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1 09:38:23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前言；边坡生态防护现状；边坡绿化工程中的难点问题；边坡绿化工程可持续发展的着眼点；结论五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是21世纪人类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公路、铁路、水利等工程建设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边坡防护、人工种草护坡、平铺草皮护坡、液压喷播植草护坡、土工网植草护坡、OH液植草护坡、行栽香根草护坡、蜂巢式网格植草护坡、客土植生植物护坡、喷混植生植物护坡、边坡植草的退化、喷播时的植物种子配比与最终植物状态、干旱对土体很薄的坡面植物构成威胁、注重边坡生态防护的设计与资金投入、边坡植草退化的防治技术、积极引进开发边坡生态防护新技术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1.前言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是21世纪人类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也是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为之不懈努力解决的焦点问题。基本建设的快速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不协调，导致了人类赖以生存环境的生态破坏，同时也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人类的生存和社会发展构成了威胁。因此，项目开发与环境保护兼顾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在工程建设中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美化环境，是我们必须正视和认真对待的问题。
公路、铁路、水利等工程建设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其工程规模大、项目多、涉及面广，土石填挖工程形成的大量土石裸露边坡，破坏了既有植被，对当地生态环境影响较大，以往通常采用单纯的工程防护，如浆（干）砌片石、喷锚防护等，这些工程措施都导致原有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滑坡、边坡失稳等一系列生态环境和工程问题。国家已经十分重视工程建设中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国务院下达了［2000］3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推进绿色通道建设的通知”，工程建设中的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已提上议程，这对整个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起到了推动作用。
2.边坡生态防护现状
近十多年来人们开发出了多种既能起到良好边坡防护作用，又能改善工程环境、体现自然环境美的边坡植物防护新技术，与传统的坡面工程防护措施共同形成了边坡工程植物防护体系。
根据不同的边坡土质条件，采用不同的施工方法和施工工艺可将边坡植物防护技术分为：①人工种草护坡；②平铺草皮护坡；③液压喷播植草护坡；④土工网植草护坡；⑤OH液植草护坡；⑥行栽香根草护坡；⑦蜂巢式网格植草护坡；⑧客土植生植物护坡；⑨喷混植生植物护坡。各类边坡植物防护技术的主要作用及应用条件各不相同。
2.1人工种草护坡
人工种草护坡，是通过人工在边坡坡面简单播撒草种的一种传统边坡植物防护措施。多用于边坡高度不高、坡度较缓且适宜草类生长的土质路堑和路堤边坡防护工程。具有施工简单、造价低兼等特点。但由于草籽播撒不均匀，草籽易被雨水冲走，种草成活率低等原因，往往达不到满意的边坡防护效果，而造成坡面冲沟，表土流失等边坡病害，导致大量的边坡病害整治、修复工程，使得该技术近年应用较少。
2.2平铺草皮护坡
平铺草皮护坡，是通过人工在边坡面铺设天然草皮的一种传统边坡植物防护措施。具有施工简单、工程造价较低等特点。适用于附近草皮来源较易、边坡高度不高且坡度较缓的各种土质及严重风化的岩层和成岩作用差的软岩层边坡防护工程，是设计应用最多的传统坡面植物防护措施之一，但由于施工后期养护管理困难，平铺草皮易被冲走，且成活率低，工程质量往往难以保证，达不到满意的边坡防护效果，而造成坡面冲沟，表土流失、坍滑等边坡病害，导致大量的边坡病害整治、修复工程。近年来，由于草皮来源紧张，使得平铺草皮护坡的作用逐渐受到了限制。
2.3液压喷播植草护坡
液压喷播植草护坡，是国外近十多年新开发的一项边坡植物防护措施，是交草籽、肥料、粘着剂、纸浆、土壤改良剂上、色素等按一定比例在混合箱内配水搅匀，通过机械加压喷射到边坡坡面而完成植草施工的。其特点是：①施工简单、速度快；②施工质量高，草籽喷播均匀发芽快、整齐一致；③防护效果好，正常情况下，喷播一个月后坡面植物覆盖率可达70%以上，二个月后形成防护、绿化功能；④适用性广；⑤工程造价低。目前，国内液压喷播植草护坡在公路、铁路、城市建设等部门边坡防护与绿化工程中使用较多。
2.4土工网植草护坡
土工网植草护坡，是国外近十多年新开发的一项集坡面加固和植物防护于一体的复合型边坡植物防护措施。该技术所用土工网是一种边坡防护新材料，是通过特殊工艺生产的三维立体网，不仅具有加固边坡的功能，在播种初期还起到防止冲刷、保持土壤以利草籽发芽、生长的作用随着植物生长、成熟，坡面逐渐被植物覆盖，这样植物与土工网就共同对边坡起到了长期防护，绿化作用，土工网植草护坡能承受4m/s以上流速的水流冲刷，在一定条件下可替代浆（干）砌片石护坡。目前，国内土工网植草护坡在公路、堤坝边坡防护工程中使用较多，铁路部门相对较少。
2.5OH液植草护坡
该项技术是国外近十多年新开发的一项边坡化学植草防护措施。它是通过专用机械，将新型化工产品HYCEL_OH液用水按一定比例稀释后和草籽一起喷洒于坡面，使之在极短时间内硬化，而将边坡表土固结成弹性固体薄膜，达到植草初期边坡防护目的，3～6个月后其弹性固体薄膜开始逐渐分解，此时草种已发芽、生长成熟，根深叶茂的植物已能独立起到边坡防护、绿化双重效果，具有施工简单、迅速，不需后期养护，边坡防护、绿化效果好等特点。尽管OH液植草护坡具有理想的边坡防护、绿化效果，但由于该技术所用的这种HYCEL_OH液还末能实现国产化，使得其工程造价较高综合造价达40元/m2左右，故目前还无法推广应用。只是在京九铁路等个别工点进行了尝试性试验。
2.6行栽香根草护坡
香根草是近十多年才被人们“重新发现”的一种禾本科植物，具有长势挺立，在3～4月内可长成茂密的活篱笆；根系发达、粗壮，一年内一般可深入地下2～3m；根系抗拉强度大，达75MPa，耐旱、耐涝、耐火、耐贫瘠、抗病虫、适应能力极强等特点。行栽香根草护坡就是在土质边坡上行栽香根草进行边坡防护的一种工程措施，该技术充分利用了香根草的优良特征，具有显著增强边坡稳定性和理想的固土护坡功能，大有取代传统片石护坡之趋势。目前国内应用较少，还有待于在公路、铁路、堤坝、城市建设等边坡防护工程中进一步试验推广。
2.7蜂巢式网格植草护坡
蜂巢式网格植草护坡，是一项类似于干砌片石护坡的边坡防护技术。是在修整好的边坡坡面上拼铺正六边形混凝土框砖形成蜂巢式网格后，在网格内铺填种植土，再在砖框内栽草或种草的一项边坡防护措施。该技术所用框砖可在预制场批量生产，其受力结构合理，拼铺在边坡上能有效地分散坡面雨水径流，减缓水流速度，防止坡面冲刷，保护草皮生长。这种护坡施工简单，外观齐整，造型美观大方，具有边坡防护、绿化双重效果，工程造价适中，略高于浆砌片石骨架护坡，该技术多用于填方边坡的防护。
2.8客土植生植物护坡
客土植生植物护坡，是在边坡坡面上挂网机械喷填（或人工铺设）一定厚度适宜植物生长的土壤或基质（客土）和种子的边坡植物防护措施。该技术的特点是可根据地质和气候条件进行基质和种子配方，从而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多用于普通条件下无法绿化或绿化效果差的边坡。由于客土可以由机械拌和，挂网实施容易，因此施工的机械化程度高，速度快，无论从效率和成本上都比浆砌片石和挂网喷砼防护要优越，而且植被防护效果良好，基本不需要养护即可维持植物的正常生长。该技术在公路边坡防护中已被大量应用，在日本等国家已经被作为边坡绿化的常规方法加以应用。
2.9喷混植生植物护坡
喷混植生植物护坡，是在稳定岩质边坡上施工短锚杆、铺挂镀锌铁丝网后，采用专用喷射机，将拌和均匀的种植基材喷射到坡面上，植物依靠“基材”生长发育，形成植物护坡的施工技术，具有防护边坡、恢复植被双重作用，可以取代传统的喷锚防护、片石护坡等圬工措施。该技术使用的种植基材由种植土、混合草灌种子、有机质、肥料、团粒剂、保水剂、稳定剂、PH缓解剂和水等组成，其种植基材的配方是成功的关键，良好的配方能够达到在陡于1∶0.75的岩质边坡上既具备一定的强度保护坡面和抵抗雨水冲刷，又具有足够的空隙率和肥力以保证植物生长。该技术已广泛应用于铁路、公路、水利等各类岩石边坡绿化防护工程。
3.边坡绿化工程中的难点问题
随着边坡植物防护技术的推广应用，各类边坡植物防护技术已发展成为公路、铁路绿色通道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存在一些难点问题。
3.1边坡植草的退化
在公路、铁路等工程建设中，其边坡绿化防护上投入的资金比例较低，在低投入、低养护或无养护情况下，边坡草坪处于自生自养状态，极易退化、死亡。因为人工种植草种生长较弱、品种单一，随着时间的增长，在养分水分供应较差的边坡上都会呈现不同程度的草坡退化现象，这是一个十分突出和严重的问题，若草被退化得不到解决，不仅造成重复建设、资金浪费，而且起不到边坡绿化防护效果，最终可能会引起水土流失、坡面坍塌等许多不良后果。
3.2喷播时的植物种子配比与最终植物状态
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开挖的边坡恢复到自然状态，施工者将面临：①植物种子的配比如何确定；②如何考虑当地自生优势群落的结构特点进行种子配比；③如何确定喷播时的植物配比与最终形成的植物群落之间的动态关系。只有对这些问题作详尽的调查研究分析，才能正确指导施工，否则边坡的植物生长将无法实现人工强制绿化向原始植物群落的顺利演替。
3.3干旱对土体很薄的坡面植物构成威胁
开挖后的岩石边坡，岩石层厚、整体性好，坡体高陡，对边坡进行植物绿化后，随着时间的增长，秋冬季干旱、夏伏季炎热，土体养分逐渐流失，土壤肥力降低，如何解决边坡呈现的无土、缺水、缺肥的状态及边坡植被面临的干、热威胁，这将直接影响到边坡最终的绿化效果和生态效益。
4.边坡绿化工程可持续发展的着眼点
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人类与自然和谐的前提下，不断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能力，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对子孙后代的需求；满足一个区域或一个国家的需求面又不损害其他区域或国家的需求。根据可持续发展内涵的要求，边坡绿化工程中应着眼于与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的协调性和环保生态功能，结合目前国内边坡绿化防护工程现状及问题，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4.1注重边坡生态防护的设计与资金投入
在公路、铁路设计与建设中，人们常将设计重点和大量资金放在它的工程功能及安全功能上，而生态功能的设计与投资力度不足，生态防护工程往往采取低价中标的方式，这种低投入、低质量的恶性循环，使边坡生态环境发展不够好，抗灾能力不强等。应建立和加大公路、铁路边坡建设、养护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专项资金，在设计上要深入细化，根据不同气候条件、不同环境、不同区域结合具体情况单独设计，注重落实边坡的生态环境保护方案。
4.2边坡植草退化的防治技术
防治边坡草被退化的重要措施就是乔灌草相结合，尽量模拟出当地的植物群落结构，走向本地化。实际上国外已经开始流行以乔灌木为主的绿化方式。天然植被一般都是草木混生的，在较高的贫瘠土质或石质边坡上，采用草灌结合的客土喷播或喷混植生技术施工，可以将草种和灌木树种进行混播，早期以草坪防护为主，后期以灌木防护为主，构建乔灌草立体防护生态体系，达到恢复自然植被的目的。植物种子的选择及配置应走本地化的道路，以地带性植被、乡土植物为基调，适当引进适于本地生长条件的野生植物和外地植物。同时也应考虑浅根植物和深根植物的结合、豆科植物与非豆科植物的结合，还要尽可能配置抗逆性强的植物和水、肥、光、热利用率高的植物，这样才能使植物更能适应当地气候与自然植被融为一体，建设一个具有生物多样性的稳定的、生命力强的立体生态群落。
4.3积极引进开发边坡生态防护新技术
边坡绿化工程中的难点问题，是对边坡生态防护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科学技术的挑战，边坡生态防护技术涉及到工程力学、生物学、土壤学、肥料学、园艺学、环境生态学等学科，必须不断在这些理论领域有所突破，积极引进开发新材料、新工艺及配套施工机械设备，充分吸收新的科研成果、先进技术和工程施工经验，注重国际和行业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总之，提高边坡生态防护技术的科技含量，是边坡绿化防护工程成败的重要环节。
目前在边坡绿化防护工程中，液压喷播、客土喷播、喷混植生是具有典型生态防护施工技术；在边坡绿化养护工程中，滴灌、渗灌、注水根灌、插管根灌、膜孔灌等是具有节约水资源、提高成活率、促进草灌木植物生长的灌溉技术；在土壤肥力方面，ABT生根粉、菌根菌、农菌及各种微生物肥料的应用，具有促进植物生根、生长和发育，提高植物的生理机能和抗逆性。在这些新技术的应用过程中，还有许多问题和工艺需要探讨、改进，使其成本更低、操作更为简单、效果更好。随着边坡生态防护各项科研技术的不断深入，其各项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将日趋完善和成熟。
5.结论
①在边坡植物绿化防护施工措施中，根据目前的国情、机械化施工程度、适用性、经济性和质量效果比较，液压喷播、客土喷播、喷混植生是具有典型生态防护施工技术，符合边坡绿化工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值得普遍推广应用。
②正确的决策必须建立在相关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在边坡生态防护方面，针对难点问题有必要开展系列研究，加大这方面的科研投入，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鼓励和扶持施工企业朝生态防护专门化队伍方向发展，为彻底解决边坡生态防护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坚定的基础。
③在公路、铁路设计与建设中，应将生态功能与工程功能及安全功能同等考虑，并根据具体情况相应提高经费投入的比例，其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效益是巨大的。
④边坡生态防护工程建设，应树立“尊重自然、恢复自然”的理念，采取一切措施，尽快恢复边坡原来的自然植物，使防护工程的植被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根据当地的生态植物结构，将乔、灌、草有机结合、合理配置，恢复其生态平衡，实现人工强制绿化向自然植被的自我繁衍。
1.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
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影响着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民族和个人。西方工业社会目睹了二战以来经济和社会迅猛发展的人间喜剧,领略了科技革命给人类带来的空前无限的风光但也亲身体验了环境破坏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的切肤之痛。人口急增能源短缺、全球性气候变暖、臭氧层的破坏、土地的沙化、碱化和退化水土的大量流失、森林减少、空气、水等的严重污染、物种的灭绝等等一系列严重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张,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重大问题,而在经济发达国家,这些问题为害尤烈。中国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推进的转型时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得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人们终于认识到,人与自然应当相互依存,经济与环境必须协同发展。
1.1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传统发展观念的反思,到上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成为联合国有关发展问题一系列专题国际会议的指导思想,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一般来说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这三者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整个可持续发展体系中的优秀。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指在鼓励经济增长以体现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同时,不仅重视增长数量,更追求改善质量、提高效益、节约能源、减少废物,改变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
1.2环境、环境保护的含义
关于环境的概念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定义,这里主要是指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的,是人类目前赖以生存、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总称,即阳光、温度、气候、地磁、空气、水、岩石、土壤、动植物、微生物以及地壳等自然因素的总和,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类的自然形成的物质、能源和现象的总和。环境保护,就是指采取行政、经济、科学技术、宣传教育和法律多方面的措施,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使之更适合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人类在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或者使环境向不稳定和无序的方向运动,特别不能使生命支持系统遭到继续破坏而使生命之网瓦解。
1.3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环境保护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及稳定的基础,又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当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制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影响人民真正享受发展成果的重要因素和关键问题。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全面改善和提高,不仅要实现经济上的富裕,更要实现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不仅要保障人们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更要保障人们能够健康生活、长远发展;不仅要维护公众在个人物质财富上的合法权利,更要维护他们依法享有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的权益。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的国家。由此可见,对于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保护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所以国家保护整个生命支撑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生物的多样性;解决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能力,避免脆弱的生态系统;发展森林和保护城乡生态环境;积极参加保护全球环境生态方面的国际合作,努力使我国的环境污染得到控制,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有所提高,自然生态恶化的趋势有所减缓,从而逐步使资源、环境与社会的发展相互协调。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最为突出的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由于二氧化碳排放所引起的温室效应、由于二氧化硫排放的增加引起的酸雨危害、由于大量使用氟利昂所造成的大气臭氧层破坏等。在这些方面发达国家肩负着更大的使命。因为这些国家的消费水平按照人口平均量计算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所以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更严重。空气污染如此,其他方面也类似。另外,发达国家需要采取行动,控制它们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不再被允许出口的有害物质和不安全技术。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深知自己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中的重要责任。中国在发展中,对自身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种种资源、环境、问题的困扰,和对因地球生态环境恶化而引起的各种环境问题已有深刻的认识。中国将以/全球伙伴0的精神参与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广泛国际合作,认真履行中国加入的全球环境与发展方面的各项公约,不懈地致力于中国所应承担的义务。为此,中国政府将继续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高度的重视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工作,以更积极、认真和负责的态度参与保护地球环境及追求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国际合作。
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个生态系统,包括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都由四个要素决定:一是环境,即自然界的光照、空气、水分、土壤等;二是生产者,即植物,它从大气中吸取二氧化碳,从土壤中吸取水分和矿物质,经过光合作用使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和生物能,从而使无机物变为有机物;三是消费者,即动物和人,保证种群、环境以及社会平衡运行;四是分解者,即微生物,它把植物、动物残骸和排泄物分解为简单的物质或元素,重新进入环境。所以,要实现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就要求保持人类生态系统网络中各个生态因子之间的协同与平衡,要求物质和能量及信息的输出与输入,既在数量上相对接近,又在质量上促进生态系统的适应和演变进化。只有这样,才可以通过协同机制,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生态系统的发展保持在持续稳定的状态中。总之,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好了,不但会为发展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本身也会有直接的经济效益。经济要发展,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建设必须先行,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既是环境保护的中心环节,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中心环节。尽快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森林、草场等自然生态系统,是当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绿色大开发是以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为主并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不能出现为追求经济效益而违背自然规律,盲目营造当地不宜的经济林的现象。森林建成后的开发也要予以必要的限制。只有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所在。
论文摘要: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成为全球普遍关注、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只有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绿色经济,进行绿色开发,变掠夺式经济发展模式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所在。
摘要：清代中叶以来，伴随着人口高速增长和耕地严重不足之间矛盾的发展，浙西山区涌进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开发活动。笔者即以该地区为考察对象，解析其人口流动的特点，指出该地区人口流动属于由人口稠密的地区流向地广人稀地区的流迁模式，依靠空旷的山地来吸纳周边地区的过剩人口。他们的经济活动虽然在短期内推动了山区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激化了土客之间的矛盾，致使山区经济的繁荣成为昙花一现。
关键词：清代；浙西山区；人口流动；生态环境变迁
近几个世纪，我国一些地区的人口急剧膨胀，造成了特殊形态的人口过剩。在人地紧张的压力下，我国许多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自发性人口流迁运动，以稀释其日显拥挤的人口能量。不同区域的人口消化和在对外来人口吸纳过程中，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确定某一地区作为考察对象，解析其人口流动的特点，进而探讨移民的经济活动与这一区域的生态环境变迁之关系，是极有意义的。本文主要以清代浙西山区的外区域人口流入为讨论内容，并兼及浙西山区本地的原有人口状况，探究外来移民在本地的经济活动及对该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一、浙西山区人口流动状况分析
据方志记载，清代浙西山区接纳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乾隆、嘉庆年间和清末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其移民活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前期移民以江、闽及本省温、处流民为主，多在山地搭棚为居，志书中称之为“棚民”或“蓬民”，如湖州长兴县，“有福建、江西棚民携妻子挟资本陆续而至，与乡民租荒山，垦艺白苎”（乾隆《长兴县志》卷十）；严州府建德县，亦曾招“江闽无业闲民开山种麻”；而寿昌县也因为招徕了江闽流民前来垦荒，本地才有了麻、靛两种物产（乾隆《寿昌县志》卷一《物产》，乾隆《建德县志》卷一《方舆》）。杭州府之于潜县则接纳了安庆移民，嘉庆年间有这样的记载：“邑中山多于田，民间藉以取息者，山居其半。近年人图小利，将山租安庆人种作苞芦，谓之棚民。”（嘉庆《于潜县志》卷十八《物产》）另据同治《湖州府志》卷九十五《杂缀》记载，“嘉庆初年，忽有民自他方来，云愿垦荒赁种，询所自，皆曰温州”，“山地价值不多，棚民多温处流入”。此类外来人口多向荒山野地、森林深处索取土地，开垦农田，属疆域开发型的移民。后期移民则以两湖、河南等外省民为多，在一些府县甚至超过当地土著，这类移民在志书常称之为“客户”或“客民”。《长兴志拾遗》卷下《风俗》载：“客民垦荒，豫楚最多，温台次之，农忙作散工者夏来冬去又数千人。”同治《安吉县志》卷七《风俗》亦有类似记载：“自兵燹后，本乡人少田亩荒芜，宁绍温台及两湖江北之民云集。”这些客民大多属战乱恢复型移民。
