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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经济史的最初提出以及
《EconomyandSociety》，由其遗孀根据他1919—1920年在慕尼黑大学讲授“普通社会经济史概论”的讲稿整理汇编而成，这说明韦伯在1920年之前已经产生了社会经济史的理念。该书于1936年由郑太朴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年由中国法制出版社重版。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为“家计、氏族、村落、及庄园制度———农业状态”;第二章为“资本主义发展开始以前之工业及矿业”;第三章为“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财货及货币之流通”;第四章为“近代资本主义之起源”。书中重点考察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诞生的历史，及其产生的独特社会条件。另一位在这一学科领域具有开创作用的学者是俄籍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1870—1952)。他于1926年出版了英文本《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一书，1930年出版德文本，1932年出版意大利文本，1957年出版英文本第二版，影响广泛。他采用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碑铭、钱币、建筑遗址、器皿、苇纸卷等文物为依据，并利用古代罗马作家著述中的相关内容，阐述了罗马帝国时期意大利及外省的社会经济状况，对罗马帝国兴衰的原因提出了独到的看法。该书由马雍、厉以宁译成中文于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罗斯托夫采夫还著有《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等社会经济史的著作。第三位对社会经济史学科领域有重大影响的学者是美国的汤普逊(1869—1942)。他在1929年和1931年接连出版《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此二书的主要内容为欧洲中世纪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特别是后者较多着力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重点记述了在欧洲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如英法百年战争，德国城市同盟，意大利羊毛工业和教廷及其君主国的财经政策，行会、银行、商业、外贸，以及无产阶级的早期斗争。该二书的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61年和1992年出版。1929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吕西安·费佛尔和马克·布洛哈合作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这意味着他们开始提倡经济和社会历史的研究。他们的这一提法是针对以往历史研究限于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只是研究政治、军事、外交的历史，其用意在于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要把经济史和社会史特别是经济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法国年鉴学派的这一倡议，日益引起欧洲和日本历史学家的重视，到1930年代出现了一批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著作，由此社会经济史学科及其研究开始在欧洲和日本兴起。由中国学者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外国学者的相关著作主要有:英国学者亨利·皮朗(1862—1935)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原版1935年，中译本196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贯串着商业发展农业和农村阶级变化城市和市民阶级变化发展工业产生和发展国家新经济政策的研究路径。同时，又有日本学者的一些相关著作传入中国。如森谷克乇《中国社会经济史》、猪谷善《美国社会经济史》、崛经夫《英国社会经济史》、加田哲二《德国社会经济史》、伍纯武《法国社会经济史》、山口正太郎《意大利社会经济史》、内田繁隆《日本社会经济史》、小林良正《俄国社会经济史》以及佛尼威尔《缅甸社会经济史》等。统观这一阶段欧日学者这些著作的内容结构，从中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大多属于经济和社会，或经济+社会的历史，即韦伯所谓的“EconomyandSocie-ty”，其他西方学者所谓的“EconomicandSocialHisto-ry”，是经济史和社会史的机械相加，且大多内容结构不太完善;尤其是日本学者的著作内容更显单薄，大多只有100页左右。二是在称谓上有所不同，或称社会经济史，或称经济社会史。欧洲学者对这两种称谓都有采用，早期的主要称社会经济史，法国年鉴学派之后主要称经济社会史;日本学者则几乎都称为社会经济史。这可能与翻译上的不同习惯有关，或将经济放在前面，或将社会放在前面。这两种称谓虽名称各异，但内涵类同，即均是经济+社会的历史。至今，国外学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一直在延续和深入之中，但大多仍属于专题性的研究，通史性和整体性的研究尚属少见，而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则显得更为广泛而多样。就他们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而言，其广泛性和多样性显而可见。如美国学者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重点论述了20世纪前60年代中国农村集市、乡镇和中心城市三级市场的发展、变迁和现代化的过程;分析了市场与社会结构、市场与社会习俗、市场与交通、市场与地理状况的内在关系。美国学者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二书，在论述小农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中，既涉及了生产技术和规模的问题，也涉及了社会因素的问题;美国学者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在分析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和竞争时，涉及了企业家精神、组织技巧、国际环境等问题;美国学者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对比英国产业革命时期与同期中国江南经济发展的差距及原因时，着重论述了技术因素和资源因素;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涉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周边环境、商业网络、传统社会因素等问题。由上可见，社会经济史这一学科在西方国家已经产生、流行一百多年，并取得了许多力作，其中所包含的思维逻辑、内容结构、研究方法无疑是社会经济史学科内涵的重要元素，有待我们去提炼、总结和整合。
二、中国学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状况
在中国，就笔者所见，社会经济史这一名称的最早采用是在1936年，比韦伯《社会经济史》采用这一名称晚十四年。是年，王亚南署名王渔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纲》一书由生活书店出版。王亚南于1928年赴日本留学，阅读了大量马克思著作及欧洲古典经济学，该书以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讨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据作者自述，自第二编以下大体根据日本学者森谷克乇所著《中国社会经济史》编译而成。继王亚南之后，汪洪法著《中国经济社会概论》一书于1940年由四川曲江新建设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势概说、国人的观念与习性、国人的生活动态与劳动效率、历代货币、交通问题、商业组织、商业清算与度量衡等。汪洪法系民国晚期较为著名的经济学家，1930年前后留学日本，1937年曾出版《国民经济建设概要》一书。傅衣凌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公认的社会经济史专家。他从1940年代开始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1942年出版《福建省农村社会经济参考资料》，此后又相继出版《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1944年)、《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年)、《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1957年)、《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年)、《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年)。他主要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经济变动等方面来研究明清社会经济，以经济结构阶级结构阶级斗争为研究路径。他还于1960年在厦门大学建立了中国首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室”。社会经济史研究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即已出现，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对其学科概念的认识并不清楚，研究所涉内容也主要限于生产关系、商帮、行会、阶级之类。汪洪法著作虽涉及面稍宽一点，但仍显单薄。198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史开始受到重视，认同面逐渐扩大，有日益增多的学者开始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自1990年以来，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著作陆续增加。除了傅衣凌这样承前启后的专家继续出版著作之外，一些新学者的著作相继出版。如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1991年)，显恩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2年)，范金民等编《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1993年)，陈桦《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6年)，段本洛主编《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1997年)，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2000年)，张晓辉《民国时期广东社会经济史》(2005年)，以及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2006年)等。这些著作显示了两个研究状态:一是以区域的明清时期的研究为多。即所涉及的空间范围大多是区域性的，涉及全国性范围的唯有《民国社会经济史》一种;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大多是明清时期，明确以近代为界的只有三种。二是在研究内容上，虽然仍以经济状况、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为主体，但有的亦兼及商帮、行会，还有涉及其他方面者，如人口、土地因素，这与此前的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相比，显然拥有较大的完整性。在普通经济史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朝着社会经济史的方向迈进。如汪敬虞主编、由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三册)，与以前严中平、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相比，社会经济史的内容已有明显的增加和加强，其中能够体现这一特色的内容主要有:农业经济中租佃关系、雇佣状况、生产力及其改革，政府政策中的税收、财政、公债、工商政策和法规等，这反映了普通经济史学科内容体系向社会经济史扩展的新动向。此外，在专题研究中，具有社会经济史特色的内容和领域已有众多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和法规;企业制度、企业文化、生产技术;商会、农会、经济协会、同业公会等经济团体;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及其现代化改造等方面;还有一些论著着力于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融合，或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社会，或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经济，等等。
三、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
经济史概念和研究体系的讨论迄今为止，国内外社会经济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对于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范畴尚未形成明确的概念，尚处于混沌状态，有关的研究者只是界定了自己的研究内容，或因自己的研究内容超出纯经济的范围，故而称之为社会经济史，因此社会经济史的学科概念和研究方法尚待作进一步深入探讨。随着国内外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展，有的学者亦在探讨这一学科的概念含义和研究体系等问题。对此较早进行探讨的是西方学者，如成立于1956年的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经济社会史系于2001年提出了“什么是经济社会史”的命题，并认为经济社会史有三大特点:一是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即通过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来理解历史过程在长时段如何发生变化;二是整体的历史，即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三是普通人生活的历史，即人民日常生活史，也可以说是由下至上的历史。在中国，有原本从事普通经济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个人见解。最早对社会经济史学科含义和研究体系进行设计的是陆仰渊，他在《民国社会经济史·绪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中提出:“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反映两者之间适合或不适合，以及两者之间关系，就是社会经济史的全部内容。”所研究的内容，则“必须兼顾重视”影响经济变化的“各种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因素”以及政府的决策、政策，民族资本与官僚、商人和买办的关系。2001年，著名经济史研究学者吴承明在谈论经济史研究方法时也涉及了社会经济史的学科含义和研究体系问题。他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可以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一派重视从经济理论上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乃至计量分析。一派重视社会和文化思想变迁，自成体系。”并明确表示“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吴承明所说的第一学派也可以与第三学派归纳在一起，统称为社会经济史。关于研究方法，他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经济发展和制度革新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社会群体组织和行为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经济发展”。言下之意，经济史研究不仅要考察经济发展的现象，更要考察现象背后的社会制约因素，以及考察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一研究方法已不同于普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而应该说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除了经济史学家之外，社会史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行龙《经济史与社会史》(《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一文即专门探讨了经济史与社会史的关系问题。他指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深入。时隔四年，行龙又在其著作《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中谈及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研究体系。他指出，各行各业的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并强调“首先从区域史的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要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此外，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也对社会经济史学科有所采用。例如，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1992年)一书，虽为专题性研究，但视角颇为新颖。徐泓和邱澎生1998年编制的“明清社会经济史专题”课程，虽未成著作，但亦体现了他们对社会经济史构成体系的一种理解，不乏值得借鉴之处。其课程的内容构成包括:人口与耕地、田赋与徭役、政府的经济管制、农业生产力与土地经营制度、资本主义萌芽与传统工商业、市场扩展与商业制度、都市化的发展、人群的分野、家族制度与乡绅社会、民间社会的发展、政府政策与民间社会的互动等。体会和总结上述相关学者对社会经济史研究范畴的阐释，以及众多学者的各种专题研究，笔者觉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体系包含六个层面:一是思想观念层面，以能够影响国家经济决策的思想观念为主体，包括经济方针决策者的思想观念、资产阶级等社会群体的集体性经济主张;二是经济决策层面，以政府为主体，包括决策者的经济诉求、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制定;三是环境层面，以国外和国内的政治及经济影响为主体，包括国际关系与经济主权、外贸和投资状况，国内的制度变革和时局状况;四是经济活动承载层面，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包括他们的参与国家商政活动、组织状况、经济外交活动以及与政府的互动渠道;五是技术层面，以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为主体，包括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引进及创造、新产品的发明、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六是经济运行层面，即各部门经济的发展和变迁状态。
