会特征。在经济特征中,保值性和增值性最为明显。房地产产业不仅能够使土地增值,增加税收,而且能够保持社会稳定。发展房地产有利于出租土地、收取税金、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实现居有定所之民愿;既坚持了以人为本,又发展了国民经济。 【关键词】 房地产;特征;意义 所谓房地产,是房产和地产的合称,指房屋与土地在经济关系方面的体现,属资产范畴。房屋与土地反映的是物质的属性与形态,即自然属性;而房产和地产则体现着相应的生产关系,即社会属性。由于房屋和土地不可移动,或者一经移动就要丧失极大价值,因此,房地产又称不动产。房产有两种分类方法,其一是按房屋的所有权性质划分,可分为国有房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房产、公民私人所有房产等。其二是按房屋的用途划分,可分为住宅、生产用房、营业用房等。住宅一般要占到房屋总量的一半左右。地产一般分为生活居住用地、工业用地等。 房地产是实体、价值、权利三者的结合,可以从物理、经济、社会三个角度来分析房地产的特征。就物理特征而论,房地产具有固定性、单件性和耐久性;就经济特征而论,房地产具有房产价值和地产价值的结合性、房地产开发周期长投资大、房地产投资的流动性较差、房地产具有保值和增值性;就社会特征而论,房地产具有复杂的法律关系以及受到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 我国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科技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人民生活水平不高。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后,经过六年的过渡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发动了反右派扩大化运动,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紧接着又发动了,造成了中国的十年浩劫,生产力发展缓慢,生活水平低下,甚至有饿死人的现象。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生产力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到每一个中国人。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房地产产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出租土地 土地所有权是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单位无权处置,都必须由政府统一指导规划。一旦政府决定开发哪一处土地,该处的土地便产生了地租,有房地产开发商支付。社会主义的地租与资本主义的地租基本一样,所不同的是收地租的主体不一样。社会主义收地租的主体是政府,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资本主义收地租的主体是资本家,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地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同样有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垄断地租、矿山地租和建筑地段地租等类型。 目前,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地租,不仅仅是根据土地的地理位置、肥沃程度等,而且是根据供求关系、政府政策以及其他复杂因素等而定。现阶段,我国的人口在增加,用地面积在增加,耕地面积在减少,土地成为稀缺资源,土地价格猛涨。所谓土地价格,是地租收入的资本化。而在我国,所谓的土地价格实质上还是土地地租,因为在我国,开发商开发土地,时间最长是70年,而不是永远。各级政府通过出租土地,大幅度增加GDP,从而进一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以江苏南京江宁区为例,出租土地的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都是极为可观的。江宁区开发商租用土地,租期为70年,租金为250万元。每年租金是3万6千元。现在农民种一亩地,每年收入达不到1万元,就按政府每年支付给农民1万元来算,政府每年每亩还净得利润2万6千元。这是政府一份不小的收入。政府用这些收入为人民谋福利。这是政府出租土地的直接效益。还有间接效益,即,农民的土地被征收出租后,原耕种土地的农民转向其他行业,在其他行业继续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贡献。 二、收取税金 无论是公务员的薪水、教师的工资……还是建设公路、学校……所需费用基本上都是来自地税、国税等税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国家获得税金的多少,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强弱。由于我国经济的逐渐强大,国家在不少领域免去了税收,例如农业税、个体工商税等,但是,如前所述,房地产产业现已成为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命脉支撑点之一,如果房地产业稳步发展,就可以征收大量的资金来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事实胜于雄辩。仍以江苏南京江宁区为例,该地区10到11楼每平方米商品房售价9230元(10层以下价更高),税金按7%计算,每平方米商品房可收取现金646元。国家收取税金后,再反哺农业,发展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 社会保障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优抚安置等几方面的内容。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体现着中国梦的本质和优秀。社会保障的内容与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和切身利益直接相关,是这些需要在不同群体、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和最现实的问题。社会保障体系具有调节收入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功能等作用,是经济发展的安全网,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能为维护社会安定提供可靠的保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一而再再而三多次提到公平正义。公平正义就是要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使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矛盾得到正确解决,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不仅能够为社会的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保障,使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都能够得到满足,而且能够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维护和实现公平和正义,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所需的制度保障。据调查,在农村,钢筋水泥砖结构型的房屋每平方米造价400元,而且鳏寡孤独老人者较多,政府出资为这些人每人建筑10平方米的房子供其居住。在江宁区每出售100平方米的一套商品房所收获的税金可满足15个这样的老人居有定所。房地产业势在必行。 三、改革发展稳定的结合点 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在于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还要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一切无从谈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又一个里程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铁的精神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第一,保持改革、发展和稳定在动态中的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稳定是前提,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第二,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改革和发展要始终注意适应国情和社会的承受能力,要统筹安排改革和发展的举措,以保持稳定,促进改革和发展。第三,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人民群众是改革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是稳定的力量源泉和深厚基础。改善人民生活,让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是我们致力于发展、积极推进改革、坚持维护稳定的共同目的。所以,要做到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让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把它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房地产产业是当今中国发展的主旋律,是改革的催化剂,是稳定的方向盘,因此是改革发展稳定的结合点。 四、保证人民居有定所 唐代诗人杜甫尽管通过游览祖国的名胜古迹,写下了名垂青史的不朽诗篇,鼓励着无数中华民族优秀儿女辛勤耕耘、努力点缀祖国的大江南北、五湖四海锦绣江山,但他居无定所,整天为生计而愁闷。杜甫家境贫寒,居住在不能遮风挡雨的茅草庵内。一年深秋,大风呼啸,风雨交加,杜甫的茅草庵眨眼间随风飘扬,茅草像仙女下凡一样散落在山脚下、河流里、湖泊中……风停云止,雨过天晴,村童们争先恐后哄抢杜甫毛草庵上随风飘落在各处的茅草而据为己有。待杜甫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家门哄赶村童们的时候,地上的茅草早已不见综迹了。杜甫仰天长叹,写下了千古辉煌诗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述说了他一生的理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的悲剧在当今社会不会重演了。改革开放以来,不少有志智士在城市建功立业,并取得了“一席之地”。城市的商品房是对他们开放的,他们购置了商品房,白天在外面打拼,晚上回到了安乐窝,有张有弛,劳逸结合,真是神仙日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促使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而房地产产业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房地产业的持续高速发展,是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坚强柱石。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集体土地入市交易是今后房地产产业健康发展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发展房地产、实现中国梦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作者简介】 黄 琴,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生. 房地产经济学论文:房地产开发中的经济学应用及目标成本控制 任何工程项目总是通过投资活动才得以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经济分析评价投资方向的合理性,选择最合理的工程建设项目,保证项目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通过经济分析为实现某一项目成本的最终目标选择最优的实现途径。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目标成本控制是房地产开发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项目的经济分析为工程成本控制的真实性、准确性、全面性提供了保障。 1 房地产开发中成本控制具体措施 1.1 事先控制 (1)落实施工项目计划成本责任体制。一个成熟的施工企业在工程开工前,根据以往的工程经验,首先应该确定成本计划,根据计划的要求,采用目标分解法,由项目经理部将目标分配到各职能人员、施工队和施工班组,签订成本承包责任状(或合同),然后由各承包者提出保证成本计划完成的具体措施。 (2)根据设计图纸和有关技术资料对施土方法、施工顺序、作业组织形式、机械设备选型、技术组织措施等进行认真的分析,并运用价值工作原理,制定出科学先进、经济合理的施工方案。 (3)项目投资估算控制与项目招标估算控制。 设计阶段为项目估算控制环节的关键部分,投资估算是在对项目的建设规模、技术方案、设备方案、工程方案及项目实施进度等进行研究并在基本确定的基础上,估算项目投入总资金并测算建设期内分年度资金需要量。投资估算是制订融资方案、进行经济评价,以及编制初步设计概算的依据。投资估算的准确定,将直接影响到对工程项目全寿命周期费用的合理估计,因此,在各项技术方案确定的基础上,确定一个在规定的误差范围内的投资估算。 1.2 事中控制 (1)加强管理施工任务单和限额领料单制度。特别要做好每一个分部分项工程完成后的验收,做好实际耗用的人工、材料、机械等的数量核对,以保证施工任务单和限额领料单的结算资料绝对正确,为成本控制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 (2)核对结算资料与施工预算的数据,计算分析分部分项工程的成本差异,并采取有效的纠偏措施。 (3)收集和整理月度成本原始资料。月度直接成本分析表主要是反映分部分项实际完成工程量与成本相对应的情况,以及该分部分项工程预算成本和计划成本相对比的实际偏差和目标偏差。为找出偏差产生的原因及制定相应措施提供了依据。月度间接成本分析表主要反映间接成本的发生情况,此外,还可通过间接成本比例来分析其支用水平。最终成本控制报告表中反映出每季度或半年己完产值和己完累计成本,并联系后期工程量和未发生的成本,对最终成本进行预测,对项目经理部前期的成本控制进行评估,为项目部纠正偏差,制定对策提供依据,为实现各项经济指标作新的要求。 1.3 事后控制 (1)抓好每一环节,认真做好审计工作。审价、费用控制人员应经常深入施工现场,及时掌握施工动态,并做好造价相关资料整理。在竣工结算阶段,除应准确计量取费外,更要注意实施变更应有相应的证明性文件才能纳入结算。搜集有效的经济文件,包括图审记录、隐蔽记录、签证变更、竣工图等,做好工程决算审计工作。 (2)做好工程相关记录,为反索赔提供依据。合同文件是索赔的重要依据,建设方应充分解读合同,才能有力的反驳承包人索赔:同时还要收集有关工程资料及相关证据,为建设单位进行反索赔做好准备。作为建设单位,可以对工程质量问题、延误工期及施工方原因为发包方造成损失等反索赔。要想成功反索赔,必须有充分有力的证据,并发挥监理的作用,保存好现场工程图片和相关会议纪要等原始资料。 2 房地产开发中目标成本核算的具体方法 在不同阶段根据现有信息所制定的项目成本,目标成本是项目在开发过程中成本控制的依据之一,按项目开发进度的不同阶段,编制各个阶段性的控制成本。项目定位阶段的估算成本,建筑方案确定后的目标成本,主体施工图阶段的修正目标成本。时刻监控成本动态,简历预警机制,预测成本动态变化,随时就可能超成本的细项进行预警,以防患未然,达到事前控制的效果。 2.1 成本核算的一般步骤 第一步:根据成本核算对象的确定原则和项目特点,确定成本核算对象。 第二步:设置有关成本核算会计科目,核算和归集开发成本费用 第三步:按受益原则和配比原则,确定应分摊的成本费用在各成本核算对象之间的分配方法和标准。 第四步:将归集的开发成本费用按确定的方法和标准在各成本核算对象之间进行分配。 第五步:编制项目开发成本计算表,计算各成本核算对象的开发总成本。 第六步:正确划分己完工和在建开发产品之间的开发成本,按具体核算对象分别结转完工开发产品成本。 第七步:正确划分可售面积、不可售面积,根据有关规定分别计算可售面积、不可售面积应负担的成本,正确结转完工开发产品的销售成本。 第八步:编制成本报表,根据成本核算和管理要求,总括反应各成本核算对象的成本情况。 2.2 成本核算对象的确定 成本核算对象的确定原则:应满足成本计算的需要,便于成本费用的归集,利于成本的及时结算,适应成本监控的要求。 结合项目开发地点、规模、周期、方式、功能设计、结构类型、等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具体成本核算对象: (1)单体开发项目,一般以每一独立编制设计概算或施工图预算所列的单项开发工程为成本核算对象。在同一开发地点、结构类型相同、开竣工时间相近,有同一施工单位施工的群体开发项目,可以合并为一个成本核算对象。 (2)对于开发规模较大、工期较长的开发项目,可以结合项目特点和成本管理的需要,按开发项目的一定区域或部位或周期划分成本核算对象。 (3)同一项目有不同功能的,在按期(区)划分成本核算对象的基础上,还应按工程划分成本核算对象。 2.3 成本科目的设置 项目成本科目的设置应兼顾成本管理、财务管理、合同管理的需要根据房地产项目特点,结合项目成本核算的一般要求,房地产项目的成本科目分为成本类和财务类,两大类的设置基本相同。 (1)成本费用的归集与分配 单独一期开发的项目,其土地成本一次性计入项目开发的土地成本。分期开发的项目,每期的土地成本计算按每期项目占用总项目土地面积的比率分摊总土地成本。每期内有不同类型的开发产品,应当单独计算各类型产品应分摊到额土地成本。 (2)配套费用及间接费用的分摊:同一开发期内的公共配套费用及间接费用,按各产品类型的建筑面积分摊到各类型产品的开发成本里。为多期服务的成本较高的公共配套成本,应当在各期内分摊。 (3)贷款费用的计算摊销。 (4)开发成本的结转。 3 总结 工程经济学在房地产开发管理中,以工程技术为载体,经济管理为依托,运用了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是由实用工程学、经济学与管理学融合而成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具有理论面宽、政策性高、实践性强的特点。用工程经济学研究工程项目的可行性、投资评估、技术政策制定、施工方案比选、工程经济活动的预测和决策,可以达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的目的。 目标成本管理关注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成本,关注产品与流程设计,通过竞争性的市场价格减去期望利润来确定成本目标。如今,企业必须面对全球性的竞争的环境,适应快速变化的特点。目标成本管理成为企业守住利润的重要利器。 著名经济学家谈新政下的经济、货币和房地产走势 “对房地产有信心的人显然已经越来越少,尽管房地产市场交易仍然火爆。” 2013年3月18日,由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铝门窗幕墙委员会主办的第九届现代建筑经济前沿论坛(锋泾[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在广州举行。论坛邀请了当代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博士,请她尝试剖析中国房地产趋势与经济形势,着重探讨未来经济对于建筑行业的影响。叶檀博士在报告中谈了自己对今年房地产市场和经济发展走势的看法。 全球房地产交易量快速上升 “现在的房地产交易量离历史峰值不远。” 高盛2013年初了一份全球的房地产市场的报告,2013年1月~2月间,全球的房地产交易量非常大,据相关估计今年的交易量达到1万亿美元。全球交易量最高的历史峰值是2007年,也就是金融危机之前。当时货币涌入房地产,导致当时房地产交易量达到了1.25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现在的房地产交易量离历史峰值不远。如果说,美国、中国、日本继续增加货币投放量,房地产交易量一定能够超过峰值,而这意味着什么,也就无需多言了。 另外一个数据也可以作为佐证,不久以前,道琼斯指数突破了历史最高,这也是比较反常的。在货币不断发行的过程当中,全球的房地产交易量在上升,上升最快的地方,就是北美。所谓北美就是加拿大、美国。美国主要是集中在纽约附近和加利福利亚附近,而加拿大则主要是两个地方,一个是温哥华、一个是多伦多。当前,我国有两个标志性的房地产公司在北美投资。一是潘石屹,二是万科。 这说明一个问题――很多人都在分散资产。去年一年的时间,中国官方统计3000亿美元流散到国外。事实上,如果统计不那么保守,实际数据会更高。 房产税将“吓退”房地产的投资需求 “我觉得未来中国房地产中的房产税试点会推广,不要怀疑这一点,除非中国政府疯了。”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房地产的上升不可遏制,很多人去年上半年是观望,结果去年下半年基本上所有的刚性需求都释放了。现在的房贷里面83%左右是刚性需求,首套房贷。现在是一个刚性需求大释放的阶段。很多人说现在房地产要上升了,没错。但是,请警惕这是回光返照。 现在已经有迹象表明,最敏感的那个群体,以前投资房地产最厉害的那个群体开始抛售自己的房产。他们开始进行风险对冲。他抛售了房产之后他干什么?他到国外,他换成美元,或者他进入实体,他需要进行配制。不像以前,90%的资金都在房产里面都没事,现在不行。如果你把你的资金百分之百的集中在房地产里头,我告诉你,五年之后,收税收死你。 现在是一个时间窗口,是投资性需求逐渐退出,刚性需求逐渐回暖交替的进程中。而房价还在高位,我认为这样的房价的增速是无法持久的。 中国现在有两个税种是最值得关心的: 第一个税是资本所得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房产交易所得税,征收房地产买卖差价的20%,使房地产交易成本直接提升了20%,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成本。然后就是物业税,也就是房产税,这是持有环节所得税。 以美国为例,房产税在纽约等地,持有成本每年1.5%左右,最高的百分之二点几,每年政府都评估房产的价格,然后每年收税,年年要缴,只要有房子就得交税,永远。 第二是管理费,独幢别墅基本上不用交管理费,但是买公寓、买联排别墅,尤其是在大城市,或者是旅游中心买房子,交死你。纽约最便宜的公寓,一个月500美元到1000美元的管理费是正常水平。这相当于中国的物业费,每月必交。我觉得未来中国房地产、房产税试点会推广,不要怀疑这一点,除非中国政府疯了,否则一定会推广,而且限购会取消。 超发货币是房地产“泡沫”根源 “24小时开动印钞机在印钞,你啥也不做你就可以‘发财’。”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是什么支撑房地产。我们要看某一地区的房地产是上升还是下降,会不会崩盘,要看城市的经济发展,要看当地的存款和人口的增长程度。如果是看总体的房地产走势,就要看负债率和央行的货币政策,货币是推动房地产市场最重要的东西。所谓的房地产上升,最最重要的导火索就是货币。没有货币,没有金融杠杆,就没有房地产的泡沫,就不可能房地产价格大幅上升。 在此前十年的时间里头,我们的广义货币发行量,现在已经增加到接近100万亿左右,是我们GDP的两倍以上。这100万亿之中,有50万亿是2009年到2012年发的。就是这四年,大规模的发行货币。短短四年的时间,我们的发钞量超过了以前二十几年的时间。为什么现在的房价会上升,应该已经非常清楚。很多人说“我啥也没做啊,怎么房价就在上升?”你要知道,你啥也没做,央行在替你做,他们做得很辛苦,24小时开动印钞机在印钞,你啥也不做你就可以“发财”。 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几年前并没大规模发行货币,但是房价在2008年之前上升也是很厉害的,这就是“金融杠杆”的力量。像瑞典、德意志的银行,他们的杠杆率达到了30倍以上。也就是说一块钱通过金融衍生品可以做30块钱的生意,这就意味着杠杆特别特别“长”。我们经常抱怨,中国央行大规模地发钞,美国央行很好,美国到现在通胀比中国要低得多。这是因为美国人玩儿的是金融衍生品,不是小儿科的超发货币。通过金融衍生品把所有的坏账卖到国外去,照样可以让金融杠杆成为世界第一长。也正因此,美国经济是世界第二虚高,第一高的当然是中国。美国只要金融衍生品大规模的出现,房地产价格一定上升。中国也是如此,不过我们的金融杠杆只是8到9倍的长度而已。 至于说道中国经济会不会崩盘,或者以什么样的方式崩盘?我认为,如果有那么一天,中国经济转型不利,出现了债务崩盘的话,也不会以“再崩盘”的形势出现,而是会以高通货膨胀的方式出现。 房地产市场出现分化 “跟中国的经济一样,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处于一个急剧分化的过程当中。有的地方非常好、有的地方非常糟糕,有的地方已经崩盘、有的地方冰层还在加厚,完全不一样。”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现在有一个特点,就是区域分化跟板块分化。中国现在房价上升最快的地方,第一北京,第二上海,第三广州,第四深圳。接下来的第二梯队是厦门、青岛这两个地方,都集中在沿海的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 评价房地产危不危险、市场情况如何,第一要看人口。人口进入的量到底怎么样?我一直比较看好成都这样的城市。成都最近十年,每年的常住人口增速是31.5万,每年常住人口在增加。以前一些很小的城市,现在新区也可以扩得非常大。像常州这样的小城市,常住人口是468万,这十年大幅上升,绝大部分都是外来人口。如果说户籍制度能够改革,这些人就可以在当地落户。其次是人口增加比较快的地区,再次是高铁经过比较多的地区。未来到2020年,中国所有的省会城市都通过高速铁路。 北京的房地产会崩盘吗?如果有一天北京的房价崩盘,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迁都了,那么房价必将大幅下跌,因为北京作为优秀城市的优势不存在了。第二种可能是中国经济彻底崩盘,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彻底崩盘,然后最后崩盘的才是北京。这是可以想像的。一线城市的资源积聚程度越来越高,大城市的压力很难缓解,因为所有的资源都在大城市中,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医院、最多的工作机会。中国的500强企业,300多家总部在北京。北京的房价不是以北京的当地人的收入来衡量的,而是以中国最富裕阶层能够动用的现金来衡量的。北京的房价有多高、有多少人要买,就说明中国的富裕阶层的现金流有多少。上海也是如此,广州同样也是如此。 另外一些城市的发展前景并不是很好,比如济南、福州,紧邻着青岛与厦门,这些近邻吸附能力很强,这不利于邻近城市的发展与进步。 中国的房地产板块目前在非常剧烈的分化过程当中。有些城市事实上冰山的已经开始裂开了,已经断裂了。最典型的是鄂尔多斯,断裂的标志就是地方经济在崩盘:实体经济完蛋了,其中煤炭价格下跌是主因。还有就是负债率高的三四线城市和人口外流的城市,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都很危险。 以资源主导的三四线城市,像以前的神木,是全中国最幸福的地方,全民医保。但是现在,房姐浮出水面了。一个东西肯定要死了才能浮出水面,这说明房姐的资金链断了。 另外一些是政府投资投得非常大的地方,搞造城运动,催生了很多鬼城。这些地方的特点是存款没有上升,人口没有增加。如果有一天地方债务危机爆发,就完蛋了。 还有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是以出口外向性的经济为主导的中小城市,如果配套设施不健全,对于当地又没有吸引力,那就更可怕。 最后是城市人口聚集量不大,但是当地政府又特别有雄心壮志的。这一类城市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比如开封,政府年收入100亿,却要花500亿重建一个古都。没有人口、没有资金进入,负债率又高的话,泡沫很容易崩盘。开封、安阳、邯郸都是这样的城市,都是曾经有过辉煌,现在想要继续辉煌,一直在做梦的城市,负债率又特别高,这样的城市一定要小心了。 房地产经济学论文:从经济学理论看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对房价持续变化的研究 一、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 中国房地产的价格一路走高,可谓是风光无限。但也让无数的潜在购房者望而却步,造就了无数的“房奴”为房梦而奔波。是什么造就了中国房地产的居高不下?下面作者将从三个方面解释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 (一)需要与需求 1、理论分析 需要是人的本能反映,它源于自然性要求和社会性要求。是有机体感到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满足的心理倾向,它是有机体自身和外部生活条件的要求在头脑中的反映。 在经济学中,必须区分需要不等于需求,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需求是指既有愿望,又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如果没有支付能力,则不能将需要称为需求。形成需求有三个要素:对物品的偏好,物品的价格和手中的收入。需要只相当于对物品的偏好,并没有考虑支付能力等因素。一个没有支付能力的购买意愿并不构成需求。需求比需要的层次更高,涉及的因素不仅仅是内在的。所以在经济学中,必须注意不要将两者混淆。经济学的基础分析工具是需求与供给理论,而非需要与供给理论。 2、实际分析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快,而且城市化水平低,农村人口多。因此,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迁移到城市中来,形成了对商品房的庞大需要。但是有了需要并不一定能形成需求,因为刚刚进入城市的很多人并没有购买商品房的经济能力。所以,我国房地产市场上,商品房的需要量大于需求量。 通过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可知,商品价格是指有市场上商品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决定的均衡价格。但是,现实中往往将需要和需求混淆,错把需要当做需求,而没有注意到两者的差别。由于房地产供给的有限性和房地产商的极力宣传,大家错把需要曲线看做需求曲线,需要曲线的需求量大于需求曲线,同等供应曲线条件下,商品房的价格高于其实际价值,形成了高房价。 在前半部分的介绍中作者指出,由于经济承担能力的因素,我国众多对商品房的需要没有转化为需求。那为什么多开发的商品房还是依旧被销售出去了呢?这是因为我国居民贫富差距大,富人虽少但富裕程度相当高,趋于利润的追逐,他们把商品房作为一种投资的手段,大量买进并炒作商品房,进一步加剧了商品价格的居高不下。 2009年我国的GDP总量位于世界第三位,表明我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我国的贫富差距大,穷人太穷、富人太富。社科院的2011年《社会蓝皮书》中指出,2010年我国人均GDP预计超过40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并不缺钱。在本书中还指出,全社会总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基尼系数目前在0.5左右。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富人的富裕程度和穷人的贫穷程度都会超乎我们的想象。由于城市化进程等原因对于城市商品房的大量需要,商品房存在升值的空间,富人为了获得升值利润,将房地产作为其投资的一种手段,大量买进炒作商品房,待高价时卖出商品房以赚取差价。 由于较高的基尼系数,中国富人的资金持有量相当可观,同时商品房的升值空间比较明朗,所以中国富人的大量买进和炒作房地产,极大地促使了中国商品房价格的提高。 (三)土地的稀缺性 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依赖于土地,甚至可以说地理区位因素可以决定房地产的价格及档次。土地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其供应量是有限的,而且每一区位的土地都是独一无二的。可见,土地在房地产市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于土地具有不可再生的稀缺性和独一无二性,加剧了房地产开发商对于土地市场的竞争,竞争的加剧促使了土地价格的不断提高,“地王”的记录也一次次的被刷新。土地的价格最终会分摊到商品房的消费者手中,这进一步加剧了商品房价格的攀升。 同时,地方政府作为土地的管理者,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考察基本上还是“唯GDP论”:GDP高,地方政府的绩效则高;GDP低,地方政府的绩效则差。因此地方政府为了创造更高的GDP和更好的绩效,也在推动土地价格的持续攀升,进而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二、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解决措施 认清原因是途径,解决问题才是目的。下面作者将在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探索解决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途径。 1、认清房地产市场的需要与需求。需要是人的本能,需求才会创造市场。因此,应该分清房地产市场上的需要与需求,以需求为基础来对商品房进行定价,避免因高需要、低需求造成商品房市场价格的居高不下。 2、创造社会公平,避免两极分化。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一直是专家学者探讨的重点,但也是众口难调,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但是,我国的基尼系数太高,两极分化太严重似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国家要进一步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注重效率的基础上也要注重公平的因素。 3、改变地方政府评价指标体系。中央政府在对地方政府的评价过程中,要改变“唯GDP论”的方法,更加注重地方政府的综合执政能力,防止地方政府为了追求高GDP而提高转让土地的价格。 4、抵制热钱,发展正常跨境资本流动。国家相关部门在发展正常的跨境资本流动过程中,也要严查热钱,抵制热钱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甚至是整个经济体系的打击。发展正常的国际贸易,抵制不合理因素对我国经济体系的打击。 论文中,笔者从需要的推动、高基尼系数下的贫富差距、土地的稀缺性、国际热钱的流入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并对如何解决房地产价格的居高不下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希望能为推动房地产高价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房地产经济学论文:从宏观经济学角度看中国房地产 [摘要]:自从2002年以来,中国的房价开始节节攀升,而房地产的炒作也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房市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有人说,房地产三分之一是宏观问题,三分之一是金融问题,三分之一才是房地产自己的问题。那么房地产的问题体现了哪些宏观经济的现象?又对宏观经济有什么影响呢?探讨关于房地产过热和房价走势所反映的宏观经济原因和影响。 [关键词]:宏观经济 房地产 GDP 解决措施 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的房地产市场日趋火爆,人们纷纷涌向房地产领域,仿佛一旦进入房地产就可以资产翻倍。然而,经过几年盲目的火爆之后,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不断增大,国家和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一些调控措施不断出台,房地产市场终于开始逐渐回归理性。那么,国内房地产业未来的趋势如何,当房地产企业不再暴利之后,房地产市场是否会彻底崩盘亦或是逐步走下坡路呢?本文将从中国房地产行业现象产生原因,影响及解决措施来分析。 一、产生原因 1.宏观经济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是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宏观经济的发展阶段将根本决定房地产的发展。所以无论的房地产的发展规模还是房地产的发展方向都受到了宏观经济的影响,然而矛盾是相互的因此房地产的发展也将引领一段时期内的宏观经济运行对我国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2.供求关系影响:总需求决定总供给,面对庞大消费者,我国在房地产有广大的消费市场,所以中国房地产业发展迅速。当然,只有人口数是远远不够的,还有一个最主因就是中国进入了人均1000-4000美元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正是房地产发展的黄金阶段,在一定收入支撑下的旺盛消费成为房地产发展恒久的“经济加速器”。 信贷影响:我国的房地产项目开发实行的是香港模式,整个开发流程中。从买地、建造、销售、管理都由一家房地产商独立完成,项目开发周期长,开发商急于出手项目以回笼资金。我国房地产开发中的资金来自银行资金的比重多在70%~80%甚至更高。房地产贷款过分集中于银行,使银行承担了过多的风险,事实上将房地产业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向银行体系进而向社会转嫁。而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资产负债率过高,则受政策调控紧缩的影响非常大。 3.通货膨胀影响:根据近几年国际上的部分国家和城市情况可看出,投资房地产是抵御通货膨胀的一个很好的途径。越是在物价上涨的时期,房地产越能体现其保值性,也就是说,在物价上涨的时期里,持有房产是比较理想的,正因为这样,真实的通胀率和预期的通胀率一般会对房价产生正面的影响,通胀率越高,人们对房地产的投资就越多,房价上涨的也就越快。 二、对社会的影响 1.对房地产业的影响:不可否认,近年来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如日中天,各种不同类型的房地产行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从很多经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房地产的增长同中国GDP的增长大体上同步,随着房价的攀升,房地产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营业利润上都显著提高。 2.对经济影响:高房价导致经济资源利用率降低,不利于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房地产业对金融业有着强大的依附力,因此其风险性也随之加大,房产价格高涨使大量资金囤积在这一行业中,是社会资源得到不合理的配置,而且房地产价格的上升给当地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致使当地政府投入更多的经济资源,这种投资在短期内可能会增强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对长期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3.对城市生态的影响:我们从没听说过纽约的街头只准跑法拉利和劳斯莱斯,也没听说定居纽约需要常青藤名校的毕业证做敲门砖,更没听说过纽约用高房价做“生态门槛”逼走穷人。事实上,正如近些年我国出现了“逃离北上广”的呼声,在美国城市化进程进入高峰时,纽约等特大城市也呈现交通拥挤、空气污浊、房价过高等等城市病,于是也出现过“逃离纽约”的口号。 4.对居民生活的影响:面对着持续攀升的房价,最痛苦的应该是普通百姓了。据统计,2009年,上海的住房均价17000元/平米,人均收入23623元,人们需要不吃不喝64.7年才足以买房子。房价上涨固然是经济和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但是房价不可能一直地涨下去,如果不加以治理,高升的房价迟早有一天会突然爆裂,猛地下跌。而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的经济问题,需求下降,通货紧缩,经济衰退等,到时就更加难以控制。 三、宏观调控政策措施 1.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近些年来,货币的超额发行不但给我国的经济带来很大的隐患,也不利于社会稳定。所以,从经济和社会多个方面考虑,货币政策应该逐步回归稳健。今年央行已经数次上调准备金率,显示了遏制通胀的决心。 2.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强化对政策的执行力度和监督力度。我国房地产调控执行不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不利,而这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我国还没有完全理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和财权没有得到明确的划分,地方的事权多而财权少,才产生了诸如“土地财政”、过度依赖房地产投资等短期行为。 3.完善住房调控体制:我国目前的住房调控体制不健全是导致调控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我国在调控房地产市场时,应该加强对于调控体制的建设,从我国居民住房整体市场来考虑调控政策的制订,要保证调控政策的协调一致,完善调控的应急机制和长效机制。 综上所述,是对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原因、影响、政策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些观点和见解。房地产之所以受到广泛的关注,不仅仅因为它对中国的经济形势产生巨大的影响,更因为它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是每个人的生活必须品。然而,在这个经济形势多变的市场状况下,房价的变动确实难以捉摸。因此,我们也希望政府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对房地产价格进行一定的调控,让其健康正常的发展,同时也需要广大民众的配合,让我们的房市健康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房地产经济学论文:论中国房地产业经济学探讨 摘要:房地产周期的长短、特点会因国家城市化过程特点不同而不同, 城市与乡村也不相同。中国农村农民的房子在改革开放30 年来, 大多已更新过两次,在新农村建设的热潮背景下,将会稳定30-50 年。 本文从经济学角度来探讨中国房地产业政策和制度改革。 一、观察中国房地产问题的“五大方法论” 1、大周期论。人类从穴居到神农、巢氏筑巢、结庐、搭棚已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但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产业只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 房地产产业是有周期的, 房地产周期一定和城市化周期同步。在欧美和一些发达的工业化、城市化成熟的国家,我们见不到到处是脚手架、新城区、新楼盘,他们十分活跃的是二级房地产市场,一级房地产市场已趋近于零。中国也会有这样的一天。 2、 大宏观论。城乡分离是历史进步,城市化是人类文明选择,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又是人类文明的再选择。我们要突破“围城”的困局,将来城乡的本质差别将消失,城乡将享有大体公平的社会保障和公共品供给和服务。那时候,人们像候鸟一样, 或生活在农村,工作在城市;或生活在城市,工作在农村;或白天在农村,晚上来城市消费娱乐;或春天在南方,夏天在北方。中国正处在消灭城乡二元结构时期, 不要只局限思考城市的房地产现象,要结合农村一起思考。只要允许农村的房地产开放, 城市的房地产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3、大系统论。房地产不单独是个房地产问题,不只是个经济问题,由于长期问题的累积、扭曲,它在中国已成为突出的民生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房地产问题首先是个经济问题,但它和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和现代金融体系高度融合之后,它成了大系统中一个高度敏感复杂的关键性问题了。所以美国住房次贷危机可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日本房市、香港楼市也曾引发金融“地震”。所以,处理房市一定要放在民生、经济、社会、文化、政治、金融、资本市场、全球化大系统中来认识、来决策。一定要有综合性制度安排,一定要有大系统观。 4、大房地产论。当下,人们大多只关注了房产,忽视了地产,其实,地产的政策安排是关键。人们大多只关注了城市房地产,忽视了农村房地产,其实,农村房地产的解禁会大大缓解城市房地产的矛盾。人们大多关注了商品房市场,忽视了社会保障房建设, 其实社会保障房依法供给是关键, 只要社会保障房供给到位,市场一块可以完全放开。人们大多关注市场房价格是错误导向, 政府不该向民众承诺调控房价, 政府应该只承诺如何逐步用立法来实现住房保障, 让中低收入者有明确预期。中高收入者在市场上购房,完全是市场行为,市场房价高对于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绝不是坏事。 要有大房地产观,要有覆盖市场房、保障房;城市房、农村房;住宅房地产、商务房地产、旅游房地产、工业房地产的统筹的协调的科学的整体政策制度安排。 5、大历史观。任何一个时段的房地产的政策安排,一定要考虑与“前期”政策的衔接,“新楼新政”和“老楼老政”的衔接,特别是新政具有改革创新特点时,这种衔接特别重要。任何一种房地产新政出台, 一定要考虑各级政府、各类企业、各类人群会产生什么样的“博弈”、“对策”? 后果如何?我们的许多“新政”是在中国房地产“已经扭曲”、“已经不健康”、“政府有诸多失误”现状下出台的,一定不要脱离这一历史现实。如保障房供给长期缺位,土地财政依赖已经形成,20 年前经历过福利分房改革,保障房已经和市场对接,单位集资建房已成为一种灰色财产等。讲现实绝不是主张政策安排迁就现实,而是讲制度政策目标要十分清晰、科学,但应采取若干过渡性安排与现实对接。 二、过去房地产政策的“五大失误” 1、目标失误。应将“人人有住房”的口号改为“人人有房住”。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人人有 住房的施政目标,欧美、新加坡、香港等发达地区的私人拥有住房率均只在60%左右。错误的口号导致社会对政府的过 高期许和批评,以至有“蜗居”电视剧反映社会的愤懑。许多发达国家年轻人买不起房子视为正常, 但许多国家住房保障完善,有效地解决了人人有房住。 2、保障失责。由于中国几十年来经历过福利分房到商品化改革, 自然住房问题在各级政府的保障视野中消失。住房保障在中国,几十年政府缺位,累积了巨大的“欠债”。一般国家每年投资保障住房占全社会房地产投资的20%, 而中国长期只占0.2%。 3、措施失当。不应该把压低商品房价格当作施政目标。当人们把焦点聚焦在商品房价格过高上时, 政府应该清醒看到, 政府的有限责任是努力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 只关注中低收入者有多少人能分期分类分层次解决住房。给不同的收入群体一个明确的预期, 这就会极大地分散分化社会对住房问题的关注度, 不至造成现在几乎整个社会都对政府的住房政策失败而不满。 4、保障失策。保障性住房不应和市场挂钩。社会的中低收入者是一个动态的衡量,保障性住房供给到一定量,它会实现大体均衡。作出一种制度安排,让高收入者不断流出, 让新的中低收入者不断流入,总量达到均衡,不会持久地给政府提供保障房造成压力。随着经济发展,只是“锦上添花”的事。我们现行的保障房制度安排使保障房具有了一定的投资价值, 这种制度安排吸引了许多非迫切需要住房者, 这只会给政府带来持久的压力,不断增大的压力,且带来运行管理中的许多漏洞和腐败。 5、调控失效。前几年的调控政策本末倒置,越控越涨。前几年政府释放出的信息,是调控市场,压缩房贷,提高开发 门槛,拍挂土地催生地王,不批别墅压缩供给,人们一起“理性预期是涨”。 三、中国房地产市场真正拐点的“五大”制度前提 1、当中国城市化率越过60%时。城市化50%至60%是城市化加速期, 到60%以后, 城市化对房地产牵引的动力源头逐渐减弱,若达到70%,则是完全成熟的城市化阶段, 中国的房地产的一级市场也会趋近于零。 2、当中国有完备的住房保障立法时。只要住房保障到位, 市场将完全放开,房地产市场将出现明显的分化:普通市场的整体价格水平会下降,但许多特殊市场的房地产价格将会攀升,中国有些特殊城市特殊区域会出现全世界的高价房。 3、当“小产权房”解禁时。当城乡所有的要素真正能同产同权同市同价时,城市的房地产价格马上出现拐点。 4、当中国的“土地财政”制度有了好的替代时。实际上存在的现行土地财政制度一定要改革,有了新的制度安排,弱 化了推动房地产成本上涨的主因, 房地产价格总水平会明显得到抑制。 5、当中国认真地准备推出一组法律时。如财产阳光法、财产税、物业税、赠予税、遗产税,出台了一系列有效遏止房地产投资投机行为制度安排时,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拐点也就真出现了, 中国的房地产也就迈上了健康的轨道。 房地产经济学论文:房地产营销行为经济学分析 [提要]在当前的房地产营销过程中,人们受许多心理行为因素的影响,甚至出现不完全理性的行为。这种不完全理性行为普遍存在于使用性购房和投资性购房过程中。本文运用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房地产营销过程,进一步完善房地产营销理论,在实践中避免或者解决所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 关键词:房地产;市场营销;行为经济学 一、房地产营销现状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热,据2012年不完全统计,全国注册的房地产企业已达到约65,000家。据最新统计,居民收入中的22%用于住房消费,远高于教育、通信等其他方面的消费。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上半年调查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第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房屋销售面积20,898万平方米,同比增加37.1%,增幅比去年同期增幅增加51个百分点,比上季度增幅增加26个百分点。其中,90%为住宅销售面积,房地产开发住宅销售面积为18,901万平方米,同比增加41.2%。分区域看,—二三线城市全面回暖,商品房销售面积分别增加1162.3%、36.9%和54.2%,增幅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83.0个百分点、50.2个百分点和64.8个百分点。同时,受20%交易所得税的影响,3月份多数城市二手房成交量接近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加上近期国家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加强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政府大力整顿全国的土地市场。房地产市场已进入了竞争激烈的时代,房地产营销中各种营销理念和营销手法也不断出现,但在房地产营销中仍存在着一些典型的问题。 1、房地产市场交易量增幅回落。随着对“国五条”细则的落实,房地产市场需求将受到抑制,短期内市场观望的可能性加大。各地政府都提高公积金贷款门槛或下调公积金贷款额度等方式来收紧住房公积金政策。随着调控政策效果的显现,预计今后房屋交易量增幅将出现回落。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过2012年大量销售,企业资金压力缓解。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上半年调查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第一季度,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增长29.3%,增幅比去年同期增加21个百分点。其中,定金及预收款同比增加62%,增幅比去年同期增加71个百分点;个人按揭贷款同比增加61%,增幅增加66个百分点。国内贷款同比增加20%,增幅比去年同期增加7个百分点。企业资金充裕状况是影响短期房价走势的关键因素。在这样的市场环境和资金状况下,企业采取降价销售的动力不足。房地产企业未来竞争将更加激烈,更应该把经营的重点放到房地产营销中来。 2、完备的可行性分析有待加强。开发商在做产品市场定位分析时,往往根据个人经验进行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市场调研不够深入仔细,甚至流于形式,没有为可行性分析报告做出实际的贡献。由此导致开发商对市场的投资判断失误,所开发产品与消费者的需求出现脱节,中期出现产品滞销的情况,给整个项目运营带来较大风险。 3、营销行为中存在虚假信息和欺诈现象。近期对房地产企业的投诉也越来越多,投诉比例节节攀高。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统计,截至2012年底,消费者对住房、汽车等产品的投诉位居投诉榜前列,特别是对住房的投诉比例比上年同比增长了38%。调查表明:房地产销售多通过大批量的广告投放,建立高度的市场认知度。但在房地产广告中也存在虚假信息和欺诈现象,干扰了房地产市场秩序,并引发了法律纠纷,损害了房地产企业和行业的形象及诚信度。 二、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分析 行为经济学是指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它通过观察和实验等方法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的研究。行为经济学是一门介于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它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重视对人的非理性行为的研究,试图根据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进行修正,将非理性等复杂的人类行为分析融入标准的经济理论之中。 1、认知心理对房地产营销行为的影响。在传统经济学当中,我们假定消费者能够获得充分的信息。然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消费者的认知偏差影响了信息的正确加工,因而消费者所获得的信息并不是充分的。心理预期是相对于“参照点”而言的,房地产市场中,参照点就是人们对房价的期望。假设房价一直上涨,若现期以低价买房,则末期高涨的房价就是“获得”;反之,就是“损失”。不管用“认知偏差”还是用“信息不对称”的原理来分析这一问题,结论都是类似的,那就是,消费者并没有能力充分的认识所认购的房屋的真实情况,因此处于认识上和信息上的劣势。 2、情感心理对房地产营销行为的影响。人们在购物决策中往往出现所谓的“感情冲动”,这种“感情冲动”可以为消费者带来“瞬时效用”。这种“瞬时效用”表明,“感情冲动”本身已经为消费者带来了一种效用上的满足,消费者在住房购买过程中“情感冲动”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情感冲动”将会影响消费者在住房购买中的最大化决策。有研究表明,一些购房者并不能够完全理性地把握自己的购房行为。在长时间房地产积极看好的舆论影响下,消费者对于房价的参照点不断提高,很容易产生一种急躁与盲从心理,从而产生从众行为。房价越涨,从众行为愈演愈烈。结果便是房价持续攀升,直至需求不能给价格足够的支撑乃至产生泡沫。 人数越多,情感心理起到的作用和影响也越大。正是这种“感情冲动”行为所形成的泡沫,增大了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性。从市场参与者的角度来看,除了普通购房者,其他参与者都从不断攀升的房价中直接获利。房价上涨使商业银行在短期内将获得更多的利润,从而形成了商业银行的信贷与房价攀升互相刺激、互为因果的局面。最终,房地产市场的各方参与者共同造就了房地产的市场泡沫,多方的投机心理共同吹大了泡沫,形成所谓的房价泡沫、地价泡沫、供求泡沫和资金泡沫。 3、社会心理对房地产营销行为的影响。我国的文化传统使得消费者的个体行为更容易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在我国,人们非常重视和周围人保持良好的关系,非常重视周围人的看法和意见,尽量使自己的言行不超出正常人接受的范围。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使人们形成了积极的心理预期,加之媒体的报道和地产商的鼓吹,都推动着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国家刺激消费、加快经济建设的主旋律激活了房地产市场的投资热情,各地纷纷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从行为经济学上分析,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互相影响,消费者在一次又一次的“正强化”的作用下,加之从众行为的群体放大效应,于是更加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不良发展。 三、基于行为经济学对完善当前房地产营销的建议 1、关注购房者的心理,转变营销思维模式。基于行为经济学,微观角度分析房地产市场中购房者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对于购房者理性买房、房地产营销以及平抑房地产价格具有重要的意义。倡导购房者一定要做到理性购房,对自己有个准确的定位,购买适合自己的住宅,不要被媒体的大肆宣传所迷惑,避免不正确的认知心理产生。政府可以利用媒体向购房者提供确切的房价变动信息,防止由于“认知偏差”造成的房价持续上涨和持续下跌。房地产商可以利用购房者的心理研究细节营销,改变营销思维和方式,更好地促进房地产销售。 调整营销模式,建立客户导向型的全程营销机制。各开发商优秀能力的侧重点不同,营销组织形式也可以有其独特性。但是,基本的框架应该大同小异。以客户导向型全过程营销理念为指导,未来楼市的竞争是产品的竞争,更是客户资源的竞争。能够准确地把握购房者心理,更准确、快速、高效地将客户的需求反映到产品上,并能够提供全程客户服务的企业才能保持优势。 2、结合消费者需求,挖掘产品自身优势。当前房地产消费者需求已呈现出高度多样化和个性化趋势。由于消费者的职业、收入、家庭结构、生活方式不同,房地产市场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房地产企业应针对市场需求的差异,在细分市场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企业自身的资源、条件、竞争对手的状况,合理选择目标市场,科学进行市场定位。调整房地产市场的需求结构,解决房地产市场供求的结构性失调问题。同时,合理的目标市场策略有利于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有利于企业在市场中建立自己的特色,强化企业的品牌效应,使自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求得持续、长远发展。房地产营销者只有充分研究消费者的需求,并将其贯穿于楼盘开发的全过程,才可能使自己的开发项目成为市场亮点。 3、加强品牌营销力度。建立良好的品牌对营销活动十分重要。未来房地产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品牌的作用日益凸现。品牌不仅是宝贵资产,还能强化企业在市场和行业中的地位,在房地产营销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营效益。建立良好的品牌,要使建设的楼盘拥有优良的品质、适合的价格以及完善的售后服务。而且从行为经济学上来说,良好的品牌效应,可以满足消费者在消费时的那种愉悦感,从心理上得到了更大的满足。一个品牌代表着服务质量,企业的形象和顾客、公众和社会对它的评价。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品牌意味着客户吸引度,意味着稳定的客户群,意味着同一品牌覆盖之下的持久、恒定的利益。随着2012年火暴的销售,房地产企业大多资金充裕,所以必须加强内涵建设,注重进行品牌效应的积累,对品牌的创造和维护应该贯穿整个项目的始终。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品牌成为企业的竞争优势。 4、单向营销向全程营销、整合营销转变。房地产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迫使企业不断重新审视面临的市场环境,并做出反应。传统的单一营销方式面对发生了变化的市场已表现出疲态,房地产营销将从传统的依靠单一营销向整合营销转变。营销将会提前在早期介入房地产开发过程,注重前期规划设计、中期策划运营和后期物业管理几个主要过程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不但实现业主的购房愿望和开发商的经营目标,同时通过全程管理为物业的保值、增值提供专业化服务,以全过程营销的方式在更宽泛的领域内实现其价值。整合营销是把房地产咨询、广告、招商、营销、会展、信息各功能板块集成起来。整合营销是对价值链的整合,可以保证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各个环节的质量,以实现顾客价值的最大化;可以更有效地管理各种相关资源,以发挥高效的经济效益。整合营销推崇用动态的观念看待市场,既有利于顾客,又有利于企业,可以实现双赢局面,正在成为房地产营销发展的主流。 四、结束语 综上说述,随着2013年一系列房地产政策的出台和落实,未来房地产市场的交易量增幅必定逐年放缓,现实的市场环境必然迫使房地产企业研究市场、重视营销,把营销管理上升到企业发展的战略高度,从研究消费者的心理及行为出发,针对未来的市场情况,立足于市场调研,充分尊重消费者个性特征,尊重和满足消费者需求,加强品牌建设,进行全程营销,房地产企业在日后必定能够获得成功。
政治哲学论文:柏拉图美德的政治哲学论文 1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定性 在柏拉图时代,正值雅典城邦由盛而衰的变革期,而且长达28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与种种内忧外患,使得本来井然有序的经济受到打击,而昔日引以为豪的民主政体也日益暴露其弊端,濒于解体。各阶级、各阶层斗争激烈,党争频繁,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和宗教信仰等,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道德信仰的危机和价值标准的混乱。人们传统所追求的处于最高价值地位的“美德”概念,如善、正义、勇敢、节制、忠诚、等等,已经成为一句空喊的口号。同财富、利益、荣誉相比,这些美德概念只不过是人们装点门面的摆设,并没有真正地去履行。庸俗的物质生活腐蚀着人们的思想,真正的美德已经被人们抛之脑后,幸福离人们越来越远了。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对现实存在的问题予以深刻思考并发现:一个人不真正去理解美德本身,他就无法成为美德之人。社会上有许多自称有“美德”的人,但这些人根本不懂得美德为何物,因此他们的实际行为往往与美德背道而驰,忽略了真正让他们获得幸福的东西。他指出,假如要医治这些人所存在的毛病,唯一的良药就是让人们懂得美德本身,做到言行举止都符合美德。就这样,柏拉图不仅借老师的眼睛看清了雅典的美德现状,而且还继承了老师的智慧,找到了挽救日趋衰微的城邦的信心。可老师离世,又让他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任重而道远。于是,为了医治导致城邦衰颓的疾患,他把苏格拉底的伦理学改造成为一种全新的政治伦理学、政治哲学和法伦理学,而《理想国》正是对其作了最完整的表达。从他对现实的关切以及对未来的终极关怀可以看出,他的政治哲学是建构在道德伦理基础之上的。 2柏拉图对“美德"的现实关切 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柏拉图也坚定地相信。苏格拉底把美德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注重教育,注重对灵魂的研究,因为灵魂(理智)能使人明辨是非,分清什么是美什么是丑。这样,人们才能成为有美德的人。显然,他尝试把从老师那里继承来的——美德即知识作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如果“每一个灵魂都追求善,都把它作为自己全部行动的目标”,那么人就天生具备了美德的能力,柏拉图把它归结为“善”。因为“善”不是直接显现的,因此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或者掌握这种至善的美德。对此,柏拉图解释为,人们日常所看到的都只停留在直觉上,往往是意见的正义和美,缺乏对至善本身的了解和认识,因此,也就无法确立起对“善”稳定的理念。在这里,柏拉图对美德的认识,已经超越其老师,认为不能停留在只单纯地追求普遍意义上的美德,而认识到,寻求美德真理性知识的本身也是一种美德。这一转变,让柏拉图在他的道德政治哲学中怀揣着一种信念,那就是无论是个人还是城邦,都有可能实现某种客观存在的“至善”的生活。对美的不懈追求,让柏拉图认识到美德这种善,具有客观存在性,是一种真理性知识。然而由于这种知识源自一个超经验、超感性的理念世界,所以也赋予了美德具有超越人的认识能力之上的特性。因此,人们能否成为有美德之人或过上至善的生活,柏拉图认为这取决于对善本身的认识以及掌握的程度。在他看来,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本身”,这就是该事物的理念。而人们之所以具有美德,也是因为人们分有美德这种善的理念。理念在这里,是一个自在的世界,其中最高的理念是关于事物善的理念,即“善本身”。何谓善的理念?柏拉图是这样解释的:善的理念是指“给予知识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主体以认识能力的东西,它是知识和认识中真理的原因”。在《理想国》第六卷中,柏拉图用“H喻”对美德与至善的关系问题作了形象的描绘。在这个比喻中,有五种类型的存在:太阳、眼睛(视觉能力)、理智、意见、阳光。一般人只知道人能辨别出各种各样的颜色,是因为人的眼睛具有视觉能力,而不知道“如果没有一种自然而特别适合这一目的的第三种东西存在,人的视觉就会什么也看不见”。柏拉图认为这第三种东西就是太阳所发出的光,是它把人的视觉与可见事物连接起来的。那么太阳跟视觉和可见事物之间有什么关系?柏拉图认为,这三者问的关系就“正好像可理知世界里面善本身跟理智和可理知事物的关系一样”_,当可见事物被夜晚的微光所照时,人们只能看到它们模糊的样子,在脑海里也只能形成模糊的印象,柏拉图称这种模糊的印象为“意见”,是变动不定的;当可见事物被太阳所发出的光照耀时,这时人们不仅能清楚看到,而且还可以了解它们,形成清晰的记忆,柏拉图称之为“理智”。在这里,太阳所发出的光喻指“善”,太阳喻指“至善”,而具体的美德就像是太阳光,它虽像太阳,但不能把它就看成是太阳。在对“日喻”作形象的描绘中,柏拉图把世界分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以诠释美德理念和具体美德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言行举止之所以偏离了美德,使美德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柏拉图认为是人们往往只看到或承认众多的、普遍的美德,而不相信真实存在的只有美德本身,由此所获得的知识只能是模糊的、变动不定的意见。而要成为一个有美德的人,柏拉图认为必须让意见变为真理,并透过太阳光,直视美德理念本身,即“至善”。只有做到这一点,人们才能使自己的的行为合乎人类正义的最高要求,成为正义和美的护卫者。 3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实现的伦理路径 美德是一种真理性知识,可以通过教育来获得,而获得美德的人,在苏格拉底看来是最幸福的。但实际上,美德与现实产生了偏差,并陷入了这样一个困境:“个人的道德修养并不能使个人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反,在一个不讲道德的国家里或者在一个不讲道德的人面前,讲道德的人往往受到损失和伤害,不但不可能引起国家风气的好转,就连‘独善其身’也做不到。”E2]柏拉图彻底的反思着,单纯的个人美德为什么在现实面前尤其是在面对国家政治时,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和无能为力?他根据雅典民主政体的兴衰成败以及苏格拉底对现实的诊治,开始慢慢地从追寻单纯的个人幸福扩大到追寻城邦和个人整体的正义。在这里,柏拉图尝试把他的政治哲学建立在伦理道德之上,通过对城邦和个人美德的探寻,去绘制理想国的蓝图。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列举了许多“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美德规矩,如“年轻人看到年长者来到应该肃静,要起立让座以示敬意;对父母要尽孝道”;“朋友之间不分彼此”。,等等;并不断鼓励人们“起而恢复固有的秩序”。这些在柏拉图看来,虽然是人与人之间普通的美德规矩,但对一个城邦而言,它也需要这些美德规矩来支撑和巩固。他把这些规矩概括为“四德”,即智慧、勇敢、节制、正义_。智慧既是美德本身又是美德的智力保证,因为“美德即知识”,智慧即知识,那么美德也就意味着智慧,有了智慧才能“成为事理通达之人”。但这样的人却是极少数的,它存在且只存在于统治者身上,城邦只能由他们来统治。勇敢,“就是一种保持”,“保持住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可怕事物——即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害怕——的信念”_媚,而“永远不抛弃它”。这实际上是国民对城邦的忠诚热爱,主要体现在武士阶层,“因为与野蛮的胆大妄为不同,政治的勇敢只有通过教育才为天性适宜的人所具备”,而武士就是这种天性适宜的最佳人选。另一方面,节制就是控制,是“一种好秩序或对某些快乐与欲望的控制”。。在柏拉图看来,人的灵魂有两部分,分别是“较好的”和“较坏的”,“较坏的部分受天性较好的部分控制,以此达到整体的和谐。与智慧、勇敢相比,节制不属于国家具体的部分,而是贯穿于国家乃至全体公民中,起到连结的作用,以实现和谐。按柏拉图的话,“节制就是天性优秀和天性低劣的部分在谁应当统治,谁应当被统治——不管是在国家里还是在个人身上——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一致性和协调”。在找到国家三种美德性质之后,柏拉图开始寻找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种美德,即正义。因为只有正义“才能够使智慧、勇敢、节制在这个城邦中产生,并在它们产生之后一直保护着它们的这个品质。正义有“个人正义”和“城邦正义”之分,柏拉图以“由大及小”的方法,先探究城邦正义,然后再回到人自身,考察个人正义。正义作为最后一种美德品质,它既是存在于城邦也存在与个人身上,仅就正义的概念而论,“一个正义的个人和一个正义的国家是毫无区别的”¨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弱,简而言之,就是“各做各事”。但在它们各自的表现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在个人正义上,柏拉图根据人的心灵结构,分为激情、欲望、理智三部分,它们“各自分立又成立一个有节制的和谐整体”他。在城邦正义上,与人的心灵结构相对应,也有3个等级的人,即统治者、武士和生意人,他们分别拥有智慧、勇敢、节制的美德。他们按各自的天性,“在国家内做他自己份内的事情”,各处其位、各司其职,互不相扰。而这样的国家是合乎正义的,因具备了智慧、勇敢、节制这些美德。 4法律和教育对美德的实现支持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既然美德是国家政治得以实施的道德基础,那么是否意味着柏拉图在实行“德治”的同时,排斥着“法治”呢?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一直有这样的观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只想构建他的道德王国,对法治和法律的问题是“无暇顾及”。其实,柏拉图在构建他的道德王国时,并没有完全以“德治”排斥法律,相反,他认为“德治以其更本质、更长远、更理性的优势弥补着法的缺憾,推动着法律价值的真正确立,保证着城邦的良好秩序与和谐统一”_。苏格拉底曾说过:“公民必须遵守法律才是正义的。”因此在判处死刑时,他拒绝了逃跑。但这法律本身就是不正义的。也正是苏格拉底的死让柏拉图看到了正义与法律之间的矛盾关系。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根据个人与城邦正义的概念——各做各事,对社会各行各业进行合理的分工,目的在于形成和谐、有序的正义秩序。而法律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产物,一旦成立,便会成为一个无形的框架以限定个人或城邦的行为。同时,法律又是时代的产物,不会恒久不变的,它会根据制订人的不同而不同。因为人的品质有好有坏,因此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品质坏的人制订恶的法律;尽管法律是由品质好的人制订,却会因为品质坏的人使用,而被不公正地适用。如何保障善的法律公正地适用?柏拉图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即对立法者施以美德,实行“德治”,让他们具有美德四种特性:智慧、勇敢、节制、正义,这样他们灵魂中的“理智”就会战胜“激情”的无限膨胀,从而抑制恶的要求。由这些人制订的法律就是善的、正义的。尽管法律在《理想国》中没有过多的描写,但它绝不是“实现正义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陪衬”。美德的实现离不开法律正义的支持。对于这一点,柏拉图在之后的政治实践中渐渐地认识到。他也开始反思自己苦心孤诣绘制的理想国为何不能成为现实,难道真的只存在天上吗?对于此,柏拉图自己也惶惑。但当他经历了3次西西里之行的不幸遭遇后,他发现正义国家的实现,除了美德这个伦理基础外,还需要法律予以支持。因此在后来的《法律篇》中,他把法律从奴婢提升到主人的地位,把它看作是实现城邦和个人正义最可靠的保证。美德在这里已不再是简单的“各司其职”,而是意味着“最高美德是节制或自我克制,这指的是一种守法的意向,或一种尊重国家制度和愿望,使自己服从国家的法定权力的精神”。只有这样,美德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而这样的国家才是“第二等好的”。美德的实现,除了法律的支持和保证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教育。美德即知识,是可以通过教育来传授的。这样,传授美德的教育体制就顺利成章地成为一个“至善”国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整个教育体系中,道德教育是优秀的内容,目的在于造就各方面完善的人,让他们各司其职。基于这种考虑,柏拉图也赋予了教育以独特的使命:教育不是直接教授美德,而是促使灵魂转向,使得“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教育的目的也正如此。但人的天性是有区别的,柏拉图根据人天性的不同,制订了不同的教育方案。针对于城邦的护卫者,他非常重视音乐和体育的结合,目的在于“使爱智和激情两部分张驰得宜配合适当,达到和谐s。而对于统治者,他注重从小培养,而最理想的人选,柏拉图认为是哲学王,因为他们是“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是能把握永恒不变的事物的人”,他们热爱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把理想国变为现实,建立一个美德、和谐、有序的国家。通过教育,人们意识到自身之所是,并培养和发展行其所是的美德;而城邦,也会因为在合适的人的统治下,意识到它的最高的善。所以,对柏拉图而言,只有当城邦和个人的正义实现—国家成为至善的国家、个人成为至善的个人时,基于美德基础的道德王国也能最终实现,这也是他的政治哲学的终极关怀。 作者:谢敏芳 单位:合肥学院 数学与物理系 政治哲学论文:形而上学命题的政治哲学论文 一、形而上学命题 霍布斯所谓的对“最一般和最普遍的概念的定义”实际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形而上学命题,例如,我们一说起笛卡儿,就会想到他的三个著名的形而上学命题:心灵的非物质性、上帝的存在以及心物的二分等。但是,如何才能断定一个自然哲学命题就一定是形而上学命题而不是其他的命题呢?这里我们不妨借用沃特金斯的判断标准。沃特金斯说,一个对世界做出真实断言但是又不能经验地加以检验的命题就是形而上学命题。可是我们又该如何判断一个命题是真实断言呢?沃特金斯认为,如果一个命题不但本身不能经验地加以检验,而且还与本身可经验地加以检验的另一个命题相矛盾,那么这个命题就是一个真实断言。举例来说,当霍布斯说,“一切运动对一切无论什么样的物质都会产生某种影响”时,这是否也意味着,我打一个喷嚏也会影响到遥远的银河系呢?打喷嚏能否影响到遥远的银河系,这是一个常识,因此这是可以经验地加以检验的,而霍布斯的命题显然与此相矛盾,并且它本身也不能经验地加以检验,所以霍布斯的这个命题就是一个真实断言,因而它正是一个形而上学命题。“当霍布斯写下他的这个命题时,他同时代的数学家约翰•瓦里斯就写信讥讽他道,“跳蚤的一跃不会传导到印度群岛”。霍布斯随即回信反唇相讥,“如果我问你,你怎么知道?你也许狐疑满腹,却回答不出一个字来。”“删瓦里斯是在用经验命题来反驳霍布斯的形而上学命题,因此是用错了武器。比如说,如果我们拿常识的标准来衡量“燕山雪花大如席”,显然会觉得这句诗荒唐至极,因为根据经验来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大如席的雪花。毫无疑问,瞿布斯老家的“跳蚤的一跃”,的确不能引起印度群岛那里任何可观测得到的变化,但是这却不意味着它在那里无论什么变化也没有引起。这里需要提及的是《短论》中的一个形而上学命题。《短论》是霍布斯重要的哲学著作,里面的许多有关自然的观念为霍布斯后来的政治哲学埋下了伏笔。 就是这样一本重要的著作,却被施特劳斯弃之不顾,他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本自然哲学著作,因此“与我们的目的关系不大”“而施特劳斯所说的目的,就是要寻找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和开端。施特劳斯认为与他的目的有关的两个文献,一个是霍布斯为自己的译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写的“导言”,另一个是他为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所作的两篇英文汇纂。其实,《短论》不仅有关于物理世界的论述,也有关于人在物理世界中之自然状况的论述。据沃特金斯说,书里的观念“除一个以外,所有其他的观念都基本上毫无改变地存续到他后来的哲学和政治著作中去了。”“啪’这一例外就是霍布斯在本书第二部分中提到的“流射论”。太阳离我们人类十万八千里,可是它还能把它的光传导给我们,霍布斯深深地被这种自然现象所迷惑。于是,它开始思考如下这个问题:一个物体(施动者,agent)如何能够作用于另一个离自己较远的物体(受动者,patient)呢?霍布斯认为,物体的相互作用必长春市委党校JOURNALOFTHEPARTYSCHOOLOFCPCCHANGCHUNMUNICIPALCOMM兀1tE须相互接触才能实现,因此,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离自己很远的物体的作用,可能会以两种可能的方式实现,即要么前一个物体先向其周围的物理介质发出一种运动,这个运动经过层层传递,最后影响到后一个物体;要么前者从自身抛出许多微粒(霍布斯称其为物素,species),有些微粒于是撞击到后者。假定这种作用通过第一种方式来实现,那么就会得出平行受光面比垂直受光面更加明亮的荒谬结论来。既然这显然有悖于经验,那么前一个物体一定是以第二种方式来实现其作用的,也就是说,太阳是通过流射来传递其光芒的。然而,翟布斯后来认识到流射理论也有它难以克服的困难。“如果物体不停地发送出如此众多的实在的物素而本身又得不到供应,它们将何以自存?这真难以确定。”“啪”况且,如果发光体把自己的流出物永远不停地甩出去,这就要求它必须拥有内在的自我运动的能力。可是霍布斯已经说过“无物能把运动给予自身”(见前引霍布斯的手稿),更何况他在该书的“第一部分结论十”中也声称“没有东西能够移动自己。有鉴于“流射论”存在的以上困难,霍布斯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这种理论,因此它没能存续到他后来的政治思想中去。 二、“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和善恶标准 霍布斯在《短论》开篇写道:没有被添加也没有被减去的东西将保持原来的样子。根本没有与它物接触的东西,就既不会被添加什么,也不会被减去什么。“这两个形而上学命题可以概括为一个命题,即“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这个命题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霍布斯如何看待意愿、思想和感觉等精神活动。我们知道,笛卡儿在《第一哲学沉思集》里,从他唯一绝对确信的真理——“我思,故我在”——出发,推导出“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一个理性。”这个“我”就是心灵,笛卡儿认为这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是心灵实体。思想(包括怀疑、意愿、想象、感觉等)就是这个精神性实体的属性。霍布斯却反对这种推论,他说,“说‘我在运思,所以我是思’,这比说‘我在散步,所以我是散步的实体’好不到哪里去,它们都不是好的推理”。 霍布斯的意思是说,假如这种推理有效的话,这就意味着有多少活动就有多少实体。霍布斯的主张是,“所有活动的主体只能以有形体的样式来想象”,因为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非物质的东西会完成某种活动。和笛卡儿不同,霍布斯不认为思想、意愿、想像和感觉等都是心灵的属性,“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告诉我们,这些既不是物质的东西,也不是非物质的东西,它们只是物质的东西当中所发生的变化,因为只有物质的东西才能被其他物质的东西所推动,从而引起它们的变化。思维、感觉、想像和意愿都是某些种类的物体被迫卷入其中的活动。这里“某些种类的物体”就指人的感官,它们之所以“被迫”是因为它们受到了外物的撞击,而不是它们主动去撞击外物,外物对感官的撞击留在我们大脑里的东西就是观念或印象。既然意愿等都是感官被迫卷入其中的活动,当我伸手拿杯子时,看起来“好像是我们把物体拿到了我们这里,而实际上不如说是物体通过位移把我们吸引到它那里。”“∞‘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使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目的因实际上只不过是伪装起来的动力因,也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杯子是目的因,而实际上它不过是动力因,用霍布斯自己的概念来说就是,杯子是施动者,我是受动者。由此我们看到霍布斯是如何颠倒了传统的施动者和受动者的观念。于是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霍布斯会否定自由意志。因为当“我想要”(wil1)某物时,“我”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施动者,它只是一个受到“某物”推动的受动者。因为我的意志是受到某物的推动的,因此我的意志不可能是自由的,它是受到这物的推动而不是主动去要此物的。霍布斯说,没有东西从自身获得其发端,它是受到自身以外其他直接的施动者的作用以后而发其端的因此,起初当一个人对某物有欲望或意愿(wil1)时,(而他对此物不久之前还没有欲望和意愿),他的意愿的原因却不是意愿本身,而是其他不受他掌控的东西。霍布斯在《短论》中也说,欲望的行为是动物精气(animalspifi)朝着移动自己的事物的运动。这个事物就是动力因,或施动者。欲望是被移向这个事物的被动的能力。因此,在一个人们除了追求因果地(causaHy)吸引着他们的事物、此外便别无其他选择的世界上,可以被他们称作善的也正是那些事物,即善对每个事物来说,都是那个有主动能力把它们吸引到自己这里来的东西。“相应地,恶就是那个有主动能力把每个事物从自己这里排斥出去的东西。霍布斯又补充说,对一个人来说是善和他想要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未必如此吸引一个人的东西,则不一定吸引另一个人。 霍布斯甚至不忘记把善恶观念与运动联系起来。霍布斯认为,动物有两种运动,一种是生命运动(vitalmotion),一种是动物运动或意愿运动(animalmotionorvoluntarymotion)。生命运动“从出生起就开始,而且终生不问断:如血液的流通、脉搏、呼吸、消化、营养、排泄等过程便属于这类运动。”“嗡’而“生命之源则位于心脏。当意识中的运动传播到这里,必然会引起生命运动的变化或改变,即要么促进它,要么延缓它:要么协助它,要么阻碍它。当阻碍它时,这意识中的运动就是快乐;当延缓它时,它就是痛苦、麻烦、忧伤等。”“阿人往往会把自己想要的东西称之为善,把自己讨厌的东西称之为恶:快乐是人想要的东西,因此快乐是善,痛苦是人讨厌的东西,因此痛苦是恶:有助于生命运动的东西既然是快乐,那么它就是善,阻碍生命运动的东西既然是痛苦,它便是恶。下面一段话是霍布斯著名的善恶宣言:任何人的欲望的对象就他本人来说,他都称为善,而憎恶或嫌恶的对象则成为恶:轻视的东西则称为无价值和无足轻重。因为善、恶和轻视状况等词语的用法从来就是和使用者相关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单独地、绝对地是这样。也不可能从对象本身的本质之中得出任何善恶的共同准则,这种准则,在没有国家的地方,则是从代表国家的人身上得出的:也可能是从争议双方同意选定,并以其裁决作为有关事物的准则的仲裁人身上得出的。正是从这里,霍布斯得出了他的关于自然状态的重要论点,即不存在天生(或根据自然而来,bynatur~的区分善恶的共同标准。因此,如果没有共同标准,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共同标准:而为了使一个共同标准能够建立起来,就必须确立一个主权者,这个主权者的命令即民法(civillaw)就是共同的标准,它规定何者为善,何者为恶。 三、“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和自由 “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所隐含的肯定含义是只有有了推动才会有变化。一旦这种推动施加给某物,它不但会运动起来,而且,只要它不受阻碍的话,它就会永远运动下去。霍布斯说,无论什么东西被推动起来,只要它旁边没有它物促使它静止下来,它就会永远移动下去。既然运动对霍布斯来说是如此基本的观念(因为自然现象的原因没有不在于运动的),那么,可想而知,霍布斯的自由概念也不会离开他的运动观念。实际上霍布斯确实是以运动来定义自由的,他说,自由一词就其本意来说,指的是没有阻碍的状况,我所谓的阻碍,指的是运动的外界障碍,对无理性与无生命的造物和对于有理性的造物同样可以适用。“睨由于霍布斯坚持运动只能是物体的运动,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物体;如果不受阻碍的运动就是自由,那么万物的运动只要不受阻碍,万物就都可以有自由。这当然也包括人,即人的自由也是“没有阻碍的状况”,因为人也是物体。可是,虽然人也是物体,但人却不仅仅是物体,因为,和单纯的物体比起来,人还多出了一个东西,这多出来的东西就是意志。霍布斯其实并不想使用“意志”这样的词,因为这会给人错误的印象,使人们以为他也承认意志是一个东西(实体)。于是霍布斯急忙出来澄清。意志与其被称作意志,还不如被称作“意愿的行为”,它不是“意愿的能力”(theact,notthefaculty,ofwilling),而是“在斟酌之中,直接与行动或不行动相连的最后那种欲望。”意志既然是欲望,而欲望又是什么呢?霍布斯当然不会说欲望是又一个实体,他认为欲望是无法测量的极细微的身体的运动,霍布斯称这种极细微的运动为意动。由此观之,人的自由就不单单是“运动不受阻碍的状况”了,它应当是“人的意愿(voluntary)运动不受阻碍的状况”。霍布斯对“自由人”的定义是:自由人一词根据这种公认的本义来说,指的是在其力量和智慧所能办到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阻碍地做他愿意做的事情(todowhathehasawilltodo)的人o霍布斯甚至认为,~个在劫匪持枪逼迫之下遂主动顺从劫匪的人也是自由人,因为劫匪并没有禁止他去“做他愿意做的事情”,即他还可以避免被射杀。由人的自由,霍布斯又论到臣民的自由。既然万物的不自由都是由于受到了外物的约束,接下来,霍布斯就不得不说说外物的约束都有哪些。我们已然知道,霍布斯把物体分为自然物体和人为物体两种,那么,外物的约束也应该分为自然约束和人为约束两种。而这人为的约束在国家状态下就是民法(civillaws)o在自然状态下,人只受到物理障碍(自然物体)的限制。换句话说,这些物理障碍一旦被除去,人就会处于绝对自由的状态。一当人们相互立约而放弃他们对一切事物的权利,从而进入国家状态之下,他们就失去了这种自由。然而,在进入国家状态时,他们虽然放弃了“一切人对一切事物的权利”(therighttoallthings),他们并不是放弃了所有的权利,他们是带着他们保留下来的某些权利进入国家的,这些保留下来的权利包括:民法不禁止的行动权,自我防卫权,使用食品、药品、空气以及其他为生存所必须的东西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霍布斯所谓的臣民的自由。亚里士多德教导说,民主政体下的人民享有比任何其他政体下的人民更多的自由,霍布斯却认为这种学说是一派胡言,因为无论在什么样的政体中,主权者都拥有同样大的权力,因此任何政府形式下的人民所受到的约束也都是一样的。虽然路加城的城楼上写着耀眼的“自由”两个大字,那里的人具有的自由却不比其他城邦更多,他们也没能更多地免除国家的徭役。 四、生命运动和自然平等 霍布斯早期相信人的感觉一知觉产生于体内运动的变化,而我们从以上论述中也已经得知,快感和痛感既然也是感觉,它们也同样产生于体内运动的变化,只不过体内运动在这里是指生命运动。快感和痛感产生于生命运动,这隐含着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它说明心灵永恒的宁静在今世是不存在的。原因是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运动,不可能没有欲望,也不可能没有畏惧,正如同不可能没有感觉一样。另一层含义是,它说明满足的状态不是快乐,因为这种状态并不包含任何对生命运动的促进。霍布斯说,“今生的幸福不在于心满意足而不求上进”,而在于不断加速生命的运动,从而释放出更多的快乐。这说明幸福是一种动态而不是静态,“幸福是欲望不断前进的过程”,‘幸福不在于已经兴隆,而在于正在兴隆。”“∞由于人可以无止境地促进生命的运动,因此,获得幸福的进程也是无止境的,这意味着,不存在最大的幸福或最高的善。“旧道德哲学家所说的那种终级的目的和最高的善根本不存在。”“盯但是我们却不能无限止地延缓生命的运动,因为生命运动一旦停止,这种延缓也跟随着终止。生命运动的停止意味着死亡,因此死亡是最大的恶,最大的不幸。因此,霍布斯说,每个人都趋善避恶,而自然之恶中的首恶就是死亡。趋善避恶是人的自然冲动,这种冲动一点也不亚于石头的自由下落。“霍布斯认为恶中之首恶就是为他人所杀,霍布斯称其为“暴死”(violentdeath),它最为人所厌恶。同时,瞿布斯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相信人类中间和自然界一样存在着天生的等级。亚里士多德相信这种天生的差别是质量上的差别,霍布斯却不同意这种看法。既然“人共有一心,共有同样的精神能力”,“都为物质所生,为推动所动,即使有这种天生的等级,这种等级也只是数量上的差别。于是,人对暴死的厌恶,再加上在自然状态这样的战争状态中人人都有可能暴死于他人之手,就产生了霍布斯公民哲学最重要的原则,即自然平等原则(naturalequality)。翟布斯说,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以致有时某人的体力虽则显然比另一人强,或是脑力比另一个人敏捷,但这一切总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到使这人能要求获得人家不能像他一样要求的任何利益,因为就体力而论,最弱的人运用密谋或者与他处在同一种危险下的人联合起来,就能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杀死最强的人。但是,自然状态之下的人们却很不情愿承认这种平等,尤其是在他们具有优势力量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表现得既傲慢又狂妄。由于人出于自负和骄狂(vaniytandpride)往往会招致生命危险,因此它们便为霍布斯的第九条自然法所禁止,即每一个人都应当承认他人与自己生而平等,违反这一条准则就是骄狂。至此,霍布斯为其公民哲学算是打好了地基,在此地基之上他就要着手建造他的整个政治哲学大厦了。霍布斯的思想是一副完整的图画,其各个部分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既然一个作者的所有观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些观念之间一定存在着逻辑联系,这种逻辑联系意味着,霍布斯的某些形而上学观念蕴含了其政治哲学观念。而这种蕴含又意味着,政治哲学观念是形而上学观念的意义。 作者:王军伟 单位: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亚里士多德城邦概念政治哲学论文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言必称希腊”就表征了希腊文明在世界思想文化系统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理论自然科学要想追溯它的今天的各种一般原理的形式史和发展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而“城邦”这一概念就是在古希腊这一文化系统中孕育生成的。当前,学界对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的研究多从单一视角进行(未见进行多维视角),且少见对自然本性和伦理政治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思考和辨析。基于此,本文做出一点尝试和努力,以求教于同仁。 一、“城邦”的自然涵义 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自然”这一概念出现的频率极高,且使用频繁。他认为,事物依本性而自然存在,而且其发展运动的动因在事物内部,而不依于它物。“本性就是自然万物的动变渊源”。(《形而上学》)。可见,亚里士多德主要从事物的自在本性和发展根据两方面来理解和运用“自然”概念。这是一般层面的物质宇宙意义上的概念。与上述有别,进入政治哲学领域,在阐述城邦概念时,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则指涉社会生活领域里的具有自然生发意义事物的功能。他认为,作为一种社群性的组织形式,城邦是从家庭、村坊中自然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人类出于自然本性和繁衍后代的本能需要,“由于男女同主奴这两种关系结合,首先就组成‘家庭’。家庭就成为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基本形式”。这样,男女的自然本性使得家庭作为一个基本单位而具有自然的属性。进而,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自然繁殖,而使家庭人口增多,单个家庭就产生了分化。随着人们对多样性的生活自然需求增加,多个家庭联合而形成村坊(家庭组合形成的村坊具有自然性质)。最初的村坊一般是由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后代(家庭)所组成。村坊的进一步联合,形成一个自足性社群型组织,即城邦。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村坊——城邦”的依次自然分化和联合就是城邦形成的一般过程。而社群组织形式发展到城邦阶段,就实现了自身的自然本性。从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形成过程的设想就可以看出他的自然目的论倾向:城邦是自然形成的,它是社群的最终目的以及社群本性的自然显现和展开。“用海德格尔的话,‘自然’就是自身的绽开、显现与升起,是自己使自己显现的力量。简单地说,‘自然’不是指先于人的自在的物理和生物世界,而是人的生活世界的全体。”[3]这里的“自然”就具有了一种内在的目的性,而正是在此意义上,城邦才得以自然生成。 二、“城邦”的政治涵义 在古希腊,城邦与政治概念关系极为密切,并由其演变而来。国内著名学者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中说:“城邦制度既是希腊的传统,也是希腊政治思想的不可违背的潮流,是希腊政治学的既存前提。离开了城邦制度就没有政治学。柏拉图的《理想国》,无论他的‘理想’内容如何,他所理想的国家是一个城市国家,即城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把城邦规定为‘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他的政治学,不折不扣是城邦政治学。”[4]在古希腊人的政治语汇中,“政治”一词源自“波里”,该词在《荷马史诗》中指堡垒或卫城。同“乡郊”相对。雅典的山巅卫城“阿克罗波里”,雅典人常简称为“波里”。堡垒周遭的“市区”称“阿斯托”。后世把卫城、市区、乡郊统称为一个“波里”,综合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而赋予其“邦”或“国”之意,演变为“城邦”之称。希腊城邦是由许多相对独立的城邦国家联合而成。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的城邦是适度规模的小城邦,即疆土小,人口少。因为若城邦过大,人群过多,邦内的人们则难以互相熟悉,因此也难于维持城邦的政治秩序和管理。为了实现城邦的良好政治职能,即根据功德裁定和分配公职,亚里士多德认为,因城邦小而产生的公民间相互熟悉对方的品质极为重要。从构成上看,相对独立的古希腊“各城邦一般由为数甚众的奴隶外,自由公民社会一般可分为少数和多数两层。(一)‘上层少数’主要为‘富户’(资产阶级),另有‘贤良人士’和‘著名人士’(贵要阶级)或‘高尚人士’。(二)‘下层多数’,‘群众’,即‘平民’;平民群众内,有些是‘穷人’(贫困阶级),还有些是失产失业的‘群氓’。所谓‘高尚人士’为持平公正的人,能弥补法律的遗漏,排解社会的纷扰,也可列在这两层公民中间。”[2](144)进而,亚里士多德从人的本性出发来论证过城邦的政治生活的自然和心理依据。他认为“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2](9),即合群是人之为人的自然本性所在。进而,他又提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坚定地认为:“人是政治的存在者,必定要过共同的生活。”[5]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生活就是政治生活,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也就是在关心城邦事务。不仅如此,他还坚持认为,城邦存在的目的不只是为了生活,而且还是为了过良好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的生活、行动的生活。对人而言,要想过一种良好的生活,就必须要参加城邦的政治活动。因此,“城邦之于希腊人就如同共和国之于罗马人,它首先为他们提供了抵制个体生命无益性的保证,它是一个使希腊人摆脱生命的无益性、专为凡人的相对长存(如果不是不朽的话)保留的空间。”[6](87)可见,为了摆脱“个体生命无益性”,城邦的政治生活对于希腊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必要和必须,群体公民都要参加。而且,任何个人必须属于某个城邦(因城邦是最高的社群性组织),并融合于城邦的政治生活中。汉娜•阿伦特对亚里士多德的“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这句话作出了自己的阐释。她指出,不能把“(政治的动物)”一词翻译成“(社会的动物)”。因为这样一来,亚里士多德使用社会性置换了政治性。“这种无意识的置换比任何精心建构的理论都更加明确地透露出,希腊人对政治的原初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当然,“并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明白或不关心人不能离群索居这个事实,而是他们根本没有把这个条件列为人类的独有特征。恰恰相反,这是人类生活与动物生活的一个共同条件,仅仅由于这个缘故,它就不能成为人的某种根本性的东西。”而只有“行动(praxis)和言语(lexis)”这两种活动具有政治性,从而“构成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生活”。同样地,“在拉丁语里,这个术语zōonlogonekhon(会说话的动物)被译成anmimalrationale(理性的动物)。这个译名‘socialanmimal’(社会的动物)一样也源自一种根本性的误解。亚里士多德无意于给一般的人下一个定义,也不想指明人的最高级能力。”而“仅仅表述了城邦关于人和政治生活方式的流行意见”。[6](5761)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中,城邦的真正的公民是具有政治性的动物,城邦的生活是具有政治性的生活。而这种真正的具有政治性的城邦生活的存在,才是城邦的公民走向“至善”幸福生活的可能路径。 三、“城邦”的伦理涵义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就对城邦给以界定:“我们见到的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2](3)可以看出,他的城邦是以“善”为至高指向和道德理想下而结成的关系或团体。而为了实现“至善”的生活,城邦生活即是路径也是方法。因为城邦能为公民的善的生活提供所必需的法律、教育或善的指引。他说:“政治团体的存在并不由于社会生活,而是为了美善的行为。”[2](143)可见,城邦是为了实现公民的“善美”生活而结成的功能性存在。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功能性存在的城邦,存在六大功能和三大目的。他认为,“粮食供应为第一要务。其次为工艺,因为人类的日常生活不能没有许多用具。第三为武备:为了镇压叛乱,维持境内秩序,同时为了抵御任何外来的侵略,一邦的诸分子必须各备武装。第四为财产(库藏),这应有相当丰富的储存,以供平时和战争的需要。第五——就其品德而言,应该放在第一位——为诸神执役的职事,即所谓祭祀。列为第六而实为城邦最重大的要务,是裁决政事、听断私论的职能(即议事和司法职能)。”[2](370371)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粮食、工艺、武备、财产、祭祀、议事和司法职能为城邦所应具有的六大功能,而正因这些功能的存在,才使得城邦可以满足公民不同层级的需要:生存——群居——政治,进而实现公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的目的有三:“(一)单纯地为人类的生存——军事和经济生活。(二)进一步为满足人类乐于群居的自然性情——经济和社会生活。(三)再进一步,以政治机构协调各人的功能,导致人类的优良生活——道德生活。”[2](13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上述功能和目的对每个城邦来说应该必不可少,只有如此,城邦才能真正成为公民生活的必须,使城邦在生活上自给自足,相对独立,也才能真正给其公民提供必要的法律、教育基础以及“善美”生活的最好指引。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城邦都以某种“善”为道德目的,当然“善”的程度有别。相比家庭、村坊和部落等社群性组织,城邦所追求的“善”应该是层级最高的、至上的。亚里士多德把城邦所应追求的“善”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外物诸善、躯体诸善和灵魂诸善。把三种善具体化,就是使城邦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适中的财富、健强的身体和高尚的灵魂。当然,三种善不可能等量齐观,其重要性存在着差别。亚里士多德论证道:“一般都公认惟有幸福(至乐)的人生才完全具备所有这些事物(诸善)。有些人听到蝇声掠过身边就突然惊惧,有些人偶感饥渴便饕餮纵饮,有些人为了两个铜元而不惜毁伤他平素最相好的朋友,有些人心志愚昧像小儿或迷惑像疯子:一个人要是没有丝毫勇气、丝毫节制、丝毫正义、丝毫明哲(智慧),世人决不称他为有福(快乐)的人。”[2](345)亚氏态度鲜明,认为勇敢、节制、正义和智慧四种“德性”对人的幸福最为重要。 进而,他更为深入地论证了三种“善”之间的关系:灵魂诸善越多越好,而外物和躯体诸善则适可而止。人的优良的生活首先必须是有高尚的道德的生活。针对认为“外物和躯体诸善多多益善,没有限度,而灵魂诸善适量就可”这一观点,亚里士多德批评道:“请注意事实,事实不难帮助你明悟而了解问题的真相,灵魂诸善的所以能够形成并保持德性,无所赖于外物。反之,外物的效益就必有赖于灵魂诸善而始显露。你也可以看到,人们虽于外物的充裕和人性的完美两者都可获致幸福,两者结合起来也可获致幸福,然而凡德性不足而务求娱乐于外物的人们,不久便知道过多的外物已经无补于人生,终究不如衣食才能维持生活,而虔修品德(情操)和思想(理解),其为幸福毕竟更加充实。”[2](345346)亚氏认为,与外物和躯体诸善相比,灵魂诸善是独立的、纯粹的,另两类善只有依赖灵魂诸善才得以显现。可见,亚里士多德更强调品德情操对人的幸福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意义。除了以人生的经历来证明三种善的关系外,亚里士多德还从思想上进一步求解和论证。他说:“外物诸善,有如一切实用工具,(其为量)一定有所限制。实际上,一切应用的事物(包括外物诸善和躯体诸善),在这里情况完全相同;任何这类事物过了量都对物主有害,至少也一定无益。(至于灵魂诸善,情况就恰好相反)。灵魂的各种善德都愈多而愈显见其效益。”[2](346)亚氏认为,外物和躯体诸善是工具性的存在,对其拥有应存在着量上的要求和限制,否则对物主无益。然而,灵魂诸善则多多益善,愈多其效益愈显著。通过比较,亚里士多德进一步阐述了灵魂诸善较财产和躯体诸善更为珍贵、更为高尚。他论述道:“我们如果较量事物之间的优良程度,就能知道每一事物的最好情况(境界)都符合于其所以表现这个最好情况(境界)的本质。那么灵魂之为物,要是在本质上以及它在人生所表达的境界上,比我们的财产或躯体为更可珍贵,最高尚的灵魂也一定比我们最富饶的财产或最健壮的驱体为更可珍贵。又(我们还要注意),所有这些外物(财产和健康)之为善,实际都在成就灵魂的善德,因此一切明哲的人正应该为了灵魂而借助于外物,不要为了外物竟然使自己的灵魂处于屈从的地位。”[2](346)既然各类善之间存在着程度上的区别,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智慧之人应借助外物来成就灵魂,而勿使灵魂屈从于外物,而成为奴隶。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把财富和健康等诸善认为是通过偶然的机会并幸运地得到,而灵魂诸善则是人获得幸福和快乐的源泉和依据。他的结论是: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城邦,都应具备更多的灵魂诸善及适当外物诸善和躯体诸善,从而立身立国以形成具有善德的生活,而且这才是最优良的生活。 四、“城邦”三重涵义之间的关系 自然、政治与善虽同为透视亚里士多德“城邦”概念的重要维度,但三维的重要性和优先状况有别。与政治和善相比,“自然”为透视城邦概念最为重要的维度,且具有优先地位,它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城邦哲学得以建构的根基。城邦依自然本性而存在并渐进生成,最终实现其应然的目的和价值。因此,自然是城邦得以生成的根本之维,而政治和善是依自然目的而应然生成的社会和伦理之维,是最终理想和目的。具体而论,自然与政治和善的关系如下。第一,“自然”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在前苏格拉底哲学中,“自然”概念主要在物质宇宙的意义上使用,意指自然而然、自然生发的东西。到了苏格拉底时期,“自然”的内涵发生转向,侧重于人事、人类社会生活领域。作为古希腊哲学的极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力图进行理论和现实的调和,即事物的自然性合于人的本性,它们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二者并不矛盾。以此为立论基础,在城邦起源问题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源于自然并自然生成而又超越自然的。首先,城邦源于自然。在城邦的起源问题上,亚里士多德从人的本性出发,阐释城邦的自然起源。他说,繁衍后代的本能需要使“男女”结合,自我保护的本能需要使“主奴”结合。可见,城邦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和实现人的本能需要。因而,城邦的产生有一种内在的自然必然性。进而,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人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政治动物”[2](9)。可见,合群而成邦,并趋于城邦的政治生活都是基于人的“自然”性情;其次,城邦的生成是自然而然的,是一个依内在动力而行进的过程。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从家庭和村坊等自然共同体中发展而来的。这一过程的动因不是外部的宗教力量,而是内在的人的自然合群本性。亚里士多德之所以特别强调城邦的自然生成过程,还有一重要原因即驳斥阿里斯托芬意义上的城邦形成“约定论”。约定论认为,城邦依社会习俗约定而成,其无权对成员进行效忠要求。亚里士多德认为,约定论动摇了城邦的权威和尊严,他的自然生成论也可视作是对城邦普世价值的一种探寻。而且,正因为城邦源于自然,而源于自然或依本性存在和发展之物是高贵的,所以,城邦才具有其它共同体不能比拟的尊严和地位,其生活才值得人去追求;再次,城邦是对自然需求的超越。亚里士多德认为,虽然城邦源于自然的需求并自然生成,但在本质层面上,城邦应对自然需求的超越。因为在低级的自然共同体中,人的本性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和满足。而只有到了城邦阶段,人的自然本性才能充分地、自由地得以实现。正如文德尔班所说:质料和形式“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贯彻亚里士多德的基本思想时无处不表现出来”。 在这里,城邦被认为是形式,而家庭、村坊等共同体则只是质料。在家庭和村坊等(即质料)没有发展到城邦(形式)这个阶段时,家庭和村坊等共同体是不现实的、不充分的,其不可能具有真正的现实性,而人的本性也就不可能得以充分实现。第二,“政治和善”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的终极理想和目的。“自然”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建构的基础和起点,但由于人的合群本性,所以人类是自然趋向于城邦生活的,而城邦的生活是一种政治的生活,这种政治性的城邦生活可以实现人的本性和价值,即“至善”。“至善”是城邦的终极理想和目的,由于其出于自然本性,又超越了个人的狭隘目的和利益,因而,才有理由激起人们对城邦的“共同善”追求热情。深入分析,应然之“政治”与“善”之间也有区别和联系,“政治”是城邦成员的实现其自然本性的必经“路径”或手段,通过政治参与和政治生活,城邦成员的各种需求才可以真正得以满足;而“善”则是城邦的最终理想和归宿,它可以形成对城邦成员政治生活的“引导”,即“引导”人们过优良的生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2](7)第三,自然与政治、善之间存在多重矛盾张力。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中,自然本性是其城邦哲学理论建构的根基,城邦依自然本性生长、演化并得以最终生成。这与古希腊传统中的古典派思想是一致的;同时,他也不同于其师柏拉图的“言辞中的城邦”理念,力图走出“理念”而回到现实,建构真正意义的“现实中的城邦”。依亚里士多德相关论述可见,城邦是依“自然”而存在的,经由城邦成员的“政治”参与和实践,而最终达到或实现城邦“至善”的理想和目的。具体而论,自然与政治、善之间的矛盾张力主要表现为如下层面。首先,自然概念的矛盾张力。从“自然”这一概念看,它既是城邦哲学得以建构的逻辑起点,其内涵更多体现在物质宇宙层面,然而,为了构建起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理想城邦,“自然”概念同时又被赋予了更多的伦理和价值内涵;其次,个人与城邦关系的矛盾张力。亚里士多德认为,从历史和时间维度来看,个人和家庭先于城邦。然而,从逻辑上和本性上,城邦先于个人和家庭,因为在个人、家庭(质料)等阶段,事物的本性没有充分显现,只有到了城邦(形式)阶段,才实现了本性,达到了至善;再次,逻辑和历史的矛盾张力。应该说,亚里士多德从人、人的生活、人的需要出发,阐释城邦的产生和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因素。然而,整体而论,由于他坚持城邦至上主义的古希腊传统,他不得不用用城邦来论证逻辑,而不是相反。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就是在自然性、政治性和伦理性等多重的矛盾张力中建构起来的。 总之,城邦哲学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理论优秀。他既继承了古希腊政治学的理论传统,即城邦至上主义,同时,他又试图对传统政治学传统进行超越,即超越柏拉图“言辞中的城邦”理念,为政治哲学注入了经验化、世俗化的现实取向。就此而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具有承前启后的理论魅力。通过多维视角透视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既能洞悉古希腊政治学传统,又能探究到近代政治学的源头。客观而论,其城邦哲学虽亘古千年,但其思想中的国家观、幸福观和政治观等思想中仍因其闪烁着普遍性的真理光辉而极具现代价值,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作者:段宏利 王洪波 单位: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马基雅维里主义政治哲学论文 一、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历史合理性 马基雅维里主义果真如此的让人恐惧、憎恨、排斥么?要对其做出合理的评价,我们一定要从它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代去观察和分析,而不能凭自己的感情喜好、民族心理、阶级立场的不同片面、武断地妄加评论。细究其来,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合理性在于: 第一、马基雅维里的统治权术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非仅仅为了玩弄权术。故而,使马基雅维里名声远扬的权术思想并非其政治学说的最高原则和优秀问题,而是其思想的一个特色、一种选择、一份色彩,是统一意大利的辅助手段而已,不顾此而滥用权术,是对他的思想的曲解乃至侮辱和背叛,也难免在实践中误人歧途。当时的意大利世风日下,道德沦丧,阴谋、武装、联盟、行贿和背叛构成这一时期意大利的表面历史,“所有的好人不是惨遭杀害就是被放逐或受各种折磨,而那些最不道德的人却飞黄腾达’。马基雅维里的不考虑道德的、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的权术思想,是特指这种非道德的实际而言的,也正是因为这种不道德的实际情况使他看到,统治者只有采取非道德的政治手段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才有可能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在毒药、谋杀以成为惯常武器的情况下,不能要求温柔的对策,生命到了腐烂的边缘,只有用最强力的处置才能使之起死回生”131。雅各布•布克哈特说得好:“他的政治论断的客观性,其坦率程度有时令人吃惊,但它是危急存亡之秋的时代标志,在那个时代,人们是难于相信正义或者别人有正义的行为的。我4r-J~n果从道德观念上来衡量而对他感到愤怒,那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自己这个世纪的政治家们是把政治道德理解为什么意义的。马基雅维里毕竟能够为了自己的主张而忘掉自己。”[41。则马基雅维里也无意教人择恶而行,他只是把君主“那些做了说不得的事情统统说出来”。“人们如果能跟他一样的摆脱掉假仁假义,那么,不少人也都能像他那样思想的”。他只是将“政治上的不诚实,在心智上加以诚实思考”151蚵。埃尔顿也曾为马基雅维里的受到指责作过如下解释:“他打算传授治术,他要按照他从经验和研究中所看到的它的本来面目去传授,而不受那种在书本之外再也找不到的道德箴言的影响。他不曾料到他所描述的这些策略在发表后却不曾用于为善。他极力把他的理论公正地建立在事实确凿的基础上;他常说,这些事情确曾发生,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们提供的教训就这些。马基雅维里发出的问题永远是‘它是否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从来不是‘它是否正当?’自然这就为他带来了恶名”[61惦~。倾’。培根曾说:“马基雅维里等前人致力于观察人类曾做了什么,而不是强求人们应该怎么做,使后人得益匪浅”7l(似。卢梭也说:“马基雅维里自称是在给君主讲课,其实他是在给人民讲大课,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乃是共和党人的教科书”。 第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来的,马基雅维里使“政治的理论摆脱了道德,而把“权力”视为“法的基础”,由此,就揭开了政治思想史上新的一页。因为在马基雅维里以前,在政治思想领域中流行的观点是从道德来解释政治的。在古希腊,政治家研究的基点和归宿是为了道德的目的。西塞罗在《道德的义务》中就宣扬这样的主题思想:如果我们想达到荣誉和光荣的目标,我们必须尽可能有道德的行动。在其第一卷中,他说,不道德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或者是通过强力,或者是通过欺诈。他宣布,两者都是“兽性的”、“完全与人不相称的”。在第二卷中,西塞罗指出,许多人相信,“合乎道德的可能不是很得策的,而得策的可能是不合乎道德的”。他认为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只有通过道德的方法,我们才能有希望达到我们意愿的目的。任何相反的现象是完全骗人的,因为“得策”政治与公共管理永远不能同道德的正面相冲突。而在中世纪,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教会的支持,教会认为,即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为非作歹,图谋私利,但在来世之日,他们仍然会公正地受到上帝的报应。在这里,一切的评判标准都赋予了上帝,研究和探讨现实政治生活和理想的政治生活都是出于宗教信仰。弗吉尼亚斯•佛姆也认为:“中世纪使一种具有宗教献身精神和道德训示的生活观念居于统治地位,任何人都不能将道德与政治分开,否则会招致恶毒的诅咒和攻击。”阳。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在正义、美德等观点的指导下设计出了一个又一个柏拉图式的“理想国”。然而,马基雅维里却认为:“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从来未有人见过更没有人知道曾经哪里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到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当怎样而忘记实际怎样,那么他不但无法生存,而且会自取灭亡”[11。所以,他研究的是现实的政治生活,而不是理想的政治生活。卡尔•波普尔曾经提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情境逻辑”的概念,“在社会科学中有一种纯客观的方法,不妨称之为客观理解的方法,或者情境逻辑。朝向客观理解而创始的一门社会科学可以不依赖于一切主观的或心理学的观念而发展。它的方法在于充分地分析行动者的情境,以至能在没有来自心理学的任何进一步帮助的情况下按照情境解释这个行动。客观的‘理解’在于认识到这个行动客观上适合于情境”。情境逻辑可以解释在某一种相同情境下,行动者(不考虑他个人主观的心理倾向)都会采取同样的行动模式,就好像下棋要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一样。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就已经使用了这种完全客观的理解方法,他没有流露出他个人的丝毫一点好恶、爱憎,他不动声色、完全置身事外地叙述,他“将这些东西说成仿佛是线、面、体。他不攻击道德原则,但他发现,这些原则在思考政治生活问题时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马基雅维里把政治运动看作好像是下棋游戏,他极为详尽地研究了游戏的规则,但他毫无改变或批评这些规则的意思。他的政治经验教会他,如果没有欺诈、哄骗、背叛和犯罪,游戏是从来就玩不成的。他既不责备也不举荐这些东西,他唯一关心的是找到最好的一着——在游戏中取胜的走法”。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德已退居次要的地位,政治问题的一切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现实的政治权力。为了君主的统治,伦理和道德不再具有终极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基雅维里实现了政治学和伦理学、神学的彻底分裂。确实,自从马基雅维里以后,政治学的研究开始以政治的典型现象——权力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最终目的。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 第三、马基雅维里主义代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诞生。马克思指出,16世纪以来的许多思想家“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从理性和经验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在这批思想家中,马基雅维里是最早这样做的,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马基雅维里说,“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因此,谈论人的道德尊严和谈论人生高贵的超自然的目的就毫无意义。试图用自然规律或神圣法则的支配来约束人也是枉费心机。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马基雅维里的权术思想才得以展开。政治思想史的著名学者乔治•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中指出:“近代的思想对于人性与古代有不同的看法,就是不把人看成价值的焦点,而是把人看成力量的中心,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所注意的不是这个对象应当具有什么价值,而是这个对象事实上是什么和在做什么。”这句话再恰当不过地评价马基雅弗里主义了。另外,马基雅维里强调人在命运面前并不是毫无能力的,人是有力量的。中世纪的基督教宣扬人的上帝、命运面前是无能为力的,马基雅弗里虽然也承认命运的力量,但他说,“命运只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当我们的力量没有作好准备抵抗命运的时候,命运就显示他的威力”;“任何一个君主如果完全依靠命运的话,当命运变化的时候他就垮台”。“当命运正在变化之中而人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法,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协调,他们就成功了,而如果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ll第1’。这种以人的眼光看问题,重视人的力量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当时反神学、反教会、反封建的54战斗提供了思想武器。 二、结论 诚然,马基雅维里主义中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某些方面在实践中有负面作用,它容易导致道德的沦丧,易于被那些战争极端分子歪曲和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体现了这种思想的恶劣影响。马基雅维里主义对人民有一定程度的轻视,不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反映了其狭隘的英雄史观的局限性。但是,分析、看待历史切忌脱离其具体的、特定的时代背景,更不能以偏概全,而应历史、客观地给予公正的评判。我们必须看到马基雅维里主义在当时的条件下对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禁锢的冲击,其叛逆性和合理性正是其耀眼的光辉所在。 作者:林峰 单位:福建省水口发电集团 政治哲学论文:基本问题之宪法政治哲学论文 近年来,以宪法规范为研究对象的宪法解释学基本成型。然而,除宪法规范外,宪法学还必须研究宪法规范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建立宪法政治哲学理论。尽管宪法学界对宪法政治理论有所涉猎,但对其所涉的基本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和科学的回答。这不利于以宪法解释学、宪法政治哲学为组成部分,构建完整、科学的宪法学理论体系。 一、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本源上回答“宪法的逻辑起点是什么” 所谓的逻辑起点就是指“科学应该从何开始”,“从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出发,在这些基本东西那里,‘全部发展就在萌芽之中”’。[6]92因此,逻辑起点是一门科学的起始范畴,以它为基础可以推演出整个科学的体系。黑格尔认为逻辑起点具有如下规定性:(1)逻辑起点是特定科学体系得以建立与展开的唯一客观根据。“最初的东西又同样是80根据,而最后的东西又同样是演绎出来的东西;因为从最初的东西出发,经过正确的推论,而到最后的东西,即根据,所以根据就是结果。离开开端而前进,应当看作只不过是开端的进一步规定,所以开端的东西仍然是一切后继者的基础,并不因后继者而消灭”。I71可见,其他一切范畴都是逻辑起点的具体展开和进一步的延伸,因而逻辑起点具有唯一性,即一个科学体系只有一个逻辑起点。(2)逻辑起点是一个最初的、最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逻辑起点“不可以任何东西为前提,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也没有根据;不如说它本身就应当是全部科学的根据”,[因而也“是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而最初的开端不能是任何间接性的东西”。[81“它必须直截了当地是一个直接的东西,或者不如说,只是直接的东西本身。正如它不能对它物有所规定那样,它本身也不能包含任何内容,因为内容之类的东西是与不同之物的区别和联系,从而是一种中介。所以开端就是绝有。”[7156(3)逻辑起点必须是绝对的,抽象的,无需证明的。“开端既然是哲学的开端,从那里,便可以说根本不能对开端采用任何更详密的规定或肯定的内容。开端应当是抽象的开端”。并且“必须造成开端的东西,不能是一个具体物。”(4)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一致。逻辑起点是一种客观、抽象的存在物。因此,在逻辑上作为开端的东西,也应该是历史上最初的东西,即“那在科学上最初的东西,必定会表明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东西”。[7159这样,特定科学的逻辑起点也应该是该科学的历史起点。(5)逻辑起点既是科学体系的起点,也是科学的终极追求(即终点)。“对于科学来说,重要的东西倒并不在乎有一个纯粹的直接物作开端,而在乎科学的整体本身是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中,最初的也将是最后的东西,最后的也将是最初的东西。” 任何特定学科的逻辑起点必须符合上述关于逻辑起点的一般规定性,凡不具备上述任何其中之一的范畴都不可能成为特定学科的逻辑起点。宪法逻辑起点既是整个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基石,也是宪法政治哲学理论的优秀。就科学功能与价值而言,它阐释了宪法的必然性(人类为什么需要宪法)与正当性(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宪法)。因此,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宪法学不可回避的议题。纵观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宪法学对宪法逻辑起点的探讨并不是基于认识其科学功能与价值的需要而展开的,而是随着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探讨的深入而逐渐展开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宪法学很快认识到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宪法学的根本问题,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一关系是“宪法学的全部内容”。『9]但研究伊始人们仅仅非常浅显地认识N--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实际上,“国家权力以公民权利为范围和界限”,“宪法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等观点都存在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嫌疑。后来(主要是1995年之后)的研究逐渐改变了将二者对立起来的现状,很多学者认为二者是一对(哲学意义上的)矛盾体,对立与统一是这对矛盾体同时存在的两个方面。童之伟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①。他认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统一的本源是社会的物质财富”,“法权概念是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统一体的适当理论概括。”2)之所以可以用“法权”概括这一矛盾体,因为这个概念表明:“其一,各种各样的权利与权力在一定社会的整体利益的面前完全是无差别的存在,它们只不过是同一种利益的不同表现形式,就像使用价值各不相同的商品在价值面前失去了质的差别、是价值这一同一内在因素的不同体现一样。其二,法权这个宪法学范畴的提出,将社会整体利益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纳入了宪法学领域,与个体利益、公共利益相对应,扩大了宪法学的视野,同时给宪法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表达工具。”[1o]295继童之伟教授之后,莫纪宏教授认为:“‘不自由是宪法价值的逻辑起点”,“以不自由作为宪法价值的起始范畴,采取认识论的实践方法,将‘自由’价值的内涵定位在‘对不自由的解除’上,并将这种‘自由’在价值属性上与主体性结合起来,指出‘对不自由的解除’就是对人有意义的‘利益’。”周叶中、周佑勇教授认为:“宪法学的逻辑起点应当是人民主权。这是因为,人民主权不仅是人权与主权逻辑与历史的协调统一,也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这一基本宪法现象的高度抽象。它充分体现在各种具体的宪政制度和宪政机制之中,因此以之为逻辑起点展开宪法学的理论体系,体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方法论的观点。”21笔者认为中国宪法学对宪法逻辑起点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既没有自觉认识到宪法逻辑起点应该具备的一般规定性(即上述关于逻辑起点的五条规定性),从而确立一套检验特定范畴能否成为宪法学逻辑起点的标准,更没有明确宪法逻辑起点的科学功能与价值。因此,可以说中国宪法学关于宪法逻辑起点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第二,“法权”作为宪法逻辑起点值得商榷。法权是“一定社会或国家中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全部利益,归根到底是归属已定的全部财产”,因此将法权作为宪法的基础实际上是将“归属已定的全部财产”作为宪法基础。人类历史表明,人类社会生活既有物质生活,也有非物质的生活,而恰恰是被童之伟教授所忽视的非物质生活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宪法既关涉财产利益,也关涉非财产利益(如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等)。可见,将法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也不能全面地反映宪法所关涉的对象。在这一意义上,法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不能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另外,按照马克思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之思想,即使是“全部的物质财富”可以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但它并不能作为人类的终极追求即终点。这不符合逻辑起点关于“起点即是终点”的一般规定性。第三,“不自由”不能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首先,宪法的逻辑起点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肯定物”,只有在终极追求的意义上它才可能成为一种价值。而“自由”或“不自由”首先是一种价值(特别是“不自由”还是一种否定的价值),不是一种客观实在。因此,将“不自由”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客观性,也不符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规定性。其次,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是现代宪法的几大支柱性价值,而且往往会出现一定的冲突。因此,任何一种价值都不可能统摄其他价值而构建一个价值体系。这不符合逻辑起点必然是特定体系之基石的一般规定性。最后,“不自由”不能作为宪法的终极追求,不符合逻辑起点即是终极追求的一般规定性。第四,“人民主权”也不能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 首先,人民主权作为现代宪法的一个原则,表明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可见,人民主权主要关注的是国家权力。而在逻辑上,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统一体,是二者所具有的共性或同一性,不会仅存在于二者中的某一方面。n]297因此,将人民主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不符合人们的认识逻辑。其次,人民主权作为宪法基本原则之一,仅仅是调整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其他社会关系如经济关系、文化关系、法律关系等都由其他原则予以调整。因此,人民主权不是调整所有宪法关系的基本准则,不可能成为宪法知识体系的基点。再次,在人类历史上,人民主权并不是调整政治关系的最早准则。即使到了现代,人民主权也不是所有国家都遵循的政治准则。因此,将人民主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宪法的历史起点,也不完全符合社会生活的事实。最后,按照马克思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之理论,人民主权作为调整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只可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不可能成为普世的准则而成为宪法的终极关怀。宪法的发展既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是一个逻辑的过程,并与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紧密相连。这要求宪法政治哲学理论从人、共同体、宪法的历史互动和逻辑关联中找寻宪法的历史源头与宪法的逻辑起点,并实现两者的真正结合f1]。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任何宪法都面对的客观存在,它既是宪法的历史起点,也是宪法的逻辑起点;它既是宪法所赖以存在的物质生活条件(客观基础),也是宪法要予以改造的对象,因此是存在基础(起点)与改造对象(目的)的统一。在宪法的政治哲学理论的视野中,这样一种观念,既可以把宪法的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也为认识宪法发展的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提供了认识基础”。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我们可用“人权”概念予以指称,它承载了人、共同体和宪法的逻辑关系03,即人必须生活在共同体中,而共同体的存在依赖于一定的组织规则(宪法),因此人既离不开共同体,也离不开组织共同体的规则,宪法组织共同体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这就解释了宪法的必然性(人离不开宪法)以及宪法的正当性(宪法必须服务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由此可见,人的生存与发展即“人权”总是表现为个体与共同体同时存在的一体两面,个人(公民)权利标识着个体的存在,国家权力标识着共同体的存在。因此,人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统一体,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都是人权的具体表现。 二、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本体论上回答“宪法究竟是什么” 宪法学是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对宪法的认识是以各种可感知的“宪法现象”为媒介的。这些“宪法现象”是我们在事实世界中所遇到的具体事物,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宪法现象”,任何一个宪法现象也不可能有确定不变的意义,它们总是模棱两可地“游移”在生成变化的领域之中,它们是纯粹的“意见”的对象。[121∞例如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不同国度的成文宪法在具体内容上不一样,即使是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成文宪法的内容也存在差异。尽管这些现象存在差异,但它们都是与“宪法”有关的现象,统称为“宪法”现象。这充分说明这些宪法现象存在“共性”,这种共性是各种宪法现象“所是的东西”、“本质”、“实质”。各种不同的宪法现象与它们“所是的东西”(N0共性)就是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凡是若干个体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的,它们就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或‘形式’。”[131据此,中国宪法、美国宪法、德国宪法、古典宪法、现代宪法等,也必然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或‘形式’,这个‘理念’或‘形式’就是宪法的本质,各种宪法现象是“宪法”(理念或形式)的“存在方式”、“此在”或“生存”。时至今日,中国宪法学仍然尾随现代宪法学,仅以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现代成文宪法(实在法)为抽象对象,得出了现代立宪主义的宪法概念。这种立宪主义的宪法概念可以说是现代人的宪法概念,具有伦理、历史、文化的危机或局限性,根本不能体现各种宪法现象(古代宪法与现代宪法、西方宪法与非西方宪法)所共有的“理念”与“形式”,进而回答“宪法究竟是什么”。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宪法学关于宪法本质的界定充其量是宪法在特定历史时空条件下的表现,它仍然属于宪法的部分外延,而非宪法的内涵。笔者认为探讨“宪法究竟是什么”具有重要的宪法学意义:首先,宪法概念是研究宪法学基本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可以说宪法学说史是从对宪法概念的认识与争论中开始的。纵观世界各国的宪法史,在宪法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宪法概念本身的价值一直得到政治家和学者的普遍关注。l4I对于“宪法是什么”的不同态度,是各宪法流派的根本性的差异,或者说“宪法是什么”的回答决定了特定宪法流派的根本性特征①。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宪法学要形成百花齐方殳、百家争鸣的宪法学流派,必须认真对待“宪法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如果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没有明确的理论定见,就根本不可能形成旗帜鲜明的宪法学流派。基于此种认识,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的冷漠,决定了中国宪法学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流派。其次,在哲学的层面上,事物的“本质”或“实质”(即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决定了事物的存在方式、表现形式、产生与发展等各种现象,前者处于主导地位,后者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的不同回答最终也决定了人们对各种宪法现象的判断(如特定的现象是不是宪法现象,宪法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宪法的运行状态等认识论问题)以及对各种宪法现象所采取的认识方法(这涉及到方法论问题)。最后,为了突破现代宪法学的历史、文化、伦理等局限性,本文认为宪法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目的地建立和组织共同体的规则。人的生存和发展不仅是宪法的历史起点,也是宪法的逻辑起点,而且是宪法的追求和目的。在宪法政治哲学理论的视野中,这样一种宪法观念,既可以把宪法的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也为认识宪法发展的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提供了认识基础。 三、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认识论上明确“宪法展现为哪些形态” 人们对宪法的感知总是以特定的宪法现象为媒介,诸多的宪法现象(或者说诸多不同层次的范畴)构成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由于宪法现象的纷繁复杂,人们不可能通过列举的方式穷尽不同层次的宪法现象,因此不可能精准地说明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但人们可以确立一个逻辑周延的分类标准,把这些宪法现象分为不同的类型,每一个具体的宪法现象都有自己所属的类。这些不同类型的宪法现象构成了宪法学的研究范围。笔者认为认识可感知宪法现象的一般理论属于宪法学认识论范畴,其优秀问题是构建逻辑周延的宪法现象类型以及厘清各种不同类型的宪法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宪法学由于缺乏认识宪法现象的一般理论,没有区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实际上经常将二者混淆),更不可能厘清各类宪法现象的相互关系。笔者认为根据宪法的存在形态(方式),可以将宪法分为成文宪法、观念宪法和现实宪法①。 成文宪法是指通过特定的符号(如文字)表现出来的宪法规范,现代立宪主义标志着成文宪法的繁荣;现实宪法是指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的宪法规范(如宪法惯例),并伴随着人类共同体的始终,是一种客观存在;观念宪法是以观念形态存在的宪法(如宪法要求、宪法评价),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人类智识的提高而逐渐成熟。宪法的实现表现为现实宪法、观念宪法、成文宪法三者之间的耦合,主要呈现出两个环节:一是成文宪法反映现实宪法的过程,它要求成文宪法必须立基于现实宪法,以保证二者在一定时期的适应性,从这个环节上看,宪法实现要求具有一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本国政治传统,符合民族文化特色的成文宪法。在这个环节上,宪法实现的任务是建构能够吸收各种宪法要求的成文宪法立法(制宪)机制,或者通过修改成文宪法吸收宪法要求,或者通过对成文宪法的有权解释来完成这种吸收,从而保证成文宪法与现实宪法的适应。二是成文宪法规范和调节现实宪法的过程,其优秀是现实宪法对成文宪法的适应。在这个环节上,宪法实现的任务在于如何形成统一的宪法价值观,在对成文宪法进行认同评价的基础上,使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与成文宪法规范相一致,从而保证现实宪法与成文宪法相协调,完成宪法实现的过程,形成特定社会的宪法秩序¨。反观中国宪法学,仅仅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②,忽视了观念宪法与现实宪法在宪法学中应有的地位,直接导致了如下问题:(1)以现代立宪主义宪法为唯一的研究范围,既否定了古典宪法(主要表现为观念宪法与现实宪法)的存在,也排除了现代社会中非西方文化圈中的宪法。这限制了宪法学的视野。(2)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必将坚持静态的稳定观,否定动态的稳定观①,这不能解释宪法的历史变迁,更无法回应中国转型社会的宪法发展②。(3)忽视现实宪法,将使人们看不到特定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传统、习惯对成文宪法的影响,从而看不到特定宪法的地域性;忽视观念宪法,必将无视人们对成文宪法、现实宪法的要求与评价,而人们的宪法要求与评价是宪法实现的关键。(4)仅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无法准确地描述宪法运行的各个环节以及这些环节所依赖的宪法程序。 四、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方法论回答“如何认识宪法” 中国宪法学对宪法学的研究方法是有所关注的,并提出了诸多个别的研究方法,诸如阶级分析法、历史的方法、经济分析的方法、规范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等。这些方法无疑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纵观近二十年的宪法学发展,关于方法的认识与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某一阶段总有一个方法占主导地位,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阶级分析的方法占据主导地位,九十年代以童之伟的法权分析为代表的逻辑的方法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还有莫纪宏教授的宪法逻辑学),本世纪规范分析的方法又处于主导地位。第二,在提倡某一方法时,根本没有考虑该种方法的适用范围、研究对象,不能明确此种方法的适用界限,结果是无限夸大、甚至是神化某种方法。因此,处于主导地位的方法总是忽视、否定其他某些方法,如阶级分析的方法否定规范分析的方法,逻辑的方法、规范分析的方法全盘否定阶级分析的方法。因此,可以说近二十年的宪法学研究,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形成一套和谐共存的方法体系。