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8 03:17:44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广义虚拟经济学；意识形态；制文化权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 （2013） 04-0024-07
From Culture， Ideology to Culture-making Power： the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from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II）
GUAN Yong-qiang1 ZHANG Li2（1.Institute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2.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economy has been an important field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theory of ideology is also a vital part of the Marxist theoretical system. A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n-temporary China，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ic theory present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above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day’s world economy. This paper looks in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attribute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within the context of past studi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related fields， and presents a discussion on culture-making power， a core concept proposed in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The paper emphasizes the role of culture-making power in state-building and national identity-building and also holds that the making of culture-making power relies on the consciousness and efforts of government. From this perspective， political economy itself is the making of the culture-making power.
Keywords： political economy，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ideology， culture-making power
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曾经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制度）学派都对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开展过大量的探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进一步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就文化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属性进行了深入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古典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采取了把经济孤立于社会文化等制度因素之外进行抽象研究的纯粹演绎方法。尤其是在经过20世纪中期的“形式主义革命”之后，研究形式的数学化而非思想内容成为了经济学追求的目标，而那些坚持把文化作为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的制度学派学者们则纷纷转入社会学领域，从而推动了经济社会学这一新研究领域的迅速发展。与此同时，葛兰西、阿尔都塞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等也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富于启发性的思想观点。
作为新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角度对文化问题进行了全新地阐释，指出现代经济是一种传统价值不断容纳信息介质后形成的具有更高价值的广义虚拟经济，文化信息所承载的虚拟价值已经取代实用价值成为了整个经济的主轴；因此，谁能够掌控制文化权，谁就能抢先制定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游戏规则，进而在国际竞争中拥有主动权和优势地位。
本文首先对以往政治经济学及相关学科就文化与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主要思想作一个概要的回顾，在此基础上，从广虚理论对文化的系统性阐释、制文化权的物质依托以及其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体现这三个角度，对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制文化权”思想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政治经济学关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主要思想观点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刚产生起，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就已经被纳入它的研究范围；亚当・斯密、托克维尔和威廉・配第对此分别采取了三个不同的研究视角。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把文化看作是影响个人行为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认为人既有利己的“自爱”，也有对他人的同情心，二者既矛盾又相互伴随，共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因此，他希望当时刚刚诞生的资本主义社会能在以利己心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用同情心控制情感和行为，建立一个有道德的理想社会。
在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中，文化是一种社会风气。他认为美国相对欧洲更民主和平等的文化起到了比政治制度和地理因素更重要的作用，它使美国人更富于冒险精神、推崇诚实劳动和实用消费理念，因而造就了美国经济的繁荣；而与美国北方相比，他认为南方的蓄奴文化就是一种导致经济低效率的文化。
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则把文化看作是一种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手段。鉴于当时各国商业都由新教信徒所把持的状况，他建议英国政府应实行宽容的宗教政策，吸引在欧洲大陆受到打压的新教人士和他们的资本，以发展英国的工商和航运业，进而打败法国和荷兰这两个竞争对手。
在此之后，历史（制度）学派的学者如英国的莱斯利、坎宁安、阿什利和德国的施穆勒、桑巴特等，大都继承了斯密和托克维尔的视角，把文化作为影响个人行为和经济风气的制度因素进行探讨，其中最著名的是凡勃伦和马克斯・韦伯。
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继承了斯密的传统，认为奢侈消费的经济行为根源于人们的竞争心理，即希望通过炫耀性消费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从而维护自己的尊严；而每个阶层对上一阶层消费方式的模仿则最终形成了全社会的消费文化。
韦伯的研究则合并了斯密和托克维尔的研究视角。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效用问题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的判断，正是新教的伦理和价值观使人们把做好世俗职业看作自己已被上帝选定获救的确证，从而形成了勤勉工作和积累财富的资本主义精神（风气），进而推动了近代欧洲经济的发展①。
凡勃伦和韦伯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后来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布迪厄的名著《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就发展了凡勃伦的理论，认为人们追求消费品味的目的在于构成一种阶层的指标，把自己与更低层的群体区隔开来，进而取得对社会的支配权；格尔茨的《小贩与王子》和李普塞特的《革命与反革命》、《大陆的分界》则继承了托克维尔和韦伯的思路；前者考察印尼不同文化形态下经济发展的路径差异及其与经典资本主义模式的不同，后者从文化和价值观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经济发展路径差异的原因。
与历史（制度）学派和经济社会学不同，马克思主义采取一种与威廉・配第更为接近但立场相反的研究路径，批判地探讨了文化作为政府政策的意识形态性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不像科学那样根源于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实践，而有着脱离现实和对现实扭曲和掩盖的一面；统治阶级或企图取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总会把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描绘成唯一合理且具有普适性的思想，以欺骗和强迫大众接受。
此后，葛兰西和阿尔都塞进一步提出了“文化领导权”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认为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和军队、法庭等暴力机器一样，是统治者维护霸权的政策手段，其实质是通过教会、学校、媒体和出版、文体等机构，向人们不断灌输符合统治集团利益的文化和价值观，使之适应社会和服从国家的规范。
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也指出，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使人们失去了应有的批判意识而沉迷于技术理性，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大众文化也只是由“文化产业”（又译“文化工业”）为维护统治集团利益而批量生产出来的产品；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和大众文化实际都是在操纵和规范着人们的思想，以维护现存制度的安全。
另外，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也认为，现代学校教育所传递的文化内容和语言符号都倾向于支配阶层，它保证支配阶层的子女能处于优势地位，从而传递着社会的不平等。齐泽克则指出，社会上的每个个体一出生就被外界赋予了各种意识形态的期望，个体的成长过程就是被意识形态不断建构成为社会所期待的主体的过程，所以我们即使明知意识形态的欺骗性，也仍然无法与之断绝关系。
最后，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诺斯也曾希望通过“意识形态”一词把文化问题重新纳入到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但这里的意识形态并不具有批判意义或政策含义，而主要继承了斯密以来的道德和价值观内涵，意指人们因地域和职业等原因而获得的某种社会常识和日常行为习惯，在经济活动中可以起到节约交易费用、克服搭便车行为和促进社会合作的作用。
二、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是对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的系统性阐释和升华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不仅继承了传统政治经济学对文化的关注，还从当今世界经济的现状出发，对文化问题进行了从微观到宏观的系统性阐释。
首先，广义虚拟经济理论采取了人本经济的基本研究范式，把价值观和文化问题放到了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和中心地位。广虚理论指出，随着当代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告别物资短缺时代，商品的价值正在日益远离劳动和生产过程，而与人们的生活娱乐消费有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因此，我们除了要以效用价值论替代劳动价值论以外，还要进一步改变对人类活动基本模式的理解，从劳动对象化提升到生活对象化，从物本经济转向人本经济的思维方式。于是，解读人的生活、满足人的需要成为了我们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根本问题。而如前述斯密和韦伯等的研究所表明的，人们的消费和生活方式根源于心理因素，反映着一定的伦理和价值观念，效用程度的高低也依赖于价值观的主观判断。由此，作为价值观的文化问题也就在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体系占据了中心的地位。
在此基础上，广虚理论提出“二元价值容介态”的概念，进一步对原本隐性的文化赋予了明确的价值。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了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其特点就是承载着文化的信息被纳入传统的物质形态之中，并形成了超越实物价值的更高级的虚拟价值。正如凡勃伦和布迪厄所指出的，人们在购买奢侈品或者追求品味时，消费的对象并不是物品本身，而是消费者自己赋予物品的文化意义。只是，广虚理论在这里给出了更为一般性的解释，认为广义虚拟时代的所有商品都是“承载着价值、信念的文化产品”③，都具有着或多或少的文化虚拟价值。只是高档品牌在其发展历程中不断容纳有价值的信息，从而累积了更高的虚拟价值，而低档商品则只具有很低的虚拟价值，因而也主要用于满足人们在实物层面的需求。
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作为文化的价值观体现在社会风气上，就是信心、人气和信用制度。随着虚拟价值在商品总价值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商品价格的波动也越来越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和心理因素。于是，信心和信任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就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它不再只是斯密那里道德意义上的同情心，而是商品虚拟价值的支撑要素。或者可以说，信心本身就是价值的显现。在广义虚拟经济中，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作为社会群体的信心的集合，就表现为人气，而人气的持续存在又有赖于现代社会的信用制度。在这里，对于作为社会风气的文化，广虚理论采取了比托克维尔和韦伯等学者更抽象的解释。它并不特指某一种价值观或宗教文化，而是更具有一般性的人气和现代信用制度。事实上，在人本范式下的广义虚拟经济中，没有人气就没有交易。人气已经成为了一项前所未有的重要资源和财富标志，也是驱动整个社会创新和发展的最活跃的文化动力。
最后，广虚理论在更高的层次提出了制文化权思想。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作为虚拟价值的源泉，文化同时也构成了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而一种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文化，也就拥有了全世界对它的信心和最广泛的人气。因此，拥有控制文化观念的形成权或称“制文化权”，就成为了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获取财富和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在宏观层面，政府应抢先缔造和输出一套符合本民族、本国家利益的文化理念。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进而参与甚至主导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在微观层面，则主要是通过企业的生产和营销，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融入到产品的虚拟价值中，在创造以虚拟价值为主导的产品品牌的同时，弘扬本民族、本国家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
在这里，制文化权思想有着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相类似的政策含义，意指潜移默化地把符合本国或本民族利益的文化理念渗透到其他国家或民族，进而使之为文化的控制者服务。不同的是，制文化权思想主要关注的不是统治集团对国家内部的霸权，也较少批判性的色彩，而更多是从世界格局出发，强调文化的输出和国际竞争性，依托于全民族共有的文化以及政府与企业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密切合作和一致对外的共同努力。
三、制文化权根本上依托于民族国家和政府的力量
马克斯・韦伯曾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但这里的人绝不是抽象的个人或“经济人”，而是作为民族国家组成部分的人；所有的政治经济学都受限于民族国家，所有的经济政策也都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利益④。从威廉・配第以来，政治经济学莫不如此，广虚理论的制文化权思想也是这样。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并不是世界文化的交流或者普世价值的提升，而是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如何继承和传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进而参与和主导世界市场游戏规则的制订，塑造出一种有利于中国利益的国际话语体系，使我们在今后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的地位。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也具有着鲜明的民族个性和民族精神。掌握制文化权的目的就是要把这种具有民族性的文化推向世界，使之具有世界范围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进而在价值观和思想的层面同化竞争对手。广义虚拟经济学者曾指出，在我国的历史上，汉民族之所以能够在与兄弟民族长期的冲突和磨合中处于不败之地，进而融合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其根本就在于对制文化权的运用⑤。而另一方面，近代以来我国在世界文化的竞争与交流中往往处于被动局面，也正缘于制文化权的太阿倒持。
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国际话语体系，实际是西方国家在进行全球扩张、建立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有意识构造起来的一套完全有利于他们的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对世界文化发展的控制权与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权相得宜彰，使西方得以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上全面统领世界。也正是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主导权和制文化权上取得的双重成功，以及他们竭力将二者紧密联系起来的努力，使得接受者们往往被其束缚而浑然不觉，甚至为之推波助澜。
例如，在现代的国际话语体系中，传统中国的贸易政策总是被解释为闭关自守、“把自己关在排外主义的高墙之内”，清政府和官员的形象也被描述为闭目塞听、盲目尊大。甚至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在其名著《中国近代史》中也未加思索的接受了这种话语体系，说“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⑥。然而，事实上，在1793和1816年英国使团来华交涉通商事宜时，得到了清政府极其礼貌的接待和极其热情的款待；清代的贸易政策也绝不是闭关而只是限关贸易；谈判最终没能成功的原因是英国不愿意受限于清朝的朝贡贸易体系，而清朝则没有同意英国咄咄逼人的贸易要求⑦。
又如，在欧洲中心论的中西对比语境下，近代西欧崛起和中国落后的原因总是会被解释为欧洲源自古希腊的民主、科学、自由，而中国则专制、落后、缺乏私有产权保护等等，包括前述托克维尔对于美国文化和韦伯对新教重要性的推崇，本身就是制文化权的体现。然而翻开真实的历史，我们却会发现，在前近代的中国，人民享有比西欧更自由的环境、更发达的市场和甚至更仁慈的政府，而现代科学源自于伊斯兰文明的积累而非古希腊的孑遗。现代民主也是欧洲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原因，西欧的领先并不是因为中国出了问题，而是欧洲通过对美洲的殖民而获得了一笔巨大的海外横财，从而实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⑧。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如果不借助于制文化权思想为我们提供的这个透镜，解析出这种获得了普世文化地位的国际话语体系本质上的西方民族主义色彩，我们就无法破除思想上的迷雾，看清楚我们百年来所走过的中国道路；而如果我们不致力于推广和传播中华文化，建立有利于中华民族利益的文化和话语体系，就无法彻底地摆脱这种思想上的束缚和国际语境中的被动局面。而要做到的这一点，根本上还是要通过政府的力量来实现。
正如前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产业理论所指出的，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意识，还对应着相应的物质形态。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文化本身就有着物质的含义，媒体、教会和文艺、体育等文化传播机构都构成了广虚时代新意义上的基础设施，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就必须首先加强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些都离不开政府的指导、支持和协调。与此同时，在制文化权的国际竞争中，总是合并着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力量的交锋，是一场国家软、硬实力集于一体的较量，这就更需要政府提供的保障。因此，作为文化因素在政策层面的集中体现，制文化权虽然离不开企业在微观层面通过民族文化创造虚拟价值和塑造民族品牌，但归根到底依托的还是政府。
四、政治经济学本身就是制文化权的重要体现
如果我们从制文化权的视角出发，反观二百多年来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就会发现，在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无不体现着民族国家的利益和本民族文化的输出。
早在政治经济学形成之初，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就指出，英国古典经济学是服务于英国民族国家利益而又采取了普世性话语体系的学说。他发现，英国有一个古老的准则，那就是“一个国家只有在对外贸易中以制成品换取农产品与原材料，才能实现高度富强”，然而这一准则已经“成为了并且一直是英国的国家秘密”，在政治经济学中对此只字不提，而且还使用“世界主义的表述和论证”，巧妙地将其隐蔽起来，这就像“一个人到达强大顶峰的时候，他就一脚把用过的梯子踢开，以免他人借助同样的手段跟着他爬上来”。⑨
此后，爱尔兰的经济学家克利夫・莱斯利也指出，“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自然法则体系，或者某种具有普适性的永恒不变的真理，而是由一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推理和学说所组成的，甚至会带有特定的历史和主要撰述者的色彩”⑩。和李斯特一样，他也发现，英格兰总是把政治经济学塑造成一套普世理论，声称“在英吉利海峡的这边和那边应当没有什么不同”，从而把在英格兰形成的法律和土地制度强加给制度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完全不同的爱尔兰，实质上却是通过这种手段把爱尔兰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 11 。
对此，马克斯・韦伯在后来将其概括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从不停歇”，而“庸俗政治经济学就在于它以不断配置普遍幸福的菜谱为己任” 。12
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发达国家对于制文化权的掌控技巧也更趋成熟和隐蔽，它们总是把从本国或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特定时期总结出来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写进经济学教科书，通过数学化这种科学的表达形式，以普世理论的方式输出到历史背景和国情都完全与之不同的欠发达国家，并由此出发，对这些国家的各种传统制度包括文化进行攻击，表面上是以西方国家为模板引领他们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实际上却是对这些欠发达国家进行着文化和经济的殖民。
对此，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曾批评新古典经济学“一只脚是未经检验的假说，另一只脚是无法检验的口号” 13，以科学的外衣，行意识形态之实。缪尔达尔在研究南亚国家贫困问题时也指出，“经济理论家比其他社会科学家更倾向于得出一般的命题，然后假定它们对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文化都无往而不适……但是，当用于研究它并不合适的南亚不发达国家时，后果就严重了。”14
布迪厄对阿尔及利亚1960年暴乱的研究就指出，正是由于发达国家从外部把与其本国社会和文化并不适应的资本主义制度强加给阿尔及利亚，才导致了这些社会的剧烈动荡和人民的遭受痛苦。 15 雷迅马也发现，“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发自于欧洲和美国利益的意识形态，它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让欠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而是要把它们改造成自己所需要的状态 16。
最后，仅仅指出政治经济学有着作为本国文化和话语体系输出的一面当然还不够，在下一步的研究中，我们将从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基金会等机构和组织入手，考察制文化权在政治经济学中是如何运作的。
注释：
① 针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经济史学家R.H.托尼曾撰有《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提出了不同
的观点。他认为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大大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而由此带来的贵金属大量涌入和价格革命推动了资本主
义的发展，并导致原有社会各阶层的变化和一些地区经济实力的增强，进而削弱了教皇的影响和控制力，促进了新教的发展。②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由法国学者德斯图・德・特拉西提出，但当时的目的是以感觉和经验为基础，建立一套与神学相抗衡的“观念学”知识体系，并最终因失去拿破仑的支持而遭遇了失败；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批判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是从马克思那里发展起来的。
③ 晓林、秀生.《看不见的心――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第37页。④ 马克斯・韦伯.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91-92页。
⑤ 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第286页。
⑥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4页.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⑦ 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232、237页. 邓常春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⑧ 关永强. 从欧洲中心史观看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变迁.《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
⑨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269-270页。
⑩ Thomas Cliffe Lesli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dam Smith. Fortnightly Review， Nov.1， 1870.
11 Leslie， Land Systems and Industrial Economy of Ireland， England and Continental Countries，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870.
12 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89页。
13 Joan Robinson. Economic Philosophy. p.25. Chicago： Aldine Pub. Co.， 1962.
14 冈纳・缪尔达尔《. 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第7-8页. 谭力文、张卫东译.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15 Pierre Bourdieu. Algeria 1960： 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The sense of honour， The Kabyle house or the world revers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6 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 牛可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参考文献：
[1] 晓林，秀生. 看不见的心――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2] 林左鸣. 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 邱伟立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 中央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 马克斯・韦伯.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C]. 甘阳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6] 林左鸣. 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容介态[J]. 广义虚拟经济研究，2009（5）.
