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1 19:09:58
论文摘要：广告符号是建构消费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和方式，它不仅进行商品推销，也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行为，创造出虚假需求。广告的符号化，直接导致了消费异化，进而对消费文化和意识形态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对广告符号及其消费主义文化进行理性批判，是深刻认识消费社会的重要方面。
广告既是当代社会的经济现象，也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广告是一种社会行为模式，在消费品的销售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广告是一个产业，制造出来的文化产品叫做广告;广告是无所不在的符号系统，是无孔不人地赤裸裸地宣传消费文化。广告形塑着消费文化，而消费文化也丰富了广告的表现方式和符号价值。广告符号的泛滥，是导致虚假消费需求和消费异化的重要原因，也是消费主义文化盛行的重要表征。对于广告符号化所带来的消费主义文化危机，我们应保持理性的批判精神。
一、商品流动、广告符号与消费文化的形塑
就商品消费的本质而言，是其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而这种需要，是对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但是，“历史是富足的历史，而不是(基本)需要的历史。在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商品满足消费者基本需要的使用价值作用不断弱化。“物品的生产和消费不是因为它们满足了某些‘固定’的需要，而是因为他们是‘头脑的需要’。满足我们的虚荣心。消费者之间的地位竞争以及对时尚的渴求，使商品在满足使用的同时，打下了深刻的文化烙印。凡勃伦“炫耀性消费”理论认为，人们为了进行社会地位竞赛，使消费品的效用在使用价值之外，“有了作为相对支付能力的证明和派生效用。消费品的这种间接的或者派生的用途，使消费行为有了荣誉性，从而使最能适应这个消费的竞赛目的的物品也有了荣誉性。消费者在购买消费品方面的荣誉竞赛，使物品所体现的社会意义不断强化，它在不同的消费者之间充当着社会身份区隔的作用。人们为了提高消费档次，对商品的时尚性非常重视。那些能够带来荣誉和地位的商品，可以大大超过其本身的使用价值，成为奢侈性消费追逐的对象。这些消费者对时尚的崇拜，带有宗教般的虔诚，这就使商品的符号意义进一步凸现。它不但体现社会地位，传播社会文化，商品的流动更具有文化互动作用。人与物品的关系在商业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马歇尔·萨赫利斯(MarshallSahlins)所言:“被生产的物体是现代社会的图腾，而消费群体就相当于传统社会的部落。消费者被商品关系重新建构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在商品符号的指向下，区隔为不同的消费阶层。
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的交换价值，由于商品流动而显得格外重要。而消费者价值观的变化，对于商品的价格产生决定性影响，时尚使商品具有非同寻常的符号价值。它通过对商品的编码，赋予商品特有的“社会生命”，使商品通过一系列的编码和解码，展现丰富而生动的社会意义。而在消费社会，消费者并非满足于功能性诉求，而是购物活动寻求自我表达的意境，鲍曼(Zqgmunt Bauman)指出:“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它是自我推进的。”
在现代社会，广告是商业活动的重要催化剂和商品符号传播的基本载体。广告以消费者熟悉的语言、语调和生活景象，传播和创造着生活方式。广告作为商品符号的制造者和撒播者，“通过一种同谋关系，一种与信息但更主要是与媒介自身及其编码规则相适应的存在，即时的勾结关系，透过每一个消费者而瞄准了所有其它消费者，又透过其它消费者瞄准了每一个消费者。……它参照的并非某些真实的物品，某个真实的世界或某个参照物，而让一个符号参照另外一个符号，一件物品参照另外一件物品，一个消费者参照另外一个消费者。在不断的“参照”过程中，广告成为形塑和传播商品符号的最为重要的媒介。
在广告符号的语境下，商品在“消费需求”的导 向下被重新赋予“价值”。“将产品置于一种特殊的象征语境下，构成许多广告基础的基本技巧，这种特殊象征语境赋予自身没有意义的产品以意义。在广告符号作用下，商品的使用价值被符号价值所遮蔽，由于广告推销，商品发生了“意义转移”，广告的目的，“就是使消费品变成代表某种文化含义的符号象征，或是让消费者在消费品和某种文化意义之间取得某种习惯性联想，以至一见到某种在广告上出现过的产品，就联想到它所代表的文化意义。因此，广告成为商品推销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已从媒介流程中的商业插播形式转变成传播的基本方式，在公共空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消费者对于商品的认识，大多来自广告媒介的传播，商品符号意义的获取，离开了广告，就很难得以进行。当代广告技术运用了最先进的科技手段，声、光、电等多种表现方式的综合，使广告成为人类技术消费的前卫领域。
二、符号消费、虚假需求与消费异化
在西方消费社会里，广告充当了买卖双方的中介，并营造着新的文化。“广告既是共同象征文化构筑的组成部分，又是共同象征文化的反映。在广告的象征语境下，消费者和商品进一步风格化。苏塔·杰哈里(Sut Jhally)认为:“资本主义“挖空”了产品的真实意义，与此同时，广告就把自己的意义灌注进去，填满那些空壳。通过广告，消费者得到的是通过符号编码的商品信息，并赋予了新的符号意义。“意义上的重组，使商品原有的‘自然’使用价值消失了，从而使商品变成了索绪尔意义上的记号，其意义可以任意地由它在能指的自我参考系统中的位置来确定。在广告社会里，商品的消 费不断超越使用价值和消费，而主要表现为符号消费。
符号消费导致了现实世界的虚拟化，“记号与影像的激增消解了现实与想象世界之间的差别。消费者对商品的追求被罩上审美的光环，追求时尚、休闲、浪漫和狂欢，成为现代消费文化所鼓动的新内容。这些消费者热衷于符号的消费，对于商品的使用价值视而不见。广告商为迎合生产商的需求，将广告作为一种促销工具来控制消费者，使消费者购买一些本来不需要的东西。广告创造了虚假的需求，消费者在追求时尚的同时，却忘记了自己的真正的需求。在广告的虚假信号鼓动下，消费者对生活方式的理解发生了重大转变，消费直接成为了主要目的和任务。
在符号消费过程中，消费者对商品符号的标志性意义尤为看重。广告商和厂商为了迎合消费者的旺盛需求，以符号形象取代商品的功能说明，以此诱导消费者的购物欲望。在商品符号的逻辑演绎过程中，广告不断创造出虚假的社会需要，“符号价值的逻辑代表了资本主义通过强加一种与商品的大规模生产之需求相适应的文化秩序的最终胜利。商品符号被无止境地大量伪造，消费者陷于虚构的符号世界里，用金钱文化维持着无法满足的虚假需要。“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达成一致。哈维·弗格森指出，“这是一种及其有限的心里体制，它终将让位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系统’。愿望最终取代了欲望，并变成消费的动力。愿望是随心所欲，对现实需求无所顾忌，是彻底的消费主义。这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愿望，使消费上的禁欲主义完全失去了意义。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广告符号泛滥，导致消费的异化。弗罗姆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了消费社会的异化现象，“如果我有钱，即使我对艺术没有鉴赏力，我也可以得到一幅精美的绘画;即使我不懂音乐，我也可以买最好的留声机;我可以买下一座图书馆，尽管只是为了炫耀之用;我可以买学问，尽管除了作为附加的社会资产之外这学问别无它用。我甚至可以毁掉买来的绘画或书籍，因为除了金钱损失之外，我一无所失。只是有了钱我就有了权，得到我所喜欢的任何东西并随意处置它们。这是消费社会的典型异化图景，消费者为了消费而消费，商品失去本来的社会价值，成为金钱文化的依附品。这种异化的消费活动，是消费者意愿的表达，远远超过了欲望的层次。但是这种消费上的戏耍，并非真 正的自由。由于广告符号的操纵，厂商与广告主之间常常达成共谋，控制着消费社会的消费模式。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成为一种“强制性的非理性的目的。”这种非理性，是消费异化的直接结果。消费并没有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如弗罗姆所感叹:“在异化的享乐形式中，我心中什么也没有发生。
在消费社会，消费异化加剧了人的全面异化。卢卡奇(Lukacs， Gyorgy)把“物化”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采取了物与物之间的歪曲关系。这种歪曲形式表现在资本主义 的整个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物化”的后果是人们的工作越来越职业化，失去了对社会的宏观观察和判断，人们对物的追求代替了对生活和未来的思考，从而丧失了批判意识和评判能力。列斐伏尔( Lefebvre ， Henri )在他的异化—日常生活评判理论中，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解释成一种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异化而无所不在的理论。他认为，在二十世纪，技术客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去，在日常生活中，基本的社会相互作用，是孤立的消费者和孤立的消费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消费品在本质上是一些自我包含着其意义的信号。这样，日常生活的符号学领域就把消费者归结为反映、自动的反应，归结为消极性。正如那些把功能设置在其结构中的装置，没有为操作者提供选择那样，大众传播工具也被组织得扫除了听众的独立性和判断。 三、广告符号化与消费主义文化危机
广告符号的泛滥，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消费传统、道德伦理乃至社会制度，使消费话语从原初意义上对需要的满足演变为无法满足的消费神话。面对光怪陆离的广告，“那种建立在真伪基础之上的意义和诊释的传统逻辑遭到了彻底颠覆，而那种和物质财富生产一样被工业化了的言语的生产，也就是神话(或范例)，找到了现世事件。然而，广告符号提供的是真伪不分的混沌逻辑，并直接推动了消费主义文化的发展。
第一，广告符号充斥了生活空间，歪曲了消费的目的。“既不让人去理解，也不让人去学习，而是让人去希望，在此意义上，它是一种预言性话语，它所说的并不代表先天的真相(物品使用价值的真相)，由它表明的预言性符号所代表的现实，推动人们在日后加以证实。广告呈现给消费者几乎都是美好的一面，购买行为成为实现美好生活最重要的一环，对广告形象的期许使消费者陷于虚幻与梦想之中。消费由手段变成了人生目的，由需要变成迫切的日常行为，由理性控制变为非理性纵欲。在消费社会，商品围困了社会，在欲望的丛林中，消费主义文化正以妖魔化的姿态，随着经济全球化，在世界各地招摇过市。
第二，广告符号所取得的神奇地位，使购物失去本来意义，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扩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广告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创造了大众文化的需求，“我买故我在”，广告符号给购物以新的定义，在广告符号的渲染下，消费者的购物活动，逐步失去了物质意义，而演变为一种文化仪式或文化事件。消费主义文化成为控制消费生活，进而控制生产和社会文化的主流文化，主导着现代西方文化的发展方向。
第三，消费主义文化所倡导的消费至上的价值观，消解了人文精神。广告符号与商品符号在共谋的过程中，过多地强调时尚、虚荣和差异，导致了感性消费的虚假繁荣，使消费者在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之后，极大地提高了感性上的需求和欲望。在到处充满诱惑的广告符号漩涡中，消费者找不到正确的“上岸”途径，在迷宫般的商品诱惑中，消费者对周围的“事件”和生态环境置之不顾，像潜水员一样，深人到符号世界里。“他们扎进水里去潜泳，不再喜欢投射在结实皮肤上的阳光，虽然他们不得不继续忍受喇叭使人通过的噪声。然而广告符号提供的是一种肤浅、平面、单向、庸俗的消费文化，它在不遗余力地推销享乐主义、功利主义。以广告符号构筑的传播场域，形成强大的控制力，通过金钱文化，不断控制媒介、厂商和市场，进而影响政治、经济、文化，并以一种强势的权力话语制约消费者。广告成为消费社会的霸权主义者，它所导演的消费主义文化，使受众成为消费社会的俘虏，并遭受消费主义文化的霸权统治。它通过不断的煽情，给人感官刺激，然而不留下思想和启示，更谈不上哲理和沉思。
第四，消费主义文化所造成的最大危机是道德危机。广告符号的充斥，使高雅艺术媚俗化，在利益的驱使下，好莱坞电影可以与广告融为一体，充当着人体艺术的说客。在金钱的诱惑下，性、暴力成为广告宠爱的主题，以达到提高刺激效果的目的。劣质消费符号的滥用，使消费社会的性别歧视、性侵犯、暴力犯罪日益增多，侵袭着公平、正义和友爱的价值体系，使恶的因素不断增加，文化传统遭受巨大破坏，受众的价值判断发生扭曲，舆论导向产生畸变，歪曲的广告符号如“恶之花”，大肆向人类思想领域施放毒气。然而，广告所鼓动的身体消费和暴力运动，为法律之外的一个特殊场域，以巧妙的方式，得到了消费社会的同情甚至赞赏，被不断赋予消费主义文化内涵古而一些媒体在金钱诱惑下，丧失了社会良心，为低级、粗俗、色情和暴力提供多样化的传播途径。成为社会价值的误导器，垃圾文化的帮凶，社会风险的制造者，与其所承担的社会职责格格不人。
第五，广告符号的泛滥，使消费的空间和时间被殖民化。在符号崇拜过程中，消费社会在建构着新的广告宗教。在消费社会里，“市场机能与消费取代了传统文化的功能。消费主义文化取得了主导地位。然而，“在意义的社会性生产与私人占有方式之间，有一种不健康的紧张矛盾”。同时，“价值的运动侵袭了人类需要的物质和符号两个过程，破坏了上层建筑与基础相分离的观念”。符号生产、消费与社会机制不可调和的矛盾，加深了消费主义文化危机。这种新的文化脱节，表现为消费主义摧毁了传统的道德伦理，而在消费符号化过程中，广告“缺乏作为聚合社会力量的道德因素。”势必导致消费社会的“历史性文化危机。”这种消费主义文化，在广告符号的强势语境下，“将作为关系到社会存亡的最重大分歧长期存在下去。
后现代消费时代的文化特征
消费社会是生活同质化与多元化并存的社会，也是信息社会和高科技社会。消费主体的感官享受取代了理性反思，后现代文化消费体现为人们的追求和社会理想行为标准不再是工作或劳动本身，而是以消费为衡量尺度的生活方式。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思想却愈加平面化和浅薄。首先，文化的商品化和人的异化。后现代消费社会将文化商品化和市场化，文化不再依据其内在的精神价值为读者所欣赏，而成为可供消费的商品，文化已同其他商品一样，成为具有可销售性和可展示性的众多商品的一类。正如杰姆逊认为，“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
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文化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消费品。金钱和消费的逻辑渗透到文化市场的各个角落，充满诱惑的广告就成为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主宰着人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动机，影视广告在编织生活美好图景的同时，也将人们带入心甘情愿的消费时尚和承诺梦想生活的超真实中，整个社会引诱消费者成为“上帝”而顺理成章使金钱和消费变作社会的统治力量，从而演绎了整个社会浓厚的功利主义氛围和拜金逻辑。“消费社会导致了人的本质的歪曲、社会等级结构的变动以及文化文本和商品的相互占有。人成了商品消费和无休止的物欲追求的奴隶;在货币和商品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后面是身份、地位、人格、人的尊严和价值方面的等级化。”
消费文化的拜金主义倾向掩盖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消费文化使人产生错觉，以为主体与客体、个人与其消费的物之间已经融合无间，这种认同表明个人已完全被物化。消费文化提供给异化现实中的人们一种文化认同的假象，以此掩盖现实中身份的真正缺失。其次，精神的平面化与感官愉悦。商品拜物教和消费至上的原则导致了文化价值的混乱与匮乏。
当消费而不是精神成为社会的主流，金钱和商品及其附加的符号象征成为人们生活的惟一意义时，价值的混乱就不可避免。极度生产以及资源耗费，强大的消费主义不断刺激消费的欲望，不但造成了世界性的能源危机，也使人类在当代物质过剩中处于精神的贫乏状态。消费文化不仅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使整个社会文化转向享乐主义。各种娱乐节目、无厘头影片蜂拥而至，张扬着感官的愉悦与欲望，空洞无意义的内容大行其道，层出不穷的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搞噱头、娱乐至上。当“玩”和“乐”成为社会的文化思潮时，也意味着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衰落以及传统文化价值的合法性危机。
再次，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后现代社会消解中心性和秩序性，倡导综合性、无主导的文化。在后现代文化消费语境中，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模糊，各类文化不断走向融合，体现了文化一体化世俗化的倾向。“如今，休闲、娱乐与文化已交织在一起，文化活动与娱乐活动已不再被完全分离开，同时，商品消费和文化消费也融合在一起，业余时间被视为文化、消费与娱乐合而为一的时间。”
传媒的迅速发展造成新的文化霸权，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大众文化不断从价值层面驰入游戏层面，在虚无主义和低俗游戏中消费感性，并甘愿被传媒的一元话语所支配。
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话语转型
后现代文化消费甚嚣尘上，文化的商品化，日常生活的片断化，精神领域的贫瘠化，文艺表现力的匮乏，视觉影像造成的冲击都使文学理论的原有价值不断遭遇解构和危机。文艺为了生存而沦为商品，逐渐丧失了批判和否定功能。“边缘”话语的非体系性、反本质性也对文学理论提出新的挑战。文化消费时代文学理论话语也经历着选择与变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文学理论的话语选择。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其研究范式业已发生变革。
文学理论不仅满足于基于当代文化发展的纯理论建构，已深入到对文化消费的研究。国内学者运用文艺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文艺消费的研究进入文化消费尤其是大众文化的研究，运用后现论和文本批评方法对媚俗、身体化、视觉化等消费倾向进行文化解读。文艺学视角的研究从某一角度进行深入分析，试图挖掘文化消费表象之下的社会文根源，并较多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精神，明显地表现出对当今文化消费现状的忧思与反省。关于消费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有学者提出实现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合法转变，在意识形态层面消解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集权意识，打破经院文化独尊局面。人文知识分子应该主动进入大众传媒，发掘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价值资源。