任何地区的人口问题都不是孤立的，浙西山区既然有外来人口的吸纳，就必然关联到其他地区的人口流出。探究其人换，首要关注的是人口流出的原因，这是一个“源”的问题。在传统社会中，当一个地区的人口越来越多，而集中的耕地又极其有限，人满为患，过剩人口就必然外溢。江西、福建、安徽、两湖等地区在明清时期均先后出现大量过剩人口，人稠地狭的矛盾日益突出。如江西“吉安南昌等府之民，肩摩袂接，地不能使之尽农，贸易不能使之尽商，比比游食他省”（《海瑞集》上编《兴国八议》）；吉安府吉水县“土瘠薄物力无所出，计亩食口仅得十三，民取四方之资以为生”（光绪《吉水县志》卷九《风俗》）。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四处流徙。福建依山傍海，山多田少，地土瘠薄，早在明代，迫于人口的压力，其山区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开发，“闽中自高地至平地截截为田，远望为梯，真昔人所云‘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尽力耕’，可谓地无遗地矣”（谢肇制《五杂俎》卷四《地部》）。然而相对于剧增的人口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大量人口不得不到他省谋生度日，从而出现“人尚什五游食于外”的情况。安徽安庆县也是清代前期和中期长江流域人口输出中心之一。实际上，明清人口过剩一直是个全国性问题，就连一向被认为垦殖程度较低、人口稀少的两湖地区某些地方也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现象。如湖南平江“至明万历时，人满地尽，更无可垦之土”（同治《平江县志》卷十四《赋役》）。到清代更出现了“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人口迁徙运动。在这种人口形势下，与这些区域相毗邻的浙西山区出现外来移民就不可避免了。虽然浙西山区的开发早在清代以前就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如宋代已有梯田，但是在那些陡峭的山坡上，当地的土著依然无法开垦，“查山土高燥多石，不利稻麦，种苎最为相宜。本地乡民未谙其法，有用之土向来概置之无用。兹异省之山民，辟荒芜以收地利，与古者货恶弃地意颇合”（乾隆《长兴县志》卷十），于是善于“凿岗伐岭”的省内外移民纷纷涌入。
而且，战乱与人口迁移亦密切相关。战争的力度及波及范围将制约一个区域的人口增减及地区移迁面积。在1644—1911年间，江浙一带虽出现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战乱，但浙西山区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特殊，受到的影响并不大。真正对浙西山区人口秩序带来巨大影响的战争是19世纪中叶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在这次战争期间，即使是偏远的山地也不可能成为人民的避难所。如地处浙西丘陵山区的严州府，便是太平军与清军多次厮杀之地。关于这一地区人口死亡的情形，何炳棣先生在他的书中引用了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观察报告：
“桐庐、昌化、于潜、宁国等地到处都是废墟，每城仅数十所房屋有人居住，这些都是十三年前的太平天国叛乱者造成的。连接各城的大路已成狭窄小道，很多地方已长满难以穿越的灌木林。……无论是河谷中的田地，还是山坡上的梯田，都已为荒草覆盖，显然没有什么作物能在这枯竭的土地上繁衍。”位于浙西山区其他府州的人口亦是损失惨重。如杭州府之临安县，“同治初年兵燹之余，招集流亡，仅存丁口八九千人”（宣统《临安县志》卷一《风俗•善政》）；昌化县，“洪杨之役，由淳窜昌，首当其冲，民气凋残，垂六十余年，未易恢复原状”（民国《昌化县志》卷首）；湖州府长兴县，“兵燹之余，民物凋丧，其列于册者孑遗之民仅十之三焉；田赋之入仅十之四焉。故家遗俗十不存五；而城垣桥庙官廨之修复者仅十之三，而颓废者十之七焉”（同治《长兴县志》卷首，光绪元年长兴知县恽思赞《序文》）；而在孝丰县，战后户口仅剩三十分之一（光绪《孝丰县志》卷四《户口》）。
由于战争持续时间太长，加之灾荒和饥馑以及同治元年由安徽传播过来的瘟疫，使得浙西人口损失惨重。如湖州孝丰县，“同治元年六七月瘟疫，民遭兵戈者半，遭瘟疫者亦半”（同治《孝丰县志》卷八《祥异志》）。这样，浙西山区人口在战争期间的或死或逃造成了一些府州县出现了人口“真空”或“半真空”的状态，从而引起了此后外地区人口的填补活动。一些地方官也积极招徕客民进行垦种，如严州知府说道：“查严郡各属田地荒芜，人民稀少，较他郡情形，蹂躏更甚。……今欲招垦，必须外来之户乐于耕种。……无如外来垦户，由江西者则有衢之荒田可耕，由宁绍来者则有杭属之荒田可耕，惟严郡居中，止有徽州一路。徽、严交界地方皆系荒产，断不肯舍此适彼。惟查有棚民一项，向来以种山为业，地方农民不与为伍。自咸丰十年后，粤匪滋扰，棚民僻处深山，未受大害，较农民尚胜一筹。昔日无田可种，而不能不种山；今日有田可种，而能改种山为种田，田之出息究胜于山。各棚民非不愿种，实不敢种，须设法招之使种。”（戴槃《定严属垦荒章程并招棚民开垦记》，《皇朝经世文编》卷十）在这种情况下，外来移民随之涌入。如战后的昌化县，“客民纷纷盘踞，以四、七都及外五都占大多数，不似他处之纯粹族居”（民国《昌化县志》卷首）；临安县，“同治初年兵燹之余，招集流亡，仅存丁口八九千人。三年，劝招开垦，客民四集，自此休养生聚。二十年余年始有丁口土客四万余人”（宣统《临安县志》卷一《风俗•善政》）。
最初来浙西山区开垦荒地的客民是本省人多地少的宁、绍、温、台诸府农民。如余杭县，据光绪《余杭县志稿》记载，各籍移民中，以来自绍兴府的最多，达50.3%，次则宁波和温州，分别占15%和11%，再次则为河南、苏南和本省台州府，分别在4%~6%之间。［2］又如严州府，李希霍芬对战后的移民曾有以下观察：“外来移民已经开始进来了，在分水河谷我发现相当数量的新移民，大多来自浙江的宁波和绍兴，但也有少数来自其他省份。”［1］285这些地区农民受战争影响较小，同治三年左宗棠给朝廷的奏报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他在提及浙江各地的残破情形时说：“计浙东八府，惟宁波、温州尚称完善，绍兴次之，台州又次之。”（左宗棠《浙省被灾郡县同治三年应征钱粮分别征蠲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九）
不过，由于浙西杭嘉湖平原地带在战争中受创也重，人口的缺口实在太大，而宁波绍兴等地本身亦在战争中受创，向外输出人口有限，何况一些客民的流动性较大，一俟家乡情况有所好转，常常弃佃返归，致使田地垦而复荒。又因为平原农民不适应山地耕作，所以向山地移民进展缓慢。就在这时，更远的两湖、河南、安徽、江西、福建等省的移民蜂捅而入，“自粤匪乱后，客民垦荒，豫楚最多”，“两湖客民入境，争垦无主废田”（同治《湖州府志》卷十八《金其相建玖磬山书院碑略》）。其中就有不少人迁入浙西山区占耕荒旷山田。当时外地客民主要迁入湖州府的西部和南部，时人指出：“郡西山田荒旷尤多，温台人及湖北人咸来占耕。自同治至光绪初，湖北人蔓延郡东。”（民国《南浔志》卷三十）
据此可知，浙西山区的移民活动均属人口稠密的地区向地广人稀地区的流迁模式，即依靠提供空旷的山地来吸纳周边地区的过剩人口，仍然属于向山区要土地，进行农业垦殖的人口流动模式。这与浙江平原地带对过剩人口的吸纳是大不相同的。因为后者主要是依靠突破原有的经济结构模式即通过非农化的转移来完成的。因此，这些移民的经济活动直接影响了当地生态环境的变化。
二、人口流动与当地生态环境变化
生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的状态。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认识程度，人类实践对生态环境的改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态环境。一个地区生态环境的形成和变迁，除受当地的自然条件影响外，还常常受到人口的负载量和生产配置及产业结构的影响。因此，清代大量涌入浙西山区的移民及其经济活动方式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迁往浙西山区的移民主要从事农耕活动，但并非从事单一的粮食生产（山土高燥多石也不利于种植稻麦），而是大力种植经济作物和杂粮。他们所种的农作物包括苎麻、靛、落花生、玉米（苞芦）、番薯等。如迁往湖州以西一带山区的温州人，“其人剽悍多力，荷锄成群随垦，结厂栖身。所种山薯或落花生”（同治《湖州府志》卷九十五《杂缀》）。寿昌县，“然如麻、靛两种，亦自近年江闽蓬民有之”（乾隆《寿昌县志》卷一《物产》）。时人张鉴在其《雷塘庵主弟子记》中也说：“浙江各山邑，旧有外省游民搭棚开垦，种植包芦、靛青、番薯诸物，以致流民日聚，棚厂满山相望。”其中种植玉米与番薯等转杂粮主要是解决自身的口粮，产品进入市场的较少。然而苎麻、靛青、花生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却主要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带有明显的商品生产性质。如在安吉，种植苎麻者“自闽人及江右人租乡村旷地设厂开掘而种莳壅既工，获利始倍”（乾隆《安吉州志》卷八《物产》）。
在热衷于种植经济作物和杂粮的同时，这些外来移民也充分利用山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从事筑窑烧炭、砍竹造纸、烧制砖瓦等带有显著山区特色的手工业活动。如炭为安吉山区土产，二三月间，“万家岸、马家渎小市诸处肩卖者络绎不绝”。其中生炭（亦称硬炭）多为徽宁人居此筑窑烧制的。炭又可以用于烧制砖瓦缸甏，安吉北乡烧缸甏者“有百余家，皆宁波人，颇获厚利”。而砖瓦则大多由徽宁江右人“租地设厂砌窑，烧砖瓦以售”（乾隆《安吉州志》卷八《物产》）。竹亦是山区特产，同时竹也是造纸的好原料。在安吉，来自本省的萧山、富阳的移民大多是造纸工匠①。(注:新版《安吉县志》第三编《居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转引自陈学文《明清时期安吉县的社会经济结构》，《浙江学刊》1996年第1期。)
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经济开发的蔓延，浙西山区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山区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发展和繁荣，生态环境包括生态平衡与土壤条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最直接的后果便是为浙西山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改变了当地山区人烟稀少的面貌。“流民之来益众，则棚益广，西至宁国，北至江宁，南且由徽州绵延至江西、福建，凡山径险恶之处，土人不能上下者，皆棚民占居”，“联络盘踞，岁引日多”，“由是地日以辟，类日以聚。厥后接踵来者益多，深山之中，几无旷土”（同治《湖州府志》卷九十五《杂缀》），使大量荒漠的山地得以开垦，而且促进了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农副产品通过市场进入了流通领域，丰富了当地农村市场。特别令人瞩目的是，有些移民租用或开垦大片土地从事商品性农业垦殖，其间亦多有采用雇佣劳动从事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使山区农村经济结构发生嬗变，在较落后的地区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萌芽。
浙西山区移民的迁入与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山区小市镇的发展与繁荣。有些山区小市镇的兴起甚至完全是因为移民的迁入。如长兴县的鸿桥镇，就是在太平天国时期因战乱流入大量难民应运而生。“阖邑难民及四处商贾，俱麇集于兹。帆樯林立，(缺)尘嚣，俨然一哄之市。”（同治《长兴县志》卷一下《建置汾革•镇市》）虽然这些小市镇仅仅是地方性的小市场，远不及浙江平原地带诸如双林、菱湖、南浔等巨镇的发展，但也颇有自己的特色。如长兴县施渚镇成为山货集散地，“街道宽长，山货骈集，茶笋时尤盛”（光绪《归安县志》卷六《舆地略•村镇》）；武康县的三桥埠是竹木集散地，“舟楫交通，商贾辐辏”；上柏镇，是浙西竹木山货的集散市场，“西南余杭、安（吉）孝（丰）货陆运者，皆出于市。省会郡城操羸者胥来市购焉，而悉达于镇市之河”（乾隆《武康县志》卷八，刘守成《开湘西市河记》）。山区市镇的繁荣又吸引了外地商贾来开店设肆。如施渚镇，清中叶“居民约上千家”，与平原地区部分市镇相比也不逊色（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二《舆地略•村镇》）。昌化的栗树溪市成为“商民聚集，舟楫停泊之所”，白牛桥市“居民稠密，水陆交通”（民国《昌化县志》卷一《疆域》）。安吉的四安镇由于各地商人汇集于此，同治中曾建立新安公所于西门，光绪十七年宁绍商人亦建宁绍会馆于四安南门，以地缘纽带联络乡谊，保护同乡的利益（光绪《长兴志拾遗》卷上《公建》）。
不过，前来开垦浙西山区的移民大多数是自发性的封建流民，他们“聚散无常，往来莫定，其间良顽不一，易於藏奸”（光绪《严州府志》卷之九《食货》）。一些流民性情凶悍，为了生计，往往“强垦人土，或掠人妇女畜产”，扰乱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随之而变，“奸猾时闻”、“斗殴争论之事繁矣”，引起当地官府的惊慌和本地人的痛恨（同治《安吉县志》卷七《风俗》）。
他们来到当地，往往“视土所宜”从事各式生产，是一种盲目的无组织生产活动。据同治《湖州府志》卷九十五载，在山区其垦殖扩张所及，多为“山径险恶之处，土人不能上下者”、“崇山峻岭，密菁深林”之处，在此类地方进行农业开发，只能是采取毁林开荒、广种薄收的粗放式的经营方式。尤其是玉米、番薯等耐旱作物的引种，更使得这种经营方式在山区非常流行，农业经济效益一时似乎显露，但时间稍长，这种盲目性、掠夺式的开发便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后果。
其一，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而且松动的山土砂石冲入河流，堵塞水道，淤积下游田地，淤塞河溪、湖泊以及其他水利设施，导致水旱灾害频繁。关于这方面的记述在清代方志中多有反映。道光《建德县志》卷二十一《杂记》记载：“近来异地棚民盘踞各源，种植苞芦，为害于水道农田不小。山经开垦，势无不土人松石浮者，每逢骤雨，水势挟沙石而行。大则冲田溃堰，小则断壑填沟，水灾立见，旱又因之。以故年来旱涝濒仍皆原于此。”嘉庆《于潜县志》亦有外来移民垦山种植玉米导致水土流失的记载。此外，在地方官的禁令和上奏的奏折中也有许多相关的记载。如嘉庆二年浙江巡抚颜检上了一道奏折，指出棚民“翻掘根株，种植苞芦，以致土石松浮，一遇山水陡发，冲入河流，水道淤塞，濒河堤岸多被冲决，淹浸田禾，大为农人之害”①。［注:《浙江巡抚颜检为遵旨酌议稽查棚民章程事奏折》（嘉庆二年），刊于《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嘉庆六年的《抚宪院禁棚民》也指出，“棚民佃种山地惟苞芦一项，苗壮根长，必须掀松砂土，一经雨水冲激，溪河每致淤积，地方屡受水患”，“山土砂石乘雨流淤下游田地，易起争端，大为目前水利之害”。
其二，造成垦殖之山地物产枯竭，地力尽失。由于客民、棚民来到山区一般都是以租赁的形式从事生产活动，“初至时以重金谄土人赁垦土地，赁之值倍于买值，以三年为期。土人不知其情，往往贪其利。三年期满，棚民又赁垦别山，而故所垦处皆石田不毛矣”，“湖州以西一带山，近皆棚民垦种，尤多植包谷，一孝丰人云，山多石体，石上浮土甚浅，包谷最耗地力，根入土深，使土不固，山松遇雨则泥沙随雨而下。种包谷三年，则石骨尽露，山头无复有土矣”（沈尧《落帆楼杂著》，光绪《乌程县志》卷十八《风俗》）。这种开垦山地，习种杂粮的行为对山地地力和山土极具破坏力。数年之后，所垦山地往往变成不毛之地，很难再恢复山力、地力。
山地的过度垦殖，既损害了原山主的利益，又使下游农民利益遭受惨重损失。因此，生态失衡也加剧了当地土著居民与外来移民的矛盾冲突，以致浙西山区一些府州县的土著居民以此为契机，要求政府驱逐外地移民。如于潜县，由于垦山种植玉米引起水土流失，“奉阮大中丞出示严禁，产限驱逐，渐见安辑，然犹有年限未满而延捺如故者”（嘉庆《于潜县志》卷十八《物产》）。建德县也在道光年间了禁止棚民垦山的命令，迫使棚民不得不撤离。而移居长兴县的福建、江西移民是因为擅长种植苎麻才获得了永久居住权。同时，为了将外地人口纳入当地的统治秩序之下，官府对有大量外地人口的府县则“别编棚户，各设棚长，以专约束”（乾隆《建德县志》卷一《方舆》），严厉禁止当地土著居民将山地出租给非“编甲”的远方流民（光绪《淳安县志》卷一《旧序•刘世宁序》）。对有棚户留住的地方，每年年底派员视察，并责成山主田主监督检举，否则一体查办（光绪《严州府志》卷九《食货》）。
三、结语
人口迁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这是因为一定的人口分布受一定的经济环境和经济过程的制约，而人口分布的合理与否又是经济能否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清代浙西山区接纳了大量区域外移民，这对输出地而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日趋紧张的人口压力；对本地区而言，则不仅解决了山区劳动力资源匮乏的难题，又引进了新的作物和新的生产技术，推动了山区经济的发展。
但是这种自发调整所形成的人口分布并非是合理分布。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有限的山地资源遭到掠夺性的开发，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诚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结果又取消了。”［3］山区过度垦殖的恶果又激化了土客之间的冲突，外来移民受到驱逐或限制，山区经济的繁荣最终成为昙花一现。
1美国中西部农业开发概要
在美国开发中西部进程中，有两个大规模集中开发的时期：一是1860-1890年，这一时期开发西部的主要动力来源于皮货贸易、土地投机以及奴隶主庄园的扩张。二是1930-1970年，在大规模开发时期内，美国联邦政府陆续出台了有关中、西部开发的法律和政策，极大地加快了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开发的速度。
19世纪中叶，美国联邦政府为了鼓励西部农业开发者，除制定了灵活多样的土地开发政策外，还陆续颁发了《沙漠土地法》、《鼓励西部植树法》等法律。以法律和政策的形式明确了只要在西部地区植树、种草或修筑灌溉沟渠达到一定面积和一定时间，就可以免费或低价获得一定面积的土地。这些法律和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美国西部的土地开垦和农业的发展。从1836年到1985年，美国中西部新开垦的耕地面积为2.45亿英亩，相当于原有耕地面积（1.6亿英亩）的1.53倍。随着耕地的增加，粮食产量倍增；玉米由1934～1938年期间的平均每年1061.3万t，增加到1989年的1亿9120万t，增加了约17倍；小麦由1934～1938年期间的平均每年389.5万t，增加到1989年的5540.7万t，增加了14.2倍；大豆由1934～1938年期间的平均每年23.3万t，增加到1989年的5244万t，增加了224倍。使美国成为世界主要的粮食出口国；美国主要畜产品的平均年产量：1961～1965年期间，肉类335.28万t，牛奶1139.9万t，鸡蛋78.4万t。到了1989年，肉类（不含鸡肉）、牛奶、鸡蛋的平均年产量，分别增加到1818.9万t、6543.2万t、397.4万t，分别比1961～1965年期间增加4.43倍、4.74倍、4.07倍。
但是，大规模的垦荒活动，在中、西部开发初期，一些农场主为了获得更加丰厚的农牧业利润，对那里进行了掠夺式的开发，使该地区的农地、水等自然资源遭到破坏，土地荒漠化加剧，生态失去平衡。
2农业生产与资源、生态环境问题
在美国，由于农业的开发而引起的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如，土壤侵蚀，水资源枯竭，盐害，水质污染，生态系统失衡，等等。
下面讨论在美国由于农业开发引起的土壤侵蚀、水资源枯竭、盐害、水质污染4个方面的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
2.1土壤侵蚀
美国联邦农业部的最新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引起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土壤侵蚀面积达6900万英亩，约占耕地总面积3亿4500万英亩的20%。土壤侵蚀主要发生在：长期不断地种植较单一的农作物的耕地，即不实行轮作、不实行休耕的农地，机械化大农场。此外，美国政府以往的农产品价格扶持政策、增加农户收入的各项优惠政策，导致农户以垦荒的途径扩大种植面积，增加农产品产量，维持较高水平的收入。
由于对土地、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由于受风和水的侵蚀，美国全国的农地每年土壤流失量高达27亿-31亿t；造成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耕地面积达1亿1800万英亩。
2.2一些主要农业生产地区水资源枯竭
根据美国联邦农业部的统计资料：1949年美国可灌溉耕地面积为2500万英亩，到了1978年则增加到了5000万英亩，稍后减少到了现在的4500万英亩，其中包括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1200万英亩可灌溉耕地和1340万英亩地下水位下降的耕地，分布在北部平原、南部平原、丘陵地区、太平洋沿岸的17个州；例如，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中央的溪谷地区，地下水位的降低，已成为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另据美国联邦农业部的调查，1980-1984年，有1400万英亩的可灌溉耕地的地下水位每年下降0.5～5.0英尺。
2.3盐害
美国西部的干旱地区，是“灌溉农业区”，引起盐害的危险性极高。在这里不但有钠盐，还有钙盐、镁盐等各种盐类。加利福尼亚州受盐害最严重，加州的中部及南部帝国峡谷等主要农业区，降水极少，在那里若不进行灌溉，进行农业生产是不可能的。那里灌溉用水的水源是：地下水、圣礼河水、科罗拉多河水。因为科罗拉多河水含盐，加州中部、南部地区的土壤也含盐，所以，用含盐的水灌溉农田导致了耕地表面盐分过度积累，农作物因受盐害而枯死，耕地也逐渐变成了荒漠。现在，对此采取的对策是：用自动撒水器撒大量的水来希释盐分，使盐分流入地下。但是，这样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时间一长，地下水盐分含量增高，当盐分含量高的地下水位上升到农作物的根系部位时，就会导致农作物枯死；或用盐分较高的地下水灌溉农田使农作物枯死。为解决这些问题，也曾采用抽水机抽取地下水的方法，来降低地下水位。但是，盐分较高的水，向何处排放？这一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例如，为降低地下水位，曾将盐分较高的地下水排放到Gustafson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发生了水鸟和水生植物受害事件，如水生动、植物生长畸形，以水生动物为食的水鸟因吃了这里的畸形动物也生长畸形，水鸟不下蛋，或生了蛋也孵不出小鸟。由于发生了这类事件，排水处于被禁止状态。如果在今后的10年中，这里仍禁止排放地下水，随着含盐分较高的地下水位的上升，将有100万英亩的耕作，因盐害而充耕，变为荒漠。到目前为止，含盐分较高的地下水的排放问题仍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2.4水质污染
由于农业开发、生产活动而引起的水质污染，是众多损害大而且涉及范围广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之一。水质污染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活动而产生的地表土流失，这些流失的地表土沉积在湖底或河底，恶化有关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此外，美国的农民为扩大耕作面积，将湿地转化为农田，也使那里的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受到破坏。就农业生产而言，大量使用氮和磷随地表水流失到河流及湖泊中，使河水及湖水产生富营养化问题，给动植物的生存带来负面影响；杀虫剂会使水生动、植物产生畸形，乃至死亡。据美国联邦农业部的调查资料显示：在美国，流入河流湖泊地表水的水质污染物约有50%来自农业生产活动，主要是由土壤侵蚀、水土流失造成的。其中有50%-70%为氮和磷，主要来源于耕地上的化肥与围栏育肥方式所聚集的家畜粪便。水质污染不仅使地表水质恶化，而且对地下水资源的水质也有重大影响。如果农业生产上使用的化学物质一旦污染了地下水，就会污染整个地下水水脉。地下水质污染，危及着农业生产地区人口总数的97%，占美国总人口50%的居民健康。因为，这些居民要饮用地下水，所以水污染问题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
3美国的农业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对策
面对农业生产、开发资源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美国联邦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注重与农业生产、开发相关的资源、生态、环境的保护，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护耕地、水等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的法规和长期计划，特别是联邦政府1985年制定的“农地保护计划”，大规模地实施退耕还草、退耕植树、或休耕；到1990年共将1亿1800万英亩的农地纳入，发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3.1农业立法与资源、生态环境保护
美国联邦政府于1985年修订了农业法，修订后的农业法的主要内容是：①为提高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出口，政府对农民支付农产品出口补助金；②为减少农产品库存积压，扩大农户对农产品市场的选择权（交易条件、方式等）；③通过实施农地保护计划(CRP)，贯彻对农地进行保护的方针。此外，该法还包含了有关资源、环境保护的条款、草地保护、沼泽地保护等条款，制定这些条款的目标是：持续地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保护土地和水等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为实现该目标，政府制定了长期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计划，即与该法相辅相成。
1990年美国联邦政府再次修订了农业法。修订后的农业法的目标是：通过实施农地、水等资源的保护及水质改善、湿地的生态环境系统保护、食品安全性保障对策，以保证农业生产力的持续提高，保证向消费者供给“绿色”的农产品。为实现上述目标，在农业法中还增添了关于“持续农业”和推行新的耕作方法的条款。
修订后的《农业法》，沿袭了食品安全保障法的方针，增加了对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该法的主要政策目标是：市场理论的应用；提高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农地、水资源）。该法由9项条款组成，有关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条款是第2项和第7项。
3.2农地保护计划
就其内容来看，可以说是荒漠化防治计划。其主要内容是：针对农业生产给土地、水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在容易发生荒漠化的地区，实行有计划的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及休耕（如种植以改良土壤为目的的豆科植物等），即在美国联邦农业部的监督下，对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耕地，实行为期10年的休耕或永久性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同时，作为补偿，由联邦农业部每年向该计划的参加者（农户），支付一定数量的补助金（按每英亩一定的单价乘以退耕、休耕地面积的方法计算，并被称为地租，下同）：联邦农业部退耕还草或退耕还林的农民支付树木和草的种植费用总额一半的补助金（一次性的补助）。
农地保护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农地土壤侵蚀量，防止荒漠化蔓延。除此之外，还有以下五个较具体的目的：①通过农地保护计划的实施，长期保持美国农业的食品及天然纤维的生产能力；②减少由农业生产而产生的环境污染物质的数量；③改善水资源质量；④保护野生动、植物；⑤通过减少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方法，抑制农产品生产过剩，通过总量控制来保证农户增加收入（稳定和提高农产品价格）。