[7] 安冬尼奥・葛兰西. 狱中札记[M]. 曹雷雨、姜丽、张跣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8] 路易・阿尔都塞. 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C]. 陈越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9] 霍克海默. 霍克海默集[C]. 曹卫东选编，渠东、付德根等译.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10]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 启蒙辩证法[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1] 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刘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12] 尤尔根・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C]. 李黎、郭官义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3] 齐泽克.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 季广茂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关键词：云桌面；创新模式；互动网络；虚拟技术
中图分类号：TP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302（2013）10-0073-03
0 引 言
随着4G物联网技术与云桌面网络虚拟化技术的普遍应用及发展，云桌面虚拟化计算技术已经成为各界学者研究的热点话题。高职学生可以从云中按需获得服务，而云桌面虚拟化数据中心是在云桌面虚拟化计算环境下由云桌面虚拟云基础设施和软件组成的松耦合资源共享架构。同时，利用基于高职院校学生多元化网络虚拟技术教育工作，使高职院校运用一定的思想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高职学生施加有目的、有计划的影响，从网络虚拟技术方面约束高职学生的思想服务意识行为，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念。
1 基于单一化传统网络虚拟技术教育的工作模式
高职学生参与网络虚拟技术课程学习对其个人发展是十分有利的。根据单一化网络虚拟技术教育课程的特殊性，各个高职院校在制定专业多媒体关键技术论坛资源交流平台课程教学计划时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影响了学生参与网络虚拟技术学习的积极性。近年来，中央对高职院校学生网络虚拟技术理论课多媒体关键技术论坛资源交流平台课程教学提出了新的指导，要求创建先进性的学习课堂，全面提高高职学生参与网络虚拟技术学习的积极性。
1.1 单一化思想体制合理性与教学标准的瓶颈
随着各高职院校培养各类单一化专业人才的宗旨，制定了许多专业理论知识的教育指标体系，以满足高职学生个人专业水平的提高。在教育体制方面，高职院校对思想专业的重视程度不足，所执行的管理体制不够完善。在当前，网络虚拟技术政治教育主要面对的是专业生与非专业生两大主体，两类高职学生在日常学习效率方面处于落后状态，与教育部规定的课程标准相差较大。从成绩考核来看，专业生网络虚拟技术课程学习质量高于非专业生，但其自身学习也存在着种种问题，例如，网络虚拟技术政治意识薄弱，理论实践缺乏等；而非专业生更是对网络虚拟技术政治教育失去兴趣，没有意识到课程的潜在价值。
1.2 单一化思想传授方法的局限性
教学教育方法是决定多媒体关键技术论坛资源交流平台课程教学成效的关键技术因素，教师选择的方法直接影响了最终的教学质量。高职院校多元化网络虚拟技术教育集中于旧式教学方案，教师依旧是课堂中的主导者，消耗大量课堂时间去灌输网络虚拟技术知识给学生。教学方法应用不当，阻碍了师生互动的积极性，也限制教育科技的创新改革及全面推广应用实践。
2 云桌面网络虚拟化技术互动网络创新模式的决策研究
云桌面虚拟化技术是推动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重要关键技术因素，高等职业教育积极引入高科技教学模式，而4G物联网应用技术是教育科技改革的重点与热点课题，将其应用于网络虚拟技术政治教育有助于教学质量水平的提升，使高职学生掌握更多的网络虚拟技术学科知识。同时，利用基于4G物联网云桌面网络虚拟化技术下的创新教育模式，注重云桌面虚拟云基础设施的配置；云桌面互动网络虚拟教学是现代教育理论研究的新热点课题。
2.1 云桌面虚拟云基础设施
云桌面虚拟云基础设施是4G物联网云桌面网络虚拟化技术运行关键技术因素，主要由主机、CPU、地址总接线等组成。基于课程教育云桌面网络虚拟技术改进的发展趋势，高职院校需增加云桌面虚拟云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定期购买一批高性能的云桌面虚拟云基础设施设备，为云桌面网络虚拟化技术教学模式提供相配套的云桌面虚拟云基础设施资源系统。高职院校开始建立4G物联网教学中心或互动网络教学模式下4G物联网多媒体关键技术教学室，这些都能在云桌面虚拟云基础设施上满足云桌面网络虚拟化技术云桌面互动网络虚拟教学的需求。
2.2 软件功能服务设施应用平台
云桌面虚拟化应用平台软件设计是系统内部的程序及文档以及安装于4G物联网中的应用智能软件。配备相关的云桌面虚拟云基础设施系统之后，同时利用高职院校设计课程教育的软件系统，为教师和学生提供虚拟化操控平台。高职院校4G物联网云桌面虚拟化平台是时代教育发展的需要，为专业多媒体关键技术论坛资源交流平台课程教学提供优越的云桌面网络虚拟化技术操控平台，促进多元化的改善网络虚拟技术教育质量。
2.3 云桌面虚拟化应用能力平台服务
高职学生网络虚拟技术教育应用能力运行视角下基于基础物理资源进行了更高层次的抽象，它提供云桌面虚拟学生应用程序的运行管理平台，同时基于应用能力运行层以平台软件为中心提供了高职学生中的各科教学教育与部署、运行相关的资源交流平台。
3 基于云桌面网络虚拟化技术视角的创新决策
云桌面网络虚拟视角下基于多媒体技术中的4G物联网云桌面网络虚拟化技术应用的典型模式，基于云桌面网络虚拟化技术互动网络创新模式视角下网络虚拟技术政治教育的创新改革，应充分利用好云桌面网络虚拟视角下多媒体技术的功能优势，为师生创造互动网络教学模式平台。
3.1 基于云桌面网络虚拟视角的创新教学模式
基于单一化传统网络虚拟技术多媒体关键技术论坛资源交流平台课程教学方法的滞后性，教师应充分利用云桌面虚拟化多媒体关键技术平台开展云桌面互动网络虚拟教学，同时利用互动网络教学模式下4G物联网云桌面网络虚拟视角下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综合处理云计算控制符号、云桌面虚拟化语言、云桌面虚拟化文字、云端声音、云端图形与图像、影像等多种媒体信息技术。教师可以将多媒体等综合因素与网络虚拟技术课堂教学相互融合，再通过云桌面网络虚拟屏幕或投影机投影显示出来，为学生提供虚拟云交流学习资源管理平台。
3.2 基于互动网络教学模式的4G物联网创新系统设施
基于未来网络虚拟技术教学采用新型云桌面多媒体管理系统，推动了互动网络教学模式下云桌面网络虚拟远程教学模式的优先使用，教师和学生借助4G物联网便可展开网络虚拟技术多媒体关键技术论坛资源交流平台课程教学方面的探究活动。利用4G物联网云桌面网络虚拟化技术的虚拟化特点，设计远程教育系统服务于网络虚拟技术教学，方便了师生在云桌面网络虚拟化技术学习平台上的交流互动。高职院校可以创建免管理多媒体教室控制系统，这是一套云开放型、云智能型、云科学型多媒体教室建设方案。
3.3 网络虚拟创新互动模式研究
3.3.1 互动网络教学模式下教学互动创新
互动网络教学模式下的4G物联网多媒体关键技术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根据高职院校网络虚拟技术政治多媒体关键技术论坛资源交流平台课程教学目标和教学对象的特点，通过教学设计方案的优化改进，合理选择和运用现代教学媒体，为师生创造了有利的云桌面互动网络虚拟教学平台。同时，基于云桌面网络虚拟化技术互动网络创新模式下的网络虚拟技术教学，并与传统教学手段有机组合，共同参与教学全过程，形成合理的教学过程结构，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适应云桌面网络虚拟化技术传播的特点和新时期公众的心理状态，使高职学生由传统的被动接受“灌输”教育变为主动参与思想交流。
3.3.2 云桌面虚拟化实时交流
基于云桌面网络虚拟化技术多元化网络虚拟技术教育者来说，在线交流可以实时地了解当前学生的思想动态，在线交流最好的方式就是设置多媒体关键技术论坛资源交流平台。多媒体关键技术论坛资源交流平台的匿名性，使得高职学生可以在多媒体关键技术论坛资源交流平台上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在多媒体关键技术论坛资源交流平台上可以设置专题和讨论区，由多元化网络虚拟技术教育工作者确定话题，引导讨论，同时对于一些出现的负面言论要及时关注，及时消除并作出正面解说，并且要设专职教师、学生骨干进行重点资源管理。
4 结 语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视角下单一化传统网络虚拟技术政治教育模式制约了高职院校多媒体关键技术论坛资源交流平台课程教学水平的提高，降低了学生参与网络虚拟技术课程学习的积极性。利用4G物联网云桌面网络虚拟化技术是信息科技应用的表现形式，将其用于高职院校多元化网络虚拟技术教育创新改革，不仅是高职院校多元化网络虚拟技术教育工作在云桌面网络虚拟化技术互动网络创新模式下对高职学生进行广泛有效的云桌面网络虚拟化技术多元化网络虚拟技术教育，也是拓展网络虚拟技术工作空间、全面推进以云桌面虚拟化德育为核心的素质教育。
参 考 文 献
[1] 郑小发.软件工程技术[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2] WU L D.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media technology in cloud desktop virtual perspective effect of [J]. Laboratory Science in the teaching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2007.
[3] 崔素英. 多元化虚拟网技术在S1240交换机中的实现[J]. 电信工程技术与标准化， 2006（5）： 59-62.
关键词：虚拟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目前,虚拟企业这种组织结构在中国的企业中还比较陌生,不像其他各类组织结构那样有着较为丰富的应用经历和经验。但是国外虚拟企业成功的典型有很多,如世界知名的康柏电脑公司、以高品质运动鞋闻名的耐克公司、饮料巨商可口可乐公司等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用虚拟企业这种组织结构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虚拟企业已成为企业成功的秘密武器。
1虚拟企业的概念
虚拟企业是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社会化分工程度的日益提高而产生的。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迫使人们对企业如何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收益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1989年美国国家工程院和国家科学院联合发起对当前制造业面临的挑战和对策的研讨会,并在美国国防部的资助下成立了以美国13家大型制造企业为核心的领导组,带领百多家企业对如何建立“灵活型制造企业”进行了研究,要求企业内部以及企业之间具有既灵活又密切的大联合管理机制,以适应目前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问题。由此开创了虚拟企业与虚拟经营的新模式。[1]
虚拟企业就是在具体的商业目标的趋动下,由生产商与供应商暂时组成的网络企业或者说是他们之间较为松散的联合体,目标达到,即告解散。其生命周期视其既定目标及产品或服务的类型不同而异。在虚拟企业中,接受业务的企业本身不具备完成任务(或者是出色完成任务)的全部技术和资源,但却可以高效且出色的完成任务。这是由于虚拟企业的运作是以计算机网络通信设备为基础,通过把与某项服务、产品相关的企业相连,利用虚拟,各个企业从事自己最善于从事的工作,整个虚拟企业中的各个合作企业都能高效的运作,从而为顾客提供最满意的服务或产品。从戴尔公司的运作过程中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虚拟企业的运作,每当戴尔公司接到用户订单后,其所有相关信息立刻被分解成具体零部件生产信息,并随即通过其巨大的计算机网络传递到各地合作企业的信息库,在那里零部件通过批量生产被迅速制造出来。生产一旦完成,产品立刻通过联邦快运被传递到离用户最近的戴尔公司分部所在地。于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飞机携带着不同厂家生产的零部件,经重新组合一齐送往戴尔公司装配流水线,这样完全由用户自己定制的计算机便问世了,整个过程历时5日或更短。[2]
综上所述,虚拟企业的优势有:
(1)虚拟企业属于强-强组合,它注重各合作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各合作企业的收益也会成倍增长。
(2)虚拟企业可以降低各合作企业在人力资源、厂房、设备等方面的投资,可以降低单位产品成本和对新产品的投资。
(3)虚拟企业是由各伙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融合而成,因而可以生产出最佳的产品或服务。
(4)虚拟企业具有制造与设计的灵活性,它能对瞬息万变的生产环境产生迅速的反应,可以在短时间内生产出新的产品。
(5)由于合作企业可轻易地改变,虚拟企业具有操作上的灵活性。一家企业可以同时参与多个虚拟企业。[3]
2虚拟企业人力资源的特点
(1)人力集成化
虚拟企业的核心企业根据市场信息,一旦产生一种产品方案,即开始虚拟制造过程,首先是人力资源的虚拟集成,根据企业自身的人才资源优劣,和外部企业进行人才资源优势互补——“借鸡生蛋”,通过信息网络把来自不同企业的人员集成在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协同工作,一旦虚拟企业解体,这些来自不同企业、职位和法律关系互不归属的人员的合作关系即告结束,这种“集智”是虚拟企业成败的关键。
(2)文化多元化
虚拟企业的伙伴更可能有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生活方式,这可能引起冲突。随着信息通讯的增多,不同文化间将有更多交流和理解,从而减少冲突,故应提倡允许不同文化和不同生活方式的共存。
(3)组织动态化
虚拟企业由组建、生产、解体三个过程组成,其存在的时间完全取决于项目或产品,因此虚拟企业是动态的、暂时的,一旦项目或产品完成,虚拟企业宣告结束或组建另一形式的虚拟企业。
(4)结构虚拟化
虚拟企业的优点是“用最大的组织来实现最大的权能”,由于企业自身资源有限,组织结构功能有限,为实现某一市场战略而组成的虚拟企业其结构功能也是虚拟的集成结构,在整个企业虚拟联合体中,每个成员只充当其中某部份结构功能,是分布式动态虚拟联合结构,通过信息网络,支持着为虚拟企业依空间分布的生产而设立的复杂的后勤保障工作,这样的企业结构和传统的组织结构相比,有较大的结构成本优势,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
3虚拟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急需重视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虚拟企业中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研究的论文较少,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该问题不存在或没有研究的必要。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人不是机器。在虚拟企业中,“集智”是关键,协调是核心,信任是基础,沟通是手段,可以说,不重视人力资源的虚拟企业,其巨大的优势将难以发挥。甚至可能因为内部的文化冲突、互不信任、协调不畅而进入困境。笔者认为,当前虚拟企业人力资源中急需重视的问题有:(1)文化冲突;(2)信任度低;(3)协调不畅;(4)沟通困难;(5)整合乏力。
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指出:“在日常生活中,随着愈来愈互相依赖的全球经济的发展,我认为语言和文化特点的复兴即将来临。简而言之,瑞典人会更瑞典化,中国人会更中国化,而法国人也会更法国化。”也就是说,在当代全球化的世界里,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趋势:一是人类愈来愈具有全球化的共性;二是在全球一体化的世界中,人类却愈来愈坚持保留各自原有文明的特色或个性。由此而带来了走向国际的虚拟企业将面临多种民族文化互相磨合、冲突的挑战。正确地对不同文化以及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管理理论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和理解他人的文化和管理理论,而且能更好地学习与借鉴其他文化环境中产生的管理理论。[4]。按照荷兰学者霍夫斯蒂德的文化维度理论,文化差异可用五维来描述和比较。这五个维度是个人/集体主义、权力距离、非确定性避免、刚性/柔性倾向和短期/长远取向。它们对跨文化冲突的产生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因此,处理好虚拟企业的人力资源问题必须重视以下几点:
第一,分析把握文化冲突对虚拟企业的影响,创造文化协同效应。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文化冲突对虚拟企业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因为会使虚拟企业全球化战略失败。因此,创造文化协同效应尤为重要。文化协同,作为一种管理文化冲突影响的办法,是指管理人员根据组织成员和顾客个人的文化倾向,而不是限定文化差异,来形成组织的战略、策略、结构和管理的过程。这就涉及到了虚拟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虚拟企业的管理人员要具备跨文化管理的能力,不但要具备必要的跨国经营知识,而且要具有语言知识和沟通技能。
第二,开创管理沟通创新研究,开创虚拟企业内部沟通新模式。虚拟企业是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面对着不确定的,不断变化的合作伙伴,如何进行有效的沟通将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如何避免沟通中信息的缺失,进行跨文化、跨背景、跨地域的沟通将对虚拟企业的成败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跨文化的沟通是在具有文化敏感性的基础上,尊重和领悟虚拟企业内部的多元文化,使虚拟企业内部交往人员的双方能够理解彼此的意图的行为。有了良好的跨文化的沟通,跨文化的领导、激励和决策也就易如反掌。基于国际互联网的在不确定环境下的柔性沟通将成为未来发展的方向。
第三,建立学习型组织,树立共同愿景,进行广泛的团队学习。在虚拟企业中广泛地创建学习性组织的活动,使各协助单位能够树立共同愿景,共同学习,共同发展,应该用超越自我、改善心智模式、团队学习、系统思考等方法在虚拟企业中创造良好的氛围和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并且在学习中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不断创新,以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要求。
这就涉及到了虚拟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虚拟企业的管理人员要具备跨文化管理的能力,不但要具备必要的跨国经营知识,而且要具有语言知识和沟通技能。
第四,虚拟企业需要新型的领导者。虚拟企业从传统的权力直线制变成了平等协调制,从传统的上下级关系变成了平等的协调关系。虚拟企业的经理不再是命令者,而是彼此的协调者,这种新的角色需要新型的领导者。新型的领导者应该具备全方位的协调能力、系统的思考能力和全球化的视野。
第五,虚拟企业需要新型员工。虚拟企业是各合作企业核心竞争力基于信息网的联姻,需要自我导向型、知识型、技术型且充分可靠的员工,同时能运用计算机。另外,虚拟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是由各合作企业合作而完成,这要求员工具有持续的学习能力和团队精神。而且,面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传统的决策层与操作层分开的做法已经不再适应市场的要求。新型的员工应具有一定的分析能力与决策能力。
第六,开展知识管理,整合资源。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经取代了自然资源,成为最为活跃和最有创造力的因素,虚拟企业要想发挥它的优势,必须进行知识管理(KM),进行整个虚拟企业及相关合作单位之间的知识的挖掘、开发、保值、分享等业务,使个人的知识变为组织的知识,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
参考文献:
[1]蒋镇辉,陈国青.虚拟企业及其运作[J].企业管理,1999,(1).
[2]计维斌.论企业再造中的一种新模式——敏捷企业及虚拟公司[J].经济体制改革,1998,(4).
[3]泽聪,翁君奕.虚拟企业协调的任务、障碍与策略[J].企业管理,1999,(4).
[关键词] 虚拟企业 组织模式 运作机制 局限性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网络技术的发展造就了虚拟企业（Virtual Enterprise）。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全球信息网络的不断建成，以及国内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会采取虚拟企业这种有效的组织形式来获取竞争优势，从而使虚拟企业成为“21世纪企业的主导组织模式”。
一、虚拟企业的界定与特征
1.虚拟企业的界定。当前国内外学者对虚拟企业的界定有代表性的大致有三种：(1)从组织形式界定。如Grainer R (1996)认为 “虚拟企业是由一个领导型企业和其他组织在内部或外部形成的联盟，这种联盟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某种特定产品或服务的世界一流竞争能力”。Walton J(1996)认为，虚拟企业是由一系列“核心能力”的结点构成，这些结点组成一个供应链――抓住某一特定的市场机会。(2)从网络技术界定。如C.Handy (1995)撰文强调IT对虚拟空间的决定作用，在虚拟组织中，组织机制也是虚拟的，上级对下级实行虚拟领导和管理，人们通过IT进行联络沟通，并需要建立新的信任机制。(3)从产出结果界定。A.M.Porter(2000)指出，正在进行的制造商垂直解体会继续关注何地他们不再生产或组装他们的产品，他们将集中其资源于研发、最终产品设计、顾客化、销售与市场、服务以及供应网络的管理上，并把这种做法看作是虚拟组织的运作模式。
2.虚拟企业的特征。与传统实体企业的组织刚性、功能部门完整、业务纵向一体化和管理官僚化等特征相比，虚拟企业具有许多鲜明特点。
二、虚拟企业的组织构建与模式设计
1.虚拟企业合作伙伴选择。西方学者都进行了积极研究，提出各种方法来解决该问题，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计算智能技术与方法在解决该问题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2.虚拟企业的组织模式设计。虚拟企业组织设计必须满足一定的原则：组织结构特征之一是分布式、众星捧月式拓扑结构；必须考虑合作伙伴的敏捷性；虚拟企业组织结构按任务的需要划分为若干个虚拟工作团队，虚拟企业工作团队是虚拟企业最小的组织单元；虚拟企业组织上层管理机构为虚拟企业的运作管理中心。
三、虚拟企业的运作机制
1.机制的类型。运行机制是虚拟企业的调节器。要保证虚拟企业的有效运行，实现战略目标，除了构造相关基础平台外，运行机制的建立至关重要。冯蔚东等提出虚拟企业的运行机制应该包括利润/风险分担机制、检查机制、激励机制、清算机制。孙国强也提出虚拟企业的信任机制、协调机制、决策机制、约束机制、激励机制和分配机制等运行机制。顾元勋重点研究了虚拟企业的动力机制，认为利益是主要动力之一。
2.信任/治理机制。针对虚拟企业治理难题，有些学者分析了在嵌入性视角下的间续式信任治理机制，并利用评审机制、监督机制、传承机制和保障机制提出了基于簇首的虚拟企业间续式信任的分层建构方法。廖成林等从虚拟企业合作关系的时间维度入手，将虚拟企业信任关系划分为初始信任和持续信任，认为成员企业的合作经历、声誉、承诺影响初始信任，虚拟企业生命周期、机会主义行为、相互依赖性、文化与地缘差异决定了持续信任的建立与发展。
3.协调/管理机制。加强界面管理对虚拟企业的协调具有重要作用。有些学者从界面设计、信息技术、知识管理、跨文化管理的角度，提出了虚拟企业界面协调机制。李国辉认为虚拟企业合作伙伴的管理是一个复杂过程，其管理内容包括：合作伙伴的信任管理、合作伙伴的冲突管理、风险分担、利益分配以及合作伙伴的绩效考核等。
4.风险机制。王明舜，李耀臻从市场、能力、管理/协作、信息，投资五个方面对虚拟企业的风险形成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易东波等把虚拟企业的风险分为战略与投资风险、管理与协作风险、知识产权与核心技术外泄风险和信息不对称与道德风险。陈一鸣指出，虚拟企业中具有关系风险, 并对之进行了讨论,对“提高协作企业之间的信任”这一规避虚拟企业中关系风险的关键手段作了较详细分析。
5.激励/利益机制。包国宪，李文强分析认为，“虚拟企业虽然是以计算机网络为运营平台，但其仍然是人格化的组织，也同样需要激励，需要调动虚拟企业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此，他们提出了目标激励法、信任激励法、授权激励法和虚拟企业文化激励法等几种激励方法。张后斌分析了虚拟企业收益分配的基本原则及其冲突的可拓模型。
四、虚拟企业理论研究的不足
虚拟企业是20世纪末期才产生的组织形态，因此，作为虚拟企业实践概括和企业理论新发展的虚拟企业理论还是很不成熟的。王拓研究指出，对虚拟企业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尚未取得公认的界定，各种解释层出不穷。至今尚未建立基本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大多数研究是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解释虚拟企业的，缺乏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和分析工具；有的研究则把经济学的分析和管理学的分析混合起来，使得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凌乱；而且研究者们大多热衷于现象描述和操作层面设计，而对虚拟企业为什么会出现、虚拟企业组织的经济学意义则较少探究。
随着对虚拟企业模式研究和实践的深人，必将推进我国企业的加速发展，为我国企业在知识经济时代参与国际化合作和竞争创造有利条件。本文对虚拟企业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目的是为在这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做准备，也为我国企业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1 来源于以虚拟现实（VR）等为核心的 现代 计算 机技术在建筑业的应用
虚拟现实技术起源于美国，是包括图形/图像处理、人体器官位置跟踪、音响处理、交互传感、 网络 通讯及建模技术在内的综合性极强的高新信息技术，“它为人机交互对话提供了更直接的真实的三维界面，并能在多维信息空间上创建一个虚拟信息环境，使用户具有身临其境的沉浸感”[1].