实现单一的精英话语向精英、公众话语的渗透、融合、交流与互动。这些对消费理论的研究和大众文化的思考展现了文学理论的发展已走向自觉之路。其次，文学理论的理性探索。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在反观自身的体系建设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文艺实践的动向和问题。在消费主义和商品拜物教的冲击下，原有的文艺体制运转曾失效，纯文学陷入尴尬的困境，文学理论批评界都在探索文学的出路问题。1993年开始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更将消费时代文学去向何方的讨论推向高峰。论争的实质在于，如何面对和评价文化消费时代出现的新现象，以及知识分子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进行自我定位与身份认同。钱中文提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旨在弘扬人文精神、倡导人文关怀的初衷。这一文论始终立足于重建文学艺术的价值和精神，他说:“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确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包容了感性的理性精神。这是以我为主导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施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观。”
学者们还对消费社会中传统文学与美学的衰落和大众文化的兴起进行了批判，对消费和消费主义进行了激烈抨击，认为“它们‘不断地引发自然、社会和文化上的各种生态灾难’，造成了文学的‘单向性化’。在此情况下，文学应当有对于消费时代的‘切实的生态关怀’，应当实践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结合统一，为人类营造一个‘绿色的精神家园’”。这些争鸣都展现了文学理论工作者重建精神深度意义的情怀与努力，以及试图重塑社会启蒙者的身份追求与理论尝试。
再次，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9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理论界出现了诸多复杂的变化，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界切实地感受到了文化消费的主导地位，在传媒的迅速发展下，传统的文化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逐渐消泯界限。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导致消费主义理念渗透各个方面，表现为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不断加剧。文学理论在此阶段做出了各种理论话语探索，摆脱被边缘化的身份，以融入社会现实的发展以及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文学理论界开始广泛关注大众文化的崛起及其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学者们比较客观地评价大众文化，从单纯地批判大众文化的媚俗性和商业性转向探讨大众文化的走向、如何引导和提升大众文化的品格。在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流派不断引进的同时，如何摆脱盲目西化的困境，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文论失语症”一度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由此引出当代文论体系的建设、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及全球化时代如何建构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学理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都表现了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以及学者们对文学理论现状的反思，也显示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古今、中西、体用等方面的文化冲突。随着90年代后期社会重大转型带来的各种问题，文学理论界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学者们走出文学文本，文化批评成为展示他们积极应对现实问题的重要方式，体现了文学理论话语的实践化与当代性以及批评功能的增强。
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前景
后现代消费时代造成的人文精神失落，文化价值失衡，以及欲望化、感官化、无深度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何为?文学理论话语如何发挥其积极的批判价值与意义?在文化荒漠化和媚俗化的洪流中，当代人如何在精神消解的世界上重新建构?如何进行文化精神的启蒙与重建?
在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消费活动不再富于人性的、有意义的创造性的活动，而成为被异化了的活动。消费主义正在迅速地改变和塑造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追逐消费的同时，也掉进了消费制造的迷阵。因此，民族的身份与文化认同逐渐被取代，并被全球化及其所倡导的消费主义理念所占据。文化消费以欲望满足为特征，本身具有虚幻性，导致人们生存意义迷失，从而瓦解了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使社会个体陷入认同虚无的文化焦虑。“当每个个体在灵肉濒临崩溃、身份焦虑的同时，只能在文明内部冲突的现实压力下寻求妥协的身份。因此，文化寻根就成为现代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个体就变成时刻追问自身存在根基的生存者。”
而所谓“身份焦虑”就是指身份的矛盾和不确定，即主体与他所归属的社会文化传统失去了联系，失去了社会文化的方向定位。在当代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界也同样面临着身份焦虑与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某种困境，但也表现出文论界渴望突破难关、建构起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文论话语的迫切与热情。时胜勋从身份的角度探索了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的思想史意义，认为文艺学学科反思具体围绕历史路线和学理路线展开，文艺学学科理论反思否认有一成不变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对文学理论的自主性也加以质疑，学科建设经验表现出流动性特征，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引发了文论身份的重组与重构，并为文论身份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问题域。朱立元提出“立足现代文论新传统”、“借鉴和吸收中西文论资源”、“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相结合”的文艺学建设与发展方向，陶东风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金元浦提出“文化研究”的文艺学构想，曹卫东提出“跨文化维度”的重建文艺学的构想，高小康提出“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研究”的文艺学构想，陈晓明提出“理论无国界”即“历史化与批评化相结合”的文艺学构想，杜书瀛提出“发展多形态的文艺学”构想等。
理论工作者们应审时度势，一方面不因消费时代的流行浪潮以及商品化、欲望化冲击而茫然失措，另一方面则应深入分析文化消费背后的运作模式，展开当代文艺思潮与文化理论批判，进行真诚地反思、分析与批判，指出当代文学面临的困境与危机，从而拓展文学理论的话语，发扬理论工作者见识敏锐，与时俱进的一贯风格，将颓废、充满欲望、无深度的文艺状况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承担起建构时代精神价值的重任。文学理论工作者应考虑如何建构更加活跃、富有人性和创造性的文学理论，从而改变文学理论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
近20多年来。文学理论不断拓展边界，逾越文学的领域，和人类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相交叉。甚至文学批评的对象，也涵盖了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包括文学与非文学。如今，文学理论界对西化和苏化的历史进行了反思，开始注重文学理论的本土思想资源，从而开始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文论。从根本上说，文化认同是当代文化的自我重建活动，这种文化的自我重建活动首先要穿越物化的屏障，重建意义的深度模式。当前文学理论如能融合或吸收优秀的西方理论，努力寻找并阐释本土理论的文化价值与意义，运用充沛的理论资源，以历史、实践和当代为基础，成功地建构起自己的理论话语时，主体、自我的文化身份才能真正实现重建与新生。
【关键词】消费主义 消费文化 新闻传播 大众媒介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消费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现代社会的消费已经不仅是人们日常行为的一部分，还是一种生活和生产方式。近年来，关于消费、消费主义和消费文化的研究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
一、消费主义的含义
关于消费主义，各个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社会学者维尔斯认为，消费主义是跟生产主义相对应的概念，指的是一种超出实际经济能力甚至压抑基本需求的满足，而去追求群体心理所推崇的消费水平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法国后现论学者鲍德里亚认为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传统意义上实际生存需要的满足，而是为了被现代文化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①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消费主义把消费视为生活的目的和意义的来源，是人们自我表达和自我认同的工具；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消费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人们消费的目的更多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消费成为人自我表达与认同的主要形式。
二、消费主义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应用
1、消费主义与神话理论在广告中的应用
法国著名学者罗兰・巴特在《神话学》一书指出，“神话是一个交流的系统，是一种信息，是一种意义的模式，一种形式”，“由一种话语传达的……一种说话的类型。神话不是由其信息的对象来确定的，而是由它说出这些信息的方式确定的”。②
这就是说，神话成为一种赋予物品以新的意义的手段。在消费主义价值观念中，消费是人们生活的主要目标和意义所在。人们的消费活动所追求的主要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其符号意义。商品符号的文化意义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通过神话作用附带上美好、奇异、浪漫等文化意义的。
在当代消费社会，广告无处不在，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广告是阐释消费主义与神话理论交互作用产生强大影响力的形式之一。
时下诸多时尚杂志内都刊有女性护肤品、彩妆等方面的广告。《瑞丽》杂志封面曾刊登过兰蔻品牌的“梦魅仙子”彩妆广告，在有限的空间内广告中并未直接表达出产品特性等信息，一句“色彩，点化梦魅无限”并配以梦幻美丽的模特脸部特写，让受众充分享受浪漫、美好和清新的感觉，陶醉其中的同时引发受众对该品牌的好感和记忆，由此带来商品的潜在销售。在这里，彩妆通过神话作用被赋予了梦幻、美好、浪漫的意义，消费主义激发了受众的消费欲望，营造了一种消费氛围，在消费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受众通过对品牌和商品使用价值之外的符号价值的追求，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产生购买动机和行为。
由此可见，消费主义和神话理论彼此作用应用在广告中，被赋予神话作用的广告在消费主义影响下，也会带来过分消费、奢侈消费等负面作用。一些商品在华丽和浮夸的广告放大下，让人成为奢侈品的俘虏，形成华而不实、拜金主义的消费心理和习惯，浪费了大量不必要的资源和经济成本。“炫耀性消费”造成精神生活和公共文化生活的普遍贫困、贫弱和浅薄，并影响到相应的社会伦理、社会人际关系和社会文化氛围，也不符合节约型社会和环保型社会的理念。
2、消费主义与涵化理论在电视媒体中构造主流价值观中的应用
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无法亲自接触客观现实，不得不借助电视等大众媒介来认知世界。美国传播学者格伯纳提出了“涵化理论”，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由于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很大的偏离。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涵化”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③传播媒介的涵化效果主要表现在形成当代社会观和现实观的“主流”，而电视媒介在“主流化”过程中尤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它可以超越不同的社会属性，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培养人们关于社会的共同印象。④
当电视生产出消费文化的拟态环境的时候，消费者长时间地浸濡其中，往往会失去对现实的准确把握，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就会受到消费主义的涵化。当前电视媒介的报道在消费主义思潮的支配下，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塑造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具体来说，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第一，炒作新闻，发掘新闻事件的娱乐卖点，误导受众。“犀利哥”事件展现了个别媒体受消费主义思潮影响盲目追求视听率而忽略职业操守，误导了受众对公共事件的评价。当网络上出现“犀利哥”的照片后，多家媒体制造了娱乐大众的新闻点，这些报道由此引发了受众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的热点不是关注社会底层人员的生存困境和解决公共事件的方法，而是以看客的身份去评论一个人。受众在大众媒介构造的拟态环境中受到涵化作用的影响，从而迷失了自我。究其原因，是媒体在市场竞争中，盲目追求吸引受众的“眼球效应”，唯受众是从，刺激人们的消费欲，弱化了新闻传播引导受众的功能，从而不利用整个社会构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以及和谐健康的主流价值观。
第二，相亲交友节目充斥着不良的价值观，低俗化和拜金主义之风盛行。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房子”、“车子”、“孩子”等较为现实的话题成为相亲节目的重要看点。此类节目中，一些处于弱势、收入低、长相一般的男嘉宾，其经济能力、容貌、职业、社会地位等无不成为节目调侃的对象。这些带有不良社会导向的内容经过电视媒体的传播会对受众产生潜移默化的负面效应，让受众的价值观、爱情观和人生观发生变化，久而久之，受众沉溺在消费文化的拟态环境，会误认为追求物质是普遍存在的，忽略个人奋斗的力量，对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缺乏正确认识，甚至否定这种美德。由此可见，相亲节目中的此类问题若不及时加以管理，势必对社会风气的良性引导和主流价值观的塑造产生不良影响。
三、消费主义对媒体传播的影响
在全球化时代，消费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正在通过大众传播发挥着影响。正视消费主义传播的影响，趋利避害，对于构建健康消费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消费主义应用于新闻传播学的影响是广泛和复杂的，它适应了大众文化的发展之路，体现了大众消费需求的发展与变迁。具体来说，其积极作用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消费主义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消费主义对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释放人的欲望具有积极意义，体现了对于现实人生的关注，也是开放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安定的社会环境、相对富足的物质生活的一种体现。
其次，对新闻传播传播媒介本身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从传播内容来看，消费主义拓展了媒介的报道空间，传媒由原来的政治、经济、教育、国际事务等领域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从社会功能来看，媒介由教化型转向服务型，强化了媒介与受众的亲和力，传媒大众化、生活化，传媒的多样化社会功能也得到开发。
第三，对于受众来说，消费主义立足于满足受众的诸多物质和精神需求。消费主义通过附加新的形象和符号来改变商品的原始意义和使用概念。这种形象和符号把人们内心追求自由和享受的欲望与物质现实巧妙地连接起来，把人们这种压抑在内心的欲望激发起来，使人们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奇与满足。
在全球消费主义的影响下，我们也应该对消费主义产生的负面作用保持警惕。
第一，消费主义在传媒活动领域内化为新闻消费主义，新闻专业主义不断受到新闻消费主义的消解。新闻消费理念下的媒体以商业逻辑为驱动力。媒体热衷于根据市场销量进行新闻策划和新闻炒作，媒体出现了大量虚假新闻、有偿新闻、虚假广告等现象，从而遮蔽、挤兑媒介应有的公共性、公益性，严重影响了受众对社会现实的认知，给社会带来危害。
第二，消费主义浸泡下的受众，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发达工业社会已蜕变成一种“单面的社会”，活动在其中的只是具有“单面思维”的“单面人”。“单面人”只知道物质享受而丧失精神追求，只有屈从现实而不能批判现实，只知道纯然地接受现实，盲目地肯定现实，将自身完全融入现实中。消费主义正是以个体及其欲望为内在基础，将享受、娱乐视为生命价值的实现，不断提供一种被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促使受众逐渐陷入一种对虚假需要无休止追逐的过程中，丧失了思考和反省的惯性以及批判的理性、辨别能力，最终被商品拜物教所支配，日益成为正如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单向度的人”。
第三，大量的广告和生活消费报道在刺激消费、拉动社会物资再生产的同时，烘托着一种奢靡的享乐主义氛围，在客观上消解着勤俭简朴、艰苦奋斗的民族传统。
结语
总之，消费主义应用于新闻传播学领域产生了丰富而复杂的影响，对这种影响认知需要从辩证的角度加以理性思考，既要认识到它存在的合理性，又要对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加以批判并提高警惕，促进社会整体向进步的方向演进和发展。
参考文献