四、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未来之路
通过前述可知，与以往普通经济史研究体系相比，社会经济史更多地关注经济运行状况背后的社会制约因素，并对此两者的互动关系作具体考察和深入分析。笔者认为，从这一研究体系出发，结合目前学术界已有的研究状况，就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而言，今后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其一，突出经济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大致说来，社会经济史研究既要考察纯经济史所研究的经济发展的状态、现象和运行规律，更要研究经济发展状态及现象背后的政治和社会制约因素，而且要研究这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密切的互动关系。以往的有关研究虽已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这两方面的内容，但往往是两张皮，较少对互动关系的考察和分析，即使有所关注亦不全面。如在讲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往往是把两方面的情况各作论述，然后依据经济政策和制度的条文内容及同时期经济变化的统计数字，得出有没有作用和有何种作用的结论，缺少对这些经济政策和制度是如何发挥实际作用的考察及分析。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存在类似的欠缺。其二，加强对薄弱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外已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经济社团、社会动员、经济资源、国民所得、经济观念、管理体制、生产技术、经济教育等是没有或很少涉及的问题，而它们又是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内容。对这些内容应加大研究力度，努力构建一个内容和体系相对完整的社会经济史。其三，全面整理和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如上所述，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整体性研究成果虽然较少，但专题性研究成果已经很多，应对此作全面、系统整理，以利更好地总结和提炼出社会经济史的学科含义及研究体系，推动近代社会经济史的专题研究更加丰富多彩，整体研究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在上述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中，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具体问题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关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问题。关于1937年之前商人团体的经济外交观念和活动虽已有所涉及，但尚需做进一步全面系统的研究，它不仅可以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还可在资产阶级问题、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开辟新的研究视角。这是社会经济史外部环境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必将有助于考察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争取民族经济发展和平等互利国际经济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二是关于经济发展的国内环境和条件问题。应着重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各种制约因素，包括政治和制度环境，各种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其具体内容包括:由于帝国主义势力入侵而带来的国内政治环境变化;由于本国制度所造成的内在政治环境:包括资本的来源构成、融通渠道、数量状况的资本条件;包括燃料、动力、原材料等的能源条件;由交通运输、国内贸易、国际贸易、消费水平、人口状况所形成的市场条件;包括工业生产的工具设备、工艺技巧、产品开发的科技条件;包括劳动者的教育结构、来源结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劳动力状况;包括企业管理体制、工程技术人员素质、管理人员素质的企业管理状况，等等。三是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对此，不能只就资产阶级的数量，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或资产阶级参与政治活动的状况，从单方面作出论断，而应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阶级形成的理论，结合前述这些因素，以资产阶级的组织状况为优秀考察其形成过程和时间，并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对于资产阶级与近代历届政府的关系，不能笼统地一概论定其依附性，而是有一个从基本独立转向被迫依附的过程，即使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依附阶段中，也有依附合作与矛盾冲突两个方面，且不同类别的资产阶级有不同的现实表现。对于资产阶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要考察他们的经济发展思想和主张，如重商主义思想、实业救国思想、抵制洋货主张、提倡国货主张、经济体制改革主张、利用外资主张等;他们的经营管理理论和方法，如管理企业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各种方式和方法、推销产品的各种方式方法、与外资企业和外国商品竞争的各种方式方法等;他们的经济活动形式，如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同僚关系、官商关系等。以此揭示资产阶级是如何推进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及其不同遭遇和作用。四是关于科技因素问题。研究的内容包括生产上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理论两个方面，它们对于经济的发展变化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来说亦是如此。生产技术作用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变化;经济理论作用于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管理体制的发展变化。在生产上的科学技术方面，包括引进和自我发明先进技术，从生产设备、工艺流程、原材料到优秀人才、优良品种都有不同程度的引进和发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在经济理论方面，引进了不少外国的经济理论和学说，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创造了新的经济理论，尤以孙中山民生主义学说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最为重要，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制度变革的两种主导理论，并产生及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种经济制度。上述是笔者在学习已有社会经济史研究著作基础上提出的一个自认为较可操作的社会经济史体系，也是笔者即将完成的《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课题的研究思路，仅为一己之见，恭请学术界同人指教。
作者：左玉河
一、佉卢文简牍所见鄯善国之农业
《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扞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辅国侯、却胡侯、鄯善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且渠、击车师君各一人，译长二人。西北去都护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墨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民随率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能作兵，与婼羌同”。这是传统史籍对鄯善国总体经济状况的大致描述。其中的细节只能用佉卢文简牍提供的信息来补充。佉卢文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土地耕作与农业生产方面的内容，兹略举数例于下：1.Kh.72是一份灌溉小麦次数的统计账目。绿洲农业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河流灌溉，是否得到良好灌溉对于耕地上农作物产量的高低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塔里木河流域的河水流量是有限的，所以在鄯善国进行灌溉一般是有计划进行的。2.Kh.83中有这样的内容：“至于汝有关马之命令，詹贝耶（Campeya）随后将马带去。汝已吩咐将其移交此地，万万勿忘办理。橐驼之租金为八掌长之布匹，余已交欢吉(Namtasrrma)送去。该布匹系白色。至于农耕、大麦、小麦和ad’imi之事，请汝等精心关照。汝之黎弗罗摩（Lyivrasma）也须精心关照。余等奉上礼品一件。沙毗那（Sarpinae）之礼品系……羊一头。无论彼等在农耕地播种多少谷物，汝都应该让黎弗罗摩记账。”3.Kh.292是一份国王谕令，其中有这样的内容：“必须给那些难民以田地和房舍……和种子务必发给那些难民（palayanaga或palayamne），以便彼等能耕种更多的更多土地”。佉卢文简牍提到的难民是鄯善国社会中的一个身份特殊的社会群体。贝罗和印度学者阿格华尔(R.C.Agrawala)都认为这个词指的是英语中的“fugitive”。他们的具体身份不详，可能是被流放或充军而又逃跑的人。看来鄯善国政府对农业很重视，连难民的耕作问题都相当关心。这可能和当地缺乏劳动力的状况有关。4.Kh.655中的僧人和其儿子将一块播种量为1米里马（milima）5希（khi）的土地卖给了另一个僧人。他们在官方的主持下签订了买卖契约。值得注意的是，所买地产中有一所葡萄园。希和米里马是鄯善国的计量单位，1米里马等于20希。文书中经常出现的价值单位是穆立（muli）。1穆立相当于1米里马谷物之价值。由上可以看出，鄯善国种植的农作物有大麦、小麦、葡萄等。政府对农业的管理也相当重视，谷物的播种和灌溉的次数都要登记造册。鄯善国还设有司谷（Koyimam）、谷吏（Tsamgina）等专门负责粮食的播种与收获。王国还设有司账（Maravara）负责有关账目的管理，从而形成由王廷到地方的一套完整而严密的粮食管理体系。Kh.655显示鄯善国的耕地是以种子播种量的多少来计算的，而不是用面积计算。由此可以推测，鄯善国各类耕地单位面积的产量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二、佉卢文简牍所见鄯善国之畜牧业
鄯善国的畜牧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在佉卢文简牍中也有所体现，其中频繁地提到牲畜。例如：1.Kh.4称：“威德宏大、伟大之国王陛下敕谕，致御牧(kori)卢达罗耶（Rutraya）谕令如下：本廷曾向汝颁发一道谕令，内具详情，命汝将十头橐驼送至且末。倘若橐驼尚未送出，汝务必速将这批橐驼交予黎贝耶(Lyipeya)送至且末”。2.Kh.39载：“威德宏大、伟大之国王陛下敕谕，致州长勤军(Samasena)和布伽(Pugo)谕令如下：今有黎贝耶(Lyipeya)上奏本廷，彼之女奴支弥伽（Cimika’e）擅自将女儿送与迦波格耶（Kapgeya）诸奴仆做养女。该养女由彼等抚养成人，抚养费用亦未支付。当汝接到此楔形泥封木牍时，务必亲自对此事详细审理。若其女奴确实擅自作主，给迦波格耶一养女而未付抚养费用，黎贝耶理应向迦波格耶诸奴仆索取三岁之牝骡一匹或三岁之牝马一匹，而养女则完全为彼等所有。”3.Kh.157提到“当这些人到汝处时，要在泉边将祭牛一头奉献给贤善天神。据贵人昆格耶(Kungeya)说：‘余曾得一梦，梦见天神未接受该泉边之祭牛。’贵人昆格耶还说，在尼壤之乌宾陀之牛栏中有一头两岁之牛。”4.上引Kh.83文书中还提到了作为礼物的羊。这些简牍告诉我们，鄯善国的牲畜种类有骆驼、骡马、羊、牛等，设有御牧等职官对畜牧业加以管理。《汉书·西域传》说鄯善国“民随率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佉卢文简牍的内容可与之相互引证。从文书的内容来看，驴马和橐驼不但是交通工具，也是重要的交易物品。这些牲畜常常充当货币的角色。Kh.157所见之牛还是重要祭品。
三、佉卢文简牍所见鄯善国之手工业
佉卢文简牍则提供了不少鄯善国手工业方面的信息。冶铁业方面，Kh.107称：“汝曾从余等之庄园派一人来此干活。现彼等正让其在此干活。但是又传闻，诸差役又派其到彼处……干铁匠活”。葡萄酒酿造业比较发达，Kh.637提到potgonena酒。这种酒就是葡萄酒。据考，汉时“蒲桃（葡萄）”二字的发音直接源于希腊文“Botrytis”。汉学家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篇》里认为葡萄一词是波斯语“Budawa”的对音。Potgonena的发音与这两个词的前半语发音基本是相近的，没多大差别。上引的Kh.655还提到了葡萄种植园。佉卢文简牍中关于葡萄和酒的内容非常多，证明鄯善国饮酒之风盛行，连僧人也普遍饮酒。葡萄酒酿制业十分发达。鄯善佛僧饮酒习俗在西域的遗风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吐蕃和敦煌的佛教界。此外，Kh.715还提到了制箭匠，文书记载，身为制箭匠的父子二人出卖土地，得到九岁骆驼一峰作为地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鄯善国的丝织业相当发达。如所周知，古代西域本不产丝，《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西域之丝是从中原传过去的。7世纪著名旅行家玄奘西天取经途次于阗，在当地听到一个有关蚕种西传的古老而动人的传说，大意是说于阗原来不知桑蚕，由于嫁于于阗的“东国”公主把桑蚕种子藏在帽子里带到了于阗，并在《大唐西域记》卷12中记下了这一生动的传说故事。从新疆出土的佉卢文简牍看，鄯善国不仅产丝，而且丝绸已成为当地非常流行的物产，丝织物是鄯善国考古出土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又以尼雅遗址出土的丝织物为大宗。当时常见的丝绸、丝绢、锦等织物及印染和刺绣等均有发现，品种丰富，应用广泛，而这些丝织品名在敦煌文书等各种文献中也可得到印证。斯坦因在鄯善国西境尼雅古城附近发现许多枯死的古桑树，故知3世纪鄯善国已经种植桑树，鄯善人植桑的目的显然是养蚕。敦煌出土有婆罗米文（Brāhmī）丝卷碎片，为公元1世纪之物，其中一片上写有贵霜婆罗米文，意为“短绸布（pata）46柞（gishti）。1928年，中瑞西北考察团之瑞方成员贝格曼在楼兰地区的一座汉墓中发现一片写有佉卢文的汉锦，经释读，这行佉卢文意思为“印度法师之绸缎（pata）40匹”。在尼雅出土佉卢文文献中，pata一词多有使用，如Kh.3记载：“国王陛下等等……顷据苏祗多向余等报告，彼已买妇女一名，名苏祗沙，买价为四十一匹绸缎（pata）。”类似记载又见于Kh.35：“待自汉地来的商贾抵达时，务必清查绸缎（pata）债。若发生纠纷，朕将于王廷亲自裁决。”Kh.225亦曰：“僧伽钵罗那之奴隶一名走近余家并（？）绸缎（pata）三匹。”最后，Kh.345还提到：“该僧人阿难陀犀那之奴，名菩达瞿沙又从余及鸠瞿钵之屋窃取绸缎（pata）12马身长……共计价100穆立。”鄯善国原本并不产丝，后由中原输入，并在鄯善国扎根、逐步发展，后来竟然成为当地向中原输出的主要物产之一。这一情况的出现，与鄯善国地处丝绸之路交通孔道及中原丝绸的西传息息相关。佉卢文简牍对鄯善国手工业的记载比较贫乏，其中可见的种类有冶铁、酿酒、兵器制造和丝织业等。这不但引证了史书中“能作兵”的记载，也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材料。
四、佉卢文简牍中的商品买卖和放贷
佉卢文简牍中有大量商品买卖和放贷方面情况的信息，毋庸置疑，文书的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鄯善国内商业经济的繁荣。
（一）买卖契约。
斯坦因所获佉卢文文书中属于契约类的大约有47件。这些文书均属于简牍，有相当严格的矩形双简之形制，其中属于买卖类的契约大约有30件。这些契约既是法律文件，又是经济合同，内容翔实丰富，涉及土地、人口和牲畜等多种商品的买卖，是研究鄯善国经济问题的宝贵史料。例如，1.Kh.589是一份保存得非常完整的买卖奴隶契约。内容如下：“此一关于女孩色迷蹉(Smitsae)之字据，由书吏罗没索蹉(Ramsotsa)妥为保存。兹于伟大国王、上天之子阿没笈伐迦(Amguvaka)陛下在位之11年2月12日，有一妇女，名莱毕没蹉(Lyipim-tsaae)及其子名钵祇多(Pgita)。彼等于饥荒之时愿将名色迷蹉之女孩一名买给书吏罗没索蹉。给价为价值40穆立之一岁骆驼一峰。莱毕没蹉及钵祇多现已收到该骆驼。另又给绵羊四头，作为头（？）价。故现罗没索蹉对女孩色迷蹉有权为所欲为。双方在执政官元老毕特耶(Piteya)及太侯迦罗没蹉(Karamtsa)之面达成协议。证人为司土凯地耶(Cadhiya)，督军僧凯(Samca)，税监鸠罗吉耶(Kurageya)，阿钵吉耶(Apgeya)，凯布伽(Capuga)，莫伽多(Mogata)，蒙吉耶(Mangeya)，莱钵多(Lyipta)，沙门达马陀罗(Dhamadara)及司税凯托(Cato)。此字据系由余、书吏耽摩色钵(Tamaspa)之子、书吏莫伽多奉诸执政官之命所写。其权限如生命一样长达一百年。督军僧凯断绳。该女孩色迷蹉身长4distis。莱毕没蹉得售价之一半，摩信那的司税支祇托耶(Cigitoya)得一半。”2.Kh.677是一份交换土地的契约：“兹于上天之子大王安归迦（Amgoka）在位之……年7月6日，妇女科瑟那耶（Kosenaya）用以地换地（namanagamuliyena）之方式，向尸伽夷多（Sigayita）购地一块。赠送给科瑟那耶土地一块。全部土地[能播]3米里马jhuthi籽种。该地现已成为妇女科瑟那耶之财产。她在各方面对该地有一切使用权利。该地既不交seni税，也不纳niciri税（harga）……关于科瑟那耶，余等现已提出。其诸子完全不赞成该项计算。[……其]诸子无权占有该地。该科瑟那耶对该地有所有权，可以播种、农耕……作为礼物送人……证人为……苏德罗内耶(Sudarneya)。此字据系由余，皇家司书，僧人……奉……之命根据妇女科瑟那耶之请求所写。其权限为一百年。”3.上引Kh.715也是一份以骆驼买土地的契约。其格式和所列条款与Kh.677基本相同。这三份契约的内容包括立约时间(以国王在位的时间为纪年方式)、立约双方当事人姓名、交易方式、买卖或交换物品性质、价格、双方的权利义务说明、证人姓名、时效声明、和经手书吏等重要信息。鄯善国官员对契约进行当面公证，这说明政府对经济活动相当重视，其监管也很到位。Kh.589甚至还写明了违约处罚和公证人姓名。如此内容详尽的记载是研究鄯善国经济史的第一手资料。Kh.677更是一个历史记载的孤证。它说明在魏晋时期的鄯善国内存在着以地换地的经济现象。在上述的契约中，僧人扮演了证人和书吏的重要角色。上引Kh.655中的僧人还直接买卖土地。佉卢文简牍频繁地提到出家人的各种经济活动。他们蓄养奴隶、置办田产、饲养牲畜，甚至参与妇女买卖，和俗人生活几无差别，乃当时鄯善国佛教戒律尚未形成所致。值得注意的是，佉卢文简牍频繁地提到了鄯善国的奴隶，特别是在契约中有不少买卖奴隶的契约。这些近似实录的记载几乎是现今研究鄯善国奴隶问题的全部史料。塔里木盆地诸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与鄯善完全类似，它们都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所以，魏晋时期鄯善国奴隶制度的研究，并非只是涉及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对天山以南的“城郭诸国”都有普遍的意义。
（二）放贷行为和货币的使用。
佉卢文简牍提到了谷物的借贷。例如，1.Kh.100是一份私人信件，其中有这样的内容：“汝处有余借贷出的谷物……但彼却说，汝处有两笔分期支付之利息，不得再拖延一年”。2.Kh.142是一道国王谕令，其中也提到了这种借贷行为：“黎贝耶(Lyipeya)曾借粮食一弥里码一硒。按惯例借一还二”。从以上的文书内容中，我们可以知道鄯善国内存在以谷物放贷收取利息的经济活动。这种借贷行为的利息与本金相等，而且似乎是以年为时间单位分期收取的。从“年利息100%”这点来看，这种放贷行为也称得上是高利贷了。鄯善国居民在买卖和借贷中通常使用的不是货币而实物。如前文所述，很多买卖和偿付行为都使用骡马和橐驼等牲畜作为等价交换物。它们似乎替代了货币的作用。看来货币的使用在这个绿洲国家并不是很发达。从佉卢文简牍中，我们可以知道鄯善国居民有时也使用希腊钱币金币（Sadera）、德玛克拉（Drakhma）、波斯钱币达尼（Dhane）和印度钱币玛莎（masa）、茹帕巴那(rupya-bhana)。但这种情况不是很常见。鄯善国的货币对后来新疆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17世纪南疆所铸的“普尔(pul)”钱应该是肇源于鄯善国的穆立（muli）。