虚拟现实技术在军事、工程建设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我国 863 高新技术计划将 VR 技术列为关键技术进行 研究 ，此后 VR 技术在我国得以 发展 。以下是建筑业应用 VR 技术取得的一些成果：
Graphisoft 公司开发了以“虚拟建筑”为核心的 Archi CAD 软件，对设计项目的三维计算机模型可视、可编辑、可定义。Ahmed F. Waly 等人利用虚拟现实建模技术（VR modeling techniques）和面向对象的 CAD 技术开发了集成虚拟计划工具——虚拟建设环境（VCE），该工具可以 经济 而逼真地模拟主要施工过程，并可检验各种行动方案[2].
二滩电站的展示部分采用了虚拟现实技术，用户可以轻松浏览二滩环境及大坝的任意一个部位[2].国内在对施工过程中结构的仿真和可视化计算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可以模拟各种施工过程[3].上海正大广场工程是我国首次将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建筑工程的项目。
虚拟企业又称为虚拟组织、虚拟公司等，本文对此不加区分。
“虚拟企业”一词由肯尼斯。普瑞斯等人于 1991 年在向美国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首先提出。“虚拟企业可以视为一些相互独立的业务过程或企业等多个伙伴组成的暂时性联盟，每一个伙伴各自在诸如设计、制造、销售等领域为联盟贡献出自己的核心能力，并相互联合起来实现技能共享和成本分担，以把握快速变化的市场机遇。”[4]自此以后，关于虚拟企业的 理论 研究成为管理 科学 中一个研究前沿和热点，并已经在实际中得到广泛应用[5].
虚拟建设的概念由虚拟企业引申而来，是虚拟企业理论在工程项目管理中的具体应用。美国发明者协会于 1996 年首先提出了虚拟建设的概念。
国内外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如下：（1）欧美发达国家近年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增强建设项目全寿命周期中各组织间的沟通和合作 问题 上[7]，即研究如何利用 3-D CAD、4-D CAD、VR 等计算机技术将建设项目管理的各项职能进行集成。主要研究项目有：OSCON 项目、ATLAS 项目、SPACE 项目、CAVALCADE 项目、WISPER 项目、OSMOS 项目、DIVERCITY 项目，不少项目已有成果报道等。
（2） 目前 国内的研究成果有：徐友全做了题为《虚拟建设模式（Virtual Construction）的研究》的博士论文，论文从虚拟企业理论出发研究了虚拟建设模式的思想、组织、 方法 和手段。论文研究的主要创新点是：虚拟建设模式的思想；虚拟建设模式的组织设计原则；虚拟建设模式的组织模型、组建步骤及协调中心的组织和任务；虚拟建设模式信息系统（PIS/NT）的概念和功能[5].何清华在《虚拟组织在建筑业中的应用——虚拟建设》一文中 总结 出虚拟组织必须具备的特点，然后提出将虚拟组织应用于建筑业的可行性及挑战性；最后提出虚拟建设的组织模式、特点及对建筑业所带来的意义。彭勇在《虚拟建设——新型的工程项目管理组织模式》中分析了虚拟建设产生的背景，提出了虚拟建设的概念和内涵，并概述了虚拟建设实施过程中信息分类的方法等。
2 、虚拟建设内涵
3 、 发展 建议
针对上述情况，虚拟建设的实现可以从技术层面入手，进而过渡到组织管理层面，最终实现技术和管理的集成。短时期内，我国建筑业企业应从技术层面入手，加大现代科技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在工程项目建设中的应用，推进 工业 化和信息化；同时在企业发展方面，着力发展培养核心能力，特别是要 学习 、借鉴先进生产和管理的思想方法，不断提高管理水平。这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虚拟建设的关键所在。
参考 文献
[1] 梁民、刘珍平、张培仁等。虚拟现实在水坝系统中的实现。计算机应用，1999，19（8）。
[2] Ahmed F. Waly， Wslid Y. Thabet. A Virtual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for preconstruction planning. Automation in Construction， 2002 （12）： 139-154.
[3] 袁向荣、高勇利、卜建清。结构工程及虚拟现实技术。石家庄铁道学院学报，2000，13（3）。
[4] 陈剑、冯蔚东著。虚拟企业构建与管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13）。
[5] 陈剑、冯蔚东著。虚拟企业构建与管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9）。
关键词:虚拟地理环境；概念；探索
中图分类号：B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前言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和地理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研究人员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在地理学研究上展开了大量的尝试，在技术应用、相关信息系统研发及理论研究上均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并在不断的探索与总结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虚拟地理环境的概念。
虚拟地理环境概念自提出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逐渐被广大研究人员所接受，但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为明确界定虚拟地理环境的研究内容与边界，部分研究人员对虚拟地理环境的定义及其理论与方法展开了讨论。
龚建华、林珲等人通过一系列的论文和专著，较为系统的开展了虚拟地理环境理论和方法的探讨，认为虚拟地理环境是以化身人、化身人群、化身人类为主体的一个虚拟共享空间与环境，它既可以是现实地理环境的表达、模拟、延伸与超越，也可以是指赛博空间中存在的一个虚拟社会（社区）世界。并进一步提出了关于虚拟地理环境的研究框架（龚建华等，2006,2009；林珲等，2005，2007，2009；龚建华、林珲、鲁学军，2002），把信息（地理）哲学和非线性科学作为研究虚拟地理环境的基础性理论，把可计算人地关系作为虚拟地理环境的理论核心，围绕该核心研究与虚拟地理环境相关的人地系统论、地理认知、地理计算和人工智能。
闾国年（2009）认为，虚拟地理环境研究在计算机网络和虚拟三维空间环境下，通过分布式协同交互，实现地理环境可视化的表达、地学问题的分析处理、地理规律的提炼、地理现象的模拟、地理环境变化的再现与预测以及人类活动影响的评价，探索地球各圈层内部的结构特征、分布规律、演化过程以及圈层之间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传递方式及其动力学机制。
朱庆认为虚拟地理环境可以简单定义为真实地理环境在计算机中的一种抽象数字化的逼真表示，使人们可以探查汇集有关的自然和人文信息，并与之互动。
以上对虚拟地理环境定义体现了虚拟地理环境研究领域的不同侧重点，强调网络空间载体下三维空间的计算机实现，强调化身人的参与性，而忽视了其它维度、其它形式的虚拟地理环境，忽视了将虚拟作为一种手段来对人类无法触及的地理环境的研究，同时也忽视了对虚拟地理环境本身作为一种虚拟存在的环境系统的研究。
2虚拟地理环境的概念
2.1 虚拟地理环境概念的形成
虚拟地理环境源自于地理环境，是地理环境与现代虚拟技术和手段相结合的产物，是地理环境在现代科学技术辅助下的一个延伸。因此，要正确认识什么是虚拟地理环境，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地理环境的概念。
地理环境是指一定社会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包括气候、土地、河流、湖泊、山脉、矿藏以及动植物资源等。可分为自然环境(或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环境(或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它具有三个特点：(1)具有来自地球内部的内能和主要来自太阳的外部能量，并在此相互作用；(2)它具有构成人类活动舞台和基地的三大条件，即常温常压的物理条件、适当的化学条件和繁茂的生物条件；(3)这一环境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直接影响着人类的饮食、呼吸、衣着、住行。
在传统技术条件下，研究人员主要通过实地调查和统计分析的方式对地理环境中的现象及规律进行研究。受各种条件限制，人们对涉及时间跨度比较长或是自然条件比较恶劣而无法到达区域的地理环境现象和规律及其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无法开展有效研究，如深海地理环境、地下环境、地壳运动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研究人员有了更多的现代化手段来开展地理环境研究，虚拟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手段，尤其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数字虚拟技术，为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研究人员首先抽象化的建立现实地理环境的各种运行模型，输入实际的或调整后的参数，并利用计算机强大的运算能力和可视化表达能力，以虚拟的形式来实现一个类真实或虚构的地理环境，以研究各种地理环境问题。我们称这样的环境为虚拟地理环境。
在研究人员建立的众多虚拟地理环境中，有一部分只在实验室中运行，用于研究特定的地理环境问题；有一部分走向了大众化，并被人们所接受，而逐渐形成了一个实际运行中的虚拟地理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人们可以通过化身（Avatar）的形式参与进去，开展各种社交、商务、娱乐等活动。如此一来，这个虚拟地理环境就逐渐活了起来，成为了现实地理环境的一个虚拟化扩展，成为了人类活动的另一个舞台，成为了一个以虚拟化形式存在的“实体”地理环境，影响着人类的生产生活。
由此，本文认为，虚拟地理环境可以定义为：以目标地理环境为原形，以虚拟化技术为基础而建立的一种抽象化的地理环境。它既可以是现实地理环境的表达、模拟、延伸与超越，也可以是虚拟空间中存在的一个虚拟社会（社区）世界。
2.2 虚拟地理环境的两方面含义
通过以上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虚拟地理环境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它是一种技术手段，是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以虚拟化的方式开展地理环境研究，其目的是探索地理环境的运行规律，研究解决地理环境中的各种问题。通过虚拟化的方式，研究人员可以精确化的模拟各种自然、经济及社会人文地理环境，检验各种复杂的运行模型，可以通过与环境中的各要素进行交互与互动，或改变一些前置条件来影响虚拟地理环境的发展，以观察不同条件对地理环境的影响，进而总结出一般规律，为现实地理环境工作提供指导和决策支持。而这些是以往传统研究手段所无法做到的。虚拟地理环境作为一种研究手段一经提出，便极大的影响地理环境科学研究领域，推动着地理环境科学研究的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它是一种虚拟存在，是研究的对象。随着虚拟地理环境的发展，尤其是被大众所接受，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虚拟地理环境中去以后，虚拟地理环境便逐渐成为现实地理环境在虚拟空间的一个延伸与超越，并对经济及社会人文地理环境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进而间接的影响着自然地理环境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虚拟地理环境的重点不再是其实现的手段与方法，而是应用虚拟化方法所产生的虚拟地理环境本身。由于虚拟地理环境作为一种虚拟存在的“实体”地理环境时间还不长，因此人们还无法完全认识在这个环境下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对现实地理环境的影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方面的研究将是虚拟地理环境研究的主要内容。
2.3 虚拟地理环境的研究内容
1分析方法
利用中国知网的知识发现网络平台为工具，针对以下几个方面对检索获得的文献进行分析。淤学术关注度分析：对篇名中包含“虚拟化”的文献发文趋势进行统计，通过曲线变化来揭示近年来“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类文献中有关虚拟化技术文章的发文量和环比增长率。于文献来源和年代分布分析：用于揭示文献发表的年代分布及来源期刊的分布情况。盂文献的引文分析：根据所选文献中参考文献及其出现频次，揭示在该领域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权威性的一些文章。榆研究内容分析：对所选文献的研究内容进行归纳，总结目前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和经验，并展望未来的研究趋势。
2结果与分析
2.1学术关注度分析由中国知网知识发现网络平台对“虚拟化”分析获取的学术关注度曲线变化。可见，2007~2012年，图书馆界对虚拟化的关注度呈现明显的递增趋势，发文量逐年增加，发文环比增长率在2009年达到最高值（200%），之后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
2.2文献来源和年代分布分析对检索获得的56篇文献进行文献分布分析56篇文献的来源期刊主要分布于图中10种左右的图书馆与情报学刊物，且80%以上的文献发表于2011~2012年。较于之前，在近两年中相关数量迅速增长，说明虚拟化这一研究领域正逐渐受到图书馆界学者的关注，将成为未来研究的热点课题。
2.3文献的引文分析对参考文献的引用分析可以评估某一领域的重要文章和关键作者，虽然图书馆界对于虚拟化技术的研究刚刚兴起，但对获得的文献中参考文献及其出现频次进行排序，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地了解国内图书馆虚拟化技术研究的现状、主要刊物、关键作者和有影响力的文章。
2.4研究内容分析通过对近6年来发表在图书馆学期刊上关于虚拟化技术的文章内容进行分类，发现图书馆界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服务器虚拟化、存储虚拟化、桌面虚拟化以及基于虚拟化技术的云计算的研究上。其中大量的文章集中在服务器虚拟化和基于虚拟化技术的云计算的研究，而针对存储虚拟化和桌面虚拟化的研究相对较少，还处于发展阶段。所以笔者将分别针对这几个方面来探讨国内图书馆虚拟化技术的研究现状。
2.4.1服务器虚拟化研究随着数字资源和读者应用服务需求不断增加，图书馆的服务器数量也呈爆发式增长。如何才能提高服务器的利用率，加快应用部署速度，提供高可靠性、高可用的服务，是图书馆亟待研究的问题。刘荣发首先介绍了服务器虚拟化的概念，即指“多个操作系统在同一时间一起运行在同一台主机上”。阐述了服务器虚拟化的核心价值，并详细描述了利用虚拟化软件VMwareServer来部署和整合福州大学图书馆的数字化应用的过程。通过服务器虚拟化的部署，减少了图书馆服务器数量，提高了设备利用率，并且降低了系统故障率[5]。董秋生等在文章中介绍了VMware的应用体系，采用ESXServer3.5建立虚拟化集群整合了医学图书馆的数字化应用服务，虚拟化的应用无论从应用服务的稳定性、高可用性、合理的资源调配、快速部署等方面，还是从节能、节电、节约空间方面，都比应用前有显著改善[6]。周彩阳在文章中介绍了几个服务器虚拟化技术应用的成功案例，并以某省图书馆为例，分析了使用服务器虚拟化技术的优势，探讨了国内图书馆应用服务器虚拟化技术过程中存在的标准不一、资源损耗、专业技术人员培训、部门之间协调等问题[7]。葛延霞等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采用VMwarevSphere4Enterprise进行服务器整合的过程，为同行提供了可借鉴的实例[8]。韩芬在文章中介绍了服务器虚拟化技术和VMwareInfrastructure3虚拟架构套件，详细阐述了VMware服务器虚拟化技术在中央民族大学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结果表明虚拟化后的服务器是稳定和高效的[9]。不同于以上等人采用VMware进行部署服务器整合的观点，秦学东却认为由于商业虚拟化软件的高昂价格，使得许多图书馆无法承担，KVM作为一款免费开源的虚拟化软件，具有灵活的部署与扩展特性，在性能、架构上都具备极大的优势。他在文章中介绍了开源虚拟化软件KVM在深圳大学图书馆中的优化以及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10]。
2.4.2存储虚拟化研究存储虚拟化是将具体的存储设备或存储系统同服务器操作系统分隔开来，为存储用户提供统一的虚拟存储池。它是具体存储设备或存储系统的抽象，展示给用户一个逻辑视图，同时将应用程序和用户所需要的数据存储操作与具体的存储控制分离[11]。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不断推进的现实情况下，作为文献信息收藏单位，图书馆对存储设备的需求激增。如何解决原有存储解决方案中面临的扩容成本高和维护困难等问题就成为学者们关注的课题。卢珊在介绍虚拟存储技术原理、优势的基础上，阐述了虚拟化存储技术在图书馆数字化建设中几个方面的应用：简化存储管理、数据镜像及复制、快速备份及实时恢复、数据资源共享[12]。孟凡立等提出了一种利用虚拟存储实现图书馆存储虚拟化的方案，将硬件设备进行资源池化，实现了服务器、网络和存储的高效整合，提升了设备利用率、系统的可用性和资源调度的灵活性，使数据中心具备了信息系统快速部署的能力，降低了维护工作的难度及工作量，该方案解决了数字图书馆中传统存储系统面临的部署成本高、维护困难和可靠性差的问题[13]。叶文伟等分析了图书馆存储系统中面临的问题及其要求，探讨了目前图书馆中虚拟存储系统存在的不足和虚拟存储技术的优点以及图书馆中采用存储虚拟化技术的必要性，最后提出图书馆虚拟存储系统规划应遵循的原则：投资保护原则、先进性原则、开放性原则、扩展性原则、安全性和可靠性原则和实用性原则等[14]。
2.4.3桌面虚拟化研究桌面虚拟化是指将计算机的桌面进行虚拟化，以达到桌面使用的安全性和灵活性。可以通过任何设备，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访问在网络上的属于我们个人的桌面系统[15]。随着x86平台的计算能力有了飞速发展，将几十台桌面PC的环境通过分区虚拟化技术运行在服务器中成为可能，而虚拟化技术也可以大大地减少管理桌面的时间和费用，从集中位置使用软件来配置PC及其他客户端设备，使个人运算设备逐渐转化为一种沟通和协调工具。图书馆的计算机管理和维护工作涉及硬件、软件和数据等多种因素，往往需要管理人员投入大量精力，如何确保维护工作能及时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是管理人员一直以来不断探索的问题。冯磊对桌面虚拟化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前景进行了探讨，并以山西省某高校图书馆桌面虚拟化应用实践为例，为图书馆界提供了参考样例[16]。赵迎春在文章中以中国刑警学院图书馆桌面虚拟化应用为背景，阐述了桌面虚拟化的特点、优势以及具体的实现方案，部署后，管理员借助于虚拟化平台提供的管理工具，可以方便地对40个桌面进行备份、恢复、安装软件等操作，大大降低了系统维护人员的工作量[17]。