根据联邦政府统计，1989年联邦农业部对大约6300万英亩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耕地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管理，每年减少土壤侵蚀量达8亿t；到1990年，联邦农业部对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1亿1800万英亩耕地，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管理。
在美国，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管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常常会遇到阻力。例如，是参加会减少收入的农地保护计划(CRP)、还是维持以前那种较大耕作面积的农业生产活动之间进行选择时，农民更偏好后者。
在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的区域内，如果农户不参加农地保护计划，则取消该农户享受政府扶持及参加联邦农业部“农产品计划”的资格。
到了1996年，最初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的耕地（休耕、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已经过了10年的保护期，也就是说已经失去了向农业部领取地租的资格，一部分休耕的农地可以从新进行农作物种植了。但是，拥有这些耕地的主人，必须严格遵守1985年及1990年修改后的农业法中有关农地保护的条款来耕作。否则，他们将不得不同农业部的“农产品计划”说“再见”了。那些退耕还草、退耕还林的农地，则永久地退出农作物的生产。
3.3防止水质污染对策
1987年美国颁布并实施的《水质法》、《水质净化法》，根据该法的规定，各地方（州）政府有义务每年向联邦政府报告关于缓解农业水源水质污染问题的对策及成果。1988年美国联邦农业部公布了“土壤、水资源保护全国计划”及“区域水资源水质净化计划”，并通过该计划的落实，管理着全国22个区域性水资源水质净化计划的实施。现在看来，全国各地的农地、水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证明，上述各项法律和计划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4耕作方法的资源、环境保护对策
3.4.1可持续农业
所谓“可持续农业”，一般是指“能够持续地利用资源进行农业再生产或能够进行资源的再利用，把农药、化学废料的投入量控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在实现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生产安全农产品（食品）的同时，保持较高水平的农业生产力和收益性的耕作方式及其农业管理体系。”
实现可持续农业的手段是：①改革现行的农业种植、养殖体系中不利于农地、水等资源保护的部分；②采用病虫害综合防治方式；③促进家畜粪尿等农家有机肥料及豆科植物等绿肥的利用；④实施保护农地、水资源的保护性耕作方式；⑤采用种植业和畜牧业相结合的复合经营模式。
通过上述手段来防止土壤侵蚀、荒漠化蔓延、水资源水质污染的目的，并且在保护农地、水等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农业生产，提供安全的（卫生的）农产品。
3.4.2关于“保护性耕作方法”
集约型持续单作经营方式农业，容易发生土壤侵蚀，导致农药使用量的不断增加、水质污染。
土壤中的有机物，可以提高土壤的孔隙率，增进水的渗透性，促进微生物的活动，提高土壤的肥力。但是，采用传统的农业耕作方法，会使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下降，从而导致土壤的保水能力下降，容易发生土壤的侵蚀，造成农地的荒漠化。
在明确了集约型持续单作经营方式及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的弊端之后，有针对性的导入“保护性耕作方法”。这种方法的主要内容是：利用农作物秸秆、根茎叶等剩余物覆盖地表，或将秸秆粉碎后还田；在坡地上修建保持水土的水平梯田；尽可能地减少农地的耕翻次数，提倡免耕法等。
1美国中西部农业开发概要
在美国开发中西部进程中，有两个大规模集中开发的时期：一是1860-1890年，这一时期开发西部的主要动力来源于皮货贸易、土地投机以及奴隶主庄园的扩张。二是1930-1970年，在大规模开发时期内，美国联邦政府陆续出台了有关中、西部开发的法律和政策，极大地加快了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开发的速度。
19世纪中叶，美国联邦政府为了鼓励西部农业开发者，除制定了灵活多样的土地开发政策外，还陆续颁发了《沙漠土地法》、《鼓励西部植树法》等法律。以法律和政策的形式明确了只要在西部地区植树、种草或修筑灌溉沟渠达到一定面积和一定时间，就可以免费或低价获得一定面积的土地。这些法律和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美国西部的土地开垦和农业的发展。从1836年到1985年，美国中西部新开垦的耕地面积为2.45亿英亩，相当于原有耕地面积（1.6亿英亩）的1.53倍。随着耕地的增加，粮食产量倍增；玉米由1934～1938年期间的平均每年1061.3万t，增加到1989年的1亿9120万t，增加了约17倍；小麦由1934～1938年期间的平均每年389.5万t，增加到1989年的5540.7万t，增加了14.2倍；大豆由1934～1938年期间的平均每年23.3万t，增加到1989年的5244万t，增加了224倍。使美国成为世界主要的粮食出口国；美国主要畜产品的平均年产量：1961～1965年期间，肉类335.28万t，牛奶1139.9万t，鸡蛋78.4万t。到了1989年，肉类（不含鸡肉）、牛奶、鸡蛋的平均年产量，分别增加到1818.9万t、6543.2万t、397.4万t，分别比1961～1965年期间增加4.43倍、4.74倍、4.07倍。
但是，大规模的垦荒活动，在中、西部开发初期，一些农场主为了获得更加丰厚的农牧业利润，对那里进行了掠夺式的开发，使该地区的农地、水等自然资源遭到破坏，土地荒漠化加剧，生态失去平衡。
2农业生产与资源、生态环境问题
在美国，由于农业的开发而引起的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如，土壤侵蚀，水资源枯竭，盐害，水质污染，生态系统失衡，等等。
下面讨论在美国由于农业开发引起的土壤侵蚀、水资源枯竭、盐害、水质污染4个方面的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
2.1土壤侵蚀
美国联邦农业部的最新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引起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土壤侵蚀面积达6900万英亩，约占耕地总面积3亿4500万英亩的20%。土壤侵蚀主要发生在：长期不断地种植较单一的农作物的耕地，即不实行轮作、不实行休耕的农地，机械化大农场。此外，美国政府以往的农产品价格扶持政策、增加农户收入的各项优惠政策，导致农户以垦荒的途径扩大种植面积，增加农产品产量，维持较高水平的收入。
由于对土地、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由于受风和水的侵蚀，美国全国的农地每年土壤流失量高达27亿-31亿t；造成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耕地面积达1亿1800万英亩。
2.2一些主要农业生产地区水资源枯竭
根据美国联邦农业部的统计资料：1949年美国可灌溉耕地面积为2500万英亩，到了1978年则增加到了5000万英亩，稍后减少到了现在的4500万英亩，其中包括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1200万英亩可灌溉耕地和1340万英亩地下水位下降的耕地，分布在北部平原、南部平原、丘陵地区、太平洋沿岸的17个州；例如，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中央的溪谷地区，地下水位的降低，已成为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另据美国联邦农业部的调查，1980-1984年，有1400万英亩的可灌溉耕地的地下水位每年下降0.5～5.0英尺。
2.3盐害
美国西部的干旱地区，是“灌溉农业区”，引起盐害的危险性极高。在这里不但有钠盐，还有钙盐、镁盐等各种盐类。加利福尼亚州受盐害最严重，加州的中部及南部帝国峡谷等主要农业区，降水极少，在那里若不进行灌溉，进行农业生产是不可能的。那里灌溉用水的水源是：地下水、圣礼河水、科罗拉多河水。因为科罗拉多河水含盐，加州中部、南部地区的土壤也含盐，所以，用含盐的水灌溉农田导致了耕地表面盐分过度积累，农作物因受盐害而枯死，耕地也逐渐变成了荒漠。现在，对此采取的对策是：用自动撒水器撒大量的水来希释盐分，使盐分流入地下。但是，这样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时间一长，地下水盐分含量增高，当盐分含量高的地下水位上升到农作物的根系部位时，就会导致农作物枯死；或用盐分较高的地下水灌溉农田使农作物枯死。为解决这些问题，也曾采用抽水机抽取地下水的方法，来降低地下水位。但是，盐分较高的水，向何处排放？这一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例如，为降低地下水位，曾将盐分较高的地下水排放到Gustafson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发生了水鸟和水生植物受害事件，如水生动、植物生长畸形，以水生动物为食的水鸟因吃了这里的畸形动物也生长畸形，水鸟不下蛋，或生了蛋也孵不出小鸟。由于发生了这类事件，排水处于被禁止状态。如果在今后的10年中，这里仍禁止排放地下水，随着含盐分较高的地下水位的上升，将有100万英亩的耕作，因盐害而充耕，变为荒漠。到目前为止，含盐分较高的地下水的排放问题仍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2.4水质污染
由于农业开发、生产活动而引起的水质污染，是众多损害大而且涉及范围广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之一。水质污染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活动而产生的地表土流失，这些流失的地表土沉积在湖底或河底，恶化有关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此外，美国的农民为扩大耕作面积，将湿地转化为农田，也使那里的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受到破坏。就农业生产而言，大量使用氮和磷随地表水流失到河流及湖泊中，使河水及湖水产生富营养化问题，给动植物的生存带来负面影响；杀虫剂会使水生动、植物产生畸形，乃至死亡。据美国联邦农业部的调查资料显示：在美国，流入河流湖泊地表水的水质污染物约有50%来自农业生产活动，主要是由土壤侵蚀、水土流失造成的。其中有50%-70%为氮和磷，主要来源于耕地上的化肥与围栏育肥方式所聚集的家畜粪便。水质污染不仅使地表水质恶化，而且对地下水资源的水质也有重大影响。如果农业生产上使用的化学物质一旦污染了地下水，就会污染整个地下水水脉。地下水质污染，危及着农业生产地区人口总数的97%，占美国总人口50%的居民健康。因为，这些居民要饮用地下水，所以水污染问题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
3美国的农业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对策
面对农业生产、开发资源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美国联邦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注重与农业生产、开发相关的资源、生态、环境的保护，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护耕地、水等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的法规和长期计划，特别是联邦政府1985年制定的“农地保护计划”，大规模地实施退耕还草、退耕植树、或休耕；到1990年共将1亿1800万英亩的农地纳入，发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3.1农业立法与资源、生态环境保护
美国联邦政府于1985年修订了农业法，修订后的农业法的主要内容是：①为提高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出口，政府对农民支付农产品出口补助金；②为减少农产品库存积压，扩大农户对农产品市场的选择权（交易条件、方式等）；③通过实施农地保护计划(CRP)，贯彻对农地进行保护的方针。此外，该法还包含了有关资源、环境保护的条款、草地保护、沼泽地保护等条款，制定这些条款的目标是：持续地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保护土地和水等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为实现该目标，政府制定了长期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计划，即与该法相辅相成。
1990年美国联邦政府再次修订了农业法。修订后的农业法的目标是：通过实施农地、水等资源的保护及水质改善、湿地的生态环境系统保护、食品安全性保障对策，以保证农业生产力的持续提高，保证向消费者供给“绿色”的农产品。为实现上述目标，在农业法中还增添了关于“持续农业”和推行新的耕作方法的条款。
修订后的《农业法》，沿袭了食品安全保障法的方针，增加了对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该法的主要政策目标是：市场理论的应用；提高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农地、水资源）。该法由9项条款组成，有关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条款是第2项和第7项。
3.2农地保护计划
就其内容来看，可以说是荒漠化防治计划。其主要内容是：针对农业生产给土地、水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在容易发生荒漠化的地区，实行有计划的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及休耕（如种植以改良土壤为目的的豆科植物等），即在美国联邦农业部的监督下，对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耕地，实行为期10年的休耕或永久性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同时，作为补偿，由联邦农业部每年向该计划的参加者（农户），支付一定数量的补助金（按每英亩一定的单价乘以退耕、休耕地面积的方法计算，并被称为地租，下同）：联邦农业部退耕还草或退耕还林的农民支付树木和草的种植费用总额一半的补助金（一次性的补助）。
农地保护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农地土壤侵蚀量，防止荒漠化蔓延。除此之外，还有以下五个较具体的目的：①通过农地保护计划的实施，长期保持美国农业的食品及天然纤维的生产能力；②减少由农业生产而产生的环境污染物质的数量；③改善水资源质量；④保护野生动、植物；⑤通过减少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方法，抑制农产品生产过剩，通过总量控制来保证农户增加收入（稳定和提高农产品价格）。
根据联邦政府统计，1989年联邦农业部对大约6300万英亩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耕地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管理，每年减少土壤侵蚀量达8亿t；到1990年，联邦农业部对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1亿1800万英亩耕地，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管理。
在美国，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管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常常会遇到阻力。例如，是参加会减少收入的农地保护计划(CRP)、还是维持以前那种较大耕作面积的农业生产活动之间进行选择时，农民更偏好后者。
在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的区域内，如果农户不参加农地保护计划，则取消该农户享受政府扶持及参加联邦农业部“农产品计划”的资格。
到了1996年，最初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的耕地（休耕、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已经过了10年的保护期，也就是说已经失去了向农业部领取地租的资格，一部分休耕的农地可以从新进行农作物种植了。但是，拥有这些耕地的主人，必须严格遵守1985年及1990年修改后的农业法中有关农地保护的条款来耕作。否则，他们将不得不同农业部的“农产品计划”说“再见”了。那些退耕还草、退耕还林的农地，则永久地退出农作物的生产。
3.3防止水质污染对策
1987年美国颁布并实施的《水质法》、《水质净化法》，根据该法的规定，各地方（州）政府有义务每年向联邦政府报告关于缓解农业水源水质污染问题的对策及成果。1988年美国联邦农业部公布了“土壤、水资源保护全国计划”及“区域水资源水质净化计划”，并通过该计划的落实，管理着全国22个区域性水资源水质净化计划的实施。现在看来，全国各地的农地、水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证明，上述各项法律和计划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4耕作方法的资源、环境保护对策
3.4.1可持续农业
所谓“可持续农业”，一般是指“能够持续地利用资源进行农业再生产或能够进行资源的再利用，把农药、化学废料的投入量控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在实现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生产安全农产品（食品）的同时，保持较高水平的农业生产力和收益性的耕作方式及其农业管理体系。”
实现可持续农业的手段是：①改革现行的农业种植、养殖体系中不利于农地、水等资源保护的部分；②采用病虫害综合防治方式；③促进家畜粪尿等农家有机肥料及豆科植物等绿肥的利用；④实施保护农地、水资源的保护性耕作方式；⑤采用种植业和畜牧业相结合的复合经营模式。
通过上述手段来防止土壤侵蚀、荒漠化蔓延、水资源水质污染的目的，并且在保护农地、水等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农业生产，提供安全的（卫生的）农产品。
3.4.2关于“保护性耕作方法”
集约型持续单作经营方式农业，容易发生土壤侵蚀，导致农药使用量的不断增加、水质污染。
土壤中的有机物，可以提高土壤的孔隙率，增进水的渗透性，促进微生物的活动，提高土壤的肥力。但是，采用传统的农业耕作方法，会使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下降，从而导致土壤的保水能力下降，容易发生土壤的侵蚀，造成农地的荒漠化。
在明确了集约型持续单作经营方式及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的弊端之后，有针对性的导入“保护性耕作方法”。这种方法的主要内容是：利用农作物秸秆、根茎叶等剩余物覆盖地表，或将秸秆粉碎后还田；在坡地上修建保持水土的水平梯田；尽可能地减少农地的耕翻次数，提倡免耕法等。
提要：本文对三至九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略作考察，指出：此一时期，该地区仍分布有数量众多的梅花鹿、麝和獐，并尚有少量的麋栖息。与春秋以前的情况相比，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明显减缩，特别是麋的减少最为显著；但与晚近时代相比，则仍称可观。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变化，是当地生态环境及其变迁情况的综合反映，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活动强度密切相关。中古华北仍广泛分布有较大鹿类种群的事实，表明当时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从总体上说仍属良好。
关键词：中古、华北、鹿、生态环境
近半个世纪以来，华北[1]生态环境的变迁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一些学者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本地区森林的分布与破坏、河流上中游的水土流失、下游河道变化以及平原地区湖泊淤废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为这一地区的生态变迁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迄止，关于先秦时代这一地区的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分布的历史变化，考古学和动物学界已有一些学者作过甚有成绩的探讨，而对此后的情形虽有若干片断论说，但专门系统的研究则仍然缺乏[2]。
华北野生动物种类、种群数量与地理分布的历史变化过程，很有必要作为一个专门课题加陨钊胩教郑夥浅S兄谖颐侨嫒鲜兜钡氐纳淝ㄊ贰U馐且蛭谝桓鋈范ǖ牡乩砬蛑校吧镏掷嗉捌渲秩菏康谋浠唤鍪粲谏淝ǖ囊桓鲋匾矫妫乙彩嵌陨淝ǖ淖芴宸从场2还匀唤缰卸锏闹掷嗉倍啵颐俏薹?也无必要)一一加以考述，比较可取的做法是选择那些具有生态标志性的动物、特别是与人类关系曾较密切的大型经济动物作重点考察。恰好，关于这些动物历代记载较多，考古资料也较为丰富，这使我们有可能对它们进行较为具体的历史研究。
鹿类动物[3]，是大型陆地野生食草动物的典型种类，也是重要的经济动物。在历史上，鹿类曾对华北居民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反过来说，华北地区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乃是当地人类活动改变生态环境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历史表征。本文尽量汇集各类文献中的零碎记载，对中古即公元3—9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动物及其分布情况作较为详细的考述，并对其所反映的若干生态史问题稍作推论，为开展对华北生态史的综合研究整理一点基础资料[4]。
一、中古以前华北的鹿类
为更好地说明鹿类动物与生态变迁的关系，我们先来追述一下中古以前的情况。
在农耕和畜牧出现之前，由于人口十分稀少，技术能力极其低下，采集、捕猎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干扰还十分微弱，华北生态系统基本处于原始状态，各种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尚未受到破坏。因此，远古时代这一地区分布着种类众多、数量巨大的大型野生动物，甚至还有犀、象等后来只分布于热带地区的动物活动[5]。其中，鹿类动物是一个最为庞大的家族，也是当地原始居民的主要捕猎对象和食物来源之一。新石器时代的华北虽然已有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但捕猎野生动物仍为当地居民谋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之一，而鹿类动物仍是他们最重要的肉食来源。这一情况，已为大量考古实物资料所充分证明。
袁靖曾“比较全面地收集了目前所知的我国各个地区新石器时代的54个遗址或文化层中出土的动物骨骼资料，并对它们按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分别进行了统计和”。根据他的研究，这些遗址(年代约在距今10000年至4000年之间)中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主要集中在梅花鹿、麋鹿、獐等鹿科动物[6]。笔者据其文附表资料统计，属本文讨论范围内(袁文分列为黄河中上游地区和黄淮地区)的35个遗址或文化层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中，鹿类骨骼的数量居于绝对多数[7]，一些遗址所出土的鹿类骨骼数量很大，比如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一、二、四、五期文化层共出土有167具，白家遗址出土有218具；安徽濉溪石山子遗址出土数量更多达353具；山东泗水县尹家城遗址也出土有125具之多。这些事实说明，新石器时代鹿类动物在华北的分布十分普遍，并且种群数量之大应居于陆地大型野生动物之首。
到了商周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农牧业已取得一定，但人口仍然稀少，土地开垦尚不甚广，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仍有广袤的蒿莱丛林和辽阔的湖沼草泽可供栖息繁衍，因之彼时华北地区的各种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其中麋(即俗称的四不象)的数量最为庞大。
商代的情形，甲骨卜辞的记载可以说明。根据这些记载我们看到：在当时，捕猎野兽仍为重要的经济活动，卜辞中关于“麋擒”、“逐鹿”、“射鹿”、“获鹿”、“画鹿”、“获獐”之类的文字相当之多，可知鹿类仍是最重要的捕猎对象。据研究者统计，见于现有甲骨卜辞中的鹿类猎获数量，仅武丁时期就达2000头之多[8]，每次捕猎常常所获甚丰，猎获的鹿类常在百头以上，其中有一次“获麋”的数量竟多达451头[9]！殷墟动物骨骸出土情况证实了甲骨卜辞记载的真实性。根据古生物学家的鉴定和统计，殷墟出土的野生哺乳动物骨骸，千数以上者有肿面猪、圣水牛和麋，獐和梅花鹿的数量也在百数以上[10]。这些无疑反映：当时安阳及其附近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分布密度相当高。否则，以当时的狩猎技术条件，捕获如此众多的鹿类是不可想象的。
至西周初期，这种情况似乎仍无太大变化，《逸周书·世俘解》中有一条材料记载说：
武王狩(发生在武王伐纣之后不久，在殷都附近进行)，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麇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11]。
这可能是一次动用大批军队而进行的大规模围猎活动，一共猎获13种野兽计10235头，其中包括麋、麈(鹿群中之雄性头鹿)、麝、麇(即獐)和鹿(应主要为梅花鹿)等在内的鹿类动物8839头，占全部猎物数量的76.5%；而麋又占鹿类之中的大多数(超过59%)。尽管《逸周书》是否为信史，历来史家均有怀疑，这段文字所载是否确实也不得而知；但其所反映的情况，在相当程度上是合乎情理的[12]。
自西周至春秋时代，华北平川草泽地区仍有大量的麋鹿栖息繁衍，山丘林地中也是獐、鹿成群。《诗经》的记颂反映：当时许多地区仍有广阔的“町疃鹿场”[13]，到处有“呦呦鹿鸣”，成群的鹿觅食徜徉于苹、蒿草丛之中[14]；行人在林野发现死獐、鹿的现象时有发生[15]。其它文献也有相似的记载，如《史记》卷4《周本纪》有云：“麋鹿在牧，蜚鸿满野。”虽是一种比喻，但也反映了当时郊外多麋鹿的事实；在春秋时期，有些地方甚至仍然麋多成灾[16]。因此之故，在当时鹿类的遇见率仍相当高。据《春秋左传》“鲁宣公十二年”记载，在晋、楚邲之战(战场约在今河南郑州、荥阳一带)期间的某一日，参战士兵曾两次遇见了麋(一次有麋六头)，且有捕获。这些事实说明，在当时，鹿类特别是麋鹿，仍是常见的动物。
但是，自战国以后，华北地区人口有了很大的增加，同时由于铁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耕垦技术能力大大提高，广袤的丛林草莱不断被垦辟为农田，这使得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缩小，鹿类的种群数量也不断减少。因此，虽然战国秦汉文献中仍不时有关于鹿类的记载，但鹿群的数量已远不能与以前相比。从文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习惯于沼泽湿地的麋，在秦汉时代已少见踪迹；其它梅花鹿、獐等等，也逐渐由平原向山区退避。所以战国秦汉文献所显示的鹿类遇见与捕获概率已远低于春秋以前，东部平原地区则基本不见有捕猎鹿类的记载。这些正是战国以来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由于农业的高度发展而发生了显著变化的反映。