①[法]鲍德里亚 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5
②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29
③④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26,224-229
【关键词】后现代大众文化 消费文化
一、初识后现代大众文化
后现代文化因与工业文明存在着因果关系而表现出与大众文化较多的亲缘性，与当代社会的高度商品化和高度媒介化相互联系。“现代主义的特征是乌托邦式的设想，而后现代主义却是和商品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无论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或是文化生活都渗透着资本和资本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等领域无处不在。于是文化作为一种消费品从文化圈里走出来，雅俗文化的界限被打破，艺术品成为供大众消遣的一种手段，甚至理论也变成了一种哗众取宠的商品。商品的逻辑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人们已经不再以个性、创造性、批判性、超越性或者如本雅明所谓的“韵味”这样的概念来评价和要求文化，而是以大众性、娱乐性，甚至畅销性来衡量文化的意义——而这正是后现代文化的典型特征。
对于后工业社会大众文化的特点，杰姆逊的概括是五种差异的消失:一是内部和外部的差异;二是本质和形象的差异;三是弗洛伊德无意识和显意识的差异;四是存在主义真实性和非真实性的差异;五是能指和所指的差异。
二、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消费文化的特征
对后现代大众文化的理解与研究，必须置于消费文化的发展之中，后现代大众文化从消费文化中吸收了生活的审美呈现方面的许多特征。
1 .消费的符号化
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商品生产不仅充分满足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而且出现不同程度的过剩现象。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再是人们的唯一选择，人们开始追求商品的符号象征意义，即商品作为符号，能够提供声望和表达消费者的个性特征。法国社会理论家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指出:“消费社会从根本上意味这消费游离与生产过程，在此基础上，物的实用性消退，非实用性浮出水面。由于被消费物已经在实用功能的意义上全面满足了人的需求和欲望，整个资本主义的消费开始由物的有用性消费过度到物的符号性消费，符号价值代替了使用价值。”后现代消费社会已经从商品形式占主导地位进入到符号形式为主的时代。
2.消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
后现代消费文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看待这个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态度。消费主义的盛行使人们把追求和占有物质，追求享受作为人生目的的价值观念，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成为消费生活中的主流价值和规范，人变得越来越现实，变得越来越功利。这种生活方式使人们生活在时尚与流行之中，娱乐、消遣、休闲、消费具有新的生活价值，寻求更新更好的消费成为人们新的价值观和生活追求目标，人们关心的只是“消费时的情感快乐及梦想与欲望等问题。”消费生活延伸了现实世界的浪漫情调，把追求崇高信仰的幸福感，变成了具体的消费中的快感，变成新的无数个体验中的幸福。
3.审美平面化
由于追求短暂，即时性的审美趣味使消费文化全然摒弃了对深度意义、永恒价值、理性蕴涵的追求。影像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的主要产品。“在大众文化中，由于人们对商品的消费不仅是其使用价值，而主要是消费它们的形象，即从形象中获取各种各样的(也是后现代主义的)情感体验。因此，影像就替代了使用价值，成为使用价值的代用品。”非连续、逻辑和时间关系模糊的电视镜头就可以拼接成一则广告，情感诉求和深度意义难觅踪影。如“尖叫”饮料广告，一个年轻英俊的青年阔步走出地铁;青年在迪吧狂舞;青年在篮球场扣篮后满头大汗地喝着“尖叫”饮料;画外音:“随时放松自己”。显然，这则广告镜头就是碎片的移动组合，充满了断裂感和非连续性，广告的深度意义消失，有的只是浅显的平面意义。后现代消费文化因之也沦落为一种“引用”文化，一种平淡或缺乏深度感的文化。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当今人的根基持存性的丧失不仅是由外部的形势和命运所造成，并且也不仅是由于人的疏忽和肤浅的生活方式，根基持存性的丧失来自我们所有人都生于其中的这个时代的精神。”
4. 消费感性化
后现代消费社会中， 人们消费常常仅是为了获得一种愉悦和一种满足。人们在选择商品的过程中不仅注重商品的象征意义和内涵价值， 更注重个人的享受，注重感性、感官和欲望的表现与满足。自己在家中冲泡一杯咖啡只要一元钱， 而在咖啡屋一杯咖啡要几十元人民币， 人们从咖啡屋浓郁的咖啡香味、幽雅的环境和动人的音乐中体会到了咖啡的浪漫， 品味到了小资情调和时尚轻松的生活方式， 人们宁愿花费更多的钱去享受在咖啡屋的感觉， 而不愿意在家为了解渴而饮用咖啡。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消费文化。
5 .文化商品化和商品文化化
后现代消费社会里，文化和商品紧密联系，结成同盟。一方面，文化可以拿来消费，变成了一种商品。文化已经洗去了高雅、严肃和纯粹的色彩，把文化艺术包装成商品，以纯粹审美消费的实物提供给观众，成为可供买卖的东西，使文化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消费。另一方面，文化融入了商品生产与消费的全过程。为了增强消费的满足感以及现商品的符号价值，一切商品消费又都美其名曰“文化”，给商品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让人们在文化的氛围里快乐消费。正如杰姆逊所说:“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品正在成为商品……后现代主义文化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消费品。”文化、艺术与商品经济在交融中共存，商品文化化和文化商品化将成为后现代高消费社会的特征。
参考文献
[1]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美]弗杰姆逊著，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162.
[3]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城市女性消费主义倾向影响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对消费主义的研究还属于起步阶段，更多的停留在对西方消费主义理论的解读（如孔明安、刘晓君、罗钢、杨魁、董雅丽等），也有学者开始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探讨我国消费者的消费主义倾向表现及其不同消费群体之间存在的差异（如黄平、陈昕）。但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发现，作为消费主力军的女性消费者在消费主义研究中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换言之，在我国的消费主义研究中存在缺乏性别视角的缺陷。因此，本文将要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作为消费主导力量之一的城市女性呈现出怎样的消费主义倾向，以及影响城市女性消费主义倾向的因素有哪些。
二、相关概念界定
（一）消费主义
刘晓君认为：“所谓消费主义主要是指以美国为代表的，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也在不发达国家发现的一种文化态度，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杨魁则认为，消费主
消费主义倾向这一概念用于反映发展中国家受西方消费主义影响的情况：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的消费已开始呈现出明显不同于以往的心理和行为特点，但与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社会中的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行为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个差距既表现在广度（即卷入的人数和地区），又表现在深度（即对商品符号价值的追求和受广告及媒介的影响程度等方面尚不如西方社会的消费者）。即介于“消费”和“消费主义”之间的一种状况。
三、城市女性消费主义倾向出现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因素
1、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人们由原先的温饱阶段进入小康阶段，居民的消费水平有了极大地提高。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后，人们开始通过消费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于是出现了多种消费形式，如攀比性消费、审美消费、情感消费、个性消费、娱乐消费、休闲消费等等。而消费主义文化在我国的扩散更是对人们原本潜在的、处于下意识状态中的消费需求起到了“诱导”、“鼓励”和“刺激”的作用。
2、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生产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为了不断扩大生产的规模，企业不仅要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进行生产，而且还要通过多种手段去刺激消费者的需求，以扩大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从而为产品开拓新的市场。其中，广告宣传是刺激人们需求最主要的手段。由于女性是消费的主力军之一，通过广告宣传等手段刺激女性的消费需求自然就成为了企业的策略之一，目前大部分的广告都专为女性消费者而设，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女性消费者的消费。
（二）地位因素
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取决于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就业和收入情况以及对政治及社会活动的参与情况等因素。长期以来我国的女性在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建国以后，国家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法律来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力求实现男女平等，与以往相比，女性和男性在受教育、就业和收入等方面的差距有了一定的缩小，女性获得了更多的自我发展空间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从总体上摆脱了对男性的依赖。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男女平等的初步实现，使得女性不再是凡勃伦所说的“消费者”，而是成为具有“主体性”的消费者，即女性的消费活动不再是为了炫耀有闲阶级雄厚的经济实力，而是从自身的需要和意志出发去选择消费的对象和消费的方式。女性可以依赖自身进行消费，在消费时束缚更少，因而她们在进行消费时更加的自由，有更多的自。
（三）、文化因素
1、社会的性别文化。不同社会和不同时代的性别文化对男女两性的属性、价值、作用等作出了不同的界定，从而构建了不同的性别模式。性别文化内化在人们心中，就造成了性别的社会角色。女人并非生而为女人，而是变成为女人，而使女人变成为女人的正是性别文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89.230.］这就说明正是在性别文化的作用下，女人才具有了不同于男人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在当前我国社会中，人们赋予女性的性别角色文化就是女性喜欢购物、消费。因此，城市女性更为明显的消费主义倾向和我国当前的性别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2、大众媒介的消费主义特征。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休闲活动越来越借助于媒体，在市场经济和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的双重作用下，我国的传播媒介日益具有了消费主义文化的特征。媒介的消费主义文化特征，使人们对现实生活产生错觉，把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现实的或者是一种理应追求的生活方式，不断激起人们的“购买欲望”，从而使人们处于“欲购情结”中。这就是大众媒介的“拟态环境”的功能。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与具有消费主义特征的媒介接触越频繁 ，受消费主义文化影响的程度就越高，消费心理和行为的消费主义倾向就会越明显。
(四)价值观因素
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庭中的消费的主导权主要掌握在女性之中在，她们购买家庭中大部分的消费品。部分女性由于受到享乐主义思潮的影响，再加虚荣的心理，往往只重视物质的享受，在享受中不断“竞争”，看谁有品位、看谁有价值、看谁有地位，互相攀比消费高档品，在竞争攀比中凸现自己的价值，标识自己的地位，消费远远超过自己或家庭的经济承受力，即进行炫耀性消费和不可持续性消费。她们以追求无限性的狂热与潜能去追求有限的物。她们认为，占有的物越多，占有物的档次越高，自己的生命便越有价值。
总之，在现实生活中以上四个因素并非单独对女性的消费心理和行为起作用，相反正是在四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使得城市女性消费者表现出更明显的消费主义倾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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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消费文化 大众传媒 人文精神
经济――科技全球化浪潮已将我们卷入消费社会的潮流之中，消费社会带来的“不仅是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的转变，同时也是一种整体性的文化转变。”消费文化已将我们导入了一个泛审美时代。
在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中，我们放眼望去，“美”充溢在一切生活领域，它们不断变换的美的形式引领着一轮又一轮的时尚，令人眼花乱。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文化不断消解着传统审美所具有的革命性和解放性的功能，审美所曾经具有的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已被资本控制的泛审美所颠覆和解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操纵的感官化形式主义原则取代或者压抑了审美活动的精神理想原则，审美与艺术活动被简化为审美――娱乐形象的生产和消费活动。
即使在文学艺术领域中消费文化对其人文精神神圣性的颠覆也不可避免。在消费文化的操纵下，艺术的自律性被消解。杰姆逊分析说：“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等领域是无处不在的。”资本对艺术的介入，便是艺术被纳入文化产业、娱乐经济的轨道，艺术作品进入消费市场，艺术的自律性被市场规则的他律性所颠覆，传统艺术鉴赏的精神品位和神学仪式价值，让位于当下艺术消费对感官诉求和欲望满足的追逐，“艺术活动被简化为审美――娱乐形象的生产和消费活动。”
泛审美拒斥人文精神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对文化的控制。杰姆逊在论述后现代主义时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的扩张主要体现在文化方面。消费社会的后现代文化和审美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等领域无处不在。在资本的无形而强大的作用下，消费社会中人的感觉已经变为经济功能的传载工具，人的审美感性被物化，当审美在消费社会中被各种技术手段彻底量化之后，就必然导致精神生产的自由品格的丧失和人文精神旨归的失落，正如周小仪教授所言:“人的感性存在脱离了政治意识形态控制之后，又成为资本控制的对象。这就是审美的悖论:审美作为乌托邦从救赎到物化的历史命运。”
消费主义时代人文精神面临的另一巨大挑战是科技理性统治地位的建立。现代传媒作为消费文化的主要生产机器，全面控制了艺术和审美领域，将其整合到传媒体系中，先天地决定了艺术文本的标准化和批量化生产方式。艺术的机械复制在取消艺术家的独创性的同时，取消了艺术品存在的自律性――艺术品作为原始手工作品的惟一性和独立存在，使艺术和审美活动丧失了超越性神学仪式价值，取而代之以纯粹的观赏价值。
导致消费时代人文精神失落的又一重要历史语境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后现代主义对当代文化的统治，“首先表现在，它倡导并推进了反精神的世俗化欲望的全面扩张。”后现代主义文化崇尚和追逐当下直接的感性诉求与欲望满足的感官娱乐主义，这一倾向为消费主义所强化，它的表现便是各种感官刺激和享乐趣味的消费文本与载体的泛滥，在其主导下，人的生存正在走向另一种片面，即过于沉湎于当下即时的、过于轻量化的浮华的占有和享乐，从而陷入生命的不能承受之轻。
钱中文先生认为:“人文精神就是对民族、对人的关怀，是人的生存意义、价值的追求与确认。”然而，历史进入后现代时期，人对消费的无限制的欲望遮蔽了人自身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消费模糊了精神和物质的界限，也模糊了存在和欲望的界限。消费文化所建立起来的泛审美，恰恰是对审美深度意蕴的削平和对主体个性精神自由的扼杀。因此，消费文化应当在自我重建中穿越物化形象的屏障，重建意义的深度模式，这当是消费文化应然的一个价值取向。消费文化的感性主义操作仍然会以强劲之势持续下去，企图以审美现代性的重建去对抗资本对文化的霸权以实现人文精神的救赎是徒劳的。而当下人文精神的重建，所面临的是主体人性在消费符号操纵下的自律性的滑落，因此，是真正意义上的救赎，任重而道远。
弘扬“主旋律”，发挥主流文化的主导与规范作用，以消解消费文化的负面影响，是当下人文精神构建的首要前提。在消费文化语境下，“主旋律”文化不仅呈现为一种强制性的规范意义，更体现为一种对人性滑落的积极救赎意义。
以传统优秀民族文化介入消费文化，是当下人文精神建构的必由路径之一。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发展历史进程中，有着丰厚的人文精神积淀，奠立了以求真、向善、尚美为取向的人文价值基座。在尚有数以千万计贫困人口的当下中国社会，重新建构当代人文精神，就更需要我们进一步拓展对优秀民族文化承传和改造的视野。
坚守精英文化的阵地，指向于对大众层面的多向度提升，则是广大人文工作者应然的道义承担。消费文化在导致精英文化、高雅艺术边缘化的同时，也为高雅艺术、精英文化与大众展开对话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无论消费文化预置的权利话语有多么势不可挡，人性的自我完善、精神境界的提升，永远是人的内在需求。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的理性和良知，其不只是文化的传承者，更是人文精神的传承者。广大人文科学工作者肩负着在市场经济、物化的社会中重建人文精神的重要使命。
参考文献:
[1]罗钢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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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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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文化 大学生 价值观 影响
中图分类号：G645.5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1.146
消费文化是一种符号象征与价值。它是通过广告、电视、媒体、商业品牌、大商场、购物中心等媒介发展起的一种符号化的消费生活方式及价值选择，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大众消费时代、信息时代的生活格调、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
20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相继进入了物质丰裕的消费社会，它与传统社会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消费的大众化。消费文化对社会价值观特别是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具有重要影响。国外学者已作了大量经典研究。英国学者指出：英国青年反文化生活方式，是“传统的工人阶级生活方式与新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丹尼尔・贝尔阐释了美国大众消费社会的兴起特征，发现了“经济转而生产由文化所创造的生活方式”的趋向。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方法”，批判了消费文化中的性别编码规则，提供了跨学科批评的新视角。同时，许多学者，如迈克・费瑟斯通、齐格蒙・鲍曼、吉登斯、埃德加・莫兰等在论证全球化、后现代性问题时，几乎都和青年群体新的价值世界的再解释联系在一起，使消费文化与青年（包括青年大学生）价值观的研究，成为日常生活批判与价值建构的重要角度。国内学者也已经进入了消费文化与价值观研究的领域。罗纲等学者编译了《文化研究读本》、《消费文化读本》等，产生了巨大影响；戴慧思、卢汉龙《“中国消费文化的兴起与消费革命”对话》、成伯清《我们离消费主义有多远？》、王淑梅的《消费行为与人的生命的符号化》，把“消费时代”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文化结构变化的一个新的课题提出；郭景萍的《“80后”消费文化特征：世俗浪漫主义》、程远芳的《青少年网络消费文化的特点》，以及大量分析消费文化与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特点的论文，体现了新的多元视角的研究的兴起。许多学者探讨了消费主义对当代中国价值观的负面作用，特别是对当代大学生带来的多重影响。
1 探究消费文化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影响的意义
其主旨是探究中国社会转型时代的文化趋向。中国正在发生以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为内容的社会转型。这个转型又和全球化、信息化、后现代现象联系在一起。中国消费文化出现是中国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变迁的产物。符号消费、过度消费、一次性消费、炫耀性消费，逐步蔓延的西方消费文化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产生深刻影响。探究消费文化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文化结构、生活方式、社会人格正在发生的多元分化，探究中国社会转型时代的文化趋向。
2 探究消费文化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影响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第一，探究消费文化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影响的基本思路是：进行一种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类型研究。通过消费文化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影响的研究，探讨消费文化对当代大学生在学习、生活、阅读、语言、身体、心智、交友等方面的影响及其文化体验过程，从而更切实地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新的建构问题。
第二，探究消费文化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影响的研究方法。
一是在理论方法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运用功能主义、互动理论等分析视角，结合符号语言学、后结构主义的观点，梳理“消费文化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二是采用问卷、访谈、文献研究等方法收集资料。分别对不同生源地、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群体进行深度访谈；对影视文本、阅读文本进行重点分析与比较研究，在理论分析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并撰写研究报告。
3 探究消费文化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影响的主要内容
第一，消费文化和大学生价值取向探究。现代消费是一种符号系统。大学生对消费文化符号的接纳与选择，是价值取向选择的结果；对此拟研究消费文化对大学生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形成的影响和作用，结合对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帮助大学生树立积极健康的价值观。
第二，差异研究。根据在校大学生生源的家庭背景、家长职业结构、收入差异及地区的不平衡性研究，消费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影响的差异性、离散性。对此拟探讨这种差异性对大学生价值观形成和大学生心智成长的影响。
第三，问题研究。愈演愈烈的消费文化给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心理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相连，扭曲着大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当代大学生群体面临着心灵的迷茫、困惑甚至一定程度的行为失范，由此带来当代社会独特的消费价值取向问题。
4 探究消费文化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影响的创新之处
第一，通过对大学校园日常消费文化的分析研究，探讨在全球化、信息化日益发展的情形下，消费文化通过怎样的途径和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选题有一定的创新之处。
第二，通过深化对大学生家庭背景差异性的研究，科学分析消费文化对当代大学生影响的阶段性与不平衡性，探讨消费时代大学生价值观再建构问题，涉及到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涉及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旨在引导当代大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提高当代大学生道德文化素质，研究内容和方法也有创新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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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拜物教 异化 腐败 消费主义 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4-037-04
一、问题的提出
“拜物教”（Fetishism）一词事实上并非是马克思提出的，而是由法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查理斯·德·布罗斯在1760年所提出的{1}。“拜物教”最初的含义并不像马克思所表述的那样，而是“拜神教”的对称，指“灵魂观念尚未明确产生之前，原始人把某些特定物体当作具有意识的物体而加以崇拜的宗教”{2}。而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指的是“对某种事物的迷信”{3}，具体来说是对商品的迷信，马克思对“拜物教”这一词赋予了新内涵，或者说马克思对这一词进行了拓展。马克思根据费尔巴哈对宗教崇拜的解释对这两种“拜物教”进行了区分，而后一种“拜物教”就是我们常说的马克思的拜物教。
马克思的拜物教思想事实上最早在他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下文简称《手稿》）中就有所体现。马克思在其中提出了“异化劳动”的问题，并从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的自我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异化和人同人的异化这四个方面{4}进行了分析。劳动产品的异化，指的是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不归其所有却反过来与其对立并成为奴役劳动者的手段的现象，正如他所说的“异己的存在物”{5}；劳动的自我异化，则是劳动产品的异化的根源，因为劳动的自我异化使得劳动不属于劳动者自己而属于企业主，从而其劳动的产品也不再属于他自己{6}；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异化，是前两种异化的必然结果，劳动作为生命的活动，变成了“维持肉体生存需要的手段”，劳动者“把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他们本来应该能够自由地生产，而异化劳动却剥夺了他们的生产对象，从而使他们的人的本质与自身异化了{7}；而最后，这三种异化又进一步导致了第四种异化，即人同人相异化，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其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实现。这四个方面实际上存在着层层递进的关系，它们并不是相互独立或者并列的，而是互为联系的。从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中不难洞见他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拜物教”的影子，“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是通过物与物的关系，即商品与商品的关系来表现的……商品成为一种独立于商品生产者之外的神秘力量，并支配着商品生产者的命运，因而商品生产者就像崇拜偶像一样崇拜商品”{8}，从中可以看出“劳动产品的异化”和“人同人相异化”的影子，而这里的劳动产品已经发展成为了商品。商品后来则又进一步升级为货币和资本的形式{9}。
马克思对“拜物教”的分析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存在的经济关系之下进行的，但其意义远不仅仅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在于其对商品、货币、市场经济等经济范畴的社会影响的二重性分析，或者说是辩证法分析，从而超越了意识和观念，具有普遍的意义。本文并不是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保护带”来进行分析，而是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硬核”来分析问题，因而并不局限于马克思的形式逻辑。
马克思的“拜物教”不仅在于它的理论意义，还在于它的现实意义。“拜物教”的影子在当今社会中并没有消失，在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商品拜物教的关系不容忽视。正如袁恩桢（2007）所说，公有制并不是商品拜物教消失的充分条件，更何况我国还有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因而“拜物教”对于当代的中国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另外，“拜物教”的含义并不局限于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分析，它根源在于一种对本质关系的“掩盖能力”{10}。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当代体现“拜物教”几个重要的现象，并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尝试给出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对这些现象的启示及可能的政策含义。
二、拜物教与腐败
（一）腐败现象及其与拜物教的关系
腐败，是古今中外都存在的一种现象，而对腐败这一现象的看法，有反对也有赞成。赞成者甚至提出了“剂”（grease）和“政治黏合剂”等说法，但事实上这观点都禁不起推敲，而反腐败仍然是世界潮流。Wei（1999）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腐败会导致一国经济效率产生很大的损失{11}。许多国家的事实表明，腐败程度与企业管理者同政府打交道所花费的时间成正相关关系{12}。由此可见，腐败是一种不好的现象。
那么，腐败具体是怎样的现象呢。简单地说，就是以公权谋私利。如果要更具体些，可以参考张军在“委托—”框架下的一个定义：“如果一个第三方试图以贿赂手段来影响人的话，那么他可以向人支付一笔钱，而这笔钱并未并未上缴委托人。不论这是否违法，或是否与委托人的利益相冲突”{13}。而根据贺卫的定义，腐败指的是由于考虑私人的金钱或地位利益而偏离作为一个公共角色所具有的正式职责的行为，或是违反那些旨在反对谋求私利的规则的行为{14}。从这些定义中不难发现，腐败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或者说是对物质利益的崇拜行为。虽然腐败也存在对地位利益的追求，但这种对地位利益的追求是建立在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之上的，没有物质利益很难谈得上有地位。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腐败是官员（虽然他可能不是工人）对物质利益的盲目崇拜，而看不到自己存在的真实意义。
腐败，启示本身也是一种“拜物教”或者“异化”的现象。在当今社会中，腐败实质上是一种新形态的“异化”——“民主异化”。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引申出来，劳动者在此处变为了纳税人，而政府则是由纳税人民主“生产”出来的机构，本来应该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政府却反过来成为了支配纳税人权利的力量，纳税人本应该是国家的主人却成为了自己所创造的政府的支配体，由纳税人民主推举出来的政府官员与纳税人发生相互“异化”，并且不断侵害纳税人的权利{15}。这种“异化”本质上就是一种“拜物教”主义，是对“政府”而不是“商品”的崇拜。
在这里，本文似乎脱离了“拜物教”的本意，但事实上这种新形态的“异化”是马克思“劳动异化”的“硬核”的在新的机制下的进一步升级，或者说是对马克思“拜物教”的继承与发展（“保护带”的拓展）{16}。马克思的“拜物教”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分析的，形式是资本家通过对资本的垄断特权实现对劳动者的控制；而这里的升级在于，分析是在有政府管理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税款的垄断特权实现了对纳税人（劳动者和资本家）的控制。政府以某种理由通过征税来直接地笼络资金，政府和资本家一样戴着“善”的面具，他们微笑着承诺这是一场公平的交易，但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黑箱”之中到底真正发生了怎样的交易{17}。
腐败不仅仅是在今天，而是自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日起{18}，就很大程度上是“拜物教”的结果了。虽然在奴隶和封建时代纳税人还谈不上国家的主人，在这样的社会下个人被剥削似乎是一种事实甚至是反到是一种道理，但不可否认的是纳税人事实上被剥削了，而且这里官员与纳税人的“异化”形式仍然是成立的{19}。但在旧社会，政府似乎也不需要戴上“善”的面具，也不必要在“黑箱”中交易，反而是在当今时代，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政府反而需要用什么东西来掩盖住自己的行为了。
可以说，当今的腐败就是一种“拜物教”，这里指的不是简单的官员的利益最大化行为，而是指政府在当今的社会机制下能够找到一个“黑箱”对其行为进行掩盖从而造成纳税人对其自身本质的迷失从而造成的“异化”现象，正是这种掩盖力量给了腐败带来机会。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社会机制并不一定指资本主义，而是指一种不完善的社会体制，或者说是一种欠发达的社会体制。
（二）腐败存在的原因：欠发达的社会体制
根据上文的分析，腐败与“拜物教”的关系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腐败源于拜物教，其二是腐败本身就是“拜物教”。这对我们理解为什么当今仍然会存在腐败现象或许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视角，因为腐败的根源就是“拜物教”的根源。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拜物教”并不是马克思狭义意义上的“拜物教”，即不局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是一种存在政府与纳税人的社会关系框架之下的分析。
上文提到“拜物教”的根源在于一种对本质关系的“掩盖能力”，本文在此应该要对此作出说明了。事实上，马克思所讨论的“劳动异化”的关键点在于资本家最初对剩余利润的“掩盖能力”，如果没有这种“掩盖能力”，资本家似乎就对劳动者没有吸引力了。资本家能以一种公平交易的形象出现才会吸引大量的劳动者{20}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种对本质的“掩盖能力”又产生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欠发达。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资本家的这种“掩盖能力”实际上是被不断地削弱的，人们不断发现了“黑箱”中的秘密，并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当今世界反对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壮大。可以看到，当今世界有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程度甚至比很多落后国家的情况要小。而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腐败程度可能也要小，这不禁让我们产生疑问。
经济学家曾经从剥削的阶级思想、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市场经济的客观条件等角度来分析腐败的原因，但这依然无法解决上面的疑问{21}。这些解释似乎都只看到了表面的原因而没有看到本质的原因——欠发达的社会体制。