2.4.4基于虚拟化技术的云计算研究由于虚拟化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应用，使得云计算中的计算、存储、应用和服务都成为一种资源，这些资源可以被动态扩展和配置，云计算最终在逻辑上以单一整体形式呈现的特性才得以实现。可见，虚拟化技术是云计算技术的原动力，所以国内图书馆界对于云计算方面的研究和应用不可避免地都涉及了虚拟化技术的应用。有学者首先将云计算的概念引入图书馆。刘炜提出了“云”是一种新的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方式，在文章中结合图书馆业务和发展趋势重点阐述了云计算将对图书馆行业的IT应用产生怎样的影响[18]。胡小菁等在介绍云计算概念的同时，指出图书馆面对管理方面的挑战和对策，即图书馆学理论界应当研究：云计算的基础理论问题；云计算在图书馆的应用可行性；图书馆云计算政策、标准与协议；基于云计算的图书馆管理体制等[1]。赵杰分析了制约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发展的瓶颈，提出“云计算”能有效扫除发展障碍、提供新发展机遇[19]。后来许多学者对云计算在图书馆的应用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实践。马晓亭等在研究云计算及在线迁移技术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数字图书馆动态云迁移方案[20]，方案中借助相应的虚拟化技术（包括服务器虚拟化技术和存储虚拟化技术等），将数字图书馆的计算服务和存储数据迁移到“云端”，构建了一个可靠、高效和安全的“云数字图书馆”。沈奎林等提出以VMwarevSphere云操作系统构建图书馆虚拟化云服务平台的解决方案[21]，主要采用服务器虚拟化技术将南京大学图书馆的部分服务进行了整合，提升了图书馆系统部门的管理能力和服务能力。魏婷等针对基于云计算的数字图书馆数据中心系统架构，提出了基于分布式存储和虚拟化技术的云图书馆智能化管理策略，该策略为云图书馆基础设施和云数据管理带来了低成本、高效率、安全、有效、可靠等便利[22]。陈臣提出一种基于虚拟化技术构建云数字图书馆数据中心的方案，该方案具有可扩展、虚拟化、低碳的优点，能够提高资源利用率，增强云计算系统安全性与易用性[23]。
3成果和特点
图书馆界针对虚拟化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时间并不长，但新的研究力量不断加入，研究成果迅速增长，这一课题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总结目前虚拟化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研究所积累的成果和经验如下：淤有效遏制了图书馆服务器、存储等设备数量剧增的现象，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于一定程度上节约了采购成本，并且能耗更低，缓解机房压力，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盂方便系统架构的部署、迁移和容灾，应用部署的时间明显缩短，良好的兼容性能很好地满足数字图书馆应用种类多样化的需求。榆由于计算发生在“数据中心”，使得计算机便于集中部署、统一配置，数据更具有安全性。虞虚拟化环境相对更为复杂，对技术人员的要求相对更高，需制定更详细的业务规范和灾备方案。愚虚拟化技术仍存在网络、输入/输出和软硬件的兼容性的瓶颈问题，并非所有的图书馆服务都适合做虚拟化整合，例如对CPU及内存使用率高且持续的服务器不适合做虚拟化整合。虚拟化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研究特点总结如下：淤相比于前些年注重概念和理论的引入，近两年图书馆界对于虚拟化技术的应用研究在快速发展，已深入到实证阶段。已有相当数量的文献与图书馆应用实践相结合，为虚拟化技术在图书馆的进一步应用提供了宝贵经验。于目前在研究方向上针对单一的技术应用类文章并不多，而针对基于虚拟化技术的云计算的研究文章则呈爆发性增长。可见，图书馆界的学者对于融合了各种虚拟化技术的云计算研究进展迅速。盂大多数图书馆界学者是从节约成本、降低能耗、提高效率和便于管理等角度对虚拟化技术或云计算进行论述，而对于总体上IT基础设施的构建、生命周期管理和技术人员培养等方面研究不足。
4研究展望
一、虚拟实在简释
1．虚拟实在的基本概念
虚拟实在的基本概念主要涉及两类，一是从纯粹的技术层面加以界定，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结合使用者的感知加以描述。
从技术上来讲，虚拟实在是由计算机仿真模型发展而来的，其实质是一种逼真的仿真模型。约翰·l·卡斯蒂在《可能的世界：计算机仿真如何改变科学的疆域》（直译名）一书中指出，计算机仿真涉及三个世界：真实世界、数学世界和计算世界三个世界[ii]。这显然是一种客观化的视角，其基础是基于科学理论的观测、建模和再现。其中，真实世界对象由时间、位置等直接可观察量，或者由它们导出的能量之类的量所组成，如行星的可观测位置或蛋白质的可观测结构。一般的可观测量由从有限数字集中取值的离散测量集合构成，即以离散取样描述连续过程，而且由于观察的影响，测量在本质上是不确定或测不准的。在数学世界中，人们用符号表示真实世界的可观察属性，而符号通常被假定为时空中的连续统，并被赋予某一数集（如整数、实数、复数）的数字值。第三个世界就是生成虚拟实在的计算世界：它的一只脚在物理器件和光影流转的真实世界，另一只脚则在抽象的数学世界之中。
"完整"的虚拟实在的过程是：
（1）对真实世界的事物a进行观测，并将观测量转换成数学世界中的数据流；
（2）在真实世界中，利用数据流确定的参数，生成具有光影和声音等能够被感知的感觉特性，使人获得与事物a一致的感觉。
显然，虚拟实在微妙之处在于：一方面，它试图从身体感官和知觉等感性层面进行仿真，另一方面，这种仿真的基础又是理性层面的科学理论。由此值得指出的有两点：其一，虚拟实在的精致程度要受到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的制约，而对决定感觉参数的数据流的处理则是问题的关键；其二，虚拟实在与真实世界中的实在的联系是间接的，即过程（1）并非必要，虚拟实在实际上可以不受常识和因果律的制约而随意虚构。
鉴于单纯技术性界定的片面性，人们一般从使用者的角度来描述虚拟实在。1992年8月，《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载文介绍了计算机生成的世界──虚拟实在：
"所有系统的核心是数据库……，它们能够再现所有事物。处理能力强大的计算机通过精致的三维图象精确地再现了数据所记录的事物，给人们一个新世界……虚拟实在与其它计算机图象技术的不同之处有二：一是它们还能够传达多种感知信息──声音、触觉──使环境更具真实感；二是交互作用……。"[iii]
由此可见，虚拟实在是一种人可以进入其中的计算机仿真场景，即由计算机生成的三维图象和立体声所展现的能够与人互动的场景（事物和环境），所谓互动，意味着我们不再仅是场景的观察者而且是事件的参与者，即我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场景的展现[iv]。美国人詹姆斯.特拉菲尔在《未来城》中十分形象地描述了这种虚拟实境：
卡洛走进工作室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走进房间，戴起控制手套，要了一间办公室。她的四周立刻出现整面墙壁的真皮精装书，前面则出现了一张办公桌。"让我们看看上个月的销售数字吧。"她一开口，桌上就出现了一卷数字报表开始卷动。卡洛一边看，一边指出一些需要调整的数字。
几个小时以后，有个声音提醒她说日本的同事已经准备好了。办公室的一端突然消失，出现了一个在太阳下坐在游泳池边的男人。他俩开始比较彼此的分析结果，并一起准备几个小时以后的一个电话会议。
最有趣的是：那些真皮精装书、办公桌、游泳池、甚至太阳，全都是子虚乌有，根本就不存在的。[v]
将真实感的传达和交互性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就形成了虚拟实在的基本概念。对此，迈克尔·海姆在《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一书中对虚拟实作了较为全面描述，内容涉及7个方面[vi]：
（1）模拟性。虚拟实在是计算机图象系统对真实景象的逼真模拟，同时三维音频也令虚拟实在增色不少。
（2）交互作用。在一些人看来，虚拟实在就是他们能与之进行交互作用的电子象征物。
（3）人工性。虚拟实在是一种人造物。
（4）沉浸性。虚拟实在的音像和传感系统能够使使用者产生浸没于虚拟世界中的幻觉，即虚拟实在意味着在一个虚拟环境中的感官沉浸。
（5）遥在（telepresence）。虚拟实在能够使人实时地以远程的方式于某处出场，即虚拟出场。此时，出场相当于"在场"，即你能够在现场之外实时地感知现场，并有效地进行某种操作。
（6）全身沉浸。这是一种不需要人体传感器的方式，摄像机和监视器实时地跟踪人的身体，将人体的运动输入到计算机中，人的影像被投影到计算机界面上，这使得人通过观察他的投影的位置，直接与计算机中的图形物体（图片、文本等）发生交互作用。换言之，人成为自己的虚拟实在。
（7）网络通信。虚拟实在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共享，使用者通过自行规定并塑造虚拟世界中的物体和活动，就可以不用文字或真实世界的指称来共享幻想的事物和事件。
上述两方面的界定，对虚拟实在的内涵作出了基础性的描述。接下来，我们从人工实在的角度对虚拟实在进行本体论层面的分析。
2．作为人工实在的虚拟实在
在古希腊时期，技艺（techne）与自然相对且低于自然，包括制定法则及测量和计算，也包括绘图和烤面包等技术。亚里士多德认为，技艺的作用是模仿大自然或以大自然为基础，提供比大自然更多的东西。但是，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大多数哲学家认为，凭借技艺人类无法与大自然相竞争，人造之物劣于自然之物[vii]。人工合成自然物的努力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在当时的有机论世界图景下，物质的产生都被喻为自然的繁殖，由于人繁殖的只能是人，至于别的事物，人冲其量只能由构造赋予其人造的形式，人工化合物由于不具有它们的自然形式而只是虚假的化合物。这样，技艺永远是大自然的婢女，只能帮助大自然完成其早已开始的工作。这种自然哲学观念直到今天还颇为流行，例如在有关克隆生命和基因重组的讨论中，仍有人将此视为对神圣的造物主的亵渎。
然而，技艺和技术终究造出了越来越多的人造物，从无机物到有机物再到生命物质，更大量的则是自然中从来就没有的东西。这些东西的意义不亚于突破性的理论：它们表明，人们不仅认识到了实在，还能使实在得以再现或得到新的实在。特别是有机化合物和生命物质的合成，为人类认识生命世界与非生命世界的一致性提供了关键的判准。
从技术人造物的角度来看，虚拟实在是一种新的人造物，但它分明与上述人工合成物有所不同。从现象上看，我们很容易得出的一个判断是：由于虚拟实在并不自我规定为真实的、可完全替代的人工合成物，虚拟实在只是像某种实在，而不是它所仿真的那种实在。但这种判断的缺陷有二。其一，忽略了虚拟实在本身也是一种人工实在。其二，忽略了虚拟实在与使用者的参与有关这一重要事实。下面，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深入地探讨虚拟实在的特殊性质。
首先，虚拟实在是一种以符号为基础的人工实在，它不仅仅再现原型，而且会反作用于原型，与原型形成互动。虚拟实在是对影像、声音等加以模拟而生成的人造物，但是它与传统的照相机、录像机和摄像机的不同在于，它不是通过单纯物理过程直接地记录下光线和声音然后加以再现，而是用数字、用抽象的数学形式、用模型，简言之，用符号来制作图象和声音。这种再现可以称为数字化再现，当代法国学者victor.scardigli对数字化再现有十分精彩的阐述：
"这就是说，一种声音或光线，均可以变成基本的数码系统，不仅可以储藏，而且可以输送，还可以随时复制，最后还可以发明和改造。如此一来，声音和视像、思想和行动，全部都数字化了。"[viii]
那么，虚拟实在又是如何改变原型的呢？这包括两种情况。其一，虚拟实在可以先于原型而存在。例如，如果利用虚拟实在进行飞机设计，原型就建立在虚拟实在的基础上。或许人们会强调虚拟实在是对已有"原型"的组合，但虚拟实在与既往的设计和模型的差别在于，虚拟实在是一种精确可变的预处理或预制造，在制造原型的过程中可以随时改变原有设计，使制造成为一种开放性的制造。其二，虚拟实在能够改变人们对原型的认识。正如影视中的色彩会影响到流行色、"高保真"的音乐使我们不满意没有音响的音乐会一样，虚拟实在会使我们反过来以它为标准评价原型，结果必然改变我们对原型的感知。
其次，使用者的参与是虚拟实在得以建构的前提。虚拟实在是使用者可以进入的空间和场所，没有使用者的感知和想像，虚拟实在是无法建构的。虚拟实在是主客观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是设计者、使用者、仿真技术、虚拟实在的表征物及其文化意涵等异质性的要素共同建构的结果[ix]。对此，法国虚拟实在设计师ph.凯奥指出：
"传统意义上的空间──康德所说的空间──是经历的先天条件：没有空间就不可能有在其中的经历。可是虚拟空间不同，它不是经历的条件，它本身就是经历。虚拟空间可以随着人们对它的探索而产生。它们不但本质上是语言的空间，而且是在人们对它的体验过程中产生的。"[x]
人们易于忽视的是，使用者的行动本身一直是在被跟踪的，跟踪的目的就是依据使用者的位置变化等行动使虚拟实在得以展现。换言之，虚拟实在是在与使用者的相互作用中逐步展现和被揭示出来的，它们只是在人们想见到它们的时候才出现。
值得强调的是，在虚拟实在的建构过程中，广泛地存在着使用者与设计者的互动。由于虚拟实在定位于知觉层面，而知觉是一个主客观相互作用的领域，许多数据含有主观感受差异等难以量化的因素，这就意味着虚拟实在不是一种完全由设计者规定的单向生成过程，而需要依据不同的使用者的主观感受进行调节。换言之，使用者本身也是设计者之一，而许多设计者也常常作为使用者以改进其设计。由于数字化处理可以及时修正调节，虚拟实在被建构成为一种开放性的人工实在。
3．虚拟的语义分析
作为人工实在，以往的人造物多为自然的模仿物或能够与自然物融合的人工创造物，除了固执的神创论者之外，它们被视为与天然自然物具有同一性的人工自然物，而面对虚拟实在的时候，人们却不再考虑同一性检验。原因似乎很简单：它是虚拟的。无疑，要对虚拟实在作进一步的思考，必须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虚拟实在这个词组中的"虚拟"的语义？
"虚拟"最初与"现实"是一对反义词，虚拟的意为潜在的。后来，虚拟虽仍意味着潜在的，但主要指具有可能性的。在拉朗德的《哲学词典》中，关于"虚拟"一词的定义是[xi]：
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指在某一特定对象中完全可能实现的东西，就如同一块大理石可以虚拟为"神像、桌子或马桶"；从较为限定的意义上讲，虚拟即是在一个对象中预先确定的东西，它自身内部具备了一切可以使之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虽然从外部看不到这些条件。故虚拟与可能性或潜在性相关，而与现实性相对。
这使我们联想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范畴潜在与现实。亚里士多德认为，潜在性是可能有、但尚未实现的形式，现实性则有事物已有的形式[xii]。在物理学中，"虚功"（virtual work）和虚位移等概念中的虚拟就是潜在性和可能性的意思，虚功和虚位移分别意为可能做的功和可能发生的位移。
虚拟的第二种理解是"实质上的"和"实际的"。通用的《牛津高阶英语学习词典》(oald)中对"虚拟的"（virtual）的一词的解释是：实质上的，但尚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得承认。在计算机技术中的虚拟存储器、虚拟服务器和企业管理中的虚拟组织等语汇中，"虚拟的"意味着"虽然是无形或非正式的，但在功能上相当于……"。
虚拟的第三种理解是"好像是，但毕竟不是"。这种理解实际上与第二种十分接近，但与第二种理解所强调的地方略有不同，它强调的是虚拟的事物和过程与被虚拟的原型的差异，而前者则突出虚拟物和过程与原型的类似性和替代性关系。
虚拟实在中的虚拟的涵义包括上述三种，而且随着主体的情境不同而变化。首先，当人们在局外思考虚拟实在时，虚拟实在的"虚拟"多为第三种涵义：虚拟实在是计算机仿真和感觉共同创造出来的实在，而不是真正的实在。其次，当虚拟实在的使用者沉浸于虚拟实在之中时，虚拟实在的"虚拟"可能演变为第二种涵义：虚拟实在在感觉上跟真实的实在是一样的。其三，当虚拟实在中的使用者通过虚拟实在研究和反思真实实在时，虚拟实在的"虚拟"进一步发展为第一种涵义：虚拟实在是可能的真实实在。
从第三种涵义到第二种涵义的演变，表明虚拟实在可能导致各种实在的混淆。对此，ph.凯奥指出：
"虚拟图象没有一处是一目了然的。在它们存在的某一特定时刻，它们确实通过一个视准仪或虚像显示器出现在你的屏幕或视网膜上，但此时出现的图象，只是还在不断变化的图象中的一个。虚拟图象不但潜伏在原型中，而且还潜伏在你可以与这个原型不断进行的相互影响中。而原型本身也要不断变化。这是一种可怕的杂交，在人类制作图象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种情况。"[xiii]
无疑，这会令许多人文主义者担忧：真实与虚拟、数字与模拟混合在一起，原型将越来越难以辨认，人们将无法弄清自己看到的是什么。
第一种涵义似乎意味着一种反向的趋势：既然虚拟实在是可能的真实实在，就可以用虚拟实在来认知真实实在。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从地图到雷达、从原子理论到黎曼几何实质上都是某种虚拟。实际上，虚拟实在已经成为复杂性研究的一种有力工具。例如，利用分形几何生成的虚拟实在可以模拟山脉、树和云彩的脉络、分枝与变形，蛋白质的可能性构造也可以用虚拟实在来探索。然而，这种虚拟实在仍然只是一种数学的模拟，即便假定理论无误，也只能在可以用数字表示和精确计量的情况下才能把握真实，它们与真实实在之间仍然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
由此会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精致的数学模型不再只模仿真实实在，而且还会通过计算生成不依赖原型的超真实的虚拟实在。这种超真实可能通过对真实形状的拓扑变形获得，例如，可以将反映一个人外貌特征的参数通过拓扑变换而获得他的几个子虚乌有的兄弟的虚拟形象，甚至使之活动起来。同时，超真实还可以生成纯粹虚构的实在，例如，某科幻小说中的外星人可以成为虚拟实在的"原型"，人们甚至可以评价这些"外星人"的"逼真性"。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到虚拟实在可能导致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境：真实实在与虚拟实在之间的界限模糊化，不依赖于原型的虚拟实在成为一种自我指涉实体，虚拟实在成为一种超真实实在；本来用以再现真实实在的虚拟实在变得比真实实在还真实，词与物、能指与所指的再现关系不再有效。对此情境的探讨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微观经验分析，即从主体认知的角度分析虚拟实在的沉浸体验；其二是宏观的社会文化透视，即从晚近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特征入手，进一步反思虚拟实在的文化哲学意涵。
二、虚拟实在的沉浸体验
沉浸于虚拟实在是一种全新的认知体验，其最重要的特点是，使用者对经验世界的感觉和认知的界限淡化。这种界限淡化的主要表现有二。其一是身体感觉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主体的主要内涵不再仅是心灵的认知和基于心灵认知的理性实践，这一变化使身体成为主体的一个重要内涵，由此导致了"身体－主体"的出现。其二，使用者沉浸于虚拟实在时，知觉与幻觉是合一的，构成了真实实在中所没有的"知觉－幻觉"感知模式。在对此二点进行微观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讲进一步指出，沉浸于虚拟实在中的行为的实质是"我向幻觉行为"，本质上具有显见的沉溺倾向。最后，我们将探讨一种未来的可能情境：由虚拟与真实混杂而出现的智能环境，并由此将讨论从认知经验层面引向文化和哲学等更为宽阔和深远的视界与景深。
1． 虚拟实在中的"身体－主体"
近代西方唯理论大师笛卡尔将感性的身体与理性的心灵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并以身心二元论作为科学的基础。在笛卡尔看来，身体的知觉是不可靠的，惟有理性的心灵才能揭示世界的本质。他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曾指出：
"现在我要闭上眼睛，堵上耳朵，脱离开我的一切感官，我甚至要把一切物体性的东西的影像都从我的思维里排除出去，或者至少（因为那是不太可能的）我要把它们看做是假的；这样一来，由于我仅仅和我自己打交道，仅仅考虑我的内部，我要试着进一步认识我自己，对我自己进一步亲热起来。"[xiv]
然而，虚拟实在的出现，给笛卡尔设定的身体与心灵的关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虚拟实在就是感性知觉实在。因此，在有关虚拟实在的哲学问题的讨论中，很多人认为虚拟实在所表明的是一种反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立场。j.d.bolter指出：
"依照笛卡尔的观点，由影像是不能获得真知的，故通过虚拟实在的头盔上的目镜也无法获得真知。然而，虚拟实在用事实推翻了笛卡尔的这个观点。通过使用者在影像中的漫步，所有抽象的东西都变成了一系列具体的可视物……虚拟实在的目的不是寻求理性的确定性，而是使个体获得随影像变换而移情的能力。"[xv]
在为迈克尔·海姆的《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一书写的序言中，克鲁格（m.w.krueger）则直接谈到了身体的重要性的凸现：
"虚拟实在在以一种更加基本的方式改变着我们与信息的关系。它是第一种让人主动利用身体来搜寻知识的智能技术。这是否意味着抽象的符号的死亡以及坐姿智力的消失呢？我们是否将要发明出新式的三维色彩加动画的符号来与我们进行交互作用，而不是被动地等待让我们去阅读它们呢？这种心与身的再结合会不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智能？"[xvi]