不过，直到中古时代，华北地区的人口密度毕竟不象晚近时代那样高，生态环境破坏也不似近数个世纪这样严重。根据各类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本区域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在西部山区，仍有大面积的树木丛林；东部平原地区还有一些水面广阔的湖沼泽地[17]。这些都给大型野生动物保留了一定的栖息场所。因此，在中古时期，华北各地山岭丛林之中仍有成群的獐、梅花鹿、麝等鹿类动物活动；麋也并未绝迹，在河流和沼泽附近，偶尔还可见其踪迹。在历次战乱和人口锐减时期，比如魏晋北朝时期，由于土地荒芜，草莽复生，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虽不及春秋以前那样数量众多，但较之两汉时期似乎有所增加。二、中古华北的主要鹿种及其分布
关于中古华北鹿类的直接记载虽然不少，但资料极为零碎，并且对于鹿类的种属时常记载模糊，叙述起来相当困难，更无法从统计学上作出数量说明。在此，我们仅根据有关资料，就主要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作些描述。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分辨出，当时这一地区的主要鹿类有梅花鹿、麝、獐和少量的麋。至于其它属种，则无法断定。
1、梅花鹿梅花鹿（学名C.Nippon），古文献中或作斑鹿，可能是中古华北分布最广的鹿种，大抵各地丘陵山区多树木丛林之处，都有梅花鹿的出没。它的分布区域，可以根据当时文献中关于白鹿的记载来加以推断。
动物学表明，所谓白鹿，不过是梅花鹿隐性白花基因的表现型，是一种罕见的变异现象，发生机率极小。因此，有白鹿出现的地区，必定有梅花鹿的生息，而且其种群数量还极有可能是相当大的[18]。
从很早的开始，古人就以白鹿出现为“祥瑞”，因帝王圣明仁德所感而至。《宋书》卷28《符瑞》中说：“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则至。”因之，地方一旦发现有白鹿出现，必定要报知朝廷，捕捉到了以后都要上献皇帝，至晚从汉代开始，这已形成了一种惯例[19]。以白鹿出现为“祥瑞”的观念，是虚妄的；但史书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一般来说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官员已将捕获的白鹿上献给了朝廷，所以史书才记载了下来。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谗谀之臣谎报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有关记载，推知当时梅花鹿的种群分布情况。
魏晋南北朝文献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主要见于《宋书》和《魏书》。《宋书》卷28《符瑞》中所载，可确认属于本区者共11次，时间起于曹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终于刘宋后废帝元徽三年（公元475年）。其中言“献”者6次、言“见”者2次、言“闻”者3次。至于出现地点，该书称黄初元年有19个郡国上言白鹿出现，令人怀疑，（很可能是因其年曹丕废汉建魏、即位称帝，地方州县为了献媚，故而编造此种“祥瑞”上报，表示曹氏篡汉是“上应天命”。）其余10次，分别见于扶风雍县、天水西县、东莞莒县岣峨山、文乡县、谯郡蕲县、彭城县、徐州济阴县、雍州武建县、梁州和郁州；《魏书》卷112下《灵徵志》下所载，可确认在本区范围内者有22次，时间起自北魏道武帝天兴四年（公元401年），终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公元543年），其称“献”、“获”或“送”者，共17次，称“见”者5次。除一次出现地点不详者，其余分别见于魏郡斥丘县、建兴郡、定州、乐陵、代郡倒刺山、相州、洛州、京师（平城）西苑、秦州（2次）、青州、司州（4次）、荆州[20]、平州、齐州、济州、徐州和兖州。
关于隋唐时期白鹿出现，《隋书》和两《唐书》没有集中的记载，《册府元龟》则记载有13次，其地点分别在华池之万寿原、骊山、麟州、沂州、九成宫之冷泉谷、济州、潞州、皇家禁苑(2次)、华山大罗东南峰驾鹤岭、皇家闲厩试马殿、亳州、同州沙苑监，以关中居多[21]。
根据上述记载可知：在中古华北，许多州郡都曾有白鹿出现，而以多丘陵山地的州郡较为频繁；处于黄淮海平原的诸州郡也时见报道。由于京畿附近常禁民间私猎，而皇家苑囿往往养有数量不小的鹿群，因此，白鹿较多出现于这些地方。这些事实说明，梅花鹿在当时这一地区曾有相当广泛的分布，在丘陵山地较多的地方和京畿附近，梅花鹿的种群数量较大，分布密度较高；东部平原地带也有不少分布。
2、麝中古华北的另一重要鹿种是麝（学名Moschusspp.）。在我国，麝有两种，即马麝(学名Moschuschrysogaster)和原麝(学名Moschusmoschiferus)。著名的香料——麝香，系麝的包皮腺分泌物，是一种具有强烈芳香气味的外激素，为世界三大动物香料之一(其它两种分别来自灵猫和河狸)。在中药学里，麝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药材。据现代药学研究，麝香对人的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能兴奋呼吸中枢和血管舒缩中枢，中医用于急热性病人的虚脱，中风昏迷和小儿惊厥等症，疗效显著。
因《大唐六典》、《通典》、《新唐书》和《元和郡县图志》等保存有较详备的唐代各地土贡麝和麝香的资料[22]，故不需太费力气，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确定当时麝的主要分布区域。据《通典》记载，在唐代，麝香被制成颗粒，诸州上贡数量自10颗至30颗不等[23]。当时除华北州郡贡麝香外，南方各地特别是山南、剑南也大量土贡麝香，说明麝香在当时是一种大量需用的药用香料，颇疑与唐代上层、特别是皇室多患“风疾”有关(“风疾”将另文讨论)。至于直接贡麝，大约是供皇家苑囿豢养并取麝香之用。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代贡麝和麝香的州郡，属于本区（或部分属本区范围内）的有共有22郡，其中贡麝的有同州冯翊郡、庆州顺化郡、丹州咸宁郡、延州延安郡、灵州灵武郡、虢州弘农郡，贡麝香的有商州上洛郡、岚州楼烦郡、忻州定襄郡、代州雁门郡、妫州妫川郡、檀州密云郡、营州柳城郡、河州安昌郡、渭州陇西郡、兰州金城郡、阶州武都郡、洮州临洮郡、廓州宁塞郡、叠州合州郡、宕州怀道郡、甘州张掖郡。
一般说来，能上贡麝或麝香的地区，即有麝的栖息。由以上记载可知，唐代在燕山——太行山一线以西以北、青藏高原以东的许多州郡土贡麝香或者麝，甚至距长安不远的同州亦以麝香称贡，说明这些地区均有麝的活动栖息。但黄河下游州郡，则不见有贡麝香的记载，说明唐代麝在那些地方很少分布或没有分布。考虑到麝的生活习性特别是食性，东部地区可能一向不曾有过大群的麝。
3、獐獐，古文献亦称麇（学名Hydropotesinermis），也是中古华北的重要鹿种。相比较而言，獐不象梅花鹿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并能够提供珍贵的鹿茸，亦不似麝是麝香的主要来源，因此它在古代的声望不及于后二者。不过，獐乃为当时重要的捕猎对象和重要的野味肉食来源，分布区域也相当广泛。在古代，獐的隐白基因表现型——白獐，也被视作一种吉祥物，史家谓：“白獐，王者刑罚理则至。”[24]即白獐的出现，是帝王施行刑罚平正公允、合乎法度的一种自然感应。因此，地方发现白獐出现都要报知朝廷；如果捕获白獐，也必定上献。我们从《宋书》、《魏书》及《册府元龟》中找到与本区有关的记载共27次。具体情况如下：
《宋书》卷28《符瑞》中载有17次，其中言“献”者12次、“见”4次、“闻”1次，时间起自曹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终于刘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除1处记载称19个郡国上言白獐出现不可靠（理由见上文）外，其余记载所涉及的地区有：琅邪、魏郡、义阳、汲郡、梁郡、汝阳武津、东莱黄县、马头（属豫州）、济阴、东莱曲城县、济北、南阳（3次）、北海都昌、汝阴楼烦；
《魏书》卷112下《灵徵志》记载有7次，6次言“献”、1次称“见”，时间起自北魏明帝永兴四年（412年），止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549年），出现的地区分别是章安、怀州、豫州、华州、徐州（2次）和瀛州；
《册府元龟》卷24《帝王部·符瑞》三记有3次，2次言“见”、1次称“献”，分别为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豫州）、十五年（海州）和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许州）。
据以上记载可知，当时白獐基本出现于本地区的东部，太行山脉以西则很少见，这似乎表明当时獐主要分布在本区东部。这是由于史料记载缺失，抑或实际情况即如此，尚须进一步考证。从我们所搜集到的资料看，至少关中地区还栖息有一定数量的獐，例如唐文宗开成四年四月，“有獐出于太庙，获之。”[25]这或可认为是从禁苑中逃逸出来的，不能算作自然分布。但孙思勰也曾提到：岐州有上等的獐骨和獐髓，可以入贡[26]。不过，喜于溪河水际活动是獐的生活习性，只要其它条件具备，东部湿润多水区域更适合它的栖息。这样看来，当时本区东部獐的分布较多，故白獐出现亦以东部居多，似也合乎情理。
4、麋比较麻烦的是麋（学名Elaphurusdavidianus）。如前所言，在远古至于春秋时代，麋鹿曾是东部湖沼草泽地区的优势鹿种，种群数量十分庞大。但是，随着土地不断被垦辟，自战国秦汉以后，这一地区的麋鹿日益稀见，在诸鹿之中，其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域减缩最为明显，以至一些学者曾认为：西汉以后麋已在这一地区绝迹。[27]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至晚近时代，麋不但在华北、甚至在整个中国都逐渐完全绝迹，清代晚期仅北京南郊皇家苑囿中尚有少数豢养，八国联国攻进北京后，竟被洗劫一空，致使中国麋种断绝。直到20世纪80年代，始由英国乌邦寺公园引返其种，现于江苏沿海地区辟有麋鹿饲养场。在中古时代，麋在华北地区的分布已经很少，不过并未绝迹，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402年）曾发生过一场天灾，史称“是岁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28]可见当时华北地区还有麋分布。因此，我们从一些零碎的资料中，尚可约略寻觅到麋在本区活动的踪迹。
首先，在华北北部边缘草原地带水源丰富之处，似乎还有些麋群活动。例如《魏书》卷28《古弼传》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如文中“麋鹿”乃指麋一种，则那里的麋鹿种群仍甚不小；若是“麋、鹿”两种的合记，则当地至少也还有麋的活动。无独有偶，唐·张读《宣室志》卷8记载说：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表明今山西北部地区尚有麋的存在。此外，位于陇右道廓州化城县东北七十里的扶延山中，也“多麋鹿”[29]。
内地亦见有麋的记载。如虢州、邓州、济源等地在唐代还有麋栖息。《新唐书》卷215《突厥》上云：“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30]同书卷162《吕元膺传》也说：“东畿西南通邓、虢，川谷旷深，多麋鹿……。”至于济源地区，初唐人王绩称其居住河、济之间时，“亲党之际，皆以山麋野鹿相畜。”[31]今山东高密、江苏洪泽湖一带，在唐代也有麋群栖息。前者见于《元和郡县图志》的明确记载[32]，后者则在《千金翼方》有所反映[33]。
由此可见，直到唐代，华北一些地方尚有麋活动，只是其种群数量远不能与先秦以前相比，活动区域也极为有限，与同时代的梅花鹿、麝和獐相比，数量也要少得多。这自然是因为原先最适于麋生息的东部平原沼泽地带，此时已变为农耕的中心区域，各地湖沼草泽虽未至全部淤废，但可供麋栖身之处已经不甚广；虽然山区川谷溪涧也适于麋鹿生息，但毕竟不能容纳很大的种群。三、中古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
以上根据各类的记载，对中古华北主要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进行了梳理，试图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尚有种群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资源。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意见，以下再对中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情况略作叙述。
中古文献关于华北地区猎鹿的记载甚为不少，不过主要集中在太行山——豫西山地以西地区。为方便起见，我们最好分区述说。
1、北部沿边地带华北北部沿边是草原地带或者毗邻草原，那里的野生动物资源较之内地远为丰富，故射猎活动亦比内地频繁。
文献反映，在北魏前期，都城平城以北地区、特别是今阴山一带，是鹿类及其它野兽栖息的渊薮，为获得充足的生活资源，当地居民经常性地进行大小规模的围猎活动，狩猎业甚至是北魏前期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大规模狩猎活动经常性地进行，魏王也常亲自出马。黎虎根据《魏书》统计：北魏前期5帝在位的85年间，共计出猎67次，平均每1年零3个月即出猎1次[34]，每次围猎都是收获甚丰。如公元413年，北魏明帝拓拔嗣“西幸五原，较猎于骨罗山，获兽十万。”[35]鹿类动物乃是最重要的围捕对象；《魏书》卷4上《世祖太武帝纪》更称：“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冬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库若于帅所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虽然这一记载可能有较大夸张成分，但即使没有数百万而只有数十万，其场面也是极为壮观的；同书卷28《古弼传》又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一次围猎活动能有如此大的鹿类捕获量，对于今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说明狩猎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十分庞大惊人。鄂尔多斯沙漠南部地区，也有大量鹿群活动，猎鹿活动也是经常性的。北周时期，宇文宪之子宇文贵年方十一年，“从宪猎于盐州(今陕西定边一带)，一围中手射野马及鹿一十有五。”[36]也许这段记载有夸张成分，但如非当地有很大的野生动物种群，以一持弓小儿，在一次围猎中即能射得野马及鹿十余头，无异于天方夜谭，史书中也不能出现这样的记载。在幽州地区，鹿类动物也是重要的捕猎对象，当地甚至有人以驴子驮运鹿脯南下至沧州贩卖[37]。直到唐代，文献之中仍多记载北边地区的弋猎之事，比如张读《宣室志》卷8即记载有数事。其一云：振武军都将王含之母金氏“常驰健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杀获甚多。”又云：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如此之类，不能俱引。正因为这些地区鹿类资源丰富，当地人们猎鹿活动频繁，唐代所在地区的诸州郡有多种鹿产品上贡朝廷，除上文所列麝香之外，灵州、蓟州贡有鹿角胶，胜州、麟州贡鹿角，会州贡有鹿舌、鹿尾等等。
2、关中地区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一向较为丰富，由于一些王朝曾在关中设置禁苑豢养鹿类，所以当地的鹿类有不少实际上处于半驯化状态。在唐代，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仍然相当丰富，卢纶《早春归周至旧居却寄耿拾遗湋李校书端》诗就曾提到周至一带“野日初晴麦垅分，竹园相接鹿成群”的景象[38]；当时文献中甚至不时出现关于鹿类进入京城街市、太庙乃至直入皇宫殿门的记载，说明在隋唐时期的关中甚至长安城附近，鹿类的遇见率还相当高[39]。这可能因为当时国家对畿内百姓的捕猎颇多禁令，故鹿群可以相当自由地活动。尽管在当时民间猎鹿受到禁止，但皇帝和王公贵族则时常纵猎于荒郊旷野、射鹿娱乐，这些在当时的诗文中多有记颂，毋须具引。
3、秦岭东部—豫西山地隋唐，在秦岭东部——豫西熊耳山、伏牛山和崤山地区,即自洛阳往西南的邓、虢、商等州，都有很多鹿群分布，猎鹿活动亦相当频繁，史书记载颇多。例如唐初突厥可汗颉利归降后，常郁郁不乐，太宗为顺其物性，打算任命他做虢州刺史，因为“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40]；有时皇帝也带着大批人马前往这一地区狩猎射鹿，如《册府元龟》卷115《帝王部·搜狩》载：“(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冬十月，狩于陆浑县；戊辰，较猎于韭山，上自射禽兽，获鹿及雉兔数十，令代官厨应烹之羊，尽放令长生焉。”直至中晚唐时期，邓、虢一带仍是鹿类众多，许多山民不事耕种，专以射猎为生，号称“山棚”，“山棚”常将猎获的鹿负载入市鬻卖[41]。商州地区的射麝活动，在唐诗中有不少咏颂，如张祜《寄题商洛王隐居》曾提到当地逸人野老“随风收野蜜，寻麝采生香”的隐居生活[42]；有些村落乃因居民多事猎麝而被称为“采麝村”[43]；由于朝廷土贡所迫，商州一带不少百姓直至垂白之年仍不能结束猎麝生涯，曹松在《商山》一诗中说：“垂白商于原下住，儿孙共死一身忙，木弓未得长离手，犹与官家射麝香”[44]。
4、太行山区南部太行山南部东西两侧在中古时期也曾是猎鹿的好去处。东侧的邺郡一带鹿类甚多，猎鹿之事时见记载。魏文帝曹丕与其族兄之子曹丹出猎，“终日获獐、鹿九，雉、兔三十(它书皆引作二十)。”[45]在当时的工具条件下，如果没有较大鹿群存在，以数人出猎一天即能猎获九头獐、鹿，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曹魏时期，国家曾在这一地区设置了大型苑囿，禁止民间猎鹿，致使荥阳周围鹿群成灾，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因此大臣高柔极力主张取消禁令，听民捕猎[46]。直到唐代中期，温县(今河南温县)人捕猎还可猎获到獐和鹿[47]。济源一带在唐代亦为猎鹿之所，637年唐太宗曾率队前往济源之山狩猎，所获之鹿被送往有司造脯醢以充荐享[48]；裴休兄弟在济源时，曾有猎人以所获之鹿相赠[49]。至于其西侧诸州，也颇有猎鹿的记载，比如隋代皇帝就曾在汾阳宫附近(位于今阳曲)举行围猎，随猎的杨暕“大获麋鹿以献。”[50]再往南的潞州林虑山区，也是鹿类甚多，708年8月，唐中宗曾亲自“逐鹿于潞河”[51]。
在中古文献中，我们尚未找到关于黄河下游地区猎鹿的记载，虽然不能因此认为当地完全没有捕猎鹿类的活动，但与前述地区相比要少得多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猎鹿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所需鹿类产品。鹿类动物遍身是宝，比如鹿茸、麝香、鹿角胶、鹿骨、鹿尾、鹿筋、鹿胎、鹿肾等等都是十分名贵的中药材，鹿皮可以加工制成各种服饰，而鹿肉则具有很高的滋补营养价值。在中古时代，鹿类产品已被广泛地开发利用，比较显著的是它们的药用，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孟诜的《食疗本草》和苏恭等的《新修本草》，都十分强调鹿产品的医药价值，尤其是麝香非常广泛。不过，作为药材的鹿产品，流通区域较广，华北居民所用的未必即产自当地，故对此我们不作详述。但当地人所食用的鹿肉，则应为本地区所出产，文献中关于加工食用鹿肉的记载为数不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地鹿类资源的丰富程度。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卷8、卷9中记载有多种鹿肉加工，如以獐、鹿肉加工“五味脯”、“度夏白脯”、“甜脆脯”和“苞牃(以鹿头为原料)”等等。此外，在当时，獐、鹿肉还可以加工酿制成肉酱，该书卷8就对采用獐、鹿肉加工“肉酱”和“卒成肉酱”的方法进行了专门讨论。在《齐民要术》有关加工烹饪方法的记载中，獐、鹿肉出现的次数远超过除鱼之外的所有其它野生动物，如兔、野猪、熊、雁、鸧、凫、雉、鹌鹑等等，这说明在各种野味肉食中，贾思勰显然最为重视獐肉和鹿肉，也说明獐、鹿肉在当时是比较常见而易得的野味食料。直到晚唐五代时期，韩鄂在《四时纂要》中仍记载有用獐、鹿肉加工的“淡脯”、白脯和干腊肉的方法[52]。这两部关于农事和日常家庭生活的著作一再谈论鹿肉的加工食用，并与牛、羊、猪肉相提并论，表明鹿肉在当时并非太难得的野味。
关于唐代上层加工食用鹿肉之事，史书记载甚为不少。唐制规定：宫廷所需肉酱的加工事务，由光禄寺掌醢署负责，肉酱种类则是鹿、兔、羊、鱼等四醢[53]。在祭祀供品中，则有鹿脯、菁菹鹿醢、葵菹鹿醢等等鹿肉加工食品[54]。除了鹿肉酱之外，当时甚至还专用鹿尾作酱，安禄山就曾向唐玄宗进献过鹿尾酱[55]。在唐代，皇帝常以赐食表示对大臣的褒宠，其中鹿肉是常赐的肉食口味之一[56]。唐玄宗天宝时期，哥舒翰与安禄山、安思顺之间发生了矛盾，唐明皇想作和事佬，趁其三人来朝之机设宴招待他们，“诏尚食生击鹿，取血瀹肠为‘热洛何’以赐之。”[57]这些事例说明，在唐代上层社会的饮食中，鹿肉食品是相当常见之物。
百姓食用鹿肉的实例文献记载虽然不太多，但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比如《颜氏家训》载：北齐时，有人用数块獐肉招待女婿，而女婿竟认为岳父真是悭吝至极，因此非常愤恨以至举止失态[58]，这说明獐肉在当时并不算是珍贵难得的美馔。隋唐之际的王梵志曾在《草屋足风尘》一诗中谈到：贫困人家食具不完，有客相过，仅能以“鹿脯三四条，石盐五六课(颗?)”相招待，也说明当时在某些地方鹿肉并非难得的珍味，所以贫穷人家也能存些鹿脯即干鹿肉[59]。颜真卿在生活穷困、妻子生病时，曾向李太保某乞讨过新好的鹿肉脯[60]。如此之类，不一一具引。
要之，在中古时期，华北不少地方捕猎鹿类的活动仍相当频繁，猎鹿活动发生的地域，以本区西北部为主，这也与当时西北部地区鹿类资源较丰富的情况基本相合。但东南部也有一些鹿类栖息，特别是在丘陵山地鹿类也还比较常见，何以这些地区不见有猎鹿的记载，尚待查证。同时，尽管中古华北鹿肉不如家养畜肉那样易得常食，但也远不象晚近时代这样稀罕，故当时文献之中还颇有一些关于鹿肉加工食用的记载，特别是指导日常生计的《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等，都专门提到鹿肉加工方法，这从另一侧面证实当时华北地区尚存在较为丰富的鹿类资源。四、从鹿类推测中古华北生态状况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对中古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已经取得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只是我们对于不同鹿种的分布密度，尚无法作出具体判断。这一方面是由于鹿是移徙活动的，即使在当代，也很难就某个地区野生鹿类的分布密度获得一个精确的数据，通常只能采用标志重捕法，或者统计捕获率、遇见率等等，取得一些相对数值；另一方面更由于现存中古可供利用的相关数据实不足以作这方面的尝试。因此，我们只能就总体情况概略地说，当时华北仍有不少地方存在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之所以作出这样的估计，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文献有不少关于白鹿、白獐和贡麝、麝香及其它鹿产品的记载；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关于猎鹿活动的记载中，时而出现相当不小的捕获数字，而文献关于食用鹿肉的记载亦可为此提供佐证。隋唐文献不时记载有獐鹿进入长安城中、甚至闯到皇宫附近，我们可据以推测：当时长安附近、关中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甚为可观。
在界中，任何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都是与一定的生态环境，包括无机环境和生物环境相适应的。就生物环境而言，各种动物的分布范围、种群大小和密度高低，既取决于食物资源的分布及其丰富程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不同动物之间复杂的竞争、共生与捕食关系的；而所谓动物，则与人口密度、经济生产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动物种群数量的增长与减少，分布区域的扩大与缩小，绝对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对生态环境及其变化的综合反映。相应地，特定区域中动物、特别是某些典型动物的种群大小及其分布情况，也就成为判断该区域整体生态状况的重要指标。这就容许我们根据鹿类的情况，对中古华北的生态环境状况稍作推测。
首先，鹿类作为典型的食植(食草)动物和重要的经济动物，其分布范围与种群大小，既与森林、草地特别是其中可食林、草种类的分布与丰俭程度直接相关，更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经济活动强度（在农业主要是土地开发强度）有很大关系，人口增加、土地开发，以及相应发生的森林、草地的减少，必定会导致鹿类种群数量的下降和分布区域的缩小。从较长的时段来看，这种关系是比较清楚的。以《诗经》时代与中古相比较，前一时期人口尚少，华北还存在着广袤的森林和草场未遭砍伐开垦，鹿类喜食的植物如苹、蒿、芩之类仍很丰富，“畋猎”虽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但民俗与国法对野生动物的季节性保护还是相当严格的，所以其时华北地区还到处是“呦呦鹿鸣”的景象。但到了中古时期，森林植被状况已大不如《诗经》时代，与远古更无法相比，故鹿类的栖息范围及种群数量相应地也就小得多，曾经是鹿类优势种的麋鹿，种群数量更是明显减少。只是与晚近时代的情况相比，中古华北的鹿类资源仍可谓丰富。
仅就中古时期本区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情况而言，其与自然生态和经济变化之间的相关性也有一定的显现。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从分布区域来说，以西北山地高原区较为丰富，北部边缘地带因属草原或毗邻草原，其种群数量更是相当庞大；而文献关于其东南部鹿类的记载相对较少，且现有的记载亦大抵多在拥有山地丘陵的州郡。这些情况，毫无疑问与有关地区的农业开发强度较弱、林草地较多有关，可与森林、草原变迁的成果互相映证[61]。
进一步检核各类史书的相关记载还可发现：它们主要出自唐以前的文献，出自唐代文献的则较少。这似乎表明，中古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存在着前丰后俭的情况。我们知道，魏晋北朝时期，北方地区长期处于战争动乱状态，人口密度一度下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土地荒芜的情况十分严重，农业经济曾经相当低落。但这种令人慨叹的社会经济衰退，也带来了一个从生态的角度看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后果：即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特别是草场和次生林的扩展。由于这种恢复和扩展，鹿类等野生动物获得了扩大其种群数量和栖息范围的机会。故此，魏晋北朝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特别是关于白鹿与白獐出现的报告较多，涉及的地区也较广，连在汉、唐时期均曾是农业繁盛、人烟稠密的东南部地区，也分布有相当多的梅花鹿和獐。但是，随着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逐渐恢复并取得进一步，人口密度逐步提高，一度荒闲的林草地又被复垦为农田，丘陵山地的林木亦由于各种需求的扩大而大片地遭到砍伐，可供鹿类活动的空间再度渐趋减缩，其种群数量亦渐减少。如此一来，唐代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不如前一阶段多，乃在情理之中。反过来看，中古华北鹿类的种群数量、地理分布及其变化，亦正是对当时森林、草地盈缩变化的间接说明。
其次，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是判断一个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好坏的重要标准。鹿类作为动物界中的一个族类，虽不能完整地反映某个区域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但仍可据之对动物种类多样性与资源丰富性作出某种推断。这是因为：其一、鹿类曾是华北最为重要的野生经济动物，自远古以来即是当地人们捕猎的首选目标，仍有较多鹿类可供捕猎，即意味着尚有众多其它可供捕猎的野生动物；其二、在各种高等食草动物中，鹿类是对生境、特别是林草地的要求比较严格的一类，鹿类的种群数量和地理分布对生态环境的改变反应比较灵敏，有较多鹿类存在，即意味着整个生态环境尚称良好，其它野生食草动物亦应较为丰富，至少在华北这样的自然环境下是如此；其三、鹿类动物是生态“食物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食物链”中，鹿及其它食草动物属于“一级消费者”，是大型食肉动物的捕食对象，数量众多的鹿类及其它食草动物存在，为食肉猛兽提供了食物条件，相应地，后者亦必定存在着一定的种群数量。