五、佉卢文简牍所反映的鄯善国土地制度
很多佉卢文简牍涉及到鄯善国土地制度，其内容相当复杂。史籍提到鄯善国“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可耕地在这个绿洲国家是相当宝贵的。因此，鄯善国形成了有自身特点的土地制度。
（一）国王所有的耕地。
鄯善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是国王。他有时会把属于王室的田地赐给属下的贵族和官员。例如：Kh.160是写给州长黎贝耶（Lyipeya）的一封信，其中有如下内容：“莎阇地方的一块田已给州长黎贝耶使用，但未提供水和种子。该田地系天子陛下所赐，为汝私人所有。汝处若有关于水和种子之事的任何亲笔信，或有内具详情之谕令书，应找出送来。若无此类文件，汝得先交纳水和种子费用，才可在此耕种。此外，据诸长者所云，当年沙尔比伽（Sarpinae）在此居住时，由彼提供土地，由莎阇人提供水和种子，合作耕种。汝等可商议依此办理。”可以看出，国王赏赐田地的同时也可能给种子和水，而赐给下属的耕地是可以再收回转赐别人的。鄯善国的自然条件较差，可开发为耕地的荒地很少。王室唯有如此行事才能保证其所直接掌握的田地不会越来越少。
（二）私人的田地。
佉卢文简牍中多次提到私人拥有的地产。例如：1.Kh.37是一道国王谕令：“今有税监黎贝耶（Lyipeya）上奏本廷，关于土地一事，彼等正向诸司土（vasu）呈明左迪（Cedhi）、布罗（Pulpa）和司税(yatma)僧卢韦耶（Samluveya）三人之地界划分。此时……伏伽（Pugo）和黎贝耶业已挖成一条沟界。现在有人已经在叶吠县划分出地域。”2.Kh.187：“……鸠伐耶(Kuvaya)、莫伽多(Mogata)、支莫啰(Cimola)及莱迷没那(Lyimimna)四人有彼祖父和父亲所传之农场一所、葡萄园一所及耕地若干。现彼等已将遗产平均分配，包括衣被等细软。相关问题已经解决……”3.上引的Kh.677是妇女科瑟那耶（Kosenaya）买田的契约。其中规定“该地现已成为妇女科瑟那耶之财产。她在各方面对该地有一切使用权利……该科瑟那耶对该地有所有权，可以播种、农耕……作为礼物送人”。我们从以上这些文书的内容中可以了解到：鄯善国私人所有的耕地是个人私有财产，可以任意转让和买卖，可以世代继承；这些私人地产之间有地界和界沟；私人地界方面的纠纷是由司土等政府官员来解决的。
（三）佃农和雇农。
佉卢文简牍没有明确提到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可以推测，鄯善国王室、贵族和官员的土地主要是由佃农和雇农耕种的。贝罗认为文书中的kilme一词是指贵族的封邑和领地。而kilmechi指的是这些土地上的佃户。“所以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土地所有权和租赁关系问题，而是涉及到了封建制度”。佉卢文文书中有两件提到了劳动者的一些活动。其一，Kh.450是一封地主写给佃户的书信：“汝务必知悉余之书信所述。春天，汝绝不可借机在此地耕种土地。现系汝停止向余交税之第四年。汝之房屋和土地，余现允许出售。汝及汝之母亲、妻子、儿子和女儿应一起来此。务必来此地耕作。关于余之税务，仅茜草及curama必须带来，尚无其它税欠余。”这位在地主土地上耕作的佃户丧失了人身自由和经济自主权，还欠了地租和税款。佉卢文文书生动而真实地记录了这些农民的悲惨处境。其二，Kh.532是一件国王谕令，其中提到：“叶吠县领地有一人，名伏斯弥伽（Vusmeka），靠其母之权利迁居叶吠县。其实彼系精绝人。彼自精绝逃出，受雇于叶吠县。但是，唯有叶吠县人才能受雇于叶吠县”。这个人因不是当地人而不能在该地被别人雇佣做工。这种将劳动力固定在出生地的经济制度与中原王朝的户籍制度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值得注意。据此，贝罗提出了一个观点：“劳工或农奴出现了，并被或多或少地束缚在土地上，不能随便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阿格华尔认为：实行这种的规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增加当地农奴的数量；这样他们就会更忠诚，更能团结生产；这种与雇佣劳力相关的限制对这一地区平稳而又高效的生产劳动产生了较好的影响。总而言之，尼雅等地出土佉卢文简牍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绝大多数为传统文献所不载的第一手资料。汉文史籍对鄯善国经济问题的记载往往语焉不详。通过对这些佉卢文简牍的研究，可以重新构建魏晋时期鄯善国的经济史，对其中的很多细节问题也能进行比较深入的讨论。
作者：杨富学徐烨单位：敦煌研究院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 要： 陈峥博士的专著《民间借贷与乡村经济社会研究――以近代广西民族地区为中心》，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民间借贷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该书的学术价值与贡献体现了近代乡村经济史和乡村金融史研究的新发展。
关键词： 近代 乡村经济 乡村金融
2016年1月，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陈峥博士的专著《民间借贷与乡村经济社会研究――以近代广西民族地区为中心》，全书40多万字，是一本颇具新意的学术著作，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民间借贷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作者以其独具的眼光、宽阔的视野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近代广西民族地区民间借贷的史实，论述了民间借贷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影响，体现了近代乡村经济史和乡村金融史研究的新发展，其成就颇值肯定与赞赏。综览全书，笔者认为，该书的学术价值与贡献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书结构合理，详略论述得当
全书分为八章，外加导言、结语，共十部分。该书在论述了研究缘起和近代广西的少数民族及分布地域的基础上，对广西民族地区乡村民间借贷总体状况、主要形式、盛行的原因、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阶层、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社会功能等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全方位研究，最后在综合比较的基础上总结了广西民族地区民间借贷的特点。
在研究中，作者在第二章对近代广西民族地区民族的负债情况、借贷的期限、利率与利息、债主与债户等略加论述，该书的第三章民间借贷的主要形式，作者将其分为一般私人借贷和非政府借贷两方面，所占篇幅不多。而在第五、六、七章则泼墨如雨，用较大的篇幅深入剖析了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经济、阶层、社会之间的逻辑关系，重点论述了民间借贷与近代广西少数民族民众日常消费、小农生产、乡村商业、社会阶层变动、借贷中的其他人群、社会问题、社会关系、民教冲突等问题。主题明确，重点突出，内容安排有条有理，中心突出，详略处理得当，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二、满足现实需要，弥补已有研究不足
乡村民间借贷是中国近代金融史和乡村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长期以来不仅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而且引起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的密切关注。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和成为一门显学，学术界研究重心的下移和眼光向下，为学术研究的创新注入新的活力，学人对乡村民间借贷的研究取得一批成果。如李金铮的《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对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借贷问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但从研究时段说，学人选题的时间段大多是民国时期；从研究对象的地域看，学者主要以华北和长江流域为研究范围，而长时段连续地研究全国范围乡村民间借贷的著作较少，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乡村借贷更是几近空白；从研究内容说，学者对乡村与乡村市场发展问题、民族之间的借贷问题、外国进入中国城乡资金放贷问题、民间借贷与乡村人口的流动问题、民间借贷与乡村陋习、民间借贷与乡村道德文化、民间借贷与乡村民众社会心理等研究不够，这不能不说是十分遗憾的。
三、思考未来研究方向，提出独到见解
该书在考察近代广西民族地区民间借贷问题的同时，还对民间借贷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思考，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如从研究视角与理论方法而言，该书指出，有关乡村民间借贷的研究，应从新的视角出发，如民俗、民间信仰、宗法制度等。研究者还应在发扬过去长处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如何结合中国乡村社会实际，既借鉴西方理论，又超越西方理论，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适合中国特色的乡村民间借贷的研究理论框架和话语系统，这是研究能否取得突破的关键。作者指出，研究乡村民间借贷时，应面向整体史，立足专史，把乡村民间借贷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面联系之中进行考察，既要从经济史、社会史等角度进行研究，又要从生活史、民族史、文化史、政治史等角度切入，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研究；既要从宏观上把握，又要从政治、社会经济、民族关系、思想文化等微观方面研究，进而了解民间借贷在社会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及民间借贷与乡村社会生活的关系。实际运用时，应注意运用联系的、整体的眼光审视民间借贷与其他经济领域的联系与互动，关注外部因素对民间借贷的作用与影响。应超越时段分割而从近代延伸到现当代的“长时段”，使民间借贷变迁的过程不再被人为斩断，从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起延续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见微知著”，真正体现整体史范式的研究宗旨和精髓，从而使研究更具现实价值。
三十多年来，尽管学术界对乡村民间借贷研究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创新无极限，前沿无穷尽，学术研究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挖掘新资料，利用新理论，采用新手段，革新研究方法，从新的视角继续拓展和深入对乡村民间借贷的研究，仍然是摆在学人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九年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中指出：“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受经济发展，主要是受生产力发展制约的。人们的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历史教学中，如何能自然地灌输这一历史发展规律，以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高素质的后备军――这是义务教育教学改革的紧迫任务之一。为此，我们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加强了对经济史教学的探索，现就《三国鼎立》一课谈谈我们的一些教学做法。
义务教育教材把《三国鼎立》一课分为：“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三国的建立”、“曹魏重视农耕”、“诸葛亮治蜀”、“孙吴开发江南”五个子目。按过去传统的应试教学做法，一般把前两目作为教学重点，强调官渡一战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赤壁之战是三国鼎立形成的关键；而魏、蜀、吴各自经济发展的情况，往往只是轻描淡写，点到而已，好象是“三国鼎立”的赘述。这样做法，单就中考应试来说，无疑是没有错误的。但要培养具有历史思维能力、适应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高素质人才，那就相距太远了。
我们认为“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三国的建立”当然应作为本课的教学重点，而魏、蜀、吴的经济部分，对初一学生来说却是本课的教学难点（虽然这一部分文字表面无深奥之处，一看就“懂”），原因有三个：
其一，义务教育初中《历史课程标准》在“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第四条中要求：“历史教学应当重视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容”。
其二，教材在把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讲完后，又单列了三个子耳讲三国各自经济的发展情况，前后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这种蕴含在教材中的“看不见的结构”，恰是我们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切合点。
其三，以初一学生现有的历史知识层面及年龄心理等特点，对复杂的经济现象是较难理解的，更不容易理解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如果不辩证地对学生进行引导，学生势必把“三国鼎立史”学成“三国政治史”。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在搞好三国政治史教学的前提下，加强了三国经济史的教学，着重抓了以下四个环节：
一、南北方经济实力的大体均衡，决定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出现
军事斗争――赤壁之战固然是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关键，而战争所依靠的基础正是经济实力。在北方，从184年黄巾起义开始，长年战乱，中原地区给群雄“逐鹿”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北方经济几乎完全被毁了！而南方相对安定，并且经济有所发展。因为大批北方农民逃避战乱，流亡到蜀、浙、江淮一带，带去了先进的耕作技术，使南中国的山川土地得到开发，促成了南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因而，曹操在赤壁败于孙刘联军以后，暂时无力南顾，“不敢再轻易南下”，“鼎足”之势便趋于形成了。
二、三国各自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吴、蜀经济实力的增长.是三足鼎立局面得以维持数十年的基本原因
诸葛亮奖励耕织，设置堰官维护都江堰，西蜀的农业得到迅速发展；蜀锦驰名各地，成为蜀汉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今民困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诸葛亮）。
在东吴，江南地区得到开发，粮食产量增加了，青瓷制作和造船等手工业技术有很大进步；吴国还与南洋许多国家有着友好的贸易往来。
北方的曹操在赤壁之战后，更加重视农业，继续大兴屯田，“数年中，所在积粟，仑廪皆满。”（《晋书》卷26“食货志”）
这样，南北经济相互独立地发展起来，使三分天下的局面得以维持数十年。
三、三国经济实力的悬殊，最终导致了三国鼎立局面的结束
曹魏及后来取而代之的西晋，在中原经济恢复以后，国力强盛。作为生产力进步标志的生产工具――水排和翻车在中原的使用，无疑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水排：水力鼓风机，比欧洲早1000多年；翻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灌溉工具）。作为农业发达标志的水利工程设施，当时仅在淮河南北兴修的就有芍陂、茄陂、太寿陂、郑陂、夏侯渠、淮阳渠、百尺渠、沁水堰等等。这些水利设施不仅使中原的经济飞速发展，而且也使漕运交通空前地发展起来。 而这时吴、蜀的经济虽然也有很大的发展，但决不意味着它们已有充足的力量能与经济恢复后的中原相抗衡。
吴国除太湖沿岸及钱塘江流域的三吴一隅之地稻米生产相对发达之外，有特色的便只有造船了。而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人烟稀少的经济落后地区。
至于蜀国，在北方大举兴修水利的时候，他们还只是维护老祖宗留下的产业――都江堰，经济上最有成就的当推蜀锦了，但丝织业在那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主导产业，要振兴经济还得靠农业。
西蜀的经济基础落后悬殊，使得当时一流政治家诸葛亮的政治抱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难以实现。他五次兴兵主动出击曹魏，反倒把西蜀微弱的家底拼了个精光。灭亡的命运首先降临到蜀汉政权的头上了……
西蜀灭亡以后，东吴与晋王朝的国力对比更加悬殊。一度在赤壁之战中所依赖的长江天险，此时也显得微不足道了，根本不能阻止晋军的攻势。最后，只落个“金陵王气黯然收”的结局――“三国鼎立”到此结束。
综上所述。经济是魏、蜀、吴各自的立国之本，它们经济发展得如何，最终决定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存废。
四、从历史的角度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读史使人明智”，“发展才是硬道理”。今天，我国正抓住机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这的确是集历史经验之大成的英明决策，是振兴中华之路的最佳选择。只有尽快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中华民族才能巍然自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今天的中学生，正是二十一世纪的建设者，只有今天学就一身高素质，明天才能担当起历史的重任，经得起新世纪的挑战。华夏腾飞的梦想，定能在我们几代人的奋斗中实现！
总之，我们这样注重三国经济史的教学，既让学生认识到经济的基础地位，理解了经济发展最终制约着历史发展的道理，又不失时机地渗透了国情教育，发展了学生的思维，顺利地突破了本课的教学难点，对学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的形成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摘 要】高中历史教学内容中，经济史占据了较重的份量，而经济史主要涉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概况、我国不同时期经济发展过程，以及经济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所含内容跨度大，从古代经济体制、社会生活概况到现代经济构建过程，由于经济史内容与学生距离较远，多数学生在学习时较为吃力，加上教师教学方法有待改进，加大了高中经济史教学的难度，对此，本文将进行详细探究，以找到突破高中经济史教学难点的方法，从而提升经济史学习质量。
【关键词】高中经济史;教学难点;措施
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等联系紧密，对人们生活、学习与工作也产生关键性影响，鉴于此，高中经济史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经济价值观，熟悉当今社会运行的经济体制、经济理念、经济方式在不同时期对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影响，使其形成关注经济动态的良好习惯，在当今发展迅速的社会生活中，积累足够的经济知识，科学分析经济形式与个人成长、社会发展的之间的关系。然而，目前经济史教学效果不显著，学生对经济史内容掌握存在较大难度，高三由于时间短，任务重，更加大了学习难度，对此，下文将针对这一现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1.密切联系实际，优化教学内容