虚拟实在的实践表明，当使用者沉浸于虚拟实在之中时，身体的感性知觉的作用无疑显得较真实实在中更为重要，人与虚拟环境的关系不再以理性认知为主，而主要是感性知觉关系；而所谓沉浸就是使人只停留在感性知觉层面，不加反思地将虚拟实在作为行为的对象和环境。为了理解身体的凸现对虚拟实在中人的行为的影响，我们借用一个现代哲学概念──"身体－主体"来对其加以分析。
最早提出"身体－主体"（body-subject）这一概念的哲学家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他希望通过这一概念，克服笛卡尔以来的身心二元论。
他所欲表明的是，应该将心灵的根源放在身体之中，放在世界之中，即身体和主体是同一个实在。他认为，身体既是显现的主体，又是被显现的对象；既是存在着、经验着的现象，又是现象发生的场所。人通过"身体－主体"向身体以外的空间的扩展而形成其意识的背景──知觉世界。他说，身体不像其他事物那样在空间之中，身体既不在空间之内，又不在空间之外包围空间，身体之于空间犹如手伸向工具一样。"身体－主体"的这种延伸就是知觉。与此同时，他把世界说成是有生命的身体，把知觉联系身体－主体和世界的过程说成是"世界的肉身化"（incarnation）：一方面，知觉对外物的直接接触使身体－主体外在化；另一方面，外物向知觉的显现，意味着世界的内在化。[xvii]由此，梅洛－庞蒂强调，世界就是我所感知的那个东西，知觉世界始终是一切理性、价值和存在的先行的基础。
无疑，从真实实在的角度来看，梅洛－庞蒂对知觉的基础性的过分强调是有失偏颇的，但对本身就是以知觉为基础的虚拟实在却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我们可以看到，在虚拟实在中，沉浸即意味着主体对身体知觉的完全依赖性，同时，由于虚拟实在实质上是为人所控制的实在，故所谓"世界肉身化"的隐喻也是不言而喻的。换言之，人在虚拟实在中的行为方式是以感性知觉为主的。在体现、解释学、他性和背景等四种关系中，体现相当于知觉的延伸；解释学意味着认识的具体化和知觉化；他性关系反映出虚拟实在在知觉层面上的可控性；背景关系则说明了虚拟实在与身体－主体在知觉层面的统一。沉浸于虚拟实在中的时候，"世界就是我所感知的那个东西"这一命题是成立的，虚拟实在就是一个人类知觉现象研究的试验室。
值得指出的是，在虚拟实在中，世界之所以就是我所感知的那个世界，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在于知觉的人工化：头盔和目镜使得使用者的视界完全人工化；数据手套和数据服等则使人的其它知觉也完全人工化。从某种角度来讲，正是身体知觉的人工化，使身体所感知的实际上是经过了预处理的虚拟的影像和感觉，是预先建构好的世界在人工知觉中的展开。
2．"知觉－幻觉"感知模式
在虚拟实在中，人对自己和世界的感知模式可称为"知觉－幻觉"模式。一方面，身体的感官分明还在发挥作用，能接受各种可感觉的信息；另一方面，身体对自身的直接知觉被完全屏蔽，人只能通过想像整合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感觉，所获得的是没有真实性保障的知觉。这种知觉同时具有知觉和幻觉的性质，我们可称之为"知觉－幻觉"。
"知觉－幻觉"感知模式表明，在虚拟实在中，知觉与幻觉的界限是模糊的，或者说虚拟实在的建构就是一个使虚拟幻觉变得像真实知觉的过程。许多亲身经历过虚拟实在的人都有这种体会。柏雷（eric bailey）在《每日电信报》（daily telegraph）上载文介绍他第一次虚拟实在经历时指出，那是一种感知被包裹的感觉，直到你忘记还戴着一个笨拙的头盔，你是虚拟世界中只有一只手的人。他还由虚拟实在联想到赫胥黎（a.huxley）的小说《美妙的新世界》中的一种能够产生幻觉的瓶子[xviii]。
在"知觉－幻觉"感知模式下，人对身体本身的感受也介于知觉和幻觉之间。在虚拟实在中，原来的身体可以变形为他人和他物，甚至被放逐："你无需身体；你可以拥有飘浮的视界。你可以是顶帽子，是把茶壶；你还可以随着歌曲的旋律摇来摆去。你可以是一颗雨滴或河流中的一滴水；你可以是你所欲体验的任何东西。你能以某个物体的视角看世界，也可以拥有他人的视界。"[xix]这表明，"知觉－幻觉"模式中的参与感知的"身体"是可变换的，是一个"身体"不断移情的过程，而这种移情又进一步导致了"身体的多重化"的幻觉。
"身体的多重化"表明，"知觉－幻觉"感知模式的核心是通过多重体验来形成某种通感，这与笛卡尔式的消除个别感觉因素的认知方式恰好相反。在这种方式下，记忆与理解的模式会与传统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否会如有些人说的那样转向东方的道家之类的认知方式，还不能充忙下结论。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身体多重化"的幻觉实质上是虚拟世界的拟人化，而这会强化人对世界的控制欲。
3．"我向幻觉行为"与沉溺
现在我们来分析人沉浸于虚拟实在中的行为的本质。上述微观经验分析表明，人作为"身体－主体"以"知觉－幻觉"模式来感知虚拟实在。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将看到，人沉浸于虚拟实在中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我向幻觉行为"，而这种"我向行为"的一种天然趋势便是沉溺。
"我向幻觉行为"及其问题
虚拟实在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视与可感的人工环境，它的前身可以追溯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法、照相术、电影、电视以及计算机动画等。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以某种影像模拟使观看者相信其真实性，然而，虚拟实在具有其诸多前身所没有的一个特点，即观看者能够控制虚拟的影像和人工环境，这一特点使虚拟实在能够依据使用者的意愿而展现开来。正是由于虚拟实在的可控性，人在虚拟实在中的行为对象（虚拟的人或物）完全依据行为人的意愿对人的行为作出反应，行为者成为自己行为的唯一直接在场者。因此，我们可以将人在虚拟实在中的行为称为"我向幻觉行为"。
为了分析这种"我向幻觉行为"，我们可以将其与戏剧进行类比。在戏剧中，一般存在三种"主体"：演员、角色和观众，好的戏剧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演员与角色融为一体、观众只看到角色而忘记了演员，最为精彩的表演会使得演员和观众完全进入戏剧所展现的情境之中。而实际上，在戏剧演出中，演员很难完全进入角色，观众也很难将戏剧作为完全真实的场景而忘情。如果将人进入虚拟实在中进行的活动比作戏剧，我们不难发现演员、角色和观众都完全由一人兼任。这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种情况：
（1）"我"在虚拟实在中感受"他人"或"他物"。"我"（观众）通过目镜看见或传感器感知"我"（演员）作为"他人"或"他物"（角色）进行活动；
（2）"我"在虚拟实在中寻求新经历。"我"（观众）通过目镜看见或传感器感知"我自己"（演员与角色合一）进行某种活动。其中所涉及到的"我"或"他人"与"他物"实际上是同一个感知与认知合一的"身体－主体"，只不过各有侧重。
在两种情况下，作为观众的"我"侧重于对自身的直接知觉被屏蔽了的身体。在第一种情况中，作为演员的"我"侧重于自我认同，作为"角色"的"他人"侧重将自己想像为他人。在第二种情况中，作为演员与角色合一的"我"也侧重于自我认同。由此可见，人在虚拟实在中的"我向幻觉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欣赏的自我表演，而虚拟实在则通过输入感知模拟道具和布景，最终使虚拟实在中的行为者"入戏"。
针对虚拟实在中的"我向幻觉行为"，关注伦理问题的人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是行为责任。虽然这种行为看似一种无责任行为，但仍然无法回避行为责任这一严肃的问题。其一，特别使人关注的是对一些极端行为的模拟，如屠杀、破坏、强暴甚至谋杀等，在虚拟实在中似乎是无害的，但是这些行为是正当的吗？它们完全没有不良后果吗？由于它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使行为者对暴力行为习以为常，进而形成一些不良的心理，一个容易忽视的伦理问题便被揭示了出来：每个人应该对其行为对自己造成的后果负责任，即承担自我责任。其二，虚拟实在中的"我向幻觉行为"有一种反文化的倾向，许多人希望独自沉溺于"我向的幻觉行为"之中，而回避对社会责任的承担。
其次，"我向幻觉行为"具有在潜在的唯我主义倾向。虚拟实在中，人们可以依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遇到不合心意的时候，可以中止活动或修改程序。由于虚拟实在的仿真效果，会形成明显的移情效应，即习惯了这种行为方式的人，在真实社会生活中也会要求一切以其意志为转移。无疑，这种行为方式不利于现代利益与价值多元社会的整合。以上两个方面的伦理－心理考量有一定的道理，不论其是否属于过虑，随着虚拟实在行为的普及，人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在虚实之间如何转换其行为方式和心理模式，尽可能地避免由于虚实不分而造成的不良后果。
沉溺：时间内在化
对于心理控制能力较弱的个体，虚拟实在中的"我向幻觉行为"容易导致一种极端的行为──沉溺。
虚拟实在中的沉溺其实是由时间相对化和内在化造成的。所谓时间相对化，即指当个体沉浸于虚拟实在中时，原有的真实实在中的时间提示物消失了，绝对的时间标准不复存在，只好根据一些虚拟实在的时间提示来形成时间感，但是这些时间提示本身是虚构的，故可依据的时间提示物完全相对化，虚拟时间也随之相对化。
时间的相对化又进一步导致了时间的内在化，即个体的内在时间感成为唯一的时间标准，而这种内在时间感在很大程度上受心理关注程度的左右。时间的相对化和内在化使虚拟实在中的个体不再受到严格的统一时间标准的制约。当个体进行十分投入的行为时，个体感知的内在时间的流逝变慢，甚至会忘却时间的流逝。正是在这个时候，沉溺就发生了。这种沉溺较一般的沉溺更深，它不仅仅是个体旨趣层面的沉溺，还以对时间感的直接消解使个体对其沉溺行为浑然不觉。
沉溺现象随着虚拟实在的发展而变得日益普遍，人们必然得学会适应在沉溺与清醒之间的时间转换。沉溺的两面性也由此显现了出来。一方面，沉溺使个体可以脱离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刻板时间，依照自己的旨趣消磨生命；另一方面，沉溺最终无法替代真实实在中的绝对外在时间，从沉溺中出来的个体，在进入真实实在时会产生一种时间幻灭感。显然，这两个方面的联合刺激，会使沉溺可能有的积极意义很难发挥出来，而意志薄弱者最终完全陷入虚拟实在不能自拔：沉溺者对虚拟实在愈来愈痴迷，同时，逃避真实实在的意趋也变得日渐强烈。
4．智能环境：虚拟与真实的混杂
mit建筑与设计系主任威廉.j.米切尔在《比特之城》中指出，未来人们将成为电子公民，未来的城市将是数字化的空间，人类将为自己构筑起一个全新的比特圈：
"对于设计者和规划者来说，21世纪的任务是建设比特圈（bitsphere）--一个世界范围的电子中介环境，网络扩散到每一个角落，在其中的大多数造物（从毫微米到全球的各个层次上）都具有智能和电信能力。它将覆盖并最终取代人类已在其间浸淫甚久的农业和工业景观。"[xx]
这一进程无疑已经开始，其未来主要发展路向是智能化，而虚拟实在将智能化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但所谓新的比特圈不应该是虚拟对真实的替代，而应该是一种叠加。对此，maro novak提出了由虚拟与真实的混杂构建智能环境（intelligence environment）的构想[xxi]。他认为，技术的一般发展要经历适应（accommodation）、拓展(extension)和自动化(autonomy)三个阶段，人的意愿无疑是这一发展轨迹的决定因素。由此，虚拟实在不单是一种感觉的实在，而进一步与真实实在一起融会为一种能够及时依照人的意愿作出反应的智能化的混杂（hybrid）实在,即智能环境。
当混杂实在/智能环境成为我们的生活环境以后，沉浸于其中的人们对于外界环境的体验无疑与真实环境或虚拟环境有极大的不同。可以预见，会有一天，当你准备睡觉的时候，被子会自动盖上（如果那时候还有被子）。果真如此，人们的行为经验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可忧虑也随之而来：智能环境对直接经验的越俎代庖将消解人的基本行为能力。
早在1928年，佛斯特(e.m.forster)就曾以技术中介化的世界为主题写了一部名为《机器停下来了》（the machine stops）的科幻小说，我们不妨由这个故事思考一下沉浸于智能环境可能导致的问题：
在一间像蜂巢般的六角形房间里，住着一位名叫法西蒂(vashti)的女士，她通过电话购物、点餐，给一群她看得见也听得见的观众讲课，可是从不离开房间。在她的生活中，"自然"被移走了。每天，"她把房间弄暗，睡觉；她醒来，把房间弄亮；她用餐，和朋友交换意见，听音乐，上课；她把房间弄暗，睡觉。"
一天，她的儿子古诺"来到"这个自我封闭的房间，他的影像呈现在一块蓝色的电视屏般的面板上。他生性叛逆、不满现状，住在南半球的一个类似的房间里。他说："你来看我好吗？"开始，法西蒂没听明白："我看得见你呀。"古诺说："虽然我可以在面板上看见长得像你的东西，可是我没有看见你。"他明确地要求："你来找我，让我们面对面聊一聊我心中的梦想。"尽管法西蒂知道会遭遇"直接经验的恐怖"，她还是同意了。
旅途上，法西蒂痛苦地经历了许多未加控制的事情：法西蒂在飞机上绊了一跤，空中小姐出于条件反射，伸手扶了她一下，但很快就意识到人们不再相互碰触，立刻向法西蒂道歉；另外，有一个人突然将一本书掉在了走道上，由于走道没有被机械化，不能把书检起来，这引起了所有乘客的不安。古诺见到了母亲，并谈到了自己罪过。他承认他曾从机器里往上爬，看到了真实的夜晚。他争辩到："我们说空间已然化为虚无，但真正被化为虚无的不是空间，而是我们对空间的感觉。我们因此失去了属于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年轻、激进、好奇的古诺，想要找回物理世界。他说："人就是尺度，人的双脚是距离的尺度，他的手是拥有的尺度，他的身体更是所有可爱、可欲和强壮的事物的尺度。"由此揭示出人机冲突的实质：我们人类的每一个成员终会死去，而机器会实实在在地活下去；我们制造机器的目的是为了让它执行我们的意愿，我们难道甘心让自己服从于它？
法西蒂被这些反叛的想法吓呆了，但只能让儿子自己去面对命运，因为她知道机器对这种通过隔代遗传的想法无能为力。短暂的中断之后，她回到了她的蜂窝--机器襁褓之中。小说的结局与《圣经》的启示录类似，作为世界替代品的机器突然地停了下来……
智能环境和混杂实在使虚拟实在与真实实在的界限消逝成为"既定事实"。由此，在"好"的智能环境中，混杂实在实现了虚拟与真实的无缝联结。从认知层面看，这将使得笛卡尔意味的"心灵－主体"和梅洛－庞帝意味"身体－主体"出现合一的趋势吗？这将使"知觉－幻觉"感知模式与理性认知模式取得相同的地位吗？这将使"我向幻觉行为"变得无害并因此取得合法性吗？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现在无疑为时过早。更进一层次的问题则是，人们可能使所有的由欲念发出的想象和幻觉与真实实在实现无缝联结吗？如果说虚拟实在即智能化的混杂实在必须依靠理性的计算，存在如此完备的理性吗？如果没有绝对完备的理性认知，而人们又经受不住智能环境的诱惑（地板上随时可以伸出的"小手"？），人们会选择次优的理性认知吗？如何判断不同理性认知的优劣呢？谁来作判断？通过什么程序作出判断？判断的程序何以产生？……
佛斯特的预见不一定会出现，但由虚拟实在与真实实在的混杂而生成的智能环境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显然，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微观的个体认知层面，而必须从文化和哲学层面方能对其加以更加全面深入的关照。
三、虚拟实在的文化哲学意涵
通过微观经验的层面考察，我们分析和讨论了使用者在虚拟实在中的沉浸体验。毋庸置疑，欲进一步理解虚拟实在这种技术－文化现象，还应该突越微观认知体验层面，从更加宏阔的社会文化视角审视其文化哲学意涵。在本节中，我们先介绍鲍德里亚对虚拟实在出现的社会文化背景──晚近资本主义文化──的分析，再述评他从表征危机的视角对虚拟实在作出的社会文化批判，最后从人、技术和世界三者的关系这一技术哲学层面对虚拟实在进行现象学反思。
1．仿真、拟象和超真实
虽然虚拟实在是一种现代技术文化现象，但其中所涉及的文化价值论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针对艺术与真实的关系，柏拉图认为诗和艺术是对物质表象的摹仿（mimesis）和复制，真实存在于理念而不在表象之中，故诗和艺术是对真实的双倍远离。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则主张，诗和艺术不仅是摹仿，而且还通过形式创新再现(representation)真实[xxii]。这些有关摹仿的讨论坚持真实原型与人为摹仿的区别，即原型是真实的、第一位的，而摹本是对真实原型的摹仿和再现，因而是从属的、第二位的。
然而，自文艺复兴之来，原型与摹仿之间的区分逐渐淡化，特别是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信息符码和仿真模型四处充斥，原型与摹仿的传统区分甚至出现了消融的趋势。为了解释这一变化，法国后现代思想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提出了符号交换理论和仿真（simulation）理论。他认为，进入人类生活世界的事物不仅是物品，也是一种符号，社会文化价值是由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决定的，人类社会活动也可以视为符号交换；而对事物和符号的摹仿就是仿真[xxiii]，摹本即仿真物（simulacrumy）。在传统社会中，符号是与种性相关联的，"在种性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没有时尚，没有社会流动，只有社会分发。在这样的社会里，符号受到禁令保护"[xxiv]。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封建秩序的解体，在符号拥有这一层面上，出现了公开竞争──符号开始被仿真。自然规律帮助人们消除了符号的神秘性，人们开始利用自然规律仿造以往被禁止拥有的东西（如天使像）。随着古典工业革命的来临，生产出了一代全新的物品，这些物品中蕴涵的符号是没有传统的，相互之间也无原物和赝品之别，而是互相转换成对方的仿真物，但它们的价值可以由其所象征的声誉和社会地位与权力来衡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完全由市场价值规律决定。鲍德里亚声称，目前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新型的仿真时代，随着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自动控制系统等技术的出现，人类的仿真能力日益强大，使仿真不再仅仅意味着对原型的摹仿，仿真物发展为没有原型的事物的摹本──拟象（又译为类像，simulacra）。此时，仿真物完全从符号化的模型中衍生出来，其价值不再由仿制品的逼真度或产品的交换决定，而取决于符号代码和代码间的关联和替换，结构价值规律取代了商品价值规律。
鉴于上述认识，鲍德里亚指出，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的文化价值经历了三个"仿真"序列：（1）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古典"时期，文化价值的主导形式是仿造（counterfeit）；（2）在工业化时代，文化价值的主导形式是生产（production）；（3）在被符码主宰的当前历史阶段，文化价值的主导形式是仿真。三种文化秩序下的拟象分别遵循自然价值规律、商品价值规律和结构价值规律。[xxv]
显然，鲍德里亚对三个序列的划分的目的并非廓清文化价值的主导形式的变迁，其讨论的重心是当前历史阶段。在他看来，由于拟象和仿真物的大规模出现，而且类型化、系列化，使得真实和原型被它们所取代，世界因而变得拟象化了。在西方晚近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们被各种信息图象、复制商品和仿真环境所包围，逐渐进入了一个由拟象与仿真所主宰的世界。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当前的时代成为一个由模型、符号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鲍德里亚描绘了从"冶金术（metallurgic）社会向符号制造术（semiurgic）社会的过渡"，在此过渡中，符号本身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并建构出一种由模型、符码和符号组成的新的社会秩序。