也许对当时文献关于猛兽的记载略加征引，有助于进一步阐明以上观点，并增进我们对中古华北野生动物资源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整个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
曹魏时期一位名叫高柔的大臣，针对朝廷禁止百姓在禁苑中捕鹿发表了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议论。据高柔称：由于国家禁止在苑囿一带捕猎，致使方圆千里之地，鹿群恣意繁衍，附近以耕稼为生的百姓深受其害。他非常忧虑地指出：当时“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民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元元之命，实可矜伤。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损者甚多。”[62]因此他主张放宽捕禁，允许百姓猎鹿。为了陈明利弊，他还特地作了如下的估算，称：
……今禁地广轮且千余里，臣下计无虑其中有虎大小六百头，狼有五百头，狐万头。使大虎一头三日食一鹿，一虎一岁百二十鹿，是为六百头虎一岁食七万二千头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为五百头狼一岁共食万八千头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间，是为万狐一月共食鹿子三万头也。大凡一岁所食十二万头。其雕鹗所害，臣置不计。以此推之，终无从得多，不如早取之为便也。
在这一估算中，他提到了鹿和以鹿为食的虎、狼、狐、雕鹗，其中鹿的数字特别大，一年中要被猛兽捕食掉的即可达十二万头；其它动物的数目也甚为不小：虎有600头，狼有500头，狐则多达10,000头。我们无法知晓这些数字是否是经调查所得，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其数字有很大的夸张，也并非完全是信口开河。高柔并不具备生态学知识，但他所举陈的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数量比例却是符合生态金字塔的。无论如何，至少，当时该地区栖息有数量可观的虎、狼和狐等食肉野兽这一点，是完全可信的。
中古其它文献的记载也证实高柔所言并非完全出于凭空捏造。例如，前秦苻生统治时期，“潼关以西，至于长安，虎狼为暴，昼则继道，夜则发屋，不食六畜，专务食人，凡杀七百余人……。”由于虎狼食人，造成当地“行路断绝”[63]；北魏时期，要捕捉几只虎、豹，在离京城洛阳不远的郡县就可办到，例如魏庄帝为试验老虎是否在狮子面前伏首低头，曾“诏近山郡县捕虎以送”，距离洛阳以东和东北不远的“巩县、山阳并送二虎一豹”[64]；《齐民要术》也反映，在北魏后期，虎、狼常对羊群造成威胁[65]。在唐代，华北地区仍常见猛虎出没。例如唐代宗时，关中的华州曾出现过“虎暴”[66]；猛虎甚至还曾进入位于长安城内长寿坊的元载家庙！[67]行者过客在旅途中遇见老虎的事情，在许州、沧州这些并不算特别僻远的地区也时有发生[68]；定州的北平一带多猛虎亦载于正史[69]。除虎、狼之外，豹、熊在中古华北也时见踪迹，《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等均记载岚州、蔚州、平州等地贡熊、豹皮及豹尾；盛唐时期在关中的户县一带仍可以捕猎到熊[70]。另一种大型食肉动物——狐，即使在京兆、汲郡这些号称人烟繁盛的地区亦有不少，时常有人大行捕猎，国家有时还向当地郡县征调狐皮[71]。
所有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中古时期的华北地区仍有不少大型食肉猛兽栖息活动。同鹿类动物一样，它们的栖息繁衍，也需以大面积的山林草地为前提。与鹿类动物所不同的是，它们处于更高的营养级，特别是虎、豹，乃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它们的生存，必须有数以十、百倍的鹿类及其它食草动物的存在为基础，这是能量传递和转化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所决定的。如果没有相当广袤的山林草地，没有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食草动物大量存在，这些大型食肉猛兽的栖息活动，是不能想象的。这一切，为今天认识中古华北的生态环境状况，包括野生动物资源和森林植被状况，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历史信息，也十分令人深思！
依照国际政治学的分析，生态环境给民族国家带来的麻烦，不止表现为直接的安全威胁，更体现在对国家主权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利所受到的约束和制衡上。然而，如何认识这种约束和制衡，人们却有着大相径庭的立场与观点。基本上可以看出两种大的利害关系和思考方向：一种是从主权国家的利益出发的，另一种则主要着眼于全球共同体的利益。本节仅考察前者，后面（下篇）将专门讨论国际社会的态度。
从国家行使管理权利的角度看，以生态环境遭破坏为优秀的全球性危机的加深，给各国政府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难题，其中不少涉及到国家主权、威胁到原有的统治能力。比如，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会议和国际规定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严格；从环保标准上看，环境保护也趋向于定量化和加强监督过程，对各国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世界各个地方，尤其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到处能够听到所谓加强“全球村居民”之间合作的呼声，其中最强烈的吁求来自“绿党”、新社会运动、各国政府及民间的环保机构、反核组织、各种专门的国际组织。到目前为止，各国对于这种势头抱有一种多少有些矛盾心理：当仅仅涉及生态保护、难民安置、水资源分享等比较具有技术工艺层面的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时，它们愿意显得比较慷慨大度，主动出让一部分曾经属于主权范围下的权利和权力；而一旦触及比较敏感的国家安全、军事和政治利益等领域时，最典型的如国际核监督、资源信息等等，主权受到损害的意识便会增强，相应地，在行动上也变得比较谨慎甚至有敌意（法国政府默许情报部门对新西兰等国的绿色和平组织的反核船只实施秘密爆炸行动便是一例）。冷战结束后的这几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形形色色的国际干预日益增多。国际干预在当代的加强及其结果，无形中使国际法律秩序得到了某种硬化或加固。按照传统的理解，国际法原则上只对同意这些规则的国家有约束力，如果主权国家表示异议，即等于本应适用于主权国家的规则失效或名存实亡。当代的世界政治现实与此并不完全一致，而且看上去似乎越来越不一致：如果涉及的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协定、国际法院的判决或权威的法学家的著作等国际法的渊源，主权国家的不承认或口头承认后的不履行，的确可能导致国际法的失效；在上述诸方面，“软约束”表现得十分明显。然而，一旦涉及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决议，就难以讲同样的话。很清楚，在90年代的今天，谁也不敢拿安理会的决议当耳旁风；在很多场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当然是许多主权国家不愿见到的情形。
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国家主权的关注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它们看来，如果说国际社会的环保决议或各种标准确实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至少是多数国家的意愿）所致，那倒还容易理解一些；问题是其中相当多的东西是“少数发达国家塞进去的私货”，仅仅代表着一些西方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凭借其军事、经济实力和信息及技术上的优势，支配着许多国际制度、规章和条约的起草和执行，逼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它们本来不应当接受（起码程度上有别）的环保方案，甚至以预防环境被破坏为名、行控制发展中国家之实。这里面又可区分出三个方面：一是西方国家对议事程序和国际规则及优先性的控制，比如多数发展中国家会认为发展优先、环保只能在此基础上跟进，而多数发达国家从既得利益出发，则有相反的强调，最终的国际规则往往是后者意志的体现（世界银行近年来关于环保标准在用于发展援助的贷款项目中的强制性要求，就是一明显的例子）；二是决策权力和权威有利于发达地区的分配，比如凡是与生态环保问题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关键的位置均由欧美日地区出身的专家出任，发展中国家推举的代表充其量能够担当一些名义性、礼仪性等比较次要的职务［注12］；第三表现在对环保协定的执行和监督上面，比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及“伦敦核供应俱乐部”等重要国际核管理组织对核原料的控制、对发展中国家核技术的封锁、以及对所谓“麻烦国家”的制裁。［注13］
各国政府、尤其是较为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主权关注”，由此自然产生出来；简单说，它的基本含义是，在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全球化时代，如何既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利用比较成本优势，使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又能够学会适应国际上日益加大的重视生态压力和各种环保标准，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摆到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平衡点上，同时又能够确保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发言权，避免陷入某些发达国家设下的“游戏圈套”，尤其是防止涉及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根本权益受到损害，不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少数“优秀国家”的“依附性”。这里的关键词是“依附”（英文为“dependence”），按照其发明者之一的界定，它“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无论如何，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总局面。”［注14］因此，所谓“国家主权关注”，实际上就是指沦为经济及政治上的依附国的担忧。
无论是地理政治关注，还是生态威胁关注，或者是国家主权关注，反映的都是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体的思考及忧虑。然而，象我们前面指出过的那样，民族国家并不是唯一的行为体，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被当成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在后面这些场合，生态环境政治引起的关注自然也有了另外一些内涵。
下篇、生态环境政治——国际社会的视角
最近二十年多来，全球主义政治观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它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透视，它在进行这种透视时所采取的独特视角，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传统国际政治结构和国际思维框架的局限性，感受到了建立新的合作与协调模式的必要与可能，感受到了世界在新的时代所发生的改变与演进。从国际社会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全球主义政治观在观察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的冲击时，揭示了一系列具有“破旧立新”意味的命题与思想，把人们的眼光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安德鲁·胡里奥（AndrewHurrell）指出，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挑战，是对旧式的国家主权观念的冲击。这个构造传统国际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在生态危机的全球性扩展面前，日益展示出其时代的局限性。“生态的挑战迫使我们重新开启有关自然与国家主权局限性这一问题的探索之门。向传统的主权观念发出质疑的，既有国家处理生态威胁的有限能力（地方性和全球性两方面兼而有之），也有新社会力量围绕环境问题显示出来的动员能力及其潜力，还有国家控制全球经济的力不从心的各种表现，以及管理生态保护问题的国际制度的各种安排显示的力量及其前景。不仅如此，世人环境保护意识的增长和‘人－境’相互依赖感的强化
，增加了一种新的星球意识（anewsenseofplanetaryconsciousness），它导致了不是基于领土之上的政治认同感，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组织和行动的机制。”［注15］
依照这种“新的思维”，生态环境危机给国际关系结构和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深远改变，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国家主权的受制约和相对弱化
与上篇提到过的“国家主权关注”不同，这里讲的主权问题，是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的。按照新的观念，由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新趋势，显示出传统的国家主权结构和观念的衰变。国家在新的全球生态危机面前要么显得太大，那么显得过小：所谓“太大”，是指它无法设计和承担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它们只能从下面、从基层、从各个地方逐渐实现；所谓“过小”，是说国家无法应对跨国界的生态问题，后者经常是由国际组织和NGO处理的。“从这个角度看，正在分崩离析的主权国家体系已经成为管理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障碍。”［注16］另一方面，全球生态危机的加深，和世界对待它们的反应的变化，为“世界主义道德意识”（acosmopolitanmoralconsciousness）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它的资源是有限的，所有人必须负责任地分享这个世界，“星球方舟”上的全体乘客不得不同舟共济，保护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保留一个健康、和谐的家园——资源必须在所有民族（国家）之间保护和分享、在不同代际之间保护和分享的这种观念，与旧的国际政治学中所讲的国家利益、权力斗争或集团本位主义有质的区?稹?/P>
“地球村”意识的发展，有可能导致限制国家主权的要求：首先，全球意识的加强将要求约束国家主权的范围和功能，比如，限制矿物能源的消费，控制可能造成对臭氧层的破坏的物质（如氟利昂）的使用，制止对雨林及森林地区的砍伐等等。其次，全球意识的强化将要求加大对全球NGO和各国内部个人及集团权利的保护，促进资源、财富和活动余地的公平分配，推动可持续发展在不同层面的实现。例如，在新的国际气氛下，对少数（个人和集团）的保护和重视会比从前多得多。再次，全球意识的发展将要求人们注意一些过去不曾注意或注意不够的互斥关系，如自然环境的高度保护与经济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关系、迅速的经济成长与传统文化（包括历史遗址、传统技艺等）的保留的关系、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关系、新技术新科学的发明与道德尺度的维护的关系。总之，“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的现有政治经济结构发出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与组织的严肃课题，比如，国家间谈判与合作的形态，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世界财富的分配和全球民主化的新形式，等等。……在国家观念的现有尺度内，秩序、正义等标准已经形成特定的模式；而一旦超越这种尺度，就会发现许多不完善之处。……环境问题和生态政治可能正在改变占支配地位的偏好和价值，创造新的思维空间”。［注17］
从国际制度层面观察，全球生态环境挑战及其“制度效应”（即不断设立解决相关问题的各种制度、规范和法律），会逐渐导致国家间关系中以往存在的“无政府现象”的减弱，同时令各国的本民族意识淡化，国际化、全球化程度提高。由于世界各国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卷入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各种机制，世人已经不可能再把国家视为某种完全自主的单元。这一“缠绕过程”（processofenmeshment）将持续延绵下去，逐渐增强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在此过程中，权力正不知不觉地从各国的上层向各种国际制度转移（如联合国环境纲要、联合国发展纲要、联合国海洋法、联合国发展援助、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海牙国际法庭、世界自然保护协会、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等等），而各国从开始时的不情愿、不主动地进入国际合作与协调过程，逐渐朝比较情愿、比较主动的协作方向迈进。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既往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一面是正式的主权国家的权利要求，另一面是国际社会的权威性；变化的趋势是前者弱化，后者加强。国际范围的各种机制和规范，逐渐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各国政府的旧的权威地位受到日益增长的削弱。国际制度的不同层次，把不同的约束（实践的和规范的）施在国家主权的概念上面。各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高密集度的国际准则、规定、规范和制度的约束，也不得不学习和适应这些约束；即使是那些强国大国，它们的国际权力和地位及影响他国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们是否“有力”和“有效”地利用各种国际合作安排。总之，从全球主义者角度看，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一个国际结构性的变化是，国家的传统权利及权力在淡化，而国际社会的共同职责在加强，影响在扩大；变化的特点，是从最低限度的合作目标，朝建立国际规则和承担更大责任的方向演进，朝改善及改造国家内部的组织功能的方向演进，朝形成共同的星球意识的方向演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主权受制约的时代。
2．国际国内的界限逐渐模糊
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重要的思想传统建立在一个认识之上，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有别于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然而，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和世界解决这种问题的新的努力，使上述旧的认识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与各国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过程之间，存在着日益强烈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使每个国家成为国际社会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了某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内在结构，并且，逐渐消蚀着、侵割着、淡化着传统的国家边界和政治分野，把各国内部各个领域的各种变化在全球范围内折射、放大和再现。因此，不论是纯粹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或者是政治家和企业界人士，甚至于艺术家和出版家，都必须面对全球共同的挑战，把自己生活的小环境与国际大背景联系起来加以对待。如果说内河污染、森林乱伐、生物物种灭绝，还可以看成是某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至多对周边区域造成一定影响，那么，国际水域的污染、大片森林地区的沙化、某些地球生物的绝种，影响所及便大大超出单独的国家；至于世界性气温急剧升高、全球“热岛效应”的形成、臭氧层出现空洞等恶果，更是殃及整个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的生物圈。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生态环境退化与暴力冲突之间的联系。按照既往的解释，由于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冲突，正是现实主义者所说的典型的“资源战争”（比如围绕中东地区水资源发生的各种冲突）。然而，这一类解释却漏掉了生态环境安全中最重要的方面：环境退化的危机已经和正在削弱弱小国家的社会构造，不仅严重加剧国家内部的动荡和暴力，而且造成周边国家和整个地区的不安。例如，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片非洲区域，由于长期缺少治理，也因为人为利用的不当，生态条件正急剧恶化，人为造成的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从短期和局部后果上看，它严重危及到黑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政治稳定，从长期和更大范围观察，它给世界造成了一波又一波可怕的战争冲突、难民潮流、援助需求和疾病传染等威胁。换句话讲，生态环境安全的观念，已经无法简单按照旧的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的界限，或者军事威胁与其它
形态的不安定的界限，加以划分和对待。
另一个事例具有同样的意味：在国家利益的认同问题上，传统观念的一个判断——国家实力大小决定国家所获得的利益——由于生态环境危机的加深同样有所失效。即使是最强大的美国，也有可能在生态恐怖面临束手无策或遭受严重的打击——假如这种威胁来自臭氧层的遭受破坏、或者海平面的非自然升高、或者某种可怕的生物物种对人类的难以抵挡的侵害的话。显然，在生态危机面前，人们不可能完全根据国家的实力大小和传统地位，确定什么样的程度有害、什么样的程度无害的问题。在生态环境政治学里面，人们更多地是根据科学与政策的关系作出判断；国家的“环境学习”不得不适应于科学的揭示，国家利益的塑造必须服从于自然的法则；国内行为者的角色和国内的价值经常不得不与国际上生态环境的尺度协调，内部的议事日程常常不得不与国家对外的生态方针一致。
再如，当人们谈起国际生态环保制度和措施时，必须考虑它们的贯彻和效能。“传统的关注点”在于制度的构成、制度与权力的联系、制度延续的因素等方面，但问题在于如何使这些制度行之有效。十分清楚，国际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在于国家的内部弱点和结构上面。非洲和南美一些国家的事例证明，当国家内部政治构造十分陈旧和虚弱时，国家的政权是很难执行国际协定的。笔者曾经指出：“从历史上看，大凡民族比较单一、文化发展线脉比较有连续性、环境造成的大的冲击比较少见、社会进步比较平衡的国家，政府的对内统治对外独立的权利都有较好的保证；相反，在那些群际族际关系比较复杂、文化演进过程中‘断层’较多、外部挑战内部忧患的‘双重变奏’反复出现、社会现代化举步维艰的国家，国家的主权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主权问题一般都被放入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加以说明，国家主权与社会进步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离开了对各国国家内部事务的考察，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当代的国际关系。”［注18］
上述事例证明，国际政治理论需要更多地聚焦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上。无论如何，以往所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内秩序”的标准，已经不能令人满意。当我们问道，国家是否能够在其边界内有效地贯彻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政策？与国际压力这种“外生变量”相比，国家自身治理生态污染的能力的下降，在多大程度上标志着主权的弱化？国际上所说的许多“半主权国”（quasi-state），是因为它们失于管理环境退化问题，还是由于经济失败或政治合法性丧失，或者其它原因的综合所致？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在探索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势必跨越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界限，产生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和范畴。
3．NGO基础上形成“全球市民社会”
从全球主义角度分析，对旧的国际政治造成深刻巨大冲击的另一个因素，是世界范围内“跨国性市民社会”（transnationalcivilsociety）的萌生。由新的国际行为体组成的全球性市民社会网络，不论组织形式还是政治纲领都有别于国际政治学家已经十分熟悉的方式和内容。
在新的国际行为体中，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NGO）最引人注目。一般说来，NGO是指非官方的、非盈利的、与政府部门和商业组织保持一定距离的专业组织，它们通常围绕特定的领域或问题结成团体，有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代表社会某些集团或阶层的愿望或要求。处在地方、民族、区域、国家、国际等不同范围的NGO，情况可以有很大的差别。按照“国际组织联盟”1993年年鉴的统计，1909年，全球范围的NGO为176个，1972年达到2173个，1992年超过27190个。NGO色杂样多，形式特点一言难尽。有的NGO是全球性的，有的是地区性或次区域性的；有的政治色彩浓厚，有的纯粹是专业人员和技术精英的俱乐部，；有的NGO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经常出现在国际政治的画面中心，有的仅仅表达少数人的偏好和追求；有的同联合国和各国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有的则与正式的官方的机构格格不入；有的财政来源丰富、组织网络遍布全球，有的NGO入不敷出，或者靠不稳定的某些赞助和课题维持有限的活动。