第三,对于同一个问题,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会有不同的结论,甚至不同的学者使用同一研究方法,也会出现不同的结论,这充分说明我们对特定的方法缺乏一套大体一致的使用准则。之所以会呈现出上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宪法学只有具体的方法,而没有一套关于方法的一般理论即方法论。关于宪法的方法论,笔者认为应该坚持以下几个基本的立场:首先,问题决定研究方法。特定的问题决定了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不同类型的问题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根本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 因此,明确研究对象的属性是方法论的优秀问题。这充分说明对方法的构建,依赖于我们对宪法问题的理解,具体而言就是要对宪法的研究范围(类型化的问题)有清楚的认识。在这一意义上,宪法学的本体论、特别是认识论直接决定了方法论的构建。其次,每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的适用界限。每一种方法都只能解决一类问题,而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任何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的适用领域与界限,例如规范分析法是解决成文宪法中的法律规范的独门利器,社会学方法是探寻、解释现实宪法的有力方法,逻辑演绎的方法是研究观念宪法的优秀方法,比较法是寻找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必要方法,运用历史的方法可以研究一国或者是特定法律制度的历史演进。最后,构建和谐的方法体系。尽管各类型的宪法现象具有差异性,但它们在本质上却具有同一性与关联性,都是共同体的整体秩序和人的整体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基于各类宪法问题所产生的方法也具有关联性,各种方法基于这种关联性组成了一个方法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种方法各得其所、各尽所能。综合上述三点可见,由于没有关注方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更没有看到问题间的逻辑关联,中国宪法学在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只有个别方法,根本不存在方法体系。有时甚至“盲人摸象”式的把某一宪法现象视为宪法的全部,从而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宪法学的唯一方法。例如,如果把宪法视为政治法甚至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阶级分析法就成为宪法学中的至高无上的方法;如果把成文宪法视为宪法自身(或者说成文宪法是宪法的唯一外延),规范分析的方法就成为至高无上的方法;如果把社会生活(规则)本身视为宪法,就会重视社会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 五、结语 如果把宪法比作一棵树,宪法解释学描绘树,宪法政治哲学关注树与环境的关系,而正是环境决定了树的生长,进而决定了描绘对象是否存在以及存在的状况。在这一意义上,宪法政治哲学不仅不应受到忽视或否定,而且要正视、重视其科学功能,并与宪法解释学相得益彰,从而搭建完整、科学的宪法学理论体系。 作者:梁成意 赖结 单位:华东交通大学 政治哲学论文:阿尔都塞与福柯的政治哲学论文 1从理论反人道主义到意识形态反人道主义 18世纪初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以康德为首的启蒙哲学家公开宣扬理性、自由等“人道主义”的观点,继而帮助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从教会神权手中夺取文化领导权。此后的两个世纪,作为启蒙哲学优秀的“人道主义”,也在批判、再批判的运动中不断得到更新。从早期费希特的“共同体人道主义”,再到后来的接受启蒙哲主张的马克思早期的理论,都企图在康德“人得哲学”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衣钵,重估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价值。而阿尔都塞由于受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影响,把二者的方法运用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中,指出以l945——19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马克思出现了“认识论断裂”。具体来说,阿尔都塞虽然在理论上反人道主义,但又承认人道主义具有意识形态的实际职能。正如他所强调:“没有不借助于主体并为这些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主体是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尽管阿尔都塞意识到“意识形态首先作为结构而强加于绝大多数人,因而不通过人们的意识。它们作为被感知、被接受和被忍受的文化客体,通过一个为人所不知道的过程作用于人,而人类同世界——包括历史——的这种”体验“关系(不论参加政治活动与否)要通过意识形态而实现,甚至可以说,这种关系就是意识形态本身。” 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内部进行斗争之时,二者都无法摆脱意识形态本身的束缚:资产阶级把自身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工具,他自身并不能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保持一种功利性的或纯粹策略性的外在关系,而是陷入自己意识形态的包围之中。然而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阿尔都塞也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切社会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历史唯物主义不能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可以没有意识形态。”_因此当阿尔都塞在理论上面对“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这一难题,他开始在意识形态范围内寻求无产阶级解放。在此之中,他承认了意识形态之中包含人道主义的必要性,它作为策略,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共产主义社会起到重要作用。正如他所言:“一切策略必定建立在战略的基础上,而一切战略必定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因此在阿尔都塞看来,作为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无论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还是在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都具有存在的必要性。而对福柯而言,他看到装置内部,无论作为主体的是个人还是各色阶级,他们的主体地位并非自然存在,它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主体性完全是被装置建构的,是装置规则预先确定了某种空的主体位置,任一占据该位置的主体所能做的事都不过是按该位置预先设定好的规则来陈述所允许的东西而已。这与阿尔都塞在分析意识形态过程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能成为无条件的主人”的观点具有相似性。然而面对人类在现实世界如何摆脱被奴役的宿命的理论难题,福柯没有像阿尔都塞一样在意识形态内部寻求,他从经验回到域外,再从域外在折返到人自身,最终他发现了死亡,认为死亡是对人的绝对超越,企图把死亡至于人的身体内部来追寻一种“例外状态”,摆脱一切奴役的束缚,成为真正的主人。 2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到微观权力 当阿尔都塞还沉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补充,强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与镇压型国家机器相区别的一个概念,认为它不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且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并通过意识形态发挥作用之时,福柯则勾勒了权力——知识的图式系统,“提供了一座崭新的实践坐标。一场战争咆哮于最深沉之处,伴随其区域战术与整体战略,以接力、联合、延长,而非集中化的方法进行”。于是有别于阿尔都塞所强调的国家在理论上被赋予作为权力机器的特权的观点,以及在获取过程中导致集权领导政党的实践性概念;福柯用谱系学的方法,首先对权力概念进行了重构,权力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被个人或团体组织(政党)所掌握的一种自上而下的体系;相反,权力既是一个复杂的流动体,又是不同团体和社会领域间的一系列关系,这些关系随着环境和时间而变化。此外,在对权力重新定义的基础上,福柯提出了微观权力说,对疯癫、惩罚、性等与权力的关系进行了历史性的分析,进而揭示这些微观权力如何通过各种装置塑造人们对身体方式和身体行动方式的理解。关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与福柯微观权力说,由于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马克思、葛兰西的影响,因而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强调不能仅靠武力和强制,而且需要通过家庭、学校、医院等机构来吸引、拉拢、赢得赞同。然而,种种的相似性不能掩盖二者的不同,我们也能够从权力的结构特征、位置观念辨别出。从权力的结构特征来看,阿尔都塞继承了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大厦比喻,他虽然承认作为法律、国家、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如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学校、医院、监狱,它们一方面保证着生产条件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也对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注入健康,富有活力的劳动力。然而阿尔都塞也强调“大厦这一隐喻的目的是要表述‘经济基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而上层建筑的各层不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它们都是由基础的有效性所决定的”_6,因此现代社会中,所谓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建立,都是取决于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它本身不具有独立的有效性。然而在福柯看来,微观权力并不从属于作为下层结构的生产模式,而“权力关系并不出于其他类型关系的外部它不在上层结构的位置它在所有它扮演的直接的生产关系角色之处。”相比于阿尔都塞把权力安放在大厦的上层,福柯把权力置于与知识相关联的一个拓扑结构之中,它表面上带有一种散射及分派的功能,它镶嵌于无处不在的力量关系之中,而并非最终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如父母与小孩的口角,老师对学生的训斥等等。从位置观念来看,福柯认为:“权力位置从国王的神圣统治变成了民主制度的空位,现在权力不属于任何人。” 而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位置从来没有发生空缺,从文艺复兴以前的君主、教会到现在的统治阶级。具体来说,对福柯而言,“权力的发展如下:它是一种策略而非所有物,其效果并不能被分派占有,而是一些配置、操练、战术、技巧、运作,它被运作而非被拥有,它不是统治阶级获取或保有的特权,而是其策略位置的整体效应。”面对马克思主义所宣称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在福柯看来,人民根本不可能掌握国家政权,那些团体是通过宣称人民说话从而代表人民而掌握权力,甚至人民并不真正存在,他们只不过是政治组织杜撰出来,用来维护自己权力的工具。因而福柯认为,任何人都不能掌握权力,“权力在不同的团体、事件、机构和个人之间游移,没有任何人可以拥有它。”然而,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许不只是阶级斗争(往往是表现出激烈形式的阶级斗争)的赌注,还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统治阶级为了稳固国家政权,运用一系列的意识形态来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而被统治阶级为了打破一直处于的被剥削状态,企图运用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抵抗,以避免对统治阶级的臣服。虽然由于阶级斗争的存在,使权力在阶级之间出现游移,但在一定的时期内,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领导权仍然属于统治阶级,权力的位置不会空缺。 3从“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理论到“去政治化”的话语理论 在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文中,他在汲取马克思、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观点的基础上对现代社会“去政治化的政治”现象进行了清晰的描述与分析。现代哲学思想作为现代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现代哲学家同样受到了“政治化”还是“去政治化”的自我问责。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与现代社会”一节中,汪晖认为“去政治化”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政治”不是国家生活或国际政治中永远不会缺席的权力斗争,而是指基于特定政治价值及其利益关系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亦及政治主体间的相互运动;而所谓“去政治化”就是指“对构成政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的主体之自由和能动性的否定,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主体价值、组织构造和领导权的解构,对构成特定政治的博弈关系的全面取消或将这种博弈关系置于一种非政治的虚假关系之中。”因此从阿尔都塞政治哲学中对政党,阶级,国家等概念的强调,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福柯在对权力——知识图式的分析中呈现出了“去政治化”的立场。在汪晖对“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一命题的讨论以及展开陈述的过程中,他首先强调哲学的政治化意味着哲学家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取向,占据一定的阶级立场。如在阿尔都塞哲学中他所强调的“每一个哲学家,就算他像笛卡尔一样几乎不谈什么政治,仍然都可以在强调的意义上被看作是政治思想家”_6,就哲学的政治自身而言,阿尔都塞强调“为了使思想成为可能,就需要占据一个近乎不可能的位置”,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就是将君主塑造成一个新政治主体,而在阿尔都塞那里就是坚持人民的立场。阿尔都塞的这一系列观点,都强调了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然而反观福柯,一方面他极力反对笛卡尔以来的主体哲学,取消“立场”的实际意义,他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由话语进行编织的世界,话语世界的背后是一种权力关系对话语的陈述表达进行控制的网络,人在其中只能是权力关系控制的对象,不可能是其实践的主体;另一方面,所谓人民的立场也是不切实际的,在他看来“人民作为一个有机群体不仅是被政治家之流创造出来的,他的自身也是生命权力的产物,并受其支配”。 因此,在福柯的理论中,阿尔都塞哲学中关于政治理论的论述逐渐向常规化的权力结构的转化,亦即表现出一种去政治化的趋势。受马基雅维利、葛兰西等人影响,汪晖在谈及哲学的政治化的时候,亦认为政治化的哲学理论中应强调政治与领导权之间的关系。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到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都具有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强调被统治阶级如何打破现有的统治阶级的剥削政权,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他延续了先人的这一脉络,把现代国家统治分为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认为无产阶级要夺取国家政权,首先要打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掌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领导权,进而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而在福柯看来,“如果我们在看待权力的时候仅仅把它同法律和宪法,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那就一定会把权力问题贫困化:权力与法律和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有渗透性。”他放弃了对领导权的强调,进而开辟的一个新的领域,话语及微观权力。在话语和权力关系支配下,对疯癫、惩罚、性等命题的谱系学研究,强调不同的历史时期,疯癫、惩罚等话语是如何构成和运作,以及它们与权力的关系。从阿尔都塞到福柯,我们不仅看到师徒之间的继承关系,他们对结构主义方法的分析和应用,利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延续;而且也看到一种断裂,如果说马克思前期与后期思想中存在一种断裂,那么在20世纪中期哲学发展的脉络中,阿尔都塞与福柯之间也出现了一种“认识论断裂”,他们都在解释世界也在试图改造世界,但在手段与途径上进行了不同的尝试。因为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与福柯理论研究产生了藕断丝连的联系,他们在建立自己的权力批判理论过程中,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准;同样因为福柯对马克思主义主观上的拒斥,面对主体、权力理论等基本问题给出了不同回答,从而构成了阿尔都塞与福柯理论的巨大断裂。 作者:李超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哲学论文:柏拉图政治哲学论文 1.公私理论的价值指向:一种作为制度设计的正义 柏拉图致力于从公共利益这一国家整体性目标的视角来阐明正义的内涵。他说:“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阶级的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个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的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义”可以看出来,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国家应该是与正义内在契合、关联一体的,它以正义为建立的原则,同时又是正义栖息的场所。城邦正义的最高原则就是理想国家得以建立的根本指南,同时也是理想国家为之奋斗的根本目的,正义是思辨理性下全体公民的共同幸福,这种共同幸福就是公共利益的所在,换句话说,正义以公共利益为归宿,相应地,如何实现正义其实质就是如何实现公共利益。可以说,从柏拉图开始,对正义的理解与诠释具有了一种公共利益的内涵与意蕴,这也成为影响后世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传统。 按照思维的逻辑,柏拉图思考的重心转向了如何实现真正的城邦正义这一问题。柏拉图认为首先是构建一种形式和谐的政治秩序,这种和谐的政治秩序体现在分工与合作之中。正如柏拉图所说的:“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柏拉图对正义的探讨进入到社会结构与功能的现实领域。各个阶层的人们按照各自的社会分工,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扮演好自己的社会与职业角色,不要随意干涉和扰乱别人的分内之事,这样就最大限度地彰显了个人的正义,也就忠实地践行了个人的正义。当全体城邦公民都遵循这个原则,并且整个城邦生活在结构划分的基础上,制定并有效地实施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与机制时,那么,这个国家无疑就是正义的了,它就会朝着善的方向发展以实现整个国家的最大幸福,即公共利益。可以这样说,各司其职、恪守本分的分工合作成为公共利益得以实现的前提;从这个角度讲,个人正义的总体彰显与公共利益的实现是天然同一的。可以大胆地说,正义的城邦无时无刻无处不体现和渗透着公共利益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城邦正义就是公共利益。 柏拉图摒弃了抽象地谈论国家正义的做法,而将国家正义的实现真正落实到了城邦公民的个人行为上,赋予了国家正义以坚实的现实基础。与此同时,柏拉图也认识到虽然国家正义依赖于个人正义的彰显,但城邦中单个成员的个人正义并不是国家正义本身,因为国家正义是城邦成员不同正义内容的有机结合。因此,明确构成理想国家的三个阶层及其成员的各自正义要求,剖析其中所蕴含的公共利益精神,成为深化正义讨论的切入点。 在柏拉图看来,一个城邦中最高的统治者,应将自己所有的智慧与力量贡献给这个国家,一切考量应以民众的利益为最高的旨趣,这就是正义之于这个阶层的内涵。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柏拉图对于这样一个具有知识与智慧的阶层,寄予了极高的道德要求,赋予他们比治国理政更为崇高的职责与使命。推而广之,柏拉图对于知识阶层给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正义内涵,那就是运用好自己的才智积极为国家服务,全心投入,不为私利。柏拉图就一个城邦国家的统治而言再次重申了他关于不义的内涵,那就是那些不够优秀的人实际掌握了统治国家的权力,那样神谕的“铜铁当道,天下大乱”就会一语成谶。“我想那些有才干的人之所以去当官吏,也是出于担心没才干的人上去把国家管乱了的缘故吧。因此可以说,真正有当官吏的才干的人不是因为他们从官员的职位可以获得什么好处和乐趣,而是一个必须:因为他们找不到比他们能干甚至是和他们差不多能干的人去执掌政务。柏拉图关于统治者的正义的论述反映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提出了“治国为民”的思想。他认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是国家利益至上,管理国家的人倾其精力就是为了广大民众的共同福利,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可以看出,柏拉图虽然致力于维护奴隶主贵族的阶级利益强调了公益,但在如何处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关系上,他还是着重强调了官吏要倾其才智为国奉献,以崇高的使命感为国尽忠,这种思想穿越时空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是强调了知识治国的理念。由那些真正拥有智慧的人来治理国家,这是国家沿着合理正确的方向向前发展的根本性因素,是实现国富民强的关键。倘若国家沦入那些宵小之辈手中,前途势必堪忧。当然,柏拉图这里强调的智慧之人绝不是我们现代政治理论上所说的知识精英或技术官僚,而是拥有哲学智慧的人。简单地说,柏拉图确立了一个权力和能力相一致的理想社会,作为统治者与善之间有着稳定且坚固的内在联系,这是城邦政治生活保持正义性的根本所在。 诚然,城邦统治者的素质直接关系着城邦的兴衰,因此,如何避免城邦统治者的腐败就成为保持城邦正义的另一关键因素。柏拉图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巨大的财富悬殊和良好的政府不相容。这一共同信念的形成是希腊人通过许多世代的政治生活所获得的经验。特别是梭伦时代存在的贫富不均所导致的雅典动乱,更加强化了柏拉图的这种认识。因此,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对统治者阶层拥有私人财产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甚至在他看来,只有废除财富本身,才能取消他们把任何东西据为己有的权利,才能根治统治者的贪婪,当时的斯巴达就是这样。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柏拉图消除财富不均的动因绝非因为财富不均对个人是不正义的,而是因为财富不均影响到了国家内部形成最高程度的协调一致。与之相同的是,废除婚姻制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废除一夫一妻制的性关系,代之以按统治者的要求进行有节制的交配,目的是获得优秀的后代。因为他认为个别人对家庭的钟爱之情会削弱其对统治者的忠诚。为儿女操心劳累是一种比渴望得到财产更隐晦而有害的自私自利,他认为家庭对儿童的训练不能很好培养国家需要的全心全意的献身精神。因此,与他在财产问题上废私存公的观点相一致,柏拉图主张国家不能让教育听任私人的摆布,而必须由国家提供公民成长所必需的训练与教育,使之符合国家的和谐与福利。 就护国者而言最大的正义就是充分发挥他们勇敢的天性,保卫国家。勇敢是身为护国者的第一要素。无论是对内镇压不法之徒,还是对外抗击虎狼般入侵之敌都要求他们不但善战,还要很勇敢;除此之外,以坦荡的心灵树立符合国家要求的幸福观也是身为护国者的要素。这种幸福就是坚守城邦、无私无畏、甘于清贫,金钱财宝、美女豪宅与他们无涉,正是这种“一穷二白”的生活才构成了护卫者最大的幸福和正义。护国者摒弃了为某一个阶级幸福奋斗的思想,立足于全体人民的幸福,只有这样才会在全体人民的幸福之上体验自身的幸福。倘若他们沉湎于个人的吃喝玩乐,国家的前途就势必会断送在他们的手上。“我们是要我们的护卫者成为真正的护国者而不是覆国者…因此,在任用我们的护卫者时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是否应该割裂来单独注意他们的最大幸福,或者说,是否能把这个幸福原则不放在国家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必须劝导护卫者及其辅助者,竭力尽责,做好自己的工作。柏拉图在这里强化了个体的道德选择必须符合国家伦理的要求,这是一种典型的国家主义价值观。然而柏拉图不曾考虑的是国家在此种情况下就可以以自己的伦理目的肆意剥夺原本属于社会成员个体的幸福和自由,个体自由与幸福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被最大限度地挤压了。这种理论范式传至黑格尔,演化成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实现,人民非但不能违拗国家的伦理目的,而且“当国家要求个人献出生命的时候,他就得献出生命” 对于生产者阶层,柏拉图并没有明确描述他们最大的正义要求是什么。这是因为,他认为这个阶层及其成员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影响不大,只要他们遵循一个节制的原则,就可以不必像前两者一样,没有任何私人利益,一切行动以国家的公共利益为宗旨。他们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自由婚配等。在这里,节制就是他们防止走向邪恶的原则,就是他们走向城邦共同善的道路。所以,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公共利益原则依旧是这个阶层成员生活所必不可少的隐性规范。 2.公私同一的政治哲学理念:事实性与价值性统一的“理想生活”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在柏拉图对理想国家的种种设计中,突出反映了城邦整体利益或公共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则。在他所做的安排之中,都力图消灭个人利益存在与发展的空间,只有这样,公共利益的实现才能在城邦政治生活中成为主旋律,成为所谓个人赖以存在的阿基里斯之钟。个体的灵魂维系于社会本质上,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是同一的。个人在城邦之中是以一种公共生活为其存在方式的。柏拉图清晰地看到了,公共生活或公共利益的恶劣与腐败,会直接导致个人美德的不复存在。所以,他在《理想国》中一直保持着对个人私利的鄙夷与不屑,它是城邦全部危险的根源。在柏拉图看来,利己主义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错误,它还完全误解了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利己主义者不明白自我利益和共同利益其实是相同的;社会并不是外在于自足的个人的,相反,个人总是共同体中的成员。“利己者就像一个认为只要把脚放入花盆它就会像树一样疯狂生长的疯子。柏拉图完全没有弄明白人存在的意义。另外,他坚决反对的正是后来风行于世的公私两分(或者说是个体与社会相对立)的思维模式。柏拉图认为把个人和社会看成两个独立自足的要素是错误的,人和社会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一个人的欲求与社会的需要之间是同一的,是和谐一致的。所以,恪尽职守成为个人生存于城邦的全部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在城邦共同善的实现之中,实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真正意义。权利与自由都内化在了个人追求城邦共同善(公共利益)的行动之中了。 柏拉图从个人与共同体的胶合为一的关系上,消解了产生公私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他看到的更多的是公私利益关系相统一、相协调的一面。柏拉图这种对公私利益矛盾的解决模式,很难让我们定位它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案还是一种终极性的理想主义解决。因为在柏拉图生活的时代,现实的经验告诉他们公私利益矛盾原本可能就是一个假命题。虽然他已经观察到现实生活中个人利益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但他宁愿在重归先贤文明的昭示下祛除个人利益存在的空间,重铸公共利益大一统的城邦辉煌。 就柏拉图而言,这很难被仅仅定义为一种理想,正如后世许多思想家对《理想国》的评价一样。尼采就认为《理想国》并非空想而是富有实践使命的。当代一些思想家也承认尼采的这种论断不仅符合《理想国》的思想内容,也符合柏拉图的实践活动。总而言之,不管这种方案理想也罢现实也好,这都不影响其传达出的某种理念的正当性,正如卡西尔所认为的那样,柏拉图的理想国远远超越经验和历史的范围,它将指引人类不断地求索最完善的社会制度。 作者:刘晓欣 单位:河南工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后现代政治哲学论文 一、后现代政治哲学言说开启了当代政治哲学批判的新视域 批判是哲学本性,内含理论批判与现实批判两方面重要内容。政治哲学的批判更是典范的理论批判与政治批判的合一,同时也有相应的建构。可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哲学,不管它是自然哲学、科技哲学、语言哲学还是分析哲学等等,都含有现实社会政治的批判与建构,都有对人类社会政治生存的各种不同理论观照。否则,它就无法留存,更谈不上流传久远。政治哲学观照方式的差异,受到世界历史发展、民族国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与个人独特生存体验的影响与制约更大。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大型言说的道德理想国,突出批判现实社会政治的礼崩乐坏,强调政治合法性的最终准则是道德善恶。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大型政治哲学言说与批判,也是以伦理道德为准则,其心中的理想国也是个道德王国。中世纪西方社会将近1200年,其政治哲学真可谓在黑暗的漫漫长夜中朦胧,以虚幻、神圣而宏大的上帝之城来批判引导地上王国的建构。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构想了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的资产阶级千年王国。然而,其解放诺言并未兑现,只是兑现了政治自由与解放的形式,人类解放理想并未实现。需要不断地革命,以实现人类解放,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由此诞生。当代西方后现代政治哲学家不同程度地接受到古希腊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教育训练,也都受到西方政治哲学宏大叙事的影响,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尤其是法国后现代政治哲学家更是深受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都曾经在思想上有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程。在他们政治哲学的思想历程中,首先对政治解放的理论与实践丧失了信心,展开过非理性的、叛逆的批判。但他们在不同社会政治环境、事件等具体因素影响下,最后也都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走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甚至严重背离马克思,乃至批判马克思人类解放为虚幻的宏大叙事。在后现代哲学家心中,资产阶级共和国与政治解放的宏大理想破灭了,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的远大理想也破灭了。一切解放的诺言,都无法在理论上无懈可击,都是思辨的形而上学、抽象的同一性与普遍性,都是虚幻的整体性与主体性这种理性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表象主义哲学的结果;一切解放的诺言,都无法在实践上得到兑现,只不过是以新枷锁代替旧枷锁而已,都无法走出人类囚徒的困境。抛弃大写的哲学、抽象的哲学,就像终结形而上学那样终结宏大解放社会政治理想,成为了后现代政治哲学发出的共同性声音。深入挖掘尼采非理性主义哲学、现象学、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解释学、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先锋派文学的思想言说方式,结合各自独特的理论视域,他们相应展开了自己独特的批判言说。以知识考古、疯癫考察、谱系学批判、监控社会政治分析、解构、幽灵学、精神分析、小写哲学等政治哲学新概念话语方式,他们对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话语方式展开了碎片式的、游击式的批判;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中常被人们所忽视的微观、细小领域展开了批判。这是他们对哲学批判的创新,由此引出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新思潮。他们开启了现代性政治哲学批判的新视野,即注意力不要只集中在宏观批判上,还要批判微观领域,感受具体而微的现代性社会政治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大型权力结构之下,还有各类微小的权力控制机制与组织。 二、后现代政治哲学批判彰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 从1843-1844年开始,马克思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创立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他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在当代世界依然是畅销书、必读书目,被翻译成世界各国的各种语言版本,简直成了“世界文学”;他花了40余年撰写的《资本论》,每到经济危机时期都成为畅销书目,依然是“世界文学”。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是现实建构性与批判性的统一,其对未来理想社会与人类自由发展的构想,不仅是科学理论而且变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类解放运动,至今方兴未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即对现代性社会政治现实的批判,以雄辩的逻辑和巨大的正义感召力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样影响包括后现代政治哲学在内的各种哲学思潮。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后现代政治哲学相遇,进入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视野,更加彰显了它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政治哲学批判,为后现代政治哲学提供了思想养料。这也是后现代政治哲学肯定马克思理论价值最多、最明显的方面。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资本论》对后现代学者的影响最大。福柯在马克思现代性整体批判精神影响下,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医院、监狱、性等微观领域的批判,进而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自由的压制。他把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看成是“革命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主义设想了一种对大写历史的彻底改变来反对这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理论”。德里达更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强势话语反对马克思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以其《马克思的幽灵》的解构策略高度赞扬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精神。德勒兹对俄狄浦斯的批判模拟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加塔利说:“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眼中的政治经济学具有相同的经历。”利奥塔欣赏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其《利比多经济学》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德勒兹的《反俄狄浦斯》一样,批判资本主义对欲望的压制。明确反马克思主义的罗蒂,在其作品中也再三赞美《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深刻,对资本主义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还有法国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生产之镜》都继承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精神。如波斯特就认为,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批判基本上仍是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大框架中进行的。对此,张一兵教授说:“鲍德里亚思想路径的深处,还是存在一种形似历史现象学的他性镜像,事实上,他一直无意识地在模仿马克思。”至少,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性是后现代政治哲学批判性的一个镜像,他们的批判性概念是对马克思的模仿,或是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的替换。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想性建构,也深深影响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他们多数不赞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但不同程度地赞赏马克思政治哲学理想性维度对人的终极关怀,对未来的希望。福柯的后现代生存美学闪耀着人类解放的微光,德里达的友爱政治传递着人类解放的某些精神,德勒兹的解域替换着马克思的解放,利奥塔的未来大单子是渺茫的人类解放,罗蒂的希望折射着对人类解放的赞叹。从后现代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他们试图超越马克思政治哲学这座理论的高山。然而,他们的理论重叙计划都没实现,最终都回到了政治解放的怀抱,也就是回到了被马克思超越的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怀抱。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不可逾越的理论视界,也是不可被超越的对象。而且,马克思政治哲学象燧石一样,在后现代的敲打中不断闪耀着光辉。 三、后现代政治哲学建构促进了政治自由的差异与多样发展 从传统社会政治向现代社会政治转变过程中,出现了两大现代化发展道路与模式,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革命道路与模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革命道路与模式,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促进人的个性自由发展问题。欧洲资产阶级通过“双元革命”走上政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英国和法国为典型;在北美洲的土地上通过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废奴运动而走上现代政治解放的发展道路,美国是典型。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确立了形式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分权制衡的国体与政体。但是,政治解放并没有实现每个个人的全部解放,也没有实现人的差异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从宏观到微观的同质化、秩序化宰制着个性、差异、少数的自由与权力。生活在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现代哲学家,通过个人对政治权力、自由、民主微观运行的切身体验,反思批判现代社会政治问题,创建各有特色的微观政治哲学理论。在他们看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整体、宏观自由与解放是乌托邦梦想,未来遥遥无期、希望有但很渺茫,那属于形而上学的自在之物的世界,只能依靠不确定性去偶然实现。因此,在现实层面上,就要对企业、学校、医院、监狱等社会政治生活的微观领域展开对权力的批判,把自己哲学的任务看成是在与权力展开谈判。进而,他们把知识分子的使命看成是批评、限制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独一性权利、少数权利的侵犯与宰制,让自由与权利在微观的生活领域、市民社会生活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同时,试图再启蒙教育民众放弃宏大乌托邦梦想,关注私人生活领域的自由与权利,警惕权力的微观暴力,并与之斗争。从微观层面上看,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言说对我们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革命道路与发展模式以前苏联和中国为典型。共同点在于,都是在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但又未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直接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政治解放直接进展到人类解放的最初阶段。这种独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后,如何实现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过渡,如何在新的历史阶段进一步实现政治自由、民主、法治等。社会主义新型国家政权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人民群众整体上获得了主人翁地位。但是,我们也存在着重整体轻个人、重宏观轻微观、重同一轻差异、重多数轻少数,甚至存在着以集体名义侵犯个人权利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些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精神的,违背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义,也不符合人的需要与个性发展多样性的实际。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整体上、基本上是优越的前提下,我们更应该充分尊重个性、差异、少数人民群众的权利与自由,让每一个人都更加体面有尊严地生活,更加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是后现代的,也是现代的,还是马克思的,更是当代中国的。 作者:李福岩 崔晓庚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关于知识社会学的政治哲学论文 一、马克思:异化的劳动与异化的政治知识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中性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更清晰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里的“社会意识形式”概念是马克思力求从中性的角度来表述“意识形态”概念的重要表征。总体上说,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是与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所要强调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地位决定了不同的阶级会产生出与其地位相应的意识形态。当马克思与恩格斯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颠倒的意识”时,他们是从异化的劳动势必会导致异化的政治知识的角度去理解意识形态的存在意义的,这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思路有着一致性。但是,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出于建立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需要,马克思逐渐将“意识形态”概念向中性发展,使其作为与经济形态、物质条件相对立的一个范畴而出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总体说来,正是通过深入分析知识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意识形态”概念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政治知识概念。“意识形态”概念势必是与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联系在一起的。 二、舍勒:知识的内在结构与人的权力内驱力 舍勒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舍勒指出:“所有知识,尤其是关于同一些对象的一般知识,都以某种方式决定社会———就其可能具有的所有方面而言———的本性”;“反过来说,所有知识也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由此可见,对于舍勒来说,知识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就在于揭示决定知识的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与马克思强调劳动异化决定知识异化不同,舍勒主张,知识的内在结构是由人的本能—内驱力所决定的。他认为,“如果不存在追求权力的内驱力,那么,国家、政治文化以及国家所规定的法律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由此他得出结论:“关于人的精神的理论是文化社会学所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而关于人的本能—内驱力的理论则是关于现实因素的社会学所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他的逻辑思路是,所有知识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而对于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结构加以研究的社会学则是以人的本能—内驱力的理论作为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所以,所有知识都是以人的本能—内驱力作为预设前提的,关于知识内在结构的研究应该到人的本能—内驱力理论中去寻求根据。在舍勒看来,知识本身就是透视社会及其特有结构的窗口。舍勒认为知识的结构与知识的从事者自己的状况有着极大关联。 例如,在对形而上学知识进行分析时,他指出:“对于一种形而上学的结构来说,形而上学家们所从属的各种社会等级和阶级具有最重大的意义”。此外,舍勒还强调了知识结构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他说:“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形而上学体系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各个民族虽然也通过各种精确科学的方法论表述它们的本性,但是,它们却是通过形而上学把它们的本性更明确、更直接地展示出来的。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建立一种能够把哲学理论史上的诸阶段与产生这些哲学理论的各种群体类型联系起来的理论,将是一项卓有成效的事业。”舍勒针对与宗教知识、形而上学知识以及实证科学知识关联的社会及其特有结构所做的分析是极其深入的。他还进一步说明了知识的发展与政治的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着力强调的是政治权力之间的竞争对于知识发展的重大贡献。他说道:“对于不断把比较小的、分散程度较高的群体合并成范围越来越大的国家群集来说,对于不断加强———一般说来可以使知识的发展从其中获益的———社会等级和社会阶级的形成过程来说,存在于一个政治时代的政治权力的扩张是最强大的力量。”如果说从马克思那里人们更多看到的是政治对于知识的负面影响的话,那么,舍勒的分析则更多地强调了政治对于知识的正面影响。在舍勒那里,除了上面提到的政治权力的扩张对于知识发展的正面影响之外,他还强调了阶级斗争对于知识发展的正面影响。他说:“如果人的精神内部不存在能够使自身超越所有各个阶级的意识形态、超越这些意识形态之以透视法表现的利益的任何领域,那么,所有有可能出现的对真理的认识都必然会成为欺骗。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认识就都将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所具有的一种功能。” 三、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作为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曼海姆也是承上启下的人物。曼海姆在知识社会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将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政治性的理解清晰而明确地固定在知识社会学的范围之内,从而使意识形态这种政治知识形式的特性进一步明朗化。此外,曼海姆还论证了乌托邦也是一种政治知识形式。在曼海姆看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知识社会学还没有从对意识形态的揭露中剥离出来。因此,尽管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其历史观的一部分,但仍没有完全成熟。曼海姆明确指出:意识形态概念“反映了来自政治冲突的一个发现”。而且他还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将会导致“集体无意识”的出现。当然,也正是从曼海姆对“集体无意识”的阐释中,我们清楚地看到,“集体无意识”概念并不是强调存在着意识真空状态,而是强调人们的思想在受到某种意识形态控制之后会出现一种新的层面上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从词源的角度看,“意识形态”一词的意思是“观念的科学”。后来,经过马克思的阐释,“意识形态”具有了“虚假意识”的内涵。客观地说,曼海姆的“意识形态”概念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虚假意识”思想的影响,他刻意将这种因有限的认知视角而产生的扭曲知识,称为“意识形态”,在词义上相当于强调“阶级的意识”。当然,也正是在阐释“意识形态”内涵的过程中,曼海姆看到了这样一类知识分子的存在,“鉴于他们自诩的独立自主性和各种各样的来历,不仅被要求在一个意识形态所扭曲的政治实践中扮演公正的集体批判角色,而且还应是建立在非相对性的、客观真理之上的科学政治的推动者”。曼海姆认为:“能够使这两种角色的扮演切实可行的工具,就是知识社会学:对意识形态与社会规定的优越地位及团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作系统的揭露。”由此可见,关于意识形态的深入分析,不仅帮助曼海姆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与政治本质,而且也催生了区别于舍勒的新的知识社会学。 曼海姆深入分析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还特别强调了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在此基础上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知识社会学。首先,通过强调“政治—历史知识总是局部性的,是仅从某种视角观察事物的”,曼海姆明确指出,在知识社会学领域势必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在认识到政治历史知识总是与某种生存模式和社会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后,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决定的作用,有些人倾向于否认达到真理和领悟的可能性”。其次,在曼海姆看来,倘若人们已根据上述的第一种情形来检验问题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那就产生了另一种探索的可能性:“它在于试图把发现和分析存在于每个历史—政治观点中的‘社会平衡’的任务分配给知识社会学”。曼海姆解释道:“这意味着,知识社会学的任务是分清具体存在的一点‘知识’和估价性的、利益约束的因素,然后把这些因素作为错误的根源加以剔除,以达到‘客观上’有效的真理的‘非估价性的’、‘超社会的’、‘超历史的’领域的目的。”最后,曼海姆还指出,这里还存在着第三种选择:“在本来的政治起始点上,评价性因素不容易被分离出来,至少不像是在形式的社会学思维中和其他种类的纯形式化的知识中以同样程度地可能被分离出来”。曼海姆之所以强调这种选择的存在,是为了说明正是在这种选择中,知识社会学包容意识形态成为可能。曼海姆之所以将乌托邦也解释为一种政治知识形式,就在于他充分地认识到,乌托邦概念与意识形态概念之间具有共通性。但是,与意识形态概念所体现的是统治集团的意识相反,乌托邦体现了受压迫群体在理智上对摧毁和改变特定的社会条件的愿望。更确切地说,乌托邦是关于摧毁与改变特定的社会条件的意识的总和。在曼海姆看来,乌托邦问样也存在“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也就是说,“在乌托邦的思想中,被怀着愿望的想象和行动的意愿所引导的集体无意识,掩盖了现实的某些方面”①。曼海姆还提出了“知识的政治”概念。很显然,“知识的政治”概念的提出极具创新性,它通过进一步阐明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凸显了知识社会学的政治哲学意义。在这里,曼海姆所希望表达的思想是,政治的发展是受制于知识的,特别是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状态。例如,官僚的保守主义这种思想模式带来的就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把所有政治问题掩盖在行政这个帷幕之下的企图,可以用官员的活动领域只存在于已经被阐明的法律界限内来解释”。 四、福柯:权力与知识 弄清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既是福柯关注的焦点所在,也是福柯的重要贡献所在。将知识权力化其意义就在于,使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更加明朗化,这也是福柯思想的最为直观的政治哲学方面的贡献。当代学者贝斯特曾经高度评价说:“福柯不会呼唤‘社会学的终结’,却会呼唤一种新型的政治化的社会学实践,这种实践将与现论的那些人道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和整体化的假定断然决裂。”福柯并未像马克思与曼海姆那样只是通过细分知识而走向承认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而是通过细分知识与政治而走向承认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的道路。福柯不仅进行了知识考古学研究,而且还建立了权力系谱学。通过将政治具体化为权力,在明确知识与权力之间联系的基础上,福柯使这种联系变得更加一目了然。福柯曾经明确说:“权力与知识是直接地彼此包含的;权力关系是以相应的知识领域为前提的,与此同时任何知识都预定了并建构着权力关系。”正因为权力常常会被作为政治的代名词来加以理解,因此,从福柯的话中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知识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包含关系。一方面,福柯所说的“知识”是指关于人的知识(大致相当于人文科学),而在其具体论述中“知识”又往往可以同“理性”、“科学”或“真理”等说法互换。福柯的“知识”概念所强调的是人们在社会的所谓“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中的求真意志或真理意志。也就是说,在福柯看来,在人们的话语实践中包含有人们想成为(关于自身的)知识的主体的意志。福柯的“真理意志”概念无疑是从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衍生出来的,但二者的具体含义显然是不完全一样的。从另一方面看,福柯所说的“权力”比通常所说的(政治)权力在范围上要宽泛得多。因此,总体上说,福柯实际上是通过揭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而走上知识权力化的道路的。由此,福柯的知识权力化的深层次贡献就在于,揭示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相互包含关系。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话语”与权力是分离的。而按照福柯的分析,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权力;“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在福柯那里,“话语”与“权力”是以同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对权力的任何一种方法的掌握,都是对“话语”的一种方法的掌握。以“说话”为例,所谓“说话”首先就是掌握说话的权力,“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而且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权力的施展,一方面不断创造知识(“话语”)的新对象和新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新对象和新形式也会导致和加固某种权力。这样看来,不仅“话语”不是消极、被动的,而且权力也不是镇压、压制等的代名词,而是同“话语”一样,是社会文化构架中必要的、充满活力的积极因素。由此,正是通过深入揭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权力才不再像过去那样被理解为消极性的,而是在此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意义。福柯不仅严格区别了“特殊的知识分子与普遍的知识分子”,而且在他的方法中,社会学家的角色和功能被重塑为一种独特的批判理论家或系谱学家,后者的任务不是为了知识自身而制造知识,而是为了对政治抵抗活动有所贡献。福柯认为,系谱学家是一类“特殊的知识分子”,他抛弃了任何自命为代表一切被压迫群体的虚夸态度,承担着一种更谦逊的局部斗争形式的顾问的角色。同时,与那种“普遍的知识分子”不同,特殊的知识分子并不企图强加一些封闭的整体化方案和行动计划,用来把局部的斗争统一成一个革命运动。不过,正因为福柯只是希望利用知识去颠覆当代的统治形式,最终他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口头批判者。安东尼奥曾深刻指出:“虽然福柯对统治和反抗的辩证法的分析暗示了一种批判的微观政治学,但他关于权力与知识相互渗透的更广泛的论点却提出,统治实际上是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每一个小生境中涌流出来的。控制的系统是如此地铁板一块和不可抗拒,以致很难想象任何有意义的社会变革可以从内部发生。”用福柯自己的话来说:“在我看来,在一个像我们的这样的社会中,真正的政治任务就是批判那些表面看来中立和独立的制度的运作,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批判它们———也就是要撕掉总是通过它们而被含混地运用的政治暴力的假面具,以便人们可以与它们做斗争。” 五、结语 综上可见,知识社会学具有政治哲学的意义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沿着政治哲学的路径继续走下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尽管这些意义都是潜在的,甚至是需要加以仔细挖掘的,但它们的存在却也为人们从中寻求知识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规律性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第一,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将知识泛政治化的过程。 在马克思那里,真正属于政治知识的只有意识形态;但是在曼海姆那里,不仅意识形态是政治知识形式,而且乌托邦也是政治知识形式。因此,从本质上说,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日益认清知识的政治属性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将知识泛政治化的过程。特别是在福柯将知识与权力相联系之后,知识的泛政治化现象更加明显。在福柯那里,权力现象无处不在,因而基本上所有的知识都会在与权力相关联中被打上政治的印记,成为政治化的知识。从福柯的分析来看,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找到与权力无关的知识,知识政治化已是社会的常态。 第二,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由强调“知识影响政治”到主张“政治影响知识”的过程。 前面我们提到曼海姆曾经提出“知识的政治”概念,其力求强调的是政治受制于知识,特别是受制于意识形态。但是经过福柯的分析,人们所看到的是政治影响知识,特别是权力影响知识。尽管福柯一直强调权力的积极意义,甚至认为不应该从消极的意义上理解权力,但是,他对权力与知识相互包容关系的极力推崇,表明了在他那里不仅知识是深受政治影响的,而且这种影响甚至是伴随知识发展始末的。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将政治的内涵狭义化的过程。 从福柯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知识的发展中只存在着为权力而斗争的问题,因此,在这里政治更大程度上只是被视为权力。但是,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的内涵远远超出了权力的范围,它是指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国家权力机制、政治意识形态等。因此,从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政治到福柯的权力政治的发展轨迹来看,在知识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将政治的内涵狭义化的过程。从政治哲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关于政治的理解主要经历了国家政治、权力政治与价值政治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三个历史阶段不仅具有历时性,也具有共时性。这三种关于政治的理解都具有自己特定的界域。由国家政治论发展到权力政治论,由权力来统领政治的内涵,其优越性在于避免了用静止的、抽象的概念对政治进行解释,但其局限性在于使政治的内涵走向狭义化,将对政治的关注引向了一个十分狭小的权力范围。沃尔特也指出:“最有用的权力概念既不会在它的领域内排除说服和强制,也不会认为权威或暴力何者更为重要,更具有终极性。”因此,当福柯将知识与权力进行紧密联系之后,严重后果就是势必会把人们的政治思维限制在关注说服与强制,以及权力和暴力等问题上,而这些问题的研究往往是很难有终极性结论的。 作者:欧阳英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家哲学思想与民粹主义关联 作者:邹志斌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问题症结之所在 对于民粹主义的概念,除了知道“民粹主义,俄文原意为‘人民主义’,是19世纪中叶产生于俄国的一种代表农民利益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5]外,其本质为何,并不清楚。它究竟是一种思维观念,是一种社会的发展模式,还是一种历史的社会形态?它具有怎样的特点,其理论的缺陷、历史的局限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在至今所有参与讨论“与民粹主义”问题的学者中,都没有予以正面的回答,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是在自己的语言系统内、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民粹主义”进行随意地使用。很多学者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仅仅是从个人只言片语的语言风格来任意揣摩、猜度个人的思想特点,主观偏执地认定天生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认为后来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民粹主义等固有观念,是来不及清算也不必清算的。它只是被悄悄地嫁接了过来”而已[6]。这种主观想象的做法,显然不是作为一个学者所应有的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例如:最早提出是民粹主义者的莫里斯就认为,民粹主义就是个人的思维特点和感情倾向,他在《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就指出:“在的心态中还有许多其他特征是典型的民粹主义”[7]。不难看出,在莫里斯心中,的民粹主义问题,仅仅是个人的一种心态情结而已。而在国内的其他学者那里,民粹主义却成了另一种东西。李泽厚就将民粹主义理解成为了一种“大锅饭”模式的分配制度,胡绳则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他说:“中国可以从农业国家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看法一般被称为‘民粹主义’”[8],他认为凡是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就一定是“民粹主义”。正因为对于基本定义的解释有所不同,就使得对于“是否是民粹主义者”这一问题的争论,诸多学者根本就没在同一个问题上展开争论,而仅仅是从个人身上的各个碎片来解释对于个人的印象。理论与实践的二元选择国内的许多学者指责是民粹主义者,其主要的事实依据就是,在建国后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是过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想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因为本人对于“民粹主义”的定义就是如此。早在建国前的1945年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就指出:“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9]323。基于此,国内的不少学者(如胡绳等)就认定,犯了民粹主义的错误。但胡绳对的意思显然是一种歪曲地解释,他们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二者机械地联系在一起,直接划等号。众所周知,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而工业化则是生产方式的一种类型,在现代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确实达到统一,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后发国家要完成国家工业化道路都必须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这种机械的历史阶段发展理论,无疑是构成胡绳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理论基础。的经济哲学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实践的产物,它是关于中国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践的理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因此,在讨论关于在建国后是否是民粹主义者的问题,首先应当立足于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从实践出发考察在建国后是否为民粹主义者,就必须考察一下中国在1949年以后的近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的社会生产力究竟提高到何种程度,中国从原有的小农经济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转型到什么程度。一句话,就是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有没有得到解放。而对于这些问题,胡绳等人根本避而不谈。也许在他们头脑中想象的世界里,根本就不懂经济,而在时代,中国的经济根本就是糟糕得不得了,一无是处。例如,李泽厚就认为:“《选集》第5卷收的是1949年胜利后到1957年底的文章,其中很少有讲经济建设特别是讲工业经济的文章,毛对这方面很不熟悉,也较少发言。他后来提出‘鞍钢宪法’、‘以钢为纲’、‘工业学大庆’等决定性的方针路线,则与他未曾发表的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笔记一样,都主要是一种哲学观念的推演”[11]。毫无疑问,这种盲人摸象的视角、断章取义的解释以及牵强附会的逻辑推演,使坚信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根本就不可能客观地对待和的经济哲学思想。因此,他们只是一味地指责在建国后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过早地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三大改造),却根本不关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也根本不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2]。其实,稍有中国近现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我国“到去世时,已经建立起相当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我们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把一个连自行车和手表都不能生产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为四个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3]。客观事实表明,认为不懂经济建设,忽视生产力发展,不走工业化道路,是民粹主义者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而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提出是民粹主义者的莫里斯先生,在谈到关于国家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的成就时,其观点却与胡绳、李泽厚等人截然相反,他认为:“无论人们对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而且,事实上“的那个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的时期相比毫不逊色”[14]。历史观的二元选择国家建设是一个实践问题,但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还是少数精英资本家?即是坚持人民群众为本位的唯物史观,还是英雄主义的唯心史观?而具体落实到中国的社会实践,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其主要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还是少数精英资本家?而坚持认为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无疑是一种唯心史观,他们认为只有少数的精英资本家才能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胡绳在他的文章中就有这样一段描述:“拿1949年—1953年和1945年相比,资本主义恐怕并不是更多一点,而是更少了一点。官僚资本主义很大一部分跑到国外去了,还有一部分被带到台湾去了(这当然对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不利)。很多民族资本家为了避免战祸,也由于对国民党政权崩溃后的形势看不准,把他们的资产(或其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国外和香港。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1949年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总量,看来也不会比1936年时较多,而是更少些”[15]。而李慎之则更是赤裸裸地宣称:“我曾开玩笑说过,如果中国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随便搭上那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盛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今天我们就是日本”[16]。从这些猥琐、龌龊的言语中不难看出,胡绳、李慎之等人对于资本家离开中国大陆这一事实所表现出来的恐惧、焦虑的心态和对做奴才的渴望,而这种表象的背后则是对资本的顶礼膜拜,更是对人民群众的鄙夷与不信任,认为只有资本家(少数精英)才能发展国家的经济,才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至此,以胡绳等人为代表的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无疑已经在自觉不自觉的时候,将自己的阶级立场完全放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其分析问题的研究范式也退化为唯心史观,完全脱离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 实践的经济哲学 问题的关键在于,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资本主义”?所提到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究竟是指什么?它和民粹主义者所提到的“资本主义”究竟是不是具有同样的内涵和外延?这涉及到理论研究的学风问题:绝对不能将同志在具体环境下提出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无限地扩大解释,“把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19]。同志所讲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主要是指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而绝不是指资本主义人剥削人、人吃人的黑暗的社会剥削制度。“认为……社会主义建立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即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20],而不是分散的、落后的个体小农经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9]207。只有在国家完成工业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另外,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不是没有原则,没有限制的。“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的路,绝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计民生’,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21]。由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已经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国家(除苏联外)清一色的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人们往往也将资本主义与工业化混为一谈,经常进行相互替代的使用,正是考虑到这一现实情况,在谈到中国的资本主义时还要刻意强调“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的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22]88。也就是说,所说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仅仅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而且它的服务对象也不再是少数资本家,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对于“民粹主义”的认识,绝不能将资本主义所有的构成要素当作充分必要条件作为衡量是否为“民粹主义”的标准,只有忽视工业化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的作用的理论才是“民粹主义”。2.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选择“民粹主义者”这顶帽子,说到底还只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国逐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唯一时代课题就是“救亡”。因为“救亡”成了摆在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面前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如果连国家都灭亡了,其他问题说得再好听,也将化为泡影。这不是哪一个人作出的主观选择,而是整个客观局势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日日夜夜苦思焦虑的,甚至不惜为此付出一切代价的,都是围绕这个中心问题而寻求答案[23]。围绕这一时代课题,中国人民肩负着两大历史任务: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中国的现代化。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这一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而在建国以后,面对着经过西方列强上百年洗劫和饱受数十年战争蹂躏后的、且早已经是千疮百孔的国家和帝国主义列强随时会入侵的生存危机时,党和国家在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22]89。而如何进行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成为了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又一重大的历史课题。事实上,“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认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性,并立志要在中国搞工业化。他指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24]。而在建国后的具体历史环境下,中国要想发展生产力、完成工业化道路,有两种选择:一是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即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利用私人的力量完成工业化的道路;另外一条就是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利用国家的力量完成国家建设的工业化。从理论上讲,如果必要的条件具备时,国家的发展完全“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它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农业来逐步代替小地块耕作”[27]。因此,主观上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从客观上说,当时中国也不具备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条件。“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要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实际上是走不通的。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由于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本国封建关系的束缚,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对外国垄断资本具有相当大的依赖性。由于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仍然不可能摆脱对于外国垄断资本的依赖……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企图主要靠外国提供资金和机器设备等等来求得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由于在经济上依赖外国,在政治上就挺不起腰杆,连已经争得的独立也可能丧失掉。所以,如果搞资本主义,搞来搞去,就会搞成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了。这种危险是现实存在的”[28]。因此,无论是主观的良好愿望,还是客观的实际需要,中国都不可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的选择是向苏联学习,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马克思晚年所设想的一种“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事实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意义并不在这一设想本身,而是在于这一设想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方法论”[29],虽然中国的社会经济,在当时还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但“假如我们不得不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可就太糟了”[30]。而中国之所以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也绝不是为了马上进入人人平等、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党和国家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并不是出于一种抽象的社会主义信念,而是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实际需要出发的”[31],最根本的现实原因,就在于要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另外,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对“工业化”的定义同样需要界定清楚。斯大林同志曾经指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32]。而按照当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和建设勇气,也根本不可能承担起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历史重任,只能通过国家的力量来完成国家工业化建设的任务。所以,“确认,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但他从来没有像民粹主义那样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小生产的基础之上。事实上,以为首的党中央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总路线”[33]。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中国人民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共同做出的合目的性(消灭剥削)和合规律性(发展工业化)相统一的历史性选择,绝不是什么民粹主义的问题。3.实践主体的再认识国家的发展问题,即国家完成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实践问题,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调动社会各阶级的力量共同完成。但同时,“现代化的过程不是一个自发的自然过程,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借助一定的群体互动而实现的。现代化是一个社会资源与群体利益再分配的过程,社会各阶层在现代化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势必是不同的”[34]。因此,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同样首先需要认识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35],即谁在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谁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同样也是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利用私人(即少数精英资本家)的力量推动国家完成现代化的进程。但这条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撇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本国人民的血泪史和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殖民史不说,仅就中国当时的资产阶级的力量而言,也无法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由于民国时期国家资本逐步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这就使中国资本主义较早地走进了死胡同,丧失了促进和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可能性”[36]。既然资产阶级无法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那么,推动中国完成工业化建设的任务,就天然地落到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身上了。而事实上,推动国家完成工业化的力量也只能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少数精英资本家。但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学者却无视这一社会现实,偏执地认为只能由作为历史英雄人物象征的资本家们来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而人民群众对此则只能是无所作为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反倒是和一直被他们所批判的民粹主义者持相同的观点,因为“民粹派把群众视为一群盲目的、无所作为的‘群氓’,比作一连串的零,说只有把英雄人物这个实数加在这些零的前面,才能构成有效数字”[37],不过这也是持唯心史观者再正常不过的表现了。所以,他们才会对1949年官僚资本跑到国外去的这一事实表现得无比恐惧,而对于人民的作用却又充满了不信任,“不信鸡毛能上天”成了这些人的普遍心态。事实上,“历史是人民创造的”[38],无论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即使是被无数资产阶级学者所顶礼膜拜的资本主义社会,它的历史发展也是由人民群众作为最终的推动力量而发展起来的。“人民群众之所以是历史的创造者,从根本上讲,在于人民群众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的决定性力量———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伟大的客观物质力量”[39]。人民群众在社会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探索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进方向,当社会生产关系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要求生产关系“变革的意志、要求主要来自人民群众,他们要求统治者改弦更张”[40],使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当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拒绝改革时,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根本起不到任何的历史推动作用,只有当人民群众团结起来进行彻底地革命时,才能完成生产关系向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方向的变革,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41]因此,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42]。 结束语 中国的工业化是在经济哲学思想的科学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客观经济条件并团结了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前提下完成的,而现代化发展也必须遵守“理论联系实际”的客观规律,立足于人民的阶级基础。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仍然需要坚持经济哲学思想的科学指导,只有这样,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才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政治哲学论文:哲学意见对政治建设的启发探索 作者:黎永红 单位:湖南科技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 人类的认识活动从问题的发现到个体意见的提出再到群体共识的形成直至真理的临现过程中,意见是重要的一环。意见作为认识,其本质是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引入认识论,不仅驳倒唯心主义先验论、不可知论和怀疑论,从而克服旧唯物主义直观反映论的不足,创立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把意见引入认识论,是对认识运动过程的精准化。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首先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然后才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在这双重的关系中,通过主体的客体化来改造客体以确证主体的本质力量,同时也通过客体的主体化为主体提供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以提升主体的本质力量。主体认识世界的能力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历史的变化发展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4]意见是主体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种认识能力和形式,引导主体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走向正确的真理。意见是真假未定的主观性认识,必须经过“一致而百虑”的思维矛盾运动对话者提出意见来进行讨论时,常常是非界限不明,谁是真理、谁是谬误要通过争论才能明晰。如果某对话者利用强权、狡辩或话语霸权把一己之见当作真理、把其余不同意见视为谬误,自以为掌握了真理,把真理和谬误的界限说成是泾渭分明的,那就陷入了独断论,其个人的看法也只是一孔之见,与他人的意见相比并没有天然的合理性,本质上都是真假未定的主观性认识。对话参与者所能做的,与其自以为是地掌握真理,不如敞开心扉,让真理来掌握自己。只要对话者彼此诚恳地交流,即使一开始每个人的意见都是错的(承认有可能出错),最终也可能获得真理。意见对于真理具有积极的构成作用,真理就是在克服意见之际展示自身,从而赢得所有的对话者,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人们一定是从错误开始,然后由此转向真理。要让某人相信真理,仅仅说出真理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找到从错误到真理的道路。”[5]独断论倾向在先秦哲学孔孟法家中有所表现,他们创制的“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经学独断论导致了理性专制主义,甚至“以理杀人”。而庄子反对“蔽于一曲”,反对把意见当作真理的独断论,却走向了相对主义。庄子认为种种意见的是非之争都根源于“成心”,区分了主体在认识真理性和价值性上的三种不同取向。“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认为贵贱是由超主体的力量诸如天神上帝、人间君主皇帝、金钱来决定,主体被取消了自由裁量的权利,这是世俗的一般看法;“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即自以为是,盲目自大,比如儒墨法都以自己的学说为终极真理,将其余学派的意见斥为谬误;“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即从道的角度来看待万事万物,一切皆平等,就能克服一切偏见和束缚。[6]庄子主张以道来克服“成心”,反对主观片面性有积极意义,但在《齐物论》中主张“齐是非”,取消万事万物的差别,走向相对主义。面对“蔽于一曲”的老子、墨子、惠子、庄子,荀子提出“以道观尽”的“解蔽”学说,主张解除人们心灵的束缚,保持独立自由的思考,再展开不同意见、观点的辩论,通过辩论能够达到一致的结论,当然这“一致”又要分化,成为“百虑”。正所谓《易传》所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反映了思维辩证运动的规律。正是在思维矛盾运动中,对话者展开意见的争论,做到自尊也尊重别人,思想才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反思哲学意见范畴,为长期受“权威”压制的“意见”正名。把哲学意见范畴引进政治学,把意见范畴与民主范畴联系起来,为党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支持。在实践过程中,主体发展出了一种认识能力即“意见力”,从另一个角度开启了对自己和世界的认识。在科学发展的今天,除了以科学和宗教的方式来认识世界之外,还有通过意见的方式来认识世界。意见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确证了认识主体的本质力量,即主体通过“意见力”实现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意见的表达表明立场、角度和观点不同的主体都渴望了解事物的真相,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应该受到重视和尊重。因而,哲学意见范畴具有多元性、真假未定性、独立自主性、批判性的理论品格。哲学意见范畴的理论品格拓展党民主政治建设道路哲学意见范畴的理论品格适应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的要求。民主与专制、独裁相对立,实现人民管理国家社会事务和多数人的统治。首先,实行民主的政府必须保证主体的独立思考的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伏尔泰反对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言论自由不仅是在私人空间,更是在公共空间以新闻、出版、集会、游行等形式发表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从民主立法的角度实现基层百姓普遍议政,是民主建设的一条途径。民主立法就是民众通过意见的方式在法律层面上表达其利益、意志、愿望。一般说来,如果民众能够通过立法程序使其意志、愿望和要求表达得愈完整、明确和充分,法律就愈能够在民主建设目标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那么,民众也就越愿意选择诉诸法律的方式来表达意志和利益诉求,而不是诉诸其他非法的方式来寻求自己利益需要的满足。立法机关与涉及的利害关系人作为立法主体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上,彼此之间要寻求相互妥协的方案,在沟通和妥协基础上,确立立法、民主与和谐的观念。目前我国法律制度的实体和程序方面离公平正义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需要进一步建立、完善和落实民主立法的各项制度。哲学意见范畴的理论品格为党内民主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党内民主必须要进一步推行党内民主决策,除了领导班子内部决策外,更重要的是普通党员要参与决策,并且是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哲学意见范畴表明认识不同的主体享有表达意见的自然权利,是符合人类本性要求的权利,是国家公权力所保护的公民政治权利。意见的表达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知情权和决策权的体现。在党内民主决策中,保障普通党员的参与权,发表个人的意见,同时获悉其他主体的意见,全面了解决策的情况,以便表决时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当下,意见和利益群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党内组织成份出现复杂化趋势,多元化和复杂化需要整合,而整合就是对社会群体中不同意见利益的矛盾冲突进行协调,使社会组织结构合理,功能协调,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的满足。有效整合需要党员充分参与,把自己的意见集中到公共平台上,暴露在阳光的监督下,才是成功的整合。当然,基于民主决策基础上经妥协形成的共识不等于基于科学决策基础上形成的真理,真理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而民主决策形成的共识反映的主要是共同利益关系,其结果是有用的,但并不必然就是对的。肯定“百虑”的意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一致”的共识,不过,虽然达成“一致”,但是还不等于就是真理,事实上,许多被公认的意见不一定是真理。诚然,某个论断如果经过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意见,就转化为真理,它的真理性将被得到证实,最终被大家认可接受。与此同时,大多数人反对的决策不宜实施,即使强制实施,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在主体多元利益格局下,需要普通党员群众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最大限度地平衡所有人的利益关系。实行党务公开制度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前提保障。党和政府的权力只有公开接受监督,普通党员才有机会介入党组织的权力运作过程,其参与决策权才有可能得到保证。第一,党务公开必须确保普通党员权利的行使。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规定各级公职人员的权力和义务。从国家层面上说人民是国家权利的主体,从党组织内部说党员是党内权利的主体,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尤其是保证普通党员权利的行使。如果决策只是领导干部之间进行,向普通党员隐瞒,那绝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公开制度。第二,党务公开必须确保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和决策结果的公开透明。决策结果的公开、公正、公平取决于决策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要依法保证普通党员包括民意代表参与决策过程,将整个决策过程公开。如果决策结果形成后再公开,公开就变成所谓的“通报”,决策机构的公信力必然大打折扣。因此决策过程应当是开放的过程,从准备、开始到结束,全程向媒体开放,接受舆论的监督。决策开放的程度、频度和力度是现代国家民主水平的重要标志。第三,所有决策者的主要社会关系背景和个人财产公开透明。因为决策者手握国家公器,行使的是公权力,事关公共利益,要防止其以公权力谋取个人私利。因此决策者的“隐私权”应有所“透明”,权力越大其“透明度”越高。决策者的财产公示和社会关系公开是保证决策的公信力的屏障,这在社会多元利益群体同时并存的当下,对于决策的社会公正性具有重要意义。在招聘过程中,招聘单位的决策者应该依法依规公开自己的社会关系背景,自觉接受公众的质疑和监督,保证招聘过程和结果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哲学意见范畴为党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怀疑的批判精神武器意见从对事物的疑问而来,尤其是对自己行动的理论预设前提保持怀疑(一般人是不去怀疑的),凡事多问,怀疑产生问题,尤其是对问题的预设前提的怀疑——反思,对认识的再认识,往往就是踏入科学发现的门槛。怀疑性是科学的重要品质,它是科学的怀疑精神,不是怀疑一切或绝对的怀疑论。 怀疑的批判精神不是科学没落的象征,而是科学进步的保证。康德认为正是休谟的怀疑主义把他从独断论哲学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引导其走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向,从追求客观世界确定不变知识的本体论转向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研究的认识论,通过“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完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第一次转向,即从独断论哲学到批判哲学。①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在怀疑批判前辈已有的思想理论成果上诞生的,也是在经受怀疑批判的过程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也没有自诩自己的学说是绝对真理,认为仅是“行动的指南,没有提供也不可能提供解决问题的现成的答案”。坚持怀疑的批判精神既是永葆马克思主义哲学青春活力的现实需要,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谦虚品格和积极进取精神的。哲学意见范畴表明主体有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通过不同的声音传递自己的判断,展开对其他异见者的批判,在互相批判中或求同存异或坚持己见,推动对话的进行,尝试着接近真理,求得问题的破解。民主政治建设需要有一种批判思维的精神,科学真理就是在怀疑的批判中发现的。英国学者克拉克是牛顿的朋友,1715年代表牛顿与莱布尼茨进行关于时空本性的批判性对话;19世纪奥地利科学家马赫与牛顿学派进行关于时空本性的批判性对话;20世纪初期爱因斯坦与马赫的批判性对话催生相对论。这些学术上的批判极大地推进了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学术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也是在批判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破除“两个凡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重新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全国人民在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开始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总而言之,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意见流通的机制上保证人人都享有表达自己真实意见的权利,通过上传下达、四通八达的网状渠道汇集成智慧的海洋;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用人机制上确保发表不同意见者不会因言获罪;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奖惩机制上鼓励主体提出不同意见,供政府决策部门参考。只有这样,民主政治建设从党内民主走向人民民主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视野下的卢梭思想透析 作者:周师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笔者认为,完整的人的生活领域内在地包含着私域和公域两个部分。私域(又称“私人生活领域”)是指具有差异性和特殊性的个人确保其独立存在和发展的领域,相反,从上述有关公域存在和发展的道德基础的分析可以看出,公域(又称“公共生活领域”)指的是具有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共同体成员实现共同生存和发展的领域。公域是区别于私域并且与其一起构成完整的人的生活的领域,它是特定的社会共同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领域,是一定社会共同体的人们处理公开的公共事务并且实现共存和共享的领域。它也是具有整体统一性和普遍性的集体存在方式。作为社会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普遍意志的表达,公意便产生于这一领域。这意味着,一方面,公域是公意得以存在的基础,没有公域便不可能存在公意;另一方面,公意又必须在公域的范围和界限内存在和发挥作用,公域决定了公意的主体、对象和范围。第一,公域中主体的公共性决定了公意的主体必须是“公共人”。“公共人”是一个更大的整体中的一部分,是公共空间中的共同体成员,是具有整体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共同体的人,是在共同体中有统一性的共同的“普遍自我”,正如卢梭强调的那样:“这个有道德的共同体便有了它的统一性,并形成了共同的‘我’,有它自己的生命和意志”,[4]他往往只着眼于公共利益。格罗夫曼和费尔德以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人”理论假设为前提,最后演绎并推导出了“公意即公共物品”的结论。这当然是对公意内涵的一种误解,因为很显然他们的大前提是错误的,[5]“经济人”是完整的和孤立的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原子式个人”,他往往只着眼于私人利益,是具有特殊偏好和偏见的个人,这样的人是属于私域(家庭、谋生等领域)而不属于公域中的人,那么他们的意志又怎会是公意?有学者便对此观点进行了深刻地批判。①第二,公域中事务的普遍性决定了公意的对象必须是公共事务。所谓公共事务指的是超越个体差异性和特殊性而具有整体共同性和普遍性的事务。卢梭非常明确地指出:“公意是绝不针对个别的对象考虑问题的,无论这个个别的对象是在国家之内还是在国家之外。……由于作出规定的行为者是公意,它所规定的事情就是带普遍性的”。[6]这种事务与一定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都息息相关,因此需要所有成员形成公共意志。相反,如果事务本身不具有公共性,那么处理这种事务的意志就不是公意。比如,雅典城邦公民判决了苏格拉底死刑,有人认为是公意杀死了苏格拉底,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杀死他的不是公意,因为苏格拉底作为一个人并不具有公共事务性,判决不具有公共性的人死刑怎么也不可能是公意所为。第三,对公域的不同解读决定了公意的内容必然具有差异。就是说,不同的人对公意的内容都有着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公域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具体来说有两种表现。一是同一学派内部不同的人有不同理解。比如,在当代功利主义者内部,一些人把公域理解为实现通过平等分配来实现效用最大化的领域,相应地,他们头脑中的公意就是如何实现每个人平等权利的问题,重心是平等;但另一些人却把公域当作通过保障最大程度的自由以创造更多财富的领域来理解,相应地,他们头脑中的公意就是如何实现和保障最大程度的自由的问题,重心是自由。正如威尔•金里卡所说的那样:“虽然一些功利主义者认为:由于边际效用递减,通过大规模地重新分配财富就会使效用最大化;但另一些功利主义者却捍卫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认为它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7]二是不同学派之间有不同理解。比如,自由主义学派把公域当作实现和维护个人权利的领域来理解,相应地,在他们眼中,公意的内容便是围绕着如何确保个人权利而展开的。社群主义学派则不同,他们把公域理解为一定共同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领域,相应地,在他们看来,怎样实现并且维护公共利益就成为公意的优秀内容。总之,公域是公意立论的客观基础。公意的对象和范围只限于公域,同时公意的内容也只能被公域所决定。 公共需要是公意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道德动力 “要如何才能既实现人们的共同协作又不会因此而丧失自由”是卢梭思考社会契约论并进而提出公意思想的逻辑起点,然而,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追问:是什么要求人们共同协作?是人们的公共需要。一切社会及其结构得以存在的前提都是人的生存和发展,但人的生存和发展是有条件的,必须满足人的衣、食、住、用、行等各种需要之后才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为了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就必须获得生存和繁殖所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8]就人的需要来说,它完整地内含着个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两个部分。个人需要是指个人或者家庭感到私人利益的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个人满足的心理驱动力,相反,公共需要指的是共同体所有成员感到共同利益的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共同满足的心理驱动力。公共需要区别于个人需要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超越了个体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具有整体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心理驱动力,是人们应对公域中的公共事务(如战争还是和平、秩序还是混乱、自由还是奴役、维持自然生活状态还是进入社会生活状态等)而激发出来的,是人们通过共同协作实现和共享公共利益的道德动力和基础,也是驱使人们达成罗尔斯所谓“重叠共识”并且进而形成公意的原动力。霍茵菲尔德•尼布尔也认为,人除了自私的自然冲动以外还有另一面,即“人的自然冲动不仅促使人超越自己去追求生命的永恒性,而且也促使人与其他生命共同达到某种和谐”。[9]公共需要具有客观存在性。它的对象中包含着很多物质的东西,如各种公共事务;它的基础是公域,而公域是客观存在着的一个领域;它的实现也需要一定的外部物质条件,而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着的。由是观之,之所以人们需要通过合作的方式脱离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是因为人们在自然状态下遭遇了普遍性的共同障碍,而且它的力量之大远远超过了个体维系其生存所能运用的力量,如果不改变这种“各自为战”的生存模式,人类将会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而走向灭亡。正是“共同生存”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公共需要激发了人们“协作共生”的公意的产生。卢梭在《社会契约论》“论社会公约”部分其实已经隐含了这个思想,他说:“除了把大家的力量集合起来形成一股力量,在一个动机的推动下,一致行动,才能战胜阻力,否则,人类就不可能继续存在”。[10]这里的“动机”一词其实已经暗含了公共需要的意蕴,只不过他用了主观性的“动机”表达了客观的公共需要而已。公共需要不仅是公意产生的道德动力,而且也是公意发展的道德动力。人们的公共事务是随着客观物质条件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新的公共事务又会引发人们形成新的公共需要,因此人们稍低层次的公共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就会在此基础上形成更高层次的公共需要。比如,当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已经不成问题的时候,人们就会相应地产生并提出要求自由、民主、平等等高层次的需要。这与马斯洛认为的人的需要是由低向高逐步发展的思想不谋而合。公共需要推动公意发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公意的主体范围在逐渐扩大。古希腊时期,只有公民才有表达公意的权利和资格。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民是除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妇女、儿童、奴隶、俘虏和外邦人之外的有财产、有智慧、有时间从事政治活动的成年男人。可见,有资格表达公意的公民范围确实非常狭窄。但是后来,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启蒙运动的影响、女权主义者的据理力争以及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手工业者、农民、奴隶、妇女等人群也享受到了表达公意的公民资格。卢梭凭借着天赋人权理论这一“批判的武器”对格劳秀斯关于剥夺奴隶公民权利的合理性观点给予了严厉地批判,说“剥夺了一个人行使自己意志的自由,就等于是剥夺了他的行为的道德性”。[11]可见,表达公意的主体范围确实是在不断扩大的。其二,公意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展。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伊始,公意主要是表达对和平、秩序、安全等内容的公共需求,随后,人们对于个人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和福利为内容的公意要求逐渐增多。比如,霍布斯更加强调秩序和安全,洛克更加强调自由,卢梭则更加强调平等。又比如,随着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保护生态环境为内容的公意表达现在变得越来越趋于一致,须知,前工业时期此问题根本是不存在的。 实现公共利益同时保障个人权利是公意的旨归 公意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学术界对此基本能够达成共识,其依据在于卢梭的表述,如“公意……永远以公共的福祉为宗旨”、“只有公意才能按照国家成立的目的即共同的福祉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公意只考虑共同的利益”、“公意之所以能成为公意……在于……共同的利益”等。然而,有不少人把它当作公意的唯一宗旨而不承认甚至否认公意在保障个人权利方面的宗旨,笔者认为,这是对卢梭公意思想的一种误解,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把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区分开来,把二者等同起来了。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尽管联系密切,但二者毕竟是有所区别的。个人权利是法律赋予个人的要求他人或组织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资格,是属于公域范围之内的,是国家给予保障并且可以共享的权利,对于个人来讲,他享受也好不享受也好,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没有程度之别、多少之分。反之,个人利益则是个人或家庭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需要自己努力积极争取的东西,是每个人自身生存的条件,是属于私域范围之内的,其实现有多少之分、程度之别,这种分别又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天然禀赋、家庭出身、努力程度、受教育水平、因缘机遇等等很多因素,具有非共享性。可见,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个人权利既然属于公域,公意又是公域的最高指导,那么公意保障个人权利也就是正当的了。前述那些对此观点产生误解的人就是混淆了个人利益与个人权利的之间界限导致的。在他们看来,公意只代表公共利益,不可能代表个人利益,相应地也就不可能保障个人权利。事实上,卢梭始终认为公意也是要保障个人权利的。他在探讨人类处于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中的得失问题时曾指出,在公意指导的社会状态中,人类所得到的是“社会的自由和他们对他们拥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和根据正式的身份而拥有的财产权……”。[12]这里的财产权难道不是个人权利的一部分?显然是。不少人认为这种财产权已经改变了其个人所有的性质成为共有财产了,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他在“论财产权”一章中明确指出:“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在共同体形成的那一刹那间便把他当时所有的一切———他本人和他所有的力量(他的财产是其中的一部分)———都交给共同体了。不过,这并不是说,由于这一行为,在转手的时候所有权便改变了性质而成为主权者手中的财产了”,[13]进而又说:“共同体在接受个人的财富时,不仅没有真正剥夺个人的财富,反而保证了个人对财富的合法拥有,把占有转化为一种真正的权利,把对财富的享用转化为对财富的所有权”。[14]很明显,这里的财产权仍然是个人权利的一部分,个人所有权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在他看来,个人财产权利也只有在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才能够克服自然状态下的“脆弱”性,才为社会状态下的人所尊重而更有保障。言外之意,公意是个人财产权利的强有力的保障者,而非个人财产权利的对立面甚至剥夺者。另外,他在“论主权权力的界限”一章中也明确指出了公意以维护个人权利而不是侵犯个人权利的原则和宗旨,“主权者绝对不能对臣民施加对共同体没有用处的约束,它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因为按理性的法则,没有理由的事,就不能做;按照自然的法则,同样是不能做的”。[15]主权者是什么?主权者是公意的表达。因此,上述观点也就转换成了公意不得侵犯那些“独立于公共人格之外的”个人“的生命和自由”权利。综上所述,公意意味着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统一,其宗旨不仅仅在于实现公共利益,而且也在于保障个人权利不受侵犯,因为不同于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它也是属于公域的,保障个人权利不是保障个人利益。我们必须清醒看到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的区别,否则难以真正把握卢梭公意思想的实质。 “话语”讨论是公意产生的共识基础 卢梭在论述“原始的约定”的重要性时曾指出,人们的“结合”是有条件的,这种“结合”内含着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公共讨论两个方面,否则,就不是“结合”而是“聚合”。“聚合”是指彼此之间没有意见交流的分散的人们像麻袋中的土豆一样被外在强力集合在一起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由于人们之间没有丝毫共同利益,没有公共的“话语”,因此不可能产生公意存在的共识基础。反之,“结合”就是缔结契约,契约本身就意味着签约人之间就公共事务进行陈述、交流、沟通甚至是辩谈的过程。“结合”是平等自由的人基于共同的利益而有着共同的“话语”,通过公共讨论达成共识,建立在这种共识基础之上的意志才是公意。无独有偶,他在“论公意是否会出错误”一章中也明确指出,“当人民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前提下进行讨论时,……即使有许许多多小分歧,那也会产生公意的”。[16]显然,卢梭认为公意产生的条件是“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私意中内含着公意,然而,从前者升华为后者并非一个自发的过程。私意往往是彼此矛盾甚至相互冲突的,这为公意的产生仅仅提供了一种“必需”,但只有这些私意“求同存异”并从中找出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意志来,公意才可能产生。这就要求共同体成员充分了解公共事务并进行公开的讨论。哈贝马斯把这一过程称作“实践问题用话语来处理”,他说:“经过话语形成的意志,之所以具有‘合理性’,原因在于,话语与讨论状况的形式特点足以保证,共识只会通过被适当解释的普遍利益而产生。”[17]由上述卢梭的两段论述不难看出,公意得以产生的共识基础是“话语”讨论,即是说,它需要通过人们在公域中讨论、沟通和辩谈来达成。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们在公域中会公开辩论“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内涵及其边界,在此基础上,他们会对公域的范围、公域内应有的规则、公域内应该合理给予定位的公共价值目标及其实现的手段等进行公开地讨论甚至辩谈,通过“话语”途径,“求同存异”,最终形成符合道德合理性的公意。总之,公意不是自发生成的,它要求共同体成员向公域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并且与每一个其他的成员进行讨论、沟通和辩谈,通过“话语”的方式来达成共同的认识和意志。 政治哲学论文:创建政治哲学的迫切性综述 作者:闵长虹 单位:浙江大学 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迫切性 从传统社会崇尚的整体德性正义观到近现代社会追求的外在规则正义观,再到当代社会提倡的德性与规范相协调的正义观,西方政治哲学的变迁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历史辩证法。这启发我们,正义既不是古代落后生产力背景下的先哲们的直觉感悟,也不是近代个体被强迫遵循的行为规范、现代社会赖以维系的无奈选择,而应该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统一的当代的自觉追求。这无疑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实践指向相耦合。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人的依赖性”的传统社会解体,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之上的“人的独立性”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模式。在宗教的神圣形象被揭穿、温情脉脉的封建面纱被揭开之后,存在于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被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紧张所取代。伴随个体权利的成功伸张和有力扩张,维护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私有利益成为政治国家的必然选择,个体权利本位及其诉求的正义制度为自由划定了上限,对自由似乎不能再有更高的奢望。马克思要超越的正是这种哲学,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直接地将自己的哲学与他要超越的哲学的差别表述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这个新的立脚点超越了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及其要求的伦理原则,超越了仅以个人权利为基本原则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阈。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的全新的政治哲学观。在马克思的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非常有限,资产阶级没有实现革命年代许下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诺言,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后这些诺言纷纷破产。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是以自由主义民主在那个时代的狭隘为背景的。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为自由划定了上限,使人陷入自私自利的樊笼而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这与人类解放的宗旨相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设定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6](P.106)然而,在近现代西方学者围绕正义、权利、民主等重大政治哲学问题的讨论中,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几乎垄断了话语权。似乎只要论及正义、权利、民主等问题就只能求助于自由主义话语,马克思主义陷入了失语的状态。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仅仅被诠释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容易产生忽视民主形式及相关制度建设的误解,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维度的被遮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并不在于是否肯定维护个体权利的正义原则及相关政治制度,而在于是否承认其只是过渡性的正义原则和政治制度。自1971年罗尔斯发表《正义论》使政治哲学复兴以来,西方左翼学者尝试着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一些左翼学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国家制度,其建制形式需要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重新定位,以完善阶级、国家仍然存在的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在自由主义主导话语权的西方学界,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始终与其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自由主义对其的反批判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么被看做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要么被当做是自由主义缺陷的补充,其自身逻辑从未得到清晰呈现。这种状况迫切需要我们洞察西方政治哲学历史变迁的真实意向,分析西方启蒙运动开启现代化的利弊得失,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的自身逻辑,构建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尽量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本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切入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生之年把全部精力聚焦于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对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系统、精深的正义建构。这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过错,仅仅依此忽略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性旨趣是教条主义的表现。根据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唯物史观是依据科学事实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其任务是向人们揭示客观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规律“是怎样”的,因而它只是关于客观事实的描述性理论,而不是关于社会生活“应当是怎样”的规范性理论。对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使以规范性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合法性成为一个问题,导致马克思主义面对自由主义话语的失语状态。在唯物史观中,事实与价值、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是马克思考察一切问题的方法论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只有在这一方法论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性与建构性、价值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才能够得到合理说明。20世纪中后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焦点集中在个人自由与历史规律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在自由主义阵营内部,无论是波普、伯林还是其他的自由主义者,都力图将马克思的方法归于机械决定论,批判其以历史规律宰制个人,否定了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最终导致专制主义的发生。在回应这一批判的过程中,哈贝马斯等批判理论家和一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得出了“事实与价值内在于唯物史观”的精辟论断。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长期以来被人为地分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各学科只满足本学科的研究,理论视野和实践视阈日趋狭窄和片面,最终引起“回到整体马克思”的呼吁。“回到整体马克思”需要我们洞察唯物史观的真谛,立足唯物史观的旨趣,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包含以规范方式考察问题的视阈。一方面,唯物史观通过分析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变迁,实然地揭示了客观历史规律;另一方面,唯物史观通过诉诸应然的价值准则指明人类实践活动的终极目的,努力超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狭隘与资本主义正义的片面。唯物史观的精髓在于:在物质生产实践中,从封建社会的“人的依赖性”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之上的“人的独立性”,再过渡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维度,双重批判在生产力逐步发展的历史基础上逐级展开。因此,不能超越发展阶段先批判资本主义后批判封建主义,超前批判资本主义容易掩盖封建主义的更大罪恶。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须把准确阐释唯物史观作为切入点,既扬弃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又坚决抵制各式各样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在国外以列奥•斯特劳斯及其后学为代表,提出了古代的善(整体美德)高于近现代的个体权利之命题,他们虽然敏锐地洞察了现代性的消极面,却也拿不出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存在开历史倒车的嫌疑与危险。与国外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相呼应,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思潮大肆渲染儒学复兴中国,鼓吹儒学拯救人类文明危机。儒学博大精深的和谐思想、大同理想、仁爱理念无疑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但儒学也有其“糟粕”性的一面,思想上的保守、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使和谐思想、大同理想、仁爱理念更多地停留在观念层面。真正的和谐不是观念上的自我陶醉,而是物质生产实践中的不断创造;不是封建宗法关系笼罩下的温情脉脉,而是经济独立之后个体的精神觉醒。当代中国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要坚决抵制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又要借鉴性地批判资本主义文明;既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用体制正义带动以人为本的国内科学发展,又要着眼自由主义泛滥的世情,用人类正义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既要立足当下借鉴西方发展市场经济、建设宪政民主的有益经验,又要着眼未来阐释用人类正义取代资本正义的方向和路径。在社会碎片化、价值虚无化、意义空洞化的影响日益加深的当代世界,这一理论构建显得愈加迫切。 政治哲学论文:被误解的波普尔政治哲学 作者:杨和英 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为何波普尔的命运如此具有“悖谬性”?其原因可能源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原因是他所处的法西斯主义泛滥的社会主义时代。《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主要目的被限定在批判和反对极权主义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上,这也是波普尔获得显赫声誉的重要原因。故此,在极权主义走向衰落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波普尔才会逐渐被学界所淡忘。第二个原因是来自于学术界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纯文本和思想评价上的漏读和曲解所造成的。这些漏读和曲解源于以下几个因素。(1)波普尔处理政治哲学方式的碎片化。虽然波普尔对政治哲学的浓厚兴趣使他对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原则有所阐述,但这些阐述或是简略,或是语焉不详。如果把波普尔与密尔、哈耶克进行比较的话,这一点就会更加明显了。如果说在密尔和哈耶克那里,几乎自由主义的所有原则都得到颇为详尽的阐释的话,那么,到了波普尔这里对自由主义基本理论和原则的思考除了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外,还零星散落在各部著作、论文或讲演之中。这种非系统的处理方式可能是导致波普尔政治哲学长期以来遭受漏读的一个主要原因。之后的哈耶克则把波普尔学说运用于自由主义思想之中,并对其进行了阐发和完善。(2)波普尔的方法论及其思想特征给研究者们提供了自由解释的空间和发挥的余地。对于波普尔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让各种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彻底的考察和批判更为重要的了。从这个角度上讲,波普尔政治哲学的目的在于“破”或“打击”而不是“立”或“建设”。更重要的是,波普尔还是一个折衷主义者,在他的思想中有两种自由主义传统思想的融合,加之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混杂其间,使其政治哲学的主体性倾向或“真实”立场模糊难辨,而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误读。(3)与波普尔的语言特质和写作风格有关。“哲学上的第一次失败”使波普尔领悟到不能像维特根斯坦那样纠缠于词语和意义的精确性或确实性的解析和表述。他担心对定义的尝试解析会通向语言哲学的泥潭,故而他强调语言的清晰性,认为知识分子有责任简单、清楚地向社会表述他的研究成果。此种风格一方面掩盖了思想的深度,使阅读者无需仔细研读其政治哲学著作,尤其是与此相关的科学哲学著作,也能够粗略地概括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要点,因而常招致一些学者所言的“浅薄”“偏执一端,不求深刻”的非议;另一方面通俗易通的语言风格也使得波普尔的思想在被普遍关注中逐渐通俗化,进而被曲解、鼓吹乃至利用。(4)波普尔著作写作和出版历史的复杂性。首先,《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都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像《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写作就经过了几个阶段;其次,一些文章当再以书籍的形式出版时又有所补充或修正,而波普尔最后的一些主要著作也未能及时出版;最后,波普尔自传《无尽的探索》还可能忽略了某些重要的,但不符合他思想结构的事件。如果这些情况属实,那么无疑为研究者们对波普尔思想的解读增添了诸多困难。(5)“写作文脉”和“阅读文脉”的混合,形成了某种奇妙的状态:波普尔政治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时期成为自由主义抵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事实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看似有助于战后的自由主义,但把它看成是反斯大林主义、反社会主义却是一种误读。 学界一般认为,波普尔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涉及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甚至有学者诸如拉塞尔•雅各比就认为,波普尔的论证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极权主义倾向的批判,对于纳粹主义几乎没有提及③。这些观点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红色维也纳”而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为波普尔提供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背景。波普尔对极权主义的态度反映的是他1927年到1934年期间在奥地利的所见所闻。波普尔对于法西斯主义是持坚决抵抗的态度,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却抱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因为在他看来虽然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的政策具有自我毁灭性,这种政策错误地阻止了工人阶级有效地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攻击,但这却是欧洲大陆抵抗暴政的唯一的政治力量。这种“矛盾心理”可以解释为什么波普尔在早期并没有发表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也没有将其态度转变公之于众。波普尔在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时对苏联是几乎不了解的,因为在《无穷的探索》中他曾坦诚地承认《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在艰难的环境下写成的:一是,当时的新西兰除了与英国有所联系外,与其他外界是隔绝的;二是当时新西兰的图书馆受到严格的限制,波普尔处于有什么书就用什么书的写作状态。