至此，鲍德里亚的技术决定论的旨趣暴露无遗。由于他未能揭示这个过程背后的经济理念和社会利益群体，而认定模型和符号将成为新的社会秩序的首要决定因素。所以，他认为，在拟象社会中，人们的经验完全由模型和符号建构，使模型与真实之间的差异销蚀。他借用麦克卢汉的内爆（implosion）概念宣称，在后现代世界中，形象或拟象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已经内爆，与此相联系，人们以前对"真实"的体验和真实的基础均告消失。于是"拟象不再是对某个领域、某种指涉对象或某种实体的模拟。它无需原物或实体，而是通过模型来生产真实：一种超真实（hyperreality）"[xxvi]。超真实一词的前缀超表明用模型生产出来的真实比真实还要真实。由此，真实不再单纯是一些现成之物（如自然风景），而是人工生产或再生产出的"真实"（如模拟环境），后者不是显得不真实和荒诞，而是显得比真实还真实，成为一种在"虚幻的自我相似"中被精雕细琢的真实[xxvii]。鲍德里亚指出，模型已经成为真实的决定因素，超真实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已被抹平。在他看来，迪斯尼乐园中的美国模型比真实的美国更为真实，好像美国变得越来越像迪斯尼乐园一样[xxviii]。这样一来，晚近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就成了一个完全符号化的幻像。传统的基础主义或哲学本体论中所设定的"实在"、"本质"、"真实"等概念都受到了根本的质疑，日常生活成为一个对模型加以摹仿的过程：从服饰家居到隐秘的性生活，都被"理想化"的模式所主导。
鲍德里亚有关拟象、仿真和超真实的论述是激进的。他认为，从今以后，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完全真实的东西──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以及经济的──都将带上超真实主义（hyperrealism）的拟象特征，真实实在会完全消失在影像和符号的迷雾之中。这显然不是对晚近资本主义的全面中肯的评价，但它又确实揭示了晚近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的一些特征。仿真、拟象和超真实等晚近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表明，虚拟实在的出现既不是单纯技术发展的结果，也不是一种孤立现象，而是整个晚近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一个方面。实际上，鲍德里亚希望揭示的是，晚近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发展已经面临一种深刻的危机，即表征危机，并由此展开对虚拟的文化批判。
2．表征危机和对虚拟的文化批判
超真实主义的出现，反映了晚近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表征危机。所谓表征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就是指仿真与拟象的出现，使原型与摹本之间的再现关系完全失效，仿真物与拟象除了表现自己，在现实中毫无根据和所指。这种表征危机不仅表现为仿真与拟象以虚假替代真实、以空洞替代实在，而更具破坏力的是真实的对立面的消失，这使得对表征的所有理性解释与批判都从根本上遭到了拒斥。以传媒为例，传统的媒介往往标榜为再现真实的镜子，但现在却用以制造比真实还要真实（realer-than-real）的信息与意象，真实的历史事件反而成为次要的了。因此，鲍德里亚为表征危机描述的前景极其黯淡："信息将意义和社会消解为一种云雾弥漫、难以辨认的状态，由此所导致的绝不是创新的过剩，而是与此相反的全面的熵增。"[xxix]
鲍德里亚在对拟象、仿真和超真实的分析之后，进一步转向对形而上学的思考。在《宿命的策略》中，他提出了所谓"后现代的形而上学"。他认为，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都是主张主体优先于客体的主体性形而上学，但随着后现代的来临，主体丧失了对客体的控制权，作为大众、信息、媒体和商品的"客体"，形成了一股仿真的流变，它们摆脱了主体的控制，不断地超越界限，"诱惑"主体去"创新"和"仿真"。他极端悲观地指出，在新的高科技社会中，客体已经取代了主体的地位，并主宰了不幸的主体，主体的唯一出路是向客体世界投降，学习客体的计谋和策略，根本放弃对客体的主宰[xxx]。
回过头来看虚拟实在，如果沿着鲍德里亚的思路，我们似乎不难在拟象与仿真和符号制造术中找到其位置，还可以从沉浸于虚拟实在这一现象推出虚拟实在吞噬真实实在的命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推论并非偶然，这是因为鲍德里亚在思考仿真和拟象时所用的主要思想素材就是实时控制和虚拟实在等信息技术，而且还用虚拟技术来概括信息技术、生命科技等新技术的实质。在1995年的新作《完美的罪行》中，他对虚拟技术和虚拟实在进行了许多论述。他认为，虚拟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客体、个人和情境都成为一种虚拟的’制成品’（ready-made）"[xxxi]，虚拟的社会现实正在发展为一种"完美的罪行"。"影像不再能让人想像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影像也不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其虚拟的实在。"[xxxii]他运用新技术的隐喻来定义虚拟实在，指出虚拟实在就是高清晰度地克隆实在。于是，虚拟就有了高清晰度的意味并被推而广之为虚拟系列：影像的虚拟（虚拟实在）、音乐的虚拟（高保真）、性的虚拟（春宫）、思维的虚拟（人工智能）、语言的虚拟（数字语言）、身体的虚拟（遗传基因与染色体组）。这样一来，虚拟实在就成了广义的虚拟系列中的一部分。同时，鲍德里亚还注意到了与虚拟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概念──实时，并指出实时的实质是：在信息中，事件及其复制品的瞬时接近。他不无反讽地指出："在实时尽情放纵地生活吧──直接在屏幕上生活和受苦吧。在实时思索吧──你们的思维直接被电子计算机译成电码。在实时干你们的革命吧──不是在大街上，而是在录音室里。在实时体验你们的爱情吧──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都有录像。在实时深入了解你们的身体吧──体内视频检查、你们的血液流动、你们自己的内脏，就像在你们里面一样。"[xxxiii]而虚拟与实时的结合，正在使人们对世界丰富的想像力（鲍德里亚称其为幻觉）耗尽，把世界引向终结："如同对影像的幻觉在虚拟的实在中消失，对身体的幻觉在其遗传说明的文字中消失，对世界的幻觉在其技术赝像中消失一样，在人工智能中这样消失的是世界（超）自然的智能……"[xxxiv]
鲍德里亚对虚拟实在的批判有较为深刻的一面：虚拟实在使想像具体化而破坏了主体的对实在的丰富的想像力，即虚拟实在使主体按照程序的预处理去认知实在，这会使主体自身的认知能力和想像力退化。但是，由于鲍德里亚仅仅看到了"客体"的作用，而忽视了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没有看到主体对实在与虚拟实在的辨别能力。因此，虽然鲍德里亚对晚近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有较为深刻的描述，但其形而上学层面的结论却是荒谬的。简单地讲，在现象上，鲍德里亚所揭示的表征危机与批判理论批判的"物化"和"异化"有相似之处，但他却用客体对主体的主宰将"物化"这一现象莫名其妙地消除了：拟人化的客体的诡计替代了"物化"背后的社会经济利益和生产关系。在《后现论》一书中，美国左派批评家凯尔拉和贝斯特批评了鲍德里亚理论的腐蚀性："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中的神秘拜物教特征──在这种商品拜物教中，客体的价值仿佛是客体本身所固有的，而不是剥削性社会关系的产物，不是榨取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结果。一个世纪后的今天，鲍德里亚却将自己打扮成一名客体世界里的超级拜物教徒。他忠实地实现着资本主义梦寐以求的目标──颠倒主客体之间的地位。鲍德里亚给客体赋予了自主的权力，这样它们就可以独立于社会生产关系而运转。"[xxxv]
3．对虚拟实在的技术哲学反思
那么，应该如何全面理解虚拟实在的文化意涵呢？抽象地讲，虚拟实在所获得的就是鲍德里亚所称的拟象和仿真，是一种用符号制造拟象世界的技术。但实际上，鲍德里亚将世界完全还原为符号的诠释方式是片面的，正是由于那些无法用符号还原的方面──主体的创造欲和自由意志──被过滤掉了，鲍德里亚所获得的只是某种"片面的深刻"。拟象与仿真隐喻的问题在于，将虚拟实在视为一种自主的与人无关的技术赝象，而未将虚拟实在理解为一个设计者、使用者、技术因素和文化暗示的共同建构过程，要全面理解虚拟实在，还须在人、技术和世界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技术哲学层面进行思考。
技术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将人、技术和世界的关系概括为四种：体现（embodiment）关系、解释学（hermeneutic）关系，他性（alterity）关系和背景（background）关系[xxxvi]，如果从这四个方面思考人、虚拟实在和世界三者的关系，我们可以较拟象和仿真之类的技术决定论的视角更进一步地理解虚拟实在。
（1）体现关系。所谓体现关系，是指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体现或包容在人的活动之中，即技术成为人的某方面能力（躯体）的一种延伸，在某种程度上与人合为一体。在这种情况下，技术是一种"透明"的工具，例如，人通过眼镜看世界、透过显微镜观察细胞。实际上，许多虚拟实在是对真实实在的透视，而不是替代，虚拟实在如同眼镜、显微镜等一样使世界得到体现（embodiment）。当人们使用虚拟实在进行外科手术时，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虚拟的实在不仅是独立存在的拟象和仿真，而且还与真实实在同在并发生相互作用；另一方面，主体可以明确区分虚拟实在与真实实在。例如，在利用虚拟实在辅助技术进行外科手术时，采用ct扫描数据合成的虚拟内脏结构就需要不断地由原型校对修正，操作者在使两者形成映射式的关联时，无疑是能够区分虚拟实在与真实实在的。
（2）解释学关系。在解释学关系中，技术不是像体现关系中那样，帮助人们直面世界，而是对世界作出抽象的解释。例如，用望远镜看远方是体现关系，而通过地图找一个地方就是解释学关系。此时，人是通过绘图技术使用的抽象的符号去面对世界的，技术所显示出的不是体现关系中的躯体的延伸，而是一种语言的延伸。在解释学关系中，世界先被技术转换成一种文本，然后再由人去解读。人、虚拟实在和世界三者的关系有时也是一种解释学关系。例如，在科学家运用虚拟实在建构dna模型、蛋白质分子模型等可感知的理论模型时，就存在解释学的关系。当人们进入描述蛋白质构造的虚拟实在时，他们所看到的不是对真实实在的直接的拟象，而是波普尔的世界3中的客观知识的具体化模型，需要一定的知识背景和规则才能加以理解和诠释。换言之，此时的虚拟实在是对真实实在的解释，因而不会与真实实在混同：人们可以借助理论模型的虚拟实在进一步研究真实实在，但总不至于将研究目的定位于解释虚拟实在本身，那就成了解释的循环了。
（3）他性关系。他性关系源于人对于"自动化"的追求，其初衷是人希望制造出一个不仅体现人的意志，而且能够替代人的作用的替代物，即人们希望技术代替他们去与世界发生关系。在前面两种关系中，人们致力于使技术的力量纳于"我"的力量之中；而在他性关系中，人们反过来将自己的意愿和力量投射到技术替代物之中。值得指出的是，在他性关系中，世界是"我"可以控制（输入指令即可获得输出，并能用反馈调适）的世界，或者说是属于"我"的意愿的世界。当人沉浸于虚拟实在之中的时候，他性关系就显现出来了：虚拟实在可以根据人的行为动态地展现在人的视野之中，让人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它们还可以是反常（违反因果律和自然规律）的，甚至随人的意愿所动。此时，虚拟实在既是"我"的替代物，又是"我"的意愿中的世界，其实质是"我"的意志的循环。在这种关系中，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可控性。例如，在虚拟实在中发生虚拟性关系时，参与者的对象与其说是虚拟实在，毋宁说是参与者的性幻想的具体化，而这种性幻想又不同于性梦，其对象是可控的。此时，可能的"异化"出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虚拟实在中的"我"习惯了对"他"的完全控制，这会使主体的权力意志得到膨胀，而影响到日常生活中对待他人和他物的态度；另一方面，"我"的潜意识又希望"他"是真的，便依据日常经验欺骗自己，将虚拟实在假想为具有某种自主性的"他"。由此可见，虚拟实在不仅是鲍德里亚所揭示的"客体的诡计"，同时也体现了主体的权力意志，其"异化"不仅来自客体的"诱惑"，更源于主体的控制世界的欲望。
（4）背景关系。当人们生活环境中的技术成为习以为常的生存背景的时候，就出现了人与技术的第四种关系：背景关系。建筑物、天然气、家具、电话、电视、电脑等使人在其中（海德格尔称为"在世界中存在"）的技术，构成了一个特殊的世界──"技术茧"，使人由此而能够相对地独立于"技术茧"之外的世界而生活。背景关系表明，技术已经部分地融合到我们的生存之中，成为我们生存的背景，昭示着我们的生存状态及其流变。在背景关系中，人、技术和世界之间的罅隙消失了，技术成为人性的一部分，成为世界的工艺结构。就虚拟实在而言，在两种情况下可能发生背景关系。其一，当人沉浸于虚拟实在中时，虚拟实在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生活环境，对于处于其中的人来说，虚拟实在就是一个典型的"技术茧"。由于虚拟实在的"清晰度"再高，也难以与真实实在混同，故对于虚拟情境中的人来说，虚拟实在不仅仅是真实实在的拟象，实际上更意味着实在的一种新形式：它为人们构建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新环境和新世界，人们沉浸于虚拟实在之中，过前所未有的新生活。其二，如果不是过于保守，我们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前景是，虚拟实在将成为人类生活环境和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个前景中，虚拟实在与真实实在是互补融合的关系，而不是替代和被替代的关系。
透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虚拟实在的文化意义绝不仅是鲍德里亚所揭示的表征危机，而拥有更为丰富的文化意蕴。它向人们显现的是多个文化向度：体现关系表明，虚拟实在是人类知觉的延伸，它使人所感知的世界更宽广、更具纵深感；解释学关系表明，虚拟实在是人的认知的延伸，它使人能够具体地省察人所理解的世界；他性关系表明，虚拟实在是人的欲望的投射物，它使人得以体味主体在人所欲求的世界中的生活；背景关系表明，虚拟实在既可能形成相对独立的生活世界，也可能与真实实在共存而拓展生活世界，它昭示了人与技术共在的可能性，即人所建构的世界将随人的实践进程而不断延拓。因此，虚拟实在以及广义的虚拟技术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诸世界──人所感知、理解、欲求和建构的世界──的新发展，而不是客体战胜主体的最后一道堑壕。
[i] 马克·史洛卡著：《虚拟入侵》，远流出版公司，台北，1998年。
[ii] 约翰·l·卡斯蒂著：《虚实世界：计算机仿真如何改变科学的疆域》，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第217－222页。
[iii] andrew calcutt (1999), white noise: an a－z of the contradiction in cyberculture.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inc. p131.
[iv] lance strate, ronald jacobson, stephanie b. gibson. (ed.) (1996) communication and cyberspace: social interaction in an electronic environment. cresskill, new jersey: hampton press, inc. p86.
[v] [美] 詹姆斯.特拉菲尔，未来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252。
[vi] 迈克尔·海姆著：金吾伦、刘钢译：《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第111－119页。
[vii] r.霍伊卡著：《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第70页。
[viii] 马克·第亚尼著：《非物质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第244页。
[ix] 依据法国社会学家卡隆（m.callon）和拉图尔（b.latour）的操作子网络方法（actor-network）方法，技术并非单纯的同质要素的组合，而是由人、技术、文化等各种异质性的要素互动混合和联接而成的网络。参见，m.callon, society in the making: the study of technology as a tool for sociological analysis, in w. e. bijker, t . p. hughes, and t. j. pinch(ed.)(198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system. cambridge: mit press,1987. p83-106.
[x] r.舍普等著：《技术帝国》，三联书店，1999。第98页。
[xi] 参见，勒内·贝尔内著：《欢腾和虚拟：复杂性是升天还是入地？》，载《第欧根尼》，1997（2）。第23－45页。
[xii] 赵敦华著：《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95页。
[xiii] r.舍普等著：《技术帝国》，三联书店，1999。第99－100页
[xiv] 笛卡尔著：《第一哲学沉思集》，商务印书馆，1996。第33页。
[xv] lance strate, ronald jacobson, stephanie b. gibson. (ed.) (1996) communication and cyberspace: social interaction in an electronic environment. cresskill, new jersey: hampton press, inc.p115.
[xvi] 迈克尔·海姆著：金吾伦、刘钢译：《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序言。
[xvii] 赵敦华著：《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214－216页。
[xviii] andrew calcutt (1999), white noise: an a－z of the contradiction in cyberculture.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inc. p132.
[xix] lance strate, ronald jacobson, stephanie b. gibson. (ed.) (1996) communication and cyberspace: social interaction in an electronic environment. cresskill, new jersey: hampton press, inc.p116.
[xx] [美] 威廉.j.米切尔，比特之城，三联书店，1999年。167。
[xxi] peter droege, (ed.) intelligent environment,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b.v.1997.p386-419.
[xxii] 赵一凡著：《欧美新学赏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170页。
[xxiii] 在鲍德里亚的文章中，仿真和拟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仿真意指的摹仿，包括仿造、生产和狭义的仿真等；在广义的上仿真物即广义的拟像；狭义的仿真则指超真实的再现，其仿真物为狭义的拟像。在本文中，仿真根据语境取广义和狭义，拟像则只取狭义。
[xxiv] 让·鲍德里亚著：《象征交换与死亡》，载汪民安等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第317页。
[xxv] 让·鲍德里亚著：《象征交换与死亡》，载汪民安等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第302－328页。
[xxvi] jean baudrillard: simulations. new york: semiotext(e),1983.p2.
[xxvii] ibid.p.23.
[xxviii] ibid.p.25.
[xxix] jean baudrillard: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new york: semiotext(e),1983.p100.