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是一种转轨过程中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在很多地方仍然存在传统体制与新体制的并存，并且还有不少体制的“真空地带”，这就给一些政府官员以腐败的“黑箱”，从而在这里面掩盖自己的行为。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缺乏科学的认识，从而可能没有看到这些“真空地带”，或者看不清“黑箱”里面的一些行为，从而给政府官员机会。因此，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严重，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种欠发达的社会体制，而这种欠发达的社会体制给了政府官员一种“掩盖能力”，从而产生了对政府的“拜物教”。另外，因为我国采取的市场机制，官员的腐败行为也源于对商品的崇拜{22}。因而，从拜物教得到的启示是，腐败源于我国欠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
（三）腐败现象如何从根源上削弱{23}
事实上，我国的反腐力度是在不断加大的，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了政府官员的“黑箱”中的行为，然而这些反腐行动似乎都只是治标不治本，腐败现象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果仅仅从表面上反腐，腐败现象可能从均值的意义来说是永远无法被削弱的，但如果能从根源上削弱，腐败现象可能不仅方差变小，并且均值也会永久地变小了。而从马克思拜物教的理论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到对根源削弱的启示。
首先，腐败本身作为一种拜物教是源于其对本质的“掩盖能力”，那么从根源上削弱腐败就要求我们对这种“掩盖能力”进行削弱，而这体现为政府的“公开透明化”。政府之所以有“掩盖能力”，主要是因为欠发达的社会体制下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社会体制的不完全性导致了扭曲和真空地带，因而我国社会体制的发展方向应是信息“公开透明化”。至于如何建立健全的信息对称机制，并不是本文要具体讨论的内容。
其次，腐败源于官员在商品经济下的商品拜物教，一种对自我本质的迷失。然而，为何会出现官员对物质的依赖呢。可能的解释在于官员的工资收入过低导致对其自由发展的限制从而迫使一些官员产生对物质利益的崇拜。马克思认为，只有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才能超脱物质的束缚从而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而这对这种解释的启示在于，官员只有超脱于一定程度的物质基础束缚时才能摆脱商品拜物教的影响。那么，这里的政策含义是什么。或许“高薪养廉”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它使官员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物质的依赖，从而能在精神上更加自由的发展，从而腐败在官员的决策集中似乎也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了{24}。试想，如果官员的工资收入仅够满足其物质生存需要，这不免使其被物质约束从而产生对物质利益的崇拜，而腐败也应运而生。我们一味要求限制官员的权力，却忽视了官员作为人的本质的需求，这似乎是非常不合理的。因此，树立官员的正确人生价值观应当在官员摆脱了一定物质的束缚之下才能实现{25}，让公务员有一份像样的工资收入或许能让公务员不必去追求其工资之外的收入，从而摆脱对物质利益的崇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仅是纳税人的发展，也是官员的发展，而物质基础对于他们来说同样重要。
三、拜物教与消费主义
（一）消费主义及其与拜物教的关系
消费主义（Consumerism{26}）是指一种将对物质财富的无限占有和对无度消费的贪婪追求作为人生价值取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凡勃伦（1899）在其《有闲资本论》{27}中就将19世纪末的消费主义界定为了“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对消费主义给出了定义，比如：雷安定和金平（1994）认为“消费主义是指人们的一种毫无顾忌，毫无节制地消耗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并把消费看作是人生最高目的的一种消费观和价值观”，刘晓君（1998）则认为“消费主义主要是指以美国为代表的，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也在不发达国家发现的一种文化态度，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而毛世英（2003）认为“所谓消费主义，是指一种鼓吹在大众生活层面上进行高消费的价值观念、文化态度或生活方式”{28}。从这些定义中不难看出消费者对商品的一种盲目崇拜。然而，这不禁让人产生一种疑问，即消费者为何会对消费产生盲目崇拜。
消费主义看似是消费者的“自主”的行为，但实际上，这种盲目崇拜是源于一种被动的操控结果，是“拜物教”在消费领域{29}的新一轮升级。马尔库塞和费洛姆认为，当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日趋严重和普遍，并且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的消费过程中。可以说，消费主义本质上也是一种“拜物教”。
消费主义何以体现为一种“拜物教”呢，我们可以从“异化”谈起。消费的意义本应在于给人带来一种幸福感，人在消费中应该是实在的、有感觉、有情感和有判断力的，并且进行有意义、有人情味和创造性的消费。而当今在资本家的操控下，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消费被资本家宣传为一种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从而扭曲了消费的本义，导致消费与个人真实需要的分离，从而导致消费本身的“异化”与消费品与人的“异化”{30}。因此，消费主义并不是消费者“自主”的行为，而是“控”的{31}。消费脱离了人的本质需求，从而也就成为了一种盲目的“拜物教”形式。
（二）“消费拜物教”的根源：落后的消费观念与错误的市场机制导向{32}
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新时代的“拜物教”形式，是资本家追逐利润的目标下对消费者的“操控”的结果。然而问题在于，消费者是何以控的。
事实上，消费主义的根源在于消费观念的落后，这就给了资本家以操控的机会。类似于资本家对资本的操控、政府官员对税收的操控，这里资本家对消费者心理的操控仍然源自于信息的不对称，人们被“善”的面具欺骗，看似是为消费者实现需求提供便利的广告实际上背后却是对消费者需求的扭曲，而实际上资本家在这“消费主义的黑箱”中早已赚取了巨大的利润，人们不仅迷失在消费之中，也在迷失之中被剥削得一无所有，成为消费的奴隶。从中可以发现，落后的消费观念体现为：人们对自己本质需求的认识不清，容易受到外界干扰从而导致与本质的偏离。
另一方面，这也与市场机制的导向有关。在没有调控的市场机制下，资本内在地由一种逐利性，追求经济的告诉增长。王代月（2004）运用马克思的资本流通理论说明了生产和消费都是资本增值的手段，在福特主义出现后，生产的重点转到了生活资料的生产，这就必然要求更大规模的消费。从我国的现实来看，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资本家对消费者的“操控”行为更加严重；加上我国刚刚发展起来，人们的消费观念还不成熟，因而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我国的一些消费者表现得很不理性{33}。
本文在此并不是要否定消费的作用，事实上消费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本文强调的并不是不消费，而是要理性消费，消费应该是一种不受操控的、出自于人们内心本质的消费，这将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三）消费主义的后果与对策
1.消费主义的后果{34}。首先，是对可持续发展的破坏。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资本家疯狂地从自然中掠夺资源并组织生产出消费品，并想尽一切办法鼓励消费者们多消费；而人们由于消费观念尚不成熟，在资本家的迷惑下倾向于过度地消费，这又反过来刺激了资本家进一步地扩大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从而陷入了一个消费陷阱——其后果是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导致的资源危机与生态破坏。
其次，是对人全面发展的破坏。人们在消费主义的引导下，把人生的价值归结为对物的消费，而丧失了对精神的追求。程秀波（2004）认为消费主义使人成为金钱、财富和欲望的奴隶，成为没有思想和精神的躯壳。
再次，是造成幸福感的缺失。在如今这个消费主义的时代，社会关系比如家庭中的社会关系被忽略了，并且，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商业化程度的发展，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们能够享用的闲暇越来越少，人们在物质世界中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快乐的权利。
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新形式的“拜物教”，由于人们落后的消费观念和市场机制的错误导向而被人们忽略，如果人们不尽快跳出这一“拜物教”的陷阱，将在这种逻辑的死循环中徘徊很长的时间并造成巨大的损失。
2.消费主义的对策。首先，应当解决落后的消费观念的问题。事实上，国内学者已经开始尝试构建新型消费伦理观，并提出了多种消费伦理观，比如可持续消费、适度消费等等，理论界对消费主义的批判能够使学界对消费主义的后果有更清楚的认识，从而对消费观念起到发展的作用。然而，光靠学者的理论研究还是不够的，宣传教育也非常重要，国家应该结合学界的研究，对大众进行理性消费的宣传，而宣传可以结合媒体与教科书，从而实现广泛性。
其次，应当对市场机制导向进行合理调控。政府可以通过经济手段，运用税收政策，对高收入者实行累进的个人所得税，从而对个人财富的无限积累进行遏制；另一方面，政府也应对奢侈品的消费征收高额的消费税，从而调控盲目的消费主义行为。政府还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对运用广告等手段对消费者进行操控的行为进行限制，同时也限制厂家对自然的无限制掠夺，要求其进行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本文首先从“拜物教”谈起，通过对马克思《手稿》的“劳动异化”和《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得出结论：马克思对“拜物教”一词进行了发展，使得其具有普遍意义，并对现实有重要的意义。“拜物教”源于一种对本质的“掩盖能力”——本文通过对腐败和消费主义对其进行了分析。在腐败问题中，“掩盖能力”产生于欠发达的社会体制；而消费主义中，不正确的市场机制导向导致商家的“掩盖动力”，而其“掩盖能力”源于消费者不成熟的消费观念。腐败和消费主义都是“拜物教”的新形态，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对腐败和消费主义具有启示意义：反腐应当从公开透明化做起，而“高薪养廉”或许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政策；破除消费主义迷信则应当从理论研究、宣传教育、经济和法律手段等多角度进行，从而解决落后的消费观念并对市场机制导向进行合理调控。
本文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在对腐败的根源进行讨论的时候没有考虑“掩盖动机”的问题，事实上腐败的“掩盖动力”与消费主义的是相似的，虽然后文中讨论了消费主义的“掩盖动力”的问题，但似乎前文不讨论还是欠妥当的；其二，本文可能在一些问题的解释上不够清楚，可能对“拜物教”的解释并不那么直观和容易理解。这两点将是笔者在下一阶段要改进和研究的方向。
注释：
{1}Charles de Brosses从fetiche（物神）一词派生出fetishism（拜物教）的概念，他将其表述为一种一般类型的原始心理和自然的宗教实践。不难看出这一词具有浓厚的宗教神学色彩。
{2}{3}这一概念的解释来源于：《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1638页。
{4}笔者认为袁恩桢（2007）将其理解为三个方面欠妥当，事实上“人同人相异化”也可以作为其中一方面。
{5}马克思在其1844年的《手稿》中提到，“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从中不难洞见劳动产品的异化与费尔巴哈哲学关于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观点的相似，同时也能看出这里有“拜物教”最初含义及其向马克思拜物教理论发展的影子。
{6}劳动的自我异化还表现为劳动不再是一种幸福，反而是一种不幸，一种肉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摧残。在《手稿》中，马克思用的是“外化”一词，但马克思在这里其实是借用了黑格尔的用语，而在黑格尔的“异化”和“外化”意思是一致的，卢卡斯也对这两个词进行了分析，并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将这二者基本视为同义词使用。
{7}引号中的话是《手稿》中的原话，笔者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的45—47页。
{8}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论述，笔者引自：《资本论》第16页，具体见参考文献。
{9}从而“拜物教”也被冠以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
{10}这种“掩盖能力”这在后文会具体论述，在此就不具体展开。
{11}具体地说，如果菲律宾将其腐败水平降低到新加坡的水平，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菲律宾可以使投资占GDP的比率提高6.6%；而如果印度将其腐败水平降低到新加坡的水平，则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相当于将其公司所得税的边际税率降低2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腐败对国家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12}参见斯塔彭赫斯特等的《反腐败——国家廉政建设模式》，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42页。这里可以将同政府打交道所花费的时间理解为一种效率的损失，因为这些时间本来可以用于生产性活动中的。
{13}参见张军《特权与优惠的经济学分析》第六章，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93—94页。
{14}参见贺卫《寻租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第232页。
{15}或许这里的说法有些夸张，因为纳税人并没有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但不可否认的是腐败现象侵害了纳税人的权利还是很严重的，斯塔彭赫斯特等在《反腐败——国家廉政建设模式》一书中就提到，造成政府税收收入的损失高达50%，可见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大数字。
{16}鲍德里亚认为，今天拜物教已经延伸到一切生活领域，而不只是经济生活领域。
{17}资本家可能还会为社会提品，而政府可能并没有给社会带来什么产品。
{18}更确切地说，自从“货币”出现之日起，就存在与“拜物教”的联系了。事实上，也可以把货币理解为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19}甚至“异化”得更严重。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贪污受贿现象相对现在可能更为盛行，甚至是彻头彻尾的腐败。纳税人根本没有谈自己权利的资格，只能忍受被剥削的现实，因此与其说是“腐败”不如说是“裸的剥削”。
{20}不仅仅是自由劳动者，也可能是生产资料不足或者拥有一定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他们选择成为资本家的雇佣工人可能是被资本家的“善”的表象所欺骗了。
{21}事实上，法理学家卓泽渊就曾提过这一个问题。
{22}这里并没有批判市场机制的意思，邓小平（1992）提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和工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用的工具，这无疑是对传统观念的重大突破和伟大的历史贡献，但我们似乎过于强调“工具”而忽略了其本身也含有的经济关系。如果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工具”，可能会使我们忽视了商品拜物教的存在。市场经济的确对经济发展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其内在的消极影响。
{23}这里不说消除，主要是因为腐败现象不可能一下子消除，而且完全没有一丁点儿腐败的完美解在现实中似乎也是不可能得到的，我们只能尽可能从根源上削弱。即使根源被消灭了，仍然可能会存在一丁点儿腐败现象。我们不追求“最优”而是追求“次优”甚至是“第三优”，这样或许更现实。
{24}可以理解为，物质利益给官员带来的边际效用已经递减到低于其它利益的边际效用了，比如清廉的形象或者对正义的追求等给自己内心带来的正效用。然而，事实上这些推理的实现都是要建立在信息对称的基础上的，因此或许更根源的做法应该是对欠发达的社会体制的发展。
{25}这里并不认为精神激励是不重要的，而是强调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同样重要。社会的正义之风仍然需要通过对正确价值观的宣传才能得到普及。
{26}consumerism在英文中不仅仅有消费主义的意思，也指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运动（consumerists movement）之意。笔者在Jstor中用consumerism一词搜索英文文献发现，很多文章使用这一词汇是以后者为含义的。但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前者的含义而非后者。
{27}《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具体见参考文献。
{28}这些并没有列入本文的参考文献中。
{29}马克思对“拜物教”的分析主要是在物质生产领域。
{30}事实上，还可以引申出“人的自我异化”与“人与人之间相异化”，但本文暂且不谈论这个问题。
{31}资本家利用人们的一些不恰当的心理和观念，通过广告、竞争和舆论等控制了消费。消费品成为了广告竞赛制造出来的虚构之物，已经不再是人们本质需求的产物了。
{32}本文并没有将矛头指向资本家逐利的本性，因为“利益最大化”在当今似乎已经被看作是人的一种本质，将其本身作为一种不好的性质进行批判似乎显得不合理，因此本文提倡批判其实现的方式的不合理性。
{33}许多“暴发户”在奢侈品上的盲目消费现象在我国还是很普遍的。