不论组织大小、范围广狭，总起来看，各种NGO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的角色。例如，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除了各国政府的正式代表外，另有1400个NGO的4000多人出席了这次世界瞻目的会议，与此同时，在主会场附近，还有来自167个国家的25000名代表不同NGO的个人，围绕同一主题举办了“全球论坛”；更重要的是，在里约同时召开的这两个大会，最后通过的文件都强烈反映了重要的国际NGO对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见解。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中，有来自各国各地区的各种NGO的代表978位，一些国家的官方代表团里也有部分NGO成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小岛国由于无法负担参加一些国际会议的费用，常常委托某些著名的NGO的代表作为临时代言人；例如，太平洋岛国瑙鲁便是请两位环境保护组织的活动家代为出席在伦敦举行的“防止废料倾倒国际会议”。从生态保护领域观察，各种国际NGO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除上面已经提到的以外，还可举出的事例有：协调世界各国沟通南北方对话，达成各种环保协议；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人类可持续发展概念对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的各项具体工作；向国际社会和舆论揭露世界各地发生的破坏生态环境、违背有关协定的现象；努力揭示各国内部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过程同国际自然生态环境改善的内在联系；等等。
从发展前景看，国际NGO在未来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扩张。原因之一是联合国的支持和鼓励。不少专家指出，UN实际上是NGO的天然盟友，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国际主义的”行为主体。现在，各种NGO参与联合国的程度日益加深，联合国与一些重要国际NGO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另一点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未来一段时间还可能进一步增强的世界“缩小和碎片化”趋势。目前的种族主义急剧上升、国内冲突大量外溢、国际干预不断增强、各国内部动荡不稳等现象，具有明显的跨国界跨地区特点；在电视等传媒的作用下和人们的日常感觉里，这个世界不仅变得越来越小，而且更加支离破碎，原有的维系手段和尺度却在日益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超国家的、跨地区的、次区域的、纵向横向的NGO显示出强劲的崛起势头，迅速填补了或力图填充民族国家衰败后的某些真空。所以说，国际政治不仅不再是、而且越来越不止是国家间政治，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的那样，它是21世纪的大趋势之一。此外，也不能忽视NGO成长壮大的社会内部原因。市场化潮流使市民社会的发育成为难以阻挡的过程，它在令各国认同法人规则、产权规则和竞争规则的同时，给予个人、团体、利益群体自我表达的机会，使政府的调控及整合能力受到这样那样不无益处的挑战。因此，NGO的境遇以及它能否与政府建立建设性的批评伙伴关系，是全球市民社会成熟与否的一个象征。从各国历程观察，比较有弹性有包容性的社会，会有比较多有特色的专业化的NGO，
会有更丰富更生动的多种行为主体互动的画面。同理亦适用于国际社会：比较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时期，可能有国际NGO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有特色的“补空”方式。［注19］
4．重新思考国际研究的内涵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全球主义者在看待生态环境问题时，建立了不同于传统的国际政治学派的视角与方法。他们重新考察了国家的作用和主权的观念，重新估计了国际社会的道德与组织力量，主张用更大的单元（国际共同体甚至全球村）取代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主张以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历史以及对外关系）的综合分析代替权力政治为中心的单一视角，主张赋予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比国家更大的单元如世界社会、或比国家更小的单元如个人或集团等）更重要的角色，主张用“世界政治”（worldpolitics）概念取代“国家间政治”（politicsamongnations）或“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politics）等概念。
“全球主义”并不是一个思想整体。全球主义者中又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有的学者以乐观主义态度看待国际体系发生的新变化，有些人则比较悲观，故国际上又有“乐观论的全球主义者”（optimist-globalist）与“悲观论的全球主义者”（pessimist-globalist）之分。前者相信，“如果相互依赖的程度持续上升，它将最终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或世界‘文化’的形成，这又会进一步促进能够管理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进程的世界‘国家’的发展。”他们同时赋予跨国单元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动和影响以更多的政治和安全含义，肯定它们对国际稳定与和平的积极贡献。［注20］后者认为，“并不存在肯定的理由说，相互依赖的增长会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的出现”；相反，它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冲突，因为，“系统性的相互依赖的增长，在世界政治中一般会同时创造新的冲突机会和新的合作领域。”［注21］悲观论者承认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但他们主要从“全球性问题”的角度加以考察和得出结论。“罗马俱乐部”的两份重要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是悲观论的典型。不过，总起来讲，全球主义立场代表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观的视角，它使人们拉开了与传统的权力政治位置的距离。
全球主义理论家提出的许多问题，有些在比较保守的现实主义者看来，可能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但这些问题确实启发了人们的思考、扩大了研究者的视野。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抨击，可看成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者发展出的多样性的一个事例。
美国研究生态与道德关系的一位著名专家亨利·舒（HenryShue）指出，西方的多数道德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之上的，这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是指人类活动所追求的全部的和唯一的利益，归根到底是人类自身的好处和需要；人类不会为了任何非人类的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如生态体系）去干任何事情，除非它们适合了人类的某种需求或偏好。例如，假如人认为某种非人的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很漂亮”，或“很有趣”，或“很稀罕”，有“医用价值”或“营养价值”或“观赏价值”，人类可能会采取这样那样的行动，去保护、拯救或培育它（们）。人类养身的目的、娱乐的目的、休闲的目的等等，才是人类提出生态保护或环境改善的理由。生态系统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被人类视为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value）。因此，一旦某种（或某些）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被觉得过于“丑陋”，或过于“肮脏”，或“数量过多”，或直接对人的生存“产生威胁”，人类就可能毫不犹豫地置其于死地或限制其生存、活动范围。“人类从不把自己当成仅仅是一种手段，或者是为其它什么种属提供服务的工具；但人类却把人以外的其它种属当成人的潜在资源、能源和利用对象，在人的眼中它们没有自身的独立的存在价值；它们的‘可持续性’仅仅服务于人类的‘可持续性’，‘可持续的资源’最终仍然不过是资源而已”。从根本上讲，现在世界各国和多数环保组织所谈论的生态环境保护，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避免人类受到自然的伤害，哪怕这种自然伤害的致因来自于人类反复无常的行为。“在气候变化上人类采取的行为的目标，是服务于人类的长期经济福利，尽管现有的植物和动物种类也将受益于这一过程。国际道德的考虑几乎完全是在人类范围内展开，其关注焦点是如何在世界各国之间分担防止地球燃烧所需的成本。”试想象，假使大气环境和山川地理的改变，会使人更加赏心悦目或更加舒适方便，而不是现在科学家们所担忧的使人类面临各种连锁性的消极反应，人类可能不是采取目前的限制性措施，而是会使用各种鼓励、诱导、“开发”式的手段（比如人造地震、特大水库、观赏性运河和山丘等等）。亨利·舒教授比喻道，这就好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不过是表达了西方人对非西方的“非我族类”的利用、排斥和“自我中心主义”心理一样，现在欧美国家所宣传的“生态保护主义”的背后，实际上透射出一种“居高临下、为我所用”的傲慢的人类种属中心主义。［注22］
可以想象，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亨利·舒的上述观点及其比喻，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生态政治论在当代世界歧展延伸的程度，反映出国际关系学在全球主义推动下出现的思考多样性。
本文的上下篇分别叙述了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待生态环境问题的不同态度，依笔者看，虽然角度各异、对策有别，它们已经具有、并且将越来越具有深刻的国际关系含义，这就是，使世界各国及其决策者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地面对在新的全球性问题面前传统安全观和主权观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及新挑战，不能不寻找新的政策选择和思维方式，不能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方法改变或完善自己国家和周围世界的现有存在形式，尽管各种选择之间存在矛盾与磨擦，但从更高的视角观察，它们最终构成了一种“合力”，共同推动着国家及国际社会朝更高的阶段上迈进。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进步，是生态环境政治引发的当代国际关系的积极变化。
摘要：我国的土地问题特别是土地利用变化、土地利用的生态安全等问题己经成为了土地管理的优秀和焦点。能否科学、合理地解决这些矛盾，保持和维护土地生态系统乃至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安全，关系到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乃至于整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就促进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的问题进行了阐述，旨在为促进土地的合理利用工作提供帮助。同时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之据。
关键词：土地利用；生态环境；协调
1土地生态协调建设的原则
1.1以人为本，全面和谐原则
生态建设必须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基本出发点，以人为本，使人与人、人与生物、生物与生物、人与环境、生物与环境、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与资源供求等各方面协调一致。
1.2土地生态适宜性原则
生态建设中，应根据土地的自然属性，充分考虑土地生态系统固有的生态条件对各类土地利用的适宜性。
1.3可持续原则
生态建设须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立足于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充分协调生态建设、社会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兼顾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力争使综合效益最大化。
1.4维护土地生态系统异质性和生物多样性原则
土地生态系统中。农田生态系、林灌草生态系和城镇村生态系等子生态系统在时间和空间上总是不均匀分布的，我们称之为土地生态系统的异质性。维护土地生态系统异质性，有利于维护土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的增加促使处于平衡的群落容量增加而导致生态系统的稳定。
1.5因地制宜原则
土地生态系统不同区域内的生态环境要素(如地质、地貌、土壤、水文等)存在一定差异性，土地生态系统在空间上有严格的地域分异性，因此，生态建设应立足差异，因地制宜，确定符合当地实际的生态建设方向。
2促进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的环境友好型土地利用模式
2.1小流域建设中土地利用模式优势分析
第一，调整土地利用结构。随着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逐年实施，土地利用率和生产率相应提高，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改变过去单一的农业生产形式，形成了科学合理又符合当地实际的土地利用结构。
第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通过综合治理和综合开发，改善农村产业结构，农、林、牧、副各业产值的比例有所协调；形成了合理的农村产业结构，加快当地经济的发展，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第三，改善生态环境。通过对大于25。的坡耕地退耕还林还草和荒山荒沟整地造林，合理实施治理水土流失工程，增加了治理水土流失面积，提高林草覆盖率，起到了水土保持涵养水源的作用。同时地表植被的增加，对改善流域小气候，维持生态平衡起到显著的作用，充分显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对改善生态环境增强农业后劲的作用。
第四，建设生态经济。在生产过程和经济活动中坚持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下的经济发展。合理布局生产力，处理好治理、开发、保护之间的关系，发展生态型的产业化、商品化经济。生态经济的发展以生态综合治理开发为基础，生态的综合治理开发以发展生态经济为目标，既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又充分合理的利用自然资源，因地制宜的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几种经营。
第五，加大科技投入。在进行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同时，提高了科技普及率，增加农产品科技含量，建立科技示范点、示范户，培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引进和推广各类高科技农业实用技术，形成一种养加结合、产供销配套的路子。
2.2创建文明生态村中土地利用模式优势分析
“文明生态村”在农业生产上，既能形成大规模生产，又能延长二、三产业链；既能创出名牌产品，又能提高市场竞争力；既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又能使光热水土资源发挥更大效益；创建文明生态村既推进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又调整了农业结构，发展设施农业、特色农业、无公害农业和生态农业；既解决农村道路硬化和“五乱”陋习，又实现农村美化、绿化、净化和沼气化的生态环境；既体现了与城市园林型、生态型、现代化的定位衔接；也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又使农业生产得到可持续发展。
2.3庭院生态农业模式
庭院经济除了有其自身固有的特点，如：灵活多变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适应性，投资小、风险低、收益可观，为农村提供新能源，改善农民居住生态环境等特点之外，还有许多其他优势。高效利用土地资源，以庭院为基础，进行集约化商品生产，充分利用地下、地上空间发展。高效利用劳动力及时空资源，以庭院为基地建温室。冬季增加一季生产，充分利用空间时间及家庭劳动力。高效的资源利用产生可观的经济、社会及生态效益，养殖因条件适宜，从而周期缩短，饲料利用率提高。沼气发酵产生优质能源，同时节电、节煤，降低生产成本，气体效应及沼渣、沼液、禽畜粪便提供的优质肥料，可减少化肥的使用，在改良土壤结构的同时降低农作物生产的成本，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坚持科学发展观，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庭院经济可因地制宜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合理的利用生物资源，组织有效的循环系统，使通过绿色植物的初级生产所获得的生物能得到多次循环利用，从而提高农业生态经济效益。
3促进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的措施
3.1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实施生态规划
贯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的原则，集约化利用和经营各类用地，着力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和产出率，力求土地利用的最佳经济、社会和生态综合效益的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对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地区，应大力开展以林草植被的保护、恢复和重建工作，采取小流域人工植树、种草和建设农田防护林网的方法，提高区域地表植被盖度。建设以小流域为单位的生态环境治理示范区，局部辅以部分工程措施，包括拦河坝、防洪堤等，充分发挥生物技术和工程措施的综合效益。公务员之家
3.2严格落实耕地保护政策，提高农业生态环境的质量
耕地保护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是维护生态安全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国情是耕地数量大，基本农田多，由于人口基数大，导致人均耕地少。但是，近几年，耕地被占用的数量也是相当之大的，应该引起领导高度重视。为此，首先，要实施耕地动态平衡战略；进行土地开发、整理、复垦措施，及时的补充耕地；其次，要加大物质投入，科学施肥，防止耕地退化，提高耕地生产力，提高农作物单位产量；再次。要加大资金和技术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兴修水利，排涝、防早、除渍，改造中低产田，提高土地质量。同时，要控制农田污染，保护农业的生态环境，避免和禁止用污染水资源灌溉农田，尽量少用或不用高毒、高残留的农药、杀虫剂和除草剂，开发利用低毒、低残留、高效农药、生物农药和生物降解剂，推广病虫害综合防治措施，完善农田基本设施；大力推行节水栽培技术，减少肥、药流失量。提高肥药利用率。减少农业污染，提高农业土地生态环境质量。
3.3建立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经济综合决策的机制
在土地合理利用的决策中，既要保证经济的高速发展所需的建设用地，尤其是重点项目的建设用地，又要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从而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区域发展中建设项目的评价、生态安全的评价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研究课题，这除了生态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外，还受到人类自身知识缺陷和认识边界的限制。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区域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因此，建立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经济综合决策机制可以有效的促进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
摘要：我国的土地问题特别是土地利用变化、土地利用的生态安全等问题己经成为了土地管理的优秀和焦点。能否科学、合理地解决这些矛盾，保持和维护土地生态系统乃至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安全，关系到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乃至于整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就促进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的问题进行了阐述，旨在为促进土地的合理利用工作提供帮助。同时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之据。
关键词：土地利用；生态环境；协调
1土地生态协调建设的原则
1.1以人为本，全面和谐原则
生态建设必须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基本出发点，以人为本，使人与人、人与生物、生物与生物、人与环境、生物与环境、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与资源供求等各方面协调一致。
1.2土地生态适宜性原则
生态建设中，应根据土地的自然属性，充分考虑土地生态系统固有的生态条件对各类土地利用的适宜性。
1.3可持续原则
生态建设须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立足于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充分协调生态建设、社会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兼顾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力争使综合效益最大化。
1.4维护土地生态系统异质性和生物多样性原则
土地生态系统中。农田生态系、林灌草生态系和城镇村生态系等子生态系统在时间和空间上总是不均匀分布的，我们称之为土地生态系统的异质性。维护土地生态系统异质性，有利于维护土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的增加促使处于平衡的群落容量增加而导致生态系统的稳定。
1.5因地制宜原则
土地生态系统不同区域内的生态环境要素(如地质、地貌、土壤、水文等)存在一定差异性，土地生态系统在空间上有严格的地域分异性，因此，生态建设应立足差异，因地制宜，确定符合当地实际的生态建设方向。
2促进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的环境友好型土地利用模式
2.1小流域建设中土地利用模式优势分析
第一，调整土地利用结构。随着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逐年实施，土地利用率和生产率相应提高，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改变过去单一的农业生产形式，形成了科学合理又符合当地实际的土地利用结构。
第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通过综合治理和综合开发，改善农村产业结构，农、林、牧、副各业产值的比例有所协调；形成了合理的农村产业结构，加快当地经济的发展，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第三，改善生态环境。通过对大于25。的坡耕地退耕还林还草和荒山荒沟整地造林，合理实施治理水土流失工程，增加了治理水土流失面积，提高林草覆盖率，起到了水土保持涵养水源的作用。同时地表植被的增加，对改善流域小气候，维持生态平衡起到显著的作用，充分显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对改善生态环境增强农业后劲的作用。
第四，建设生态经济。在生产过程和经济活动中坚持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下的经济发展。合理布局生产力，处理好治理、开发、保护之间的关系，发展生态型的产业化、商品化经济。生态经济的发展以生态综合治理开发为基础，生态的综合治理开发以发展生态经济为目标，既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又充分合理的利用自然资源，因地制宜的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几种经营。
第五，加大科技投入。在进行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同时，提高了科技普及率，增加农产品科技含量，建立科技示范点、示范户，培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引进和推广各类高科技农业实用技术，形成一种养加结合、产供销配套的路子。
2.2创建文明生态村中土地利用模式优势分析
“文明生态村”在农业生产上，既能形成大规模生产，又能延长二、三产业链；既能创出名牌产品，又能提高市场竞争力；既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又能使光热水土资源发挥更大效益；创建文明生态村既推进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又调整了农业结构，发展设施农业、特色农业、无公害农业和生态农业；既解决农村道路硬化和“五乱”陋习，又实现农村美化、绿化、净化和沼气化的生态环境；既体现了与城市园林型、生态型、现代化的定位衔接；也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又使农业生产得到可持续发展。
2.3庭院生态农业模式
庭院经济除了有其自身固有的特点，如：灵活多变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适应性，投资小、风险低、收益可观，为农村提供新能源，改善农民居住生态环境等特点之外，还有许多其他优势。高效利用土地资源，以庭院为基础，进行集约化商品生产，充分利用地下、地上空间发展。高效利用劳动力及时空资源，以庭院为基地建温室。冬季增加一季生产，充分利用空间时间及家庭劳动力。高效的资源利用产生可观的经济、社会及生态效益，养殖因条件适宜，从而周期缩短，饲料利用率提高。沼气发酵产生优质能源，同时节电、节煤，降低生产成本，气体效应及沼渣、沼液、禽畜粪便提供的优质肥料，可减少化肥的使用，在改良土壤结构的同时降低农作物生产的成本，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坚持科学发展观，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庭院经济可因地制宜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合理的利用生物资源，组织有效的循环系统，使通过绿色植物的初级生产所获得的生物能得到多次循环利用，从而提高农业生态经济效益。
3促进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的措施
3.1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实施生态规划