教师在设计高中经济史课程时，应当在初中历史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合理补充，结合当今社会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动与经济形势，为枯燥的经济史内容注入生活气息，以课堂模拟世界经济市场，实行分组角色扮演，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例如，在学习“大国崛起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展史”时，首先，教师可进行现场模拟，提问学生：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哪国？你认为她在哪些方面较为强大？她现阶段强大的原因是什么？她是借助哪些方式实现自身强大目标的等，在学生回答时，教师应根据其回答内容，引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新航路开辟的历史价值、殖民侵略历史进程、工业技术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这一教学任务，以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其次，分组进行角色扮演，认命各个小组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将“资本积累方式”、“工业发展过程”等搬到课堂中，以英国代表组为例，引导学生从世界市场形成原因、方式等进行陈述，同时允许其他小组进行辩驳，提出各个国家在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各种行为对其他国家与世界的影响;最后，教师对整个世界市场形成过程进行串讲，强调重点内容与标志性事件，并对各个“国家代表小组”进行点评;通过这种全民参与的教学方式，变教师主讲为学生主动探索经济史知识，既活跃了课堂气氛，提高了教学质量，又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记忆效果。
2.重视反馈，及时调整教学任务
教师应定期询问学生教学建议，包括教学方式，内容安排、互动活动效果、课后作业布置量等，从而获取第一手资料，并依据学生提出的建议，及时调整教学任务与课程安排，以提升教学效率，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例如，在复习古代社会经济内容时，例如，在系统复习中国不同时期的耕作方式时，教师可采用对比方法，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人民基本素质等进行对比教学，以时间为纽带，将整个发展过程融合为一体，探究耕作方式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形成的基本原因、具体耕作方式以及对当时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影响，讲解完毕后，应做好反馈信息调查，如果学生对某个知识点存在疑问，教师可实行“问题整理”，即设置答疑环节，在串讲时，号召学生指出不懂之处，在黑板框架上进行罗列，可先询问已经掌握的学生的看法，再结合教学内容，进行重点解释，争取让每位同学都能熟练掌握古代社会经济概况。
3.抓住关键，突破讲解难点
正所谓，打蛇打七寸，要想突破高中经济史讲解难点，也应抓住题目关键，能够透过现象分析事物本质，从而将题目进行及时消化与吸收。例如，在复习“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内容时，教师应突破常规“背诵复习法”，可事先向学生提问相关问题，了解学生的掌握程度，再结合复习计划，将重点、难点各个击破，然后找准切入点，带领学生进入历史学习状态，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教师：课文提到，鸦片战争后，较多的洋货涌入中国境内？这里的洋货都有哪些东西呢？
学生：西方国家所生产的产品。
教师：涌入中国，说明规模大、数量多，那么西方国家是怎么生产这么多产品的呢？
学生：运用机器生产。
教师：为什么洋货进入中国市场后，打击了我国原有的手工呢？
学生：洋货价格低，而且功能多……
通过这样富有逻辑性的“雨点式提问”，使学生的思维跟随“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形成的关键原因，抓住该知识的本质内容，从而突破了教学的难点。
4.结束语
高中经济史教学最重要的是掌握灵活的教学方法，依据学生的兴趣、知识掌握程度，并结合多角度的反馈信息，做好课程设计、教学内容、教学措施的优化工作，合理安排教学活动，借助对比、时间关系、影响等对经济史实行专题讲解，找到突破其难点的关键，在教学中，教师应结合高三学习的特点，对经济史知识综合探究、分析对比，以实现“低投入，高产出”，提升经济史教学质量，帮助高三学子顺利通过升学考试。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江浦高级中学文昌校区）
【摘 要】经济史所涉及的内容，纷繁复杂不好掌握，纵横交错不易分析，中外经济跳跃性大且丰富繁多，加上地域跨度、数字累计、类别琐碎，都使中学的经济史教学极为困难。文章试图以《原始氏族公社》、《春秋战国社会经济》、《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唐社会经济发展》、《明代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等课的设计和实施过程，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教与学进行探讨。
【关键词】古代经济；教学；实践；研究
一、中国古代经济史中所贯穿的基本理论
（一）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终极动力
如教材叙述原始社会发展时突出作为生产力的最活跃因素。即生产工具的变革，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北京人使用打制旧石器，山顶洞人开始使用磨制新石器，生产力有了提高，社会组织也就从原始人群转化为以血统关系组成的固定的集团。半坡时期是人类普遍使用磨制石器，石器种类不断增多。生产工具的进步，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革。原始农业、畜牧业使生活更为丰富。夏商时期铜器使用，使人类从无阶级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到春秋时期，铁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出现，促进井田制瓦解，中国进入封建社会。
（二）经济现象之间的纵横关系
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横的联系，这是指同一时期中各种经济现象（如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是纵的联系，指不同历史时期先后相承的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讲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是要让学生了解：社会经济是一个总体，彼此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只有让学生把握可经济发展规律，才能学好经济史。
在介绍经济现象横的联系时，要说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之间的联系。由于农业生产力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有剩余，使得部分人从农业中脱离出来，专门从事手工业、商业等。可见，农业是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础。反过来，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又推动农业进步。铁制农具的使用就是最好的证明。战国时期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铁制农具，促进手工冶铁业发展；冶铁业发展又为农业创造出大量更为先进的农具，为兴修水利、开坑种植提供便利条件，又推动农业生产；农业和手工业发展为商业繁荣打下基础。由此说明：在古代社会经济生活中，三种产业的发展相互促进、推动。
在介绍经济现象之间纵的联系时，要说明每一种经济现象先后相承、依次发展的演变过程。如井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制、大地主田庄、屯田和均田、租庸调制、两税法、一条鞭法、地丁银等经济现象。
（三）经济、政治、文化三者是密不可分的
经济、政治、文化密不可分。教师要通过具体的史实和有关材料，深入浅出说明彼此之间联系。各国变法运动是在奴隶制经济崩溃、封建经济出现的情况下而发生的（商鞅变法）；于此同时，各国封建政权的建立和变法运动又给封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战国经济的发展）。而当地主阶级掌有政权后，新旧势力斗争依然存在，各阶级思想家从不同阶级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主张，于是在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化上的百家争鸣又影响和推动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韩非的主张对秦统一后的政治和经济产生的影响）。
二、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教学方法
（一）讲清经济制度演变的来龙去脉
中学教材中，经济发展史往往涉及土地制度及赋税制度演变，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状况。涉及面较广、内容较多、头绪繁杂，学生不易掌握，容易造成概念上混淆。在讲述时，应注意帮助学生弄清来龙去脉。认清发展线索。
我国土地制度演变过程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我国奴隶制度社会盛行的是井田制为主的土地国有制，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进入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出现土地国有、土地私有、自耕农土地所有三种形式。三者围绕争夺土地和人口展开激烈斗争。我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演变过程，实质上是封建大地主所有制不断发展和巩固的过程，封建大地主把国有土地和自耕农地变为大地主私有制的过程贯穿了整个社会历史之中。东汉大地主田庄出现，南朝大地主“封山占水”、唐朝后期贵族、官僚和大地主较普遍的建立庄园，明朝后期皇、庄园遍布全国，都是封建大地主私有制发展的具体表现。同时，同土地制度相联系的赋税制度也随着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而变化。赋税制度也存在演变过程：从春秋时期鲁国“初亩税”、唐朝租庸调制和两税法，到明朝“一条鞭法”和清朝地丁银制，清晰看出封建社会赋税制度发展的线索。这一线索贯穿赋税征收的根据从以人丁为主逐步转向以土地财产为主。赋税形式逐渐以劳役、实物为主转向以银钱为主。它反映封建社会农民在封建生产关系中身份地位的提高和依附关系的削弱。
讲述经济史，应适当引用一些生动、形象的历史材料，让学生在阅读相关材料的历史背景，并能据此勾勒出当时的经济生活场景。例如：在初中讲述中国古代灌溉工具时，我们在课前出了一道题：在我国唐朝，劳动人民创造了一种新的灌溉工具筒车。这一提水工具安置在田边小河里，史书记载：“水激轮转，众筒兜水，次第下倾与岸上...以灌稻田，日夜不息，决胜人力。”请根据上面的文字叙述进行想象，并画出这种灌溉工具（男生成绩更为突出）。给学生提供再现经济生活形象的材料，教师可从考古发现、史书、相关文献中去搜集，然后向学生展示，这样会更易于学生对某一时代经济现象产生想象，从而获得正确的历史概念。
（二）对教材中琐碎、零散的经济史进行整合，有助于提高建构知识框架的能力
教学中，教师要把知识进行排列组合，形成知识系统。在讲述中国古代农耕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的内容时，大家会感到内容庞杂、琐碎。教师可以从农具、耕作栽种、农作物、水里灌溉、对土壤的认识利用几方面发展线索，在宏观把握基础上，对有关内容进行恰当处理，使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结构。
作者简介：赵纯仁，副教授，白城师范学院历史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学历史教学法。
摘要：在新课程标准下，乡土资源有着其它历史资源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各省新课程高考命题凸显乡土历史考查。从中归纳乡土历史资源在新课程教学使用的原则。
关键词：乡土历史资源 历史教学 红帮裁缝 宁波商人
一、乡土历史资源在新课程教学中的作用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指出：高中历史课程，“应密切与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生活，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凡是对实现课程目标有利的因素都是课程资源。”
在新课程标准下，注意挖掘和使用乡土资源，对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领悟历史，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增进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都有着其它历史资源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各省新课程高考命题凸显乡土历史考查。鉴于此，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开发和应用乡土资源显得尤其重要。
二、乡土历史资源在新课程教学使用示例
宁波作为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近代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改革开放后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当代东方大港，乡土历史资源，特别是经济史乡土资源丰富。现以《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一课为例，谈谈乡土史资源在课堂教学中的利用。
教材引述：
“西装在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民国成立后流行开来。……西装的传入和流行对中国服饰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山装就是在广泛吸取欧美服饰的基础上形成的。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综合了西式服装与中式服装，设计出了一种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饰，定名中山装……”――《普通高中历史必修第二册》
概括：服饰由长袍马褂向西装、中山装的变革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影响深远。并设问：
同学们知道是谁缝制出中国最早的西装和中山装吗？
出示材料：
“乾隆六十年（1795），一场偶然的海难，把一位从鄞县茅山外出谋生的包袱裁缝张尚义送到了日本横滨。他在异国的港口帮助海员缝补救生衣和水手服中学到了西装的制作方法，在横滨开创了自己的成衣业……最早的红帮裁缝队伍就这样形成了。1905年，根据孙中山等人的意见，鄞县人张学诚设计出最早的一款中山装。”
――周时奋 《故土家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原来是宁波人缝制出中国最早的西装和中山装，学生赞叹不已，并为作一名宁波人而自豪！
教师追问，这批缝制出中国最早的西装和中山装的宁波裁缝为什么叫红帮裁缝呢？同学们热议起来，有的说是因为他们穿着红色服装吧？有的说大概与宁波的十里红妆有关吧？有的说他们是信奉共产党吧？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中国人认识西方文明从被称为红毛人的葡萄牙人开始，在宁波方言中，红毛一词是西洋的代称。”
三、乡土历史资源在新课程教学使用的原则
1、时代性原则。
历史教学讲求现实立意，从历史中探寻现实问题的答案，为什么宁波服装业发达，雅戈尔的渊源仅仅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乡镇企业吗？这些带有鲜明时代感的问题，可以成为乡土史教学选取的内容。
2、典型性原则。
红帮裁缝――既是宁波现代服装业的重要源头，又代表了宁波商人思想开放，眼光敏锐，勇于开拓的特点，具有典型性。不仅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当代宁波经济，又有利于学生理解宁波商人的特点。
3、趣味性原则。
缝制出近代中国第一件西装、第一件中山装，红帮裁缝以鄞南茅山人为发端，而鄞南茅山与我校毗邻，这一切极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了课堂气氛，使历史变得不再遥远，它从未与我们那么近切；历史也不再空洞，它真实地在我们身边存在。
4、探究性原则。
从服饰由长袍马褂向西装、中山装的变革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说起，联系红帮裁缝缝制出近代中国第一件西装、第一件中山装及原因，进一步总结宁波商人的特点，自然引申，步步深入。对于有些问题，既可以通过出示材料进行课堂探究，也可留给学生借助图书馆、网络等做课外探究，而这些正是新课程理念的应有之意。
摘 要： 从课程的性质和内容来看，中国经济史本应在财经院校的本科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课程教学现状却不禁令人担忧，教学急需改革。要使中国经济史教学取得良好的效果，教师需明确定位经济史的学科性质，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发挥教师情感因素对经济史教学的影响，注重研讨式教学在经济史教育中的应用。
关键词： 财经院校 中国经济史 教学改革
目前，中国经济史是财经院校普遍开设的理论经济学系列课程之一。开设中国经济史课程，既是经济发展与教学的需要，又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的要求。经济史是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但与其他经济学学科相比，对于经济史尤其是中国经济史课程，不仅学生学习的兴趣普遍不够浓厚，教师教学的积极性亦逐渐减退，课程存在日益被边缘化的趋势，很多财经院校已将中国经济史调整为选修课。从课程的性质和内容来看，中国经济史本应在财经院校的本科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课程教学现状却不禁令人担忧，教学急需改革。如何有效组织教学，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经济史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笔者主要结合教学经验在中国经济史的教学改革上作了一些探索总结，供同仁参考。
一、明确定位经济史的学科性质
只有明确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才能更好地进行经济史教学。当前经济史教学深陷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专业教师没有从根本上明确经济史的学科性质。综合来看，经济史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经济科学，是一门兼有历史学和经济学两大学科特征的交叉性学科。首先，经济史是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的经济部分，是历史学科下属的一个分支学科（专门史）。但是，经济史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相比，还有明显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史具有独特的研究方法，其使用的研究方法既有历史学的方法，又有经济学的方法，尤其是经济学为经济史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使经济史具有明显不同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的最重要的方法论特征。其次，经济史是经济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的历史部分，是经济学科下属的一个分支学科（理论经济学）。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尽管划分学科或是确定学科性质的根本标准，是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定的研究对象，而不是它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但是，历史分析和经验归纳方法的使用，仍是经济史区分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的一个重要特征。经济史特定的学科交叉属性，决定了经济史教学方法的交叉性，即经济史教学需要历史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的结合。教师在讲授经济史时，单纯使用历史学方法或经济学方法教授，都会使经济史教学偏离应有轨道，导致课堂沦为单一的历史课堂或经济课堂，学生兴趣不浓厚在所难免。因此，明确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是搞好经济史教学的前提和出发点。