这些情况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正因为波普尔对苏联的不了解,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他误解了苏联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另一种解释则是波普尔也许并不是部分学者认为的那样,即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等同起来,事实上,他更多关注的是法西斯主义,而不是斯大林主义。第二种解释似乎更合理些。因为波普尔之所以逃离奥地利的原因在于当时激烈的反犹太主义运动,他自己也坦诚地承认他对封闭社会的公开指责和政治哲学著作都是为了战争而作的一种“努力”,更何况《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大部分写作的政治背景是正直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并长驱直入苏联,世界面临着重返中世纪的直接威胁。在这样急迫的形势下,波普尔关心的主要对象不可能是斯大林主义或为冷战张目。所谓的战争“努力”,可以看做是波普尔在指责封闭社会被纳粹主义所利用的同时,提出要慎重地对待战时联盟中的苏联,因为苏联也可能会存在同样的状况。在1945年之前,波普尔承认他对苏联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他也极少用“极权主义”这样的词汇来描述斯大林主义,和多数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样,波普尔对苏联苏维埃是持保留的态度的。他也很少关心和触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即使在对苏联的批评中也夹杂着高度的赞誉:“斯大林再次引入奴隶制和折磨,对此我们不可宽恕,不能原宥。然而我们不可忘记,发生了一切是因为东方信仰允诺自由———全人类的自由———的理论。在这场猛烈的冲突中,我们不可忘记,甚至共产主义也是产生自帮助别人,为别人做出牺牲的愿望。”④显然,波普尔清楚地认识到苏联在某方面的成功之处,而这恰恰表明了他对苏联不是持完全批判的态度。直到冷战时期,大概在波普尔55岁时,共产主义带来的全球性破坏才强化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的观点,从而坚定了反苏维埃的立场。之后,在1963年出版的《猜想与反驳》一书中,他通过分析斯大林主义的弊端得出,“共产主义信仰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它诉诸对人类自由的信仰,但却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压迫制度。”⑤然而,在冷战时期阅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却产生了另一种不同的解释———它转向了共产主义。这里需要承认两个事实:一个是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观点是二战前形成的,大多数观点与他视域下的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批驳密切相关;另一个是波普尔写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政治景象与二战后政治背景是迥然不同的,当时主要的政治现象是法西斯主义,其着眼点是德国,而他所指的极权主义似乎不可能涵盖斯大林主义,因为苏联在战时并没有被归入极权主义国家。当然,尽管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解释是含糊的,但仔细研读则可以发现它是指法西斯主义国家和纳粹恐怖活动。在这一点上,波普尔似乎是正确的,尤其是在法西斯主义背景下审视他的目的,则是很明确的。此外,波普尔奇特的命运还与其政治哲学的困境有关。正是其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性和理论上诸多问题的存在使得波普尔及其政治哲学在西方政治界中迅速地没落。 正如朱宏源先生所言,政治哲学的优越性和局限性都不是绝对的,它们有赖于时代的特征。作为时代产儿的波普尔自诩是苏格拉底式的斗士和殉道者,并以其独特的视角试图解决时代的理论困境和社会矛盾,企图在20世纪再创造一个苏格拉底之后的“波普尔传奇”,这表现了他对时代困境的种种努力。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波普尔是一个科学哲学家,却不是一个特别精通的政治哲学家,这导致他的政治思想在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中被忽视的同时,在共产主义世界却被广泛地散播。JonathanLieberson曾把波普尔主要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的原因归纳如下:一是他未能像汤因比和斯本格勒那样给历史主义家的工作和实践提供一个真正的责难;二是“消极功利主义”在试图逃避人类追求美好生活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时,却通过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逃避或补偿什么”的模式提出了相同问题,用BryanMagee的观点说,就是波普尔并没有对“消极功利主义”思想进行充分的解释和阐述,以至于它“局限于在现存的权力、财产和机会分配模式中起消除滥用权力、纠正弊端的作用”,“这一原则连诸如国家对人文科学的补贴、市政府为民众提供运动场、游泳池等设施之类的适度慷慨的措施也排除了。”⑥事实上,这个问题还可以从波普尔在其自传《无穷的探索》中关于自己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中看出,相对于科学哲学,波普尔对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论述是少之又少,而且在《自传》中也坦诚地承认,他主要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笔者认为,对于波普尔,没有必要用政治哲学家的严格标准来衡量,至少一种理论的存在自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正如斯金纳和博•斯特拉思在《国家与公民:历史•理论•展望》一书中明确指出的,“我们不能直截了当并且实用地质问各种自由理论当中哪一种是正确的。每一种传统对如何思考自由和国家都提供了一种连贯的解释,而各种传统又在不同的时间回答了人类的重大利益。”⑦更何况,波普尔政治哲学即使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困境,但一切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通过不断地纠正错误而获得增长的。实际上,波普尔政治哲学的意义,并不在于从他的理论中生硬地简化和抽象出一条貌似实用的操作体系或政治方略来指导实践,这恰恰是波普尔政治哲学所极力希望通过知识来实现自我的解放和批判摆脱康德所言的“教条主义”的思维模式。 政治哲学论文: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论文 摘要: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活动的反思,建立在人们的生活体验的基础上,在生活世界的实践语境中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梳理和反思。在肯定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哲学相遇的可能性之后,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和哲学思维方式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思考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坚持总体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社会现象,即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本质。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哲学范式;人学范式;社会价值认同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一个哲学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社会性、和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能做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在于它能够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价值意义。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学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深化了对其本质的认识,但没有形成统一界定。毋庸置疑,思想政治教育是针对人的活动的现象,在社会共同体中,个人与集体活动中的辩证关系也需要一种全面的辩证的视角去解释。社会哲学是一种对于社会生活现实的总体性把握[1],要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需要社会哲学范式这一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产生和需要的必然性与普遍性问题反思,这与认为“社会哲学范式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把社会政治的需要看作其出发点和归宿”[2]的观点不同。基于社会哲学思维方式,探究“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所是”在生活实践中如何体现的,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才能正确体现其本质。 1目前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现状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客观存在,在不同时代和国家表现为不同的样态。针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研究,许多学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界定是从一定统治阶级、阶级意识形态来界定的,“意识形态性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或意识形态性,它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性质和方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属性”[3]。意识形态性的优秀是政治性和阶级性,是指的是观念上层的建筑,是政治的法律的思想的观念,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大众的,是文化自觉的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需要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意识形态说发现了思想政治教育阶级意识功能传播,在这一社会关系中显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源于社会系统中的政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定,实质是政治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的渗透”[4]。政治是对公共事务的安排和治理,它自始至终都有公共性的向度[5]。政治性只是人的群体归属需要的一部分,另外还有道德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在原始人群内实际上是存在着为大家都认可的行为标准和活动准则,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体现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性,从根本上看,在阶级蒙昧时期,在社会思想领域中不存在着思想体系的明显分化,政治社会中只存在着一套较为完备的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的思想体系。道德是统治阶级的道德,政治是一个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强制,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即政治同化了道德和宗教,因此,政治性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做概括是不能覆盖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范围和全部现象,只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被需要的体现,无法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主体间性活动,在现实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一个前提性承诺,具有确定的价值取向和导向的,尽管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及其不同人群、各个阶层和学者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的认识和理解不同,然而对于其历史正当性、社会价值取向和作为人类需要的一项活动是共通的。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存在相同的现象,即能够用一种关注社会活动的方法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根本上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2思想政治教育本源性探究 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准确把握应该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发生去追问其为何存在。基于这样的路径去寻求它的本质,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回答。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作为人的一项活动,发端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思想活动。简单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是原始社会人进行的一种生活方式,主要体现在群居生活,伴随着意识、情感、规则的发生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济把这种原始形态的德性称之为“生活式的德育”,尽管这种生活式德育及其原始,但它已经历史性地“承担着社会生产性和生活性”,“维护社会公共生产和生活”,传递和驯化人的德性职能。[6]基于这样的生活式德育所形成的习惯,维护着人际平等与聚集,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群内存在大家较为认同的活动准则和行为标准,体现在集体狩猎和采集活动当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与人之间关系而结成的一个整体,因此原始社会的思想道德教育是集体的、公共的、社会性的活动,也还没有从其他的社会活动中独立出来,在社会思想领域表现为对某种神秘力量的一致崇拜和信仰[7]。人与人的这种紧密的联系结成的这种自然共同体当中,表现的是对氏族部落认同的原始宗教式的精神控制,是群体性的。阶级社会的出现,伴随着阶级控制和阶级教育活动的出现。不管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时期,在社会思想领域不存在着思想体系的明显分化,政治社会中只存在着一套较为完备的具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思想体系。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儒学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并得到一定发展,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转向政治教化。中世纪时期宗教利用教义将人们的思想观念禁锢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当中,为阶级统治服务。这一时期主要是对“主人”所代表的国家和社会认同的那一系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规训和教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时期,资产阶级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宣称教育是为了对公民进行智、体、道德教育以及宗教教育,培养民主、自由、平等的公民。在教育实践中大肆宣传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意识的教育,并且在公民教育中体现了一种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教育理念。社会存在着两大对立的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自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建构的各自思想体系。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社会思想理论界存在着多元的以理性个体的角度出发,而非从阶级出发的论证和阐发为社会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所应实施的方案体系。思想政治教育的表现是以培养民众对国家(国族)和社会自觉认同的理性精神为主旨的教育和引导。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在不断的自我实现、解放,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根据以上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本质有了一个基本指向,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表示的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生活需要。实践性和目的性是人类存在的价值指向,社会哲学反观人的生活总体。 3用社会哲学范式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再思考 社会哲学在我国80年代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南开大学哲学系对社会哲学的研究。王南湜教授提出让定义适合于生活,用生活中已有的领会去修正定义,修正理论。基于这样的方法,王南湜教授给社会哲学的定义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现实的总体性把握[8]。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从其发展历程看出,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目的性和实践性理解和把握需要社会哲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来把握,因此,社会哲学范式则指的是以社会哲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给予总体把握或反思,在这种思维框架下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重新做思考。本质不是变化的,是最普遍、最稳定的根本性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也是各个阶段体现最为普遍、稳定的最根本性质。基于这一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发生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目的性和实践性体现出发。3.1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一项实践活动,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在实践中完成的。首先,从其出发点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进行。社会哲学是以一种总观的态度面对现实生活,那么生活是人的社会活动的体现。从人的思想实际出发,对具体的人开展教育,分析人的思想的形成、发展、嬗变等,而这些是无法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来进行的。其次,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归宿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使人们形成好的思想,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而这种思想政治素质则是社会需要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完成。人是未完成的存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是一个在不断创造活动中自我完善,不断追求幸福生活的人。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去提升自己的思想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涉人这一本性,找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内在契合,才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体现也须在实践中去检验。思想政治教育要达到怎样的效果,有没有预期效果,只能在社会实践中来检验是否有效。[10]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相应的关照这一点。通过交往,圈中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对成员生活产生影响,不管是显性的影响还是隐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人获得自身的完整性和全面发展性。当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有一定的目的性。3.2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教育相区别的一个方面。人的存在是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可避免的与其他个人或群体有一定的关系,而不是孤立的、抽象的存在[11]。在这种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需要得到认同,也需要去认同群体其他成员。在认同确证的过程中,思想和行为都会受到影响和相互教育。但是,在这种社会圈中不一定都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有些群体思想缺乏正确的价值取向,甚至有消极影响。社会环境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和自发性,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相伴随。思想政治教育则是专门人员、组织有计划地培养和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为目的的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价值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性指向。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教育,体现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与其他社会活动的目的是不同的,它根据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经济、政治发展状况,根据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要求而预设的。在关照这一特殊要求的同时,人又是具有主观能动性,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人的主体选择,把人在发展中符合社会目标的思想政治强化、形成理想信念,使之与社会发展方向保持一致,使人与社会在互动中发展。3.3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指向性: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立足于现实,而且关照未来。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有针对性的解决人们现实思想问题、实际问题,而且把人的思想长处、积极方面引导,并且发挥预防作用。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的思想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价值观是关于价值的一定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的基本观点,是关于现实的人对全部生活实践所产生的意义的一种评价、判断和取舍标准的思想体系。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只包含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教育,还是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美学价值观等教育。“价值观教育对人们进行启发和引导,促使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并将其转化为内在的自觉要求。价值观教育是一个规范性层面上的教育,它不可避免地将特定社会的价值观体系渗透到教育过程中,以此促使人们个体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13]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是在调和社会价值体系与个体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成员个体价值观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在实践中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发展进行价值体系引导。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性、具有超越性的社会价值观教育,它是一定阶级、政党或集团用社会价值观体系对社会成员施加一定影响,促使社会成员形成符合社会价值体系要求的个体价值观的实践活动。 作者:张应梅 单位: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经济政策论文:环境经济政策实施进展综述 作者:董战峰 葛察忠 王金南 高树婷 李晓亮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起始之年,国家颁布的《“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等一系列纲领性政策文件明确提出要重视创新、改进并完善环境经济政策,来深入推进“十二五”时期的节能减排工作,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副总理在第七次全国环保大会上的讲话也多次强调创新利用环境经济政策促进新时期环境管理工作。这些环境经济政策领域包括环境资源产品定价、生态环境补偿、环境税费政策、绿色信贷、排污权交易政策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十二五”时期我国政府对创新利用环境经济政策探索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保新道路的意愿和决心。此外,《中央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2011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等年度国务院政策文件也就相关环境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提出了要求。各有关部委编制的部门“十二五”规划也从各自工作领域角度提出要创新利用和落实有关环境经济政策,以更好地开展环境资源管理工作。如农业部下发的《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建立完善涉渔工程生态评价和生态补偿机制;国土资源部印发的《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十二五”规划》,要求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节约与综合利用取得显著成绩的矿山企业给予奖励,落实国家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减免所得税、部分产品减免增值税等政策法规;国家发改委主导制定的《“十二五”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指出要落实好鼓励秸秆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研究将符合条件的秸秆综合利用产品纳入节能、环境标志等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等;环保部还首次制定出台《“十二五”全国环境保护法规和环境经济政策建设规划》,指导和推进全国环境保护法规和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从政策出台的主导部门分布来看,主要是国务院及国家财政、发改部门,其次是环保、税务部门,再次是水利、林业、国土等有关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出台的政策类别以水价、电价、补贴、税费和税式支出等税费定价政策以及规范专项财政资金的投入和使用政策为主,对于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绿色信贷、环境污染责任险等政策类别而言,出台的专门性政策文件很少,多是在有关的综合性政策文件中原则性要求开展该方面的探索或要求加快改革进程,早日构建相关机制或制度。尽管2011年在国家层面,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环境污染责任险等政策文件出台较少,但是这些领域环境经济政策的试点探索在加快推进。在这种背景下,不少地区结合国家政策要求及本地区环境管理工作需求,开展了多样化的环境经济政策试点和实践探索,政策制定、出台和实践也取得较大进展。 环境资源产品定价 环境资源定价政策改革积极推进,水、电定价政策改革仍是2011年改革“热点”领域,理顺水电定价机制,促进价格合理上涨是基本趋势。2011年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对水价、电价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予以指导或规范。《中央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完善成品油、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和各类电价定价机制,推进水价改革;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要求构建有利于水资源节约和合理配置的水价形成机制,完善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合理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财政部、水利部等有关部门也就水资源费的中央和地方分成及使用专门出台政策文件予以要求。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适当调整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求补偿火力发电企业因电煤价格上涨增加的部分成本,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水用电执行居民生活或农业排灌用电价格等。许多地方出台了有关政策,积极推进加强排污费的稽查、促进排污收费的信息化能力建设等。多个省份开展了污水处理费改革,根据当地社会经济条件和发展水平,促进了污水处理费收费水平合理上涨。 1、水价改革成为社会的广泛“争议区”,建立规范性的水价定价及水价调整公开机制成为水价改革的基本方向。 各省市水价总体上呈加价发展趋势,其目的是为了解决供水企业成本与水价的倒挂问题。2011年水价上调步伐主要集中在下半年,这主要是因为第四季度国内通胀水平有所回落,通胀压力缓解。自10月份以来,福建厦门、浙江义乌、湖南郴州等20多个城市,已召开过上调水价听证会;据中国水网统计,2011年底相比2002年底,北京、深圳、上海、广州四市自来水价格分别上涨48%、53.33%、58.25%、46.67%;截至2011年末,全国36个大、中城市(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居民生活用水到户水价平均值为2.67元/立方米,其中自来水价格平均值为1.76元/立方米,在到户水价中占比72%;污水处理费平均值为0.76元/立方米,在到户水价中所占比例为28%。由于一些地方水价调整过程中,社会公众对价格调整听证程序及水价上调幅度是否合理存在较大争议,不少地方政府开始重视按照国家政策要求规范水价听证程序,出台相关政策文件促进水价成本调整听证的透明、公开。如湖北省出台了《城市供水价格调整成本公开暂行办法》,要求各地方水价调整过程中,供水企业调价成本、成本监审和结果均要向社会公开。供水企业如不按规定公开调价成本,调价将被终止,企业也将受罚;海南省也出台了《海南省城市供水价格调整成本公开实施办法(试行)》,要求城市供水价格调整必须如实公开供水成本,价格主管部门要按照规定进行成本监审,供水企业如果不公开或不如实公开供水成本,价格主管部门将终止其价格调整。在水价改革的过程中,也暴露了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到底水资源如何定价、水价成本高还是低,不同利益相关方有着不同的看法,社会公众认为通胀水平较高,水价听证“逢听必涨”,而且供水企业成本不透明,因此对水价改革存在质疑态度,导致一些地方社会公众参与水价调整听证的积极性不高,甚至出现社会公众“被代表”问题;供水企业则认为水价太低,难以维持供水服务的正常运营。然而,一些地方出现的供水企业水价调整听证会上“集体哭穷”,背后却是财报数据“全线飘红”现象也令人深思。据中国水网统计,2011年18家水务上市公司均公布了2010年年报,年报显示,2010年,我国水务上市公司全部实现盈利,无一亏损,各公司平均每股收益0.58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5.78%,平均销售毛利率40.02%。从水价改革过程中暴露的问题看,需要积极促进地方政府坚持“保本微利”的改革思路,同时要平衡好供水企业、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明确政府有关部门、供水企业以及社会公众在水价改革中的各自角色定位,并促进水价调整程序的透明、公开。对企业来讲,要如实公开其水价,水价到底是高还是低要让社会公众彻底、如实了解;对社会公众来讲,则要履行好水价听证的参与权和信息公开知情权,积极参与到与其利益攸关的水价改革中;对地方政府来讲,则要出台相关政策或法规规范,一方面,要推进水价调整听证的规范、透明;另一方面,做好水价调整的价格监管,在坚持城市供水基本保障设施的市场化运营坚持“保本微利”改革思路下,确保水资源定价的合理性,以及对违规水企予以制约和惩罚,防止供水服务的“过商品化”。这样才能更好地增强水价改革的社会可接受性。还有一些地方正在探索差别水价政策实施的新模式。如江苏省南通市将差别梯级水价政策与企业环境行为评级联动起来,对企业环境行为评级为红色和黑色的高污染企业执行差别水价。被评级为红色等级的企业,其随水价征收的污水处理费在现行标准的基础上提高0.3元/立方米;评级为黑色等级的,随水价征收的污水处理费在现行标准基础上提高0.5元/立方米。执行差别水价的企业,当环境行为评级达到黄色及以上后,污水处理费即按正常标准执行。#p#分页标题#e# 2、电价改革逐步深化,规范电价秩序,稳步推进实施火电厂燃煤机组脱硫电价、高耗能行业差别电价是2011年电价改革的重点。 2011年推进燃煤电厂脱硫电价、规范电价秩序及居民阶梯电价改革、实施可再生能源并网电价扶持政策受到国家重视。有关部门出台的电价改革政策文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严格落实燃煤电厂烟气脱硫电价政策,制定脱硝电价政策;二是,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继续加强电价监管,采取切实措施整顿规范电价秩序;三是,规范节能电价政策及减少电价改革对社会民生的影响,如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电价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制定居民阶梯电价具体实施方案;四是,扶持可再生能源并网电价,如要求完善太阳能光伏发电价格政策,制定全国统一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标杆上网电价,以通过价格手段促进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由于2011年能源需求增加较快以及高耗能产业2010年停限产后恢复较快,加剧了部分地区的用电紧张形势,一些地方擅自出台优惠电价政策又有所抬头,为此,发改委于2011年6月份专门下发了规范电价秩序的通知,对各地电价政策进行复检,强调禁止一切形式的优惠电价政策,对各级电网公司依据地方越权文件规定对企业实施优惠电价措施的予以严肃处理。并要求各地严格执行脱硫电价政策,强调电网企业必须及时、足额支付发电企业脱硫电价款,对电网企业自行扣减脱硫电价款的,作为变相压低上网电价的违法所得予以收缴,并给予相应罚款。核查复检措施对国家电价政策的落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了落实国家政策要求,山西、陕西等不少省份出台了有关政策文件积极规范电价市场秩序。此外,调整非居民电价和推进实施高耗能行业差别电价政策也是2011年电价政策实施的重点,不同地区差别电价政策推进的行业范围及深度有较大差别。山西、青海、甘肃等15省市非民用电价上调,上网电价平均提价2分/千瓦时。其中,山西省提价3.09分/千瓦时,调整幅度最大;贵州省调整幅度相对较小,提价1.24分/千瓦时。自国家发改委从2004年6月起对电解铝、铁合金、电石、烧碱、水泥、钢铁等6个高耗能产业,区分淘汰类、限制类、允许和鼓励类企业试行差别电价政策,截至2010年12月,全国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市区均实行了差别电价政策。但各地方实行差别电价政策的力度大小不一,一些地方落实不力,主要原因是担心实行差别电价政策影响当地经济发展。2011年继续推进高耗能行业差别电价仍是中央政府的重要工作,在这一宏观政策背景下,不少地区也出台政策文件推动高能耗企业和产品实行惩罚性电价政策,一些地方也对差别电价政策实施的监管考核提出了要求。如甘肃省对部分超能耗限额标准30%以上的企业执行0.25元/千瓦时的惩罚性电价。江西省制定了进一步落实高耗能行业差别电价政策实施方案,公布了2011年部分产业政策限制类的高耗能企业名单(主要为钢铁和水泥行业企业),这些企业按产业政策限制类生产性用电在现行工业电价基础上加价0.10元/千瓦时,并且要求各级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要加强对差别电价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不执行差别电价、缩小执行差别电价范围、推迟差别电价执行时间等价格违法行为进行严肃查处,对情节严重的,省政府予以通报批评,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浙江宁波市对首批93家不锈钢企业实施差别电价政策,提价0.3元/千瓦时。浙江省也下发通知对超能耗限额标准单位落实惩罚性电价,超限额标准用能电价加价费将按规定全额返还给相关的市、县财政,用于节能降耗工作。 3、不少地方提升了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大多数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已经达到0.7元/立方米水平。 污水处理费改革主要集中在提高征收标准及提高征收率。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数据,部分省市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超过1元/立方米。北京为1.04元/立方米,唐山市为1.10元/立方米,上海市和南京市为1.30元/立方米,苏州市为1.33元/立方米,广东湛江市区水价污水处理费由0.86元/立方米调整为1.00元/立方米,大连市污水处理费将由0.6元/立方米调整到0.8元/立方米,佛山顺德区民用用户收费标准由0.8元/立方米调整为1.0元/立方米、非民用用户收费标准由1.0元/立方米调整为1.5元/立方米,湖南长沙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从平均0.65元/立方米提高到0.75元/立方米。大多城市已经达到了0.7元/立方米水平。4、排污收费额突破200亿元,许多地区的排污收费征缴率和信息化建设水平在不断提升。2011年,全国除西藏外共向近44万户排污单位征收排污费202亿元,同比金额增加24.3亿元,增幅为13.6%。200余亿元的排污费收入在推进污染减排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排污费征收额增长的原因:一是中西部地区逐步规范排污费征收行为,排污费征收额增长幅度较大;二是江苏、安徽、山西、上海、河北、山东、内蒙古、云南、广西、广东等12个省份提高了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额增长幅度较快;三是各地加大了排污费征收稽查力度。此外,排污费征管的信息化建设也开始受到重视。环保部要求各级环保部门进一步整合和健全污染源自动监控与排污费征收信息管理系统,提高排污费计征的工作效率和计征过程的科学性、准确性。同时,推动排污申报基础数据库的建设和应用,加强排污申报核定与排污费征收汇审考评,促进排污费依法、全面、足额征收。环保部还举办了全国排污申报核定与排污费征收工作业务培训班,通报应用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核定征收排污费情况,总结排污费征收全程信息化试点进程,交流排污费征收稽查地方经验。 环境税费改革 环境税制建设在稳步推进,但总体上税制“绿化”改革的步子迈得还比较小。 1、推进环境税费改革受到国家高度重视,一些改革前期的研究准备工作正在开展。 《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环境税费、资源税费改革;《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也提出要“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副总理在全国第七次环保大会上也提出要抓紧环境税费“清费立税”,研究环境保护税立法和开展试点;为了做好环境税费改革的前期工作,环保部下发了《关于开展环保经费保障情况调查的通知》,评估开征环境税对各级环保工作的影响,研究环保系统经费保障政策和措施。有关部委也就环保税改革方案的设计积极沟通和研究论证。但总体上看,2011年环境税费改革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当前亟需有关部门加强协调沟通,推进、推广环境税费改革试点,早日出台有关政策法规。#p#分页标题#e# 2、资源税改革是环境税收政策2011年改革的热点,改革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大。 我国早在2007年就酝酿推行资源税改革,但当时迫于通胀压力未能推行。接着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又使得资源税改革再次搁浅。自进入2010年,资源税改革进程加快。2010年5月,新疆率先进行资源税费改革,同年底,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大到西部12个省份,改革要点为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由原来的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即原油资源税30元/吨、天然气每千立方米7至9元,一律调整为按产品销售额的5%计征(其他煤炭、黑色金属原矿等五项税目仍然是从量计征)。变从量计征模式为从价计征,解决了从量模式缺乏弹性、不能反映资源价格变动的问题,使得税收工具的级差调节作用得以发挥,也在一定程度利于抑制资源浪费。2011年资源税改革继续加快,9月30日,国务院出台《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的决定》,明确资源税的应纳税额计征方式;10月28日,国务院出台《资源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修);11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修订后的〈资源税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公告》,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修订的资源税暂行条例及其细则实施后新旧税制衔接的具体征税规定等。这意味着我国酝酿数载的、以资源税税额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为优秀内容的资源税改革开始从试点地向全国全面推开,其改革意义表现在进一步完善了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而且,由于资源税是地方税,这样有利于资源输出大省在资源开采中获得更多财政收入,提升了这些地方政府对因资源开采破坏环境的补偿投入能力。据统计,新疆资源税改革试点一年来,资源税共增收35.78亿元,同比增长4.5倍。但是从目前西部12个资源大省资源税改革进展来看,如何将环保目标纳入资源税改革并未得到重点考虑。针对资源税存在的税目范围过窄、征收方式不科学、税负较低等问题,《“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等一些政策文件也明确提出“十二五”要继续推进资源税费改革、扩大资源税改革实施范围等要求,为下一步资源税改革指明了基本方向。对于环保部门来讲,要积极参与到资源税改革进程,确保环境保护目标成为资源税改革的主要政策目标之一。 3、促进资源节约利用和调整优化产品结构的相关环保税种的“绿化”也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 2011年有关部门出台政策文件明确规定要严格执行并不断完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国家支持节能减排所得税、增值税等优惠政策,继续调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落实好鼓励秸秆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研究将部分大量消耗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的商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对“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研究调整进出口关税政策。但总体上看,消费税、增值税等有关环保税种在调控“经济人”环境资源行为中的作用仍有限,利用进出口关税政策促进“绿色”贸易效用仍有限。 生态环境补偿 加快探索构建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仍是2011年环境经济政策实施重点。 1、社会各方高度关注的建设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在多项政策文件中均有提及,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探索加快。 草原生态补偿快速推进,2011年出台了若干政策,要求中央财政加大转移支付支持草原生态建设,并明确了对农牧民的补偿标准。此外,流域、海洋、湿地、自然保护区等领域的生态环境补偿仍处于政策试点和实践探索稳步推进阶段,2011年基本没有专门性的相关政策文件出台。生态环境补偿的优秀问题,即基于生态环境要素的财政转移支付开始受到重视,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对向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对象、测算方法、管理流程等进行了规范。2010年底,生态补偿综合性立法纳入国务院立法规划,2011年各有关部委继续开展调研和推进试点,筹备立法前期工作。 2、重要生态功能区、草原、湿地等要素和领域的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果明显。 2011年,重点生态功能区涉及的451个县全部纳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补助范围,补偿金额达到300亿元。自2010年国家启动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以来,40多个国家重要湿地、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开展了生态效益补偿。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面积已扩大到12.59亿亩。从有关部门的调查来看,草原农牧民补助奖励政策的实施对促进草原生态环境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草原生态保护覆盖了全国64%的天然草原,尽管还存在补偿年限较短、补偿标准较低、补偿范围较窄等问题。全国所有省(区、市)均建立并实施了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不断推进的生态补偿制度化建设对维护我国生态安全、促进生态环境服务均等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3、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政策试点取得较大进展,在流域综合治理中的效用初显,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有所突破。 河南省在省辖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四大流域18个省辖市实行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政策试点,2011年共扣缴补偿金2804.5万元,而2010年则为4638.2万元,同比下降约40%。其中,省辖淮河流域扣缴生态补偿金最多,达到2646万元,扣缴生态补偿金数额前三位的分别是水质相对较差的贾鲁河(1057.42万元)、惠济河(854.99万元)、颍河(373.88万元)。由于生态补偿金的扣缴主要来自流域内出界水质较差的地区,且出界水质越差扣缴的补偿金也就越多。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流域水环境补偿政策对水质较差流域改善水质发挥了一定激励作用;从水质变化来看,河南全省省辖市地表水责任目标断面水质COD达标率为96.9%,氨氮达标率为94.9%,较2010年有所提升,表明生态补偿政策已取得一定成效。此外,按省辖市统计,有15个省辖市被扣缴了生态补偿金,金额扣缴排在前三位的是郑州(1098.31万元)、开封(934.30万元)、周口(439.23万元),这三个城市也是水环境保护工作需要大力改进的城市。截至2011年11月,河北子牙河流域累计扣缴流域各地区生态补偿金1.07亿元,水质也有明显改善;辽宁省辽河流域8市扣缴生态补偿金1650万元;陕西省渭河干流西安、宝鸡、咸阳三市缴纳生态污染补偿金在一、二、三季度分别为4265万元、240万元、2255万元,总计8930万元,2011年扣缴的生态补偿金总额是2010年三市因超标而缴纳的补偿金380万元的23倍。流域生态环境补偿试点在流域综合治理中的效用初显,究其原因:一方面通过影响各地区的“钱袋子”“倒逼”这些地区加强水污染治理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该机制也筹集了水污染治理资金,有利于促进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措施的实施。2011年3月份,经财政部和环保部批准,新安江跨省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试点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例跨省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按照试点方案,由中央财政和流域上下游的安徽、浙江两省共同设立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基金,2011年基金额度暂按3亿元,其中,中央财政预算安排2亿元、浙江安排1亿元。同年12月,我国第二例跨省流域生态补偿,即陕西、甘肃两省联合实施的渭河流域省际生态补偿开始试点,这也是我国地方政府结合流域综合治理需求自发开展的首例跨省际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按照两省协议,如果渭河上游甘肃省两市(定西市、天水市)跨界出水水质达到两省协议目标,则陕西省政府每年向天水市、定西市补助生态补偿资金300万元,补偿金来源于渭河下游的陕西省“四市一区”(宝鸡市、杨凌示范区、咸阳市、西安市、渭南市)。#p#分页标题#e# 4、一些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区环境保护工作重点需求,就特定类别或要素的生态环境补偿开展了一些试点探索。 山东省作为国家海洋生态补偿试点省,试点1年,征缴海洋生态补偿费3000万元,在探索建设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政策和法规体系方面取得了初步进展。而2011年6月份发生的康菲石油公司渤海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也暴露了我国海洋生态补偿和污染赔偿政策法规应对能力以及监测、评估等技术支撑能力方面的欠缺,在一定程度上也客观地“倒逼”我国有关部门要加快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政策制定和出台力度。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污染事故频发事件,也反映出我国亟需加快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及补偿试点,早日建立海洋生态补偿体系。此外,上海市闵行区开展了基本农田生态补偿实践,补偿金标准为800元/亩,2011年发放补偿金3900余万元,基本农田总面积约5万亩;海南省三亚市选择育才镇抱安村实施森林生态补偿试点,只要村民遵守保护森林等相关规定,村民每年每人都可以获得由三亚市政府提供的2400元生态补偿金;云南省昆明市实施滇池污染物提取生态补偿,氮补偿标准为5万元/吨,磷补偿标准为20万元/吨,以激励有关企业圈养滇池水葫芦。 排污权交易 改进污染源减排效率的排污权交易政策受到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排污权有偿使用及交易政策试点探索正在深入推进,但排污权交易政策的深入推进实施还面临不少制度和政策障碍性要素。 1、大范围推开排污权交易政策试点是2011年新要求。 探索排污权交易政策,包括主要污染物交易及碳排放交易,在国家有关部委出台的多个相关政策文件中均有所提及,但目前仍主要着眼于原则性要求加快试点探索阶段,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寄希望通过试点工作,探索排污权交易政策在中国大范围推行的可行性及需要破解的障碍性要素。此外,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被批准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各试点地区正在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前的一些关键技术问题研究,一些地方已经在着手编制试点方案。 2、目前进展还主要集中在“一级市场”的排污配额有偿使用政策方面,在政府“拉郎配”促进下,“二级市场”的排污权交易也有较大进展。 排污权交易政策国家试点省份正在逐步推开排污权交易,至2011年底,已有江苏、浙江、天津、湖北、湖南、山西、内蒙古、河南、重庆、陕西10省市被批准为排污权交易政策国家试点,一些地区已初步显现成效。如2011年,江苏省从7月1日起,将太湖流域有偿使用的排放指标从化学需氧量扩大到氨氮和总磷,依据环境资源的稀缺程度、污染治理的社会平均成本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氨氮排放指标有偿使用收费标准设计为1.1万元/吨年,总磷为4.2万元/吨年。浙江省自2009年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以来,截至2011年6月底,浙江省的所有11个设区市、35个县(市、区)开展了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共4642家企业实行排污权有偿使用,缴纳有偿使用费8.31亿元;排污权交易计1274笔,交易金额达2.92亿元;排污权抵押贷款累计129笔,涉及金额6.20亿元。2011年12月23日,陕西省在西安市举行氮氧化物排污权拍卖,这也是我国首次开展氮氧化物排污权交易,交易配额为380吨,总成交额160.8万元,参与竞拍的企业主要包括陕西比迪欧化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起拍基价为6000元/吨,最高成交价7800元/吨。以上表明,国家试点省市的排污权交易政策探索正在逐步深化。随着“十二五”规划将氮氧化物、氨氮纳入国家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这些污染物的排污权有偿使用及排污交易试点将会逐步推进。 3、一些地方也在自发探索排污权交易,但交易量大的案例还较少。 自2011年7月始,河北省在全省全面推开排污权交易,要求自2011年5月1日之后审批的新、改、扩建项目需要新增主要污染物年度许可排放量的,必须通过交易取得;初步确定二氧化硫基准价2000元/吨,化学需氧量基准价2500元/吨。四川省选择成都市率先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将首先从电镀、化工、制革、合成革、印染、造纸等14类重污染行业入手。2011年交易额度较大的案例是: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所属山西河曲发电厂、神头第二发电厂分别与神华集团河曲煤矸石电厂、山阴昱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达成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协议,交易量为8450吨,交易额为4796万元。此外,一些地方也就排污权交易政策与相关政策的联动做了一些尝试。如浙江省温州市要求把排污权与环境信用评价挂钩,在环境行为信用等级评定中被评为红色或黑色的排污单位,不得进行排污权的出让和受让。一些环境资源交易所也在探索发展模式。2011年12月23日,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改制为我国首家股份制环境交易所,国家电网、财政部CDM中心、宝钢集团等十家单位入股。碳交易基本上还未开展,2011年仅有少数几个案例,多为示范作用,均为自愿型,如方兴地产通过北京环境交易所购买1.68万吨自愿碳减排量。这主要是政策环境不具备造成的,因为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均未有碳排放总量控制和配额方面的政策出台。在国家层面,也仅是在2011年底,国家发改委出台政策批准湖北、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区开展碳交易试点,各试点地区正在着手试点方案编制及配套能力建设。 绿色信贷 绿色信贷政策实践快速推进,促进绿色信贷政策实施的规范化、构建绿色信贷信息平台、加强银行金融机构评级和配套奖惩机制建设成为绿色信贷改革的重点。 1、有关部门正在稳步推进绿色信贷政策实践。 许多有关政策文件要求各类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节能减排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银监会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评估三年来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成效,并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绿色信贷统计监测制度。环保部、中钢协和银监会联合出台了《中国钢铁行业绿色信贷指南》,这是首次由中国政府制定的考虑行业特征的绿色信贷政策文件。银行业绿色信贷开始呈现向精细化和约束性方向发展的苗头,中国交通银行《2011年度交通银行“绿色信贷”政策指引》,将绿色一类客户标识细分为十二个领域,并将企业环保信息、产品质量安全及生产安全状况纳入信贷全流程管理,实行“一票否决制”。 2、多数省市实施了绿色信贷政策,落实绿色信贷政策开始逐步受到重视。 一些地方积极通过实施绿色信贷促进节能减排,绿色信贷额度有较大增加。如截至2011年5月末,上海市绿色信贷表内外授信业务投放量达572.32亿元,较年初增加37.07亿元,同比多增19.84亿元,增长16.91%。2011年前三季度,河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累积发放节能减排贷款462笔,共计300.53亿元,其中,用于重点项目贷款55.85亿元,用于技术创新贷款23.71亿元,用于技改升级贷款28.95亿元;拒绝不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政策贷款申请项目61个,金额13.59亿元;退出不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政策企业贷款5家,金额3.19亿元;收回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贷款13家,金额4.02亿元;河北省环保系统向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报送的企业违法信息达200多条。广西省于2008年开始实施绿色信贷政策,4年来,广西环保部门累计向广西银监局、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通报全区企业环境信息3660条。其中,企业环境违法信息340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信息2371条,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信息762条,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信息187条,节能环保领域贷款余额为2654.32亿元,同比增长23.59%。2011年1到8月,江苏银行常州分行调整压缩贷款4.18亿元,其中对造纸行业、金属制品业、纺织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等四行业涉及的“两高一资”企业,共退出0.64亿元贷款。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江苏省政府合作开发了“科技之星”小企业贷款产品,贷款对象主要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科技含量高、盈利能力强、环保节能好、管理模式先进的科技型小企业。截至2011年8月末,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已经向28家企业发放共计5800万元“科技之星”贷款。#p#分页标题#e# 3、一些地方开始探索实施绿色信贷动态管理机制,根据企业环境行为表现实施差异化信贷政策,并允许企业在修复其环境信用后予以发放信贷。 江苏开展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和环境信息公开走在全国前列,一些地区探索将“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制”与信贷政策结合起来实施。如江苏的江阴、常州、南通等地区将企业划分为绿、蓝、黄、红、黑5个等级。根据企业的不同“颜色”表现,实施差异化贷款政策。以江阴市为例,该市出台了《江阴市环境保护分类评定企业信贷政策指引》,提出“对绿色企业大力支持、对蓝色企业继续扶持、对黄色企业规模不变、对红色企业压缩存量、对黑色企业严禁新增”的信贷指引原则。如果企业“颜色”表现较差,则可通过信用修复来改变“颜色”。南通市推出了《企业环境信用修复办法》,建立环境信用修复机制,对一度环境行为评级较差而又积极整改、成效明显的企业,允许其恢复环保信用,为其重新获得信贷支持创造条件。截至2011年10月末,南通市“绿色信贷”信用修复机制帮助43家有环境“污点”的企业恢复环境信用,这些企业重获贷款总额达118.2亿元。 4、不少地方的环保部门和金融机构开始重视联手推动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和落实。 如浙江、山西等地开始重视环保和金融机构加强联动,推动绿色信贷政策的落实。其中,浙江省的做法为:浙江省环境保护厅与省银监局签署《浙江绿色信贷信息共享备忘录》,督促银行机构针对企业环境表现实行差别化信贷政策,双方共同致力于建立健全三大工作机制推进绿色信贷。一是构建绿色信贷信息共享机制,环保部门提供给银行部门相关环境信息;二是健全绿色信贷管理机制,银监部门研究建立绿色信贷工作的统计监测、评价考核和问责制度;三是完善绿色信贷工作保障机制,由双方共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公开披露有关环境监管和信贷管理信息。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提出开展绿色信贷工程建设。一是加强与环保部门联系,获取限期关停或整改的落后产能企业名单等环境管理信息;二是开展存量授信专项排查,限制对已被列入淘汰落后产能名单企业的信贷;三是做好对“绿色信贷”工程建设实施计划的考核、检查、评价工作。 5、尽管绿色信贷政策在2011年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总体来看,绿色信贷政策实践还面临一些突出问题。 一是,在很多地区,环保部门与银行金融部门的信息沟通还不畅。目前主要是环保部门单方面向银行提供信息,但银行系统并未将自己的信贷情况反馈给环保部门。信息“单行线”问题造成环保部门不清楚到底银行是否将环保信息落实到绿色信贷业务中去。二是,信息时效性低。在绿色信贷政策执行过程中,多数地区在信息传输上还无法做到实时对接。环保部门往往是通过月度、季度等形式将企业环境信息报送给金融部门,信息的时效性大打折扣。三是,缺乏统一的绿色信贷实施标准规范。由于国家层面未有统一的绿色信贷实施准则要求,目前各银行只能按照各自的理解分别确定绿色信贷战略、方针、政策、制度、流程和产品。许多银行都推出绿色信贷政策,绿色信贷额度也较大,但各银行到底“绿”的程度如何,未能有统一的标杆来判定。四是,银行业的绿色信贷实施绩效如何还未得到足够关注。据《中国银行业环境记录(2010)》:“在我国几乎没有银行因环境违规事件受到抗议,对银行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如何有效开展绿色信贷实施效果的评估,持续改进银行业绿色信贷实施的绩效,是下一步我国绿色信贷制度建设过程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环境污染责任险 在重点高环境风险行业开展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受到重视,不少地区尝试在高环境风险行业推行环境污染强制险。 1、在高环境风险行业推行环境污染责任险受到国家高度重视。 《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原则性提出“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健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研究建立重金属排放等高环境风险企业强制保险制度。环境保护部、中国保监会联合下发的《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硫酸企业环境风险等级划分方法(试行)》,提出要推进硫酸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政策的实施;环保部下发的《关于加强铅蓄电池及再生铅行业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要求逐步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并提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将与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挂钩;国务院颁布的《太湖流域管理条例》,提出要出台有关政策鼓励太湖流域排放水污染物的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2、不少地区在高环境风险行业推行环境污染责任险政策试点,针对高环境风险行业实施环境责任强制险是发展趋势。 环境保护部和中国保监会联合开展绿色保险试点已经三年多,但由于缺乏国家政策法规硬性约束,以及制度环境不具备等客观原因,企业主动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的积极性并不高。一些地方尝试在高环境风险行业强制推行环境污染责任险,对其他类型的行业企业则采取鼓励自愿参与的方式。不同试点地区的行业类型以及企业数量等有较大差别,也有的地区要求位于环境敏感区的企业强制性投保。截至2011年底,已有江苏、湖南、湖北、河南、河北(保定)、重庆、福建、广西、广东(深圳)、四川、山西、浙江(宁波)、云南、辽宁(沈阳)等省市启动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总体来看,在高环境风险领域推行环境污染责任险是地方试点发展趋势。如江苏无锡市在2011年2月初开始试点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要求三类企业必须纳入责任险范围。一是,太湖流域一级保护区内存在环境污染风险的所有工业企业,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范围内所有工业企业;二是,医院、学校、大型居民住宅区等周边环境敏感区300米范围内的所有工业企业;三是,其他范围内的化工、冶金、电镀、造纸、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等环境污染风险高的行业企业。投保企业可按照生产经营规模和环境风险等级,选择不同的投保档次。至2011年底,江苏无锡市参保企业已达688家,缴纳保费1424.16万元,责任险额7.63亿元。从试点进展来看,实施该政策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环境风险防范和应对意识,无锡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的重点在于事前对企业进行技术指导服务,防范可能发生的环境事故,而非仅专注于事后的赔偿补救措施。企业参保前,开展企业环境风险水平的技术评估,参保后也有专家进行技术指导,排查企业的安全隐患,对可能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环节提出整改要求,并进行监督,从而有利于减少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可能性。2011年8月,广西省出台政策文件要求强制在重点行业企业推行环保责任险,并分三步走推动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第一步重点针对环保压力较大的重金属和涉铅企业;第二步重点针对位于重点区域的重点企业及环境风险较大的生产企业;第三步针对试点范围内的化工、重金属冶炼、有色金属矿采选、沿江沿河等高环境污染风险企业,进行安全隐患大排查,存在环境安全隐患的企业,一律列为污染责任险的参保对象。2011年8月,湖南省长沙市环保局《环境风险企业管理若干规定》,这也是国内首部环境风险企业管理办法。其做法是首先将不同行业的污染企业按照环境风险程度划分三个等级,如果企业属于一、二级别的高风险级别行业,则必须购买环境污染责任险,如果企业属于较低风险的第三级别行业范畴,则可根据自身情况自愿选择是否购买环境风险责任保险。#p#分页标题#e# 3、一些地区则选择若干高环境风险企业强制纳入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范围,并鼓励其他企业实施环境污染责任险。 2011年福建、四川、山西省也启动了环境污染责任险政策试点,并未要求特定高环境风险行业企业必须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而是通过选择若干数量高环境风险的行业企业开展试点,要求试点企业必须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于未列入名单的企业则可自愿选择是否购买环境风险责任保险。如四川省确定包括联邦制药(成都)有限公司在内的99家企业作为四川省首批试点单位。山西省首先将污染物排放总量和环境风险因素较大的企业纳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范围,同时鼓励和支持未列入试点名单的企业积极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首批82家企业纳入试点。山西省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赔付额主要考虑企业风险因素,风险因素不同,则保险公司赔偿额度也有所不同。如年设计生产能力在500万吨以上的煤炭企业、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以上的电力企业,累计赔付限额最高可达1000万元。 4、一些地区还将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与优先考虑信贷发放、环保评优评先等激励政策结合起来开展了一些尝试。 2011年3月上旬,河北省选择保定市实施试点,首先在从事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排放有毒有害化学品企业,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运输、存贮、处置企业,以及重金属排放企业中进行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并将这些行业企业是否投保环境责任险作为企业上市和再融资环保审查、申报环保专项资金、环保评优评先的重要审查内容。对未按规定办理环境污染责任险的企业,将在绿色信贷工作中停止授信,在其新、改、扩建项目时,依法实施限批,并加大对其监管和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目前,共15家企业分别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分公司签订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单”,投保费为48.4万元,总保额为2150万元。同年6月份,广东省深圳市开展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也提出试点工作实施“四个挂钩”,即将纳入试点范围的企业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与对企业的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管理、环保核查、环保专项资金安排、环保信用等挂钩。 5、有的地方为了推进环境责任保险试点的深入探索,开展了环境责任保险工作实施考核。 2011年,主要是湖南省开展了该方面的实践,湖南省环保厅要求各级环保部门要积极推进本地区环境责任保险工作,加强对企业的培训,做好宣传。每两个月省环保厅将对各市州工作进度进行通报,年终进行总结评比,并将评比结果纳入省环保厅年终考核结果。 6、我国环境污染事故进入高发期,迫切需要加大环境污染责任险政策试点推进力度,早日构建高环境风险行业防范应对长效机制。 目前我国7555个大型重化工业项目中,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我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200亿元。我国已经进入环境突发事件的高发期。然而,相应的防范机制和应对能力,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政策法规建设层面,均存在很大不足,导致污染事故频发,受损人不能得到及时、充分经济补偿,致害企业无能力或者不愿为其损害行为埋单,而由社会承担事故危害的后果,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地方加大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探索力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上利用保险政策工具这一市场化手段分散高环境风险行业企业以及在环境敏感区域的企业发生环境污染事故风险的客观政策需求。随着地方试点工作的不断深入,也需要在国家层面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予以指引和规范,为地方试点的深入推进提供保障和支撑。 环保综合名录 节能、节水、环境友好型产品名录制定和实施稳步推进,环保部主导编制的“双高”产品名录对有关宏观经济部门出台调结构、促转型政策起到了积极支持作用。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强制要求政府基于制定的名录实施绿色采购。如财政部联同环境保护部2011年先后两次调整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调整了第十期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据统计,目前列入清单的节能产品已有28类、3.1万种,环境标志产品已有24类、1.5万种。在“十一五”时期,全国节能环保产品政府采购金额达2726亿元,约占同类所有产品政府采购金额的65%左右。绿色产品的政府强制采购制度正在逐步建立。 自原国家环保总局2008年第一批“双高”(高环境污染、高资源消耗)产品名录以来,至2010年底,环保部已经先后了四批名录。2011年3月27日,国家发改委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0年本)》将“双高”产品名录作为修订的重要依据,采纳114种“双高”产品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的限制类和淘汰类产品,其中,农药和化学制药行业“双高”产品,90%以上被该目录所采纳,名录成果为有关经济决策部门出台有关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持。2011年环保部编制完成《环境经济政策配套综合名录2011年版》,并于同年10月14日以函的形式提供给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商务部等经济部门,供制定和调整有关政策参考。 经济政策论文:地方环境经济政策问题探索 作者:焦元森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河南省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列全国第五位,尽管人均GDP等指标落后;但是河南省COD排放量却高居全国第二位,二氧化硫排放量居第五位,污染减排任务艰巨。 一、环境经济政策的内涵 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实现三个转变,即: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环境经济政策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作为迄今为止国际社会解决环境问题最有效、最能形成长期制度的办法,建立和实施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对污染减排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探索建立并推行有效可行的环境经济政策,建立和完善环保工作长效机制,对于提高河南省环保工作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二、河南省环境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 1、与经济部门协调互动不够环保部门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没有主动权,缺乏主动协调机制,与经济部门在政策制订方面没有建立充分协商机制,致使有利于环保的经济政策出台少、出台慢、力度小。绿色信贷工作处于起步阶段,进展较慢,还没有全面展开,环保部门与金融机构的信息交流还不够及时。 2、制度本身还不完善如绿色信贷政策,由于刚刚起步,还面临着认识、基础和信息等多重制约,一方面,由于一些高污染高能耗行业还有利可图,有些甚至是短期的暴利行业,很难大幅度削减信贷规模。另一方面还有相当多的中小型污染企业采取民间融资或者自筹资金,基本上不向金融机构贷款,绿色信贷对这些量大面广的污染企业尚不能发挥制约作用。 3、实施政策的条件有待成熟 (1)生态补偿制度不健全。一是生态补偿工作还未走上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轨道。生态补偿没有法律条文支撑,如:洛阳市国土资源局今年拟定的《洛阳市矿山生态环境恢复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由于没有上位法而被市人大立法预备会议否决。二是缺乏规范的财力支持长效机制。三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现生态补偿的要求还不够清晰。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只是按经济发展程度来确定,但未能充分反映生态补偿的要求,多数财政转移支付受惠项目的生态补偿指向并不明确。在财政收入分成比例上,虽然实行了差别待遇政策,但对重要生态功能区域的生态补偿倾斜不够明显。 (2)排污权交易方面。首先是如何确定区域排污权总量是比较难的问题。目前,排污权交易试点地区大部分都是避开总量问题来实施排污交易的,许多地方在操作上则根据国家、省以及地方的污染物总量控制计划或目标来确定某一阶段的排污权总量,甚至与排污总量控制计划脱钩,造成排污交易与环境改善没有有效衔接。其次,排污权交易政策的推广还需要进一步制定完善配套法律法规,提供法律保障。再次,在初始排污权的分配上,部分试点地区对现有企业和新建企业分别对待。如有些地方,现有企业初始排污权大部分是无偿分配,而新建的企业基本上是有偿获取,分配方式的不完善导致了排污交易不公平。第四,排污权有偿使用的时间限制与否不明确,排污权一次购买,是否可终生排污存在模糊。第五,相比总量核定、企业排污权初始分配等难点,如何激活二级交易市场也是一个难题。第六,“边界问题”也就是跨行政区域的排污归属界定问题也是该制度实行中的制约因素。 (3)绿色保险方面。一是保险公司、保监会没有开发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险产品。二是污染企业(规模、行业)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费率没有细则,出现污染事故,保险公司如何赔付,责任如何认定没有明确。三是企业参加保险形式没有明确。 三、对策措施 1、扩大生态补偿实施范围。在实施沙颍河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的基础上,向污染严重的卫河流域等推广。同时要加快流域水环境质量自动监控系统的建设,做到断面设置科学合理,监测数据及时准确,能真实全面地反映水环境质量状况,为政策的实施打好基础。还要积极制定和完善矿区生态补偿、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森林资源的生态补偿政策。 2、完善绿色信贷、证券政策。总结我省实施这两项政策的经验和问题,完善有关措施。加强环保部门与金融、证券部门的信息沟通,建立企业的环境信息及投融资信息共享平台,形成多部门协调配合、共同监管的联动机制,遏制企业环境违法行为。 3、适时实施排污权交易政策。研究环境产权制度,将环境(主要指环境容量)确定为一种产权,并赋予政府环境产权的使用权,适时实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政策。尽快全面实施二氧化硫排污许可证制度,做到企业持证排污;要大幅度提高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提高排污企业的环境污染成本,促使企业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减少排污;要建立完善的、科学合理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核算制度(包括环境质量监测、企业排污监测、排放量核算方法等),确保企业排污总量核算准确。 4、完善绿色财政政策。设立财政奖励资金,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对高新技术的研发和使用、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循环经济、生态保护等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项目,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实施优惠的税收政策,提高企业保护环境的积极性。 5、加快绿色税收政策的研究。完善各种财政激励措施,对于环境友好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如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的减免以及加速折旧等;对环境不友好行为征收以污染排放量为直接依据的直接污染税,以间接污染为依据的产品环境税,以及针对水、气、固废等各种污染物为对象的环境税。 经济政策论文:环境经济政策系统构建思索 作者:董战峰 葛察忠 高树婷 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十一五”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进展评估 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受重视程度前所未有环境经济政策制定力度较“十五”时期明显加大“十一五”期间,加大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构建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2006年,在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上,总理明确提出:新时期要加快实现环境保护“三个历史性转变”,而环境经济政策是促进“历史性转变”的关键切入点。在《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等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文件中都有重视环境经济政策的要求和意见。从环境财政政策来看,2006年,财政部在政府预算支出科目中首次增加了“211环境保护”科目,环境保护工作首次在中央财政预算中有了专门的“户头”。此外,根据“十一五”重点环保工作需求,国家设立了中央财政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中央污染减排专项资金等多项专项资金政策。出台了燃煤发电机组脱硫上网电价按0.015元每千瓦时补贴的政策以及高耗能行业差别电价政策。有关部门出台了《关于改进和加强节能环保领域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关于推进“绿色信贷”建设的意见》《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文件。环境经济政策试点探索正在快速推进湖北、江西等地开展了环境税试点,新疆开展了资源税改革试点;广东、江苏等许多地方开展了排污费改革,大部分省市进行了水价改革;从2007年开始,原国家环保总局开始选择山西、辽宁、浙江等8省市开展重要生态功能区、流域和矿产开发生态环境补偿等试点。江苏、河南、河北、湖南、福建、山西、山东、江西、海南、广东等10多个省市自发开展了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探索。全国过半省市开始试行或试点排污权交易,其中江苏、浙江等7省市被批准为国家试点。20多个省市出台了地方绿色信贷政策,湖南、重庆、云南等地开展了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探索等。环境经济政策在节能减排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环保投资力度逐年加大,财政投资绩效有很大改进,特别是各环保专项资金政策对解决“十一五”时期的重点环境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政策促进了电力行业脱硫污染治理。2008年全国排污费收入达到185.2亿元,对提高环保部门能力建设和促进企业减排起到了积极作用。环保部研究制定了349种“高污染、高环境风险”(“双高”)产品名录,对加快淘汰落后工艺和产品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许多环境经济政策仍处于试点阶段国家层面出台的政策基本上是指导性的,多为“意见”形式;许多地方出台的相关文件也多采取“暂行办法”的形式,很少纳入到地方法规中。除了环境财政、排污费、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补贴、生态公益林补偿外,排污交易、流域生态补偿、环境污染责任险、绿色信贷等仍主要处于试点阶段。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政策体系中的地位还比较低从“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各政策工具发挥的作用大小来看,主要的还是靠污染物总量控制、流域限批、环境执法等行政管制手段,环境经济政策在节能减排工作中所起的作用仍较有限,许多环境经济政策在节能减排中发挥效用仍面临制度性障碍。 “十二五”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建议 把环境公共财政制度建设作为首要问题来抓重视编制重点专项资金使用规划,明确资金使用的时空安排重点。在维持现有环保专项资金的基础上,研究设立环境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化畜禽污染防治专项资金、落后产能退出专项资金等,解决“十二五”的重点环保问题。环保专项资金的使用要树立基于绩效管理的观念,重视提高资金使用效果。继续推进基于生态环境因素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建议从以下3个维度入手:其一,要增加转移支付规模;其二,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将环境质量状况、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成效作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重要因素,增加生态环境因素在一般性转移支付要素中的权重;其三,将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作为环境财政专项转移支付的重点。争取环境税费政策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大力推进江西、湖北、湖南和甘肃省环境税试点,同时继续选择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区域的若干典型地区开展试点,开展环境税开征的一些前期关键问题研究,如适应环境税改革的配套政策需求、开征环境税对环保部门的影响、设计环境税征管平台等。并根据试点进展完善环境税方案,争取“十二五”顺利开征环境税。新疆的资源税改革试点取得了初步进展,下一步应扩大资源税改革试点范围,改革过程中要把资源开采的环境资源成本和资源稀缺性成本纳入。同时,尽快开展稀土等战略性稀缺资源的税收改革;结合“双高”产品名录制定,适时调整出口产品退税政策。 积极推进排污费改税试点,以解决排污费政策存在的征收不规范、征收率低、调控污染者行为力度弱以及“吃排污费”等问题。在初始阶段,可重点考虑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的征收工作,征收对象主要面向企业。结合“十二五”环境问题特征,建议加强重金属排污费、畜禽养殖业排污费征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建设尽快下发《生态环境补偿机制重点政策实施的指导意见》,对河南、河北、浙江、福建、辽宁、江苏等地开展的流域生态补偿、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草原等自然生态要素的补偿提供指导,时机成熟后,应尽快出台《生态补偿条例》,同时加快《生态补偿法》的立法前期研究工作。 尽快出台《流域生态环境补偿实施技术指南》,推进河南、河北、浙江、福建、辽宁、江苏等地开展的省内流域跨界生态环境补偿试点;选择淮河、新安江、辽河等流域开展跨省界生态补偿试点,推动云南和安徽分别建立滇池和巢湖流域的生态补偿和污染赔偿试点,争取“十二五”跨省流域生态环境补偿试点有所突破。结合功能区划,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手段加大对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的扶持力度,在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实施生态优先的政绩考核体系试点。选择内蒙、江西、青海等典型地区开展生态环境补偿费和补偿金政策试点;继续加大东江源、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等典型地区生态环境补偿财政转移支付试点。大力推进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补偿,加大对自然保护区的居民直接给予货币或实物补偿力度,推进在自然保护区边缘地带群众给予减免税赋以及采取政府援助合作等方式的政策补偿试点。建议在山西、内蒙古等地推进开展矿产资源开发恢复治理基金政策试点,在辽宁、山西等省市选择若干地区开展“资源型城市发展转型基金”试点,重点解决计划经济时期的历史欠账问题。#p#分页标题#e# 推进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等主要草原牧区省(区)开展生态环境补偿费和生态环境补偿金试点,并着手开展跨省级和省级区域内行政区域的草原、森林的生态环境补偿金试点;进一步提高退耕还林和生态公益林建设补偿标准;大力推进山东省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损失补偿费试点。加快推进排污权交易政策试点目前排污权交易的深入推进还缺少一些关键技术的支撑,主要包括排污权指标分配的程序和方法、初始排污权价格形成机制、国家层面的排污交易平台、不同行业和区域之间的交易比率、点源与非点源交易技术、总量控制、环境影响评价等政策与排污交易的衔接等,要加强关键技术研发。 尽快修订《环境保护法》以及《水污染防治法》等单行法,明确排污权交易的法律地位。抓紧制定有关排污权有偿取得实施管理办法、排污权交易监管办法、排放交易管理办法、排污有偿使用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尽快出台《电力行业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管理办法》,在电力行业全面推开二氧化硫排污交易,并适时将二氧化硫排放交易扩展到化工、建材、钢铁等二氧化硫排放份额比重大、监测条件较好的行业;继续推进太湖流域开展化学需氧量、氮、磷等排污权有偿使用和排污交易试点,并选择长三角或者珠三角地区开展区域化学需氧量、氮氧化物、汞等污染物排污权交易试点。继续完善环境定价政策综合考虑污水处理成本、社会承受水平等因素,规范污水处理成本的构成,逐步提高污水处理费标准;结合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逐步推行分区、分类、分档的污水处理费计征方式,按照污染物类型以及污染程度合理分类污水处理收费对象;逐步提高污泥处置能力,循序渐进纳入污泥处理收费。 制定实施烟气脱硝电价政策,根据不同脱硝工艺“因厂制宜,统筹考虑”,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合理确定补贴标准和补贴范围。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垃圾焚烧发电厂实行优先上网和补贴政策,建立激励清洁能源发展的电价机制;加大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差别电价、差别水价实施力度。大力推行绿色金融政策环保部门要加强与银行金融部门、银监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构建部门间沟通平台以及地方环保部门向国家报送绿色信贷信息的网络数据平台。研究制定绿色信贷环境信息管理办法、绿色信贷行业指南,建立健全对地方环保部门、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绿色信贷效果评估制度。加快推进湖南、浙江、江苏、云南、湖北等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逐步拓展试点的行业范围和区域范围;以环境风险高,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次数较多、损害较大的行业为重点制定行业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研究拟定企业环境风险等级划分现场踏勘规范、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管理办法。 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和绩效评估研究与试点方案,推进在江苏、上海等长三角地区以及北京、天津等地区开展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试点,争取尽快出台《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试点工作方案》《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技术指南》等政策。重视绿色贸易与对外绿色投资政策的制定建议把环境保护作为出口退税商品名录、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等贸易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从产品、企业、行业3个层面,综合制定并运用环境关税、基于环保目的的市场准入与准出等政策措施,从贸易环节倒逼企业的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研究WTO(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环境保护条款,积极应对国外起诉我国限制稀缺性矿产资源产品出口的贸易纠纷。积极参与WTO环境产品开放清单的讨论和谈判环境产品标准的制定。 实施“绿色”对外投资,尽快出台《关于加强我国对外投资和援助中环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和《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环境行为指南》,提高我国海外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环境管理能力。积极推进“双高”产品名录工作积极结合相关部门工作需要制定名录。根据贸易、信贷、保险、财税、金融、产业和科技等相关部门在开展节能减排工作中对“双高”产品名录的需求,研究并出台基于税字号的“双高”产品名录,直接服务于出口退税和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建立基于“双高”产品名录的环境经济信息库。吸纳研究院所、企业和社会公众参与名录基础数据的提供和名录的编制,建立公开的包含经济和环境数据的“双高”产品的信息库,并与各部门和社会各界实行共享。 形成促进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的配套能力 编制“十二五”环境经济政策建设规划应明确规划的目标,规划编制的原则、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工作思路和规划重点,对各项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推进、政策出台和实施等有一个合理的时空维度安排,对完成规划所需的经费、部门分工、协调及职责,研发、能力建设等作出总体安排。强化部门联动生态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与财政、税务、商务、金融等经济部门的合作,强化部门间联动,加大相关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和试点推进力度,确保“十二五”环境经济政策建设目标的顺利完成。重视重点政策的试点和政策实施的技术培训有关部门要组织编写环境税、环境污染责任险、绿色信贷、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等专门的培训教材,适时组织安排相关培训工作。特别是要重视加强对试点省市的培训,以保证试点工作的推进。组织研发关键技术相关政府部门应积极组织下属科研院所有计划地列专题、安排相关科研项目,研发政策制定中所需的关键技术。可采取领导小组、专家顾问组和项目技术组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继续加强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在环境税费、生态补偿、环境投融资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利用好亚行、世行提供的技术援助和技术咨询项目,加强与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其他国外环境经济政策研究机构的交流合作,并宣传中国的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和制定成果。 经济政策论文:促进出口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需和外需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外贸出口在国民经济中已占相当比重,如果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势必会抵消国家采取的积极政策的效果。因此,当前完善外贸政策的重点是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出口的支持力度,理顺相关政策。 1、增加政府出口信贷支持,完善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出口商品的竞争包含价格、质量、技术、信贷、营销、售后服务等多方面的竞争。目前,政府可以增加出口信贷以提高我国出口的竞争力。我国政策性金融对出口的支持力度与大多数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建议较大幅度地降低政策信贷的利率,增加出口买方信贷规模,发展融资租赁。 在国际金融动荡、市场环境恶劣情况下,政府应该完善和强化出口信用保险机制,增加出口信用保险基金,按照不同地区、不同市场适时调整保险费率,增加担保功能和险种。 2、鼓励加工贸易企业使用国产原材料。提高出口退税率是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的重大举措,根据“征多少、退多少”的原则,对加工贸易使用国产原材料可率先实行零税率,这样将有利于带动国产品的出口,使加工贸易对国内工业发挥更多的推动作用。 3、大力开展境外加工贸易,鼓励我国一些有比较优势的长线加工生产能力对外投资。可推动国内有比较优势、国外有市场的机电、轻纺、服装等行业,以现有设备、成熟技术等实物投入方式到境外投资建厂,带动国内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出口,推动有条件的企业开展以规避各区域贸易集团贸易壁垒和更好开拓国际市场为目的的海外投资,以各种方式带动出口。 4、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主导产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高出口商品的附加值。 5、稳定外资政策,提高利用外资水平。近期外商对我国的投资环境和有关政策频繁调整反映较多,这已明显影响了我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有必要加大力度改善投资环境,改进涉外政策的制定程序,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连续性和透明度,继续使我国吸引外资在发展中国家(地区)中居于领先地位,在增加国内投资、优化产业结构和创造新的需求等方面对国民经济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经济政策论文:公共管理经济政策探析 摘要:公共管理是政府部门为社会群众提供的服务。作为一项管理活动,公共管理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并受到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文章主要研究了公共管理的经济政策。笔者从公共管理概述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了公共管理的作用。文章中还具体阐述了政府为支持公共管理所制定的经济政策,期待公共管理能够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之下提高自身的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 关键词:公共管理;经济政策;政府职能;作用 前言 其实,公共管理是政府的职能之一,其发展的状态一直受到政府方面的影响,也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热切关注。公共管理之所以拥有比较广阔的发展空间,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部门对其所制定的经济政策。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公共管理已经遭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政府为了实现对公共管理的调整和完善,开始不断转变经济政策,以便于适应经济的发展。如今,很多学者都在对公共管理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争论,并就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政策进行分析。 一、公共管理概述 一直以来,公共管理的概念都会与公共事务等内容一起被提及。谈到公共管理,人们对其的看法各不相同。有人认为,公共管理主要是为了展示其公共性以及政治性;也有人认为公共管理比较注重管理,是一种管理行为;还有人觉得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应该突出管理的主权以及机构所存在的规章制度。公共管理的历史发展历程比较复杂,其所蕴含的理论依据也比较多样化。通常,人们会将公共管理的发展与政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从1887年开始,公共管理这一概念就已经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直到1980年,人们已经将公共管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划分。国外对于公共管理的理解以及认同比较复杂,但总体来说,人们认为公共管理的焦点应该体现在政府方面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而政府按照国家的意愿所制定的公共管理政策则使公共管理拥有了不同的管理目标和管理手段。我国认为公共管理属于行政管理的一部分,尽管与行政管理有所差异,但其依然能够与行政管理并行存在。可见,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的研究人员都认为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还包含了其他的非政府组织。而公共管理保障了提供公共产品的质量以及处理公共事务的效率。当然,公共管理的这一部分是与政府方面所制定的经济政策相联系的。在管理对象方面,公共管理所包含的对象比较宽泛,其管理了政府以及其他的公共组织的内部行为和公共实践。 二、公共管理的作用 公共管理对于社会发展非常重要,其在很多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在社会服务方面,公共管理本身就是为社会群体提供服务,而其在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将收集最为全面的公共信息材料。公共管理部门利用自身的权益来调查社会环境,并对社会信息进行收集、整理以及分析,通过对信息资料的整理来预测出社会环境的变化,进而评估出社会环境中所存在的风险。正是通过对信息的收集,公共管理才能够为我国的政治、经济甚至是军事提供信息。从管理的方面考虑,我国的公共管理部门所执行的管理职能是与普通的企业管理不同。企业管理中所存在的管理模式以及管理技巧都不能盲目的用在公共管理当中。公共管理是在政府的引导之下对政府的内部管理进行监察,从中找出政府内部管理所存在的弊端,并督促政府对所存在的管理问题进行改善。公共管理的存在不仅提升了政府的工作效率,也抑制了政府内部官僚的腐败现象。从管理效率的角度考虑,公共管理不仅仅注重管理的效率,还在管理的过程中为职工提供比较公平的工作环境。普通的企业管理是为了通过对管理目标的制定以及对管理制度的实施来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如此,企业就能够在该种情况下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公共管理则是注重协调。其不仅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协调资源与资源之间的联系。通过对资源的优化配置来达到效率的提升,并以此来提升社会效益。 三、公共管理的经济政策分析 政府部门为了实现公共管理的作用和职能,已经在公共管理的基础之上制定了相应的经济政策,以此来扩大公共管理的范围,完善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管理的职能需要进行重新的界定。政府部门为了给公共管理产品以及服务提供更加优质的环境,不断的利用市场经济对公共管理进行调节,以此来保护公共产品,避免公共产品以及公共管理为社会群众所提供的公共服务遭遇社会冲突。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政策还确保了市场经济环境的稳定,降低公共管理将会遭遇的风险,为公共管理消除外部环境中所带来的压力,以便与公共管理内部资源的更加优化配置。其次,政府方面还转变了自身的职能,确保自身的职能更加市场化,以便于调节市场机制来为公共管理提供有效的供给。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公共管理方面存在很多的限制,其所拥有的人才以及资金都无法达到为社会群体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的目的。政府方面开放经济政策,积极为公共管理提供财政方面的支持,并调节市场机制,为公共产品提供补贴,促使公共管理的行为不再受阻。最后,政府督促工商部门协调转变市场外部环境。公共管理拥有更加完善的组织结构,并制定了高效率的管理机构,从而提高了自身的管理水平。 四、结论 总而言之,公共管理将在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引导下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公共管理对于社会管理非常重要,也对政府的内部管理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政府提供的经济政策支持下,公共管理在市场中为社会群体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以及公共服务都将拥有更加稳定的发展环境。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当中,公共管理将树立起完善的核算意识和服务意识,从而减少自身的管理成本,收获更多的经济效益。 作者:王哲,杨莉玲,黄楚皓 单位:广西大学 经济政策论文: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价值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在这种全新的经济体制下,市场处于主导地位,而国家对经济的行政管理职能即是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起到辅助作用。市场是无形的手,政府的宏观调控是有形的手,有两手准备,双管齐下,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健康有序持续发展。本文将结合相关理论,具体分析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国民经济;行政管理;宏观经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供求平衡 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行政管理是一项重要的国家职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而不断完善,国家执行经济的行政管理职能的方法也由过去的行政指令转变为宏观调控。历史证明,过去一些西方国家单纯依靠市场调节只会使经济危机愈演愈烈,而我国过去所奉行的计划经济体质也会打击社会生产的积极性,不利于经济快速发展,阻碍了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而我国当今的经济体制通过市场灵活反映价格的变化,使国民经济能够通过市场自主运行,当市场运行出现故障时,政府能及时出台合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样的经济体制相对于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的市场调节更能促进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更有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本文将分别介绍与宏观调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关的一些理论知识和它们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应用。 一、宏观调控 (一)何为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是国家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和策略对国民经济实行的调节与控制的过程,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经济行政管理的职能。由于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反映运行总的经济需求,所以宏观调控的权利只能属于国务院。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动态平衡。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政府需要通过有效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来调节这种总的平衡。一旦市场因为供求关系失调等原因发生问题或者产生了混乱,政府就能够通过出台相关的专门针对该类问题的经济政策来在宏观上调节市场的运行,稳定经济的发展趋势,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和均衡增长。 (二)为什么要宏观调控。 1.市场不能够调节所有的经济领域。 像枪支弹药等武器,公共产品等涉及到国家人民切身利益的领域就不能让市场去按照市场的规律调节,而应该根据有关情形,由政府来调节。 2.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缺点,市场也会失灵。 如:外部效应,公共产品,市场垄断,不完全市场,不完全信息,收入分配不公平,宏观经济运行不稳定等。 3.宏观调控有利于帮助人们认识市场的弱点和缺陷。 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有利于实现充分就业,促进收入分配公平,进而维持经济稳定增长,最终使社会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三)宏观调控的手段。 宏观调控的手段一共有三种。分别是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一般是通过经济政策来实现。而行政手段一般通过政府的有关命令实现;法律手段则主要指政府制定的相关法规。宏观调控,要将这三种手段综合运用,要使这三种手段之间达到相互适应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必须要坚持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调节方法,并以间接调节为主。直接调控一般是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实现,比较生硬而不缓和。而间接调控则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相应的经济目标,一般会利用价值规律,并且顺应了市场规律,更为缓和,更容易被受众接受。直接调控可能见效更快,有利于快速解决当前问题,但却很有可能治标不治本,而间接调控恰好弥补了直接调控的缺点,尽管间接调控产生效果会慢一些,到更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长远来看,对解决问题更为有利。因此,要将这三种手段有机地结合运用,发挥出宏观经济调控的最大功能。 二、财政政策 (一)何为财政政策。 一般情况下,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为完成社会经济稳定,促进公平和效率相协调的任务,通过税收、公共支出等方法来分配社会财富,而制定的财政政策和策略。另外,要注意财政政策有阶段性和相对稳定性,有导向,协调,稳定的功能。 (二)财政政策的分类。 财政政策由于其分类标准的不同,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由于财政政策具有调节经济周期的作用不同,可以把财政政策划分为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二是依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这样就又可以划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是根据财政政策发挥调节作用的地方不同,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 (三)财政政策的应用。 如果供大于求,可以选择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样就能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财政赤字来拉动社会总需求,刺激消费,进而消费掉多出的社会产品。但如果当供小于求时,就可以使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通过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国债发行,减少投资需求和财政补贴等手段刺激生产,适当减少社会总需求,这样就可以缓和社会总供给不足所造成的矛盾。当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时,可以搭配使用积极和消极这两种财政政策,要增加财政补贴减少国债发行等政策刺激总需求增长。另外,还要抑制社会总需求,使二者逐渐趋于平衡。社会总供给小于社会总需求也可以同时使用这两种战略。通过缩减财政开支,缩减财政赤字,增发国债,减少居民消费补贴等方式来缩小社会总需求。另外,也要刺激社会总供给的增加。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仍应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三、货币政策 (一)何为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国家通过各种工具和方法来调节货币的总量和利率以实现某些特定宏观经济目标的政策,是国家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所制定的货币供应和货币流通管理的基本准则。通过市场利率的变化来影响民间的资本投资,影响总需求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方针措施。调节总需求的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为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贴现政策。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不是绝对的,要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经济运行态势作出合理的搭配和选择。一般情况下,当经济过热,总需求又过于旺盛时,应该采用双紧政策。在当市场疲软,经济过冷时,要采用双松政策。在结构失调但是经济又有一定热度时,应采取紧货币,松财政的政策。在经济下滑时,应采取松货币,紧财政的政策。 四、结语 当前要更好地通过宏观调控这双有形的手辅助市场这个无形的手,使市场与政府协调平衡,保证我国经济平稳运行,持续发展;合理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遵循并利用价值规律,综合运用计划、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来维持国民经济平稳运行,促进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不断提高我国综合国力,进而实现社会整体利益。 作者:孙大伟 单位:长春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处 经济政策论文:服务业循环经济政策法制建设评价 一、我国服务业循环经济政策法制存在的问题 (一)促进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立法体系尚未成型 目前我国涉及循环利用资源的政策和法规,主要体现在环保法律和法规之中,涉及服务业资源循环利用的专项法规较少。我国已颁布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已经从总体上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但它是一部综合性法律,内容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因此不可能对发展服务业循环经济的具体措施做出详细规定。尚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隶属于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中的《清洁生产法》、《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节约能源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可再生能源法》等法律法规,制定了一系列促进企业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的政策。但涉及服务业中旅游、餐饮住宿、通信服务、物流、零售批发等部门的专项规定为数不多。纵观现有的法律政策,主要是服务行业主管部门出台的部门规章、管理办法和标准,一方面这些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层级较低,另一方面这些政策政出多门欠缺协调性,并且欠缺相关的配套措施,最终导致这些政策在服务业各领域的执行情况不尽人意。从我国地方循环经济实践层面来看,不少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城市均将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目标,并通过一系列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确保发展循环经济目标的实现。目前,山西、甘肃、深圳经济特区、大连市颁布实施了《循环经济促进条例》,武汉市和广东省颁布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办法。这些地方性法规延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法》的立法体例,内容涉及各个经济部门,专门对服务业的规定少之又少,不能对地方服务行业循环经济的提供全面的法律支持。总而言之,目前我国服务业循环经济法治体系尚未成型,相关的法条具体规定有待系统化、规范化,暂时不能适应发展服务业循环经济的要求。 (二)促进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尚未成熟 循环经济的特点决定它不仅是一个政府的自觉行为,也是一个市场的自发行为。一方面需要立法先行,从制度上给予全面的保障,另一方面更需要政府通过政策导向和经济手段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在服务业,需要建立资源环境有偿使用、排污权交易、环境标志、财政信贷鼓励等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经济杠杆的作用,使企业、社会和公众都能承担起发展循环经济的责任。通过制定税收、金融、价格和财政等优惠和鼓励政策,来推动环境友好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废弃物资源化技术在服务行业的广泛适用。但是,从目前的经济政策的导向来看,促进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效果并不理想。自2008年中央就设立了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专项资金,为此中央财政部和商务部联合颁布了《中央财政促进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促进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的管理,充分发挥专项资金使用效益。该办法第7条指出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服务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其中包括与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相关的服务业项目,具体涉及到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二手车流通、旧货流通、流通领域节能减排和绿色低碳流通体系建设等方面。专项资金采取奖励、贷款贴息和财政补助三种方式分配到具体的项目中去。为此山东、辽宁、海南三个省,九江、厦门、长春市特别出台了适用于当地专项资金申报及管理的《服务业专项资金暂行管理办法》,其他各地也积极组织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申报项目资金支持,但是在各地的申报通知当中,依旧是以营业额、销售额等指标为导向,对于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服务业项目的支持力度不能满足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 二、我国服务业循环经济政策法制不足的成因 (一)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实践的落后 服务业又称第三产业,是在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部门全面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形成的国民经济产业部门。自建国以来,政府全力推进第一、第二产业部门的发展,依赖农业和工业来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直到施行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国家才开始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目前循环经济在第一、二产业中己开展,尤其是制造业,并取得初步成效。我国的服务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仍是传统的线性经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产出模式,服务业发展循环经济也还未引起国家及其他社会层面的足够重视。相关的实践开展的较少,仅在餐饮住宿、旅游、物流等传统的服务业部门推进实施了绿色节能制度,能源循环利用程度较低,总体来看还处在启蒙和探索阶段,与先进国家具有一定差距。人们的物质享受,是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的,在追求更好的物质享受的同时。为了迎合和刺激消费者的愈加膨胀的消费需求,服务业出于短期经济利益的考虑往往忽视了长远的人类生态利益,客观上导致了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导致了资源危机的加剧。发展循环经济解决当前环境和资源问题的金钥匙。服务业是提供消费产品和服务的产业,要实施循环经济就要从根本上引导消费者从“过度消费”的理念转向崇尚自然、注重资源节约的“适度消费”和“绿色消费”理念,在消费的同时注意废弃物的资源化,建立循环消费的观念。同时,倡导服务业市场主体树立节约资源、清洁生产的理念,鼓励引导服务主体实施清洁生产,采用节能、节水和其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技术和设备。并且在各地建立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的产业链。目前,我国部分城市和地区在不同规模和不同水平上实施以上内容的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但这种循环经济实践毕竟是分散的、低水平的、小规模的,几乎还没有哪个行业能做到内部流程的循环。成熟的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还尚未形成,从而制约着服务业循环经济法制建设。 (二)公众循环经济意识薄弱、参与度不高 循环经济是一个新的理念,在国际上兴起的时间只有二十多年,在国内也是近几年的事情。虽然在国际上,有不少先进和成功的做法,但是在我国目前还处于部分行业、部分地区实践和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公众参与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已经颁布实施了《循环经济促进法》,但公众对循环经济的范畴,减量化生产、资源再利用、循环利用的原则、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紧迫性,具体通过哪些手段和方式来发展循环经济,如何通过法制建设来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等问题,仍然了解很少。构建循环型服务业需要行业内所有的市场主体和公民对循环经济的内涵和具体制度高度认同,在此基础上配合政府的政策规划将各项具体的制度落实到自身的行动中去。因此,政府应通过多种渠道激发社会主体参与循环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一方面制定有效的激励措施,激发服务业主体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进行大规模和大范围的宣传,在公民中进行普及宣传倡导循环经济和绿色消费。 三、健全完善我国服务业循环经济政策法制的对策 目前,促进服务业的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主要集中于餐饮、旅游等传统行业中,实施情况也不尽人意。在批发零售、金融、物流、通信等现代服物业的相关立法中,循环经济发展的理念及具体制度还未能体现。现有的法规从效力等级来看,主要表现为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标准和政府规范性文件,完善的法律体系尚未建立。反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领先国家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基本由综合性的循环经济促进法、专门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与循环经济配套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规定三部分组成。所以,要健全和完善服务业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就要建立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标准和规范性文件所组成的服务业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同时具体来说如下。 (一)制定专门的服务业循环经济综合立法 我国现有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是一部综合性的法律,涉及的内容较广泛,具体的制度可以被应用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规定一些较宏观的、覆盖面较广的内容,诸如循环经济的概念及相关术语、基本方针、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基本法律制度和责任等,因此该法不可能针对发展服务业循环经济做出详细而周全的规定。为了推动服务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依据《循环经济促进法》制定一部具体的、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的《服务业循环经济促进法》来协调服务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服务业循环经济促进法》是针对服务业节约资源,废弃物综合循环利用的专门法。其指导思想应该是:在整个服务周期贯彻循环发展理念,推进服务主体绿色化,服务过程清洁化,促进服务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引导人们树立绿色循环低碳理念,建立绿色消费模式,实现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业是由零售、餐饮娱乐、房地产、旅游、物流、金融、通信、信息咨询等若干个分产业部门组成,这些部门在经济生活中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种类不同,具体的运作模式也跨度较大,需要因地制宜的制定和实施有差异的循环经济具体制度。但从宗旨上来说,树立绿色消费观念,确保服务业生产与自然环境相协调,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等立法目标应该贯彻在所有的制度当中。积极鼓励服务业市场主体的节能减排行为,禁止各种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落实政府、企业、公民在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中的义务和责任。 (二)制定服务业循环经济的专项立法 服务业涉及多个行业,提供产品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具体物质的循环利用工艺及技术要求在制度设计上要进行区别对待。所以,有必要根据不同的行业和产品,制定不同的体现循环经济理念和原则的单项法规。例如,制定适用于零售行业废弃包装物回收及循环利用的《包装容器材料收集和循环利用法》;制定推动城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餐厨废弃物回收法》;制定适用于通信业废旧手机、电池、充电器资源化利用的《废旧电池、手机回收利用条例》等。社会再生产的末端是消费者,在传统的环境法律体系中,消费者承担着很少的环境保护义务。但在服务业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中,消费者应当承担更多的义务。因此,通过制定《绿色消费法》来引导公众树立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价值观和消费观,实行资源的综合利用,可以最大限度地使废物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和无害化,从而把危害环境的废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在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方面,政府的绿色采购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一方面政府作为国家最大的采购方,能够购买较大份额的绿色节能产品,从而形成经济规模并实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在进行绿色采购的同时在社会上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从而使得各个消费群体提高环保意识。因此,有必要在我国已有的《政府采购法》基础上制定《政府绿色采购条例》,从而进一步深化政府绿色采购制度,进一步推进服务业节能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规模。 (三)加强地方服务业循环经济立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的规定,地方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需要和具体情况,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服务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实施循环经济的基础条件会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因此,在发展服务业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可以结合地方实际需要制定专门的服务业循环经济法规,如服务业清洁生产、包装容器材料收集和循环利用、餐厨废弃物回收、绿色消费、绿色旅游等方面的地方条例与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现有的服务业环境管理、资源节约等方面的地方条例,共同构成地方服务业循环经济的地方法规体系。但是,一定要注意地方服务业循环经济立法与国家立法及国家的与之相关的法律的关系相协调。只有促进多种规则的宏观协调发展,才能更好地发挥地方循环经济立法的作用,为真正实现经济的循环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四)构建并完善与服务业循环经济相关的政策体系 1、科技政策 循环经济模式下的服务业科技政策包含两个方面:(1)资源综合利用的技术研究与开发政策。循环经济是一种技术依托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我国的服务业长久以来属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节能、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研发及应用实施情况较为滞后,不能满足发展循环经济的现实要求。所以,国家应该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服务业资源循环利用领域的技术研究和开发活动。并且同时制定信贷倾斜、税收减免、投资优惠等措施,引导服务业主体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技术研究与开发的创新活动中。(2)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的培训与推广政策。先进的节能、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开发出来后,政府应当推动这些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在服务业中广泛应用,分批分次组织企业培训,促使他们掌握新技术,进而在实践中大范围推广。 2、政府奖励政策 对于那些为减少资源消耗和保护环境有突出贡献的专利及发明,政府可以制定专门的奖励政策。同时,对于积极参与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的企业和个人,政府也应该给予物质或者精神的奖励,以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美国、英国、日本都曾设立国专门的政府奖项来充分调动环境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对循环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目前我国政府环境奖励主要集中在工业和农业领域,今后要不断向服务业倾斜。 作者:张博 单位:甘肃政法学院民商经济法学院 经济政策论文:国外低碳经济政策启发 一、国外的低碳战略或者保护气候变化策略 在面对温室气体排放过多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国内外各种压力下担负起国际责任,提出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或者保护气候变化的方案。英国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政策,逐步形成了清晰的低碳战略。在2003年英国在政府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将实现低碳经济作为英国能源战略的首要目标,具体包括: (1)到2050年将英国CO2的排放量消减60%,并于2020年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2007年3月的《气候变化法案》中,2020年的目标被确定为26%~32%; (2)保持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3)促进国内外竞争性市场的形成,协助提高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率并提高劳动生产率; (4)确保每个家庭以合理的价格获得充分的能源服务。 2006年英国政府的《能源回顾棗能源挑战》,在进一步确认2003年白皮书四大目标的同时,进一步指出了两大挑战:(1)与其他国家一起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2)保证安全、清洁和合理的国内能源供应。2007年英国提出《能源白皮书棗迎接能源挑战》出台,该报告论调基本上与《2006能源回顾》一致,其中用了大量篇幅描述国际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大幅度增长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强调国际行动的必要性。德国政府则提出实施气候保护高技术战略,先后出台了5期能源研究计划,以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为重点,为“高技术战略”提供资金支持。2007年,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又在“高技术战略”框架下制定了气候保护技术战略。该战略确定了未来研究的4个重点领域,即气候预测和气候保护的基础研究、气候变化后果、适应气候变化的方法和与气候保护的政策措施研究,同时通过立法和约束性较强的执行机制制定气候保护与节能减排的具体目标和时间表。欧盟在平衡与协调各成员国的基础上,于2007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盟战略能源技术计划,其目的在于促进新的低碳技术研究与开发,以达成欧盟确定的气候变化目标。 欧盟为自己确定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是:到2020年减少2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50年则希望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60%至80%,并且提出,若其他主要经济体也能承担此挑战性责任,则愿意在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到30%。2008年12月,欧盟最终就欧盟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达成一致,批准的一揽子计划包括欧盟排放权交易机制修正案、欧盟成员国配套措施任务分配的决定、碳捕获和储存的法律框架、可再生能源指令、汽车二氧化碳排放法规和燃料质量指令等6项内容。计划中制定的具体措施可使欧盟实现其承诺的“3个20%”: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至少20%,将可再生清洁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比例提高到20%,将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消费量减少20%。澳大利亚在2007年新政府成立之后,批准了《京都协定书》,于2008年了酝酿已久的《减少碳排放计划》政策绿皮书,提出了减碳计划的三大目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立即采取措施适应不可避免的气候变化,推动全球实施减排措施。澳大利亚政府长期减排目标是2050年达到2000年气体排放的40%,并计划于2009年出台具体法规,2010年正式实施。日本是一个资源稀缺的国家,历来重视节能减碳。 在2004年,日本环境省发起的“面向2050年的日本低碳社会情景”研究计划,其目标是为2050年实现低碳社会目标而提出的具体的对策。2008年5月,该研究小组了《面向低碳社会的12大行动》,对住宅、工业、交通、能源转换、交叉部门等都提出了预期减排目标,并提出有相应的技术与制度支撑。2008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以政府的名义提出日本新的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对策,即著名的“福田蓝图”,这是日本低碳战略形成的正式标志,它包括应对低碳发展的技术创新、制度变革及生活方式的转变,其中提出了日本温室气体减排的长期目标是:到2050年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目前减少60%至80%。