{34}事实上，消费主义也会给腐败推波助澜，错误的市场机制导向同样是腐败的原因，错误的市场机制导向是腐败的推动力，我国欠发达的社会体制只是腐败的土壤。但为了避免重复，在此不再讨论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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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恩格斯将唯物史观誉为马克思一生之中的两大理论“发现”之一，他在1883年和1888年分别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与英文版撰写的序言中，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作了堪称经典的概括：“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无疑，物质生产活动在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理论体系中具有首要的和基本的地位。在马克思看来，生产的基础性制约作用表现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由于人的生理结构，造成必须先能维持生命机能，方能从事其他活动，所以生产具有优先性。当然，马克思对生产概念的理解事实上也存在着变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把劳动比作艺术家的创造性生产”的“审美性生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确立起对生产劳动之“生命维持”功能之首要性的肯定。可以说，生产范畴在马克思那里，不仅具有一般社会理论的含义，更有审美意蕴。需要说明，本文中对生产的概念性研究仅限于社会理论层面，并不涉及美学问题。
“消费”范畴正是随着马克思对“生产”的关注而进入研究的视野。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中，虽然消费仅只是整个经济过程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一个，但却是整个经济过程的目的或者归宿，并且由于其与生产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获得格外重要的地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就一个主体来说，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生产和消费具有某种“同一性”。
首先，表现出直接的同一性。生产直接是消费，不但要有生产者体力的消费，还要有生产资料的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人在消费时也是生产其自身，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是一种“物化”，一种物的价值转移到另一种物上；在人自身的生产中则是一种“人化”，物转化为人的劳动能力。
其次，生产和消费每一方都以对方为手段与媒介。生产作为消费的媒介，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同时，消费也是生产的媒介，因为正是在消费中生产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
再次，生产和消费每一方都创造着对方。一方面是生产创造消费。一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二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三是由于生产通过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可以说，生产创造着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另一方面是消费创造生产。一是产品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二是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机。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这种认识表明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即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似乎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和消费是并列的，或者说是同等重要的。其实不然，我们必须要清楚，马克思这里的讨论仅是一种逻辑上的讨论，也即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只是逻辑上的相互制约关系，与经济运行的实际过程并不完全一致。在马克思所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抽象的思维过程必定要符合历史进程，无疑历史具有先于逻辑的优先陸，“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可以说，逻辑是对历史的反映，需要与历史事实的内容一致，历史规定着逻辑抽象的限度，理论上的应然与现实中的实然是发展趋势上的统一，现实是理论的依据，历史事实确立起逻辑最终的合法性来源。正是由于历史先于逻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马克思的观念系统中生产相对于消费具有当然的优先性，因为社会生活领域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就任何一个具体的生产过程而言，必定先有生产，后有消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才说：“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和通过消费这个对象返回自身，然而，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和自我再生产的个人。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
总而言之，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探讨是十分充分的，达到了在当时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所能实现的深度与广度，其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尔后任何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无论如何都无法规避的事实，以至成为一种现代经济学与社会理论的“常识”。但消费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中尚处于生产的“遮蔽”之下，只是鉴于其与生产的密切关系才被赋予一种重要地位。马克思这一“生产一消费”的分析“座架”奠定了后世理论家展开消费理论研究的基础，不论他们是否同意马克思的实际结论，都要从这一理论前提出发。
二早在20世纪40年代，大卫，里斯曼就把“由生产时代向消费时代过渡”称为是继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社会革命，认为发达国家由此进入到了消费社会。巴特以符号学作为解释大众文化的方法，可以视为把符号学引入消费主义文化研究的先驱；列菲伏尔改变了现代日常生活批判的研究思路，从物质生产一经济领域转向消费一符码领域；德波认为以意象与幻觉占统治地位的“景观社会”取代了马克思时代以生产为核心的“商品社会”。巴特、列菲伏尔、德波虽然在具体的理论上各有侧重，但共同意识到了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所引发的社会主导性力量的变化，也即由生产性社会转向了以符号为中介的消费社会。在这些有关消费社会的讨论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后马克思思潮的代表人物鲍德里亚。在他看来，随着消费社会的出现，消费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成为支配着整个社会结构的“存在之光”；在消费社会中，我们消费的并不是物的有用性，而是通过消费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与身份，因而被赋予符号学意义。可以说，鲍德里亚正是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来研究“消费”，并将其置于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核心地位。
在早期鲍德里亚的三部代表作《物体系》、《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发现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已经不再能够充分解释以商品的增值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消费社会的发展，只有借助于符号学理论才能解释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物品的消费已不再因其物质特性，而是因为它是一种符号，是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结构本身，这种关系已延伸到历史、传播与文化关系的各个层面，而且最后所有的关系理念都化为消费品。
当然，消费社会的形成缘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结构性变迁，除我们通常所注重的作为物质因素的经济基础之外，还有某种精神因素的作用。例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精神因素的考察表明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亲和性，他发现历史上很多地区都曾出现过大量的“资本”，但并没有由此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所以“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原动力”，“不在[供资本主义使用的]资本额从何而来，最重要的，在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理性的行为与企业组织”，新教伦理实际上是将宗教的精神氛围导人经济领域，可以说新教伦理是造成经济生活合理化的重要原因，经济生活合理化又有助于创造出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应该说，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制约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生产规模的扩大，由此需要资本积累、节俭禁欲；而进入20世纪，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于无限的生产能力与有限的产品销路，凯恩斯就将资本主义的矛盾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1929年的“大萧条”便是最好的例证。于是，消费就凸显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他说：“19世纪发生在生产领域中的那个生产力合理化进程在20世纪的消费领域中得到完成。”
鲍德里亚对现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特征的认定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为了消费品，以至在今天，但凡不能成为消费对象的东西，人们一般都不会认定其有存在的价值。第二，消费品的普遍存在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着合法性依据。第三，消费的“个性化”使人们罹患消费“强迫症”，只有将自己的一切都置于消费之中，人们才获得安宁感与实在感。当消费之光弥散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中，鲍德里亚就需要对消费社会展开批判性研究，这种研究遵循着双重逻辑线索——马克思的以生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批判与巴特、列菲伏尔、德波的符号学理论。
一方面，鲍德里亚借鉴了马克思用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座架”，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决定着消费体系。马克思揭示出“商品形式的奥秘”在于“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也即通常所说的“物化”。其“深刻”之处在于将商品仅仅视为一种现代性的“现象”，因而是暂时的；更主要的是由于他洞悉了生产活动在人及其生活本质中的优先地位，使得《资本论》“既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方式和社会结构，又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马克思说：“如果现象形态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牠以生产活动为核心来透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颠倒和物化现象。鲍德里亚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决定着消费体系的基本看法，“在这里，我们会合了马克思所分析的商品形式逻辑：就好像需要、感情、文化、知识、人自身所有的力量，都在生产体制中被整合为商品，也被物质化为生产力，以便出售，同样的，今天所有的欲望、计划、要求，所有的激情和所有的关系，都抽象化(或物质化)为符号和商品，以便被购买和消费”。只是与马克思面临不同的时代境遇，鲍德里亚将消费本身视为生产体系的替代性体系，认为消费在今天已经成为主导性逻辑。就这一层面而言，鲍德里亚是对克思分析思路的一种延伸。
另一方面，鲍德里亚采用了符号学的解读策略。虽然他在主导思路上延续着马克思以生产活动为核心展开的资本主义批判，但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消费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自组织领域，一切物品在其中都变成了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物品，也即物品的原始功能性层面让位于物品的符号文化层面。他认为，“物品在其客观功能领域以及其外延领域之中是占有不可替代地位的，然而在内涵领域里，它便只有符号价值，就变成可以多多少少被随心所欲地替换的了。”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就是一种被符号的意指系统所吸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以大众主动地被吸收为基础，这才是消费社会中符号意义逻辑的运转过程。消费被符号所操控，符号操控消费的目的在于“社会区分原则”。即通过对符号——物的占有和消费，个体凸显出自己的文化身份，而这种转换在他看来决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只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
早期鲍德里亚虽然是从双重逻辑出发展开理论建构，但明显倾向于从符号学视角展开的社会批判理论，他力图将符号学融入马克思以生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批判框架之中，一方面固然拓展了马克思的“异化”一“物化”批判话语，另一方面由于双重逻辑模式的存在。必然会导致生产逻辑与符号学的深层次冲突，因而其后期在《生产之镜》和《象征交换与死亡》中全面批判马克思的“生产哲学”实属必然，以至在《生产之镜》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没能彻底同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决裂，它所希望的仅是一种更为有效且公正的生产组织，而不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为此，他用“生产之镜”来界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将马克思的总体逻辑视为生产。事实上，自20世纪40年代西方社会转型导致消费获得主导性地位，消费社会一切都以符号编码为中介，所以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传统的物质生产占主导，而是符号编码占主导，马克思的生产逻辑本身就处于符码统治之中，沦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
三鲍德里亚正是由于对马克思生产范式的彻底否定而转向后马克思思潮。鲍德里亚敏锐地意识到消费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种重要性在从大工业到后工业的时代转型中获得异乎寻常的强化，以至他将马克思对生产一技术的重视也视为一种与资本主义的“共谋”。可以说，他继承的是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反对的却是物质生产活动在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因而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后马克思思潮的代表人物。纵观整个后马克思思潮是由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五月风暴”之后，离开马克思主义转向一种更加激进的并且是在后现代思潮中直接表现出来的后马克思批判理论。他们虽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自认为承袭了马克思的某种批判性的遗产；他们本身就是后现代思潮的理论主流，但不同于后现代的政治立场；他们从一个断面激烈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又小心地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按照卢卡奇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界定的话，我们会发现即便是“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需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因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无论鲍德里亚是否与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性研究的结论保持一致。都可以视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工作的一种延续，更确切地说是马克思开创的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效应，这也是德里达所说的，马克思作为一个历史不在场的幽灵而发生的作用。
随着电子传播技术的发展，信息的全球传播早已不可避免，在大众传媒方面，由于传播技术的发展所提供的可能，全球媒体(跨国媒体集团)的不断扩张和世界范围内媒介市场化浪潮的广泛推进，在“公共性”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热点的今天，在思想界文化界的当代转型中，全球媒介文化的融合与趋同正日益明显。如果说，在现代社会出现了生产拜物教和消费拜物教，那么，后现代社会却出现了“传媒拜物教”。消费主义色彩的媒介传播已经成为市场环境下传媒的基本文化生态。
消费主义与消费主义传播。现代意义上的消费主义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以后扩散到世界各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消费主义的最大特点是对物质享受和感官享乐的迷恋。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消费主义主要体现为物欲至上，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成为生活的主导价值。