二、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
经济史一般分为实证性经济史、分析性经济史和经济史学概论三部分。实证性经济史侧重于对经济史实的叙述，分析性经济史侧重于对经济规律的总结，经济史学概论侧重于对经济史学这门学科的探讨[1]。基于财经院校的学科特色，中国经济史的教学至少包括实证性经济史和分析性经济史两部分，尤其要加强分析性经济史的教学。如果教师在授课中仅限于讲授实证性经济史，而不注重分析性经济史，一些经济类专业的学生就会抱怨。经济学理论是把分析性经济史条理清晰地讲授的重要工具，因此，一些中国经济史教师呼吁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实现经济史教学与经济学理论的对接，但现实是不少中国经济史教师在授课中仍倾向于使用历史学的教学方法，忽视经济学理论的应用。总体而言，目前国内的经济史教师在对历史学方法比对经济学方法知道得要多一些，运用得要好一些。只有把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教学有机结合，才能真正让学生体会经济史的学科魅力，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因此，注重经济学理论分析，尤其是加强统计方法、数学模型在中国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应成为今后努力改革的方向。
三、发挥教师情感因素对经济史教学的影响
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因素很多，教师情感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教师积极的情感投入是教学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是激励学生学习进步的动力，是发挥德育陶冶感化作用的催化剂”[2]。因此，中国经济史教学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必须充分认识情感因素在教学中的作用，并学会适时调控情感。为此，一要陶冶情操，保持良好的心境；二要提高个人修养，提高人格魅力；三要提高情绪涵养，保持良好的心理势态和情感势能；四要提高业务水平，切实领会教材；五要控制不良情绪，保持适宜的情绪状态。
四、注重研讨式教学在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
研讨式教学是一种将教师研究性讲授与学生研究性学习、规定教材与广泛查阅、教师指导与学生自学、课内外相互讨论等有机结合的一种教学方式。研讨式教育既能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又能使学生掌握系统扎实的学科知识，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3]。财经院校注重研讨式教学在中国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不仅有助于培养经济类专业学生的历史感，更有助于培养学生运用历史经验检验经济学理论的意识，这对经济史充分展现学科性质和更好地履行学科使命显然具有重要意义[4]。为在中国经济史教学中更好地开展研讨式教学，教师应积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键环节：首先，课前要选准问题，精心组织。在选择研讨的问题时，教师应做到“两要两不要”，即选题要紧扣教学内容，不要四处“海选”，选题要专、不要博。其次，课中要把握主题，做好“导演”。在研讨的过程中，教师应通过制定并执行研讨规则，提高“导演”能力等方式对研讨的进程进行调控，避免研讨偏离主题和出现冷场、偏激的尴尬局面。最后，课后要画龙点睛，精练得当。研讨会结束后，教师应以简练准确的语言对研讨会的情况进行点评，并以鼓励为主，提高学生后续研讨的兴趣和积极性。
摘要：世界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之源，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时序性与规律性研究，而且是研究经济学的必备基础，但是世界经济史在高校经济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中并未得到应有重视。本文从高校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理念、世界经济史课程定位、师资队伍欠缺和教学方法单调等方面查找原因，并提出正确定位世界经济史课程，培育世界经济学教学队伍，开展专题教学，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史 世界经济史 课程特性
世界经济史是一门反映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活动领域的一门科学，学习这门课程，不仅要了解人类经济活动的知识，更要培养深刻的历史理解力、洞察力和对历史发展趋势的预测力，进而对现实的经济问题有所指导和参考。经济学本科专业开设这门课程，将有助于学生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通过考察经济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更好的理解经济学理论和探究经济发展规律，对构建经济学专业学生完整的知识结构有着重要意义。
一、世界经济史的课程特性
经济史是一门伴随经济学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介于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在课程设置上，经济史分为中国经济史与世界经济史两个分支，中国经济史主要以中国经济发展演变过程为研究对象，侧重于探求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世界经济史则以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侧重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与地区人们经济活动的联系与相互影响，从地理范围上看，世界经济史即包括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也包括对中国以外其他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所以世界经济史具有和经济史一样的学科特性。
首先，世界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的源泉。世界经济史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之间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研究经济组织、经济制度和经济部门的发展演变过程，研究经济发展的结构和历史过程，研究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而经济学理论恰恰也是以人类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研究个人、组织和社会行为的学科。世界经济史为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大量历史事实，经济学理论就是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凝练和抽象出来的。世界经济史通过为经济理论提供大量证实与证伪素材，推动着经济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正如希克思所言：“为了不致使逻辑进程与最明显的事实发生冲突，我们应当回过头来看看历史纪录”。
其次，世界经济史注重时序性与规律性研究。世界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相似之处更多地体现在研究方法的趋同性，二者的考察对象都是以往经济、社会状况以经济发展轨迹，在叙述方法上都有用“史料说话”的特点，在研究过程中都重视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从而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指导当前的人类活动，并对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合理预测。但二者的研究任务却不相同，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任务在于通过对史料的发掘，以证实和证伪的方法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而历史学的研究任务则在于客观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探求事物发展规律。
再次，世界经济史是一种分析方法。熊彼特说过：“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多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法的欠缺倒是次要的”。由此看来，“历史感”和“历史经验”是经济学者研究经济学必备的基础。而所谓的“历史感”和“历史经验”其实就是思考和分析经济问题的历史自觉性，具体而言就是在历史中求解现实经济问题时，做到“以史为鉴”，在运用经济理论工具分析经济问题时，做到“史论结合”，在归纳总结经济问题，探寻经济规律时，做到“论从史出”。
二、世界经济史课程的开设现状
世界经济史在我国高校课程设置中，长期作为历史学专业的必修课。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传入中国，国内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以新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外历史中的制度（变迁）案例，并与中国当前的制度变革进行比较、印证，世界经济史开始成为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目前世界经济史课程的开设情况大致可归纳为三种情况：少数高校将其作为经济学本科专业必修课，部分高校将其纳入经济学专业选修课，还有部分高校并未开设该课程。
通过上述资料显示，在少数重点财经类高校经济学专业，基本都开设世界经济史课程，并多数作为必修课程。在综合类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基地班，在教学方案设置中，也都开设世界经济史课程，并作为必修课。而在地方财经类院校，将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学专业本科必修课程开设的则寥寥无几，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经济学本科专业设置中一度被边缘化了。当然，由于一些高校的专业设置及课程开设情况并未通过网络公开，为此只能通过不完全统计得出上述结论。
三、世界经济史课程未得到充分重视的原因
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史的一个重要分支，为何在课程设置中没有受到应有重视，国内多数高校的经济学本科专业为何没有将其列为必修课程，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探求原因。
首先，经济学本科专业人才侧重于理论逻辑培养的理念导致世界经济史课程未得到应有重视。自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几百年间，经济学理论先后演化出古典学派、边际学派、新古典学派、数理经济学、制度学派、福利经济学、凯恩斯学派、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基础、芝加哥学派等多个经济学流派，各学派在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上各有所长，共同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繁荣与发展，与经济学理论的多样性相适应，形成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创新经济学等许多经济学理论课程，而这些课程都是经济学本科专业必须开设的专业课，为此经济学专业本科教学则更侧重于对上述经济学理论课程的传授与学习，使学生掌握各种经济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此外受到总学分和学时的限制，经济学专业课的门数也存在界限。总体而言，在本科生培养过程中各高校更加注重对学生逻辑思维及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培养，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理论源泉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大多数高校并未将世界经济史列入经济学本科专业的必修课程。
其次，对世界经济史的课程定位影响了其作为经济学本科专业必修课程的开设。如前所述世界经济史在我国长期以来作为历史学专业必修课，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逐渐作为经济学专业课来开设，所以提到世界经济史，很多教师和学生并未认识到其在经济学理论学习过程中应发挥的证实与证伪功能，而仅将其列入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不仅如此很多财经类高校将世界经济史作为通识课程，意在扩展学生的知识面，所以仅作为选修课来开设。
再次，世界经济史课程师资培养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史教学。从教师知识结构上，讲授世界经济史课程要求教师既具备经济学专业素养，同时又具备历史学人文素养，并将二者融会贯通，授课时既能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经济问题，又能自如发掘经济史素材，让学生逻辑分析经济问题的同时又能以史为鉴，然而同时具备两种知识结构高素质教师队伍人数较少。
此外，世界经济史课程的教学方法也影响其对经济学功能的发挥。就目前来看，世界经济史课程教学多以课堂讲授为主，虽然在教学方法上采用了多媒体授课，但是课件内容以文字和授课大纲为主，视频和音乐运用较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免感觉枯燥、乏味，自然将世界经济史等同于高中时期的历史课程，重视程度也随之减弱。
四、加强世界经济史课程地位的建议
首先，正确定位世界经济史课程，加强对其重视程度。世界经济史不是一门历史课，而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强调历史与经济学理论相统一，培养学生以史的方法和视角，运用经济理论去分析经济问题，通过世界经济史的教学，实现学生对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在头脑中衔接历史与未来，而不是单纯学习各种经济学理论。因此应该重视世界经济史课程在经济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中的地位，将对世界经济史的学习作为经济学专业人才知识结构中必备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素养。
其次，培育世界经济史教学队伍，增强教学能力。世界经济史课程对教师专业素质的要求较高，需要教师同时具备经济学专业素养和历史学人文素养，因此要求本科高校重视该课程教师队伍培育，为教师提供多种形式的进修、访学、攻读学位、科研项目及精品课程申报等途径，促进教师队伍成长和成熟。
第三，开展专题教学，选择注重历史与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教学内容。目前大多数世界经济史教材均采用编年体例来设计内容，而这种设计与历史教材雷同，使学生感觉乏味，按这种方式编排教学内容，容易疏离世界经济史与经济理论和现实经济问题的联系。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如果以专题形式来讲授世界经济史的相关内容更符合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特点，容易吸引学生，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更好地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相结构，对能适当对现实经济热点问题进行分析。
第四，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趣味性。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教学手段，如果偏重于史实的介绍，很容易变成史料堆砌，如果偏重于理论和方法讲授，又容易枯燥乏味，因此有机结合多种教学方法，对于世界经济史教学非常重要。其中全面调动学生视觉、听觉和思考的多媒体教学、对经济热点问题有针对性的研讨式教学以及让学生直接参与的研究型教学是世界经济史教学值得尝试和实践的几种好方法。
作者简介：
董君（1980- ），女，呼和浩特人，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世界经济史。
内容摘要：较之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史学在对时间维度的认识和处理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福格尔创造性地使用反事实计量法来研究历史事件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诺斯关于制度变迁的研究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得了纵向的维度，格雷夫的历史制度分析则带来了动态的制度演化理论。
关键词：新经济史学 时间维度 福格尔 诺斯 格雷夫
传统的经济史学系属于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其对于历史过程中的经济活动的解释都是史学式而非经济学式的。在传统的经济史学中，很少会使用定量分析，历史数据的作用主要是作为定性分析的佐证。
从20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新经济史学蓬勃发展起来。新经济史学和传统的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历史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增长或者是衰退、增长或衰退与经济组织的相互关系（重点是制度）以及伴随着增长或衰退而发生的收入分配的变化。不同的是，在新经济史的研究中，定量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统计学方法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本质上来讲，新经济史学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非史学的一个分支。
新经济史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突破
根据诺斯在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演讲，纯粹的新古典经济学运用数学方法构筑了一个静态的和谐的世界。这种做法至少包含两个根本性的错误，一是忽视了制度的重要性；二是忽视了时间的重要性。