美国虽然没有加入《京都协定书》,但近二十年,美国十分重视节能减碳。如美国1990年实施《清洁空气法》,2005年通过的《能源政策法》,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美国政府在寻求一个综合、平衡和对环保有利的能源安全长期战略中,把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可能成为美国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 二、低碳经济的重点在于改造传统高碳产业,加强低碳技术创新 纵观各发达国家的低碳政策,他们大多把重点放在改造传统高碳产业,加强低碳技术创新上,但又各具有侧重点。低碳技术的研发中,欧盟的目标是追求国际领先地位,开发出廉价、清洁、高效和低排放的世界级能源技术。英、德两国将发展低碳发电站技术作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关键。他们认为,煤在中期和长期内仍将继续发挥作用,因此必须发展效率更高、能应用清洁煤技术的发电站。为此,英、德国政府调整产业结构,建设示范低碳发电站,加大资助发展清洁煤技术、收集并存储碳分子技术等研究项目,以找到大幅度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方法。德国还制定了二氧化碳分离、运输和埋藏的法律框架。日本政府为了达到低碳社会目标,采取了综合性的措施与长远计划,改革工业结构,资助基础设施以鼓励节能技术与低碳能源技术创新的私人投资。对可以大规模削减温室气体的捕捉及封存技术予以大力支持,提出从2009年开始进行大规模试验,并在2020年前投入实用。此外,日本还持续投资化石能源的减排技术装备,如投资燃煤电厂烟气脱硫技术装备,形成了国际领先的烟气脱硫环保产业。美国政府发展清洁煤更是不遗余力,在《清洁空气法》、《能源政策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清洁煤计划。其目标是充分利用技术进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减少排放。美国电力目前电力生产的50%来自煤炭,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57%。为了能更加环保,更加高效地利用储量丰富的煤炭资源,自2001年以来,布什政府已投入22亿美元,用于将先进清洁煤技术从研发阶段向示范阶段和市场化阶段推进。政府通过“煤研究计划”支持能源部国家能源技术实验室进行清洁煤技术研发,例如:开发创新型污染控制技术、煤气化技术、先进燃烧系统、汽轮机及碳收集封存技术等。“清洁煤发电计划”主要支持企业与政府建立伙伴计划,共同建设示范型清洁煤发电厂,对具有市场化前景的先进技术进行示范验证;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对经过示范验证可行的先进技术进行大规模商业化推广,通过税收补贴使新技术的生产成本具有市场竞争力。随着旧电厂逐步退役,美国决定逐步提高新建电厂的低碳标准,推动高效清洁煤炭技术的商业化,加速下一电技术的研究、开发及示范,计划在2012年建成世界上第一个零排放煤炭发电厂(称之为“未来发电”)。 三、降碳的重要措施是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与新型清洁能源 英国政府目前不考虑建设新的核电站,降碳的重要举措是发展风能与生物质能,把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示范放在首位。为此,英国提出了分三步走的目标:近期目标的重点是那些有竞争力的、可尽快实现出口的技术领域,包括近海风能、主动和被动式太阳能装置、水电以及垃圾能等;中期目标(到2010年)是确保实现201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的新技术以及有出口前景的技术,包括生物残留物、近海风能、能源作物、燃料电池以及太阳光电等;远期目标(2010年以后):重点是那些在执行研究和开发计划过程中发现的潜在能源技术,包括燃料电池、与建筑一体化的光电装置、海势以及太阳能热电等。德国政府通过《可再生能源法》保证可再生能源的地位。确定了以下几个重点领域:(1)大力发展风能,促进现有风力设备更新换代;开展了一项海上风力园实验项目。(2)制定《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法》,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并网与价格提供保护;鼓励沼气能的发展;制定了《可再生能源供暖法》,促进可再生能源用于供暖;制定《热电联产法》,积极推广热电联产技术,规定了以热电联产技术生产的电能获得补贴,要求到2020年将热电联产技术供电比例较目前水平翻一番。意大利政府为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从1992年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厂的电价实行保护价收购,扶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1999年后,意大利通过立法的形式开始实行“绿色证书”制度。“绿色证书”是指通过利用可再生能源向国家电网输送电力并由国家电网管理局认可后颁发的证书。规定年产量或进口量在1亿千瓦时以上的不可再生能源企业,必须按实际产量的一定比例向电网输送可再生能源,且比例逐年提高。“绿色证书”可用于交易,生产商可通过购买“绿色证书”的方式完成任务。通过绿色证书,限制高碳能源的使用,激励具有低碳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欧盟强调可再生能源比例的提高。要求到2020年,各成员国将可再生能源使用量占各类能源总使用量的20%;根据各成员国的具体情况为其设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到2020年欧盟的可再生能源比例要达到20%(目前为8.5%);鼓励使用“可持续性的”生物燃料;到2015年,将建成并投入运行10至12座碳捕获和存储的示范工厂。 日本在清洁能源方面是强调核电与太阳能的作用。在核电站建设方面,日本计划兴建的13座核电站中,将有9座在2017年之前投入使用。在太阳能方面,提出未来太阳能的发展目标,强化了太阳能的研制、开发与利用,计划在未来3年至5年内,将家用太阳能发电系统的成本减少一半,而太阳能发电量是目前的10倍,到2030年是目前的40倍。为实现这个目标,日本政府在积极推进技术开发降低太阳能发电系统成本的同时,进一步落实包括补助金在内的鼓励政策,强化太阳能利用世界第一的位置。澳大利亚政府建立气候变化政策部,整合相关部门资源,促进政府与产业互动,全方位建设一个低碳经济环境。低碳经济的着力于支持新能源普及和相关技术发展,采取强制性的可再生能源指标,计划2020年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比重要达到整个电力的20%,并以不断完善的清洁能源技术作支撑。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商业化,澳大利亚设立可再生能源专项基金,计划7年投资5个亿,重点用于热能技术升级与太阳能开发利用。澳大利亚政府对家庭购买太阳能系统,均给予资金奖励,以实现家庭节能减碳。2008年9月实施“全球碳捕集与储存计划”,使澳大利亚对清洁煤技术的投资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项计划包括建立一个全球碳捕集与储存中心,它将推动碳捕集与储存技术和知识在全球的推广。美国对可再生能源与清洁能源给予高度重视。布什总统在2006年《国情咨文》中提出的“先进能源计划”,强调增加可替代能源和清洁能源技术的投入。在该计划中,布什要求国会在2007年财政预算中对清洁能源技术研究经费增加22%。一是扩大核电能力,在30年没有新建核电站之后,美国重新启动了这一能源的开发,包括鼓励兴建先进的核电厂,资助研究与开发先进核反应堆技术,建立全球核能合作伙伴关系;二是加强生物燃料的研究与运用,推进生物燃料技术和降低生物燃料成本的研究;三是积极发展“氢经济”,美国根据“能源政策法”批准了研究经费达12亿美元的“总统氢燃料计划”,以加快氢燃料的开发以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四、应用市场机制与经济杠杆,促使企业减碳 1.实施严格的能耗效率管制 发展低碳经济的国家,大多制定更严格的产品的能耗效率标准与耗油标准,促使企业降碳。如对建筑物进行能源认证,提高新建筑物和修缮房屋的能源效率标准;推广节能产品,逐步淘汰白炽灯等;对贸易商品,例如电冰箱、计算机,执行更高的节能效率目标,推动改进交通能耗和强调使用低碳燃料,加强对已实施的措施的监管,防止能耗效率问题反弹。政府机构内部开展节能运动等。此外,意大利与日本的能耗管理还具有新的特点。意大利自2005年1月起对能耗效率管理采取了“白色证书”制度。它是一种对企业提高能源效率的一种认证制度。企业必须申请“白色证书”,政府核准其最低的节能目标。“白色证书”可以买卖,管理部门可根据市场行情调整价格。对达到节能目标的企业,给予经济奖励。达不到最低节能目标者,可从市场上购买“白色证书”,否则将受到经济处罚。而且,各个企业的节能总额中,政府要求至少有一半是通过采取节能措施而非购买白色证书来实现。日本对能耗效率采取的是“最强者方式”。即涉及到空调等家用电气、汽车、新建住宅及其配套设备等行业内,将能源效率最好的产品作为整个行业的标准。 2.排污权交易 英国于2002年正式实施排放交易机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国内实行排放市场交易的国家。其目的在于:使排放量的绝对数目有明显减少,获得排放交易的经验,力图未来在伦敦全球排放交易中心。德国于2002年开始着手排放权交易的准备工作,目前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管理制度,德国政府希望通过市场竞争使二氧化碳排放权实现最佳配置,减弱排放权限制给经济造成的扭曲,同时间接带动了低排放、高能效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欧盟在各成员国的基础上,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贸易体系,扩大交易范围,除了污染性工业企业与电厂,交通、建筑部门也可以参与交易,并于2005年在欧洲范围内实施了公司级别上的排放交易。此外,欧盟比英、德国在机制上有所创新,他摈弃分配许可量的做法,转为实现排污量的拍卖机制。这种方法将确保排污者实际支付由于排放二氧化碳而产生的环境破坏的成本。预计到2020年,碳交易能带来几百亿欧元的收入。通过制定排放限额,将鼓励企业以最低成本投资于能源效率和洁净技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也采取了上述相类似排污机制,不过在实施时间与配套政策上略有不同。日本决定从2008年10月起在企业间试行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制度,并考虑今后开展研究可再生能源的收费标准体系。澳大利亚的“减少碳排放计划”将于2010年7月正式实施。对于“减少碳排放计划”而引起成本增加,澳大利亚政府对低收入家庭采取退税及其他福利措施予以补贴,对受影响的企业则实施“气候变化行动资金”和“电力系统调节计划”予以支持。 3.财政与税收政策 许多国家建立起了低碳经济的财政与税收政策。近年来,为了促进企业发展可再生能,英国政府推出为期25年的可再生能源义务和气候变化税以替代非化石燃料义务和化石能源税。可再生能源义务要求电力供应商在其供应消费者的电量中必须有一定比例来自可再生能源,其比例与政府确定的该年度可再生能源的电力总供给所占比例目标同步浮动。与非化石燃料义务和化石能源税相比,新实施的可再生能源义务和气候变化税的好处十分明显:政府不再扮演交易员角色,使可再生能源市场更加符合市场理念;可再生能源由供应方机制向需求方机制转变,有利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可再生能源义务的赎买措施,有利于通过价格手段调节生产的实现。意大利政府于2007年初,推行能源一揽子计划,出台了一系列推动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财政措施。其目标是既要履行减排承诺,又要保证工业发展创造经济优势。政府启动了第一个关于能源效率和生态工业的工业创新计划,对申请企业的下列投资给予资助: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环境影响小和节约能源的新产品的开发投资;能降低能耗的新工艺的开发。意大利对农业能源系统的优惠措施,对高效率工业电机的税收减免;对高效率家用电器的税收减免;限制汽车二氧化碳排放量。德国则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促进节能的角度建立起低碳财政税收政策。一是从1999年对油、气、电征收生态税;二是与工业界签订协议,规定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与节能挂钩,同时德国联邦经济部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已建立节能专项基金,用于促进德中小企业提高能源效率。三是通过修改机动车税与征收载重汽车费规定以增加小排量汽车,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四是支持“欧洲航空一体化”建议,力图将航空领域产生的二氧化碳减少10%。欧盟财税政策重点是为碳捕获和埋存技术的发展和市场手段的应用(如环境税)制定新的规则。日本则考虑推出“地球环境税”等。美国采取多种财政税收政策发展低碳经济,如制定免税政策鼓励节能,为购买节能型汽车提供减免税优惠,鼓励美国消费者购买节能型汽车。 五、加强国际范围内的减碳协作 对于气候变化这个全球最大的公共物品,单靠一个国家是无法完成减碳任务的。所以,西方各国纷纷加强相互协作。英国政府将与8个工业强国和欧盟伙伴一道研发遏制气候变化技术,实现碳减少的目标,同时也帮助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他们自己确定的减少碳排放量目的,使英国能够从中获得最大限度回报。德国同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开展了气候保护领域的合作,近年来加强了与美国的协作,发起欧盟与美国间的“跨大西洋气候和技术行动”,重点是统一标准、制定共同的研究计划等,并在2007年4月召开的欧盟与美国首脑会议上确定了该项行动的具体措施。澳大利亚推行一系列计划,为全球解决方案作贡献,包括为本地区脆弱的国家提供可观的援助,帮助其适应不可避免的气候变化。澳大利亚还通过2亿澳元的“国际森林碳计划”参与国际缓解气候变化的努力,为降低发展中国家森林采伐和森林退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提供支持。此外,上述国家普遍认为,建立起低碳社会生产方式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必须采取的措施包括:政府应加强公共交通网络建设,企业应开发温室气体排放量少的商品,民众也应改变生活方式,选择环保产品;城市建设应推行紧凑的城区布局,让居民徒步或依靠自行车就能方便出行等,借此摆脱以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又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 六、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启示 随着全球变暖与能源资源枯竭,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发展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借此作为世界新一轮产业竞争、技术竞争、经济增长竞争的关键。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严惩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我国要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与政策措施,明确提出低碳经济的发展战略,逐步建立于低碳经济的政策柜架。 1.建立起低碳经济法律保障体系。要制定《低碳经济法》、《循环经济法》,制定《可再生能源法》的配套法,对于涉及能源、环保、资源等的法律需要作进一步修改,包括可再生能源、环境保护的法律,通过立法、通过修改法律,通过采取行动落实这些法律,支持企业走发展低碳经济的道路,为中国特色的经济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提供可靠的保障。 2.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经济政策手段。要研究低碳经济模式下的,财政、税收、产业政策体系。研究与择机推出气候变化税、气候变化协议、排放贸易机制、碳信托基金等多项经济政策。当前,特别要引导重工业降碳,可以借鉴英国经验,开征“气候变化税”。这种税是与重工业能源用户签订自愿协议。如果他们能够通过新的投资实现较低的排放,则不需要支付全税。这样做的结果是极大地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而且也增加了工业的能效以及竞争力,并让他们更有动力实现低碳行业的发展。此外,我国要积极抓住国际碳金融发展契机,建立“碳金融市场”,建立碳交易市场。推行清洁生产机制。国家应加强财政和金融的政策支持力度,支持建立低碳经济技术体系。 3.强调低碳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大力发展低碳产业群。低碳技术的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是否能顺利实现低碳经济发展。低碳技术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动力和优秀,组织力量开展有关低碳经济关键技术的科技攻关,并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优先开发新型的、高效的低碳技术,鼓励企业积极投入低碳技术的开发、设备制造和低碳能源的生产。我国要积极开展低碳经济的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目前可选择若干地区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吸引社会资本、外资参与。当前,我国迫切需要研发的低碳技术包括节能和清洁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可再生能源、核能、碳捕集和封存、清洁汽车技术、农业和土地利用方式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技术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为此,需要加快推进我国能源体制改革,建立有助于实现能源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的价格体系;推动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机制建设,培育持续稳定增长的可再生能源市场,改善健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市场环境与制度创新。加快低碳技术的转化,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尤其是要调整高耗能产业结构,推进能源节约,重点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的突出问题,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促进能源与环境协调发展。逐步形成低碳农业、低碳工业、低碳服务业等完善的低碳经济体系。 4.加强国际低碳技术的合作与交流,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我国要积极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体系中来,参与全世界的碳市场,促进碳交易机制在中国的发展。应加强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交流合作,引进消化先进的节能技术、提高能效的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特别是要加强与欧盟、美国低碳合作。积极探索与西方国家之间,企业之间,学术、研究、管理、培训机构之间,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和协会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为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开展具体项目技术合作、经验交流及能力建设等形式的合作活动。 5.激励企业从事低碳生产与经营。应对气候变化所推动的低碳技术和产业的新兴与发展,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企业应预先认识并抓住这一全球趋势带来的重大变革与契机,未来的经济必定是低碳经济,未来的竞争必定是基于低碳产品与技术的竞争。要赢得未来的竞争,企业应该考虑以下几点:对低碳技术进行战略投资,发展低碳技术,尽早实现技术升级;紧密研究和跟踪国际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情势,制定低碳产业与产品的技术标准,超前作出企业的低碳战略部署;在企业中推行低碳标识,规模化应用低碳技术,将企业社会低碳责任与产品质量、信誉结合起来;抓住国际碳金融的新机遇,发展低碳融资;利用好国际低碳技术转让,加快实现跨越式技术发展;政府应通过低碳产业规划与财政、税收的扶持、金融融资的支持,引导企业发展低碳产业、低碳产品。 经济政策论文:循环经济政策思考 一、发展循环经济具有客观必然性 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在全世界仅有不到五分之一人口进入现代化社会的情况下,资源的短缺和生态环境问题成为经济继续增长的重大约束。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污染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1970年4月22日美国举行了“地球日”大游行,标志着人类开始高度关注环境污染问题,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其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这份报告首次正式向世界发出了警告:“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的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这份报告被认为是第一次系统地考察了经济增长与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科学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从此生态环境作为制约经济增长的要素而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生态环境事实上已从单纯自然意义上的人类生存要素转变为社会意义上的经济要素。这有两个层次的含义。 第一,符合人类生活需要的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短缺,拥有这样的环境已经成为人类追求幸福的目标之一。第二,从迄今为止人类生产活动的技术特性和生态环境本身的承载能力说,天然的生态环境对生产排放废弃物的吸纳能力已经饱和,甚至超载,要继续利用它进行生产必须再生产出新的环境容量,需要人类投入资源进行“制造(生态恢复和污染治理)”。即,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已成为人类的劳动“产品”。这表明,良好的生态环境已具有明显的二重性特征。即从生活的角度看它是目标,从生产的角度看,它已变成生产要素和条件。从我国的具体情况看,我国生态环境污染已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2000年全国十大地表水系的COD年排放量达1445万吨,比Ⅲ类水质要求的800万吨容量高出80•6%;2001年七大水系断面检测,达到Ⅲ类水质的仅占29•5%,而劣Ⅴ类水质却高达44%;全国城市有66•7%缺水;大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达1995万吨,比国家二级标准高66•3%;农田化肥农药污染,重金属污染,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各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等现象也日益严重。从生活的生态环境质量看,这种发展趋势与我们追求的经济增长目标相悖。据有关研究机构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每年生态和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达到8%以上。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长是以生态环境成本为代价的。国内外的实践已表明,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阶段时,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免费使用必然达到极限。这是自然循环过程极限和作为自然组成部分的人类生理极限决定的。人类要继续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用新的模式发展经济;要求我们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并对被过度使用的自然进行补偿。循环经济就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 二、循环经济的本质是技术范式的革命 在技术层次上,循环经济是与传统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的开放(或称为单程)型物质流动模式相对应的“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再生化。其优秀是提高生态环境的利用效率,其本质是生态经济。表面上看,循环经济只不过是强调“三废”回收利用,但这是一种误解。从技术经济学角度看,循环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按照著名经济学家乔瓦尼•多西的定义,所谓技术范式可定义为解决所选择的技术经济问题的一种“模式”。这是基于微观技术的定义。在宏观上,技术范式可定义为社会生产主导技术体系的基本特征和程序模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形态对应不同的技术范式。农业经济社会的技术范式优秀是劳动力与土地简单结合的以采集、种植和养殖为主,以手工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小规模生产。其生产过程基本不产生三废,产品直接来源于自然。产品消费以后形成的废物,基本上是对环境无害的有机物,直接返回大自然,自然降解循环。即使是使用燃料,也主要是取自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可再生的草木质植物,燃烧后释放的二氧化碳可进入自然生态系统,通过光合作用循环再生成草木质植物。这是一种低级的循环经济模式。工业经济社会的技术范式复杂得多。其技术主体由劳动力与机器设备相结合的大工业体系替代了劳动力与土地的简单结合。生产过程的基本特征是以能源消耗为基础,从自然界开采资源和对资源进行多次加工形成各种各样的复杂产品。 工业经济社会中,工业技术和产品大规模渗入到农业领域,使农业的技术范式也发生了相应变革,生产过程中加入了化肥、农药、机械设备等工业品。于是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效率都大大提高了,但同时也给土地和水资源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污染。伴随人口增长和农业机械的使用,人类开垦荒地的能力提高,但自然生态却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在工业生产领域,动力主要由能源燃烧来提供。这种以耗散方式消耗、在短期内不可能循环的能源消费,向大气和环境中排放出各种废气、渣屑;各种物理的和化学的生产过程都要用清洁的水作为冷却剂或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载体,使清洁的水资源日益减少;大量矿山的开采使生态植被锐减;人口的膨胀使城市云集,工厂和住宅不断侵吞有限的可耕地。循环经济的技术主体要求在传统工业经济的线性技术范式基础上,增加反馈机制。在微观层次上,要求企业纵向延长生产链条,从生产产品延伸到废旧产品回收处理和再生;横向技术体系拓宽,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在宏观层次上,要求整个社会技术体系实现网络化,使资源实现跨产业循环利用,综合对废弃物进行产业化无害处理。循环经济的技术体系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基础,作为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高技术发展,关注经济增长和以资源的再生、循环利用和无害化处理为手段,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标,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这实质上是一种技术范式革命。当生态环境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时,人们才看到了“增长的极限”。于是,恢复生态环境、减少污染排放、保护公共资源等就成为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具有社会共有性质的短缺要素,利用它所创造的利益必须得到公平的分配,而且必须有保证它的可持续利用。使用这些要素获得利益的人必须使其他人的利益不受伤害,或者对受到伤害的人给予补偿。受益人在使用后应尽可能将其复原,以便其他人能继续使用。这显然需要社会做出一种制度安排,迫使生态环境的使用者改变原来的技术范式,采取新的技术体系和生产方式。就私人资本的特性说,如果没有外力干预,它是不会放弃或减少对利益的追求而投入成本改变技术范式的。从这个角度说,技术范式的改变是制度安排的结果。 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对经济发展直接起作用的主要是基于政治制度的社会经济制度。它决定了人类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分配和利益分配形式。在我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不存在私人资本统治国民经济的制度基础,但我们在理论上存在着严重的认识障碍,使生态环境也处于没有产权的随意索取状态。虽然我们已从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建立健全国家环境保护机构,通过一系列立法,为推进循环经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总体上,循环经济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生态环境保护和循环经济发展的困难,还在于当前技术的成本效益比较。以大规模、高速度为特征的现代生产技术体系使很多原材料开采、加工制造的直接经济成本日益降低。相比之下,对各种废旧产品和废弃物的处理技术发展滞后,在很多情况下,把废旧产品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变为有用资源的再生成本比购买新资源的价格相对更高,由此增加了推进循环经济的难度。这源于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的“私人”使用与社会付出成本的不对称性,使初次资源和再生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同。前者用社会成本代替了后者的“私”人成本,在市场竞争中自然处于有利地位。这是市场对经济增长社会成本的低估。这种低估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无法修正。“私人资本(包括所有非社会共有资本)”总是在开采初次资源与利用再生资源之间进行成本比较,总是试图免费使用生态环境排放废弃物而节约局部成本。上述原因决定了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生态环境,必须通过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才能实现由人类生存要素向生产要素的转化,才能通过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它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上述分析表明,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是在生态环境成为经济增长制约要素、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一种公共财富阶段的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是建立在人类生存条件和福利平等基础上的以全体社会成员生活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再生化都仅仅是其技术经济范式的表征。其本质是对人类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其目标是追求可持续发展。人类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制度框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社会生产关系进行新的制度安排。这种新的制度框架的优秀是要将生态环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行新的规制管理,纳入市场运行机制之中。这必将重新构造社会价格形成机制,从而重新调整社会利益分配关系。当前的循环经济仍然只是在技术层次上的探索,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不断增长,资源制约日益增强,循环经济必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三、经济全球化对发展循环经济具有重大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阻挡的大趋势。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是,跨国公司以成本最低、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从纯粹的技术和效率角度看,全球化加快了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的扩散,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效率,从而也提高了全球的经济效率,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将起到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很强,生态和环境已被作为有限资源严格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众的监督之下,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十分严格,这使开采自然资源和发展污染密集型的产业成本很高,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因此,发达国家采取了向发展中国家采购资源和污染密集型产品的战略。这显然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接受发达国家对生态污染破坏较严重的产业的转移,使自己的经济增长状况有所改善,但其生态环境却有恶化的趋势。 从这个意义上看,富国过多地消耗了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地球上的资源,释放了过多的污染,他们对穷国的生态环境质量下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循环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应成为全球共同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与贫穷是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主要根源。但依靠发展污染密集型产业和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不仅不能改善生态环境,反而加重了污染的程度。因此,当前的全球化虽然有限地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并没有把发展中国家带入可持续发展道路。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发达国家把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他们又把环保作为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谈判的砝码,逼迫发展中国家做出更大的让步。这表明,生态环境已成为一个严重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问题。尽管发达国家排放的污染占世界的绝大多数,但他们并不想放弃高能源密集和资源密集的消费模式,更没有真正负起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在中国确立了到2020年实现GDP再翻两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后,西方国家开始出现了“中国环境崩溃论”,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由于地理和气候的原因,我国的生态系统本身比较脆弱。在发展中我们又处于追赶地位,总体科学技术水平比较落后,环境生产率很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变化对世界有着重大影响。生态环境不仅仅是国际关系和国家间政治斗争问题,它也切实关系我国全体国民切身利益。发达国家制造的环境壁垒也将会从反面促进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我们应借助于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环境壁垒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为争取公平而与发达国家进行斗争的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加速引进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技术和管理经验,加速推进生态环境的改善,加大循环经济的发展步伐。这也是我们应对人类发展所作的贡献。 四、循环经济———中国新型工业化的最高形式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国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事实上,循环经济模式正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最高形式。循环经济的技术经济特征之一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生产过程的资源和能源消耗。这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基础,也是污染排放减量化的前提。循环经济的技术经济特征之二是延长和拓宽生产技术链,将污染尽可能地在生产企业内进行处理,减少生产过程的污染排放。循环经济的技术经济特征之三是对生产和生活使用过的废旧产品进行全面回收,可以重复利用的废弃物通过技术处理进行无限次的循环利用。这将最大限度地减少初次资源的开采,最大限度地利用不可再生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造成污染的废弃物的排放。循环经济的技术经济特征之四是对生产企业无法处理的废弃物集中回收、处理,扩大生态环保和资源再生产业的规模,扩大就业。 上述四大特征要求大力发展废旧的物资的回收处理适用技术;要求大力发展高附加价值,少污染排放的高新技术产业;要求高新技术向污染处理和资源再生产业扩散。它的最终要求是使利用废旧资源的经济效益高于利用有限的初次资源的经济效益。这对科学技术发展提出了新的方向和强大需求,必将改变科学技术发展方向,带来新的技术革命。新型工业化要求用新的思路去调整旧的产业结构,要求用新的体制激励企业和社会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范式,一种新的生产力发展方式,为新型工业化开辟出了新的道路。按照传统的“单程式”的技术范式,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全面提高资源的技术利用效率,当然也都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内涵,但却不是新型工业化的全部。循环经济要求在这一切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进行技术范式的革命,是新型工业化的最高形式。五、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政策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目标,而是一个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可持续发展。发展循环经济是根本出路之一。而要发展循环经济,必须从制度创新入手,实施一系列相互配套、切实有效的政策。 第一,必须彻底转变GDP至上的政策目标。这要求各级政府切实转变观念,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把发展循环经济,推进可持续发展作为首要宗旨。从国家全局角度看,有必要研究制定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数,作为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业绩评价的重要参数。建议各省市普遍开展循环经济区域试点的基础上,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第二,要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尽快进行循环经济立法,明确消费者、企业、各级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明确把生态环境作为资源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畴之内。鉴于我国居民,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生态环境意识比较薄弱,一些地方政府迫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压力忽视环境保护,甚至对环境污染企业提供保护的现状,应大力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的制度创新,对目前的环境保护机构进行调整,创造法律、行政法规和市场相结合的新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以提高其权威性。第三,在政策层面上,要建立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一方面要通过政策调整,使循环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有利可图,使企业和个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外部效益内部化。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生态环境的有偿使用制度,建立污染者治理、受益者补偿机制。 例如,一些亏损或微利的废旧物品回收利用产业,对于污染物无害化处理产业,可通过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政策,使其能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在增加生态、环境(污染排放)、资源使用税的同时可对企业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税收抵扣。对污染治理、废旧物品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等公用性事业,政府应加大投入力度。建议专门设立生态环境技术基金,重点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进行环保适用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第四,提高和改进国家生态环境国力水平,建立国家生态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国家环保机构应定期进行生态环境巡视监察,建立抽样调查评估指数,并通过权威媒体向社会公布,以此促进全社会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第五,加强对循环经济理论与政策的研究。目前应重点研究循环经济发展需要的政策和法律环境、生态环境管理体制与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本与效益等问题。第六、鉴于我国未来20年内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的时期,一些重点区域和重点污染物排放处于严重超标状态,有必要建立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估预警系统,为国家进行宏观决策和制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第七,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国际合作与交流,在不断打破发达国家环境壁垒、争取相对宽松的国际贸易环境的同时,争取更多地利用国际援助,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环保技术和管理经验。第八,根据我国人口、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的国情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必须走全国一盘棋道路的特点,应针对生态环境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要素的现实,对全国经济发展布局进行大规模统一规划,对各地区在全国发展过程中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对生态脆弱区域限制发展;对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保护能力较强、潜力较大的区域集中发展;防止落后区域以赶超为目标盲目发展。 因此,有必要对国家经济、社会、资源、生态环境与人口的发展变化趋势进行全面的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尽快进行国土综合整治开发规划。可以结合城市化进程,考虑实行生态环境移民在内的系统的总体措施。 经济政策论文:国有经济政策管理探讨 本文要定义国有经济控制力,分析影响它的因素,以及它与政府经济职能实现之间的关系。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的研究,就是要找到在给定经济和社会结构时,政府采用何种政策组合能最有效地实现其经济和社会目标。因此,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的研究就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给定社会和经济结构,什么是政府不能采用的经济政策。 2.政府可选的经济政策工具实现经济目标的时滞和逼近程度的分布。 3.作发展中经济里,国有企业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工具,它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的作用如何。 这三个方面的内在联系如下:首先要确定与经济系统和政府目标不相容的政策工具,只有在确定了政策工具的可行集后才能讨论政策的效果。讨论不可行的政策的效果是无意义的。由于国有经济控制力大小是由政策工具实现政策目标的程度和时滞来衡量的,因此研究政策工具的“威力”和“等待时间”就是理所当然的。国有经济作为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的经济政策工具,它的重要性一直是有争议的。它的存在会对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决定国有经济前途的主要考虑因素。 从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来看,第一个是最具思辩色彩的,第二个则完全是实证的问题,第三个则要通过演绎提出一些将由实证分析来证伪的假说,因而本文只分析第一、三两个方面,提出一些分析,由后续研究来作实证研究。 第一节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定义及实现控制的可行集 现代政府都被认为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经济职能:维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实现物价平稳和充分就业、推进收入公平分配。为了实现这些经济职能,政府被赋予一些控制经济的权力和实施这些权力的条件。控制在这里的含义是完全技术性的。它是指给定社会和经济结构,政府根据其效用函数,确定政策目标,即要经济系统要达到的状态变量。通过改变控制变量的值来改变经济系统的状态,从而实现其政策目标。因而控制力就是指政府通过改变控制变量来改变状态变量从而达到政策目标时的时滞和实际逼近程度。当政府采用一些政策使某些目标很快很好的实现时,可以将之定义为控制力大,反之则小。当然这里的快慢和逼近程度是由政府的效用函数来提供判别准则的,比如一个民选政府希望在大选前实施的经济扩张计划能在大选前奏效,从而为在选举中获胜创造条件。于是政府自然有对经济控制力的标准。但这不在本研究范围内。本文假定这些判别标准是外生的。 很显然,不同的经济系统中政府的可选政策工具箱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不同的经济系统对政策变量的响应是不同的。首先要对经济系统的不同作出说明。经济系统的分类是极其多样的,可以说只受到研究者想象力的限制。本研究遵循发展经济学的传统,将经济系统分为发达的工业化经济系统和二元经济系统。发达工业化经济系统中市场机制发达而且广泛。一项政策对经济的冲击将以市场的方式,在难以计数的经济实体之间,以极其复杂的方式被经济系统所吸收,产生一些后果。研究者需要极其复杂的工具才能粗略地判别一项政策与其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在复杂的经济系统中,因为各种储能单元的存在,如库存、情绪对人们的判断的影响、信息收集与处理的局限性等,对一个经济冲击的响应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人们有时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尤其是当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因此政策的后果往往是难以预料的。当一个经济系统处于平稳运作的,对政策的后果的判定相对要容易一些。 在许多国家,政府曾经或正在使用国有企业作为实现其经济目标的手段。由国有企业代替市场机制来实现同样的目标一方面要求政策制定者准确地知道在市场环境下一项政策的结果。如果不知道后果,通过国有企业来实现同样的目标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要求政策制定者能准确地控制国有企业来实现同样的结果。但是,发达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高度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人们只能用一些高度综合的指标来粗略地评估经济的运行情况,比如利率、通货膨胀率、国民收入增长率等。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用国有企业来实现政府的经济目标,则国有企业的相对规模必须很大才有可能影响到这些指标。这只是必要条件。这里,国有企业的相对规模指相对于它们所供应的市场而言。首先,如果单个国有企业的规模很小,显然是市场的接受者而不是领导者。如果大量的小型国有企业处于相互替代的市场上,那么除非禁止竞争,否则,国有企业也只能是市场的接受者。如果国有企业规模小,但处于生产的不同阶段,那么,它们实质上是一个巨型国有企业的生产车间而已。因此,要想通过国有企业来控制经济,国有企业首先要有很大的市场权力,即相对市场的规模要很大。国有企业处于垄断地位时,市场权力最大。但是,市场权力不等于经济控制力。 在发达经济中,经济实体之间的关系通过难以计数的市场之间的互动来实现。如果政府不是通过采用一些依赖市场机制的政策,而是通过创造国有企业来实现经济目标,那么就首先必须对整个经济实行国有化。比如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就只可能在政府雇用全部劳动力条件下实现。给定一个经济中有非自愿失业者,政府通过创造一些国有企业来吸收这些劳动力,显然这些国有企业的劳动效率要低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否则这些劳动力早被私人企业所吸收了。而国有企业也不可能拥有特殊的高效率生产技术。假设政府垄断了这样的技术,因为政府开发这些技术的经费来源于税收或发行国债,但却不向社会公开这样的技术,那么这是违反社会公平的。当然,这不包括国防技术。不过没有政府会吸收街头的失业者去生产核武器或激光制导炸弹来减少失业。那么这将使为生产同样多的产出而需要更多的投入。从而资源价格上升。这将迫使一些处于边际上的企业破产,将所雇佣的劳动力抛向失业队伍,这样政府又必须创造另外一些国有企业来吸收这些劳动力。很显然,这些劳动力的劳动效率是要低于新的平均水平的。这又将导致对资源的争夺。最后只剩下这两种情况:要么是全部经济被国有化,要么只剩下少数十分有效率的私有企业,使之可以在资源被如此浪费的情况下仍能生存。当然后面这种假设只在规模报酬递减情况和效率分布函数是不连续的情况下存在。 首先,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一个很大的规模区间中,没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或不经济[1]。其次,效率分布函数是几乎处处连续的。这里的效率指投入产出的效率。尽管经济学家对资本和利率的定义争吵不休,但在现实中,财务状况决定了企业的存亡。因此可以用资本收益率或多个类似的指标的加权平均值来测度企业的效率。显然融资成本、原材料价格、税收、产品市场等都会使企业的这个指标变动,而且经济环境决定了一个企业的最低生存效率。当企业的效率指标长期低于这个最低生存效率指标时,企业就会由于耗尽自有资源而死亡。效率指标的分布是一个随机过程。它的样本函数显然是非负的,单调增的,而且在有界闭区间上取有限值。单调增的性质很容易理解。效率指标越高,低于这个指标的企业的数目越大。因此,效率分布函数是有界变差函数。那么,这个函数除了在一个黎贝格零测集外导函数存在而且黎贝格可积。于是分布密度函数几乎处处连续而且有限。换句话说,效率分布函数只有至多可数个不连续点。事实上,由前面的推理,国有企业吸收的是效率低于平均水平的劳动力,而且国有企业劳动力没有被解雇的压力,劳动效率更低,因此,国有企业无法以市场方式与私有企业竞争。政府必须增加税收或通过发行国债来为国有企业亏损融资。否则国有企业将因为耗尽自有资源而死亡。这样,增加了资源的成本。建立国有企业导致最低生存效率指标不断上升,就不断有私有企业破产,新增失业。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企业更换了所有权,而价格水平大大提高了,产出下降了。 全部经济实现国有化以后,就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取消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否则竞争必然会导致一些企业失败破产,解雇劳动力。这就违背了充分就业的初衷(充分就业不是完全就业)。而一旦取消竞争,就必须实现完备的中央计划,否则就会出现未出清的市场。只要不严禁私人企业,那么就会有在国有化条件下自愿失业的劳动力组建私人企业满足市场出清的要求。这就会在私人与国有企业之间形成竞争。只要这种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存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那么生产可替代产品的国有企业之间就会存在差异。因此,要么通过在国有企业之间转移支付来抹杀这种差异,要么就得面对这种差异所导致的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前一种选择就是让发达的市场经济转向苏联模式,这是难以想象的,而后一种选择将彻底瓦解以国有企业来解决市场经济中经济问题的努力。 同样的推理可以同于创造国有企业以实现经济增长的情况。因此,在发达市场经济中是不能用国有企业来解决经济问题的。因而国有企业不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可选政策工具。 在二元经济系统中,经济由占比例较低的现代工业化经济和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经济部门所组成。实际上,这是二元经济的特征定义。二元经济的绝对规模较小。在其中经济活动的复杂程度较低。在现代经济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是很简单的,仅仅是传统部门提供给现代部门品种很少的一些初级产品,换回维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同时现代部门与国外的联系也局限于进口中间品进行加工后在国内销售或出口。制造品的品种也很少。除了在与原宗主国有密切联系的领域,与大规模复杂工业生产相伴随的商业、金融、保险、法律等制度很幼稚。而且这些活动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大城市中,广大农村尚处于近似于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中。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很难以市场机制的方式作用到整个经济中。针对现代部门的经济政策很难通过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的边界。而除了通过那些直接影响传统经济赖以存在的初级产品,政府对传统经济的作用也是很小的,更何况是国际市场而不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决定这些初级产品的价格和需求数量。 在二元经济中,市场机制就很难成为政府政策的工具了。二元经济的政府还有另外的难题。它们必须发展本国经济以维持政权,但极度缺乏资本、技术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源。国内几乎不存在能动员人们的储蓄并将之用于生产性投资的机制(实际上二元经济的一个特征就是储蓄率低),能动用的资本中一大部分是靠出口初级产品换回的外汇,除去进口必需的资本品和消费品,便所剩无几。更困难的是,除了在少数大城市,二元经济缺乏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于是在这样条件下,政府就必须承担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作用,把极其有限的资源分配到经济发展的重点上去。当然,为了实现同样的目的,可以有两种模式:一是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二是由政府指定受偏爱的私人企业去发展这些项目。政府通过授予垄断权、优惠贷款等方式予以支持,并获得相应的政治支持。前一种是拉美模式,后一种是东亚模式。 的确,在经济还处于幼稚阶段时,通过创立国有企业,政府可以直接命令企业生产,尽管产出不一定合意。这使政府有一种安全感和自主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府认为国家急需的产品的供给。当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对国有企业和政府实施经济职能的方式的态度就有了变化。拉美模式坚持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限制和打击私人资本的发育,搞进口替代,这使得市场机制发育十分缓慢。政府所承担的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职能迟迟不能得到转移,反而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成为各派争夺的肥肉。这进一步导致了经济中寻租现象的盛行,反过来又进一步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发育。这样的结果就是资源浪费严重,劳动效率低,通胀严重。 而东亚模式则采取了鼓励私人资本发育的态度。本文不探讨这种模式背后的文化、政治根源。尽管私人资本也要通过非市场方式来争抢有限的资源,但是它们之间的竞争更多是市场性的,是培育市场机制的行动,而且政府支持的贷款是一个硬约束,迫使私人资本提高效率。这与拉美模式通过滥印钞票来为国有企业创设与生存融资所形成的预算软约束有本质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东亚模式采取了出口导向,把企业拉到国际市场上去锻炼,这进一步刺激了国内市场机制的发育。拉美和东亚的经济发展成果有很大的差异。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不同的经济系统决定政府的政策可选集不同。如果是发达市场经济,那么政府的政策工具就必须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而绝不可能是国有企业。如果是二元经济,在度过了最初求生存的阶段后,政府或者选择依赖国有企业,或者选择鼓励私人资本和市场机制发育。在经济复杂程度不高时,直接控制国有企业的确可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可以说国有企业在实现政府经济目标方面有很上乘的表现。这时政府通过国有企业的经济控制力最强。但随着经济复杂程度的增加,政府要通晓的经济关系越复杂,而且链越长,成本越高。即使每个国有企业都实现了分配的具体目标,但是最终产品可能得不到市场的欢迎(除非所有产品都实行分配,取消货币),那么产值这个目标达到了,而别的指标却达不到。这在苏联经济史上司空见惯[2]。因而实际上政府的通过国有企业的经济控制力大大降低了。反过来,如果政府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和私人资本,虽然政府不能直接决定经济指标,但是在政府创造稳定的环境的条件下,政府所希望的目标可能会得到更好的实现。 对于上述论点,还可以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作一解释。由于经济复杂程度的提高,产品质量的维度也在增加,那么这增加了政府对国有企业经营考核的难度。比如说,对钢产量的度量就已经超出了原苏联中央计划部门的计算能力。钢种类上千。每种钢的化学成分物理性质,外形等等都不同。对于一个综合钢铁企业,它生产上百种钢。要是按所有的维度来考核其经理,这是最理想的,但是却不可能实现。那么就只能以“吨”作为其绩效的衡量标准。于是经理就会注重产量而非质量。这也先解释了为何前苏联产品质量低劣。而大多数拉美国家国有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差强人意,也就可以理解了。即使按考核标准,政府的经济目标都达到了,那么是否就可以说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就大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否则苏联现在还会生龙活虎,拉美各国也不会大刀阔斧地私有化其国有企业。 第二节国有企业作为经济政策工具对经济控制力的影响 上一节已经明确定义了国有经济控制力是政府使用政策变量实现政策目标时的时滞和逼近问题。对于发展中经济而言,国有企业是一项可选政策工具。它对于发展中经济政府控制力的影响是必须深入研究的。 对国有企业这种影响力的研究首先要回答五个方面的问题: 1、为什么政府要设立国有企业? 2、为达到同样的目标,政府是否还有别的选择? 3、在什么条件下必须由政府创立国有企业来达到既定目标? 4、政府控制国有企业的方式和效果如何? 5、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效果如何? 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的目的和动机是复杂的,往往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综合作用结果。本文不能过多分析设立国有企业的政治动机和利益,只指出,公共支出是无须偿还的,因而是各派政治利益集团争夺的对象。在特定的政治传统下,设立国有企业是分配预算收入的一种方式。下面主要分析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的规范性经济动机。 正如前一节所分析的,在经济初建之时,国民经济所能动员的资源是极其有限的,这些资源首先要用于维持国民的生存。而在这种经济系统中,市场机制要么被毁坏殆尽,要么从未存在过,那么政府就必须作为资源的分配者,来实现上述生存目标。这在二战后的德、日和遭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是普遍的做法。在非洲新独立的原殖民地也都采取了这种做法。也就是说,在市场机制不存在时,政府分配资源的方式在满足人类最基本生存需要方面在这时是最有效率的,因而政府的经济控制力也最大。 在战后的西欧,也曾盛行过国有化的做法。比如具有社会民主传统的法国在本世纪有三次重大的国有化运动,七十年代后期的国有化运动登峰造极。法国政府在密特朗执政期间,通过国有化运动控制了工业企业营业额的40%,出口的34.6%,投资额的23%,在历经多次私有化运动以后,法国国有企业仍雇佣了全部非农业劳动力的23%,创造了28%的增加值,40%的投资,30%的出口,连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英国也分别在40年代末和70年代两次掀起国有化高潮。 法国大规模国有化的根源一方面有社会民主传统和中央集权的传统,另一方面和自由主义的英国一样:国内资本市场运作与政府经济目标背离。法国在二战中作为主要战场,英国也遭受纳粹的狂轰滥炸,基础设施破坏严重,因而不约而同地在战后马歇尔计划实行时,大规模地建设国有企业,而且都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其经济学上的理由已经分析过了。在七十年代,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开始,原来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再适应经济的需要。在当时固定利率和固定汇率的约束下,私人资本认为投资到基础设施中去所承担的巨大风险无法得到补偿,于是私人资本对基础设施不感兴趣,纷纷进入欧洲资本市场或进入当时的拉美国家以获取高额回报。因此,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英法两国在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基础设施方面由市场引致的投资不足。私人资本的利益与政府自认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产生了矛盾。实际上这是一个公共产品融资的问题。很显然这可以由政府来为之融资。但是由于在欧洲资本市场上的收益率与投入到基础设施中的经风险调整的预期收益率的差别是如此之大,即使加上政府补贴,也不能说服足够多的私人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投资。于是只能由政府亲自出马,设立国有企业。 当然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设立国有企业的原因不完全是由于私人资本回避这些领域,尽管这是政府在此领域设立国有企业的充分条件。从维持和提高经济竞争力的角度,基础设施领域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应该是在满足一定标准后价格尽量低的。但是在这些领域,由于技术上的特性,企业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私人资本一旦进入了,就会利用这种优势,来取得高额利润。也就是说,政府对这些领域必须进行管制的事实使这些行业的风险调整后的预期收收益很低。这才是私人资本回避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分析为什么政府要管制这些领域。形成垄断并不是政府进行干预的充分条件。全世界的邮政都是垄断,在美国和欧盟,民用飞机制造现在也是这样,而政府并不动用反垄断法去攻击这些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基础设施和高技术领域对经济作用不一样。比如电力、煤气、自来水、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如果听任它们充分发挥其垄断优势,那么社会生产的一个很大的份额将落入这些领域。但这些领域的产品和服务是无收入弹性的,而且本身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其产品和服务品种单一,质量标准稳定。实际上,在西方,煤气、供水、电力标准在过去一百多年没有太大的变化。把社会增加值一个很大的份额交给这种没有发展前景的产业,从经济的持续发展来看显然不是有效率的。因此政府必须管制使之只能刚刚能够提供符合标准的产品和服务。当一国资本丰富时,在政府给予适当的优惠时,私人资本也可能愿意进入这些领域。比如美国,资本丰富,利率较低,因而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也占有很大的比例(一般超过60%)。相对而言资本稀缺的国家,如欧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往往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来提供产品和服务。邮政服务由政府提供是同样的道理。一封信函的运输价值是无法与其所承载的社会和个人价值相比的,家书抵万金,谁能说清这些关系呢?正是如此,按商业运作的企业会发现将一件信函送到其目的地的费用却无法通过商业途径回收时,它便会退出这个市场。的确,最初的通信就是按商业规则来进行的。但社会的发展表明,政府必须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通信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公共产品,因而政府必须提供之。因此,大家看到信函的运输是政府垄断的,因为没有别的企业会进入这个领域,而包裹的运输却是竞争性的。 即使是在上述情况下,如果信息是对称的,那么政府也可以通过向私人资本提供足够的补贴来引诱之进入这些领域。然而我们却看到这是很难做到的。要提供足够的补贴,那么政府必须就企业所提供的服务(产品)的边际成本、质量和数量进行量化。考虑到这些企业行为的外部性,那么这种计算将更复杂。这样政府很难准确地估计出应支付给企业的补贴。在信息经济学中,委托—问题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人说真话,但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考虑到这些领域的投资是专用性的,那一旦投资形成,便成为沉淀成本,投资者要撤出只能蒙受巨大损失。那么在私人资本和政府之间就形成一个二阶段动态博弈。第一阶段私人资本根据政府所承诺的优惠条件和所提出的要求作出投资决策,第二阶段政府根据私人资本的绩效作出对承诺的全部或部分兑现。已如博弈论告知的,在这种博弈中双方的行为将是动态不一致的。比如,给定投资者决定投资,那么由于许多与绩效评估和补贴估计相关的衡量指标难以被第三方所认知,那么政府就有动机通过宣布私人资本绩效不合格而削减对私人资本的补贴。只要补贴加上运营收入能抵消变动成本,私人资本就不得不继续生产。预期到这样的结果,私人资本就不会进入。因此,在诱使私人资本进入沉淀成本巨大的领域时,这种博弈的唯一均衡只能是私人资本不进入和政府不提供补贴,尽管投资者进入和政府提供补贴是帕累托最优的。 由于国有企业在何种条件下必须由政府设立来实现政府的经济目标是如此的重要,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命题: 国有企业合理存在性命题:只有在提供政府重复采购的某种商品所需的投资具有高度资产专用性,而且约束当事人各方的合同是不完备时,才会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即高资产专用性,不完备合同和重复采购是国有企业合理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不满足这三个条件并不是说国有企业不能存在,而是说它的存在是不合乎经济学的效率原理的。 为了从经济学意义上理解这个引理,首先要把政府理解为一个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它是否决定在某个领域建立国有企业就可以理解为政府这个企业是否向这个领域纵向一体化或多角化。 首先资产专用性这个概念不同于专用设备,一台加工螺旋浆的设备是专用设备,但它不一定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一般来讲,资产专用性是指资产所有者的投资只能通过特定交易所产生的租金回收的这种性质[3]。比如一套被设计专门处理某个矿山的矿石的设备就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反过来,一台通用型机床就无乎没有资产专用性。一旦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那么投资者只能期望与这投资相关的特定交易能持续下去。因为他从其他交易中的收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部份差异就是经济学中的租金。准确地讲,这就是可掠夺的租金,因为交易另一方可以通过威胁中止交易来迫使投资方接受一个刚够弥补变动成本的价格来获取租金的绝大部分。 合同的不完备性是由于四种交易成本所造成的,一是签约双方不能预见未来的全部情况。二是无法用精确的方式规定未来各方的权责。三是监督契约执行成本很高。四是强制执行契约的成本很高。这是因为由于所涉及问题极复杂的,局外人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金钱来了解各方的立场和实际情况,并作出判断:重复购买的含义是自明的。 我们只需证明不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不合乎经济学效率原理的,即此时政府可以采用市场方式来更有效地实现同样的目标。 实际上前面我们已经多角度来论述了这个命题。现在只须从定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说明。根据资产专用性的定义,当投资不是资产专用性的,投资者可以从其他交易中获益并收回投资。因而该交易存在竞争性交易,那么存在着一个竞争性市场。那么显然政府作为某项产品或服务的购买者将面临相互竞争的供给方,因而除非政府具有特殊的技术使它能以更低的成本、更好的质量自行生产此项服务或产品,否则政府应该从市场上采购。然而如果政府有更好的技术,那么它不向社会提供此项产品或服务,就是损害了社会福利。假设政府拥有这样的技术,那么政府应该纵向一体化。那么除非是规模效益递减的,提供此项服务或产品的国有企业将或者垄断市场,或者与私人资本竞争。如果是垄断,那么政府应该动用反垄断法来起诉该国有企业。如果是国有企业和私人资本并存,只向国有企业采购则违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样应受到制裁。如果政府同时向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采购,说明即使完全由私有企业来供应也不会形成供方垄断。因此,只要不存在资产专用性,就没有国有企业合理存在的必要性。 如果不存在不完备合同,那么私人资本的所作所为都是可以合理地测度的,那么政府可以准确计算出应给予的补贴,政府因而也无正当理由必须设立国有企业来提供此项产品。 如果不存在重复购买,那么显然更没有正当理由设立国有企业来一次性生产这种产品。 必须注意的是,这三个条件仅仅是必要条件,即使满足了这三个条件也不一定就必须设立国有企业。美国军火工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满足这三个条件,但美国政府采用的是长期契约而不是纵向一体化来提供这种产品,这并没有影响到美国国防。 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应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国有企业按前面所定义的合理方式存在时;另一种是国有企业被过多地设置时。如果国有企业合理地存在,那么按定义,政府要实现的目标只能由国有企业来实现,因而就无从谈起控制效果的好坏。这时的判别准则只能是政府提出绝对的标准。这就是说在讨论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的效果好坏时,是在各选择中进行比较的结果,因而只有在国有企业被过多设立时方能有意义。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和通过国有企业对经济控制的效果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是相互联系的。为此,从过多国有企业设立的经济后果开始分析。 国有企业的设立首先是融资问题。从资金来源看只有两种,一是由财政拨款,或发行国债筹资。二是由政府直接贷款或是由政府担保国有企业组建机构获得贷款。即使由财政拨款建立的国有企业在进入营运后,也要依靠银行贷款作为周转资金。因此一旦开始建设新的国有企业,那么一方面公共支出增加,另一方面银行信贷也增加。根据内生货币和外生货币理论,以财政拨款或国债融资建立的国有企业,它的融资是以政府的征税权力为抵押的,只不过是收入在不同阶层和不同时间的重新分配。这种国有企业因而可以被称作内生的。根据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这时存在“李嘉图等价”,对经济的冲击将是微小的。这就是说,如果政府建立内生型国有企业,而且这些国有企业具有平均水平的效率,那么对经济的冲击在储蓄率、利率和产出方面是很微小的。显然,如果政府设立这种国有企业,它对经济的控制不会比市场做得更好。当然如果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效率,那么的确会提升经济的增长。但只有在市场很不完善时才能做到这一点,否则没有理由私人资本为什么不采用同样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这也指出了国有企业合理的分布。即在私人资本无法从事的大规模、高技术领域。比如政府认为为它需要一座年产40万吨乙烯的化工企业。但是就大陆当前的实际情况,私人资本是无力提供的,于是只能由政府来提供。这样政府就可以提升经济增长。但问题是政府应该努力培育私人资本,使之在复杂的经济建设方面越来越有能力自主,而不是采取压制私人资本,以保持自己的独尊地位。对于经济建设,这种武大郎心态是不行的。 更多的国有企业是靠贷款或增发货币来建成的。那么这种做法就是将资源从那些不能相应提高自己资源价格的弱势集团掠夺过来,比如那些依靠养老金生活的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的国有企业我们称之为外生性的。显然外生性国有企业是通胀性的。首先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规模只受信贷规模,最终只受中央银行贷币供给限制。而大力发展国有企业的都是发展中经济,其银行体系是国有的,或受政府直接控制的,因而创立国有企业的冲动往往导致政治压力膨胀,使中央银行贷币政策松动。其次贷款建国有企业有群动效应。一旦政府开始使用贷款兴建国有企业,那么各方面都会努力证明自己项目的重要性,纷纷抢夺信贷资源。大量的项目同时开工,必然对经济造成通胀压力,尤其是通胀的预期压力攀升更快,从而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 下面分析在外生型国有企业丛生的环境中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按定义,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高于平均水平。即使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中很大比例是长期贷款,但它们总是要偿本付息的。一旦政府被迫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比如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或国际收支赤字),那么国有企业的短期融资成本显然上升。这一方面减少了营业收入中可以用来偿还长期负债本金和利息的部分。这是因为企业需要短期融资来提供周转资金;另一方面,紧缩的货币政策将从总体上减少支出,这将导致国有企业营业收入的增幅下降,甚至使之绝对下降。显然,除非政府对外生型国有企业注入资本,那么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将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上升。如果政府因为政治原因不允许国有企业破产,那么它就必须为外生型国有企业的亏损融资。但是政府之所以建立外生型国有企业,是因为它缺少足够的财政收入来为之融资,因而对国有企业的这种补贴显然也不可能主要由财政支出来融资。因而政府要么利用国债融资,要么放弃紧缩的货币政策,用通货膨胀来融资。在用国债融资的情况下,政府必须用更高的利率(紧缩的货币政策意味着更高的利率)来发行国债,这样将进一步减少私人资本的投资愿望。即使购买国债的居民有正的财富效应,私人支出也要下降。注意到政府的任何一种为国有企业亏损融资的方式都是收入再分配,即政府把不小于亏损的那部分收入分配给了与国有企业亏损直接相关的群体。事实表明国有企业的亏损是导致少数居民富裕的原因之一,那么采用补贴亏损的方式显然将违背政府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目标,除非它宣布它是为少数人谋利的。如果这部份人用获得的补贴来购买政府国债,那么他们将有正的财富效应,这是因为首先这部份人所用来购买国债的正是所分到的国有企业亏损。其次,日后这些国债的偿还将由全社会的纳税人来支付,因此这部份人将更富裕。相应地另外的人将更贫穷。这部分人所占人口的比例低,而且从一个社会角度来看,其支出占社会总支出的比例也不应该超过其它人的,否则这个社会就是在制造和维护两极分化而且是毫不掩饰,那么建立国有企业就是为实现这种目标。但是我们不认为讨论这种政府的经济控制力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将讨论限制在一个受其公民支持的民主政府上,那么外生型国有企业显然将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背离其原先的目标。在膨胀性的货币政策下,将有更多的外生型国有企业被设立,从而要求更猛烈的膨胀性货币政策,显然这是不可选的。因此,货币政策在丛生的外生型国有企业是失控的。 通过财政政策的控制力在这种情况下也将大大削弱,给定外生型国有企业丛生的条件,政府的公共支出的自由空间会很少。这是因为,如果政府可以自由地增加其支出,那么在上述分析的结果下,政府没有理由不增加对国有企业的资本注入。假设政府突然有能力增加其支出,可能性有二:一是政府获得国外援助。二是政府增强了税收征管,使在名义税率不变情况下,税收可大大增加,而且还假设政府并不将新增收入注入外生型国有企业以增加其资本。 对于政府加强税收这一种情况下,显然实际税率将上升。一般而言,这将使那些无法再逃避税收而且处于边际的企业退出,这当然会包括一些外生型国有企业。如果政府不允许这些企业破产,那么就必须对这些亏损企业进行补贴。这自然会降低公开支出增加的刺激作用。若政府允许这些国有企业破产,情况则比致复杂。首先,公共支出增加是由于实际税收增加,那么私人的可支配收入下降,从而使消费减少,进而使投资减少。即使消费者消费惯性使消费不变,那么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必然使储蓄下降,同样也会使投资减少。公共支出增加无非会有两个后果,一是政府规模扩大,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这将增加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增加投资,创造更多的国有企业。一方面一部份企业由于实际税率的增加而破产,使产出下降,另一方面消费加投资增加,将提高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假设总产出增加。这时中央银行面临两难选择:如果不放松银根,那么生产的扩大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增量将推高利率,这将使那些以借款为基础的外生型企业陷入破产从而使经济陷入衰退。另一方面,如果放松银根,则将进一步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从而使经济进入通胀螺旋中。如果税收的增加导致总产出下降,这更说明财政政策失效。当然,在实践中会存在一个恰到好处的方法,但是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钢丝杂技。 突如其来的经济援助不太现实,因而本文不再分析其后果。 至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有效控制问题,实质是建立每个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制度问题(Account—ability)。从结构的表面来看,政府拥有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中机构投资者拥有企业的股份一样。机构投资者对最终投资者只有达不到最终投资者的要求就走人的权利,但是由于政府拥有合法的暴力,如果没有形成社会契约,政府不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国有企业就可能成为自在之物,或者只是政府的企业。 经济政策论文:新经济政策的正面作用探索论文 一、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原因 1921年后,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为优秀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渡过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从1918年春到1920年底,连续三年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革命战争,苏维埃政权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苏俄面对内忧外患,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优秀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集中全国的人、财、物力,击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特殊的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战争使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加之1920年的欠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经济的萧条导致广大工人农民生活异常艰苦。从1920年底到1921年初,苏俄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工人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工农联盟面临分裂。针对当时的情况,以列宁为首的俄共采取了果断的战略转变,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由是由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俄国十月革命创立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面对的一个艰难课题。列宁深刻的认识到在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生产力十分落后,文化程度低,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国家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力所不及的事情。正是俄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度必须采取迁回的方式。列宁和俄共基于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深刻反思和对苏俄国情的正确把握,列宁和俄共提出有别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新经济政策”。 二、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 第一,在农业方面,用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在纳税后,可以自由处置余粮。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收集制所征收的粮食少得多,这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刺激了播种面积的扩大。粮食税的实施,肯定了小农这种经济形式,并且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鼓励小农独立经营,从而最终实现了工人与农民的巩同联盟。 第二,在工业方面,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全面没收私人资本转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归国有,由国家经营,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允许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经营,采取租让制、小业主合作制、租借制和国家组织代购代销几种形式。还允许部分地恢复小型私人企业。同时,列宁在国营经济的组织管理和领导体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措施,比如要使商业问题成为领导整个国营经济的实际问题,即“采用商业原则”改造国营经济。具体方法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改变劳动报酬形式、国民经济产品从直接分配改为商品流转。 第三,在流通方面,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由最初实行的产品交换转为允许自由贸易,实行按劳分配。 三、新经济政策的现实意义 第一,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从苏俄的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它有效地指导了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却不仅仅局限于苏俄国,而是对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正确认识国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这是新经济政策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启迪。列宁领导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正是基于对当时国情的正确认识。在对国情的认识上,我国走了曲折的道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对国情都没有认识清楚,以致搞“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其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国情的认识逐渐清晰。十三大做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十五大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大特征,表明对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我国的国情就是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基于这种对国情的正确认识,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三,巩固的工农联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保证。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工农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我国目前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80%,农业基础还比较薄弱,只有重视农业的发展,处理好工农关系,保障农民利益,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基础也是工农联盟。城乡和谐发展,工农共同富裕,是巩固政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在改革与发展中,必须保障农民的利益,增加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必须更进一步重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 第四,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这一政策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利益。“新经济政策”改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制,这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因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苏维埃政权同人民群众的紧张关系得到了极大地改善,使得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其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利益能否实现及实现程度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其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的高低,影响到其创造性的发挥。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深化,我国原来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利益阶层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此外,居民收入分配呈现差距拉大的趋势,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等,所有这些,必然会使人民群众内部的利益矛盾趋于复杂和激化,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经济政策论文: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道路发展分析论文 [摘要]后危机时代,及早做好退出战略部署和经济政策调整对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无论中国经济是否出现二次探底,总体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重点方向应该及早明确,应该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的基础上,培育新竞争力,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战略转型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主权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优秀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涉密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在生产全球化、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金融市场都很难独善其身。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合作以及增强金融抗风险能力是一国金融立足国际金融市场的关键。一是完善金融监管机构和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监管体系,防止过度套利行为发生。二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开源的同时仍需节流。从财政支出看,明确财政支出重点,增收节支,防范财政风险。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缩减行政开支。在经济复苏后,政府应该“瘦身”,调整政府机构,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效率。二是继续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度,保证精细化、科学化。信息透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准则,财政预算信息透明是实现人的基本人权,也是保证正确履行公民委托责任的需要。在美国,一次预算编制就相当于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预算制定、执行、监督三权独立,相互监督,并实行全过程公开。尽快实现财政预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改革步伐,达到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医疗、社保、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促发展,保民生。明确财政支出重点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时,这些领域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四是构建财政风险识别、评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调控体系。财政风险防范要与金融结构风险防范紧密结合,不可单线作战。 (五)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要相互配合 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总是在相机选择中不断调整。2006年,经济政策目标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防止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2007年,妥善处理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和速度关系成为宏观经济调整的工作重点。2008年,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经历了大调整,从“双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扩内需”。2009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首要任务,有效结合“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保民生”,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调结构作为根本出路。今后,宏观调控政策要与政策目标相互配合,避免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冲突。有效的政策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前提,政策目标要与政策工具相匹配。应该认识到各种政策工具配合是达到政策效果的重要保障。 经济政策论文:国内经济政策法规的研究分析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同时结合在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指出经济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继续强力推动改革。之后又提出经济改革中的一些措施手段。 关键词:市场化经济危机财政政策 一、三十年改革开放之路 总的说来30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具体说主要是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持续提高。市场化程度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增长是大起大落还是平稳增长。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极低,各种商品和服务产品的价格形成几乎完全由政府管制,市场因素在经济生活中受到极端压抑,计划体制的管制力量远远大于市场力量,外在的政府干预因素经常冲击正常的经济周期,导致经济多次大起大落。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就是导致经济增长? 其次是宏观调控的完善,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撑,也就是1998年年中以来扩大内需的政策,其政策手段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6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政策转向是成功的,理论分析上也站得住脚。扩大内需的政策能使新一轮经济周期呈现出新特征,还在于这项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该项政策组合持续达6年之久。2004年积极财政政策逐渐淡出,转向中性的财政政策,这种转变是很必要和及时的,避免了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出现,确保经济稳定增长。政策需要一定的稳定性、连续性,否则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方面有个很好的反面案例,就是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财政政策。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为了刺激经济,日本政府积极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政策缺乏连续性的影响。 二、金融危机考验中国模式 这一轮的经济危机似乎打乱了整个经济周期的波动规律。中国经济一下子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时候。但是,三十年来奠定的基础和进一步开发的潜力会帮助我们挺过这个经济的寒冬。一来市场化的力量还在不断地深化加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弊端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接下来的就是进一步的改革推进市场力量;二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及时性与适度保证了其有效性,经过了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之后,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已经大大提高。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三十年遗留下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并且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而这次经济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就是放大了这些问题来让国人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中清醒过来。低端的出口加工贸易模式让沿海经济失去光泽,暴露出经济发展瓶颈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大量持有美元储备却只能眼看其贬值,意识到中国金融的弱势以及人民币的不对称地位;竭尽全力的促进农村消费来扩大内需,发现城乡差距的巨大……一连串的问题依然存在,而所有这些问题的出路只有一条—继续改革。 三、经济改革深水区 强化市场力量,就是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提高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存在一些严重问题急需解决,主要是各个领域和各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严重不平衡。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三大领域中,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最低。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关键还是要继续深入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强化市场力量,通过与旧体制力量的不断反复“搏杀”,市场最终确定自己的统治地位。尤其是资本市场领域,一定要最大限度淡化其行政性,还资本市场盈利性的本性。 政策组合也要不断调整和完善。今后一段时间,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重点是总需求,这几年扩大内需的重点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投资需求,但是消费需求增长则相对较慢。然而,消费是最终需求,投资增长最终必须得到消费需求的支持,因此,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总需求的调控中,未来相当长时间的重点主要是如何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因此,今后稳健的财政政策应将重点转向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 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财政政策是大有作为的,最主要的是要发挥财政政策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保障最低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也应作些调整,前些年过多地依赖财政政策,今后应积极发挥货币政策作用。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是很直接的,例如发展消费信贷,对于扩大消费需求,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实现消费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为此必须进一步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发展货币市场,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而促成货币政策逐渐增强效果,直至淋漓尽致地发挥应有作用,取得与财政政策势均力敌的“显赫”地位。 四、结语 改革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而现在的经济危机背景正是经济改革的天然时机。美国经济通过30年代大危机得到了结构性的调整,奠定了其二战后世界霸主的地位。而八十年代的经济调整,又为其在九十年代的经济神话打下基础。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凤凰涅槃,危机中求生存求发展,关键就在于能否继续改革,延续属于中国的经济神话。 经济政策论文:新经济政策思想探讨论文 [摘要]20世纪50年代对在中国实施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作了初步设想和发挥,认为这些都可以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又不会损害社会主义前途。但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没有能准确把握,盲目认同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加之受国内过“左”政治氛围的影响,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只停留在不稳定的认识状态,没能真正成为现实政策。 [关键词];新经济政策;研究 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之际,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中国,有必要继续实行一段时期的“新经济政策”的设想。尽管“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未能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成为现实,但这一设想的提出,体现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的思考达到一定的水平,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重要理论来源和思想先导之一。 一、“新经济政策” 思想提出的依据关于社会主义确立以后在中国实行“新经济政策”设想的理论依据是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现实依据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落后的状况。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3年时间里,列宁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采取了“直接过渡”和“强攻”的办法,即在旧有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不通过任何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不通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市场经济大发展阶段,而是继续采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依靠高度计划经济的办法来调节社会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经过3年实践,这种“直接过渡”和“强攻”的办法,非但没有把苏维埃社会主义经济搞上去,相反带来了1921年春的严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直接过渡”和“强攻”导致的经济上的失败,促使列宁及时提出“间接过渡”和“围攻”的新经济政策。对于新经济政策,列宁有十分明确的解释,他说:“‘新的’经济政策,所谓新,是对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而言的”,“可是实质上,它比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包含着更多的旧东西。”新经济政策必须“作战略退却”,“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要保证经济转到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就必须这样做”。苏联“间接过渡”的做法有:允许同国外资本家签订租让合同,把土地、森林、矿山租让给他们;允许把企业租让给私人资本家,让资本主义经济得到某种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允许买卖自由、贸易自由,在经济建设上应当以市场和商业为基础;允许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共居”、苏维埃政权与资本家“共居”等等。列宁认为,“不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就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新经济政策形式上是使资本主义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的自由,而这种资本主义则纯粹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手段,列宁说:“不明白这一点,就等于根本不懂得基本的经济关系”。1921年之后,苏联开始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全面实行“新经济政策”。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是针对俄国情况提出来的,但对于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于资本主义在一定条件下能推动经济发展从不忌讳,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就指出,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十分落后的缘故”。在《论联合政府》中他又讲:“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现在的中国……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之上的,农业、手工业占绝对优势,工业比重小,且未形成完整体系,现代工业只占10%,生产资料工业基本没有建立起来,各项基础条件极差,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社会生产的现代化能力很低。认为这一阶段的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要允许并一定程度上鼓励资本主义某种功能的发挥。在1953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一个文件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遍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因而,发展这种经济是理所当然的。他提出在新区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对城市民营企业则采取扶助、利用、维持、发展的办法,使之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那么,在短短几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结束之际,一定程度上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就可以避免了吗?没有明了、一贯的论述,但是他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工业化水平仍然很低的事实,看到落后的生产力状况与先进生产关系建成的游离性,于是有了继续坚持新经济政策的想法。 二、“新经济政策” 思想的基本内容1956年底,几次提及了“新经济政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56年12月7日与民建、工商联负责人黄炎培、陈叔通等人的谈话。讲:“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工业一百六十万人,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这样定息也有了出路。重庆的低质产品,旺季不合规格,淡季合规格了,是因为旺季社会需要太大,供应不足。供应不足是长期的,是好现象,是因为购买力增长。要想办法,定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 上述谈话集中反映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这段论述虽然不足400字,但其内容极为丰富,主要体现了三个方面的观点。 其一,“国家市场”与自由市场应该共同发展。三大改造中,商业领域实行了全行业统一合营的局面,私人商业变成集体商业,私人经营变成联合经营,这有利于集中资金、物力、人力,扩大经营规模,便于举办社会主义的集体大商店和大市场。但是弊端也是很明显的,一是由于商店门市部集中,商业网点大大收缩,商店里销售的是一般的大路货,不愿出售百姓生活、生产中必需的廉价的小商品,高档商品的售卖点也极少,食品商店、小吃铺、小摊贩更是大大减少,给城乡人民的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二是由于把一家一户单独核算改为全行业统一核算,实际上是将注意精打细算的私营企业纳入吃“大锅饭”的体系,经营者的经营责任感削弱。而国营商店只经营上级批发部门批下来的商品,并且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有一种皇帝女儿不愁嫁的优越感,商业失去竞争,服务质量随之明显下降。基于这种情况,认为光有国家市场还不行,必须恢复和适度发展自由市场,使之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的商品市场上,既有国营商店、合营商店的存在和发展,又要允许一部分私营零售商店的存在和发展,让它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的有益补充,推动商品经营的大发展。同志的这一看法,在最高领导层获得了共鸣,1957年5月7日,刘少奇在关于高级党校学员整风问题谈话中指出:现在搞自由市场,私商钻社会主义的空子,不止商业上有自由市场,还有地下工厂……我们要允许有一部分资本主义商业、工业、地下工厂,让他钻空子……自由市场可以补助国家市场的不足,对国民经济有好处。 其二,“国营工业”与“私营工业”应当共同发展。企业合营以后,消灭了雇工剥削、生产规模得到扩大,提高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但由于合营企业中责、权、利一时没能彻底分清,原有私营企业依靠追逐利润的动力丧失,国营企业的生产只能完全依靠干部、职工的政治热情和工作自觉性、主动性,时间一长,工业生产中动力不足的现象就出现了。特别是中小型国营工厂的生产能力未能达到期望的效果,日常消费品的生产和供应能力疲乏,远不能满足人民需要,市场情况不良,物价高昂,群众普遍不满意,甚至在许多地区还出现了消极怠工甚至罢工现象。尽管充分肯定“公私合营有优越性”,但在当时就已经看出了在所有制加速变革后“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状况,他及时提出应当让“私营工厂”、“地下工厂”同“地上工厂”、“合营工厂”作对存在,还提出华侨可以回国投资办厂、开店的主张。所讲的“地下工厂”、“私营工厂”和华侨“投资公司”,都是非公有制企业。就是说,要在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适当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将它作为发展国营经济、集体经济的有益补充。认为,既然“社会需要”,就应当使之“发展起来”。受讲话的鼓舞,在1957年4月6日国务院第44次全体会议上讲:“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在4月12日的国务院第46次全体会议上,他又讲:“一切东西都靠国家生产不行,各方面都应该有百分之几的自由活动,太死了不行。不仅商业方面如此,工业方面也可以如此。资本主义复活不了。”陈云也赞成“对手工业者、摊贩等,更要长期让他们单独经营”的意见。 其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共同发展。在看来,私有制改造之前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远没有达到沙皇时期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那种程度,列宁尚且急切地制定了新经济政策,大胆地主张通过“租让制”、“合作制”、商品流转、贸易自由来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用资本主义作为帮手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那么,我国更有必要采取温和的政策来利用好这只帮手。认为,这种资本主义是在整体上消灭了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实行了公有制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历史条件下被允许存在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它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并为我们服务的资本主义。[12](P84)它能够在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控制和约束下,按照社会主义规定的范围和方向发展,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会起一定程度的促进和推动作用。的这种观点在党内外获得了普遍的赞同,在1956年12月29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2次会议上,黄炎培副委会长提出私人开工厂的问题后,刘少奇立即接着说:“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 至于说“新经济政策”需要在多长时间里坚持的问题,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这是“结束得早了”。如果多搞几年,成效会更大。鉴于这一点,认为他的“新经济政策”要执行二十年,引进华侨投资可执行一百年。这里讲的二十年、一百年是一个概数,其本质含义是指整个社会主义不发达的一个很长时期里,都要坚持它而不要改变它。这表明,当时设想利用资本主义以推动社会主义,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长期的战略决策。 贯穿于“新经济政策”思想始终的理论基调是,在相当长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以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为标准衡量,不适宜搞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必须提倡经济成分多样化,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资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对资本主义之所以能有这样冷静的认识,与他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正确认识有必然联系。在一次会议上,针对有些人主张马上消灭商品生产时指出:有些人“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总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本质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有的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这种观点是违反客观规律的”。 理性地将商品、商品生产作为经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推动因素,他赞成斯大林的观点,“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有存在的东西”,他说: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应当说,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既符合我国的国情,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这个基本原理,表明了勇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可贵精神。 三、“新经济政策” 思想中断的原因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结束得太早了,但它毕竟还认真执行了两年时间,而且取得了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效果。然而,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刚刚提出,还没有来得及变为具体政策,就在1957年下半年后夭折了。尽管在1958年之后不连续地保留了部分新经济政策思想,如他曾多次提到商品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反对取消商品生产,但新经济政策中最关键的一点即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的想法已彻底消失,他提到的商品、价值规律仅局限于单纯的公有制范围内存在。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才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认识,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认识,并进而发展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时代,新经济政策的构想才成为现实。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中断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仍未完全摆脱对理想社会主义传统认识的束缚。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以资主义的充分发展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具有很高程度为前提条件的。这样的社会主义有可能不需再保留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和交换关系,生产资料形式多样性就无存在的前提。而我国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客观条件,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程度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现代化程度都很低的历史条件下构筑起来的。现实中的我国社会主义同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尽管无数次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应该紧密结合,但在三大改造运动迅速、顺利地获得巨大成功,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一五”计划取得辉煌成就的背景下,他及党的其他领导人失去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艰巨性的理性认识,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共产主义的实现浪漫地联系了起来。建国初,提出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包括“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时强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否则只能滑向民粹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但是,在“五反”运动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后,他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态度开始变化,他严厉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程序”的观点,提出:现在的革命“是要把资本主义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三大改造运动后期“过急”、“过快”、“过粗”,仿佛一夜之间就要完成消灭资本主义的任务。1955年11月七届六中全会上,他提出:“50年以后会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1957年,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宣布:“15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并立即将“赶超”的设想落实在了随后发动的运动之中。运动中,按照传统社会主义的标准,不断地追求生产关系上的“一大二公”,强化了个体不如集体、小集体不如大集体、大集体不如全民所有的强烈观念,并在思想理论宣传上不断地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这段时间里,对马、恩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作了不切实际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的理解和运用,他试图把马、恩设想的用于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基础条件下采取的办法,生硬地运用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条件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并想通过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无限制地提高公有化程度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这必然会忽视对商品、市场、经济规律的尊重和认识。“完全社会主义”的观念使他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失去了一以贯之的基础。 其二,苏联经济模式对的困扰。进入社会主义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应当确定什么样的模式,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全局性的一个重大问题。继续沿用战争年代和解放区形成的那种经济体制,肯定是不适用的。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斯大林创立的“苏联模式”或叫“斯大林模式”、“传统模式”,自然成为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学习和仿效的惟一榜样。斯大林搞的是被列宁曾经称为“计划经济制度”下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生产资料由代表国家利益的政府直接控制,各级政府直接掌握各级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权,自由市场、私营工厂无立足之地。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目标就是苏联模式,因此党在指导思想上总想用比苏联更快的速度把我国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彻底地纳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轨道。在这种模式样板作用的直接影响下,三大改造后,我国迅速形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统一管理、集中管理的经济体制和生产格局。应当肯定,这种经济模式,在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很落后和国内外阶级斗争处于特殊状态的背景下,无论是对苏联和我国都是有贡献的。然而“新经济政策”更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而要执行这一政策就必须在理论上承认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在实践中就要允许发展商品经济,允许贸易自由、流通自由、买卖自由、交换自由,但是这些又都与斯大林的经济模式相对立,对于没有一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和其领袖而言,面对这种对立只能选择已经存在并得到全体社会主义国家推崇的斯大林模式。在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讲:解放后,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是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在看来,抄是必要的,自己不懂,没有办法,只能抄。 其三,政治、文化上的极“左”思潮对的影响。斯大林曾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的建成混为一谈,过早地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建国初的很冷静,当许多同志将我国的1956年与苏联1936年相比,认为我国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时,他却认为是“建立”而不是“建成”。1957年3月12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又讲:“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却未建成社会主义的关键在哪儿呢?在于没有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认为:“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生产力比较充分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但是,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对国际上出现的某些事件作了片面和错误的分析,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了迷误,造成了全国范围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局面,1957年9月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并在此后不久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形成了“大过渡”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段时期里,社会主要矛盾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党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谁胜谁负的问题。这种认识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服从于阶级斗争这个纲的需要。在此之后,配之于在国际上开展的无休止的反修正主义的斗争运动,我国国内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大规模的政治、文化运动,直至爆发“”运动。 这样的氛围和气候,使得中断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考和探索,他的注意力和兴奋点转移到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彻底改造问题上。他认为不断通过全党、全民强化阶级斗争教育和开展阶级斗争的实践,就可以迅速解决我国生产力落后状况,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已经被消灭的“私营工厂”、“地下工厂”、外商“投资公司”、“夫妻商店”、“雇工剥削”等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当然不会被允许继续存在和发展。刚刚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的思想火花便这样一闪而过。 经济政策论文: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重要性 摘要: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使我国的经济政策出现了巨大的改变,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和调整已经逐步实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环境。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发展,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也让人们知道了经济政策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对此国家颁布的各项经济政策都会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所以国家需要利用经济政策作为管理国民经济的有效手段,帮助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可持续的良好发展。通过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的管理主要是利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这两项政策可以帮助国家对市场经济作出宏观调控作用。本文将分析经济政策的含义、特点、重要性和对市场经济的管理能力,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作出参考。 关键词:经济政策;国民经济;行政管理 我国在2010年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促使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但是我国的经济政策绝对处于最重要的位置,经济政策对我国的经济繁荣有着强大的推动作用,所以人们对于经济政策的重视程度也在日益加强。现代社会经济政策在国名经济的行政管理当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从我国的经济政策的研究中发现,经济政策是建设我国特色社会注意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如此重要的经济政策自然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下文就对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展开研究分析。 1经济政策的概述 1.1经济政策的含义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就为我国的经济政策开创出当下开放性经济环境的基石,通过这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到了巨大的进步,经济政策也得到了有效的完善,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由经济体系。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由经济体系是开放、自由、平等的,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和国家经济政策的宏观调控来保障我国的经济发展可以保持健康、稳定、高效的事态。我国的经济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的手段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这两项政策对我国的国民经济起到了扶正的作用,保障了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1.2我国经济政策的种类 为了保障我国的经济高效稳定发展,就需要通过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和收支平衡作出一定的调整和保护,这种政策的管理是一种具有弹性和连续性的管理措施。现代社会的经济市场不断变化,为了适应变化多端之时,经济政策也需要跟随市场不断的作出调整,而在国家对经济政策作出调整的时候,经济政策又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影响,所以为了保障国家经济政策随时保持在稳定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地位,就需要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对我国的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和社会供需需要来总体规划国家的产业布局。为了达到对国民经济调节的目的,可以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财政与信贷中和平衡政策等达到调节的目的。 2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及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意义 2.1经济政策的重要性 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秀就在于利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经济手段,共同在宏观层面上对我国的国民经济作出调整,但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还是以市场作为主体来建立国家的经济计划,建立符合我国社会基础的未来发展目标,经济调控的主体是建立一个长期的发展目标,通过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相结合,使企业可以健康稳定的跟国家长期的经济计划稳定高效的发展。经济政策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商品价格出现普遍增加,出现通货膨胀的时候就可以通过经济政策对社会的供给进行调节,保障我国的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2.2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意义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逐渐的趋于完善,对于市场的管理方式也不断的向宏观调控转变。通过国家经济政策对市场的宏观调控,让市场来帮助企业正确的经营和发展。可以有效的调控与管理国民经济总量的平衡,对我国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战略有着巨大的帮助。经济政策对我国的经济市场有着巨大影响作用,也是我国市场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可以帮助解决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通过经济政策的努力才促使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当下的成就。在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了解经济政策对于市场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提高我国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发展,寻找到最科学的经济政策来促进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3经济政策在我国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3.1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的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有着明显的作用,并且对于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财政政策在国家的经济政策中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实现一定时期内的发展目标而制定的政策,在总体的经济政策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一项政策。财政政策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对社会的供需结构和社会资源的收入都有着调节作用。在实施财政政策时的主要手段有紧缩性财政政策、膨胀性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三种。根据市场的不同需要而灵活的使用上面三种财政政策。比如,膨胀性财政政策适用与市场需求不足的情况,通过膨胀性财政政策可以加大财政支出和社会需要,从而满足社会需要。这种政策特别适合对调剂国家的生产过剩现象,利用高赤字的膨胀性财政政策,来提高国家内部的总需求量,从而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而当国家面临供给不足的时候,则可以通过缩减财政赤字,加大税收和税率来降低国家的总需求。例如,20世纪80、90年代,我国的物价一路上涨,使我国的经济出现了经济过热的现象,对此国家马上颁布了紧缩性财政政策,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我国经济平稳高效的发展。而当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时候,就需要国家通过中性财政政策来同时打压社会的供给与需求,使它们保持平衡发展。我国在财政政策的使用中,对社会资源和收入分配起到了有效的控制,所以我们应该看到财政政策确实会对整个国民经济行政管理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为了可以有效实现财政政策的目标,政府也需根据社会经济的运作情况采取适合的财政政策,从而促使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平衡。 