贯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的原则，集约化利用和经营各类用地，着力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和产出率，力求土地利用的最佳经济、社会和生态综合效益的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对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地区，应大力开展以林草植被的保护、恢复和重建工作，采取小流域人工植树、种草和建设农田防护林网的方法，提高区域地表植被盖度。建设以小流域为单位的生态环境治理示范区，局部辅以部分工程措施，包括拦河坝、防洪堤等，充分发挥生物技术和工程措施的综合效益。
3.2严格落实耕地保护政策，提高农业生态环境的质量
耕地保护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是维护生态安全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国情是耕地数量大，基本农田多，由于人口基数大，导致人均耕地少。但是，近几年，耕地被占用的数量也是相当之大的，应该引起领导高度重视。为此，首先，要实施耕地动态平衡战略；进行土地开发、整理、复垦措施，及时的补充耕地；其次，要加大物质投入，科学施肥，防止耕地退化，提高耕地生产力，提高农作物单位产量；再次。要加大资金和技术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兴修水利，排涝、防早、除渍，改造中低产田，提高土地质量。同时，要控制农田污染，保护农业的生态环境，避免和禁止用污染水资源灌溉农田，尽量少用或不用高毒、高残留的农药、杀虫剂和除草剂，开发利用低毒、低残留、高效农药、生物农药和生物降解剂，推广病虫害综合防治措施，完善农田基本设施；大力推行节水栽培技术，减少肥、药流失量。提高肥药利用率。减少农业污染，提高农业土地生态环境质量。
3.3建立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经济综合决策的机制
在土地合理利用的决策中，既要保证经济的高速发展所需的建设用地，尤其是重点项目的建设用地，又要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从而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区域发展中建设项目的评价、生态安全的评价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研究课题，这除了生态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外，还受到人类自身知识缺陷和认识边界的限制。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区域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因此，建立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经济综合决策机制可以有效的促进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
1研究方法
1.1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对复杂的系统进行评价通常是依靠多种指标进行的，而指标的选取在复杂系统的研究中是一个关键问题，更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指标数量过少会使信息量不足而影响评价结果，指标数量过多则会出现大量的冗余信息，加大了分析计算的难度．所以指标的设计一定要坚持全面性、发展性、特殊性、可操作性和侧重性等原则．
1.2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
目前对于指标的筛选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相关分析法等，其中，层次分析法主观性较强，由于评价者的不同偏好，对所给出的方案评价不一，导致部分信息失真;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相关分析法虽然能减少指标间的相关性，但是剩下的指标不能全面地反映评价目标的特性．该文构建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大体思路如下:首先根据专家经验初步拟选出能够反映该体系脆弱度的相应指标，构建一个初步的指标体系，然后利用spss软件对该体系中各个子系统中初步选取的指标进行聚类分析，选择出最能代表该子系统的指标并建立最终评价体系．
1.3脆弱性评价模型的建立
该文将模糊数学方法和传统评价方法相结合来分析系统的各方面相关信息，首先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聚类分析方法合并相似度过高的指标并选出代表指标，同时引入区间变量，建立系统间的发展阶段的模糊区间，以模糊辨别两系统的演进模式，并结合模糊函数建立评价模型，以此研究两系统间的脆弱状况。
2结果分析
2.1评价指标的初步选取
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和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使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带动经济的发展;二是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周边的用地性质发生了改变，进而改变了当地人们的生活观念．因此，城市化子系统应该包括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四个方面．每个方面又选取了多种指标，该文城市化指标共选取了27个．生态环境是指与生物体相互作用的资源环境或与生物体进行物质能量流动众多因素的集合．生态环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物体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二是影响生物体的各种生态因子．因此，本文从大气环境、水环境、固体废弃物、噪声环境和生态保护五个方面构建生态环境子系统．每个方面也同样选取了多种指标，该文生态环境共选取了20个指标．
2.2评价指标的筛选
以经济城市化子系统为例，运用spss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得出树状图，五次迭代内被归为一类的说明指标间相似度较高，可以合并为一类，从而得出该子系统内的代表指标．同理可以得出其他子系统的代表指标，该文不详细列出．最后得出该评价指标体系的模型．
3结论与讨论
该文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并根据聚类分析后得出的树状图确定分类个数，构建了评价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解决了指标在选取时的信息重叠和筛选后的指标存在片面性的问题．从总体上看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中某些城市脆弱度隶属度基本维持不变，而其他城市则有向上一级脆弱度过度的趋势，整体来看没有逆向发展的趋势，说明这些地区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对各个城市之间进行比较，鹤岗和鸡西2004～2010年基本维持在较重脆弱度等级中，而双鸭山则基本维持在较重脆弱度和中度脆弱两等级中，虽然这些城市没有逆向发展，但是由于该种脆弱度较为低级，所以以上城市应加以应对，扭转现有形式向良好脆弱度等级发展;佳木斯2004～2010年间虽然也基本处于较重度脆弱度等级中，但是佳木斯却呈现出了向中度脆弱度等级过渡的趋势，说明该城市治理的方针政策是有效果的，但是力度不大，所以趋势较缓较慢;七台河基本以中度脆弱度等级为主，近几年呈现了逐渐向较轻度脆弱度等级过渡的趋势;而牡丹江则是这些城市中发展最好的城市，总体上以较轻脆弱度等级为主并且还明显的有向轻度脆弱度等级发展的趋势，说明该地区在推进城市化进程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力度较大．
区域脆弱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不是唯一的，该文构建的指标体系是从城市化和生态环境两大方面建立的，同样也可建立复合系统指标体系．该文脆弱性评价仅选取了2004～2010年七年的数据作分析研究，时间跨度较小，不能详实的反映出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环境协调发展系统脆弱性的时间演变;在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环境协调发展系统脆弱性进行分析时，也只是将六座城市分别进行比较，没有考虑六城市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时空耦合性．
作者:吴广斌陈晓红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地理环境遥感监测重点实验室
一、什么是大学精神
作为知识生产、传播和教育的主导力量，大学只有在一种特定的精神理念的引领下才能发挥巨大的社会功能。大学精神代表着一种超越性的气质、高举远慕的品格和执着于真理的求索精神。首先，大学精神是科学理性的探索精神。在理性精神的指引下，追求建立新的知识体系和解释体系，明显地区别于神话式、常识主义和宗教的知识系统。以科学主义和理性逻辑为基石，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提供了可验证的、可靠的理论学说，并以真理为指向，以实践为检验标准。其次，大学精神是弘扬人的价值的人文主义精神。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大大提升了人的地位，修正了旧有的宇宙观和宗教观，把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作为中心。人本身得到了尊重和崇敬。在这种人文主义精神的支配下，知识和教育的方向都发生了重大转向。现代大学更加注重对人的生活世界的研究、创造，致力于建构生活的意义世界。再次，大学精神是一种批判的超越精神。这种批判精神有两个维度:第一个是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批判。运用知识和理论的武器，致力于批判反科学主义的迷信观念、假恶丑的道德堕落。第二个是对大学自身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学说的学术批判。没有批判就没有知识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在学术批判中，对既有的各种理论学说进行理性验证、批驳，从而推动知识创新能力。“严肃的学术批判，也就是对知识增量具有重要意义的从知识角度的批评。正是通过这种有助于知识增量的学术批评，我们能够进一步洞见到此前我们认识不到、或不意识、或忽视的许多问题。”［科学的理性精神、人文主义精神和批判精神，是大学精神的实质，由此，现代大学才能在推进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挥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二、异化了的学术生态环境
大学精神的实现，有赖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时代价值观念。纵观人类历史，在巨大的社会变迁时期，往往能够带动文化的重大创新和转向，促进思想范式的更新。但同时，也会出现异质因素而导致文明发展的迟滞，造成文化精神的衰退。受这种文化变迁内在逻辑的制约，大学精神也始终受到多种有利或不利因素的牵制、影响和挑战。20世纪初期的德国，处于重大转折时期的大学里弥漫着抑郁、悲观的气息。围绕着学术与政治、知识与权力、学术管理体制、“去学术”的专业化和纯粹学术等问题聚讼纷纭。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斯•韦伯在对青年教师的讲演中指出，学术应当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志业。但是，“今天，学术已经作为一种职业的经营，以学术为志业受到了限制，就是学问已进入一个空前专业化的时代，并且这种局面将一直持续下去”。韦伯所批评的是大学中的堕落现象，即严肃的学术活动、以教育为志向的大学，已经被逐渐功利化的职业谋生所取代。认为这是大学精神衰落的征兆，将危及大学独立自治的理想。概言之，大学生态环境的恶化，会导致大学创造力的衰减，最终造成文化发展失去根本动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代中国的大学教育同样面对着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学术的生态环境尤为严峻。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着功利化、学术失范、学术操守和道德严重堕落、浮躁与虚夸的现象。韦伯所批判和警告的危险正在逐步成为现实的写照，这种现状“正如我们在败坏着精神一样，我们也在败坏着情感”。学术创造原本尊奉的价值和理想不再神圣，而处于利益和权力的围城之中。在大学中存在着数量与质量、功利与学术、敬业与浮夸等多种矛盾。大学的学术管理体制严重背离了学术的精神实质和发展逻辑。数字化管理已经成为普遍规则，评判大学的等级、学术声誉以及教师的学术水准皆以此为标准。研究基地和博士硕士点的数量、科研经费的引进数额、的数量和刊物级别以EI、SCI区分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管理体制便于进行直观的评判，简化了管理的难度和成本，简便易行。但是，这恰恰伤害了学术本身的严肃与尊严。在这种学术管理体制下，严肃的学术研究演化成了商业性的数量竞赛。“一旦这些商业性的外部标准代替学术的内在尺度，成为评判和衡量所有学者的统一尺度，就使得知识的生产，就像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一样，在不断追求效率的形式合理性背后，是失去了其本身意义的实质不合理。”于是，在这种环境里，粗制滥造、抄袭、炒作、自我复制等反学术的现象不断滋生。“对那些一旦进入这一赛跑并决心参与竞争的人来说，这场竞赛激励他们参与了一场每个人要对抗所有人、人人相互利用又相互对抗的斗争。这一斗争决不包含带来学术革命的危险，相反，它以自己的逻辑促进这一包含时间性距离的体制和秩序的延续和继承。一方面，这是因为参与竞争就意味着承认竞争有着共同的目的，而另一方面又因为竞争在任何时刻都局限于大约位于同一起跑线的竞争者，还因为仲裁者是那些占有更高位置的人。”缺少了学术敬畏之心的所谓“创新”究竟能有多大的新意和贡献呢?人类的知识由此而得到了多大增长呢?是否推进了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呢?另一方面，在教育行政化的体制下，与学术卑微相对照的是权力的傲慢。学术自治和学术权利始终依附于权力的支配，学术自由因此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异化的学术生态环境，既无法传承大学的精神和理想，又使得学术创新能力低下、教育教学质量降低。“学术‘成果’在大量涌现，学术真金却在不断萎缩;学术市场热闹非凡，学术空气却异常浮躁。”在表面光鲜浮华的背后，难以掩盖的却是学术精神和大学理想的衰落。
三、健康学术生态环境的重建
作为制度化、组织化的大学，首先是一个秉承共同学术理想的知识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尊奉着特定的理念、共享着一整套价值认同和学术话语。学术思想“只能于产生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只有当它发现它自己时，它才存在并且才是真实的”。学术研究活动遵循着自身的特定逻辑，过度的逐利思维必然使得学术创造发生异化。作为相对自治和自主的知识共同体，大学社会功能的实现，是在秉承其自身理想的前提下完成的。如果没有了学术共同体的相对自治，大学就无法持续地成为思想文化的中心和培育优秀人才的基地。制度正义是首要的正义，矫正异化的学术生态环境，应当从制度建设着手。建立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和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是保障大学精神和文化持续发展的根本。学术生态环境的恶化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首先，涉及学术研究与学术管理体制的关系。大学的行政化建制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模式，尽管“去行政化”的呼声在近年颇为响亮，但却困难重重，行政化的管理仍将是大学制度的主流格局。在这种现状之下，学术活动缺乏独立性，严重地依附于行政权力。比如，学术资源的行政控制，行政权力支配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对评奖、职称晋升的全面管制等等。由此，学术研究并未遵循自身的逻辑而展开，学术的内在规定性时时处于行政的权力逻辑规训和支配下。缺乏学术独立和自由，必然导致学术想象力和创造力被圈定在权力的逻辑中，也就无法真正地推进学术发展。在本真意义上，学术研究工作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活动，其特质表现为思维活动、观念更新与知识生产。它构成了人类文明熠熠生辉的精神基础和必要前提。学术研究和思考的领域“无穷大”，从浩瀚的星空到不可见的微观世界，从形而上的思维世界到现实具体的生活世界。既包含对可见物理世界的研究，也涵括形而上的纯思维活动。作为思维活动的学术，并没有不可思的领域，但却有边界，即受限于人类自身的理性———人的边界构成了思维的边界。打开人类知识的演进史，就可知学术本身并不以明确的功利为首要目的，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单纯的思想上的愉悦，之后才被人们运用于现实生活之中。真正的思想者，“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乐于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当然，这并非表明学术活动缺乏现实关注的情怀。在思想本身的“原初状态”里，它就是一种自由自在的思考。行政权力对学术活动的过度压制和宰制，既违背了学术的逻辑，也背离了大学的独立自治精神。行政话语主宰、压制着学术话语和民主话语，学术资源的分配更多地受制于行政权力，造成了学术自由的匮乏和学术自治的虚无，最终必然导致学术创新精神、积极性和能力的衰减。其次，学术的承认和学术荣誉感对社会总体价值观的臣服。这主要表现为在物欲主义和逐利主义对大学的影响。学术研究不再遵循学术生长的逻辑，反而，学术本身异化成了谋求经济利益的工具。失去了神圣光环的学术，就必然演化为追求物质利益、谋求课题经费、各种头衔和名望的手段。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看法，除魅之后的社会神圣结构被打破，逐步演化为一个形而下的“逐利的世界”，侵入到社会的所有领域而成为一个时代性的表征。学术研究同样无法免于被侵蚀而独保清纯，功利主义成了学术的评判标尺和至上追求。再次，身处行政权力支配和物质利益诱惑双重挤压之下的知识分子，其价值的承认与最优化往往不是学术创造本身决定的。所以，也难以认真对待学术、虔信知识即力量、敬畏学术的尊严与高贵。学术与权力和功利缠绕一处，学术逐步功利化、趋利性和平庸化，催生出了另一种“时代的喧嚣”———有理论而无思想、刊物大于观点、课题经费至上、普遍的学术堕落、抄袭成风。虚假繁荣的局面，既无法传承或创造出一种学术传统，更无法创造出世界性的知识贡献。
真正弘扬大学的精神和理念，救治异常浮躁的学术气息，建构健康的学术生态环境成为刻不容缓的时代性课题。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制定完备的大学章程来依法治校，才能使学术环境逐步好转。具体而言，“法律是远离激情的理性力量”，理性的制度是矫正激情、欲望、人情和恣意权力的最佳手段。通过共同制定作为“公意”契约的大学章程，明确划分、规范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是保障学术独立和自由、防止行政权力过度干预的前提。如果知识分子的一切荣誉和利益，只能从学术创造中产生而没有其他渠道，那么，学术将能够重新获得神圣、尊重与尊严。“知识分子式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s)，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只有独立才是保有尊严与良知的基础。同时，维护大学作为知识共同体的自治地位和学术尊严，就必须同步变革数字化管理的学术体制。从统计学式的管理体制和评价体系，转换为由学术共同体基于特定的学术传统，按照学术评价的内在逻辑评判“学术产品”的质量和贡献，给予学术活动制度化的保障，减少行政权力的不当干涉与非理性压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合理规范行政权力与学术研究的关系，确立学术活动相对自治与独立的地位，改变通行的学术管理体制，是建设健康的学术生态环境的根本。只有尊重学术自身的逻辑和规律，才能矫治学界的浮夸、腐败和浮躁，也由此才能真正促进大学精神的弘扬与理性发展。
作者:朱祥海单位:石家庄学院
1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1.1经济与生态环境关系分析
生态环境拥有较为固定的供容力、有限的抗外界干扰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而经济发展是建立在资源环境的基础之上，良好、健康的经济可以提升技术与科技，帮助抵御恶劣环境，减轻自然灾害影响，但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过快或不健康发展会损坏生态环境平衡，破坏生态环境自愈或供给能力，造成环境恶化、资源供给降低等问题，引起政府干预，生态环境系统便通过环境成本提高、政策限制等方式反馈制约经济的发展.生态系统主要是以自然资源（包括原材料、土地等）和供给能源的形式参与经济系统活动，而经济系统活动主要以“三废”回流生态系统。可以看出，经济与生态环境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但又通过积极和消极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经济活动是以生态环境为基础，而生态环境又受到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影响.只有当两个系统互相以积极的效应抵消掉消极效应，形成协调、健康发展才能实现良性循环与两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1.2数据来源及处理
山东省作为国内的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处于南北经济连接处，研究其环境-经济系统，有其良好的借鉴与推广价值.总体来说，近年来山东省GDP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十一五”年均增长12.3%.2011年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GDP达到了45429.2亿元，比上年增长10.9%.2012年GDP实现50013.2亿元，比上年增长9.8%.年均增长率在10%左右，总量居全国第三位.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根据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的划分及特点，本文主要按照科学性、代表性、实用性等原则，借鉴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研究成果［13-14］.构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发展的指标体系，选取了山东省1996—20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自1997—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山东省环境状况公报》及山东省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个别年份数据的缺失采用相邻年份值插值法补齐.
2实证分析
根据、计算得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f(E)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f(C).可以看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都呈曲折缓慢上升态势.其中，生态环境系统指数在2008年出现了一个峰值，这与2008年青岛市作为奥运会分赛场，政府加大环境治理投入有关.经济系统指数经历了“九五”（1996—2000年）期间的缓慢增长后，从“十五”初期（2001—2003年）开始，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开始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为了更清楚地反映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在时空上的特点，根据表2绘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演化图（图2）.可以看出：1996与1997年山东省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耦合度处于区域Ⅰ，经济和生态环境相互影响极低，处在低级协调阶段.1998年开始一直处于区域Ⅱ，经济和生态环境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其中，1998—2001年，0°<α≤45°，说明系统处于协调发展阶段，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共同发展.2002—2012年，45°<α≤90°时，1<tgα，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快于生态资源系统的演化速度，生态环境为了满足经济发展，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生态环境开始制约经济发展.两系统协调耦合度于2011年缓慢到达最大值，随后出现缓慢下降趋势.
3结论及政策建议
3.1结论
1）山东省的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之间没有呈现完整“倒U型”曲线关系，而出现“倒U型”的前半段，但该省近几年加大了对环境治理的重视力度和投资，2011年耦合度数到达了顶点，2012年出现了下降趋势，也就是拐点已经出现，表明环境与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更加适宜，开始从生态环境制约经济的发展（45°<α≤90°）向环境经济共同发展的方向转变.
2）山东省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往往处于“不进则退”的相持阶段，现阶段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其重点在于控制环境排放和加强环境治理上.经济排放不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污染排放的冲击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说明山东省在发展经济时，不应该采用粗放式发展模式，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
3）经济增长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治理却同样产生负效应，这与许多研究提出环境治理会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不一致，产生这个结论的原因是：第一，山东省现阶段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对治理环境的设备、资金投入，环境治理依然是被动地受限于经济系统，环境治理投入短期内表现为消耗经济发展的成果.第二，环境治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一定的门槛效应.耦合分析认为，山东省在研究期内主要处在资源消耗速度大于经济发展速度的阶段，长期以高速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环境治理水平相对较低.这就造成了环境治理的投入和效果实际上没有和经济增长的演化速度相适宜，从脉冲分析的结果看，达不到许多研究者得出的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增长的响应效应.