先看诺斯所说的第一点，一般的新古典增长模型都将制度看作是外生的，到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中寻找经济增长的答案。而新经济史学却认为制度性因素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比技术性因素更为根本性的作用。因为制度能够带来秩序、增进协作并降低交易费用。再看第二点，新古典经济学是一种关于存在（being）的经济学。它将时间视为同质的、对称的、可逆的实体，外在于经济行为。既然经济行为游离于时间之外，时间就不可能成为经济行为的一个内生的变量。新经济史学在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有关稀缺性和理性人的假设的基础上，引入了时间维度，将时间视为经济的内在变量。向新古典模型中引入时间与向新古典模型中引入制度是密不可分的，时间作为内在变量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于制度变迁的分析当中。从保留理性人假设和均衡分析这个角度看，新经济史学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但由于其优秀内容是以时间为自变量的制度的变迁和演进，因此，新经济史学又有演化分析的特征。
新经济史学一经诞生就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从开始时主要致力于对历史上的经济现象进行计量分析，迅速过渡到对于经济系统历史演变的理论构建，可以说，如今的新经济史学是一门以经济系统（及其置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系统）在历史维度下的发展与演进的全部内容作为自身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学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如今的新经济史学主要由三个部分的内容构成：以福格尔为代表的计量经济史学、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以格雷夫为代表的历史制度分析。
福格尔的计量经济史学与假设：演绎分析法
福格尔是计量经济史学的代表人物，致力于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经济史进行定量分析。由于计量分析依赖于数据，福格尔的首要贡献就体现在对经济史数据库的构建上。福格尔毕生致力于更正和补正历史档案数据，重建美国经济中重要经济指标的时间系列。但是，历史数据往往由于种种原因残缺不全，有些数据从未被搜集过，有些数据已经遗失。针对这个问题，福格尔创造性地运用了假设―演绎分析法。假设―演绎分析法也被称为反事实计量法，是指先假设出一种违背史实的条件，然后将在此条件下得到的结果与史实进行比较，从而得到该历史事件在经济增长史上所起到的作用的方法。
在福格尔之前，铁路对十九世纪美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一命题得到了广泛的承认。福格尔通过使用假设―演绎分析法，得出了与之不同的结论。在其所著《铁路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书当中，福格尔提出如果当时不发展铁路而发展运河的假设（这个假设明显是反史实的），在该假设下，通过运用计量模型进行计算，福格尔计算的结果是铁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超过3%，并进而得出了“铁路并不是绝对必要的”这样的结论。
福格尔对于假设―演绎方法的另一次著名应用是在其与恩戈尔曼合著的《不光彩的时代：美国的奴隶制经济》一书中对黑奴经济的研究。他先做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如果没有南北战争，奴隶制维持到1890年会怎么样？通过复原历史资料，福格尔发现当时奴隶的生产率比自由农高70%左右，高效率源自以奴隶为劳动力的大农场的组织方式。该书驳斥了有关奴隶制是无效率且无盈利的制度的传统观点，认为是政治力量而非经济力量导致了奴隶制的终结。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与静态均衡分析
（一）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是新经济史学福格尔之外的又一代表人物，他们二人曾因为对于新经济史学的贡献而于1993年共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与福格尔主要关注对历史进行计量研究不同，诺斯主要关注的是制度变迁。诺斯新经济史论的主线是制度、制度结构与制度变迁。制度是旨在约束理性人行为的一系列规则、程序和道德规范的统称，它规定了一种经济秩序以及这种秩序下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制度决定了受其约束的理性人能够得到的激励和收入。制度结构即制度框架，它静态地决定着经济系统的绩效，比如产量和分配情况。诺斯写道：“我把经济史的任务理解成为解释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和绩效”。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被打破的方式。在诺斯看来，制度变迁是经济能够实现长期增长的真正源泉。
在诺斯看来，制度和物质商品一样，其均衡同样取决于对它的供给和需求。制度（尤其是基本制度）的供给者是国家，国家同样具有理性人的特征；制度的需求者是具有理性的个人和团体，他们能够对所需要的制度进行理性的计算。如果在既定的制度结构下：首先各种资源所能带来的潜在收入全部实现；或者虽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但改变制度结构的预期成本超过预期收益，则可以认为制度结构处于均衡状态。当这种均衡状态无法继续保持时，就会发生制度变迁。
【摘要】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是一部有关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著作。其独特性在于从长时段的视角和经济学的背景中梳理了长达千年的中国经济史脉络。通过对该书内容及观点的初步考察，或许有益于为经济史研究的视角及方法提供新的启示。
【关键词】经济史研究；长时段；麦迪森风格
中图分类号：F09
一、作者及内容简介
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以下简称《长期表现》）一书是一部有关经济史方面的长时段的研究著作。其研究时段跨越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在当今的历史学研究中显为异类。而事实上，这或与作者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和从事工作相关。其本人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和从事工作均非历史学，而是经济学。而麦迪森最重要的工作或许就是曾担任了多国的经济政策顾问，这一点对其今后擅长宏观考察的学术风格有着很大的影响。他在导论中称：“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20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表现……今天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比以往远为重要的角色，而且它的重要性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在本书中，试图考察出现这种加速增长的原因和方式，从而理解中国未来增长的潜力。”①。
《长期表现》虽然年限跨度极长，却并非一本大部头的著作。全书除去导论，共有四章，每章述及一段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在第一章中，作者考察了宋朝作为集约型经济增长的例证，以及宋朝以后五百年的历史作为支持粗放性发展观点的一些依据。包括“从本质上探讨官僚行政管理体系如何在推动农业发展的同时，却抑制了其他方面的发展，以及它的制度架构如何限制了资本主义式的企业的发展，减少了国际贸易和知识交流的机会。”②而到了第二章，作者论述了晚清及民国两个时期中国经济相较于以前的衰退。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内乱造成人口减少了5000万，而中国在1890-1933年间实现的人均GDP上升7%也由于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半的解放战争“使得1952年的人均GDP退回到1890年的水平。”③在第三章作者论述了新中国的宏观经济记录、农村部门的经济表现、工业的政策与表现、服务业的表现、对外关系的变化及其财政和货币政策。作者指出：“在1952-1978年间，GDP增长了两倍，人均实际产出增长了82%，劳动生产率增长了58%。经济结构出现了转变。”而从1978-2003年间，中国的经济更是取得了“GDP增长将近7倍，劳动生产率增长了4倍。”④第四章中作者根据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情况，预测“中国可能在2015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⑤然而中国仍面临着包括能源与环境的紧张、地区间收入不平等、城乡收入差距、法制及私人财产权利的缺失等严重问题。在这四章后的附录中，作者又分别列举了中国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和农村副业的经济表现：1933-1995年；中国工业经济表现：1913-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规模；中国的人口与就业；对外贸易五方面的大量经济数据和表格。
二、观点评价及启示
关于麦迪森和他的著作，《长期表现》的译者伍晓鹰曾经用“麦迪森风格”一词对其进行了评价，认为“麦迪森风格”最大的特点“在于强调个别经济事件之间在当时历史和国际背景下的因果关系和它们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以系统地揭示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而不是逸闻趣事式地着重个别事件或人物的影响，更没有囿于任何有影响的学说或信仰。”⑥大体说来，麦迪森非常注重宏观的视角。这也就是为何其著作（如《世界经济千年史》）大多以相当长的时间跨度和广阔的空间跨度为研究对象。伍晓鹰还说到：“不知道是否有人思考过统计数字的饶有意味的性质：一方面，它可能被公认为是最枯燥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会使所有的说教黯然失色，苍白无力。历史可以被按照不同的需要编撰成绘声绘色的故事，只有可靠的数字可以使它恢复本来的面目。”⑦这里，伍晓鹰实际指出了麦迪森为何敢于进行如此宏观的研究的原因。因为相较于抽象模糊的文字，麦迪森是通过大量可靠具体的经济数据作为其研究的支撑，因此通过数据的比较和变化便得以获得相对客观的结论。
事实上，即使掌握大量严谨可靠的经济数据，也并不见得变能获得比文字更为客观公正的结论，这也正是麦迪森为何要费十分的心力在附录中重新检验和修正官方统计数据的原因。其实正如同历史学家即便掌握了反映历史真实的材料，但不同的解读和组合仍可能得出甚至全然相反的结论。《长期表现》更多仍然是借用了何炳棣、帕金斯、罗兹曼等人的研究，这似乎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大量严谨可靠的经济数据本身就非常不易搜寻。
但从另一方面而言，麦迪森长期的视角一定程度上也弥补材料不足的问题。正因为麦迪森所涉时间跨度极长，因而总可以获得几个关键时间点的数据，从而勾勒出了一幅人口增长图表，甚至很形象的反映出了增长的总体趋势。其实，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这样的宏观视角，确实有助于从宏观层面上把握一些在具体时段上缺乏材料的问题，正如李伯重先生所说：“要认识中国今天的经济奇迹，就必须对19世纪中期西方到来以前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作全面深入的检讨……只有从历史的长期发展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了解今天的中国经济奇迹。”⑧当我们从更长远的视角来观察时，或许更能获得一些平常无法获得的启发和认知。正如麦迪森的目标虽然是为了认知今日的中国经济和未来发展，但其研究却囊括了长远的过去。我想这正是麦迪森此书给予历史学最大的启发。
高中历史新课改教科书加大了在经济史的方面的比重，使经济史成为独立的必修模块。应该说加强经济史的学习，有助于学生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更理解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脉络。但至新课改以来，把经济史独立编在一本教科书中又会使学生掌握起来颇感吃力，也使身在一线的高中历史老师感到经济史确实不好教，原因大致有如下三个：
其一，经济史的史实纷繁杂乱，学生学起来常常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恼；
其二，经济史尤其是越是离我们现时代比较远的史实，初中了解得比较少，学生比较陌生，也难以跟自己的生活挂起钩来，因此学起来比较枯燥；
其三，经济史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堆史实的堆砌，其实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由于许多文科生在读初中的时候，社会发展史掌握得也比较不好，因此要理解起来就比较吃力。
基于以上三个原因，高中生对经济史的学习往往感觉到繁、杂、难，一线老师们也感到经济史的教学枯燥无味，原理又过于抽象，因此也常常为此而苦恼。笔者从事高中历史教学十几年来，也时常思考如何在经济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兴趣，让课堂"活"起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老师能在历史课中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乐于学习，就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经过课改以来这些年的实践和探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帮助学生学习经济史，培养学生对学习经济史的兴趣。
1 注意梳理史实之间的逻辑关系，挖掘课本中的隐性知识，理顺历史的发展脉络
如《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这一课，是经济史中的重难点，该课讲述了中国古代从周到明清的土地制度演变，史实很多，但要让学生理解起来却也不那么容易，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如何从井田制到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演变，课本只是列了一些史料作为佐证，还牵涉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税制改革，如果我们的老师在课堂上没有讲透史料间的逻辑关系，学生读起课本的话还是感到一头雾水或者也是似懂非懂。为此笔者在课本表述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理解，整理出一条历史发展的事件逻辑链条：
铁器牛耕的出现（生产力的发展）个体家庭耕作逐步取代千耦其耘、人们耕作完井田后还能开垦荒地公田被抛荒、私田出现（公田要交贡赋缺乏积极性、私田不用）各国税制改革（不管公田私田都要交税）承认土地私有、刺激人们劳动积极性井田制瓦解、封建土地私有制形成，生产关系改变（有地个体小农交税，无地农民交租，租佃关系产生）。
这个逻辑链列出来后，一目了然。学生按照这个事件链加上老师的适当讲解，当场就能掌握这么一个较难理解的历史事件发展脉络。有理解，也就能把课本堆砌起来的史料化繁为简，记忆得到深化。
2 拓展课本知识尽量使史实与身边时事、生活联系起来
例如，在《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一课中有许多发明就跟我们现在的生活紧密相关。笔者在讲述引发英国工业革命的棉纺织业发展中，不仅梳理了人类服装布料的发展历程，从中国的麻布、丝绸到西方的呢绒、棉布和化纤布，而且还结合当代我们所穿各种衣服布料的优缺点，介绍了我们选择服装布料时应注意的事项，学生听起来才会感觉到历史就在他们身边。又如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子目，要理解起来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笔者在讲这个子目的时候，不仅讲述了人类货币发展的历史（贝壳、铜钱、白银、纸币），纸币赢得人们信任的价值依据，更主要是结合当前世界跟美元霸权和人民币汇改相关的时事，如煤炭和铁矿石谈判，我国是最大的煤炭出口国，又是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为什么不管出口和进口，中国都不能掌握定价权？华尔街引发的次贷危机为什么美国金融家闯出来祸却要全世界来帮他买单？而这一切都归于华尔街主导的美元霸权。将历史与时事结合理解，不仅使历史变得不再陌生，同时在拉近历史与现实距离的时候，学生就自热而然对历史有亲近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也随之增强了。
3 课堂上老师积极创设情境，让学生体验历史的味道
如《新潮冲击下的社会生活》一课，介绍了近代中国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的变化。该课趣味性较足，也跟我们身边的生活联系比较密切，为了加深学生对该课的印象，激发他们的兴趣，笔者在该课中设计了一些近代生活的情景：
在1916年的某一天，某个商人要从北京到上海洽谈生意，首先他在北京打电话给上海的朋友预约好到达的时间，然后穿上棉布做的中山装，坐火车到上海后，乘电车到外滩。当他到达外滩的公司时，已近日暮，看到大街上灯火通明。当天晚上他与上海的生意人一起去吃牛排，饭后就住在这个生意人自家的一座三层高的洋房里。第二天，他便搭乘飞机匆匆赶回北京。到达机场时，你的家仆开着一辆汽车把他接到家中。吃过晚餐后，他的妻子孩子们又热情地邀请他去看电影。闲聊中，他告诉妻子这次去上海洽谈的是一笔农业化肥的生意。如果做成，对方就通过邮局马上给自己汇款过来。
通过以上材料，复原当时中国社会的衣食住行，然后让学生判断以上场景哪些可能是真的，哪些不可能是真的。通过这样的情景创设、角色体验，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记忆得到提升，不仅调动课堂参与的积极性，还让他们感到历史不是冷冰冰的"事实刑场"，而是活生生的生活，也就增强了他们学习历史的兴趣。
4 适当引导学生看一些历史课外书，也可以是一些专题纪录片
我们发现很多历史学习好的同学其实学得很轻松，他们真正花在历史单科学习的时间并不多，考出来的成绩却比经常在读、反复在读课本的同学好，这其中的原因难道仅仅是他们记忆力好吗？应该问题不在这，这种情况的发生绝大多数是因为这些同学从小阅读面宽，见识广博，理解力自然就强，理解力强也就记忆深刻。但对多数高中生而言，他们的学习时间节奏已经很紧凑，加上以前如果没有课外阅读的习惯，就很难啃大部头的名著和历史著作。因此我们老师在给学生推荐课外书目的时间是应该斟酌一下，既考虑知识性、
可读性，又应考虑有内涵有趣味。比如网络历史小说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等。电视纪录片可看《大国崛起》、《复兴之路》，还有老少皆宜的《百家讲坛》，这些都有助于学生理解历史，也培养他们对历史的兴趣。
5 开展研究性学习，让学生选择一些他们感兴趣的跟历史相关的课题
比如新课改以来，笔者曾经指导了一个研究性学习的课题是《中国古代一两白银相当于我们现在多少钱？》。这个课题名称原来是由一个对历史感兴趣的学生在课题讨论时当场提出的，笔者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回答，可笔者发现当这位同学问起这个问题时，其他同学都竖起了耳朵，可能由于课题名很吸引人，所以笔者就因势利导，经过讨论当场就定下这个课题。过后课题组的同学都很想了解到问题的答案，因此他们也都很积极投入到这个课题研究中。通过这个课题的研究，笔者发现凡是参加这个课题的同学，历史成绩普遍都有较大的提高。尤其是有两个女生本来是被动来参加这个组的研究性学习小组，平时的历史成绩很不理想，但通过这次研究，成绩上升特别快，原因就在于他们找到了学习历史的方法，领悟了历史的乐趣，因此历史对他们来说不再是枯燥的，而是"找到感觉了"。
以上五个方面的建议和做法是笔者在经济史的教学中思考总结出来的，其优秀就是一条，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加强历史教学的有效性。当然，老师给学生减负，老师自己反而是要加负，加负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在学"繁、杂、难"的经济史的时候，不再有畏难情绪，让学生感觉到经济史不再枯燥，更主要是有助于扩宽他们的视野，加深他们看待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又能让我们的学生真正做一个乐于学习的人，从而实现新课改的价值理念。
钱穆作为历史学家，其作品涉及经学史、史学史、哲学史、政治史、历史地理等分支领域，“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不过，稍显遗憾的是，在此前出版的著作中，我们未能看到钱氏关于经济史的系统论述。