3.2货币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在我国的经济政策中,货币政策对与宏观调控的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实现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货币政策是通过相关的货币渠道来对社会的总需求、总供给进行调整和控制的,随时平衡两项的发展。社会的总需求出现过大或过小的时候,国家就可以通过调节货币的缩减和开放来保障经济的稳定运行,从这一点上我们就不难发现货币政策对于社会总供给的巨大影响作用,也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货币政策除了可以调整社会总需要,还对国家产业的结构有着调整作用,价格的变动也会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和总效益有着调整和促进的效果。产品的价格是有市场的供需关系而决定,价格的提高自然会造成利润的提高,利润提高以后企业可以在银行获取更多的资金,如此就可以对产业结构作出调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的体制下,价格是对商品价值的评价,价格出现变动可以将社会资源更加合理的分配,但是,当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不断上涨时,这就说明出现了通贷膨胀,这时候反通贷膨胀就成为了主要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都是为了帮助国家在宏观层面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中心就是为了保障货币和物价的稳定。 4结语 我国的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有着较好的发展,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能有效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中,经济政策展现出了它的优势和成效,它也成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 作者:李业旗;吴迪 单位:长春工业大学 经济政策论文: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经济政策的作用 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不断深化,经济政策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大家对于我国的经济政策有了更多的关注。为了保持国民经济总量的平衡,引导国家的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我国也实施了相关经济政策,主要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国家为了实现一定时期的发展目标而制定的规划方针策略,也是对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政策。本文主要是通过借鉴相关文献和资料来具体分析我国经济政策的含义、特点、重要性、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意义及作用等,希望能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关键词: 经济政策;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我国的经济政策,其对于促进我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意义。如今,经济政策广泛的应用于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通过对我国经济政策的不断研究和探讨,对于我国未来的国家建设也至关重要。经济政策是整个市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实行准则,在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政策实施中,其优势有很多,对于整个国民经济行政管理的进步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国家开始对经济政策在实施方面有了更高的重视。 1经济政策的概述 1.1经济政策的含义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形成了全新的经济体制,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将市场作为无形的手,放置于主导地位,同时政府也通过一些经济政策来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当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需要通过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完善的经济政策等来达到国民经济总量不断上升的要求。我国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有效帮助国家进行经济调控、社会资源和收入分配等。 1.2我国经济政策的种类 经济政策是国家和政府为了确保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收支平衡的一种措施,其实施需要一定的连续性和弹性。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会常常出现变动,而相应的经济政策也要做出调整,国家和政府所指定的经济政策也会直接影响到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此,在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时,还需根据社会发展战略、方针,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等来严格规划产业布局,制定出适合的经济政策[1]。我国经济政策的种类有很多,比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财政与信贷综合平衡政策等。各种不同的经济政策可以有效控制货币的发行、通货膨胀及防止通货膨胀的产生。 2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及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意义 2.1经济政策的重要性 我国主要是实行计划与市场两种调节手段相结合的宏观经济调控,国家的经济计划要以市场为基础,确定好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做好宏观调控目标和国土整治,将重点放在长期的计划上,将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相结合,有利于企业发挥出市场机制,达到自主经营的目的。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是社会总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追求微观经济目标,还能实现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经济政策是我国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对策之一,为了能实现相应的经济发展目标,将经济效益得到最大化的实现。当所有商品的价格有了普遍的增加时,这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也无法了解到金融资产的实际价格,这时候需就要采取经济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经济政策对于社会的供给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2.2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对于市场经济的管理开始转向了宏观调控。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主要是由国家来调控市场,市场来引导企业。通过这种形式的调控与管理能有效保持国民经济总量的平衡,从而进一步引导国家经济健康的发展。经济政策在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它也是整个市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实行准则,能有效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矛盾,正是因为它的存在,才促使整个市场经济的过程得以正常、稳定的运行,因此,加强对经济政策是非要有必要且非常重要。在我国现代化社会的经济建设过程中,提高我国整个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了解和懂得经济政策的重要性,提高我国整个市场经济也是提升我国国民经济行政管理全面建设的基础,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2]。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中能有效提升整个市场的运行效率,对于整个国民经济行政管理的进步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3经济政策在我国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3.1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目前,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已初见成效,有了一定的发展。财政政策是国家为了实现一定时期的发展目标而制定的规划方针,是经济政策中较为重要的一大政策。一般来说,财政政策能够体现出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帮助国家进行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财政政策能有效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结构、社会资源和收入分配,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平衡。我国的财政政策主要分为紧缩性财政政策、膨胀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不同的社会需求中,所需采用的财政政策也不一样。当市场的需求不足时,则需要应用膨胀性财政政策进行调节。膨胀性财政政策可以有效扩大财政支出、扩大社会的总需求,从而满足社会的需求。尤其是当一个国家生产过剩时,可以通过高赤字等膨胀性财政政策进行调节,从而进一步促进国内的总需求。对于社会的总供给不足时,可以减少财政赤字,增加税收、提高税率等途径来降低社会的总需求。比如,我国在80、90年代时,一度的物价上涨使得我国国内的经济过热,于是我国颁布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对于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时,国家可以通过增加财政补贴、减少国券发行和扩大税收、提高税率的方式来抑制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松紧政策共同结合使用的方式来让社会供给和社会需求达到均衡的效果,从而促进社会经济朝向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方向发展。在我国,财政政策能很好的体现出其对于社会资源和收入分配的重要调节作用,通过各个环节的分配后可以有计划的组织国民收入分配的枢纽,对于社会供给和需求的总量平衡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财政政策确实会对整个国民经济行政管理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能有效实现财政政策的目标,政府也需根据社会经济的运作情况采取适合的财政政策,从而促使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平的目的。 3.2货币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货币政策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是国家为实现既定的目标而进行的宏观经济一种方式,主要是通过相关渠道来控制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均衡,可以直接调节社会总需求量。当社会的总需求过大或者过小时,需要国家减少货币或者增加货币的方式来确保我国经济的正常运行,可以说,货币政策对于国家的总供给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目的是有效促进我国经济的均衡增长。如果国家的总需求过高,则可以通过减少货币供应量的方式进行调节,反之,则相反。货币政策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常价格的变动可以有效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促进效果总效益的提升。由于价格会随着产品的供求而出现变动,价格的上升利润也自然上升,企业可以从银行确定相应的资金,进而有利于实现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的体制下,价格是对商品价值的评价,价格出现变动可以将社会资源更加合理的分配,但是,当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不断上涨时,这就说明出现了通贷膨胀,这时候反通贷膨胀就成为了主要政策的与财政政策相同的是,货币政策也是为了达到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主要作用于货币和物价的稳定上。一般情况下,货币政策会通过法定存款准备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三种政策工具来实现目标。因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对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政策,目前,在我国也已看到了初步的成效。 4结束语 目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有着较好的发展,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能有效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中,经济政策展现出了它的优势和成效,它也成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随着我国现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对于未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上有了更高的重视。我国还需进一步加强对经济政策的研究和管理,对于出现的任何问题及时解决,未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将会有更好的发展。以上就是笔者对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的具体介绍,由于笔者对其研究的不是太全面,所以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也是笔者以后继续要学习和探索的方向。 作者:孙嘉珺 单位: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经济政策论文:低碳经济政策与技术创新研究 随着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日益加剧,全世界正面临着经济发展模式的新挑战,由英国提出的以低能耗,低排放和低污染为特征的低碳经济日益受到各国的关注。本文系统分析了现有重要文献,认为目前低碳经济的研究大致从三个维度来讨论,首先是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现有的能源利用率,其次是对高碳产业进行技术创新,再次是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创新,实现传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顺利过渡。当然,经济发展模式的过渡中,政府适时出台合理的政策也很关键。 一、各国政府政策 (一)国外政府的政策表现低碳经济最早见诸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按目前的消费模式,预计2020年英国80%的能源必须进口。英国的目标是:2020年CO2比1990年减排20%,2050年减排60%。措施有:实行“低碳城市”政策,2016年所有建筑物实现零排放;设立气候变化税,减排温室气体的投资免税;通过《气候变化法案》,为排放量设定总量限制;建成商业CO2捕集和封存(CCS)清洁煤电厂;建立全球碳交易市场。日本是《京都议定书》的发起国和倡导国,一直重视能源的多样化,并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日本投入巨资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光能、氢能、燃料电池等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并积极开展潮汐、水能、地热能等方面的研究。2007年6月,日本和英国联合主办了以“发展可持续低碳社会”为主题的研讨会,再一次强调了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紧迫性,并勾画出了未来低碳社会发展的蓝图。除英国和日本外,美国、法国等也都在积极参与低碳经济发展。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法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比欧洲平均水平要低21%,还在朝着更高的低碳经济发展目标迈进。法国现政府提出,在法国掀起一场绿色革命,从农业、交通、住房建设、能源使用等方面入手,让法国成为对抗全球气候变化的先锋。 (二)我国政府的政策表现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我国政府率先组织制定了《我国21世纪议程———我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并从国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94年3月,国务院的《我国21世纪议程———我国21世纪人口、资源与发展白皮书》提出的可持续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方案是:综合能源规划与管理,提高能源效率和节能,推广少污染的煤炭开采技术和清洁煤技术,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再生能源。2004年11月,我国政府公布《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2005年颁布《可再生能源法》;2005年7月,与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韩国共同发表关于联合研究与开发的《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新伙伴计划意向宣言》;9月,与欧盟发表《中国和欧盟气候变化联合宣言》,确定中欧将在低碳技术的开发、应用与转让方面加强合作。2006年底,科技部等六部委联合了我国第一部《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提出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先进核技术,以及高效、洁净、低碳排放的煤炭利用技术,优化能源结构,减少能源消费的CO2排放;保护生态环境并增加碳吸收率,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2007年8月,国家发改委《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可再生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从2007年的7%,增加到2010年的10%和2020年的15%。优先开发水力和风力作为可再生能源。到2020年共需投资2万亿元;实施补贴和税收减免、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较高售价。10月我国《核电中长期规划》,核电占我国装机容量由目前的1.6%,增加到2020年的4%。从各国政府出台的政策来看,基本分为两个方向,一条路线就是对排出碳的回收处理,另一路线则是通过改善工艺,更换初始能源,减少各个生产工艺过程的碳排放。由于低碳经济初露头角,各国的政策也在摸索中,具体采用哪些手段来贯彻政策的宗旨,实现预期的目的,具体政策的影响力度如何,则要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才能给予结论。 二、各国学者研究的重要结论 (一)国外学者的重要结论国外学者大部分进行案例研究,给出能源政策相关建议。这些项目涉及到新能源的推行项目,低碳设备的推行项目等。JeffreyM.Loiter(1999)研究了风力发电技术和政策在美国的发展历史,指出风力发电的扩散和创新本身都需要需求牵引的政策指导。RolandVidi(l2005)通过低碳设备紧凑型换热器,制冷装备和氢燃料汽车案例说明技术创新的驱动力,描述了法国和欧洲范围内的政策支持形式,最后给出成功促进低碳创新的各种政策建议。在案例研究中,有的学者从系统观点来研究。R.Gross(2005)从创新系统角度出发,通过研究风能、潮汐能等新能源创新案例,指出新技术创新都是一项系统工程,该系统中的任何环节都会关乎整个系统的成败,指出政府出台政策要具有前瞻性,持续性和一致性。当然也有学者从单一方向的纵向转移方面研究,例SteveThorne(2008)通过案例技术转让的驱动力,解析了安全的能源服务新技术成功被接受的因素,并提出相关的政府支持对策。DavidG.Ockwell,JimWatson,GordonMacKerron(2008)指出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低碳技术需要考虑的关键政策,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低碳技术可以减少伴随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这一目标既需要横向和纵向技术转让,又需要更广泛地促进发展中国家技术变革能力。除了案例研究,部分学者还进行模型分析和实证分析。如IanW.H.Parry,RobertonC.WilliamsI(I1999)利用一般均衡分析模型指出实行碳税收和排放许可证的关键在于这些政策创造的收入能否用来减少其他的扭曲性课税。AnnegreteBruvol(l2004)实证研究得出燃料类型税收和价格上涨,碳税对排碳量的影响已经不大。降低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的变化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占总减少量的百分之十四,碳税收的贡献只有百分之二。GopalBandyopadhyay(2007)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减少碳排放可以考虑适当的碳税,税的合理性是兼顾了增加收入和减少排放。TimFoxon,PeterPearson(2008)基于实证分析,包括对英国低碳能源创新,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互动的案例研究,形成了两个指导原则。 (二)国内关于低碳经济的政策研究成果在低碳政策的研究中,国内学者角度也略有不同,有的从创新主体企业的角度来看,认为我国企业对低碳形式认识不够,不利于我国和世界接轨,从而要引起政府的注意。刘东民(2001)阐述了在发达国家技术创新主要是由企业完成的,正确把握技术创新的方向关系到企业的竞争力。也有学者在对比国外的低碳经济政策的情况下,提出我国低碳政策需要改进的建议。宋德勇、卢忠宝(2009)提出:要采用开发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提高能源效率、降低“高碳”产业的比例等政策来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任力(2009)提出:总结国外低碳经济政策,主要表现为:改造传统高碳产业,加强低碳技术创新;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与新型清洁能源;应用市场机制与经济杠杆,促使企业减碳;加强国际范围内的减碳协作等。还有学者从政策的战略性来研究,指出制定低碳政策的原则。许倞(2006)指出能源战略思维的基本要求是全局性和长远性,必须从国家政治、经济、环境、资源以及建立新型体制等多方面,对国内外因素全面分析。应充分利用现代能源技术的最新成就,着力于构建有我国特色的、适应于未来能源系统发展趋势的新型能源体系,高度关注环境制约对我国能源发展的影响,制定国家能源发展路线图。刘立,陆小成,李兴川(2009)指出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低碳技术创新社会建构的途径主要包括强化低碳技术创新价值体系的社会认同性整合;推动低碳技术创新价值规范的社会制度整合;构建低碳的国家和区域创新系统,为低碳创新提供社会支撑。 (三)技术创新角度的低碳经济的路径选择研究 1.能源效率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能源效率,从而达到减排、低碳的效果。部分学者用模型系统研究生产效率和技术创新的关系。周勇(2006)将生产率的增长分为3部分,一是科技进步,二是纯技术效率,三是规模效率。徐国泉、姜照华(2007)定性分析了技术进步、经济结构和能源价格对能源消费和能源效率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技术进步与能源效率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其他学者则从理论方面论述了两者的关系,并给出管理上的建议。刘元虎,沈雷(2000)论述了节能工作的两个基本点,一是靠科学管理,二是有赖于技术进步。后者主要取决于对节能技术的创新研究。任宏,蔡桥(2002)认为技术创新与能源节约是密不可分的,要走向高产出低投入必须从技术创新入手。刘晔(2007)论述实现节能降耗目标关键在于技术进步与创新,提出节能技术创新的发展方向和对策建议。燕中州(2007)提出实现节能目标的路径:进一步优化产业,行业结构;依靠技术进步推进节能降耗;大力推进相关节能设备的研发制造。 2.高排碳产业与技术创新在高排碳行业,学者们的研究还不是很深入,大部分集中在建筑行业的减排和技术创新问题的研究上,而且还处于理论研究阶段,实证研究成果很少。尹波,刘应宗(2005)针对建筑节能领域中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分析了建筑节能行为正的外部性,并建立了节能建筑与非节能建筑的市场配置模型,提出了消除建筑节能外部性的政策措施。戴雪芝,何维达(2007)对我国能源政策、建筑节能经济激励政策实施效果经过详细分析研究后,建立了基于层次分析法和属性数学原理的数学模型,对建筑节能经济激励政策效益进行了量化评价。孙鹏程、刘应宗(2007)用规制经济学理论分析了建筑节能传统管理模式,并得出结论:政府规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是弥补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达到政府与市场效率最优化的最佳途径,建立建筑节能服务体系是引入市场机制的必要手段。李利剑(2005)论述了我国钢铁企业二次能源利用低下的现状和二次能源回收技术创新的意义,提出引进、吸收、自主创新与推广是我国钢铁企业二次能源回收技术创新的有效方法。 3.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能力对可再生能源进行技术创新,使其代替传统石化能源,也是实现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而目前对于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研究还处于起步状态,大部分处于定性分析阶段。曾乐民、苏碧霞、于文益(2006)在分析国外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特点的基础上,阐明了广东发展可再生能源重要意义,指出了技术创新对加快区域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的重要作用。刘岩、洪富艳(2008)以区域内的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作为研究内容,从全新视角对技术创新能力进行研究,力求准确地反映出区域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系统功能发挥的程度。还有学者试图从创新的障碍来研究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创新,指出应完善技术创新环境,消除技术创新各阶段的障碍,加速技术创新的进展。苏竣、眭纪刚、张汉威、王欣(2008)发现我国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以国家科技计划为主,其中三大计划的资金投入占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经费的绝大部分,但是该投入占全国研发总经费的比例较低。在创新过程中,以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为主,技术示范与推广活动相对不足。肖英(2008)分析了新能源技术进步存在的障碍:体制,政策,资金,市场,其他(没有形成完备的新能源技术研发与装备制造体系,技术管理水平不高;对新能源及新能源技术战略重要性认识的不足;消化吸收投入严重不足;妨碍了技术扩散效应的发生,等等)并提出促进新能源技术进步的相关建议。魏晓平,史历仙(2008)从宏观上分析得出我国能源产业技术创新的六个影响因素:资源人均占有量少及优质能源比例低;能源效率迫切需要提高;环境因素;价格波动;产业联动;微小历史事件。刘高峡、黄栋、蔡茜(2009)分析了这些障碍的类型,包括路径依赖障碍、市场门槛障碍和技术性障碍等,并从创新政策的角度提出改进的建议。在以上研究基础上,学者张志宏(2009)指出加快我国新能源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必须要坚持几个原则:一是观念技术突破与产业体系建设相结合;二是要近期重点部署与长远谋划发展相结合;三是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四是积极推进与科学发展相结合;五是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相结合。 三、未来研究方向 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文献,发现研究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着眼于技术创新对低碳经济的机理研究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技术创新与低碳经济的关系,大部分认为技术创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能源效率,降低碳排放。而技术创新对提高能源效率的机理研究甚少。技术创新是由多个环节,多类型组成的整体,不同技术创新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技术创新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和市场结构,行业的关系很少被提到。研究需要细化,对不同行业,不同市场结构,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交叉影响机制要加以分类并分析他们的共性和差异,会使技术创新对低碳经济的研究更有实践意义。 (二)产业链角度的技术创新高碳产业研究集中在节能经济效益评价和技术创新意义方面,而对高碳产业技术创新特殊性共性研究很少。高碳产业链是由多个环节组成的价值链协同发展促成的,产业链中优秀环节技术创新的缺失将阻碍整个产业链创新的实现,这些都应引起学者的关注。高碳产业技术创新所需要的要素支持和作用机理的研究也很少见。 (三)强化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低碳经济政策研究,集中在宏观层面上,虽然现有研究从财政政策,法律,制度等不同角度展开了政策制定的意义研究,但是提出的具体政策缺乏理论依据,这样的政策研究很可能对现实的指导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构建出我国实现低碳经济的政策体系是迫切需要进行的。 作者:吴红翠 马莹 单位: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经管
本科财经论文:财经类应用性本科院校学评教指标体系的构建 摘要:随着社会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对财经类应用型人才需求不断增加,财经类应用型高校的学评教系统需要不断完善,以此更好地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的财经类应用型人才。本文主要通过了解学评教指标的背景及现状和深入分析现在学生使用的指标体系的方式,完善财经类应用性本科院校学评教指标体系,以此来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培养出更多符合社会发展和需求的财经类应用型人才。 关键词:财经类;应用型;学评教 随着当今社会对财经类应用型人才需求的增加,对此类人才的培养也越来越重要。如何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确保人才质量成为关键,而学生评教可以从学生的角度对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进行全方位的评价。通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学生评教制度已经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根据众多研究者对学评教指标体系的关注来看,学评教指标体系已经成了国内外高校不可或缺的教学管理手段,在教学评估领域已占有一席之地。 本次研究创造性地从学生角度出发,学生是教学的对象,是教师教学的直接感受者和收益者,对课堂教学质量最有发言权。通过调研他们对现有的学评教指标体系的意见、建议, 还在借鉴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形成学评教指标体系并突出财经类应用型本科的特点。最后通过学评教系统的检验进一步改善指标体系。 基于学生对现有的学评教指标体系的反馈,我们得出构建体系应遵循的原则,包括一致性原则、独立性原则、可测性原则、可接受性原则、完备性原则等,旨在系统内的各项具体指标与目标保持一致且同一层次的各项相互保持独立。运用可行的指标和现有的工具测量出评教结果,让其全面、系统地反映出对学评教指标体系的数量和质量要求。 财经类应用型院校的人才不仅要求具备研究型人才的思维还要求具备技能型人才的动手能力,对这类学校学评教指标体系具体内容的选择时,评教重点的内容除了教师的教学态度,学识水平,个人品质,课堂组织等指标外,还需体现对实践性较强的科目的覆盖及检测,当然还需关注课堂内容是否符合财经类本科的发展需求,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视程度等。 本课题调查中,首先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结合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特点,分析财经类高校学生评教指标体设置情况,并进行相互对比,通过分析现阶段财经类高校学生评教指标体系中存在的缺陷,找到有助于改进和完善的经验及启示,最终去掉一些明显重复及不具有操作性的指标,得到关于学生评教的初选指标。然后将初选指标制定成调查问卷,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财经类应用型高校中的教师和学生发放,得出学评教体系的最终指标。最后将已经确立好的学生评教指标体系制定成调查问卷,通过直接发放,直接回收的形式进行调查,以便保证回收问卷的有效性。此外,在本次学评教系统的设置上还遵循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原则,除了相对简单客观的定量考核外,还要对定性的考核内容进行简洁概括,从本质上反映出教师的教学质量,但鉴于定性考核主观性较大,因此可将两者结合,这样既科学又易于操作,使两者相辅相成。 本次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指标体系进行全面的检验,其中包括作为教学的对象教师,教学的直接感受者和受益者是学生,具有较强相似性的同行,以及对教学质量进行监督的教学督导人员和本部门领导等,通过综合不同对象的评价结果,增加了研究结果准确性。 经过对调查问卷的分析与统计,本项目结合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评教指标体系的特点与现有评教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应缩减目前学生评教指标体系题目设置数量,增强学生评教的反馈效果。学生倾向的评教指标体系的设置数目介于20-25个之间,占总调查比例的67%。而目前我校学生评教指标体系设置数目为45个,题目设置偏多,学生评教时间较长,耐力下降进而影响了评教结果的真实性。 在现有的学生评教指标体系中应增加对实践性较强科目的设置。92.5%的受访学生希望参与到实践性较强的相关科目的评教活动中。作为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学校的课程应注重理论结合实际,锻炼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在评教系统中设置相关选项可以及时对教师的教学效果进行检测,更有利于把握教学方向及相关课程设置。因此,目前的学生评教指标系统应就此方面加以完善。 在评教内容方面应有所侧重,细化学生较关注题目的设置。在对评教内容的关注度方面,学生较为注重对教学态度严谨程度、课堂组织和进度安排及课程对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视程度等相关题目。其中,对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视程度所占比例为67.02%,课堂组织进度安排和教学态度的严谨程度分别占到61.7%和76.6%,加强这些热点问题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学生对评教的重视程度,使教师得到及时有效的信息反馈。 通过以上调研结果和借鉴相关文献资料,最终建立了符合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学评教指标的体系,此体系可以对教师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有利于调动教师教学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还丰富了高校评教理论体系,促进高校教学改革与发展。而且,该体系构建的成功实施,也可作为成果向其他学校推广,使其他财经类应用型本科学评教体系的构建也得以优化,从而培养出适合于21世纪的高素质人才。 本科财经论文: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实验教学创新策略 摘要:实验教学对于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深入分析了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教学的困境,在此基础上,对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教学的创新策略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实验教学;教学方法;教学效果 在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实验教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关系到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进而会影响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由于在办学历史、硬件建设与师资队伍方面存在一定的异质性,不同类型高校实验教学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对于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而言,受硬件建设水平以及实验课程教学团队建设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实验课程的教学水平相对较低,实验教学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方面的作用没有达到充分的发挥,其实验教学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本文以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实验教学为研究对象,对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教学面临的困境及创新策略进行深入探讨,以为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如何进一步提升实验教学水平提供借鉴与参考。 1 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教学的目标 众所周知,财经类专业应用性很强,实践能力是财经类高校毕业生优秀职业能力中最为重要的构成部分,作为应用经济学下的所属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亦不例外。对于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而言,实验教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开展国际商务活动的能力,通过仿真环境,加深学生对《国际贸易实务》、《外贸英语函电》以及《海关实务》等实践性课程中的理论知识的理解,做到学以致用。在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实验教学与课堂理论教学具有显著的互补性,实验教学是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动手操作能力的助推器。也就是说,通过实验教学,应使得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深刻了解各项国际商务活动的主要环节和工作技巧,为参与毕业前实习和入职提供支持。具体而言,通过开展实验教学应使得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熟练掌握《201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以及《托收统一规则》等国际惯例,初步具备开展函电撰写、报价核算、托运订舱、进出口货物投保、国际货款结算等能力,以为其优秀职业能力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基础。 2 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教学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尽管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对实验教学日益重视,但是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依旧面临着一些急需解决的困境。 2.1 实验课程在课程体系中的定位不够清晰 实验教学是培养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这一点在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已形成共识,但是最终能否实现这一目标与实验课程在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定位紧密相关。目前,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实验课程与其他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实验教学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就业竞争力的作用机制缺乏充分的认识。这使得,实验课程在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中缺乏科学的定位或定位不够清晰,进而影响了实验课程的开设效果。 2.2 实验教学的资源投入有限 受办学条件的限制,目前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实验教学资源投入的强度相对较小。这主要表现为:首先,实验教学的硬件不够完善。与传统的课堂理论教学不同,经管类高校的实验教学通常需要计算机、服务器以及机房等硬件的支撑,而受到办学资源的制约,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专门实验室通常较少,并且实验教学中采用的软件的类型和数量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课程教学效果的提升。此外,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由于实践类课程的师资较为短缺,大多数教师不具备从业经历,对最新实践活动缺乏深刻认识,实验课程教学团队的建设水平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实验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其已成为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教学中的一个“短板”。 2.3 实验课程教学中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足 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而言,实验教学对其专业实践能力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实验教学是促进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的有效渠道。但是,另一方面,从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教学的现实情况来看,由于一些实验课程安排在毕业前夕,学生学习动机弱化,学习热情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消退,这使得,一些学生对实验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参与实验教学的热情有限,并且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往往只是满足于完成基本实验任务,很少对实验任务背后的专业知识进行系统梳理和进一步挖掘,从而使得一些学生对专业实践活动的理解不够系统、深入,难以形成全面的实践创新能力。 2.4 实验课程的教学效果缺乏完善的评估机制 与传统的课堂教学不同,实验教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不仅涉及到专业知识的讲解与实验过程的演示,其往往需要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充分互动与沟通,其效果通常难以直观观察,只有通过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才能对实验教学的完成情况进行客观的评价。目前,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实验教学的管理基本上是通过系部完成,实验课程教学效果的评估机制缺乏或不够完善。这使得,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往往难以发现教学中的不足,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艺术在实验教学中一成不变。显然,这不利于实验课程教学水平的持续提升和实验课程的教学团队建设。 3 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教学的创新策略 对于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而言,实验课程的教学水平是其人才培养质量和毕业生优秀职业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提高实验课程的教学水平对于促进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结合上文分析,笔者认为,关于如何进一步强化实验教学,破除实验教学困境,未来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3.1 科学定位实验课程的地位,不断优化实验课程的教学内容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对实验课程进行科学定位,高度重视实验教学在外向型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在总学时一定的情况下,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合理确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课程的学时,并注意不同实验课程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应积极构建各种渠道,不断加强与涉外型企业和单位的沟通与交流,及时了解和掌握用人单位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优秀职业能力的要求及其变化,并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往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进行及时跟踪和整理,了解实验教学在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和存在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对实验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不断调整和完善,力求实验课程教学内容的系统性与新颖性。 3.2 逐步增加实验教学的资源投入 未来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应进一步优化教学资源的投入结构,逐步加大实验教学的资源投入,提升实验教学的硬件和软件建设水平,加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实验室建设。另外,应注重实验课程教学团队的建设,不断提升实验课程教学团队的建设水平,保证各门实验课程均能拥有一支高效、稳定的教学团队,以充分利用实验教学的资源,为实验课程的有效开设提供坚实保障。 3.3 完善实验课程的教学方法,强化实验教学的过程管理 当前,在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实验教学过程中,大多数教师的教学方法较为单一,难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热情。鉴于此,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课程的授课教师应结合课程特点和实验软件的特点,科学选择实验课程的教学方法,并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和探索,逐步改进和完善实验教学方法。另外,实验课程的教学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实际参与程度和实验完成质量,因此,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应加强对教学过程的管理,积极探寻有效措施,促进学生切实高质量完成各项实验任务,同时应要求学生对实验过程中的细节和易出错地方进行及时总结和归纳,以切实保证每次实验教学的教学目标不折不扣地实现,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供保障。 3.4 构建有效的实验课程教学效果评估机制 构建完善、有效的实验课程教学效果评估机制对于提升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课程的教学质量具有积极意义。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可通过构建内部评估体系与外部评估体系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课程的教学效果进行客观评价。具体而言,一方面通过校内学生评价、同行评价对实验课程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估,另一方面,应积极邀请校外实践领域的专家和从业人员对实验课程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并赋予二者不同的权重,得出实验课程教学效果的总体评价结果。最终,通过依托校内与校外双重评估体系,推动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课程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 本科财经论文:财经类院校高年级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摘 要:面对人才需求的日益多元化,财经类院校如何培养出满足这一需求的创新型和高层次人才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分析加强高年级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的意义,接着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进而以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为例,从完善本科生导师制、以经济学部级特色专业建设为契机、依托大学生科研项目等方面探讨如何提升高年级本科生科研创新的能力。 关键词:财经类院校;高年级本科生;科研能力 引言 当前,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也逐渐转向多元化。用人单位选人的标准不仅仅是衡量学生学习成绩,更注重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即实践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对于财经类院校而言,培养本科生尤其是高年级本科生的科研能力、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是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学过程中重要环节,更是时时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关键举措。财经类院校相对于工科院校而言,实验课内容较少,动手机会少,更应注重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以更好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 本科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而那些具备创新思维和科研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提升的关键(乐娟和任正德,2012),也是社会不断发展的驱动力。学术界对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问题的关注已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一是从导师制角度进行研究。王根顺和王辉(2008)坚持精英教育理念不动摇、改革教学计划、全面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努力实现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有效互动、推行“‘2+1+2’+X”本―硕―博连读的新型培养模式等。施秀剑等(2012)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导师指导学生的方式主要有小组会议、个别谈话和电话或短信几种方式,这些方式有助于了解学生情况,指导的针对性更强。马龙海和蓝宝江(2012)则从教师角度研究如何培养本科生科研能力,他们认为大学教师应激发本科生好奇心,促使其主动学习;引导本科生专注于研究主题,阅读相关高质量文献,积极开展创造性活动,提升其创造力。二是从发挥科研平台作用角度进行研究。王巨克等(2012)就如何利用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培养本科生科研能力进行了探讨。杜鹃和刘良民(2011)也认为应积极利用大学科研平台,创新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模式,提升其科研能力。三是从其他方式展开研究。唐洋等(2013)将差异化战略引入本科生人才培养计划中,通过差异化人才培养提高本科生的科研与实践能力。王继夏和杨洞晓(2013)则对低年级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从学生自身、课堂教学、学校、社会等四个方面提出加强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途径。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对高年级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问题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将结合导师制、大学生科研创新基金、国家特色专业、产学研合作机制等有利条件,以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为例,对财经类院校高年级本科生科研培养问题进行研究。 一、高年级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模式的创新意义 当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高校如何培养出符合这一要求的人才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高校要培养出真正能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的高素质、实用型、创新型人才,必须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彻底改变本科生尤其是财经类本科生上课记笔记、作业抄笔记、考试背笔记等传统的学习方式,以及高年级本科生就业能力培养为主、专业知识学习为辅的教学模式,全面提高本科生尤其是高年级本科生的科研能力。因此,对高年级财经类院校科研能力培养模式进行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学生而言,学校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其科研能力的现实意义体现在:一是通过本专业老师开设的系列科研讲座以及研究专题课程,让高年级学生逐渐熟悉科学研究的特点、方法,进而培养其查找资料、发现问题的能力。二是通过建立科研团队申报大学生科研项目或暑期实践计划等,大学生可以更深入接触社会,更好地将课堂知识与社会现实有机结合起来,激发和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热情,锻炼其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以及独立开展工作能力,有利于更好地适应社会。三是借助于本科导师所主持的科研项目,通过让一部分专业基础较扎实的高年级学生参与课题调研、数据搜集、整理和分析等工作,为高年级本科生提供了一个参与科研实践的平台,提高了其将课堂所学知识运用于科学研究的能力,也有利于高年级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为学生毕业论文的顺利完成以及将来就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对于学校而言,其意义体现在:一是本科生指导教师带领学生从事科研工作,在为教师和学校完成科研任务、取得较高科研成果的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学校培养了更多的优秀人才。二是高年级本科生参与课题研究工作,有利于课题研究的顺利开展以及课题的最终结题,也有助于课题主持人腾出更多时间更好地从事教学工作,从而提高学校教学质量。三是培养高年级本科生的科研能力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科研热情,为进一步进入本校及其他院校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四是通过对高年级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可以及时发现学生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的不足,从而为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教学的改革提供参考,推进本科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二、高年级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一)高年级本科生专业知识素养不足,科研能力较低 专业理论知识的扎实与否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必备条件,而宽广的知识面是开展科研活动的外在条件。由于高年级本科生在入学的前两年主要忙于基础课程和公共课程学习,未经过系统的专业知识的培养,对本专业知识理解不深。加之高年级本科生未经过系统和长时间的文献阅读,难以掌握国内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动态及最新发展,导致专业知识面较为狭窄,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差,缺乏明确清晰的研究思路,科研能力普遍较低。 (二)高年级本科生科研机会和训练机会少 因社会经济发展对校园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加之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形式灵活多样,可将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作为毕业设计,因此,高年级本科生具有很高的从事科研的积极性,公开的想法较为强烈。但由于缺乏对高年级本科生行之有效的科研训练指导的机会,进而阻碍了他们科研能力的提升,原因主要有:一是高等院校没有高度重视高年级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过于注重对高年级本科生就业能力的培养,而缺乏对高年级学生科研能力培养的完整计划,不利于学生调动学生参与科研的热情。二是财经类高校的教师评定制度不利于学生获得足够的科研指导。因为学生对高校教师的评教仅注重教师的授课水平,对其指导学生科研能力的投入为充分考虑,使部分教师指导学生从事论文写作等科研活动的激励降低。再者,从学校层面讲,对高年级学生从事科研活动的支持力度较弱,设立的项目较少,竞争过于激烈。除了大学生创新基金之外,高年级学生能够参与的科研项目少之又少,而对于研究生的科研指导和社会实践活动则较多。 (三)传统教学模式阻碍了学生科研能力的提升 部分高校包括财经类院校的教学模式依然采取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教学方法单一死板,未考虑将授课内容与学生的接受能力与兴趣爱好等有机结合,未给学生独立思考的空间。尤其是对于专业课的学习,很多老师采取的是照本宣科的授课方式,未能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程教学中,学生缺少自主学习的空间,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创新性,使学生对专业课知识的学习积极性降低,难以提高学生利用专业知识提升科研能力。 (四)现行就业环境不利于培养本科生科研能力 面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的日益加大,部分高校为缓解学生就业压力,偏离了大学教育的本源,而采取了以提高学生就业能力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人为割裂了科研与就业的关系。同时,学校的对就业的过度重视使大学生产生了上大学就是为了找到好工作的错误思想,上大学伊始便开始四处寻找实习机会或兼职,影响了基础和专业课程的学习,不利于科研能力的提高。 三、多元化需求下财经类院校高年级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的实践探索 (一)完善本科生导师制,积极发挥导师在提升学生科研能力中的作用 本科生导师是指本科生学习的指导者,从专业、学业等角度指导学习,侧重于学术指导,要指导学生毕业论文设计和实习辅导等,当然也负有育人功能,在生活上也应积极关心学生,帮助其更快成长。但是,很多情况下,由于导师忙于自身学业或教学等工作,对学生疏于指导。鉴于导师制的不足,本文认为导师制应从当前的单向选择逐渐过渡为双向选择,实行类似于挂牌选课的模式。具体做法为:由学院教授委员会甄别确认教师的指导资格,公布符合指导条件的教师名单,公开指导教师的个人学历背景、研究方向、科研成果、指导人数、参与的社会活动等;接着,由学生根据自己研究爱好进行选择,进而提出申请,并报请学院批准。当申请学生超过导师有指导名额,则调剂到其他导师名下。 导师的选择时间可以从大二开始,因为此时学生具有了一定专业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握自己的学习兴趣和研究目的。双向选择结束之后,导师可以指导学生进行文献阅读。等其到高年级阶段,则根据学生基础挑选部分学生参与课题研究,如数据的搜集和计量分析等,在实践中锻炼学生的分析问题和创新能力,提高其逻辑思维能力。在此基础上,导师可以鼓励学生进行学术论文写作,并挑选优秀者参加学术交流会议,进一步提高学生科研能力,扩大视野,为毕业设计和就业做好准备。 (二)紧紧抓住经济学部级特色专业建设有利时机,加强高年级学生科研能力培养 以经济学部级特色专业建设为契机,提高高年级本科生科研能力,努力培养具有观察经济现象、调查经济问题、分析经济现象和研究经济热点能力的创新型、高层次经济学专门人才。一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强化教师培训和外出进修,不断优化经济学专业教师的知识结构,提高教学质量,逐步形成一流的教学团队。二是鼓励教师根据教育目标积极开展针对性强的教学研究,整合科研力量,突出公司经济这一特色。通过跟兄弟院校交流考察调研等途径,扩大教师的对外交流,以利于更好把握经济学发展方向及学术前言;同时,整合科研力量,建立中青年教师定期交流机制,取长补短,也可以适当吸引一批有一定科研基础的高年级学生参加,争取建立一支在省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科研团队。三是努力推出一批面向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主的科研项目,以经济学院科研团队为引领,以更好地运用经济学理论提升能力和拓宽视野为宗旨,强化高年级学生科研能力培养,提高其应用经济学理论知识解读经济现象、研究经济热点的综合能力。 (三)积极利用科研创新基金等项目,加强高年级学生科研能力训练 为了更好地借助大学生科研创新基金这一宝贵资源促进学生科研能力的提高,在学校科研部门对创新基金进行管理的同时,学院也应加强对基金项目的支持力度和监管力度等,调动导师与学生参与科研的积极性。一是对于参与了学生项目研究的学生和指导教师,可以在学生奖学金、教师职称、优秀教师、优秀工作者等评定时给予一定倾斜。二是对于获得大学生创新基金和暑期实践计划等项目的学生,除了学校给予的经费之外,学院可追加一定的配套经费,保证课题研究工作的正常开展,争取产生更多优秀成果。此外,学院也可以与企业联合设立学院高年级本科生科学研究课题,鼓励更多高年级本科生参与科研活动。 (四)利用产学研合作平台指导高年级学生开展科研活动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学历层次合理,科研实力较为雄厚,是进行产学研合作的上佳平台。其中,经济学专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密切,学院领导和老师也一直致力于营造学生科研氛围,有助于我们发挥学院自身优势与企业联合培养学生,指导高年级学生进行科研活动。具体而言,可以依托产学研项目,实行教师推荐和学生自荐的方式进行校企合作,为高年级学生创造科学研究的途径,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巩固和发展学院与地方企业的合作,进一步推进学院的社会服务工作。 结论 创新型、高层次人才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强盛不衰的持久动力,而高等财经类院校又是培养这一类人才的重要阵地。只有大力加强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着力提升本科生尤其是高年级本科生的科研与创新能力,才能让其更好地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满足中国经济转型的需要,从而在未来日益激烈的就业竞争中获得更多主动,才能为进一步的深造奠定坚实基础。 本科财经论文:云南应用型本科高校财经类学生就业情况调查分析 摘要:财经类专业目前是云南应用型本科高校最热门的专业之一,随着报考人数的不断增加,一系列的问题就暴露出来。本文以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为例,通过对部分财经类专业近几年的就业数据的调查和统计,分析影响大学生就业难的学校方面的问题,从高校教育教学的角度提出了促进就业能力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云南高校 财经专业 就业分析 0 引言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每年有大量高校毕业生步入社会。在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双重压力下,大学生就业问题突出,这个问题是否能解决关系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目前财经专业是云南应用型本科高校最热门的专业之一,随着报考人数的不断增加,一系列的问题,如学生就业竞争压力大、专业对口就业难就暴露出来。通过对云南应用型高校财经类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探讨影响毕业生就业的因素,为高校进一步优化专业设置,改进教育教学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高就业竞争力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云南应用型高校财经“热”的现状 1.1 云南高校财会类专业的报考人数呈上升趋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财务管理的规范化,社会上各种企事业单位对财经类专业的需求也会大大增加,财经类专业已成为各高校中的一个热门专业。云南各大高校报考财经类专业的人数也是急剧增加。以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为例,该校从2001办学至今,招收的会计和财务管理专业学生人数不断增长,是报考人数最多的,云南省其他高校几乎也是如此。 1.2 会计专业证书报考人数急剧增加 随着财经类专业报考人数的增加,就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为了增加自己的竞争力,大多数学生都会选择考取一些财会方面的证书。比如会计行业最基本的会计从业资格证,助理会计师,银行从业资格证等各类经济学证书。比如云南省2010年报名参加会计考试的人数约有11.6万人,2011年报名参加会计考试的人数约有21.3万人,2012年报名参加会计考试的人数约有34.8万,2013年报名参加会计考试的人数约有40.5万,2014年报名参加会计考试的人数约有47.8万。①这样就会导致一个问题,考过的人越多,就意味着证书的含金量越低。 2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的财经类专业毕业生的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作为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的财经类毕业生,就业情况如何呢?专业对口率如何呢?只有通过毕业生的就业调查才能回答这些问题,才能反馈财会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运行效果。通过QQ群、微信等方式对财务管理、国际贸易、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进行调查问卷,本次调查共回收到115份问卷,其中男生38人,占33%,女生77人,占67%。具体调查结果如下: 2.1 封闭式问卷调查结果统计 ①在校成绩优秀的有23人占21.3%。良好的71人占65.7%。成绩中等的12人占11.1%。成绩差的有2人占1.9%。②毕业后收入状况在1000-2000的有14人占13%,2000-3000的有41人占总人数38%,3000-4000的有31人占28.7%,4000-5000的有8人占7.4%,收入在5000以上的14人占13%。③毕业后毕业生选择工作地点在云南市内的有65人占56.6%,云南省地级县或镇的有26人占22.6%,在省外城市的有19人占16.5%,在省外地级县或镇的有5人占4.3%。④往届毕业生刚毕业时选择所从事工作时是财经类专业对口的工作的72人占62.6%,自主创业的8人占7%,从事管理类工作的5人占4.3%,餐饮娱乐类4人占3.5%,选择其他行业的26人占22.6%。⑤根据对当前财经类专业就业形势的看法,认为当前就业压力大的有27人占23.5%,认为就业比较容易的有26人占22.6%,认为就业形势一般的26人,占22.6%,认为当前就业形势因人而异的36人占31.3%。⑥针对当前财经类专业人员的供求情况认为供过于求的有66人占总人数57.4%,供不应求的有26人占22.6%,认为供求平衡的有23人占20%。⑦毕业生在选择工作职业时首要考虑的问题调查认为首要考虑专业是否对口的有7人占6.1%,首要考虑就业地点的有6人占5.2%,首要考虑工资待遇的22人占19.1%,考虑是否有利于个人发展的62人占53.9%,考虑父母的要求与期望的2人占1.7%,首要考虑个人兴趣的16人占13.9%。⑧而在求职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跟不同的困难,认为最困难的是没有工作经验的是66人占57.4%,认为如果学生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是就业中难度最大的是30人占26.1%,认为最大难度是工资待遇的是10人占8.7%,认为是其他问题的有9人占7.8%。⑨对于如何提高财经类毕业生的就业能力调查,有41人(35.7%)认为学校应该加强对财经类专业在校生的实践。6人(5.2%)认为政府应该在政策上加大就业力度。25人(21.7%)认为学生在校时应该自己多参加与专业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43人(37.4%)认为学生在校期间应该多参加社会实践丰富自己的经验。⑩针对学生认为财经类课程的教学质量如何,有15人13%认为很好,47人40.9%的人认为较好,46人(40%)认为一般。7人(6.1%)认为不好。■而对当前财经类专业毕业生就业中最主要的问题学历的高低不是最主要的,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拥有证书的多少与级别的12人占10.4%,认为是工作经验的缺乏的54人占47%,认为是就业信息机制不健全占的3人占2.6%,认为是学校不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的21人占18.3%,是毕业生就业定位不合理期望值过高的25人占21.7%。■根据你的工作经历认为学校教授什么最重要教育最有用的23人(20%)认为是专业知识,42人(36.5%)认为是技能培训,有44人(38.3%)认为是实践经历,6人(5.2%)认为是其他原因。■认为学校最缺乏的教育是专业知识的有6人占5.2%,9人占7.8%认为是人际交往能力,24人(20.9%)认为是解决问题能力,74人占64.3%认为是实践能力,2人(1.7%)认为是其他。■毕业后就业单位性质16人(14.8%)是国企,54人(50%)是私营企业,24人(22.2%)是事业单位,14人(13%)是其他性质。 2.2 开放式问卷 对财经类专业教育教学最需要改进的地方,回答总结如下:①绝大多数的毕业生认为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很重要,理论知识学得再好,没有实践经验也是没有用的。②不要因为一些所谓的课程教学,让学生和社会脱节。③请一些成功的企业老板去分享,加强专业实战。④学校书本教育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需求,学校老师职业技能传授过于理论化,应该针对实际情况注重学生实际技能的锻炼和跨专业基础知识传授。⑤对教师队伍建设应该注意对新信息新知识新思维的培养,增加实践课程。国家加强就业政策。⑥多增加有关实习机会,加强毕业生的心理教育。⑦专业课之余增加模拟操作类的课程,以及多为学生创造到社会各领域实践的机会,实践经验和考证过级同样重要。 3 影响学生就业的学校教育教学方面的问题 3.1 师资结构不合理 云南还处于一个教育发展比较落后的情况,师资力量本来就不是很雄厚,更何况财经类专业的学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程度,即使加快教师的聘用工作,也不能适应办学规模扩大的发展势态。 3.2 课程设置不合理,不够注重实践教学 财经类专业本就是一个要结合理论和实践的专业,不然就会变得眼高手低。然而,随着报考人数的增多,实践设施越来越跟不上。所以现在的手工会计模拟实务来说,通常是指导老师拿出一套经济业务资料,学生自己操作整个过程登记账簿、编制报表。对于如何进行经济业务合理性控制、如何进行职业判断和预测、如何与同事进行沟通和协调等实际问题,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训练。 3.3 就业指导工作不完善 当今,仅仅是应用性型人才培养的教学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为了让学生全面而综合的发展,能够有一个好的未来,对学生的就业指导已经迫在眉睫。现在,用人单位比较看重财经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协作能力,而这些,在专业课当中是学不到的,这就需要学习专门来开设一些课程或开展一些活动,主动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4 促进云南应用型高校财经类专业学生就业的对策建议 4.1 重视实践教学,加大实践教学的比重 与理论研究型人才主要要求研究能力不同,本科应用型人才更强调复合能力,既包括知识、技术、专业的实践应用能力,又包括构建应用知识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是本科应用型人才能力培养目标的主要内容,这是一种综合能力。高校应将学生的培养与用人单位的需要连在一起,与一些当地企业建立起一种长期而稳定的实习及就业合作关系,定时定批的将一些同学推荐到用人单位去实习。 4.2 加强就业指导 学校应该完善就业指导工作,将职业生涯规划辅导贯穿于学生在学校学习的整个过程。可以先培养大一新生对职业规划的意识;对大二的学生就要让他们自己有一些危机意识,明确未来所要发展的路,并为之做出一些努力;对大三的学生,应该鼓励出去找一些兼职,接触社会并锻炼一下自己的基础实践能力;进入大四后,就要刻意去找符合自己专业的工作,更加有针对性的锻炼和提高自己的实际操作能力并掌握求职技巧。 4.3 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训练培养 与理论研究型人才所要求的创新、创造思维素质不同,本科应用型人才要具有应用知识、技术、技能进行创业所需要的专业素质和开拓精神等综合素质。这种素质包括较高的专业素质,又包括一定的非专业素质,是一种综合素质。财经类应用型专门人才在进行经济、财务核算和管理咨询中,专业知识的运用、专业技能的发挥与个人的责任心、道德、自信心、心理、意志、品质、身体等非专业素养关系十分密切。高校不仅要培养出适应社会,能力强的专业人才,更重要的是要使其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使其做到敬岗爱业、熟悉法规、依法办理、客观公正、廉洁奉公、坚持准则。 5 结语 财经类专业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有学历高、素质好和发展潜力大的优势,又有缺乏社会经历的劣势,而且目前毕业的学生相当部分是独生子女,一个人就业涉及多个家庭和社会各个方面。如果不能实现充分就业,不仅是对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将影响社会和家庭,甚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因此,财经类专业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一个值得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对于高校而言,应该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就业指导,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注重综合素质的培养。 本科财经论文:财经类本科院校“管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研究 【摘 要】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对管理科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本文以财经类本科院校为例,对管理科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改革创新,包括对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方面的改革,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出适应于经济转型需要的高层次管理人才。 【关键词】管理科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 一、导言 本文以财经类本科院校为例,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对管理科学专业的新要求,对管理科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改革创新,使其能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紧跟时代趋势,并培养出适应于经济转型需要的高层次管理人才。 二、文献综述 林孝贵(2002)以广西工学院为例,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制定出适合广西地方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创新设计管理科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专业发展方向,并具体设计各个方向的相应课程。朱海霞(2005)通过回顾西北大学管理科学专业学科的建设历程,总结分析了管理科学专业课程体系、师资队伍、专业教育等方面的建设思想、具体做法与成效。王周火、谢恒(2008)以地方高校湖南邵阳学院为例,从本校管理科学专业方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的构建等方面,探讨了管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钟映f、黄深泽(2009),基于地方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结合具体学院的特点,探讨了管理科学专业人才的发展方向以及课程体系设计方面的相关问题。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现有成果更多地集中于课程建设与课程体系的设计,缺乏针对该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方面的研究。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在立足与原有的培养目标的基础上,对是否做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是否紧跟社会发展趋势等方面缺乏研究。 三、经济社会发展对管理科学专业的新要求 通过2012年版与1999年版的本科专业目录对“管理科学”专业的培养目标的表述相比较,可以看出经济社会发展对管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一)培养创新复合型人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2012年版的本科专业目录对“管理科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中明确指出培养“复合型人才”,而1999年版的要求为培养“专门人才”。专才的专业知识比较精深,可以在对口的专业岗位中做出成绩,但过窄的知识面容易限制其视野和思维的灵活性,因此,在科学技术发展的综合化以及人才流动性大的现代社会中易显后劲不足,并难以创新。与专才相比,复合型人才的专业造诣可能没有专才深,但其知识面较宽,从而对其他学科的渗透力较强,迁移性也比较好,在现代社会里,其适应性更强,后劲更足,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也比较强。 (二)应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 2012年版的本科专业目录中要求“应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与之相比1999年版的要求为“应用优化算法”。优化算法属于定量分析,优化算法有很多,关键是针对不同的优化问题,应用不同的算法。现代定性分析方法要采用数学工具进行计算,而定量分析则必须建立在定性预测基础上,二者相辅相成,定性是定量的依据,定量是定性的具体化,二者结合起来灵活运用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三)专业发展方向的调整与拓展 在2012年版的本科专业目录中,对“管理科学”专业的培养方向要求为“宏观决策、战略规划、企业诊断和管理研究等管理决策”,相比于1999年版要求的“信息管理、系统分析和设计等管理类工作和现代业务管理工作”,专业发展方向更加具体,覆盖范围更广。 综上所述,管理科学人才培养的模式必须进行改革。通过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实践教学环节,使学生不仅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与基本方法,了解本专业的最新科学技术发展,还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与创业能力,学会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本领,成为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四、财经类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创新 培养模式概括为:“彰显本色-夯实基础-凝聚特质-实践融通”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建立“三个层次,一个延伸,一个拓展”实践教学体系,为学生搭建运用专业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平台,培养学生进行数据研究、软件应用、评估决策、管理咨询的实践技能。 五、总结 鉴于管理科学本身内涵丰富的特点, 其专业方向的定位应与时俱进,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其最终的定位要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相结合, 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为主要任务。因此, 我们的专业方向规划的过程中也应关注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和实践中的热点问题, 及时进行调整, 使我国管理科学专业培养出既能体现本专业的培养特色, 具备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技能, 又能适应时展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课题“财经类地方院校《管理科学》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晋教办[2013]19号GH-12037)、2013年度山西省研究生教育改革课题“基于Boyer理论的资产评估专业硕士培养模式研究”(晋教研函[2013]3号:2013203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颜川(1990-),男,山东济宁人,山西财经大学2013级资产评估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本科财经论文:新形势下普通高校财经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 摘 要: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当前全国普通高校财经类专业本科生面临着就业难的巨大压力,各高校都在积极探寻新形势下财经类专业本科生的培养模式,加之教育部对本科教学评估的指标之一就是就业率,因此就被迫各高校探寻财经专业本科生人才培养模式。 关键词: 财经专业; 本科生; 培养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当代大学生处在社会剧烈转型和变革的年代,特别是当代中国快速融入世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发生着巨大的变革,由此使得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质量、结构等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另外随着中国教育兴国、科技兴国战略的深入实施,各高校尤其是普通高校的本科生规模越来越大,使得高校的教学设施、教师资源严重短缺,使得本科生规模与社会资本的积累、投资比例不协调,加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对高层次人才、技术性强的人才需求不断增加,这必然导致对本科生的需求量不会大规模的增长,尤其是对人文、社科、财经类专业来讲显得尤为突出,就业率逐年下降,各普通高校从校领导到基层到教师都在思考着一个问题,财经类本科生培养如何发展,培养模式是什么?如何提高财经类专业本科生的就业率?为此各高校组织专人进行调研,互相学习、互相取经,共同探讨。 二、几种模式比较 通过对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高校的调研和座谈,了解了国内各高校财经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许多高校仍在不断探索,归纳起来可分为三种类型: 1.以广州为代表的东南模式――实践型。 这些发达地区的非重点院校在财经类专业本科生人才培养模式走的是一条重实践能力培养,重动手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这一模式体现在课程内容、教学内容方面就是加大实践课、实验课程所占的比例,弱化了基础理论等方面的学习。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比较受市场的欢迎,因此其就业率相对比较高。但这一模式下培养的学生其专业理论基础比较薄弱,学生的发展后劲不足,这也是这些学校毕业生反馈的信息。 2.传统培养模式 有些高校尤其内陆欠发达地区的一些高校对于财经类专业本科生人才培养仍沿袭原来传统的培养模式,即按部就班进行理论基础教学,讲授按照教材安排的体系逐章逐节来讲,学生也就按照教师所讲内容来学。这一模式下培养的学生理论基础一般比较强,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比较差,学生的动手能力,适应社会的能力比较弱。这种模式存在的已不多了。 3.既重视基础教育,又强化实践能力培养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在改革,都在探索,如今大多数学校认同的一种培养模式就是既要重视理论基础教育,同时要加强实践教学,着力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与这种模式相配套,财经类各专业相应开设了一系列的实验、实践课程,如认识实习、社会调查、市场调查、社会实践、军训等实践课程,实验课主要有:证券投资分析与模拟,会计实训、金融模拟、电子商务模拟、期货交易模拟等一系列课程。这种模式克服了前面两种模式的不足,使学生既系统掌握理论基础知识、基本分析方法,又增强了动手操作实践能力,有效地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这些实践课、实验课受到教学资源、教学课时的严重制约,致使有些课流于形式。如校外实践课受到实习单位、实习基地的严重限制,加之学生数量逐年增加、企业追求最大收益的目标,致使实习单位的联系、实习基地的建立难度非常大,再加上经费严重不足,致使一些实践课难以取得好的效果。再比如课内实验课的开设,由于受实验室等硬件设施的制约,使得一些实验课课时安排很少,有些课只能是走马观花,学生不能很好掌握和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方法,而且实验课程仍在不断增设,这一矛盾就显得更为突出。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如何提高实践课、实验课的教学效果?如何规范实践课、实验课的教学管理?这些问题是我们提高本科生教学质量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对财经类专业本科生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 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教育体制也发生着剧烈的变革,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必须朝着三个面向、三个有利于的目标,树立科学发展观;而财经类专业本科生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也必须以此为指导,探索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本校实际的本科生人才培养模式。 1.实事实是,遵循教学规律。 对于人才培养模式的确立一方面要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实际需要,保持与时俱进的思想品质,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不要拘于某一种模式,也就是以市场为导向;另一方面我们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教育教学有其内在的规律,每个专业、每个学科、每门课都是一样,科学发展就是要讲规律,按规律办事,不能因强调市场导向而打乱所有的教学体系、专业体系、课程体系,不能因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基础理论、基本分析方法的培养,应该是两方面都要抓,都要加强,万丈高楼平地起,没有基础是不行的。 2.统筹安排、精心设计。 目前各学校管理部门、各教学实施单位都热衷于搞强化实践环节,加强实践教学,增开实践、实验课,这也无可非议,但是对于每个专业的实践、实验课缺乏统筹考虑,下面报一门实验、实践课主管部门就批,没有作更多地更充分的调研,对于它的可行性、课程之间的关联性、有效性等缺乏科学的定位,对于实践课、实验课与开设这些课程所需的软硬件资源考虑不周。因此,作为学校教学管理部门和教学实施单位对于实践教学这一块要统盘考虑,从课程体系、专业建设、课程内容、教学资源等方面统一规划,精心设计,从而切实提高实践教学的有效性。 3.人才培养模式的确定应与教学模式的改进、创新相结合。 对于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不能孤立去研究,不能就模式谈模式,而应与该专业课程体系的完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的创新紧密结合起来,配套改革,传统的“教―学―考”两头重中间轻的教学模式,明显不符合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和社会现实要求,人才培养模式是解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教学模式是解决教与学相结合的问题,自然也涵盖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效果。在教学模式中,“教”是引导,“学”才是关键,“教”不理想会形成误导,“学”不理想,一切都会徒劳无益,传统的“教―学―考”模式没有什么中介,是一种单向模式。现代教学模式应改变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把“教―学―考”整个教学流程分为两个教学层次:第一课堂教学(教师课堂讲授)与第二课堂教学(实践、实验环节),第一课堂教学为主(强化理论基础教育)、第二课堂教学为辅(提高学生动手能力)。这两个层次贯穿于教学流程的每个阶段,同时对这两个教学层次在活动中出现的各种信息及时做出反馈,使“教―学―考”整个教学流程形成一个动态的、相互作用的、相互制约的模式。 4.完善本科教学评估体系,充分认识就业形势。 近些年教育部对全国高校本科生教学水平进行了全面评估,评估体系、评估指标不断修改、不断完善,但现存的评估体系、评估指标仍需进一步修正,如其中将就业率作为一项重要的评估指标,这样就迫使学校千方百计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甚至有的学校将毕业生就业任务层层承包,每位教师要承担毕业生就业的责任,这一做法无形中增加了教师的负担,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对于就业形势我们要有充分客观地认识,本科生尤其是人文社科、财经专业本科就业形势严峻,这是全国各高校共同面临的现状,其成因是多方面的,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大学生就业观念、扩招、经济发展摸式等原因,也有学生所学知识与社会需求之间脱节的原因。作为评估指标不应将就业率作为考核高校本科教学水平的重要指标,而且考核应视地区不同、学校层次不同有所区别,应考虑投入与产出关系,不能按一刀切。 总之,对于财经专业本科生人才培养模式的确立应本着即要夯实基础,又要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一原则,一方面重视理论基础教育,另一方面有计划地加强实践环节的训练,不同学校应根据自身实际,选择符合本校的人才培养模式。 本科财经论文:财经类高校本科生实验教学质量测评的探讨 摘 要:本文首先分析了构建财经类高校本科生实验教学质量测评体系的重要性。梳理了目前财经类高校的本科生实验教学质量测评工作的现状。比较研究了省级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对教学质量的具体要求,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三级指标的应用型本科实验教学质量测评体系。 关键词:实验教学 教学质量 财经类高校本科生 近年来国家强调各高校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建设,各地方高校纷纷打造省级、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实验教学已经成为本科生及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理论教学的长期积累和发展不同,实验教学起步和开展的较晚,相应教学体系和教学质量评估手段没有形成成熟标准的模式。因此,针对高校的实验教学质量进行的质量评估和测评、质量保障的研究尤为重要和迫切。 一、构建财经类高校本科生实验教学质量测评体系的重要性 实验教学和理论教学相比有其特殊性,首先,实验教学受硬件设备和教学环境的影响很大,教学场地,教学硬件设备,教学软件投资都能影响教学的质量;其次学生与教师的关系理论教学中从老师作为知识的讲授者,学生仅作为知识点的接受者,转变到学生即时知识的接受者,也是教学环节中的主体,参与实验的问题提出、解决的过程。因此对教学质量的评价指标就需要重新设计。 1.构建实验教学质量测评体系有利于实验教师队伍的建设 实验教师的素质水平是实验教学质量的优秀要素。高标准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离不开高标准建设师资队伍,这就需要根据教育事业发展需要积极、慎重地引进和选调教师,鼓励教师到国内(外)理论与实践部门学习、进修,保证师资队伍的数量充足,结构合理,发展势头良好。建立一个合理的实验教学质量评估体系,可以有效地提高实验教师的积极性,规范教师的合理发展,引导教师队伍的高水平建设。 2.构建实验教学质量测评体系有利于实验教学环境条件的提高 实验教学质量的提高离不开实验教学环境的改善。有效的实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可以促进实验教学环境建设的投入,提高实验教学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的水平。提高实验设备的投资利用率。 3.构建实验教学质量测评体系有利于实验环节的优化和标准化 实验教学过程需要不断的完善,实验教学手段也需要不断改革,实验教学不仅包括实验课程的基本实验环节内容,还要包括实验教学的理念、实验教学的方法与手段、实验教学的项目设计、实验教学的环节设计等等。实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建立可以使视角教学课程进一步要求细化,标准化。集中解决实验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运用相应的更新手段解决问题,优化实验教学。 二、目前财经类高校本科生实验教学质量测评体系的现状 1992年《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的颁布,率先提出了建立实验室评估制度的要求。随后,1995年针对高校的本科生教学评估工作也涵盖了相应的实验室评估指标。1995年下发的《高等学校基础教学实验评估标准》,针对高等院校实验室进行了合格鉴定工作。2003年,《高等学校专业实验室评估标准》的颁布,使高校实验室的评估工作更加全面化、具体化。 目前的实验室评价标准基本上是根据《高等学校基础教学实验评估标准》和《高等学校专业实验室评估标准》的评价指标建立起来的。一方面,以上两个评价标准本身建立的时间较久远,时代的变化,实验教学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再用从前的指标体系进行测评,不能更好的、客观的进行评价。另一方面,实验教学质量评估是一个系统的评估工程,单纯的实验室评价指标并不能满足评价的全面性和阶梯形。目前的指标仍是以最低的合格标准进行考评,评价结果只有合格和不合格,失去了评级考评的更多价值。 三、省级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指标体系比较 1.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指标体系 各省市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要求一般根据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要求和教育部的相关文件自行设定指标进行评价。一般包括教学体制与管理、实验教学、实验队伍、环境与设备、特色与优势五个一类指标,这五个一类指标的权重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实验教学本身的所占比重最大,能占总分值的40%,体制与管理、实验师资队伍、环境与设备三项权重持均衡水平。除以及权重指标外,每个以及指标下还涉及数个二级指标。教学体制与管理的二级指标包括:教学理念与改革思路、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实验室开放、管理手段与信息平台四个指标。实验教学下设二级指标有:实验教学大纲与教材、教学体系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效果与教学成果。实验师资队伍评价的二级指标有:实验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实验师资队伍的基本状况。环境与设备的二级指标包括仪器设备的配置和使用情况、设备管理和维护运行和环境安全。其中特色和优势要求是在实验教学、实验教师队伍建设、管理模式和环境设备改革等方面的一些独特的、富有成效的、具有推广意义的成果。 2.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指标体系 作为教育部要求的“质量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评审指标体系,是建立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基本要求。其要求实验教学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实验教学观念、先进的实验教学体系、内容和方法、先进的实验教学队伍建设模式和组织结构、先进的仪器设备配置思路和安全环境配置条件、先进的实验室建设模式和管理体制、先进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著的实验教学效果、明的特色。 部级实验示范教学中心的评价指标体系也以实验教学为主要内容,另包括实验队伍、管理模式、环境与设备建立了四项一类指标。其中实验教学包括:教学理念与改革思路、教学体系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和教学效果与教学成果四个二级指标。实验队伍包括队伍建设、队伍状况。管理模式包括:管理体制、信息平台、运行机制三项二级指标。设备与环境包括:仪器设备、维护运行和环境与安全。 四、财经类高校本科实验教学质量测评体系的设计与构建 在参考部级和省级实验教学测评指标的同时,强调教学质量评价的可操作性,在前两项指标的基础上设定第三级指标。具体指标设计如下: 1.在实验教学指标下设定实验教学体系与教学内容、实验教学质量保障、实验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和实验教学效果与教学成果四个二级指标。这四个二级指标又分别设立三级指标。如实验教学体系与教学内容设立实验教学体系、实验教学内容、实验教学大纲三个三级指标。要求实验教学体系要与理论教学有机结合,以能力培养为优秀,分层次的实验教学体系,涵盖基本型实验、综合设计型实验、研究探索型实验;实验教学内容要注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与科研、工程和社会应用实践密切联系,融入科技创新和实验教学改革成果,实验项目不断更新;实验教学大纲要充分体现教学指导思想,实验教材不断改革创新,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和自主训练。实验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设立实验教学手段和实验考核两项指标,实验教学手段要重视实验教学方法研究和改进,实验项目选择、实验方案设计有利于启迪学生科学思维和创新意识。引入现代技术,融入多种方式辅助实验教学;实验考核建立多元化实验考核方法,激发学生实验兴趣,提高实验能力。实验教学效果要针对学生基本知识、实验基本技能是否宽厚扎实,实践创新能力,实验创新成果进行考察,统计学生正式发表的论文或省部级以上竞赛奖等。 2.在实验师资的测评上从师资队伍建设和师资水平两方面考评。实验队伍要结构合理,优秀骨干相对稳定。实验教师培训制度健全落实,富有成效。实验教师具备探索和创新精神,教风优良,治学严谨,具备教学兼科研能力。一方面,要注重师资专兼职教师比例合理、师资职称配比合理、师资学历实践精力匹配;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师资的培训制度是否能有效提升教师能力。 五、结束语 实验教学质量的提高,除需要加强质量管理外,更重要的是必须提高对实验教学在高校人才培养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克服传统的“重理论、轻实验”的倾向,深化实验教学改革,培养学生创新意识,提高动手能力和综合能力。只有不断实践、不断创新,在教和学二个方面才能得到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教学质量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同时也能为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 本科财经论文:财经类院校本科学生毕业论文调查与分析 摘要:本文通过对某高校的会计学院2009届、2010届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指导手册、指导教师评阅意见、评阅小组与答辩小组评阅意见、毕业论文成绩单等实地调查;学校与部分二级学院论文教学工作制度及执行的跟踪调查,面向学生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学院管理、教师指导、学生写作的问题与成因,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本科毕业论文 实地调查 问题与改进 一、引言 毕业论文是对大学四年学习成果的综合性总结,对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检验,是大学生完成学业的标志性作业;毕业论文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科研能力与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毕业论文是培养学生思想品质、职业责任、综合素养的有效方式;毕业论文是多方位评价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毕业论文的整体水平也是一所高校教育教学质量的直接反映。近些年来高校毕业论文质量呈下降趋势。如何改进毕业论文教学环节的质量,已成为高校工作的难点和重点问题。 本文选择某高校会计专业2009届、2010届毕业论文为样本,学生人数为533人,剔除资料不完整的部分,有效样本为523人。调查资料包括: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成绩、毕业论文指导手册、指导教师意见、评阅小组意见、答辩小组评语等,逐一翻阅手工整理。针对学生设计了问卷,包括对毕业论文重视程度的调查、对学生论文写作的调查、对老师指导的调查、对论文答辩的调查、对学院对论文工作的管理的调查。每一选项下均设置了被调查者发表已设计选项以外内容的栏目。问卷采取五级打分的方法收集整理。发放对象是某高校会计学专业刚刚完成毕业论文的2011届毕业生,共发放问卷210份,收回190份,有效问卷为185份,其中对教师指导、对论文答辩、对学院对论文工作的管理的调查部分的有效样本为167份。为了解毕业论文组织情况,对样本大学的会计学院2010届与2011届“毕业论文的工作程序与时间安排”,以及其他三个二级学院2011届“毕业论文的工作程序与时间安排”的制定与执行等,逐一整理与跟踪。 二、本科学生毕业论文管理调查与分析 ( 一 )问卷调查结果 现行本科培养计划中,没用对学年论文、课程论文的具体安排。学生在做毕业论文之前未能接受论文教学的相关训练。对学生问卷调查的结果见表(1)。上述调查显示:59.46%的同学认为缺乏前期训练,部分同学还补充到“多增加平时写论文的练习”。而对于是否缺乏写作的基本知识,没有明显的倾向性意见,同意的仅占45.95%。不少同学均补充强调要加强前期的相关训练,如“希望学习前届的优秀论文”、“开展论文写作基本知识的训练”、“多增加平时写论文的练习”“增加相关课程”等。 ( 二 )毕业论文工作流程调查 本文对样本大学4个二级学院毕业论文工作流程的文本整理与后期执行的跟踪,结果如下:(1)毕业论文工作主要时间节点的计划。依据会计学院对2010届与2011届“毕业论文的工作程序与时间安排”、以及相关二级学院对2011届“毕业论文的工作程序与时间安排”,将论文主要工作分为:学院动员(学生开始工作)、导师与学生见面(导师开始工作)、提交开题报告、提交初稿、提交定稿、答辩等项。调查结果显示(受篇幅限制,调查数据略):学校规定“第六学期结束前,二级学院组织布置毕业论文动员工作;毕业论文的答辩工作于第八学期第十二周开始”。调查对象中仅只有一个学院的启动时间符合要求,其余均在第七学期开学初,答辩时间均符合规定,实际上缩短了论文的工作总时间。样本单位的论文总工作周数分别为31、33、30、25不等。(2)毕业论文主要工作时间的计划。根据学校规定,论文从动员到答辩的全部工作时间约为32周(不包括期间的寒暑假时间)。为分析各类工作时间安排的情况,将主要工作期间分为了5段:布置论文――师生见面;师生见面――开题报告定稿;开题报告定稿――提交初稿;提交初稿――提交定稿;提交定稿――答辩。调查结果显示(受篇幅限制,调查数据略):总的工作时间均为31周,比学校规定时间缩短了1周。对2011届总时间的分布看,第2、3、4段作为指导与写作的实际可用时间(其他的时间一般是学院实施相关分配导师、检查审核、评阅、答辩组织等论文的管理工作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为58%。本文同时调查了本校其他二级学院的工作计划发现,其比例为73%、70%,对会计学院安排的合理性有所质疑。基于对初稿写作的难度的判断,样本学院对第3段安排的时间最长,且期间包括了寒假。本校有的二级学院采取的做法是“3短4长”,而非“3长4短”,两种方案如何选择还需谨慎。第1段的时间中包括学生熟悉论文写作要求,初始选题,以及学院分配老师等,样本学院的时间安排均比所调查的其他学院长(4周、5周),如何规划更合理需要商讨。(3)毕业论文工作程序的执行。通过对会计学院2011届本科毕业论文工作程序的部分执行情况的调查发现:第一,时间节点的执行情况缺乏刚性。如部分学生开题报告的定稿提交时间由规定的2010.11.12,拖延到2010.12.9;而对预期不交论文者并未按原规定的处理。第二,部分工作未履行。如应由学院组织的中期检查,由学院学术委员会对开题报告、学术不端检测的抽样审核,以及论文成绩的最终认定等均未按要求实施。第三,部分工作程序未规范。如指导、评阅、答辩未通过的后期补答辩等程序,以及论文的归档、总结等工作缺乏不要的规范。从以上存在的问题可以看出,论文工作程序安排是值得推敲的,如何在既定的时间内最大限度的使用、最有效的使用的确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必须合理安排与严格执行。 ( 三 )教师指导人数分配及执行统计 教师指导学生人数的调查结果见表(2),教师指导数量超过学校规定(一般不超过8人)。2009届与2010届的统计结果显示:人均指导人数为12.8人,最高为21人,最低为6人。辅修学生论文指导增加了导师的工作量。 三、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教师指导调查与分析 ( 一 )教师指导方式与指导次数统计分析 以学生填写的“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手册”的记录为依据,对教师对学生的各种指导方式采用以及指导次数调查。指导次数包括选题开始到论文定稿为止的期间内。指导方式分为:面谈、电话、邮件等。调查结果见表(3)、表(4)、表(5)。从调查结果看,(1)教师指导的工作量大,63.27%的教师人均指导次数在6-10次,最高为33次,平均为9次;(2)从指导次数反映的教师指导的工作量不均等,最高(33次)与最低次数(3次)差距甚大。(3)在三种指导方式中,面谈采用较广泛,电话方式相对较少。未采用面谈的为7人;未采用电邮的为31人;未采用电话的为67人。(4)上述数据来源于学生填制的手册,由于个别学生提供数据的不够准确,会影响对本问题的分析。 ( 二 )指导教师、评阅小组、答辩小组评阅意见调查分析 根据学校“本科毕业论文管理条例”的要求,将指导教师评阅意见内容要求分为:选题、研究工作、质量水平(论点、论据、论证、行文或结构、贡献与创新)、不足、结论意见五项记分,每项1分。将评阅小组的评阅意见内容分为:选题、论点与论据论证、结构与研究方法、贡献与创新、不足五项记分,每项1分。将答辩小组的评阅内容确定为:论文质量、论文陈述、答辩情况、结论意见四部分,另加意见书写认真情况。每项1分。调查结果见表(6)。从表(6)看,(1)指导教师评阅意见的撰写内容与质量存在一定差异。大部分评阅意见存在缺漏,较为完整的仅占18.29%。缺项主要集中在对学生完成论文的工作,以及论文的不足等方面。评阅意见分别有电子版与手写板两种形式,在电子版中存在复制的现象,手工版中存在书写欠整洁的问题。指导教师填写评阅意见的认真程度可见一斑,如何规范值得关注。(2)评阅小组的评阅意见的撰写内容与质量存在一定差异。较为完整的比例低,仅占12.06 %。绝大部分存在缺项其中缺一项的占60.70%。对于27.24%缺2项级以上的评阅意见是要重点关注的,缺项主要集中在对贡献与创新、不足的评价。部分评阅意见存在缺乏针对性,只是一些适用于不同论文的套话,甚至直接复制等。论文的英文摘要的质量如何、附件情况等基本没有涉及,只有极少数评阅中评价了数据处理能力。(3)评阅小组的评阅意见的撰写内容与质量存在一定差异。填写完整的仅占5.06%,大部分答辩小组的评语属于基本符合要求,不同程度的均存在缺项。48.25%为缺项为2项及其以上,接近半数,其中12.45%的评语问题较多的。评阅填写字迹潦草的现象比较普遍,大部分有缺项的评语首先是填写的字迹潦草、不认真。综合对导师评阅、评阅小组评阅、答辩小组评阅的调查,集中反映出,教师层面对论文指导工作缺乏严谨认真的态度。在对论文指导手册的调查中还发现,对比学生与教师对论文完成总结的填写情况,教师的完成质量低于学生,这也进一步表明教师对此项工作的态度的确存在问题。 ( 三 )教师论文指导调查分析 (1)教师指导中的问题学生没有明确看法表(7)。对与第1、2、4、5、6项所涉及的教师指导中的问题,被调查的学生没有一致的看法。只是对教师之间对论文的要求存在差异有44.16%。(2)老师应及时纠正学生选题不当的问题。本选项并非反映存在的问题,只是学生对教师指导的想法。70.06%的学生持赞同意见,可以认为学生对选题是十分关注的。(3)师生交流应采用多种方式和增加次数。前面已有从学生写作层面提出了与老师沟通的建议。本部分实际上是学生对教师指导的看法。调查结果表明:65.27%认为目前邮件交流是主要形式,由于实习影响了面谈的次数。部分同学还建议:学生应主动找老师,教师尽量留多种联系方式方便联系,结合邮件方式可多进行电话交流,增加面谈次数。(4)应加强老师对论文的指导。在改进老师指导的调查中,部分同学提出了较好的建议。如:指导过程中应要求更严格,学校应统一安排时间指导,适当安排指导会,教师可以更早些与学生沟通等。 四、本科学生毕业论文写作调查与分析 ( 一 )毕业论文形式调查与分析 以学生论文为主要调查对象,具体内容包括:论文选题的适当性、构框架的完备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文字图表的正误性、文字图表的正误性、参考文献的充分性。根据学校的有关文件的规定,结合学院的现行做法与统计分析的需要采用的分类标准见表(8)。(1)选题宽泛的现象依然存在。尽管上述统计是仅仅从选题的字面上的分析,但是,从中也能不同程度的反映一些问题。一是少数选题偏离专业。表中的6份不当的选题基本属于此类。如“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和管理研究”、“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合理性研究”等。二是目标宽泛的现象也有一定的数量,如“论商业银行成本管理”、“我国上市公司运用公允价值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等。三是部分题目的文字表达不准确,甚至存在歧义。如“论我国物业税转实的税率设计”等。四是比较恰当的题目的比重仅占14.56%。选题中如何在教师的指导下把握“小题细作”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2)论文结构框架的明显缺项比例低。结果分析:有接近一半的学生论文结构合理,有明显缺项的仅占0.78%。尽管在结构完整性方面问题较少,但是13.62%的结构体例一般化的问题也需要引起重视。(3)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规范研究。调查结果显示:规范研究仍然是当前主要的方法,47.86%的学生采用规范研究方法;实证方法的应用已经有所开展。8.56%学生开始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在规范研究的同时部分同学(27.63%)注重结合案例进行分析提供数据支持;问卷调查、专家访谈方法还未能在毕业论文中采用,调查工作的难度与工作量也许是其中的重要原因。(4)图表使用有限,文字差错低少。调查结果见表(9)显示:70.43%的论文不存在文字表述的错误,且无严重错误的发生,文字表述的差错率较低;部分论文存在小的差错或偏误,占比为26.85%;7份错误严重的论文是值得关注的,占比2.72%。论文对图表并用的并不广泛,占41.25%,尤其缺乏对图的运用,仅占7.78%。16.73%的学生并未使用图表的形式,一方面是论文本身不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是学生对图表的使用不重视。(5)参考文献的运用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参考文献数量基本上在15篇左右,25篇以上仅占11.73 %,本科中还有极少数(2.81%)在5篇以下。参考外文文献的数量基本上在1-5篇,但是有37.5%的学生没有外文文献。即使标明有外文参考文献的论文中,对该文献的具体运用,也仍令人质疑。参考文献的时间基本为近5 年,在时效上还是基本符合要求的。 ( 二 )毕业论文写作调查与分析 如表(10)所示。(1)论文写作的时间投入有限。43.78%的同学认为写作投入的时间不够,高于不同意的比例(38.38%)。57.30%的同学认为考研、实习影响了论文写作。有的同学要求“安排更充裕的论文写作时间”、“提前交初稿的时间,增加修改时间”等。(2)对选题及开题报告的完成现状的判断分歧不明显。对选题与开题报告给出的两项调查结果意见差异不明显。同意选项5的比例(87份)略高于不赞同的比例(65份),认为开题报告基本到位的比例(79份)略高于认为不到位的比例(71份)。(3)对论文写作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认识基本一致。对所设计的8、9、10、11选项持赞同意见的比例均接近或超过50%,分别为:68.35%、48.65%、50.81%、68.35%。至于论文是否存在借鉴引用的内容较多,被调查者各持己见。(4)普遍认为学生与教师的沟通不够。75.68%的同学赞同和非常赞同,有的还建议“和指导老师多交流,尤其应该多些面谈”。各选项的“说不清”档级的填列人数基本在30-40份,平均为35份,占比18.92%。这部分同学实际上是没有发表意见。 ( 三 )毕业论文成绩调查与分析 调查样本为20009、2010届学生毕业论文,共523份。将论文成绩分为以下5个等级,分布情况见表(11)。基于论文的总评成绩由导师评阅成绩、评阅小组成绩、答辩小组成绩三部分组成,即:导师的评分×35%+评阅小组的评阅分×35%+答辩小组的评分占×30%。按此构成情况,对成绩构成做进一步统计分析见表(12)。成绩总体分布统计结果表明:成绩主要集中在“良”、“中”占比为80.50%; 90分以上的论文极少,仅为0.57%。成绩构成情况统计结果表明:(1)从论文的平均成绩看,导师成绩、评阅成绩、答辩成绩三类成绩呈递减的状况,不论是全体样本,还是分年级与分专业样本、还是分班级的样本均反映出此特点。这种现象,是否表达指导教师评分较宽,还是评阅与答辩评分较严。(2)从最高分、最低分看,仍然表现为导师成绩、评阅成绩、答辩成绩三类成绩呈递减的状况,且在全体样本、分年级、分专业、分班级的样本中基本也是如此。在最低分中还看到导师未给出不及格的成绩。(3)导师成绩、评阅成绩、答辩成绩三类成绩中分差达到20分以上的有16份,其中最高为25分。(4)随机抽取52份样本,其中24分样本(约46.15%)的评阅成绩或答辩成绩高于导师成绩,其中有两份的成绩差额分别为19分、20分。也就是说,尽管平均成绩反映出的导师成绩高于评阅成绩、答辩成绩,但是,从个案看仍有一定比例的论文显现出相反的状况。 五、结论与建议 ( 一 )调查结论 本文通过调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学院管理。首先,缺乏对毕业论文教学目标的科学定位。毕业论文是高校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践性和综合性是其他教学环节所不能代替的,必须充分认识它的相对独立性。但学生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与其他教学环节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必须与其它教学环节彼此配合, 相辅相成, 构成完整的教学体系。而现实中将毕业论文作为独立的教学环节看待, 割裂其与其他教学环节的关系,混淆了毕业论文教学与毕业论文写作的关系。导致毕业论文写作前缺乏前期的写作知识与能力的训练。其次,缺乏对现行框架下实施方案的合理设计。现行毕业论文工作规范(“毕业论文工作程序与时间节点”)的设计存在缺陷:已有的内容安排不尽合理;程序不完整、部分内容缺失;已有的内容与要求不清晰等。同时,对现行规范的执行缺乏刚性,监督检查不到位,如教师平均指导人数的突破上线,疏漏对选题的审核、中期的检查、成绩的审核等环节,答辩的时间安排短,最终通过率100%等。最后,缺乏对组织实施的有效监督机制。尚未建立以奖惩导向的质量监督管理体系。对学生论文成绩考核不严格、缺乏淘汰机制、通过顺利。对教师指导过程的评价考核不严格、缺乏奖惩机制,教师指导优略无碍,论文教学整体效果差。对管理层的管理职责缺乏必要的考核问责机制,组织实施的管理水平不及。这样的管理机制是影响论文质量的根本原因。问卷调查中,学生希望加强对教师的选择加强论文管理,定期检查论文进程,建立导师淘汰、奖惩机制等。(2)教师指导。一是时间与精力的投入不足。一方面是教师指导的学生人数偏多,导致可能投入的时间与精力有限。另一方面,部分教师以“完成任务”的思想实施论文指导工作,面对一项具有极强弹性的工作,个别教师的浮躁的情绪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完成过程。问卷调查中70.06%的学生认为老师应及时纠正学生选题不当的问题。应加强老师对论文的指导,增加面谈次数。二是因人施教指导的方法不足。论文的指导是一个具备明显“个性化”的教学活动,每位同学的基础不同,选题不同,研究视角不同,选用方法不同等,使得教师需要针对每位同学的具体情况进行指导。这样的指导工作不仅工作量大,而且面对学生的需求,教师还面临着一个再学习的问题。但现实中,能有这样工作态度的教师的确不多。三是高质量完成指导的要求不足。学院对学生论文质量与水平的要求,也是对教师完成指导工作的质量要求。在现阶段学院对学生论文质量的考评相对弱化前提下,教师基于工作任务的完成,加之学生方面的配合不足,教师也缺乏高质量完成论文指导的压力与动力。因此,尽管教师指导论文数量超过上限,甚至成倍增加的情况下,教师通过努力,均可按期完成任务。问卷调查中学生反映指导中应严格要求。(3)学生写作。大学期间学院缺乏这方面的教学,学生自身也缺乏这方面的学习。问卷调查中,59.46%的同学认为缺乏前期训练,部分同学还补充到“多增加平时写论文的练习”。而对于是否缺乏写作的基本知识,没有明显的倾向性意见,同意的比例仅占45.95%。不少同学均补充强调要加强前期的相关训练,如“希望学习前届的优秀论文”、“开展论文写作基本知识的训练”、“多增加平时写论文的练习”“增加相关课程”等。大部分学生存在重“课程学习”、轻“论文教学”的思想,对论文教学环节的学习目的认识不清。主要以“如何能顺利通过”为目标,而没有过多的思考通过论文教学希望获得哪些知识与技能。在面对就业实习考研几项工作的时间冲突,从完成的顺序上,论文一定是在最后。而且,投入的时间明显不足。问卷调查中,43.78%的同学认为写作投入的时间不够,高于不同意的比例(38.38%)。57.30%的同学认为考研、实习影响了论文写作。有的同学要求“安排更充裕的论文写作时间”、“提前交初稿的时间,增加修改时间”等。在论文完成的过程中,反映出专业研究能力的匮乏,写作知识与技能的匮乏。普遍存在论证资料信息整理不够,研究证据欠充分,研究结论价值单薄。个别同学在论文中大量借鉴、引用他人的观点, 却不求甚解。问卷调查中,对所设计的:“缺乏对所研究目标最新研究成果与实践现状的深入研究”“整理参考文献提出研究思路的能力不够”、“运用所学知识研究问题的能力不够”、“缺乏实证等多种研究方法应用的训练”等选项持赞同意见的比例均接近或超过50%,分别为:68.35%、48.65%、50.81%、68.35%。普遍认为学生与教师的沟通不够。75.68%的同学赞同和非常赞同,有的还建议“和指导老师多交流,尤其应该多些面谈”。有还要求“多进行电话交流”、“尽量多留联系方式”、“学生应主动找老师”、“学校应统一安排时间指导”、“安排指导会”“增加面谈次数”“教师可以更早的与学生沟通”。 ( 二 )相关建议 (1)毕业论文教学切实纳入教学计划。课程教学、论文教学、实验教学等均是本科教学的不同形式。论文教学的最基础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但是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科研能力、创新能力;提高学生品质素养、情报素养、学术素养、综合素养。因此,论文教学是实现本科教学目标的重要形式。长期以来,课程教学是本科教学的重要形式,论文教学是研究生教学的重要形式。但是与此同时,本科教学又不可忽视论文教学,研究生教学又不可没有课程教学。即使在此状况下,课程教学中通常包括了以课程论文体现的论文教学,论文教学又往往是课程教学的后续。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科的论文教学作为一种教学形式,通过论文的写作完成特定的教学目标。根据实施的目标与要求不同,论文教学一般包括:课程论文教学、学年论文教学、毕业论文教学。这三类型也存在一定的递进关系,毕业论文教学是论文教学的重要形式。现实中实际上是忽视了甚至取消了课程论文教学、学年论文教学,导致了毕业论文成了空中楼阁,失去了基础。增设相应的选修课程或专题讲座。主要包括:研究方法、论文写作、文献检索专题;热点问题专题;优秀毕业论文点评专题等。部分专题以外聘教师完成。在已有的课程教学内容中增加相关的内容。在专业主干课程中加强对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具体包括:理论联系实践的专门问题课堂讲授、学生研讨;明确与落实需要完成课程论文的具体课程教学计划。增加对学生完成课程论文、文献检索、调研报告、学年论文等的要求。(2)毕业论文教学实施流程的再造。启动激励竞争机制,允许个别教师指导学生数量超过学校的标准,也允许出现个别教师落选; 提供了课程教学与毕业论文教学融合的平台;加大教师对学生的写作前期(选题前)的指导;增加了对假期时间的利用;延长了论文教学时间,使得学生实习前完成毕业论文的主要工作成为可能。细化落实学院对论文的组织管理,包括:严格执行学校“本科毕业论文管理条例”;规范夯实论文动员环节;细化学院对论文的中期检查;明确答辩后再修改、定稿、再答辩等环节的管理;细化指导、评阅、答辩意见撰写要求;试行院系两级答辩办法;增加论文撰写与指导过程的记录等。建立毕业论文教学奖惩机制,既奖励优秀论文、又实施论文考核的末位淘制;既奖励学生,又奖励教师及教学管理者。建立优秀论文、典型论文后期的出版、推介、使用制度。完善论文总结归档工作。(3)建立论文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主要包括:过程评价与最终成绩评价;教师评价与学生评价;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事故认定与优秀评价等,确保论文教学质量。 本科财经论文:财经本科院校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摘 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与教师应用实践教学能力密切相关。综合运用问卷调查、主成分分析及因子分析等方法分析财经本科院校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从转变思想观念、制定实施办法及健全考评体系等五个方面提出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提升的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财经本科院校;实践教学能力;影响因素;教师 引言 为了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中国高等教育面临巨大的挑战。新形势下,财经本科院校肩负为中国经济战线培养经济、管理、法律等高水平、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宏伟任务,迫切需要重新审视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忽视应用、脱离实际及创新缺乏等问题。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如学科设置、社会环境及教育导向,但从根本上说,与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息息相关。目前中国高等财经本科院校师资培养出现了盲目的研究导向,职称评审中理论性贡献压倒一切等不良现象,相反,对于承担国家建设任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视而不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职业素质的提高,也成为了部分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 一、实践教学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我们在教学实践中深切地感受到,财经专业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不仅仅在于系统的理论导入,更重要的是应通过案列讨论、沙盘推演、方案设计、产品营销等多种实践形式,将高度抽象的知识概括转化为学生的应用实践技能。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除了要有硬件设备的支撑、专业教师扎实的理论功底,更依赖于教师丰富的实践教学能力。 就我们所掌握的文献来看,几乎没有关于财经本科院校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培养的成功案例,不同类型高校的办学经验又不易借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广东某财经本科院校15个不同专业三年级及四年级同学进行随机抽样与问卷调查,目的是挖掘学生评价背后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影响因素,并据此提出对策建议。我们共发放了500份问卷调查,实际收回452份。 财经本科院校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测度,不仅需要必须建立一套客观合理的指标体系,而且需要正确的评估方法。本文在有效获取问卷调查结果之后,针对影响财经本科院校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各种因素,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与因子分析方法,挖掘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公共影响因子。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步骤:第一,科学合理地设计调查问卷。我们共设计了20个调查项目,每一个调查项目就是一个评价指标,这样我们的指标体系共包含了20个评价指标;第二,采用主观赋值法,根据评价指标的不同选项对该指标影响大小确定选项的得分;第三,为了使得评价指标具有正确的实际意义并利于解读,必须对数据进行规范化与标准化;最后,根据标准化指标数据,测算出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主要影响因子。 为了准确地反映事物特征,人们经常会在模型中包含较多的相关解释变量,这不仅使得问题复杂,不同数据之间提供的信息也可能发生重叠,甚至抹杀事物的真正本质特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采用降维的思想,将所有指标的信息通过少数几个指标来反映,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及其因子分析方法对调查结果进行解读。但是,应保留多少个主成分或公因子没有确切的答案,通常需要综合考虑样本总方差、特征值的相对大小等,一般的原则是,所选取的因子个数应使得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5%以上。根据调查结果 二、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培养对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财经本科院校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课程资源的动态开发能力。根据经济发展与行业实践动态开发财经案列、产品设计、营销方案等方面的课程资源。第二,有效组织实践教学的协同能力。根据相应的开发课程,整合理论教学资源及社会网络资源,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实习、实训机会,并进行事后评价与反馈。第三,实践教学的产学研结合能力。教师应敏锐跟踪财经战线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并且创造性地提出解决方案或咨询建议。第四,应在营销、管理、会计、金融等方面表现出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并将心得体会传授给学生。第五,具有运行信息技术实施网路教学、财经数据库查询及知识管理的能力。 财经本科院校对于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培养,并非教师个人努力即可实现,更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我们认为,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转变思想观念,完善理论与应用并重的人才培养方案。应用型人才培养,首先在于教师实践教学理念的树立,学校管理当局应针对性地制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构成上上下下一以贯之的人才培养指南。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导向作用,增强教师提高实践教学能力的危机意识与紧迫感,也只有这样,教师才会主动加强实践技能的锻炼,将基础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能力结合起来,形成实实在在的实践教学能力。 第二,广泛听取意见,制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培养的具体实施办法。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有助于学生走入社会形成更高的生产力,从根本上说增强了学生的竞争能力。但是也意味着教师在理论创新、课题撰写之余,付出更多的心血,如积极融入社会实践活动当中,向企业家学习。 第三,提供持续动力,健全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整体考核制度。只有建立健全旨在提升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考核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提供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内在动力。当前,应尽快把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纳入教学任务的整体考核之中,改革师资继续教育体系。 第四,加强产学研结合,为教师提高实践教学能力打造依托平台。财经本科院校应在教师培训、流程设计、新产品开发、毕业生就业等方面与企业开展广泛合作。应创造各种机会鼓励财经本科院校教师到基层单位挂职,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在互利双赢的基础上,欢迎企业高管到学校担任兼职导师,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同步性与开放性。具体措施如下:按企业需求设计教学计划,保证教学内容的针对性;与企业联合开展项目与产品开发,保证教学内容的应用性;开发实训基地,保证课程教学的仿真性等。 第五,争取地方政府支持,增强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提升的政策性。政府在制定法律法规、激励政策以及宏观协调机制等具有主导作用,应利用政府权威,建立校企合作双赢机制。一是建立动力机制,通过政策导向,对于那些积极参与学校实践教学活动的企业,如提供实习实训基地、组织学生参与经营管理活动的竞赛、提供场地及活动经费,应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或政策补贴,并纳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统计当中;二是在地方政府的组织下,签订校企全面合作框架,为校企产学研结合提供宏观与政策指导。 本科财经论文:构成卓越财经本科人才实践体系研究 【摘要】财经类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提高财经本科人才的素养和质量,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别的学科体系成熟的经验,本文借鉴我国针对工科人才培养项目“卓越计划”对人才的相关要求和启示,从实践教学体系的本质出发,提出卓越财经本科人才的实践体系,以实现卓越财经人才培养目标。 【关键词】卓越,财经,实践 “卓越计划” 的对象主要是培养工科类人才,把“卓越计划”在实践教学体系上的要求和指标应用于财经类人才的培养上,主要表现为紧扣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围绕一条主线(应用型人才培养),坚持两个结合(理论与实践、校内与校外),搞好三个促进(促进地方急需人才培养、促进创新型人才培养、促进行业需求人才培养),构建立体化、多层次、因材施教的实践教学体系,实现卓越人才培养目标。构建符合卓越财经人才培养要求的实践教学体系,主要由实验、实训、实践三个层面构成。 一、实验体系 (一)涵义 实验课程应在教师的全程指导下,学生通过系统的实验而获得知识和能力,强调巩固基础或专业理论知识,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以及科学态度和探索精神,一般与课程相结合,实施的场所在校内,学生在实验过程中扮演的是知识获取者的角色,主要培养学生对知识的认知和理解能力。 (二)实验体系构成 卓越人才实践体系实验层面主要根据按专业类别,按学生认识事物的规律,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个别单元到综合应用,按照多层次思路,构建从低到高、从基础到前沿、从接受知识到综合能力培养的基础、综合、提高“三层次”实验课程体系。实现由基础验证实验向综合应用实验转变,由规定性实验向自主性实验转变,由传统型实验管理向开放型实验管理转变。 在基础层, 重点培养学生基础技能,主要应用于课程内的单元实验,包括演示性实验和验证性实验,实验目的是通过形象和具体的演示和操作,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其中演示性实验是教师采用演示的方法,结合课堂教学而进行的实验,是直观教学的一种高级形式,形象、生动、易接受是演示实验的三大优点,它不仅能迅速地帮助学生理解知识,同时也有加强直接识记的作用,是培养学生观察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验证性实验,一般给出实验目的、实验材料和用具,要求学生据此设计实验或补充不完整的实验,来验证某一事实或原理。其特点是先有结论,然后用实验来验证结论。在验证性实验课中,实验的内容都是学生已知的,实验的程序和知识脉络比较清晰,通过此类实验能起到验证和巩固知识的作用。但是,从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的角度来看,它的不足之处是实验的结论和程序都是学生已知的,学生要做的只是按已定程序重新体验其过程,所以此类型的实验往往不利于学生创造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培养。这就需要在综合层和提高层进行补充。 在综合层,通过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重点培养学生专业课程综合应用能力。综合性实验是指实验内容涉及本课程的综合知识或与本课程相关课程知识的实验;设计性实验是指给定实验目的要求和实验条件,由学生自行设计实验方案并加以实现的实验;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立足综合应用和实践创新,面向科学研究与工程实际,让学生进行学以致用的过渡,为今后的实训和实践作准备。 在提高层,依托实验室在仪器设备、时间、空间的开放, 把一些有延申性的实验项目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如会计电算化对于本专业的学生所有的模块都要操作,但对于非专业的学生只需操作优秀的项目,我们可以把余下的项目作为开放项目让非专业学生在课余时间选择练习,能够做到自主学习,进行探索性实验。通过实验亲自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老师在实验中的作用是瓶颈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潜能的充分发挥;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的早期发现和快速成长;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发展,是财经类卓越人才培养实现”因材施教”方案的有力保证。 二、实训体系 (一)涵义: 实训是为了熟练掌握某种技术或技能而在真实或仿真的环境中进行反复训练的活动过程。实训的场所包括校内和校外,学生在实训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以“学徒”的身份出现,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各项任务。 (二)实训体系构成 实训体系在卓越财经人才培养中是界于实验和实习的中间环节,主要培养学生知识的运用能力、社会适应能力、交际沟通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以提高就业竞争力。实训体系包括课程实训、科研创新实训、毕业论文、基本技能实训。 课程实训是根据卓越财经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的安排,在老师或主要负责人的指导下,以学生仿真模拟训练为主,强调通过独立操作、反复训练、学会技能、形成技巧,从而使学生获得模拟实际岗位的实际操作能力。卓越财经人才课程主要以财经类为主,所以课程实训一般采用仿真模拟实训的方法,它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教学技术营造企业经营管理情景, 用模拟仿真方式去演示工作原理,让学生在实验中心完成模拟实训,熟悉企业运作流程的全过程, 用操作与实训模式去学习和巩固知识点,达到最佳教学效果。在实训中学生能亲身感受到实训成果,以增强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并将实验结果、方法,甚至实验程序直接用于就业岗位中去解决实际应用问题 科研创新实训,科研实训是培养学生通过实践对已获知识进行消化升华的过程,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关键环节,主要包括科技竞赛、参加教师科研项目、课外研学讲座、科技等。 