作为一种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生活的各个层面的文化形态，消费主义的影响也已经渗透到大众传播媒介，使全球传媒文化正在趋向消费主义化。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传统意义上实际生存需要的满足，而是为了被现代文化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20世纪80年代，传媒市场化、自由化、商业化和放宽管制的改革浪潮席卷欧美，这一切意味着欧美媒体管理在总体指导思想上由公众利益向商业利益的倾斜。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媒介被理解为单纯的“烤面包机”。公众利益也被理解为报道公众感兴趣的东西。由此，媒介机构被完全等同于经济体制的生产商，受众则被理解为消费者及市场。为了实现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其市场运行及生产行为不能不瞄准公众消费动向，不能不围绕消费旋转。“顾客就是上帝”这一口号就很能说明这一点。正是市场经济着眼于消费的运作机制和西方社会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使新闻传媒出现了消费主义的倾向。
消费主义传播是指传媒着眼于公众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需求欲望的创造，为强调物的符号意义及其为营造“消费社会”的氛围而进行的传播活动及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其主要表现出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市场入主传媒、商业逻辑支配媒体。传媒消费主义是以市场、商业逻辑为驱动力的，而商业逻辑执行的是利润最大化原则，传媒为利润而生产，受众成为消费者。这种消费主义传播的内容正实现着对消费主义文化的大力张扬，直接体现为新闻娱乐化现象的盛行，硬新闻软化，软新闻娱乐化。第二，对受众的重视发展成为受众至上，认为受自由选择的市场模式可以为受众提供最为多样化的视听服务，实现效用和公共福利的最大化，任何来自外部的干扰都将破坏“看不见的手”所能发挥的作用，损害受众的视听权益。积极要求放松管制，认为政府在产权、并购等方面施加的强制性约束并无必要。拥有媒体帝国的梅铎就认为，“现在是自由与选择的时代，而不是控制与稀缺的时代，市场竞争是保证新闻自由最基本的条件，只有打破公共服务媒体的垄断，才能进入一个真正的‘传播媒体自由沟通’的电子信息时代”。
消费主义传播的政治后果。传统的政治生活随着公共话语平台的建构和信息传播业的发达，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越来越密切，也越来越容易受到传播的影响和舆论的合力作用。
消费主义传播对于政治生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消费主义传播对政治习俗与政治心理产生了一定影响，有利也有弊。政治习俗可以定义为一定社会群体对待政治生活的观念、看法以及参与政治生活的心理活动及行为方式。消费主义的大量传播对消费文化、消费主义的形成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是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最终发展成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种文化因子对人们价值观的渗透改变了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过去被认为是严肃的、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也开始慢慢被抹上了“恶搞”、“搞笑”的娱乐色彩。人们对传统文化和政治权威失去敬畏，主观上也使得儒家传统的精英文化和精英政治不再是“少数人的游戏”，而成为全社会人民都可以发表观点、可以参与的公众事件。这不能不说是等级政治习俗的改变和政治心理的解放。在传播方式的扩展和自我表现的心理作用下，在政府职能、行政决策与实行、民意表达等诸多方面，消费主义的传播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影响。
其次，消费主义传播在生活政治中产生的影响。生活政治是社会学家吉登斯为解决现代化的种种弊端提出的一个概念，生活政治主要回答社会中的个人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关心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创造能够促进自我实现的生活方式，关心个体进行生活决策和作出选择的自主性以及由此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在生活政治中，大众传媒的作用并不表现为国家权力由上至下的政治控制的中介，而是成为没有政治权力做后盾的生活政治形成与表达的主要中介。生活政治要想产生广泛的影响离不开大众媒介的传播，媒介的报道在有形无形中也会为公众表达出一定的利益诉求，或形成一定的舆论导向，对公众的政治议题产生影响。此外，广告作为消费主义传播的另一种重要方式，使一些特定消费品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消费品以外的意义。如在轰动全国的宝马撞人案中，象征身份与地位的宝马使民众迅速联想到宝马汽车与特殊政治身份的联系，并希望了解司机是否会逃避法律制裁，因此在网上迅速引起了对肇事主角苏绣文身份的猜测大讨论，乃至上海奥迪撞人案发生后律师特意向媒体强调司机并无显贵背景，普通的交通事故转变成了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这证明消费主义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活政治影响的扩大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最后，虚假的“消费的民主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消费主义宣称在交易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人们花同样的钱就得到同样的消费品，而事实上由于购买力的不同，消费面前的平等实质上是不存在的。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设置了虚假幸福与民主的欺骗性命题，以欲望的书写将社会真实的平等如能力、责任、社会机遇等转变成了消费形式上的民主，“而将民主的缺席以及平等的不可求的真相掩藏了起来”。全球约有13亿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开支相当于每天一美元或以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有靠破坏环境来维持生活，而同时传媒在不断地鼓吹“贵族”、“白领”的生活方式，塑造人们的消费欲望，甚至提倡一些“超前的”消费以使消费者获得心理上的满足。种种不切实际的消费既带来了对自然资源不必要的浪费与破坏(比如过度开发旅游业、不合理的土地征用、提倡私人购车等)，同时也激发了因社会差距、贫富差距而带来的攀比心理和怨恨情绪，造成了社会政治的不安定因素。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人们在盲目追求消费时如对珠宝、汽车、房地产等奢侈消费品占有数量上的不平等，实际上量化了政治、经济生活的不平等，使社会差距、贫富差距从传统上隐而未见的位置而大白于天下。由此引发的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政治向更加公平和透明转化。
(作者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编校：郑艳
关键词：消费主义 城市女性 性别差异
基金：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道家消费伦理思想与大学生生态消费伦理观教育研究》（项目号：Y200909721）部分研究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消费主义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五六十年代开始向西欧扩散，70年代法国、德国和英国也相继加入。我国的消费领域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些新动态，但我国对消费主义的研究还属于起步阶段，更多的停留于对西方消费主义理论的解读。本文将要研究的基本问题是，我国城市女性消费者是否具有一定程度的消费主义倾向，以及不同性别的消费者群体在消费主义倾向上否存在差异。
二、核心概念的界定
1.消费主义的内涵首先，消费主义是一种产生于消费社会的消费文化，在消费社会中，由于生产能力的极大提高和产品的极大丰富，无限的生产能力和人们有限的消费需求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矛盾。而要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培育消费者、引导和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消费主义就是在消费社会中应运而生的一种消费文化。
鲍德里亚指出，消费文化就是在消费社会人们消费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是韦伯的理性化过程的继续和完成，“在二十世纪消费领域所完成的事情正是十九世纪发生在生产部门的生产力的理性化过程。将大众融入劳动力大军的社会化完成之后，工业体系为了满足其自身的需要，还必须进一步通过社会化（即通过控制）是他们成为消费大军。”
其次，消费主义也指消费主义文化引导下的一种生活方式。“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的、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象征意义。消费主义的‘需求’（本雅明等人称之为‘欲望’）识别创造出来的、并在无形中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都卷入其中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它使人们总是处在一种‘欲购情结’（buying mood）之中，从而无止境的追求高档商品符号所代表的生活方式，这本身又构成了现代消费社会中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条件。”
可见，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是消费主义文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消费主义文化是引导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念。
2.消费主义的特征消费主义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在消费主义文化引导下，人们购买和使用商品不再是简单的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即商品吸引消费者的不再是其使用价值，而是其符号价值。符号价值与使用价值相对立，是指物或商品在被作为一个符号进行消费时，是按照其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以及其他因素来计价的，而不是根据该物的成本或劳动价值来计价的。商品的符号价值在于其示差性：通过符号实现与其他同类商品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使它的消费者显示出在品位、身份、地位等方面的独特性。在消费主义的指导下，消费者购买商品的目的从获得使用价值转移到获得商品的符号价值上，人们通过商品及其消费来表现和维持一定的社会地位，表现自己的个性、品位。
第二，“被诱导的需求冲动”。消费主义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人们的消费需求更多的是“被诱导的需求冲动”，而不是“真实的需要”。在消费社会中，资本集团为了解决现代工业发展及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和人们基本需要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就要不断为消费者“制造需要”。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通过媒体和商业广告使商品“符号化”，即改变商品的原始意义和使用概念，赋予商品新的形象和意义，这些新的形象和意义唤起人们内心的各种深层欲望。这种诱导的结果就不仅使消费者感觉自己需要这些产品，而且认为产品需要不断更换，不仅使消费者确认产品的内容有价值，而且确认了产品的品牌和包装富有意义和价值。因此，斯克莱尔指出，消费主义和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没有任何关系。因为生理需要是不需别人提醒的，消费主义所造成的，只能被称为“诱导出的需求冲动”。这种被诱导出的需求会使人们进行无止境的消费，即使是经济收入并不宽裕的普通民众，也会在消费主义文化的潜移默化的感召下，无视自己的经济能力而“积极主动地”加入采购者的大军和欲购者的行列。
3.消费主义倾向在日常生活中具体表现。
根据以上对消费主义内涵和特征的分析，笔者认为消费主义倾向在人们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表现可以具体化为以下六个方面：⑴追求高档耐用消费品；⑵有特殊的购物场所偏好；⑶具有较强的品牌意识；⑷有特殊的产地偏好；⑸注重商品的符号价值；⑹深受广告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文以北京的城市女性消费者作为研究对象。
首先，在地域选择上，本文选择城市作为研究地域。在西方国家，城市是消费主义的渊薮。而在消费主义传播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往往先于农村接受消费主义，这是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城市更具备消费主义扩张的有利条件。
其次，本文的研究对象限定于北京的城市女性消费者。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是我国最大的城市，对外开放的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在全国所有城市的前列，因而北京消费者受西方消费主义的影响具有很大的典型性。
另一方面，由于受到时间、人力、物力等客观条件的限制，笔者只能把调查地点限于北京这一个城市。
（二）研究方法
本文以问卷调查作为资料收集的主要方法。
1.样本选择笔者在进行样本选择的过程中，起初考虑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以保证样本的代表性，但由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实际困难，后来改为采用滚雪球抽样方法，即，先选择几个适合的调查对象开始，然后通过他们得到更多的调查对象，这样一步步扩大样本范围。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偏误、提高样本的代表性，笔者对最初的几个调查对象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筛选。选择的依据有两个：工作单位和年龄，将其交互分类，如下表1：
分别在这10个类型中选择一个初始调查对象进行调查，然后通过他们逐步扩大调查对象。这样使得调查对象比较均匀地分布在不同的职业群体和年龄群体中，从而尽可能提高样本的代表性。
2.样本分析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30份，回收205份，其中有效问卷196份，有效回收率为85.2%。有效样本呈以下特点：（1）性别构成：男性消费者为86人，占43.9%，女性消费者为110人，占56.1%。（2）年龄构成：40岁以下（含40岁）的130人，40岁以上的66人，分别占66.3%和33.7%。（3）工作单位分布：由于是事先根据工作单位的性质选择调查对象的，因此样本在不同性质的工作单位中的分布比较均匀，不同性质工作单位中的样本在总样本中所占的比例，都非常接近20%。（4）收入分布：属于低收入（1000元以下）的占9%，属于中等收入（1001—2000元）的占27%，属于较高收入（2001—3000元）的占57%，属于高收入（3000元以上）的20%。（4）婚姻情况：和年龄分布比较一致，已婚的占60%，未婚占40%。（5）受教育情况：分为三个层次——受教育程度较低（高中及以下）的18%；受教育程度程度较高（大专、本科）的占57%，受教育程度高（硕士及以上）的占25%。
样本的以上特点说明，在滚雪球抽样方法中，对初始调查对象经过细致筛选以后形成的样本还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但是从严格的实证研究来看，本次调查的样本存在以下一些缺陷：首先是样本的容量过小；其次是被调查者的年龄范围局限在20岁-53岁，且均是在职人员，因此不能很好地反映在此年龄范围之外以及不在职或者自由职业的那部分群体的消费心理和行为。正因为如此，本次调查的样本的代表性不足以得出普遍性结论，所以笔者将此次研究定位为对“消费主义文化对我国城市女性消费者的影响”这个问题的一次探索性研究，试图以此提出可能具有重要性的问题以引起关注和讨论。
3.消费主义倾向的测量。根据消费主义的六个具体表现，笔者设计了关于消费主义倾向的测量问卷，六个消费主义的特征体现在测量问卷的17项内容中，对答案进行0-3的赋值，调查对象的回答总分代表了其消费主义倾向的程度。在此基础上将总得分划分为三个阶梯以判断消费主义的影响程度：①分值在0-17之间的消费者，基本无消费主义倾向；②分值在18-34之间的，存在一定消费主义倾向；③分值在35-51之间的，有较强的消费主义倾向。
四、研究结论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汇总、整理与分析，我们发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消费主义文化对我国城市消费者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
首先，消费主义文化已经对我国城市消费者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196个有效调查对象中，94.9%的人具有不同程度的消费主义倾向，25.7%的人具有较强的消费主义倾向。
其次，消费主义对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实践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表2反映了性别和消费主义倾向之间的关系：先来看年龄在40岁以下（含40岁）的消费群体，男性消费群体中无消费主义倾向的消费者所占的比例是8.3%，明显高于女性消费群体的1.4%；而具有一定消费主义倾向的消费者的比例是61.1%，低于女性消费群体的69.6%；另外有30.6%消费者具有较强的消费主义倾向，略高于女性消费群体的29.0%。总体而言，在40岁以下的年龄组中，女性消费群体中具有不同程度消费主义倾向的比例高于男性消费者群体的比例。再来看40岁以上的消费群体，男性消费群体中无消费主义倾向的消费者所占的比例是34.6%，明显高于女性消费群体的14.8%；而具有一定消费主义倾向的消费者的比例是53.8%，同样明显低于女性消费群体的70.4%；另外有11.5%消费者具有较强的消费主义倾向，其比重略低于女性消费群体的14.8%。因此，在40岁以上年龄组中，女性消费群体中具有不同程度消费主义倾向的消费者的比例同样高于男性群体的比例。把两组数据综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西方的消费主义文化对我国城市消费群体的影响中存在性别差异，它对女性消费群体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即女性消费者群体呈现出更为明显的消费主义倾向。（见表2）
2.城市女性消费主义倾向的具体表现
城市女性消费者群体比城市男性消费者群体更为明显的消费主义倾向主要通过以下六个方面表现出来：
（1）追求高档耐用消费品笔者对“追求高档耐用消费品”
进行量化研究时，既考察了实际拥有情况，又考察了深层的购买动机。调查结果发现男性消费者对于高档耐用消费品有着和女性消费者相近的拥有情况，但女性消费者（67.5%）在购买态度上比男性消费者（52.6%）更多的选择了“个人或者是家庭的必备品之一”，并且更倾向于认为应该及时更新换代跟上潮流。这说明了尽管男女消费者在追求“高档耐用消费品”时不仅仅是出于工作和生活的实际需要，而是有一种“虚假需要”使然，而城市女性消费者在这一特征上的表现更甚于城市男性消费者。
（2）广告的影响