实际上，钱穆有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史》，只不过它是以课堂讲稿为基础，后由学生根据笔记整理而成。
“经济”一词，在我国出现甚早，但多作“经世济民”之义。在古代，用来表达“经济”之义的词，是“食货”。故研究我国经济发展史，不得不读的，是各正史中的《食货志》与《通典・食货典》《通志・食货略》等文献。钱穆这本书的材料，亦多来源于此。
尽管《史记》中的《平准书》《河渠书》《货殖列传》已具备后世《食货志》之雏形，但真正将“食货”单撰一志，进行专题考察的，是班固的《汉书》。班固认为，“食”指的是生产范围内的事情，“货”则属于流通范围内的事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前者自以农业生产和田制为主，后者则以货币制度和手工业为主。
首创《食货志》，是班固的一大历史贡献，后世史书亦多遵循其例。自隋迄清，除欧阳修私修的《新五代史》外，历代正史都有《食货志》，这为后世考察中国历代经济带来了极大便利。
便利固然有了，但文献仍属浩瀚，而如何在众多资料中获得需要的史料，并从中筛选，最终成书，便是考验一位史家“史学”与“史识”的时候。钱穆在这本不到300页的书中，讲述了自上古至明清的经济及财政状况，既有通观全局的论述，又有微观细致的考证，大有“纵横古今”之气象。
所谓“纵”，即是他注重制度变化的传承性，将经济制度及财政政策的历史沿革梳理得非常清晰，如币制、田制、税制等，我们都可以从各个章节中轻松找到相关专题论述，进而单提出来，考察该项制度的发展史，甚至稍微扩展一下，即可成书；所谓“横”，则是他注重考察经济政策的制定与王朝之兴替、制度之行废、文化之盛衰、军力之强弱间的关系，能够在有限的篇幅内抓住要害，进行论述。
例如，在讲授三国时期的经济制度时，钱穆敏锐地发现这一时期最具时代特色的是屯田制度，将其分以曹魏前期、曹魏后期、孙吴、蜀汉四个专题加以评说。在这些专题中，钱穆细致考察了魏蜀吴三国屯田制度的缘起、发展，并与历史相结合，评价各国屯田之得失：曹魏屯田使得中原统一而稳定；东吴常将屯田赐与臣属，使屯田易于衰败；蜀汉自恃天府之国，屯田起步较晚，成效不著。读毕本节，读者自然会对魏国（西晋）能够统一全国在经济方面的因素，了然于胸。
值得一提的是，众所周知，《三国志》中并无《食货志》，故钱氏这一章节引用的材料，多散见于《三国志》《晋书》中。他对典籍的熟悉程度与“剪辑”史料的功力，可见一斑。
钱穆并非经济史专题研究者，而是具有“通史之才”的传统史家。故考察本书写作，与专题史学者相比，具有大视野、大气魄的长处，并且由于钱氏对材料的极大占有，故能做到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融会四部、举重若轻，进而切中肯綮，形象地对结论加以说明，以史实而非所谓的“逻辑”支撑论点。例如：讲井田制，他引用《诗经》《周礼》《左传》《孟子》；讲汉代制糖业，他引用《方言》《楚辞》《四民月令》《齐民要术》；讲唐代经济，他更是直接引用到李白、杜甫的诗作……要言之，钱氏特别善于从各种看似与经济史相关性不大的文献中发掘材料，见微知著，而这也恰恰是“通史之才”与“专史之才”的最大区别。
诚然，正如一些人批评的那样，钱穆不谙西方经济学原理，个别论断往往流于迂阔、偏狭，其写作手法、关注重点亦大体承袭了历代《食货志》等典籍。但长远来看，观念终将陈旧，方法亦会过时，唯有基于扎实材料得出的结论，才能历久弥坚。从《中国经济史》的体例与写作上看，其价值即在于，钱穆不是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讲经济史，而是站在整个历史的角度讲经济史。
【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指出，《新中国经济史（修订本）》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到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程，具体分为三个阶段。即：艰难的探索与成长阶段、改革开放的序曲阶段、改革开放的新篇章阶段。这三个阶段，反映着历史的积淀。尽管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但也不能忽视改革开放之前的艰难探索历程。
【关键词】 《新中国经济史》；改革开放；艰难探索；新篇章
苏星先生作为老一辈经济学家，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经过四十年的漫长积累，秉承实事求是的宗旨，写成了首部全面反映新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巨著《新中国经济史》。《新中国经济史》首次于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大庆之际出版，《新中国经济史（修订本）》于2007年出版。本书叙述了从新中国的诞生一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这段经济史。它具有经济研究的重要史料价值。熊彼特认为经济学分析的技术之一就是经济史，这是必备的经济学研究功底。有了经济史，有了翔实、丰富的史料，才能从中提炼出经济观点。《新中国经济史》的记述非常详细，很多资料来源于苏星先生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收集保存的一手资料。苏星先生力求用丰富的史料，让广大读者切身感受新中国经济史。
一、艰难的探索与成长
《新中国经济史》在新中国的诞生篇里，描述了中国人寻求救国真理的救国历程，到新中国建立时，是一幅经济薄弱的画卷，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也决定了以后发展的艰难。从社会主义改造到改革开放，这条路充满了荆棘、曲折，其间有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喜悦，也有的热情，更有十年的漩涡。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革命前辈的智慧在新中国的最初几十年中，都体现在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探索中。
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划分基线。在第一个时期，我国以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和计划经济作为社会变革的目标，向苏联的社会主义过渡，在1956年提前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后，单一的经济形式和计划经济并没有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发挥出它的优越性。在第二时期里，根据国家的大政方针，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国开始了从单一经济形式向多种经济形式转化和市场经济多元化发展，实行新的改革创新管理机制。在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我国在大力推进工业发展的同时对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是起到了推动的作用，终于让我们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建设的经济建设发展道路。
在新中国建立起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制度的完善程度是变化最快的一个时期。在短暂的几年时间里，平复中国大陆上动荡百年的战乱，又用三年的时间，从战后凌乱的废墟上逐渐建立新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逐步恢复经济建设，并且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距离。另一方面，这七年又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变化最剧烈的七年。
1958年是中国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我国摆脱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走中国自己经济建设道路的开始。而1978年，即在中国进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20年后，所经历的曲折、挫折、灾难、困惑，又开始孕育着一场新的探索。从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间，是中国共产党带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一五计划成功的喜悦开始，最后带着“”后的痛苦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困惑而结束的。就经济建设来说，这20年我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方封锁、中苏交恶的国际环境中，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除了在国防工业、尖端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外，还在改善基础设施、缩小沿海与内地差距方面取得很大成绩。总得来说，这个时期尽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算慢，但是经济建设是付出大于所得，挫折的痛苦多于成功的欢乐，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
二、改革开放的序曲阶段
改革开放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在这之前，可以从1972至1978年这段历史中看出，改革开放的序曲已经开始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序曲，是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的前奏，反映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内在驱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已经为新中国走向世界开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中国走向世界开拓了先行环境。从1976年12月到1977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一系列全国性的会议，目的是解决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使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正常。1977和1978年两年，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比较快。1978年7月到9月，国务院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问题，提出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冶金和化工部门计划大规模引进国外设备，拟建大量项目。在当时的国内条件下，政策并未充分符合现实，强调加快建设速度，加剧了原有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尽管如此，这样的思想还是反映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迫切要求。当时很多政府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的环境，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作了铺垫。历史是不断地成螺旋式发展的，是不断渐进的。这一转折时期的经济史也不容忽视。
三、改革开放的新篇章
在1979年之后，中国的发展速度就提升了很多，为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好的经济发展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书写了我国历史的新篇章。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30多年的经济改革，经历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国有企业从扩大经营自主权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经过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经过长期探索，我们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指明了方向。我国经济改革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了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其中包括：在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上，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既坚持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又坚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既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又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既注重提高效率，又注重实现公平；在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上，既促进国有资本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又保障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和发展壮大，既促进劳动力资源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又保障劳动者比较充分的就业和劳动关系的和谐；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既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又强调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走自主发展道路；在政府职能的改革上，既强调为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创造条件，又强调加强和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既坚持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权威性，又坚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改革方式上，既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大胆试验，又强调统筹兼顾、协调配套，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
一切当前的现状，反映着历史的积淀。苏星先生书写的《新中国经济史》，体现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不断改革探索的历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来之不易，经历了几代人的艰难探索。新中国走过的改革开放及其以前的路程，都需要从经济分析的角度进行分析。无论是社会主义改造，还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都需要用历史的视角看待。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不能忽视改革开放之前的艰难探索历程。
薛 睿（1984-）女，博士，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提要人口数量的多寡往往决定着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进而也决定着不同社会组织形态和社会结构。人口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为了维持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中国古代就在广大农村建立了乡里基层组织，以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从而有效地组织生产和征收赋役。同时，受宗法观念以及社会分工与社会分配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形成等级明晰的阶级与阶层结构。
关键词：人口；社会组织；阶级结构
当前中国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更多地了解和学习一些经济的发展历史，以企在通古今经济之变的过程中获得教益，增强自身对复杂经济问题和理论的理性认识能力。
一、人口数量的发展
（一）人口数量增长的历史轨迹。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历代统治者往往将户口的多寡作为国力盛衰、社会治乱的重要标志。更为重要的是，户口是政府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对户口的统计和调查极为重要。
（二）人口数量增长的阶段与特点。中国传统社会人口的增长过程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商、周、秦至公元初西汉末年，人口增加到约6，000万人。
第二阶段：自东汉至8世纪中叶的盛唐，人口增加到约8，000余万人。
第三阶段：从中唐经五代，至北宋期间的12世纪初，人口突破1亿人，在13世纪初达到近2亿人。
第四阶段：明末清初人口的下降在17世纪初得到恢复，至19世纪中叶达到4.3亿人的高峰。
特点：1、人口自然增长缓慢；2、人口数量增长呈现大起大落的阶段性特征；3、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
二、社会组织与阶级结构
（一）家庭、宗族与聚落。家庭是基于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和收养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人口再生产的单位，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也是一种基本的经济生产单位。而宗族则是由若干个有父系血缘关系的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属于宗法社会，宗族血缘关系就构成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和主体。宗族作为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
（二）中国古代的宗族组织。殷商时宗族就已诞生，到周代宗法制度就相当完备和盛行，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建立自己的宗族组织。
周代宗法制度的特点是大小宗法制和分封制相结合，且大宗、小宗等级森严。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宗族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废除了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建立起中央集权制，这使固有的宗子宗族制不复存在，但在官僚体制下，一批世代为宦的官僚家族又逐步发展起来，经两汉时期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形成了士族宗族制。
东汉末年，豪族大姓已经空前膨胀，他们控制地方民众，左右中央政局。曹魏时代曾经推行强化政府对官员选拔的九品中正制，即郡置中正、州置大中正，中正由官吏兼任，其主要任务是评定人物，并以此作为政府用人的依据。
西晋政府还给予士族以一定的荫族、荫客以及免役等特权。士族以家庭为单位，拥有各种特权，中古时期尤受推崇。
东晋南朝时的谱牒之学极盛，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分辨族属支派分化之殊，以明亲疏贵贱、保障士族自身的特权为主旨。
宋代是我国宗族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即由门第等级型宗法制度向庶民型宗法制度过渡。
宋元时期宗族制的实践者主要是官僚士大夫阶层，到了明清时期才真正出现宗法理论庶民化，祭祖活动普及于民间。