其中科技竞赛实训,学校可以专门设立科技创新基金,为学生的制作发明、科研论文等提供资金支持,同时组织学生参加某些有影响力的竞赛如“挑战杯”、“数学建模”和“电子设计”等,形成各种科技文化活动并存的实践创新平台,也为师生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另外,参加教师科研项目,主要每学期由教师结合自己的工作需要和卓越人才培养的目标,提出一批与地方经济发展、行业发展等方面的题目,向学生公布,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特长提出申请,通过师生“双向选择”,将一部分学生吸收到教师的实验室、科研室或项目小组,充当“小助手”,完成一部分力所能及的工作,而“学生”的角色转换成“工作者”的角色,不但要掌握一定的技术,完成一定的任务,还要参加组里的方案讨论,从而不断加深所在特定背景的了解与熏陶,得到综合实践能力的锻炼。 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是卓越财经人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技能, 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之一,是对学生专业基础和专业技术学习的全面总结。在实训过程中,包括征题 、审题 、选题 、开题报告 、撰写论文、答辩、成绩评定等,要求导师指导,学生自主学习和完成。 基本技能实训包括就业指导、军训等。 三、实践体系 (一)涵义。实践是把学到的理论知识拿到工作中去应用和检验,以锻炼工作能力。实践一般是在教师的组织和指导下,学生从事一定的实际工作,借以掌握一定的技能和有关的直接知识、验证间接知识,或综合运用知识于实践的教学方法。实践的场所可以在校内也可以在校外进行,学生在实践中扮演的是工作者的身份,是所学知识运用,接受社会和行业检验的过程。 (二)实践体系构成 卓越财经人才与工科人才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工作环境不同,工科人才工作环境相对固定,程序化的工作较多,但卓越财经人才工作环境变动比较大,需具备更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卓越财经人才实践体系构建中,通过实践子体系的实施为学生以后深入工作实际、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独立解决问题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是为行业培养必需人才的手段之一。实训主要包括课程实践、实习和创业。 课程实践是指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中指定的实践环节,基本包括社会实践、社会调查和专业课程校外实践等。其中社会实践是学生按照学校培养目标的要求,利用节假日等课余时间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教育活动,如各种公益劳动、文化活动、体育活动等也包括在其中。此外,学校利用寒暑假安排学生到工厂和农村做社会调查,要求写出调查报告,回校后安排交流讨论,以提高学生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使学生素质不断提高。专业课程校外实践属于社会实践和专业综合实践,一般是根据课程的需要,由老师布置具体任务,如策划方案的制作等,由学生自主安排时间、场所、方式来完成。 实习指学生毕业前一年或一学期进入企业顶岗实习,以半工半读形式进行岗位技能训练,实习期间享受一定形式的员工待遇,毕业时由学校和企业共同对其评估。包括基地实习和自主实习,基地实习是在与学校签订合作协议的企业完成实习的过程,场所和实习内容相对固定;自主实习是根据学生所在专业人才培养要求进行,自主选择实习的企业和实习内容。 在本体系中创业所指的群体是在校大学生,通过创业来体现理论的力量,实现个人的就业和价值。在卓越人才实践体系中必须重视加强学生的创业教育,大力推进学生的创业实践。在学校创设学生创意生活园和学生创业基地,为学生创业提供软硬件服务。 本科财经论文:财经类院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摘 要】阐述财经类院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应培养以实践能力为优秀,以管理能力、营销策划能力、外语能力为导向的应用型人才,提出基于“四种能力”导向的财经类院校旅游管理应用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路径。 【关键词】财经类院校 旅游管理 人才培养 特色 随着中国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和对旅游管理人才的需求增强,我国旅游管理高等教育局发展迅速,不同学科背景的学校纷纷依托各个学科办起了旅游管理专业。各高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虽然依托的学科不同,但是培养的目标却大体相同,比较宽泛,没有自己的特色和重点,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对旅游管理人才需求量很大,但毕业生低就业率和高流失率的情况出现。财经类院校是诸多开办旅游管理本科专业的院校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财经类院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应根据自身教育资源的特点,避开其他院校人才培养的重心,发挥自身优势,走差异化人才培养道路,为社会培养具有独特竞争力的旅游专业人才。 一、财经院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应培养基于“四种能力”导向的应用型人才 (一)培养应用型人才是旅游业发展对高等旅游教育提出的迫切要求。培养什么人是高校办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对于人才类型的划分及标准,学术界众说纷纭,但比较认可的分法是将本科高校培养的人才划分为学术型(理论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两大类。学术型人才即研究客观规律、发现科学原理的人才,从一般研究人员到中科院院士都属于这类人才;应用型人才即应用客观规律和科学原理为社会直接创造财富、谋取利益的人才,从一般技术员、工程师到工程院院士都属于这类人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不断推进,培养应用型人才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中规模最大的一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到高等教育优化发展结构时也指出:“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旅游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服务领域是旅游业,旅游业是服务业,只有牢牢把握这个产业特质,培养产业需要的人才,人才培养才能落到实处。服务业要求从业者在职业素养上有高度的服务意识,在技能上要求实践性和操作性,在管理上要以人为本。对旅游者来说,旅游的过程就是体验的过程。对旅游从业者来说,旅游就是要从游客出发,为旅游者提供各种体验的过程。由此,旅游业的特质决定了旅游专业具有高度的应用性而非学术性,要求旅游人才的培养模式紧密地与实践相结合。不论是在专科层次还是本科层次,其产业性质是不变的,就是要求学生不仅要有相关的理论素养和知识,更要有实战技能。产业发展需要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在高等旅游本科教育中,许多高校没有把握好旅游业的产业特质,办学中过多地注重学科知识的体系性、逻辑性,对实践教学不够重视,旅游本科人才培养目标与市场的产业需求相脱节,教学方式未与实践紧密结合,导致本科旅游管理人才就业率和高流失率的情况出现。因此,培养应用型人才是旅游业发展对高等旅游教育提出的迫切要求。 (二)财经类院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应突出以实践能力为优秀,以管理能力、营销策划能力、外语能力为导向。财经类院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要突现特色,必须在培养方向上有所导向,这个导向要紧密结合社会发展特别是旅游业发展对高等旅游教育人才培养提出的要求以及依托财经类院校的学科优势及办学优势进行思考。结合广西财经学院旅游管理本科专业的办学历史和办学实践经验,笔者认为财经类院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应突出以实践能力为优秀,以管理能力、营销策划能力、外语能力为导向。 1.实践能力是旅游管理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优秀能力。学术型人才是研究客观规律、发现科学原理的人才。应用型人才是应用客观规律和科学原理为社会直接创造财富、谋取利益的人才,应用型人才的显著特征就是他们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和操作技能,所学能所用。突出实践,是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了实践需要去掌握理论,学习理论是为了更好地从事实践活动。旅游管理学科与其他学科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在于,它是一门应用型学科,旅游业是服务业,服务是实践性、操作性很强的工作,它要求学生不仅要有相关的理论素养和知识,更要有实战技能。旅游管理本科学生的实践能力是指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旅游管理专业知识及相关知识解决旅游管理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和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注重操作是实践能力的关键。 2.管理能力、营销策划能力是财经类旅游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特色。截至2011年,全国已经有505所普通高校开设了旅游管理的本科专业,在校本科生人数达到了14万。开设旅游管理本科专业的高校有综合性大学、林业院校、师范类院校、财经类院校、经济管理类学科等,类型多样。财经类院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要办出特色,必须充分发挥财经院校的特色和优势。财经类院校培养的是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经营管理人才,经济管理类学科是财经类院校的优势学科,经营管理能力、营销策划能力是经济管理类院校学生的十分重要且突出的能力。着重培养学生的管理能力、营销策划能力,使其成为在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旅游管理以及教学等方面工作中高级管理人才应该成为财经类旅游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特色。 3.外语能力是旅游业对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必备能力。旅游业是一种跨地区、跨国界的广泛的人际交往活动,具有明显的涉外性,外语能力是旅游业对从业人员的基本能力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物资、人员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世界范围内各国和各地区的旅游业日益融合成整体,旅游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必然引发的效应之一,无论是在覆盖范围、时间跨度还是经济、文化内涵上都在不断拓展与深化。旅游行业的国际化对旅游管理人才培养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掌握扎实过硬的外语应用能力。因此,外语应用能力应该成为财经类院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人才的基本能力要求。 二、基于“四种能力”导向的财经类院校旅游管理应用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路径 (一)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以财经教学为特色,进一步改革人才培养目标。财经类旅游管理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决定着财经类旅游管理本科人才培养的特色,与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毕业生优秀竞争力等问题息息相关。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改革不断深入,培养应用型人才是旅游业发展对高等旅游教育提出的迫切要求,也已经成为许多财经类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办学的共识。应用型人才,即应用客观规律和科学原理为社会直接创造财富、谋取利益的人才,强调教学、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应用型人才也有层次之分:一是技能型人才,即在旅游业一线从事实际操作活动的人才;二是技术型人才,指从事旅游业的管理、策划工作人才;三是工程型人才,即把旅游管理学术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人才。专科教育培养的是技能型人才,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应侧重于后两种,而财经类本科院校的优势学科是经济管理类学科,经营管理能力、营销策划能力是经济管理类院校学生的十分重要且突出的能力。因此,财经类院校旅游管理本科的培养目标应侧重于培养旅游管理技术型人才。具体的人才培养目标可以确定为: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系统掌握经济与管理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具备旅游行业知识和技能,熟悉旅游企业服务、管理流程,旅游营销、策划能力突出,能在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企、事业单位从事旅游管理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二)以实践能力为优秀,以管理能力、营销策划能力、外语能力为导向,进一步优化课程设置。2012年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财经类院校旅游管理本科课程设置应在参照上述规定的前提下,突出以实践能力为优秀,以管理能力、营销策划能力、外语能力为导向。一是重视实践课程和实践教育,提高实践课程占总学分的比例。课程体系结构可分为理论课与实践课两大模块,理论课包括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课和选修课。旅游管理专业是一门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的专业,要贯彻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要求,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建议在课程设置中实践课程所占总学分的比例在20%左右。二是在理论课程中突出管理能力、营销策划能力、外语能力为导向。在专业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中应主要包括管理类、经济类学、旅游学类学科。其中,工商管理方面的课程应为优秀课程,主要包括管理学、战略管理、市场营销学、会计学等。经济学是管理的基础,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经济学课程也应作为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课主要指旅游学类课程,包括旅游学概论、旅游经济学、旅游地理学、旅游心理学、旅游外语、旅游文化学、旅游美学等旅游学基础课程。此外,专业主干课还可根据各财经类高校旅游管理的主要就业方向设置专业主干课程,酒店管理方向可开设酒店管理概论,旅游管理方向可开设旅行社经营与管理,景区管理方向可开设旅游资源与开发。三是选修课主要根据旅游业的需求方向开设课程,让学生以特定的方向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学习并熟悉岗位要求和掌握相应技能。同时,还可根据财经类学校的师资力量开设相应课程,提高学生的策划能力。如会展策划、旅游产品设计、旅游电子商务等。 (三)以认知实习、教学实验、专业实习为三个系统,进一步改革实践教学体系。一是建立认知实习系统。在第一个学年的两个学期内安排若干个学时,教师可结合专业基础课的学习,组织学生到本地的旅游线路及线路上的一些景区景点、饭店、导游过程等,通过参观、与旅游从业人员交流、实地体验等多种方式让学生初步了解旅游行业的构成要素、管理环节、工作内容等,提高学生对旅游专业的学习兴趣,为学好专业学习打下基础。二是建立教学实验系统。教学实验一般在实验室进行,通过实验,加强对学生对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实验室可以根据就业方向分别设置饭店管理模拟实验室、模拟导游实验室、旅游企业管理实验室等。在第二、第三学年根据专业课程学习,在不同的实验室中通过开设不同的实验项目让学生掌握不同岗位的基本流程、基本技能等,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三是建立专业实习系统。主要由顶岗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组成,在第三学年的第二个学期或第四学年第一学期组(下转第90页)(上接第81页)织学生在校外实习基地进行。可以按学生的就业方向设不同的实习模块,如饭店实习、旅行社实习、旅游景区实习等。由企业给学生安排岗位,实习时间为3至6个月,通过实习实训,提高学生的岗位适应性。四是实践教学应注重把实践教学与取得旅游业的各种从业资格证结合起来,如导游证、全国计算机技术等级证书、大学英语等级考试证书等职业资格证书,使学生“一专多能、一人多证”,促使其向应用型、职业型、技能型方向发展。 (四)以岗位职业能力为重点,进一步开展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第二课堂活动是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增强其岗位技能的重要途径,是第一课堂的有效延伸,在专业学习之余,要以岗位职业能力的培养为重点,组织学生开展各种讲座、学术科研活动及各种学科竞赛和专业竞赛等活动,成立旅游协会等学生团体,搭建更多的活动平台。建议探索以“211”行动为载体和平台增强学生管理能力、营销策划能力、实践能力、沟通能力的途径和方法。“211”行动,是指在一个学年中,开展“两个比赛”,即模拟导游比赛、旅游营销策划比赛等;组织好“一个节庆”,即旅游文化系列活动,重点向全校介绍旅游文化;举办“一个学术节”,即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年度的某个月份进行学术交流,开展以学生为主体的学术活动。 本科财经论文:基于民族地区财经类高职高专学校向本科院校转型过程中经济数学基础教学问题的初探 【摘要】阐述经济数学课程在财经类院校专业课程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重点论述民族地区财经类高职高专向本科院校转型过程中经济数学基础教学出现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了指导性的建议.【关键词】民族地区;财经类院校;经济数学;教学问题【中图分类号】G640 随着时代的进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一批专科层次的学校经过多年的积淀和成长,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特别是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国家倾斜力度更为突出.近年来,民族地区各高校不断挖掘潜力扩大招生,使更多的民族地区学生得以接受高等教育,而高等教育的宗旨是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和服务于社会的能力,但在次过程中这也引发了一些问题. 经济数学是财经类院校学生必修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对学生后续专业课的学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1 经济数学在财经类院校专业课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经济的优秀问题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成本是由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两个部分组成的.成本利润、收入需求、价格等经济量,是经济问题中必需考虑的因素.为了达到利润最大、成本最小、价格最合理,就要把握最佳产量、最佳销售量,而这常用到求函数的最大、最小值问题,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问题等经济学中最常见的最优化问题,而其实质就是求能够使目标函数达到极值的选择变量的值.作为科学技术之基础的数学,既有卓越的智力价值,又有卓越的应用价值.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数学将更广泛、更普遍渗透到科学技术、经济生活以及现实世界的各个领域. 1.1 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 数学方法在会计中应用的重要性,表现在数学方法无可比拟的优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高度的准确性,二是烟密度逻辑性.由于数学固有的精确性优点,采用数学方法可以准确地研究和描述会计要素之间及会计要素内部的数量关系,是对会计信息进行量的分析不可缺少的手段,同时采用数学的方法,有助于赋予会计学中的经济范畴和概念以准确的定义,比如固定资产的折旧、内部收益率的定义等.运用数学方法严格遵循数理逻辑程序,从一定的前提必能得出确定的结论.运用数学方法,一方面便于从现有的理论中演绎出新的理论,收到事倍功半之效,另一方面, 有助于暴露出研究中的错误,以便加以匡正.如经济学中有两个非常常用的经济术语:边际和弹性,它们和经济数学就有着密切的联系.边际量表示一单位的自变量的变化量所引起的因变量的变化量.如果掌握了经济数学,就很容易就明白"边际量"近似于或者说就是经济数学中的"一阶导数"即而不至于无从下手.如果没有经济数学知识,那么只能直观地凭对它的语言陈述理解这一经济术语,必然要求文字阅读理解能力强,但仍不容易准确地把握这一术语,因为它本身涉及的就是数量变化,只有用数学加以定量化才能真正准确地把握它. 1.2 经济数学在财经类专业课程的作用 所谓经济应用数学是指经济中所应用的数学知识.它涉及算术、代数、微积分、概率统计、运算学、对策论等多门课程.它们相互渗透,又形成众多的数学分支. 经济数学是财经类高等院校开设的一门重要的理论课,是会计、经济管理、金融类专业后续课程的学习、升学考研及进行财政金融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性课程.经济数学不仅可以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微积分、线性代数以及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理论知识和运算技能,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必备的基础,培养成为在金融证券、投资、保险、统计等领域从事金融分析、经济建模、系统设计工作的经济数学复合型人才,还可以通过教学环节,逐步培养并提高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及审美能力. 通过经济数学的学习,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理性的思维能力,缜密的分析习惯,还能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为学生学习后继课程及以后的研究和应用提供必要的数学基础.因此,针对经济人才培养注重知识的有效管理和应用的显著特点,探索民族地区经济数学的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更好的发挥经济数学教学在民族地区经济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2 民族地区财经类院校转型过程中经济数学基础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民族地区进行经济数学教学,除了和其他地区的的共性外,还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这就出现了一些 "不是问题"的问题. 2.1 学生认识知识存在障碍 由于地域、民族习俗、知识结构差异,导致了学生对待同一件事物认识、接受能力不同.特别是地处西藏地区的大中专类院校,90%以上的生源为藏族学生,他们从小习惯于藏语交流与思考,很多学生都是从小学五年级,甚至初中才开始系统学习汉语,造成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不到位,无法准确、全面掌握. 2.2 基础知识较薄弱 在讲授经济数学时,常常会用到一些数学基础知识,如加、减、乘、除,百分比等,而一些学生由于基础知识较薄弱,无法理解,更谈不上应用.任课老师时常不得不给这些学生"加餐".长此以往,学期初计划的课程无法完成,教学质量得不到保障. 2.3 教学理念陈旧落后 传统的教学理念基本上是遵循"概念-性质-计算",忽略了学生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没有注重学生能力方面的提高.教师把现成的结论传授给学生,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而不是积极的主动学习者.由于经济数学具有高度抽象性和严密的逻辑性,而财经类专业文科学生较多,学生的数学基础、逻辑推理能力本来就较薄弱,久而久之,学生就会觉得数学枯燥乏味,对高数的学习越来越失去兴趣,最后甚至产生一种厌烦的情绪,长此以往,更谈不上教学质量了. 2.4 教学形式单一,教学手段滞后 民族地区的课堂教学中,方式仍然以"课堂以教师为主,教师以书本为主"的传统模式进行,基本没有创新可言,除了灌输枯燥的课本理论知识和反复讲授的例题之外,忽略了对学生数学应用能力的培养和数学思维的提高,缺乏现代化教学理念和手段. 2.5 生源与师资结构的矛盾突出 目前高校的持续扩招,一方面生源质量普遍下降,特别是财经类专业兼收文、理学生,入校后又混合编班,加之民族生源数学知识欠缺,班级内学生数学成绩相差90余分.学生的数学基础参差不齐,个体差异很大.另一方面,部分在经济类专业教学的教师数学素养欠缺,无法将数学高质量地融入教学过程中;同时,由于部分数学教师因缺乏相关的财政经济专业知识,在教学中未能体现出数学在经济中的应用与结合. 3 对民族地区财经类院校转型过程中经济数学基础教学问题的思考 目前大部分经济数学教材的内容都存在"重数学理论,轻经济应用"、"重知识灌输,轻方法培养"的问题,没有做到"经济"与"数学"的相互渗透与有机结合,导致学生学习乏味、主动性低,没有从根本上弄清某些定义、定理的来龙去脉,不能从数学的角度分析经济问题,不能从经济的立场抽象数学思维.民族地区财经类院校转型过程中经济数学基础教学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全新的问题,鉴于以上种种问题,笔者做了一些思考,并在教学环节中加以了尝试. 3.1 加强学生数学基础知识教学 在每年新生入校开始经济数学课程教学前,安排4至6学时给学生全面、系统地复习最常用的数学基础知识,让学生在学习新知识前有基础知识"垫底",在讲授新知识时能很快融会贯通. 3.2 突出专业特色,改革教学内容 财经类院校经济数学的教学应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教学内容应具有专业特点.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财政经济类专业对数学知识的需求,在保证数学知识的严谨性、逻辑性的前提下,删除或简化繁文缛节.教学的内容应注重理将数学知识与解决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注重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如存贮模型、最优价格模型、蛛网模型等等.通过学习交流,领悟数学与经济的联系,掌握新知识和新概念,真正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 3.3 利用能够利用的各种方式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 教师在课堂内外与学生的接触是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兴趣的主要因素,及时的意见反馈能够促进教与学的互动,使教师在引导学生兴趣的同时挖掘其探究欲望.同时,建立灵活多样的考核方法,平时讨论、数据收集、处理、数学模型分析等结果记入平时考核,改变过去固定的考试方式,尝试尊重个体差异有利于个性发展的新型考核方法. 3.4 融入学科励志小故事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让学生了解数学发展过程中若干重要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成果,体会数学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感受数学的严谨性、科学性和艺术性,了解数学家探索数学奥秘的艰辛历程和闪光智慧.如在微积分的教学中,可适当穿插讲授牛顿、莱布尼兹、柯西的生平和他们在微积分相应理论建立中所做出的贡献,并分析与之密切相关的数学的发展等,使学生深刻感受到数学中所蕴含的博大思想,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3.5 尝试分层教学 因材施教是教育教学的基本原则,分层教学正好体现了这一点.所谓分层教学, 就是从学生实际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出发, 在授课环节上做出相应调整, 即在教材、进度、课时、考试内容等方面区别对待.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 采取不同层次的教育教学方法和手段, 改变传统的教育教学形式,调整教育教学内容,使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学生各取所需、各有所获、各具所长,发挥学生的自身优势, 扬长避短, 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激发起他们的学习兴趣. 具体来说就是以学生入校时的数学成绩和学生个人的意愿将学生分为"高、低班"."低班"要求:在保证满足各个专业对数学知识的需要为基础,使学生掌握经济工作中常用的数学工具和基本的数学思维,具有初步的应用数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高班"要求:对于数学基础扎实,学习有余力,准备继续深造或者所学的专业对数学有更高要求的学生设定的.给学生适当介绍一些现代数学思想、方法,让学生对目前最新的数学工具及其发展趋势有所了解.这种新模式、新视觉、新感受、新体验,消除了一些学生"吃不饱",而有一些学生"消化不良"的现象发生. 4 结束语 对于财政经济类专业的学生来说,具备良好的数学素质,既可以使他们更好地利用科学的思维方法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又可以提高他们的应用能力和创新精神,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同时,作为教师,应加强教学研究,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将课堂和数学应用有机地结合起来,加深学生对数学源于现实、寓于现实的认识,激发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民族地区财经类高职高专学校向本科院校转型过程中经济数学基础教学出现了一些问题,有很多问题是值得我们研究探讨,以此解决这些问题,加快转型期,使其更好、更快的发展、成长起来,更好、更快地培养民族地区复合型的财政金融类应用型人才. 本科财经论文:财经类本科院校信息管理专业专业建设构想 摘要:目前财经类本科院校信息管理专业专业建设中存在着培养目标不明确、财经院校特色不明显、课程设置不合理及师资力量薄弱等方面的问题。办好财经类院校信息管理专业应突出财经院校特色,重新进行专业定位;应实现课程结构的优化;应重视实践教学,培养应用型人才;应进一步提高教师素质,同时重视教材建设。 关键词:信息管理专业;专业建设;问题;设想 一、引言 我国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是由经济信息管理、科技信息学、管理信息系统、信息学和林业信息管理等5个专业整合而成的,其专业发展各有侧重。哈尔滨金融学院是一所新升本的财经类本科院校。在本文中,笔者拟对财经类本科院校信息管理专业专业建设谈几点建议。 二、财经类院校信息管理专业专业建设中目前存在的问题 财经类院校信息管理专业在专业建设中存在以下问题。 1 培养目标不明确,财经院校的特色不明显 目前我国高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专业建设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是以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为代表的院校,它们的理工科的特色明显,侧重于培养系统开发人才,课程设置中有大量的计算机课程;第二是以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为代表的院校,它们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前身是其科技情报学专业,侧重于教给学生以信息资源的开发、管理、分析与预测等方面的知识,培养从事信息与信息资源管理方面的人才;第三是各类财经院校,侧重于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会计学与计算机科学等课程的教学,培养为社会经济服务的人才。从前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出,目前该专业的教学并没有一个较固定的要求,而就财经类院校而言,其专业建设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目前财经类院校只是简单地照搬理工类或综合性院校的做法,即将经济管理类课程与计算机类课程做简单的叠加,并没有使其相互融合。这样,就导致学生对本专业在认识上不明确,也导致毕业生就业方向的不明确。这也就是说,目前财经类院校的信息管理专业较普遍地都存在一个培养目标不明确的问题。 2 课程设置不合理 培养目标的实现是要通过合理而有效的课程教学来完成的。课程体系是由若干门课程组成的一个互有联系的整体,课程体系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某专业的课程体系能够直接映射出该专业的理念和特色。前面已经提到,目前很多财经类院校信息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只是计算机类课程、管理类课程、经济类课程和信息系统类课程的简单相加,没有必不可少的整合。这样,课程之间就难免有重复。另外,理论性的课程也较多,与实践结合也不够。以哈尔滨金融学院为例,我院信息管理专业开设了大量计算机课程,但管理类课程就较少,这样它必然会导致学生知识结构的不合理。其次,专业课的比重较大,人文课的比重较小;必修课的比重较大,选修课的比重较小。这些都是不利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 3 师资力量薄弱 信息管理专业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专业,所以教师的知识越丰富就越能适应本专业的教学。但是,很多财经类院校信息管理专业的教师要么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要么是管理专业毕业的,其学科背景不够合理。这极易形成教师的短视,不利于他们将有关知识加以统整。这样的教师在讲授信息管理专业课程时,只能浮于表面,不能深入系统地完成课程教学的任务。另外,有些教师还缺少系统开发的经验,即对于大型应用系统的设计缺乏掌控能力。 三、财经类本科院校信息管理专业专业建设的设想 1 突出财经类院校特色,重新进行专业定位 美国卡内基促进教学基金会的波依尔博士指出:每所大学和学院都应为自己的特色而自豪,都应寻求弥补其他院校的不足,而不是一味地模仿。因此,我们在进行专业建设时,应做到突出特色。以哈尔滨金融学院为例,我院是黑龙江省唯一的一所金融类本科院校,金融特色明显。“十二五”期间,我院的目标是努力将学院建设成为以经济学和管理学为主的集经、管、文、法、工为一体的学院,并且要努力使之居于全国同类院校前列。如此,信息管理专业作为我院的一个老牌专业,就应该明确自己的专业定位,应该突出我院的特色。笔者认为,我院信息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应为:致力于经济管理和信息技术交叉学科的创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既具有现代管理理论素养、又掌握了信息科学的理论与技能,从而能在国家各级管理部门、工商企业、金融机构等部门从事现代信息管理及系统分析、设计、管理和评价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和国际化的专门人才。 2 实现课程结构的优化 课程设置除了培养学生能掌握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外,更要使学生能有较宽广的人文视野、思辨能力、表达能力及独立成熟的人格。整体知识观是美国高等教育本科课程改革的优秀理念。目前国内很多大学都在效仿美国哈佛大学的做法,即使课程设置有其优秀体系。笔者认为,这更适合于清华大学这类培养精英人才的研究型大学,而对于教学型本科院校而言,因为学生在自主选课时会有一定难度,所以我院并不适合建设优秀课程体系的做法。但是我们可以借鉴这种做法,即采用模块化教学的方式来进行教学。根据就业方向的不同,我们可以设置不同的模块来让学生自主选择。信息管理专业的课程涉及管理学、计算机科学和系统科学三大类学科。根据专业定位,要优化课程结构,我们就应既突出财经类院校的特色,又体现应用型本科院校注重应用的特点。这样,笔者认为,财经类本科院校信息管理专业的课程应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通识教育课中应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包括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法律基础与道德修养、军事理论、形势与政策、应用文写作、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体育和科学史等。在这里,增加科学史的目的是为了初步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训练他们创造性思维的能力。选修课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安排选修课,为的是为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打下坚实而宽厚的基础。 第二,专业基础课包括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微观经济学、管理学、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库原理、计算机网络、数据结构、运筹学和管理信息系统概论等。 第三,专业必修课包括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法、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信息资源管理、互联网应用与开发技术、信息存储与安全技术及IT项目管理等。 第四,专业选修课。在专业选修课中,学生可任选下面任何一个模块:1)网站开发模块。该模块包括网站设计与开发、J2EE编程技术、SQL/ORACLE网络数据库开发、面向服务的体系架构和IT前沿选讲等。2)银行信息系统开发和管理模块。该模块包括会计学、货币银行学、财务管理学、电子支付与网络金融及银行信息系统开发等。3)面向管理模块。该模块包括企业资源与客户管理、供应链管理、市场营销、组织行为学和信息系统项目管理等。 3 重视实践教学,培养应用型人才 信息管理专业是一个应用性非常强的专业,因此在进行课程设置时,除了理论课之外,更应该重视实践教学,以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该专业的实践教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要紧跟信息技术的发展,其二是增加参与管理与实践的机会。为此,可以设置校内和校外两个实践模块。校内实践教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即相关专业课的实验课程,其中包括数据库、程序设计语言、信息系统开发等。第二方面是综合课程设计。在学习完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之后再设置一个综合课程设计,让学生综合运用他们学习过的数据库原理、程序设计和网络知识等,完成综合课程设计的学习。第三方面是对管理类课程的学习,通过MBA的学习,并采用分组研讨、导师指导等方式进行管理理论的学习与实践。校外实践主要是在学校和区域内的银行或相关企业进行。在毕业设计期间,允许学生到企业边实习边完成自己的毕业设计。 4 提高教师素质 对于高校而言,人才是根本。因此,学校应该通过引进高素质人才、鼓励青年教师进行跨专业进修等手段来提高素质。先进的管理理念及信息技术大多是先产生于国外,所以学校可以通过举办讲座等形式,邀请著名学者或有经验的开发人员来校讲课,以让教师能更多、更快地了解国外的相关教育教学理念,使之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此外,还可聘请外系教师或实践经验丰富的企业里的专家来担任兼职教师,以为学科问的交叉渗透及新的教育思想的引入创造条件。 5 注重教材建设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体现,所以教材建设是专业建设的重要方面。建设有财经类院校特色的专业,需要有有特色的教材来作支撑。目前,由于大多数院校信息管理专业所开课程都是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等课程的简单相加,所以建设适合该专业的教材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适合该专业的教材应是既能涵盖该专业的基础知识,又能将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等融合进去的课程体系。其次,在教材建设中,还应将各门课程中有重复的内容删除掉,应增加各领域的前沿知识和先进技术。最后,应在教材中增加较多的案例,同时也鼓励教师广泛收集金融机构和生产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典型案例,用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本科财经论文:浅议财经类本科院校辅导员信息素质培养 [摘要]文章通过对信息素质的有关研究及信息素质对辅导员工作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财经类院校辅导员队伍信息素质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提高辅导员信息素质的建议,以期达到提高辅导员信息素质的同时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关键词]财经类本科 辅导员 信息素质 培养 [作者简介]徐小娟(1980- ),女,河北唐山人,北京物资学院劳动与法律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北京 101149)陈灏杰(1981- ),男,陕西铜川人,防灾科技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北京 101601) 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同时对教育的观念和思想、教学的方式和内容等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志曾在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上指出:“进行教育创新,必须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大力提高教育的现代化水平。要通过积极利用现代信息和传播技术,大力推动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现代化。”因此,高等学校应不失时机地抓住时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代化,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提高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的信息素质和加大辅导员队伍的信息化建设力度。 一、信息素质的概念界定 信息素质是随着社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个新概念。1974年,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车可斯基首次提出信息素质的概念。1987年,信息学家帕特丽夏・布伦特认为信息素质是一种了解提供信息的系统,并能鉴别信息价值、选择获取信息渠道、掌握获取和存储的基本技能。此后,美国图书馆、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和美国国家信息论坛在1990年年度报告中对信息素质的概念和评价标准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虽然截止到目前,学术界仍未对信息素质形成统一的观点,但是从研究的结果可以发现,信息素质是一个涵盖内容丰富的综合性概念,指个体对信息及其特点的认知和有目标地获取、利用、开发等方面的能力,它包括信息知识、信息能力、信息观念和信息道德四个主要的方面。 二、信息素质对于辅导员工作开展的作用 (一)全程关注学生的生活、思想等活动 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信息工具在大学生中日益普及,大学生拥有的计算机越来越多、使用的信息工具越来越多,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通过信息工具表达自己的观点、展示自己的生活并互相交流,例如通过微博、博客等。辅导员只有熟练使用和掌握信息工具,才能第一时间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生活动态,才能更好地做好大学生的引导工作。同时,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信息化不断提高,建立了学生管理工作网站、学生信息管理系统、学生工作微博和QQ群等各种信息平台。 (二)提高自身素质 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政治理论、管理理论、教育理论等各种学术理论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教育方法也不断地革新。随着计算机、网络等各种新技术的发展,新知识的学习途径已经不仅局限于书籍,而出现了论坛、网络传播等各种平台。辅导员必须具备一定的信息素质,学习各种信息平台的使用,利用信息平台主动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信息素质和理论水平,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能力,适应时展的需要。 (三)提高学生管理工作的实效性 现代大学生有很强的个性和时代特点,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和大学生同步才能得到实效。在现在的网络时代,信息的输入和传播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一方面,辅导员要对当前传播的信息进行了解、筛选、理解和掌握,形成自己的认识;另一方面,辅导员要通过对各类大学生的心理状态、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的研究,掌握大学生心理和行为活动规律,进而掌握大学生的思想情绪变化。辅导员要快速掌握新的教育研究成果,了解大学生现实的生活环境,并利用微博、论坛等各种现代的交流引导方式取代传统的“一根粉笔一块板,一张嘴巴讲半天”的教育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大学生的所思、所想、所关心的事情,与教育对象“同频共振”,这样的辅导员才能对学生进行分类指导、分层施教,有针对性地开展个体、群体或全体的工作,教育引导工作才能取得最大的实效性。 三、财经类本科院校辅导员信息素质评价现状 (一)信息意识不强 在辅导员的知识结构中,传统的学习方法已根深蒂固,面对由于科技进步而带来海量信息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存在着信息意识和信息观念不强的问题。在如何了解信息、如何获取信息、如何利用信息来帮助自己自主学习的问题上,缺乏必要的认识和手段,只是将精力和时间放在网上“聊天”、网上“冲浪”上面,不能熟练地运用和驾驭网络,没有主动收集、筛选和形成自己所需信息的意识。 (二)信息环境较弱 财经类院校的专业设置多为文科类专业,校园氛围偏向于文科方向。虽然学校中也有计算机、校园网等基础设备,但只是注重日常的使用,没有在学习、使用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呈现出校园信息环境较弱的不足。 (三)信息素质较低 从事辅导员工作的大多是思想政治教育类专业的人员,对于计算机网络知识、网络技能的学习较少,同时囿于工作繁忙而缺少自我学习的时间和精力。这导致了辅导员信息平台运用技能的缺乏,并陷入信息劣势的尴尬境地,体现出信息素质较低的弱点。 (四)信息素质培训不足 高校一般对辅导员师德、校情校史、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等方向培训较多,但对于辅导员的信息素质培训缺少应有的关注,对于信息素质的培训和投入力度不够,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进行过相关方面的培训。 四、财经类本科院校辅导员信息素质培养的建议 (一)提高辅导员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观念 意识和观念的问题是提高辅导员信息素质的关键。可以通过讲座、比赛、征文等各种形式加深辅导员对信息重要性的认识,通过实例、实践指导提高辅导员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观念,从根本上解决辅导员安于现状、僵化保守的思想,促使他们能够主动地收集信息、运用信息,主动地学习掌握信息技术平台的使用,增强提高信息素质的自觉性。 (二)制定和完善培训制度 高等学校应该制定和完善一整套提高辅导员信息素质的培训制度,通过岗前培训、定期培训、外出交流培训、实践指导培训等多种培训形式开展信息素质培训,并将这些培训制度化、常态化。实施严格的信息素质培训制度,加大对广大辅导员信息素质的培训力度,同时加强培训考核,让培训做到实处,达到应有的效果。切实解决辅导员了解信息、获取信息、利用信息中存在的问题,拓宽相应的渠道和手段。 (三)营造信息环境 对于财经类院校来说,信息环境较弱,很难潜移默化地影响辅导员进行自我学习。要着力创造条件、营造氛围以培养辅导员获取信息、利用信息、创造信息的能力。在硬件上,要配备一定的技术装备,让辅导员拥有获取信息的工具;在软件,要营造良好的信息学习氛围,例如建立学习交流平台、辅导员专项课题研究小组等,通过专项训练、互相交流等形式,在研究成果的同时,提高辅导员的信息素质。 本科财经论文:我国财经类本科生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当今社会是培养创新型人才,进行创新性教育的时代。在这种大背景下,本文针对当前我国高校本科生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析思考,提出一些对策以进一步规范与完善大学本科教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从而对提高我国财经类大学本科生教育质量和创新能力培养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关键词:本科创新人才 教育管理 问题 对策 当今社会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发展突飞猛进。如何更好地适应科技时代,提高本科生培养的创新能力和科技时代市场竞争力,已成为我国高校本科教育管理工作者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作为财经大学教育管理工作者,我们必须认识看清形势,紧跟时代脉搏,转变教育观念,不断改革与完善本科生教育管理模式,采用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革措施,为社会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财经专业人才。 1 我国大学本科生教育管理中的问题 随着我国与国际社会接轨步伐的不断加快,“教育管理”很多年前就成为独立的学科,教育管理的学科体系也已经很早建立。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知道在教育的众多要素中,人是最重要的教育要素,大学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合格的人才。作为财经大学教育管理工作者,我们必须明确财经大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具有创新性能力的财经专业人才。在我国财经大学本科教育管理工作中,我们必须明确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理念,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优秀任务,从而更好地适应科技快速发展时代的需要。 财经创新型人才必须具备以下的条件和素质:要持续充满对财经新知识的探索和学习的能力;要具备宽阔的知识面;要具备良好的知识结构以促进知识的创新;要保持在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中强烈的创造激情;要有创造思维的能力和科学研究的素质等。 观察思考我国财经大学本科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目前还存在已有的管理模式和机制不能完全适应本科教育多元化发展的新形势和本科生培养规模的快速壮大的需要,很多院系参与本科生教育管理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并没有能得到充分发挥。因而,本科教育管理工作的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还有很大空间可以进一步提高。 2 教学管理工作相应的对策研究 其一,提高本科教育管理的灵活性和机动性。 在我们以创新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大前提下确定财经人才培养目标,提高本科教育管理的灵活性和机动性。我国大学本科教学管理培养创新型高级人才需要做到系统化、知识化和创新化。不同学科在学科文化、知识属性和成果形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而对于不同院系、不同学科的教育管理、教育评价以及考察和考核方式等也应采取相应灵活机动的管理制度。 其二,深化教学改革,实行弹性教学管理,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个性潜能,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管理和投入。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都知道只有适合学生需要与兴趣的课程才是最恰当的课程。因此,弹性教学管理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让每个学生有选择学习内容和学习时间的弹性,以实现学生更大的学习自主权。建立以培养本科学生实践能力、自学能力与探究精神为主的教学管理新体系,把培养本科学生的创新能力,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作为评价教学质量的基本标准,营造和谐向上的学习氛围,鼓励同学之间互相切磋式、讨论式学习,培养应对变化的能力和自我调控适应的能力。 通过课堂内外讨论、设疑、交流等诸多形式使同学们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实现课程体系的开放性,从而为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提供良性条件。 其三,转变思想观念,在办学思想上重视本科教育管理。 要从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标出发,在办学思想上重视本科教育管理,逐步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创新教育制度和教学模式,为科技快速发展进步的社会提供多样化、高水平、高素质的财经专业人才,以达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其四,增大各院系本科教育管理自主权。 本科教育管理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管理体系,必须合理分配任务和权力。如果权力太过集中,将会极大地削弱管理体系的整体功能。随着本科生规模的扩大,本科教育管理的重心必须逐步向学院进行合理下放。合理地确定管理的任务和分工,实现层次化管理,从而营造灵活、宽松和开放的教育管理机制,将教育管理职能和目标从教育过程任务型管理转移到教育过程评估型管理,将高校教学管理的重心从由高校教务处具体措施制定、实施转移到宏观政策的制定和控制层面上来。 其五,建立科学的教学质量监控保障体系。 依靠创新型财经人才的培养目标,需要建立科学的高等院校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按进步幅度和提高幅度进行教育质量评价。一定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综合评价考察体系,将对财经专业人才的素质教育、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融合为一体。 其六,进一步完善本科生教育管理信息化系统。 随着高校学科门类不断增加和本科生规模的迅速壮大,运用信息化手段优化教育管理模式以提高教学管理工作的效率显得非常重要。教育信息化水平和数字化教学资源的有效占有量已成为衡量―个大学办学水平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完善本科教育管理信息化系统,从而实现教育管理中教师、教育管理工作者与学生之间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同步化管理,实现教务处对本科生教育全程调控和过程管理。各级管理部门通过教育信息管理平台对各种数据进行高效化分类、整理和分析,对快速提高本科生培养质量和管理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简介:常怡,中央财经大学,北京 100081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与写作的现状及对策 摘要:文章在对财经类本科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指出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与写作存在的问题,提出将科研能力的培养贯穿于本科四年的教学、改进本科毕业论文管理、加大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力度和监督审查力度等措施。 关键词:财经类 本科毕业论文 指导 写作 毕业论文写作是本科教学大纲规定的一项内容,是教学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培养目标不可缺少的重要教学环节。本科毕业论文写作要求本科生综合运用大学四年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发现、分析、解决企事业单位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培养本科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是对本科生从事科研活动和撰写论文的一个初步训练,使其掌握基本方法,为以后升学深造、参加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然而,在现实的本科教学中,由于种种原因,毕业论文质量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本文对财经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与写作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探求改进方案。 一、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与写作的现状 课题组对保定某高校2016届财经类专业的本科毕业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8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达96%。通过对调查问卷结果进行统计与分析,大致了解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与写作的现状。 (一)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 1.选题与专业的一致性。调查结果显示,83.3%的毕业论文选题与专业相符,16.7%的毕业论文选题与专业不相符。 2.选题的来源与内容。课题组统计调查问卷时,将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来源分为几个方面:(1)对社会某个经济现象或热点进行调查分析,例如《大学生网购市场营销对策研究》《康师傅方便面大学生市场营销对策研究》等。(2)对实习单位的经营管理问题进行研究,例如《丰宁富兴大酒店内部控制问题研究》《L公司应收账款风险及防范》《XH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控制研究》《北京新姿服装服饰有限公司财务风险分析及建议》等。(3)对区域经济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例如《涉县花椒产业发展与对策研究》《顺平县桃林产业发展现状及应对措施》《满城县草莓产业化经营研究》《宽城满族自治县板栗产业发展问题研究》等。(4)根据统计年鉴数据或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进行研究,例如《河北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及提升对策研究》《华谊兄弟融资问题研究》《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研究》等。(5)泛泛地对某一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例如《我国中小型企业无形资产评估的探讨》《人力资源政策对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中小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等。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目前绝大多数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与专业目标相一致,而且绝大多数毕业论文是对社会经济热点问题、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或者实习单位经营管理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而撰写的,这与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对本科毕业论文的定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教学形式”是相符的。 (二)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1)实际数据资料的获得途径。调查结果显示,85.4%为互联网,44.8%为统计年鉴,39.2%为实习单位,16%通过问卷调查获得,11.5%通过政府部门获得,13.9%通过亲戚或朋友提供。(2)实际数据资料的获得难度。调查结果显示,23.3%的毕业生认为难度较大,74%认为难度不大,2.7%认为比较容易。(3)论文撰写时间的充裕情况。调查结果显示,49.7%的毕业生时间充裕,47.9%时间够用,2.4%时间不充裕。(4)撰写论文期间哪些事情耗用了毕业生的大量时间。调查结果显示,54.5%的毕业生认为是找工作,各种考试如考研、考公务员、考银行分别为24%、25%和11.8%,20.8%的毕业生选择其他。(5)对待毕业论文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79.5%的毕业生态度认真,17%态度一般,0.3%态度不认真,3.1%心有余而力不足。(6)论文的写作难度。调查结果显示,11.8%的毕业生认为论文写作难度很大,55.9%认为写作难度较大,31.9%认为写作难度不大,0.3%认为论文容易写。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学生获取实际数据资料的难度不大,实际数据资料的获取过多地依赖互联网,撰写论文的时间充裕或比较充裕,对待论文的态度认真,感觉撰写论文有一定难度,找工作、参加各种考试等牵扯了毕业生的精力。 (三)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收获。 1.撰写论文的收获。调查结果显示,28.8%的毕业生收获很大,66%收获较大,5.2%收获较小,没有收获的毕业生为0。 2.撰写论文获得了哪些方面的收获。(1)论文编辑方面的收获。调查结果显示,90%的毕业生通过撰写毕业论文学会了排版,65%学会了制作图表,2%的毕业生回答没有收获,原因是自己早就会排版和制作图表。(2)论文写作方面的收获。调查结果显示,82%的毕业生学会了查阅文献资料,76%学会了拟定提纲,62%学会了写选题背景,64%学会了研究方法,15%学会了设计调查问卷,0.7%没有写作方面的收获。上述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有一定的收获,掌握了编辑文档的技能,掌握了查阅文献资料、构思论文提纲、收集实际数据资料、撰写开题报告、撰写论文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为以后升学深造或者参加工作奠定了基础。 (四)财经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为了解指导教师对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情况,课题组设置了几个问题。 1.指导教师对论文写作方法和要求的讲解。(1)撰写毕业论文前,指导教师是否讲了论文的写作方法和写作要求等内容?59%的毕业生回答详细讲解,40%回答进行了简单讲解,1%回答没有讲解。(2)指导教师讲的论文写作方法和写作要求对撰写论文是否有帮助?40%的毕业生回答帮助大,43%回答帮助较大,16%回答帮助不大,1%回答没有帮助。 2.教师指导论文的方式。(1)毕业论文的指导方式,74%的毕业生回答教师进行了当面指导,64%回答教师采取E-mail方式指导,48%回答教师采取电话方式指导,39%回答教师采取QQ方式指导,21%回答教师采取短信方式指导。(2)哪些指导方式效果好?85%的毕业生认为当面指导效果好,48%认为E-mail方式效果好,32%认为电话方式效果好,24%认为QQ方式效果好,10%认为短信方式效果好。 3.论文开题阶段的指导。(1)关于论文题目的确定情况,5.2%的毕业生回答论文选题是教师确定的,14.9%回答论文题目是自己确定的,79.9%回答是在教师的指导下确定的。(2)论文提纲的拟定情况,87%的毕业生回答论文提纲自己拟定后教师进行了修改,10%回答自己拟定,2%回答是教师拟定的,1%回答是亲戚或朋友帮助拟定的。 4.论文写作阶段的指导。(1)指导教师对论文修改的要求,67%的毕业生回答教师不仅要求学生逐字逐句修改论文,而且教师亲自动手逐字逐句修改论文,71%回答在修改论文过程中教师要求重写某些段落,38%回答教师要求修改论文标点,2%回答教师没有提出任何修改要求。(2)论文修改了几稿?6%的毕业生修改了一至两稿,81%修改了三至五稿,13%修改了六稿以上。 5.希望教师怎样指导下届同学。71%的毕业生希望教师多跟学生见面沟通,55%希望指导教师多付出精力指导论文,46%希望在拟定论文提纲时教师给予指导,46%希望教师严格要求学生,44%希望教师带领同学到农村或企业调查获取论文第一手资料,15%希望教师给毕业生指定论文题目。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教师指导毕业论文的工作是认真的,在讲解论文写作方法和要求、指导开题、修改论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教师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指导方式,当面指导和E-mail方式的指导效果较好。极个别教师付出的精力不够,体现在不讲解论文写作方法和要求、对论文不提任何修改要求、只要求学生对论文进行了一两次修改等方面。 二、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与写作存在的问题 (一)毕业论文选题不当。调查中发现,少数毕业论文存在选题不当的问题。有的题目太大,例如《中国化妆品行业现状与发展研究》《中国邮政物流发展战略研究》《我国餐饮企业成本控制分析》等;有的题目没有针对性,泛泛而谈,例如《中小型零售企业物流模式的管理与策略》《中小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及对策分析》《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失真的成因及其治理对策》等;有的题目是纯理论研究,例如《电子商务会计研究》《公允价值在会计实务中的计量问题》《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及防范》等。选择这些题目的毕业生一般从年鉴、互联网、知网中查找资料,拼凑资料完成论文,论文的质量不高,毕业生的能力也得不到提升。究其原因,有的毕业生由于考研等原因没有去实习,无法收集资料,有的毕业生由于能力有限,收集不到资料。 调查中发现有16.7%的毕业论文选题与专业不相符,这影响了专业培养目标的实现。笔者通过访谈得知,一是毕业生实习工作不是所学专业时,选题与实习工作相结合,因而论文选题与专业方向不一致;二是本科生论文选题没有像硕士论文那样强调论文题目必须与专业方向相一致;三是财经类的某些热门专业学生人数过多,在专业教师指导不了的情况下,将学生分配给其他课程的教师指导,因而学生选择了指导教师所在专业的题目。 (二)过多地借助网络影响了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调查发现毕业生过多地借助互联网收集实际数据,只有半数的学生通过实习或问卷调查获得实际数据。虽然通过互联网获得论文所需数据省时省力,但是毕业生不接触社会、不深入生产实践、不与人沟通,无法实现通过毕业论文提高毕业生的实践能力、分析判断能力、沟通能力的目的。 (三)就业压力大影响了毕业论文质量。毕业论文一般安排在大学的第8学期,这个时候毕业生往往为就业参加各种考试和面试。尽管绝大多数毕业生回答撰写论文的时间充裕或比较充裕,但这些事情牵扯了毕业生的很多精力,势必对毕业论文质量产生影响。调查中3.1%的毕业生持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态度,就是就业压力大造成的。 (四)毕业论文的写作与指导难度大。调查中发现,超过半数的毕业生认为毕业论文难度较大。毕业生乍一接触毕业论文,对查阅文献资料、分析整理资料、选题、写开题报告等无从下手,不知道如何写选题背景、研究现状、研究方法、摘要等,感觉把心中的想法表达出来很困难。对教师而言,在指导毕业论文的过程中要教会毕业生做这些工作,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教师普遍感觉压力很大。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目前本科日常教学中没有对科研能力和撰写论文能力的培养,依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教师讲学生听,注重知识的传授,忽视知识运用能力的培养。在传统教学中,学生缺乏收集整理资料、运用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等方面的训练,学生很少有社会实践的机会,学生缺乏思辨能力、写作能力的培养等。而国外许多一流大学非常重视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设立科研学分,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1969年就有“本科研究机会计划”、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20世纪80年代设立了“本科生研究中心”、伯克利分校于1997年成立了“本科生研究办公室”、耶鲁大学为一年级的本科新生设立了“指导研究”项目等。对我国的本科教育现状而言,在大学三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培养学生做科研写论文的能力,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论文,难度大、压力大是可想而知的。 (五)少笛生不重视毕业论文。调查结果显示,有0.3%的毕业生对毕业论文持不认真的态度。教师普遍反映,每年指导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总有一两个同学写论文拖拖拉拉,不积极想办法收集实际数据资料,不下功夫写论文,不认真修改论文,论文质量不高,教师三番五次督促也没有效果。而在论文评定成绩时,指导教师往往心软,不忍心由于毕业论文的缘故影响学生的毕业和就业,只要学生提交了论文,尽管论文质量不高也往往给予通过。 (六)教师指导毕业论文的时间不宽裕、个别教师不认真。 1.教师指导毕业论文的时间不宽裕。调查结果显示,74%的毕业生曾接受指导教师的当面指导,85%的毕业生认为教师当面指导论文效果好,71%的毕业生希望教师多跟学生见面沟通。调查结果说明指导教师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不充足。主要原因是,由于高校扩招,每位教师指导的学生数量多,教师在指导毕业论文的同时还承担着繁重的课程教学任务,因此,教师平均指导每个学生的时间和精力较少,教师跟学生见面的时间少。 2.个别教师不认真指导毕业论文。调查中发现,1%的毕业生回答指导教师没有讲解毕业论文的写作方法及要求,2%的毕业生回答教师没有提出任何修改要求,1%的毕业生回答修改了一稿。调查结果说明个别教师没有认真指导毕业论文。 三、加强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与写作的对策 笔者认为,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加强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提高本科生撰写论文的能力,二是改进本科毕业论文的管理,加大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力度和监督审查力度。 (一)将科研能力的培养贯穿于本科四年的教学。 1.课程教学要注重能力的培养。改革“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引进慕课、微课、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增加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教学中强调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起主导作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促使学生在课程学习中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沟通协作能力。 2.制定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计划。高校要制定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计划,为培养本科生科研能力做一系列工作。一是给本科生设立科研导师,本科生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与科研导师接触,协助科研导师做科研方面的工作,跟随科研导师感受课题申报、调研、撰写研究报告、课题结题的整个科研过程。二是开设论文写作必修课,系统讲解选题、写开题报告、查找资料、制作调查问卷、研究方法等。三是要求学生在大学期间至少参加三次社会实践活动,学生自己选题、制定调查问卷、撰写调研报告。 (二)改进本科毕业论文的管理。 1.加强指导教师的管理。应制定指导教师管理制度,包括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条件与职责、本科毕业生分配办法、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评价办法、奖惩办法等。通过这些制度,明确哪些教师有资格指导本科毕业论文,每位教师分配多少学生,对教师的指导质量进行评价并予以奖惩,以此促使教师提高指导质量。 2.建立本科毕业论文各个工作环节的操作规程并实行全程监控。本科毕业论文包括选题、开题、指导与写作、提交与评阅、答辩与成绩评定、论文资料装订与归档等多个环节。首先,学校要对每个工作环节制定具体的操作规程,使教师和毕业生明确如何去做。其次,建立本科毕业论文全程监控制度,学校或学院对各个工作环节定期进行检查,督促教师切实负起指导责任。 3.改变论文写作和答辩时间。由于毕业生大四阶段尤其是第八学期事情很多,影响了毕业论文的写作,建议把毕业论文工作提前到大三放暑假前即第六学期期末,进行学生与指导教师的双向选择,将毕业生分配给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开始毕业论文的指导;大三暑假里,要求学生进行论文选题,与指导教师沟通后确定论文的题目;指导教师指导学生确定调查提纲或调查问卷,要求学生利用大三暑假的时间进行调研,为撰写毕业论文收集实际资料;大四开学后的一两周内,组织学生完成开题报告工作;安排毕业生撰写论文初稿,年末前提交;元旦后以及放寒假的两个月时间,毕业生和指导教师闲暇时间较多,指导教师可以利用这段时间集中精力指导毕业生完成论文的修改;第八学期开学的一两周内,完成毕业论文的答辩工作。 4.加大本科毕业论文选题的指导与审核力度。选题是本科毕业论文的基础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毕业论文的质量。首先,指导教师要加大对毕业生选题的指导,强调毕业论文选题要与所学专业挂钩,选题要针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实习单位面临的突出问题,选题要理论联系实际,不要选择纯理论研究的题目,选题的难易程度要适中,选题宜小不宜大、宜具体不宜抽象、宜限制不宜宽泛、等等。其次,学院要加大毕业论文选题的审核力度。学生选定题目后,提交给学院,学院要组织专家对毕业论文选题的新颖性、实用性、可行性、深度等方面进行评审,要求选题不当的学生重新选题。 5.优秀本科毕业论文实行首位参选制。每位教师指导的成绩最高的论文,应该是该教师指导的质量最优的论文。因此,各位教师指导的成绩最高的毕业论文拿出来参选优秀本科毕业论文,学校或学院组织教师进行盲审,这样可以确保每位教师指导的论文都有机会评优,盲审可以杜绝评优中的教师面子问题,使本科毕业论文的评优工作做到公开公正,使评选出来的优秀毕业论文真正优秀。 6.对毕业论文实行末位审核制。毕业论文末位审核制,就是每位教师指导的成绩最低的毕业论文,提交给学校或学院进行审核,学校或学院组织教师进行盲审,审核不合格的,要求学生进行修改,修改后再次审核,毕业论文审核合格后,才给学生颁发学位证和毕业证。毕业论文的末位审核制对督促毕业生认真写论文、督促指导教师认真指导、杜绝教师给“同情分”、提高毕业论文质量有积极的作用。 7.建立本科毕业论文观摩学习制度。由于教师对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能力和宽严程度的把握参差不齐,因此建议在本科毕业论文资料装订归档后,学院组织教师相互观摩学习,使教师对本科毕业论文怎么写、宽严程度如何把握达成共识。 作者简介: 鹿亚芹,女,河北农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成本会计。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式改革研究 摘 要: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式改革是本科毕业论文教学改革效果的有效途径。本文首先对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式改革背景进行研究,结合自身在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毕业论文指导实践,提出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式改革的基本思路,具体包括三个转变,即从局部静态指导到全程动态指导、从线下指导到线上线下结合指导、从普适性同质型指导到差异性个性化指导的转变,据此提出促进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式改革的措施。 关键词: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式;财经类 1 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式改革的背景 本科毕业论文是大学生综合性科学研究成果的习作,鉴于学生科研经验、科研能力、时间投入和精力投入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作为毕业论文主导者的指导教师如何实现“师傅领进门“,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在指导环节针对不同学生、不同论文类型和论文写作不同环节,充分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当前本科毕业论文教学改革效果中迫切需要关注并且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法的改革。 尽管毕业论文指导开始出现“指导提前化,指导多元化,专业交叉化,交流平台化”(李立新,田广增)发展趋势,但就目前毕业论文指导而言,总体上存在以下明显现象:从指导时间来看,现行指导方法属于短期指导;从指导方向来看,现行指导方法属于同化指导;从指导策略来看,现行指导方法属于整体指导;从指导方法的来源看,现行指导方法属于仿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指导方法;从指导结果来看,现行指导结果存在不透明的、无所谓现象。在新的高等教育发展背景和人才培养背景下,作为提升本科毕业论文教学改革效果的有效途径,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法迫切需要突破传统的“集中课堂式指导“,采取科学、合理和灵活的原则,通过多元化、动态化、差异化的指导方式,从多个角度和层面进行改革,全面推进本科毕业论文教学改革。本文将以财经类高等本科院校的经济与贸易类专业为例,对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式改革进行探索。 2 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式改革基本思路 2.1 从局部静态指导到全程动态指导 无论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式如何改革,首先需要解决是指导老师以什么样的角色进行论文指导的问题。对于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来说,如果指导教师纯粹针对毕业论文写作进行指导,尽管牵涉论文选题-选题确定-开题报告撰写-初稿写作-论文修改-定稿-论文评审-论文答辩-答辩成绩评定-论文存档等诸多环节,但是由于目标相对单一,看起来似乎不需要指导老师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但是亲自指导过本科毕业论文的老师都会发现,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过程需要指导老师以多重身份介入。本科毕业指导学生名单确认后,从选题到最终的论文答辩过程中,指导老师将会遇到所指导的学生外出找工作、参加考研或者准备出国、参加公务员考试或者面试等多方面的状况,导致纯粹的毕业论文指导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干扰,使得毕业论文指导和毕业生的升学、就业等各个环节变得不再独立,而是密切联系,如果哪一个环节没有处理好,都会直接影响到毕业论文指导过程的顺利进行。如果指导老师一意孤行,仅仅关注毕业论文,对所指导的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受到的来自就业、升学或者感情方面的压力视而不见,不仅容易引发毕业生的抵触情绪进而出现不合作行为,而且不利于毕业论文指导工作的开展和整个毕业论文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能否顺利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导老师能否认识到其在毕业论文指导中的角色定位。 本文认为,在本科论文指导过程中,论文指导老师不仅要充分发挥论文写作活动的支架作用当好引导者,而且要当好学生实习过程、找工作或者升学过程中的关注者、倾听者和支持者,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走入毕业生的内心世界,理解毕业生遇到的各方面的困难和干扰,从而说服毕业生克服各种困难投入到毕业论文写作中来。简而言之,在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改革中,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老师要从局部静态指导向全局动态指导转变,从纯粹的论文指导老师向毕业生的引导者、关注者、倾听者和支持者转变。 2.2 从线下指导到线上线下结合指导 从财经类高等院校的安排来看,在大四第一学期,由于学生都在校,指导教师能就毕业论文选题、开题报告等环节给毕业生进行当面指导。但是,在大四第二学期,尤其是在五一劳动节之前这段时间,毕业生都在外实习、找工作、准备硕士研究生或者公务员等的面试和复试,在这段时间里指导教师和学生基本上没有面对面相互交流的机会。而这将近4个月的时间对于毕业论文写作来说非常宝贵。为了提高本科毕业论文教学改革质量,许多学校开发应用了毕业论文教学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对毕业论文选题、评阅、成绩登录、论文格式规范化等方面作用明显,但多数实时沟通交流等指导功能相对弱化,甚至没有。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达,尤其是包括腾讯、飞信、微信等即时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毕业论文指导方式开始多元化,面对面单独指导、面对面集体指导、电话或短信指导、电子邮件指导、QQ网络平台指导、社会调查实地指导、指导小组指导等方式逐步进入本科毕业论文指导。从我校具体实践的调查结果显示,论文指导主要通过面对面、电子邮件、电话或短信方式进行,分别占39.78%、41.22%和13.98%,从中可以看出,电子邮件是论文指导中主要的指导方式。由于电子邮件更多是针对个人,因此不能保证指导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有效互动,尤其是学生不在校期间毕业论文中出现的问题无法得到即时有效沟通。由此可见,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迫切需要一个平台,实现指导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线上线下互动交流。QQ群具有群共享、群邮件、群BBS等基本组件(杨靖等,2012),为推动本科论文指导方式从传统的线下指导向线上线下结合指导转变提供了方便。 基于QQ群的即时性、便捷性和互动性,本人从2010年开始,建立了旨在针对本科毕业论文撰写的QQ群,在2010-2012年两届中共有26名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通过QQ群的毕业论文指导获得了相应的帮助并且顺利毕业。本人的一般做法是:确定指导学生名单后,召开见面会,告知学生QQ群号,让学生全部实名制加入并且在群名片中标出自己的级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本人组建的本科毕业论文群中,既包括本人指导过的已经毕业的学生,也有正在指导的学生,这样应届毕业生不仅可以和指导老师就毕业论文进行交流,同时也可以针对毕业论文中出现的问题以及考研或者找工作等其他问题从往届毕业的学哥学姐那里获得帮助。当然,从本人的指导实践来看,尽管QQ群的确在论文指导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面对面指导不容忽视,特别是在开题报告撰写、初稿写作、基本观点形成以及论文修改等环节必须面对面交流,这样不仅能确保论文撰写质量、把握好论文撰写进度,而且能够有效提高指导效率,实现良好师生关系的构建。 2.3 从普适性同质型指导到差异性个性化指导 在本科毕业论文指导中,如果指导老师已经实现了其角色转变,同时能够实现线上线下互动指导,接下来要回答的就是指导老师如何指导的问题,这牵涉到指导方式的变化。本文认为,对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应该因材施教,释放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中的主观能动性,从普适性同质型指导向差异性个性化指导方式转变是关键。具体来说,在毕业论文指导名单确认后,指导老师首先需要了解毕业生的主要去向,是考硕士研究生(国内和国外)还是直接就业,对于直接就业的同学了解哪些同学有考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的基本想法,哪些有进入企业工作的意愿等等,对这些情况指导老师都需要摸清楚。在摸清楚学生基本去向的基础上,结合学生的兴趣点,从其长远发展来对学生毕业论文选题进行指导。比如对于有意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同学,我们在毕业选题上相对来说应该更注重学生理论基础的夯实,更注重学生学术能力培养,而对于直接就业的同学来说,偏向于鼓励同学们以家乡或者工作所在地的经济发展、产业转型等作为毕业论文选题,这样不仅能将学生的实习经历或者求职经历与毕业论文相结合,而且能够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需要注意的是,差异性个性化指导并不代表什么事情都为学生包办。针对毕业论文文档的操作,本人曾经对毕业生进行集中指导,比如目录的自动生成、图的制作等等,但是对于不同论文选题的同学针对文中数据以及参考文献获取的问题,应当告诉学生相应的获取途径,但不会将其直接提供给学生。也就是说,指导老师在指导过程中一定要明确哪些是可以为哪些是不可以为的。简而言之,本文认为,在指导本科毕业生论文中,无论学生遇到什么问题,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学生去思考,但是我们不能代替学生去思考,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授人以渔。 3 推进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式改革的具体措施 3.1 改革本科毕业论文指导的考核方式 要积极推进本科毕业论文改革,离不开高校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的积极参与。要实现本科指导论文老师角色的转变,从单一的引导者向多重角色转变,迫切需要对本科毕业论文指导的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具体来说,不能单纯以面对面指导的次数作为衡量指导老师是否对本科毕业论文进行指导的依据。具体来说,本科毕业论文指导中指导老师是否发挥了相应的作用,可以让所指导的学生来进行评价,看是不是在学生需要指导的时候获得了指导老师即时性、实质性的指导或帮助。我们调查发现,对毕业论文最需要教师指导的环节,回答论文选题占10.71%、论文资料收集占15.35%、论文提纲和结构占25.66%、论文思想和观点占20.00%、如何论证(理论与方法)占18.18%、论文规范占10.10%,这表明学生要求指导是全方位的,涉及到毕业论文的每一个环节。财经类院校的教学管理部门可以通过组织毕业生座谈会和问卷调查等方式,对指导老师的指导过程进行全面、客观的考核,加强监督和管理。 3.2 加强对本科毕业论文指导的投入 本科毕业论文改革指导方式的改革离不开毕业论文指导老师能力的提升。从高校现有指导教师的年龄和职称结构来看,主要以青年教师为主,职称上主要以副教授和讲师为主。对于刚刚开始指导毕业论文的年轻教师来说,他们不仅缺乏指导经验,缺乏给学生进行面对面指导的场所,而且缺乏和其他指导老师沟通、交流的平台。因此,高等院校可以在毕业论文指导名单下达之前,组织学校经验丰富而且指导效果突出的资深教师对新的指导老师进行系统培训。同时在各个系部建立相应的针对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QQ群,供所有的指导老师进行交流,实现指导方法等方面的资源共享。除此以外,高等院校可以综合考虑学校实际情况,提高单个学生指导论文的课时工作量,从本质上提高本科论文指导老师参与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式改革的积极性。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论提高财经院校统计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 【摘要】 统计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有着与其他学科显著不同的特点,本文从专业性、实践性、创新性出发,剖析毕业论文质量下降的现状及成因,为进一步提高毕业论文教学质量提出了正确树立教学理念、实行毕业论文导师制、严格规范管理等措施。 【关键词】 财经院校统计专业毕业论文创新能力 统计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通常是在统计理论教学结束后,安排在第8学期的实践教学环节过程,计6学分。毕业论文从确立选题到搜集文献资料,从开题研究、分析论证到论文撰写,都需要高度专注、潜心思考,是所有教学活动中,学生独立性、积极性、主动性最强的环节,是学生大学期间专业综合能力最集中的体现。 一、从统计学专业特色看统计专业毕业论文的特点 统计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具有经济学和数学知识,系统掌握统计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熟练使用现代统计软件处理分析数据,理论和实践综合业务素质兼备,具有创新精神,能够在政府机关、经济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从事社会经济调查、信息管理与咨询、数量分析与预测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财经院校统计专业的特色是依托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将统计学理论和方法与经济学、管理学和现代信息技术交叉融合,注重产、学、研结合,重视社会实践环节,着重提高学生独立组织统计调研活动及运用统计学理论与方法分析解决某一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统计学专业毕业论文与其他各类理科论文及经济学论文相比,有其鲜明的特点:专业性、统计实践性、科学创新性。 二、统计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现状及成因 1、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现状 毕业论文的质量直接影响培养学生的质量,然而近几年来毕业论文质量有明显下滑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论文缺乏创新性。创新是要求学生通过统计专业理论与方法的学习和积累,很好地将统计理论和方法与其他实质性学科相结合,创造性地加以应用。虽然绝大部分同学在论文中进行了一些文献的综述,或将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阐述,但也只是进行简单地罗列,而大部分论述也只是根据书本或文献资料,进行简单地重复。尽管一些同学阅读了一定量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思考和分析,但所写的论文不能很好地结合文献综述内容,阐明自己的写作观点、写作目的,在论点、方法上鲜有创新。 (2)论文数据来源单一,参考资料不充分。本科毕业论文要求学生结合第八学期的社会实践或参加各种类型的统计实践活动去完成。但多数学生没有认真进行社会实践,只满足于年鉴、网络等一些工具资料,闭门造车。撰写的毕业论文要么内容空洞,缺乏说服力,要么也只是参考他人的文章,置换新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出不同的结果,根本谈不上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在查阅参考资料时,多数同学都能阅读一定数量的中文文献,但外文资料几乎没有看过,随便从网络下载一些外文资料,列示在附后的参考文献中,以应付学校对外文文献阅读量的要求。 (3)专业功底不深。学生论文答辩是就学生论文写作有关的内容,主要涉及论文选题原因、研究价值、主要内容和观点以及创新点进行考察,同时还要考核学生与论文密切相关的知识点的掌握情况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答辩组教师就论文中有关问题向答辩同学提问,而具体体现在答辩中的一些情况是,真正落实答辩的为数不多,一些同学只就自己的论文做简要的陈述和说明,基本上是有答无辩,更有个别同学对一些统计理论和方法掌握得不够准确和透彻,有些理论回答模棱两可,而对于有些统计方法的适用条件,也是模糊不清,导致方法的误用和滥用。 (4)管理松懈。学生开题现为第七学期末,照理来说,论文已经布置,学生就应着手开始撰写,但学生不是将毕业实习与撰写论文同步进行,而是忙于找工作、考研,加上一部分学生在家就近分散实习,学校难以对毕业生实施有效的管理;另一方面,指导教师与学生见面的机会较少,只能通过网络与其进行简单沟通,因此对毕业生撰写论文缺少必要的指导,加上有些指导教师知识结构老化、科研能力差,对指导学生论文不够得力。 2、影响和制约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提高的成因分析 (1)学生本身对毕业论文重视不够,写作态度不够认真。目前,学生毕业后就业实行双向选择,有的毕业生在完成毕业论文之前,就已经考研;有的已落实了工作单位;有的毕业生忙于各类招聘考试,或奔走于就业单位的应聘,无心在撰写毕业论文上花费更多的时间。还有部分学生认为毕业论文成绩对就业没有直接影响,因此根本没有按照学校的要求和开题报告中拟定的写作进度撰写,而是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在临近答辩前一个月,东拼西揍、甚至抄袭等,匆匆应付了事,根本谈不上提高论文质量。 (2)有些教师在指导毕业论文的过程中责任心不强,存在放任自流的现象。在学生写作过程中,指导教师对学生要求不严,交流时间少,见面时间短,缺乏定期交流与审阅制度,甚至有的老师对学生的写作不管不问,任其“自由发展”。 (3)毕业论文撰写过程时间短,质量难以保证。虽然论文在第七学期末就已经布置,但学生要实习、找工作、准备各种考试,毕业论文的实际撰写时间也只有五至六周左右的时间,而且与多数学生毕业找工作同步,这势必导致论文的“拼揍”、“掺水”现象严重,质量下滑。 (4)学生的科研和写作能力欠缺,专业训练不足是制约论文质量提高的重要因素。传统教学方法导致学生完成论文的能力不足,毕业论文质量不高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教学方法注重课堂教学,以老师为主体的课堂教学占主导地位。平时任课老师布置学生撰写小论文,或就某一问题撰写文献综述,学生也只是东拼西凑或抄袭,敷衍了事,根本起不到训练的目的,更谈不上能力的提高。学生只会学习课本知识,只会让老师牵着走,一旦放开就无从下手。学生缺乏前期的科研和论文写作能力的训练成为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瓶颈。 三、提升统计专业本科毕业生论文质量的建议和对策 加强管理,凸显专业特色,全面提高统计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是需要由教师和学生、院方和校方、教学单位和管理部门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1、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充分认识毕业论文在统计教学中的重要性 高校必须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把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德、智、体、能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做为统计教育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时机就是毕业论文教学环节。因此,教学单位除了建立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外,还要定期召开座谈会,讨论和总结学生撰写论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积极引导学生,使学生对毕业论文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只有解决了认识问题,增强双方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学校、老师和学生才会重视毕业论文,才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确保毕业论文的质量。 2、积极探索毕业论文指导工作的新模式 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单位对统计人才需求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发展后劲。学校有统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等专业实践基地,学生实习时可利用实习单位的统计资源,在实习单位的科研力量与学校指导教师联合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这不仅能加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适应社会发展对统计人才的要求,也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就业平台。 3、实行毕业论文导师制,是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重要手段 文成于思,思基于学。论文的选题、写作是一个阅读和反复思考的过程。只有大量阅读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文献,了解本学科前沿理论,在阅读中得到启发,在学习中不断思考,在阅读和思考的多次反复中才能确定论文选题并加以完成,这样的毕业论文才会有新意、有价值,而这一过程对我国高校本科生来说几乎是空白。为弥补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提高本科生科研能力和论文写作能力,确保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笔者建议对本科生实施集社会实践、社会调研及毕业论文撰写为一体的导师制度。从大二学期末就指派导师,根据专业特点和研究方向一致性原则,组建以导师为优秀的包括大三、大四学生在内的调研小组。导师的责任是参与、指导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和实践报告的撰写;为学生指定阅读课程之外相关专业的报刊书目,与学生互动交流,及时解决学生在阅读中遇到的问题;让学生参与导师所研究课题的调查、资料搜集、信息分类、加工整理等工作,并训练学生撰写专题文献综述、小论文;指导学生进行实际实验或社会调研,收集、整理原始数据和资料;指导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的写作。 4、加强对学生专业论文写作的训练,进行毕业论文的创新改革 开设毕业论文写作课,从选题、收集资料、确定论点、布局谋篇,语言表达等各个环节对学生进行指导,使之掌握基本的写作规范。统计专业学生在大二、大三开始,就有统计专业课程论文和社会调查报告的撰写,通过这一过程锻炼学生运用统计专业知识和统计思维方法写作统计学术论文的能力,为撰写毕业论文打下基础。通过这一环节,可以鼓励学生从大四开始,在教师的指导下,结合当前经济形势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统计工作的实际,撰写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对实际部门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并可将质量上乘的在统计专业期刊上。如果公开两篇或两篇以上,可免修学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大大增强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为走向社会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5、加强毕业论文的过程控制,严格规范管理 几乎每个高校都有学生论文选题、开题报告、安排指导教师、论文格式、撰写实习报告、论文中期检查、答辩、成绩评定等具体工作布署、具体要求、完整规范的质量管理和检查评估系统,关键是要规范指导教师的指导责任和管理部门的管理责任。对于指导教师而言,要以严谨科学的工作态度,对学生论文中的所有数据资料和文字资料进行认真核查,对文中计算结果要验算,保证论文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把握好学生论文的初期、中期阶段的检查和定稿的质量关。对于管理部门而言,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应配合教学部门,对学生毕业论文的过程进行监督与检查,既要对学生检查,也要对指导教师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为毕业论文工作有序正常地进行,为各项制度与措施的贯彻执行提供保障。另外,还应重视论文答辩这一环节,这样有肋于提高学生对论文的重视程度,鉴别论文自我撰写的真实程度,提高其表达能力。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财经类应用性本科院校学评教指标体系的构建 摘要:随着社会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对财经类应用型人才需求不断增加,财经类应用型高校的学评教系统需要不断完善,以此更好地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的财经类应用型人才。本文主要通过了解学评教指标的背景及现状和深入分析现在学生使用的指标体系的方式,完善财经类应用性本科院校学评教指标体系,以此来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培养出更多符合社会发展和需求的财经类应用型人才。 关键词:财经类;应用型;学评教 随着当今社会对财经类应用型人才需求的增加,对此类人才的培养也越来越重要。如何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确保人才质量成为关键,而学生评教可以从学生的角度对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进行全方位的评价。通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学生评教制度已经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根据众多研究者对学评教指标体系的关注来看,学评教指标体系已经成了国内外高校不可或缺的教学管理手段,在教学评估领域已占有一席之地。 本次研究创造性地从学生角度出发,学生是教学的对象,是教师教学的直接感受者和收益者,对课堂教学质量最有发言权。通过调研他们对现有的学评教指标体系的意见、建议, 还在借鉴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形成学评教指标体系并突出财经类应用型本科的特点。最后通过学评教系统的检验进一步改善指标体系。 基于学生对现有的学评教指标体系的反馈,我们得出构建体系应遵循的原则,包括一致性原则、独立性原则、可测性原则、可接受性原则、完备性原则等,旨在系统内的各项具体指标与目标保持一致且同一层次的各项相互保持独立。运用可行的指标和现有的工具测量出评教结果,让其全面、系统地反映出对学评教指标体系的数量和质量要求。 财经类应用型院校的人才不仅要求具备研究型人才的思维还要求具备技能型人才的动手能力,对这类学校学评教指标体系具体内容的选择时,评教重点的内容除了教师的教学态度,学识水平,个人品质,课堂组织等指标外,还需体现对实践性较强的科目的覆盖及检测,当然还需关注课堂内容是否符合财经类本科的发展需求,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视程度等。 本课题调查中,首先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结合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特点,分析财经类高校学生评教指标体设置情况,并进行相互对比,通过分析现阶段财经类高校学生评教指标体系中存在的缺陷,找到有助于改进和完善的经验及启示,最终去掉一些明显重复及不具有操作性的指标,得到关于学生评教的初选指标。然后将初选指标制定成调查问卷,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财经类应用型高校中的教师和学生发放,得出学评教体系的最终指标。最后将已经确立好的学生评教指标体系制定成调查问卷,通过直接发放,直接回收的形式进行调查,以便保证回收问卷的有效性。此外,在本次学评教系统的设置上还遵循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原则,除了相对简单客观的定量考核外,还要对定性的考核内容进行简洁概括,从本质上反映出教师的教学质量,但鉴于定性考核主观性较大,因此可将两者结合,这样既科学又易于操作,使两者相辅相成。 本次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指标体系进行全面的检验,其中包括作为教学的对象教师,教学的直接感受者和受益者是学生,具有较强相似性的同行,以及对教学质量进行监督的教学督导人员和本部门领导等,通过综合不同对象的评价结果,增加了研究结果准确性。 经过对调查问卷的分析与统计,本项目结合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评教指标体系的特点与现有评教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应缩减目前学生评教指标体系题目设置数量,增强学生评教的反馈效果。学生倾向的评教指标体系的设置数目介于20-25个之间,占总调查比例的67%。而目前我校学生评教指标体系设置数目为45个,题目设置偏多,学生评教时间较长,耐力下降进而影响了评教结果的真实性。 在现有的学生评教指标体系中应增加对实践性较强科目的设置。92.5%的受访学生希望参与到实践性较强的相关科目的评教活动中。作为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学校的课程应注重理论结合实际,锻炼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在评教系统中设置相关选项可以及时对教师的教学效果进行检测,更有利于把握教学方向及相关课程设置。因此,目前的学生评教指标系统应就此方面加以完善。 在评教内容方面应有所侧重,细化学生较关注题目的设置。在对评教内容的关注度方面,学生较为注重对教学态度严谨程度、课堂组织和进度安排及课程对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视程度等相关题目。其中,对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视程度所占比例为67.02%,课堂组织进度安排和教学态度的严谨程度分别占到61.7%和76.6%,加强这些热点问题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学生对评教的重视程度,使教师得到及时有效的信息反馈。 通过以上调研结果和借鉴相关文献资料,最终建立了符合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学评教指标的体系,此体系可以对教师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有利于调动教师教学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还丰富了高校评教理论体系,促进高校教学改革与发展。而且,该体系构建的成功实施,也可作为成果向其他学校推广,使其他财经类应用型本科学评教体系的构建也得以优化,从而培养出适合于21世纪的高素质人才。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实验教学创新策略 摘要:实验教学对于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深入分析了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教学的困境,在此基础上,对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教学的创新策略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实验教学;教学方法;教学效果 在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实验教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关系到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进而会影响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由于在办学历史、硬件建设与师资队伍方面存在一定的异质性,不同类型高校实验教学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对于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而言,受硬件建设水平以及实验课程教学团队建设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实验课程的教学水平相对较低,实验教学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方面的作用没有达到充分的发挥,其实验教学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本文以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实验教学为研究对象,对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教学面临的困境及创新策略进行深入探讨,以为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如何进一步提升实验教学水平提供借鉴与参考。 1 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教学的目标 众所周知,财经类专业应用性很强,实践能力是财经类高校毕业生优秀职业能力中最为重要的构成部分,作为应用经济学下的所属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亦不例外。对于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而言,实验教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开展国际商务活动的能力,通过仿真环境,加深学生对《国际贸易实务》、《外贸英语函电》以及《海关实务》等实践性课程中的理论知识的理解,做到学以致用。在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实验教学与课堂理论教学具有显著的互补性,实验教学是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动手操作能力的助推器。也就是说,通过实验教学,应使得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深刻了解各项国际商务活动的主要环节和工作技巧,为参与毕业前实习和入职提供支持。具体而言,通过开展实验教学应使得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熟练掌握《201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以及《托收统一规则》等国际惯例,初步具备开展函电撰写、报价核算、托运订舱、进出口货物投保、国际货款结算等能力,以为其优秀职业能力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基础。 2 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教学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尽管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对实验教学日益重视,但是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依旧面临着一些急需解决的困境。 2.1 实验课程在课程体系中的定位不够清晰 实验教学是培养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这一点在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已形成共识,但是最终能否实现这一目标与实验课程在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定位紧密相关。目前,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实验课程与其他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实验教学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就业竞争力的作用机制缺乏充分的认识。这使得,实验课程在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中缺乏科学的定位或定位不够清晰,进而影响了实验课程的开设效果。 2.2 实验教学的资源投入有限 受办学条件的限制,目前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实验教学资源投入的强度相对较小。这主要表现为:首先,实验教学的硬件不够完善。与传统的课堂理论教学不同,经管类高校的实验教学通常需要计算机、服务器以及机房等硬件的支撑,而受到办学资源的制约,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专门实验室通常较少,并且实验教学中采用的软件的类型和数量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课程教学效果的提升。此外,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由于实践类课程的师资较为短缺,大多数教师不具备从业经历,对最新实践活动缺乏深刻认识,实验课程教学团队的建设水平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实验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其已成为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教学中的一个“短板”。 2.3 实验课程教学中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足 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而言,实验教学对其专业实践能力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实验教学是促进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的有效渠道。但是,另一方面,从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教学的现实情况来看,由于一些实验课程安排在毕业前夕,学生学习动机弱化,学习热情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消退,这使得,一些学生对实验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参与实验教学的热情有限,并且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往往只是满足于完成基本实验任务,很少对实验任务背后的专业知识进行系统梳理和进一步挖掘,从而使得一些学生对专业实践活动的理解不够系统、深入,难以形成全面的实践创新能力。 2.4 实验课程的教学效果缺乏完善的评估机制 与传统的课堂教学不同,实验教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不仅涉及到专业知识的讲解与实验过程的演示,其往往需要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充分互动与沟通,其效果通常难以直观观察,只有通过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才能对实验教学的完成情况进行客观的评价。目前,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实验教学的管理基本上是通过系部完成,实验课程教学效果的评估机制缺乏或不够完善。这使得,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往往难以发现教学中的不足,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艺术在实验教学中一成不变。显然,这不利于实验课程教学水平的持续提升和实验课程的教学团队建设。 3 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教学的创新策略 对于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而言,实验课程的教学水平是其人才培养质量和毕业生优秀职业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提高实验课程的教学水平对于促进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结合上文分析,笔者认为,关于如何进一步强化实验教学,破除实验教学困境,未来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3.1 科学定位实验课程的地位,不断优化实验课程的教学内容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对实验课程进行科学定位,高度重视实验教学在外向型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在总学时一定的情况下,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合理确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课程的学时,并注意不同实验课程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应积极构建各种渠道,不断加强与涉外型企业和单位的沟通与交流,及时了解和掌握用人单位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优秀职业能力的要求及其变化,并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往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进行及时跟踪和整理,了解实验教学在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和存在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对实验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不断调整和完善,力求实验课程教学内容的系统性与新颖性。 3.2 逐步增加实验教学的资源投入 未来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应进一步优化教学资源的投入结构,逐步加大实验教学的资源投入,提升实验教学的硬件和软件建设水平,加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实验室建设。另外,应注重实验课程教学团队的建设,不断提升实验课程教学团队的建设水平,保证各门实验课程均能拥有一支高效、稳定的教学团队,以充分利用实验教学的资源,为实验课程的有效开设提供坚实保障。 3.3 完善实验课程的教学方法,强化实验教学的过程管理 当前,在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实验教学过程中,大多数教师的教学方法较为单一,难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热情。鉴于此,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课程的授课教师应结合课程特点和实验软件的特点,科学选择实验课程的教学方法,并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和探索,逐步改进和完善实验教学方法。另外,实验课程的教学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实际参与程度和实验完成质量,因此,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应加强对教学过程的管理,积极探寻有效措施,促进学生切实高质量完成各项实验任务,同时应要求学生对实验过程中的细节和易出错地方进行及时总结和归纳,以切实保证每次实验教学的教学目标不折不扣地实现,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供保障。 3.4 构建有效的实验课程教学效果评估机制 构建完善、有效的实验课程教学效果评估机制对于提升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课程的教学质量具有积极意义。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可通过构建内部评估体系与外部评估体系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课程的教学效果进行客观评价。具体而言,一方面通过校内学生评价、同行评价对实验课程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估,另一方面,应积极邀请校外实践领域的专家和从业人员对实验课程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并赋予二者不同的权重,得出实验课程教学效果的总体评价结果。最终,通过依托校内与校外双重评估体系,推动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课程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财经类院校高年级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摘 要:面对人才需求的日益多元化,财经类院校如何培养出满足这一需求的创新型和高层次人才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分析加强高年级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的意义,接着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进而以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为例,从完善本科生导师制、以经济学部级特色专业建设为契机、依托大学生科研项目等方面探讨如何提升高年级本科生科研创新的能力。 关键词:财经类院校;高年级本科生;科研能力 引言 当前,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也逐渐转向多元化。用人单位选人的标准不仅仅是衡量学生学习成绩,更注重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即实践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对于财经类院校而言,培养本科生尤其是高年级本科生的科研能力、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是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学过程中重要环节,更是时时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关键举措。财经类院校相对于工科院校而言,实验课内容较少,动手机会少,更应注重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以更好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 本科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而那些具备创新思维和科研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提升的关键(乐娟和任正德,2012),也是社会不断发展的驱动力。学术界对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问题的关注已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一是从导师制角度进行研究。王根顺和王辉(2008)坚持精英教育理念不动摇、改革教学计划、全面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努力实现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有效互动、推行“‘2+1+2’+X”本―硕―博连读的新型培养模式等。施秀剑等(2012)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导师指导学生的方式主要有小组会议、个别谈话和电话或短信几种方式,这些方式有助于了解学生情况,指导的针对性更强。马龙海和蓝宝江(2012)则从教师角度研究如何培养本科生科研能力,他们认为大学教师应激发本科生好奇心,促使其主动学习;引导本科生专注于研究主题,阅读相关高质量文献,积极开展创造性活动,提升其创造力。二是从发挥科研平台作用角度进行研究。王巨克等(2012)就如何利用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培养本科生科研能力进行了探讨。杜鹃和刘良民(2011)也认为应积极利用大学科研平台,创新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模式,提升其科研能力。三是从其他方式展开研究。唐洋等(2013)将差异化战略引入本科生人才培养计划中,通过差异化人才培养提高本科生的科研与实践能力。王继夏和杨洞晓(2013)则对低年级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从学生自身、课堂教学、学校、社会等四个方面提出加强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途径。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对高年级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问题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将结合导师制、大学生科研创新基金、国家特色专业、产学研合作机制等有利条件,以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为例,对财经类院校高年级本科生科研培养问题进行研究。 一、高年级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模式的创新意义 当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高校如何培养出符合这一要求的人才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高校要培养出真正能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的高素质、实用型、创新型人才,必须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彻底改变本科生尤其是财经类本科生上课记笔记、作业抄笔记、考试背笔记等传统的学习方式,以及高年级本科生就业能力培养为主、专业知识学习为辅的教学模式,全面提高本科生尤其是高年级本科生的科研能力。因此,对高年级财经类院校科研能力培养模式进行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学生而言,学校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其科研能力的现实意义体现在:一是通过本专业老师开设的系列科研讲座以及研究专题课程,让高年级学生逐渐熟悉科学研究的特点、方法,进而培养其查找资料、发现问题的能力。二是通过建立科研团队申报大学生科研项目或暑期实践计划等,大学生可以更深入接触社会,更好地将课堂知识与社会现实有机结合起来,激发和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热情,锻炼其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以及独立开展工作能力,有利于更好地适应社会。三是借助于本科导师所主持的科研项目,通过让一部分专业基础较扎实的高年级学生参与课题调研、数据搜集、整理和分析等工作,为高年级本科生提供了一个参与科研实践的平台,提高了其将课堂所学知识运用于科学研究的能力,也有利于高年级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为学生毕业论文的顺利完成以及将来就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对于学校而言,其意义体现在:一是本科生指导教师带领学生从事科研工作,在为教师和学校完成科研任务、取得较高科研成果的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学校培养了更多的优秀人才。二是高年级本科生参与课题研究工作,有利于课题研究的顺利开展以及课题的最终结题,也有助于课题主持人腾出更多时间更好地从事教学工作,从而提高学校教学质量。三是培养高年级本科生的科研能力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科研热情,为进一步进入本校及其他院校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四是通过对高年级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可以及时发现学生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的不足,从而为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教学的改革提供参考,推进本科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二、高年级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一)高年级本科生专业知识素养不足,科研能力较低 专业理论知识的扎实与否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必备条件,而宽广的知识面是开展科研活动的外在条件。由于高年级本科生在入学的前两年主要忙于基础课程和公共课程学习,未经过系统的专业知识的培养,对本专业知识理解不深。加之高年级本科生未经过系统和长时间的文献阅读,难以掌握国内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动态及最新发展,导致专业知识面较为狭窄,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差,缺乏明确清晰的研究思路,科研能力普遍较低。 (二)高年级本科生科研机会和训练机会少 因社会经济发展对校园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加之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形式灵活多样,可将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作为毕业设计,因此,高年级本科生具有很高的从事科研的积极性,公开的想法较为强烈。但由于缺乏对高年级本科生行之有效的科研训练指导的机会,进而阻碍了他们科研能力的提升,原因主要有:一是高等院校没有高度重视高年级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过于注重对高年级本科生就业能力的培养,而缺乏对高年级学生科研能力培养的完整计划,不利于学生调动学生参与科研的热情。二是财经类高校的教师评定制度不利于学生获得足够的科研指导。因为学生对高校教师的评教仅注重教师的授课水平,对其指导学生科研能力的投入为充分考虑,使部分教师指导学生从事论文写作等科研活动的激励降低。再者,从学校层面讲,对高年级学生从事科研活动的支持力度较弱,设立的项目较少,竞争过于激烈。除了大学生创新基金之外,高年级学生能够参与的科研项目少之又少,而对于研究生的科研指导和社会实践活动则较多。 (三)传统教学模式阻碍了学生科研能力的提升 部分高校包括财经类院校的教学模式依然采取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教学方法单一死板,未考虑将授课内容与学生的接受能力与兴趣爱好等有机结合,未给学生独立思考的空间。尤其是对于专业课的学习,很多老师采取的是照本宣科的授课方式,未能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程教学中,学生缺少自主学习的空间,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创新性,使学生对专业课知识的学习积极性降低,难以提高学生利用专业知识提升科研能力。 (四)现行就业环境不利于培养本科生科研能力 面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的日益加大,部分高校为缓解学生就业压力,偏离了大学教育的本源,而采取了以提高学生就业能力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人为割裂了科研与就业的关系。同时,学校的对就业的过度重视使大学生产生了上大学就是为了找到好工作的错误思想,上大学伊始便开始四处寻找实习机会或兼职,影响了基础和专业课程的学习,不利于科研能力的提高。 三、多元化需求下财经类院校高年级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的实践探索 (一)完善本科生导师制,积极发挥导师在提升学生科研能力中的作用 本科生导师是指本科生学习的指导者,从专业、学业等角度指导学习,侧重于学术指导,要指导学生毕业论文设计和实习辅导等,当然也负有育人功能,在生活上也应积极关心学生,帮助其更快成长。但是,很多情况下,由于导师忙于自身学业或教学等工作,对学生疏于指导。鉴于导师制的不足,本文认为导师制应从当前的单向选择逐渐过渡为双向选择,实行类似于挂牌选课的模式。具体做法为:由学院教授委员会甄别确认教师的指导资格,公布符合指导条件的教师名单,公开指导教师的个人学历背景、研究方向、科研成果、指导人数、参与的社会活动等;接着,由学生根据自己研究爱好进行选择,进而提出申请,并报请学院批准。当申请学生超过导师有指导名额,则调剂到其他导师名下。 导师的选择时间可以从大二开始,因为此时学生具有了一定专业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握自己的学习兴趣和研究目的。双向选择结束之后,导师可以指导学生进行文献阅读。等其到高年级阶段,则根据学生基础挑选部分学生参与课题研究,如数据的搜集和计量分析等,在实践中锻炼学生的分析问题和创新能力,提高其逻辑思维能力。在此基础上,导师可以鼓励学生进行学术论文写作,并挑选优秀者参加学术交流会议,进一步提高学生科研能力,扩大视野,为毕业设计和就业做好准备。 (二)紧紧抓住经济学部级特色专业建设有利时机,加强高年级学生科研能力培养 以经济学部级特色专业建设为契机,提高高年级本科生科研能力,努力培养具有观察经济现象、调查经济问题、分析经济现象和研究经济热点能力的创新型、高层次经济学专门人才。一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强化教师培训和外出进修,不断优化经济学专业教师的知识结构,提高教学质量,逐步形成一流的教学团队。二是鼓励教师根据教育目标积极开展针对性强的教学研究,整合科研力量,突出公司经济这一特色。通过跟兄弟院校交流考察调研等途径,扩大教师的对外交流,以利于更好把握经济学发展方向及学术前言;同时,整合科研力量,建立中青年教师定期交流机制,取长补短,也可以适当吸引一批有一定科研基础的高年级学生参加,争取建立一支在省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科研团队。三是努力推出一批面向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主的科研项目,以经济学院科研团队为引领,以更好地运用经济学理论提升能力和拓宽视野为宗旨,强化高年级学生科研能力培养,提高其应用经济学理论知识解读经济现象、研究经济热点的综合能力。 (三)积极利用科研创新基金等项目,加强高年级学生科研能力训练 为了更好地借助大学生科研创新基金这一宝贵资源促进学生科研能力的提高,在学校科研部门对创新基金进行管理的同时,学院也应加强对基金项目的支持力度和监管力度等,调动导师与学生参与科研的积极性。一是对于参与了学生项目研究的学生和指导教师,可以在学生奖学金、教师职称、优秀教师、优秀工作者等评定时给予一定倾斜。二是对于获得大学生创新基金和暑期实践计划等项目的学生,除了学校给予的经费之外,学院可追加一定的配套经费,保证课题研究工作的正常开展,争取产生更多优秀成果。此外,学院也可以与企业联合设立学院高年级本科生科学研究课题,鼓励更多高年级本科生参与科研活动。 (四)利用产学研合作平台指导高年级学生开展科研活动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学历层次合理,科研实力较为雄厚,是进行产学研合作的上佳平台。其中,经济学专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密切,学院领导和老师也一直致力于营造学生科研氛围,有助于我们发挥学院自身优势与企业联合培养学生,指导高年级学生进行科研活动。具体而言,可以依托产学研项目,实行教师推荐和学生自荐的方式进行校企合作,为高年级学生创造科学研究的途径,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巩固和发展学院与地方企业的合作,进一步推进学院的社会服务工作。 结论 创新型、高层次人才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强盛不衰的持久动力,而高等财经类院校又是培养这一类人才的重要阵地。只有大力加强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着力提升本科生尤其是高年级本科生的科研与创新能力,才能让其更好地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满足中国经济转型的需要,从而在未来日益激烈的就业竞争中获得更多主动,才能为进一步的深造奠定坚实基础。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云南应用型本科高校财经类学生就业情况调查分析 摘要:财经类专业目前是云南应用型本科高校最热门的专业之一,随着报考人数的不断增加,一系列的问题就暴露出来。本文以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为例,通过对部分财经类专业近几年的就业数据的调查和统计,分析影响大学生就业难的学校方面的问题,从高校教育教学的角度提出了促进就业能力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云南高校 财经专业 就业分析 0 引言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每年有大量高校毕业生步入社会。在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双重压力下,大学生就业问题突出,这个问题是否能解决关系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目前财经专业是云南应用型本科高校最热门的专业之一,随着报考人数的不断增加,一系列的问题,如学生就业竞争压力大、专业对口就业难就暴露出来。通过对云南应用型高校财经类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探讨影响毕业生就业的因素,为高校进一步优化专业设置,改进教育教学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高就业竞争力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云南应用型高校财经“热”的现状 1.1 云南高校财会类专业的报考人数呈上升趋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财务管理的规范化,社会上各种企事业单位对财经类专业的需求也会大大增加,财经类专业已成为各高校中的一个热门专业。云南各大高校报考财经类专业的人数也是急剧增加。以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为例,该校从2001办学至今,招收的会计和财务管理专业学生人数不断增长,是报考人数最多的,云南省其他高校几乎也是如此。 1.2 会计专业证书报考人数急剧增加 随着财经类专业报考人数的增加,就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为了增加自己的竞争力,大多数学生都会选择考取一些财会方面的证书。比如会计行业最基本的会计从业资格证,助理会计师,银行从业资格证等各类经济学证书。比如云南省2010年报名参加会计考试的人数约有11.6万人,2011年报名参加会计考试的人数约有21.3万人,2012年报名参加会计考试的人数约有34.8万,2013年报名参加会计考试的人数约有40.5万,2014年报名参加会计考试的人数约有47.8万。①这样就会导致一个问题,考过的人越多,就意味着证书的含金量越低。 2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的财经类专业毕业生的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作为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的财经类毕业生,就业情况如何呢?专业对口率如何呢?只有通过毕业生的就业调查才能回答这些问题,才能反馈财会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运行效果。通过QQ群、微信等方式对财务管理、国际贸易、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进行调查问卷,本次调查共回收到115份问卷,其中男生38人,占33%,女生77人,占67%。具体调查结果如下: 2.1 封闭式问卷调查结果统计 ①在校成绩优秀的有23人占21.3%。良好的71人占65.7%。成绩中等的12人占11.1%。成绩差的有2人占1.9%。②毕业后收入状况在1000-2000的有14人占13%,2000-3000的有41人占总人数38%,3000-4000的有31人占28.7%,4000-5000的有8人占7.4%,收入在5000以上的14人占13%。③毕业后毕业生选择工作地点在云南市内的有65人占56.6%,云南省地级县或镇的有26人占22.6%,在省外城市的有19人占16.5%,在省外地级县或镇的有5人占4.3%。④往届毕业生刚毕业时选择所从事工作时是财经类专业对口的工作的72人占62.6%,自主创业的8人占7%,从事管理类工作的5人占4.3%,餐饮娱乐类4人占3.5%,选择其他行业的26人占22.6%。