3.2政策建议
1）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容易形成经济系统演化速度高于生态环境系统演化速度，如果不对经济与生态环境进行合理的控制，很有可能走向两个系统崩溃的结果.虽然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长期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之下，两系统间的内在作用情况也是十分复杂并没有固定规律，所以，为了使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制定其宏观政策与治理方式要因地制宜.
2）经济发展会带来污染物的大量排放，提高生态环境质量首先就是对“三废”进行合理的控制，然而，单纯的控制一方面增加了环境承受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浪费了资源.所以，对“三废”控制并加以利用可以改善环境质量.
3）环境治理的投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时间内对环境加大治理投入，不会出现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环境治理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
作者:丁浩宋琛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
1前言
在倡导生态文明和环境建设的今天，水利工程的生态环境价值得到了人们越来越高的重视，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水利工程已经不单单是简单的基础工程，而是成为事关生态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工程。要看到水利工程的重要价值，同时也要看到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从整体和大局的角度去重新审视水利工程建设。当前应该加强水利工程建设工作，以评价体系、补偿体系、管理机制、支撑系统的构建为基础，实现水利工程建设对可持续发展的有利保障，进而在保护生态、维护环境、降低破坏的前提下，创新出新时期水利工程建设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2水利工程建设的改善
2.1水利工程建设的基本内容
水利工程建设内容主要由水利工程的类型决定，从工程种类上可以将水利工程建设内容划分为挡水水利工程建设，泄水水利工程建设以及专门水利工程建设。从工程形态上分，可以划分为单体水利工程建设和枢纽水利工程建设。
2.2水利工程建设的重要作用
水利工程的实质是通过人工建筑物对自然界广泛存在的地表水资源和地下水资源进行科学的控制和高效的调配，以此来达到兴利除害的目标。水利工程建设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种类，对于实现水资源调节、水能发电、农田灌溉、城乡供水等基本工作有着保障作用，是整体推进可持续发展生态和环境建设的重要途径。
3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重要影响
3.1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有利影响
水利工程是从系统、生态和环境的角度对现有的水资源进行调控，通过水利工程建设可以防治水资源的污染，预防地表和地下水资源的严重浪费，对于汛期洪水有蓄积和分流的作用，对于枯水期有增加水量的功能，这不但可以确保生产和生活对水资源的需求，而且也能够建立和优化生态系统和整体环境，实现对生态环境的全面保护和改进。
3.2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有害影响
水利工程建设会对现有的地表和地下水资源产生实质性的变化，大型水利工程建设会带来上游淹没、居民迁移、泥沙淤积、环境改变和生态恶化等问题，同时水利工程建设本身具有危险性，大型水利工程的威胁性会指数型增加，很容易危及工程范围内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水利工程建设中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4.1建立水利工程建设生态环境评价体系
在水利工程建设的立项时期和设计阶段要展开对水利工程区域的环境生态调查，要以全面地资料和真实的数据来形成水利工程建设建设的生态环境评估报告，以此来确保生态环境评价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实现水利工程能够达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三者间的统一和协调。
4.2健全水利工程建设生态环境补偿体系
环境补偿是降低水利工程建设影响，制止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措施，要本着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科学确定生态环境补偿的范围，明确生态环境补偿的主体，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环境补偿的新方式和新手段，通过加强水利工程建设的法制建设，以补偿的方式来降低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积极促进生态环境的再次平衡。
4.3完善水利工程建设的市场调节机制
在建设水利工程的整个过程中，要严格遵循新水法中的规章制度，对工程周边地区的水资源进行统一、科学的规范管理，将水利管理与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相结合，通过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完善水资源的流域管理体制，融入到行政管理中，制定规划取水许可政策，实现水资源的有偿使用和宏观调控，有利于水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的统一管理，促进江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4.4落实水利工程建设的水土保持政策
水土流失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在水利工程建设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水土流失问题，尽可能的遏制水土的流失。对于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地区，生态环境已经处于比较脆弱的状况，更加要注重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加强水土的保持，增加土地的生产力，减少水土流失，实现水资源的效益最大化。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实现更加广泛的节约用水政策，建设节水型水利工程建设。
4.5建立水利工程建设的支撑体系
水利工程设计人员要结合河流的演化过程、动植物繁衍和迁徙习惯、泥沙的运移规律、环境气候的变化等方面的知识，充分考虑水利工程建设中各个因素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有效的建立起交叉学科和技术结合的支撑体系，创新地制定科学的水利工程设计方案，有效避免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5结语
水利工程既是重要的建设工程，同时也是基础的环境工程，在水利工程建设中要在普通工程目标的基础上，突出生态效益和环境目标，达到水利工程和生态、环境的有机统一，做到对可是持续发展的全面保障。水利工程建设中要坚持环保与生态的理念，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和管理机制，通过水利工程管理工作和切实可靠的施工，建立水利工程建设的管理机制和结构，在促进水利工程高质量建设的同时，确保水利工程实现更好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
作者:姜文强单位: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工程总公司
一、“道”是天地万物生存的本原
道家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即天人合一，道家认为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是人类的生命和其他一切生命的本原，这本身就是内在的存在，不是任何人力和外力所能打破和替代的，这种“自然之德”构成了人类社会最高的价值本原。在古代社会，人们对“天”充满着敬畏之情。春秋战国时期，哲人已经把宗教的“主宰之天”转变成了具有生命意义的、代表生命本原的“天”。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认为四时运行、万物生长是自然内在的生命意义，庄子把儒家所敬畏的天提升为一种更本初、更恒久的“道”，庄子认为“道”和“自然”是最恒久的、最崇高和最纯粹的，庄子云：“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於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这里“自本自根”的道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也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本原。之所以说是“自本自根”，就是因为它不需要被规定，是生命万物的终极归宿，是一种绝对的、自足的“善”，能生成万物、成就万物。现在社会越来越重视人的社会性，而忽视了人的自然性，经常说人是社会的存在，把人的社会属性凌驾于人的自然属性之上，把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对立起来。而庄子认为人与自然应该是和谐共处的，人类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理智主义是荒谬的、愚蠢的、肤浅的，人类要用无限的观点看待世界，超越人类的有限性去理解万物存在的必然性。用“道”的观点理解宇宙、洞悉人生。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庄子认为“道”承认世界万物生命的内在性，而人类的理智是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用自己的独裁习惯性的用自己的存在方式去代替其他的存在方式，是世界失去多样性、失去活泼，如果将人的需要和利益作为宇宙的本原，那么将会使人道与天道对立起来，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尊重和敬畏自然，是庄子给我们的重要的一个启示。
二、“无以人灭天”
近代史以来，“人类中心主义”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认为人类是世界的主宰，自然环境是为人类服务的，只有被人类利用，自然才有存在的价值，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断向自然索取，但是人类的欲望是无穷的，最终导致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工具理性的傲慢，加上人们不合理的生活态度，人们已经离自然越来越远，遗忘了人与自然的生命整体性。我们只有明白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够认识到“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荒谬和可笑，才能调整我们的错误态度和不合理的生活方式，谦恭地确立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价值观。“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马蹄》）在庄子看来，万物都有自己的本性，如果将人类的意志强加到其他物种身上，只会使多样的自在世界变成单一的为我世界，所以人类要想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低自己的姿态，心平气和的与世界其他物种和平共处。
三、“道通为一”，尊重生命多样性
庄子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主张“道通为一”的生命整体性的世界观，尊重生命的多样性。“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齐物论》）庄子主张用平等的观点看待世间万物，即“齐物”。庄子特别反对人类用自己的视角来对待千差万别的生命世界，更反对人类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世界万物身上。虽然庄子的齐物论被认为具有相对主义倾向，但是在现在看来，里面有非常宝贵的万物平等的生态思想。在道家“天人合一”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古人认为万物皆有灵性，所以我们不能认为我们人类的生存方式和认知水平是最好的、最高的，我们应该将自己合理的纳入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尊重生命的多样性。
四、“有机事者必有机心”，谨防工具理性带来的恶
现代社会认为生产技术的提高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代表着人类主体地位的提高，运用和使用工具使人类具有了一种盲目的优越性，对工具理性表现出了一种盲目的乐观。但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可以给人类带来福祉，也可以带来灾难。庄子就工具理性可能带来的“恶”在两千年前就用汉阴丈人的故事作了警惕和说明。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将为圃畦，凿隧而如井，抱瓮而出灌,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而出灌，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溢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在庄子看来，人类利用自己的心智制造出来的工具，会破坏世间万物的本性，会使客观事物变成满足人类虚荣心和野心的对象。使人与自然发生隔阂，变得对立，如此反复，人类反而脱离不了工具，无意中被工具所支配，变成那些工具的附属品。虽然庄子也同老子一样，把历史和文明异化归罪于技术，这固然否定了历史，否定了“辩证扬弃”的发展观，但是，庄子能够预警到工具理性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恶”，这对于我们谋求技术或工具的合理运用有重要作用。
作者:郭兆旺单位:河北大学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但是环境却变得越来越恶劣，自然环境被污染和生态环境被破坏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也限制了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进步。因此，为了能够有效解决该问题，各国一直在不断努力，其中，对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改善和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便是努力的重点。而不论是在生态环境改善还是绿色产业发展中，都离不开环境监测评价。本文以有效解决当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为主要目的，对环境监测评价在改善生态环境与绿色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详细分析。
2环境监测评价在生态环境改善中具有的主要作用
2.1对生态环境现状进行评价
2.1.1土地资源被破坏
当前，由于受到植被被破坏、土地沙化严重以及矿业过度开采等因素的影响，土地资源破坏情况比较严重，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比如，在对煤炭进行开采的过程中，由于对环境保护不够重视，所以经常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破坏，导致土地的土壤成分结构失衡，不再适合植被生长，进而造成破坏。在对林木进行砍伐的过程中同样如此，大部分人员只重视眼前利益而不重视长远、持续发展，滥砍滥伐，最终导致植被被大量破坏，土地沙化严重，破坏了原有生态环境。
2.1.2水资源被污染
水污染已经成为当前环境污染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水污染不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还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导致一系列疾病的出现，对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具有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导致水污染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农药残留，二是生产企业废水不达标排放。
2.1.3大气污染
大气污染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以及近年来空气PM不断升高的主要原因，其不仅会对生物的正常生长造成影响，还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危害比较大，是当前全球所面临的环境污染的主要问题。而导致大气污染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与两方面有关，一方面是生产企业的废气不达标排放，另一方面是因为汽车数量增多，尾气排放量增加。
2.2对生态环境进行改善
2.2.1对土地资源破坏区域进行综合治理
为了能够有效改善生态环境，就需要对土地资源被破坏的区域进行综合治理，在控制土地资源破坏情况恶化的同时通过综合治理来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比如，在对沙化土地进行治理的过程中，就可以通过逐渐提升绿化面积和逐步改善土壤成分的方式来对生态环境进行改善。在对矿业污染区生态环境进行改善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修建地下污水沉淀处理池和提高绿化铺盖面积的方式对矿业开采，尤其是煤矿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有效改善。
2.2.2对废气、废水排放进行控制
当前水资源污染和大气污染问题比较严重，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因此，为了能够有效解决该问题，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改善，就需要对作为主要污染源之一的生产企业的废水和废气排放进行严格控制。在生产企业废水废气排放的过程中，应该严格要求企业废水废气达标排放，如果发现违规排放企业，则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判罚，并要求其对自身所造成影响进行挽回，以此对废水废气的排放量进行严格控制。
2.2.3做好绿化和废弃土地再利用
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实施封山育林政策，采取植草、人工造林等方式不断提高我国的绿化面积，提高地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能力，以此来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改善。同时，还应该加强对沙化土地和矿区土地的再利用效率，通过重新开垦和覆盖生命力旺盛的植被等方式不断改善土地土壤，最终达到提高植被覆盖面积、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
3环境监测评价在绿色产业发展中具有的重要作用
在对绿色产业进行发展的过程中，环境监测评价是其基础保障，只有做好环境监测评价工作，才能够更好地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
3.1环境监测评价是绿色产业发展的基础
环境监测评价是确保绿色产业能够得到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因此，在发展绿色产业的过程中一定要对环境监测评价引起足够重视。首先，在绿色产业开始进行发展的初期阶段，就应该通过环境监测评价对产业基地以及产业自身发展的环境质量标准进行精确判断，判断其是否符合绿色产业发展需求，并以此为基础对绿色产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策略进行有效制定。其次，在绿色产业发展和生产过程中，也需要合理利用环境监测评价对产业的生产过程是否符合绿色产业发展需求，是否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进行判断；同时，在此过程中利用环境监测评价，还能够对产品原料的来源地和来源途径进行有效分析，对其是否满足绿色产业生产要求进行判断，避免因为生产原料问题而对绿色产业的发展造成影响，确保绿色产品的生产质量。
3.2有效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
在绿色产业发展过程中，环境监测评价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环境监测评价，能够对绿色产业中的基地管理和原料质量进行严格控制，使其能够满足绿色产业发展需求，而不会出现污染环境等问题。在此过程中，通过环境监测评价能够对基地管理方的管理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使其在管理过程中能够制定切实有效的绿色发展计划，对农药、肥料以及兽药等可能影响绿色产业发展的药物进行有效控制。同时，其还能进一步促进生物防治技术和绿色生产技术的发展，全面推动绿色产业的进步和完善。
（2）在绿色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通过环境监测评价能够对产业发展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有效控制。在绿色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要生产无公害、健康产品，持续拉动经济的增长，还应该担负起恢复自然环境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任。因此，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制定相应的自然和生态环境保护对策，比如，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要扩大地方绿色植被覆盖面积，要对地方的物种多样性进行维护，要对地方的自然环境和空气环境进行有效改善等。而以上这些，对环境监测评价都具有一定的依赖性。
（3）确保绿色产业的产品质量。确保绿色产业所生产的产品质量能够满足绿色产业发展需求，是绿色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而要想对绿色产品的质量进行有效保障，最佳方式就是在绿色产业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监测评价进行合理利用。首先，通过绿色评价对绿色产业基地和原料质量进行严格监测，确保其能够满足绿色产业发展需求，尤其是原料质量，务必确保其达标之后方能投入生产。其次，通过环境监测评价对产品生产过程进行严格监督，严格要求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生产，不能对环境造成破坏，也不能使其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确保产品的质量符合要求。
4结语
自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成为全球性问题之后，世界各国就开始高度重视其对自然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绿色产业的发展，并一直在为此努力。而环境监测评价，其不仅具有对环境进行监测和评价功能之外，其对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和推动绿色产业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改善生态环境和发展绿色产业的过程中，一定要对环境监测评价引起足够重视，并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作者:王雪单位: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环保局环境监测站
1晋江流域上游水量分配
1．1分配原则
(1)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原则。在制定流域水量分配方案时首先应以流域水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支撑能力为约束条件，在保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确保流域生态环境良性发展，从而实现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水资源持续利用的和谐共赢。
(2)责、权、利相统一原则。水量分配中责、权、利的主体均应为上游各县(市)政府。保护当地水资源和保证下泄水的数量和质量是当地政府的责任，使用自产水量是当地政府的权力，分配各地区的水量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当地政府的利益。
(3)公平兼顾效率的原则。分配方案既要体现用水公平，尊重历史，维护各县(市)已有的利益，同时也要充分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对未来新增加的水资源需求量，分配时应侧重考虑各主体的用水效率，做到公平与效率并重。
2晋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
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以保护流域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根据水资源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与水资源经济价值，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节水资源保护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5］。近几年来，为保障晋江流域的生态安全、保证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经济相对贫困、生态相对脆弱的流域上游县(市)大力开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但存在着与大力发展经济之间的突出矛盾。因此，基于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建立晋江流域上下游水资源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晋江市政府及下游受益区对流域上游地区的补偿机制，对于理顺流域上下游之间的生态关系和利益关系，加快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并有效保护流域上游的生态环境，从而促进全流域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1上游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计算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主要是针对生态保护或者环境友好型的生产经营方式所产生的水土保持、水源涵养、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保护、景观美化等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进行综合评估与核算。国际上评价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的通用做法是通过统计分析，评价主要的生态系统功能和生态系统效益的价值。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
3结语
针对晋江流域作为南方尚有开发利用潜力的河流，本文引入水资源存量和增量概念，利用存量分配体现公平、增量分配体现效率的水量分配原则，以97%频率的地表水资源总量作为可分配水量，制定流域上游水量分配方案。该方案与晋江流域1997年下游水量分配方案相衔接，形成完整的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同时引入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作为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实施保障，并以水量分配方案中的上游各县的贡献作为生态环境保护补偿资金分配的依据，从而将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和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较为合理的水资源管理体系。
作者:杨丽英李宁博许新宜单位:水利部北京师范大学
1前言
当前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力良好的物质条件与经济基础，各种现代的信息技术手段层出不穷。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需要面临更为严重的生态环境监测和保护问题。遥感技术尤其是卫星遥感技术近些年来在环境监测中得到了有效的运用，国际遥感技术研究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本文结合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的现状以及遥感技术的发展状况，对遥感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和保护中的应用进行分析。
2我国当前的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
2.1发展现状
随着近些年来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科研技术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为生态环境监测提供了一套科学可行的技术支持，目前国内也逐步建立起立地球动态观测信息网络，同时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并相继在新疆、内蒙等地区建立起了生态站，为我国将来一段时间生态环境监测和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保障。
2.2发展趋势
通过以上对于我国当前的生态环境监测和保护现状分析来看，虽然我国当前在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如技术上比较滞后、管理制度跟不上、人员能力水平存在不足等等，即使如此，但整体趋势是向前发展的。未来该工作的发展趋势应是在地面监测技术与3S技术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由当前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到生态风险以及早期生态环境预警和保护方面的转变。当前我国部分城市已经开始使用遥感技术对生态环境进行监测与保护，这些先进的技术手段必将对我国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起到良好的推进作用。
3遥感技术的原理及应用领域
3.1基本原理
遥感技术主要是利用安装在遥感平台上的传感器，对被监测物体定时、定量的发射不同的电磁波谱，并对其所反射回传感器的电磁波谱进行接收和记录，在经过地面处理后还原成原始图像，从而进行各项研究工作。其中运用的传感器是指安装在遥感平台的用来探测地面物体电磁波的仪器，对于不同的研究项目，当前已经研究出了多种多样的电磁波谱传感器。利用传感器对于各种物体在可见光以及红外线和微波范围内的电磁辐射的探测和接收，并经过一系列较为复杂的技术处理，将其提供给不同的用户，方便其开展工作。
3.2应用领域
（1）资源遥感监测
资源遥感监测在资源类别上可以将其划分为土地资源、水力资源以及其他方面的资源监测。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都需要强大的自然资源作为后盾，因此资源遥感监测有着重要的意义。遥感技术对于我国石油资源开发、矿产资源探测以及五年计划期间的各项工作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促进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也是我国目前不断重视的原因。
（2）农作物监测
遥感技术对于农作物的监测主要是利用卫星传感器所发回的传感数据，在地面工作站的加工处理后，对农作物的产量指标进行估算。另一方面，遥感技术还能对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的病虫害情况进行遥感监测，有利于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加强农作物的管理力度，从而减少其带来的经济损失。
（3）气象监测
遥感技术在我们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应用就是我们经常接触到的气象预报，其与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为人们的带来极大的便利，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向前推进，气象预测方面将会更加准确，可靠性也会逐步增强。当前我国应用于气象观测和预报的卫星主要是自主研发的风云系列气象卫星。
（4）地质灾害预测
卫星遥感技术对于地质灾害的预测，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免地质灾害等带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比如天气预报中提到的暴雨可能会引发的泥石流灾害等，但是遥感技术在此领域的应用还处于摸索阶段，技术基础相对较为薄弱。不过相信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这方面的能力会持续增强，技术上的差距也会不断缩小，为地质灾害预测提供更加科学准确的预测详情。除此之外，遥感技术在军事领域、国防领域以及太空监测领域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4遥感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中的具体运用
4.1在大气状况监测中的运用
由于当前不断恶化的环境问题以及越来越严重的雾霾现象，人们对于空气质量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各国政府也在进行着相关研究工作，希望能通过有效的手段改善当前大气污染状况。遥感技术通过对大气中臭氧层、温室气体以及大气气溶胶含量等指标的监测，实现了对大气污染状况的实时监测，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通过对监测到的信心处理，及时的传递给气象部门和相关部门，便于人们做好防范和补救处理工作。
4.2在水体污染监测中的运用
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资源，水资源对我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当前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水资源匮乏问题，还有相当严峻的水体污染问题。我国拥有着众多的河流及湖泊，对于这些河流湖泊的监测使用人工监测的方法所要耗费的各种资源相对较多。卫星遥感技术通过多光谱频道，能对水体进行多方位监测，从而对水质作出优劣评价，方便于水体污染的监测和治理工作。遥感监测对水体污染的主要监测指标有水体悬浮物、水体温度、色度以及可溶性有机物的监测等。
4.3在固体废弃物监测中的运用
在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遗留下一些废弃物及城市居民生产生活垃圾，对于当前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来说，对这些固体废弃物的妥善处理相当重要。遥感技术利用对遥感图像上的色、形、影等解译处理，能够较为直观的呈现出城市固体废弃物的分布状况、数量以及类型。从遥感技术手段中获得的这种高分辨率图像，能使我们更加详细的对固体废弃物的面积及总量进行识别，有利于其处理工作的开展。
5结语
虽然遥感技术在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工作中的运用起步相对较晚，但是由于国家的高度重视以及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遥感技术已经在我国大气监测、水体污染监测、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土地资源动态监测中得到了有效的运用。遥感技术在我国当前各个领域中的运用已经逐渐实现了从单纯意义上的监测到环境区分、影响和评价，逐渐发展成为了连续的动态监测，为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同时为国名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该技术将在更多的领域中得到更为有效的运用。
作者:韦辉杨斯名单位:广西省桂林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