清康熙九年（1671）颁布“上谕十六条”，前二条即为“敦孝第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以孝治天下的宗族政策十分明显。国家基层政权和族权渐趋合一，宗族逐步成为维系王朝统治的基层社会组织。
(三)聚落形态。一个血缘群体往往集中居住在一个点上，形成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这一现象自东汉以后已较为普遍。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这种聚族而居的风气更为盛行，清代张海珊在《聚民论》中说“今者强宗大姓所在多有，山东、西江左右以及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直到20世纪初，各地村落家族聚族的现象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观，可以说家族聚居是中国乡村居民的主要居住形式。
这种家族聚居的聚落形态是与特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相联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堡以及后来的山水寨等一般与社会动荡不安有关，宗族聚居便于保障本族人的安全，而承平之时的聚居则是受农耕经济、宗法观念的影响，这种聚族而居的聚落形态使得血缘与地缘达到统一，在增进宗族凝聚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宗族组织对族众的管理和控制，从而使家族组织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
（四）聚落与环境。聚落是人类聚居和生活的场所。聚落环境是人类有意识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创造出来的生存环境。早期人类的聚居地一般都选择在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比较优越、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地点。例如，我国陕西蓝田猿人的遗址，就在一条河流最高的阶地上，当时那里的气候温暖湿润，有较多的动物可供捕猎（仅考古发现被捕猎的动物种类就有42种）。随着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类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大，由热带、温带逐渐扩展至寒带，创造出各种形式的聚落环境。
综上所述，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的社会历史性决定了人与社会都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因此，需要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总体历史进程中考察人和社会，探讨人与社会交互作用、演化发展的规律性。聚落的外部形态、组合类型无不深深打上了当地地理环境的烙印。同时，聚落又是重要的文化景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风土民情等。当然，聚落也对地理环境和人类的经济活动发生作用，城市聚落对经济的发展和分布有着巨大的影响。人口数量的变化，往往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利用自然环境从事物质生产的能力。聚落作为人类适应、利用自然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
[摘要]经济史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史课程的学习能够给学生以思考、理解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方法，有利于经济专业学生史学思维的培养和完整知识结构的构建。然而，目前经济史教学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挑战，为此，应从经济史课程在经济学本科专业教学中的定位出发，从教材、教学方法等方面加以改革，以适应本科生的需要，提高教学的效果。
[关键词]经济史；教学；思考
[作者简介]侯燕，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经贸学院讲师，硕士，郑州450015
经济史是人类在一定时期经济活动的总称。作为经济学领域的一门基础学科，经济史研究的是以往的某个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历史。在教育部的规定中，将经济史课程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对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来说，通过对经济史的学习以及经济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的考察，可以为理解经济学理论和更好地探究经济发展规律提供历史学的方法，拓展其思路，也可以为其它应用学科的学习提供大量的经验和资料，对构建经济学学生的完整的知识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史的学科性质
经济史的研究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它不仅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的交叉，还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目前，经济史学科的设置存在两种体系，经济院系与历史院系都可以设置和教授经济史课程。但由于经济学中的经济史与历史学中的经济史对问题的研究方法、视角等有所不同，两者研究的侧重点以及研究结果的表现也存在着差异。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史与经济学和历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对大多数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对此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实际上，经济史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仅仅用经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仅仅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都是不够的，而是需要两种研究方法的有效结合，缺一不可。
1.与经济学的关系
有学者提出，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经济理论就是从历史的长河中凝练和抽象出来的，而任何的经济理论也离不开大量历史事实的验证。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诺斯曾指出：被认为是约束演进理论的经济史，不仅能解释过去的经济绩效，而且为现代社会学家提供了一个可以用以解释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绩效的日臻完备的框架…㈣”。
经济史研究的是以往某个时期的经济活动，探讨其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制度以及各种经济关系，并探索经济、社会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而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皇后的经济学是以人类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研究个人、组织和社会经济行为的学科。从研究对象上来讲，经济史与经济学大致相同。经济学研究中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是其两种基本的分析方法，而经济史可以看作是实证经济学的基础。经济史为现实经济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经验、事实，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其区别于西方的特色，因而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国经验的证实与证伪的检验。而经济史区别于一般历史研究的特点也在于经济史是运用经济理论去阐明经济规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具体作用。具体而言，是利用经济理论来考察历史上的经济活动，总结经验教训，供人们在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时借鉴和利用。
2.与历史学的关系
经济史与历史学的关系也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联系主要体现在经济史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两者的考察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比如两者都是考察以往的经济、社会状况和经济的发展轨迹等；在叙述方法上，两者都重视时序性，“用史料说话”的分析方法也是一致的。当然，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研究也存在较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者的任务不同，经济史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通过对经济理论的不断证实和证伪来推动经济学的发展，但这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却并非重点。再者，经济史需要在史学家的人性判断中，加入“经济人”的假设，因而两者研究的观念不同。此外，两者的研究方法也有差异，经济史在研究中一方面运用史学的方法和理论，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地借用经济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创新理论等和经济分析工具如数学模型、经济图表等来展开分析。
二、经济史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熊彼特曾说过，经济学家应该掌握三门知识，一是经济理论，二是统计学知识，三是经济史。如果三门中只能学习一门的话，情愿选择经济史，而放弃前两门。然而今天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经济史教学却越来越沦为经济学教学中的边缘学科。究其原因，既与当前全社会对于应用技能的重视和对基础学科教育的忽视有关，也与经济史课程的特点以及经济史研究与现实经济的脱节关系密切。可以说，在经济专业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并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心之一的今天，经济学专业的经济史教学面临更新的压力，也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经济史教学很难受到高校以及经济院系师生的重视，存在日益被边缘化的趋势。经济史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经济学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经济史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是经济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必备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素养。然而目前在全国众多高校的经济院系的教学中，开设经济史课程的还较少，而即便开设了类似课程的经济院系，大多数师生也是敷衍了事。
其次，经济史课程的师资培养不够，不能较好地适应经济学专业教学的需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史教学的效果。在学科设置上，经济学和历史学专业都可以独自地培养经济史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当然，由于两者各自所设置的培养方案以及知识结构的差异，不同学科培养出的师资在知识结构、研究方法、教学思路等方面也有所不同。经济学专业的经济史教师更倾向于利用经济理论、经济方法研究问题和教授学生，而历史学专业的经济史教师更倾向于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研究和教学。然而，无论是经济史的研究还是教学都需要两种方法的结合，而经济史课程的教学更需要同时具备两种知识结构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这些问题都给当前的经济史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挑战。
再次，缺乏适应本科生学习的较好的经济史教材。在目前国内经济史类的教材中，编年体体例的教材占了大多数，以中国近代经济史为例，大多数教材都将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的时间划分为清末、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抗战、解放战争等几个时期进行阐述。编年体体例的教材在史实的叙述和衔接上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但与现实经济的结合较少，也缺乏与本科生所学的经济学理论的联系，更未能很好地利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经济问题，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加上教材中的许多内容与中学历史教材多有雷同，因而在内容上很难吸引学生，不仅影响了教学效果，更严重的是使学生忽略了经济史与经济理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
三、对经济史教学中存在问题的思考
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根基，对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理解经济学理论与掌握经济发展的历史同样重要，而且，经济史的学习能够给学生以思考、理解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方法。比如熊彼特指出：我们知道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因而在考察经济史的过程中，势必会将某些并非是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原因体现出来，因此，它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而诺斯也曾指出：这些制度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建立和破坏，并不是发生在真空里，而是人民在历史上归结的机会和从价值准则中所引出的观念的结果。
具体而言，一是经济史教学的定位问题。在经济史教育教学方面，应当依据学生的不同层次采取不同的思路和教授的方法。对本科生教育而言，应以基础知识的学习为主，注重经济发展过程中基本史实的教授和经济发展历程的把握。而且对于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经济史的学习不仅仅在于掌握了多少经济史的知识，还在于培养其看待经济问题的另一种思路和史学的思维的培养，因而在教学中应注意引导学生运用历史的视角分析经济问题，并更加注重对于学生的史学研究方法的培养和学生素质的提高。
二是在教授内容的选择上要注重与经济理论结合，注重与现实经济问题相联系，提高学生的兴趣。在课程内容的安排方面，以专题的形式来讲授经济史中的相关内容更符合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特点，容易吸引学生，也能够更好地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相结合，并能适当地将目前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介绍给学生。以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为例，完全可以将其分为工业、农业、国际贸易、金融等专题来讲解，这样做既能区别于中学时所学习的经济史知识，提升大学学习的专业性，也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和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当然，在教材的选择上，也要注意与专题讲授课程的配套。目前，已经有学者在教材的编撰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如赵津在近代经济史的编撰中就撇开时间顺序的束缚，将近代109年的经济发展史的内容划分为工业、农业、金融、外贸、资源与人口、市场化、城市化、产业结构、政府职能、国民收入分配等12个专题。这种对经济史教材内容的设计与现实经济问题的关系更加紧密，更适合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也更容易给学生以研究方法和思路的启迪，提高教学效果。
三是注重思维方式的培养。对本科教育而言，注重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更是思维方式方法的培养。经济史是一门跨学科的课程，内容既涉及到如何运用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史，也涉及到如何运用历史的方法和视角来看待现实问题。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当今社会中遇到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历史累计而成的，而且任何经济问题的解释和解决都要受到政治的、社会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经济史的分析中势必会涉及到这些非经济的史实，因而在这方面，经济史可以为我们提供最好的方法去了解各种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比起具体的经济史知识的讲授，如何把史的方法和思维传授给学生更为重要。
四是采用教师讲授、课堂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趣味性。教师讲授是经济史教学中最基本的手段，但是偏重于大量资料的讲授很容易变成史料的堆砌，深度不够；而偏重于理论和方法的讲授又枯燥乏味，因而如何将两者有机结合对教师来说是一个考验。而采用课堂讨论，甚至是实践教学的形式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为学生选择适当的题目，要求学生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并运用经济理论分析问题，为今天提供借鉴。例如，当前中国经济正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也是学生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因而可以以历史上的几次经济危机为题目，带领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既可以让学生更深刻地接触历史资料，加深学习的印象，也能促进学生多角度地来看待历史问题和当前所面临的经济问题。
五是采用多种方式相结合考核学生的成绩。不同的考核方式侧重点不同，考试尤其是闭卷考试能够较好地考量学生对于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而论文的考查方式则更倾向于测试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和分析能力，检查学生笔记则能够对学生的日常学习起到较好的督促和检查的作用等等。因而应采用多种方式结合的办法来考核学生的最终成绩。当然，这里有个比例的问题。鉴于本科教育阶段的特点和经济史课程的考察重点在于学生的研究和思维方法的学习，笔者认为，应将论文作为主要的考核形式，并辅助以笔记检查、课堂表现考核等形式。这样做既可以兼顾到学生的平时表现。又可以使其主动查阅相关资料，并逐渐了解如何运用历史的方法来看待和研究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