⑤根据对当前财经类专业就业形势的看法,认为当前就业压力大的有27人占23.5%,认为就业比较容易的有26人占22.6%,认为就业形势一般的26人,占22.6%,认为当前就业形势因人而异的36人占31.3%。⑥针对当前财经类专业人员的供求情况认为供过于求的有66人占总人数57.4%,供不应求的有26人占22.6%,认为供求平衡的有23人占20%。⑦毕业生在选择工作职业时首要考虑的问题调查认为首要考虑专业是否对口的有7人占6.1%,首要考虑就业地点的有6人占5.2%,首要考虑工资待遇的22人占19.1%,考虑是否有利于个人发展的62人占53.9%,考虑父母的要求与期望的2人占1.7%,首要考虑个人兴趣的16人占13.9%。⑧而在求职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跟不同的困难,认为最困难的是没有工作经验的是66人占57.4%,认为如果学生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是就业中难度最大的是30人占26.1%,认为最大难度是工资待遇的是10人占8.7%,认为是其他问题的有9人占7.8%。⑨对于如何提高财经类毕业生的就业能力调查,有41人(35.7%)认为学校应该加强对财经类专业在校生的实践。6人(5.2%)认为政府应该在政策上加大就业力度。25人(21.7%)认为学生在校时应该自己多参加与专业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43人(37.4%)认为学生在校期间应该多参加社会实践丰富自己的经验。⑩针对学生认为财经类课程的教学质量如何,有15人13%认为很好,47人40.9%的人认为较好,46人(40%)认为一般。7人(6.1%)认为不好。■而对当前财经类专业毕业生就业中最主要的问题学历的高低不是最主要的,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拥有证书的多少与级别的12人占10.4%,认为是工作经验的缺乏的54人占47%,认为是就业信息机制不健全占的3人占2.6%,认为是学校不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的21人占18.3%,是毕业生就业定位不合理期望值过高的25人占21.7%。■根据你的工作经历认为学校教授什么最重要教育最有用的23人(20%)认为是专业知识,42人(36.5%)认为是技能培训,有44人(38.3%)认为是实践经历,6人(5.2%)认为是其他原因。■认为学校最缺乏的教育是专业知识的有6人占5.2%,9人占7.8%认为是人际交往能力,24人(20.9%)认为是解决问题能力,74人占64.3%认为是实践能力,2人(1.7%)认为是其他。■毕业后就业单位性质16人(14.8%)是国企,54人(50%)是私营企业,24人(22.2%)是事业单位,14人(13%)是其他性质。 2.2 开放式问卷 对财经类专业教育教学最需要改进的地方,回答总结如下:①绝大多数的毕业生认为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很重要,理论知识学得再好,没有实践经验也是没有用的。②不要因为一些所谓的课程教学,让学生和社会脱节。③请一些成功的企业老板去分享,加强专业实战。④学校书本教育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需求,学校老师职业技能传授过于理论化,应该针对实际情况注重学生实际技能的锻炼和跨专业基础知识传授。⑤对教师队伍建设应该注意对新信息新知识新思维的培养,增加实践课程。国家加强就业政策。⑥多增加有关实习机会,加强毕业生的心理教育。⑦专业课之余增加模拟操作类的课程,以及多为学生创造到社会各领域实践的机会,实践经验和考证过级同样重要。 3 影响学生就业的学校教育教学方面的问题 3.1 师资结构不合理 云南还处于一个教育发展比较落后的情况,师资力量本来就不是很雄厚,更何况财经类专业的学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程度,即使加快教师的聘用工作,也不能适应办学规模扩大的发展势态。 3.2 课程设置不合理,不够注重实践教学 财经类专业本就是一个要结合理论和实践的专业,不然就会变得眼高手低。然而,随着报考人数的增多,实践设施越来越跟不上。所以现在的手工会计模拟实务来说,通常是指导老师拿出一套经济业务资料,学生自己操作整个过程登记账簿、编制报表。对于如何进行经济业务合理性控制、如何进行职业判断和预测、如何与同事进行沟通和协调等实际问题,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训练。 3.3 就业指导工作不完善 当今,仅仅是应用性型人才培养的教学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为了让学生全面而综合的发展,能够有一个好的未来,对学生的就业指导已经迫在眉睫。现在,用人单位比较看重财经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协作能力,而这些,在专业课当中是学不到的,这就需要学习专门来开设一些课程或开展一些活动,主动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4 促进云南应用型高校财经类专业学生就业的对策建议 4.1 重视实践教学,加大实践教学的比重 与理论研究型人才主要要求研究能力不同,本科应用型人才更强调复合能力,既包括知识、技术、专业的实践应用能力,又包括构建应用知识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是本科应用型人才能力培养目标的主要内容,这是一种综合能力。高校应将学生的培养与用人单位的需要连在一起,与一些当地企业建立起一种长期而稳定的实习及就业合作关系,定时定批的将一些同学推荐到用人单位去实习。 4.2 加强就业指导 学校应该完善就业指导工作,将职业生涯规划辅导贯穿于学生在学校学习的整个过程。可以先培养大一新生对职业规划的意识;对大二的学生就要让他们自己有一些危机意识,明确未来所要发展的路,并为之做出一些努力;对大三的学生,应该鼓励出去找一些兼职,接触社会并锻炼一下自己的基础实践能力;进入大四后,就要刻意去找符合自己专业的工作,更加有针对性的锻炼和提高自己的实际操作能力并掌握求职技巧。 4.3 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训练培养 与理论研究型人才所要求的创新、创造思维素质不同,本科应用型人才要具有应用知识、技术、技能进行创业所需要的专业素质和开拓精神等综合素质。这种素质包括较高的专业素质,又包括一定的非专业素质,是一种综合素质。财经类应用型专门人才在进行经济、财务核算和管理咨询中,专业知识的运用、专业技能的发挥与个人的责任心、道德、自信心、心理、意志、品质、身体等非专业素养关系十分密切。高校不仅要培养出适应社会,能力强的专业人才,更重要的是要使其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使其做到敬岗爱业、熟悉法规、依法办理、客观公正、廉洁奉公、坚持准则。 5 结语 财经类专业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有学历高、素质好和发展潜力大的优势,又有缺乏社会经历的劣势,而且目前毕业的学生相当部分是独生子女,一个人就业涉及多个家庭和社会各个方面。如果不能实现充分就业,不仅是对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将影响社会和家庭,甚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因此,财经类专业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一个值得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对于高校而言,应该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就业指导,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注重综合素质的培养。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财经类本科院校“管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研究 【摘 要】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对管理科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本文以财经类本科院校为例,对管理科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改革创新,包括对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方面的改革,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出适应于经济转型需要的高层次管理人才。 【关键词】管理科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 一、导言 本文以财经类本科院校为例,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对管理科学专业的新要求,对管理科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改革创新,使其能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紧跟时代趋势,并培养出适应于经济转型需要的高层次管理人才。 二、文献综述 林孝贵(2002)以广西工学院为例,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制定出适合广西地方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创新设计管理科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专业发展方向,并具体设计各个方向的相应课程。朱海霞(2005)通过回顾西北大学管理科学专业学科的建设历程,总结分析了管理科学专业课程体系、师资队伍、专业教育等方面的建设思想、具体做法与成效。王周火、谢恒(2008)以地方高校湖南邵阳学院为例,从本校管理科学专业方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的构建等方面,探讨了管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钟映f、黄深泽(2009),基于地方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结合具体学院的特点,探讨了管理科学专业人才的发展方向以及课程体系设计方面的相关问题。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现有成果更多地集中于课程建设与课程体系的设计,缺乏针对该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方面的研究。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在立足与原有的培养目标的基础上,对是否做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是否紧跟社会发展趋势等方面缺乏研究。 三、经济社会发展对管理科学专业的新要求 通过2012年版与1999年版的本科专业目录对“管理科学”专业的培养目标的表述相比较,可以看出经济社会发展对管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一)培养创新复合型人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2012年版的本科专业目录对“管理科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中明确指出培养“复合型人才”,而1999年版的要求为培养“专门人才”。专才的专业知识比较精深,可以在对口的专业岗位中做出成绩,但过窄的知识面容易限制其视野和思维的灵活性,因此,在科学技术发展的综合化以及人才流动性大的现代社会中易显后劲不足,并难以创新。与专才相比,复合型人才的专业造诣可能没有专才深,但其知识面较宽,从而对其他学科的渗透力较强,迁移性也比较好,在现代社会里,其适应性更强,后劲更足,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也比较强。 (二)应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 2012年版的本科专业目录中要求“应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与之相比1999年版的要求为“应用优化算法”。优化算法属于定量分析,优化算法有很多,关键是针对不同的优化问题,应用不同的算法。现代定性分析方法要采用数学工具进行计算,而定量分析则必须建立在定性预测基础上,二者相辅相成,定性是定量的依据,定量是定性的具体化,二者结合起来灵活运用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三)专业发展方向的调整与拓展 在2012年版的本科专业目录中,对“管理科学”专业的培养方向要求为“宏观决策、战略规划、企业诊断和管理研究等管理决策”,相比于1999年版要求的“信息管理、系统分析和设计等管理类工作和现代业务管理工作”,专业发展方向更加具体,覆盖范围更广。 综上所述,管理科学人才培养的模式必须进行改革。通过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实践教学环节,使学生不仅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与基本方法,了解本专业的最新科学技术发展,还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与创业能力,学会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本领,成为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四、财经类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创新 培养模式概括为:“彰显本色-夯实基础-凝聚特质-实践融通”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建立“三个层次,一个延伸,一个拓展”实践教学体系,为学生搭建运用专业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平台,培养学生进行数据研究、软件应用、评估决策、管理咨询的实践技能。 五、总结 鉴于管理科学本身内涵丰富的特点, 其专业方向的定位应与时俱进,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其最终的定位要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相结合, 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为主要任务。因此, 我们的专业方向规划的过程中也应关注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和实践中的热点问题, 及时进行调整, 使我国管理科学专业培养出既能体现本专业的培养特色, 具备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技能, 又能适应时展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课题“财经类地方院校《管理科学》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晋教办[2013]19号GH-12037)、2013年度山西省研究生教育改革课题“基于Boyer理论的资产评估专业硕士培养模式研究”(晋教研函[2013]3号:2013203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颜川(1990-),男,山东济宁人,山西财经大学2013级资产评估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新形势下普通高校财经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 摘 要: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当前全国普通高校财经类专业本科生面临着就业难的巨大压力,各高校都在积极探寻新形势下财经类专业本科生的培养模式,加之教育部对本科教学评估的指标之一就是就业率,因此就被迫各高校探寻财经专业本科生人才培养模式。 关键词: 财经专业; 本科生; 培养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当代大学生处在社会剧烈转型和变革的年代,特别是当代中国快速融入世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发生着巨大的变革,由此使得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质量、结构等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另外随着中国教育兴国、科技兴国战略的深入实施,各高校尤其是普通高校的本科生规模越来越大,使得高校的教学设施、教师资源严重短缺,使得本科生规模与社会资本的积累、投资比例不协调,加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对高层次人才、技术性强的人才需求不断增加,这必然导致对本科生的需求量不会大规模的增长,尤其是对人文、社科、财经类专业来讲显得尤为突出,就业率逐年下降,各普通高校从校领导到基层到教师都在思考着一个问题,财经类本科生培养如何发展,培养模式是什么?如何提高财经类专业本科生的就业率?为此各高校组织专人进行调研,互相学习、互相取经,共同探讨。 二、几种模式比较 通过对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高校的调研和座谈,了解了国内各高校财经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许多高校仍在不断探索,归纳起来可分为三种类型: 1.以广州为代表的东南模式――实践型。 这些发达地区的非重点院校在财经类专业本科生人才培养模式走的是一条重实践能力培养,重动手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这一模式体现在课程内容、教学内容方面就是加大实践课、实验课程所占的比例,弱化了基础理论等方面的学习。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比较受市场的欢迎,因此其就业率相对比较高。但这一模式下培养的学生其专业理论基础比较薄弱,学生的发展后劲不足,这也是这些学校毕业生反馈的信息。 2.传统培养模式 有些高校尤其内陆欠发达地区的一些高校对于财经类专业本科生人才培养仍沿袭原来传统的培养模式,即按部就班进行理论基础教学,讲授按照教材安排的体系逐章逐节来讲,学生也就按照教师所讲内容来学。这一模式下培养的学生理论基础一般比较强,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比较差,学生的动手能力,适应社会的能力比较弱。这种模式存在的已不多了。 3.既重视基础教育,又强化实践能力培养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在改革,都在探索,如今大多数学校认同的一种培养模式就是既要重视理论基础教育,同时要加强实践教学,着力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与这种模式相配套,财经类各专业相应开设了一系列的实验、实践课程,如认识实习、社会调查、市场调查、社会实践、军训等实践课程,实验课主要有:证券投资分析与模拟,会计实训、金融模拟、电子商务模拟、期货交易模拟等一系列课程。这种模式克服了前面两种模式的不足,使学生既系统掌握理论基础知识、基本分析方法,又增强了动手操作实践能力,有效地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这些实践课、实验课受到教学资源、教学课时的严重制约,致使有些课流于形式。如校外实践课受到实习单位、实习基地的严重限制,加之学生数量逐年增加、企业追求最大收益的目标,致使实习单位的联系、实习基地的建立难度非常大,再加上经费严重不足,致使一些实践课难以取得好的效果。再比如课内实验课的开设,由于受实验室等硬件设施的制约,使得一些实验课课时安排很少,有些课只能是走马观花,学生不能很好掌握和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方法,而且实验课程仍在不断增设,这一矛盾就显得更为突出。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如何提高实践课、实验课的教学效果?如何规范实践课、实验课的教学管理?这些问题是我们提高本科生教学质量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对财经类专业本科生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 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教育体制也发生着剧烈的变革,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必须朝着三个面向、三个有利于的目标,树立科学发展观;而财经类专业本科生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也必须以此为指导,探索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本校实际的本科生人才培养模式。 1.实事实是,遵循教学规律。 对于人才培养模式的确立一方面要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实际需要,保持与时俱进的思想品质,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不要拘于某一种模式,也就是以市场为导向;另一方面我们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教育教学有其内在的规律,每个专业、每个学科、每门课都是一样,科学发展就是要讲规律,按规律办事,不能因强调市场导向而打乱所有的教学体系、专业体系、课程体系,不能因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基础理论、基本分析方法的培养,应该是两方面都要抓,都要加强,万丈高楼平地起,没有基础是不行的。 2.统筹安排、精心设计。 目前各学校管理部门、各教学实施单位都热衷于搞强化实践环节,加强实践教学,增开实践、实验课,这也无可非议,但是对于每个专业的实践、实验课缺乏统筹考虑,下面报一门实验、实践课主管部门就批,没有作更多地更充分的调研,对于它的可行性、课程之间的关联性、有效性等缺乏科学的定位,对于实践课、实验课与开设这些课程所需的软硬件资源考虑不周。因此,作为学校教学管理部门和教学实施单位对于实践教学这一块要统盘考虑,从课程体系、专业建设、课程内容、教学资源等方面统一规划,精心设计,从而切实提高实践教学的有效性。 3.人才培养模式的确定应与教学模式的改进、创新相结合。 对于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不能孤立去研究,不能就模式谈模式,而应与该专业课程体系的完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的创新紧密结合起来,配套改革,传统的“教―学―考”两头重中间轻的教学模式,明显不符合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和社会现实要求,人才培养模式是解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教学模式是解决教与学相结合的问题,自然也涵盖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效果。在教学模式中,“教”是引导,“学”才是关键,“教”不理想会形成误导,“学”不理想,一切都会徒劳无益,传统的“教―学―考”模式没有什么中介,是一种单向模式。现代教学模式应改变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把“教―学―考”整个教学流程分为两个教学层次:第一课堂教学(教师课堂讲授)与第二课堂教学(实践、实验环节),第一课堂教学为主(强化理论基础教育)、第二课堂教学为辅(提高学生动手能力)。这两个层次贯穿于教学流程的每个阶段,同时对这两个教学层次在活动中出现的各种信息及时做出反馈,使“教―学―考”整个教学流程形成一个动态的、相互作用的、相互制约的模式。 4.完善本科教学评估体系,充分认识就业形势。 近些年教育部对全国高校本科生教学水平进行了全面评估,评估体系、评估指标不断修改、不断完善,但现存的评估体系、评估指标仍需进一步修正,如其中将就业率作为一项重要的评估指标,这样就迫使学校千方百计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甚至有的学校将毕业生就业任务层层承包,每位教师要承担毕业生就业的责任,这一做法无形中增加了教师的负担,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对于就业形势我们要有充分客观地认识,本科生尤其是人文社科、财经专业本科就业形势严峻,这是全国各高校共同面临的现状,其成因是多方面的,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大学生就业观念、扩招、经济发展摸式等原因,也有学生所学知识与社会需求之间脱节的原因。作为评估指标不应将就业率作为考核高校本科教学水平的重要指标,而且考核应视地区不同、学校层次不同有所区别,应考虑投入与产出关系,不能按一刀切。 总之,对于财经专业本科生人才培养模式的确立应本着即要夯实基础,又要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一原则,一方面重视理论基础教育,另一方面有计划地加强实践环节的训练,不同学校应根据自身实际,选择符合本校的人才培养模式。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财经类高校本科生实验教学质量测评的探讨 摘 要:本文首先分析了构建财经类高校本科生实验教学质量测评体系的重要性。梳理了目前财经类高校的本科生实验教学质量测评工作的现状。比较研究了省级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对教学质量的具体要求,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三级指标的应用型本科实验教学质量测评体系。 关键词:实验教学 教学质量 财经类高校本科生 近年来国家强调各高校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建设,各地方高校纷纷打造省级、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实验教学已经成为本科生及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理论教学的长期积累和发展不同,实验教学起步和开展的较晚,相应教学体系和教学质量评估手段没有形成成熟标准的模式。因此,针对高校的实验教学质量进行的质量评估和测评、质量保障的研究尤为重要和迫切。 一、构建财经类高校本科生实验教学质量测评体系的重要性 实验教学和理论教学相比有其特殊性,首先,实验教学受硬件设备和教学环境的影响很大,教学场地,教学硬件设备,教学软件投资都能影响教学的质量;其次学生与教师的关系理论教学中从老师作为知识的讲授者,学生仅作为知识点的接受者,转变到学生即时知识的接受者,也是教学环节中的主体,参与实验的问题提出、解决的过程。因此对教学质量的评价指标就需要重新设计。 1.构建实验教学质量测评体系有利于实验教师队伍的建设 实验教师的素质水平是实验教学质量的优秀要素。高标准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离不开高标准建设师资队伍,这就需要根据教育事业发展需要积极、慎重地引进和选调教师,鼓励教师到国内(外)理论与实践部门学习、进修,保证师资队伍的数量充足,结构合理,发展势头良好。建立一个合理的实验教学质量评估体系,可以有效地提高实验教师的积极性,规范教师的合理发展,引导教师队伍的高水平建设。 2.构建实验教学质量测评体系有利于实验教学环境条件的提高 实验教学质量的提高离不开实验教学环境的改善。有效的实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可以促进实验教学环境建设的投入,提高实验教学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的水平。提高实验设备的投资利用率。 3.构建实验教学质量测评体系有利于实验环节的优化和标准化 实验教学过程需要不断的完善,实验教学手段也需要不断改革,实验教学不仅包括实验课程的基本实验环节内容,还要包括实验教学的理念、实验教学的方法与手段、实验教学的项目设计、实验教学的环节设计等等。实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建立可以使视角教学课程进一步要求细化,标准化。集中解决实验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运用相应的更新手段解决问题,优化实验教学。 二、目前财经类高校本科生实验教学质量测评体系的现状 1992年《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的颁布,率先提出了建立实验室评估制度的要求。随后,1995年针对高校的本科生教学评估工作也涵盖了相应的实验室评估指标。1995年下发的《高等学校基础教学实验评估标准》,针对高等院校实验室进行了合格鉴定工作。2003年,《高等学校专业实验室评估标准》的颁布,使高校实验室的评估工作更加全面化、具体化。 目前的实验室评价标准基本上是根据《高等学校基础教学实验评估标准》和《高等学校专业实验室评估标准》的评价指标建立起来的。一方面,以上两个评价标准本身建立的时间较久远,时代的变化,实验教学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再用从前的指标体系进行测评,不能更好的、客观的进行评价。另一方面,实验教学质量评估是一个系统的评估工程,单纯的实验室评价指标并不能满足评价的全面性和阶梯形。目前的指标仍是以最低的合格标准进行考评,评价结果只有合格和不合格,失去了评级考评的更多价值。 三、省级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指标体系比较 1.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指标体系 各省市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要求一般根据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要求和教育部的相关文件自行设定指标进行评价。一般包括教学体制与管理、实验教学、实验队伍、环境与设备、特色与优势五个一类指标,这五个一类指标的权重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实验教学本身的所占比重最大,能占总分值的40%,体制与管理、实验师资队伍、环境与设备三项权重持均衡水平。除以及权重指标外,每个以及指标下还涉及数个二级指标。教学体制与管理的二级指标包括:教学理念与改革思路、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实验室开放、管理手段与信息平台四个指标。实验教学下设二级指标有:实验教学大纲与教材、教学体系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效果与教学成果。实验师资队伍评价的二级指标有:实验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实验师资队伍的基本状况。环境与设备的二级指标包括仪器设备的配置和使用情况、设备管理和维护运行和环境安全。其中特色和优势要求是在实验教学、实验教师队伍建设、管理模式和环境设备改革等方面的一些独特的、富有成效的、具有推广意义的成果。 2.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指标体系 作为教育部要求的“质量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评审指标体系,是建立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基本要求。其要求实验教学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实验教学观念、先进的实验教学体系、内容和方法、先进的实验教学队伍建设模式和组织结构、先进的仪器设备配置思路和安全环境配置条件、先进的实验室建设模式和管理体制、先进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著的实验教学效果、明的特色。 部级实验示范教学中心的评价指标体系也以实验教学为主要内容,另包括实验队伍、管理模式、环境与设备建立了四项一类指标。其中实验教学包括:教学理念与改革思路、教学体系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和教学效果与教学成果四个二级指标。实验队伍包括队伍建设、队伍状况。管理模式包括:管理体制、信息平台、运行机制三项二级指标。设备与环境包括:仪器设备、维护运行和环境与安全。 四、财经类高校本科实验教学质量测评体系的设计与构建 在参考部级和省级实验教学测评指标的同时,强调教学质量评价的可操作性,在前两项指标的基础上设定第三级指标。具体指标设计如下: 1.在实验教学指标下设定实验教学体系与教学内容、实验教学质量保障、实验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和实验教学效果与教学成果四个二级指标。这四个二级指标又分别设立三级指标。如实验教学体系与教学内容设立实验教学体系、实验教学内容、实验教学大纲三个三级指标。要求实验教学体系要与理论教学有机结合,以能力培养为优秀,分层次的实验教学体系,涵盖基本型实验、综合设计型实验、研究探索型实验;实验教学内容要注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与科研、工程和社会应用实践密切联系,融入科技创新和实验教学改革成果,实验项目不断更新;实验教学大纲要充分体现教学指导思想,实验教材不断改革创新,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和自主训练。实验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设立实验教学手段和实验考核两项指标,实验教学手段要重视实验教学方法研究和改进,实验项目选择、实验方案设计有利于启迪学生科学思维和创新意识。引入现代技术,融入多种方式辅助实验教学;实验考核建立多元化实验考核方法,激发学生实验兴趣,提高实验能力。实验教学效果要针对学生基本知识、实验基本技能是否宽厚扎实,实践创新能力,实验创新成果进行考察,统计学生正式发表的论文或省部级以上竞赛奖等。 2.在实验师资的测评上从师资队伍建设和师资水平两方面考评。实验队伍要结构合理,优秀骨干相对稳定。实验教师培训制度健全落实,富有成效。实验教师具备探索和创新精神,教风优良,治学严谨,具备教学兼科研能力。一方面,要注重师资专兼职教师比例合理、师资职称配比合理、师资学历实践精力匹配;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师资的培训制度是否能有效提升教师能力。 五、结束语 实验教学质量的提高,除需要加强质量管理外,更重要的是必须提高对实验教学在高校人才培养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克服传统的“重理论、轻实验”的倾向,深化实验教学改革,培养学生创新意识,提高动手能力和综合能力。只有不断实践、不断创新,在教和学二个方面才能得到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教学质量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同时也能为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财经类院校本科学生毕业论文调查与分析 摘要:本文通过对某高校的会计学院2009届、2010届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指导手册、指导教师评阅意见、评阅小组与答辩小组评阅意见、毕业论文成绩单等实地调查;学校与部分二级学院论文教学工作制度及执行的跟踪调查,面向学生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学院管理、教师指导、学生写作的问题与成因,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本科毕业论文 实地调查 问题与改进 一、引言 毕业论文是对大学四年学习成果的综合性总结,对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检验,是大学生完成学业的标志性作业;毕业论文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科研能力与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毕业论文是培养学生思想品质、职业责任、综合素养的有效方式;毕业论文是多方位评价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毕业论文的整体水平也是一所高校教育教学质量的直接反映。近些年来高校毕业论文质量呈下降趋势。如何改进毕业论文教学环节的质量,已成为高校工作的难点和重点问题。 本文选择某高校会计专业2009届、2010届毕业论文为样本,学生人数为533人,剔除资料不完整的部分,有效样本为523人。调查资料包括: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成绩、毕业论文指导手册、指导教师意见、评阅小组意见、答辩小组评语等,逐一翻阅手工整理。针对学生设计了问卷,包括对毕业论文重视程度的调查、对学生论文写作的调查、对老师指导的调查、对论文答辩的调查、对学院对论文工作的管理的调查。每一选项下均设置了被调查者发表已设计选项以外内容的栏目。问卷采取五级打分的方法收集整理。发放对象是某高校会计学专业刚刚完成毕业论文的2011届毕业生,共发放问卷210份,收回190份,有效问卷为185份,其中对教师指导、对论文答辩、对学院对论文工作的管理的调查部分的有效样本为167份。为了解毕业论文组织情况,对样本大学的会计学院2010届与2011届“毕业论文的工作程序与时间安排”,以及其他三个二级学院2011届“毕业论文的工作程序与时间安排”的制定与执行等,逐一整理与跟踪。 二、本科学生毕业论文管理调查与分析 ( 一 )问卷调查结果 现行本科培养计划中,没用对学年论文、课程论文的具体安排。学生在做毕业论文之前未能接受论文教学的相关训练。对学生问卷调查的结果见表(1)。上述调查显示:59.46%的同学认为缺乏前期训练,部分同学还补充到“多增加平时写论文的练习”。而对于是否缺乏写作的基本知识,没有明显的倾向性意见,同意的仅占45.95%。不少同学均补充强调要加强前期的相关训练,如“希望学习前届的优秀论文”、“开展论文写作基本知识的训练”、“多增加平时写论文的练习”“增加相关课程”等。 ( 二 )毕业论文工作流程调查 本文对样本大学4个二级学院毕业论文工作流程的文本整理与后期执行的跟踪,结果如下:(1)毕业论文工作主要时间节点的计划。依据会计学院对2010届与2011届“毕业论文的工作程序与时间安排”、以及相关二级学院对2011届“毕业论文的工作程序与时间安排”,将论文主要工作分为:学院动员(学生开始工作)、导师与学生见面(导师开始工作)、提交开题报告、提交初稿、提交定稿、答辩等项。调查结果显示(受篇幅限制,调查数据略):学校规定“第六学期结束前,二级学院组织布置毕业论文动员工作;毕业论文的答辩工作于第八学期第十二周开始”。调查对象中仅只有一个学院的启动时间符合要求,其余均在第七学期开学初,答辩时间均符合规定,实际上缩短了论文的工作总时间。样本单位的论文总工作周数分别为31、33、30、25不等。(2)毕业论文主要工作时间的计划。根据学校规定,论文从动员到答辩的全部工作时间约为32周(不包括期间的寒暑假时间)。为分析各类工作时间安排的情况,将主要工作期间分为了5段:布置论文――师生见面;师生见面――开题报告定稿;开题报告定稿――提交初稿;提交初稿――提交定稿;提交定稿――答辩。调查结果显示(受篇幅限制,调查数据略):总的工作时间均为31周,比学校规定时间缩短了1周。对2011届总时间的分布看,第2、3、4段作为指导与写作的实际可用时间(其他的时间一般是学院实施相关分配导师、检查审核、评阅、答辩组织等论文的管理工作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为58%。本文同时调查了本校其他二级学院的工作计划发现,其比例为73%、70%,对会计学院安排的合理性有所质疑。基于对初稿写作的难度的判断,样本学院对第3段安排的时间最长,且期间包括了寒假。本校有的二级学院采取的做法是“3短4长”,而非“3长4短”,两种方案如何选择还需谨慎。第1段的时间中包括学生熟悉论文写作要求,初始选题,以及学院分配老师等,样本学院的时间安排均比所调查的其他学院长(4周、5周),如何规划更合理需要商讨。(3)毕业论文工作程序的执行。通过对会计学院2011届本科毕业论文工作程序的部分执行情况的调查发现:第一,时间节点的执行情况缺乏刚性。如部分学生开题报告的定稿提交时间由规定的2010.11.12,拖延到2010.12.9;而对预期不交论文者并未按原规定的处理。第二,部分工作未履行。如应由学院组织的中期检查,由学院学术委员会对开题报告、学术不端检测的抽样审核,以及论文成绩的最终认定等均未按要求实施。第三,部分工作程序未规范。如指导、评阅、答辩未通过的后期补答辩等程序,以及论文的归档、总结等工作缺乏不要的规范。从以上存在的问题可以看出,论文工作程序安排是值得推敲的,如何在既定的时间内最大限度的使用、最有效的使用的确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必须合理安排与严格执行。 ( 三 )教师指导人数分配及执行统计 教师指导学生人数的调查结果见表(2),教师指导数量超过学校规定(一般不超过8人)。2009届与2010届的统计结果显示:人均指导人数为12.8人,最高为21人,最低为6人。辅修学生论文指导增加了导师的工作量。 三、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教师指导调查与分析 ( 一 )教师指导方式与指导次数统计分析 以学生填写的“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手册”的记录为依据,对教师对学生的各种指导方式采用以及指导次数调查。指导次数包括选题开始到论文定稿为止的期间内。指导方式分为:面谈、电话、邮件等。调查结果见表(3)、表(4)、表(5)。从调查结果看,(1)教师指导的工作量大,63.27%的教师人均指导次数在6-10次,最高为33次,平均为9次;(2)从指导次数反映的教师指导的工作量不均等,最高(33次)与最低次数(3次)差距甚大。(3)在三种指导方式中,面谈采用较广泛,电话方式相对较少。未采用面谈的为7人;未采用电邮的为31人;未采用电话的为67人。(4)上述数据来源于学生填制的手册,由于个别学生提供数据的不够准确,会影响对本问题的分析。 ( 二 )指导教师、评阅小组、答辩小组评阅意见调查分析 根据学校“本科毕业论文管理条例”的要求,将指导教师评阅意见内容要求分为:选题、研究工作、质量水平(论点、论据、论证、行文或结构、贡献与创新)、不足、结论意见五项记分,每项1分。将评阅小组的评阅意见内容分为:选题、论点与论据论证、结构与研究方法、贡献与创新、不足五项记分,每项1分。将答辩小组的评阅内容确定为:论文质量、论文陈述、答辩情况、结论意见四部分,另加意见书写认真情况。每项1分。调查结果见表(6)。从表(6)看,(1)指导教师评阅意见的撰写内容与质量存在一定差异。大部分评阅意见存在缺漏,较为完整的仅占18.29%。缺项主要集中在对学生完成论文的工作,以及论文的不足等方面。评阅意见分别有电子版与手写板两种形式,在电子版中存在复制的现象,手工版中存在书写欠整洁的问题。指导教师填写评阅意见的认真程度可见一斑,如何规范值得关注。(2)评阅小组的评阅意见的撰写内容与质量存在一定差异。较为完整的比例低,仅占12.06 %。绝大部分存在缺项其中缺一项的占60.70%。对于27.24%缺2项级以上的评阅意见是要重点关注的,缺项主要集中在对贡献与创新、不足的评价。部分评阅意见存在缺乏针对性,只是一些适用于不同论文的套话,甚至直接复制等。论文的英文摘要的质量如何、附件情况等基本没有涉及,只有极少数评阅中评价了数据处理能力。(3)评阅小组的评阅意见的撰写内容与质量存在一定差异。填写完整的仅占5.06%,大部分答辩小组的评语属于基本符合要求,不同程度的均存在缺项。48.25%为缺项为2项及其以上,接近半数,其中12.45%的评语问题较多的。评阅填写字迹潦草的现象比较普遍,大部分有缺项的评语首先是填写的字迹潦草、不认真。综合对导师评阅、评阅小组评阅、答辩小组评阅的调查,集中反映出,教师层面对论文指导工作缺乏严谨认真的态度。在对论文指导手册的调查中还发现,对比学生与教师对论文完成总结的填写情况,教师的完成质量低于学生,这也进一步表明教师对此项工作的态度的确存在问题。 ( 三 )教师论文指导调查分析 (1)教师指导中的问题学生没有明确看法表(7)。对与第1、2、4、5、6项所涉及的教师指导中的问题,被调查的学生没有一致的看法。只是对教师之间对论文的要求存在差异有44.16%。(2)老师应及时纠正学生选题不当的问题。本选项并非反映存在的问题,只是学生对教师指导的想法。70.06%的学生持赞同意见,可以认为学生对选题是十分关注的。(3)师生交流应采用多种方式和增加次数。前面已有从学生写作层面提出了与老师沟通的建议。本部分实际上是学生对教师指导的看法。调查结果表明:65.27%认为目前邮件交流是主要形式,由于实习影响了面谈的次数。部分同学还建议:学生应主动找老师,教师尽量留多种联系方式方便联系,结合邮件方式可多进行电话交流,增加面谈次数。(4)应加强老师对论文的指导。在改进老师指导的调查中,部分同学提出了较好的建议。如:指导过程中应要求更严格,学校应统一安排时间指导,适当安排指导会,教师可以更早些与学生沟通等。 四、本科学生毕业论文写作调查与分析 ( 一 )毕业论文形式调查与分析 以学生论文为主要调查对象,具体内容包括:论文选题的适当性、构框架的完备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文字图表的正误性、文字图表的正误性、参考文献的充分性。根据学校的有关文件的规定,结合学院的现行做法与统计分析的需要采用的分类标准见表(8)。(1)选题宽泛的现象依然存在。尽管上述统计是仅仅从选题的字面上的分析,但是,从中也能不同程度的反映一些问题。一是少数选题偏离专业。表中的6份不当的选题基本属于此类。如“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和管理研究”、“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合理性研究”等。二是目标宽泛的现象也有一定的数量,如“论商业银行成本管理”、“我国上市公司运用公允价值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等。三是部分题目的文字表达不准确,甚至存在歧义。如“论我国物业税转实的税率设计”等。四是比较恰当的题目的比重仅占14.56%。选题中如何在教师的指导下把握“小题细作”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2)论文结构框架的明显缺项比例低。结果分析:有接近一半的学生论文结构合理,有明显缺项的仅占0.78%。尽管在结构完整性方面问题较少,但是13.62%的结构体例一般化的问题也需要引起重视。(3)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规范研究。调查结果显示:规范研究仍然是当前主要的方法,47.86%的学生采用规范研究方法;实证方法的应用已经有所开展。8.56%学生开始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在规范研究的同时部分同学(27.63%)注重结合案例进行分析提供数据支持;问卷调查、专家访谈方法还未能在毕业论文中采用,调查工作的难度与工作量也许是其中的重要原因。(4)图表使用有限,文字差错低少。调查结果见表(9)显示:70.43%的论文不存在文字表述的错误,且无严重错误的发生,文字表述的差错率较低;部分论文存在小的差错或偏误,占比为26.85%;7份错误严重的论文是值得关注的,占比2.72%。论文对图表并用的并不广泛,占41.25%,尤其缺乏对图的运用,仅占7.78%。16.73%的学生并未使用图表的形式,一方面是论文本身不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是学生对图表的使用不重视。(5)参考文献的运用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参考文献数量基本上在15篇左右,25篇以上仅占11.73 %,本科中还有极少数(2.81%)在5篇以下。参考外文文献的数量基本上在1-5篇,但是有37.5%的学生没有外文文献。即使标明有外文参考文献的论文中,对该文献的具体运用,也仍令人质疑。参考文献的时间基本为近5 年,在时效上还是基本符合要求的。 ( 二 )毕业论文写作调查与分析 如表(10)所示。(1)论文写作的时间投入有限。43.78%的同学认为写作投入的时间不够,高于不同意的比例(38.38%)。57.30%的同学认为考研、实习影响了论文写作。有的同学要求“安排更充裕的论文写作时间”、“提前交初稿的时间,增加修改时间”等。(2)对选题及开题报告的完成现状的判断分歧不明显。对选题与开题报告给出的两项调查结果意见差异不明显。同意选项5的比例(87份)略高于不赞同的比例(65份),认为开题报告基本到位的比例(79份)略高于认为不到位的比例(71份)。(3)对论文写作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认识基本一致。对所设计的8、9、10、11选项持赞同意见的比例均接近或超过50%,分别为:68.35%、48.65%、50.81%、68.35%。至于论文是否存在借鉴引用的内容较多,被调查者各持己见。(4)普遍认为学生与教师的沟通不够。75.68%的同学赞同和非常赞同,有的还建议“和指导老师多交流,尤其应该多些面谈”。各选项的“说不清”档级的填列人数基本在30-40份,平均为35份,占比18.92%。这部分同学实际上是没有发表意见。 ( 三 )毕业论文成绩调查与分析 调查样本为20009、2010届学生毕业论文,共523份。将论文成绩分为以下5个等级,分布情况见表(11)。基于论文的总评成绩由导师评阅成绩、评阅小组成绩、答辩小组成绩三部分组成,即:导师的评分×35%+评阅小组的评阅分×35%+答辩小组的评分占×30%。按此构成情况,对成绩构成做进一步统计分析见表(12)。成绩总体分布统计结果表明:成绩主要集中在“良”、“中”占比为80.50%; 90分以上的论文极少,仅为0.57%。成绩构成情况统计结果表明:(1)从论文的平均成绩看,导师成绩、评阅成绩、答辩成绩三类成绩呈递减的状况,不论是全体样本,还是分年级与分专业样本、还是分班级的样本均反映出此特点。这种现象,是否表达指导教师评分较宽,还是评阅与答辩评分较严。(2)从最高分、最低分看,仍然表现为导师成绩、评阅成绩、答辩成绩三类成绩呈递减的状况,且在全体样本、分年级、分专业、分班级的样本中基本也是如此。在最低分中还看到导师未给出不及格的成绩。(3)导师成绩、评阅成绩、答辩成绩三类成绩中分差达到20分以上的有16份,其中最高为25分。(4)随机抽取52份样本,其中24分样本(约46.15%)的评阅成绩或答辩成绩高于导师成绩,其中有两份的成绩差额分别为19分、20分。也就是说,尽管平均成绩反映出的导师成绩高于评阅成绩、答辩成绩,但是,从个案看仍有一定比例的论文显现出相反的状况。 五、结论与建议 ( 一 )调查结论 本文通过调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学院管理。首先,缺乏对毕业论文教学目标的科学定位。毕业论文是高校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践性和综合性是其他教学环节所不能代替的,必须充分认识它的相对独立性。但学生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与其他教学环节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必须与其它教学环节彼此配合, 相辅相成, 构成完整的教学体系。而现实中将毕业论文作为独立的教学环节看待, 割裂其与其他教学环节的关系,混淆了毕业论文教学与毕业论文写作的关系。导致毕业论文写作前缺乏前期的写作知识与能力的训练。其次,缺乏对现行框架下实施方案的合理设计。现行毕业论文工作规范(“毕业论文工作程序与时间节点”)的设计存在缺陷:已有的内容安排不尽合理;程序不完整、部分内容缺失;已有的内容与要求不清晰等。同时,对现行规范的执行缺乏刚性,监督检查不到位,如教师平均指导人数的突破上线,疏漏对选题的审核、中期的检查、成绩的审核等环节,答辩的时间安排短,最终通过率100%等。最后,缺乏对组织实施的有效监督机制。尚未建立以奖惩导向的质量监督管理体系。对学生论文成绩考核不严格、缺乏淘汰机制、通过顺利。对教师指导过程的评价考核不严格、缺乏奖惩机制,教师指导优略无碍,论文教学整体效果差。对管理层的管理职责缺乏必要的考核问责机制,组织实施的管理水平不及。这样的管理机制是影响论文质量的根本原因。问卷调查中,学生希望加强对教师的选择加强论文管理,定期检查论文进程,建立导师淘汰、奖惩机制等。(2)教师指导。一是时间与精力的投入不足。一方面是教师指导的学生人数偏多,导致可能投入的时间与精力有限。另一方面,部分教师以“完成任务”的思想实施论文指导工作,面对一项具有极强弹性的工作,个别教师的浮躁的情绪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完成过程。问卷调查中70.06%的学生认为老师应及时纠正学生选题不当的问题。应加强老师对论文的指导,增加面谈次数。二是因人施教指导的方法不足。论文的指导是一个具备明显“个性化”的教学活动,每位同学的基础不同,选题不同,研究视角不同,选用方法不同等,使得教师需要针对每位同学的具体情况进行指导。这样的指导工作不仅工作量大,而且面对学生的需求,教师还面临着一个再学习的问题。但现实中,能有这样工作态度的教师的确不多。三是高质量完成指导的要求不足。学院对学生论文质量与水平的要求,也是对教师完成指导工作的质量要求。在现阶段学院对学生论文质量的考评相对弱化前提下,教师基于工作任务的完成,加之学生方面的配合不足,教师也缺乏高质量完成论文指导的压力与动力。因此,尽管教师指导论文数量超过上限,甚至成倍增加的情况下,教师通过努力,均可按期完成任务。问卷调查中学生反映指导中应严格要求。(3)学生写作。大学期间学院缺乏这方面的教学,学生自身也缺乏这方面的学习。问卷调查中,59.46%的同学认为缺乏前期训练,部分同学还补充到“多增加平时写论文的练习”。而对于是否缺乏写作的基本知识,没有明显的倾向性意见,同意的比例仅占45.95%。不少同学均补充强调要加强前期的相关训练,如“希望学习前届的优秀论文”、“开展论文写作基本知识的训练”、“多增加平时写论文的练习”“增加相关课程”等。大部分学生存在重“课程学习”、轻“论文教学”的思想,对论文教学环节的学习目的认识不清。主要以“如何能顺利通过”为目标,而没有过多的思考通过论文教学希望获得哪些知识与技能。在面对就业实习考研几项工作的时间冲突,从完成的顺序上,论文一定是在最后。而且,投入的时间明显不足。问卷调查中,43.78%的同学认为写作投入的时间不够,高于不同意的比例(38.38%)。57.30%的同学认为考研、实习影响了论文写作。有的同学要求“安排更充裕的论文写作时间”、“提前交初稿的时间,增加修改时间”等。在论文完成的过程中,反映出专业研究能力的匮乏,写作知识与技能的匮乏。普遍存在论证资料信息整理不够,研究证据欠充分,研究结论价值单薄。个别同学在论文中大量借鉴、引用他人的观点, 却不求甚解。问卷调查中,对所设计的:“缺乏对所研究目标最新研究成果与实践现状的深入研究”“整理参考文献提出研究思路的能力不够”、“运用所学知识研究问题的能力不够”、“缺乏实证等多种研究方法应用的训练”等选项持赞同意见的比例均接近或超过50%,分别为:68.35%、48.65%、50.81%、68.35%。普遍认为学生与教师的沟通不够。75.68%的同学赞同和非常赞同,有的还建议“和指导老师多交流,尤其应该多些面谈”。有还要求“多进行电话交流”、“尽量多留联系方式”、“学生应主动找老师”、“学校应统一安排时间指导”、“安排指导会”“增加面谈次数”“教师可以更早的与学生沟通”。 ( 二 )相关建议 (1)毕业论文教学切实纳入教学计划。课程教学、论文教学、实验教学等均是本科教学的不同形式。论文教学的最基础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但是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科研能力、创新能力;提高学生品质素养、情报素养、学术素养、综合素养。因此,论文教学是实现本科教学目标的重要形式。长期以来,课程教学是本科教学的重要形式,论文教学是研究生教学的重要形式。但是与此同时,本科教学又不可忽视论文教学,研究生教学又不可没有课程教学。即使在此状况下,课程教学中通常包括了以课程论文体现的论文教学,论文教学又往往是课程教学的后续。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科的论文教学作为一种教学形式,通过论文的写作完成特定的教学目标。根据实施的目标与要求不同,论文教学一般包括:课程论文教学、学年论文教学、毕业论文教学。这三类型也存在一定的递进关系,毕业论文教学是论文教学的重要形式。现实中实际上是忽视了甚至取消了课程论文教学、学年论文教学,导致了毕业论文成了空中楼阁,失去了基础。增设相应的选修课程或专题讲座。主要包括:研究方法、论文写作、文献检索专题;热点问题专题;优秀毕业论文点评专题等。部分专题以外聘教师完成。在已有的课程教学内容中增加相关的内容。在专业主干课程中加强对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具体包括:理论联系实践的专门问题课堂讲授、学生研讨;明确与落实需要完成课程论文的具体课程教学计划。增加对学生完成课程论文、文献检索、调研报告、学年论文等的要求。(2)毕业论文教学实施流程的再造。启动激励竞争机制,允许个别教师指导学生数量超过学校的标准,也允许出现个别教师落选; 提供了课程教学与毕业论文教学融合的平台;加大教师对学生的写作前期(选题前)的指导;增加了对假期时间的利用;延长了论文教学时间,使得学生实习前完成毕业论文的主要工作成为可能。细化落实学院对论文的组织管理,包括:严格执行学校“本科毕业论文管理条例”;规范夯实论文动员环节;细化学院对论文的中期检查;明确答辩后再修改、定稿、再答辩等环节的管理;细化指导、评阅、答辩意见撰写要求;试行院系两级答辩办法;增加论文撰写与指导过程的记录等。建立毕业论文教学奖惩机制,既奖励优秀论文、又实施论文考核的末位淘制;既奖励学生,又奖励教师及教学管理者。建立优秀论文、典型论文后期的出版、推介、使用制度。完善论文总结归档工作。(3)建立论文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主要包括:过程评价与最终成绩评价;教师评价与学生评价;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事故认定与优秀评价等,确保论文教学质量。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财经本科院校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摘 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与教师应用实践教学能力密切相关。综合运用问卷调查、主成分分析及因子分析等方法分析财经本科院校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从转变思想观念、制定实施办法及健全考评体系等五个方面提出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提升的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财经本科院校;实践教学能力;影响因素;教师 引言 为了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中国高等教育面临巨大的挑战。新形势下,财经本科院校肩负为中国经济战线培养经济、管理、法律等高水平、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宏伟任务,迫切需要重新审视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忽视应用、脱离实际及创新缺乏等问题。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如学科设置、社会环境及教育导向,但从根本上说,与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息息相关。目前中国高等财经本科院校师资培养出现了盲目的研究导向,职称评审中理论性贡献压倒一切等不良现象,相反,对于承担国家建设任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视而不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职业素质的提高,也成为了部分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 一、实践教学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我们在教学实践中深切地感受到,财经专业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不仅仅在于系统的理论导入,更重要的是应通过案列讨论、沙盘推演、方案设计、产品营销等多种实践形式,将高度抽象的知识概括转化为学生的应用实践技能。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除了要有硬件设备的支撑、专业教师扎实的理论功底,更依赖于教师丰富的实践教学能力。 就我们所掌握的文献来看,几乎没有关于财经本科院校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培养的成功案例,不同类型高校的办学经验又不易借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广东某财经本科院校15个不同专业三年级及四年级同学进行随机抽样与问卷调查,目的是挖掘学生评价背后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影响因素,并据此提出对策建议。我们共发放了500份问卷调查,实际收回452份。 财经本科院校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测度,不仅需要必须建立一套客观合理的指标体系,而且需要正确的评估方法。本文在有效获取问卷调查结果之后,针对影响财经本科院校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各种因素,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与因子分析方法,挖掘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公共影响因子。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步骤:第一,科学合理地设计调查问卷。我们共设计了20个调查项目,每一个调查项目就是一个评价指标,这样我们的指标体系共包含了20个评价指标;第二,采用主观赋值法,根据评价指标的不同选项对该指标影响大小确定选项的得分;第三,为了使得评价指标具有正确的实际意义并利于解读,必须对数据进行规范化与标准化;最后,根据标准化指标数据,测算出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主要影响因子。 为了准确地反映事物特征,人们经常会在模型中包含较多的相关解释变量,这不仅使得问题复杂,不同数据之间提供的信息也可能发生重叠,甚至抹杀事物的真正本质特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采用降维的思想,将所有指标的信息通过少数几个指标来反映,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及其因子分析方法对调查结果进行解读。但是,应保留多少个主成分或公因子没有确切的答案,通常需要综合考虑样本总方差、特征值的相对大小等,一般的原则是,所选取的因子个数应使得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5%以上。根据调查结果 二、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培养对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财经本科院校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课程资源的动态开发能力。根据经济发展与行业实践动态开发财经案列、产品设计、营销方案等方面的课程资源。第二,有效组织实践教学的协同能力。根据相应的开发课程,整合理论教学资源及社会网络资源,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实习、实训机会,并进行事后评价与反馈。第三,实践教学的产学研结合能力。教师应敏锐跟踪财经战线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并且创造性地提出解决方案或咨询建议。第四,应在营销、管理、会计、金融等方面表现出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并将心得体会传授给学生。第五,具有运行信息技术实施网路教学、财经数据库查询及知识管理的能力。 财经本科院校对于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培养,并非教师个人努力即可实现,更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我们认为,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转变思想观念,完善理论与应用并重的人才培养方案。应用型人才培养,首先在于教师实践教学理念的树立,学校管理当局应针对性地制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构成上上下下一以贯之的人才培养指南。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导向作用,增强教师提高实践教学能力的危机意识与紧迫感,也只有这样,教师才会主动加强实践技能的锻炼,将基础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能力结合起来,形成实实在在的实践教学能力。 第二,广泛听取意见,制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培养的具体实施办法。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有助于学生走入社会形成更高的生产力,从根本上说增强了学生的竞争能力。但是也意味着教师在理论创新、课题撰写之余,付出更多的心血,如积极融入社会实践活动当中,向企业家学习。 第三,提供持续动力,健全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整体考核制度。只有建立健全旨在提升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考核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提供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内在动力。当前,应尽快把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纳入教学任务的整体考核之中,改革师资继续教育体系。 第四,加强产学研结合,为教师提高实践教学能力打造依托平台。财经本科院校应在教师培训、流程设计、新产品开发、毕业生就业等方面与企业开展广泛合作。应创造各种机会鼓励财经本科院校教师到基层单位挂职,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在互利双赢的基础上,欢迎企业高管到学校担任兼职导师,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同步性与开放性。具体措施如下:按企业需求设计教学计划,保证教学内容的针对性;与企业联合开展项目与产品开发,保证教学内容的应用性;开发实训基地,保证课程教学的仿真性等。 第五,争取地方政府支持,增强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提升的政策性。政府在制定法律法规、激励政策以及宏观协调机制等具有主导作用,应利用政府权威,建立校企合作双赢机制。一是建立动力机制,通过政策导向,对于那些积极参与学校实践教学活动的企业,如提供实习实训基地、组织学生参与经营管理活动的竞赛、提供场地及活动经费,应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或政策补贴,并纳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统计当中;二是在地方政府的组织下,签订校企全面合作框架,为校企产学研结合提供宏观与政策指导。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构成卓越财经本科人才实践体系研究 【摘要】财经类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提高财经本科人才的素养和质量,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别的学科体系成熟的经验,本文借鉴我国针对工科人才培养项目“卓越计划”对人才的相关要求和启示,从实践教学体系的本质出发,提出卓越财经本科人才的实践体系,以实现卓越财经人才培养目标。 【关键词】卓越,财经,实践 “卓越计划” 的对象主要是培养工科类人才,把“卓越计划”在实践教学体系上的要求和指标应用于财经类人才的培养上,主要表现为紧扣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围绕一条主线(应用型人才培养),坚持两个结合(理论与实践、校内与校外),搞好三个促进(促进地方急需人才培养、促进创新型人才培养、促进行业需求人才培养),构建立体化、多层次、因材施教的实践教学体系,实现卓越人才培养目标。构建符合卓越财经人才培养要求的实践教学体系,主要由实验、实训、实践三个层面构成。 一、实验体系 (一)涵义 实验课程应在教师的全程指导下,学生通过系统的实验而获得知识和能力,强调巩固基础或专业理论知识,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以及科学态度和探索精神,一般与课程相结合,实施的场所在校内,学生在实验过程中扮演的是知识获取者的角色,主要培养学生对知识的认知和理解能力。 (二)实验体系构成 卓越人才实践体系实验层面主要根据按专业类别,按学生认识事物的规律,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个别单元到综合应用,按照多层次思路,构建从低到高、从基础到前沿、从接受知识到综合能力培养的基础、综合、提高“三层次”实验课程体系。实现由基础验证实验向综合应用实验转变,由规定性实验向自主性实验转变,由传统型实验管理向开放型实验管理转变。 在基础层, 重点培养学生基础技能,主要应用于课程内的单元实验,包括演示性实验和验证性实验,实验目的是通过形象和具体的演示和操作,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其中演示性实验是教师采用演示的方法,结合课堂教学而进行的实验,是直观教学的一种高级形式,形象、生动、易接受是演示实验的三大优点,它不仅能迅速地帮助学生理解知识,同时也有加强直接识记的作用,是培养学生观察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验证性实验,一般给出实验目的、实验材料和用具,要求学生据此设计实验或补充不完整的实验,来验证某一事实或原理。其特点是先有结论,然后用实验来验证结论。在验证性实验课中,实验的内容都是学生已知的,实验的程序和知识脉络比较清晰,通过此类实验能起到验证和巩固知识的作用。但是,从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的角度来看,它的不足之处是实验的结论和程序都是学生已知的,学生要做的只是按已定程序重新体验其过程,所以此类型的实验往往不利于学生创造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培养。这就需要在综合层和提高层进行补充。 在综合层,通过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重点培养学生专业课程综合应用能力。综合性实验是指实验内容涉及本课程的综合知识或与本课程相关课程知识的实验;设计性实验是指给定实验目的要求和实验条件,由学生自行设计实验方案并加以实现的实验;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立足综合应用和实践创新,面向科学研究与工程实际,让学生进行学以致用的过渡,为今后的实训和实践作准备。 在提高层,依托实验室在仪器设备、时间、空间的开放, 把一些有延申性的实验项目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如会计电算化对于本专业的学生所有的模块都要操作,但对于非专业的学生只需操作优秀的项目,我们可以把余下的项目作为开放项目让非专业学生在课余时间选择练习,能够做到自主学习,进行探索性实验。通过实验亲自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老师在实验中的作用是瓶颈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潜能的充分发挥;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的早期发现和快速成长;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发展,是财经类卓越人才培养实现”因材施教”方案的有力保证。 二、实训体系 (一)涵义: 实训是为了熟练掌握某种技术或技能而在真实或仿真的环境中进行反复训练的活动过程。实训的场所包括校内和校外,学生在实训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以“学徒”的身份出现,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各项任务。 (二)实训体系构成 实训体系在卓越财经人才培养中是界于实验和实习的中间环节,主要培养学生知识的运用能力、社会适应能力、交际沟通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以提高就业竞争力。实训体系包括课程实训、科研创新实训、毕业论文、基本技能实训。 课程实训是根据卓越财经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的安排,在老师或主要负责人的指导下,以学生仿真模拟训练为主,强调通过独立操作、反复训练、学会技能、形成技巧,从而使学生获得模拟实际岗位的实际操作能力。卓越财经人才课程主要以财经类为主,所以课程实训一般采用仿真模拟实训的方法,它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教学技术营造企业经营管理情景, 用模拟仿真方式去演示工作原理,让学生在实验中心完成模拟实训,熟悉企业运作流程的全过程, 用操作与实训模式去学习和巩固知识点,达到最佳教学效果。在实训中学生能亲身感受到实训成果,以增强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并将实验结果、方法,甚至实验程序直接用于就业岗位中去解决实际应用问题 科研创新实训,科研实训是培养学生通过实践对已获知识进行消化升华的过程,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关键环节,主要包括科技竞赛、参加教师科研项目、课外研学讲座、科技等。 其中科技竞赛实训,学校可以专门设立科技创新基金,为学生的制作发明、科研论文等提供资金支持,同时组织学生参加某些有影响力的竞赛如“挑战杯”、“数学建模”和“电子设计”等,形成各种科技文化活动并存的实践创新平台,也为师生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另外,参加教师科研项目,主要每学期由教师结合自己的工作需要和卓越人才培养的目标,提出一批与地方经济发展、行业发展等方面的题目,向学生公布,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特长提出申请,通过师生“双向选择”,将一部分学生吸收到教师的实验室、科研室或项目小组,充当“小助手”,完成一部分力所能及的工作,而“学生”的角色转换成“工作者”的角色,不但要掌握一定的技术,完成一定的任务,还要参加组里的方案讨论,从而不断加深所在特定背景的了解与熏陶,得到综合实践能力的锻炼。 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是卓越财经人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技能, 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之一,是对学生专业基础和专业技术学习的全面总结。在实训过程中,包括征题 、审题 、选题 、开题报告 、撰写论文、答辩、成绩评定等,要求导师指导,学生自主学习和完成。 基本技能实训包括就业指导、军训等。 三、实践体系 (一)涵义。实践是把学到的理论知识拿到工作中去应用和检验,以锻炼工作能力。实践一般是在教师的组织和指导下,学生从事一定的实际工作,借以掌握一定的技能和有关的直接知识、验证间接知识,或综合运用知识于实践的教学方法。实践的场所可以在校内也可以在校外进行,学生在实践中扮演的是工作者的身份,是所学知识运用,接受社会和行业检验的过程。 (二)实践体系构成 卓越财经人才与工科人才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工作环境不同,工科人才工作环境相对固定,程序化的工作较多,但卓越财经人才工作环境变动比较大,需具备更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卓越财经人才实践体系构建中,通过实践子体系的实施为学生以后深入工作实际、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独立解决问题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是为行业培养必需人才的手段之一。实训主要包括课程实践、实习和创业。 课程实践是指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中指定的实践环节,基本包括社会实践、社会调查和专业课程校外实践等。其中社会实践是学生按照学校培养目标的要求,利用节假日等课余时间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教育活动,如各种公益劳动、文化活动、体育活动等也包括在其中。此外,学校利用寒暑假安排学生到工厂和农村做社会调查,要求写出调查报告,回校后安排交流讨论,以提高学生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使学生素质不断提高。专业课程校外实践属于社会实践和专业综合实践,一般是根据课程的需要,由老师布置具体任务,如策划方案的制作等,由学生自主安排时间、场所、方式来完成。 实习指学生毕业前一年或一学期进入企业顶岗实习,以半工半读形式进行岗位技能训练,实习期间享受一定形式的员工待遇,毕业时由学校和企业共同对其评估。包括基地实习和自主实习,基地实习是在与学校签订合作协议的企业完成实习的过程,场所和实习内容相对固定;自主实习是根据学生所在专业人才培养要求进行,自主选择实习的企业和实习内容。 在本体系中创业所指的群体是在校大学生,通过创业来体现理论的力量,实现个人的就业和价值。在卓越人才实践体系中必须重视加强学生的创业教育,大力推进学生的创业实践。在学校创设学生创意生活园和学生创业基地,为学生创业提供软硬件服务。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财经类院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摘 要】阐述财经类院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应培养以实践能力为优秀,以管理能力、营销策划能力、外语能力为导向的应用型人才,提出基于“四种能力”导向的财经类院校旅游管理应用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路径。 【关键词】财经类院校 旅游管理 人才培养 特色 随着中国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和对旅游管理人才的需求增强,我国旅游管理高等教育局发展迅速,不同学科背景的学校纷纷依托各个学科办起了旅游管理专业。各高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虽然依托的学科不同,但是培养的目标却大体相同,比较宽泛,没有自己的特色和重点,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对旅游管理人才需求量很大,但毕业生低就业率和高流失率的情况出现。财经类院校是诸多开办旅游管理本科专业的院校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财经类院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应根据自身教育资源的特点,避开其他院校人才培养的重心,发挥自身优势,走差异化人才培养道路,为社会培养具有独特竞争力的旅游专业人才。 一、财经院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应培养基于“四种能力”导向的应用型人才 (一)培养应用型人才是旅游业发展对高等旅游教育提出的迫切要求。培养什么人是高校办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对于人才类型的划分及标准,学术界众说纷纭,但比较认可的分法是将本科高校培养的人才划分为学术型(理论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两大类。学术型人才即研究客观规律、发现科学原理的人才,从一般研究人员到中科院院士都属于这类人才;应用型人才即应用客观规律和科学原理为社会直接创造财富、谋取利益的人才,从一般技术员、工程师到工程院院士都属于这类人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不断推进,培养应用型人才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中规模最大的一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到高等教育优化发展结构时也指出:“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旅游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服务领域是旅游业,旅游业是服务业,只有牢牢把握这个产业特质,培养产业需要的人才,人才培养才能落到实处。服务业要求从业者在职业素养上有高度的服务意识,在技能上要求实践性和操作性,在管理上要以人为本。对旅游者来说,旅游的过程就是体验的过程。对旅游从业者来说,旅游就是要从游客出发,为旅游者提供各种体验的过程。由此,旅游业的特质决定了旅游专业具有高度的应用性而非学术性,要求旅游人才的培养模式紧密地与实践相结合。不论是在专科层次还是本科层次,其产业性质是不变的,就是要求学生不仅要有相关的理论素养和知识,更要有实战技能。产业发展需要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在高等旅游本科教育中,许多高校没有把握好旅游业的产业特质,办学中过多地注重学科知识的体系性、逻辑性,对实践教学不够重视,旅游本科人才培养目标与市场的产业需求相脱节,教学方式未与实践紧密结合,导致本科旅游管理人才就业率和高流失率的情况出现。因此,培养应用型人才是旅游业发展对高等旅游教育提出的迫切要求。 (二)财经类院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应突出以实践能力为优秀,以管理能力、营销策划能力、外语能力为导向。财经类院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要突现特色,必须在培养方向上有所导向,这个导向要紧密结合社会发展特别是旅游业发展对高等旅游教育人才培养提出的要求以及依托财经类院校的学科优势及办学优势进行思考。结合广西财经学院旅游管理本科专业的办学历史和办学实践经验,笔者认为财经类院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应突出以实践能力为优秀,以管理能力、营销策划能力、外语能力为导向。 1.实践能力是旅游管理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优秀能力。学术型人才是研究客观规律、发现科学原理的人才。应用型人才是应用客观规律和科学原理为社会直接创造财富、谋取利益的人才,应用型人才的显著特征就是他们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和操作技能,所学能所用。突出实践,是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了实践需要去掌握理论,学习理论是为了更好地从事实践活动。旅游管理学科与其他学科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在于,它是一门应用型学科,旅游业是服务业,服务是实践性、操作性很强的工作,它要求学生不仅要有相关的理论素养和知识,更要有实战技能。旅游管理本科学生的实践能力是指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旅游管理专业知识及相关知识解决旅游管理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和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注重操作是实践能力的关键。 2.管理能力、营销策划能力是财经类旅游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特色。截至2011年,全国已经有505所普通高校开设了旅游管理的本科专业,在校本科生人数达到了14万。开设旅游管理本科专业的高校有综合性大学、林业院校、师范类院校、财经类院校、经济管理类学科等,类型多样。财经类院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要办出特色,必须充分发挥财经院校的特色和优势。财经类院校培养的是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经营管理人才,经济管理类学科是财经类院校的优势学科,经营管理能力、营销策划能力是经济管理类院校学生的十分重要且突出的能力。着重培养学生的管理能力、营销策划能力,使其成为在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旅游管理以及教学等方面工作中高级管理人才应该成为财经类旅游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特色。 3.外语能力是旅游业对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必备能力。旅游业是一种跨地区、跨国界的广泛的人际交往活动,具有明显的涉外性,外语能力是旅游业对从业人员的基本能力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物资、人员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世界范围内各国和各地区的旅游业日益融合成整体,旅游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必然引发的效应之一,无论是在覆盖范围、时间跨度还是经济、文化内涵上都在不断拓展与深化。旅游行业的国际化对旅游管理人才培养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掌握扎实过硬的外语应用能力。因此,外语应用能力应该成为财经类院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人才的基本能力要求。 二、基于“四种能力”导向的财经类院校旅游管理应用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路径 (一)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以财经教学为特色,进一步改革人才培养目标。财经类旅游管理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决定着财经类旅游管理本科人才培养的特色,与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毕业生优秀竞争力等问题息息相关。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改革不断深入,培养应用型人才是旅游业发展对高等旅游教育提出的迫切要求,也已经成为许多财经类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办学的共识。应用型人才,即应用客观规律和科学原理为社会直接创造财富、谋取利益的人才,强调教学、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应用型人才也有层次之分:一是技能型人才,即在旅游业一线从事实际操作活动的人才;二是技术型人才,指从事旅游业的管理、策划工作人才;三是工程型人才,即把旅游管理学术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人才。专科教育培养的是技能型人才,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应侧重于后两种,而财经类本科院校的优势学科是经济管理类学科,经营管理能力、营销策划能力是经济管理类院校学生的十分重要且突出的能力。因此,财经类院校旅游管理本科的培养目标应侧重于培养旅游管理技术型人才。具体的人才培养目标可以确定为: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系统掌握经济与管理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具备旅游行业知识和技能,熟悉旅游企业服务、管理流程,旅游营销、策划能力突出,能在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企、事业单位从事旅游管理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二)以实践能力为优秀,以管理能力、营销策划能力、外语能力为导向,进一步优化课程设置。2012年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财经类院校旅游管理本科课程设置应在参照上述规定的前提下,突出以实践能力为优秀,以管理能力、营销策划能力、外语能力为导向。一是重视实践课程和实践教育,提高实践课程占总学分的比例。课程体系结构可分为理论课与实践课两大模块,理论课包括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课和选修课。旅游管理专业是一门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的专业,要贯彻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要求,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建议在课程设置中实践课程所占总学分的比例在20%左右。二是在理论课程中突出管理能力、营销策划能力、外语能力为导向。在专业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中应主要包括管理类、经济类学、旅游学类学科。其中,工商管理方面的课程应为优秀课程,主要包括管理学、战略管理、市场营销学、会计学等。经济学是管理的基础,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经济学课程也应作为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课主要指旅游学类课程,包括旅游学概论、旅游经济学、旅游地理学、旅游心理学、旅游外语、旅游文化学、旅游美学等旅游学基础课程。此外,专业主干课还可根据各财经类高校旅游管理的主要就业方向设置专业主干课程,酒店管理方向可开设酒店管理概论,旅游管理方向可开设旅行社经营与管理,景区管理方向可开设旅游资源与开发。三是选修课主要根据旅游业的需求方向开设课程,让学生以特定的方向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学习并熟悉岗位要求和掌握相应技能。同时,还可根据财经类学校的师资力量开设相应课程,提高学生的策划能力。如会展策划、旅游产品设计、旅游电子商务等。 (三)以认知实习、教学实验、专业实习为三个系统,进一步改革实践教学体系。一是建立认知实习系统。在第一个学年的两个学期内安排若干个学时,教师可结合专业基础课的学习,组织学生到本地的旅游线路及线路上的一些景区景点、饭店、导游过程等,通过参观、与旅游从业人员交流、实地体验等多种方式让学生初步了解旅游行业的构成要素、管理环节、工作内容等,提高学生对旅游专业的学习兴趣,为学好专业学习打下基础。二是建立教学实验系统。教学实验一般在实验室进行,通过实验,加强对学生对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实验室可以根据就业方向分别设置饭店管理模拟实验室、模拟导游实验室、旅游企业管理实验室等。在第二、第三学年根据专业课程学习,在不同的实验室中通过开设不同的实验项目让学生掌握不同岗位的基本流程、基本技能等,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三是建立专业实习系统。主要由顶岗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组成,在第三学年的第二个学期或第四学年第一学期组(下转第90页)(上接第81页)织学生在校外实习基地进行。可以按学生的就业方向设不同的实习模块,如饭店实习、旅行社实习、旅游景区实习等。由企业给学生安排岗位,实习时间为3至6个月,通过实习实训,提高学生的岗位适应性。四是实践教学应注重把实践教学与取得旅游业的各种从业资格证结合起来,如导游证、全国计算机技术等级证书、大学英语等级考试证书等职业资格证书,使学生“一专多能、一人多证”,促使其向应用型、职业型、技能型方向发展。 (四)以岗位职业能力为重点,进一步开展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第二课堂活动是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增强其岗位技能的重要途径,是第一课堂的有效延伸,在专业学习之余,要以岗位职业能力的培养为重点,组织学生开展各种讲座、学术科研活动及各种学科竞赛和专业竞赛等活动,成立旅游协会等学生团体,搭建更多的活动平台。建议探索以“211”行动为载体和平台增强学生管理能力、营销策划能力、实践能力、沟通能力的途径和方法。“211”行动,是指在一个学年中,开展“两个比赛”,即模拟导游比赛、旅游营销策划比赛等;组织好“一个节庆”,即旅游文化系列活动,重点向全校介绍旅游文化;举办“一个学术节”,即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年度的某个月份进行学术交流,开展以学生为主体的学术活动。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基于民族地区财经类高职高专学校向本科院校转型过程中经济数学基础教学问题的初探 【摘要】阐述经济数学课程在财经类院校专业课程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重点论述民族地区财经类高职高专向本科院校转型过程中经济数学基础教学出现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了指导性的建议.【关键词】民族地区;财经类院校;经济数学;教学问题【中图分类号】G640 随着时代的进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一批专科层次的学校经过多年的积淀和成长,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特别是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国家倾斜力度更为突出.近年来,民族地区各高校不断挖掘潜力扩大招生,使更多的民族地区学生得以接受高等教育,而高等教育的宗旨是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和服务于社会的能力,但在次过程中这也引发了一些问题. 经济数学是财经类院校学生必修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对学生后续专业课的学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1 经济数学在财经类院校专业课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经济的优秀问题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成本是由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两个部分组成的.成本利润、收入需求、价格等经济量,是经济问题中必需考虑的因素.为了达到利润最大、成本最小、价格最合理,就要把握最佳产量、最佳销售量,而这常用到求函数的最大、最小值问题,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问题等经济学中最常见的最优化问题,而其实质就是求能够使目标函数达到极值的选择变量的值.作为科学技术之基础的数学,既有卓越的智力价值,又有卓越的应用价值.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数学将更广泛、更普遍渗透到科学技术、经济生活以及现实世界的各个领域. 1.1 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 数学方法在会计中应用的重要性,表现在数学方法无可比拟的优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高度的准确性,二是烟密度逻辑性.由于数学固有的精确性优点,采用数学方法可以准确地研究和描述会计要素之间及会计要素内部的数量关系,是对会计信息进行量的分析不可缺少的手段,同时采用数学的方法,有助于赋予会计学中的经济范畴和概念以准确的定义,比如固定资产的折旧、内部收益率的定义等.运用数学方法严格遵循数理逻辑程序,从一定的前提必能得出确定的结论.运用数学方法,一方面便于从现有的理论中演绎出新的理论,收到事倍功半之效,另一方面, 有助于暴露出研究中的错误,以便加以匡正.如经济学中有两个非常常用的经济术语:边际和弹性,它们和经济数学就有着密切的联系.边际量表示一单位的自变量的变化量所引起的因变量的变化量.如果掌握了经济数学,就很容易就明白"边际量"近似于或者说就是经济数学中的"一阶导数"即而不至于无从下手.如果没有经济数学知识,那么只能直观地凭对它的语言陈述理解这一经济术语,必然要求文字阅读理解能力强,但仍不容易准确地把握这一术语,因为它本身涉及的就是数量变化,只有用数学加以定量化才能真正准确地把握它. 1.2 经济数学在财经类专业课程的作用 所谓经济应用数学是指经济中所应用的数学知识.它涉及算术、代数、微积分、概率统计、运算学、对策论等多门课程.它们相互渗透,又形成众多的数学分支. 经济数学是财经类高等院校开设的一门重要的理论课,是会计、经济管理、金融类专业后续课程的学习、升学考研及进行财政金融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性课程.经济数学不仅可以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微积分、线性代数以及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理论知识和运算技能,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必备的基础,培养成为在金融证券、投资、保险、统计等领域从事金融分析、经济建模、系统设计工作的经济数学复合型人才,还可以通过教学环节,逐步培养并提高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及审美能力. 通过经济数学的学习,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理性的思维能力,缜密的分析习惯,还能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为学生学习后继课程及以后的研究和应用提供必要的数学基础.因此,针对经济人才培养注重知识的有效管理和应用的显著特点,探索民族地区经济数学的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更好的发挥经济数学教学在民族地区经济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2 民族地区财经类院校转型过程中经济数学基础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民族地区进行经济数学教学,除了和其他地区的的共性外,还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这就出现了一些 "不是问题"的问题. 2.1 学生认识知识存在障碍 由于地域、民族习俗、知识结构差异,导致了学生对待同一件事物认识、接受能力不同.特别是地处西藏地区的大中专类院校,90%以上的生源为藏族学生,他们从小习惯于藏语交流与思考,很多学生都是从小学五年级,甚至初中才开始系统学习汉语,造成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不到位,无法准确、全面掌握. 2.2 基础知识较薄弱 在讲授经济数学时,常常会用到一些数学基础知识,如加、减、乘、除,百分比等,而一些学生由于基础知识较薄弱,无法理解,更谈不上应用.任课老师时常不得不给这些学生"加餐".长此以往,学期初计划的课程无法完成,教学质量得不到保障. 2.3 教学理念陈旧落后 传统的教学理念基本上是遵循"概念-性质-计算",忽略了学生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没有注重学生能力方面的提高.教师把现成的结论传授给学生,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而不是积极的主动学习者.由于经济数学具有高度抽象性和严密的逻辑性,而财经类专业文科学生较多,学生的数学基础、逻辑推理能力本来就较薄弱,久而久之,学生就会觉得数学枯燥乏味,对高数的学习越来越失去兴趣,最后甚至产生一种厌烦的情绪,长此以往,更谈不上教学质量了. 2.4 教学形式单一,教学手段滞后 民族地区的课堂教学中,方式仍然以"课堂以教师为主,教师以书本为主"的传统模式进行,基本没有创新可言,除了灌输枯燥的课本理论知识和反复讲授的例题之外,忽略了对学生数学应用能力的培养和数学思维的提高,缺乏现代化教学理念和手段. 2.5 生源与师资结构的矛盾突出 目前高校的持续扩招,一方面生源质量普遍下降,特别是财经类专业兼收文、理学生,入校后又混合编班,加之民族生源数学知识欠缺,班级内学生数学成绩相差90余分.学生的数学基础参差不齐,个体差异很大.另一方面,部分在经济类专业教学的教师数学素养欠缺,无法将数学高质量地融入教学过程中;同时,由于部分数学教师因缺乏相关的财政经济专业知识,在教学中未能体现出数学在经济中的应用与结合. 3 对民族地区财经类院校转型过程中经济数学基础教学问题的思考 目前大部分经济数学教材的内容都存在"重数学理论,轻经济应用"、"重知识灌输,轻方法培养"的问题,没有做到"经济"与"数学"的相互渗透与有机结合,导致学生学习乏味、主动性低,没有从根本上弄清某些定义、定理的来龙去脉,不能从数学的角度分析经济问题,不能从经济的立场抽象数学思维.民族地区财经类院校转型过程中经济数学基础教学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全新的问题,鉴于以上种种问题,笔者做了一些思考,并在教学环节中加以了尝试. 3.1 加强学生数学基础知识教学 在每年新生入校开始经济数学课程教学前,安排4至6学时给学生全面、系统地复习最常用的数学基础知识,让学生在学习新知识前有基础知识"垫底",在讲授新知识时能很快融会贯通. 3.2 突出专业特色,改革教学内容 财经类院校经济数学的教学应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教学内容应具有专业特点.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财政经济类专业对数学知识的需求,在保证数学知识的严谨性、逻辑性的前提下,删除或简化繁文缛节.教学的内容应注重理将数学知识与解决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注重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如存贮模型、最优价格模型、蛛网模型等等.通过学习交流,领悟数学与经济的联系,掌握新知识和新概念,真正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 3.3 利用能够利用的各种方式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 教师在课堂内外与学生的接触是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兴趣的主要因素,及时的意见反馈能够促进教与学的互动,使教师在引导学生兴趣的同时挖掘其探究欲望.同时,建立灵活多样的考核方法,平时讨论、数据收集、处理、数学模型分析等结果记入平时考核,改变过去固定的考试方式,尝试尊重个体差异有利于个性发展的新型考核方法. 3.4 融入学科励志小故事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让学生了解数学发展过程中若干重要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成果,体会数学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感受数学的严谨性、科学性和艺术性,了解数学家探索数学奥秘的艰辛历程和闪光智慧.如在微积分的教学中,可适当穿插讲授牛顿、莱布尼兹、柯西的生平和他们在微积分相应理论建立中所做出的贡献,并分析与之密切相关的数学的发展等,使学生深刻感受到数学中所蕴含的博大思想,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3.5 尝试分层教学 因材施教是教育教学的基本原则,分层教学正好体现了这一点.所谓分层教学, 就是从学生实际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出发, 在授课环节上做出相应调整, 即在教材、进度、课时、考试内容等方面区别对待.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 采取不同层次的教育教学方法和手段, 改变传统的教育教学形式,调整教育教学内容,使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学生各取所需、各有所获、各具所长,发挥学生的自身优势, 扬长避短, 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激发起他们的学习兴趣. 具体来说就是以学生入校时的数学成绩和学生个人的意愿将学生分为"高、低班"."低班"要求:在保证满足各个专业对数学知识的需要为基础,使学生掌握经济工作中常用的数学工具和基本的数学思维,具有初步的应用数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高班"要求:对于数学基础扎实,学习有余力,准备继续深造或者所学的专业对数学有更高要求的学生设定的.给学生适当介绍一些现代数学思想、方法,让学生对目前最新的数学工具及其发展趋势有所了解.这种新模式、新视觉、新感受、新体验,消除了一些学生"吃不饱",而有一些学生"消化不良"的现象发生. 4 结束语 对于财政经济类专业的学生来说,具备良好的数学素质,既可以使他们更好地利用科学的思维方法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又可以提高他们的应用能力和创新精神,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同时,作为教师,应加强教学研究,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将课堂和数学应用有机地结合起来,加深学生对数学源于现实、寓于现实的认识,激发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财经类本科院校信息管理专业专业建设构想 摘要:目前财经类本科院校信息管理专业专业建设中存在着培养目标不明确、财经院校特色不明显、课程设置不合理及师资力量薄弱等方面的问题。办好财经类院校信息管理专业应突出财经院校特色,重新进行专业定位;应实现课程结构的优化;应重视实践教学,培养应用型人才;应进一步提高教师素质,同时重视教材建设。 关键词:信息管理专业;专业建设;问题;设想 一、引言 我国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是由经济信息管理、科技信息学、管理信息系统、信息学和林业信息管理等5个专业整合而成的,其专业发展各有侧重。哈尔滨金融学院是一所新升本的财经类本科院校。在本文中,笔者拟对财经类本科院校信息管理专业专业建设谈几点建议。 二、财经类院校信息管理专业专业建设中目前存在的问题 财经类院校信息管理专业在专业建设中存在以下问题。 1 培养目标不明确,财经院校的特色不明显 目前我国高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专业建设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是以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为代表的院校,它们的理工科的特色明显,侧重于培养系统开发人才,课程设置中有大量的计算机课程;第二是以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为代表的院校,它们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前身是其科技情报学专业,侧重于教给学生以信息资源的开发、管理、分析与预测等方面的知识,培养从事信息与信息资源管理方面的人才;第三是各类财经院校,侧重于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会计学与计算机科学等课程的教学,培养为社会经济服务的人才。从前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出,目前该专业的教学并没有一个较固定的要求,而就财经类院校而言,其专业建设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目前财经类院校只是简单地照搬理工类或综合性院校的做法,即将经济管理类课程与计算机类课程做简单的叠加,并没有使其相互融合。这样,就导致学生对本专业在认识上不明确,也导致毕业生就业方向的不明确。这也就是说,目前财经类院校的信息管理专业较普遍地都存在一个培养目标不明确的问题。 2 课程设置不合理 培养目标的实现是要通过合理而有效的课程教学来完成的。课程体系是由若干门课程组成的一个互有联系的整体,课程体系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某专业的课程体系能够直接映射出该专业的理念和特色。前面已经提到,目前很多财经类院校信息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只是计算机类课程、管理类课程、经济类课程和信息系统类课程的简单相加,没有必不可少的整合。这样,课程之间就难免有重复。另外,理论性的课程也较多,与实践结合也不够。以哈尔滨金融学院为例,我院信息管理专业开设了大量计算机课程,但管理类课程就较少,这样它必然会导致学生知识结构的不合理。其次,专业课的比重较大,人文课的比重较小;必修课的比重较大,选修课的比重较小。这些都是不利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 3 师资力量薄弱 信息管理专业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专业,所以教师的知识越丰富就越能适应本专业的教学。但是,很多财经类院校信息管理专业的教师要么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要么是管理专业毕业的,其学科背景不够合理。这极易形成教师的短视,不利于他们将有关知识加以统整。这样的教师在讲授信息管理专业课程时,只能浮于表面,不能深入系统地完成课程教学的任务。另外,有些教师还缺少系统开发的经验,即对于大型应用系统的设计缺乏掌控能力。 三、财经类本科院校信息管理专业专业建设的设想 1 突出财经类院校特色,重新进行专业定位 美国卡内基促进教学基金会的波依尔博士指出:每所大学和学院都应为自己的特色而自豪,都应寻求弥补其他院校的不足,而不是一味地模仿。因此,我们在进行专业建设时,应做到突出特色。以哈尔滨金融学院为例,我院是黑龙江省唯一的一所金融类本科院校,金融特色明显。“十二五”期间,我院的目标是努力将学院建设成为以经济学和管理学为主的集经、管、文、法、工为一体的学院,并且要努力使之居于全国同类院校前列。如此,信息管理专业作为我院的一个老牌专业,就应该明确自己的专业定位,应该突出我院的特色。笔者认为,我院信息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应为:致力于经济管理和信息技术交叉学科的创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既具有现代管理理论素养、又掌握了信息科学的理论与技能,从而能在国家各级管理部门、工商企业、金融机构等部门从事现代信息管理及系统分析、设计、管理和评价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和国际化的专门人才。 2 实现课程结构的优化 课程设置除了培养学生能掌握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外,更要使学生能有较宽广的人文视野、思辨能力、表达能力及独立成熟的人格。整体知识观是美国高等教育本科课程改革的优秀理念。目前国内很多大学都在效仿美国哈佛大学的做法,即使课程设置有其优秀体系。笔者认为,这更适合于清华大学这类培养精英人才的研究型大学,而对于教学型本科院校而言,因为学生在自主选课时会有一定难度,所以我院并不适合建设优秀课程体系的做法。但是我们可以借鉴这种做法,即采用模块化教学的方式来进行教学。根据就业方向的不同,我们可以设置不同的模块来让学生自主选择。信息管理专业的课程涉及管理学、计算机科学和系统科学三大类学科。根据专业定位,要优化课程结构,我们就应既突出财经类院校的特色,又体现应用型本科院校注重应用的特点。这样,笔者认为,财经类本科院校信息管理专业的课程应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通识教育课中应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包括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法律基础与道德修养、军事理论、形势与政策、应用文写作、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体育和科学史等。在这里,增加科学史的目的是为了初步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训练他们创造性思维的能力。选修课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安排选修课,为的是为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打下坚实而宽厚的基础。 第二,专业基础课包括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微观经济学、管理学、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库原理、计算机网络、数据结构、运筹学和管理信息系统概论等。 第三,专业必修课包括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法、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信息资源管理、互联网应用与开发技术、信息存储与安全技术及IT项目管理等。 第四,专业选修课。在专业选修课中,学生可任选下面任何一个模块:1)网站开发模块。该模块包括网站设计与开发、J2EE编程技术、SQL/ORACLE网络数据库开发、面向服务的体系架构和IT前沿选讲等。2)银行信息系统开发和管理模块。该模块包括会计学、货币银行学、财务管理学、电子支付与网络金融及银行信息系统开发等。3)面向管理模块。该模块包括企业资源与客户管理、供应链管理、市场营销、组织行为学和信息系统项目管理等。 3 重视实践教学,培养应用型人才 信息管理专业是一个应用性非常强的专业,因此在进行课程设置时,除了理论课之外,更应该重视实践教学,以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该专业的实践教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要紧跟信息技术的发展,其二是增加参与管理与实践的机会。为此,可以设置校内和校外两个实践模块。校内实践教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即相关专业课的实验课程,其中包括数据库、程序设计语言、信息系统开发等。第二方面是综合课程设计。在学习完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之后再设置一个综合课程设计,让学生综合运用他们学习过的数据库原理、程序设计和网络知识等,完成综合课程设计的学习。第三方面是对管理类课程的学习,通过MBA的学习,并采用分组研讨、导师指导等方式进行管理理论的学习与实践。校外实践主要是在学校和区域内的银行或相关企业进行。在毕业设计期间,允许学生到企业边实习边完成自己的毕业设计。 4 提高教师素质 对于高校而言,人才是根本。因此,学校应该通过引进高素质人才、鼓励青年教师进行跨专业进修等手段来提高素质。先进的管理理念及信息技术大多是先产生于国外,所以学校可以通过举办讲座等形式,邀请著名学者或有经验的开发人员来校讲课,以让教师能更多、更快地了解国外的相关教育教学理念,使之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此外,还可聘请外系教师或实践经验丰富的企业里的专家来担任兼职教师,以为学科问的交叉渗透及新的教育思想的引入创造条件。 5 注重教材建设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体现,所以教材建设是专业建设的重要方面。建设有财经类院校特色的专业,需要有有特色的教材来作支撑。目前,由于大多数院校信息管理专业所开课程都是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等课程的简单相加,所以建设适合该专业的教材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适合该专业的教材应是既能涵盖该专业的基础知识,又能将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等融合进去的课程体系。其次,在教材建设中,还应将各门课程中有重复的内容删除掉,应增加各领域的前沿知识和先进技术。最后,应在教材中增加较多的案例,同时也鼓励教师广泛收集金融机构和生产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典型案例,用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浅议财经类本科院校辅导员信息素质培养 [摘要]文章通过对信息素质的有关研究及信息素质对辅导员工作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财经类院校辅导员队伍信息素质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提高辅导员信息素质的建议,以期达到提高辅导员信息素质的同时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关键词]财经类本科 辅导员 信息素质 培养 [作者简介]徐小娟(1980- ),女,河北唐山人,北京物资学院劳动与法律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北京 101149)陈灏杰(1981- ),男,陕西铜川人,防灾科技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北京 101601) 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同时对教育的观念和思想、教学的方式和内容等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志曾在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上指出:“进行教育创新,必须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大力提高教育的现代化水平。要通过积极利用现代信息和传播技术,大力推动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现代化。”因此,高等学校应不失时机地抓住时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代化,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提高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的信息素质和加大辅导员队伍的信息化建设力度。 一、信息素质的概念界定 信息素质是随着社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个新概念。1974年,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车可斯基首次提出信息素质的概念。1987年,信息学家帕特丽夏・布伦特认为信息素质是一种了解提供信息的系统,并能鉴别信息价值、选择获取信息渠道、掌握获取和存储的基本技能。此后,美国图书馆、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和美国国家信息论坛在1990年年度报告中对信息素质的概念和评价标准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虽然截止到目前,学术界仍未对信息素质形成统一的观点,但是从研究的结果可以发现,信息素质是一个涵盖内容丰富的综合性概念,指个体对信息及其特点的认知和有目标地获取、利用、开发等方面的能力,它包括信息知识、信息能力、信息观念和信息道德四个主要的方面。 二、信息素质对于辅导员工作开展的作用 (一)全程关注学生的生活、思想等活动 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信息工具在大学生中日益普及,大学生拥有的计算机越来越多、使用的信息工具越来越多,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通过信息工具表达自己的观点、展示自己的生活并互相交流,例如通过微博、博客等。辅导员只有熟练使用和掌握信息工具,才能第一时间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生活动态,才能更好地做好大学生的引导工作。同时,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信息化不断提高,建立了学生管理工作网站、学生信息管理系统、学生工作微博和QQ群等各种信息平台。 (二)提高自身素质 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政治理论、管理理论、教育理论等各种学术理论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教育方法也不断地革新。随着计算机、网络等各种新技术的发展,新知识的学习途径已经不仅局限于书籍,而出现了论坛、网络传播等各种平台。辅导员必须具备一定的信息素质,学习各种信息平台的使用,利用信息平台主动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信息素质和理论水平,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能力,适应时展的需要。 (三)提高学生管理工作的实效性 现代大学生有很强的个性和时代特点,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和大学生同步才能得到实效。在现在的网络时代,信息的输入和传播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一方面,辅导员要对当前传播的信息进行了解、筛选、理解和掌握,形成自己的认识;另一方面,辅导员要通过对各类大学生的心理状态、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的研究,掌握大学生心理和行为活动规律,进而掌握大学生的思想情绪变化。辅导员要快速掌握新的教育研究成果,了解大学生现实的生活环境,并利用微博、论坛等各种现代的交流引导方式取代传统的“一根粉笔一块板,一张嘴巴讲半天”的教育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大学生的所思、所想、所关心的事情,与教育对象“同频共振”,这样的辅导员才能对学生进行分类指导、分层施教,有针对性地开展个体、群体或全体的工作,教育引导工作才能取得最大的实效性。 三、财经类本科院校辅导员信息素质评价现状 (一)信息意识不强 在辅导员的知识结构中,传统的学习方法已根深蒂固,面对由于科技进步而带来海量信息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存在着信息意识和信息观念不强的问题。在如何了解信息、如何获取信息、如何利用信息来帮助自己自主学习的问题上,缺乏必要的认识和手段,只是将精力和时间放在网上“聊天”、网上“冲浪”上面,不能熟练地运用和驾驭网络,没有主动收集、筛选和形成自己所需信息的意识。 (二)信息环境较弱 财经类院校的专业设置多为文科类专业,校园氛围偏向于文科方向。虽然学校中也有计算机、校园网等基础设备,但只是注重日常的使用,没有在学习、使用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呈现出校园信息环境较弱的不足。 (三)信息素质较低 从事辅导员工作的大多是思想政治教育类专业的人员,对于计算机网络知识、网络技能的学习较少,同时囿于工作繁忙而缺少自我学习的时间和精力。这导致了辅导员信息平台运用技能的缺乏,并陷入信息劣势的尴尬境地,体现出信息素质较低的弱点。 (四)信息素质培训不足 高校一般对辅导员师德、校情校史、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等方向培训较多,但对于辅导员的信息素质培训缺少应有的关注,对于信息素质的培训和投入力度不够,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进行过相关方面的培训。 四、财经类本科院校辅导员信息素质培养的建议 (一)提高辅导员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观念 意识和观念的问题是提高辅导员信息素质的关键。可以通过讲座、比赛、征文等各种形式加深辅导员对信息重要性的认识,通过实例、实践指导提高辅导员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观念,从根本上解决辅导员安于现状、僵化保守的思想,促使他们能够主动地收集信息、运用信息,主动地学习掌握信息技术平台的使用,增强提高信息素质的自觉性。 (二)制定和完善培训制度 高等学校应该制定和完善一整套提高辅导员信息素质的培训制度,通过岗前培训、定期培训、外出交流培训、实践指导培训等多种培训形式开展信息素质培训,并将这些培训制度化、常态化。实施严格的信息素质培训制度,加大对广大辅导员信息素质的培训力度,同时加强培训考核,让培训做到实处,达到应有的效果。切实解决辅导员了解信息、获取信息、利用信息中存在的问题,拓宽相应的渠道和手段。 (三)营造信息环境 对于财经类院校来说,信息环境较弱,很难潜移默化地影响辅导员进行自我学习。要着力创造条件、营造氛围以培养辅导员获取信息、利用信息、创造信息的能力。在硬件上,要配备一定的技术装备,让辅导员拥有获取信息的工具;在软件,要营造良好的信息学习氛围,例如建立学习交流平台、辅导员专项课题研究小组等,通过专项训练、互相交流等形式,在研究成果的同时,提高辅导员的信息素质。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我国财经类本科生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当今社会是培养创新型人才,进行创新性教育的时代。在这种大背景下,本文针对当前我国高校本科生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析思考,提出一些对策以进一步规范与完善大学本科教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从而对提高我国财经类大学本科生教育质量和创新能力培养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关键词:本科创新人才 教育管理 问题 对策 当今社会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发展突飞猛进。如何更好地适应科技时代,提高本科生培养的创新能力和科技时代市场竞争力,已成为我国高校本科教育管理工作者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作为财经大学教育管理工作者,我们必须认识看清形势,紧跟时代脉搏,转变教育观念,不断改革与完善本科生教育管理模式,采用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革措施,为社会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财经专业人才。 1 我国大学本科生教育管理中的问题 随着我国与国际社会接轨步伐的不断加快,“教育管理”很多年前就成为独立的学科,教育管理的学科体系也已经很早建立。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知道在教育的众多要素中,人是最重要的教育要素,大学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合格的人才。作为财经大学教育管理工作者,我们必须明确财经大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具有创新性能力的财经专业人才。在我国财经大学本科教育管理工作中,我们必须明确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理念,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优秀任务,从而更好地适应科技快速发展时代的需要。 财经创新型人才必须具备以下的条件和素质:要持续充满对财经新知识的探索和学习的能力;要具备宽阔的知识面;要具备良好的知识结构以促进知识的创新;要保持在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中强烈的创造激情;要有创造思维的能力和科学研究的素质等。 观察思考我国财经大学本科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目前还存在已有的管理模式和机制不能完全适应本科教育多元化发展的新形势和本科生培养规模的快速壮大的需要,很多院系参与本科生教育管理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并没有能得到充分发挥。因而,本科教育管理工作的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还有很大空间可以进一步提高。 2 教学管理工作相应的对策研究 其一,提高本科教育管理的灵活性和机动性。 在我们以创新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大前提下确定财经人才培养目标,提高本科教育管理的灵活性和机动性。我国大学本科教学管理培养创新型高级人才需要做到系统化、知识化和创新化。不同学科在学科文化、知识属性和成果形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而对于不同院系、不同学科的教育管理、教育评价以及考察和考核方式等也应采取相应灵活机动的管理制度。 其二,深化教学改革,实行弹性教学管理,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个性潜能,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管理和投入。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都知道只有适合学生需要与兴趣的课程才是最恰当的课程。因此,弹性教学管理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让每个学生有选择学习内容和学习时间的弹性,以实现学生更大的学习自主权。建立以培养本科学生实践能力、自学能力与探究精神为主的教学管理新体系,把培养本科学生的创新能力,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作为评价教学质量的基本标准,营造和谐向上的学习氛围,鼓励同学之间互相切磋式、讨论式学习,培养应对变化的能力和自我调控适应的能力。 通过课堂内外讨论、设疑、交流等诸多形式使同学们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实现课程体系的开放性,从而为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提供良性条件。 其三,转变思想观念,在办学思想上重视本科教育管理。 要从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标出发,在办学思想上重视本科教育管理,逐步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创新教育制度和教学模式,为科技快速发展进步的社会提供多样化、高水平、高素质的财经专业人才,以达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其四,增大各院系本科教育管理自主权。 本科教育管理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管理体系,必须合理分配任务和权力。如果权力太过集中,将会极大地削弱管理体系的整体功能。随着本科生规模的扩大,本科教育管理的重心必须逐步向学院进行合理下放。合理地确定管理的任务和分工,实现层次化管理,从而营造灵活、宽松和开放的教育管理机制,将教育管理职能和目标从教育过程任务型管理转移到教育过程评估型管理,将高校教学管理的重心从由高校教务处具体措施制定、实施转移到宏观政策的制定和控制层面上来。 其五,建立科学的教学质量监控保障体系。 依靠创新型财经人才的培养目标,需要建立科学的高等院校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按进步幅度和提高幅度进行教育质量评价。一定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综合评价考察体系,将对财经专业人才的素质教育、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融合为一体。 其六,进一步完善本科生教育管理信息化系统。 随着高校学科门类不断增加和本科生规模的迅速壮大,运用信息化手段优化教育管理模式以提高教学管理工作的效率显得非常重要。教育信息化水平和数字化教学资源的有效占有量已成为衡量―个大学办学水平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完善本科教育管理信息化系统,从而实现教育管理中教师、教育管理工作者与学生之间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同步化管理,实现教务处对本科生教育全程调控和过程管理。各级管理部门通过教育信息管理平台对各种数据进行高效化分类、整理和分析,对快速提高本科生培养质量和管理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简介:常怡,中央财经大学,北京 100081