调查中34.1%的女性消费者认为自己比较关注或者是非常关注商品广告，而这一比例在男性消费者中是24.4%，相应的31.1%的女性消费者认为广告对自己的消费行为有比较大或者是很大的影响，而持相同观点的男性消费者只有14.4%。以上数据清楚地显示了城市女性消费者由于比男性更为关注广告，从而在购物过程中更多地受到了广告的影响。
（3）购物场所偏好
购物场所是消费文化实践的场所，不同的购物场所意味着商品展示的不同技巧、购物时不同的便利程度和舒适程度、消费者对商品不同价值的追求——百货商场在装修和设计上追求铺张华丽、气派和奇异，创造了一个崭新的购物和消费环境，与以往的购物场所如集市、便利店不同，它们并不期待顾客马上掏钱购物然后走人，而是鼓励顾客在商场内随意逛，期望使顾客能吸收它们（按自己的方式）对这个奇异消费品世界的美妙绝伦展现。正因为购物场所不同意味着购物体验不同，因此购物场所作为商品的空间同样被赋予了文化意义或者说是有了不同的符号价值。对大型购物中心的偏爱成为消费主义在另一个维度的表现。
在本次调查中购物场所大致分为四个类型：①集市、批发市场；②超市；③专卖店；④大中型购物中心、豪华商场。对这四个购物场所的偏好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消费主义倾向程度的不同。在调查中，有58.9%女性消费者的更愿意选择在大型的购物中心、豪华商场购物；而在男性消费者中这个比例只有40.0%，低了近二十个百分点。
（4）产地偏好
很多消费者只根据商品生产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现代化程度，来判断这一商品的质量、功能、技术含量、时尚程度等。这样一种判断标准虽然并不是完全没有依据，但如果仅仅根据产地来判断产品的质量、技术含量等，其实质是对不同地区生产的产品赋予不同的符号价值，因此对商品的产地偏好可以被视为消费主义倾向的一种具体表现。
在调查中，女性消费者和男性消费者在产地偏好这个问题上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对于商品生产的国家或地区无所谓的，在男性消费者占15.6%，而在女性消费者中只占8.9%；喜欢本国或者是本地区生产的商品的，占男性消费者的15.6%和女性消费者的12.2%；部分商品要求是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生产的，在女性消费者中的比例为67.8%，明显高于男性消费者的55.6%；无论何种产品都要求是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生产的，男性中的比例略高于女性中比例，即13.3%和11.1%。所以总体而言，女性消费者中有产地偏好的比例要高于男性消费者。
（5）品牌意识
品牌是商品符号价值的最为典型的体现，因此品牌意识的强烈程度也是消费主义倾向的表现之一。品牌意识包括对品牌的认知和对品牌的态度，两者有着密切联系。对名牌的态度是建立在对名牌的认知基础上的，对品牌的不同认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品牌的不同态度。
调查数据表明女性消费和男性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无论是在男性消费者还是女性消费者中，认为名牌是“由广告所造就，本身并无优势”均占20%左右，认为名牌的优势在于“质量和服务”的占75%左右，而认为名牌的优势在于“让消费者显得有身份或有地位”占5%左右。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女性消费者和男性消费者在品牌态度上并没太大的差异——5%左右的消费者对名牌无所谓，10%左右的消费者非名牌不买；剩下的75%左右的消费者对部分商品（比如家电、化妆品）非常注重品牌，或者是有经济能力时会买名牌。
（6）对商品符号价值的追求
消费主义的一个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对商品的符号价值的追求，人们所追求的不再是单纯的通过对商品的购买和使用来满足实际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通过消费来表现自己的个性、品位、地位、身份等等。在消费主义影响下的城市女性消费者和男性消费者都开始注重商品的符号价值。
在调查中，15.5%的女性消费者和12.2%的男性消费最为关注的不是商品的价格、质量和服务，而是包装、款式、品牌，这说明有一定比例的男性消费者和女性消费者的消费已经从“物”的消费转移到符号的消费了，但是这个比例在女性消费者中略高一些。应该指出的是，男性消费者和女性消费者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以购买服装为例，追求商品符号价值的男性消费者要求服装符合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换言之，他们赋予服装以身份、地位、成功等与个人成就有关的文化意义；而同样追求商品符号价值的女性消费者要求商品能展示自己的个性或者是符合潮流，也就是说她们赋予服装的文化意义与男性消费者所赋予的是不同的，她们更多地赋予个性、时尚、青春等这样一些符号意义。
综上所述，女性在消费活动中更愿意购买高档耐用消费品、对商品有着更为明显的产地偏好以及更明显的购物场所的偏好，更大程度地受到广告的影响，更加重视商品的符号价值。由此可见，消费主义对我国女性消费者产生了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影响，女性消费者的消费主义倾向更为明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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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目前中国社会还很难说是消费社会．但既然买方市场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就应该从各方面来把握消费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从技术发展视角来把握消费社会特征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消费社会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来自技术的不断进步，也正是技术发展推动企业生产出了超过基本需求的大量产品并滋长了消费主义观念的流行。在这种意义上讲，基于公共风险意识回到消费者的文化建构上来．有利于纠正目前消费主义倡导的过度消费观念和促进技术文明与消费社会的健康发展。
20世纪标志着欧美国家和日本的消费社会的兴起和发展，其主要表现是它们的生产和分配能力远远地超过了其人口的基本需求。尽管中国还很难说是否已经成为消费社会，但这里的问题在于中国目前应该怎样在技术发展意义上把握消费社会发展趋势?目前正在出现的消费社会趋势是否适当?它可能会怎样构成其文化，而文化实践又应怎样去建构未来的技术发展?本文试图对这些基本问题做出初步探讨，以便我们构建不同于西方过度消费的可持续性和谐社会。
一、消费社会兴起的技术变迁过程
在英语世界，“消费”( consumption)一词从14世纪开始一直包含有某种贬义，指“毁坏”、“用完”、“耗尽”和“浪费”等。直到19世纪，西方经济学家才把它看作是一个与“生产”相对的概念，并在商品供给和需求意义上对消费给予了精确描述。马克思曾经以商品生产为基准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前商品化阶段、商品阶段和商品化阶段，并用“商品拜物教”这一术语来描述工业革命时代的生产一消费情形。在20世纪，鲍德利亚德则使用“消费社会”(consumer society)这一概念来叙述当代社会的普遍消费情况。这一概念虽然揭示了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产品消费文化现象，但却掩盖了技术与消费的关系。当代消费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资本推动下技术发展的产物而已，也就是说技术文明建构了消费社会。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下人类历史上直接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技术变革就够了。
毫无疑问，当技术进步还不足以推动人类生产出超过其基本需求范围的大量产品时，即使存在大量的潜在消费需求也不能形成所谓消费社会。从18世纪开始，社会消费形态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不仅社会上层拥有消费能力，而且社会中层和社会下层也都参与到了消费大军之中。这一消费浪潮从英国开端，然后席卷到整个欧洲，形成了全新的消费市场，曾经引发了从小规模生产向大规模生产的经济转变，进而导致了大机器、大工业的新式工厂和新的资产阶级的兴起，有人将此称为与工业革命相对应的第一次消费革命，但这仍然不足以导致今天所称的消费社会。在整个19世纪。尽管大工厂如同交响乐团一样奏着响亮的工业生产旋律，但寻常人仍旧使用流水和冰块来保鲜食品。并盼望着乘坐气球来环游世界。这种情况到了19世纪末期才得以改变.伴随着工业革命和技术发明时代催生的电灯、电话和运动图像对生活世界的改变.才逐步迎来了鲍德利亚德式的消费社会。
190。年，在蒸汽动力、电力和马拉等一片交通传输声中，汽车这一注定要改变人们消费结构的技术产品终于诞生了。亨利·福特1913年设计出了一种流水线作业方式。快捷而便宜地大量生产汽车，这种流水线作业生产方式的大量推广意味资本主义可以大量地生产出大众化的标准产品，使社会商品种类和数量成倍增长.从而表明技术性消费社会步人了一个新阶段。技术变革对社会消费的引导还不仅仅如此，此后的大量技术创新更是大大加速了消费社会的兴起。赖特兄弟1903年乘坐装有动力机的飞机首次成功地离开地面，后来洛克海德DC3客机研制成功。实现了环球旅游的消费梦想。自马柯尼1901年通过无线电波接受到了来自大不列颠的电报信号以来，无线电通讯(KDKA电台广播取得成功)、电视图像无线传送和彩色电视广播(1953年:V BC和CBS推人商用)等众多技术的进展，把人类带人一个媒体消费时代。20年代以后。随着电子技术、材料技术和生物医药技术的不断发展，掀起了一场扩及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家庭的新型消费革命。诸如电剃须刀、彩色胶卷摄影术、器皿搅拌机、荧光灯、固体电子吉他、长时录放唱片、磁带录音机、录像机、冰冻TV餐饮、微波炉、袖珍电子打字机、铝质易拉罐、苏打水瓶等日常消费品都在短时间内进人了家庭消费，磺胺(百浪多息，专治链状球菌疾病)、抗生性链霉素、骨髓疫苗、口服避孕药等药品芳名则推动了卫生医疗消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新型技术得以产生和发展，其中半导体和计算机是标志着20世纪的重大技术进步，特别是1971年随着第一个硅微型处理器的商业引人之后，计算机微型化开始进人消费规模，出现了以消费价格为特征的个人计算机。90年代中期，软件和网络协议技术发展把网络化多媒体计算机带进了数百万人的家庭和办公地点，互联网直接为全球性消费奠定了技术基础。正是在这种技术不断变革之中，今天的人们与其说是生活在一个产品消费世界，毋宁说是生活在一个技术世界。世界变成了消费产品的平面，消费产品因为技术不断创新日益变得微小、有效和精致。
一般来说，并不是所有技术创新都属于消费性技术，但它们却全部同消费社会的兴起和发展相关。上世纪50年代，在技术的急剧发展背景下，美国把追求消费作为一种“梦想”，人们不仅想购买郊区住宅。而且也想把最新的家电和设备带回家中。1945年美国电视刚刚流行起来，汽车销售也仅在/万辆左右，但到1950年电视就售出750万台，汽车售出“7万辆。技术创新速度如此之快，以致消费也不断处于快速更迭之中。为了保持与技术发展同步而不落后，人们必须要经常地淘汰尚未用坏或没有破旧的设备或产品。计算机可以说是更新最快的消费产品。往往几年就要更新一次，电视机、DUD机和其他技术同样也不能幸免.甚至超越了技术的家庭使用，商业世界的技术进展也同样快速如飞。正是借助技术这一杠杆.商业交易变得日益高效。商业资本支配的广告一直在鼓噪着自身促销的消费产品者利于加强家庭联系.电视和互联网络作为技术的产物更是成为广泛促销产品的最重要媒体。但就在技术消费大量流行时.科学家们却向人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过度的消费会带来资源的滥用或生态的破坏。1962年拉切尔·卜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注意到技术发展及其产品消费(如农用DDT)产生了某些难以预料的有害影响，美国就此于1971年禁止使用DDT. 1978年出于保护大气臭氧层而禁止使用氟利昂.1979年摧毁三英里岛核电站中心.这些事件大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技术文明带来的消费社会的基本态度。
二、消费主义观念的技术文化批判
尽管科学家不会精确地预言未来的消费社会前景，但却实用地向人们表明目前技术文明及其消费带来的可能后果。现实问题也许不在于消费本身，而在于其不平等的生活方式或消费模式及其效应:高收人国家20%的世界人口占据了86%的私人消费支出，它们消费厂45%的肉品、58%的能源和84%的纸张。拥有74%的电话线路和87%的交通工具，而世界上20%的最贫困人口只有1. 3%的消费水平，它们仅仅消费了5%的肉品、4%的能源和1. 1%的纸张.仅仅拥有1.5%的电话线路和1%的交通工具。这种消费格局正在削弱着人类的生态和资源基础.加速着高收人对低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和消费趋势.推动着过度消费—贫困—不平等—环境恶化这一中轴线的动力生成。如果再次分配不能从高收人转移到低收入消费。生产不能从污染型转向清洁}U生产.产品促销不能转向支持资本实力较弱的环保型生产商，消费优势不能从奢侈消费转向满足基本需求，当今人类消费和发展一问题就会变得更为糟糕。科学家的这种实证性描述揭示了过度消费的严重的社会和生态后果。很难说它带有什么价值判断，但在哲学家和人文学者那里却又重新回到18世纪以前具有贬义的“消费”概念上来，更加注重对过度消费的文化批判，尤其是用“消费主义”( consumerism)取代“‘生产主义”( productivism)来描述20世纪发达国家社会的重要特征及其问题。
经济学从19世纪开始就倡导一种“生产主义”(productivism)，关注的是工业企业的产品开发和制造能力，把新技术看作是工程师创造并可以赋予公众消费的东西.把“作为制造者的人”(生产者)看作技术进步的历史英雄或者“‘熊彼特式”企业家。直到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社会学家针对消费问题才给予了某种社会和政治关怀。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兴起于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或自我牺牲精神和资本投资商业的道德命令。但与此相反，索姆巴特却把与消费主义密切相关的奢侈问题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只不过这种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得到重视，只是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后才在鲍德利亚德的消费社会概念那里重新浮现。鲍德利亚德表明韦伯的理论并不足以说明现代消费社会，他强调资本主义的兴起在于它倡导快乐主义并释放出人们花费或消耗的欲望，而不在于新教自我牺牲精神。齐美尔和凡李伦曾经把消费主义看作一种确立和表达不同社会认同的尝试，而这种认同尝试毫无疑问是对不断增长的工业或机械技术的同质力量以及城市化和交通拥挤的心理压抑的文化回应。在这种意义上讲，人们并没有采取如韦伯说的新教自我克制态度，而是把消费看作一种主要的自我表达方式，因此消费主义成了一种享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共同语言。正是这样一种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以繁荣起来，以致消费主义在20世纪后半叶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流行和扩张，社会成员迅速接受了所谓过度消费习性。正如麦克拉伦和雷奥纳多在评论鲍德利亚德的消费社会概念时指出，“人成了消费社会的功能所指，因为他们总是被鼓动去购买越来越多的新型客体，以便能够感受部分的社会环境”。消费主义试图在技术快速进步和产品不断更新的背景之下，如同经济学一样把消费者是技术创新及其产品的被动接受者作为前提，采取了一种新型的文化方式来支配人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交往，但由于资本推动的强劲生产力量和快速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异化劳动的重要表现，而相应于生产和技术发展形成的消费主义也变成了一种深度异化的社会经验。 据李俊和邓国彬对西方社会理论考察认为，凡学伦强调的上层阶级通过消费来显示自身经济优势，贝克、吉登斯和鲍曼等社会理论家认为人们购买特定商品意在建构“‘自我”的群体性认同，费瑟斯通则指出后现代社会的消费者倾向于寻求适合不同情景和心态的消费匹配和多重形象认同，所有这些意指都表明社会公众是在“不知不觉间成为全球消费大军中的一员，而不去考虑肆意消费所带来的资源危机和社会负面效应”。这里表明的是导致消费水平和消费规模不断扩展的一般社会机制与公开鼓励公众大胆消费和不断消费的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是不同的，但应该注意到公开的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是这种没有感知或无意识状态的社会消费风气的一种鼓噪，它的盛行与技术和生产的“强制消费”存在着密切联系。工业化及其技术文明发展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千百万人都希望享受到工业文明产品带来的便利和安逸。正是这种消费氛围促成了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兴盛。正如倡导消费主义的美国学者勒博于1950年在《这是一个生存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具有巨大生产率的经济要求我们把消费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把商品的购买与使用变成一种仪式.从消费者中获得精神的满足”，“我们需要以不断增长的速度把东西消费掉、烧掉、穿掉和扔掉”。川在这种意义上讲，西方消费主义是建立在大机器、大工业基础之上的，它作为一种工业文化或技术文化现象是以大规模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特征，它制造出来的全球大规模消费需求(如“一次性消费”、“过度包装”和“消费品排他性占有”等)扩展显示了“持续消费”的生态“不可持续性”。“口消费主义虽然并不直接表现为目前技术和资本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合理性辩护，而是以一种遮蔽的非政治化方式将追逐变化和创新以及过度物质消费意识内化为公众日常生活的自由选择。消费主义的盛行自然给资本拥有者带来了巨大利润，也引领着各国或区域经济的急速增长，但它倡导的普遍消费伦理或消费习性显然已使人们的消费大大超过了自身的实际需要、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大量耗费和生存环境的破坏，其不可持续性的畸形发展必然给人类带来无可挽回的生存危机。这种困境连同对消费主义的技术文化批判，目前正在将人们引向绿色技术创新支配的可持续性消费方式。
三、技术创新文化的消费形象重塑
经济学家相信，只要被动的消费图像存在，消费者就会倾向于使其购买的产品达到最优边际效用，消费主义的拥护者们也坚信只要技术发展创造出了新的产品就一定能够通过某种普遍消费文化理念将产品销售给消费者，但这并不能解释技术创新在源头l;怎样体现它的有用性这一问题。社会建构者(ocial constructiviata)曾经注意到技术产品消费者或用户在技术产品的建构过程中的社会学意义，提供了大量用户导向型技术人工制品的案例研究。但却没能在相应历史背景中分析这些人工制品的最初消费文化意向，也没有比较不同人工制品从发明到开发和采用的技术创新文化轨迹。为了解开这一智力死结，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女权主义者试图把消费作为一种20世纪主流的社会和文化活动(如工业、科学和商业等)加以考察，并认为消费者并不是如经济学家和消费主义者所说的受技术决定或被动接受技术影响的“牺牲品”或“受害者”，而是工业生产的积极参与者。只不过消费者、用户群体及其代言人参与设计、营销和分配的积极创造性方式被消费主义的热衷者或拥护者大大忽视了。正是因为生产和消费、设计者和用户之间存在着相互建构的社会现实，因此需要对消费及其文化意向在今天的技术创新活动中的作用做出重新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