[xxx] 道格拉斯·凯尔拉，斯蒂文·贝斯特著：《后现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143－189页。
[xxxi] 让·博德里亚尔著：《完美的罪行》，商务印书馆，2000。第31页。
[xxxii] 同上。第8页。
[xxxiii] 让·博德里亚尔著：《完美的罪行》，商务印书馆，2000。第28－29页。
[xxxiv] 同上。第35页。
【关键词】 医院；虚拟化；经营理念
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正从根本上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借助于信息技术手段，信息、知识和技术的交流与获取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不仅仅表现为方便与快捷。由此所导致新的观念、模式和方法不断涌现，使得一切传统的观念、模式和方法受到严重的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信息技术带来的“虚拟化”。在虚拟化概念的引导下，出现了虚拟社区、虚拟社会、虚拟学校、虚拟企业、虚拟医院、虚拟组织等一系列虚拟化的形式。因此，研究虚拟化及其相关问题成为信息技术和管理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和热点问题。
1 企业的虚拟化经营
目前，对于虚拟化经营的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但有一点是不能回避的，即虚拟化经营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并且，虚拟化经营作为一种战略手段，已经被很多企业成功运用。比如说Nike公司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通过虚拟化经营，取得了同时代、同类型的其他企业不可比拟的发展速度与业绩。许多像Dell这样的国际知名的大公司，有很多是在近一、二十年的时间内迅速成长起来的，在很多方面甚至超过了传统的产业巨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虚拟化经营模式的成功运用。如果没有虚拟化的经营战略，企业还是继续采取原有的经营模式，新生的企业还是走那些已经成功企业的老路，那就很难，甚至是不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这些具有绝对竞争优势的企业，如果有可能，那也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虚拟化经营不是“乌托邦”式的新名词，也不是理论与技术研究的副产品，它自身的确具有非常丰富的实践内涵，这就是所谓信息技术带来的革命，是信息化条件下企业经营与管理变革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虚拟化经营方式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信息技术不断成熟与发展的今天，整个社会的信息化水平越来越高，虚拟化经营成为每个组织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个问题面前，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因为，这就是今天组织环境的一部分。
由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自然灾害和突发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与频率在不断增加。比如我国刚刚经历的SARS危机，已经完全超出了公共卫生事件的范畴，成为影响广泛的社会问题。全球范围内恐怖事件的不断增加，这些因素都使得企业和组织等所处的外部环境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与传统组织形式相比，当这些突发事件出现的时候，虚拟化经营对于提高企业的适应性，降低突发事件带来的不利影响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非典”流行期，一些企业就是运用网络，采用虚拟组织的形式，实现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最大限度地弱化了“非典”带来的不利影响，“非典”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对虚拟化经营的认识水平。
尽管虚拟化经营已经存在，并且在不断发展，但是，对虚拟化经营的理论研究却是非常滞后的，并且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虚拟化经营策略应用的重要因素。加快虚拟化经营的理论研究，建立关于虚拟化经营的一般结论，已是当务之急。
2 虚拟化经营的本质
信息化是一种趋势，这已经形成了的共识，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相应地，关于虚拟化经营的理论研究已经成为管理科学中的一个热点。
美国NIIIP（national industri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protocols）关于虚拟企业的研究项目耗资6千万美元，有18个组织参与，其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示范和传播用于工业虚拟企业的关键支撑技术。欧盟在ESPRIT计划框架下，对虚拟企业的基础结构展开了一系列包括LogSME、X-CITTIC和MARVELOUS在内的研究项目。
我国政府也提出了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从微观的层面上，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制定优惠政策，甚至提供专项资金，推动企业的信息化工作，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我国，由于可以利用后发的优势，可以使很多工作在较高的起点上展开，导致信息化的进程还是比较快的。如今，我国的一些行业和企业的信息化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特别是硬件设备、局部的应用系统以及很多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解决。
近十几年以来，国内外研究机构和中介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企业管理实践的高层管理人员从环境、技术和管理等不同的角度，对虚拟化经营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通过对现有的关于虚拟化经营研究成果的总结，可以对虚拟化经营的本质有进一步的认识。
从管理过程的角度来看，企业进行虚拟化经营的本质是采用一种新型的组织职能形式——虚拟组织的形式，实现对经营过程的有效控制，完成预定的经营计划。从技术的角度看，虚拟组织给人们的直觉是信息技术及其应用的结果；但从管理的角度来看，现代意义上的信息技术及其发展，既不是虚拟组织产生的充分条件，也不是虚拟组织存在的必要条件，只是推动了具有现代信息技术特征的虚拟组织的发展。
虚拟组织（virtual organization），或者称作虚拟企业（virtual enterprises）、虚拟公司（virtual corporation）、扩展企业（extended enterprise）、虚拟集成（virtual integration）、网络化企业（networked enterprises）、动态联盟（dynamic alliance）等，甚至有一些研究成果将电子商务（electronic commerce）也归入虚拟组织的研究范畴。但是不管叫做什么，都是指在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条件下，一些相互独立的商业过程或企业的暂时联盟，这个联盟可能是一个增值链条，联盟各企业在增值链的不同环节为联盟贡献出自己的核心能力，以实现资源共享、信息共享、知识共享、技能共享，适应信息化环境下，快节奏的市场需求。当然这个联盟可以是一个“企业簇”，或者是其他形式。
首次提出有关虚拟组织的概念，是在美国机械工程学会名誉理事、《敏捷企业学报》（Agile Enterprise Journal）主编肯尼斯·普瑞斯（Kenneth Preiss）与斯蒂文·L.戈德曼（Steven L.Goldman）、罗杰·N内格尔（Roger N.Nagel）合作完成的一份题为《21世纪制造企业研究：一个工业主导的观点》［1］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是1991年美国国防部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委托里海（Lehigh)大学的艾柯卡研究所，组成了以13家大公司为核心、100多家公司参加的联合研究团队，在对美国工业界的现状以及当时比较优秀的400多篇理论成果进行认真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进行这项研究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意识到自己在制造业上与日本存在的差距，并开始学习和借鉴日本的一些先进的管理思想；但是，一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结果发现由于文化背景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向日本学习的效果并不非常有效，这种情况下，为了重新夺回美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领导地位，而对美国在改变世界工业格局中的作用和角色进行研究。这份报告指出：在市场环境变化加快、全球性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单个企业仅仅依靠自己内部资源的整合已难以满足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该报告首次提出了虚拟企业的概念，并提出了以虚拟企业为基础的敏捷制造模式，即以竞争能力和信誉为依据，选择合作伙伴，组成虚拟企业，以增强企业整体竞争力，在最大程度上满足用户需求。
2002年，美国学者O.Felix Offodile和Layek L.Abdel-Malek教授在《国际产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The virtual manufacturing paradigm：the impact of IT/IS outsourcing on manufacturing strategy”［2］的文章，文章认为：全球化为厂商打开了更多的市场，并由于快速、经济和高适应性地提供高质量的产品而产生非常大的压力。就中小企业来说，这种压力更多的是一种阻碍，而采用虚拟组织能够使中小企业获得和保持竞争力。
3 中国医院的虚拟化经营
虚拟医院是采用虚拟组织形式与职能的医院。客观上，中国医院的虚拟化经营已经开始，比如说医院的连锁经营、松散型的医院集团、医院合作、医院的委托管理、医院的成本经营、远程医疗等形式，都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虚拟化经营的特征。尽管中国医院的虚拟化经营已经存在，但是，这种存在具有非常鲜明的自发性和随意性，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虚拟化经营是一种发展战略，又是一种经营策略，还是一种组织方式，更是一种竞争手段。然而，中国的医院没有从主观上主动地去应用虚拟化的经营理念。
目前，中国的国有医院还没有完成产权制度的改革，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国有医院的市场化经营还没有真正开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的经营要经历以下3个阶段：
第一阶段：服务竞争阶段。医院首先要经历的是医学服务（产品）的竞争阶段，竞争的主要手段是服务质量和服务价格，具备服务质量或服务价格优势的医院，才能获得竞争优势，实现医院的快速发展。但是，支撑医院服务质量或价格优势的能力和创新具有天然的外溢性，而竞争者也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当服务竞争进行到一定程度，就变得比较充分，服务质量和服务价格方面的差距逐渐被缩小，也就意味着不同竞争者之间的竞争优势越来越淡化，最后将不足以带给医院明显的竞争优势，这时的医院只能获得平均利润，超过竞争对手的快速发展是不可能的。
然而，获得超过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实现超越竞争对手的发展速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不变的选择。所以，在医院服务竞争的后期，必然导致医院的经营向第二阶段过渡。
第二阶段：资本运营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运营是医院经营的第二阶段；医院只做好服务产品的经营是不够的，还必须搞好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可以实现医院的低成本扩张，将为医院的发展开拓新的空间。资本运营阶段的核心是资本，以资本为纽带，通过投资、收购、兼并、重组、上市等手段，实现对产权不同层面、不同组成部分的运作，实现医院的快速发展。在资本运营阶段，与医院发展的机会和目标相比，所需要的资本、资金和资源总是有限的，同时，资本运营与服务竞争相比，具有更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第三阶段：虚拟化经营阶段。为了克服资本经营中的种种限制，有效规避资本运营中的风险，进行虚拟化经营成为医院经营过程中的必然选择。虚拟化经营以项目为导向，以契约为纽带，以Internet/Intranet为工具，在更高的层次上整合医院的内外部资源，应对个性化的医学服务需求，实现医院的快速成长。虚拟化经营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战略，彻底摆脱了传统经营发展模式的桎梏，摆脱了自身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对自身发展的限制，是对组织边界的重新认识与界定，是更大范围资源的优化配置。
中国的国有医院还没有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管理方式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经营管理方式的彻底转变情况下，又要面对资本运营的考验，同时还要应对信息化条件下虚拟化经营的冲击。在我国加入WTO的大背景下，研究虚拟化经营更具有迫切性。虚拟化经营是信息技术发展与环境变化必然结果，现时也充分体现了经营管理的内在规律与发展趋势。
4 结语
虚拟化经营是一种趋势，无法回避，但对于很多中国国有医院的高管人员来说，虚拟化经营还是个新事物，缺乏对这一问题应有的认识。因此，加强对医院虚拟化经营的研究，逐步提高对虚拟化经营的认识水平，是做好医院虚拟化经营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关键词：互联网；虚拟社会；政府管理
中图分类号：C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2-0079-05
2011年2月19日，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对当前的社会管理工作提出了八点意见，在第七点中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加强和完善互联网虚拟社会建设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议题之一。
事实上，从BBS到微博，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虚拟社会已经成为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现实社会和现实政治的一部分。在社会科学界，近年来相关研究的增长态势也颇为迅猛。本文意在审视学界（主要是中国学术界）目前的虚拟社会管理研究现状，评述其得失，从而更好地回应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需求。
一、“虚拟社会”内涵之辨
目前国内外对“虚拟社会”尚无统一而权威的定义。相对于国内的研究，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虚拟社会直译为virtualsociety，我们以此为关键词对外文文献进行搜索，发现相关论文很少，或是偏离了本文主要讨论的互联网时代虚拟社会的范畴，或是影响力较低。
事实上，国外学者更为津津乐道的是VirtualCommunity、VirtualWorld和VirtualRreality。我们以VirtualCcommunity、VvirtualWorld等为关键词搜索则能搜集到相当多的文献；此外，以virtualreality为关键词的虚拟现实之辨亦是长盛不衰的一大研究热点。
就现有的少数以VirtualSociety为关键词的研究而言，其VirtualSociety所指的含义也不离以上三个概念。例如，以VirtualSsociety为关键词的主要研究成果有SteveWoolgar选编的VirtualSociety?―Technology,Cyberbole,Reality，这本书以论文集的形式集中展示了虚拟现实等技术对当今社会的种种影响［1］。此外，Igbaria的研究将“VirtualSociety”定义为“基于功能而非基于物质的、社会文化某部分的所有成分”，这是一个较为宏观的定义，但实际上他在文中所讨论的“VirtualSociety”，更确切地说，还是指由虚拟现实技术所创造的虚拟空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的研究是为了“检验虚拟工作环境及其安排是如何在社会语境中促成变革的”［2］。
关于“虚拟社区”，莱恩格尔早在1993年就提出了“VirtualCommunity”的概念，他认为虚拟社区是“当足够多的人带着足够多的人类情感，在网络中开展公共讨论的时间长到在网络空间中建立起个人关系，所产生的社会聚集”［3］（P5）。其后的相关研究难以胜数，定义不尽一致，但这些研究具体研究对象集中于网络公共论坛及SNS（SocialNetworkSites）即线上社会网络；而过往国外文献中以“VirtualWorld”为题的研究更准确地说是对“VirtualEnvironment”，即由计算机技术模拟现实世界所创造的虚拟环境的研究；关于“虚拟现实”这个概念，其使用最早能追溯到法国剧作家阿尔托（AntoninArtaud）对于戏剧的论述“LaréaliteVirtuelle”，而今使用这一概念的研究主要涉及信息技术、教育、商业、军事、医学等领域，学科虽然不同，但该词的含义也都主要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来模拟现实世界所产生的一个三维空间的虚拟环境，其含义与“VirtualWorld”相近。
总体来说，目前国外学者在虚拟社会领域的关注焦点主要为：中观层次的特定虚拟实境及虚拟社群的影响与应用研究。
中国学者除了沿袭和阐发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外，有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学者的宏观层次“虚拟社会”视角，即将虚拟社会视为一个与“现实社会”平级的大社会系统，很多时候带着政治意味。我们在梳理文献时发现，虽然有不少学者将虚拟社会和一些相近概念做了辨析，但在大量的文献中存在着“网络社会”与“虚拟社会”混用的现象，或直接合称“网络虚拟社会”，虽然研究者对虚拟社会的定义各不相同，概念使用显得有些混乱，但不少中国学者纷纷提出的宏观视角的“虚拟社会”却是国外研究所不具有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中外国情的不同。国内学者对于宏观意义上的“虚拟社会”的探讨可以说是自辟蹊径，但深入的研究仍然较少。
二、国际语境中的中国话题
如果我们用中国学者对于“虚拟社会”的宏观解读视角来再次审视国外的研究，就会发现国外学者对于中国虚拟社会的崛起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
不少国外学者都注意到了虚拟社会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冲击及其对中国民主化进程造成的影响：如Brady(2008)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经历了信息和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这场革命赋予新兴的社会网络以空前的权力来挑战中国传统的宣传体制［4］。Yang（2009)的研究阐述了新媒体技术为中国带来的政治话语自由化以及对执政党进行公共监督的便捷性［5］。而EsareyandXiao（2011）在其研究中也发现，数字媒体技术的普及带来了我国公共话语的自由化，并为公民提供了宣扬其政治观点的新机遇，其研究对报纸和博客进行了内容分析，结果表明，在中国，政治传播的属性已发生了重大转型［6］。
还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中国政府方面为了应对虚拟社会挑战所作出的政策调整：如Cheung（2011）阐释了网络的力量和中国政府在言论自由方面所作的努力。其研究选择了42名法官和13名公益律师，以法官作为政府精英的代表，公益律师作为人民权益卫士的代表，追踪了他们2007年到2008年之间发表的博客，以此观察民间的不满是如何传达至高层并对其施加影响的。研究结果显示，政治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被容忍的。一个致力于应对社会不满情绪、通过线上和线下手段解决这些问题、反应迅捷、参与式的司法体制正在逐渐显现［7］。Wu（2009）的研究聚焦于电子政府和政治审查制度。其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和古巴与朝鲜政府大大不同的是，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建设电子政府，80%以上的地方政府有其相应的网站，虽然这些网站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网站相比功能性还不是很强。同时他也指出，中国政府混淆了政治审查与互联网管理的概念［8］（P68-85）。Esarey等（2011）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法律和技术措施来应对和引导网民政治话语的表达，但他同时也指出，新媒体使得中国的“网络公民”力量更为强大，而国家进行公共议程设置、塑造政治偏好的能力则相应被削弱。与之相对的，MacKinnon（2011）则认为，虽然互联网可以成为政治积极分子的强大工具，但是仅仅依靠互联网绝对不足以推进民主化。中国政府正在努力适应互联网，政府依旧是“网络权威”［9］。实际上，以上两个研究的结论或许并不矛盾，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中国的政府力量虽然受到了互联网草根力量的强大冲击，但政府依靠其传统权力及其跟随时代而动的应变能力，仍然在虚拟社会中的某些方面享有权威地位。当然，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后来者继续深入和验证。
此外，Ian（2011）的研究则提醒政府，任何对通过网络和移动通信来促进民主结构的举措都要小心谨慎，不可操之过急，要充分考虑政府和目前的权力结构。其研究探讨了网络媒体在中国的角色定位与影响力，并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兴的中产阶级。通过比较上海、厦门、和新疆的线上社会活动，研究发现，中国的中产阶级可能在政治上并没有被驯服。为了自身利益，他们可能会促成一些社会变革。但同时他们也对当局的看法小心翼翼，从而保证自己可以继续享受的经济回报。
以往对纸媒和电视媒体中讽刺的研究表明，讽刺可以是一种对权力的反抗，随着网媒的兴起，学者们也开始关注网络上的讽刺。Esarey等(2008)通过对中国博客网站的分析发现，网民们已经能娴熟地使用政治上正确的语言来进行政治讽刺与揶揄，巧妙规避对政治表达的压制［10］。Tang等（2011）的研究通过分析中国的网络事件，发现互联网上的讽刺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无力感，而非赋予一般公众以任何政治权力。不过，互联网有助于推动对权力的讽刺，因为网络使得草根阶级能够便捷地传播其讽刺，网络成为了激发和释放公众智慧的宝库［11］。
国外学者的这些研究关注点反映了国际社会对转型期中国政治走向的巨大兴趣，中国学者不妨抛却门户之见，作出相应的学术研究进行回应。
三、虚拟社会管理研究中的几个焦点问题
“虚拟社会”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学科类别涉及到政治学、传播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据CNKI显示，自2000年开始，相关研究的研究热度开始大幅升温。我们在CNKI数据库中以“虚拟社会”以及“网络社会”做论文关键字搜索，查询结果显示，相关论文数量达到897篇，其士、硕士论文共128篇，学术期刊论文共744篇，会议论文15篇。
限于篇幅，国内文献我们仅简要梳理研究虚拟社会管理策略的相关文献。分析以往对虚拟社会管理策略的研究文献，我们发现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梳理，即技术层面、价值层面与制度层面。
一是技术层面。曾润喜等（2010）系统梳理了目前的网络技术监控手段和技术，同时也指出，这些舆情系统主要面向舆情监测和舆情服务，注重获取舆情主题，没有考虑到突发事件的特征和突发事件的趋势及其内在联系，没有考虑到突发事件在网络中的传播特点和传播模式［12］。林江（2002）则指出，对待内容控制技术的任何极端看法都是不足取的，控制技术的存在和发展已经表明了它的合理性，不过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内容控制技术在技术上的局限性和外部性，单纯依靠内容控制技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网络传播内容控制问题。完善的立法和强有力的执法，仍是政府网络传播监管的主要方向［13］。陈丽丽（2010）指出，应当提高从业人员技术管理素养［14］；张品良（2006）则认为应当加快网络普及，消除数字鸿沟［15］。
二是价值层面。一部分学者认为应当加强文化宣传，在网络上夯实主流文化的思想阵地，如李啸英（2008）［16］等；一部分学者关注于如何利用网络发展的契机培养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提升网民素质，如李斌（2009）［17］等；张品良（2006）、杨久华（2009）［18］的研究则提出要加强网络社会舆论引导。
三是制度层面。陈星博（2003）［19］、梁健（2008）［20］、覃志定(2008)［21］的研究关注于网络法制建设；而陈丽丽（2010）等则指出，应当设立专业化监管机制［14］；李斌（2009）、杨久华（2009）、张一文（2010）［22］等提出，应当建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指标体系，依托情报信息化平台，创建全天候预警机制；杨久华（2009）等则提出要构建利益整合机制，从根本上防范网络的发生，因为利益问题是网络发生的根本问题。
此外，国内不少学者都将目光投向了一些发达国家的虚拟社会管理经验，致力于比较研究。李娜（2002）研究指出，各国对国际互联网的具体管制方式有所不同，有的国家采取控制计算机网络国际联网出入口信道的方式，如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和中国；有的国家通过制定专门调整计算机互联网络的国内立法的方式进行管制，如美国、澳大利亚；还有的国家则积极尝试和推进网络业界的行业自律，英国就是这种做法的代表［23］。王静静（2006）认为，美国作为互联网发展最为充分的国家，在自己多年的管理和发展实践中已经摸索和总结出自己完整的管理制度和模式――“政府指导下行业自律为主的管理模式”。这使得美国现今已然建构起了一个由市场和政策共同构成的立体的管理平台［24］。姜群（2006）探析了英国的互联网管理体制，研究指出，其实英国在早期也像我国一样，主要是依靠行政管理和法制管理的手段，不过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英国对网络的管理就多偏重于行业自律进行自我管理［25］。江小平（2000）的研究划分了法国因特网管理调控的三个时期：早期调控、自动调控和共同调控［26］。苏丹（2004）指出，新加坡的互联网管理策略总体来说趋于严格，可将其概括为“权责集中,事前预防”，另外，新加坡政府还认为，有效管理互联网的长远之计在于加强公共教育［27］。杜宏伟(2006)指出，韩国互联网管制原则是以法规为先导，加强互联网内容管制。韩国在互联网管理方面的一大特点是实行了网络实名制，韩国的互联网实名制有三种形式可以选择：一是纯粹的互联网实名制，即从加入会员到论坛发帖等所有步骤都需要实名确认；二是互联网留言板实名确认制,即只有通过登录和本人确认手续的会员才能在论坛上发帖；三是互联网留言板实名制，即在发帖的同时标注网上昵称和真实姓名［28］。
数字革命的深层核心，是与权力相关的，也有一些学者自然而然地对虚拟社会管理进行了政治思考。张东（2010）针对中国网络社会管理面临的管理体制低效、法制建设不完善、行业自律和网民自治不到位、技术控制滞后、信息传播可控难度加大、不同意识形态较力加剧、网络舆论逐步升级、外来资本与技术侵蚀严重等新问题，提出了中国互联网信息治理的综合模式――“政府督导下的行业自律和个人自治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并指出“全能型政府”孕育“暴民型网民”，服务型政府培养责任型网民。中国互联网要想进一步发展，政府就必须与网民共谋利益，共商大计［29］。此外，杨振宏（2010）探讨了政府如何进行网络民主模式的构建［30］，杨炳超（2010）则关注了网络社会带来的协商民主的可能性［31］。
四、研究评述：多视角的评判
在对文献进行整理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学术界对虚拟社会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的积累，做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概念界定、效果研究和分领域研究等等。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在学理认知、实际操作和顶层设计诸环节，仍有巨大的可拓展空间。
从学科融合的角度来看，现有的研究涉及社会学、传播学、信息管理学和政治学等多个学科，但是伴随着网络时代信息的快速传播与组合，对虚拟社会管理的研究还应当加大学科的整合。这种整合不仅包括文科学科的相互融合，还应该融入自然科学的学术成果，充实虚拟社会管理研究这一课题的学科内涵。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希望“在一个更加遥远的未来时代，或许从现在开始的几十年以后，……传播学将消失，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被吸收到行为科学的一个重要统一体之中，这些行为科学最低限度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和经济学。它们的研究中心是人类行为。”施拉姆期望“传播学会导致这一趋向行为科学统一体的运动”［32］（P520）。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围绕“人类行为”这一中心探究虚拟社会各种因素的互动，而不应该恪守学科分类而画地为牢。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以往这方面文献的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大多数文章仅仅是对虚拟社会管理进行了观点阐述，只有少数成果运用了规范的质性或量化方法进行了研究。其中，学科融合不多，文理渗透很少，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研究的近亲繁殖，不利于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发展。我们不妨融合运用公共管理学、传播学、社会学、公共政策、信息管理学乃至部分理科学科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具体分析虚拟社会管理这个问题。
从思想贡献来看，以往的研究提出的策略侧重于国家控制和国家引导，这是国家时代的思维，而在虚拟-现实社会时代，我们既要面对网络社会的乌合之众，也要面对集权主义的没落。以后的研究者不妨弱化国家主义的学术研究套路，将理论创新基于中国虚拟社会的国情特征来展开，充分考虑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引入多元合作治理思路，正视并深入探讨虚拟社会的各种崭新特征，与时俱进，积极应变。
从其他层面来看，以往的研究成果多为理论性、概念性和策略型的研究，大多缺乏对虚拟社会实践的信息数据的科学分析，因此无法实现虚拟管理的数理模型的建立。用发展的眼光看虚拟社会的管理，建模建型（如应激性模式和突发事件模式等）、提炼理论对于提供高效规范的互联网管理而言至关重要，这将帮助管理者加强和完善对虚拟社会的有效治理。此外，现有行动方案的焦点集中在应急层次，对虚拟社会的长效和综合治理欠缺战略思维和纵深讨论；以往研究的行动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政府传统管理方式在网上的改良体。
通过以上简略的回顾与讨论，我们认为，以往的研究在理论上的想象力、实践上的操作力、思维上的突破性以及对国家的政策引导性上，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对虚拟社会的本质、演化趋势和问题的严重程度尚缺乏细致的研究。我们认识到，虚拟社会出现的许多问题，病灶不在虚拟社会本身，而在于现实社会；虚拟社会表现出来的宣泄与怒气，很大程度源自于现实社会中长期累积的“怨恨”。舍勒将“怨恨”定义为“一种有明确方向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这种自我毒害有一种持久的心态，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33］（P7）也就是说，主体受到了伤害但不能立即发泄，强抑在心中便积累形成了怨恨情绪。“西方政治学领域中的怨恨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怨恨的产生，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价值层面上的冲突；二是怨恨的动员，主要通过各类社会行为宣泄情绪、表明立场以及实施变革等。”［34］而当代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动，人们在现实社会中无法消解种种结构性冲突，为怨恨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此时虚拟社会的出现又恰好为怨恨的动员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虚拟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实则是现实社会矛盾的投射。因此我们认为，虚拟社会管理研究应当跳出网络的局限，回应现实社会的矛盾，疏散现实社会中的怨恨情绪，唯此方能根除病灶，有效治理虚拟社会。
参考文献：
［1］ Woolgar,S.Virtual Society?―Technology,Cyberbole,Realit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2］ Igbaria,M.The driving force in the virtual society［J］.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1999，42(12).