会计本科论文:开放本科会计毕业论文写作基础工作问题研究 一、开放本科会计毕业论文写作基础性工作存在的问题 (1)选题环节存在的问题。第一,选题没有意义。选题没有意义的题目,如《会计的重要性》,《知识经济下会计的发展趋势》等。《会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没有现实意义,大家都知道会计的重要性。《知识经济下会计的发展趋势》这题目本身就让人觉得漫无边际,学生在导师建议换题后没有更改,后来从上交的论文来看也是东拼西凑不知所云。第二,选题陈旧。选题陈旧如《试论会计信息失真》、《论会计内部控制》、《应收帐款管理》、《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等题目。以上题目在前几年出现频率很高,并且有些问题政府已出台相应的法规政策进行解决,现在再写很多人只是简单拼凑,没有新意。第三,跨专业选题。会计专业的学生中,有部分同学来自金融系统,如银行,保险公司等单位。这些同学在选题时往往偏离会计学专业范围如写《论我国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的拓展》、《中国基金投资的现状与发展》等。(2)收集资料环节存在的问题。从信息资料的角度看,会计研究文献是十分丰富的。围绕选题,资料搜集越具体、细致越好。但是,在这个环节却做得很不好,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相当多的学员存在写论文只要及格就行的思想,谈不上扎扎实实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二、原因分析 (1)时间相对较短。目前论文题目上报通常在最后学期期初,初审时间在开学后第一个月的中下旬,论文答辩时间在期末考试开始前半个月,扣除学生真正执笔写作时间,通常在两个月左右,这样绝大部分学生从选题、资料收集、阅读到题目真正确定的时间很短。据指导教师反映,有的初审题目未过的学生,离交稿只有一个月了甚至时间更短了,还在问题目行不行。(2)题目审核内容单一。尽管按目前的做法,在上学期末就进行选题布置,但是由于论文审核的内容只针对题目,没有对选择题目时的相关参考资料进行检查,很多人就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准备工作。(3)学生不重视。通常在论文写作指导的时候,指导教师都要对选题进行讲解,但是很多学生并没有真正重视这一环节重要,上报论文题目较随意。有的甚至就用“会计方向”“会计电算化”这样的名称来作为上报的题目,对于这些题目审核本身意义就不大。 三、提高会计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策略 (1)调整写作时间。开放教育会计本科学制2.5年的,基础性工作可以提前到第4学期进行布置、完成。论文写作指导讲座从第四学期的期末调整到期初进行,要求学生在这一学期完成选题和资料收集、阅读的过程。论文题目审核时间分两次,即一次没过的同学,有再次选题的机会。(2)增加审核内容。在上报题目时除了题目本身还应增加对参考文献的审核,最好要求学生提供至少10篇的参考文献。指导教师则对初选题目和参考文献进行必要的审核。并且规定如果第二次审核还未过的就不难能参加写作,经审核确定后的题目原则上不能进行大的修改。这样就能促使学生更努力地寻找参考资料,认真的进行选题。(3)重视选题。毕业论文的选题是论文成功的“基石”,要求做到“有意义,有新意、有能力”。第一,有意义。毕业论文的意义包括社会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两个方面。通常我们的毕业生在选题时可偏向前者。社会现实意义指论文所涉及的问题是社会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论文所提出的观点有助于解决这些存在的现实问题。第二,有能力。有能力主要强调学生能够写起来比较得心应手,便于收集资料,便于分析。主要可从选题要熟、要小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写自己熟悉的内容。在论文选题指导时,提倡结合自己的工作内容来选题,把所学的专业知识运用到自己实际工作中去,这样的选题比较容易成功。二是写小题目。便于结合自己学习的实际,容易收集材料,有利于深入分析、广征博引,把问题谈深谈透。(4)重视资料的收集和阅读。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是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检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选题和资料的检索查阅分析是前期必要的基础性工作。在搜集材料、调查研究、接触实际的过程中,学生既可以验证学过的书本知识,又可以学到许多在课堂和书本里学不到新知识。学校和学生都应该更加重视前期准备的各个环节,这样才能使我们开放教育会计本科的毕业论文的质量有所提高。 会计本科论文:课题研究在会计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中的运用 【摘要】 会计学专业本科学生毕业论文的质量是困扰高校会计人才培养的难题。从目前的人才培养目标分析,会计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存在诸多问题,如盲目选题、写作功底差等。要改变这一令人担忧的状况,文章认为“课题研究模式”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该模式有利于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从而提高会计学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文章探讨了课题研究模式的内涵,并设计了课题研究模式的基本流程。 【关键词】 课题研究 会计学毕业论文 研究性教学 毕业论文写作过程是本科学生完成大学教育的最后一个阶段,学士学位论文的设置充分体现了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原则,是引导学生形成优良的工作作风和协作精神的极为重要的环节,也体现了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目前,会计学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每况愈下,需要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以提高会计学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 一、目前会计学本科毕业论文中存在的问题 教育部高教司《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手册(管理卷)》对会计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要求是:学生根据所掌握的管理学、经济学和会计学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围绕会计理论与实践问题撰写毕业论文,应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创造性和科学性。但目前会计学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却参差不齐,主要表现在。 1、学生茫然选题,应付了事 毕业论文的选题需要学生抓住会计发展中的热点问题,根据学习体会和能力选题。但是,很多学生面对众多的参考选题茫然不知所措。笔者对湖北经济学院会计专业2007和2008届本科生毕业论文随机抽取200份作为样本,分析得之:企业管理论题占34%;会计选题占38%,其中传统课题如会计舞弊、会计政策等占一半,新兴领域选题如国际会计等仅11篇;审计、电会方面论题占16%;会计实务方面论题仅占8%;其他分布在金融等领域。企业管理论题多是因为该部分论题资料多,部分学生抄袭拼凑了事。财会新领域的论题少是因为这方面的论题很难联系案例进行创新设计,因此会计专业本科生较少选择与本专业有关的具有挑战性的论题。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原因在于不少学生研究性学习的能力欠缺,对会计理论与实务中存在的问题不关心也不了解,更谈不上有自己独立的看法。 2、学生重视程度不够,教师认真程度不够 会计专业毕业生要拿出极大的精力去联系工作和备考研究生,导致投入毕业设计的时间有限,查找资料、与指导老师的沟通都成问题,更不用说认真实践调查了。同时,毕业论文只是相当于一门课程,对就业和考研影响不大,因此有不少同学视毕业论文如“鸡肋”,临阵磨枪,应付了事。会计毕业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仅仅靠教师两三个月的突击指导是很难见效的。而且,有些学校对毕业论文的组织过于简单,另外,近年来由于高校的会计学本科专业招生急剧扩大,而教师人数,特别是科研能力强的教师人数并没有增加,教师指导的学生人数过多的矛盾日益突出,教师精力有限,与学生沟通不够;有些教师本身科研能力也比较欠缺。 3、学生完成过程草率,论文质量堪忧 不少高校只是将“毕业论文”作为一个独立的教学环节,割裂了它与其他教学环节之间的必然环节,导致学生平时在论文写作方面的训练较少,普遍缺乏基本的写作技能和基本功,调查显示:有55%的论文存在不同程度的格式问题,主要表现在对文献的引用、标点符号的使用、图表绘制的编号、字体与大小、行间距与缩进、中英文标点等方面。现在,会计理论界和会计实务界正面临着广阔的改革空间,论文写作素材和案例是极为丰富的,但很多学生的毕业论文是空话废话居多,没有实践意义。如果我们的教学模式还是以教师为主的教学型模式,学生的会计论文写作能力难以提高。 二、课题研究模式的内涵和在会计毕业论文设计中的运用 研究性教学法是用类似于课题研究的方法来进行教学,以突出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为最终教学目标,以知识的学习为手段的一种素质教育方法。笔者认为,课题研究模式是研究性教学法的具体实践模式之一,该方法的应用可以大大提高会计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 1、课题研究模式的意义 课题研究模式是指学生自主进行课题研究,或者参与教师的课题研究,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科学学习、科学探索和科学实践的一种活动。目前,大部分高校大学生科研活动的开展都是由学校或者院系的团委来负责,难以纳入到教师的科研教学体系中去,活动开展的好坏局限于学生和团委老师的科研水平。而高校硬件设施完善,如图书馆、网络资源、期刊等,课题研究模式可以充分利用学科综合、教学资源和人才的优势,尽大效率的利用高校资源。 2、课题研究模式实施的条件 高校教师一般都肩负着某些科研项目,为学生参与科研活动提供了可能。让会计学生课题研究,一方面可以带来新的思想火花,帮助教师顺利完成课题研究;另一方面,学生可以获得在传统教学中得不到的宝贵经验,对会计理论研究前沿和会计实务有基本的涉及,对会计论文的选题、写作流程有基本把握。当然,为保障该模式的顺利进行,学校应该通过经费划拨、个人捐赠和企业赞助的方式全方位的予以赞助;制定相关政策,对相关指导教师给予工作量上的认定,对于指导学生获得成绩的老师给予额外奖励,以此吸引优秀教师的参与。 3、课题研究模式实施的经验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从1969年就开始对本科生参与科研活动给予支持,几十年来培养出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一些高校也已经将研究性教学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效果明显。如:清华大学的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Students Research Training);上海财经大学的“本科生科研学徒计划”和“本科生学术研究资助计划”等等。湖北经济学院也早在2006年即开展团委主办的“科研实践”和“大学生科研立项计划”,本科生参与教师为主的研究小组,担任研究助理,其实质就是课题参与模式的实践形式,但这些计划大都针对工科和金融、劳保等与社会调查联系紧密的专业学生,会计专业学生参与较少。 通过本次对会计本科生的调查显示:65%的学生认为自己在科研活动中最大的困难是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科研方法的缺乏;25%的同学认为主要困难是在选题和提供科研条件上,90%的学生认为平时科研活动欠缺是造成毕业论文质量低下的主要原因。由此看出,课题研究模式的运用显得尤为必要。 三、课题研究模式的程序设计 课题研究模式应根据学生在不同学习阶段的知识基础及专业能力,进行相应的实施方案,以完成相应的实施目的。 1、第一学期:入学教育阶段(启发阶段) 学生入校后,教师可以以借助参观会计模拟实验室、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其他活动,让新生初步了解会计专业的社会作用,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在此阶段,可以将会计毕业论文的写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加以强调,让学生明白毕业论文的写作最能反映一个人的会计知识根底、理论修养、创新能力和文字功底,是素质和能力在较高层次上的综合体现。学生接受了这种教育,就会从思想上重视它,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学习与毕业论文的写作联系起来。同时,可以邀请在科研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的老生畅谈科研体会,激发低年级学生的科研信心。 2、第二学期到第八学期:专业知识学习阶段 在该阶段,学生要掌握管理学、经济学和法学、会计学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在主干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1/3学时采用公开讨论课、分组讨论或案例教学的形式,围绕课程内容讨论经济社会中的热点问题或会计的前沿问题,强化会计理论知识的应用,教师可以指导学生查找文献资料,对学生的观点加以适当的提示、指导和总结,培养学生研究性的思维能力。经常不定期举办学术讲座,也可以引导学生自我充电,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 3、第五学期开始:课题选择与导师确认阶段 选题是课题研究成败的关键。学校可以组织会计专业教师统计自己的在研课题,也可收集其他可供用于研究性学习的课题,或者学生自主选择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与学生科研训练计划相结合,课题的选择应适当浅显。在论文写作训练指导中,教师可给学生有针对性的题目,并加以指导,也可吸收学生参加自己主持的科研课题和项目。让学生们在参于科研项目的过程中增加他们的求知欲和探索欲,使他们逐步熟悉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方法和作风,培养团队合作精神,训练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巩固和提高所学知识。 4、第六学期:课题开展及专业课补充阶段 在本阶段,教师针对课题的研究方向,进一步有目标性地指导学生选择与课题相关的专业课程的学习,指导学生收集课题研究必要的相关信息,了解课题的研究目标及必备的专业知识,指导学生通过上网、去图书馆、去科研部门,了解课题的研究目标,前人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进行社会调查与实践,引领学生将课题研究和专业学习有机结合起来,并对课题必需的专业知识,提前自学,让学生参与课题时感受专业学习的乐趣。指导老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及课题开展情况,适当调整研究的进度与计划,允许学生根据个人的能力及兴趣修改课题的研究方向,甚至重新选定课题或自定课题。 5、第七学期:课题研究阶段 指导老师引导学生深入地研究课题时,要注意阶段性检查研究的进度,及时调整研究目标,对于重点难点部分,给予更多的指导意见。该阶段非常强调研讨交流模式,研究小组首先确定研究讨论题目进行小组讨论,在充分交流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中,在本科一、二年级的课程中大多开设“seminar”(研讨会)的课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教师可以定期举办研讨会,同学之间、师生之间进行讨论,找到解决疑难问题的最佳途径。通过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使其互相学习,互相启发,取长补短,提高课题研究质量。 6、第八学期:结题及撰写毕业论文阶段 研究完成后,可以要求学生以小组讨论或其他形式交流研究成果,并对不同意见进行探讨。作为研究的一个总结性环节,对学习成果的展示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过程外显化,在这阶段,通过讨论,学生可以感受到观点的冲突,从而可以更好地进行反思和评判。最后,要求学生把课题研究的全过程以及所获得的成果用文字完整地表达出来,要求研究报告要有理论、有实践、有数据、有新的学术观点或分析研究结论。学生在总结课题研究各阶段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完善,就可以形成毕业论文。 当前,经济的发展使会计专业表现出了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特点,这就要求加强对学生研究素养的培养。课题研究模式给会计专业本科生提供了科研训练机会,使学生尽早进入专业科研领域,明晰学科的发展动态,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工作能力、师生团队合作精神。这样,会计毕业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就能“水到渠成”。 (注:本文为湖北经济学院教学研究项目《课题研究模式在会计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中的运用》的研究成果。) 会计本科论文:会计本科毕业论文 【摘要】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揭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篇章,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局面下,国家审计工作也面临着新的要求和挑战。文明审计是社会进步审计工作提升的一个重要理念。本文从文明审计的内涵为切入点,坚持以人为本的审计理念,阐述文明审计面临的难点并从四大方面营造出文明审计的小生态,服务大局适应和谐社会的新常态。 【关键词】文明审计,小生态,和谐社会,新常态 在题为《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中阐述了新常态。提质增效是新常态的本质。新常态的指向是国民生活质量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提升,就业稳,价格稳,民生保障更完善。作为国家经济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如何在和谐社会的新常态下发挥更大的作用。践行文明审计势在必行。 文明审计既是一种科学的审计理念,更是一种具体的行为过程,文明审计体现的是审计的进步,体制的更新,是一个先进制度的集合。道德文明,制度文明,程序文明,行为文明,执法文明构成了文明审计的方方面面。 文明审计在实际审计工作中的体现就是审计要依法按程序;遇事要先讲道理;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尊重别人;不讲粗话、大话、过头话;对审计情况要如实反映,实事求是地处理;遵守审计纪律,言行举止文明。文明审计之所以势在必行,不仅仅在于它是一种审计的进步,更在于它独特的必要性。 1、审计主体和审计对象相配合的内在要求。 在国家相关法律的保护下,国家审计从产生之初就确定了其权威性和强制性。这种权威性和强制性容易导致审计机关的工作人员盛气凌人,态度不端。对于被审计单位而言,它们不得不接受审计机关的审计行为,同时还得忍气吞声忍受审计人员的一些不文明做法。不文明审计最直接导致的是审计主体和审计对象之间产生不配合,抵触反感情绪蔓延。审计对象不仅不能配合国家审计的审计行为,反而暗中捣乱,使得审计工作举步维艰。然而,文明审计不仅可以让审计主体和审计对象配合起来,而且可以极大的促进审计工作有效的开展。 2、文明审计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同时发展的今天,政治文明建设迫在眉睫。上一届总理在听取国家审计署的报告时就明确提出了文明审计的要求,这种要求既有制度上的也有道德上的。政府是国家的管理者,管理者的素养越高,管理能力也就越强,管理效果才能越好。国家审计并不存在竞争市场,而是靠法律和制度直接确立的。因此国家审计中的审计机关不担心存在竞争压力也不存在缺少服务对象,审计工作实施的好坏不影响国家审计机关人员的工资待遇。正因为如此在国家审计中大力推行文明审计十分必要。 3、文明审计是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政治要求。 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就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而文明审计就是文明和和谐在审计工作中最优秀的体现和政治要求。只有践行文明审计,才能在机关事务中更好的推进文明实现和谐。 文明审计的内涵彰显着新的方向,但是在实际审计工作中,践行文明审计存在着诸多的难点。 1、审计队伍知识结构更新速度有待提高。 随着审计全覆盖、大数据等概念的提出,审计工作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审计工作的复杂性多变性对审计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知识储备若不及时更新很难适应新的审计方法。审计问题也越来越具有隐蔽性,在与被审计单位的沟通过程中很容易产生急躁的情绪。为发现问题,少部分审计工作人员会产生不文明执法。审计队伍知识结构更新速度已经成为制约审计工作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制约文明审计的一个重大隐患。 2、文明审计缺乏政策上重视 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审计的法律法规建设也不断的完善。文明审计虽然必要,但是只停留在理念阶段未进行有效的实施和推广,尤其是政策上没有对文明审计进行肯定式的执行。这无疑是文明审计发展的一大难点。如何设计相关政策可以更好的推进文明审计以提升审计工作将成为今后的一个重大课题。 3、文明审计的推广存在“内忧外患” 文明审计的推广首先需要审计人员形成自己的独特气质,良好积极的心理状态,健康向上的工作作风,廉洁自律的处世之道都是审计人员所必须拥有的。推广的“内忧”在于提高自身,推广的“外患”在于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还处在发展期。高度文明的外部环境是文明审计得以推广的一个外部保障,目前我国还并未达到精神文明建设的繁荣阶段可以为文明审计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虽然文明审计面临诸多难题,但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可以营造出文明审计的小生态。回望审计发展的实际现状,需要从以下四大方面入手: 1、坚持依法审计,规范审计程序是营造文明审计小生态的优秀。 审计监督是宪法赋予审计机关的神圣职责,依法审计,就是努力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在严格审计执法方面,一是认真学习,不断更新知识,增加知识储备,特别注意关注和掌握国家和地方政府新颁布的政策及制度,并在实践中运用。二是审计部门在工作中不断自我完善。根据实际审计工作情况,制定一系列规范工作的准则。严格执行审计规范程序是文明审计的前提,规范的审计程序才能实现文明的小生态。 2、注重审计质量,遵从科学发展观是营造文明审计小生态的关键要义。 审计质量是审计工作的生命线,没有审计质量的保证,文明审计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明审计的最终目的应是促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要做到文明审计,就必须将科学发展观贯穿于文明审计的工作中。审计与被审计是矛盾的统一体,审计过程中,要把对审计人员的言行举止的要求作为审计的组成部分,要按照文明审计内涵的要求,做到善于听取别人意见,尊重别人;不讲粗话、大话、过头话、伤害别人感情的话;对审计情况要如实反映,实事求是地处理,努力做到和谐审计。 3、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文明审计队伍是营造文明审计小生态的基本保障。 人才是所有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目前审计工作中各种问题的出现,与审计人员知识结构不全面、业务素质不高有着密切的联系,为此,应在提高人员素质及拓展业务技能上狠下功夫:一是要加强理论和业务学习,同时,要把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有机的结合起来,学以致用,相得益彰,在学习的基础上促进工作水平的提高和审计质量的保证。二是加强审计年轻干部的培养。着力培养高素质、复合型的审计人才。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内最 大限度地拓宽年轻干部知识面,对审计领域的相关业务知识逐渐做到融会贯通。三是高度重视大数据下的计算机审计。随着大数据概念的提出,计算机审计将在审计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不懂计算机审计,审计工作将无从谈起,文明审计也将变成无稽之谈。4、良好的党建工作和廉政建设是营造文明审计小生态的助推器。 审计机关党建工作和廉政建设涉及方方面面,对文明审计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党建工作上,切实强化党性意识和无私奉献精神,同时要积极探索审计机关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和方法。发挥党支部在学习创新、教育管理、自主活动等方面的作用,使党支部成为团结带领广大审计干部认真履行审计监督职责的坚强战斗堡垒。 在廉政建设上,建立一整套完整的内部约束和外部监督机制,靠制度来规范人,靠机制来约束人。审计廉政建设是文明审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建立起内部约束机制。建立健全学习培训制度、廉政制度、审计质量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目标考核制度、岗位轮换制度,用制度来规范和约束审计人员。二是建立外部监督机制。建立健全审计“八不准”制度、交叉回访制度、审计公告制度、政务公开制度。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保障各项审计任务顺利完成。 综上所述,文明审计是一项长期但是必须坚持的一个工作目标。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文明审计是促进审计事业不断进步、单位和谐健康、工作科学高效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从自身做起,求真务实,将文明审计的内涵实践于审计工作的方方面面,营造出文明审计的小生态,以服务和谐社会的新常态。 会计本科论文:我国大学本科会计教育论文 一、会计教育的问题 1.模式的单一。 目前大学本科会计教育多理论,而且理论知识大多枯燥乏味,没有趣味性。学生对于知识点的把握没有直观的映象,太过片面化,而且对于书中的知识流程和框架模糊,分不清楚章节与章节的联系,没有能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联系的能力。同时,教师教学的模式也大体是普通的说教,即使应用多媒体设备,大多也是照着课件念,没有新意,或者不能熟练灵活的应用多媒体,所以不能具体掌握学生的学习进度,不能及时改变自己的教学方式。学生在实际生活中无法做到知识的应用和升华。 2.教学理论化。 大学的教学主要是理论知识的传授,老师关注的是能不能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部知识教给学生,可是却忽略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于是学生理所当然地掌握了知识,学到了专业知识,可是却无法用知识解决实际中遇到的问题,处于一种好高骛远的状态,学生无法在实际操作中找到自身的问题,同时更不可能通过与老师探讨这些问题来提高自己的能力。 3.课程设置重叠。 有些会计课程很早就已经学过,可是过了一个学期,又会有另外的教材书上出现相同的知识,有时候教师又会重讲,这样就会造成造成知识的重叠,不利于新知识的拓展。另外,书籍理论的编写不够全面和细致,由于会计制度在不断的更新,所以会计教材也在不停的换新,可是理论知识却并没有改变多少,导致新的教材还是赶不上会计制度的变革。从而使大部分学生学习不到最先进的知识,无法跟上社会市场的变更。 4.教学目标与市场就业没有紧密联系。 现在的大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很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当前市场对大学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培养模式已经无法培养出精英人才。所以高校的教学的应该匹配市场的发展,结合市场的变化和对人才的需求,根据学生的个人素养和对知识的掌控能力制定一套全面、科学的教学方法来增强大学生对本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充分理解,同时还要加强大学生的操作能力,用知识完美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遇到的问题。而且还要开拓大学生的视野,不能仅仅灌输靠考证来赢取未来的工作,而是要把眼光放长远,结合自身能力,加强自己不足的地方,使自己变得有竞争力,达到市场就业需要的人才标准。 二、会计教育问题的解决方案 从上述的分析讨论中,我们会发现当前我国大学会计教育还存在着很多的缺陷与弊端。为此,我们需要找出一些解决方案来改变目前这一现状。所以,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需要尽量做到以下的事: 1.提高教学质量 在提高教学质量方面,应当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要改进教师的教学方式,教师应该尽量减少传统的知识灌溉,减少对照着书对学生照本宣科,更多的是要学生自己动脑、动手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教师也可以采用更新颖的教学办法,比方说教师或者学生在上课期间提出问题,让其他学生去思考解决方案,可以让学生自己分组进行小组讨论,并让他们自行分工,写出分析报告,提高学生的自主思考,自主分析的能力,同时还能加强学生的团队合作概念。另一方面,仅仅掌握知识是不够的,还要加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比如在学校建立会计实验室,让学生模拟会计做账,体验会计操作的流程,或者签订一些相关的实习基地,让学生分批去接受一下短期培训,锻炼一下自己的能力。还可以经常让学生去参观当地的知名企业,观察企业的发展,浏览一下企业的账本,使学生在具体的操作实练中认识自己的问题,同时补充自己所不知道的。最后在未来的实际会计操作中,学生可以将自己所学的知识灵活的运用其中,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 2.改进课程教学内容 在改进课程教学内容方面,学校应该紧密结合当前的中国政策趋势,并始终关注最新的会计发展趋势,并将其他自然学科的知识与会计学科相联系,实现其他各学科与会计学科的融会贯通。另外,学校应开展专有课程,将一学期所学的课程有机联系,形成完整框架,不再是之前的重复,这样既能使学生熟练掌握各学科的知识,并能将知识交叉运用,最终使学生的整体素质得到全面的提升。 3.制定合理的教学目标 会计教育目标的制定,要以当前经济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总体需求为导向,结合当前的就业形势和国家政策的发展趋势,培养出一批有知识,有能力,有技能,有素养的综合型会计人才,使未来的大学本科毕业生能够更好的适应当前的就业模式,更好发挥自己的能力,挖掘自己的潜力。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大学生本科会计仍然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与不足。在当前形势下,不可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对会计教学的改革,对于当前大学生本科会计教育具有很重要并且深远的意义。我们需要制定合理、切实可行的方案,并进行实施和推进,才能增强教师的教学质量,很大程度的提升大学本科学生的整体素质,并且升华大学会计教学的意义。 作者:徐心梅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 会计本科论文:本科院校教学成本会计论文 一、成本会计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成本会计教学内容同相关学科缺乏整合。目前高校的成本会计课程主要是以工业企业成本核算的要求和一般程序为例进行讲解,章节安排主要按照“费用在各种产品以及期间费用之间的归集和分配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与在产品之间的归集和分配产品成本计算的基本方法产品成本计算的辅助方法其他行业成本核算成本会计前沿成本报表与成本分析”的顺序。其中“成本计算的辅助方法”部分与相关学科“管理会计”中部分内容相重叠,“成本报表与成本分析”部分与相关学科“财务报表分析”、“财务管理”中部分内容相重叠等。教学内容的重合一方面导致师资、时间等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导致学生专业知识结构不完善。 (二)成本会计教学方法滞后。现有的成本会计理论教学主要依赖于黑板板书或者多媒体教学,教师在备课时就已经准备好一堂课所要讲授的内容及需要布置的作业等资料,即传统意义上的教学。由于成本会计本身的特殊性:数据多,计算量大且计算较为复杂,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学生在听课过程中容易出现疲惫、注意力不集中、对教学内容不感兴趣等不良现象,为避免这些不良教学因素的出现,必须改进现有的理论课教学模式。 (三)成本会计实训实践教学模式不合理。成本会计实训课是为弥补理论课的不足而设置的,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专业素质。现有的实训课模式紧紧围绕做题而展开,实训课堂按照“教师根据实训资料,布置实训作业,下课学生上交实训作业”这一模式进行,学生掌握的仅仅是成本的归集、分配、核算、分析等计算能力,对专业素质的提高几乎没有帮助。要实现培养方案规定的教学目标,现有的实训实践教学模式必须改进。 二、应用型本科院成本会计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应用型本科院校以增强学生动手能力、实践能力、社会适应能力为目标;以办教学应用型大学为统领,全面提高学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根据应用型本科院校这一培养要求,成本会计作为财务管理、会计学专业优秀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满足相关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财务管理、会计学等学科专业性较强,毕业生不仅要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而且要具备一定的实践操作能力,这就对成本会计现有的教学内容、实训实践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二,使得现有课程体系设置更加合理。由于成本会计理论教学中部分内容同管理会计、财务管理、成本报表分析相重合,因此必须对现有的授课内容进行改进,整合资源。第三,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体系。通过对现有的成本会计教学改革,学生更加清晰成本会计课程所涵盖的内容,知识结构更加合理。 三、成本会计教学改革的具体方法 (一)成本会计理论课教学内容改革。由于现有的成本会计授课内容同其他课程相重合,造成了资源浪费,应对现有的教学内容进行改革。首先,根据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不同课程任课教师合议解决教学内容的归属问题:成本会计中“成本计算的辅助方法”部分与“管理会计”课程相重合的为“变动成本法”内容,该内容应该归属在“管理会计”中详细讲授;“成本报表与成本分析”部分与“财务报表分析”、“财务管理”课程相重叠内容应归属在“财务报表分析”、“财务管理”中讲授;为“成本会计”留下更多时间进行优秀内容的解答,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体系。其次,按照从易到难的思路,合理安排成本会计课程的章节顺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二)成本会计教学方法改革。传统成本会计教学方法下,教学效果不理想。考虑将成本会计理论课同其他学科相融合,改进现有的教学方法。 1.将Excel运用到成本会计教学中;这种方法减少教师板书内容,更加有效地授课,有利于学生对所学成本会计知识的梳理和掌握;Excel在实际工作中功能非常强大,学生多接触该软件,对以后工作的开展很有帮助。 2.将“图示教学法”运用到成本会计教学中;该方法将成本会计中涉及的大量计算,尽量用图表形式表现出来,使得解题思路更加清晰、明了,帮助学生理解费用及成本的核算、归集、分配等程序。 3.结合高校自身条件,合理开发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强化教学效果的成本会计教学模式。 (三)成本会计实训实践教学模式改革。根据培养目标的要求,应用型本科院校更注重应用能力的培养。由于现有的实训课模式紧紧围绕“做题”而展开,学生掌握的仅仅是成本会计理论课的计算能力,不符合实训实践课的目标要求,有些高校热衷于让学生参加实习,然而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缺乏专人指导,实习困难且很难接触到优秀岗位。针对以上情况,应用型本科院校要积极推进“成本会计实训实践教学模式改革”:创建成本会计实训实验室,将一个企业完整的成本核算流程涵盖在该实验室中,从采购、生产、运作及销售都严格按照实际的流程进行,与成本核算相关的社会服务部门也要包含在该实验室中,让学生充分了解和掌握成本会计核算的流程。通过这一实训教学模式,学生更加直观地掌握了成本费用的归集、分配及核算,同时接触到了成本会计的优秀业务,提高了专业素质,培养了综合能力,符合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作者:张玉娟单位:长江师范学院 会计本科论文:应用型本科基础会计论文 1基础会计传统教学的弊端 1.1教学对象集中,缺乏个性发展 传统教学模式针对的学生群体比较集中,而每个学生都有自身的特点,对专业术语的理解,对会计分录的记忆,都有各自的学习方法和思路。如果教师侧重于让学生继续沿用讲授+练习+考试的集中教学模式,无益于学生个性的发展,也无法发掘学生在专业方面的潜能。比如在讲解基本定义时,教师所认为的简单理解方法,不是所有学生都会接受,针对个体的不同,每个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不相同。教师不能局限学生的思维,要让学生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促进个性化教育。 1.2理论与实践脱节 目前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会计教师,大多是从高校毕业直接从事教学,真正接触企业经济业务内容比较少。在解释财务核算问题时,只能就书本内容,给出比较浅显的解释,无法做到理论联系实践。这些现象揭示出,目前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师处在比较尴尬的位置,就理论研究不如重点大学的教师,论实践技能比不上企业财务人员,培养的学生针对专业知识的学习也是懵懵懂懂,在就业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据了解,目前大多数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习惯依据书本讲课,学生的练习基本来自习题库。书本上的知识存在滞后性,练习题目相对陈旧,导致学生所接触到知识面不够,无法做到触类旁通,承前启后,不会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教师这种讲授+练习,按部就班的授课方式,对于初次接触专业课程的学生,无法把所学知识和实践联系起来记忆,容易遗忘所学知识。基础会计作为专业性比较强的课程,需要一个全方面发展的教师,拥有较强的理论研究能力和一定的实战水平,让学生轻松地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能用心地练好专业技能,为将来找到对口的工作做好准备。 1.3考核方式保守 目前应用型本科院校考核学生的方式比较单一,大部分采用闭卷考核的方式,开卷考试的比例相对较少。而学生针对这类考核方式,也形成了特有的学习方案,“平时随便点,考前抓紧点,考时小心点,考后疯狂点”,目标就是及格。经过几次的考试,学生基本掌握规律,教师一般会在期末考试前,划定考试的范围,因此学生只需要在考前把这些范围的知识点弄懂,就能考到比较理想的分数。而这种考核方式,考核出来的学生,只锻炼了暂时的记忆能力,考试结束后,所学的知识能记住的不多,更难运用所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应用性本科院校培养的人才,需要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这类考核方式不能作为唯一考核学生能力的标尺。 2基础会计教学改革的创新与实践 2.1教学改革丰富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2.1.1启发式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黄湘(2011)指出:“基础会计这门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也给这门课程的入门学习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学生进入大学之前学习的科目是语、数、外,大综合,进入大学后,面对新的专业领域,将会产生很多不适应。会计专业教师在讲授基础会计课程时,在教学方法上应该做一些转变、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转型。对于初学者,教师在讲课过程可以采用启发式教学,给学生创造轻松学习的氛围,让学生慢慢学会思考,学会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如何用好启发式教学,需要教师与时俱进,了解最新的资讯,真正融入到学生的生活中,拉近教师与学生的内心距离,将授课内容生活化、生动化,简单化,让学生轻松记住所学内容。同时教师还需要做到抛砖引玉,给学生一些想象的空间,让学生联系身边的事情,解释相关的专业名词,并尝试着说出不同之处。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超越书本而不离开书本,授人以渔,增加学习的内动力。一个会思考的教师能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启发学生去思考,多给学生一些期待,学生会有意想不到的表现。一所知名大学的图书馆整夜都是灯火通明,这个不是靠强制执行达到的效果,而是需要教师用智慧激发学生对知识的渴求。 2.1.2探究式教学发挥学习自主性马述珍(2011)在谈到基础会计课程特点时,指出:“基础会计这门课,具有极强的理论性、技术性、实践性。”基础会计作为会计专业基础课,入门存在一定的难度,学生缺少实践经验,在理解和掌握专业知识,往往停留在知识表面的含义,无法体会到会计原理的内涵。探究式教学,利用学生的好奇心,遇到问题追根到底的心理特点,主动探究,获得答案,获取知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提出问题,引导学生,以学生自主学习为前提条件,为学生提供足够的空间表达自己的想法,给学生参与讨论问题的机会。改变了靠简单的理解来记忆知识的学习方式,用生活的案例作为参照物,让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践操作中的问题。教师可以在每章课程结束后,给学生布置课后思考题,让学生主动寻找资料,并邀请学生讲出自己的结论,让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会计专业的学习是终身的学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帮助他们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将来他们能够轻松应对各种专业的学习和考试。 2.1.3借助多媒体实现教学现代化现代多媒体教学是借助幻灯片的方式,将无法直观表达的会计原理、会计实务、会计技能,通过图片、动画和文字的形式展现出来,生动展示了传统教学模式无法达到的效果。为了丰富课堂教学的内容,可以将会计凭证、账簿、账页、报表扫描到基础会计课堂讲解的课件中。使抽象的知识形象化,有助于初学者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而且多媒体教学能够将账务处理的来龙去脉,凭证填制的先后顺序,通过播放器演示出来,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 2.2教学改革行为导向,实现个性化教育发展 一堂高效率的授课,教师应该安排六成的时间讲授,留下四成的时间与学生互动。由于学生存在个性差异,每个学生都有各自的特点。教师在给学生训练项目时,要分出不同的层次和空间,将大班集中学习模式,调整为小组学习的模式。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扮演的是组织者、引导者的角色,真正的参与者是学生。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敢于怀疑和批判,敢于设置目标,敢于创新。在轻松的学习氛围中,学生学习专业知识效率相对较高,为了让授课的过程变得轻松,也可以尝试让学生上台讲解,增加学生学习的信心,也能锻炼学生的综合素养,还能培养学生善于思考的习惯。 2.3教学改革理论联系实践,提升实践教学效果 2.3.1校企合作,提升教师实践教学水平《决定》中提出要整体谋划今后的教育改革路径,要大力提高教育的质量。孟凡静(2012)在谈到案例教学重要性时,指出:“应该将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作为教学的目标。”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需要教师除了拥有较强的理论知识之外,还需要拥有一定的实践技能。为了提升教师实践技能,学校可以安排教师在寒暑假进入企业、会计事务所交流和学习。同时还可以安排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到学校讲课,参与教材的编写,参与课题研究。让教师和企业人员互动,保持长期的交流和沟通,定期开展交流会。提高教师的实践技能和综合素养,让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有案例可讲。 2.3.2理论联系实践,增添实践学习兴趣贺翔(2011)提出:“为了促进学生学习会计专业的能动性,除了需要改变教学方法,还需要用实践中的案例来为学生重新构建基础知识体系,实现教学目标。”据了解,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对企业真实经济业务内容更感兴趣。这需要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除了讲授书本理论知识之外,还要理论联系实践,把近期企业中发生的新的经济业务内容带到课堂上,并鼓励学生参与学习和讨论。而作为初学者,教师只能引用比较简单,容易理解的案例。而基础会计教材的内容是根据作者对专业知识的理解而安排,该课程的主讲教师,不能仅参考原有教材知识结构体系,要从学习的角度去理解课本内容,研究出对于初学者容易接受的思路和方法。合理安排教学进度,让学生在学习中循序渐进,越学越轻松,越学越想学。做到理论和实践的有效结合,教会学生如何学习,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增添学生学习专业课程的兴趣,同时也增加学生就业实习的信心。 2.3.3创新教学方法,提升学生实践操作能力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逐渐被“以学生参与为主”取代。在新的教学方法下,教师主要起到引导作用,启发学生思考,负责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在实践教学中,可以采用的教学方法有: (1)任务驱动法,是实践教学中常用的一种教学方法,由教师根据课程的内容和要求,设计出训练项目,学生接到任务,主动寻找解决的方法,来达到灵活运用知识的目的。 (2)角色互换教学法,教师根据学生实际表现,邀请学生充当教师角色,对同学的表现进行提问和点评,之后由教师进行最终点评。可以激发学生动手操作的兴趣,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 (3)演示教学法,可以通过录像演示,将实践教学的画面形象生动地展现在学生面前,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感性认识,增加教学的效果。 (4)情境教学法,教师可以通过模拟一个真实的工作场景,让学生提前感受,工作岗位的性质,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以及对未来的参与感。例如:在讲解如何填制会计凭证时,可以按照程序处理。 2.3.4考核方式灵活,实现人才培养多元化为了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能力,教师在验收学生学习成果时,应该改变以往只重视考查书本理论知识的考核方式,应该采用灵活多变的考核形式。例如:可以让学生参与演讲,设计作品,撰写总结报告,发表文章,参与讨论,书写读后感,这些方式都可以作为考核学生的方式。学生可能会对书本理论知识不感兴趣,考试成绩也不理想,但不能以此作为依据判定学生不优秀,教师在给学生综合考评时,应该多方面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创新能力以及运用知识的能力。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需要专业教师在考核过程中给学生更多的机会表现自我,培养学生良好的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作者:雷光美 林晓薇 高慧 单位: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会计本科论文:应用型本科会计实践论文 一、基础会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会计分录的编制这部分内容,教师首先应让学生熟练掌握账户的结构,按照会计恒等式左边所有要素是借增贷减,右边所有要素是借减贷增来帮助记忆。在具体讲到会计科目和账户时,用“T”字型账户结构画出,加深学生对账户结构的记忆。除此以外,教师在教学中可以以“T”字型账户作为工具,画出相关账户的流程图,帮助学生理解相关账户的关系。笔者在自身教学过程中,还注意到光凭老师在课堂上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学生无法真正内化知识,尤其是对应用型本科的应用型本科学生来说,加大习题课的比重尤为重要。会计核算组织程序这一部分的内容,如仅仅局限于理论知识的讲解,会显得很空洞,最好的方式是让学生走进实验室进行实际操作。很多学生在学完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理论课之后,仍然无法理解什么是凭证和账簿,只有借助手工账或是会计软件实操,才能让学生真实体会到上课时讲的理论知识,同时也是对会计分录编制知识的巩固。在内容的讲授顺序上,笔者做过统计,分别把两届学生分为A、B两组,A组学生按照基础理论-会计科目与账户-会计凭证账簿-会计分录的顺序讲授,而B组学生按照会计理论-会计科目与账户-会计分录-会计核算组织程序的顺序讲授,仅看两组学生的期末成绩,同样是70位参考学生,A组学生通过率73.41%,B组学生通过率提高到77.97%。虽然统计样本存在差异,两组学生的自身的理解学习能力等因素没有统一评估,但就课堂的互动和学生的反馈来说,按后一种讲授方式似乎更能被学生接受。笔者认为,讲完会计科目与账户之后,紧接着通过企业的具体实务涉及的会计分录,直接讲授会计分录的编制,两者衔接紧密,这实际上是理论上教会应用型本科学生怎么做账,之后,再回到会计凭证和账簿,介绍在企业实际操作中,怎么把理论的借贷会计分录客观反映在会计凭证中,最后生成会计信息,这不仅避免学生对会计科目与账户名称的遗忘,也方便学生后期在实验课的安排。 二、管理会计和成本会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1.教学内容 管理会计的教学,主要包括变动成本法、本量利分析、短期经营决策和项目投资决策以及全面预算。成本会计教学内容的重点集中在费用在各种产品及期间费用之间的分配和归集、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的分配和归集,产品成本计算的方法、标准成本法和作业成本法、成本报表的编制。 2.教学方法 管理会计的理论知识教学,教师应尤其注意图形和知识点介绍的结合,就是看图说话。比如变动成本法中固定成本、变动成本、总成本和业务量的关系,本量利分析中各因素变动对盈亏临界点的影响,项目投资决策中各期现金流的折现计算等,通过图形结合描述,能够使应用型本科学生快速的掌握计算方法,理解计算原理。如果管理会计是看图说话,那么成本会计更多的是看表说话。比如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和在产品间如何分配,通过表格中的数据逐一讲解,把一张表讲完,数据的关系理清,分配方法也就掌握了。此外,学生的参与在教学过程中尤为重要。由于管理会计和成本会计开设的年级通常在大二、大三年级,这个时候学生基本已经学完中级财务会计,对财务会计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具备了一定的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个时候,在教学中不妨加入一些分组作业,给学生一些具体案例,让每个组的应用型本科学生通过计算,分析案例,最后得出结论。比如在管理会计里的项目投资决策,如何利用贴现分析方法分析具体项目投资方案的可行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完全可以让学生通过分析案例,制作ppt,再演示讲解给全班同学。笔者在自身教学过程中也观察到,采取这样的方式,学生更容易接受,课堂也更为生动。 三、心得体会及建议 本文认为,基础会计的教学,如果具备实验室软件和排课的条件,那么完全可以把实验室课程植入理论教学课时之中。比如,讲完企业的采购业务,就让应用型本科学生到实验室,利用设置好的数据,根据材料采购单、采购合同、入库单等凭证录入记账凭证,而不用拘泥于课堂理论教学,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操作的结合。由于在基础会计中也会涉及到成本分配的问题,那么成本会计的实际操作内容可以以基础会计学生作出的数据作为基础,直接填制成本费用的分配表,最后生成报管理会计的课程,仍然可以利用相关的成本数据,对未来期间进行预测。也就是说,同一套数据,可以利用三次,但是对数据的加工方式不同,使用的程度也不同。当然,在具体实践中,难免会有局限性。比如实验室软件的选取、教室教师的配备等问题。使得这些课程在实际教学中,还是以理论教授为主,缺乏学生的参与。另外,在担任这三门课程的任课教师后,笔者深刻体会案例教学对于开展会计学科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作为教师或者高校管理者,不应该总是强调学生的出勤率,如果没有丰富的课堂内容,仅凭照本宣科,我们又怎么要求应用型本科学生坐在课堂上认真听课呢?但是,高校教师一旦进入高校,便很难再接触企业中的实务,即便是从企业中进入高校的教师,本身具备实战经验,可以将理论有效的与企业实务相结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涉及到实际案例的更新问题。所以,本文对推进会计实践教学提出的建议如下:建立教学案例库,可以通过高校合作、民间协会、校企合作等多种方式加强高校与高校之间、高校与企业之间的交流沟通,获取实践领域的资料,加工成教学案例,形成案例库,由业界专家和各高校的学者定期更新,并实现共享。这样,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借鉴案例库中的实例,运用于教学。作为高校,也应定期组织教师培训,提供一些机会让教师深入企业,在企业工作,了解企业真实的第一手案例,作为企业,也需要理论知识作为支撑,高校教师作为理论基础扎实的群体,也可以为企业的理论研究作出贡献,从而实现校企双赢。以上是笔者建立在自身的教学过程中总结出的一些看法,其可行性还有待探讨。总之,高校对学生的职业教育,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实践教学,对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来说,任重而道远。 作者:王慧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 会计本科论文:本科院校会计实践论文 一、会计实践教学的目标 由此以来,我们可以把本科院校会计实践教学的目标分为三条: 1.专业知识 专业知识是了解各式各样企业或集团的法律环境知识,理解并掌握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决策知识,成本会计的各种成本核算方法,管理会计的管理方法与决策知识,熟悉信息技术与应用的相关知识,除此之外,还要特别关注整个行业以及企业生产经营知识。 2.技术技能 技术技能要求学生具备实际操作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综合分析能力、职业判断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能力,还要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适应环境能力等。 3.应用能力 应用能力要求学生熟练运用会计方面的信息技术软件,通过各种渠道与更多的人进行有效的沟通,独立并高效率的完成工作,在有限的条件下,合理安排工作时间,按时完成工作的能力。 二、目前本科院校会计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1.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观念 一直以来,本科院校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大多数本科院校教学观念仍然比较落后,会计实践教学的理念在本科院校教学中还没有完全落到实处,没有真正贯穿于会计教学工作的全过程,具体表现在本科院校的教学课程的设置、教学课时的制定、教学内容的安排、采用的教学方法、考试考核制度。大多数会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注重会计基础知识的教授,重理论、轻实践;重讲解、轻练习;重传承、轻创新。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以自我为中心,教学方法落后、教学内容单一,教师关心的是会计课程的理论课时有多少,在规定的课时内课程能否上完,学生考试能否过关会不会影响教师自己,考试过关率怎么样,却忽略了对学生会计技术技能的培养。 2.实践教学方法落后 长期以来,受到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我国会计教育普遍采用教师单向授课法。由于数据量大、处理过程复杂以及教学时间的限制,很多会计问题只能讲述其涉及的基本原理,无法对案例进行充分的分析,而且课堂时间有限,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缺乏对案例见解的交流与沟通,学生也不能从案例中学到知识。同时,由于实验方案具有一致性,数据收集、实验过程、解决办法基本一样,没有创新性,实验就成为纯粹的机械模仿。 3.会计实践教学内容是指为了实现会计实践教学目标 在各个实践教学环节,展开的实践教学课程的内容。会计实践教学体系的优秀是会计实践教学的内容,并且是会计实践教学目标的具体表现。但是,目前的会计实践教学内容基本上还停留在会计核算实验的阶段,并且课程的实验仅仅涉及到基础会计和财务会计课程的实训,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等课程的实验几乎没有,更不用说多元化、深层次分析了,比如,在财务会计实训中,只是按照一般会计流程,对经济业务简单处理,根本没有对经济业务的相关财务问题做深入分析,这样以来,造成学生分析问题能力差,更谈不上灵活应用。 4.缺乏校外实训基地 会计是一门操作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本科院校组织学生到企业进行实训,是多数本科院校采取的传统而有效的会计实践教学方法。然而,本科院校在组织校外实习时都存在很大的阻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三项:第一项,由于企业财务信息的保密性,每个企业会计工作岗位的有限性和不稳定性,使得目前本科院校和企业、会计师事务所等单位没有固定的、长期的合作关系和接触机制,传统的实训基地基本丧失。第二项,实训时间多安排在学生临近毕业时,使得会计理论教学与会计实践教学脱节,导致学生对于书本上不太理解的问题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更做不到会计理论知识与会计实践操作有效结合。第三项,由于各本科院校受到实训经费的限制,往往安排的实训时间有限,企业实训大都局限于企业派人到本科院校讲座和学生到企业参观,学生在实训环节很难接触到企业真实的会计经济业务,更不用说参与企业会计工作、了解企业整个会计核算流程与财务管理方面。因而,校外会计实训流于形式,达不到预期目的,从而阻碍了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有效实施,更不能起到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的作用。 5.手工与会计电算化实验相脱节 目前,大多数本科院校基本上都建设了会计手工实验室和会计电算化实验室。但是,一方面,在会计实践教学过程中,大多数本科院校会计手工实验局限于单纯的做账,并采用“仿制的会计凭证,剪刀,浆糊”方式,只要求学生熟悉会计实务处理的流程,即从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到编制会计报表,学生只是被动地做简单的模仿实验。另一方面,会计电算化实验是用简单的会计资料,应用于会计软件的操作流程,缺少必要的信息系统思想的培养和训练。手工实验和电算化实验得不到有机结合,网络资源应用不足,这样的会计实践教学只是表面粗浅的教学,不利于培养学生在会计实践方面应该具有的独立思考、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满足不了社会对复合型会计人才的需求。 三、改革本科院校会计实践教学的建议 1.更新观念,加强实践教学 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学生的能力、素质水平已成为衡量培养质量高低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人才培养工作必须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更加注重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本科院校应以修订人才培养规划为契机,构建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团队工作能力为优秀的实践教学体系,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牢固树立将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理念,突出实践教学在复合型人才培养中的主体地位。本科院校的会计专业教学部门领导一定要认清当前会计教育形势,根据会计专业的特性,逐渐改变会计教学观念,切实改变会计实践教学无关紧要的现状,在会计理论教学不忽视的前提下,加强会计实践教学,逐步提高会计实践教学在整个教学计划中的分量,着重培养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建立一套独立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会计教师要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会计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树立并坚定会计理论教学与会计实践教学同等重要的教学理念,并将会计实践教学真正落实到整个教学计划中。 2.创新实践教学方法 我们知道,校内模拟实训和校外实习是当前大部分本科院校实行的会计实践教学方法。从微观方面看,会计实践教学是要求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会计知识,在实践过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创新能力、表达能力。同时,培养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道德的一门课程。所以,会计实践教学的方法具有多样性特点。具体有8种方法: (1)实务演示法。实务演示法是通过多媒体演示,并有教师讲解实务操作过程的一种实践教学方法。实务演示法有展览实物讲解方法,播放投影仪讲解方法、视频录影讲解方法、多媒体教室教学软件讲解方法等。实务演示法安排在课堂授课之前,是学生在学习理论之前,心中有一个大致轮廓,这样做不仅使学生了解即将所学知识,而且有助于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进而提高学习效率和效果。 (2)单元练习法。单元练习法是在某课程完成其中一个章节的学习目标后进行的阶段实务训练。单元练习法是对教学目标的具体体现,所以,要以目标为准,完成对学生的授课任务,并使学生对所学知识能够理解并掌握。 (3)模拟实习法。模拟实习法是在会计实践教学实验室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会计资料,以企业的一个会计周期为区间。模拟财务部门会计实际业务处理的模拟训练。模拟实习法的主要目标是检查学生对会计学的基本理论掌握情况与会计实际操作处理能力。 (4)社会调查法。社会调查法是学生利用寒暑假时间,就会计专业或者会计学专业的相关问题展开社会调查,并在假期结束后针对社会调查做出调查报告的方法。 (5)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就某个教学案例,运用所学会计理论知识及方法对案例进行分析、推敲、提出可行性解决办法,而且在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进行交流的一种会计实践教学方法。 (6)项目设计法。项目设计法是使学生运用所学会计知识及相关会计理论,分成小组,共同合作来完成一个模拟项目设计,并做出设计报告的一种会计实践教学方法。例如,设计财务管理制度、设计会计核算制度、设计成本核算制度、设计会计软件等。模拟设计项目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必须在不违背国家会计准则的基础上,通过供需分析、建立模型、实施方案等步骤,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设计工作。 (7)课题研究法。课题研究法是鼓励学生参加教师的课题研究活动,并且做出学术报告及学生对于课题研究的心得体会的研究型教学方法。 (8)校外实习法校外实习法是派送学生到校外实训基地参加会计实务工作的一种会计实践教学方法。校外实习不仅包括会计记账、做报表,还包括财务管理、审计监督、纳税、与银行业务往来等方面的工作。所以,校外实习法是不仅锻炼学生综合素质能力,而且提高了学生的各项能力,比如:实际操作能力、职业判断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共同合作能力等。 3.完善实践教学内容 会计实践教学作为会计教学的基本方法,贯穿于本科院校人才培养计划的整个过程中,会计实践教学内容服务于会计实践教学目标。会计实践教学内容设计以课程为载体,充分体现了培养的目标,以确保系统的完整性,适当的内容,紧凑的连接,以结果为导向。所以,会计实践教学内容,分为四个层次的能力培养,分别是基本技能,专业技能,创新能力,会计职业道德能力。 (1)基本技能。基本技能主要是通过培训基础会计、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等课程。要课程的每章每单元都要培训,培养学生在每个单科课程下处理财务问题,以发展学生的个别操作技能,掌握会计领域的最基本的理论知识。 (2)专业技能。从手工模拟实训中,我们不难发现,财务工作是一个应用程序,一个非常全面的工作。包括:资本融资决策模拟训练,投资决策模拟训练,利润分配决策模拟训练,财务指标和企业绩效评价模拟训练,财政预算培训和会计制度设计方面的实践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创新性综合运用知识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技能。 (3)创新能力。为了提高会计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和培养学生良好的沟通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会计专业人才所需的各项能力,本科院校可以制定拓展素质和创新学分认定办法,只有修满创新学分,才能毕业。 (4)会计职业道德能力。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是会计职业教育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国家建立会计职业道德,会计法律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旨在培养高质量的会计人才,具有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所以,开设会计职业道德、会计法律及相关法律、法规课程,是十分必要的。 4.拓展校外实训基地 本科院校会计实践教学,校外实训基地的建立是首选的教学方法。通过简单的会计实务操作练习和模拟演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深学生对会计知识的全新理解,但模拟毕竟不是真实操作,因此,实习基地的建立是本科院校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条件的本科院校可以建立校企合作实训基地。 5.手工与电算化实验有机结合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对会计工作的要求,必须改变会计手工实验和电算化实验相脱节的现象,使两者融为一体。会计电算化实验是学生会计电算化水平的决定性因素。会计手工实验是学生运用专业知识、熟悉巩固理论知识的重要手段。熟练掌握会计业务操作流程,为会计电算化实验提供建账、报表生成与汇总的实验数据及专业技能支持。按照实验顺序分为:先后实验和平行实验。先后试验是先做会计手工实验,后做会计电算化实验。即在手工实验的会计信息基础上做电算化实验。平行实验是会计手工实验和会计电算化实验是同步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会计手工实验与会计电算化实验严密结合,学生们不仅掌握了会计手工实验的业务处理流程,而且熟悉了会计电算化的操作步骤及原理,同时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使学生能够达到会计人才市场的要求。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会计人才市场对于会计人才的要求是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为优秀的知识结构,熟练运用计算机财务软件和以创新为导向的能力结构。所以,要适应发展的社会和需求的市场,必须从新定位本科院校会计实践教学目标,更新和改进会计实践教学内容,会计实践教师具有高水平和高素质,有一定规模的会计实践教学设施,以使会计实践教学体系顺利实施,提高会计实践教学质量培养复合型、创造性和高素质的会计人才。 四、结语 总之,实践性教学在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和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由此以来,实践性教学在会计学专业教学计划中,是不容忽视的教学方法,我们一定要给与会计实践教学工作足够的重视,从根本上提高本科院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作者:关大卫 单位:黄河科技学院 会计本科论文:本科课程教学基础会计论文 一、基础会计课程教学内容存在的问题 (一)教材整体结构不够合理 目前的基础会计教材内容除了会计要素、账户、会计等式等基本理论外,重点介绍了凭证、账簿到报表的账务处理流程和主要的经济业务核算,整体来看,还是侧重于理论,理论体系较完整,但有关实践的应用还没有很好的体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度不够,特别是没有做到与专业岗位的对接与融合,这就与应用型本科淡化学科,突出专业岗位能力的要求有了一定的差距。需要对教材的内容作一些结构性的调整。 (二)内容安排与后继课程不匹配 早在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就明确了会计计量属性的概念,提出了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五个计量属性,目前紧跟基础会计开设的财务会计课程随着会计学科的发展,在金融资产、固定资产和长期负债部分的计量已不再是完全采用历史成本,而是涉及到了公允价值、摊余成本及现值等概念,学生在学习这部分内容时普遍感到难度较大,不好理解,这说明基础会计课程的内容安排有缺失,作为入门的专业课程,内容已不能满足会计学科的日益发展。 (三)与实践环境联系不紧密 高等应用型技术人才要求培养的人才具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职业能力,对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提出了更高要求。会计是与企业内外部各部门联系紧密的部门,发生的经济业务牵扯各个方面,要更好的理解会计事项处理的原则、意图,做出恰当的职业判断,需要对会计事项本身具有完全的了解。目前的基础会计教学内容大多仅仅局限在会计核算范围内,对与之相关的经济业务环境和业务处理流程的介绍较为缺乏,影响了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 二、基础会计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建议 (一)明确教学目标,准确定位 有了明确的课程教学目标,才能合理的安排课程教学内容。对于众多的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非会计类)而言,学习基础会计学的目的是理解各类会计信息的含义,明白这些信息所展示的经济内涵,并能够利用这些信息做与出生产、销售、筹资、投资等活动相关的经济决策。对于会计类专业学生而言,虽然基础会计是一门入门课,但美国会计学会早在1986年就提出会计教育的目的不在于把学生训练成会计师,而在于培养其未来成为会计师应具备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那么其教学目标也不能仅仅是会记账、算账,而是要求学生在掌握核算的基本技能基础上,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遇到实践问题具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因此,无论是否会计专业的学生基础会计课程的教学目标都不能仅仅是掌握会计的核算方法,成为一个记账员,而是要培养会计意识,并利用会计知识去进行管理的能力。结合不同专业及应用型本科的定位考虑,基础会计课程的教学目标应该是使学生在了解会计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理解会计准则要求,掌握报表等会计信息含义,具备运用信息对企业经济实践活动进行分析、预测、决策的能力。 (二)调整结构,以岗位设计内容 应用型本科教育强调专业岗位能力,在教学过程中也应遵循这一理论,将教学内容与工作岗位能力相结合。传统的基础会计教材理论体系较完整,但没有体现出岗位应用能力,可打破教材原有框架,对教材内容做出结构性的调整。按照会计工作岗位设计教材内容,突出各岗位职业能力要求。在教学中可按企业各财务岗位设置教学内容,并由学生角色扮演,感受真实工作环境,使理论与实践相互交织,用所学理论来指导实践,再通过实践来感悟理论,训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不但可增加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还能很好的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职业判断能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在学习完会计要素、会计等式等基本理论后,就可按照出纳岗位设置来学习收付款凭证和现金、银行存款日记账的登记、库存现金的清查等内容;可按库管、会计、会计主管等岗位设置来学习凭证的传递和账簿的登记等内容。之,要由各财务工作岗位的任务进行驱动,根据各岗位的工作任务设定教学内容,学生完成各项任务既具备了专业实践应用能力。 (三)协调课程关系,增加资金价值内容 一般院校先开设财务会计课程,在学习财务会计的基础上开设财务管理课程,学生才能更好的运用财务数据进行分析、判断、决策,深入理解财务管理的内涵。但随着会计学科的不断发展,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大分支不断交融,传统的财务会计核算越来越多运用了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作为资产等要素账务处理时的计算依据。如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计量、分期付款购入固定资产和应付债券等的核算都涉及到了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中资金时间价值部分,许多同学学到这里都不甚理解,导致教学效果较差,往往需要教师补充部分有关资金时间价值理论的内容,才能收到教学效果,给课堂教学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建议在基础会计的教学内容中,加入货币的资金时间价值内容,既解决了后继课程的教学问题,也使得基础会计的内容更加完善,更加名副其实,真正可以包含两大会计分支的基础内容,而不是还仅仅局限于传统财务会计的基础内容。 (四)重视影响因素,增加业务流程介绍 应用型本科要求人才具备采用一定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职业判断力的培养尤为重要。学习基础会计在掌握了基本核算能力的前提下,还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判断能力。要在教学内容中增加与核算紧密相关的经济、技术等因素,让学生熟悉企业各个部门不同业务的流程,对企业、行业和相关市场的特点都能有所了解,对全局有所把握,理解企业经营管理实质,真正参与企业管理活动,这样职业判断能力才能不断的提高。 会计本科论文:社会需求视角下本科会计论文 1当前会计专业人才队伍现状及会计岗位人才的社会需求状况 虽然我国的会计人才队伍非常庞大,但整体素质偏低,要真正实现我国的财务会计和国际惯例接轨,必须提高会计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目前,我国的会计人才队伍结构和布局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1)缺乏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缺口较大.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趋势下,我国企业对会计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国际化会计人才的需求增加,因此,高校应加强培养具有国际化思维和视野的职业会计师;(2)传统财务会计人才过剩,管理会计人才缺乏.从数量上看,传统的财务会计人才数量庞大,但严重缺乏管理会计人才.传统会计人才在提高企业综合效率和绩效方面远远不及管理会计人才.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离不开管理会计人才的培养,未来我国财务从业人员至少需要一半管理会计师.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经济进程的加速,会计人才的社会需求在不断增大.与此同时,高校会计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量与质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从会计从业人员总体需求情况来看,一方面,高层次会计人才十分短缺,特别是高级财务管理人员缺口达到60%左右;另一方面,普通的财务人员供过于求,其就业形势严峻.这说明目前我国的会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2当前我国本科会计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2.1人才总体质量与社会需求差距较大 教育观念落后导致高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过于注重学生的理论知识,在实践能力的培养方面有所欠缺,而会计专业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这就使得这种培养模式下的学生在知识的应用方面未能满足社会需求.从用人单位的角度看,传统模式培养出来的会计专业毕业生动手能力不强,这无疑增加了用人单位对新员工的培训成本.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会计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定位与社会需求不一致,甚至有的完全脱离了社会需求.根据2008年麦可思公司的调查显示,会计学专业在我国应届本科最热门的前10个专业中排名第三,但遗憾的是,会计学专业也是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失业人数最多的10个本科专业之一.而且,在关于学生的工作专业相关率和毕业生离校时掌握的工作能力方面,会计学专业均不在最高的10名之内.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是本科毕业生在工作中最重要的基本工作能力,但是目前我国本科会计专业毕业生的能力水平大多达不到工作要求,工作技术含量被企业认可程度较低.这就形成了会计专业人才结构性失业的局面:(1)社会严重缺乏大量高层次复合型的会计专业人才;(2)许多本科会计专业毕业生因无法胜任高层次岗位的要求而找不到工作.据相关调查显示,90%的会计专业应届毕业生不符合外资企业的会计、财务工作岗位要求.这说明我国本科会计专业毕业生的整体素质和社会需求之间仍有较大差距.因此,必须把社会需求视角下的本科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作为我国当前会计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课题. 2.2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合理 从国内各本科院校会计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看,其培养目标定位可谓是五花八门,如会计师、高级专门人才、复合型人才、管理者等等.尽管社会对会计人才的需求是多层次的,会计人才涉及到各行各业,但是在实践中,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岗位对会计人才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尽管从表面上看,目前各地方院校在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上体现出了差异性和层次性,但从教学内容方面看,由于课程体系等大同小异,使得培养出来的学生同质性非常强,模糊了不同层次之间的人才界限,这导致了会计专业毕业生的供给无法与行业需求对称.“在对会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方面,尽管都突出了应用性,但基本是基于会计职业岗位的单一定位,偏重于教育会计专业知识的系统性、全面性和单一会计知识的应用能力,忽略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1)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单一.虽然,众多高校对本科会计人才培养目标都力求突出应用性,但这种应用性是偏重单一会计知识的应用而忽略了职业综合素质的应用.换句话说,大多高校本科会计专业的教学体系是基于会计职业岗位指定的.“在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上,会计的功能不仅仅是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更多的是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更需要具备经营计划和控制系统设计、问题诊断及相应管理知识的综合人才.”在实际财会工作中,会计工作者不仅仅是简单能够完成会计操作和实训就可以了,也不仅仅要求掌握编制分录、报表等等技能,而是要求其能够全面了解企业经营运作过程,在经济业务的数字核算的基础上,对这些信息进行系统分析,协助解决企业与会计问题,为经营管理者的经营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这就应该作为会计工作的功能之一.目前,本科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强调的应用性,实际上是一种具备会计操作能力的专门应用性,这种方案下培养出来的会计人才属于会计专才,而非综合性应用人才,这种人才无法真正适应社会需求.2)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高职层次混淆.目前,很多本科层次的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高职高专层次雷同,过分偏重学生的动手能力,没有区分清楚两个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的差异性.高职高专层次会计人员培养的重点是动手能力,要求其具备熟练地会计核算基本能力就足够了,或者说,高职层次的会计人员所从事的是一种重复性的技术工作.但是,本科层次的会计专业要求学生在掌握熟练的会计核算基本技能的基础上,还应该具有敏锐的职业判断能和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甚至掌握财务管理人员所应具备的管理决策能力,这个层次的工作应该是兼具智力性和创造性的,这就要求本科会计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不能仅仅强调技术操作,同时在职业道德、管理能力、沟通协作能力等方面实现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3)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缺乏通用性.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迎合工业企业会计人员的市场需求,学校的专业建设和课程设置把工业企业会计作为重点内容,学生的专业技能应用主要偏重工业企业会计核算方面,并不注重专业知识的综合拓展.自我国打破了按行业划分会计的制度之后,为了适应现代财会业务的综合性特征,高校会计专业也随之取消了行业会计的专业方向设置方式.为了迎合学生暂时的就业,部分高校代之以交通会计、国际会计等一些不十分规范的专业方向,这种对专业过细的划分实际上是对会计学的误解,会计学不是一门算账之学,也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性的学科.过细的专业方向划分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方向的定位,忽略了会计应用型人才的长远目标是多元化通才教育的长远目标,而且这种划分不利于创新教育理念的实践,往往容易忽视学生的人文素质和职业综合素质的培养. 2.3实践教学未能真正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本科会计专业的实践教学在深度、广度上和高职高专层次没有拉开差距,很难实现本科会计专业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的目标.“随着我国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社会对专业人才的素质、综合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的会计实验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本科会计专业学生的实践环节主要包括校内实验室模拟训练和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实习实践.其中绝大部分本科会计专业校内实验室模拟训练是停留在在没有任何企业经营背景支撑下的会计核算层面上的,主要是账、表等填制和基本业务练习.由于没能进入真实具体的工作环境,不能贴近工作实际,模拟训练的项目如果不具有真实性和逻辑性,不能掌握本学科的最新动态,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实训的效果.从目前会计专业教材的实验项目看,由于缺乏统一的、高质量的会计实验教学教材和缺少一体化的实验环境,大多没有设计企业的部门设置、财会部门各岗位设置、凭证的传递流程等.最突出的问题是,严重缺乏需要做出职业判断的实验项目,结果导致学生只能停留在会计核算的层面上.在这种简单化的模拟环境下,学生感受不到实践的氛围,加之许多模拟训练滞后于理论知识,学生很难做到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没有进行职业判断的训练,比如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协调、经济业务的监督、成本分析、财务分析与决策等等.因此这种模拟实习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从这一点上看,其实践教学环节和高职高专相比没能体现出更高的难度.在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实习环节,由于企业财务信息的私密性限制,大多数企业无法满足会计专业学生顶岗实习的需求,但恰恰是校外实习基地的实习对学生来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学生毕业后要迅速适应新的职业角色,必须经过校外顶岗实习的训练过程.这就形成了一种矛盾的局面,企业为降低员工的培训成本,倾向于招聘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会计人员,但会计专业应届毕业生大都没有这种实际工作经验.基于以上原因,本科会计实践教学无法真正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由于学生缺乏参与企业全面会计工作的机会,整个校外实习过程难免流于形式,这就限制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处理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 2.4教师队伍缺乏实践经验 教学效果的好坏与教师的经验与能力密切相关,首先,会计学专业的教师不仅要求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同时要求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由于许多本科院校特别是地方院校会计专业教师是直接从高校应届硕博士毕业研究生中直接招聘或从其他高校、科研院所直接引进任教的,来源单一,他们本身不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缺乏有会计工作经验的人才.多数会计学专业教师普遍缺乏会计实践经验,缺乏从事财务管理活动的经历和对整个企业财务现状及运作的了解.其次,由于会计专业招生规模扩大,虽然会计专业教师数量有少量增加,但由于培训成本等问题,使得师资整体素质提高缓慢,和招生规模扩大的速度相比,教师数量的增加严重不足,生师比严重失衡,这造成许多地方本科院校教师教学任务繁重,无暇顾及社会实践,而且大多数高校未能实现真正的产学研合作办学,这严重影响了教师参与实践,使得本科会计专业教师整体缺乏实践经验,由于教师队伍本身不能有针对性的对学生的实验、实习或毕业设计等环节加以指导,从而导致了本科会计专业的实践教学不能实现其最终提高学生职业综合能力的目标. 2.5人才培养理念落后 许多本科院校过分注重会计专业学生的专业技术培养,而对比如职业道德和沟通协作能力等非专业能力的培养力度不足,忽视非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教育,缺乏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这说明在人才培养目标这个问题上,许多本科院校仍需要在社会需求的视野下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应把培养具备综合素质和国际视野的会计专业人才作为今后的发展方向.部分地方高校在自身利益和短期效应的驱动下,招生规模被盲目扩大,师资比例严重失调.这些高校的办学理念缺乏清晰的定位,学校的管理形式主义化严重,加上师资力量薄弱,难免降低人才培养的质量,如果缺乏科学合理的市场需求定位,则使得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不一致,加剧了本科会计专业毕业生严峻的就业形势. 3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本科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思路和定位 会计工作作为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其作用显得越来越突出.要深入贯彻人才强国的战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与国际接轨的目标,必须坚持以《会计行业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为指导,改革传统的会计人才培养模式,合理布局会计人才队伍结构,完善会计人才发展制度.应坚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观念转变为先导,以培养模式的创新为优秀,以学生的职业综合素质的培养为重点,以形成自己的专业特色为追求,把学生培养成具有较强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的有用会计专业人才.用新时期的人才观、质量观和教学观来指导本科会计专业的人才培养,并在培养方案中充分体现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职业适应能力的培养,全面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3.1合理定位人才培养目标 高校是面向社会办学的主体,其目标应是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合格人才.高校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手段之一是建设富有自身特色的专业,各院校本科会计专业应从就业市场和社会需求视角出发,合理制定人才培养目标,依托学校背景,体现其特色,培养具有地方优势的复合性会计人才,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不同类型的高校应根据自身的招生对象、服务对象、资源优势、就业面等定位自身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准确把握经济发展趋势,全面了解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获取用人单位对财务人员的需求状况,把社会需求作为本科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的直接驱动力.随着会计教育迅速发展,各院校都在探讨自身会计教育的培养定位,出现了“专才”与“通才”之争,会计专业毕业生面临的是开放性和多元性的工作,所以高校本科会计专业致力于培养面向企业、上市公司等高级“应用型”人才.经济全球化使得财会业务日趋复杂,就业市场对会计人才的职业综合素质要求不断提高,传统的记账、报账式会计专才无法服务于企业的经营管理需要,这就要求本科会计专业把培养目标定位为高级复合型应用会计人才,而不是高职层次的专才培养. 3.2提高教师队伍的实践教学能力 师资队伍建设是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本科会计专业应用型复合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归根结底要依靠教师才能落实.没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一切规划都等于空话.就目前我国本科会计专业现有师资的整体情况看,师资队伍的状况远远不能满足未来会计专业人才培养发展的需求.必须要建成一支各方面素质好;学历、职称和年龄结构优化;教学科研能力强、水平高;相对稳定、合理、富有创造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师资队伍.这就要求高校会计专业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全面提高师资队伍的素质和水平.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会计专业的实践性非常强,教师的实践水平直接决定了其对学生实践环节的指导是否有效,这就要求会计专业人才的培养必须具备一支兼具深厚理论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队伍.首先,必须加强现有师资队伍建设,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鼓励教师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从先进教学方法和学科前沿等方面的获得国际视野.高校不应过多限制会计学专业教师业余兼职,在保证师资队伍稳定不流失的前提下,应支持会计专业教师兼职校外会计相关工作,如企业财务主管、注册会计师等,丰富师资队伍的实践经验,同时,改革实践教学效果的评价体制,提升教师的实践教学质量.其次,可加强高校和企事业单位的合作,有计划地选派会计专业教师到经济实体机构进修培训;最后,应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实现教师来源多元化,整合校外人才资源,选聘企业学术水平较高和实践经验丰富的会计业务管理人员等作为兼职教师,重点承担实践教学环节的指导工作,加强会计实务与会计专业课堂教学的交流,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3.3构建以职业综合能力培养为主线的课程体系 无论是“研究型”、“教学研究型”还是“教学型”大学,首要的任务都是培养和造就人才,因此应该把职业素养的培养放在首位.与偏重理论性知识的研究型人才相比,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应偏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其教学体系应在重视基础理论和创新思维的前提下,同时体现出对知识和技术的应用能力,做到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但必须围绕能力培养这个中心.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适应经济发展趋势和社会需求的综合应用型人才.本科会计专业教育是以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要求为导向的,所有的教学活动都必须为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和职业适应能力服务,这就要求学生具备坚实的公共基础和学科专业基础.为此,高校本科会计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应和高职高专类会计专业课程区分开来,围绕宽口径、复合型会计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构建职业综合能力培养为优秀的课程体系,把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应涵盖人文通识类基础课程、商业管理类课程和会计专业类课程三个层次,基础课设置应涉及人文、社会、自然、科技等领域,陶冶学生职业道德品质和情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应变力及人际交往能力.应加大人文学科课程的比重,合理确定文科、商科和会计学科之间的比例,增加选修课和讲座课,精简必修课,加强实验课、实习课和实践课.同时可根据学生的能力、兴趣与就业意向等方面的差异,设置弹性化的专业方向选修类课程模块,如与国际接轨的外贸会计类课程等,实现拓展专业口径和灵活专业方向的平衡,优化学生知识结构,增强学生的职业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 3.4加强学生职业判断能力的培养 “所谓会计职业判断,是指会计人员根据所掌握的会计知识和积累的执业经验对需要进行会计核算的经济业务事项所作的推定与判别.”目前,我国的本科会计人才培养过程中偏重要素核算方法和财务处理知识的讲解,往往忽略了学生的职业判断能力的培养,表现为过分强调知识和技能,而忽视职业道德和职业敏感性等内容.由于我国的会计学科对学生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的培养并未给予充分的重视,会计人才队伍整体的职业判断的水平不高,这种现状导致会计信息质量难以保证.我国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十分强调职业判断,会计人员综合素质的高低主要是通过其职业判断能力的高低体现出来的,所以,本科会计专业应加强培养学生的职业判断能力,提高学生的职业敏感性,这是本科会计人才培养急需解决的问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引导学生思考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对企业财务和经营状况的影响,在会计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和企业具体的经营环境下,如何做出最有利于企业的会计处理,切实提高学生在实际会计业务中的职业判断和职业选择能力. 3.5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教学环节对会计专业学生来说尤为重要.会计专业应用性极强,实务性、操作性是其专业特色.因此,在进行会计专业教育中,专业实习是其中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它直接关系会计人才职业综合素质的提高.在实践教学改革方面,主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1)巩固并不断完善“多阶段、连续式、一体化”的本科会计专业实习模式.根据实习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完善原有的实践教学模式,提升实践教学质量;(2)不断完善实践教学考核评估制度,推动实践教学的制度化、规范化;(3)加强校企合作,遴选满足会计专业实践教学要求,能覆盖重点发展的专业方向的高质量实习实训基地.综上所述,本科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出社会真正需要的合格人才,优秀是学生职业综合素质的提高,由于社会需求是不断变化的,因此,高校本科会计专业人培养模式也应随社会需求做出调整,逐步提高教育水平,努力缩小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差距,为社会提供满足社会需求的人才. 作者:罗伟单位:曲靖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本科论文:专业课程设置本科会计论文 一、本科会计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1.现有本科会计专业课程设置没有与时俱进。 我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方式,大力扶持互联网行业、文化产业的发展和金融领域的改革。其中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将改变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引发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场革命。互联网技术与金融行业的结合出现了互联网金融,改变了我国传统的存款模式和计息方式,引起会计利息的确认和计量方式的改变。互联网金融和制造业相结合,将改变我国传统产品生产方式和销售方式,也将引起产品成本的确认和计量方式的改变。总而言之,互联网技术在我国经济领域的应用不仅会影响经济增长方式改变,也会引起会计核算方式的改变。这将对会计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挑战,而现有的会计专业课程设置几乎都忽略了通信技术课程的普及及其应用,互联了网联网技术对我国经济领域的冲击,没有与时俱进,没有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没有体现出互联网时代特色。 2.现有本科会计专业课程设置不够全面。 10月15日,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我国文艺作品应该兼顾市场效益和社会效益,不能让文艺成为市场的奴隶,标志着我党开始重视健康的文化对青少年的正面引导作用,抵制低俗文化对青少年的恶劣影响。同志的讲话无疑给学校提出培养人才的新目标,那就是德才兼备,学校不仅要重视学生专业技能的训练,更要重视学生品德和文化的培养。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高校会计专业课程多偏重于会计与商业经管类课程,基本忽略了人文学科、艺术学科等方面的课程。这种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仅仅具备会计专业技能,却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步入社会后,不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易被恶俗文化引诱、占领,最终走向犯罪道路。 3.现有会计专业课程设置存在重知识、轻能力问题。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我国会计准则为了保持与国际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处于一个不断修订修订的过程。2006年2月,我国财政部颁布了新企业会计准则,这是对我国旧会计准则进行的一次全面修订。新企业会计准则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应用,打破了过去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垄断地位。公允价值的应用要求会计工作人员具备较高的会计估计技术和会计职业判断能力,而不再局限于会计知识的机械化重复应用。2014年3月份,我国财政部再一次对2006会计准则进行重大修订,使我国会计准则进一步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修订后的会计准则更加抽象,其应用进一步要求提高会计工作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综上,我国会计准则的不断修订与国际趋同是大学会计专业人才培养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情况,要求高校在会计专业人才培养上更加侧重于学生会计职业能力的提高,而不是会计知识的简单复制。但是,现有本科会计专业课程设置基本上还是侧重于会计理论知识的讲解,而忽略了会计职业能力培养。 二、完善本科会计专业课程的建议 1.本科会计专业课程设置应与时俱进。 互联网技术在我国经济领域的应用,改变了我国传统的产品生产模式、销售模式和交易模式,促使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等相关新兴事物的发展。随着互联网应用技术的提高,企业的虚拟化程度会提高,企业的外延会逐渐增大,企业的生产、销售、交易和借贷模式等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无疑将会引起产品成本核算、期间费用核算和借贷利息核算等发生变化,挑战会计工作人员的职业思考和判断能力。会计专业的毕业生作为未来生产和加工会计信息的主体,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的经济活动,提供更为准备的会计信息,势必要对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流程有一个足够的了解,这就要求本科教育课程设置包含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讯技术的知识普及,以便学生毕业后能够更好地适应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为未来经济发展作贡献。 2.本科会计专业课程设置应增加人文艺术学科。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曾写到,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表达了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本科学生作为年轻的一代,无疑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高校培养出来什么样的学生,也就预示着国家未来走什么样的道路,所以学生的教育至关重要。我国传统文化的很多作品都教育人们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教育人们“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因此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于学生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着重要意义。现有会计专业的课程设置往往比较重视学生会计技能的培养,却忽略了学生在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的培养,忽略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知识普及,这容易导致一些学生有才无德的现象。因此高校应该在现有课程设置的基础上,增加我国传统文化课程的讲授,普及学生人文艺术常识,帮助学生了解我国的历史和文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3.本科会计专业课程设置应增加职业能力培养课程。 随着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不断修订,公允价值在会计工作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这要求学校在会计人才培养中更加注重学生会计职业能力的提高,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活动。因此,高校在会计专业课程设置中不能仅仅关注会计理论、会计知识的普及,还要关注会计知识应用和会计技能提高,应该在现有会计专业课程设置的基础上,提高会计知识应用和会计技能的课程。 三、结论与启示 随着互联网技术在我国经济领域的发展和应用,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改变,产品生产、销售和交易方式等等都发生了很大改变,这将影响会计相关方面原有的确认和计量方式。为了应对互联网技术对会计工作的冲击,本科会计专业应及时调整和完善课程设置,普及计算机网络技术等方面的知识。此外,现阶段,我国文化虽然呈现多样化的局面,但是一些低俗、丑陋和腐朽的文化正腐蚀着大学生的心灵,导致大学生犯罪事件频频发生,因而现有会计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不能仅仅关注会计技能的培养,也应关注会计专业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应增加我国传统文化选修课程,以提高大学生的文化修养。最后,我国会计准则继续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处于不断修订的过程,这要求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更应注重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应关注学生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的提高,这要求大学会计专业人才培养上增加提高学生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的课程。 作者:陈春艳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会计本科论文:本科高校培育卓越会计师论文 (一)强化理论知识体系基础,构建职业性“模块化”选修课程体系 1、公共基础平台课程。包括语言类课程(大学语文、大学英语);政治理论类课程(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等);计算机类课程(计算机文化基础、计算机技术基础等);人文素质类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公共体育等)。 2、学科基础平台课程。包括管理学类课程;经济学类课程(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数学类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法律类课程(经济法、税法等)。 3、专业基础平台课程。包括初级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高级会计学、财务管理学、成本会计学、管理会计学、会计信息系统、审计学等。 4、专业选修模块课程。包括专业限选课程、模块方向课程以及任意选修课程。其中,模块方向课程是在会计学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基础上,构建具有特色的职业教育能力模块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例如行业会计模块,课程可设置非盈利组织会计、银行会计、酒店会计、医院会计等;会计控制模块,课程可设置会计制度设计、内部控制、职业道德与行业规范、审计案例等。 5、公共选修课程。公共选修课程包括应用写作、自然科学类课程、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等。 (二)建立“教师-会计师”有机结合的“双证型”师资队伍 1、基础理论课程由“双证型”优秀校内教师担任。优先聘任具有全国会计师职称证书并且具有会计工作经历的教师作为“校内专业导师”。 2、扩大“双证型”教师数量,提升“双证双师型”教师素质,改善教师队伍结构。应选派教师定期到企业进行会计实践培训,或者参与联合企业会计业务操作,提升任课教师的会计实践能力,强化任课教师的会计实践背景。校外导师同校内专业导师结合,共同完成专业技术课程讲授、专业认知、岗位实训、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等环节的指导。形式可分为两种:①企业教学顾问。应能举办会计专题讲座和学术报告,为学生及时介绍会计学科前沿动态和最新成果;②企业兼职教师。能担任会计专业课程教学,指导学生完成实习实训等实践教学内容,并能培养和提升学生的会计职业素养。 (三)构建“双导师型”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教学体系是校内“专业认知、专业技能、专业创新”+校外“职业素养、职业能力”培养模式的重点部分,在实践教学方面对学生的培养通过“双导师制”来实现,一方面在学校由专业教师通过课程实验和综合模拟实训等对学生进行专项会计岗位能力、综合财务管理能力、创新创业能力进行培养;另一方面由聘请的校外兼职实践导师在企事业单位对学生进行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培养。两方面相互配合,旨在培养拥有卓越理念的“卓越会计师”人才。主要按以下思路和流程进行: 1、校内“专业认知、专业技能、专业创新”培养体系。校内培养由校内导师完成,包括基本认知能力训练、专项会计岗位运作能力训练、综合财务管理能力训练、创新创业能力训练。(1)基本认知能力训练。重点解决学生对社会和企业缺乏认识和职业体验不足的问题。通过对制造、服务、运输等行业的基本构成单元、会计业务流程、财务管理模式的认知,理解会计业务和财务系统在不同行业中的基本特征,了解会计的基本岗位和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同时培养学生的“卓越”理念(卓越追求和卓越能力)。包括两部分内容:①学科基础认知。通过管理学、管理经济学理论课程学习和实验课程学习完成。学生应系统了解管理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并能应应用于企业经济事务认知中;②专业认知实习。专业认知实习要求学生在认识、了解、定位本专业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基础上,对自己大学四年乃至毕业后3~5年的发展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并能够初步形成“卓越理念”(卓越追求+卓越能力)。(2)会计岗位运作能力培养。通过对制造、服务、商业等基本行业中会计业务的岗位训练,使学生了解每个会计类工作岗位的工作流程、业务操作内容,并能熟练模拟每个工作岗位的实际操作,掌握必备的专业知识和实务操作能力。这部分能力的训练结合会计主干课程例如初级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成本会计学、审计学、会计信息系统、税法等课程的学习来完成,可与相关课程的开设学期同时进行,按照出纳、往来结算、成本核算、审计、报税等会计岗位所需的专项能力要求分项设计实验内容。这些实验贯穿于整个本科学习阶段,进行持续的不间断岗位能力训练。(3)财务岗位运作能力培养。通过对制造、服务、商业等基本行业中企业财务管理的岗位训练,使学生了解每个财务管理岗位的方法体系和应用技能,提升学生的财务管理能力,为培养企业未来“卓越会计师”打下良好基础。这部分能力的训练按照财务分析、财务预算、筹资决策、投资决策、资本运作等岗位,结合财务管理学课程实验、管理会计学课程实验、财务岗位分工实训、ERP企业经营实战沙盘演练等完成。(4)综合会计业务能力培养。针对“卓越会计师”培养要求,按照企业会计主管岗位的要求,采用仿真企业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的会计资料,让学生以会计主管的身份进行会计岗位的分工、工作权限安排、建账,对整个年度的会计业务进行相应处理,最终进行年终决算,提供年度财务报告。这部分训练旨在通过对制造、服务、商业等基本行业中一个典型企业会计系统的综合运作训练,使学生全面掌握各行业会计信息系统整体运作管理的方法体系和应用技能,提升学生的综合财务管理能力,为培养企业未来“卓越会计师”打下良好基础。培养学生胜任会计主管的能力,使学生在校期间即了解并体验会计主管运作企业整个会计工作的过程。(5)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专业创新设计旨在要求学生利用所学专业知识进行会计岗位工作流程创新设计、会计业务工作流程创新设计,或者某产品供应链战略和财务管理流程设计、某公司创业计划设计等。通过以上各种形式的创新创业训练,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素质。通过专业创新创业设计和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等各种形式,由学生自选作品、自组团队、设计作品,可进行企业会计岗位工作流程创新设计(例如酒店出纳工作流程)、企业会计业务工作流程创新设计(例如医院药品采购业务流程),也可设计某产品供应链运作流程战略和财务管理流程(例如某食品企业某食品产品研发、原材料供应、生产、销售、回款等一系列流程的创新创业设计),也可全面设计某公司创业计划,模拟企业从注册创建到实际经营运作的全过程,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通过以上各种形式的创新创业训练,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素质。 2、校外“执业能力-职业素质”培养体系。根据学生未来职业规划,将学生分配给校外兼职实践教师,在企业相应的特定会计岗位上进行实际工作训练。具体岗位如出纳;稽核;资本核算;收入、支出、债权债务核算;工资核算;成本费用核算;财务成果核算;财产物资的收发、增减核算;总账核算、会计信息化、会计档案管理等。具体做法:聘请企事业单位会计主管或中级会计师职称以上企事业单位精英会计人员作为兼职社会实践教师,安排学生在兼职教师所在单位进行真实业务的处理,由兼职社会实践教师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的培养。(1)会计执业能力培养。通过校外导师对学生的会计实务处理工作进行培训,指导学生在会计实务处理过程中形成初步的职业判断能力和财务管理能力;通过校外导师指导学生进行会计法规和制度在企业中的具体应用处理,从而解决理论知识和前沿的脱节问题,使学生在经过企业实习后切实获得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的提高,并形成对未来会计实务处理的综合业务能力。(2)会计职业素质培养。通过校外导师的指导,使学生了解并遵守会计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体现会计职业特征的、调整会计从业人员与投资者、企业管理者、政府等各方面关系的职业行为准则和规范,提高作为会计人员自身的职业品德、职业纪律、专业胜任能力及职业责任等。 作者:张玉红单位:德州学院 会计本科论文:教学改革本科会计教学论文 1.我国本科会计专业教学的现状 从目前我国的会计教学来看,整体水平处于中等,会计教师的素质也比较高,但是考试的方式比较单一,而且教学的设置、课堂的互动性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而对于教学结构来说,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会计学原理、成本会计以及审计应该是目前本科院校会计教育的五大优秀教学,这五个教学课程也是学生们普遍公认的,但是从现阶段的会计教学来看想。学生对这些优秀教学的实际掌握程度不是特别的理想,导致学生对于这五大会计教学课程的学习热情不是特别高,从而影响了教学的效果。而从目前我国的会计教育情况来看,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学生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这一方的知识特别的冷漠。这也是我国本科院校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我国在高中的时候就有文理分科的现象,而会计工作的特殊性还会把会计人才带入一个相对狭窄的领域当中,这时的学生都把学习的时间放在了专业的技术性教育中,也就自然而然的忽视了人文素质的培养,其实这样的做法对于学生来讲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国要尽快的改变这种情况,要各方面全面发展才可以。此外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是培养学生知识和技能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我国是一定要培养出高水平的会计人员的,因此相对有效的教学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人都会认为教师教学是目前最广泛也是最重要的教学方法,可是我们要知道教师教学方法是学生掌握知识最基本的教学方法之一,虽然角色模拟等教学的方法非常受学生们的喜爱,但是教师并不能够很好的适应其中,也就导致很多的教学方法都没有发挥其作用。 2.我国本科会计专业教学改革中所存在的问题 (1)专业设置不合理。当前我国本科会计教学的专业设置有很多的不合理的地方,这也导致很多必要的知识全部被覆盖掉了,比如说成本会计的教学学习时间只有短短的30多个小时,这点时间根本就完成不了成本会计的知识,这也就使得学生对于成本会计的了解不足。 (2)教学选课情况普遍。有些课程如果没有教师上的时候,那么这节课就设置的非常少,有的院校根本就不再设置这一课程,而有的课堂选课的教师比较多,学校就会多设置这一课堂,这种设置的不合理性导致会计的相关专业课程的课时非常的紧张,有些会计专业的课程都没有办法开设。 (3)教学方式单一。目前我国大学本科会计教学的教育手段是传统教育单向输出的方式,这种教学手段可以说让学生始终处于被动的状态之中,这时的教师会议非常高的身份来告诉学生知识,学生将接收到的知识形成一个内存,并且通过反复的实践,使这一内存不断的增强,在整个的教学过程当中,教师始终是处于主导地位的,所有的学生学习的内容、学习周期都是由教师来决定的,这种教学方式很有可能会造成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信息交流出现障碍,教师在对知识进行考核的时候是不会去想学生到底想学什么的,这就是应试教育的一个最大的缺点,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被这一教学形式所抹去,最终导致学生在毕业之后很难适应会计岗位的相关工作要求。 3结语 我国的本科会计教学改革要抓住实际,以学生为中心,增强学生实践的能力,不断的完善我国的会计教学改革,这样才能够为我国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会计人才。 作者:尚红岩单位:哈尔滨剑桥学院 会计本科论文:管理会计双语本科教学研究论文 摘要:笔者通过对《管理会计》双语教学的经验和体会,阐述了对双语教学的认识,探讨了双语教学师资的培养及教材的选择、中英文授课语言的比例、教与学互动和突出启发式教学、情景教学方法等问题。 关键词:管理会计;双语本科;本科教学 前言 构建国际化的会计教育,是会计专业双语教学的切入点。管理会计作为一门边缘学科,自20世纪初产生以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会计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许多财经类院校都对该课程实施了双语教学,一方面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和理解管理会计的理论及前沿;另一方面对我国管理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发展也有好处。笔者在两个学期《管理会计》双语教学中遇到不少问题,现将心得和思考阐述如下: 一、对双语教学的认识 双语教学的英文为BilingualEducation。这一概念来自美国这个拥有150多种语言的移民国家。根据《朗曼应用语言学词典》所给的定义是“Theuseofasecondorforeignlanguageinschoolfortheteachingofcontentsubject”,直译的含义是“能在学校里使用第二语言或外语进行各门学科的教学”。 就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来看,双语教学主要指用汉语和英语课堂讲授英文原版教材内容的教学制度。双语教学的目的,是通过学生外语的综合运用能力,加深学生对国外先进的知识体系、思想方法以及前沿的学术理论的了解,促使其全面掌握专业知识、技能,树立国际观。据此目的,《管理会计》作为会计专业的优秀课程之一,双语教学首先应是管理会计专业知识教学,而不是英语教学,会计专业的培养目标仍是首要目标,双语教学的次要目标才是提高学生的外语综合运用能力。在此目标指导下,笔者认为双语教学绝不能是“汉语”和“英语”两张皮,即先用汉语讲解,然后用外语重复,或者先念一段课本,而后用汉语解释。双语教学要淡化“双”的区别,将母语和英语有机地融合起来,使学生真正领会英文原版教材中专业知识的精髓。 二、《管理会计》双语教学的教材问题 教材是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基础性依托,其选择应以是否“有助于达到人才培养目标”为基本规范和根本评价标准。双语教学选用原版英文教材已经成为各高校通行的做法。南京财经大学《管理会计》双语教学中,选用的是Atkinson,Banker,Kaplan,Young编写的“ManagementAccounting”,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由于此版教材是目前比较权威的管理会计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它的中译本。虽然教师不要求学生中英文对照学习,但是大部分学生自行购买。笔者认为这种“准双教材制”在教学中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部分学生会过分关注和依赖汉语信息,忽略原版英文教材的学习和体会,从而削弱双语教学的作用。 运用原版教材可以使学生领略到原汁原味的东西,包括专业词汇的使用,专业内容的表达,西方的专业教学思路和对知识的认知程序。这样才能保证学生学到的知识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能够与世界主流技术和思想接轨,对培养学生未来的就业优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原版教材的另一个特色是其先进性。一些前沿理论或方法,在国内本科教材中见不到,或者一带而过,或者仅仅做抽象介绍,而原版教材中却会有原汁原味的阐述。比如管理会计中的作业成本法,这种方法被誉为是成本会计的里程碑,国内由于应用极少,故教材中多为简略和艰涩的解释,没有可以信服的完整的案例加以说明。国外教材轻松解决了这一尴尬。类似的内容,比如成本企画、平衡计分卡等等。另一方面,原版教材中案例、佐证、背景阐述比较多,洋洋千余页的教材中,知识点比较散乱,对于习惯了国内教材风格的学生,对原版教材的知识体系编排还有一个渐进的适应过程。所以,双语教师既要努力让学生熟悉西方教材的风格,又要帮助学生整理思路,梳理知识点。双语教学中,教师一般都要求课后学生对应国内教材进行学习,作为参考。但是,原版教材与国内教材相对照,同样的知识点经常会出现在不同的章节和场合,如在Kaplan等编写《管理会计》的教材中,成本差异分析,不同于国内教材出现在标准成本法的介绍中,而是出现在弹性预算的章节中。笔者建议,使用原版教材可以不必拘泥于原版教材的体系编排,教师可以考虑以国内教材的内容体系编排为主线,调整穿插原版教材内容,这样容易使学生通过中文教材与英文教材对照预习复习,把握管理会计的主要知识与脉络。 三、双语教学的师资问题 双语教学的师资一直是制约双语教学实施的“瓶颈”。在培养国际化会计人才的目标下,双语教师首先应是“专家型”人才,具有很强的专业素质;其次才是具备良好英语素质的“复合型”人才。管理会计发展至今,其学科体系涉及很多领域和方法,双语教学首先从专业上要求教师能够通晓管理会计的发展和研究前沿,现代通畅的信息交流,使得这个层面的要求相对容易达到。目前《管理会计》双语教学的最大问题仍然是语言。 对于承担双语教学任务的教师,学校应该制定科学的培训计划。笔者认为,近年来高校本科扩招,各学校会计专业师资均相对匮乏,所以对双语教师的培训不一定就是一步到位送到国外去学习,可以分步骤、分批次进行。第一步,可以充分利用校内外的外教资源,对双语教师进行培训,包括语音、语调和日常用语训练;第二步是“请进来”,可以从以英语和汉语为主的双语国家(如新加坡)或多语地区(如香港)聘请具备双语教学能力的会计学专业教师或有意从事教学且具备双语能力的高级管理会计人才,或者聘请其他高校在双语教学上有丰富经验的专业教师,对教师的专业英语授课的语言交流技巧、授课方法等进行交流和培训,互助教学,观摩指导;第三步是“送出去”,即经过一定程序的挑选和考试,选派双语教学中的优秀教师分期分批地到国外培训,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准和英语水平,同时也可对双语教学的教师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 在大力培养双语教学师资的同时,还应该建立健全合理的激励和考核机制。双语教师备课工作量太大,不仅 要查询和吸收大量的外文资料,还要考虑如何与我国实践相结合,其工作量往往是非双语授课的数倍。另外,多数财经类院校《管理会计》双语的授课对象是十多个班级,在师资受限的情况下,不得不多班级授课,而且学生的外语基础参差不齐,直接影响到授课质量和学生对教学的评价结果。如果没有特别的工作量核算、教学质量考核、教学研究科研立项、职称评审等政策倾斜,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激励教师坚持做下去。 四、《管理会计》双语教学的教学方法 (一)中、英文授课语言的比例 课堂上两种语言的使用,必须依据环境决定,而不应存在任何性质的任务观点。国际机构为美国教育部门做过一项为期四年的双语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结果是:如果要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教师可以使用母语的最大比率是全部教学语言的25%。由于双语专业课程为非语言类教学,根据各学校教学实践和调查,教师使用母语的比例建议控制在50%左右。 笔者认为,教师在教学中要灵活掌握这个比例,授课的实质重于形式,不一定每堂课都按照50%的要求备课,根据授课的内容,适当的不足和超过都是可以的。一般在课程开端阶段,计算居多的章节,以及新的理念和管理方法等较难内容的讲解,如作业成本法、平衡计分卡、资本预算等内容,中文使用多一些;而对于案例的分析,以及对专业性不是很强的介绍性章节的讲解,可以大量使用外语。这样,随着课程的深入,对于学生和教师,都不会有太大负担。 会计本科论文:会计本科实践能力培养论文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会计本科人才综合能力的培养越来越重要。本文就会计本科实践能力的培养目标及实现培养目标的内容和条件进行分析探讨。 【关键词】实践能力;目标;条件 一、会计本科实践能力培养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条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高等教育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由此可见,高等会计教育培养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具有较强市场经济意识和社会适应能力,具有较为宽广的经济和财会理论基础以及相关学科的原理知识,具备较好地从事会计、审计、理财及其他相关经济管理工作的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人才。根据高等教育的目标,结合会计教学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会计本科实践能力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培养会计本科人才具有能够最大限度地吸收和运用会计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专业实践能力与社会实践能力,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较强的会计核算能力 即要求会计专业本科毕业生利用所学到的知识,根据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要求,能够恰当地进行全过程的会计核算(包括填制凭证、登记账薄、编制会计报表)。 (二)较强的审计业务能力 即要求会计本科毕业生中将来准备从事注册会计师工作的学生,利用所学到的知识,在注册会计师的指导下,根据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能够恰当地进行社会审计业务;要求将来准备到企业工作的学生,利用学到的知识,在企业会计师的指导下,能够恰当地进行内部审计业务。 (三)较强的会计制度设计能力和会计事务管理能力 随着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不断完善,企业将以具体会计准则和准则指南为依据,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自行制定会计科目、自行决定账务处理程序。会计教育的培养目标,不仅将会计本科毕业生造就成合格的记账员,而且将他们培养成合格的会计师或注册会计师。因此,作为一名会计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应具备较强的会计制度设计能力和一定的会计事务管理能力。 (四)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 在现代企业中,各项决策均离不开包括会计信息在内的各项经济信息。会计人员不仅仅是经济信息的提供者,也是经济信息的综合分析者,为企业决策提供综合性的分析资料。如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综合分析;企业预算完成情况的综合分析;企业内部责任预算完成情况分析;企业利润、成本、资金预测分析等。因此,作为会计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应具备较强的经济信息综合分析能力。 (五)较强的职业判断能力 会计、审计工作的性质和职能要求从业者具有敏锐的职业判断能力。面对纷繁复杂的经济业务,是否能够准确地进行职业判断,是衡量一个会计师、一个注册会计师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当然,敏锐的职业判断能力的最终形成,需要一个较长的实践过程,需要靠经验的不断积累,但是否为这种职业判断能力的形成打下良好的基础,则是衡量学校教育质量水平的一个重要尺度。 (六)较强的社会实践能力 包括与人交际能力、公关能力、协调能力、合作共事能力。现代的社会技术越来越综合化、复杂化,越来越需要团队精神和与人共事的能力。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社会活动能力,也是学生今后成才的基础。 二、会计本科实践能力培养的条件 (一)会计本科实践能力培养的教学内容 1.从会计实践教学的空间范围来说,分为校内实践和校外社会实践。这样通过校内与社会相结合,既突出了实践环节的社会性,也与理论教学紧密结合,讲究其实效性。校内实践主要是配合会计理论教学的进度而设置相应的会计专业技能训练和会计仿真模拟实验。而社会实践则是分阶段借助于各种实习单位对社会和会计专业的认知过程。其中的毕业设计虽从空间范围看,是在校内进行,但其论题必须与社会实际相结合,设计过程与社会实践相联系,通过这一过程考查学生理论运用能力与实际会计工作的认知方面的状况,因而作为社会实践环节较为合理。 2.从会计实践教学的内容看,将其分为四大部分: (1)会计专业技能训练。这是为达到会计专业人员应该具有的技能而进行的各种训练。主要包括会计书写技能和计算、电算化操作技能训练。这方面的训练应与会计技能的测试相结合,这样训练才有效果,学生才有学习的积极性。 (2)会计仿真模拟实验。会计仿真模拟实验是指根据收集整理的实际会计资料,按照会计工作的一般程序和规律,在会计仿真实验室中由学生模拟进行会计全过程业务处理的一种实验活动。通过会计仿真实验,可以检查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和实际处理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感性认识,为毕业后从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会计仿真实验,分为会计手工系统仿真实验和会计电算化系统仿真实验两大部分。前者是基础,它可以帮助学生全面认识和理解会计活动过程及其规律。后者是利用会计电算化的知识和手段,进行全面系统的会计电算化处理,目的是检查学生的会计电算化知识和水平,提高学生的现代化技能,它是前者的升华。通过这两种会计仿真实验,可以使学生在校期间能得到全面的仿真性会计实践锻炼,这是会计能力培养的重要手段。 会计手工系统仿真实验应根据理论教学内容和进度循序渐进地进行。按会计主干课程的设置,一般由会计基础实验、财务会计实验、成本会计实验和财务管理实验组成。 会计电算系统仿真实验主要是与学习电算化课程相联系。此时一般根据条件可按设计好的会计软件实验,也可由学生编程进行实验。通过会计电算系统仿真实验,对学生会计电算化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有一定的要求。 (3)认识实习和社会调查。认识实习和社会调查主要是让学生亲自走向社会,调查社会经济现状和会计现状,以便使学生认识社会,认识经济与会计的关系以及现实会计水平,进一步增强学习会计和相关会计的信心,并充分了解会计理论与实践的差距及其产生的原因。认识实习是侧重会计基础工作的认识。一般由教师带队,选择会计工作基础较好,会计核算较为典型的企业加以认识,以便使学生真正了解和接触会计实际并充分认识财务会计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社会调查侧重于社会、经济的调查和认识,是锻炼学生的社会生存能力和应变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将来从事财务会计工作的基础。 (4)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是每个大学毕业者都必须经过的一个实践教学环节,是对学生所学理论知识的全面考查和总结,也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四年制本科而言,毕业实习时间较长,一般要求学生参与,甚至直接独立从事实际会计工作,所以是一种极好的综合锻炼机会。为保证实习质量,可采取要求学生写出实习日记,接受实习单位签署实习鉴定等方式进行有效监控。毕业设计应在教师指导下,从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科研写作水平方面加以要求,作为对学生所学知识进行综合评价的重要环节。 上述四个方面缺一不可,其中,会计模拟实习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会计本科实践能力培养条件 1.实验室 为保证会计实验教学的正常运行,必须建立会计实验教学的保证体系:(1)各级领导的重视是会计实验教学建设和正常运行的关键。(2)建立会计实验机构,主要包括:建立会计实验室,进行手工操作实验和计算机操作实验,既要为校内各方面实验教学服务,也要为社会各方面实验教学服务。(3)配置必要的会计实验场所和设备。(4)配备实验管理人员和教学人员。(5)建立会计实验教学管理制度,包括:会计实验手工操作制度;会计实验计算机操作制度;会计实验考核制度;会计实验人员考核、职称晋升和奖励制度等。 2.教学内容、方法和师资 (1)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求增加讨论课和案例分析的内容。教师最大限度地在规定的教学时间内,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另一方面尽量给学生留出适量的时间,使其能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自我培养和发展。 (2)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求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强调下列原则:一是教学以学生为主,确立学生在会计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其责任心与主动性;二是教材以自学为主,教师对会计教材的讲授要少而精,突出重点,不照本宣科;三是课程以讨论为主,避免会计教学的“—言堂”,倡导启发式教学;四是作业以案例为主,重在培养学生分析会计问题和解决会计问题的能力;五是考核以能力为主,运用各种考核方式评价学生掌握运用所学会计知识的能力。在实践能力的培养过程中,注重引导每个学生树立正确的专业思想,积极主动地投入会计专业学习;注重引导学生参与会计教学过程,促进师生之间的相互交流,以便相互提高;注重学生个性的发挥,注重学生独立分析,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注重培养灵活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会计实际问题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对会计问题独立判断的能力,并促进学生对会计活动的创造性认识思维。 (3)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求有步骤地推行会计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有利于学生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养成自学的习惯;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求调整教师结构,建立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教师队伍。从目前看,我国的会计教师队伍主要是专职教师,但从发展的远景来看,有必要发展兼职教师队伍,尤其是来自政府部门和企业、科研单位在职人员的兼职教师。这样,—是可以充实教师力量;二是可促进教师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加深对国情的认识;三是可以促进学校与科研单位之间的交往,有效传递教学、科研信息;四是可以促使学生尽快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扩大学生的就业门路。与此同时,教师还要积极主动地投身于社会实践,深刻认识我国的具体情况,加深对专业的感性认识;教师要积极参加学术研究,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水平;教师要认真编写与本课程相关的案例、习题,组织课堂讨论,引导学生的专业思想倾向;教师还要掌握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先进手段,减轻自身的工作强度,从多方面启发学生的思路。除此之外,学校应建立教育培训机制,定期、有计划地对教师进行教育方法的培训;建立教学研究激励机制,更多地鼓励教师研究、实验新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建立进修制度,有计划地将教师、尤其是中青年教师派往其他院校甚至国外院校进修或参加学术活动,保持教师的知识更新与学科发展同步。 (5)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求改革考试方式。为了实现实践能力的培养目标,考试方式必须进行下列改革:一是应加强全过程的考核,即应加强平时考核,各课程成绩的评定应当实行平时考核与期末考试相结合、专题调查与案例分析报告的质量与数量相结合等有关成绩来确定。如果平时考试较多,期末成绩总评时可提高平时成绩的比重,必要时可超过50%。这样做有利于促使学生加强平时学习,提高学习成效。二是采取多种考试形式。对于期末考试,不应采取单一的闭卷笔试形式。除闭卷笔试外,还可采取开卷笔试、口试、半开半闭等多种形式,以引导学生克服死记硬背的弊端,提高灵活运用知识、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外,除了各门课程的考试外,还应该对学生进行综合业务素质的考核,比如,可以结合导师制,要求学生每学期写出—至两篇学术论文或调研报告,这些论文与报告也要评定成绩,记入学生档案。总之,通过考试方式的改革,达到实现实践能力培养目标的目的。 3.社会实践及基地建设 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求加强不同层次、形式各异的实践性教学,以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一是建立实习基地。主要通过加强与事务所、企业的联系,建立实习基地。二是建立会计职业界和会计教育界的联系机制,大力提倡会计教师通过会计职业团体到企业、会计师事务所等兼职,促进会计职业界与教育界的沟通与交流活动。除此之外,应尽可能发挥民间职业团体在沟通与交流中的作用,如参与会计本科实践能力培养评价体系的制定、调查企业的需求、组织研讨、交流等。三是学校应提供足够的实习经费及创造良好的实习环境,鼓励教师利用各种方式深入企业进行调查、科研、指导实习,以积累实践教学的经验。 会计本科论文:会计本科毕业论文指引及建议 本科毕业论文是本科生四年本科学习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为重要的关节,它要求本科毕业生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结合实际进行撰写,以反映本科毕业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应用能力。但是关于究竟应该如何更好地指导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以及采用什么标准判断一篇合格的本科毕业论文等问题,会计学院的教师和学生,都存在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本科毕业论文写作指导和答辩实践经过几年的摸索和探讨,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体系。具体做法总结如下: 1.周密的论文指导程序与时间安排。论文指导和答辩全部工作包括准备与动员、论文撰写与指导和论文验收与答辩等三个阶段。准备与动员阶段主要任务就是公布毕业论文选题、主管教学的副院长为学生进行论文写作动员、学生选题、会计学院确定指导教师、分管教学的副院长为教师进行如何指导论文的动员。论文撰写与指导阶段具体又可细分为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 (1)选题指导与写作计划指导;(2)大纲指导;(3)初稿指导;(4)二稿指导;(5)论文定稿。论文验收与答辩阶段属于最后一个阶段,其主要任务就是:验收论文和组织答辩。 2.充分的论文指导支持与辅助工具。可以为学生和教师提供许多论文写作和指导支持性和辅助性的工具。比如每一届本科毕业生在准备与动员阶段都可以获得一份《毕业论文写作指导及答辩工作指南》,同时可以获得一份《毕业论文选题》。 3.严格的论文写作、指导和答辩质量控制措施。为了确保本科毕业论文质量,就需要对学生和指导教师的工作进行监督与控制。为此,会计学院针对论文写作、指导和答辩等各项环节采取了一些控制的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控制措施,就是设计并运用《工作底稿》。《工作底稿》是监督与控制学生和教师在论文写作和指导工作的一种工具,也是学生和教师就论文写作和指导相关问题进行沟通与交流的一种媒介。其次,会计学院专门成立论文验收小组,根据已经设计好的相应表格及其项目要求,对学生的论文定稿进行匿名审核,只有论文质量符合验收标准的,方有资格参加论文答辩。再者,规定指导教师回避制度,即不审核自身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也不参加自身指导学生的论文答辩。最后,成立答辩小组,指定资深教授担当答辩主席,并规定答辩结果和答辩成绩由答辩委员会通过无记名表决方式产生。答辩成绩的判定是依据一套完善的评价方法进行,这一套评价方法主要是从观点、内容、格式、结构、答辩等五个方面情况进行评价。 我认为要提高会计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的质量,除了指导教师的努力以外,会计学院还必须从整体上统筹安排。为此,我对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工作提出以下若干建议: 1.论文选题不必限制得过于狭小。目前许多院校本科毕业论文选题虽然是征求专家意见确定的,但是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一经选定一般保留较长时间,较少变动,这样有些题目就失去了继续研究的意义,难以反映时代环境的变化;二是许多题目规定得过于严格,这样可能约束指导教师的发挥余地,同时限制学生的创造性。我认为,对于一些已经陈旧或者落后的选题要进行定期淘汰,同时要补充一些反映理论前沿与实务热点的选题。另外,论文选题可以定得相对宽泛一点,比如财务管理专业就可以定一些诸如“企业经营业绩评价”、“公司价值评估”这样的题目,这样做的好处有许多,一是可以减少变动的次数,同时有可以反映时代的特色,二是可以发挥指导教师和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最终要写的角度。 2.建立毕业论文资料数据库。鉴于学生苦于没有充分便捷的渠道搜集相关文献资料,我认为要改善这一局面,可以考虑建立一个毕业论文资料数据库。目前许多高等院校会计学院或会计系都设计了网页,并且又有专人负责,因此完全有能力有时间专门设计一个毕业论文资料数据库,为应届本科毕业生进行毕业论文写作提供强大的资料支持。这一资料库至少应该包含历届本科毕业生优秀毕业论文、不同主题的参考文献等内容,同时可以建立一些其他网站和网页的链接,使学生能够通过这种链接搜索与其所选主题相关的文献资料。 3.开设学术论文专题讲座。大部分的学生在进入毕业论文写作之前对于学术论文的写作基本上是一无所知,而毕业论文的写作时间又一般比较紧张,这样无论是对于学生圆满完成论文写作,还是对于教师顺利完成指导任务,都存在着诸多问题。鉴于这种情况,考虑到目前许多高等院校允许各院系自行开设一些任意选修课,因此建议会计专业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在每届毕业学生的第三学年专门开设学术论文专题讲座,聘请科研能力较强的老师专门讲授,为学生专门教授与学术论文写作相关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这样就可以为第四学年毕业论文的写作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会计本科论文:对会计学本科专业毕业论文设计问题的思考 [摘 要]毕业论文设计是大学会计本科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以某高校为例,该校近三年的会计专业毕业论文质量呈现下降趋势,经分析后得知其存在学生缺乏专业学习兴趣、学习心态浮躁、论文写作实训不足等问题。应从合理引导学生专业学习兴趣,重视大学生诚信道德教育,鼓励学生了解社会、参与社会调研工作,加强论文写作技能培训等方面着手,提高会计专业毕业生论文的质量。 [关键词]会计学 本科 毕业论文设计 毕业论文设计是大学本科高等教育实践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得到从事本专业工作和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会计专业本科教育同样也需要通过毕业论文设计这一实践环节,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巩固与扩展所学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掌握文献资料收集、阅读和整理、使用的方法;提高综合论证、总结写作等基本技能。本文以某高校为例,从近三年毕业论文成绩评定结果以及专业指导教师的普遍工作感受来看,论文质量呈现下降趋势。一方面,我们在不断完善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环节;而另一方面,学生毕业论文的质量却不尽如人意,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状况堪忧。我们希望能通过对毕业论文设计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进而反思,并为提高现代会计本科生的综合素质提出有益的建议。 一、毕业论文设计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毕业论文设计现状 该校的本科毕业论文历经审题、下达任务书、开题答辩、撰写初稿、中期检查、定稿答辩几个阶段。最终要求学生提交不少于12000字并通过答辩的论文。一篇毕业论文要经过指导老师、评阅人、答辩组等签字审核。目前该校的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程序和环节是比较系统、完善和规范的;程序控制及监督也是到位的。此外,师资队伍也较稳定,职称和学历结构良好;科研成果数量和质量稳步增长。在毕业论文指导环节,教师的论文指导能力毋庸置疑。 从表1来看,近三年毕业论文质量优良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中等和及格的比率上升较大。教师在论文指导过程中普遍感受到与学生的沟通交流难度加大,学生难以提交一篇质量较高的论文。这其中存在诸多问题有待探讨。 (二)毕业论文设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部分学生对毕业论文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专业学习兴趣 我们曾以该校2011届和2012届会计学毕业生为调查对象,在他们的大学二、三年级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发现只有23.88%的学生对会计专业非常感兴趣,而70.90%的学生对专业兴趣一般,另外有5.22%的学生对专业不感兴趣。学生对撰写毕业论文的意义和重要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大部分学生认为毕业论文写作仅仅是大学学习的最后阶段,是毕业前的最后冲刺,只是为了完成必要的任务,可以应付了事;谈不上对所学专业的热爱,更不用说高质量地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实践环节了。 看到这样的调查结果,我们教育工作者应该反思:学校和教师是否考虑到学生学习的感受,并引导和提高其专业学习兴趣。会计教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够,导致学生学习缺乏动力,这无疑会影响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2.学生学习心态浮躁,论文拼凑、抄袭现象严重 现代社会网络发达,在给我们的学习和收集资料带来很大好处和方便的同时,也给投机取巧的人提供了机会。在各种繁杂资讯充斥网络社会的背景下,学生论文写作心态浮躁者居多,真正沉下心来写作的少。不能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不愿意下工夫研读文献,而是急功近利将收集的资料剪切、复制、粘贴,东拼西凑成一篇文章交差,希望及格就行。不认真按导师的批阅意见修改,匆忙应付了事。学生面对就业压力,疲于参加各种应聘招考,没有从学习中获得成就感。 3.资料查阅、调研能力不够 要写出一篇质量较好的毕业论文,需要查阅研读大量的相关文献,并且进行实地调研,取得相关的第一手资料,还需对自己的数据资料等做出整理和分析。就目前来看,学生在文案调研中几乎不懂如何便捷地查阅文献,如何利用学校的资源数据库进行有效检索。此外,他们也不太了解如何去拟定调研问题和明确实地调研的方法。如果作者对一个拟待研究的论题无从获知他人研究现状时,必然无法对此形成理性和感性认识,那么要写出一篇有一定质量的毕业论文当然无从下笔。 4.文字运用能力差,逻辑混乱,缺少论文写作前期训练 完成一篇毕业论文不仅要求学生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能综合应用所学各门课程知识,而且要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按理说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写作能力较强,但是在提交的文章中仍出现大量明显错误。比如语句不通顺,层次不分明,基本的格式不正确等问题,更不用说论文逻辑关系清楚,有独立见解且具有说服力了。即便没有自己独特的观点,至少能对其他研究学者的观点进行系统的整理归纳,表明自己对已有观点的看法及理由,但就这一点学生也较难做到。 课程论文可以说是毕业论文的日常训练形式之一。文献检索、阅读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写作能力等都可以从撰写课程论文的过程中获得锻炼。但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只有3.73%的学生认为课程论文非常有必要;35.07%的学生认为论文写作可以促使自己深入了解本门课程,有一些作用;51.49%的学生认为其对自己有些帮助,但作用不大;18.66%的学生认为其流于形式,没有必要。调查结果表明,70.15%的学生没有从课程论文写作中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在与学生的交流中我们发现,教师对课程论文指导不到位,过程控制松散。由此看来,课程论文作为毕业论文设计的前期训练环节,其教学效果是不理想的。 二、解决毕业论文设计环节有关问题的对策 (一)合理引导学生专业学习兴趣 据我们调查,94.03%的学生关心所学内容是否涉及解决实际工作中的管理问题。学生在走上新的岗位前,也需要通过毕业设计来储备知识和提高能力。因此学校在毕业论文指导动员大会上,应着重宣传毕业设计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本专业知识、独立解决某一专业问题的能力;它是对学生专业知识掌握情况和运用能力的直接检验,也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学生在校期间学习了许多课程,但利用学过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普遍不高,知识要转化为能力,必须通过实践。指导老师可以帮助学生多选择应用管理类的论文题目,尽量将所研究的论题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使学生所学理论知识与技能能服务于社会。如果学生的论文选题可以与其实习的工作内容相联系,学生能言之有物,则对研究更有兴趣,更愿意深入思考,写出的论文也具有实际价值,更能提高论文质量。因此,学校和教师都应当鼓励和引导学生在实习阶段认真观察、仔细思考,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使学生在实践中提高自身综合能力。 (二)重视道德诚信教育,提升学生人文素养 我们的大学教育一方面要重视学生专业技能和素养培养,另一方面也需重视对大学生道德诚信的教育。诚实守信是做人的一项基本道德准则,它要求人们为人诚恳、待人诚实、做事实在、追求信誉等。诚信既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为人处世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也是一个社会维持和促进整个公民道德建设取得实际效果和实质进展的关键。 大学生的诚信意识、诚信行为、诚信品质,关系到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更在一定意义上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应从三个方面加强高校的道德诚信教育:1.教师是教育的主导者、施动者,教育工作不仅仅是职业、谋生手段,它还是一份培养国家、民族人才的社会责任。教师在工作中应以自身诚信的人格魅力影响学生,贯穿在平时教学的点滴中。2.高校需要合理协调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教学科研并重。教育是百年大计,教书育人为教育之根本,短期内教学工作不能像科研工作一样其成就可以明显表现为论文、课题等成果,但是教育关系到国家民族的人才培养、文化修养和人文素质,这些不是论文、课题成果可以衡量的。3.学校应教育学生树立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信用意识和道德观念,这样才能使他们成为高素质的人才,承担起社会、民族责任。 (三)鼓励学生了解、参与社会调研工作 一方面,高校可针对会计专业特点和毕业论文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查资料、调查研究、应用文写作等与毕业论文工作相关的课程。例如可以开设图书情报学、社会调查方法等课程,使学生可以更好了解如何查阅、消化、利用文献资料,让学生知道如何合理、合法地收集和应用行业数据;使学生掌握访谈、问卷设计、数据收集与处理方面的技巧。另一方面,学校也可以鼓励教师以自己的科研课题为轴心,在大学的后两年,吸引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加进来,并当作实践教学环节中的重要一环来加以规范管理,培养学生分析、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其创新水平。例如有的高校由专业教师牵头,组织对教师课题感兴趣的学生,成立课题小组,利用寒暑假“三下乡”活动,使学生在进行文化、科技、卫生传播的同时,又可以接触社会、开展课题调研,为大学生科创活动打好基础,也为其完成毕业论文做好铺垫。这一形式有可借鉴之处。 (四)加强论文写作技能培训 学位论文的写作有一定的规律和技巧,也有一定的规范和范式。合理运用这些规范和技巧,既可以提高写作的效度,也可以提高文章的质量。会计学本科教育除了要求学生掌握会计基本技能外,平时还应该锻炼学生对问题的分析及逻辑思辨能力、文字的掌控和运用能力。这些应该是贯穿大学的整个阶段始终的。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进行:1.引入学年论文制,注重平时科学研究的训练。从大学一、二年级就让学生尝试论文写作,鼓励并支持学生参与教师科研课题;通过平时的训练,增强学生科研意识,提高学生的独立自主学习的能力,熟悉毕业设计流程。2.严把课程论文质量关。教师要认真指导学生查阅资料,提高其阅读能力和效果。通过指导选题、拟定提纲,最后撰写课程论文直至定稿,进一步加强学生的逻辑思维训练,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