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华胤国家治理农村治理治理规则国家法律民间规约规则安排
摘要：“国家法律、民间规约”一直是农村社会治理的两大类规则；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用强度因国家治理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的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的组合形式。在西方，自中世纪之后，农村治理走的是一条法治道路，而中国却不同。在国家治理能力较弱的传统社会，“他我生产”的国法不下乡，农村社会依靠“自我生产”的一整套完整的治理规则体系进行自我治理；这套规则体系涵盖农村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农业社会实现“无为而治”的规则基础，也是支撑农业文明延续的“规则密码”。1949年之后，进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进程，完全以现代的国家法律体系为前提。随着国家治理能力逐渐变强，国家法律下乡进村，并成为农村治理的主要规则。集体化时期到包产到户之后，再到税费改革之后，以及当下的“法治化”建设，都是在国家治理框架下突出“国家法律”作为治理规则、治理农村社会的一个现代化过程。在当下，国家治理能力在农村社会主要体现为“服务能力”，农村治理规则的安排既需要高层输入的“国法”，也需要基层内生的“规约”，“法为主，约为辅”是当前农村治理规则的创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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