［3］ Rheingold,H.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M］.Reading,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1993.
［4］ [JP2]Brady,A.M.Marketing Dictatorship: Propaganda and Thought Work in Contemporary China［M］.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8.[JP]
［5］ Yang G.B.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Citizen Activism Online［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
［6］ Esarey,A.,Q.Xiao.Digital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1,5.
［7］ Cheung,A.S.Y.Exercising freedom of speech behind the Great Firewall: A study of judges and lawyers blogs in China［J］.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2011,52.
［8］ Wu,G.In the name of good governance: E－government,Internet pornography,and political censorship in China［A］.In X.L. Zhang,Y.N.Zheng (eds.).China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Revolution:Social Changes and State Responses［C］.New York: Routledge,2009.
［9］ MacKinnon,R.Chinas “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J］.Journal of Democracy,2011,22(2).
［10］Esarey,A.,Q.Xiao.Political expression in the Chinese blogosphere: Below the radar［J］.Asian Survey,2008,48(5).
［11］Tang,L.J.,S.Bhattacharya.Power and resistance: A case study of satire on the Internet［J］.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2011－02－16.
［12］曾润喜，王国华，陈强.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网络社会治理［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13］林江.网络监管与内容技术控制［J］.中国出版，2002，（4）.
［14］陈丽丽.论网络社会秩序监控体系的构建――网络监控体系‘三三制’模型的提出［J］.现代情报,2010，(8).
［15］张品良.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网络虚拟社会构建［J］.江西社会科学，2006，(9).
［16］李啸英.网络社会的政府治理［D］.北京：北京邮电大学，2008.
［17］李斌.网络舆论危机的治理范式研究［J］.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4).
［18］杨久华.试论当前我国的网络及其治理思考［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
［19］陈星博.对当前我国网上思想道德建设现状及对策的分析［J］.邓小平理论研究，2003，(5).
［20］梁健.治理理论视角下的政府对网络社会的管理［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08.
［21］覃志定.网络传播环境下的社会问题及控制研究［D］.广西：广西大学，2008.
［22］张一文,齐佳音,方滨兴,等.非常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指标体系建立初探［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23］李娜.世界各国有关互联网信息安全的立法和管制［J］.世界电信，2002，(6).
［24］王静静.从美国政府的互联网管理看其对中国的借鉴［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6.
［25］姜群.英国互联网管理体制透视［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6.
［26］江小平.法国对互联网的调控与管理［J］.国外社会科学，2000，(5).
［27］苏丹.法治严明秩序为先――新加坡的网络内容管理［J］.中国记者，2004，(10).
［28］杜宏伟.韩国互联网内容管制［J］.世界电信，2006，(3).
［29］张东.中国互联网信息治理模式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0.
［30］杨振宏.当代中国政府转型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0.
［31］杨炳超.协商民主：中国民主的可能路径［D］.山东：山东大学，2010.
［32］［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关键词：虚拟技术；计算机实验教学；应用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在计算机实验教学过程中，虚拟技术教学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深入发掘实验设备潜力，提升实验教学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计算机实验水平，提升计算机实验教学质量。计算机教学主要采用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不仅要求学生掌握计算机理论知识，还需要掌握计算机实践能力。在传统计算机实验教学过程中，教师大多为学生提供较为真实的实验环境，但是实验室实验成本以及具体的维护难度都非常大，由于部分学校在计算机教学方面存在着资金不足的问题，这就使得计算机实验教学效果并不是非常理想。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实验教学中的虚拟技术得到大家的重视，已开发出多种多样虚拟软件，其应用范围越来越广。
1.虚拟化软件在计算机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新课程改革日渐深入促使教师需要明确自身肩负的重要责任，重视计算机实验教学，结合时展特点来更新教学内容以及教学设备，促使其能够更加适应知识发展实际需求，安装多种虚拟软件，为计算机实验教学提供有效保障。计算机软件的虚拟化处理、虚拟化测试以及虚拟化评估等，可提升计算机实验教学效率，为计算机有效运行提供有效的保障，有效克服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出现的运行困难。在制作软件过程中，教师需要重视准备工作，充分利用计算机实验室工作环境，结合学生特点来进行软件的整理以及分类，尽可能简化相关程序，减少计算机运行过程中存在的资源消耗。
2.拟化桌面技术在计算机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现代化教学中，利用虚拟化桌面技术能够使得学生随时、便捷访问桌面，计算机使用便捷性更强。在连接服务器过程中，虚拟化桌面技术主要发挥连接作用，实际教学中能够充分利用虚拟化桌面来认证学生身份，同时也能够利用远程连接协议来进行沟通与交流，尽可能简化程序，节省计算机反应时间。利用虚拟化桌面服务云在虚拟化桌面中具有关键作用，直接影响计算机实验数据的管理工作，能够有效整合桌面系统，将其简化成为独立性文件，提升存储有效性，有效共享实验数据，促使学生能够更好地进行沟通与交流。
3.虚拟化实验室在计算机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虚拟化实验室有利于提升学生计算机实验实践能力，促使学生更好地掌握计算机实验相关知识，通过构建仿真程序有效分解各项工作，诸如虚拟实验程度编译工作、仿真运行工作以及信号检测工作，等等。作为网络远程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虚拟化实验室能够为学生更加精确地演示系统特征以及系统运行过程，实现理论学习与实验学习的有效结合，同时也能够促使学生在较近距离下来观察对象，依据学生个人学习特点来完成计算机实验学习，提升计算机专业理论知识以及实践知识。作为虚拟化实验环境，虚拟实验室具有交互性特点，学生可以利用IC芯片、信号源、辅助电路等证明芯片逻辑关系以及性能，提高计算机硬件的特殊性。同时，还需要重视计算机实验教学程序编译工作，保证虚拟程序连接到计算机之后，学生能够独立完成实验任务，通过汇编程序来转化计算机代码。此外，还需要重视虚拟实验室测试工作、仿真质量的操作系统等，提升计算机实验教学有效性。
科技信息技术日渐发展，使得虚拟技术在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广泛利用虚拟技术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计算机实践能力，丰富计算机实验教学资源。素质教育改革日渐深入，这对计算机实验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虚拟技术在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合理使用以及学习相关知识，有利于提升学生实践能力，有效解决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升计算机实验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以关怀人的生存发展为目的的马克思主义人学作为哲学形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已走到了哲学研究的前沿，可以说，科学技术的每一项进步都能够带动马克思主义人学在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网络作为认识技术化和思维工具化的成果，它再次深刻而又凝聚地显现了理性视野下的人的全部问题”，[1]在其背后所蕴含的科学技术因素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的深层次影响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人类生存状况诸如人的主体性、人的价值实现乃至人的自由发展等问题的人文关怀，实际上通过对虚拟生存现象的哲学透视，我们不难发现，它无疑会对马克思主义人学在新时期的发展及其当代应用价值的确证等方面产生实际的推动作用。本文主要就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几个主要部分探讨因着虚拟生存现象可能会出现的理论发展。
一，对虚拟生存的研究能够充实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对象的理解
就人学的研究对象而言，我们始终把它界定在“人”之上，这是勿庸置疑的。但当我们要深入探讨此“人”为何人时，看似简单的问题就变得十分复杂了。以往我们把这个“人”总是理解为现实生存着的、处于具体生存环境中的人，并同时肯定，这一实存的人同时也必然是一个不满意于实存状况的生存主体，这一生存主体及其本性正是人学研究必须理解到的主体及其主体性。认为关于人的抽象的理解必然会导致理想主义倾向，即从主观上撇开了人自身当下的生存状态，把一种理想化的人的模式高悬于现实的人的生存活动之上，其结果便是将人的理解导入一种乌托邦式的、抽象的理解模式，并使得关于人的现实的理解与理想的理解尖锐对立。笔者认为，这种理解固然是无可厚非的，但同时又是缺乏根据的。因为在以往除了人的主观之外，在现实中并没有与现实人形成反观和对照的“抽象人”的存在，因此，对“抽象人”的理解本身就是抽象的，从而在理论上就很难有说服力，虚拟生存现象的出现则改变了这一状况，通过把“抽象人”的抽象理解具体化，也就为上述的观点奠定了扎实的根基。
在虚拟生存的过程中，虚拟的电子空间是对现实的物理世界的抽象化，“虚拟人”是对现实人的抽象化，是人对自身现实生存状况的理想化，使我们面对了一个真正抽象化非现实存在的人，由此引发了我们对人学研究对象的重新反思，即人学研究的对象究竟应该是现实的还是抽象的?对“抽象人”的理解究竟是否会导致人学研究的理想主义?实际上，虚拟生存究其本质而言，是现实人的社会关系的虚拟化，因此它是抽象的而不是肉体、感性存在的人，其抽象的只是现实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关系。虚拟生存不仅没有在现实世界中创造一个和现实存在的人相对立的精神存在的人，而且还通过人在虚拟空间的生存活动进一步确证了人本身是不断完备着的自我实现、自我理解的生存主体。对抽象人的理解实际上并不抽象，恰恰在虚拟生存和现实生存的比较过程中，我们才真正找到了关于人的现实性理解与理想性理解的有张力的平衡。通过对虚拟人感性、具体的理解，我们才真正明白为什么人学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现实的而不是抽象存在的人，其意义不在结果，而是过程，其作用不是新理论的产生，而是对原先理解的充实。
二，虚拟生存为马克思主义人学关于人的本质学说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机遇
马克思之所以在人的本质理解和认识上超越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是因为他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观察到了人的本质的真正内涵，并进而发现了人的本质的多重规定性。无论是从自我意识来规定，还是通过人自身即个体和类的矛盾来观察，把人的本质规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毫无疑问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结论。然而因此也就造成了一种思维习惯，那就是当我们不断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倾注人本关怀的同时，却发现人们对人的人性关怀相对缺乏了。实际上人性和人的本质问题是解决其他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核心和基础，近几年，我国学界就人的本质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人性学研究相对来说就欠缺了许多，其原因有三：一是认为对人的本质研究当然也就包含着对人性的研究，研究人的本质即研究人性；二是认为人性即人的社会属性在社会生活的各领域都有其发生、发展的源头，从而把人性学研究纳入到了伦理、道德等社会观念的范畴；三是人性和人的本质虽然同属于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范畴，但人性由于其多层次、多方面的表现形式，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流变，所以对人性进行分析和探讨，远比研究相对稳定的现实社会关系所规定的人的本质复杂得多。虚拟生存现象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契机，进而也就为马克思主义人学关于人的本质学说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机遇。当我们发现一个在现实中沉默寡言的人在网上却能夸夸其谈的时候，发现一个在现实中不谙世事的小孩在网上却表现出久经世故、历尽沧桑的成熟的时候，发现一个在现实中文质彬彬、谦和有礼的人在网上却成为低级下流、言语粗俗的网痞的时候，就会看到虚拟生存对人性的影响。它不仅造成了同一主体之上人性的强烈反差，更重要的是它引起了我们对人的社会生活的人性关怀，迫使我们必须回答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人性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中会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反差?既然人性是在现实社会中被赋予它的全部内涵，为什么在虚拟世界中所表现的却是现实中所没有的?人究竟是什么?人的人性、本质究竟是什么?理论的发展不在于给出答案，而在于提出问题，马克思曾经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理论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准确地把握时代提出的最深层的前沿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观点对上述问题作出新的思考、新的阐释和新的界定，势必会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人学领域的理论突破。
当然，虚拟生存所演绎的只是人性的二重化，无论人们在网上构建何种网络关系，它总是脱离不了现实的社会关系的范畴，脱离不了现实所规定的人的本质。因此，即使是对虚拟生存这种抽象问题进行研究，我们也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那种脱离人的社会关系去虚构具有永恒标准的人的本性，或者倒因为果，并以此作为历史的根本动因，作为社会历史理论出发点、基本前提的抽象的人性论是站不住脚的。
三，虚拟生存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人学关于人的发展学说的理论发展
马克思主义人学是一种通过对人的现实性存在的研究以探讨人的未来发展状况的理论形态，关于人的发展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最终落脚点。相对于社会发展而言，人的发展是“社会上每一个成员”的体力、智力、个性和交往能力等方面的发展，它包括三个方面，即人的和谐发展、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
人的和谐发展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的各方面发展处于协调一致、同步运行的状态之中。自由发展是指人作为主体摆脱了不合理的束缚，真正做到发挥自己独特的创造性，展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在人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人学突出强调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即作为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社会关系、需要、能力、潜能素质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人的和谐、自由、全面发展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
然而由于人的活动涉及三个领域：自然、社会、人自身，因而人在其谋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总是要受到三大束缚：一是受自然条件束缚；二是受社会条件束缚；三是受人自身条件束缚。寻求人的发展的途径，实际上就是在这三个领域中解除束缚，克服限制，以获得人的自由和解放。
虚拟生存则让我们正在为人的自由和解放而苦思冥想时看到了一线曙光，就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21世纪的动人故事所要讲述的，就是人类将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3]就人和自然的关系而言，人们通过对自然界的虚拟再现，不仅拉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更重要的是通过虚拟世界来勾画、演绎自然，从而使人们不断提高自身认识和驾驭自然的能力，再受自然力的盲目摆布，进而在自然中获得解放和自由；就人和社会的关系而言，网络社会中无中心化的信息传播方式以及虚拟社区、虚拟学校、虚拟商场等新的人群集合体的出现使人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获得了多方面的自由，如政治自由[4]、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等等，从而在一定条件下摆脱了现实社会条件的束缚；就人与自身的关系而言，平等的网际交往以及庞大的三维信息库和信息流使主体在巨量信息的选择过程中，从自身的旧观念、旧思想、旧的知识结构和旧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进而从束缚自己才能发展的自身条件中得到解放。此外，虚拟生存拓宽了我们的思维和眼界，无疑会推动关于人的发展学说的理论发展，并为人的现实发展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引。
面对互联网掀起的这股强大的信息化浪潮，有人振臂高呼：“高速公路的时代已经结束，网络时代已经到来”，“谁拥有了网络，谁就拥有了21世纪，拥有了财富，拥有了未来”。[5]的确如此，在互联网日益普及化的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网络革命是一场科技战、商业战，更是一场文化战。它所引起的不仅仅是我们现实生存方式的实际改观，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自身生存状况的精神反思，形成了对传统关于“人”及人的存在方式的意识、观念的巨大冲击。“哲学在网上具有自己存在的空间”，[6]因此，作为一种主题性的哲学形态——马克思主义人学，就不能无视虚拟生存这一文化现象，因为剖析每一次科学技术革命给社会带来的新的文化现象，引领未来人文精神的发展趋势，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时时面对的历史课题。因此，从理论上寻找虚拟生存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关联性，科学合理地对虚拟生存现象进行哲学人学的阐释，并以此为契机，促进马克思主义人学在新的社会历史空间的丰富和发展，是摆在每一个从事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工作者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
【参考文献】
[1]唐少杰.网络问题的哲学断想[J].学海，2000，(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289.
[3][日]牧元二雄，[英]戴维·曼纳斯.数字化漫游时代[M].新华出版社，2000.248.
[4]关于网络社会的政治自由问题，邹智贤在《略论网络的文化特质》(《求索》2000年第1期)中写到：计算机网络技术所达到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信息交流的自由性，而信息自由实际是政治自由的前提；计算机网络能够实现信息交流的非控制性和非中心化，它给予公众更多的信息权利；因此，信息权利就是政治权利，信息技术不仅仅是技术，同时也是政治的、文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